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C. Perdue《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1-5

前言
導論
第一部中央歐亞國家的形成
第一章地理環境、國家建構和民族認同
第二章明朝、莫斯科大公國和西伯利亞，1400~1600
第三章中央歐亞互動和滿人的崛起，1600~1670
第二部競逐權力
第四章滿人、蒙古人和俄羅斯人的三方衝突，1670~1690
第五章嚙雪：噶爾丹走向滅亡，1690~1697
第六章過度擴張的清帝國和奮力求存的準噶爾，1700~1731
第七章最後一擊，1734~1771
第三部帝國的經濟基礎
第八章駱駝背上的火炮：生態結構與經濟局勢
第九章拓殖與屯田
第十章收成與賑濟
第十一章貨幣與商業
第四部穩固邊疆
第十二章橫越大地
第十三章帝國如何標誌時間、撰寫歷史
第五部遺產與意涵
第十四章書寫征服的民族史
第十五章比較歐洲與亞洲的國家創建
第十六章邊疆擴張對清代興衰的影響
附錄

前言

本书的研究始于较为和平的时代，纯粹是我对世上某个罕为人知的区域有着求知的好奇心。那是一个被帝制中国史所忽略的主题。这项研究在今天引发的各种争议戳到了敏感痛处，对中国人和我们来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说服了联合国安理会，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归类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还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愿景计划，要把“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和中国内陆区拉进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创造的经济网络。虽然我相信中国在可见的未来将持续控制这块区域，我不做任何预测。倒是帝国征服的遗绪，仍沉重地笼罩着中华民族国家的未来。

为了学科研究之便，专家通常把这个区域一分为二。一为“内亚”（Inner Asia），传统上包含现代（内、外）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历史上主要是说汉语、蒙语和满语的省分。二为“中亚”（Central Asia），一般是指由前苏联界定的突厥民族地区，学术文献大多是以俄文写成。但我们不该用简单的俄文、中文画分界定一个文化区域，特别是在几世纪以前中、俄两国都尚不存在的近代早期。“内亚”有作为亚洲内部分区的功能，和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画清界线；但如果单纯依据前述中苏边界画定内亚的界线，会使人产生误解。“亚洲”直到二十世纪前都是个欧洲概念，不为当地原住民所接受。它在东边与南边有颇为显而易见的海洋边界（忽略地位不明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波里尼西亚），但在西北边则没有明确边界。

这些地理名词反映了如今已消失的二元区分。我倾向使用“中央欧亚”，这个词如今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唯一的中央欧亚研究系（印第安纳大学）采用。这个用法比较罕见，但没有其他词汇的历史包袱。这个词汇提醒我们“欧洲”与“亚洲”生硬的人为区分，以及俄罗斯在此界定中的尴尬处境。我在书中大多使用“中央欧亚”，但不至愚昧地坚持前后一致，唯有在明确指涉中国这一方时才使用“内亚”。

书名是我审慎斟酌的成果。取名“中国西征”，因为这是受到当今中华民族国家认可的征服故事。不过，它其实是“大清的征服”而不是“中国的征服”，因为主要参与者大多不是汉人。至于选用“中央欧亚”而不是更常见的用语如“内亚”、“中亚”、“蒙古”或“新疆”，则是用来显示帝国获得疆域的幅员广阔以及界线模煳。中国史家会喜欢的书名大概像是“蒙古与维吾尔民族统一在清朝多民族国家之下”；俄国人和蒙古人可能会选择“好战的满清入侵蒙古民族”。每个选词用字都有政治意义，没有哪个词汇是中性的。不过，部分词汇仍较为超然、客观。自始至终，我尝试强调书中描述过程的“前”民族国家特征。十八世纪的士兵和商人，并不会根据民族国家的框架思考；他们追求自己眼中的利益，而我们应该恢复并尊重他们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的作为替民族主义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本研究批判民族主义，也展示帝国与国族之间的连续性。

年代的始末并不固定。我们可以从努尔哈赤诞生的一五五九年开始，或是俄罗斯首度进入西伯利亚的一五八二年、满洲地区首度宣布创建帝国的一六一六年、对抗准噶尔大汗噶尔丹（Galdan）之役的一六九○年。这则故事同样也可以结束在末代准噶尔大汗阿睦尔撒纳（Amursana）去世的一七五七年、清朝最后一次镇压突厥斯坦叛乱的一七六五年，甚或是蒙古土尔扈特部（Torghut Mongols）“回归”清朝疆域的一七七一年，乃至延伸到俄罗斯对中央欧亚的最后征服的十九世纪中期。历史之流连绵不断，所有的历史分期都必将削足以适履。我将在全文指出各个重大转捩点。

本书无疑篇幅甚长。若能找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可靠研究，我绝不会如此滔滔不绝。但本书远称不上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关系的全面分析，就连准噶尔战事的分析都不够全面。出乎意料又令我恐惧的是，这个针对“边缘”主题看似聚焦的研究，竟迅即揭开一片由档案、文件及二手研究组成的浩瀚汪洋。我因时间或精力不足而尚未深入研究的档案和问题仍多不胜数。到头来，书中有待回答的问题比得到解决的问题更多。我只希望借由坚定主张中国西北活动的重要性，可以刺激其他人踏上这条边陲蹊径。

尽管本书部头甚大、内容庞杂，但结构却很简单。全书在结构分析与叙事之间交替。第一部架设舞台，检视十七世纪之前竞争产生的生态条件，以及朝代决策形成的背景。第二部讲述核心故事，从清在满洲地区的崛起、蒙古国的创建，以及俄罗斯人在十七世纪早期的到来，直到十八世纪末权力的巩固。第三部回到结构分析，分析征服者及其竞争对手必须克服的经济与环境限制。第四部检视那些将征服合理化的文化展演和象征再现，以及其留给后世的遗绪。最后，第五部总结了可能的启示，给予现代中国，以及研究中国与其他地方的国家建构的现代理论家。我尝试平衡对待参与冲突的各方主要势力与其动机，但由于史料大部分以中文写成，无论横看侧读，偏见仍无可避免。本书主要描绘清朝统治者以及他们所形塑的世界，但也试图从“后世的不屑一顾”（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借用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之语）中拯救在戏里卖力演出的其他人。对于本书所论帝国的善恶，我不采取任何立场：这种判断并非史家的责任。但我坚信他们的征服并非历史必然，我坚信抵抗与和解都值得娓娓道来，并坚信这个斗争的过程留下的痕迹至今仍未磨灭。

仔细研究的话，征服世界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往往就是抢夺不同肤色或鼻子比我们稍扁的人。只能靠信念来救赎我们了。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陆贾（约西元前二二八至前一四○年）言于汉高祖

导论

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满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俄罗斯（一六一三至一九一七）和准噶尔蒙古（一六七一至一七六○）三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竞逐权力。此地距离水远山长，沟通迟缓，军事行动耗时又伤财，文化的疏离巨大。这场史诗对抗，可说是日后“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雏型。待对抗结束，只剩两个帝国还屹立。1大清和俄罗斯沿着长长的边界对峙，各自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两个帝国。2准噶尔则消失了。尽管十九世纪的时局动荡，欧亚大陆的这个二元分歧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3本书检视两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势力分割，并侧重清帝国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1和地图2）。

清朝在中央欧亚的行动未曾被忽视，每本教科书都会提及。因此本书不是要还原早已被人遗忘的事件。然而，过去从未有充分全面的英语研究著作。4以其他语言进行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本书以多语言的一手史料为基础，包括档案和出版品，讲述一段几乎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精彩故事。

本书也批评现代中国史学的一些主流典范，这些典范在中国学者的作品中最为显著，不过也默默地被许多西方学者采用。简言之，多数史学家在台湾海峡两岸盛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将中华民族国家当前的领土和文化界线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将中国征服蒙古和新疆视为实现民族国家的过程，最终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用中国人的说法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各部族。这些史学家将清朝在一八○○年左右扩张至巅峰的疆域视为“统一”的尽头。那是中华帝国荣耀的巅峰，此后在十九世纪一路走下坡，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收复该区域的大部分主权。当然，外蒙古和乌苏里江以北的大部分满洲地区，乃至于台湾，至今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族主义者的理想中，所有这些地区都应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的确，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不时表示，他们仍将这些地区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无疑坚决认为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尽管民族主义者将满人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而厌弃之，但中华民族国家对理想国界的概念却源自于十八世纪清帝国的最大扩张版图。如同其他民族主义者，中国人也将自身基础创建在他们拒斥的过去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征服新疆和蒙古是重要的，但还称不上画时代。然而，如果我们不把中国征服新疆和蒙古仅仅视为通往民族国家的必然产物呢？有没有可能这场征服只是许多参与者意志交错的偶然产物，参与者只有部分是汉人，而且没有人知道现代民族主义为何物？在历来帝国统治者的心目中，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确实经年不绝──哪个皇帝不想摆脱那些骚扰西北边疆的该死游牧民族呢？然而，除了蒙古统治的元朝（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历朝历代的努力皆铩羽而归，直到清朝在十八世纪中叶实现“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为什么清朝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蒙古人威胁，自此支配这个地区，过去却没有王朝能够成功？这将是本书的核心问题之一。

研究中亚历史的专家普遍忽略这一时期，把蒙古帝国崩塌以来的历史视为“衰落时代”（Époque de la Décadence）。塞诺（Denis Sinor）对该领域介绍，在三百五十页中仅占三十页的篇幅。他们强调语文学，更胜民族志（在塞诺的著作中只占八页）或其他社会科学观点。5陆宽田（Luc Kwanten）对草原帝国的研究仅写到一五○○年为止，因为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是草原帝国传统的顶点，随后是几个世纪的衰落。6许多史学家都使用此一典范作为书写架构：先是繁荣扩张的古典时代，接着进入“衰落”。研究鄂图曼土耳其和其他帝国的史学家，对这一观点的批评越来越强烈。7这套典范的主要缺陷是，错把尾声当开始，从蒙古帝国孱弱的时期追溯“衰落时代”的起源。与民族主义史学一样，这套“衰落典范”的叙事阻止人们设想未行之路、关键决策和偶然事件，否定了行动者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这个故事中，重新赋予中央欧亚人独立的能动性，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其满洲人对手的敌对观点，或是仅仅停留在对成吉思汗时代的怀旧。

仔细研究这些事件，就能看见中国和中央欧亚主流历史学的许多问题。最佳的西欧语言概述至今仍属法国外交官古恒（Maurice Courant），他在一九一二年写了《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或满洲帝国？》（L’Asie Central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Empire 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然而，此书几乎完全仰赖一份中文史料。兹拉特金（I. Ia. Zlatkin）的《准噶尔汗国史》（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是最好的俄文研究，使用满文和俄文的史料写成，但却没用上中文史料。千叶宗雄（Chiba Muneo）提供了详细的日文叙事，还有许多日本学者撰写了相关著作。8中国学者已生产出庞大的二手学术文献和一项主流见解。但这些学术传统各个都有缺陷，这些缺陷揭示了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特征。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扼要回顾征服的史学史，以显示这个主题的史学家，一如所有史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属时代的关切。

中国近代史研究渐趋内向。早期研究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研究清政权的满洲人本色、军事制度，以及对帝国中心的安全考量。9费正清学派的崛起，将学界的兴趣转向与海上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清朝中央文官制度，以及思想史。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系统模型的影响，使学者转向单一省分或次区域的细致社会经济研究。内向的转变带来丰厚的学术成果，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更看重个别差异的特殊性，却失去对更广大脉络的掌握。在今天，我们应该把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脉络视为优先事项，而边疆研究是将中国整合进更广大欧亚世界的可行办法。本书对清朝扩张的研究，提供了对世界其他边疆研究的比较点，并质疑施坚雅的区域系统模型是否太过缺乏弹性。与其在既定的地理框架下思考区域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与社会进程在军事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传播的考量下，往往跨越了区域的界线。

历史、时间和记忆

在重塑空间概念之外，本研究也试图调整我们对欧亚时间的看法。史学家经常以周期循环看待中国和中央欧亚的历史。自西元前一○四五年周朝伐商以来，朝代循环的史观为中华帝国政权兴衰提供了方便的解释。草原帝国反复的统一和瓦解，也激发了周期循环的解释。尽管许多学者同时在中国和草原的国家形成中看到了重复的模式，但他们对个中原因的看法相当分歧。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这些原因分为精神和物质两类。精神解释寻找人类心理变迁的本质。中国的王朝周期理论家，将帝国兴衰归因于统治者的道德特质。倘若他治理贤明，让百姓安乐，就能获得他人支持。倘若他骄奢淫逸，农民受苦，士兵反抗，百官便会离他而去。相比之下，王朝周期循环典范的更新版本，侧重帝国统治的物质基础，例如维护水利灌溉工程，公平的税收，或饥荒赈济。从这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关键社会制度的官僚管理未能回应社会挑战，则大规模叛乱或外部入侵就会推翻王朝。

对草原帝国而言，主流的物质解释则援引气候决定论，假设干燥周期不可避免地使游牧民离开草原家园，侵略周遭的定居社会。相较之下，伟大的伊斯兰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概述了一种基于社会团结的理论，“阿萨比亚”（asabiyya，或译团结意识）。赫勒敦主张部落社会产生的集体统一创造了一种力量，使他们能征服颓废的城市文明。征服之后，当在草原与沙漠环境中产生的道德规范，受城市生活的影响而衰败，则部落征服者便不再团结，最终成为新入侵者的牺牲品。赫勒敦的理论与中国的王朝周期模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没有把道德定义应用于“文明的”儒家君主，而是应用到游牧战士身上。10

循环模型的优势在于凸显超越特定事件叙述的共同模式。因此，他们指向关于社会变革广泛过程的归纳。早在西方社会学兴起之前，中国和中东的社会理论家就已经在比较与分析社会的长期演变。然而，周期性推论的危险在于，它否定了人类的能动性，忽视了线性变化。坚守周期性解释仿佛暗示人们不会从经验中学习，注定要步上祖先后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社会进程的历史是完全重复的。原因有二。首先，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造成社会分裂的各种冲突形式，也改变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压力。举例来说，新武器的发明、运输成本的降低，或是新的通讯形式，都改变了中国历朝历代分合的方式。其次，中国人和游牧民族都从历史汲取教训。他们知道祖先立下先例，而且他们不断利用过去经验累积的知识，或从错误中学习。因此，历史的写作和改写成了塑造帝国创建者、官员和一般社会互动之策略的关键因素。

中国与游牧互动的地理和战略环境，创造出反复出现的情境，但是身处其中之人仍会依据其历史与技术资源，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我在后续章节中描述边境贸易、养马和使用火药武器的例子，显示满清与准噶尔之间的冲突如何既沿着古老的道路前进，又能屡屡开创新局。

强调草原帝国创建者的创新尤其重要，因为定居世界的观察者经常用“注定停滞不前”的眼光看待游牧民。由于游牧生活始终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往往使人联想到单调、重复和停滞。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是来自定居世界的观察者。他们通常认为，游牧民族就像灾难性一样，闯进他们的文明世界──若用布劳岱尔的话，甚至堪比圣经中的瘟疫。11环境决定论的呆板论点，剥夺了中央欧亚人的任何能动性，倾向将他们简化为仅仅依赖生物本能行动。我们将看到准噶尔人的敌人一再援引生物学与自然生态的模拟，以便将他们排除在人类世界之外，并合理化对他们的灭绝。

在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盛期，西方人习惯将中国人描绘成自然力量的受害者，或者很可能会突然莫名其妙地诉诸暴力。他们运用简单的决定论和对亚洲独裁的刻板印象，解释中国对西方入侵的持续抵制。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学者们纷纷抛弃了“东方专制论”的古老刻板印象。“内藤湖南假说”和“近代早期假说”都认为，中国分别在西元九到十世纪或十六世纪末期，发生了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变革。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支持“欧亚相似论”，认为中国帝国在直到十八世纪末之前，都与欧洲的帝国一样具有经济活力。12借由赋予中国内在动力，一方面可与近代早期的西方作出区隔，但一方面仍可相互参照，这样的分析才能真正把中国融入世界历史。

就在最近，学者们也在讨论游牧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游牧国家建构模型承认线性演化，但他的理论使游牧国家创建者依赖中华帝国的变化，并未赋予他们太多自主的能动性。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对草原帝国形成的自主性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狄宇宙主张，我们应该将内亚民族的研究从生物意象和机械式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并将国家构建的分期奠基于国家创建者从外部行为者获得收入的手段上：从前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税收从征收贡品，到朝贡贸易伙伴关系，到定居与游牧民族的二元管理，到成熟的农业社会征税程序。13

读者将能在本书所述的故事中发现，准噶尔其实也用上前述的所有方法，试图支持自己国家的扩张。他们向邻国征收贡品，和清朝、俄罗斯和中央欧亚民族大量从事贸易，在突厥斯坦实行某种二元管理，并在伊犁河谷发展出某种财政结构。然而，诚如狄宇宙指出的，由于清朝和俄罗斯同时向他们进行扩张，他们缺乏统一国家所需的“喘息空间”。因此，我认为十七和十八世纪是草原与定居民族互动的关键转捩点，其结果同时取决于农业帝国创建者和游牧国家创建者的行动。清朝和俄罗斯帝国同时扩张，关闭了边界，大幅限制了两大帝国之间的民族的生存空间。诚如巴菲尔德主张，准噶尔领导人为了支持自身国家扩张，会试图从其强邻俄罗斯和中国获取外部资源，也试图从突厥斯坦绿洲及欧亚商队贸易开发内部资源。对环境干旱的游牧国家来说，物质资源固然重要，但无法完全解释其国家形成的模式。当干旱来临时，蒙古人除了选择攻击清帝国，其实也有同样机会寻求清帝国的庇护。游牧民族如何应对干旱，是清朝和大汗之间个人和外交谈判的产物。

本书从头到尾，都强调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多重机会，也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清朝并非注定要征服准噶尔，准噶尔也并非注定要灭绝。某些环境因素有利于清朝，其他因素则有利于准噶尔。个人决定、意外死亡、误解和欺骗都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天命、环境条件或国家目的论预先决定了结果，这个故事就没戏唱了。与此相反，我会把这个故事放进最广大的脉络中，同时也凸显人类决策的偶然结果。

将清朝征服看作世界史事件

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典范，形塑我们对中央欧亚重要性的普遍看法。许多理论家将中央欧亚描述为最不适宜迈向现代化的地区，认为中央欧亚与全球趋势隔绝，政治与文化又破碎，更缺乏天然资源，没有太多适合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14对这些理论家而言，经济成长、政治与社会整合，以及通讯的普遍进程，不可避免地将落后传统的社会拉进痛苦的转型。在这种线性前进的历史观中，后进社会几乎没有可供先进社会学习之处，只有追随领导者脚步的份。

另一种是人称“世界历史”的观点。它拒绝像现代化理论那样，不假思索地以民族国家单位，对社会进行分类，也否认国家单位可以彼此孤立地发展。主要的文明单位往往逾越当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些地区全都不断进行互动。在这种观点中，中央欧亚不是一个偏远、孤立的地区，而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对周围所有的定居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俄罗斯欧亚学派，到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地缘政治，以及当代的世界史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的历史解释趋势，都将欧亚大陆视为欧亚世界体系的关键区域。15

在近代早期，中央欧亚确实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各大宗教都汇聚于此。往来中国、中东、俄罗斯、印度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也都在此纵横交错。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前，沿着旧丝路的贸易商队，在全球贸易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当旧丝路贸易衰退，俄中茶叶和毛皮贸易的重要性仍然不减。绿洲城市的特色正是宗教多样性、语言多元化和世界主义。该地区在十九世纪被降级为落后地区，并不是因为该地区本身的特性，而主要是因为受“现代的”中华和俄罗斯帝国征服。就像批评现代化典范的学者们常指责帝国征服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落后，也许征服在此也有同样的效果。至少我们可以说，大清和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征服，强烈影响了中央欧亚民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发展潜力。

因此，清朝征服在三个意义上，是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首先，对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而言，这些胜利彻底改变了他们世界的规模尺度。借由大规模扩大国家触及的领土，征服为垦殖、贸易、行政和文学想像开辟了新天地。其次，清朝扩张是十七和十八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几乎在所有地方，新兴的中央集权、整合、军事化国家，都借由军事征服将其边界向外推，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西欧史学家经常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国家形成的“十七世纪危机”，随之而来则是十八世纪的稳定；其他史学家则在全球各地看到类似的发展。16将中国的帝国扩张视为全球进程的一部分，有助我们从更宽阔的视角看待中国，而不是将其帝国经验全都看作独一无二的。第三，中国扩张标志着欧亚历史的转捩点。蒙古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两端的征服者们（编按：俄国与中国）征服中央欧亚、竞相创建庞大帝国。它们各自占据人口密集的腹地，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供养军队，再从腹地向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进逼。当这些大帝国的边界交会时，就会制订条约，协商出穿越大草原、沙漠和绿洲的固定界线，使边境的流动民族再无容身之地。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边境的闭合比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一八九三年感叹的著名北美边境闭合更重要。17自西元前二○○○年以来，游牧民族原本也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然而，这次边境闭合却使游牧民族永远丧失与定居农业社会竞争的机会。许多内亚研究者认为游牧战士的衰落在十六世纪已成定局，因为火药的传播或中亚商队贸易的转移。18然而，最后一个大型游牧国家仍坚持抵抗外敌向大草原进逼。这些蒙古人激烈对抗满清的军队。他们同样也采用火药武器，以回应周围的军事威胁；而商队贸易则始终是竞争各方的重要收入来源。在一六八○至一七六○年间，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自由的游牧生活，而清朝统治者正是导致此一重大变革的主要力量。

第一部中央歐亞國家的形成

第一章地理环境、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

三大理论性视角贯穿本研究：边境环境、国家建构，以及透过历史再现建构的民族认同与族裔认同。出于了解环境在形塑人类事务上的关键角色，许多史学家将焦点放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然而，过往西方学者在分析亚洲历史时，往往用某种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亚洲的衰弱。这反映了十九世纪欧洲人自认种族优越的心态。十八世纪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用亚洲平坦单调的平原与欧洲多样化的地景对比，来解释亚洲专制和欧洲自由之间的差异。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分析也采用类似手法，以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控制为由，将帝制中国独裁与共产苏联作链接。1孟德斯鸠和魏复古都使用粗糙且过度简化的欧亚环境对比，来支持意识形态论点，保护西方自由以对抗东方的威胁。称职的环境史研究必须摆脱这项负面传统，不带政治成见地看待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更加微妙的关系。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将中央欧亚环境变迁与文明演化直接链接在一起。一九○三至一九○六年，他旅行穿越中国突厥斯坦（编按：即今东突厥斯坦）并写成《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亨丁顿在书中指出：

在相对干燥的地带，干旱加剧是可怕的大灾难，会导致饥荒与民不聊生。这又造成了大量的战争与迁徙，进而引发王朝与帝国的覆灭、新民族的崛起，以及新文明的发展。相反的，倘若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干燥，民生条件有所改善，则繁荣与富足常在。大动干戈的诱惑减少，人们有更多余裕专注发展较为温和的艺术与科学，使文明更上一层楼。2

他发现，同样的“气候变迁与历史之间的对应”，从土耳其到中国都可见到，也存在于欧洲及新世界。对亨丁顿而言，在中亚最显而易见的“干燥化”（desiccation）过程，反复逼使游牧民从欧亚大陆中央出走，导致了举凡从蛮族入侵罗马到伊斯兰崛起等事件，甚至差点在二十世纪引发饥饿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大举入侵。3

根据亨丁顿的研究成果，汤恩比（Arnold Toynbee）主张游牧民被气候条件困在一种停滞的生活方式之中，使他们成为“没有历史的社会”。4 当干旱迫使他们侵略定居文明，唯有环境变迁能改变他们，使他们不再必然臣服于季节循环。汤恩比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将定居农业国度对自然的创造性掌握，与游牧民面对干燥周期显露出的动物性脆弱之间的对比，做为定义文明的基础。

除去亨丁顿公开且天真的种族主义，以及近乎可笑的粗陋说法，他倒是正确地指出一项能够界定中央欧亚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干旱。他在旅行中仔细观察当地的地质，以及当地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在细腻的描述中掺杂了极度偏颇的人类特性臆测。他的分析提醒我们，一切连接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政治因素荼毒。拉铁摩尔起初也赞同亨丁顿和魏复古的观点，但却在晚期作品中转向，主张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更胜地理因素。他认为“机械性解释，像是气候周期或逐步干燥[用来说明]大批游牧部落‘意外的’突然出现”太过粗糙，因为它们忽略了“社会群体的动力”。近期研究尝试将欧洲和美国的发展置于更广泛的全球脉络，以摆脱其帝国主义的痕迹。5

这些新研究大部分专注在欧洲人对北美边境的影响，以及十九世纪美国人对美国西部的影响。然而，我们应该把向西横越北美大陆的美国扩张，视为十八和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农业边境扩张的一部分。6自从十六和十七世纪开始，俄罗斯和中华帝国也分别由东、西两方向往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推进。事实上，北美和欧亚北部的自然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包含属于毛皮动物栖息地的温带森林，而当地原住民会捕捉这些毛皮动物；两者都有游牧民族游荡的草场，都有沙漠和干旱地带，以及肥沃的农业耕作区。中国人当然没有抵达太平洋海岸，也没有发现金矿（不过俄罗斯人倒是在新疆南部探勘黄金），但诚如他们的美国对照组，他们也是向西移动寻找土地。俄罗斯人无法抵挡毛皮的吸引力，一路向东抵达太平洋，然后继续前进阿拉斯加。在前述三个案例中，森林、沙漠、大草原和农业聚落环环相扣的大环境，形塑了他们的历史。超越人类控制的自然力量，和利用环境维持人类生存的组织性尝试，驱使着移民不断往前。

环境史学家仔细地检视了新边境的聚落。举例来说，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著作，从英国移民对十七世纪马萨诸塞州的影响，进展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大西部”（Great West）的支配，再到探索阿拉斯加的采矿边境。7 克罗农的每一项研究，都把焦点放在本地民族、自然环境，以及来自西欧的侵略移民所造成的干扰之间的相互作用。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研究，也同样地仔细探究欧洲移民对新世界造成的生态扰乱。近期对大洋洲的研究，也证明了欧洲生物相（biota）对太平洋岛屿生态系统的毁灭性影响。环境史和边境史之间因而存在着密切链接。8

研究美国边境史的学生，不可避免要参考特纳关于拓荒者聚落形成美国性格的著名论文。9 有些学者批判特纳过度盎格鲁中心。为了抵销特纳的偏见，这些学者打算探索在英国移民、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人和中国人到来之前，定居在美国西部的其他族群的历史。其他人提倡独立的西部区域史研究，不受东边资本主义力量的影响，拥有自身的特殊认同。10 但这个辩论的多数参与者，并没有以比较研究的角度检视北美边境。在欧亚边境，中国和俄罗斯也将他们的移垦计划看作向荒野传播文明，从而忽略或压抑其他居民的自主历史。两国的民族历史，和他们深入欧亚内陆扩张密切相关。不像美洲原住民，蒙古人和部分中央欧亚民族至今仍然保有民族国家，但其历史很多却都是从帝国扩张入侵其疆域的角度书写。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什么重要史家是像特纳那样，足以体现其民族性格，但这两国的经验显然有助于模拟北美的进程。由于距离西欧较远，欧亚边境远不如美洲边境为人所知，但它们应当被纳入任何边境移垦的比较研究。

同样的，国家建构理论家向来致力于解释十六世纪以降的欧洲国家崛起。11 部分理论家明确地在分析中排除了像清朝这样的“帝国”，将它们和“国家”这一类别区隔开来。12 然而，准噶尔蒙古、俄罗斯、中国这三大相互竞争的欧亚农业帝国，其实和欧洲各国存在相似之处。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的主张。这三大帝国同样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同样调动资源相互对抗，进行战争、贸易和外交。为了与对手一较高下，每个政权都竭力从人民与邻国榨取资源，增强其“国家性质”（stateness）──“自治名分、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分、中央集权化、以及内部统合”。13 这些努力带来显著的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国家统治者及其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发展出官僚管理方式来征收欧亚各地农业与商业的生产成果。由此可见，西欧的国家发展道路并非独一无二。

苏联解体与东欧等地的民族主义复兴，催生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理论。14 这些新理论论称，国家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人为创造的“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声称其民族深深根植于土地、语言和文化，却又声称它是某种全新产物，拒绝过往令人停滞不前的遗产。这两种立场无疑相互矛盾。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凸显这个矛盾，强调每个民族的人为、建构本质，包括中国在内。15 在界定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中，语言和主观认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客观”的、近乎恒久不变的土地与种族特征。理论家动员对过往事件的特定阐释，作为建构新民族认同的工具。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曾表示，“历史是民族主义或族裔或基进主义思想的素材，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成瘾者的素材。”16 历史成了武器，很容易就被神话，为民族建构者和其公民服务。透过历史记忆，人们看待过去真实事件的方式都是间接的。但欧洲不是唯一试图打造民族主义之地，而“地缘体建构”（geobody building）也并非十九世纪才开始。17

史学家的职责，便是看穿神话的虚假和有效性。18 一旦争夺领土的战役结束，争夺这段历史诠释权的战役便于焉展开。对准噶尔、俄罗斯与大清来说，争夺中央欧亚的历史都对其各自的民族概念起到关键作用，但三者对此事的诠释却截然不同。有鉴于此，本书将从自然环境说起，然后由个别行动者接棒，最后以史学家收尾。在穿越冗长的事件细节后，我们将回头梳理一番，检视肇始于清帝国的神话制造，如何创造出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本书结论会再回到本章所概述的观点，检视这个故事对中国史和世界史典范究竟有何启示。

中央欧亚的无边界状态

历史上的中央欧亚，不曾与如今任何国家的边界整齐相叠。历史上仅有蒙古帝国曾经短暂统一这块区域。在一九九一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央欧亚都控制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或称苏联）手上，其余部分则分属伊朗、阿富汗和鄂图曼帝国所有。今天，这个地区大抵由八个独立国家（五个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瓜分。到目前为止，中央欧亚人最普遍的历史经验仍是“分裂”。中苏的两极分割，后来被证明只是个短暂的小插曲。

根据最广泛的定义，中央欧亚西起乌克兰大草原，东至太平洋沿海地区，北从西伯利亚森林的南缘，一路向南延伸到西藏高原。但是它的所有界线都极为模棱两可，争议不断。倘若中央欧亚包括所有的草场（grasslands）和大草原（steppe），那么它穿越整个乌克兰，深入匈牙利平原。按照文化和语言标准，包括乌拉—阿尔泰语系，远至芬兰、满洲，乃至日本和韩国，都能见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踪迹。光是大草原游牧还不足以作为决定性特征，因为这整个区域都有游牧民和定居农民共存；而且这种说法遗漏了此区非大草原的游牧民，像是中东的游牧民，或是西伯利亚的驯鹿牧民。

几乎每个学者对区域边界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布莱克（Cyril Black）把五个中亚共和国、伊朗、阿富汗、西藏、新疆和外蒙古列入“内亚”（Inner Asia）的范围，但排除满洲地区或内蒙古，因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主宰了这些地区。他在一九八九年估算这个区域的面积为四百九十万平方英里（一千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一亿三千五百万。19 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将整个区域分成“中亚特有的沙漠栖息地（一个大致包含今日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前苏联中亚共和国，以及天山以南的新疆区域）”，以及“大草原栖息地”，“沿着北纬五十度线，大致覆盖了从欧洲到满洲地区的大片土地，主要区域是南俄罗斯大草原、哈萨克斯坦，准噶尔盆地、大部分安多地区（Amdo，今日青海省），以及蒙古北部与戈壁以南。”20 他略过了西藏。塞诺提出的区域结构，主要以语言学为根据，包括芬乌语系、阿尔泰语系、满语、蒙古语，以及突厥语系。21 芬兰人、拉普人和匈牙利人都被纳入考量，但中国人、俄罗斯人、西藏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却一律排除，仅以史料作者的身分被纳入。费耐生（Richard Frye）的定义则局限在印度—伊朗语族。22

与其在这些迥异的定义之间做选择，我宁可强调这个地带在文化特征与领土界线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不同帝国、宗教信仰和文化群体都持续竞逐定义的控制权。没有任何精心界定的简单神话能够框限住这个区域：没有法国的想像六角形，没有长得像权杖的英格兰岛，没有在两大洋海岸间延展的昭昭天命。广袤平地使入侵者不会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山脉之间则保有使征服者可以率军蜂涌穿越的空隙。大量帝国的消长令人眼花撩乱，各由不同民族统治，拥有不同的边界和制度，显现了这片地景了不起的可塑性。

我将专注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征服对中国与俄罗斯帝国演变的关键重要性，尽量避免时序错置地对这个区域强加源自民族主义时代的定义。本书必然会纳入满洲、蒙古和西藏的故事，但不会对伊朗和阿富汗多加着墨。在我看来，征服“新疆”的并不是“中国”，而是一个中央欧亚国家使用大量中国官僚与经济资源进行扩张，尽其所能地将中央欧亚和中国的核心地区同时纳入其统治。

事实上，本书所述故事里的主要行动者，几乎覆盖了所有经典定义下的中央欧亚主要区域。从西边的南俄罗斯大草原，也就是伏尔加格勒河卡尔梅克人（Volga Kalmyks）安顿之处，一直到东边的满洲地区。北方的西伯利亚原住民，提供了吸引俄罗斯前来此地的毛皮；南边的西藏喇嘛，则提供对准噶尔国家组建至关重要的宗教、官僚和文书专业。不同民族的贸易旅行商队将这些领土全部连在一起。这则故事规模宏大，不受民族疆域明确的约束。游牧帝国创建者的终结，意谓着无边界空间的终结，而后明确将该区域画分为几个互不相容的农业帝国，这些帝国很快将成为更加排他的民族国家。

为了摆脱国家画分，我们最好先从生态区（ecological zones）着眼，规模由大而小（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3）。中央欧亚有有森林和田野，绿洲和沙漠，草原和山川。其居民包括在草场四处漫游的游牧民，绿洲城镇的商人，以及他们周围的农业人口。这个区域里不同生态区的同质性和统一性，使它和世上其他较为破碎的地区相当不一样。它被高山环绕，但绝大多数的土地宽阔又平坦。气候和降雨，决定四个大水平条状地带的植被与动物基本特征，勾勒出冻原、森林、大草原和沙漠的轮廓。但具有决定性的不是绝对降雨量，而是降雨与蒸发的比例。寒冷冻原的降雨量非常低，但仍培养出潮湿的土壤，而南部沙漠尽管降雨更多，却毫无半点水汽。位于北极冻原之南的是西伯利亚森林，只有驯鹿牧民能在此维生，它与大草原的草场重叠。草场向南，逐渐变成大草原沙漠，以及一望无际的大片荒漠。23

中央欧亚也有变化，但外部观察者经常忽略其迹象。一方面，不同生态区的统一性，使东西横向移动相当容易，尤其适合在那里繁衍茁壮的定牧和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各个生态区之内缺乏多样性，限制了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和其他定居民族，吸收疆界内不同的农业与海洋生产，并利用不同生态区多样斑斓的产物，打造复杂的文明和帝国。几千年来，中央欧亚的民族似乎经常一成不变地重复着对单调环境的调适。放牧动物、帐篷、骑兵，以及骑兵移动性强但不安稳的生活，反复出现在对于中央欧亚许多不同民族的描述中，从斯基泰人（Scythians）到最后的蒙古人。提供史料的“开化”作者，倾向把中央欧亚民族视为贪婪、原始又贫穷，而且几乎把他们全都当成游牧民。这些作者忽视这个区域内的不同生活方式，并且忽视科技在此发展的可能性。他们“任凭自己假想的游牧民，掩盖活生生的人”。24

气候带从东到西的实质统一，也导致我们无法为整个区域画定清晰边界。由于没有明显分界标志某文明的终点及另一文明的起点，形形色色的旅人和战士皆能来去自如地移动。对帝国创建者而言，最困难之处就决定帝国的边界何在，以及一旦做出决定，就得沿着边境建设安全措施。诸如河川、山脉和聚落等基本自然景观，并不构成滴水不漏的封闭空间，而是倾向创造出离心的模式。卢德森（Justin Rudelson）写道：“新疆绿洲的历史焦点不是向内、朝向彼此，而是向外、跨越国界。”25 因为完全没有自然边界，区域内各处的帝国及其界线不断变化。

中央欧亚的河流多半都是内流河，或注入冰冻的北极海，因而没能连通这个区域与周围的世界。阿姆河（Amu Darya）和锡尔河（Syr Darya）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最终流入咸海，两河仅环抱出一座沙漠，而未能孕育肥沃月弯。在遥远的西方，唯有伏尔加格勒河（Volga）经里海与中东相连。在东边，满洲地区的辽河撑起了农耕聚落。其他主要河流皆不是太有效率的运输干线。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都向北流入北极海，如鄂毕河（Ob）、叶尼塞河（Yenisei）和勒拿河（Lena）。俄罗斯人得以循着它们的支流穿越西伯利亚，因为它们不断朝东方和西方向外分支，但代价是要承受许多艰难的陆上运输。湖泊尽管面积很大，却常被隔绝在沙漠和高山之间而无法通行。但在特定河流沿线，农耕定居者能和游牧民互动。这些河流的位置，对准噶尔帝国的建造者有极大影响，因为准噶尔帝国必须从小河谷和绿洲取得农业资源。费尔干纳盆地（Ferghana valley）供养许多城市，例如浩罕（Kokand）和安集延（Andijan）。更往北，伊犁河谷与巴尔喀什湖（Balkash）相连，巴尔喀什湖又连起了准噶尔大草原和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在蒙古高原，从当代乌兰巴托地区，鄂尔浑河（Orkhon）和色楞格河（Selengge）向北流入贝加尔湖（Baikal），克鲁伦河（Kerulen）向东注入当代内蒙古的呼伦湖（Hulun）。

每个主要的大草原帝国，都把国家的政治和精神基地设在这些河谷中。26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是东突厥人、回鹘帝国，和后来的卫拉特（Oirats）蒙古帝国的总部。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Ögödei）在鄂尔浑河上的哈剌和林（Karakorum）建造蒙古帝国的中央首都。即便在首都毁坏后，这处遗址对蒙古人而言始终神圣。兴建于一五八六年的额尔德尼召寺（monastery of Erdeni Zu）*，就成了蒙古重要佛教领袖的大本营。以满洲地区为基地的契丹辽、女真金和满清等帝国，则将核心地盘设在辽河河谷。西北的甘肃走廊（尤其是银川附近的黄河灌溉地）则是党项（Tangut）西夏王国的基地。

这些小河谷彼此相隔十万八千里，而且面朝不同的方向。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没有任何大草原统治者曾同时控有前述全部河谷。而在满清之前，也没有任何定居帝国能做到。对潜在帝国创建者而言，辽河是最有前途的，因为那里有肥沃的农地，也因为从那里南向华北平原的有形障碍很少。距离任何定居帝国最远的是色楞格—鄂尔浑地区。这里的帝国受惠于与世隔绝，但除了西伯利亚的毛皮猎人，他们能从大草原之外取得的邻近资源有限。准噶尔人以此地为据点时，必须同时朝四面八方扩张：向东和向南到满洲地区，向北到西伯利亚，以及向西南跨越蒙古大草原，朝费尔干纳前进。

费尔干纳，抑或称为古代突厥斯坦，是许许多多绿洲王国的所在地，这些王国不时被像是喀喇汗国（Qaraqanids）与帖木儿（Timur）等大草原征服者压境。农业资源充足，旅行商队活动盛行，费尔干纳直接和东方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周围的城市相连，也和西边的伊朗与丝路相连。它当然是个吸引人的目标，准噶尔人早先曾试图从中获取财富。然而，清征服者在大败准噶尔之后，拿下了东突厥的塔里木盆地城市喀什噶尔（Kashgar）和叶尔羌（Yarkand），却未立即推进天山—帕米尔山脉，到更富裕的聚落，像是浩罕、费尔干纳、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清军在一八三○年攻打浩罕，但随后便撤退，因为在十八世纪时，清廷已做出以此为国境终点的决定。这些城市之间的古老链接，以及它们在过往帝国统治下发生的统一整合，提醒了我们：尽管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被耸立的高山隔开，中国朝这个方向的扩张没有任何“天然”限制。满人以及后来的中国统治者，无视高昂代价，锲而不舍地尝试控制新疆，但把中国的国界限制在十八世纪所订下的界线。他们止步不是因为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地理限制，或出于本质上中国领土所有权的宣称，而是基于偶然的政治与文化理由。

费耐生曾写道：“[中亚]的历史，主要是关于大大小小绿洲的历史。”27他这番话言过其实，但绿洲的确为这个区域的定居人口供应了最重要的资源。绿洲聚落是“垂直的文明”（perpendicular civilizations）。28它们是定居社会，但和那些伟大的农业文明截然不同，后者的村庄居民遍布辽阔领土。突厥斯坦的绿洲城镇是各自独立、自给自足的单位。他们的灌溉水来自天山山脉融雪，天山山脉也有一些小牧场。在河谷从事耕作，仰赖将雪融水导引到低处的田地，高温使农作物在此会有较长的生长季。欣欣向荣的农民能支持整个都市人口，但与外界的贸易和接触则相当困难。唯有经过的丝路贸易商旅（迥然不同的社会），才能链接一个个绿洲社会和外界。

绿洲社会稳定但脆弱。连年旱灾使河川源头枯涸，迫使河谷居民迁居山上。旱灾导致山区牧地消失，也驱使山区畜牧民（pastoralists）洗劫山脚下的城镇。这类因畜牧—定居共生所产生的骚乱，很快使沙漠的风沙趁虚而入。沙漠到处都是突厥斯坦和准噶尔的空城，证明了绿洲社会易受政治与生态变迁的伤害。

尽管如此，这片浩瀚地景下的绿洲在仍是农业与商业财富的主要集中地，也是所有帝国（不分游牧和定居）的焦点。绿洲居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寻求强邻的保护与支持。东边的吐鲁番（Turfan）和哈密（Qomul〔Hami〕）是最靠近中国的主要绿洲，经常和中原帝国缔结朝贡关系。吐鲁番有两座分别来自汉、唐两代的废弃驻军城镇，反映出中国历朝有着控制该区域的帝国利益。吐鲁番虽然远在长城之外，但对历代中国而言却是通向大草原的门户，也是向外扩张时弥足珍贵的国家安全资产。

其他绿洲由于距离中国更加遥远，因此无法依赖中国的保护。它们和游牧征服者缔结关系，通常是作为这些征服者的主要税收基地和行政中心。邻近吐鲁番的高昌（Khocho），和邻近当代乌鲁木齐的别失八里（Beshbalik），两者都被纳入回鹘公国（彼时回鹘已失掉了蒙古高原的领土）。撒马尔罕则在十五世纪时，被帖木儿帝国打造成世上最繁荣的都市活动中心。只要游牧战士带回征战得来的财富并吸引商人到来，他们就能和绿洲耕种者互惠共生。但当游牧帝国规模收缩，绿洲很容易就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乃至遭到废弃。我们鲜少得知离开绿洲家园之人的命运，但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时，几乎全数的吐鲁番居民都逃到大清疆界内避难，长达数十载。他们最终有幸得以回到家园，但其他民族则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对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而言，“山脉为先”（mountains come first），但中央欧亚的山脉并未决定其界线或总体气候。29 这整个区域与海洋距离遥远，因而成为大陆型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降水和蒸发决定了东西向的气候带。山脉阻挡带有水汽的风，创造出沙漠和绿洲的地域特色，但没有一个山脉屏障得以勾勒整个区域的轮廓。

一连串雄伟山系由东北朝西南，从贝加尔湖和满洲地区延伸至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30 虽然部分山脉高达三、四千公尺，山顶甚至超过五千公尺，山脉之间仍留有很大的缝隙，特别是东西向的缝隙。游牧民和旅行者沿着伊犁河谷不受拘束地往来，更北边的准噶尔隘口则通向哈萨克斯坦大草原。长久以来，游牧民军队的移动能力使大清帝国无法成功限制或追捕他们。山岳与森林庇护游牧民，却不阻碍他们移动。准噶尔人甚至学会利用森林，减弱清廷炮火的杀伤力。

山脉紧密界定了该区域的南部边界，并将其分割成许多部分。巍峨的高加索山脉、伊朗北部的阿勒布尔兹山脉、帕米尔高原，以及天山，画开南边的大草原。更往东，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两个相当独特的部分。昆仑山脉从北方，喜马拉亚山脉从南边，将西藏封起来。阿尔泰山脉和萨彦岭，把蒙古高原和南方的新疆以及北方的西伯利亚隔开。大小兴安岭（Khingan range）画开了蒙古高原和满洲地区。欧洲人最熟知的乌拉山脉（Urals），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实际屏障，仅是因文化习惯才变成俄罗斯在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尽管如此，上述每座山脉都有山道和隘口，印度、阿富汗和伊朗因此得以和中央欧亚民族维持着不间断的文化链接。

里海到蒙古的戈壁和鄂尔多斯（Ordos）是绵延不绝的沙漠区。31 这些沙漠也把整个区域弄得支离破碎。沙漠核心极度干燥，全然不宜人居，仅外围一带有聚落。塔克拉布玛干沙漠使新疆南部只有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能够生活，戈壁沙漠则把蒙古高原一分为二。然而，沙漠并非无法跨越的屏障，旅行商队能够跨越沙漠，串连起绿洲城镇。但沙漠确实阻止了边缘聚落的密切整合。

尽管并非唯一因素，但物理屏障仍旧打破了文化相似民族之间的团结。内蒙古的蒙古人，和外蒙古东部的喀尔喀人（Khalkhas），逐渐被拉进中国的势力范围。外蒙古西部的卫拉特人则和其他蒙古人相隔着广大的沙漠真空地带，无法成功再造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然而，决定文化团结与否的并不是地理环境，而是政治策略。满洲边界官员尤其精通如何有效利用蒙古人之间的分歧。借由选择性地将东蒙古人与中国经济密切捆绑，他们持续促进十七到十九世纪蒙古的贸易和聚落发展。地理环境终究不敌商业渗透。

欧亚大陆北部覆盖了六千英里长的森林，从满洲地区绵延至西伯利亚。北方针叶林“形成世上面积最广的林木覆盖”。这里属于副北极气候，大部分土壤都是永冻土。虽然森林里住有驼鹿、鹿、熊、猞猁和其他大型动物，但对移居此地的俄罗斯人来说，黑貂、狐狸、白鼬、貂鼠和松鼠等小型毛皮动物才是森林里最有价值的产品。32

在史前时代，大片森林区在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期，覆盖了大部分的华北平原。但自从华北平原经历了汉朝的森林砍伐之后，大面积森林多数时候仅局限在西伯利亚和满洲地区。33 森林居民从事小规模的狩猎与采集，或以原始工具农耕，而仍“处于世界史的边缘”。主要是因为在如此寒冷的气候，农业生产率低下。34 山区高地上的其他森林，庇护了要在夏季带牲口迁徙到高海拔地区的牧民。诚如绿洲民族，森林民族始终被局限在小范围里。他们从未创建属于自己的大型政治结构，受害于周围不断扩张帝国压力。

虽然森林民族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他们为争夺欧亚大草原的国家创建者提供了资源。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以毛皮为贡品（iasak）*，三大贪婪帝国都受此吸引而要求他们朝贡。若没有西伯利亚和满洲地区的毛皮动物，俄罗斯的冒险家、商人和军事殖民者永远不会有兴趣向东扩展；而身为狩猎专家的满人，也永远不可能创建起自己的国家。

我们可以把大草原分成三个水平带：最北为林木茂密的森林大草原，中间是一望无际的草场，南边则是沙漠大草原。位于中间的草场从乌克兰、高加索北部、乌拉南部和哈萨克斯坦，延伸至蒙古高原东部和满洲地区，包括准噶尔的高海拔草场和伊犁河谷地。尽管气候干冷，连绵不绝草原带底下的肥沃黑土仍旧提供每年重新生长的养分。草原带使得游牧民得以畅行于千里迢遥的东西两端之间。因此在十七世纪早期，土尔扈特部得以与西蒙古断绝往来，朝西边移动三千公里到伏尔加格勒河畔，但始终未离开大草原。他们在十八世纪晚期，展开了极为艰困的回归之旅，不过是基于政治而非环境的理由。

中央欧亚大草原上生长了超过五千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全都必须耐受干燥，以及剧烈的气候变化。它们在春初迅速地成熟，通常在夏季与冬季进入休眠。它们并非全都适合放牧动物食用。由于成熟季节十分短暂，意谓着放牧吃草大抵得要在春季完成。“牲口总是朝恒春移动”：放牧民在夏季把牲口赶到高山草地，然后在秋冬把牲口赶到较低海拔的地方。35虽然游牧民表面上看似自由自在，但气候和牧草的先天限制则决定了他们仅能在有限范围内移动。获取牧草需要仔细观察天气、地理和动物的需求，还需要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以驱逐觊觎部族牧场的入侵者。被暂时闲置的牧场，很容易遭他人突袭。

草原和森林之间的界线，在史前时代随着温度与湿度的气候参数变化，呈南北向移动。冻原、沙漠、草原和森林大草原在玉木冰期（Wurm glaciation，距今七万年至四万年）的前半段期间，主宰了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但随着气候从距今四万年至二万五千年前起逐渐暖和，森林扩散至满洲地区和华北平原。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一万五年前，干冷气候将森林赶走，取而代之的则是没有林木覆盖的干燥大草原。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前，气候再次暖化，阔叶林再次遍布华北。但在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后，气候又再度干燥，草原也再次复生，取代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的部分森林。显然，农业是否能在边境森林大草原蓬勃发展，泰半取决于气候条件，也比华北平原更容易受干旱影响。

内蒙古东部最早的农业遗址，可追溯至西元前五三○○年的另一个暖化期，紧接在西元前八○○○年到前六○○○年的寒冷之后。森林遍布辽河流域西部，随后接连出现三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政权，一个比一个和华北地区的发展越来越相关。农具、牛骨与羊骨，最后是小米（西北地区在西元前二○○○年至前一○○○年左右的主要谷物）的出现，显示此区农业在一个冬季温和、湿润的温带气候期间达到巅峰。

约西元前一○○○时，气候变得越来越凉爽、干燥。农业发展衰退，然后一种游牧文化取代了辽河西部的定居农民。陶器品质衰退，马匹出现，猪只消失。文化影响如今来自北方和西方，而不是南方和东方。狩猎和捕鱼文化可能也已演变成移动狩猎和畜牧。这个区域的文化转向，和史料提及戎狄部落的记载相符。

西元前十三世纪，亚洲游牧开始形成于阿尔泰山山脉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它从那里向东南和西南移动到中国边疆地区，然后跨越中央欧亚。气候太冷或太干燥，都不利于边缘地区的农业发展，但有利于依赖草场与牧群维生的移动放牧者。因此，长远来看，决定两个截然不同文化体制的生态力量，将游牧民和定居者推进拉回。

大草原游牧民起源于大草原的边缘，而不是它的核心。拉铁摩尔论称，有些游牧民可能来自贝加尔湖森林区的驯鹿牧民和种子采集者，他们向南移动，从依赖驯鹿转变为依赖羊、牛、马和骆驼的大草原组合。其他游牧民可能起源于在附近山区与草场狩猎的绿洲民族，最终在绿洲外缘驯化牲口。第三个人口来源是甘陕黄土地区边缘的中国农民，他们最终放弃了耕作，转向草原畜牧（pastoralism）。36

皮克（Harold Peake）和弗莱尔（Herbert Fleure）注意到北部大草原（从匈牙利延伸至满洲东部的草原）和南部大草原（从印度西部穿越波斯和阿拉伯半岛到北非）之间的对比。37南部大草原的居民，自史前时代起，一直都和灌溉农业与最早的都市文明有接触。他们劫掠定居耕作者，但也频繁地和城镇进行商品贸易，并从城镇接收到该区域的核心宗教观念，尤其是对至高无上神祇的信仰。他们最重要的动物是单峰骆驼，而非马匹。后者需要大量饮水，限制了它们在沙漠中的分布。

相较之下，北方游牧民较少接触定居耕作者，也不那么频繁和城市贸易。萨彦岭、阿尔泰山、天山、阿勒布尔兹山、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构成的连绵山脉，阻绝了北部大草原和古代中东地区。南方很多土地为高原地形，海拔介于五百至一千公尺。对北方的民族而言，马比骆驼重要多了，因为它们能够耐寒。马对饮水的需求，在寒冷气候环境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双峰骆驼成了丝路贸易旅行商队的主要驼兽，但不是游牧民的首要牲口。

皮克对北部与南部大草原的区分，和傅礼初的“沙漠”与“大草原”游牧栖息地区分，有几分类似。傅礼初写道：“沙漠游牧民了解农耕和都市社会。”当突厥人穿越欧亚大陆，他们循着阿拉伯人早已开辟出来的路线。他们成群结伴，以小规模一波波到来，没有对定居社会造成太大伤害。他们迅速吸收并采信了伊斯兰教。北部大草原的游牧民，也就是蒙古人，和定居民族井水不犯河水。地理并未统一这两个世界，反而将其分离。在中国那端，“大草原—播种农业（steppe-sown）的一分为二，比欧亚大草原上的任何地方更加鲜明，”而且“在历史上蒙古和中国的遭遇往往代表两个不同的世界”。38 相对于其他对大草原的入侵，成吉思汗的蒙古征服之所以造成极大破坏，就是因为生态层面的分隔与蒙古征服的事发突然。在历史上，欧亚东部的游牧民和中国人多数时候相互轻蔑，视对方为牲畜。中国人对西北蛮族的称呼带有“豕”字旁，蒙古人征服了华北平原后则把中国农民当作理应驱逐出去的“牲群”。

更往东走，就是满洲。该地区链接了大草原与定居世界。虽然该地区主要住着猎人和渔民，游牧民一再地征服该区，将其资源挹注到自己国家。十三世纪时，女真人将控制扩展到汉地的定居人口，以二元管理的方式将定居和游牧世界结合在一起。39 满清统治者明确地取用了游牧民前辈们在管理大草原和定居世界方面的经验。

总而言之，在北部草场，特别是前述焦点所在的欧亚大陆东部，大草原和播种农业截然分歧。长期以来，此地游牧民与定居耕作的城市文明颇为隔绝，双方的主要接触形式是掠夺。与此相对的，定居的中国农民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官员则常认为游牧民彻底陌生且不怀好意。他们不把游牧民看作复杂文明结构的一部分，而是视为可以被收买、筑墙隔绝，或是驱逐出去的外来威胁。满人和他们的前辈女真人一样，占据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关键桥梁。40

我们今天使用的“新疆”一词，其实是晚近的发明。十八世纪的清朝西征，创造了“新疆”这个名称。直到十九世纪末，“新疆”才成为帝国一省。如前所述，这个区域地形破碎，缺乏地理一致性。它是由不同文化、生态和民族组合而成。当地民族大多彼此独立，适应各自的当地环境。然而，这个区域是本书故事的重心。

新疆直接横跨大草原区的北部和南部。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大草原，扮演连通蒙古高原和西边低地的门户。阿尔泰山挡在新疆的北边和东北，但有一条走廊向东通往戈壁沙漠以北的蒙古。准噶尔的中心是沙漠，但南北草场环绕成圈。位于盆地南端、天山北缘的乌鲁木齐绿洲，如今为新疆首府。此地向来就是都市中心，只不过几经更名。旧丝路北支从此地向东，经哈密到甘肃省酒泉，并向西穿越伊犁河谷，到固勒扎（Kuldja，今伊宁）。在西部，塔尔巴赫台山脉和准噶尔—阿拉套山脉呈东西向延伸，留下一处深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开口。由于拥有广阔草场和可耕作生产的绿洲城镇，游牧帝国总是试图占领准噶尔盆地。给盆地起名的准噶尔人，只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反过来说，除非清军有办法进到准噶尔盆地，否则他们都无法摧毁准噶尔汗国。41

贸易、运输和旅行

西元前四千年左右，人类在俄罗斯南部大草原学会驯养马匹。42西元前一九五○年，第一辆双轮马车出现在西亚。到了西元前一二○○年时，中国人开始在战事中使用双轮马车。骑上马背则花了人类更久时间。西元前九世纪时，斯基泰人和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才训练出第一批骑马战士，并迅即入侵亚述，不过仅缓慢地朝中国和蒙古扩散。西元前第一个一千年，北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斯坦才开始有人繁殖阿拉伯种的大型马。但直到西元前五世纪，像是小型马或“普氏野马”（Przewalski）等欧亚东部战士的基本牲口才出现在蒙古。在一个世纪里，这些骑手已成为中国西北边境不可忽视的存在。43 畜牧民拥有马匹后，得以从单纯的牧者变成强大的掠夺者。他们可以掠夺定居社会、取得其他商品，或直接利用掠夺的威胁来勒索更好的贸易条件。44 马匹需要的牧草地面积比其他放牧动物更大；因此取得马匹是一种对资本商品的投资，它们透过促成对其他放牧地的征服，以及和定居社会达成更好的贸易条件，创造更多收益。

当骑马游牧民进入没有足够牧草地的区域时，他们便下马徒步。他们使用马匹的方式，展现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力。举例来说，跨越喀尔巴阡山后缺乏中央欧亚大片草场的匈人。西元第四和第五世纪时，他们和罗马人的战斗，已变得比较像步兵会战，而不是速度飞快的骑兵突袭。根据林德纳（Rudi Lindner）的估计，匈牙利大平原（Hungarian Alföld）有四万二千四百平方公里。假设每匹马需要二十五英亩（十点一公顷）的牧草，至少足以养三十二万匹马。不过，考虑到其他放牧动物的存在，以及牧草地和林地沼泽错综交杂的环境，马匹数量上限约在十五万匹左右，足够支撑至多一万五千名骑马战士──不到两师的蒙古部队。诚如林德纳表示：“匈牙利不是蒙古。期待匈人抵达多瑙河后，继续保留大草原的驯养经济，形同否认生态对历史的影响。”因此，匈人在进入欧洲后转为定居民族，而“喀尔巴阡山脉标记着游牧生活历史的最西界”。45

马既是游牧经济的支柱，也是战争的必要元素，而定居文明无法自己繁殖以满足其需求量。因此，马成为链接起大草原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关键核心。自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以降，史学家们发现“在战斗中，[游牧民的]马总是让敌人的马落荒而逃”。46 尽管游牧民社会理论上可以自给自足，他们却鲜少全然依靠大草原维生。他们想要和定居民族贸易，取得奢侈商品，但他们更多时候交换的是诸如麻布、茶叶和谷物等比较常见的产品。47 同样的，定居民族如果愿意忍受持续的掠夺，也不需要与大草原贸易。马匹和稀有商品的贸易，对双方似乎都是有利的。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译按：蒙古喀喇沁右旗人，汉名于宝衡）论称，只要满足游牧民的贸易需求，中国人总是有机会和游牧民和平共处，可是中国人经常“没发现，贫穷与饥馑导致游牧民入侵中国，透过武力维系其日常必需”。48 不过，贸易磋商因许多因素充满不稳定性。中国历朝历代一再扶持茶马贸易市场，却总是问题丛生。49 首先，不仅在中国，欧洲与拜占庭帝国的评论家都认为，支付过高价格给未开化的劫掠者是种羞辱。50 再者，对游牧民而言，稳定的贸易关系需要有能力谈判和强制实施协议的领导者，以避免边境突袭，同时确保合理的马匹供应。51

中国人很早就得知马匹供应对军事成败至关重要。中国使用骑兵的最早明确记载，是西元前三二○年赵武灵王采行胡服骑射的故事。52 中国展开第一次中央欧亚大型远征的原因，正是为了不再仰赖与最邻近的敌人贸易，试图透过其他方式获得马匹。汉武帝在西元前一○四年派出三万兵力到费尔干纳（译按：时称大宛），捕捉费尔干纳谷地远近驰名的“汗血宝马”。此次出征出师不利，仅一至两成的士兵得以返国。第二次出征派出六万精锐，成功取得马匹，不过人员和资源的损失惨重。最终归国的士兵仅剩一万。53

历朝历代皆尝试在帝国内繁殖马匹，但成果总是昙花一现。唐朝透过一项规模浩大的培育计划，虽然足以供应七十万匹马，但仍须大量依靠来自撒马尔罕的进口马：他们拿大量丝绸和突厥人交换马匹。54后来发动叛乱的节度使安禄山，他对供应部队马匹的贡献远胜唐朝中央，因为他可以挑选西北边疆才有的精良战马。西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西北通路遭到阻断，导致马匹价格不断上扬，政府负债累累。丝路中断也导致财政危机，使佛教在西元九世纪遭受攻击（译按：唐武宗灭佛），佛像被熔解铸钱。中国人此后一直非常依赖蒙古的马匹供应。宋、明两朝主要使用官方监管的茶马贸易市场，尽管从这市场得来的牲口品质不佳又价格昂贵。第三章会具体描述宋、明在边境贸易上的困难。这些前人的经历，使清朝决定采行大不相同的做法。

满人很清楚前朝面对的两难。他们刻意与东部蒙古人创建密切关系，因为西北地区的征战迫切需要可靠的马匹供应。清朝透过贸易、贵族头衔和饥荒时救济粮食等诱因，拉拢愿意合作的蒙古大汗。而蒙古大汗则必须在清朝要求下，上缴马匹、人力和物资作为回报。一七五七年东部蒙古人叛乱，就是满清加诸于蒙古藩属的负担之沉重，以及蒙古盟友在征战中至关重要的昭昭铁证。

绵羊、山羊、骆驼和牛是不可或缺的驯养牲口，但我们对这些牲口在游牧社会的影响所知有限。它们的地位一概不如马，因为都不是作战的料，但它们的经济重要性远胜于马。拉铁摩尔在一九四○年代发现，新疆的畜牧民拥有一千一百七十万只绵羊与山羊、一百五十五万头牛、八十七万匹马，以及九万头骆驼。55 绵羊与山羊是维持生计的基本牲口，游牧民丝毫不浪费它们生产的一切。它们对草场造成沉重的负担：一头绵羊需要五到十公顷（十二到二十五英亩）的牧草地，消耗每英亩四十五到一百八十磅的干物质收成。56 绵羊和山羊会独占牧场，因为它们往往把草吃得太短，马什么也吃不到。这使马和羊得用不同的草场。57

即便骑马战士看起来比较潇洒，有意增强影响力的统治者还必须注意他的绵羊。创立准噶尔汗国的巴图尔珲台吉 ***（Batur Hongtaiji）因为在累积牲口上的努力，被人们称作“饲羊王”。58 由于清朝的军队和移民者也需要绵羊，准噶尔人得以在管制市场卖出好价钱。59 绵羊是边境移民与游牧民的基本肉食来源。严重过牧一事历史悠久，破坏了许多内蒙古的草场。牲群的规模在准噶尔汗国和清朝军队在十八世纪交锋之际开始增加。60

双峰骆驼是沙漠商队的运输主力，也能用于军事与外交任务。跨越戈壁沙漠的浩大商队，对于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必不可少。骆驼把煤从西北地区运至北京。61 皇帝的军事行动大大仰仗骆驼把补给品带到遥远的前哨站。然而，骆驼是坏脾气的动物，难以控制，也难以繁殖。清军必须雇用专业人员饲养幼畜，然后赶着它们穿越沙漠。清朝西征是一场多文化实验，既仰赖蒙古骑手和中国步兵，也同样仰赖突厥骆驼夫。骆驼的双峰间甚至可以携带火炮。当骆驼席地而坐，还能作为发射枪炮的载台。十八世纪的乾隆远征雕版画，明确描绘了骆驼在战事中的这项用途。到了十九世纪，骆驼仍持续在波斯、布哈拉和突厥斯坦的战争中服务。62

旅行穿越这广袤陆地既危险又艰苦，而且还缓慢耗时。拉铁摩尔在一九二○年代取得了经“大丝路”（Great Road）从归化（今呼和浩特）到古城子（就在乌鲁木齐东南）的旅行速率详细数字。这段路程距离一千八百英里，满载商品的商队得要花一百二十天才能走完，快速货运九十天。就算是以强行军速度移动的旅人，也要花上七十天，平均每日速率为十五至二十五英里。一六九○年，康熙的军队以每日十五英里的速率穿越戈壁。若想跨越从归化到包头北边的莫古津（Morhgujing）这段二百八十五英里的沙漠险路，则需要一百天的时间。63 我们可以把前述这些数据，分别当作穿越中国大草原与沙漠所需的最快与最慢速率。作为沙漠领地的主要驼兽，骆驼每小时只能行走二到二点五英里。当然有可能在黄河上快速移动，就像康熙皇帝在某次军事远征的回程曾试过的那样。独特的皮筏子，亦即用充气皮革支撑的木筏，可以从兰州到河套运输多达二十五吨的货物。但黄河仅仅经过鄂尔多斯地区。其他大草原和沙漠几乎没有河流运输可言。64

穿越沙漠时，动物显然必须带上自己大部分的饲料。这限制了它们能够携带的货量，并提高了商队的装备成本。尽管如此，这些世上数一数二悠久的长途贸易路线仍旧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行商若想获利，就得在携带牲口与人类的补给之余，再腾出一点空间带上量轻价高的贸易品。中国丝绸是古丝路（Old Silk Road）上价值连城的商品，但中国也出口瓷器、金属制品和玉。沙漠、大草原和绿洲环境本身的生态因素，都严密限制了商队贸易。三项制度对此至关重要：用以维持和平的驻屯与了望塔、蒙古帝国发明来确保通信便利的邮驿站，以及在绿洲内提供住宿与贸易点的商队驿站（Caravanserai）。商队规模通常介于六十到一百人之间，外加最少的牲口和少量的贵重商品。他们无法带着重兵旅行，因此容易成为盗匪和游牧劫掠者的完美攻击对象。唯有在相对承平之际，商队才能畅行无阻。贸易盛衰消长，大大地取决于定居和游牧统治者维持基本秩序的能力，因为商队贸易很容易就受到周遭政治环境影响。许多学者论称，十六世纪的商队贸易衰退是因为面临欧洲海上贸易的竞争，但这项主张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真正扼杀长途贸易的，是十六和十七世纪期间欧亚大陆日渐升高的政治和军事不稳定，而非来自欧洲的竞争。事实上，贸易并未消失，而是北移至一条新的稳定管道，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交换毛皮与丝绸。商业受政治影响的程度，多过政治受商业之影响。65

其中一条重要的运输路线，便是从甘肃省往西北，穿过沙漠之间的一条狭窄走廊，抵达突厥斯坦的各个绿洲。66 这条被拉铁摩尔称之为“帝国高速公路”的路线，远比旅行商队路线更稳定。中国历朝历代都试图维持这条道路，只要它们能够控制该地区。基于国防安全的需求，清朝也维持这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将其打造成补给线，补给在边境作战的驻军。相较于骆驼和驴，某些路段上更适合轮式车辆快速前进，军需官因此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大量推车。然而，运输成本依旧居高不下：光是从黄河西边的甘肃农耕区河西，运送粮食到距离最近的绿洲哈密，就能让谷价暴涨十倍。67 道路建设有助降低运输成本，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提高绿洲本身的农业生产。陆路运输的难度和成本，助长了当地发展农业经济的企图。

定居政权深入大草原的军事远征，自保不受游牧突袭并不困难，不过代价昂贵。与商人旅行队恰恰相反，军事远征的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但会携带大量的兵力和牲口，包括替代的运输工具与充当肉类补给的绵羊和牛只。他们在乎的不是利润与速度，而是兵力的数量。他们通常循着既有的贸易路线，但有时候为追击游牧敌人会偏离主要道路，以致必须穿越环境险恶的沙漠。由于简陋的商人驿站无法负担供应军队补给的需求，因此军队得到别处扎营。从汉朝以降至清中叶，没有一支中国军队能在大草原生存超过九十至一百天。后勤障碍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远征行动穿越中央欧亚的能力。在清朝之前，这些侵略行动几乎没有一次凯旋而归。诚如下文将看到的，游牧民的军事战略也利用了这项后勤限制。

在这些险恶道路上行走的，还有朝圣者、特使、间谍、外交使节和通婚伴侣（通常是为争取游牧统治者而嫁出去的中国女性）。他们多半不是政治或经济要角，却常常留下有关中央欧亚的珍贵纪录。另一种特别的大草原旅人，就是中国皇帝本人。最著名的要属永乐皇帝（编按：中文世界较熟悉其庙号明成祖），他曾五次远征蒙古。还有不幸的明英宗，他在一四四九年军事行动失利后，于大同附近（译按：土木堡）遭蒙古人俘虏。还有相较之下成就斐然的康熙皇帝。康熙在远征时写给儿子的家书，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出众生动的旅游书写。

边境区

布劳岱尔写道：“边界问题是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所有问题都由此而生。为任何事物画清界线，形同去定义、分析和重建它。在这个情况下，形同选择甚或采纳了某种历史哲学。”对此，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大概会补充：“但并非所有的排除都是坏的，时代的传统智慧将会提醒我们，而且我们都有责任决定试着在哪里画下圈子，和谁一起，以及包含什么。”68

介于中国核心区与遥远游牧牧草场之间的边疆，是边界互动的区域，也是“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遵循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在此相互适应，也适应周遭环境。69 大草原充斥着不断移动的人群。想穿越大草原者，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采纳游牧民的习惯，也就是最适合大草原生活的习惯。中国军队吃的肉比在家乡时更多，也渐渐习惯了与成群动物旅行。他们必须离开卫戌堡垒，在帐篷营地过夜。他们使用马匹和骑兵的比重远远胜过内地，还必须应付难以驯服的骆驼与骡子而非温顺的拉车牛。不同职业的商队成员也依样画葫芦，在边疆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诚如拉铁摩尔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横越蒙古的旅途期间注意到的，九成旅行商队成员是中国人，他们切断了自己和定居田地、祖籍故土和中原风俗的链接。在旅行商队路线上，他们敬拜火神和水神，而不是祖先的神灵；至于衣服、食物和饮料，他们也仰赖绵羊，而不是猪和鸡。70 贸易的边境是个社会空间。在这里，核心的族裔认同必须向严苛的地理条件屈服。旅行商队中的蒙古人得忍受有限的移动力，不能像在宽阔的牧草地那样恣意驰骋；中国人则渐渐适应比内地的定居农民同胞更漂泊游荡的生活。

边境区，是文化认同融合与转移并存的中介空间（liminal space）。人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操着相异的语言，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而彼此互动。多数汉人官员觉得此地环境充满敌意、令人憎恶，而且自觉格格不入。他们的满人和蒙古人同僚则对此不感陌生。中国人入境随俗，抛弃文明的基本要素，反而更喜欢移动生活的想法，撼动权贵阶级，但对其他人倒有一种吸引力。十八世纪清帝国的故事，就是试图画下界线的故事。透过画下清楚区分不同文化的分隔线，把模棱两可且充满威胁的边境经验，一劳永逸地纳入空间明确的固定界线。

北美和欧洲也有类似经验。住在模煳边界两边的人，彼此的共同之处，往往还多过于各自所属国家的心脏地带。边境人民的忠诚度模煳，往往都对享有政经优势的统治中心感到愤慨。71 特纳将边境定居看作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对无人空间的渗透，这是个再次强调典型美国拓荒者特性的过程。相比之下，美国边境的新史学家则强调西部的特殊区域特征、原住民面对盎格鲁美国人入侵时的顽强不屈，以及依据对东边大都会中心模棱两可忠诚度所形成的新混合身分。中国和新世界的强大帝国都以东部大都会为根据地，并将地广人稀的干燥西部地带纳入统治。尽管征服者们宣称新征服区域完全不存在开化民族，接触却让帝国中心与边疆都发生了转变。

最能展示中国边境区分界的，无疑非“长城”莫属。这是一道由中国历代在西北边疆修筑的城墙。与西方和中国的刻板印象不同，林霨（Arthur Waldron）已经证明所谓“长城”并没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一直要到十六世纪，明朝才筑起第一道几乎没有中断的防御屏障。72 不过，将大草原和定居区隔绝的目标主导了中国长达数世纪的边疆政策。根据拉铁摩尔的诠释，修建长城不是为了将游牧民挡在城外，而是为了将中国人留在城内。这是“尝试在游牧部落和定居民族的土地之间，确立一个永久的文化画分”。73 即便俄罗斯在十七世纪的发展有部分类似之处，但历史上没有任何大草原周边的帝国，曾试图在游牧民和农耕者之间创造如此清楚的区别。74 事实上，综观中国史多数时候，这样的尝试在军事上并不成功。由于中国画分边境的努力未曾如愿，此区的局势也不曾稳定。它总是包含过渡状态的社会群体，像是汉化的游牧民、半蛮夷化的中国人、藏人、穆斯林和其他非汉族──商人、游牧民、绿洲定居者和农民的混合体。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中国永远无法结束边疆史的潮起潮落，并在理想的封闭世界里维护中国文明。”75

直到清中叶，当长城变得不具军事重要性之后，这个文化标志才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取得重要象征价值。76 中国长城的历史，凸显了文化定义与地理在边境的互动。清征服也仰赖象征与生态操纵来定义其成就。随着清朝官员清理土地、安顿农民、绘制地图，他们既搬动了真正的沙，也画定了沙上的界线。

即便是清朝的征服，也无法长久解决问题。边境区的稳定从来都不长久。一六八九年的中俄条约谈判，似乎在欧亚大陆上画下了一道清楚的国界。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早期，随着中国的边防衰弱，俄罗斯人在伊犁危机时跨越国界，并修筑了一条穿越满洲的东清铁路 *。同时，在担心俄罗斯扩张的促动下，英国也在西藏争取利益。战略分析师称这个地缘政治竞赛为“大博弈”。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人以为俄罗斯打算威胁印度的过分恐惧，似乎已经消退，于是边界再次稳定。签订的条约包括一八九五年的英俄帕米尔界线协议、一九○七年的《英俄条约》（双方据此同意不进入西藏），以及俄罗斯于一九一一年与中国就外蒙古达成协议。根据此约，就像英国人在西藏那样，俄罗斯人同意间接管理蒙古，而不是直接占领。77

然而，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爆发了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把这份协议和其他殖民协议全都破坏殆尽。当尘埃落定，中央欧亚依然被分成两大阵营，如今分割这个区域的是冷战。尽管欧亚曾经短暂属於单一的共产主义集团，但一九六○年代的中苏决裂再度确立了一道横亘大陆的界线──和一六八九年的国界相去不远，除了外蒙古、部分伊犁河谷以及满洲北部现已改属苏俄。这个分裂仅持续了三十年。随着苏联瓦解，中央欧亚如今由俄罗斯、蒙古和五个独立国家占据。虽然中国之于俄罗斯与中亚的边界没有改变，但是西藏和新疆的骚乱则让人质疑起任何有关永久稳定的假设。不稳定、不明确和自然地理的无边界状态，仍然挑战着想在静止、固定领域与心理场域上奋力画线并安置其人民的民族国家。

要把人民固定在特定领土上，就需要物质与组织方面的资源：军队、边防警卫、护照、签证。要稳定人民的心理，则需要知识与文化方面的资源：民族主义符号、重写历史。这两种策略既质疑人类对移动、改变和进化的先天欲望，但也同样受到人类对安全、永久和稳定的自然渴望的支持。稳定过头可能带来压抑与停滞，流动过度又意谓着混乱和无政府。包括清朝和现代中国在内，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寻求稳定与自由之间的适当平衡。

隔离与整合

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概述了这些独特的生态区及其边界，如何塑造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中央欧亚在世界史上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有具有两大地理特色：低自然生产力与“内陆性”，或者说它与海洋的距离。较高的纬度和大陆性气候意谓着寒冷的天气、低降雨，以及贫瘠的农业生产力。五种不同的生态适应，相继回应了这些生态与地理特征：狩猎、畜牧、游牧、农业专制，以及计划经济。每个适应形式都是为了实现资源集中最大化，因为这些区域的农业与人力资源稀少，而且高度分散。每种形式皆显现中央欧亚与周围较富裕的定居社会截然不同，而这些社会往往视中央欧亚的原住民为异族。每个文明社会都能在中央欧亚找到他者，每个社会也都演变成另一社会的镜像。78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勐犸象猎人开始，边缘地带出现了系统性的专业化狩猎，让早期人类开始有别于专司采集的其他先祖。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崛起相对应的，则是西元前六千年畜牧的兴起。以吃草牲群为基础的畜牧，使人口得以成长，并且需要军事动员以护卫牲群。西元前四到三千年的库尔干（kurgan，编按：俄语意指坟冢）文化的战士头目，在西元前第二个千禧年发展为成熟的游牧战士社会。随着游牧民控制了马，定居社会因为无法放牧马，必须和游牧民贸易才能取得来自大草原的马。自西元前二六○○年起，就连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最早的农业帝国都得应付持续不辍的掠夺。79 在西元前一○○○年之后，游牧的军事优势一直主宰大草原直到西元一五○○年，靠的是迅捷的移动性和马匹的普遍使用。

农业专制是位于大草原西部外围的森林的产物。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从一介被蒙古帝国征服的臣属，到十七世纪翻身为强大的独立国家，端赖它如何粗暴却有效地压榨遍布在森林与大草原的低生产力农业系统。大草原环境，以及俄罗斯人和东边游牧国家的持续互动，使得俄罗斯人和与之交战的游牧民之间有许多军事和文化上的相似性。我们将看到，他们从敌人身上获益良多。游牧战士征服了中国，也带来中央欧亚的制度，和定居社会核心的制度混合。相比之下，当中原的汉族统治中国时，特别是明朝时期，既不尊重也无意学习大草原游牧民的经验，即便这些经验可以带来军事成功。这导致了人们慢慢才将俄罗斯人和游牧民区隔开来的普遍印象。相较之下，中国的特色则是汉族和非汉族的鲜明画分。诚如寇松侯爵（Lord Curzon）的典型英式发言：“俄罗斯人的亲敌做得极为到位。他没散发那种有意识的优越感和阴郁的倨傲，那只会给敌意火上添油，比起暴行所能引燃的，犹有过之。他也不会回避与次等的异族有社交和家庭的往来。”80

如前所述，现代化典范将中央欧亚视为一个极孤立的区域。此区因为物理和文化的障碍，而和现代世界的主流趋势隔绝。相较之下，在“古典的”近代早期观点中，中央欧亚被当作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透过历史悠久的贸易、征服，以及宗教与文化交流网络，和周边的所有定居社会链接在一起。我们将反复面对这种双重矛盾。外围的定居文明认为中央欧亚是偏远、特殊、敌对和具有威胁的。但在该区域内，中亚人其实和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外来者接触：旅行者、朝圣者、不同宗教的传教士、征服者、商人，以及探险家。同样的矛盾心态也刻画了对中央欧亚生态学的描述：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个极孤立的区域，或是视为与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最为融合的区域之一，端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出发。

天花在中央欧亚的影响，说明了它生态地位的矛盾。根据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的说法，太平洋岛屿的孤立生物相异常不稳定：也就是说，当他们与外部力量接触时，会有遽然且不可预测的变化。太平洋岛屿生物难以抵御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常见掠食者；因此，新来的老鼠、鹿、蛇、牛、猪和绵羊，摧毁了现有的鸟类和植物种群。巨大变化随着人类首次抵达岛屿而生；库克船长（Captain Cook）一七六九年太平洋航行后打开的时代，见证了更为戏剧化的改变。在很多地方，像是新西兰，来自欧洲的“生物包裹”（portmanteau biota）*几乎彻底吞没了原生动植物和族群；在其他岛屿上，原生族群和植物被恢复了，但得不断和好斗的欧洲、美洲和亚洲侵略者竞争。81

相较之下，没有任何海洋屏障将中央欧亚与外在世界隔绝。人类、动物和其他搭便车的生物相，数千年来都在中央欧亚的陆路路线纵横穿梭。即便如此，将草原比作一片内陆汪洋的常见模拟，在生态意义上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参考性。沙漠和高山阻挡许多有机体通行，酷热与严寒杀死温带气候区的有机体。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欧亚直到十八世纪之前，几乎和欧洲与亚洲的疾病库（disease pools）彻底隔绝。接着，就像美洲原住民和大洋洲人口在欧洲征服新世界后相继衰减一样，天花等疾病也使蒙古人口在与中国定居者接触后大幅锐减。

十五世纪中叶，蒙古人知道他们可能从中国人身上感染天花，中国人也警告他们不要选离边界太近的地方落脚，以免天花疫情扩散。明朝仅零星举办过几次马市，因为蒙古人和中国人在马市上会与彼此交流；然后中国人为报复游牧劫掠，下令禁止边境互市，此举发挥了保护蒙古人免受感染的附带结果。82 然而，跨过长城的中国移民也可能传播疾病，而在一五九○年，蒙古南部有超过十万中国移民。尽管如此，在明朝治下，感染天花的蒙古人很少。

在清朝建国之前，满人也鲜少遇到天花，但他们知道它的危险性。没接触过这种疾病的蒙古人和满人，得以豁免到北京接受继承头衔的义务。蒙古人和满人对病患的主要处置是隔离。依据李心衡的记载，如果部落有人被发现得了天花，亲戚就会把他遗弃在洞穴或遥远的草原。83 染疾者的死亡率在七○至八○％之间。德国旅行者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在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二年间三访蒙古，表示天花是他们极度惧怕的唯一疾病。尽管发生概率不高，不过一旦爆发就会速迅蔓延：“倘若有人得了天花，他就会被留在帐篷里。其他人只敢从上风处接近帐篷，提供食物。染病的孩童则以贱价卖给俄罗斯人。”84 帕拉斯访问的蒙古人住得离中国边界很远，但他们深知天花具有高度传染性且极为致命。

汉人发现的人痘接种──一种预防接种的方法──对降低病毒攻击的严重程度有极大帮助。康熙被立为皇太子，部分原因就是他的父亲死于天花，而他幼年时曾出过天花。一六八七年，康熙皇帝开始对皇族施行正规预防接种，他的继任者则将强制接种推广至所有满人幼童。85 满人采纳这项中国医疗惯例，以便保护自身不受这大草原所未见之致命病毒伤害。唯有出过天花且幸存的满人，才能被发派到蒙古大草原。住得较靠近满人和中国边界的蒙古人逐渐产生免疫力，但住得较远的那些蒙古人则在十九世纪中国侵略行动增加时，蒙受惨重的人口损失。

疾病是满人和准噶尔部冲突的重要转捩点。满洲人统治的第一个主要蒙古对手林丹汗（Ligdan Khan）死于天花。86 一七四五年，当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Galdan Tseren）过世，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导致准噶尔部动乱四起。有份报告指出，疫情夺走了三成的人口。87而在一七五○年代，正当乾隆皇帝发动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之际，准噶尔盆地又爆发另一波疫情。在反抗满洲统治的最后一次叛乱中，三十五岁的年轻台吉阿睦尔撒纳染天花不治，打通了清军全面征服新疆之路。在准噶尔部族消失后，魏源曾估计其约有四成人口死于天花──多过战死沙场或逃往俄罗斯的人数。

蒙古人本身也试着尽可能避免与汉人接触。他们显然不曾学会人痘接种术，因此隔离是他们唯一的手段。噶尔丹策零在一七四○年代与清廷谈判互市时，忧心他的使者在通过中国领土时会染疾，于是要求使者避开西北城镇哈密和肃州，直接去东科尔（Dongkeer）。藏人也想要避免行经中原内地：班禅喇嘛利用他对天花缺乏免疫力，当作不去北京觐见康熙皇帝的借口。满人往往试着配合蒙古人，以免他们为此丧命。康熙皇帝指出，住在京城的许多投诚蒙古人纷纷死于疾病。康熙皇帝对他们心生同情，因为“他们在都城水土不服”，而且他们“像囚鸟与困兽”。康熙提供他们帐篷，把他们安顿在城墙外的张家口和归化。康熙出征时，蒙古孩童成群进到他在鄂尔多斯的军营，他召来了一名专科医生为他们做接种。88

因此，就特定病媒而言，欧亚定居政权的病原体，在十八世纪时袭击中央欧亚，带来破坏性冲击。蒙古人面对天花的脆弱，正好证明他们与密集人口的细菌库（germ pools）缺乏往来。由于蒙古人持续接触满人与中国人，因此他们也产生危机意识，但却无法预防其发生。对比之下，满人能够针对疾病采取积极措施，拥有和中国人有更紧密的定期接触、更丰富的医疗知识，以及更多的后天免疫力。满人后来利用这些知识为归降的蒙古人接种，同时让抵抗他们的那些蒙古人遭疾病蹂躏。疾病的先天环境，对冲突的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但病媒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还是得透过人类的后天作为。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生态冲击，是中国和俄罗斯定居农业对草场的入侵。在这里，生态整合的结果更加模煳，既可看作依循着与疾病相反的周期，也可视为依循着类似的周期。从天花细菌的角度来看，它们在十八世纪成功“殖民”新的人类和动物领土，当宿主最终适应并获得免疫力，新殖民的速度跟着减缓下来──这也是典型的生长曲线（logistic curve）。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新疾病造成的严重人口锐减得要经过几个世纪才开始缓慢恢复。类似逻辑，农业定居者引进的新作物相当成功，尤其是小麦和小米，大大扩张了耕垦面积，并把草场边界向后推。小农耕种者从中获益，人口随之增加，放牧游牧民及其仰赖草场的牲口则遭到牺牲。但到了二十世纪，在生长曲线的末期，干燥区域被过度垦殖，又没有充分灌溉，使得沙漠重新回归。剩下的草场仍然承受沉重压力，但农业也已不再兴盛。89

病媒传播和农业扩散的差别在于，农业的成功总是需要大量外在补贴。在如此不利的大环境下，唯有国家更积极投入供水、种子、牲口和工具的发展才能成事。只消看一眼中央欧亚的农业发展，就已令人忍不住想到美国西部的垦殖。西经一百度的干燥区域，绝不可能在没有东边政府强力补贴的情况下撑起垦殖。90

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央欧亚当作，另一个被欧洲生态系统入侵的偏僻险恶边境。主要侵略始于十八世纪，不过头号行动者是汉人，其次是俄罗斯人。那些仅聚焦在西欧和美国之文化、生态与政治帝国主义的分析，必须更加关注十八世纪，在全球各地同时推进其农业边疆的其他扩张帝国。

简言之，克里斯蒂安的俄罗斯分析也适用于满人。两者惊人相似。十六世纪晚期，俄罗斯人和满人这两支森林民族开始创建强大的国家，一路扩张并分割了北部大草原。在这两个案例中，其人口弱势必须仰赖组织与政治结构来弥补。相较于莫斯科大公国与满洲人的腹地，西欧和满洲以南的土地无疑更适合高密度农业垦殖。但莫斯科与满洲仍然成功向外扩张。亲族网络使统治菁英团结一致，农奴制（或称契约奴隶）则把农业生产者和军事化国家绑在一起。“为了在困难重重的中央欧亚创建强大的农业国家，因此才采行了专制（autocracy）。”91两个帝国都拥有比内陆游牧民更多的资源，两者也分别位在西边与南边的定居农业文明的外围。两者都从农业生产者那里提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支配大草原和农业区。两者都有效地使用军事贵族，聚集外围可耕地的有限资源。借用巴菲尔德的用语，这种“满洲解方”（Manchurian solution）在过去已由东亚的契丹人和大辽尝试过两次了，只是先前成效不如预期。92对于如何动员北方森林与田地资源以统治欧亚大陆，满人和俄罗斯人找到了极为相似的答案。

第二章明朝、莫斯科大公国和西伯利亚，一四○○至一六○○

本书的核心要角是满清帝国、准噶尔蒙古汗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大草原经验。尽管这三大帝国直到十七世纪才正面交锋，但前一世纪的历史已为日后的舞台奠定基础，并提供了它们从事地缘政治博弈的意识形态、物质和政治资源。本章简要总结导致十七世纪冲突的来龙去脉，点出这些中央欧亚政权在主宰大草原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所有叙事都是选择的叙事。我首先简短谈论明朝与大草原冲突的时代背景，着重与后续分析相关的主题：军需后勤（尤其是边境贸易和买马的相互关联），攻防战略决策，以及这些决定对国家结构和对汉蒙关系的影响。

明朝统治者承继了早期汉族统治王朝面临的边防问题。明朝君主实行两种不同的对应策略，但两种策略都没能维持太久，也都没被清朝模仿。其一，明朝在十五世纪前半叶发动征讨蒙古的侵略行动，最远至鄂尔浑河、鄂嫩河（Onon，斡难河）和克鲁伦河。然而，军事行动却以一四四九年土木堡之变也先汗（Esen）挟持英宗而难堪告终。其二，明朝统治者也在征战的同时启动后勤工作，为边境驻军取得充分的马匹供给。他们提倡由政府监管的茶马互市。诚如王安石在宋朝推行的茶马法，他们的目标是用中原的产品，交换唯一一样汉人无法在国内生产的必须品：战马。但这套新制度也在一四四九年瓦解，因为军事失利，以及破坏产茶区的生态压力与商业压力等内部因素。

明初的经验显示，清朝在向西扩张时不只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具有同样的优势。对中国统治者的负面因素包括：大草原补给困难、无法信赖的蒙古盟友，以及大草原政治的持续动荡不稳。对中国人的有利之处则包括：大草原的物资匮乏使蒙古人对中国商品产生依赖、贸易关系对蒙古诸汗日趋升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取得中国认可其头衔的兴趣，因为这对持续发生的继承斗争有帮助。蒙古人之间的分歧，是明朝统治者的最大助力。蒙古在十五世纪期间分裂为东、西二部（西部又称Oirat，明之瓦剌，清之卫拉特），大草原因此一分为二。中国驱退边境骚扰的能力，便仰赖精心挑拨蒙古各部之间的疑惧。

明朝和蒙古人

我们的故事从西元一四○○年左右说起，就在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覆灭后不久。蒙古入侵者面对中国农民发起反蒙古统治的起义，未多加抵抗便逃之夭夭，于是元朝被推翻。曾经当过和尚的农民领袖朱元璋在一三六八年占领了北京，但选择定都距离故乡安徽省凤阳县（译按：古称濠州锺离县）比较近的南京。1

对中国与中亚来说，十五世纪早期都是关键的历史转捩点。一三九九年，燕王朱棣对他的侄子建文帝发动靖难之役。成功的军事政变使他登上大位，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一四○三至一四二四年在位）。接着他就御驾亲征，对蒙古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帖木儿在一四○五年殂落，没来得及展开以二十万大军为后盾的侵略行动，中国幸而逃过和中东一样的命运。从此以后，中国不再面临大一统草原帝国出现成吉思汗般野心勃勃的征服者的重大威胁。2 中国在大草原上的竞争对手蒙古，也随后分裂成彼此敌对的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

对西部蒙古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波斯史家拉希德丁（Rashid ad-Din）对成吉思汗崛起的描述中，当时他们被称为瓦剌（Oirats，亦称斡亦剌惕〔Oyirad〕）。一二○一年，他们在首领忽都合别乞（Khudukha-beki）的统治下，加入和邻居乃蛮（Naiman）与蔑儿乞（Merkid）的军事同盟，试图对抗铁木真（后来的成吉思汗）。瓦剌被称为“林中百姓”（可能衍生自蒙古文的“森林”〔oi〕），住在靠近贝加尔湖的叶尼塞河上游。3 他们主要从事打猎捕鱼，而非放牧游牧。他们的北边住着吉利吉斯族（Turkic Kirghiz，编按：即后世所谓吉尔吉斯斯坦族，此处取元代的翻译名称），南边住着乃蛮。东有蒙古的蔑儿乞，西边则是秃马惕（Tumad）。瓦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群体，和周边蒙古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他们的部族里，萨满的政治权力尤其强大：别乞（萨满）一词显示，他们的统治者忽都合别乞是主要祭司之一。4 忽都合别乞曾试图在一二○一年的大战中，运用萨满力量召唤一场对铁木真不利的风暴，但未能奏效：

斡亦剌惕的忽都合别乞[和其他三个别乞]⋯⋯这四人[率]札木合（Jamugha）之兵作战⋯⋯正当两军短兵相接⋯⋯伟大的萨满裴禄汗（Buyirugh Khan，译按：乃蛮的统治者，乃蛮国君专称为太阳汗。buyiruq意为大君，是借用突厥、回鹘的汗号和官称）以及忽都合开始召唤黑暗风暴。他们呼风唤恶想让我们看不见，但风暴倏忽转向。他们的风暴没有攻击我军，反而是让他们自己人看不见了。他们的士兵掉进山边沟壑，眼前一片漆黑，啼哭着：“天道背弃吾人！”然后他们的军队如鸟兽散⋯⋯忽都合别乞逃回远在失思吉思（Shisgis）的森林里。5

忽都合逃回他的森林，但不久后便带着四千户追随者向铁木真投降。他在一二一七年协助成吉思汗之子术赤（Jochi）出征，收服区域里的其他林中百姓。忽都合因而被准予将其部族的女人嫁给成吉思汗的后代。6 成吉思汗创造出削弱部落链接的万户（tümen）编制后，给了瓦剌和汪古（Ongguts）在万户制内维持部落隶属关系的罕见特权。7

成吉思汗过世后，四位儿子掌管四大兀鲁思（ulus，译按：即封地）：拖雷（Tolui）管东南，窝阔台掌西南，察合台（Chagatai）盘踞西部，术赤在西北。而瓦剌则因位于其交会处而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将征服领土四分，成为日后欧亚四大汗国的继承基础：大元、伊儿、钦察和察合台汗国。瓦剌支持阿里不哥（Arika Buga）在一二六○至一二六四年对忽必烈的叛乱，其“瓦剌军”（Waila）实际参与了攻打行动。8 被忽必烈击败后，瓦剌从史籍消失了超过一个世纪。一三八八年，才以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忽必烈嫡系的妥欢贴睦尔（Toghon Temur）的对手之姿再次出现。9 一三九九年，一名瓦剌军官杀死了蒙古大汗继承者，此事件标记着东部蒙古大汗的独立性衰退，以及瓦剌崛起支配蒙古大草原。

朱元璋虽然并未御驾亲征，却也曾发动九次军事行动扫除中国内部的蒙古帝国残余势力。朱元璋的四子就是未来的明成祖朱棣，他也参与了其中的两次战役。10 朱棣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对大草原的情况相当熟悉，决心将蒙古势力从西北彻底消除。他也深知如何对蒙古人挑拨离间对中国最有利。他在中国对抗建文帝及其拥护者的战役期间，成功与蒙古人维持友好关系，以避免两面作战。他授予许多部落首领高级官阶。一四○七年，朱棣在东北蒙古人爆发饥荒时答应了他们以马易粮的请求，开了首批边境马市，成为日后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一项重要贸易联系。

蒙古人已连续陷入无政府状态长达二十载。一四○八年，东部蒙古的首领阿鲁台（Arughtai）杀死了大汗，从别失八里召回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本雅失里（Bunyasiri），担任东部蒙古人的新共主。握有实权的阿鲁台不曾僭取大汗之名，而是以“大汗辅佐”（译按：太师）的身分在幕后操纵国事。永乐帝起初尝试安抚这些新首领，但他在一四○九年和蒙古人决裂，因为大汗杀死了他派出的密使。永乐帝于是找上瓦剌，抵制正在崛起的东部蒙古势力。他授予三名瓦剌首领中国头衔，这三人当中最重要的是马哈木（Mahmud）。马哈木在永乐帝派丘福率十万精兵攻打本雅失里时，也发动对本雅失里的攻势。丘福轻率冒进，导致在克鲁伦河遭蒙古人马包围。丘福被杀，中国军队覆灭。誓言复仇，永乐帝在他终于决定将京师北迁到北京的隔年，亲自策画了一次攻打本雅失里的大规模出征。

他为首度亲征集结了至少十万兵力（《明史》提到的五十万应属夸大），外加三万运输用的马车，在一四一○年三月五日从北京出师。军队从喀尔干（Kalgan，译按：即张家口）西北方五十公里、胪朐河以北的兴和出发。永乐帝在那儿举办了一场盛大阅兵，吸引瓦剌使者的注意，借此确保他们维持中立。本雅失里想逃走，可是阿鲁台不同意，于是两位领袖分道扬镳，各自当起不同部族的领袖，力量因此严重削弱。永乐帝先是攻打在东边的本雅失里，追击他到鄂嫩河，在那里大败了本雅失里的军队。落荒而逃的本雅失里，被瓦剌的马哈木杀害。永乐帝接着东行，征讨带着残兵败将逃走的阿鲁台。经过六个月的征战，永乐终于在九月十五日凯旋回到北京。

诡计多端的阿鲁台于是主动归顺并向明朝进贡，希冀永乐帝会立他为所有外夷的共主──蒙古台吉阿睦尔撒纳也会在十八世纪中叶提出类似提议。永乐帝仍需要东部蒙古的支持，于是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将他纳为盟友。窜起的瓦剌马哈木成为新的威胁，他推举本雅失里之子德勒伯克（Delbek，汉文作答里巴）为新蒙古大汗，而且围攻元朝旧都哈剌和林。一四一三年时，马哈木担忧中国和东部蒙古刚缔结的同盟，遂派三万精锐到克鲁伦河，开始对中国发动攻击。这波攻击刺激永乐帝发起第二次亲征。他在一四一四年四月六日离开北京，行军至兴和，循着同一条路线穿越大草原抵达克鲁伦河。他继续推进，和瓦剌在土拉河（Tula）上游交战。中国人在这场战役中有所革新，搬出大炮，让蒙古人毫无招架之力。尽管永乐帝迫使马哈木撤退，却没能逮住他。德勒伯克大汗和马哈木死里逃生，皇帝也在八月十五日班师回京。理当是永乐帝盟友的阿鲁台，却以生病为由推辞此次征讨。

马哈木兵败求和。尽管永乐帝有所怀疑，双方关系确实变得友好，不过接着阿鲁台就在一四一六年发兵杀死了马哈木与德勒伯克大汗。永乐帝让马哈木之子脱欢（Toghon）继承父亲的顺宁王封号，然后试着使两支蒙古部族和平共处。然而，蒙古政治持续摇摆不定，这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中国刻意分而治之的结果。每当某个统治者势力增强，中国就支持另一统治者，防止蒙古人团结一心，确保冲突不断。即便如此，永乐帝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六年，瓦剌不曾发动进一步攻击。

但在永乐帝统治末年，又对同一批对手发动三次征讨。如今阿鲁台的势力越来越强，开始劫掠起前往北京的旅行商队，更在一四二二年闯进喀拉干北方的前哨堡垒兴和。永乐这下备起至今最庞大的阵容，不顾重要官员敦请皇帝不要再次发兵的劝谏。就像之后清朝一样，直言进谏官员和专擅独行皇帝之间因为西北远征的补给问题起了冲突。

诤臣忠言颇有见地。包括做了十六年户部尚书的夏原吉，他“以能知帝国内任一地握有多少财粮为人称道”；以及工部尚书吴中、兵部尚书方宾。他们主张帝国无法如此大规模供应补给。当方宾以死谏展示决心，盛怒的永乐帝不仅关押夏原吉与吴中，还抄了夏原吉的家。一四二四年永乐帝驾崩，受酷刑折磨的两人被继任皇帝从狱中释放。夏原吉赢得刚正不阿的儒士之美名，虽然他最大的才华是当个能干但了无新意的公吏（有点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陈云）。值得一提的是，夏原吉也批评郑和宝船的劳费无止，是废止下西洋行动的主使。11

第三次出兵的供给包括三十四万头驴，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车，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名士兵，以及三十七万石粮食。除此之外，山东、河南和陕西提供了二十万头驴给官兵，对这些省分而言必定是极大的负担。一四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永乐帝从北京御驾亲征，挥军库伦（Kulun）。阿鲁台败逃时，中国人以大草原的传统风格将他的营地搜刮一空。恼火的永乐帝于是将怒气出在与阿鲁台无关的三个乌梁海（Urianghai）蒙古部落身上，对他们无情地大肆劫掠。在这次不光彩的抢劫远征后，他于九月二十三日班师回朝。最后两次出兵大抵重复这个令人沮丧的模式，追讨阿鲁台徒劳未果，然后军需供给短缺，于是强抢征途沿线的蒙古人。永乐帝在人生最后一场军事行动中被迫半途折返，因时序即将入冬。一四二四年八月十二日，他在回朝途中崩殂。

永乐帝是明朝最后一位骁勇尚武的皇帝。后来的清朝皇帝以不甚寻常的方式重复他的经历：发动类似的征战，而且覆盖更遥远的距离。他每次都面临严重的军需供给短缺。尽管他赢得了几次决定性战役，敌人却总是能脱逃再战。事实证明蒙古盟友并不可靠，一如既往，即便归降纳贡后，还是很可能会发动突袭与掠夺。明朝历任统治者使东、西二部蒙古势同水火，预防了来自统一蒙古联盟的威胁（尽管概率不高）。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支，比他们本该阻止的间歇性劫掠还要昂贵。这些行动似乎展现更多个人复仇式的渴望，胜过出于战略必要的理性计算。明朝人尚未发现能透过贸易来控制蒙古人。反对这些军事行动钜额花费的官员，尽管远见卓识，却在朝廷遭受严厉谴责。永乐帝以侵略性战略应对边防问题，结果甚至连短期的成效都没有。

即便如此，永乐帝的经验留给后继的清朝许多重要教训。永乐帝酷爱征战于草原。他在征旅记载《北征录》（类似后来康熙的家书）里面，主张亲身体验草原颇令人振奋：“读书者但纸上见，未若尔等今日亲见之。”12 永乐帝未能活捉阿鲁台，凸显从中国出发的单一军队无法追捕作战编制灵活迅捷的蒙古人。相较之下，康熙采纳了多路并进的蒙古战术。永乐帝留给清朝的最重要遗产，就是将帝国目标放在北方和西北。自一四○七到一四二一年，他在北京建造中国的新都城，此后迄立至今。13 他的继任者重修大运河以供应北京物资，财政与农业政策也着重在维持驻在华北的大型政治中枢，远离最具农业生产力的南方。

对蒙古人而言，这是个局势不稳的时期。没有任何领袖能和元朝皇帝或帖木儿的声望媲美。没有任何蒙古部落有志于统治整个大草原。中国仅是蒙古突袭劫掠的对象，不是真正的征服目标。唯一受大肆蹂躏的中国领土是边界前哨基地。蒙古统一需要成吉思汗世系的领袖才能服众；因此阿鲁台拥立成吉思汗的后代，然后在幕后操纵。但大汗们始终软弱，无法团结所有蒙古人。

永乐帝死后，瓦剌成了蠢蠢欲动的一方。在新领袖脱欢杀了两名敌对首领之后，瓦剌重归一统，拥戴脱脱不花（Toghto-buqa）为大汗，并在一四三一年击败阿鲁台，一四三四年将其杀害。但蒙古人的伟大新领袖是脱欢之子也先，他将领导瓦剌宰制自帖木儿以降幅员最广的大草原。明宣宗宣德年间（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年）北疆国界太平无事，但随着也先的崛起，八岁便即位登基的明英宗 *（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年在位）面临严峻挑战。14

也先在一四四三年继承父亲的太师头衔，成为大汗的军事辅佐。他很快使成吉思汗世系的大汗脱脱不花黯然失色，脱脱不花比较倾向维系与中国的和平。也先最初从哈密国王（编按：即卜答失里）着手，哈密国王是向来效忠中国的蒙古人。但在也先反复的袭击与威胁之下，加上来自中国的支持不足，他被迫在一四四八年归顺。也先随后拿下甘肃，在那里宣佈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逃离甘肃的蒙古人向中国皇帝求援，却是音信全无。也先确保后方安全无虞后，这下便可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他在中国东北边境掠夺乌梁海蒙古人，迫使他们屈服。同时，他利用对中国朝贡累积经济资源。一四四○年代，进贡特使规模扩增至两千多人，一四四八年甚至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尽管中国人抱怨喂养这么多人所费不赀。当中国人拒绝朝贡使团增加人数，并控诉蒙古特使在前往北京途中的掠夺行为，这就成了也先进犯的借口（也先其实也可合理主张在京师贸易时受到中国商人欺骗）。尽管接获也先图谋进犯的警告，明廷几乎没做准备。小皇帝彻底受宦官王振的控制。王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对个人财富的兴趣胜过帝国安危。当也先终于采取行动，挥军山西的长城重镇大同，王振说服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亲征，抗击也先。一些批判王振的资料声称，王振坚持皇帝亲自出马，只是为了确保皇帝会经过王振在山西的故乡。

情势终于演变成一四四九年“荒唐的”土木堡之变。“昏庸无能的”明英宗让自己被也先俘虏。15 尽管许多能干的官员们不断警告，缺乏足够物资将有受困大草原的危险，明朝大军几乎是一出北京城就开始短缺补给。军事将领的宦官顾问，阻止了在行军至大同期间的充分准备。蒙古人在明军抵达大同之际撤退，等待发动伏击的机会。王振来到大同后才看出危险，决定班师回朝。在回途中，也先以传统游牧战术，首先消灭中国的后卫。饥肠辘辘的中国部队在土木堡就地宿营。王振因为装载个人行李的辎重车还未抵达，拒绝推进到就在附近的怀来城。于是皇帝和他饥疲交加的部队在土木堡被包围俘虏，王振和一干宦官则遇害。

也先未能把握此意外胜利之势拿下北京，而是先向大同的驻军指挥官勒索了两万两，然后带着皇帝返回大草原。此举令人怀疑也先是否真有意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国，或是否真的想要征服中国。当他在两个月后回头围攻北京，在英宗被俘期间摄政的户部尚书（finance minister，译按：史料说他是兵部尚书）于谦，已将英宗胞弟（译按：代宗，朱祁钰，年号景泰）推上宝座，并组织了一次顽强的抵抗。也先很快就放弃围城，回到大草原，一年后将英宗归还。代宗派出两个使团，但两个使团皆未收到任何带英宗返国的指示，显示新皇帝不是太急着让胞兄回来。16 被俘的明英宗渴望回国，保证绝不会寻求复辟。也先本人则急着将这位鼎鼎大名的俘虏脱手，因为如今他对也先已毫无用处可言。英宗（译按：在代宗即位后，被遥尊为太上皇）回国后遭软禁，直到一四五七年其支持者策动政变杀死了在位的代宗，才二次登基，年号天顺（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年）。英宗回国后，也先的势力短暂达到高峰，再次于一四五一年在吐鲁番附近制服了东部蒙古和脱脱不花大汗。一四五二年，脱脱不花被杀。瓦剌帝国势力在权力巅峰之际，从东边的乌梁海和女真延伸到西边的哈密。但也先却犯下致命错误，在一四五三年自立为汗。尽管受到中国皇帝承认，蒙古人仍然只接受来自成吉思汗合法后裔的领导。麾下指挥官的叛乱迫使也先逃亡，直到一四五五年被杀。

也先与明朝的冲突很容易被错误解读。牟复礼（Frederick Mote）认为，蒙古人记得他们在元朝期间的统一，而且在也先的领导下已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自视为一个“蒙古国”，也先据此诉诸所有蒙古人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国。17 这个诠释证据不足，多有不合理之处：哈密和乌梁海的蒙古首领是在武力威胁之下才百般不愿地向也先投降，而且一有机会便恢复和中国人的同盟。也先可能根本不曾有征服中国的明确意图，毕竟他没在俘获英宗后就立即挥师北京。相反的，他从事典型的突袭与勒索，还在发现英宗没有利用价值后就很快将这名俘虏归还。

也先和杨善（第二位被派去接被囚禁的英宗的特使）的对话，是大草原统治者和中国代表之间少数的直接对话之一，颇能显露游牧统治者对中国的态度。然而，这个对话是中国单方面的记载（我们将在后文中检视西部蒙古领袖和俄罗斯特使在十八世纪的类似谈话，俄罗斯方面的记载给人的印象就与此不同）。当杨善指控也先“背盟见攻”，也先回：“奈何削我马价，予帛多剪裂，前后使人往多不归⋯⋯”杨善责怪是也先提供的马匹过多才导致价格降低，并称“帛剪裂者，通事为之”。杨善指出也先的三、四千名使团中，很多“有为盗或犯他法”而不敢归乡。杨善警告也先，倘若再度进犯就会导致重大死伤，若他重启互市则将获得丰厚利润：“今还上皇，和好如故，中国金币日至，两国俱乐，不亦美乎？”18 杨善手上只有一手烂牌，毕竟明朝军力孱弱，而且朝廷根本没给他带任何值钱的礼物。但也先最后仍返还太上皇，以换取明朝恢复丝绸与马匹贸易。

中国在此一时期的政策失当，揭橥了成功的必备条件。对“未开化的”游牧民的傲慢，对军事后勤的疏忽怠慢，在管理与蒙古人外交联盟上的笨拙，以及宦官把持朝贡贸易以谋利等，全都加倍促成了也先的崛起。然而，蒙古人对贸易的渴望，让他们最终愿意维持和平。日后清朝将更能有效结合贸易、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不再远征塞外大草原。他们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处于守势，不断抵御许多自治蒙古部落首领三番两次的攻击。一四五○至一五四○年期间，中国全面采取修筑长城的防御战略，却徒劳无功。即便蒙古人之间没有任何大一统的领袖，明朝边防将领戍边的能力每况愈下。由于已有林霨钻研这一时期的长城的杰出研究，在此我只想强调边境军事供给和游牧外交与贸易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林霨的描述中有点被小看了。19

林霨将明朝战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三六八至一四四九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筑墙活动的开放边境时代；第二时期为一四四九至一五四○年，是战略上由攻转守、犹疑转变的争议时代，也是主要长城据点防御的起点；第三时期从一五四○年至明朝覆灭，特色为加强大型堡垒的驻军，以及完整长城建筑体的竣工。

一四五五年也先过世后，瓦剌的势力退到鄂尔浑河，但持续骚扰中国西北边界。如今东部蒙古在孛来（Bolai）的领导下日渐壮大。孛来攻打并掠夺陕西和甘肃。一四六一年，李文将军（译按：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因升官不成怀恨在心，拒绝动员部队，导致中国人遭敌军大败。20 中国人打算创建和蒙古的朝贡贸易来换取和平，使蒙古人得以选择想走的路线并沿路打劫。监察御史陈选就边境指挥官的懈怠、军需供给短缺，以及士兵遭欺凌等事，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报告，但他坚持大规模更换指挥官的建议被置之不理。21

更可怕的是，蒙古人在一四七○年代开始移动到鄂尔多斯的肥沃大草原，进到黄河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是中国人控制的战略突出部。关于鄂尔多斯防务的争论直到十五世纪末都未曾稍歇。22 当时最善战的军事指挥官王越意识到，戍守鄂尔多斯需要一支十五万的军队，但在大草原供应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难如登天。中国人被迫将前哨南撤，默许失去鄂尔多斯，任凭蒙古人利用此区域作为突袭南方和西方的基地。余子俊在一四七一和一四七二年两度提议修筑大型防御工事，并在获得王越支持与力排众议后，于一四七四年开始执行计划。他修筑的城墙从陕西东北延伸到宁夏西北，全长六百英里，役军四万人，花费百万两。城墙也提供军队屯田庇护，军屯每年能产出六万蒲式耳（编按：约两万余石）的粮食。长城在一四八二年发挥功效，帮助驻守城墙的士兵成功抵御一波勐烈的蒙古攻势。这个计划使中国首度认真投入链接经济复兴与防御战略。相较于积极地“歼灭行动”（剿），王越支持“恢复百姓生计”（少苏民劳）。23 王越在一四七三年于红盐池（Red Salt Lake）大败蒙古人，是睽违半世纪的捷报，但并没有促使明朝势力朝大草原推进，而是替余子俊争取了将城墙盖完的时间。王越是明朝最后一位能在西北边疆有效供给军需和动员军队的大将。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补给短缺和边防将领贪腐的严重问题，是在一四九九年王越过世后才开始的。

只要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持续分裂，中国某种程度上仍受保护。但在一四八三年，巴图蒙克（Batu Möngke，达延汗〔Dayan Khan〕）再度统一蒙古各部。他每年都对辽东、甘肃、大同、宣化和延绥发动突袭。敏捷的蒙古小队将无能的中国军官彻底打垮，但后者却传假捷报回朝。王鏊在一五○一年某次朝议上禀报边境的危局，指挥将领间争持不下，没人胆敢直接迎战游牧民，官员怠惰，部队怯战。24 一五一三年，巴图蒙克开始在宣化和大同地区兴建防御军营，然后由此发动越来越具威胁性的袭击，规模最大时达一万五千名骑兵，而且越来越逼近北京。25 在此同时，内部继承斗争正逐渐撕裂哈密国。哈密是中国在对抗西部大草原时的有利缓冲。吐鲁番在一五一三年征服了哈密。一五一七年巴图蒙克朝北京推进，蒙古势力臻于顶峰。尽管中国人在某次大战中将他击败，他对明代都城的威胁持续直到一五二六年。

在十六世纪初期，收复鄂尔多斯的议题（译按：明史纪事本末称“议复河套”）仍主宰着明朝的军事讨论。态度强硬的官员认为，和残暴不仁的蒙古人进行贸易或谈判实属荒唐。他们再三不切实际地倡议将游牧民赶出河套一带。主和派的确冷静衡量了大型军事行动与贸易之间的优劣，但此时仍无人能积极提倡与蒙古人的贸易。修筑城墙俨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政策，两方尽管都不赞同，但也勉可接受。此时经济发展和边境防御之间的链接变得越来越明显。一四八七年，丘濬出版广受好评的治国方书《大学衍义补》，当中有一章就在谈鄂尔多斯问题，强调同时强化防御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一五四○年代，大力鼓吹收复鄂尔多斯和修筑城墙的曾铣，以丘濬的文章为依据，主张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之间实乃相互关联。他首先在大运河周边的临清盖城墙，然后是在西北。26

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宫廷政治削弱了明朝边防。明武宗（一五○六至一五二一年间在位）据称喜好兵戎之事，经常穿蒙古服装。他喜欢出巡边疆，在边疆修筑一座宫殿，曾在一五一七年击退蒙古突袭队伍，不过未能发展出连贯的长期战略。27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耐人寻味地令人想到日后的乾隆皇帝。他纳了一名回鹘的妾，还不顾朝臣抗议耗费钜资南巡，而且喜欢宣传自己是勇武善战的形象。事实上，他不曾提出认真的战略规画。相较之下，乾隆身边多有能干的辅政大臣，以及精力旺盛的满蒙汉指挥官，因此比这位明朝前辈有更多本钱恣意忘为。

一五○六年，杨一清开始加强边境沿线的防御工事，但宦官干政导致计划实行了仅十三英里便受阻。28 明世宗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七年），朝内党争更剧，对蒙古人的轻蔑益深。例如官员下令文书中指“蛮夷”的夷字要写得越小越好。一五五一年，皇帝敕令禁止一切与蒙古人的贸易，违者处死。然而，一五四○年代针对鄂尔多斯的第二次重大辩论，成了边疆政策的重要转捩点。

巴图蒙克之孙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掌权，成为下一个掠夺明帝国的蒙古领袖。他从未统一所有蒙古部落，但却率领陕西和山西以北由他控制的十二支万户，沿边界发动攻击，然后要求开放朝贡贸易──这个要求几乎总是被中国人拒绝。这个“要求，拒绝，洗劫”的反复循环持续了四十载，直到一五七○年。29 明廷再次掀起一波关于防御战略的辩论。翁万达建议在宣府和大同修筑边墙，挡住往来最便利的地点，并修建永久性的了望台。明世宗给了他六十万两用来修复防御工事，以及帮助恢复地方经济，但皇帝拒绝翁万达提出让俺答汗派遣贡使的建议。曾铣在一五四七至四八年上奏钜细靡遗的报告，主张采取攻势将蒙古人赶出鄂尔多斯，但翁万达却指出要在沙漠—大草原环境维持必要的庞大辎重车队是不可能的事。

曾铣建议以三十万大军出击，兵分陆路与水路并携带火枪，估计花费约为二百万石粮食，以及三千银两。曾铣粗估的总花费超过三十万两，不过实际花费远不止如此，而是高达一百三十万两。若包括运输成本在内，林霨估计总花费可能飚至三百七十五万两。30 兵部担心财务困窘，呼吁当务之急应是重建边疆经济。曾铣却还是展开备战，强征劳役，并征用百姓的锅具和农具熔铸成武器，引发当地民怨。

明世宗身边的要臣分成两派，翁万达与曾铣各有支持者，不过宦官都反对曾铣。一五四七年，皇帝下令斩决曾铣，形同永久拒绝收复河套的提议。31 曾铣与夏言后来赢得爱国忠臣的美名，尽管他们的复套计划一点也不务实。蒙古接着展开进一步突袭，懦弱的边境指挥官认为直接向蒙古人投降并用钱财收买他们，会比抵抗更好。如今蒙古人获得许多中国人的支持，其中包括逃兵、罪犯、难民，以及鄂尔多斯一带的农业移民。中国籍军事顾问向蒙古人指出明朝防御线的弱点，以及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俺答汗渐渐过起更偏向定居的生活，并开始造新城库库和屯（Köke Khota），或称归化（今呼和浩特）。32 中国人谴责替蒙古效劳的叛国者，通令他们的项上人头，但还是拒绝与蒙古人贸易。一五五一年重开马市的尝试，不多久就因蒙古突袭告吹。接着皇帝禁止一切与蒙古人的贸易，违者处死。

直到下一任皇帝穆宗统治期间（年号隆庆，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明朝才借着一个绝妙的边疆政策展开边境的和谈。成功政策背后的灵魂人物是陕西总督王崇古，他意识到和蒙古议和的一切要素都已到位，并获得首辅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热衷边疆事务，是明朝名声最响亮的高阶官员。33 俺答汗想要和平的贸易关系，他只在朝贡被拒绝的情况下才发动劫掠。明朝已强化城墙，而且需要蒙古人的马匹来维持驻军的移动能力。中国人想讨回他们的逃兵，蒙古人则愿意用一定代价将他们交出。一五七○年，议和的机会出现，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和首领意见不合，投奔中国人。王崇古建议接受其归顺，然后拿他交换中国的逃兵，并承诺只要俺答汗发誓不再扰边，就和蒙古重开互市。

王崇古的报告成了日后清朝政策的雏形。他建议给特定蒙古部落首领荣誉封号及官位，管制朝贡使团进贡的时间与规模，每年至多一百五十人，然后限制边疆马市只能有八百名游牧民人马，由五百人的明朝部队监管。34 朝廷经过一番激辩，穆宗和张居正强压下弹劾王崇古的声浪，接受了打开边疆马市的新政策，并撤销一五五一年以来的贸易禁令。俺答汗获封顺义王，另有其他三十六名部落首领受封头衔。贸易被严格限制仅在固定日期举办，而且仅局限在边境，不像其他的朝贡代表团能进入京城。商人聚集到边境，贩卖丝绸、毛皮、粮食和锅釜给蒙古人。国家征收商税，并用岁入向游牧民以高价买入劣马。

十六世纪晚期，喇嘛教在蒙古的影响力开始增加。自十三世纪以后，蒙古和藏传佛教直到一五六六年才再次接触。蒙古鄂尔多斯部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Khutukhtai Secen Hongtaiji, 1540-1586，译按：明朝称切尽黄台吉）在该年进兵吐蕃，表示愿以提供保护，交换藏人臣服。彻辰洪台吉皈依佛教，并带走了超过十万名蒙藏汉族的皈依者。一五七六年，他建议俺答汗利用宗教巩固自己在蒙古人之间的地位。35

隆庆议和后，王崇古敦促穆宗在蒙古部族间弘扬佛教，蒙古众台吉也聘请中国工匠在蒙古高原和库库淖尔（Kokonor）兴建佛寺。蒙古人同意把马和骆驼捐给佛教寺院，而不是牺牲它们来祭祖。俺答汗邀请拉萨格鲁派（Gelugpa）的索南嘉措（Sodnam Gyamtsho），到库库淖尔修建的第一座寺庙与他会面。一五七八年，俺答汗赐给他“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喇嘛则宣称俺答汗为忽必烈汗转世。一五八六年，俺答汗之孙（译按：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成了第一位出任达赖喇嘛的蒙古人。

许多学者主张俺答汗的邀请，是藏传佛教进蒙古的起点，不过司律思（Henry Serruys）已证明“所有事实都指出，蒙古南部的喇嘛传统可以往前追溯到明初的蒙古喇嘛教，甚至可上溯至元末”。早在数世纪以前，蒙古人就开始持续与藏传佛教机构密切联系，但十六世纪的情况“扩大并巩固了未曾完全从蒙古消失，只是在等待合适机会重振的某些东西”。36 日后清朝将尝试切断蒙古和西藏的联系，让蒙古人专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佛教。

十六世纪晚期也是明朝修筑边界城墙的全盛期。九边军镇体系的编制趋于完备周密，既有的城墙也透过砖块和石头强化。城墙与城墙由了望塔链接在一起，全都耗费大量银两。大部分今日所见的长城都是十六世纪的成果。从控制贸易和朝贡，护持佛教，授予头衔，加强防御，到投资地方经济，这些全都成了清朝战略政策的关键。

蒙古人正好相反，展现了分裂的衰退迹象。分裂中断了他们团结对抗明朝的努力。俺答汗不未统一全蒙古。即便在俺答汗归顺之后，东北边境各部族仍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因此不同于西北的情况。即便是西北的蒙古人，也仅短暂追随俺答汗的领导。诚如波科第洛夫（Dmitrii Pokotilov）所言：“他们只在共同利益和快速掠夺的机会存在时才愿意合作，一旦得为某个台吉的利益调停，而且可能遭遇强烈抵抗，一切团结立即瓦解，甚至六亲不认。”37 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明朝才终于成功利用了蒙古部族间的这些分歧。如前所述，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成为清朝政策的基石，维持西北边境的和平直至王朝结束。明朝面对的新威胁来自中国西北和其他地区的国内社会动荡，以及东北地区崛起中的满人国家。

于是，明朝战略从不成功的大草原军事入侵，转变为昂贵的防御边墙和驻军，辅以接受（伪装成朝贡的）和部落的有限贸易。以贸易手段消除劫掠威胁的代价最低，成效也最佳。札奇斯钦主张，中国人对游牧民对贸易需求的误解，是他们和大草原维系和平的唯一阻碍。在他看来，一旦皇帝接受定期的贸易关系，他们几乎不会面对军事威胁：

两千年来，贸易是中国北境游牧民与中国百姓战和的主要决定因素。游牧民仰赖农耕中国人生产的几项重要产品，特别是谷物和布料。当他们得以透过贸易、赠与和官方联姻安排等途径，和平地取得这些商品，中国边境沿线就能维持局势稳定，不过一旦他们获取这些必需品的畅通管道受阻，战争几乎是无可避免。38

然而，贸易关系本身并不一定会削弱游牧建国者的力量。挑战中国势力者只要雄才大略，便可利用贸易特权累积其国家资源。这是满人国家创建者努尔哈赤早年采用的策略。为了减低威胁，中国王朝必须一边维持和平互市，一边努力确保大草原部落依然分裂。这意谓着蒐集情报，在游牧部落间争取盟友，以制衡任何崛起势力。当中国统治者能利用蒙古人“致命的个体主义”，使他们积弱不振，防御成本就能显著降低，因为游牧民会把心力从向外叩边转移到内部互斗。明朝在十六世纪晚期对蒙古高原采行此策略，收到部分成效，不过却忽略了东北地区满洲势力日益强大的重要性。

我已从明朝认识到与边境游牧民从事贸易之价值的角度，描述了明朝策略从军事进攻到兼行贸易与防御的演变。然而，边境贸易对明朝就和对游牧民同样重要。像明朝这样没有控制大草原的汉人王朝，面临和历代汉人王朝一样的问题：没有能力在境内生产足够的军事用马。即便在防御战事中，中国本土马对抗蒙古人顽强敏捷的矮种马仍力有未逮。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十六世纪晚期指出，多数中国军队的马“体质不佳，欠缺斗志，就连鞑靼骏马的嘶鸣声也能让它们溃逃，因此它们在战斗中根本是无用之物”。39 明太祖深知这个问题，设立了两个组织负责饲育作战用马：兵部的苑马寺与太仆寺。然而，国内极度缺乏牧草地。华北的“马户”本该提供马给北京的太仆寺，但到十五世纪末时政府已不得不准许他们购买替代品。几乎所有的替代品都是向私商取得的“西马”，这些马是私商从西北边境市集购买的。商人向马户收取高价，然后给他们几乎无法作战的马匹。40 于是，在关内供应马匹的尝试再次失败。

与游牧民互市获得马匹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汉人必须生产游牧民想要的产品。二、必须找到有游牧民愿意提供作战时可对抗其他游牧民的马匹。外交和贸易必须双管齐下。从一三九三到一四四九年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金牌信符”似乎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官员认为游牧民对茶叶有迫切的需求。某位官员表示：“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41 这份不实幻想，支持了大规模运茶到边境的政策。明朝坚信能利用茶叶供给控制游牧民的攻击。每隔三年，四川都会将一百万斤的茶叶运到边境的河州、洮州、西宁（均位于今日的甘肃与青海）等三大指定“茶马市”，向获特许的游牧民交换一万四千匹马。42 河州的茶马市规模最大。此一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政府对茶叶购买与茶叶市场交易的独占，以及指定良好游牧马商的能力。只有少数部落首领能分得梦寐以求的四十一张金牌之一，金牌授予他们和朝廷代表互市的权力。明朝还尝试固定马价，最初订在每匹马换三十到四十斤的茶，但后来改成依据品质优劣，价格范围从五十到一百二十斤都有。

金牌信符的垅断制度，起初巨幅提升了茶叶生产及马匹供给，但四川实在太过遥远，运输成本过高，导致茶马市的成功难以长久为继。明朝在一三九七年以五十万斤的茶，换得了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马。四川的茶叶配额涨至每三年一百万斤。但到了一四四四年时，配额已降低至四十二万斤，直到配额制度在一四五○年代废止。四川茶园的重要性，随着陕西南部的汉中府成为更有竞争力的产地而衰退。四川的产量过去曾是汉中的三倍，但汉中邻近边疆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青睐，加上明廷在该区安置难民之举，也促进了整地种茶。

尽管永乐帝的亲征颇有收获，因为茶叶专卖制度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后勤支持，但随着征战持续进行，这一后勤需求也不断增加。明朝军队的马匹总数，从一四一五年的三十一万零六百一十七匹，增加到一四二二年的一百二十万匹。战役结束时，游牧民马商握有的金牌已因战乱而四散佚失。一四五○年陕西闹饥荒，地方官不得不以茶易谷。军事将领忙着抵御也先的攻击而无暇运茶，于是他们向户部拿了一万两买马。

然而，来自西部蒙古的外患，只是茶马制度失败的其中一项原因。来自私商的内部挑战也同样严重。明朝统治者自建国以降，受到农业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驱使，尝试消除许多商品的私人贸易。私茶尤其具有威胁性，因为商人可能会与未经授权的马商创建联系，提高低于市场价格的官方茶马交换比例。但鉴于官方贸易的不足，永乐帝不得不倚重私商，并出高价购买马匹（八万斤茶才换七十匹马）。一四五○年后，当官员将注意力从四川转移到陕西，终于被迫承认私人贸易的用处。他们还把茶税从实物征收改成货币征收。十五世纪时，明朝开发出新的商人承包制度“开中法”，起初用在盐业专卖，目的是为边境驻军提供粮食供给。国家给盐商专卖许可证，以交换盐商运输指定数量的粮食到西北边塞。43 明朝在一五○五年为回应陕西连年饥荒，以及对马匹的需求，启用了类似的茶商承包制度（开中茶）。为饥荒救济供粮的商人获得茶叶贸易的许可证，他们可以用茶在边境换马。他们有义务提供国家固定数量的马匹，而且在这些管道之外的贸易是被禁止的。

此举大幅刺激了汉中的茶叶生产，并促进远至湖南和广东的茶叶贸易。商人的利润骤增：一五○一年时，陕西已取得了九百万斤的茶。不过，官员很快发现他们收到的马匹数量很少，而且大都是极劣等的马。明朝政府在一五○三年的茶马贸易占有三十三％份额；它付了五十万至六十万斤的茶叶，但仅取得一万匹马。废止私有市场的声浪再起。

负责西北马政的杨一清详尽分析了危急情况，建议从根本改革。44 他提出另一个制度，名为“官商对分”。他看出茶生产在私商刺激下已迅速成长，但政府仅收到十至二○％的总产量。私人茶商使固定的官方马价水涨船高，但却提供最差的马匹漤竽充数。杨一清原则上想重振政府的独占金牌信符制度，但他知道明令禁止私人贸易只会让茶园工人失去生计，耗尽送往边市的供给，更无法舒缓马荒。为复苏茶马互市并确保政府分得利润，需要让官员与商人都有诱因。他在一五○五年提出并执行“招商买运”。* 获选商人受邀从总数五十万至六十万斤的茶叶中，每人认购至多一万斤，然后以每斤五十两（二十五两为生产成本，二十五两为运输成本）的价格，卖三十三％的茶给边防驻屯。他们可以保留半数茶叶，做私人贸易用途。不同于先前的开中茶，新制度使政府得以控制与游牧民的茶马互市，从固定价格中获利，而非法走私则受到严格禁止。

任何熟悉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人，都会在此看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十六世纪是中国改革开放运动的先声：国家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战略贸易的垅断，但认识到提供诱因给商人和产茶者的重要性。用现代社会主义政府的话来说，国家会紧抓那些与安全需求紧密相连的经济“制高点”（towering heights），同时促进较不具战略性商品的私人贸易。然而，明朝这项改革的成效并不比先前几次更好。边境官员囤积了大量茶叶，却苦无马匹可买，因为商人持续从事私营的茶马互市，把市场上所有的好马都买光了。一五三二年，三大茶马市共握有八十七万斤的茶，却无马可买。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明官员试图将商人承包的茶限制在五十万至六十万斤，并将合作商人的数量限制在一百五十人。时至一五八六年，汉中茶税已经彻底改用银两折算。商人买下全数的地方茶叶供给，让茶叶顺汉江流至湖北北部的襄阳，彼时襄阳已成为茶叶的重要集散地。国家无法阻止私商和西北游牧民的非法贸易，但到了十六世纪末时，西北游牧民对明朝的战略重要性已经衰退。

或许，明朝在十六世纪西北地区日益趋向防守战略，背后最根本的因素是边境马匹和粮食短缺。由于开中法商人承包政策未能成功吸引充分供给到边境，明朝允许商人在驻军附近创建自己的商屯。45 在这些农业垦殖地，拥有盐引（编按：许可证）的商人雇用佃农，生产要运给边塞驻军的粮食。但到了十五世纪末，国家对商人无度的要求已导致他们放弃边境商屯，返回家园。一五三○年时，边塞已没有足够商业资本继续从事垦殖。

明朝的经验证明，朝廷必须试着维持边塞商业与战略利益之间极不稳定的平衡。三种不同的茶马贸易制度，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演变：从十五世纪初期政府对两项产品的完全垅断，到十五世纪晚期的购买、运输与销售几乎完全交由私商承包，再到十六世纪的官商混合承包与运输制度。但全都未能长久，未能提供足够数量的重要战略物资，以满足眼前的军事需求。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项不变的原则：中国统治者获得“马和粮食”这两大前工业时期战争后勤关键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国家征用与关内正在发展的商业经济链接起来，然后设计出将物资运到西北的方法。

事实证明大草原屏障是中国扩张的主要障碍。政府控制的边市有许多优势。一方面，边市让外国商人无法进入帝国中心；降低从大草原获取马匹的运输成本（但为关内生产的茶而提高）；而且边市数量寥寥可数，并受严密军事控制。另一方面，国家永远不可能全面阻止私人贸易。十六世纪的边境成为典型的“灰色地带”，梭巡松散，大权在握的官员和将领，为自己的利益挪用茶马供给。杨一清发现边境的居民百姓“多会番语。各省军民流聚钜万，通番买马。雇倩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尽管帝国努力隔开番汉，文化交融仍持续发生，杨一清的改革管不动这些在边境谋取暴利的当地人。46

十六世纪是中国各地商业关系发展的新高峰。47 白银先后从日本和新世界涌入，为正在发展的长途货币交易提供了媒介，并让几乎完全货币化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得以在十六世纪落实。军事防御需求和私人贸易与税收，对传播白银到帝国各个角落的重要性可谓不相上下。十六世纪晚期，北京每年派送四百万银两给西北边防驻军，向当地农民与边境商贾购买商品。48 这些驻军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带，总是需要不断补充粮食配给和织品。透过商人向国家承揽业务，以及透过私人网络，他们的需求让这一链接起西北边塞与长江下游的贸易体系得以成长。军事和民政分配系统因白银给付机制而变得紧密相连。明朝边境官员的最大挑战，就是从此商品流中提取足够物资，确保其驻军衣食无缺，同时限制积极的山西商人从中攫取的利润。由于官方未能确保粮食与布匹的供应充分及价格合理，士兵们始终吃不饱也穿不暖，促使他们在明朝末年背离岗哨。早在十五世纪初，明朝统治者们便因把西北边防视为第一要务而停止对东南亚的海上探险，不过他们仍得仰赖东南亚的商业资源以支应西北地区的防御城墙。

到了清朝时，茶、马、粮食和白银仍是边境贸易的关键元素。清朝也设立边境市集，主要是和恰克图（Kiakhta）的俄罗斯人，出口茶叶是双方互市的重要商品。但清人则用不同的手段解决马荒。不同于宋明二朝，清朝并未试图垅断或转包茶马贸易。清朝政府从私人市场购买马匹，或向归降的蒙古人征用马匹。

我们该如何解释明朝在边境遇到的难题？黄仁宇把明朝的战略失败，归咎于卫所制度的根本缺陷。49 即便增加军费，这些世袭军队总是困顿于资金不足。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无法有效从塞内征收岁入，然后送往边塞。岁收管理松散，缺乏集中式审计。明太祖为其帝国设计的财政结构是针对小规模的乡村经济，无法适应十六世纪扩大且商业化的岁收需求。

虽然黄仁宇认为明朝的财政结构是罪魁祸首，但其实另有三项更为重要的因素。首先，明朝的经济本身就限制了帝国防务。十六世纪以前，明中国的经济体并未充分商业化，无法透过全面货币化来取得战略商品。即便每年支应四百万银两，仍不足以满足西北要塞驻军的需求。再者，统治者和治理官僚的汉族身分使他们与大草原环境相隔绝。明太祖与其继任者，乃至文武百官，主要皆来自和边塞相距甚远的华南地区。相较之下，满清统治者对蒙古人了若指掌。蒙古人和满人彼此通婚，在军事征战中相互合作。最后，明朝欠缺像清朝那样高度发达的交通传播与行政管理基本工具。在生态、种族和国家结构的交互作用下，最终产生了相异的结果。

话虽如此，明朝毕竟延续了超过二百五十载，大部分时候都能和大草原创建一个稳定的防御关系。明朝仰赖长城防御的程度远胜其他王朝。从此观之，明朝可说是自西元前三世纪的秦朝以来，汉族中心战略政策的集大成。尽管明政权最初极为重农抑商，几度中止有助商业发展的种种活动，例如取消东南亚航海探险，打击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等，却也为了强化战略防御而尝试用“开中法”与“商屯”两项制度动员商业诱因。诚如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结合商业与防御的尝试尽管徒劳无功，却给后继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使清朝得以用明朝的后勤架构作为发展基础。50

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扩张过程中的国家形成

现在让我们介绍中央欧亚大博弈的第三名主要成员：扩张中的莫斯科大公国，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传统上认为俄罗斯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后才进入大草原政治，也就是接管喀山（Kazan’）与开始远征西伯利亚之后；但其实早在此一个世纪之前，萌生于成吉思汗帝国瓦解后的莫斯科大公国就已活跃于大草原。蒙古统治的历史对莫斯科国家影响甚钜，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最初皆是衍生自大草原的冲突，直到后来才出自和西欧的接触。

钦察汗国（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金帐汗国”，但这却是个时代错误的称呼）是成吉思汗世系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包含了俄罗斯大草原。它最初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兀鲁思”（ulus）──也就是“私人封地”。十四世纪末，蒙古大汗对此封地的控制已严重动摇。继任者之间的夺权斗争，使权力分崩离析。与此同时，东欧和俄罗斯境内接连出现新国家，对大汗的统治形成挑战。立陶宛、莫斯科、特维尔（Tver）大公国等国家，彼此相互竞争，并和继位大汗竞逐对地方的控制。莫斯科地处战略要地，控制着伏尔加格勒河的主要贸易路线，占据了挑拨敌对大汗相互斗争的绝佳位置。帖木儿在一三六○年代于欧亚大陆东部的窜起，更进一步削弱了诸汗控制莫斯科大公国的能力。顿斯科伊（Dmitri Donskoi）在击退特维尔与立陶宛对莫斯科的入侵后，于一三七五年宣布成为俄罗斯东部的统治者，然后沿伏尔加格勒河而下。一三八○年九月八日在库里科沃（Kulikovo）的郊野，他和蒙古统治者马麦（Mamay）最著名的一战，迫使马麦败逃。但脱脱迷失（Tokhtamysh）接掌了术赤的汗国，在一三八二年攻打并劫掠莫斯科。直到一三九○年代脱脱迷失和帖木儿发生冲突，莫斯科才得以再次脱离蒙古的统治。

帖木儿粉碎了脱脱迷失的独立地位，但他在准备扫荡城市时，并未妨碍莫斯科人对脱脱迷失的抵抗。当帖木儿在一四○五年过世，他已透过扰乱旅行商队路线和摧毁城市，严重破坏了金帐汗国的贸易，并使后来的蒙古统治者再也无法降伏新兴的自治俄罗斯国家。十五世纪上半叶，“东俄罗斯实际从鞑靼支配中解放，尽管尚未正式脱离。”51 莫斯科人仅象征性地向诸汗进贡，蒙古大汗没有实际插手干涉莫斯科事务。当莫斯科在一四五一年击退了来袭的鞑靼人，很多鞑靼人反而向莫斯科的统治者俯首称臣。崭露头角的莫斯科国，因此包含了听命于大公的俄罗斯人与鞑靼人。52

几世纪来，俄国史学家就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争辩不休。十八世纪的史学家卡拉姆津（N. M. Karamzin）宣称“莫斯科的伟大是拜诸汗所赐”，不仅承认莫斯科统治者受惠成吉思汗世系帝国良多，同时承认蒙古压迫对政治自由及“道德沦丧”的严重后果。索洛维约夫（S. M. Solov’ev）和克柳切夫斯基（V. O. Kliuchevksy）等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史学家，倾向淡化蒙古人的影响，但也有人坚信认识蒙古帝国对理解莫斯科国是必要的，特鲁别茨科伊亲王（Prince Nicholas Trubetskoy）就是一例。二十世纪的史学家沃尔纳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论称，鞑靼人对莫斯科最大的影响，发生在与游牧汗国决裂，以及一四八○年将蒙古人纳入大公的军队之后。然而，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认为蒙古传统在对莫斯科国的形成与迈向独立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他主张莫斯科诸大公因大量引进蒙古政治与军事制度，在十四世纪初期创造了“制度连续性的重大裂缝”。53

十四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的主要制度，和钦察汗国的制度非常类似。包括二元行政管理结构，由最高军事指挥和最高财政管理者分权（钦察称前者为bekalribek，俄罗斯称 tysiatskii；钦察称后者为 vizier，俄罗斯称 dvorskii）；在征税和货币上采用蒙古和突厥的词汇（例如 tamga 是“商业税”；kazna 是“财库”；den’gi[tengge]是“钱”）；把传送信函与讯息的复杂邮政系统（蒙文 jam，俄文 iam，汉文 zhan[站]）变得更精密；向亲王请愿（chelom bit’e，从汉文的磕头经突厥文衍生而来）；以及“氏族政制”（clan polity）的诞生，亦即只有一个家族能产生执政亲王，又称沙皇（Tsar），其他领导氏族的大家长则按照严格的阶级排位（即门第选官制，蒙文 ungu bogol，俄文 mestnichestvo system）。俄罗斯军事制度、策略和战术，也是源自蒙古的系统。最后是被傅礼初戏称为“血腥选长制”（bloody tanistry）的“横向继承”原则，允许统治者的所有兄弟和叔伯竞争继承权。此制时常在爆发继承冲突时，导致腥风血雨的内哄斗争。这项横向继承原则，和从拜占庭引进的由统治者之子接掌大位的垂直继承，两者并行直到一四二五年。54

莫斯科的军事结构也清楚反映其大草原出身。55它在抵御鞑靼袭击方面表现杰出，因为它知道蒙古的军事编制如何运作。一旦莫斯科在一四六○年代正式脱离蒙古统治，便成为和大草原其他继承国互别苗头的竞争者。这就是十六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公国大举东进，进犯喀山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然后控制西伯利亚之前的序曲。和喀山、克里米亚等国一样，莫斯科大公国同样也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有效利用大草原政治屡试不爽的手段累积势力：借着诸汗的支持合理化统治者之地方权威，同时操纵诸汗与彼此互斗，创造最大的自主权。56

如此惊人的相似性居然并存于游牧、定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证明了文化借用的力量，以及征服者对被征服社会的莫大影响。莫斯科与大草原的密切接触，使它采纳大草原制度加强统治者的力量。明代中国因为长城的防御屏障和行礼如仪的朝贡制度，倾向将大草原封锁在外，没有采用这么多的蒙古制度；但继承明朝的满清，也将使用类似两百年前被莫斯科大公国采纳的方法。

近年研究这段时期的史学大趋势，正朝向比较多元文化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试图对“俄罗斯”和“蒙古”元素做僵硬的分隔，而是承认文化混合在国家变革中发挥的创造性影响。多元文化分析尝试避免民族主义史学的欧洲中心和殖民主义假设，不再仅把蒙古人视为残暴的亚洲人或一帮盗匪。57 蒙古人对所有欧亚国家的初步冲击无疑具有破坏性，但在征服之后，蒙古人促进了旅行商队贸易的复兴。俄罗斯诸亲王从中获益匪浅。

蒙古人留在大草原，保存典型的游牧战士生活，间接统治俄罗斯。但在中国和伊朗，他们占领农耕定居区，城市驻军失去了对草原军事纪律的投入。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中国牧场稀缺，住在城市的战士们渐渐融入中国的生活，蒙古军事机器便开始从内部败坏。间接统治俄罗斯，意谓着蒙古人在那里宰制的时间，比在中国或伊朗长一个世纪，也意谓着蒙古对莫斯科制度的影响力比在中国或伊朗更大，哪怕蒙古大草原居民和俄罗斯定居农耕者的隔离，使蒙古和俄罗斯之间存在“更大的社会距离”。58

钦察汗国的蒙古人为了避免遭到同化，其解决之道就是将领土分成两块：一块游牧，另一块定居。定居区定期遭劫掠和入侵，加上透过征收贡品有限官方交涉与介入，使定居区保有断断续续的平静，游牧民则得以相对不受干扰地保持放牧生活。在中国与伊朗的蒙古人则为定居地区带来更精密的行政管理，更紧密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接触，但最终却也破坏了蒙古统治的基础。在接下来几个世纪，满洲人也得面对这个根本两难──隔离，或是同化。

莫斯科大公国的向东扩张，始于十六世纪中叶征服草原国家喀山。民族主义史学普遍把这段冲突描绘成逐渐崛起的基督教莫斯科国，正努力克服由突厥和蒙古部落及伊斯兰商人组成的“金帐汗国残余势力”联合反抗。诚如基南（Edward Keenan）和佩廉斯基（Jaroslaw Pelenski）所言，这种意识形态其实是俄罗斯正教教士的后天赋予，旨在将莫斯科的征服行动合理化为一场结合宗教和军事目的的圣战。59 这种说法并未如实描绘莫斯科与大草原政体在十六世纪的关系。与其将莫斯科大公国想像成一个对抗“游牧部落残余势力”的独立国家，倒不如将莫斯科大公国连同各鞑靼汗国，视为一批继承成吉思汗帝国的国家，各自都在新条件下寻求权宜之计。

欧亚大草原经常被称作一片“陆海”，城市就是它的港口，旅行商队则是它的船队。60 但大草原的游牧居民是区分陆地和海洋的第三个关键要素。帖木儿在一三九○年代摧毁其经济基础，是大草原重要性严重衰退的开端。直到一四六○年代，权力核心开始从帖木儿转移到外围国家，而这些国家皆努力巩固自身统治。接着，这些相互竞争的外围国家（莫斯科、克里米亚、喀山、西伯利亚）在削弱大帐汗国（Great Horde）的中央权力之际，也尝试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一五二○年至一五五○年代，汗国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使三个国家彼此争夺天下。其中，莫斯科成了西部大草原的头号势力。

比起同时代的明朝，莫斯科大公国和大草原政治有更紧密的链接。莫斯科统治者熟谙游牧政治的游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善用大草原政体内部的分歧。不过整体而言，他们并不想要在军事上征服大草原。莫斯科大公国的主要战略关切在西边，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相对抗。他们尝试透过合纵连横的策略，在东方维持和平，同时也尝试利用大草原的商业资源充盈国库，为西方的战事做准备。莫斯科建国者在十六世纪的主要活动，预示了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日后的发展。

喀山汗国（一四四五至一五五二年）是农耕和游牧民的联盟，它在伏尔加格勒河的核心人口包括鞑靼人、突厥人和穆斯林。显要氏族的亲王，管理以长老为首的农民公社，这些群体被集合称作“土地主”（Zemlia）。在他们之上的是大汗，成吉思汗世系术赤的后代，主掌外交，指挥战争，从私人土地、地方贵族征税，以及课贸易税，累积岁入。大汗及其宫廷和“土地主”之间的对抗，对所有突厥政体、莫斯科国和满清帝国，都是常见的事。继承也展现出源自突厥传统的共通性，依循“血腥选长制”：王位首先传给所有兄弟，然后再传给长兄的长子。这个模式导致政局动荡频繁，而且每当有大汗过世就发生权力斗争。政体内部的分裂，使敌国得以趁隙而入，支持竞逐大位的不同派系，确保他们的主导性。莫斯科人在喀山汗国耍的伎俩，和十八世纪满人在准噶尔汗国内耍的伎俩，遥相呼应，只不过后者的规模更大。

喀山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金帐汗国的官方领土之一（iurt，意指帐）。然而，作为伏尔加格勒河的主要贸易集散地，喀山从和游牧地区的水路与陆路贸易累积了丰厚岁收。穆斯林商人控制主要的伏尔加格勒河路线，但俄罗斯人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商人和“土地主”通常偏好和平互市，大汗及其宫廷可能寻求以武力扩张领土。

这个大草原政治游戏的其他参与者，还包括诺盖游牧汗国（Nogai）、克里米亚汗国，以及鄂图曼帝国。诺盖汗国是纯粹的游牧联盟，势力范围从伏尔加格勒向东延伸至西伯利亚的额尔齐斯河（Irtysh）。他们没有固定的首都，由大亲王领导的议会统治。他们才是喀山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势力，不是莫斯科大公国。对莫斯科大公国而言，诺盖汗国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主要的骑乘马匹来源，莫斯科大公国则是诺盖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十六世纪前往莫斯科的马匹赶集（horse drives），每年带三万至四万匹马到首都。61 这是明朝一般取得数量的三倍之多。莫斯科大公国和大草原关系亲近，而北京与大草原疏离还有另一项指标：俄罗斯人在首都获取他们的主要战骑，中国人则是将马的贸易局限在边塞。

莫斯科亲王和喀山大汗的早期接触，务实且具合作性质。每个公国都试图竞标脱颖而出，取得大汗的敕书（iarlyk）。* 62 莫斯科的瓦西里耶维奇（Vasilii Vasilevich）获得兀鲁马格梅特汗（Khan Ulu-Magmet）授予敕书，支持他担任莫斯科亲王。尽管兀鲁马格梅特汗后来大败瓦西里耶维奇，双方仍选择议和，和平维持直到一四六二年瓦西列维奇过世。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商业交流频繁。瓦西里耶维奇的继承者伊凡三世（Ivan III，一四六二至一五○五年在位）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边的大敌立陶宛大公，并透过与克里米亚大汗的联盟，竭力保持南方与东方的稳定。边境局势的稳定，给了他攻打西北部贸易大城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余裕，并在一四七八年迫使该城归降。63 尽管不时遭到来自喀山阿赫梅德汗（Akhmed Khan）的突袭，伊凡仍与喀山保持良好关系，必要的诺盖赶马活动也持续进行。阿赫梅德对莫斯科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及在一四八七年的败阵，“标志着莫斯科大公国成为伏尔加格勒政治动态和大草原政局的重要势力”。64 金帐汗国的瓦解造成权力真空，最终将使所有继承国陷入全面冲突。

话虽如此，莫斯科透过与克里米亚结盟来制衡喀山，使稳定的局势从一四八○维持至一五一○年。一五○二年克里米亚大汗格来（Mengli Girei）占领阿斯特拉罕，彻底铲除大帐汗国最后的残余势力。莫斯科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敌意随后升高。克里米亚大汗与莫斯科分道扬镳，转而与立陶宛结盟。瓦西里三世（Vasilii III，一五○五至一五三三年在位）继承伊凡三世的大位后，违背克里米亚大汗的意愿，增加了莫斯科大公国对喀山的干预。喀山汗国的继承争议，导致部分派系邀请莫斯科插手，其他派系则邀请克里米亚介入。“土地主”在一五二一年邀请克里米亚的候选人成为大汗，但喀山对莫斯科的侵略之举遭到挫败，因为喀山诸王侯在莫斯科的资助下废黜了他们的大汗。喀山内部的政局推动着这个时期的发展，而且喀山既不听命于莫斯科，也不是克里米亚的魁儡。时至一五四○年代，莫斯科发兵攻打喀山，但也打算跟掌控“土地”的喀山王侯们达成和解。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义或宗教忠诚对这些联盟的作用不大：鞑靼人、穆斯林及异教徒和莫斯科站在同一阵线，喀山人则未能取得其穆斯林同胞的支持。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突厥穆斯林对抗正教莫斯科的统一阵线。

莫斯科在一五四五年围攻喀山，导致喀山政治体制的瓦解。伊凡四世（Ivan IV）在一五四七年成年，被加冕为沙皇。他在一五四九年征讨喀山，获得喀山百姓的大力支持，本来正准备和平进城，不料城内特定团体反抗这次事先安排的干预。伊凡四世最终被迫对城市发动袭击，并于一五五二年十月降伏喀山。

简言之，喀山被推翻主要是因为内部分裂。它无法平衡游牧诺盖、西伯利亚人和蒙古军事贵族、穆斯林商人阶级，以及莫斯科代理人的不同利益。莫斯科代理人熟谙操弄派系斗争从中得利之道，就好像满人利用他们和蒙古人的亲近关系，防止蒙古人形成与他们作对的统一阵线。也像满人一样，“莫斯科大公国参与大草原政治时，不是个外来者或入侵者，而是像朋友和兄弟那样，亦即体系内的一名参与者，而且其政治起源和传统深受该体系的影响。”65 莫斯科和清朝都源自中央欧亚的国家竞争传统，但都学会如何尽可能利用其所统治的定居社会来调整自身制度。他们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大草原知识，确保未来的竞争对手不会团结起来。在这个双向扩张的过程中，两者都成功地进入了定居和游牧的国度。

然而，征服喀山让莫斯科大公国对大草原政治的积极参与暂告一段落。下个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逐渐把重心转向西边，为日渐茁壮的帝国提供养分；并扩张至大草原北方的整个西伯利亚，寻求财富以支撑其领土和治理野心。西伯利亚对莫斯科大公国，就好像过去的俄罗斯之于蒙古：一个能够以低成本间接统治的外围区域，尽可能从土著人口中攫取财富，供大汗或沙皇取用。

“现在的喀山城，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土地⋯⋯也永远会是俄罗斯的一块地。”66

让我们继续莫斯科人扩张至西伯利亚的故事，但首先看看沙皇如何正当化自己的征服。征服前留下的莫斯科与喀山关系的史料记载，和编年史家事后为征服所提供的解释大相径庭。诚如前文所见，外交档案资料把莫斯科和喀山描绘成蒙古汗国世界里共同但敌对的继承国。两国以务实友好的方式，和彼此发展商业和外交关系。汗国内部的分裂有时导致莫斯科出手支持某一方，但从一四五○至一五五○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喀山的主要统治者不受莫斯科影响，得以独立行事。宗教或文化差异并非根本影响双边关系的主因。莫斯科最终是应喀山内部成员的邀请干预，以保护他们不受由克里米亚大汗支持的对手攻击。

然而，俄罗斯编年史家却描绘了一个尖锐且势不两立的斗争世界。一方是野蛮的喀山异教徒，另一方则是高尚的俄罗斯基督徒。俄罗斯史家将两个政权彻底区隔，强调双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差异。他们还声称莫斯科自古来便持续统治此地，为征服提供虚假的合法性。

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教士编年史家撰写莫斯科与喀山双边关系的意识形态历史，让我们看到日后定居农业政权如何正当化其征服中央欧亚国家之举辩解。首先是虚假的法律主张。这类史书宣称，莫斯科统治者自一四八七年伊凡三世在喀山汗国王朝斗争时曾代替其中一方人马进行干预，因此就确立了授衔喀山汗的权利。67 俄罗斯统治者后来提出了第二个法律主张，宣称喀山是莫斯科大公的祖传财产（votchina 或 otchina〔指家产或私人土地〕，即“帐”）。莫斯科大公国还援引战争胜利产生的“征服权”（right of conquest），以及俄罗斯亲王连续性的观念，声称他们自古以来便一直统治着鞑靼汗国的土地。

成书于一五九○年代的《喀山编年史》（Kazanskaia Istoriia），比较像本历史小说，而非编年历史。此书将这些意识形态论点写成了相当广泛流传的版本，而且被许多后世史学家采信为事实。68 这种后见之明的辩词是创建在两大核心前提之上：强调领土（土地）与统一（俄罗斯的领土）的重要性。两者都和征服后创建的新领土国家更相称，胜过在那之前流动的个人关系。唯有不受《喀山编年史》影响地仔细研究其他档案和外交文件，才能真正重建俄罗斯与大草原相遇后极为复杂的跨文化谈判过程（也适用于其他文化与大草原相遇的案例）。

俄罗斯编年史中的论点与后世民族主义者对征服的正当化，以及清朝征服中央欧亚的中国民族主义诠释，两者之间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项重要结论：

一、用意识形态重建定居政权和中央欧亚政权的遭遇历史，在大草原东西两端皆展现惊人的相似性。

二、在这两个案例中，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早在征服成功后就已开始，不必等到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69

编年史家并未描绘出莫斯科或北京与大草原之间复杂的务实谈判过程，也未写道双方都经常妥协并根据大草原和定居政权都熟知的规范行事。编年史家反而采用极为简化的“文明”统治者对抗“野蛮”鞑靼人（或“野蛮”游牧民族）的角度取而代之。胜利者声称自古以来都对刚征服的领土保有控制。一旦提出这番宣言，反抗者就能被归类为“内部”反叛分子，而非另一自治的国家势力。他们把国家扩张描绘成一个有机的持续过程，不断并入本该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国和俄罗斯都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制订其现代民族政策。

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仍有一项明显不同于中国之处，那就是对宗教对抗的强调。俄罗斯神职编年史家很自然地将天命（Providence）引进他们对扩张战役的描述里，把这些战役描绘成上帝授意，是黑暗异教势力和光明基督教势力之间的冲突。他们用基督徒的罪恶和恶习来解释俄罗斯的失败，用上帝的恩典和出于正义的干预解释俄罗斯的胜利。中国对征服的合理化并未援引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尖锐宗教对立，因为清廷的宗教政策已将佛教容纳入官方体制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中国史官仍认为皇帝的胜利背后是上天操纵，将对手描绘为违背天意的“匪”。

为了强化统治的正当性，中国还声称自己与过去曾宣称拥有中央欧亚主权之帝国政权乃一脉相承，还把持续抵抗的自治蒙古国当作在属于中国的领土上作乱的“内部”叛乱者。它在“生番”准噶尔和“熟番”蒙古之间画下明确的文化界线，前者因为不属于文明国度而被认为应该剿除，后者则是主动归顺满人的统治。虽然中国并未将此理解成神的旨意，但中国皇帝确实声称其成功征服反映了宇宙的自然秩序，并将这观点刻在帝国各地的石碑上。

当然，像这样把军队、国家和人民之间原本难以预测、目的纷杂且往往奠基于务实理由的互动交流，改写成冥冥注定的二元冲突，其实普遍见于其他国家改写历史的尝试。然而，由于定居社会与中央欧亚大草原的资源不平等，导致我们很难真正回头运用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双方相遇的历史。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档案与史料，都来自战胜的中国和俄罗斯国家。透过自己写下的史料，以及打压非官方正统的档案与记载，这些国家创建了自己，也建构了自身的历史。

在占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三十年后，俄罗斯展开了第二次的大规模东扩。70 一五八二年，哥萨克人叶尔马克（Ermak）击败了库楚汗（Khan of Kuchum），为俄罗斯聚落打开前往西伯利亚森林之路。俄罗斯人的堡垒一个接着一个，在主要河流创建据点，持续向东移动直到抵达太平洋，然后穿过白令海峡前往阿拉斯加。

第二次亚洲扩张的动机和过程，和第一次大不相同。没有游牧大国的统治者挡路，也不用按照大草原的政治风格来玩错综复杂的外交游戏。沙皇本人并未直接介入。毛皮贸易商（promyshlenniki）和哥萨克人不断将边界向前推进，然后与当地部落协商（他们是半独立的国家代表，不完全受总督[voevody]节制）。扩张的主要目标并非出于安全，而是为了榨取财富。自中世纪以来，被称为“软黄金”的毛皮，成了莫斯科国重要的收入来源。。71 毛皮在俄罗斯邻近地盘的枯竭，驱使他们深入东方，寻找紫貂、水獭、水貂等毛皮动物。就像刀耕火种农民，或加拿大和美国的拓荒者，俄罗斯贡品征收者把一个区域的盈余耗尽后，便继续向前榨干下一个区域。

扩张改变了新兴帝国的身分认同。西伯利亚作为被殖民的丰饶之地的形象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越来越牢固，宛如俄罗斯版的“黄金之国”（El Dorado）。彼得大帝于一七二一年宣布俄罗斯如今已成为帝国，不再只是沙皇国（Tsardom）。他把俄罗斯置于欧洲的权力平衡之中，成为拥有专属亚洲领地的扩张帝国。地理学家塔季谢夫（Vasilii Tatishchev）提出了以乌拉山脉作为俄罗斯欧洲和亚洲分野的概念，启发了瑞典军官史托兰伯（Philip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的边界绘图定界。。72 朝向亚洲的西伯利亚扩张，形塑了俄罗斯的命运，重要性不下俄罗斯更为人所知的西向欧洲，不过俄罗斯学术研究往往忽略了这点。

往西伯利亚扩张，最初是和俄罗斯与喀山的斗争有关。诺夫哥罗德公国自十二世纪以来，便从与西伯利亚的灰松鼠毛皮贸易中获益。莫斯科在一四七一年大败诺夫哥罗德，接管藏有毛皮资源的支流，但仍进一步朝东北扩展，以获取更具价值的紫貂毛皮。莫斯科人在一四八三年及一四九九年向东北进攻，跨越乌拉山脉，经过秋明（Tiumen）到鄂毕河，然后收服了伊格里（Iugri）和沃古利（Voguly）部落。莫斯科将奢侈皮草（尤其是紫貂和白鼬）拿来与欧洲商人和后来的鄂图曼商人交易。莫斯科还把毛皮作为给克里米亚大汗的外交礼物，后者因此允许莫斯科商队穿越大草原，在黑海港口从事贸易。莫斯科的扩张目标有二：使东北部落直接臣属并进贡紫貂，以及控制将毛皮带到乌斯秋格（Ustiug）市场的贸易路线。当莫斯科大公国和喀山相安无事，莫斯科就放缓了东北侵略的脚步，因为它可以仰赖喀山的市场取得毛皮；当双方敌意升高，莫斯科则向东北进逼以确保毛皮供应。东北扩张在十六世纪早期强度稍减，但莫斯科在征服了喀山后又继续向西伯利亚进击。西伯利亚扩张延续了莫斯科长期从东部大草原和森林区获取经济资源的需求，被牺牲的则是过去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喀山和失比尔（Sibir）汗国。。73

在十六世纪中期之前，中央欧亚都有一个汗国阻碍着俄罗斯进入西伯利亚。它由诺盖鞑靼人在十五世纪晚期创立，他们向北逃跑，远离俄罗斯在乌拉山脉以南的扩张行动。其首都位于失比尔城镇喀什里克（Kashlyk），靠近后来的俄罗斯城市托博尔斯克。在雅迪格尔（Ediger Taibugid）的领导下，该汗国向莫斯科称臣纳贡。但库楚汗在一五六三年从雅迪格尔手中征服了失比尔，拒绝继续进贡，并控制了图拉河（Tura）、托博尔河（Tobol）和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库楚汗打算与莫斯科的伊凡四世创建友好关系，在一五七○年派遣朝贡使团，但俄罗斯移民早已开始迁徙至他的领土。一五五八年，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Gregory Stroganov）已在库马河（Kuma）* 的彼尔姆（Perm）创建了一个免税聚落。一五七九年，格里戈里的侄子雇用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Ermak Timofeevich），保护其领地不受库楚汗的突袭。此前叶尔马克还过着四处劫掠的强盗生活，沿顿河（Don）和伏尔加格勒河突袭旅行商队和沙皇官员。一五八二年，叶尔马克率领八百四十名部众在图拉河击败了库楚汗的部队，并迫使当地的奥斯蒂亚克（Ostiak）和沃古利部落纳贡。他占领了库楚汗的首都，大汗南逃。他把新征服的土地献给伊凡四世，并请求沙皇赦免自己过去的罪行。他在一五八三至一五八四年来到托博尔河河口，但在一五八四或八五年遭鞑靼人包围。叶尔马克溺毙河中，部队于是撤退。。74 叶尔马克既被当作盗匪，也被视为民间英雄，为俄罗斯打开了殖民西伯利亚殖民的大门。

在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一五八四至一五九八年摄政，一五九八至一六○五年沙皇在位）统治期间，俄罗斯人持续巩固在西伯利亚的据点。第一批主要堡垒（ostrogi）于一五八六年在秋明，以及一五八七年在托博尔斯克动工。一五九四年兴建的堡垒塔拉（Tara）则成为攻打库楚汗的主要基地，迫使他一五九八年前往诺盖汗国，最终死于该处。根据兰泽夫（George Lantzeff）和皮尔斯（Richard Pierce）的研究，修建塔拉旨在确保布哈拉商人使用的贸易路线安全，“也可以被当作俄罗斯走向中亚的第一步。”。75 堡垒一步步向东方推进：一五九六年到纳里姆（Narym），一六一九年到叶尼塞斯克（Eniseisk），一六三二年到雅库次克（Yakutsk），最终于一六四九年抵达太平洋岸。

俄罗斯的征服战略以河流、港口和堡垒为基础。。76 首先派哥萨克人探索河谷，然后总督率领士兵修筑堡垒，作为进一步吞并其他领土的基地。北方分布疏落的部落民族，无法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尽管他们非常厌恶不可避免的进贡勒索。沙皇主要专注在俄罗斯西边或南边的边境，因此让当地总督全权主事。。77

由于西伯利亚森林的农产量低，所以就连要养活这些小型驻军也不容易。原住民族可以只靠贫乏的农业资源过活，因为他们还会积极的狩猎捕鱼，但是对当地资源毫无头绪的哥萨克人无法养活自己。由于亟需粮食，他们抢夺当地村庄，寻找粮食贮藏、风干肉品和鱼。永久驻军只能靠来自莫斯科和西部的定期补给品过活。在十七世纪初的“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饥肠辘辘，等不到补给和增援，驻军人数因死亡和逃兵逐渐减少。”。78

波亚尔科夫（Vasily Poyarkov）在一六四○年代远征至阿穆尔河（Amur，译按：即黑龙江）。由于他宣称发现有着肥沃田野的大片河谷，住着种植作物的大量人口，而且紫貂和渔获取之不竭，引起外界极大兴趣。他斗胆宣称：“主君的战士不会在这片土地挨饿。”。79 在发现阿穆尔河之前，他的探险队曾度过可怕的寒冬，啃树皮、嚼树根过活，导致四十名手下死于饥饿。那可能要算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为纾解粮食短缺而掠夺了当地的达斡尔族（Daur），以至当地原住民惟恐避俄罗斯人不及而抛弃了田地。阿穆尔河有创造巨大财富的潜力，足以养活其他西伯利亚驻军城镇，解除从遥远的欧陆俄罗斯进口补给的需求。

这就是哈巴罗夫（Erofei Pavlovich Khabarov）在一六五○年于阿尔巴津（Albazin）设防的主要动机。哈巴罗夫发现当地达斡尔人向中国进贡，于是计划在莫斯科支持下进犯中华帝国，夺取其大批金银补给。满洲军队于一六五二年来袭后又暂时撤离，使俄罗斯人相信他们可以成功占领该区。关于阿穆尔河丰饶的疯狂谣言传出，导致农民、毛皮贸易商和士兵们抛弃田地和驻屯，一窝蜂地涌入该地。

但俄罗斯人很快就大失所望。和中国军队发生进一步冲突后，探险队队长斯捷潘诺夫（Onufry Stepanov）通报：“至于谷粮，阿穆尔河的谷粮很少，因为博格德沙皇（Bogdoi Tsar，即中国皇帝）已禁止当地人播种，并命令他们搬迁到他的疆土。”。80 一六五八年，斯捷潘诺夫及其部众被满人团团包围，溃不成军并丢了性命。从一六五八到一六七二年，阿穆尔河成了一个无人区，莫斯科并未致力防御。受困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劫掠者营地，俄罗斯移民粮食短缺（因为自身的无赖行径把原住民族都赶跑了），吃足苦头。

等到一六八九年中俄进行涅尔琴斯克协商（Nerchinsk negotiations，译按：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莫斯科已意识到阿穆尔河没办法为西伯利亚中央的毛皮贸易供给粮食而放弃该区。简言之，西伯利亚的粮食短缺，将俄罗斯人吸引到阿穆尔河，但毛皮贸易的第一优先顺位又使他们把阿穆尔河归还给中国人。和许多记载相反，俄罗斯人并未一贯致力于领土扩张。贸易与粮食才是促使他们东进的动力，而非土地。当北方某一区的毛皮枯竭，便迫使贸易商和哥萨克人深入东方。西伯利亚扩张实由区域生态所决定。一旦陆地的毛皮贸易枯竭，毛皮活动便继续朝太平洋推进，仰赖海獭为主供应源。当毛皮获利在十九世纪衰减，西伯利亚的形象便从丰饶之地转变成荒凉之地。西伯利亚曾经是商人、探险家、自然科学家和逃跑奴隶的诱人目标，如今沦为流放、冰霜和落后之地。81

借用伍德（Alan Wood）的话：“毕竟，最初使内陆的中世纪莫斯科沙皇国蜕变成强大俄罗斯帝国的⋯⋯是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征服与殖民，其重要性胜过一切。”82 俄罗斯最显著的国家特征，就是广阔的领土范围，而征服喀山和西伯利亚对确立此一特征至关重要。俄罗斯的第二项特征，便是欧洲观察家最常提及的沙皇独裁权力。但这个面向很容易遭到错误解读。虽然从伊凡四世的时代开始，沙皇们便声称对其领土有着完全的权威，但实际上他们的控制权比他们宣称的更为有限。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解释为单一的强制过程也是同样误导。83 西伯利亚的征服和统治，涉及混杂的不同群体，其中没有一个群体完全受俄罗斯国家的支配。西伯利亚征服也不是雄心勃勃的沙皇精心构思的“总体规画”一部分。西伯利亚的许多参与者组成了“复杂共生”（complex symbiosis），包括“军人、猎人、商人、官员、正教神职人员、逃跑农奴、企业家和毛皮贸易商、罪犯、宗教异议人士、外国战俘、哥萨克人、工匠、冒险家和流浪者”。一个“相互依赖的错综复杂网络，存在于国家和私人个体、军人、猎人、农民、工匠、商人之间”。84 就连受莫斯科指派的总督，也拥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他们几乎都是专断独行，一手掌握军事与民政权力，靠着强制收受“礼物”与向被统治的子民收贿，聚敛了庞大的私人财富。但他们也并不完全控制着此一浩瀚空间涌入的“流动人口”（俄文 guliashchie liudi，他们可能是逃跑农奴、逃兵或逍遥法外的罪犯）。大批自愿逃亡者在十八世纪涌进此地，使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成年男性从一七一九年的十六万九千名，增加到一七九二年的四十一万二千名。

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

从许多方面来看，扩展到中央欧亚的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移民十分类似。两者都面对一个陌生但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存在。他们因此不同于新世界的征服者。西欧探险家从新世界横渡大西洋，带着奇妙发现和“惊人财产”归来，但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探险家则大不相同。85 十七世纪的莫斯科人似乎对其他民族的古怪习俗不大感兴趣，也并未尝试将他们纳进自己精密的分类系统（其中某些分类还把外国人和动物放在一类）。莫斯科人的突出之处，是对追求利润的全心奉献，以及对传播信仰的缺乏热情；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大相径庭。此外，由于俄罗斯人和西伯利亚人之间没有“汪洋、高山等具重要象征意义的分隔”，因此哥萨克人只是渐进地进入该领土，此点也和西班牙征服者不同。哥萨克人“从未踏足一个新世界，因为⋯⋯他们并未被送到新世界，也没有对新世界好奇的‘公众’”。86

对西北边塞的中国人而言，蒙古高原并不是什么新世界。中国的统治者和士兵认识大草原游牧民族已经有好几世纪。他们无疑认为游牧民是陌生的种族，而且经常明确地将游牧民拿来与动物做比较。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十七世纪深入边境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全新体验。除非为了立即的安全需求，无论是沿着长城驻扎的明朝士兵，或出征的满洲战士，都不觉得有必要增加对大草原异国民族的知识。俄罗斯人寻求获利，仅对有毛皮和象牙的地方感兴趣；中国人则寻求安全，只关注迫在眉睫的威胁。

话虽如此，中国人经略边塞的经验比俄罗斯人悠久得多。中国关于大草原民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第一批国家形成的西元前一千年。从那时起，边防和外交就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哲学。俄罗斯的国家开创较晚，直到西元九世纪才发生。可以说，由于时间更长且在政治辩论中更突出，中国的边境经验比俄罗斯更为深刻、更有影响力；而且俄罗斯自十八世纪起对西欧的持续“凝视”，使许多史学家忽略俄罗斯同等重要的中央欧亚根源。如果考虑俄罗斯史学对此一课题的忽视，则边境关系对俄罗斯人和对中国人堪称同样重要。

哥萨克人和明朝士兵都驻扎在偏远地区的静态堡垒，但哥萨克人更为与世隔绝。俄罗斯政府基本上任凭这些被蔓延数百英里森林隔开的堡垒自生自灭。每个堡垒各自创造自给自足的社区，以收取贡品、开垦少量可耕地，以及与当地人从事贸易为基础。相较之下，中国要塞透过沿长城兴建的岗哨和烽火台保持接触。从关内运来的盐，在此交换茶。吊诡的是，中国堡垒与关内更紧密的联系，意谓着与大草原的融合程度较低；而西伯利亚堡垒与世隔绝的孤立，反而迫使其居住者适应新环境。与北方民族贸易是在西伯利亚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尽管存在压迫性的剥削关系，俄罗斯人并不认为西伯利亚民族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异族。相比之下，明朝人盖起城墙，强化他们与陌异且危险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两个帝国在扩张陆地边界之际，与当地人之间的界线比海洋帝国更为模煳，但他们仍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人企图有系统地将边防地区与帝国的核心相结合，俄罗斯人则放任驻军自立自强。

十八世纪标志着两个帝国的观点转向。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启蒙运动定义的文明思想进到了俄罗斯。彼得提倡对西伯利亚矿物、鸟类等珍稀博物的科学调查。负责对当地动植物和人群分门别类的地方官员，逐渐意识当地原住民并不属于理性、洁净和社交礼仪的启蒙理想。诸如“异族”和“野人”（dikii）等用语如今进到了俄语词汇中。随着毛皮进贡的衰退，俄罗斯国家对该区显露出更大的兴趣，然后判定必须区分胆怯无助的纳贡民族、俄罗斯中间人，以及贡品征收者。对分类的兴趣，以视原住民族为人类的观点取代全然的贸易考量，以及透过国家控制将他们与商业的破坏性冲击隔开，这一切都与十八世纪的中国边政相似。把西伯利亚当作流放殖民地，也类似于中国对待新疆的方式。87

总之，西伯利亚和中国在中亚的殖民领地（特别是蒙古和新疆）有许多对照点。这两个地区都混合了多种族的经济和社会范畴。两者享有共同的背景条件：原住民族与征服移民之间的冲突、贸易的诱惑、将流放与自由许诺相结合，还有创建被沙漠或森林之海环绕的驻军孤岛，以及创建其上的军事统治优势。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族数量远远少于中国的中亚原住民族，而且抵抗更为零星。蒙古和突厥民族的反击较为顽强。但两者最终都输给了扩张帝国的军力和殖民者施加的压力。

疾病在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削弱在两国边境的本土抵抗。一六三○年代西伯利亚西部爆发天花疫情，使某当地群族的人口减少一半。疫情于一六五○年代蔓延到叶尼塞（Yenisei）以东，消灭了八○％的北通古斯民族（Northern Tungus）和雅库特人（Yakuts）。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疫情又染指了布里亚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s）。疾病从中国向西传染给蒙古人的时机非常相似，而且也同样对蒙古人造成毁灭性影响。除了武器和财富的优势外，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拥有几世纪来接触欧亚大陆细菌库的巨大优势，而此细菌库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统一。就像美洲原住民和夏威夷人一样，中央欧亚的孤立陆地居民也遭受严重的生物冲击，还遇上了优势武器，以及黄金、烟草和酒精的诱惑。

早在他们接触彼此之前，征服和移垦便影响了两个帝国的国家结构。俄罗斯人向东移动时仅遭遇极小的抵抗，所以可以轻易地用堡垒和小型驻屯控制大片区域。直到他们在十七世纪中叶和位于西南方逐渐成形的蒙古国首次接触，才发现自己遇到了较难对付的强敌。一六一八年，西伯利亚扩张最南边的前哨库兹涅茨克（Kuznetsk）的兴建，便是为了回应蒙古的突袭，阻止蒙古争夺大草原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人（Kirgiz Kazakhs）的纳贡权。88 在十八世纪期间，彼得大帝企图让俄罗斯统治疆域变得更有条理。俄人于是开始创建一道对抗游牧突袭的要塞防御线，从西边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延伸到东边的库兹涅茨克，每隔一百公里就有两个编列二百士兵的防御阵地。目的是强化所有主要河流分水岭的防御。库兹涅茨克被以石材重建，以回应准噶尔国的威胁。但随着准噶尔势力在十八世纪中叶后衰退，其重要性也跟着减弱。这个十八世纪的大筑墙行动，在各方面都重复了莫斯科大公国十七世纪防线的目标，同时也类似十六世纪明朝的防线战略。89 在此处的案例里，扩张的国家借由对紧密相连的静态要塞据点投入大量资源，试图抵御来自统一游牧国家的再三突袭。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明朝的相似性胜过之于清朝。满清在大草原积极展开军事行动，希望能从源头摧毁蒙古国家。

然而，极端自治与极端专制的奇妙结合，区隔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与明清两朝的国家建构。尽管沙皇伊凡四世因其私人维安“特辖军”（oprichnina）的残忍暴戾而臭名昭著，但他也指派强大的斯特罗加诺夫商贾家族为东部边疆几乎完全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并默许他们雇用盗匪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组建自治军队。相较于中国的做法，这种“契约殖民主义”（contract colonialism），更近似于欧洲海洋殖民帝国。无论是默许或刻意为之，欧洲人经常把最初步的征服委托给传教士、冒险家和贸易公司。从某种意义来说，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是所有殖民企业里最讲求实际的，几乎完全没有将对手宗教皈依的需求。相比之下，明清中国动员商人资本开发边疆，但总是保持对贸易许可的官方控制。当私营商人威胁茶马互市，明朝官员便中断贸易。因此，俄罗斯朝西伯利亚的扩张行动，结合了君主专制的西欧政权特征，中央欧亚的政治结构，以及对（中国历朝面对的）大草原游牧国家形成的回应。

第三章中央欧亚互动和满人的崛起，一六○○至一六七○

随着俄罗斯人向东移动至贝加尔湖，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蒙古游牧民族。事实证明，蒙古人是比西伯利亚西部的北极民族更强大的对手。蒙古人上次统一是在十六世纪中叶的达延汗时期。时至十七世纪初期，他们再次分裂成众多独立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领袖。在十七世纪初期间，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和总督，陆续由西到东接触了一个个主要部落：先是瓦剌（卫拉特，后来的准噶尔），接着是阿尔泰山附近的历任阿勒坦汗（Altyn Khans），然后在一六四○年代遇到东部蒙古（喀尔喀蒙古）的领袖车臣汗、土谢图汗（Tüsiyetü），以及札萨克图汗（Jasaktu）。1 （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4）

在明代时期，西部蒙古又有四卫拉特（Derben Oirat）之称（编按：明代文献多称“瓦剌”，此应指蒙古部落之间的情况），包括和硕特部（Khoshot）、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Derbet）、土尔扈特部（Torghut），以及后来的辉特部（Khoit）和绰罗斯部（Choros）。事实上，“四卫拉特”一词鲜少意指由这些部落组成的正式联盟，因为他们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耗在彼此内斗。部分卫拉特蒙古人在十六世纪西迁，归顺西伯利亚的库楚汗。库楚汗的领地在俄罗斯进犯之下分崩离析，引发许多中央欧亚民族的变动，有些民族向俄罗斯人寻求保护，其他民族则打算维持独立领地。俄罗斯堡垒向南延伸至大草原边缘，尤其是塔拉、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Tomsk），以及库兹涅茨克，增加西伯利亚针叶林和大草原两个迥异生态区之间的接触。托博尔斯克是最常和卫拉特人有接触的城镇。根据记载，俄罗斯与卫拉特人的最早接触发生在一六○六年，发生在俄罗斯最南端的堡垒塔拉。俄罗斯为确保对贡品的垅断，在一六○七年出兵攻打蒙古人，将其势力往回推。2

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要以少数兵力面对大草原的战士，就必须谨慎行事。蒙古人开始派出使者，探索协商与创建关系的可能性。第一个卫拉特使团在一六○七至○八年抵达莫斯科，要求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沿岸的放牧权，以及在西伯利亚城镇从事贸易的权利。作为交换，他们愿意与俄罗斯结盟，对抗其蒙古竞争对手阿勒坦汗。第一位阿勒坦汗（一五六七至一六二七年在位）在蒙古阿尔泰山脉以南创建了强大的国家，对西部的卫拉特造成了压力。3 俄罗斯人同意放牧权，但拒绝和卫拉特蒙古人结盟，除非他们对沙皇宣誓效忠并纳贡。这成了俄罗斯与蒙古关系的不变主旋律：蒙古人打算利用俄罗斯的支持来打击对手，无论对手是蒙古人、满人或汉人，并取得在俄罗斯要塞城镇从事贸易的好处，俄罗斯人则是一步步地逼着个别部落向沙皇称臣。

俄罗斯官员在与卫拉特的往来中，使用他们从和西部大草原的关系沿袭而来的用语。他们称呼称臣的宣誓为 shert’，这个用语源自突厥和阿拉伯文的 shart，意思是条约的一个条款。4 从莫斯科观点来看，这样的关系并不对等，而是非基督教民族对正教沙皇的归顺。俄罗斯人称协商提议为 chelobit’e，意思是“请愿”，字面直译是“（对着地面）敲头”，源自经蒙古统治时代传下来的中国用语“磕头”。在俄罗斯的记载里，蒙古人乞求官员“允许他们接受我沙皇的崇高照管”。5 无论他们使用什么字词，蒙古人的意图和他们的描述迥然不同。一般而言，蒙古人把俄罗斯对宣誓和纳贡的要求看作暂时的应急手段，暗示两个对等势力的结盟，俄罗斯人则把这些忠诚的表示看作对从属的永久承认。罕有蒙古领袖接受永远臣服于沙皇，唯一的例外是西部蒙古的土尔扈特，他们向西迁徙数千英里，定居在伏尔加格勒河岸。多数部落保有在大草原移动的权利，保有自由。

一六○八年，卫拉特击败哈萨克斯坦，将阿勒坦汗赶到东南方，不再需要俄罗斯的保护。他们拒绝俄罗斯的归降要求，但在托木斯克和塔拉的堡垒增加贸易活动。蒙古人在一六○七年带了五百五十匹马到塔拉，交换金钱、书写纸张和布料，就这样确立了西伯利亚和大草原之间商业交流的必要基础。和中国人一样，马匹短缺是西伯利亚人的心头患，毕竟森林环境很难养马。蒙古人从草原提供这些必要的运输牲口，交换定居文明的制造商品。蒙古后来又找到了另一个收入来源：毛皮。他们把毛皮当作和俄罗斯与中国互市的筹码加以管制。

一六一四年，俄罗斯人一度成功取得重要蒙古领袖的诚心归顺。面临牲口死于寒冬，以及又遭阿勒坦汗强迫纳贡的损失，卫拉特人受到重创。托博尔斯克的总督向备尝艰苦的卫拉特人递出橄榄枝，前提是他们愿意向沙皇称臣。总督并遣彼得罗夫（Ivan Petrov）和库尼庆（Ivan Kunitsyn）率使团去和重要的蒙古诸台吉相处两个月。四卫拉特最强的领袖达赖泰什（Dalai Taisha）称声愿意归顺沙皇，并提供一万名战士为攻打诺盖的战争效劳。由于达赖泰什后来违背出兵诺言，托博尔斯克总督准备出征迫使他臣服，但总督却被莫斯科方面斥责，并命令他和蒙古人保持和平。十七世纪初，俄罗斯的国力因与波兰人和瑞典人交战而被削弱，因此试图避免在东方卷入军事行动。

在这次出使的过程中，俄罗斯特使们试图努力了解名闻遐迩的中华帝国。他们探听中国的疆土大小和人口，中国的盟友，还有中国人民的信仰。他们透过蒙古东道主取得了某些有用但误导的信息。蒙古人告诉他们，中国人住在大河上的砖造城市里，他们不知道这些城市的名称，但知道中国人的统治者名叫“大博格德汗”（Taibykankan，可能是 Da Bogda Khan 的另一种写法。但当时中国统治者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根据卫拉特人表示，阿勒坦汗和中国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信仰。显然卫拉特人所认知的“中国”，其实是指住在靠近明朝边境的蒙古人。6

准噶尔台吉哈喇忽剌（Khara Khula，卒于一六三四或一六三五年）也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他在一六二○年派了一支使团到莫斯科，获得了俄罗斯沙皇给蒙古领袖的第一道诏书，诏书述说：“你，哈喇忽剌，将臣属俄罗斯，获得我们的保护，不受敌人攻击。”7 但俄罗斯和卫拉特之间的关系随后中断了十五年，因为哈喇忽剌开始和东边的阿勒坦汗鄂木布额尔德尼（Ombo Erdeni）交战。

土尔扈特蒙古人（俄罗斯人称之为卡尔梅克）为躲避蒙古部落的内战，开始向西迁徙，朝俄罗斯的乌法（Ufa）和秋明堡垒前进。土尔扈特也拒绝诚心归顺沙皇，但他们想在西伯利亚城镇用马匹交换毛皮、步枪和铁矿。莫斯科拒绝他们的要求。一六二三年后，当他们开始突袭俄罗斯领土和向俄罗斯纳贡的民族，莫斯科方面下令，只要卡尔梅克人愿意和俄罗斯城镇保持距离并停止突袭行动，就和他们重启定期贸易。在一六三○年代，土尔扈特人开始横越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大迁徙，最终在伏尔加格勒河岸边安顿下来。8 其他群体持续朝那里移居，直到一六四○年代为止，但他们和留在蒙古高原的部落成员保持联系。因此，一部分的卫拉特联盟变成了俄罗斯沙皇真正意义上的附庸，其余部落则统一在西部蒙古准噶尔部的领导之下。

土尔扈特之外，早期的阿勒坦诸汗是最积极寻求俄罗斯协助的蒙古人。俄罗斯与统治西北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汗的关系，有别于卫拉特，因为阿勒坦汗更靠近中国。一六一六年，阿勒坦汗用通往中国从事贸易的路径（穿过他的领地约一个月路程）引诱俄罗斯使团，以交换步枪和毛皮。由佩特林（Ivashko Petlin）率领的使团是第一支前往中国的大型使团。尽管他们确实不受阻碍地通过了阿勒坦汗的领土，但当阿勒坦汗要求军事协助以对抗其卫拉特敌人时，震怒的沙皇切断了双方的关系直到一六二○年代。俄罗斯人在此也依循一贯手法，致力自外于蒙古人的内部冲突，同时确保能够通过蒙古领土进入中国。蒙古人方面则同样致力于把俄罗斯人拉到他们的阵线──透过策略性地宣称臣服沙皇。新的阿勒坦汗在一六三一年和俄罗斯恢复关系，提议愿意宣誓效忠，换取俄罗斯得协助对抗他在南方的新对手。他也在一六三八年派出第一支从中国到俄罗斯的茶叶旅行商队。然而，一六四○年代末期时，阿勒坦汗已和崛起的满洲人势力结盟，而其继承者拒绝承认过去对沙皇的宣誓。有趣的是，最后一任阿勒坦汗罗卜桑（Luvsan），在一六六○年代希望俄罗斯能协助其在图巴（Tuba）* 的赫姆奇克河（Khemchik）兴建要塞，但遭到拒绝。他在一六八一年归顺清朝，一六八二年过世，西北喀尔喀蒙古的自治势力随之告终。

俄罗斯人进入了蒙古大草原之际，分裂的部落首领开始在卫拉特的领导下逐渐统一。明朝衰落导致中国在该地区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但其毛皮市场的吸引力则促使俄罗斯人稳步向东移动。即使在此早期阶段，就能看出俄蒙关系将会十分紧张，因为蒙古人拒绝无条件地臣服沙皇，俄罗斯人则是基本上把蒙古领土视为通往中国的中途站。与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宣称的相反，俄罗斯沙皇从未与卫拉特—准噶尔结盟对付中国。但无论俄罗斯和蒙古史学家如何主张，他们与蒙古人的关系也并非一直是和谐的。

创建准噶尔国

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西部蒙古人遭逢明朝灭亡和俄罗斯进逼的同时，正试图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遭遇重重的困难。十六世纪晚期的卫拉特人极为支离破碎。个别部落首领与东方蒙古首领作战失利后，纷纷被驱赶到阿尔泰山脉以西。在此同时，他们还遭到来自哈萨克斯坦斯坦和吐鲁番的攻击。到了一五九○年代，某些卫拉特台吉为了保住牧场而被迫向哈萨克斯坦人投降。

一五八○年代，阿勒坦汗开始对卫拉特发动一波勐烈攻势。当他派了一支军队前去寻找卫拉特领袖时，却找不到一个统一的联盟，而是散落在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许多自治台吉。一六一六年，负责接触卫拉特的俄罗斯特使得知他们分为四个部落：由达赖台吉（Dalai Taiji）领导的杜尔伯特部、哈喇忽剌治下的准噶尔部、拜巴噶斯（Baibagas，卒于约一六三○年）治下的和硕特部，以及和鄂尔勒克（Kho Urluk）治下的土尔扈特部。达赖台吉是四人中最强的，但他不是大汗。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被尊为大汗，因为他是十三世纪创立卫拉特的诸汗后裔。9 虽然拜巴噶斯汗是部落领袖盟会（chulgan dargi，汉文“丘尔干”）的领袖，他却没有真正的权力。10 各汗各自管理自己的人民。然而，为回应阿勒坦汗的威胁，拜巴噶斯汗得以集结一支由三万名和硕特人、八千名杜尔伯特人、六千名绰罗斯人、四千名辉特人和两千名土尔扈特人组成的联合军队。11 虽然这是迈向统一行动的第一步，卫拉特仍因部落领袖间的持续对抗而分歧，特别是拜巴噶斯汗和准噶尔领袖哈喇忽剌之间的对垒。针对牧地的内斗及为回应外部威胁的团结尝试，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在十七世纪早期明显加剧。

在一六一六至一六一七年的部落领袖盟会上，卫拉特同意确立内部和平，而且不帮助那些袭击其他同胞的卫拉特人，不过部落领袖的敌对仍然持续。同时，某些部落开始与穿越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创建关系。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已于一六○七年开始与塔拉总督进行归顺沙皇的谈判。12 一六○八年与阿勒坦汗的大战爆发时，多数卫拉特部落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兴趣，因为他们暂时团结起来对抗来自东方的威胁。但哈喇忽剌和阿勒坦汗在一六二○年代都曾派使团到莫斯科寻求援助，以对付另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哈喇忽剌表达了他对铁制武器的需求。诚如前文引用的诏令所提，莫斯科接受了哈喇忽剌的归顺，但拒绝为任何一方出面干预。到了一六二二年，心生不满的哈喇忽剌和其他卫拉特人突袭库兹涅茨克取得武器。13

一六二○年代，卫拉特成功组成了结合四个部落领袖的联盟，挥军攻打阿勒坦汗。在统一的卫拉特军队中，拜巴噶斯汗指挥一万六千人的部队，哈喇忽剌率领六千人的部队，另外三名领袖合计统御一万四千人。14 一六二三年，联合部队攻打阿勒坦汗，胜负悬宕难分。他们擒获了许多俘虏，但哈喇忽剌也失去许多部下。经过后续的战役，卫拉特终于在一六二八至一六二九年间战胜阿勒坦汗。逃往西伯利亚堡垒寻求保护的卫拉特人，如今得以迁回他们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家园。

哈喇忽剌试图透过调解继承纠纷来增加个人影响力，但他仍然只是卫拉特联盟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一六二五年，一场重大内战将卫拉特撕裂。当某位和硕特领袖去世后，他的兄弟拜巴噶斯汗与楚琥尔（Chokur）两人为了遗产发生争吵。哈喇忽剌和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吉都尝试调解，但直到楚琥尔动员万人大军攻打并击败其兄长，争议才得以解决。15 即便当卫拉特面临来自阿勒坦汗的重大威胁，他们还是无法在继承冲突上自我克制。哈喇忽剌和达赖台吉都努力强化团结，但部落结构仍不稳定。

在此同时，和鄂尔勒克与俄罗斯人展开谈判，使土尔扈特族人跨越大草原到伏尔加格勒河。16 由于多数土尔扈特人已出发前往伏尔加格勒河（约五万户家庭，二十至二十五万人），从而排除了准噶尔地区内的一大分裂源头。土尔扈特的外移削减了卫拉特的整体力量，但因为排除了哈喇忽剌治下最不满的部落，反而有助于整体团结。

尽管藏传佛教在西部蒙古的影响比东部缓慢，其仍在十七世纪后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拜巴噶斯被劝阻不要进寺院修行，但许多蒙古贵族都将儿子送进寺院。拜巴噶斯的养子咱雅班第达（Zaya Pandita, 1599-1662）借由与西藏的紧密结盟，强化了西部蒙古的团结。17 一六一六年，他被送到西藏的一间寺院学习佛教和密宗心法，长达二十二年。他在一六三五年参加第五世达赖喇嘛十七岁的就职仪式时，班禅喇嘛交付他一项使命：翻译藏文典籍并传播佛教教义给蒙古百姓。一六三九年回国后，咱雅班第达先是去找了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台吉（Ochirtu Taiji，如今已成了车臣汗），但很快就收到来自其他重要蒙古领袖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邀请，并访问包括土尔扈特首领在内的四大卫拉特领袖的牧地。他几乎一生都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穿梭，到各地主持丧葬和婚姻仪式，创立寺庙、讲道、斋戒，以及翻译藏文典籍。一六四八年，他发明了托忒文，这是蒙古文字的一种变体，专为西部蒙古方言设计。他在世时将超过一百七十七个珍贵的藏传佛教文本翻译成蒙古文。一六五○年，他在一次前往西藏的旅途携带了十一万银两。他将这笔钱捐出来，用于制作雕像及资助札什伦布寺（Tashilhunpo monastery）。他还请教了达赖喇嘛对清朝新皇帝的看法。

大汗们钦佩他深厚的藏传佛教知识，赐予门徒、仆人和一大群马与牛，让他得以发挥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卫拉特左翼和右翼在一六五七年爆发内战后，咱雅班第达成了关键调解人，他参加一六六○年举办的大会（丘尔干），协调对立的派系。当他在一六六二年从西藏归来的途中圆寂，弟子们带着他的骨灰回到拉萨。他在拉萨受到红帽与黄帽喇嘛的缅怀，而且第五世达赖喇嘛还命人制作了一尊他的大型银雕像。咱雅班第达创立了卫拉特的文学传统，经由马不停蹄的旅行与讲道，使蒙古大汗们彼此之间的链接不断，而且确保了佛教在西部蒙古的支配地位。虽然未能阻止蒙古人内斗，他仍让相互竞争的大汗们保持联系，不断地强调他们作为佛教施主的共通连系。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ewalski）认为，佛教在蒙古是一种“消耗活力，阻碍进步的宗教”。拉铁摩尔所见略同，他认为佛教把最有生产力的蒙古人从草原畜牧撤出，而且还瘫痪了蒙古贵族，因为他们把领土固定在寺院聚落周围。18 但在十七世纪卫拉特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此地佛教并没有导致同样的结果。咱雅班第达为大汗们提供了一项最强大的合法化力量，超越军事优势以及成吉思汗世系血统的束缚。喇嘛为蒙古的部落首领提供了重要资源，赋予他们作为转世大汗的合法性，提供他们书写系统，并将他们彼此相连，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大草原民族或中国的文化体系。虽然明朝官员认为佛教是控制蒙古人的管用工具，但他们却无法控制蒙古人对佛教的观感。直到十八世纪，满人才设计出许多方法，确保蒙古人和西藏喇嘛归顺清朝。

研究这个时期的多数学者，从十八世纪的帕拉斯到较近期的兹拉特金与若松宽（Hiroshi Wakamatsu），皆主张当哈喇忽剌于一六三五年去世时，留下了迈向统一的政治遗产，因此他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一六三五至一六五三在位）才得以自命为卫拉特的唯一领袖，以及准噶尔汗国的创建者。然而，宫胁淳子对此一解释严厉批评。在她看来，巴图尔从未成为大汗，因为只有成吉思汗的父系后裔有资格获得这个头衔。19 她认为卫拉特作为“汗国”的真正统一发生在一六七八年，当时噶尔丹杀死了他的岳父和对手鄂齐尔图车臣汗后，从第五世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博硕克图汗（Boshoktu Khan）的头衔。在她看来，认为准噶尔在巴图尔大汗的统治下创造了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错误解读。这种想法误信了十八世纪才创造的文献，而没有正视十七世纪的历史事实。

宫胁淳子的解释，非常吻合本书目标：重建这一时期国家形成的偶发因素。她批判人们以后见之明采用了不恰当的概念，此事亦有充分的根据。然而，尽管后人夸大巴图尔的权力，我们至少仍能把一个未完成的国家建设计划归功于他。该计划意图创建一个更中央集权与稳定的卫拉特社会，并由准噶尔统治。

一六三○年拜巴噶斯过世后，和硕特的领袖顾实汗（Gush Khan）握有了大汗的头衔。顾实汗把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因此两家关系密切。但诚如宫胁淳子指出，由于他并非成吉思汗世系的直接后裔，因此巴图尔不可能是卫拉特不具争议的共主。他只能自称为“珲台吉”，也就是大汗之下的第二把手。顾实汗、巴图尔和鄂齐尔图台吉，在一六三四至三五年间组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哈萨克斯坦人。顾实汗还在一六三六年率领一支远征队前往拉萨，巴图尔则在一六三七年陪同他远征库库淖尔。20

我们不禁想拿巴图尔与同时代的满人皇太极（Hong Taiji）做比较。就像这位满人领袖，巴图尔也尝试在部落首领之间集权。只不过他与皇太极不同，无法拥有大汗的最高称号（在满人社会，头衔不需要成吉思汗世系的血统）。尽管他的合法性并不稳固，但形势对他有利。来自西边分裂的哈萨克斯坦人，以及东边的阿勒坦汗的威胁下降。土尔扈特部的离开减少了草场的人口压力。一六三五年，和硕特部当中的十万人已迁徙到库库淖尔创建自己的国家。那些不想屈从于巴图尔的人，选择了出走，而非起身抵抗。巴图尔打算诱使脱离的团体，连同东部蒙古人，一起回归大一统的准噶尔领导，但他不能对他们发起军事行动。

巴图尔反倒强化了与俄罗斯人的关系，重新恢复双方间断十五年的外交关系。他在统治期间，派了三十三支使团到莫斯科，并接待了十九支从西伯利亚来的使团。21 借由安排哥萨克战俘回归，以及解决边界冲突，他和阿勒坦汗竞夺沙皇的青睐。他与俄罗斯的两大冲突来源已经至少暂时得到解决：获取盐资源的管道，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忠诚。针对生活在叶尼塞河上的吉尔吉斯斯坦部落的竞争在一六四一年加剧，因为巴图尔声称有权向他们征收贡品，否认托博尔斯克总督也有权征收的宣称。吉尔吉斯斯坦人虽然透过承认双重主权的巧计，避免了战争，却不幸得要同时向俄罗斯人和准噶尔人纳贡。22 此时巴图尔被允许在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等地扩大免税贸易，特别是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形成一个独立城区，称为鞑靼聚落。贸易主要以外交赠礼的名义进行，其中准噶尔用马、牛、羊皮和毛皮，交换了以布料、皮革、丝绸、银、海象牙和金属制成的手工艺品。23 来自突厥斯坦的“布哈拉”商人担任此新兴中亚贸易的中间人而致富。俄罗斯人，如今很清楚前往中国的贸易路线会经过准噶尔领土，赞同经营与蒙古人的和平贸易关系。

巴图尔的目标相当明确：积累贸易、农业和人口资源以增强国力。一六三八年，他要求西伯利亚总督提供猪只和鸡只，好在新并吞的突厥斯坦地区的准噶尔农场饲养。一六三九年，他要求枪炮、装甲和子弹。他派了一支代表团到莫斯科，因为被告知托博尔斯克不可能取得这些物品。一六五○年，他要求托博尔斯克总督提供更多的“礼物”，以持续确保和平贸易关系。他还要求俄罗斯将工匠，包括石匠、木匠、铁匠和武器制造者，送到准噶尔。24 俄罗斯同意送猪和鸡，但拒绝提供武器制造者，始终如一地避免武器从俄罗斯流向蒙古。然而，自一六三六到一六三八年，巴图尔开始在亚梅什湖（Yamysh）及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和布克赛尔（Kubak Zar）打造首都，由一座石头堡垒和寺庙组成。25 这座新都最初是个只有大约三百人的小城。俄罗斯使者通报表示，该城由中国与蒙古工匠用石头砌成，城墙长约一百公尺、高六公尺。中国人、蒙古人、布哈拉人和喇嘛分别住在不同的城区。巴图尔引进突厥斯坦农民耕种田地。堡垒环绕着都城，配有从中国引进的四门大炮。巴图尔珲台吉本身在约七天路程以外的地方放牧，并不时访问都城。他要求俄罗斯人送他更多工匠，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又建造了其他几座城镇。就像在他之前的俺答汗，巴图尔已开始奠定一个定居政权的基础，但他建造的城并未屹立太久。城市在他去世后倾颓，如今已不留一点痕迹。

这个成长中的国家还有另一项关键资源，那就是盐。盐大概是西北边境最稀缺的基本营养素，其供应向来是明朝边境政策的重点。西伯利亚定居者的饮食也需要盐，可是森林区里没有盐源。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自十七世纪初起，就不断为取得盐的管道发生冲突。一六一一年，蒙古人占据了塔拉附近的一些盐源，迫使俄罗斯人出兵驱赶。一六一三年，西伯利亚定居者抵达了亚梅什的大盐湖。但这座湖泊位于准噶尔统治下的一个地区。直到一六二○年之前，俄罗斯人在这座湖泊开采大量的盐从没遭遇过抵抗。然后蒙古人抵达，阻碍了进一步的生产。随着武装冲突爆发，俄罗斯人计划在此建造一座堡垒，不过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意识到前往此地困难重重，以及欠缺牧场与田地将阻碍驻军供给。他们退而求其次，定期派遣军队根据需求前来取盐。但两千名蒙古人在一六三四年袭击了俄罗斯的军事远征队。巴图尔表示愿以和平贸易取代武装冲突。沙皇在一六三五年同意蒙古人在湖上采盐，巴图尔则批准常规盐矿旅行商队，从亚梅什湖前往俄罗斯，以换取更多的贸易。亚梅什湖周遭发展出了一个商业聚落，直到一六八九年恰克图被指定为中国贸易中心之前，都是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集市为期二到三周，吸引来自中央欧亚各地的商人。他们向俄罗斯出售马匹、中国商品和奴隶（尽管这是被禁止的），换取金属、纺织品和玻璃。俄罗斯人提倡民间贸易的发展，但严格禁止出口武器与火药。26

一六四○年的忽里台大会（khuriltai）象征了在结构松散的联盟中，尝试将蒙古人集合起来的成果巅峰。27 它聚集了喀尔喀蒙古、库库淖尔、伏尔加格勒河的卡尔梅克大汗，以及塔尔巴赫台（Tarbaghatai）的西藏教会代表，讨论避免内哄的方法。只有已从属于满洲国家的察哈尔部（Chahars）被排除在外。忽里台大会商定出旨在调解争端的一套规范，团结蒙古人炮口一致对外，同时加强了大汗和部落领袖的权力。28 部落攻打另一个部落将遭罚款，部落必须帮助彼此抵御外侮，每个部落领袖将保护各自的牧场，并归还从其他部落前来寻求保护的逃亡者。藏传佛教被宣布为蒙古人的官方宗教。29

多数史学家都认为是巴图尔珲台吉和咱雅班第达促成诸大汗和部落领袖的联盟，不过宫胁淳子却认为喀尔喀蒙古的札萨克图汗才是主导者，因为大会办在喀尔喀而非卫拉特的领土。面临崛起的满洲势力，札萨克图汗首当其冲，因此最有理由组织联盟相抗衡。然而，这部蒙古—卫拉特法典，并未成为打造新兴蒙古或准噶尔国家的根本法律。就像早期的蒙古法律，它只适用于部落之间，但每个大汗在领地内仍保有自治权。30

一六四○年，满人对多数蒙古人还算不上严重的威胁，无法强力刺激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尽管某些南部蒙古人已向其臣服，但满人还忙于在满洲创建自己的国家，并且专注于和明朝的战争。此法典的诸多条款也是针对内部关系。法典强化了个别大汗在其领地内解决纠纷的权力，但让他们保有完整主权，而未朝向更大规模的邦联迈进。正当满人创建一个以八旗制度（banner system）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强国，而日本的统一者开始将强化的封建藩国与中央化的军事政权结合起来，蒙古人却只实现了部分的内部整并，就连一个松散的统一联盟都没能产生。卫拉特在一六四○年代爆发严重内战，十年后，喀尔喀蒙古人和库库淖尔的和硕特人都已开始和新兴的大清国合作。

尽管一六四○年的忽里台大会的确可能是蒙古迈向国家制度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其进度却远远落后于它的对手俄罗斯、满洲和日本。近代早期的国家建构分为两阶段：首先要有一位在军事追随者间拥有至尊地位的地方诸侯，再来是由公认军事领袖统帅诸侯组成的联盟。例如在日本，德川家康结合领地内强大的地方大名，然后小心翼翼地平衡各个大名之间的势力，以便巩固幕府统治。满洲领袖创造了新的组织“旗”（banners），借用了成吉思汗的万户概念，将部落领导权吸收到非部落的组织里。然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接班人们生活在更为广阔的中央欧亚空间，无法全部联合在一位公认的领袖之下。他们保持分裂，形成几个互相竞争的团体，顶多能加入彼此的临时同盟，不过也同样可能与四面八方的非蒙古邻居结盟。

巴图尔没有成为大汗的资格，但他可以建造城镇，通过贸易促进民生繁荣，并参与组建对抗清朝的联盟。然而，当他在一六五三年去世，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在九个儿子之中，僧格（Sengge）继承了他的统治权，但僧格的兄弟们对其控制半数曾属于父亲的人民提出了异议。他们在一六七○年杀了僧格。被送往西藏喇嘛寺的其中一个儿子噶尔丹，在这次继任危机期间回来收十残局。噶尔丹成为了蒙古人所需要的大一统领袖，将准噶尔国扩张成中央欧亚最强大的势力。

满人的崛起

满洲人征服中华帝国的惊人过程，已被许多史学家形诸文字。满洲人原是分散在中国东北边境森林和田野的部落民族。我在此集中讨论贯串全书故事的三个主题：以氏族为基础的组织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农业基地的利用，以及满蒙关系在形成早期满人国家的作用。每一个主题都强调茁壮中的满人国家与其中央欧亚邻居（准噶尔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同时凸显三者所面临挑战的诸多相似之处。

满人部落由氏族社会蜕变为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转变，向来是多数有关满人崛起的研究主题。梅谷（Franz Michael）把这个从“封建”转为官僚关系的变化，归因于受中国顾问和中国典籍的影响。在他看来，满人一如过往的征服者，为了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征服前采行中国之道：“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征服本质上并没有差别⋯⋯[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满人）不得不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华文明。”31

但和后来的学者不同，梅谷主张“满人从未被完全吸收到中华文化里。他们始终是征服者的特权群体；保有该民族历史上部分军事和封建过往”。但他仍然认为“中华文明应该被视为[满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对梅谷而言，清朝的满人特性只源自征服的早期，而没有被嵌进国家的永久制度里。32

梅谷的主要史料是一七八九年在乾隆皇帝支持下出版的《开国方略》，但这个文本经过选择性编纂，以便创造一种儒家化清政权的虚假印象，好做为明朝的合法继承者。此书未能带到建国者努尔哈赤和其贵族与家族发生的冲突，且鲜少提及纠缠早期满人国家的经济危机。晚近研究利用《满文老档》中珍贵的满文记载，描绘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况。这些研究延续了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创建的清朝“阿尔泰”诠释传统。33 其主张满洲建国者在建国之际，适应中国之道并不平顺。在这段痛苦的转变过程，菁英阶级存在着重大的内部冲突。来自印刷文本的中国影响力，在满清草创初期微不足道，因为被翻译成满文或用满文出版的典籍相当稀少，而且多数都不是哲学经典。相反的，国家的官僚化应该被看作征服过程中的一种务实且偶然的回应，是受到边塞投降中国人建议的影响，但也受到蒙古盟友、满洲贵族和跨越这三个民族文化隔阂的双文化“越边民人”（transfrontiersmen，引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之语）的影响。国家从捷报连连的军事胜利，突然陷入严重的存续危机。许多受其统治的中国百姓因不满而群起反抗，但也有中国官员支持满人对抗明朝。继承危机可能导致满人政权瓦解，但中央集权最终克服了派系主义。

血腥选长制的根源，困扰着满人国家。受到明朝的影响，满人也可以援引长子继承制原则，但这不是常规做法。满人国家的创立者努尔哈赤（一五五九至一六二六年），于一五八三年和部落的几百名精锐结盟，展开了兵戎征战的生涯。这个联盟包括他的长子褚英（Cuyeng）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Shurhaci）。到了一六○九年，三人已彼此闹翻，努尔哈赤在一六一一年杀死舒尔哈齐。努尔哈赤起初觉得有义务指定褚英为继任者，但后来否认了褚英的继承权，并于一六一五年将他杀害。努尔哈赤在一六二六年去世时，没有指定的继任者。就像蒙古人及其祖先女真人，满人很难不吵不闹就同意由单一领袖统治。34

然而，军事征服减少了内部争吵，因为战争会让更多人被纳入这个军事国家的控制，并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资源。努尔哈赤的军队征服了东北的敌对部落，他将这些人每三百人为一单位，编成“牛录”（niru），纳入军国编制。35 哈达部落（Hada tribes）于一五九九年被击败，成为最早被纳入八旗制度编制的牛录之一。旗是满人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旗制最早在一六○一年便开始形成，主要源于满人按照狩猎行动组织军事演习的惯例。“八旗”（满文 gûsa）在一六一五年诞生，替努尔哈赤于一六一六年称汗的后金帝国奠定了多民族联盟基础。诚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指出，八旗牛录保持了族裔的同质性，尽管八旗将蒙古人、中国人和满人牛录混合在一起。因此，八旗灵活地吸收了几个不同族裔的成员，同时又维持他们的独特性。八旗切断满人内部的亲属链接，把他们绑在一个必须对指挥官彻底效忠的新兴军事和民政组织里。36

八旗制度从基础上为新国家确立了新的团结纽带，取代满洲地区和蒙古早期部落的亲族忠诚。然而，每个旗的指挥官仍是近乎自治的，就像强大军阀指挥着一支忠心耿耿的部队。为了创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努尔哈赤还需要在顶层实现统一。一六一五年，他在设立八旗之余，也设立了五大臣（sunja amban），将领导权交给努尔哈赤及其五个女婿。他将剩下的四个儿子任命为和硕贝勒（Hosoi Beile）。尽管努尔哈赤亲自指派每个旗的统治者，这些旗人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继承者，而且指挥官“实际上将[旗]当作私人财产”。37

随着满人征服辽东地区并吸纳中国人进入国家，努尔哈赤利用他的新子民来限制满洲贵族（贝勒）的权力。贝勒可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或是在征服前的独立部落统治者。他们有隶属于自己的百姓和俘虏，但中国人直接从属于作为大汗的努尔哈赤，而不是从属于贝勒。努尔哈赤不顾反抗，不断将首都向西、向南朝中国国界迁移，远离贝勒的地盘。阿敦贝勒（beile Adun）大概是拒绝接受迁都，在一六二一年因煽动异议被以违抗“国家命令”（gurun i doro）之罪名斩首。努尔哈赤还挑选了八位学者作为主要治国顾问，名为巴克什（baksi）。38 这些人，像是达海（Dahai，卒于一六三二年）和额尔德尼巴克什（Erdeni Baksi，卒于一六二三年），精通满文、蒙文与汉文。有些人也许最早是汉人血统，但他们的祖先入境随俗，加入了边境的满人氏族。他们以汉文书写文告，并翻译汉文经典。身为“越边民人”，他们拥有多文化背景，不只是汉化的媒介。借由制衡贝勒的权力，他们成为强化大汗中央权力的关键助力。39

努尔哈赤在最后的遗嘱中，建议由资深贝勒行集体共治：“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40

然而，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一五九二至一六四三年）由于身为镶黄旗和正白旗的指挥官，在继承斗争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他很可能在努尔哈赤死后以武力夺权，然后违背父亲本意，迅速采取迈向专制统治的必要步骤。41 他铲除了和父亲一起治国的三大贝勒阿敏（Amin）、代善（Daisan）和莽古尔泰（Manggultai）。他以阿敏违背其命令攻打并劫掠朝鲜，然后在永平血腥屠杀中国人为由，在一六二九年将其定罪并逮捕下狱。42 等到一六三六年时，皇太极已经扩大内阁（起源于他父亲设立的八位巴克什），成立六部三院，吸收更多的中国士大夫入阁，然后将贝勒从三院免职。议政王大臣会议创立于一六二二年，起源自努尔哈赤的集体顾问团，然后在一六三七年扩编。但努尔哈赤的会议有八大贝勒参与，皇太极却把满人诸侯一概从会议排除。他只让八旗的直接管理者参与。43

皇太极的中国顾问劝他尽快入侵中国，而且支持他集大权于一身。这些顾问主张，征服所得的新财富应当直接归给大汗，由他分配给贝勒。他们拒绝贝勒的集体共治，也拒绝每位贝勒将掠夺战利品自主发配给追随者的原则。诚如一份奏章所言：“十只羊配九个牧羊人将导致混乱与分裂。”44 这个迈向威权主义的转变，显然对中国顾问有利，他们效忠大汗，盼望征服南方富饶之地，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物质奖赏。想要保持自主的贝勒则在此过程中被牺牲了。

简言之，皇太极在一六四三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看似持久的威权强国。他将满人变成单一民族，让自己成为贵族阶级之上的最高领导者，创造新的政府机构，并宣布满人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一个取代大明的新朝代“大清”。皇太极抛弃过去确立的国号“后金”，刻意中断从明到清的延续性，也中断自身与女真先祖之间的连续性。他公开表示：“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45

然而，新国家仍然很脆弱。在皇太极去世后，辅政时期的继承权之争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崩溃。从一六四三年皇太极崩殂，到一六六九年康熙皇帝正式亲政，共有六个派系先后担任这个新生国家的辅政。46除了顺治皇帝从一六五三至六一年的亲政时期，这些辅政大臣大抵以满人的贵族八旗指挥为主。这些贵族对于采用中国治理之道或吸收中国人担任高阶官职，各有不同盘算。多尔衮（Dorgon，一六四三至五一年担任辅政大臣）首开先例，任命中国官员为朝廷行政高官，但鳌拜（Oboi，一六六一至六九年担任辅政大臣）提倡回归传统满人治国之道，减少采纳中国制度和任命中国官员。

然而，满人的反动，并不表示贝勒重新掌权。事实上，辅政大臣们也促进中央统治者凌驾满洲贵族，巩固优势地位。他们还协助新兴官僚组织的制度化，无论这些组织是衍生自明朝的先例，或源自崛起国家的新开创。官僚和专制凌驾于贵族集体共治，是此时期持续的趋势，不过这并非什么平顺的“汉化”过程。走向专制的驱动力是来自扩张国家的军事和行政需求，而不是因为逐渐接受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对中国制度在国家里扮演角色的态度可能会改变，但是大汗及其顾问逐渐凌驾在贝勒之上的优势却不容改变。

多尔衮作为五岁顺治皇帝的辅政大臣，在一六四四年完成了征服北京的行动。47 他打开“（满汉）二元统治”（Dyarchy）政策，让前明朝官员和满人官员在高阶行政职务上携手共治（“二元统治”其实是个不精确的词，因为汉军八旗是第三重要的官员族群，但既不属于前明朝，也不是满人）。他也不再指派满人王公进到六部。当多尔衮在一六五○年去世时，由济尔哈朗（Jirgalang）引发的满人辅政内部派系斗争，接着持续了两年，直到顺治皇帝一六五三年正式亲政至一六六一年。顺治非常仰赖非满人族群以制衡济尔哈朗，促进了皇帝和耶稣会士、佛教僧侣和宫中太监的接触。他支持汉人有权上奏，严厉打击满人贵族菁英的腐败。

在年轻皇帝的统治下，国家似乎朝非常中国化的方向前进，但当顺治皇帝在一六六一年过世后，皇太后与满人贵族便联手反击。他们把虚岁八岁的新皇帝康熙推上龙椅，但接受四名强大的满人辅政大臣的指导：鳌拜、索尼（Soni）、苏克萨哈（Suksaha）和遏必隆（Ebilun）。48 他们伪造顺治皇帝遗诏，强调国家需要新的德政。借他之口严厉抨击非满人的腐败作风。辅政大臣清洗太监和佛教僧侣，对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汤若望（Adam Schall）严刑拷打，并处决了许多其他基督教追随者。他们宣称将回归属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理想中尚武且纯粹的满人国家，尽管这两位皇帝实际上都巧妙融合了多文化要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能扩增但规模却缩小，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等明朝制度的影响力也衰退。49

辅政大臣因为对本地中国官员的严厉政策而声名狼籍。他们支持处罚江南岁入赤字，引发学生和官员叛乱，叛乱者在一六六一年遭集中斩首。他们对地方官引进有章法的评估方式（考成制），以便根除贪污腐败与确保岁收及时。不过，辅政大臣并未恢复共治的原则，或地方贝勒自治，即便在满洲地区也没有。满洲南部变成了一个新省分盛京，由盛京将军治理。此外当满洲北部受俄罗斯袭击时，一名将军便出面接管。只有在一个面向上，辅政大臣准许较大的自治权：他们让吴三桂和西南与华南的藩王，扩增军事力量和行政独立性。在面对蒙古人、俄罗斯人或台湾的郑成功政权的外交政策上，他们采取较谨慎而不积极扩张的立场。

整体而言，尽管辅政时期明显重申满人传统价值的权威，但并未削弱国家的稳定性。中央集权和军事威权统治进一步加剧，但我们不大能把此一集权化归因于中国影响。十七世纪俄罗斯的混乱时期（一六○二至一六一三年）导致莫斯科国家崩溃，地方分封贵族大力攻击中央集权沙皇的所有权。直到一六一三年新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出现之前，继承斗争、外国势力入侵、农民叛乱、经济衰退，和分封贵族自治权的主张，几乎全都差点摧毁了这个国家。满人也面临上述的各种挑战。创建大清国的皇太极和顺治皇帝都是务实的军事管理者，使用边塞环境最有潜力的各式文化元素建国。满人的反动失败，是因为它打算“净化”国家受到中国制度污染的部分，殊不知这些元素多半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并不存在成功的替代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辅政大臣从来都不能像康熙皇帝在一六七○年那样，制订一道“圣谕”，宣布皇帝治理的基本方针。圣谕详细说明了“与普通百姓有关的儒家正统纲要”。50 后来的版本写满了皇帝的格言，并经口传将圣谕的详细解释遍及整个帝国的老百姓。不同于康熙皇帝，辅政大臣没有太大信心提倡一个连贯的计划，如此直接地处理汉族人口问题。尽管如此，辅政大臣确实提倡了建国者们的根本目标，因为他们也在环境驱使下朝向更中央集权和专制的方向迈进。

直到康熙皇帝终于在一六七○年正式亲政，他的氏族成员才被从所有行政职务上永久排除。因此，氏族和官僚之间摇摆不定的斗争，并非单纯朝汉化直线发展，而是随着重要人物引起的偶发事件及国家的军事进展与经济资源而来回摆荡。

和俄罗斯人或蒙古人的国家相比，满人面对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简单。他们始终专注於单一大敌：位在南方的明朝。他们在其他边界需要面对西方较为亲近的蒙古人，北方不具攻击性的部落民族，和东南方相对孱弱的朝鲜国王。他们已击败由苏尼特蒙古（Sunid Mongol）和喀尔喀蒙古在一六四六年结盟发动的一次叛乱。51俄罗斯入侵满洲北部在一六六○年代尚未形成严重威胁。专注於单一战线，给予国家领导者一个清楚的架构和使命，而军事扩张的需求则驱动了行政与文化改革的连贯计划。当满人在一六四○年代到六○年代向北京以南移动，其统治者们一边持续将明朝势力往南逼退，一边创建地方制度，治理数量庞大的中国百姓。在两位建国者的强势领导之后，辅政大臣的外交政策显得相当谨慎，遵照前朝立下的规矩行事。他们弭平地方叛乱，并撤离东南沿岸人口，以便孤立郑成功及其在台湾的明朝追随者。他们擢升理藩院的地位，让理藩院成了处理西北事务的核心机构，职权独立于礼部之外，礼部则是负责东方和东南的藩属。52这个决定将清朝的“双重外交政策”（bifurcated foreign policy）加以制度化，同时确保了西北边界获得特别关注。不过，满人推迟对多数蒙古部落的征服行动，直到他们稳固了南方情势。对照之下，卫拉特蒙古则不停在不同战线之间转换，和在东边的蒙古人，西边的俄罗斯人与哈萨克斯坦人，以及南边的西藏人交锋。他们的领导阶层在一六七○年时已卷入自相残杀的纠纷，而且没有一人能够取得大汗合法头衔的所有权。满人在两位皇帝与辅政大臣的领导下逐渐中央化，为康熙皇帝亲政后的扩张野心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央集权政权本身并无法取得支撑国家不断扩张的足够资源。满洲地区的生态乍看之下颇为丰饶。从西伯利亚的森林看去，或从中央欧亚的沙漠与大草原看去，满洲地区的河流看似充满渔获，毗邻富饶的农耕地，而且森林里有充沛的猎物、森林物产和矿物。俄罗斯移民听闻这个区域资源丰富的传言，于是向东穿越西伯利亚。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当地部落看起来很穷苦，田地能为戍守驻军提供的谷物少之又少，而且堡垒过不久就开始粮食短缺。前文已提及，俄罗斯人甚至在发现自己擅入新兴满人国家的地盘前，就已碰到粮食供给的问题。

当满人还是四散的部落民时，实行狩猎、捕鱼和小规模农业生产的混合型经济，以维持生存的低标来说要养活自己并不大难。他们也借由贸易森林物产累积财富，特别是卖给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人参，还有毛皮。明朝官员善用满人对贸易的渴望，个别发放朝贡许可以使部落之间产生分歧。他们于是可利用满人争夺许可的机会挑拨离间。努尔哈赤为了集中权力，必须亲自控制所有的许可。这意谓着其他部落被剥夺了使用朝贡资源的机会。

直到努尔哈赤开始创建（他为国家统一和最终征服中国所设计的）军事机器之后，后勤补给的瓶颈才变得严重。随着他击败竞争的氏族领袖并把他们吸收到八旗制度内，他也为自己招来了供给这些部队的责任。周边的朝鲜和辽东民族是最好的新补给来源，于是努尔哈赤的第一步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央欧亚风格洗劫他们。努尔哈赤在建国最初期就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满人使用中国工匠炼铁，开采金银矿，以及发展蚕丝与棉花生产。53 但明朝的回应却是自一六○九年起减少朝贡收入，以及关闭有利可图的边界市集。直到一六一五年时，努尔哈赤早已在正式宣布创立后金之前，承认他的国家欠缺养活自己人民的充足粮食，而且无法和毗邻的蒙古部落对抗。他呼吁清理出更多耕地，以便充实粮仓。54 粮食供应的迫切需求，自此开始变成国家扩张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因素，直至征服北京。努尔哈赤为取得更多粮食，在一六一九年征服了叶赫氏部落。他也同时鼓励蒙古人加入征服行动，并要求他们得在攻打明朝的征途中带上自己的粮食补给，而且不可以偷当地人的粮食。55

努尔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宣布创立后金后面临了双重挑战，一面要喂饱自己的百姓，一面要争取南方辽东的中国人支持。他承诺“振穷恤贫”，缩小明朝贪官污吏创造出的贫富差距。56 加入满人统治的新成员，在一六二三年得到粮食配给的保障，而且中国人和满人具有相同配额。被征服的中国家户则遭到整并，地位从自由人到奴隶不一而足。一六二四年，粮食产量达五到七满人“金斗”（sin，等同九到十三石，或约八百至一千公斤）*的中国家庭，会被分配到土地和房子，但粮食少于此数者被变成了奴隶。57 但“包衣”（boo-i niyalma）或“阿哈”（aha）并不完全相当于中国的“奴仆”（卖身的奴隶）或“壮丁”（自由人）。它是一种个体依附于主人的关系，双方理论上关系紧密，且包衣应受平等对待。诚如大汗所言：“主家应爱护家仆，与之进同食。”58 满人统治者坚持大家长作风，特别是透过保障粮食供应，试图说服辽东地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性命能获得保障，并在新国家的治理下克服不公平的贫富差距。

不过，一六二一年征服辽东的战役，实际上导致了更尖锐的满汉冲突，以及更严峻的生计危机。中国人抵抗不公平对待的叛乱，也主攻粮食供给：满人担忧起新邻居是否对井水下毒，而且在食用猪、盐、鸡、茄子及其他物产时得特别留意。59 努尔哈赤提倡家户合居，让满人与中国人共同生活工作，希望摆脱中国人对满人的敌意，但粮食短缺与文化差异使这项实验以失败收场。满人在一六二一至二二年的冬季没有自己的存粮，为了应急，必须设法从中国人（他们试图暗藏粮食）那边取得粮食，并实行普遍的粮食配给。60 他们在隔年命令平分土地，每个成年男性分得五垧（cimari，相当于三十亩），但这个要求是否曾被兑现并不清楚。扩张中的国家借由向广大中国人口实施新的徭役和谷税征收，试图解决后勤危机，但辽东闲置土地稀缺。随着中国人向西逃离辽西的战事，原本稀缺的土地又更加不足。难民“没有足够谷物或盐巴可食”。61

承受经济压力的满人剥削家里的中国人，把他们当奴隶对待，并偷取他们的财物。辽东的中国人在一六二三年公然造反，放火烧房厝，毒杀满人同伴，并从粮仓窃取粮食。尽管叛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努尔哈赤仍不断接获通报，听闻他的子民对他要求平等对待中国人的命令置若罔闻。一六二五年爆发的起义更加严峻，揭露了更多地方满人官员与指挥官的漤用职权。62

皇太极听取新上任的中国顾问的意见，令部分满洲贵族感到失望。中国顾问敦促进一步集权中央，以及对中国百姓更宽容大度，说服他社会骚乱正侵蚀着大汗的权威，更使情势有利于他难以控制的氏族贵族──也就是“贝子”（beise）。那些抗拒过度偏袒朝中中国顾问的人，像是阿敏，想要重返劫掠与突袭的美好往昔。阿敏在一六二七年攻打朝鲜，违抗大汗之命将朝鲜搜刮一空，并在一六二九年进到中国的永平烧杀掳掠。皇太极昭告阿敏为国家大敌，在一六三三年把他打入大牢。阿敏在一六四○年死于狱中。

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促使皇太极抛弃努尔哈赤整合满汉族群的徒劳。他实施严格的隔离政策，试图创造各自独立但平等的领域。满汉共居的制度被废除，中国人被纳入新组织“拖克索”（tokso，译按：庄屯）。每十三户为一单位，由一名头目负责管理，所有头目皆效力于某个满人八旗指挥官。中国人必须彻底缴械，满人则必须配备武装。63 加强对移动性的严格管制，包括奖励归还逃跑奴隶，和同时期俄罗斯国家强化农奴控制颇为异曲同工。

然而，一六二七年的满人国家“濒临经济灾难的边缘”。64 满人军队在一六二六年第一次吞下对明朝的重大败仗，暴露出这个国家的极度脆弱。满洲微不足道的经济，仅能勉强支撑自己日渐增长的人口。要额外供应一支大军，军队必须在打胜仗时搜刮战利品。这就是典型大草原游牧联邦的生态：当成功搜刮足够战利品奖励其支持者时，联邦的规模会爆炸性扩张，也会在初露败象之际向内崩塌。一六二七年的粮食危机，是截至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谷价比起一六二三年飚涨了八倍，达到每金斗八两（满人的一金斗等于一．八石 *），并传出许多人吃人和抢劫的传闻。粮仓空虚，刚投降的子民分不到任何粮食。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分不到任何土地。65 粮食危机在一六三五年和一六三七年再次袭来。军队缺乏补给，严重削弱了满人的军力。他们的马匹疲累又虚弱，根本无法追赶敌军。66 在辽西提高农业生产的努力未能如愿；敦促富地主施舍给穷苦人家的劝戒，一如往常地被当成耳边风，而且满人没有本钱冒着疏远地主的风险强迫他们低价出售。67 朝鲜再次成为诱人的标靶。满人以军事入侵的威胁逼使朝鲜提供粮食，然后阻挡朝鲜和中国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以便自己垅断对中贸易。和蒙古的关系（对满人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也可能因为满人无法提供足够粮食交换蒙古马而恶化。他们必须防止蒙古人卖马给中国，并抑制蒙古和中国人的秘密粮食贸易。

与传统印象不同，满人国家和军队在一六三○年代其实处于一个相当虚弱的状态。尽管满洲档案并未提供关于这段时期的详细信息，但从满人反复在一六三六到一六四四年秋收之后实施攻打中国城市并撤退的模式，显示满人实力还不足以执行直接征服的计划。68 他们正面临恢复到昔日突袭与勒索政策的危险，而不是创造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遑论征服一个中国王朝。

到了一六三五年时，皇太极的王权已稳如泰山。他克服了满洲族人的竞争，一六三六年改国号大清。在攻打察哈尔蒙古人并取得元朝玉玺之后，他已可自称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者。然而，他战力日衰的军队，受到中国镇守山海关的将领吴三桂抵制，迟迟无法突破。一六四四年的几个偶然事件意外拯救了他：叛军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皇帝（崇祯）之死及朝中官员四散奔逃，还有吴三桂决定离开戍守岗位攻打李自成。这些是满人得以趁机大举入关的原因。69

新兴满人国家背负重重后勤限制，在当时差点导致国家瓦解。事实上，满人并不孤单。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所有重要农耕国家，在建国野心上都远远超出自己力所能及。十七世纪席卷英国、法国、俄国、德国、中国和鄂图曼帝国等全球各国的多重危机，其根源往往也被追朔至国家和军事机构的迅速发展，导致生产潜力有限的农业经济体承受过重负担。人口成长提高了加诸在西欧和中国有限农业生产系统的要求，开征赋税则碰到农业生产的障碍和地方菁英抵抗。明朝开征附加税支付军事防御开销，引发了西北叛乱，最终导致王朝垮台；而法国人对皇家税收的抵制，同样导致十七世纪的投石党内战（Fronde civil wars）与国家分裂。70

在这个脉络下，中央欧亚的国家占据一个特殊的天地。一方面，他们不同于西欧国家，不受有限领土内人口不断增长的问题烦扰。因为在大草原和俄罗斯的空旷土地之间，农民还有数不清的空间可以移动。俄罗斯建国者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农民和土地绑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榨取徭役和赋税。另一方面，中央欧亚的农业生产率太低，扣除生存必须后仅有少数数量能上缴国库。大规模农业生产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国家榨取。俄罗斯人发现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是国家岁入的第二大财源，于是剥削北方的森林民族，使他们以相对低价获得了值钱的毛皮动物，此举早在十二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就已开始。71 满人也仰赖控制区域内的森林资源，作为建国早期阶段的主要基础。事实上，努尔哈赤就是个征服其他部落同胞的森林部落首领，然后利用他们的生产力为其军事政权打底。

但满人与俄罗斯人在移动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定居地区时，双双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征服这些区域需要和当地菁英进行谈判，而且后者的基础远比西伯利亚或满洲的森林民族更为稳固。要把波兰—立陶宛、乌克兰或是辽东地区等边境纳入新国家之前，还需要大型的军事围攻行动和精明的谈判。征服者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必须照养百姓，并避免生存危机。满人和俄罗斯人的国家在十七世纪中叶都曾差点瓦解：满人完全是因为明廷弃守北京才躲过失败的命运，莫斯科大公国则是在莫斯科市民召集了一支军队驱逐波兰入侵者，扑灭农民暴动并选出一名新沙皇，才度过危机。72 到了十七世纪末，这两个政权都从新的经济财富来源与科技突破获得新的扩张力量：彼得大帝果断地朝西方发展，但以莫斯科的遗绪为基础；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接手了中国南方充足的农业财富，不过也没有抛弃他们在西北的战略目标。相较之下，这两个国家在十七世纪初期到中叶期间都还曾面临能否存续的疑问。就领导能力和后勤供给的稳定性而言，俄罗斯人、满人和蒙古人的国家可谓平分秋色。

蒙古对满人国家的影响

满人从草创期开始，和邻近蒙古部落的关系便对国家巩固至关重要。亲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亲近性，将他们紧紧绑在一起。努尔哈赤自一五九四年起便安排满人与喀尔喀蒙古通婚，然后在一六○七年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淑勒昆都伦汗”（Sure kündulen Han）的头衔，取代其氏族头衔“淑勒贝勒”（sure beile，睿智的王子），进而将权力从区区一名地方世族首领，提高到一介中央欧亚大汗的层级。一六一六年，他给了自己“复育列国英明可汗”（Geren gurun be ujire genggiyen han）的尊号，巩固他对蒙古领导传统的所有权。73 多民族统治者、或称普世可汗（蒙文：gür qan, dalai-yin qaghan）的理想，源于佛教的“转轮王”（chakravartin）。此概念在元朝经西藏传到蒙古。西藏喇嘛笔下的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带有神圣的色彩，将他们视为强大的菩萨和护法神的化身。74 十七世纪继承此理想统治身分的最后一人，是察哈尔部的成吉思汗后裔林丹汗（Ligdan〔Linden〕Khan）。任何人在内亚想要继承蒙古帝国的权力，就必须把自己与此意识形态传统连接起来。

根据法夸尔（David Farquhar）表示，清朝的其他帝国治理概念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自蒙古。在此早期阶段，满人尚未开始翻译基本的中国古典文本。诚如前文提到的，努尔哈赤最早的文官顾问，是像达海和额尔德尼人等，这些人的出身都有蒙古背景。达海和额尔德尼的血缘大概是身为辽东“越边民人”的中国人，其祖先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身分，采用起满人名字与文化传统。75 达海（一五九二至一六三二年）负责所有与朝鲜人、蒙古人和明朝的官方沟通。他在满洲军事行动期间与明朝将领进行了和平谈判，然后在一六二九至三○年，以汉文宣读皇帝公告。他还将军事书籍和大明律翻译成满文。额尔德尼巴克什（卒于一六二三年）自幼就识得蒙文与汉文典籍，而且能和中国人及蒙古人以母语交谈。额尔德尼告诉努尔哈赤，天象的征兆（极光，在一六一二、一六一四和一六一五年极为显眼）预示天命很快就会改变。这个诠释结合了中央欧亚的敬天和中国的天命观，使努尔哈赤于一六一六年宣布创建后金。76

这些濡染了三种文化的人成为关键的中间人，从多种根源综理出满人国家的基本要素。他们后来被当作第一批“儒人”编进《八旗通志》的人物传记，尽管他们出身的中央欧亚色彩多过中国。《八旗通志》中收录的后代文人多无蒙古背景，他们的主要贡献来自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这些文化人从事一项困难而危险的文化跨界行动，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达海于一六二三年遭到解职，额尔德尼则在一六二三年因不明罪行遭处决。由于贝勒不满他们和权势日增的大汗关系亲近，他们可能成为了谣言的受害者。77

“天命”的概念（满文abka-i fulingga：满人在一六一六年宣布的第一个年号）如果终归是源自中国，那也是从蒙古传播到满洲。忽必烈汗在一二七二年宣称他的帝国承接了这份天命。78 满人的贝勒结合了世袭王子和官员的角色，恰恰相当于蒙古的“那颜”（noyan）。将国家区分为世俗和宗教领域的二元性质（蒙文qoyar yosun）概念，源自十六和十七世纪蒙古的“国家本质”理论（蒙文törö sajin，满文doro sajin）。尽管看起来与中国古典概念类似，但超越氏族领导的“更高层”的国家概念，其实是“经蒙古滤网”而来到满洲。79

即使是满人最独特的创新“八旗制度”，其蒙古根源的色彩也和中国根源不分轩轾。梅谷主张八旗乃直接仿效明朝的卫所（世袭的卫戍部队）而生，但原始的八旗模型与十进制制的明朝卫所组织，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80 八旗由两个格伦（geren，游牧队）组成，每个格伦再分成四个塔坦（tatan，阵营），每个塔坦有七十五人，但每个旗还包含骑兵（uksin）与步兵（yafahan）。直到后来八旗制度才采用了比较十进制制的组织形式。无论如何，明朝的卫所本身就源于元朝的十进制制军事结构。81 八旗制度的其他显著特征也有常见的蒙古起源：例如军事和民政管理的结合，圣旗的使用，以及世袭官员的任命。

到了一六二三年，最终形式的八旗制度创建在“牛录”（箭）的基础之上。牛录起初是满人的狩猎与作战单位，非常类似蒙古在十三和十四世纪的“旗”（qosighun）。八旗和蒙古的旗一样，以“部落或被视为军队的其他自主政治单位的健全男性”为基础。82 它由世袭王子统领，其官方头衔以蒙古的头衔为范本。因此，作为满人征服骨干的核心制度其根源来自蒙古。83

就像俄罗斯的案例，与其继续讨论八旗制度的中国或蒙古来源孰轻孰重，不如认识到满人从其边境位置产生的创造性融合。该地区特有的制度与个人身分流动性质，人口与生态与社会结构的混合，提供了酝酿创新社会编制的大锅，进而创造了常胜军的军事和社会结构。昂格尔（Roberto Unger）认为：“蒙古人在大草原和边境地区的经历，以及他们作为征服菁英曾面对的困难，帮助他们成为⋯⋯治国导师的角色。他们传授的教训包含持续动员、对既得权力和地方特权之敌意，以及坚持将（至少部分）政府权力隔绝在当地地主与要人的影响之外。”清朝采用蒙古模式，使中国不至再次陷入“倒退循环”，也就是当地地主接管农业资源的控制权，使中央政府资源匮乏，并关闭商业交易网络。清朝的八旗制度“使征服菁英随时能够披挂上阵，而且防止这些人变成忧心地方利益的一群地主阶级。”84

八旗和其他满人制度是混合有成的例子，结合了“纯”蒙古元素（例如书写文字），和经蒙古滤器传递的中国元素。接下来还有纯粹的中国元素，将在日后向南扩张时混合到国家里。

与蒙古贵族世家通婚，进一步巩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结盟。一六一二年，努尔哈赤自己与科尔沁蒙古（Khorchin Mongols）部落首领的女儿结婚。从一六一二到一六一五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们一共娶了六名蒙古妇女。一六一七年后，其他满人嫁入蒙古贵族阶级，而且投降的蒙古部落被纳入满人八旗编制，提供了可观数量的妇女与满人菁英结婚。85

皇太极扩大了联姻政策，把十二个女儿嫁给蒙古部落首领。他利用婚姻关系把二十一个南部蒙古部落大都拉进了满人联盟。清朝征服中国其他地区后，满蒙的结盟变得更有系统和规范。银子和丝绸的特别年度津贴，精心安排的葬礼，以及授予家中男性子嗣高级头衔，全都鼓励通婚。同时，对访问首都的限制，使蒙古贵族不至造次。与蒙古人结婚的满人妇女可以回到首都的家乡，但每十年仅一次，一次最多六十天。年轻的蒙古男孩被选为公主的配偶，带到首都接受满人和中国人的文化教育，再送回他们的部落妥善适应新文化。乾隆和嘉庆将此制度扩充，以涵盖满人和蒙古人各贵族阶级之间数以千计的联姻。同时，双方的平民遭到严格隔离，并且禁止与贵族通婚。

这种高度管制的大规模亲属关系创造计划，大不相同于过去王朝偶尔利用联姻确保与西北边塞民族的和平（也就是可追溯至汉朝的所谓“和亲”政策）。86 汉唐的和亲同盟纯粹是为了抵御边境威胁，但满人的目标是和其他中央欧亚同胞创建亲密的联系──亲密但不会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界线。除了联姻，满人也不忘搭配其他像是礼物、薪饷、免税、教育、取得官职的管道等方法，提供蒙古人与崛起中的满人势力合作的强烈诱因。一六八九年，康熙皇帝有点得意忘形地吹擂，由于他与关外蒙古人的亲密关系，为西北边境带来了和平，消除了困扰明朝的反复游牧突袭威胁。87

尽管满蒙关系日渐亲密，有位重要的蒙古领袖仍然坚决抵抗不断增强的满洲势力，这人就是林丹汗。作为成吉思汗的最后后裔，他持有元朝玉玺，并自视为蒙古帝国传统的合法代表。但在他于一六二八和一六三二年与满人作战失利后，满人便接管了元玺，并将东部蒙古整个纳进八旗体系里。林丹汗在青海死于天花之后，他的儿子与满人公主结婚。察哈尔和喀尔喀蒙古的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个家庭，共组成三百八十四个牛录，科尔沁蒙古则是二十二万三百零八个家庭，四百四十八个牛录。88 直到这次关键胜利之后，皇太极才得以宣布成立真正的三民族帝国。他在一六三六年将帝国取名为大清。满人不再需要回想起他们的十二世纪女真前辈，也就是名为金朝的区域政权（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现在他们可以合法地宣称将创建一个普世帝国。

林丹汗在满人国家里还有另一个重要功用。他在统治期间将大型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Kanjur）翻译成蒙文。满人便是透过这个渠道认识了藏传佛教，铺下了一六五二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之路。89

满人在征服初期就成功吸收东部蒙古和南部蒙古，因此获得大量的宝贵经验，日后得以运用在更西边较为孤立、不友善且更高度自治的蒙古部落的冲突上。在征服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面，他们回归到诱惑、威胁、个人关系和专制官僚管制等方式来延伸帝国触角。这些是他们在建国最初五十年期间，曾有效运用在满蒙关系上的技巧。

当然，蒙古人给满人的最大礼物是蒙古文字。90 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巴克什和噶盖（G’ag’ai）为满人“国语”创造书写文字。两人反对，认为满人已经长期使用蒙古文字和语言，而且他们无法创造一种新的文字。努尔哈赤接着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91 于是命令两人以蒙古文字为范本，创造一种新的字母书写体：

太祖[努尔哈赤]问：“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和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92

噶盖和额尔德尼于是听从努尔哈赤的命令，设计出了新的满文书写系统，接着迅速着手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并在颁布帝国诏令时使用满文。一六三二年，达海增加了变音符号，区分不同的满文元音，外加特定中国子音的额外符号；这个“尖尖的”文字就成了此后清朝的标准满文书写系统。

努尔哈赤显然误认为只要能诵读文言文，人们就能理解内容。他的顾问抗拒推行满文书写系统，可能是因为熟悉蒙古帝国的语言，并希望维持与蒙古制度传统的联系。从努尔哈赤前述的讨论来判断，他脑中想的是一种音节文字（像是日文的平假名与片假名），而不是实际的蒙古或满洲文字（它们是拼音文字）。努尔哈赤考量的动机是出于政治而非语言学。他着重的是如何用口头传达统治者对全满人的书面命令，无论他们识字与否。他需要一套文字系统支撑新国家，因为就像所有过往的中央欧亚统治者一样，他需要将个人意志以突破口耳相传局限的方式传布。他的诏令如今可以用满人自己的语言，大声对所有满人百姓宣读，而且文本可以被翻译成母语以便作育英才。事实上，努尔哈赤借由创造一种独特文字，扩大了子民的文化视野，使他们既能适应非满人的思想，又能保持独特的身分认同。新的书写技术使国家扩张得以涵盖所有满人百姓，不过也使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透过翻译进入满人文化圈。这个圈子过去与蒙古和中央欧亚的佛教世界关系更密切。

简言之，蒙古人对早期的满人国家贡献良多。他们提供了军事同盟、马匹和可追溯至成吉思汗的合法性传统。伴随元玺出现了一个涵括许多民族的普世帝国观，一种理想的统治身分，远远超越满人祖先女真金朝或明朝的国家。透过亲属关系的个人链接，和透过书写文字的文学链接，将两个民族系在一起。努尔哈赤经常援引蒙古人和满人的共同文化遗产来促进双方联盟，但其他时候则强调双方之间的差异。并非所有蒙古人都接受年轻满人国家的霸权地位，只有沙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说服他们俯首称臣。打从建国之初，满人国家的统治者就学会了如何设计环环相扣的战争、外交和经济诱导战略，以确保他们在西北地区的重要盟友保持忠诚。

比较满、俄、蒙的近代国家建构

中国和俄罗斯帝国在扩展至欧亚大陆时，展现很多相同的模式。他们都有爆炸性的规模成长，在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型部落王权扩展到支配广大森林、田野、大草原和沙漠。蒙兀儿帝国（Mughals）、萨法维帝国（Safavids）和鄂图曼帝国等三个中东的“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s）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扩张。尽管火药不是主要因素，但部分以火药武器为基础的新军事组织为其征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满人、俄罗斯人和蒙古人，也仰赖新的军事组织维系国家。他们同样拥有与大草原民族频繁互动的基础，并从这些民族身上学到了移动迅捷的重要性，以及对军事后勤的审慎关注。他们从附近的定居民族身上寻求最容易的财富来源，像是绿洲、稻田或猎捕毛皮的村庄，但他们利用这些资源创建新的国家，而不只是停留在劫掠和快速榨取。

我们可以在本章看到，在满、俄、蒙这三个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就已经透过中央欧亚大草原而联系在一起。这些征服者往往会在成功建国后试图掩盖新国家生成时的复杂过程。俄罗斯教士编年史家创造了一种基督教和异教斗争的简单二元论，合法化新兴沙皇的统治；中国史学家则是把满人放进天命继承与汉化的正统学说里。事实上，征服者的成功，不是因为遵循僵硬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宇宙准则，而是因为他们务实地结合了多种传统。俄罗斯沙皇仰赖精明的大草原外交、骑术和许多蒙古文化遗产，以及东正教和对斯拉夫农民的控制。满人将蒙古式统治、骑术和语言，和中国文言文典籍和满人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准噶尔蒙古把藏传佛教习俗根据蒙古氏族关系和绿洲文化做调整。

鄂图曼帝国提供了这种创意结合的另一个例子。史学家长期以来将鄂图曼帝国的崛起，归功于一群为伊斯兰奋战的正义之士，他们生活在拜占庭帝国和突厥帝国边缘。然而，卡发达（Cemal Kafadar）最近证明，早期鄂图曼帝国其实诞生在一个身分认同和忠诚对象不断改变的边境环境。林德纳也指出游牧民族在鄂图曼建国初期的重要作用。鄂图曼人后来在十七世纪时，还受到被称为“捷拉利”（celali，盗匪）的武装团体挑战。许多史学家把捷拉利看作鄂图曼帝国的公然反对者，但巴基（Karen Barkey）已证明他们其实是鄂图曼政权的产物，主要是一群想在国家内寻求更高地位的退伍士兵。鄂图曼帝国再次成功地在边境竞争不休的情况下，与多个武装团体进行谈判，维系国家命脉。93鄂图曼帝国之所以存在这么久，就是因为其统治者懂得如何和政体内的不同群体进行谈判。

如果我们个别检视每一个帝国，往往只会看到它们最创新的明显特征。但只要同时观察三、四个帝国的崛起，就能看出这些帝国在许多方面上都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从游牧民族扮演的角色，到国家中央集权与地方贵族之间的关系，再到与其他建国竞争对手进行协商谈判。这些技术有些是从邻居那里借来的，有的则是对类似边境环境的共通回应。但我们能在这三个国家的例子中看到，国家创建者都与中央欧亚有所链接，并且都留下了永久的遗产。

第二部競逐權力

第四章满人、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三方冲突，一六七○至一六九○

十七世纪晚期，一位积极进取的年轻中国统治者果断扩张新帝国，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康熙皇帝。康熙亲政不过短短三十载，就已成功强加个人意志于辅政大臣（也就是他的叔伯）、控有西南方的将军（编按：三藩），以及台湾原住民。但最叫人刮目相看的，还是康熙降伏了原本自由的蒙古游牧军事领袖。到了十八世纪，似乎已无人能够反抗帝国控制。这些成就皆非注定，胜券也从不曾在握。康熙得克服来自亲信顾问的反对声浪，其部队也得持续克服艰巨的人为与自然障碍。尽管大清新兴的国家结构（包含中亚元素）支撑起康熙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也不能忽略堪称形塑此段时期的关键力量：康熙皇帝的个人意志。康熙精力旺盛的介入，将清朝的扩张霸业从有前景但受限，提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度。最能代表清朝已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中央欧亚帝国的事件，就是出兵蒙古。

康熙皇帝

爱新觉罗玄烨（一六五四至一七二二年）是顺治皇帝福临的第三子。他在父亲因天花命在旦夕时，被祖母和四位满人辅政选中继任皇位，年号康熙。1 对天花的恐惧在立玄烨为皇太子的选择上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小时候曾出过天花。天花对满人和蒙古人都是致命的疾病。一六三○年代时，满人将军深信蒙古地盘是天花肆虐的危险之处，因此努力确保唯有已出过天花的将官才能率领远征军穿越蒙古。2

新皇帝集三个统治民族的血脉于一身：他只有不到一半的满人血统，因为他父亲和父系祖父都是蒙古公主所生。他从母亲那边继承了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尽管她是满人皇族的一员。3 康熙以八岁之幼龄继位后，便在伯叔们的指导照料下长大。他在一六六七年满十四岁时受一位中国监察御史敦促而亲政。4尽管他在那年正式亲政，但他直到一六六九年六月才积极反抗辅政施加的限制，钜细弥遗地条列首席辅政大臣鳌拜的罪状并将其下狱治罪。鳌拜不久后便死于狱中。新皇帝接着清洗六部尚书与主要的八旗首领，奠定不容置疑的权力基础。

康熙的当务之急是消除治理最高层的派系纷争，他相信派系导致了明朝的覆亡，更是辅政时期的一大烦扰。康熙得减轻满汉之间因鳌拜的满洲本位主义而导致的严重对立，并说服中国的文人阶级相信唯有他的统治才能带来和平。他还需要实现军事征服台湾和西南中国的未竟之志。新皇帝大刀阔斧地镇压三藩之乱（一六三七至一六七八年），展示他不再采纳辅政大臣小心翼翼、犹豫不决的治理政策。康熙的个人意识为清朝的扩张主义注入了崭新活力，复兴了建国之初的尚武精神。

汉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及最重要的吴三桂，是满人征服中国的重大助力。这些汉人官员和将军背叛祖国加入满人阵营，对于击败抗战到底的南明政权至关重要。为奖励他们的归顺，这些将领获得华南和西南地区近乎百分之百的自治权。一六六○年时，尚可喜统领广东，耿继茂控有福建，吴三桂治理云南。5 吴三桂是当中实力最强大者，麾下部队有六万五千强，并受封贵族。中央政府花费九百万两在他的军队上，达顺治年间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二。6 辅政大臣并未挑战三藩日渐增长的独立性，也并未扩张本身的八旗势力作为制衡。反观康熙则在一六六七至一六七五年间新增一百七十九个牛录，使牛录总数达到七百九十九。

南明弃守华南后，清朝便不再需要三藩的军力，但三藩显然打算维护自己的权力根基。吴三桂为了测试康熙心意，遂在一六六七年向其表达退休之意；但康熙还没准备好挑战吴三桂，遂将其慰留。当尚可喜也在一六七三年表达退休意愿时，康熙才迎来真正的考验。关键在于清廷是否想让这些领土成为这些开国功臣的家族世袭领地。议政王大臣会议（The Deliberative Council）同意尚可喜退休，但不允许其子继承兵权。当吴三桂和耿继茂表示想引退时，绝大多数康熙的大臣们都建议不要接受，因为清廷尚未准备与这些地方强权爆发军事冲突。然而，康熙却不顾大臣们反对，接受了吴三桂的请辞，进而引发吴三桂在一六七三年十二月起兵反抗。尚可喜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响应吴三桂的起义，意谓着华南群起叛乱。康熙最终赢得这场硬仗的原因很多：三藩没能有效合作、吴三桂则因为曾和满人合作过而丧失了作为汉人利益捍卫者的声誉。此外，康熙扩增的八旗部队仍然是帝国内最强大的军力。吴三桂在一六七八年的偶然过世，迅速终结了本来有可能持续很久的冲突。

康熙成功压制西南分离主义者，影响了清朝控制帝国其他领土的态度。后来的统治者再也不允许任何区域拥有像三藩一般的自治度。尽管在清朝平定三藩后，其他边疆区域仍维持独特且相对自治的地方行政权，但满人透过控制头衔，控制权力、土地和赋税的继承权，确保这些地方不易脱离中央。

康熙镇压三藩的军事行动，立下日后西北用兵的基调。从这个时期开始，康熙便长期猜疑达赖喇嘛。康熙为了镇压三藩而想获得达赖喇嘛的支持，但他知道地盘与西藏相邻的吴三桂也在长期接触达赖喇嘛。尽管达赖喇嘛最终拒绝支持吴三桂，仍无法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在此役得到察哈尔蒙古人的大力帮助，奠定日后出征时一并动员蒙古降军的基础。但整体来说，康熙对前线将领的表现十分不满，认为将军们谨慎过头且回报不实。

到了一六七八年，康熙已有理由怀疑噶尔丹率领的西部蒙古，不会像东部蒙古各部一样温顺地屈从满人统治。但康熙在一六八○年代经略西北的主要目标，仍是击退俄罗斯人对满北地区越来越多的渗透。一六八四年和一六八六年，康熙派兵攻打阿尔巴津要塞，促成一六八九年清、俄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康熙签订此约的主要动机之一，便是避免俄罗斯人资助势力日渐增强的西部蒙古。

时至一六八四或一六八九年，康熙巩固满人权力的任务算是告一段落。7 他赢得中国文人菁英支持其统治，也成功透过一六七九年的博学鸿儒考试吸收了几乎所有的明朝菁英。他已稳固所有边疆，击溃明朝忠臣郑成功在台湾的据点、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塞指挥官，以及控制西南地区的强大藩镇势力。康熙已确保皇权凌驾于相互竞争的满洲权贵之上，确立了稳定的官僚制度。那么，为何稳坐大位的他却在十年后再次不顾群臣反对而发起另一波风险极高的扩张作战，甚至御驾亲征？就战略上来说，清帝国并没有急于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其版图在一六七八年已经超越明帝国，而且准噶尔蒙古人对中国统治核心并不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将在下文探讨，康熙对抗噶尔丹的战役是如何从俄罗斯人、蒙古人、满人、藏人等不同角色在大草原变动环境下的偶然互动中衍生而来。

噶尔丹和康熙的关系起初友好，维持着噶尔丹历代祖先立下的先例。顾实汗在一六五三年获准派朝贡使团到北京，获得了顺治皇帝给的御印和荣衔。鄂齐尔图汗（Ochirtu Khan）、车臣与土谢图汗，以及其他驻扎在甘肃边界的蒙古人也都被纳为朝贡藩属。一六七七年，清朝接受噶尔丹的进贡请求。清廷对噶尔丹的个性略知一二：他“残暴、诡计多端，而且好战”，他借由实现替手足僧格复仇的誓言而成为领袖，而且很快就支配许多西部蒙古的部族。8 他从小头目窜起成为珲台吉，使他有资格以和其他大汗平起平坐的身分进贡。清朝将纷扰的蒙古部落视为藩属，确保他们能维持和平：既可能蒙受皇帝恩泽，也可能遭受皇帝盛怒之殃。一六五五年，八名喀尔喀蒙古领袖受封“札萨克”（Jasak）*，并获得固定的朝贡补贴。他们每年必须交出八匹白马和一头白骆驼──史称“九白”，并获得银、茶、锦缎和其他织品作为回报──都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品。9 这些关外的蒙古人唯有透过严格管制的朝贡使团才能进到清帝国。

然而，噶尔丹势力的坐大破坏了清朝所维持的藩属和平，也妨碍了将其隔绝于关外的目标。到了一六七七年末，被噶尔丹打败的厄鲁特（Ölöd，西部蒙古）领袖们已开始非法跨越边界，偷窃边防和当地居民的马匹。10 额尔德尼和硕齐（Erdeni Qosuuci）是其中实力最强大者，兵力超过一万帐；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Morgen Alana Dorji）则握有数千帐兵力。受寒冬饥馑的威胁，这些入侵者跨越国界，为粮食和牲口杀戮掳掠。康熙发现他们的越界是出于绝望，于是下令边界部队不得将其赶尽杀绝，只是尝试将他们赶走。最重要的是，康熙偏好防御政策：加强边界卫戍的警觉性，先发制人，防止蒙古人跨越国界。

一六七六或一六七七年，噶尔丹打败并杀害岳父和硕特领袖鄂齐尔图汗。他试图延揽鄂齐尔图汗的人马，但多数人都逃跑了。11 一六七八年初，鄂尔多斯地区传出许多蒙古人遭鄂齐尔图汗残部侵扰的消息。在此同时，效忠清朝的蒙古人则惊惶失措地回报，传闻噶尔丹计划亲自攻打大清疆界。这些蒙古人声称，噶尔丹以距离嘉峪关行军只要两个月的金山为总部，号召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人集会以便策画一场侵略行动。12 与此同时，额尔德尼和硕齐则持续在整个一六七九年四处掠夺，康熙则试着让额尔德尼所臣服的达赖巴图尔台吉（Dalai Batur Taiji）和墨尔根台吉（Morgen Taiji）管好他。康熙此时正专注于三藩之乱，因此仍需要噶尔丹协助解决边界纷扰。他于是请噶尔丹追捕额尔德尼和硕齐之部众。噶尔丹则回复说：额尔德尼如今“与野兽同行”，无从寻觅。康熙对此则表示，噶尔丹务必俘获额尔德尼并归还其劫掠之物，否则清廷将自行采取其他措施。13 到了一六七九年秋，噶尔丹已有一万兵力准备入侵吐鲁番，而且还派遣侦察使再往东到哈密，距离甘肃省肃州的清朝驻军不过十天行军路程的五百二十五公里。尽管如此，清将张勇仍认为关于噶尔丹意图的消息不实，并派人到嘉峪关进行调查。14

噶尔丹确实拿下了哈密和吐鲁番，更征服了东突厥斯坦的绿洲城镇。一六七九年十月，张勇接获来自噶尔丹的消息，以及要呈给康熙皇帝当礼物的马匹和毛皮。噶尔丹指出：“我已彻底掌控西北地区。只剩当年由你我祖先各据一方西海[青海]地区，如今却为你单方面掌控，因此我想将它拿回来。”张勇的蒙古间谍探听到了噶尔丹这人的底细：他在一六四四年出生，因此如今三十六岁；他“残暴邪恶，嗜酒纵欲”。去年他曾兴兵侵略西海，派兵朝青海方向行军十一天，接着就解散了这些部队。他还曾派兵到突厥斯坦（“缠回地盘”）。只不过尚未胆敢挑战驻守边界的清帝国部队。15

对于噶尔丹，我们只有（不利于他的）中国史料记载。但即便在此版本中，噶尔丹也只是想要争取沿明朝国界分割大草原的权利。明朝统治者从不曾控有蒙古高原或青海，而且仅沿着长城朝甘肃延伸出一条狭长领土。噶尔丹并未亲自威胁清朝疆界，主要是其他败逃的蒙古人想到关内避难。张勇推断噶尔丹无意入侵，因此无需担心甘肃。

噶尔丹利用康熙专注西南之际，扩大自身实力规模。他在达赖喇嘛的同意之下，获得博硕克图汗（Bushuktu Khan）之名号。博硕克图源自蒙古文“Boshugh”（天的裁决、天数、命运、命令之意），和中国的“天命”观有着非常类似的含义。16一六七九年十月，噶尔丹派遣特使带着贡礼去北京，顺道宣布他的新名号。清朝的理藩院指出，过去从没有蒙古大汗在未事先取得帝国认可和御印之前，就对中国皇帝宣布新的名号。不过在这个案例中，理藩院建议清廷接受噶尔丹的大使，因为他似乎是臣服大清的。然而，噶尔丹显然不同于其他大汗。他并不打算先向清朝皇帝请求御印后才启用名号，他决意要在行动上更为自主。

康熙的蒙古政策，是鼓励藩属自己维持治安，以减少清廷对边疆的干涉。他拒绝了喀尔喀人提出增加清朝边哨站守卫的要求，反而敦促喀尔喀人管理好其追随者，防止他们在边疆掳掠。17 在一六八一年弭平三藩之乱后，康熙召唤蒙古特使赴宴，然后嘱咐他们有关蒙古政策的通则。特使们带着帝国诏令与厚礼，呼吁蒙古人彼此要和平共处。所有不会说蒙古语的官员，都要让舌人通译他们的讨论，而且所有讨论都应当被记载。官员应当尊重蒙古习俗，不要太过执着于中国礼法。他们务必管好自己的使团成员，避免和蒙古人起纷争。清朝统治者为了和所有蒙古大汗创建默契关系，而在方方面面上都做出了努力。

为了回应噶尔丹的进贡请求，康熙也派了一支使团前往噶尔丹处。一六八三年秋，使团回报北京已成功抵达。噶尔丹过去未曾接待过帝国特使，因此听闻他们到来时不胜欣悦。他坚持挑选良辰吉日听诏，而且考虑依循正确的礼节。诚如他所言：“中国礼繁，我国礼简而易。中国部臣受之上奏，一月后方行赐宴。我国虽无部院，而有寨桑，若使寨桑接受，是行中国之礼也。如我国之礼，则使臣以敕书并赏赉诸物亲授我汗。”他决定直接收礼和接敕书。他问特使说：“吾闻中国有冦乱迟至数年始灭，其信然乎？”特使回复：“比年曾有冦盗窃，发我天子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尽皆底定矣。”噶尔丹也对清廷派说藏语的特使到西藏（译按：时称唐古特）感到钦佩。他让特使团观喇嘛作傩舞，听喇嘛讲经，展示他和西藏的链接。他几度设筵款待使团，然后让他们带着丰厚礼物回国，包括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银鼠五百，以及相当有趣的“厄鲁特鸟枪四杆”。特使与噶尔丹定议，噶尔丹应尽可能收捕巴图尔和额尔德尼和硕齐，而且双方都会在一六八五年四月前监看此两人的动向。噶尔丹向特使承诺，即便未能将此二人收捕治罪，也会防止他们进犯清朝边境。18

这支被派去见噶尔丹的使团，显示出双方的灵活弹性，以及双方对于维系友好关系的共同目标。双方都了解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也都不想要让繁文缛节干扰沟通。使团认为噶尔丹比俄罗斯人更友善，而且在维持对其他扰边的弱小蒙古部落的控制上可为清朝所用。一如过去许多朝代所为，中国皇帝帮助一位大草原领袖取得优势，期待能赢得对方和自己创建稳定的朝贡关系。19

朝贡是利用经济诱因稳固边界的一项灵活手段。清朝特使要求噶尔丹加强约束他的贡使，因为有很多自称是噶尔丹的特使来到中国，却没携带任何官方文书。噶尔丹指出，他派遣的特使全都带有他的御印，但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等等同盟的部落却因为住的太远，所以没有拿到官方文书。噶尔丹自己的男性亲属跨越国界时，也没携带任何文件。蒙古大汗较为宽松的控制，和中国官僚主义的文书作业要求产生冲突。当清朝特使坚称：“汝母与弟及子侄等若无汝符验，则不准入关，汝知之乎？”噶尔丹回道：“准入关与否，一惟上裁。”20

短短两个月后，康熙皇帝就对噶尔丹贡使团的漤权采取更加严厉的管控。由于使团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达数千人之谱），且使团成员在前往都城途中违法乱纪。“他们劫掠关外的蒙古马，进到关内后又恣意牧马，践踏田地，强抢民财。”21 康熙本来没有给噶尔丹的使团设人数限制，但如今将规模限定在二百人以内。其他人只得在边城从事贸易。可靠的头目应当仔细监督所有入关者的一举一动。尽管康熙赦免了先前使团的罪行，却也明令日后任何在关内触法之人，都将受到中国的法律制裁。治外法权，也就是外国人被依据自家法条规范审理的权利，不是康熙皇帝打算给这些代表团的特权。

尽管如此，隔年噶尔丹仍派了一支三千人的使团来测试康熙的命令。结果只有两百人得以入关，其余全都在边界被请回。22 噶尔丹对康熙帝的限制提出异议，主张自古以来和厄鲁特的互市都依循着固定的规范，其中并不包括限制使团规模。但理藩院回复表示规则已改变，拒绝噶尔丹“照传统提出的要求”。噶尔丹和许多游牧国家创建者一样，显然需要透过朝贡贸易取得资源，而康熙皇帝左手支持噶尔丹在西部蒙古维持优势地位，右手又利用朝贡的手段抑制其要求。这是促使噶尔丹在三年后东进挑衅的原因之一。但清朝并没有切断噶尔丹进京的所有管道。事实上，清廷还在一六八六年替他的独家权利背书，宣称唯有噶尔丹和喀尔喀四大王公有权在京师从事贸易。其他人都只能在边境互市。23

贸易限制对噶尔丹的权威造成压力。他的男性亲属不怨怼康熙，反而责怪噶尔丹让他们失去个别贸易的机会。24 清朝要求所有西部蒙古贸易者向噶尔丹申请许可印章，让噶尔丹成为派遣使团进京的唯一管道，反而间接制造蒙古部落的内部对立，让清朝能够插手挑拨离间。

随着噶尔丹势力扩张，其他西部蒙古部落的领袖为求生存，只得被迫进犯中国边疆。噶尔丹杀死鄂齐尔图汗后，接管了他的财产与领土，但鄂齐尔图汗之子罗卜臧磙卜阿拉卜滩（Lobzang Gunbu Labdan）及其侄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Batur Erke Jinong）则出逃寻求达赖喇嘛庇护。达赖喇嘛帮他们在阿喇克山（Alake Shan）找了一处地方安顿。一六八三年，鄂尔多斯首领通报噶尔丹，巴图尔正沿黄河河岸逐水草而牧。噶尔丹遂要求将巴图尔送回到他的部落地盘。康熙写了封信给噶尔丹：“此[巴图尔]为你厄鲁特之人也。如果你想要让他回去，就来取人；否则我们将另行处置。”噶尔丹则回复表示自己后年会再处理巴图尔一事。康熙直言清廷绝不可能收下巴图尔，尽管他听说噶尔丹的人民极为穷困，“只要有一匹马的人，在那儿都被视为极富贵之人。”康熙预期噶尔丹的统治很快就会爆发内部分裂，决定伺机而动。25

沿着边境四处游荡的，还有祖父遭到噶尔丹杀害的憨都台吉（Prince Gandu）。一六八四年，巴图尔、额尔德尼、憨都三人请求康熙皇帝赦免，发誓效忠大清。26 康熙皇帝直言不讳，表示自己大可派兵将他们当作罪犯剿灭，但看在鄂齐尔图汗长期向清朝进贡的份上予以赦免。康熙决定将巴图尔和罗卜臧磙卜的人民安顿就近安置，借此凸显噶尔丹拒绝接受巴图尔之民。他对着众札萨克、众喇嘛，以及达赖喇嘛的代表们，宣告自己的仁慈之举：“尔喇嘛素以恻隐之心度此众生。凡厄鲁特诸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尔法。朕思罗卜臧磙卜阿拉卜滩、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皆鄂齐尔图汗之苖裔也，鄂齐尔图汗于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默视其子孙宗族至于困穷！”27

康熙发起了一波有效的政治宣传，说服喇嘛在皇帝的保护下，安顿巴图尔和罗卜臧的子民。这些人成了第一批寻求清廷保护的西部蒙古人。随后的谈判确立了他们聚落的清楚界线。诚如康熙皇帝所言，皇帝拥有部落的生杀大权，但反倒因此博得仁慈的美名。这在未来将对康熙有利，他对佛教喇嘛诉求与清廷之间的共同价值，也朝着离间藏传佛教与蒙古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噶尔丹的干预

让噶尔丹与康熙双双卷入冲突的，是东部蒙古两“翼”的重大分裂。蒙古“右”（西部）翼是札萨克图汗与阿勒坦汗，蒙古“左”（东部）翼则是土谢图汗与车臣汗。28 双方的争议要回溯至一六六二年，也就是康熙皇帝在位第一年的“罗卜臧事件”。当时属于阿勒坦汗家系的罗卜臧，杀害了札萨克图汗旺舒克（Wanshuke）。29 康熙皇帝训斥了罗卜臧侵犯清朝藩属之举。左翼的土谢图汗出手援助札萨克图汗并击败罗卜臧，于是罗卜臧逃亡并穿越了俄罗斯边界。札萨克图汗的政权得以幸免，但许多族人在混乱期间已逃向土谢图汗的土地并定居下来。当土谢图汗在一六七○年正式任命旺舒克之弟成衮（Chengun）为札萨克图汗之后，他的领地再度恢复和平，但土谢图汗拒绝把当初逃难到自己地盘寻求保护的札萨克图汗子民遣返。噶尔丹以调停者的身分参与了纷争，试图拉拢达赖喇嘛支持札萨克图汗。

时至一六八四年，札萨克图汗仍持续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的族人，但始终未果，于是他诉请康熙皇帝和达赖喇嘛的帮助。康熙倾向让达赖喇嘛出马解决：

尔喇嘛慈悲济众⋯⋯无不钦其高行而赞颂之者，喀尔喀诸汗贝子皆供奉尔喇嘛，信尔之教，而尊其道法，尔于本朝亦诚心敬慎。札萨克图汗人民离散未得完聚，朕心大为轸恻[⋯⋯]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亦岂能并存？尔俱当遣使往谕，将札萨克图汗离散人民给还，俾两翼永归于好，既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尔喇嘛其遣大喇嘛一人与朕行人会于喀尔喀境内，定期而遣之。

但达赖喇嘛的代表未能在那年让双方达成任何协议。札萨克图汗过世后，康熙确认了他的继承者。时至一六八六年，他听说左右两翼间已爆发战局，“兄弟族属互攻”，子民在左翼与右翼之间相互逃窜。30

康熙的使者阿尔尼（Arni）在库楞巴齐尔（Kuleng Barqir，蒙文Küriyen belciger），和左右翼的诸大汗贝子及达赖喇嘛的使者一干人等会面，劝说交战的喀尔喀人和好。在场的还有土谢图汗的兄弟，也就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Jebzongdanba Khutukhtu），自称是与西藏达赖喇嘛地位对等且各自独立的蒙古佛教领袖。阿尔尼传达上命：“尔等同根同源。尔若攻伐不止，终将灭绝。和平于朕无利；交战于朕有利。”皇帝言下之意是，尽管他和清朝其实可以从喀尔喀人的分裂中得利，但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团结和平的蒙古人民。对康熙和达赖喇嘛的努力，蒙古诸汗与台吉纷纷表达了谢意，但也指出“吾辈议好与否，端看吾等两汗”。一六八六年十月十日，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达赖喇嘛众使者和佛祖画像的面前，诸汗、诸台吉，以及超过六十名臣子，誓言维持永久和平，承诺回到各自的土地。31

日后康熙的史官们会在编纂康熙亲征官史时对此段历史留下评论，而这些评论凸显了一七○八年编纂史书时的观点与清朝当年原本的观点之间实有出入。康熙的史官们指出，“立国者”最大的威胁是内衅，其次才是外侮。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是近邻，若喀尔喀人衰弱将导致弱肉强食，“强邻洊食”。当喀尔喀人兄弟阋墙，“根本先拨，而望枝叶之无害，难矣”，将让喀尔喀有灭亡之虞。32 在史料编纂者看来，正是康熙皇帝从中干预，才说服了喀尔喀人在被噶尔丹侵略之前重修旧好。但康熙在当年根本只字未提噶尔丹，也并未暗示噶尔丹对喀尔喀或清朝任一方是一大威胁。康熙当时仍将噶尔丹视为西部蒙古的官方朝贡贸易代表。康熙的边境政策持续采守势，旨在透过维系喀尔喀人的和平来防止难民穿越清朝边境。直到战胜噶尔丹之后，历史才被重写，仿佛他一直是清朝的死敌。

翌年，康熙皇帝以御印确认了车臣汗和土谢图汗的继承权，并祝贺他们和好如初。然而，康熙却在二月时收到噶尔丹的一封信，抱怨一六八六年的会议违反了礼节规范。理藩院表示，黄帽喇嘛派与达赖喇嘛派的礼节都被适当地遵守了，因而认为此事已成定局。但噶尔丹对此穷追不舍。他去信阿尔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细数他的不满：在库楞巴齐尔的会议上，达赖喇嘛的下属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直接坐在达赖喇嘛代表的对面，噶尔丹认为此举违反了神职阶级。

一六八七年七月，噶尔丹将根据地从阿尔泰东迁，并召集札萨克图汗的追随者会面。土谢图汗担心战事在即，但康熙没有迅速回应。到了十月，土谢图汗已掌握确凿的证据，显示噶尔丹打算由两条路线发动攻击。土谢图汗的追随者都呼吁他和噶尔丹一决高下。康熙皇帝只是继续敦促双方维持和平，然后对噶尔丹颁布了一道态度相当缓和的圣旨。康熙再次重申，他希望所有藩属都能和平共处，并决定将噶尔丹正在准备攻击的消息当作不实谣言。“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累世恭顺，职贡有年。如果举此大事无不奏闻于朕者，因路远地遥，真伪难明，朕尚未之深信，或不逞之徒两地构煽，亦未可定。”33 他拒绝放行定居大清领土的蒙古逃亡领袖巴图尔额尔克，不让其率人马行最短路线去支持土谢图汗。

时至一六八七年底，土谢图汗侵略札萨克图汗的领土并杀死了大汗，使其子民四散。噶尔丹之弟亲率四百部众对抗土谢图汗，却也在袭击中丧命。为报杀弟之仇，噶尔丹的部队将土谢图汗打得落花流水，并侵犯明朝期间在元朝旧都哈剌和林兴建的额尔德尼召寺。34 噶尔丹待在后方，坐视自己的六千兵力洗劫额尔德尼召地区，摧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寺庙和经文之际。这就是他对哲布尊丹巴轻慢达赖喇嘛的报复。

噶尔丹的攻击粉碎了喀尔喀联盟。诚如中国编年史所描绘的，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窜，昼夜不绝”。35其他喀尔喀部落向北逃亡。他们团团围住色楞格斯克（Selenginsk）的新任俄国特使费岳多（Fedor Alekseevich Golovin），直到被他赶走为止。几位部落首长表示愿宣誓效忠俄罗斯统治，以换取不受噶尔丹攻击的保护。费岳多要的是对沙皇“永远忠诚”，但蒙古人只是想寻求暂时的同盟。他们当中有些人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转而加入崛起中的噶尔丹，其他人则保持与俄罗斯联系直到噶尔丹被打败。喀尔喀人的部落在遭受攻击时并未团结在一起，反而四分五裂，投靠了俄罗斯人、中国人和准噶尔人。36

噶尔丹发动这些攻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大多数中国史学家都认为，达赖喇嘛的礼数问题只是他摧毁土谢图汗计划的借口。但自幼在藏族喇嘛门下长大的噶尔丹，非常在乎是否适当地向达赖喇嘛表示敬意。清代对朝贡贸易机会的紧缩，也迫使他采取关键行动。喀尔喀人若真的和乐融融，应该可以阻止喀尔丹向东扩张，并挫败他统治所有蒙古人的雄心壮志──倘若他真有这样的野心。最后，还有为弟弟之死进行报复的欲望，导致噶尔丹下令破坏敌人的寺庙。我们无须假设噶尔丹激烈的行动背后必然有什么通盘计划，因为这不过是种种经济、文化和个人冒犯积累而成的后果。

立场亲满的东部蒙古人兼八旗指挥官罗密（Lomi），在一七三二至一七三五年撰写了[成吉思汗本家]《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ongghol borjigid obogh-un teüke）。他根据当代材料，认为噶尔丹攻击喀尔喀人的动机纯粹是为报杀弟之仇。陪同康熙皇帝亲征的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同意此观点。他们的观点和日后的记载有所出入──后世记载给噶尔丹加诸了更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倘若罗密的叙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一般理解”，这大概最能代表噶尔丹入侵当下的观点。37

针对噶尔丹的入侵，康熙起初采取守势。他派二千五百名兵力到边境，结果他们很快就被迫抵挡起试图逃进关内的喀尔喀败军。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先是逃到了车臣汗的领土，但即便车臣汗供养难民，他们的人民继续向南逃亡，穿越苏尼特边哨（Sunite）的清朝边境。根据清朝探子回报，绝望地寻求中国庇护者总计达两万人，包含六百名喇嘛与两千个家庭。38 康熙皇帝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是要将喀尔喀人赶出边境，抑或保护他们免受噶尔丹的追击。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奏表示，把绝望的难民赶出去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在该地区长时间停留，又将破坏当地的牧草供应。康熙犹豫不决，决定再等一个月观望情势。

噶尔丹于此时送来一封信，解释自己是出于土谢图汗与呼图克图没有给达赖喇嘛应有的尊重而惩罚他们：“我于此仗达赖喇嘛之灵、来毁其居。”39 他要求清朝统治者拒绝呼图克图的归降并将其逮捕。康熙再次表现出极为模煳的态度，拒绝责怪噶尔丹、土谢图汗或呼图克图。但到了下个月，越来越多喀尔喀人败逃，增加了边境地区的压力，清朝不得不派兵保护呼图克图。噶尔丹如今已抵达呼伦贝尔（Hulunbeir，蒙文 Külün bayir），离边境仅有七到八天的路程。康熙准备了十个八旗牛录防御边境，共一万名兵士，由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Shajin）指挥。40 被派往噶尔丹之境的使者听到他说：“我若与土谢图汗和，则吾弟多尔济扎卜（Dorjizhabu）之命，其谁偿之。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也。”41 然而，当噶尔丹撤离清朝边境去追击土谢图汗时，康熙并没有出兵追击。接着，当土谢图汗绝望地请求清朝支持对抗噶尔丹时，康熙更开出了条件：土谢图汗可以保有头衔，不过必须向清朝投降，并同意在清廷的监督下重新安顿。一六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土谢图汗和噶尔丹展开了为期三天的会战，惨遭噶尔丹击败。孤立又虚弱的他，穿越沙漠逃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领土。康熙采取进一步防御措施，派出二千部队守卫鄂尔多斯。

两个月后，康熙皇帝下令局部撤兵。边境部队缺乏衣物度过即将来临的冬季，兵疲马困，粮草即将罄竭。大部分边粮都已被分发给土谢图汗的难民。42 时至一六八九年春，已有超过两万名饥饿的喀尔喀人寻求救济，补给就要用尽。康熙如今倾向采信噶尔丹：认定是土谢图汗背弃和平盟誓，杀害札萨克图汗与噶尔丹之弟，而且率先侵略蒙古领土。土谢图汗是“自取灭亡”，而非噶尔丹之过。43 张诚也认为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其“傲慢毁了他的家族，因为他把自己摆到与西藏大喇嘛平起平坐的位置”。44 康熙皇帝甚至不大责备噶尔丹摧毁喀尔喀之境的佛教寺庙和佛像。尽管如此，康熙还是赦免了土谢图汗的罪行，拒绝把他和呼图克图交给噶尔丹处置。康熙再次敦促达赖喇嘛出面干预，好让各方能达成和平。他称赞达赖喇嘛无私的仁慈：“原无乐他人之败亡以为己利之意。朕为天下主，来归之人，不为收养，其谁收养之。爰纳其降。喀尔喀等如往归尔喇嘛，决不忍其死亡，亦必如此爱养之也。朕意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协和。尔喇嘛若遣使往谕，务令两国嗣后永息兵戎。”45 与此同时，康熙也威胁噶尔丹，倘若其不放弃复仇誓言，就将切断他的所有朝贡特权。

当噶尔丹往外向东干涉喀尔喀事务时，冲突却已悄悄在准噶尔内部酝酿。被暗杀的僧格之子策妄阿喇布坦（Tsewang Rabdan）如今已成年，也成了噶尔丹的威胁。噶尔丹曾试图在一六八八年将他铲除。策妄阿喇布坦逃脱了，但他的弟弟（译按：索诺布阿喇布坦）却被杀害。策妄阿喇布坦趁噶尔丹征讨喀尔喀时，率自己的人马攻击了哈密。这迫使噶尔丹调头与策妄阿喇布坦交战，也减缓了噶尔丹对东部蒙古的压力，使清军得以将部队数量减半。阿尔尼在一六八九年秋与噶尔丹的面谈显示，这位蒙古领袖为弟弟之死报仇的心意依然坚决，即使他的子民正受饥荒所苦，被迫“食人肉”，而且还要打一场硬仗。46 噶尔丹还暗示他怀疑清朝想和俄罗斯与喀尔喀结盟，联手对付他，因为阿尔尼刚从色楞格斯克带着两千名士兵回来。阿尔尼向他保证，他只是与俄罗斯人谈判边界问题，随行的军队不会被用来支持喀尔喀人。康熙在年底给达赖喇嘛的诏书显示，他得知噶尔丹已被策妄阿喇布坦击败并深陷绝望之中。他提议噶尔丹向清朝投降，并寻求达赖喇嘛的确认。从康熙的角度看来，不到一年时间，噶尔丹的部队已经从严重的军事威胁，沦为饥肠辘辘且令人同情的败将残兵。

清朝官员开始将喀尔喀人编入旗制，并暂时将他们安置在边境。皇帝对喀尔喀人说他们欠缺法度，需要强力监督以防作鸟兽散。他任命几位札萨克（总督）负责召集残余的蒙古人，将他们分配给八旗，并分派固定的牧场。不过康熙也承诺，他们可以在厄鲁特冲突解决后回到故乡。

一六八九至九○年的冬天，噶尔丹留在科布多（Khobdo）阻止策妄阿喇布坦的叛乱，同时聚集准备东进对抗喀尔喀人的部队。虽然他有几千名追随者，但许多人都考虑要依附策妄阿喇布坦，除非攻击喀尔喀人有机会获得可观的战利品。47 康熙继续采取防御措施，派遣小股分队到边境：五百人到归化，一千五百人到鄂尔多斯。他同时也与策妄阿喇布坦联系，了解他造反的原因。车臣汗承诺只要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就用一万大军攻击噶尔丹。康熙皇帝如今首次允许向喀尔喀人贩售清军用品。他将朝土拉河开拔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并吩咐他们应该携带大炮。48

相比之下，达赖喇嘛似乎和大清皇帝有着不同目标。西藏最高级等的官员第巴（藏文sDe-pa，即摄政）告诉皇帝特使，清朝必须逮捕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将他们带去给噶尔丹。这份对噶尔丹的支持，让康熙怀疑起达赖喇嘛。但康熙不知道的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已于一六八二年灭度，真正的世俗权力因而落入第巴之手。第巴拒绝宣布达赖喇嘛之死，或正式任命新的达赖喇嘛。第巴是噶尔丹战役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在西藏有影响力的和硕特诸台吉，以及喀尔喀人的敌人。然而，康熙持续恳请达赖喇嘛作他维系蒙古人内部和平的盟友。49

一六九○年六月九日，噶尔丹率领三万大军横渡乌尔加河（Urja），攻击昆都仑汗（Kundulun Khan）、车臣汗和土谢图汗。50 由于有情报指出噶尔丹打算与支持他的俄罗斯部队会面，人在尼布楚的满人特使索额图（Songgotu）迅速联系上俄国人，宣称噶尔丹受内部反抗的威胁，军队缺粮，因此敦请俄罗斯人不该干预。清朝将领朝边境派出更多的部队与大炮，而俄罗斯人则拒绝了噶尔丹借调两万兵力的要求。51

康熙皇帝初次亲征

一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宣布将亲自率兵讨伐噶尔丹。康熙的初次御驾亲征于焉展开。三路大军将朝噶尔丹的阵营汇集：一路由皇兄裕亲王福全率领，从古北口出发；另一路由恭亲王常宁带领，从西峰口出兵；最后一路则由康熙皇帝本人统御。康熙邀请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Thomas Pereira）伴他同行。可能有六万名士兵参加了这次作战。52 我们至今仍然找不到理由，解释康熙当时何以突然从守势转向御驾亲征。显然，我们不能像后来的史学家那样，将其解释成回应噶尔丹的崛起与逐渐增加的威胁，因为康熙分明知道噶尔丹已陷入困兽之斗。噶尔丹这回向东进军，主要是掠夺行动，以便支撑他饥肠辘辘的部队。虽然他率领一支大军，但如果这些士兵拿不到战利品，许多人很快就会弃他而去，更不用说其后方仍有策妄阿喇布坦的威胁。到了第五个月的尾声，噶尔丹一众在克鲁伦河下游扎营，此时支持者的人数已减少到一万人。他们的粮食就要见底，而且为了存活下去开始被迫吃起马匹。即便如此，康熙仍未轻举妄动。他并未预期漫长的作战，只发放了四个月的粮饷给军队。他们随身携带一半，其余粮饷则在途中购买。53 但他命令先遣部队等待有着充足大炮和人力的主力部队，竭尽所能避免交战。根据逃难喀尔喀人的其他通报，噶尔丹的大军有四万人（夸大的数字），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哪。康熙命令他的蒙古盟友动员一万名科尔沁旗人。

相较之下，噶尔丹仍然相信有与清朝和平共处的可能，并试图将冲突局限在蒙古内部事务。他会见几位蒙古旗人后对他们说：“我等同一部落，何甲而待我乎，惟喀尔喀我仇也。”换言之，他只想针对喀尔喀人，而不是清朝的蒙古旗人。负责指挥部队的是噶尔丹另外一位弟弟，他向清朝保证不会让部队越过边界。但此时康熙已经准备发动全面作战。他将主力部队从北京出发的日期设定在一六九○年八月八日，皇帝本人则在两天后动身。他特别要军队配备大炮。在给噶尔丹的诏令中，康熙控诉他侵犯帝国边界，拒绝让帝国使节回国，并声称清军出兵纯粹是基于防御目的。当然，觐见噶尔丹的使节不会透露皇帝和亲王们现正御驾亲征。事实上，康熙只在给边境军队的秘密指示中，才表明他消灭噶尔丹的意图：“一人率笔帖式驰赴诸军，密谕之曰：‘上遣我等羁迟其前行，大兵不日至矣，其各集兵增备，姑勿与战，以待。而每夜辄张两翼，严巡儆防其夜袭。如噶尔丹见敕谕而退兵，则止之，令勿退。其或不止，则令诸军疾发击之。’”换句话说，康熙的目标是不让噶尔丹逃跑，同时在主力大军抵达前避免交战。54

军事行动很少按计划进行。当噶尔丹继续沿着喀尔喀河追捕车臣汗与土谢图汗的人马时，奉命近距离监视但不实际作战的清军指挥官阿尔尼，在乌尔会河（Urhui）偶然遇见噶尔丹并卷入战斗。阿尔尼麾下有二百名精锐蒙古人与五百名喀尔喀突袭队，但无法抵挡噶尔丹麾下排列成作战阵型的二万大军。噶尔丹不只有鸟枪，还有大炮，而阿尔尼的大炮还在路上。准噶尔的攻击迫使清军狼狈撤退。

康熙这下子不得不设法挽救阿尔尼失误所导致的颓势。他首先革除阿尔尼的指挥官职务，并将他降了四级。康熙接着试图说服噶尔丹，自己从来不打算攻击蒙古领袖，并把所有责任归咎于阿尔尼的非法行为。他在诏令中心口不一的强调准噶尔和大清的共同利益，还有清朝纯粹是出于防御才动员，并且回避了噶尔丹的主要要求：引渡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旨给噶尔丹的特使再一次语带含煳地表示清军正在前往边境，只不过隐瞒了皇帝和亲王们的存在。55

到了第七个月，关外部队已经出现补给问题。报告指出马匹体力透支，羊只匮乏，口粮稀少，需要更多粮食运输。清朝的战略方针依然是缓慢推进，等待大军到来。清人担心噶尔丹见到如此庞大的军队后会直接撤退，如此便无法在战斗中击败他。由于预计十天内前锋兵力就会抵达，眼下清军必须以虚假的和平谈判拖住噶尔丹，于是清朝“如此往复遣使以羁留之，大兵可俟”。噶尔丹对和平谈判显露出真心诚意。他声称自己从不打算侵犯中国边境，只想报复那些害死弟弟的人。康熙在答复中严厉谴责噶尔丹对清朝边防哨站的突袭，但愿意在达赖喇嘛的主持下议和。康熙再次声称自己正在组建庞大军队，“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他援引最近与俄罗斯人谈判的经验：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军队被调度到边境以确保谈判顺利进行，并在条约缔结时撤回。他略过不提对阿尔巴津要塞的围攻和破坏。56

尽管噶尔丹如今移动到了北方，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决定锲而不舍的穷追勐讨。康熙似乎正在寻找面对批评声浪时继续亲征的理由，他并未称这趟出征是为了满足对抗噶尔丹的个人欲望，而是声称他需要随军同行，以消除喀尔喀人之间的骚乱。57 尽管受到康熙的严厉批评，但科尔沁王公由于供给耗尽而不得不放弃追捕噶尔丹，并回到自己的牧场。由于噶尔丹持续表示对和谈的兴趣，康熙于是与底下商讨：“噶尔丹处应作何羁縻，以待盛京乌喇科尔沁之兵？”58 他于是送羊给噶尔丹，并订下会谈的时间地点。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的八月下旬，康熙皇帝却在朝臣的催促下被迫回京。“炎热的天气”阻止他长期待在关外，也很可能是康熙整个九月都在生病的原因。康熙的朝臣担心，若南方的中国人得知皇帝离开都城会引起动乱。59 在此同时，噶尔丹在达赖喇嘛特使的支持下，要求在乌兰布通（Ulan Butong，北京以北三百五十公里）举行会议，讨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引渡问题。他和清军距离不过四十里（二十三公里）。

裕亲王福全随后传来大败噶尔丹的消息。一六九○年九月三日正午时分，裕亲王杀进乌兰布通的噶尔丹阵营，和敌人一决胜负。清朝鸣射“鹿角大炮”，下令进攻。准噶尔部队在山脚下的森林里寻找掩护，并用他们的骆驼抵御炮火。诚如福全的军官马思喀（Maska）所描述，敌人“以橐驼万千，缚其足使卧于地，背加箱垛，毡渍水盖其上，排列如栅以自蔽，谓之‘驼城’。于栅隙注矢发枪”。60 清军的左翼成功包围并重创山上的蒙古军队，但被大沼泽挡住的右翼清军却不得不在夜幕降临时撤回原来的位置。尽管福全通报噶尔丹阵营伤亡惨重，但他其实还没把噶尔丹赶跑，也知道噶尔丹在隔天将加倍顽抗。张诚并未亲眼见证这场战斗，不过仍在第一时间就接获消息。虽然他形容噶尔丹在这场战斗中“落败”，但他也明白清军在头一天交战后就撤回营地，而且双方都没准备好进一步作战。噶尔丹阵营的俄罗斯特使基比列夫（Kibirev），并没有把这场战役视为清朝的胜利。61 然而，康熙皇帝仍旧非常乐观，首次公布了他的“最终解决方案”：“此后当何以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清。”62

他的乐观为时过早。福全和噶尔丹都知道清朝可能会再下一城，不过胜负仍然难以预料。清军在补给方面遭遇重重困难，噶尔丹则失去了许吐司兵和马匹，可是仍牢牢扎营在森林里。由于蒙古人有骆驼和树木的保护，清军炮火无法保障胜利。九月七日，当噶尔丹遣使来和谈时，战地指挥官认为最好暂停攻击。噶尔丹如今在主要议题上让步：他不要求立即归还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只希望呼图克图能被送到他的上级达赖喇嘛那里接受调查。清将将领们则告诉噶尔丹，他必须远离清朝边界并承诺永远不再袭击边境，否则清军已准备好进击并剿除噶尔丹。对清军指挥官来说，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战斗进一步消耗兵力。噶尔丹或许会撤退到某个偏远的地区，如果他留在附近，他们就可以伙同再四到五天抵达的大军，给予噶尔丹致命一击。

康熙对狡诈的噶尔丹多所猜忌，敦促将军们尽速追击。但他默默接受了边疆的后勤限制，让儿子胤禵先行回京，因为他认定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攻势。在此同时，噶尔丹的拖延战术奏效，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往北方。清军将领想要展开追击，但“马力不能[使他们]前进”。按照计划，清军于九月九日先和盛京乌喇诸部落的兵力会合；大军仍在百里（五十八公里）之外。承诺取得噶尔丹效忠宣誓的噶尔丹特使，被派去寻找噶尔丹拿书面承诺。噶尔丹在逃跑的过程中，掠夺了二万只绵羊和一千多匹马补充军队所需，但将军们继续静候他的回答。尽管康熙竭力主张迅速推进，但也意识到“王等亲在军中，事皆目击”。63

时至九月中旬，清军已开始撤退至防御阵地。边境驻军负责供养这些缺粮食和马匹的回防部队。噶尔丹的正式宣誓于九月二十日抵达。他在大本营立起了一尊佛像，并在佛像面前俛首，请求原谅他的罪行。他承诺远离清朝边境，寻找一个“水草善，地无人之处”。康熙皇帝对此依然存疑，但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后接受了噶尔丹宣誓。他再度宣称自己和达赖喇嘛都希望准噶尔和喀尔喀之间能维系和平，宣称噶尔丹踏进清朝领土、掠夺边疆的蒙古部落之举，是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教诲。因此清廷应当为了追捕他而“翻越险岭，至于遥远边境”*，并以叛乱罪名将他处决。康熙特别指出诸王众臣都主张再战，幸有赖他个人力排众议（事实正好相反，是康熙不顾将军们的反对而力主再战。不过康熙可借由歪曲事实，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作为回报，噶尔丹不仅必须撤离边境，还要切断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联系。如果他违背誓言，皇帝承诺将毫不留情地摧毁他。64

即便考虑到外交上常见的两面手法，康熙皇帝的狡诈无疑仍超越了噶尔丹。事实上，康熙对噶尔丹逃脱一事怒不可遏，而且把怒气都出在底下将军身上。但距离、粮食和马匹等残酷事实，使他无法达成最渴望的目标，也就是消灭一位自主的蒙古领袖。

该年年底，清廷审判了未能摧毁噶尔丹的众将军。康熙的兄长福全，因缺乏战斗经验得获赦免。虽然其他位居高位的满人控诉福全的过失，但是康熙的儿子不愿批评伯父在战斗时的表现。福全最终被拔除官职，而且被迫留在边境数月。其他军官则被处判鞭刑和徒刑，特别是把一座重炮抛弃在战场上的几名炮兵队长。65

此次作战失败清楚揭露清军有着严重的补给难题，且打从动员第一天就始终困扰着清军。直到清军在十八世纪中叶克服补给限制之前，这个模式都将一再重演：无庸置疑的大胜，接着就是弃守边境，使游牧对手得以重整旗鼓。一旦噶尔丹逃到不见踪影，清军就开始撤退。第一批撤退的部队甚至连马匹都没有。满载粮食补给的骆驼被派去和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归途中会合。66 绰克讬（Duke Zhuoketuo）和户部侍郎阿喇密（Alami）违反规定，非法预支盛京官兵两个月的俸粮与五个月的薪津，因为他们知道官配口粮无法满足这些即将往复沙场士兵的迫切需要。67 皇帝赦免了这些官员，因为他们是有感于部队的贫困与饥饿而动摇。在噶尔丹脱逃两个月后，部队仍在边境等待噶尔丹归顺的誓言，但这支军队亟需四百头装载物资的骆驼补给以维持生计。但康熙却下令全面撤回边哨，包括大炮在内，仅留四百士兵。显然在取得噶尔丹的正式归降之前，清军就已无法支撑昂贵的塞外作战。

补给问题从最初就困扰着远征军。从北京出发的满人将军马思喀把随军经历写成日记，生动描述了塞外的极端气候。68 从张家口越过长城后，士兵们首先得从陡峭悬崖下的狭窄信道，冒着滂沱冷雨，穿越达巴干山脉（Dabaghan mountain range）。翻山越岭之后，就来到了大草原。这里非常干燥，士兵不得不掘井找水，尽管他们遭到冰雹痛击，“雨雹大如桃”。待进入戈壁沙漠后，他们唯一找着的水源却因柽柳根的寄生虫感染而散发“腐肉臭”，使士兵们纷纷呕吐。除了小型土拨鼠，根本找不着任何动物或鸟类。69 安全的饮用水位于沙地下五英尺深处。好不容易跨越沙漠之后，士兵们再度被暴雨袭击，差点和马匹一起淹死。行军至此，众人的粮食也已耗尽，使他们无法前进。士兵和马匹被气候折磨得筋疲力尽，只能如爬行般缓慢移动。他们花了十二天才穿过三百公里长的戈壁沙漠。他们唯有先与其他军队会合，才可能进入与噶尔丹战斗的状态。

马匹的购置和饲养成本很高。康熙亲征之前，便因为把马价订在每匹十二至二十两而在北京引发一波暴乱。可能是因为价格过低，导致官员得从当地人手中夺取马匹，包括位居要津的士人。70 在备战期间，每位队长都负责放牧十匹马，等到它们长得又壮又胖时便转交给兵部。然而，督察员却经常通报边境驻军的马又瘦又饿。71 没有单位能够在同一地点长期停留，否则马匹与士兵的供给就会快速消耗殆尽。康熙皇帝本来预期军事行动只会持续短短两个月，不过自从公布皇帝准备御驾亲征的那一刻起，他却开始听闻部队和马匹筋疲力尽的消息。疲倦之人只能牛步前行，被迫仰赖当地居民的“帮助”，才能取得物资补给。康熙不得不禁止士兵把武器卖给蒙古人换取粮食和马。部队随身携带粮食和银子，但银两的消费导致当地市场的价格上涨。更不用说有许吐司兵并不愿意（或没有办法）将两个月的口粮背在身上。尽管大发雷霆的康熙皇帝想要惩罚那些撤退的将军，但他也认识到部队正受到严重的供给短缺之苦，强调“中国之征兵筹饷一日不息”。72

即便是战役结束之后，供给花费也以沉重债务的形式，让清廷付出代价。如前所述，康熙并未惩罚违例借公款给负载累累士兵的两位官员。当负债士兵在京师聚众闹事，有几个人甚至试图强闯宫殿。康熙宣布将担起他们的债务，总计一千六百万两。73

尽管最初并无此意，但清朝官员不仅要供养自己的军队，还得供应蒙古盟友的军队。有好一段时间，清朝官员都拒绝接受科尔沁王公主动提供的军事援助，直到科尔沁王公承诺提供粮食和马匹。即使在双方结盟之后，清朝起初也拒绝让他在当地市场购买物资，但最终还是让步。次月，科尔沁王公因为供给用罄，不得不打道回府。尽管他的背叛“罪该万死”，康熙还是原谅了他。74 然而，当喀尔喀蒙古难民逃过边境时，清朝只得立即为两万多名饥民提供必需品。费扬古（Fiyanggû）指挥官变卖他的茶叶和布匹存货，并用银两购置动物与足够支应几个月的粮食给他们。75 难民对维持生计的要求，迫使康熙皇帝尝试一劳永逸地解决噶尔丹。

即便官方战史的编纂者盛赞康熙皇帝免除了军事行动对百姓的重担，清帝国的物资需求仍然大幅损耗地方经济和中央资源。陈锋估计第一次平定准噶尔的总成本为三百万两，即一年国库财产的六％。76 清军已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大草原迎战并驱逐蒙古军队，但却发现这样征战的后勤成本很高，而且经济负担沉重。噶尔丹失去许吐司兵和马匹，但留得青山在。消灭敌国需要的远不止是军事计划的雄心壮志，清朝统治者还需要盟友──蒙古和俄罗斯盟友都需要──更需要发展经济以支应军事动员。

《尼布楚条约》和被排除的中间地带

没有俄罗斯人的默许，中国皇帝不可能成功攻打噶尔丹。中国和俄罗斯先后于一六八九年与一七二七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这些条约对中央欧亚的权力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最重要的作用是消除未在地图上标明的区域，减少边境的模煳性。许多人夹在两个不断扩大的农业帝国之间，只得透过改变效忠对象与利用这个区域的流动性来保护自己的身分认同。一六八九年之后，难民、逃兵和部落族人，就此被固定成俄罗斯或中国的子民。地图、勘测员、边防守卫和民族志学家，开始决定这些人的身分和行踪。这些条约从内政和外务上都是为两个帝国的利益服务：一方面稳定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压制那些不符合帝国对空间定义的群体。

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促成这些条约的外交谈判，不过他们大多聚焦于中俄双边关系。然而，这些边境协商的成败其实取决于四组人马：俄罗斯人、蒙古人、满人和耶稣会士，而每一方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我将在本节中重点介绍蒙古之于俄罗斯人和满人的重要性。在十七世纪，这两个帝国跨越广袤的人烟稀少之地，逐渐朝彼此的方向摸索前进。双方先是意识到彼此在巩固边境部落民族的忠诚上有着共通利益，后来又意识到他们需要避免彼此与敌对的西边蒙古国结盟。与富裕的中国市场贸易的诱惑，将俄罗斯人拉向清朝，而俄罗斯人对东北边境的控制，则吸引了清朝。蒙古人试图寻找盟友只是徒劳。77

随着俄罗斯定居者向东迁移到西伯利亚，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中国的富裕。西伯利亚“无穷尽供应俄罗斯市场的主要商品，亦即毛皮动物，像是白鼬、黑狐和银狐、河狸、水獭、水貂，还有最棒的紫貂。简直就是俄罗斯的黄金”。78 皮草为莫斯科提供了可观的国家岁入，北京则是他们最好的市场。俄罗斯人对中华帝国的了解很少，但打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举例来说，俄罗斯在一六○八年试图以旅行队前往北京未果后，便得知“[中国人]使用火枪，而且四方之民纷纷前去与他们贸易。他们穿金色长袍，而且人们从许多国家带各种宝石和其他东西给他[皇帝]”。79

一六一八至一六一九年，由佩特林和马多夫（Ondrushka Mundoff）率领的外交使团成为“现代第一个成功抵达北京并安全归返欧洲的使团”，但沙皇无从得知太多讯息。因为他们没有贡礼进献，使者无法取得谒见中国皇帝的机会（他们接获来自万历皇帝的一封信，邀请他们进贡呈礼，但在一六七五年之前并没有人懂得该如何翻译）。80 俄罗斯人很了解长城，因为他们已经沿着它走了十天，但却不得其门而入北京的宫廷。相较于满人和中国人，俄罗斯人在这个地区更常与与蒙古人接触，特别是阿勒坦汗。直到一六四四年于阿穆尔河遭遇满人之前，他们对满人创建的强国其实一无所知。

一六三二年，俄罗斯哥萨克人进入阿穆尔河流域，创建了雅库次克堡垒。但波亚尔科夫于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率领的探险队，则是该区域资源详细信息的最早来源。波亚尔科夫的到来让满人意识到扩张中的俄罗斯，刺激满人采取防御措施。哈巴罗夫在一六五○年第二次探险的归途上，击败了附庸于满人的部落，但他对一六五二年满人军队的到来感到出乎意料。满人当时并不晓得哈巴罗夫代表俄罗斯有殖民的企图，因此并未试图摧毁哥萨克势力，而是选择撤退。满人部队在一六五四年和一六五八年大挫哥萨克人，并将他们逐出阿穆尔河一带，退回尼布楚。然而，清朝后续并没有跟进这一行动，所以亡命之徒和哥萨克盗匪又向东渗透。一六六○年代，一名波兰流亡者和一些哥萨克罪犯在阿尔巴津造了一座堡垒，后来人口渐增至三百。81

在此同时，俄罗斯的大使继续追求和北京贸易的机会。一六五三年，巴伊科夫（Fedor Isakovich Baykov）的使团直接带着商业目的前往北京，因为俄罗斯人已迫不及待想发展毛皮贸易。巴伊科夫的贡礼被拒，因为他拒绝磕头，但他仍然蒐集到了重要讯息。一六五八年和一六六八年，巴伊科夫派出布哈拉人阿勃林（Setkul Ablin）进行毛皮贸易，证明了在北京出售毛皮极有利可图。一六七二年，阿勃林以四千五百卢布的投资，带着一万八千七百卢布的利润返回俄罗斯。82 由于阿勃林只是被委任为巴伊科夫的“信使”，而不是官方特使，他可以避免朝贡礼节的限制，专注于贸易。如今毛皮已成为中俄贸易间不可或缺的商品，在北京主要用于交换丝绸和其他织品。俄罗斯对利润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然而，中俄双方对阿穆尔河谷地区部落的效忠争夺，却阻碍了接下来二十年的贸易关系。通古斯人酋长根忒木尔（Gantimur）脱离满人的控制而成为俄罗斯臣属，体现了在边界确定之前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机会。83 根忒木尔的背叛，导致两个帝国之间的激烈外交冲突，但最终使双方都意识到创建一条明确界定的边界才是共同利益。根忒木尔逃离他在西伯利亚的故乡，以免除俄罗斯在一六五三年提出的纳贡要求。一六五四年，俄罗斯指挥官哈巴罗夫在根忒木尔的地盘上建造了尼布楚堡垒。根忒木尔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官衔，并率领部队对抗俄罗斯人。但他随后又在一六六六至一六六七年回到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俄罗斯人借由提供军事保护和粮食供应，吸引当地部落到阿尔巴津；满洲人则是命令通古斯部落首领们离开边界，更靠近清朝的控制。

对双方来说，根忒木尔和他强大的战士是深具吸引力的资产。康熙皇帝要求交还根忒木尔，担心其他部落会效仿他，但俄罗斯总督却要求清朝皇帝宣布自己是沙皇的附庸。即便转译自俄文，这放肆的要求还是太令人震惊了。幸好俄罗斯沙皇决心促进毛皮贸易，于是在一六七五年派出一支由尼果赖（Nikolai Milescu Spathary）率领的使团，前往北京协商外交关系与贸易。尼果赖的使团失败了，主要因为他拒绝送还根忒木尔。清朝担心根忒木尔会帮助正在袭击边境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则担心将他送还会鼓励其他部落拒绝纳贡。俄罗斯人仰赖贡礼支撑驻军。然而，双方都从这次遭遇获得了宝贵情报。康熙意识到可以透过向远方的沙皇提供贸易机会来停止边境的袭击，俄罗斯人则证实了新王朝的实力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双方现在都同意，若要维持边境贸易的安全，就得厘清模棱两可的国界。时至一六八○年代，他们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康熙刚在一六七八年镇压了三藩之乱，并于一六八三年拿下台湾。他在一六八三年五月发了两封信，表示若俄罗斯撤出阿尔巴津堡垒，清朝愿意进行协商。但是当这些信件于一六八五年十一月抵达莫斯科时，清军早已摧毁了这座堡垒，并在一六八六年俄罗斯重新占领后，再次将堡垒团团包围。作为回应，沙皇于一六八六年一月从莫斯科派出费岳多担任全权大使，进行画定边境界线以及创建商业关系的谈判。费岳多于一六八七年十月抵达色楞格斯克，他本来打算邀请蒙古的呼图克图担任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协调人，但他后来收到了直接与康熙皇帝通信的邀请。康熙原本同意与俄罗斯代表在一六八八年于色楞格斯克会晤，但噶尔丹却也在同一年展开对喀尔喀的攻击，清朝官员于是只得取消这次会面。

随着噶尔丹的势力茁壮，清朝的主要关注变成阻止俄罗斯人支持噶尔丹。俄罗斯方面也开始意识到，蒙古地区的动荡正威胁到与中国边界冲突的决议。噶尔丹驱使喀尔喀人朝南北四散奔逃。有些喀尔喀人逃入清朝边界寻求庇护，其他人则向北移动到色楞格斯克，将费岳多包围在堡垒里，接着迫使他逃往乌金斯克（Udinsk）。一六八九年三月，费岳多已击败了这些蒙古人，并收复色楞格斯克。清朝官员如今同意他的建议，在更东边的尼布楚会面，比较不受噶尔丹的扰乱。双方特使于一六八九年七月抵达尼布楚。费岳多带着约一千名随行人员，与索额图率领的七位清朝大使，以及包括两名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军事兵团和佛教神职人员在内的至少一万人随行辅佐会面。84 清朝的代表都是满人高官，包括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纲，以及率兵摧毁了阿尔巴津的萨布素（Sabsu，译按：首任黑龙江将军）与郎坦（Langdan）。

没有任何蒙古部落领袖出席尼布楚会议。蒙古人虽然不在场，却影响了谈判时的两项关键议题：沟通方式与边界画分。中俄双方代表们首先得选择要用何种语言进行讨论。双方都无法使用母语，因为维持对等的假象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双方并排搭起开放式帐篷，帐篷内的人数相当。清朝官员其实有俄语传译，不过并没有派他们上场。作为满人高官，他们不让任何中国人参与边界谈判。佟国纲曾在一六八八年主张让中国人出席，不过提议遭拒。俄罗斯人曾试图从他们的达斡尔藩属中找满语传译，但却找不到能够胜任的人选。然而，俄罗斯人和满人都非常熟悉蒙古语。在这个边境区域里，蒙古语是不同民族间最常用的沟通语言。不过，《尼布楚条约》的第一语言并不是蒙文，而是拉丁文。懂拉丁文的只有一二名俄罗斯代表，以及为清朝服务的两名耶稣会士。

由于耶稣会士让自己成为了重要的调解者，他们得以决定条件与双方沟通的语言。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天会谈上，特使们原则上同意以拉丁文沟通。85 根据费岳多的报告，他们认为蒙古语传译人数不足，而且不够可靠，所以双方一致认为使用耶稣会士的拉丁文比较“客观”。贝洛博茨基（Pole Andrei Belobotskii）担任俄罗斯人的拉丁文传译。然而，讨论很快就围绕着该在哪儿画界的问题打转（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5）。起初，满人基于这一带所有蒙古部落都曾向元帝国称臣的事实，声称直至贝加尔湖的所有领土都归他们所有。俄罗斯人坚持保留阿尔巴津和尼布楚，建议沿阿穆尔河画下国界。接着，俄罗斯人却听到满人威胁若不立即让步，就要发动军事攻击。他们很快就发现是耶稣会士在翻译中“加油添醋”，因此要求和清朝特使以蒙古语沟通。清朝特使之间以满语进行一段漫长的讨论之后回复，他们“仅指示耶稣会士就边界问题发言，并没有要他们谈军事事务”。86

每当讨论陷入僵局，俄罗斯人都试图使用蒙古语翻译直接与满人沟通，但耶稣会士也都以翻译人员能力不足为由予以反对。耶稣会士还要求俄罗斯人不得在会议期间私下与满人交谈，更告诫自己的口译和满洲官员的助理（jargochi），绝不要单独与俄罗人以蒙古语交谈。87蒙古语无疑可以和拉丁语一样，轻而易举地成为替双方搭桥的语言。耶稣会士排除蒙古语，是为了让自己争取到更好的传教条件。他们假装劝阻康熙皇帝排除战争的选项，诱使俄罗斯人承诺来自沙皇的有利待遇。他们还将条约协商的功劳揽到身上，借此在一六九二年获得康熙颁发的《容教诏令》（Edict of Toleration）。在有力调解人的悠久传统里（从古时候到今日的基辛格），调解人总是坚决排除自己以外的沟通管道。88 他们垅断语言，也垅断双方彼此接触的管道，成功地将一切蒙古利益排除在谈判之外。

最终解决双方绘制边界线冲突的因素有二，一是武力威胁，二是蒙古人在两大帝国之间的模煳忠诚。第二天，费岳多同意沿额尔古纳河（Argun）的一条小支流贝斯特雷河（Bystry，或称布雷河〔Burei River〕）画界，前提是清朝愿意赔偿破坏阿尔巴津堡垒的费用。索额图接着提出应该沿着石勒喀河（Shilka）画界，随着它汇入阿穆尔河的路线。这条界线将俄罗斯在额尔古纳斯克（Argunsk）的堡垒留在清朝境内，还有一座珍贵的盐湖及数个矿井。索额图建议暂时休会，直到双方都呈交概述彼此要求的信件给各自的皇帝，费岳多拒绝了这个提议，怀疑满人只想拖延时间趁机把军队调到边境。费岳多还试图争取耶稣会士的支持，承诺会在西伯利亚提供宣教的优惠待遇。

费岳多后来得知，清朝在尼布楚附近劝说至少两千名曾向俄罗斯人纳贡的布里亚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s）和汪古蒙古人加入清朝。索额图提出将边界画在石勒喀河以南的格尔必齐河（Gorbitsa），如果俄罗斯人同意和喀尔喀人以色楞格河为界。由于喀尔喀蒙古尚未臣服于清，费岳多拒绝将决定边界的权力让给清朝。索额图接着动员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包围尼布楚，外加布里亚特和汪古叛逃者。费岳多和他的一千五百名手下则准备背水一战。两天后，费岳多明白自身立场希望渺茫，只得对清朝的大部分要求让步。考虑到格尔必齐河和阿尔巴津之间的聚落和毛皮动物都很少，而且有越来越多蒙古藩属投奔敌营，费岳多放弃了对阿尔巴津所有权的要求，但保留了通往额尔古纳河以北的盐湖与矿场的权利。根据条约的最后条件，额尔古纳斯克的堡垒将被移至河北侧的俄罗斯境内；清朝不会为阿尔巴津支付任何赔偿，但会准许贸易者前往该区域。双方同意沿阿穆尔河以北最靠近的山脉画界，以石头界标做记号。额尔古纳河口的一块石碑以俄文、汉文、满文、蒙文和拉丁文题写了条约内容。其他部分的边界将在日后画定。

费岳多因此屈从于满人精明的军事威胁和利诱手法，失去了他的蒙古藩属，可能使他几乎完全丧失对外贝加尔区域（Transbaikal region）的控制权。但他以放弃阿尔巴津为代价，起码保留了进入额尔古纳河以北土地的权利，而且继续控制那些仍然臣服于俄罗斯的藩属。清朝则放弃了本来就不曾领有之领土的宣称，而且还借由提供贸易机会，确保俄罗斯人不会支持噶尔丹。今天的中、俄民族主义史学家，都认为对方得到了更好的条件。他们将条约简化为中俄的两极对抗，忽视受谈判影响的其他两方的重要性。

俄罗斯和清朝官员并不仅是根据对另一方的影响而盘算他们的立场，还考虑到了所有参与大草原权力斗争者的后果。从尼布楚谈判获得最大收获的显然是耶稣会士，康熙对他们赞誉有加，还允许他们自由传教。耶稣会士早已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提供他武器、教他几何学、为他增广世界见闻。他们如今也展示了外交技巧。然而，他们最终未曾成功使满人或中国人皈依基督，而且在康熙去世后就丧失了影响力。清朝统治者利用耶稣会士达成自己的目标，然后就把他们搁到一旁。损失最为惨重的则是蒙古人，无论是噶尔丹还是边境部落，因为谈判结果将他们绑定在边界的单一侧，剥夺了他们寻找盟友的机会。

噶尔丹立刻就发现了《尼布楚条约》的影响。一六九○年初，他派一名特使到伊尔库茨克（Irkutsk）去见费岳多，寻求俄罗斯支持他袭击喀尔喀的计划。89 由于俄罗斯人本身也受到土谢图汗的攻击，噶尔丹期待与他们结盟对抗共同敌人。费岳多答复说，自己曾试图在一六八八年联系噶尔丹讨论结盟一事，不过他的传信者却未能达成使命，如今他已无法与噶尔丹携手合作。然而，他确实派了一名特使去探查噶尔丹的兵力，以及厘清噶尔丹的地盘上有多少俄罗斯商人。和满清签订条约后，费岳多不再对与准噶尔结盟感兴趣。他真正关心的是保护噶尔丹境内的俄罗斯人，还有防止向沙皇称臣纳贡的蒙古部落变节。费岳多的特使要噶尔丹准许在伊尔库茨克进行自由贸易，以及把阿勒坦汗的兄弟遣返。阿勒坦汗的兄弟拒绝履行向沙皇纳贡的义务，投奔噶尔丹寻求庇护。

康熙皇帝一听说噶尔丹找上俄罗斯人，便立刻提醒俄罗斯人，若协助攻击满清臣属喀尔喀人将违背《尼布楚条约》。90 尼布楚如今成为界定边界义务的范本，而清朝已规定了各种条件。噶尔丹晚了一步。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向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遣使，但寻求莫斯科方面支持之举却被拒绝。到头来，对中贸易的吸引力，远胜过任何在准噶尔领土上探勘黄金的机会。清朝在尼布楚的最大收获，就是让准噶尔失去与人结盟的机会。

清朝在尼布楚和恰克图签下了与西方强权的第一批条约，这也是两个世纪以来唯一在相对平等基础上协商而来的条约。然而，两个帝国的统治者都不相信主权国家之间的对等谈判。双方都是依据“朝贡、藩属与恭敬”的重要顺位在行礼如仪。如果双方对协商的理解如此矛盾，条约又是怎么谈成的呢？正是因为有另外两方扮演重要的文化调解者，谈判才得以成功。准噶尔蒙古国的存在难以忽视，导致两个帝国调整传统的外交礼节。而在被正式的国与国接触取代之前，耶稣会士及其拉丁文则成了逐渐消失的边境地区里，流动的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后幸存者。为了取得垅断地位，耶稣会士不得不排除对造以蒙古语沟通的能力。

不同于马戛尔尼（George Marcartney）在十八世纪晚期的经历，向皇帝叩头的问题这回并没有导致谈判破局。诚如日后和其他欧洲列强的谈判，双方的目标截然不同。俄罗斯人想要贸易，而中国人想要安全。同样不同于十九世纪的“不平等条约”，这回双方的需求都获得满足，而且没有为对方带来不可接受的成本。

两方都觉得另一方在文化上既熟悉又陌生。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人都已经习惯与中央欧亚人的外交模式。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交手的对象都是军事强大但制度不稳定的游牧部落联盟。他们如今得面对彼此：一个庞大且稳固的帝国竞争对手，因此外交礼节的规范势必改变。俄罗斯人对边境扩张采取了务实观点：他们不是为了荣耀才深入西伯利亚，而是为了利润。相较于促进毛皮贸易，领土和帝国荣誉可以退居次要。清朝这边则选择在礼节上妥协，以确保俄罗斯在接下来满清与准噶尔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

民族主义和当代政治严重影响了诠释《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方式。91在中苏于一九六○年代闹分裂之前，俄罗斯和中国史学家都把这些条约解释为一九五○年代“兄弟之盟”的根源，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唯一成功的平等条约。然而，自一九六○年代以来，俄罗斯人开始把它们视为“不平等”条约，是侵略扩张的满人强行加诸到国力孱弱的俄罗斯帝国身上。中国史学家则把俄罗斯人视为阴险的帝国主义者，在签署条约后仍继续提供蒙古人大量援助。近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声称条约本身“不公”且不利于中国的地位，因为条约让中国放弃了对东部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宣称权，而这些地方据称是由“中国民族”（即通古斯人）所有。双方都把彼此描绘成“侵略成性”且根深柢固，以便支撑自己缺乏安全感的民族共同体。一如军事战役，外交史也成为民族主义者操弄意识形态的工具。

第五章啮雪：噶尔丹走向灭亡，一六九○至一六九七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征之间的六年，康熙皇帝加强了防御，同时计划将噶尔丹与潜在盟友隔离开来。噶尔丹这方的目标则是赢回已向康熙投降的喀尔喀人，在远离边界之处恢复自身实力，同时确保达赖喇嘛的支持。西藏于是成为双方对抗的主要焦点。康熙皇帝试图切断噶尔丹和西藏之间经哈密和西宁连通的交流路线。噶尔丹则是试图切断康熙与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的联系，因为康熙打算利用噶尔丹的这位侄子从后方牵制他。两位统治者皆公开表示致力于维持和平，但其实私下盘算如何打击对方。

康熙开始认识到补给方面的难题，使他无法对噶尔丹直捣黄龙。他发誓“剿除噶尔丹的根基与分支”，可是却无法追到遥远的科布多。他只能先采取守势，直到后勤基础更加稳固，抑或把噶尔丹引出巢穴再就近打击。日后乾隆于一七五○年代出征时臻于最佳状态的庞大后勤网络，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初步累积。同样的，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之间与准噶尔内部本身的分裂──又称“致命的个体主义”（fatal individualism），使准噶尔无法组织任何对抗满清政权的联合势力。1 这些分裂始于一六九○年代，最终造成了准噶尔人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毁灭。

多伦诺尔会盟

康熙皇帝虽然对噶尔丹逃跑感到愤怒，但却意识到此事使他有机会将影响力延伸至所有喀尔喀部落。在乌兰布通大捷后不久，他就计划在喀尔喀人之间确立“规矩和法度”。2 他召开大会，将喀尔喀诸汗编组到旗制里，就像他们被编到四十九旗的车臣蒙古同胞，并且将他们永久地安顿在指定领土。众臣再次反对康熙皇帝到危险的塞外出巡。3 监察御史沈恺曾基于天候恶劣和健康风险，敦请推迟大会，不过康熙坚持这些重大问题唯有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一六九一年五月九日，康熙离开北京并先进行一次大规模狩猎，安排得有如一场军事行动，然后才朝多伦诺尔（Dolon Nor）出发。

康熙知道喀尔喀蒙古骚乱的主要原因是大汗之间的内战，源自长久累积的私人恩怨。这些相互竞争的各方把噶尔丹和满清卷入干预喀尔喀事务的浑水中，可是清朝从决定性军事胜利已获得足够威信，足以根据满洲规则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争端。

康熙在会议前确定了大汗之间的明确优先顺序，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之弟策旺札布（Tsewang Jabu）和车臣汗排在最高等级，并把其余贵族分成七个级等依序排列。超过五百五十名蒙古贵族成员获封头衔。每个大汗都执行特定的仪式，包括三跪九叩，而且都在盛宴上配得一席座位。

会盟于一六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三日在多伦诺尔举行。多伦诺尔是大草原边缘的小聚落，位于北京以北二百五十公里处。皇帝盛宴款待喀尔喀诸汗，随后安排阅兵表演，希望让他们对帝国的实力留下深刻印象。大炮射击和火枪展示使他们诸汗“畏惧无不骇愕赞美”。4 总共有六十四座小型大炮、八座大型大炮，以及八座迫击炮，全都展示在来访蒙古人的营地。皇帝本人骑在马上，身穿甲冑，率领了七十件枪炮的展演。他向张诚询问欧洲国王是否也会远巡，并抱怨满人经耶稣会取得的枪支品质低劣。5

会盟时，康熙公开宣称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有罪在身。土谢图汗本人一手促成噶尔丹的入侵，导致自己的国家毁灭，家人丧命。康熙皇帝出于仁慈，才拯救了大汗的子民。土谢图汗等人乞求饶恕，康熙于是赦免他们。相较之下，札萨克图汗的遭遇值得同情，因为他无故受害。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都获得了封地和满洲的贵族头衔，而且都发誓保持和平。难民将被送回他们的老家。

在康熙皇帝看来，喀尔喀人“漫无纪律”且需要“法度”。将他们编到旗制里，确保他们的领土不重叠，避免了牧场冲突。每个大汗都保有头衔；被谋杀的札萨克图汗，其汗位由其弟继承，头衔也获得清朝批准。清朝官员握有授予喀尔喀领导阶层头衔的最终决定权。6

喀尔喀人从臣属中获得实质的收获。清朝提供粮食与牲口，减轻了他们的苦难。他们还获得了新头衔，权威也获得清朝的认可。但作为交换，他们得放弃随心所欲移动的权利。被编列到旗制里，意谓着他们在牧场与牧场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满洲官员的严格监督。并非所有喀尔喀领袖都接受这种条件。尽管参加了清朝的多伦诺尔会盟，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拒绝这项安排，坚持自己保有改变牧场的权利。

多伦诺尔会盟还为清朝在与达赖喇嘛竞争对蒙古的影响上，获得更大威信。一名特使被派往西藏告知达赖喇嘛，清朝皇帝成功地为喀尔喀带来和平。7 特使还警告说，噶尔丹与其食不果腹的追随者，可能会向达赖喇嘛寻求援助。倘若他违背不攻击喀尔喀人的宣誓，皇帝发誓绝对会剿灭噶尔丹。然而，要断绝西藏对噶尔丹的支持，除了威逼，还需要利诱。在冲突期间，清廷曾对清藏边界的边城打箭炉（Dajianlu，藏文Dar-rTse-mDo，位于今之四川）实施了贸易禁令。如今和平再度降临，禁令被解除。

尽管清军与噶尔丹的部队都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但后者显然处于更加疲惫的状态。更有甚者，噶尔丹缺乏安全的避难之处。他先是带兵北逃，打算夺取喀尔喀部落的牲口，为他垂死的子民补充精力。当这些努力失败时，他只好继续步行。8 噶尔丹接着向西前进鄂尔多斯地区。清军无法阻止他在黄河以外的行动，因为他们自己也欠缺补给，不过他们可以创建防御阵地，把噶尔丹挡在鄂尔多斯之外。噶尔丹最终撤至科布多，远在清军无法抵达的蒙古地区。主张大规模远征噶尔丹的提议被驳回，因为他的所在地难以接近。9 噶尔丹的势力可能威胁哈密。哈密是重要的供给中心，住着亲近噶尔丹的穆斯林人口。由于距离甘肃走廊太远，清军无法在哈密驻扎重兵。不过只要清军在甘州有部队留守，噶尔丹就不敢攻击。

清朝最担心的是，噶尔丹能透过蒙古高原牧场与中亚绿洲人口的粮食生产，获取重建实力的资源。作战失利之后，噶尔丹几乎失去了所有牛羊，其子民被迫耕田乃至捕鱼维生。假使准噶尔能创建独立的粮食来源，他们有可能恢复锐不可当的力量。因此，清朝官员建议没收哈密穆斯林的存粮，并下令嘉峪关的驻军将他们扣留。

尽管感到焦虑，清军无法立即展开另一波大型作战。他们眼下的主要考量是缩减边境驻军规模，节约供给。10 要将小股军事单位调到关外要塞的部署，一再遭遇粮食与马匹供给有限的问题。此外，新加入满清的蒙古盟友需要粮食赈济，因为很多都是逃离战场的绝望难民。11 在控制蒙古人的竞赛中，粮食是个有用的武器。不过即使是庞大的中国农业经济，也只能输送有限数量的粮食到边疆。

清朝为进一步孤立并包围噶尔丹，遂联系他的族属和敌人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在一六九○年的叛乱，几乎迫使噶尔丹放弃对喀尔喀蒙古的干预。清朝使节在一六九一年送礼给策妄阿喇布坦，期待能利用他们之间的分裂。清朝使节希望策妄阿喇布坦转告噶尔丹，“你的牲口都没了，你什么都没得吃。百姓匮乏之至，只能垂死挣扎”，如果他愿意臣服，皇帝可以在他和策妄阿喇布坦之间创建和平。这个策略旨在复制清朝担任喀尔喀部族调解者的成功模式，不过噶尔丹拒绝了。在哈密，噶尔丹的一名下属杀死了被派去见策妄阿喇布坦的清朝特使马迪（Madi）。12 尽管噶尔丹否认杀人的指控，皇帝仍直指他的不是，威逼利诱想劝他投降。策妄阿喇布坦发给康熙皇帝一个秘密奏章，外加上呈贡礼，并在马迪死后与清廷保持联系。清朝政策在分离喀尔喀人，争取达赖喇嘛和俄罗斯的中立，以及分裂准噶尔家园都有显著成果。即便如此，清朝官员仍不得不放弃全力推进科布多追捕杀害马迪的凶手的想法。噶尔丹仍然遥不可及。

噶尔丹打算争取盟友，无论来自何方。他于是接触了俄罗斯人，并试图劝降科尔沁台吉毕立克图（Biliketu）。13 但清朝拦截了噶尔丹给毕立克图的信函，并在调查后洗清毕立克图的嫌疑，并赢得他对清朝的归顺。毕立克图在康熙皇帝诞辰日献礼祝寿。14 诚如前文所述，俄罗斯人为了维护《尼布楚条约》，同样拒绝了噶尔丹的试探。

争取对西藏的关系，就成了双方的关键。在乌兰布通之战前，康熙非常尊重达赖喇嘛及其使节，不断强调喀尔喀部落的和平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喀尔喀人于多伦诺尔会盟归降后，北京颁布的诏令态度不变，不过增加了一点威胁的口吻：达赖喇嘛不得回应噶尔丹对物质援助的请求，否则清朝将切断与西藏的贸易关系。康熙对西藏与噶尔丹通敌合作的怀疑渐增，他在一六九一年十一月接到达赖喇嘛的和平呼吁后强势回应：“但尔近侍与济隆库图克图等皆有私意，不体朕与尔之心，济隆库图克图身在噶尔丹营中并不说和，噶尔丹藉追喀尔喀为名，阑入边汛劫掠乌朱穆秦诸地⋯⋯尔喇嘛之旨，亦不行传谕，尔近侍之人通同贪利，而欺蔽汝，徇庇噶尔丹。”康熙认定噶尔丹勾结达赖喇嘛的特使济隆库图克图（Jilong Khutukhtu），因为济隆库图克图在作战结束后提议谈判，使噶尔丹有时间逃脱。15

到了一六九二年时，噶尔丹已缩减了他的要求。相较于之前的三项要求，他现在仅保留一项，而且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七旗喀尔喀回到他们原来的土地。这当然意谓着将他们从旗制的束缚解放出来，使喀尔喀更容易受制于噶尔丹。康熙不得不拒绝这一要求，可是他也强烈警告达赖喇嘛，不要再继续提供噶尔丹任何资助。康熙没有向藏族喇嘛揭露他剿灭噶尔丹的目标，而是继续强调双方共同的好生之心──他供养饥饿的喀尔喀人就是证据。但康熙透露的讯息中，可以看到孤立噶尔丹的意图越来越严厉。

一六九三年十二月，第巴透露自己才是在这段时间内管理西藏事务的人，而不是达赖喇嘛。他同意康熙拒绝噶尔丹的三项要求，同时要求清廷提供御印，也获得批准。他还请求康熙不要剥夺噶尔丹和策妄阿喇布坦的大汗头衔。康熙则拒绝此一要求，并回应“外藩”无权为中国皇帝决策。16

在成功拒绝达赖喇嘛调解的鼓舞下，康熙皇帝坚持要求噶尔丹投降。噶尔丹不停地为自己无礼的言语道歉，但要求清廷发放五万到六万两的帝国补助。康熙则坚持唯有噶尔丹亲自谒见，才有可能收取帝国赏赐。他完全不期待噶尔丹会接受，不过这也是引诱噶尔丹更靠近北京以便讨伐的整体策略的一环。

在此同时，康熙皇帝越来越怀疑噶尔丹正在壮大自己在新疆穆斯林中的盟友。由于噶尔丹每次遣使到清朝都使用穆斯林信使，皇帝指控噶尔丹派穆斯林间谍到中国。熟悉游牧和中国贸易的哈密和吐鲁番穆斯林绿洲居民，无疑是理所当然的调解人，可是康熙皇帝想要移除清朝和蒙古人之间的中间人。到了一六九五年，他甚至确信噶尔丹本人已皈依伊斯兰教。17 要理解这份奇妙妄想，我们或许只能试图从大清皇帝的角度来解释。当时康熙已经吸收了中亚所有民族，成功赢得他们归降，或至少不干预。如果噶尔丹还是拒绝达赖喇嘛、蒙古人以及满清，那他想必属于唯一不在清朝控制之内的族群：中央欧亚的穆斯林。

噶尔丹东移离开科布多的消息，刺激了新一波的清军动员。清军带来一百头有特殊粮食补给的骆驼，以搬运重型大炮。18 康熙预期噶尔丹试图经库库淖尔，南迁到西藏。为阻止这一行动，他下令预备焦土作战，烧毁库库淖尔以北、额济纳河沿岸（Ejina）的所有草场。19 但彻底摧毁噶尔丹的作战能否成功，端视清朝能否将噶尔丹的兵力引诱到蒙古再战一场。

一六九五年九月，皇帝概述了引诱噶尔丹参战的最终计划。曾被怀疑与噶尔丹合谋的科尔沁台吉毕立克图，获得了一些噶尔丹的遗弃文件，包括一封参加会议的邀请函。毕立克图将派遣一名特使去见噶尔丹，告诉他有十旗的科尔沁人想向他称臣，并邀请他向东推进。康熙发誓“朕亲统大军风驰电击，彼不及远遁，断可灭矣”。20 康熙现在知道，噶尔丹并没有对帝国发动任何新攻势的准备。但康熙已下定决心消灭这个顽强的对手。他准备在一六九六年四月一日展开第二次亲征。

昭莫多之战

关于第二次出征的讨论首先聚焦在确定噶尔丹的意图。后勤是关键：马匹、大炮和谷物的供应。除非能够将噶尔丹引诱得更近，否则上述一切都必须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搬运数千英里到蒙古高原。康熙担心噶尔丹会再次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逃脱。

一六九五年八月，噶尔丹似乎正离开科布多朝清朝边境前进，但情势到了九月时逐渐明朗：噶尔丹不会再更靠近了。他留在克鲁伦河—土拉河地区，等待冬雪过去。引诱他更靠近的尝试不会成功。21 密探通报称克鲁伦河沿岸有大量军队聚集，“踪迹甚众”，估计噶尔丹部队的兵力为五至六千。22 虽然他的羊很少，不过却拥有大量的马和骆驼。尽管噶尔丹欠缺侵略意图，使清朝更难接触到他，但清朝已拥有供给一支庞大军队的时间。

透过噶尔丹上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章，我们看不出噶尔丹察觉康熙已计划动武的迹象。噶尔丹仍主动提议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期望在两个帝国之间创建明确的界线。23

然而，谨慎、“懦弱”的朝廷官员，对长途跋涉穿越沙漠的计划并不大热衷。许多官员建议等待噶尔丹靠得更近。倘若按照康熙皇帝之意即刻开拔至克鲁伦河，就将冒着冬天行军与在春草萌芽之前抵达的风险。官员们清楚明白马匹若没有充足的牧草，就将成为军队移动力的一大限制。24 但康熙对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逃跑实在太过气愤，因而坚持立即备战。即使动员令已下达，反对皇帝御驾亲征的声音仍持续不歇。议政大臣敦促皇帝不要冒伤着“玉体”的风险，应该要信赖麾下部队的英勇。他们无疑忧心出征的庞大花费，以及皇帝离开时国内政局动荡的风险。在此早期阶段，康熙还没有对他的汉族官员“不愿意劳心军务”感到愤怒，只提到先前因为病重无法亲自坐镇乌兰布通之战导致狡猾的噶尔丹逃脱，所以这次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出马；朝政可由长子留京处理。25

唯一热情拥护这次军事行动的是西路军的指挥官费扬古，但就连他都劝皇帝最好不要在冬天出征，应该等到隔年春天开拔。如此清军才有时间在冬季把马养肥，维持机动力，然后在早春趁噶尔丹能用春草喂养马匹之前将其捉拿。26 三路大军出发：费扬古率领三万西路军，萨布素率领一万东路军，皇帝则亲率三万二千九百七十名的中路军自盛京出发（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6）。萨布素的军队会驻扎在喀尔喀河畔以阻止蒙古人向东移动，所以只有两支军队参与直接追击。孙思克将会领导另一支军队，兵力一万，从宁夏出发与费扬古会合。费扬古的目标是封锁噶尔丹的逃脱路线，所以他必须赶在中路军攻击克鲁伦河的噶尔丹营地前就先抵达土拉河。西路军将从归化出发，从此处到噶尔丹在巴颜乌兰（Bayan Ulan）的营地，距离是二千里（一一六○公里），从京城到归化又要再加一千里（五八○公里）。西路军将于三月二十二日左右离开，携带八十天的物资，另有五十天的物资随后送达。27 直隶、山东和河南将共同提供一千三百三十三辆车，每辆车载六石粮食。每省总督都会提供辎重车和护送部队。华北各省都担起这次作战的补给任务，但主要负责粮食供应的人是直隶省总督于成龙。他造了六千辆辎重车，用来运送物资到边境。中央拨给各省省长额外配额，帮当地人减轻部分负担。28

影响这次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就是粮食添购。从事粮食供应的人，将获得与参战士兵同等的军事荣誉。29 然而，对贫困的西北省分来说，要支应军队需求仍然十分困难。西北各省每年收获仅一作，干旱频仍。尽管在部队和官员离开首都之前就先分发口粮，能够减轻地方粮食市场的压力，但要士兵随身携带所有补给仍是太大的负担。陕西军队五个月需要二万二千四百石，远超过所能携带的量。用牛只代替一个月的口粮，并让每位士兵自己携带○．○五石，可以稍微减少总量，不过他们仍需要携带银子才能在甘肃的市场上购买补给。每人都配有银两，从将军的每月二十银两，到一般士兵的二银两。30 商人会于部队行军时随队在后，在不同的营地进行交易。由于军队里许多人来自西北，对当地市场了如指掌，殷化行将军发钱让他们购买自己的粮食。31

第二项关键元素就是马。马匹无法从中原取得，清朝几乎只能彻底依赖其蒙古盟友。早在一六九五年八月，官员就向喀尔喀人购买马匹。他们在归化的主要马市购入一千匹，然后向鄂尔多斯的六旗和科尔沁的十旗各收购两千匹；其他部落提供的数量较少。即便是在首都，要养马过冬也并非易事。位于北京以北的奉天县为这次作战贡献了三十万捆牧草，好用来喂养八千匹马。32

但蒙古盟友并不可靠。清朝得祭出严厉的纪律管控，才能避免蒙古人与中国部队私下进行马匹交易。喀尔喀人“素善盗马”。两名喀尔喀人被发现试图盗马后，被处以断手断脚与割耳断颈的惩罚。33 然而，蒙古部队对这次作战至关重要，尤其是负责快速追击的精锐部队。每个部落酋长都必须提供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须是最勇武、最有经验的士兵，来自富裕的菁英家族。34 如何避免蒙古人自乱阵脚也同样重要，特别是有些蒙古人担心清军通过自家领土并不只是为了惩罚噶尔丹。与噶尔丹分裂的准噶尔领袖策妄阿喇布坦，此时就成了清朝相当有力的盟友。他可以向其他蒙古人保证噶尔丹是清军唯一的目标，从而削弱了噶尔丹号召所有蒙古人团结对抗满人与汉人的努力。35 策妄阿喇布坦获准将朝贡使团的规模从二百人增加到三百人，从而增加了贸易利润，外加织锦、银、茶和毛皮等礼物；康熙还承诺会把在作战期间在噶尔丹地盘上俘获的穆斯林商人都送给他。36

第三项关键元素是火药武器。康熙为了确保清军能大获全胜，遂将大炮分配给每个旗并训令说：“军器之中无勐于鸟枪火炮者，其势甚烈，其力甚大，诚战阵之利器也。剿灭噶尔丹当以火器为要。”37 此前的例外是三藩之乱，当时使用火药武器的敌军未能取得优势，反而大清军队没用上大炮就赢得几乎所有的战斗。相较之下，这次军队将获得源源不绝的火炮供应。在多伦诺尔会盟上，“炮火之声响震山谷”，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军队携带至少二百三十五门重达八千至一万斤（五千公斤）的重型大炮，以及一百零四门重达一百至八百斤的轻型大炮。各种大炮齐备，包括“西洋铜炮”和“台湾解到小铜炮”。当各旗在一次军事校阅中接连发射大炮，观看的噶尔丹军逃兵“骇甚战栗”，并预测“噶尔丹不日殄灭矣”。38 出了归化，大炮就必须放到驼背上运输。当年带到乌兰布通的大炮太过笨重，因此这次使用了比较轻的大炮，但如此长距离运输火器仍会大大减缓军队移动的速度──差点让费扬古错过了防止噶尔丹逃跑的预定会合时间。

康熙预定中路军于一六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寅时从北京出发，西路军则于三月二十日已时从归化开拔。孙思克在宁夏集结一万士兵，于三月二十四日开拔。39 中路军可以分四段行军至北京西北边一百五十公里处的独石口，不需额外马匹；越过独石口之后，他们每段的平均速度达六十里，总长约六十段。每段都有中继站，提供四十匹马换班。

出征路上的部队纪律森严，每天必须在寅时起床。为了能够尽速拔营，早饭不许生火。军官若因疏忽而没让士兵早点移动，就会受到惩处。水、粮食、牧草和马是首要考量。早春时节，大多数池塘和泉水仍然冻结。每一段行军过程都必须靠凿冰掘井。士兵们在某处挖了七十五口井，挖出了四十五座池塘。从冻泉里突然涌出的水，往往被视为非常好的预兆。40 马匹很容易死于过劳：行军时的大量出汗与突然停下来休息，往往使它们体力透支；接着它们又得被策御賓士，好暖和身子。它们在停止流汗之前还不能喝水。除此之外，部队必须小心避开有毒的水井和牧草。41

军队后面跟着一千三百辆车。这些载有补给的车辆彼此紧密串连，以防敌袭。当辎重物资抵达时，走在粮车前的康熙皇帝与将士们都松了一口气。于成龙的补给车队一直出状况，很快就没能跟上大部队了。雨水和泥泞拖延了进度，许多牛只死亡。为了穿越大沙丘，士兵们不得不用柳条和泥土修路。当辎重队进到沙漠时，他们将部分物资留在弹药仓，以便回程补给之用。42

康熙策军继续向前。他会在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的陪同下，定期观看北极星，好确定自己所在的纬度。43 他向风雨之灵祈祷旅程平稳。康熙带着六个儿子随行出征，但长子胤礽留在北京掌理国政。康熙在给胤礽的家书中描述了沿途景观、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他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些满文信件堪称中国文学最出色的旅游纪录之一，让我们得以洞悉康熙的性格，几乎是每天记录下皇帝变化多端的心情。皇帝的信心随着新情报或物资的到达（或未能如期抵达）而起伏着。他钜细靡遗地描述部队通过的地形，注意不同种类的花草，数不尽的土拨鼠洞穴、水源，以及各种类型的沙漠。他还会送植物回京让儿子照养。当大军困在一个“只有沙岩”的地方时，他仍继续蒐集彩色宝石作为送给在北京家人的礼物。44 这些家书生动道出军事行动的艰辛与乐趣，我将在下一章提出进一步分析。

尽管远征军出发后没多久就遇上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但康熙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仍然觉得途经的环境颇为讨喜。随着天气变暖，水草补给的取得变得更容易，马匹也能保持健康。不过，康熙也曾有一度怀疑上天是否已背弃他，当时他们在方圆四十至五十里都找不到水草。好在是日深夜就在山顶发现了一座清泉，恰巧足够补充停留一夜之所需。45 五月十四日，他经过永乐皇帝在十五世纪初远征期间留下的石碑。46 康熙对雨雪不止感到忧心，但蒙古人却欣喜无比。他们赞颂康熙，感谢他在马羊经过漫长寒冬变得极为虚弱时，为四月与初春带来丰美牧草。47

不是每个人都像康熙一样有信心。听闻噶尔丹得到六万俄罗斯军队支持后，议政大臣索额图、伊桑阿和佟国维吁请皇帝回京。48 这一回预见灾难的不是汉人文官，而是两位满人高官兼重要顾问。但康熙对此大发雷霆：“[朕]曲尽筹划，告祭天地宗庙社稷⋯⋯自兵丁以至厮役，无不思灭噶尔丹者。而大臣内有怯懦，不实心勇往向前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退后朕必诛之。”经过这场戏剧化的冲突后，大臣们在皇帝跟前下跪祈求原谅，并纷纷同意皇帝计划的正确性。噶尔丹聪明运用假情报，差点就中止了清朝远征。官员们后来才得知，噶尔丹的确有寻求俄罗斯援助，并曾与二十名俄罗斯特使商讨至少一千兵力和大炮援助。不过俄罗斯人最终没有做出明确承诺。49

然而，满人顾问的主要担忧不是中路军，而是费扬古的西路军。尽管噶尔丹尚不晓得清朝正领着一支大军前来，但想必他会在发现此事后向西撤退。如果费扬古无法赶在那之前到达指定作战地点，噶尔丹将再次逃脱，整场战役也将宣告失败。费扬古的初步回报听来振奋人心：他在四月十四日抵达了清朝边哨，预计将于五月三日抵达翁金（Onggin），五月二十四日到达土拉，五月二十七日到达噶尔丹大本营巴彦乌兰。为了保持行军速度，他没法等待辎重车队跟上。50 接着就是一整个月的杳无音讯，然后费扬古才回报雪和泥泞使他陷入困境。由于大炮难以搬运，他已将大部分大炮都留在边境，只能用骆驼继续搬运五十九门大炮前进。他只能带着十五天的口粮到翁金，二十天的口粮到土拉。他快马加鞭，预计能在五月三十日与孙思克会合。费扬古希望能在六月二日赶到土拉，六月六日到巴彦乌兰。51

听闻此一消息，中路军顿时面临一大难题：前进，还是等待？等待会耗尽珍贵的粮草，推进太快又有让噶尔丹在费扬古就定位前逃跑的风险。康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手头上的选项。52 有些人主张尽速推进，因为认为噶尔丹将挺身作战，可是许多人都担心他会逃跑。眼下距离噶尔丹的营地还需要九天，这让他有足够时间逃到远方。军队决定冒着噶尔丹察觉清军来袭的风险原地等待数日，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接着粮食到达了：三百头骆驼和一百七十三辆车，带着一千石的粮食（三百吨）。补给“积米如山”，数量之多令喀尔喀军队大感震惊。但大军已消耗了六十天份的总配给口粮，还需要后方配送更多口粮。于成龙还是无法将所有车带上。部队如今在某处“只有沙岩”之地扎营。53

消息指称噶尔丹有一万名士兵、一万名武装仆役和七千名佣兵，还有大量供给与牲口。后来证实此一消息夸大不实。54 费扬古正率领一万士兵朝克鲁伦推进，但他兵疲马困，不得不抛下许吐司兵。孙思克的军队人数也减少到仅剩两千名中国兵，而且多数精疲力竭无法再行军。殷化行将军表示：“远道驰至，既不及养马⋯⋯及度戈必，马畜遂相继毙。更前常苦乏水而草未尽芽。会大风雨，连数日夜，兵寒且饥，人马颠仆营间及道中者相枕籍。”55 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翁金，已因寒冷天气失去几乎所有的马匹，物资也仅剩下一个月。孙思克为了节省物资，决定只留下最强壮的士兵继续与费扬古一起向前线推进，其余则全数遣回。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决定执行第三项计划：遣使到噶尔丹的阵营提议谈判。使节带了几名准噶尔俘虏同行，他们将被释放回噶尔丹的大军。透过与噶尔丹谈判，清军能再拖延一段时间，好让费扬古有机会堵住他的退路。56 康熙再次不坦率地欺瞒，声称他只在乎边界太平，说他完全无意消灭噶尔丹。他已帮助逃离噶尔丹攻击的喀尔喀人免于饥饿，因此现在想要亲自与噶尔丹会面，共组同盟。“朕与汝等觌而定议指示地界，尔照旧贡献贸易⋯⋯断不诱人而破灭之。”57

清朝使节告诉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Danjila），康熙皇帝正前来与噶尔丹谈判。当他们（虚假地）知会他不可能脱逃，因为费扬古已抵达土拉河，丹济拉发出了“痛苦哀嚎”。第二天，大清帝国的所有部队集合列阵，“弥山遍野不见涯际⋯⋯甲胄火器刀枪日中晃耀夺目”。58 康熙相信这般壮盛军容将重挫噶尔丹的锐气。他预计费扬古此时应已抵达土拉河，因此并不担心噶尔丹遁逃，尽管他希望能与噶尔丹正面对决。六月七日，他率军抵达克鲁伦。59 河流流经陡峭山丘，水量稀少。准噶尔的巡逻部队看着清军前进，但没有多做抵抗。噶尔丹的部队不见踪影，只发现他扎营留下的痕迹。显然他前脚才刚离开。皇帝呵叱噶尔丹懦弱，发誓要继续追捕他。他只带上十六门大炮，其余全数留下，并遣使先行去劝噶尔丹投降。被俘虏的士兵通报，称噶尔丹已逃至巴彦乌兰的森林。费扬古是否已先他一步到达了呢？

清军在克鲁伦发现了被噶尔丹遗弃的疲马，也发现当地正遭受严重的干旱。草地还没发芽。被留下的老人形容准噶尔人“惊惶”奔逃。噶尔丹的部分军队爆发内讧，攻击彼此，妇孺则纷纷自尽。消息传来，称费扬古已于六月六日按计划到达土拉河。尽管有这些吉兆，清军如今却面临严重的粮草短缺。他们耗尽了随身携带的口粮，而于成龙的储备补给却尚未送达。就连皇帝本人，都只剩下羊肉可吃。康熙不情愿地意识到，他必须带主力部队一起回头找粮车。六月十二日，康熙终于调头，“凯旋回朝”。他派马思喀率领小股骑兵和轻型火炮继续追击。虽然康熙预期捷报，不过他也知道西路军缺乏粮食补给。他在家书中透露抑郁的心情，并描述了一幅“千里无善地”的景观。他希望儿子从京师寄衣物前来，表达出对儿子的思念之情。60

翌日，众人久候多时的费扬古报告终于抵达。费扬古已得知噶尔丹在克鲁伦，但他的兵力太过疲弱而无法迅速推进。西路军的口粮已在六月三日至六月十日之间告罄。于成龙只能以每日二十至三十里的速度，拖拉补给车穿越沙丘，而且时不时得因强风而停止前进。五月三十一日，噶尔丹已领先费扬古十天路程，而且他还把数英里内的牧草都烧光了。噶尔丹前往克鲁伦，期待能找到俄罗斯派来的火枪手和重炮。六月二日，费扬古得以率一万四千名兵力挡住噶尔丹的去路。六月十二日，两军在名为“昭莫多”的沙漠恶地交战。昭莫多的蒙文为“Jaghun Modu”，意思是“一百棵树”。这是一座小山谷，山丘环绕，谷底有河流穿过。61 费扬古的士兵无法携带太多物资，已经连续行军了十一天。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只能靠吃马肉和骆驼肉维生。噶尔丹只有配备二千鸟枪的五千士兵。即便已是日暮时分，清将殷化行仍然力主占领山丘。为爬上山丘，他的士兵必须激战蒙古神射手。当军队终于在山丘扎营，便获得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满人军队一边发射大炮，一边躲在木制路障后方推进，以棉衬甲冑保护躯干。当他们推进到离敌人仅十步之遥时，“矢下如雨”。此时康熙本阵即将到来的消息，吓得许多蒙古士兵弃械逃跑。噶尔丹失去对部队的控制，阵形大乱，做鸟兽散。他的亲族阿拉布滩（Arabdan）*试图抵抗，但却被随后出现的满人骑兵杀得伤亡惨重，数千士兵死亡。清军捕获了两万多头牛和四万只羊，噶尔丹和丹济拉只得带着四五十人脱逃。62

康熙在七月三日越过长城之前接获费扬古的捷报，他在四天后返抵北京。康熙取得一次大胜，证明他深入大草原的铁血意志是有道理的。他这场长达九十八天、来回克鲁伦二千余公里的远征，成功“熄灭”了噶尔丹的气焰。康熙回京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活动。尽管康熙将胜利视为天命（噶尔丹本人可能也这么想），这其实是一次险胜。皇帝对天意的恩谢，反映他对奇迹式胜利的无比宽慰。

由于噶尔丹麾下头号将领哈什哈（Qasiqa）投降，清朝得以知晓噶尔丹原本的战略计划──完全就是典型游牧策略。63 噶尔丹本来以为，他可以靠着留在克鲁伦和土拉地区来实现蒙古统一“大业”（amba baita）。他很后悔先前推进到乌兰布通，因此本来计划若满清大军前来，就要一路撤退直到耗尽清军的粮食和银子。但蒙古人听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就锐气尽失。噶尔丹原本想在森林里大战清军，可是却无法阻止他的部队溃散。他原本准备单挑西路军，但康熙朝克鲁伦派出三路大军的军事壮举，使他阵中将士惊恐惶惧，难以控制。

双方都已面临物资补给的极限，但清军主要依靠来自中原的粮食，蒙古人则仍然拥有大批牛羊。没有水草，蒙古人就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他们可以四处移动。若不是费扬古恰好挡在正确位置，噶尔丹本来有机会逃脱。费扬古不得不向西行到很远的地方找水，这段路程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牲口。费扬古抛弃许多补给，因为早已没有能够携带补给的牲口。根据张诚的描述，当费扬古抵达土拉时手下士兵已达“最后极限”。如果噶尔丹没来与他们交战，他们肯定将全部饿死。俘获噶尔丹留下的丰富补给救了他们一命。64 讽刺的是，噶尔丹本可以退回克鲁伦，拯救自己，然后任凭费扬古的军队挨饿，但他却高估了自己的力量，选择迎战虚弱的中国军队。结果满人和汉人放手一搏，因为深知自己无处可去，情势也不会比现在更惨了。

噶尔丹也被他的准噶尔同胞背叛了。当他传信给在巴颜乌兰的亲族阿拉布滩，告知康熙正在前来的路上，阿拉布滩则回复：“你的土地没有妇孺，没有牛，我的土地有妇孺，也有牛。难道你不知道满人是什么样的民族？我不会和满人作战。”65 阿拉布滩弃噶尔丹于不顾，尽管他后来在昭莫多之战现身。

汉人官员、满人酋长，以及蒙古大汗与札萨克们，纷纷盛赞康熙的大捷。他们感激皇帝为他们除去噶尔丹掠夺之患。蒙古人将康熙视为具有神力的大汗，可以为他所经之处带来水草（尽管所有凿井和找井的工作其实都是蒙古人自己完成的）。康熙的回应之道，就是吸收更多蒙古人成为大清亲属：“朕先以喀伦之内视为一家，今土喇克鲁伦以内皆为一家矣。”一位蒙古旗的官员（错误地）通报说，噶尔丹在听闻清朝大军来袭时杀了他的妻小。66

康熙皇帝改写历史

历史的重新诠释已如火如荼展开。康熙皇帝和大臣们立刻就把这场胜利摆进悠久的历史脉络里。他们把这次出征比拟殷高宗（伐鬼方）及周宣王（伐玁狁）的军事行动，前者花了三年，后者行了千里：

皇上六龙时迈直莅漠北，从万难进兵之地冞入，其阻计程约三千余里，为时仅八十日⋯⋯从来蒙古鸟集兽散靡有定居，倏去倏来踪迹飘忽，故剿灭最难。今合诸道之兵，环至夹攻，一举而尽歼之⋯⋯圣武天授非人力所及，自此沙漠永清，边圉孔固。骏烈之奋扬，声灵之赫濯，信为史册之所稀闻，诗书之所罕载。而汉于匈奴，唐于突厥，非所论矣。67

虽然噶尔丹还幸存，而且边境威胁并没有停止，不过清朝的胜利已被载入史籍，成为超越史上最伟大帝王的成就。无论如何，认为清朝完成并超越过去历朝成就的想法已开始成形，将清朝置于日益扩张的领土征服发展史里。军事编年史《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编纂者指出：“按古来，出塞征蒙古者，徒縻粮饷，疲士马。”68 这一回，上天决定彻底消灭蒙古威胁。借由将好结果归诸于天，满洲统治者将偶然的历史事故纳进了更宽阔的历史观点。反对出征者并未看出种种吉兆。很多满汉官员都曾劝谏皇帝放弃亲征，或推迟出征的时间，也希望他能放弃追捕在逃的噶尔丹。不过康熙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此“边塞巩固，中外永宁”。这种事后写下的历史编纂，将明察天命的能力归给皇帝，称他将圣贤智慧与天意融入战略思想。康熙不仅遵循过往统治者的仪礼规定，就像他和永乐皇帝一样在边疆远征后对天地献祭，更借由有效利用“天时”来超过过往的统治者们。69 他的“圣武”让他能够“溃敌如折腐枝”。一八四二年，魏源的名著《圣武记》将这些源于征服行动的天命一统、军事胜利和圣贤治理的概念融于一炉。70

战争胜利后，清官方运用包容和排除的双重策略打造了历史神话。71 当新归降的蒙古人被包容进清朝的大家庭时，噶尔丹及其追随者则被排除在外。然而，边境还有许多民族的忠诚对象尚未确定，有必要将他们与噶尔丹区隔开来。康熙皇帝为库库淖尔的蒙古诸台吉印制了数百份传单，敦促他们捕获噶尔丹家族的余党。他强调噶尔丹入侵清朝边境之举已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意愿，噶尔丹声称获得库库淖尔台吉、俄罗斯人和“中国回子”的支持，是为了要在征服中国后另立一名穆斯林为其统治者。72 康熙一度相信噶尔丹已皈依伊斯兰，而且他担心噶尔丹在哈密和吐鲁番绿洲使用穆斯林间谍。康熙还意识到要在库库淖尔征用穆斯林军队来对抗突厥人并非易事。显然该地区的穆斯林并不可靠，尽管哈密酋长主动表示愿意帮忙捉拿噶尔丹。康熙的主要策略是赢得蒙古人的支持，说服他们相信噶尔丹违背了对达赖喇嘛的誓言，从而把自己排除在宗喀巴的佛陀之道外。康熙把注意力转到库库淖尔诸台吉身上，意谓着清朝开始对西藏达赖喇嘛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更深的涉入。

西藏是另一个模棱两可的藩属，而且清朝统治者对西藏所知甚少。昭莫多大捷之后，投降的准噶尔人告诉他达赖喇嘛已在九年前去世，这令康熙大感震惊。事实上，第五世达赖喇嘛早在一六八二年圆寂，摄政第巴接着掌权。康熙后来才从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得知达赖喇嘛过世的真正日期。发生在西藏的事件显然相当晦暗复杂。康熙认为第巴夺权与掩盖达赖喇嘛之死，是为了要与准噶尔创建更强大的反清联盟。学者阿赫迈德（Zahiruddin Ahmad）根据西藏文献，主张清朝误解了西藏权力关系的本质，更故意宣传有关夺权和隐瞒的故事以凸显噶尔丹和第巴的变节背叛。73 与清朝观点相反，第巴并非在达赖喇嘛死后非法篡夺权力的“辅官”，而是达赖喇嘛的资深顾问，在一六七九年被委以世俗职责。达赖喇嘛本人就在不久之后退隐冥想。基于星象理由，推迟喇嘛死亡的公告并不罕见。阿赫迈德认为，第巴没有故意欺骗康熙皇帝，是中国人无法理解西藏的转世观。第巴可能认为，第五世达赖喇嘛只是离开他的身体进入冥想，而后将在他的第六次转世中归来。

话虽如此，西藏政策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转变显而易见。第巴试图调解康熙和准噶尔之间的冲突，也试图阻止军事行动，更积极提倡更加同情噶尔丹的看法。第巴这下子成了康熙皇帝眼中的噶尔丹同伙，而且库库淖尔蒙古人对西藏喇嘛的服从，更可能导致其与清朝疏远。库库淖尔众台吉宣称自己对双方平等效忠：“东方有大清圣上，西方有达赖喇嘛。”74 康熙选择冒着疏远他们的风险和第巴作对。在过去，达赖喇嘛派来的使者会被安置在城外的独立住宅内，但如今第巴派来的使者却因与噶尔丹合作而被捕。75 两个月后，由于始终未能逮到噶尔丹，康熙皇帝痛指第巴指使噶尔丹叛乱：

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旨，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专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库图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先是尔以久故之达赖喇嘛诈称尚存，遣济隆库图克图至噶尔丹所，乌兰布通之役为噶尔丹诵经且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又以讲和为辞贻误我军，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为众生遣人往召班禅库图克图，尔又诳吓班禅库图克图，谓噶尔丹将要杀之而不遣行，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潜与噶尔丹结姻往来通使，而尔又不举发，如噶尔丹博硕克图济农无尔之言，有相与为姻者乎，噶尔丹信尔唆诱之言。76

根据一名准噶尔俘虏的说法，噶尔丹在战败后告诉追随者：“我来此克鲁伦非吾意欲深入也，奉达赖喇嘛之旨，云南征元吉，大有庆也，我是以深入，盖达赖喇嘛杀我，而我杀尔众矣。”康熙从这份报告中推论第巴应该要背负最大责任：达赖喇嘛若还在世，显然不会赞同噶尔丹的军事入侵。康熙发誓要“发云南四川陜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汝”。77

此时噶尔丹仍然下落不明。有消息指称，噶尔丹的头号副手丹济拉和阿拉布滩在博尔塔拉河（Bortala）会面，双方分头寻找噶尔丹。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他不大可能前往宿敌策妄阿喇布坦控制的哈密。78 土尔扈特部的阿玉气汗（Ayuki Khan）距离太远，而且也对噶尔丹并不友善。俄罗斯人只对贸易感兴趣，无意庇护战败的大汗。因此同情他的西藏摄政第巴，似乎就是噶尔丹唯一的选择。但噶尔丹也或许会试图攻打哈密的策妄阿喇布坦，或前往阿尔泰山。清朝的目标是阻止噶尔丹穿越库库淖尔，吸收穆斯林追随者，然后平安抵达拉萨接受第巴的保护。康熙兴起第三次攻打噶尔丹的念头，旨在彻底消灭这匹“孤狼”。79

左右噶尔丹命运的最后战役

一六九六年的条件其实不利于第三次远征。西路军仍极度缺粮，他们的马匹已筋疲力尽，运输车也都坏去，而中路军的纾困粮食还尚未抵达。80 噶尔丹尽管缺乏牲口，但也是聚集了五千多名士兵。他先前往翁金，从那里可以选择攻击哈密或前往西藏。费扬古获命亲自前往边境封锁噶尔丹，烧光所有多余的粮食供应，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并且将他的大炮送回首都。时间，是眼下最重要的关键。

清朝再次从敌人的分裂得渔翁之利。噶尔丹和丹济拉与阿拉布滩会合，但他们三人没有战略共识。噶尔丹想在翁金夺取谷物后出征哈密，81 丹济拉倾向前往阿尔泰山，阿拉布滩则想要掠夺俄罗斯地区。由于噶尔丹未获多数支持，计划遂悬而未决。阿拉布滩与噶尔丹分道扬镳，带着两千人离开。噶尔丹和丹济拉至多仅剩一千名士兵，没有帐篷，没有衣服，也没有食物。他的人“从彼以死而已，盍于未寒之先，觅一有国土之地”。82 他们前往塔米尔（Tamir），劫掠该区，然后往沙漠更深处移动。时到如今，噶尔丹只剩下一两匹马，一头牛羊也没有。他的追随者抛弃了他，向策妄阿喇布坦或康熙皇帝投降，以免沦为挨饿之人。

随着噶尔丹的追随者逐渐凋零，康熙皇帝获得了新的仆人，包括来访京城的叶尔羌“回回国王阿卜杜里希特（Abdulishite）”。他的父亲在一六八二年在伊犁被噶尔丹绑架，直到现在他才得以返乡。回回国王发誓要在叶尔羌用他的两万大军逮捕噶尔丹，或从吐鲁番派兵活捉阿拉布滩。策妄阿喇布坦的忠心也受到赞赏，康熙下令若噶尔丹出现在哈密便要将他擒拿斩首：“不可留于人世⋯⋯今或流行尔属下厄鲁特地方，或奔往哈密地方，如生擒噶尔丹，则擒之来杀之，则以其首来，如此则尔向来恭顺之心益着。”83

康熙皇帝接着向达赖喇嘛传达指示，此举旨在争取他的支持，并将他与第巴的亲噶尔丹政策分隔开来。康熙声称是第巴协助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脱逃，换作是达赖喇嘛显然不会这样做，康熙声称他相信那是冒达赖喇嘛之名的第巴所为。84 第巴被命令将济隆库图克图移交给康熙，改由班禅喇嘛掌控西藏的信仰，再将他和噶尔丹的女儿一起送到中国。85 达赖喇嘛、第巴和噶尔丹之间的藏文或蒙文通信，全都将被拦截或没收。清朝官员幸运地拦截了噶尔丹经西宁前往西藏的使节，获得的信函显示噶尔丹希望得到西藏支持。86 噶尔丹在这些信件里通报了他在战斗中的损失，并请求达赖喇嘛援助。他希望西藏寺庙的诵经可以帮助他脱离困境。

到了十月，康熙皇帝已是万事俱备。他对费扬古抵制积极追捕噶尔丹之事渐感不耐，指责费扬古未能在前次作战如期到达会合点，才使得噶尔丹得以逃脱。康熙相信他们当时仍然可以追捕并大败噶尔丹。如今噶尔丹挨饿受冻，“此大机会有上天眷佑授我之象”，绝不能错过。于成龙回到首都，运送了二万七千石粮食，发配了一万八千石，然后将余数存放到粮仓。粮食供给似乎充足无虞。康熙皇帝于是宣布，他将于一六九六年十月十四日从首都出发往鄂尔多斯进行“狩猎远征”。87

这次远征不是为了捉捕下落不明的噶尔丹，其真正目标是向该地区的蒙古人展示大清的富裕，希冀能诱使所有噶尔丹的支持者投降。不同于前一次出征，康熙现在拥有大量的西部蒙古盟友。他在该区主要喇嘛的招待下，带着十万只羊以悠闲的节奏向前行进。经过归化后，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来到黄河岸边。此地有个大型米仓，装有七万石的稻米。清军在此发放二十天的供给。翌日，康熙运用耶稣会给他的测量仪器，丈量了河流的宽度，并表示那里的草“之高，马不得见”。一个礼拜后，他和补给车队穿过冰冻的黄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88

此时费扬古捎来讯息，告知已于翁金（位于翁金河）重挫尝试劫掠粮食储备的丹济拉。89 清军已烧毁了该区的大部分储粮，使丹济拉几乎无以为继。康熙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丹济拉的初衷不是要在翁金偷粮，但他的追随者声称发动攻击好过挨饿至死。

由于这次袭击失败，噶尔丹要获取粮食就仅剩下攻击哈密一途，而这可能为清军再次创造打败他的机会。但噶尔丹也可能希望在他的札萨克图汗领土内的营地撑过冬天，而那距离清边境约为四十天的路程。康熙犹豫不决：为何要选在这时浪费兵马试图粉碎噶尔丹，特别是明知不可能在冬季前往他的营地？他下令费扬古回头，要他们把马儿养壮，静候春天到来，然后再追捕噶尔丹。清朝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吸引更多准噶尔追随者投降，并将他们派往散落各地的牧场。90

鄂尔多斯水草富饶，有良草可供马食用，而且颇有机会捕获猎物。康熙在家书中称赞新鲜空气令人精神焕发，羊肉滋味美妙，以及蒙古马鞍的精细做工。91 蒙古人则是对满人带来的大量牛群印象深刻。蒙古人得知一旗有一万六千头牛和七万只羊后表示：“自我祖宗以至于今，但有牛一二千头遂称极富，从来未闻有至万头者。”92

当费扬古带着疲惫的西路军队抵达时，康熙称赞他们的坚忍不拔，并举办了一场庆祝盛宴。费扬古这下有足够的物资供给，但他的部队仍需休息。最简单的策略是在鄂尔多斯静待，让噶尔丹自己饿死在他与世隔绝的营地内。噶尔丹就像头困兽，被敌人团团包围，每天都流失支持者。93 尽管如此，康熙皇帝仍急于进军哈密。费扬古以距离太远为由反对，而且他手下士兵都饿得营养不良。嘉峪关还有一千公里远，然后从长城尽头的嘉峪关还要再行军二十天才会到五百公里外的哈密。孙思克的部队无法出到嘉峪关附近的肃州以外，因为他缺乏足够口粮。康熙则认为至少该推进至宁夏，直到他在十二月十九日遇到了从远方大草原返回的饥饿将士，才了解他的军队真的已经力竭难支。接着，康熙就收到了费扬古通报噶尔丹特使格垒沽英（Geleiguying）前来讨论投降条件的消息。94

这可能是个圈套。费扬古因此建议绑架格垒沽英，不要放他回去。但格垒沽英向皇帝叩头，发誓准噶尔人真心认罪，而且希望能投降：“我厄鲁特（准噶尔）无知。但贪得喀尔喀子女财物。今圣上阐发大义大理，始知天意无私及我厄鲁特之罪矣。现有沙克朱木诺尔布等人皆近日来降，较在我国时更加荣显，谁不愿归洪仁之内，吾主亦不日与喀尔喀同列矣。”康熙皇帝笑答：“此言甚公，虽外国之人亦知理也。噶尔丹虽昏迷无知，不从仁化，特自取其死而已。”95 他提供了宽容大度的条件。准噶尔贵族将被授封官位，其他人则被分配到旗制里，被俘的妇女和家庭也将被送还。康熙声称自己不同于过往的统治者，不只满足于军事胜利，更以总以和平为念而自豪。即使是最奸诈的反叛者，传统汉人概念中的“胁从”也为赦免他们提供了基础。清朝预期只要能主动提供财富和荣誉，就连顽固的噶尔丹也会被说服。

噶尔丹交由格垒沽英带给康熙的信，明确地证实了他的佛教信仰与采取军事行动的正当性：

佛陀教我们，人类无法清楚预言事件，但所有统一世界的大汗都像我们一样，崇拜达赖喇嘛的三宝。这就是为什么自俺答汗以来，喀尔喀七旗一直是达赖喇嘛的施主。自顾实汗以来，我们四厄鲁特也一直是达赖喇嘛的施主。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独立地生活。我们没有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或札萨克图汗发动战争。他们对达赖喇嘛代表的不敬，造成巨大骚动。我的理由是公正的，不过我将遵从皇帝的恩典。96

由于承受来自辅臣和追随者的巨大压力，噶尔丹不得不屈服于康熙。虽然他自己的信里几乎没有任何愧疚之意，但格垒沽英给皇帝的报告仍显示准噶尔阵中有极大痛苦。从噶尔丹的角度来看，投降谈判很有可能只是在争取时间与安抚人民，是一项让他们有力量撑过冬天的策略。他依然希望达赖喇嘛和库库淖尔诸汗会出手相助。

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决定接受噶尔丹的投降。他将格垒沽英送回噶尔丹处，限定七十天内回复。他将留在鄂尔多斯狩猎，等待回音。如果没有得到回复，他将率大军推进。

就在这个时候，包衣大达都虎（Dadaduhu）禀奏军队几乎耗尽了物资，因此必须回头。勃然大怒的康熙皇帝指责大达都虎煽动军心，遂下令将他处死。康熙再次誓言：“如粮尽，则取湖滩河朔之米可也，何虑之有。粮虽尽，朕必啮雪穷追噶尔丹，断不回师。”97 大达都虎错就错在，他形同在噶尔丹特使面前揭露清军的后勤弱点。清朝将领一路尾随格垒沽英，直到他远离营地时，康熙才宣布军队将返回首都。诸军都很高兴。

噶尔丹和康熙皇帝都面临严峻的情况，尽管噶尔丹的情况远比康熙糟糕太多。两人都面临高阶将领逐渐升高的异议，也都不愿意退让。经过几轮拼搏后的战士们已十分疲惫，不得不暂时休兵重建实力与供给。鄂尔多斯在富裕，也没办法支撑一支庞大军队过冬。天气转冷，皇帝想念他的儿子们。反正他在接下来的七十天里不会得到噶尔丹的回复，因此尽管他对格垒沽英发誓会留下狩猎，但他仍于一六九七年一月十二日回到首都。第三次远征持续了九十一天。即使没有决定性的战斗，也已经降伏了数千名准噶尔人，成功向已归降的蒙古人展示清朝的财富和力量。这场远征阻止噶尔丹逃向库库淖尔或西藏，但尚未替康熙消除这位不屈不挠的敌人。

康熙几乎不曾期望噶尔丹会真的投降，但他也知道要再发动远征会需要更多时间来策画。反对意见再度出现。御史周士皇反对皇帝再度亲征，认为底下官兵可以轻易制服这微不足道的盗匪，可是皇帝却答复务必追捕噶尔丹到底。康熙引用二十年前吴三桂起义的重大影响，当时骚乱甚至蔓延到了西北边塞。98 尽管如此，他仍犹豫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哈密的伯克（beg，编按：中央欧亚常见的世俗官僚或地方统治者头衔）通报逮到噶尔丹十四岁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Sebteng Baljur）。99 这是清朝的“天赐”。这意谓着噶尔丹被抛弃，孤立无援，而且没了子嗣。这是向西北再次发兵，对抗陷入孤立的噶尔丹的强烈诱因。他只剩下五六百部众，许多人在面临强大军事力量时会抛弃他。100

噶尔丹现在扎营在宁夏往西北一千六百多多公里处的阿尔泰山，从嘉峪关向北行军要二十九天的时间。由于噶尔丹势力孱弱，清军可以轻装快速挺进。清朝派出两支部队各带三千兵力，一支从宁夏出发，一支从嘉峪关出发。远征开始的时间定于一六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于先前的经验，官员制定了比前几次行动更为仔细谨慎的补给计划。唯有拥有足够马匹的蒙古盟友才能参战。少即是多。通往宁夏的路线已是众所周知，而且康熙皇帝蓄势待发。他向喀尔喀蒙古人蒐集了这条路线的情报。他在前一次远征穿过长城直奔库库和屯，但这一次将沿着长城内直到榆林，借此机会考察陕西地景。康熙的四百人小队挣扎着穿越崎岖山脉、沟壑和沙丘。明朝的正德帝（一五○六至一五二一年在位）曾在西北远征期间到访此地，不过康熙在家书中对儿子提及，他的旅行足以媲美甚或超越那位不幸的皇帝。虽然康熙并不像那位腐败的明朝统治者只是个对军事排场感兴趣的拙劣战士，但这次出征的象征意义仍旧多过军事意义。历史先例在皇帝的脑海中回响。101

三月二十六日，皇帝在黄河与陕西长城之间的神木县接见噶尔丹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试图一探他父亲投降的可能。惊恐的男孩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只能期盼父亲会屈服于帝国威势。康熙认为这个男孩缺乏父亲的勇气，“其身甚短小，人亦庸下”。但张诚却觉得他的体格不错，“悲伤而惊恐”，并认为他面对皇帝质问时表现良好。康熙将男孩送往北京，102 打算在京城将他与父亲一起处决。

先前逮捕并交付塞卜腾巴尔珠尔的哈密伯克，开始担心策妄阿喇布坦会对他们进行报复。诚如所料，策妄阿喇布坦确实很快就要求对男孩的监管权，因为这是他对付噶尔丹的最大武器。当哈密伯克请求清朝的保护时，这座绿洲就此被正式纳进了清政权。大清管辖范围如今迎来了第一座突厥绿洲的加入。103 库库淖尔众台吉也在不久之后归降。除了元朝时期，库库淖尔过去从未接受过任何帝国统治。根据前朝历史记载，这是“外夷”对帝国统治史无前例的归降。104 对于不耗一兵一卒取得这些强大地方统治者的归顺，康熙在给儿子的信中表达“极大的喜悦”。他甚至夸大其辞地声称策妄阿喇布坦也是自己的藩属。实际上，策妄阿喇布坦不过是个权宜盟友，只是为了击败噶尔丹才配合行动，而不是永久归顺的藩属。105

难以到达的西藏依然不在清朝掌控之内。但噶尔丹的失败和其他盟友的变节，动摇了摄政第巴的决心。106 “惊惶的”第巴如今否认自己曾支持过“逆寇”噶尔丹，他将康熙皇帝比作文殊菩萨，并发誓对皇帝封他为“土伯特国王”感激不尽。第巴确实尝试阻止如今人在西藏的班禅喇嘛和噶尔丹之女被传唤到京师，不过这项请求仍被康熙皇帝拒绝。第巴如今终于确认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死亡发生在一六八二年。他的说法是，达赖喇嘛去世前曾向喇嘛们保证将在隔年转世，但要求他们保守他死亡的秘密，直到继任者年满十六岁。107 第巴承诺，现任达赖喇嘛（此时十五岁）的身分将在年底前揭晓（出定）。他请求康熙皇帝在十月之前隐瞒此一事实，但其实策妄阿喇布坦早已得知新达赖喇嘛的身分了。愤怒的康熙皇帝拒绝配合圆谎，反而向所有内蒙古旗人宣布了这项消息。108 揭晓新任达赖喇嘛的身分实际上对康熙有利，因为噶尔丹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声称自己是按达赖喇嘛的合法命令行事，如今被披露原来只是依靠篡夺权力的摄政。109 摄政的第巴放弃支持噶尔丹，因为预期噶尔丹将被打败，也为了讨好崛起的清朝。

康熙皇帝如今胜券在握，因此表现得宽宏大度。他赦免摄政第巴的罪，并在所有蒙古人之间寻求和平：

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以至于明，历代俱被其害⋯⋯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生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痛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如是：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此理之自然也，且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为贵。110

确保了西藏、库库淖尔和策妄阿喇布坦的暂时顺从后，皇帝继续追捕噶尔丹的行动。从榆林到宁夏，沿着城墙一路穿越鄂尔多斯沙漠南部。不同于先前进入黄河附近富饶地区的短程旅途，穿越鄂尔多斯的路线沿途都是盐矿和沙土荒原，水源稀少。河套以内的这个地区从明朝时就是战略策画者的一大麻烦与辩论课题，长城正坐落在此处。111 蒙古部落不断对长城发动攻击，进到城墙内劫掠，明朝官员却迟迟无法确定究竟是要发动昂贵但无用的军事作战，还是羞辱般地采取长期驻军的防御战术。康熙认同将长城延伸穿越鄂尔多斯是明智之举，否则此地根本无法防御。他喜欢让辅佐们辩论与宁夏距离的不同计算方法。他逐渐明白，穿越库库和屯城墙以外的路线，会比直接穿越沙漠地路线带来更多水草。

当地农民为了到达城墙外的耕地，就从城墙挖穿了几个信道。这些信道仅由夯土和岩石堆积组成，高十五英尺，顶宽六至七英尺。间隔的塔楼每座都能容纳三到四名守卫与点营火的士兵。这种防御显然无法阻止骑兵的勐烈攻击，但不同于明朝时期，噶尔丹和其他蒙古人如今已无法构成任何挑战。112 康熙皇帝宣称将放弃“不重要”的狩猎，以便专注于追捕人类猎物。蒙古人越是衰弱，就越接近满人眼中的动物位阶。113

四月十七日，清军在长途跋涉五十一天后，终于抵达距北京一千四百公里的宁夏。114 宁夏地区风景秀丽，物产富饶，有廉价的粮食供给和充足灌溉。康熙希望能够避免对该地区人口过度稽征，于是他召集地方菁英，鼓励他们在不造成农民负担的情况下援助军队。于成龙安排将粮食运往阿尔泰山区。他可以用船舶运输三千石粮食沿黄河上至西北弯处，然后将物资转移到骆驼和辎重车辆。尽管要到一千二百里外位于南阿尔泰山的郭多里巴尔哈孙（Godoli Balaghasun）的集结地还要很长时间，但到了六月时，于成龙已送达大量粮食──每名士兵拥有多达四十五天的补给。他的部队建造了六英尺高的墙，九英尺深的壕沟，以保护庞大的粮食储备。于成龙对战胜噶尔丹有着重大贡献。根据魏源的说法，噶尔丹死后曾有一名清朝将领告诉噶尔丹麾下的大将丹济拉：“‘此运米灭尔国，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也。’[丹]吉喇俯首欠身，殊觉踧踖惭惧。”115

康熙在宁夏待了十九天，为庞大的后勤做足准备。从前线指挥官到补给队长的身分转换令他相当受挫。他向儿子抱怨自己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为部队张罗银两和粮食。116 到了五月十九日，康熙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然后登船顺流而下到黄河拐弯处的白塔。宁夏城民团团围住康熙的部队，乞求他们留下；当地商人靠着供给军队大发利市。117 康熙在离开宁夏之前再次呼吁噶尔丹投降，鼓励策妄阿喇布坦帮忙打败他的准噶尔对手，并为大军设定了朝噶尔丹阵营开拔的日期。118 接着，康熙看着军队从白塔出发。

康熙放弃了先前的誓言，不再执着于行军二十天穿越沙漠追捕噶尔丹。他继续从白塔顺流返回首都，这次走穿过大草原的较短路线。尽管商人们很高兴，但帝国人马的到来其实对贫困的西北地区来说仍是沉重负担。皇帝已经离开京师超过七十天了。一封家书透露出他越来越不信任儿子的“冷漠”，预示后来对自己的继承人严重丧失信心，最终导致日后的继承危机。119 一六九七年七月四日，皇帝在一百二十九天的旅程后归来，这是他历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花在大草原上，而是花在城墙内的城镇或黄河之上。

康熙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狂热准备都因为噶尔丹早已死去而顿失意义──早在康熙抵达宁夏之前。当康熙抵达宁夏后不久，被派去与噶尔丹商讨投降条件的特使带回了噶尔丹阵营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消息。当噶尔丹与众将一起在帐篷里喝酒时，丹济拉和另一名准噶尔领袖吴尔占扎布（Urjanjab）首先发难。他们谴责噶尔丹替国家带来毁灭，而且未能捍卫“佛陀之道”：“我辈从汝自始至终⋯⋯今不能忍，道路分成两条”，若不投降就是自取灭亡。其他人责备吴尔占扎布在顺遂时赞美大汗，遇到逆境就抛弃大汗。噶尔丹身边只剩下三百人，许多人只剩下一匹瘦弱的马，其他人则快饿死。但噶尔丹拒绝投降。丹济拉邀请特使到他的帐篷，表示若康熙能不计前嫌就愿意投降。另一名噶尔丹的贵族追随者诺颜格隆（Noyan Gelong）称赞康熙宛如活佛。120 康熙的谕令显示，噶尔丹如今已是四面楚歌。倘使他能信赖康熙皇帝，就能保住性命，保住他的大汗头衔，而且他和追随者们将变得富有。噶尔丹的手下们得知了康熙扎营在鄂尔多斯，拥有丰富粮食和牛群供给。丹济拉显然被说动而起了投降之心，但他无法说动噶尔丹。使节们于是离开。噶尔丹的特使格垒沽英决定抛弃营地，跟着使节一同离去。

不久后，难民们报告在噶尔丹营地附近听闻炮击声。他们得知噶尔丹又更深入西北，进到了阿尔泰山。噶尔丹已和丹济拉分道扬镳，只带着一百人入山。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噶尔丹突然神秘地死于哈尔乌苏湖（Kara Usu）和科布多之间的阿察阿穆塔台（Aca Amtatai）。直到五十九天后的六月二日晚上，康熙皇帝才在包头休息的回程途中听闻噶尔丹的死讯。费扬古的部队碰上了丹济拉的使节，他们说噶尔丹某天早上生了病，当晚就去世了。他们不知道噶尔丹生的是什么病。费扬古询问为何没有早点报告此事，他们则声称丹济拉的手下和马匹太过虚弱而无法移动。噶尔丹临死之前曾说：“我向以折磙噶尔（编按：准噶尔）为良善之国，不意无信如此。”121

康熙直觉怀疑有人下毒。他告诉儿子，噶尔丹若不是服毒自杀，就是被追随者毒害了。真相得等到审问完噶尔丹的医生先布善布（Cembu Sangbu）才会大白。先布善布备受噶尔丹信任，他甚至不让噶尔丹食用丹济拉提供的食物。122 但康熙在隔天与费扬古会谈，以及随后的所有声明中，都决定采纳噶尔丹自杀的说法。康熙曾与大臣们经常预言，由于上天眷顾清朝，走投无路的噶尔丹终有一天只能自我了断。这些预测又一次成真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顽固至极的噶尔丹有任何自杀的意图。身为一个活佛和转世高僧，他的佛教戒律禁止他这样做。诚如有些学者以为，噶尔丹有可能是死于突发的自然疾病（例如脑部癫痫发作）。123 这种病肯定不是像天花那种缓慢病变，天花是蒙古人接触外界后最常见也令他们害怕的死因。然而，有鉴于康熙的特使曾说噶尔丹死于与丹济拉和其他亲信的激烈会谈后不久、噶尔丹阵营内对投降与否的严重分歧，以及噶尔丹对最忠诚亲信的明显不信任，笔者认为康熙的直觉是正确的：噶尔丹被其中一名追随者（最有可能是丹济拉）毒害了。此人认为只要能携来噶尔丹的尸体，就能获得清朝信任并拯救自己。

但这结果和清帝国的神话历史并不相称。历史编纂者很快就改写了这个故事，使其能巧妙符合大清皇帝奉天承运的论点。噶尔丹的死亡日期被往后挪了一个月到闰三月十三（五月三日），而不是三月十三日（四月四日）。如此一来这趟远征就不会是白忙一场。124 康熙在随后给儿子的家书和对军队的宣告中，都坚称他对丹济拉使者的讯问证实了噶尔丹自尽说。后世评论者写道：“皇上一闻厄鲁特情形之报，即有噶尔丹已无所归必然自尽或擒或降之旨，今噶尔丹果尔自尽恰符谕旨，皇上先事如见料敌如神。”125

康熙的说法获得汉文版的《清实录》支持（满文版则不然），同时也获得后来几乎所有的史家赞同。然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的报告，以及康熙给儿子的家书原稿，都顽固地保留着与帝国神话相悖的事实。

七月四日，阅兵大典庆祝皇帝回师。旗人、商人、长者和妇女在京城街道上排成一列，高举香火，跪拜游行队伍。大学士娓娓道来皇帝的壮举──打败察哈尔蒙古人的叛乱，镇压三藩之乱，征服台湾并将其作为海外领土“入版图”，获得历史上不曾接触中国的俄罗斯进贡，如今又锦上添花地“终除”蒙古威胁。他们吹嘘说：“自古帝王无能比。”盛大仪式在太和殿举办，庆祝剿灭噶尔丹。遣官祭告天坛、地坛、太庙、社稷，以及诸先皇之陵。126

清朝官员致敬噶尔丹的军事雄才，宣称他已征服西部地区达一千二百座城镇，包括穆斯林绿洲、布哈拉、吐鲁番和哈萨克斯坦，而且还打败了数十万喀尔喀旗人。虽然这番对噶尔丹的致敬有损他仅是一介“逆寇”的概念，但却是必要的。唯有将噶尔丹打造成一名伟大的军事领袖，才能合理化代价昂贵的御驾亲征。

庆典后接着就是奖惩。康熙几乎赦免了所有被判死刑的官员和罪犯（除了被判为“十大罪人”者）。数千名士兵获得为期三年的赏金，每年可领五至六两。伊拉古克三（Ilagukesan）被判处凌迟之刑──他是噶尔丹的大喇嘛顾问，并在战斗前为噶尔丹诵经。不过和噶尔丹有接触的其他二百多名喇嘛都获得赦免。甚至连当初达赖喇嘛派来调停却力劝准噶尔开战的济隆库图克图，都在班禅喇嘛为他求情后得以逃过一死。投降的准噶尔部队被纳入察哈尔蒙古旗。127 与噶尔丹联手合作的穆斯林也幸免于难。中国官员，例如于成龙，本来预计会因延误粮食运输而受惩，如今都被赦免并得升官奖励。费扬古受封一等侯。曾经因为未能俘虏伊拉古克三而被革职的马思喀将军，如今也被复官至较低的级别。在战争时对过错予以“缓刑”，有助于官员们在胜利之前战战兢兢，但现在是展现上位者宽大仁慈的时候。128

在蒙古诸汗面前展示大清军事实力仍是必须的。军队于是行经办给库库淖尔诸汗的盛宴，枪炮声轰雷掣电，“声震山谷”。这些大汗是准噶尔和西藏之间的重要桥梁，如今他们来贡，似乎降服于皇帝的恩威和“神谟妙略”。尽管展示帝国火药具有强大象征意义，但诚如未来雍正皇帝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蒙古大汗并没有那么信服。129

然而，宽恕并不适用于噶尔丹本人的躯体。清朝将噶尔丹从人间除去还不够，还必须尽毁其尸。清朝打算用上对待吴三桂的方式处理：焚尸并展示在京城刑场、舂碎其骨并洒在街道四处、将首级吊挂在城墙上示众，再传首于已向清朝投降的四十九旗喀尔喀众部落。如此一来，才能彻底扫除噶尔丹之灵的污染。他的儿子也将遭受同样对待。130

但蒙古人另有其他想法。丹济拉已焚烧噶尔丹尸身，但保留了首级和骨灰。丹济拉本来决意将噶尔丹的遗体带到西藏，呈送达赖喇嘛，但却被策妄阿喇布坦逮捕，噶尔丹的遗体也被扣留。康熙皇帝的特使要求策妄阿喇布坦将遗体送归北京，并要求他交出手上握有的噶尔丹妻子与儿女。清朝打算在噶尔丹的骨灰送达后，将其妻小连同已被清朝徒刑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一起处决。但策妄阿喇布坦却拒绝了康熙皇帝，宣称蒙古习俗“不雠无用之女子”，而且他对噶尔丹的家人没有任何敌意。噶尔丹的孩子和他的骨灰不是复仇的对象。更何况将尸体托付给其他民族更是禁忌。131 策妄阿喇布坦打算把骨灰扔进水里或撒到田野。不过他倒是交出了大喇嘛伊拉古克三供满清处决。

然而，诚如清朝使节所表明的：中国习俗“大凡叛人不存其后，不留其尸，必穷究扫除”。132 在清朝看来，如果策妄阿喇布坦拒绝交出遗体，就证明他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以及他早先发誓要帮助消灭噶尔丹的誓言，都不过是谎言。清朝将断绝策妄阿喇布坦与中国的所有通商管道。策妄阿喇布坦同意清朝的部分观点，他认为噶尔丹对双方都曾构成威胁，他也拒绝承认第巴在西藏的夺权。但在如何处理噶尔丹的后事上，策妄阿喇布坦已暗示其独立的立场。在清帝国的严厉指责下，策妄阿喇布坦同意交出噶尔丹的遗体，但仍请求康熙皇帝饶过噶尔丹家人，还要求保留噶尔丹的旧部，因为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攻打西边的哈萨克斯坦。理藩院坚持不能让这些人留在蒙古，但康熙的态度稍微放缓。他允许噶尔丹的手下留在蒙古，但坚持要策妄阿喇布坦归还噶尔丹的妻小。

双方最后达成共识。一六九八年秋，满人、蒙古人和汉人聚集在北京的军事训练场，观看噶尔丹的骨头被粉碎，随风飘散。塞卜腾巴尔珠尔获得赦免，还被赐予一名妻子和一等禁卫军的职衔。一七○一年，噶尔丹之女抵达北京，与她的兄弟同住。133

这场仪式纠纷对我们理解满清与蒙古的冲突有什么帮助？诚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所言，清朝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反复从事规仪。134 这些仪式兼具公共与私人性质，结合了儒家、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习俗。例如朝廷会经常访问城里的寺庙，好确保丰收与民心安定。但罗友枝独漏了一种仪式：处决。处决也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表演，王朝透过其来展示权威。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指出的，受害者和刽子手都被期待举止得宜。

从绞刑到凌迟，普通罪犯的极刑往往遵循刑法界定出的等级。然而，重大叛乱分子的罪行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一般的违法。事实上，如果噶尔丹被视为敌对势力，他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因为他本来就会按照不同的规矩行事。清朝必须承认噶尔丹的行为是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和自治的利益考量，而不是只想破坏社会秩序。在战争胜利之前，这种地缘政治观点符合清朝官员的外交利益；但在击败蒙古军队之后，就不符合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了。噶尔丹因此必须被贬为一个普通罪犯，但又得接受比普通叛乱分子更极端的惩罚。凌迟处死是为了确保受害者的灵魂无法存续，但将骨头粉碎洒向阅兵场的程度又更进一步。此种毁灭程度不曾存在于法典之中：代表帝国从人类和宇宙之境抹灭一个敌人的最终极实现。康熙皇帝对收回噶尔丹尸体的顽固坚持，只能解释成意欲彻底扫除噶尔丹存在的强烈决心。十八世纪中期，乾隆皇帝也将对准噶尔抵抗运动的最后代表阿睦尔撒纳如法炮制。

在这一层面上，策妄阿喇布坦也表现出清朝能够理解的文化价值观：不与亲族为敌。对他而言，噶尔丹是家人。倘若噶尔丹持续存在，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准噶尔国就有可能再次崛起。康熙皇帝不得不消除噶尔丹的家族身分，将他贬为与罪犯同类。唯有取回、粉碎噶尔丹的骨头，透过仪式将其从人界乃至物质界驱逐之后，才能永久消灭他的幽魂。

但对噶尔丹的追随者而言，家族原则仍旧胜出。“胁从”原则允许康熙皇帝对最高领导者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宽容为怀。农民叛乱和游牧袭击的支持者通常都会获得赦免，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受狡猾操纵者欺骗的无辜之人。就连噶尔丹的得力助手也获得赦免，有些还受封官职。噶尔丹的妻小也得到赦免。他们的行为被与噶尔丹本人的邪恶区分开来。包容与彻底排除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一旦噶尔丹本人的身体和灵魂被实质消灭，消除任何潜在污染，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会被净化，得以重新融入人界。

清王朝替伟大的噶尔丹战役画下句点，并借此确立了自身在中国帝制历史上的地位。若没有击败噶尔丹，清王朝便无法确定自身国格，甚至就连国祚能否长久延续都不大确定：清朝会成为中国的伟大时代之一并持续好几世纪，还是会像后金的女真一样（西元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沦为一个相对短暂的外来征服政权，被另一个更强大的蒙古政权给推翻？清朝的统治范围是否会包含对塞外广大地区的永久支配，抑或变得像明朝一样仅能短暂涉足大草原后就退回中原采取守势？消灭准噶尔领导人，似乎就暗示着清朝能够相对稳定和永久控制。康熙皇帝于是展开了一项伟大计划：将整个帝国领土范围绘制成地图。我将在下一章讨论此事的重要性。这份厘清清朝领土的心血结晶就是《皇舆全览图》，或称“耶稣会士图集”（Jesuit Atlas）。从一七一七至一七二一年间，这份地图出版了几个版本。之所以会用耶稣会士从事绘测，和清朝始于一七○○年的战略担忧有关。随着头号死敌在十七世纪末遭到淘汰，清朝统治者终于可以为领土画下明确界线。

同样的，康熙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伟大征服名留青史而编纂了出征官史《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在几位高官和翰林院学士的监督下，这部著作于一六九九年开始编纂，然后在一七○八年出版。稍后我将详细分析清朝的历史叙事和其对帝国疆土的地图绘制如何互为表里。在这两个案例中，清朝皇帝和他所赞助的文人学者迅速制定了一套在时间与空间上皆为选择性的有限视角，排除任何替代版本，而且意图存续到千秋万世。

然而，西北的故事并未止于十七世纪末的征服行动。康熙晚年以及他儿子雍正皇帝的不寻常统治，显示对其权威的重大挑战仍未停止，而且清朝动员的重大根本限制仍有待克服。诚如接下来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述，准噶尔并不完全顺服清廷对西北的控制，并在康熙皇帝胜利后仍持续抵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继任者以他的成就为基础，不过以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那些成就都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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