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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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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几天，一年中开始暖和的日子，而送来的却是春的虚假的信息，每年在这以后还会急剧地冷起来。

格罗梅科一家正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在这幢住户大大增加、人数比街上的麻雀还要多的楼里，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好像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反对迁移。他并不干预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这种多此一举的行动不会实现，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颇有进展并且接近于完成，于是就到了必须认真地谈一谈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都认为我不对，我们还是应该走？”他用这句话讲完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接过话头：

“你说是再勉强凑合一两年，那时候调整好了新的土地关系，可以在莫斯科郊区申请一块地，开个菜园子。不过当中这一段日子怎么过，你并没说出个主意。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的事，想听的正是这个。”

“完全是说梦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支持女儿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意了。“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因为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儿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在瓦雷金诺住过的三个人当中，妈妈和祖母两个人已经去世，剩下的第三个人就是祖父克吕格尔，他如果活着也准会在铁廖后面当人质。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厂方面做了一些手脚，装作把它们卖给了某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或银行，也许和什么人象征性地办了过户手续。对这些勾当，我们谁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谁的，我指的不是那该死的所有权，而是谁在照管？哪个机关负责？林木有没有砍伐？工厂还开不开工？最后，那地方是谁的政权，等我们到了以后又会变成谁的政权？

“对你们来说，米库利钦就是救命的寄托，这是你们常爱提到的人。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位老管家还健在，而且照旧住在瓦雷金诺？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说出这个姓名才让我们记住了以外，对这个人还了解什么呢？

“不过还争论这些干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我也同意。现在就是需要弄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不要再拖了。”

为了办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去了。

直穿大厅的一条两边有栏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讲话，声音都异乎寻常地高，毫不考虑在共鸣很强的穹顶下面会造成多么大的回声。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因为医院超员，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遇到过必须如此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种不幸的人会有这么多，而且车站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每天都得来看看。现在车次很少，要碰机会。事情明摆着……（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点什么打点打点。不花钱就走不了。哦，就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咙）这可是宝贝。”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两方面都给了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可以到刚设立的第一个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券。

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医生和岳父穿过教堂的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没有门槛就从地面逐渐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展宽了的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拦了一条长柜台，旁边站着一个神态安详的保管员，正在不紧不慢地称发食品，发过的就挥动铅笔从单于上划掉，偶尔离开一会儿去库房取货。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拿出你们盛东西的口袋。”保管员很快地看了一眼医生和教授的单子，就对他们说。他们看着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的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着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然后每个人又给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到家以后才知道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几乎都要瞪了出来。

女婿和丈人尽快把许多小口袋捆成两个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了。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为可以享受一点口腹之乐，而是意识到他们并非庸碌无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年轻主妇东尼娜的夸奖，能让她领情。

男人们一天到晚忙着去各有关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和保留现在住的这几间屋子的契约，这时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家里挑选应该打点的东西。

在目前登过记属于格罗梅科一家的这三间房子里，她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每当要把随便一件什么小东西放到应该带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没完没了地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当作交换手段去使用。

从敞开的小气窗吹进来的春风，带着点地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味道。院子里有鸡在叫，还听得见玩耍的孩子们的说话声。房间通风的时间越长，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天穿的那些旧衣服就发散出更浓的樟脑丸的气味。

至于说什么东西应该带着走，什么东西不能带，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来的，在留下来的熟人圈子里依旧照办。

这些嘱咐都是简短的、非照此办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现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子里，以至于她在想象中似乎随着院子里麻雀的叫声和做游戏的孩子们的喧嚷都能听得到，又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类的东西，”想象中的声音说，“最好裁开，木过路上要检查，这也危险。最可行的办法是弄成一块块的，做成把毛边缝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可以带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顶好是穿得木太旧的上衣。不值钱的、分量重的东西越少越好。因为经常要靠自己拿，别想带什么篮子、箱子。这些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动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最有用，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不过也有很大的风险。钱要带二十或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办的还是证件。”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注意事项。

出发的前一天刮起了暴风雪。风把一片片灰云似的飘荡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后又变成一股股白色的气旋降落到地上，飞入黑暗的街道深处，给街道铺上一条白色的被单。

屋子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照看这几间房屋和里边留下的财物的事，托付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去年冬天通过他们卖了些旧破烂和用木着的家具，换来了劈柴和土豆，这样才同他们认识的。

这事不能指望马克尔。他现在把民警局当成了自己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虽然没有控诉过去的房主格罗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后来却责怪他们以往这些年总是让他无知无识，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成的。

叶戈罗夫娜的这两位亲戚，男人过去是商业部门的职员，这时正由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领着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捐给他们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同他们一起把柜橱的门打开又关上，把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什么都要教给他们，一切都要解释清楚。

房间里的桌椅都推到墙边，路上带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户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风雪要比那为了防寒把门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更加无阻拦地从外面窥视着空落落的房间。这就使每个人都回想起来一点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童年和母亲的死，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到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逝世和葬礼。一切都让他们觉得这是今后再不会见到的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想错了，不过，当时是在不愿让对方伤心而彼此都不承认的迷们心情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顾在这个屋顶下所过的生活，都强忍着在眼睛里打转的眼泪。

但这并没有妨碍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的礼节。她不断地同受托照管房屋的那个女人交谈。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住地夸大她帮忙的意义。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们的关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间去一下，从那里一会儿给这个女人拿出一块头巾、一件女短衫，一会儿又拿出一块印花布或薄绢，当作礼物送给她。所有这些东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衬底上面带白格子或白斑点的，仿佛是雪地里黑暗的街道衬托着砖墙上一个个白色的楼空方格，在这临别的夜晚注视着没有遮挡的光秃秃的窗户。

天刚蒙蒙亮他们便上火车站去了。这幢房子里的住户都还没有起床。住在这儿的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最爱凑热闹，这时挨家挨户跑着敲那些还在睡觉的人家的门，一边喊着：“注意接，同志们！去告别吧！快点，快点！先前在这儿住的格罗梅科一家子要走啦。”

出来送行的人拥到墙边和备用楼梯的遮檐下面（楼前的正门现在一年到头都上了锁），贴着台阶围成半圆形，仿佛聚在一起照集体相似的。

不住打哈欠的人们佝偻着腰，免得技在肩上的单薄的短大衣滑下来，一面哆哆咦噱地倒换着匆忙中套上毡靴的光脚。

在这个见不到一滴酒星地的时期，马克尔居然能灌得烂醉如泥，现在像是被砍倒了一样，瘫倒在楼梯栏杆上，让人担心会不会把栏杆压断。他自告奋勇要把东西送到车站，遭到回绝还生了气。他们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的纠缠。

天还没有亮。雪在无风的空中下得比头天晚上更加稠密。鹅毛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在离地不远的空中停滞一会儿，似乎对是否降到地面还迟疑不决。

从巷子里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色亮了一些。飘着的雪像一面白色的蠕动的帘幕悬挂在街道上方，它那毛边的下端摆动着，和那些行人的脚混在一起，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从西夫采夫走来的这几个赶路的人，迎面没有遇到任何人。不久，一辆像是在湿面粉里滚过的沾满雪的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驾车的驾马也是满身白雪。讲妥了只用当时值不了什么的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价钱，马车就连人带东西都装了上去，只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外，他要求不带行装徒步走到车站。

在车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父亲已经站到挤在两排木栏杆里的数不清人数的长队里。如今不是从月台上车，而是从离这儿差木多半俄里远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因为要清理出靠近站台的通道人手不够，车站周围的一半地面上都是冰和污物，机车也不开到这儿来。

纽莎和舒罗奇卡没有和妈妈、外祖父一起站在长队里。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进口处外面的大遮檐下边走来走去，只是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是不是该和大人们呆在一起了。他们两个人身上发出很浓的煤油味儿。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在他们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到丈夫赶到，连忙朝他招手，但是没让他走过来，而是从远处喊着告诉他在哪个窗口办理出差证件。他于是就朝那边走去。

“拿来看看，给你盖的是什么章。”刚一回来，她就问他。医生从栏杆后边递过来几小张折起来的纸。

“这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后面的一个人，从她肩上看清了证件上加盖的印鉴以后说。站在她前面的另一个了解在各种情况下的一切规章、通晓刻板法令的人，更详细地作了解释：

“有了这个图章，您就能要求在高等车厢，换句话说就是在旅客车厢给座位，只要列车挂上了这种车厢的话。”

这立即引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要等一等，高等车厢得到前面去找。人真是太多啦。现在能坐到货车的缓冲器上，也得说声谢谢。”

“这位出公差的先生，您别听他们的。您听我给您说说。现在已经取消了单一编组的车次，只有一种混合的。它既是军车，也是囚车，既能拉牲口，也能装人。舌头是软的，随便怎么说都行，不过要是让人家明白，就应该给人家讲清楚。”

“你可真能解释，够得上是个聪明人。他们拿到了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你应该替他们往下一步多想想，然后再说话。这么显眼的身份，难道能上那个车厢？那节车上坐的都是部队的弟兄们。水兵不只是眼光老练，腰带上还有枪。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有产阶级，何况还是原先老爷堆里的医生。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要不是又有了新情况，这番对医生和他～家人表示同情的议论不知道还会扯到什么地方去。

候车的人群早就透过车站的厚厚的窗玻璃把目光投向远方。长长的月台上的遮檐只能让人看到远处线路上的落雪。在这么远的距离，雪花看起来像是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落下去，好像是沉到水里喂鱼用的面包渣。

早就有一群群的人和单个的人朝很远的地方走去。当走过去的人为数不多的时候，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雪花帘幕的后面，让人以为是些铁路员工在检查枕木。可是他们～下子聚成一堆。在他们要去的远处腾起了机车的烟雾。

“开门，这帮骗子！”排队的人吼叫起来。人群拥上来靠到门前。后面的开始向前边拥挤。

“瞧他们干的好事！这里用墙挡着，那边不排队就绕进去啦！人家一会儿就把车塞得满满的，我们还像绵羊一样站在这儿！开门，鬼东西！我们砸门啦！喂，伙计们，用力挤，加油！”

“傻瓜，你们羡慕什么人呢？”那位无所不知的懂法律的人开了口。“那帮人是从彼得格勒押解来眼劳役的。原先派到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往东部前线赶。不是自愿的，有押送队。去挖战壕。”

路上已经走了三天，不过离开莫斯科并不远。沿路一片冬日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的屋顶都理在雪下。

日瓦戈一家幸运地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是一扇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一家人坐在一起，没有分开。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头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女人们举到车厢上，车厢边沿上有一扇沉重的活动拉门。上路以后，女人们开始逐渐适应，自己也能爬上这辆取暖货车了。

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这些车厢就像是装上轮子的牲畜栏。照她的想法，这种小笼子似的东西，一碰撞或者震荡肯定就要垮掉。但是一连三天在行进途中经过改换方向和弯道、岔道前后左右的晃动，整整三天车厢下面的轮轴像玩具鼓鼓相似的敲敲打打，火车还是顺顺当当地行驶，说明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担心毫无根据。

由二十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日瓦戈一家坐的是第十四节），只能有一部分，或是车头，或是车尾，或是中间的几节，能靠

近沿路那些很短的站台。

前边的一些车厢坐的是军人，中间的是普通乘客，尾部是征集来服劳役的。

后一类乘客将近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

职业。

这一类形形色色的乘客占了八个车厢。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人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邀靶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

修道土。

第一种人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炉子坐在立放着的短圆木桩上，彼此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谈笑。这些人都有各种关系。他们并不灰心丧气，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在途中就可能得到赦免。

第二种人穿的是高筒靴和开襟的长袍，或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闷热的取暖货车的稍稍推开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和栏在门前的横杠，阴郁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没有所需要的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所有这些人并没有都坐上规定的车厢。一部分散在列车的中部，和普通乘客混在一起。第十四节车里就有这类人。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的时候，她总要从上铺位垂下头，从开着的门缝看看远处出现的停车点，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可换，值不值得从铺位上下来到外面去。

这一次也是如此。减慢的车速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取暖货车在许多条道岔上颠动着，说明这是一个大站，停车时间不会短。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错曲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理了埋头发，然后把手伸到装东西的口袋里，从底下翻出一条大毛巾，上面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一些弧形线条和几个车轮。

这时候医生也醒了，他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下来，然后帮着妻子从铺位上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几声汽笛和闪过的灯光之后，打开的车门外面已经出现了车站的树木，上面压着一层沉甸甸的积雪，挺拔的枝干像捧着面包和盐似的迎向列车。车还开得很快就首先跳到没有被人踩过的站台雪地上的是那些水兵，他们赶在所有人的前面跑向车站站房的拐角后边，那儿常常是凭借山墙的遮挡而藏着一些出售违禁食品的买卖人的地方。

水兵的黑色制服、无檐帽的飘带和越向下越肥大的喇叭裤，使他们的脚步显出一种冲击猛进的姿态，让人不得不像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滑雪或滑冰的人那样闪开一条路。

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威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第十四节车厢里也坐上了几个被征到劳役队的人。看守他们的是个叫沃罗纽克的押送兵。他们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引人注意的有三个人：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的出纳员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小五金店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学徒瓦夏·布雷金；头发已经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在旧时代曾经服过种种的苦役，到了新时期又尝到许多新的滋味。

这些被征集来的人原本互不相识，只是随着无可选择的机遇凑到一起，一路上才彼此熟悉起来。从车上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学徒瓦夏·布雷金原来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火车就要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普里图利耶夫本是马尔梅田市的小市民，他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脸上有些浅麻点，浑身上下邀迫退遏。他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腋下浸透了汗渍，紧贴在身上，仿佛是女人的长裙上半截紧包住丰满的腰身的那一段。他很少讲话，显得有些迟钝，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心事，一面不住地找两只生有雀斑的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挠出了血。

前一年的秋天，他在涅瓦大街和铸工街拐角上正好遇到一次街上的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他拿的原来是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的食品供应卡，不过凭这张供应卡从来没领到过任何东西。根据这个就把他扣住了，接着就和许多因同样理由在街上被拦住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用这个办法收拢来的一批人，按照先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开始是要发送到沃洛格达去，后来中途返回，又经过莫斯科派往东部战线。

普里图利耶夫在路加还有妻子，来彼得堡以前的战前年代，他就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直奔沃洛格达去寻找，打算从劳役队里把他解救出来。可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她的辛苦成为徒劳。如今是一切毫无头绪。

在彼得堡，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在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他被拦住的时候，刚好他和她在街角才分手，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办事，在铸工路的行人当中，他远远地还能看到她那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个佳古诺娃是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两只很美的手，每逢长叹一口气的时候，背后的一根粗辫子就从这边或那边的肩上甩到胸前。她自愿随车陪送普里图利耶夫。

在像普里图利耶夫这样有几个女人追求的偶像身上能找出什么美好的地方，也真令人难以理解。除了佳古诺娃之外，在离机车不远的另一节取暖货车上，还有普里图利耶夫另一个相好的——姓奥格雷兹科娃的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轻蔑地管她叫“大鼻孔”和“喷壶”。

这～对情故水火不相容，都避免直接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到这节取暖货车上来。教人猜不透的是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和自己崇拜的对象见面。也许，在全体乘客一起往车上装木柴和煤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她就满足了。

瓦夏却另有一番经历。他父亲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开小五金店的叔叔，冬天有一次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他认错了办公室的门，走到指定的那一间的隔壁去了。凑巧那里是劳役委员会的接待室，里边人非常多。等到应召的人数凑足了的时候，来了一些红军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带到谢苗诺夫兵营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押到车站，准备送上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么一大批人被征去的消息在市民当中传开了。第二天，不少家属都到车站去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娘也在其中。

在车站，叔叔请求卫兵放他到栅栏外边去一会儿，见见自己的妻子。这卫兵就是如今在第十四节车厢押送这批人的沃罗纽克。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同意放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

瓦夏对换人毫没有存过疑心，发现了这个假把戏以后，不禁痛哭失声。他倒在沃罗纽克的脚下，吻他的两只手，哀求把他放了，但是毫无结果。这个押送兵如此无动于衷并非性格残忍。当时是非常时期，制度是严厉的。押送兵对点过名交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负责的。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现政府的治下，都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他和他们也总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回他也不止一次请押送兵注意瓦夏所处的无法容忍的境况。后者也承认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不过又说在手续方面中途还不能了结此事，只好指望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澄清。

瓦夏是个五官端正、长相很好的孩子，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少有地喜欢整洁，并能够保持。这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脚边的地上，两手交叉着拢住膝盖，仰起头听他们的谈话。每逢这种时候，从他那忍住眼泪不哭或含笑不露而引起的面部肌肉的动作上，就能判断出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谈话的内容。

科斯托耶德坐到上铺日瓦戈一家人这里来做客。他滋滋响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的肩肿骨肉。这人特别怕穿堂风和感冒。“怎么一个劲地吹！从哪儿来的风？”他一边问，一边改换坐的位置，想找个避风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坐定了，就说：“这下子行啦。”他啃完了骨头，舔净了手指头，又用手帕擦了手，并且向男女主人道了谢，又接着说道：

“你们这儿窗缝透风，应该堵上。不过渐渐还是回到刚刚争论的正题吧。您说得不对，医生。油煎兔子肉——这当然是了木起的美味。不过，要是因此认为农村的生活挺不错，对不起，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轻率，这个认识的飞跃也太冒险了。”

“唉，您先别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反驳说，“请看看这些车站。树木没有被砍掉，栏栅围墙也完好无缺。还有这些小市场！还有那些卖东西的妇女！想想看，这够多么心满意足！有些地方还过着正常的生活，还是有人高高兴兴的。木是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能说明问题。”

“那好，就算如此吧。不过，这并不真实。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您不妨离开铁路走出一百俄里去看看。农民到处接连不断闹事。您一定要问，他们反对的是谁？既反对白党，也反对红色分子，这就要看是谁掌权(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您一定又要说，好哇，这种乡下人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敌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的是什么。对不起，您不要过早地得意。他们要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他们要求的完全不是你我所要求的那些。

“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推翻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所以农村就要作乱，什么地方都不安定。您还在说农民心满意足。老兄，您是什么都不了解，依我看，您也不想了解。”

“那又怎么样，我当真也不想了解。完全不错。啊，您先别忙！我为什么要全都了解呢，为了这个还得费力气吧？时代共木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现在我也要蔑视一下事实。您刚才说，我的话不符合实际。可是，如今在俄国还有没有实际呢？我认为，实际已经被吓得躲了起来。我宁愿相信农村已经取胜而且正走向繁荣。如果连这一点也是糊涂认识，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将靠什么生活，听信谁的？但是我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手一挥，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和科斯托耶德争论到底，自己挪到铺位边上，探头去看下边的人在干什么。

在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佳古诺娃和瓦夏几个人正在一起谈话。因为火车离故乡越来越近，普里图利耶夫就说起了到那里去的路途，在哪一站该下车，下一步怎么走，是徒步还是骑马。瓦夏听到说起那些熟悉的家乡村镇，两眼亮闪闪地不断站起身来，兴奋地重复看那些个地名，因为数说这些地名对他来说就已经像是一个神奇的童话。

“您是在苏霍依渡口下车吧？”他气喘吁吁地问。“那还用说！是我们的会车站！然后，您大概朝布依斯克耶村那个方向去吧？”

“对，往下就走布依斯克耶土路。”

“我说的就是它——布依斯克耶乡道。布依斯克耶村，哪能不知道！我们就是从那里拐弯，到我们那儿去得往右走，一直往有，直到韦列坚尼基镇。要是到您那里去，哈里托诺维奇叔叔，我看是该往左，朝离开河的方向走。听说过佩尔加河吧？那还用说！就是我们的那条河。到我们那儿去是沿着河岸走，照直顺着河岸。我们的韦列坚尼基镇就在这条河上，在佩尔加河上游不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村。村子在陡岸边上，河岸真陡！我那地管它叫采石场。站在那里都不敢往下看，就这么陡。简直就像要掉下去似的。一点儿也不假。那里的人都会开采石头，做磨盘。我妈妈就是韦列坚尼基镇的人。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帕拉莎大婶，佩拉吉娜·尼洛夫娜，我妈妈也和您一样，长得又白又年轻。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我以基督上帝的名义求求您……沃罗纽克大叔！”

“干什么？你怎么总像布谷鸟似的反反复复地叫我‘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难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婶？你想要干什么，求我什么？让我悄悄地放了你？你说，是不是？放了你，我可就完蛋啦，蹲小房子去啦！”

佩拉吉娜·佳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朝一边远处的什么地方张望，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她用手抚摩着瓦夏的头，在想什么心事，一面拨弄着他那淡褐色的头发。她偶尔用点头、眼神和微笑向这孩子作暗示，意思是让他放聪明些，不要公开当着大家的面和沃罗纽克说这件事。她似乎是说，过一段时间，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只管放心好了。

当旅途远离中部俄罗斯地带向东方延伸以后，意外的情况就不断发生。列车开始穿越不安定的地区，那一带是武装匪帮出没、不久前才平息了叛乱的地方。

列车在旷野频繁停车，车厢周围有拦阻的队伍往来巡视，检查行李和证件。

有一次夜里又停了车。没有人查看车厢，也没有让大家起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好奇，同时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从取暖货车上跳了下去。

夜色漆黑，列车看不出为什么偶然地停在正常区间的一个路标附近，路基两边是一片人工种植的云杉林。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下去的几个邻座的人，在取暖货车前的地上跺着脚，告诉他说，据了解并没出什么事，似乎是司机自己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有危险，如果探路的检道车不能确保这个区间情况正常，就拒绝继续开车。据说，旅客代表已经去劝说他，必要的话还可以塞点儿钱。可是，又风传水兵们也插手干预，这些人可要把事情搞坏。

就在大家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情况的时候，路基前方机车旁边一片平坦的雪地像筹火的闪光一样，被机车烟筒和取暖炉灰箱里迸出的火星照亮。其中的一道火舌突然照亮了一小块雪地、机车和几个顺着机车旁边跑过去的人影。

前面的人影一闪，看来大概就是司机。他跑到踏板一端，向上一跳，越过缓冲器的长杜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在后面追赶的几个水兵接着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也是跑到踏板一端，跳起来在空中一闪，落下去就不见踪影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看到的景象吸引住了，就和另几个好奇的人朝前边的机车走了过去。

在列车前方空旷的一段路基上，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面：枕木一侧光滑的雪地里站着司机，身子一半理在雪里。水兵们像追捕野兽的猎手一样站成半圆形围住了他，同样有一半身子埋在雪里。

司机喊道：

“谢谢你们啦，小海燕们！居然到了这个地步！拿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工人弟兄！我干吗说这车不能再往前开呢？乘客同志们，请你们大家作证，这是个什么地点。随便什么人都能在这儿把铁路道钉拧走。滚你们的蛋，你们要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我自己？我只不过给大伙儿开车，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怕大家出事。一片好心却得到这样的回报。行啊，朝我开枪吧，你们这些吃了火药的！乘客同志们，请你们给作证，我连躲都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叫喊。一部分人惊慌地叫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清醒点儿……没有的事……谁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吓唬一下……”

另一些人挑逗地高声叫喊：

“别理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松劲，加足了汽！”

第一个从雪堆里拔出腿来的水兵，原来是个棕黄头发的魁梧大汉，脑袋也特别大，所以显得脸是扁平的。他不慌不忙地转身朝向大家，嗓音极低地轻声说了几句话，也像沃罗纽克一样夹带着乌克兰的字眼儿：

“对不起，干吗都聚在这儿？难道不怕喝西北风，公民们？大冷的天，回车厢去吧！”在这个深夜不寻常的情况下，他那非常镇静的态度倒使这几句话显得有点可笑！

当散开的人群渐渐返回各自车厢去的时候，这个棕黄头发的水兵来到还不十分清醒的司机跟前，说道：

“别发神经啦，机师同志。还不从雪窝子里出来，开车走吧。”

第二天车行平稳，但时常减慢速度。因为担心刮起来的大风雪埋住路轨使车轮下滑，列车终于停在一处毫无生气的旷野，见到的只是被大火烧毁的车站遗迹。在那被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的正面，可以辨认出“下开尔密斯”的字样。

不只是站房保留了火烧的痕迹。车站后面也看得到一个被雪覆盖的空荡荡的小村落，以及把它和车站隔开的那片凄凉的空地。

村落最靠外的一栋房子已经烧焦，隔壁一家屋角的几根圆木坍落下来，一头搭到室内；路上到处是烧剩下的雪橇残骸、倾倒的篱笆墙、生锈的铁器和破碎的家用什物。被烟垢和焦灰弄得肮脏不堪的积雪露出一片片烧秃了的黑糊糊的地面，流进去的污水结了冰，把一些烧焦的碎木头和着火与灭火的痕迹冻在一起。

村落和车站还没有完全断绝人烟。一两处仍然可以看到人影。

“整个村子都烧啦？”跳到站台上去的列车长同情地问着从废墟中走来的站长。

“您好。祝贺您顺利到达。烧是烧了，不过情况要比火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最好别多问。”

“莫非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就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啦？”

“根本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邻居惹的事，把我们也扯到一起了。看见后面那个村子了吧？他们是祸首。就是乌斯特汉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全都因为他们。”

“他们怎么啦？”

“好几桩滔天大罪。赶跑了贫农委员会，这是一桩；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而且您要知道，动靶人本来是个个都骑马的，这又是一桩；不服从动员令，这是第三桩。您看，就是这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所以就挨了炮轰？”

“就是。”

“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真惨，太可惜啦。不过，这不是我们该议论的事。”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好消息能让您高兴啦。在我们这儿停几天吧。”

“别开玩笑。我这车上坐的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是给前线补充的兵员。我可不习惯停车。”

“这可不是开玩笑。您自己看吧，这些雪堆。这么大的风雪在整个区间刮了一个星期才停住。找不到人除雪。半个村子都跑光了。让剩下的人都去干也干不完。”

“啊，您现在是两手空空！这下可是糟了，真糟糕！现在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把路清出来让你们走。”

“雪堆得多吗？”

“还不能说特别多。是一条一条的雪优。风是斜着刮的，同路基有个角度。中间的一段最困难、要措三公里。那地方确实伤脑筋，理得相当厚。再过去就没什么了，树林子给挡住啦。需要挖的前面这一段也不要紧，因为是平川地，风把雪都吹跑了。”

“唉，那就让您见鬼去吧。真是莫名其妙！我把车停在这儿，让大家都来帮忙吧。”

“我想也只好这样啦。”

“可是不要惊动水兵和赤卫军战士。这儿有整车的劳役队，还有将近七百人的普通乘客。”

“那就足够了。只要把铁锹运来就可以开始。现在工具不够，已经派人到附近的村子去了。能弄到的。”

“我的老天爷，这又是糟糕事！您认为能办到吗？”

“没问题。俗话说，众志成城。这是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您别那么想啦。”

清路的活儿干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在内，都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是他们路上最好的一段时光。

这个地方有一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它让人感到此地还保留着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蛮野特色。

村落的破坏和少数留下来的居民那种不露声色的态度，更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神秘色彩。村民们已经被吓坏了，都避免同车上的乘客接触，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交往，怕有人告密。

铲雪的工作不是全体乘客同时参加，而是分批进行。作业地点的周围有人把守。

清除线路的积雪是把人分成小队，在不同的地段同时从各自那头开始的。各个清除干净了的地段最后都留了一个雪堆，把相邻的小队隔开了。这些雪堆要留到全线的工作结束时再一起铲掉。

严寒的晴明天气，乘客们白天被送出去干活儿，晚上才回车厢过夜。劳动是间隔很短就倒班轮换，所以并不累，因为铁锹木够而干活儿的人多。这种轻松的劳动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参加劳动的地点是个景色优美的开阔地。从他们所在的路基开始，地势向东缓倾，然后呈波浪状起伏上升，直到远方的地平线。

山包上有一幢四面没有遮挡的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是个花园。在夏天它肯定有着斑斓的色彩，如今稀稀落落的树木在霜雪之下对房屋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

那一带的雪层更显得浑圆而平坦，不过从几处起伏的坡度来看，积雪不可能覆盖住斜坡，春天一到肯定会沿着弯曲的谷地化作一条小溪流到路基下面旱桥的涵管里，后者现在被厚雪埋住，仿佛是个从头到脚用松软的毛毯裹住睡在那里的一个婴儿。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住，或许是已经毁坏了，空在那里，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造册登了记吧？它先前的主人如今身在何方，遭遇如何？他们也许已然隐居国外？还是在农民的手下丧了命？也可能凭借赢得的好名声作为有专长的人在县里作了安排？要是他们一直留到最后时刻，是不是会得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宽恕？还是和富农一起受到他的惩治？

这幢房屋在山包上不时地撩拨人的好奇心，自己却哀伤地默默耸立在那里。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明晃晃的阳光照到无垠的雪地上，雪白得让人目眩。铁锹从它上面方方正正地切掉一块又一块！铲下去的时候散开的干燥的雪花又多么像一粒粒钻石粉末！这不禁使人回想起遥远的童年，幼小的尤拉头戴有银饰的浅色长耳风帽，身穿一件缀了一圈圈卷毛黑羊皮的小皮袄，在院子里也是用这样白得耀眼的积雪堆出金字塔、方柱、奶油蛋糕、一座座城堡和岩洞。啊，那时候的生活多么香甜，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让人看不够，享用不尽！

三天的户外生活给人的印象是充实而丰富的。这自然有其原因。每天晚上给参加劳动的人发放的是不晓得按什么规定、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新烤的精粉面包。喷香的面包脆皮泛光，两边撑开裂口，下面是烤得焦黄的厚厚的一层外皮，上边还沾着些小粒的煤渣。

正像在白雪皑皑的山间旅行途中短时间的驻留会让人流连木舍一样，大家都很喜爱这个残破的车站。它所处的地势、房屋的外观和受到破坏的一些特征，已经刻印在记忆当中。

傍晚回到车站的时候，正值日落。夕阳对过去是无限忠诚的，依旧在报务员值班室窗边那片苍老的白禅林后面的老地方逐渐沉落下去。

这间房子的外墙是从里面坍塌的，不过残砖碎瓦并没有把房间堆满，完好的窗户对面靠后的一角仍然空着。那里的东西都还保留着，未受损坏，包括咖啡色的壁纸、瓷砖火炉和浑圆的通风口上用链子拴住的铜盖，另外还有镶在黑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财产用品登记表。

沉到地平线的太阳仿佛是很不幸地触到了炉灶的瓷砖，为咖啡色的壁纸增加了热度。余辉映挂到墙上，白禅树的阴影像是给它披上了一条女人的披巾。

房间的另一侧有一扇封起来的通向接待室的门，上面还留着大概是二月革命开始那几天或是不久前写的字，内容是：

鉴于室内存有药品和包扎敷料，请诸位患者暂勿入内。

根据上述原因，此门已封闭。乌斯特涅姆达高级医士某某谨

此通知。

最后的雪被铲掉以后，隔在各个工段之间的小山丘似的雪堆一扫而光，开始可以看到笔直伸向远方的平坦的轨道。路的两侧由抛出去的雪堆成了白色的山脊，外缘镶嵌了两道黑松组成的林墙。

极目望去，轨道的各个地方都站着手执铁锹的一群群的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全体乘客在一起，对人数如此之多感到吃惊。

虽然天色将晚，黑夜就要到来，但据说列车再过几小时就要开出。发车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最后一次走去欣赏清理干净的线路上的风光。路基上已经圆无人迹，医生和妻子停下来向远方看了一阵，互相交换了几句感想，然后转身朝自己的那节取暖货车走去。

回来的路上，他们听到两个女人对骂的凶狠而又伤心的喊叫声。夫妇两个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的嗓音。两个女人和医生夫妇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从车头走到车尾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在对着车站的列车的另一侧。当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走到路旁树林的末端，两对人中间隔着连绵不断的车厢。那两个女人总是离医生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很近，走得比他们稍稍靠前或者靠后一截。

她们两个都很激动，但双方花的力气互有增减。这大概是走路途中偶尔陷到雪里，或是腿脚发软，由于脚步不平稳，所以嗓音有时高得像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得出，佳古诺娃是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赶上之后可能还动了拳头。她向对手像连珠炮似的骂出那些精心挑选的不堪入耳的话，但它们出自这个仪态万方的女士的悦耳动听之四，就显得比男人难听的粗鲁的咒骂更不知羞耻。

“你这个婊子，你这破烂货！”佳古诺娃喊叫道，“你上哪儿，她马上跟到哪儿，身子一扭一扭，乱作媚眼！你这母狗嫌我那个傻瓜不够，还要眼巴巴地盯住那可怜的孩子，想勾引他，非要把这小孩子给毁了不可。”

“这么说，你是瓦先卡合法的妻子噗？”

“我让你瞧瞧我这合法妻子的厉害，你这臭不要脸的瘟神。你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开，别让我犯罪！”

“哟，瞧瞧，还张牙舞爪的！把手放回去，疯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让你断了气，下贱货，痴皮猫，无耻的东西！”

“说我什么都行。当然啦，我是猫狗不如，这都清楚。你可是有爵位的不寻常的人哪。你是阴沟洞里出身，门缝底下举行的婚礼，和大耗子一起怀的胎，生下来的是个刺猖……哨兵啊，哨兵啊，好心的人哪！这凶娘儿们要杀我。喂，救救我这个姑娘家，保护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吧……”

“快点走吧。我真听不下去，太让人厌恶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催丈夫快走。“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突然间，地势和天气一下子都变了。平原已经消失，现在的路是在山丘和高山之间。前一阵不住刮着的北风也停了，从南面飘散过来阵阵暖空气，像是从炉灶里吹出来的。

两侧山坡的台地上有一片片的树林。从这里穿行过去的铁路路基不得不开始爬坡，到中间又变为平缓下降。列车喘着粗气在树林当中艰难地行驶着，仿佛上了年岁的护林员徒步走着，带领一群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游客。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密林深处仍像沉浸在冬日的恬静睡意之中。只是偶尔有几丛灌木和大树藏籁地抖落下部技极上的积雪，仿佛摆脱了箍在脖子上的脖套或是解开了领口似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完全被克制不住的睡意纠缠住了。这几天他一直在上边的铺位上躺着睡觉，醒来的时候就想心事，而且希望能听到些什么。然而，暂时还什么也听不到。

就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怎么也睡不够的时候，春天娜娜降临，不断消融着大量的积雪。那雪还是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开始下起，一路不曾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又有整整三天铲雪，这真是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当这鬼斧神工之举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再也木可能掩盖下去。奇迹开始显露出来，从松动的雪层下面已经有了温湿流水。人迹罕至的密林抖擞精神，那里的一切也都苏醒了。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木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用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天空也染上了春日的醉意，惺极呼呢之中盖上了片片乌云。毛毡似的黑云低悬在森林上空，垂下的云脚不时地洒下散发出土腥气的暖乎乎的阵雨，冲掉了地面上最后剩下来的碎裂的黑色冰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睡醒了。他把身体挪到那扇取掉了窗框的方形小窗口，把头支在撑起的臂肘上，开始倾听外面的声音。

列车离矿山区越来越近，这一带的人口也越来越稠密，区间缩短，靠站停车的次数越发频繁。乘车的人也有了较多的流动，多数是在中间小站上下车的短途乘客。路途更短的人，并不需要安顿下来久坐和躺下睡觉，夜里就在车厢中部靠门的地方凑合呆一会儿，彼此小声地谈些只有他们才了解的当地的事，到了下一个换车点或者小站就下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最近三天车厢里不断变换的当地人谈话的片言只语当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白党分子在北边占了优势，已经或者准备攻占尤里亚金。除此以外，如果传闻属实而又不是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医院的一个同伴同姓的话，在这个方向指挥白党武装的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熟悉的那个加利乌林。

在这个谣传没有得到证实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家里人只字没有谈这件事，免得让他们白白担心。

在深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种模糊不清但相当强烈的幸福感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列车已经停下。车站笼罩在凝滞的半明半暗的白夜之下。这源俄的夜色渗透着某种纤细而又恢宏的气氛。它说明列车停下的地方是开阔的，车站坐落在一个视野宽广的高地上。

沿着站台有几个人影无声地从车厢旁边走过，互相交谈的声音很轻。这也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中唤起一股柔情。从这小心翼翼的脚步和悄声低语当中，他感觉到这是对深夜时刻的一种尊重和车上睡着的人的关心，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其实医生的感触完全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站台上也是～片喧嚷的人声和皮靴沉重的走动声。木过附近有个瀑布，它送来的清新自在的空气扩大了白夜的范围，也让医生在梦中生出一种幸福感。一刻不停的瀑布的轰鸣压倒了车站上的所有声音，让后者有了一个寂静的假象。

虽然没有想到有这瀑布，但是当地这种奥妙而强劲的空气使医生又沉沉地入睡了。

铺位下边有两个人在谈话。一个问另一个：

“怎么样，自己人都安静下来了吧？对那帮人给点教训没有？”

“那些小铺老板，是吗？”

“对，就是那帮粮食贩子。”

“都老实啦，非常听话。为了杀一儆百，从他们当中处置了一个，其余的就都老实了。罚的款也拿到了。”

“一个乡罚多少？”

“四万”

“你瞎说！”

“我干吗瞎说？”

“好家伙，四万！”

“四万普特。”

“嗯，你们干得真不错，好样儿的！都是好样儿的。”

“四万普特精磨粉。”

“想想看，这事也真巧。地点是没说的，正是做面粉生意的头等好地方。沿着雷尼瓦河往上一直到尤里亚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都是码头，都是粮食收购点。舍尔斯托比托夫弟兄几个，还有佩列卡特奇科夫和他那几个儿子，都是干倒手批发的！”

“轻声点！别把人吵醒。”

“好吧。”

说话的人打了个呵欠，另一个就说：

“躺下再迷糊一会儿，怎么样？车好像又开了。”

这个时候从后面传来迅速变大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淹没了瀑布的轰响。在停着的这列车旁边的第二股道上，一列老式的快车响着汽笛全速赶上来，闪过几点灯光，随即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前方。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嗯，这回该开车了。停够啦。”

“快啦”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追赶什么人？”

“白党的长官加列耶夫。据说是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尤里亚金附近。这家伙占了一个码头，就守在那儿。加列耶夫长官。”

“也许是加利列耶夫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恐怕是阿里·库尔班。你弄混啦。”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快天亮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醒来。他又梦到了一些愉快的事，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乐陶陶的解脱之感。列车还是停着，也许是在一个新的小站上，也可能仍旧是原先的那一站。轰轰的瀑布声也照旧，很像是先前的那个站，也许是另外一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进入了梦乡。但在瞌睡中却依稀听到了乱糟糟的叫嚷声。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对着叫喊。车厢外面的气氛变得比前一阵更好。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原先没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奇怪，像是春天所特有的，又像是五月间飘来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落下来不仅显不出～片白色，反而使土地更加黝黑。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灰白透明而又芬芳好闻的东西。“啊，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虽然没有醒过来，但却猜到了。

清早，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说：

“不论怎么说，尤拉，你可真奇怪。你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时候飞来只苍蝇就能把你惊醒，一夜到天亮再也合不上眼。这里又吵，又闹，又乱，你却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想想看，还有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另外还有沃罗纽克，对，对，也跑了，都跑了。你瞧这事。再听我说，他们怎么逃的，一起行动，还是分散开来，用什么办法，完全是个谜。可以想得出，这个沃罗纽克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为了逃避责任，当然也要自找活路。可是另外那几个呢？全都自觉自愿地走了，还是有谁受了胁迫？比方说，那两个女的就让人起疑。不过，她们谁又能杀害谁呢？是佳古诺娃害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害了佳古诺娃？谁也不清楚。押送队队长车前车后跑了个遍。‘你们好大的胆子，’他扯开嗓子喊着说，‘居然敢给发车信号。我要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您是不是发了疯。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难道还能听您的指挥！亏您想得出！’于是两个人都责备起科斯托耶德来。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是有头脑的人，况且就在旁边，却不去阻止那个两眼漆黑的没觉悟的士兵走这要命的一步。‘还算个民粹派呢！’队长就这么说。依我看，科斯托耶德没什么责任。列车长说：‘真有意思！照您这么说，囚犯倒应该把看守管起来？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啦。’当时我从旁边推你，又扳你肩膀，喊着叫你：‘快起来，有人跑了！’你可真行，大炮也轰不醒……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啊，真不得了！……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多壮观哪！”

在他们躺着探头张望的窗口外面，展现出一片无垠的泛滥的水面。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流漫过了堤岸，一侧的水已经淹到了路基跟前。因为是从很高的铺位上往下看，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平稳行驶的列车就像是直接滑行在水面上。

它那平滑的表面只有极少的几处染了～层铁青色，其余的部分任凭温暖的清晨的阳光追逐着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在这酷似无边际的水域，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和那些草地、坑洼、灌木丛一起沉没在水中。

中间的一处，可以看到有一窄条土地，上面的树木似乎是悬在天地之间的双重影像。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便喊了一声。

“在哪儿？”

“小岛旁边。别往那边看。往有，再往有。唉，见鬼，飞走了，吓跑啦。”

“啊，不错，看见了。我有些话要和您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另找个时间吧。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真是好样的，都跑掉了。我看不会出什么事，只要别给什么人添麻烦就没关系。跑就跑啦，这和水总要流动一个样。”

北方的白夜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一切又都像是缺乏自信似的，一座小山、一片树林和一处悬崖，仿佛是人造出来的。

树林刚刚染上了一层嫩绿，林中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向远处倾斜的不大的平地上。

不远就是瀑布。但不是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从峭壁边上顺着小树林的方向看过去才行。瓦夏已经疲乏得走不到那里去，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惊奇。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瀑布相匹敌。这独一无二的景观使它令人望而生畏，仿佛它具有生命和意识似的，变成了一条神话中的龙蛇，掠取贡品并让这一带荡然无存。

跌落到半空的瀑布，被突出的悬岩利齿不断地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看起来几乎是停住的，下面的两股一刻也不停地微微向左右两侧摆动，整个瀑布总像是刚刚要滑倒，紧接着又挺起身来，刚要滑倒，立刻又挺起身来。

瓦夏把羊皮袄垫在身下，在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躺了下来。曙色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的时候，从山上飞下来一只大鸟，展开沉重的翅膀在树林上空平稳地滑行了一圈，然后落到离瓦夏躺下的地点不远的一棵冷杉树冠上。他抬头看了看这只佛法僧鸟的蓝色脖颈和青灰色的胸脯，迷迷惑惑地小声说：“野鸽子。”乌拉尔地区就是这个叫法。随后他站了起来，捡起羊皮袄披在身上，穿过空地走到同伴跟前，说道：

“咱们走吧，婶子。瞧把我冻的，上下牙都合不拢了。唉，您还看什么，吓坏了吧？我跟您说的是正经话，该走啦。要适应环境，朝着有村庄的方向走。到了村子里，自己人不会让我们受委屈，会护着咱们的。要总是像现在这样，两天没吃没喝，咱们也得饿死。恐怕是沃罗纽克叔叔惹了什么乱子，人家才追赶他。和您在一起我可倒了霉，婶于，几天几夜您一句话也不说！您这是愁得不会说话了，我的老天爷。您瞧，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就说卡佳大婶，卡佳·奥格雷兹科娃，您从车上推她并没有恶意，她是侧着身子倒下去的，我看见了。后来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好好的，站起来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也是这样。他们会赶上咱们的，大家又能在一起啦，您还想什么？主要的是别让自己发愁，只要木这样，您的舌头就又灵了。”

佳古诺娃把一只手伸给瓦夏，从地上站起来，轻声说：

“走吧，好孩子。”

车厢发出咋味的响声，在很高的路基上向山里爬行。路基下边是新生的混杂林，树冠还没有铁路高。再下去就是一片草地，不久前被水淹没过。混了泥沙的青草地上东躺西卧地排满了做枕木用的圆木。大概是哪个采林区伐下来准备用木筏送走，让大水冲到了这里。

路基下边的新生林几乎还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只是在那些仿佛一滴滴蜂蜡似的嫩芽上，杂乱地生出了一种像污垢又像赘疣似的额外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些额外的、杂乱的污物才是生命，靠了它们才会用枝头浓密的绿叶装点林中开始生发的树木。

一处处的白禅艰难地挺起躯干，伸展开的对称的锯齿形叶片像箭羽似的指向四面八方。它们的气味是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那一层发亮的就是散发出气味的木醇，是熬制清漆的原料。

铁路很快就要靠近那大概是木料原来被冲散的地点。在一个孤形的树林地段，地面上见到了一层木料的腐质粉屑和碎木片，当中还有一堆堆三丈来长的圆木。司机就在这片伐过的林地刹了车。列车颤动一下，就稍有点倾斜地停在弯道的中心。

机车拉响了几声很短的嘶哑的汽笛，接着又有人喊了些什么。其实，不用听这个信号，乘客们也都知道，司机停车是为了储备燃料。

各节取暖货车都拉开了车门。下到路基上的人，数量不亚于一个小城镇的居民，但是前面车厢里那些应征的军人除外，他们不参加这类全体动员的临时劳动。

那一堆堆的木柴有些不好往煤水车上装，一部分太长的圆木还需要锯开。

机车乘务组那里有锯，于是就分给自由结合的每两个人组成一组。教授和自己的女婿也分到了一把锯。

从那几节开了车门的军人车厢里，不时有笑容满面的脸孔探出来。还不曾受过炮火洗礼的海军学校高年级的青年后生们，似乎是出于某种误会才遇到这些有了家室、但只受过一点军训而同样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神情严峻的工人。为了排解烦闷，他们和年纪大些的水兵们一起，有意地大声开着玩笑。大家都感觉到考验的时刻临近了。

这群说说笑笑的军人朝那些锯木头的男女乘客大声开着粗野的玩笑：

“喂，老爷子！你去跟他们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妈妈离不开我，还干不了力气活儿。喂，玛芙拉！小心别锯开了裙子，那可要受风啦。喂，那位年轻姑娘！别往林子里去，还是嫁给我吧。”

树林子里有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十字形，把它两根木头的一端理到土里作支架。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准备在这上边锯木料。

这时正是春天，土地刚刚从积雪下面显露出来，却几乎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时的那种样子。林子里散发着潮气，遍地是隔年的落叶，仿佛是来不及打扫的房间，到处是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

“来回锯的次数不要太多，不然会累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边说边锯得慢了，接着就提出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响着其他人吱吱哑哑的锯木声，有的一来一往听起来报协调，有的间断不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头一只夜写在试它的歌喉。另一只鸽鸟却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叫一声，像是演奏一支不大通气的长笛。就连机车的气阀也学着咕咕叫的白鸽，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酒精炉上煮沸了的一壶牛奶。

“你曾经说过有些事要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没忘记吧？那是路过一片水泛地的时候，看到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似乎有所考虑地说：‘我想和您谈谈’。”

“啊，不错。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白些。您看，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内地……这里整个地区处在动荡之中。咱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还不清楚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为了防备万一，彼此应该取得一致意见。我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念。这种问题不可能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子里通过五分钟的交谈就说清楚，或者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咱们三口人，包括您、我和东尼妞，目前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差别只是对外界环境理解的程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欲望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

“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

在几张桌子中间的地毯上，一个穿军装的技术员爬来爬去地在修理一条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个年轻军人桌子下面的时候，那人就站起身来，免得碍事。旁边一个穿着男式战地保护色上衣的女文书，正吃力地对付一架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动不了。那人年轻军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后边，从上面帮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术员这时也爬到打字员这边，从下面检查打字机的传动曲柄。上校模样的军官也起身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对付这架打字机。

这个情况倒让医生放了心。因为这几个人对他的处境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很难设想他们会在一个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处理这种琐事。

“不过也难说，谁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又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这么平静？附近炮声不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命，他们却估计今天的天气要热，想的根本不是会有激烈的战斗。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不论什么事情都变得迟钝了吧？”

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从自己站立的地方穿过整个车厢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列车这一侧的前方是许多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段，看得见坐落在小山上的拉兹维利耶城郊的这个同名的大车站。

从铁路到车站有条未经油饰的木结构的天桥，中间有三处转弯的小平台。

从列车的这边看过去，线路上已经成了一片废机车的堆弃场。那些样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没有煤水车的老式蒸汽机车，烟筒对着烟筒停在一堆堆破损的车厢当中。

下面这片机车坟场和山上城郊的墓地，连同线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属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锈的屋顶、招牌，汇合成一种荒芜颓败的景观，在清晨的阳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想不到那许许多多的招牌会遮住很体面的房屋的外表。这里的招牌却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从火车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们低悬在倾斜的单层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让人看不到，仿佛乡下孩子的头上扣着父亲的帽子。

这时，雾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远方东边天际的左侧还留下一丝痕迹。就连这一部分也开始像剧场的帷幕一样移动着分开了。

离拉兹维利耶三俄里远、比城郊地势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规模像是区的中心或者省会。阳光给它涂了一层淡黄色，因为距离远，所以轮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个城市阶梯式地一层层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价木版画上的阿丰山或是隐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有一座尖顶的教堂。

“尤里亚金！”医生激动地猜到了。“这是死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说到的地方，安季波娃护士也总要提到它！对这个城市我听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初次见到它！”

就在这一刻，低头摆弄打字机的那几个军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他们都朝那边扭过头去。医生的视线也跟着转到那个方向。

天桥上，几个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带着走过，其中有个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在什么地方已经给他包扎过，可是从纱布下面还渗出血来，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阳晒黑了的、流着汗的脸上。

这个学生在这一行人末尾，走在两名红军士兵中间，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坚决神态，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怜悯。他和他身边跟随的那两个人，不断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动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做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个头缠纱布的学生戴的一项制帽，总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里，反而不顾对伤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紧，两位红军士兵也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么做。

这种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举动，似乎有某种象征的意思。就算是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医生还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拦住这学生，准备告诫他注意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他还情不自禁地要向这学生和车里所有的人高喊一声，让他们知道，求得拯救并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应该摆脱形式的束缚。

医生的目光移向另一边。刚刚健步走进来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站在车厢当中。

在医生偶然结识的无数人物当中，为什么迄今为止还不曾见到像他这样一个显得突出的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没有相识的机缘？

不知为什么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正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他可以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带有典范性。包括他那匀称的身材，漂亮的头型，坚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两条长腿；就是已经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脚上也显得干净得体；还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尽管可能是揉皱了的，但给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个人天资很高，自然不矫揉造作，随遇而安并且在任何处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天赋，但不一定是出类拔革的。这种天赋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一种榜样，于是大家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他可以是历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战场上或城市动乱中的风云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权威，也许是走在前列的一个同志。总之，非此即彼。

出于礼貌，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个局外人在场会让他感到奇怪或拘束的意思，相反，倒像是把医生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说：

“祝贺各位。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我的朋友。他出身要比我更加无产阶级化。我和他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在生活中他为我做了不少事，我对他是欠了债的。把他赶到河对岸去了，也可能更远一些，这我很高兴。古里扬，赶快恢复电话联络。只靠信件和电报可不行。天气真热，各位注意到了没有？我总算睡了一个半小时。啊，对了……”他两手一拍，转向了医生。这时他才想起来为什么把他喊醒。是为了一桩什么小事，因此才扣押了眼前站着的这个人。

“是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头到脚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医生，心里在想。“根本不像。这些傻瓜！”他微笑着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对不起，同志。把您误认为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自由啦。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好，这是您的证件。原谅我不客气，想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

还是请您到我那里坐一下吧。这儿是秘书处，我的车厢在旁边。请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不过，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奇怪，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党人士能被提拔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且居然能胜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省教书，战争开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期，不久以前还渺无音信，一度被认为已经牺牲了。

童年时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是季韦尔辛保举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对他很信任。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最盛行的时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于人后，但他突出表现的是真诚与狂热，但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个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独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工作记录中就包括在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和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的事件。经他处理的问题，还有土尔卡图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投靠白卫军，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发生的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被杀等几件事。

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及时赶到，判断局势，作出决定，迅速、严酷、毫不手软地解决了问题。

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骚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军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

“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插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第四章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

“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木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木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木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

“这一带您当真很熟吗？”

“熟到家了，方圆一百俄里都熟悉。我是个律师啊，开业二十年了，因公务到处跑。”

“直到现在？”

“可不是嘛。”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业务？”

“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没有办妥的旧契约，财贸业务，没有还清的债务——堆成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废止？”

“名义上当然废止了。可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事物。既要企业国有化，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省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同时所有人都渴望生活。这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起来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需要具有我这样性格并善于经营的机灵的人。得意的是那些不跟他们走，抓住大把钱就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可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半个省的人现在都得靠我供养。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串门，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非骑马不可，可我的马腿瘸了。要是它好好的，我干吗坐这破车挨颠。您瞧走得这个馒劲，还叫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准能用得上我。我对米库利钦一家人了如指掌。”

“您知道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多少知道点，猜得出来。有个概念。人对土地的某种向往，用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那又怎么样？您好像不赞成？您看行吗？”

“理想大天真，太田园式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有点乌托邦味道，太手工业方式了。”

“米库利钦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不让你们进门，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赶出去，并且做得对。他那儿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怪事多得不得了，工厂停了工，工人跑散了，说到生计，更是一筹莫展，饲料缺乏，可是你们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岂有此理，可恶至极。就是他把你们宰了，我也认为他无罪。”

“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一点不错。但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必须通过这个阶段。”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怎么啦，您是小孩，还是故意装傻？您是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这样能够长久下去吗？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呢？难道您不明白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是合法的吗？您以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吗？”

“我们说到两岔去了，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别胡说了。首先，难道米库利钦是窗子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善良极了，善良到了犯罪的地步。他会大吵大闹一番，死也不肯答应，接着就会软下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同你分食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又讲开了。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作为工学院的大学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出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我们这儿有通采娃四姐妹，比契河夫的作品里还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哑、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追求她们。大家通常用父称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管她们叫谢韦良卡小姐。米库利钦娶的就是谢韦良卡大小姐。

“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傻瓜父亲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利韦里。利韦里，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管他叫利夫卡。利夫卡长大了，很顽皮，但表现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便自愿上前线了。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是个病秧子，没有承受住这次打击，躺倒了，就再也没起来，前年冬天死了，死在了革命前夕。

“战争结束了，和韦里回来了。他是谁？这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自然啦，还是一个从前线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

“那讲起来就没意思了。效果会失掉一半。那您从车厢里就没必要向公路张望了。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眼下——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内战中的骨干。两种因素创建了这支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普通士兵。这两部分人的联合便产生了打游击的队伍。它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是中农。但在同他们一道的人当中，您什么人都能碰见。这里有贫农，有免去神职的教士，有同老子作战的富农的儿子。有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身份证的乞丐，有被中学开除的到了结婚年龄的二流子。有受到给予自由和遣送回国的允诺诱惑的德、奥战俘。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由列斯内赫同志，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指挥的部队，叫作‘林中兄弟’。”

“您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您听见的。让我继续说下去。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在妻子死后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一个直接从学校拉到教堂去结婚的中学生。她本来就天真，可还故作天真；她本来就年轻，可还打扮得更年轻。就这样子卿卿喳喳，装得天真无邪，像个小傻瓜，像只小云雀，见到谁就考谁：‘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举出三角形相等的条件。’她要是考住了你，问得你张口结舌，就乐不可支。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

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4fi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

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

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

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

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

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

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

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

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

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

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

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

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

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

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书

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

“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

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

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子摇晃不是因为美酒。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是傻瓜，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我要上谢利亚巴城，

给辛杰丘利哈当雇工。

“哎，母马，上帝都忘啦！你们瞧，它这个死尸，它这个骗子！你抽它，可它给你停下。费加·汉费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树林子，绰号就叫大莽林，一望无边。那里面藏着农民的队伍，晦，晦！‘林中兄弟’就在那边。哎，费加·汉费加，又停下啦，你这不要脸的死鬼。”

他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紧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吗？我看你，太太，脑子太简单啦。我要认不出来还不羞得钻进地缝里去。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活脱脱是格里果夫（老头把克吕格尔说成格里果夫）。我没有见过格里果夫还是怎么着？我在他家干了一辈子，替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养过马。——我说，走啊！又停下啦，没长脚的东西！中国的天使啊，我跟你说呢，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你刚才说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夫人，你长着那么大的眼睛怎么那么没脑筋呢！你说的那个瓦克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半个世纪前就入土了，进棺材了。我们姓梅霍宁。同名不同姓，木是一个人。”

老头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话又把他们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称他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把管家的第二个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时，说她是个甜女人，白衣天使。他说起游击队的首领利韦里，知道他的大名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莫斯科没听说过“林中兄弟”，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列斯内赫同志？中国的天使啊，那莫斯科的人长耳朵干什么用呢？”

天渐渐暗下来。旅客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在他们前面跑着。他们还要穿过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木质的滨基、飞廉、柳兰的枝茎高高地挺立在路面上，上面开满了一个样式的穗子般的花。它们被落日的余晖从下面，从地面上照亮了，在虚幻中增大了轮廓，仿佛骑手们为了巡逻起见在原野上设置的间隔稀疏的不会动的哨兵。

在很远的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伸展到一道小山似的横坡脚下。横坡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去路，仿佛那一边必然会有峡谷或溪流似的。那儿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围起来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土道。

上面，山坡陡峭的地方，浮现出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

“看见山顶上的那座小楼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他们下面有一条峡谷，俗名叫舒契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引起一阵回响。

“怎么回事？别是游击队吧，老爷爷？别是朝我们射击吧？”

“基督保佑你们！哪儿来的游击队。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吓唬狼呢。”

刚抵达的客人是在管家的院子里同主人见面的。这是一幅令人难堪的场面，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吵成一团。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傍晚刚从林中散步归来，走进院子。几乎同她的金发一样颜色的落日余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这棵树射到那棵树，一直穿过整个的树林。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轻盈的夏装。她脸涨红了，用手绢擦着走得发热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的草帽背在背上。

正背着枪往家走的丈夫向她迎过去。丈夫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马上擦烟熏过的枪筒，因为退子弹的时候发现了毛病。

突然间，瓦克赫和他载着不速之客的大车不知道从哪儿威风凛凛地、轰隆轰隆地滚进了大门口的石板地。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飞快地从还坐着其他人的大车上跳下来，一会地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帽子，先结结巴巴地解释来意。

不知所措的主人们惊呆了，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而羞红了脸的倒霉的客人们一个个张皇失惜，也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情况再明白不过了，不仅对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没有一丝一毫含混的地方。难堪的感觉也传染给了此马、马驹、金色的阳光和那些围着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转的、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了。

“我不明白，”到底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南方，白军占领地区，是粮食丰裕的省份，为什么单单选择我们这儿，何苦到我们这儿来呢？”

“真有意思，您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列诺奇卡，你别插嘴。说得不错，正是这样。她说得完全对。您想过没有，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没有理解我们的来意。这说的是什么事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决不会侵害你们，打搅你们。我们只要倒塌的空房子里的一个角落。要菜园旁边谁也不要的、白白荒芜的一小块土地。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拉一车劈柴。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吗？算得上侵害吗？”

“可是世界如此之大，干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能有这种荣幸？”

“我们知道你们，也希望你们听说过我们。我们对你们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投靠的也不是外人。”

“懊，原来因为克吕格尔，因为你们是他亲戚？您的舌头现在怎么转得过弯来承认这种事？”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生得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看，走道迈大步子，夏天穿着一件斜领衬衫，腰里系着一条带穗的带子。古时候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现在他们老是做出一副幻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献给了革命，只担心他活不到革命到来的那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得太温和，不能满足他激进的、渴望流血的热望。如今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都翻了个儿，而他，天生的和始终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热爱者，第一批在“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却什么都没捞到，没有谋到职位，呆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工人们从这个村子里逃散，一部分还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件荒唐事，这些不清自来的克吕格尔的不肖子孙，不啻命运对他的嘲弄。它是有意的恶作剧，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不，这太莫名其妙了，根本无法理解。您是否明白，您对我是何等危险，您使我陷于什么处境？看来我真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有意思，您明白不明白，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别急，列诺奇卡。我内人说得完全对。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很不好过了。真是狗的生活，疯人院。两边挨打，没有出路。一边责备我，你儿子干吗当红军，当布尔什维克，成了人民爱戴的人。另一边也不满意，为什么把你选进立宪会议。两边都讨不了好，只好在中间挣扎。现在你们又来了。为了你们，被拉出去枪毙才愉快呢。”

“得了！您冷静点！上帝保佑您！”

过了一会儿，米库利钦的气消了点，说道：

“好啦，在院子里喊够了就行啦。进屋继续喊吧。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掉进墨水缸里洗也洗不清，然而我们不是土耳其大兵，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树林子里喂狗熊。列诺奇卡，最好先把他们安顿在书房旁边那间放猎枪的屋子里。然后咱们再想想让他们住在哪儿。我想，可以让他们住在花园里。请进屋里去。欢迎光临。瓦克赫，把行李搬进来，帮帮他们的忙。”

瓦克赫照他的吩咐办了，只是不断叹气：

“圣母啊！他们的财产跟朝圣的人一样。只有几个小包裹，一口箱子也没有。”

清凉的夜晚来临了。客人们洗过了澡。女人们在她们住的房间里整理床铺。舒罗奇卡不知不觉地习惯了用他儿童式的格言引起大人们的哄笑，所以平时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一胡说八道起来就没完，可今天他很扫兴。他的胡说八道没有引起大人们发笑，没有人理睬他。他对没把黑马驹李进家里来也不满意，当大人呵斥他住嘴的时候，竟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作一个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婴儿商店。在他的观念中，他一出世便从那儿送到父母的家里来了。他把内心中真诚的恐怖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效果。大人们在别人家里显得拘束，动作比平时急促，不声不响地想自己的心思，于是舒罗奇卡生气了，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发蔫了。大人们照顾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后来他睡着了。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姐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并向她诉说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男人们被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一会儿，到台阶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多少星星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外面很黑。岳父和女婿相隔两步，彼此却看不见。窗内的一道灯光从他们背后住宅的一个角落里射入峡谷。在这道光柱中，沐浴在潮湿清凉空气中的树丛、树木以及其他一切看不清的东西，变得膜增俄俄。亮光没照着谈话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周围的黑暗。

“明天早上得看看他们打算让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能住人，我们就马上动手修理。等我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了，他也解冻了。那时，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翻畦了。我听见他在谈话中好像答应给我们点马铃薯种。是不是我听错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还有别的种子。我亲耳听见的。他让我们住的地方，咱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正房后面被尊麻遮住的那几间房子。木头造的，可正房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指给您看来着，记得吗？那儿开畦才好呢。那里曾经是花圃。我从远处觉得是那样。也许我看错了。还得修一条小路，旧花坛的土地一定上足了肥，腐殖质非常丰富。”

“我不知道，明天看看再说。地上准长满了杂草，像石头一样硬。房子周围大概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方保留下来了，空闲着。明天就全清楚了。早上还会有霜冻。夜里一定有寒气。我们已经抵达了，多大的福气啊。为此我们应该互相祝贺。这儿不错。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非常可爱。特别是他。她有点装腔作势。她对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所以，她要噪噪不休地说那些过于殷勤的废话。她好像急于把你的注意力从她的外表上引开，免得产生不利于她的印象。就连她忘记摘掉帽子，把它背在背后，也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这样对她很相称。”

“咱们进屋吧。咱们在这儿呆的工夫太长，主人会见怪的。”

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灯火明亮的餐厅里，坐在吊灯下的圆桌旁喝茶。岳父和女婿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穿过管家漆黑的书房。

书房的墙上有一扇同墙一样宽的窗户，是用一整块玻璃镶成的，正好耸立在一道峡谷的上边。从这扇窗口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瓦克赫拉着他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医生就注意到这个窗口了。窗前摆着一张同墙一样宽的桌子，不是供设计师就是供绘图员使用的。桌上横放着一支枪，枪的左右两边空着很大的一块地方，足以显得桌子之宽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的时候，又注意到视野开阔的窗户，桌子的宽大和它的位置，陈设华丽的房间的宽阔。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饭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首先向主人表示惊叹的是：

“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嗅，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屋里有一股轻微的木炭味，还有熨衣服的味道。她们在熨东西，不时从烧得不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散发出热气的燃烧着的木炭，放入盖子像牙齿似的上下打战的烤熨斗里。这使我想起了什么？记不起来了。身体不好，太健忘啦。

为了庆祝安菲姆给我们带来上等的肥皂，我们来了个大扫除，舒罗奇卡也两天无人看管，我写日记的时候，他钻到桌子底下，坐在两条桌腿之间的横档上，模仿每次来时都带他坐雪橇的安菲姆，也装着带我坐雪橇。

等病好了一定到城里去一趟，读一读本地区民族志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别人都对我说，这里有几个相当不坏的图书馆，接受过好几个人的重要捐赠。真想写东西。得抓紧啦。要不，一晃眼春天就到了。到那时候就没工夫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不好觉。我做了一个杂乱的梦，那种一醒马上就忘的梦。梦忘得干干净净，意识里只留下惊醒的原因。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惊醒，我在梦中听到空中响彻她的声音。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在记忆中复现它，挨个儿回想我所熟悉的女人，想找出具有这种浑厚、低沉和圆润嗓音的人。她们当中谁也没有这种嗓音。我想，也许我对东尼妞太习惯了，所以我的听觉对她迟钝了。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形象置于足以阐明真理的距离之内。不，这也不是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

顺便说到做梦。通常都认为，白天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夜里就会梦见什么。可是，我的观察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正是白天恍惚看到的东西，不明确的思想，脱口而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话，夜间便化为具体的

形象返回脑子里来，变成梦的主题，仿佛特意前来偿还白天对它们的怠慢似的。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

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

影横投在林阴道上，现出清晰的黑印，仿佛雕成了凸形。总

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

中，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

地的野菊，缀满整个天空。

每天晚上继续谈论普希金。分析第一卷中皇村中学时

代的诗。诗的韵律多么重要啊！

在充满长诗句的诗歌中，阿尔扎玛斯是少年虚荣。心

的顶点，想不落在成人后面，用神话故事、夸张的描写、故意

装出的道德败坏、纵情欢乐和思维过早成熟来蒙骗叔叔。

几乎从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起，或者从《皇村回

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树。城》或《致姐妹臧晚期在基什

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

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在少年身上苏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嚣、物品和本质冲进诗歌之中，仿佛从大街上穿过窗户冲进屋里。外部世界的物体、日常生活的用品和名词挤压着占据了诗行，把语言中语意含混的部分挤了出去。物体，物体，物体在诗的边缘排成押韵的行列。

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普希金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它的标尺，似乎四步韵脚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存在上剥制下来的，就像画出脚样裁制皮靴的皮子，报出手套尺码寻找戴得合适的手。

稍后，俄语的节奏，俄国人说话的腔调，也表现在涅克拉索夫的三步韵脚诗歌里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格的韵律中。

我多想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即农业劳动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

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前人和今人的错误促使浮士德成为学者。科学遵循摒弃的法则进展，推翻占统治地位的谬误和虚假的理论。

大师们富有感染力的榜样促使浮士德成为艺术家。艺术遵循吸引的法则进展，模仿和崇拜心爱的主题。

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

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市民’和‘居民’都带有责备的意味。《家谱》中的诗行已经预言过这种指责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又写道：

壬。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

还有一大沙锅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河天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们对这类话照样能理解：但他们哪儿能那么不谦虚——没有那种兴致，况且也不属于那种官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什1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吸引开了。就在这些细节更迭的时候，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

春天的最初信息是解冻。就像过谢肉节似的，空气中充

满了薄油饼和伏特加酒味。太阳在树林里无精打采地眯缝

着油光光的小眼睛，睡意蒙咙的树林半闭着睫毛似的松针，

水洼在中午泛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在打瞌睡，伸懒腰，翻

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里——春天，奥涅金走

后荒芜的邱宅，山麓的水边连斯基的坟墓。

而夜芬，那春天的恋人，

彻底啼略。野玫瑰正在开放。

为什么要用“恋人”这个词？一般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

而恰当的。自然是恋人。此外，也能和野玫瑰押韵。但为

了押韵，就不能用壮士歌中的“夜费强盗”了吗？

在壮士歌中奥狄赫曼的儿子就叫“夜营强盗”。歌中把”

他刻画得多生动啊！

一听到夜芬的口哨，

一听到他野兽般的呼啸，

小草挤在一起，

蓝色的花朵纷纷坠落，

昏暗的树林垂向地面，

至于百姓们啊，都纷纷倒毙。

我们是初春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草木便被上了绿装，特别是米库利钦房子后面的那条叫作舒契场的山谷，野樱、赤杨、胡桃更是一片碧绿。几夜之后夜驾开始歌唱。

我仿佛头一次听到夜写的歌唱，我再一次惊奇地感到，夜营的啼畴同其他的鸟鸣何等不同啊！它不是渐渐提高，而是突然拔起，大自然使它的啼嫩达到如此丰润和独特的地步。每个音有多少变化，又多么喷亮而有力呀！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种宛如魔笛的啼畴。在两个地方旋转得特别悦耳。一处不厌其烦地重复华丽的“巧克”，有时一连三次，有时不计其数，唱得披着露水的草木抖掉身上的露珠，更加精神抖擞，仿佛被搔着痒处，笑并且颤抖起来。另一处啼声化为两个音节，像召唤，像饱含真情，像请求或规劝：“醒来！醒来！醒来！”

春天到了。我们准备播种。没空写日记了。写这些札记真是件愉快的事。现在只好搁笔，待来年冬天再说了。

这两天——这一回正好是谢肉节——一位生病的农夫，坐着雪橇穿过泥泞的道路，来到我们的院子里。我当然拒绝替他治病。“请别见怪，亲爱的，我已不行医了——没有真正的药品，没有必要的器械。”可是哪能摆脱得了。“救救我吧。身上的皮越来越少。发发慈悲吧。身体上的病。”

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只得替他看病。“脱下衣服。”我检查了一下。“你得的是狼疮。”我替他看病的时候，斜眼看了一下窗户，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瓶石炭酸（公正的上帝啊，不用问石炭酸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桑杰维亚托夫拿来的）。我住院子里一看，又停了一辆雪橇，最初我还以为又来了个病人呢。叶夫格拉夫弟弟仿佛从天而降。全家人，东尼妞、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忙着招待他。等我完了事，也加入他们一伙之中。我们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像往常那样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没有说一句正面回答的话，只管微笑，说大家对他来感到奇怪吧，这是一个谜啊。

他住了将近两个礼拜，经常到尤里亚金去，后来又突然消失，仿佛钻进地底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发现他比桑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力，他办的事和他的交往更无法解释。他从哪儿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势力？他在干什么？他在消失之前答应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好让东尼妞有时间教育舒拉，我有时间行医和从事文学事业。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做到他所允诺的事，他又笑而不答。但他并没骗我们。出现了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条件的征兆。

真是怪事。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和我姓一个姓。可是说实在的，我比谁都不了解他。

这是他第二次以保护者和帮我解决困难的救世主的身份闯入我的生活。说不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他所遇到的真实的人物，还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一位不请自至的宛如象征的援救人物。莫非在我生活中触动这根神

秘的行善弹簧的人就是我弟弟叶夫格拉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札记就写到这里。他没再写下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尤里亚金市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订购的书籍。能容纳一百人的阅览室里有许多窗户，摆了几排桌子，窄的那面靠着窗户。天一黑，阅览室就关门了。春季城里晚上不点灯。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未坐到过黄昏，在城里也从未耽搁过午饭的时间。他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挂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读一上午书，中午骑马回瓦雷金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图书馆之前，很少到尤里亚金去。他在城里没有一点私事。医生很不熟悉它。可是当他看着阅览室大厅里渐渐坐满了人，有的坐得离他远一点，有的就坐在他旁边时，他仿佛觉得自己站在行人往来的交叉路口上观察城市，而汇集到阅览室里的不是到这儿来的尤里亚金居民，而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然而从阅览室的窗口能够看到真正的、不是虚构的尤里亚金人。靠着最大的窗户那儿有一桶开水。阅览室里的人休息的时候就到楼梯上抽烟，围着大桶喝水，喝剩的水倒在洗杯盆里，挤在窗口欣赏城市的景色。

看书的人分为两类：当地的知识分子老住户——他们占大多数——和普通的人。

第一类人当中的大多数都穿得很破旧，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很遍遍。他们身体不好，拉长了脸，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饥饿、黄疽病、水肿病——而肉皮搭拉着。这些人是阅览室的常客，认识图书馆里的职员，在这儿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

来自普通人的阅读者，个个面色健康红润，穿着干净的过节服装。他们就像上教堂似的腼腆地走进大厅，但是弄出的声音却违犯了阅览室的规则。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想一点声不出，可没有管好自己健壮的脚步和说话的声音。

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个凹处，在这个用高台子同大厅隔开的壁龛似的凹处里，阅览室的职员，老管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在办自己的事。一位助手满脸怒气，披着一件羊毛披巾，不停地把夹鼻眼镜摘下来又戴上，显然不是由于视力的需要，而是由于情绪的变化。另一位穿着黑丝上衣，大概胸口疼，因为手绢几乎没离开过鼻子和嘴，说话和呼吸都对着手绢。

图书馆职员的脸也像大多数到阅览室来的人一样，同样浮肿，同样拉长了脸，松弛的皮肤同样搭拉下来，脸色灰中带绿，如同胞黄瓜或灰尘的颜色一样。他们三人轮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低声向新来的阅读者解释借书规则，讲解各种标签的用途，借书或还书，还利用其中的空闲编写年度总结。

怪事，面对窗外真实的城市和大厅里想象出来的城市，甚至从大家普遍的浮肿所引起的某种相似，他仿佛觉得所有人都患了扁桃腺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那天早上他们抵达时尤里亚金铁轨上的那个郁郁不乐的女扳道员，想起从远处看到的城市远景，想起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亚托夫，以及他所说的那番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把远在这一地区之外听到的话，同他到达这一地区之后所看到的联系起来。但他没记住桑杰维亚托夫告诉他的标志，所以他什么道理也没悟出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阅览室的尽头，身旁堆满书。他面前放着几份当地地方自治会的统计簿和几本人文志。他还想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暴动史的著作，但穿丝上衣的女图书管理员用手绢紧压着嘴唇低声对他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这么多书，他要想借他感兴趣的著作，先得还一部分手册和杂志。

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急忙翻阅那一大堆尚未打开的书，从中拣出最必要的，把其他的书还掉，再去借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著作。他聚精会神，目不旁视，飞快地翻阅各种集子，眼睛只瞟一下书目。阅读室里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妨碍他，没分散他的注意力。邻座的人他早研究透了，他不抬眼睛便知道他们坐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并能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在他离开前不会改变，就像窗外的教堂和城里的建筑物不会挪动一样。

然而太阳并没停止不动。它一直在移动，这时候已绕过图书馆东边的墙角，现在正照着南墙上的窗户，晃得离窗户最近的人睁不开眼，得难阅读。

患伤风的女管理员从围起来的高台上走下来，走到窗户前。窗户上装着能使光线变得柔和的用白料子做的带把的窗帘。她放下所有的窗帘，只留下阅览室尽头最暗的那扇窗户。她拉了一下线绳，把活动气窗拉开咱己不停地打喷嚏。

当她打了十个或十二个喷嚏之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猜到，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即桑杰维亚托夫所提到过的通采夫家的四姐妹之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着别的阅读的人抬起头朝她那方向看了看。

于是，他发现阅览室里发生了变化。对面的那一端增加了一个女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刻认出她是安季波娃。她转过身子，背对前面的桌子坐下。医生就坐在其中的一张前面。她低声同伤风的女管理员交谈。女管理员站着，俯身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耳语。看来，她们的谈话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不仅立刻医好了恼人的伤风，还医好了精神紧张。她向安季波娃感激地瞥了一眼，把一直捂着嘴唇的手帕拿开，放进衣袋，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满怀信心地回到借书台后的座位上。

这个动人的小小的～幕，没能瞒过另外几个读者。读者从阅览室的各个角落同情地望着安季波娃，并同样微笑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这些难以察觉的迹象断定，城里的人认识她，并且非常爱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一个愿望是站起来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前。然而，一种违背他本性的羞怯和缺乏自信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继续看自己的书。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向她的方向张望的诱惑，他把椅子横对着桌子，几乎背对着阅览室的读者，把一本书举到面前，另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盖上，完全钻进书里。

然而他的心思早已离开研究的对象，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与他的研究对象毫无联系，他忽然领悟到，那个冬天夜里他在瓦雷金诺梦中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安季波娃的声音。这个发现使他大吃一惊，他急忙把椅子转回原来的位置，以便从他的座位上看安季波娃。他开始看她。他的动作惊动了旁边的人。

他几乎从背后侧身看她。她穿了一件浅格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宽带子，头微微偏向右肩，贪婪地阅读着，简直像小孩一样到了忘我的地步。有时她抬头望着天花板沉思，不然便眯起眼睛凝视着前方，然后又把头倚在一只手上，用铅笔飞速地往笔记本上摘录。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检验并肯定自己在梅留泽耶沃小镇所做过的观察。“她不想讨人喜欢，”他想道，“不想成为迷人的美人。”她蔑视女人本性中的这一方面，仿佛由于自己长得太美而惩戒自己。而这种骄傲的敌意使她更加十倍地令人倾倒。

“她不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多么好啊。她读书，使人觉得这不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而是某种简单木过的、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就像她提水或削马铃薯一样。”

想到这里医生不再激动了。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平静。他的思想不再从一个对象跳到另一个对象上。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就像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他不再管转动椅子造成的后果，不再怕别人妨碍或自己分心，比安季波娃进来之前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翻阅完像小山一样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书，选出最需要的，还顺便一口气读完了在书中发现的两篇主要文章。他对今天所做的事已经感到满意，便开始收拾书，准备送到还书台去。任何败坏情绪的不相干的念头都离开了他。他丝毫没有别的用心，问。已无愧地想道，诚实地工作了一上午，赢得了会见一位好心肠老友的权利，可以合法地享受一下相逢的欢乐了。但当他站起来，环视了一下阅览室，却没发现安季波娃，大厅里已经没有她了。

医生还书的还书台上，安季波娃还的书还没收走。她还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看来，作为一个旧教师，在重新登上讲台之前，她在家里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进修。书中还夹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借书单。借书单的下端露在外面，很容易被看见，上面写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地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地址很古怪，抄了下来：商人街，带雕像住宅的对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带雕像住宅”这种叫法在尤里亚金非常流行，就像在莫斯科以教区命名市区，或者在彼得堡称为在“五个角”那儿一样。

一座带女神像柱和手持铃鼓、竖琴和假面具的古代级斯雕像的铁青色住宅被人称为“带雕像住宅”。这是上个世纪一位爱好戏剧的商人为自己建造的私人剧场。他的后人把住宅卖给了商会，由于这座住宅占了街的一角，于是就把这条街叫做商人街了。带雕像住宅又表示与这条街连接的这片地方。现在党的市委会便设在带雕像住宅里，地基倾斜下沉的那一面墙上，过去贴话剧和马戏海报的地方，现在贴着政府的法令和决议。

这是五月初寒冷而刮风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城里办完事，到图书馆转了一下，突然改变全部计划，去寻找安季波娃。

路上时常刮起～团团的风沙，挡住他的去路，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医生转过身子，眯起眼睛，低下头，等一阵风刮过，再向前走去。

安季波娃住在商人街角上诺沃斯瓦洛奇巷内，对着昏暗发青的带雕像住宅。医生现在看见这座住宅了。住宅确实同它的绰号一致，令人产生一种古怪不安的感觉。屋顶四周环绕着一圈比真人高一倍半的女神雕像。在一阵遮住住宅正面的风沙过后，医生突然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从住宅里走上阳台，弯过栏杆看他，看渐渐从风沙中显露出来的商人街。

有两条路通往安季波娃的住所：从商人街穿过正门，从小巷穿过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有头一条路，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刚从小巷拐进大门，～阵风把院子里的尘土和垃圾刮到天上，遮住院子。在这扇黑色帘幕后面，从他脚下飞起一群被公鸡追赶得咯咯叫的母鸡。

当尘土消散后，医生看见安季波娃站在井旁。刮风的时候她左肩上刚刚挑起两只汲满水的水桶。为了防止风把尘土刮进头发里，她连忙披上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一个“鸳鸯结”，用膝盖夹住吹开的长衫，以免被风掀起。她想担水往家里走，但被另一阵风挡住。这阵风刮掉她的头巾，吹乱她的头发，又把头巾刮到栅栏的另一头，刮到还在咯咯叫的母鸡那里。

尤里·安德烈耶夫跑去追头巾，把它拣起来，递给站在井边发呆的安季波娃。她像平时那样泰然自若，没有发出惊叫，显露出自己的惊讶和困惑。她只喊了一声：

“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

“您怎么来的？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肥水桶放下，我来挑。”

“我从不半路转弯，从不放下开始干的事。您要是来看我，咱

们就走吧。”

“我还能看谁呢？”

“那谁知道呢。”

“还是请您把扁担让给我吧，您干活儿的时候我不能空手闲着。”

“多了不起的活儿呀。我不让您担，您会把楼梯溅湿的。您不如告诉我，哪阵风吹您来的？您来这儿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您从哪儿知道的？”

“到处都有传闻。何况我还在图书馆里见过您呢。”

“那您怎么没叫我？”

“您用不着让我相信您没看见我。”

医生跟在颤动的水桶下微微摆动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后面穿过低矮的拱门。这是一楼的昏暗过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迅速蹲下来，把水桶放在泥土地上，从肩膀上抽出扁担，伸直身子，开始用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来的一块小手绢擦手。

“走吧，我带您从里面的小道进大门。那边明亮。您在那边等我。我从小道把水提上楼，把上面收拾一下，换身于净衣服。您瞧瞧我们这儿的楼梯。生铁梯阶上都有楼空花纹。从上面透过它们，下面什么都看得见。房子老了。打炮的那几天受到轻微震动。大炮轰击嘛。您瞧石头都错缝了。”砖上大窟窿套小窟窿。我和卡坚卡出去的时候就把钥匙藏在这个窟窿里，用砖头压上。记住点。说不定您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家，那就请自己开门进去，在里面随便坐坐，等我回来。钥匙就在那儿。可我用不着，我从后面进去，从里面开门。唯一发愁的是耗子，多得对付木了，在脑袋上跳来跳去。建筑太老了，墙都酥了，到处是裂缝。能堵的地方我都堵上了，我同它们作战，可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来帮帮忙？咱们一块儿把地板和墙角堵上。行吗？好吧，您在楼梯口上等着，随便想点什么吧。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多受罪，马上就招呼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等待安季波娃叫他，目光开始在墙皮剥落的入口处和生铁梯阶上转来转去。他想道：“在阅览室里我把她专注的读书精神同于真正事业和体力劳动的热忱相比较。可完全相反，她担水像读书那样轻松，一点不吃力。她干什么都从容不迫。仿佛她在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便开始了向生活起跳，现在干什么都～跃而起，自然而然，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毫不吃力。这从她弯腰时脊背形成的线条、微笑时分开的嘴唇和变圆的下巴上，以及从她的谈话和思想里都能看出来。”

“日瓦戈！”从上面一层楼梯口的一扇门里有人喊了一声。医生爬上楼梯。

“把手给我，跟我走，不许乱动。这儿有两间推东西的房间，东西顶到天花板，很暗。碰上就会撞伤的。”

“真像一座迷宫。我差点找不着路。怎么会这样？正在修理住宅？”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住宅是别人的。我连是谁的都不知道。我们在中学里有一间房间，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便把我和女儿迁到这座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旧主人们的全部家具都留在这里，家具多极啦。可我不需要别人的财富。我把他们的东西堆在这两间屋子里，只把窗子剧成白色。别松开我的手，不然您要迷路的。就这样握着，向右拐。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看见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道。“我暂时什么都不对您说。可是这太重要了！简直命中注定你们一定要见面。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果我对您的话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留给您的印象与其说是不良的，不如说是良好的，对吧？”

“对，正是如此。他本应对我冷淡。我们经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来你在这儿？”

一个枕着两条小辫的八岁小女孩走进屋。两只距离很宽的细眼睛赋予她一种调皮的神态。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抬起。她进门前已经知道妈妈有客人了，但跨过门槛时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脸上装出惊讶的神情，行了个屈膝礼，毫无畏惧地盯着医生，眼睛没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寂中长大的孩子才会这样看人呢。

“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长大啦，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玩了。你进来我都不知道。”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可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开。我以为要吓死了。”

卡坚卡说，可爱的小脸做出怪样，瞪着两只调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得啦，上自己屋里去吧。我请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从烤炉里把粥取出来就叫你。”

“谢谢，可我不得不谢绝。由于我常进城，我们改在六点吃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骑马得三个小时，有时还得四个小时，因此我才这么早来看您，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好吧。”

“现在，既然您对我坦率，我也对您坦率，我要告诉您，您刚才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线找的那个人。都说他确实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并不惊奇，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我听到那种谣传时也认为是荒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随心所欲地同您谈起他，就好像根本没有过这种谣传似的。但这种谣传荒谬至极。我见过这个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联系在一起？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连卡坚卡都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打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同样会劝他这样做。您甚至可以说，我的不受侵犯、市苏维埃为我们提供的还算过得去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等等——间接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秘密关心。可您怎么也不能说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响，开始同您唱一个调子。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咱们不是同道。我对某种难以觉察的、非必然的东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广阔意义的问题上，在人生哲学上，我们还是作为论敌为好。还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在屠犹的日子里，当这些可怕而卑鄙的行为开始的时候，除去气愤、羞愧和怜悯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追逐着我们，那就是难堪的骑墙感觉，仿佛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有一种不真诚的不快之感。

“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那些人的宗教基础原是他们所建立的，那些人本应同他们非常亲近，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

“大概迫害是产生这种无益的、甚至是致命的态度的原因，是产生这种只能带来灾难的羞怯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孤立状态的原因，但这其中还有内在的衰颓，多少世纪所形成的历史性的疲倦。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吹，平庸的概念，羞怯的想像力。这令人气恼，就像老年人谈旧事和病人谈病一样，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也有这种看法。”

“因此我到这里来守候帕沙，希望在他进出的时候碰见他。厢房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控诉处’。您也许看见了？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门前的广场是用条石铺成的。穿过广场便是市立公园。里面长着绣球花、枫树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见的人群里等着见他。当然，我没去敲接待室的门，说我是他妻子。我们不姓一个姓呀！况且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木应当问。他们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就算我终于能证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妻子又管什么用？这是什么时代？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宇宙，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点我懂。可像妻子那样的两条腿动物算什么，呸，一只最蹩脚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许多人，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报告自己的姓名，回答问题时只说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当然办得糟极了——拒绝接见。副官耸了耸肩，怀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厌恶我们，不爱我们了，把我们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正因为他感情太丰富了，才想出这种办法！他要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律冠放在我们脚下，因此不能空手回来，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来，要使我们永垂不朽，眼花缭乱！多像孩子呀！”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来转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城里骑马回到瓦雷金诺。这些地方他经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条路他已经走熟，失去新鲜的感觉，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口，那儿从通往瓦雷金诺的直路分出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路标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样，医生总是落日的时候抵达岔口。

自从他那次进城后，已经过了两个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对家里却说他因事耽搁在城里了，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东尼娜，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而且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原谅。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他爱东尼娜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尚未被逮捕的罪犯。家里人毫无察觉，仍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对待他，这使他十分痛苦。大家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呆住了，周围人讲的什么他听不见，也听不懂。

如果这发生在饭桌上，一块食物便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把场匙放在一边，推开碟子。眼泪窒息得他出不来气。“你怎么啦？”东尼娜莫名其妙地问道。“你大概在城里听到了坏消息？又把谁关进监狱或者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怕我听了心烦。那样你会好受些。”

他对东尼娜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选择过任何人，设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有时他问自己，但找不到回答，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斩断绳结。他怀着这样的决心回家。他决定全部向东尼娜坦白，乞求她的宽恕，决不再同拉拉会面。

不错，并非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他现在觉得，还有一点不大清楚，即他是否同拉拉永远断绝往来。他今天早上对她说想把一切都告诉东尼娜，他们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但他现在觉得，他对她说话的口气太柔和，不够果断。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想用哭闹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伤心。她明白，没有这件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她竭力平静地听完他的新决定。他们是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住人的那间空屋子里谈的，这间房子对着商人街。泪珠从拉拉脸颊上滚下来，就像这时雨水从对面带雕像住宅的石雕像上摘下来一样，但她没感觉到。她真挚地、毫无做作地表现出宽宏大量，轻声说道：“别管我，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什么都能克制。”她不知道自己在哭，所以没去擦眼泪。

一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可能误解他，怀有不现实的希望，他便想掉转马头回城里去，把没有说透的话说透，而主要是分手应分得热烈些、温柔些，更像真正的诀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继续向前赶路。

随着太阳渐渐落山，树林也渐渐充满寒气和昏暗。树林中散发出一种仿佛刚一走进浴室便能闻到的潮湿的禅树枝味。空中悬挂着一层展翅飞翔的蚊纳，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标，齐声～个调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额头和脖子上拍打蚊子，不知拍打了多少次。手拍在出了一层汗的身体上发出的啪啪声，同骑马行走的声音非常协调：勒马皮带的吱吱声，沉重的马蹄踏在泥泞里的吧卿吧卿声，以及马奔驰时听到的一排排清脆的枪声。突然，从仿佛悬在天上的落日那边传来了夜营的啼陪。

“清醒吧！清醒吧！”夜驾呼唤并劝告道，听起来仿佛复活节前的召唤，“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睡梦中醒来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何必急着赶路呢。他并未违背自己的誓约。一定要说穿。可谁又说过一定在今天呢？还未对东尼娜宣布过一个字呢。把解释推迟到下一次并不迟。这样他还可以进城一趟，同拉拉把话说透。谈的时候充满能消除她全部痛苦的深情挚意。那样多好，多妙！真奇怪，先前怎么没想到呢！

一想到还能再见安季波娃一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急剧地跳动。他再次品尝到相见的快乐。

城外的木屋小巷和木头铺的人行道出现在眼前。他向那个方向走去，现在，走进诺沃斯瓦洛奇巷，走进一块空地，木屋小巷走完了，开始了石头屋子。城郊的房子闪过，就像飞快地翻阅一本书，并且不是用食指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边，叫书页在拇指下咽啪滑过。激动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就住在那边，街的那一头。在向晚放晴的天上的一块亮光下面。他多么爱通向她住处的那些熟悉的房屋啊！要是能把它们从地上抱起来使劲地亲吻一番该多好啊！这些横压在屋顶上的独眼阁楼啊！油灯和神灯反射在水洼中有如一个个浆果！在这笼罩在街道上空的阴霾天空的一片亮光之下，他仍将从造物手中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件白色神奇的礼物。一个裹着黑东西的身影打开了门。而她那矜持而冰冷的亲密允诺，宛如北方明亮的夜，不属于任何人，就像你黑夜沿沙滩向大海跑去时向您冲来的第一个海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扔下级绳，身子从马鞍上欠起，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鬃毛里。马把这种温存当成让它用尽力气奔跑，就飞驰起来。

马平稳地奔驰，马蹄只是偶尔点地，大地总是不断地离开马蹄，向后飞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了由于狂喜心怦怦地跳动外，还听到人的喊声，他觉得那是他的幻觉。

附近的一响枪声把他震昏了。医生抬起头，猛地抓住级绳，把它拉紧。马在急驰中猛地停下，前后脚撇开，向旁边跳了几下，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开始往下蹲，准备直立起来。

前面的道路分为两岔。晚霞照着路旁的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三个带武器的骑马人横在路上截住他的去路。一个戴着制服帽、穿着腰部带格上衣的中学生，身上挂着几条子弹带；另一个穿着军官大衣，戴着长筒皮帽，样子吓人，像化装舞会上的打扮；还有一个穿着红过的棉裤和棉袄的骑兵，一顶宽边神甫帽低压在头上。

“不许动，医生同志。”戴长筒皮帽的骑马人说，他是三人中最年长的。“您只有服从，保证您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会开枪。我们游击队的医生被打死了。我们想征用您做医务工作。下马，把缰绳交给较年轻的这位同志。我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逃跑的念头，我们就要对您不客气了。”
“您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列斯内赫同志？”
“不，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第五章

公路两旁散落着城市、乡村和驿站。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茨科耶、新出现的小村庄亚格林斯科耶、兹沃纳尔斯克镇、沃利诺耶、古尔托夫希基驿站、克梅姆斯克自然村、卡泽耶沃镇、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村。

一条驿道穿过这些村镇，这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道。它穿过市里主要街道，像切面包似的把这些市镇切成两半，至于村庄，它径直经过，把一排排农舍甩在后面，或者把它们变成弧形，或者急转弯绕过它们。

在遥远的过去，铁路还未铺设到霍达斯克村以前，驾驶三匹马的邮车在驿道上往来奔驰。装载茶叶、粮食和铁货的大车朝一个方向走，卫兵押解步行的囚犯一站站地朝另一个方向走。|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无法穿过的阴森森的莽林在周围喧响。

驿道沿线的居民像一个大家庭。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互相往来，结为亲戚。在雷达斯克村，驿道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有铁路附设的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聚集在劳动营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在那里忍饥挨饿。他们患病，死掉。有技术的政治犯服完苦役便留在这里当技师，他们在这里定居了。

驿站沿线最初建立的苏维埃早已被推翻。一个时期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在整个地区都被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代替。

有段驿道要爬半天坡。展现在眼前的远景越来越开阔。坡好像永远爬不完，视野也愈来愈开阔。但当人和马都疲倦了，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山顶。前面的驿道跨越一道桥，湍急的克日姆河在桥下奔腾。

河对面更为陡峭的一个山头上，现出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环绕着修道院门的斜坡，在它后面城郊的院子中间转了几个弯后直通城内。

驿道再次穿过修道院属地的边缘，因为修道院染成绿色的铁门是朝中心广场开的。人口处拱门的圣像周围有一圈金字，看起来像半个花圈：“欢乐吧，有生命力的十字架，木可征服的虔诚的胜利。”

冬季将尽。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大斋的结尾。驿道上的雪发黑了，透露出解冻的信息，但屋檐仍是白的，悬挂着结实的高高的冰帽。爬上圣十字钟楼找敲钟人的男孩们，觉得地上的房屋就像难成一堆的小匣子和小船。同逗点一般大小的小黑人向房屋走去。根据动作从钟楼上能认出几个人来。走近的人读着墙上贴的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征收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

黑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开始转暖，这时候就转暖是很少见的。天上飘着雨丝，雨丝如此轻盈，仿佛碰不到地面便化为湿雾，在空气中飘散。但这不过是从表面上看。一道道温暖的水流足以冲干净地上的积雪。现在整个地面黑得发亮，仿佛出了一层汗。

长得手高的苹果树发满新芽，奇迹般地把细枝穿过花园的篱笆伸到街上。雨水从树枝上零零落落地滴在木板人行道上。全城都能听到雨水的滴答声。

照相馆院子里锁着的小狗托米克一直哀怨地叫到天亮。也许加卢津家花园里的乌鸦被小狗的叫声激怒了，叭叭叫起来，叫得全城都听得见。

城市地势低的那边住着商人柳别兹诺夫。别人给他运来三车货。他拒绝收货，说运错了，他从未订过这批货。赶大车的年轻人说天色太晚了，请他收留一夜。商人同他们对驾起来，轰他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的对骂全镇都听得见。

凌晨一点，即修道院的七点，从圣十字修道院最大的钟上发出一阵神秘、缓慢、甜蜜的钟声，同昏暗的细雨混合在一起。它从钟L飘出，仿佛被春汛冲化的泥块，离开河岸，沉入河中，融化在那里。

这是大斋的前夜，安良日那天。在雨网的深处，几个刚能辨清的烛光缓缓移动、飘浮，照亮人的额头、鼻子和面孔。斋戒的信徒去做早祷。

一刻钟后，人行道的木板上传来从修道院走过来的脚步声。这是店主加卢津的妻子回家，早祷才刚刚才始。她头上包着头巾，皮袄敞开，迈着不均匀的步子，时而跑几步，时而停下来。教堂里空气憋闷，她感到窒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现在感到羞愧和遗憾，因为自己没能做完祷告，第二年没斋戒了。但这还不是她悲伤的原因。白天，到处张贴着的动员入伍的公告让她伤心，因为这涉及她可怜的傻儿子捷廖沙。她想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但在昏暗中泛光的布告总提醒她有这样的命令。

转过墙角就是她的家，两步路就到，但她在街上要舒服些。她愿意呆在街上，家里憋气，不好受。

各种忧郁的念头在她心里翻腾。她想把这些念头—一说出来，却没有足够的词汇，况且说到天亮也说不完。但是在街上，这些向她袭来的一团团阴沉的念头她在几分钟之间便能摆脱，从修道院墙角到广场拐角走两三趟就行了。

复活节马上就到，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都走散了，就剩下她一个人。难道真是一个人吗？当然是一个人。她收养的克秀莎不算。她又是什么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她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也许是潜在的情敌。是符拉苏什卡前妻的女儿，他说是他的养女，可也许并非养女，而是私生女？也许根本不是养女，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男人的心能看透吗？可也看不出姑娘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聪明，漂亮，无可指摘。比小傻瓜捷廖沙和养父机灵多了。

于是，复活节前夕就剩她一个人在家，被人遗弃，其他的人各去各的地方。

她的丈夫符拉苏什卡沿驿道向新兵发表演说、劝导他们在战场上立功。他要是能关心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使他免遭死亡的危险该多好！

儿子捷廖沙也受不住了，在大竞前夕跑掉了，在自己遭到倒霉的事之后，跑到库捷内镇亲戚家寻开心去了。小伙子被职业中学开除了。留了四次级，到了八年级学校不再可怜他，把他赶出了学校。

唉，多悲伤啊！嗅，主啊！怎么变得这么糟，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什么都办不好，真不想活下去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是革命的力量？不，啊，不是。都是因为战争。男人的精华全在战争中被杀害了，只剩下毫无用处的废物。

当承包商的父亲家里是否也同样呢？父亲不喝酒，是个知书识礼的人，家郑“常富有。还有两个妹妹波利亚和奥莉妮。就像名字那样协调，她们俩也非常融洽，一对美女。上父亲那儿去的木匠师傅都是仪表堂堂的漂亮男人。有一次，她们突然想编织六种毛色的围巾（并非家里困难而需要她们编织），变着法子玩耍。可是怎么样呢，她们的手艺那样巧，全县都称赞她们编的围巾。有时什么都能让她们高兴，比如浓密的头发、苗条的身材、教堂里的祈祷、跳舞、客人、姿势等等，别看是普通人家，小市民，工农出身。俄罗斯也像一位待嫁的姑娘，她有真正的追求者，真正保护她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些家伙。如今一切都失去光泽，只剩下一群卖狗皮膏药的文人，白天黑夜颠来倒去地说那几句话，早晚要被话噎死。符拉苏什卡和他的朋友们想凭借香槟酒和善良的愿望返回那黄金时代！但怎能夺回失去的爱情呢？为此必须移山倒海！

加卢津娜已经几次走到圣十字市场。她的家就在市场左边。但每次她都改变了主意向后转，又走进连接着修道院的小巷里。

市场大得像旷野。先前每逢赶集的日子，农民的大车摆满整个市场。市场的一头紧靠着叶列宁街。另一头由不大的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围成弧线形。房子里挤满货仓、账房、做买卖的地方和手艺人的作坊。

太平年月，憎恨女人的布留汗诺，穿着长礼服，戴着眼镜，坐在他家敞开的大门前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看小报。他是个粗野不堪的人，做皮子、焦油、车轮、马具、燕麦和干草等买卖。

这里，在昏暗的小窗户上，放着几只硬纸盒，盒上积满多年的尘土，盒里装着几对装饰着缎带和小花束的结婚蜡烛。在窗户那边的小空屋里，没有家具，几乎没有存放过商品的影子，如果不算一个个擦在一起的一堆蜡圈的话。可就在这间屋里，那位不知住在何处、拥有百万资财的蜡烛制造商的神秘的代理人，做过成千卢布的地板蜡、蜡和蜡烛的交易。

这里，在街上的一排商店当中，是加卢津家开设的杂货铺。杂货铺有三间门脸，出售茶叶、咖啡、糖等货物。每天都要扫三遍没上漆的干裂地板，因为老板和伙计们喝起茶来就没节制，把泡过的茶叶都倒在地板上。年轻的老板娘特别乐意坐在这儿的钱柜后面。她心爱的颜色是淡紫色，这是教堂举行大典时候神甫教袍的颜色，丁香花苞的颜色，她最讲究的天鹅绒服装的颜色，她那套维也纳器皿的颜色。这是幸福的颜色，回忆的颜色。她觉得革命前俄罗斯处女时代的颜色也是紫丁香色的。她喜欢坐在钱柜前，因为在玻璃罐散发出淀粉、糖和深紫色黑醋栗水果糖香味的铺子里，黄昏时淡紫色的光线正好同她心爱的颜色吻合。“

这里，在院子的一角，存放木材仓库的旁边，有一座四面都已破裂的旧二层楼房，楼房是用旧木板盖成的，像一辆用旧的轿式马车。楼房里有四套房间，两个楼角都有出口。楼下左首是扎尔金德的药房，右首是公证人的办事处。楼上药房那）L住着什穆列维奇裁缝一大家子人，裁缝的对面，公证人的楼上，挤了好几家住户，门上贴满的招牌和牌子说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儿管修表和补鞋。茄克和施特罗达克在那I［合伙开了一家照相馆，此外还有卡明斯基的刻字铺。

由于房间太挤，摄影师的两个助手，修版的谢尼亚·马吉德松和大学生布拉仁，在院子的木仓库过道里搭了～间实验室。从红指示灯可以看出他们正在那儿干活，指示灯一闪，窗户也微微一亮。窗户下锁着一条叫托米克的小狗，小狗叫起来整条叶列宁街都听得见。

“大家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加卢津娜经过灰楼房时想道，“贫困和肮脏的破窝。”但她马上得出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排斥犹太人的做法不对的结论。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影响不了俄罗斯帝国的命运。不过，如果问问什穆列维奇老头，为什么世道这么乱，他一定会向你鞠个躬，做个怪相，附着牙说：“全是犹太佬揭的鬼。”

唉，可她想的是什么呀，脑子里塞的什么东西呀？难道问题在这里？倒霉倒在这里？倒霉倒在城市里。决定俄罗斯兴衰的不是它们。受到城市文化水平的迷惑，想追赶它们，可没赶上。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

也许恰恰相反，倒霉就倒在无知上。学者隔着墙便能看到，什么都能预见猜测到。可我们掉了脑袋才想起帽子。仿佛在一片黑暗的树林子里。可有文化的人现在日子也不好过啊。饥饿把他们从城市里赶出来。越想越糊涂。魔鬼折断了自己的腿。

可我们农村亲戚的情况就大木相同。就拿谢利特温一家、舍拉布林一家、帕姆菲尔·帕雷赫、莫德赫家的兄弟俩、汉斯托尔和潘克拉特来说吧。靠双手劳动，自己当家作主。大道两旁盖了新房，看着叫人喜欢。每户种了十五俄亩的地，有马、羊、牛和猪。储备的粮食足够吃三年。生产工具——令人赞叹不已。连收割机都有。高尔察克拍他们马屁，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政委们想把他们诱惑到林中游击队里去。他们打完仗戴着乔治十字勋章回来，马上都抢他们去当教官，不管你戴不戴肩章。只要你在行，哪儿都需要你。决不会没用。

可是该回家了。一个女人闲逛这么久的时间是不规矩的。要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就好了、可那儿全是稀泥，站不住脚。心里仿佛松快了一点。

加卢津娜一路上胡思乱想，终于木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了，这时已经走到家门。但在她迈进门槛之前，在台阶前跺掉脚上的泥的时候，她还在心里把很多事掂量了一遍。

她回想起眼下霍达斯克村的头头们，从首都来的政治流放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无政府主义者“黑旗”伏多维钦科，当地的木匠“发疯的”格罗仁科。她对他们都很了解。他们一生当中闯过很多乱子，大概又要策划什么了。不然他们便没法活。他们一生都是在依靠机器度过的，他们自己冷酷无情，如同机器一样。他们在缴衣外面套一件上衣，抽烟时把烟卷插在骨头烟嘴里。只喝开水，免得传染上病。符拉苏什卡白费劲，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些人想把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翻过来，永远按照自己的主意办。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是个出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身子保养得很好，聪明，人也不坏。但在这偏僻的地方，她哪一种优点也没人赏识，也许别的地方也没人赏识。整个外乌拉尔都熟悉的、嘲笑傻瓜先杰秋利哈的那支下流小曲，只能引用开头的两行：

先杰秋利哈卖了大车，

用卖大车的钱买了一把三弦琴……

下面便是淫秽的词儿了，她觉得人们在圣十字市场上唱这支小曲是在影射她。

她长叹了一口气走进家门。

她没在前厅停留，穿着皮大农直接走进卧室。卧室的窗户对着花园。此刻正是夜间，窗内和窗外的各种影子几乎重叠在一起。垂下的窗帘的阴影，同院子里光裸漆黑的树木的阴影几乎一模一样，轮廓都模糊不清。冬天快要过去，花园里的黑绸般的黑夜，被即将来临的春天暗紫色的气息温暖了。屋里两种近似的因素大约也这样结合在一起，即将；临近的暗紫色的节日气息，使本拍打干净的窗帘的尘土飞扬的闷气变柔和了，把它冲淡了。

圣龛中的圣母把两手从银衣怖下面伸出，乌黑的手掌向上举起。她的每只手掌里似乎握着她的拜占庭圣名的最前与最后的两个希腊字母。放在金灯托上的石榴石圣灯，宛如一只黑墨水瓶，把仿佛被牙齿咬碎的星形闪光洒在卧室的地毯上。

加卢津娜脱下被巾和皮大衣，笨拙地转了一下，肋骨又仿佛被刺了一下似的疼痛起来，她感到胸口发闷。她喊了一声，害怕了，喃喃自语起来：

“替悲伤的人除忧，圣洁的圣母，及时助人，保护世界。”她木禁哭起来。等疼痛过去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衣领下面的和背上的束胸扣钩从她手里滑下来，落进衣服烟色的皱纹里。她费了很大劲儿去摸它们。

她进家门的时候惊醒了养女克秀莎，克索莎走进她屋里。

“您怎么没点灯呀，妈妈，要不要给您拿盏灯来？”

“不用。不点灯也看得见。”

“好妈妈，奥莉加·尼洛夫娜，我来帮您脱衣服。别受罪了。”

“手指木听使唤，一点办法也没有。裁缝不长脑子，没把扣钩钉在该针的地方，瞎眼的东西。我想从上到下扯开，把整条布边甩在他那张丑脸上。”

“圣十字镇的赞美诗唱得真好。夜里静，空气都把歌声传到这儿来了。”

“唱得确实不错。可我，妈呀，一点不舒服。浑身又疼起来，哪儿都疼。真造孽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顺势疗法医生斯特多勃斯基给您治过。”

“他提出的治疗方法总没法实行。这位顺势疗法大夫原来是个兽医。什么也不懂。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走了。走了，走了，还不止他一个人。都在节前从城里走了。是不是他们预先知道这儿要发生地震？”

“可那个俘虏过来的匈牙利大夫给您治得满不错嘛。”

“又胡说八道了。我告诉你吧，谁都没留下，都各奔东西了。克列尼·劳什同其他的匈牙利人到分界线那边去了。他们强迫那家伙看病，把他带到红军里去了。”

“您太多心了。神经官能症。普通的民间暗示疗法能创造奇迹。您还记得吗，那个巫婆，一个士兵的老婆，给您念咒治病，效果不是很好吗？真是手到病除。忘了那个士兵老婆叫什么了。名字忘了。”

“不，你完全把我看成愚昧无知的人了。你恐怕还会背着我唱先杰秋利哈小调挖苦我呢。”

“您怎么不畏惧上帝呀！您不该说这种话，妈妈。您还是想想士兵老婆叫什么名字吧。名字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我心里不踏实。”

“可她的名字比裙子还多。我不知道你要哪一个。她叫库巴利希娜，又叫梅德维吉哈，还叫兹雷达里哈。此外还有上十个外号。她也不在附近了。巡回演出结束了，上哪儿去找她。把上帝的奴仆关进克日木监狱，因为她给人打胎还制造什么药粉。可你瞧她，嫌牢房里闷气，从监狱里逃出来，跑到远东去了。我对你说吧，都逃散了。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捷廖沙，好心肠的波利哑姨妈。城里正派女人就剩咱们这两个傻瓜了，难道我在开玩笑？哪儿也不能看病了。要出了什么事，一个人也叫不来。听说在尤里亚金有个从莫斯科来的名医，教授，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我正打算请他的时候，红军在大路上设立了二十个哨所，哪能找他啊。现在说别的吧。你睡觉去吧，我也躺会儿。大学生布拉仁把你迷住了。何必抵赖呢？你不管怎么着也躲不开他，瞧你脸红得像虾米一样。你那倒霉的大学生在复活节晚上还得洗相片，自己显影自己印。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他们那条狗叫得全城都听得见。该死的乌鸦在咱们苹果树上叭叭乱叫，我这一夜又甭睡觉了。可你生哪门子的气呀，怎么这么小性子，啊？大学生嘛，当然会讨姑娘们欢心喂。”

“那边狗怎么叫得那么厉害？应该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它不会无缘无故叫唤的。等一下，利多奇卡，怎么一个劲骂人呢，停～下吧。得弄清情况。万一警察冲进来怎么办。你别走开，乌斯金。你也站在这儿，西沃布留伊，用不着你们。”

但中央代表利多奇卡没听见请他停一下的话，继续像演说家似的用疲惫的嗓子讲下去，并且越说越快：

“存在于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权所推行的掠夺、勒索、暴力、枪杀和拷打的政策，必然会使迷途的人睁开眼睛。它不仅与工人阶级为敌，实际L也与全体劳动人民为敌。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应当明白，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只有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农结成联盟，才能……”

他终于听见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停下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汗，疲惫不堪地垂下浮肿的眼皮，闭上眼睛。

站得离他近的人低声对他说：

“喘口气吧，喝口水呀。”

有人对激动不安的游击队首领说：

“你干吗激动？什么事儿也没有。窗台上有信号灯。岗哨，说得形象点，正牢牢地盯着周围的空间。我认为可以继续作报告。说吧，利多奇卡同志。”

大仓库里的木材都搬空了。在搬干净的地方正举行秘密会议。一堆顶到天花板的圆木垛，像一面屏风，把聚集在这里的人挡住，并把空着的那一半同过道里的照相室和出口隔开。如果发生情况，开会的人便钻进地道，从修道院墙后面康斯坦丁死胡同的地下出来，躲进偏僻的地方。

报告人戴着黑棉布帽，帽子把他的秃顶遮住。他的一张橄揽形的脸苍白无光，黑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根。他一激动就出汗，一直大汗淋漓。他对着桌上煤油灯的火焰对火，贪婪地抽没抽完的烟头，身子低垂在摊在桌上的文件上，用他那双近视眼急躁地在文件上面掠来掠去，仿佛在用鼻子嗅它们，然后用单调而疲倦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种城市和农村贫苦人的联盟只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所要达到的，正是西伯利亚工人早已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推翻海军将军们和哥萨克军事首领们的仇视人民的专制政权，并通过全体人民武装起义的手段建立农民士兵苏维埃。同时，在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所雇佣的哥萨克骑兵进行斗争的时候，起义者不得不进行正确的阵地战，这种战争是顽强而持久的。”

他又停下来，擦掉汗，闭上眼睛。有人违背会议议程，站起来，举起手想插话。

游击队首领，说得更准确点，外乌拉尔克日水游击纵队指挥官，坐在报告人紧跟前，做出满不在乎的挑衅姿势，粗暴地打断他，不给他一点面子。真难相信，一个这么年轻的军人，差不多还是男孩子呢，指挥几个军和几支联合纵队，可他的部下都服从他，崇拜他。他坐着，手脚都暴在骑兵大衣衣襟里。脱下来的大衣上半截和袖口搭在椅背上，露出他穿军装的身躯。军装上撕掉准尉肩章的地方留下两个黑印。

他两旁站着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一声不响的卫兵，他们身上穿的镶着卷毛粗羊皮羔的白羊皮袄已经发灰了。他们呆板的外貌除表现出对长官的盲目忠诚和准备为他赴汤蹈火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他们对会议无动于衷，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争论过程也无动于衷，不说话，脸上也没笑容。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仓库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伸长腿或把膝盖错起来，身子靠在墙上或靠在堆在墙边的圆木头上。

给贵宾们摆了一排椅子。坐在这几把椅子上的是三四个老工人，第一次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当中有脸色阴沉的季韦尔辛，他一点都没变样，还有对他言听计从的他的朋友安季波夫老头。他们被列入神明的行列，革命把自己的祭礼和牺牲奉献给他们。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像两个严厉的木偶，但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政治上的傲气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

仓库里还有值得注意的其他人物。比如，无政府主义的支柱、“黑旗”伏多维钦科。他一刻也不安宁，一会儿从地板上站起来，一会儿又坐在地板上，在仓库里走来走去，停在仓库当中。他是个胖子，身材高大，脑袋和嘴都很大，一头长发像狮雷。他是俄主战争中或者日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几乎唯～的军官了。他是个梦想家，整天陷入妄想中。

他由于天性过分忠厚，个子高大得惊人，使他注意木到与他木相应的、规模较小的现象。他对发生的一切都没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什么都误解，把相反的意见当成自己的看法，对什么都赞同。

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熟人，森林猎人，捕野兽的能手斯维利德。尽管斯维利德不务农，但从他黑呢衬衣的襟口里仍流露出农民的土地气息。他把衬衣和领口下面的十字架抓成一团，来回擦身体，挠胸脯。这是有一半布里亚特人血统的农民，诚恳，没文化，头发梳成几根细辫子，鬃须很稀，胡须更稀，总共木过几根。蒙古人的脸形使他的脸显得苍老。他永远带着同情的笑容，笑容又给他脸上增添不少皱纹。

报告人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指示走遍了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已经跑遍他将要去的广阔地区。他对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都漠不关心。但作为一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热爱人民的人，他钟爱地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统帅。他不仅原谅这个男孩子粗鲁的态度，在老头看来这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真正革命性的表现，还很欣赏他那些放肆的举止，就像一个痴恋女子喜欢她的征服者的无耻和放肆一样。

游击队领袖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中央来的报告人便是劳动大军里的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他先前追随过社会党人革命分子，近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性，并在几次慷慨激昂的声明中表示忏悔，于是他不仅被吸收加入共产党，还在他入党后不久便被委以这样的重任。

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他，一个从来没打过仗的人，是出于对他的革命资历和监狱生涯的尊敬，并且还估计到他作为过去的一名合作主义者，熟悉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在这个问题上，熟悉农民情绪比军事知识更为重要。

政治信仰的改变使科斯托耶德有了极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他的外表、动作和作风。谁也不记得他先前的秃顶和满脸胡须了。也许这都是伪装？党严禁他暴露身份。他的化名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伏多维钦科提前声明赞同读过的命令条款，这种作法引起一阵骚乱，等骚乱平静下来后，科斯托耶德继续说下去：

“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不断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必须尽快地确立省委会管辖地区内所有游击支队的联系。”

后来，科斯托耶德谈到设立接头点、暗号、密码和联络方法等问题。接着他又谈起细节。

“把白军机构和组织存放武器、装备和粮食仓库的地点以及他们存放大量金钱的地点和他们的储存体系通知游击队。

“必须详细地分析游击队内部的组织问题，详细分析它们的指挥官、军事和作战纪律、秘密活动、游击队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在敌占区的破坏策略，如破坏桥梁、铁路、轮船、驳船、车站、修配厂及其技术设施、充话局、矿山、粮食等策略问题。”

利韦里已经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觉得科斯托耶德所说的一切都不切合实际，都是外行人的胡说八道。他说：

“十分美妙的演讲。我牢记心间。看来要想不失去红军的支持，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不得反对吧。”

“当然如此。”

“我的美妙非凡的利多奇卡，你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的时候，我的队伍，三个团还包括炮兵和骑兵，早已出征狠狠打击敌人去了，叫我怎么对待你那些像学生小抄儿上的话呢？”

“说得多么妙！多么有力量！”科斯托耶德想道。

季韦尔辛打断了他们的争论。他不喜欢利韦里那种傲慢口气，说道：

“对不起，报告人同志。我有疑问。也许有一条指示我没记对。我念一下。我想证实一下是否记错了：‘最好把革命时期在前线并加入士兵组织的老战士吸收进委员会。在委员会中最好有一两名下级军官和军事技术专家。’科斯托耶德同志，我记得对不对？”

“对。一字不差。记得对。”

“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下列看法：有关军事专家这一条款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工人们，一九O五年革命的参加者，信不过丘八长官。他们当中总有反革命分子。”

周围的人喊了起来：

“行啦！表决，表决！该散会了。时间不早了。”

“我赞成大多数人的意见。”伏多维钦科插话了，嗓子大得像打雷。“要想表达得有诗意一点应当这样表达：民事指示应当来自下层，在民主的基础上生长，就像往地里压枝一样，而不像打桩子似的从上面打下去。雅各宾党专政的错误就在这里，因此国民会议才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

“这再清楚不过了。”同他一起流浪的朋友斯维利德支持道，“这连吃奶的小孩都懂。应当早点想到，现在晚了。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作战，勇敢地向前冲，木喘气地往前冲。指手画脚地说一通，再往后退，那算怎么回事儿？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自己跳进水里就别喊救命——淹死完蛋。”

“表决！表决！”四面八方都要求表决。大家又发了一会儿言，越说越离题，各有各的主张，黎明时宣布散会。大家散开，一个个警惕地走了。

在路上有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陡坡上有两个几乎挨着的村子——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被湍急的帕仁卡小河隔开。库捷内从上面沿着陡坡境蜒而下，小叶尔莫莱在它下面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库捷内镇里正欢送征募来的新兵，施特列泽上校领导的验收委员会正在小叶尔莫莱村里验收新兵，替小叶尔莫莱村和几个邻近的乡应征入伍的青年检查身体，这项工作由于过复活节停顿了一段时间。为了保证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村里驻扎着骑兵民警和哥萨克兵。

这是复活节来得特别晚而早春又来得特别早的节后的第三天，温和而宁静。库捷内镇的街上，一张张款待新兵的桌子摆在露天里，从大路的那头开始，免得妨碍车辆通行。桌子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像一条弯曲的肠子，弯弯曲曲拉开。桌上铺着垂到地面的白桌布。

大家合伙款待新兵。款待的主要食品是复活节剩下的东西，两只熏火腿，几个圆柱形大面包，两三个奶渣甜糕。沿桌摆满装咸蘑菇、黄瓜和酸白菜的磁盆，还有盛切成片的面包的碟子，这些面包都是农民自己烤的；一碟碟堆得像小山似的复活节彩蛋。彩蛋上主要涂的是淡红色和浅蓝色。

外面淡红、浅蓝而里面谈白的空鸡蛋壳乱丢在桌子周围的草地上。从小伙子们上衣里露出的衬衫也是淡红色和浅蓝色的。淡红和浅蓝也是姑娘们连衣裙的颜色。浅蓝色是天空，淡红色是云彩。云彩在天空中慢慢地、整齐地飘动，仿佛天空同它一起飘动。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穿着粉红色衬衫，腰里系了一条宽丝腰带，用皮靴的鞋跟咯咯咯地敲着路面，两只脚一会儿往左伸，一会儿往右伸，从潘夫努金家高台阶上跑下来，跑到桌子跟前，潘夫努金的房子在桌子上面的山坡上，他马上讲起话来：

“我用这杯老百姓自己酿的酒代替香槟酒为你们干杯，兄弟们。祝你们长寿！新兵先生们！我祝你们万事如意。请注意！你们即将踏上遥远的征途，挺起胸膛保卫祖国，打退让俄国人民自相残杀、血染大地的暴虐者们。人民希望不流血地谴责革命的成果，可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外国资本的奴仆，把人民朝夕思慕的理想——立宪会议用刺刀的暴力驱散，无辜的人民血流成河。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俄国武装的荣誉受到拍污，把它洗刷干净，因为我们欠下我们诚实盟友的债，我们蒙受耻辱，我们注意到，紧跟着红军，德国和奥地利也无耻地抬起头。兄弟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加卢律还想说下去，但乌拉的喊声和要求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不要再说下去的喊声压住了他说话的声音。他把酒杯端到唇边，一口口慢慢喝着没过滤的白酒。这种饮料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喝惯了美味的葡萄酒。但他意识到他在为社会牺牲，便感到心满意足。

“你老子是头雄鹰。这家伙真会骂人。那个米留可夫算什么东西。”人们喝醉了，在一片吵闹声中，格什卡·里亚贝赫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朋友，捷连秀·加卢津，夸他的父亲。“真的，真是头雄鹰。大概不会平白无故卖劲。他想用舌头免除你服兵役。”

“得了吧，格什卡！你真没良心。居然想得出‘免除兵役’。咱们会同一天收到通知书，什么免服兵役！咱们要去同一个部队。他们把我从中学里赶了出去，这群混蛋。我妈伤心得要命。幸好没当志愿兵。说让我当士兵。爸爸自然会说话，那不用说，能手。他这种本领是从哪儿来的？天生的。没受过任何系统教育。”

“听说过桑卡·潘夫努金得病了吗？”

“听说过。传染得真那么厉害？”

“一辈子也治不好。疾病一烂到脊髓就完蛋了。自作自受。警告过他别去。主要是同什么人鬼混。”

“他现在怎么办？

“悲剧。想自杀。今天，叶尔莫莱村的征兵委员会检查他，也许要他。我参加游击队，他说。我要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报仇。”

“你听我说，格什卡。你说传染上了，可如果不上她们那儿去，还会得别的病。”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看来你正研究这个问题。这不是病，而是木可告人的隐疾。”

“格什卡，你说这种话真该给你一个嘴巴。你胆敢欺侮你的伙伴，你这个说谎的瘌痢头！”

“我说着玩呢，你别激动。你猜我想告诉你什么。我在帕仁斯克开的斋。一个过路的人在帕仁斯克发表了一篇‘个性解放’的演说。我，妈的，要参加无政府主义。他说，力量在我们自身。他说性和性格是动物电磁的激发。啊？妙吧！可我喝酒喝得太多了。周围喊得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都要震聋了。我受不住啦，闭住嘴，捷廖什卡。我说，脓包，妈妈的乖宝贝，堵住耳朵。”

“你告诉我点别的吧，格什卡。我对社会主义还不大清楚。比如，什么叫怠工者。什么意思？干什么用？”

“我尽管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可我告诉你，捷廖什卡，离开我远点，我喝醉啦。怠工者同其他人属于一伙。一说怠工者，你就同他是一帮。明白啦，笨蛋？”

“我想也是一句骂人话。说到电磁力，你说得对。我按照广告，打定主意从彼得堡订购一条电磁腰带，为了开展活动。用代收货款的办法。可突然发生了革命。顾不得腰带了。”

捷连季没说完……醉汉们的吵闹声被不远的地方发出的一声爆炸声压住了。桌上的喧哗声停止了一下。一分钟之后又恢复了，并且吵闹得更厉害。一部分坐着的人站起来。清醒点的还能站住。另一些人两条腿摇摇晃晃，想走到一边去，但站不稳，倒在桌子底下，马上打起呼喀来。女人们尖叫起来。一片混乱。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两眼向四下打量，寻找罪魁祸首。起先他觉得，轰隆声就在库捷内镇，紧旁边，也许就隔着几个桌子。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他扯着嗓子喊起来：

“这是哪个犹大钻进我们这伙人里来捣乱？哪个小子扔手榴弹玩？不管是谁，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也要把这个恶棍掐死。公民们，我们不能允许开这种玩笑！我要求搜捕。咱们把库杰内镇包围起来。一定要抓住好细！不让兔惠子逃走！”

起先大家还听他讲话，后来注意力被从小叶尔莫莱乡公所冲天升起的烟柱吸引过去了。大家都跑到悬崖上看看出了什么事儿。

从燃烧起来的乡公所里跑出几个没穿外衣的新兵，有的光着脚，有的只穿着～条紧身短裤，施特列泽上校和几个验收新兵的军人也从乡公所里跑出来。哥萨克和民警骑着马在村子里来回奔驰。他们挺直身子，挥舞马鞭，骑在身子像蛇一样东扭西扭的战马上。他们在搜寻什么人。一大群人沿着通往库杰内镇的大路跑过来。叶尔莫莱村的钟楼当当当地敲起来，民警追赶往这边跑的人。

事情进展得极快。黄昏的时候，施特列泽带着哥萨克到跟小叶尔莫莱村紧挨着的库捷内镇来搜寻。巡逻队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搜查。

这时，一半参加庆祝的人还未离开，他们喝得烂醉如泥，脑袋靠着桌子边或者躺在桌子底下睡着了。等到大家知道村子里来了民警，天已经黑了。

几个小伙子躲开民警，互相碰撞着从小道跑了，钻进头一个碰到的地下货栈的栅栏门。在黑暗中弄不清这是哪家的货栈，但从鱼味和煤油味上判断，这是合作社的地窖。

躲藏起来的人并没干过亏心事。他们的过错便是躲藏起来。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慌张，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有的人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不体面，他们也许会毁了自己。现在一切都带政治色彩。淘气和耍流氓在苏维埃政权这边被视为黑色百人团的证据，而在白军那边把爱惹是生非的人当成布尔什维克。

原来不少人比这几个小伙子还先钻进地窖。地窖里挤满了人。躲在这里的有库杰内镇的人，也有小叶尔莫莱村的人。库捷内镇的人烂醉如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像呻吟似的打呼嗜，咬牙，发出一阵阵呼啸声，另一部分恶心呕吐。地窖里黑得要命，叫人出不来气，臭味熏人。最后进来的一批人从里面把他们爬进来的通道用土和石块堵死，免得洞口把他们暴露出来。不久，醉汉们的鼾声和呻吟声完全停止了。地窖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在安安静静地睡觉。只有被死吓破了胆的捷连秀·加卢津和小叶尔莫莱村好打架的科西卡·涅赫瓦林内安静不下来，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话。

“小点声，兔崽子，你这好哭鼻子的鬼东西，别把大伙儿都坑了。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到处搜查人呢。他们从村口回来了，到了集市，很快就会到这儿来的。别动，别喘气，木然我就勒死你！——算你走运——他们走远了，过了咱们这儿。你干吗上这儿来？瞧你这个笨蛋也躲到这儿来了。谁会动你一根指头？”

“我听见格什卡喊‘快躲起来’，就钻进来了。”

“格什卡是另一码事儿。里亚贝赫一家都是注意对象。他们在霍达斯克有亲戚。是耍手艺的人，工人家庭出身。你别哆嚷，傻蛋，安安静静躺着。周围都是屎，吐了一地，你一动弹便粘一身，连我都得抹上。你闻不见多臭吗？施特列泽干吗沿村子跑？搜寻从帕仁斯克来的人。”

“科西卡，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闹起来的？”

“全是桑卡闹的，那个桑卡·潘夫努金。我们脱光了站在一排检查身体。该轮到桑卡了。他不脱衣服。桑卡喝了酒，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清醒过来。文书提醒他，客气地叫他脱衣服。对桑卡称呼您。军队上的文书。可桑卡对他粗野极了：‘我偏不脱。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让你们大家看见。’仿佛他害臊。他侧身靠近文书，抡起拳头照他腮帮子就是一拳。一点不假。你猜怎么看，一眨眼的工夫，桑卡弯腰抓住办公桌的腿，把桌上的墨水瓶和兵役名单都倒在地上！施特列泽从门后头喊道：‘我决不允许在这儿胡闹。我要让你frl看看不流血的革命，你们胆敢在政府所在地不尊重法律。谁是带头起哄的？’

“桑卡奔向窗口，喊道：‘救命啊，各人拿好自己的衣服！我们的末日到了，伙伴们！’我抓起衣服，跟在桑卡后面，一边跑一边穿。桑卡一拳打碎了玻璃，一下子跳到街上。我跟在他后面。还有几个人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撒腿就跑，追捕的人在后面追。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谁也弄不清楚。”

“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炸弹？要不是炸弹，是手榴弹？”

“老天爷，这难道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怎么知道。准是别人干的。他一看见乱了，便想在混乱中把整个乡炸掉。让他们怀疑是别人干的，他准这么想。准是政治犯。这儿到处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轻点，闭上嘴。有人说话，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回来了。唉，完蛋啦。别出声。”

声音越来越近。皮靴吱吱声，马刺叮当声。

“您不用辩解，骗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这儿一定有人说话。”传来上校盛气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里听得越来越清楚。

“大人，也许是您的错觉。”小叶尔莫莱村长奥特维亚日斯金老头想说服上校，村长是个渔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说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儿不是坟地呀。也许有人说话。屋子里住的不是不会说话的牲口。也许家神在梦里掐得人喘不过气来。”

“轻点！您要再装傻，做出一副可怜相，我就给您点颜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话了。自作聪明到共产国际可就晚了。”

“哪儿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儿来的共产国际！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连旧圣经书都看不下来。他们哪儿懂得革命。”

“没拿到证据之前你们都这么说。给我把合作社从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柜台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着的房子统统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办。”

“潘夫努金、里亚贝赫、涅赫瓦林内几个人活的死的都要。从海底捞出来我也不管。还有加卢津那个小伙子。尽管他爸爸发表爱国演说，想把我们说糊涂了。正相反。我们可不会打脑儿。如果铺子老板发表演说，其中必有缘故。这让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们的秘密情报说他们在圣十字镇的家里窝藏政治犯，举行秘密会议。我要捉住那小杂种。我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可如果发现什么，我就绞死他，杀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们走远了后，科西卡·埋赫瓦林内向吓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卢津问道：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他低声回答，声音都变了。“如今咱们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进树林这一条路了。我并不是说永远呆在那儿。等他们明白过来再说。等他们清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不定还能回答。”

林中战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在游击队里做了一年多的俘虏。但这种囚禁的界线很不明确。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没有围墙。既没人看守他，也没人监视他。游击队一直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他们一起转移。这支部队并没同人民群众隔开，移动的时候经过居民点和居民区。它同居民混杂在一起，融化在他们当中。

仿佛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囚禁并不存在似的，医生是自由的，只不过不会利用它罢了。医生的从属关系，他的囚禁，仿佛同生活当中的其他强迫形式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似乎并不存在，是一种空想和虚构。尽管医生没戴手铐脚镣，也没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从仿佛想象出来的囚禁。

他三次试图从游击队里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来。三次逃走虽然没受到惩罚，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后没再尝试。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宽容，让他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喜欢跟他在一起。这种一厢情愿的亲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

这是游击队几乎木停地向东方撤退的时期。有时，这种转移是把高尔察克驱逐出西伯利亚的攻势的一部分。有时，白军迂回游击队后方，企图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时候，游击队仍向同一个方向撤退。医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游击队常常同大路两旁的城镇和乡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时还沿着大路撤退。这些城镇和乡有时属于红军，有时属于白军，就看谁的军事运气好了。但从外表很难断定是谁的政权。

游击队经常穿过农民义勇军的村镇，它们当中最主要的正是这支拉长了的队伍。大路两旁的农舍仿佛缩进地里，骑兵、马匹、大炮和背着大衣卷、互相挤碰的高大射手们踩得路面上都是泥，仿佛比房子还高。

一天，医生在这类村镇上接收游击队缴获的战利品——一座英国药品库，这座药品库是卡比尔将军的军官撤退时丢弃的。

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天，只有两种颜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设光的地方是黑色。医生的心里同样是这种单调的明暗，没有缓和的过渡，没有半明半暗。

军队的频繁调动完全把道路踩坏了，道路变成一条黑色的泥浆，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胜过。街道上只有几处相隔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不管从街道哪一边，都得绕很大的弯才能走到这些地方。医生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车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诺娃的。

她先认出他来。他没马上想起来这个面熟的女人是谁。她从大路那边，像从运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来含有双重意义的目光，决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认出她来的话，不然便准备随时离开。

过了一分钟，他全都想起来了。在挤满人的货车厢、赶去服劳役的人群、押解他们的卫兵和辫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这幅图画当中，他看见了自己家里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车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他刻骨思念的亲切的面容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

他用头向佳古诺娃指了指，让她往前走几步，走到踩着几块石头便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也走到这个地方，向佳古诺娃那边走过去，同她打招呼。

她告诉了他很多事。她提起被非法抓进劳工队里却没受到坏影响的漂亮的男孩子瓦夏，瓦夏曾和医生同坐在一节加温车厢里，她还把自己在瓦夏母亲住的韦列坚尼基镇的生活向医生描述了一遍。她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但村里的人时常给她难堪，因为她不是本村人，是外来户，还责备她同瓦夏有私情，全是村里人编出来的。她不得不离开，不然便会被他们用各种难听话糟踏坏了。她到圣十字镇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家来住。传说有人在帕仁斯克见过普里图利耶夫，她便被吸引到这里来。但消息原来是假的，可她在这儿找到了工作，无法离开了。

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姐夫木是被关进监狱便是被枪毙了。外甥失踪。姐姐奥莉加最初挨饿受穷，后来在兹沃纳尔斯克镇给一家农村亲戚当用人，挣一口饭吃。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洗刷器皿的药店正好是被医生征用的财产。对所有靠药店生活的人来说，包括佳古诺娃在内，征用使他们陷入绝境。但医生无权取消征用的决定。药品移交的时候，佳古诺娃在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大车一直赶到药房后院仓库的门口。一捆捆药品，一筐筐装着药瓶和药盒的柳条筐，从地下室里抬出来。

药房老板那匹长了癣的瘦马同人一起悲伤地从马厩里望着别人往大车上装货。阴雨的天快到黄昏了。天空已经放晴。被乌云紧紧裹着的太阳露了一下面。太阳快要落山了。它的综紫色的余光洒进院里，把粪便坑染成金色，这大概是不祥之兆。风吹木动它们。粪浆稠得摇不动。但大路上的积水被风吹得泛起涟确，现出朱红色的斑点。部队绕过深水沟和坑洼的地方，沿着大路边缘向前移动。在缴获的药物中发现了一罐可卡因，游击队队长最近吸它吸上了痛。

医生的工作多得要命。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痢疾，此外，战斗重新爆发，在战斗的日子里伤员不断增加。

尽管打败仗，队伍不停地撤退，但游击队的人数还是不断增加，有的来自农民义勇军经过的地方，有的来自敌人阵营中的逃兵。医生在游击队度过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击队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利韦里在“十字架节”镇地下司令部的会议上提到过他的部队的人数，那时他大概夸大了十倍。现在，他们已经达到利韦里所说的人数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几个助手，几个具有一定经验的新来的卫生兵。他的主要医疗助手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当过战俘的军医克列尼·劳什，在战俘营里大家都管他叫狗叫同志。还有个助手是医士安格利亚尔。医士是克罗地亚人，也是奥地利战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军医用德语交谈，医士出生于斯拉夫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勉强听得懂俄语。

根据国际红十字公约，军医和部队医务人员不得参与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但有一次医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违反了条约。战斗打响的时候他正好在野地里，迫使他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布置在林子边上。游击队的背后是大森林，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林中草地，四周毫无遮掩，白军从那里向游击队进攻。敌人一开炮，医生马上躺倒在游击队电话员的旁边。

敌人越来越近，医生已经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这是出身于彼得堡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少年和被动员起来的后备部队中的上年纪的人。但其中的主力则是头一类人，青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和八年级的中学生，不久前才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他们当中医生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

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

忠于职责，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使他们激动大胆，显出不必要的挑衅的样子。他们排开一字形队列向前进，挺直身子，英勇的姿势超过正规近卫军，做出藐视危险的样子，既不跳跃前进也不卧倒，尽管草地不平，有可供掩蔽的土丘和坑洼。游击队的子弹几乎把他们挨个扫倒。

白军前进的宽阔光秃的野地上有一棵烧死的枯树。它不是被雷电或黄火烧焦，便是被前几次战斗炸毁。每个前进的志愿兵射击时都要看它一眼，克制住躲在树干后较为安全也较容易瞄准的诱惑，继续前进。

每个游击队队员的子弹数目是有限的。必须珍惜子弹。下了绝对的命令，只能在近距离，在看得见的目标同步枪数目相等的情况下才能开枪。

医生没有枪，躺在草地里观察战斗进程。他全部的同情都在英勇牺牲的孩子们一边。他全心祝愿他们成功。这是那些在精神上、教养上、气质上和观念上同他接近的家庭的子弟。

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朝他们向草地那边跑去，向他们投降，以此获得解脱。但这一步太冒险了，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当他跑到草地中间，举起双手的时候，两边都可能把他撂倒，打中他的前胸或后背，自己人为了惩罚他的彻底背叛，白军则由于弄不清他的真正动机。他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并早已确认这种解脱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医生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继续趴在地上，脸朝着草地，没有武器，注视着草地中进行的战斗。

然而在周围进行殊死战斗的时候，一个人无所事事，冷眼旁观是不可思议的，是活人所办不到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自卫，而在于必须遵从现实的秩序，服从发生在他眼前和周围的事件的法则。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必须做别人所做的事。战斗正在进行。他和同伴们遭到射击。必须还击。

当他身旁的电报员在散兵线内抽搐起来，后来伸直身子不动了的时候，医生解下他的子弹袋，拿过他的步枪，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一枪接一枪地射击起来。

但怜悯心木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

医生瞄准目标，越瞄越准，不知不觉地勾动扳机，但并未勾到底，仿佛没有射击的打算，直到扳机勾下，子弹像走火一样射出为止。医生像通常一样，射击得很准确，把枯树底下的枯枝打得纷纷落在它的周围。

可是，太可怕了。不管医生多么小心，多么不想射中人，但进攻的敌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在关键的一刹那冲进他和枯树之间，在开枪的时刻穿过他的瞄准线。他打伤了两个，第三个倒霉鬼倒在离枯树不远的地方，大概也没命了。

白军司令终于确信进攻是无益的，便下令撤退。

游击队人数不多。他们的主力一部分在行进，另一部分撤往～侧，同更为强大的敌军作战。支队为了不暴露人数不足，没去追赶退却的敌人。

医士安格利亚尔把两个抬担架的卫生兵带到树林边。医生命令他们救护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电话员跟前。他暗暗希望，也许电话员还有口气，还能把他救活。可电话员已经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为了证实他是否确实死了，便解开他胸前衬衣趴上去听。心脏已经不跳了。

死者脖子上挂着一个护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解了下来。香囊的破布里包着一张折叠得快要磨烂了的纸片。医生打开一半已经磨烂的纸片，碎纸屑从他手指间散落下来。

纸上写的是第九十一诗篇的摘录，但同原诗篇略有出入，这是人民在祈祷时自己加进去的。人民传诵时以讹传讹，所以出入越来越大。古斯拉夫文的片段在抄时改写成了俄文。

诗篇中说：“得到全能者的荫庇。”在俄文中这一句改成咒语的标题：“荫庇”。诗篇：“你不必再惧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昼的危险”。改为鼓励的话：“你不必再惧怕战争的危险。”“因为他信奉我的名”，诗篇这样说。可俄文改为：“知我名已晚。”“在患难的时刻，我必与他同在。我将拯救他……”在俄文中变成了“很快把他带入冬天”。

诗篇被认为具有不受子弹伤害的神效。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士兵便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过去了几十年，或在更晚的时候，被捕的人把它缝在衣服里，每当夜间提审犯人的时候，他们便在心里背诵这些诗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电话员身旁走到林中草地上被他打死的白卫军尸体跟前。少年俊秀的脸上现出纯洁无假和宽恕一切的痛苦表情。“我干吗要杀死他呢？”医生想道。

他解开死者的大衣，把衣襟撩开。衣服上工整地绣着死者的姓名：谢廖扎·兰采维奇。大概是疼爱他的母亲用手精心绣上的。

从谢廖札衬衣领口垂下挂在项链上的十字架、鸡心和一个扁平的小金匣或扁烟盒，损坏的盒盖仿佛用钉子钉上去的。小匣子半开着。从里面掉下一张叠着的纸片来。医生打开纸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诗篇中的第九十一篇，不过是按照古斯拉夫体印刷的。

这时谢廖扎抽搐了一下，呻吟起来。他没死。后来发觉，他内脏受到轻微的震伤。子弹打在母亲的辟邪物壁上已经无力了，这挽救了他。但怎样处理这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白军呢？

这时作战双方都凶残到顶点。俘虏不活着押送到目的地，受伤的敌人就地扎死。

当时游击队的人员流动很大，一会儿新队员加入了，一会儿老队员离开并投到敌人～边，如果能严格保密的话，可以把兰采维奇说成不久前参加游击队的新队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打死的电话员身上脱下上衣，在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医生把秘密告诉了他），给尚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上。

他和医士护理这个男孩子。等到兰来维奇完全康复后，他们放了他，尽管他不向自己的救护者们隐瞒，他还要回到高尔察克部队去，继续同红军作战。

秋天，游击队在高山坡上～片小树林里扎营，这块地方叫作狐湾，一条湍急的小河从三面环绕着它，并把河岸冲出一条条小沟。

游击队到这里之前，卡比尔的部队曾在这里过冬。他们自己动手，并利用当地居民的劳动力，在树林里修筑了工事，但春天他们便撤离了树林。游击队队员们现在便分散住在他们没烧毁的掩护体、战壕和通道里。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同医生合住一个窑洞。他夜里同医生谈话，医生已经两夜无法睡觉了。

“我真想知道，我那位最可敬的父亲大人，令人尊敬的老爷子，现在干什么呢。”

“天哪，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小丑腔调，”医生心里叹道，“跟他老子一模一样！”

“从我们过去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您相当熟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我觉得您对他的看法相当不坏。是这样吧，阁下？”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要到高坡上并预备会。此外，对几个酿私酒的卫生兵马上就要开审。我同劳什还没准备好这方面的材料。明天我们还要就这件事碰头。我已经两夜没睡觉了。以后再谈行不行？您行行好吧。”

“木行，”队长又把话题拉回到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身上，“您对老头儿有什么看法？”

“您的父亲还相当年轻，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您平吗管他叫老头呢？现在我就回答您。我时常对您说，划分不清社会阶层的各种关系，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的社会党人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您父亲属于最近这几年造成俄国骚乱的那类人。您父亲的外表和性格都是革命的。他同您一样，是俄国发酵因素的代表。”

“这是夸奖还是否定？”

“我再次请您以后找个方便时候再同我辩论吧。此外，我还要提醒您注意，您又无节制地吸可卡因了。您擅自把它从我储备的药品中取走。它有其他用途，且不说这是毒药，我得为您的健康负责。”

“晚上您又没来上课。您的社会活动机能萎缩，跟不识字的老娘们或顽固到底的保守庸人～样。然而您是医生，读过很多书，好像自己还在写东西。请解释一下，这两件事怎样联系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样联系在一起。也许根本无法联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值得怜悯。”

“谦虚胜于骄傲。与其恶毒嘲笑，不如熟悉一下我们讲习班的大纲，承认自己傲慢得不是地方。”

“随您怎么说好了，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哪来的傲慢呢！我对您的教育工作崇拜得五体投地。议事日程上每天都重复您对问题的概述。我都读过。我熟悉您对士兵道德发展的想法，并且钦佩不已。您所说的人民军队士兵对待同志、弱者、无法自卫的人、女人以及整洁和荣誉的观念的看法，同宗教改革团体的主张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这是人必须活得有意义的理想，我少年时代满脑子都是这套东西。我怎能嘲笑它们呢？

“但是，首先，共同完善的观点，像十月革命后人们对它所理解的那样，已经不能打动我了。其次，所有这一切离现实还很远，可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目的抵偿不了手段。第三，这是主要的，我一听见改造生活这类话，就无法控制自己，陷入绝望之中。

“改造生活！人们可以这样议论，也许还是颇有阅历的人，可他们从未真正认识生活，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心灵。对他们来说，这种存在是未经他们改良的一团粗糙的材料，需要他们动手加工。可生活从来都不是材料，不是物质。它本身，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不断更新，永远按着自我改进的规律发展，永远自我改进，自我变化，它本身比咱们的愚蠢理论高超得多。”

“然而我斗胆奉劝您一句，参加会议，同我们那些绝妙的、出色的人接触，仍然能提高您的情绪。您就不会那样忧郁了。我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挨打，您看不见一丝希望，所以感到压抑。可是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陷入恐慌。我知道的事，并且同我个人有关的事，要可怕得多（它们暂时不能公开），可我仍没惊慌失措。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高尔察克的灭亡是注定的。记住我的话。您会看到的。我们必胜。打起精神来吧。”

“这可真太妙了！”医生想。“如此幼稚！如此短见！我整天对他说我们的观点相反，他把我抓来，又把我扣押在身边，可他却觉得他的失败必然会使我灰心丧气，而他的打算和期望一定能使我振奋起来。竟如此盲目！在他看来，革命的利益和太阳系的存在是一回事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哆喀了一下。他什么也没回答，只耸了耸肩膀，并毫不掩饰利韦里的天真超过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勉强克制住自己。这并没逃过利韦里的眼睛。

“朱庇特，你生气，因为你错了。”他说。

“您总该明白，这些话不必对我说。‘朱庇特’，‘不要陷入恐慌’，‘你说一，我就得说二’，‘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走了’——这些陈词滥调用不着对我说。我说一，可不说二，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办不到。我假定你们是明灯，是俄国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便要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深渊，可我对你们还是不感兴趣，我瞧不起你们，不喜欢你们，让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思想的主宰者爱说成语，但主要的一条却忘记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特别习惯解放并施思于那些并不曾请求他们解放和施恩的人。您也许认为，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你们的营房以及跟您呆在一起了。我大概还应祝福您，为了我被囚禁向您道谢，因为您把我从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住宅、我的事业以及我所珍爱并赖以为生的一切当中解放出来了。

“传说一支来历不明的外国军队袭击了瓦雷金诺。听说他们被击溃，但村子遭到了洗劫。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并未否认这个消息。据说我家里的人和您家里的人逃脱了。一群神奇的斜眼睛的人，身穿短棉袄，头戴羊皮高帽，在严寒中从冰上穿过雷尼瓦河，没说一句难听的话，对村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统统开枪打死，然后又不知去向，就像他们出现时那样神秘。您难道没听说过？这是真的吗？”

“胡说八道。捏造。搬弄是非的人所造的谣，未经证实的流言。

“如果您真像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时那样善良，那样宽宏大量，那您就把我放了吧。我去寻找亲人，连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您不放我，就请住口，不要再打扰我，因为我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还会干出蠢事来。最后，活见鬼，我总还有睡觉的权利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床上一扑，脸趴在枕头L。他竭力不听利韦里的辩解，对方还在劝他放心，到不了春天，白军一定会被击退。内战将结束，自由会到来，到处都是幸福与和平。那时谁也不敢扣留医生。但需要耐心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再用不着等多久了。现在医生又能上哪儿去呢。为了他自身的安全，现在不能放他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又是他那一套，魔鬼！说起来就没完！多少年反复磅叨这一套也不害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气得叹气。“他听自己的话听得入迷了，这个好说漂亮话的人，倒霉的可卡因鬼。夜晚对他不是夜晚，跟他这个该死的东西在一块没法睡觉，没法活。嗅，我恨死他了！上帝作证，我总有一天宰了他。

“嗅，东尼娜，我可怜的小姑娘！你还活着吗？你在哪儿？天哪，她早该分娩了！你分娩顺利吗？咱们又多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的所有亲人们，你们怎么样了？东尼哑，我永恒的责备和我的过错！拉拉，我不敢呼唤你的名字，怕把灵魂从胸口中吐出来。天哪，天哪！可这位还在演说，安静不下来，可恶的、感觉麻木的畜生！嗅，我总有一天会忍受不住把他宰了的。”

晴和的初秋过去了。天气晴朗的金色秋天来临了。狐湾西端一座木塔矗立在白军修筑的地堡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在这里同他的助手劳什医生会面，商量几件公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时来到这里。他无事可做，便在坍塌的战壕边上走来走去，爬上木塔，走进守卫室，从机枪巢的空枪眼里眺望河对岸的一片伸向远方的树林。

秋天已经在树林中针叶树木和阔叶树木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针叶树木橡～堵黑墙竖立在树林深处，阔叶树木则在针叶树木之间闪烁出一个个葡萄色的光点，仿佛在砍伐过的树林中用树干修建的一座带内城和金顶楼阁的古代城市。

壕沟里、医生的脚下和被晨寒冻硬的林间道路的车辙里积满了枯干的柳叶，柳叶仿佛剪过似的蜷成一个个小圆卷。秋天散发出这些褐色树叶的苦涩气息，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气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贪婪地把霜打过的苹果、苦涩的干技、发甜的潮湿和九月蓝色的晨雾混合而成的芳香吸进肺里。晨雾令人联想起被水浇过的黄火和刚刚扑灭的火灾的蒸气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发现劳什走到他背后。

“您好，同事。”他用德语说。他们商量起公事来。

“咱们要商量三件事。第一，如何处理酿造私酒的人；第二，改组野战医院和药房；第三，根据我的要求，研究如何在野外环境下对精神病进行门诊治疗。亲爱的劳什，也许您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可据我的观察，我们正在发疯，而现代种类的疯狂具有传染的性能。”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等会儿再来谈它。现在先说别的。军营里出现不安迹象。酿造私酒者的命运引起大家同情。不少人还担心从白军占领的村子里逃出来的家属的命运。一部分游击队员拒绝开拔，因为运载他们妻子、儿女和父母的大车队快到了。”“是啊，应该等待他们。”

“可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统一指挥司令官的前夕，他将统一指挥原来不隶属于咱们的支队。我想利韦里同志是唯一的候选人。一伙青年人推举另一个人，伏多维钦科。有一派同我们不合，但同私酿烧酒的人勾结在一起，他们支持他。他们都是富农和店员子弟，还有高尔察克的逃兵。他们闹得特别厉害。”

“依您看，对那些卖私酸白酒的卫生兵如何处置？”

“我看先判枪决，然后赦免，改为缓刑。”

“可扯远啦，还是商量正经事儿吧。如何改组野战医院。这是我想跟您商量的头一件事儿。”

“好吧。不过我想告诉您，您的有关精神病预防的建议毫不令人惊讶。我自己也有这种看法。现在出现并流行的精神病是最典型的精神病，具有特定的时代特点，是时代的历史特征所直接引起的。咱们这儿有个士兵，帕姆菲尔·帕雷赫，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兵，觉悟很高，具有天生的阶级本能。他正是这样发了疯，因为担心亲人发了疯：如果他被打死了，他们落到白军手里，将替他承担一切责任。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他的家属在逃难大车队中，正在追赶我们。我的蹩脚俄语使我没法详细询问他。您向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吧。应该给他检查一次。”

“我非常了解帕雷赫。我怎么会木知道他呢。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军人苏维埃里经常接触。一个黑脸膛的、前额很低的残忍的人。我不明白您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好品德。他总赞成极端措施，最严厉的措施，处决。我对他一直很反感。好吧，我替他做检查。”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同整个上星期一样，天气干燥，没有风。军营里传出一大堆人模糊不清的嘈杂声，仿佛远处大海的波涛。还轮流传来在树林里行走的脚步声、说话声、斧子砍木头声、铁砧叮当声、马嘶声、狗叫声和公鸡啼声。一群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的人在树林里笑着往前走。有的人认识医生，向他鞠躬，不认识他的人不打招呼便从他身边走过。

尽管游击队队员在追赶他们的家属赶上他们之前不同意撤离狐湾，但家属已经离营地不远了，所以树林里仍在做着开拔的准备，准备把宿营地再向东转移。该修理的修理了，该洗干净的洗干净了，木箱钉好了，大车检查过，看看它们有没有毛病。

树林当中有一大块踏出的空地，像土丘或城堡遗址，当地人都管这块地叫高地。通常都在这里开会。今天要在这儿召开全体会议，宣布重要消息。

树林里还有很多没发黄的树。在林子深处它们还鲜嫩发绿。下午西沉的太阳的阳光从背后把树林穿透。树叶透过阳光，背面映出绿光，像透明的绿玻璃瓶。

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一大捆档案的旁边，烧毁测览过的没用的废纸，这是卡比尔军官团留下的文件，还有～堆游击队自己的报告。纸摊开得让火苗对着太阳。阳光穿过透明的火焰如同透过绿树林一样。火焰看不见，只从云母般颤动的热气流上可以断定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烧得炽热。

树林里挂满五颜六色的熟浆果：碎米养的漂亮的悬垂果、红砖色的发蔫的接骨木和颜色闪变着的紫白色的绣球花串。带斑点的和透明的情蜒，如同火焰或树林颜色一样，鼓动着玻璃般的薄翼，在空中慢慢滑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肿骨下面飞出。每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塑造的童年时代的原型，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他的个性，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迫使大自然、树林、晚霞以及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化为童年所憧憬的、概括一切美好事物的小姑娘的形象。“拉拉！”他闭上眼睛，半耳语或暗自在心里向他整个生活呼唤，向大地呼唤，向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呼唤，向被太阳照亮的空间呼唤。

但日常例行的事照旧进行，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是游击队的俘虏。他不知不觉走到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点着的火堆跟前。

“销毁文件？到现在还没烧完？”

“早着呢！这些东西还够烧半天的。”

医生用皮鞋尖踢了一下，从纸堆中扒出一堆文件。这是白军司令部的往来电报。他心中闪过一种模糊的预感。说不定他在这难文件中能碰到兰采维奇的名字，但预感欺骗了他。这是一堆枯燥的去年密码汇总。简略得没人看得懂。他用脚扒开另外一堆。里面散开的是游击队会议的旧记录。顶上面的一张纸上写着：“火速。释放事宜。重新选举监察委员会。鉴于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的控诉无凭据，军队苏维埃认为……”

这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医生，说道：

“这是你们医务部门撤离时的安排。载运游击队家属的大车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军营里的分歧今天便能解决。一两天内咱们就要开拔。”

医生看了纸片一眼，哎呀了一声：

“这比您上次给的少。可又增加了多少伤员！能走的和缠绷带的叫他们自己走。可他们人数很少。我用什么拉伤病员？还有药物、病床和其他设备怎么办？”

“想办法压缩一下。人得适应环境呀。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我代表大家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有个久经锻炼的同志，他经过考验，忠于事业，是位优秀的战士。他有点不对劲。”

“帕雷赫吧。劳什跟我说过了。”

“那好。您上他那儿去一趟，替他检查检查。”

“精神上有毛病？”

“大概是阳。他说他看见了小鬼。大概是错觉。夜里失眠，头疼。”

“好吧。我马上去看看。现在我有空儿。什么时候开会？”

“我想快开了。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瞧，我也没去。咱们吉不去没关系。”

“那我就上帕雷赫那儿去了。尽管我快迈不开步了，困得要命。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喜欢夜里高谈阔论，说得我厌烦。上帕姆菲尔那儿怎么走？他住在哪儿？”

“石头坑后面的那片小禅树林您认识吧？”

“我找得着。”

“林子空地上有几个指挥官的帐篷。我们拨给了帕姆菲尔一个，等待他家属来。他老婆孩子的大车快到了。所以他就住在军官帐篷里了。享受营长待遇。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嘛。”

在去帕姆菲尔住处的路上，医生觉得再也走不动了。他困倦极了。他无法克制睡意，这是一连几夜没睡够觉的结果。他可以回地窑睡一会儿，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敢去。利韦里随时都可能回去，妨碍他睡觉。

他倒在一块铺满金色树叶的小草地上，树叶都是从周围的树枝上飘落下来的。树叶像一个个方格似的交叉地落在草地上。阳光也这样落在这块金色地毯上。这种重叠交叉的绚烂多彩照得医生眼睛里冒金星。但它像读小字印刷品或听一个人单调的喃喃自语那样催人入睡。

医生躺在沙沙作响的丝一般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垫在青苔上的手臂，青苔蒙在凹凸不平的树根上，把树根变成枕头。他马上打起瞌睡来。催他入睡的绚烂的光点。在他伸直在地上的身子上照出一个个方格。他融化在阳光和树叶的万花筒中，同周围的环境合成一体，像隐身人那样消逝在大自然里。

对睡眠的过分渴望和需要，很快又使他醒了过来。直接的原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超越限度便会发生反作用。得不到休息的警惕的意识毫无意义地、狂热地活跃着。思想的片断像旋风似的飞驰，像一只破汽车轮子擦着地面旋转。这种心灵的慌乱折磨着医生，使他气愤。“利韦里这个畜生，”他气愤地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千百种理由让他发疯了，可他还嫌不够。他把你俘虏过来，然后用友谊，用废话，毫无必要地把一个健康的人折磨成神经病患者。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只带花点的褐色蝴蝶像一块彩色布片，翅膀一张一合地从太阳那边飞过去。医生睡眼惺松地注视着它。它落在跟它颜色最相似、带花点的褐色鳞状的杉树皮上，并与杉树皮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了，如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阳光和阴影笼罩下，外人无法发现他～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陷入通常的思绪中。这些思绪曾在他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过程中间接地触及过他。想到作为逐渐善于适应环境的结果的意志和适应性，想到拟态，想到保护色。想到最适应生存的人活下来，想到自然淘汰的途径就是意识形成和诞生的途径。何谓主体？何谓客体？如何给它们的一致性下定义？在医生的沉思中，达尔文同谢林相遇了，而飞过的蝴蝶就像现代派的油画和印象派的艺术。他想到创造、生物、创作和伪装。

他又睡着了，但顷刻又醒了。附近有人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的说话声把他惊醒。传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耳朵里的几句话足以使他明白有几个人正在图谋不轨。密谋的人显然没发现他，没料到他就在旁边。如果他现在动一下，暴露了自己，就可能送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屏息不动，偷听他们谈话。

有的声音他能听出是谁来。他们是游击队里的败类，混入游击队的顽童桑卡·潘夫努金、格什卡·里亚贝赫、科西卡·涅赫瓦林内以及追随他们的捷连季·加卢津，所有害人精和胡作非为的首领都在这里。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也同他们在一起。他是个更为阴险的人，参与酿私酒的勾当，但暂时还未受到惩处，因为他供出了为首的人。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当中还有“银连”里的游击队员西沃布留伊，他是游击队队长的贴身卫兵。继承拉辛和布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极端信任他的贴身侍卫，因此这位亲信被称为首领的耳目。原来他也是阴谋的参与者。

阴谋分子们正同敌人前哨侦察队派来的人商谈。敌方特使的话一句也听不清，他们同叛徒们商量时声音非常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在阴谋者们耳语中断的时候猜到，现在说话的是敌方代表。说得最多的是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他声音沙哑，一边说一边骂街。看来他是主谋。

“你们大家都听着。最要紧的是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谁要是吱声，告密，瞧见这把刀子没有？我把他肠子捐出来。明白啦？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咱们得将功赎罪，得大大地露一手。他fi］要求捉活的，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听说他们的大头儿古列沃正靠近树林（有人提醒他，大头儿的姓名他说得不对，应当是加利乌林，但他没听清，改成加列耶夫将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是他们的代表。该干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说一定要捆起来，捉活的。你们自己问问伙伴们。大伙说说吧。伙计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吧。”

派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清。不过，从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中可以想象出谈话的内容。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看清咱们落到什么宝贝手里了，什么恶棍手里了。为这种人去卖命？难道他算人吗？这是中了邪的傻瓜，就像不懂事的毛孩子或者隐修士。我叫你笑，捷廖什卡！你咧什么嘴，色鬼？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他小时候就是隐修士。你要听他的，他准会把你变成和尚，变成老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要去掉身上的毛病，不许骂人，同酗酒做斗争，对女人要注意。能这样活下去吗？我最后决定了。今天晚上在河流渡口的石堆旁边，我把他骗到野地里，咱们大家一块补上去。对付他有什么难的。不费吹灰之力。麻烦的是他们要活的。要把他捆起来。要是捆不住他，我就用两只手结果了他。他们会派人接应咱们的。”

说话的人继续发挥密谋计划，但同其他人一起渐渐离去，医生也不再听他们说话。

“他们这是想活捉利韦里，这群恶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恐而厌恶地想道，忘记他曾多少次诅咒过自己的折磨者，巴不得他死。“这伙坏蛋想把他出卖给白军或杀死他。怎样才能防止这件事发生？应当仿佛无意地走到火堆跟前，不提任何人的名字，让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知道这件事。怎么也得警告利韦里有危险。”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原处了。火堆快要烧完。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助手看着火堆，以免火势蔓延。

但阴谋并未得逞。它被粉碎了。原来利韦里等人已经知道他们策划的阴谋。当天阴谋彻底被揭穿，参与阴谋的人统统被抓起来。西沃布留伊扮演了双重角色：密探和拉人下水者。医生对他更为反感。

已经清楚，游击队队员的家属离狐湾还剩下两昼夜的路程。游击队队员们准备同家属相聚，接着马上开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看见他手里拿着斧子站在帐篷门口。帐篷前堆了他砍下来的一大堆小烨树。帕姆菲尔还没把树干上的细枝砍掉。有的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枝权插进湿土里。有的已经被他拖到旁边，像起来。树干压着颤悠悠的有弹性的枝叶，没碰着地，互相也不挨着。它们仿佛用双手抵挡砍他们的帕姆菲尔，整堆绿枝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去路。

“为贵客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太低了，不适合让妻子和孩子住。我想再支几根桩子，就砍了几根树干。”

“帕姆菲尔，你以为他们会让你的家庭住进帐篷里，那你就想错了。怎么能让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住在军营里呢。他们会安排在树林边上的大车里。有空的时候去同他们聚会，帮他们干点什么。未必会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可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听说你一天比一天瘦，不吃饭，木喝水，不睡觉？可气色还不错嘛。只是长了一脸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强壮的汉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一脸大胡子，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长了两个额头。额骨宽厚，像一只环或箍箍在太阳穴上。这使帕姆菲尔显得凶狠，仿佛永远斜着眼睛。

革命初期，人们担心它会像一九O五年革命那样，也是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深入不到底层，不能在他们当中扎根，便向人民竭尽全力宣传革命性，把他们搅得惊恐不安，怒气冲天。

在革命初期的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身价百倍。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苛觉得这个阴沉、孤僻的大力土是个不完全正常的怪物，因为他毫无心肝，单调乏味，缺乏吸引他和他所感到亲近的一切。

“咱们上帐篷里坐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是个狗洞。咱们坐在树干堆上聊吧。”

他们坐在晃来晃去的烨树干上了。

“都说故事一讲就完，可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而我的故事一下子讲不完。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就试试吧。我跟女人一块过日子。我们都年轻。她管家，我下地干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送上前线。是啊，上了前线。那次战争我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你见过，军医同志。革命了。我恍然大悟。士兵睁开了眼睛。敌人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士兵，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家！等等。这你都知道，军医同志。等等。内战打起来了。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说不完。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这会儿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国前城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不明白？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很不好，糟透了。他那个畜生想干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朝咱们扑过来。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在我身边。万一他胜了，来了，他们往哪儿跑？他哪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儿一点不沾边？他可不这么看。他会为了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拷打她，为了我的缘故折磨孩子，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你还能睡觉吃饭？就算人是铁铸的吧，也不能不心烦呀。”

“帕姆菲尔，你可真是个怪人。我无法理解你。多少年不跟他们在一起也过来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也没难过过。现在一两天就要见着他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该死的白军杂种要打败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我反正要进棺材了。看来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可我不能把亲人也带到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会把他们的血一滴滴放光。”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听说你见过鬼。”

“得啦，大夫。我没都告诉你。没告诉你主要的。那你就听听全部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都亲口告诉你。

“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克伦斯基还当政呢。我们叛乱过。事情发生在火车站。派来一个鼓动家，是个毛孩子，他用嘴皮子动员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党制。那么个层头。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消防水桶，消防水桶就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从那儿号召大家参加战斗，可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脚踩空了。哎呀，笑死人了。我笑得肚子疼。真要笑死了。哎呀，滑稽极了！我手里有枪。我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胳肢我。我就瞄准他开了一枪，他当场完蛋。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有人把我的手推了一下。

“这就是我白日见的鬼。夜里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吧，比留奇车站？”

“我记不清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叛乱的？”

“我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在西线吧？”

“仿佛是西线。很可能是西线。记不清了。”

粘满白糖的花揪树

游击队的家属带着孩子和生活用品，坐在大车里，已经跟着游击队走了很久。他们后面跟着一大群牲畜，大部分是奶牛，大概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的妻子来到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人，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又叫库巴里哈。她是兽医，还是秘密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馅饼似的帽子，穿着苏格兰皇家射手浅绿色的大衣，这是供应英国最高统治者的～种服装。她还非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服改成的，仿佛红军把她从克日木监狱里解放出来，而高尔察克不知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新的地方。原以为在这里不过暂时驻扎，一旦查清附近的地形，找到适于长期居住的稳定地点，就转移到那里去过冬。但后来情况变了，游击队不得不在这里过冬。

这个新宿营地同他们不久前撤离的狐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是一片无法通过的密林。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部队刚刚在树林里扎营的那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比较空闲。他从几个方向深入树林考察，结果确信在里面很容易迷路。头一次巡察有两个角落引起他的注意，他暗暗记在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树林中的另一个地方更迷人。这是一片尖顶似的高岗，～面是陡峭的深渊。悬崖下面仿佛与上面不同，有另一番景象——河流或峡谷，还有长满没人割过的杂草的草地。其实下面仍然是上面的重复，只不过是在令人头晕的深渊里，脚下便是从深渊里长起来的树梢。这大概是山崩的结果。

仿佛这片高人云端的莽树林绊了一跤，坠落下来，本应粉身碎骨，钻入地下，但在关键的一刹那，却奇迹般地降落在地上，看起来并未受到损伤，依然在下面喧嚣。

但这并不是林中高坡真正引人入胜的特征。它的四边都被陡峭的花岗石块围住。这些石块很像史前时期凿成的砌石家用的扁平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登上这个高坡时，敢赌咒发誓，这块四周堆积石块的地方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工的痕迹。这儿可能是古代多神教教徒的神庙，他们祈祷和祭扫的地方。

十一名参与谋杀队长阴谋的首要分子和酿造私酒的卫生兵，便是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清晨在这里处决的。

以司令部特别卫队为核心的二十名对革命最为忠诚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卫队在判处死刑的人周围困成半圆形，在他们背后推推搡搡，很快把他们挤到峭壁的一个角落里，死囚们除了跳崖外别无退路。

他们在拷问、长期关押和受到种种凌辱之后已经不像人了。他们满脸胡须，脸色发青，推怀枯槁，像幽灵一样可怕。

开始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人想到行刑前对他们再次搜身。因为那太卑鄙，是临死前对人的嘲弄。

同伏多维钦科并排走的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同他一样，思想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朝围着他们的卫队开了三枪，是对准西沃布留伊开的枪。勒扎尼茨基是名出色的射手，但他激动得手发抖，没有射中。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卫队没向勒扎尼茨基扑过去，也没在下命令前先向他一齐开枪。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激动得把子弹忘了，因自己没有打中而懊恼，把手枪摔在石头上。手枪撞在石头上射出了第四颗子弹，打在被判处死刑的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抱住腿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痛得不停地尖叫。离他最近的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把他架起来，抓着他的双手架着他走，免得在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了。帕契科利亚一瘸一拐地向石坡的边上走去，死囚都被逼到那里。他简直迈不开打伤的那条腿，不停地喊叫。他的不像人声的奖号很能感染人。仿佛有谁发出了信号，他们便都失去了理智。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场面。有人咒骂，有人祈祷哀求。

一直戴着黄边学生帽的少年加卢津，摘下帽子，跪在地上，在人群中跪着向可怕的石壁倒退。他向卫兵们鞠躬，头常常碰到地，哭得便便咽咽，已经失去了一半知觉，大声地央求他们：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把我毁了。别杀我。我刚开始生活，死得太早。我还要活呢，还想见我妈一次。弟兄们，原谅我，饶了我吧。我愿意亲你们的脚，替你们挑水。唉呀，倒霉呀，真倒霉，我没命啦，妈呀！”

他们当中有人哭着数落，但看不见是谁：

“好心的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块儿在两次战争中流过血，捍卫过共同的事业。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我们用行动证明决不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不答腔呀，都哑巴了吗？难道你们脖子上没戴着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吼道：

“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跟你比我们算什么叛徒？你这狗杂种才是双料叛徒呢。真该把你续死！你向沙皇效忠，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发誓对我们忠诚，又把我们出卖了。你在出卖自己主子之前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要出卖他。”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缘仍面不改色。他扬起脑袋，灰白色的头发随风飘扬，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对勒扎尼茨基高声喊道，喊得全体都能听见：

“不要作践自己！你对他们抗议没用。这伙新武士，这伙刑讯室里的刽子手，不会理解你。别灰心丧气，历史会把一切都弄清楚。后代将把政委统治制下的野蛮人和他们的肮脏勾当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像殉道者那样死在世界革命的前夕。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只有射手们才分辨得出的无声的命令一下，二十支枪齐发，一半囚犯被打倒，大部分立即毙命。剩下的被再次开枪打死了。男孩子捷连季·加卢津比别人抽搐得时间都长，但他最后也伸直身子不动了。

把宿营地转移到更加向东的另一个地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并非一下子就打消了。多次在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界公路的一侧察看地形。利韦里时常把医生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到大森林里去察看。

但已经没地方可转移，再说也晚了。这是游击队遭到最严重失败的时期。白军在彻底覆灭之前决定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打击，把树林里的非正规部队消灭干净。于是他们集结起前线的一切力量，把游击队包围起来。他们从各个方向向游击队逼近。如果他们包围的半径小一点，游击队便会遭到惨败。白军的包围圈过大，这挽救了他们。冬天的来临使敌人无法在通不过的无边的大森林里收缩包围圈，把这支农民部队更紧地包围起来。

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能制定出具有军事优势的计划，他们还能突破包围圈，进入新的阵地。

但是，并没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意图。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下级军官自己都已灰心丧气，失去对下属的影响力。高级军官每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突围方案。

必须放弃寻找别的过冬地方的打算，在树林深处修筑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冬天雪深，使缺乏雪橇的敌人无法进入树林。必须挖战壕，储备更多的粮食。

游击队的军需主任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奇缺。牲畜足够，比休林估计，到了冬天，主要的食品是肉和牛奶。

冬季服装短缺。一部分队员衣不蔽体。营地里的狗统统被续死。会棵皮子的人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不准医生使用运输工具。大车现在有更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段路程用担架把重伤员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芒硝了。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结晶体，使用时需要在酒精中溶解。悔不该毁掉酿造私酒的设备，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酿酒装置，或者再修建一个新的。又恢复了用于医疗目的的私酒生产。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使使眼色，摇摇头。酗酒现象又重新出现，使军营中涣散的空气更加涣散。

蒸馏出来的液体几乎达到一百度。这样浓的液体很容易溶解结晶体。后来，初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金鸡纳树皮泡在这种私酿的酒里，用它治疗随着严寒季节的到来再度出现的斑疹伤寒。

这些日子，医生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家属。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和小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波。他们被经历过的灾祸吓破了胆，正等待新的灾祸。流浪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淡黄色头发晒成了亚麻色，因风吹日晒而发黑的脸上长着整齐的白眉毛。孩子们还太小，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惊恐的痕迹，但惊恐把他们母亲脸上的生气驱赶得一千二净，只剩下枯干端正的脸庞，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凝滞在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们大家，特别是孩子，爱得要命。他用锋利的斧头角在木头上给孩子们刻出各种玩具，什么兔子呀，熊呀，公鸡呀，技术之拥熟令医生惊讶不已。

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非常快活，精神为之～振，身体渐渐康复。后来传出消息，鉴于家属对军营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心上人分开，使军营摆脱非军事人员，把运载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把大车围起来过冬。把家属同游击队员分开的议论很多，但实际的准备却很少。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行得通。但帕姆菲尔心里压了一块石头，先前的幻觉又出现了。

冬季来临之际，不安、茫然、恐怖和混乱的形势，荒唐和古怪的现象，搅乱了整个军营。

白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包围了暴乱者。·这次成功的战役是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指挥的。他们都以行动坚决果断著称。军营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以及留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村子里的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破了胆。

上面已经说过，白军找不到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在这点上游击队用不着担心。然而，也不能对敌人的包围置之不理。屈从环境会增长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也许没有危险，但总得冲破包围圈，哪怕算是向敌人示威呢。

为此分出游击队大部分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向西面的圆弧突围。经过几天苦战，游击队击溃了白军，在这里打开了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这个缺口成了自由通行的地带，打开了通向大森林中的暴乱者的道路。大批新难民从这里奔向游击队。这批从农村逃出来的和平居民并非游击队员们的直系亲属。周围的农民惧怕白军的惩罚措施，都离开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地投向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卫者。

但游击队正想摆脱已有的吃闲饭的人。他们管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到树林外去阻挡难民，把他们阻挡在大道上，把他们领到树林旁边契里姆卡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地里。这块空地是磨坊四周的农舍形成的，人们管它叫农舍村院。打算把难民安置在这里过冬，并把分配给他们的食物也存放在这里。

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连游击队司令部的措施也无法跟上。

对敌人取得的胜利反而使情况复杂化了。白军把冲破包围圈的那股游击队员放进自己的后方后，又缩紧并封闭了缺口。那股脱离主力部队的人返回森林的道路被切断了。

逃到游击队里来的家属也出了事儿。在无法通行的密林里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没找到她们，同她们走岔了，只好自己回来，可女人们本能地走进大森林的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机智的奇迹：把两旁的树木砍倒，架起木桥，开出＿条路。

这一切都是违背游击队司令部意愿的，把利韦里的计划和决定完全打乱了。

因此，他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大发脾气。公路从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穿过大森林。他的军官们站在公路上辩论，是否割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同流浪汉兼捕兽人正谈得起劲，向他们直摆手，表示他马上就到他们那儿去，请他们等他一下，先别走。

斯维利德对判处伏多维钦科死刑的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伏多维钦科根本无罪，只不过他的影响、他同利韦里争高下造成了军营的分裂。斯维利德想脱离游击队，去过先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当然不可能。他被游击队雇用了，把自己卖给了游击队，如果他离开林中弟兄，等待他的将是枪毙的命运。

气候坏得不能再坏了。一阵离地面很低的急风，吹散了一块块如同飞舞的煤烟片似的乌云。从乌云中突然降下雨雪，仿佛一个穿白衣服的怪物突然拍起风来。

刹那间远处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雪。但白雪马上又融化得一干二净。天地黑得像木炭，从远处刮来的暴雨从天上斜泼下来。地面再也吸收不了水。但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开，仿佛要给天空通风，从上面打开泛着寒冷青光的玻璃窗户。土壤无法吸收的积水仿佛回答天空似的，也打开泛着同样光泽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

阴雨像一团烟雾滑过针叶林灌满松脂的松针，但无法穿透它们，就像水流不进油市一样。雨水落在电话线上，仿佛穿了一串晶莹的珠子。它们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派到大森林深处接游击队员家属的人之一。他想告诉队长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队长根本无法执行的、相互矛盾的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告诉队长妇女当中最软弱的、失去信心的那部分人所干出的暴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徒步跋涉，奶水没有了，迈不动步子，发了疯，把孩子扔在路上，把口袋里的面粉倒掉，掉头向后转。决死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喂树林里的野兽好。

另一些妇女，最坚强的妇女，表现出的忍耐和勇敢是男人所无法理解的。斯维利德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要向利韦里报告。他想提醒队长预防威胁军营的另一次暴乱，比被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的暴乱，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急躁地催他快说，催得他失去了说话的本领。利韦里不断打断他并非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向他招手，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人们不停地向他提出这些看法，利韦里心里对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话卡在嗓子眼里会把我憋死的。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上难民车队去一趟，叫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别胡闹。她们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倒要问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激战一场？”

“简单点，斯维利德。你瞧他们喊我呢。别绕弯子。”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鬼知道那个泼妇是什么东西。她说要给我当女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说的就是女兽医，给牛治病。可她现在哪儿管给牲口治病啊，成了老虔婆，替牛做弥撒，把刚逃来的家属教坏了。她说怪你们自己吧，谁叫你们撩起裙子跟着小红旗跑的？下次别再找他们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难民，咱们游击队的还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可我已经命令把她们安顿在农舍村院里了，就是契里姆卡河上的磨坊。她们怎么到这儿来啦？”

“还说农舍村院呢。你的农舍村院早烧成一堆灰了，连磨坊和树木都统统烧光了。她们到契里姆卡河岸上～看，光秃秃的一片。一半人马上疯了，大哭大闹，又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另一半掉转车辕，都上这儿来了。”

“穿过密林，穿过泥塘？”

“锯子和斧子干什么用的？咱们已经派人去保护她们了——帮助她们。听说砍通了三十俄里，还架了桥，这群鬼东西。你还能说她们是娘儿们吗？这群坏东西一天干的咱们三天也干木出来。”

“好家伙！你高兴什么，蠢东西，砍通了三十俄里的道路。这正中维岑和克瓦德里的下怀。开通了一条通向大森林的路，炮兵也能开进来。”

“挡住。挡住。派人挡住不就完了。”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

白天缩短了，五点钟天就黑了。快到黄昏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穿过大道。医生向军营走去。在被视为军营标界的林中空地和生长着一棵花揪树的小山丘附近，他听到库巴里哈逗乐的激昂的声音。他把这位巫医戏称为自己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尖声唱着一首快活的、下流的曲子，大概是民间小曲。有人听她唱。她的歌声不时被一阵赞赏的笑声打断，有男人的笑声，也有女人的笑声。后来周围寂静下来。大概听她唱歌的人走散了。

库巴里哈以为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低声唱起另一支小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担心掉过沼泽里，在黑暗中慢慢向花揪树前环绕着泥泞的林间空地的小径走去，停在那里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过这支歌。也许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像被拦河坝拦住的流水。它仿佛静止不动了，但在深处却并未停止流动，从闸门里流出来，它平静的表面是骗人的。

她想方设法，用重复和平行叙述的方法，限制住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进度。一段唱完马上又开始另一段，让我们感到惊讶。克制自己并驾驭自己的悲伤的力量便这样表现出来。这是用话语制止时间流动的狂妄的尝试。

库巴里哈边说边唱道：

一只野兔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和白雪上奔跑。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从花揪树旁跑过，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向花批树哭诉。

我这兔儿是不是有一颗羞怯的心，

一颗羞怯的心，一颗缩紧的心。

我害怕，兔儿，野兽的踪迹，饿狼的空腹。

可怜我吧，花批树枝，美人儿花揪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敬在大地上，扬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扔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对肝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你对我的妻子低声说句热情的话。

我这个士兵被人俘虏，倍受熬煎，

在别国的土地上心里寂寞。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挣脱，

飞向我的心肝，我的美人。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雷哈的母牛念咒治病。帕雷哈便是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但大家都管她叫法杰夫娜。母牛从牛群中牵出来，李进树丛，把它的一只角拴在树上。女主人坐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会念咒语的士兵老婆坐在后腿旁边的挤奶凳上。

其余的数不清的牛群挤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里。宝塔形的云杉像一堵高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云杉粗壮的树干仿佛坐在地上，底下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叉开。

西伯利亚繁殖的都是瑞士良种牛，几乎都是黑白花的。没有草吃，长途跋涉，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已经把母牛折磨得一点劲都没有了，它们所受的罪不比人少。它们身子挨着身子挤得发了狂。它们昏了头，忘记自己的性别，竟像公牛似的叫着趴在别的母牛身上，使劲拽搭拉下来的大乳房。压在下面的母牛竖起尾巴，从它们身子下挣脱出来，踩断矮树林冲进密林，看牛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喊叫着追赶它们。

林中空地上雨雪凝成的黑白云团，仿佛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杂乱地挤压在一起，竖立起来，互相重叠，同地上的母牛一样。

挤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群妨碍巫婆念咒语。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困惑未免有失身份。能手的自尊心制止了她。她做出没看见他们的样子。医生从人群后面观察她，但她没看见医生。

他头一次认真打量她。她戴着一成不变的美国船形帽，穿着干涉军的淡绿色军大衣，衣领马虎地斜向一边。然而，从她脸上傲慢的表情里流露出隐秘的情欲，从她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的眼圈和眉毛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不年轻的女人穿什么和不穿什么都无所谓。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样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几天来她老得不像样子。两只鼓起的眼睛快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瘦得像车辕的脖子上鼓出青筋。这是暗中恐惧的结果。

“挤不出奶来，亲爱的。”阿加菲娜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就是不下奶。”

“哪里是怀忠了！你瞧奶头上有脓。我给你点草药膏抹一抹。当然，我还要念咒。”

“另一件倒霉的事是我丈夫。”

“我念咒让他不胡闹。这办得到。他会紧紧粘着你，分都分木开。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哪儿是胡闹呀。要是胡闹倒好了。倒霉的是恰恰相反，他简直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知道他操的是什么心。他想的是把军营分成两半，他上一个地方去，我们上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他又不跟我们在一块。没人保护我们。他们折磨我们，拿我们的痛苦取乐。我知道他的想法。可别对自己人干出蠢事儿呀。”

“让我想想。我们会减轻你的悲伤。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哪儿有第三件呢！就这么两件，母牛和丈夫。”

“唉，你就这么一点倒霉的事呀，亲爱的，上帝会宽恕你的。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怜的人儿有两件伤心事，而一件是疼爱你的丈夫。我给你治母牛，你给我什么？咱们开始治母牛啦。”

“可你要什么呢？”

“一个大白面包外加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你在开玩笑吧？”

“你要太心疼的话，那就除掉面包。光你丈夫，咱们保管成交。”

周围的人笑得更厉害了。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你丈夫，是母牛。”

“美人儿。”

“这儿有一半的牛名叫美人儿。好吧，画十字吧。”

于是她开始对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入了迷，向阿加菲妞传授了一整套巫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着了魔，听她念念有词，就像他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听马车夫瓦克赫绘声绘色地闲扯一样。

士兵老婆念道：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除掉邪病和脓疮。脓疮快离开乳头。美人儿，别动弹，别碰翻凳子。站得稳如山，牛乳流成河。骇人的斯特拉菲拉，揭掉它身上的癫疤，把癫疤扔进尊麻。巫师的话将同圣旨一样灵验。

“阿加菲什卡，你什么都得学会，辞谢，训示，逃避咒和保护咒。你瞧，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其实那是妖精在同天使开仗，互相砍杀，就像你们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我指的地方。你看的方向不对，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朝我指的地方看。对啦，对啦。你看那是什么？你以为风把禅树上的两根树枝卷在一起？你以为鸟儿要筑巢？可别那样想。那是玩的把戏。那是美人鱼在给女儿编花冠。它听见人从旁边走过，扔下花冠，被人吓跑了。夜里它准能编好，你瞧着吧。

“再拿你们的红旗来说吧。你怎么想？你以为它是一面旗子？其实它才不是旗子呢，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紫手绢。我为什么说诱惑？她向年轻的小伙子们挥手绢，眨眼睛，诱惑他们去残杀，去送死，然后放出瘟疫。而你们却相信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一切都得知道。不管哪只鸟儿，哪块石头，哪株草。比如，那只鸟儿是灰欧惊鸟，那只野兽是灌。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上谁了尽管说，我准能让他迷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或者是伊万皇太子。你以为我在吹牛？我才不吹牛呢。不信你就听着吧。到了冬天。刮起暴风雪，卷起雪柱，我拿刀子插进雪柱，一直插到刀柄，拔出来的时候刀子上全是鲜血。什么，你没听说过？啊？你以为我吹牛？可雪柱里哪儿来的鲜血？这是风呀，空气呀，雪沫呀。妙就妙在这儿，大嫂，这雪柱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女巫丢失的孩子变成的。女巫正在野地里找他，哭号，但无法找到。我刀子插的就是他，所以才有血嘛。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任何男人的脚（赌u下来，用丝线缝在你的裙子上。你上哪儿，甭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的皇太子，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这也跟‘全世界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一样？

“再比如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像下雨似的。人一迈出家门口，石头就落在他脑袋上。有人见过骑兵在天空奔驰，马蹄碰着屋顶。先前魔法师还发现：有的女人身上有五谷或者蜜或者皮货。武士们便打开她们的肩膀，像打开箱子一样，用剑从一个女人肩肿骨里挑出一斗麦子，另一个身上有一只松鼠，还有一个身上有一个蜂房。”

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有些男人对女人的同情超越了想象的限度。他们的同情心把她置于无法实现的、在人世上找不到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处境当中。他们嫉妒她周围的空气，自然规律，以及她出生前的儿千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文化修养足以使他在巫婆最后的话里听出某部编年史，不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便是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几段，但已被歪曲得不像样子，变成伪书了。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代代口头流传，被巫师和说故事的人随意歪曲。它们早先就弄乱了，又被抄录的人照抄下来。

为何暴虐的传说竟如此打动他？为何他竟把这种胡说八道，这种荒谬已极的话当成现实状况呢？

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肿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

嗅，他多爱她！她多美啊！她美得正像他梦寐以求的那样。但她哪一点可爱呢？能说出来并能分析出来的是什么呢？懊，不。那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气勾勒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单纯而流利的线条，而她便在这绝妙的轮廓中把灵魂交给了他，就像浴后的婴儿紧紧裹在襁褓中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出了什么事？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他们被包围了，而他同他们分享共同的命运。多么荒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开始头昏眼花了。一切都从他眼前浮过。这时本应下雪，但却落起雨点来。仿佛一条横跨街道的条幅上的标语，林间空地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的空气里延伸着一个奇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头像的模糊幻影。头像在哭泣，下得越来越大的雨亲吻着它，冲洗着它。

“你走吧。”女巫对阿加菲娜说，“我已经替你的牛念过咒，它会好的。向圣母祷告吧。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一本兽语的书。”

大森林的西部边界发生了战斗。但大森林太大了，在它看来战斗仿佛发生在一个大国的遥远边界上，而隐没在它的密林中的营地里的人是如此之多，不管多少人出去参加战斗，都还有更多的人留在营地里，它永远不会是空的。

战斗地方的枪炮声几乎到达不了营地深处。树林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在很近的地方枪声一声接一声，一下子又变成了混乱的密集射击。他们听到枪声的地方发生一片骚乱，大伙儿急忙向四面八方冲去。属于营地后备队的人向自己的大车跑去，引起一片惊慌。人人都作好了作战准备。

惊慌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是一场虚惊。人们又都奔向开枪射击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新来的人不断地走到围着的人群跟别。

人群围着一个砍掉手脚的人。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他的右手和左腿被砍掉，但还没断气。简直不可思议，这倒霉的家伙竟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爬到了营地。砍下来的血肉模糊的手和腿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木牌子，木牌子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在最难听的骂街的话当中写道，这是对红军支队兽行的报复。但林中的游击队员同那支部队毫不相干。此外，木牌子上还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按照木牌子上规定的期限向维岑军团的军代表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这样对待所有的游击队员。

被砍掉手脚的人浑身冒血，用卷起的舌头低声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拷打和折磨。他几次失去知觉。原来判处他死刑，但没把他吊死，改为砍去手脚，以示宽大，然后把他放回营地，恐吓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哨线的路上，然后放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又追着在他后面向天空鸣枪。

被折磨得快要断气的人微微龛动着嘴唇。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垂到他嘴边，想听清他含混木清地说的是什么。他说：

“弟兄们，小心点。他冲破咱们的防线了。”

“已经派出了阻截队。一场恶战。我们挡得住。”

“缺口。缺口。他想出其不意。我知道。哎呀，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浑身冒血，咳血。我马上就完了。”

“你躺一会儿，喘口气。你别说话了。别让他说话了，没心肝的家伙们。这对他有害。”

“我身上一块好肉都没有了，吸血鬼，狗日的。他说，你要不说出你是谁，我叫你用你自己的血洗澡。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真正的逃兵。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跑到你们这儿来了。”

“你老说‘他’。审问你的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喘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都是维岑的部下。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全城的人都在惨叫。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剥皮，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施进死牢。你往四外一摸——囚笼。囚笼里装四十多个人，人人只穿一条裤权。不知什么时候打开囚笼，把你抓出去。抓着谁算谁。都脸朝外站着，像宰小鸡似的，抓住哪只算哪只。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有的审讯。把你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往伤口上撒盐，用开水浇。你呕吐或大小便，就叫你吃掉。至于孩子和妇女，嗅，上帝呀！”

不幸的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没说完，尖叫了一声，便噎了一下，便断气了。大家不知怎的马上就明白了，摘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傍晚，另一件比这桩惨无人道的事件更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

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绕着死者的人群当中。他看见了他，听了他讲的遭遇，读了木牌上充满恐吓意味的话。

他为他死后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害怕到了极点。他在想象中看到他们受着缓慢的拷打，看到他们疼痛得变形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呻吟和呼救声。为了免除他们将受到的痛苦并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在一阵无法克制的悲伤中自己结果了他们。他用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几天前他替女儿们和爱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做玩具的那把。

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杀死自己。他在想什么呢？他会出什么事？有何打算和意图？这是个明显的疯子，无法挽救的废人。。

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把头低垂在胸前，在军营里游荡，两只浑浊的黄眼睛发直。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下去的、非人的痛苦挤出的痴呆笑容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脸。

没人可怜他。人人躲避他。有人说应当对他处以私刑，但得不到支持。

世上再没他可做的事了。第二天清晨，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自己就像躲避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

冬天来临了。天气冷得彻骨。严寒的大雾里出现撕裂的声音和看起来并无联系的影像，它们凝滞，移动，消逝。太阳不是通常看到的太阳，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红球挂在树林中。像蜜似的摇用色的光线，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缓慢地向四外扩散，但扩散到一半的地方便凝滞在空气中，冻结在树枝上。

许多只看不见的穿着毡鞋的脚，沿着所有的方向移动，像一堵墙似的擦着地面，踩在雪上的每一步都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那些戴着围巾帽、穿着短皮袄的形体仿佛在空中飘浮，仿佛沿着星体的天球旋转。

熟人们停下步，聊起天来。他们把像洗过蒸汽浴那样通红的和胡须冻成一团的脸互相靠近。粘成一团的蒸气像云团似的从他们嘴里喷出，同他们仿佛冻僵的不多的话相比，显得大得木成比例。

利韦里在小路上碰见医生。

“啊，是您吗？多少日子没见面了！晚上请您回窑洞，跟我一块过夜。咱们像过去那样聊聊天。我有消息。”

“信使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我们家的人和你们家的人在信使的报告里～个字也没提。可我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意味着他们逃脱了危险。不然准会提到他们的。其他的情况，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说好了，我等您。”

在地窑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他白天问的问题：

“我只请您告诉我，您有我们家的人什么消息没有？”

“您又不想知道鼻子以外的事。您家里的人看来活着，没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绝妙的新闻。要不要来点肉？冻小牛肉。”

“不，谢谢。别把话扯远了。”

“随您的便。我可要吃啦。营房里的人得了坏血病。大家都忘了面包和蔬菜是什么味了。早知道这样，秋天应当组织更多的人采胡桃和浆果，趁逃难的妇女还在这里。我告诉您，情况好得不得了。我一向预言的都实现了。形势有了转机。高尔察克正从各条战线上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明白吗？可您却在唉声叹气。”

“我什么时候唉声叹气了？”

“时时刻刻。特别是维岑紧逼我们的时候。”

医生回想起刚刚过去的秋天，枪毙叛乱分子，帕雷赫砍死妻子和儿女，没完没了地杀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加。鲜血使他呕吐，涌进他喉咙，溅到他的头上，浸满他的眼睛。这完全不是唉声叹气，而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讲清呢？

窑洞里有一股芬芳的焦炭味。焦炭味直冲上脸，呛得鼻子和喉咙发痒。劈碎的木头在三脚铁炉上燃烧，把窑洞照得很亮。木头烧完后，炭灰便落进下面的水盆里，利韦里又点燃一段插进三脚炉的铁圈里。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点完了。劈柴晒得太平，所以烧得快。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的不吃点小牛肉吗？坏血病。您怎么看，医生？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讲清形势，给领导上一堂坏血病的课，再提出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

“天啊，别折磨我了。您都确切知道我的亲人的哪些情况？”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们一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可我还没说完从最近的军事情报中所得到的消息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把他们往东面赶，一直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赶来同我们会合，共同消灭他分散在各处的后勤部队。俄国南方的白军已经肃清。您怎么不高兴呢？这还不够吗？”

“不，我高兴。可我的亲人们在哪里？”

“他们不在瓦雷金诺，这是莫大的幸运。尽管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夏天对您讲的那些话，我当时也那样估计过，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有什么神秘的民族进犯瓦雷金话的荒谬传说吗？可镇子完全荒废了。看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幸好两个家庭提前离开了。我们就相信他们得救了吧。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想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在谁手里？”

“说法也有点荒谬，肯定是个错误。”

“怎么说的？”

“好像城里还有白军。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可能。我现在用确凿的事实向您证明这一点。”

利韦里又在三脚炉里加了一根松明，把一张揉搓得破烂不堪的地图卷到露出划分这一地区的地方，其余的部分卷进去，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指着地图向他解释道：

“您看。这些地区的白军都撤退了。这儿，这儿，整个儿圆周里。您注意看我指的地方了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在尤里亚金方向。换句话说，他们的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必定会陷入包围圈。木管他们的将军多么缺乏指挥才能，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您穿上皮袄啦？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屋里马合烟味太哈鼻子了。我不大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从窑洞里爬出来，用手套把洞口前当凳子坐的粗木墩子上的雪掸掉，坐在上面，两手托着头撑在膝上，沉思起来。冬天的大森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仿佛都不存在了。他把它们忘了。他的想象中只有自己的亲人。他对他们命运的猜测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东尼娜出现在眼前。她抱着舒罗奇卡在刮着暴风雪的野地里行走。她把他裹在被子里，两只脚陷入雪中，用尽全身的力气从雪里拔出脚来。可暴风雪把她往后刮，风把她吹倒在地上，她跌倒又爬起来，两条发软的腿无力地支撑着。嗅，他老是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她两只手一手抱一个，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痛苦和超出他们控制力的紧张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两手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人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在远方，永远在远方，他一辈子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是这样的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嗅，最好不要提这些问题，最好木要想，最好不要弄清楚。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的念头转了个方向。他改变了回到利韦里那儿去的念头。

雪橇、一袋面包干和逃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早已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营地警戒线外的一株大冷杉下面的雪地里，为了准确起见，他还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他沿着行人在雪堆里踏出的小径向那里走去。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轮圆月在天空中照耀。医生知道夜间岗哨的配置，成功地绕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冻了一层冰的花揪树下的空地上的时候，远处的哨兵喊住了他，直着身子踏着滑雪板飞快地向他滑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你是谁？讲清楚。”

“我说老弟，你怎么糊涂啦？自己人。你不认识啦？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对不起。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就是日瓦戈我也不放你过去。咱们得照规矩办事。”

“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啊倒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说的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好啦。夜里出来找什么鬼？有病人？”

“睡不着，渴得要命。想道个弯儿，吞两口雪。看见花揪树上的冻浆果，想摘几个吃。”

“真是老爷们的糊涂想法，冬天摘浆果。三年来一直在清除你们的糊涂想法，可就是清除不掉。一点觉悟也没有。去摘你的浆果吧，脑筋不正常的人。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哨兵使劲一蹬滑雪板，踏着吱吱响的长滑雪板，像来时一样快，站着滑到旁边去了，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越滑越远，滑到像稀稀拉拉的头发似的光裸的冬天树丛后面。而医生走的雪中小径把他带到刚才提到过的花揪树前。

它一半理在雪里，一半是上冻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落满白雪的树枝伸向前方迎接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的胳膊，便抓住树枝拉到自己跟前。花揪树仿佛有意识地回答他，把他从头到脚撒了一身白雪。他喃喃自语，自己也木明白说的是什么，完全把自己忘了：

“我将看见你，我如画的美人，我的花揪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小。乙肝。”

夜是明亮的。月亮在天上照耀。他继续穿过树林向朝思暮想的冷杉走去，挖出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游击队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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