Peter C. Perdue《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12-16

第四部穩固邊疆

第十二章横越大地

这一章我将检视清朝统治者所使用的空间技术，他们据此定义领土边界与限制人口流动。梅尔（Charles Maier）曾经使用“领土性”（territoriality）概念来对近代世界史进行分期。他认为领土性“意谓着因为控制了划定边界的政治空间，产生的诸多特性（包含权力），而这些政治空间直到最近为国家与（通常也是）族群认同创造了最起码的框架。”他提到，十七世纪全世界的新王朝，或者“组织较为紧密的领土国家”才开始强化边界防御，并将主权重新定义为领地内不受限制的权威。1这个转变，在欧洲历史上一般都链接到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与西发里亚和约的签署，但欧洲国家通常对领土采取文化与外交定义。2

对梅尔来说，“十七与十八世纪构成了大圈地时代：圈地既发生在英国与西欧乡村内的公有地，也发生在国家边界的决定上”。3因此，确保边界不受外来侵扰，与从国家内部确保社会与领土边界两者同时发展。梅尔正确地指出，这一过程不仅只在西欧，同时期的俄罗斯、中国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都对其人口移动进行控制，在统治者的命令下较清楚地划定空间疆界，并签署国家边界相关的条约。俄罗斯与中国签订条约定义了其东部的边界，并强化了对其境内农民移动的控制，中国则在消灭了准噶尔政权后，除去了边界内牧民们的移动自主性。

我们可以从征服史书标题与官方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两个中文与满文词语，来总结帝国对于边界地区的意识形态目标。中文的“平”（满文necihiyembi）是指“推平、平顺、平复、制服、平息”，而“定”（满文toktobumbi）则是“固定、确定、平定、受到控制”。4 “平”不仅代表“和平”而且暗示着“弄平”，也就是创造出一个“平原”，并除去所有阻碍视线的障碍物。清朝统治者与学者们致力于绘制地图、信息收集与历史书写的计划，以便将地方信息摊开在官方的全面凝视之下。他们也尝试标准化行政地景，以便官僚们可用统一与简化的规则来处理多元的地方特殊性。

中国这种简化驱力也可见诸于其他欧亚国家。很多十八世纪欧洲政权都尝试统一自然与人文地景，例如科学林业便重构森林以便达成统一可靠的产出，凡尔赛花园的设计者借用了军队的土方堡垒技术，来构筑有序的、可见度高的统一地景。5在中国，这种将文化空间理性化的冲动则展现在扩大的科举考试制度中，科举应试者被锁在数千个小房间内（就像文化监牢）书写应试文章；或者表现在中国西南的改土归流，即由定期轮调的地方行政官员取代土司或者原住民头目；抑或体现在贱民社会身分的正式豁免等变革中。6 在边疆地区，从内地扩展到新征服地区也的文官行政也展现了同样的驱力。历史叙事、文献编纂、与石碑也都被设置在明显可见之处，表达官方所认可与修正过的公共记忆。

定，表示让事情永久固着在定点，不仅暗示以军事武力平定叛乱，而且以定居的人民取代移动人口，使得人民可以被计算、评估税额并征集劳役。保甲登录系统标记了所有村民的住居地，希望让他们集体承担彼此的犯罪与赋税责任。清朝分配给牧民部落的草场，则受到旗人军队小心地巡视。其后，测绘的地图则标示出每一个部落的特定位置与部落领域的边界，官员仔细地计算了分配给个别军屯区与旗人的人口数量，并计算他们每年的土地生产量。这些国有地的人口纪录簿，登载了五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提供给当代的人口史学者异常精确的信息。7

但是，这些帝国计划并没有哪一个克竟全功，斯科特（James Scott）笔下的全视国家描述的是失败的愿景，而非现实。用康德的话来说：“以人性这根曲木，必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8很多压力破坏了帝国官员们创造一个完美有序的可视社会的目标。庞大、日益增长与不断移动的人口限制了地方控制的努力。帝国膨胀到史无前例的范围，连带的市场发展提供了人民到处移动的新机会。对空间与人口的标记因此面临技术的限制与真正的抵抗。就像斯科特在另一个脉络主张，我们不应该混淆霸权计划与社会现实，在表象之下，多元特定的身分仍然存在，尽管统治者希望将他们全部抹销。9 当潜藏的替代性愿景浮现的时候，通常就会导致革命，即使难以从大部分来自官僚体系的历史材料里，辨别出隐藏的抵抗，我们也可透过仔细的语言分析侦测到其踪迹。10

这一章将讨论清朝用来稳定领土与时间控制的技术，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都有，具体来说将会讨论旅行、碑文与地图。旅行使得统治者的身体得以处在地景中具有特权的有利地点，而旅行纪录则收集与铭记了个人的经验，流传后世。不过，不同类型的旅行者与旅行纪录也创造出不同视角来观看新的帝国地景。而树立的碑铭则用文字取代身体，用抽象取代具体，并用多元语言向不同的听众表述统治者的意志。借由西欧引进的新制图技术的协助，地图呈现了在全面凝视眼光下对帝国的选择性全览。而地图在使用上既秘密又公开的双重性格，反映了所有国家地图测绘相互纠结的目的：定义公共空间与收集战略信息。每种展示权威的技术都表达了多重意义，通常漫溢出中央国家设计的容器之外。本书第十三章则将探究在帝国所赞助的历史修订以及征服记述对时间的替代性认识上，所显现出的类似矛盾。

就像史特拉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所编的中国旅行书写选集所显示的，旅行书写在古典中国文学与历史传统中源远流长。帝王、官员、与一般个人都书写记述他们所探访过的熟悉或异域之地。11旅行不仅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也包含他们所探访之地。旅行书写转变了他们的遭遇跟经验，甚至地点本身。现代观光客不是第一个永久改变甚或摧毁历史与自然景点的人，中国旅行者到了令他们心有所感之处，会在岩石上刻字，在一些圣山或者桂林引人注目的石灰岩地形上尤其明显。借由在石头上雕刻文字，“旅行者寻求永久参与在整体场景之中，将片刻经验永远留存并希望借以获得文学上的不朽，深信未来的读者将会透过这些刻字了解与欣赏作者的真实自我。同时，这些文本也经由形构后来旅行者的感知而改变这些地景，并指引那些追随前人才子脚步的旅行者”。12 今天在桂林的岩石上，还留着从前帝国官员与诗人，一直到近代红军元帅朱德等名人的题字。

尽管许多人抗议过度的铭刻题字玷污了地景，但大部份中国人把书写当作对一个地景的文明化，也就是以“文”铭示之。“作者运用古典语言的模式，象征性的认证这些未知或者边缘的地方，转化其中的他者性，并将它们带进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之中。”13

留下文字记述的人们，也把某种固定版本的个人经验传达给他们的读者。吊诡的是，尽管旅行作家都知道，他仅仅在一小段时间内经过某个地方，但他们都难以抗拒将当地风土人情的核心与外在特质加以一般化。旅行者们会把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投射到他们所经过的地景之上；如同小说作者，他们笔下的“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成分应该跟客观描述等量齐观。14 就如同此处描述的其他文化记号一样，这些旅行与地理记述既呈现了那些参与帝国事业者的自我认识，也记录了相关的“科学”细节。15 他们并非客观中立的资料来源，但他们的确阐明了新来者与他们尝试了解并控制的民族间的互动过程。

旅行与权威

清朝初期的帝王花费了可观的时间在各地游历，就像近代早期的欧洲，君王个人的在场是中央欧亚统治的重要元素。在战时，领导者与军队处在相同空间、共同患难奋斗，以便将卡里斯玛传递给军队并小心监控其行动。而在承平时期，皇帝的巡游则赋予某些地方重要的特定意义，不管是远离首都的夏宫（例如满洲地区的热河、或者法国的凡尔赛），或者是具体化帝国理想的神圣地景。但皇帝们并不是标记帝国空间的唯一旅行者，使节、学者与文学人物，也在他们所到之处创造诸多回响。新领土的魅力为冒险家、朝圣者、商人与作家们创造了受众。从社会的上层到下层，穿越帝国疆域各处的人民，也借以创建起他们对于新疆界的集体想像。

其他帝国之臣民也留下了他们的中央欧亚记录，他们作为清朝的使节而同样穿过这片地区。在清朝和准噶尔间进行过政治谈判的英国与俄罗斯人，他们的描述便结合了民族志、地理与政治信息。将这些纪录与清朝的文本加以比较，可以进一步阐明清帝国的计划。这些来自帝国内外的多重叙事并未加总为单一、完整一致的图像，而是展示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空间与人文环境的多样化概念。

一六九六到一六九七年，最后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康熙皇帝从他位于西北的营地发出了一百封信给他在北京的儿子，皇太子胤礽。这些信不仅是评估中文文献与档案纪录正确性的无价资料，同时也提供了深入洞察皇帝性格的机会。16 第五章我已经大量使用这些文献来重建皇帝的亲征，在这里我则将这些文献看作旅行故事，来协助我们了解皇帝的想法。

当然康熙自己并没有将这些信说成“游记”，但假如我们把他们看作古典旅行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呢？尽管这是在军事征伐期间以满文书写的纪事，但他们的确与古典汉文中史学和抒情传统的作品相当类似，史家、诗人与旅行者都以“资料整理者”与文献收集者的姿态，记录他们对自然特征的观察以作为后来者的指引。17 孔子曾告诉他的学生，研究《诗经》“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而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 既然有关边疆民族与土地的知识有助于战略规划，统治者因此依赖这种形式的公共历史。资料收集总是对帝国有益，统治者自己收集所得尤其如此。

康熙在信中反复描绘了水源的位置、草料的丰富，并用他从耶稣会士学到的三角测量技巧计算高度与距离，不仅为当下的用途，且后来的征服者也可从他的信息受益。他知道之前十五世纪初期的永乐皇帝曾经走过几乎一样的路径，康熙仔细关注细节，例如各种草的不同名称、还有沙鼠洞对马匹行走安全的影响。他把收集的一箱彩色石头，还有他认为可能可以治疗疟疾的药草运回家。他描述了陕西的窑洞，也计算了从北京到宁夏的距离。同时他也不断向京城询问讯息，例如日蚀、植物开花与春鸟抵达的时间。皇帝仿佛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地调查家，他展示了他的三角测量技能、扮演业余自然史学家，享受对新地方的好奇，并要求来自京城的各种回报。

康熙的活动令人想起《书经》所述最早的视察之旅，特别是《穆天子传》对周天子的描述，统治者“展示其对疆域控制的方式，包括借由骑马与马车旅行远方、参与政治和宗教仪式、狩猎、会宴、收受与分配贡物、为子民审判、遇见神灵得到赐福等”。19 康熙皇帝的征伐纪事精确地记载了他所休息的地方，与联盟的蒙古部落的会宴，以及大范围的狩猎，所有这些都证实自然与人群欢迎的他的到来；而神迹事件、例如水源与草料史无前例的丰富，或者他可以小船横越黄河的天纵才能（与毛泽东的泳渡长江颇为相似？），则在在都显示上天对皇帝意志的眷顾。

然而在古代与清朝的纪事里，统治者都必须回应某些令人不安的伏流。儒家的《春秋左氏传》批评穆天子整日在其国土上旅游是“自我放纵”（私其性），而且天子自己就像《穆天子传》上所描绘的，若到处游荡不管是否远离都城都是德性低落的象征：“嘉命不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芔陨，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20

康熙同样持续面对来自高层顾问的不满，抱怨他远离京城太长时间，对政治的稳定可能有所危害，他们的忧虑同时有着道德上与实际上的理由。中心型政治（politics of centrality）运作的基础在于“权力从一个固定的中心往外发散”的观点，21皇帝为了个人的享乐离开京城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皇帝本人长期不能在场维持宇宙秩序的常轨，在天坛与其他地方定期的季节性仪式可能因此中断。22 康熙的第三次巡游特别造成后方京城的严重焦虑，因为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一场军事征伐，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方略的编辑有意忽略了康熙在鄂尔多斯狩猎的大量文件，以便使他的巡游活动看起来更为严肃。同样的乾隆以努力维护改善水利为名正当化他的南巡活动：表明他不是为了逸乐而出巡。23

在京城后方的官员们深知统治者远离京城的缺点，他们以担心皇帝的健康为名恳求他早日归来，但他们也知道皇帝长期不在可能导致百姓的日益疏离不受控制。一六九一年当许多高官将领参与远征之时，就有许多债务缠身的士兵打算违禁进入紫禁城。24 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与官僚常规要求之间的紧张，同时显现在军事决策与决定康熙的继承人选之上。皇帝的巡游冲动同时导致这两个问题的恶化。

个人魅力与官僚系统化两股力量的对立限制了清初政权。25尽管在京城的秩序要求统治者必须留在帝国的象征中心，但在清初边疆的权威也强烈依赖于皇帝的在场，康熙四次亲征西北显示了他十分积极参与帝国扩张的军事行动。他可以夸耀个人战胜的军功，并亲身在场激励远征的士兵们。在后方提供后勤支持的汉人步兵与官员可能会遵守书面的命令，但满洲军队与蒙古盟友则会热情回应领袖立下的表率。

康熙的信件显示，他彻底享受在大草原，身旁没有挑剔文人官员的时光。他发现在帐篷的刻苦生活令人振奋，而且战场的艰苦经历对所有担任领袖的人甚为必要。他也鼓励儿子们要领导远征，而且透过成功与否判断他们的性格。这些信件看重个人品格与道德示范的程度，并不亚于实际细节与客观观察。康熙的信件自然不同于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旅行者，他们多半是融合山水的抒情诗人；但跟罗列地名与民族的枯燥地理纪录相比，这些信件又传达更多个人感受。这些信件融合个人感受与描述，反映了作者性格混杂的一面，一个不停关注（他自己重新建构的）皇帝职责之统治者。这些来自西北的信件也指出康熙与儿子的亲密链接，他不断告诉儿子他想念家里，同时他也教导胤礽即使在观赏草木珍禽时仍要注意国政：“皇太子乃极孝顺之人，想是见花鸟鱼兽，怜惜朕于沙卤边陲之劳苦耳。不必为朕担忧，唯望日夜勤于国事（满文 gurun boo-i baita），闲暇之时，阅览经史前世之得失。”26

尽管康熙不断地表达对儿子健康的担忧，但他也不断要求儿子报备各种信息，从微不足道到最重要的事务都要。在京城的日蚀特别引人关注，皇帝要求知道日蚀的精确时刻，当他听到在日蚀那天衣物价格上涨时，他坚持应该发佈禁止“结党”讨论凶兆的谕令。27

从一桩轶事可以看出，为了要满足父亲每一个念头，皇子所受的巨大压力。在一封儿子寄来信件的边缘上，康熙写道：“兹正值黄雀飞过时节，不知京城如何，朕欲闻之，着寄信来。”在收到这个批注后，皇子立刻写回信，说他自己有看到两只鸟，但那时候因处理公务直到隔天都待在皇宫里面，他派人去到夏宫寻找，不过他们看到的鸟数量很少。但是皇子又说，看到皇帝的批注之后“全身冒汗”，“觉得自己无处容身”。他请求父亲不要在信中过问这些枝微末节，但康熙回复说，他总是在他给每个人的信中问这些小事，尽管他也承认，在发给他的大臣们的命令中通常不会这样。28 很明显地，即使是备受宠爱的皇太子也对充满威严的父亲感到战战兢兢，觉得必须取悦他。

对照这个皇子后来的命运，皇帝给儿子的这些信件特别的令人心酸。康熙已经在一六七六年任命他的二儿子胤礽为未来的继承人，而且任命他在一六九七到一六九八年亲征期间负责监国。皇帝在亲征途中不断收到儿子行为失德的报告，归朝之后，他因此下令处决了几名与皇子有关的官员。29 但皇帝一直没有放弃他无用的儿子，直到一七○八年指控他密谋篡位，才将他圈禁起来。胤礽在一七○九年被赦免并释放，但在一七一二年再度被圈禁，尽管官员请求复立，这一次皇帝拒绝再次回复他储君的地位。

在这些信件中，康熙并没有直接表达他的疑虑，但他的言辞融合亲密的个人情感与道德教训，要求举止正当与精确回报家中事宜：父亲的每一封信件都在检验胤礽是否有能力继承皇位。在皇子的失德被揭发后，皇帝的焦虑与愤怒特别严重，因为他在远离京城期间是如此依赖儿子监国。

康熙与儿子们之间严厉与亲密兼具的关系，体现了皇帝与他所有臣民之间的理想关系。儒家经典例如《孝经》提倡儿子对父亲的孝顺是所有稳定统治的基础。具体而微地，父子关系特别代表了所有层级的权威关系，不管是皇帝与大臣、高层官员对基层官员、地方县官对人民以及在宗族与家庭内的关系。30 但这些理想的层级关系并无法完全消除关系中的紧张、不信任与憎恨。康熙的信件公开揭示了任何父亲对儿子们的共同担忧，以及孝道做为帝国统治原则的重要性。

孝顺的反面则是背叛，受宠的儿子背弃父亲期望将遭受严厉的处罚。背叛仁慈父亲／统治者的后果，同时显现在康熙对其儿子的处分与对蒙古人的政策上。康熙对他的臣民（以及儿子们）采取仁慈的政策，以激发他们的忠诚；并期待他们回报以感激和顺服。然而，由于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当下属奋力从他紧迫盯人的视线中凿出自主的小空间时，即使最宽大的父亲／统治者，也无法完全克制自己对失德／憎恨的怀疑。皇子努力想抗拒父亲报告琐碎小事的要求，而准噶尔则努力想要确保维系国家自主；这两者都努力抗拒精力旺盛的君主从不间断的控制压力。最终，两者都在皇帝的眼中蒙羞。但需要使用武力本身，却玷污了皇帝只以恩惠施行统治的说词。皇帝总是喜欢想像自己只会带给人民和风细雨，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必须给予他们雷风暴雨。不管是对统治者本身，还是对忠诚的大臣、御用文士或史家来说，如何合理化暴力的使用一直是压力的来源。

私情与政务总是密切相连，皇帝的心情则因战事进展以及他对家事的信心而起伏不定。他的心情在一六九六年春天荡到谷底，信中满溢对战事临头的深切焦虑与对儿子的思念：“当我率领军队前进时，我无暇想到你；现在噶尔丹已经逃走，我亲眼看着他的落魄惨状。我已经指派合适的军队去追捕他。寄给我四件棉纱大衣、四件麻布短上衣，要挑你穿过的旧衣服。这样你爸爸想你的时候，可以穿着他们。”在告诉皇子要为其归来准备食物之后，他继续写道：

我检查过噶尔丹的状况，我看他已经无路可走。然而，我们还没有费扬古的消息，假如费扬古追上噶尔丹，他肯定就完了：即使他能逃走一万遍，他也不可能强大。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我从托诺山一路追捕他到巴颜乌兰，发现都没有安全地方可扎营。普天之下，在这个世上再没有像喀尔喀这样的地方，这里除了草之外，其他一切事物都没有什么价值。31

在这封信中，皇帝表达了远离家中，面对胜负未定的战事时，他的焦虑、渴望与挫折。他已经决定要撤退，因为他的军队粮食已经耗尽。噶尔丹已经逃逸，虽然有少数军队在其后追逐，但帝国能否最终成功主要取决于费扬古拦截蒙古军队的能力，但这完全无法保证。虽然他表面逞强，表示有信心取得最后胜利，但皇帝担心作战可能只是另一场徒劳且昂贵的西征。他对当地荒芜的印象显露了他的悲观，在其他比较有信心的时候，他便讴歌那里是丰饶的草地。但在这里他回过头来向儿子寻求安慰，表达了他对亲密情感的深切渴望──如此深沉，他甚至说想要穿儿子的衣服。这份特别的文献，融合了康熙统治高度的个人性格，他不断变动的心情，还有他对家庭与军事勇武的深刻认同。在旅行描述外表下，这个作者使用地景的书写揭露了他最内在的情感。

研究东亚与欧洲的历史学者，最近开始仔细考察统治者如何使用仪式来展示他们理想中的权威。32 在这些仪式中，精心策画的身体动作划过特定的空间，君主与臣民都以象征、间接的形式，展演了定义彼此尊卑阶序的政治关系。仪式并不仅仅是缘饰赤裸胁迫的巧妙外衣，而是建构权力关系的积极力量。广义来说，仪式包括所有在空间中的常规化动作，参与者在这个空间中以指定的方式互动，但动作的幅度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皇帝们在整个帝国中的旅行既是实际的巡视，也是身体在场的仪式性表达。在凡尔赛花园里，贵族与国王在比战场上较受控制的空间中，展演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这两个空间都以公开形式展示他们的权力。

俄罗斯沙皇同样需要仪式性的展演来正当化他们的统治，俄罗斯加冕仪式的特色是进入莫斯科大规模游行，并展示军事能力及豪华服装。直到十八世纪之前，沙皇都夸耀他们祖先的外国血统以及他们与臣民的距离，并且强调宗教仪式赋予他们超人的力量。不过，在十八世纪的皇位继承斗争中，有关外来性的指控开始被批评者用来贬低对手。凯瑟琳大帝是第一个巡游整个帝国的俄罗斯统治者，以示对所有子民的关爱。33 清朝统治者则更早就透过巡游展开这种象征性的本土化。尽管清朝皇帝的起源并非汉人，他们透过旅行展示跟臣民的亲近还有对人民福祉的关切。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洲认同，而是在象征上融入汉人之中，同时利用朝贡使臣与俘虏，展示他们与中央欧亚的链接。

如十七世纪的观察家所知，中国皇帝与他们的欧洲君主们共享了相同的目标。伏尔泰已经注意到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年在位）之间的类似之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也是如此，他在清宫服侍期间，便向康熙描述路易十四的伟大。34 欧洲君主也在领地内四处旅行。例如巫纯（Dorinda Outram）便提到近代早期欧洲几种不同类型的皇家旅行：事实调查任务、惯例仪式、国内巡游（纯粹享乐或国防目的），还有外交目的。35 旅行除了帮助君王远离宫廷里的社会与政治纷扰，也展示君王亲身表彰广大领土的决心。这张清单无法穷尽皇室旅行的所有动机，而这些动机也并非不可共存。通常一次皇家巡游可能包含多个目标。在欧洲与中国，皇家巡游都既展示权威又表达统治者的个人品味。

康熙的西北远征当然是事实调查任务，也是军事作战，但他们并不完全符合正统观念下的仪式进行方式。惯例仪式通常应该在京城内预定与有序的空间范围内举行：例如天坛、地坛与太庙。在无垠大草原的广泛巡游，让那些心态封闭、制定皇家义务的礼仪专家们感到惊慌失措。明朝皇帝，例如万历帝（一五七三至一六二○年在位）曾经反对那些仪式义务的严格约束，但不太成功。36 康熙皇帝能够打破那些束缚，是因为他个人的活力。他是移动的中央欧亚战士，因此能够在仪式确立之前拒绝它的束缚。乾隆皇帝比较安于他优雅的监牢，但即使他也需要打破这些束缚。他从来没有亲自出征，但他常常离开京城。康熙皇帝个人的身体动作，不断地逼近他的顾问所欲加诸限制的极限。乾隆虽然接受规范他行动的繁复控制，但他也利用仪式性的活动来做为逃避的手段。

康熙的旅行也常模煳了“国内”与“国外”旅行的界线。在西欧国家，十七世纪以后，边界已经渐趋清楚固定，可以清楚区分国内与国外的目的地。在国家领土之内，统治者旅行是为了确保社会安定、监察地方官员、体验检视自己领土的愉悦，或者巡视皇家在乡村的庄园。超出边界之外，他们旅行是为了与其他君王的外交协议、或者为了联姻（作为外交政策一部分）。然而，康熙常混合国内与“国外”的巡游目的，正如他混合公务与个人逸乐一样。他真的享受在草原上的艰苦生活：蒙古并不是满洲人的故乡，但它可以唤起狩猎与征战的严酷则是满人与蒙古所共享。自从努尔哈赤以来，满洲统治者就常常为了外交上的目的而诉求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血缘联系；如同他们向蒙古借用文字一样，他们也借用了蒙古的骑马与萨满教的传统。

蒙古人是帝国民族的“家庭之一部份”，满文的“gurun boo-i baita”（国与吾家之事）语意等同汉文的“国家”一词，但可以说比较强调家庭的忠诚，而且对家与国的事务做更清楚的区分。37 康熙皇帝借着强调自己与蒙古的亲属链接、亲身造访蒙古领地的蒙古人，康熙皇帝展现了构成他的帝国的中央欧亚民族的统一。

然而，后勤与政治上的局限使得他无法到达西部蒙古，准噶尔的家园。东部蒙古已纳入坚定又有活力的统治者的控制范围，但西蒙古不是。西部蒙古与清朝之间较大的疏离，不只是因为物理上的距离与缺乏控制，而是也因缺少皇帝在场以及与个人的链接。物理距离本身不能决定忠诚与否，准噶尔人甚至定期旅行到较遥远的西藏，来自西藏的喇嘛常前往东与西蒙古。即使文化选择不能完全排除物理与政治限制，但这才是让东西蒙古走上不同方向的关键。

皇帝对于自身移动的态度，揭示出他们在文化主张上的不同策略。康熙与乾隆皇帝都在领土内广泛旅行，但他们旅行的方向与目的很不相同。相对地，雍正皇帝很少远游。除了率军亲身前往西北进行征伐，康熙皇帝也曾南巡，张勉治统计过康熙皇帝从一六八一到一七二二年共巡游一二八次。他阐明，康熙著名的几次南巡就像他在其他方向的巡游一样，都同时带有军事安全与文化支配的密切考量。例如，康熙皇帝一六八三年前往山西南部五台山，一个元代与藏传佛教密切关连的地点，在蒙古观察者的眼中，是表明他对文殊菩萨信仰的护持。38 而这些巡游在营地结构安排、后勤的详细组织、还有射箭术和马术的展演，都与军事行动非常类似。就像在军事征服一样，皇帝也会面临离开京城太久的批评，而且他们必须为自己辩护，以免被指控沉溺于游乐。张勉治主张，皇帝巡游不管是那个方向，正当性并非来自汉族文人的古典传统，而是中央欧亚的先例，马背上的统治者必须亲临领地，标示领土范围，宣示统治权力。

乾隆是书房里的将军，从来没有到过西北，也从来未曾亲临战场，但他认为控制西北对他的统治非常重要。他在西北竖立许多刻有多重语言的碑铭文字来代替他个人的在场，并借以标示他的帝国领土。书写的文字代替了身体，使得西北地区皇帝在场的象征从个人的变成虚拟的。乾隆一七五一、一七五七、一七六二、一七六五、一七八○、一七八四年合计到江南南巡六次。39 这些巡游奢华铺张，毫无大草原的艰苦，但它们重演了早期征服年代的文化状况。尽管它们名为“巡察之旅”，皇帝借以体察地方的状况，但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用张勉治的话来说：“不断重演满洲征服与军事优越性叙事。”40 乾隆带领者中央欧亚各地的朝贡使者随行到江南，借以向江南文士们展示帝国的广大，并向朝贡者们展示帝国的富裕。他在巡游中不断诉诸军事训练的主题，坚持旗人必须骑马不准乘轿，并且要求他们展示狩猎、骑马与射箭以考校其武技。他在骑马穿过南方的稻田之时，却写下有关西北边疆的诗词。乾隆总共旅行一百五十次，包括六次大规模南巡，平均每年有三到四个月在旅行的路上。41 张勉治主张，乾隆的巡游既非中国民族主义作家们所批判的浪费奢华之旅，也非纯粹像皇帝自己主张的江南水利河防维护工程的行政视察。它们是“族群王朝”意识形态的表达，借以演出在皇帝个人的凝视下，帝国内部的多重民族与空间的联系。

统治者的三种动作方式显示了，帝国权威与更大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变。康熙事必躬亲，一面移动，一面亲身参与战场上的规划、文官的行政与个人的决策。雍正则开始转趋固定，限制自己的移动，但仍然对特定一群高级官员的行动施加个人影响力。而乾隆仪式性的移动方式，则更为适应十八世纪这个更大且行政更繁忙的帝国。他个人对行政的干预仅是偶发性的，正如同他在巡游中仍然保持与地方现实之间的距离一样。一七六八年的“叫魂”妖术恐慌案件，显示当皇帝选择要这么做的时候，他有可能干预官僚的日常运作，但即使在这个案例中，官僚们仍然能够违逆他最为坚持的要求，就像他们在西北边疆那样。42 由于皇帝无法直接应对地方的状况，他只能透过官僚与文书来施行控制，留给他个人、难以预期的判断空间其实极为有限。

三位统治者在私底下与公开的时候，表现也有所不同。在康熙的信件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在充满信心、自我吹捧的征服者面孔下，那个被孤独与怀疑所包围的人。雍正曾对一些他信任的人吐露自己的痛苦，例如岳锺琪，但他向他们袒露自己之时，他也就不再信任他们。乾隆几乎从来不曾令面具滑落。当他离开京城的时候，他并未留下任何给亲密家人的个人文件。即使他的诗词包含诸多对帝国的公开反思，还有关于负责任统治者的传统格言，但不包括欢乐或者悲哀的个人性表达。

皇帝不是唯一的旅行者，皇帝自己也无法独自创造盛清的“盛世”，还有其他人也为这幅图景增添细节。在第六章，我讨论过三位来自不同国家、横越中央欧亚的旅行者们，比较不受控制与个人性的观点，他们的信息来源，经过文化棱镜的过滤，产生关于满清与准噶尔冲突的多样化观点。贝尔强调康熙皇帝在相互对抗的蒙古人之间促进和平的良善意图，相对的，温科夫斯基与策妄阿喇布坦的会谈中，展现了他们对军事竞争的敏锐意识。准噶尔汗直白地请求俄罗斯供应他大量的武器以攻击清朝，作为交换他愿意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探勘黄金与白银。两边都没有从这场交易中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但这场会面也说明了俄罗斯与准噶尔人如何试图定位自己，好与满清在欧亚地区对抗。图理琛的出使，就像他所服事皇帝的旅行一样，蒐集了诸多有关蒙古与俄罗斯人的宝贵信息，同时他也探询了联盟对抗准噶尔势力的可能性。

这些旅行者使臣们提供了有关满清、蒙古与俄罗斯的多样观点，这些观点与皇帝们的看法或者相符、或者冲突。没有单一的观点能够掌握完整的情况。每个作者都具有特定的文化立场与政治利益，每个作者都不仅止于纪录，而是为了说服。只有从这些处于不同位置的作者所产生的多元文化的交响乐中，我们才可以捕捉到完整的故事。

图理琛游记的第一位英语译者，斯当东，则为这个互文的复音音乐加入了第四重的对位旋律。他认为苏格兰人贝尔的写作，是最客观的资料来源，与此相对，“中国史家，每当谈到他的君主或国家，不论直接间接，总不免落入自吹自擂与奉承的风格”。斯当东引述贝尔游记的段落与图理琛的记载相对照，让“真相”凸显“这些中国人傲慢夸大的谎言”。43 斯当东反映出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矫正错误的态度，他们对马戛尔尼使节团的受挫感到挫折，同时也被中国人对他们帝国想像的抵抗所激怒。但贝尔其实也不是中立的报导者。他相当欣赏准噶尔蒙古人与中国人的能力。难道这不也反映了他自己作为大英帝国的边缘人，在故土之外服侍另一个皇帝时其所抱持的文化位置呢？

相对的，图理琛不可能对任何的蒙古人表示认可，除非他们向他的皇帝臣服。对他来说，对朝贡关系的顺服是决定谁值得收编，谁应该消灭的试金石。温科夫斯基，想要避免俄罗斯对准噶尔承诺提供军事支持，所以把满清描绘成和平且不具军事威胁。策妄阿喇布坦对此知之更深，他最有理由认为满清的军力强大且企图扩张。但因寄望清朝在一七二二年康熙死后采取新政策，他选择不向俄罗斯臣服，那是他换取俄罗斯军事支持所需支付的代价。他也有理由必须极小化满清对其自主性的长期威胁。

所以所有的玩家都因为各自的理由，而把清中国建构成仁慈、和平、繁荣的形象。仪式化的帝国结构、主要依赖于道德说服而非军事武力的形象，逐渐成为十九世纪西方与中国主流。此一图像逐渐取代，与盛清政权交手的中央欧亚行动者所抱持的，强大、军事化的与扩张主义政权的形象。

清朝边疆的旅行叙事，反映了领土被纳入帝国控制的过程，与台湾做个简短比较便可阐明西北的特征。着迷的士人们对台湾（最先加入满清的领土之一）留下的纪录，从晚明延续到清末。邓津华描述了用来描绘这个岛屿的各式桥段。44 在十七世纪前不为人知的，台湾的民族与地景激发了文人们的想像、困惑与批评。对中国作者来说，土著居民似乎是原始民族，对历史、书写或文明毫不知悉。许多作者把他们视为未被污染的乐园遗迹，是神话中东海岸外蒙受祝福的岛屿。其他人则将他们看作对中国核心价值的威胁，因为他们的性行为与家庭关系违背了正统的价值。在十八世纪，像蓝鼎元等官员把台湾看作殖民的主要对象；他是文明化最极端的拥护者，包括大力倡导来自大陆的汉人农民拓垦、教育以及强制同化大陆价值观。然而，其他官员则尝试要保护原住民免于汉人的侵占，以便保护社会秩序，并最小化行政的成本。45

因此，清朝对台湾的观点与其他地方的边疆政策相同，展示了地方主义与统一性的紧张关系。土著居民是否应该不加干涉，以保持他们特有的文化特质吗？还是官员们应该提倡快速同化呢？与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的论点相反，清朝对边疆并没有一个单一且一贯的文明化政策。46对台湾的政策与观点因作者与脉络而不断变化。一些作者，例如郁永河将他们的旅行视作个人自我塑造的旅程，其他人，例如一七三六年的黄叔璥则主要致力于收集与分类新信息。台湾可以是一间“活的博物馆”，一个从古代幸存的自然社群，对大陆上道德腐败的含蓄批判，一个可以验证各种奇异说法的信息来源，一个诱人又恼人的性自由案例、一个女性拥有不寻常力量的地方。在整个清代并未出现更靠近“经验主义”简单潮流，但清代的作者确实渐趋强调土著与他们自身之间的共同理解。如同其他边疆地区，台湾是一个有用的荧幕，可以投射如何在单一帝国想像中容纳多重认同的焦虑。

邓津华对台湾旅行书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西北的类似书写放入脉络中分析。特别是新疆，产生了很不同于台湾的书写，因为对文人来说它是首要流放地。47 对那些定罪的犯人而言，新疆确实是流放地；即使对正常轮调下，派驻此地的官员来说，前往“关外”似乎就离开了文明世界。台湾与新疆同样带给官员接触异域的谜题，但这些矛盾在西北似乎更为显著。一方面，中央欧亚的民族不像台湾土著，他们有自己长远的历史纪录，这是中国官员们难以否认的；另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既暴力又野蛮，无法压制，是汉人国家最为持久的敌人。新疆也包含奇异的地景和丰富且有待探索的新资源，但恶劣的气候威胁所有冒险而来的人，他们可能死于干旱、酷热或者饥荒。跟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官员参与了民族志分类与地方志编写的计划，但他们努力的重要性受到军事与战略目标的强烈影响。

一位拥有最高阶功名的文人，留下他在新疆短暂生活的生动画像，表达了他对西北边疆的个人观点。纪昀（一七二四至一七八五年）直隶人，三十岁时很年轻就考取进士，并很快获得翰林庶吉士的职位。因为牵涉一桩贿赂案件，他在一七六九到一七七○年两年间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在他被皇帝赦免后，他重新获得皇帝的重用，并成为大型皇家百科《四库全书》的主编辑者之一。在他经过巴里坤与哈密回家的途中，行经霜冻的道路，驻足在孤寂的旅店，写下一百六十首有关边境生活经验的诗，后来集结成《乌鲁木齐杂诗》出版。48

纪昀作为清朝文化菁英的其中一员，他的诗表达了对于这个刚加入帝国、豪放而令人振奋的新边疆的个人反应。他并没有后悔在新疆的经验，或者抱怨所受的苦难。他享受城市的热闹生活，拥挤的店铺、购物的人群、妓院还有傍晚的笛音。他也夸赞新疆的自然奇景，描绘了奇异的山洪，爆发速度过快，淹过了控制他们的水坝，还有以“人马轻如一叶旋”形容西北的强风。49 他参观了古代的断垣残壁并遥想他们的起源，他和残存的蒙古人讨论地方的传说。纪昀全心拥护清朝官员的开发伦理，并试图透过建造蓄水池让自己有贡献。但因地方民众反对而拖延，直到他被赦免回家。50

在纪昀的诗中我们感受到掌控的兴奋感，讴歌征服所带来的支配人与自然的新权力。他声称征服以来天气已经改变了，乌鲁木齐过去寒冷又贫瘠，但现在数千个新垦户家家烧着火炉，整个地区已经变的暖和了。51 他并未对蒙古或回族原有文化的流失显示怀旧之情，他称赞军屯开发了大量农田。纪昀的书写对官方在西北的整合与发展政策做出个人形式的表达。他们向家乡的文人受众传播异域的信息，并表达对于帝国新获领地的热情。“边塞诗”的长久传统通常将边境描绘成荒凉的流放地，但纪昀至少当时把它视为他的家。这个被驯服的边疆如今变成增添清朝文学传统的另一资源。

用石头标志空间

康熙与乾隆皇帝都为了庆祝军事胜利，而在山顶上或者北京的庙宇中竖立巨大的石碑。这种做法的传统源远流长，自从秦朝以来，石碑就被当作天意的公开证据，予以刻意展示。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登上神圣的泰山，竖立石碑并举行封禅仪式，感谢上天赐予获胜皇帝的恩典。52 这个巨石纪念碑的永久与公开展示，向所有人宣告天子注定胜利。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同样为了庆祝军事武功的完成，在泰山祭天并在石头刻上年号纪念。大型石碑在民间信仰中被视为“天意的代言人”。在白话小说《水浒传》第七十章，有一块自天而降的大石碑，揭示一○八位过去遭受苦难的好汉，现在将接受天命，代表现在统治的王朝行侠仗义。53

碑铭统一了天与地的力量，这种象征手法成为皇帝与常民对于正当权威的共同理解。碑铭以不受风雨毁坏、永久存在的形式宣扬帝国的成就。它们在石碑上固定正统版本的历史，免除那些困扰怀疑派学者的疑问。一座大石，因为它巨大的存在，排除了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现代版的碑铭，则是以纪念物的形式，企图在公共空间中创建某种历史观点，围绕英雄行为的象征来团结福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不断挑战纪念物的设计，石头本身显然已不能消除意义的多重性。54 即使在纪念碑创建之后，像越南战争这种高度争议的事件依旧引起激烈的辩论。同样的在清代中国，不论辩论是否可见，铭刻在石头上的帝国版本也无法给每个人最终的解答。不过，转向纪念化显示了社会意识的决定性转移，一种在世事无常变化中终止争辩的努力。

尽管所有碑铭都使用八股的公共语言，呈现方式则有许多变化。最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多语言碑文复兴了明朝时曾放弃的征服王朝的做法。55 忽必烈汗曾用六种语言发佈他的命令：蒙古文、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西夏文、汉文。在长城上接近居庸关附近云台石门上的著名碑文，也使用六种语言书写，证明了元朝面对多元受众的企图。56 同样的，在通往清紫禁城的南门入口有一指引官员至此下马的碑文，也用六种语言书写。57 在十八世纪期间，清朝在北京寺庙与满洲承德大喇嘛寺的大部分碑文都使用了四种语言：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58 这些碑文向帝国支持者传达了清楚的政治讯息，并将清朝统治者与佛教护持紧密链接。让我们检视三个与征服有关的碑文，聚焦在他们所传播的讯息和关切的重点。

一六九七年，为了庆祝战胜噶尔丹，皇帝写下了五座石碑的碑文。一座放在关键的昭莫多战场，三座在皇帝观战的周边山上，一座在北京的国子监。59 这些碑文的共通点是，都认定军事力量和神圣制裁的结合让作战得以胜利，但每座石碑强调的主题各有不同。竖立在察罕七罗山顶的石碑强调“天覆皆吾赤子”，皇帝带给他的子民和平并且保证他们的繁荣。在托诺山顶的石碑，则聚焦在皇帝个人率领的六支军队之“震雷霆威”，表示皇帝以强大的力量消灭了肆虐土地的恶灵，把安宁带回这个遥远的荒野。至于刻意安置在国子监，以教育科举功名者的石碑，则引经据典，详细阐述过去伟大统治者所信奉的“文武合一之道”。碑文强调圣王总是努力想要避免战争：“天尽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区，悉以畀予一人，自践祚迄今，蚤夜殚思，休养生息，冀臻熙皥，以克副维皇大徳好生之意，庶几疆域无事，得以偃兵息民。”

但噶尔丹“既荼毒塞外”，威胁关内安危，所以需要剿灭。“荡冦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皇帝强调他亲身参与作战，与将士共患难，坚持“不得已用兵以安民”。虽然他希望以文德化成天下，但他的大臣与子民都不断敦促他出兵以保护领地。仪式文本也支持文武合一行动：圣王在征战之前与胜利归来都会向宗庙神灵祭祀祈祷。对古人来说，“文事武事为一”；在宴席间以仪式折服外交使节，便无需使用武力，即“樽俎折冲”。60 同样的，皇帝一旦下定决心用兵，必然震惮边夷使之降服。蒙古人在此被比拟为为害收成的害虫，还有大兵到来时四散逃亡回巢的禽兽，皇帝说大军的“万乘车马”如同龙经过的路线，主宰路上一切万物。皇帝的军队统合了不可抗拒的人力与自然之力。

这些碑文呈现了对征服典型的既定观点，省略了不便明说的战争细节。如前所述，很多大臣们劝告皇帝不要亲征，还有边疆的“蛮夷”不会仅是投降，他们也会强力反击。除非清朝展示他们的优势武力还有经济力量，否则他们也不会轻易被清朝统治的优越道德所降伏，他们会坚持他们的自主文化。但在公开建构的神话里，武将之道与文人之道结合得毫不费力。皇帝就是链接统合上天与大地的柱石，他所承担的任务不是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向更大的力量负责。在国子监的碑文：“边冦不除则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愤，天讨所必加，岂惮一人之劳，弗贻天下之逸。”就这样，皇帝作为超人力量的不情愿代理人的形象，掩盖了斗争过程中所显露的个人野心或者报复的痕迹。公开叙事塑造了坚定的统治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注定光荣胜利的结局。

康熙的碑文一再的表现在战争中皇帝个人的在场，与他的权威密切结合在一起。他强调他爬上了石碑所安置的山顶，描绘了他从山顶纵览战场的情况：“登狼居胥溯大河曲遐，播徳威以绥荒服殄冦。”对康熙来说，位在山顶高处让他得以纵览他的广漠领土，还有向远处传播他的领袖魅力。相对的，乾隆在位期间则六次登圣山五台山，但他从未到过战场。61 他在这些地点只有虚拟的在场。乾隆的碑铭无法证明皇帝亲临现场，而是仅以铭刻文字的力量传播其“德”。

一七五五与一七五八年，乾隆皇帝命人筹制了两块四种语言的石碑，以卫拉特蒙古文、满文、藏文与汉文书写，庆祝他对准噶尔的胜利。他把这些碑文竖立在北京的国子监，还有在大军所经过的伊犁。62一七五五年的石碑，竖立的时间就在击败达瓦齐与清军进入伊犁之后不久。碑文的开头跟康熙的碑铭很像，描述上天覆盖万物，而皇帝又如何顺应天命而行。接着乾隆从源头开始述说满清的历史，并宣告他的使命就是要“四海同风”。在宣告了他的理想之后，他转而直接谴责准噶尔：“咨汝准噶尔叶，亦蒙古同类（满文emu adali），何自外携，数世梗化（满文Wen ci cashûlaha，意指不服文明教化）篡夺相仍，硕仇其下。”他因此反对准噶尔人，尤其是噶尔丹的主张。尽管噶尔丹过去诉求蒙古人统一对抗满清，但现在既然所有蒙古人都被征服，胜利的皇帝则以蒙古统一的主张来统合所蒙古人归他统治。他将自己打造蒙古统一的刻苦努力与准噶尔人“可怜的”分裂相对比。他们“不服文明教化”，持续相互掠夺残杀。他痛斥达瓦齐是醉鬼，将他比做“蛇虺”、“蟊虫”，吞食蒙古人的果实。皇帝同情人民的苦难，派大军解救他们，毫无困难的就征服了敌人。再一次，这些叛军就像禽兽一般四散奔逃。而达瓦齐则无处逃匿“彼鼠斯喙，地入无隙”。现在整个卫拉特都属于皇帝的领土。

碑文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游牧民的新限制：他们可以带着牲口随意移动，但必须固定在为他们划分的领地范围内，且不得相互争斗。他们被命令必须抵抗边界外布鲁特人与哈萨克斯坦人的入侵。假如他们能够做到，皇帝保证他们可以吃饱喝足，享有永远的和平与繁荣。

一七五八年的碑文则纪念阿睦尔撒纳的败亡。皇帝再一次肯认上天对满清军队胜利的神助：“天之所培者，人虽领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虽栽之，不可殖也。”“覆”这个汉字有着多重可表达天意的意涵，如覆盖、推翻、与逆转等。在一六九七与一七五五年的碑文里，天覆盖万物，所以祂涵盖一切，而在一七五八年的碑文里，上天会覆亡那些抗拒祂的力量者，而在该碑后面的文字部分，则提到准噶尔的败亡是因为反复无常地对抗坚定不移的帝国意志。皇帝也诉诸佛教戒律反对准噶尔人：“云兴黄教，敬佛菩萨，其心乃如夜叉罗刹之以人为食也。”皇帝把自己描绘为不情愿的战士，不好战争，但为解民于苦难仍然被迫发兵征伐。“非我佳兵不戢，以杀为徳也，有弗得已耳”。很清楚的，“盖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这个碑文结束在伊犁重建计划的有趣讨论，朝廷还有没有决定是否要在这个地区推动军屯：“然屯种万里之外，又未可谓计之得也，其默移潜运，惟上苍鉴之，予惟奉时相机，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即便是宣告上天坚定旨意公开宣言，但皇帝仍对此处的屯垦计划显露出不确定。

如同康熙的碑文，这些碑文传达给臣民的讯息是为了正当化帝国的胜利，但乾隆的碑文也向被征服民族揭示特定的道德教训与义务。这四种语言将讯息传达给四种人，所以文字风格相当不同。满文版本表达了不同于汉文版本的立场，蒙古文与藏文版本则是从满文翻译而来。尽管汉文版本从古典传统汲取大量资源，引用《诗经》、哲学家庄子还有韩愈文章的典故，但非汉文的碑文则是使用更为直接明了的语言。例如在汉文版所描述的清朝扩张历史，指称清朝皇帝们是从“宅中”（王宫）远播威名，但在满文、蒙古文与藏文的版本中，则简单的说他们在“盛京创建王朝”。

相较于高雅抽象的汉文说法，满文与蒙古文本用来表达支配的语言也更直白。当汉文抽象的说“悉主悉臣”，满文与蒙古文则是较具体的说“所有人都成为伟大满洲国的臣民”（满文 ayan manju gurun uheri bejusen obuha，蒙古文 ayan manju ulus-in albatu bolghobai）。在汉文的第十六行以“度之”一词描述军队如何平定蒙古，满文则是使用直接征服（dahabuha）一词。汉文以“迎降恐后”或“臣”一词描绘了蒙古大臣与王公们如何争相投降，但满文与蒙古人则描述他们向皇帝“叩头”（满文 hengkilenjihe，蒙古文 murguke irebei）。阿尔泰文字明白指出蒙古人就是满洲国家的臣民，这个国家的主宰则是受上天眷顾的武力。

满文也充当了汉文与蒙古文之间的桥梁，因为它包含了两群受众都熟悉的词汇。满文包含了汉文的行政词汇例如“入版图”“入档子”（满文 nirugan dangsede dosimbumbi），还有蒙古化的文字如 adulambi（来自蒙文 adughul-），意指“放牧”，或者 nukteme，意指“游牧”（来自蒙文 nutug，“营地”与“牧场”之意）。借由发送这些多样但相互重叠的意识形态讯息给其不同的受众，这些碑文展现满文在定居汉人的文学传统与大草原移动文化之间的关键角色。

卫拉特蒙古文的碑文用头韵风格书写，把满清的边界定义、臣民关系、还有秩序的概念，翻译为蒙古人熟悉的语汇。这个卫拉特文本攻击准噶尔人是盗贼（蒙古文 Khulaghaici），思想邪恶，悖逆黄教教法，并且自我招致贫困毁灭之人。一七五五年的碑文把达瓦齐描绘为“可憎的”，被迫像鼠类一样“在地底爬行”。但它也泄漏了对于被征服的准噶尔人是否忠诚的担忧，教导他们要“共同反对外来的力量⋯⋯警戒勿让布鲁特人靠近你们⋯⋯停止听从哈萨克斯坦人的话”。在这里皇帝在臣服的准噶尔人与外来的（蒙古文 ghadanakiyigi）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哈萨克斯坦人之间画了一条清楚的界线，并且警告前者不要与这些外来的接触。这个碑文借由声称伊犁地区“入版图”，标注了清朝控制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也划分了边界以内和以外的人群。

同时，这些碑文暴露了清朝帝国空间定义的暧昧之处。在汉文表述的抽象道德概念里，上天的统治是无所不包的，皇帝执行天意，而所有人民都毫不反抗、臣服于他。但在实际的政治世界里，非汉文的文本表述得比较明显，帝国的范围有其界限。上天无法影响每一个人，敌人在边界的对面，领地需要防卫。某些地区已经“入版图”，但其他地区则在版图之外。首先，汉文的概念诉求所有民族都加入皇帝所宣称的“文化统一体”；其次，它将投降的蒙古人指派为边界守卫，防止域外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人入侵。在此一替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特定的整体“满洲国家”，支配其他民族，主要是因为军事武力，其次是从武力所衍生的道德权威。道德上的正义并不能带来自愿的顺服。

清朝的宣言持续地召唤多重的道德传统：皇帝宣称自己的地位如同中央欧亚的“汗”，宣扬自己是黄教的护持者，并以自己乃顺应于天的儒家信念等多重说法，来支持自己的统治正当性；他之后甚至也接纳了伊斯兰。但他们不可能完全压制道德规范的普遍号召，与地上主权的现实之间的潜在矛盾。接下来关于地图的讨论将会展现，普遍的道德主张与有限领土主权之间的紧张，正是所有帝国空间主张的特征，不论大英帝国或中华帝国都是如此。这些碑文揭露了，在帝国用以宣称合法性的不同语言间，其中差异所呈现的紧张关系。

雍和宫位在北京西北角，邻近国子监。此处有三十年是雍正即位前的皇子住所，它名称中的“雍”字（和谐）就是来自这位皇子的名号。皇帝即位后，将住所的名字从“雍邸”（皇家住所）改为“雍和宫”（意为皇家宫殿或着寺庙）。在一七四四年乾隆皇帝为他去世的父亲重修翻新这个寺庙，并且在寺庙第一进的八角亭立了两座大型石碑，上以四种语言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题字。63 将近五十年后，一七九二年，皇帝在庙宇的空间内又建造第二座大型石碑与八角亭，上面包含他写的“喇嘛说”。两则碑文的内容都直接诉求边疆民族，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忠诚对清朝的统治至关重要。

“喇嘛说”的原始汉文版本由皇帝本人所写，自汉文衍生的满文、蒙文、藏文版本则出自宫廷翻译官员之手。后来的传说相信乾隆自己写了满文的版本，而蒙文版本则为蒙古王公额驸策棱所写，清朝在西藏的盟友颇罗鼐写了藏文版本。这些传说的流传，显示这些帝国行政的产物，已经成功融入边疆地区的地方文化。

在一七四四年的碑文中，皇帝合理化他将父亲的住居转化为藏传佛教寺庙的决定，依据的理由是历史的先例还有皇帝有责任护持帝国境内所有信仰。唐朝与宋朝的皇帝还有雍正皇帝自己，都曾经把它们的前任皇帝的住所转变为佛寺，以保持对他们神圣之灵的敬拜。乾隆的在碑文里“后先一揆、今昔同符”主张要统合过去与现在。他把已经过世的皇帝比拟为实现涅盘而“把祝福传给所有有情众生”的释迦牟尼佛。乾隆皇帝将这个对雍正的颂词刻在石碑上，讴歌他的精神力量超越唐朝与宋朝的寺庙。这座寺庙，就像佛陀弟子们集会的雁堂，或像是佛陀弟子冥想的鹿苑。“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议，浃髓沦肤。”64 借由此一献词，皇帝将他自己和祖先同化为佛教精神跨越万古时空、不可抗拒的力量。皇帝对父亲的孝心完美的契合于精神与世俗力量的传播。这种语言强调帝国精神的浩瀚辉煌，统一了所有子民。因为这种普遍性的诉求，清朝已经继承并且超越了过去的王朝。

然而，非汉文版本并不像汉文文本充满精致的用典，而采用不同的文体和词汇。满文文本使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典故，蒙文文本一般来说则仅注重佛教意涵。藏文文本则如同莱辛（Ferdinand Lessing）的评论：“赞辞采取颂诗的语调，佛教意象令人目不暇给。”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其并非暗示佛教与其他传统之间的紧张。更别说这间庙，不像之前所有皇家修建的神圣寺庙，在这个寺庙中只有西藏的喇嘛。65

一七九二年碑文的基调十分不同。虽然碑文同样以四种语言书写，传递的讯息也特别针对蒙古人与藏人，但少了诗歌与高雅的灵性语言。皇帝在碑文中把自己描写为历史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他了解如何使用一种令人不悦的信念来为帝国的控制服务。莱辛称之为“自我合理化的与对喇嘛教的痛斥”。在一七四四年，说话的是“孝顺的儿子与僧职的朋友”；而在一七九二年，则是“一个尖酸刻薄的老人⋯⋯让我们瞥见那个充满绞诈与诡计的世界，那些阴谋正在威胁他的世俗统治。”66

四种语言的碑文以古典哲学风格书写，并在主要讯息下加上小字注解（编按：即纲目体）。67 在注解中，皇帝引述了历史的先例来加强他的论点，他激烈攻击喇嘛们对佛教传统的漤用，而且公开宣称帝国支持黄教是为了要保持蒙古人的顺服。

他将黄教与帝国权力的关系上溯到元朝，当时很多喇嘛被封为“帝师”，明朝也延续此一传统。清代只有康熙朝给过章嘉呼图克图此一头衔，不过清朝也延续元明先例，赋予教派的领导僧侣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称号。这些喇嘛也被给予了官方敕印，以准许他们“统领”帝国内外的教内信徒。乾隆认为“喇嘛”（lama）这个字源于藏文 bla，表示“上”的意思，与藏文 ma，表示“人”之意。68 他借此把西藏喇嘛等同于汉人的上人。

乾隆对他护持黄教一事加以辩护，主张那是一种维持蒙古人安定的手段。他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佛教信徒，相反的，皇帝得要为自己辩护，他并未过度偏袒黄教。他注意清朝的统治者不像元朝，从来没有为了“亲近喇嘛而扭曲[公义的]原则”。根据皇帝的说法，在元朝的喇嘛拥有太多不合法的权威，他们甚至能够发佈等同于皇帝的命令，或者向商人勒索金钱，或者鞭挞劫掠无辜的一般百姓。相对的，清朝严格控制了僧侣寺庙的秩序，而且用他们来“怀柔”残暴的蒙古人以使他们顺从。

这座碑文，是在清朝的军队进入拉萨，镇压来自尼泊尔廓尔喀的侵略之后所竖立。一七九二年，善战的满洲将军福康安横跨西藏数千里，大获全胜，令强大的廓尔喀摇尾乞和并向北京朝贡，堪称中国战史上最壮观的胜利。69 乾隆后来把这次胜利计入他十大武功中的两大战役。但在碑文中，他责怪廓尔喀的入侵是因为西藏的佛教寺院漤权所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其他蒙古的呼图克图（活佛）的继承，根据传统是从西藏最有天分的年轻幼童中选出这些过世喇嘛的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来继位。然而，乾隆注意到喇嘛阶层的继位渐趋世袭，仅限于某些有力的贵族家族。当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死后，土谢图汗的一位妻妾被认定会生出新的呼图克图，但她生了一个女儿结果造成了丑闻。敌对红帽派的一位喇嘛利用继承过程的混乱，想要争夺这个位置，并引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以为援助。*

乾隆责备喇嘛们的阴谋引发廓尔喀的入侵，借此正当化他对喇嘛继承选任的改革办法。他命令从北京送一个金瓶到拉萨，瓶里面装有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继位灵童人选的名字。喇嘛与驻札大臣必须共同监督从金瓶抽签选出下一任喇嘛的过程。用这个方式，乾隆提议修正继承世袭漤用的问题，并创建一个被认可、常规化的选择下任班禅与达赖喇嘛的办法。在北京的雍和宫也以类似的办法，选任未来蒙古的呼图克图。

乾隆碑文对帝国与藏传佛教团关系的解释是一面之词，意在支持皇帝强化对程序的控制。很明显地，皇帝最大的忧虑显然是这些神职阶层的自主性增强，与蒙古贵族们的关系过于密切，展现在喇嘛的选任实质由蒙古贵族家族世袭上。金瓶掣签便是用来打破这个控制，使得藏传佛教僧侣们成为独立、平行的阶层，并由满清官方控制。实际上，这不过是帝国惯用“以夷制夷”手法的翻版，企图分化西藏佛教神职阶层与蒙古汗之间的关系。尽管乾隆认为呼毕勒罕转世的信仰不合逻辑，而且违背佛教的原理，他发现那是控制蒙古与西藏的有用工具。但他强调比起从贵族家族中选择继承人的徇“私”做法，自己的办法更为“公”正。乾隆强调他对于西藏经典的深入研究，让他拥有进行此一改革所需的文化了解。面对西藏人，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博学的君主，甚至比那些西藏僧侣自己都更了解他们的传统，面对那些批评他沉浸在异端学说的儒生，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利用这些蛮夷的传统执行对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公义。“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70 这段陈述，传达了皇帝卓越的学识、普世公义的判断，还有运用残酷武力的意志。这段陈述也制定了一段历史叙事，而且定义了以帝国中心出发的普世君主的文化观。

西藏人绝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的历史。在其他西藏的文本里，喇嘛们被描绘为皇帝的老师，他们感谢皇帝承认佛教智慧的重要性，但绝对不承认臣服于皇帝的权威。71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头衔都是由蒙古汗授予给喇嘛的，只是后来也受到中国王朝所承认。独立的藏传佛教阶层原本便自主运作，并密切与蒙古贵族结盟，一直到十八世纪准噶尔还有青海和硕特灭亡之后，藏传佛教维持自主性的政治基础才被削弱。

乾隆的策略在当代亦有回响。乾隆设计的金瓶掣签，在一九九五年班禅喇嘛继承人选的争论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达赖喇嘛争辩的焦点。北京坚持金瓶掣签是历史上合法的先例，而达赖喇嘛从流亡者中指定继任人的做法则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传统。72 藏人则回答金瓶掣签是皇帝在军事胜利后强加的办法，而且那后来很少实际执行，达赖喇嘛一直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选定班禅喇嘛的继承人。这个结果就是出现了两个班禅喇嘛的候选人，一个在北京继位，另一个则被逮捕很可能软禁在西宁。当一个共产党革命政府，拥护一位两百年前的皇帝（通常官方称做停滞的“封建”政权）所创建传统的神圣性，表明清朝所创建的历史神话仍在当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中产生作用。

这些碑文公开、八股和正统的语言，隐藏了多重诠释以及与不可见对象的对话。尽管每一座碑文都伪装成永恒的陈述，但每一座都来自特定的历史脉络。每一座都宣称完成与掌控，暗地里却承认其权威的脆弱。即使最为僵化的意识形态姿态，仔细检查的话，都会发现充满暧昧、歧异性还有变化。

地图与权力

卫周安笔下的乾隆皇帝是个“为战争痴迷”的人。他自称“十全老人”以讴歌自己有名的十次军事胜利。他写诗、赞助绘画、举行仪式、还在全国各地创建战争胜利的纪念物。在乾隆眼中，军事胜利正当化了满洲的统治，并可以用来强迫那些反对战争花费的软弱汉人臣民们“提供军需支持战争”。73

尽管乾隆皇帝自己从来没有亲身参与战争，但他让战争纪念物遍布全国，并表彰麾下将军的英勇。乾隆留下颂扬作战的书写可谓汗牛充栋，包含一千五百首他自己的诗以及委托编纂的战争史书。乾隆还在地景上留下可见的战争印记。一七六○年在京城的午门，他举行将新疆作战中俘虏的处决仪式“献馘”（qianshou），并令画家徐扬把这个场景绘成画作以作纪念*。宫廷画家郎世宁画了十六幅有关准噶尔战役的画作。中国画家也画了数卷的画作来描绘这些战争。74 中南海紫光阁收藏了一百位官员的画像，大部分都是特别展现了优越的军事技能的满洲人或蒙古人。碑铭与战争纪念物就被安置在紧邻北京东北的孔庙之处，强化了文化与武功合一的讯息。在京城北方的香山丘陵上，战争的纪念碑与寺庙点缀在地景间，在更远的盛京、承德与木兰围场，清廷展示中央欧亚传统的方式更为公开。甚至在南方文人文化的中心，乾隆的南巡也强化了征服者同时擅长武功与审美传统的讯息。乾隆借着率领中央欧亚的民族贡使与他一起游江南，有意融合两种文化。

乾隆也委托顶级法国雕刻师制作一系列十六幅的战争版画。75 皇帝赞助制作了这些融合了西方与中国图画传统的版画，就像《皇舆全览图》一样，借以传播帝国武功壮盛的意象。这些版画包含了一七五○年代伊犁作战的场景，包括皇帝接受阿睦尔撒纳的结盟、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与巴里坤的围困、兆惠的胜利还有对阿睦尔撒纳的追捕、以及兆惠与突厥斯坦和卓的战役。版画也描绘了皇帝接受加入其帝国的中央欧亚民族的朝拜，包括厄鲁特、哈萨克斯坦、土尔扈特、穆斯林和其他民族。地景中数百人马杂沓的戏剧化与拥挤景象，与有序的、谨慎理性的朝贡以及战俘的接收之景象适成对比。每一幅版画的图说都详细解释了这些景象还有参与者。尽管皇帝下令只需复制有限数量的版画以供内部流通之用，但这些在欧洲的版画雕刻工复制了这些版画，并在法国出版流通。就像《皇舆全览图》一样，这些版画在全世界传布了帝国的壮盛武功，尽管那并非皇帝的原来意图。

这些仪仗游行与纪念物，成了清朝军事成就的公共形象。他们一面颂扬帝国领土扩张的史无前例成就，一面也用文学作品、画作与石碑加以珍藏。清朝很多与军事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工程计划，也宣扬了帝国扩张的成就。边界的界碑，例如横亘满洲的柳条边、界定清俄边界的石头都显示了帝国统治的范围。比起内地，在边界的城市采取更为正统的地理方位，城墙形式也更为规整，它们展示了国家权力想要按照自己的设计，来重建边界开放空间的痕迹。76 清朝伟大的制图计划，同样在平面地景上施加帝国的秩序，好满足帝国的伟大战略愿景。

清朝大规模绘制帝国全境地图制作计划始于康熙朝，之后在乾隆朝继续进行。我在他处曾讨论过康熙皇帝的地图测绘计划的意义，在此仅摘要说明我的论点，供作比较之用。77 地图作为军事、财政、商业力量的工具，可以定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军队行进的有效路径，借由故定地点，衡量地主所应负的义务，以及指出贸易的路径。所有近代早期国家与帝国都使用地图来控制他们的领土，而且他们也都使用新的地理测绘技术。

中华帝国具有测绘全览地图的长久传统，这些地图表达了帝国的控制观，描写了帝国与其他民族间的地位关系。78 清代的统治者承继了这些传统，但也在其上增添了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引进的新技术。他们的制图野心不管在细节或者规模上都超过了前朝的皇帝。同时，他们的地图也揭示了，将这么多分歧的文化与地方容纳在统一凝视底下时，难以避免的内在紧张。再者，他们的邻居俄罗斯与蒙古人，也生产了他们自己的地理观点，既与清朝的观点有所互动，又反映出对同一块欧亚大陆的不同取向。

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张中国在地图测绘上曾领先世界好几世纪，因为他们拥有利用记里画方技术的长久经验，以及对精确测量的投入。对他来说，《皇舆全览图》是中国人对“科学”制图所作贡献的顶点。近来很多学者已经反驳了这种明确区别文化与科学再现的说法，地图学史的视野也已更为宽阔。早期的研究着重在进步叙事，讲述空间的描绘如何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日益精确。大部分的历史学者则是强调“宗教式”地图与“科学”地图的差别，前者主要关切神圣宇宙的描绘，后者则专注在自然世界的精确再现。让地图日益精确的主导力量是近代早期的欧洲探险家与测量学家，动力则是他们对知识扩张的兴趣。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则被描绘为落后于欧洲但努力追求同样的成就。79 直到最近，大部分有关地图制作的讨论都直接以现代地理知识来评价近代早期地图的准确度。然而，晚近的地图学研究已指出，地理知识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文化与科学的再现形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80 制图学并非以精确性为目标的线性发展，而是持续回应变动中的文化条件。

国家赞助的地图测量往往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他们会要求特定种类的地形知识，并压抑其他。所有地图的空间建构都是源自政治利益，精确的测量也不抹灭文化内容。制图学不仅止于追求更为精确，它也改变再现的形式以回应文化需求。每一种再现的变化所隐藏的与其所揭露的应该等量齐观。地图作者既制造详细的新内容，也造就了的沉默与消除。这种对制图学的新观点，适可作为晚近一般科学史的延伸，后者同样批评“自然测量发展得日益精确”的简单历史叙事，指出近代早期的科学跟文化脉络有密切关连。81

然而，这些晚近著作仍然留给我们一种印象，认为只有西欧人才为了帝国计划发展制图学。但实际上，其他的欧亚的农业帝国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也都推动了大规模的测量活动。许多学者已经详细的检视了清朝地理知识的发展如何影响了当代中国的领土认同。82 在此，我将集中考察欧洲与中国地图学跟在边疆扩张上的关联。

当统治者要求绘制领土的地图时，他们通常需要大比例尺，并需奠基于中央化与标准化的测量。如斯科特所主张，地方习惯、地方度量衡与地方生态，这些令人困扰的多样性，成为臣属民族抵抗国家日益侵犯主张的有效障碍。国家致力于统一测量土地、人口与生产能力，模煳地方的细节，以便有效榨取资源。对臣属民族的测绘，正与将他们固定在地方上的企图互为辅助。83

从十六世纪开始，法国国王就系统性的把绘图技术运用到军事行动上，而且开始在文官政府全面使用地图。路易十四与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在一六六一年制定了制作地图的四种主要目标：军事、司法、财政与宗教。每一种都划定界限以便厘清不同权威的行使范围。84 耶稣会透过教授最新的测量技术，支持这些计划的进行。在十七世纪晚期，法国在科学制图学上超越了英格兰与荷兰。卡西尼（Jean Dominique Cassini, 1625-1712）展开法国的全国测量计划，最终由他的儿子与孙子在一七四四年完成。

从这个基础上，耶稣会士发展了吸引世界各地统治者的技能。他们使用这些技术知识来为统治者服务，并借以诱使统治者准许他们传播基督教。当十七、十八世纪俄罗斯、中国与蒙古人争夺权力之际，也都制作了重要的大比例尺地图。他们的地图测绘事业包括边界的界定、对于移动人群的控制、抽象的领土范围描绘、人群与地方的文化定义。在此一中央欧亚冲突中的很多活动，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许多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尽管先前的中华王朝长久以来承认地图的政治价值，但康熙皇帝就如同欧洲同时期的路易十四一样，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倡议绘制帝国的地图。85 他很喜爱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习来的测量技术。耶稣会士陪同他参与对噶尔丹的北方作战，在远征的时候，康熙运用了每周耶稣会士所传授的地理测量技术，利用北极星的位置来决定经度，并且测量峭壁的高度。后来，他委托耶稣会士制作了整个帝国的地图，即有名的《皇舆全览图》，在一七一七到一七二一年间出版了三个版本。86 皇帝现在可以宣称，只要浏览这些印刷的地图，他已经能够“全览”掌握了他所有的帝国领土。在这个地图编辑完成前，他只能移驾到领地观看他的领土，不管是以军事征服或者巡游的方式；现在他只要在皇宫里面，一人就能看到全部。从一七一五年到他驾崩的一七二二年，年老体衰的皇帝只到过东陵与热河，他不曾再往南巡游或者越过万里长城。87

编纂地图，在统治者追求空间与时间知识的系统化与理性化的广大计划中，只是一小部分。例如一七一三年，他曾经下旨修订历法，要求根据耶稣会士的最新测量技术，重新制定蒙古科尔沁地区一天的日出与日落时刻，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88

测绘的地点也显示了地图与战略考量之间的密切关系。89 在一七○○年，为了要协助防止周期性的水患，耶稣会士第一次对京城作了测量。皇帝本人亲自检查了测量技术的精确性。一七○八年，他召集他们测绘了长城的一部份。这个计划的成功激励了康熙展开整个帝国的测绘计划。测量人员首先在满洲人的故乡包括盛京、承德、乌苏里与阿穆尔河等地进行测量，然后测量了京城在内的直隶省。接着，一七一○年对阿穆尔河零星垦殖地的进一步测量，协助创建了沿着与俄罗斯协商的边界战略要地。最后他们继续测量其他省分，并利用天文学与地理学的测量固定了六百四十一个点的经纬度。清朝宫廷在一七一七与一七二六年间发行了五份木版印刷与一份铜板印刷的《皇舆全览图》，甚至传说有玉制版的地图。很清楚的，统治者希望《皇舆全览图》就像乾隆皇帝所说的，“可以永久流传下去”。90

满洲人利用很多资料来源，以便更了解那些罕有人知的边疆，这个计划迫切依赖地方官员与本地人的协助。耶稣会士绘制他们没有亲身到访的西藏，完全是依赖汉文与满文的材料。俄罗斯人帮助中国人绘制了边界。斯帕法里（Nicolai Spafarii）曾赠送北京宫廷一幅手绘的全俄罗斯地图，而且耶稣会士也从他的使节团那里收集到更多他们带来北京的信息。91 其他有满文与蒙文题字的地图，描绘了一些耶稣会士未曾测量过的地区。

几乎所有《皇舆全览图》的研究都强调它作为知识进步开端的角色。根据这个观点，耶稣会新的制图技术带给中国“科学的制图学”92 。但就如哈利（J. B. Harley）的论点，能够明白地区辨纯粹的“科学”地图的与纯粹的“修辞”地图仅是一种错觉。没有地图是完全客观的再现，独立于其生产的环境。透过比对俄罗斯和蒙古人所绘同一地区地图，可以发现《皇舆全览图》也包含了一些内嵌的文化缺省。该地图的范围是明显有限的，超越中国行政与文化影响力的地区仅是一片空白。该地图上唯一可见的人造结构是万里长城，为中国本部与西北非汉人领域之间分隔的象征标识，还有柳条边，为在东北满洲故乡的象征性防卫边墙。

《皇舆全览图》采行的这种新测量技术，既扩展同时也限制了帝国的凝视。所有不能被详细测量的地区或者无法取得精确信息的地区，都必须保留为空白，包含蒙古与满洲很多地区，以及清朝宣称自己控制的尼布楚边界以北。

将史托兰伯与康熙的耶稣会士所绘制的地图加以比较，显示他们调查背后的关切不同。史托兰伯的地图对于所有中央欧亚表现了平等的关注（参见彩色插页），但康熙的全览图则只提供那些清代国家直接关注地区的信息。史托兰伯几乎用一样大的字体来标注“俄罗斯帝国”、“大鞑靼利亚”、“中国”，还有“蒙兀儿帝国”。他的地图承认在欧亚空间上好几个帝国的并存，他并没有明确地把他们分开。俄罗斯与中国的边界并未明确地标示，尽管就在三十年前双方曾经有过针对边界的条约协商与测量。虽然西伯利亚地区有更多的细节，但在地图上很明确地描绘了中央欧亚的所有沙漠、大草原、高山、湖泊与河流。经纬度座标系统是一个普遍与全球的系统，超越于各国的行政界限。中国与俄罗斯的省分都有标示命名，但是在帝国之间的部分则有很多中亚不同民族所创建的王国（regnum）：哈萨克斯坦王国（Cosaci Horda）、准噶尔王国（Euloeth Kalmaki）、喀什噶尔王国（Regnum Kaschkar）。

这些复杂交错的地名、地形、不同范围的区域划分以及详细标签，创造了多层次的复杂感，这是因为史托兰伯的地图并非根据系统的、帝国支持的调查，也没有在地景上施加统一的抽象概念。相反地，它反映了旅行者、商人与该地区住民经验中所内嵌的地方知识。这些名字与民族创造了标签间的嘈杂并响的混合；把整个空间绑在一起的则是普世的经纬度座标方格。史托兰伯有关欧亚空间的另一种观点，凸显了清帝国观点的成就与限制。93 清帝国的观点在《皇舆全览图》中表达得更为系统，但这种清晰性却是以排除地方细节，还有压抑边界外敌对势力的知识为代价。

比起史托兰伯地图，《皇舆全览图》则极度简化。在西北边疆的地图中，超出万里长城的部分均为一片空白，鄂尔多斯地区例外，因为此处黄河流经长城之外。该地区在明代是帝国与蒙古部落之间冲突最多的地区。94 准噶尔地图题名为“杂旺阿尔布滩图”（译按：即策妄阿喇布坦音译），只包含一些地名，概略的山脉与河流以及许多的空白空间。清朝在一七二○年代并没有控制这个地区，也没有这个地区的充分知识。在一七六○年征服新疆之后，在清朝地图上地名的数目急剧增加，但清朝仅关注行政的边界与地名，而排除了在史托兰伯地图上所包括的文化与民族志的信息。95 这张地图所描绘的空间中，没有任何许多不同民族移动的线索，或者他们对这个地区控制权的争夺。耶稣会士与他们的助理描绘了他们并未实际造访的地方，包括日本、韩国与西藏还有新疆，所以他们并非仅依赖直接观察。他们虽然在图中纳入了很多的满文与蒙古文的地名，但并没有包括俄罗斯的领土或者俄罗斯的地名。

帝国因此控制了新的制图技术所带来的威胁。这个地图聚焦在行政单位，压制文化边疆以外的证据，同时也抹消了地球的球状痕迹和民族的多样性，这个地图借此强化了清帝国单一中心的文化宇宙观，并用更为精确的测量来确认这个观点。这是一种国家简化的技术，它们增加了专制统治凝视的视野范围，但并没有挑战王权本身。科学知识为权力服务，它所诉说的真理仅限于统治者想要听到的部分。

在十八世纪，世界制图学的领导权转移到英国人手中，他们计划系统性的测量印度次大陆。厄德尼（Matthew Edney）的卓越研究描绘了这个一八二○年代开始的计划中的政治性、制度性、科学与文化协商之复杂过程，以及最终如何成功完成大三角测量与《印度地图集》（Atlas of India）的出版。他的著作充分说明了制图学的历史如何镶嵌于帝国的政治之中。96

厄德尼指出了制图学家要创造完美、统一的座标方格地图的宣称，与实际测量之间讽刺的鸿沟：他们仅能运用有瑕疵的工具以及不受控制的助理，并受到官僚阶层的内斗制约。97 尽管有这些限制，这个伟大的三角测量“提供了一次完美地理学全景敞视的机会”。98

厄德尼对于英国帝国目标的描绘，显示了其与清帝国目标间惊人的相似性。就像中国的官员，英国的“测量家与官僚们颂扬地图的特性在于能把‘整个国家’呈现在‘单一视野’之内。制图学的讯息就是“这是一个被我们所统治的帝国空间”。99 厄德尼正确的指出：“英国人的印度地图的理性与统一的空间，并非不偏不倚与价值中立的空间，相反的，那是一个深受权力关系影响的空间。”但他错误的宣称：“印度的制图学再现，根据欧洲的空间概念创建了印度次大陆的重要特征。”100 满洲与英国征服者共享了创造能够全面与抽象化观看帝国领土的驱力。满清官僚在领土上施加统一的座标方格，密切配合帝国的行政格局，尽管那并不能反映地方领域的特征。耶稣会士带给中国三角测量的新技术，但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雇主的目的相调和。抽象化的空间并不是欧洲的独自发明，而是两个帝国的帝国趋力的共通产物。

厄德尼也指出了帝国制图学在公开宣传与保持秘密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尝试要限制印度测量知识的外流，以免信息被泄漏给法国。101 孟买省、马德拉斯省、孟加拉省三个地方的总督甚至没有办法互相取得各自管辖区域的地图，造成很多行政上的重复与浪费。尽管共享标准化信息的需求越来越高，导致负责全印度的测量总监之任命，统治印度的官僚阶层仍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调查知识不为他人所知。军方人员监督了地方的测量，将其视为战略信息，不应该广泛的传播。直到《印度地图集》一八二○年代在伦敦，而非在印度出版，才终于定义了公开、统一的英国印度形象。102

如同在印度与中国一样，政治也阻碍了制图学知识在俄罗斯的传播。很少在俄罗斯的人知道史托兰伯的地图，尽管那是那个时代有关西伯利亚信息最重要的来源。103 清朝的制图学计划也显示了公开与秘密之间的冲突。104 木版印刷的《皇舆全览图》的流通超越了宫廷与高级官员的圈子，面向帝国中更为广泛的读者，然而该版本省略了《皇舆全览图》中最为激进创新的成分：全球普遍的经度与纬度线。尽管耶稣会士已经基于中国人的敏感性调整了他们的座标方格，将北京放在经度零度的地方，他们的座标方格与传统的中国地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帝国的空间仅作为全球的一部分来表述，而非传统上将其作为文明在宇宙与地理上的中心。一七二六年在帝国百科《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印制的地图册细节更少，而且连经度与纬度线都省略了。105 《皇舆全览图》实际上在中国共出版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精确的、包括有经度纬度的“内部流通”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缺少经纬度的公开流通的版本。第一个版本仅在宫廷中基于战略目的而使用，并没有在中国内部广泛流通。

《皇舆全览图》本身并没有创造中国制图学的革命。尽管李约瑟声称耶稣会的科学制图学创建在本土中国人长期传统的成就上，但最近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耶稣会的制图技术长期来对于中国地图制作的影响很微弱。106 传统的方格继续被使用到十九世纪末，并没有受到经纬度系统的影响。好几个混合地图尝试结合新与旧的制图技术，但这些地图仍然停留在中国朝贡体系世界观的脉络中。他们并没有放弃帝制中国对于其作为世界中心的自大感，或者对于外国民族的高傲态度。

然而，这个“秘密”的宫廷版本地图，却在欧洲广泛地印制与传播。法国制图家丹威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出版了这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欧洲人透过他们对于其他帝国空间的知识，将中国定位在全球的脉络中。对他们来说，清帝国空间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欧亚大陆的一部份，是有待知识扩展的新地域。107 地图在欧洲与清帝国传播上的对比，证明了社会与政治环境如何形塑技术知识。同样的地图，在帝国扩张的不同脉络却有不同的意涵。

在瑞典俘虏雷纳特的协助下，准噶尔人也对自身所处的竞争空间，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地图。雷纳特回到瑞典时携带了两幅准噶尔的地图。根据雷纳特的说法，噶尔丹策零自己绘制了其中一幅地图，另一幅则是复制自中国人制作的原图（参见第八章“建国者噶尔丹”）。

雷纳特的地图是元朝以来第一幅蒙古人自己制作的大草原地图。108噶尔丹策零就像其他的国家创建者一样，需要能够全面观照其帝国领域。这些地图并没有座标方格，但他们大致按比例绘制，而且地域特征的相对位置是正确的。这两幅地图都包含大量蒙古文的河流支流、城镇、道路、河流旁的驿站，还有堡垒的地名标识。尽管巴德利宣称蒙古的地图制作传统是仅给予地名，并没有给予地域特征，但这些地图很清楚地标注了山脉、河流、湖泊与空白的空间。109 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中国与俄罗斯地图的模型，他们缺乏边界的画定，经纬度线、还有清楚的框架。最令人惊讶的是巴尔喀什湖和额尔齐斯河的描绘尺度不成比例：这个湖泊被描绘为远大于其实际大小，很清楚的这个湖与河占据了准噶尔人的领域观念中间的位置。

这些地图，配合第八章讨论过的农业、军事与工业生产的发展证据，显示出噶尔丹策零，跟他的强大邻居们一样，确实参与真正的国家创建工作。领土上的标签显示，他发现命名固定位置的重要性。然而，他并未能像他的对手一般，全面观照其领土。他的领域边界仍相当暧昧模煳，尽管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快速的厘清他们的领域界线。他们的空间概念并未容许一个自主的蒙古国发展的空间。

扩展帝国的凝视

随着清帝国在十八世纪的扩张，地图上新的领土与地名也跟着增加。110 绘制新疆地图重新形塑了空间概念，也创造了紧张关系。当满清将自身看做内亚帝国之时，地图便包含突厥与蒙古的地名的原始文字与拼音。但当皇帝想正当化他做为汉唐中国统治者的继承人，便将这些中央欧亚的地名等同为古典文献中所发现的地名。十九世纪初期显示了地名转向汉化的趋势。旅行日记与学者的研究将地方场所与古典旧事作链接，地图与历史研究共同合作，将这些新地区牢牢织进帝国的结构中，并加上新的颜色与形状，但同时官员们又假装新疆一直都是帝国控制下的领土。帝国对扩张空间的想像，奠定了无可怀疑事实的基础，并进一步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定义的支柱。

十九世纪蒙古旗的地图，用图像展示了有限边界的帝国如何收编过去移动的游牧民（参见彩页插图）。这数百张美丽的地图，使用精确的边界、标志、哨所与土地特征等定义每一个蒙古部落的领地。如同西南的民族志地图集，以及《职贡图》中朝贡民族的列表一样，这些地图把这些蒙古人分散到不同类别中，将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并在有序政权的系统性凝视下加以分类。地图上的满文标签表示投降的蒙古人已经向他们优越的中央欧亚亲戚臣服。

欧立德有关清代“满洲”的创造以及现代民族主义想像的研究，也强调边疆地图绘制在产生中国的“地缘实体”时的角色。111在他的陈述中，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满洲”逐渐浮现，成为清帝国之内日益特别的地方。测量和标记支持了对该地的旅行、诗词、仪式与厘清帝国控制程度的政治决策。在清朝统治下，过去模煳定义的“西域”，是不断变动民族名称的故乡，转变成较为严格界定的行政管辖区域，而且如同《皇舆全览图》，每个区域都被指派府名与区域首府。满洲作为满洲人的故乡，在十八世纪期间地位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它被重建为满洲文化的理想保存地，并特别保护免于汉人文明的腐败影响。长白山的崇拜仪式与乾隆皇帝的《盛京赋》挑选出满洲地景里面的诸多奇观，以便让满洲统治者对他们自身认同的感觉更为一贯。所以满洲从“空间”转变为“地方”的过程，从没有明显特征的边疆转变为受到标定的地区，始于十七世纪的满洲人，而非十九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者。

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满清的理想与社会实践相冲突：大部分的满洲人都拒绝回到满洲，而汉人拓垦者则违背移民禁令越过柳条边进入满洲开垦土地。不过，满洲作为被保护的空间、带有独有地方特征的想象，仍然揭露了清朝意识到：它所统治的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身分。满洲作为独特地理单位的概念先是展现在清代地图上，并随着《皇舆全览图》传入欧洲。从欧洲人开始，满洲（Manzhou）这个概念行经全球，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将“满洲国”定义为历史上分离的地区，而回到中国。当中国民族主义者愤怒地否定满洲曾经是分离于中国的地区，他们其实压抑了满清定义下，该地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的想法。尽管如此，如同所有边疆，满清统治者必须努力管理许多矛盾的动力：主张帝国统一的天命便与承认个别地区的独特特征相冲突。从大英到大清，这种讽刺的落差──一面是测量者对于普遍、标准化抽象空间的诉求，一面是地方的在地特殊性──也在帝国赞助的制图学研究中反复出现。

所有的统治王朝都透过征服获得权力，但有些王朝比其他人更为公开的宣传这件事实。俄罗斯沙皇经常在公众奇观中，公开宣称他们的外国来源作为正当性的标记。自从斯拉夫的地方君长邀请瓦良格罗斯人（Varangian Rus’）为混乱之地带来秩序以来，俄罗斯的统治菁英一直都是外来者。彼得大帝强迫波雅尔（boyar）贵族学习源自于西方的激进新习惯，决意把他们拉进近代世界。凯撒琳二世借由引进她那个时代法国的世俗与感性的思想，以比较温和的方式来文明化她的子民。112 其他的王朝，例如路易十四的波旁王朝或者传统的日本天皇，可能都宣称权力是来自上天的“自然”选择。这些君主借着淡化他们外来根源，极小化那些令他们得以掌权的偶然因素。不过，明治天皇则在个人与行动上，结合了来自天照大神的传统与来自西方的新科技。113 在外来新路线与本土旧传统的光谱上，俄罗斯意识形态位在外来新路线的那个极端；明治日本的位置比较接近中间。

满清的公众形象位在这个光谱的哪里呢？在两端之间，但并不安稳。满洲人他们实际上是外来的征服者，那是无法隐藏的事实，但他们在汉人与中央欧亚菁英的面前执行公开的仪式时，总是刻意混合新的与旧的传统。皇帝的巡游展示清朝希望涵纳一切的目标，希望在单一事件中同时展示好几种文化意义。114 他们借着展示满洲、蒙古、外国朝贡者给江南菁英观看，刻意将文化混合。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必须以不同的文字传达讯息，但这些多重意义必须在视觉上一次同时呈现，另一个一举两得的范例。皇帝委托他人制作的地图同样混合内与外，旧与新，既采用耶稣会士全球座标，却又以北京为经度的中心。在公开流通的版本中，标数字的纬度线消失了，使得他们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地图绘制做法。这些混合的空间再现方式以和谐的表象吸引多重受众，但其实是采取了主动的文化作为，将截然不同的各部分结合在一起。

标志空间，同时也在建构今昔之间的公开界线，因而标志了时间。皇帝宣称史无前例的成就，根源于异于帝国多数汉人的军事征服与传统，但他们也将自身行动链接到源自古典的先例：采用汉文而非突厥文的地名、援引古代帝王的碑铭、骑在马背上还写下几千首诗的皇帝。但要掌握时间之流，还需要直接参与其中，主动制造历史才行。

第十三章帝国如何标志时间、撰写历史

十七世纪中叶，佩利松（Paul Pellisson-Fontanier）曾经提议撰写路易十四国王的历史，并且列出撰写的主要原则：“国王一定处处受到称赞，但未必要言词赞美，而是叙述所有旁人所见，他所做、所说与所想。叙述要客观公正，但要生动、有趣且激励人心，要避免表达变得像公开致词。为了取信于人，不应给与他所应得的壮观称号与颂扬；必须由读者自行咀嚼事件本身。”1学者马林（Louis Marin）在讨论佩利森的提案时，主张历史学家与统治者是在互相书写出对方，当统治者任命某位作者作为皇家喉舌撰写官修史书时，这位历史学者将透过叙事创造出皇家形象，再生产统治者的权力，并传播至超越其统治时代的界限之外。法国与中国的官修历史都揭露了叙事与权威的互动，因为每个行动者都有意将他的特殊技能转化成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这一章中，我将检视清朝如何透过生产边疆征服的权威纪录，像占据领土一样占领历史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与这本书前述的清朝在经济整合与政治军事整合的努力相当类似。如同前述，我承认帝国利用统一的叙事来包容多重土地与民族是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注意到整合并不完全。潜藏在表面下的多样性与矛盾，限制了帝国统合一切的努力。正如地方行政各地差异很大，市场交流在上层市场只有零星的联系，所以历史叙事不可能解决所有歧异或排除所有另类说法。

康熙的征战史

康熙皇帝在指挥作战时，就已经意识到自身历史定位的问题，从书写历史纪录之初就开始修改。前已提及，清代官员与皇帝建构的神话：天意已经注定噶尔丹败亡、皇帝早就已经预见敌人死亡、以及噶尔丹在绝望下自杀。这些神话压抑了清朝军事行动中庞大的后勤限制、难以预料的结果，以及对于清朝征服的有力抵抗等令人难堪的事实。官方改写噶尔丹的死亡日期，他们在历史纪录中巩固了三次成功征服的神话，省略了第四次、无用的远征。如我们所知的，康熙的两次战争胜利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消灭准噶尔国家。准噶尔让雍正皇帝吃了一次难堪的败仗，而且这个国家存活超过六十年。官修历史必须掩盖这些难堪的事实。2

在一六九六年八月，康熙皇帝回到京城后不久，就命令三个内阁大学士与翰林院编写征伐噶尔丹的详细历史，满文题名为“Beye dailame wargi amargi ba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i bithe”（BWNB），即汉文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QPSF）。3 满文与汉文版本都大概在一七一○年左右出版，各有五十一卷，并有一篇一七○八年皇帝写的序；汉文本是从满文本中摘录修改过的译本。另有一个一七七八年的新的汉文版本，被收在帝国大型百科《四库全书》之中。

满文“Bodogon-i bithe-i kuren”即方略馆，是编写这类官方历史的机构，一六八二年首度成立是为了编写平定三藩之乱（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的历史，书名为《平定三逆方略》，该书仅有汉文版。4 第二本战史以满文写成但并未出版，描述一六三四年战胜蒙古林丹汗，还有一六七六年击败布尔尼王（Burni Wang）的历史。 BWNB 与 QPSF 为首度以双语编写的战争史书，之后编写的史书也追随他们的做法，尤其是满文本“Daicing gurun-i fukjin doro neihe bodogon-i bithe”，即汉文本《皇清开国方略》，涵盖了一五八三年到一六三四年间王朝奠基开国的历史（该书在一七七四年皇帝谕令编修，在一七八九年出版），还有满文本“Jungar-i ba-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i bithe”，即汉文本《平定准噶尔方略》（在一七五五年开始编修，在一七七二年出版，共有一百七十二卷）。到王朝灭亡之前，清朝共出版了超过十套大型的战争史书，但只有 BWNB 与 QPSF 在书名中明白指出了皇帝个人在战争征服中的参与。5 动用三个内阁大学士的参与也表示该书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好几个编纂者曾经参与过明史的编修工程，很多人是在一六七九年中举，那一年清朝举办特殊的科举考试，刻意招揽明遗民参与。

方略（军事作战史）是一个新的清朝文类。尽管明朝也有先例，但清朝编纂的官方战争史书远超过以前王朝的规模。他们的目的是要将王朝的战争成就铭刻在作为王朝最终裁判员的文学传统之中。

BWNW 与 QPSF 涵盖了一六七七到一六九八年的历史，包括有汉文、满文与蒙文的版本。6 他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皇帝的谕旨以及大臣有关战争的奏折，还有来自噶尔丹、西藏第巴与其他参与者的书信。书中也包含很多皇帝个人写给儿子的书信，是皇帝在一六九六到一六九七年，第二次到第四次亲征期间用满文写的。书中并未包括所有的书面文献：例如清实录就包含了部分额外信息，但方略的信息则较为全面。除此之外，编纂者的评论则就关键事件意义，做出摘要与回顾。

高斯曼（Lionel Gossman）在对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中提到：“现在我们所熟知在历史或叙事文本中，论赞（discours，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与故事（histoire，事件的真实叙述）之间的区分，本身提供了一般常说的“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的重要条件：叙事者与读者分享了人物本身所没有的知识──因为他们站在行动者或者人物所处时代之外，知道他们所处故事的结局。”7 方略的编纂者们证明了他们清楚何谓戏剧性反讽，但其排除了一个例外人物，那就是皇帝自己。其他每个行动者──如反对远征的将军、不解天意的噶尔丹与他的追随者、不知自身命运而投降的蒙古人──都对所参与的过程仅有有限的理解。但他们的后见之明赋予天子可以预测每一件事的力量。

方略编纂的目的，是要创造永久的纪录来纪念清朝军事的成就。这部史书的实时性让它成为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就如前述，这套庞大的史书保留了矛盾历史细节（他们往往在重述过程中被移除），因此可以借此建构出另一种故事。但方略并非无所偏颇的资料集。所有来自噶尔丹的书信都经过翻译，以及汉文奏折撰写者与使者传达过程的中介。尽管如此，在没有原始文件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够部分地重建噶尔丹与其支持者们对于战争的看法。《方略》是历史重建的中间阶段，既非仅是档案的编纂，也非完全被修整过的叙事。清代的编纂者与官方赞助者将其建构为文本的纪念物，保证满清征服事业能在文学传统永久流传。现代历史学者可以基于不同目的来利用这批资料，因为它使得事件的多重阅读成为可能。

中国史家自古以来就将书写与权威密切链接。8 在十五世纪，永乐皇帝曾经将他的远征铭刻在石头与纸本之上：碑铭留存在大草原上，康熙皇帝经过时曾注意到。同样的，清朝统治者也以永久的形式记录下他们艰苦赢得的胜利，希望能够让国家的扩张置入文本的传统之中。

很多的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极度依赖这些编纂品做为研究资料的来源。在清宫档案大量出版之前，要讨论皇帝与高层官员有关军务核心决策的过程，《方略》通常是唯一可得的资料来源。方略馆，或谓军事档案办公室，可以接触高度敏感性的原始文献，而且其部分任务就是要编纂跟某些特定军事征服相关的材料。然而，尽管方略馆的主要任务是在征服完成后，出版官方所认可的征服历史，但方略馆并不是档案文献内容的中立传达者，而是事件的主动诠释者。它实际上是修史馆，站在第一线，将无限的事件之流转化为前后一致的叙事。9

许多学者只是刚开始将方略与作为底本的原始文献相比对，就已经发现档案纪录与出版文本之间，有不少重要的歧异之处，可以进一步挖掘。《开国方略》一书呈现的早期满洲国家的图像，实际上与最早期的满文文献所发现的内容很不相同。10同样的，历史学者乌云毕力格（Borjigidai Oyunbilig）已经针对 BWNB 与 QPSF 发表了惊人且细密的分析，他指出，满文文本使用档案文献的方式已经具有高度选择性，而汉文的翻译又进一步偏离满文文本的意涵。11 这些变动一般来说多半是强化皇帝的权威，包含移除令人尴尬或矛盾的历史细节、提高皇帝在征服事业中的角色，并贬损他的敌人的能力。编辑者有一共同的目的：荣耀皇帝的成就，说明他们具有远见的计划受到天意支持。

例如，乌云毕力格检视了《方略》如何使用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出版的六十一件满文档案，有关一六九六年十月十四日到一六九七年一月期间康熙远征的文件。他发现这些文件有六○%完全没有被使用，二十八%只有部分引用，有十一%使用了皇帝的谕令，而非相关的奏折。最糟的是，这些编纂者是基于预先设定好的目的来选择性利用这些文献。这些文件揭露了这次作战的非英雄性观点，因为最终并未达成任何重要的胜利，而且皇帝本人实际上花费很少的时间在军事准备上。皇帝的大部分活动，是热情地写信向他在北京的儿子说明旅行、狩猎还有与蒙古盟友的宴会。我已经说过，尽管这些活动真的有些正面的外交成果，特别因为他们让鄂尔多斯的蒙古人对于帝国的财富与慷慨印象深刻，他们却无法套进缺省好的“军事作战”这个范畴。因此，编纂者忽略而且操弄了文献上的证据，以便可以创造出皇帝主动参与战略性战争计划的印象。如同乌云毕力格所说的：“为了满足他们缺省的观点，编纂者不是忽略原始的谕旨，就是桥接、改变或者以新顺序排列这些文献的内容。如此一来，这些来自宫中原来仅是皇帝对自己狩猎与旅行活动的说明，就被操弄成皇帝‘军事作战’的‘证词’。”12

编纂者也伪造、扭曲了皇帝在作战期间所作重要决策的文件证据。噶尔丹一六九六年十二月曾派遣使者格垒古英向康熙议和。噶尔丹假意投降清朝，但实际上只想拖延时间并避开清朝在入冬之前的攻击。他希望可以在春天恢复军力并逃避清朝的追剿。乌云毕力格主张，康熙认真考虑了噶尔丹的提议，认为噶尔丹实际上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对前景绝望了。除此之外，康熙自己的军队也受困于严重的食物短缺，他也很忧虑在京城的情况。正是在这次的征服中，暴怒的皇帝甚至曾经发誓，宁愿啮雪也不愿意放弃远征，但因为军队的抗拒而最终失败了。康熙因此决定退兵，并给噶尔丹七十天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投降承诺。巧的是，噶尔丹并没有投降，而且皇帝在六十八天内将发动最后的决战。《方略》的编纂者改变了康熙与格垒古英的讨论内容与日期，以便让事情看起来像是康熙老早洞悉了噶尔丹的诡计，而且康熙对噶尔丹的最后攻击真的等到了七十天期限满了后才展开。13 原始的满文档案经过乌云毕力格的转写和翻译后，清楚地显示限制天子眼光的不确定性与局限。

当他们在编纂 BWNB 的汉文版时，编纂者改造这些文本的方式则更加意味深长。满文版本是小心建构的陈述，用以抬高专制统治者，并将荣光传达给未来的世代。汉文的版本则朝向更大的受众──汉族文人──不仅创造对皇帝成就的统一评价，也把他们安置在古典汉文学传统里。字汇的微妙调整，泄漏了满文与汉文在文化差异、空间组织与历史理解上的差距。

汉文版本与满文版本在一七一○年同时出版，而且有着同样的内容架构。14 一七七八年新版的内容可能引入更多的扭曲。在很多地方，编者透过删改皇帝的陈述，来最小化有关皇帝错误的描绘，如去除当实际上征服遭遇困难时皇帝却说“噶尔丹很容易击败”等部分，还有校正了皇帝对于时间与旅行距离的错误估计等。15 他们移除了更多，康熙并未全心投入军事规划，而是进行狩猎活动的，令人尴尬的证据。更有趣的是，在满汉观点的转换间，一些术语的变化。汉文术语在原本中性的满文词汇里面加入道德与空间中心的观点。满文文本有关使者与部落的描绘仅是“来此”（满文 jidere），但在汉文文本里面文字变成是“向内而来”。军队“出兵对抗”噶尔丹（满文 Galdan-i baru ibehe），在汉文文本里变成“进讨”。通常满文表示“来”的动词，都被翻译成汉文词汇“归”，而归是一个具丰富道德与政治含意的词汇，暗示原本对真正统治者不敬或叛乱的民族回到正道。这个词汇很常出现在边疆的地名中，例如清朝就将一个蒙古城镇“Koke Khota”（青城）重新命名为“归化城”。16

其他的空间术语也揭露了稳定与澄清帝国边界的一些努力。在满文指涉到旅行者经过军事哨所（满文 karun）时，汉文的文本常说他们通过“境内”。如同第十二章有关地图绘制的讨论所示，清朝的统治者整个十八世纪都致力于更清楚地划定边疆领域的范围。其中最有趣的是蒙古人族群身分渐趋固定化的迹象。在满文文本中指涉“所有蒙古人”（满文 uheri Monggoso）的地方，汉文文本则用“诸藩蒙古”。17 这个关键的词汇“藩”，在满文中并没有，本来是“围篱”或“护墙”的意思，然后延伸为指涉那些位在帝国边界并表示归顺清朝政权的人群。理藩院设立于一六三八年，将这些群体合并为清朝行政下的一个独立单位。理藩院指定了一个单一群体，并用他们自己的名字“蒙古人”称之，而蒙古人是与清朝中央有特殊依附关系的群体中之一。18

汉文的词汇也固定了蒙古人群中的差异。西蒙古或者厄鲁特包括许多不同的部落群体，他们的领导权和组成在十六到十八世纪期间变动很大。不同的学者对于噶尔丹崛起之前，那些部落构成厄鲁特联盟仍然有着不同看法。19 十七世纪蒙古人的编年史称他们为四卫拉特（Dorben Oyirad），这个词语可能反映了东蒙古的类似称号，东蒙古人是十五世纪“四十万户蒙古”（蒙文 Docin Tumen Monggol）的后裔。四卫拉特只是对西蒙古人的一般称呼，并非指涉部落中的特定分支。这个汉文文本，还有几乎所有之后涉及准噶尔的汉文记载，都使用“厄鲁特四部”一词，暗示有四支固定的、血缘世系上的部落氏族。同样的，满文与蒙文的 jasak，意指“指挥官”（来自突厥语的 yasak，表示“命令”、“指挥”与“法律”），被转变为汉文的“部长”，意指“部落酋长”。满清统治者当他们在扩张领土时，接着将他们所控制的未分化群体分类与整合到日益静态的范畴里。20

汉文文本也比满文文本更为鲜明的贬斥蒙古敌人，如汉文以动物意象将准噶尔放置在人类文明之外。噶尔丹撤退时，汉文文本说他“隐匿在巢穴”还有“抱头鼠窜”。柯娇燕曾主张这些帝国认同中的种族与血统成分只出现在乾隆朝，但实际上在康熙朝的编纂者所用的词汇已经让人联想到这些意象。21

当然，军人通常非人化他们的敌人，且指控他们胆小退缩。满文常常将狩猎与战争相对比。并把在满洲每年举行的秋狩当作军事作战的演习。然而，汉文词汇在蔑视中进一步加了贬损的意涵，因为移动本身就很可疑。如同牧人与其牲畜的不停移动标志着他与定居的农业劳动者的差别，带着笨重辎重的清军指挥官则污名化这些游牧军队最伟大的战术资产──他们能够快速移动──仅仅是胆小者的逃窜。

在文本特定细节上的变化，表明了清帝国扩张过程中的文化变迁。当它接纳更多的领土与民族时，帝国也将这个征服故事纳入更包罗万象的叙事之中。后来的作者利用康熙朝编纂者制作的文献纪录，以更为刻板的方式描绘帝国扩张的复杂过程。

如同这些评论所揭示的，清朝本身所留下的文献纪录是极端片面的征服图像。这些文献经过长期的过滤，从丰富的来源材料中萃取出极为一致的陈述，流传许多世代。这种对历史材料篡改是否会令所有历史都无可避免地染上偏见，包含我现在所写的呢？我前面章节中的很多叙事大量仰赖方略史书，但我已经尽可能地利用其他的原始资料来检查这些文献。还有，我也尚未使用北京与台湾的档案馆收藏丰富的相关史料。我们只能期待，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整合范围更广的材料与诠释观点，以便校正早期研究者的局限。在捕捉难以掌握的真实过去上，我们的历史永远只能是不完美的努力。

另外，尽管有这么多编辑上的操弄，方略文献并未诉说完全统一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不一致的成分来支持不同的诠释。尽管编者极力呈现出高度自信、一致的帝国意志，但是方略因为本身的丰富性，总是包含许多矛盾的信息。如同我在前面章节所做的，我们可以将作战重构为一连串克服几乎致命障碍的关键时刻，而非一帆风顺的胜利过程。此外，已出版的档案资料以及部分未出版的文献所建构的历史陈述，将比康熙的官员想要描绘的更为复杂。矛盾既存在于官方档案内部，也存在于官修的正统史书之外。

尽管如此，正统清朝叙事仍受到强力支持，继续流传。康熙的继任者生产了更大部头的官方操作过的文献“证据”，而且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延续此一传统。今日，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延续了这种奇怪的清代做法。该档案馆的满文处已经出版了康熙与雍正皇帝的完整朱批奏折，但不像台湾的档案馆，他们只有出版中文的翻译本，而没有原文的影印本。他们已将这些满文的文献翻译为古典的文言汉文，一种现在已经不使用的语文，而非创造学者可以使用的满文材料，然后附加现代汉文的翻译。即使翻译相当正确，他们仍然必须引入那些只能不完美地表述满文原文的中文词汇。乌云毕力格极端的结论是，除了作为满文原件内容的索引外，这些出版品对于学者来说“缺少利用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馆的中心，清代的翻译与编辑传统仍然持续着，这种做法相当悖离于近代文本研究与档案出版的标准。22

雍正与大义觉迷录

雍正皇帝不意外地，并未下令编辑任何方略。他对边疆扩张只算是勉强为之，他从未亲上战场，他不能颂扬自己是军事征服者。而且他也不想纪念他的政敌──他弟弟胤禵与父亲宠信的将军年庚尧──在西藏与库库淖尔的战功。他实际上压制了很多他弟弟远征拉萨的战役记载。23 在一七三一年他自己出兵准噶尔的努力以难堪的失败告终。

然而，这个皇帝仍然关心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他修正或者压制了康熙实录上的记载，以便移除那些有关他继位过程的疑虑。但雍正对于帝国历史身分建构最为长久的贡献乃是《大义觉迷录》这一非凡文本。此书在一七三○年出版，以便在曾静案的反满情绪爆发之后，正当化满清对汉人的征服。24

这个失意的湖南秀才曾静，是一贫困的乡村塾师，曾经狂热的搜寻晚明反清文人吕留良（一六二九至一六八三年）的著作，并发动了有勇无谋的反清计划。曾静的主张将吕留良对于满洲人的强烈意识形态攻击与雍正皇帝弑父杀弟篡夺皇位等谣言结合起来，并派他的门徒张熙送了一封信给雍正信任的将军岳锺琪，劝说他作为著名的宋代忠臣的后裔，应该推翻篡夺中国领土的满洲人暴政。岳立刻向皇帝揭露了这个谋逆案，并在详细讯问后，取得了曾静和他的门徒的供词。实际上的阴谋只有涉及几个遥远乡村的不满士子，他们还不曾有任何公开行动。然而，雍正考虑到不断有谣言质疑他的统治正当性，决定以曾静案来宣传他的统治权无可非议。他赦免了曾和张两人，并出版了他们的审讯纪录和皇帝的谕旨，将这部总共四卷超过万言的文本，题名为大义觉迷录。皇帝要求把这个文本传布到每一个县学，并规定如果有学生没有读过该书的话，将处分县学里的教谕。

曾静是一个无名小卒，但吕留良是个有名的浙江文人（也许思想称不上特别原创），他曾经写过很多有关宋明理学的作品。25 在满清征服之后，吕留良拒绝接受官职，但从未公开抵抗政权。吕留良的反满思想在拒绝仕宦清朝的明遗民中是常见的观念。反满思想并非吕留良思想的中心，但多疑的皇帝认为浙江地区的反满情绪特别流行，因此把他当作打击的对象。他对于吕的家族与其作品的严厉处置──剖棺戮尸、焚燬所有著作──与其对承认罪行的曾静与张熙之宽大赦免形成强烈对比。借此方式，皇帝一方面展示为严厉的法官，处罚吕留良侮辱自己父亲的大不敬之罪，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奖赏那些在其治下的悔罪者。

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曾静案背后的政治环境，但相对少人详细检视《大义觉迷录》本身的意识形态。26 《大义觉迷录》是皇帝本人的大胆努力，试图正面对抗并吸收整个汉人文学传统，该书引用了古典文本想要显示他的王朝正迈向盛世，并持续扩大其文明范围。雍正主要关切的是以军事、政治与文化的词汇将清朝稳固地确立在正统王朝的系谱之中。但雍正的文本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陈述，而且密切关联于他和前朝皇帝统治下的特定的军事、政治与制度性的成就。

这个文本清楚呈现了两种统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比：种族主义与文化主义。27 曾静和明遗民引述古典文本，主张华（汉人）和狄（北边野蛮人）就像人类和禽兽之分，不是统治者与臣民之分。因为华人在中土出生，他们是文明的，但蛮人来自边陲，所以他们拥有完全不同且不可相容的性格。既然华和狄不能共存，那么华人赶走野蛮人是当然之事。根据曾静的说法，儒家相信在中国创建国家的目的是要保护文明免于毁灭。

皇帝主张的刚好相反：人群之间的差异是根据他们的文化所决定的，不是根据他们的地域或血缘世系，那些在中原以外的人可以被文明化，因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就在于维护君臣关系。明朝之所以败亡是因为汉人反叛其君主，而满洲人实际上承继天命，解救汉人免于文明失序。所以他们是正当取得权力的，就如同蒙古与其他过去的征服王朝一样。

皇帝的文本不仅驳斥了曾静和吕留良对于满洲人统治正当性的攻击，而且列举出所有民族都有权统治中国的广泛的论据。孟子不是说圣王舜来自东夷、文王来自西戎吗？文明已经从核心播散开来逐渐涵盖更大范围的地方：在过去，湖南与湖北是不受中原控制的地方，但他们长久以来已经转变成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清朝已经透过终于将蒙古人编入帝国统治下，将这一文明扩展到其可达的尽头。

皇帝诉诸的基本的天理原则是，有德者方能统治天下，而德是任何只要实践仁慈与正义者就能取得的德性。满洲人统治之所以达成大一统，因为这个国家的仁慈统治者获得了内外人民的忠诚爱戴。清朝的统治奠基于广泛的空间观，其缺省道德意识领域将不断扩张到更大的地区。雍正攻击他的批评者是“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他们仅是追求私利而否定大多数人的福祉。28

雍正最大的关切是需要克服“此疆彼界”这样的领土边界意识，这威胁到帝国的统一。正如同他攻击地方官员阻碍米谷跨越省境自由流动那样，他也攻击华狄之分那种严格区分文明野蛮的观点。在皇帝的眼中，新帝国的广大与扩张中的边界，确保了帝国各民族牢不可破的统一性。他把文明的权力密切链接于军事和行政上的统合。29 连最伟大的汉唐王朝，都不曾成功地消除来自西北边疆的威胁。只有清朝终于能够消除族群划分，因为它把所有的民族都纳入了控制。意识形态地说（尽管实际上还不是如此），所有的蒙古人现在都已经是属人的、文明领域的一部分，自从他们加入了旗制并与清朝联盟，也就是“归版图”之后。

雍正收录在《大义觉迷录》的上谕是在一七二九年发布的，他那时候还没有遭受在蒙古的难堪失败，他仍可合理宣称帝国在持续扩张中。对于库库淖尔和西藏的干预已经带给这个帝国广大的新领土，而且一七二九至三○年的时候，准噶尔这个残存的蒙古人据点似乎很快就会降服。和俄罗斯的贸易条约已经稳定了双方的边界，并且在朝贡贸易的伪装下创造了定期的商队贸易。最近的事件发展似乎证明雍正的历史观点很合理。

雍正的扩张意识也相当依赖于康熙的成就，而且他也希望自己的统治与父亲之间紧密相连。他声称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赈济饥荒、减免税收、修筑水利，并且努力根除腐败。尽管雍正实施了一些自王安石以来最为激进的内政制度改革，他的意识形态陈述倾向于连续性，淡化实质的变动。

然而，德性并不能抹消人们之间的差异，满洲人仍然是满洲人，内外的区分依旧存在。雍正愤怒地驳斥准噶尔的满洲人是“蛮子”的观点，那是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用来指涉南方汉人所使用的词汇，他说：“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满洲人可自傲于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地位，他们的家是在长白山脉。雍正并未尝试用一个普遍的文化模板来抹消所有的差异，他继续了康熙以来的计划：将边疆民族固定在特定地方，拥有特定身分。乾隆更为系统性地继续了这个过程，但并没有明确的断裂。30

曾静主张清朝前八十年展示的失序状态就如同元朝的早期一样，而且清朝就如蛮元一样注定很快败亡。雍正为蒙元的纪录大力辩护。31 元朝是由像满人一样的“外来”民族所创建的，同属合法王朝之列，但清朝将会以其长久与兴盛超越其成就。在掌握时间与空间上，清朝延续但也超越其先祖，而且征服王朝与汉人统治王朝同样都属于相同的传统。

曾静曾经指控满洲人从明朝手中“窃取”权力，但雍正反驳，应该是相反，满洲人已经代表明朝向李自成的叛军复仇，而且为明朝“雪耻”。皇帝（错误的）主张所有明朝的官员与兵士都乐意支持满洲人进入中原，而且（比较合理的）所有人民都从新征服者的统治下获益。因此，在曾静和明遗民强调明和清尖锐的时代区分之处，雍正努力诉诸文化连续性与恢复的意象来克服毁灭性变动的感受。秩序恢复是很重要的过程，胜过语言与种族的区别。

但并不是所有人类都值得加入人类的共同体之中。大义，是决定人与禽兽最重要的差异，而最重要的义行是根据政治稳定来定义。32 在五伦里面，君臣之分是最基本的：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33

由于雍正聚焦在服从的需要，而对这些普通儒家原则采取高度威权与政治化的解读，他挪用了孔子有关非汉民族最具争议性的说法，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在《论语》里面，孔子谈到了蛮夷君王和那些中原君王的对比，说道：“狄地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个句子有两种对立性的不同意义。魏礼（Arthur Waley）将其翻译为：“东边与北边的蛮夷已经有了他们的君王，他们并非像我们中国一样处于衰颓状态。”白牧之（Bruce Brooks）与白妙子（Taeko Brooks）则把它翻译为：“夷和狄有统治者不等于那些没有君王的诸夏。”34 后面那个翻译是比较传统的解释，强调了外来民族的劣等性，即使他们的国家颇有秩序。在诠释上的关键差异在于“不如”这个字眼是翻译为“不等于”还是仅仅是“不像”。

但雍正对这个句子的诠释，是为了要证明好政府的优先重要性：“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而“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有德的政府与地域之内外无关。35

雍正的意识形态赋予所有民族道德自由，但假若他们违背了他认为的良好行为，他就会施予严厉惩罚。明朝的官员认为所有的蒙古人与自然力量无异，是超越他们所能控制的存在，但清朝的统治者提供他们机会可以透过加入满清大业而成为“人”。对雍正来说，喀尔喀蒙古登录进入四十八旗中证明了清朝价值对所有族群开放。政治认同的“向化”表示他们承认了清朝皇帝为天意的真正代表，就像明朝的官员同意侍奉清朝是一样的。

然而任何背叛清朝统治者不值得被称呼为人，他们与禽兽无异只能招来毁灭。雍正一再使用禽兽意象的词汇如蚁、蜂、犬、蛙、狼等来描绘曾静和他的支持者。在皇帝的眼中，天意必然会将他们从世上抹除掉。就像康熙的吸纳与剿灭的概念，雍正根据是否臣服于天意来区分他的世界中，那些人值得存在、那些不值得存在。

雍正的意识形态展示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就像喀尔文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他将一个无法阻拦的超人过程和有关个人责任的紧密检视结合在一起。假如错误注定将受到惩罚，为什么还需要大张旗鼓来根除他们呢？为什么需要针对大动作对付少数贫困遥远乡村塾师？雍正在这里显露了他对语言力量的深刻尊重。他知道“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36 满洲人从一个小部落开始惊人崛起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不是来自战略上的成功，而是主要来自道德。雍正在这里很明显偏离了他父亲的经验。康熙从来没有看轻在军事上谨慎计划和统治者密切参与的重要性。然而，雍正对这些事务保持距离，他也将道德力量与特定地景和战争保持距离。道德变成一种普遍潜藏的“势”，会在更大的潮流中显现。统治者的语言通过他的谕旨传达出去，那种力量可以超越后勤、天气、领土与战争迷雾限制。37

但是假如话语是最终的武器，其他人也可以动员它们。雍正引述了孔子对“佞”言的攻击，强调那些口舌流利者可能误导无知的人。曾静和吕留良都是奸狡的舞文弄墨者擅长“御人以口给”。38 其他人很可能掉进他们的圈套，雍正知道关于他毒死父亲、虐待母亲还有屠杀兄弟以夺权的谣言。这些暗中的攻击，比起残存蒙古国的公开抵抗对他更具威胁性。匿名的揭帖攻击曾静是投降清朝的“走狗”。39 曾静和吕留良的论述，可能被雍正（已经入狱或流放的）兄弟们的支持者所用。回首过去，皇帝宣称，我们知道三藩、察哈尔汗、噶尔丹、库库淖尔还有西藏人都因为天意，而“转瞬间灰飞烟灭”。40 但往前看，皇帝还看到很多敌人、权威不稳固，需要施加严厉与独断的统治语言。

乾隆的准噶尔蒙古史书

一七六三年，乾隆皇帝命令编纂准噶尔蒙古的通史。他要求官员收集所有的蒙古人世系族谱还有汉文的官方文献，以便记录完整的历史。就在准噶尔作为一个民族被消灭之后，清朝的文字机制已经立即准备创建他们的最终历史，正如同每一个中国王朝都会书写前朝历史的官定历史，然后销毁所有的纪录。皇帝命令下所蒐集的每一个蒙古系谱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还留下来。再一次，胜利的王朝统治者几乎成功地抹消来自历史纪录中的替代性观点。

准噶尔历史是皇帝谕令编撰的第一部，有关新征服领土的信息汇编，其他包括一七六六年出版的《钦定西域同文志》是地名与蒙古系谱的多语言版本的编纂、一七五六至一七八二年编纂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是突厥斯坦的一部方志、一七七九至一七九五年编纂《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为蒙古和突厥斯坦贵族所编纂的三种语言之传记、一七九○至一八○五年的《职贡图》是包含超过三百张彩图的朝贡民族的图录，有满文与汉文的图说。41 所有这些作品提供了十九世纪的官员和学者重要的信息来源。例如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七年平定回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年轻时就查阅过《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2

皇帝下令编纂的《准噶尔全部纪略》在一七六三年出版，皇帝声称他有权利创造准噶尔的历史记忆：

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43

他追溯了从明朝卫拉特到噶尔丹之后的历代准噶尔首领，在这个文本中，比起之前的战争时期，已经掌握蒙古系谱的皇帝，对准噶尔首领之间复杂的亲属关系已经有较为清楚的信息。相反于缺乏社会链接的纯粹“匪徒”，准噶尔人现在可以被看成有着特定身分认同的民族，可以根据其系谱来定义。他们也有固定的行政结构。乾隆仔细的把这个部落分成二十四个鄂托克（otoq，直接依附于汗的氏族），二十一个昂吉（anggi，依附于首领的氏族）、九个集赛（jisai，支持喇嘛的氏族）。每个氏族都仔细地列出所属家户数目和宰桑（大臣），形成一个总共约二十万户（帐篷）或者六十万人合为一个“民族”（nation）。皇帝也描述了这个帝国的财政结构，指出准噶尔汗征税的对象包括二十四个鄂托克、乌梁海蒙古以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与和田等四个穆斯林城镇。乾隆结论时将准噶尔的历史纳入王朝衰败的普遍模型中，引述了汉朝学者贾谊对秦王朝衰败的描述：

语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败之而有余，吾于纪准噶尔之事益见其不爽。贾生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虽夷狄之有君岂能外是道哉。44

这个文本使用古典汉文的宗族与行政层级概念来将准噶尔国家的变动历史纳入静态的模型中，赋予实际上不断变动的联盟组合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结构。本地蒙古氏族的区分经由汉人的分类镜片的转化，变成臣服与宗族关系的固定关系。将部落分类是为了掌握定义上的霸权，但那只有在击败他们之后才有可能。相对的，蒙古的编年史并没有提供每个氏族的人口数，也没有将它们整理成一致的阶层。就如前面讨论过的，学者们直到今天仍然对蒙古氏族的确切词汇与关系有所争辩。即使准噶尔已经消失，清朝的历史学者还是需要将他们纳入遵守历史普遍法则的民族。

由傅恒编辑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七五五年皇帝委任编纂、一七七○年编辑完成，共一百七十二卷，该书是清朝编纂的最大一套的官方征服史书。该书涵盖了一七○○到一七六五年的征服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从最小的外交事件到最微小的后勤细节。那是乾隆朝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中的其中一个，这些学术成果的顶峰是一七八三年编纂的三万六千卷四库全书。很多一流考据学者，像是朱筠就参与了两套书的编纂。45《平定准噶尔方略》也成为四库全书的一部分，与其他的古典和历史文献一样，加入了一连串正当化自古以来帝国征服的正统历史之中。

方略的第一章创建准噶尔汗位的合法继承谱系，在清朝的眼中那代表有权利向其朝贡称臣者。根据这一系列，准噶尔发源于元朝的阿鲁台部落，后来汉文称为厄鲁特，源自于蒙文名称“Ölöd”，作为卫拉特或着西蒙古的一部分，他们向明朝朝贡，也经顺治皇帝册封。在清代初期，他们的首领是库库淖尔的顾实汗。然后狡诈傲慢的噶尔丹兴起成为其首领，他侵略了藩属喀尔喀的土地造成了苦难与混乱，直到他被康熙皇帝在昭莫多之战击败，而后服毒自杀。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因为皇帝的仁慈而继其位，但因其狼子野心而攻击了哈密和西藏，杀害了拉藏汗，且纵放罗卜藏丹津逃避惩罚。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续他的邪恶行径直到雍正皇帝在额尔德尼召击败他。（雍正皇帝在一七三一年的败仗没有被提及）准噶尔首领恐惧的投降，准许皇帝固定其疆界并撤军。噶尔丹策零遣使朝贡并被准许在划定的边界进行贸易。但是继承噶尔丹策零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更加残暴，导致了喇嘛达尔扎的反叛“篡位”，而后达瓦齐继续旧有侵略性的蒙古策略。准噶尔人苦于不断的内乱直到阿睦尔撒纳在一七五四年投降。阿睦尔撒纳后来反叛了，然后这个文本描述了对其发起的军事讨伐以及阿睦尔撒纳逃窜并死于俄罗斯。俄罗斯遵守了条约中遣返逃犯的规定，送回了阿睦尔撒纳的骨骸，并最终确立了在边界地区的和平，在镇压了大和卓波罗泥都、小和卓霍集占之后“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斯坦及塔什罕诸回部，莫不喁喁向化”。“不逾五年拓地远逾万里，取荒裔若庭户…北斗以北西濛以西，悉主悉臣罔有内外，开辟以来未有懿烁隆茂若斯之盛者。”46

这段引言从皇帝的观点概括了清朝从一开始的扩张史。当中缺省了蒙古部落不可阻挡的臣服过程，将为所有民族带来和平与繁荣。只有残暴、好斗与有野心的准噶尔首领，阻碍了和平领土的扩展。官方记载责怪他们所带来的失序，并把清朝军队的征服看作是对边疆地区混乱的不情愿回应，抹消了清朝挑起冲突与清朝军队战败的证据。显然作为康熙皇帝亲征历史的续作，方略将乾隆皇帝的成功与其祖父的成就链接起来，同时坚称他的事功已经超越所有前任皇帝的成就。

乾隆皇帝的《方略》仍然是一份重要的资料。《方略》的内容比《清实录》详细的多，且包含在出版档案中未见的信息。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是一个高度选择性与偏颇的资料，就像之前康熙皇帝的方略一样。乾隆知道他已经完成了由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所开始的计划，最终消灭在大草原自主的蒙古政权并在中央欧亚创建稳定的边界。现在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他可以安排官方框架就定位。康熙的编纂终于噶尔丹的死亡，这支持了皇帝作为一个战士与和平缔造者的形象。但结局仍然是开放的，因为准噶尔作为一个民族仍然残存着。而现在在乾隆皇帝的手中，就如这本方略的书名所宣称的，整个准噶尔“国家”（nation）已经被平定了，在历史记忆中被固定为一个“伟大民族”（great people），其在天意之下族运已经终止。准噶尔就像灭亡的王朝一样，值得载入史册，不过是依照胜利者的方式。他们变成乾隆皇帝声称有权统治广大中央欧亚广大领土的工具。如同乾隆皇帝赋予满洲人固定的时间与地方，他们有清楚的身分与在满洲长白山脉的起源地，他也把准噶尔放在领地之内并定义他们存活的时间范围。当准噶尔民族消失之后，中央欧亚的其他民族就转而向化，并加入文明的领域，不是成为帝国行政的一部分，就是变成定期朝贡的民族。清朝官方的史家以皇帝为名，借由描述准噶尔起源的系谱，还有重新叙述其消失的征服史，将另一个民族涵纳进全面的时间凝视之中，就如同他们已经全面测绘了帝国的空间那样。乾隆的史家奠定了所有后来历史建构的基础，他们笔下的蒙古人，必然、本质且永远属于中国帝国与民族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也可以用有别于编者的方式来解读这部《方略》。《方略》的边纂以皇帝为中心，包含了皇帝与战地官员的大量通信资料。他们把准噶尔看作叛徒，应该加以“剿灭”，一个征伐接近尾声时频繁被使用的词。尽管有先入为主的解释框架，但这些信件也为日常的不确定性提供绝佳的理解，表示结果绝非事先决定。乾隆一再的攻击他的将领们过于胆怯，不敢快速前进扫除所有叛军。他并不考虑影响军队进攻的后勤限制，也不准将领们提出任何借口。但在方略中有许多的信息，可以让我们计算要让这些作战成功，需要多庞大的军需供应。关于扭曲的问题，这么庞大、卷帙浩繁的一套书，难免会有关于征服过程的歧异陈述。不过想要确定方略省略了什么还有其如何窜改原始史料，需要广泛的档案调查才可能。但这个非常系统性与大规模的编纂过程本身，虽然由能干的学者所主持，仍然保证会有与统一的官方观点不符的材料存在其中。虽然四库全书压制了那些关于满洲国家起源的“不符规范”文本，但即使是那些被认可的文本，仍然不会仅诉说一种声音。47

来自边疆的观点

满人官员七十一在一七七七年的《西域闻见录》一书中，提供了从边疆人群看待征服的观点，与帝国中心相当不同。七十一在一七五四年考取进士功名，在突厥斯坦担任负责谷物供应的低阶官员。他栩栩如生的叙述了在噶尔丹策零死亡之后，准噶尔汗位继承的斗争过程，描绘那些与清朝在中央欧亚接壤的国家，并且重述了清朝与阿睦尔撒纳、小和卓霍集占、大和卓波罗泥都的战争，还有土尔扈特的回归。他在书中以笔名椿园当作评论者，反思他写下的记载所佐证的一般原则。48

七十一笔下的地理信息非常广泛但含混不清。他详细讨论了在中央欧亚主要城市还有那些民族的习惯，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安集延、兴都斯坦、喀什米尔、鄂图曼等。他的讨论包括这些民族极为大量的细节，显然用了多种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旅行者与使者。这个文本比起其他那个时代的地理书籍，包含较多有关中央欧亚的资料。魏源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以中国第一本广泛描绘海外欧洲土地的书籍而闻名，但七十一的记载反映了清代稍早，在收集大陆边疆的西方土地信息上同等重要的努力。魏源、何秋涛还有其他研究西北边疆地理的学者，都仔细研读过七十一的作品，使用其中的信息并修正错误。何秋涛认为七十一的新疆知识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应该是相当正确的，但他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尔扈特还有鄂图曼帝国的描述则相当混乱，根据的是道听涂说。魏源的《圣武记》，实际上大量使用七十一的记载来讨论清朝在西北的战争。七十一的记载混合了错误信息、传说与特定的细节，揭露了清朝才刚要探索、中央欧亚广大世界的模煳轮廓。七十一的文本，不同于国家赞助的系统性学术编纂成果，反映了边疆人的个人观点，他从个人的日常经验，而非从官方的文本中捡取有用的知识。

例如他知道有一个女人（凯萨琳）是统治俄罗斯的“女汗”，但认为女性已经统治俄罗斯七代，许多统治者在掌权几个月后就被杀害。当女人统治俄罗斯的时候，他认为男婴都会被杀害以免他们继承王位。49 七十一并不是完全偏离事实，因为实际上彼得大帝死后有四个女皇统治过俄罗斯，而且有些男性沙皇的统治时间很短。

他对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战争的描述也混杂了事实与幻想。在他的了解中，俄罗斯过去是鄂图曼帝国的一个属国，但在一七五五年之后“白汗”（沙皇）拒绝纳贡，然后两个国家打了一仗。俄罗斯大败，损失了二十万人，而且必须提供贡品和童男童女五百名作为谋求和平的人质。沙皇召集更多军队，要求土尔扈特蒙古的协助，这引发了他们逃离俄罗斯的领土回到中国。这个描述可能反映了俄罗斯为了与鄂图曼帝国的战争，在一七六八年对于土尔扈特的人力征敛所造成的冲击。50 七十一可能将莫斯科与蒙古人在十四世纪的朝贡关系，误认为鄂图曼帝国。鄂图曼的确在一七三七年击败了俄罗斯与奥匈帝国，但他们在一七七四年的战争则大败于俄罗斯。这里提到的年轻人质可能反映了一个扭曲版本的德夫希尔梅（Devshirme，译按：土耳其语的“征募”），指鄂图曼帝国使用基督徒（大部分从巴尔干捕捉到的儿童）从事军事活动。

七十一知道鄂图曼帝国（他称为“控噶尔”）是中央欧亚最大的穆斯林国家。51 他评论道：“控噶尔人唯知天地日月，无神圣仙佛之说，盖西北则咸天主之教矣，至其国富民殷人无诈伪，仁而戒杀，故人亲其上，无敌于四国，孟子曰仁者无敌，固不在华夏戎狄也。”52

他清楚认知到特定的伊斯兰一神论，就像天主教一样只承认单一的“天主”，而且他定位鄂图曼是在传统的人群分类之外，既非华夏亦非戎狄。他认为俄罗斯在军事上是衰弱的，而鄂图曼的力量与财富则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七十一的观点比较符合十七世纪的鄂图曼而非十八世纪，十八世纪时鄂图曼帝国的力量正在衰退，而俄罗斯正在扩张。但他的信息经过中央欧亚的中介者传递，所传递的较多是持久的传说，而非刚发生的历史事件。他整本书中都使用中央欧亚的词汇来称呼政治领导人，称呼俄罗斯沙皇和鄂图曼苏丹都为“汗”、称他们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为“阿奇木伯克”，还有称鄂图曼的臣民为阿拉巴图（albatu），等同于中文的奴仆。七十一住在边疆使得他的地理知识范围，远超过传统中国人对与关内塞外的理解。他知道中央欧亚多重地景所包含的领域与民族，他们的身分挑战了任何传统的分类图式。

七十一是他国家军事征服事业的忠诚捍卫者。他认为阿睦尔撒纳是一个特别“狡诈残忍”的首领，有着欺诈人的“狼心”，他已经带给准噶尔人罪有应得的大灾难。但他对于准噶尔崩溃原因的诠释，非常不同于官方方略和皇帝的谕旨所呈现的观点。他知道在康熙与雍正的主要军事征服后，“虽多歼戮，亦未能剿灭”。53 相对于康熙与乾隆的对于噶尔丹的败仗异口同声的得意洋洋，但七十一从来没有声称噶尔丹自杀，而且他非常清楚准噶尔的权力在康熙征服之后仍然持续很久。

七十一对准噶尔末年生动的叙述，集中在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后继人选之间的对立。而在七十一的描述中，在阿睦尔撒纳死后，准噶尔人继续导致动荡不安，令清朝皇帝震怒，他命令整批屠杀男人、女人与小孩总共约一百万人。清朝的军队不留情地追踪所有逃难者，甚至追到遥远的山谷，以便确保整个准噶尔种类都已经被消灭。把准噶尔的大屠杀定在阿睦尔撒纳死后，与清实录和魏源的描述不同，而且膨胀了被杀害的数目到一百万人而非魏源的六十万人。七十一的描述给予我们清朝征服所导致的毁灭，最为鲜明的版本。54

在化名“椿园”的评论中，七十一仿真了方略编纂者的角色，在收集的文献材料最后加上个人的感想。椿园对于历史变化原因的观点与方略编纂者的观点有非常大的差异：

椿园氏曰：开国承家盛衰存亡之数，夫惟人心之故耳，仁慈强暴旨趋不同，莫不以得人为本。夫以准噶尔之强，其人殷富而勇悍，其地广大而险阻上下，辑睦势总力，一恃其强大，四处为患，及其败也，天兵势拉如拉朽，以百万之众万里之地，不一二年间诛戮几无孓遗，岂独天厌其种类哉，亦窜逆相循，人心弛散不能合一之故也。55

在七十一的观点里，准噶尔确实强大残暴且有威胁性，但他们并非注定要灭亡。他们失败是因为人心已经弛散无法合一，不是因为老天已经注定他们的败亡。仿佛预测到魏源与十九世纪的改革者的想法似的，七十一泄漏出对所有军事强国还有统一国家的某种尊重，不管他们是否属于“文明的”中国领土。他担心因为权力争夺与个人野心导致的内部的分裂，会瓦解了这个国家抵抗敌人的能力。乾隆皇帝因为深入的战略认识而的到应有的评价，超越了阿睦尔撒纳狭隘的与反复不定的野心。但七十一并没有沉溺在拼命赞扬天意的不可违抗，他承认个性会把事情以无法预期的方式推进，而且很多必须受制于突然的运势。

最令人惊讶的是，七十一对于土尔扈特回归的公开反对：

土尔扈特之在当日窜身无所，俄罗斯与之额济尔肥沃之地的以休养生息，例如鸟焉卵而翼之矣，安享几二百年。传至乌巴锡拥众百万牲畜满野，俄罗斯遇有危难，及匍匐救之亦义不容辞，倾听舍楞之邪说，而包藏祸心欲占中国之疆界，弃久安之业逞不测之谋，涉沙碛不毛之地，履虎狼残暴之乡，以致种类几无孓遗。岂独其谋之不臧，抑亦天厌之矣。56

尽管皇帝已经决定欢迎土尔扈特回归，拒绝了边疆大臣的提议，但七十一怀疑他们的动机以及这么作是否妥当。他们的文献肯定了，一开始土尔扈特仅希望重新占有准噶尔族的土地而不需投降于清朝。在七十一的想法里，臣服于俄罗斯的土尔扈特，对沙皇的忠诚应该优于族裔的考量。他们回归清朝以避免俄罗斯的协助要求，表示他们只是自利的小人，他们请求清朝的协助对他来说，只是侵占原来阿睦尔撒纳领地的借口。

在边疆的将军们对任何新来到边界的人都有所怀疑，比起在北京的官员他们有更立即的安全考量。但是七十一也表达出比较靠近王朝初期，更为传统的忠诚观念，对立于乾隆新固定的那种认同。在七十一的想法里，忠诚是可以选择的并值得予以尊重，且无须考量原来的族群归属。身分并非出生时给定的，也不是绝对，但一旦人选定了他的忠诚对象，他就应该忠于它。相对来说，乾隆欢迎土尔扈特回归，把他们视作蒙古民族失去的成员。他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们与西蒙古的血缘归属，但七十一认为道德上的承诺应该优先于部落身分的归属。

即使在十八世纪晚期民族标记日益定型之时，边疆官员与宫廷之间，基于不同的历史认识，对道德自主性的想法并不相同。一种看法是，民族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仅仅承继它；另一种看法，作为一个被决定的“部落”或者“民族”的成员，其绝对身分则显示了天意。七十一也跟皇帝一样相信天意。他的叙事凸显了土尔扈特有短时间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但在他们选择俄罗斯之后，他们不能再度改变忠诚，否则天将会惩罚他们的背叛。与正统政策相较，七十一并没有将土尔扈特与清朝永久绑在一起，而是承认选择的角色。作为身处边疆的满洲人，他比关在北京的皇帝更接近中央欧亚世界。

游牧编年史

汉文与满文的官方历史书写系谱的顶点是魏源的《圣武记》，该书整合了军事征服、天命与皇帝德性（参见第十四章）。而其他替代性的陈述是否可能胜过，受到强大制度性力量所支持的知识巨擘呢？蒙古人便在清朝的史馆的控制之外，维持家族编年史的传统，他们对历史变迁的解释也与清官方作者十分不同。西藏的传记作者也以特殊观点来处理清朝的征服议题。我们可以透过检视这些非官方的书写来丰富我们对征服的理解。

蒙古人的历史书写源自于《蒙古秘史》一书，是成吉思汗世系的家族史，写于公元一三二四年。57 在元朝衰落后，蒙古人继续在边疆的学校里书写，明朝也在一四三一年赞助了一本四种语言翻译的佛教语录经，但大部分的家族编年史都在十五世纪东西蒙古战争的时候毁坏。一七三五年编年史家罗密悲叹：“在我们蒙古撤退到中国的边界外之后（一三六八），因为我们陷入了卫拉特所造就的混乱，所以我们失去了留存的家族系谱资料。”58 在十六世纪中叶，蒙古历史书写的复兴从鄂尔多斯开始，然后在十七世纪扩散到察哈尔、东蒙古与喀尔喀等地。因为藏传佛教被重新引入蒙古，历史书写也在旧的家族焦点外加入新的教派历史面向。这种影响首见于一五七九年一份链接俺答汗与成吉思汗世系的文本，也称呼他为“转轮王的化身”（Incarnation of Chakravarti）。林丹汗全力护持佛教，包括将一○五五部佛教经典翻译成蒙文，让藏传佛教根植于蒙古文书写文集之中。十六世纪晚期的《白史》（White Chronicle；蒙文 Chaghan Teüke）是第一部提出“蒙古君王与西藏和印度君王的神话联系”的历史作品。59 最有名且最有价值的早期编年史是一六五五年的《蒙古黄金史》（Golden Compilation；蒙文 Altan Tobci），将十三世纪以来的蒙古资料与藏传佛教教派历史结合成完整的叙事。《蒙古源流》（Erdenyi-yin Tobci）成书于一六六二年，当时多数东蒙古已经投降清朝，则被认为是“典型的”蒙古史书。作者描述蒙古统治者是神话中的印度国王的后裔、佛教传入西藏，又传入蒙古人之间。链接了印度、西藏与蒙古的统治者，这部书的主题就是不断的转世与化身。作者采用蒙文、藏文与汉文的材料，但整部书仍然独立于清朝的观点。

在满清击败噶尔丹，且将喀尔喀蒙古完全纳入旗制后，蒙古史书写产生剧烈的变化。理藩院支持以蒙古文书写倾向满清观点的历史，并借以正当化蒙古人的归顺。就这样，喀尔喀与满洲人冲突的混乱年代几乎不再被提及，编年史家将满洲人看作秩序的真正维护者与佛教保护者。林丹汗不再被看作可敬的佛教赞助者，他们把他描述为邪恶的叛徒。蒙古编年史一点都没有提到在清朝统治下影响蒙古人的重要社会变化：贵族自主性的丧失、日益陷入债务负担、社会崩解与经济停滞。这些沉默就像福尔摩斯怀疑狗为什么在晚上不叫一样，反而揭露了很多投靠满清的蒙古人的观点。60 但即使在倾向清朝的蒙古人中，也可以发现替代性传统的痕迹。像《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就由旗人将军罗密在一七三二至一七三五年所撰写，61 原书以满文和汉文书写，但这些版本现在已经遗失了，只有一八三九年发现蒙文译本。罗密撰写的资料主要来自家族编年史传统，从成吉思汗到他在世的年代都未曾中断。他哀叹十五世纪期间有太多文献流失，他只能大量依赖较早的编年史资料，但他的书是第一个提到昭莫多战役的蒙古史书。而且他一点都没有提及藏传佛教教派的历史。罗密作为一个东蒙古贵族，他感谢满洲人解救蒙古人免于内乱，他写道：

我们蒙古民族曾经衰落而又复兴；我们过去分崩离析但现在重生了。这实在是因为皇帝陛下的美妙仁慈[蒙文 kesig]。然后老天在上协助那些在我们领地里面的人，使我们得以重新回复我们祖先的知识与优点。假如这些没有发生的话，在林丹汗到雍正之间长达百年的混乱之后，很多部落里面强者将压迫弱者，而且族人们将会互相杀害。我们想起带着深深[感谢]，在我们深切苦难期间，皇太极与康熙仁慈与同情地一再给我们大量的协助。62

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提到：“当然不论就书中极端认同帝国恩典的程度，或者从极端忽略成吉思汗作为蒙古贵族与人民恩典施与者来说，罗密都不是典型的蒙古史家。”但他的编年史只是类似记载中的极端案例，其他记载也显示了：“回报在上位者恩惠”的修辞，“从十八世纪开始在蒙古人的生活中，不管是政治或者家庭都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63 “报”（回报父母或者上位者的恩惠）这个来自汉人的核心概念，经由皇帝的布告与非官方的出版物被有意的翻译进入蒙古文化中，成为链接两种文化的共通语言。

相对于法夸尔与柯娇燕，他们两人都主张满洲人统治者对被统治的不同民族，使用非常不同的正当化词汇，艾骛德的研究显示，来自某一政治传统的文化概念可以流进另一个文化。清代的正当化实践，透过将个别传统的某些部分与另一传统的相似成分链接起来，可以部份跨越文化的边界，而满文通常是桥接汉人与蒙古人理念的桥梁。例如《三国演义》故事的满文译本，还有帝国赞助的关帝崇拜（他是以忠诚回报皇帝恩惠范例），都证明了此一链接。在蒙古，关帝变成是对格萨尔王的认同，他是西藏与蒙古传说中的史诗英雄。这些相互链接的文化项目，对于官方与民间如何理解纳入帝国的意义，创造了共通的连带关系。艾骛德总结：“努力想要把内亚语言基于主仆关系的忠诚观念，与汉文中仿真父子关系所成立的皇帝与臣民关系区分开来，不过是人为的想法。”64

但是文化霸权从来都无法完全达成。蒙古人的历史诠释仍然不同于清朝官方的历史纪录。即使忠诚的罗密对于噶尔丹动机的诠释仍与满洲人不同，他把噶尔丹对喀尔喀的战争纯粹归咎于为兄弟之死复仇的个人动机。不像方略还有后来所有中国历史学家那样，罗密并没有声称噶尔丹想要称霸全蒙古，或者他想要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国。海西希（Walther Heissig）认为罗密的解释是，蒙古人中支持清朝的“那一类的人共同的理解”，65 罗密尽管忠诚于清朝，仍然保有对于个人关系的关心，而且省略中国人道德意识形态的负担。

清朝的官方历史学者试图要穿透所有历史书写的领域，不管是蒙文、满文还是汉文。《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文 Iledkel Shastir），在一七七九至一九五年间编纂，写下了最终的纪录。如皇帝上谕所述：“为了纪念蒙古四十九旗对我朝的协助和其他世代忠诚于我们，从事军事工作的部落，我们命令国史馆和理藩院编纂他们的传记并用三种语言出版。”66编者祁韵士，利用满文、汉文与蒙文档案与私人文件资料，在这套史书中保留了许多现已佚失的信息。蒙文版本比满文或汉文文本包含更多有关蒙古人的细节：每种语言版本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并对应于特定的受众。这个文本根据他们对于清朝的忠诚与否来判断王公的行动，但保留关于他们生平所有可得到的最全面信息。这部书变成后来有关蒙古人记载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显示清朝官僚的观点赢得了书写帝国历史的战役。例如十九世纪蒙古的编年史《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整合的蒙古人观点的一手资料，实际上其大部分的文本直接复制自清代方略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67 所以，到了十九世纪，蒙古人就已经几乎丧失了所有接触对自身历史的自主表述的机会，而难以逃离清代官方历史诠释的影响。

然而，在最西边仍然有一个独立的编年史家，《卡尔梅克诸汗史》（Khalimaq Khadiyin tuujiyigi Khuraji…）在一八一九年由一位佚名作者所书写，以不受清帝国控制的视角，描述了土尔扈特的历史，和他们回归准噶尔的过程。68这个文本提供了有关清朝和西蒙古关系的新看法，还有一些关键事件的重要替代性解释。因为西蒙古的文本几乎从来不曾被历史学者所使用，我们的观点仍然大部分都受限于清朝的认识框架，但有些例子显示其它版本的故事需要严肃考虑。当《卡尔梅克诸汗史》的作者描绘一七一三年图理琛出使到阿玉气汗时，他重复了清朝对出使的官方说词，是希望俄罗斯沙皇准许将阿喇布珠尔，即阿玉气汗侄子的归还给他，但他提到这个满洲人还有别的用心。“[这个使者来]想要观察俄罗斯民族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想要认识俄罗斯政府的性质和状况。假如可能的话，他们还想要造成阿玉气汗和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的纷争。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阿玉气，在这个描述中“并不是如此短视之人，要放弃他自己在准噶尔的血亲关系，掉入外族满人的陷阱之中”。阿玉气感谢皇帝的体恤，他答应会请求俄罗斯沙皇，但拒绝考虑与清朝联盟。“这个使节团并没有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且并未产生有用的结果”。69尽管皇帝明确指示图理琛，要拒绝任何与土尔扈特的结盟，学者们怀疑是否有秘密的口头指示传达了不同的讯息。土尔扈特的编年史家提供了最有可能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清朝会派遣使节团进行这么困难的外交旅程；肯定不是为了想让某个人回到他叔叔的家。

《卡尔梅克诸汗史》的编年史家，也提供了土尔扈特人回归满清领土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他非常钦佩土尔扈特阿玉气汗（一六七二至一七二二年在位）的才能，他成功维持民族的团结与繁荣直到死去。然而他的继任者因为内斗纷争与阴谋导致部落分崩离析，弱化了他们抵抗俄罗斯的能力。在一七六一年后，俄罗斯拒绝承认阿玉气汗的孙子渥巴锡汗的继位，限制了他的权力。在俄罗斯日益强大的压力下，渥巴锡汗想要率领他的族人回到在准噶尔的“古老家乡”。70渥巴锡汗知道阿睦尔撒纳已经被清朝军队赶走，认定这块土地现在无人占居。当他带着三万三千家户十六万九千人出发时，并没有想过要臣服于清朝。一七七一年的春天，在一场令人惊恐的旅程后，不断遭受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与吉尔吉斯斯坦人的攻击，还有在广阔无垠沙漠饱受饥饿并丧失了大量的牲畜后，土尔扈特人才终于带着七万人抵达清朝的边界。总督舒赫德派遣使者来了解他们的意图。这个编年史家写道：“因为除了与中国人一战，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取得准噶尔的土地，他们通知[满洲人]说：‘我们来是为了要成为满洲皇帝的属民’。”71 经过一番争辩后，乾隆皇帝同意在清帝国安置他们。

几乎所有中国的陈述都描绘说土尔扈特人心甘情愿地“归顺”清朝统治，尽管七十一合理的怀疑他们本来计划侵略此地，他并没有他们意图的决定性证据。但《卡尔梅克诸汗史》的编年史家描绘了渥巴锡汗的原始计划，将准噶尔看做“好地方⋯⋯比伏尔加格勒大草原还富庶”，他的族人们在那里可以“安居在接近最神圣的尊者与西藏地区⋯⋯而且[接近]我们祖先的兄弟蒙古人，他们与我们共享同一种语言和宗教”。72 这个观点并未预期将被其他民族统治。只是到了最后筋疲力尽的状态下，土尔扈特人才接受清朝的统治。《卡尔梅克诸汗史》一书的历史叙事贴近土尔扈特观点的演变，而且没有将其描绘为上天引导注定的必然结果。但这部编年史一直不为清朝的蒙古人所知，而只在一八九二年于俄罗斯出版。

官方版本以外的历史还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口述传统。当伟大的俄罗斯蒙古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B. Ia. Vladimirtsov）二十世纪头十年在西蒙古旅行时，他蒐集了一系列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传说与轶事。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话来说，“民众记忆”只保留了选择过的阿睦尔撒纳事迹。因为他们原谅他的摇摆与勾结外敌，而记得他是一个抵抗满洲统治的英勇战士。73传说预言，当新时代来临，阿睦尔撒纳将会再来并带领西蒙古人进行一场新的独立抗争。根据一则传说，当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追捕时，地方人士将他藏匿在一个洞穴内，直到他被发现。然后他逃走过河到了俄罗斯，至今仍活在那里，等待时机归来并开始解放的斗争。阿睦尔撒纳也有神奇的魔力：他可以召唤一道彩虹，把他的装备挂在上面，他也可以降雪和降雨以阻挡他的敌人。这个传说令人想起卫拉特萨满巫师召唤毁灭性雷雨（jada）的神力，据说阿睦尔撒纳曾使用他的神力打败了追赶他的撒拉人（Salars）军队。

其他的轶事把他的名字解释成“和平—思想”（Amur-sanagha）之意。他是愤怒菩萨大黑天的转世，骑着他的骏马玛拉巴什（Maralbashi）。在他的结拜兄弟班第抛弃他后，阿睦尔撒纳发誓要在一百二十年后回来为卫拉特的失败复仇。他定居在俄罗斯，沙皇提供他在“大海”边的一个半岛的牧地，让他统治他的族人。在他回到蒙古的十年前，水会流进科布多东北边的沙漠，草和树将会重新长出来。在他回归之前四年，一匹浅灰色的马将会在那里现身，将会驰骋整个地区并引导卫拉特人离开。

这些故事揉合传奇、口述史还有预言，描绘一个福斯英雄将会在一场独立斗争中，重新创造统一的蒙古。对满清政策日益增长的怨怼，让蒙古人开始支持抵抗运动。在一九一二年当丹毕坚赞（Dambijantsan），一个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土尔扈特（卡尔梅克）喇嘛，宣称是阿睦尔撒纳的转世，一首新的史诗为他的抗争发声：

我是一个来自俄罗斯沙皇王国的托钵僧，但我生为伟大蒙古人，我的羊群是在伏尔加格勒河畔，我的水源是在额尔济斯河，有很多英雄勇士追随我，我有很多财富。现在我已经来看你们这些悲惨的乞儿们，你们这些卫拉特的弃儿啊，重新掌权的战争开始了，你要支持你们的敌人吗？我的家乡是在阿尔泰、额尔济斯、和布克赛尔（Khobuk-sari）、额敏、博尔塔拉、伊犁和阿拉泰（Alatai），这就是整个卫拉特祖国。从血统上来说，我是阿睦尔撒纳的曾孙，大黑天的转世，拥有玛拉巴什马。我是他们称之为英雄丹毕坚赞的人。我现在来把我的牧地移回我自己的土地上，要收拢我的属民家户和仆人，给予恩惠，并自由地生活。74

所以伟大的清代史学巨物从来不曾完全消除替代性的声音。在遥远的伏尔加格勒，一个独立民族的前景依旧存活。在一九一一年清朝崩溃后，蒙古享有了短暂但混乱的自主期，直到一九二一年苏联军队的到来，但它的历史想像仍然保留了过去战斗的历史记忆。这些叙述可能夸大或者简化，但在俄罗斯或中国的民族铭刻计划的完全支配之外，他们依旧唤起另类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由胜利的皇帝所引领，清朝的官僚动员了全套的资源想要完全主导有关征服的集体记忆。石碑标记了帝国地景，地图可以全面一览领土，官修历史则固定了时间与诠释的最终形式。这个历史书写与铭刻机制不只占据了汉文的文本空间，也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满文与蒙文空间。一个是强调天意所预定，神圣统治者所预见的公认的征服叙事，驱逐了各种疑虑、偶然性还有怀疑论者；其他剩下的叙事，则以碎片、不一致、散乱的形态，存在于寺院的手稿、口述史、还有各种官方异议者的评论里。这个清朝所掌握的诠释空间似乎没有什么挑战者。

但是斯科特提醒我们，真正的“霸权”从来无法真的存在。75尽管有意识形态的过度宣称与日后的诠释者的存在，但嘻嘻作笑的抵抗总是潜藏在公开遵从的面具背后。我们充其量可以把清朝的努力看作一个大规模的霸权计划，在十八世纪末之前似乎异常成功。这个编纂、监视、分类与叙事的庞大机制，彻底标记出了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领地。但表象之下仍有缺口，即使在汉文的文本生产体系之内也是如此，而这种缺口在超越语言与文化世界之处更为明显。就如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一样，文化整合从来不能完全将领土内的无穷多样性，涵盖在单一的统一凝视之中。然而，想要包容多样性的野心、涵盖所有矛盾于一个天命的意识形态，强而有力定义了清代皇帝与继承他们的民族国家的统治正当性。在下一部分我将讨论满清的帝国野心对于建构近代中华民族的影响。

第五部遺產與意涵

第十四章书写征服的民族史

从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清朝边疆的看法，在共同的地缘政治观点下趋于合流。尽管对于王朝与政策是否健全有着不同的评价，他们都同意中国是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有力政治实体，其自主性对于全球安全非常重要。帝国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共享着许多秘密，特别是他们对清朝边疆未来的分析。

经世学者与帝国

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与龚自珍（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一年）这两位经世学者，以十八世纪的帝国成就来支持他们强化国家防卫的主张。两人都使用历史来为边疆防卫所需的巨大成本辩护。他们将乾隆边疆征服事业追溯到汉朝与匈奴关系的系谱上，声称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两千年来防卫西北边疆的难题。中国的边疆现在是稳定的，但帝国需要投资以便整合边疆与内地。就像皇帝的官方史学家一样，他们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帝国胜利中看到天意的展现，但就像七十一，他们知道边疆之外还有广大的世界存在。尝试将十八世纪的计划带进十九世纪的国际地缘政治，这些经世学者界定了清朝在最后一百年继续控制其所征服民族的统治框架。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龚自珍与魏源是提倡抵抗西方海权侵略，致力扩展中国对欧洲国家知识的人物。1 然而孔复礼（Philip Kuhn）已于最近指出，西方学者基于“种族上自我中心”的原因，倾向扩大外国对于魏源等思想家的影响，忽略了他主要的关心焦点在于国内改革。2 魏源与龚自珍改革主张的主要动力来自今文经学派，该学派把古典文本当作行动指南，而非仅是经验研究的古老对象。然而，我们不应该将这两人单独看作国内改革的提倡者，也不应该强调他们仅关心海防。作为以古典学问引导政治行动的提倡者，魏源与龚自珍都将国防安全问题与国内的政治改革紧密联结起来。国家安全同时意谓着边界防卫与国内秩序的维护。在他们的想法里，大陆与海洋安全的关切密切链接在一起。

当龚自珍在他的预言性文章里主张突厥斯坦应该设省，那年他才二十九岁。3 他已考取举人，但却未能考上进士。并不令人惊讶的，当他的著作在一八二○年出版时，多数人忽略了这个尚无名气的学者的主张。但当他的著作，在一八二七年被重新收入《皇朝经世文编》这套由有影响力的官员贺长龄赞助、并由魏源编纂的书中出版时，他和他的著作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一八二六年张格尔的叛乱已经引发人们对突厥斯坦不安情势的关注，而且维持该地区驻军的成本也招致大量批评。龚自珍不只强力主张将这个地区整并到帝国之中的好处，并将此地的征服视为上天支持的长期帝国愿景的高峰。

然而，与乾隆皇帝不同，龚自珍并未把中国定位在文明领域的中心，而是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有固定边界和有限领土的一块土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边界延伸到四“海”，因为清朝的大陆边界就代表其控制的最终界线，正如同其在东海与南海的海岸线一样。“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中国的统治者已经首先往东扩展，然后往南扩展，但借由支配蒙古，清朝已经使得西北变得更安全，不再那么遥远或者危险。“若非应天运而生，帝国能通于四海乎？即使用帑数千万，亦不可谓费。”龚自珍拒绝“浅见愚儒，下里鄙生”的想法，他们说支持征服事业不过是“耗中事边”（浪费内地的资源去支持边疆）。4

龚自珍也大力主张要把该地区与内地整合。所有西北与华北无地流离的人口都该被送到西边，给予二十年免税并资助其垦荒，而地方屯营应该授田给士兵作为私产。当地的旗人应该遣散，文官应该控制所有的土地和负责征税。这个地区应该系统性画分为府厅的行政建置，汉文地名应该取代本地的地名，而这些柏克、札萨克与其他边疆的权威应该改由一般的行政单位管辖。

龚自珍的激进提案扩大了现有行政趋势的规模，并主张快速推进到最后结果。清朝在十八世纪的政策就已经开始促进新领地的整合，并创造了一个混合民政与军政的行政结构。但满洲人统治者保持突厥斯坦与帝国其他地方分离，继续坚持该地区应该自己支付其行政成本。龚自珍反对自给自足的想法，主张新设省的贵州与其他贫穷的内地省分，都应该获得来自富裕省分的实质补助。但应该要小心控制贸易，避免腐败的“奢侈品”进入。嘉裕关的官员应该确保仅有谷物、布疋、茶等必需品能输出到边疆，且只有皮货跟西瓜能进口至内地。龚自珍认为汉人可以在这边重新展开新生活，同时不会被内地的社会冲突与商业诱惑所污染。甚至就连该地区流放的罪犯与其他来自内地的“奸民”，在该地都可以透过在自己的田地上辛勤劳动来重获自新。龚自珍的纯净处女地观点，还有来自帝国中心文化往外扩展到最尽头的想法，以道德与历史面回应了他的批评者。

魏源以较物质层面的理由支持他的同僚，强调米华健所谓的“防线前移的红利”（forward defense dividend）：把军队转移到边疆可以纾解军队在内地省分的花费。5 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文章中，同样赞扬了帝国各个方向的扩张，并仔细调查了所有在帝国控制下的民族。6 内蒙古的蒙古人，加上土默特与归化的蒙古人，构成了总共五十一个旗。每旗都有自己的札萨克，共可分成二十五个部落。而外蒙古则形成了四个部落与八十一个旗，集体合称喀尔喀。最西边是准噶尔城镇，那里在战争后变成最大的垦殖地（魏源并没有提到准噶尔人被灭绝之事）。而在他们之外则是“西属国”，分成三路，包括哈萨克斯坦、布路特（吉尔吉斯斯坦）、安集延、爱乌罕（阿富汗）、温都斯坦（印度斯坦）等等。在魏源的广大眼光下，所有这些民族在某个意义上都“属”于帝国；只有俄罗斯不是属国。

魏源也必须对帝国领土控制导致内地资源浪费在边疆荒地的指责辩护。他引述过去游牧民族造成的不断破坏为例，证明边疆扩张所花费的成本完全合理，更进一步强调边疆地区可以纾解内地的人口压力。他大声曰：“天留未辟之鸿荒”，正是要让我们收容“盛世”所不断孳生的人口。7

因为魏源与龚自珍共享了一个信念，认为宇宙的力量指引了历史进程，西方分析家通常将他们视为十九世纪社会理论典型的单一线性发展的历史分析的先声。8 但他们两人并不是从西方的案例推衍出这种进步主义观点，而是从他们所知道的清代扩张。十八世纪的扩张，似乎决定性证明了中国已经完成了其支配中央欧亚的历史使命。正如同在新世界与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提倡以核心地区的移民来填满这些“处女地”，并更强化边疆与内地的链接，将其视为这个大型陆地国家的“昭昭天命”。物质利益只是强化对历史变迁的既有观点，取决于清代盛世衍生的国家自然边界的缺省。

魏源的《圣武记》以简明易懂的方式综合这些征服过程，完成了清代边疆征服的正当化论述。一七九四年出生的他，成长于一个战乱不停的年代，当时帝国正绝望地想要压制内乱与外国的侵略。如同他在前言所述，他是出生在一七九五年苗乱的前一年，在白莲教乱平定后获得他的生员头衔，在一八一四年林清在京城起事那年癸酉科选拔贡，而后在一八二二至一八二八年张格尔之乱期间考上举人。9 在鸦片战争年间，他在两江总督府内担任幕友，目睹中国惨败于“海夷”的经过。在一八四二年他运用手边所及的“海量文献”，包括大量帝国征服史收集的材料、官方秘档、私人著作、口头信息，开创了清朝军事成就的全面性论述，足以垂范后世。此即是《圣武记》。一八四四年，他也完成另一部有关外国地理学的著作《海国图志》。这两部著作在一八五○年代的日本非常有影响力，当时日本正面临着外国武力开港通商的威胁。10

而在魏源之前，另有一位担任军机章京的汉人官员赵翼。他大半生在西南边疆任官，在突厥斯坦征伐期间与西北有很多书信往返，后并协助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他的《皇朝武功纪盛》一书在一七九二年出版，是乾隆时代帝国历史书写计划与魏源和其承继者们的私人论述著作之间的桥梁。他讨论了七次的帝国战事，包括在缅甸与台湾，那两次他亲身参与。赵翼跟魏源同样对军事史与帝国制度演变史感兴趣，他也写了重要文章分析军机处与翰林院的兴起。相对于称赞古代封建时期的地方主义的顾炎武，赵翼则把清代的经世之学与宋代“历史模拟”的传统链接起来，肯定军事扩张与中央集权的必要性。赵翼并非出于对国内动乱与外国侵略的忧虑而书写历史，但他的著作“强调环境与连续累加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性，而非往前追溯一个静态绝对的古代乌托邦”，可说为魏源的历史书写铺平了道路。11

魏源在《圣武记》的序言中引经据典，为他“战胜于庙堂”的激进提案提出长篇辩护，换句话说，边疆的安全防卫应该优先于在全世界传播文明文化，伦理普遍主义应该让位于国家民族的安全。然而魏源也强调“人才”优先于“财用”的重要。要保护安全，物质因素不能代替心理因素：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扰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12

魏源显然接受帝国扩张下边疆的定界，他也像龚自珍一样致力于强化边界的控制。对他来说，国家的目标不是促进边界之外的文化，而是保证边界之内的顺服。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分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古典价值规范的模煳界线。对魏源来说，要守护国内的安全，就需要动员帝国最好的人才主动“竞争”，就像战斗一样。

魏源主要利用清代征服的历史纪录，推演出他原始军事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非从他对于西方武力的知识。就如同林珍珠（Jane Leonard）所主张的，魏源对于外国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古典地理学传统。13 尽管外国的想法有许多贡献，但这个古典传统与官方史学已有足够的知识材料，支持魏源三项最醒目的提案：军事防卫、全球地理知识，以及国家事务的公共参与。

《圣武记》一书的组织是沿着清代的国家扩张展开。在开头两卷讲述清朝奠基与平定三藩之乱后，魏源接着探讨作为整个蒙古平定事业一部分的准噶尔征服。他以地理位置组织论述，从“内六”到“外四”个蒙古部落，其后则是库库淖尔、贺兰山厄鲁特，最后是康熙的准噶尔征服。后续章节则是帝国军队远征准噶尔、突厥斯坦、西藏、尼泊尔廓尔喀地区，然后进一步讨论俄罗斯、朝鲜、缅甸与越南等地区。他接着讨论了苗疆、金川与台湾的动乱，而后是有关白莲教之乱的广泛讨论。最后四章则是讨论军事后勤供应与其他议题。这个文本的讨论涵盖了清代主要战争征服事业，并论及了帝国的全部边界。

魏源以全面性的历史论述链接了军事征服、对外关系与内部改革，其著作成为一系列帝国努力建构对扩张战争的固定诠释的顶点。他对清代扩张的理解，已经成为后来同类著作无可置疑的基础，甚至他的错误也为后来的作者所延续。例如萧一山一九二三年的《清代通史》，就包含很多没有引注且逐字抄录自《圣武记》的段落。米华健已经指出魏源很多主张的片面之处，例如他刻意低估了占领新疆的军队数目。但那些观点仍被近代中国历史学者所接受。14

魏源对噶尔丹与俄罗斯关系的处理，则显示他的分析取径如何契合于近代民族主义史观。15 他特别强调噶尔丹假称取得俄罗斯的支持，清朝将领如何担忧俄罗斯将插手的谣言，以及皇帝仍旧相信上天的支持。在魏源的想法里，皇帝“神灵奇异”，可以解决所有后勤的问题，包括从沙地引水，令荒地长草，使河冰融化，书里甚至归纳说噶尔丹自杀是出于自然征兆令其绝望：“每夕或数惊，所至处频逢怪异烈风淫雨随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途仰药死时。”16 魏源诉诸自然力量和神灵启示的说法，奠定了后来所有中国征服论述的基础。

地缘政治与皇帝崇拜

北京宫廷的耶稣会士是第一个论及清代征服的西方编年史家。耶稣会士张诚多次陪伴康熙皇帝前往西北远征，并写下很多作战的目击报导。17 从耶稣会士的报告中，西方读者获得了这位活力旺盛的满洲统治者的贴身图像──军队的英勇、对学术研究的赞助、对科学的兴趣，还有耶稣会所期望的改宗基督教的高度可能性。另一位神父杜赫德一七三五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涵盖了帝制中国最多的领土，特别注意十七世纪帝国在西北的探险与征服。当时的法国人特别关注清朝与欧洲的国家形成与竞争之间的紧密模拟。另一位传教士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在一七○八年的著作《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中，第一个将康熙皇帝模拟为路易十四。冯秉正的书是第一本使用汉文或满文翻译材料的中国通史书，内容涵盖了整个帝制中国。前面章节主要参考（十三世纪朱熹开始撰写，明代续编）《资治通鉴纲目》的内容，但清代的部分则多半根据方略的征服历史。冯秉正将第十一卷的大部分篇幅用于书写噶尔丹的战事，将年轻皇帝的活力与勇气，对比于噶尔丹的“邪恶”性格。在西方与欧洲帝国荣耀观相互合流的时代，冯秉正的陈述密切反映了当时新兴清帝国对自身成就的观点。

到了十八世纪晚期，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从敬佩转为轻蔑。当时他们的主要接触地从北京转变为广州，而商业关系取代了知识辩论与技术交流。英国取代了法国变成支配性的帝国势力，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间的七年战争与一七五七年克莱芙（Clive）上校在印度普拉西战役的幸运胜利，强化了他们的优势力量。中国作为病人的形象逐渐取代了年轻活力的早期印象。

尽管中华帝国变得更加庞大，英国的观察家却侦测到了虚弱的迹象。如同马戛尔尼伯爵在一七九三年出使后的评论：“中华帝国是一艘古老疯狂的大战船，有幸由一批批有才能与警觉的官员费心筹谋，让它过去一百五十年不至沉没。那庞大的躯壳虽然依旧威吓着左邻右舍，但只要一个无能的人碰巧在甲板掌舵，船只的秩序与安全迟早会告终。也许，她不会立即沉没；也许她还会像遇难船只继续漂些时日，但迟早会撞上海岸而支离破碎，但她永远不能从原来的基础上重建。”18 马戛尔尼使用航海的术语重复了儒家的统治原则：国家的有序运作仰赖统治者的道德秉性。

马戛尔尼其中一项顾虑是衰落的中国对于欧亚地缘政治平衡的影响。马戛尔尼在前往中国之前已经花三年时间在俄罗斯，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商业条约，并在回国时写了一份有关俄罗斯帝国的报告。在中国，他和松筠关系密切。后者是一名蒙古官员，曾经和俄罗斯在一七九二年间协商新的《恰克图条约》。

马戛尔尼预示了十九世纪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影响中国命运。他曾经想像假如英国占领澳门或者大屿山的话，俄罗斯的可能行动：“在这种混乱时刻，俄罗斯还会按兵不动吗？她会错过这个恢复阿尔巴津，还有重建她对阿穆尔河的控制力的机会吗？有着想要跨越欧那拉斯加（Onalaska）以东野心的凯瑟琳大帝，会忽略就在她门边触手可及的这些省分还有地方吗？”19 马戛尔尼就像之后的魏源一样，看到中国的命运在大陆与海洋边疆上紧密相连。

十九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高峰期，各国再度恢复对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兴趣。一九○四年，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率先提出大型陆上强权控制欧亚大陆“世界岛”的战略想像。在麦金德下笔的十四年前，美国海军上校马汉（Admiral A. T. Mahan）则提出历史上的海权支配论。20 马汉的世界地缘政治支持英国海军与崛起中的美国对于太平洋的控制，麦金德则把关心重点放在俄罗斯、德国与其他大陆强权。从稍后拉铁摩尔的理论著作，还有当代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等战略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察觉到麦金德的影响。21 英国和俄罗斯的“大博弈”吸引了许多人关注：虚张声势的冒险家、外交部门的外交官、军官，以及帝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22 此时也有很多欧洲历史学者详细检视了中国统治者与蒙古对手之间为了控制中央欧亚的战争。

巴德利、霍渥斯（Henry Heyle Howorth）、加恩（Gaston Cahen）、古恒等人的作品，都把中国看作是宏大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角色。23 古恒的著作题名《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或满洲帝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出现“中国”这个名字，因为中央欧亚才是焦点。两个竞争者分别是“卡尔梅克”（准噶尔）与“满洲人”，而不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或任何符合现在民族定义的人。巴德利同样把俄罗斯、蒙古与中国放在相同立足点。虽然加恩的书名只有提到俄罗斯与中国，但实际上还包括了非常多准噶尔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互动的材料。他们横跨各民族边界的帝国观，显示这三个帝国的扩张是世界上的重要进程。

中国历史学者与多文化国家

在二十世纪，正当中国民族主义者尝试要唤醒民众回应帝国主义的威胁之时，历史心灵也开始封闭。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面临日本、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攻击，对维持“民族”统一至为关切。因为他们认为满洲人是异族，是汉族的落后统治者，他们贬低或几乎忽视了清朝领土扩张的独特特征。对他们来说，满人的专制阻碍了团结中华民族的力量，后者将会从下而上长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中国的领土范围可以追溯回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民族主义者们把帝国往外向中央欧亚的扩张看做中国文化与力量兴起的自然结果。他们并没有把中国领土扩张归功于满人，反而责怪满人弱化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们有关征服历史的粗略讨论源于此一缺省，即清朝的扩张仅是早期中华王朝扩张计划的完美顶点，而非重新定义中华国家性质的断裂点。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历史的目的论，暗示着清朝不过是完成了之前王朝的任务，涵盖所有“自然”归属于中国领土。然后这个空间为近代中国继承，并使其成为中国想像共同体的基础。近代的教科书强调清朝与之前王朝的连续性，潜在缺省是如此惊人的领土扩张并未造成太大的变化。

但就如同我已强调的，清朝的扩张并非延续过往朝代的线性成长，而是代表与明朝在战略目标与军事能力上的重大断裂。其统治菁英的不同性格，在动员内地中国资源上的成功，以及帝国的欧亚外交策略，才使得扩张成为可能。这个扩张对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行政制度与自我观念造成长久的影响。清朝皇帝与将军们相信他们已经达成史无前例的成就，他们透过重新书写征服历史的计划，成功将其成就与过去王朝的成就链接起来。为了创造与过去王朝的连续性，清人在某个程度上遮蔽了自身成就的激进意涵。而民族主义者则在清代官方史家的遗产上，创建了在今日仍为主流的中国历史观。

从中程观点来看，清代征服的终止埋下了导致清帝国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崩溃的因子。从较长期的观点来说，这些征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中国的领土与文化认同，留下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统治者如何发展普遍王权的自我概念，在扩张过程中逐渐拥抱文化传统不同但又重叠的多元民族。从文化定义来说，清朝并没有一个单一绝对的转捩点，而是逐渐演化出对天赋使命的意识：将诸多（但非全部）的欧亚文化合并到单一凝视之下。

定义边界与消除对手，也意谓着对帝国正当性宣称的限制。尽管皇帝自夸要涵盖“普天之下”的所有边疆，但边疆作家如七十一则清楚知道并非如此。魏源利用七十一的著作获得很多横跨欧亚大陆的清朝对手们的知识。透过外国顾问测绘帝国领土范围的地图，清朝统治者已经隐约承认他们仅能占领部分地球表面的土地，一个可以用经纬度的普遍座标来测量的全球空间。从康熙的绘制地图到魏源对于边疆战争的讨论，帝国扩张的主题持续发展，成为新的民族意识建构的基础。我会在此简要回顾一下，瓜分当今大草原的三个民族国家有关征服的历史书写。

近代中国学者已经生产了有关中国西北地区的丰富书写。考量到西藏、蒙古与新疆合计仅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人口的三．六％，但有关他们的人均学术出版量应该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最近有人整理出一九○○到一九八八年间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索引，共表列出八千○三十一篇文章，另一个有关清朝本身的索引则表列出七千五百项书和文章。24 不用说，我当然仅约略读过这个庞大文献的一小部分。

若不考虑政治体制的话，这些历史写作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连续性。自一七六三年乾隆皇帝写《准噶尔全部纪略》以来，清朝、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都采取类似的取径。汉人中心的民族主义取径凌驾于其他方法论──不管是考据学、民族主义或马列主义学派的取径。这种缺省“统一”的共同叙事线，将这些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作品链接起来。为什么在这个基本的主题上，会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共识呢？

在大部分的语言里，“历史”都有两种意义：过去人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以及对过去的（书面或者口头）纪录。这两种意义环环相扣。我们在当下的经历、决定、意图与理想，都衍生自我们如何诠释自身过去的经验。同样的，现在的经验形塑了历史的诠释，不管是学术专着或者个人记忆。现在与过去会来来回回互相影响，仿佛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化作了循环。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决定另一方，也没有一方能够单独存在。人们用来书写历史的字词，和所有的词语一样，其实都是空的容器，是可以不断填充新的意义的能指（signifier）。尽管字词的写法不等同于概念本身，字词旧有的意义也不会被完全取代。25 历史学者继承此一书写惯习，在变动的条件下诠释清代征服的历史，延续并更新了那些长久的神话。我先前已经讨论过，征服的终点就是神话编织的起点。从这个终点，我们就开始了诠释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从我们的世纪往回观照这个观点的起源。诠释的大循环没有终点，没人能下最终定论。新观点是否比旧观点更好，仅能交由读者决定。

俄罗斯、中国与现代蒙古学者在分析准噶尔败亡的历史意义时极度缺乏共识。中国文人将乾隆的胜利视为将“我们蒙古人”纳进中国的自然过程，他们把新疆视为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他们仅视准噶尔为叛乱者，否认蒙古人存在广泛的反清情绪，更忽略了在清朝之前，新疆从来不曾被中国王朝永久控制。俄罗斯文人称呼清朝是侵略性的扩张帝国，并试图在蒙古民族主义者对清朝封建国家的抵抗中寻找阶级斗争的迹象。我们或许可以主张俄罗斯学者比较像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学者则比较像民族主义者，但俄罗斯学者也一样正当化他们的帝国扩张，只差没有宣称西伯利亚“永远属于”俄罗斯。当代的蒙古学者则强调蒙古民族从远古以来的本质统一，淡化了他们在实际上的分裂。

这些从现代往回投射的民族主义观点污染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因为那并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民族主义”斗争。那其实是国家构建的斗争，比起涉入其中的人民有何民族意识，统治者的军事与政治权力更为重要。各方势力有时会诉诸福斯支持，并且援用族群统一的象征，例如成吉思汗、中国皇帝，但决定结果的并非报纸、广播与群众动员等近代武器，而是军队、外交和经济压力。

现代意义上的“蒙古人”、“满洲人”、“中国人”、“维吾尔人”与“回人”民族，并未在这场斗争中一致参与同一边，也未表达出一致的观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要在一场不同背景的菁英联盟追求权力的斗争中，保有自己城镇、部落、家庭或个人的利益。为了要理解真正驱动清代扩张的复杂因素，我们必须深入洞察清代的多族群帝国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

如前所述，魏源立下了垂范后世中国历史学者的论述标准。26 但两者仍有些歧异之处值得一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者的观点来说，魏源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他们批评魏源带有“阶级偏见”，态度上倾向镇压人民起义。但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魏源质疑中国边界的永久性。魏源认为《尼布楚条约》画定的中国边界领地，有很多是新进入版图的“不毛之地”，并注意到台湾“自古不属中国”。一九八四年北京版的《圣武记》于是坚持：“这些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7

魏源当然是对的，但清代扩张纳入新领土的想法违背了民族主义神话。民族主义者必须声称清代的边界是永久固定的，是由上天或者具有自然正当性的历史过程所赋予。乾隆皇帝若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神话多么成功地注入到现代中国人心中，他想必会含笑九泉。

戴逸的《简明清史》，是整个一九八○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历史著作。28 我们可以从他的章节名称，看出他看待中央欧亚的基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割据势力统一漠北地区”、“沙俄对我国北部、西部地方的侵略与噶尔丹发动民族主义进行分裂叛乱”、“沙俄对准噶尔地区的侵略与准噶尔军民的抗俄斗争”。他的叙述完全摆在如何缔造统一，而非领土扩张。

总是使用“统一”而非“征服”，是中国历史学者必备的习惯。我们可以注意到戴逸的强烈反俄语汇。在戴逸的诠释里，准噶尔民众热爱他们的土地并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拒绝了归顺俄罗斯沙皇的诱惑。戴逸把这诠释成“我们蒙古同胞”对于俄罗斯侵略的抵抗。噶尔丹与他的喀尔喀人敌人们在一六七○年代都抵抗俄罗斯的进攻，但戴逸的真正英雄是哲布尊丹巴，因为他劝诱了喀尔喀人臣服康熙皇帝。戴逸最初称赞噶尔丹抵抗俄罗斯入侵，但当噶尔丹反清之后，他就强调是因为俄罗斯支持噶尔丹（尽管此说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我们蒙古同胞”所保卫的这些领土，就是清帝国在一七六○年代之后征服的最大范围。戴逸把历史写成必然会一路发展并最终导向十八世纪中叶的清帝国边界。

近代中国学术界也对个人下道德判断，让人联想起古典时期历史书写的“臧否”传统。马汝珩一篇题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的文章，诉说了最后一个挑战清代对大草原统治的蒙古台吉的故事。在马汝珩的观点里，阿睦尔撒纳具有“完全负面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分裂了少数民族的统一。中国历史学者（例如说马汝珩）需要拒斥那些赞扬阿睦尔撒纳抵抗满清侵略的俄罗斯与蒙古历史学者。马汝珩缺省几乎所有准噶尔人都为了寻求和平而投降满清，只有阿睦尔撒纳因为个人追求权力的“野心”而叛变。29 但就如我们所知，故事的全貌要复杂得多。阿睦尔撒纳原本请求的清朝支持，让他掌权对抗其对手们。但后来当清朝统治者削弱其统一蒙古的努力时，他反叛了。清朝皇帝拒绝了大臣们的谨慎建议，坚持对阿睦尔撒纳发动军事远征。清朝为了远征而对蒙古盟友征敛资源，导致了东蒙古人的反叛。尽管清朝军队很快就击败了阿睦尔撒纳，但军事冲突本身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个人的权力欲望。

马汝珩与戴逸同样执着反俄主题。在两人的想法里，俄罗斯是无可置疑的扩张主义，目的是要利用阿睦尔撒纳控制准噶尔。这个诠释很明显是在隐射当代中俄冲突。马汝珩正确指出西伯利亚总督在一七五○年代曾经密切观察过准噶尔蒙古人，但他过度高估了俄罗斯人的主动性。俄罗斯主要仅是观望，并未直接介入准噶尔的事务。

马汝珩结论说：“阿睦尔撒纳的反叛不是一场军事反乱，而是在俄罗斯支持下的一场民族分裂叛乱。”他引述了毛泽东的经典陈述：“我国是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他接着说道：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乾隆对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平定，是清政府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进行的一场维护国家统一、抵制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而且也符合于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共同愿望，因而它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30

这种诠释清楚展示了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特色：对迈向统一的进步发展的信仰，以人民统一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他们坚定假设构成现代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皆对帝国政权永远忠心不二。

苏联与蒙古历史学者对清代侵略的抨击

苏联与蒙古的历史学者共享很多的缺省，但他们对清朝的评价则完全相反。苏联学者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 1635-1758》（History of Zunghar Khante, 1635-1758）是当今西方语言中最为详细的分析性研究。尽管他无法阅读中文，但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俄罗斯档案资料。31 他拒斥了中国与早期欧洲人的说法，不认为准噶尔是侵略其他蒙古人的征服者。他反而尝试证明西蒙古、东蒙古和藏传佛教基本上统一对抗扩张主义的满人国家。他指出康熙皇帝在一六七九年认可了准噶尔的博领克图汗称号，使得两人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清朝的主要目标是避免西蒙古与东蒙古成立一个统一的大草原政权。噶尔丹对于东蒙古土谢图汗的攻击导致康熙决心毁灭准噶尔人，因为噶尔丹实质上打算创造一统的蒙古国家，而中国则决心要摧毁它。兹拉特金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信历史上有自然“民族统一”的深层力量，但他画定的边界不同。对他来说，统一的蒙古未能成功反抗满清国家的强制力以确立其所渴望的自主性。32

在独立蒙古国的历史学家，则以更强烈的方式来呼应这项说法。对蒙古与苏联历史学家来说，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蒙古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想法，是所谓的“毛主义的窜改历史”，是延续了二千年前帝制时期开始的中国中心主义。33 他们将中国中心主义往回追溯到周朝的天命观，因为该观念把中国放在文明的中心，并认为北边的非汉民族与野兽无异。中国历史学者主张北方的游牧民族总是中国文化与民族领域的一部份，所以中国与他们的战争是对内部叛乱的镇压而非对外敌的战争。相对的，蒙古的历史学者则坚持中国与蒙古以长城为界，始终是地位相等且完全不同的政治、地理与文化单位。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因为继承了清代画定的边界范围，必须淡化长城界限的文化意义；反观蒙古历史学者为了保护其自主性，而过度强调长城的重要性。此事何其讽刺。

对蒙古人与苏联人来说，中国人一直是扩张主义者，使用多重策略想要渗透与支配游牧民族。他们认为阿睦尔撒纳与青衮杂卜的暴动是民族解放运动，而非“匪徒叛乱”，是涉及所有蒙古阶级与阶层的“民众起义”。那些犹豫不决的封建王公加入清朝，但贫困的牧民们则大部分联合起来一起战斗。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与民族主义历史相结合，封建阶级成了不可靠的民族代表，而“福斯”则变成最为热情的民族保卫者。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学者有关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讨论中发现类似论调，只不过把蒙古贵族换成堕落的满清统治菁英。

巴登（C. R. Bawden）反过来指出，对早期的人来说，丧失独立性并未像今天一样被视为悲剧：

对蒙古人而言，满洲征服意谓着，用现代词汇来说，他们独立性的终止，但可以合理地探问这是哪一种独立性，而且是否在十七世纪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真正的丧失吗？事实上，只有在相对晚近的时期，所有民族的独立才被认为是政治的“最高至善”（Summum bonum），而且应该说我们，还有当今蒙古的历史学者⋯⋯把丧失独立性本身视作邪恶，乃是将现代价值套用到他们无法完全适用的历史情境中。

他主张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并没有“蒙古民族的连带感⋯⋯忠诚是有限且个人性的”，而且蒙古人“缺乏共同体的感受”。34 巴登的观点在我来看太过极端，但他的确指出了近代诠释如何夸大了二十世纪前蒙古人共同民族情感的程度。

帝国、国家（nations）与民族（peoples）

中国与苏联在一九六○年代的关系破裂，显然影响了他们对清朝历史的不同评价，但是两者的差异并不仅止于此。即使是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控制松绑的一九八○年代，历史学者还是重复类似主题。两边关于历史变迁的基本缺省，就马列主义者来说实在非常不唯物。相较于更深入关注基本的物质因素，他们更展现出对于“民族精神”（俄语 volkisch）的追求。尽管三方说法都援引阶级斗争，并主张民族主义“福斯”与堕落“菁英”的分野，但他们并未提供证据来证明生产模型的演变如何导致阶级意识的真正演化。在这个历史议题上，定义发展阶段的工作远远没有保卫民族统一免受外国侵略那么重要。直到一九八○年代，三个边界相邻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致力于书写这个地区的历史，以便定义他们自己的民族领域范围，并与其他民族相互对抗。边界维护胜过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我们可以用四个词语来总结这个历史书写的特征：目的论、道德评价、自然边疆与本质化的认同。

一、目的论（teleology）。目的论会从现在的结果直接反推过去事件的因果关系。目的论不仅仅是“当代意识”（present-mindness）而已，因为历史学者本来就都会受到自身时代的关切影响。这种特别的当代意识认为现在的结果是“被决定的”，并追溯过去导向结果的过程，缺省了一个独立于个人行动的潜在历史进程，而这个进程最终走向民族国家构建。这其实是黑格尔主义对历史变迁的缺省，马克思主义只是其变种之一。目的论的主要缺陷是时代错置与过度决定论。举例而言，时代错置意谓着把“阶级意识”归诸到一个尚无资本主义（甚至连封建也算不上）生产模式的社会。决定论则意谓着缺省那些抵抗国家扩张的人必然会失败，从而忽略了形塑最终结果的多重偶然事件。

二、道德评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写对道德评价的强烈关切。被定义为“叛乱分子”就意谓着道德上的恶，而历史学家喜欢强调这些人的个人缺陷。中国历史学者不愿承认准噶尔人具有正面意识形态，也不认为他们有什么连贯计划。另一个明显对比之处在于，过去中国对于汉人农民起义往往给予正面历史解释，例如过去被视为农民福斯革命先声的太平天国；而非汉民族的起义则被当作危害汉人与少数民族统一的“分裂主义者”。

三、自然边疆。领土边界被缺省为自然且预先决定的，而且非常接近于当代的国家边界。对中国人来说，俄罗斯的“侵略”就是侵犯了这些虚拟的边界，即便当年根本尚未协商出这些边界。对俄罗斯与蒙古人来说，清朝的“侵略”意谓着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边界的扩张。所有民族历史学者都诉诸“自然边界”的概念，正当化他们国家的领土控制。费夫贺（Lucien Febvre）大力反对这项观念，认为所有国家的边界都是特定时期的建构。35 然而，有些国家的宣称可能比起其他国家更合理，因为他们有很多地理界定清楚的自然边界，例如山脉、河流与海洋。但这些宣称在中亚就比较可疑，因为那里并没有如此明显的界定因素。

四、本质化的认同。同样的，族群认同被认为是自然化且本质的，是固定不变的。民族主义历史学者尝试透过追诉名字来创建连续的系谱，例如缺省在元代的斡亦剌惕（Oirat），与明代的“卫拉特”与清代的“厄鲁特”是同一群人。但这些族群称谓很多是指涉很多不同民族的联盟，并非单一、固定的实体。

这四项特征都各自包含一部分真相：所有历史学者某种程度上都有当代意识，道德评价也是历史诠释里的重要成分；国家边界在十八世纪的确重要，且在蒙古人里面也有某种族群认同感。但若我们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缺省，把偶然的人类创造过程描述成一种普遍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就容易产生严重误导。

相对于此，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引入偶然性，并避免时代错置的问题。我们需要同理，尝试从行动者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他们对结果并不确定，甚至也并未预先固定目标，而是随着情境演变。对于不受个人行动影响与潜在的非个人历史过程的缺省，我们应当保持怀疑。

其次，我们应该采取较为客观的立场，给予所有行动者同样的重要性，避免预先作价值判断。我们必须尝试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重构这些国家与行动者的利益与动机，而非将他们诠释成迈向民族国家的阶段性产物。

第三，我们应该把边界意识当作演化与建构的，而非自然固定的。国家边界的理念是在十八世纪中国才萌生出来的意识，这些领域界定的叙事构成后来民族主义历史的书写框架，但清帝国的边界并非一直就在“那里”等待被人发现。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国家边界的政治与社会建构的任意性质。

第四，族群与部落的界定同样是偶然互动的历史产物，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就像现在有关族群建构或者“被发明的传统”讨论那样，这些界定来自一个变动的文化脉络，群体为了追求以最有利方式定义自己而各自所采取的策略。

最后，我们需要更深入检视物质因素。能否取得食物、水源、动物、武器和商品，对于这些国家的存活甚是关键。这三个国家都用类似的方式竞相增加他们的“国家性”（stateness）。他们都面对自然环境的限制，影响了资源的生产用途；还有社会与政治环境的限制，也影响了第一级生产者提供资源给国家创建者的意愿。

今日，民族、国家与文明，只能持续界定自己不是什么。我们对自身、社会与国家认同的稳固性缺乏自信，因此会寻找（甚至发明）一些我们认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就算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有何共通点，但至少可以肯定我们跟野蛮人、原始人、东方人、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些人总之就是拜物化的他者（the fetishized Other）。傅柯（Michel Foucult）指出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定义理性的方式，就是就透过与其对立的疯狂。怀特（Hayden White）同样已经讨论过西欧人检视所谓文明的方式，就是透过创造野蛮人的形象来界定区隔──其先是一种中世纪未驯服的原始人形象，然后在浪漫主义下转变成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我们甚至可以在近代社会理论看到这类技术。摩尔（Barrington Moore）主张，假如我们对怎样是最好的社会没有共识，或者对何种社会最能提供正义、自由与财富等正面价值莫衷一是，我们至少能够同意残忍、贫穷与不正义的起因为何。36

反面思考的力量可以是一种真诚的批判工具，用来检验现代文化未经检验的缺省。它也能是一种解构工具，用来显示西方帝国文化如何为了自身的帝国利益而在自身形象上创造出虚构的“东方”。37 但我们很少把这种分析应用在现代西方社会以外。假如批判者仅把自己局限在透过显示西方价值根本上并非依赖于固定的共同核心，而是一系列相对且不断变化的对立观点来颠覆西方价值的优越性，那他们仍然暗示了“西方”具有某种特权的分析地位。为什么不用同样的视角来看亚洲呢？

最近对民族主义兴起的讨论共享了很多优点，但也存在相同的局限。如今，日益庞大的文献关注西欧与美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不同的分析对民族主义起源的时间与地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要关注印刷文化对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克里奥尔（Creole）菁英的影响；管礼雅（Liah Greenfeld）则关切十六世纪英格兰。而葛兰（Erich S. Gruen）甚至在罗马共和时期发现“民族认同”，罗马人借由对比希腊人（他们最敬佩又最不信任的民族）来定位自己的认同。他们采取将罗马人的祖先上溯到特洛伊人（而非希腊人）的传说，为了要“将罗马人纳入希腊传说的母体中，但又延展到更久远的古代，以便标志差异并投射不同的认同”。38

再一次，反面定义的运用证明了其十分有效。国家与其民族实际上就是透过反面来定义他们自身。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可以减损有关本质认同的谬误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扭曲了历史并导致不分青红皂白的敌意。但直到最近，这样的分析才开始被应用到亚洲，特别是应用到中国。杜磊（Dru Gladney）颇具启发地指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定义其实是情欲化的他者，为规训多数汉族而服务。傅利曼（Edward Friedman）指出，晚近一个稳定“汉人”认同的瓦解和对立地区定义的成长，其中心因素实为新的考古学解释与地方文化的高举。39

西北边疆在汉人认同的形成上具有何种地位？清朝又在此扮演了何种角色？现下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补足前述的分析洞见。清代西北征服的完成重构了“中国”与“汉人”的认同。十八世纪在中国不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但替十九世纪晚期中国民族定义设定了历史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边界的定义，汉人、满人、穆斯林、藏人固定的种族与系谱认同，以及控制多元民族的帝国计划如何将这些非汉民族收编为从属的他者。

研究清代帝国意识形态的学者，不该仅着眼于十八世纪已完全成形的意识形态。这些象征、文本、铭刻与宣言的结构，的确定义了帝国菁英、官僚与至少部分属民的行为与思想，但它其实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经历了重大演变。清代统治者在这一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与其对手竞争，后者也在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那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暂时产物。到了十八世纪末，清代统治者已能以沾沾自喜与完满的语调表达成功击败敌人的满意之情。然而，若少了这些野蛮的敌人，清代统治者将会发现自己对十九世纪的全新挑战束手无策。

第十五章比较欧洲与亚洲的国家创建

清朝的征服决定性的改变了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与两者之间的中央欧亚民族的历史。我已经分析了清朝与准噶尔的冲突如何是一个竞争性的国家构建过程，两边都必须动员经济与军事资源，创建行政组织与发展征服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清朝并非是以一个业已创建完备的国家，面对着一群没有组织的“匪徒”。在十七世纪初期，满洲人建构了一个用以推动军事征服的国家机器，且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扩张国家领土仍然是王朝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拒绝满洲支配的蒙古人也在中央欧亚创造了一个越来越“类似国家”的国家机器统治，从松散的部落联盟趋向定居政权的结构。满洲与准噶尔人都创建了一座首都，都提倡农业垦殖与赞助贸易，都发展官僚程序并以其作为不断军事征伐的基础。战争喂养国家，而国家则供应战争所需的资源。满洲人在征服中国本部后，手上已经拥有比起准噶尔人更多的经济资源，而且他们也继承了运输网络，能够将人员、谷物与货币等关键资源在紧密的交换系统中链接起来。准噶尔人则必须在一个更为广大且未整合的空间中，收集更为分散的物资，这使得他们的国家创建计划更具挑战性，而且最终仅能短暂存续。

但令人惊讶地，准噶尔的确持续长时间抵抗清朝的毁灭力量。他们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庇佑：机动性与距离。陆地运输的高昂成本导致满人无法有效扩大他们在长城以外的控制，除非他们获得蒙古人的联盟。清朝在雍正时期的很多计划都是致力于以经济诱因、外交和军事力量来赢取蒙古人的同盟。雍正在一七三一年的耻辱性败战，具体显示了中央欧亚的贫困与广大对于清朝势力扩展所加诸的严厉限制。

但雍正的内政改革强化了官僚效率，奠定了未来扩张的基础。军机处与秘密奏折让乾隆可以快速回应遥远西北领土上的经济与军事需求。清朝在整并青海后建置于甘肃的文官行政系统，铺平了乾隆后来统合控制新疆的道路。在克服弱点之后，帝国已准备好在十八世纪中叶展开反攻。尽管整个西北极度干旱，官员们仍动员粮食、马匹、兵员、民人、游牧民、青草、服装与武器，一举击溃了他们最终的敌人。这个在战争与外交运作的期间持续建构的后勤网络，奠定了清朝史无前例扩张的基础。

准噶尔这一方则拼命地想要聚集每一种可能的资源，来防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利用了伊犁河谷的土地和突厥斯坦的绿洲，他们向西伯利亚部落征收贡品，直到俄罗斯把他们的势力赶出去。如同过去每一个游牧帝国，中央欧亚的贸易是准噶尔国家的关键资源。“布哈拉”商队贸易者链接了准噶尔与俄罗斯的领土以及南方的大都市。西藏与库库淖尔提供了谷物与牧地，还有藏传佛教教派的正当化意识形态。其他的资源则是广泛分散的，从额尔济斯河与鄂尔浑河和其他河的河谷，还有亚梅什湖、巴尔喀什湖的食盐与潜藏的金沙。想要把这些资源汇集到一起，就算对最伟大的统治者也造成庞大的压力，即使不考虑他还需要面对两个庞大定居帝国的恶意威胁。

说来凑巧，双方的确都曾出过有能力、有活力且积极的领导者。康熙、雍正与乾隆皇帝每一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有效协调征服所必需的多重组织。但他们面对的准噶尔对手也不遑多让：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他们对清朝压力策画了大胆回应。最终结果并非光靠领导者的素质决定，但准噶尔的失败也不是双方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皇帝的作为大多已为人所知。顶着冒犯中国民族主义的危险，我也强调准噶尔领导人的远见还有决心，以便更多人听见他们的故事。

边疆征服的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允许我们观察清帝国在所有边疆的征服，并将满清的作为与中央欧亚其他国家相比较。这个政治生态学模型汇整了清代军事征服的四个重要层面：与游牧国家构建者的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以及与邻近帝国之间的协商。1 在这四个层面上，清朝都是青出于蓝，更甚于蓝。

“边疆”这个词有两个彼此相反的意涵，一个是指多重文化互动的广泛区域，抑或一个隔开两个国家的线性边界，第一个主要是美国人的用法，第二个则主要是西欧人的用法（例如法语的 frontière），现代中国的边疆一词则结合了两种意涵。“边”指涉了边缘与边界地区，而“疆”（这个字由丈量土地的[弓]与区分田亩的田界[畺]组成）清楚地暗示领域的分隔。这两个观念在中国历史里渊源很深。清朝的计划是要透过军事控制、商业整合与邻近国家的外交协商，来消除模煳不清的边疆区域并代之以清楚界定的边界。

边疆关系。拉铁摩尔注意到草原游牧帝国“就像阴影一样追随”着中国的中央政权，而巴菲尔德已经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命题。2 这个命题的说服力在于生态上的基础。在大草原的生活条件有利于破碎化，游牧者依赖他们的牲畜而活，而且随着牧草地而季节性移动。假如有足够的牧草地，一个未来的大草原领导人不可能轻易创建对其他部落领袖的支配权，因为后者很容易就可以逃开。所以部落的敌对者和破碎化是常见的。但偶尔会有大的联合草原帝国的成立，这如何可能？大帝国的成立需要个人的领袖魅力与物质基础，而对草原帝国来说这些物质资源来自大草原以外，主要来自中国，这个最富有的邻近定居文明。

随着中国王朝或兴或灭，草原帝国也或兴或灭。与一般中国人的观点相反，草原领袖几乎从未有征服中国的野心。草原领袖对于中国边疆所发动的攻击劫掠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中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发展出有效的回应方式。大型军事征服只能获得短暂的成功，但长期就会失败。“朝贡体系”则充作制度性的保护费，中国人以丰富的丝绸、瓷器、珠宝与货币交易劣马，承担损失，来换得游牧民族承诺停止劫掠。

有两个情况会导致这个规律的过程瓦解：当大草原领袖对从属的汗丧失控制，或当中国王朝在朝代末期太过虚弱无法负担朝贡花费时。中国王朝的崩溃威胁了大草原帝国的稳定。这个关系解释了为何在公元七五五年的安禄山之乱爆发后，回鹘介入并维持了唐朝的存续。在此观点下，真的征服全中国的元朝反而是这个模式的大例外，而非常态。

而在如契丹辽（九○七至一一二四年）和女真金（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王朝等“另类满洲”（Manchurian alternative）时期，半游牧的领袖征服了部分的中国与部分的草原，他们创建了一种二元统治，对中国采取某种形式的行政与军事形态，对草原的追随者采用另一种。巴菲尔德也扩张了满洲模型来涵盖清朝。

我们可以如何紧密地使用巴菲尔德的边疆关系模型在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呢？清朝确实是源自“满洲”的王朝，而且清统治者确实创建了二元行政体制，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上。他们同时使用八旗制度与汉人绿营军队来进行国内控制与边疆扩张。但清朝统治者并未如辽与金那样，仅限于控制华北平原，且他们从十八世纪中叶之后在蒙古大草原上并没有面临任何对手。就像巴菲尔德的分析架构里作为异例的元朝一样，清朝统治者的扩张远超过大草原边疆互动模型的边界。因此他与早期王朝之间也只有部分类似。

在边疆的商业关系，也仅有部分与早期经验类似。我们特别注意到准噶尔持续努力想要运用朝贡体系来增加国家的资源，他们要求准许更多的使节团来到北京，每次都多达两千人。一旦清朝官僚将准噶尔人视为威胁，就会严格限制朝贡使节团的数目。一方面，这些使节团带给准噶尔收益，就像早期游牧国家创建者那样；另一方面，清朝不必因军事衰弱而买通这些游牧劫掠者。除了十八世纪初期一小段时期，清廷持续向他的对手施压。贸易是军事扩张的有用辅助，而非不够格的替代品。

比起巴菲尔德，普里查克（Omeljan Pritsak）的研究更看重贸易者的自主活动在大草原新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他主张一个“国际贸易阶级”与游牧可萨人（Khazar）联盟之间的互动，在十世纪创造了基辅罗斯国家。然而，巴菲尔德倾向于仅检视游牧国家创建者与中国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多商队贸易者在中国国家的控制之外。在我们的案例中，准噶尔相当努力运用中国朝贡体系以外的商业资源。他们与“布哈拉”商队贸易者创建联系，并企图与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协商有利的贸易条件。我们的边疆国家形成的模型需要至少纳入四种个别的行动者：游牧国家创建者、商队贸易者、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国家，而非仅有两个行动者。

军事战略。面对来袭的中国军队，典型的游牧军事回应就如同毛泽东一样：打不过就跑。不像中国军队需要依赖农业垦殖地的军需供应，游牧民可以直接逃跑直到中国人的补给线拖得太长为止，然后他们再回过头来伏击他们。这个做法导致了无数中国军队的失败。汉武帝为了获得费尔干纳的“汗血宝马”而发动的中亚远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确获得他要的马，但只有两成军队生还。军事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后勤供应不足，而非战斗死伤。3

为了消灭游牧军队，清朝的将领必须阻断他们的逃亡路线。他们派了三支不同的军队包抄噶尔丹，希望能够从后方困住噶尔丹的军队，同时主力军队从前方攻击。这个战略源自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需要大量军队之间长距离的困难协调。4 它成功了，勉强算是。

后勤。大规模的后勤准备是能够如此动员的关键。中国人无法长时间供应战场上的部队，替大草原征服设下根本障碍。从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七世纪结束，没有哪一个从中国核心发动的主要军事力量可以在大草原上待上超过九十天的时间。康熙第一次远征噶尔丹的时候持续了大约六十天，第二次持续了超过九十九天，第三次则花费超过九十一天。每一次他都因为后勤限制必须将军队调头。直到他们能够克服这个后勤限制，中国的统治者才能以军事手段永远消除游牧民族的自主性。清朝只有到十八世纪中期才跨越这道门槛，在大草原上创建一条军事弹药与辎重的供应线。

这些供应线的资源若非来自于臣服的游牧民，就是来自西北的中国农民，但这两个贫困群体可以供应的资源数量毕竟有限。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日益增加的马匹、羊与劳动需求导致了青磙杂卜的叛乱。对西北农民的军事需求则在饥荒与干旱之外加重农民的苦难。只有到十八世纪出现整体上的经济商业化，才让清代的官僚得以在西北市场上购买大量的物资并运送到新疆。尽管米价在甘肃是三倍高，但遍布帝国的常平仓体系（清代中期的一个重要发明）能够有效救济受灾饥荒的民众以防止社会动乱。

外交关系。假如准噶尔有无限的空间可以退避的话，那清朝所有的努力都将失败。但事实并非如此，中俄条约限制了他们的可移动范围。两个帝国同意设定边界，并归还穿越边界的难民，阻碍了准噶尔可以雇用的移民、逃难者或者弃民，并且防止他们撤退到清军的兵力范围之外。因此，尽管《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通常仅被看作中俄关系的一个插曲，但却使得大草原的封闭成为可能。俄罗斯帝国在西伯利亚的存在，使得清朝与大草原的关系非常不同于之前的任何时期。

总之，这个清朝扩张的模型结合了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与外交关系，以便解释为何只有在十八世纪期间，来自北京的统治王朝能够消除他的草原对手，并创造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认为清朝是早期帝国计划不可阻挡的必然顶点，而这个观点则强调边疆征服的不可预期性。清朝皇帝、将领与官员们知之甚详，他们正在冒险进入政治、军事上全新的未知领域。他们只在后来才重新诠释所有事件已经预先注定。当我们将清代征服放置在中国与世界史的脉络之前，我们需要重新领会这个前所未见的大业支持者，当时所曾面对的不确定性。

我下面将接着评论两种比较历史传统：一是主要依赖西欧经验的政治理论，二是游牧国家形成的理论。通常这些理论完全不考虑对方所关注的问题。前者仅关注一五○○年以来的欧洲以及后来现代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后者则主要处理前近代时期中东与中央欧亚的问题。然而，满清与准噶尔的冲突同时包含了这两种理论要素。在此我只概略摘要这些理论的观点，并建议可以如何运用它们。

欧洲、中国与内亚模型

或许第一种传统中最为常见的取径，就是认为国家创建这回事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冲击之前，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没有关联。就像民族形成一样，亚洲的国家创建被认为是一个衍生性的现象，主要由“对西方的回应”所驱动。理论家倾向把中国、印度与鄂图曼都视为“农业帝国”，是不同于欧洲“国家”的不同范畴。然而，区隔“帝国”与“国家”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两者在规模上似乎有明显的差异。清朝面积最大的时候，总计控制了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乌拉山以西的整个欧洲还大。清朝一八○○年的总人口大约三亿人，几乎等于欧洲的全部。除了俄罗斯外，也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小能趋近其十分之一。但这个区别仅着眼最后的结果，而非满清的国家形成过程。从大约一六一六到一七六○年间，清帝国在其创建后的一个半世纪间，就从几千人的部落人群扩展到数亿人的庞大帝国。欧洲国家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也快速扩展，不仅是瑞典、普鲁士、莫斯科等往大陆扩张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与法国等向海外扩展的国家也是如此。假如我们把扩张本身当作共通要素而且不考虑最终大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可供比较的要素。例如统治者在扩张领土范围时都会面临的类似问题：如何赢得同盟、如何动员资源，以及如何防备敌人。扩张速度与方向较不重要。与普鲁士和莫斯科相比，英格兰与法国在陆地上的发展都比较缓慢，但两者仍然共享了一些特征。

另一种政治取径，受到后来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强烈影响，缺省西欧国家比东欧或非西方世界统合了较为“同质”的人口。但最近很多历史学者已经发现，在法国与英格兰的民族同质性系属人为，而非天生。5 多元宗教、经济与社会传统仍然存续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近来对欧洲民族国家内部具有独特特征地区的重新论断，揭露了国家与民族构建中根深柢固的多样性。6 在这方面，欧洲国家与民族创建也跟帝国更为类似。我们无法如此肯定在摇摇欲坠的帝国与精实有效的近代早期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欧洲国家在外表下有着很多拼拼贴贴的异质性，而帝国则比我们过去所想的更为同质一些。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兰德斯（David Landes）作了相反的论断：欧洲国家的多样性比亚洲更高。对兰德斯来说，欧洲国家由于地理上较为破碎，因此允许更大的知识、商业与技术创造可能，因为企业与异议团体可以逃到敌对君主境内来躲避压迫。7 霍布斯邦则主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源自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同质化，由将民众整合在（具有共同语言与历史传统的）政治共同体的需求所驱动。欧洲的巨大冲突正是此份多样性的产物，当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民族成为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邻居时，就创造了难以解决的紧张关系。与此相对，“中国、韩国与日本⋯⋯实际上是由几乎或完全同质的族群人口所组成的国家，这在历史上极端罕见”。在他们的观点中，这些亚洲国家之所以能够较无困难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它们比欧洲拥有较为同质性的人口，且继承了长久以来的官僚国家结构。8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资本主义赞颂者同样都泄漏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我们在亚洲内部显然也可以发现与欧洲一样的多样性，而且这些东亚国家从前近代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并不容易。日本、韩国、汉人中国，每一个都包含很多彼此冲突的社会与文化成分。中国的西北边疆则用最显著、最暴力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冲突，使其成为我们诊断其他地区类似冲突的有用个案。就此来说，亚洲帝国与王国并没有与欧洲极端不同。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明白区隔了帝国与互动欧洲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9 他主张扩张中的欧洲世界体系在十八世纪期间，将四个过去彼此无关的地区从“外部竞争场”（external arenas）拉进其轨道之中：俄罗斯、鄂图曼帝国、印度、西非。10 这个在十八世纪的边缘地区涵纳过程，华勒斯坦主张后来进一步体现在欧洲十九世纪对中国的冲击之上。

霍布斯邦、华勒斯坦、兰德斯都在欧洲的破碎性中，发现导致其征服世界的动力来源。不像民族主义者，他们强调在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动，而非单一国家的独特特性。但他们将这个动力局限在欧洲，其他地区不是在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就是属于“古代帝国”这个类别。

很多学者已经争论过这些有关欧洲国家体系特殊性的主张。其他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例如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u-Lughod）或弗兰克，皆主张长久以来只有一个涵盖大部分欧亚大陆地区的全球经济，而不是一个独特的欧洲结构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11 他们发现华勒斯坦的“外部竞争场”与“边缘”（periphery）只不过是人为区分。阿布—卢格霍德与弗兰克两人主张的差别在于泛欧亚世界体系出现的时间，前者主张发生在十三世纪蒙古征服之后，后者则主张从远古时代就存在，但他们都同意欧洲并没有特别的经济特征。欧洲是一个迟来且突然的新参与者，加入陆路海道纵横数世纪的交易网络之内。

这些辩论的焦点，在于国家单位如何与较大的体系互动。对华勒斯坦来说唯一重要的冲击是来自对外贸易，且只有当进出口贸易决定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与国家结构，这一个国家才能算做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十八世纪之前，欧亚大陆东部被认为是在欧洲世界体系以外，因为其主要只有贸易奢侈品，并没有导致制度与农业生产模式的结构重组。与此相对，“只有一个世界体系”阵营的学者则坚持，在欧洲扩张以前的“朝贡贸易”关系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与政治互动模式，的确链接了几个主要文明并对其内部结构产生影响。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帝国的兴衰取决于货物流动，因为这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压制国内与国外敌人。假如军事与国家权力不是直接来自于贸易，而是有其独立的发展动力，甚至军事结构受到主要国家之间互动的强烈影响，那么华勒斯坦排除欧亚大陆的东部帝国，就仅是对何者能驱动历史变迁采取太过狭隘的特定观点。

华勒斯坦也没有探讨为何“外部”国家容许欧洲人进入。他认为亚洲国家的衰弱是其参与外贸的自然结果，然而同时他又承认控制“贸易港口”的商业收益将能够强化中央集权。这正是清朝从广东的海关收益所达成的，收入直接归入内务府。假如贸易本身并未弱化中央权力，那么必然有某些其他因素在作用。

我站在那些认为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清帝国与欧洲国家体系没有强烈对比的学者那一边。只要清代统治者面对强敌，他们就必须创建结构来支持实质且广泛的军事征战。这些战争动员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军事层面：它也改变了财政系统、商业网络、通讯技术、地方农业社会。需要运送大量军需后勤到中央欧亚，不断对地方社会造成压力，特别是在西北与华北，甚至连华南省分也间接被运送到大运河漕运的粮食所影响。不论是军用还是民间的粮食供应，都变成清代的核心关切，因为那是维护人民福祉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国家从人民汲取剩余以用于国防安全的关键所在。早期的清帝国因此并非孤立、稳定且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结构仍在演进中的国家，致力于为了扩张战争进行动员。

但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后，这个动力变了。如今已没有具自主性的军事对手不在帝国的控制之内，每个有潜在威胁的地区都已经“入版图”，接受行政与军事监督。当然这个地图既神话，又真实。例如哈萨克斯坦人是不受清朝控制的自主部落，但他们被当作忠实的“藩属国”，相当不同于敌对的准噶尔。与实际变化的事实一样重要的，是改变中的词汇。借由定义谁被包含其中，谁被排除在外，还有删除那些已经被消灭的，清朝的历史学家努力稳固帝国疆域。清帝国那个自满与自视甚高的形象，只能小心地套用于十八世纪晚期。而在那之前，清帝国并未与欧洲分流。

总归而言，那些主张欧洲国家体系具有独有特征的模型或说法（多元主义、竞争、特殊核心—边陲结构等），实际上是对西欧与其他欧亚世界采取过度简化的对比。他们忽略了欧亚大陆东部在一七五○年之前都具有许多可模拟的特征，而且无法正确评估在整个大陆上的商业交易与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有关公元九○○至一九○○年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模型，提供了欧亚国家构建有用的比较洞察。不像很多世界体系理论家，他聚焦在国际战争几乎不断的环境下产生资本积累与强制力集中的双重动力。提利区分了三种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路径。走“资本密集”路径的，主要有城市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与荷兰共和国等，“统治者主要依赖与资本家约定⋯⋯租借或者购买军事武力，然后以不建构大型永久国家结构的方式来参与战争”。采用“强制密集”路径者，“统治者从自己的人民与被征服者中压榨战争所需资源，并借此创建起榨取的大型结构”，布兰登堡—普鲁士与莫斯科—俄罗斯是体现这种发展策略的最好例子。而在两者之间的则是英格兰与法国，他们的“资本化强制”路径模型同时涉及了资本化与强制力的发展，“资本的拥有者与强制力以相对平等的方式互动”。12

堤利以强制力与资本力量相对集中化程度来分析国家形成的观点，如他自己所承认的，相当类似于施坚雅有关中华帝国内部的行政与商业资源分布的讨论。欧洲国家的形成与中华帝国的形成两者间可以被分别描绘为“以贸易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各个地方层级由下而上的建构”与“由上而下施加的政治控制”之间的互动，或者被描绘成资本与强制力的空间逻辑。13 与世界体系理论家不同，提利分配给国家本身很大的自主性。国家利益是同时受到贸易流动与无政府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安全需求所形塑。

然而，堤利忽略了边疆地区的细微差异。例如他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完全强制性的国家，在一个有着广大陆上资源的地区扩张，但仅有很少的集中化资本。在这种观点下，俄罗斯沙皇不会有太多财富可以提供给追随者，结果事实正好相反：沙皇给予他们土地。14 这个观点过度小看了商业财富在俄罗斯国家创建中扮演的角色。在蒙古统治下，俄罗斯王公不断旅行到汗王的都城萨莱（Sarai）进行朝贡贸易，那也是提供他们与拜占庭帝国财富的有用链接。俄罗斯商人在十七世纪与沙皇合作，获得有价值的特权，后者依赖他们获得重要商品。15 莫斯科将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特别委任给重要的商人家族开发，例如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军事与官僚权力仍然具支配性，但有大量商业成分的协助──这点在帝国边缘特别明显可见。

这些考量显示中国可以多么符合提利的分析模型。他似乎一度把中国放在“系统之外”，当作“帝国”而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区隔开来。然而，提利也承认战争在中国帝国建构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帝国对商业资源的依赖。他著作的“主旨”在于强调都市层级与市场体系的同步演化，以及在强制与榨取这两种社会中建构国家机器。16

假如此一过程是足够类似而且可以比较的，那么哪一种发展路径最适用于解释中国呢？乍看之下，似乎会认为强制密集模型可以同时含括中国与俄罗斯。因为商人与帝国官僚的立足点并不对等：官僚体系在正式承认的权力上显然拥有优势。当帝国稳定统一时，它的规模将远远超越任何个别商人的财富。

然而在官僚统一性的正统面具下有着惊人多样的广土众民，其社会形态与生态条件就如同欧洲一样多样。施坚雅的模型显示了这个标准化的官僚结构，如何对商业与农业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化做出调适。中国在商业、强制力与重分配制度的相对比重，也随地区而有系统性差异。我已经描述过帝国统治在西北面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分配有限资源到这个收成不佳与易攻难守的地区。一般来说，西北的强制力最为集中，而南部与东南沿海则有最为有力的商业阶级。由“常平仓”体系所代表的重分配资源是伴随军事单位而建置的，人均储备量最高的常平仓集中在商业化较低的边缘地区。17

假如强制力不足以描绘俄罗斯或中国的全貌，那么提利的区分模型就会从三个整并成两个：像意大利城邦与荷兰那样极端的“资本密集”模型，以及其他欧亚国家的混合式“资本化强制”模型。

即便是中国西北，也并不完全缺乏商业资源。其贸易体系链接了中国内地与中央欧亚，有一些通路将内地的谷物运来，并将纺织品从甘肃走廊运到丝路沿线。某些贸易链接在清代扩张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但清代却也终止了其他链接。清朝大力鼓吹商人与官粮从华北到陕西与陕西到甘肃的运输，创建起与最贫穷地区间的大规模谷物流动；清朝也提倡货币流通与增加铜币供应，产生出更大的地方市场交易。在这里强制力与资本相互支持，但强制力领头。军事单位是主要考量，但皇帝与其官员们皆承认不能准许军事活动对人民造成过度负担。

只要边疆继续扩张，强制力与商业代表们就能团结在共同目标之下。然而扩张的终止，导致其他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并使每一个帝国地区都面临不同形态的社会冲突。例如，王国斌描述了湖南粮食暴动的爆发是市场关系延伸到新地区的结果，就像是近代早期的法国。这些阻碍谷物流动的暴动代表地方消费者的抗议，通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因为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农产品，免受商人或更高层级官员的要求。18 就我所知，甘肃相对来说从未有过粮食暴动，尽管对当地谷物储备的外来需求极高。这可能是因为甘肃仍能积极动员谷仓储备的结果，就像在一七五六至一七六○年的饥荒期间所见的一样，成功阻止了抵抗。同样可能的原因，则是该省分驻守的重兵能够提供实质的压制力所致。

甘肃仍然有它自己消极抵制帝国目标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例子：一七八一年的赈灾丑闻，还有一七八○至一八二○年的穆斯林叛乱。前者代表省级官员与外来商人反对地方农业生产者与都市消费者；后者则是来自于不同穆斯林派系与汉人住民之间的冲突，扩大成对汉人移民与清朝统治的抗议暴动。19 这些是可见于边疆地区抵抗国家权威的特殊方式。前者代表资本对于官僚控制的胜利，后者表明了地方暴力对于中央强制力的抵抗爆发。中国边疆的封闭化让这些矛盾冲动在十八世纪末日益扩大。

尽管提利的模型并没有以中国或边疆作为分析焦点，但仍然有助于定位我们在清朝扩张期间军事与商业力量互动的讨论。军事是首要考量，但不是定义帝国身分的唯一因素。

王国斌也在清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发现更多共同特征。但对他来说，帝国政权最主要的关切在于充分喂养人民。这来自具有儒家根源的特殊伦理传统，从孟子开始便鼓励统治者行仁义以保障人民福祉。这种态度实务上导致了“藏富于民”的概念，包括同时降低税率与发展整个帝国的常平仓体系，后者贩售谷物平稳粮价并提供赈灾救济。20

大体来说，我同意王国斌对于清代帝国结构的描绘，但我对帝国的内在动机有不同看法。在王国斌提到谷物供应时，他笔下的这个中国帝国的意识形态，从古典、前帝国时期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都维持不变。当然一个王朝与另一个之间必然有相当的连续性，就像古典文本也可充作后续所有讨论的参照点，但粮食供应的意识形态其实会随着时间演变。而这再一次显示军事考量的重要性与伦理考量同样重要。

公元前八十一年（编按：汉昭帝时）一场在西北边疆的防卫危机，引发了有关国家专卖与谷物价格平准的讨论，此即所谓盐铁论。辩论双方都声称，只有自己的政策方能增加福祉与安全。强硬派或经世兵法家，主张国家专卖与谷物贩卖能增加财政收益；而“温和派”的儒家则主张重税负担导致农民成为对帝国政府不满的困顿兵士。这是孟子与兵法家之间的辩论。21 而王安石在一○六九至一○七六年间引发的粮食政策辩论，则源于宋朝无法抵挡来自辽国的进攻，可见谷物供应的辩论实与防卫需求密切相关。

总之，注意孟子对人民福祉的关切与清代所创建的广大粮仓体系的关联有其意义，但不应过于简化。此外，我们无法仅根据家父长对于子民福祉的关切，来解释帝国体系的长时期存续。精明实际的现实主义同样重要，即承认国内镇压与对外作战之军事力量是国家的基础。王国斌与其他人的论点类似，同样强调中国的反军事倾向以对比西方侵略。但帝国统治仰赖福祉与战争，两者相互需要。这两者的平衡会随着时间变化，但不会有任何一方消失。帝制中国的安全需求，再一次说，并未与那些欧洲国家有着极端不同。

相对于挑选出欧洲有但中国没有的特色，我们更应该思考两者之间的主次议题。人民粮食供应与军事供需在国家政策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像有好几个音乐主题的交响乐，不同主题依序成为前景。有时相互补足，有时某一个得让位给另一个。在一七五六至一七六○的赈灾活动中，清朝官员们挣扎地调合两者，使用人民粮食来供应军人需求，并利用军事运输来赈济平民。

维持粮食供应，既是为了保持人口的健康，也是为了支应边区的军队。为了让这个政策能够有效运作，需要整个朝廷通力合作来动员几乎整个帝国的资源。在较不幸的时期，粮食不断地从民间移拨到军事用途上，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多数时期。但有时候平衡也会转向另一方：雍正皇帝便刻意减少军队集中在边疆，以便为当地农民节省资源。也许他做过头了，让他在蒙古的驻军挨饿以至于吃败仗。粮食供应就像钟摆，在军事用途与民间用途之间摆荡；它也像交响乐，在和谐与不和谐之间切换。这样的意象让清朝的政策更类似于欧洲国家，也让我们对粮食政策如何运作更丰富的看法。边疆观点丰富了我们的理解，理解帝国究竟是如何维持其核心人口。

游牧帝国的理论

所有来自定居文明的学者，不论是中东、欧洲与中国，都尝试想要解释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反复兴衰。第一把交椅也许要算是伊本．赫勒敦。这位阿拉伯学者的“阿萨比亚”（即“团结意识”）概念，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分析中东帝国的基础。中国在公元前一○四五年首次被来自西方的周朝征服后所创造的“王朝循环”理论，并未直接关注游牧帝国的发展动力，而是将游牧民族征服中国当作王朝衰弱的象征要素之一。诸如拉铁摩尔等现代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也特别强调游牧边疆在中国王朝经验的角色。22

我们可以大致按照两个轴线来分类这些理论（参见表15）。一种区分方式是根据游牧民族发动攻击的原因，区分出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相对比重。狄宇宙已经机智地将其分成“贫穷的游牧民”与“贪婪的游牧民”两种类型。贫穷的游牧民族发动劫掠，是因为他们无法从草原获得自身迫切所需的重要资源；而贪婪的游牧民族发动劫掠，则是因为永不满足的贪欲。23

“外在论者”强调外来压力的影响，特别是侵略与贸易。他们主张草原本身的资源太过贫瘠与分散，无法支持有野心的统治者聚集追随者或创建军队。他必须劫掠邻近最繁荣的定居文明或与之贸易，才能集中资源。拉铁摩尔、巴菲尔德与卡扎诺夫（A. M. Khazanov）等人最为广泛地发展了这些洞见。24

“内在论者”则倾向关注游牧联盟内部的动力，无论是心理、经济或生态因素。讽刺的是，对游牧社会最缺乏认识的分析者，似乎最大力主张内在动力说。例如最流行的“干燥”理论。此论由二十世纪初期的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提倡，主张游牧民族的入侵，是直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牧草地稀少。比较原始的心理论证通常来自中国官僚，他们直接主张所有游牧民族都是残暴贪婪且无法控制自身欲望，这解释了他们对于无辜中国农民的不断劫掠，也证成了中国何以需要积极的军事征服来保护自身安全。然而，赫勒敦的“团结意识”模型则是源于对部落动力比较敏锐的理解。它从本质上将帝国兴衰化约为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变动：激发战士与统治者投身于某种道德使命的社区连带感。现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诉诸内在动力上与时俱进，以阶级冲突作为游牧民族社会的驱动因素（通常跟生态因素结合）。25

我同意狄宇宙的说法，也就是纯粹内在因素与纯粹外在因素都无法充分解释这个议题。26 尽管很多游牧民族缺乏定居社会的生产资源，但创造大帝国并非获取资源的唯一方式。比起劫掠，贸易通常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方式，而且游牧民族确实有马匹与羊群等重要的商品可以提供给定居的民族。狄宇宙与卡札诺夫进一步指出，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结合部分的农业耕种与畜牧放养。不同于拉铁摩尔主张“纯粹的游牧民就是贫困的游牧民”，大部分游牧民族其实并非完全依赖放牧维生。一个部落会变成联盟、帝国或邻近民族的附庸，主要还是仰赖个人领导力与外在关系。

第二个分析轴线是区分结构与历史论观点。结构分析者倾向于寻找一再重复的相同过程。依据此种观点，游牧民族被视为自然与心理学的静态囚徒，隐约相对于比较“进步的”定居文明。这些模型很少考虑到技术变迁、商业链接与人口迁徙的问题，而仅把所有游牧民都视为走在相同的轨道上。比较历史取径的观点，则承认不同时期间的显著差异。从匈奴到突厥，再从突厥到蒙古人以降，战争技术经过剧烈的变化。例如马镫与复合弓的引进，剧烈扩展了游牧武力的打击力量。枪炮武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也改变了大草原战争的性质。内亚语文学传统强调语言与族群变迁的意义，研究者的历史论倾向也比较强。比起更为广泛的国家形成过程，他们更有兴趣追究部落名称发生特殊变化的细节。27

狄宇宙有关草原帝国形成阶段的模型，则结合了历史论与外在论取向，并注意到内在取向的过程。28 在狄宇宙的模型中，草原上的暴力冲突危机，产生出国家形成之前的普遍军事化。接着一名领导者会在战争中取胜，自命为可汗，援引神圣授权的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然后他会创造中央化的政府结构，以自己的氏族为顶点。为了要支持这一新兴行政结构与追随者，就需要增加收入。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攻击定居社会以便获取这些额外的资源。游牧帝国获得资源的方式有四种，每种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形成阶段：朝贡、贸易伙伴、游牧与定居地区的二元行政，以及固定征税。朝贡主要用于公元前二○九年到公元五五一年，主要使用者是匈奴及其继承者；贸易主要用于五五一至九○七年，在突厥人、可萨人、回纥人、吐蕃人与中国唐帝国的关系中可以得见。二元行政在公元一○○○年到一二○○年间的东北的辽、金帝国，以及早期蒙古人和党项人都可以明显见到。而固定征税则开始于忽必烈的蒙古帝国，并扩散到帖木儿汗国、鄂图曼人和满洲人。狄宇宙的历史论与外在论分析，相当符合我分析准噶尔人兴起的方式。

尽管衰落可能像成长一样有相同的原因，但游牧势力衰落的解释则一般追随内在论与结构论者的模型。最常用于解释游牧势力在十六世纪之后衰落的论证有二，主要诉诸技术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很多人主张枪炮武器的扩散导致骑兵落伍，所以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不再是欧亚大陆无可抵御的霸主。同样的，世界史学者从汤恩比（Arnold Toynbee）到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都声称：从陆路到海路贸易的转变切断了他们的商业资源，导致中央欧亚国家的崩解。

这两种论证都源远流长，但他们的缺省都颇有问题。他们忽略了国家权力在移转资源为政治所用的角色，反而直接根据技术与经济变迁来推论政治的优越性。我已在讨论中指出，技术与商业交易皆强烈影响了定居与游牧政权互动的方式，但所有相互竞争的各方其实都能够取得这些资源。准噶尔人大费周章想要制造自己的火炮，而且也相当依赖贸易来支持国家。他们的清朝敌手同样长距离运来火炮参与战斗，并动员商人支持战事。火炮在战场上增加的军事优势有限。大部分的清朝火炮很少在战斗中使用，而且鸟铳或者鸟枪皆没有足够的精确性或威力来阻止冲锋骑兵。即使在欧洲（他们的骑士从来不是中央欧亚骑兵的对手），十六世纪早期火药革命赋予步兵对骑兵的战斗优势，其程度其实也被过度高估。29

相对于那些技术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我对于准噶尔与清朝对抗的解释则主要支持历史论与外在论者的解释观点。简单来说，游牧与定居文明的互动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且两者的互动制约了双方的结构。准噶尔领导人与清朝和俄罗斯既竞争又合作，以获取国家所需的重要技术、商业与财政资源，他们使用了四种方法蒐集资源，包括从清朝与其他蒙古人取得贡品、与清朝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在突厥斯坦创建行政与在定居地区征税。满洲人同样更大规模地利用这四种方法来征集资源。准噶尔落败了，因为满人与俄罗斯人共同剥夺了他们用以创建永久国家所需的关键资源。

准噶尔人比清朝更依赖商业资本，因为他们的农业资源非常稀少。准噶尔人夺取绿洲，以便控制在贸易路径上的关键要站，并且征收其农业生产。他们派遣商人与工匠，并赋予这些人特定的国家任务，就像满洲人、蒙古人与鄂图曼人所做的那样。他们使用朝贡贸易特权来为国家汇集所需资源，并且引诱俄罗斯人增加与他们的贸易，或者准许俄人前往金矿产地借以交换援助。相较于面临大敌的压力，人口过多、干燥化或本质上的贪婪等因素对于维持这个国家的种种努力而言，都显得较不重要。

清代官员完全了解准噶尔人的资本动员，努力想要切断这些流通。当他们发现准噶尔人正利用自己来累积资源且拒绝臣服清朝控制时，他们限制了朝贡使节团的规模次数，而且严格禁止了火药和武器出口，更切断了白银流通。他们引诱俄罗斯人接近庞大的中国市场，以避免他们支持准噶尔人。中国人提供俄罗斯商队贸易慷慨的条件，以便切断他们对准噶尔人的援助，但他们同时也能以切断商贸通路与取消朝贡等方式来维持其外交影响力。切断通往西藏贸易（“熬茶”问题）的努力，更进一步显示了清朝从商业上与外交上孤立准噶尔人的计划。

准噶尔人还受到内部不稳定所苦，这显现在领导人死去时反复发生的继承危机。但他们在这一点上其实与俄罗斯或清朝并没有太大不同，后两者同样都在十七与十八世纪期间经历严重的继承危机。皇太极的权力可能是篡夺来的，而雍正皇帝即位也甚具争议，但雍正之后的清朝统治者将继承方式制度化，从而避免了这种动荡。然而，准噶尔的不稳定同时源于内在与外在因素：他们缺乏成吉思汗世系的统治正当性支持，因为清朝已经掌握了其象征和相关代表，他们也无法持续以藏传佛教的世系创建其统治正当性，因为满洲人控制了喀尔喀，包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在库库淖尔的班禅喇嘛。

将游牧国家创建的外在论与历史论模型，结合我们所关注的商业资源与武力夺取资源的问题，使我们能用同一个模型来比较分析欧亚大陆的国家创建。

重新思考清朝在世界的位置

现在，让我们从全球性的模型转移到那些专门解释清朝历史的典范。近来清史学界已出现两种新的解释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欧亚相似论”（Eurasian similarity thesis）与所谓的“阿尔泰学派”（Altaic school）。前一种解释主张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欧洲类似制度的广泛可比较性；而后一种解释则强调清代征服者的中央欧亚链接。两种都对中国的帝国制度提出颇有启发与原创性的解释，但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自己主要关注的扩张和边疆，让我们可以用更为整合的观点来链接这两种研究取径。30 两者所遗漏的，正是能够链接两者之处：表现在后勤与战略文化中的清代国防安全目标。

最近有关晚期帝制中国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直到一八○○年为止，在人口结构、技术、经济生产力、商业发展、财产权与生态压力上等大部分可以测量的层面上，中国与西欧之间没有重大差异。在人口量化数据与家庭结构上，很多中国的社会实作跟文化理念相反，显示了与同时期西欧社会的明显类似性。中国的家庭并没有不加注意地不断生养，造成人口增长多于可得资源的马尔萨斯危机，而是会在回应地方经济机会下限制生育率。31 彭慕然已经细心估计并证明欧洲与中国的生活水准、农业产出与生态压力直到一八○○年为止是约略可以相比的。32

清史学者也发现在前工业革命时期，这两个社会在生产组织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王国斌主张：“基本上透过市场的经济扩张之类似动力在欧亚大陆两边都发生了，而且⋯⋯农村工业的发展在许多重要面向上也是类似的。”33 欧洲工业化论，如我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晚期主要依赖于三种元素的结合：“受到亚当斯密动力所驱动的市场经济”、“商业资本主义的制度”、“以能源革命为中心的技术变迁过程”。从逻辑上来看，这三个成分彼此“互相独立”，尽管在经验上在十八世纪晚期共同出现。中国拥有前面两种因素，但因为地质上的运气不佳而少了第三种要素。34

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差异，同样并没有造成明确不同的经济效果。例如说，不管是在商业活动的态度、识字率、都市化或者宗教信条的面向上，我们可以在两个社会都能发现有利跟不利于经济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态度与制度。直到一八○○年之前并没有清楚的最终平衡，证明欧洲比较有利于促进经济上有意义的活动。总之，马克思、马尔萨斯与韦伯，还有很多的社会理论家，都错误地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奠基于东方与西方的根本差异上。这种理论的基本缺陷，就是仅关注内在因素而夸大了差异的极端性。较好的解释必须接受一般可比较性的证据，而且更多考量外在干预与全球脉络。

从晚近研究的眼光来看，工业革命并非数个世纪以来，在近代早期欧洲独有的特殊条件下，深层与缓慢的演化结果。那是在十八世纪晚期各种环境的幸运结合下，晚近、快速且非预期的结果。根据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帝制中国、日本与印度，还有其他地方的历史，可以接受的解释应该要采用全球观点，而且更大程度上允许短期变化。35

不过，“欧洲奇迹”的确发生了。这是哪些重要因素导致的呢？彭慕然主张说全球的生态偶然性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36 这些偶然包括北英格兰接近水路运输的煤矿供应，还有英国能够同时拥有提供新大陆与棉花供应的“隐藏土地”（ghost acreage），以及印度殖民地的内部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外在于英国社会体系的因素。帝制中国有部份可与此模拟，但并未拥有足以相提并论的生态特性。中国有煤矿，但最大的储备量位在西北，距离长江三角洲的纺织工业与水道非常遥远。中国也有“殖民地”，那些透过帝国扩张所征服的新疆域，但这些也在欧亚大陆的内地，并没有太多的可耕地或稠密的人口。帝国积极推动这些地区的垦殖，但他们并未提供可以跟新大陆相比的原料或商品需求。不像原始工业化、人口结构或商业文化的论点，两个社会在那些面向的差异并未大到足以解释重大的经济变化，但此处资源与运输成本的大小差异仍旧是很大的，所以可能有重大的影响。

在彭慕然之前，彼得西佛勒（Rolf Peter Sieferle）、魏格礼（Anthony Wrigley）都已经系统性讨论了工业革命中能源供应的重要性，特别是煤。37 煤的重要性实际上并非什么新论证，自从有工业革命以来就已经被提及。没有人可以忽略北英格兰那些令人“震惊的城市”（shock cities），以及城里那些“黑暗的魔鬼磨坊”（dark Satanic mills）的污染影响。

总之，工业成长不必须是在西欧所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数世纪长期积累后的结果；有很多路径可以达成经济现代性，而英格兰遵循的仅是其中之一。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当然都需要大量增加的能量与原始材料供应，但他们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相对于欧洲，中国运煤到海岸地区的高成本，还有采矿的不同技术性需求（抽水相对于避免瓦斯爆炸），代表中国在十八世纪晚期将无法发展煤矿与蒸汽基础的工业，但这不能排除中国后来无需创造英格兰式农业体系就能工业化的可能。就像前面表列的游牧国家构建的模型，最适合解释这一比较问题的取径分别是历史论（限制相对短时期的关键变迁与强调偶然性）与外在论（专注于从外在于现存社会经济体系的资源的可及性）。

然而，这个论证忽略了国家权力在动员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上的重要性。除非我们把组织性的政治权力纳入考虑，我们将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即便两个国家在先天能源上真的有极大差异，但先天条件最佳的国家并不必然就能进步得比较快。日本在十九世纪晚期快速的工业化，但自身母国岛屿上并未拥有大量资源（当然，日本像英格兰一样，很快变成一个拥有台湾与朝鲜的帝国，以便获得这些资源，包括煤、矿产、粮食与生存空间[Lebensraum]）。国家的行动，或自愿或被强制性的人类活动，对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是在近代早期。

严格的生态学关注，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透过国家行动来补充其所缺乏的便捷煤矿供应呢？要用生态学论点来解释工业化，往往仍得依靠形式精巧的环境决定论，因为此说缺省只要缺乏一项关键因素，就注定这个社会将长时间落后。

考虑到人类一般来说会集体努力、尽可能地改善其经济状况，技术进步的知识会快速地在欧亚大陆各地扩散。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统治者就很清楚欧洲在军事技术的进展，并努力要尽快获得新的火炮与枪械。耶稣会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军火商，很高兴地照顾了他们的需求。明朝军队与他们的满洲敌手都广泛运用火器，就像十七世纪初期日本的国内统一战争那样。十八世纪的统治者不远千里地将大型火炮运到草原地区，以追击他们的蒙古敌人。亚洲国家一旦得知欧洲的军事技术，就很快将其运用于自身目标之上。38

中国也有能力长距离运送大宗商品。大部分的中国铜金属（货币的基础材料），都是来自于遥远西南的边疆省分云南。官员小心地追踪从矿场到铸币场的铜运送。39 他们有时候使用军队来护卫官铜的运送，有时候则将运送委托给承包商。填满帝国常平仓的谷物也需要大规模的长距离运输。清代官员有时候自己运送谷物，有时候在军队控制下运送，更多时候则是承包给商人运送。只要清朝想要，没有理由这个国家不能运送其他大宗货物。40

其他知道西欧进展的国家，的确在十八世纪动员了自身的矿产资源。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在一七二○年代创建了采矿与制造学院还有商业学院，以政府力量促进私人工业发展。一七○一年，他的西伯利亚局在乌拉山脉创建了第一个大型铁工业。这些工业都位在丰富矿产的蕴藏地，变成了俄罗斯在国家控制下的主要工业发展起点。彼得大帝也创建了后来被转移给私人业主的国有工业，或者创造了得到特殊优惠的新公司。阿尼西莫夫（Evgenii V. Anisimov）批判彼得大帝的工业政策阻碍了私人资本家阶级的诞生，不过他同意彼得大帝创造了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对一个发展中的民族至关重要”。41

俄罗斯的农业基础非常贫弱，其官僚发展比中国更不健全。中国有着更多的商业资本，其农业也没有被农奴制所制约。俄罗斯的例子显示，没有方便矿产供应的国家可以透过活跃的国家行动克服自身的不利条件。俄罗斯的工业化当然采取了很不同于英国的路径，它是强制性质的，相当仰赖国家指导与外国专家，而且主要是军事需求导向。然而，俄罗斯的工业化仍然相当成功，而且开始的很早。

所以，我主张帝制中国其实兼具能力与经验，能够长距离运送大量商品。国家的支持能够克服巨大障碍，不管是以直接运送或是承包给商人的方式。清代官员主要关切的商品是谷物、食盐与铜，因为这些都是维持人口生计与通货稳定的重要物资。他们也长距离运送木材，以建造宫殿、船舶和防卫要塞。

除此之外，清代官僚也投资运输基础建设，包括建造新道路与疏濬河流。水利疏濬政策致力于达成“一石二鸟”的传统目标，一方面保护农民免于水灾，另一方面也确保商人在水路上的航行顺利。清代国家既非压制所有商业活动的“东方专制主义”，也非不插手贸易的“自由放任政权”。它的官僚主动干预某些商品的贸易活动，但对一些商品不加干涉。国家选择管理哪些商品，主要仰赖国家的安全考量和其对供养民众的态度。

国家引导货物流通的总体能力可能在十八世纪来到新高。精心规画的谷仓体系、重建的大运河，以及在边疆的土地开垦政策，都显示出明确的干预主义精神。从各省到中央的新通讯系统，使用一般与秘密宫廷奏折，让首都官员与省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可以派出御史到各地，确保中央的政策被正确地执行。清代的呈报体系收集大量有关农业经济的资料，包括详细的物价报告、雨量、谷物存量与饥荒赈济。

清代管理经济的能力是足够有力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称呼其为“发展型农业国家”。它并没有引导资源进行工业化，但它的确尽可能鼓励土地资源的开发，包括粮食和矿产。罗威廉（William T. Rowe）有关清代官僚陈宏谋的传记，给我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派官僚的“经世”案例。42 陈宏谋在帝国各地担任过很多不同官职，他将精力不断用在增进农业产出、减少饥荒破坏、修缮与扩展水利，还有发展采矿。然而，他并不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起主要的经济活动，他更偏好准许市场力量来诱发商人尽可能地运送货物。但国家管制与和商人的合作都被导向共同的目标：改善民生，同时也能强化国家资源。

另一个十八世纪国家行动主义的案例，可参看蓝鼎元在台湾的活动。像陈宏谋一样，他也提倡国家主动引导经济发展，这次是在一个殖民环境下。43 蓝鼎元致力提倡汉人移民到这个新征服的岛屿上，以便提高其农业产出并提供粮食出口到福建省。在官方鼓励与商人接触的共同影响下，台湾实际上在十八世纪变成主要的谷物出口省分。

很多早期文献对比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他们把中国在十九世纪的贫困追溯回较早的时期。欧洲与中国民族主义者都缺省中国在回应欧洲工业冲击上的困难，根植于僵化的满清政权统治下导致的长期停滞。然而，我们现在已有不同的观点。看看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动力，很多似乎都来自早期商业网络的复苏，提醒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这些萌芽从至少十世纪以来便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上成长。同时，现代中国国家也已经赞助大型计划，以汲取能源等自然资源，例如三峡大坝或“西部大开发”的计划。国家引导与市场导向两种政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地位，让我们回头看到清代国家在十九世纪之前的类似能力。因此欧亚相似性同时包括了国家行动与经济结构。

阿尔泰学派强调清代国家的中央欧亚起源。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路康乐（Edward Rhoads）等人，都重新强调清代国家是由满洲人菁英所控制的。这些满人清楚意识到自己与汉人属民的差异，不断挂念这种差异是否得以维持。44 尽管满人选择与汉人官僚合谋维持正当性并保证足够的税收征集，但满人并没有被“优越的”多数汉人文化给同化，而是透过八旗制度与帝国仪式维持了自身的特殊性。即使满人定居在中国主要城市并采取汉人的语言及官僚做法，他们仍然自认与他人有所区隔。这些学者可能对满人究竟何时与如何建构他们的认同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都同意直到清朝灭亡为止，满人都将自身标识为与汉人有别。

满人菁英特别注重帝国的边缘。在“满洲殖民主义”的标题下，好几位学者已经检视了清朝在蒙古、新疆与西藏的统治。45 他们也指出了清代国家与其他殖民帝国进行比较的基础。就像鄂图曼、俄罗斯或蒙兀儿等大型农业帝国一样，中国也面临控制、扩张、正当性与财税收入问题。不同于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国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独特受害者，其长期官僚体制与文化传统也并不那么特殊。中国的独特性反而还比较像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那种“特色”：是市场经济整体类别下的变种，而非彻底不同的经济形态。

就像欧亚相似论，阿尔泰学派的模型也援用清朝与欧亚大陆间值得比较的结构与过程，只不过是聚焦在统治菁英而非社会经济结构。欧亚相似论的分析将明清两朝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但阿尔泰模型则明白地将两者分开；欧亚相似论主要强调在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阿尔泰模型则检视边疆。假如欧亚相似论不当地忽略了国家引导的经济变化潜能，阿尔泰模型则倾向于分隔满清与其汉人官僚（或者大多数的臣民），将两者分属不同的世界。但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有价值的观点链接起来，予以更进一步地检视。首先检视军事结构如何从福斯人口汲取资源（后勤），其次检视清代的战略文化。我已经广泛讨论了后勤问题，我在此将简要地处理“战略文化”的问题。

江忆恩（Iain Johnston）已经出色地阐明，帝制中国同时并存着两种战略文化。他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是“依据冲突与敌人性质的核心典范缺省，所衍生的大战略偏好排序，并为决策者集体共享”。两种战略文化分别为“儒家式”与“备战式”（parabellum，汝欲和平，必先备战）：前者强调防卫战争以及偏好以协商取代暴力，后者则缺省暴力冲突无可避免，偏好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他发现在实务上，中国军事文化多是由备战式文化主导，而非儒家式战略。46 我曾在他处详细讨论了江忆恩的模型，47 他的取径对以比较框架分析帝制中国的战略思考有着极大价值。我在此只想指出江忆恩的模型不够历史论或外在论之处：他只有讨论明朝，而且是根据比较早期的军事文本。他将那些文本当作经久不衰且相对不变的动武象征。我们应该将儒家式与备战式典范看作是帝国论述下的主要与次要议题，彼此互补、不相排斥，每个时期由其中之一占据主导地位。

即使是明朝的军事文化与道德教育，其主题也会基于不同边疆地区而有显著变化。在发现茶马互市贸易绥靖失败之后，晚明对西北边疆的蒙古人大多抱持强硬现实主义。一旦决定投资万里长城强化西北边防之后，明朝就认为草原的蒙古部落是异己的自然力量，不受任何人类道德的约束。在这方面，明朝的观点跟冷战期间美国强硬派对苏联的态度并没有太大不同。然而，明朝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态度较为软化。因为这些民族明显较无威胁，也较无组织，可以透过汉人式的“开化”来引诱进入版图之内。

清朝的统治者因其中央欧亚的背景，更为细致地混合了这两个主题。他们把边疆蒙古人视为人类，而非野兽或自然力量。蒙古人可以回应道德伦理诉求，但这些诉求不必然是奠基于儒家古典传统。康熙皇帝不断强调他自己的原则和佛教达赖喇嘛的共通之处。他在不同宗教传统间寻求和谐，同时也从未放弃使用武力。

比起明代，清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更能将暴力镇压给合法化，因为那些拒绝仁慈皇帝和平诉求的人类属民比禽兽更坏：他们是叛徒，只应该被剿灭。我注意到“剿灭”在清代修辞中令人震惊的常见；与明朝更令人震惊的对比在于，清军在特定状况下甚至会刻意且积极执行消灭敌对群体的屠杀行动。在极端情境下，备战式的战略原则走向了灭绝主义：消除顽固敌人威胁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他们彻底清除（这种修辞也可见于冷战时期）。太多状况都能用上塔西陀那句毁灭性警语：“他们造出一片荒芜，却称之为和平。”儒家式的战略原理同样也能导向另一种极端，也就是完全同化：努力以比较和平的方式消除一个民族的认同。然而，清代的统治者大部分时候都是踩着夹杂外交、强制力与交换的复杂舞步，在极端之间弹性协商。

清代这种特别的战略文化，显示统治菁英认识到自己参与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且持续寻求动武效果的极大化。就像欧洲国家构建者，清代战略家明白胁迫的重要性，但很少有战斗可以单靠胁迫取得胜利。借由在蒙古人中建构出联盟体系，让俄罗斯也参与其中，清朝希望尽可能将更多行动者拉进对抗敌人的大联盟中。其最终目标是将大草原瓜分为二，创建起限制扩张的固定边界并消除边疆模煳不清的地带。

清朝对于领土性的日益关切，证明了他们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经验具有更多相似之处。欧亚大陆东部的势力均衡结果，仅能由两个大国瓜分这个庞大的地区，没有其他大型势力可以存活其间。在这个意义上，蒙古的经验可以跟欧洲较小的政治单位模拟，例如勃艮地人，就被吸纳进法国这个较大的国家中。蒙古与波兰的命运更为类似，后者的国家地位在十八世纪完全被抹去，并像蒙古一样直到二十世纪才重新复国。

我前面大部分讨论的国家形成与体系分析，都忽略了统治者对臣民忠诚的象征性宣称。唯物论学者否认这些诉求的重要性，认为其只是虚伪：有鉴于统治政权的权力与财富，以及对财税征集与发动战争的侧重，文化上动员又有什么作用呢？而在学术光谱的另一端，有一群历史学者致力讨论那些勾勒出帝国与皇室权威的仪式，但几乎不谈背后支持他们的权力结构。对这些学者来说，仪式与象征会透过语言与视觉论述，自主作用于臣民之上，不受臣服权力的强制力与利益诱因所影响。这些学科成了总是在黑夜里擦身而过的两条船，但并不该如此。它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交会点：把边疆扩张与不同民族整合进中央化政权的问题上。

康拉德与陆贾都明白，政权无法光靠财富与权力长久维系（编按：参见导论前的卷头词）。韦伯将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区分成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感召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这样区分是有些过于刻板，但他正确地强调正当性在确保权力结构长久存续上的作用。战士们、富人们，甚至步卒们都需要被说服他们的目标是正当的，或者至少不是一场空。至少要有一套能够正当化其对他人施加暴力惩罚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天命”理论，就是事后替王朝被另一个王朝推翻赋予正当性。其缺省了失败者因其无可挽救的道德罪恶，而被上天支持的胜利者所取代。

意识形态还有其他功能。不只赋予胜利正当性，还辨别出应该被攻击的对象。就像毛泽东所说，发动革命或战争的首要问题，就是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帝国的意识形态是一套画定边界的机制，使得领导人得以决定谁应该被包括进这个稳定的政体，谁又应该被排除。精明的战略家不会将主力指向当时力量最大者，而是指向预期最持久的威胁。和平赢取更多潜在敌手，就能孤立最危险的敌人，弱化其力量。中国谚语有云：“唇亡齿寒。”毛泽东从古典中国战争小说与古典兵法中学会建构联盟的政治逻辑，尽管他是以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语汇来正当化战术决策。

如同某些理论家开始承认的，语言指引了统治者如何创建联盟的认知。用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话来说：“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48 我已经检视过清代如何使用语言来定义哪些人应该被编入或排除于“文明”之中。臣服者不管族群为何，都可以得到好处；抵抗之人应该被消灭。何种诉求较适用于特定行动者呢？是强制、金钱或宗教？对各类行动者的潜在缺省，形塑了边疆政策的决策。

在征服之后，语言、仪式与象征行动继续影响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它们定义了行动可被接受的边界，指出了政权的包容程度，阐明了那些指引人们目标的理想。就像贝尔（Catherine Bell）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主张的，仪式活动并不仅是具有支持既定结构的功能，每种仪式展演实际上皆偶然地重演了存在于社会中的冲突。49 清代的朝贡觐见或皇帝巡游的展演，其实就是这类紧张关系的重演。引发紧张关系的，则是清帝国那意欲包含不同民族於单一全面凝视下的计划。清代皇帝的中央欧亚背景，赋予他们广纳多民族的野心；汉人仪式与顾问则借由警告统治者勿逾越适当界线，试图限制清代君主的野心范围。他们重演了最初征服的事实，以便重振与再次施展和军事胜利息息相关的武训。所以满人的“阿尔泰”仪式和制度扩散到统治菁英之外，扩散到更广大的汉人臣民。

简而言之，用边疆视角看待欧亚大陆，侧重于边界画定与国家创建如何透过对文化、商业与暴力的动员来展现。这种为扩张而设计的边疆文化，影响了清帝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也影响了统治制度与维持正当性的仪式，更影响了清帝国如何认识自身在世界的位置。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清朝为何兴起，也能解释这个帝国为何衰落。

第十六章边疆扩张对清代兴衰的影响

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边疆扩张战争在清朝国家建构中扮演的作用。从一开始满洲统治者就组织了用于作战的社会。在一六一六年创建满洲民族作为满洲国家的一部分，并致力于武力统一所有东北部落。清朝征服中国本部期间，在持续的军事作战准备下，随着领土扩张与商业整合产生了制度性变迁。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清代国家随着制度转变继续维持其扩张的动能。在边界固定与扩张终止后，许多的能量似乎已经渗漏出帝国的结构之外。虽然结果并未立刻浮现，但帝国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时已开始面临新的内部挑战。荣耀的时光于焉终结。

我坚持主张军事对清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性，借此试着平衡其他著作仅专注于分析商业与文化整合的问题。这两个议题对于帝国的凝聚力当然有其贡献，但两者都不能在缺乏强制力的有效展现下运作。当和谐的劝谕失效或者在干旱农作歉收时，官员必须召集任何可得的治安力量来防止盗贼与叛乱。在强制力、金钱与文化诉求之间达成平衡，是保存这个国家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对内关系，也适用在对外关系。地方官僚与边疆的将军都必须适当的混合道德劝诫、贸易诱因与镇压来绥靖不驯的人民。假如“朝贡者”与“野蛮人”能像人类一样回应帝国的胡萝卜与大棒的话，他们也能跟帝国核心的住民享受同样的特权。贪婪的贸易者与游牧民族，经由接受与帝国指定代表的定期贸易以及表现对于皇帝的顺服姿态，转化成文明之人。那些拒绝这些引诱的人则被定义为非人，所以应该被消灭。如同国内的叛乱者被分成叛逆的“匪徒”与无辜的“胁从”一样，外来民族也可能变成忠实的朝贡者或者异类敌人。文明的语言定义了这些民族的身分，还有他们应得的处置。协商与吸纳比起压制更为常见，但隐藏在流畅的仪式面具之后，总有铁拳在随时待命。

边疆扩展计划刺激了帝国经济资源的官方动员。我们已经看到新疆官僚如何促进农业与采矿结合成大规模的殖民开垦。他们期待来自内地汉人的广泛移垦，以便提升农业生产力，并将这个地区更为紧密地绑进中心地区。新疆的经验就像台湾与大宗商品运输那样，显示清代官僚可以在帝国指定地区执行重大的发展政策。这些受到政策扶持的垦殖活动，在两个面向上同时影响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一方面在边缘地区纾解核心地区的人口压力，另方面也创建起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尽管移民的数量仅占总人口中的很小比例，而且商人的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活动在少量农业与有限贸易的地区有着不成比例的冲击。

但尽管有这些强大的能力，十八世纪晚期的清代国家正在丧失对许多经济交换面向上的控制。相对于很多纾解饥荒或者开垦新领地的成功计划例证，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官员腐败与地方压迫的显著证据。对地方官员来说，漤用职权跟施行善政的潜能其实一样强烈。结果主要取决于上级官员的监督与地方政治的诱因。一个有能力的省级巡抚（例如陈宏谋）可能镇压地方官员的失职与漤权，但其他巡抚可能比较缺乏决心或能力。尽管有广泛的控制，无数官僚体系的文书往返本质上就阻碍了通讯与控制的通畅运作，留下通往漤权的管道。在一七八一年甘肃的渎职案件中，布政使利用准许民人捐银赈灾政策的机会上下其手，不祥地预告了其后更糟糕事件的发生。

清代国家的终结

总归而言，帝国官僚效率的关键转捩点发生在大约十八世纪中期，正当边疆扩张终止之时。边疆军事挑战的结束，让很多活力从帝国的官僚体制中消退，降低其改革自身的诱因，也松懈其控制腐败的意志。由此可见，帝国西北边疆扩张完成与十九世纪中国一连串的社会秩序混乱之间，其实有所关联。

假如清朝是一个“发展型农业国家”，那它的“发展”显然零星而不全面。很多计划被设计成是要维护贫穷地区的安宁，因此严重的饥荒冲击不致于引发反乱，而且军事力量可以从地方市场获取物资。西北中国是国家特别干预的重点地区，因为当帝国与更西边的蒙古战斗之时，帝国需要运送军队通过这个地区，并从该地区获得必要的军需供应。西北尽管贫穷，确实产生了有关经济的新政策。陈宏谋在担任陕西巡抚时，设计了农业生产与军需动员的创新方法，其他巡抚与总督也是如此。

十八世纪中叶扩张的终止，还有边疆战争的结束，代表着创新诱因与控制手段的松懈。如今已不再有从贫农手中压榨出农业资源的迫切需要，而且对农民的地方压榨已相对不至于威胁破坏整个帝国的安定。吊诡的是，平准物价的谷仓体系在十八世纪晚期扩张至其最大限度，但腐败、官方基金的投机、虚假呈报与粮食储存的疏忽等问题，也都随之扩大。在十九世纪，除去部分零星的例外，这些粮仓体系的普遍缺陷将削弱饥荒赈灾的效率，并导致严重农民动乱的爆发。

很多历史学者已经主张，十六与十七世纪创建的欧洲国家竞争体系产生了国家创建、军事动员、商业成长等发展过程，并最终刺激了帝国扩张。1 我则在此主张中国在清代边疆扩张的时期，与欧洲具有合理的相似性。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当清帝国将边疆往外拓展之时，也参与了竞争性的国家创建过程。

在这个扩张时期，清代统治者发动了行政创新，创建了日益中央集权与协调的官僚体系，积极使用商业与农业资源进行经济发展，以满足国防安全的需求。这些改革包括为了帝国中央军事决策的需要，创建军机处来协调至国家最高层级的秘密情报之流通；委托耶稣会士使用来自欧洲的球体测量学技术绘制全面的帝国地图；官员与商人间合作推动西北边疆的商业渗透扩展，与欧洲特许贸易公司也有某些相似性；主动投资农业开垦，包括移送大量人口与建造支持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设。这些案例的创新，都是源于边疆地区的国防安全，以及与军事将领对足够补给的需求。

该时期的其他政策辩论并非直接诉诸于安全需求，但仍然专注于会影响人民生计的经济改革。例如在一七三○至四○年代间，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使用市场来提供常平仓所需谷物的辩论、雍正皇帝有关提升地方税收合理化的财政改革，以及对水利维护工程的持续讨论。2 这些创造性的变迁改善了帝国管理信息流动、贸易与商品的能力，以便回应农业收成、人口与安全威胁造成的压力。过去用“农业帝国”与“竞争国家体系”作为中国与欧洲的对比被过度夸大了，而且过于静态，无法掌握到此一动力。

欧洲的工业化（在英格兰然后在欧洲大陆其他更多国家）也都仰赖军事竞争产生的动力。布鲁尔（John Brewer）指出十八世纪英格兰的诸多战争的财政需求，导致国债制度的创建。阿德尔（Ken Alder）描述了法国的军事工程对创建大量生产的标准化体系基础有重大影响。3 我们可能对宋巴特（Werner Sombart）主张战争与资本主义不可分离感到不安，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这两种国家事业具有因果关联，而非偶然链接在一起。4

由此可见，中国和欧洲在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上都采取类似的路径，至少在近代早期的某一段时间如此。然而，十八世纪中期与俄罗斯之间固定边界的画定，还有准噶尔蒙古国家的消灭，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家创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而欧洲则继续投资在他们的战争上。凯瑟（David Kaiser）等人已经指出，欧洲的统治者从十六到二十世纪不断运用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达成他们中央集权化、同质化、简单化的政治目标。5 若用中国自己的眼光来看，中国统治者早已在一七六○年就完成了此一计划。

乾隆皇帝可以夸耀他达成了历代皇帝无人能及的成就：终止了长达两千年来中央欧亚大草原的威胁。当他在一七九三年接见马戛尔尼伯爵时曾经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我们天朝无所不有，不需要和外夷发展贸易），他并非是在表达中国人根深柢固的排外感，而是夸耀最近的成就。他也没有完全说出实情。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缺少两种对其安全与经济来说十分重要的产品：马和白银。现在击败了蒙古人之后，马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帝国仍然需要白银。6

顺服的蒙古人和哈萨克斯坦人提供了大量来自草原的马，而中国商业化经济的需求则产生了“巨大的吮吸声”（great sucking sound，形容吸引力强大），吸收了来自世界所供应的大量白银。当时中国在经济生产力、人民福祉、社会平等等很多面向上都至少与欧洲平起平坐。皇帝确实是自满的，但他对于世界的状态并未自我欺蒙。然而帝国回应外在冲击与利用新机会等的能力，似乎已经走下坡了。所以日本可以在一八五四年西方轮船进入港口之后快速回应，但中国官员却不能对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进行统一的回应。然而就像工业革命一样，中国衰弱、自满与僵固化是后发与晚近的现象，而非根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西北与东南边疆

仿佛要应验《易经》“日中则昃”的预言，正当清朝达到其顶峰之时，平衡开始转变。7 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国日益增加的生态与政治难题，包括在边疆的水灾、饥荒与农民暴动，以及鸦片走私和外国要求贸易特权的压力，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官僚体制仍然有一定比例官员保有活力，他们以过去的陈宏谋为榜样，但无法逆转帝国的颓势。魏源是位伟大的历史学者和军事改革提倡家，他对抗西方的灵感来自十八世纪的边疆征服战争，那些“为了和平的野蛮战争”（savage wars of peace）定义了帝国的边界。他认为中国只要能够复兴那个时代的活力与精神，就能够防卫任何外国的威胁。由此可见，即便在扩张已经终止之后，扩张的时代仍然启发人们恢复与重现帝国过去伟大荣光的想像。

导致十九世纪清帝国衰落的关键原因有四：意外的地缘政治时机、误将西北政策用在南方的环境、作为“协商国家”的清朝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平衡，以及商业化对社会团结的冲击，四者皆与帝国征服有关。尽管逻辑上相互独立，但彼此相结合之下最终却偶然（但不必然）导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崩解。这些当然不是清代崩溃的全貌，但有助于我们对帝国关键的最后百年发展出新的解释观点。

我对于十九世纪中国衰落与欧洲兴起的解释，首先奠基在偶然的时机：英国人刚好在一七八○年代带着扩张鸦片贸易的要求抵达华南海岸，就在清朝军队刚达成西北大胜并迎回土尔扈特人之时。跟他们刚击败的蒙古人相比，清朝并没有视英国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同一时间帝国内部的紧张，特别是在边疆边缘地区可耕地的耗尽，造成需要国家关注的社会不安，使得清朝难以快速回应来自海岸的威胁。

第二个导致中国缓慢回应西方到来之因素，也源自于其西北经验。很多曾经驻扎在西北的清代官员，都尝试想要运用他们对蒙古的成功政策来处理国内与华南沿海的挑战。但对中央欧亚所设计的战略，并不适合运用在内地山区或者防范南方的“海上游牧民族”。乾隆有名的十全武功中，只有三个在西北的成功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但其他的胜利是否合于伟大之宣称则较为可疑。它们实际上花费相当高的成本，但在安全上的收获却很少。8 同样的，在海防与镇压鸦片上，西北经验用处也不大。撇开时机不论，在西北边疆获得的军事与外交经验，产生对其他地域新挑战的不当回应。

现在的学术研究，封闭了我们检视中国边疆彼此间关系的能力。一般来说，讨论清朝与外国民族关系都仅就个别关系进行讨论。例如在华南海岸的广东贸易体系，就被认为与北方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完全无关。9 除此之外，使用“西方人”指称俄罗斯人与英国人，而非中央欧亚民族，则将这些贸易与外交关系做出令人误导的区分。例如傅乐淑极有价值的史料翻译《中西关系纪实纪事 1644-1820》（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就忽略很多与准噶尔有关的材料，而且仅将他们放在清朝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来考量。然而，清朝的政策制订者是同时处理所有边疆的不同民族，并且将类似的原则应用在他们身上。很多曾经派驻在西北的巡抚与总督，也在华南沿海任职。人员的延续性、共同的政策、共同的语言等因素统一了这些边疆政策。清朝在处理十八世纪初期与准噶尔商队贸易的问题时，很明显援用和俄罗斯贸易的前例；而十八世纪晚期与英国的华南海岸贸易，则又依据这次准噶尔的经验来处理。

与某一边疆的某个群体的关系，会改变清朝对不同边疆的另一个群体的观感和行为模式。我们需要将中央欧亚、俄罗斯与英美贸易者看作同一个边疆关系领域的不同部分，并且依照时间追踪某一经验对另一经验的转变与影响。在此我仅指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路径。10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西北边境的贸易关系模式，与有名的华南沿海广州贸易之间有着惊人的类似性。11 从一七六○年到一八三四年间，清代官僚采取在西北创建的前例来控制英国贸易商。由被指派的汉人商人团体取得可与外国人贸易的独占执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了进出贸易的港口、停留时间、可以交易的货物。甚至两个边疆都有进行大黄的贸易，林则徐曾对这项药材给予莫大信心。江南织造厂售卖商品到新疆所获得的利润被直接送到皇室所属的内务府，就像广州贸易一样。12

广州贸易的规模当然更为庞大，每年中国货品的输出额甚至高达七百万万两，对皇帝与地方官僚来说颇为有利可图。皇帝的内务府每年从该地贸易获得八十五万五千两，使得他有强烈的财政动机去延续这项贸易。尽管清廷也有强烈的动机维持西北的贸易运作，但在那里他们的动机比较是安全战略上而非商业利益。一位内务府有权力的独立官员被派任为粤海关监督（Hoppo），负责监督广东贸易；而在西北的贸易则由几个巡抚、总督与理藩院负责监督。无论如何，整体来说两者的差别在于规模，而非结构。

尽管在这些地方的贸易（准噶尔、新疆、俄罗斯、英国），其“商业利益从属于政治国家利益”，然而国家财政收益仍然是同等重要的考量。13 清朝在华南海岸应用他们从西北边疆学习到的办法，包括边界的严密监控、与商人合作、以及贸易限制是换取“野蛮人”顺服的有用工具。官员采取同样的修辞来描述准噶尔人与英国人：他们是贪婪且难以驾驭的民族，不知羞耻或礼仪为何物，需要帝国恩典特别控制与驯服。

两个边疆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不断有来自外部商人要求更多贸易的压力。对此，边疆官员们尝试以弹性放宽规定的方式来调适。再一次，边疆作为一个实验区可以因应地方情境对前例作某些调整。所以官员们准许使节团前往北京朝贡之时，其所携带货物可在边界售卖，准许有限数量的白银可以在边界流通，接受大量商队无预期的到来，以及接受在其停留超过法定期限时帮忙准备物资。这些实务的决定让贸易平顺进行，并避免对地方权威造成过度的负担。这些外国人都精明地利用地方弹性，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但假如他们越线太多，清朝可能会关闭贸易来强迫他们要守规矩。

来自中国内地的商人在这些贸易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北边界，他们可能是来自陕西和甘肃的商人、西藏人、回族穆斯林，或者精于商队贸易管理的突厥贸易商。官员期待他们提供参与边疆贸易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但在必要的时候官员们愿意协助提供商业资金。在西北，国家透过提供官方订金，在贸易进行所需的财政挹注上扮演了比较大的角色；而在南方，广州商人则越来越依赖英国贸易商所提供的订金来进行贸易。两边的商人团体都陷入债务问题，但西北的商人是积欠于国家，而广东商人则主要积欠于贸易伙伴。财务压力使得两地商人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拉力：拉向内地，他们在此处理他们买进的货物，以及拉往外地，也就是他们的供货来源。

官员们深知金钱能买来忠诚。透过资金干预并支持在西北的以物易物交易，他们封锁自己的贸易商与可疑的准噶尔人之间的金钱联系。比起在华南海岸，他们在西北比较有效地吸引这些“野蛮人”进入内地经济。越来越大量的白银与信贷流通进入南方，使得广州商人越来越依赖英国的贸易伙伴。英国东印度的特选委员会和中国行商公行“联姻变成单一的英—中基尔特”，联合对抗非正规的私人贸易商。14 尽管在两个边疆都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贸易，非正规的走私主要沿着华南海岸发展起来。搭配很多的小港口与快船，他们比起路径选择有限的沙漠更难以控制。而且清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完成西北地区的征服，当然在该地区具有更大的支配力。

我们可以继续引用其他的类似性与差异，但前述概略讨论应该足以提供两个边疆的有用对比。这些比较指出，清代从西北胜利学得一套处理敌对势力的方式，但他们在面对极为不同的边疆环境则取法失当。

协商国家

清朝在十九世纪衰落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源于清代创建国家方式。透过观察帝制中国如何定义其与地方权威的关系，特别是在边疆环境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保持平衡，何以总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

一再使用“盗匪”一词，掩盖了官员必须与有力人士协商才能阻止公开冲突的严重程度。“匪徒”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范畴，而是地方官员用来遮掩流动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标签。鲁大维主张大部分历史学者都低估了暴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冲击。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明代中期，地方控制也是不稳固地仰赖文官与那些控制武力者之间的妥协。

鲁大维分析明朝与地方强人协商的需要，让我们得以洞悉清代边疆统治成功背后的原因。相对于国内，明代官僚从来无法成功与在西北的蒙古人协商出稳定的防卫约定。他们一般将蒙古人看作异类或难以教化的暴力群体，不可能与之协商妥协。

但清朝统治者发现，保有强制力的协商对管理遥远的边疆就像在国内一样有效。蒙古领导人在大草原上拥有武力，但可以诱导他们加入帝国事业里。从早期的国家形成阶段到土尔扈特人的戏剧性回归，满洲领导者都在聚集蒙古盟友。在每个案例中，蒙古领导人都获得了官阶、薪俸、礼物与生计的保证，但也放弃自由移动或指派继承人的权利。然而作为札萨克与旗人指挥官，他们仍然在清朝的严密监控下保留很多地方权力。那些坚决作战对抗清朝势力者，像是一六三○年代的察哈尔汗，则面临了严厉的镇压。但清朝从来没有击败过全部联合在一起的蒙古人。清代边疆政策的本质，是透过不断外交拉拢盟友来打击其他更危险敌人，对蒙古人分而治之。对很多蒙古人来说，比起满洲帝国本身，其他蒙古首领似乎更具威胁性。他们“致命的个体主义”在蒙古人之间造成很多紧张，但紧张本身并不会导致所有蒙古人接受清朝的控制。只有清朝精准的外交作为才避免了蒙古人联合抵抗。当然，西方人同样利益不一，但他们在此都愿意接受英国领导包括不平等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等，都使得中国此一著名的分化政策难以成功。再一次，在西北成功的做法并不能在南方奏效。

清朝的策略的确建构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与西欧国家的过程非常不同。巴基（Karen Barkey）对鄂图曼帝国的国家形成研究，阐明了在十七世纪欧亚大陆中央集权化的各种路径。巴基质疑堤利将国家构建过程简单分类成“强制密集”与“资本密集”的做法，并展示在两种欧洲极端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国家构建路径。16 她主张鄂图曼帝国采取跟西欧国家（像法国）不同的手段来建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他们是与敌人协商而非尝试压制他们。顽固的法国中央集权者导致了严重的抵抗运动，叛乱者拒绝国家征税或执行法律的权利，而鄂图曼则很少面临农民暴动或者菁英叛乱。鄂图曼面对的是所谓的“杰拉里”（celali）匪徒，这些人在十七世纪创造了很多的地方混乱，他们并非保护地方共同体免于国家征敛的“社会匪徒”，而主要是尝试在国家内部往上流动的复员士兵与失地农民。鄂图曼官僚的做法是与这些地方强人协商，给予他们官职并利用其武力抵抗其他匪徒敌人。此处就像明代中国一样，杰拉里也是一种国家标签，以增加国家权力为目的而建构的一种社会类型。鄂图曼人也在协商破裂时使用武力，但他们通常无须镇压他们，而是成功地将这些杰拉里群体编入国家结构之中。鄂图曼国家站在法国案例的对立端，法国案例导致了农民、贵族与宗教派系对于国家权威的公开反抗，但鄂图曼与法国双双代表中央集权化与增加国家渗透力的成功案例。鄂图曼帝国的其他研究也支持“协商国家”这一概念，并指出与清帝国之间的比较。17

中国位在鄂图曼与法国案例之间。中国国家创建者也透过协商把敌人拉进国家结构中，但也经常面对叛乱。就像巴基所承认的，中国的地方社会包含很多强大制度，提供了国家以外的自主组织基础。乡勇、宗教结社、行会、志愿社群、市场阶层、仕绅文学结社、同乡会，还有青年团体等在官僚体制下大量涌现。独断的皇帝及他的官员对这些群体都抱持怀疑，但无法将之消灭，只能寄望让他们转向中央。因此地方团体获得大量授权，执行工作，替国家服务。他们分配饥荒赈济、投资水利维护、造桥、经营孤儿院、管理市场、执行仪式等：这些是地方菁英在官方监督下所执行的功能。18 假如合作对双方有利，地方行政事务可以透过弹性的法规解释来平顺达成。但当国家衰落或漤权时，或者地方菁英掌握势力均衡时，冲突就爆发了。

巴基主张鄂图曼帝国的农民很少反叛，因为他们在家户以外缺少信任纽带或者贸易关系，但中国农民有比较多的选择。中国在内地是协商国家，有点像鄂图曼帝国，但中国人民拥有比较强的地方社会制度和较大的能力可以抵抗国家──假如他们选择如此的话。无论如何，在强制力与其他说服工具之间的平衡运用是这两个帝国的共同特征。

雍正皇帝在回应曾静对恢复“封建体系”（儒家经典中所讴歌的理想政府形式）的诉求时，讨论了协商与中央集权化的问题。在这个理论中，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被正式承认的分权体制，允许地方菁英在中央监督下拥有世袭权力。很多古典思想家认为，在秦朝统一各国之前，封建结构准许官员与民众亲近，并创造了中国的黄金时代。一些人主张恢复它，而其他人则主张时代已经改变，在统一帝国下封建价值并非重点所在，许多人如顾炎武则较温和地呼吁“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19 无论如何，曾静采取极端立场，主张正如秦朝皇帝为了个人私欲从人民那里“窃取”权力，满洲人同样在汉人臣民头上强加了压迫的中央官僚。雍正皇帝激烈驳斥曾静，严厉谴责所有提倡封建主义的都是企图削弱中央权威。有鉴于前任皇帝镇压的三藩之乱、他自身的继位争议，还有除了其兄弟之外来自年羹尧与隆科多等有力重臣的威胁，雍正皇帝很有理由害怕失去控制。他坚决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辩护，视为保证帝国内部秩序，还有防备来自外在威胁的唯一方法。

然而，雍正和他的继位者在边疆却精确地采用了他们在内地贬斥的封建主义。尽管需要清代官僚承认他们的职位，但伯克、札萨克和喇嘛们都保留了某种世袭权威，并且在地方行政上拥有超越典型地方知县的可观自主性。实务上，这种协商与代表性的权威，为边疆行政增加了有用的弹性，毕竟在边疆地区接受汉文古典传统教育的菁英稀少，而且人民接受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国家决策者在边疆地区跟在内地面临相同的决择：如何诱导敌对力量臣服于扩张中的帝国。弹性协商的地方行政是随处可见的帝国统治特征，在边疆地区比其他地方显露得更为彻底，不加隐瞒。

商业化与地方化

检视欧洲势力对中东和南亚“火药帝国”的早期渗透，则揭示了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第四种原因。贝利（Christopher Bayly）展示了这些欧亚帝国内部究竟是发生哪些过程，才导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可能。他主张根源于商业化的政治危机，动摇了从北非到爪哇这些穆斯林帝国的统治，打开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帝国主义之路。这些帝国失败了，“因为富贵之人发现越来越无理由，为了支持帝国统治神话而损及他们真实的地方利益”。20

就像鄂图曼历史学者法洛希（Suraiya Faroqui）所注意到的，贝利“将部落脱离定居文明的边疆栖息地的赫勒敦模型，和二十世纪对近代早期西方与南亚贸易增长的研究结合”，主张“十八世纪后期大英帝国的扩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英格兰所产生的动力，刚好同时碰上了，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过程造成的危机”。21

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这些主要帝国都经历了商业经济的实质成长。新世界白银的流入，在增加货币供应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至少一样重要的还有新世界作物的扩散、经济作物的转作、地方市场的发展与贸易阶级（从行脚商人到都市大商人）的兴起等因素。这些群体同样可见于鄂图曼帝国、萨法维、蒙兀儿帝国和明朝。

贝利最终还主张，商业化挑战了帝国赖以主张其统治权利的缺省：社会秩序的维护与道德规范的维持。在鄂图曼与蒙兀儿帝国，上升的地方权力抵抗中央国家机器的权力主张。十八世纪在鄂图曼历史上是有名的“地方头人（ayans）的时代”，是地方家族获得中央政权授予相当大权力的时期。鄂图曼学者现在主张这不应该被看作鄂图曼文明的“衰落”，而是政治权力转向地方，以回应新的商业财富来源。22 蒙兀儿帝国面对的去中央化过程比较暴力，导致了像是马拉塔帝国（Marathas）这样强大的地方武装统治者的形成。马拉塔人也得利于扩张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的新机会。

贝利的论证主张商业化对于社会纽带的腐蚀性影响。现金网络挑战了奠基于军事忠诚、宗教信念、氏族关系的传统连带关系，代之以私人利益的考量。这个国家因此不再能经由诉诸统一性而是必须经由契约性关系，来获得军人与官员的忠诚。在十八世纪的鄂图曼帝国，马里坎内（malikane，或说终身包税制）取代了充作军人俸禄的提马尔食邑（timar），变成中央征集财税收入的主要方式。提马尔贵族枪骑兵（timariot）保有土地的资格是以替苏丹服军役为条件，但马里坎内持有者对其土地则几乎拥有无限制的权利，并只需要缴纳固定的收益给国家作为回报。库利（Dina Khoury）和其他学者则主张，马里坎内的兴起不必然代表鄂图曼政权的瓦解，而是标志着它重建在比较商业化与利益取向的新基础之上。23

清代中国相当于提马尔食邑的，则是在征服后以“藩”的形式授予那些支持满洲的汉人将领。相对于鄂图曼与蒙兀儿帝国，康熙镇压了三藩之乱，标志着对军事服役国家更坚定的拒绝，从而导致了更多权力的中央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贝利描述的这些基本要素可以如何应用于晚明中国。当时忧心的学者与官员，也在辩论白银与市场对社会的冲击。他们非常忧虑于财富的流动与消费文化的扩散，会造成社会道德的崩解。24 明代官员有关社会秩序、财税征集还有军事防卫的讨论，因此显示出与同时期哈布斯堡王朝与鄂图曼帝国之间那些讨论的惊人相似性。25他们全都觉得稳固的帝国控制，仰仗以实物纳税的稳定乡村居民，组成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当然，明代中国透过十五世纪开始的一条鞭法，确实在货币基础上重建了财政系统。这是中国制度史上少数几个由下而上的大改革之一，当时的地方官员挣扎着一点一点的将那些零碎复杂的财税负担，整合成几个大的类别单位，然后再将其转化为可用银支付的合计税额。明代经济与财政体系的货币化，推迟了其他农业帝国所面临的去中央集权化的威胁，但并未解决边疆防卫的问题。满洲王朝取而代之，是因造成国库枯竭的蒙古侵略，结合在最不商业化又干旱盛行的西北地区不满士兵叛乱的结果。满洲人维持晚明以来创建的货币化税收与个人支付体系，仅除去了晚明附加税的繁累负担。在短暂中断之后，白银从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继续流入中国。当经济复苏与商业化扩散之际，许多晚明可见的现象也再度出现：市场城镇的扩散、经济作物生产的增加、活泼的消费导致商人文化的兴起，以及小型与大型商人阶级财富的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跟蒙兀儿与鄂图曼帝国不同，中国并不需要跟那些在十八世纪开始挑战中央权力的强大地方势力或者贵族争夺权力。

我们可以从俄罗斯这另一个欧亚庞大帝国那里，发现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俄罗斯在十八世纪也经历了市场、农业商业化、新流动性的显著成长，还有人口成长。将中国与俄罗斯从鄂图曼与蒙兀儿帝国区分开来的，是前两者继续扩张其帝国，而后两者没有。当中国和俄罗斯相遇之时，他们协商了边界条约，创建了有所管制的“贸易港口”，控制商业活动并引导大笔收益进入国库。这些收益金流，对俄罗斯来说比中国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有更多有生产力的农业土地可以利用。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持续在西伯利亚扩张并进入阿拉斯加地区，而中国则确保对于新疆的控制。许多富裕的要人可以透过提供新边疆的利权加以收买。最后，边疆扩张也提供了农民移动的出口，减缓了核心地区的土地压力，并让他们有更大的自由逃避国家的负担。当沙皇准许贵族在俄罗斯核心地区更细密地辗压农奴时，西伯利亚则是一块吸引人的、没有奴役的土地。

边疆地区的扩张和吸纳，转移了在国家核心地区那些强迫去中央集权化的压力。商人菁英可以与国家官僚合作，推动新地区的发展而获益。我们已经看到清朝如何以投资农业屯垦和支配牛只贸易的方式，促进商人资本渗透进入蒙古、甘肃与新疆地区。26 货币系统的统一同样扩展了核心地区贸易商的市场机会。特别的契约安排，准许江南商人可以赌赌运气，运送布料给中央欧亚人，他们则沿着丝路贩卖这些商品。商人依赖国家提供安全与基础建设等公共财，而国家转而依赖他们来纾解食物的短缺与促进内部贸易。既然官员用白银收税，他们就有强烈兴趣让农民可以接近市场。不商业化的地区对于地方行政来说只会造成混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清帝国不再是一个“农业”帝国。尽管大量的财税收益来自土地，收益本身仰仗广泛的货币化农业经济，其需要仰赖于商人阶级的广泛合作。

结果证明，西伯利亚与中亚作为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颇令人失望。俄罗斯从边疆获得的收益比中国多，那是因为毛皮贸易比起新疆绿洲的产值更高，而且特别是因为西伯利亚毛皮的大型市场就在北京附近。中国并没有这种可以模拟的出口市场。俄罗斯国家的收益首先来自于毛皮贸易，但在十八世纪期间其比例逐渐下降。当国家赞助的商队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时，贸易私有化就看来比较有吸引力。相较之下，中国从新疆所获得的好处，比较少来自直接岁入的金流，而是来自免除需要防备游牧民族攻击的“防线前移的红利”。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后，不再需要防备蒙古国家所需的大量军事花费，而且新疆的土地足以支持军事的屯垦，尽管仍然需要来自内地的大量财政补贴。但即使这个地区不能支付自己的财政负担，北京的官员们仍可以主张补贴驻军的花费还是比大事征伐自主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成本来得少。

因此，边疆扩张和吸纳可以透过增加中央财税收益或者减少战略成本、拢络商人参与新地区的开发，以及纾解内地的农业压力等方式，延迟商业所造成的地方化压力。但这些好处有其极限，而且每个也都会产生反作用力。假如新领土产生的有价值产品相对较少，但仍需要庞大的军力驻扎，他们的财政支出将会大于收益。长江下游的菁英不断反复申论此一论点，反对将他们的税收投注到遥远的边疆。俄罗斯可能从西伯利亚的开发本身获得净利，因为其在当地的军事建置相对较小而且大多可以自给。清朝确实尝试减少统治新疆的行政成本，包括合并军事单位、裁减军队并积极促进军事屯垦。同时，清廷也增加了文官行政，那也增加了成本。

在边疆的私人商业开发对于商人阶级有利，而且借由增加贸易，可以增加本地住民的生活水准。但其不必然是对国家有利的，除非国家能从中汲取部分财富或者间接获利。只要商人参与了谷物贸易，就能保证价格稳定并增加农民纳税者，那么国家与商人合作就会对双方有利。但对于谷仓系统的持续辩论，显示商人并不总是协助地方民众，而可能囤积谷物并提高价格牟取暴利；他们可能用预支借贷绑住农民，强迫农民交出收获给一位垅断买主（monopsony）；他们也可能用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并将官方资金纳入私囊，一七八一年甘肃的赈灾丑闻案清楚显示新商业财富在这些低度发展地区的有力影响。商人与地方官员的纽带是对中央控制来说最具威胁性的，因为其提供了地方官员独立于中央官僚体系的收益来源与个人财富。在这层意义上，甘肃的丑闻案预告了在十九世纪厘金商业税流入省级官府的财库时，将会爆发更大的问题。

然而，农民开垦是最爆炸性的趋势，特别是在中国。当汉人移民进入西北的时候，他们开始跟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其他民族接触。清朝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运用每个群体的能力从事他们最适合的工作：在清朝支持下，专精于绿洲农业的突厥斯坦农民挖掘水道灌溉其农田；汉人农民垦种他们自己的农田；回族与藏族商人则运送羊毛织品、衣服、现金等产品；蒙古人提供马匹，有时候也提供谷物。假如土地充足且气候适合的话，这些不同民族可能为了互利而一起工作，但西北并不总是如此幸运。尽管国家投入庞大资金进行水利维护和土地开垦，新疆的生态仍然十分很脆弱。即使没有宗教因素加入其中，对水源与土地的斗争很容易就导致冲突。而当新的伊斯兰教派在十八世纪进入新疆之后，他们提供了社群组织凝聚的中心。这导致叛乱的爆发，造成了需要更多花费的更大军队驻扎。

这个边疆成了压力的早期诊断，而那些压力将在十九世纪期间袭击帝国其他地方。在穆斯林帝国所看到的商业与地方菁英推动的去中央集权化的压力，直到十九世纪才在中国变得明显。然而，它们作为潜在紧张，自从新疆征服以来就早已存在。当清帝国推动边疆扩张与吸纳的时候，控制与分裂之间的紧张平衡尚能维持，但在一七八○年代之后这些部分开始分崩离析。而正在此时，华南海岸的欧洲贸易商，开始更热切地推动要求中国开放贸易。

马戛尔尼伯爵在一七九三年看到一个强大但脆弱的帝国，但他错误地将清朝未来的难题单纯归诸于中国领导人的性格。这些“帝国的张力”已经侵蚀了在上半世纪期间创建的国家权力结构。27 即使中国仍然能够动员令人惊叹的力量进行强力激烈抵抗，它在帝国竞争间仍旧遭到边缘化。它已经不再是过去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国家，不再是当年那个拥有最大军队、最富有的商人与世界上最大领土之一的国家。这个从强盛到衰落的转变令人惊讶，而这是其扩张进入中央欧亚时所产生的矛盾性力量的结果。

王国斌曾经假设，假如郑成功这位在十七世纪曾经短暂占领台湾的强大商业冒险家，其继承者已经在中国东南创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商业帝国，抵御清朝并撑过十八世纪，则清朝官员也许会对英国人所必须提供的贸易品项有更多兴趣，例如武器。反过来说，英国人就没有必要非得推动鸦片贸易来补足他们的白银流出，而中国也可以抵抗条约开港的压力。“总之，较可能在军事上抵抗一八三○与一八四○年代英国要求的中国，是政治上有力的中国。而这可能得要东南中国先出现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28 王国斌并没有声称这个结果很有可能发生，但他提出这个可能性，作为构思十九世纪中国另一种可能未来的方式。

我们同样也可以主张，假如有一个蒙古国家在西北挺立下来，则同样也可能会导致前述假设的结果（这个剧本比王国斌的更有说服力，因为蒙古国家实际上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而郑氏政权仅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八三年领有台湾）。如此一来，清朝的统治者一定会有兴趣为军事远征获取现代武器，正如同他们十七世纪向耶稣会士订购武器一样。他们可能会借用英国的军事经验，甚至可能会邀请英国人观察他们的远征，就像耶稣会士观察十八世纪的战争那样。中国的军队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晚期曾经与入侵缅甸的英军接触，但未能从这次经验中获取任何军事技术。29 假如有一个强大的蒙古国家存在，那么可以想像也许会有一个更大的中英联合军事合作。届时中国人将了解英国在印度的存在，同样可能意识到英国对西藏的潜在影响，因为他们必将关切如何不让蒙古人控制西藏。提出这个假设性论点，旨在强调中国在边疆扩张过程中创造了对外国势力的关系开放性，以及导向更为流动的地缘政治联盟的可能性。而这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对军事平衡、科技变革，以及左右贸易的政治经济层面产生影响。

总归而言，来自边疆的观点有助于说明，为何那些能够回应竞争性地缘政治环境的国家创建、政策辩论与制度形成的动力，会在领土扩张完成后随之消失。四种互动过程打开了十九世纪西欧势力对清朝的渗透：一、新的挑战者就在蒙古人失败后不久出现在华南沿岸。二、有效对抗大草原游牧民族的政策在南方海洋环境中失败。三、之前能平衡清代中央利益与地方权力拥有者的协商方案开始转向去中央集权化。四、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持续展开的商业化开始腐蚀对中央的忠诚。

满洲出现拥有满蒙汉三种文化的征服菁英，活跃的商业经济渗透进入边缘地区，以及精明的外交政策运用，是这三种因素同时出现，才导致了北京史无前例地推进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既然这并非天意所预先决定的结果，也难怪盛清的统一不能长久持续。长期来看更叫人吃惊的事实是，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几乎已经重组了其祖先两百年来的帝国。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兼帝国的成立也并非必然，而是依赖许多偶然的同时发生。对有兴趣在二十一世纪为自己的民族协商出新身分的中国人来说，过去的经验或将提供一部分的指引。

致谢

做这项研究的时间长到让我不可能充分地感谢曾贡献心力的每个人。我在哈佛的满文老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在一九八四年过世，当时我人在北京的档案馆，正要完成第一本专着，同时寻找中国西北研究的新题目。许多人和我试着继续他费力开创的研究工作。我得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图书文献馆、莫斯科外交政策档案馆（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和古代文书国家档案馆（State Archive of Ancient Acts）职员的莫大帮助。Galina Khartulary和Valerii Klokov则是在神秘莫斯科的宝贵向导。在北京，我想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和他的同仁们，以及我的老友兼同事李伯重等人。在美国，我尤其感激Philip Khoury院长持续的支持，以及在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的所有同仁给我的批评和鼓励。Anne McCants、Pauline Maier、Harriet Ritvo和Elizabeth Wood在我研究早期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回馈。John Dower睿智的指教源源不绝。我之所以即便担任系主任还能在本书研究上有所进展，都是拜他们的善意和奉献所赐。本研究很多部分已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译按：现已改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耶鲁大学农业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还有亚洲研究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以及散佈诸如伊斯坦堡、台北、北京和日本各地的研讨会上发表过。我由衷感激所有来自与会者的建议，特别是卜正民（Tim Brook）、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孔复礼（Philip A. Kuhn）、马立博（Robert Marks）、彭慕兰（Ken Pomeranz）、斯科特（James C. Scott）、Carl Strikwerda、堤利（Charles Tilly）、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王国斌（R. Bin Wong）、伍思德（Alexander B. Woodside）、沃斯特（Donald Worster）等许多人。我最深的遗憾是在治学严谨和个人生活上皆为人师表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本书书稿完成之前就过世了。倘若他仍在世，我真希望能听听他怎么想。我对麻省理工和哈佛研究助理们的不懈辛劳由衷感激，他们协助了本书的准备工作：Cherng Chao、和文凯（He Wenkai）、Jiangti Kong、Ellen McGill、Nana Okura、Helen Tang和Angela Xiang。我还要感谢这个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数百年来，他们经常在不知道其他研究者存在的情况下，以多种语言，累积了无价的人为与文献资产。若我们能望得再远一些，都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我还得特别感谢赵家，他们赞助设立的东亚文明讲座教授（T. T. and Wei Fong Chao Professorship），对准备本书出版的资源提供偌大帮助，尤其是书中的美丽插图。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满红在取得出自台湾插图的宝贵帮助。我的编辑Kathleen McDermott和Elizabeth Gilbert在将本书付梓的过程中，极为热心、坚定，又效率十足。Amanda Heller一丝不苟地编修最后定稿，Phil Schwartzberg为本书绘制了精巧的地图。

本书的观点受到许多环境的影响，尽管大多不自觉。到北京、日本、蒙古、莫斯科和新疆等地的旅行，有助于将抽象的古代文本与当代世界的自然经验相联系，变得更加具体。我感谢所有旅行中遇见的所有人，也感谢一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在美国，我沉思的地方包括牙买加池塘（Jamaica Pond）、阿诺林木园（Arnold Arboretum）、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园（Harvard Yard），这些地方是书中诸多想法的发生地。

部分章节是过去发表作品的修订成果：“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263–286; “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no. 4 (2001), pp. 282–304; “The Agrarian Basis of Qing Expansion into Central Asia,” in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Zhongyang Yanjiuyuan Disanzhou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 Lishizu)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pp. 181–223; and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Year Perspectives, ed.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51–77.

附录A：统治者与其统治年代

附录B：雍正皇帝一七三一年收到西北战败消息的惊骇反应

在这封寄给他的大将军的自白中，雍正皇帝的语气显得痛苦、冗长又亲密，说他对这次的大败负起全部的责任，并告诉他的将领必须要谨慎以对，但也同意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上天不可测的旨意。

一封给大元帅岳锺琪的谕旨：

自去岁至今，诸凡出乎意外。朕诚慌诚恐，痛自省贵，一一皆我君臣自取之咎。兵法言骄兵者败，欺敌者败，不知彼者败，我军皆犯之。况天道亏盈，此番两路之备，太过劳矣，朕悔之不及，惟自对天认罪，忏过之外，复有何辞！贼兵之势，至于如此，实出向日见闻意想之外。进剿灭贼之举，不但力所难能，睹此天心不顺之景，敢违天意而行乎？我君臣若两加之以奋兵，罪过更不可当也。但此意惟我君臣二人知之，副将军等亦不必令觉知者。或贼人逞其狂暴，若骄兵轻敌，呆天厌时，很必有失机妄动之处。此时我以应兵，以听天恩，倘有雪耻复恨之日，未可定也。今只以悔罪，求天恩赦。守之为主，进剿灭贼之念，亦不必举。但此事始初虽出于卿口，若朕无此意，而岂有轻信卿言而孟浪为此大举乎？况此举乃皇考未了心愿，兼国家之隐忧，卿不过以赤忠效力之心，迎合朕意。朕亦因乏人敢任此事，嘉卿之忠勇之诚任用之耳。是朕之未审、轻率，获罪于天地神明，何颜何忍，怪卿怨卿也。此实朕之良心、本心，恐卿识见不及此，知朕不及此，见今日之难势，愧前言之不能副，稍存奋激之念，方寸一乱，主见一失。若至令朕倘失倚望，则负朕莫过此也。若思感报，惟转保全为务，守边为要。向日所传兵法机巧当审用之，今贼人惟以力胜之，非合大队相敌之众，不可轻率分众之势。若有操必胜之天赐之机，则又在卿相宜而为之也。至于救援土鲁番之举，万万不可。便贼人全队向之，今亦可不必者。从前朕之训谕与卿之议皆误矣，不应援土鲁番亦只可卿、伊、张石数人知之。况土鲁番有城可守，万余回兵又兼我三千官兵在彼，贼人若竭力攻取必致多伤其众，今只得量轻重舍此三千土鲁番不管，非我残忍，势所不能也，所关甚钜也。上天必鉴之，可速令土鲁番回民移住一城，但声言三千官兵，协力固守以待应救，料贼人便以数万之众未必易取。若蒙上天怜土鲁番之忠诚软弱，贼人严冬外无可劫掠，围困日久，食草缺乏必或引其向我大营或从依孙察罕齐老图扰乱西海（编按：即青海）来也。此时则又在卿相机斟酌而为，料贼人明知我大军整力在后，伊未必敢深入西海久延时日也。言去冬贼众抢劫马匹来时，贼人伤损千条，攻取土鲁番。又言杀贼前后五百，今北路之占据富尔丹奏杀贼数千，此战所伤贼人虽不无冒报，而贼人二三千众不能无损折。今只得以以我军敌对伊有限之准噶儿耳。⋯⋯今贼人损少此数千已去伊勤兵十停之一兵，除伊自寻来之外，实乏破灭之策也。只以设法多伤贼人为要，听天意而行之，如土鲁番即杀贼上天所赐之一端也，我等各处城堡坚守以待攻打亦杀贼之一端也。如全胜之念且不必希望可也，至于满洲兵丁当惜爱之，于稳当处用之，何也？若以有限之满洲而敌对有限之贼人，朕非私心，实有所不敢，而亦不忍。况又非逐贼灭贼，马上剿贼实不及步兵结阵，就近杀戮贼人无计可施也。惟在卿秉公一人办理，不可令再一人知之，恐寒绿旗兵心也，只可作轻满洲之兵之意，暗露于将弁而为不敢言之为妙，但恐满洲大臣官员兵丁因不多用伊等不服，恐生不睦之端，可预将朕意通知伊里步常赉二人知之。令伊等万不可再露一人知之，伊二人明白可作主张也，总言卿将己身如朕躬一身观之，凡事只以保全为要，至于冒险邀功稍存致此一身报朕之念，不但大误，忘恩背义，负朕之恩，陷害朕躬莫此为甚者。必遵朕旨斟酌稳当处为之，阿齐图来时，朕亦谆谆有口传之谕，朕自有谕令阖营将弁知朕之意，不干卿怯弱也，我君臣实百劫千生善缘良图，上天恩照必赐我君臣有如愿之日也，目下我君臣，但自悔自过静待天恩以安守为务，万不可轻率燥动，凡事只以固本于大者远者谋之，与夫一二处些小失利不必为意，朕自谅之，倘因小奋而于大者远者少有妨碍，则卿为负朕之人矣，忍为乎志之志之，朕谆谆谕戒之，时时事事不可忽略。如果有万全之机宜在卿详慎又祥慎而为之也。便天赐全胜贼败遁，亦万不可远逐，何也？此非一击成功之事也，去城不可越数百里，即令捷师可也，卿知朕意，可详细玩味朕心情也，畏天命顺天心，此意只可卿领会于心，至于外边施设鼓舞士气，仍声言进剿，如何杀贼愈加一奋振作之景方是。至临期应事调遣，总依朕谕而行之。凡有应援救援之举，着实详审而为之。总言以静应为主，以动为戒，朕实有灼见处，至嘱至嘱。将此一谕卿不必录存，若欲多看数次，不妨留在卿处，连数报发回可也。朕躬甚安好，卿一点不必为朕记念，卿好吗？

资料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1980）。部分英译发表在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着，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62; Shu-hui Wu, “The Imbalance of Virtue and Power in Qing Frontier Policy: The Turfan Campaign of 1731,” Études Mongoles 27(1996), pp. 258–261. 我感谢白谦慎（Qianshen Bai）教授协助我辨认皇帝的草写字体。

附录C：在边界上讨价还价

这些有趣的史料摘录，生动显示了清朝将军想要控制边境贸易的挫折经验，还有狡猾的中央欧亚商队领袖们如何费尽心机，把尽可能多的商品带入清朝的市场里。（编按：由于史料出处之原信函分段随意，句读不全，此处采不分段并加上标点的方式处理。）

李绳武折

安西提督臣李绳武谨奏，为奏闻贸易夷人到境事。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准驻防哈密镇臣王能爱咨称，四月初二至初八等日续据驻札三堡游击董茂林禀，据乌克尔防卡千总马明西打坂，防卡把总刘谦各报称，据沿山登高目兵于四月初一至初七日等日瞭见肋巴泉路上有人畜往东行走，理合报明等情，转禀到总兵。据此查各卡瞭见山北有人畜往东行，谅系贸易夷人赴东打坂报信。随于见信之始，刻即遣差守备常清，带领通丁前赴东打坂守候，俟夷人到境，查询来情具报去后。兹于初十日卯时，据守备常清禀报，守备抵东打坂候至初六日不见夷人到栅，随选带精壮目兵十名出栅探迎，于九日迎至奎素见夷人到来。守备询问夷人，你们是做什么来的？据称今年是买卖年分，我们台吉遵例打发我们做买卖来了。守备问来了多少人，几个头目，叫什么名字，有多少牲畜，几时从伊里起身的？据称共来了一百三十六个人，内有达子四十六个，缠头九十个，来了我们四个头目，内缠头头目三名，我叫额连胡里，一叫买墨里替哈里伯，一叫纳素尔哈济，一个达子头目叫达克达。我们的牲口股数多了，路上遗失倒毙未得查明确数，约估骑牵马一千三百多匹，驼有六百多只，牛有九百多只，羊有五万多只。我们是去年十一月里，从伊里起身，因路上雪大，缓牧牲口走了五个多月，守备又问你们有多少驮子，驮的是什么货物？据称有三百多驮子，内止有十数个葡萄硵砂，驮子别的是各样皮张帐房口粮，守备说葡萄硵砂等物，我们这里没人要，言明不入交易。你是知道的，为什么又带来呢？据称硵砂是我们路上用的，葡萄是我们吃的，不是卖的货物。守备又说你们贸易的人例该先打发人来报信，我们卡伦上瞭见你们，好几天了，就该早来与我们报知，怎么不先打发人来报信呢？据额连胡里说，我们若打发底下的人来到卡子上报信，恐说错了话，不敢差人先来。我们四个头目要到卡子上报信，因纳素尔哈济在后头病了，等他到来，我们带几个跟随的人到卡子上报了信，先要求见哈密大人回话，还有我们台吉投将军的字儿，送的伯勒克哩。守备说今年该你们肃州贸易例上止准带一百人，怎么带了一百三十六个人呢？额连胡里说多带的人是跟我们看病记账造饭的，等我们后头的人两三日到齐，着他们底下的人在山北里缓几天牲口，我们四个头目先要过山见哈密大人去哩，守备说你们的话，等我禀报哈密大人候示下到来，再给你回信。该夷目应诺，守备回卡理合禀报候示遵行等情到，总兵据此，查此次贸易夷目带有葡萄硵砂等物称系自用者，至于多带人数，又称系伊等造饭看病记账之人，今既据该夷来哈求见总兵回话，并投递伊台吉与本提督字单，应俟该夷过山到哈之日，总兵知会夷情部郎询问的确如何情词，另为咨报。除差游击董茂林迎领夷使来哈询问外，所有贸易夷人到境，缘由合先咨报等情咨报到臣。臣查今岁戊辰年，原系准夷赴肃贸易年分，其该夷等多带人口数，称与伊等看病记账造饭之人，至所带葡萄硵砂亦属有限之物，该夷等既称自己需用，自不便阻其随带。然夷性狡猾、言语多属不实，俟该夷等到哈，镇臣王能爱查询确实的系如何言语情形，咨报到日另为缮折奏报。所有贸易夷人到境缘由，除知会督抚镇道诸臣并饬臣属各营，照例定派官兵接替护送外，谨先恭折奏闻谨奏。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朱批知道了。

李绳武折二

安西提督臣李绳武谨奏，为奏闻贸易夷人抵哈查询过言语情形事。

窃臣查今岁赴肃贸易夷目额连胡里等到境日期，业经臣于本年四月十四日恭折奏报在案。兹于本年四月二十日准驻哈镇臣王能爱驻札哈密理藩院主事诺穆浑等咨报，据前差赴东打坂引领夷目来哈之游击董茂林禀称，额连胡里等四名跟随达子缠头二十四名，撤袋五副、乌枪三杆、腰刀一把、骑赶马三十六匹、驼四十八只内、驮子驼四十一只、口食羊三十七只，于十四日巳时到栅。游击带领弁兵照料过山，本日住歇南山口，于十五日将该夷等引领至蔡湖迤南空闲处所预下营盘安顿住歇，令派拨官兵在彼照料等情。又于十六日据该游击董茂林回禀，夷目要进城回话投递字单，总兵随允其所请，令其带领来城，照依奏定章程会同夷情部郎与之见面。该夷目额连胡里等手捧字单一纸、缎子一匹，躬身投送。据称这是我们台吉泽旺多尔济纳木札尔投哈密将军字儿送的伯勒克缎子一个，今年是肃州买卖年分，我们台吉遵例打发我们买卖来了。总兵等问及夷目名字，据称我们共来了四个头目，内缠头头木三个，我叫额连胡里、一叫诺落素哈济、一叫墨墨里替布，一个达子头目叫塔克都。总兵等说你们在山北里报信，说是一叫纳素尔哈济、一叫买墨里替哈里伯、一叫达克达，怎么三个名字与山北里说的不投呢？该夷等说，前日山北里想是没有听明白，总兵等又问你们几时从伊里起身，路上走了多少日子？据称我们是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从伊里起身的，路上走了五个多月。又问前次进贡来唵吉敦多到哈密，说作买卖的草饱时节纔能起身，怎么如今就到来了呢？据称唵吉敦多起身进贡的时节，我们正收十牲口皮张，各处做买卖的尚未调齐，头目没有派定，原说草饱时节起身出来，他们走后我们台吉说等草饱时节起身太迟了，投到回来时节就冷了，派了我们四个头目于十一月二十日给了字儿，着我们从伊里早些起身，路上缓缓行走到乌鲁木齐住着，将各处的人处等齐就来了。总兵等随看投到字单不能深识，即令夷目塔克都面读，经夷情部郎照依所念言词，写出蒙古字单转译清文，约略译出汉文，内系给哈密将军的奉大皇帝旨意进京做买卖的情愿赴京做买卖，做买卖。若说北京远肃州一带地方情愿做买卖，做买卖罢。遵旨将一起买卖打发去了他们哈密，做了买卖有情愿回来的人，这个做买卖的人连你边界上住的人一样，那个地方有益做买卖。好伯勒克缎子一个，丁卯年十一月二十日。总兵随问该夷等，你们来了多少人，带有多少牲口，驮子驮的是什么货物？据称连我们四个头目，共来了一百三六个人，内达子四十六个、缠头九十个、马有一千三百多匹、驼有六百多只内，买卖驮子三百多个，驮的是各样皮张，约有数十个葡萄硵砂驮子，牛有九百多只、羊有五万多只。总兵等责说，今年是肃州买卖年分，例上止准一百人，你们怎么今次又多带三十六个人，甚不合例。再葡萄硵砂，肃州并没有人要，言明不入交易，你额连胡里做过两次买卖是知道的，为什么这次又带来呢？据称我们这次做买卖来的原是一百人，多的三十六个人是我们四个头目带来上账看病造饭必用之人，恳求将这些人带往肃州去罢，我们带的葡萄硵砂只有十数个驮子，是自己用的，并不是卖的货物。再我们这次的牲口，多因路远行走有许多擦掌乏弱的，恳求大人施恩，替我们变了罢。总兵等答说，你们的买卖应在肃州地方交易，那里有办你们买卖的官商哩，哈密买卖人有限，没有人要。你们该遵例，都赶往肃州去，该夷又说我们牲口擦掌乏弱的多，若全行往肃州去，天气热了，路上有几处水草微细，恐赶不到肃州夷路倒毙的多了。我们底下的众人就都很苦了，总兵等又以定例详加责说，而该夷等乞怜纠缠不已，总兵等答说既你们这样恳求，等我咨商我们总统大人候示下到来，再告知你们罢。夷等即应诺，随待以酒食照料出城，送赴营盘讫查。额连胡里等多带人数，据称系记账看病造饭之人，葡萄硵砂亦称系自用之物，并非买卖，应否俱令带往肃州？至擦掌乏弱牲畜再再恳售，可否准其在哈售变之处相应请商，并将投到泽旺多尔济纳木扎尔字单、缎子一并斋送等情咨报前来。臣查上年额连胡里贸易前来，在哈售变万余乏弱牲畜之时，臣宣布皇仁之外，已责说日后再不得照此作例，务要遵着定例行。该夷即为应诺，今又复以擦掌乏弱之数，恳求在哈变卖，似未便即为遽准以滋该夷等违例无厌之求。臣随一面遣差陞任游击暂留安西城守营都司任閰相师，前赴哈密会同镇臣王能爱再加开导，照例遵办，并查该夷等擦掌乏弱牲畜实在不能行走若干数目，以及多带人数确情禀报去后，随又接准入肃州道臣钮廷彩来札，内称昨接照会交易夷人所带马驼牛羊共有五万余匹，较之上届加倍，肃州牧厂窄狭不能牧放如许之多，且恐日久不无疲瘦倒毙，祈将该夷牲畜截留一半在哈密近山有水草处暂牧，先将一半缓程赶赴赤金一带牧放，俟会同官商觅得售主赴口外看讲分发等语。查肃州牧厂固属窄狭，然关外之赤金一带多系民户播种发苗之田，更难容其数万之牲处散牧扰攘，臣再四思维令该夷等暂于山北有水草之处缓牧，俟牲畜稍有精力再为分起赶行，既沿途不至倒毙，与该夷等有益，且肃州亦得从容办理，内外更免经牧骚扰民田之虞，臣复飞谕游击閰相师，会同镇臣王能爱与该夷等讲说去后。兹据该游击回安面禀，游击奉差至哈密见额连胡里等，责说昨日驻札哈密大人与我们总统大人来的文书上，说你们要在哈密求变些牲畜，总统大人差我前来着向你们说，或者初来贸易的头目不知道定例，不明白沿途水草多少还情有可原，你额连胡里是来过几次的，沿路几处地方水草微细，肃州牧厂窄狭你狠（通“很”，下同）是知道的。前次总统大人查哈密时节，曾面向你说过，着你们后头再来的，买卖路途遥远，只管如此多带牲畜，行至哈密势必乏弱又求售变，是使不得的事情。你已遵着去了，怎么这一次又带这许多牲口，将乏弱的在哈密求变。足见你们无信，还不是有心违例么，你们上一次多带十几个人还可，今番多带三十余人是何缘故？再所报的姓名，又多舛错，特着我前来问你们。据额连胡里说，将军这一番话责问的狠是，我想大皇帝与我们准噶尔人的恩典不浅，从前该往京里去的买卖准在肃州做了，省了许多费用，我们台吉泽旺多尔济纳木扎尔并底下的众人，俱都是感激大皇帝天恩。前一次我到哈密求变牲畜时，将军原向我说过，着嗣后不必多带牲畜受累的话，我不敢不遵，我有我不得已而的隐情，况我也知道往肃州去路上有几处水草微细，但我们达子人家过日子所靠的是牛羊马匹，就是来中国做买卖，也并不是我们台吉一个人的，都是准噶尔众人的买卖，这众人内如是有的人家还养些鹰狗，得些皮张，或别处货换些细皮张交来到天朝贸易，如穷的人家既无皮张，止靠几个牲口过活，或牛羊马匹，他们那些交来我也因牲口坠累狠不愿收。止是穷富不得一样，自从蒙大皇帝施恩，准我们台吉和好之后，底下的众人从前没有吃食的，如今都受恩有了吃的了，他们众人听的买卖出来，无一人不攒凑带些牲口，想着要易换些东西，霑受大皇帝恩典，是这个缘故。我也是不得已，将牲畜赶着出来了，至于多带之人，我额连胡里难道不知例上肃州买卖止准一百人么，敢违例多带么。这三十余人，一则与我们记账看病造饭，实在我们的牲畜多了，人少照料不来，多这几个人纔不作难。今蒙大皇帝如此厚恩加与准噶尔的人身上将军好处，敢不实说么，因这个缘故上，多带三十多个人，再姓名舛错之处，想是汉夷字音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上头错了，前者这里大人都对明白了。在哈密求售变的牲口，今不准，我们敢不遵么？就是我们台吉泽旺多尔济纳木扎尔，也是不敢违大皇帝定例的，这违例的话，我额连胡里是何人万万当不起的。若将疲瘦擦掌牲畜赶往肃州去卖，我知道又有几处地方水草微细，这些牲口都是死数，我们底下的穷人就是狠苦累的了，我前后思想万分作难。今将我们实情告诉，也是没奈何，在哈密求变些就狠霑了大皇帝恩典，养命的东西就都有赖了，就是我路上有不受坠累了，游击看的该夷所言，俱系实情，随遵谕向该夷额连胡里等说，你们牲畜狠多既有乏弱擦掌的，暂且在山北有水草处牧放缓息，俟有膔力多分几起行走，我回去将你们情由回禀我们总统大人知道，看是如何吩咐再传你们知道罢。该夷等言说都是实与我们有益的事，我们只是遵着行罢，总是我这一番下情若能得到大皇帝跟前，大皇帝见了我们这一番情节，就都是有造化的，就受恩不浅了，再我们疲乏擦掌赶走不动的羊约有不足一万只、牛有二三百只、马有二三百匹，止求施恩在哈密变卖了罢。在将军上好好地替我们回说等情，相应将该夷等确实情形回禀等情，又接准镇臣王能爱札覆前来，与该游击所禀无异。准此臣贸易夷人额连胡里等带来牲畜，较之于上年众多其间多有瘦弱者，该夷既称情愿在山北水草茂盛之处暂牧缓息，应俟牧放稍有精力再为照料分起赶行。除札致肃州道臣钮廷彩作速会同官商办理外，至该夷等求变赶走不动之擦掌乏弱牛羊马匹，臣缘该夷额连胡里等上次贸易到哈求变乏弱牲畜，经臣业已责明下次不得为例，而今又覆踏前辙自难优容以致易视成例，故专差游击閰相师会同镇臣王能爱细加面为开讲定例。今该夷因受皇恩深厚于极感之中吐出一切实情，乞怜言词益觉卑顺，揆厌其由实非有心违例，若以定例拒其所恳，则万余之擦掌乏弱牲畜值兹天气暑热长途赶行，势难保其存活，伊处穷夷目字多失望，似非仰体我皇上加惠远夷之意。但查哈密地处极边自减防之后仅有防兵两千名，商民亦属寥寥，例年来往夷人求变牲畜，兵民甚觉掣肘，且防所又无拨贮别项银两，今该夷等求变乏弱牲畜见有万余之多，若蒙恩准专责卖哈密办理实不无有拮据之处，臣仍差游击閰相师协同镇臣王能爱将求变之牲畜，设背售变似不致于周章，夷人行走亦可轻便，肃州办理更无促迫之虞矣。至多带三十余人，该夷告以实有不得已而之情，诚如圣训此等小处不必与之锱铢较量，似应准其随往，其葡萄硵砂既称自用，前折业已恭奏自不便阻其随带，再夷人姓名，字音多寡之间今已更正清楚，合并声明。除将前情咨会督抚诸臣外，所有前项求变牲畜所请办理之处是否有当，理合缮折恭请皇上睿鉴训示遵行，再额连胡里投到泽旺多尔济纳木扎蒙古字单，谨加封呈进，其寄臣伯勒克花缎一匹，俟额连胡里回日，再照前例备物以答其意。谨奏。乾隆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安西提督臣李绳武，朱批：军机大臣议奏。

资料来源：《史料旬刊》25期，页481-483

附录D：甘肃收成与产量

附录E：西北的气候与收成

西北的特殊气候显著地影响了当地的谷物市场，中国气候研究中心已经出版了中国一四七○到一九七九年旱涝年份分布的图表与地图（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ZQQKY]编，《中国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他们将每个府的降雨量分成五个等级：1为大涝，2为涝，3为正常，4为旱，5为大旱。编者们虽然没有使用北京档案馆收藏的雨水情形报告题本，但他们使用了帝国各地地方志收集的广泛信息。假如这些资料可靠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来获得帝国各地雨量状况的概括图像，并且检视干旱年份的冲击。这些资料有多么可靠呢？我们比较了表D.1中甘肃的收成分数报告与这个《中国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的降雨资料，如其所显示的，四个最干旱的年份的确对应于甘肃收成最差的年份。而且，我们有总督那彦成一八一○年的一份赈灾报告，根据他的说法那一年是严重干旱的年份，而在上述的旱涝分布图集中那一年的确是被分类为旱年（ZQQKY，地图，页176）。而在一七五九年我们知道有过一段干旱期、歉收且米价高昂，在上述图集中西北地区被描绘为大旱之年（ZQQKY，地图，页150）。一般来说，在旱涝分布图集中的资料可以用来作为帝国各地降雨量的有用指标。

将六个站的降雨分数加以平均的话，可以得到甘肃每年的降雨量数值。一七二四到一八一○年的甘肃平均降雨量应该是“正常”（3.01的平均值，标准差0.57）。因此我们可以把平均起来超过3.5的哪些年份当作旱年，而把平均低于2.5的哪些年份当作涝年，那么甘肃有七个涝年，十二个旱年。甘肃最干旱的年份是一七五九（4.5）、一七七九（4.4）、一七九六（4.33）与一八○一（4.17）。一七五九年是整个时期最干旱的年份，同时也有最低的收成分数（5.5）。谷价在一七五九年窜升到异常高的水平，而十八世纪其他年份则一般是稳定的。

每年的雨量与收成不必然有直接的关系，就像地方官员通常报告的，有水利设施的地区比较能够抵御一时的干旱，可依赖山上雪水的地区即使没有下雨的话，仍可以在春季获得供水。有时候雨量或者融雪太多，对作物收成反而有害。虽然甘肃少有洪灾，但雹暴经常损害作物。这整个地区大部分时候的降雨量的分布很不平均，只有在某些罕见年份，例如一七五七年整个省分才会都没有降雨。各地降雨与收成的区域变化，让官员可以透过地区间米谷运送来纾解地方性的粮荒灾难。

关于名字、日期、度量衡和汉字的说明

名字

要统一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始终令我头疼。我尽可能以每个人原初族群的语言来拼写罗马拼音。其他替代罗马拼音则附在括号内，并标示其语言（像是满文、蒙文、中文和藏文）。中文名字我采用拼音系统；满文名字，采用的是 Jerry Norman,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中使用的拼法。俄文名字通常遵循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系统。蒙文名字有很多不同拼法，反映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罗马拼音系统。由于维持统一实际上不可能，我希望，我所采用的拼法能让不熟悉阿尔泰语系细微差别的那些人，至少读得出发音，而且让在乎语文学正确性的那些人，至少能够辨识。至于藏文，我根据R. 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提供读得出发音的拼法版本，然后将原始拼法放在括号内。突厥人名和地名，一般而言依循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关于书中提及中央欧亚主要统治者的名字和在位年代，请参见附录A。我使用不同罗马拼音区别长江下游的纺织城市苏州（Soochow），和西部甘肃的卫戍重镇肃州（Suzhou）。

日期

文中一切日期都是儒略太阳历，中文参照采用中国农历及年号（如康熙、雍正、乾隆）。注释中若见到档案日期旁加上星号，表示农历闰月。

度量衡

1斤 = 1.3磅，或0.6公斤
1里 = 0.36英里，或0.576公里
1亩 = 0.1647英亩，或0.0666公顷
1石 = 103.5公升，或2.9蒲式耳（23.5加仑）。一石辗过的米，重约175–195磅（80–89公斤）。
1 巴特曼 = 突厥斯坦的土地和谷物度量单位，相当于4.5–5.3石的谷物，或26.5亩地（出自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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