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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典读书

  • 孔尚任《桃花扇》

    试一出·先声
    第一出·听稗
    第二出·传歌
    第三出·哄丁
    第四出·侦戏
    第五出·访翠
    第六出·眠香第
    七出·却奁
    第八出·闹榭
    第九出·抚兵
    第十出·修札
    第十一出·投辕
    第十二出·辞院
    第十三出·哭主
    第十四出·阻奸
    第十五出·迎驾
    第十六出·设朝
    第十七出·拒媒
    第十八出·争位
    第十九出·和战
    第二十出·移防 闰二十出·闲话
    加二十一出·孤吟 第二十一出·媚座
    第二十二出·守楼
    第二十三出·寄扇
    第二十四出·骂筵
    第二十五出·选优
    第二十六出·赚将
    第二十七出·逢舟
    第二十八出·题画
    第二十九出·逮社
    第三十出·归山
    第三十一出·草檄
    第三十二出·拜坛
    第三十三出·会狱
    第三十四出·截矶
    第三十五出·誓师
    第三十六出·逃难
    第三十七出·劫宝
    第三十八出·沉江
    第三十九出·栖真
    第四十出·入道 续四十出·余韵

    试一出·先声

    　　康熙甲子八月

    　　【蝶恋花】（副末毡巾、道袍、白须上）
    　　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
    　　旧恨填胸一笔抹，遇酒逢歌，随处留皆可。子孝臣忠万事妥，休思更吃人参果。
    　　日丽唐虞世，花开甲子年；山中无寇盗，地上总神仙。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爵位不尊，姓名可隐。最喜无祸无灾，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

    　　（内问介）请问那几种祥瑞？
    　　（屈指介）河出图，洛出书，景星明，庆云现，甘露降，膏雨零，凤凰集，麒麟游，蓂荚发，芝草生，海无波，黄河清。件件俱全，岂不可贺！老夫欣逢盛世，到处遨游。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更可喜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做了一个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

    　　（内）请问这本好戏，是何人著作？
    　　（答）列位不知，从来填词名家，不着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
    　　（内）这等说来，一定是云亭山人了。
    　　（答）你道是那个来？
    　　（内）今日冠裳雅会，就要演这本传奇。你老既系旧人，又且听过新曲，何不把传奇始末，预先铺叙一番，大家洗耳？
    　　（答）有张道士的《满庭芳》词，歌来请教罢：
    　　【满庭芳】
    　　公子侯生，秣陵侨寓，恰偕南国佳人；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纷纭。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吊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我与指迷津。

    　　（内）妙，妙，只是曲调铿锵，一时不能领会，还求总括数句。（答）待我说来：
    　　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
    　　侯公子断除花月缘，张道士归结兴亡案。
    　　道犹未了，那公子早已登场，列位请看。

    第一出·听稗

    　　崇祯癸未二月

    　　【恋芳春】（生儒扮上）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鹧鸪天】
    　　院静厨寒睡起迟，秣陵人老看花时；城连晓雨枯陵树，江带春潮坏殿基。
    　　伤往事，写新词，客愁乡梦乱如丝。不知烟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谁？
    　　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归德人也。夷门谱牒，梁苑冠裳。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选诗云间，征文白下，新登复社之坛。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人邻耀华之宫，偏宜赋酒；家近洛阳之县，不愿栽花。自去年壬午，南闱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烽烟未靖，家信难通，不觉又是仲春时候；你看——碧草粘天，谁是还乡之伴；黄尘匝地，独为避乱之人。（叹介）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幸喜社友陈定生、吴次尾，寓在蔡益所书坊，时常往来，颇不寂寞。今日约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须索早去。

    　　【懒画眉】乍暖风烟满江乡，花里行厨携着玉缸；笛声吹乱客中肠，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下）

    　　（末、小生儒扮上）

    　　【前腔】王气金陵渐凋伤，鼙鼓旌旗何处忙？怕随梅柳渡春江。（末）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小生）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末问介）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小生）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那宁南侯左良玉，还军襄阳。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合）无主春飘荡，风雨梨花摧晓妆。

    　　（生上相见介）请了，两位社兄，果然早到。
    　　（小生）岂敢爽约！
    　　（末）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沽酒相待。
    　　（副净扮家僮忙上）节寒嫌酒冷，花好引人多。禀相公，来迟了，请回罢！
    　　（末）怎么来迟了？
    　　（副净）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一座大大道院，早已占满了。
    　　（生）既是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倒也有趣！
    　　（小生）依我说，不必远去，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说书最妙，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闻他在此作寓，何不同往一听，消遣春愁？
    　　（末）这也好！
    　　（生怒介）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
    　　（小生）兄还不知，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藏；还在这里蓄养声伎，结纳朝绅。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这柳麻子也在其内，岂不可敬！
    　　（生惊介）阿呀！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该去物色的！
    　　（同行介）

    第二出·传歌

    　　癸未二月

    　　【秋夜月】（小旦倩妆扮鸨妓李贞丽上）深画眉，不把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将筝弦紧系，把笙囊巧制。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
    　　妾身姓李，表字贞丽，烟花妙部，风月名班；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铅华未谢，丰韵犹存。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这里有位罢职县令，叫做杨龙友，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常到院中夸俺孩儿，要替他招客梳栊。今日春光明媚，敢待好来也。
    　　（叫介）ㄚ鬟，卷帘扫地，伺候客来。
    　　（内应介）晓得！
    　　（末扮杨文骢上）三山景色供图画，六代风流入品题。——下官杨文骢，表字龙友，乙榜县令，罢职闲居。这秦淮名妓李贞丽，是俺旧好，趁此春光，访他闲话。来此已是，不免竟入。
    　　（入介）贞娘那里？（见介）好呀！你看梅钱已落，柳线才黄，软软浓浓，一院春色，叫俺如何消遣也。
    　　（小旦）正是。请到小楼焚香煮茗，赏鉴诗篇罢。
    　　（末）极妙了。（登楼介）帘纹笼架鸟，花影护盆鱼。（看介）这是令爱妆楼，他往那里去了？
    　　（小旦）晓妆未竟，尚在卧房。
    　　（末）请他出来。
    　　（小旦唤介）孩儿出来，杨老爷在此。
    　　（末看四壁上诗篇介）都是些名公题赠，却也难得。（背手吟哦介）

    　　【前腔】（旦艳妆上）香梦回，才褪红鸳被。重点檀唇胭脂腻，匆匆挽个抛家髻。这春愁怎替，那新词且记。

    　　（见介）老爷万福！
    　　（末）几日不见，益发标致了。这些诗篇赞的不差。（又看惊介）呀呀！张天如、夏彝仲这班大名公，都有题赠，下官也少不的和韵一首。
    　　（小旦送笔砚介）
    　　（末把笔久吟介）做他不过，索性藏拙，聊写墨兰数笔，点缀素壁罢。
    　　（小旦）更妙。
    　　（末看壁介）这是蓝田叔画的拳石。呀！就写兰于石旁，借他的衬贴也好。（画介）

    　　【梧桐树】绫纹素壁辉，写出骚人致。嫩叶香苞，雨困烟痕醉。一拳宣石墨花碎，几点苍苔乱染砌。（远看介）也还将就得去；怎比元人潇洒墨兰意，名姬恰好湘兰佩。

    　　（小旦）真真名笔，替俺妆楼生色多矣。
    　　（末）见笑。
    　　（向旦介）请教尊号，就此落款。
    　　（旦）年幼无号。
    　　（小旦）就求老爷赏他二字罢。
    　　（末思介）《左传》云：“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就叫他香君何如。
    　　（小旦）甚妙！香君过来谢了。
    　　（旦拜介）多谢老爷。
    　　（末笑介）连楼名都有了。
    　　（落款介）崇祯癸未仲春，偶写墨兰于媚香楼，博香君一笑。——贵筑杨文骢。
    　　（小旦）写画俱佳，可称双绝。多谢了！
    　　（俱坐介）
    　　（末）我看香君国色第一，只不知技艺若何？
    　　（小旦）一向娇养惯了，不曾学习。前日才请一位清客，传他词曲。
    　　（末）是那个？
    　　（小旦）就叫甚么苏昆生。
    　　（末）苏昆生，本姓周，是河南人，寄居无锡。一向相熟的，果然是个名手。
    　　（问介）传的那套词曲？
    　　（小旦）就是《玉茗堂四梦》。
    　　（末）学会多少了？
    　　（小旦）才将《牡丹亭》学了半本。
    　　（唤介）孩儿，杨老爷不是外人，取出曲本快快温习。待你师父对过，好上新腔。
    　　（旦皱眉介）有客在坐，只是学歌怎的。
    　　（小旦）好傻话，我们门户人家，舞袖歌裙，吃饭庄屯。你不肯学歌，闲着做甚。
    　　（旦看曲本介）

    　　【前腔】（小旦）生来粉黛围，跳入莺花队，一串歌喉，是俺金钱地。莫将红豆轻抛弃，学就晓风残月坠；缓拍红牙，夺了宜春翠，门前系住王孙辔。

    　　（净扁巾、褶子，扮苏昆生上）闲来翠馆调鹦鹉，懒去朱门看牡丹。——在下固始苏昆生是也，自出阮衙，便投妓院，做这美人的教习，不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么。
    　　（竟入见介）杨老爷在此，久违了。
    　　（末）昆老恭喜，收了一个绝代的门生。
    　　（小旦）苏师父来了，孩儿见礼。
    　　（旦拜介）
    　　（净）免劳罢。（问介）昨日学的曲子，可曾记熟了？
    　　（旦）记熟了。
    　　（净）趁着杨老爷在坐，随我对来，好求指示。
    　　（末）正要领教。
    　　（净、旦对坐唱介）

    　　〔皂罗袍〕原来奼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净）错了错了，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连下去。另来另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净）又不是了，丝字是务头，要在嗓子内唱。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

    　　（净）妙妙！是的狠了，往下来。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縻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净）这句略生些，再来一遍。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声溜的圆。

    　　（净）好好！又完一折了。
    　　（末对小旦介）可喜令爱聪明的紧，不愁不是一个名妓哩。
    　　（向净介）昨日会着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客囊颇富，又有才名，正在这里物色名姝。昆老知道么？
    　　（净）他是敝乡世家，果然大才。
    　　（末）这段姻缘，不可错过的。

    　　【琐窗寒】破瓜碧玉佳期，唱娇歌，细马骑。缠头掷锦，携手倾杯；催妆艳句，迎婚油壁。配他公子千金体，年年不放阮郎归，买宅桃叶春水。

    　　（小旦）这样公子肯来梳栊，好的紧了。只求杨老爷极力帮衬，成此好事。
    　　（末）自然在心的。

    　　【尾声】（小旦）掌中女好珠难比，学得新莺恰恰啼，春锁重门人未知。如此春光，不可虚度，我们楼下小酌罢。（末）有趣。（同行介）

    　　（末）苏小帘前花满畦，（小旦）莺酣燕嬾隔春隄；
    　　（旦）红绡裹下樱桃颗，（净）好待潘车过巷西。

    第三出·哄丁

    　　癸未三月

    　　（副净、丑扮二坛户上）
    　　（副净）俎豆传家铺排户，（丑）祖父。
    　　（副净）各坛祭器有号簿，（丑）查数。
    　　（副净）朔望开门点蜡炬，（丑）扫路。
    　　（副净）跪迎祭酒早进署，（丑）休误。
    　　（丑）怎么只说这样没体面的话。
    　　（副净）你会说，让你说来。
    　　（丑）四季关粮进户部，（副净）夸富。
    　　（丑）红墙绿瓦阖家住，（副净）娶妇。
    　　（丑）干柴只靠一把锯，（副净）偷树。
    　　（丑）一年到头不吃素，（副净）醃胙。
    　　（丑）啐！你接得不好，倒底露出脚色来。
    　　（同笑介）咱们南京国子监铺排户，苦熬六个月，今日又是仲春丁期。太常寺早已送到祭品，待俺摆设起来。
    　　（排桌介）
    　　（副净）栗、枣、芡、菱、榛。
    　　（丑）牛、羊、猪、兔、鹿。
    　　（副净）鱼、芹、菁、笋、韭。
    　　（丑）盐、酒、香、帛、烛。
    　　（副净）一件也不少，仔细看着，不要叫赞礼们偷吃，寻我们的悔气呀。
    　　（副末扮老赞礼暗上）啐！你坛户不偷就够了，倒赖我们。
    　　（副净拱介）得罪得罪！我说的是那没体面的相公们，老先生是正人君子，岂有偷嘴之理。
    　　（副末）闲话少说，天已发亮，是时候了，各处快点香烛。
    　　（丑）是。（同混下）

    　　【粉蝶儿】（外冠带执笏，扮祭酒上）松柏笼烟，两阶蜡红初翦。排笙歌，堂上宫悬。捧爵帛，供牲醴，香芹早荐。（末冠带执笏，扮司业上）列班联，敬陪南雍释奠。

    　　（外）下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是也。
    　　（末）下官司业是也。今值文庙丁期，礼当释奠。
    　　（分立介）

    　　【四园春】（小生衣巾，扮吴应箕上）楹鼓逢逢将曙天，诸生接武杏坛前。（杂扮监生四人上）济济礼乐绕三千，万仞门墙瞻圣贤。（副净满髯冠带，扮阮大铖上）净洗含羞面，混入几筵边。

    　　（小生）小生吴应箕，约同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众社兄，同来与祭。
    　　（杂四人）次尾社兄到的久了，大家依次排起班来。
    　　（副净掩面介）下官阮大铖，闲住南京，来观盛典。（立前列介）
    　　（副末上，唱礼介）排班，班齐。鞠躬，俯伏、兴，俯伏、兴，俯伏、兴，俯伏、兴。
    　　（众依礼各四拜介）

    　　【泣颜回】（合）百尺翠云巅，仰见宸题金匾，素王端拱，颜曾四座冠冕。迎神乐奏，拜彤墀齐把袍笏展。读诗 不愧胶庠，畏先圣洋洋灵显。

    　　（拜完立介）
    　　（唱礼介）焚帛，礼毕。
    　　（众相见揖介）

    　　【前腔】（外、末）北面并臣肩，共事春丁荣典；趋跄环佩，鵷班鹭序旋转。（小生等）司笾执豆，鲁诸生尽是瑚琏选。（副净）喜留都、散职逍遥，叹投闲、名流谪贬。

    　　（外、末下）
    　　（副净拱介）
    　　（小生惊看，问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来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
    　　（副净气介）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过，不容与祭。
    　　（小生）你的罪过，朝野俱知，蒙面丧心，还敢入庙。难道前日防乱揭帖，不曾说着你病根么！
    　　（副净）我正为暴白心迹，故来与祭。
    　　（小生）你的心迹，待我替你说来：

    　　【千秋岁】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合）笑冰山消化，铁柱翻掀。

    　　（副净）诸兄不谅苦衷，横加辱骂，那知俺阮圆海原是赵忠毅先生的门人。魏党暴横之时，我丁艰未起，何曾伤害一人，这些话都从何处说起。

    　　【前腔】飞霜冤，不比黑盆冤，一件件风影敷衍。初识忠贤，初识忠贤，救周魏，把好身名，甘心贬。前辈康对山，为救李空同，曾入刘瑾之门。我前日屈节，也只为着东林诸君子，怎么倒责起我来。春灯谜谁不见，十错认无人辩，个个将咱谴。（指介）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

    　　（小生）好骂好骂！
    　　（众）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
    　　（副末亦喊介）反了反了！让我老赞礼，打这个奸党。（打介）
    　　（小生）掌他的嘴，挦他的毛。
    　　（众乱采须，指骂介）

    　　【越恁好】阉儿珰子，阉儿珰子，那许你拜文宣。辱人贱行，玷庠序，愧班联。急将吾党鸣鼓传，攻之必远；屏荒服不与同州县，投豺虎只当闲猪犬。

    　　（副净）好打好打！
    　　（指副末介）连你这老赞礼，都打起我来了。
    　　（副末）我这老赞礼，才打你个知和而和的。
    　　（副净看须介）把胡须都采落了，如何见人，可恼之极。（急跑介）

    　　【红绣鞋】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攧，腰攧。忙躲去，莫流连。（下）（小生）（众）分邪正，辨奸贤，党人逆案铁同坚。

    　　【尾声】当年势焰掀天转，今日奔逃亦可怜。儒冠打扁，归家应自焚笔砚。

    　　（小生）今日此举，替东林雪愤，为南监生光，好不爽快。以后大家努力，莫容此辈再出头来。
    　　（众）是是！

    　　（众）堂堂义举圣门前，（小生）黑白须争一着先，
    　　（众）只恐输赢无定局，（小生）治由人事乱由天。

    第四出·侦戏

    　　癸未三月

    　　【双劝酒】（副净扮阮大铖忧容上）前局尽翻，旧人皆散，飘零鬓斑，牢骚歌懒。又遭时流欺谩，怎能得高卧加餐。

    　　下官阮大铖，别号圆海。词章才子，科第名家；正做着光禄吟诗，恰合着步兵爱酒。黄金肝胆，指顾中原；白雪声名，驱驰上国。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那时权飞烈焰，用着他当道豺狼；今日势败寒灰，剩了俺枯林鸮鸟。人人唾骂，处处击攻。细想起来，俺阮大铖也是读破万卷之人，什么忠佞贤奸，不能辨别？彼时既无失心之疯，又非汗邪之病，怎的主意一错，竟做了一个魏党？

    　　（跌足介）才题旧事，愧悔交加。罢了罢了！幸这京城宽广，容的杂人，新在这裤子裆里买了一所大宅，巧盖园亭，精教歌舞，但有当事朝绅，肯来纳交的，不惜物力，加倍趋迎。倘遇正人君子，怜而收之，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

    　　（悄语介）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这都不在话下。昨日文庙丁祭，受了复社少年一场痛辱，虽是他们孟浪，也是我自己多事。但不知有何法儿，可以结识这般轻薄。（搔首寻思介）

    　　【步步娇】小子翩翩皆狂简，结党欺名宦，风波动几番。挦落吟须，捶折书腕。无计雪深怨，叫俺闭户空羞赧。

    　　（丑扮家人持帖上）地僻疏冠盖，门深隔燕莺。禀老爷，有帖借戏。
    　　（副净看帖介）通家教弟陈贞慧拜。
    　　（惊介）呵呀！这是宜兴陈定生，声名赫赫，是个了不得的公子，他怎肯向我借戏？
    　　（问介）那来人如何说来？
    　　（丑）来人说，还有两位公子，叫什么方密之、冒辟疆，都在鸡鸣埭上吃酒，要看老爷新编的《燕子笺》，特来相借。
    　　（副净吩咐介）速速上楼，发出那一副上好行头；吩咐班里人梳头洗脸，随箱快走。你也拿帖跟去，俱要仔细着。
    　　（丑应下）
    　　（杂抬箱，众戏子绕场下）
    　　（副净唤丑介）转来。
    　　（悄语介）你到他席上，听他看戏之时，议论什么，速来报我。
    　　（丑）是。（下）
    　　（副净笑介）哈哈！竟不知他们目中还有下官，有趣有趣！且坐书斋，静听回话。（虚下）

    　　（末巾服扮杨文骢上）周郎扇底听新曲，米老船中访故人。下官杨文骢，与圆海笔砚至交，彼之曲词，我之书画，两家绝技，一代传人。今日无事，来听他燕子新词，不免竟入。（进介）这是石巢园，你看山石花木，位置不俗，一定是华亭张南垣的手笔了。（指介）

    　　【风入松】花林疏落石斑斓，收入倪黄画眼。（仰看，读介） “咏怀堂，孟津王铎书”。（赞介）写的有力量。（下看介）一片红毹铺地，此乃顾曲之所。草堂图里乌巾岸，好指点银筝红板。（指介）那边是百花深处了，为甚的萧条闭关，敢是新词改，旧稿删。

    　　（立听介）隐隐有吟哦之声，圆老在内读书。（呼介）圆兄，略歇一歇，性命要紧呀！
    　　（副净出见，大笑介）我道是谁，原来是龙友。请坐，请坐！
    　　（坐介）
    　　（末）如此春光，为何闭户？
    　　（副净）只因传奇四种，目下发刻；恐有错字，在此对阅。
    　　（末）正是，闻得《燕子笺》已授梨园，特来领略。
    　　（副净）恰好今日全班不在。
    　　（末）那里去了？
    　　（副净）有几位公子借去游山。
    　　（末）且把钞本赐教，权当《汉书》下酒罢。
    　　（副净唤介）叫家僮安排酒酌，我要和杨老爷在此小饮。
    　　（内）晓得。
    　　（杂上排酒果介）
    　　（末、副净同饮，看书介）

    　　【前腔】（末）新词细写乌丝阑，都是金淘沙拣。簪花美女心情慢，又逗出烟慵云懒。看到此处，令人一往情深。这燕子啣春未残，怕的杨花白，人鬓斑。

    　　（副净）芜词俚曲，见笑大方。
    　　（让介）请干一杯。
    　　（同饮介）
    　　（丑急上）传将随口话，报与有心人。禀老爷，小人到鸡鸣埭上，看着酒斟十巡，戏演三折，忙来回话。
    　　（副净）那公子们怎么样来？
    　　（丑）那公子们看老爷新戏，大加称赞。

    　　【急三枪】点头听，击节赏，停杯看。（副净喜介）妙妙！他竟知道赏鉴哩。（问介）可曾说些什么？（丑）他说真才子，笔不凡。（副净惊介）阿呀呀！这样倾倒，却也难得。（问介）再说什么来？（丑）论文采，天仙吏，谪人间。好教执牛耳，主骚坛。

    　　（副净佯恐介）太过誉了，叫我难当，越往后看，还不知怎么样哩。
    　　（吩咐介）再去打听，速来回话。
    　　（丑急下）
    　　（副净大笑介）不料这班公子，倒是知己。
    　　（让介）请干一杯。

    　　【风入松】俺呵！南朝看足古江山，翻阅风流旧案，花楼雨榭灯窗晚，呕吐了心血无限。每日价琴对墙弹，知音赏，这一番。

    　　（末）请问借戏的是那班公子？
    　　（副净）宜兴陈定生、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都是了不得学问，他竟服了小弟。
    　　（末）他们是不轻许可人的，这本《燕子笺》词曲原好，有什么说处。
    　　（丑急上）去如走兔，来似飞乌。禀老爷，小的又到鸡鸣埭，看着戏演半本，酒席将完，忙来回话。
    　　（副净）那公子又讲些什么？
    　　（丑）他说老爷呵——

    　　【急三枪】是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副净佯惊介）句句是赞俺，益发惶恐。（问介）还说些什么？（丑）他说为何投崔魏，自摧残。（副净皱眉，拍案恼介）只有这点点不才，如今也不必说了。（问介）还讲些什么？（丑）话多着哩，小人也不敢说了。（副净）但说无妨。（丑）他说老爷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

    　　（副净怒介）阿呀呀！了不得，竟骂起来了。气死我也！

    　　【风入松】平章风月有何关，助你看花对盏，新声一部空劳赞。不把俺心情剖辩，偏加些恶谑毒讪，这欺侮受应难。

    　　（末）请问这是为何骂起？
    　　（副净）连小弟也不解，前日好好拜庙，受了五个秀才一顿狠打。今日好好借戏，又受这三个公子一顿狠骂。此后若不设个法子，如何出门。（愁介）
    　　（末）长兄不必吃恼，小弟倒有个法儿，未知肯依否？
    　　（副净喜介）这等绝妙了，怎肯不依。
    　　（末）兄可知道，吴次尾是秀才领袖，陈定生是公子班头，两将罢兵，千军解甲矣。
    　　（副净拍案介）是呀！
    　　（问介）但不知谁可解劝？
    　　（末）别个没用，只有河南侯朝宗，与两君文酒至交，言无不听。昨闻侯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名唤香君，色艺皆精，料中其意。长兄肯为出梳栊之资，结其欢心，然后托他两处分解，包管一举双擒。
    　　（副净拍手，笑介）妙妙！好个计策。
    　　（想介）这侯朝宗原是敝年侄，应该料理的。
    　　（问介）但不知应用若干。
    　　（末）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也就丰盛了。
    　　（副净）这不难，就送三百金到尊府，凭君区处便了。
    　　（末）那消许多。

    　　（末）白门弱柳许谁攀，（副净）文酒笙歌俱等闲。
    　　（末）惟有美人称妙计，（副净）凭君买黛画春山。

    第五出·访翠

    　　癸未三月

    　　【缑山月】（生丽服上）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

    　　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对三月艳阳之节，住六朝佳丽之场，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昨日会着杨龙友，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现在苏昆生教他吹歌，也来劝俺梳栊；争奈萧索奚囊，难成好事。今日清明佳节，独坐无聊，不免借步踏青，竟到旧院一访，有何不可。（行介）

    　　【锦缠道】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韁，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丑扮柳敬亭上）黄莺惊晓梦，白发动春愁。（唤介）侯相公何处闲游？（生回头见介）原来是敬亭，来的好也；俺去城东踏青，正苦无伴哩。（丑）老汉无事，便好奉陪。（同行介）（丑指介）那是秦淮水榭。（生）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丑指介）这是长桥，我们慢慢的走。（生）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舫。（丑）不觉来到旧院了。（生）听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丑指介）这一条巷里，都是有名姊妹家。（生）果然不同，你看黑漆双门之上，插一枝带露柳娇黄。

    　　（丑指介）这个高门儿，便是李贞丽家。
    　　（生）我问你，李香君住在那个门里？
    　　（丑）香君就是贞丽的女儿。
    　　（生）妙妙！俺正要访他，恰好到此。
    　　（丑）待我敲门。（敲介）
    　　（内问介）那个？
    　　（丑）常来走动的老柳，陪着贵客来拜。
    　　（内）贞娘、香姐，都不在家。
    　　（丑）那里去了？
    　　（内）在卞姨娘家做盒子会哩。
    　　（丑）正是，我竟忘了，今日是盛会。
    　　（生）为何今日做会？
    　　（丑拍腿介）老腿走乏了，且在这石磴上略歇一歇，从容告你。
    　　（同坐介）
    　　（丑）相公不知，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就像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时节，便做盛会。

    　　【朱奴剔银灯】结罗帕，烟花雁行；逢令节，齐斗新妆。（生）是了，今日清明佳节，故此皆去赴会，但不知怎么叫做盒子会。（丑）赴会之日，各携一副盒儿，都是鲜物异品，有海错、江瑶、玉液浆。（生）会期做些甚么？（丑）大家比较技艺，拨琴阮，笙箫嘹喨。（生）这样有趣，也许子弟入会么？（丑摇手介）不许不许！最怕的是子弟混闹，深深锁住楼门，只许楼下赏鉴。（生）赏鉴中意的如何会面？（丑）若中了意，便把物事抛上楼头，他楼上也便抛下果子来。相当，竟飞来捧觞，密约在芙蓉锦帐。

    　　（生）既然如此，小生也好走走了。
    　　（丑）走走何妨。
    　　（生）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厢？
    　　（丑）住在煖翠楼，离此不远，即便同行。（行介）
    　　（生）扫墓家家柳，
    　　（丑）吹饧处处箫。
    　　（生）莺花三里巷，
    　　（丑）烟水两条桥。
    　　（指介）此间便是，相公请进。
    　　（同入介）

    　　（末扮杨文骢、净扮苏昆生迎上）
    　　（末）闲陪簇簇莺花队，
    　　（净）同望迢迢粉黛围。
    　　（见介）
    　　（末）侯世兄怎肯到此，难得难得！
    　　（生）闻杨兄今日去看阮胡子，不想这里遇着。
    　　（净）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
    　　（丑）请坐。
    　　（俱坐）
    　　（生望介）好个煖翠楼！

    　　【雁过声】端详，窗明院敞，早来到温柔睡乡。（问介）李香君为何不见？（末）现在楼头。（净指介）你看，楼头奏技了。（内吹笙、笛介，生听介）鸾笙凤管云中响，（内弹琵琶、筝介，生听介）弦悠扬，（内打云锣介，生听介）玉玎珰，一声声乱我柔肠。（内吹箫介）（生听介）翱翔双凤凰。（大叫介）这几声箫，吹的我消魂，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取扇坠抛上楼介）海南异品风飘荡，要打着美人心上痒！

    　　（内将白汗巾包樱桃抛下介）
    　　（丑）有趣有趣！掷下果子来了。
    　　（净解汗巾，倾樱桃盘内介）好奇怪，如今竟有樱桃了。
    　　（生）不知是那个掷来的，若是香君，岂不可喜。
    　　（末取汗巾看介）看这一条冰绡汗巾，有九分是他了。
    　　（小旦扮李贞丽捧茶壶，领香君捧花瓶上）
    　　（小旦）香草偏随蝴蝶扇，美人又下凤凰台。
    　　（净惊指介）都看天人下界了。
    　　（丑合掌介）阿弥陀佛。
    　　（众起介）
    　　（末拉生介）世兄认认，这是贞丽，这是香君。
    　　（生见小旦介）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渴慕，今才遂愿。
    　　（见旦介）果然妙龄绝色，龙老赏鉴，真是法眼。
    　　（坐介）
    　　（小旦）虎邱新茶，泡来奉敬。
    　　（斟茶，众饮介）
    　　（旦）绿杨红杏，点缀新节。
    　　（众赞介）有趣有趣！煮茗看花，可称雅集矣。
    　　（末）如此雅集，不可无酒。
    　　（小旦）酒已备下，玉京主会，不得下楼奉陪，贱妾代东罢。（唤介）保儿荡酒来！
    　　（杂提酒上）
    　　（小旦）何不行个令儿，大家欢饮？
    　　（丑）敬候主人发挥。
    　　（小旦）怎敢僭越。
    　　（净）这是院中旧例。
    　　（小旦取骰盆介）得罪了。
    　　（唤介）香君把盏，待我掷色奉敬。
    　　（众）遵令。
    　　（小旦宣令介）酒要依次流饮，每一杯干，各献所长，便是酒底。么为樱桃，二为茶，三为柳，四为杏花，五为香扇坠，六为冰绡汗巾。
    　　（唤介）香君敬侯相公酒。
    　　（旦斟生饮介）
    　　（小旦掷色介）是香扇坠。
    　　（让介）侯相公速干此杯，请说酒底。
    　　（生告干介）小生做首诗罢。
    　　（吟介）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
    　　（末）好诗，好诗！
    　　（丑）好个香扇坠，只怕摇摆坏了。
    　　（小旦）该奉杨老爷酒了。
    　　（旦斟、末饮介）
    　　（小旦掷介）是冰绡汗巾。
    　　（末）我也做诗了。
    　　（小旦）不许雷同。
    　　（末）也罢，下官做个破承题罢。
    　　（念介）睹拭汗之物而春色撩人矣。夫汗之沾巾，必由于春之生面也。伊何人之面，而以冰绡拭之；红素相着之际，不亦深可爱也耶？
    　　（生）绝妙佳章。
    　　（丑）这样好文彩，还该中两榜才是。
    　　（旦斟丑酒介）柳师父请酒。
    　　（小旦掷色介）是茶。
    　　（丑饮酒介）我道恁薄。
    　　（小旦笑介）非也，你的酒底是茶。
    　　（丑）待我说个张三郎吃茶罢。
    　　（小旦）说书太长，说个笑话更好。
    　　（丑）就说笑话。

    　　（说介）
    　　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山谷送了一斤阳羨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何如；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
    　　东坡说：“如何斗来？”
    　　佛印说：“你问一机锋，叫黄秀才答。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
    　　东坡说：“就依你说。”
    　　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
    　　山谷答：“把针尖磨去。”
    　　佛印说：“答的好。”
    　　山谷问：“没把葫芦怎生拿？”
    　　东坡答：“抛在水中。”
    　　佛印说：“答的也不错。”
    　　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无见？”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了。”
    　　佛印笑道：“你听兵梆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

    　　（众笑介）
    　　（丑）众位休笑，秀才利害多着哩。
    　　（弹壶介）这样硬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
    　　（生）敬老妙人，随口诙谐，都是机锋。
    　　（小旦）香君，敬你师父。
    　　（旦斟、净饮介）
    　　（小旦掷介）是杏花。
    　　（净唱介） “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
    　　（旦向小旦介）孩儿敬妈妈酒了。
    　　（小旦饮干，掷介）是樱桃。
    　　（净）让我代唱罢。
    　　（唱介） “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丑）昆生该罚了，唱的唇上樱桃，不是盘中樱桃。
    　　（净）领罚。（自斟，饮介）
    　　（小旦）香君该自斟自饮了。
    　　（生）待小生奉敬。
    　　（生斟、旦饮介）
    　　（小旦掷介）不消猜，是柳了，香君唱来。
    　　（旦羞介）
    　　（小旦）孩儿腼腆，请个代笔相公罢。
    　　（掷介）三点，是柳师父。
    　　（净）好好！今日是他当值之日。
    　　（丑）我老汉姓柳，飘零半世，最怕的是 “柳”字。今日清明佳节，偏把个柳圈儿套住我老狗头。
    　　（众大笑介）
    　　（净）算了你的笑话罢。
    　　（生）酒已有了，大家别过。
    　　（丑）才子佳人，难得聚会。
    　　（拉生、旦介）你们一对儿，吃个交心酒何如。
    　　（旦羞，遮袖下）
    　　（净）香君面嫩，当面不好讲得；前日所订梳栊之事，相公意下允否？
    　　（生笑介）秀才中状元，有甚么不肯处。
    　　（小旦）既蒙不弃，择定吉期，贱妾就要奉攀了。
    　　（末）这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好成亲。
    　　（生）只是一件，客囊羞涩，恐难备礼。
    　　（末）这不须愁，妆奁酒席，待小弟备来。
    　　（生）怎好相累。
    　　（末）当得效力。
    　　（生）多谢了。

    　　【小桃红】误走到巫峰上，添了些行云想，匆匆忘却仙模样。春宵花月休成谎，良缘到手难推让，准备着身赴高唐。

    　　（作辞介）
    　　（小旦）也不再留了。择定十五日，请下清客，邀下姊妹，奏乐迎亲罢。
    　　（小旦下）
    　　（丑向净介）阿呀！忘了，忘了，咱两个不得奉陪了。
    　　（末）为何？
    　　（净）黄将军船泊水西门，也是十五日祭旗，约下我们吃酒的。
    　　（生）这等怎处？
    　　（末）还有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都是大清客，借重他们陪陪罢。

    　　（净）煖翠楼前粉黛香，（末）六朝风致说平康；
    　　（丑）踏青归去春犹浅，（生）明日重来花满床。

    第六出·眠香

    　　癸未三月

    　　【临江仙】（小旦艳妆上）短短春衫双卷袖，调筝花里迷楼。今朝全把绣帘钩，不教金线柳，遮断木兰舟。

    　　妾身李贞丽，只因孩儿香君，年及破瓜，梳栊无人，日夜放心不下。幸亏杨龙友，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就是前日饮酒的侯朝宗，家道才名，皆称第一。今乃上头吉日，大排筵席，广列笙歌，清客俱到，姊妹全来，好不费事。
    　　（唤介）保儿那里。
    　　（杂扮保儿搧扇慢上）席前搀趣话，花里听情声。妈妈唤保儿那处送衾枕么？
    　　（小旦怒介）啐！今日香姐上头，贵人将到，你还做梦哩。快快卷帘扫地，安排桌椅。
    　　（杂）是了。
    　　（小旦指点排席介）

    　　【一枝花】（末新服上）园桃红似绣，艳覆文君酒；屏开金孔雀，围春昼。涤了金瓯，点着喷香兽。这当垆红袖，谁最温柔，拉与相如消受。

    　　下官杨文骢，受圆海嘱托，来送梳栊之物。
    　　（唤介）贞娘那里？
    　　（小旦见介）多谢作伐，喜筵俱已齐备。
    　　（问介）怎么官人还不见到？
    　　（末）想必就来。
    　　（笑介）下官备有箱笼数件，为香君助妆，教人搬来。
    　　（杂抬箱笼、首饰、衣物上）
    　　（末吩咐介）抬入洞房，铺陈齐整着！
    　　（杂应下）
    　　（小旦喜谢介）如何这般破费，多谢老爷！
    　　（末袖出银介）还有备席银三十两，交与厨房；一应酒殽，俱要丰盛。
    　　（小旦）益发当不起了。
    　　（唤介）香君快来！
    　　（旦盛妆上）
    　　（小旦）杨老爷赏了许多东西，上前拜谢。
    　　（旦拜谢介）
    　　（末）些须薄意，何敢当谢，请回，请回。
    　　（旦即入介）
    　　（杂急上报介）新官人到门了。
    　　（生盛服从人上）虽非科第天边客，也是嫦娥月里人。
    　　（末、小旦迎见介）
    　　（末）恭喜世兄，得了平康佳丽；小弟无以为敬，草办妆奁，粗陈筵席，聊助一宵之乐。
    　　（生揖介）过承周旋，何以克当。
    　　（小旦）请坐，献茶。
    　　（俱坐）
    　　（杂捧茶上，饮介）
    　　（末）一应喜筵，安排齐备了么？
    　　（小旦）托赖老爷，件件完全。
    　　（末向生拱介）今日吉席，小弟不敢搀越，竟此告别，明日早来道喜罢。
    　　（生）同坐何妨。
    　　（末）不便，不便。（别下）
    　　（杂）请新官人更衣。
    　　（生更衣介）
    　　（小旦）妾身不得奉陪，替官人打扮新妇，撺掇喜酒罢。（别下）
    　　（副净、外、净扮三清客上）一生花月张三影，五字宫商李二红。
    　　（副净）在下丁继之。
    　　（外）在下沈公宪。
    　　（净）在下张燕筑。
    　　（副净）今日吃侯公子喜酒，只得早到。
    　　（净）不知请那几位贤歌来陪俺哩。
    　　（外）说是旧院几个老在行。
    　　（净）这等都是我梳栊的了。
    　　（副净）你有多大家私，梳栊许多。
    　　（净）各人有帮手，你看今日侯公子，何曾费了分文。
    　　（外）不要多话，侯公子堂上更衣，大家前去作揖。
    　　（众与生揖介）
    　　（众）恭喜，恭喜！
    　　（生）今日借光。
    　　（小旦、老旦、丑扮三妓女上）情如芳草连天醉，身似杨花尽日忙。（见介）
    　　（净）唤的那一部歌妓，都报名来。
    　　（丑）你是教坊司么，叫俺报名。
    　　（生笑介）正要请教大号。
    　　（老旦）贱妾卞玉京。
    　　（生）果然玉京仙子。
    　　（小旦）贱妾寇白门。
    　　（生）果然白门柳色。
    　　（丑）奴家郑妥娘。
    　　（生沉吟介）果然妥当不过。
    　　（净）不妥，不妥！
    　　（外）怎么不妥？
    　　（净）好偷汉子。
    　　（丑）呸！我不偷汉，你如何吃得恁胖。
    　　（众诨笑介）
    　　（老旦）官人在此，快请香君出来罢。
    　　（小旦、丑扶香君上）
    　　（外）我们做乐迎接。
    　　（副净、净、外吹打十番介）
    　　（生、旦见介）
    　　（丑）俺院中规矩，不兴拜堂，就吃喜酒罢。
    　　（生、旦上坐）
    　　（副净、外、净坐左边介）
    　　（小旦、老旦、丑坐右边介）
    　　（杂执壶上）
    　　（左边奉酒，右边吹弹介）

    　　【梁州序】（生）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

    　　（右边奉酒，左边吹弹介）

    　　【前腔】（旦）楼台花颤，帘栊风抖，倚着雄姿英秀。春情无限，金钗肯与梳头。闲花添艳，野草生香，消得夫人做。今宵灯影纱红透，见惯司空也应羞，破题儿真难就。

    　　（副净）你看红日啣山，乌鸦选树，快送新人回房罢。
    　　（外）且不要忙，侯官人当今才子，梳栊了绝代佳人，合欢有酒，岂可定情无诗乎？
    　　（净）说的有理，待我磨墨拂笺，伺候挥毫。
    　　（生）不消诗笺，小生带有宫扇一柄，就题赠香君，永为订盟之物罢。
    　　（丑）妙，妙！我来捧砚。
    　　（小旦）看你这嘴脸，只好脱靴罢了。
    　　（老旦）这个砚儿，倒该借重香君。
    　　（众）是呀！
    　　（旦捧砚，生书扇介）
    　　（众念介）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众）好诗，好诗！香君收了。
    　　（旦收扇袖中介）
    　　（丑）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怎的便是辛夷树？
    　　（净）辛夷树者，枯木逢春也。
    　　（丑）如今枯木逢春，也曾鲜花着雨来。
    　　（杂持诗笺上）杨老爷送诗来了。
    　　（生接读介）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缘何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
    　　（生笑介）此老多情，送来一首催妆诗，妙绝，妙绝！
    　　（净） “怀中婀娜袖中藏”，说的香君一搦身材，竟是个香扇坠儿。
    　　（丑）他那香扇坠，能值几文，怎比得我这琥珀猫儿坠。
    　　（众笑介）
    　　（副净）大家吹弹起来，劝新人多饮几杯。
    　　（丑）正是带些酒兴，好入洞房。
    　　（左右吹弹，生、旦交让酒介）

    　　【节节高】（生、旦）金樽佐酒筹，劝不休，沉沉玉倒黄昏后。私携手，眉黛愁，香肌瘦。春宵一刻天长久，人前怎解芙蓉扣。盼到灯昏玳筵收，宫壶滴尽莲花漏。

    　　（副净）你听谯楼二鼓，天气太晚，撤了席罢。
    　　（净）这样好席，不曾吃净就撤去了，岂不可惜。
    　　（丑）我没吃够哩，众位略等一等儿。
    　　（老旦）休得胡缠，大家奏乐，送新人入房罢。
    　　（众起吹打十番，送生、旦介）

    　　【前腔】（合）笙箫下画楼，度清讴，迷离灯火如春昼。天台岫，逢阮刘，真佳偶。重重锦帐香薰透，旁人妒得眉头皱。酒态扶人太风流，贪花福分生来有。

    　　（杂执灯，生、旦携手下）
    　　（净）我们都配成对儿，也去睡罢。
    　　（丑）老张休得妄想，我老妥是要现钱的。
    　　（净数与十文钱，拉介）
    　　（丑接钱再数，换低钱，诨下）

    　　【尾声】（合）秦淮烟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夜夜春情散不收。

    　　（副净）江南花发水悠悠，（小旦）人到秦淮解尽愁，
    　　（外）不管烽烟家万里，（老旦）五更怀里啭歌喉。

    第七出·却奁

    　　癸未三月

    　　（杂扮保儿掇马桶上）龟尿龟尿，撒出小龟；鳖血鳖血，变成小鳖。龟尿鳖血，看不分别；鳖血龟尿，说不清白。看不分别，混了亲爹；说不清白，混了亲伯。
    　　（笑介）胡闹，胡闹！昨日香姐上头，乱了半夜；今日早起，又要刷马桶，倒溺壶，忙个不了。那些孤老、表子，还不知搂到几时哩。
    　　（刷马桶介）

    　　【夜行船】（末）人宿平康深柳巷，惊好梦门外花郎。绣户未开，帘钩才响，春阻十层纱帐。

    　　下官杨文骢，早来与侯兄道喜。你看院门深闭，侍婢无声，想是高眠未起。（唤介）保儿，你到新人窗外，说我早来道喜。
    　　（杂）昨夜睡迟了，今日未必起来哩。老爷请回，明日再来罢。
    　　（末笑介）胡说！快快去问。
    　　（小旦内问介）保儿！来的是那一个？
    　　（杂）是杨老爷道喜来了。
    　　（小旦忙上）倚枕春宵短，敲门好事多。
    　　（见介）多谢老爷，成了孩儿一世姻缘。
    　　（末）好说。
    　　（问介）新人起来不曾？
    　　（小旦）昨晚睡迟，都还未起哩。
    　　（让坐介）老爷请坐，待我去催他。
    　　（末）不必，不必。
    　　（小旦下）

    　　【步步娇】（末）儿女浓情如花酿，美满无他想，黑甜共一乡。可也亏了俺帮衬，珠翠辉煌，罗绮飘荡，件件助新妆，悬出风流榜。

    　　（小旦上）好笑，好笑！两个在那里交扣丁香，并照菱花，梳洗才完，穿戴未毕。请老爷同到洞房，唤他出来，好饮扶头卯酒。
    　　（末）惊却好梦，得罪不浅。
    　　（同下）
    　　（生、旦艳妆上）

    　　【沉醉东风】（生、旦）这云情接着雨况，刚搔了心窝奇痒，谁搅起睡鸳鸯。被翻红浪，喜匆匆满怀欢畅。枕上余香，帕上余香，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

    　　（末、小旦上）
    　　（末）果然起来了，恭喜，恭喜！（一揖，坐介）
    　　（末）昨晚催妆拙句，可还说的入情么。
    　　（生揖介）多谢！
    　　（笑介）妙是妙极了，只有一件。
    　　（末）那一件？
    　　（生）香君虽小，还该藏之金屋。（看袖介）小生衫袖，如何着得下？
    　　（俱笑介）
    　　（末）夜来定情，必有佳作。
    　　（生）草草塞责，不敢请教。
    　　（末）诗在那里？
    　　（旦）诗在扇头。（向袖中取出扇介）
    　　（末接看介）是一柄白纱宫扇。（嗅介）香的有趣。（吟诗介）妙，妙！只有香君不愧此诗。（付旦介）还收好了。
    　　（旦收扇介）

    　　【园林好】（末）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怕遇着狂风吹荡，须紧紧袖中藏，须紧紧袖中藏。

    　　（末看旦介）你看香君上头之后，更觉艳丽了。
    　　（向生介）世兄有福，消此尤物。
    　　（生）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
    　　（小旦）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

    　　【江儿水】送到缠头锦，百宝箱，珠围翠绕流苏帐，银烛笼纱通宵亮，金杯劝酒合席唱。今日又早早来看，恰似亲生自养，赔了妆奁，又早敲门来望。

    　　（旦）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
    　　（生）香君问得有理，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也觉不安。
    　　（末）既蒙问及，小弟只得实告了。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之手。
    　　（生）那个怀宁？
    　　（末）曾做过光禄的阮圆海。
    　　（生）是那皖人阮大铖么？
    　　（末）正是。
    　　（生）他为何这样周旋？
    　　（末）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

    　　【五供养】（末）羡你风流雅望，东洛才名，西汉文章。逢迎随处有，争看坐车郎。秦淮妙处，暂寻个佳人相傍，也要些鸳鸯被、芙蓉妆；你道是谁的，是那南邻大阮，嫁衣全忙。

    　　（生）阮圆老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无故用情，令人不解。
    　　（末）圆老有一段苦衷，欲见白于足下。
    　　（生）请教。
    　　（末）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
    　　（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
    　　（末）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
    　　（旦怒介）官人是何等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川拨棹】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隄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拔簪脱衣介）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末）阿呀！香君气性，忒也刚烈。
    　　（小旦）把好好东西，都丢一地，可惜，可惜！（拾介）
    　　（生）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
    　　（向末介）老兄休怪，弟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

    　　【前腔】（生）平康巷，他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奸邪，那时群起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

    　　（末）圆老一段好意，也还不可激烈。
    　　（生）我虽至愚，亦不肯从井救人。
    　　（末）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
    　　（生）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罢。
    　　（末）正是 “多情反被无情恼，乘兴而来兴尽还。”（下）
    　　（旦恼介）
    　　（生看旦介）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
    　　（小旦）虽如此说，舍了许多东西，倒底可惜。

    　　【尾声】金珠到手轻轻放，惯成了娇痴模样，辜负俺辛勤做老娘。

    　　（生）些须东西，何足挂念，小生照样赔来。（小旦）这等才好。
    　　（小旦）花钱粉钞费商量，（旦）裙布钗荆也不妨。
    　　（生）只有湘君能解佩，（旦）风标不学世时妆。

    第八出·闹榭

    　　癸未五月

    　　【金鸡叫】（末、小生扮陈贞慧、吴应箕上）（末）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小生）节闹端阳只一瞬，满眼繁华，王谢少人问。
    　　
    　　（末唤小生介）次尾兄，我和你旅邸抑郁，特到奏淮赏节，怎的不见同社一人？
    　　（小生）想都在灯船之上。
    　　（指介）这是丁继之水榭，正好登眺。
    　　（场上搭河房一座，悬灯垂帘）
    　　（同登介）
    　　（末唤介）丁继老在家么？
    　　（杂扮小僮上）榴花红似火，艾叶碧如烟。
    　　（见介）原来是陈、吴二位相公，我家主人赴灯船会去了。家中备下酒席，但有客来，随便留坐的。
    　　（末）这样有趣！
    　　（小生）可称主人好事矣。
    　　（末）我们在此雅集，恐有俗子阑入，不免设法拒绝他。
    　　（唤介）童子取个灯笼来。
    　　（杂应下，取灯笼上）
    　　（末写介） “复社会文，闲人免进。”
    　　（杂挂灯笼介）
    　　（小生）若同社朋友到此，便该请他入会了。
    　　（末）正是。
    　　（杂指介）你听鼓吹之声，灯船早已来了。
    　　（末、小生凭栏望介）
    　　（生、旦雅妆同丑扮柳敬亭、净扮苏昆生，吹弹鼓板坐船上）

    　　【八声甘州】（末）丝竹隐隐，载将来一队乌帽红裙。天然风韵，映着柳陌斜曛。名姝也须名士衬，画舫偏宜画阁邻。（小生）消魂，趁晚凉仙侣同群。

    　　（末指介）那灯船上，好似侯朝宗。
    　　（小生）侯朝宗是我们同社，该请入会的。
    　　（末指介）那个女客便是李香君，也好请他么？
    　　（小生）李香君不受阮胡子妆奁，竟是复社的朋友，请来何妨。
    　　（末）这等说来，（指介）那两个吹歌的柳敬亭、苏昆生，不肯做阮胡子门客，都是复社朋友了。请上楼来，更是有趣。
    　　（小生）待我唤他。
    　　（唤介）侯社兄，侯社兄！
    　　（生望见介）那水榭之上，高声唤我的，是陈定生、吴次尾。（拱介）请了。
    　　（末招手介）这是丁继之水榭，备有酒席，侯兄同香君、敬亭、昆生都上楼来，大家赏节罢。
    　　（生）最妙了。
    　　（向丑、净、旦介）我们同上楼去。
    　　（吹弹上介）

    　　【排歌】（生、旦）龙舟并，画桨分，葵花蒲叶泛金樽。朱楼密，紫障匀，吹箫打鼓入层云。

    　　（见介）
    　　（末）四位到来，果然成了个 “复社文会”了。
    　　（生）如何是 “复社文会”？
    　　（小生指灯介）请看。
    　　（生看灯笼介）不知今日会文，小弟来的恰好。
    　　（丑） “闲人免进”，我们未免唐突了。
    　　（小生）你们不肯做阮家门客的，那个不是复社朋友？
    　　（生）难道香君也是复社朋友么？
    　　（小生）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
    　　（末）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
    　　（旦笑介）岂敢。
    　　（末唤介）童子把酒来斟，我们赏节。
    　　（末、小生、生坐一边，丑、净、旦坐一边。饮酒介）

    　　【八声甘州】（末、小生）相亲，风流俊品，满座上都是语笑春温。（丑、净）梁愁隋恨，凭他燕恼莺嗔。（生、旦）榴花照楼如火喷，暑汗难沾白玉人。（杂报介）灯船来了，灯船来了。（指介）你看人山人海，围着一条烛龙，快快看来！（众起凭栏看介）（扮出灯船，悬五色角灯，大鼓大吹绕场数回下）（丑）你看这般富丽，都是公侯勋卫之家。（又扮灯船悬五色纱灯，打粗十番，绕场数回下）（净）这是些富商大贾，衙门书办，却也闹热。（又扮灯船悬五色纸灯，打细十番，绕场数回下）（末）你看船上吃酒的，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们。（小生）我辈的施为，倒底有些 “郊寒岛瘦”。（众笑介）（合）纷纭，望金波天汉迷津。

    　　（生）夜阑更深，灯船过尽了，我们做篇诗赋，也不负会文之约。
    　　（末）是，是，但不知做何题目？
    　　（小生）做一篇哀湘赋，倒有意思的。
    　　（生）依小弟愚见，不如即景联句，更觉畅怀。
    　　（末）妙，妙！
    　　（问介）我三人谁起谁结？
    　　（生）自然让定生兄起结了。
    　　（丑问介）三位相公联句消夜，我们三个陪着打盹么？
    　　（末）也有个借重之处。
    　　（净）有何使唤？
    　　（末）俺们每成四韵，饮酒一杯，你们便吹弹一回。
    　　（生）有趣，有趣！真是文酒笙歌之会。
    　　（末拱介）小弟竟僭了。
    　　（吟介）赏节秦淮榭，论心剧孟家。
    　　（小生）黄开金裹叶，红绽火烧花。
    　　（生）蒲剑何须试，葵心未肯差。
    　　（末）辟兵逢彩缕，却鬼得丹砂。
    　　（末、小生、生饮酒，丑击云锣，净弹月琴，旦吹箫一回介）
    　　（小生）蜃市楼缥缈，虹桥洞曲斜。
    　　（生）灯疑羲氏驭，舟是豢龙拿。
    　　（末）星宿才离海，玻璃更炼娲。
    　　（小生）光流银汉水，影动赤城霞。
    　　（照前介）
    　　（生）玉树难谐拍，渔阳不辨挝。
    　　（末）龟年喧笛管，中散闹筝琶。
    　　（小生）系缆千条锦，连窗万眼纱。
    　　（生）楸枰停斗子，瓷注屡呼茶。
    　　（照前介）
    　　（末）焰比焚椒列，声同对垒哗。
    　　（小生）电雷争此夜，珠翠賸谁家。
    　　（生）萤照无人苑，乌啼有树衙。
    　　（末）凭栏人散后，作赋吊长沙。
    　　（照前介）
    　　（众起介）
    　　（末）有趣，有趣！竟联成一十六韵，明日可以发刻了。
    　　（小生）我们倡和得许多感慨，他们吹弹出无限凄凉，楼下船中，料无解人也。
    　　（净向丑介）闲话且休讲，自古道良宵苦短，胜事难逢。我两个一边唱曲，陈、吴二位相公一边劝酒，让他名士、美人，另做一个风流佳会何如。
    　　（丑）使得，这是我们帮闲本等也。
    　　（末）我与次兄原有主道，正该少申敬意。
    　　（小生）就请依次坐来。
    　　（生、旦正坐，末、小生坐左，丑、净坐右介）
    　　（生向旦介）承众位雅意，让我两个并坐牙床，又吃一回合卺双杯，倒也有趣。
    　　（旦微笑介）
    　　（末、小生劝酒，净、丑唱介）

    　　【排歌】歌才发，灯未昏，佳人重抖玉精神。诗题壁，酒沾唇，才郎偏会语温存。

    　　（杂报介）灯船又来了。
    　　（末）夜已三更，怎的还有灯船？
    　　（俱起凭栏看介）
    　　（副净扮阮大铖，坐灯船。杂扮优人，细吹细唱缓缓上）
    　　（净）这船上像些老白相，大家洗耳，细细领略。
    　　（副净立船头自语介）我阮大铖买舟载歌，原要早出游赏；只恐遇着轻薄厮闹，故此半夜才来，好恼人也！
    　　（指介）那丁家河房，尚有灯火。
    　　（唤介）小厮，看有何人在上？
    　　（杂上岸看，回报介）灯笼上写着 “复社会文，闲人免进”。
    　　（副净惊介）了不得，了不得！
    　　（摇袖介）快歇笙歌，快灭灯火。
    　　（灭灯、止吹，悄悄撑船下）
    　　（末）好好一只灯船，为何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悄然而去？
    　　（小生）这也奇怪，快着人看来。
    　　（丑）不必去看，我老眼虽昏，早已看真了。那个胡子，便是阮圆海。
    　　（净）我道吹歌那样不同。
    　　（末怒介）好大胆老奴才，这贡院之前，也许他来游耍么！
    　　（小生）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欲下介）
    　　（生拦介）罢，罢！他既回避，我们也不必为己甚之行。
    　　（末）侯兄，不知我不己甚，他便己甚了。
    　　（丑）船已去远，丢开手罢。
    　　（小生）便益了这胡子！
    　　（旦）夜色已深，大家散罢。
    　　（丑）香姐想妈妈了，我们送他回去。
    　　（末、小生）我二人不回寓，就下榻此间了。
    　　（生）两兄既不回寓，我们过船的，就此作别罢。请了。
    　　（末、小生）请了。（先下）
    　　（生、旦、丑、净下船，杂摇船行介）

    　　【余文】下楼台，游人尽；小舟留得一家春，只怕花底难敲深夜门。

    　　（生）月落烟浓路不真，（旦）小楼红处是东邻；
    　　（丑）秦淮一里盈盈水，（净）夜半春帆送美人。

    第九出·抚兵

    　　癸未七月

    　　【点绛唇】（副净、末扮二将官，杂扮四小卒上）旗卷军牙，射潮弩发鲸鲵怕。操弓试马，鼓角斜阳下。

    　　俺们镇守武昌兵马大元帅宁南侯麾下将士是也。今日点卯日期，元帅升帐，只得在此伺候。
    　　（吹打开门介）

    　　【粉蝶儿】（小生戎装，扮左良玉上）七尺昂藏，虎头燕颌如画，莽男儿走遍天涯。活骑人，飞食肉，风云叱咤。报国恩，一腔热血挥洒。

    　　建牙吹角不闻喧，三十登坛众所尊；
    　　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
    　　咱家左良玉，表字昆山，家住辽阳，世为都司，只因得罪罢职，补粮昌平。幸遇军门侯恂，拔于走卒，命为战将，不到一年，又拜总兵之官。北讨南征，功加侯伯；强兵劲马，列镇荆襄。
    　　（作势介）看俺左良玉，自幼习学武艺，能挽五石之弓，善为左右之射；那李自成、张献忠几个毛贼，何难勦灭。只可恨督师无人，机宜错过，熊文灿、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丁启睿、吕大器又因怠玩而无功。只有俺恩帅侯公，智勇兼全，尽能经理中原；不意奸人忌功，才用即休，叫俺一腔热血，报主无期，好不恨也！
    　　（顿足介）罢，罢，罢！这湖南、湖北，也还可战可守，且观成败，再定行藏。（坐介）

    　　（内作众兵喊叫，小生惊问介）辕门之外，何人喧哗？
    　　（副净、末禀介）禀上元帅，辕门肃静，谁敢喧哗。
    　　（小生怒介）现在喧哗，怎报没有！
    　　（副净、末）那是饥兵讨饷，并非喧哗。
    　　（小生）唗！前自湖南借粮三十船，不到一月，难道支完了。
    　　（副净、末）禀元帅，本镇人马已足三十万了，些须粮草，那够支销。
    　　（小生拍案介）呵呀！这等却也难处哩。
    　　（立起，唱介）

    　　【北石榴花】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那督师无老将，选士皆娇娃；却教俺自撑达，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这军粮又早缺乏。一阵阵拍手喧哗，一阵阵拍手喧哗，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好一似薨薨白昼闹蜂衙。

    　　（坐介）
    　　（内又喊介）
    　　（小生）你听外边将士，益发鼓噪，好像要反的光景，左右听俺吩咐。
    　　（立起，唱介）

    　　【上小楼】您不要错怨咱家，您不要错怨咱家。谁不是天朝犬马，他三百年养士不差，三百年养士不差。都要把良心拍打，为甚么击鼓敲门闹转加，敢则要劫库抢官衙。俺这里望眼巴巴，俺这里望眼巴巴，候江州军粮飞下。

    　　（坐介）
    　　（抽令箭掷地介）
    　　（副净、末拾箭，向内吩咐介）元帅有令，三军听者：目下军饷缺乏，乃人马归附之多，非粮草屯积之少。朝廷深恩，不可不报；将军严令，不可不遵。况江西助饷，指日到辕，各宜静听，勿得喧哗。
    　　（副净、末回话介）奉元帅军令，俱已晓谕三军了。
    　　（内又喊叫介）
    　　（小生）怎么鼓噪之声，渐入辕门，你再去吩咐。
    　　（立起，唱介）

    　　【黄龙犯】您且忍枵腹这一宵，盼江西那几艖。俺待要飞檄金陵，俺待要飞檄金陵，告兵曹转达车驾，许咱们迁镇移家，许咱们迁镇移家。就粮东去，安营歇马，驾楼船到燕子矶边耍。

    　　（副净、末持令箭向内吩咐介）元帅有令，三军听者：粮船一到，即便支发。仍恐转运维艰，枵腹难待；不日撤兵汉口，就食南京；永无缺乏之虞，同享饱腾之乐。各宜静听，勿再喧哗！
    　　（内欢呼介）好，好，好！大家收拾行装，豫备东去呀。
    　　（副净、末回生介）禀上元帅，三军闻令，俱各欢呼散去了。
    　　（小生）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只得择期移镇，暂慰军心。（想介）且住，未奉明旨，辄自前行，虽圣恩宽大，未必加诛；只恐形迹之间，难免天下之议。事非小可，再作商量。

    　　【尾声】慰三军没别法，许就粮喧声才罢，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

    　　（下）
    　　（内作吹打掩门、四卒下）
    　　（副净向末）老哥，咱弟兄们商量，天下强兵勇将，让俺武昌。明日顺流东下，料知没人抵当。大家拥着元帅爷，一直抢了南京，就扯起黄旗，往北京进取，有何不可。
    　　（末摇手介）我们左爷爷忠义之人，这样风话，且不要题。依着我说，还是移家就粮，且吃饱饭为妙。
    　　（副净）你还不知，一移南京，人心惊慌，就不取北京，这个恶名也免不得了。

    　　（末）纷纷将士愿移家，（副净）细柳营中起暮笳；
    　　（末）千古英雄须打筭，（副净）楼船东下一生差。

    第十出·修札

    　　癸未八月

    　　（丑扮柳敬亭上）
    　　老子江湖漫自夸，收今贩古是生涯。
    　　年来怕作朱门客，闲坐街坊吃冷茶。
    　　（笑介）在下柳敬亭，自幼无藉，流落江湖，虽则为谈词之辈，却不是饮食之人。
    　　（拱介）列位看我像个甚的，好像一位阎罗王，掌着这本大帐簿，点了没数的鬼魂名姓；又像一尊弥勒佛，腆着这副大肚皮，装了无限的世态炎凉。鼓板轻敲，便有风雷雨露；舌唇才动，也成月旦春秋。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
    　　（笑介）俺柳麻子信口胡谈，却也燥脾。昨日河南侯公子，送到茶资，约定今日午后来听平话，且把鼓板取出，打个招客的利市。
    　　（取出鼓板敲唱介）无事消闲扯淡，就中滋味酸甜；古来十万八千年，一霎飞鸿去远。几阵狂风暴雨，各家虎帐龙船，争名夺利片时喧，让他陈抟睡扁。

    　　（生上）芳草烟中寻粉黛，斜阳影里说英雄。今日来听老柳平话，里面鼓板铿锵，早已有人领教。
    　　（相见大笑介）看官俱未到，独自在此，说与谁听。
    　　（丑）这说书是老汉的本业，譬如相公闲坐书斋，弹琴吟诗，都要人听么？
    　　（生笑介）讲的有理。
    　　（丑）请问今日要听那一朝故事？
    　　（生）不拘何朝，你只拣着热闹爽快的说一回罢。
    　　（丑）相公不知，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倒不如把些剩水残山、孤臣孽子，讲他几句，大家滴些眼泪罢。
    　　（生叹介）咳！不料敬老你也看到这个田地，真可虑也！
    　　（末扮杨文骢急上）休教铁锁沉江底，怕有降旗出石头。下官杨文骢，有紧急大事，要寻侯兄计议；一路问来，知在此处，不免竟入。
    　　（见介）
    　　（生）来的正好，大家听敬老平话。
    　　（末急介）目下何等时候，还听平话。
    　　（生）龙老为何这样惊慌。
    　　（末）兄还不知么，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故此托弟前来，恳求妙计。
    　　（生）小弟有何计策。
    　　（末）久闻尊翁老先生乃宁南之恩帅，若肯发一手谕，必能退却。不知足下主意若何？
    　　（生）这样好事，怎肯不做；但家父罢政林居，纵肯发书，未必有济。且往返三千里，何以解目前之危？
    　　（末）吾兄素称豪侠，当此国家大事，岂忍坐视。何不代写一书，且救目前；另日禀明尊翁，料不见责也。
    　　（生）应急权变，倒也可行；待我回寓起稿，大家商量。
    　　（末）事不宜迟，即刻发书，还恐无及，那里等的商量。
    　　（生）既是如此，就此修书便了。（写书介）

    　　【一封书】老夫愚不揣，劝将军自忖裁，旌旗且慢来，兵出无名道路猜。高帝留都陵树在，谁敢轻将马足躧；乏粮柴，善安排，一片忠心穷莫改。

    　　（写完，末看介）妙妙！写的激切婉转，有情有理，叫他不好不依，又不敢不依，足见世兄经济。
    　　（生）虽如此说，还该送与熊大司马，细加改正，方为万妥。
    　　（末）不必烦扰，待小弟说与他便了。
    　　（愁介）只是一件，书虽有了，须差一的当家人早寄为妙。
    　　（生）小弟轻装薄游，只带两个童子，那能下的书来。
    　　（末）这样密书，岂是生人可以去得。
    　　（生）这却没法了。
    　　（丑）不必着忙，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
    　　（末）敬老肯去，妙的狠了；只是一路盘诘，也不是当耍的。
    　　（丑）不瞒老爷说，我柳麻子本姓曹，虽则身长九尺，却不肯食粟而已。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左冲右挡的膂力，都还有些儿。
    　　（生）闻得左良玉军门严肃，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你这般老态，如何去的？
    　　（丑）相公又来激俺了，这是俺说书的熟套子。我老汉要去就行，不去就止，那在乎一激之力。（起问介）

    　　【北斗鹌鹑】你那里笔下诌文，我这里胸中画策。舌战群雄，让俺不才；柳毅传书，何妨下海。丢却俺的痴騃，用着俺的诙谐，悄去明来，万人喝采。

    　　（末）果然好个本领，只是书中意思，还要你明白解说，才能有济。

    　　【紫花儿序】（丑）书中意不须细解，何用明白，费俺唇腮。一双空手，也去当差，也会挝乖。凭着俺舌尖儿把他的人马骂开，仍倒回八百里外。（生）你怎的骂他？（丑）则问他防贼自作贼，该也不该。

    　　（生）好，好，好！比俺的书字还说得明白。
    　　（末）你快进去收拾行李，俺替你送盘缠来，今夜务必出城才好。
    　　（丑）晓得，晓得！（拱手介）不得奉陪了。（竟下）
    　　（末）竟不知柳敬亭是个有用之才。
    　　（生）我常夸他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

    　　【尾声】一封书信权宜代，仗柳生舌尖口快，阻回那莽元帅万马晨霜，保住这好江城三山暮霭。

    　　（末）一纸贤于汗马才，（生）荆州无复战船开；
    　　（末）从来名士夸江左，（生）挥麈今登拜将台。

    第十一出·投辕

    　　癸未九月

    　　（净、副净扮二卒上）
    　　（净）杀贼拾贼囊，救民佔民房，当官领官仓，一兵吃三粮。
    　　（副净）如今不是这样唱了。
    　　（净）你唱来！
    　　（副净）贼凶少弃囊，民逃剩空房，官穷不开仓，千兵无一粮。
    　　（净）这等说，我们这穷兵当真要饿死了。
    　　（副净）也差不多哩。
    　　（净）前日鼓噪之时，元帅着忙，许俺们就粮南京，这几日不见动静，想又变卦了。
    　　（副净）他变了卦，俺们依旧鼓噪，有何难哉。
    　　（净）闲话少说，且到辕门点卯，再作商量。正是 “不怕饿杀，谁肯犯法”。
    　　（俱下）

    　　【北新水令】（丑扮柳敬亭，背包裹上）
    　　走出了空林落叶响萧萧，一丛丛芦花红蓼。倒戴着接䍠帽，横跨着湛卢刀，白髯儿飘飘，谁认的诙谐玩世东方老。

    　　俺柳敬亭冲风冒雨，沿江行来，并不见乱兵抢粮，想是讹传了。且喜已到武昌城外，不免在这草地下打开包裹，换了靴帽，好去投书。（坐地换靴帽介）

    　　【南步步娇】（副净、净上）晓雨城边饥乌叫，来往荒烟道，军营半里遥。（指介）风卷旌旗，鼓角缥缈，前面是辕门了，大家趱行几步。饿腹好难熬，还点三八卯。

    　　（丑起拱介）两位将爷，借问一声，那是将军辕门？
    　　（净向副净私语介）这个老儿是江北语音，不是逃兵，就是流贼。
    　　（副净）何不收拾起来，诈他几文，且买饭吃。
    　　（净）妙！
    　　（副净问介）你寻将军衙门么？
    　　（丑）正是。
    　　（净）待我送你去。（丢绳套住丑介）
    　　（丑）呵呀！怎么拿起我来了？
    　　（副净）俺们是武昌营专管巡逻的弓兵，不拿你，拿谁呀。
    　　（丑推二净倒地，指笑介）两个没眼色的花子，怪不得饿的东倒西歪的。
    　　（净）你怎晓得我们捱饿。
    　　（丑）不为你们捱饿，我为何到此？
    　　（副净）这等说来，你敢是解粮来的么？
    　　（丑）不是解粮的，是做甚的。
    　　（净）啐！我们瞎眼了，快搬行李，送老哥辕门去。
    　　（副净、净同丑行介）

    　　【北折桂令】（丑）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鹦鹉洲阔，黄鹤楼高。鸡犬寂寥，人烟惨淡，市井萧条。都只把豺狼喂饱，好江城画破图抛。满耳呼号，鼙鼓声雄，铁马嘶骄。

    　　（副净指介）这是帅府辕门了。（唤介）老哥在此等候，待我传鼓。（击鼓介）
    　　（末扮中军官上）封拜惟知元帅大，征诛不让帝王尊。（问介）门外击鼓，有何军情，速速报来。
    　　（净）适在汛地捉了一个面生可疑之人，口称解粮到此，未知真假，拿赴辕门，听候发落。
    　　（末问丑介）你称解粮到此，有何公文？
    　　（丑）没有公文，止有书函。
    　　（末）这就可疑了。

    　　【南江儿水】你的北来意费推敲，一封书信无名号，荒唐言语多虚冒，凭空何处军粮到。无端左支右调，看他神情，大抵非逃即盗。

    　　（丑）此话差矣，若是逃、盗，为何自寻辕门。
    　　（末）说的也是。既有书函，待我替你传进。
    　　（丑）这是一封密书，要当面交与元帅的。
    　　（末）这话益发可疑了。你且外边伺候，待我禀过元帅，传你进见。
    　　（净、副净、丑俱下）
    　　（内吹打开门，杂扮军卒六人各执械对立介）
    　　（小生扮左良玉戎服上）荆襄雄镇大江滨，四海安危七尺身。日日军储劳计画，那能谈笑净烟尘。
    　　（升坐，吩咐介）昨因饥兵鼓噪，本帅诈他就粮南京；后来细想：兵去就粮，何如粮来就兵。闻得九江助饷，不日就到，今日暂免点卯，各回汛地，静候关粮。
    　　（末）得令。
    　　（虚下，即上）奉元帅军令，挂牌免卯，三军各回汛地了。
    　　（小生）有甚军情，早早报来。
    　　（末）别无军情，只有差役一名，口称解粮到此，要见元帅。
    　　（小生喜介）果然粮船到了，可喜，可喜！
    　　（问介）所赉文书，系何衙门？
    　　（末）并无文书，止有私书，要当堂投递。
    　　（小生）这话就奇了，或是流贼细作，亦未可定。
    　　（吩咐介）左右军牢，小心防备，着他膝行而进。
    　　（众）是！
    　　（末唤丑进介）
    　　（左右交执器械，丑钻入见介）
    　　（揖介）元帅在上，晚生拜揖了。
    　　（小生）唗！你是何等样人，敢到此处放肆。
    　　（丑）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那晓得王侯大宾客小。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这威风何须要。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拱介）求饶，军中礼原不晓。（笑介）气也么消，有书函将军仔细瞧。

    　　（小生问介）有谁的书函？
    　　（丑）归德侯老先生寄来奉候的。
    　　（小生）侯司徒是俺的恩帅，你如何认得？
    　　（丑）晚生现在侯府。
    　　（小生拱介）这等失敬了。
    　　（问介）书在那里？
    　　（丑送上书介）
    　　（小生）吩咐掩门。
    　　（内吹打掩门，众下）
    　　（小生）尊客请坐。
    　　（丑傍坐介）
    　　（小生看书介）

    　　【南侥侥令】看他谆谆情意好，不啻教儿曹。这书中文理，一时也看不透彻，无非劝俺镇守边方，不可移兵内地。（叹介）恩帅，恩帅！那知俺左良玉，一片忠心天可告，怎肯背深恩，辱荐保。

    　　（问丑介）足下尊姓大号？
    　　（丑）不敢，晚生姓柳，草号敬亭。
    　　（杂捧茶上）
    　　（小生）敬亭请茶。
    　　（丑接茶介）
    　　（小生）你可知这座武昌城，自经张献忠一番焚掠，十室九空。俺虽镇守在此，缺草乏粮，日日鼓噪，连俺也做不得主了。
    　　（丑气介）元帅说那里话，自古道 “兵随将转”，再没个将逐兵移的。

    　　【北收江南】你坐在细柳营，手握着虎龙韬，管千军山可动，令不摇。饥兵鼓噪犯天朝，将军无计，从他去自逍遥。这恶名怎逃，这恶名怎逃。说不起三军权柄帅难操。

    　　（摔茶钟于地下介）
    　　（小生怒介）呵呀！这等无礼，竟把茶杯掷地。
    　　（丑笑介）晚生怎敢无礼，一时说的高兴，顺手摔去了。
    　　（小生）顺手摔去，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
    　　（丑）心若做得主呵，也不叫手下乱动了。
    　　（小生笑介）敬亭讲的有理。只因兵丁饿的急了，许他就粮内里。亦是无可奈何之一着。
    　　（丑）晚生远来，也饿急了，元帅竟不问一声儿。
    　　（小生）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摆饭来。
    　　（丑摩腹介）好饿，好饿！
    　　（小生催介）可恶奴才，还不快摆！
    　　（丑起介）等不得了，竟往内里吃去罢。（向内行介）
    　　（小生怒介）如何进我内里？
    　　（丑回顾介）饿的急了。
    　　（小生）饿的急了，就许你进内里么？
    　　（丑笑介）饿的急了，也不许进内里，元帅竟也晓得哩。
    　　（小生大笑介）句句讥诮俺的错处，好个舌辩之士。俺这帐下倒少不得你这个人哩。

    　　【南园林好】俺虽是江湖泛交，认得出滑稽曼老；这胸次包罗不少，能直谏，会旁嘲。

    　　（丑）那里，那里！只不过游戏江湖，图餔啜耳。
    　　（小生问介）俺看敬亭，既与缙绅往来，必有绝技，正要请教。
    　　（丑）晚生自幼失学，有何技艺。偶读几句野史，信口演说，曾蒙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赞，因而得交缙绅，实堪惭愧。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俺读些稗官词，寄牢骚，稗官词，寄牢骚，对江山吃一斗苦松醪。小鼓儿颤杖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一字字臣忠子孝，一声声龙吟虎啸；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轰雷烈炮。呀！似这般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劝英豪，一盘错帐速勾了。

    　　（小生）说的爽快，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就留下榻衙斋，早晚领教罢。

    　　【清江引】从此谈今论古日倾倒，风雨开怀抱。你那苏张舌辩高，我的巧射惊羿、奡，只愁那匝地烟尘何日扫。

    　　（丑）闲话多时，到底不知元帅向内移兵，有何主见？（小生）耿耿臣心，惟天可表，不须口劝，何用书责。
    　　（小生）臣心如水照清霄，（丑）咫尺天颜路不遥；
    　　（小生）要与西南撑半壁，（丑）不须东看海门潮。

    第十二出·辞院

    　　癸未十月

    　　【西地锦】（末扮杨文骢冠带上）锦绣东南列郡，英雄割据纷纷；而今还起周郎恨，江水向东奔。

    　　下官杨文骢，昨奉熊司马之命，托侯兄发书宁南，阻其北上，已遣柳敬亭连夜寄去。还怕投书未稳，一面奏闻朝廷，加他官爵，荫他子侄；又一面知会各处督抚，及在城大小文武，齐集清议堂，公同计议，助他粮饷，这也是不得已调停之法。下官与阮圆海虽罢闲流寓，都有传单，只得早到。

    　　（副净扮阮大铖冠带上）黑白看成棋里事，须眉扮作戏中人。
    　　（见介）龙友请了，今日会议军情，既传我们到此，也不可默默无言。
    　　（末）事体重大，我们废员闲宦，立不得主意，身到就是了。
    　　（副净）说那里话。

    　　【啄木儿】朝廷事，须认真，太祖神京今未稳，莫漫愁铁锁船开，只怕有萧墙人引。角声鼓音城楼震，帆扬帜飞江风顺，明取金陵，有人私启门。

    　　（末）这话未确，且莫轻言。
    　　（副净）小弟实有所闻，岂可不说。
    　　（丑扮长班上）处处军情紧，朝朝会议多。禀老爷，淮安漕抚史可法老爷，凤阳督抚马士英老爷俱到了。
    　　（末、副净出候介）
    　　（外白须扮史可法，净秃须扮马士英，各冠带上）
    　　（外）天下军储一线漕，无能空佩吕虔刀。
    　　（净）长陵抔土关龙脉，愁绝烽烟搔二毛。
    　　（末、副净见各揖介）
    　　（外问介）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
    　　（丑禀介）今日有旨，往江上点兵去了。
    　　（净）这等又会议不成，如何是好？

    　　【前腔】（外）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幕府山蜡檄星驰，五马渡楼船飞滚。江东应须夷吾镇，清谈怎消南朝恨，少不得努力同捐衰病身。

    　　（末）老先生不必深忧，左良玉系侯司徒旧卒，昨已发书劝止，料无不从者。
    　　（外）学生亦闻此举虽出熊司马之意，实皆年兄之功也。
    　　（副净）这倒不知；只闻左兵之来，实有暗里勾之者。
    　　（外）是那个？
    　　（副净）就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
    　　（外）他也是敝世兄，在复社中铮铮有声，岂肯为此？
    　　（副净）老公祖不知，他与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书往来；若不早除此人，将来必为内应。
    　　（净）说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满城之命乎？
    　　（外）这也是莫须有之事，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国家大事也不可乱讲。（别介）请了，正是 “邪人无正论，公议总私情”。（下）
    　　（副净指恨介，向净介）怎么史道邻就拂衣而去，小弟之言凿凿有据；闻得前日还托柳麻子去下私书的。
    　　（末）这太屈他了，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写书之时，小弟在傍；倒亏他写的恳切，怎反疑起他来？
    　　（副净）龙友不知，那书中都有字眼暗号，人那里晓得？
    　　（净点头介）是呀，这样人该杀的，小弟回去，即着人访拿。（向末介）老妹丈，就此同行罢。
    　　（末）请舅翁先行一步，小弟随后就来。
    　　（副净向净介）小弟与令妹丈不啻同胞，常道及老公祖垂念，难得今日会着。小弟有许多心事，要为竟夕之谈。不知可否？
    　　（净）久荷高雅，正要请教。（同下）
    　　（末）这是那里说起！侯兄之素行虽未深知，只论写书一事呵——

    　　【三段子】这冤怎伸，硬叠成曾参杀人；这恨怎吞，强书为陈恒弑君。不免报他一信，叫他趁早躲避。（行介）眠香占花风流阵，今宵正倚薰笼困，那知打散鸳鸯金弹狠。

    　　来此是李家别院，不免叫门。（敲门介）
    　　（内吹唱介）
    　　（净扮苏昆生上）是那个？
    　　（末）快快开门！
    　　（净开门见介）原来是杨老爷，天色已晚，还来闲游。
    　　（末认介）你是苏昆老。（问介）侯兄在那里？
    　　（净）今日香君学完一套新曲，都在楼上听他演腔。
    　　（末）快请下楼！
    　　（净入唤介）
    　　（小旦、生、旦出介）
    　　（生）浓情人带酒，寒夜帐笼花。——杨兄高兴，也来消夜？
    　　（末）兄还不知，有天大祸事来寻你了。
    　　（生）有何祸事，如此相吓？
    　　（末）今日清议堂议事，阮圆海对着大众，说你与宁南有旧，常通私书，将为内应。那些当事诸公，俱有拿你之意。
    　　（生惊介）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
    　　（末）想因却奁一事，太激烈了，故此老羞变怒耳。
    　　（小旦）事不宜迟，趁早高飞远遁，不要连累别人。
    　　（生）说的有理。（愁介）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
    　　（旦正色介）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
    　　（生）是，是，但不知那里去好？

    　　【滴溜子】双亲在，双亲在，信音未准；烽烟起，烽烟起，梓桑半损。欲归，归途难问。天涯到处迷，将身怎隐？歧路穷途，天暗地昏！

    　　（末）不必着慌，小弟倒有个算计。
    　　（生）请教——
    　　（末）会议之时，漕抚史可法、凤抚马舍舅俱在坐。舍舅语言甚不相为，全亏史公一力分豁，且说与尊府原有世谊的。
    　　（生想介）是，是，史道邻是家父门生。
    　　（末）这等何不随他到淮，再候家信。
    　　（生）妙，妙！多谢指引了。
    　　（旦）待奴家收拾行装。（旦束装介）

    　　【前腔】欢娱事，欢娱事，两心自忖；生离苦，生离苦，且将恨忍，结成眉峰一寸。香沾翠被池，重重束紧。药裹巾箱，都带泪痕。

    　　（丑上挑行李介）
    　　（生别旦介）暂此分别，后会不远。
    　　（旦弹泪介）满地烟尘，重来亦未可必也。

    　　【哭相思】离合悲欢分一瞬，后会期无凭准。（小旦）怕有巡兵踪迹，快行一步罢。（生）吹散俺西风太紧，停一刻无人肯。

    　　（生）但不知史漕抚寓在那厢。（净）闻他来京公干，常寓市隐园，待我送官人去。（生）这等多谢。（生、净、丑急下）（小旦）这桩祸事，都从杨老爷起的，也还求杨老爷归结。明日果来拿人，作何计较？（末）贞娘放心，侯郎既去，都与你无干了。

    　　（末）人生聚散事难论，（旦）酒尽歌终被尚温；
    　　（小旦）独照花枝眠不稳，（末）来朝风雨俺重门。

    第十三出·哭主

    　　甲申三月

    　　（副净扮旗牌官上）
    　　汉阳烟树隔江滨，影里青山画里人；
    　　可惜城西佳绝处，朝朝遮断马头尘。
    　　在下宁南帅府一个旗牌官的便是，俺元帅收复武昌，功封侯爵。昨日又奉新恩，加了太傅之衔；小爷左梦庚，亦挂总兵之印，特差巡按御史黄澍老爷到府宣旨。今日九江督抚袁继咸老爷，又解粮三十船，亲来给发。元帅大喜，命俺设宴黄鹤楼，请两位老爷饮酒看江。
    　　（望介）遥见晴川树底，芳草洲边，万姓欢歌，三军嬉笑，好一段太平景象也。远远喝道之声，元帅将到，不免设起席来。
    　　（台上挂黄鹤楼匾）
    　　（副净设席安座介）
    　　（杂扮军校旗仗鼓吹引导）
    　　（小生扮左良玉戎装上）

    　　【声声慢】逐人春色，入眼晴光，连江芳草青青。百尺楼高，吹笛落梅风景。领着花间小乘，载行厨，带缓衣轻；便笑咱将军好武，也爱儒生。

    　　——咱家左良玉，今日设宴黄鹤楼，请袁、黄两公饮酒看江，只得早候。
    　　（吩咐介）大小军卒楼下伺候。
    　　（众应下）
    　　（作登楼介）三春云物归胸次，万里风烟到眼中。（望介）你看浩浩洞庭，苍苍云梦，控西南之险，当江汉之冲；俺左良玉镇此名邦，好不壮哉！
    　　（坐呼介）旗牌官何在？
    　　（副净跪介）有。
    　　（小生）酒席齐备不曾？
    　　（副净）齐备多时了。
    　　（小生）怎么两位老爷还不见到？
    　　（副净）连请数次，袁老爷正在江岸盘粮，黄老爷又往龙华寺拜客，大约傍晚才来。
    　　（小生）在此久候，岂不困倦。叫左右速接柳相公上楼，闲谈拨闷。
    　　（杂跪禀介）柳相公现在楼下。
    　　（小生）快请。
    　　（杂请介）
    　　（丑扮柳敬亭上）气吞云梦泽，声撼岳阳楼。（见介）
    　　（小生）敬亭为何早来了。
    　　（丑）晚生知道元帅闷坐，特来奉陪的。
    　　（小生）这也奇了，你如何晓得。
    　　（丑）常言 “秀才会课，点灯告坐”。天生文官，再不能爽快的。
    　　（小生笑介）说的有理。
    　　（指介）你看天才午转，几时等到点灯也。
    　　（丑）若不嫌聒噪呵，把昨晚说的 “秦叔宝见姑娘”，再接上一回罢。
    　　（小生）极妙了。
    　　（问介）带有鼓板么？
    　　（丑）自古 “官不离印，货不离身”，老汉管着做甚的。（取出鼓板介）
    　　（小生）叫左右泡开岕片，安下胡床。咱要纱帽隐囊，清谈消遣哩。
    　　（杂设床、泡茶，小生更衣坐，杂搥背搔痒介）

    　　（丑旁坐敲鼓板说书介）
    　　大江滚滚浪东流，淘尽兴亡古渡头；
    　　屈指英雄无半个，从来遗恨是荆州。
    　　按下新诗，还提旧话。且说人生最难得的是乱离之后，骨肉重逢。总是地北天南，时移物换，经几番凶荒战斗，怎免得梗泛萍漂。可喜秦叔宝解到罗公帅府，枷锁连身，正在候审；遇着嫡亲姑娘，卷帘下阶，抱头大哭。当时换了新衣，设席款待，一个候死的囚徒，登时上了青天。这叫做 “运去黄金减价，时来顽铁生光”。（拍醒木介）
    　　（小生掩泪介）咱家也都经过了。
    　　（丑）再说那罗公问及叔宝的武艺，满心欢喜，特地要夸其本领，即日放炮传操。下了教场，雄兵十万，雁翅排开。罗公独坐当中，一呼百诺，掌着生杀之权。秦叔宝站在旁边，点头赞叹，口里不言，心中暗道：大丈夫定当如此！（拍醒木介）
    　　（小生作骄态，笑介）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
    　　（丑）那罗公眼看叔宝，高声问道：“秦琼，看你身材高大，可曾学些武艺么？”叔宝慌忙跪下，应答如流：“小人会使双锏。”罗公即命家人，将自己用的两条银锏，抬将下来。那两条银锏，共重六十八斤，比叔宝所用铁锏，轻了一半。叔宝是用过重锏的人，接在手中，如同无物。跳下阶来，使尽身法，左轮右舞，恰似玉蟒缠身，银龙护体。玉蟒缠身，万道毫光台下落；银龙护体，一轮月影面前悬。罗公在中军帐里，大声喝采道：“好呀！”那十万雄兵，一齐答应。（作喊介）如同山崩雷响，十里皆闻。（拍醒木介）

    　　（小生照镜镊鬓介）俺左良玉立功边塞，万夫不当，也是天下一个好健儿。如今白发渐生，杀贼未尽，好不恨也。
    　　（副净上）禀元帅爷，两位老爷俱到楼了。
    　　（丑暗下）
    　　（小生换冠带、杂撤床排席介）
    　　（外扮袁继咸，末扮黄澍，冠带喝道上）
    　　（外）长湖落日气苍茫，黄鹤楼高望故乡。
    　　（末）吹笛仙人称地主，临风把酒喜洋洋。
    　　（小生迎揖介）二位老先生俯临敝镇，曷胜光荣；聊设杯酒，同看春江。
    　　（外、末）久钦威望，喜近节麾，高楼盛设，大快生平。
    　　（安席坐，斟酒欲饮介）

    　　净扮塘报人急上）忙将覆地翻天事，报与勤王救主人。禀元帅爷，不好了，不好了！
    　　（众惊起介）有甚么紧急军情，这等喊叫？
    　　（净急白介）禀元帅爷：大伙流贼北犯，层层围住神京；三天不见救援兵，暗把城门开禁。放火焚烧宫阙，持刀杀害生灵。（拍地介）可怜圣主好崇祯，（哭说介）缢死煤山树顶。
    　　（众惊问介）有这等事，是那一日来？
    　　（净喘介）就是这、这、这三月十九日。
    　　（众望北叩头，大哭介）
    　　（小生起，搓手跳哭介）我的圣上呀！我的崇祯主子呀！我的大行皇帝呀！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万死了。

    　　【胜如花】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众又大哭介）
    　　（外摇手喊介）且莫举哀，还有大事相商。
    　　（小生）有何大事？
    　　（外）既失北京，江山无主，将军若不早建义旗，顷刻乱生，如何安抚。
    　　（末）正是。（指介）这江汉荆襄，亦是西南半壁，万一失守，恢复无及矣。
    　　（小生）小弟滥握兵权，实难辞责，也须两公努力，共保边疆。
    　　（外、末）敢不从事。
    　　（小生）既然如此，大家换了白衣，对着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恸哭拜盟一番。
    　　（唤介）左右可曾备下縗衣么？
    　　（副净）一时不能备及，暂借附近民家素衣三领，白布三条。
    　　（小生）也罢，且穿戴起来。
    　　（吩咐介）大小三军，亦各随拜。
    　　（小生、外、末穿衣裹布介）
    　　（领众齐拜，举哀介）我那先帝呀——

    　　【前腔】（合）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又哭介）这恨怎平，有皇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报国仇早复神京。

    　　（小生）我等拜盟之后，义同兄弟；临侯督师，仲霖监军，我左昆山操兵练马，死守边方。倘有太子诸王，中兴定鼎，那时勤王北上，恢复中原，也不负今日一番义举。
    　　（外、末）领教了。
    　　（副净禀介）禀元帅，满城喧哗，似有变动之意，快请下楼，安抚民心。
    　　（俱下楼介）
    　　（小生）二位要向那里去？
    　　（外）小弟还回九江。
    　　（末）小弟要到襄阳。
    　　（小生）这等且各分手，请了。
    　　（别介）
    　　（小生呼介）转来，若有国家要事，还望到此公议。
    　　（外、末）但寄片纸，无不奔赴。请了。
    　　（外、末下）
    　　（小生）呵呀呀！不料今日天翻地覆，吓死俺也！

    　　飞花送酒不曾擎，片语传来满座惊。
    　　黄鹤楼中人哭罢，江昏月暗夜三更。

    第十四出·阻奸

    　　甲申四月

    　　【绕地游】（生上）飘颻家舍，怎把平安写，哭苍天满喉新血。国仇未雪，乡心难说，把闲情丢开后些。

    　　小生侯方域，自去冬仓皇避祸，夜投史公，随到淮安漕署，不觉半载。昨因南大司马熊公内召，史公即补其缺，小生又随渡江。亏他重俺才学，待同骨肉。正思移家金陵，不料南北隔绝。目今议立纷纷，尚无定局，好生愁闷。且候史公回衙，一问消息。（暂下）

    　　【三台令】（外扮史可法忧容，丑扮长班随上）山河今日崩竭，白面谈兵掉舌；弈局事堪嗟，望长安谁家传舍。

    　　下官史可法，表字道邻，本贯河南，寄籍燕京。自崇祯辛未，叨中进士，便值中原多故，内为曹郎，外作监司，敭历十年，不曾一日安枕。今由淮安漕抚升补南京兵部尚书。那知到任一月，遭此大变；万死无裨，一筹莫展。幸亏长江天险，护此留都。但一月无君，人心皇皇，每日议立议迎，全无成说。今早操兵江上，探得北信，不免请出侯兄，大家快谈。

    　　（丑）侯爷，有请。
    　　（生上见介）请问老先生，北信若何？
    　　（外）今日得一喜信，说北京虽失，圣上无恙，早已航海而南；太子亦间道东奔，未知果否？
    　　（生）果然如此，苍生之福也。
    　　（小生扮差役上）朝廷无诏旨，将相有传闻。（到门介）门上有人么？
    　　（丑问介）那里来的？
    　　（小生）是凤抚衙门来的，有马老爷候札，即讨回书。
    　　（丑）待我传上去。（入见介）禀老爷，凤抚马老爷差人投书。
    　　（外拆看，皱眉介）这个马瑶草，又讲甚么迎立之事了。

    　　【高阳台】清议堂中，三番公会，攒眉仰屋蹴靴；相对长吁，低头不语如呆。堪嗟！军国大事非轻举，俺纵有庙谟难说。这来书谋迎议立，邀功情切。

    　　（向生介）看他书中意思，属意福王。又说圣上确确缢死煤山，太子奔逃无踪。若果如此，俺纵不依，他也竟自举行了。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罢，罢，罢！答他回书，明日会稿，一同列名便了。
    　　（生）老先生所言差矣。福王分藩敝乡，晚生知之最详，断断立不得。
    　　（外）如何立不得？
    　　（生）他有三大罪，人人俱知。
    　　（外）那三大罪？
    　　（生）待晚生数来：

    　　【前腔】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当日谋害太子，欲行自立，若无调护良臣，几将神器夺窃。（外）此一罪却也不小。（问介）还有那一罪？ （生）骄奢，盈装满载分封去，把内府金钱偷竭。昨日寇逼河南，竟不舍一文助饷；以致国破身亡，满宫财宝，徒饱贼囊。（外）这也算的一大罪。（问介）那第三大罪呢？（生）这一大罪，就是现今世子德昌王，父死贼手，暴尸未葬，竟忍心远避。还乘离乱之时，纳民妻女。这君德全亏尽丧，怎图皇业。

    　　（外）说的一些不差，果然是三大罪。
    　　（生）不特此也，还有五不可立。
    　　（外）怎么又有五不可立？

    　　【前腔】（生）第一件，车驾存亡，传闻不一，天无二日同协。第二件，圣上果殉社稷，尚有太子监国，为何明弃储君，翻寻枝叶旁牒。第三件，这中兴之主，原不必拘定伦次的。分别，中兴定霸如光武，要访取出群英杰。第四件，怕强藩乘机保立。第五件，又恐小人呵，将拥戴功挟。

    　　（外）是，是，世兄高见，虑的深远。前日见副使雷縯祚、礼部周镳，都有此论，但不及这番透彻耳。就烦世兄把这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论，写书回他便了。
    　　（生）遵命。
    　　（点烛写书介）
    　　（副净扮阮大铖，杂扮家僮提灯上）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下官阮大铖，潜往江浦，寻着福王，连夜回来，与马士英倡议迎立。只怕兵部史可法临时掣肘。今日修书相商，还恐不妥，故此昏夜叩门，与他细讲。
    　　（见小生介）你早来下书，如何还不回去？
    　　（小生）等候回书，不见发出。（喜介）阮老爷来的正好，替小人催一催。
    　　（杂）门上大叔那里？
    　　（丑）是那个？
    　　（副净见，作足恭介）烦位下通报一声，说裤子裆里阮，求见老爷。
    　　（丑诨介）裤子裆里软，这可未必。常言 “十个胡子九个骚”，待我摸一摸，果然软不软。
    　　（副净）休得取笑，快些方便罢。
    　　（丑）天色已晚，老爷安歇了，怎敢乱传。
    　　（副净）有要话商议，定求一见的。
    　　（丑）待我传上去。
    　　（进禀介）禀老爷，有裤子裆里阮，到门求见。
    　　（外）是那个姓阮的？
    　　（生）在裤子裆里住，自然是阮胡子了。
    　　（外）如此昏夜，他来何干？
    　　（生）不消说，又是讲迎立之事了。
    　　（外）去年在清议堂诬害世兄的便是他。这人原是魏党，真正小人，不必理他，叫长班回他罢了。
    　　（丑出，怒介）我说夜晚了，不便相会，果然惹个没趣。请回罢！
    　　（副净拍丑肩介）位下是极在行的，怎不晓得。夜晚来会，才说的是极有趣的话哩；那青天白日，都是些扫帐儿。
    　　（丑）你老说的有理，事成之后，随封都要双分的。
    　　（副净）不消说，还要加厚些。
    　　（丑）既是这等，待我再传。
    　　（进禀介）禀老爷，姓阮的定求一见，要说极有趣的话。
    　　（外）唗，放屁！国破家亡之时，还有甚么趣话说！快快赶出，闭上宅门。
    　　（丑）凤抚回书尚未打发哩。
    　　（生）书已写就，求老先生过目。
    　　（外读介）

    　　【前腔】二祖列宗，经营垂创，吾皇辛苦力竭。一旦倾移，谁能重续灭绝。详列：福藩罪案三桩大，五不可、势局当歇。再寻求贤宗雅望，去留先决。

    　　（外）写的明白，料他也不敢妄动了。
    　　（吩咐介）就交与凤抚家人，早闭宅门，不许再来啰唣。
    　　（起介）正是：江上孤臣生白发，（生）灯前旅客罢冰弦。
    　　（外、生下）
    　　（丑出呼介）马老爷差人呢？
    　　（小生）有。
    　　（丑）领了回书，快快出去，我要闭门哩。
    　　（小生接书介）还有阮老爷要见，怎么就闭门？
    　　（副净向丑介）正是，我方才央过求见老爷的，难道忘了。
    　　（丑佯问介）你是谁呀？
    　　（副净）我便是裤子裆里阮哪。
    　　（丑）啐！半夜三更，只管软里硬里，奈何的人不得睡。（推介）好好的去罢。（竟闭门入介）
    　　（小生）得了回书，我先去了。（下）
    　　（副净恼介）好可恶也，竟自闭门不纳了。
    　　（呆介）罢了！俺老阮十年之前，这样气儿也不知受过多少，且自耐他。
    　　（搓手介）只是当前机会，不可错过。这史可法现掌着本兵之印，如此执拗起来，目下迎立之事，便行不去了，这怎么处？
    　　（想介）呸！我到呆气了，如今皇帝玉玺且无下落，你那一颗部印有何用处。
    　　（指介）老史，老史，一盘好肉包掇上门来，你不会吃，反去让了别人，日后不要见怪。正是：

    　　穷途才解阮生嗟，无主江山信手拿，
    　　奇货居来随处赠，不知福分在谁家。

    第十五出·迎驾

    　　甲申四月

    　　【番卜筭】（净扮马士英冠带上）一旦神京失守，看中原逐鹿交走。捷足争先，拜相与封侯，凭着这拥立功大权归手。

    　　下官马士英，别字瑶草，贵州贵阳卫人也，起家万历己未进士，现任凤阳督抚。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前日发书约会史可法，同迎福王。他回书中有 “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阮大铖走去面商，他又闭门不纳。看来是不肯行的了。但他现握着兵权，一倡此论，那九卿班里，如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张国维等，谁敢竟行。这迎立之事，便有几分不妥了。没奈何，又托阮大铖约会四镇武臣，及勋戚内侍，未知如何，好生焦躁。

    　　（副净扮阮大铖急上）胸有已成之竹，山无难劈之柴。此是马公书房，不免竟入。
    　　（净见问介）圆老回来了，大事如何？
    　　（副净）四镇武臣见了书函，欣然许诺，约定四月念八，全备仪仗，齐赴江浦矣。
    　　（净）妙，妙！那高黄二刘，如何说来？
    　　（坐介）

    　　【催拍】（副净）他说受君恩爵封列侯，镇江淮千里借筹；神京未收，神京未收，似我辈滥功糜饷，建牙堪羞。江浦迎銮，愿领貔貅，扶新主持节复仇。临大事，敢夷犹。

    　　（净）此外还有何人肯去？
    　　（副净）还有魏国公徐鸿基，司礼监韩赞周，吏科给事李沾，监察御史朱国昌。
    　　（净）勋、卫、科、道，都有个把，也就好了。他们都怎么说来？

    　　【前腔】（副净）他说马中丞当先出头，众公卿谁肯逗留。职名早投，职名早投，大家去上书陈表，拥入皇州。新主中兴，拜舞龙楼，将今日劳苦功酬，迁旧秩，壮新猷。

    　　（净）果然如此，妙的狠了。只是一件，我是一个外吏，那几个武臣勋卫，也算不得部院卿僚，目下写表如何列名？
    　　（副净）这有甚么考证，取本缙绅便览来，从头抄写便了。
    　　（净）虽如此说，万一驾到，没有百官迎接，我们三五个官，如何引进朝去？
    　　（副净）我看满朝诸公，那个是有定见的。乘舆一到，只怕递职名的还挨挤不上哩。
    　　（净）是，是！表已写就，只空衔名，取本缙绅来，快快开列。
    　　（外扮书办取缙绅上）西河沿洪家高头便览在此。（下）
    　　（副净）待我抄起来。
    　　（偏头远视介）表上字体，俱要细楷的，目昏难写，这怎么处？
    　　（想介）有了。
    　　（腰内取出眼镜戴，抄介） “吏部尚书臣高弘图”。
    　　（作手颤介）这手又颤起来了，目下等着起身。一时写不出，急杀人也。
    　　（净）还叫书办写去罢。
    　　（副净）这姓名里面都有去取，他如何写得。
    　　（净）你指示明白，自然不错了。（叫介）书办快来。
    　　（外上）
    　　（副净照缙绅指点向外介）
    　　（外下）
    　　（净）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们不可落他人之后。快整衣冠，收拾箱包，今日务要出城。
    　　（丑扮长班收拾介）
    　　（副净问介）请问老公祖，小弟怎生打扮？
    　　（净）迎驾大典，比不得寻常私谒，俱要冠带才是。
    　　（副净）小弟原是废员，如何冠带？
    　　（净）正是。
    　　（想介）没奈何，你且权充个赍表官罢，只是屈尊些儿。
    　　（副净）说那里话，大丈夫要立功业，何所不可，到这时候还讲刚方么。
    　　（净笑介）妙，妙，才是个软圆老。
    　　（副净换差吏服色介）

    　　【前腔】拚余生寒灰已休，喜今朝涸海更流；金鳌上钩，金鳌上钩，好似太公一钓，享国千秋。牛马风尘，暂屈何忧，刀笔吏丞相根由；人笑骂，我不羞。

    　　（外上）表已列名，老爷过目。
    　　（副净看介）果然一些不差，就包裹好了，装入箱中。
    　　（外包裹装箱内介）
    　　（副净）下官只得背起来了。
    　　（外、丑与副净绑箱背上介）
    　　（净看，笑介）圆老这件功劳却也不小哩。
    　　（副净正色介）不要取笑，日后画在凌烟阁上，倒有些神气的。
    　　（丑牵马介）天色将晚，请老爷上马。
    　　（净吩咐介）这迎驾大事，带不的多人，只你两个跟去罢。
    　　（副净）便益你们，后日都要议叙的。
    　　（俱上马，急走绕场介）

    　　【前腔】（合）趁斜阳南山雨收，控青骢烟驿水邮，金鞭急抽，金鞭急抽，早见浦江云气，楚尾吴头。应运英雄，虎赴龙投，恨不的双翅飕飕，银烛下，拜冕旒。

    　　（净）叫左右早去寻下店房。副净）阿呀！我们做的何事，今日还想安歇，快跑快跑！（加鞭跑介）

    　　（净）江云山气晚悠悠，（副净）马走平川似水流，
    　　（净）莫学防风随后到，（副净）涂山明日会诸侯。

    第十六出·设朝

    　　甲申五月

    　　【念奴娇】
    　　（小生扮弘光衮冕，小旦、老旦扮二监引上）
    　　高皇旧宇，看宫门殿阁，重重初敞。满目飞腾新紫气，倚着钟山千丈。祖德重光，民心合仰，迎俺青天上。云消帘卷，东南烟景雄壮。

    　　一朵黄云捧御床，醒来魂梦自徬徨；
    　　中兴不用亲征战，才洗尘颜着衮裳。
    　　寡人乃神宗皇帝之孙，福邸亲王之子，自幼封为德昌郡王。去年贼陷河南，父王殉国，寡人逃避江浦，九死余生；不料北京失守，先帝升遐，南京臣民推俺为监国之主。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日，早谒孝陵回宫，暂御偏殿，看百官有何章奏。

    　　（外扮史可法，净扮马士英，末扮黄得功，丑扮刘泽清，文武袍笏上）
    　　再见冠裳盛，重瞻殿阁高；
    　　金瓯仍未缺，玉烛又新调。
    　　我等文武百官，昨日迎銮江浦，今早陪位孝陵；虽投职名，未称朝贺，礼当恭上表文，请登大宝。
    　　（众前跪上表介）南京吏部尚书臣高弘图等，恭请陛下早正大位，改元听政，以慰臣民之望。恭惟陛下呵——

    　　【本序】潜龙福邸，望扬扬，貌似神宗，嫡派天潢。久着仁贤声誉重，中外推戴陶唐。瞻仰，牒出金枝，系连花萼，宜承大统诸宗长。臣伏愿登庸御宇，早继高皇。

    　　（四拜介）
    　　（小生）寡人外藩衰宗，才德凉薄，俯顺臣民之请，来守高帝之宫。君父含冤，大仇未报，有何面颜，忝然正位。今暂以藩王监国，仍称崇祯十七年，一切政务，照常办理。诸卿勿得谆请，以重寡人之罪。

    　　【前腔】休强，中原板荡，叹王孙乞食江头，楼止榛莽。回首尘沙何处去，洛下名园花放。盼望，兵燹难消，松楸多恙，鼎湖弓剑无人葬；吾怎忍垂旒正冕，受贺当阳。

    　　（众跪呼介）万岁，万万岁！真仁君圣主之言，臣等敢不遵旨。但大仇不当迟报，中原不可久失，将相不宜缓设，谨具题本，伏候裁决。
    　　（上本介）

    　　【前腔】开朗，中兴气象，见罘罳瑞霭祥云，王业重创。不共天仇，从此后尝胆眠薪休忘。参想，收复中原，调燮黄阁，急须封拜卜忠亮；还缺少百官庶士，乞选才良。

    　　（小生）览卿题本，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俱见忠悃。至于设立将相，寡人已有成议，众卿听着：

    　　【前腔】职掌，先设将相，论麒麟画阁功劳，迎立为上。捧表江头，星夜去拥着乘舆仪仗。寻访，加体黄袍，嵩呼拜舞，百忙难把玺符让。今日里论功叙赏，文武谁当。

    　　众卿且退，午门候旨。
    　　（小生、内官随下）
    　　（外、净、末、丑退班立介）
    　　（外）若论迎立之功，今日大拜，自然让马老先生了。
    　　（净）下官风尘外吏，焉能越次而升。若论国家用武之际，史老先生现居本兵，理当大拜。
    　　（向末、丑介）四镇实有护驾之劳，加封公侯，只在目下。
    　　（末、丑）皆赖恩帅提拔。

    　　（老旦扮内监捧旨上）圣旨下：凤阳督抚马士英，倡议迎立，功居第一，即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吏部尚书高弘图、礼部尚书姜曰广、兵部尚书史可法，亦皆升补大学士，各兼本衔。高弘图、姜曰广入阁办事，史可法着督师江北。其余部院大小官员，现任者，各加三级；缺员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又四镇武臣，靖南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俱进封侯爵，各归汛地。谢恩！

    　　（众谢恩介）万岁，万万岁！（起介）
    　　（外向末、丑介）老夫职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耻，圣上命俺督师江北，正好戮力报效。今与列侯约定，于五月初十日，齐集扬州，共商复仇之事。各须努力，勿得迟延。
    　　（末、丑）是。
    　　（外）老夫走马到任去也。正是：重兴东汉逢明主，收复中原任老臣。（别众下）
    　　（末、丑欲下介）
    　　（净唤介）将军转来。
    　　（拉手话介）圣上录咱迎立之功，拜相封侯。我等皆系勋旧大臣，比不得别个。此后内外消息，须要两相照应，千秋富贵，可以常保矣。
    　　（末、丑）蒙恩携带，得有今日，敢不遵谕。
    　　（末、丑急下）
    　　（净笑介）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
    　　（副净扮阮大铖探头瞧介）
    　　（净欲下介）且住，立国之初，诸事未定，不要叫高、姜二相夺了俺的大权。且慢回家，竟自入阁办事便了。（欲入介）
    　　（副净悄上作揖介）恭喜老公祖，果然大拜了。
    　　（净惊问介）你从那里来？
    　　（副净）晚生在朝房藏着，打听新闻来。
    　　（净）此系禁地，今日立法之始，你青衣小帽，在此不便，请出去罢。
    　　（副净）晚生有要紧话说。
    　　（附耳介）老师相叙迎立之功，获此大位；晚生赍表前往，亦有微劳，如何不见提起？
    　　（净）方才宣旨，各部院缺员，许将迎驾之人叙功选补矣。
    　　（副净喜介）好，好！还求老师相荐拔。
    　　（净）你的事何待谆嘱。（欲入介）
    　　（副净）事不宜迟，晚生权当班役，跟进内阁，看看机会何如。
    　　（净）学生初入内阁，未谙机务；你来帮一帮，也不妨事，只要小心着。
    　　（副净）晓得。（替净拿笏板随行介）

    　　【赛观音】（净）旧黄扉，新丞相，喜一旦趾高气扬，廿四考中书模样。（副净）莫忘辛勤老陪堂。

    　　（净）殿阁东偏晓雾黄，（副净）新参知政气昂昂；
    　　（净）过江同是从龙彦，（副净）也步金阶抱笏囊。

    第十七出·拒媒

    　　甲申五月

    　　【燕归梁】（末扮杨文骢冠带上）南朝领略风流尽，新立个妙龄君；清江隔断浊烟尘，兰署里买香薰。

    　　下官杨文骢，因叙迎驾之功，补了礼部主事。盟兄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又有同乡越其杰、田仰等，亦皆补官，同日命下，可称一时之盛。目下漕抚缺人，该推升田仰。适才送到聘金三百，托俺寻一美妓，要带往任所。我想青楼色艺之精，无过香君，不免替他去问。

    　　（唤介）长班走来。
    　　（杂扮长班上）胸中一部缙绅，脚下千条衚衕。
    　　（见介）老爷有何使唤？
    　　（末）你快请清客丁继之，女客卞玉京，到我书房说话。
    　　（杂）禀老爷，小人是长班，只认的各位官府，那些串客、表子，没处寻觅。
    　　（末）听我吩咐：

    　　【渔灯儿】闹端阳，正纷纭，水阁含春，便有那乌衣子弟伴红裙，难道是织女牵牛天汉津。（杂）就在那秦淮河房么，小人晓得了。（末指介）你望着枣花帘影杏纱纹，那壁厢欸问慇懃。

    　　（副净扮丁继之，外扮沈公宪，净扮张燕筑上）院里常留老白相，朝中新聘大陪堂。
    　　（副净）来此是杨老爷私宅，待我叫门。
    　　（叫介）位下那里？
    　　（杂出见介）众位何来？
    　　（副净）老汉是丁继之，同这沈、张两敝友，求见杨老爷；烦位下通报一声。
    　　（杂喜介）正要去请，来的凑巧，待我通报。（欲入介）
    　　（老旦扮卞玉京，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上）紫燕来何早，黄莺到已迟。
    　　（小旦叫介）三位略等一等，同进去罢。
    　　（副净）原来是你姊妹们。
    　　（净）你们来此何干？
    　　（丑）大家是一样病根，你们怕做师父，我们怕做徒弟的。
    　　（俱入介）
    　　（末喜介）如何来的恰好。
    　　（众）无事不敢轻造，今日特来恳恩，尚容拜见。（俱叩介）
    　　（末拉起介）请坐，有何见教？
    　　（副净问介）新补光禄阮老爷是杨老爷至交么？
    　　（末）正是。
    　　（副净）闻得新主登极，阮老爷献了四种传奇，圣心大悦，把《燕子笺》钞发总纲，要选我们入内教演，有这话么？
    　　（末）果然有此盛举。
    　　（净）不瞒老爷说，我们两片唇，养着八张嘴。这一入内庭，岂不 “灭门绝户了一家儿”？
    　　（丑）我们也是八张嘴，靠着两片皮哩。
    　　（末笑介）不必着忙，当差承应，自有一班教坊男女；你们都算名士数里的，谁好拿你。
    　　（众）只求老爷护庇则个。
    　　（末）明日开列姓名，送与阮圆海，叫他一概免拿便了。
    　　（众）多谢老爷。

    　　【前腔】看一片秣陵春，烟水消魂，借着些笙歌裙屐醉斜曛。若把俺尽数选入呵，从此后江潮暮雨掩柴门，再休想白舫青帘载酒樽。老爷果肯见怜，这功德不小，保秦淮水软山温。

    　　（末）下官也有一事借重。
    　　（副净）老爷有何见教？
    　　（末）舍亲田仰，不日就升漕抚，适才送到聘金三百，托俺寻一小宠。
    　　（丑）让我去罢。
    　　（净）你去不得，你去了，这院中便散了板儿了。
    　　（丑）怎的便散了板儿？
    　　（净）没人和我打钉了。
    　　（丑）啐！
    　　（副净）老爷意中可有一个人儿么？
    　　（末）人是有一个在这里，只要你去作伐。
    　　（老旦）是那个？
    　　（末）便是李家的香君。
    　　（副净摇头介）这使不得。
    　　（末）如何使不得？
    　　（副净）他是侯公子梳栊过的。

    　　【锦渔灯】现有个秦楼上吹箫旧人，何处去觅封侯柳老三春，留着他燕子楼中昼闭门，怎教学改嫁的卓文君。

    　　（末）侯公子一时高兴，如今避祸远去，那里还想着香君哩。但去无妨。
    　　（老旦）香君自侯郎去后，立志守节，不肯下楼，岂有嫁人之理，去也无益。

    　　【锦上花】似一只雁失群，单宿水，独叫云，每夜里月明楼上度黄昏。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喉唇，竟是长斋绣佛女尼身，怕落了风尘。

    　　（末）虽如此说，但有强如侯郎的，他自然肯嫁。
    　　（副净）香君之母，原是老爷厚人，倒是老爷面讲更好。
    　　（末）你是知道的，侯郎梳栊香君，原是下官作伐。今日觌面，如何讲说，还烦二位走走，自有重谢。
    　　（净、外）这等我们也去走走。
    　　（小旦、丑）呸！皮肉行里经纪，只许你们做么，俺也同去。
    　　（末）不必争闹，待他二位说不来时，你们再去。
    　　（众）是，是！辞过老爷罢。
    　　（末）也不远送了。狎客满堂消我闷，嫁衣终日为人忙。（下）
    　　（副净、老旦）杨老爷免了咱们差事，莫大的恩典哩。
    　　（外、净）正是。
    　　（副净）你四位先回，俺要到香君那边，替杨老爷说事去了。
    　　（丑）赚了钱不可偏背，大家八刀才好。
    　　（众诨下）
    　　（副净、老旦同行介）
    　　（副净）记得侯公子梳栊香君，也是我们帮衬来。

    　　【锦中拍】想当初华筵盛陈，配才子佳人，排列着花林粉阵，逐趁着筝声笛韵。如今又去帮衬别家，好不赧颜，似邮亭马厮，迎官送宾。（老旦）我们不去何如。（副净）俺若不去呵，又怕他新铮铮春官匣印，硬选入秋宫院门。（老旦）这等如之奈何？（副净）俺自有个两全之法，到那边款语商量，柔情索问，做一个闲蜂蝶花里混。

    　　（老旦）妙，妙！
    　　（副净）来此已是，不免竟进。
    　　（唤介）贞娘出来。
    　　（旦上）空楼寂寂含愁坐，长日恹恹带病眠。
    　　（问介）楼下那个？
    　　（老旦）丁相公来了。
    　　（旦望介）原来是卞姨娘同丁大爷光降，请上楼来。
    　　（副净、老旦见介）令堂怎的不见？
    　　（旦）往盒子会里去了。
    　　（让介）请坐，献茶。
    　　（同坐介）
    　　（老旦）香君闲坐楼窗，和那个顽耍？
    　　（旦）姨娘不知：

    　　【锦后拍】俺独自守空楼，望残春，白头吟罢泪沾巾。（老旦）何不招一新婿？（旦）奴家已嫁侯郎，岂肯改志。（副净）我们晓你苦心。今日礼部杨老爷说，有一位大老田仰，肯输三百金，娶你作妾，托俺来问一声。（旦）这题目错认，这题目错认，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老旦）这事凭你裁酌，你既不肯，另问别家。（旦）卖笑哂，有勾栏艳品。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

    　　（老旦）既如此说，回他便了。
    　　（副净）令堂回家，不要见钱眼开。
    　　（旦）妈妈疼奴，亦不肯相强的。
    　　（副净）如此甚好，可敬，可敬！
    　　（起介）别过了。
    　　（外、净、小旦、丑急上）两处红丝千里系，一条黑路六人忙。
    　　（净）快去，快去！他二人说成，便偏背我们了。
    　　（丑）我就不依他，饶他吃到口里，还倒出脏来。（进介）
    　　（净）香君恭喜了。
    　　（旦）喜从何来？
    　　（小旦）双双媒人来你家，还不喜哩。
    　　（旦）敢也说田仰的事么？
    　　（净）便是。
    　　（旦）方才奴已拒绝了。
    　　（外）杨老爷的好意，如何拒得。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他为你生小绿珠花月身，寻一个金谷绮罗里石季伦。（旦）奴家不图富贵，这话休和我讲。（副净、老旦）我二人在此劝了半日，他决不肯嫁人的。（小旦）他不嫁人，明日拿去学戏，要见个男子的面，也不能够哩。歌残舞罢锁长门，卧氍毹夜夜伤神。（旦）奴便终身守寡，有何难哉，只不嫁人。（丑）难道三百两花银，买不去你这黄毛丫头么？（旦）你要银子，你便嫁他，不要管人家闲事。（丑怒介）好丫头，抢白起姨娘来了，我就死在你家。（撒泼介）小私窠贱根，小私窠贱根，掉巧舌讪谤尊亲。（净发威介）好大胆奴才！杨老爷新做了礼部，连你们官儿都管的着，明日拿去拶掉你指头。管烟花要津，管烟花要津；触恼他风狂雨迅，准备着桃伤柳损。（旦）尽你吓唬，奴的主意已定了。（老旦）看他小小年纪，倒有志气。（副净）吓他不动，走罢，走罢。（丑）我这里撒泼，没个人来拉拉，气死我也。他不嫁人，我扭也扭他下楼。硬推来门外双轮，硬推来门外双轮；兜折宝钏，扯断湘裙。（副净）自古有钱难买不卖货，撒了赖当不的，大家散罢。（外、小旦）我两个原要不来，吃亏老燕、老妥强拉到此，惹了这场没趣。走，走，走！快出门，掩羞面，气忍声吞。（净、丑）我们也走罢，干发虚，没钞分，遗臊撒粪。

    　　（外、净、小旦、丑俱诨下）（副净、老旦）香君放心，我们回绝杨老爷，再不来缠你便了。（旦拜介）这等多谢二位。（作别介）

    　　（副净）蜂媒蝶使闹纷纷，（旦）阑入红窗搅梦魂。
    　　（老旦）一点芳心采不去，（旦）朝朝楼上望夫君。

    第十八出·争位

    　　甲申五月

    　　（生上）
    　　无定输赢似弈棋，书空殷浩欲何为？
    　　长江不限天南北，击楫中流看誓师。
    　　小生侯方域，前日替史公修书，一时激烈，有 “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议。不料福王今已登极，马士英竟入阁办事，把那些迎驾之臣，皆录功补用。史公虽亦入阁，又令督师江北，这分明有外之之意了。史公却全不介意，反以操兵勦贼为喜，如此忠肝义胆，人所难能也。现在开府扬州，命俺参其军事；约定今日齐集四镇，共商防河之计，不免上前一问。
    　　（作至书房介）管家那里？
    　　（小生扮书童上）侯爷来了，待我通报。
    　　（小生请外介）

    　　【北点绛唇】（外上）持节江皋，龙骧虎啸，忧国事，不顾残躯，双鬓苍白了。

    　　（见生介）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师誓旅，雪君父之仇了。
    　　（生）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杰镇守扬、通，兵骄将傲，那黄、刘三镇，每发不平之恨。今日相见，大费调停，万一兄弟不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
    　　（外）所说极是。今日相见，俺自有一番劝慰之言。
    　　（小生报介）辕门传鼓，说四镇到齐，伺候参谒。
    　　（生下）

    　　（外升帐吹打开门，杂排左右仪卫介）
    　　（副净扮高杰，末扮黄得功，丑扮刘泽清，净扮刘良佐，俱介冑上）只恨燕京无乐毅，谁知江左有夷吾。（入见，禀介）四镇小将，叩谒阁部大元帅。（拜介）
    　　（外拱手立介）列侯请起。
    　　（副净等俱排立介）听侯元帅将令。
    　　（外）本帅以阁部督师，君命隆重，大小将士俱在指挥之下。
    　　（众）是。
    　　（外）四镇乃堂堂列侯，不比寻常武弁。（举手介）屈尊侍坐，共议军情。
    　　（众）岂敢。
    　　（外）本帅命坐，便如军令一般，不可推辞。
    　　（众）是。
    　　（揖介）告坐了。
    　　（副净首坐，末、丑、净依次坐介）
    　　（末怒视副净介）

    　　【混江龙】（外）淮南险要，江河保障势滔滔，一带奇云结阵，满目细柳垂条。铁马嘶风先突塞，犀军放弩早惊潮。说甚么徐、常、沐、邓，比得上绛、灌、萧、曹。同心共把乾坤造，看古来功臣阁丹青图画，似今日列侯会剑佩弓刀。

    　　（末怒介）元帅在上，小将本不该争论。
    　　（指介）这高杰乃投诚草寇，有何战功，今日公然坐俺三镇之上。
    　　（副净）我投诚最早，年齿又尊，岂肯居尔等之下。
    　　（丑）此处是你汛地，我们都是客兵，连一个宾主之礼不晓得，还要统兵。
    　　（净）他在扬州享受繁华，尊大惯了；今日也该让咱们来享享。
    　　（副净）你们敢来，我就奉让。
    　　（末）那个是不敢来的。（起介）两位刘兄同我出来，即刻见个强弱。（怒下）
    　　（外向副净介）他讲的有理，你还该谦逊才是。
    　　（副净）小将宁死不在他们之下。
    　　（外）你这就大错了。

    　　【油葫芦】四镇堂堂气象豪，倚仗着恢复北朝。看您挨肩雁序，恰似好同胞，为甚的争坐位失了同心好，斗齿牙变了协恭貌。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一个怒沖沖平地起波涛。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指介）小儿曹。

    　　不料四镇英雄，可笑如此；老夫一天高兴，却早灰冷一半也。没奈何，且出张告示，晓谕三镇，叫他各回汛地，听候调遣。
    　　（向副净介）你既驻札本境，就在本帅标下做个先锋，各有执掌，他们也不敢来争闹了。
    　　（副净）多谢元帅。
    　　（外）待老夫写起告示来。（写介）
    　　（内呐喊介）
    　　（副净不辞，出介）
    　　（末、丑、净持刀上）高杰快快出来！
    　　（副净出见介）你青天白日，持刀呐喊，竟是反了。
    　　（末）我们为甚么反，只要杀你这个无礼贼子。
    　　（副净）你们敢在帅府门前如此放肆，难道不是无礼贼子么？
    　　（末、丑、净赶杀副净介）
    　　（副净入辕门叫介）阁部大老爷救命呀，黄、刘三贼杀入帅府来了。
    　　（末、丑、净门外喊骂介）
    　　（外惊立介）

    　　【天下乐】俺只道塞马南来把战挑，杀声渐高，却是咱兵自鏖。这时候协力同仇还愁少，怎当的阋墙鼓噪，起了个离间根苗。这才是将难调，北贼易讨。

    　　（吩咐介）快请侯相公出来。
    　　（杂向内介）侯爷有请。
    　　（生急上）晚生已听的明白了。
    　　（外）借重高才，传俺帅令，安抚乱军。
    　　（生）如何安抚？
    　　（外）老夫有告示一纸，快去晓谕他们便了。
    　　（生）遵命。
    　　
    　　（接告示出见介）
    　　列侯请了！小弟乃本府参谋，奉阁部大元帅之命，晓谕三镇知悉：
    　　恭逢新主中兴，闯贼未讨，正我辈枕戈待旦、立功报效之时；不宜怀挟小忿，致乱大谋。俟收复中原，太平赐宴，论功叙坐，自有朝仪。目下军容匆遽，凡事权宜，皆当相谅，无失旧好。兴平侯高，原镇扬、通，今即留在本帅标下，委作先锋。靖南侯黄，仍回庐、和。东平侯刘，仍回淮、徐。广昌侯刘，仍回凤、泗。静听调遣，勿得抗违。军法懔然，本帅不能容情也。特谕。
    　　（末）我们只要杀无礼贼子，怎敢犯元帅军法。
    　　（生）目今辕门截杀，这就是军法难容的了。
    　　（丑）既是这等，不要惊着元帅，大家且散。
    　　（净）明日杀到高杰家里去罢。正是：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下）
    　　（生入见介）三镇闻令，暂且散去，明日还要厮杀哩。
    　　（外）这却怎处？（指副净介）

    　　【后庭花】高将军，你横将仇衅招，为甚的不谦恭，妄自骄；坐了个首席乡三老，惹动他诸侯五路刀。凭仪秦一番舌战巧，也不过息兵半晌饶。费调停，干焦躁；难消释，空懊恼。这情形何待瞧，那事业全去了。

    　　（副净）元帅不必着急，明日和他见个输赢，把三镇人马并俺一处，随着元帅恢复中原，却亦不难也。
    　　（外）你说的是那里话。现今流寇北来，将渡黄河，总兵许定国不能阻当，连夜告急；正要与四镇商议，发兵防河。今日一动争端，偾俺大事，岂不可忧！
    　　（副净）他三镇也不为别的，只因扬州繁华，要来夺取，俺怎肯让他。
    　　（外）这话益发可笑了。

    　　【煞尾】领着一枝兵，和他三家傲，似垒卵泰山压倒。你占住繁华廿四桥，竹西明月夜吹箫；他也想隋堤柳下安营巢，不教你蕃釐观独夸琼花少。谁不羨扬州鹤背飘，妒杀你腰缠十万好，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

    　　罢，罢，罢！老夫已拚一死，更无他法；侯兄长才，只索凭你筹画了。（生）且看局势，再做商量。（外、生下）（吹打掩门，杂俱下）（副净吊场介）俺高杰也是一条好汉，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明早黄金坝上，点齐人马，排下阵势，等他来时，迎敌便了。正是：

    　　龙争虎斗逞雄豪，杯酒筵边动剑刀，
    　　刘项何须成败论，将军头断不降曹。

    第十九出·和战

    　　甲申五月

    　　（末、净、丑扮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戎装，杂扮军校执旗帜器械呐喊上）
    　　（末）兄弟们俱要小心着，闻得高杰点齐人马，在黄金坝上伺候迎敌。我们分作三队，依次而进。
    　　（净）我带的人马原少，让我挑战，两兄迎敌便了。
    　　（末）我的田雄不曾来，我作第二队，总叫河洲哥哥压哨罢。
    　　（丑）就是如此，大家杀向前去。
    　　（摇旗呐喊急下）
    　　（副净扮高杰戎装，军校执械随上）大小三军排开阵势，伺候迎敌。
    　　（杂扮探卒上）报，报，报！三家贼兵摇旗呐喊，将次到营了。
    　　（净持大刀上）老高快快出马，今日和你争个谁大谁小。
    　　（副净持枪骂上）你花马刘，是咱家小兄弟，那个怕你！
    　　（内击鼓，净、副净厮杀介）
    　　（副净叫介）三军齐上，活捉了这个刘贼。
    　　（杂上乱战介）
    　　（净败下）
    　　（末持双鞭上）我黄闯子的本领你是晓得的，快快磕头，饶你一死。
    　　（副净）我高老爷不稀罕你这活头，要取你那颗死头的。
    　　（内击鼓，末、副净厮杀介）
    　　（副净叫介）三军再来。
    　　（杂上乱战介）
    　　（末急介）从来将对将，兵对兵，如何这样混战。倒底是个无礼贼子，今日且输与你。（败下）
    　　（丑持双刀领众喊上介）高杰，你不要逞强，我刘河洲也带着些人马哩，咱就混战一场，有何不可。
    　　（副净）我翻天鹞子不怕人的，凭你竖战也可，横战也可。杀，杀，杀！
    　　（两队领众混战介）
    　　（生持令箭立高台，小兵持锣敲介）
    　　（众止杀，仰看介）
    　　（生摇令箭介）阁部大元帅有令：四镇作反，皆督师之过。请先到帅府，杀了元帅，次到南京，抢了宫阙；不必在此混战，骚害平民。
    　　（丑）我们并不曾作反，只因高杰无礼，混乱坐次，我们争个明白，日后好参谒元帅。
    　　（副净）我高杰乃本标先锋，怎敢作反；他们领兵来杀，只得迎敌。
    　　（生）不奉军令，妄行厮杀，都是反贼。明日奏闻朝廷，你们自去分辩罢。
    　　（丑）朝廷是我们迎立的，元帅是朝廷差来的，我们违了军令，便是叛了朝廷，如何使得。情愿束身待罪，只求元帅饶恕。
    　　（生）高将军，你如何说？
    　　（副净）我高杰是元帅犬马，犯了军法，只听元帅处分。
    　　（生）既如此说，速传黄、刘二镇，同赴辕门，央求元帅。
    　　（丑）二镇败走，各回汛地去了。
    　　（生）你淮、扬两镇，唇齿之邦，又无宿嫌，为何听人指使。快快前去，候元帅发落。
    　　（众兵下）
    　　（生下台）
    　　（丑、副净同行，到介）
    　　（生）已到辕门了，两位将军在外等候，待俺传进去。（稍迟即出介）元帅有令：四镇擅相争夺，皆当军法从事；但高将军不知礼体，挑嫌起衅，罪有所归，着与三镇服礼。俟解和之日，再行处分。

    　　【香柳娘】劝将军自思，劝将军自思，祸来难救，负荆早向辕门叩。（副净恼介）我高杰乃元帅标下先锋，元帅不加护庇，倒叫与三镇服礼，可不羞死人也。罢，罢，罢！看来元帅也不能用俺了，不免领兵渡江，另做事业去。这屈辱怎当，这屈辱怎当，渡过大江头，事业从新做。（唤介）三军快来，随俺前去。（众兵上，呐喊摇旗随下）（丑望介）呀，呀，呀！高杰竟要过江了，想江南有他的党与，不日要领来与俺厮闹；俺也早去约会黄、刘二镇，多带人马，到此迎敌。笑力穷远走，笑力穷远走，长江洗羞，防他重来作寇。

    　　（丑下）
    　　（生呆介）不料局势如此，叫俺怎生收救。

    　　【前腔】恨山河半倾，恨山河半倾，怎能重搆；人心瓦解忘恩旧。（南望介）那高杰竟反了。看扬扬渡江，看扬扬渡江，旗帜乱中流，直入南徐口。（北望介）那刘泽清也急忙去，要约会三镇人马，同来迎敌。这烟尘偏有，这烟尘偏有，好叫俺元帅搔头，参谋搓手。

    　　（行介）且去回覆了阁部，再作计较。正是：
    　　堂堂开府辖通侯，江北淮南数上游，
    　　只恐楼船与铁马，一时都羨好扬州。

    第二十出·移防

    　　甲申六月

    　　【锦上花】（副净扮高杰领众执械上）策马欲何之？策马欲何之？江锁坚城，弩射雄师。且收兵，且收兵，占住这扬州市。

    　　俺高杰领兵渡江，要抢苏、杭，不料巡抚郑瑄，操舟架炮，堵住江口，没奈何又回扬州；但不知黄、刘三镇，此时何往。
    　　（杂扮报卒上）报上将军，黄、刘三镇会齐人马，南来迎敌，前哨已到高邮了。
    　　（副净）阿呀！不好了！南下不得，北上又不能，好叫俺进退两难。（想介）罢，罢！还到史阁部辕门，央他的老体面，替俺解救罢。（行介）

    　　【前腔】速去乞恩慈，速去乞恩慈，空忝羞颜，答对何辞。这才是，这才是，自作孽，天教死。

    　　（内喊介）
    　　（副净领众走下）

    　　【捣练子】（外扮史可法从人上）局已变，势难支，踌蹰中夜少眠时。（生上）自叹经纶空满纸。

    　　（外向生介）世兄，你看高杰不辞而去，三镇又不遵军法；俺本标人马，为数无几，怎能守得住江北。眼看大事已去，奈何，奈何！
    　　（生）闻得巡抚郑瑄，堵住江口，高杰不能南下，又回扬州来了。
    　　（外）那三镇如何？
    　　（生）三镇知他退回，会齐人马，又来迎敌，前哨已到高邮了。
    　　（外愁介）目前局势更难处矣。

    　　【玉抱肚】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到此；只手儿怎擎青天，却莱兵总仗虚词。（合）烟尘满眼野横尸，只倚扬州兵一枝。

    　　（丑扮中军官传鼓介）
    　　（杂问介）门外击鼓，有何军情？
    　　（丑）将军高杰，领兵到辕，求见元帅。
    　　（外）他果然来了。传他进来，看他有何话说。
    　　（外升帐，开门，左右排列介）
    　　（副净急跑上介）小将高杰，擅离汛地，罪该万死。求元帅开恩饶恕！
    　　（外）你原是一介乱民，朝廷许你投诚，加封侯爵，不曾薄待了你。为何一言不合，竟自反去；及至渡江不得，又投辕门。忽而作反，忽而投诚，把个作反投诚，当做儿戏，岂不可恨！本该军法从事，姑念你悔罪之速，暂且饶恕。
    　　（副净叩头起介）
    　　（外问介）你还有何说？
    　　（副净又跪介）前日擅离汛地，只为不肯服礼。今三镇知俺回来，又要交战，小将虽强，独力怎支，还望元帅解救。（向生央介）侯先生替俺美言一句。
    　　（生）你不肯服礼，叫元帅如何处断？
    　　（外）正是，事到今日，本帅也不能偏护了。

    　　【前腔】争论坐次，动干戈不知进止。他三家鼎足称雄，你孤军危命如丝。（合前）

    　　（副净）元帅不肯解救，小将宁可碎首辕门，断不拜他下风。
    　　（生）你那黄金坝上威风那里去了？
    　　（副净）那时他没带人马，俺用全军混战，因而取胜。今日三家卷土齐来，小将不得不临事而惧矣。
    　　（生）小生倒有个妙计，只怕你不肯依从。
    　　（副净）除了服礼，都依都依。
    　　（生）目今流贼南下，将渡黄河，许定国不能阻当，连夜告急。元帅正要发兵防河，你何不奉命前往，坐镇开、洛；既解目前之围，又立将来之功。他三镇知你远去，也不能兴无名之师了。将军以为何如？
    　　（副净低头思介）待我商量。
    　　（内呐喊介）
    　　（外）城外杀声震天，是何处兵马？
    　　（丑报介）黄、刘三镇，领兵到城，要与高将军厮杀哩。
    　　（副净惧介）这怎么处，只得听元帅调遣了。
    　　（外）既然肯去，速传军令，晓谕三镇。（拔令箭丢地介）
    　　（丑拾令箭跪介）
    　　（外）高杰无礼，本当军法从事，但时值用人之际，又念迎驾之功，暂且饶恕，罚往开、洛防河，将功赎罪，今日已离扬州。三镇各释小嫌，共图大事，速速回汛，听候调遣。
    　　（丑）得令。（下）
    　　（外指高杰介）高将军，高将军，只怕你的性气，到处不能相安哩。

    　　【前腔】黄河难恃，劝将军谋终虑始。那许定国也不是个安静的。须提防酒前茶后，软刀枪怎斗雄雌。（合前）

    　　（向生介）防河一事，乃国家要着，我看高将军勇多谋少，倘有疏虞，罪坐老夫。仔细想来，河南原是贵乡，吾兄日图归计，路阻难行，何不随营前往；既遂还乡之愿，又好监军防河，且为桑梓造福，岂非一举而三得乎。
    　　（生）多谢美意，就此辞过元帅，收拾行装，即刻起程便了。
    　　（副净）一同告辞罢。
    　　（拜别介）
    　　（外向生介）参谋此去，便如老夫亲身防河一般；只恐势局叵测，须要十分小心，老夫专听好音也。正是：人事无常争胜负，天心有定管兴亡。（下）
    　　（吹打掩门）
    　　（生、副净出介）
    　　（副净）侯先生，你听杀声未息，只怕他们前面截杀。
    　　（生）无妨也，他们知你移防，怒气已消，自然散去的。况且三镇之兵，俱走东路，我们点齐人马，直出北门，从天长、六合，竟奔河南，有何阻当。
    　　（众兵旗仗伺候介）
    　　（副净）就此起程。（行介）

    　　【朝元令】（生）乡园系思，久断平安字；乌栖一枝，郁郁难居此。结伴还乡，白云如驶，遂了三年归志。（副净）统着全师，烟城柳驿行参差；莫逞旧雄姿，函关偷度时。（合）扬州倒指，看不见平山萧寺，平山萧寺。

    　　（副净）落日林梢照大旗，（生）从军北去慰乡思；
    　　（副净）黄河曲里防秋将，（生）好似英雄末路时。

    闰二十出·闲话

    　　甲申七月

    　　（内鸣金擂鼓呐喊介）
    　　（外扮老官人，白巾麻衣背包裹急上）戎马消何日，乾坤剩此身；白头江上客，红泪自沾巾。（立住大哭介）
    　　（小生扮山人背行李上）日淡村烟起，江寒雨气来。
    　　（丑扮贾客背行李上）年年经过路，离乱使人猜。
    　　（小生见丑介）请了，我们都是上南京的，天色将晚，快些趱行。
    　　（丑）正是兵荒马乱，江路难行，大家作伴才好。
    　　（指外介）那个老者为何立住了脚，只顾啼哭？
    　　（小生问外介）老兄想是走错了路，失迷什么亲人了。
    　　（外摇手介）不是，不是。俺是从北京下来的，行到河南，遇着高杰兵马，受了无限惊恐。刚得逃生，渡过江来，看见满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不觉伤心恸哭几声。（掩泪介）
    　　（小生）原来如此，可怜，可叹！
    　　（丑）既是北京下来的，俺正要问问近日的消息，何不同宿村店，大家谈谈。
    　　（外）甚妙，我老腿无力，也要早歇哩。
    　　（小生指介）这座村店稍有墙壁，就此同宿了罢。
    　　（让介）请进。
    　　（同入介）
    　　（外仰看介）好一架豆棚。
    　　（小生）大家放下行李，便坐这豆棚之下，促膝闲话也好。
    　　（同放行李，坐介）
    　　（副净扮店主人上）村店新泥壁，田家老瓦盆。
    　　（问介）众位客官，还用晚饭么？
    　　（众）不消了。
    　　（小生）烦你买壶酒来，削瓜剥豆，我与二位解解困乏罢。
    　　（外向小生介）怎好取扰？
    　　（丑向外介）四海兄弟，却也无妨；待用完此酒，咱两个再回敬他。
    　　（副净取酒、菜上）
    　　（三人对饮介）
    　　（外问介）方才都是路遇，不曾请教尊姓大号，要到南京有何贵干？
    　　（小生）在下姓蓝名瑛，字田叔，是西湖画士，特到南京访友的。
    　　（丑）在下是蔡益所，世代南京书客，才从江浦索债回来的。
    　　（问外介）老兄是从北京下来的了；敢问高姓大名，有甚急事，这等狼狈？
    　　（外）不瞒二位说，下官姓张名薇，原是锦衣卫堂官。
    　　（丑惊介）原来是位老爷，失敬了。
    　　（小生问介）为何南来？
    　　（外）三月十九日，流贼攻破北京，崇祯先帝缢死煤山，周皇后也殉难自尽。下官走下城头，领了些本管校尉，寻着尸骸，抬到东华门外，买棺收殓，独自一个戴孝守灵。
    　　（小生）那旧日的文武百官，那里去了？
    　　（外）何曾看见一人。那时闯贼搜查朝官，逼索兵饷，将我监禁夹打。我把家财尽数与他，才放我守灵戴孝。别个官儿走的走，藏的藏，或被杀，或下狱，或一身殉难，或阖门死节。
    　　（小生）有这样忠臣，可敬，可敬。
    　　（外）还有进朝称贺，做闯贼伪官的哩。
    　　（丑）有这样狗彘，该杀，该杀。
    　　（外掩泪介）可怜皇帝、皇后两位梓宫，丢在路旁，竟没人偢睬。
    　　（小生、丑俱掩泪介）
    　　（外）直到四月初三日，礼部奉了伪旨，将梓宫抬送皇陵。我执旛送殡，走到昌平州；亏了一个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掘开田皇妃旧坟，安葬当中。下官就看守陵旁，早晚上香。谁想五月初旬，大兵进关，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发买工料，从新修造享殿碑亭，门墙桥道，与十二陵一般规模。真是亘古希有的事。下官也没等工完，亲手题了神牌，写了墓碑，连夜走来，报与南京臣民知道，所以这般狼狈。
    　　（小生）难得，难得！若非老先生在京，崇祯先帝竟无守灵之人。
    　　（丑问介）但不知太子二王，今在何处？
    　　（外）定、永两王，并无消息；闻太子渡海南来，恐亦为乱兵所害矣。（掩泪介）
    　　（小生问介）闻得北京发书一封与阁部史可法，责备亡国将相，不去奔丧哭主，又不请兵报仇。史公答了回书，特着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临，老先生可晓得么？
    　　（外）下官半路相遇，还执手恸哭了一场的。

    　　（内作大风雷声介）
    　　（副净掌灯急上）大雨来了，快些进房罢。
    　　（众起，以袖遮头入房介）好雨，好雨。
    　　（外）天色已晚，下官该行香了。
    　　（丑问介）替那个行香？
    　　（外）大行皇帝未满周年，下官现穿孝服，每早每晚要行香哭拜的。
    　　（取包裹出香炉、香盒，设几上介，洗手介，望北两拜介，跪上香介）大行皇帝呀，大行皇帝呀！今日七月十五，孤臣张薇，叩头上香了。
    　　（内作大风雷不止介）
    　　（外伏地放声大哭介）
    　　（小生呼丑介）过来，过来，我两个草莽之臣，也该随拜举哀的。
    　　（小生、丑同跪，陪哭介，哭毕，俱叩头起，又两拜介）
    　　（小生）老先生远路疲倦，早早安歇了罢。
    　　（外）正是，各人自便了。
    　　（各解行李卧倒介）
    　　（小生）窗外风雨益发不住，明早如何登程？
    　　（外）老天的阴晴，人也料他不定。
    　　（丑问介）请问老爷，方才说的那些殉节文武，都有姓名么？
    　　（外）问他怎的？
    　　（丑）我小铺中要编成唱本，传示四方，叫万人景仰他哩。
    　　（外）好，好！下官写有手摺，明日取出奉送罢。
    　　（丑）多谢！
    　　（小生）那些投顺闯贼，不忠不义的姓名，也该流传，叫人唾骂。
    　　（外）都有抄本，一总奉上。
    　　（丑）更妙。
    　　（俱作睡熟介）
    　　（内作众鬼号呼介）
    　　（外惊听介）奇怪，奇怪！窗外风雨声中，又有哀苦号呼之声，是何物类？
    　　（杂扮阵亡厉鬼，跳叫上）
    　　（外隔窗看介）怕人，怕人！都是些没头折足阵亡厉鬼，为何到此？
    　　（众鬼下）
    　　（外睡倒介）
    　　（内作细乐警跸声介）
    　　（外惊听介）窗外又有人马鼓乐声，待我开门看来。（起看介）
    　　（杂扮文武冠带骑马，旛幢细乐引导，扮帝后乘舆上）
    　　（外惊出跪迎介）万岁，万岁，万万岁！孤臣张薇恭迎圣驾。
    　　（众下）
    　　（外起呼介）皇帝，皇后，何处巡游，我孤臣张薇不能随驾了。（又拜哭介）
    　　（小生、丑醒问介）天已发亮，老爷怎的又哭起来，想是该上早香了。
    　　（外掩泪介）奇事，奇事！方才睡去，听得许多号呼之声，隔窗张看，都是些阵亡厉鬼。
    　　（小生）是了，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想是赴盂兰会的。
    　　（外）这也没相干，还有奇事哩。
    　　（丑）还有什么奇事？
    　　（外）后来又听的人马鼓吹之声，我便开门出看，明明见崇祯先帝同着周皇后乘舆东行，引导的文武官员，都是殉难忠臣；前面奏着细乐，排着仪仗，像个要升天的光景。我伏俯路旁，送驾过去，不觉失声大哭起来。
    　　（小生）有这等异事。先皇帝、先皇后自然是超升天界的，也还是张老爷一片至诚，故此特特显圣。
    　　（外）下官今日发一愿心，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胜境，募建水陆道场，修斋追荐，并脱度一切冤魂，二位也肯随喜么？
    　　（丑）老爷果能做此好事，俺们情愿搭醮。
    　　（外）好人，好人。到南京时，或买书，或求画，不时要相会的。
    　　（丑）正是。
    　　（小生）大家收拾行李作别罢。
    　　（各背行李下）

    　　雨洗鸡笼翠，江行趁晓凉；乌啼荒塚树，槐落废宫墙。
    　　帝子魂何弱，将军气不扬；中原垂老别，恸哭过沙场。

    加二十一出·孤吟

    　　康熙甲子八月

    　　【天下乐】（副末毡巾道袍，扮老赞礼上）雨洗秋街不动尘，青山红树满城新；谁家剩有闲金粉，撒与歌楼照镜人？

    　　老客无家恋，名园杯自劝，
    　　朝朝贺太平，看演《桃花扇》。
    　　（内问）老相公又往太平园，看演《桃花扇》么？
    　　（答）正是。
    　　（内问）昨日看完上本，演的何如？
    　　（答）演的快意，演的伤心，无端笑哈哈，不觉泪纷纷。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行唱介）

    　　【甘州歌】流光箭紧，正柳林蝉噪，荷沼香喷。轻衫凉笠，行到水边人困；西窗乍惊连夜雨，北里重消一枕魂。梧桐院，砧杵村，青苔虫语不堪闻。闲携杖，漫出门，宫槐满路叶纷纷。

    　　【前腔】鸡皮瘦损，看饱经霜雪，丝鬓如银。伤秋扶病，偏带旅愁客闷；欢场那知还剩我，老境翻嫌多此身。儿孙累，名利奔，一般流水付行云。诸侯怒，丞相嗔，无边衰草对斜曛。

    　　【前腔换头】望春不见春，想汉宫图画，风飘灰烬。棋枰客散，黑白胜负难分；南朝古寺王谢坟，江上残山花柳阵。人不见，烟已昏，击筑弹铗与谁论。黄尘变，红日滚，一篇诗话易沉沦。

    　　【前腔换头】难寻吴宫旧舞茵，问开元遗事，白头人尽。云亭词客，阁笔几度酸辛；声传皓齿曲未终，泪滴红盘蜡已寸。袍笏样，墨粉痕，一番妆点一番新。文章假，功业诨，逢场只合酒沾唇。

    　　【余文】老不羞，偏风韵，偷将拄杖拨红裙。那管他扇底桃花解笑人。

    　　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
    　　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

    　　那马士英又早登场，列位请看。（拱下）

    第二十一出·媚座

    　　甲申十月

    　　【菊花新】（净冠带扮马士英，外扮长班从人喝道上）调和鼎鼐费心机，别户分门恩济威；钻火燃寒灰，这燮理阴阳非细。

    　　下官马士英，官居首辅，权握中枢。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养体，尽咱吐气扬眉。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这经纶满腹，也无非报怨施恩。人都说养马成群，滚尘不定；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

    　　（笑介）这几日太平无事，又且早放红梅，设席万玉园中，会些亲戚故旧，但看他趋奉之多，越显俺尊荣之至。人生行乐耳，须富贵此时。
    　　（叫介）长班，今日下的是那几位请帖？
    　　（外）都是老爷同乡。有兵部主事杨文骢，佥都御史越其杰，新推漕抚田仰，光禄寺卿阮大铖，这几位老爷。
    　　（净疑介）那阮大铖不是同乡呀。
    　　（外）他常对人说是老爷至亲。
    　　（净笑介）相与不同，也算的个至亲了。
    　　（吩咐介）今日不是外客，就在这梅花书屋设席罢。
    　　（外）是！
    　　（净）天已过午，快去请客。
    　　（外）不用去请，俱在门房候着哩。只传他一声，便齐齐进来了。
    　　（传介）老爷有请！
    　　（末、副净忙上）阍人片语千钧重，相府重门万里深。（进见打恭介）
    　　（净）我道是谁。
    　　（向末介）杨妹丈是咱内亲，为何也不竟进？
    　　（末）如今亲不敌贵了。
    　　（净）说那里话。
    　　（向副净介）圆老一向来熟了的，为何也等人传？
    　　（副净）府体尊严，岂敢冒昧。
    　　（净）这就见外了。
    　　（让净告坐，打恭介）

    第二十二出·守楼

    　　甲申十月

    　　（外、小生拿内阁灯笼、衣、银跟轿上）天上从无差月老，人间竟有错花星。
    　　（外）我们奉老爷之命，硬娶香君，只得快走。
    　　（小生）旧院李家母子两个，知他谁是香君。
    　　（末急上呼介）转来同我去罢。
    　　（外见介）杨姑老爷肯去，定娶不错了。
    　　（同行介）月照青溪水，霜沾长板桥。来此已是，快快叫门。（叫门介）
    　　（杂扮保儿上）才关后户，又开前庭；迎官接客，卑职驿丞。
    　　（问介）那个叫门？
    　　（外）快开门来。
    　　（杂开门惊介）呵呀！灯笼火把，轿马人夫，杨老爷来夸官了。
    　　（末）唗！快唤贞娘出来。
    　　（杂大叫介）妈妈出来，杨老爷到门了。
    　　（小旦急上问介）老爷从那里赴席回来么？
    　　（末）适在马舅爷相府，特来报喜。
    　　（小旦）有什么喜？
    　　（末）有个大老官来娶你令爱哩。（指介）

    　　【渔家傲】你看这彩轿青衣门外催，你看这三百花银，一套绣衣。（小旦惊介）是那家来娶，怎不早说？（末）你看灯笼大字成双对，是中堂阁内。（小旦）就是内阁老爷自己娶么？（末）非也。漕抚田公，同乡至戚，赠个佳人捧玉杯。

    　　（小旦）田家亲事，久已回断，如何又来歪缠？
    　　（小生拿银交介）你就是香君么，请受财礼。
    　　（小旦）待我进去商量。
    　　（外）相府要人，还等你商量；快快收了银子，出来上轿罢。
    　　（末）他怎敢不去，你们在外伺候，待我拿银进去，催他梳洗。
    　　（末接银，杂接衣，同小旦作进介）
    　　（小生、外）我们且寻个老表子燥脾去。（俱暂下）
    　　（小旦、末、杂作上楼介）
    　　（末唤介）香君睡下不曾？
    　　（旦上）有甚紧事，一片吵闹。
    　　（小旦）你还不知么？
    　　（旦见末介）想是杨老爷要来听歌。
    　　（小旦）还说甚么歌不歌哩。

    　　【剔银灯】忙忙的来交聘礼，凶凶的强夺歌妓；对着面一时难回避，执着名别人谁替。（旦惊介）唬杀奴也！又是那个天杀的？（小旦）还是田仰，又借着相府的势力，硬来娶你。堪悲，青楼薄命，一霎时杨花乱吹。

    　　（小旦向末介）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为何下这毒手？
    　　（末）不干我事，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动了大怒，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下官怕你受气，特为护你而来。
    　　（小旦）这等多谢了，还求老爷始终救解。
    　　（末）依我说三百财礼，也不算吃亏；香君嫁个漕抚，也不算失所；你有多大本事，能敌他两家势力？
    　　（小旦思介）杨老爷说的有理，看这局面，拗不去了。孩儿趁早收拾下楼罢！
    　　（旦怒介）妈妈说那里话来！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奴嫁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现收着定盟之物。
    　　（急向内取出扇介）这首定情诗，杨老爷都看过，难道忘了不成？

    　　【摊破锦地花】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末）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旦）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末）呵呀！好性气，又像摘翠脱衣骂阮圆海的那番光景了。（旦）可又来，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内喊介）夜已深了，快些上轿，还要赶到船上去哩。（小旦劝介）傻丫头！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旦）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

    　　（小旦）事到今日，也顾不得他了。
    　　（叫介）杨老爷放下财礼，大家帮他梳头穿衣。
    　　（小旦替梳头，末替穿衣介）
    　　（旦持扇前后乱打介）
    　　（末）好利害，一柄诗扇，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
    　　（小旦）草草妆完，抱他下楼罢。
    　　（末抱介）
    　　（旦哭介）奴家就死不下此楼。（倒地撞头晕卧介）

    　　（小旦惊介）呵呀！我儿苏醒，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
    　　（末指扇介）你看血喷满地，连这诗扇都溅坏了。（拾扇付杂介）
    　　（小旦唤介）保儿，扶起香君，且到卧房安歇罢。
    　　（杂扶旦下）
    　　（内喊介）夜已三更了，诓去银子，不打发上轿；我们要上楼拿人哩。
    　　（末向楼下介）管家略等一等；他母子难舍，其实可怜的。
    　　（小旦急介）孩儿碰坏，外边声声要人，这怎么处？
    　　（末）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这番羞了他去，你母子不要性命了。
    　　（小旦怕介）求杨老爷救俺则个。
    　　（末）没奈何，且寻个权宜之法罢！
    　　（小旦）有何权宜之法？
    　　（末）娼家从良，原是好事，况且嫁与田府，不少吃穿，香君既没造化，你倒替他享受去罢。
    　　（小旦急介）这断不能。一时一霎，叫我如何舍得。
    　　（末怒介）明日早来拿人，看你舍得舍不得。
    　　（小旦呆介）也罢！叫香君守着楼，我去走一遭儿。
    　　（想介）不好，不好，只怕有人认得。
    　　（末）我说你是香君，谁能辨别。
    　　（小旦）既是这等，少不得又妆新人了。
    　　（忙打扮完介）
    　　（向内叫介）香君我儿，好好将息，我替你去了。
    　　（又嘱介）三百两银子，替我收好，不要花费了。
    　　（末扶小旦下楼介）

    　　【麻婆子】（小旦）下楼下楼三更夜，红灯满路辉；出户出户寒风起，看花未必归。（小生、外打灯抬轿上）好，好，新人出来了，快请上轿。（小旦别末介）别过杨老爷罢。（末）前途保重，后会有期。（小旦）老爷今晚且宿院中，照管孩儿。（末）自然。（小旦上轿介）萧郎从此路人窥，侯门再出岂容易。（行介）舍了笙歌队，今夜伴阿谁。（俱下）

    　　（末笑介）贞丽从良，香君守节，雪了阮兄之恨，全了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倒也是个妙计。
    　　（叹介）只是母子分别，未免伤心。

    　　匆匆夜去替蛾眉，一曲歌同易水悲；
    　　燕子楼中人卧病，灯昏被冷有谁知。

    第二十三出·寄扇

    　　甲申十一月

    　　【醉桃源】（旦包帕病容上）寒风料峭透冰绡，香炉懒去烧。血痕一缕在眉梢，胭脂红让娇。孤影怯，弱魂飘，春丝命一条。满楼霜月夜迢迢，天明恨不消。

    　　（坐介）奴家香君，一时无奈，用了苦肉之计，得遂全身之节。只是孤身只影，卧病空楼，冷帐寒衾，无人作伴，好生悽凉。

    　　【北新水令】冻云残雪阻长桥，闭红楼冶游人少。栏杆低雁字，帘幙挂冰条；炭冷香消，人瘦晚风峭。

    　　奴家虽在青楼，那些花月欢场，从今罢却了。

    　　【驻马听】绣户萧萧，鹦鹉呼茶声自巧；香闺悄悄，雪狸偎枕睡偏牢。榴裙裂破舞风腰，鸾靴翦碎淩波靿；愁多病转饶，这妆楼再不许风情闹。

    　　想起侯郎匆匆避祸，不知流落何所；怎知奴家独住空楼，替他守节也。（起唱介）

    　　【沉醉东风】记得一霎时娇歌兴扫，半夜里浓雨情抛；从桃叶渡头寻，向燕子矶边找，乱云山风高雁杳。那知道梅开有信，人去越遥；凭栏凝眺，把盈盈秋水，酸风冻了。

    　　可恨恶仆盈门，硬来娶俺；俺怎肯负了侯郎。

    　　【雁儿落】欺负俺贱烟花薄命飘颻，倚着那丞相府忒骄傲。得保住这无瑕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

    　　最可怜妈妈替奴当灾，飘然竟去。（指介）你看床榻依然，归来何日。

    　　【得胜令】恰便似桃片逐雪涛，柳絮儿随风飘；袖掩春风面，黄昏出汉朝。萧条，满被尘无人扫；寂寥，花开了独自瞧。

    　　说到这里，不觉一阵酸心。（掩泪坐介）

    第二十四出·骂筵

    　　乙酉正月

    　　【缕缕金】（副净扮阮大铖吉服上）风流代，又遭逢，六朝金粉样，我偏通。管领烟花，衔名供奉。簇新新帽乌衬袍红，皂皮靴绿缝，皂皮靴绿缝。

    　　（笑介）我阮大铖，亏了贵阳相公破格提挈，又取在内庭供奉；今日到任回来，好不荣耀。且喜今上性喜文墨，把王铎补了内阁大学士，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区区不才，同在文学侍从之班；天颜日近，知无不言。前日进了四种传奇，圣心大悦；立刻传旨，命礼部采选宫人，要将《燕子笺》被之声歌，为中兴一代之乐。我想这本传奇，精深奥妙，倘被俗手教坏，岂不损我文名。因而乘机启奏：“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强似教手。”圣上从谏如流，就命广搜旧院，大罗秦淮，拿了清客妓女数十余人，交与礼部拣选。前日验他色艺，都只平常；还有几个有名的，都是杨龙友旧交，求情免选，下官只得勾去。昨见贵阳相公说道：“教演新戏是圣上心事，难道不选好的，倒选坏的不成。”只得又去传他，尚未到来。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佳节，下官约同龙友，移樽赏心亭；邀俺贵阳师相，饮酒看雪。早已吩咐把新选的妓女，带到席前验看。正是：花柳笙歌隋事业，谈谐裙屐晋风流。（下）

    　　【黄莺儿】（老旦扮卞玉京道妆背包急上）
    　　家住蕊珠宫，恨无端业海风，把人轻向烟花送。喉尖唱肿，裙腰舞松，一生魂在巫山洞。俺卞玉京，今日为何这般打扮，只因朝廷搜拿歌妓，逼俺断了尘心。昨夜别过姊妹，换上道妆，飘然出院，但不知那里好去投师。望城东云山满眼，仙界路无穷。（飘颻下）

    　　（副净、外、净扮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三清客上）

    　　【皂罗袍】（副净）正把秦淮箫弄，看名花好月，乱上帘栊。凤纸签名唤乐工，南朝天子春心动。我丁继之年过六旬，歌板久抛；前日托过杨老爷，免我前往，怎的今日又传起来了。（外、净）俺两个也都是免过的，不知又传，有何话说。（副净拱介）两位老弟，大家商量，我们一班清客，感动皇爷，召去教歌，也不是容易的。（外、净）正是。（副净）二位青年上进，该去走走，我老汉多病年衰，也不望甚么际遇了。今日我要躲过，求二位遮盖一二。（外）这有何妨，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净）是是！难道你犯了王法，定要拿去审问不成。（副净）既然如此，我老汉就回去了。（回行介）急忙回首，青青远峰；逍遥寻路，森森乱松。

    　　（顿足介）若不离了尘埃，怎能免得牵绊。
    　　（袖出道巾、黄绦换介）
    　　（转头呼介）二位看俺打扮罢，道人醒了扬州梦。（摇摆下）
    　　（外）咦！他竟出家去了，好狠心也。
    　　（净）我们且坐廊下晒暖，待他姊妹到来，同去礼部过堂。（坐地介）
    　　（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杂扮差役跟上）
    　　（小旦）桃片随风不结子。
    　　（丑）柳绵浮水又成萍。
    　　（望介）你看老沈老张不约俺一声儿，先到廊下向暖，我们走去，打他个耳刮子。
    　　（相见，诨介）
    　　（外问杂介）又传我们到那里去？
    　　（杂）传你们到礼部过堂，送入内庭教戏。
    　　（外）前日免过俺们了。
    　　（杂）内阁大老爷不依，定要借重你们几个老清客哩。
    　　（净）是那几个？
    　　（杂）待我瞧瞧票子。（取票看介）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
    　　（问介）那姓丁的如何不见？
    　　（外）他出家去了。
    　　（杂）既出了家，没处寻他，待我回官罢！
    　　（向净、外介）你们到了的，竟往礼部过堂去。
    　　（净）等他姊妹们到齐着。
    　　（杂）今日老爷们秦淮赏雪，吩咐带着女客，席上验看哩。
    　　（外、净）既是这等，我们先去了。正是：传歌留乐府，擫笛傍宫墙。（下）

    　　（杂看票问小旦介）你是寇白门么？
    　　（小旦）是。
    　　（杂问丑介）你是卞玉京么？
    　　（丑）不是，我是老妥。
    　　（杂）是郑妥娘了。
    　　（问介）那卞玉京呢？
    　　（丑）他出家去了。
    　　（杂）咦！怎么出家的都配成对儿。
    　　（问介）后边还有一个脚小走不上来的，想是李贞丽了？
    　　（小旦）不是，李贞丽从良去了！
    　　（杂）我方才拉他下楼，他说是李贞丽，怎的又不是？
    　　（丑）想是他女儿顶名替来的。
    　　（杂）母子总是一般，只少不了数儿就好了。
    　　（望介）他早赶上来也。

    　　【忒忒令】（旦）下红楼残腊雪浓，过紫陌早春泥冻；不惯行走，脚儿十分痛。传凤诏，选蛾眉，把丝鞭，骑骄马；催花使乱拥。

    　　——奴家香君，被捉下楼，叫去学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这点志气，就死不磨。
    　　（杂喊介）快些走动！
    　　（旦到介）
    　　（小旦）你也下楼了，屈尊，屈尊。
    　　（丑）我们造化，就得服侍皇帝了。
    　　（旦）情愿奉让罢。
    　　（同行介）
    　　（杂）前面是赏心亭了，内阁马老爷，光禄阮老爷，兵部杨老爷，少刻即到。你们各人整理伺候。
    　　（杂同小旦、丑下）
    　　（旦私语介）难得他们凑来一处，正好吐俺胸中之气。

    　　【前腔】赵文华陪着严嵩，抹粉脸席前趋奉；丑腔恶态，演出真鸣凤。俺做个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

    　　（净扮马士英，副净扮阮大铖，末扮杨文骢，外、小生扮从人喝道上）
    　　（旦避下）
    　　（副净）琼瑶楼阁朱微抹。
    　　（末）金碧峰峦粉细勾。
    　　（净）好一派雪景也。
    　　（副净）这座赏心亭，原是看雪之所。
    　　（净）怎么原是看雪之所？
    　　（副净）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赐与丁谓。说道：“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之。”因建此亭。
    　　（净看壁介）这壁上单条，想是周昉雪图了。
    　　（末）非也。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
    　　（净）妙妙！你看雪压钟山，正对图画，赏心胜地，无过此亭矣。
    　　（末吩咐介）就把炉、榼、游具，摆设起来。
    　　（外、小生设席坐介）
    　　（副净向净介）荒亭草具，恃爱高攀，着实得罪了。
    　　（净）说那里话。可笑一班小人，奉承权贵，费千金盛设，十分丑态，一无所取，徒传笑柄。
    　　（副净）晚生今日埽雪烹茶，清谈攀教，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晚生辈也免了几笔粉抹。
    　　（净）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虽有孝子慈孙，都不肯认做祖父的。
    　　（末）虽然利害，却也公道，原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非为我辈而设。
    　　（净）据学生看来，都吃了奉承的亏。
    　　（末）为何？
    　　（净）你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何尝不是一个文人，现今《鸣凤记》里抹了花脸，着实丑看。岂非赵文华辈奉承坏了。
    　　（副净打恭介）是是！老师相是不喜奉承的，晚生惟有心悦诚服而已。
    　　（末）请酒！
    　　（同举杯介）
    　　（副净问外介）选的妓女，可曾叫到了么？
    　　（外禀介）叫到了。
    　　（杂领众妓叩头介）
    　　（净细看介）
    　　（吩咐介）今日雅集，用不着他们，叫他礼部过堂去罢。
    　　（副净）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
    　　（净）留下那个年小的罢。
    　　（众下）
    　　（净问介）他唤什么名字？
    　　（杂禀介）李贞丽。
    　　（净笑介）丽而未必贞也。
    　　（笑向副净介）我们扮过陶学士了，再扮一折党太尉何如？
    　　（副净）妙妙！
    　　（唤介）贞丽过来斟酒唱曲。
    　　（旦摇头介）
    　　（净）为何摇头？
    　　（旦）不会。
    　　（净）呵呀！样样不会，怎称名妓。
    　　（旦）原非名妓。（掩泪介）
    　　（净）你有甚心事，容你说来。

    　　【江儿水】（旦）妾的心中事，乱似蓬，几番要向君王控。拆散夫妻惊魂迸，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做哑装聋，骂着不知惶恐。

    　　（净）原来有这些心事。
    　　（副净）这个女子却也苦了。
    　　（末）今日老爷们在此行乐，不必只是诉冤了。
    　　（旦）杨老爷知道的，奴家冤苦，也值当不的一诉。

    　　【五供养】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净怒介）唗！这妮子胡言乱道，该打嘴了。
    　　（副净）闻得李贞丽，原是张天如、夏彝仲辈品题之妓，自然是放肆的。该打该打！
    　　（末）看他年纪甚小，未必是那个李贞丽。
    　　（旦恨介）便是他待怎的！

    　　【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副净）好大胆，骂的是那个，快快采去丢在雪中。（外采旦推倒介）（旦）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副净）这奴才，当着内阁大老爷，这般放肆，叫我们都开罪了。可恨可恨！（下席踢旦介） （末起拉介）（净）罢罢！这样奴才，何难处死，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末）是是！丞相之尊，娼女之贱，天地悬绝，何足介意。（副净）也罢！启过老师相，送入内庭，拣着极苦的脚色，叫他去当。（净）这也该的。（末）着人拉去罢！（杂拉旦介）（旦）奴家已拚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

    　　（拉旦下）
    　　（净）好好一个雅集，被这奴才搅乱坏了。可笑，可笑！
    　　（副净、末连三揖介）得罪，得罪！望乞海涵，另日竭诚罢。
    　　（净）兴尽宜回春雪棹。
    　　（副净）客羞应斩美人头。
    　　（净、副净从人喝道下）

    　　（末吊场介）可笑香君才下楼来，偏撞两个冤对，这场是非免不了的；若无下官遮盖，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哩。罢罢！选入内庭，倒也省了几日悬挂；只是媚香楼无人看守，如何是好？（想介）有了，画友蓝瑛托俺寻寓，就接他暂住楼上；待香君出来，再作商量。

    　　赏心亭上雪初融，煮鹤烧琴宴钜公。
    　　恼杀秦淮歌舞伴，不同西子入吴宫。

    第二十五出·选优

    　　乙酉正月

    　　（场上正中悬一匾，书 “薰风殿”，两旁悬联，书 “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款书 “东阁大学士臣王铎奉敕书”）

    　　（外扮沈公宪，净扮张燕筑，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同上）
    　　（外）天子多情爱沈郎。
    　　（净）当年也是画眉张。
    　　（小旦）可怜一树白门柳。
    　　（丑）让我风流郑妥娘。
    　　（外）我们被选入宫，伺候两日，怎么还不见动静。
    　　（净仰看介）此处是薰风殿，乃奏乐之所；闻得圣驾将到，选定脚色，就叫串戏哩。
    　　（外）如何名薰风殿？
    　　（净）你不晓得，琴曲里有一句：“南风之薰兮”，取这个意思。
    　　（丑）呸！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
    　　（小旦）我们女客得了宠眷，做个大嫔妃，还强如他男风哩。
    　　（丑）正是，他男风得了宠眷，到底是个小兄弟。
    　　（净）好徒弟，骂及师父来了。
    　　（外）咱们掌了班时，不要饶他。
    　　（净）谁肯饶他。明日教动戏，叫老妥试试我的鼓槌子罢。
    　　（丑嗤笑，指介）你老张的鼓槌子，我曾试过，没相干的。
    　　（众笑介）
    　　（副净冠带扮阮大铖上）

    　　【绕地游】汉宫如画，春晓珠帘挂，待粉蝶黄莺打。歌舞西施，文章司马，厮混了红袖乌纱。

    　　（见介）你们俱已在此，怎的不见李贞丽？
    　　（小旦）他从雪中一跌，至今忍痛，还卧在廊下哩。
    　　（副净）圣驾将到，选定脚色，就要串戏；怎么由得他的性儿。
    　　（众）是，是，俺们拉他过来。
    　　（同下）
    　　（副净自语介）李贞丽这个奴才，如此可恶，今日净、丑脚色，一定借重他了。
    　　（杂扮二内监执龙扇前引，小生扮弘光帝，又扮二监提壶捧盒，随上）
    　　（小生）满城烟树间梁陈，高下楼台望不真；原是洛阳花里客，偏来管领秣陵春。
    　　（坐介）寡人登极御宇，将近一年，幸亏四镇阻当，流贼不能南下；虽有叛臣倡议欲立潞藩，昨已捕拿下狱。目今外侮不来，内患不生，正在采选淑女，册立正宫，这也都算小事；只是朕独享帝王之尊，无有声色之奉，端居高拱，好不闷也。
    　　（副净跪介）光禄寺卿臣阮大铖恭请万安。
    　　（小生）平身。
    　　（副净起介）

    　　【掉角儿】（小生）看阳春残雪早花，蹙愁眉慵游倦耍。（副净）圣上安享太平，正宜及时行乐；慵游倦耍，却是为何？（小生）朕有一桩心事，料你也应晓得。（副净）想怕流贼南犯？（小生）非也。阻隔着黄河雪浪，那怕他天汉浮槎。（副净）想愁兵弱粮少？（小生）也不是。俺有那镇淮阴诸猛将，转江陵大粮艘，有甚争差。（副净）既不为内外兵马，想是正宫未立，配德无人？（小生）也不为此。那礼部钱谦益，采选淑女，不日册立。有三妃九嫔，教国宜家。（副净）又不为此，臣晓得了。（私奏介）想因叛臣周镳、雷縯祚，倡造邪谋，欲迎立潞王耳。（小生）益发说错了。那奸人倡言惑众，久已搜拿。

    　　（副净低头沉吟介）却是为何？
    　　（小生）卿供奉内庭，乃朕心腹之臣，怎不晓得朕的心事。
    　　（副净跪介）圣虑高深，臣衷愚昧，其实不能窥测。伏望明白宣示，以便分忧。
    　　（小生）朕谕你知道罢，朕贵为天子，何求不遂。只因你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脚色尚未选定，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指介）你看阁学王铎 书的对联道：“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一年能有几个元宵，故此日夜踌蹰，饮膳俱减耳。
    　　（副净）原来为此，巴里之曲，有廑圣怀，皆微臣之罪也。
    　　（叩头介）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主知。（起唱介）

    　　【前腔】忝卿僚填词辨挝，备供奉诙谐风雅。恨不能腮描粉墨，也情愿怀抱琵琶。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顾，舞裀边受寸赏，御酒龙茶，三生侥倖，万世荣华。这便是为臣经济，报主功阀。

    　　（前问介）但不知内庭女乐，少何脚色？
    　　（小生）别样脚色，都还将就得过，只有生、旦、小丑不惬朕意。
    　　（副净）这也容易，礼部送到清客、歌妓，现在外厢，听候拣选。
    　　（小生）传他进来。
    　　（副净）领旨。
    　　（急入领外、净、旦、小旦、丑上）
    　　（俱跪介）
    　　（小生问外、净介）你二人是串戏清客么？
    　　（外、净）不敢，小民串戏为生。
    　　（小生）既会串戏，新出传奇也曾串过么？
    　　（外、净）新出的《牡丹亭》、《燕子笺》、《西楼记》，都曾串过。
    　　（小生）既会《燕子笺》，就做了内庭教习罢。
    　　（外、净叩头介）
    　　（小生问介）那三个歌妓，也会《燕子笺》么？
    　　（小旦、丑）也曾学过。
    　　（小生喜介）益发妙了。
    　　（问旦介）这个年小的，怎不答应？
    　　（旦）没学。
    　　（副净跪介）臣启圣上，那两个学过的，例应派做生、旦。这一个没学的，例应派做丑脚。
    　　（小生）既有定例，依卿所奏。
    　　（小旦、丑、旦叩头介）
    　　（小生）俱着起来，伺候串戏。
    　　（俱起介）
    　　（丑背喜介）还是我老妥做了天下第一个正旦。
    　　（小生向副净介）卿把《燕子笺》摘出一曲，叫他串来，当面指点。
    　　（外、净、小旦、丑随意演《燕子笺》一曲，副净作态指点介）
    　　（小生喜介）有趣，有趣！都是熟口，不愁扮演了。
    　　（唤介）长侍斟酒，庆贺三杯。
    　　（杂进酒，小生饮介）
    　　（小生起介）我们君臣同乐，打一回十番何如？
    　　（副净）领旨。
    　　（小生）寡人善于打鼓，你们各认乐器。
    　　（众打《雨夹雪》一套，完介）
    　　（小生大笑介）十分忧愁消去九分了。
    　　（唤介）长侍斟酒，再庆三杯。
    　　（杂进酒，小生饮介）

    　　【前腔】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煖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

    　　（看旦介）那个年小歌妓，美丽非常，派做丑脚，太屈他了。
    　　（问介）你这个年小歌妓，既没学《燕子笺》，可曾学些别的么？
    　　（旦）学过《牡丹亭》。
    　　（小生）这也好了，你便唱来。
    　　（旦羞不唱介）
    　　（小生）看他粉面发红，像是腼腆；赏他一柄桃花宫扇，遮掩春色。
    　　（杂掷红扇与旦介）
    　　（旦持扇唱介）
    　　〔懒画眉〕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只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小生喜介）妙绝，妙绝！长侍斟酒，再庆三杯。
    　　（杂进酒，小生饮介）
    　　（指旦介）看此歌妓，声容俱佳，岂可长材短用；还派做正旦罢。
    　　（指丑介）那个黑色的，倒该做丑脚。
    　　（副净）领旨。
    　　（丑撅嘴介）我老妥又不妥了。
    　　（小生向副净介）你把生、丑二脚，领去入班；就叫清客二名，用心教习，你也不时指点。
    　　（副净跪应介）是，此乃微臣之专责，岂敢辞劳。
    　　（急领外、净、小旦、丑下）
    　　（小生向旦介）你就在这薰风殿中，把《燕子笺》脚本，三日念会，好去入班。
    　　（旦）念会不难，只是没有脚本。
    　　（小生唤介）长侍，你把王铎抄的楷字脚本，赏与此旦。
    　　（杂取脚本付旦，跪接介）
    　　（小生）千年只有歌场乐，万事何须酒国愁。
    　　（杂引下）
    　　（旦掩泪介）罢了，罢了！已入深宫，那有出头之日。

    　　【前腔】锁重门垂杨暮鸦，映疏帘苍松碧瓦。凉飕飕风吹罗袖，乱纷纷梅落宫髽。想起那拆鸳鸯，离魂惨，隔云山，相思苦，会期难拿。倩人寄扇，擦损桃花。到今日情丝割断，芳草天涯。

    　　（叹介）没奈何，且去念会脚本；或者天恩见怜，放奴出宫，再会侯郎一面，亦未可知。

    　　【尾声】从此后入骨髓愁根难拔，真个是广寒宫姮娥守寡。只这两日呵！瘦损宫腰剩一把。

    　　曲终人散日西斜，殿角淒凉自一家。
    　　纵有春风无路入，长门关住碧桃花。

    第二十六出·赚将

    　　乙酉正月

    　　【破阵子】（生上）水驿山城烟霭，花村酒肆尘埋。百里白云亲舍近，不得斑衣效老莱，从军心事乖。

    　　小生侯方域奉史公之命，监军防河。争奈主将高杰，性气乖张，将总兵许定国当面责骂；只恐挑起争端，难于收救，不免到中军帐内，劝谏一番。（入介）
    　　（副净扮高杰上）一声叱退黄河浪，两手推开紫塞烟。
    　　（相见坐介）先生入帐，有何见教。
    　　（生）小生千里相随，只为防河大事。今到睢州呵！

    　　【四边静】威名震，人人惊魄，家尽移宅。鸡犬不留群，军民少宁刻。营中一吓，帐中一责；敌国在萧墙，祸事恐难测。

    　　（副净）那许定国拥兵十万，夸胜争强，昨日教场点卯，一个个老弱不堪。欺君糜饷，本当军法从事，责骂几声，也算从轻发放了。
    　　（生）元帅差矣。

    　　【福马郎】此时山河一半改，倚着忠良帅，速奏凯。收拾人心，招纳英才，莫将衅端开。成功业，只在将和谐。

    　　（副净）虽如此说，那许定国托病不来，倒请俺入城饮酒，总是十分惧怕了。俺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只有单桥小路，也是可守之邦。明日叫他让出营房，留俺歇马。他若依时便罢，若不依时，俺便夺他印牌，另委别将，却也容易。
    　　（生摇手介）这事万万行不得，昨日教场一骂，争端已起。自古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在唇齿肘臂之间，早晚生心，如何防备。
    　　（副净指生介）书生之见，益发可笑。俺高杰威名盖世，便是黄、刘三镇，也拜下风；这许定国不过走狗小将，有何本领，俺倒防备起他来。
    　　（生打恭介）是，是，是！元帅既有高见，小生何用多言。就此辞归，竟在乡园中，打听元帅喜信罢。
    　　（副净拱介）但凭尊意。
    　　（生冷笑拂袖下）
    　　（副净起唤介）叫左右。
    　　（净、丑扮二将上）元帅呼唤，有何军令？
    　　（副净）你二将各领数骑，随我入城饮酒顽耍。这大营人马，不许擅动。
    　　（净、丑）得令。
    　　（即下，领四卒上）
    　　（副净）就此前行。（骑马绕场介）

    　　【刬锹儿】南朝划就黄河界，东流把住白云隘；飞鸟不能来，强弓何用买。（合）望荒城柳栽，上危桥板坏；按辔徐行，军容潇洒。（暂下）

    　　（外扮家将捧印牌上）杀人不用将军印，奏凯全凭娘子军。咱乃睢州许总兵的家将，俺总爷被高杰一骂，吓得水泻不止。亏了夫人侯氏，有胆有谋，昨夜画定计策；差俺捧着牌印，前来送交，就请他进城筵宴。约定饮酒中间，放炮为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倒也是条妙计，只不知天意若何，好怕人也。
    　　（望介）远望高杰前来，不免在桥头跪接。
    　　（副净等唱前合上）
    　　（外跪接介）
    　　（副净问介）你是何处差官？
    　　（外）小的是总兵许定国家将，叩接元帅大老爷。
    　　（副净）那许总兵为何不接？
    　　（外）许总兵卧病难起，特差小的送到牌印，就请元帅爷进城筵宴，点查兵马。
    　　（副净）席设何处？
    　　（外）设在察院公署。
    　　（副净）左右收了牌印。
    　　（净、丑收介）
    　　（副净笑介）妙，妙，牌印果然送到，明日安营歇马，任俺区处了。
    　　（吩咐外介）你便引马前行。
    　　（外前引，唱前合，行介）
    　　（外跪禀介）已到察院，请元帅爷入席。
    　　（副净下马入坐介）
    　　（吩咐介）军卒外面伺候。
    　　（向净、丑介）你二将不同别个，便坐下席，陪俺欢乐。
    　　（净、丑安放牌印，叩头介）告坐了。
    　　（就地列坐介）
    　　（外斟副净酒介）
    　　（末、小生扮二将斟净、丑酒介）
    　　（又副净、净、丑身旁各立一杂摆菜介）
    　　（外）请酒。
    　　（副净怒介）这样薄酒，拿来灌俺。
    　　（摔杯介）
    　　（外急换酒介）
    　　（外）请菜。
    　　（副净怒介）这样冷菜，如何下箸。（摔箸介）
    　　（外急换菜介）
    　　（副净）今日正月初十，预赏元宵，怎的花灯优人，全不预备。
    　　（外跪禀介）禀元帅爷，这睢州偏僻之所，没处买灯叫戏。且把衙门灯笼悬挂起来，军中鼓角吹打一通罢。
    　　（挂灯吹打介）
    　　（副净向净、丑介）我们多饮几杯。

    　　【普天乐】镇河南，威风大，柳营列，星旗摆。灯筵上，灯筵上，将印兵牌。（净、丑起奉副净酒介）行军令，酒似官差。（副净与净、丑猜拳介）任哗拳叫彩，三家拇阵排。（外、末、小生）这八卦图中新势，只怕鬼谷难猜。

    　　（净、丑）小的酒都有了，今日还要伺候元帅爷点查兵马哩。
    　　（副净）天色已晚，明日点查罢，大家再饮几杯。（又斟酒饮介）
    　　（内放纸炮介）
    　　（杂急拿副净手，外拔刀欲杀，副净挣脱跳梁上介）
    　　（一杂急拿净手，末杀死净介）
    　　（一杂急拿丑手，小生杀死丑介）
    　　（闻炮声拿杀要一齐介）
    　　（外喊介）高杰走脱了，快寻，快寻。
    　　（杂点火把各处寻介）
    　　（外仰视介）顶破椽瓦，想是爬房走了。
    　　（杂又寻介）
    　　（外指介）那楼脊兽头边，闪闪绰绰，似有人影。快快放箭！
    　　（末、小生放箭介）
    　　（副净跳下介）
    　　（杂拿住副净手介）
    　　（外认介）果然是老高哩。
    　　（副净呵介）好反贼，俺是皇帝差来防河大帅，你敢害我？
    　　（外）俺只认的许总爷，不认的甚么黄的黑的，快伸头来。
    　　（副净跳介）罢了，罢了！俺高杰有勇无谋，竟被许定国赚了。（顿足介）咳！悔不听侯生之言，致有今日。（伸脖介）取我头去。
    　　（外指介）老高果然是条好汉。
    　　（割副净头，手提介）
    　　（唤介）两个兄弟快捧牌印，大家回报总爷去。
    　　（末、小生捧牌印介）
    　　（末）且莫慌张，三将虽死，还有小卒在外哩。
    　　（外）久已杀得干净了。
    　　（小生）还有一件，城外大营，明日知道，必来报仇。快去回了总爷，求侯夫人妙计。
    　　（外）侯夫人妙计，早已领来了。今夜悄悄出城，带着高杰首级献与北朝，就引着北朝人马，连夜踏冰渡河，杀退高兵。算我们下江南第一功了。

    　　宛马嘶风缓辔来，黄河冰上北门开。
    　　南朝正赏春灯夜，让我当筵杀将才。

    第二十七出·逢舟

    　　乙酉二月

    　　【水底鱼】（净扮苏昆生背包裹骑驴急上）戎马纷纷，烟尘一望昏；魂惊心震，长亭连远村。（丑扮执鞭人赶呼介）客官慢走，你看黄河堤上，逃兵乱跑，不要被他夺了驴去。（净不听，急走介）（杂扮乱兵三人迎上）弃甲掠盾，抱头如鼠奔；无暇笑哂，大家皆败军，大家皆败军。

    　　（遇净，推下河，夺驴跑下）
    　　（丑赶下）
    　　（净立水中，头顶包裹高叫介）救人呀，救人呀！
    　　（外扮舟子撑船，小旦扮李贞丽贫妆上）

    　　【前腔】流水浑浑，风涛拍禹门；堤边浪稳，泊舟杨柳根。（欲泊船介）（小旦唤介）驾长，你看前面浅滩中，有人喊叫；我们撑过船去，救他一命，积个阴骘如何？（外）黄河水溜，不是当耍的。（小旦）人行好事，大王爷爷自然加护的。（外）是，是，待我撑过去。（撑介）风急水紧，舍生来救人；哀声迫窘，残生一半魂，残生一半魂。

    　　（近净呼介）快快上来，合该你不死，遇着好人。（伸篙下）
    　　（净攀篙上船介，作颤介）好冷，好冷！
    　　（外取干衣与净介）
    　　（小旦背立介）
    　　（净换衣介）多谢驾长，是俺重生父母。（叩介）
    　　（外）不干老汉事，亏了这位娘子叫我救你的。
    　　（净作揖起，惊认介）你是李贞娘，为何在这船里？
    　　（小旦惊认介）原来是苏师父。你从何处来？
    　　（净）一言难尽。
    　　（小旦）请坐了讲。
    　　（坐介）
    　　（外泊船介）且到岸上买壶酒吃去。（下）

    　　【琐窗寒】（净）一从你嫁朱门，锁歌楼，叠舞裙；寒风冷雪，哭杀香君。（小旦掩泪介）香君独住，怎生过活。（净）他托俺前来寻访侯郎。征人战马，侯郎无信，茫茫驿路殷勤问。（小旦问介）因何落水？（净）正在堤上行走，被乱兵夺驴，把俺推下水的。蒙救出浊流，故人今夕重近。

    　　（小旦）原来如此，合该师父不死，也是奴家有缘，又得一面。
    　　（净问介）贞娘，你既入田府，怎得到此？
    　　（小旦）且取火来，替你烘干衣裳，细细告你。
    　　（小旦取火盆上介）

    　　（副净扮舟子撑船）
    　　（生坐船急上）才离虎豹千林雾，又逐鲸鲵万里波。（呼介）驾长，这是吕梁地面了，扯起篷来，早赶一程；明日要起早哩。
    　　（副净）相公不要性急，这样风浪，如何行的。前面是泊船之所，且靠帮住一宿罢。
    　　（生）凭你。
    　　（泊船介）
    　　（生）惊魂稍定，不免略打个盹儿。（卧介）
    　　（净烘衣，小旦旁坐谈介）奴家命苦，如今又不在那田家了。想起那晚——

    　　【前腔】匆忙扮作新人，夺藏娇，金屋春；一身宠爱，尽压钗裙。（净）这好的狠了。（小旦）谁知田仰嫡妻，十分悍妒。狮威胜虎，蛇毒如刃。把奴揪出洞房，打个半死。（净）呀，呀！了不得，那田仰怎不解救。（小旦）田郎有气吞声忍，竟将奴赏与一个老兵。（净）既然转嫁，怎么在这船上。（小旦）此是漕标报船，老兵上岸下文书去了。奴自坐船头，旧人来说新恨。

    　　（生一边细听介）
    　　（听完起坐介）隔壁船中，两个人絮絮叨叨，谈了半夜，那汉子的声音，好似苏昆生，妇人的声音，也有些相熟；待我猛叫一声，看他如何？
    　　（叫介）苏昆生！
    　　（净忙应介）那个唤我？
    　　（生喜介）竟是苏昆生。（出见介）
    　　（净）原来是侯相公，正要去寻，不想这里撞着。谢天谢地，遇的恰好。
    　　（唤介）请过船来，认认这个旧人。
    　　（生过船介）还有那个？
    　　（见旦惊认介）呀！贞娘如何到此，奇事奇事，香君在那里？
    　　（小旦）官人不知，自你避祸夜走，香君替你守节，不肯下楼。
    　　（生掩泪介）
    　　（小旦）后来马士英差些恶仆，拿银三百，硬娶香君，送与田仰。
    　　（生惊介）我的香君，怎的他适了？
    　　（小旦）嫁是不曾嫁；香君惧怕，碰死在地。
    　　（生大哭介）我的香君，怎的碰死了？
    　　（小旦）死是不曾死，碰的鲜血满面；那门外还声声要人，一时无奈，妾身竟替他嫁了田仰。
    　　（生喜介）好，好！你竟嫁与田仰了，今日坐船要往那里去？
    　　（小旦）就住在船上。
    　　（生）为何？
    　　（旦羞介）
    　　（净）他为田仰妒妇所逐，如今转嫁这船上一位将爷了。
    　　（生微笑介）有这些风波，可怜，可怜！（问净介）你怎得到此？
    　　（净）香君在院，日日盼你，托俺寄书来的。
    　　（生急问介）书在那里？

    　　【奈子花】（净取包介）这封书不是笺纹，摺宫纱夹在斑筠。题诗定情，催妆分韵。（生接扇介）这是小生赠他的诗扇。（净指扇介）看桃花半边红晕，情恳！千万种语言难尽。

    　　（生看扇问介）那一面是谁画的桃花？
    　　（净）香君碰坏花容，溅血满扇，杨龙友添上梗叶，成了几笔折枝桃花。
    　　（生细看喜介）果然是些血点儿，龙友点缀，却也有趣。这柄桃花扇，倒是小生之宝了。
    　　（问介）你为何今日带来？
    　　（净）在下出门之时，香君说道，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就把扇儿当封书罢！故此寄来的。
    　　（生又看，哭介）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报你也！
    　　（问净介）你怎的寻着贞娘来？
    　　（净指唱介）

    　　【前腔】俺呵，走长堤驴背辛勤，遇逃兵推下寒津。（生）呵呀！受此惊险。（问介）怎的不曾湿了扇儿？（净作势介）横流没肩，高擎书信，将兰亭保全真本。（生拱介）为这把桃花扇，把性命都轻了，真可感也。（问介）后来怎样呢？（净）亏了贞娘，不怕风浪，移船救我。思忖，从井救别人谁肯。

    　　（生）好好！若非遇着贞娘，这黄河水溜，谁肯救人。
    　　（小旦）妾本无心，救他上船，才认的是苏师父。
    　　（生）这都是天缘凑巧处。
    　　（净）还不曾问侯相公，因何南来？
    　　（生）俺自去秋随着高杰防河，不料匹夫无谋，不受谏言；被许定国赚入睢州，饮酒中间，遣人刺死。小生不能存住，买舟黄河，顺流东下。你看大路之上，纷纷乱跑，皆是败兵，叫俺有何面目，再见史公也。
    　　（净）既然如此，且到南京，看看香君，再作商量。
    　　（生）也罢，别过贞娘，趁早开船。
    　　（小旦）想起在旧院之时，我们一家同住；今日船中，只少一个香君，不知今生还能相见否。

    　　【金莲子】一家人离散了，重聚在水云。言有尽，离绪百分；掌中娇养女，何日说艰辛。

    　　（生）只怕有人踪迹，昆老快快换衣，就此别过罢。
    　　（净换衣介）
    　　（生、净掩泪过船介）
    　　（净）归计登程犹未准。
    　　（生）故人见面转添愁。
    　　（副净撑船下）
    　　（小旦）妾心厌倦烟花，伴着老兵度日，却也快活。不意故人重逢，又惹一天旧恨；你听涛声震耳，今夜那能成寐也。

    　　悠悠萍水一番亲，旧恨新愁几句论；
    　　漫道浮生无定着，黄河亦有住家人。

    第二十八出·题画

    　　乙酉三月

    　　（小生扮山人蓝瑛上）美人香冷绣床闲，一院桃开独闭关；无限浓春烟雨里，南朝留得画中山。自家武林蓝瑛，表字田叔，自幼驰声画苑。与贵筑杨龙友笔砚至交，闻他新转兵科，买舟来望，下榻这媚香楼上。此楼乃名妓香君梳妆之所，美人一去，庭院寂寥，正好点染云烟，应酬画债。不免将文房画具，整理起来。
    　　（作洗砚、涤笔、调色、揩盏介）没有净水怎处？
    　　（想介）有了，那花梢晓露，最是清洁，用他调丹濡粉，鲜秀非常。待我下楼，向后园收取。
    　　（手持色盏暂下）

    　　【破齐阵】（生新衣上）地北天南蓬转，巫云楚雨丝牵。巷滚杨花，墙翻燕子，认得红楼旧院。触起闲情柔如草，搅动新愁乱似烟，伤春人正眠。

    　　小生在黄河舟中，遇着苏昆生，一路同行，心忙步急，不觉来到南京。昨晚旅店一宿，天明早起，留下昆生看守行李；俺独自来寻香君，且喜已到院门之外。

    　　【刷子序犯】只见黄莺乱啭，人踪悄悄，芳草芊芊。粉坏楼墙，苔痕绿上花砖。应有娇羞人面，映着他桃树红妍；重来浑似阮刘仙，借东风引入洞中天。

    　　（作推门介）原来双门虚掩，不免侧身潜入，看有何人在内。（入介）

    　　【朱奴儿犯】呀，惊飞了满树雀喧，踏破了一墀苍藓。这泥落空堂帘半卷，受用煞双栖紫燕。闲庭院，没个人传，蹑踪儿回廊一遍，直步到小楼前。

    　　（上指介）这是媚香楼了。你看寂寂寥寥，湘帘昼卷，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他，慢慢的上了妆楼，悄立帐边；等他自己醒来，转睛一看，认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惊喜哩！（作上楼介）

    　　【普天乐】手拽起翠生生罗襟软，袖拨开绿杨线。一层层栏坏梯偏，一桩桩尘封网罥。艳浓浓楼外春不浅，帐里人儿腼腆。（看几介）从几时收拾起银拨冰弦；摆列着描春容脂箱粉盏，待做个女山人画叉乞钱。

    　　（惊介）怎的歌楼舞榭，改成个画院书轩，这也奇了。
    　　（想介）想是香君替我守节，不肯做那青楼旧态，故此留心丹青，聊以消遣春愁耳。
    　　（指介）这是香君卧室，待我轻轻推开。
    　　（推介）呀！怎么封锁严密，倒像久不开的；这又奇了，难道也没个人看守。（作背手徬徨介）

    　　【雁过声】萧然，美人去远，重门锁，云山万千，知情只有闲莺燕。尽着狂，尽着颠，问着他一双双不会传言。熬煎，才待转，嫩花枝靠着疏篱颤。

    　　（下听介）帘栊响，似有个人略喘。
    　　（瞧介）待我看是谁来。
    　　（小生持盏上楼，惊见介）你是何人，上我寓楼？
    　　（生）这是俺香君妆楼，你为何寓此？
    　　（小生）我乃画士蓝瑛。兵科杨龙友先生送俺来寓的。
    　　（生）原来是蓝田老，一向久仰。
    　　（小生问介）台兄尊号？
    　　（生）小生河南侯朝宗，亦是龙友旧交。
    　　（小生惊介）呵呀！文名震耳，才得会面。请坐请坐！
    　　（坐介）
    　　（生）我且问你，俺那香君那里去了？
    　　（小生）听说被选入宫了。
    　　（生惊介）怎……怎的被选入宫了！几时去的？
    　　（小生）这倒不知。
    　　（生起，掩泪介）

    　　【倾杯序】寻遍，立东风渐午天，那一去人难见。（瞧介）看纸破窗櫺，纱裂帘幔。裹残罗帕，戴过花钿，旧笙箫无一件。红鸳衾尽卷，翠菱花放扁，锁寒烟，好花枝不照丽人眠。

    　　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今日小生重来，又值桃花盛开，对景触情，怎能忍住一双眼泪。（掩泪坐介）

    　　【玉芙蓉】春风上巳天，桃瓣轻如翦，正飞绵作雪，落红成霰。不免取开画扇，对着桃花赏玩一番。（取扇看介）溅血点作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这都是为着小生来。携上妆楼展，对遗迹宛然，为桃花结下了死生冤。

    　　（小生）请教这扇上桃花，何人所画？
    　　（生）就是贵东杨龙友的点染。
    　　（小生）为何对之挥泪？
    　　（生）此扇乃小生与香君订盟之物。

    　　【山桃红】那香君呵！手捧着红丝砚，花烛下索诗篇。（指介）一行行写下鸳鸯券。不到一月，小生避祸远去，香君闭门守志，不肯见客，惹恼了几个权贵。放一群吠神仙朱门犬。那时硬抢香君下楼，香君着急，把花容呵，似鹃血乱洒啼红怨。这柄诗扇恰在手中，竟为溅血点坏。（小生）可惜可惜！（生）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竟成了几笔折枝桃花。（拍扇介）这桃花扇在，那人阻春烟。

    　　（小生看介）画的有趣，竟看不出是血迹来。
    　　（问介）这扇怎生又到先生手中？
    　　（生）香君思念小生，托他师父到处寻俺，把这桃花扇，当了一封锦字书。小生接得此扇，跋涉来访，不想香君又入宫去了。（掩泪介）
    　　（末扮杨龙友冠带，从人喝道上）台上久无秦弄玉，船中新到米襄阳。
    　　（杂入报介）兵科杨老爷来看蓝相公，门外下轿了。
    　　（小生慌迎见介）
    　　（末上楼见生，揖介）侯兄几时来的？
    　　（生）适才到此，尚未奉拜。
    　　（末）闻得一向在史公幕中，又随高兵防河。昨见塘报，高杰于正月初十日，已为许定国所杀，那时世兄在那里来？
    　　（生）小弟正在乡园，忽遇此变，扶着家父逃避山中，一月有余。恐为许兵踪迹，故又买舟南来。路遇苏昆生，持扇相访，只得连夜赴约。竟不知香君已去。
    　　（问介）请问是几时去的？
    　　（末）正月人日被选入宫的。
    　　（生）到几时才出来？
    　　（末）遥遥无期。
    　　（生）小生只得在此等他了。
    　　（末）此处无可留恋，倒是别寻佳丽罢。
    　　（生）小生怎忍负约，但得他一信，去也放心。

    　　【尾犯序】望咫尺青天，那有个瑶池女使，偷递情笺。明放着花楼酒榭，丢做个雨井烟垣。堪怜！旧桃花刘郎又撚，料得新吴宫西施不愿。横揣俺天涯夫婿，永巷日如年。

    　　（末）世兄不必愁烦，且看田叔作画罢。
    　　（小生画介）
    　　（生、末坐看介）这是一幅桃源图？
    　　（小生）正是。
    　　（末问介）替那家画的？
    　　（小生）大锦衣张瑶星先生，新修起松风阁，要裱做照屏的。
    　　（生赞介）妙妙！位置点染，别开生面，全非金陵旧派。
    　　（小生作画完介）见笑，见笑！就求题咏几句，为拙画生色如何？
    　　（生）不怕写坏，小生就献丑了。
    　　（题介）
    　　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
    　　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
    　　归德侯方域题。
    　　（末读介）佳句。寄意深远，似有微怪小弟之意。
    　　（生）岂敢！（指画介）

    　　【鲍老催】这流水溪堪羨，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趁着未斜阳将棹转。

    　　（起介）
    　　（末）世兄不要埋怨，而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俺虽至亲好友，不敢谏言。恰好人日设席，唤香君供唱；那香君性气，你是知道的，手指二公一场好骂。
    　　（生）呵呀！这番遭他毒手了。
    　　（末）亏了小弟在旁，十分劝解，仅仅推入雪中，吃了一惊。幸而选入内庭，暂保性命。
    　　（向生介）世兄既与香君有旧，亦不可在此久留。
    　　（生）是，是！承教了。
    　　（同下楼行介）

    　　【尾声】热心肠早把冰雪咽，活冤业现摆着麒麟楦。（收扇介）俺且抱着扇上桃花闲过遣。

    　　（竟下介）（末）我们别过蓝兄，一同出去罢。（生）正是忘了作别。（作别介）请了！（小生先闭门下）（生、末同行介）

    　　（生）重到红楼意惘然，（末）闲评诗画晚春天；
    　　（生）美人公子飘零尽，（末）一树桃花似往年。

    第二十九出·逮社

    　　乙酉三月

    　　【凤凰阁】（丑扮书客蔡益所上）堂名二酉，万卷牙签求售。何物充栋汗车牛，混了书香铜臭。贾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

    　　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
    　　（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
    　　（笑介）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贴介）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下）
    　　（生、净背行囊上）

    　　【水红花】（生）当年烟月满秦楼，梦悠悠，箫声非旧。人隔银汉几重秋，信难投，相思谁救。

    　　（唤介）昆老，我们千里跋涉，为赴香君之约。不料他被选入宫，音信杳然，昨晚扫兴回来；又怕有人踪迹，故此早早移寓。但不知那处僻静，可以多住几时，打听音信。等他诗题红叶，白了少年头。佳期难道此生休也啰？
    　　（净）我看人情已变，朝政日非；且当道诸公，日日罗织正人，报复夙怨。不如暂避其锋，把香君消息，从容打听罢。
    　　（生）说的也是，但这附近州郡，别无相知；只有好友陈定生住在宜兴，吴次尾住在贵池。不免访寻故人，倒也是快事。
    　　（行介）

    　　【前腔】故人多狎水边鸥，傲王侯，红尘拂袖。长安棋局不胜愁，买孤舟，南寻烟岫。（净）来到三山街书铺廊了，人烟稠密，趱行几步才好。（疾走介）妨他豺狼当道，冠带几猕猴。三山榛莽水狂流也啰。

    　　（生指介）这是蔡益所书店，定生、次尾常来寓此，何不问他一信。（住看介）那廊柱上贴着新选封面，待我看来。（读介） “复社文开”。（又看介）这左边一行小字，是 “壬午、癸未房墨合刊”；右边是 “陈定生、吴次尾两先生新选”。（喜介）他两人难道现寓此间不成？

    　　（净）待我问来。
    　　（叫介）掌柜的那里？
    　　（丑上）请了，想要买甚么书籍么？
    　　（生）非也。要借问一信。
    　　（丑）问谁？
    　　（生）陈定生、吴次尾两位相公来了不曾？
    　　（丑）现在里边，待我请他出来。（丑下）
    　　（末、小生同上见介）呀！原来是侯社兄。
    　　（见净介）苏昆老也来了。
    　　（各揖介）
    　　（末问介）从那来的？
    　　（生）从敝乡来的。
    　　（小生问介）几时进京？
    　　（生）昨日才到。

    　　【玉芙蓉烽】烟满郡州，南北从军走；叹朝秦暮楚，三载依刘。归来谁念王孙瘦，重访秦淮帘下钩。徘徊久，问桃花昔游，这江乡，今年不似旧温柔。

    　　（问末、小生介）两兄在此，又操选政了？
    　　（末、小生）见笑。

    　　【前腔】金陵旧选楼，联榻同良友；对丹黄笔砚，事业千秋。六朝衰弊今须救，文体重开韩柳欧。传不朽，把东林尽收，才知俺中原复社附清流。

    　　（内唤介）请相公们里边用茶。
    　　（末、小生）来了。
    　　（让生、净入介）
    　　（杂扮长班持拜帖上）我家官府阮大铖，新升兵部侍郎；特赐蟒玉，钦命防江。今日到三山街拜客，只得先来。
    　　（副净扮阮大铖蟒、玉，骄态，坐轿，杂持伞、扇引上）

    　　【朱奴儿】（副净）排头踏青衣前走，高轩稳扇盖交抖。看是何人坐上头，是当日胯下韩侯。（杂禀介）请老爷停轿，与佥都越老爷投帖。（杂投帖介）（副净停轿介）吩咐左右，不必打道，尽着百姓来瞧。（搧扇大说介）我阮老爷今日钦赐蟒玉，大轿拜客。那班东林小人，目下奉旨搜拿，躲的影儿也没了。（笑介）才显出谁荣谁羞，展开俺眉头皱。

    　　（看书铺介）那廊柱上帖的封面，有甚么复社字样；叫长班揭来我瞧。
    　　（杂揭封面，送副净读介） “复社文开。陈定生吴次尾新选。”
    　　（怒介）嗄！复社乃东林后起，与周镳、雷縯祚同党；朝廷正在拿访，还敢留他选书。这个书客也大胆之极了。快快住轿！
    　　（落轿介）
    　　（副净下轿，坐书铺吩咐介）速传坊官。
    　　（杂喊介）坊官那里？
    　　（净扮坊官急上，跪介）禀大老爷，传卑职有何吩咐？

    　　【前腔】（副净）这书肆不将法守，通恶少复社渠首。奉命今将逆党搜，须得你蔓引株求。（净）不消大老爷费心，卑职是极会拿人的。（进入拿丑上）犯人蔡益所拿到了。（丑跪禀介）小人蔡益所并未犯法。（副净）你刻什么《复社文开》，犯法不小。（丑）这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副净喝介）唗！目下访拿逆党，功令森严，你容留他们选书，还敢口强，快快招来。（丑）不干小人事，相公们自己走来，现在里面选书哩。（副净）既在里面，用心看守，不许走脱一人。（丑应下）（副净向净私语介）访拿逆党，是镇抚司的专责，速递报单，叫他校尉拿人。传缇骑重兴狱囚，笑杨左今番又休。

    　　（净）是。（速下）
    　　（副净上轿介）
    　　（生、末、小生拉轿，喊介）我们有何罪过，着人看守；你这位老先生，不畏天地鬼神了。
    　　（副净微笑介）学生并未得罪，为何动起公愤来。
    　　（拱介）请教诸兄尊姓台号？
    　　（小生）俺是吴次尾。
    　　（末）俺是陈定生。
    　　（生）俺是侯朝宗。
    　　（副净微怒介）哦！原来就是你们三位！今日都来认认下官。

    　　【剔银灯】堂堂貌须长似帚，昂昂气胸高如斗。（向小生介）那丁祭之时，怎见的阮光禄难司笾和豆。（向末介）那借戏之时，为甚把燕子笺弄俺当场丑。（向生介）堪羞！妆奁代凑，倒惹你裙钗乱丢。

    　　（生）你就是阮胡子，今日报仇来了。
    　　（末、小生）好，好，好！大家扯他到朝门外，讲讲他的素行去。
    　　（副净佯笑介）不要忙，有你讲的哩。
    　　（指介）你看那来的何人？
    　　（副净坐轿下）
    　　（杂扮白靴四校尉上）
    　　（乱叫介）那是蔡益所？
    　　（丑）在下便是，问俺怎的？
    　　（杂）俺们是驾上来的，快快领着拿人。
    　　（丑）要拿那个？
    　　（杂）拿陈、吴、侯三个秀才。
    　　（生）不要拿。我们都在这边哩，有话说来。
    　　（杂）请到衙门里说去罢！（竟丢锁套三人下）
    　　（丑吊场介）这是那里的帐。（唤介）苏兄快来！
    　　（净扮苏昆生上）怎么样的了？
    　　（丑）了不得，了不得！选书的两位相公拿去罢了，连侯相公也拿去了。
    　　（净）有这等事！

    　　【前腔】（合）凶凶的缧絏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

    　　（净）我们跟去，打听一个真信，好设法救他。
    　　（丑）正是。看他安放何处，俺好早晚送饭。

    　　（丑）朝市纷纷报怨仇，（净）乾坤付与杞人忧；
    　　（丑）仓皇谁救焚书祸，（净）只有宁南一左侯。

    第三十出·归山

    　　乙酉三月

    　　【粉蝶儿】（外白髯扮张薇冠带上）何处家山，回首上林春老，秣陵城烟雨萧条。叹中兴，新霸业，一声长啸。旧宫袍，衬着嬾散衰貌。

    　　下官张薇，表字瑶星，原任北京锦衣卫仪正之职。避乱南来，又遇新主中兴，录俺世勋，仍补旧缺。不料权奸当道，朝局日非，新于城南修起三间松风阁，不日要投闲归老。只因有逆案两人，乃礼部主事周镳，按察副使雷縯祚，马、阮挟仇，必欲置之死地。下官深知其冤，只是无法可救，中夜踌躇，故此去志未决。

    　　【尾犯序】党祸起新朝，正士寒心，连袂高蹈。俺有何求，为他人操刀。急逃！盖了座松风草阁，等着俺白云啸傲；只因这沉冤未解梦空劳。

    　　（副净扮家僮上，禀介）禀老爷，镇抚司冯可宗拿到逆党三名，候老爷升厅发放。
    　　（杂扮校尉四人，持刑具罗列介）
    　　（外升厅介）
    　　（净扮解役投文，押生、末、小生带锁上）
    　　（跪介）
    　　（外看文问介）据坊官报单，说尔等结社朋谋，替周镳、雷縯祚行贿打点，因而该司捕解；快快从实招来，免受刑拷。

    　　【前腔】（末、小生）难招！笔砚本吾曹，复社青衿，评选文稿。无罪而杀，是坑儒根苗。（生）休拷！俺来此携琴访友，并不曾流连夜晓。无端的池鱼堂燕一时烧。

    　　（外）据尔所供，一无实迹，难道本衙门诬良为盗不成！
    　　（拍惊堂介）叫左右预备刑具，叫他逐个招来。
    　　（末前跪介）老大人不必动怒。犯生陈贞慧，直隶宜兴人，不合在蔡益所书坊选书，并无别情。
    　　（小生前跪介）犯生吴应箕，直隶贵池人，不合与陈贞慧同事，并无别情。
    　　（外向净介）既在蔡益所书坊，结社朋谋，行贿打点，彼必知情。为何竟不拿到？
    　　（投签与净介）速拿蔡益所质审。
    　　（净应下）
    　　（生前跪介）犯生侯方域，河南归德府人，游学到京，与陈贞慧、吴应箕文字旧交。才来拜望，一同拿来了。并无别情。
    　　（外想介）前日蓝田叔所画桃源图，有归德侯方域题句。
    　　（转问介）你是侯方域么？
    　　（生）犯生便是。
    　　（外拱介）失敬了！前日所题桃源图，大有见解，领教，领教！（吩咐介）这事与你无干，请一边候。
    　　（生）多谢超豁了。（一边坐介）
    　　（净持签上）
    　　（禀介）禀老爷，蔡益所店门关闭，逃走无踪了。
    　　（外）朋谋打点，全无证据，如何审拟。（寻思介）
    　　（副净持书送上介）王、钱二位老爷有公书。
    　　（外看介）原来是内阁王觉斯，大宗伯钱牧斋，两位老先生公书。待俺看来！（开书背看，点头介）说的有理，竟不知陈、吴二犯，就是复社领袖。

    　　【红衲袄】一个是定生兄，艺苑豪；一个是主骚坛，吴次老。为甚的冶长无罪拘皋陶，俺怎肯祸兴党锢推又敲。大锦衣，权自操；黑狱中，白日照。莫教名士清流贾祸含冤也，把中兴文运凋。

    　　（转拱介）陈、吴两兄，方才得罪了。（问介）王觉斯、钱牧斋二位老先生，一向交好么？
    　　（末、小生）并无相与。
    　　（外）为何发书，极道两兄文名，嘱俺开释？
    　　（末、小生）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
    　　（外）是，是。下官虽系武职，颇读诗书，岂肯杀人媚人。（吩咐介）这事冤屈，请一边候；待俺批回该司，速行释放便了。（批介）
    　　（末、小生一边坐介）
    　　（副净持朝报送上介）禀老爷，今日科抄有要紧旨意，请老爷过目。
    　　（外看报介）
    　　 “内阁大学士马一本，为速诛叛党，以靖邪谋事。犯官周镳、雷縯祚，私通潞藩，叛迹显然；乞早正法，晓示臣民等语。奉旨周镳、雷縯祚，着监候处决。又兵部侍郎阮一本，为捕灭社党，廓清皇图事。照得东林老奸，如蝗蔽日；复社小丑，似蝻出田。蝗为现在之灾，捕之欲尽；蝻为将来之患，灭之勿迟。臣编有《蝗蝻录》，可按籍而收也等语。奉旨这东林社党，着严行捕获，审拟具奏；该衙门知道！”
    　　（外惊介）不料马、阮二人，又有这番举动，从此正人君子无孑遗矣。

    　　【前腔】俺正要省约法，画狱牢；那知他铸刑书，加炮烙。莫不是清流欲向浊流抛，莫不是党碑又刻元祐号。这法网，人怎逃；这威令，谁敢拗。眼见复社东林尽入囹圄也，试新刑，搜尔曹。

    　　（向生等介）下官怜尔无辜，正思开释。忽然奉此严旨，不但周、雷二公定了死案；从此东林、复社，那有漏网之人。
    　　（生等跪求介）尚望大人超豁。
    　　（外）俺若放了诸兄，倘被别人拿获，再无生理，且不要忙。
    　　（批介）据送三犯，朋谋打点，俱无实迹。俟拿到蔡益所之日，审明拟罪可也。
    　　（向生等介）那镇抚司冯可宗，虽系功名之徒，却也良心未丧，待俺写书与他。
    　　（写介）老夫待罪锦衣，多历年所，门户党援，何代无之。总之君子、小人，互为盛衰，事久则变，势极必反：我辈职司风纪，不可随时偏倚，代人操刀。天道好还，公论不泯，慎勿自贻后悔也。
    　　（拱介）诸兄暂屈狱中，自有昭雪之日。
    　　（净、杂押生等俱下）
    　　（外退堂介）俺张薇原是先帝旧臣，国破家亡，已绝功名之念，为何今日出来助纣为虐。自古道：“知几不俟终日”。看这光景，尚容踌躇再计乎。（唤介）家僮快牵马来，我要到松风阁养病去了。
    　　（副净牵马上）坐马在此。
    　　（外上马，副净随行介）

    　　【解三醒】（外）好趁着晴春晚照，满路上絮舞花飘。遥望见城南苍翠山色好，把红尘客梦全消。且喜已到松风阁，这是俺的世外桃源；不免下马登楼，趁早料理起来。（下马登楼介）清泉白石人稀到，一阵松风响似涛。（唤介）叫园丁撑开门窗，拂净栏槛，俺好从容眺望。（杂扮园丁收拾介）燕泥沾落絮，蛛网罥飞花。禀老爷，收拾干净了。（下）（外窥窗介）你看松阴低户，沁的人心骨皆凉。此处好安吟榻。（又凭栏介）你看春水盈池，照的人须眉皆碧。此处好支茶灶。（忽笑介）来的慌了，冠带袍靴全未脱却；如此打扮，岂是桃源中人。可笑，可笑！（唤介）家僮开了竹箱，把我买下的箬笠、芒鞋、萝绦、鹤氅，替俺换了。（换衣带介）堪投老，才修完三间草阁，便解宫袍。

    　　（净扮校尉锁丑牵上）松间批驾帖，竹里验公文。方才拿住蔡益所，闻得张老爷来此养病，只得赶来销签。
    　　（叫介）门上大叔那里？
    　　（副净出问介）来禀何事，如此紧急？
    　　（净）禀老爷，拿到蔡益所了，特来销签。（缴签介）
    　　（副净上楼，禀介）衙门校尉带着蔡益所回话。
    　　（外惊介）拿了蔡益所，他三人如何开交。
    　　（想介）有了，叫校尉楼下伺候，听俺吩咐。
    　　（副净传净跪楼下介）
    　　（外吩咐介）这件机密重案，不可丝毫泄漏；暂将蔡益所羁候园中，待我回衙，细细审问。
    　　（净）是。（将丑拴树介）
    　　（净欲下介）
    　　（外）转来，园中窄狭，把这匹官马，牵回喂养；我的冠带袍靴，你也顺便带去。我还要多住几时，不许擅来啰唣。
    　　（净应下）
    　　（外跌足介）坏了，坏了！衙役走入花丛，犯人锁在松树，还成一个什么桃源哩。不如下楼去罢！（下楼见丑介）果是蔡益所哩。
    　　（丑跪介）犯人与老爷曾有一面之识。
    　　（外）虽系旧交，你容留复社，犯罪不轻。
    　　（丑叩头介）是。
    　　（外）你店中书籍，大半出于复社之手，件件是你的赃证。
    　　（丑叩头介）只求老爷超生。
    　　（外）你肯舍了家财，才能保得性命。
    　　（丑）犯人情愿离家。
    　　（外喜介）这等就有救矣。（唤介）家童与他开了锁头。
    　　（副净开丑介）
    　　（外）你既肯离家，何不随我住山。
    　　（丑）老爷若肯携带，小人就有命了。
    　　（外指介）你看东北一带，云白山青，都是绝妙的所在。
    　　（唤介）家童好生看门，我同蔡益所瞧瞧就来。
    　　（副净应下）
    　　（丑随外行介）
    　　（外指介）我们今夜定要宿在那苍苍翠翠之中。
    　　（丑）老爷要去看山，须差人早安公馆。那山寺荒凉，如何住宿？
    　　（外）你怎晓得，舍了那顶破纱帽，何处岩穴着不的这个穷道人。
    　　（丑背介）这是那里说起？
    　　（外）不要迟疑，一直走去便了。

    　　【前腔】眼望着白云缥缈，顾不得石径迢遥。渐渐的松林日落空山杳，但相逢几个渔樵。翠微深处人家少，万岭千峰路一条。开怀抱，尽着俺山游寺宿，不问何朝。

    　　境隔仙凡几树桃，才知容易谢尘嚣。
    　　清晨检点白云署，行到深山日尚高。

    第三十一出·草檄

    　　乙酉三月

    　　（净扮苏昆生上）万历年间一小童，崇祯朝代半衰翁；曾逢天启乾恩荫，又见弘光嗣厂公。我苏昆生，睁着五旬老眼，看了四代时人，故此做这几句口号。你说那两位嗣厂公，有天没日，要把正人君子，捕灭尽绝。可怜俺侯公子，做了个法头例首。我老苏与他同乡同客，只得远来湖广，求救于宁南左侯。谁想一住三日，无门可入；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马过处，鸡犬无声，好不肃静。等他回营，少不的寻个法儿，见他一面。
    　　（唤介）店家那里？
    　　（副净扮店主上）黄鹤楼头仙客少，白云市上酒家多。客官有何话说？
    　　（净）请问元帅左爷爷，待好回营么？
    　　（副净）早哩，早哩！三十万人马，每日操到掌灯；况今日又留督抚袁老爷，巡按黄老爷，在教场饮酒，怎得便回。
    　　（净）既是这等，替我打壶酒来，慢慢的吃着等他罢。
    　　（副净取酒上）等他做甚。吃杯酒，早些安歇罢。
    　　（净）俺并不张看，你放心闭门便了。
    　　（副净下）
    　　（净望介）你看一轮明月，早出东山，正当春江花月夜；只是兴会不佳耳。
    　　（坐斟酒饮介）对此杯中物，勉强唱只曲儿，解闷则个。
    　　
    　　（自敲鼓板唱介）
    　　〔念奴娇序〕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阑干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自斟饮介）这样好曲子，除了阮圆海却也没人赏鉴。罢了罢了！宁可埋之浮尘，不可投诸匪类。
    　　（又饮介）这时候也待好回营了，待俺细细唱起来。他若听得，不问便罢，倘来问俺，倒是个机会哩。
    　　（又敲鼓板唱介）
    　　〔前腔〕孤影，南枝乍冷，见乌鹊缥缈，惊飞栖止不定。
    　　（副净上怨介）客官安歇罢，万一元帅听得，连累小店，倒不是要的。
    　　（净唱介）万叠苍山，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
    　　（副净拉净睡介）
    　　（净）不妨事的。俺是元帅乡亲，巴不得叫他知道，才好请俺进府哩。
    　　（副净）既是这等，凭你，凭你！（下）
    　　（净又唱介）追省，丹桂谁攀，姮娥独住，故人千里漫同情。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杂扮小卒数人，背弓、矢、盔、甲走过介）
    　　（净听介）外边马蹄乱响，想是回营了，不免再唱一曲。
    　　（又敲鼓板唱介）
    　　〔前腔〕光莹，我欲吹断玉箫，骖鸾归去，不知何处冷瑶京。
    　　（杂扮小军四人旗帜前导介）
    　　（净听介）喝道之声，渐渐近来，索性大唱一唱。——环佩湿，似月下归来飞琼。
    　　（小生扮左良玉，外扮袁继咸，末扮黄澍冠带骑马上）朝中新政教歌舞，江上残军试鼓鼙。
    　　（外听介）咦！将军，贵镇也教起歌舞来了。
    　　（小生）军令严肃，民间谁敢。
    　　（末指介）果然有人唱曲。
    　　（小生立听介）
    　　（净大唱介）那更，香雾云鬟，清辉玉臂，广寒仙子也堪并。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小生怒介）目下戒严之时，不遵军法，半夜唱曲。快快锁拿！
    　　（杂打下门，拿出净，跪马前介）
    　　（小生问介）方才唱曲，就是你么？
    　　（净）是。
    　　（小生）军令严肃，你敢如此大胆。
    　　（净）无可奈何，冒死唱曲，只求老爷饶恕。
    　　（外）听他所说，像是醉话。
    　　（末）唱的曲子，倒是绝调。
    　　（小生）这人形迹可疑，带入帅府，细细审问。
    　　（带净行介）

    　　【窣地锦裆】（合）操江夜入武昌门，鸡犬寂寥似野村。三更忽遇击筑人，无故悲歌必有因。

    　　（作到府介）
    　　（小生让外、末介）就请下榻荒署，共议军情。
    　　（外、末）怎好搅扰。
    　　（同入坐介）
    　　（外）方才唱曲之人，倒要早早发放。
    　　（小生）正是。
    　　（吩咐介）带过那个唱曲的来。
    　　（杂带净跪介）
    　　（小生问介）你把犯法情由，从实说来。
    　　（净）小人来自南京，特投元帅；因无门可入，故意犯法，求见元帅之面的。
    　　（小生）唗！该死奴才，还不实说。
    　　（末）不必动怒。叫他说，要见元帅，有何缘故。

    　　【锁南枝】（净）京中事，似雾昏，朝朝报仇搜党人。现将公子侯郎，拿向囹圄困。望旧交，怀旧恩，替新朝，削新忿。

    　　（小生）那侯公子，是俺世交，既来求救，必有手书。取出我瞧。
    　　（净叩头介）那日阮大铖亲领校尉，立拿送狱，那里写得及书。
    　　（外）凭你口说，如何信得。
    　　（小生想介）有了，俺幕中有侯公子一个旧人，烦他一认，便知真假。（吩咐介）请柳相公出来。
    　　（杂应介）
    　　（丑扮柳敬亭上）肉朋酒友，问俺老柳。待俺认来。（点烛认介）呀！原来是苏昆生，我的盟弟。
    　　（各掩泪介）
    　　（小生）果然认的么？
    　　（丑）他是河南苏昆生，天下第一个唱曲的名手，谁不认的。
    　　（小生喜介）竟不知唱曲之人，倒是一个义士。
    　　（拉起介）请坐，请坐。
    　　（净各揖坐介）
    　　（丑）你且说侯公子为何下狱？

    　　【前腔】（净）为他是东林党，复社群，曾将魏崔门户分。小阮思报前仇，老马没分寸。三山街，缇骑狠，骤飞来，似鹰隼。

    　　把侯相公拿入狱内，音信不通，俺没奈何，冒死求救。幸亏将军不杀，又得遇着柳兄。
    　　（揖介）只求长兄恳央元帅，早发救书，也不枉俺一番远来。
    　　（小生气介）袁、黄二位盟弟，你看朝事如此，可不恨死人也。
    　　（外）不特此也。闻得旧妃童氏，跋涉寻来，马、阮不令收认；另藏私人，豫备采选，要图椒房之亲，岂不可杀。
    　　（末）还有一件，崇祯太子，七载储君，讲官大臣，确有证据，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愤，皆思寸磔马、阮，以谢先帝。
    　　（小生大怒介）我辈戮力疆场，只为报效朝廷；不料信用奸党，杀害正人，日日卖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行的总是亡国之政。只有一个史阁部，颇有忠心，被马、阮内里掣肘，却也依样葫芦。剩俺单身只手，怎去恢复中原。
    　　（跌足介）罢，罢，罢！俺没奈何，竟做要君之臣了。
    　　（揖外介）临侯替俺修起参本。
    　　（外）怎么样写？
    　　（小生）你只痛数马、阮之罪便了。
    　　（外）领教！
    　　（丑送纸笔外写介）

    　　【前腔】朝廷上，用逆臣，公然弃妃囚嗣君。报仇翻案纷纷，正士皆逃遁。寻冶容，教艳品，卖官爵，笔难尽。

    　　（外写完介）
    　　（小生）还要一道檄文，借重仲霖起稿罢。
    　　（揖介）
    　　（末）也是这样做么？
    　　（小生）你说俺要发兵进讨，叫他死无噍类。
    　　（丑）该，该！
    　　（小生）你前日劝俺不可前进，今日为何又来赞成。
    　　（丑）如今是弘光皇帝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小生）是，是！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将，先帝现有太子，是俺小主。那马、阮擅立弘光之时，俺远在边方，原未奉诏的。
    　　（末）待俺做来。
    　　（丑送纸笔，末写介）

    　　【前腔】清君侧，走檄文，雄兵义旗遮路尘。一霎飞渡金陵，直抵凤凰门。朝帝宫，谒孝寝，搜黄阁，试白刃。

    　　（末写完介）
    　　（小生）就列起名来。
    　　（外）这样大事，还该请到新巡抚何腾蛟，求他列名。
    　　（小生）他为人固执，不必相闻，竟写上他罢了。
    　　（外、末列名介）
    　　（小生）今夜誊写停当，明早飞递投送；俺随后也就发兵了。
    　　（外）只怕递铺误事。
    　　（小生）为何？
    　　（外）京中匿名文书，纷纷雨集；马、阮每早令人搜寻，随得随烧，并不过目。
    　　（小生）如此只得差人了。
    　　（末）也使不得。闻得马、阮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筑起板矶，久有防备我兵之意。此檄一到，岂肯干休；那差去之人，便死多活少了。
    　　（小生）这等怎处？
    　　（丑）倒是老汉去走走罢。
    　　（外、末惊介）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
    　　（丑）这条老命甚么希罕，只要办的元帅事来。
    　　（小生大喜介）有这等忠义之人，俺左昆山要下拜了。
    　　（唤介）左右取一杯酒来。
    　　（杂取酒上，小生跪奉丑酒介）请尽此杯。
    　　（丑跪饮干介）
    　　（众拜丑，丑答拜介）

    　　【前腔】擎杯酒，拭泪痕，荆卿短歌声自吞。夜半携手叮咛，满座各消魂。何日归，无处问，夜月低，春风紧。

    　　（各掩泪介）
    　　（丑向净介）借重贤弟，暂陪元帅；俺就束装东去了。
    　　（净）只愿救取公子，早早出狱，那时再与老哥相见罢。
    　　（俱作别介）
    　　（丑先下）
    　　（小生）义士，义士！
    　　（外、末）壮哉，壮哉！

    　　渺渺烟波夜气昏，一樽酒尽客消魂。
    　　从来壮士无还日，眼看长江下海门。

    第三十二出·拜坛

    　　乙酉三月

    　　【吴小四】（副末扮赞礼郎冠带白须上）眼看他，命运差，河北新房一半塌。承继个儿郎贪戏耍，不报冤仇不挣家。窝里财，奴乱抓。

    　　在下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住在神乐观旁，专管庙陵祭享之事。那知天翻地覆，立了这位新爷，把俺南京重新兴旺起来。今岁乙酉，改历建号之年，家家庆贺。我老汉三杯入肚，只唱这个随心令儿。旁人劝我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我回言道：“大风吹倒梧桐树，也要旁人话短长。”
    　　（唤介）孩子们，今日是三月十几日？
    　　（内）三月十九日了。
    　　（副末）呵呀！三月十九日，乃崇祯皇帝忌辰。奉旨在太平门外设坛祭祀，派着我当执事的，怎么就忘了，快走，快走！
    　　（走介）冈冈峦峦，接接连连，竹竹松松，密密丛丛。不觉已到坛前，且喜百官未到，待俺趁早铺设起来。
    　　（作排案，供香、花、烛、酒介）

    　　【普天乐】（净扮马士英，末扮杨文骢，素服从人上）旧江山，新图画，暮春烟景人潇洒。出城市，遍野桑麻；哭甚么旧主升遐，告了个游春假。（外扮史可法素服上）这才去野哭江边奠杯斝，挥不尽血泪盈把。年时此日，问苍天，遭的甚么花甲。

    　　（相见各揖介）
    　　（净）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礼当设坛祭拜。
    　　（末）正是。
    　　（外问介）文武百官到齐不曾？
    　　（副末）俱已到齐了。
    　　（净）就此行礼。
    　　（副末赞礼，杂扮执事官捧帛、爵介）
    　　（赞）执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官就位，代献官就位。
    　　（各官俱照班排立介）
    　　（赞）瘗毛血。迎神，参神，伏俯、兴，伏俯、兴，伏俯、兴，伏俯、兴。平身。
    　　（各行礼完，立介）
    　　（赞）行奠帛礼，升坛。
    　　（净秉笏至神位前介）
    　　（赞）搢笏，献帛，奠帛。
    　　（净跪奠帛叩介）
    　　（赞）平身，出笏，诣读祝位，跪。
    　　（净跪介）
    　　（赞）读祝。
    　　（副末跪读介）
    　　维岁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皇从弟嗣皇帝由崧，谨昭告于思宗烈皇帝曰：
    　　仰惟文德克承，武功载缵，御极十有七年，皇纲不振，大宇中倾，皇帝殉社稷，皇后太子俱死君父之难。弟愚不才，忝颜偷生，俯顺臣民之请，正位南都，权为宗庙神人主。恸一人之升遐，惩百僚之怠傲，努力庙谟，惴惴忧惧，枕戈饮泣，誓复中原。今值宾天忌辰，敬设坛壝，遣官代祭。鉴兹追慕之诚，歆此苹蘩之献。尚飨！
    　　（赞）举哀。
    　　（各官哭三声介）
    　　（赞）哀止，伏俯、兴，复位。
    　　（净转下介）
    　　（赞）行初献礼，升坛。
    　　（净至神位前介）
    　　（赞）搢笏，献爵，奠爵。
    　　（净跪奠爵，叩介）
    　　（赞）平身，出笏，复位。
    　　（赞）
    　　（行亚献终，献礼，同。）
    　　（赞）彻馔，送神，伏俯、兴。
    　　（四拜同）
    　　（各官依赞拜完，立介）
    　　（赞）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各诣瘗位。
    　　（各官立介）
    　　（赞）望瘗。
    　　（杂焚祝帛介）
    　　（赞）礼毕。
    　　（外独大哭介）

    　　【朝天子】万里黄风吹漠沙，何处招魂魄。想翠华，守枯煤山几枝花，对晚鸦，江南一半残霞。是当年旧家，孤臣哭拜天涯，似村翁岁腊，似村翁岁腊。

    　　（副末）老爷们哭的不恸，俺老赞礼忍不住要大哭一场了。（大哭一场下）
    　　（副净扮阮大铖素服大叫上）我的先帝呀，我的先帝呀！今日是你周年忌辰，俺旧臣阮大铖赶来哭临了。（拭眼问介）祭过不曾？
    　　（净）方才礼毕。
    　　（副净至坛前，急四拜，哭白介）先帝先帝！你国破身亡，总吃亏了一伙东林小人。如今都散了。剩下我们几个忠臣，今日还想着来哭你，你为何至死不悟呀！（又哭介）
    　　（净拉介）圆老，不必过哀，起来作揖罢。
    　　（副净拭眼，各见介）
    　　（外背介）可笑，可笑！（作别介）请了！烟尘三里路，魑魅一班人。（下）
    　　（净）我们皆是进城的，就并马同行罢。
    　　（作更衣上马行介）

    　　【普天乐】（合）奠琼浆，哭坛下，失声相向谁真假。千官散，一路喧哗，好趁着景美天佳，闲讲些兴亡话。咏归去，恰似春风浴沂罢，何须问江北戎马。南朝旧例尽风流，只愁春色无价。

    　　（杂喝道介）
    　　（净）已到鸡鹅巷，离小寓不远，请过荒园同看牡丹何如？
    　　（末）小弟还要拜客，就此作别了。
    　　（末别下）
    　　（副净）待晚生趋陪罢。
    　　（作到，下马介）
    　　（净）请进。
    　　（副净）晚生随行。
    　　（净前副净后，入园介）
    　　（副净）果然好花。
    　　（净吩咐介）速摆酒席，我们赏花。
    　　（杂摆席介）
    　　（净、副净更衣坐饮介）
    　　（净大笑介）今日结了崇祯旧局，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我们 “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副净）连日在江上，不知朝中有何新政。
    　　（净）目下假太子王之明，正在这里商量发放。圆老有何高见？
    　　（副净）这事明白易处。
    　　（净）怎么易处？
    　　（副净）老师相权压中外者，只因推戴二字。
    　　（净）是，是！
    　　（副净）既因推戴二字。

    　　【朝天子】若认储君真不差，把俺迎来主，放那搭。（净）是，是！就着监禁起来，不要惑乱人心。（问介）还有旧妃童氏，哭诉朝门，要求迎为正后。这何以处之？（副净）这益发使不得。自古道，君王爱馆娃。系臂纱，先须采选来家，替椒房作伐。（净）是，是！俺已采选定了，这个童氏，自然不许进宫的。（又问介）那些东林复社，捕拿到京，如何审问？（副净）这班人天生是我们冤对，岂可容情。切莫剪草留芽，但搜来尽杀，但搜来尽杀。

    　　（净大笑介）有理，有理！老成见到之言，句句合着鄙意。拿大杯来，欢饮三杯。
    　　（杂扮长班持本急上，禀介）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这是内阁揭帖，送来过目。
    　　（净接介）他有什么好本！
    　　（看本，怒介）呀，呀！了不得，就是参咱们的疏稿。这疏内数出咱七大罪，叫圣上立赐处分，好恨人也。
    　　（杂又持文书急上）还有公文一道，差人赍来的。
    　　（净接看，惊介）又是讨俺的一道檄文，文中骂的着实不堪；还要发兵前来，取咱的首级。这却怎处？
    　　（副净惊起，乱抖介）怕人，怕人！别的有法，这却没法了。
    　　（净）难道长伸脖颈，等他来割不成？
    　　（副净）待俺想来。
    　　（想介）没有别法，除是调取黄、刘三镇，早去堵截。
    　　（净）倘若北兵渡河，叫谁迎敌？
    　　（副净向净耳介）北兵一到，还要迎敌么？
    　　（净）不迎敌，更有何法？
    　　（副净）只有两法。
    　　（净）请教！
    　　（副净作抠衣介）跑。（又作跪地介）降。
    　　（净）说的也是。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决，即发兵符，调取三镇便了。
    　　（想介）且住，调之无名，三镇未必肯去。这却怎处？
    　　（副净）只说左兵东来，要立潞王监国，三镇自然着忙的。
    　　（净）是，是！就烦圆老亲去一遭。

    　　【普天乐】（合）发兵符，乘飞马，过江速劝黄刘驾。舟同济，舵又同拿，才保得性命身家。非是俺魂惊怕，怎当得百万精兵从空下，顷刻把城阙攻打。全凭铁锁断长江，拉开强弩招架。

    　　（副净）辞过老师相，晚生即刻出城了。
    　　（净）且住，还有一句密话。
    　　（附耳介）内阁高弘图、姜曰广，左袒逆党，俱已罢职了。那周镳、雷縯祚，留在监中，恐为内应，趁早取决何如？
    　　（副净）极该，极该。
    　　（净拱介）也不送了。（竟下）
    　　（副净出）
    　　（杂禀介）那个传檄之人，还拿在这里，听候发落。
    　　（副净）没有甚么发落，拿送刑部请旨处决便了。
    　　（上马欲下介，寻思介）且不要孟浪。我看黄、刘三镇，也非左兵敌手，万一斩了来人，日后难于挽回。
    　　（唤介）班役，你速到镇抚司，拜上冯老爷，将此传檄之人，用心监候。
    　　（杂应下）
    　　（副净）几乎误了大事。
    　　（上马速行介）

    　　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
    　　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

    第三十三出·会狱

    　　乙酉三月

    　　【梅花引】（生敝衣愁容上）宫槐古树阅沧田，挂寒烟，倚颓垣。末后春风，才绿到幽院。两个知心常步影，说新恨，向谁借酒钱。

    　　小生侯方域，被逮狱中，已经半月。只因证据无人，暂羁候审，幸亏故人联床，颇不寂寞。你看月色过墙，照的槐影迷离，不免虚庭一步。

    　　【忒忒令】碧沉沉月明满天，悽惨惨哭声一片，墙角新鬼带血来分辩。我与他死同仇，生同冤，黑狱里，半夜作白眼。

    　　独立多时，忽然毛发直竖，好怕人也。待俺唤醒陈、吴两兄，大家闲话。（唤介）定兄醒来。
    　　（又唤介）次兄睡熟了么？
    　　（末、小生揉眼出介）

    　　【尹令】（末）这时月高斗转，为何独行空院，闲将露痕踏遍。（小生）愁怀且捐，万语千言望谁怜。

    　　（见介）侯兄怎的还不安歇？
    　　（生）我想大家在这黑狱之中，三春莺花，半点不见；只有明月一轮，还来相照，岂可舍之而睡。
    　　（末）是，是，同去步月一回。
    　　（行介）

    　　【品令】（生）冤声满狱，鎯铛夜徽缠。三人步月，身轻若飞仙。闲消自遣，莫说文章贱。从来豪杰，都向此中磨炼。似在棘围锁院，分帘校赋篇。

    　　（丑扮柳敬亭杻锁上）戎马不知何处避，贤豪半向此中来。我柳敬亭，被拿入狱，破题儿第一夜，便觉难过。（叹介）嗳！方才睡下，又要出恭；这个裙带儿没人解，好苦也。（作蹲地听介）那边有人说话，像是侯相公声音，待我看来。（起看，惊介）竟是侯相公。（唤介）你是侯相公么？
    　　（生惊认介）原来是柳敬亭。
    　　（末、小生）柳敬亭为何也到此中？
    　　（丑认介）陈相公、吴相公怎么都在里边？（举手介）阿弥陀佛！这也算 “佛殿奇逢”了。
    　　（生）难得难得！大家坐地谈谈。
    　　（同坐介）

    　　【豆叶黄】（合）便他乡遇故，不算奇缘。这墙隔着万重深山，撞见旧时亲眷。浑忘身累，笑看月圆。却也似武陵桃洞，却也似武陵桃洞；有避乱秦人，同话渔船。

    　　（生）且问敬老，你犯了何罪，杻锁连身，如此苦楚。
    　　（丑）老汉不曾犯罪。只因相公被逮入狱，苏昆生远赴宁南，恳求解救。那左帅果然大怒，连夜修本参着马、阮，又发了檄文一道，托俺传来，随后要发兵进讨。马、阮害怕，自然放出相公去的。

    　　【玉交枝】宁南兵变，料无人能将檄传；探汤蹈火咱情愿，也只为文士遭谴。白头志高穷更坚，浑身枷锁吾何怨；助将军除暴解冤，助将军除暴解冤。

    　　（生）竟不知敬亭吃亏，乃小生所累。昆生远去求救，益发难得。可感，可感！
    　　（末）虽如此说，只怕左兵一来，我辈倒不能苟全性命。
    　　（小生）正是，宁南不学无术，如何收救。
    　　（皆长吁介）
    　　（净扮狱官执手牌，杂扮校尉四人点灯提绳急上）
    　　（净）四壁冤魂满，三更狱吏尊。刑部要人，明早处决，快去绑来。
    　　（杂）该绑那个？
    　　（净）牌上有名。
    　　（看介）逆党二名，周镳、雷縯祚。
    　　（杂执灯照生、末、小生、丑面介）不是，不是！
    　　（净喝介）你们无干的，各自躲开。
    　　（净领杂急下）
    　　（末悄问介）绑那个？
    　　（小生）听说要绑周镳、雷縯祚。
    　　（生）吓死俺也。
    　　（丑）我们等着瞧瞧。
    　　（净执牌前行，杂背绑二人，赤身披发，急拉下）
    　　（生看呆介）
    　　（末）果然是周仲驭、雷介公他二位。
    　　（小生）这是我们的榜样了。

    　　【江儿水】（生）演着明夷卦，事尽翻，正人惨害天倾陷。片纸飞来无人见，三更缚去加刑典，教俺心惊胆颤。（合）黑地昏天，这样收场难免。

    　　（生问丑介）我且问你，外边还有甚么新闻？
    　　（丑）我来的仓卒，不曾打听，只见校尉纷纷拿人。
    　　（末、小生问介）还拿那个？
    　　（丑）听说要拿巡按黄澍，督抚袁继咸，大锦衣张薇；还有几个公子秀才，想不起了！
    　　（生）你想一想？
    　　（丑想介）人多着哩。只记得几个相熟的，有冒襄、方以智、刘城、沈寿民、沈士柱、杨廷枢。
    　　（末）有这许多。
    　　（小生）俺这里边，将来成一个大文会了。
    　　（生）倒也有趣。

    　　【川拨棹】囹圄里，竟是瀛洲翰苑。画一幅文会图悬，画一幅文会图悬，避红尘一群谪仙。（合）赏春月，同听鹃，感秋风，同咏蝉。

    　　（丑）三位相公，宿在那一号里？
    　　（生）都在 “荒”字号里。
    　　（末）敬老羁在那里？
    　　（丑）就在这后面 “藏”字号里。
    　　（小生）前后相近，倒好早晚谈谈。
    　　（生）我们还是软监，敬老竟似重囚了。
    　　（丑）阿弥陀佛！免了上柙床，就算好的狠哩。（作势介）

    　　【意不尽】高拱手碍不了礼数周全，曲肱儿枕头稳便。只愁今夜里，少一个长爪麻姑搔背眠。

    　　（丑）相逢真似岛中仙，（末）隔绝风涛路八千；
    　　（小生）地僻偏宜人啸傲，（生）天空不碍月团圆。

    第三十四出·截矶

    　　乙酉四月

    　　（净扮苏昆生上）南北割成三足鼎，江湖挑动两支兵。自家苏昆生，为救侯公子，激的左兵东来，约了巡按黄澍，巡抚何腾蛟，同日起马。今日船泊九江，早已知会督抚袁继咸，齐集湖口，共商入京之计。谁知马、阮闻信，调了黄得功在坂矶截杀。你看狼烟四起，势头不善；少爷左梦庚前去迎敌，俺且随营打探。正是：地覆天翻日，龙争虎斗时。（下）
    　　（场上设弩台、架炮，铁锁阑江）

    　　【三台令】（末扮黄得功戎装双鞭，领军卒上）北征南战无休，邻国萧墙尽仇。架炮指江州，打舳舻卷甲倒走。

    　　咱家黄得功，表字虎山，一腔忠愤，盖世威名，要与俺弘光皇帝，收复这万里山河。可恨两刘无肘臂之功，一左为腹心之患。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老爷兵牌，调俺驻札坂矶，堵截左寇，这也不是当耍的。
    　　（唤介）家将田雄何在？
    　　（副净）有。
    　　（末）速传大小三军，听俺号令。
    　　（军卒排立呐喊介）

    　　【山坡羊】（末）硬邦邦敢要君的渠首，乱纷纷不服王的群寇；软弱弱没气色的至尊，闹喧喧争门户的同朝友。只剩咱一营江上守，正防着战马北来骤，忽报楼船入浦口。貔貅，飞旌旗控上游；戈矛，传烽烟截下流。

    　　（黄卒登台介）
    　　（杂扮左兵白旗、白衣，呐喊驾船上）
    　　（黄卒截射介）
    　　（左兵败回介）
    　　（黄卒赶下）
    　　（小生扮左良玉戎装白盔素甲坐船上）

    　　【前腔】替奸臣复私仇的桀纣，媚昏君上排场的花丑；投北朝学叩马的夷齐，吠唐尧听使唤的三家狗。拚着俺万年名遗臭，对先帝一片心堪剖，忙把储君冤苦救。不羞，做英雄到尽头；难收，烈轰轰东去舟。

    　　俺左良玉领兵东下，只为剪除奸臣，救取太子。叵耐儿子左梦庚，借此题目，便要攻打城池，妄思进取。俺已严责再三，只怕乱兵引诱，将来做出事来；且待渡过坂矶，慢慢劝他。

    　　（净急上）报元帅，不好了！黄得功截杀板矶，前部先锋俱已败回了。
    　　（小生惊介）有这等事。黄得功也是一条忠义好汉，怎的受马、阮指拨，只知拥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岂不可恨！
    　　（唤介）左右，快看巡按黄老爷、巡抚何老爷船泊那边，请来计议。
    　　（杂应下）
    　　（末扮黄澍上）将帅随谈尘，风云指义旗。下官黄澍方才泊船，恰好元帅来请。
    　　（作上船介）
    　　（小生见介）仲霖果然到来，巡抚何公如何不见？
    　　（末）行到半途，又回去了。
    　　（小生）为何回去？
    　　（末）他原是马士英同乡
    　　（小生）随他罢了。这也怪他不得。
    　　（问介）目下黄得功截住板矶，三军不能前进。如何是好？
    　　（末）这倒可虑，且待袁公到船，再作商量。
    　　（外扮袁继咸从人上）孽子含冤天惨淡，孤臣举义日光明。来此是左帅大船，左右通报。
    　　（杂禀介）督抚袁老爷到船了！
    　　（小生）快请！
    　　（外上船见介）适从武昌回署，整顿兵马，愿从鞭弭。
    　　（末）目下不能前进了。
    　　（外）为何？
    　　（小生）黄得功领兵截杀，先锋俱已败回。
    　　（外）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快快遣人游说便了。
    　　（小生）敬亭已去，无人可遣。奈何？
    　　（净）晚生与他颇有一面，情愿效力。
    　　（末）昆生义气，不亚敬亭，今日正好借重。
    　　（小生问介）你如何说他？

    　　【五更转】（净）俺只说鹬蚌持，渔人候，傍观将利收。英雄举动，要看前和后。故主恩深，好爵自受。欺他子，害他妃，全忘旧。杀人只落血双手，何必前来，同室争斗。

    　　（外）说得有理。
    　　（小生）还要把俺心事，说个明白。叫他晓得奸臣当杀，太子当救，完了两桩大事，于朝廷一尘不惊，于百姓秋毫无犯。为何不知大义，妄行截杀？
    　　（末）正是，那黄得功一介武夫，还知报效；俺们倒肯犯上作乱不成？叫他细想。
    　　（净）是，是，俺就如此说去。
    　　（杂扮报卒急上）报元帅，九江城内，一片火起。袁老爷本标人马，自破城池了。
    　　（外惊介）怎么俺的本标人马自破城池？这了不得！
    　　（小生怒介）岂有此理！不用猜疑，这是我儿左梦庚做出此事，陷我为反叛之臣。罢了，罢了！有何面目，再向江东。（拔剑欲自刎介）
    　　（末抱住介）
    　　（小生握外手，注目介）临侯，临侯，我负你了！（作呕血倒椅上介）
    　　（净唤介）元帅苏醒，元帅苏醒！
    　　（外）竟叫不应，这怎么处？
    　　（末）想是中恶，快取辰砂灌下。
    　　（净取碗灌介）牙关闭紧，灌不进了。
    　　（众哭介）

    　　【前腔】大将星，落如斗，旗桿摧舵楼。杀场百战精神抖，凛凛堂堂，一身甲冑。平白的牖下亡，全身首。魂归故宫煤山头，同说艰辛，君啼臣吼。

    　　（杂抬小生下）
    　　（外）元帅已死，本镇人马霎时溃散；那左梦庚据住九江，叫俺进退无门。倘若黄兵抢来，如何逃躲？
    　　（末）我们原系被逮之官，今又失陷城池，拿到京中，再无解救。不如转回武昌，同着巡抚何腾蛟，另做事业去罢。
    　　（外）有理。
    　　（外、末急下）
    　　（净呆介）你看他们竟自散去，单剩我苏昆生一人，守着元帅尸首，好不可怜。不免点起香烛，哭奠一番。
    　　（设案点香烛，哭拜介）

    　　【哭相思】气死英雄人尽走，撇下了空船柩。俺是个招魂江边友，没处买一杯酒。

    　　且待他儿子奔丧回船，收殓停当，俺才好辞之而去，如今只得耐性儿守着。正是：
    　　英雄不得过江州，魂恋春波起暮愁。
    　　满眼青山无地葬，斜风细雨打船头。

    第三十五出·誓师

    　　乙酉四月

    　　【贺圣朝】（外扮史可法，白毡大帽，便服上）两年吹角列营，每日调马催征。军逃客散鬓星星，恨压广陵城。

    　　下官史可法，日日经略中原，究竟一筹莫展。那黄、刘三镇，皆听马、阮指使，移镇上江，堵截左兵，丢下黄河一带，千里空营。忽接塘报，本月二十一日北兵已入淮境，本标食粮之人，不足三千，那能抵当得住。这淮、扬一失，眼见京师难保，岂不完了明朝一座江山也。可恼，可恼！俺且私步城头，察看情形，再作商量。

    　　（丑扮家丁，提小灯随行上城介）

    　　【二犯江儿水】（外）悄上城头危径，更深人睡醒。栖乌频叫，击柝连声，女墙边，侧耳听。

    　　（听介）
    　　（内作怨介）北兵已到淮安，没个瞎鬼儿问他一声；只舍俺这几个残兵，死守这座扬州城，如何守得住。元帅好没分晓也！
    　　（外点头自语介）你那里晓得，万里倚长城，扬州父子兵。
    　　（又听介）
    　　（内作恨介）罢了，罢了！元帅不疼我们，早早投了北朝，各人快活去，为何尽着等死。
    　　（外惊介）呵呀！竟想投降了，这怎么处！他降字儿横胸，守字儿难成；这扬州剩了一分景。
    　　（又听介）
    　　（内作怒介）我们降不降，还是第二着，自家杀抢杀抢，跑他娘的。只顾守到几时呀！
    　　（外）咳！竟不料情形如此。听说猛惊，热心冰冷。疾忙归，夜点兵，不待明。（忙下）
    　　（内掌号放炮，作传操介）
    　　（杂扮小卒四人上）今乃四月二十四日，不是下操的日期；为何半夜三更，梅花岭放炮？快去看来！
    　　（急走介）
    　　（末扮中军，持令箭提灯上）隔江云阵列，连夜羽书飞。
    　　（呼介）元帅有令：大小三军，速赴梅花岭，听候点卯。
    　　（众排列介）
    　　（外戎装，旗引登坛介）月升鸱尾城吹角，星散旄头帐点兵。中军何在？
    　　（末跪介）有！
    　　（外）目下北信紧急，淮城失守，这扬州乃江北要地，倘有疏虞，京师难保。快传五营四哨，点齐人马，各照汛地昼夜严防。敢有倡言惑众者，军法从事。
    　　（末）得令！
    　　（传令向内介）元帅有令，三军听者。各照汛地昼夜严防，敢有倡言惑众者，军法从事。
    　　（内不应）
    　　（外）怎么寂然无声？
    　　（吩咐中军介）再传军令，叫他高声答应。
    　　（末又高声传介）
    　　（内不应）
    　　（外）仍然不应，着击鼓传令。
    　　（末击鼓又传，又不应介）
    　　（外）分明都有离叛之心了。
    　　（顿足介）不料天意人心，到如此田地。
    　　（哭介）

    　　【前腔】皇天列圣，高高呼不省。阑珊残局，剩俺支撑，奈人心俱瓦崩。俺史可法好苦命也！（哭介）协力少良朋，同心无弟兄。只靠你们三千子弟，谁料今日呵，都想逃生，漫不关情；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拍胸介）史可法，史可法！平生枉读诗书，空谈忠孝，到今日其实没法了。（哭介）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大哭介）（末劝介）元帅保重，军国事大，徒哭无益也。（前扶介）你看泪点淋漓，把战袍都湿透了。（惊介）咦！怎么一阵血腥，快掌灯来。（杂点灯照介）呵呀！浑身血点，是那里来的？（外拭目介）都是俺眼中流出来。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

    　　（末叫介）大小三军，上前看来；咱们元帅哭出血泪来了。
    　　（净、副净、丑扮众将上，看介）果然都是血泪。
    　　（俱跪介）
    　　（净）尝言 “养军千日，用军一时”。俺们不替朝廷出力，竟是一伙禽兽了。
    　　（副净）俺们贪生怕死，叫元帅如此难为，那皇天也不祐的。
    　　（丑）百岁无常，谁能免的一死，只要死到一个是处。罢，罢，罢！今日舍着狗命，要替元帅守住这座扬州城。
    　　（末）好好！谁敢再有二心，俺便拿送辕门，听元帅千刀万剐。
    　　（外大笑介）果然如此，本帅便要拜谢了。
    　　（拜介）
    　　（众扶住介）不敢不敢！
    　　（外）众位请起，听俺号令。
    　　（众起介）
    　　（外吩咐介）你们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
    　　（众）是！
    　　（外）上阵不利，守城。
    　　（众）是！
    　　（外）守城不利，巷战。
    　　（众）是！
    　　（外）巷战不利，短接。
    　　（众）是！
    　　（外）短接不利，自尽。
    　　（众）是！
    　　（外）你们知道，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
    　　（指介）那不良之念，再莫横胸；无耻之言，再休挂口；才是俺史阁部结识的好汉哩。
    　　（众）是！
    　　（外）既然应允，本帅也不消再嘱。
    　　（指介）大家欢呼三声，各回汛地去罢。
    　　（众呐喊三声下）
    　　（外鼓掌三笑）妙妙！守住这座扬州城，便是北门锁钥了。

    　　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第三十六出·逃难

    　　乙酉五月

    　　【香柳娘】（小生扮弘光帝，便服骑马。杂扮二监、二宫女挑灯引上）听三更漏催，听三更漏催，马蹄轻快，风吹蜡泪宫门外。咱家弘光皇帝，只因左兵东犯，移镇堵截；谁知河北人马，乘虚渡淮。目下围住扬州，史可法连夜告急，人心皇皇，都无守志。那马士英、阮大铖躲的有影无踪，看来这中兴宝位也坐不稳了。千计万计，走为上计；方才骑马出宫，即发兵符一道，赚开城门，但能走出南京，便有藏身之所了。趁天街寂静，趁天街寂静，飞下凤凰台，难撇鸳鸯债。（唤介）嫔妃们走动着，不要失散了。似明驼出塞，似明驼出塞，琵琶在怀，珍珠偷洒。（急下）

    　　（净扮马士英骑马急上）

    　　【前腔】报长江锁开，报长江锁开，石头将坏，高官贱卖没人买。下官马士英，五更进朝，才知圣上潜逃；俺为臣的，也只得偷溜了。快微服早度，快微服早度，走出鸡鹅街，隄防仇人害。（倒指介）那一队娇娆，十车细软，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唤介）快些走动。（老旦、小旦扮姬妾骑马，杂扮夫役推车数辆上）来了，来了。（净）好，好！要随身紧带，要随身紧带，殉棺货财，贴皮恩爱。

    　　（绕场行介）
    　　（杂扮乱民数人持棒上，喝介）你是奸臣马士英，弄的民穷财尽；今日驮着妇女，装着财帛，要往那里跑？早早留下！
    　　（打净倒地，剥衣，抢妇女财帛下）
    　　（副净扮阮大铖，骑马上）

    　　【前腔】恋防江美差，恋防江美差，杀来谁代，兵符掷向空江濑。今日可用着俺的跑了；但不知贵阳相公，还是跑，还是降？（作遇净绊马足介）呵呀！你是贵阳老师相，为何卧倒在地。（净哼介）跑不得了，家眷行囊，俱被乱民抢去，还把学生打倒在地。（副净）正是。晚生的家眷行囊，都在后面，不要也被抢去。受千人笑骂，受千人笑骂，积得些金帛，娶了些娇艾。待俺回去迎来。（杂扮乱民持棒，拥妇女抬行囊上）这是阮大铖的家私，方才抢来，大家分开罢！（副净喝介）好大胆的奴才，怎敢抢截我阮老爷的家私。（杂）你就是阮大铖么？来的正好。（一棒打倒，剥衣介）饶他狗命，且到鸡鹅巷、裤子裆，烧他房子去。（俱下）（净）腰都打坏，爬不起来了。（副净）晚生的臂膊捶伤，也奉陪在此。（合）叹十分狼狈，叹十分狼狈，村拳共捱，鸡肋同坏。

    　　（末扮杨文骢冠带骑马，从人挑行李上）下官杨文骢，新任苏松巡抚。今日五月初十出行吉日，束装起马，一应书画古玩，暂寄媚香楼，托了蓝田叔随后带来。俺这一肩行李，倒也爽快。
    　　（杂禀介）请老爷趱行一步。
    　　（末）为何？
    　　（杂）街上纷纷传说，北信紧急，皇帝、宰相，今夜都走了。
    　　（末）有这等事，快快出城！（急走介）（马惊不前介）这也奇了，为何马惊不走。（唤介）左右看来！
    　　（杂看介）地下两个死人。
    　　（副净、净呻吟介）哎哟！哎哟！救人，救人！
    　　（末）还不曾死，看是何人？
    　　（杂细认介）好像马、阮二位老爷。
    　　（末喝介）胡说，那有此事！
    　　（勒马看，惊介）呵呀！竟是他二位。
    　　（下马拉介）了不得，怎么到这般田地。
    　　（净）被些乱民抢劫一空，仅留性命。
    　　（副净）我来救取，不料也遭此难。
    　　（末）护送的家丁都在何处？
    　　（净）想也乘机拐骗，四散逃走了。
    　　（末唤介）左右快来扶起，取出衣服，与二位老爷穿好。
    　　（杂与副净、净穿衣介）
    　　（末）幸有闲马一匹，二位叠骑，连忙出城罢。
    　　（杂扶净、副净上马，搂腰行介）请了，无衣共冻真师友，有马同骑好弟兄。（下）
    　　（杂）老爷不可与他同行，怕遇着仇人，累及我们。
    　　（末）是，是。（望介）你看一伙乱民，远远赶来，我们早些躲过。（作避路旁介）

    　　（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披发走上）

    　　【前腔】正清歌满台，正清歌满台，水裙风带，三更未歇轻盈态。（见末介）你是杨老爷，为何在此？（末认介）原来是寇白门、郑妥娘。你姊妹二人怎的出来了？（小旦）正在歌台舞殿，忽然酒罢灯昏，内监宫妃纷纷乱跑；我们不出来还等什么哩。（末）为何不见李香君？（丑）俺三个一同出来的；他脚小走不动，雇了个轿子，抬他先走了。（末问介）果然朝廷出去了么？（小旦）沈公宪、张燕筑都在后边，他们晓得真信。（外扮沈公宪，破衣抱鼓板，净扮张燕筑，科头提纱帽须髯跑上）笑临春结绮，笑临春结绮，擒虎马嘶来，排着管弦待。（见末介）久违杨老爷了。（末问介）为何这般慌张？（外）老爷还不知么？北兵杀过江来，皇帝夜间偷走了。（末）你们要向那里去？（净）各人回家瞧瞧，趁早逃生。（丑）俺们是不怕的；回到院中，预备接客。（末）此等时候，还想接客。（丑）老爷不晓得，兵马营里，才好挣钱哩。这笙歌另卖，这笙歌另卖，隋宫柳衰，吴宫花败。

    　　（外、净、小旦、丑俱下）
    　　（末）他们亲眼看见圣上出宫，这光景不妥了。快到媚香楼收拾行李，趁早还乡罢。
    　　（行介）

    　　【前腔】看逃亡满街，看逃亡满街，失迷君宰，百忙难出江关外。（作到介）这是李家院门。（下马急敲门介）开门，开门！（小生扮蓝瑛急上）又是那个叫门？（开门见介）杨老爷为何转来？（末）北信紧急，君臣逃散，那苏松巡抚也做不成了。整琴书襆被，整琴书襆被，换布袜青鞋，一只扁舟载。（小生）原来如此。方才香君回家，也说朝廷偷走。（唤介）香君快来。（旦上见介）杨老爷万福！（末）多日不见，今朝匆匆一叙，就要远别了。（旦）要向那里去？（末）竟回敝乡贵阳去也。（旦掩泪介）侯郎狱中未出，老爷又要还乡；撇奴孤身，谁人照看。（末）如此大乱，父子亦不相顾的。这情形紧迫，这情形紧迫，各人自裁，谁能携带。

    　　（净扮苏昆生急上）将军不惜命，皇帝已无家。我苏昆生自湖广回京，谁知遇此大乱，且到院中打听侯公子信息，再作商量。

    　　【前腔】俺匆忙转来，俺匆忙转来，故人何在，旌旗满眼乾坤改。来此已是，不免竟入。（见介）好呀！杨老爷在此，香君也出来了。侯相公怎的不见？（末）侯兄不曾出狱来。（旦）师父从何处来的？（净）俺为救侯郎，远赴武昌，不料宁南暴卒。俺连夜回京，忽闻乱信，急忙寻到狱门，只见封锁俱开。众囚徒四散，众囚徒四散，三面网全开，谁将秀才害。（旦哭介）师父快快替俺寻来。（末指介）望烟尘一派，望烟尘一派，抛妻弃孩，团圆难再。

    　　（末向旦介）好好好！有你师父作伴，下官便要出京了。（唤介）蓝田老收拾行李，同俺一路去罢。
    　　（小生）小弟家在杭州，怎能陪你远去。
    　　（末）既是这等，待俺换上行衣，就此作别便了。
    　　（换衣作别介）万里如魂返，三年似梦游。
    　　（作骑马，杂挑行李随下）
    　　（旦哭介）杨老爷竟自去了，只有师父知俺心事。前日累你千山万水，寻到侯郎；不想奴家进宫，侯郎入狱，两不见面。今日奴家离宫，侯郎出狱，又不见面；还求师父可怜，领着奴家各处找寻则个。
    　　（净）侯郎不到院中，自然出城去了。那里找寻？
    　　（旦）定要找寻的。

    　　【前腔】（旦）便天涯海崖，便天涯海崖，十洲方外，铁鞋踏破三千界。只要寻着侯郎，俺才住脚也。（小生）西北一带俱是兵马，料他不能渡江；若要找寻，除非东南山路。（旦）就去何妨。望荒山野道，望荒山野道，仙境似天台，三生旧缘在。（净）你既一心要寻侯郎，我老汉也要避乱，索性领你前往，只不知路向那走？（小生指介）那城东栖霞山中，人迹罕到；大锦衣张瑶星先生，弃职修仙，俺正要拜访为师。何不作伴同行，或者姻缘凑巧，亦未可知。（净）妙，妙，大家收拾包裹，一齐出城便了。（各背包裹行介）（旦）舍烟花旧寨，舍烟花旧寨，情根爱胎，何时消败。

    　　（净）前面是城门了，怕有人盘诘。（小生）快快趁空走出去罢。（旦）奴家脚痛，也说不得了。

    　　（旦）行路难时泪满腮，（净）飘蓬断梗出城来，
    　　（小生）桃源洞里无征战，（旦）可有莲华并蒂开。

    第三十七出·劫宝

    　　乙酉五月

    　　【西地锦】（末扮黄得功戎装，副净扮田雄随上）目断长江奔放，英雄万里愁长；何时欢饮中军帐，把弓矢付儿郎。

    　　俺黄得功板矶一战，吓的左良玉胆丧身亡。剩他儿子左梦庚，据住九江，乌合未散，俺且驻札芜湖，防其北犯。

    　　（杂扮报卒上）报报报！北兵连夜渡淮，围住扬州，南京震恐，万姓奔逃了。
    　　（末）那凤、淮两镇，现在江北，怎不迎敌？
    　　（杂）闻得两位刘将军，也到上江堵截左兵，凤、淮一带，千里空营。
    　　（末惊介）这怎么处！
    　　（唤介）田雄，你是俺心腹之将；快领人马，去保南京。

    　　【降黄龙】司马威权，夜发兵符，调镇移防。谁知他拆东补西，露肘捉襟，明弃淮扬金汤。九曲天险，只用莲舟荡漾。起烟尘，金陵气暗，怎救宫墙。（下）

    　　（小生扮弘光帝骑马，丑扮太监韩赞周随上）

    　　【前腔】（小生）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这炎天赤日，瘦马独行，何处纳凉。昨日寻着魏国公徐宏基，他佯为不识，逐俺出府。今日又早来到芜湖。（指介）那前面军营，乃黄得功驻防之所，不知他肯容留寡人否。奔忙，寄人廊庑，只望他容留收养。（作下马介）此是黄得功辕门。（唤介）韩赞周，快快传他知道。（丑叫门介）门上有人么？（杂扮军卒上）是那里来的？（丑）南京来的。（拉一边悄说介）万岁爷驾到了，传你将军速出迎接。（杂）啐！万岁爷怎能到的这里？不要走来吓俺罢。（小生）你唤出黄得功来，便知真假。江浦边，迎銮护驾，旧将中郎。

    　　（杂咬指介）人物不同，口气又大，是不是，替他传一声。（忙入传介）
    　　（末慌上）那有这事，待俺认来。（见介）
    　　（小生）黄将军一向好么？
    　　（末认，忙跪介）万岁，万万岁！请入帐中，容臣朝见。
    　　（丑扶小生升帐坐）
    　　（末拜介）

    　　【滚遍】戎衣拜吾皇，戎衣拜吾皇，又把天颜仰。为甚私巡，萧条鞍马蒙尘状；失水神龙，风云飘荡。这都是臣等之罪。负国恩，一班相，一班将。

    　　（小生）事到今日，后悔无及，只望你保护朕躬。
    　　（末拍地哭奏介）皇上深居宫中，臣好戮力效命。今日下殿而走，大权已失；叫臣进不能战，退无可守，十分事业，已去九分矣。
    　　（小生）不必着急，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
    　　（末）呵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圣上如何弃的。
    　　（小生）弃与不弃，只在将军了。
    　　（末）微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小生掩泪介）不料将军倒是一个忠臣。
    　　（末跪奏介）圣上鞍马劳顿，早到后帐安歇。军国大事，明日请旨罢。
    　　（丑引小生入介）
    　　（末）了不得，了不得！明朝三百年国运，争此一时，十五省皇图，归此片土。这是天大的干系，叫俺如何担承！
    　　（吩咐介）大小三军，马休解辔，人休解甲，摇铃击梆，在意小心着。
    　　（众应介）
    　　（末唤介）田雄，我与你是宿卫之官，就在这行宫门外，同卧支更罢。
    　　（末枕副净股，执双鞭卧介）
    　　（杂摇铃击梆，报更介）
    　　（副净悄语介）元帅，俺看这位皇帝不像享福之器，况北兵过江，人人投顺，元帅也要看风行船才好。
    　　（末）说那里话，常言 “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为人臣子，岂可怀揣二心。
    　　（内传鼓介）
    　　（末惊介）为何传鼓？
    　　（俱起坐介）
    　　（杂上报介）报元帅，有一队人马，从东北下来；说是两镇刘老爷，要会元帅商议军情。
    　　（末起介）好好好！三镇会齐，可以保驾无虞了，待俺看来。（望介）

    　　（净扮刘良佐，丑扮刘泽清，骑马领众上）
    　　（叫介）黄大哥在那里？
    　　（末喜介）果然是他二人。
    　　（应介）愚兄在此拱候多时了。
    　　（净、丑下马介）
    　　（净）哥哥得了宝贝，竟瞒着两个兄弟么。
    　　（末）什么宝贝？
    　　（丑）弘光呀！
    　　（末摇手介）不要高声，圣上安歇了。
    　　（净悄问介）今日还不献宝，等到几时哩？
    　　（末）什么宝？
    　　（丑）把弘光送与北朝，赏咱们个大大王爵，岂不是献宝么？
    　　（末喝介）唗！你们两个要来干这勾当，我黄闯子怎么容得。（持双鞭打介）
    　　（净、丑招架介）
    　　（末喊介）好反贼，好反贼！

    第三十八出·沉江

    　　乙酉五月

    　　【锦缠道】（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回头望介）
    　　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只落了一堆尸软。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那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拚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缒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指介）那城阙隐隐，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软，不能走动，如何是好。（惊介）呀！何处走来这匹白骡，待俺骑上，沿江跑去便了。（骑骡，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骡鞯，空江野路，哭声动九原。日近长安远，加鞭，云里指宫殿。

    　　（副末扮老赞礼背包裹跑上）残年还避乱，落日更思家。
    　　（外撞倒副末介）
    　　（副末）呵哟哟！几乎滚下江去。（看外介）你这位老将爷好没眼色！
    　　（外下骡扶起介）得罪，得罪！俺且问你，从那里来的？
    　　（副末）南京来的。
    　　（外）南京光景如何？
    　　（副末）你还不知么，皇帝老子逃去两三日了。目下北兵过江，满城大乱，城门都关的。
    　　（外惊介）呵呀，这等去也无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二祖列宗，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
    　　（副末惊介）听他哭声，倒像是史阁部。
    　　（问介）你是史老爷么？
    　　（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认得？
    　　（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过老爷的。
    　　（外认介）是呀！那日恸哭先帝，便是老兄了。
    　　（副末）不敢。请问老爷，为何这般狼狈！
    　　（外）今夜扬州失陷，才从城头缒下来的。
    　　（副末）要向那里去？
    　　（外）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走了。（顿足哭介）

    　　【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登高望介）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纍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国罪臣，那容的冠裳而去。（摘帽，脱袍、靴介）摘脱下袍靴冠冕。（副末）我看老爷竟像要寻死的模样。（拉住介）老爷三思，不可短见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

    　　（跳入江翻滚下介）
    　　（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爷呀，史老爷呀！好一个尽节忠臣，若不遇着小人，谁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

    　　（丑扮柳敬亭，携生忙上）偷生辞狱吏，避乱走天涯。
    　　（末扮陈贞慧，小生扮吴应箕，携手忙上）日日争门户，今年傍那家。
    　　（生呼介）定兄，次兄，日色将晚，快些走动。
    　　（末、小生）来了。
    　　（丑）我们出狱，不觉数日，东藏西躲，终无栖身之地。前面是龙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罢！
    　　（末）是，是。
    　　（见副末介）你这位老兄，为何在此恸哭？
    　　（副末）俺也是走路的，适才撞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由不的伤心哭他几声。
    　　（生）史阁部怎得到此？
    　　（副末）今夜扬州城陷，逃到此间，闻的皇帝已走，跺了跺脚，跳下江去了。
    　　（生）那有此事？
    　　（副末指介）这不是脱下的衣服、靴、帽么！
    　　（丑看介）你看衣裳里面，浑身朱印。
    　　（生）待俺认来。（读介） “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
    　　（生惊哭介）果然是史老先生。
    　　（末）设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
    　　（副末设衣冠介）
    　　（众拜哭介）

    　　【古轮台】（合）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生拍衣冠大哭介）
    　　（丑）阁部尽节，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必过哀，大家分手罢！
    　　（生指介）你看一望烟尘，叫小生从那里归去？
    　　（末）我两人绕道前来，只为送兄过江；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随俺南行。
    　　（生）这纷纷乱世，怎能终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罢！
    　　（小生）侯兄主意若何？
    　　（生）我和敬亭商议，要寻一深山古寺，暂避数日，再图归计。
    　　（副末）我老汉正要向栖霞山去，那边地方幽僻，尽可避兵，何不同往？
    　　（生）这等极妙了。
    　　（末、小生）侯兄既有栖身之所，我们就此作别罢！
    　　（拜别介）伤心当此日，会面是何年。
    　　（末、小生掩泪下）

    　　（生问副末介）你到栖霞山中，有何公干？
    　　（副末）不瞒相公说，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只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那些文武百官，虚应故事；我老汉动了一番气恼，当时约些村中父老，捐施钱粮，趁着这七月十五日，要替崇祯皇帝建一个水陆道场。不料南京大乱，好事难行，因此携着钱粮，要到栖霞山上，虔请高僧，了此心愿。
    　　（丑）好事，好事！
    　　（生）就求携带同行便了！
    　　（副末）待我收拾起这衣服、靴、帽着。
    　　（丑）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处去？
    　　（副末）我想扬州梅花岭，是他老人家点兵之所，待大兵退后，俺去招魂埋葬，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
    　　（生）如此义举，更为难得。
    　　（副末背袍、靴等，生、丑随行介）

    　　【余文】山云变，江岸迁，一霎时忠魂不见，寒食何人知墓田。

    　　（副末）千古南朝作话传，（丑）伤心血泪洒山川；
    　　（生）仰天读罢招魂赋，（副末）扬子江头乱暝烟。

    第三十九出·栖真

    　　乙酉六月

    　　【醉扶归】（净扮苏昆生同旦上）（旦）一丝幽恨嵌心缝，山高水远会相逢；拿住情根死不松，赚他也做游仙梦。看这万叠云白罩青松，原是俺天台洞。

    　　（唤介）师父，我们幸亏蓝田叔，领到栖霞山来。无意之中，敲门寻宿，偏撞着卞玉京做了这葆真庵主，留俺暂住，这也是天缘奇遇。只是侯郎不见，妾身无归，还求师父上心寻觅。
    　　（净）不要性急。你看烟尘满地，何处寻觅；且待庵主出来，商量个常住之法。
    　　（老旦扮卞玉京道妆上）

    　　【皂罗袍】何处瑶天笙弄，听云鹤缥缈，玉珮丁冬。花月姻缘半生空，几乎又把桃花种。

    　　（见介）草庵淡薄，屈尊二位了。
    　　（旦）多谢收留，感激不尽。
    　　（净）正有一言奉告，江北兵荒马乱，急切不敢前行；我老汉的吹歌，山中又无用处，连日搅扰，甚觉不安。
    　　（老旦）说那里话。旧人重到，蓬山路通；前缘不断，巫峡恨浓，连床且话襄王梦。
    　　（净）我苏昆生有个活计在此。（换鞋、笠，取斧、担、绳索介）趁这天晴，俺要到岭头涧底，取些松柴，供早晚炊饭之用。不强如坐吃山空么？
    　　（老旦）这倒不敢动劳。
    　　（净）大家度日，怎好偷闲。（挑担介）脚下山云冷，肩头野草香。（下）
    　　（老旦闭门介）
    　　（旦）奴家闲坐无聊，何不寻些旧衣残裳，付俺缝补，以消长夏。
    　　（老旦）正有一事借重。这中元节，村中男女，许到白云庵与皇后周娘娘悬挂宝旛；就求妙手，替他成造，也是十分功德哩。
    　　（旦）这样好事，情愿助力。
    　　（老旦取出旛料介）
    　　（旦）待奴薰香洗手，虔诚缝制起来。（作洗手缝旛介）

    　　【好姐姐】念奴前身业重，绑十指筝弦箫孔；慵线懒针，几曾解女红。（老旦）香姐心灵手巧，一捻针线，就是不同的。（旦）奴家那晓针线，凭着一点虔心罢了。仙旛捧，忏悔尽教指头肿，绣出鸳鸯别样工。

    　　（共绣介）
    　　（副末扮老赞礼，丑扮柳敬亭，背行李领生上）

    　　【皂罗袍】（生）避了干戈横纵，听飕飕一路，涧水松风。云锁栖霞两三峰，江深五月寒风送。（副末）这是栖霞山了。你们寻所道院，趁早安歇罢。（生看介）这是一座葆真庵，何不敲门一问。石墙萝户，忙寻炼翁，鹿柴鹤径，急呼道童，仙家那晓浮生恸。

    　　（副末敲门介）
    　　（老旦起问介）那个敲门？
    　　（副末）俺是南京来的，要借贵庵暂安行李。
    　　（老旦）这里是女道住持，从不留客的。

    　　【好姐姐】你看石墙四耸，昼掩了重门无缝；修真女冠，怕遭俗客哄。（丑）我们不比游方僧道，暂住何妨。（老旦）真经讽，谨把祖师清规奉，**闺阁一样同。

    　　（旦）说的有理，比不得在青楼之日了。
    　　（老旦）这是俺修行本等，不必睬他；且去香厨用斋罢。（同下）
    　　（副末又敲门介）
    　　（生）他既谨守清规，我们也不必苦缠了。
    　　（副末）前面庵观尚多，待我再去访问。
    　　（行介）
    　　（副净扮丁继之，道装提药篮上）

    　　【皂罗袍】采药深山古洞，任芒鞋竹杖，踏遍芳丛。落照苍凉树玲珑，林中笋蕨充清供。（副末喜介）那边一位道人来了，待我上前问他。（拱介）老仙长，我们上山来做好事的，要借道院暂安行李，敢求方便一二！（副净认介）这位相公，好像河南侯公子。（丑）不是侯公子是那个？（副净又认介）老兄你可是柳敬亭么？（丑）便是。（生认介）呵呀！丁继老，你为何出了家也。（副净）侯相公，你不知么。俺善才迟暮，羞入旧宫；龟年疏懒，难随妙工；辞家竟把仙箓诵。

    　　（生）原来因此出家。
    　　（丑）请问住持何山？
    　　（副净）前面不远，有一座采真观，便是俺修炼之所。不嫌荒僻，就请暂住何如？
    　　（生）甚好。
    　　（副末）二位遇着故人，已有栖身之地。俺要上白云庵，商量醮事去了。
    　　（生）多谢携带。
    　　（副末）彼此。
    　　（别介）人间消业海，天上礼仙坛。（下）
    　　（副净携生、丑行介）跨过白泉，又登紫阁；雪洞风来，云堂雨落。
    　　（生惊介）前面一道溪水，隔断南山，如何过去？
    　　（副净）不妨。靠岸有只渔船，俺且坐船闲话，等个渔翁到来，央他撑去；不上半里，便是采真观了。
    　　（同上船坐介）
    　　（丑）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专以捕鱼为业；这渔船是弄惯了的，待我撑去罢。
    　　（生）妙，妙。
    　　（丑撑船介）
    　　（生问副净介）自从梳栊香君，借重光陪，不觉别来便是三载。
    　　（副净）正是。且问香君入宫之后，可有消息么？
    　　（生）那得消息来。（取扇指介）这柄桃花扇，还是我们订盟之物，小生时刻在手。

    　　【好姐姐】把他桃花扇拥，又想起青楼旧梦；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分飞猛，杳杳万山隔鸾凤，美满良缘半月同。

    　　（丑）前日皇帝私走，嫔妃逃散，料想香君也出宫门；且待南京平定，再去寻访罢。
    　　（生）只怕兵马赶散，未必重逢了。（掩泪介）
    　　（副净指介）那一带竹篱，便是俺的采真观，就请拢船上岸罢。
    　　（丑挽船，同上岸介）
    　　（副净唤介）道僮，有远客到门，快搬行李。
    　　（内应介）
    　　（副净）请进。（让入介）

    　　（生）门里丹台更不同，（副净）寂寥松下养衰翁；
    　　（丑）一湾溪水舟千转，（生）跳入蓬壶似梦中。

    第四十出·入道

    　　乙酉七月

    　　【南点绛唇】（外扮张薇瓢冠衲衣，持拂上）世态纷纭，半生尘里朱颜老；拂衣不早，看罢傀儡闹。恸哭穷途，又发哄堂笑。都休了，玉壶琼岛，万古愁人少。

    　　贫道张瑶星，挂冠归山，便住这白云庵里。修仙有分，涉世无缘。且喜书客蔡益所随俺出家，又载来五车经史。那山人蓝田叔也来皈依，替我画了四壁蓬瀛。这荒山之上，既可读书，又可卧游，从此飞升尸解，亦不算懵懂神仙矣。只有崇祯先帝，深恩未报，还是平生一件缺事。今乃乙酉年七月十五日，广延道众，大建经坛，要与先帝修斋追荐；恰好南京一个老赞礼，约些村中父老，也来搭醮。不免唤出弟子，趁早铺设。

    　　（唤介）徒弟何在？
    　　（丑扮蔡益所，小生扮蓝田叔道装上）尘中辞俗客，云里会仙官。
    　　（见介）弟子蔡益所、蓝田叔，稽首了。（拜介）
    　　（外）尔等率领道众，照依黄箓科仪，早铺坛场；待俺沐浴更衣，虔心拜请。正是：清斋朝帝座，直道在人心。（下）
    　　（丑、小生铺设三坛，供香花茶果，立旛挂榜介）

    　　【北醉花阴】高筑仙坛海日晓，诸天群灵俱到，列星众宿来朝。旛影飘颻，七月中元建醮。

    　　（丑）经坛斋供，俱已铺设整齐了。
    　　（小生指介）你看山下父老，捧酒顶香，纷纷来也。
    　　（副末扮老赞礼，领村民男女，顶香捧酒，挑纸钱、锭锞、绣旛上）

    　　【南画眉序】携村醪，紫降黄檀绣帕包。（指介）望虚无玉殿，帝座非遥；问谁是皇子王孙，撇下俺村翁乡老。（掩泪介）万山深处中元节，擎着纸钱来吊。

    　　（见介）众位道长，我们社友俱已齐集了，就请法师老爷出来巡坛罢。
    　　（丑、小生向内介）铺设已毕，请法师更衣巡坛，行洒扫之仪。
    　　（内三鼓介）
    　　（杂扮四道士奏仙乐，丑、小生换法衣捧香炉，外金道冠、法衣，擎净盏，执松枝，巡坛洒扫介）

    　　【北喜迁莺】（合）净手洒松梢，清凉露千滴万点抛；三转九回坛边绕，浮尘热恼全浇。香烧，云盖飘，玉座层层百尺高。响云璈，建极宝殿，改作团瓢。

    　　（外下）
    　　（丑、小生向内介）洒扫已毕，请法师更衣拜坛，行朝请大礼。
    　　（丑、小生设牌位：正坛设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左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右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
    　　（内奏细乐介）
    　　（外九梁朝冠、鹤补朝服、金带、朝鞋、牙笏上）

    　　（跪祝介）伏以星斗增辉，快睹蓬莱之现；风雷布令，遥瞻阊阖之开。恭请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驾，及甲申殉难文臣，东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刑部侍郎孟兆祥、协理京营兵部侍郎王家彦、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太仆寺丞申佳胤、詹事府庶子周凤翔、谕德马世奇、中允刘理顺、翰林院检讨汪伟、兵科都给事中吴甘来、巡视京营御史王章、河南道御史陈良谟、提学御史陈纯德、兵部郎中成德、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主事金铉；武臣新乐侯刘文炳、襄城伯李国祯、驸马都尉巩永固、协理京营内监王承恩等。伏愿彩仗随车，素旗拥驾；君臣穆穆，指青鸟以来临；文武皇皇，乘白云而至止。共听灵籁，同饮仙浆。

    　　（内奏乐，外三献酒，四拜介）
    　　（副末、村民随拜介）

    　　【南画眉序】（外）列仙曹，叩请烈皇下碧霄；舍煤山古树，解却宫绦。且享这椒酒松香，莫恨那流贼闯盗。古来谁保千年业，精灵永留山庙。

    　　（外下）
    　　（丑、小生左右献酒，拜介）
    　　（副末、村民随拜介）

    　　【北出队子】（丑、小生）虔诚祝祷，甲申殉节群僚。绝粒刎颈恨难消，坠井投缳志不挠，此日君臣同醉饱。

    　　（丑、小生）奠酒化财，送神归天。
    　　（众烧纸牌钱锞，奠酒举哀介）
    　　（副末）今日才哭了个尽情。
    　　（众）我们愿心已了，大家吃斋去。（暂下）
    　　（丑、小生向内介）朝请已毕，请法师更衣登坛，做施食功德。
    　　（设焰口，结高坛介）
    　　（内作细乐介）
    　　（外更华阳巾、鹤氅，执拂子上，拜坛毕，登坛介）
    　　（丑、小生侍立介）
    　　（外拍案介）窃惟浩浩沙场，举目见空中之楼阁；茫茫苦海，回头登岸上之瀛州。念尔无数国殇，有名敌忾，或战畿辅，或战中州，或战湖南，或战陕右；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刃，死于镞，死于跌扑踏践，死于疠疫饥寒。咸望滚榛莽之髑髅，飞风烟之燐火，远投法座，遥赴宝山。吸一滴之甘泉，津含万劫；吞盈掬之玉粒，腹果千春。
    　　（撒米、浇浆、焚纸，鬼抢介）

    　　【南滴溜子】沙场里，沙场里，尸横蔓草；殷血腥，殷血腥，白骨渐槁。可怜风旋雨啸，望故乡无人拜扫；饿魄馋魂，来饱这遭。

    　　（丑、小生）施食已毕，请法师普放神光，洞照三界，将君臣位业，指示群迷。
    　　（外）这甲申殉难君臣，久已超升天界了。
    　　（丑、小生）还有今年北去君臣，未知如何结果？恳求指示。
    　　（外）你们两廊道众，斋心肃立；待我焚香打坐，闭目静观。
    　　（丑、小生执香，低头侍立介）
    　　（外闭目良久介）
    　　（醒向众介）那北去弘光皇帝，及刘良佐、刘泽清、田雄等，阳数未终，皆无显验。
    　　（丑、小生前禀介）还有史阁部、左宁南、黄靖南，这三位死难之臣，未知如何报应？
    　　（外）待我看来。（闭目介）
    　　（杂白须、幞头、朱袍，黄纱蒙面，幢幡细乐引上）吾乃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今奉上帝之命，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走马到任去也。（骑马下）
    　　（杂金盔甲、红纱蒙面，旗帜鼓吹引上）俺乃宁南侯左良玉。今奉上帝之命，封为飞天使者，走马到任去也。（骑马下）
    　　（杂金盔甲、黑纱蒙面，旗帜鼓吹引上）俺乃靖南侯黄得功。今奉上帝之命，封为游天使者，走马到任去也。（骑马下）
    　　（外开目介）善哉，善哉！方才梦见阁部史道邻先生，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宁南侯左昆山、靖南侯黄虎山，封为飞天、游天二使者。一个个走马到任，好荣耀也。

    　　【北刮地风】则见他云中天马骄，才认得一路英豪。咭叮噹奏着钧天乐，又摆些羽葆干旄。将军刀，丞相袍，挂符牌都是九天名号。好尊荣，好逍遥，只有皇天不昧功劳。

    　　（丑、小生拱手介）南无天尊，南无天尊！果然善有善报，天理昭彰。
    　　（前禀介）还有奸臣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如何报应？
    　　（外）待俺看来。（闭目介）
    　　（净散发披衣跑上）我马士英做了一生歹事，那知结果这台州山中。
    　　（杂扮霹雳雷神，赶净绕场介）
    　　（净抱头跪介）饶命，饶命！
    　　（杂劈死净，剥衣去介）
    　　（副净冠带上）好了，好了！我阮大铖走过这仙霞岭，便算第一功了。（登高介）
    　　（杂扮山神、夜叉，刺副净下，跌死介）
    　　（外开目介）苦哉，苦哉！方才梦见马士英被雷击死台州山中，阮大铖跌死仙霞岭上。一个个皮开脑裂，好苦恼也。

    　　【南滴滴金】明明业镜忽来照，天网恢恢飞不了。抱头颅由你千山跑，快雷车偏会找，钢叉又到。问年来吃人多少脑，这顶浆两包，不够犬饕。

    　　（丑、小生拱手介）南无天尊，南无天尊！果然恶有恶报，天理昭彰。
    　　（前禀介）这两廊道众，不曾听得明白，还求法师高声宣扬一番。
    　　（外举拂高唱介）
    　　（副末、众村民执香上，立听介）

    　　【北四门子】（外）众愚民暗室亏心少，到头来几曾饶，微功德也有吉祥报，大巡环睁眼瞧。前一番，后一遭，正人邪党，南朝接北朝。福有因，祸怎逃，只争些来迟到早。

    　　（副末、众叩头下）
    　　（老旦扮卞玉京，领旦上）天上人间，为善最乐。方才同些女道，在周皇后坛前挂了宝旛，再到讲堂参见法师。
    　　（旦）奴家也好闲游么？
    　　（老旦指介）你看两廊道俗，不计其数，瞧瞧何妨。
    　　（老旦拜坛介）弟子卞玉京稽首了！
    　　（起同旦一边立介）
    　　（副净扮丁继之上）人身难得，大道难闻。（拜坛介）弟子丁继之稽首了。（起唤介）侯相公，这是讲堂，过来随喜。
    　　（生急上）来了！久厌尘中多苦趣，才知世外有仙缘。（同立一边介）
    　　（外拍案介）你们两廊善众，要把尘心抛尽，才求得向上机缘；若带一点俗情，免不了轮回千遍。
    　　（生遮扇看旦，惊介）那边站的是俺香君，如何来到此处？（急上前拉介）
    　　（旦惊见介）你是侯郎，想杀奴也。

    　　【南鲍老催】想当日猛然舍抛，银河渺渺谁架桥，墙高更比天际高。书难捎，梦空劳，情无了，出来路儿越迢遥。（生指扇介）看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报你。看鲜血满扇开红桃，正说法天花落。

    　　（生、旦同取扇看介）
    　　（副净拉生，老旦拉旦介）法师在坛，不可只顾诉情了。
    　　（生、旦不理介）
    　　（外怒拍案介）唗！何物儿女，敢到此处调情。（忙下坛，向生、旦手中裂扇掷地介）我这边清净道场，那容得狡童游女，戏谑混杂。
    　　（丑认介）阿呀！这是河南侯朝宗相公，法师原认得的。
    　　（外）这女子是那个？
    　　（小生）弟子认得他，是旧院李香君，原是侯兄聘妾。
    　　（外）一向都在何处来？
    　　（副净）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
    　　（老旦）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
    　　（生向外揖介）这是张瑶星先生，前日多承超豁。
    　　（外）你是侯世兄，幸喜出狱了。俺原为你出家，你可知道么？
    　　（生）小生那里晓得。
    　　（丑）贫道蔡益所，也是为你出家。这些缘由，待俺从容告你罢。
    　　（小生）贫道是蓝田叔，特领香君来此寻你，不想果然遇着。
    　　（生）丁、卞二师收留之恩，蔡、田二师接引之情，俺与香君世世图报。
    　　（旦）还有那苏昆生，也随奴到此。
    　　（生）柳敬亭也陪我前来。
    　　（旦）这柳、苏两位，不避患难，终始相依，更为可感。
    　　（生）待咱夫妻还乡，都要报答的。
    　　（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
    　　（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
    　　（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北水仙子】堪叹你儿女娇，不管那桑海变。艳语淫词太絮叨，将锦片前程，牵衣握手神前告。怎知道姻缘簿久已勾销；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羞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

    　　（生揖介）几句话，说的小生冷汗淋漓，如梦忽醒。
    　　（外）你可晓得么？
    　　（生）弟子晓得了。
    　　（外）既然晓得，就此拜丁继之为师罢。
    　　（生拜副净介）
    　　（旦）弟子也晓得了。
    　　（外）既然也晓得，就此拜卞玉京为师罢。
    　　（旦拜老旦介）
    　　（外吩咐副净、老旦介）与他换了道扮。
    　　（生、旦换衣介）
    　　（副净、老旦）请法师升座，待弟子引见。
    　　（外升座介）
    　　（副净领生，老旦领旦，拜外介）

    　　【南双声子】芟情苗，芟情苗，看玉叶金枝凋；割爱胞，割爱胞，听凤子龙孙号。水沤漂，水沤漂；石火敲，石火敲；剩浮生一半，才受师教。

    　　（外指介）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
    　　（生）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
    　　（副净领生从左下）
    　　（外指介）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
    　　（旦）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老旦领旦从右下）
    　　（外下座大笑三声介）

    　　【北尾声】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
    　　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续四十出·余韵

    　　戊子九月

    　　（净扮樵子挑担上）
    　　〔西江月〕
    　　放目苍崖万丈，拂头红树千枝；云深猛虎出无时，也避人间弓矢。
    　　建业城啼夜鬼，维扬井贮秋尸；樵夫剩得命如丝，满肚南朝野史。
    　　在下苏昆生，自从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载，俺就不曾回家，往来牛首、栖霞，采樵度日。谁想柳敬亭与俺同志，买只小船，也在此捕鱼为业。且喜山深树老，江阔人稀；每日相逢，便把斧头敲着船头，浩浩落落，尽俺歌唱，好不快活。今日柴担早歇，专等他来促膝闲话，怎的还不见到。
    　　（歇担盹睡介）
    　　（丑扮渔翁摇船上）年年垂钓鬓如银，爱此江山胜富春；歌舞丛中征战里，渔翁都是过来人。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后，就在这龙潭江畔，捕鱼三载，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今值秋雨新晴，江光似练，正好寻苏昆生饮酒谈心。（指介）你看，他早已醉倒在地，待我上岸，唤他醒来。（作上岸介）（呼介）苏昆生——
    　　（净醒介）大哥果然来了。
    　　（丑拱介）贤弟偏杯呀！
    　　（净）柴不曾卖，那得酒来。
    　　（丑）愚兄也没卖鱼，都是空囊，怎么处？
    　　（净）有了，有了！你输水，我输柴，大家煮茗清谈罢。

    　　（副末扮老赞礼，提弦携壶上）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见介）原来是柳、苏两位老哥。
    　　（净、丑拱介）老相公怎得到此？
    　　（副末）老夫住在燕子矶边，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路过此间。
    　　（净）为何挟着弦子，提着酒壶。
    　　（副末）见笑见笑！老夫编了几句神弦歌，名曰“问苍天”。今日弹唱乐神，社散之时，分得这瓶福酒。恰好遇着二位，就同饮三杯罢。
    　　（丑）怎好取扰。
    　　（副末）这叫做“有福同享”。
    　　（净、丑）好，好！
    　　（同坐饮介）
    　　（净）何不把神弦歌领略一回？
    　　（副末）使得！老夫的心事，正要请教二位哩。
    　　（弹弦唱巫腔）
    　　（净、丑拍手衬介）

    　　〔问苍天〕
    　　新历数，顺治朝，岁在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会良时。
    　　击神鼓，扬灵旗，乡邻赛社；老逸民，剃白发，也到丛祠。
    　　椒作栋，桂为楣，唐修晋建；碧和金，丹间粉，画壁精奇。
    　　貌赫赫，气扬扬，福德名位；山之珍，海之宝，总掌无遗。
    　　超祖祢，迈君师，千人上寿；焚郁兰，奠清醑，夺户争墀。
    　　草笠底，有一人，掀须长叹：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
    　　我与尔，较生辰，同月同日；囊无钱，灶断火，不啻乞儿。
    　　六十岁，花甲周，桑榆暮矣；乱离人，太平犬，未有亨期。
    　　称玉斝，坐琼筵，尔餐我看；谁为灵，谁为蠢，贵贱失宜。
    　　臣稽首，叫九阍，开聋启瞶；宣命司，检禄籍，何故差池。
    　　金阙远，紫宸高，苍天梦梦；迎神来，送神去，舆马风驰。
    　　歌舞罢，鸡豚收，须臾社散；倚枯槐，对斜日，独自凝思。
    　　浊享富，清享名，或分两例；内才多，外财少，应不同规。
    　　热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师。
    　　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
    　　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

    　　（唱完放弦介）出丑之极。
    　　（净）妙绝！逼真《离骚》、《九歌》了。
    　　（丑）失敬，失敬！不知老相公竟是财神一转哩。
    　　（副末让介）请干此酒。
    　　（净咂舌介）这寡酒好难吃也。
    　　（丑）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
    　　（净）是什么东西？
    　　（丑）请猜一猜。
    　　（净）你的东西，不过是些鱼鳖虾蟹。
    　　（丑摇头介）猜不着，猜不着。
    　　（净）还有什么异味？
    　　（丑指口介）是我的舌头。
    　　（副末）你的舌头，你自下酒，如何让客。
    　　（丑笑介）你不晓得，古人以《汉书》下酒；这舌头会说《汉书》，岂非下酒之物。
    　　（净取酒斟介）我替老哥斟酒，老哥就把《汉书》说来。
    　　（副末）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
    　　（丑）既然《汉书》太长，有我新编的一首弹词，叫做《秣陵秋》，唱来下酒罢。
    　　（副末）就是俺南京的近事么？
    　　（丑）便是！
    　　（净）这都是俺们耳闻眼见的，你若说差了，我要罚的。
    　　（丑）包管你不差。

    　　（丑弹弦介）
    　　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
    　　半生湖海，一声高唱万山惊。
    　　（照盲女弹词唱介）
    　　〔秣陵秋〕
    　　陈隋烟月恨茫茫，井带胭脂土带香；骀荡柳绵沾客鬓，叮咛莺舌恼人肠。
    　　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签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楚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指马谁攻秦相诈，入林都畏阮生狂。
    　　春灯已错从头认，社党重钩无缝藏；借手杀仇长乐老，胁肩媚贵半间堂。
    　　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
    　　琼花劫到雕栏损，玉树歌终画殿凉；沧海迷家龙寂寞，风尘失伴凤彷徨。
    　　青衣衔璧何年返，碧血溅沙此地亡；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
    　　全开锁钥淮扬泗，难整乾坤左史黄。
    　　建帝飘零烈帝惨，英宗困顿武宗荒；那知还有福王一，临去秋波泪数行。

    　　（净）妙妙！果然一些不差。
    　　（副末）虽是几句弹词，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
    　　（净）老哥学问大进，该敬一杯。（斟酒介）
    　　（丑）倒叫我吃寡酒了。
    　　（净）愚弟也有些须下酒之物。
    　　（丑）你的东西，一定是山肴野蔬了。
    　　（净）不是，不是。昨日南京卖柴，特地带来的。
    　　（丑）取来共享罢。
    　　（净指口介）也是舌头。
    　　（副末）怎的也是舌头？
    　　（净）不瞒二位说，我三年没到南京，忽然高兴，进城卖柴。路过孝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
    　　（丑）呵呀呀！那皇城如何？
    　　（净）那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蒿莱了。
    　　（副末掩泪介）不料光景至此。
    　　（净）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没一个人影儿。
    　　（丑）那长桥旧院，是咱们熟游之地，你也该去瞧瞧。
    　　（净）怎的没瞧，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
    　　（丑捶胸介）咳！恸死俺也。
    　　（净）那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成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

    　　（敲板唱弋阳腔介）俺樵夫呵！
    　　〔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沉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月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副末掩泪介）妙是绝妙，惹我出多少眼泪。
    　　（丑）这酒也不忍入唇了，大家谈谈罢。
    　　（副净时服，扮皂隶暗上）朝陪天子辇，暮把县官门；皂隶原无种，通侯岂有根。自家魏国公嫡亲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来富贵，享尽繁华。不料国破家亡，剩了区区一口。没奈何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将就度日。今奉本官签票，访拿山林隐逸，只得下乡走走。（望介）那江岸之上，有几个老儿闲坐，不免上前讨火，就便访问。正是：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
    　　（前行见介）老哥们有火借一个？
    　　（丑）请坐！
    　　（副净坐介）
    　　（副末问介）看你打扮，象一位公差大哥。
    　　（副净）便是！
    　　（净问介）要火吃烟么，小弟带有高烟，取出奉敬罢。
    　　（敲火取烟奉副净介）
    　　（副净吃烟介）好高烟，好高烟！（作晕醉卧倒介）
    　　（净扶介）
    　　（副净）不要拉我，让我歇一歇，就好了。（闭目卧介）
    　　（丑问副末介）记得三年之前，老相公捧着史阁部衣冠，要葬在梅花岭下，后来怎样？
    　　（副末）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齐集梅花岭，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但不曾立得碑碣。
    　　（净）好事，好事，只可惜黄将军刎颈报主，抛尸路旁，竟无人埋葬。
    　　（副末）如今好了，也是我老汉同些村中父老，检骨殡殓，起了一座大大的坟茔，好不体面。
    　　（丑）你这两件功德，却也不小哩。
    　　（净）二位不知，那左宁南气死战船时，亲朋尽散，却是我老苏殓了他。
    　　（副末）难得，难得。闻他儿子左梦庚袭了前程，昨日扶柩回去了。
    　　（丑掩泪介）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
    　　（副净醒，作悄语介）听他说话，象几个山林隐逸。（起身问介）三位是山林隐逸么？
    　　（众起拱介）不敢，不敢，为何问及山林隐逸？
    　　（副净）三位不知么，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
    　　（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个老赞礼，那里去得。
    　　（丑、净）我两个是说书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渔翁樵子，益发不中了。
    　　（副净）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
    　　（副末）啐，征求隐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怎么要拿起来。定是你这衙役们奉行不善。
    　　（副净）不干我事，有本县签票在此，取出你看。（取看签票欲拿介）
    　　（净）果有这事哩。
    　　（丑）我们竟走开如何？
    　　（副末）有理，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
    　　（各分走下）
    　　（副净赶不上介）你看他登崖涉涧，竟各逃走无踪。

    　　【清江引】大泽深山随处找，预备官家要。抽出绿头签，取开红圈票，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

    　　（立听介）远远闻得吟诗之声，不在水边，定在林下，待我信步找去便了。（急下）
    　　（内吟诗曰）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 徐谓礼《致仕文书》

    徐谓礼（1202—1254年），字敬之，浙江省婺州武义县人；一生为官三十余年（嘉定十四年（1221）至淳祐十二年（1252）），最高做到从六品的福建市舶司（未到任）。文书是随葬的“录白”副本。
    徐谓礼系徐邦宪幼子。徐邦宪是绍熙四年（1193）“省元”，官至工部侍郎、临安知府等，卒谥“文肃”。徐谓礼妻林处端（1201-1247）的曾祖父林大中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谥“正惠”。徐谓礼还是宰相贾似道的姻亲。
    徐谓礼在“及冠”之年，因父荫入仕，以京官起步。官阶从第三十阶“承务郎”（从九品）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从六品）。宝祐二年（1254）病卒于“朝散大夫、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的待阙期间。

    录白告身二卷

    古代官员出于存底需要，将“告身”“敕黄”和“印纸”等代表个人身份的官文书，依照原文格式抄录副本，称为“录白”，即文书原件的复制本。宋代规定“录白”由合法的书铺抄录，加盖签章后，经有关部门核对原件，可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副本”用于随葬可以确保死者在冥界的身份，而子孙则保留原件以维护家族作为士人后裔的权益。

    告身，又称官告，是一种授官文书，也就是官员的任命书。宋代告身有制授告身、敕授告身、奏授告身三类。其中制授告身是由皇帝授命，经翰林学士制词,用于对执政大臣的任命的，为告身中规格最高的一种。敕授告身则是由中书舍人草拟敕命，宰相机构直接除授，这一般用于对中级官员的任命。

    徐谓礼文书中有告身十一道（最后一道残阙）：第一道、第二道、第四道、第八道、第十一道为敕授，即奉敕而授官。敕授告身除可用于阶官外，也可用于差遣，如第十一道告身即是用于差遣。所谓奏授告身，即由吏部注拟，尚书省具钞，然后以御画奏钞的形式授官。奏授告身主要用于中下层官员，在他们磨勘转官等程序性转官时使用。徐谓礼文书中第三道、第五道、第六道、第七道、第九道、第十道即为奏授告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朝提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在皇帝颁发诏敕、任命官员时，也有所体现。如授官时的诏敕，虽然是以皇帝名义发布，但也必须经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才有效力。从徐谓礼文书的相关告身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流程。如果皇帝绕过宰相机构，直接发布各种诏敕，相关人员可以不予认可，拒绝执行。

    录白印纸十二卷

    印纸，又称印历、历子，本义为指加盖官印的官文书纸，包括官府印发的各种表、簿、证件等。对官吏的行为、绩效进行监管考核是印纸尤为重要的一个用途。

    徐谓礼文书中的印纸，共八十一则（其中二则残阙），内容丰富，详细记录了他的仕官历程，包括其到任、考课、阶升转、委保等情况。每则印纸都有固定书写格式，且有相应的审批、签署规范。

    根据内容可将八十一则印纸分为不同类型，即：“转官”印纸10则，“拟注差遣”1则，“委保”33则，“到任”15则，“解任”3则，“考课”18则，“服阕从吉”1则。印纸格式由书头、批书内容、结语、签押等四部分组成。

    “转官”，对应的是官员发生的职位升迁，分为磨勘、赦恩、推赏转官三类。磨勘转官是官员升迁的主要途径，所谓“ 率以法计其岁月、功过”，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予以磨勘转官；赦恩转官是遇皇家恩典而升迁，推赏转官是因功绩而升迁，均与任官年限无关，也不与磨勘转官冲突。徐谓礼文书共有10则转官印纸，与其“告身”互相印证。南宋淳祐五年（1245）至七年（1247），三年之内，连升三级，是徐谓礼升迁最快的阶段。

    “拟注”，指的是由吏部注名于册，经考询后拟定授官。徐谓礼印纸中有拟注差遣1则，为徐谓礼初入仕时被拟注监临安府粮料院。虽然已拟注，但由于该职位上仍有官员在任，徐谓礼还不能走马上任，等待近六年之后才实际到任。

    委保”，指宋人申请朝廷恩泽封赠、奏荐荫补、贡举解额，需有官员出面担保。保官需将所保之人事记录在印纸内，一为防范诈冒不实，二为日后追究滥保的责任。

    徐谓礼印纸中以委保最多，33则涉及70人之多，均为徐谓礼作为举荐人保举他人的公文，其中淳祐年间有21则，正值其仕宦生涯的顶峰。最受人瞩目的是，徐谓礼曾经因贾似道伯父贾直夫之请，出面委保贾似道已故父亲贾涉“合得恩例三次”，及委保贾似道“作磨勘收使”。据周密《齐东野语》载，徐谓礼“与贾师宪丞相（贾似道）为姻联”。二人关系密切，这也许就是徐谓礼愿意出面为贾涉父子作保之由。

    徐谓礼印纸中有“到任印纸”十五则，按照任官程序，官员到任前，由上级官司辨验告身等“出身以来文字”，由上级官司“辨验事实”，验明正身后，发放印纸，表示并无伪冒。在印纸批书内，需要明确到任时间、前任为何人等信息。例如宝庆三年（1227）徐谓礼监临安府粮料院，为“替蒋杞成资阙”；绍定三年（1230）任吴县丞，为“替曾揆年满阙”；端平元年（1234）任知溧阳县，为“替徐耜年满阙”。

    宋代对于官员交割有着严格的要求，前官任满，新官办理完到任手续后，需要与前任进行职事交割。官员在离任前，向所在上级官署“申状”（打报告）,由书吏在其印纸上批书在任期间的各项评语，加盖官印后，并付长官书押为凭，方可解任离职。徐谓礼文书有解任印纸3则。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指的是在职官员接受上级部门的政绩、功过考核。考课制度承袭自唐、五代时期的考课制度，考核内容既有“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的统一标准，也会根据不同岗位具体制定。地方官员考核，由所属长官记录在案，即“批书印纸”，并由中央集中审定，形成不同的评价等级，作为迁转的依据。考课印纸原件由徐谓礼本人保存，吏部抄录副本存档。徐谓礼考课印纸共18道，包括他不同任期内的各种记录，如考勤、差出、转官等考核情况。

    徐谓礼文书中有一道为母守丧服阕（守丧期满）的批书。端平三年（1236）十月，徐谓礼因生母陈氏去世，依例解官，回乡守孝。嘉熙三年（1239）正月，守丧满三年（二十七个月），期满继续为官，遂向武义县隶属的婺州申状，并记录在印纸内。

    录白敕黄一卷

    宋代官员差遣的任命文书是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由尚书省签发,并用黄色绫纸书写的,即称“敕黄”。《徐谓礼文书》中有敕黄十道，均为委派差遣的任命文书，记录其任官履历。每道敕黄以“尚书省牒”开头，以官员签署结尾。

  • 张宏杰：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本文选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龙爪上的泥土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侍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那份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

    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强忍着疼痛扭头往家走，刚进家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淘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的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他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连同战乱和灾祸，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的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 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三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K·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的枷锁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

    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却并没有耽误他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他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在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朱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朱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罢了，并没有增加货物总量，却像变魔术一样地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都让他们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甚至有的“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四周又没有险要可守，从地理位置上讲，绝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却坚持定凤阳为中都。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毫不动摇。农民们在生活细节上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力求坚固气派。同样，为了经营中都，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用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甚至整条大街都用白玉石铺成。由于催工过紧，劳役太重，工匠们不堪忍受，他们在皇宫建筑里埋下木头小人，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数万工匠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会变成大明王朝最为雄伟气派的都城。

    初生鳞甲

    一

    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处在懵懵懂懂的青春前期。这时的他，却已过早品尝到了命运的苦涩和严峻。

    今天仍以洪水和污染闻名的淮河，几千年来不断地给两岸带来灾难。不过，至正三年（1343年）和至正四年，发生在淮河两岸的不是洪水，而是干旱。俗话说“羊马年好种田”，然而，至正三年这个羊年却一夏无雨，粮食减产一半。转年，元至正四年开年，又是数月不雨。

    本来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顿饭时又少放了。从草木返青开始，人们就四出剜野菜，剥树皮，搀在粥里吃。两碗野菜稀粥吃进肚里，一泡尿又都撒光了。

    上天显然是存心和人们过不去了。就在人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人很快虚脱，一般挺不过三五天就死了。一开始人们还没有在意，当每个村子边上都添上几座新坟的时候，恐慌才笼罩了整个凤阳。人们明白，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锁上院门，开始逃难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辈子难，如今已六十四岁，须发皆白，身躯佝偻，实在逃不动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饱过的老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习惯于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为攻击对象。老汉全身高烧，嗓子红肿，躺在床上绝望地呻吟。请大夫，对这户人家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上两炷香，然后，就是听着老汉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五四终于结束了他的所有苦难，撒手去了。然而，对于朱家来说，这却只是灾难的开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重八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声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去世。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是大哥的长子。最后，四月二十二，五十九岁的老母陈氏终于给这个名单画上了句号。

    十六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六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精神打击不言而喻。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重八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二

    从朱重八记事起，老朱家就不停地搬家。朱五四六十四岁的人生中搬过七次家，从江苏再到安徽，却也没有找到一块能养活一家人的土地。如今，他被土地榨干了一切，大地却没有准备他的葬身之处。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家里只剩了重八和二哥。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狠起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以为主佃关系多年，他不至于忍心让佃户暴尸荒野吧。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刘德的胞兄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巴掌大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准备像父祖当年那样，分头去逃难。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脆弱，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许永世不能相见了。想到这里，兄弟俩抱头痛哭。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惨景：
    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挪着小脚，过来安慰兄弟俩。大娘说，二哥一个人出去还行，重八年龄太小，怎能一个人出门！不如到村头皇觉寺里当个和尚吧！

    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瓜，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自己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汪大娘还是掏出压在箱底的钱，替重八买了香烛礼品，让儿子小三儿陪重八到了庙里。

    三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三年流浪生活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语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基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的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朱重八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重八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寺院生活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当朱重八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钵，走出皇觉寺破败的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重八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锁置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当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断了缆绳的一艘小船，任何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四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地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重八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前往安徽阜阳。一路爬山涉川，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有好几次，他差点命丧虎狼之口。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一起设局骗人。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有几次，他还做过更为恶劣的行径：抢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甚至掘过坟、盗过墓。

    朱重八游荡三年，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百相。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复杂，因此，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来讲，这个世界真是险恶重重。仅就骗子来说吧，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末的文献暂不论，《武林旧事》所载宋朝市民社会的发展可参照：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赌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世相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朱元璋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说：其“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朱重八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朱重八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流浪生活就是踩在刀锋上前进。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了就是生存，抓不住就是死亡。江湖奖励勇敢和果断，淘汰懦弱和被动。随着一次次与死亡擦肩，主动冒险精神成了朱重八性格的一部分。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不得不长出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寒冷中长大的人必然生长铁石的心。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五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应天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品位不错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却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这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峻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史书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乎意料的结论。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者说是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令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麟甲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剪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历朝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为生，就像朱重八一样。

    一旦披上麟甲，他们就注定会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社会其他阶层的头脑和视野很容易被几亩地几本书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却得天独厚，长期混迹江湖，给了他们精明的头脑，使他们更容易参透中国社会的秘密。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 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由于在正常社会里没有身份和地位，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闯红灯或者绕红灯。项羽用刘邦的老父亲胁迫刘邦投降，刘邦却说：“你我曾经结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给我吧！”项羽无论如何想不到刘邦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自以为一定会起作用的威胁只好作废。这就是流氓战胜贵族的典型例子。

    长期的风霜雨雪练就了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这些在乱世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能杀人不眨眼，能壮士断腕。以求全生。书生们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的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残渣剩饭。历朝开国帝王虽然利用士人，但大都瞧不起士人。所以，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忍不住要恶作剧，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

    有了头脑、脸皮和铁石心肠，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赐予的机会，他们当然会惊天动地，青史留名。

    练就帝王心

    一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他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由于后代皇帝“驭下过宽”，不能自己独揽大权，才不幸失去天下。元朝被推翻后，他说“元祖宗功德在人”，把元祖牌位列入历朝帝王庙，世世祭祀。这并不仅是为重建纲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大元生养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任，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造反”。在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后，虽然已经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黯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待就是三年，他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吹法螺。《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朱元璋一生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登基后，从他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说明在三年和尚生涯中，他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艺，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等五人起兵于定远，试图与元一争天下。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刃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郭子兴等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起义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附近。他们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住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起义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给他捎来的音讯。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如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并没有欣然往赴。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这时，命运给了他又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一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第一卦问：应该去当兵还是继续当和尚？答案是应该当兵。那么，当红巾好还是当官军好？答案是当红巾。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差。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朱元璋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哪有什么好东西）？”登基即位后，这固然是为维护皇朝统治而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朱元璋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

    二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年轻和尚，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郭子兴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脑在紧张地运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注定朱元璋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郭子兴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这个年轻人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朱元璋都身先士卒，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朱元璋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乎他的意料，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他对朱如此激赏，以至不久，他就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与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不久，又由小队长升为镇抚。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开始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菩萨指给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名军人。

    三

    这个“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农村青年，很快让人们领教了他的精明和老辣。成为“朱公子”之后，朱元璋不断四出征伐，一路飞黄腾达，很快升任总兵官。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看到濠州的红巾军首领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没有远大计划，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乃向郭子兴要求，带领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南下路上，朱元璋的流氓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没几天，有人来报，说张家堡的这支人马又变了卦。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招降成功。

    除了招降成建制的武装，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约三万人。

    不久，郭子兴去世，朱元璋成为义军队伍实际上的领袖，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五年的战争风云，催使他的权术日趋精熟，心机日益深重，推动他绕过一个个危机，向权力的顶峰迂回前进。

    他善于“以术驭人”。至正十五年，郭子兴部攻和州，郭子兴以朱元璋为前敌总指挥。然而，郭子兴手下的其他总兵官却对朱元璋不服不忿。原因当然是他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总兵官集体议事时，朱元璋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树立了一个“以术驭人”的典型例子。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边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边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坑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边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逐步树立起来了。

    他善于故作姿态、故作宽大，来收拢人心。韩林儿“大宋皇帝”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大帐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对待自己欣赏的俘虏，朱元璋有时甚至宽大到没有原则的地步。猛将朱亮祖被俘后，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的本性相当狭隘敏感，他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而完全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必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高明的演员。

    为了寻找生存空隙，朱元璋经常朝三暮四，虚与委蛇。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主要是在与周围的汉人武装自相残杀，他不肯为抗元大业做多少贡献，在抗元战争的最关键时刻，他看到形势对义军不利，竟然两次派人送重礼给元军，准备投降元朝，夹击义军。元政府大喜，授他以“行省平章”的高官。幸亏此时义军势力又起，朱元璋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还保持着骑墙态度，并不与元军交恶，给自己留有余地，万一元运复兴，他又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

    至于忘恩负义、斩草除根，这些中国权谋家惯用的伎俩，他也运用得十分出色。在北面，全靠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他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因此，他也一直奉韩林儿的“正朔”，上表称臣。当他实力壮大，韩林儿对他无用之后，他派人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船到江心，却被他派人凿沉。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

    四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朱元璋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具体又各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适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因一念之转，这个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这一军事传奇的产生，离不开朱元璋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西方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里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五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论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历朝农民起义者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个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忍，然而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得靠抢阶级兄弟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浮动。”（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这个人，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他所图的，是帝国大业，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所以，独自带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军纪。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喜不自胜。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百姓们会逃离野蛮的军队，而归顺到不乱杀人的武装之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参阅《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后来，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这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作为补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在攻下许多城池之后，朱元璋都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朱元璋十分擅长搞政治攻心。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料据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严苛残忍，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六

    与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士人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士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士人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他尊重这些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在军中朱元璋专门养了几个秀才，得隙就向他们学习读书认字。

    许多在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从这一迹象上，他们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语文上，确实有些天才。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粗犷豪朴之气，扑面而来。在后来，他的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其中也颇有可读之彝。清初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招徕使他建立起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了智力资源库。刘基、宋濂、朱升等一时名士尽入囊中，使朱元璋的战略水平大大提升，这是他最终问鼎的另一个关键。

    七

    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

    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起兵之初，其他豪杰信奉流寇主义，喜欢流动作战，经常是攻下一城，饱掠一番即扬长而去，征杀数年也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而朱元璋与众不同，攻下一地后就张官设吏，进行根据地建设，巩固一块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所以，在群雄之中，他露头角最晚，势力发展却最为迅速。

    朱元璋为人耐性极佳，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史称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元璋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不事虚诞。”（《明太祖实录》）郭子兴死后，他被韩林儿政权仅任命为郭子兴部的三把手，他也不急于正名，而安于实际上的一把手、名义上的三把手这个地位。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身，却依然委身韩林儿政权之下，直到确有把握才脱离。他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早就有人劝他称帝，他迟迟不同意。

    朱元璋是反元力量中称王称帝最晚的一个，但也是唯一笑到了最后的一个。

    八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即使如此，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胚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练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其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战场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烽烟和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乱了方寸。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每犯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漫长的军事生涯使朱元璋原本温度就相当低的心达到了零度状态。他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能排除一切情绪干扰，在最复杂的情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后勤、敌情、我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台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绝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利害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的绝境中，这块铁里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钢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并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不义命令。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的。

    九

    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先生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

    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于享受“与人奋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

    洪武初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取得天下之后，这些人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无用了。相反，他们拥有的权力，对朱元璋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朱元璋本是心胸狭窄之人，对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在其视野里，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形成了对手。

    在军事上，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袭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灼于未形”，在功臣们还没明白过来时，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尚不明显的隐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突然宣布宰相胡惟庸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六岁，作为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满门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一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

    军事思维是功利化的思维，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在权谋化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尊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战时，他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他却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因此，他屡屡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邻国，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天下未定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江西袁州（今宜春）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开朝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帝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国初事迹》）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应天（今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与开朝后规定的林林总总的法条一样，朱的军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时间，朱元璋在军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将胡大海领兵在外围攻绍兴之时，他的儿子胡三舍和两个朋友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个现行。身边随从诸将都为三舍求情，说胡大海在绍兴战事正紧，此时杀了他儿子怕影响胡作战。朱元璋不为所动，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说罢，拔出刀来，一刀把三舍的头砍了下来。

    开朝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义子、亲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骄侈荒淫，强奸民女。朱元璋在马皇后劝说下才免他一死，罢官置之凤阳，守护先人坟墓，后来因为逃跑，即被朱元璋赐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开朝后的治政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发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龙椅上的农民

    一、均平天下

    （一）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一路奏凯，天下大势已经板上钉钉。朱元璋这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发布诏书，报告上天说：“唯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唯上天赐我英贤之才为辅，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什么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淳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淳皇后。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的悲惨命运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家中散发着酸味儿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二）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是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一天也没有忘记早年的艰辛，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农民的生活多么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清人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皇帝的生活用具，按规定应该用黄金制造，他指示一律用黄铜代替。他不喜饮酒，每日早膳，只用蔬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三）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怀抱着红军式的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地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四）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且得天道循环，向安徽凤阳县赵府村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应天，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朝帝王不同之处，端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一个诱因，他以历朝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二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把帝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做着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发展生产，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苶，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己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五）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他和哥哥到刘德家去跪求施舍一块葬身之地，被刘德赶出家门的屈辱。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画中的一样，脑满肠肥，面冷心黑。

    而坐在龙椅上，用帝王的眼睛看下去，地主阶级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但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一则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二则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了一道诏书：“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洪武五年，他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分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近乎是一种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庞大的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均平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开朝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府应天，使应天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百万的巨型城市。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的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应天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充公。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不下千家”。此举“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朝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几乎一个也没剩下。明人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明人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太少了。

    （六）

    西谚有云：“穷人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

    在同时代的欧洲社会，像朱元璋这样大规模地强制性搬迁，这样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是不可想象的。

    我上学时读世界史，书上说欧洲的国王们很穷，要打仗要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借得多了还不起，就被商人们控制，不得不听商人的话，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结果资本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日本也是这样，到明治维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领主的财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民谣。）我读了之后大惑不解：怎么君主还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的直属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要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即：“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成为天下人民的“主人”。学者林沄曾对“王”字的起源做过专门研究，发现“王”字本是斧钺之形，是杀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义是奴隶。它的字形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臣，像屈服之形也。”伪孔安国《传》讲：“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唐人孔颖达疏《礼记》也说：“臣，谓征伐所获民虏也。”

    因此，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帝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是沾满鲜血的，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他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惊叹不已，说欧洲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帝国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七）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底层视角。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最终都源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其实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

    一方面怀抱对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体系，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待遇上。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一方面，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五万石，是最高官员的数十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朝，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和今天的“降级撤职”作为一种惩罚一样，明朝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坐牢，该流放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清人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一个前贫民对官僚阶级的下意识里的报复欲望，朱元璋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八）

    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的。坐在皇位上，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清楚地看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

    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得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况且，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通过打击地主，他已经把大的土块基本上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明朝初年，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因为连年战乱，许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位期间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在中国史、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点。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的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作解手。

    原来，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谁搬谁不搬，搬多远，搬到哪儿，都由政府官员一手划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百姓一点发言权和知情权也没有。纵然从长远看，移民造福于民，然而中国老百姓历来安土重迁，要说服他们背井离乡谈何容易。以山西人为例，无论是迁往安徽还是山东，多则四五千里，少则也有千余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其艰难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山西历来比较富裕，所以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朱元璋仅有的动员手段就是顶在后脑上的枪刀，有时甚至是欺骗手段。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一文谈道：“人们传说山西迁民，唯不迁洪洞，所以人们都纷纷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骤然行文，独迁洪洞……”

    通常是迁民令一下，各地官员就纷纷下乡，把各地百姓整编成一百一十家为一里的队伍，统一到某处集合，点名，发给身份证明。然后，由官兵押着，一队队出发，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这些移民出发前集合点名的地方，是移民听候官员发号施令的所在，时间久远，就被移民的后代们传说成了自己的故乡。移民们一队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拉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洒泪告别送行的父老乡亲。无论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骂声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抛下因生病或者饥寒交迫而倒下者的尸体。

    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布局大手笔地改变了，大大改变了分布不均的现象。许多无地少地的民众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可以在此基础上，建设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小农生活。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当然，也有几处地方的移民后来证明是败笔。比如，开朝后不久，朱元璋即又从江南富裕之地迁了二十万人到凤阳。本来，朱元璋是想把凤阳建成中都，与应天并为天下首都，所以才移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个建都计划几年之后因为“厌胜事件”取消了，移民却不许再回家乡。这些来自江南富庶之乡的移民只分到了为数不多的贫瘠土地，加以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这些移民很快吃光了家底，成了贫民。由于皇帝不许他们搬回江南，他们只好利用冬天农闲季节，开了路条，扶老携幼，成群结队，一路要着饭，回到江南老家，投亲靠友吃几顿饱饭，上上坟，扫扫墓，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间再回到凤阳。这些一路要饭的人，随身携带些乐器，沿途唱着花鼓戏，把他们的悲惨遭遇传播到了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二、构建乌托邦

    （一）

    经过剥夺地主和移民，明初社会终于趋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统计：帝国土地占有数超过七顷的大户，仅有一万四千两百四十一户，而当时帝国户数为九百四十九万又七百一十三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千分之十五。帝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农。

    学者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乌托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开始努力构建他的理想社会。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标志。朱元璋投入了极大精力来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

    为了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硬性命令，要求帝国统一执行：“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因为这种方式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最方便于专制统治者的操作。根据天下形势，他在深宫天心默运，拟定措施，发布命令于天下。由于生性苛细，朱元璋的经济指令往往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比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他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他规定，每一百户农民要共同种二亩秧，并且详细给出了种植方式：每一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种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

    这样刻板详细的命令要在全国统一执行，谈何容易。不过，朱元璋并不担心，因为就像他的强制移民一样，朱元璋的经济政策也是以帝国暴力作为执行力的后盾。敢不执行者，往往遭受破家灭门的惩罚：“栽种过数目，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

    开朝初期，朱元璋用这种高度计划和强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几年时间，帝国的桑、麻、木棉产量就翻了几番，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他规定了很低的农业税率，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不几年间，粮食生产也恢复起来，大面积消灭了赤贫人口，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

    然而，这种粗糙的计划经济方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以中国地方之大，许多地方不适合种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如果不种，惩罚性的课税必不可少。极南诸省如福建气候、土地条件不适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绢布、棉布。再如中部河南，地罕种桑，“太祖皇帝时要求老百姓种桑，是为了劝百姓勤劳过日子，但却演变成了一种税收……这个地方不种桑，不织布，每年却还得交绢布税。”（《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永春县志》亦载：“国初最重农桑之政，令天下府州县提调官用心劝谕农民，趁时种植，计地栽桑，计桑科绢，府州县俱有定额。然地各有宜，两浙宜桑，山东、河南等处宜木棉，如永春则宜麻苎，当随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种桑，递年输绢，取办于通县丁粮。”

    理想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早年的卑微出身，使朱元璋深深体会到流离失所者的艰辛和痛苦。即位之后，他多次对臣下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

    一有灾荒，朱元璋就心神不安，灾荒的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说：“朕经常想起寒微之时，不断遭遇兵荒饥馑，经常靠野菜度日。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他开仓济民，毫不吝啬。他规定：“凡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不报告的，不许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他杀了不少官员。他平时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请示而后行，唯规定救济灾民可以先行动后汇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他命户部通令举国郡县：“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各地发生水旱灾害，查勘属实，全部蠲免税粮。没有灾情的年头，也会挑一些贫穷地区，减免农业税。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

    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他还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回想起父亲生病无钱救治的惨景，他发布命令，令各地设立“惠民药局”，凡军民有病而无钱医治者，给医药治疗。因为自己做过流浪者，他对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命各地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这些福利设施帮助人民解决了在旧朝代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使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显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农民帝王本色。这些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构，可惜在朱去世后立刻有名无实，失去作用。

    （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之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与连贯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规划设计帝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然而由于这种创作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这种冲动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着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朱元璋自然也不能免俗。底层社会的生活背景使得他的乌托邦情结较之其他开国帝王更为强烈。朱元璋深知，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看上去平静安详，却异常脆弱。一有天灾人祸，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往往破产，朱元璋一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和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图画。在《献太平十策》中，解缙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两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的乌托邦蓝图远比解缙现实。

    在朱元璋的理想社会里，帝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朱元璋登基以后，建立了宣谕制度，皇帝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应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大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这个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命令乡里之间，互助互济。他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我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托邦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此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一超前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没有下文。

    （三）

    20世纪中期，中国人民在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方面，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真理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深处与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名言，使得儒家被认定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的代表。其实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意识。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公平”价值理想有着强烈的精神共振。直到后来，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所以，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认同。

    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政令统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和一元化。而这种偏好，同样是中国诸派思想家所共有的。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宜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能才使百姓都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回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提倡兼爱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对大同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大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帝国公有，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帝国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帝国贷款，年息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试图恢复井田。雍正二年（1724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都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所以，当20世纪之初，当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时，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终于因“不合于中国人民心理”而被拒绝。而社会主义则因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同质性，吸引了中国的许多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最终在中国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三、结网的蜘蛛

    （一）

    古人对“治天下”有过多种比喻，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政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政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帝国：“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

    朱元璋希望能够像盖房子一样，构建起一个千秋万世、永不毁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抵御时光的摧毁，永远庇佑他的子孙后代和天下万民。

    （二）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秦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住下来想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地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可见其享乐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丁点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

    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变成了一种偏执，成了“予一人”。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荡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在他看来，混乱意味着藏污纳垢，意味着重重危机，意味着形势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混乱就如同混浊的湖水一样，生存着无数不安定的基因。一旦温度适合，这些基因就会迅速长成动乱。

    即位的第二天，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朱元璋就对身边的大臣说：“创业难，守成更难。”甚至因为忧惧而失眠，“我回顾创业之艰难，现在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即位第三天，他又谆谆告诫大臣们，要高度注意一切危险的苗头：“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来之不易，也是因为以血得来的家业一旦失去，必然也要以血来偿。

    朱元璋习惯事必躬亲。他喜欢把事情处理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有一点不妥，他也会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他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天下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过于复杂了。对于骑惯了驴马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没有见过的一头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删繁就简，由动态变为静态，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朝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三）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

    大明王朝继承发展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你是军人，则子孙世世为军，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没有可能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必须以缝纫为生，不管你是否六指或者残疾。

    为了摸清中华大村的家底，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帝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执政机器所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朱元璋下诏说：“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令》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人口统计登记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密、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信、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多么艰难。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了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

    下面就是明朝一份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月×日

    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鱼鳞册制度，即帝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举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附土地图）

    朱元璋在应天玄武湖的湖心岛上专门建造了两个大库，把帝国各地的户口证、土地证副本都送交到这里，他亲自查看。作为大家长，他对自己的家底，一眼看到了底，才放了心。

    （四）

    帝国人民都植物化，这毕竟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的狂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

    如果大明王朝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上面写明你的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朱元璋规定，帝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持有此证。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五）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作为一个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对游手好闲之徒却一直缺乏好感。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厌恶。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还是挨年这歇来（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朱元璋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子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除了对“歪歪搭搭”的二流子的厌恶外，朱元璋更从政治高度清晰地看到游民们的危害性。历朝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首倡，这些游手好闲的人都是些不安分之徒，是一群流动的火种，是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控制游民，实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朱元璋颁布重重法令，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说：“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帝国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帝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对帝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里甲制的严密程度大大超越历朝。大明王朝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儿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待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儿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严密的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约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大明王朝颠倒了人和土地的关系，人成了土地的附属物。流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

    （六）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盖有明一代，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像牵线木偶一样，精确地按着他预先设定的轨道运行。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下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下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今天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规定：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坐轿下乡，百姓见了，就可以一拥而上，捉了送到京师，由皇帝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发现他们被置身于千万条高压线之间，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法网。在朱元璋的精细化管理之下，官员们的行为主动性、施政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七）

    朱元璋精细编织蛛网，当然是为了网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织网织得太顺手，一不小心，他不仅把平民、官员网了进去，甚至把子孙皇族也网住了。

    黑格尔认为，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帝国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

    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弱点，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朱元璋当然意识到了他创造的这一体制的弱点。他时时刻刻担心他的后代们胡作非为，导致他设计的帝国机器的运转陷入混乱。如果那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他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多写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的子孙们。

    在序中，他这样告诫他的后代们：“你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贫，长大了又值兵乱，二十四岁就当兵，头三年是小兵，后来一步步上升，这个过程中我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伪，我深有研究。”“群雄都是天下最强悍诡诈的人物，最难制御，我已经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变得越来越奸猾，最难统治，我也已经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开朝前，我就开始制定统御天下的法律规章，十多年间，不断修改，务期详尽，现在已经都出台了。颁布之后，效果不错。现在，我又写作这《皇明祖训》，作为我们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贴在西厢房里，每天早上晚上阅读、修改，以求万无一失，首尾六年时间，大改了七回，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皇帝就好做啦！凡我子孙，都要严格服从我的这个详细规定，不许自作聪明，违反我这个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如果你们果然听话，那么咱们老朱家的天下一定会千秋万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烦琐，让人难以想象。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

    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如不出，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作为仁慈的父祖，连子孙后代如何吃饭，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他都计划得周周详详：“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许吃得太饱！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条限制。”

    其他各章也有诸多注意事项。比如，如果宫内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请大夫时，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医生一起进宫。如果这些人不陪，只叫老妇陪着进宫，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之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官员都要斩首，太监、大夫、老妇都要凌迟处死。

    甚至，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

    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了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于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朝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亲王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事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他们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见面。《明史·诸王传》赞语：
    （有明诸藩）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八）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云谲波诡一遍遍涂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不改。

    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中国文明生命力强大，继继绳绳，与天咸休。在西方人看来，却是极其悲惨和可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状态。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像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无疑不符合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它却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相容的”。

    “产权”决定治理方式。对于天下人民、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的帝国来说，选择哪种治理方式只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感觉。如果一种治理方式只方便皇帝一个人，对其他社会成员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也是合算的。相反，如果多给人民一些个性发展的空间，增进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却可能造成皇帝统治的一点点不方便，那么对皇帝来说，也是不合算的。

    所以，历朝皇帝都乐于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来成就自己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损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个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英人穆勒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这一过程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将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其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压抑人的个性，使个人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社会埋下了专制的因子。在那里，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僵化状态充满了恐惧。在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的停滞绝对不是什么光荣和成熟，而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和丑陋。在他们的语言里，厌恶之态溢于言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英人比万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危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独裁。”（引自《历史研究》）

    （九）

    当然，天国的朱元璋绝对不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野蛮、荒谬、不可理喻。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天下百姓享有的一切，包括阳光雨露，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所有者，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听起来奇怪吗？其实，这个道理中国人理解起来应该一点也不奇怪。有一次回到农村，在餐桌上亲戚们谈到当地兴建水库，需要大规模移民。我说，国家无权说移民就移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伯不高兴了。他说：“你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还能不听国家的？”

    我大伯的观点和朱元璋高度一致。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奇文共赏，可看出朱元璋的逻辑。

    朱元璋问夏伯启：什么叫再生父母？没等夏伯启回答，他就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起来：“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于人君。何谓再生父母？人遇大难将死之时，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他告诉夏伯启，自己就是夏伯启的再生父母，因为是他把夏伯启从元末的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如今你们叔侄二人安然生活，不忧凌暴，家里财产不怕被人抢走，你靠的是什么？”夏伯启俯首默然。“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抢，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给你提供了社会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说，一席话讲得夏伯启心悦诚服，以至于他被判处死刑时也毫无怨言，反而感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幸福。“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听了这些话，夏伯启无以言对，默默受死。

    在朱元璋看来，因为自己掌握的暴力震慑了其他的暴力，使天下获得了安宁，所以他就是天下人的救世主，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为了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宣讲，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反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总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对百姓们不感激自己颇为不满。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十）

    和如今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他认为这样做，促进了百姓们的幸福。

    朱元璋的结论与今天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从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帝国人民的幸福观。他是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其幸福观？

    朱元璋亲自写作的《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载：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

    同书《监工卖囚第二十六》载：千户郭成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弌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

    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朱元璋眼里，其实他已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为了抓社会治安殚精竭虑？

    所在，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朝及清初的史学家则这样颂之：“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朝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文程等：“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

    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基本上也是其政治思维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泽东赞成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巩固政权之所需。

    四、思维格式化

    甲、禁止奇装异服

    （一）

    朱元璋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行行，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这种游戏是朱元璋儿童时代最大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那时朱元璋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一切会梦想成真，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吸纳进意识深处。在幻想中，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在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官僚体制、政治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有些朝代，皇帝还受到明确的制度上的制约。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扣留皇帝手诏三日不传达，皇帝也无可奈何。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在朱元璋手里，皇权突破了层层限制，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皇权的触角如同传说中巨章那恐怖的腕足一样，伸入到民间社会的每一个偏僻角落，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内部。

    （二）

    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洪武政府是典型的“全智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朱元璋和他的臣下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林彪对“政权”的解释），还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为老百姓规定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从帝国各地调集专家学者到应天，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天下每一阶层的人制定生活准则。朱元璋带领群臣发愤工作，用了数年时间，制定出了包括《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以后他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又进行了无数次的修订。

    朱元璋的工作成果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一是规定了帝国百姓如何穿衣戴帽。
    朱元璋对上自天子、亲王，下至普通百姓的衣服样式，都做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从颜色、花纹、料子，到衣袖的长度、开衩的高度，几乎无所不包。一一罗列几乎不可能，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他规定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用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
    洪武三年（1370年），他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代之“四方平定巾”。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规定，农民只能使用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贾则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农民家里有一人做生意的，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进一步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非农民则绝对不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民间有人违禁，做靴子时绣上了花纹，皇帝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唯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
    洪武末年，为了体现皇帝对读书人的特别关照，朱元璋特别开恩，允许读书人在天热时戴遮阳帽。然而洪武之后，读书人倚恃皇恩，得寸进尺，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终于引起了朱元璋后代们的勃然大怒。万历皇帝专门下诏，禁读书人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二是规定了帝国各级人士的居住面积。
    皇帝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或饰彩色。
    三是规定了一些生活细节。
    比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公侯级、一品、二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其中最有意思的规定，是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洪武五年（1372年），皇帝下令，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而丫鬟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鬟“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三）

    阅读朱元璋的这些规定，今天的读者不能不感到可笑。然而，那时在朱元璋看来，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是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广大而残破的帝国。战争初息，满目疮痍，“十室九虚”，“民困食尽”。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让朱元璋心忧。所谓“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经济不迅速恢复。最令他忧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乱，这是他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最大一笔不良资产。

    从草原上征杀过来的蒙古人，没能精确掌握汉人那一套经千年积淀而成的精致深刻的治心术。朱元璋认为，这是元朝倾覆的重要原因：“元氏昏乱，纪纲不立……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他说，“胡元……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

    在朱元璋看来，明初社会，纪纲不立、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奇装异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他总结历史说：“过去，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审美问题，但仔细一想，却大谬不然。因为通过衣服、皮靴等，也可以看到“乱民”与“顺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把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怎样，管你的袖子多长，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所以，他才会像一个中学校长一样，对此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详加考究。

    《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把帝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一个阶梯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等级制度特别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尤其是经济权力必须绝对屈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敌国，如果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间小房子，不许穿绸穿纱。如果商人阶层想要获得人们的尊敬，必须花钱买官，起码也要买一个闲职，比如什么“登仕郎”，才有可能按级别享受一定的特权。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实现大明王朝的“礼法之所治也”。

    乙、化民成俗

    （一）

    除了奇装异服问题，大明王朝建立初期，还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忧心忡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的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这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人的身体重要。开国之前，朱元璋就曾经对臣下阐述过“正人心”的重要性：“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开朝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关乎政权存亡的重要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二）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帝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全村百姓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用于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每里要推选出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来管理其事，曰“耆民”。老人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令》《教民榜文》，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感戴皇恩，不敢犯法。

    教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说宣谕。

    早在数百年前，朱元璋就已发明了类似今天流动宣传车的教化手段。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清晨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百姓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人民道德水平。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说：“洪武初年，皇上亲制谕俗‘六谕’，令老人执木铎，于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将明之时，朗诵于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意思是说，每天五更天天还没亮时，恰是天气清明人心清醒的时候，老百姓在梦醒之际忽然听到这些教诲，自然会如当头一棒，猛然醒悟，良心发现，洗去非心，坚决向善。

    “六谕”的内容与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十分相似。在流动宣传的同时，“六谕”被制作成卧碑，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

    朱元璋主导下的化民成俗工作，在今天看来，相当富于前瞻性和现代性。和以前历朝皇帝们软弱无力的教化方式比起来，他的化民成俗举措更加突出了经常化、制度化。“申明亭教化”在城乡各地开展得广泛、深入、扎实，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据教育活动开展后各地官员们的汇报，这一活动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窃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而经过教育后，大大减少了。相反，讨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修路修桥做善事的，在各村蔚然成风。各地城乡环境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大明王朝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这些汇报的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

    （三）

    用今天的眼光看，朱元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针对这些说法，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可以发出许多置疑，比如：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谁有资格制定道德的标准？谁有权力强迫别人实行他规定的道德规范？

    而朱元璋“教育人民”的资格则更为可疑。开朝前，朱元璋曾经忘恩负义掩杀小明王；开朝后，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而在当日，由朱元璋来教育人民，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有”的，也就是被战争的胜利者所有。被谁“化”，朝什么方向“化”，“化”成什么样，老百姓没有权利过问，就像牲畜没有权利选择它的饲料一样。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流氓还是强盗，一旦取得天下，成为天下人民之主，就证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顾”，有驭天下之“德”，他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掌握了主宰天下人思想的权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什么岁数，只要做了领导，辈分和学问马上见长，立刻变得比百姓成熟、正确和耐腐蚀。而老百姓不论多大岁数，在心智上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中国的经典里说，官员对百姓，负有三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即人群中的头羊；“作之亲”，则是百姓的父母；“作之师”，则说明领导人还要负责做民众的老师，引导人民向善。

    （四）

    为了更好地“化民成俗”，朱元璋还大力兴办教育。历朝帝王中，他是对义务教育投资最慷慨的一个。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在帝国广泛兴建学校：“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开朝之初，朱元璋政权的行政效率十分突出。一声令下，帝国各府、州、县纷纷行动起来。政策当然是一刀切，府级学校，学生定额为四十人，州级三十人，县级二十人。洪武八年（1375年），他又令天下建立社学，即乡村小学和社区小学。

    在前现代化帝国，从京师一级，国立学校历府、州、县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覆盖面如此广，数量如此众多，全世界罕见其匹。帝王的精神教育由皇宫发出，即可直达乡野田间每家每户。正如《明史》所说，由此，“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秉性吝啬，在教育上，朱元璋从来不惮花钱。建校舍，请老师，已经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而学生的待遇，又创历朝之冠。府、州、县各级学生，都可以享受帝国补贴，每人给米六斗，额外还有鱼肉供应。京师的监生待遇更好，一旦考上太学，帝国包发校服，包供食宿。结了婚的，还可以带家眷入学。家眷们的生活供应，由马皇后亲自负责。皇帝对学生们的关怀体贴，可以说无微不至。学生们离家日久，朱元璋发给他们新衣服一套，路费钞五锭，让他们回家看望父母。过春节、元宵，朱元璋还专门给学生们发过节补助金。

    至于每乡每里的社学，虽然无法提供如此丰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学杂费。朱元璋规定，由基层干部根据老百姓家的自然状况，尽可能地动员适龄学童上学。

    （五）

    虽然待遇如此之好，不过，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我还是劝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也许不能活着出来。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看看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各级学校的功课，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内容是《御制大诰》（即皇帝语录）、《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还有四书五经和《说苑》。皇帝规定：监生每日写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个月作文六篇。

    功课似乎不重，可校规倒是有点怕人。校规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规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须穿校服，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夜里饮酒之类。然而，也有些规定有点奇怪：
    一、不许结社，什么文学社、诗会之类一律严格取缔。
    二、不许议论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
    三、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
    这些规定，一旦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许建言。”就是说，天下百姓，别人谁都可以对帝国大政方针发表意见，只有学生不许！目的当然是杜绝学生参与政治的可能。

    看来，朱元璋虽然身处中世纪，却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预见到学生与激进政治心态的天然联系。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国监祭酒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国子监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
    “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才被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烦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为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出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在朱的严厉政策下，学生们按他的标准，顺利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这种成批量生产出来的格式化人才，看上去大抵是呆头呆脑，神情木然，“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至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自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此实自食其果也！

    （六）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因此，中国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其中的荒谬，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就可以“小葱拌豆腐”似的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历来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帝国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朝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改造自我，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朱元璋思想教育万能的美好梦想，也不可避免地被现实所打破。“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历朝行政制度的弱点造成的。虽然以严刑峻法为后盾，朱元璋的“化民成俗”所取得的成果却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而府州县各级学校，也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当然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教育制度”也很快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也不过如昙花一现，过后便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丙、学《大诰》运动

    （一）

    近代以来，大众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世界正在迅速发展，中国也同样日新月异。

    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出多少真正前无古人的事。虽然时代的面目已经发生了巨变，西服领带取代了旧式袍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钢筋水泥大厦取代了古老民居，我们头颅中所装的软件却只进行了部分升级，而没有替换。请问，豪华车里的部分官员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他们坐八抬大桥的前辈们，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操作着脱粒机的农民父兄，在权势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的“黔首”，有什么不同吗？

    许多我们自以为的伟大发明，实际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对古人无意识的重复。举两个小小的例子：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前几年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创造，早在清代，皇帝们就已经发明了发到各家各户的“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数目，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和朱元璋时代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的六谕卧碑“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从思路、内容到形式都何其相似乃尔！

    再比如那个被我们称为“史无前例”，甚至被全世界公认为“新鲜事物”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朱元璋晚年“学《大诰》运动”的升级版而已。

    （二）

    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从动机上说，这一运动和“文革”有着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文革”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毛泽东“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贪污腐化并不是王朝中后期才有的现象。由于强大的贪渎文化的影响，历代王朝官僚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刻，腐败现象即如影随形。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看政治纪律空前严明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情况。随着官僚体系的建立，新中国不过开国数年，特权现象、贪污腐败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回忆到，五十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的他一回到农村老家，立刻有人前来“喊冤告状”。在老乡们的叙述里，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
    “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戴煌说这样的基层干部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现象：“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杨尚昆日记》中的记载证实了戴煌的话。四清运动中，青海省领导王昭对下去调查的杨汇报说，青海县级干部543名，其中有经济问题的占49%。

    我们可以想象刚刚从延安“共产主义净土”中走出来没有多久的毛泽东的震惊程度。早在“进城”前，毛泽东就曾向广大干部预告过“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威力，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轻易中弹。毛泽东激愤地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一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一些坏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
    1964年夏天，毛泽东评估当时干部队伍的腐败状况时说：“在基层有三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最恨的就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对他来讲，官僚主义不可容忍的”。他把官僚们解读为一个特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严重预估不无关系。

    朱元璋学“大诰”运动的构想正是基于明王朝建立初期腐败的迅速蔓延。

    （三）

    虽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扭转社会风气，大明天下却没有出现河清海晏的尧舜之治，相反，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官僚体系的完善，腐败很快就滋生起来。

    在专制制度下，腐败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它的威力是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开来：刑部尚书（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的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百分之四十五，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皇帝和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

    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贪污一块钱也抓起来枪毙，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连街道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四）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事实上，几千年来，贪污及灰色收入一直是官员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我们要知道，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提高官员的待遇。他从道德高度出发，理直气壮地认为官员们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长期的军人生涯使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相信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腐败传统，朱元璋还是坚持着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然而，皇命也不能剥夺官员们糊口的权利，况且朱元璋一个人毕竟监督不过来普天下所有官员。随着朱元璋惩贪力度的不断加强，用“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之类标准衡量出的贪污“案件”暴露得越来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人不贪”的程度。

    朱元璋越来越对整个官僚队伍感到失望。从洪武十八年开始，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他又说：（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多矣。”

    对于官员如此闵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五）

    既然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前代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认为归根结底的办法还是进行思想教育。他相信，“自古及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之所以要把活动覆盖到全民，一是因为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层出不穷，与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相距太远；二是因为百姓素质提高，自然可以带动官员素质的提升。他下定决心，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触及官民灵魂深处，使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为此，他亲自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简要捷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类似现在的廉政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啰里啰唆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员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在《大诰武臣》中，他讲了自己如何以奇特的方式处置一名违法的武官：
    有一个受了冤屈的人，进京控告指挥李源。平阳的梅镇抚，受李源的委托，在半路上拦住这个人，不让他去告。事发，我判把这个梅镇抚阉割了，发与李源家为奴。

    他在《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里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以此警戒天下百姓安分守法，不得违抗他的圣旨：
    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另一章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以此警戒官员们抽身退步，另其不敢再胡作非为：
    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从来也没有能够把道德和法律分清楚，因此，他的圣命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请问，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就是这样一套混乱杂芜的文件汇编，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精神财富。

    朱元璋称这本书是臣民之“至宝”。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十九年，又重申：“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终洪武年间，《大浩》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文革”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朱元璋命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明太祖实录》）大明王朝初年，曾经一度出现过亿万人民学《大诰》的壮观景象，从朝廷高官到偏僻的乡野，人手一册《大诰》，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念念有词。

    “文革”时学“红宝书”要摆在一切工作首位，全国层层开所谓讲用会。孩子老人，都能背出老三篇中的若干内容。而朱元璋亦规定，“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文革”时在路口设检查站，不会背语录不许去赶集。朱元璋则声明，他的臣民不会《大诰》则罪加一等。颁行《大诰武臣》时，他严令：“各官家都与一本”，并要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并称：“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

    （六）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至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初编》中这样号召百姓们：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括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初编·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写道：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初编·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

    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七）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在面对他们时，面孔总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不但置官员于百姓的监督之下，还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在《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的老人的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八）

    对于这场全帝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谈到他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成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峻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他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所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在高处不胜寒的权力之巅，曾经最精明的智者变成了最缺乏现实感的狂人。

    （九）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贪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扬扬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乍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恃，凌辱乡里者，罪亦不赦。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绑捉拿官员，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帮缚起行。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呜呼愚哉！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

    县里的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科级实权干部，平日在地方上怎么耀武扬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怜样：这个科级干部，是我从十四岁读书考学辛苦换来的，乡亲父老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断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见民求官，怎想还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颠倒过去的世界终于又颠倒回来了！

    （十）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无所顾惜的。

    （十一）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曾针对君主专制制度与腐败的关系说：“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虽然惩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最终也没有出现。

    在朱元璋的时代，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他们“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发火。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认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谈及《大诰》前两编施行情况时说道：“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朱元璋感叹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

    观察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榜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的目标没有实现，让他不满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朱元璋一再悲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认了自己通过恐怖和教化方式净化臣民思想的失败。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说：“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从而使《大诰》部分条目和《大明律》一样，成为永久性的法律。他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屣的现实。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陆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条文说执《大诰》者减罪一等，可是现在百姓连见都没见过《大诰》，何谈讲读！”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恶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载入史册。

  •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1-12

    I

    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自白。
    我只是试着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
    即使他们躲过了炮弹。

    我们待在后方，距离前线九公里。昨天我们刚被换了防，眼下胃里塞满了菜豆和牛肉。饱足，满意。甚至每人还分了一大盒富余，留着晚上吃。此外还发了双份香肠、双份面包——吃得过饱。这种事已很久没有发生：长着番茄脑袋的炊事班长亲自为我们派饭，每个经过他的人都分摊了扎实的一大勺。他拼命分派，不知怎样才能清空他的野战炖锅。加登和米勒搞到几个脸盆，个个装得满到盆边。加登这么干是出于贪食，米勒则积谷防饥。至于加登的饭都吃去了哪里，则完全是个谜，他始终是个瘦麻秆。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人十根雪茄，二十根烟卷，两块嚼烟。这相当可观。我用嚼烟换了卡钦斯基的烟卷。这样一来，四十根烟足够我抽一天。

    我们本来不该得到这份意外的馈赠。普鲁士人可并不大方。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去前线换防。那一带相当太平，为此军需官为全连共计一百五十人的返营预备了全额定量的粮食。可谁知最后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朝我们意外猛轰，我们伤亡惨重，回来的，只剩下八十人。

    夜里，我们从前线撤回后，立即四仰八叉，睡了个像样的觉。卡钦斯基说得没错：只要能多睡会儿觉，战争也不算太糟。在前线，我们根本没法安生，整整熬了十四天。时间可不算短。

    中午时分，我们中才有人从营房爬出来。半小时后，每人都端着饭盆，聚集在肥腻而营养丰盛的炖牛肉汤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饿得最惨的：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他为此还当上了下士；——米勒·V，始终随身带着课本，梦想着还能参加考试，在猛烈的炮火中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莱尔，蓄着络腮胡子，迷恋随军妓院里的姑娘，他深信，妓女们有义务按军队的指令，穿上丝绸衬衣，甚至在接待上尉军衔以上的客人前，还要泡个热水澡；——第四个是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从一个班级出来，走上了战场。

    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削的钳工，年龄和我们相仿，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着吃饭时，他看着细长，可吃完饭站起来，却肥得像个怀孕的臭虫。——同龄人海尔·维斯胡斯是挖煤的。他的大手随便就能攥住配给的面包，随后让我们猜他手里拿着什么。——德特林是个农民，心里只惦记着他老婆和他的农庄。——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儿人的头领：顽强，机警，足智多谋。他四十岁，长得灰头土脸，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绝佳的鼻子能嗅出空气中的硝烟、美味的食物和轻松的活计。

    战地厨房前，我们站在队伍最前列，等得有些不耐烦，因为厨房里的那个家伙一直傻站着。

    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赶紧抄起你的汤勺吧，海因里希！菜豆都煮熟了，大伙儿看得见。”

    海因里希摇着昏昏欲睡的脑袋：“那得等你们都到齐。”

    加登龇牙咧嘴：“我们都到齐了。”

    下士炊事员还蒙在鼓里：“你们是到齐了！可其他人呢？”

    “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合葬在了战场。今天，就不用你招呼了！”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炊事员犹豫起来。

    “我可是煮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饭。”

    克罗普捅了捅他的腰：“那你就干脆让我们吃个够。来吧，开饭！”

    加登这时灵光一闪，老鼠般的尖脸现出兴奋的神色，眼睛诡异地眯起，下巴抖豁着，凑上前：“伙计，这么说，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份儿，对吗？”下士炊事员六神无主地点点头。加登一把揪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番茄脑袋又点起了头。

    加登的下颌抖着：“烟也是？”

    “没错，都是。都准备了一百五十份儿。”

    加登喜形于色：“老天，什么叫走运！这些全归咱们了！人人有份儿——等等——没错，每人正好双份儿！”

    番茄脑袋这时回过神：“那可没门儿。”

    大家活跃起来，一拥而上。

    “为什么不行，你这个红菜头？”卡钦斯基问。

    “一百五十人的份儿，八十人怎么消化。”

    “我们这就让你开开眼！”米勒叫着。

    “饭菜我无所谓。但我只派八十份儿。”番茄脑袋执拗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灵活点儿？你不是给八十人，而是给整个二连备的伙食。很简单，你只管发放！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开始推搡他。大家对他没什么好感。好几次都是因为他，我们在战壕里久等来的饭菜都是凉的。因为哪怕炮火不猛，他也不敢把锅端到近前，害得我们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的人跑更远的路。一连的布尔克就比他强多了。此人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但紧要关头，他会一直把锅端到最前沿。

    我们火气正大，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闹出事端。他问明了争吵的原因后，只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说着，他瞥了眼锅：“菜豆看着不错。”

    番茄脑袋点头：“是用油和肉炖的。”

    中尉看着我们。他清楚我们的想法。对于我们，他一贯十分了解，因为他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升了官儿，但刚到连队时，他还不过是个下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一边朝前走，一边说：“给我送来一满盘。饭菜全部分掉。我们可能用得着。”

    番茄脑袋傻了眼。加登开始围着他张牙舞爪。

    “这对你毫无损失！他这么做，倒像军需处归他。开始吧你这个寄生虫，可千万别分错了——”

    “见鬼去吧你！”番茄脑袋吼道。他气炸了。这件事，超出他的理解范畴。对于整个事态，他也失去了掌控。为了表示他的满不在乎，他主动分给每人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甚至邮差也来了。几乎人人都收到了几封信和几份报纸。大家漫步到营房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还夹了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

    草地右方，溜边儿盖了座带顶又牢固的巨大公厕。但进去的无非是些不懂随方就圆的新兵。我们能找到更好的：用四处散落的小箱子就足以解决问题。这些用木板钉制、四面封闭的小箱子是方的：一个干净、舒服而完美的坐便。箱子的一侧还装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将三只箱子围成圈儿，惬意地坐了上去。不坐满两个钟头，我们绝不起来。

    我仍记得当初那种难堪。那时我们还是新兵，不得不造访那座没门的大公厕。二十人并排坐着，就像坐在火车上。一览无余——新兵就得被人时刻监视。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比这种微不足道的难堪更多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已对更多糗事习以为常。

    光天化日拉屎撒尿已然是种享受。如今我已不明白当初我们为何会对此感到害臊。它不过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或许它本来就不值一提。要不是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又让我们感到新奇——而那些老手儿，早已对其视而不见。

    对士兵来说，他和他的胃、他的肠比旁人与之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四分之三的语言来自这一区域。无论表达巨大的喜悦，还是表达深切的愤怒，他们总能在此找到他粗俗浓重的底色。以其他方式，断不能如此贴切，如此精准。假如回到家里，老师和家人听到这种话肯定感到震惊，但在此处，这不过是士兵们的普遍用语。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自从被强制公开后，就重新获得了纯洁的特质。再说，它们本来就明摆着。在我看来，能顺畅地解决，不亚于拿到一手必赢的同花顺。将五花八门的废话冠以“粪坑谣言”，的确不无道理。在部队里，这个地方确实是流言制造地和公共休息室。

    此刻，我们舒坦得胜过蹲在铺着白砖的豪华厕所。那种地方只能说干净，而这里，堪称美好。

    真是无忧而奇妙的时光！我们的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明亮的黄色侦察气球和几团高射炮制造的白色云烟悬挂在天边。炮弹不时一飞冲天，如同光束般追逐着一架飞机。

    我们听见前线低沉的轰隆声被近处黄蜂嗡嗡飞过的声音盖过，宛如一阵远方的闷雷。

    而我们四周是一片繁茂的草地。青草的嫩枝摇曳着。白蝶翩跹飞舞，在晚夏和煦的风中东游西荡。我们一边读信和报纸，一边抽烟。脱下的军帽，放在身边。风戏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戏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只箱子放在明艳火红的虞美人中。

    我们将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就有了一张好牌桌。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打完一轮“零反转”，再来一局“拿破仑”。这样坐着，真可以坐到地老天荒。

    营房的方向传来手风琴声。我们不时放下手中的牌，注视彼此。一个会说：“孩子们哪，孩子们——”或说：“那回我们差点死了——”随后我们陷入沉默。无须多言，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胸中同样强烈的压抑之情。死太容易。今天我们很可能无法坐在箱子上。死离我们真近！为此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强烈——美味的食物，火红的罂粟，香烟和夏日的风。

    “你们谁见着克默里西了？”克罗普问。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认为他大腿上中的弹，简直就是个不错的返乡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康托列克要我替他向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扔了烟头，说道：“我真希望他也能来这儿。”

    康托列克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穿着灰色外套的小个子。他长得尖嘴猴腮，身材很像人称“克罗斯特堡之魔”的西摩尔史托斯下士。说来奇怪，这世上的不幸，总由小个子制造。比起那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更果决，更好斗。我一向提防落到那些由小个子做连长的连队。那些人往往是该死的暴君。

    康托列克曾一次次在体操课上发表冗长的演说，直至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记忆犹新，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如何瞪视我们，他如何用令人动容的声音问我们：“你们都会去参军吗，同学们？”

    教育者们的感情往往装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随时取用，按时兜售。但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

    尽管我们中一个和蔼的胖子，约瑟夫·贝姆，对参军犹豫不决。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简直无地自容。或许有更多人跟他想法一致，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都会脱口说出“懦夫”这样的词。大家对未来一无所知。而最明智的，反倒是些贫穷朴素的人，正当那些日子过得更好、本该更早清楚战争后果的人为战争欢呼时，他们视战争为不幸。

    卡钦斯基声称，这都是因为教育让人变蠢。他说这话，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说来令人吃惊，贝姆是第一批阵亡者中的一员。一次冲锋中，他双眼中弹。我们认定他死了，把他留在了战场。说实在的，就算我们想带他回来，也根本无法办到，当时我们也是落荒而逃。下午时分，我们突然听见了他的呼喊，看见他在外围四处摸爬。原来他之前只是昏迷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又疼得要命，无法找到掩体，还没等我们去救他，他就被打死了。

    人们自然不会因此怪罪康托列克——假如这也叫罪过，那这世界将何去何从？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坚信，他们正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做着最好的事。

    这正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

    他们本应引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向成人世界，本应成为我们走向职业、职责、文化，走向进步世界和未来的领路人。尽管我们偶尔嘲笑他们、捉弄他们，但骨子里我们信任他们。由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在我们心目中，和更伟大的判断力、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连。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粉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代人比他们诚实。他们只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阵猛烈的炮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

    他们还在写作和演讲时，我们已经见识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还认为效忠国家是最伟大的事业时，我们已经知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会叛变，成为逃兵，成为懦夫——这些词他们信手拈来——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每次进攻时，我们都英勇地往前冲——但我们现在明辨是非。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突然孤单得可怕——我们还将孤单下去。

    我们出发去看克默里西前，收拾了他在回家路上用得着的东西。

    熙熙攘攘的野战医院里弥漫着石炭酸、脓味儿和汗味儿。尽管有些气味我们已在兵营中熟悉，但在这里，还是让人感到不适。我们打听到了克默里西的位置。他躺在大病房里。看见我们后，他神情虚弱地跟我们打招呼：有高兴，也有无助的激动。他昏迷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表。

    米勒摇着头：“我跟你说过，这么好的表，就不该带来。”

    米勒有些笨拙，有些固执，要不然他就不该吭声。谁都看得出，克默里西走不出这间大病房了。他是否能找回他的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能找到，也顶多寄回他家里。

    “你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西耷拉着头：“还行——只是，我的脚实在太疼了。”

    我们望向他的被子。他的腿上放了个铁丝篓，被子被撑成拱形。我踢了下米勒的脚踝，否则他差点把卫生员在外面讲给我们的话告诉克默里西：他已经没有脚了。他的腿被截去了。

    他看上去真糟。蜡黄，苍白。脸上已经有了几条我们熟悉的陌异线条。这种线条我们已见过百次。确切地说，那不是线条，而是征兆。皮肤下的生命已不再律动。它已出走，到了身体的边缘，而死神正在体内持续地工作，甚至控制了他的双眼。这里躺着不久前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的伙伴克默里西——仍是他，却不再是他了。他的样子变得混淆、模糊，就像一张冲洗了两遍的底片，甚至他的声音也喑哑如灰了。

    我想起当年出发时的情形。他母亲是个善良的胖女人，陪他到了火车站。她不停地哭，脸哭得又肿又胀。克默里西有些难为情，因为她在所有人中最不冷静，简直哭成了一团泥、一摊水。之后她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到了外面多照看弗兰茨。他确实有一张孩子气的脸，骨骼柔软，只背了四周军囊就成了扁平足。但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照看另一个人！

    “你这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要是等到休假，你起码还得熬上三四个月。”

    克默里西点点头。我不忍看他蜡一般的手，指甲里还残留着战壕中的泥巴，蓝里透黑，就像中了毒。我忽然想象着，这些指甲将继续生长，长得很长，当克默里西早已停止呼吸，它们仍像幽灵般在地下生长。我看到一幅画面：它们卷曲得像开软木塞的螺丝锥，不停地长啊长——还有他的头发，从崩裂的脑壳中长出来，像青草破土而出——正如青草。但这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西指了指：“放在床底下吧。”

    米勒照办。克默里西又提起了那块表。我们该怎么安慰他，才能不叫他起疑心！

    米勒直起腰，拎出一双军靴。一双漂亮的英国军靴。柔软的黄色皮革，靴帮高到膝盖，鞋带自下而上系着。一件叫人稀罕的东西。米勒一眼就看上了。他拿起靴底比了比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靴，问道：“你要带着这双靴子吗，弗兰茨？”

    我们三人想法一致：即使他恢复健康，也只能穿一只靴子。这双鞋对他没什么用了。可照眼下的情形，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实在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肯定马上把它拿走。

    米勒又问：“你不想把它留在这儿吧？”

    克默里西表示不想。这是他最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建议道，“前线用得着它。”

    可克默里西仍不动摇。

    我踩了米勒一脚，他这才迟疑着又把这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床底。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之后告辞：“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早再来看他。米勒也这样说。他还惦记着那双系带皮靴，要过来亲自守着。

    克默里西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在外面拦住一名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西打一针。

    他拒绝了：“要是人人都能打上吗啡，那我们还不得有几大桶——”

    “你们就知道伺候那些军官。”克罗普愤恨地说。

    我赶紧解围，递给卫生员一根烟。他接过去。随后我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他打一针？”

    他像受了侮辱似的：“你们怎么还问，难道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又把几根烟塞到他手里：“帮我们个忙吧——”

    “那么，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他不相信这个人，要亲眼看着他给克默里西打上吗啡。我们在外面等。

    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它可是太适合我了。我这双蠢鞋磨脚，磨得我脚上一个水疱连着一个水疱。你觉得，他能挺到明早值班的来吗？要是他半夜挂了，我们不是眼看着那双靴子——”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米勒肯定地说。

    我们朝营房走去。一想到明天要给克默里西的母亲写信，我就感到浑身冰冷。我想喝酒。米勒拔起几根草，塞进嘴里嚼着。小个子克罗普突然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了一脚，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结巴着说：“臭狗屎，他妈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走了很久。克罗普渐渐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他刚才崩溃了。谁都有过这种时候。米勒问他：“康托列克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什么了？”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人都愤怒地笑了。克罗普一路骂骂咧咧。他很高兴，他还能开口说话——

    是啊，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这么认为！钢铁青年。青年！我们还不满二十岁。但年轻？青年？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老了。

    II

    一想到家中书桌抽屉里那部刚开头的剧本《扫罗》和一叠诗稿，我就感觉奇怪。过去的许多夜晚我都在写作中度过。我们中几乎每个人都干过类似的事。但现在，它虚幻得遥不可及。

    自从上了战场，我们轻易就和过去的生活做了了断。我们时常试图回顾，或对这种了断做出解释，但从未真正成功。对克罗普、米勒、莱尔和我这些二十来岁，被康托列克称作“钢铁青年”的人来说，一切都极为模糊。年岁大的人和他们的往昔关联密切。他们有家，有妻子和孩子，有职业和需求。这一切强大到无法被战争摧毁。而我们，只有父母，或许还有个姑娘。这并不算多——在我们这个年纪，父母的影响微弱，姑娘又虚无缥缈。除此之外，我们再没什么别的了。也许有些热情、爱好，还有学校。就算这些，现在也荡然无存了。

    康托列克或许会说，我们正站在生活的门槛上。说得没错，我们还没扎根。战争的巨浪席卷了我们。对年长者来说，战争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次暂停。战后的日子仍旧可期。而我们，却被战争紧紧捉牢，结局不得而知。我们唯独知道，眼下我们以一种特殊而令人痛心的方式变得粗鲁野蛮，虽说我们并不时时为这事儿感到难过。

    尽管米勒惦记着克默里西的靴子，但他的怜悯之心，却并不比那些在痛苦中根本不敢有如此念想的人少。他只是懂得区分。假如克默里西还用得着那双靴子，米勒一定宁愿赤脚跑过铁丝网，也不会花心思想着弄到它。但现在，就克默里西的情况而言，那双靴子已对他毫无用处，而米勒刚好需要它。克默里西快死了，谁得到它都一样。既然如此，米勒为什么不能得到？比起卫生员，他更有权利拥有它！可要是等克默里西真死了就晚了。所以现在，米勒才格外留意那双靴子。

    我们早就不考虑那么多了。考虑太多太不实际。对我们而言，唯有实际的，才是正确的、重要的，而好靴子太少了。

    过去并非如此。刚到区指挥部时，我们还是一个班级出来的二十个小伙子。进兵营前，很多人还生平第一次，兴高采烈地一起去刮了胡子。对未来，我们没有明确的计划。能考虑到事业、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满脑子混沌念头。在我们眼中，生活、战争都充满理想色彩，甚至这一切都被我们浪漫化了。

    我们接受了十周的军事训练。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彻底改造，胜过了学校里的十年。我们学到，一颗擦亮的纽扣，比四卷本的叔本华更为重要。我们先是惊讶，接着痛苦，最终，我们冷漠地认识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鞋刷，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训练。我们带着热情和良愿成为士兵，但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自由。三周后，我们不再费解：比起父母、老师，比起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一位穿着镶边制服的邮差更具威力。我们年轻而觉醒的双眼看到，老师们对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化为对个性的扼杀，即便对最卑微的奴仆也不会如此苛刻。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致敬，向左转，向右转，鞋跟相撞，谩骂以及千百种刁难：我们想象的任务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却发现，我们像马戏团里的马一样，接受着英勇精神的训练。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领悟到这些事情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在这方面，士兵们总有出色的嗅觉。

    我们班上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排里，跟弗里西亚岛的渔民、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分在一起，并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克罗普、米勒、克默里西和我被分在九排。排长是西摩尔史托斯下士。

    此人堪称练兵场上最残酷的虐待狂，而他为此骄傲。他是个矮小敦实的家伙，蓄着红色上翘的胡子，已经当了十二年兵，过去是个邮差。他总是针对克罗普、加登、维斯胡斯和我，因为他能感觉到我们无声的反抗。

    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他不停地挑毛病，并把叠好的被子掀翻。我花了二十小时——当然也歇了几次——把他那双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靴子揉得像黄油一样软，让他无话可说。他还命令我用牙刷刷洗下士的营房。克罗普和我还奉他的命，拿着扫把和簸箕清扫庭院的积雪。要不是少尉偶然路过，打发我们回去并痛骂了一顿西摩尔史托斯，我们非干到冻死不可。可惜这件事只让他对我们更为恼火。一连四周的周日，我都要站岗，还要整理内务。我背着全副装备和步枪，在潮湿松软的翻耕过的田地里练习“起立，前进，前进”和“卧倒”，直到成了一摊烂泥，累垮为止。——四小时后，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手上还带着血，向西摩尔史托斯报告。我曾和克罗普、维斯胡斯、加登一道，在冰天雪地里练立正，赤裸的手没戴手套，紧握着冰冷的步枪管。西摩尔史托斯暗中窥视，只要我们稍一动弹，他就呵斥我们。半夜两点，我曾穿着衬衫从连队楼上跑到院子里，跑了八个来回，就因为我放在大家堆东西的板凳上的内裤凸出了几厘米。西摩尔史托斯下士执勤时，还绕着我乱跑，踩我的脚。拼刺刀时，他总是和我对决。我拿着笨重的铁器，而他拿着轻便的木质步枪，为此他轻轻松松就打得我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我怒火中烧，毫不顾忌地朝他冲去，一下子撞到他肚子上，把他撞了个人仰马翻。他去跟连长抱怨时，连长笑出了声，并告诉他应该自己当心点儿。他了解西摩尔史托斯，似乎很乐意看到他出洋相。——我成了翻窄柜的高手，下蹲方面也渐渐无人能敌。——过去，哪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都会吓得发抖，但这匹脱缰的驿马征服不了我们。

    一个周日，克罗普和我正抬着粪桶穿过临时营房的院子。正打算出门、收拾得干净光鲜的西摩尔史托斯突然停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我们不管不顾地假装绊了个跟头，桶里的粪洒了他一裤子。他气疯了，但我们也忍无可忍。

    “我关你们禁闭！”他吼道。

    克罗普受够了。“但关禁闭前得来次调查，那样，我们就全抖出来。”他说。

    “你竟敢这样跟下士说话！”西摩尔史托斯咆哮道，“你疯了吗？等着吧，会有人来审问你！你想怎样？”

    “揭发你下士的老底！”克罗普说着，手指指向裤缝。

    西摩尔史托斯意识到要发生什么，没吭声，走开了。消失前，他又嘶吼道：“等着我收拾你们。”但他已威力全无。之后，他又试图让我们在翻耕过的田里“卧倒”和“起立，前进，前进”。我们虽然执行每道命令，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但我们速度极慢，乃至西摩尔史托斯都气疯了。

    我们舒舒服服地往前爬，用胳膊撑着前进。其间他愤怒地又下了一道命令。但还没等我们出汗，他就喊破了喉咙。往后的日子，他不再找我们麻烦，尽管他还是叫我们猪猡，但口气中却多了几分惧意。

    也有许多理智正派的下士，甚至这样的人占多数。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尽量长久地保住家乡的这份好差事，因此他们只能严厉地对待新兵。

    只要可能，练兵场上的每种训练我们都得操练一遍。我们时常气得大吼。一些人累病了。沃尔夫甚至死于肺炎。但倘若就此认输，不免显得可笑。我们变得冷酷、爱猜忌、无情、满怀仇恨、残忍粗鲁——但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正缺乏这些特质。假如不经过这场训练，就直接把我们送进战壕，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这正好让我们能对预料之中的事做好准备。

    我们没有垮掉，而是适应下来。二十岁的年纪，或许有时给我们带来困难，但现在却帮上了忙。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滋生出一种牢固而实用的团结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战场上升华为战争中最好的战友情谊！

    我坐在克默里西的床边。他越来越虚弱。周围很吵，来了辆伤员运输车。一些可以转移的伤员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西身边经过，一眼也没看他。

    “再等等，弗兰茨。”我说。

    他用胳膊肘撑着枕头：“他们切了我的腿。”

    他已经知道了。我点点头：“应该感到高兴，只是一条腿。”

    他没吱声。

    我继续说：“有的人两条腿都没保住，弗兰茨。韦格勒的右胳膊没了，更糟。你可以回家了。”

    他看着我：“是吗？”

    “当然了。”

    他又说：“真的吗？”

    “真的，弗兰茨。你现在必须术后休养。”

    他示意我靠近。我靠近他。他低语道：“我不信。”

    “别胡说，弗兰茨，几天后你就知道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截了一条腿。比这更重的都在这儿养好了。”

    他举起一只手：“你看我的手指。”

    “这是因为手术。只要你按时吃饭就会好。伙食还行吗？”

    他指了指盘子，还剩下一半的饭菜。我急了：“弗兰茨，你必须得吃。吃最重要。这儿的伙食还不错。”

    他没搭腔。接着，他慢慢地说：“以前，我想当个林务官。”

    “你还有机会啊！”我安慰道，“现在的假肢很好。装上假肢，你根本感觉不到缺了什么，直接固定在肌肉上。装上假手的人，手指还能活动，能干活儿。更何况，这方面总有新发明。”

    他安静地躺了很久。之后说：“你把我那双靴子带给米勒吧。”

    我点点头，考虑着还能说些什么鼓励他的话。他嘴唇惨白。嘴肿了，露出的牙齿就像用粉笔画的。他的肌肉在萎缩，额头更加突出，颧骨高耸着。骨头硬往外挤着，而眼睛已经塌陷了。再过几小时，一切都会结束。

    这种情形我不是第一次见到。但毕竟我和他从小一块儿长大，总感觉有些异样。我抄过他的作业。在学校里，他总是穿着一件系腰带的褐色外套，袖子磨得锃亮。他还是我们中唯一能在单杠上做大回旋的人。每当这时，他的头发就像丝一样拂过面颊。康托列克很为他骄傲。但他受不了烟味儿，皮肤又白得像个姑娘。

    我看了眼自己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里面还塞着裤腿。如果站起来，宽大的裤管让人看上去既魁梧又强壮，但当我们脱了衣服走进浴室，突然又只剩细长的腿和瘦弱的肩了。我们不再是士兵，而是成了男孩儿。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扛起军囊。脱光的时候真是个特别的瞬间！那时，我们成了普通人，而我们自己也几乎信了。

    弗兰茨·克默里西洗澡时看着又小又弱，像个孩子。现在，他躺在这儿，为的是什么？真该把全世界的人都带到这张床前，告诉他们：这里躺的是弗兰茨·克默里西。十九岁半。他不想死。别让他死！

    我思绪纷乱。空气中的石炭酸和坏疽味塞满了我的肺，变成黏液，令人窒息。

    天黑了。克默里西的脸色越来越差。他从枕头上抬起头，脸白得瘆人，嘴唇微微嚅动。我凑近他。他呻吟道：“你们要是能找到我的表，就把它寄回我家。”

    我没有应答。这已毫无意义。我无法安慰他。我被一种无力感折磨着。他太阳穴凹陷的额头，他仅剩下牙齿的嘴，他瘦削的鼻子！还有他家里肥胖哭泣的母亲，我还要给她写信。要是我已经寄走了那封信该多好！

    野战医院的护理员们拿着瓶子拎着桶跑来跑去。一个路过的护理员瞟了一眼，又走开了。看得出，他正等着这张床。

    我弯腰凑近弗兰茨，跟他说话，就像这样能救他的命：“可能你得去克罗斯特堡那边的疗养院，弗兰茨，那边有很多别墅。透过窗子，你能看见大片的田野，还能看见天边的两棵树。现在是最好的季节。庄稼熟了。傍晚的日头照在稻田上，闪着珠光。还有白杨树林荫道边的克罗斯特河，以前我们常在那儿捉河里的刺鱼。你可以再弄个鱼缸养鱼，可以出去散步，不用问任何人，要是你乐意，还可以弹弹钢琴。”

    我凑近他阴影中的脸，他还在微弱地呼吸。他的脸湿了。他哭了。正是我这番蠢话惹的祸！

    “可是弗兰茨，”——我搂着他的肩膀，把我的脸贴在他的脸上，“你现在想睡会儿吗？”

    他没有回答。腮边滚落着泪。我想帮他擦拭，但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观察着他的每个表情，看他是否还想说什么。假如他开口，或者想大叫！但他只是哭着，头歪向一侧。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和姐妹。他什么都没说。都远去了。现在，他只是独自和他仅仅十九年的生命待在一起，哭着。生命即将结束。

    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不安和痛苦的告别。尽管蒂得耶临死时也同样糟糕。他喊着他母亲。一个壮实的家伙，一双疯狂而惊恐的眼睛，手中握着刺刀，不让医生靠近，直至轰然瘫死在床上。

    克默里西突然呻吟起来，喉咙发出呼噜声。

    我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大声喊：“医生呢？医生在哪里？”

    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我一把抓住他：“您快来看看吧，弗兰茨·克默里西快死了。”

    他挣脱了我，问身旁的护理员：“怎么回事？”

    护理员说：“二十六床的。截了一条大腿。”

    他气得叫嚷起来：“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谁！今天我截了五条腿。”他推开我，跟护理员说：“你去查看一下。”说着就朝手术室跑去。

    我跟着护理员走，气得浑身发抖。他看了看我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天哪！我跟你说，今天已经挂了十六个——你那位是第十七。今天怎么也得死二十个——”

    我瘫软下来，忽然感到筋疲力尽。我不想再骂人了，没有意义。我只想一头栽倒，永远也不起来。

    我们站在克默里西的床边。他死了。脸上还挂着泪。眼睛半睁着，蜡黄的眼珠就像只旧铜纽扣。

    护理员捅了捅我的肋骨。

    “你要拿走他的东西吗？”

    我点点头。

    他立即说：“我们得赶快把他弄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走廊里还躺着人。”

    我收拾了东西。取下克默里西身上的身份牌。卫生员问起了他的军人证。它不见了。我说，肯定在文书室里，说完就走了出去。他们将弗兰茨拖曳到一块帆布上。

    走出门后，我感到自己在黑夜和晚风中获得了解脱。我深吸了口气。风吹过我的脸，从未有过的温暖和煦的风。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姑娘，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一朵云彩。我穿着皮靴的双脚向前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跑了起来。几个士兵从我身旁经过。他们的交谈叫我激动，尽管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大地之力经由我的脚底涌向全身。夜晚的闪电噼啪作响，前线的闷炮如同鼓乐音乐会。我四肢矫健地向前跑着，感受到关节的强韧。我喘着气，大口喘着气。夜晚活着，我也活着。我饿了，比饿肚子更强烈地感到饥饿。

    米勒在营房门口等我。我把靴子交给他。我们走进去。他试了试靴子，很合适。

    他翻腾着他的存货，拿给我一段腊肠，又配了杯加朗姆酒的热茶。

    III

    增援部队到了，填补了空缺。兵营里的草褥很快被占用。他们中一部分是老兵，也有二十五个从野战训练营来的年轻人，大约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推我说：“你看见那群孩子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挺直腰板站在院子里刮胡子，手插在裤兜里打量新兵，活像个年逾古稀的老战士。

    卡钦斯基加入了我们。我们闲逛着经过马厩，走向那群正在领防毒面具和咖啡的增兵。卡特[1]问一个年龄最小的：“你们应该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

    他扮了个鬼脸：“早上甘蓝面包。中午甘蓝炖菜。晚上甘蓝炖肉加甘蓝沙拉。”

    卡钦斯基吹了声漂亮的口哨：“甘蓝面包？你们还真幸运！他们也用锯末做面包。你觉得白豆子味道如何？要不要来一勺？”

    小伙子红了脸：“你可别捉弄我。”

    卡钦斯基只说了句：“拿着你的饭盒。”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他带我们走到他的草褥边，那儿有个桶。桶里确实装着半桶白豆炖牛肉。卡钦斯基像个将军一样站在桶前：“眼要疾，手要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很惊讶。我问：“好家伙！卡特，你到底是怎么弄来的？”

    “我拿的时候番茄脑袋乐坏了。我给了他三块丝绸降落伞布。怎么样？白豆凉了的味道还不错。”

    他像个施主般给年轻人盛了一份儿，说道：“下次你带着饭盒过来时，左手还会拿着雪茄或嚼烟。明白吗？”

    说着他转向我们：“当然，你们也有份儿。”

    卡钦斯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有第六感。这种人虽说到处都有，但开始时总是没人能察觉。尽管每个连里都有那么一两个，但卡钦斯基是我见过的最精明的。他的职业，我想，是鞋匠。这不重要。手艺活儿他样样在行。和他做朋友真不赖。我们，克罗普和我，算是他的朋友。海尔·维斯胡斯算他半个朋友。他更像卡特的执行官。一旦出了什么需要动拳头的事，他就会在卡特的指挥下行动。这方面他很厉害。

    比如有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荒无人烟的小镇。一眼望去就知道，除了墙，这里的一切都被洗劫一空。我们宿营在一家又小又黑的工厂，为了驻兵刚刚布置完毕，里面安放的床不过是床架，几根木条，绷着一张铁丝网。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什么东西可以铺床，仅有的一条毯子还要盖在身上。帐篷布实在太薄。

    卡特环视了一下，对海尔·维斯胡斯说：“跟我来。”说着，他们就出发，走入陌生的村落。半小时后，他们抱着一大垛稻草回来了。卡特发现了一个马厩，找到了稻草。要不是我们饿得难挨，倒是可以暖和地睡上一觉。

    克罗普问一个在这附近住了很久的炮兵：“这附近有食堂吗？”

    对方笑了：“哪有什么食堂！这儿什么都没有，连面包皮都找不到。”

    “难道这儿一个居民也没有？”

    他吐了口唾沫：“有。还有几个。他们也是每天眼巴巴地围着锅台转，想找点吃的。”

    这可真糟。我们必须勒紧裤带，等明天的补给送到。

    可我看见卡特戴上了帽子。我问：“卡特，你去哪里？”

    “我出去转转。”说着，他走出门去。

    炮兵讥讽地笑了：“去转转吧！可别扭了腰！”

    我们失望地躺下，斟酌着是否要啃点儿应急食品，但这对我们来说十分冒险，于是我们闭上眼睛，试着睡觉。

    克罗普掰断了一根烟，递给我一半。加登讲起了他的家乡菜，大菜豆炖肥肉。他骂骂咧咧，抱怨着不放香薄荷的烹饪方法，说不管怎样，看在上帝的份上，都该把东西放在锅里一起炖，而不是把土豆、菜豆和肥肉分开炖。有人开始嘟囔，要是加登再不闭嘴，就把他处理成香薄荷。说着，厂房里马上鸦雀无声，唯有几根蜡烛的火光，跳跃在瓶口。炮兵时不时吐着唾沫。

    半睡半醒间门开了，卡特走进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他胳膊下夹着两条面包，手里拎着一沙袋血淋淋的马肉。

    烟斗从炮兵嘴里掉下来。他摸了摸面包：“真的！真是面包，还是热的。”

    卡特什么也没说。他弄到了面包，其他无所谓。我敢肯定，哪怕把他派到沙漠，他也能在一个小时内，张罗出一顿有枣子、烤肉和红酒的晚餐。

    他简短地对海尔说：“去砍点儿柴。”

    说着，他从外套里摸出一只平底锅，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甚至一块猪油——一切他都想到了。海尔在地上生起了火。在空旷的厂房里，火噼啪作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

    卡特知道如何把马肉煎嫩。马肉要是直接放进平底锅就会变老。煎之前，必须用点儿水煮一下。我们拿着刀子，蹲成一圈儿，吃得很饱。

    这就是卡特。假如在某个地方，一年当中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能找到吃的，那么鬼使神差，他也会戴上帽子，走出门去，就像带着指南针般径直走向食物。

    他什么都能找到。天冷的时候，他能弄到炉子和木柴、干草和麦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但首先，他能弄到吃的。这简直是个谜。大家甚至相信他能从空气中变出这些东西。他最辉煌的战绩是四盒龙虾罐头。当然，要是配上炼好的猪油就更好了。

    我们在营房有阳光的一侧休息。空气中弥漫着沥青、夏天和汗脚的气味。

    卡特坐在我身边。他喜欢聊天。今天中午，因为加登对一位少校敬礼时的怠慢，我们练了一小时的军礼。卡特对此难以释怀。他说：“听着，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

    克罗普迈着僵直的步子走来。他光着脚，卷着裤腿，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晒干。卡特望着天，结实地放了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每颗豆子，都有个调子。”

    两人开始争辩。同时，又为一场我们头顶的空战胜负赌一瓶啤酒。

    卡特不肯让步。作为前线的老兵油子，他又来了段顺口溜：“公正地发饷，公平地分粮，谁还会想着打仗。”

    相反，克罗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日应该成为民间节日。收门票，带音乐，就像观看斗牛。之后，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应该在斗兽场上穿着泳裤，手持棍棒，相互搏斗。谁活下来，谁的国家就算赢。这比让一群不该参战的人，在这儿殴斗更简单、更痛快。

    这个建议不错。随后的话题转到兵营操练上。

    我脑中这时闪过一幅画面。一个炎热的中午，练兵场上。空中高悬着火辣辣的太阳。营房死寂一片。一切都像睡着了，唯有敲鼓的声音传入耳中。鼓手们被安排在某处练习，敲的声音笨拙、单调、麻木。好一个三和弦：酷热的正午，寂静的营房，练习的鼓手！

    营房的窗子又空又黑。有几个窗口挂着晾干的帆布裤子。大伙儿渴望地望过去。屋子里必定很阴凉。

    是啊！那阴暗发霉的营房，铁床架和方格床单，储物柜和矮凳！就连这些也成了我们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营房的一切甚至散发出故乡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泽。每个房间都充满腐烂的食物，睡觉、抽烟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充满感情、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营房的一切。要是能回到营房，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再多的东西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清晨的训导课——“98式步枪怎么分解？”下午的体能训练——“钢琴手出列。向右转。到厨房报到，削土豆皮。”

    我们沉醉在回忆中。克罗普突然笑着说：“在勒内换车。”

    “在勒内换车”是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内是个中转站。为了我们中休假的人不至于在勒内迷路，西摩尔史托斯让我们在营房中练习换车。我们得学会在勒内穿过一条地道，找到下一趟联运列车。床就是地道。我们立正站在左侧床边。一道命令“在勒内换车”下达后，我们闪电般爬进床底，又从床的另一侧爬出。这一练就是几小时。

    就在这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像颗陨落的彗星，一溜烟俯冲下来。克罗普为此输了啤酒，闷闷不乐地数着钱。

    “西摩尔史托斯当邮差时肯定是个谦和的人。”克罗普不那么沮丧后，我说，“谁承想，当上下士后，他怎么成了虐待狂？”

    这个问题激起了克罗普的兴致：“不光是西摩尔史托斯，很多人都这样。一戴上绶带或军刀，立即变成另一个人，就像吃了水泥。”

    “是制服的原因。”我猜测道。

    “差不多。”卡特说着，准备发表演说，“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你看，你要是训练一条狗吃土豆，之后再丢给它一块肉，它还是会不顾训练，逮住肉吃掉，因为这是它的天性。要是你给一个人点儿权力，他也一样，会抓住这点儿权力。特别自然，因为人本来首先是个畜生。随后，或许像片抹了猪油的面包，打扮得体体面面。军队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糟糕的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士官可以折磨士兵，中尉可以折磨士官，上尉可以折磨中尉，一直到把人折磨疯为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干，也养成了这么干的习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刚从练兵场回来，累得要命。这时来了道命令：唱歌！好吧，唱得肯定有气无力。但大家还算高兴，毕竟可以拖着步枪往前走。谁知这时又让人向后转，惩罚大家再操练一小时。操练结束列队回来时，又来了一道命令：唱歌！现在大伙儿都卖力起来。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连长要贯彻他的意志，就因为他有权力。没人会指责他，相反，他干这些事，会被看作是个严格的人。这不过是件小事。他们还在很多别的地方折磨人。现在，我问你们：要是不当兵，随便他做什么，会有哪种职业能允许他干出这种事而不被人打断鼻子？他只能在军队这么干！而且这些都铸到他脑子里了！越是平时籍籍无名的人，到了这儿，脑子里这些想法越多。”

    “不是都说要守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借口，”卡特抱怨道，“他们总有借口。纪律是要有，但纪律不是故意刁难。再说，你要让一个铁匠，或一个雇农、一个工人清楚，这里大多数是这种人，要让士兵们知道，什么是纪律。他们只知道受了折磨，上了前线，而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我跟你们说，前线这些普通的士兵能坚持下去，只是忍受！是忍受！”

    所有人都赞同，因为人人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而一旦回到几公里后的后方，他又会重新开始让我们练习那些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列队前进。这是一条铁律：当兵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闲着。

    这时，加登来了，脸色泛红。他眉飞色舞，激动得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他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在路上。他来前线了。”

    加登对西摩尔史托斯怀恨在心，因为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营房里以他特有的方式教训过他。加登有遗尿症，夜里总把尿撒在床上，但西摩尔史托斯却武断地宣称他太懒。他发明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手段整治加登。费了不少劲儿，西摩尔史托斯从隔壁营房找来一个也有遗尿症的人，名叫金德瓦特，让他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的床是常见的双层床，上下两层，床面是铁丝网。西摩尔史托斯安排他们一上一下。睡在下面的人自然遭了殃。第二天晚上，两人又要上下调换位置，下铺的去上面，以便报复另一个。这就是西摩尔史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种做法确实卑鄙，尽管主意尚可，却根本没用，因为先决条件不对：两个人都不是因为懒才尿床的。任何一个看见他们苍白皮肤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最后以两人中总有一人睡在地上告终。为此，睡在地上的人经常感冒。

    海尔过来，坐在我们身边。他向我使了个眼色后，开始摩拳擦掌。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从军生活中最美的一天。那天晚上是我们去前线前的最后一晚。我们被分在一个编号很大的团里，而事先，我们得去守备部队领军装，不在新兵驻地，而是去另外一个兵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找西摩尔史托斯算账。几周前我们就发誓要这么干。克罗普甚至想得更远：等战争结束后，他要去邮局工作，等西摩尔史托斯再回去当邮差时，成为他的上司。一想到日后能教训他，他就陶醉不已。正因为想着这些，我们才从未屈服。我们始终盘算着，战争结束前迟早要收拾他一顿。

    这会儿，我们打算痛揍他。只要认不出我们，他能拿我们怎么办？何况明日一早，我们就要动身出发。

    我们知道那间他每晚必去的酒馆儿。从酒馆儿回营房，他总要经过一条又黑又背的小路。于是，我们埋伏在那条路上的一块石头后。我带了条床单。大家紧张地等待着，不知他是否一个人回来。终于，我们听见了他的脚步声，一听就是他。每天早上房门打开，他大吼一声“起床”之前，我们都能听见这种声音。

    “他一个人？”克罗普低声说。

    “一个人！”——我和加登蹑手蹑脚地从石头后溜出来。西摩尔史托斯的皮带扣闪着光。他似乎喝醉了，哼着歌，一路走来，毫不设防。

    我们握着床单，纵身一跳，从后面一下蒙住了他的头，拉下床单，像个白布袋，将他整个人套在袋里。他举不起胳膊。歌声停止了。

    这时，海尔·维斯胡斯也上场了。他一把把我们推到两边，好让他先动手。他兴冲冲地摆好架势，举起一只胳膊，活像举起一根信号杆；一只大手如同煤铲，冲着白布袋，“砰”的一声，一记猛拳。这一拳仿佛能打死一头公牛。

    西摩尔史托斯一下栽倒在地，滚出五米远，开始大声叫骂。我们早料到他会喊，事先预备了枕头。海尔蹲下身，将枕头放在膝上，摸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脑袋后，猛把他的头往枕头下压。他的叫声马上被闷住了。海尔不时让他透口气，于是他喉咙里又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喊，接着，叫声又变得微弱。

    现在，加登解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吊裤带，扒下了他的裤子。他带了根皮鞭，用牙咬着。之后他站起身，动手挥起了鞭子。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画面：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俯着身，龇着牙，活像个狞笑的恶魔，将他的头闷在膝盖上。而每一鞭子下去，西摩尔史托斯那双交叠的腿，都在他的条纹内裤中不由自主地颤抖。挥鞭的加登像个不知疲倦的伐木工，我们要是不拉开他，根本轮不到我们动手。

    终于，海尔把西摩尔史托斯拽起来，作为结束，单独教训了他。他伸出右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就像要伸手去摘下星星。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又把他拽起来，摆好了姿势，对准他的脸，用左手狠狠地又掴了一掌。西摩尔史托斯大叫一声，四肢着地，连滚带爬地跑了。邮差带条纹的屁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迅速消失了。

    海尔四下张望着，愤怒又满意，带着几分神秘地说道：“复仇就是血肠。[2]”

    西摩尔史托斯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的话——“人们应当互相教育”，在他身上结了果。而我们，是他这一理论的好学生。

    他始终无法得知，他到底应该感谢谁，但至少他赚了条床单。因为几小时后，我们回去找的时候，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们第二天早上轻松上了路。有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还激动地称赞我们是英雄青年。

    [1]卡钦斯基的昵称。（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源自莎士比亚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又译《圣诗复仇》）中的名句“复仇是甜的”（Rache ist süβ），或源自“嗜血”（Blutdurst，血肠为Blutwurst)的谐音。

    IV

    我们要去前线构筑防御工事。天色向晚时，驶来一辆卡车。我们爬上车。那是个温暖的傍晚，夜色宛如幕布般护佑我们，让我们惺惺相惜，甚至连吝啬的加登也递给我一支烟，点上火。

    我们并排站着。一个挨一个。没人能坐下，我们也没有坐的习惯。米勒难得心情好，他穿上了新靴子。

    马达嗡嗡作响。卡车在嘎吱声中向前行驶。道路损毁严重，四处坑坑洼洼。由于路上不能透光，卡车又不停颠簸，我们好几次险些从车上摔下去。但我们不会为此不安——又能怎样？摔断一条胳膊总比肚子上挨个洞好。有人甚至盼着这种好事，这样就可以回家了。

    运送军火的车队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司机急着赶路，不断超过我们。我们对他们大声开着玩笑，他们回答。

    一堵墙渐渐映入眼帘。街道旁有幢房子。我突然竖起耳朵，难道我幻听？我又清晰地听见了鹅叫。我瞥了眼卡钦斯基——他也瞥向我。我们心照不宣。

    “卡特，我听见那边有个候补，要跳进我们的饭盒——”

    他点点头：“会处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一带我熟。”

    卡特当然很熟。他熟悉方圆二十公里以内的每条鹅腿。

    卡车开进了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机发现炮位，阵地覆盖着灌木，看上去就像部队在庆祝住棚节[3]。假如里面的住户不是大炮，这些住棚真的既有趣又安宁。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雾气重重。闻到这种味儿总是舌头发苦。炮声轰鸣着，我们的卡车像遭遇了地震，排炮的回声在我们身后咆哮，地动山摇。我们的脸色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虽然不用去战壕，只是去构筑防御工事，但每张脸上都清晰地写着：这里是前线。我们到了战区。

    这并非出于恐惧。我们这些经常开赴前线的人，早已对此无动于衷，唯有新兵们才惶恐不安。卡特指教他们说：“那是30.5厘米口径的。你们听到的是发射——马上爆炸。”

    但爆炸的闷响并没有传来。它淹没在前线的嘈杂声中。卡特竖起了耳朵：“今晚的炮火肯定很猛。”

    我们听着。前线并不平静。克罗普说：“英国佬开炮了。”

    炮声十分清晰，来自英国炮兵连，位于我们区域的右侧。他们提早了一小时，以往他们总是十点整准时开炮。

    “他们怎么搞的？”米勒喊道，“一定是钟走快了。”

    “肯定是恶战。我告诉你们，我骨子里都能感觉得到。”卡特耸耸肩。

    三发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火舌冲进浓雾，炮声轰鸣。我们冷得浑身哆嗦，但心里却有些高兴，因为明天一早，我们就能回到营地了。

    我们的脸色并不比往常更红或更白，也没有更紧张或更松弛，但它确实变了。我们感到血液里的某个触点被接通——这不是说辞，而是事实。是前线，是对前线的意识触发了这个点。此刻，第一批炮弹发出尖锐的轰鸣，爆炸声炸裂了空气，在我们的血管里、手掌间，在我们眼中，突然现出了屈服的等待，暗中守候的强烈觉醒和感官特殊的敏锐。整个身体在声浪中彻底待命。

    我时常感到，震荡烧焦的空气无声而颤抖着朝我们扑来，又仿佛前线本身发射的电流，调动了我未知的神经末梢。

    每次都是如此：出发时，我们是怏怏不快或兴致勃勃的士兵——接着面对炮兵阵地，于是我们说的每句话都走了调。假如卡特在营房说“有一场恶战”——那不过是他的看法，仅此而已。但在这里，他的这句话就像月夜中的一把尖刀，锋利地刺穿我们的思想。它更密切地以一种模糊的含义，与我们苏醒的潜意识说话：“有一场恶战”——或许这就是我们内在的、秘密的生活，颤抖着奋起抗争的生活。

    对我来说，前线是个可怕的漩涡。即便远离漩涡中心站在平静的水中，我仍能感觉到它的力量正将人吸走：缓慢而难以抗拒，挣扎也是徒然。但从大地中、空气中——主要来自大地——又有一股防御的力量向我们涌来。大地对任何人都不比对士兵意味着更多。当士兵们持久而有力地紧贴大地，当猛烈的炮火令他们极度恐惧，他们将脸和四肢深深地埋进大地时，大地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是兄弟，是母亲。他们的惊恐和呼喊辗转在大地的沉默和安谧中。大地接纳他们，再释放他们，让他们再奔跑十秒，再活十秒，再逮住他们。时常，他们永恒地回归了大地。

    大地——大地——大地！

    大地，我们纵身跳入你的褶皱、你的洞孔、你的洼坑，蹲伏下来！大地，在恐惧的痉挛中，在毁灭性的喷射中，在充满垂死哀号的爆炸中，你赐我们重新赢得生命的巨大反击力！疯狂的风暴几乎摧毁我们的生命，而经由双手，我们又从你那里逆流而回，于是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埋入你的怀中，度过脱险的瞬间。沉默而侥幸地，我们用嘴唇啃噬你！

    第一次听见榴弹爆炸时，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猛然跃起，回到数千年前。这一部分，是我们身上苏醒的动物本能。它指引我们，保护我们。它并非来自意识。它更快，更迅捷，比意识更安全、更可靠。无法解释。一个人什么也没想，走着路——突然扑倒在坑道里，弹片擦过头顶——但他根本无从记起，是他听见了榴弹飞来，还是他正准备扑倒。要不是任凭本能行事，他早已成了一堆碎肉。正是这一部分，正是我们身上有预见性的嗅觉，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时候推倒我们，挽救我们。从弗兰德[4]到弗格森[5]，假如没有本能，早已无人生还。

    出发时，我们是怏怏不快或兴致勃勃的士兵——我们来到前线的边界地带。我们变成了人形野兽。

    我们进入一片稀疏的树林。开过站地炊事班，穿过树林，我们下了车。卡车开了回去，明天天亮前再来接我们。

    齐胸的浓雾和硝烟笼罩着草地。月亮高悬的天空下，部队行进在公路上。战士们的钢盔在月光中反射出微光。人头和步枪耸立在白雾中，头影和枪管上下蹿动着。

    再往前走，雾散了。人头的轮廓清晰起来。上衣、裤子和皮靴从牛奶池般的雾气中显现出来。队伍行进，一路向前。人形汇成楔子。再也看不清任何一个单独的人了，唯有一簇黑暗的楔子在向前挪动。游出雾池的人头和步枪显得古怪。一个队列——而非人群。

    一条横路上驶来轻型大炮和装弹药的马车。马背在月光下十分醒目。马匹步态优美，摆着头，眼睛闪着光。大炮和马车穿梭在月夜朦胧的幕布前。戴钢盔的骑兵们宛如古代骑士。这一幕竟动人心弦。

    我们奔向工兵场。部分人扛起又弯又尖的铁桩，部分人则将光滑的铁棍穿进铁网后跟进。沉重的铁器压得人很不舒服。

    地面坑洼不平。前方不时传来警告：“注意，左边有深弹坑。”——“小心，有个沟。”——

    我们的眼睛紧盯着地面，脚和拐杖探着路，承受着身体的全部重量。队伍猛地停住，有人的脸撞上了前面一位手中的铁丝网，气愤地大骂起来。

    路上有几辆被击毁的卡车。一道新命令：“把烟和烟斗熄灭。”——我们已靠近战壕。

    这时，四周一片漆黑。绕过一片小树林后，前线出现在我们眼前。

    地平线的一端到另一端，伸展着一抹难以捉摸的亮红。它不停地舞动，不时被炮口喷出的火焰搅乱。火球蹿到它上方，银色和红色的火球炸裂成白色、绿色和红色的流星雨，散落下来。法国的导弹对空射去，一朵蘑菇云在空中缓缓向地面飘下来，将一切照得恍如白昼，直照到我们身上，看得见地上我们清晰的影子。它飘摇了数分钟后，耗尽而灭。但马上，新的火球就再次蹿上天空，又照亮一切，再次变为绿色、红色和蓝色。

    “糟糕。”卡特说。

    暴风雨般的炮火凝成一声低沉的闷响，又瓦解为成组的爆炸。机枪单调的齐射咯嘎不停。我们头顶的空中布满无形的追逐、嘶叫、怒吼和咆哮。它们是手榴弹——夹杂着管风琴般的迫击炮和煤箱般的大型重炮。汹涌的炮弹碎片划破夜空，落在我们身后的远方。宛如一群发情的牡鹿，碎片在榴弹不间断的号叫之上，发出一道道悠远、高深、尖锐而嘶哑的吼叫。

    探照灯开始在黑夜中搜索，活像把巨大的、末端变细的直尺，滑过夜空。一盏探照灯停下来，微微颤抖一下，马上，另一道探照灯又靠近它。它们交叉着，捉住了一只黑色的试图挣脱的昆虫：一架飞机。它开始慌张，眩晕，东倒西歪。

    我们将铁桩隔着均匀的距离结实地打入地里。每组中两人抓住一卷铁丝网，其余人将它展开。这些讨厌的铁丝网上布满长刺，刮破了我的手指。我还不习惯做展开铁丝网这个活儿。

    几小时后，任务完成，但要等到卡车来接我们，还有些时间。大多数人躺下身，试着睡觉。我也一样。天气渐凉。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靠近海边的位置。一些人总是刚睡着，就被冻醒。

    有一会儿我睡得很熟，又猛然惊醒，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看见星星，看见炮火，有个瞬间我竟觉得自己睡在一座假日花园中，不知是清晨还是夜晚。蒙眬中，我躺在一个苍白的摇篮里，等待着温柔的话语，等待着一定会说给我的温柔可靠的话语——我哭了吗？我捂住眼睛，真奇妙，难道我是个孩子？还有柔软的皮肤。——只持续几秒，我就认出了卡特的轮廓。他安静地坐着。一个抽着烟斗的老兵，当然是个有盖的烟斗。他察觉到我醒了，对我说：“吓着了吧？只是个雷管，掉在了那边的灌木丛。”

    我坐起身，感到分外孤独。幸亏卡特在我身边。他沉思着望向前线：“要是不危险的话，炮火还真美。”

    一颗炮弹在我们后方爆炸。几个新兵吓得跳将起来。几分钟后又炸了一颗，比刚才更近。卡特磕掉烟斗里的烟灰：“扫射来了。”

    扫射来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匍匐着散开。有几颗子弹正好落在我们中间。有人大叫。地平线上蹿起一颗绿色的炮弹，炸得泥土高高飞起。弹片嗖嗖掠过我们耳畔。扫射停了很久后，仍能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

    我们旁边躺着一个稚气未脱的胆小新兵。他捂着脸，钢盔滚落到一旁。我抓住钢盔，想再戴到他头上。他抬头看了看，一把推开钢盔，像个孩子般爬过来，头埋在我的腋下，紧紧地贴着我的胸脯。他瘦弱的肩膀抽搐着，抽搐得就像克默里西。

    我任凭他贴着我。为了钢盔还能有点用，我将它扣在他的屁股上。这绝非恶作剧，而是考虑到那是他最凸出的部位。尽管那个部位皮肉厚实，但挨上一枪还是疼得要命，又要在野战医院趴上个把月，往后还肯定成了跛子。

    有人中弹了。爆炸间，我们听见了号叫声。

    终于安静下来。炮火飞过我们头顶，落在最后方的后备队战壕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瞥了一眼，看见红色的炸弹在空中飘浮。进攻恐怕要来了。

    我们的位置仍然平静。我坐起身，摇摇新兵的肩膀。“过去了，小家伙！我们闯过了一关。”

    他慌张地四下张望。我对他说：“你会习惯的。”

    他摸到自己的钢盔，戴在头上，慢慢回过神来。突然，他满脸通红，看上去狼狈不堪，又小心地伸手摸向自己的屁股，痛苦地望着我。我马上明白：他吓得失禁了。我可不是因此才把钢盔扣在他屁股上的——但我还是安慰道：“这不丢人。很多比你胆大的人第一次经历袭击也拉了一裤子。到灌木丛后面，把你的衬裤扔掉。去吧——”

    他羞愧地跑开了。一切又安静下来。但号叫声并未停止。“出什么事了，艾伯特？”我问。

    “那边的几个纵队挂了彩。”

    号叫声依旧继续着。听上去却不是人的声音。人不会号叫得如此恐怖。

    卡特说：“是受伤的马。”

    我从未听见过马的哀嚎，几乎无法相信。这声音就像悲叹着人间。它来自一个遭受折磨的受造物，来自一种狂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疼痛。它们正在呻吟。我们脸色煞白。德特林腾地站起来：“刽子手，这群刽子手！为什么不给它们一枪！”

    他是个农民，跟马有感情。马的叫声让他揪心。说着，就像天意，炮火声竟渐弱下来，马的嚎叫显得更加清晰。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分辨，眼下这片寂静的银色风景中，马的声音究竟来自何方。这声音看不见，像幽灵般充斥在天地间，无处不在，又四下蔓延。德特林愤怒地吼道：“给它们一枪，倒是给它们一枪啊！这帮该死的家伙！”

    “他们肯定得先救人。”卡特说。

    我们站起身，想看看马在哪里。要是能看见那群畜生，或许我们会好过点儿。迈耶有个望远镜。我们看见一团黑暗中，护理员们正抬着担架，又看见一团更大的黑暗在向前挪移，那是受伤的马。但并非所有的马都受了伤。它们中有的还向前奔跑着，又跌倒，又继续奔跑。有的马肚子上中了弹，肠子流了一地，绊住了蹄子，跌倒在地上，随后又站了起来。

    德特林举起步枪瞄向那匹马。卡特一把将他的步枪推向天空：“你疯了吗？——”

    德特林颤抖着把他的枪撂在地上。

    我们坐下，用手捂住耳朵。但这恐怖的悲鸣、呻吟和哀叹还是钻进了耳朵。从四面八方钻进我们的耳朵。

    我们几乎能忍受所有事情，但此刻却冒出一身冷汗。真想站起身跑掉，无论跑到哪里，只要不再听见这种嚎叫。而它们并不是人，只是马。

    一团漆黑的乱象中又抽离出几副担架。接着又爆出几声枪响。那结团的一坨颤动着，又归于安静。终于安静了！但并没结束。人们无法靠近那些受伤的畜生。惊马奔逃。它们因痛苦而大张着嘴。一个人影跪下身，只听一声枪响——一匹马毙倒在地——又一声枪响。而最后一匹马，两条前蹄跪在地上，像个旋转木马般转着圈。它坐在两条高高撑起的前蹄上转圈，可能是它的背部已被打得稀碎。一名士兵跑过来补了一枪，它这才缓慢而温顺地滑倒在地。

    我们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哀嚎停止了。空气中唯剩一声冗长的、逐渐止息的叹息。接着又是炸弹、榴弹的歌唱和星辰——这一切简直非同寻常。

    德特林边走边骂：“我就想知道，它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之后他又走回来，声音颤抖着，听上去几乎郑重其事：“我告诉你们，让动物上战场，是最卑劣的勾当。”

    我们往回走。到了上卡车的时间。天光已微亮，正是凌晨三点。风又清又冷。在这凄清的时辰里，我们的脸色愈加灰暗。

    我们排成单列摸索着向前行进。穿过壕沟和弹坑，又到了浓雾地带。卡特有些慌张。这不是好兆头。

    “你怎么了，卡特？”克罗普问。

    “我多想，我们能早点回家。”家——他指的是营房。

    “不会太久了，卡特。”

    他有些烦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走进交通壕，接着踏上草地。小树林浮现眼前。这里的每寸土地我们都相当熟悉。那边的猎人公墓中矗立着一座座坟茔和一具具黑色的十字架。

    就在这一瞬，我们身后响起了嘘声，它膨胀、爆裂、轰鸣。我们俯下腰身——前方一百米处，一团火球正冲向天空。

    接下来一分钟的第二次轰炸中，一片森林被炸得缓缓越过山顶，三四棵树在风中飘摇，成了碎片。接着飞来的榴弹，发出锅炉阀门般的咝咝声——猛烈的炮火——

    “隐蔽！”有人大声吼道——“隐蔽！”——

    草地太平坦了，树林又远又危险，而除了公墓和坟茔，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隐蔽。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溜进墓地，个个像被吐沫粘上一样，紧紧地贴在坟茔后。

    就在这一刻，黑暗变得疯狂。它汹涌着，怒吼着。比夜更黑的黑暗，弓着巨背，咆哮着朝我们袭来，越过我们头顶。爆炸的火焰照亮了整个墓地。没有任何出路。我在光亮中看了眼草地。草地像惊涛巨浪中的海洋，炮弹喷出的火焰像喷泉般一跃而起。谁也无法穿过这片草地。

    树林被夷为平地。它被炸烂，粉碎，摧毁。我们只能待在墓地。

    大地在我们面前爆裂。空中落下雨滴般的土块。我感到一阵猛烈的急冲，一块弹片撕碎了我的衣袖。我握紧拳头。不疼。但我心里不踏实，因为受伤后并不会马上让人感到疼痛。我捋了捋胳膊，只擦破了皮，还算完好。这时，我的头又遭到重创，我差点失去知觉。一个念头迅速闪过脑海：不能昏迷！我沉沦在黑暗的泥潭中，又挣扎着爬起来。是一块弹片削到了我的钢盔。它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才没能射穿我的钢盔。我抹去眼中的灰土，模糊地看见我面前炸开了一个大坑。我想躲进这个弹坑，毕竟炮弹几乎不那么容易两次在同一个位置爆炸。我猛地跳向它，像鱼一样平趴在地上。又传来咝咝声，我赶紧爬过去，伸手去抓遮蔽物，感到左手边有一样东西，我紧贴过去，它滚到一边。我呻吟着。天崩地裂。气浪在我耳边轰鸣。我爬到那裂开的东西里，盖住了自己。它是一块木头、一块布，是掩蔽物、掩蔽物，是用来遮蔽横飞弹片的可怜的遮蔽物。

    我睁开眼睛。我的手紧紧抓着一只衣袖、一条胳膊。是个伤兵吗？我喊他，没有回答——是个死人。我继续抓着，摸到些木碎——现在我又记起，我们正躺在墓地里。

    但炮火的猛烈超越了一切。它毁灭了直觉。我只能更深地躲在棺材里，它保护我，尽管死神就躺在里面。

    我的面前是裂开的弹坑。我用目光抓着它，就像用拳头。我纵身一跳，脸上却吃了一拳。有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难道死人活了？那只手摇晃着我。我转过头，在瞬间的火光中惊讶地盯着卡特的脸。他大张着嘴，咆哮着。我什么也听不见。他摇着我，凑近我。炮火消歇的刹那，我听清了他的话：“毒——毒气——毒气！把话传出去！——”

    我伸手抓我的防毒面具。离我稍远的地方躺着一个人。我只想到一件事：这个人必须知道“毒气——毒气——”！

    我喊着，凑向他，用背包打他，他完全没有察觉——我又打他，打他——他只顾埋着头——一个新兵。我绝望地看着卡特。他已经戴上了面具——我也拿起了我的面具。钢盔歪到一边，碰到了我的脸。我抓住那人。我身旁搁着他的背包。我抓住他的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他明白了——我松手一跃——随后，猛地跳进弹坑。

    瓦斯弹沉闷的爆破声和炸弹的炸裂声混合在一起。夹杂在爆炸声和金属重击声中的预警向四周发出警告：毒——毒——毒气——

    我身后“砰”地掉下重物。一次，又一次。我擦拭着防毒面具镜片上的哈气。是卡特、克罗普和另一个人。我们四人心情沉重而紧张地躺在坑道里，尽量轻微地呼吸着。

    刚戴上防毒面具的几分钟决定着生死：它密闭吗？我见过野战医院里那可怕的场面：中了毒的那些伤兵连续数日哽咽着将被烧伤的肺一块块呕吐出来。

    我的嘴卡在瓣膜上，如临深渊般呼吸着。现在，毒气正在地面汹涌地蔓延，弥漫了所有的坑洼。它像一只柔软而巨大的水母，游进了我们的坑道，伸着懒腰躺下身。我碰了碰卡特：爬出去，躲在高处比待在这儿强。这里聚集的毒气太多。可不等我们往高处爬，第二次袭击就爆发了。这次可不是呼号的炮轰，而是大地狂怒的吼声。

    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轰然朝我们冲过来，滚落在我们旁边。是口被掀翻的棺材。

    我看见卡特动了动，我朝他爬去。那口棺材正好砸在坑里第四个人的一条伸出的胳膊上。那人正试着用另一只手掀开自己的防毒面具。克罗普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猛地把他那只手反扭到背后，死死按住。

    卡特和我爬过去，准备拉出他那条受伤的胳膊。棺材盖翘着，已经被炸裂。我们轻易掀开了它，扔出尸体。尸体滑落到坑道下方。接着我们试着松动棺材底部。

    幸好他昏迷了，而克罗普又能来搭把手。我们用不着那么当心，而是拼尽全力大干起来。直到棺材在插进土里的铲子的铲掘下，叹息着服软。

    天亮了。卡特把一块棺材板放在受伤的胳膊下。我们用尽了所有的绷带。眼下我们也做不了别的。

    我的头在防毒面具里嗡嗡作响，简直要炸了。我胸口憋闷，空气始终灼热而稀薄。太阳穴暴着青筋，我快要憋死了——

    一束朦胧的光照在了我们身上。风吹进墓地。我爬出了弹坑。肮脏的曙光中，横在我眼前的是一条被炸断的腿，长靴还完好无损。这一切我看得一清二楚。几米外站起一个人。我擦了擦面具上的镜片，它马上又因为我的激动而模糊了。我从镜片后注视着——发现站着的那个人已经不戴防毒面具了。

    我等了几秒——他没倒下。他环顾四周，走了几步。风已吹散了毒气。空气是干净的——我也扯开我的防毒面具，跌倒在地。空气像冰冷的水般涌进我的身体。我的眼睛要炸裂了，气流淹没我，我眼前一片漆黑。

    轰炸停了。我转向弹坑，去招呼另外几个人。他们也爬出来，摘下了防毒面具。我们拖着那个伤兵。一个人把着他绷着夹板的胳膊。就这样，我们踉跄着匆忙往前走。

    墓地已成废墟。到处是棺材和尸体。他们又被杀死了一次。但每具破碎的尸体都救了我们一条命。

    栅栏东倒西歪。工地的路轨被炸出了轨，僵硬而扭曲地立在空中。我们面前躺着一个人。我们停下来，让克罗普扶着伤兵继续往前走。

    地上躺着的是个新兵。屁股上满是污血。他已气若游丝，我赶紧抓起我的军用水壶，里面装着朗姆酒和茶。卡特按住我的手，朝他弯下身：“你伤到哪儿了，朋友？”

    他动了动眼皮。他没力气回答。

    我们小心地撕开了他的裤子。他呻吟着：“轻点，轻点，这样好些——”

    如果他腹部受伤，那什么也不能给他喝。他没有呕吐，这算是好事。我们露出了他的臀部。那里是一团碎肉和裂骨。他的关节中了弹。这个年轻人以后再也走不了路了。

    我弄湿了手指，擦了他的太阳穴，又给他灌了一大口东西。他的眼珠转动了。我们这时候才看见，他的右胳膊也流着血。

    卡特展开两卷绷带，盖住了他的伤口。我想找点东西包扎在绷带上，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撕开他的裤管，想剪下一条他衬裤上的布当绷带。可是他没穿衬裤。我仔细看了他一眼：原来他就是刚才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

    卡特这时从一个死人的背包里找来一卷绷带。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伤口包扎起来。他忍着痛盯着我们。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去找副担架。”

    他张开嘴，呻吟道：“别走——”

    卡特说：“我们马上回来，就去给你找副担架。”

    我们不知他是否听懂了。他像个孩子般呜咽起来，拉住我们：“别走——”

    卡特四下张望着，低声说：“要不干脆给他一枪，结果了他？”

    他根本禁不起路上折腾，最多还能坚持几天。迄今的疼痛比起他死前将要遭受的痛苦，根本不值一提。现在他正失去知觉，意识凌乱，而一小时后，他将由于无法承受的剧痛，成为一件尖叫的行李。对他来说，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疯狂的折磨。他活着，又对谁有益处呢？

    我点点头。“是，卡特。应该给他一枪。”

    “把枪给我。”他说着，站着没动。他已下定决心，我看得出来。我们望向四周，发现已不只是我们两人。我们眼前聚集了一群人，从弹坑和战壕里伸出一个个脑袋。我们找来了一副担架。

    卡特摇着头。“多年轻的小伙子。”他又重复道，“真年轻啊，一个无辜的小伙子——”

    我们的损失远远低于预期：五死，八伤。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火力袭击。两个死去的士兵，躺在被炸开的墓穴里，我们只消把他们埋葬。

    我们往回走。沉默无语地前后排成一列纵队。伤兵被送去了野战医院。这是个阴郁的清晨。卫生员拿着号码和标牌手忙脚乱，伤员们则呻吟呜咽。下雨了。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了卡车，一个个爬上去。现在，卡车比来时宽敞了许多。

    雨下大了。我们摊开帐篷布，遮在头上。雨水敲击着帆布，沿着两侧流下来。卡车驶过坑洼不平的路面，我们半睡着，颠簸间前后摇晃着身体。

    车厢靠前站着的两个人，手拿长长的叉杆。他们注意着横挂在道路上的电话线。线架得很低，恨不能砍断我们的脖子。那两人用叉杆挑高电话线，举过我们的头顶。我们听见他们喊着：“当心——电话线。”在半睡中，我们弯曲一下膝盖，接着再站直。

    单调晃动的卡车。单调的喊声。单调地下着雨。雨落在我们头上，也落在死者的头上，落在受伤新兵稚嫩的身体上。对他的屁股来说，他的伤口未免太大。雨也落在克默里西的坟墓上，落在我们心上。

    某处传来爆炸声。我们一激灵，紧张地睁开眼，双手又做好随时翻出车挡、跳到路边沟壕里的准备。

    什么也没发生。唯有单调的喊声：“当心——电话线！”我们蹲下身，又半睡过去。

    [3]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每逢节日，除病弱者外，所有犹太人都住进棚里，献上祭品，感谢上帝的恩赐。住棚节也是农民求神降雨的日子。

    [4]西北欧，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交界处。

    [5]德国西南部与法国接壤的山脉。

    V

    挨个弄死身上的几百只虱子是件苦差事。没完没了地用指甲掐死这些硬邦邦的小动物，很容易让人感到厌烦。为此，加登在点燃的蜡芯上，用铁丝固定了一个鞋油盒盖。只要把虱子往这个小平底锅上那么一扔——啪嗒，它们就被干掉了。

    我们围圈而坐，膝盖上放着衬衫。温暖的微风中，我们光着膀子，手里忙活着。海尔身上的虱子是优良品种：每个头上都长着红十字。他声称：这些虱子是他从托尔豪特野战医院带回来的。它们曾专属一位少校军医。他还想用鞋油盒盖里慢慢熬制的虱子油，擦他的长靴。为了这个笑话，他足足狂笑了半小时。

    但今天，他的笑话并不走运。我们正忙着想别的事情。

    传闻变成了事实。西摩尔史托斯来了。昨天他一出现，我们就听见了他熟悉的声音。听说他在老家的练兵场虐待了几个新兵，却不知有个新兵是行政长官的儿子，为此他遭了殃。

    这里会让他大开眼界。加登已经琢磨了几小时，该怎么对付他。海尔则沉思着看自己的大手，并朝我使了个眼色。上次的斗殴是他的人生巅峰。他告诉我，那晚的事，他还时常梦到。

    克罗普和米勒正聊着天。克罗普托人搞到满满一盒豆子，可能是从炊事班。米勒贪婪地瞟着豆子，却克制地问道：“克罗普，现在要是和平了，你打算做什么？”

    “不会和平的！”克罗普马上说。

    “呐，我是说假如——”米勒坚持道，“你会做什么？”

    “离开这儿！”克罗普抱怨着。

    “这是自然。然后呢？”

    “喝个大醉。”克罗普说。

    “别胡说。我是说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克罗普说，“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卡特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索要了克罗普的贡物，接过豆子，又考虑良久，说道：“当然可以喝个大醉。但之后你得乘下一趟火车回老家去。老天！和平了，克罗普——”

    他在油布皮夹里翻出一张照片，骄傲地给大家传看：“这是我老婆！”之后他又把照片收好，骂道：“这该死的爬满虱子的战争——”

    “说得好。”我说，“可是你有老婆孩子。”

    “没错。”他点点头，“我还得让他们吃饱。”

    我们都笑了：“他们饿不着，卡特。你总能搞到吃的。”

    米勒对他们的回答并不满意，仍想追问。他一把推醒正在做着殴斗美梦的海尔·维斯胡斯：“海尔，要是现在和平了，你会做什么？”

    “他会狠狠地踹你的屁股，因为你就是打那儿开始的。”我说，“你究竟是怎么想出和平这档子事的？”

    “牛屎是怎么上屋顶的？”米勒言简意赅地说，又转向海尔·维斯胡斯。对海尔来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他晃着长满雀斑的脑袋：“你的意思是，等战争结束？”

    “没错，你都听到了。”

    “那时候肯定有女人，不是吗？”海尔舔了舔嘴唇。

    “没错。”

    “妈的！”海尔说着，笑逐颜开，“到那时候，我就抓着个结实的浪货，一个真正的胖婊子。你知道，就那么一把抓住她那点儿像样的东西，猛地跳到床上！你们想想，床是真正的弹簧床，颤颤巍巍。朋友，八天我都不会穿上裤子。”

    一片沉寂。这个画面太动人。我们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最后，还是米勒打起精神：“然后呢？”

    无声。“然后，”海尔难为情地解释道，“我要是能当上下士，我就继续待在部队超期服役。”

    “海尔，你真是疯了。”我说。

    他不急不躁地反问道：“你挖过泥煤吗？去试试看。”

    说着他从长筒靴里抽出一把勺子，伸到克罗普的碗里。

    “再糟也糟不过在香巴涅[6]挖战壕吧？”我反驳道。

    海尔嚼着豆子，冷笑道：“挖的时间更长。同样跑不出来。”

    “可是老天，在家不是更好吗！海尔。”

    “有好有坏——”说着，他张着嘴，陷入沉思。

    从他的表情能读出他的心思——沼泽地上的破茅屋，从早到晚在荒原的炎热中干重活儿，微薄的收入，肮脏的工作服——

    “和平时，待在部队很舒服。”他说，“每天都有吃的，没有的话，你可以闹事。有张床，每八天发一身干净的衣服，穿得像个绅士。只要你老老实实服士官兵役，你还有一套漂亮的制服。而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像个自由人一样去酒馆儿了。”

    海尔很得意，他甚至爱上了自己这个主意。“而且你要是服满十二年兵役，还能拿到一笔退役金，之后当个乡警。这样，你就可以整天东游西逛。”

    他现在就陶醉在未来的日子里了：“想想吧，你会受到怎样的款待。这儿给你一杯白兰地，那儿给你半升啤酒。谁不愿意跟警察搞好关系？”

    “但你当不了士官，海尔。”卡特抛出一句。海尔吃惊地望着他，一声不吭。他大概还想着一个秋天凉爽的夜晚，荒原上的周日，村里的钟声，和女仆们厮混的下午和晚上，荞麦面包配大片熏肉，在小酒馆儿里无忧无虑地大汗淋漓——

    海尔无法迅速抛却如此多的幻想。于是他恼怒地嘟囔着：“你们总问些蠢问题。”

    他从头上套上衬衫，扣好了军装扣。

    “那么，你打算做什么，加登？”克罗普问。

    加登只有一桩心事：“注意，千万不能放过西摩尔史托斯。”

    他大概最想的就是把他关进笼子，每天早晨用棍子教训他一顿。他热情地对克罗普说：“我要是你，我就要做到中尉。到时候好好收拾他，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你呢，德特林？”米勒追问道。他是个天生爱刨根问底的教书匠。

    德特林话不多。但就这个问题，他给出了答案。他望向天空，只说了一句话：“我还能赶上收庄稼。”说完，他站起身走了。

    他正在发愁。他老婆现在不得不经管庄稼。两匹马又早就送走了。现在，他每天都留意送来的报纸，看看他老家奥尔登堡是否下雨。要是不下雨，他们就不用收干草。

    这时西摩尔史托斯出现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加登变了脸。他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气愤地闭上了眼睛。

    西摩尔史托斯有点不知所措。他先是放慢脚步，接着又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们。我们中没人有起身的意思，而克罗普则饶有兴味地望着他。

    这时，他站在我们面前，等待着。由于没人吱声，他说了声“呐”作为开场白。

    几秒钟过去了，西摩尔史托斯显然不知如何是好。他此刻最想的是让我们跑步，折磨我们。但他毕竟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前线不是练兵场。他再次试着将目光从众人身上移开，去盯着某个人，并希望，这样做能更容易得到回答。克罗普因为离他最近而受到青睐：“呐？你也在这儿。”

    但艾伯特不是他的朋友，他回答得很勉强：“比您来得稍早点儿，我想。”

    他红色的髭须颤抖起来：“你们是不认识我了，对吗？”

    加登这时睁开双眼：“不，我认识你。”

    西摩尔史托斯转向他：“这可是加登，不是吗？”

    加登抬起头：“那你可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西摩尔史托斯惊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以‘你’相称的？我们并没一起躺过公路边沟吧！”

    他根本不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对于公开的敌意，他绝对料想不到。但他必须采取防御措施。肯定有什么人跟他说过背后放枪之类的蠢话。

    加登在发火之前，就公路边沟的问题，甚至开起了玩笑：“是的，当时边沟里只有你自己。”

    这下西摩尔史托斯爆发了。但加登的火气抢了先，他不骂不快：“你想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你是只猪猡。说的就是你！我很早就想告诉你。”数月来终于获得的满足感，在他脱口说出“猪猡”的瞬间，无遗地暴露在他闪烁的猪眼中。

    西摩尔史托斯这时大发雷霆：“你这条疯狗。你这个下流的狗娘养的。你想干什么？您起立！长官跟您说话时，您应该立正！”

    加登做了个卓越的手势：“您可以稍息了，西摩尔史托斯。解散！”

    西摩尔史托斯就是一部会咆哮的军事训练规章，比皇帝还不容冒犯。他吼叫道：“加登！我以长官的身份命令您：起立！”

    “还有别的口令吗？”加登问。

    “您到底服不服从我的命令？”

    加登的冷静答复，竟在不知不觉中引用了著名的经典语句。而与此同时，他还转身放了个响屁。

    西摩尔史托斯暴跳如雷：“您一定会上军事法庭的！”

    我们看着他逐渐消失在通往文书室的方向。

    海尔和加登像挖煤工一样爆出大笑，而海尔竟笑得下巴脱了臼。他突然张着大嘴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艾伯特只好对准他猛打一拳，让他的下腭重新复位。

    卡特则忧心忡忡：“要是他汇报给上级，那就糟了。”

    “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加登问。

    “肯定会。”我说。

    “要是罚你，至少是五天禁闭。”卡特说。

    这并没吓到加登：“五天禁闭不就是休息五天嘛！”

    “要是把你送到要塞上去呢？”细致认真的米勒琢磨道。

    “要是那样的话，战争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

    加登天性乐观。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值得担忧。他跟海尔、莱尔一道撤了，以免被告发后，那帮人火气正大时立即找到他。

    米勒的问题依然没完。他又抓着克罗普问：“艾伯特，要是真能回家，你打算做什么？”

    克罗普这会儿吃饱了肚子，随和地说：“我们班到底有多少人？”

    我们计算着：二十人中死了七个，受伤四个，还有一个进了疯人院。那么，总共最多也就十二人。

    “其中三个当了少尉。”米勒说，“你们认为，他们还能忍受康托列克的训斥吗？”

    我们不这样认为。就连我们也不愿再忍受别人的训斥。

    “你怎么看《威廉·退尔》中的三重主题？”克罗普一边回忆着，一边尖声大笑。

    “哥廷根林苑派的主旨是什么？”米勒也突然严肃起来。

    “勇士查理有几个孩子？”我平静地反问。

    “您这辈子一事无成，博伊默尔。”米勒聒噪道。

    “扎马会战发生在哪年？”克罗普想知道。

    “您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您坐下，减三——”我打了个手势，表示拒绝。

    “对来库古来说，哪些是政府最重要的任务？”米勒低声问，假装推了一下夹鼻眼镜。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德国人除了敬畏上帝，不怕尘世间的任何人，还是说我们德国人——”我提出一个问题。

    “墨尔本的人口是多少？”米勒叽叽喳喳地反问。

    “如果您连这个都不知道，您这一生还想成就什么？”我气愤地问艾伯特。

    “内聚性是什么意思？”他打出了一张王牌。

    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我们大多已忘记。而在学校里，却没人教过我们如何在风雨中点燃香烟，如何用潮湿的木头生火——或如何刺向肚子，而不是刺向肋骨，以免卡住刺刀。

    米勒思索着说：“战场上这些经验有什么用？我们总要回到课堂。”

    我认为绝不可能：“但说不定会给我们来次特别的考试。”

    “那也要准备。就算考试通过了又能怎样？上大学也未必好。要是没钱，还不是要苦读书。”

    “会好一些。只不过他们灌输的东西，照旧是些胡说八道。”

    克罗普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怎么会把那些废话当真。”

    “但是你总得有个职业。”米勒反驳道，仿佛他就是康托列克本人。

    艾伯特拿出小刀修理起指甲。对于他的讲究，我们有些吃惊。但他不过是在思考罢了。他放下小刀，继续说道：“的确！卡特、德特林和海尔会重拾旧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职业。西摩尔史托斯也一样。但我们从没有过什么职业。经历过这一切，”他朝前线比画着，“我们还能适应什么职业。”

    “必须给我们发放年金，那样我就可以一个人住在树林里——”说着，我却马上为我的自大感到羞愧。

    “我们回去以后的日子会怎样呢？”米勒自己也恐慌起来。

    克罗普耸耸肩：“我不知道。先得回去才能知道。”

    我们都不知所措。“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问。

    “我对什么都没兴趣。”克罗普厌烦地答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死的。死了还能做什么？我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活着回去。”

    “一想到战后，艾伯特，”过了一会儿，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一听到‘和平’这个词，我就想，以后去做些难以想象的事，或许我真的会这么做。这个念头冲进我的脑袋。你知道，只有能做那样的事，我们才不算白白在这儿受苦。可我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想到职业、学业或工资这些事——让人厌恶。这些事一直在，以后又要重来。我什么都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艾伯特。”

    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前途一片黑暗。

    克罗普也在思考：“我们都将面临艰难的处境。家里人不是时常也为此操心吗？两年的枪林弹雨——这段记忆，随后怎么可能像脱袜子一样轻易抹去——”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不仅是我们几个，战场上的每个同龄人，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命运。

    艾伯特脱口而出：“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已不再年少。我们不再想征服世界。我们是逃兵。我们既逃避自己，又逃避生活。我们才十八岁，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却不得不对这一切开炮。第一颗榴弹，第一次袭击射向了我们的心脏。我们与行动、追求和进步断绝了关系。我们再不相信这一切：我们只相信战争。

    文书室气氛热烈。看来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向上方告了急。快步走在纵队前列的是肥胖的中士。说来奇怪，几乎所有在编的中士都是胖子。

    他后面紧跟着复仇心切的西摩尔史托斯。他的皮靴在阳光下锃光瓦亮。

    我们站起身。中士气喘吁吁地说：

    “加登在哪里？”

    当然，没人知道。西摩尔史托斯气愤地盯着我们：“你们肯定知道，就是不说。赶紧说出来！”

    那位中士搜寻地环顾四周，根本找不到加登。于是他试图反着来：“加登必须在十分钟内去文书室报到。”说完他走了。西摩尔史托斯也紧跟着走出去。

    “我有种感觉，下次去构建工事时，铁丝网会落在西摩尔史托斯的腿上。”克罗普设想着。

    “在他身上，我们还能找到很多乐子哪。”米勒笑着说。

    这就是我们的抱负：打击这个邮差的想法。

    我走进营房，告知了加登发生的一切，好让他躲开。之后，我们换了个地方，又躺下来打牌。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打牌，骂人，开战。对二十来岁的人来说，这一切并不算多——但又太多了。

    半小时后，西摩尔史托斯又来了。没人理他。他找加登。我们耸耸肩。

    “你们得去把他找来。”他坚持道。

    “谁是‘你’？”克罗普询问道。

    “就是你们几个——”

    “我想请您，不要对我们以‘你’相称。”克罗普说得像个长官。

    西摩尔史托斯就像一脚踩了空：“谁用‘你’称呼你们了？”

    “您！”

    “我？”

    “是的。”

    他左思右想，又怀疑地斜睨了一下克罗普，因为他根本没闹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毕竟在这件事上，他有点晕头转向，于是他妥协道：“你们没找到他？”

    克罗普躺在草地上，说道：“您以前上过前线吗？”

    “这跟您毫不相干。”西摩尔史托斯果断地说，“我在要求你们答复。”

    “很好。”克罗普说着站起身，“请您往那边看，空中挂着一簇簇云团，那是高射炮轰炸的。昨天，我们就在那边。死了五个，伤了八个。但这个数不过是小意思。下次您跟我们一起上前线时，全体士兵都会在他们死前先到您面前，立正挺直，利落地请示您：请您允许我们解散！请您允许我们赴死！我们正在恭候一位像您这样的人。”

    说完他又坐下，而西摩尔史托斯则像颗彗星般消失了。

    “三天禁闭。”卡特猜道。

    “下次让我来。”我对艾伯特说。

    但结束了。当晚集合时进行了审讯。少尉贝尔廷克坐在文书室，叫我们挨个进去盘问。

    我也同样，必须作为证人到场，并解释加登造反的原因。遗尿症的事让人印象深刻。西摩尔史托斯被叫了进来。我又重复了一遍证词。

    “是真的吗？”贝尔廷克问西摩尔史托斯。

    他支吾着，可当克罗普做出同样的陈述时，他最终承认了。

    “为什么当时没人报告这件事？”贝尔廷克问。

    我们沉默不语。他心里应该清楚，在兵营里申诉这种小事有何意义。况且在部队里允许士兵们抗议吗？他确实清楚这点，于是首先训诫了西摩尔史托斯，并再次严厉地阐明，前线绝不是练兵场。随后轮到了加登。他受到了狠狠的痛斥，并罚以三天普通禁闭。他又给克罗普使了个眼色，宣布他禁闭一天。

    “没别的办法。”他同情地对他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普通禁闭还算舒服，地点是从前的鸡舍。两个关禁闭的人被允许接受探望。我们熟悉去鸡舍的路。高级禁闭就像蹲地牢。以前我们还曾被捆在树上，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禁用了。有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人的待遇。

    加登和克罗普被关在铁栅栏里一小时后，我们出发去看他们。加登鸡鸣般地迎接了我们。后来我们打斯卡特牌直到深夜。当然，赢的是加登，那个愚蠢的可怜人。

    回去的路上，卡特问：“你觉得烧鹅怎么样？”

    “不错。”我说。

    我们爬上了一辆弹药运输车。路费是两支香烟。卡特确切地记着地点。那间窝棚归团司令部。我决定去抓鹅，并让他给些指点。窝棚位于一堵墙后，只用一根桩子顶着门。

    卡特向我伸出双手，我踩上去，翻过墙。卡特在下面望风。

    我站了几分钟，好叫眼睛适应黑暗，之后我看见了那个窝棚。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摸到了那根木桩，搬走它，打开了门。

    我看见两团白，是两只鹅。这可不好：抓住一只，另一只肯定会大叫。那就干脆抓两只——只要我动作快，就抓得住。

    我“嗖”地跳过去，立即抓住一只，不一会儿又抓住另一只。我疯狂地抓着两只鹅头，使劲往墙上摔，想把它们摔晕。但一定是我用力欠猛，两只鹅仍轻声咳叫着，爪子和翅膀拼命扑腾。我奋力搏击着，但是活见鬼，鹅的力气可真大！它们拖扯着我东摇西晃。黑暗中，两团白肉残暴得够呛，我的胳膊像长出了翅膀，我几乎害怕自己会冲向天空，就像手里抓着几个阻塞气球。

    接着，叫声变大了。一只鹅偷了口气，像只闹钟一样发出嘎嘎声。还没等我下手，外面就冲进了什么，一下撞到我身上，我跌倒在地，听见愤怒的呼噜声。是一只狗。

    我歪头一看，它正扑过来，要咬我的脖子。我马上一动不动，把下巴缩进了衣领。

    它是一只猛犬。过了好久，它才缩回头，蹲在我身边。但只要我稍微一动，它就狂吠不止。我思考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抓起我的左轮手枪。在有人出现之前，我必须离开这儿。我一厘米一厘米地伸手摸枪。

    时间慢得似乎过了几小时。一个轻轻的动作总是引来危险的狂吠。我只好保持安静，重新尝试。终于，我抓住了枪，手开始颤抖。我把枪按在地上，做好了准备：在它还没扑上来之前，举起手枪，射击，接着赶紧逃走。

    我吸了口气，平静下来。接着我屏住呼吸，猛地举起枪，“砰”的一声枪响，那只猛犬大叫着跳到一边，我赶紧冲向窝棚的门，却被一只逃跑的鹅绊了个跟头。

    我一把抓住它，迅速把它抛到墙外，自己也爬上了墙。还没等我翻墙，那只狗又活络起来，跳起来扑向我。我赶紧跳下了墙。十步之外站着卡特，胳膊下夹着鹅。他一看见我，我们就迅速跑掉了。

    我们终于能喘口气。鹅已经死了。卡特迅速解决了它。我们想马上烧烤，以免被人发现。我从营房里取来锅和木头。我们转移到一间能干这类事的狭小废弃库房。那里唯一一扇老虎窗遮得严严实实，里头还有个类似炉灶的东西，几块砖上搁着一块铁板。我们生起了火。

    卡特拔了鹅毛，准备烹制。鹅毛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我们准备用它做两个小枕头，上面写上：“在炮火中安眠！”

    我们的避风港四周，呼啸着前线的炮火。火光跳跃在我们脸上，影子在墙上舞蹈。爆炸的闷响不时传来，震得整个库房都在颤抖。那是空投炸弹。有一次我们还听见了尖叫，肯定是某间营房遭遇了空袭。

    飞机嗡嗡作响，机枪的嗒嗒声传来。但我们这儿漆黑一片，没人看得见一丝光亮。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而坐，卡特和我，两个穿着破军装的士兵，半夜时分，烤一只鹅。我们没说什么，但彼此的体贴比我想象的爱侣更为温柔。我们是两个人，两个微弱的生命火星。外面是黑夜和死神的地盘，我们坐在它的边缘，既危险又安全。鹅油滴下来，我们的心靠得很近，而这个时刻就像这个空间：温暖的火苗跳动着，感情的光影激荡着。他了解我吗？——我又了解他吗？从前我们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共鸣——但现在，我们坐在一只鹅前，感受着彼此的存在，如此靠近，乃至根本无须多话。

    即使鹅又嫩又肥，烤鹅也要花很长时间。因此我们轮流着：一个人往鹅上涂油时，另一人就躺下睡觉。美妙的香味弥漫开来。

    外面的嘈杂声汇成交响，潜入梦境，却并未彻底打败印象。半梦半醒间，我看见卡特举起勺子又放下来。我爱他，爱他的肩膀，爱他的粗笨的、佝偻的轮廓——而同时，我又看见他身后的树林和星辰，听见一个慈爱的声音说着抚慰的话。我，一个士兵，穿着军靴，系着腰带，背着行囊，高远天空下的一个小身影，朝着眼前敞开的大路走着，除了难得的忧伤外，很快就忘了一切，只顾在寂寥的夜空下朝前走。

    一个小兵和一个慈爱的声音。要是有人想抚摸他，他恐怕无法理解。一个穿着军靴的士兵和一颗迟钝的心。他向前走着，因为他穿着军靴，因为除了前进，他忘了一切。士兵，难道天边的花和美景如此宁静，不叫他落泪吗？难道那不是他从未遗失的景象，因为他从未拥有？令人迷醉，又在他眼前转瞬即逝？难道那不是他二十年的生命吗？

    我的脸湿了，而我在哪儿？卡特站在我面前。他魁梧而佝偻的身影像故土般覆盖在我的身上。

    随后他说：“鹅烤好了。”

    “是，卡特。”

    我打了个激灵。屋子中央，一只褐色的烤鹅发着光。我们拿出折叠的刀叉，每人切下一条鹅腿，就着黑面包，蘸着汁。我们慢慢吃着，享受着。

    “好吃吗，卡特？”

    “好吃！你呢？”

    “好吃，卡特。”

    我们是兄弟，彼此谦让着最好的鹅肉。之后我抽了根烟，卡特抽了支雪茄。鹅肉还剩下很多。

    “卡特，我们给克罗普和加登带去一块怎么样？”

    “就这么办。”他说。我们切下了一份，细心地用报纸包好。剩下的本想带回营房，但卡特笑了，只说了句：“加登。”

    我明白了。我们把剩下的都带着，我们朝鸡舍走去，去叫醒他们。走之前，我们还包好了鹅毛。

    克罗普和加登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了海市蜃楼。接着他们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加登双手拿着一只鹅膀子，就像吹着一支口琴。他喝着锅里的油，吧嗒着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我们走回营房。寥廓的天空中挂着繁星，拂晓将临。我朝前走着。一个穿着军靴、吃得饱饱的士兵。凌晨中的一个小小士兵——而走在我身边的，是佝偻着、棱角分明的卡特，我的战友。

    营房的轮廓像个黑色的美梦，在拂晓的光中展现在我们眼前。

    [6]位于法国东北部。

    VI

    传说敌方要发起进攻。我们比平日提早两天开赴前线。途经一所被炸毁的学校时，我们看见学校的一侧垛起了原木色尚未抛光的崭新棺材，像一堵双层高墙。它们散发出树脂、松木和森林的气味，至少一百口。

    “这是为进攻做好了准备。”米勒有些吃惊。

    “给咱们预备的。”德特林嚷嚷着。

    “别胡说八道！”卡特叱责道。

    “要是能有口棺材，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加登悻悻地说，“不信等着瞧！他们会把你这个肉靶子用帐篷布裹起来。”

    其他人也开着玩笑。令人不适的玩笑。否则我们还能说什么——那些棺材确实是为我们预备的。这种事他们干得不错。

    前方热火朝天。第一晚，我们试图确定方位。周围非常寂静时，我们听得见敌人后方的运输声，一直持续到凌晨。卡特说，它们不是开走，而是运来部队。部队、弹药和大炮。

    英国加强了炮兵兵力。这一点，我们立即有所察觉。农庄的右侧至少多出了带20.5口径大炮的四个炮兵连。杨树残株的后面部署了迫击炮。此外，还附加了不少装有触发引信的法国小型重炮。

    我们士气消沉。躲进掩蔽壕两小时后，我方的炮弹射进了地垒。这是四周以来的第三次。假如只是瞄准失误，我们不会抱怨，但事实是炮管磨损严重。它失控地散射到自己人的阵地上。这一夜，我们已经有两人因此受伤。

    前线是只兽笼。笼中人只能紧张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趴在枪林弹雨中，活在持续的焦虑中。悬浮在我们头顶的是偶然。假如一颗子弹射过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趴下。至于子弹射向何方，我们既不知道，也无从左右。

    让我们若无其事的却正是这种偶然。几个月前，我在掩蔽壕中玩斯卡特牌。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另一个掩蔽壕看一个朋友。可等我回来，我的掩蔽壕已经不见了。它被一颗重型炮弹炸得粉碎。等我再回到第二个掩蔽壕时，却来得正巧，帮他们把沟壕挖出来。它在我一来一去间被掩埋了。

    我是被炸死，还是继续活着，同样出于偶然。在掩蔽壕里，我可能会被压得粉身碎骨，而在空地上，我可能会承受十小时的炮火而毫发无损。士兵们只有扛过上千次偶然才叫活着。每个士兵都相信和信赖偶然。

    我们必须留神面包。最近战壕里秩序混乱，老鼠们繁殖得很凶。德特林断言，这是最可靠的噩兆。

    这里的老鼠尤其让人恶心，长得又肥又大，人称尸鼠。它们的脸丑恶，奸刁，无毛。谁看见它们又长又秃的尾巴，都会吐出来。

    它们相当饥饿，几乎蚕食过每个人的面包。克罗普用帆布牢牢绑好面包，枕在头下，但他根本无法入睡，因为老鼠们在他脸上爬来爬去，想方设法弄到面包。德特林自作聪明，在天花板上固定了一根细铁丝，把面包挂在铁丝上。但当他晚上打开手电筒时，却看见铁丝在东摇西晃，一只胖老鼠正骑在面包上。

    我们决定了断这种局面。我们悉心切掉了面包上被动物啃过的部分。整个扔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否则明天就没吃的了。

    我们把切下的面包集中放在地中间。个个拿出铁铲趴在地上，准备围殴。德特林、克罗普和卡特则拿好了手电筒。

    几分钟后，我们听见了一阵窸窣的拖沓声。声音越来越大，变成吧嗒吧嗒的脚步声。随着电筒一齐点亮，所有的铁铲都朝着黑黢黢的一团砸下去。它们叽喳着一哄而散。战绩不错。我们铲起死老鼠，扔到壕沟边，继续暗中埋伏。又成功地打击了几次老鼠后，它们似乎有所察觉，或嗅到了血腥味，再也没来。但第二天，它们还是拖走了地上的面包屑。

    它们在相邻的一段战壕里袭击了两只大猫和一条狗，咬死并吃光了它们。

    第二天有艾达姆干酪。每人领到差不多四分之一块。这一方面是好事，毕竟艾达姆干酪味道很好——但另一方面又很可疑。因为在我们眼中，这种油腻的红球是厄运的前兆。我们的预感随着之后分发的烧酒变得更为确凿。我们暂且喝了酒，但心情沉重。

    白天我们比赛射杀老鼠，四处溜达。子弹和手榴弹的储备十分充足。我们亲自检查了刺刀。有一种钝面有锯齿的刺刀，要是带着它被那边的人抓到，准会没命。我们在紧邻的战壕中发现几个自己人被这种带锯齿的刺刀割了鼻子，挖了眼睛。敌人之后又用锯屑塞满了他们的嘴和鼻子，让他们窒息而死。

    有几个新兵仍拿着类似的刺刀。我们帮他们拆掉，换上普通的。

    其实，刺刀在战场上已失去意义。现在冲锋时流行拿着手榴弹和铁锹。磨快的铁锹是一种轻便而多用途的武器。不仅可以戳敌人咽喉，还可以用它搏击，揍得很猛。特别是一锹斜砍在敌人的肩膀和脖颈之间，很容易一下劈到胸部。而刺刀在刺进去时却经常卡住，只有往对方肚子上猛踹一脚，才能把它拔出来。这个瞬间，自己也很容易被刺上一刀。同时，这种刺刀还常常折断。

    夜里有毒气施放。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躺着，等待进攻。准备在第一道人影出现时，摘下防毒面具。

    但什么都没发生，直至天光破晓。唯有敌方的车轮声持续不断地折磨着我们的神经。火车，火车，货车，货车，它们在集结什么？我们的炮兵不断向对方开炮，但运输的声音并未停止，没有停止——

    我们面带倦容，回避着彼此的目光。“会像索姆河那次一样。那回，可是七天七夜的战斗。”卡特阴郁地说。自从这次来到前线，他还根本没说过笑话。这也是个噩兆，因为卡特是个嗅觉灵敏的老兵。唯有加登对奶酪和朗姆酒兴致勃勃。他甚至认为，什么都不会发生，直到我们回去休整。

    情况可能正是如此。时间一天天过去。夜里，我蹲在窃听哨的洞穴，头顶穿梭着炮弹和照明弹。我既谨慎又紧张，心脏跳得厉害，不时看一眼夜光表。指针似乎不愿移动。我的眼皮直打架，为了保持清醒，我的脚趾在靴子里不停地活动着。直到我被换岗时，都没发生任何事情。敌方的车轮依然滚动着。我们渐渐放松下来，不停地玩着斯卡特和冒歇尔牌。可能我们真的很走运。

    白天的空中飘满了观测气球。传说敌方将投入坦克，并将在进攻中运用步兵飞机。但这个传闻，不如传说新式喷火器时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半夜时分，我们醒来。大地轰隆作响，头顶是猛烈的炮火。我们缩在角落里，辨识得出所有口径的炮弹。

    人人都抓牢了自己的东西，以防在各种变化中遗失。脚下在颤动，黑夜布满咆哮和闪电。我们在火光一亮间，看见彼此苍白的脸、紧闭的双唇，相互摇着头。

    人人都感觉得到沉重的炮弹如何炸毁战壕墙，如何掀翻战壕斜坡，如何粉碎上方的混凝土。炮弹在战壕中爆炸时，我们感到沉闷而疯狂的袭击像嘶吼的猛兽，伸出了凶恶的前爪。第二天一早，几个新兵已经脸色发青地呕吐起来。他们还未经历练。

    一抹恼人的灰光徐徐射进坑道。爆炸的闪电变得了无生气。已经是凌晨。现在，炮火和坑道中的爆炸交织在一起——这是我们经历的最猛的震荡。凡炮火轰炸之处，皆成了万人坑。

    换防的人们走出来。观察员脚步踉跄，满身泥污，哆嗦着。一个士兵不声不响地走到角落，躺下身，吃着东西。另一名增援后备军则抽泣着。他两次被爆炸的气浪冲出了防卫墙，却除了休克并无大碍。

    新兵们望向他。我们必须当心迅速传染的恐惧症。有几副嘴唇已经开始打战。幸好白昼将临，兴许上午进攻就会开始。

    炮火并未减弱。炮弹也落在我们身后。目光所及之处，污泥和铁屑喷涌四溅。整个区域都在遭受扫射和轰炸。

    进攻仍未到来，但轰炸仍在继续。我们渐渐变得麻木。几乎没人再说话，即便说话也很难听清。

    我们的战壕几乎被炸平。多处只剩下半米高，成了洞穴、弹坑和土山。一颗流弹正落在坑道前，顿时，眼前一片漆黑，我们被掩埋了，只好挣扎着挖出自己。一小时后，入口处已再次畅通。大家大干特干，反而镇静下来。

    连长爬进来告诉大家，两个掩蔽壕被炸毁了。看见他，新兵们稍稍定下心来。他说，今天晚上，要想办法弄到吃的。

    这句话是种安慰。没人想到过吃东西的事，除了加登。这句话似乎让人感觉离外面的世界近了——假如能去弄吃的，说明情况还不算糟。新兵会这么想。我们也没泼冷水。我们知道，食物不过是因为和弹药一样重要，才必须去弄到它。

    但失败了。出发的第二梯队也撤退回来。最后，连加入的卡特也空手而归。没人过得去。这样密集的火力，连狗尾巴都穿不过去。

    我们勒紧了裤带。比平时慢三倍地嚼着东西。但这并不奏效，我们还是饿得慌。我留了一块面包，先吃了软的部分，把面包边儿放回干粮袋，不时拿出来啃一口。

    夜里真难挨。我们睡不着，只能瞪着前方，打着盹儿。加登心疼那些浪费在老鼠身上的被咬过的面包。要是好好留着多好。此刻，谁都会毫不嫌弃地吃掉它。我们还需要水，但并不十分紧缺。

    清晨时，天色昏暗，发生了一阵骚乱。入口处突然奔进一群逃窜的老鼠，奋力往墙上爬去。手电筒曝光了这场混乱后，大家叫喊着、骂着、猛打着，爆发出积郁的怒气和长久的绝望。大伙儿的脸扭曲了，抡起了胳膊，而动物们则尖叫着，乱作一团。我们好容易停了手，差点打着自己人。

    这场突围让人疲惫不堪。我们又重新躺下，等待着。这真是奇迹！掩蔽壕竟无人伤亡。这里是少数未毁的浅坑道之一。

    一个下士爬进来，拿来一个面包。三个人成功地在深夜穿过火线，弄到了食物。他们说，敌方的炮火一直保持强劲，直轰到我们的炮兵阵地。这简直是个谜，他们哪儿来那么多大炮？

    我们必须等待，等待。中午时分，我预料的事发生了。一个新兵突然发狂。我已观察他很久，看见他一直在不安地磨牙，时而握紧拳头，时而又松开。那双奔忙而暴突的眼睛，我们再熟悉不过。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不过是克制着保持镇定。而现在，他就像棵朽树般轰然崩塌了。

    他站起身，猫腰悄悄走过去，迟疑了片刻，又溜到出口。我拦住他，问道：“你要去哪儿？”

    “我马上回来。”他说着，想推开我。

    “等等，炮火要停了。”

    他竖着耳朵，目光瞬间变得清澈，接着又现出混浊的光，像条疯狗。他沉默着推开我。

    “等一下，兄弟。”我叫着。卡特也有所察觉。正当这个新兵推我时，卡特一把抓住他。我们一起按住了他。

    他马上嘶吼起来：“让我走，让我出去，我要离开这儿！”

    他停不下来，向四周挥着拳头，踢腾着脚。嘴里喷着吐沫说着胡话，吞吞吐吐，话不成句。他得了幽闭症，感到快窒息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出去。要是真让他出去，他肯定会没命地到处疯跑。他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了。

    他像疯了似的，眼中满是怒火，按住他没用，只有痛打他一顿，才能让他恢复理智。我们动作迅速，下手又狠，他很快安静下来。其他人则吓得脸煞白。我们希望给他们点儿威慑。对这帮家伙来说，炮火太过猛烈、密集。他们从征兵站直接被送上战场。这种焦灼的局面，别说他们，就连老兵也能熬白了头。

    经过这番折腾，污浊的空气更加剧烈地折磨着我们的神经。我们就像坐在坟墓里，只等着被埋葬。

    突然，巨响和闪电袭来，一颗炮弹直接命中了隐蔽壕，所有的缝隙都分崩离析。所幸混凝土的地基承受住了这颗轻型炮弹。它发出金属可怕的嘎吱声，墙壁在摇晃，步枪、钢盔、污泥和尘埃四处横飞。硫黄的浓烟灌进来。要是我们不是蹲在隐蔽壕，而是待在新建的轻型坑道里，就全没命了。

    但后果却很严重。那个新兵又开始胡闹，另外两个人也发了狂。一个人跳将起来，直往外冲。我们赶紧对付这两个人。我扑向一个往外跑的，琢磨着是否要朝他腿上开枪——这时，突然一阵呼啸的炮火袭来，我赶紧趴下。起身时，我看见战壕的墙面上沾着灼热的弹片、碎肉和军装的布片。我爬了回去。

    那个新兵这下真疯了！如果不抓着他，他会像头公羊一样，头撞向墙。晚上我们必须试着把他送到后方去。首先得把他绑起来，要绑得在遭到进攻时能快速松绑。

    卡特建议我们打斯卡特牌。不然呢？或许打牌能让人放松，但根本没用。我们倾听着每次近处的袭击，吃牌和跟牌时总是出错花色，最终不得不放弃。我们就像坐在一个轰隆作响、四面遭受锤击的巨大锅炉里。

    又是一夜。我们紧张得已然麻木了。这种致命的紧张，就像一把锯齿刀，沿着脊背来回剐蹭。两条腿僵硬了，手颤抖着，整个身体仅剩下一层薄皮，绷在竭力克制的疯狂上，绷在可能骤然爆发的无休无止的咆哮上。我们没有肉体，没有肌肉。由于害怕突如其来的恐怖，不敢对视彼此。于是我们咬紧牙关——一切都会过去——会过去——或许我们能活下来。

    附近的爆炸突然停了。袭击虽然在继续，却已减弱。我们的战壕安全了。我们抓起手榴弹，扔到掩蔽壕前，跳了出去。密集的炮火已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落在后方的猛烈的阻拦射击。进攻来了。

    没人会相信，在这片炸得稀烂的不毛之地上还会有人。可现在，一顶顶钢盔从四处的战壕中冒出来，就在距离我们五十米处，早已架起的机枪开始扫射了。

    铁丝网被打烂，却仍能起到些阻碍作用。我们看见敌人冲过来。我们的炮兵开炮了，机枪咯哒扫射着，步枪砰砰响着。敌人的冲锋部队步步逼近。海尔和克罗普开始掷手榴弹。我们拉开柄上的引爆线，将手榴弹递给他们。他们快速投掷。海尔能掷六十米。克罗普五十米。这是经过测试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直至距离我们三十米处的位置，敌人在奔跑中并不能做什么。

    我们已看得清一张张扭曲的脸、一顶顶扁平的钢盔。他们是法国人，已冲到残破的铁丝网处，明显损失惨重。在机枪的扫射中，他们一排排倒下。但由于机枪的装填障碍，他们还是越逼越近。

    我看见其中一个撞上了铁丝网。他的脸上扬着，身体瘫作一团，双手下垂，仿佛在祈祷。接着他的身体彻底瘫软了，只剩下被击落的手连同被打折的胳膊吊在铁丝网上。

    我们正要撤退时，看见前方地面出现三张脸。一张脸在钢盔下露出一缕黑色的山羊胡子和一双几乎正在盯着我的眼睛。我举起手榴弹，却无法掷向这双古怪的眼睛。就在这疯狂的瞬间，整个战役像斗兽场般围着我旋转，而唯独这双眼睛一动不动。接着，我看见这个人伸长了脖子，看见一只手、一个动作，于是我的手榴弹飞了过去，命中了他。

    我们往回跑，把铁丝网拉向战壕，把拉开引爆线的手榴弹留在身后，以保证火力掩护我们撤退。机枪早已在下一个据点打响。

    我们已变成凶险的野兽。不是在战斗，而是在保卫自己免遭毁灭。我们不是将手榴弹掷向人——在那一刻，我们对人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死神举着双手，戴着钢盔在身后追逐。三天来，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死神的脸。三天来，我们第一次与之抗争，满腔怒火。我们不再无力地躺在绞架上等待，而是为拯救自己去摧毁，去杀戮。不仅是拯救，还有复仇。

    我们蹲在各个角落，躲在每道铁丝网后，并在奔跑时将炸弹扔向挺进的敌人脚下。手榴弹的爆炸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胳膊、我们的腿。我们猫腰奔跑，被气流淹没。它裹挟我们，让我们变得凶残，变成强盗、杀手，变成我们眼中的恶魔。这股气浪以恐惧、愤怒和贪生怕死让我们力量倍增，让我们去拯救自己，去拼杀。这时，哪怕敌军中有自己的亲生父亲，我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手榴弹掷向他的胸膛！

    前方的战壕已经废弃。它们哪里还是战壕？它们已被炸毁，除了残骸、通道连接的一个个窟窿和弹坑外，其余全部化为乌有。但敌人也损伤惨重。他们对我们的抵抗估计不足。

    时间已临近正午。太阳毒辣地照着，汗水蜇痛双眼。我们用袖子拭去汗水，汗水中时常掺杂着血。一个不错的战壕浮现在眼前。里面已驻扎了士兵，准备反攻，他们允许我们加入。我们的炮兵火力强劲，封锁了敌人的进攻。

    身后的战线已停滞，无法前进。敌方的进攻被我们的炮兵击退。我们埋伏着。直至炮火延伸到一百米外，才继续挺进。我身旁的一个二等兵被炸掉了脑袋，血像喷泉般从他的腔子里喷出来，一边喷，他还一边跑出去几步。

    真正的混战尚未开始，敌方已不得不撤退。我们重新抵达了被炸毁的战壕，越过它，继续向前冲去。

    哦，掉头！我们竟抵达了隐蔽的后备阵地。真想爬进去，躲起来——可我们不得不转身，重新冲进恐怖之中。假如这一刻我们不是像部机器，我们就会继续躺着，力气全无，意志薄弱。可我们被催逼着往前冲，依旧意志薄弱，却疯了似的野蛮和愤怒。我们要杀人，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死敌。他们的步枪和榴弹对准我们，假如不歼灭他们，他们就会歼灭我们！

    阳光的照耀下，黑色的大地散发着油腻的光。而这片破碎的、炸裂的黑色大地，是我们这些不得安生、阴郁麻木的机械装置的背景。我们的喘息是羽毛的颤抖，嘴唇干裂着，头像喝了一整夜的酒，昏昏欲裂——我们就这样连滚带爬地挺进，而我们像筛子一样被打得稀烂的灵魂中，则钻进一幅折磨人的强烈画面：黑色大地上，一抹油腻的光，躺着阵亡的士兵。我们跳过他们，而那些垂死的人，则无助地抓住我们的腿，嘶吼着。

    我们失去了对彼此的一切感觉。假如一个身影落入我们逐猎的视线，我们几乎无从辨识。我们是无知无觉的死人，由于耍了手腕，或动用了危险的魔法，才能奔跑和厮杀。

    有个年轻的法国兵掉了队，被我们追上。他举起双手，一只手还握着左轮手枪——谁知道他是要开枪，还是要投降？——于是一铁锹下去，劈在了他的脸上。另一个法国兵看见后，试图继续跑，于是一刺刀扎在他背上，他一跃而起，向前伸着两条胳膊，大张着嘴，叫喊着，连滚带爬，背上的刺刀颤动着。又有个法国兵扔了步枪，蹲下身，捂住双眼，于是被我们留下，跟另外几名俘虏一起运送伤员。

    追击时，我们突然冲入了敌方阵地。

    我们因为跟紧了撤退的敌人而成功地几乎和他们同时抵达了他们的阵地，损失很小。一挺扫射的机枪被我们的一颗手榴弹干掉了，毕竟短短几秒，就足以射中我们五个的肚子。卡特的枪托砸向一个还没受伤的机枪手，砸烂了他的脸。其他人还没等掏出手榴弹，就被我们刺死了。之后，我们大口地喝光了冷却机枪的冷水。

    到处是铁丝钳的咔嚓声，障碍物扑腾扑腾撂在铁丝网上。我们穿过狭长的通道，跳进战壕。海尔一铁锹砍断了一个魁梧的法国兵的脖子，掷出了第一颗手榴弹。我们在胸墙后躲了几秒，面前笔直的一段战壕已经清空。第二颗扔到角落的手榴弹先是咝咝作响，随即又炸开了一条通道。我们一边往里跑，一边把一捆手榴弹扔进了掩蔽壕，大地颤抖着，冒着烟，呻吟着。我们踉跄着跨过血肉模糊的碎尸，跨过一具具柔软的躯体。我一脚踩进了一个炸裂的肚子里，肚子上还放着一顶崭新干净的军官帽。

    战斗停住了。和敌人的正面交锋告一段落。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在炮兵的掩护下赶紧撤回阵地。一想到这点，我们立即冲进最近的掩蔽壕，在撤走前，拿走了所有看得见的罐头，尤其是腌牛肉和黄油。

    撤退很顺利。那边暂时没再发起进攻。我们躺着，喘着气，缓冲着，都不说话。我们已精疲力竭，尽管饿得厉害，却没人想到那些罐头。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才又像个人样。

    那边的腌牛肉在整个前线都很出名。我们甚至经常会为了罐头搞一次突袭。因为我们营养太差，还经常忍饥挨饿。

    我们一共虏获了五听罐头。那边的人和我们这些吃萝卜酱的饿死鬼相比，吃得堪称讲究。只要他们伸伸手，随时都有肉吃。此外，海尔还捡到一根细长的法国面包，别在腰后，就像别着一把锄头。面包的一角沾着血，但可以切掉。

    此刻能吃上好的真是幸运。我们还需要力气。吃饱的价值相当于一条坚固的掩蔽壕。我们之所以贪吃，是因为吃饱能救命。

    加登缴获了两个装满白兰地的军用水壶。我们轮着喝。

    晚祷的时候到了。夜幕降临，弹坑里像装满了幽灵般的秘密，袅袅升起烟雾。雾气先是胆怯地在四周蔓延，接着又冒死般越过弹坑边沿悄悄溜走。随后，从弹坑到弹坑连成长长的一条。

    夜色幽凉。我在岗楼放哨，目光凝视着黑暗。就像每次进攻后一样，我心情沮丧。所以单独与我的思想相处十分艰难。其实我说的并非思想，而是记忆。记忆总在我沮丧时袭来，令我心情古怪。

    照明弹蹿向上空——而我看见一幅画面。那是一个夏日夜晚，我正在大教堂的拱形回廊里望着高枝玫瑰花丛。它们绽放在安葬教堂神职人员的小十字花园中央。大教堂的四周坐落着苦路石像。我独自一人。一种无边的寂静笼罩着玫瑰盛开的方形庭院，阳光温暖地照在厚重的灰石上。我抚摸石头，感受着它的温暖。石板瓦屋顶右侧的角落上方，绿色的教堂尖塔耸立在朦胧柔和的蓝色夜空中。拱形回廊中发亮的圆柱间，闪烁着唯有教堂里才有的清凉幽暗。我站在这里，思量着二十岁时，我将知晓一切来自女人的令人迷惑的事物。

    这情景近得令人错愕。它搅乱我的心绪，又熔化在下一颗照明弹的火光中。

    我抓牢步枪，端正了位置。枪管有些潮湿。我握紧它，用手指擦干水渍。

    我们城市背后的几片草地间，有一条小溪和一排老白杨。白杨树老远就看得见。尽管它们只长在小溪的一侧，却被称作白杨林荫道。我们孩提时就喜欢它。它莫名地吸引我们整日在那里流连忘返，倾听它轻柔的窸窣声。我们坐在树下的小溪边，两只脚悠荡在清澈湍急的溪水中。溪水的清香和风吹白杨的旋律操控着我们的幻想。我们爱这一切。而那些日子的情形至今叩击着我的心，久久难息。

    奇异的是，潮涌般的回忆总有两种特征。它最强大的特征是永恒而彻底的安宁。尽管它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却总以安宁的面目显现。它沉寂地来，以眼神和手势与我交流，没有语言，缄默无声——而正是它的缄默令人震惊，逼我整理衣袖，握好步枪，以免沉湎于解脱和诱惑中，伸展身体，舒坦地潮解在往事寂静的巨力中。

    它的寂静令人费解。因为前线从来不得安宁，而前线的魔力如此广袤地延展着，乃至即使身处遥远的军需房和宿营地也无法摆脱。扫射的蜂鸣和低沉的炮火始终回荡耳畔。我们从未到过远得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尤其是最近这段日子，更是叫人难以忍受。

    而正是这种寂静，让记忆唤醒的不是渴望，而是悲伤——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表的沮丧。我们曾经渴望它，但不会再渴望了。它已成过去，成为另一个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已经消逝的世界。在练兵场上，对往日的回忆曾唤起叛逆而野性的渴望。那时我们还和它相连。尽管已经作别，但我们属于它们，它们属于我们。它们出现在唱响的军歌中，当我们齐步走在朝霞和黑色的树影间，去荒野操练时，它们是深埋在心中、发自心中的强烈怀想。

    而在战壕里，我们失去了它。记忆已不在我们身上——我们死了，而它在遥远的天边，成为一种现象，成为神秘的辉映。然而它纠缠我们。我们既怕它，又绝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我们的渴望也很强烈——但它不可企及，我们知道，它就像我们想当将军的心愿一样，无法成真。

    即使有人能把过去的生活还给我们，我们也不知拿它如何是好。它扑面而来的温柔神秘之力不会复苏。我们可能活在其中，出没其中。我们可能会回忆它，爱它，想到它就动容。但就像我们在亡友的遗像前沉思——那是他的样子、他的面容，而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成了记忆中虚假的生活。照片上的他，已经不再是他了。

    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和记忆中的情景紧密相连了。吸引我们的不是对它的美和情绪的理解，而是共同情感，是对生活中的事物和变故的兄弟般的感同身受，这种情谊为我们划了界限，让我们对父母的世界不再理解——因为不知何故，我们曾温柔地迷失在那个世界，沉醉其中，哪怕最细微的东西也流入永恒之河。也许这是年少时的特权——但现在，我们看不到边界，也不认同哪里是终点，我们的血液中有期待，它使我们与一天天的经历融为一体。

    今天，我们像旅人般漫游在年少时的风景中。我们被事实焚毁，像商人般懂得辨识，像屠夫般清楚利害。我们不再无忧无虑——我们的冷漠令人生畏。我们乐意徜徉其中，但我们能活着吗？

    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像老道的年长者。粗暴、悲伤、浅薄——我想，我们迷失了。

    我双手冰凉，浑身发抖。在这个温暖的夜里，唯有雾是凉的。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雾，蹑手蹑脚地潜入面前的死人中，吸干他们所剩无几的生气，明天，这些尸体将苍白、变绿，他们的血将凝固、发黑。

    照明弹不停地射向空中，将它无情的光投向呆滞的风景中，眼前遍布的火石山和冰冷的光宛如月球。我皮肤下的血液将恐惧和不安带入我的思绪。它变得软弱、瑟缩，它想要温暖和生命。没有安慰和幻想它根本无法忍耐，并将迷失在赤裸裸的绝望中。

    我听见炊具的撞击声后，立即开始渴望温暖的食物。它会让我舒服些，镇静下来。我努力克制着，直至换岗。

    随后我走进隐蔽壕，拿起一杯麦粥。它很油腻，味道不错。我慢慢吃着，一声不吭，尽管战友们的心情渐好。战火停息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进攻和反攻交替进行。而双方战壕间的弹坑中渐渐堆满了尸体。受伤的，只要不太远，我们都能拖回来。但有些人只能长久地躺着，我们听着他们死去。

    有个伤兵我们白白找了两天。想必他趴在地上无法翻身，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找不到他。假如他脸贴大地，再怎么喊，我们也难以确定方向。

    他一定被击中了，伤得很惨。没有命中要害，却可以迅速耗尽他的体力，让他处于半昏迷状态；也不是轻伤，能让他抱着希望承受伤痛，重见光明。卡特认为，他要么被打碎了骨盆，要么脊柱中弹，胸部没有受伤，否则他没有那么多力气叫喊。如果其他部位受伤，大家会看见他在移动。

    他的声音渐渐嘶哑了。那声音听上去那么凄苦，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第一天夜里，我们的人出去三次，但当他们以为找到了方向，爬过去，却听见他的声音从别处传来。

    一直找到天亮，我们都没找到他。白天我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了整个地带，什么也没发现。第二天，他的声音已经虚弱，我们意识到，他的嘴干了。

    连长承诺找到他的人可以休假，甚至可以多休三天。这是个巨大的诱惑。但即便没有这种奖励，我们也会尽力去找他，因为他的叫声太可怕了。下午，卡特和克罗普又出去了，克罗普还为此被打掉了耳垂。但一无所获。他们没把他带回来。

    他的叫声很清晰。起初是喊救命——第二天夜里他想必在发烧，他说着胡话，念叨着他的老婆孩子，我们经常能听见一个叫爱丽丝的名字。而今天，他只剩下哭泣。晚上，他声音沙哑，却整整呻吟了一夜。我们听得如此清晰，因为风吹向战壕的方向。次日清晨，我们认定他死了，却又传来一阵垂死的喘息。

    天气炎热，横陈的尸体无法掩埋。我们不能全部弄回来，即便弄回来，也不知如何处置。他们将被炮火安葬。他们中有的肚子鼓得像个气球，发出咝咝声，打着嗝，动着，体内呼噜作响。

    天很蓝，没有一片云彩。夜晚天气闷热，热气从地面蒸发出来。风吹向我们时，也吹来一股血腥味，既浓烈，又带着令人反感的甜腻。这股死人味儿就像混合着麻醉剂和腐烂味，从弹坑里飘出来，叫人恶心，直想呕吐。

    几个平静的夜晚，大家出去搜罗榴弹的铜导环，和法国照明弹的绸降落伞布。至于铜导环为什么受欢迎，谁也闹不清楚。收藏者只是声称，那东西值钱。有些人捡得太多，乃至开拔时，被那东西压弯了身子。

    无论如何，海尔给出一个理由：他要把它当吊袜带送给他的新娘。这句话惹得弗里西亚人难以抑制地哄堂大笑。他们拍着膝盖：真是个好笑话！见鬼，海尔，真有你的！特别是加登，实在受不了。他拿着一个最大的环，不停地往自己腿上套，好证明这环还有富余。“海尔，伙计，她一条腿有我两条腿粗，两条腿——”他开始浮想联翩，“那她的屁股，可得，得——像头大象啊！”

    他还不就此打住：“真想跟她玩一把拍屁股游戏，好家伙——”

    海尔兴高采烈。他的新娘成了话题。他露出满意的神色，简明扼要地说：“是个壮实妞儿。”

    绸降落伞布更有实际用途。视胸围大小而定，三四块就能做件女式衬衣。克罗普和我可以拿它当手帕，其他人会把它寄回家。要是女人们知道这些薄布片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到的，肯定会吓得花容失色。

    卡特正惊讶地望着加登，看他如何镇定地从一颗瞎弹上敲下几个环。要是放在别人手里，那东西一定会爆炸，但加登总是很幸运。

    两只蝴蝶在战壕前飞舞了整整一上午。它们是黄赤蝶，黄色的翅膀上长着红色斑点。它们怎么会来这儿？四周没有任何植物和花。它们落在一个头骨的牙齿上歇息。还有鸟儿，同样无忧无虑，它们早就习惯了战争。云雀每天清晨都在阵地上飞起。一年前，我们甚至能观察它们孵蛋，再把幼崽带到空中。

    战壕里的老鼠倒是安分了。它们在前面——我们知道为什么。它们越长越肥，我们看见一只，就一枪崩死一只。夜里，我们又听见对面轰隆的滚动声。白天炮击不猛，我们能修缮战壕，也能找乐子——飞行员们负责此事。每天无数的空战，总能找到它们的观众。

    战斗机不错，但我们像痛恨瘟疫一样痛恨侦察机。它总是把炮火引到我们身边。只要它们出现，不过一两分钟，榴弹和炮弹就会射向我们。为此我们一天内损失了十一人，其中五个是卫生兵。有两个人被炸得稀碎，乃至加登认为，可以用勺子把他们从战壕的墙上刮下来，葬在饭盒里。另外一个被炸碎了整个下半身，上身还倚着战壕。他死了，一脸的柠檬黄色，大胡子中间还叼着根烟。它发着微光，一直烧到嘴唇才熄灭。

    我们把尸体暂时堆放在一个大弹坑里。到现在为止，已经叠放了三层。

    突然，猛烈的炮火又来了。我们很快就在无法行动的等待中紧张地凝视着，坐起身来。

    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损失惨重。死的大多是新兵。增援部队到了我们这个区域，是个新编的团，几乎全是最近入伍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什么训练，只学了点儿军事理论，就被送上了战场。他们虽然知道什么是手榴弹，却根本不懂掩护，没有任何辨识力。只有半米高的土坡他们才看得见。

    尽管我们急需兵力，但新兵们与其说来增援，不如说来添乱。猛烈的炮火让他们束手无策，一个个像苍蝇般倒下去。今天的阵地战要求军人有知识和经验，必须清楚地形，能听得出各种炮弹的响声，了解它们的威力，必须提前辨明炮弹的落脚点，知道它们如何爆炸，怎么保护自己。

    年轻的增援兵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被炸死，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手榴弹和榴霰弹。他们被扫杀，因为他们被那些落在后方并不危险的大口径炮弹的猛轰吓坏了，而没留意低处喷射的嗡嗡作响的榴霰弹。他们不是分散奔跑，而是像羊群一样扎堆，甚至受了伤，还会像兔子一样被空军射死。

    他们个个一脸菜色，攥紧拳头。这些可怜的狗，带着卑微的勇气，冲锋，进攻。这些可怜又老实的狗，被吓得不敢大喊，被炸伤了胸脯、肚子、胳膊和腿，也只能轻声呜咽，喊着母亲，而一有人看他们，他们立即就住嘴了。

    他们死气沉沉的脸瘦削，还长着绒毛，就像早夭的孩子，可怕而面无表情。

    看他们怎么跳跃、奔跑和跌倒，就像被卡住喉咙。真想痛打他们一顿，因为他们太笨了，真想扭着他们的胳膊，把他们带离这一无所获之地。他们穿着灰色的上装和裤子，穿着靴子，但大部分军装对他们来说都太大，吊在他们的四肢上。他们的肩膀窄窄的，身体孱弱。任何军装也无法找到孩子的尺码。

    老兵死一个，新兵要死五到十个。

    一次意外的毒气进攻要了不少人的命。他们根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我们在一个隐蔽壕里发现了一具具尸体，脑袋发青，嘴唇发黑。他们在弹坑里过早地摘掉了防毒面具。他们不知道，毒气在坑底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们看见上面的人摘掉了面具，自己也摘下来，结果只能是吸足毒气，烧伤了肺。他们的状态令人绝望，喘不上气，咯血窒息而死。

    在一段战壕里，我突然看见了西摩尔史托斯。我们猫着腰进了同一个掩蔽壕。大家气喘吁吁地并排趴着，等待冲锋。

    尽管我十分焦躁，但往外冲时，脑海里还是闪过一个念头：我没看见西摩尔史托斯。我迅速跳回战壕，看见他正躲在角落，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却佯装受伤。他的脸像挨了揍，神色慌张。在战场上，他还是个新手。我气疯了，年轻的新兵们都冲上去了，而他却躲在这里。

    “出去！”我嘶吼道。

    他一动不动，嘴唇抖着，胡子打着战。

    “快出去！”我又吼道。

    他蹲下身，缩在墙角，像条野狗般露出牙齿。

    我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拎起来，他却刺耳地尖叫着，这让我精神崩溃。我一把按住他的脖子，像晃口袋似的晃得他的脑袋东摇西摆，冲着他的脸，我大叫道：“你这个无赖，给我出去——你这条狗，你这个虐待狂，你想躲起来？”他晕头转向，我抓着他的头就往墙上撞——“你这畜生”——我踹他的肋骨——“你这头猪”——我往外推他，按着他的头往前走。

    另一支队伍猛冲出来，正好打我们身边经过，其中有个少尉。他看见我们后大喊：“冲，冲啊，一起冲，一起往前冲！”他的话办到了我拳打脚踢无法办到的事。西摩尔史托斯听见上司的命令后，警醒地四处张望着冲了上去。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往前跳着。他又成了练兵场上大胆的西摩尔史托斯，甚至追上了上尉，远远地冲到了前面。

    疾风扫射，掩护炮火，狙击炮火，地雷，毒气，坦克，机枪，手榴弹——这是些词，但这些词涵盖了全世界的恐怖。

    我们的脸像结了痂，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快累死了——进攻来临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些人动用拳头，好叫他们清醒，跟着冲——我们眼睛发炎，双手流着血，膝盖流着血，胳膊肘皮开肉绽。

    已经过去了几周——几个月——几年？只过了几天——我们看见时间在身旁死者惨白的脸上消逝。我们把食物一勺勺塞进肚子。奔跑、投掷、射击、杀戮。我们四处卧倒，既软弱又麻木，而支撑我们的唯有那些更软弱、更麻木、更无助的人。他们大睁着双眼，视我们为时常死里逃生的诸神。

    我们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教了他们几招：“那儿，你看见那个摇晃的尖顶了吗？那是迫击炮。冲着我们！卧倒，它会飞过头顶。它要是这么来，你就赶紧跑！迫击炮可以躲过去。”

    我们训练他们听辨微弱却凶险的轻型炮弹的嗡鸣声。在喧嚣的炮火中，他们必须听得出这种蚊子叫——我们告诉他们，这种小型炮弹比听得真切的重型炮弹更为危险。我们教他们怎么躲避敌机，进攻时被人追上如何装死。怎么算准时间，拉引信，好叫手榴弹在着地前半秒爆炸。我们教他们，遇见带触发信管的榴弹时，要快如闪电般扑进弹坑。我们演示如何用一捆手榴弹炸开一条沟壕，解释在引爆时间方面，我们的手榴弹和敌方手榴弹的区别。我们教他们注意毒气弹的响声，教他们能救命的种种窍门。

    他们学着，都很听话——但进攻一来，他们在慌乱中又把大部分学到的都搞错了。

    海尔·维斯胡斯要被拉走。他的背部被炸成重伤，每次呼吸时，甚至能从伤口看见肺的搏动。我只能握紧他的手。“我不行了，保罗。”他呻吟着，疼得咬自己的胳膊。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人，被炸掉了脑袋。看见一个奔跑的士兵，被炸飞了双腿，靠着残破的身躯挣扎着爬到了下一个弹坑。有个一等兵，拖着被炸碎的膝盖，靠着双手爬了两公里。另一个一等兵跑到急救站，手里捧着涌出的肠子。我们看见没有嘴的人，没有下巴的人，没有脸的人。我们找到一个伤员，他为了不致失血而死，紧紧咬住自己胳膊上的动脉，咬了两小时。太阳下山了，夜幕降临，炮弹又在咆哮，生命到了尽头。

    然而我们身下这块翻腾着的土地，却在强大的攻势下保住了。我们只牺牲了几百米。而每一米上都躺着一个死人。

    我们换防了。脚下是滚动的车轮，我们沉默地站着。如果有人喊“注意——电线”，我们就屈一下膝盖。我们来时还是盛夏，草木葱郁，现在已是秋天了。夜晚灰暗潮湿。车停下来，我们下了车。一群衣冠不整的残兵。漆黑的两侧站着人，叫着团和连的番号。每叫一次，就出列一撮人。稀稀拉拉的几个肮脏苍白的士兵。少得可怕的一小撮人，少得可怕的残兵。

    这时有人叫我们连的番号。没错，我们听出那是连长。他也活着，胳膊上吊着绷带。我们出列，走向他。我看见卡特和艾伯特。我们站在一起，紧紧靠着，互相看着。

    我们一次又一次听见我们的番号。但即便他喊得再久，野战医院和弹坑里的人也听不见了。

    再一次：“二连出列！”

    之后是微弱的声音：“二连没别人了吗？”

    他不喊了，接着有些沙哑地问：“就这些人了？”之后下命令：“报数！”

    清晨的天空灰蒙蒙。我们出发时还是盛夏。一百五十人。现在我们感到冷，已是秋天，树叶簌簌作响。我们疲惫的声音飘在风中：“一——二——三——四——”直到三十二，停了下来。一阵长久的沉默后，那个声音又问：“还有人吗？”——等待。之后轻声说：“成队——”中断后，再喊完口令：“二连——”艰难地：“二连——便步走！”

    一队人，短短一队，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入晨曦。

    三十二人。

    VII

    我们被带到一个比往常更远的野战兵营，在那里重新整编。我们连需要补充一百余人。

    这段时间，只要不值勤，我们就四处闲逛。两天后，西摩尔史托斯来了。自从到过战壕，他原先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不见了。他建议我们和睦相处。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几个战友一起拖回了炸碎后背的海尔。此外他还说了些颇为明理的话，我们手头儿紧时，他还请我们去食堂吃饭。只是加登仍信不过他，对他态度冷淡。

    但后来，加登也回心转意了。因为西摩尔史托斯告诉我们，上级要他接替休假的炊事员。为了示好，他立即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意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关照我们在此后的三天去厨房削土豆和萝卜。在那里，他端给我们的伙食，堪称军官待遇。

    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日子，拥有了能让一个士兵感到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想，这并不算多。要是几年前，我们准会鄙视自己。但现在，我们几乎心满意足。一切都不过是习惯，战壕也不过如此。

    正是习惯让人迅速遗忘，尽管只是表面。前天我们还在枪林弹雨中，今天就胡闹着去四处讨食，而明天，我们又要去战壕了。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无法忘记。只要还待在战场上，前线那几天一旦过去，那些经历就会像块石头，沉入心底。它太沉重，我们根本无法立即思考。假如那么做，它会立即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意识到：人只要屈服，就能躲避打击，忍受恐惧——但去思考，就立即活不下去了。

    就像上了前线，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命，同样，休息时我们会变成懒散而肤浅的兵痞。毫无办法，我们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要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我们无法承受感情。尽管和平时期感情或许是种点缀，但在这里，它是个错误。克默里西死了。海尔·维斯胡斯快死了。末日审判前，汉斯·卡拉莫的整个身体，起码要花上几天工夫，才能在他遭受重击后凑齐。马腾斯失去了双腿。迈耶死了。马科斯死了。拜尔死了。黑摩尔琳死了。一百二十个人中弹，不知死在哪里。这真是件丧尽天良的事！但与我们何干？我们还活着。假如能去救他们，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冲上去，不管不顾。要是愿意，我们真想吐苦水。我们并不畏惧——可能怕死，但死是另一回事。死关乎肉体。

    战友们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他们安息了——谁又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只想躺下，睡觉，吃，胃里能装多少吃多少。我们还想喝酒、抽烟，让时光不致乏味。生命如此之短。

    要是视而不见，前线的恐怖就会消失，或者，我们把它说成下流而愤怒的笑话。有人死了，我们就说他屁股夹紧了。为了不致疯狂，我们这样调侃一切。因为只要还能说笑，我们就能抵抗到底。

    但我们没有忘记！战地报纸上写的那些部队里的幽默趣闻，说军人们刚下火线，就开始筹备舞会，纯粹是胡扯。我们这么做，并非因为幽默，而是因为一旦失去幽默，我们就会崩溃。这种伪装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幽默，正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为苦涩。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只要战争尚未结束，都会像石头，沉入心底。战争结束，它们就会苏醒，开始阐释生与死。

    前线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将重来。死去的战友会重新站起来，和我们并肩前进。我们将头脑清醒，心怀目标，死去的战友们就在身边，前线的岁月在我们身后——可到那时，我们去反对谁？反对谁？

    不久前，这一带有家前线剧院。木板墙上至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克罗普和我站在木板墙前，盯着海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海报上是个穿浅色夏装的姑娘，腰间系着一条红漆皮带。她一只手扶着栏杆，撑着身体，另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袜，纤细的脚上蹬着系带白色高跟鞋。她身后是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蔚蓝大海。几朵浪花翻滚着。一侧是一弯明亮的海港。她真是个标致的姑娘。小巧的鼻子，殷红的嘴唇，修长的双腿，令人难以置信的干净整洁。她每天必定洗两次澡，指甲里没有一丝污垢，即便有，也不过是几粒海滩上的沙子。

    她旁边站着个穿白裤子的男人。蓝色夹克，戴着水手帽。可我们对他没什么兴趣。

    对我们来说，海报上的姑娘是个奇迹。我们完全忘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事。甚至此刻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般光景：不仅是遥不可及的愉悦、美和幸福，还有和平。这必然是在和平年代才有的光景。我们一阵激动。

    “你看她那双高跟鞋，要是行军，她一公里也走不了。”我说着，马上感到羞愧。站在这样一张海报面前说起行军，简直愚蠢透顶。

    “她能有多大？”克罗普问。

    我猜测着：“最多二十二，艾伯特。”

    “那她比我们大。要我看，她最多十七岁！”

    我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艾伯特，那真不错。你不觉得吗？”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这么一位姑娘——”

    我们斜睨着彼此。这里能找到的东西不多。我们个个穿着破旧肮脏的军装。攀比令人绝望。

    为此我们撕下海报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小心谨慎，以免撕坏了那个姑娘。以这种方式，我们似乎接近了成功。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抓抓身上的虱子。”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么做伤衣服不说，两小时后，虱子又会爬满全身。可我们又定睛看了会儿海报后，我还是答应了。我甚至深谋远虑：“还可以试着搞到一件干净的衬衫。”

    克罗普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要是有块新裹脚布就更好了。”

    “或许能弄到。咱们去找找。”

    这时，正四处闲逛的莱尔和加登来了。他们看了看海报后，我们的谈话旋即变得下流。莱尔是我们班第一个交往过女人的人。他曾兴奋地讲过那种事的各个细节。他以自己的方式兴奋地打量着海报，而加登则跟他一唱一和。

    这并不令人讨厌。不下流就不是士兵。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会儿还不能完全适应。我们匆忙走开，走向除虱站。那感觉好比正走向一家高级男装店。

    营房位于一条运河边。河对岸有几个四周种着白杨树的池塘——河对岸也有女人。

    我们这边的房屋多已腾空。对岸还时有居民出没。

    晚上我们在运河里游泳时，沿岸走来三个女人。她们慢慢走着，目光没有回避我们，尽管我们都没穿泳裤。

    莱尔冲她们打招呼。她们笑着，停下脚步，望着我们。我们丢过去几句顺嘴胡说的法语，说得乱七八糟、心急火燎，目的是叫她们别走。我们这么做当然不怎么文雅，但我们又去哪里学什么文雅那一套？

    其中有个姑娘修长黝黑，笑起来牙齿发着微光。她动作敏捷，宽敞的裙子撩拨着她的双腿。尽管河水很凉，我们还是异常快活地力争引起她们的注意，让她们留在河边。我们开着玩笑，她们用我们听不懂的话回答着。我们笑着，挥着手。数加登最冷静。他迅速跑回营房，取来一块黑麦面包，高高举起。

    这下成功了。她们点着头，招手叫我们游到对岸。但我们过不去。到对岸是被禁止的。桥上到处都是岗哨，没有证件根本不行，因此我们重复着她们的话，希望她们过来。她们摇着头，指向桥的方向。她们也过不来。

    她们转身，慢慢走向运河上游，却始终沿着河边。我们也游向相同的方向，陪着她们。几百米后，她们拐了弯，指着不远处一幢树木和灌木丛中的房子。莱尔问，她们是不是住在那里。

    她们笑了——是的，那是她们的家。

    我们冲她们喊道：“哨兵看不见时，我们就过去。半夜。今天半夜。”

    她们举起双手，叠放在一起，脸贴在手上，闭上双眼。她们领会了我们的意思。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跳起了舞，另一个金发姑娘叽叽喳喳：“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保证我们会带面包过去，还会带其他好吃的东西。我们转着眼珠，试图用手势比画出那些吃的。莱尔为了说清“一根香肠”，差点呛水淹死。要是有必要，我们会承诺搬去整个粮仓。她们走了，不时回头张望。我们爬上我们这边的河岸，留心观察她们是否进了那幢房子，因为她们也有可能撒谎。接着我们往回游。

    没有证件谁也不许过桥，所以我们干脆半夜游过去。激动的情绪裹挟得我们静不下来，无法待在一处不动，于是我们走向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潘趣酒。

    我们喝着潘趣酒，胡诌着各自的离奇经历。谁都乐意相信对方，并不耐烦地抢白，道出更离谱的往事。我们的双手也不老实，不知抽了多少烟，直到克罗普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她们带烟。”于是我们把烟放在军帽里，保存起来。

    天空绿得像只没熟的苹果。我们一共四人，但只能过去三个。为了摆脱加登，我们给他买了朗姆酒和潘趣酒，直到把他灌醉。夜深了，我们走向营房。加登走在中间。即将到来的艳遇令我们欲火焚身。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归我。我们分配好，说定了。

    加登一头倒在草垫上，打起鼾来。不一会儿，他又醒来，狡诈地冲我们龇牙咧嘴，吓得我们以为他在耍花招，以为我们那些酒钱白花了。可接着，他又倒在草垫上睡着了。

    我们三人每人拿了个黑麦面包，用报纸包好。香烟也包在里面。此外还有三份今晚分到的上好肝肠。不错的礼物！

    我们暂时把东西塞在长靴里。为了避免在对岸踩到铁丝和碎玻璃，我们必须带着长靴。我们游过去，所以不需要什么衣服。天很黑，路也不远。

    我们出发了，手里拎着靴子。快速滑进水面后，我们仰泳，抓着靴子举过头顶。

    游到对岸后，我们蹑手蹑脚上了岸，拿出东西夹在腋下，穿上靴子。我们就这样湿漉漉、赤身裸体，只穿着双靴子小跑起来，马上就找到了灌木丛中那幢黑漆漆的房子。莱尔被一枝树根绊倒，刮伤了胳膊肘。“没关系。”他高兴地说。

    百叶窗关着。我们躲在窗下，试着从窗缝偷看。后来耐不住时，克罗普却突然犹豫起来：“要是正巧有个军官跟她们在一起怎么办？”

    “那就开溜。”莱尔奸笑道，“他能在这儿看见我们的番号。”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自己的屁股。

    房门开着。靴子声很响。一扇门开了，露出一道光。一个女人吓了一跳，大叫起来。我们马上说：“嘘，嘘——战士，好朋友——”恳求着高举起那包东西。

    另外两个姑娘也出来了。门大开着。一束光照到我们身上。她们认出我们，按捺不住地笑我们这身打扮，站在门框里，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她们的一举一动可真娇媚啊！

    “等一下——”她们闪进门框，扔出几件衣服。我们将就着围在身上。这样才可以进屋。房间很温暖，点着一盏小灯，散发着香水的气味。我们打开那包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立即眼睛放光。看得出，她们饿坏了。

    接着，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莱尔做了个吃的手势后，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她们拿出盘子和刀叉，开始狼吞虎咽。每吃一片肝肠，还不忘举起来，赞叹一番，而我们则骄傲地坐在一旁。

    她们一边吃，一边用法语说个不停——我们懂得不多，却听得出，她们说的是些好话。可能我们看着还算年轻，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过来抚摸我的头发，说起所有法国女人常说的话：“战争——灾难——可怜的小伙子——”

    我抓住她的胳膊，嘴唇贴在她的手心上。她的手托着我的脸。我看见她满是情欲的双眼，柔和棕色的皮肤，红嘴唇。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她的眼睛说着更多我听不懂，却比我们来时期待的更多的话。

    隔壁还有个房间。我经过时，看见莱尔正和金发姑娘紧紧抱在一起，大声说笑着。他可真是个老手！而我——却迷失在一种陌生、温柔和狂热中，由人摆布。我的欲望奇特地糅杂着渴望和沉醉。我感到头晕目眩，而这里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捉牢。我们的靴子放在门口，穿着她们给的拖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一个士兵的自信和骄傲：步枪不在，腰带不在，军装不在，军帽不在。我任凭自己坠入未知，接受发生的一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些害怕。

    苗条黝黑的姑娘只要一思考，眉毛就飞舞起来，说话时却纹丝不动。有时她的声音没变成话语，就被阻塞了，或说了一半的话就在我头顶飘走。像条抛物线，像条弹道，像颗彗星。我从中明白过什么——现在又明白了什么？这门陌生的语言，我几乎不懂。它让我步入寂静中昏昏欲睡。在这种寂静中，房间在褐色和半明半暗中变得模糊，唯有我上方的那张脸清晰生动。

    一张脸能生出如此多端的变化：一小时前，它还那么陌生，现在却变得温情脉脉。这种温情并非来自这张脸，而是来自黑夜、尘世和热血，而这一切，又一齐在这张脸上绽放光芒。房间里的东西似乎被感动了，它们变幻着，变得奇特。当灯光照在我浅亮的皮肤上，当那双冰凉褐色的小手轻抚它，我竟对我的皮肤充满敬意。

    这一切和在随军妓院里发生的事多么迥异！我们允许去找军妓，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不愿想起它，它却下意识钻进我的脑海。我吓坏了，怕我一生也无法摆脱那种经历。

    可接着，我碰到了姑娘的嘴唇。我迎上去，和她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我闭上双眼，想在亲吻中将战争、恐惧和卑劣的记忆统统磨灭，想去唤醒青春和幸福。我想到海报上的姑娘。那一刻，我竟相信，只有赢得她，我才能活下去。而我的臂膀越是用力去抱紧，就越有可能出现奇迹。

    ……

    之后我们几个不知怎么，又聚在了一起。莱尔显然容光焕发。我们诚挚地和她们道别，蹬上靴子。夜晚的冷风吹凉我们发热的身体。高大的白杨树沙沙作响，耸立在黑暗中。空中悬挂的月亮，倒映在运河里。我们没跑，而是迈着大步并肩走着。

    莱尔说：“这个黑麦面包真值个！”

    我不愿开口说话。我一点儿也不快乐。

    这时我们听见一阵脚步声，赶紧躲进灌木丛。

    脚步声越来越近，经过了灌木丛。我们看见一个赤裸的士兵，穿着靴子，跟我们一模一样。他腋下夹着包东西，奋力奔跑着。是开足马力的加登。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笑了。明天他准会开骂。

    我们悄悄溜回草垫上。

    我被叫到文书室。连长递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车票，祝我一路平安。我看了看假期的天数。十七天：休假十四天，旅途三天。太少了。我问：“我是否能拿到五天旅途假？”贝尔廷克指了指我的证。我这才看见，我不必立即回到前线。假期结束后，我还要去海德拉格尔的军事训练营报到。

    大家都很羡慕我。卡特还出了个好主意，教我如何在训练营站稳脚跟：“你要是够机灵，就在那儿待着别回来。”

    其实我更愿意八天后，也就是在野战兵营的日子结束后再出发。这里不错。

    我自然要在营房食堂请客。大家都有几分醉意。我却有些沮丧。离开六周是种巨大的幸运，可等我回来时，又会发生什么？我还能再看见他们吗？海尔和克默里西已经不在了——下一个会是谁？

    我们喝着酒。我一个个瞧着他们。艾伯特坐在我身边抽烟。他很活泼，我们总在一起。对面蹲着卡特，耷拉着肩膀，拇指粗壮，说话心平气和。米勒长着一副龅牙，笑起来声音爽朗。加登有一双鼠眼。莱尔蓄起了大胡子，看着像四十岁。

    浓烟盘旋在头顶。士兵没有烟草怎么活！营房食堂是个避难所。啤酒不仅是种饮料，还是种标志。它意味着大家可以安心地伸展四肢。我们的一贯作派样样不缺：双腿舒坦地伸向前方，惬意地朝四周吐着口水。一切怎会全部出现在一个明天就要出发的人面前！

    夜里我们又去了对岸。我甚至害怕告诉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我要走了，而等我回来，肯定要待在遥远的别处。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但她只是点点头，不动声色。我起先不明白，后来还是理解了。莱尔说得没错：我要是上前线，她就会说“可怜的小伙子”。去休假——她们并不想知道太多。这没什么意思。还是让她带着她的废话见鬼去吧！人们相信奇迹，但事后才知，奇迹不过是块面包。

    第二天一早，除虱后，我走向野战车站。艾伯特和卡特陪着我。到了车站，我们听说离发车还有几小时。他俩要回去执勤。我们告了别。

    “再见，卡特。再见，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几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个步伐、每个动作我都那么熟悉，即便隔着老远，我也认得出他们。随后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我坐在行李上等车。

    突然，我有些不耐烦，急切地想马上离开。

    躺过几个月台，路过几家流动厨房，蹲过几条板凳——随后，窗外的风景变得令人压抑、恐慌，变得熟悉。黄昏的火车驶过一座座村落。窗外的茅草屋顶像顶毡帽，压在一间间粉刷过的木屋上。庄稼地像珍珠母，在斜阳的余晖中发着光。还有果园、粮仓、古老的菩提树。

    我渐渐识得车站的名字，心跳开始加速。车轮滚滚向前。我站在窗边，抓紧窗框。这些站名圈定了我青春的边界。

    一望无际的草地，田野，农庄——一辆与地平线并行的牛车，孤单地蹒跚在天幕下。农民们等在道口栏前。姑娘们挥着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通往村子的路很平整，没有炮兵部队来过。

    已经是傍晚了。假如火车不隆隆响，我真想大声叫喊。广阔的平原铺陈在眼前，远处山脉的轮廓逐渐显现在暗蓝的夜空中。我认识多尔本山独特的地貌。它像把锯齿状的梳子，陡峭地耸立在森林的枝端。山后就是城市。

    就在这一刻，金红的斜阳朦胧地弥漫在大地上。列车轰隆，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弯道上满是模糊、摇曳而神秘的白杨。它们一株连着一株，排成长长一列，构成幻影、光线和思念。

    列车绕过田野，将它丢在身后。树的间距缩小着连成一片。转瞬间，眼前就剩下唯一的一棵。紧接着，又一排白杨重新出现。它们长久而孤单地立于天际间，直至被一排房屋遮掩。

    一个交叉道口。我站在窗边，不想挪步。其他人已拿起行李，准备下车。我念着经过的路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车下是骑单车的人，车辆，行人。一条灰暗的街。一条灰暗的地下道。它们打动我，就像它们是我的母亲。

    接着，火车停了。车站一片喧嚣，熙熙攘攘，到处挂着路牌。我背起行囊，钩紧肩带，握紧步枪，踉跄着下了车。

    我在月台上东张西望。赶路的人中没有我的熟人。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递给我一杯咖啡。我转过身，看见她正朝我傻笑，脸上还掺杂着一丝自豪，仿佛在说：“你瞧，我正递给一位战士一杯咖啡。”她一声声叫着“战友”，叫得那么不是时候。

    火车站外的街边有条汩汩的小溪。磨坊桥的水闸里涌出白花花的水，流经这里。一座古老的四方瞭望塔矗立在水闸边。前方是棵斑驳的大菩提树，后方则是无垠的暮色。

    过去我们常坐在这里——那是多久以前了——一过桥，我们就能闻见排涝的污水冰冷腐烂的气味。水闸这边，我们在静止的水前弯下身。桥墩上垂满藤蔓和水藻。炎炎夏日，我们喜欢去水闸那儿一边看飞溅的泡沫，一边数落我们的老师。

    我过了桥，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河里依旧满是水藻。河水依旧以一道晶莹的弧线涌向下游。瞭望塔上站着烫衣女工，和当初一样，她卷起袖子，站在雪白的衣服前。敞开的窗口冒出烙铁的热浪。几条狗大摇大摆地穿过狭长的巷子。门口站着人，痴痴盯着我，看我有多脏，背着多重的军囊。

    我们经常在这家甜品店吃冰淇淋，还在这里学会了抽烟。沿街走去，我熟悉每幢房子，熟悉殖民地进口杂货铺、卫生用品店、面包坊。随后我站在一扇褐色的门前，抓住了磨旧的门把手。我的手有些沉重。拉开门，一股陌异的凉气扑面而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长靴踩在楼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楼上的门“啪嗒”一声打开，有人扶着楼梯扶手探身张望。打开的门是厨房门。煎土豆饼的香气飘满整个楼道。今天是礼拜六。楼上的人一定是我姐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随后又摘下钢盔，向楼上望去。是的，正是我姐姐。

    “保罗！”她喊道，“是保罗！”

    我点点头。行李撞在楼梯扶手上。我的步枪太重了。

    她打开另一扇门，叫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再也无法移步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靠在墙上，紧紧抓着钢盔和步枪。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握它们，一步也迈不出去。楼梯在我的视线中模糊了，我拄着立在脚背上的枪托，狠狠地咬紧牙根。姐姐叫我，我却说不出话。我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说，想笑，却一句也没有回答。我就这样站在楼梯上，既痛苦又无助地陷入可怕的痉挛中，强忍的泪水无声地滚落腮边。

    姐姐又探出头，问道：“你怎么了？”

    我只好打起精神，挣扎着上了楼。我把步枪倚在墙角，行李靠在墙边，钢盔放在行李上。解下的腰带和那堆东西堆放在一起。接着，我有些恼火：“你倒是给我拿条手巾！”

    她从柜子里拿出手巾。我擦了把脸。墙上挂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我以前收集的彩色蝴蝶。

    这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她在躺着吗？”我问姐姐。

    “她病了。”她说。

    我走进卧室，朝她伸出手，竭力镇静地说：“妈妈，我回来了。”

    她躺在昏沉的暮色中。接着，她惶恐地问：“你受伤了吗？”我接受着她试探的目光。

    “没受伤。我回来休假。”

    她脸色苍白。我甚至不敢开灯。“我只知道躺在这儿哭。”她说，“应该高兴才是。”

    “你病了吗，妈妈？”

    “今天我要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转向姐姐。姐姐正穿梭在卧室和厨房间，以免烧煳了饭。

    “把那罐蔓越莓果酱打开吧，你不是爱吃吗？”她问我。

    “是，妈妈。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了。”

    “我们就像知道你会回来似的。”姐姐笑道，“正好做了你爱吃的土豆煎饼。现在还有果酱。”

    “今天刚好是礼拜六。”我说。

    “坐到我身边来。”母亲说。

    她望着我。她的双手和我的比起来那么苍白、虚弱、瘦削。我们说了几句话。真该感谢她什么也没问。我能说什么？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已平安走出战场，坐在她身边。厨房里是忙碌的姐姐，做着晚餐，唱着歌。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说。

    我们家人间从不说温柔的话。穷人为生计奔波、操劳，大抵如此。他们不明白那么做的意义，也不愿重复本来就知道的事。所以，比起那些懂得客套的人，母亲口中的“亲爱的孩子”意味着更多。我知道，那罐蔓越莓果酱是几个月来家里唯一的一罐。她一直留给我。还有她拿出来的陈旧饼干，无不是她逮机会弄到，留起来，等我回来吃的。

    我坐在她床边。对面客栈花园里的栗树透过窗子发出褐色和金色的光。我深吸了口气，对自己说：“你到家了，到家了。”却并未摆脱拘谨。我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这是我母亲，那是我姐姐，墙上挂着我的蝴蝶，那边还有架桃花心木钢琴——我还没彻底回来。我和家之间还隔着一道屏障、一段距离。

    于是我把行李拿到床边打开，一一取出我带回来的东西：一整块艾达姆干酪是卡特弄来送我的，还有两条黑麦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你们肯定用得着。”

    她们点头。“这里是不是食物紧缺？”我打听道。

    “是，吃的东西不多。你们在前线够吃吗？”

    我笑了，指着我带的东西：“不会总有这么多，但也过得去。”

    姐姐收好吃的东西。母亲突然哽咽着一把抓住我的手：“前线是不是很可怕啊，保罗？”

    母亲，我该怎么回答你！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理解，也永远不必理解。前线是不是可怕？你问——你，我的母亲——我摇摇头：“不，妈妈。不可怕。我们大部分时候待在一起，所以也没那么可怕。”

    “可前一阵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回来说，前线现在特别可怕，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

    说这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忧。难道我要告诉她，我们有一次发现了三条敌军战壕，里面一具具僵尸的样子就像中了风？靠着胸墙的，钻地道的。他们本来动着，突然就僵在原地，或站或躺，脸色发青，死掉了。

    “哎，妈妈，说什么的都有。”我答道，“布里德迈耶也不过是胡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壮实——”

    面对母亲的担忧，我恢复了平静。现在，我已经能走来走去，谈天说地，而不会因世界像橡皮般柔软，血管像雷管般脆弱，而突然害怕地靠在墙上。

    母亲要起床，于是我走向厨房，问姐姐：“她怎么了？”

    她耸耸肩：“她已经躺了几个月。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已经看过了几个医生。有个医生说，她可能得了癌症。”

    我得去区司令部报到。我漫步在街上，不时有人和我说话。我不会止步太久，也不愿和他们多说。

    走出营房后，我听见有个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转过身，看见面前站着一位少校。他呵斥道：“您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不知所措，“我没看见您。”

    他提高了嗓门：“您难道不会得体地讲话吗？”

    我真想揍他的脸，但还是克制住了，否则我的假期会立即结束。我立正道：“我没看见少校先生。”

    “那么我命令您注意！”他大声嚷嚷，“您叫什么名字？”

    我向他报告。

    他红彤彤的胖脸怒气未消：“哪个部队的？”

    我按规定汇报了一番。他还没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我已经够了，说道：“朗格马克和比克斯硕特之间。”

    “怎么？”他有些吃惊。

    我告诉他，我一小时前刚到，回来休假。我本以为他会走开，谁知他更粗暴了：“您以为您能把前线那套做派带到这里？休想！这里，感谢上帝，还有纪律！”

    他命令道：“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已怒不可遏，但我拿他没办法。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立即拘捕我。于是我跑步退回，再开步向前，走到离他六米处，朝他敬了个军礼，直至走过他六米后才礼毕。

    他又把我叫过去，以和蔼的口吻告诉我：这回他宽大为怀。我端正了姿势，感谢了他。

    “解散！”他命令道。我“咔嚓”一声转身离开。

    这件事败坏了我整晚的兴致。一回到家，我就脱下军装，扔到角落，反正我早打算脱下它。我从柜子里拿出一身便装，穿在身上。

    我已经不习惯穿便装了。衣服又瘦又短。我在部队里长大了不少。衣领和领带尤其难系，最后还是姐姐替我打好了领结。便装真轻啊，轻得就像只穿着衬裤和衬衫。

    我望着镜中模样古怪的自己。一个皮肤黝黑，高大结实，衣服紧绷，即将接受坚信礼的青年也惊讶地望着我。

    母亲看见我穿便装很高兴。这是她熟悉的我。父亲则更乐意看我穿军装。他想带着穿军装的我去见他的朋友。

    我拒绝了。

    能安静地坐在某处真好。比如坐在对面客栈花园的栗树下，保龄球道边。几片新叶落在桌上和地上。我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在部队里，我学会了喝酒。杯子已经半空，也就是说，还有美味冰凉的几大口等着我。要是我愿意，还可以要第二杯、第三杯。没有集合，没有猛烈的炮火。客栈里的孩子们在打保龄球。一条狗把头搭在我的膝盖上。天很蓝。栗树的叶子间，耸立着玛格丽特教堂绿色的塔楼。

    这一切真好，我很喜欢。但我无法与人打交道。我母亲是唯一不提问题的人。父亲则截然相反。他总希望我能讲讲外面的事。在我看来，他的愿望既动人又愚蠢。我和他已没什么真正的交流了。他希望我最好能不断地讲讲。我想，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是难以描述的。我很想让他满意，但这对我来说太过危险。我害怕话一出口，话题就变得宏大，大到我难以驾驭。要是我们能彻底弄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会身在何处？

    于是为了满足他，我只给他讲了几件趣事。他却问我，我是否参与过白刃战。我说没有，起身走出去。

    但情况并未好转。有一回在街上，我被电车刺耳的急刹车声吓了一跳，以为是呼啸的榴弹，这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是我的德语老师。他爱问人们常问的问题：“外面怎么样？可怕。可怕。不是吗？是的，难以忍受。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管怎样，我听说，你们在前线伙食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很健壮。后方当然差得多。但非常正常，这是理所应当的。最好的东西，当然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个聚会上。我受到热情款待。一位校长握住我的手说：“那么，您是从前线来的？那边士气如何？十分高涨，十分高涨，不是吗？”

    我说，人人都想回家。

    他哈哈大笑：“这我相信！但你们得先痛打法国佬儿！您抽烟吗？这儿，您来一支。服务员，给我们年轻的战士来杯啤酒！”

    很遗憾，我拿了那支雪茄，只好留下来。众人的好意实在无法推辞。但我还是懊恼，不停地抽着烟。为了不闲着，我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但他们马上给我要了第二杯。他们知道，他们亏欠当兵的。他们争论着我们该吞并哪里。系着铁表链的校长最为贪婪：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矿区，俄国的大片土地。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们要吞并这些区域的理由。他不屈不挠，其他人最后只好让步。接着他开始阐释，哪里是法国的突破口。谈话间，他转向我：“用你们持续的阵地战再向前推进一些。把那帮家伙赶出去，这样才能和平。”

    我答道，在我们看来，强攻是不可能的。对方后备力量雄厚。此外，战争和人们想象的不同。

    他拒绝思考，向我证明，我根本无法理解。“没错。您说的只是局部。”他说，“重要的是整体。这一点，您无从判断。您看到的只是一小片区域。您没有全局观。您恪尽职守，甘愿冒生命危险，理应获得最高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人颁一枚铁十字勋章——但首先要在弗兰德突破敌人的战线，接着再从上方侧攻。”

    他喘着粗气，揩了把胡子：“必须全面侧攻。从上往下，接着攻占巴黎。”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于是一口气喝了第三杯啤酒。但马上，他又为我叫了第四杯。

    我要告辞了。他塞到我口袋里几根雪茄，友好地拍拍我，准我离开：“一切顺利！希望我们很快能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

    我想象的假期并非如此。一年前确实应该不同。我想是我变了。今天和去年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当时我还不了解战争。我们驻扎在平静地段。现在我意识到，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拖垮。我无法融入这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有些人提问，有些人不问。看得出，那些不问的人为自己的沉默感到骄傲。他们甚至常常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认为那不值一谈。他们真自负！

    我情愿自己待着，这样就不会被打扰。因为所有人问来问去，无非是情况有多糟，情况有多好。有人这么认为，有人那么认为——但他们总是迅速地回到那些与他们的存在相关的事物中。从前，我一定也这样生活。但现在，我无法和他们交流了。

    他们对我说得太多。他们有忧虑、目标、愿望。对于这些，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我和他们中的某人一块儿坐在客栈花园里。我试着让他们清楚，归根到底，这就是一切：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他们当然明白，也赞同，也这样认为，但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就是这样——他们感受到了，但只是半个他们感受到了，另外半个在其他事物上。他们无法集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去感受。而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的见解。

    我一看见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办公室里、岗位上，就会被深深吸引，想像他们那样生活，忘掉战争。但这一切又立即变得令人反感。它太狭促，怎能填满生活。应当粉碎它。当前线的弹片正在弹坑上方呼啸，照明弹一冲升天，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抬回来，战友们蜷缩在战壕里！——这里是另一群人。我无法理解的人。我既羡慕又蔑视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卡特、艾伯特、米勒和加登，他们在做什么？或许他们正坐在食堂里，正在游泳——但不久，他们又要上前线了。

    我房间的书桌后有张褐色沙发。我坐上去。

    墙上四处用图钉钉着我从前在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其中还有些我喜欢的明信片和画。角落里有个小铁炉。对面靠墙的书架里放着我的书。

    我当兵前住在这间房间。书是用我当补习教师赚的钱陆续买的。其中许多是旧书。例如全部的古典文学类书籍。有一卷蓝色亚麻布精装本一马克二十芬尼。我买全集，是因为我为人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选出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只买全集。我老老实实地通读过这些书，但大部分都不合我意。我更想读些现代作品。当然，这类书更贵。其中几本并不是我买的，而是借的，随后没还。我不想和它们分开。

    书架的一格放着教科书。由于我没好好爱惜，这些书已经残破不堪。出于某些原因，有几页还被撕掉了。这一格下面放着笔记、纸张、信件、图画和草图。

    我真想回到当年的情境。就在这间屋里。我马上能感觉到，四面墙壁仍守卫着它。我的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跷起双腿，就这样舒适地坐在角落，坐在扶手中间。小窗开着，看得见熟悉的街景和街道尽头高耸的教堂塔楼。桌上放着几枝花。蘸水钢笔，铅笔，镇纸用的贝壳，墨水瓶——一切都是老样子。

    的确，如果我幸运，如果战争结束，我还会回到这间房间。我会像现在这样坐着，看着我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些激动。但我不该激动，因为激动是错的。我想再次感受安宁与沉迷，感受强烈而不可名状的冲动。就像许久以前，我朝一本书走去时一样。多彩的书脊上飞升的意愿之风，该再次席卷我，熔化我心中那块沉重而了无生气的铅锭，唤醒我对未来的迫不及待，唤醒思想世界中振翼的愉悦——带回我失去的年少时代的蓬勃朝气。

    我坐着，等待着。

    我突然想到，我该去看望克默里西的母亲，或去找米特尔施泰特，他肯定在兵营里。我望向窗外：洒满阳光的街景后，朦胧而轻柔地浮现出起伏的丘陵，又转瞬幻化为秋日明朗的一天，我正和卡特、艾伯特坐在炉火边，吃着带皮的烤土豆。

    我不该想起这些，于是我赶紧拂去脑中的记忆。该让房间诉说，让它来抓牢我，承载我！让我感到我属于它。我要倾听它，好叫我再回到前线时能记住：战争会过去，会消逝，当回家的浪潮袭来时，战争已成往事。它不会侵蚀我们。除了外在的示威，它无法向我们行使任何权利！

    书架里的书一本挨一本。我熟悉它们，仍记得是如何排序的。我用眼睛请求它们：对我说话吧，收留我——收留我，往昔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美好往昔——再收留我吧——

    我等待着，等待着。

    一幅幅画面闪过眼前，它们没有停留。它们只是影子和记忆。

    什么都没有。

    我越发不安。

    一个陌生的可怕念头突然涌上心头，我再也无法找到回去的路了。尽管我竭力祈求，但一切都没改变。我像被判了刑，冷漠而悲伤地呆坐着。往昔转身离去。同时，过多的祈求又让我感到恐惧。对于将会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知。我必须牢记，我还是个士兵。

    我疲倦地起身，走到窗边。接着，我拿起一本书，准备翻阅，随后立即扔到一边，又拿起另一本。我曾在某些段落做过标记。我寻找着，翻阅着，再拿起另一本。我面前已经叠起了一摞书，又慌乱地放上去——报纸、笔记和信件。

    我沉默地站在它们面前，就像站在法庭上。

    垂头丧气。

    词语，词语，词语——触碰不到我的词语。

    我慢慢把书放回书架。

    远去了。

    我安静地走出房间。

    然而我仍未放弃。虽然我不再踏入房间，但我安慰自己，这不过才几天，还无须下结论。之后——未来——还有许多时间。于是我去兵营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坐在他的房间，屋里弥漫着一股我已习惯的难闻气味。

    米特尔施泰特一看见我，就讲了件新鲜事。我立即震惊了。原来康托列克应征当了后备军。“你猜怎么着？”他说着，拿出几根上好的雪茄，“我刚从野战医院到了这儿，就碰上康托列克。他向我伸出他的爪子，聒噪道：‘你瞧，这不是米特尔施泰特嘛，你好吗？’我瞪着他：‘后备军康托列克，您最好搞清楚，公是公，私是私。跟上级说话时，您应该立正。’你真该看看他那副嘴脸！绝对是酸黄瓜和哑弹的杂交。他慌里慌张地要和我叙旧，我摆出一副更严厉的架势。最后他使出了他的杀手锏，跟我窃窃私语：‘您的毕业考试要不要我帮帮忙？’他想提醒我。你懂。我一听，火冒三丈。我也要提醒他：‘后备军康托列克，两年前，您鼓动我们到区司令部自愿报名参军。其中有个叫约瑟夫·贝姆的，根本不想参军。他阵亡了。在他应征入伍前三个月。没有您，他还能等到那时候。现在：解散！我们以后再说。’分到他所在的连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一去，就把他带到军需库，给他弄了身漂亮的军装。你马上就能看到。”

    我们走向营房操场。全连已列队站好。米特尔施泰特让他们稍息，检阅他们。

    这时，我看见令人忍俊不禁的康托列克。他上身穿了件宽大褪色的蓝军装，像条女裙，后背和袖子上打着大块的补丁。可以想见，这件上衣过去的主人多么高大。下身黑色破旧的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而他脚上那双大鞋，坚硬如铁又破旧不堪，鞋尖翘起，鞋带系在一边。出于平衡起见，他头上是顶过小的无檐圆筒军帽，又脏又别扭。整体看来，他实在值得同情。

    米特尔施泰特走到他面前：“后备军康托列克，您这纽扣，算是擦过了？看来您永远也学不会。不及格，康托列克，不及格——”

    我已止不住在心里狂笑。在学校时，康托列克正是用这种腔调教训的米特尔施泰特：“不及格，米特尔施泰特，不及格——”

    米特尔施泰特继续刁难他：“您看看伯特歇尔。他就是您的榜样。您跟他学着点儿。”

    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伯特歇尔是我们学校的门房。他居然成了榜样！康托列克瞪了我一眼，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而我只是幸灾乐祸地朝他莞尔一笑，就像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那顶帽子和那身制服简直愚蠢可笑透顶！而这个家伙曾令我们心惊胆战。那时，他高傲地坐在讲台上。练习法语动词变位时，他常拿铅笔戳我们。他教的那些法语，我们在法国从没派上用场。不过短短两年——现在，站在这里的是后备军康托列克。他已失去魔力，双膝发颤，胳膊像锅柄，扣子擦不亮，动作滑稽可笑。一个不成体统的士兵。我无法将眼前这个康托列克和过去那个威严的形象联系起来。我真想知道，假如这个可怜虫再来问我这个老兵“博伊默尔，您说一下‘走’的过去式”，我该如何是好。

    眼下米特尔施泰特正进行散兵操练。出于一番美意，康托列克被指任为班长。

    散兵操练的特殊性在于，班长始终要站在全班队伍前二十步的位置。只要一声令下：“向后转——齐步走！”当散兵队列向后转时，班长就突然落在了队伍的后二十步。他必须疾速前进，好重新处于队伍前二十步。这加起来就是四十步。可他刚一跑到，一道“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又下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再用最快的速度，朝另一头跑。以这种方式，班里的人不过舒服地向后转着身，多走两三步，班长却要来回狂奔，活像窗帘木杆上放的屁。这一套不过是米特尔施泰特的众多特效良方之一。

    康托列克对米特尔施泰特已没什么指望。因为有一回他搅了米特尔施泰特升迁的局。在回到前线前，假如米特尔施泰特不好好抓住良机，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部队提供这种机会，或许就是为了让人死得更加甘心。

    此刻的康托列克正来回奔忙着，活像只受惊的野猪。过了一阵子，米特尔施泰特宣布散兵操练结束，重要的爬行训练开始。双膝双肘着地的康托列克按规定抓着枪，华美的身躯挪动在沙地上，爬过我们身边。他大口喘着粗气，那喘息声简直就是音乐。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高级教师康托列克的名言，鼓励着后备军康托列克：“后备军康托列克，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战胜困难！”

    康托列克流着汗，吐出一块钻到他牙缝里的脏木条。

    米特尔施泰特俯下身，忠告道：“永远不要因为区区小事，遗忘我们伟大的事业。后备军康托列克！”

    我很惊讶，康托列克居然没有发怒，尤其是接下来的体操课上。米特尔施泰特绝妙地模仿了康托列克，在他做引体向上时，从后面拽着他的裤裆，使他只能吃力地把下巴伸过单杠。随后又是一番教诲。这一套跟当年康托列克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之后是分配其他勤务。“康托列克和伯特歇尔去领军粮！推着推车。”

    几分钟后，两人推着推车走了。康托列克愤怒地垂着头。门房则为得到了这份轻松的工作而得意。

    面包厂位于城市的另一端。两人一来一回都必须穿过整座城市。

    “这个活儿他们已经干了好几天。”米特尔施泰特冷笑道，“已经有人每天等着看好戏。”

    “漂亮！”我说，“但他没去告状吗？”

    “试过！但我们的指挥官听他诉苦时，差点笑断气。他不喜欢老师。另外，我正向他女儿求爱。”

    “他会在你考试时使坏。”

    “我才不在乎。”米特尔施泰特冷静地说，“再说他抱怨也没用。我可以证明，我只给他分配了些轻活儿。”

    “你就不能好好管教管教他？”我接着问。

    “对我来说，他实在太蠢。”米特尔施泰特严肃而高傲地说。

    休假是什么？——是打了个趔趄，只能让往后的日子更艰难。现在，离别已介入假期。母亲默默地看着我。她数着天数。我知道——每天早上，她都很难过。又少了一天。她挪走了我的行李，不想看见它受到提醒。

    沉思时，时间过得真快。我打起精神，陪姐姐去肉铺买几磅骨头。是个大优惠，人们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龙。有人甚至晕倒了。

    真不走运，我们轮流排了三小时后，队伍散了。骨头卖光了。

    多亏我有一份给养，可以拿给母亲。我们总算有了些有营养的食物。

    日子一天比一天叫人难受。母亲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忧伤。还有四天。我必须去看望克默里西的母亲了。

    这件事难以下笔。这个颤抖抽泣的女人摇晃着我大声叫喊：“他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她用泪水淹没我，叫喊着：“你们究竟为什么都活着，孩子们，你们怎么——”她瘫在椅子上哭泣着：“你看见他了吗？你后来看见他了吗？他是怎么死的？”

    “他心脏中了枪，马上就死了。”我说。她盯着我，怀疑地说：“你撒谎。我比你清楚。我能感觉到，他死得很惨。我听见了他的声音。夜里我感受到他的恐惧。跟我说实话。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

    “不是这样。”我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马上就死了。”

    她轻声恳求我：“告诉我吧，你得告诉我。我知道你想安慰我。但你难道看不出，比起对我说实话，你这样做是在折磨我。我受不了不知实情。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哪怕他死得很惨。这总比让我一直去猜要好。”

    我永远不会告诉她，哪怕她把我剁成肉酱。我同情她，又觉得她有些愚蠢。她该想开点儿。无论她知道与否，克默里西都已经死了。一个见惯了死亡的人已经无法理解，为何仅仅因为一个人死了，就会有那么大的痛苦。我有些不耐烦地说：“他是当场死的。死时没什么感觉。他的脸很平静。”

    她沉默了，又慢吞吞地问：“你能发誓吗？”

    “能。”

    “向一切你认为神圣的事物？”

    我的上帝！对我来说，什么是神圣的事物——在我们中间，神圣的事物总是迅速地变来变去。

    “是。他当场死了。”

    “假如你说的不是真的，你愿意发誓，你再不会回来？”

    “假如他不是马上死的，我再也不会回来。”

    我可以发更多的誓。但她似乎信了，又啜泣了许久，要我讲讲当时的情况。我编了一个故事，编得几乎连我自己都信了。

    我走时，她吻了我，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新兵制服，靠在一张圆桌边。桌腿是尚未去皮的桦树枝。他身后的布景上画了一片森林。桌上放着一杯啤酒。

    这是在家的最后一晚了。大家都不说话。我早早上了床，抓紧枕头，紧紧抓着，把头埋进去。谁知道这是不是我躺在鸭绒被褥上的最后一晚！

    母亲很晚还来到我的房间。她以为我睡了，我也假装如此。要是说话，醒着，太难了。

    她一直坐到快天亮。尽管她很疼，时常佝偻着身子。我终于憋不住，假装醒来。

    “去睡吧，妈妈。坐在这儿会着凉的。”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她说。

    我坐起身。“这次不会马上去前线的，妈妈。我要去野外营地四个星期。说不定哪个周日，我还会从那里回来。”

    她不语。接着轻声问：“你害怕吗？”

    “不，妈妈。”

    “我早就想告诉你，多当心法国女人，她们很坏。”

    啊，母亲，母亲！对你来说，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投入你怀中痛哭？为何我总要坚强而镇定？我确实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柜中还挂着我儿时短小的裤子——那不过是不久以前，为何都成了过去？

    我极力冷静地说：“我们驻扎的地方没有女人，妈妈。”

    “在前线一定要当心啊，保罗。”

    啊，母亲，母亲！为何我不能搂着你，跟你一起去死。我们是怎样的可怜虫啊！

    “好的，妈妈。我会当心的。”

    “我会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母亲！咱们站起来吧，走出去，穿过旧日的时光，回到不必承受痛苦的往日。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岁月。母亲！

    “或许你能找到个不太危险的差使。”

    “是的，妈妈。也许我能调到伙房，有这种可能。”

    “那就去伙房，哪怕别人说闲话——”

    “我不会在意的，妈妈。”

    她叹了口气。黑暗中，她的脸是一道白光。

    “你该去睡了，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站起身，把被子披在她肩上。她靠着我的胳膊。她很疼。我扶她回房，在她房中待了一会儿。“等我再回来时，你的病就好了。”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们别再给我寄东西了，妈妈。我们在外面够吃。你们更需要。”

    她就那么可怜地躺在床上。她爱我胜过一切。我要走时，她又匆忙说：“我还给你搞到两条衬裤，是好羊毛的。你穿着暖和。你千万别忘记装在行李里。”

    啊，母亲，我知道，你为了这两条衬裤，花费了怎样的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祈求！啊，母亲，母亲，我必须离开你，这谁人能理解，究竟有谁比你更有权力，对我发号施令。我坐在这儿，你躺在那儿。我们有无数的话语，却永远说不出口。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房间里一片漆黑。母亲的喘息声时断时续。钟声嘀嗒。窗外的风吹得栗树沙沙响。

    我在过道被背囊绊了一跤。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它已经打包好放在那儿了。

    我咬住枕头，双手抓紧床框。我本不该回来。在前线，我麻木冷漠，时常绝望。现在我再也做不到了。我本是个士兵，现在却只是个为自己、为母亲、为无休无止而不得安慰的一切感到痛苦的人。

    我根本不该回来休假。

    VIII

    我还认得野外驻地的临时营房。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这里教训过加登。但这里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有几个过去曾擦肩而过。人来人往，总是如此。

    白天我机械地执勤，晚上就去军人之家。那里放着些我不想读的杂志。但有架钢琴，我倒是乐意弹弹。两个女招待中的一个姑娘很年轻。

    营房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我们从军人之家回来太晚时必须持有通行证。如果跟岗哨熟悉也能混进去。

    我们每天在荒原上的刺柏灌木丛和桦树林中进行连队训练。要是不指望太多，训练并不艰苦。跑步前进，卧倒。我们的呼吸吹拂着荒野上的稻草和野花。紧贴地面时，能看见干净的沙丘由无数细小的沙粒组成，纯粹得像在实验室。那场景让人异常心动，禁不住想把手插进沙中。

    但最美的是四周种着桦树的一片片树林。它们时刻变幻着色彩。此时，树干还发着亮白的光，淡而柔和的绿叶丝绸般轻舞在树干间，转眼工夫，一切就变成了卵白的蓝色，闪着银光，掠过树林的边缘——但只要一朵乌云遮住太阳，某处的颜色又深得漆黑了。这片阴影像幽灵般穿过苍白的树干，飘过荒野，飞向天边——这期间，桦树像白色旗杆上节日的旗帜，挺立在它染成金红的树叶前。

    我常常迷失在温柔透明的光影游戏中，听不见口令。一个人孤单时，就开始观察自然，热爱自然。我和人接触不多，也不想和他们有超乎寻常的交往。大家彼此不熟，不过是聊聊天，晚上一起打打“十七和四”，或掷骰子。

    我们营房旁边有个巨大的俄国战俘营。中间虽隔着铁丝网，但他们还是过得来。他们大多蓄着大胡子，身材高大，但看上去腼腆瑟缩，就像挨了揍的恭顺的阿尔卑斯山搜救犬。

    他们溜到我们营房，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可以想见他们要找些什么。我们伙食紧张，重要的是吃得很差。一个甘蓝切成六份，放在水里煮。胡萝卜是脏的。发霉的马铃薯已算得上上等佳肴。最美味的是稀薄的米汤，上面漂着切得细碎、根本无法找到的牛肉。

    尽管如此，食物还是会被一扫而空。假如有人阔绰到吃不完，马上就会有十个人愿意接手。只有勺子够不到的残渣被刷下来倒进垃圾桶。有时还有甘蓝皮、发霉的面包皮和混合的污垢。

    战俘们就在这肮脏的泔水里翻找。他们贪婪地从发臭的桶里捞出东西，藏在上衣口袋里带走。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敌人，实在稀奇。他们的脸让人深思。那是一张张老实农民的脸。宽额头，宽鼻子，厚嘴唇，还有粗壮的手和浓密的鬈发。他们真该去种田，收割，摘苹果。他们看上去比我们弗里斯兰的农民还要善良。

    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乞讨食物，真让人心酸。他们个个身体虚弱，领到的吃食不过刚好不致饿死。就连我们自己也早就吃不饱了。他们都得了痢疾。有些人还怯生生地偷偷给人看他们带血的衬衫角。他们弓着背，抻着脖子，膝盖发软。当他们伸出一只手，说着仅会的几句德语乞讨时，他们歪着头，微微抬起低垂的目光——他们乞讨的声音柔和、低沉，就像温暖的火炉和家乡的陋室。

    有人踢他们一脚，他们就跌倒在地——但这种人极少，大部分人都视而不见地从他们身旁经过。当然，有时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令人生厌，对此有人也会火冒三丈，踢他们一脚。要是他们不用那种目光看人——那两个拇指就捂得住的地方，究竟藏着多少不幸：那双眼睛。

    晚上，他们来营房做交易，用自己所有的东西换面包。有时能成交，因为他们的长靴不错，而我们的不好。那长靴的皮质软得出奇，像是俄国小牛皮做的。我们中的农家子弟会收到不少家里寄来的吃的。一双靴子大概能换两到三块面包，或一块面包加一小根瘦肉香肠。

    几乎所有俄国人都渐渐换光了东西。他们破衣烂衫，开始拿些小木雕，或用弹片、铜弹带做的东西试着交换。但这些东西，尽管他们费尽力气，也换不来多少食物——几片面包就可以轻易换走。我们的农民们心狠手辣。他们往往拿出一块面包或一段香肠，凑到俄国人的鼻子底下，直馋得他们脸发白，眼发花，彻底服软。接着他们又使出擅长的迂腐伎俩，包起他们的饵食，拿出他们的大折叠刀，缓慢而悠闲地从他们的存货中，切下一大块面包送进嘴里，每吃一口，还就一口又硬又香的肉肠犒劳自己。看着他们如此吃着下午茶，真让人气愤，恨不得狠狠敲他们的厚脑壳。他们几乎不给人任何东西。人对自己了解得太少。

    我常常被派去看守俄国人。黑暗中，他们移动的身影像生病的鹳、巨大的鸟。他们靠近铁栅栏，脸贴在铁丝网上，手指钩住网眼。他们常常这样并排站着，呼吸着从荒野和森林吹来的风。

    他们很少交谈。说起话来，也不过寥寥几句。他们更有人性。我甚至认为，比起我们来，他们彼此更像兄弟。也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更为不幸。无论如何，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尽管只能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上什么真正地活着。

    负责看守的后备军说，开始时他们还很活跃，彼此会有纠纷，经常抡拳头、动刀子。但现在，他们已彻底麻木冷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手淫，身体虚弱。尽管最糟的时候，整个营房的人都在干着那事儿。

    他们站在铁丝网后。有时一人走开，另一人马上填补了位置。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说话，只是偶尔有人讨要一个烟头。

    我望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除了知道他们是战俘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令人感动。他们一生无名，清白无辜——假如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忧愁，或许我的感动会有目标，会转为同情。但现在，我只感到他们身后芸芸众生的痛苦、人生可怕的愁绪和人类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就能让这些沉默的身影变为我们的敌人，或变为我们的朋友。某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我们无从知晓的某人签署的文件。于是本该遭世人蔑视、受到最高制裁的罪恶成了我们持续多年的至高目标。谁能分清敌友？当我们在这里，望着这群沉静的人，有的一脸孩子气，有的蓄着信徒式的胡须！每位新兵的军官，每个学生的老师，都比他们更像凶恶的敌人。而他们一旦获得自由，就会朝我们开枪，我们也会射向他们。

    我感到害怕，不敢继续想下去。这条思考的路通向深渊。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但我不会放弃。我会守护它，保存它，直至战争结束。我的心在跳动：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在战壕中想过的唯一而伟大的目标，是人类经历了一切灾难后，为了生存而寻找的目标？难道这就是为了不辜负这段残酷的岁月，为战后生活找到的使命？

    我掏出纸烟，每根掰成两截，分给俄国人。他们鞠着躬，点燃它。顿时，每张脸上都闪烁着一个红点。它们安慰着我，就像漆黑乡舍间的一扇扇小窗，露出每扇窗内一间间庇难的小屋。

    日子一天天流逝。一个有雾的清晨，又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当中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下葬的时候，我正好站岗。战俘们唱起了圣歌。他们分声部唱着，听上去不像人声，倒像是远处荒野中一架管风琴的鸣响。

    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夜晚，他们又站在铁丝网边。风从桦树林的方向吹来。满天繁星。

    我已经认识了几个会说德语的俄国人。其中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曾在柏林做过小提琴手。他听说我会弹钢琴，就拿出小提琴演奏起来。其他人坐下，靠着铁丝网。他站着，拉着琴，表现出一个小提琴手常有的陶醉，闭着眼睛，随后又有节奏地摆动着乐器，微笑地看看我。

    他演奏的应该是民歌，其他人跟着琴声哼唱。他们像一座黑暗的山丘，从深邃的地下发出声音。小提琴声像一位修长的少女，高高在上，既明亮又孤单。哼唱停下来，小提琴继续鸣唱着——夜里，这声音纤弱稀薄，像是冻僵了。大家紧紧靠着，站在一旁。要是能在室内多好——在这里，它独自四处游荡，叫人忧伤。

    因为刚休过长假，周日就不能休息了。返回前线前的最后一个周日，父亲和姐姐来看我。我们一直待在军人之家。如果不想去营房，我们还能去哪里？中午时分，我们去荒野上散步。

    时间真折磨人。我们无话可说，只好谈起母亲的病情。她已确诊患上了癌症，住进了医院，不久就要接受手术。医生希望她能好起来，但我们还没听说过癌症能治好。

    “她住在哪家医院？”我问。

    “住在路易斯医院。”父亲说。

    “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先看看手术价格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儿还有人能说说话。再说三等病房也便宜些。”

    “一个房间那么多病人，但愿她夜里能睡个好觉。”

    父亲点点头。他神情疲惫，脸上满是皱纹。母亲一向体弱多病。虽然不得已才住进医院，但住院毕竟要花一大笔钱。父亲其实一辈子都扑在这些事上了。

    “要是知道手术的价格就好了。”他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不能那么问——要是惹得医生不耐烦可怎么好，他还要给你妈妈手术。”

    是啊，我辛酸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宁愿忧心如焚，也不敢问手术的价钱。而那些无须为钱担忧的人，却理所当然地事先商定了价格。医生不会对他们不耐烦。

    “术后的包扎费也很贵。”父亲说。

    “难道医疗保险公司一分也不付吗？”我问。

    “你妈妈病得太久了。”

    “家里还有钱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但我可以加班。”

    我知道：他会站在桌前，折叠，粘贴，剪切，直至午夜十二点。晚上八点时，他会吃些凭票换来的没有营养的东西，随后服用头疼粉，继续干活。

    为了让他高兴，我讲了些刚好想起的事。无非是当兵的常讲的笑话，一些愚弄将军、上士们的事。

    之后我送他们去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瓶果酱和一包母亲为我煎的土豆饼。

    他们走了。我回到营房。

    晚上，我吃了些土豆煎饼涂果酱，却食之无味。于是我出去，打算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却忽然想起，这是母亲亲手煎的。或许她站在火炉前时还忍着疼痛。我重新包好，放进背囊，只拿出两个煎饼分给了俄国人。

    IX

    我们上路几天后，空中出现了第一批飞机，开过运输车队时，看见了车上的大炮。随后我们被轻便军车接走。我寻找着我的队伍，却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我在不知名的地方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领了口粮和含混的指令，背起行囊和步枪上路。

    我到达时，那个被炸毁的地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我们被改编为流动师，哪里棘手就安插在哪里。我并没为此高兴。我还听说我们损失惨重。我打听卡特和克罗普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继续寻找，东游西荡。这是种奇怪的感觉。我露宿了一夜又一夜，像个印第安人。随后我收到了明确指令，下午我可以去文书室报到了。

    中士留我住下。连队两天后就回来了，所以不必再派我出去。“假期过得怎样？”他问，“很好！不是吗？”

    “有好有坏。”我说。

    “是啊，是啊。”他叹着气，“要是不用回来就好了。后半段假期总是因为快要回来了，变得有点儿糟。”

    我四处闲逛，直到一天早上连队的车开回来。他们个个苍白、肮脏，懊恼又沮丧。我一跃而起，冲进他们中间。我的眼睛搜寻着：那是加登，米勒在擤鼻涕，那是卡特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看见他们，我有种毫无来由的愧疚感。晚上睡觉前，我拿出剩下的煎土豆饼和果酱，让他们尝尝。

    放在外面的两块煎饼已经发霉，但还可以吃。我把它留给自己，新鲜的分给卡特和克罗普。

    卡特一边嚼一边问：“是妈妈做的吧？”

    我点点头。

    “好吃。”他说，“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我快哭了，几乎不认识自己。但又能跟卡特、克罗普，跟战友们在一起，我很快会好起来。我属于这里。

    “你挺幸运的。”入睡前，克罗普轻声说，“听说咱们要去俄国。”

    去俄国。那边已经停战了。

    远处轰响着前线的炮火。营房的墙壁颤抖着发出嘎吱声。

    彻底的大扫除。一道接一道的命令。我们受到各方检查。凡破旧的东西都换成新的。我弄到一件完美崭新的上衣。而卡特，不必说，弄到了全套新制服。到处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可能要和平的，有说我们要去俄国的。后者无疑更可信。但在俄国，我们用得上这些新东西吗？确切的消息终于传来：德国皇帝要来巡视，这么多检查是为了迎接他。

    整整八天的劳动和操练足以让人相信我们是在新兵营里。所有人都愠怒而烦躁。我们不喜欢过度清洁，更别说阅兵操练。对于一个士兵来说，这些事比进战壕更让人撮火。

    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我们站得笔直。皇帝驾到。我们都对他的样貌感到好奇。他庄严而缓慢地沿队伍走来。我有些失望：从画像上看，他该更高大、更魁伟。特别是他该有洪亮的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和这个说几句，和那个说几句。之后我们齐步走开。

    大家议论起来。加登有些惊讶：“原来这就是当今陛下。在他面前，人人都得立正站好。无一例外！”他思索着：“哪怕兴登堡[7]也得立正站好。对吗？”

    “没错。”卡特予以肯定。

    加登还没说完。他寻思了一会儿，问道：“那国王也要在皇帝面前立正站好喽？”

    这没人知道，但我们认为不会。这两人位高权重，在他们身上，肯定没有立正这一说。

    “你这是在胡说什么？”卡特说，“要紧的是，你自己得立正站好。”

    可加登像着了魔。他一向枯竭的想象力活络起来。“你瞧，”他郑重其事地说，“我根本想不通，皇帝居然跟我一样，要上茅房。”

    “为这事儿，你可以去服毒了。”克罗普哈哈大笑。

    “虱子加三等于七。”卡特补充着，“你脑袋里进了虱子，加登。你赶快去茅房，收拾收拾你的头，免得说话像个尿床的孩子。”

    加登一溜烟跑了。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克罗普说，“要是皇帝说个‘不’字，仗是不是就不会打了。”

    “我想还是要打。”我插话道，“他最初恐怕根本就不赞成开战。”

    “他一个人不行。要是世界上有二三十个像他那样的人说‘不’呢？”

    “那可以。”我赞同道，“可恰好他们都说要打。”

    “想想真奇怪。”克罗普接着说，“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法国人在那儿，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到底谁是对的？”

    “也许双方都对。”我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好吧，双方都对。”他继续道，看来他要问到我哑口无言，“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希望如此。而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也说他们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管怎样，战争在继续。参战国每月都在增多。”

    加登又跑来了。他依然兴奋，马上加入了谈话。他想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一个国家严重冒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带着几分优越感答道。

    可加登无视他的优越感：“国家？这我就不明白了——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冒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一条河、一片森林、一块稻田，都不可能。”

    “你是真愚还是装傻？”克罗普抱怨道，“我的意思是，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

    “那我在这儿就没什么事好做了。”加登反驳，“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侵犯。”

    “你根本就不开窍。”克罗普气愤地说，“这种事，怎么会取决于你一个乡巴佬。”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回家啦！”加登坚持道。大家笑了。

    “哎，你这个人。他说的民族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国家。”米勒嚷嚷着。

    “国家，国家，”加登灵活地咔嚓咔嚓掰着手指，“宪兵，警察，税收，这就是你们的国家。要是你说的是这些，那我谢谢你告诉我。”

    “没错。”卡特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家国是两回事。”

    “可它们是一体。”克罗普慎重地说，“没有国，就没有家。”

    “对。不过想想看，我方几乎全是普通人。法国战场上也绝大多数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职员。那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为什么一定要攻打我们？不。那是掌权者的意愿。上前线以前，我从没见过法国人。大部分法国人之前也从没见过我们。没人问过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就像没人问我们。”

    “那战争究竟是为的什么？”加登问。

    卡特耸耸肩：“一定有人从战争中获利。”

    “好吧，我可不是其中一员。”加登露齿而笑。

    “你不是。这里的人都不是。”

    “那谁是？”加登追问道，“对皇帝又有什么好处？他已经应有尽有了。”

    “那可不好说。”卡特接着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过战争，而每一位伟大的皇帝都要经历至少一次战争，否则就无法青史留名。你们去看看课本吧！”

    “将军们也是因为战争才被载入史册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名气还大。”卡特赞同道。

    “肯定有些幕后指使者，靠着战争发了财。”特德林嘟囔着。

    “我想，它更像发烧。”克罗普说，“没人喜欢战争。但它突然来了。我们不想要战争，别人也不想——可现在，半个世界都参战了。”

    “可那边撒的谎比我们多。”我反驳道，“想想战俘身上那些传单。上面说我们吃比利时小孩儿。写这些东西的家伙真该被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米勒站起身：“不管怎样，在这儿打仗，总比在德国好。你看看那些弹坑！”

    “说得没错。”加登附和着，“要是不打仗就更好了。”

    他很自豪。这回，他终于说过了我们这些雇佣兵。而在这里，他的见解十分典型。人们对这个观点难以反驳，因为对所牵涉的相关因素知之甚少，谈论只能到此为止。军人的民族感情就体现在他上了战场。可正因为上了战场，他的这种感情终结了。其他一切，他都从实际出发，依照自己的观点来判断。

    克罗普气恼地躺倒在草地上：“最好别谈这些没用的事。”

    “说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卡特附和道。

    另外，新发的东西我们几乎全部归还，又把原来的破衣烂衫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了检阅。

    我们没去俄国，而是开赴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悲凄的森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有几处已经成了可怕的窟窿。“老天！这里被炸得可真不轻。”我对卡特说。

    “迫击炮。”他答，接着指了指上方。

    树上挂着几个死人。一个裸体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要是他头上没戴钢盔，真可谓一丝不挂。他不是蹲在上面，而是只剩下半截，他的上半身。他的双腿不见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

    “他的衣服被炸掉了。”加登嘀咕着。

    卡特说：“我们已经见过几回了。很奇怪，被迫击炮击中后，身上的衣服会被炸个精光。是气浪冲击的原因。”

    我们继续搜寻着。确实如此。这里挂着军装残片，那边沾着曾是肢体的带血碎肉。地上有具尸体，除了一条腿上搭着片衬裤，脖子上围着军装领子，身上什么都没有。他的衣服被吊在了周围的树上。两条胳膊已经不见了，像是被一把拧走。我在二十步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其中一条。

    死人脸朝下，趴在地上。胳膊伤口处的泥土被血水染得漆黑。他脚下的树叶被揉碎了，像是他曾挣扎过。

    “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卡特。”我说。

    “弹片打中肚子也不是开玩笑。”他耸耸肩。

    “千万别心软。”加登说。

    这一切刚发生不久。血还是新鲜的。既然我们看见的人全都死了，我们也不必久留，该去就近的急救站汇报。毕竟抢着抬担架，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我们要派侦察队去确认敌方的兵力。因为休假，我总对大家心存特殊的感情，于是报名参加。我们说好了计划，爬过了铁丝网，分头行动，单独匍匐前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个浅弹坑，趴进去，进行观察。

    这一带只有中型火力的机枪。它从四处扫射过来，并不猛烈，却足以让人动弹不得。

    一颗照明弹在空中炸裂。整个区域僵直地铺展在惨白的光中。随后，四周又被黑暗笼罩，比先前更加漆黑。在战壕里，我就听说前面有黑人部队。这让人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易被发现，作为侦察兵，他们又很机警。但奇怪的是，他们又经常表现得很愚蠢——不光是卡特，克罗普也在巡逻时打死过一个敌方的黑人侦察员。那些人在路上耐不住烟瘾。卡特和艾伯特只需瞄准发光的烟头。

    一颗小榴弹落在不远处，发出咝咝声。我没听见它飞来，不禁吓得惊慌失措。这一瞬，我被极度的恐惧攫住。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孤立无援——或许在另一个坑道里，有双眼睛已经盯了我很久。他备好了手榴弹，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打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巡逻，也不是最危险的一次。但这是我休假后的第一次。此外，这一带我根本不熟。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恐惧毫无意义。暗处很可能根本没有埋伏，否则他们的射击不会这么低。

    可是无济于事。混乱中，各种念头在我脑中嗡嗡作响——我听见母亲的叮咛，看见俄国人倚在铁丝网上，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我清晰而美妙地想象着一个带沙发的食堂、一家瓦朗谢讷[8]的电影院。在我极为痛苦而残酷的幻觉中，我看见灰色无情的枪口，正无声地伺机瞄向我，无论我的头转向何方。汗珠从我的每个毛孔渗出。

    我一直趴在弹坑里。看了看表，才过去几分钟。我的额头和眼眶湿漉漉的，双手在颤抖，轻声喘着气。这不过是恐惧症的发作，就像普通的狗的恐惧，害怕地缩着头，举步不前。

    我的紧张像坨糨糊般折磨着我。但求我能永远这样趴着！我的四肢粘在了地上，我徒劳地试图活动，却毫无起色。我死死地趴在地上，无法前进，并下定决心就这样一直趴下去。

    但马上，一股新的浪潮朝我袭来。一股羞愧、懊悔而温暖的浪潮。我微微抬头，望向四周。黑暗中，我的双眼瞪得灼痛。一颗照明弹升起——我又匍匐下去。

    我正举行着一场混乱而失控的战争。想爬出弹坑，又一跤跌回去。我说：“你必须出去。为你的战友，而不是什么荒谬的命令。”但马上又说：“他们与我何干？我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切都是因为假期。我愤愤地为自己辩护，却无法说服自己。我感到极其虚弱，慢慢抬起上身，用胳膊撑着，拖住身体往前爬，终于半个身子趴在了坑道的边缘。

    这时，我听见一阵嘈杂声，又缩回去。炮火轰鸣中，这可疑的声音异常清晰。我听着——响声就在我身后。那是我们的人在战壕中走动。我听见有人低声说话。那该是卡特的声音？他正说着什么。

    一股巨大的暖流涌遍我的全身。这些嘈杂声，这些微少的低语，我身后战壕中的脚步声，猛地把我从几乎置我于死地的极度恐惧中，从可怕的孤独中拉出来。这声音比我的生命更珍贵，比母爱和恐惧更重要。它比一切都强大，比一切都更能保护我：它是我的战友们发出的嘈杂声。

    我不再是一块黑暗中孤单发抖的物件——我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我们有同样的恐惧、同样的生活。我们以一种简单又沉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想把脸埋在他们中间，埋在他们的声音中，埋在拯救我、援助我的低语中。

    我小心翼翼地溜出弹坑边，蜿蜒向前爬去，又以四肢继续匍匐，感觉很好。我测定方向，四下张望，记住周围的状况，以便找到回路。接着，我设法跟我们的人取得联系。

    我依然感到紧张，但这是冷静的紧张，异常警觉的紧张。夜风很大。炮口喷火时，影子晃来晃去。忽闪的火光中能看见的太少，又太多。我常凝神注视，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前进了一大段，又拐弯返回。连接仍未接通。靠近我们战壕的每一米，都让我充满信心——当然，速度也更快。要是现在错过返回的时机，情况一定不妙。

    这时，一阵新的惊恐突然袭来。我迷失了方位。我静静地蹲在一个弹坑里，试图辨认。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人兴高采烈地跳进了战壕，却发现跳错了位置。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倾听，却仍然无法辨认。弹坑错综复杂，我根本理不出头绪。我心里着急，不知该去哪个方向。或许我正朝着跟战壕平行的方向爬，这可就没边了。于是我掉了个头。

    这些该死的照明弹！似乎燃烧了一小时。要是不想让跟进的子弹在身边嗖嗖乱窜，就根本别想动弹。

    但这吓不倒我。我一定要出去。我时断时续地挣扎着往前爬。锯齿形的弹片锋利得像刮胡刀，划伤我的双手。有时我感觉紧靠地平线的天空露出微芒，但这或许是我的幻觉。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为了活着而爬。

    一颗榴弹“砰”的一声爆炸，接着又是两颗。开火了。浓烟四起，机枪哒哒响着。现在除了卧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看上去是一次进攻。照明弹不间断地升向四周。

    我蜷缩在一个大弹坑里。双腿到肚子泡在水中。只要进攻一来，我就缩进水里，不窒息的话，尽量把脸埋在污泥中。我必须装死。

    我突然听到炮火蹿回的声音，立即潜入水中，钢盔耷拉在后颈，嘴巴微露出水面，刚好可以呼吸。

    接着我一动不动——某处当啷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身上所有的神经都冰冷地抽搐着。声音从我上方掠过。第一批队伍走远了。刚才我只爆出一个念头：要是有人跳进我的弹坑，怎么办？——我迅速抽出一把匕首，紧紧攥着，伸进污泥。要是有人过来，拿枪托捶我的额头，我就立即掏出刀，刺向他的喉咙，省得他大喊大叫。没别的办法。他会像我一样受到惊吓。我们会因恐惧而大打出手。我一定要打赢他。

    我方开炮了。一颗炮弹在我附近爆炸。差点被自己的炮弹击中，气得我发疯。我骂着，牙齿咬得嘎吱响，钻进污泥：这是爆发的狂怒，最终却只能以抱怨和祈求收场。

    榴弹的爆炸声刺痛我的耳朵。要是我们的人发动反攻，我就能得救。我紧贴地面，听见沉闷的炮声像远处矿山在爆破——我又抬起头，仔细分辨上方的嘈杂声。

    机枪的扫射还是没停。我知道，我们的铁丝网很坚固，几乎没有受损——其中一部分还通着强电流。步枪的火力骤增。他们过不去，只好退下来。

    我紧张到极点，又蜷缩着沉入水中。撞击发出的噼啪声、当啷声，轻悄悄的走路声越来越近。其间还有一声惨叫。他们遭到了炮击。进攻被击退了。

    天光渐亮。我头顶是匆匆的脚步声。一批。走远了。又一批。机枪的嗒嗒声连成一条完整的铁链。我刚想微微转动身子，“扑通”一声，一个沉甸甸的人，“啪”地落进我的弹坑。他滑下来，横在我身上——

    我什么也没想，没下什么决心，就发疯似的朝他捅去——他颤抖着，瘫软地无声倒下。等我回过神来，我的手已又黏又湿。

    那人的喉咙发出呼噜声。在我眼中，他像是在咆哮。每次呼吸都是一声呐喊、一声嘶吼——但那不过是我脉搏的跳动。我想堵住他的嘴，往里灌泥，再捅上一刀。他必须安静下来，否则他会暴露我——但我已彻底清醒，又突然十分软弱，再也举不起刀了。

    于是我爬到最远的一个角落，待在那儿，盯着他。我握紧匕首，要是他动，我就刺向他——但从他的呼噜声判断，他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隐约能看清他。我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要是不赶快走，天就会大亮。眼下已经困难重重了。然而当我试着抬起头，却发现已经不可能走了。机枪火力强劲，在我跳出去之前，就会被打得满身窟窿。

    我用钢盔试了试。为了测定扫射的高度，我推了推它，稍微抬起。没过一会儿，一颗子弹就把钢盔从我手中打翻。看来扫射的火力很低，贴近地面。我离敌人的阵地并不远，如果我试图溜走，就会立即被敌人的狙击手逮个正着。

    天快亮了。我焦躁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双手因为攥得太紧而变得煞白。我默默央求着射击赶快停止，我的战友们赶紧过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一眼也不敢瞥向弹坑中那黑黢黢的身体。我紧张地避开目光，等待着，等待着。子弹像一张坚硬如钢的网，密集地扫射着。不停，不停。

    这时，我看见自己那只血淋淋的手，感到一阵恶心。我抓起一把土抹上去，让它看起来只是脏，而不是血迹斑斑。

    火力并未减弱。双方同样强劲。我们的人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

    这是个明亮又暗淡的清晨。喘息的呼噜声仍在继续。我捂住耳朵，又不时松开手指，以防错过其他声音。

    对面的那个人动了。我吓了一跳，不由得看过去。我的眼睛像滞住般紧盯着他。躺在那里的是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头栽向一侧，胳膊半弯着，头无力地歪在胳膊上，另一只手放在胸前。胸口流着血。

    他死了。我对自己说。他肯定死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发出呼噜声的不过是他的身体。可他的头正试着抬起来。有一会儿，他的呻吟声甚至变大了，接着，又垂下了头。他没死。他快死了，但他没死。我挪向他，又停下来。双手撑住身体，又往前挪。等待——继续向前——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三米路程。一段遥远而可怕的路程。我终于到了他身边。

    他睁开了双眼。想必他听见了我的响动，正以令人吃惊的恐惧神情盯着我。他静静地躺着，他的眼睛却迫切地想要逃走，乃至有一刻我甚至相信，他眼睛的力量能拖走他的身体，只要一拖，就冲到几百公里以外。他一动不动，十分安静，没有呻吟，也不再喘息。但他的眼睛在叫喊，在咆哮。在那双眼睛中，他全部的生命凝聚为一次不可思议的使劲儿逃跑，凝聚为对死神、对我的极度恐惧。

    我膝盖发软，跌倒在地，双肘撑住身体。“不，不。”我低语道。

    那双眼睛瞪着我。只要他瞪着我，我就动弹不了。

    这时，他的一只手慢慢从胸前滑下去，只滑下微不足道的几厘米，但这个动作削弱了他眼睛的威力。我弯身向前，摇着头，轻声说：“不，不，不。”我举起一只手，想告诉他，我想帮助他。我拂了拂他的额头。

    我伸手时，他的目光畏缩了，不再直勾勾地瞪着我。他睫毛低垂，放松下来。我解开他的衣领，将他的头放得舒服些。

    他半张着嘴，嘴唇发干，竭力想说话。我的军用水壶不在，我没有随身带着，但下面弹坑里的淤泥中有水。于是我爬下去，掏出手帕，摊开，向下压，用手舀起渗到手帕中的黄色泥水。

    他咽下去。我又舀了些水。随后我想给他包扎，解开他的上衣。我无论如何都要救他。假如我被俘，他们看见我曾帮他，就不会枪毙我。他试图抵抗，但手已软弱无力。他的衬衣已经粘在身上，无法掀开，而他的纽扣扣在后背。没别的办法，只好剪开它。

    我又找到了刀子。但当我正要割开他的衬衫时，他的眼睛又睁开了，再次流露出呼喊和疯狂的神情。我只好遮住他的双眼，合上他的眼皮，并低声对他说：“我想帮你，战友，战友，战友，战友……”我恳切地重复着，好让他听得懂。

    他身上有三刀。我用我的包扎布敷在他的伤口上。血涌出来。我压紧了绷带，他呻吟起来。

    只能做这些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等待。

    这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呼噜声又响起来——人死起来可真慢！但我毕竟清楚地知道：他活不了了。尽管我试图说服自己，但中午时，在他的呻吟声中，我的托词还是融化了，粉碎了。假如爬行时我没有遗失左轮手枪，我会给他一枪，但用刀，我无法做到。

    中午时分，我迷迷糊糊，思考力已弱到极限。饥饿折磨着我。我想吃，差点哭出来，难以抵抗。我给那个垂死的人舀了几次水，自己也喝了几口。

    他是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是我眼睁睁看着死去的第一个人。他的死是我一手所为。卡特、克罗普和米勒在击毙对方时，也曾经历过。许多人都经历过。在白刃战中常常发生——

    然而每次呼吸都暴露着我的心。这个濒死的人有自己的时间。他有把无形的刀。他用这把刀刺死我：时间和我的思想。

    只要他能活下来，我愿意为他付出很多，但他躺在那儿。我不得不看着他，听着他，这实在太难受了。

    下午三点。他死了。

    我松了口气，但只是很短。很快，我就意识到，寂静比呻吟声更让人难以忍受。我希望那呼噜声能回来，时断时续的，一会儿轻得像哨子，一会儿又嘶哑、响亮。

    我做着毫无意义的事。为了不闲下来，我放好了那个死人，让他舒服些，尽管他已毫无知觉。我合拢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黑色的，边上有些鬈发。

    他胡子下的嘴唇圆润柔软，鼻梁微微弯曲，皮肤棕褐色。他已不像临死前那么惨白。有一阵子，他的脸看上去甚至像活着——但很快就衰颓为一张陌生的死人脸，我常常看到的脸，它们一模一样。

    此刻，他妻子一定在思念他。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像是个经常给妻子写信的人——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周后——或许一个月后，收到一封迷途的信。她会读到这封信，而他会在信中和她说话。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他妻子长什么样？像运河边那位黝黑苗条的姑娘？她不属于我吗？或许经过这样的事，她现在属于我！要是康托列克此刻坐在我身边！要是我母亲看见这一切——假如我能牢记返回的路，那这个死人就能再活三十年。要是他当时向左侧跑两米，他现在仍会待在他的战壕里，给他妻子写着信。

    我不能继续想下去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假如当时，克默里西的腿能再往右挪十公分，假如海尔的身子能再朝前弓五公分——

    寂静在蔓延。我要说话，必须说话。于是我跟他说起话来：“战友，我并不想杀死你。要是你再跳进来，我不会那么做，只要你也头脑冷静。不过之前，你对我来说是个思路，是个活在我头脑中的推论。是它让我下了决心——我刺死的是这个推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像我一样的人，而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你的武器——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我们的共性。宽恕我吧，战友！我们总是认清得太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为我们担惊受怕。我们同样惧怕死亡。我们有同样的死，同样的痛——宽恕我吧，战友！假如我们扔掉武器，脱去军装，你怎会是我的敌人？你会像卡特、艾伯特一样，成为我的兄弟。从我这儿拿走二十年吧，战友，站起来——多拿一些。因为我不知余生该如何是好。”

    一片寂静。前线除了步枪的响声一片寂静。枪声很密集，却并非毫无目标的扫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开枪。我跑不出去。

    “我要给你妻子写信。”我对着死人，匆忙地说，“我要给她写信。她该从我这儿知道这个消息。我要把我说给你的话说给她。我不会让她痛苦。我要帮助她，还要帮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

    他的军装敞开着。信夹轻易就能拿出来。但是我迟疑着，是否要打开它。信夹里有个本子，上面会写着他的姓名。或许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会忘记他。时间会洗刷这一切。他的姓名会像根钉子，钉进我的心里，永远拔不出来。它有着唤醒记忆的力量。它会常来，站在我面前。

    我犹豫地拿着信夹。它从我手中脱落，掉在地上，散落出几张照片和几封信。我一张张拾起来，想放回去。但压力，我承受的压力，彻底的无助处境，饥饿，风险，以及跟这个死人待在一起的几小时，都让我感到绝望。我想加速解脱，让痛苦加剧、结束，正像一个人，忍受着无以复加的手痛，却一拳打向一棵树。会发生什么？全然不在乎。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站在一面爬满常春藤的墙前。一张窄幅的业余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旁边夹着几封信。我拿出信，试着读。它们像些乱码，以我的法语，大部分都无法看懂。但每个我能破译的词都像一颗子弹，射向我的胸膛——又像一把刀，扎入我的胸口——

    我的大脑受到强烈刺激，但起码还清楚：这些人，我根本没有权利像我想象的那样给她们写信。不可能。我又看了看照片。她们并不富有。以后我赚了钱，可以匿名寄给她们。我抓紧这个念头，至少它是个小小的支撑。这个死人跟我的生命连在了一起。为了救赎自己，我必须做一切，承诺一切。我盲目地发着誓：我将只为他和他的家人而生存——为了让他信服，我说破了嘴。我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希望：我能赎回我的罪，说不定还能从这里脱身。这是个日后会兑现的小小诡计。于是我打开本子，慢慢念道：“热拉尔·迪瓦尔。排字工。”

    我用他的铅笔在一个信封上记下地址，随后猛地将所有东西塞进了他的上衣。

    我杀了排字工热拉尔·迪瓦尔。我以后要当个排字工，我胡乱想着，当个排字工、排字工……

    下午时分，我冷静下来。我的恐惧原本毫无道理。他的名字不再困扰我。我的疯狂已不再发作。“战友”，我对那个死人镇定地说：“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但要是我能活下来，战友，我要跟毁掉我们的一切斗争到底。它毁的是你的生命，而我的呢？也是生命。我向你保证，战友，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

    太阳西斜。我因疲惫和饥饿而变得麻木。昨日于我仿佛是一团迷雾，我并不指望自己能冲破它，于是我打起瞌睡。不知不觉间，夜晚将至，黄昏来临，时间在我眼中变得飞快。还有一小时，要是夏天，还有三小时。还有一小时。

    这时，我忽然紧张起来，担心天黑前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不再去想那个死人了。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已无足轻重。随着求生欲猛地跳将出来，之前的一切都随之下沉。仅仅为了不再遭遇不幸，我机械地喋喋不休：“我会坚守我承诺你的一切，一切——”但我马上就知道，我什么也不会做。

    一个念头突然袭来，要是我爬出去，我的战友们会朝我开枪。他们不知道是我。我要喊，越早越好，让他们知道我。我要待在战壕前，直到他们回复。

    第一颗星。前线依然平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激动地自言自语：“别再干蠢事了，保罗，冷静，要冷静，保罗——这样你才能得救，保罗。”叫自己名字的效果，就像别人在叫我一样，具有更多的威力。

    天越来越黑。我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我留神等待着，直至第一批炮弹射向天空。随后我爬出弹坑。我已忘记了那个死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将临的夜和发光的苍白田野。我看准了一个弹坑，火光熄灭的瞬间，猛地跳进去，再继续摸索，跃入下一个弹坑，弯下腰，倏忽前行。

    更近了。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我看见铁丝网边有什么在移动着，又停下来。我躺下身。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一定是我们战壕里的战友。但我仍很小心，直到我认出我们的钢盔。我喊起来。

    马上响起了回答，叫着我的名字：“保罗——保罗——”

    我又喊起来。是卡特和艾伯特，他们正拿着一块帐篷布出来找我。

    “你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

    我们滑进战壕。我要了吃的，狼吞虎咽地填满肚子。米勒递给我一根烟。我三言两语讲了发生的事。一切都并不新鲜，这种事时常发生，特殊之处不过是夜间进攻，但卡特在俄国时，曾在俄国人的阵地后方躺了两天才突破防线回来。

    我没提那个死去的排字工。

    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忍不住了。我要告诉卡特和艾伯特。他们宽慰我说：“这种事你无能为力。你还能怎么办？这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我听着他们温暖的话，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十分心安。当初在那个弹坑里，我不过是说了番疯话！

    “瞧瞧那边。”卡特说。

    胸墙上架着几支带瞄准望远镜的步枪。狙击手正窥视着对面的整个地段，不时发出一声枪响。

    这时我们听见一声惊呼：“击毙！”——“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往上蹿的？”下士厄尔里希自豪地转过身，记下他的分数。在今天的射击排行榜上，他以三次准确的命中，位居榜首。

    “这种事儿你怎么看？”卡特问。

    我点点头。

    “要是这么下去，今晚他的纽扣眼儿里，就会多出一只彩色的小鸟[9]。”克罗普说。

    “或者很快被提拔成中士。”卡特补充道。

    我们相互看了看。“我不会干这种事。”我说。

    “不管怎样，”卡特说，“非常好，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个！”

    下士厄尔里希又走向胸墙。他的步枪枪口开始四处瞄准。

    “你那件事，别再费口舌了。”艾伯特点点头。

    现在，我再也无法理解自己了。

    “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他一起躺了那么久。”我说。战争毕竟是战争。

    厄尔里希的步枪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响声。

    [7]德国元帅，战后两度当选总统。

    [8]法国北部城市。

    [9]指勋章。

    X

    我们赶上件好差事，八个人看守一个村子。因为将遭到猛烈袭击，村里的人已全部撤离。

    我们主要照看尚未清空的军粮库。自己的口粮也从库存中取用。干这件事，我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卡特、艾伯特、米勒、加登、莱尔、德特林。我们全班都去。海尔死了，但我们仍算非常走运。其他班的伤亡比我们惨重得多。

    我们选了个水泥加固的地窖当避弹所。外面有台阶通下去，入口处还有堵水泥防护墙。

    现在我们要大干特干。这又是个能舒展筋骨、放松精神的机会，我们必须善加利用。我们的处境令人绝望，没工夫多愁善感，日子过得不差时，才有那个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实际出发。实际到偶尔有个战前的念头闪现，我们会感到害怕。好在这种时候，持续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尽可能轻松地看待我们的处境，直接、无情、毫无过渡地依傍着愚蠢的恐惧。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扑进去。就像现在，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田园生活的创造中。当然，是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

    木屋里首先铺上我们从几所房子里拖来的软垫，士兵的屁股也想坐得舒坦点儿。屋子中间留下一块空地。随后我们去弄些豪华柔软的玩意儿：毯子和鸭绒被。村里应有尽有。艾伯特和我找到张易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带着一顶蓝绸帐，围着花边。搬运时，我们像只大汗淋漓的猴子，但这种东西绝不能放弃，更别说几天后它会被炸得粉碎。

    卡特和我小小巡视了一番这里的房屋。没过多久，我们就搞到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这时，客厅里忽然“轰隆”一声，一只铁炉“嗖”地穿进墙，擦身而过，扎进了离我们一米远的另一堵墙。两个窟窿。炉子是从对面的房子飞过来的，那里炸了颗榴弹。“真是交了猪运！”卡特龇牙一笑。我们继续搜寻。走着走着，我们竖起了耳朵，迈开了长腿。一幅销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小猪圈里，嬉戏着两只活泼的仔猪。我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瞧了瞧：确实存在。我们捉住它们——毫无疑问，是两只真正的仔猪。

    这可是美味佳肴！离避弹所五十步远有幢小房子，曾是军官营地。厨房里有个大炉灶，带两个炉栅，还有平底锅、炖锅、烧水壶。样样不缺。仓房里还垛着一大摞劈好的柴火——真是个地道的安乐窝。

    我们中的两个人一早就去了地里，找土豆、胡萝卜和嫩豌豆。我们相当自负，要吃新鲜的，军粮库里的罐头根本瞧不上。两棵花椰菜已经摆在了吃饭间。

    卡特动手宰了那两只仔猪。配烤肉，我们想做土豆煎饼，但找不到礤床。这难不倒我们。我们用钉子在罐头盖上砸了很多孔，做成礤床，三人戴着厚厚的手套，以免在礤土豆时伤着手指。另外两个人削土豆皮。动作麻利。

    卡特打理仔猪、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加了白酱汁。我煎土豆饼，一锅煎四个。十分钟后，我就练得一手绝活：平底锅一甩，颠起一面煎好的土豆饼，在空中翻个个，再用平底锅托住。仔猪是整只烤的。大家围着它，就像围着一座祭坛。

    这时客人来了。两个报务员接受了慷慨的邀请，前来就餐。他们坐在有架钢琴的客厅里。一个人弹琴，一个人唱起了《威悉河畔》。他唱得动情，尽管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口音，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晚餐时，还是动了心。

    我们逐渐感觉到一场猛烈的袭击正在逼近。侦察气球定位了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我们将遭到炮轰。那是些该死的小型炮弹，洞打得小，爆炸飞散的范围却又低又广。它们越来越近，在我们四周嘶叫，但我们不能丢下美味佳肴。炮弹不管不顾地发射，有几块弹片从上方射进厨房的窗子。仔猪很快烤好，煎土豆饼却有些麻烦。炮火十分密集，弹片不断地射到厨房的墙上，又呼啸着穿过窗户。一听见那东西嗖嗖过来，我就赶紧端着锅和饼蹲下，缩到窗下的墙边，之后再立即起身，继续煎饼。

    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做得差不多了，准备组织撤退。第二次轰击过后，两个人端着菜锅跑出去，冲过五十米，到了避弹所。我们看到他们一溜烟不见了。

    又是一次轰炸。大家都蜷缩着身体。接着，有两个人小跑出去。他们每人拿着一大壶上等咖啡，在第二次轰炸来袭前，到达了避弹所。

    现在，卡特和克罗普端起了那件杰作：大平底锅里的两只烤成棕色的仔猪。一声大吼，一个下蹲，两人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煎好了最后四块土豆煎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趴在地上，但多煎了四块煎饼也值，这毕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随后，我拿稳了摞着高高一摞土豆煎饼的盘子，紧紧贴在门后。咝咝，噼啪——我抱着盘子，捂在胸口，冲了出去。马上要到达避弹所时，有个呼啸声越来越响。我像只逃跑的鹿，绕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台阶上滚下去，擦伤了双肘，但土豆饼一块都没掉，甚至连盘子也完好无损。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六点。接着我们喝咖啡，喝到七点半——军粮库里军官们喝的咖啡。还抽了军官们抽的雪茄和香烟——同样来自军粮库。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十点左右，我们把仔猪骨头扔到了门口。随后是白兰地、朗姆酒——同样来自上帝赐福的军粮库。接着又是长时间抽雪茄。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的雪茄。加登宣称，我们只缺一样：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夜里，我们听见喵喵的叫声。一只灰色的小猫正蹲在门口。我们引它进来，喂它吃东西。看着它吃，我们又来了胃口。我们嚼着东西上了床。

    然而这是糟糕的一夜。我们吃得太油腻，新鲜的乳猪刺激了胃肠。避弹所里的人一直出来进去，总有那么两三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己跑了九趟。将近凌晨四点时，我们创下了纪录：十一人，包括哨兵和客人，全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的房子像一支支火炬。炮弹轰轰飞来，落在地上爆炸。运弹药的车队疾驰在公路上。公路一侧的军粮库炸了。司机们不顾横飞的弹片，蜂拥着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不吭声，随他们抢。要是我们多话，准会挨顿毒打，但我们有别的办法。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哨兵。由于懂规矩，我们带了些罐头过去，换我们没有的东西。这有什么！——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们从库里拿了些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卡特说，巧克力治跑肚很有效。

    就这样，我们在吃喝闲逛中度过了将近十四天，没人打扰我们。村庄在炮火中渐渐消失。而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军粮库不被炸光。我们只想一直待下去，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变得体面起来，雪茄只抽到一半。他神气活现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卡特也异常兴奋。他清晨的第一声呼叫是：“埃米尔，请您把鱼子酱和咖啡端来。”我们个个派头十足，个个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勤务兵，以“您”相称，下达命令。“克罗普，我脚底发痒，请您抓走那只虱子。”莱尔说着，像个女演员般伸出一条腿，而艾伯特却拖着他的腿上了台阶。“加登！”——“什么事？”——“请您稍息，加登。另外，您不该说‘什么事’，而该说‘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客串起了葛兹·冯·贝利欣根[10]，那句名言他张嘴就来。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开拔的命令，美妙的日子结束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车上虽然高高堆放着木板，但艾伯特和我，还是把那张带蓝绸顶的床，连同床褥和两条羽绒被，架在了木板上。床头后面放着一袋袋精美的食物，人人有份。我们不时摸摸硬邦邦的瘦肉肠、一盒盒肝肠、罐头和一箱箱雪茄，心里乐开了花。每个人身边还放着满满的一袋。

    克罗普和我还抢救了两张红色丝绒扶手椅。我们把它放在床上，而我们坐在上面伸着懒腰，就像坐在剧院包厢里。我们头顶，蓝绸帐被风吹得鼓起来，宛如一顶华盖。每个人嘴里都叼着长长的雪茄。我们坐得高高的，俯瞰着四周的风光。

    我们中间放着一个给小猫找来的鹦鹉笼。我们带着小猫。此刻，它正躺在笼里的一盘肉前，喵喵叫着。

    卡车缓慢地滚动在公路上。我们唱着歌。榴弹炸得我们身后那座废弃的村庄宛如喷泉。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清理一个村庄。路上，我们遇见了被驱逐的逃难村民。他们把家当放在手推车、儿童车里，或扛在肩上。他们佝偻着，满脸忧伤、绝望、慌张和屈从。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有几个被年龄稍大的小姑娘牵着，磕磕绊绊，不时回头，有的孩子还抱着破旧的玩具娃娃。人们沉默着从我们身旁经过。

    我们列队前进。法国人不会轰炸一个还有同胞的村庄。但没几分钟，空中就嘶吼起来。大地震颤，喊声一片——一颗榴弹击中了我们的队尾。我们马上解散，卧倒。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紧张感，在炮火中下意识帮我正确行动的紧张感。“你完蛋了”的念头，带着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一闪而过——接着，我的左腿受了一击，就像挨了一鞭。我听见了艾伯特的叫声。他就在我身边。

    “快跑，起来，艾伯特！”我咆哮着。我们正趴在没遮没拦的田野上。

    他蹒跚着起身奔跑。我跟在一旁。我们必须翻过比我们还高的灌木丛。克罗普抓着树枝，我抱住他的一条腿，他大叫了一声，我一发力，他翻了过去。随后，我纵身一跃，落在了篱笆后的池塘里。

    我们满脸的浮萍和泥浆，但这倒是很好的掩护，于是我们泡在齐脖的池塘里，呼啸声一来，我们就一头沉入水中。

    上上下下十几次后，我有些厌烦。艾伯特也呻吟着说：“咱们还是走吧，否则我会跌倒淹死。”

    “你伤到哪儿了？”我问。

    “我想，是膝盖。”

    “还能跑吗？”

    “我想——”

    “那就跑吧！”

    我们跑到公路边沟，又沿着边沟猫腰继续跑。炮火尾随着我们。这条路通向弹药库。要是弹药库爆炸，我们都是死路一条。于是我们改变线路，在隐蔽处跑过田野。

    艾伯特越跑越慢。“你快跑，我跟着你。”说着，他栽倒在地。

    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他说：“站起来，艾伯特。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走，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小的避弹所。克罗普一下子瘫倒了。我给他包扎了伤口。他膝盖附近中了弹。接着我看了看自己：裤子上全是血，一条胳膊上也是。艾伯特用他的绷带给我包扎。他那条腿已经动不了了。我们俩都有些惊讶，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能是恐惧的催逼。即便被炸掉了双脚，我们仍能过来——拖着我们的残肢奔跑。

    我还能爬点路，于是我爬出去，拦住一辆带栅栏的板车，带走我们。车上满是伤员，还有个下士军医。他在我们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被安排在野战医院两张并排的床上。我们贪婪又轻蔑地喝光了稀汤。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这会儿，我们毕竟饿了。

    “这下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伤得怎么样。”

    疼痛越来越厉害。绷带像着了火。我们喝着水，喝着水，一杯接一杯。

    “我的伤离膝盖几厘米？”克罗普问。

    “至少十厘米，艾伯特。”我答。事实上或许三厘米。

    “我已经想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是他们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

    我们心事重重地躺着，等待着。

    晚上，我们要被拉到“屠宰场”。我吓坏了，赶紧考虑该怎么办。谁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人截肢。大批伤员涌入时，截肢比复杂的修补简单得多。我想到克默里西——他们休想用氯仿麻醉我，不然我就打烂他们的脑袋！

    还算顺利。医生来回拨弄着我的伤口。我疼得两眼发黑。“您别这样。”他一边数落，一边继续剜。器具像邪恶的野兽，在刺眼的灯下闪着光。疼痛难以忍受。两名男护工牢牢按住我的胳膊，但我还是挣脱出一只，准备揍向医生的眼镜。他察觉了，跳到一边：“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我冷静下来：“对不起，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但您别给我打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笑了，又拿起他的工具。他是个金发小伙子，最多三十岁。脸上有几道疤，戴着叫人讨厌的金边儿眼镜。我看他就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在我的伤口上剜来剜去，还不时从眼镜上方瞟我。我双手紧紧攥住把手。我宁可疼死，也不能让他听见我吭一声。

    他夹出一片弹片，丢给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接着他细致地给我上好了夹板，说道：“明天你可以回家了。”我打上了石膏。又碰见克罗普后，我对他说，明天很可能有趟伤员专列。

    “我们得跟上士军医说说，把我们安排在一起，艾伯特。”

    两根裹着商标的雪茄和几句妥帖的话，成功搞定了上士军医。他嗅了嗅雪茄，问道：“这种成色的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说，“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希望明天能从伤员列车的车窗内递给您。”

    他当然心领神会，又嗅了嗅雪茄说：“就这么办。”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

    我们的担架停在了火车站。我们等火车。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被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小时。

    上士像母亲般照顾着我们，这让我感觉不妙，却并不想改变计划。我递给他一支雪茄作为预付，顺便让他看了眼那包东西，为此上士为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艾伯特，”我突然想起来，“咱们那张带顶的床，还有那只小猫——”

    “还有扶手椅。”他补充道。

    是啊！两把红色的丝绒扶手椅。晚上我们曾像君王般坐在上面，还打算以后按小时出租，一小时一根烟。那本是一门生意和多么逍遥的日子！

    “艾伯特，”我又想起来，“还有我们那两袋吃的。”

    我们变得情绪低落。那东西我们肯定用得着。要是火车晚开一天，兴许卡特会找到我们，把那包东西带来。

    该死的命运。我们肚子里装的是米糊和野战医院的清汤寡水，可我们的袋子里却装着猪肉罐头。所幸我们身体虚弱，无力惋惜太久。

    列车一早进站时，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关照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车厢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在下铺。我被抬着，准备安排在他的上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突然脱口而出。

    “怎么了？”护士问。

    我又瞅了眼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亚麻床单，干净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熨烫的痕迹。而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六周，肮脏不堪。

    “您自己不能爬上去吗？”护士担忧地问。

    “倒是能。”我流着汗说，“您还是先把床单撤掉吧。”

    “为什么呢？”

    我看上去像头猪。真的躺上去？——“那准会……”我犹豫着说。

    “有点儿脏？”她鼓励地问道，“这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洗干净。”

    “不，不是——”我有些激动，无法应对文明的冲击。

    “您都能躺在前线战壕里了，我们当然也能洗一条床单。”

    我看着她。她既年轻又迷人，就像这里的一切，洁净细腻。这一切不光为军官——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

    尽管如此，女人仍是出色的拷问者。我必须老实交代：“只是因为——”我顿住。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因为什么？”

    “因为虱子！”我终于大吼出来。

    她笑了。“虱子也要过几天好日子。”

    我释然了，爬上床，钻进被子。

    有只手在被上摸索。是上士，他拿走了雪茄。

    一小时后，我们意识到火车在向前行驶。

    夜里我醒了。克罗普也动了动。列车轻声滑过铁轨。一切仍旧难以置信：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轻轻叫着：“艾伯特！”

    “怎么——”

    “你知道厕所在哪儿吗？”

    “好像是右边那个门。”

    “我想去看看。”车厢内一片漆黑。我摸着床沿儿，本想慢慢滑下去，却一脚踩空，坐了滑梯。绑着石膏的腿不听使唤，我“砰”的一声躺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不是听见了吗！”我嚷嚷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部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灯走进来，看见了我。

    “他从床上掉下来了——”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这时艾伯特出手了。他不太害臊，凡事也无所顾忌。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护士，他要——”就连艾伯特也不知如何得体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需说一个字，但在这儿，面对这样一位女士——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情形，流利地说完了他的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为了这，您不必带着石膏从床上滑下来。您究竟要什么？”她转向我。

    这个新措辞让我受到致命惊吓。我根本不知如何用术语说出那件事。她来帮我。

    “大的还是小的？”

    真丢脸！我像只猴子般冒着汗，尴尬地说：“哦，只是小的——”

    无论如何，还算走运。

    我接过一个瓶子。几小时后，我不再是唯一的一个。到了早上，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再羞于说出自己的需求。

    列车行驶缓慢，有时停下来，抬下去几个死人。列车时常停下来。

    艾伯特在发烧。我不好不坏。伤口很疼，但更糟的是，石膏里可能有虱子，痒得厉害，又不能去挠。

    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风景静静掠过窗外。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听护士说，艾伯特因为发烧，要在下一站被抬下去。“火车的终点站是哪儿？”我问。

    “科隆。”

    “艾伯特，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等着瞧！”

    护士来巡视时，我憋了口气，让气冲到头上，涨得满脸通红。她站住了：“您很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突然疼起来。”

    她给了我体温计，继续去巡视。要是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卡特的弟子。这些军用体温计测不出谁是有经验的老兵。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待在细管子上，不会掉下来。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地弹它，再拿出来往上甩甩。升到37.9℃，这还不够。我小心地擦着一根火柴，放在它旁边。38.7℃。

    护士回来时，我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用呆滞的双眼瞪着她，不安地辗转低语：“我实在受不了了——”

    她在字条上记录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被无缘无故解开。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我们住进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在同一间病房。这很幸运，因为天主教医院以医疗好、伙食好闻名。列车上下来的伤员填满了医院，其中许多人是重伤。我们今天没能检查，因为这里的医生太少。走廊里不断推过装有橡胶轮子的平板车。车上躺着直挺挺的人。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姿势——四肢僵直——睡觉时兴许还好。

    夜里十分嘈杂。没人睡得着觉。我们凌晨才勉强打了个盹儿。天亮时我醒了，见房门开着，听见走廊有动静。其他人也醒了。有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解释说：“护士们每天早上会在这层的走廊祈祷。她们叫它晨祷。她们开着门，是为了你们能分享天主的恩宠。”

    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正骨头疼、脑袋疼。

    “瞎胡闹。这才刚刚睡着。”我说。

    “楼上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在这儿做。”他说。

    艾伯特呻吟起来。我顿时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后，来了个护士。她穿着黑白制服，像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温套。“请您把门关上，护士。”有人说。

    “因为晨祷才开着门的。”她答道。

    “可我们还想睡觉呢——”

    “祈祷比睡觉好。”她站在那儿，无辜地笑着，“再说已经七点了。”

    艾伯特又呻吟起来。“关门！”我呵斥道。

    她惊了，看样子她根本无法理解：“可这也是为您祈祷啊。”

    “随便！关门！”

    她消失了。门还开着。连祷[11]又响起来。我愤怒地喊：“我现在数到三，你们要是不停，我就摔东西。”

    “我也是。”另一个人声明。

    我数到五。接着抓起我的瓶子，瞄准，扔出门外。走廊里，瓶子碎了一地。祈祷停止了。护士们蜂拥进来，克制地责备着。

    “关门！”我们喊道。

    她们溜走了。刚才那个矮个子护士走在最后。“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关上门。

    我们胜利了。

    中午，野战医院的监察员进来训斥，拿禁闭之类的惩罚威胁我们。可野战医院监察员和军粮库监察员一样，虽然佩着长剑，戴着肩章，却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连新兵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由着他说，看他能拿我们怎样。

    “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还没考虑好是否要交代，就有个人说：“我！”

    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于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您？”

    “是我。当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被无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说得像念书。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监察员走了。

    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

    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

    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

    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我们病房里住着八个人。伤势最重的是一头黑鬈发的彼得。他肺部中弹，情况复杂。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伤到了胳膊，开始时看似不重，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叫我们按铃。他感觉自己在大流血。

    我拼命按铃。值班护士没来。晚上时我们没少使唤她，大家刚换了绷带，疼得厉害，一个要这样放腿，一个要那样放腿，一个要喝水，一个又要抖枕头——这个胖老太婆最后恶狠狠地嘟囔着，摔门而去。现在她肯定以为又是这些事，不愿意来。

    我们等着。不久，弗朗茨又说：“再按一次。”

    我按了铃。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个病区护士。可能她正忙着别的病房。“弗朗茨，你确实在大出血吗？”我问，“否则我们又要挨骂。”

    “绷带都湿了。有人能开灯吗？”

    谁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没人站得起来。我按住铃不放，直到拇指发麻。可能护士睡着了，她一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已经过度疲劳，再说还要按时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几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问。

    “铃声她都听不见，摔瓶子更听不见了。”

    门终于开了。老太太噘着嘴进来。一看见弗朗茨，立即变了脸，她着急地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按铃了，没人过来。”

    他流了很多血。她给他包扎。早晨，我们看见他的脸变得瘦削蜡黄。那张脸昨晚看上去还几乎是健康的。现在，有名护士会经常过来。

    有时候也来些红十字会的救援护士。她们心地善良，却往往笨手笨脚。换床单时，她们总是因为弄疼了伤员而受到惊吓，结果她们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们更为可靠。她们懂得怎么照顾伤员。但我们更希望她们能风趣点。当然，有几位修女很幽默。她们非常出色！有谁会不愿为利波缇娜[12]修女效劳？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远远看见她，她的热情就能传遍整个病区的侧翼。这样的修女还有几位。为了她们，我们愿意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里，修女们直接拿我们当普通人。相反，一想到卫戍部队医院，就让人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康复。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知道内情：“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进了‘死人屋’。”

    “‘死人屋’是什么？”克罗普问。

    “就是临终病房。”

    “临终病房又是什么？”

    “楼道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谁快不行了，就送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大家都叫它‘临终病房’。”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把人送去以后，她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了。那间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尸间的电梯。可能这么做，也是不希望他们死在大病房里影响别人。他单独躺着，也更好照看。”

    “可他本人愿意吗？”

    约瑟夫耸耸肩：“他们通常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意识了。”

    “所有人都知道吗？”

    “待得时间长，自然会知道。”

    下午时，一个人被抬到弗朗茨·韦希特的床上。没过几天，这个人也被拉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病房里不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

    时常，有些亲属在床边哭哭啼啼，或轻声说着难为情的话。有个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让她整夜守在这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来，却还是来得太晚。她走到床边时，床上已经躺着别人。她去了停尸间，手里的苹果送给了我们。

    小彼得的情况也越来越差，他的体温记录看上去不妙。终于有一天，一辆平板车停在了他的床边。“去哪儿？”他问。

    “去包扎厅。”

    他被抬上车。可护士犯了个错误，从衣钩上取下他的军装，放到车上，以免再跑一趟。彼得马上警觉起来，想从车上滚下来：“我不去！”

    她按住他。他用他被打穿的肺轻声叫着：“我不想去临终病房。”

    “我们是去包扎厅。”

    “那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军装？”他说不出话了，沙哑而激动地呜咽道，“让我留在这儿！”

    她没有回答，推他出去。推到门口时，他还试着坐起来，眼里噙着泪，喊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门关上了。我们很难平静，却都沉默不语。终于，约瑟夫说：“有人说只要一进去，就挺不过去了。”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说我的骨头没有愈合。有个人很倒霉，骨头长得不对，只能打断重接。

    主任医师来查房时，发现我们新来的人里有两个扁平足。他十分兴奋：“我们把它治好。”他说，“只要做个小手术，您就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您记一下。”

    他刚一走，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说：“你们可千万别做这个手术！这个老头儿是个科学狂人，对他能抓去手术的人一律十分野蛮。他给你们做完手术，你们确实没有扁平足了，可你们换来了畸形足，这辈子都要拄拐杖。”

    “那可怎么办？”一个问。

    “就说不干！你们是来治枪伤的，不是来治扁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没有扁平足吗？有。你瞧！你们现在还能跑。可要是让那老头儿动了刀，你们就变成了残废。他需要的是能做实验的兔子。对他和所有医生来说，战争简直是他们的辉煌岁月。你们去下面的病区看看，他手术过的十来个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比开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还绑着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们去打断骨头。每次他都声称手术成功。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说不，他就不敢动手。”

    “啊，老天！”两人中的一个厌烦地说，“好在是脚不是头。谁知道再上前线会遇上什么？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脚总比死了好。”

    另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叫人把他们带到楼下。又是劝说，又是呵斥，好说歹说，直到他们默许。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小卒，而他是个高级动物。他们回来时打过麻药，绑着石膏。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一辆新的运输车抵达医院。两个盲人被安排在我们病房，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音乐家。护士们给他喂饭时从来不用刀叉。他曾从护士手中夺走过一回，可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出了岔子。吃晚饭时，护士在他的床边被人叫走，盘子里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紧它，使出浑身力气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脏。接着他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儿砸向叉柄。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齐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并不锋利的叉子已经深深插入他的身体。一整晚，他都在骂我们，闹得人无法入睡。早上，他喊叫着浑身痉挛。

    又多出一张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惧、呻吟和垂死的呼噜声中一天天过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里死在了我们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护士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可有一天，门突然开了，一辆平板车被推进来。车上笔挺地坐着苍白消瘦、满头蓬乱黑鬈发的彼得。他凯旋而归。利波缇娜修女容光焕发，推他到原先的床边。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可他从临终病房回来了。

    他环顾四周：“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他还是头回见到。

    有几个人逐渐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拐杖，想来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为我受不了在房间走动时，克罗普投来的目光。他总是奇怪地盯着我。所以有时我溜到走廊——那里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病房下层住着腹部中弹、脊柱中弹、头部中弹和双臂截肢的伤员。楼道右翼住着颌骨中弹，毒气中毒，鼻子耳朵中弹和脖颈中弹的。左翼住着眼睛中弹，肺部中弹，骨盆中弹，关节中弹，肾脏中弹，睾丸中弹，胃部中弹的。人浑身都能中弹。这一点，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知道。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皮肤惨白，四肢僵硬。最后活着的——活了很久——只剩下眼睛。有些伤员凌空架着受伤的四肢，伤口下放着盆，脓水滴在盆里，每隔两三小时清空一次。有的人被绑在床上，几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边。我见到肠子部位的伤口里往往塞满粪便。医生的助手给我看X光片，上面是被彻底炸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人们无法理解，这些残破肢体上的一张张脸，仍旧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而这只是一家野战医院，一个病区——德国有成千上万，法国有成千上万，俄国有成千上万。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那么书写、行为、思考，全是彻底的徒劳！如果几千年的文明根本无法阻止血流成河，阻止痛苦的徒刑，那么一切都是谎言，都无足轻重。唯有野战医院，指明了什么是战争。

    我很年轻，才二十岁。我对生命的认识，唯有绝望、死亡、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人民沉默、无知、愚蠢、顺从，无辜地互相杀戮。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好让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而在这里、那里，在全世界，我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看着这一切；我们这一代人都和我一样，经历着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们站起来，走到父辈面前，要求清算，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来临，他们还对我们有什么指望？几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杀戮——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我们对生的认识局限于死。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病房年龄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腹部受了重伤，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十个月，几星期前才有所好转，能佝偻着身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几天他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小镇写信来说，她攒够了路费，要来看他。

    她已经在路上，不知哪天就会出现在门口。莱万多夫斯基已经激动得吃不下饭，甚至连红菜配烤肠也吃了几口就送给别人。他经常拿着信，在屋里转来转去。那封信，每个人都读过十几遍。甚至邮戳也不知查验了多少次。信上沾满油污和手印，已经模糊不清。可不该来的也来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又要躺回床上。

    他已经两年没见过他妻子了。这期间，她生了个孩子。她会把孩子也带来。可莱万多夫斯基却忙活着别的事。他曾经希望他妻子来时能获准外出。这明摆着：见面固然好，可是跟妻子久别重逢，如果可能，当然还想干点别的。

    莱万多夫斯基就这件事和我们长谈了几小时。在部队里，这件事算不得什么秘密。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中能出去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个完美的角落，还有草地和公园，没人打扰。有一个人甚至知道一间小屋。

    可这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躺在床上，忧心忡忡。要是他不得已错过这件事，他整个人生都毫无乐趣。我们安慰他，答应设法成全他。

    第二天下午，他妻子来了。她是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长着双怯生生、滴溜溜的鸟眼。她披着件镶边带飘带的黑斗篷，天晓得，她从哪里继承了这件东西。

    她嘟囔着什么，害羞地站在门口。她被我们六个大男人吓坏了。

    “玛尔雅，”莱万多夫斯基说着，动了动喉结，拼命咽了口口水，“放心进来吧，在这儿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她绕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接着给大家看那个孩子。孩子已尿湿了尿布。她从她绣着珠子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就这样，她克服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说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特别心急，他总是极其沮丧地用他那双滚圆的鱼眼瞟着我们。

    时机正好。医生已经查过房，最多会有个护士过来看看。有个人又出去侦察了一番，回来后点了点头：“连个鬼都没有。跟她干吧，约翰，快点。”

    两人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句。女人红了脸，难堪地仰起头。我们善意地咧嘴笑着，做了个轻蔑的手势，表示别有什么顾虑！让乱七八糟的偏见见鬼去吧！偏见是为其他年代制造的。这里躺着木匠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打残的士兵。那是他妻子，谁知他何时能再见到她。他想和她亲热，他该和她亲热，就这么简单。

    两个人站在门口。万一护士来了，他们可以拦住、缠住她。他们愿意守上大约一刻钟。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卧，因此有人抓起几个枕头垫在他背后。艾伯特抱起了孩子。我们微微转过身。那件黑色的斗篷消失在被窝里。我们高声谈笑，叫嚷着打起了斯卡特牌。

    一切顺利。我抓到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我们差不多打了一圈，几乎忘了莱万多夫斯基。过了一会儿，孩子哭起来，尽管艾伯特绝望地抱着晃来晃去。我们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抬起头，看见孩子已经叼着奶瓶，躺在妈妈怀里。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我们现在就像个大家庭。女人变得活泼起来，莱万多夫斯基流着汗，容光焕发地躺在床上。

    他打开绣花提包，露出几根上好的香肠。莱万多夫斯基拿着一把刀，就像拿着一束鲜花，把香肠切成小块。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向我们——那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就挨个走到我们面前，微笑地看着我们，递给我们香肠。她现在看起来真美！我们叫她妈妈。她很高兴，为我们拍打着枕头。

    几星期后，我开始每天早上去赞德学院[13]。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绑着练习运动。胳膊早就好了。

    从前线开来新的运输车。绷带不再是布的，而是一种白色的绉纸。前线的绷带已经极其紧缺。

    艾伯特恢复得很好，伤口已基本愈合。几周后，他会去假肢站。他依旧很少说话。比起以前，他严肃了许多。说话时，他时常中断，独自凝神。要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早就自行了断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时，他也看着我们打斯卡特牌。

    我得到了疗养假。

    我母亲不希望我离开。她很虚弱，病得更重了。

    之后，连队派我开赴前线。

    和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告别十分艰难。但在部队，日子一天天过去，也就习惯了。

    [10]德意志骑士，写有自传。歌德曾据以写成名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面对敌人逼迫投降时，贝利欣根曾说：“舔我的屁股吧！”

    [11]神父领祷，信徒按格式回答。

    [12]修女的名字Libertine源自Libertin或Libertiner，意为思想自由者、放荡不羁者或不受宗教思想束缚者。

    [13]瑞典医生古斯塔夫·赞德（Gustav Zander，1835—1920）创建的运动医疗机构。

    XI

    我们不再一周周数着日子了。我来时还是冬天。炮弹爆炸时，冰冻的土块和弹片几乎同样危险，现在草木已新绿。我们的生活在前线和营房间交替着，我们几乎习惯了。战争不过是种死因，就像癌症和肺结核、流感和痢疾，只是死得更频繁，更多样，更残忍。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被日月的更迭揉捏。休息时，它还算好，上了战场，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遍布着满是弹坑的荒野。

    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只我们——早年的东西已没有价值，我们也真的不再熟悉。修养和教育塑造的差异几乎消失，无从辨识。它有时对充分利用某种情境是优势——但它的劣势是，它总是唤醒我们必须克服的拘谨节制。就好比我们从前是各国的硬币，有人把它们熔化，压上同样的印模，要想区分，必须仔细检验其中的材质。我们是士兵，只有日后，才可能以特殊而羞耻的方式成为一个个人。

    这是种伟大的兄弟情谊。它以奇特的方式，糅杂着民歌中的友谊、囚犯们的团结情感、死囚们绝望的相依相伴。它发着微光，照亮身处险境的生活，祛除死亡的剧烈与苍凉，以毫无感伤的方式仓促消耗着赢得的时间。评判它的价值？它是英勇的、平凡的——可谁要这种评判？

    它包含在：假如收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加登会狼吞虎咽地舀着吃光那碗肥肉豌豆汤，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后他是否还活着。我们会讨论很久，他这样做是否正确。卡特认为他的行为不宜采纳，因为他说，必须考虑到腹部中弹，塞满的肚子比空着的更危险。

    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问题，要紧问题。它们不会改变。在死亡的边缘，生活画了条残忍而粗暴的线，圈定了最必要的事件，其他一切都在迟钝的酣眠中——这是我们的蒙昧，我们的救赎。做个懂得区分的人？那我们早就疯了，逃跑了，阵亡了。就像去征服一座高耸的冰山——每种生命的表达都只为继续生存服务，都要不可避免地做出调整。其他一切都因它只会不必要地耗尽精力而必须被驱逐。这是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寂静时，过去岁月的神秘反光，像面黯淡的镜子，在我之外，映出我存在的轮廓。我常坐在自己对面，像面对一个陌生人。我感到震惊，那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竟以这般样貌做出了适应。其余的全部表现都处于冬眠之中。生命仅仅是持续的窥伺，以应对死亡的威胁——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好把一种叫本能的武器交给我们——把麻木不仁安插在我们身上，好叫那在我们清醒时、能有意识地思想时袭击我们的恐怖，不致粉碎我们——在我们中唤醒战友情谊，好叫我们避开孤寂的深渊——授予我们野蛮人的冷漠，好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嗅出积极因素，并作为储备保存起来，应对虚无的来袭。就这样，我们极度肤浅地过着封闭的艰苦生活。有时，某个事件会蹿出火苗，但随后，它就意外地冲出猛烈而可怕的渴望之火。

    这是些最危险的时刻。它向我们指明，适应不过是种造作。那根本不是安宁，而是剧烈地绷紧着，为求得安宁。表面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中美洲丛林里的野人几乎没有差别。但他们始终如此，本来如此。他们通过精神力量的强度，获得巨大的发展。而我们恰好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发展，而是致力于倒退。他们是松弛的，自然的；而我们的，是极度紧张和造作。

    夜晚，我们从梦中醒来，屈从着被幻觉中潮涌般的一张张面孔打败。我们恐惧地意识到，我们的支柱和将我们与黑暗分隔的界限如此脆弱——我们是小小的火苗。几堵单薄的墙，勉强保护我们免受死亡和疯狂的风暴。我们不安地颤抖着，有时几乎熄灭。随后，战争的咆哮衰减为一个环，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蜷缩在里面，大睁着眼睛凝视黑夜。战友们熟睡的呼吸声是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就这样等待天明。

    每一天，每小时，每颗榴弹，每个死人，都磨损着我们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则迅速损耗它。我看见它已逐渐在我周围坍塌。

    有个关于德特林的愚蠢故事。

    他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他的不幸是，他在一座花园里看见了一棵樱桃树。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意外地看见晨曦中一棵樱桃树挺立在新宿营地附近，一条公路的转弯处。它没有叶子，而是一簇无与伦比的白色花团。

    晚上，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拿着几枝樱桃花回来。我们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相亲。他没回答，而是把花枝放在了他的床上。半夜，我听见他发出一阵窸窣声，似乎在收拾东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他身边。他装作若无其事。我说：“别干蠢事，德特林。”

    “啊，哪里，我只是睡不着觉——”

    “那你为什么折樱桃树枝？”

    “我怎么就不能折樱桃树枝？”他执拗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家里有个大果园。果园里有很多樱桃树。开花时，从干草棚望去，就像一张大床单，特别白。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

    “或许马上就有假期了。你是经营农业的，说不定还能被遣返回家。”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农民激动起来往往表情独特。一半像牛，一半像仰望神；一半愚痴，一半像在憧憬。为了岔开他的思绪，我问他要了块面包。他爽快地递给我。这有些可疑，因为他通常很小气，所以我始终没睡。不会有事，明天一早，他就会一如往常了。

    他可能察觉到我在观察他。尽管如此，第三天早上，他还是走了。我看见他，什么也没说，想给他时间。说不定他能过去。已经有形形色色的人成功地到了荷兰。

    可集合时还是被发现了。一周后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那些令人唾弃的军警逮捕了。他去了逃往德国的方向——当然毫无希望——同样，他开始的种种行为都很愚蠢。人人知道，他的逃跑不过是因为想家，只是一时糊涂。可战线后方一百多公里的军事法庭上，那些法官又会怎么想？——我们再没见过德特林。

    有时，危险的压抑之情也以其他方式爆发——就像来自高温的蒸汽锅炉。这里再说说贝格尔的结局。

    我们的战壕早已被炸毁，剩下的一条灵活的战线，根本无法再组织阵地战。进攻和反进攻来来回回时，唯有一条破碎的阵线和弹坑与弹坑之间的殊死搏斗。前方的防线被突破，一队队人四处建立阵地，从弹坑中射击。

    我们待在一个弹坑里。一侧是英国人。他们占领了侧翼，抄到了我们身后。我们被包围了，要投降很难。因为头顶弥漫着浓雾和硝烟，没人看得见我们投降，也或许我们根本不愿投降。这种时刻，没人说得清楚。我们听见手榴弹的爆炸正在靠近。我们的机枪向前方扫射出一个半弧。冷却水蒸发了。我们迅速传递着箱子，挨个往箱里撒尿，以便有了水，能继续射击。但我们身后，枪声和爆炸声已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肯定完蛋了。

    这时，又一挺机枪突然开始扫射。它就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是贝格尔弄来的。我们身后已经开始反攻。我们得救了，也和后面取得了联系。

    随后，我们待在一个相当不错的隐蔽点。取饭的人说，离我们几百步的地方，躺着一条受伤的侦察犬。

    “在哪儿？”贝格尔问。

    那个人向他描述了一番。贝格尔拔腿就走，要去杀死那条狗，或把它弄回来。半年前他还非常理智，根本不过问这类事情。我们试图阻止，可当他执意要去时，我们只能说一句“疯了”，随他走。如果不能立即把他摔倒在地，牢牢按住，这种“前线躁狂”发作起来很可怕。而贝格尔身高一米八，是我们连队最有劲儿的人。

    他真的疯了，因为他必须穿过火墙——那道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头顶窥视的闪电击中了他。另外一些人往往先是狂怒，接着奔跑。还有个人用双手、双脚和嘴不停地挖土，试着钻进土里。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是伪装。但伪装也是一种征兆。要去解决那条狗的贝格尔，骨盆中弹，被抬了回来。抬他的人里，还有个人在路上腿肚子中了一枪。

    米勒死了。一颗照明弹近距离射进了他的胃部。他在清醒和剧痛中活了半小时。他死前交给我他的皮夹，遗赠了那双皮靴——当年他继承的克默里西的皮靴。我穿上它正合适。我死后会交给加登。我已经答应了他。

    我们虽然掩埋了米勒，但在那里，他不会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在撤退。那边有太多英国和美国的生力团，太多腌牛肉罐头和白面粉，太多新大炮，太多飞机。

    而我们却骨瘦如柴，饿得要命。我们吃得太差。食物里过剩的代用品吃得我们生病。德国的工厂主成了富翁——我们的肠子却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茅坑里始终蹲满了人——祖国的人真该来看看这一张张灰黄的、可怜的、顺从的脸，一副副佝偻的样子。绞痛正从他们体内榨出血，而他们，顶多用疼得抽搐扭歪的嘴苦笑着说：“根本没必要提上裤子——”

    我们的炮兵连停止了炮轰——炮弹太少——炮管磨损严重。由于打不准，炮弹时不时冲我们过来。我们马匹太少。生力部队竟是贫血的，需要康复的男孩儿。他们不会背包，只会送死。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知道往前冲，挨枪子儿。有一回他们刚下火车，不懂掩蔽，被敌方一个开玩笑的飞行员全部干掉了。两个连。

    “德国人马上就死光了。”卡特说。

    我们对“一切终将结束”不抱希望。我们根本不想那么远。一枪过来，会结束生命。要是受伤，下一站就是野战医院。就算不截肢，也早晚落到一个扣眼儿里别着战功十字勋章的军医手里。他们会说：“怎么？一条腿短了？您要是勇敢，在前线就不用跑。这个人是k.v. [14]。解散！”

    卡特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从孚日到弗兰德的整个前线——关于军医。有个军医拿着体格检查表点名。有人出列时，他看也不看就说：“k.v.，前线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出列，他还说k.v.。——“就在这时，”卡特提高了嗓门，“那个男的对他说：我已经装了条木腿。要是上前线，脑袋再挨上一枪，让他们给我装个木头脑袋，我就能当军医了。”我们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

    当然有好医生，而且很多。但一个士兵在上百次体格检查中，总会有那么一次落在这种专门抓英雄的医生手中。他们忙着尽可能多地把a.v. [15]和g.v. [16]改成k.v.。

    这类故事不少。大多数都更为辛辣。但尽管如此，它们和造反、发牢骚毫不相干。它们是真实的，只不过一五一十被说出来而已。部队里有许多欺诈、不公和令人生气的事。难道这还不算多：尽管越来越看不见希望，还是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投入战斗；在不断后退不断崩溃的前线，一次接着一次地进攻？

    坦克已从笑柄变为重型武器。它们披甲上阵，排着长队呼啸而来。对我们来说，它比其他武器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我们无法看见朝我们密集猛烈发射的火炮。进攻线上的敌人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而坦克是机械。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地运转。它们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进弹坑，又爬出去，所向披靡。一支咆哮的舰队。一辆喷着烟的装甲车。坚不可摧，碾碎死人和伤者的钢铁猛兽——在它面前，我们蜷缩在薄薄的皮肤里。面对它的巨力，我们的胳膊成了麦秆，我们的手榴弹成了一根根火柴。

    榴弹，毒气，坦克——碾压，腐蚀，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窒息，烧伤，死亡。

    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

    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阵亡了。他是名出色的前线指挥官，遇到任何危急状况都冲在最前。他在我们连两年了，从未负伤，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我们在一个洞里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气连同炸药的烟雾一起飘过来。我们发现了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其中一个背着箱子，另一个双手拿着喷火的软管。要是他们逼近，够着我们，我们就全完了。这时又恰好无法后退。

    我们向他们射击，可他们还是越逼越近。情况不好。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待在洞里。他见我们因为炮火太猛，只能多考虑掩蔽，没有击中敌人，就拿出一支步枪，爬出洞，卧倒，胳膊撑住瞄准。他放了一枪：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暗处朝他射击，他中弹了。但他仍旧卧倒，瞄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瞄准目标，“砰”地发出一枪。之后，贝尔廷克扔下步枪，说了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中，走在后面的受了伤，倒下去，管子从另一个人手里脱落，火焰妄自向四面八方喷射着，两人都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枪。过了一会儿，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削掉了他的下巴，而这颗力量十足的子弹，随后又炸烂了莱尔的屁股。莱尔呻吟着，撑着双臂，血疾速地奔涌出来。谁也帮不了他。几分钟后，他像根漏瘪的管子，无力地瘫倒了。他在学校里数学最好，可又有什么用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最血腥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像披金戴蓝的天使，站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战败了，但谁也不谈论它。我们后退。一次巨大的进攻战役后，我们再也无法进攻。我们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但征战依旧继续——死亡依旧继续——

    1918年夏天——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朴素的生活如此值得渴求——驻地草地上火红的虞美人，草茎上滚圆的甲虫，半明半暗的温暖夜晚，凉爽的房间，黄昏乌黑神秘的树木，星星和水流，梦和睡个长觉——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再没有什么比出发去前线，需要更多的默默忍受。停战与和平的传闻浮出水面，混乱而令人兴奋。它搅乱我们的心，让出发变得异常艰难！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没像炮火袭击的时候那般苦涩而恐怖。惨白的脸趴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住唯一的念头：不！不！别在现在！别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1918年夏天——希望的风吹过烧焦的田野。焦躁和失望的狂热冲动，对死亡最痛苦的毛骨悚然，难解的疑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流传着结束的传言？

    如此多的飞机。它们像猎杀野兔般稳健地猎杀着一个个人。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对付一架德国飞机。五个强壮活泼的敌军冲进战壕，对付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士兵。德国前线有一条面包，他们有五十听肉罐头。但我们没有被打败。作为士兵我们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只是被压倒性的优势打压、击退了。

    我们度过了几星期的雨天——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淤泥，灰色的死亡。我们一出去，雨水就打湿我们的外套和上衣——在前线的日子皆是如此。我们始终是湿的。为了让泥水慢些涌进鞋里，穿靴子的在靴子上裹住沙袋。步枪生锈了。军装粘在身上。一切都在流动和溶解。泥泞、潮湿而油腻的大地上，是一个漂着血色漩涡的黄色池塘。死者、伤员和尚且活着的人，都慢慢深陷进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集的子弹从一片混沌的灰黄中撕开受伤者凄厉的孩子般的叫喊。到了夜晚，破碎的生命吃力地呻吟着归于沉寂。

    我们满手沾土，浑身泥浆。我们的眼睛是蓄水池。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活着。

    酷热如同潮湿的海蜇，闷吞吞地跌进了我们的坑穴。然而就在这夏末的一天，取饭的路上，卡特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人。我包扎了他的伤口，胫骨看样子被打碎了，是骨头中弹。卡特绝望地呻吟着：“现在这个时候——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我安慰他：“谁知道厄运还会持续多久！你这下得救了——”

    伤口开始急剧流血。我想试着去找副担架，又不能扔下卡特一个人。而我根本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特并不沉。我背起他，往回走，去急救所。

    我们歇了两次。路上的颠簸中，他疼得厉害。我们没怎么说话。我解开衣领，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因负重而肿胀着脸。这一带很危险，我催促我们继续前行。

    “能走了吗，卡特？”

    “必须走，保罗。”

    “那走吧。”

    我扶起他。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腿站着，紧紧倚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地抓住他那条伤腿。他猛地一抽。我又把那条好腿的膝盖夹在腋下。

    路越来越难走。时而呼啸着飞来一颗榴弹。我尽量快走，因为卡特的伤口滴着血，滴了满地。炮弹袭来时，我们只能做些简单防御，因为不等我们找到掩蔽，炮弹就过去了。为了等待这波轰炸结束，我们进了一个小弹坑。我倒出军用水壶里的茶，递给卡特。我们抽了一根烟。“卡特，”我沮丧地说，“这下我们真要分开了。”

    他没吱声。看着我。

    “你还记得吗？卡特，我们是怎么征用那只鹅的？还有，你是怎么把我从困境中拉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新兵，第一次受伤。当时我还哭了。卡特，到现在都快三年了。”

    他点头。

    对孤独的恐惧涌上心头。卡特被转移后，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特，要是你回来之前，真的和平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见面。”

    “你觉得，我这把骨头还会被列入k.v.吗？”他苦涩地问。

    “你好好治疗，关节还正常，说不定可以复原。”

    “我们以后也许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卡特。”——我很难过。这不行，卡特——卡特，我的朋友，耷拉着肩膀，胡子稀疏而柔软的卡特，卡特，我认识的和其他任何人认识的都不一样的卡特，卡特，同甘共苦的卡特——这不行，要是以后万一再也见不到卡特。

    “把你家地址给我，卡特。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我写给你。”

    我把字条塞在上衣口袋里。尽管他还坐在我身边，但我已经感觉孤零零了。要不然我干脆给自己脚上一枪，好和他待在一起？

    突然，卡特发出呼噜声，脸色青绿。“咱们接着走吧。”他结巴着说。

    我跳起来，激动地，我要帮他。我背起他跑了起来，长足稳跑，别让他的腿晃得太厉害。

    我喉咙发干，红色和黑色在我眼前飞舞着。我咬紧牙，毫不松懈地跌跌撞撞往前跑。终于到了医疗站。

    我腿一软，摔倒了，但我仍有足够的力气，倒在卡特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直起身。我的双手和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我费力找到了我的水壶，喝了口水。我的嘴唇也颤抖着，但是我笑了——卡特得救了。

    一会儿工夫，我已经能分辨出传入耳中的各种嘈杂声。

    “你本来可以省点力气。”一个卫生兵说。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死了。”他指着卡特。

    我不明白。“他胫骨受了枪伤。”我说。

    卫生兵停住脚步：“都一样。”

    我转过身。我的眼睛仍很模糊，头上又冒出新汗，流到眼皮上。我抹了一把，望向卡特。

    他静静地躺着。“他晕过去了。”我着急地说。

    卫生兵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这我比你清楚。他死了。我可以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我摇着头：“绝不可能！十分钟前我还和他说话呢。他肯定晕过去了。”

    卡特的双手是暖的。我抓着他的肩膀，想用茶水帮他擦擦。这时我发现我的手指湿了。我从他脑后抽出一只手，满是鲜血。卫生兵又从牙缝中吹了声口哨：“你瞧——”

    卡特，我根本没注意到，他在路上头部中了弹，一个小洞。肯定是一小片横飞的榴弹碎片，但足够了。卡特死了。

    我慢慢站起身。

    “你要不要拿走他的军人证和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他递给我。

    卫生兵感到奇怪：“你们是亲戚？”

    不，我们不是亲戚。不，我们不是亲戚。

    我要走吗？我还有脚吗？我抬起双眼，让它旋转，我也跟着旋转，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停住脚步。一切一如往常。只是战时后备军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死了。

    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4]krieg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符合服兵役的、入伍合格的。

    [15]Arbeit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可用于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

    [16]Garnision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能在卫戍部队服役的。

    XII

    秋天了。老兵已剩不多。我们班的七个人，只剩下我一个。

    人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人人都在等待。假如又是一次失望，那么人人都会崩溃。希望太强烈了，没有爆炸，就不会被彻底清除。假如没有和平，就会爆发革命。

    因为吸了些毒气，我休息了十四天，每天坐在一个小花园里晒太阳。我现在也相信，马上就会停战。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的思想凝固在这里，不能继续前行。以其优势吸引我、等待我的是感情，那是对生的贪恋，在家的感觉，是热血，是对得救的陶醉，但我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家，我们会出于痛苦和经历赋予的强大力量掀起一场风暴。但现在回去，我们倦了，崩塌了，耗尽了。无根，无望。我们再也认不清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先于我们成长的那代人，虽然和我们在这里共度了几年，但他们还有张床，有份工作，他们会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不久将忘记战争——而后于我们成长的一代人，跟我们从前一样，对我们感到陌生，把我们推到一边。我们对自己来说也是多余的。我们将继续成长，一些人会适应，一些人会融入，很多人会无所适从——年华将化为乌有，我们终有一死。

    但也许我所想的一切，只是因为愁绪和恐慌。当我再站在白杨树下，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时，一切都会消散。那些让我们血液不安的温柔，那些未知的、令人惊诧的、未来的千百张面孔，那些梦里和书中的旋律，那些对女人的情欲和预感，不可能缺席。而密集猛烈的炮火，绝望和军中妓院，也不会覆灭。

    这里的树木闪耀着色彩斑斓的金光。山梨树的浆果红彤彤地挂在树叶间。公路像条白色的缎带，通向地平线。兵营食堂有如马蜂窝，嗡嗡着停战的传闻。

    我站起身。

    非常平静。让月月年年来吧，它们带不走我什么了，它们不会带走我什么了。我如此孤独，如此毫无指望，面对它毫无惧色。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仍在我眼中、手中。是否我已战胜它，我不知道。只要它仍在，它就会去找它的路，无论我心中的“我”说什么，是否愿意。

    他于1918年10月阵亡。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像是趴在地上睡着了。如果把他翻过来，会看见他大约并没遭受太久的痛苦——他脸上表情镇定，就像他对这样结束感到满意。

    一段未发表的《西线无战事》手稿

    雷马克以第一人称叙述保罗于1915年走上战场前的生活：

    我父亲为人简朴，是个手艺人。他早年曾当过几年水手，这让他在他的圈子里有几份优越感。我们是穷人。父母很难送我上高中。但母亲并不甘心，为此她一件外套穿了多年。除了做家务，她还替人缝缝补补。我也在课余时间给人上课，起码能赚些买书钱。

    我们住在一幢新楼的四楼，位于体面的街区，公寓里甚至有间浴室。我母亲有几分心高气傲，她很看重这些。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小房间里有个书架，一个棕色皮沙发，一张书桌和一张弹簧床。我很快就爱上了读书，并尽我所能买些书。近年来，我发现读书不仅是消遣。因此我谨慎地选书，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在买书之前，我还先去市立图书馆借阅。没有什么比钱少、无法买到喜欢的书更让人难过的事了。

    这段时间我写了些诗，也做了些其他写作上的尝试。有一次我买了几支荷尔德林牌雪茄，花了二十五芬尼，还买了瓶酒。晚上家人睡着后，我坐在阳台上，点燃蜡烛。从阳台可以看见远处的风景。我读了会儿书。随后借着烛火燃着一支雪茄。我倒了杯酒，做出某种向女人敬酒的姿势——怀着奇怪的感觉和念头。固然，我会为这个姿势感到害羞，但第二天晚上，只要还有酒，我仍会端起酒杯，重复一遍这个姿势。我一次只喝一杯，最后还常把喝剩的倒回酒瓶，以便第二天晚上能再拿出来喝。因为我没什么钱买酒，我更愿意拿那点儿钱买书。这件事，我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这算什么？我跟人说它又有什么意义！我已和它告别。自从世界变了，我也根本不愿再想起这些。

    1915年11月11日，我们有康托列克老师的体育课。他身材矮小结实，总穿着件灰色外套。我们正在练双杠和单杠时，他把我们叫到他跟前，给我们读了一份报纸：德军再次取得了胜利，俘虏了很多敌人。接着他发表了一通演讲。他说，我们也是男人，也能帮上忙。他要求我们马上和他一道去地区指挥部，志愿报名参军。见我们鸦雀无声，他隔着眼镜气愤地挨个盯着我们，强忍怒气地轻声问：“是否有人懦弱到根本不敢跟他去？”

    贝姆回答说：去之前，他想先和他父亲说一声。

    康托列克猛地转向他，灰色的外套衣角一甩：“瞧瞧这儿的这位宝贝，他要先和他父亲说说！说不定他还要和他奶奶谈谈。”

    有几撮人爆发出笑声。有些人站了出来。贝姆涨红了脸，试着解释，但康托列克却走向他，战友般举起手，放在他肩膀上，换成一种友好而机趣的口气说：“嗯，贝姆，你是跟我们一起去呢，还是不去？”

    贝姆点点头。康托列克笑了：“好！当然了，你们回头可以问问你们父母。现在走吧，同学们！”

    他从没这样称呼过我们，也从没以这种态度对待过我们。他是位严厉的老师。因此我们怀着特殊的，甚至崇高的心情跟他一起去了地区指挥部。途中，他越发激动，甚至忍不住给我们讲起他服兵役时的事情。他向我们保证，他在指挥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会为我们说情，让我们被优先录用。他甚至搂着贝姆，对他眨着眼说：“姑娘们都喜欢一身戎装。”贝姆尴尬得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

    下午我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我母亲不赞同。她认为，我们该等到春天，或许到那时，我们还能在开拔前参加应急考试。我宽慰她。康托列克已经答应我们，在考试这件事上也关照我们。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没让他在另一所学校读书的儿子在考试前报名参军。但知道这件事时，我们早已在前线了。

    我父亲说，他听人说我们这个年级本来就要在几周后应征入伍。母亲看了看他说：“几周，几周里会发生很多事哪。”

    父亲摇着头：“说不定到那时，战争都结束了。”

    晚上，康托列克请我们喝啤酒。他异常兴奋，热烈地为我们庆祝着，我们也很高兴。他对我们显然是真诚的，但他恐怕严重地混淆和他有关的事，以及他不该操心的事。他该带着他儿子单独去地区指挥部，单独去喝啤酒。

    可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想。我们太年轻，相信一切理当如此。日后，我们中的米特尔施泰特为我们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偿。1918年，他因负伤，作为一名少尉回到了卫戍地。当时的康托列克也应征入伍，在卫戍部队服役。米特尔施泰特特意安排康托列克加入了他的连队。他亲自到军需储藏室监督康托列克领取制服。他不无礼貌地为他找了件褪色的蓝外套，上面打满了深蓝色的补丁；一条已经磨破的黑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一顶过小的无檐帽子，年代久远，戴上后像个囚犯，用这顶帽子，康托列克可以炖出一锅肉汤；还有那双宽大的、铁硬的古老系带鞋，某种侧面系带的常见款样，硬得要用铁丝才能绑紧。

    几天后我们被录用了。营房是一幢位于山丘上的大楼，楼前有宽阔的操场，四面围墙。我们去之前还一起去刮了胡子，连理发师都感到惊讶。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平生第一次刮胡子。但对我而言，刮胡子还根本没什么必要。之后我们去喝了杯杜松子酒，买了雪茄和香烟。

    我们一行二十人进了大门。经过岗楼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冲着站岗的哨兵大叫。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眼也没看我们。于是我们冲着另一名站在门口的哨兵嚷嚷，他对我们咆哮道：“你们这群杂种，把嘴闭上！”

    我必须得说，我们对接待感到失望。我们原本以为至少该有通演讲，或许还有握手和战友般的隆重欢迎仪式。但相反，一位闷闷不乐的副中士命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向一位文书提供了我们的履历，之后在练兵场上到处溜达，等待着下面的安排。

    每时每刻都有新部队开到。那些人看上去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拿着捆着绳子的行李，粗手大脚，目光迟钝。他们是弗里西亚岛的农民和渔民，城里的工人和工匠。其间也来了些看着和我们差不多的人。

    我们瞅瞅他们。他们瞅瞅我们。那是种气氛压抑的不安等待。从那些人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出，我们和他们能发展出友谊还是敌意。

    我们二十人来自一个班级，一起长大。我们一直同心协力，直至最后一刻。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偷懒。我们普遍对那些乐意用各种我们不熟悉的规则束缚自己的二十岁以上的人心存质疑。我们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除了我们这个年龄能理解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事是重要的，更不会把什么规则放在心上。

    近几年来，我们这群人显露出个性上的差异。一种叫“棱角”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蜕变出来。我们已近乎成人，有了固定的目标和有限却轮廓清晰的职业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向我们招手。我们的集体中逐渐孕育出某种人们笼统地称为“精神性”的细胞。我们将属于由教师、法官、医生、记者、学者、宰畜场厂主和牧师构成的阶层——受到粥式教育的滋养，以柔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

    教育——多好的一种塑造！我们被精心调教了八年。那些留着整齐胡须的男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毕生的杰作——可当西摩尔史托斯下士第一次粗暴地称我们为“王八蛋”，说我们是“一路货色”时，这种塑造已开始不再牢靠。八周后，它在持枪敬礼、屈体下蹲和分列行进中灰飞烟灭。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这甚至很好。我们还年轻，我们会忘记这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还遇到许多比背负沉重的军囊更难以承受的事——甚至这些事，也在战火中消逝了。

    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担心。康托列克告诉我们，我们这代人是被特别拣选的人。战争会将我们铸造成真正的男人，锤炼成钢铁青年。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大有作为的基石。不知怎么，他说这类话时，总会偶尔扯上上帝。

    我们站在练兵场上等待时，首先学会的是一条基本规则：一名士兵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徒劳地站着。

    终于，一名肥胖的军官出现了——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定员军官都是胖子——我们被划分成两队，编为下士班。我们二十个人当然不会被分在一起。我们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班里。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至少事情有了进展。我和米特尔施泰特、特罗斯克、卡梅里奇和迈耶一个班。班上还有几位年长者和几个征召入伍的东弗里西亚人。

    一位矮小的士官傲慢地站在我们面前。他厉声喝道，我们是第八班，由他，下士西摩尔史托斯带领。这个特别的名字让迈耶忍俊不禁。为此，他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付出了代价。

    西摩尔史托斯矮小强悍。精力充沛的人大多都很矮小。他有张淡黄色的、空洞的脸和卷曲的小胡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假装严厉。在他表面的力量背后，总让人觉得，有张老实巴交、心地善良的邮递员的脸时隐时现。这种人应该在新年时站在各家各户的房门前，谨慎地按响门铃，送出祝福。而事实上，他原先确实是名邻近城镇的邮差。他伪装得极为出色：假如真是伪装，简直堪称彻底。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二十三次床铺；他总能挑出毛病，总觉得不够完美。

    有时，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某种屠夫才有的幸福喜悦，几乎慈爱地看着我们。在军营里，他强烈的事业心为他下达了任务。他要将一群鱼目混珠的瞌睡虫——如他所言——变成真正的人。

    首先，他带我们去了军需储备室。我们每人都领取了各自的物资。很多东西：军装，靴子，鞋，腰带，帽子，钢盔。（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计16,543,185人死亡：其中士兵9,721,937名，平民6,821,248名；共计21,228,813名士兵受伤（或致残）；共计5000万至1亿人受到战争伤害。 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的索姆河战役历经141天，1,123,907人受伤，318,700人阵亡。
    1914年平安夜前后，西线交战各方中至少有10万名官兵暂时放下了武器。来自沃格兰魏施利茨的萨克森134步兵团的库尔特·泽米希中尉曾是名会说法语和英语的教师，他命令他的人在圣诞期间不要向对方开枪，他们将蜡烛和冷杉放在坟墓上。英国人以口哨和掌声对他们的举动做出回响。他们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一些英国人拿着足球走出了战壕。

  •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节]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文件中的王瑶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一

    1952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连兴起，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在这样政治运动的铺垫下，1954年毛泽东又抓住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随之布置了一场新的思想斗争运动，再一次引发全国知识界的强烈震荡。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在事发之初表现了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在运动之中转弯和解脱，一直为研究者和后人所关注。笔者手头新近有几份当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党组织对俞平伯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在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所能呈现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真实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俞平伯在运动初期是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1949年后俞先生较为低调，对事对人不冷不热，只是缄默地关在家中依旧做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斗争运动开始后，文学所副所长、党内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何其芳几次在文字或口头上向高层领导介绍俞的近况，其中就说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红楼梦》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种版本中校订出最好的版本。

    俞先生几年间少有一次被人们关注的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应邀上台发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研究意义，颇受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重要人物胡乔木的鼓励，胡一度甚至说俞的发言中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据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称：“俞（事后）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讲演，到处写文章。”

    党总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俞的骄傲：他在《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中，自觉是权威，不同意文学所的组织意见，坚持主张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标点符号，后来为此曾写信给胡乔木以寻求支持。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迹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

    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

    195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道：“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

    波澜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触和不安。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现在老教授写文章就是犯罪，我如发表文章就有成为俞平伯的危险。山东大学一学生将批判陈寅恪论韩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后在《历史研究》刊发，历史学者向达、翦伯赞、季羡林等读后都担心陈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杀的可能，翦伯赞直言“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向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见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第53期）

    这些报告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给高层留下较深的印象，如何谨慎处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问题而不陷入僵局，高层由此也有所警觉和筹划。

    二

    运动启动后，对俞平伯负面的汇报始终不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屈不平的情绪，如俞说：“权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报纸、杂志要我写的。为了应付他们，才随便写了些文章，接着问题也来了，现在悔之晚矣。”文学所总支分析话语中的潜台词是：“你们把我捧起来，现在又批评我，是有意的打击，我不应该做典型。”

    俞再三强调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证工作，不必用马列主义。他憎恶外界有人说他是“伪装”“背进步包袱”，他说：“我做整理工作，自觉很仔细，很认真，没有错误。我原来就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为何要批判？”

    权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强烈的。他说：“三十多年来的研究一场空，学术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向人说风凉话：“这次批判，我的书反而一卖而空，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党总支对此予以评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抵抗。”据北京市高校党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北京市面上已买不到，胡适写的《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书籍在旧书摊上均涨价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国文协召开座谈会，俞平伯出席并作了检讨，与会者反映其发言态度还算诚恳。但文研所10月28日讨论时，俞平伯却躲避在家中未参加，只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员余冠英在会上转述其大意：“我赞成这个运动，并没有误解这是对我个人，而且我要写文章，把我三十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错误。直到现在我对《红楼梦》的正式研究尚未开始，而乱写文章是由于社会需要，现在悔之晚矣。”他对报纸上发表有关胡适与他往来的文章有顾虑，认为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有政治问题。（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

    俞平伯此时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说成是反动的胡适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几次在会上替自己极力辩解，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对头：“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的影响大，不如说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更大些。”

    俞平伯还私下披露，助手王佩璋所代写的文章，有些看法也并非王佩璋自己的意见，而是胡乔木的意见。

    党总支分析说：俞身边的落后分子说了一些挑拨的话，对俞也有不利的影响。如曾参与出版《红楼梦辨》的文怀沙说“这是官报私仇”，而吴同宝（即吴小如——作者注）则披露：“党内有名单，准备有计划的打击，第一名就是你。”还有人表示：“你拿的稿费太多了，所以要批判。”其实这些言谈都是私人性质，但很快均被单位总支所掌握，可见党组织对俞及其社会面的控制和了解是很全面和有效的。

    在1954年底北京市委致中央的《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中，集中汇报了高校党内外、特别是文史哲教授的最新动态，也首次谈到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运动的异议和不解：

    许多教授对目前展开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愤愤不平，或者顾虑重重。开始时有些人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很轻视，认为李、蓝是“教条”、“扣帽子”、“断章取义”。北大中文系讲师吴同宝说：“俞先生看了会一笑置之。”到批判展开后，许多人就紧张起来，感到压力很大，唯恐再来一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适影响较深的，纷纷表明态度，企图过关。经过解释中央关于学术批判和讨论的方针后，他们这种怕斗争的紧张情绪才基本消除……

    有些人认为斗争得过火，北大教授游国恩说：“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锐了，照袁的说法，《文艺报》就不应该与老头子打交道了。”向达说：“现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气焰，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汤用彤中风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有些人表现消极，表示“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写了要挨批评”。有些人不服气地说：“都是一边倒，这不叫学术讨论。”……

    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多方为俞辩解。北大文学所研究员范宁说：“俞平伯从来不谈马列主义，对他没有什么可批判的。”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的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林庚说：“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写这些了，李、蓝的文章也有一些小问题。”

    俞在九三学社等处的检查虽然认识很差，有些人就赶快为俞开脱，说他检讨得虚心、诚恳，而对其内容则很少深究。

    北京市委认为知识界人士的反应以消极敷衍居多，急于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方设法逃避过关，不少人还对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的态度。而此时运动积极分子涌现得并不多，高层领导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师则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呈现了相当程度的怯战现象。

    从总体来看，学术界当然取积极配合之势，但也显露芜杂、应付之态。系里党员动员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写文章批判胡适，金说：“参加参加中文系座谈会算了。”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层干部于光远打来电话，嘱他发起批判胡适，他才找了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教授开会，仓促地给每人分配题目分头写批判文章。金还在会上表示：“俞在政治上与胡不同，要注意，不然会影响团结。”北大历史系主任、党内资深专家翦伯赞认为过去学术界思想水平太低，对青年人确实重视不够，有过偏之处，确有开展批评的必要。翦还说，李、蓝的文章是周总理发现并首先提出来的。（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此说与事实不符，也说明当时上下信息不通、了解有限的政治生态特点。

    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三

    中共高层很快提出对俞平伯的处理精神，基层党组织总结为十六个字，即“说明政策，解除顾虑，稳定情绪，端正态度”。

    首先出马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他在作协学习会上发言说：“批判俞平伯先生，当然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文学所总支认为周扬的适时表态对在场的俞平伯是个很好的安慰，由此党总支又引申了周扬之意，肯定俞先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胡适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敌人。

    何其芳根据上级的精神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也列举不少事实证明俞在学术研究上有可取之处，譬如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结局等等。党总支征求俞平伯的读后感，俞坦诚地表示，“这篇文章很全面，批评得很中肯，自己颇觉满意。”

    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要产生对立情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廖可兑都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们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屈。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为俞说话，认为黄肃秋批评北大图书馆和俞平伯垄断善本书不合事实，说：“俞平伯对脂砚斋本不一定是垄断，不愿出借这本书是怕弄脏了。”向达还引列宁的一句话“善本书不外借并不等于垄断”作为佐证，他反批评黄肃秋作风不好，黄曾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把书弄坏。

    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到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动将自己未发表过的1954年讲稿交给文学所，说是供做批判时的参考。这个举措被文学所领导认定为“有显著的进步，情绪是向上的”。

    他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他在文联会上说：“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以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赞成。”他在会上感慨，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学马列主义不行。

    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颇为惊人：“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俞平伯还找到文学所支部秘书王积贺，承认自己对学习很不重视，但文学所的领导也抓得不紧，希望今后领导上要督促检查，要组织起来学习文艺理论。有趣的是，俞此时还能展开对别人的批评，对老友王伯祥的《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过去俞平伯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自由散漫者，随意性大，一向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时就给香港《大公报》等写文章。而此时对所里的工作较前关心，有会必到。在文学所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发言既检讨了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又表达了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心情：

    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来还继续用索隐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

    研究《红楼梦》只是孤立地看问题，没有和产生此部书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怨而不怒”“微言大义”的说法欠妥当，以前只看到书中有怨而没有怒，其实书中是有怒的……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是否不碰壁？如果保证不碰壁，还是欢迎的。（见1954年《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尽管他在发言中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奇书是不可知的”，解释自己“在研究《红楼梦》当中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些提法让主持者听了不悦，但他发言的主旨还是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并鼓励他畅所欲言，允许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准备予以具体协助，但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在政治上“希望不大”。

    俞平伯还想整理研究杜甫、李白的诗，所里就此打算以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方式来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并搭配了政治强的力扬及两个青年助手。总支在党内会议上几次说道：“要求俞先生把他的一套彻底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要具有马列主义的气味要有八年十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帮助他改造。作为一个经过批判后有显著转变的典型，他仍有用，仍可以做工作，愿意学政治理论是好事，至于能接受多少很难讲。”

    党总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认思想改造的艰苦程度，俞说：“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党总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学术批判中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名誉，而得到的是马列主义。”

    在文学所党总支《对俞平伯学术批判情况的调查》一文的最后，引用了何其芳的几句感慨：“学术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所的工作也好做了。过去开会，我发愁，没人讲话，现在大家都积极发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那么诚恳和老实。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中共曾经高调宣传此事，当年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是，作为一校之长，除了表面应酬风光之外，马寅初的内部工作状况确实比较低调、隐性，外界所知不多。

    1953年4月北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曾派员到北大访问，马寅初比较倚重的总务长文重反映说：“目前在汤（用彤）副校长的工作上没什么问题，能够有职有权，汤本人也很积极。主要是马校长的问题，马管的事情比较少。现在还是不能很好发挥马的作用，他自己也觉得‘不知怎么办好’。”

    文重讲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一次马寅初从上海返京，心事重重地进了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有什么事你们可得告诉我，（别）像交通部有一校长（指黄逸峰）一样，许多事情下边做了，他还不知道，现在犯了错误，要撤职。”（见1953年4月20日市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怕因不知情被撤职，有畏怯之情，这对一向认真负责的马寅初来说是一个自然流露，给统战部来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4年春季，马寅初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他以此为由再加上“要搞科学研究”，向高教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经高教部、北大出面挽留，未再坚持。据北大党委观察，在这一时期，马寅初除了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外，主要精力是用于研究经济方面的资料及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曾指着自己过去的著作对秘书姜明（党员）说：“这些书都是我解放前写的，解放后一本书也没写过，简直成了政客了。”“听说周总理曾对周培源说，‘你不必做教务长了，可以专门搞科学研究。’我也要搞经济研究工作了。”

    “辞职”一词成了马寅初一时言语之重，成了他腾挪躲闪的工具之一。他很欣赏苏共中央马林科夫在辞职报告中提到的一条辞职原因，就是所谓的“不能胜任职务”，他对人说：“这也是我辞职的理由。”谈到兴致之处，他还会说：“做校长的不能只讲大话，可以让教务长上来做做校长，或者让陈岱孙（北大经济系主任）来做校长，我去做做系主任。这样轮流来做，上下也通气。”（见1955年3月22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74期《北大校长马寅初最近的一些思想情况》）

    1954年11月17日马寅初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只装有一颗氢气弹，他马上交给党委。校党委分析说，可能系以此恐吓马寅初，令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或在北大进行破坏。

    1956年11月21日，在国家专家局任负责职务之一的民主人士雷洁琼召集会议收集教授对高等教育的意见，事后她整理出一份座谈纪要上报。其中马寅初所提的意见最为显目，他感喟自己有职无权，只是一个“点头校长”，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上级突然委派新的经济系主任，这让自认与经济系有渊源的他心中大为不快。他个人借重总务长文重，靠他把握一些行政事务。但校党委借机把文重调任化学系副主任，让他有失去左臂右膀的感叹，对此举深为不满。他说：“因为党内事先都商量好了，再问我我也不得不同意。”

    有意味的是，马寅初曾写过一篇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文章，审稿人认为文章的观点有些问题，不合中央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没有同意发在北大学报创刊号上。他又接着写《洗冷水澡的经验》，结果照样也没有刊发在学报上。作为校长，马寅初内心多少有些丢颜面的失落、无奈之感。

    在三四十年代，马寅初在经济学界的学术位置是显赫的，连蒋介石都因他的影响力而有所忌惮。1949年后马寅初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停滞，原本通过学识点评时政的做法也大大收敛，他的老一套经济学观点渐渐不被看重，学术威望不由地降到低点，人们只是习惯地看到他不停地在诸多政治问题上应景表态。难怪到了1954年3月，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清华、北师大三校检查非党行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对于马校长是否具备学问，北大党委有人竟然说了这样的话语来表达疑问：“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见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

    到了1958年“双反”运动时，北大及经济系党组织挑中马寅初为经济界批判重点人物，学术思想批判小组里自称“青年战斗员”的年轻人依靠集体力量，分工阅读马寅初的著作与讲义，准备日后与马面对面进行讨论和批判。结果，青年人阅读之后大大地壮胆，发现原来被人们看作是“庞然大物”的马寅初不过是一个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便觉得可以鼓起勇气向马及其别的权威教授开起火来。北大党委当年的批判报告中一涉及马寅初，就时常充斥着这种嘲讽、不屑的语气，对学术出身的本校校长的学识如此不敬在北大史上也属罕见。

    后来连中共高层人士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马寅初的轻视态度，康生1958年6月5日在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轻易地说道：“马寅初的理论无非就是团团转，还把北大弄得团团转。”他以山东俗话“人手”来反驳马寅初的“人口论”，因为“牛马狗都有口，但没有手，只有人才有手”。他由此推论说：“马寅初只见口，不见手，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二

    1954年、1955年只要见到中央部门来人，马寅初都会说：“如果没有江隆基同志，我办不了北大，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康生据此还表扬马寅初，认为马如此肯定江，就是第一个为党说好话的人。江隆基是20年代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干部，曾在老解放区长期负责教育工作。1952年10月由中央调派到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出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的行政级别与市委一些领导相近。

    江隆基一上任，就赶上北大从城内搬往城外燕京大学旧址，燕京原有家当不够用，新建筑又迟迟不能完工，上级又迫切希望在当年12月初开课。在这期间又频繁遇到一系列的突击任务，如俄文速成学习、全校的调查研究、中苏友好月、工资调整、大规模采用苏联教材等，把江隆基弄得疲惫不堪。他在1953年4月15日致市委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北大在院系调整之后差不多等于一个新成立的学校，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分，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来校之后又因学校行政机构不大健全，大小事情都逼在眼前不能不管，再加我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联系群众与深入实际不够，因而形成上学期的忙乱现象。”

    在这份工作汇报中，江隆基还表示，整个北大党的力量偏弱，校务方面的领导干部大都是民主教授和留有职员。他写道：“这些民主教授一般说来工作热情是有的，但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差，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所以在工作上起的作用不大。”至于党员领导骨干的实际领导能力，江隆基也流露不得力的感喟：“除我一人是老干部外，其余全是解放战争中入党的新干部，他们的优点是积极热情、和群众有联系，缺点是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政治锻炼和政策思想，他们在过去搞学生运动时是有办法的，但在今天要领导教学和行政工作，就感到很生疏。正因为如此，所以全校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工作上顾此失彼，漏洞很多。”（见1953年4月15日江隆基致市高校党委并市委《关于北京大学现存问题的报告》）

    1953年初在期末总结工作会上，不少人给江隆基提意见，主要认为江联系群众不够，群众不易接近。副校长汤用彤以较为客气的口吻说：“江副校长有知识分子味。”副教务长侯仁之说：“到校长办公室找汤老，不考虑就进去了，但要找江副校长就要想一想。”江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事后似乎收效不大。

    江隆基手忙脚乱，马寅初却颇为悠闲。江隆基对行政机构不敢倚靠，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慌和不信任。他认定，新北大的行政机构是以原燕京大学的行政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原燕大的行政机构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长期麻醉与奴役之下是十分腐朽的，在工作上起的作用不大。而行政领导岗位上多是民主教授和一些旧留用人员，政治上不太可靠。

    1954年3月高教部下来调查，听取北大工作汇报。事后高教部形成一个检查报告，内中称：“北京大学在和马寅初、汤用彤等的合作上基本做到尊重其职权，校内一切公事都经过马寅初批阅，大事情都和他商量，做了的工作都向他汇报。在他出国的时候，江校长每月亲笔向他报告工作。”所述的多是某一小段时间的事实，但实际上数年内并不如此所为，这只能视之为官场惯常、应付的书面表达方式。

    真正的内情通过一个细节可以窥探到：马寅初不大管（或不能管）教学上的大事，却对校内清洁卫生工的调动、职员的大小事都很关心，一有变化都要人向他报告。有一次北京政法学院工友因个人琐事打了北大一职员，北大写信给政法学院请求解决，马寅初竟花了很多时间亲自修改这封信件。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文件看，1953年、1954年江隆基写了好几件工作报告，都是直接以自己名义上报，一字不涉马校长，譬如1953年8月27日，他用毛笔写了万言报告致中宣部、高教部、市委，内容涉及学制延长一年、各系增设秘书一人并兼任支部书记、不适教员处理等重要行政事宜，全篇根本没有提及马寅初对这些事的表态如何。1953年10月4日晚，江隆基在临湖轩与各系主任座谈校内工作安排，人员齐整，唯独就缺马寅初一人。

    在如何使用党外校长这一点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就比江隆基灵活巧妙。蒋南翔经常会把对校内重大事件的看法事先通告副校长刘仙洲及教务长钱伟长，并尽量让他们出面主持，由他们给各系提出处理意见。这种沟通方式极为有效，刘仙洲的工作热情比冷落的马寅初要高涨许多。据高教部、教育部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介绍，蒋南翔与刘仙洲共同管理教学，蒋南翔主管政治及人事工作，刘仙洲则兼管总务、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刘对这样的分工是满意的，因而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性，检查各系教学计划的会也主动由刘主持。简报中对蒋南翔的统战工作方法予以较高的认可：“南翔同志经常将自己对校内各种问题的看法，讲给刘仙洲听，以促进思想上的一致，便于他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

    那几年马寅初在北大的境遇可以用“孤寂”来形容。细翻北大50年代中期档案，可以发现上下重要沟通时往往都愿意绕过他这一关。偶有例外的是因高教部大学教育司一科长不通过北大校方，擅自决定聘请苏联专家与留助教的数目与专业，高教部副部长杨秀峰1953年5月24日为此向北京市高校党委会书记李乐光写信致歉，并许诺将以马叙伦部长名义正式函告马寅初校长。

    北大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1954年11月13日晚中风病危，在11月16日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中，列举北大党政领导前往医院探视的名单，竟把马寅初归入“向达、郑昕等教授”之列。这可以视为工作人员的一点笔误、失误，但多少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寅初的校长位置多年被漠视、冷遇的状态。

    1954年5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也认为北大“党的领导核心不健全，党政关系不密切，党委也未主动了解行政意图，配合行政进行工作”。说及原因，是因为北大党委“片面地强调行政方面水平低，小资思想浓厚，对他们指责多，帮助少，缺乏支持”。（见1954年《关于北大召开党代会准备情况的报告》）

    高校党委借此批评一些党员校长习惯于个人决定问题，觉得“自己决定出不了大错”、“集体领导麻烦”。结果就是出现这样一个景象：“党委忙得要死，有些负责同志忙得身体也垮了，而非党行政负责人却闲得难受”（市委大学部1961年回顾几年来教育工作总结报告语）。

    市里对江隆基的工作方法也是存有一定看法的，但碍于江的老资格身份而有所容忍。在市高校党委工作报告中，对江的内部评论一直不高：“少数同志背着‘老资格’的包袱，自以为是。北大江隆基副校长自恃在掌握政策、思想意识、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修养差不多了，不能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教学改革进展迟缓了，就产生了消极情绪。”市里领导由此形成对北大领导层现状的看法，这种评价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北大集体领导不健全，党政关系不密切，干部及党员认识都不一致，行政、党委各部门间工作中配合不够，学校领导上的决定无法深入贯彻，致使教学工作稳步不前，相当一部分干部滋长了消极情绪。”（见1954年高校党委常委会议文件第7号《高等学校党员校院长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检查思想情况的报告》）

    江隆基时常抱怨高教部、市委对他支持不够，自嘲为“过渡时期的校长”，强调许多客观困难。这让市委颇有些恼火，双方矛盾持续甚久。江隆基又因高教部不调给得力干部，常对高教部干部发牢骚，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高教部也认为江隆基与上级关系不够正常，对上级机关的检查和批评不够虚心。（见1954年7月1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四中全会决议学习第一阶段总结材料》）而马寅初夹在其间，上下不得参与过问，小心观察两边的形势，不敢随意表态，只能高挂悠闲无事的姿态。

    三

    马寅初在敏感政治问题上的表态是极为慎重的，轻易不会在公开场合随便说话。但有些私下谈话还是被记录在案，譬如1954年谈及批判胡风运动，说“胡风倒霉了”，“胡风可能是对某些党员干部有意见”。由此引申道：“共产党是行的，但是党这么大，党员也不可能都一样，我也听说过，有的党员就是背着党的名，神气活现。”

    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借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北京市委根据事前布置，陆续向党员干部、党内积极分子逐步报告，人数已扩大至22万人的大范围，此时民主人士及党外骨干还尚未传达。对于向民主人士如何讲清“高饶事件”，中共高层颇费周折，最后决定：向党外人士传达依据中央统战部提纲，不要增加事实，少讲些枝节问题。当时向一般党团员传达的内容，依据的是中宣部提纲，事实部分比统战部提纲要多，但要求不要另外举例。高层还强调，涉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最好不讲，名单问题不讲，中苏问题不讲，中央领导的名字都不提，否则就会冲淡其反党叛国的罪恶事实。而且还提出，非党人士听中央统战部提纲者一律不讨论，党团员听中宣部提纲者反而一律要讨论。中央还规定，一般讲不清楚的不要讲，也不应当讲，所有做报告的时间不要太长，控制在两小时以内。（见1954年9月10日《杨述同志报告传达四中全会的情况》）

    “高饶事件”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为惨烈、内幕最为沉重的党内斗争，如何向党内外人士圆满解释、减轻震动确是一桩令高层极为愁苦之事，布置之细之怪都是党内以往生活所少见的。从现存的一些单位传达记录本看，有些党委第一把手忍不住做了个人“违规”发挥，尤其是高岗生活极端腐化部分足以让党员听众心惊胆战，眼前一团发黑。马寅初没有机会听到党内报告传达，但他从党委人士严肃凝重的表情中已然看出莫测的深沉和巨大的不安。

    从简报中可以看出，非党人士初听“高饶事件”的传达深感震惊，有几个激愤人士还要求公审，要求中央立即枪毙高岗。但主体上还是弥漫一种强烈怀疑的消沉情绪，他们没想到中共党内还有如此不纯的事情发生，想象不到会呈现如此激烈的斗争程度，认为过去对党过于理想化了。有的甚至认为，今后不能对中央、上级无条件信任与服从了。简报中称，“埋怨中央的情绪相当普遍，产生‘怀疑一切’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幻灭感伴随着埋怨和不解，是1949年后高级知识分子身陷的最大一次信仰危机。

    1954年4月市委高校党委组织各校非党教授座谈“高饶问题”，对会议评价为“一般教授发言慎重，不敢暴露，有不少混乱思想”。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说：“过去是战争环境，很多负责同志没学到多少马列主义。”北大教授周炳琳问：“既然早知道高、饶有错误，为什么还要重用他们？”马寅初没有这么大胆，他只是跟在金岳霖发言后面补充几句，金说：“高的问题很严重，饶的问题没听出什么事。”马寅初马上跟着说道：“饶的罪恶轻，能认识错误，所以还称他为‘同志’。”（见市高校党委《各校非党教授对高饶问题的反映》）他明白，在小枝节上绕着说，一般不会犯大错误。

    马寅初所处的政治环境开始变得愈加恶劣，思想斗争火药味逐渐浓郁。1954年5月23日北大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与会者对上一届学校党委提出严肃的批评，措辞严厉，与会者集中谈到这几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大量存在，未受到有力的批判”、“我们阶级觉悟不高，对阶级斗争的规律缺乏深刻的体会，因而对于在各样教学工作中和日常学习生活中所反映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则缺乏分析，降低了应有的政治警惕性，也就很少提出对策。”党代会通过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表示：“（北大）长期安于被资产阶级思想紧紧包围的环境中，敌情观念与政治嗅觉很不敏锐。”此后，马寅初所受的冷对待与此政治行情的看涨紧密相关。

    1956年绷紧的斗争之弦稍有松懈，马寅初一有机会还会为北大利益呼吁、争取。市委召开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马寅初在会上言辞激烈，严厉批评中国科学院到高校挖人的举动，认为科学院“独善其身”，只让自己发展，不管高等学校的死活。他说：“过去吴有训为科学院拉人，就把浙江大学这所综合大学拆垮了。现在又不断到北大来拔尖，甚至一般教师也要拉。北大与科学院的关系不是双方批评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了，需要中央来处理，才能公平解决。”高等学校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向来很紧张，一直是困扰各高校的难题，只有马寅初独挑这个话题，全场也只有向达一人帮他说话：“这样下去高等学校只有关门，或者什么人都不让出来，或者歇业。”

    马寅初还大胆地提出一个教学问题：“学生政治课用的是苏联的本子，讲的是苏联的事，不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匈牙利事件反映出学生思想很多基本问题都不清楚。”（见1956年《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教学问题，可以看出马寅初的敏锐和直率，但在场的中共领导人士碍于国际形势对此没有做出明确反应。相反，老资格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却接着马寅初的话题说：“今后可以考虑在政治理论教学计划中规定每年作一两次思想总结或鉴定，讲课中也要注重联系学生思想。”党员校长更看重的是给学生做思想鉴定，从这个细节也看出非党校长与党员校长的治校异同之处。

    四

    1957年4月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杭州做报告，数年来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表扬马寅初：“你们浙江，有马寅初、邵力子二位先生，他们主张节制生育。提出这个东西很好。现在江苏、浙江每平方公里有288人，比世界上人口最密的比利时高得多，它是170多人。所以江浙这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理解，有道理。”陆定一在报告中还是有所批评，但批评力度真是弱化至极：“有的时候马寅初他们偶尔有些话不大很科学，譬如说，假使人口增加了，将来就不能同人家和平共处，要打仗，侵略人家。这一点就有点马尔萨斯，只有这一点点，很多是好的。应该有分析，哪一点对，哪一点不对。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好的，而且完全可以理解。”（见1957年4月6日《陆定一同志在杭州市的报告》）但是这种有限的“赞同”、“欣赏”只能是昙花一现，转眼到了1958年2月中央宣传会议确定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批判，党内高层已经悄声把马寅初列入批判的预设目标。

    1958年2月9日中央宣传会议上，首先就确定三条近期任务：一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批判；二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分批下放；三是学校要搞勤工俭学。中宣部设想的理论批判规划中，马寅初已是榜上有名。1958年3月5日，市高校党委召开各学校党委书记会，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中央书记处对科学院、高校“双反”运动的指示：“在高校中只是搞三勤不够，应当搞教学质量，培养干部的质量，学生不红不专是最大的浪费。发动群众辩论，出大字报揭发，对大知识分子可一般开小型会，个别的可以开大会。”这就意味着中央已同意这样两个步骤，群众可以出大字报揭发，对个别大知识分子也可以开大会批判。

    1958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彭真、陆定一等人听取北大、复旦、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就有中央领导强调：“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在4月6日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确定文化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的主题，会议纪要提出：“教育和生产结合、教育服从于政治就有阶级斗争，会有‘算账派’‘观潮派’，革命革到资产阶级思想根上，就要打垮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见1962年市委大学部整理《高等教育工作三年大事记》）至此，通过阶级斗争整肃知识分子队伍的理论阐述和工作部署已经完成。

    北京市委由此开始布置相关“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猛火攻，慢火炖”。虽然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曾说：“有理有利有节，不搞斗争会，典型批判暂时不搞，大字报过多时要做个别工作，对年老有病的要保护。”（见1960年市委大学部《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1958年至1960年大事记》）但他在4月8日会上已经改变声调，主题变得非常激扬：“发动群众，靠大字报造成声势，要三揭三打，即揭思想、揭盖子、揭矛盾，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凶猛的运动开展之后，各高校都使劲加柴拱火，使局面很快失控。陆平把校内局势说得很严重：“北大青年学生中大多数是走粉红色道路，老教师中白专是多数。”他独创性地开办所谓北大“西瓜田”，让当事人认领，从个人的“西瓜”中抽出观点问题，结合人物进行辩论。清华大学大力推荐与名教授章名涛“决战”的经验，动员一大批师生揭露章与党不正常的关系、教育与科学的路线问题，迫使章在讲“序论”课上先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检讨。

    市委大学部、宣传部曾举办四次教改经验交流会，广泛传播各高校的斗争经验。到会的领导人每次都嫌运动进展过慢，讲话中多有批评之意，加重了会议上的凌厉气氛。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每次到会，都会再三强调斗争的主题：“对于资产阶级教授，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加以孤立，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一再告诫与会者：“资产阶级思想的老巢是在教学、科学研究中，必须挖它的祖坟。”（见1962年4月7日市委大学部《五八年双反和教改经验交流会的情况和问题》）

    据统计，在195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各系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批判，受到批判的教授有17人，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校长马寅初。但是这场大批判却是虎头蛇尾，声势做得很大，嗓门喊得很响，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低调地吹号敛旗，众将们又习惯性地等待下一次斗争的呼唤。

    1958年至1960年在北京高校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斗争鼓动最闹、战火烧得最旺的时候，领导层又怀有担忧之心去败火，去说一些留有余地的话语，努力显示政策怀柔、平衡的一面。火力强弱变化的根由，当然有物资匮乏、民心波动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跟高层貌似饱满而又脆弱的疑虑心态有关。高层在一些胜算败算的时间节点上并不想过多刺激知识界，避免树敌过多，招致政治上不必要的无谓麻烦。

    1958年12月26日，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召集北大、清华等12个高校党委书记，重点说明三年来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长很快，老知识分子相形之下感到灰溜溜，批判到这个时候，要转到着重在具体工作中团结帮助他们。1959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一反以往对资产阶级教授猛攻的势头，会议纪要委婉地说道，“在党委领导下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要作用，教学相长。”会议指出有些地方有一场混战的情况，强调贯彻百家争鸣，教学改革不提口号。到了1959年7月，市委宣传部、大学部借总结“五四”学术讨论的情况，肯定1958年群众性的学术批判运动是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锻炼新生力量。但也指出运动也有简单粗暴的缺点，重点批判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见1959年7月10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关于五四学术讨论的情况报告》）一般来说，文件中的话语说到此地步，各单位就明白这一场批判到了收尾的阶段，刀剑入库，鸣金收兵。

    1961年间，在全国范围内生产滑坡、民生凋敝的大背景下，高校党组织对过去几年政治运动、思想批判有所甄别并大批量地向人道歉，敢于承认其间发生的错误，说了不少软话。1961年高校发布的正式文件多半带有检讨的成分，登载很多“神仙会”与会者怨气发泄的言语，对于指责的语句也能默然接受。这个阶段高校党组织的柔软身段和低头认错的工夫确实令人诧异和释怀，他们承揽过错的程度甚至超过老教授们的想象。

    譬如说，对于1958年涉及批判马寅初的“双反”运动的严重后果，人们多半语焉不详，不敢触及，但是在1961年8月有一份大学部文件就清晰地表达道：

    重点批判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对于某些有错误的学术思想的人不适当地扣上“反动”“白旗”等政治帽子，对这些人的学术成就有一概否定的倾向。

    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说服力不强，对一些需要展开讨论的学术问题，也轻率地下了结论，甚至有压服的情况。（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

    这些近乎真实的历史性结论在当时就已经做出，对运动的恶劣效果也是明了在心的。可是转眼到了1963年，这些曾经暖人心的甄别语言刹那间都随风逝去，政治形态很快又恢复到原来凌厉、无情的本色。

    五

    1959年底，还是有些单位对斗争恋恋不舍，以“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为理由请战。北大党委书记陆平1959年12月30日特意致信市委大学部正副部长吴子牧、宋硕，谈到自己对这一段形势判断的观点：“当前以及这次反右后，学校阶级形势变化的估计并以此对今后如何在学校中坚持进行灭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与彻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密不可分的。从这次反右来看，党员干部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得极不深刻，缺少远见。”他说，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艰苦努力，于最短期间内解决一支包括各主要学科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真正占领教、科阵地，这是十分重要的事。过去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如真能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可以大大加速，看来三至五年完全可以办到，那么党的领导最后才能巩固。（见1959年12月30日《陆平致吴子牧、宋硕》手稿）陆平的“重建师资说”，建立纯而又纯的红专队伍，实际上变相采用了“排除法”，包含对资产阶级分子的错误教学、观点的斗争和剥夺，阶级界限分明。

    对斗争最着迷的当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当全党工作有所缓和之时，他永不松懈的战斗热情、坚定的嗜好还一直拉动全国文教战线向左倾斜的姿势。1959年11月召开中央文教会议，他还高调宣布文教方面知识分子多，右倾很严重，要反透右倾。陆定一说，今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左”还是自己队伍中的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大张旗鼓地反。

    到了1960年3月，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发言说，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西方老祖宗，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经济、哲学等领域，并具体地提出要以国内的巴人、李何林、尚钺、雷海宗、马寅初等人为批判对象，立即组织所有文科院校发动群众进行批判。他的发言展现了如此宽广的批判大视野，连党内干部都惊乎其斗争的特殊学识：“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老祖宗。文学的祖宗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哲学思维与存在问题上有否认同一性的倾向，祖宗是康德，不可知论，思维不能认识存在。教育学，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还要第二个仗、第三个仗地打下去，祖宗是夸美纽斯。法律、新闻等也有老祖宗，都是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峰。”（见1961年12月市委大学部整理《有关高等学校的文件的一些问题》）

    除了斗争主题，陆定一对十年一贯、十一年一贯制的学制试验特别感兴趣，说话极为夸张，譬如“现在对天盟誓，以后永远要搞（教学）实验。”“二十年能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试验搞好，全国过渡过来，死也瞑目了。意义很大，等于缩短一个五年计划。”

    在这同时，中宣部将《关于组织文艺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遗产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的草稿发到北大、北师大、人大党内讨论，作为战斗大纲提前供重点高校把握。北京学术界已经着手开展对巴人、李何林等人的批判，专门组织的一批大批判文章陆续见报。

    1960年3月中宣部上报“关于学术批判报告”草稿，通篇都充满浓郁的火药味，每隔三四句就会不自觉地跳出“批判”的字眼，譬如：“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文艺研究著作中所表现的某些错误论点和教条主义倾向，也要适当地加以批评，还可选择一些在青年中间发生了显著消极影响的作品，大张旗鼓地展开批判。对于现代欧美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潮及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应当予以彻底的批判。”陆定一已经拧紧战斗之弦，容不得下属文教单位一丝喘息。此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社会初显动荡不安的痕迹，中宣部主管的思想斗争反而没有见缓，实际上已打上鲜明的陆定一的个人印记，如果没有陆的步步紧逼和全力推动，可能1960年的思想斗争景观就会大大不同。

    1960年初期，中宣部直接指导北京市展开对修正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观点的批判工作，指定的主要靶子是巴人、马寅初、尚钺。5月初中宣部提出具体的操作细则，其中有一条为“在经济学方面进一步深入批判马寅初和马尔萨斯、新马尔萨斯学派”，其他还有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讨论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并准备批判康德；在历史学方面批判尚钺并准备批判“食货”派。当务之急是如何组织力量，搜集关于巴尔扎克、康德、食货派、马尔萨斯等西方老祖宗的详细资料，准备进行彻底地有分析或有说服力的批判。（见1960年3月17日市委大学部《在高等学校中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情况和意见》）

    1960年7月间陆定一又提出文科教学改革，要在文科教材中消灭修正主义的痕迹。7月30日市委大学部召开专门会议，压力颇大的大学部部长吴子牧压不住火气，在会上把话说得很重：“最大的紧张是在我们的教材中有修正主义观点，你再讲修正主义，你就会碰到最大的紧张，就要对你进行斗争，那时才真正紧张。不改掉修正主义，党委书记能睡得着觉吗？一定要把住这一关，谁再继续教修正主义，明知而故放，谁就是犯错误，就是犯罪。”他把问题突然上升到犯罪的高度，让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两年后，吴子牧反省说，自己当时发言确实不够冷静，让同志们备感压力。回想当年中宣部强加的措施，他反问道：“当时提出要求教学改革，要求检查修正主义是不是有根据、有必要、有效果呢？”他也承认，1958年以后“双反”运动固然使文科教学开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也有过火的地方，如过多地否定某些老教师的学术成就，把有些学术思想提高到政治思想上来批判。（见1962年4月10日《吴子牧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期间在高教口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0年春季，由于受陆定一及中宣部的直接影响和管制，市委大学部对高校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判断过于悲观和消沉。他们整理出一份材料，内中称全市高校教授、副教授共1169人，其中左派只有23.7%，这部分可以算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其余76％的人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围。整个教师队伍14000人，也有57％的人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旧教师中许多人在解放后虽有很大进步，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转变过来。（见1960年市委大学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情况简介》）这就配合了上级领导部门偏左的估计，为全面打击旧资产阶级分子提供第一手材料。1962年开完广州会议，形势趋缓，为知识分子松绑的呼声高涨，吴子牧为此诚恳检讨道：“我们当年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状况的估计、认识落后于实际，应当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应当再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他们的消极面、缺点多，未能全面地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见1962年4月10日《吴子牧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期间在高教口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与1958年相比，1960年北京市已深受副食品、粮油匮乏之困，底气不足，人心惶恐，市委已无精力去掀动新一轮批判热潮。对于中宣部的斗争部署，市委及市委大学部明里支持，暗地里却划定很多限制的圈圈，比如说“批判的对象只限于中央提出的几个人，不要再从学校中另找靶子”。结果北大草草地发了几篇批马寅初的文章交差，上报时称“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批判了马寅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过了一段，悄悄地连马寅初的大名都不见了。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实属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致使马寅初侥幸地躲过一场原定到来的斗争风暴。此时马寅初被免去校长一职，很快成为知识界一只销声匿迹又臭名昭著的“死硬老虎”。

    1960年前后陆定一强力支持的新一轮学术批判运动，在全党应付灾害、人祸的时段确实难以为继，党内响应声音太弱，很快就泄气般地收场了。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在同一时间段，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林枫于4月中旬召集来京开会的几个省市文教部门负责干部，讨论了中央教育部替中央和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解决当前学校秩序”的十项规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开展学术讨论，不能简单化，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见1960年4月24日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致邓拓信函《关于目前学校秩序工作的安排》）这表明高层还是有人注意到不适的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不主张都用大批判开路的方式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

    我们之所以详细追述这场斗争有气无力、人算不如天算的漫长过程，就是想说明一点，在陆定一预定安排的批判格局中，马寅初始终是其间一个主要的挨批对象，长久置放在全国性被批判的前七八位名单之中，每份文件中马的名字都会频繁出现。在陆定一的脑海里，马寅初这杆大白旗最具批判的价值，他在北大的倒台和理论上的破产都寓意深长，标志着大学文科社会主义教育革命重大的胜利意义，大大提高了对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识别能力。

    不同的人在做不同记挂的事。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在甄别时承认，那场大批判重点对象过多，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而在参观一次高校展览时，看到没有思想批判运动的展板内容，中宣部于光远等一些中层干部忍不住建议多设立一块黑板，可以在标题不点马寅初等名字，但关于这方面内容一定要表现出来。他们担心地说：“否则会使人误会，去年大搞学术批判是否搞错了？”

    辨别是否错误，整整经过二十多年了才有最终的结果。其时马寅初已是近百岁老人，荣辱早已不惊。

    六

    1958年北大组织数千名师生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马寅初与新到任的党委书记、副校长陆平一起去看望教师学生。学生们见到上岁数的马寅初亲自来到沙尘飞扬的工地慰问，颇有些感动。一些学生忍不住喊道：“向马老学习，做马老好学生。”在一旁作陪的一位北大干部见了颇为不满，后来向市里汇报说，学生对旧专家老教授迷信，根本不提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同志。（见1958年5月21日《高校党委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记录》）

    由此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党务干部对领导人物的厚薄态度，对党的领导干部的尊崇是相当自然的，认为学校工作非党的领导不可。我们可以退一步设想，假如马寅初握有校长的实际权力，他能搞好北大的全面工作吗？答案是超乎其难，时代已经根本不赋予他天时地利的条件，他无法具备驾驭超速失控、不按常规行驶的列车的能力。反过来说，马寅初不掌实权应属他个人的幸事。

    譬如，北大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8人，占教授、副教授总人数的26.5%。其中，在“双反”运动中批判23人，在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中批判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的教学检查和编书工作中批判16人。（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这些俗称大批判的“脏活”，事无巨细，都是要反复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现教条般的死硬态度，不能有一丝温情和犹豫，才能冷漠对待昔日的同事，从容布置斗争方案。马寅初下不了手，他后半生中只有被人批判被宰割的痛苦经验。

    1959年市委及北大党委对外最爱显耀的一个事情，就是北大从1907年到1948年41年间才毕业学生6614人，而解放后十年间就毕业了7877人。（见1959年9月市高校党委《首都高校教育十年成就》）北大1958年号称完成两千多项研究项目，一年成绩就远远超过院系调整以来六年的总和。但事后一细察，发现科研水平大多估计偏高，所谓达到国际水平的项目存在虚假水分，不少科研产品无法使用、生产。校方一方面检讨说，由于缺乏经验、资金，突击性大，工作比较粗糙，情报不灵。另一方面校方此时还咬牙坚持说，弄虚作假只是个别的。（见1959年4月18日市委大学部《北京市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的科学研究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这种头脑发热的学术虚夸，对于北大是个抹不掉的“历史污点”，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其中的内心受损、颜面屈辱是较为强烈的，可是他又需担什么责任呢？

    1959年11月教育部开始布置教师提升和确定教师职务的工作，这是一次完全依据政治运动的成败来论的职称评定。规定中明确表示：“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一些从党政机关调来任教的教职员工，缺乏文化水准，连教育部的请示报告中都明确称他们“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工作”，就因为经过革命运动的锻炼，有直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培养前途，就被党组织授予较高的职称。（见1959年11月3日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办理教师提升和确定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对这样非学术性、只单纯考虑党的斗争利益的职称评定，马寅初绝对不能认同，估计他去签字心里都会发虚。

    1959年3月起，受市场紧张的波及，北大的食堂大锅使用情况告急。北大原有20口大锅，但三分之二是坏的，都是补了不少补丁，其中有七至八口随时都有掉底的危险，几千人吃饭就会受到严重影响。9月开学后，学生、教职员工又得增加5000人，计划再开辟两个食堂，需新添八口大锅。陆平原任铁道部副部长，他为此事回铁道部奔跑多次，央求旧部属为北大救急。他又跑到市委找主管生产的常务副市长万里帮忙，恳请在工业系统内部突击解决。但是就是这么一大圈的折腾，最终陆平只是无奈地借到一口小锅。（见1959年3月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部分高等学校对日用工业品需要的情况》）为了几口炒菜锅，人脉资源如此丰富的陆平尚且这样，书生气十足、不识中共内部运作的马寅初更会一筹莫展了，可能最多找一找相识的陈云帮忙。大锅尚未解决，学生又反映由于灯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八个学生住一间的宿舍，不少已由两盏灯减为一盏灯。北大在全校范围内又缺饭碗1万个，总务人员多次跑到市场上去看，发现只存有少量高级细碗，贵的七至八角才能买到一个，最便宜的小碗也得有一角四分钱，但因体积太小也不便于学生使用，货源也不充足。学生对此发了很多牢骚，陆平他们又得开始新的一圈恳求。

    1959年4月大米供应紧缺，市面上出现波动。各高校党委遵从上级指示，开始紧急布置相应工作安排，譬如要求全体党员不许抢购大米，在家中自觉地少吃大米，及时了解群众反映，并在此问题上保守国家机密。这样的活动工作量大，机密性强，掌握分寸很重要，说话口径也颇有难度。这样的事情让经济学家马寅初去操作，一定是嗫嚅不止，万般苦恼。

    这就是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后来的人们只熟悉他在学术领域的那份坚忍和骨气，他在北大苦涩的旧事所蕴涵的困顿和难堪同样值得我们去记取。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一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1958年底正式申请入党时，已是78岁的高龄老人。他能否入党的问题涉及50年代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冷热演变，让北京市委、市委大学部及其所在的北师大的党员负责人几年间困扰不已，入党之后一经公布便成了当时轰动知识界的一桩大新闻。

    按北师大党委1959年1月9日入党内部材料确定的口径，陈垣芜杂一生的简历被这样谨慎地描述：“陈是清末秀才，曾任北洋军阀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参加过曹锟贿选，以后即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余年。”

    在当时粗糙、简单化的政治教育环境之中，一般党员和群众对北洋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参与贿选这样所谓“历史污点”会有高度敏感。因此北师大党委力求在这方面有所解释和缓冲，巧妙地过滤掉政治上的先天性疑点：“陈任国会议员期间，主要是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著有《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估计不会有更多的政治活动。”

    这种淡化和含糊是有组织效果的，从现有党内文件来看，支部大会及北师大组织部门对陈垣的诸多北洋问题都很少触及，往往一言带过，而且始终把陈的前半生基调定为“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这种有意识的保护性评价在当年与陈垣同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难得，有不少名教授在此类历史问题上都不获宽恕和见谅，备受各种挫折和为难。

    对于陈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北师大党委也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肯定：“抗日期间陈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著书立说，很少与人往来，拒绝担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长及其他任何职务，未发现他与日伪汪伪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有何联系。”（见1959年1月《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入党的材料》）

    中共军队入北平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京，但陈垣决意留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是，对国民党无好感，而自己二十多年不问政治，不会有危险。在随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表露了当时留京的心态：“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一位京城著名校长、著作等身的老学人能有这样初步的思想倾向性，无疑让中共高层有所欣然和期盼。

    对中共所指定的《新民主主义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书籍，陈垣始终持“认真阅读”（校党委评语）的态度。在一件带有“绝密”字样的校方整理《陈垣小传》（1958年12月）中写道：“解放以来他对党的领导是尊重的，时事学习从未间断，特别是对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或报告反复阅读。”1954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情况汇编》第一期中曾记载，病中的陈垣不顾医嘱，仍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他说：“能参加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好久没看到毛主席了，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表述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有一句名言常常为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所引用：“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1953年至1956年，陈垣在学校大小会上时常发言，大都是号召师生积极参加党的运动，努力配合政府各项任务。这些发言稿多是学校办公室年轻干部们帮忙起草的，讲话要点大都出自中共最新公布的文件精神，四平八稳，必然带有十足的概念化。但陈垣每次讲述起来都揉进不少激情，稍加一些个人发挥，减弱了草稿中社论一般的生硬程度。譬如1953年冬天因面粉供应紧张，市政府决定收缩供应并凭证售出。此事一出，遭致社会各界较大的不解和埋怨，也引起市委、市政府的不安和焦虑，赶紧布置相关的解释排忧的工作，希望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陈垣为此在全校群众大会上积极阐发这一政策，希望师生多从正面理解和响应，他说：“解放四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大家应该信赖政府，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利益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不要只看到小的利益，要把好的执行，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建设任务。”（见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

    这些言语确是充满政治上的刚性特点，没有老学者所推崇的柔美、滋润的文字长处，说到学者的嘴上多少有些纠结、拗口。从当年会议记录原稿来看，那几年陈垣应约念了不少这样强烈政治化的稿件，通过个人影响和名气来配合政府的诸多事务工作，以高度热情的语言姿态来化解一些学界的矛盾和困惑，其中肯定有真切的投入，也会有不自主的盲从和苦涩。

    二

    教会型大学一向被官方认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作为辅仁老校长，陈垣思想如何转向就成为一个各方关注的风向标。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中，辅仁遭到撤并，教职员工折腾颇大。作为关键性的代表人物，受到礼遇的陈垣被分配到北师大当校长，中共高层也想以此举来安抚动荡中的旧部人员的情绪。他在这段重要的转折时期的表现及评价，现在还没有寻找到更多的内部官方资料，只在校方上报的《陈垣小传》中看到几句简单的评述：“经过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和参加土地改革后，转变了对党的态度，接受了党的领导，靠近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也比较积极，在当时对辅仁大学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学校党组织对陈垣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学问路数大体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他的著作考证历史上的某些事件、问题或某一书籍较多，议论较少，研究一朝一代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因此他的某些著作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用处。涉及学术弱点，只是说他研究比较专门化，故使用范围也有所局限。

    陈垣常和别人说：“毛主席还让我带徒弟呢。”陈垣在一些场合主动讲了这个故事的来由，有一次开劳模大会他坐在毛泽东旁边，毛向工农界一线劳模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国宝。”又转头对陈垣说：“你应该好好保养身体，带几个徒弟。”这个故事段子只是由陈垣单独述说，并没见到学校官方文件中正式引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实际上给予冷处理。只是在1958年其入党材料中淡淡地提了一下：“他对毛主席给予的鼓励和要他带徒弟时刻铭记在心上。”这个故事在圈内流传了许久，校方到1953年4月止也没给他配备正式的学术徒弟，他自己在带徒方面有何打算外人也无从知晓。

    在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冲击业务厉害的时段，他几番表态，还是愿意钻自己的历史业务，期望建立一个业务氛围不错的学术团体。他曾经在史学研究会上提出希望成立史学研究所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要成立历史研究所，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可以做这个工作。”（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没想到的是，陈垣报名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譬如他在四川巴县乡间应邀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过后不久，校党委欣喜地向市委汇报说，陈垣已经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

    大跃进运动来临，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他一口气批判了“不问政治”、“学术与政治无关”、“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思想。北师大党委向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急切地期盼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具体指点，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见1958年12月北师大《陈垣小传》）

    三

    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时，名义上是说掌握全面，但一落到实际，他就只领导校长办公室、大辞典编纂处和研究所。所谓的研究所尚未成立，大辞典编纂处也较为空泛，而校长办公室更是空洞化地运作，造成他在学校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负责。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党外排他性，挂虚职的陈垣与北师大各系统是脱节、隔离的，教务、人事等大权根本无缘经手。正因为对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本来颇具几十年教育行政经验的陈垣往往对工作提不出意见和办法，下面偶尔来请示也不知如何决定。这使陈时常处于苦恼和困窘之中，时间一长，慢慢适应并养成习惯后，反而大小事都要请示党委书记来定，只有与书记商量，得到认可后才稍觉放心。

    陈垣自己对此有个解释版本，如是再三在会议上说：“我几年来因病未愈，但师大还是办下来了，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解放前提教授治校，现在体会到应当明确提出‘以党治校’。”（见1956年《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

    市里统战部门曾提出，像陈垣这样的知名教育家，应如何恰当地发挥其长处，使他起更大的作用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的问题在于是让他钻到行政工作里？还是让他整理他的业务，带几个徒弟更好？学校党委向上级汇报时，始终说陈垣年岁已大，对行政工作很不感兴趣。举例说，有一次开系主任汇报会，他从头听到尾，但一言不发，别人请他说话，他也坚决摆手不说。校党委的汇报中写了这么一句：“他对校务工作不关心。”

    历史系主任柴德赓，被校党委视为陈垣旧日的亲信，有一次曾私下劝陈垣要好好关心行政工作，不能先从兴趣出发，光做自己的业务。据说陈垣当时也默然接受了柴的劝说，没有多做什么解释。

    1953年初何锡麟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掌控全校的党政实权。何锡麟到校任职后，陈垣对他的反映还是不错的，一再对人说：“很久就盼望有这样一个人来。”“何校长太好了。”但何锡麟的领导作风较为强势，自信心较强，再加上政治运动的惯性原则，不自觉地就掌握了学校所有的党政事务。很快，他由于同陈垣合作较弱而受到上级批评，此后稍微有所改进，同陈的联系比过去增强，但是整体工作还是由何说了算。何有时找陈垣谈问题，陈就认为何的意见已经很好，自己没有什么可提的了。时间一长，竟成了一个工作模式，陈对何事事依赖，高高挂起，被校办的一些工作人员戏称为“牌位”。

    北师大虽然在行政上建立了校长教务长的联席会，但只是拿一些琐碎具体事在会上谈论，而且会前大都没有准备，与会者在会上随便聊几句就走过场。学校的核心或中心工作一般不拿到联席会上讨论，而由党委会去决定。1953年3月联席会有一次开会讨论一般性的教学计划，预定下午两点开会，上午十一时半身为副校长的何锡麟才去找陈垣和副教务长林传鼎商量，下午两点前告知另外一位副教务长祁开智。由此也可见出，在这样天生隔阂、保密至上的组织体制下，党员校长对非党校长、教务长的漠视和应付是习惯使然的。

    1953年4月上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来人调查，记录这样几件小事。何锡麟有一次曾拿一个计划草案交给校办公室金永龄，金问：“陈校长看过没有，有什么意见？”何说：“他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进步群众刘迺和反映，有时陈垣在办公室里转圈，说：“你说我应该干些什么呢？”“老了，做不了什么事。”有一次说：“年轻人（指何锡麟）那么能干，偏偏身体不好。我这老头子没有能力，身体反而那么好。”刘逎和还验证了校内传言甚久的“牌位说”，说陈校长“过去是傀儡，今天是牌位”。

    有一次某系学生慕名来办公室请陈垣校长题字，陈高兴地答应了，亲自拟好题词的内容，多是鼓励性的简单言辞，思虑再三，最后还得请何锡麟看看题词妥当不妥当才提笔挥就。（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在北京高校中，非党校长不受重视而被忽略，是左倾政策推行后必然带来的一种工作常态。陈垣的境遇并不是偶然的个例，也不是北师大独有的现象。譬如在财经学院，所有需院长签字的材料如党委书记秦穆阳没看过，非党副院长陈岱孙就不肯签字，因为他知道签字大多是无效的。许多情况陈岱孙不了解，有些会议的内容到开会时才知晓，因此党员副院长罗青不到场就根本开不了会，如罗青中间因故退席陈岱孙就无法继续主持。

    皮科教授胡传揆是公认的向党积极靠拢的著名非党派人物，他在市委里颇获好感，因此获任北京医学院院长一职。但高兴一段时日后，胡院长就频频感到难堪，卫生部的领导有事常常直接找北京医学院党员副院长马加，很少找他商量要事。有时马加同意了就直接做了，胡传揆还不知情。因此胡消沉地表态：“我这院长应当怎么当，不知道？还不如回皮科去。”更有甚者，有时马加有意把一些棘手的事如药学系要并入旁系，交给胡传揆去处理，结果让胡碰钉子，扫兴而归，威信大跌。

    在校长位置上，享受无上的政治荣耀和光环，但实际上又长期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为人摆设，看人眼色，陈垣的滋味一定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伏不断的思想运动之中，陈垣在大小会上说了不少拥护式配合式的即令话、应景话，已经难得听到他脱口而出的内心言语。1955年初，有一回听说李四光、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会上遭人批判而流泪，陈垣极为少见地大发脾气：“如果把我像他们那样在台上被斗，我可不干……”这种激烈的表态，对于陈垣来说，只能落在口上，只是一时苦闷的发泄，也是自卫性质的表露。

    四

    1955年“三反”运动展开后，由于运动本身的戾气和霸道，主持者在宣传方面渲染过度，参与方式不讲规则，火药味四处散发，多少对陈垣构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沟坎。1955年1月12日陈垣从教育部开会回来后，立即找到办公室主任贾世仪（党员），要他留心收集群众对他的意见，并向校办党、团支部书记表示愿意带头检讨，请求大家帮助。有一句话老挂在他的嘴里：“我一切依靠党了。”

    但是他又给人不虚心不合作的印象，如老学生、历史系主任柴德赓见势不好，好意劝他应该检讨官僚主义作风，他回应说：“我三十年没做官了。”有人说他搞小圈子，他一听表示思想搞不通。校办党支部成员多是他的年轻下属，反复做说服工作，促使他的坚硬态度有所转变和适应。

    他曾在全校师生职工大会上做过三次检讨，其表露出来的诚恳态度和平和神情，或许这反而给巨大不安的校园带来一点点的慰藉和平衡。第一次检讨，首先批判自己“闭门读书不问世事，读书人不应当管理行政事务”的思想，还检讨自己对教员刘景芳、杨荣春等同志抱有成见。第二次检讨自己缺乏民主作风，校委会很久没有开，形成少数人推动校务，而把大家关在门外，下面意见也提不上来，影响校务的推进。他由此引申自己不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第三次检讨则批评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公共财物重视不够的问题，他举例说：“学校的新宿舍已经建筑起来了，我还问木料买了没有，这真是官僚主义。”他归之于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他一再说，愿听取批评，在群众监督下对国家积极负起责任。

    会后师生的反映极为热烈，校党委整理出一份文稿，主要内容大概归纳为：“校长这么大年纪，能把自己思想检讨出来真是不容易”、“校长检讨了，我们也当检讨”、“校长能认识自己官僚主义作风那么深刻，也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才能如此”等等。校办还收集了各系传来的116条意见，大概也是围绕“校行政民主问题”、“个人作风傲慢”等话题展开。陈垣接到这些意见后，先用红格纸抄写一遍，翻来覆去地阅读，读到那些过激的批评意见心中难免有点情绪，特别是指责他在行政事务上的不作为，让他体会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窝囊气、夹板气，还无法对人去解释。他对校办的工作人员说：“我一无是处”、“寸步难移了”。大家都觉得老人很难缓冲过来，没想到第二天参加反浪费大会后，他的情绪又有了较大变化，再三表示愿做检讨。他说：“这是一辈子的第一回。”“什么是民主，今天才开始懂得。”“这些意见是我的一面镜子。”“大家对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关心我、爱护我，这是我的光荣。”这些散落在办公室里三言两语的感慨立即被小干部们收集上报。

    1月25日在全校扩大干部会议上，陈垣上台讲了这么一番话语，有一些话是脱稿而出的：“‘三反’运动展开后，才使我对国家财富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以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只觉得是关系个人的道德，总不能与人民财产联系一起。自从参加‘三反’运动才体会到这个运动的伟大了。”“通过贪污、浪费现象，才逐渐认识到自己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才认识到存在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危害性，就像不照镜子不知自己满脸满身污泥一样，群众把镜子放在眼前才照见自己。”身在学校虚位上，不掌任何实权，言及所谓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陈垣的表态多少是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敷衍过关。

    但陈垣对其中一条意见始终很在意，几次在会上诚恳认错，这一条就是对刘景芳、魏重庆、杨荣春三位教授抱成见的问题。细翻现存的材料，无法找到陈垣与三位教授发生冲突的原因，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及是非。陈垣首先承认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这完全没从人民利益来考察问题，这不但是旧社会的作风，违背了新民主主义道德，而且不是一个人民大学的校长对同仁应有的态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以上见1955年1月29日市高校党委《关于陈垣在三反运动中的自我检讨和反映》）一般性的人事纠葛是难免的，陈垣却把它上升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种自污应该也是一桩说不出口的伤感之事。

    在极其险恶的运动环境中，陈垣在公开会议场合的表态都极为到位、简洁，北师大党委在几份“三反”运动工作总结中爱用这几句话来表述陈垣那种天生俱来的位置感：“会后大家被他的诚恳态度感动，一些教授说校长能这样深刻检讨真使我们钦佩。”

    五

    对于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陈垣的实际表现，校党委的态度显得复杂、微妙和为难，最后以上下合力的方式保护过关。党委给出的正面理由是，陈在鸣放初期就称赞党的整风运动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要求知识分子“反求诸己”，“要帮助党整风，就要有党的领导”，反对“民主办校”，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分工负责。因此陈校长属于“基本上能站稳立场”。

    陈垣被人抓住把柄的是在1957年春季鸣放阶段中央统战部一次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其爆发的激烈程度足以让事后参与处理的中共教育口官员有所棘手。在1959年1月9日北师大党委整理的陈垣入党材料中披露了其间的发言要点：“陈垣说，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老教授一次次检讨、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都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还说，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反右斗争展开后，惶恐不安的陈垣在党委授意之下做了两项弥补工作，一是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积极进行批驳，二是“双反”中主动向党交心，写了五千多字的自我检查，批判了在鸣放中发表的错误言论、名利思想和对入党等问题的错误看法。他有些迷惑，怅然若失，看到北大校长马寅初挨批，他就有所顾虑：“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埋怨说：“那些过去不研究学问的，不写著作的，倒没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人，过去费了力气做学问，今天被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见1959年1月9日北师大党委《师范大学陈垣入党的材料》）

    北师大党委多少在为他说情，竭力让他脱离险境。为他开脱的材料中，就再三提到他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如法国、日本等汉学家对他的一些著作有较高的评价，又因他研究过宗教史，任过天主教办的大学校长二十多年的原因，在宗教界有一些声望，罗马教皇曾赠过他勋章。”（见1958年12月20日北师大党委《陈垣小传》）可以看出，北师大党委在全力保他过关，运用诸多资源努力撑高“保护伞”，以证明他的政治立场无大问题。

    1958年春夏之际，陈垣要秘书把报纸上登出的各类展览会的消息告诉他，一有信息就急忙前往，先后参观了三大工程（宝成铁路、武汉大桥、鹰厦铁路）展览会、北京高校中专红专展览会、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等大跃进著名展览。在三大工程展览会听到讲解员讲到这些工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时，一时感动不已，在现场不禁流泪。他走出时看到门口的大雕塑说：“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回来以后对工作人员说：“一方面增加了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一个普通工人；一方面又感到骄傲，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看高校跃进展览时，他夹在拥挤人群中仓促地看了一个半小时，只看了部分展览，他余兴未尽地表态，颇有几分自责：“真感到中央教育方针的正确，毛主席早就说过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早想到办工厂呢？”（见市委大学部1958年7月16日《动态简报》第12期《陈垣参加三个展览会的反映》）

    六

    1949年后北京市高校党委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之事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基层党组织顾虑重重，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很难改造。据市高校党委1955年11月21日《北大、清华、师大等五校教授入党情况和问题》中披露，解放六年来北京市这五所高校一共才发展16名教授入党，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还存在不少思想障碍，不肯积极进行培养工作。

    1956年1月8日，北京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召开建党问题座谈会，着重研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问题。与会者多半都在感叹多年来办事之难，举步维艰，最后形成的简报这样表述：“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认识不够，因而没有积极进行培养以外，还由于领导上对发展教授入党过分慎重，控制太严，使得大家对发展教授入党束手束脚，顾虑重重。”（见1956年1月20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编《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117期）

    50年代以来北京高校系统每年建党计划都没有完成，1954年成为全市完成建党计划最差的单位之一。市委组织部追查原因，高校基层党组织无非还是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个人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比较杂乱，只能采取简单放弃的消极态度。

    1956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两年内高校建党指标，即教授党员要占教授总数的20%。并要在今后7年内，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达到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迫于高层压力，各高校加大了建党的速度和力度，有近百名教授被突击成为发展对象，其中有13名学部委员、十几位正副校长（或教务长、系主任）。在这广泛引起瞩目的大名单中并没有陈垣，北师大傅种荪、白寿彝、钟敬文、何兹全、陶大镛、马特等老教授在榜中列名，而且1956年10月市高校党委把陈垣列入“不够条件者，如何处理尚无更好办法”之列，与之同类的还有梁思成、汤用彤、孙晓邨、钱端升等人。过了一个月，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再次在《教授中发展党的计划》中表示：“陈垣，觉悟不够，且年老卧病，已丧失工作能力，不具备入党条件。”市委一领导用钢笔在此标注：“高知中够条件是少数……无党派（陈垣）更复杂。分一下类，不够者算了。”

    当时高校党委对此有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对党的认识还不足、民主人士气味很重的人拖着小尾巴进来。”（见1956年10月10日高校党委《发展党发言提纲》）陈垣始终处于党组织“难权衡”之列，既够不上积极，又不处在“落后”之中，连他自己细想起来都觉得事情难办，也就是他常说的“太不自量”。

    转机出在1958年大跃进之时，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北师大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四千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想不到赶上1959年初春中共“开闸放水”的短暂时期，原本复杂万分的问题得以简单解决。1959年初市委很快批复同意北师大报告，并在两个月内连续批准梁思成、周培源、张子高、吴朝仁、黄昆等12位拖延多年的著名教授入党，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引发了一股接收左派教授入党高潮。

    1959年1月28日，北师大校长办公室、人事处党支部召开审查通过陈垣入党的会议，新任校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来到现场以示重视，他说：“陈垣同志的入党，说明了党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陈垣同志在解放以后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陈垣同志在入党的问题上，过去也曾有过思想斗争，如认为自己想加入党是‘太不自量’，怕提出来不批准，面子不好看。但是，最后总是获得正确的认识。”

    陈垣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也应说是最常见的“八股”模式，如有“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接受我参加到工人阶级先进队伍，感到莫大荣幸。”“今天党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我要珍重这一新生命的开始”等常见词语，稍带有个人色彩的就是这么寥寥几句：“今年我已年近八十，真所谓垂暮之年才找到了共产党，自恨闻道太晚。但是我年纪虽老，俗话说‘虎老雄心在’，我想年岁的老少不能阻挡人前进的勇气，闻道的迟早不能限人觉悟的高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党，不但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我要以我有生之年竭尽能力，为党的事业不休不倦地继续努力。”这份讲话后来整理修改成文，以《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为题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发表，在学术界内外掀动不小的波澜。

    刘墉如在会上突然提到一个话题：“有些同志在入党的问题上，也有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影响了自己的进步。比如，有人害怕党内组织纪律，怕到党内来不自由。其实，主观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只有认识了必然，按照客观规律行动，才有自由，否则是不自由的。只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会感到自由，感到组织纪律的必要。”刘是泛泛而谈，而陈垣自然有所回应：“今天同志们所提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今后要加强阶级观点的锻炼，努力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残余，密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支部大会临近结束时，刘墉如激情地表示：“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工人阶级事业，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吧。”陈垣回应道：“要不辜负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希望，以不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庄严有余的支部会上，模式感强烈，照着套路一丝不苟地进行，一位历经几个历史阶段的78岁老人能够应答自如，内容得体，很好地显现了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与神圣”的色彩。

    研读这份保存至今的支部大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浸染多年，艰难磨合，陈垣政治性的表态已经极为纯熟和老到，周遭的政治烙印已嵌入在他的思想形态中。他的幸与不幸，都源自于激奋又茫然、紧跟又踌躇、外人又无法全部解读的苍凉心境。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一

    细观北大哲学系1949年后的思想斗争历程，就可看出冯友兰始终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出场角色、屡批屡不倒的奇特人物。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最高领导人与各个时期的文教主政者有时又待他如上宾，基层执行者囿于统战政策又时而敬畏，令他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之后不时游离、逃脱，但是他的人生整体状态还是呈现不堪、悲怆的底色。

    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政治性事件的表态还是相当随意和大胆，但多少又带有一点自省之意，无形中又增添一层保护色彩。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方先后举办多种悼念仪式，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就表示不愿戴黑纱，冯友兰却巧妙地提出一点异议：“如果在过去我就会想，好像邻居死了家长，为什么要将灵堂设在我们堂屋里呢？不过现在我不这样想，知道这想法不对。”（见1953年3月25日市高校党委《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群众中的一些思想问题》）

    经历学校“三反”运动的激烈冲击后，冯友兰对政治运动本能地滋生躲避和迎合，开始热心参加学校民盟的学习活动，因其发言适宜，屡次被学校行政方面选为典型，参加全校教师心得座谈会。1953年7月市高校党委在一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调研总结中表述道：“教授冯友兰、任华联系《实践论》，批判个人在哲学思想上的唯心观点，抽象概念和反动的思想立场均较深刻具体，会后一般反映甚好，不少盟员要求今后多开这样的会议。”1953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制订半年工作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做一些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统战部在计划中称，从民主党派组织生活的实际效果来看，主要是对中间中左分子以及一部分中层和下层的落后分子，适当地开展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年4月2日高校党委统战部总结民主党派工作时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根据中央面向中上层的方针，又协助吸收了一批上层教授，其中有些是我们有意识地（让民主党派）吸收进来的右翼分子，如冯友兰、吴景超等，由于思想改造运动后，觉悟有所提高，因而要求加入相当的政治组织，以期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教育。”统战部分析说，从左、中、右三类人参加民主党派活动情况来看，进步骨干在思想作风上表现骄躁，看不起中间落后分子，有脱离群众的现象，希望把民主党派办成和共产党一样，否则觉得不够味；中间分子要求政治活动适可而止，以免妨碍自己的业务开展。有别于进步、中间两类，统战部则认为像冯友兰这样的右翼分子大体上则比较积极，有上进的表现。

    1954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对冯有一个内部定位，就是列入“力图表现进步的中右”一类，在当时算是一个不错的思想评价，这使得冯友兰在日趋吃紧的政治环境中多少能抵挡一点外界的袭扰：

    中右分子人数最少，他们自知在党派内部地位处于劣势，很想通过党派多有表现的机会，好丢包袱摘帽子，跻于“统战”之列。如冯友兰、潘光旦等都力图表现进步，主动检讨自己过去的反动学术思想。（见高校党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中民主党派工作的报告》）

    50年代初期，在市委、高校负责人的内部讲话中，一涉及高校统战工作，往往都会提及“冯友兰”大名，但没有带着什么恶意。譬如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1953年10月在高校党委干部会上作题为《高等学校中党组织的任务》的报告，承认了老学者的学术价值和长期斗争的意义：“有些教师有学问，掌握不少资料，即掌握不少过去的文化遗产，我们让他们教书研究对我们有好处，让冯友兰教哲学。我们假设是读古书，观点不正确的可批判，不能单有观点，没有资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让他们教书并不是说他们已有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最终要靠他思想斗争的成功。”杨述一再强调，高校思想斗争是持久战，要在教学与研究中发生争论而求得逐步提高。

    杨述的表述颇有代表性，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说话较为委婉和含蓄。中共高校组织当时把思想改造还仅仅视作学习和提高的意味，除了1952年配合院系调整刮起打压之风外，较长时期内所谈的言语多带有勉励之意，斗争艺术不像后来那么纯熟和凶狠，目的性那么明确。而且高校党组织的操控能力从整体来看还比较弱化，基层干部对斗争实践的渴望和执行力还没有以后那么强烈。这是一段难得、特殊的磨合期，双方角色都在砥砺、变换之中，酝酿已久的主政者似乎在寻找出手的历史机会。

    二

    1954年底随着批判红楼梦研究及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展开，冯友兰难堪的命运就已经宿命般地内定了。北大首先站出来的是一批响应号召、果敢的青年党团员教师，他们批评学校过去过分重视“权威”教授，忽略培养新的力量，以致不少青年人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让市委备感压力和欣慰，随之加大了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频繁召开党内会议加以引导，很快第一批炮火就延伸打到冯友兰等老权威身上，弹痕点显明。北京市委1954年12月31日给中央写出了第一份运动报告，就首先点到冯友兰的名字：“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讲课的内容仍然是旧的，只是形式上用一些马列主义名词装潢门面。”而且当助教朱伯昆对冯友兰的观点提意见时，冯忽略助教的批评，不在意地表示：“辅导时只能讲材料，不能讲观点。”市委报告中暗示，年轻的朱伯昆没有得到冯友兰方面有力的支持。（见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

    市高校党委办公室1955年1月3日编出最新一期《动态简报》，内中称：“北大哲学系教师目前都在阅读胡适的书籍，进行专题研究。”系里出面组织两百多人参加的批判胡适思想报告会，与会者一般反应是“准备充足，学术性强”。冯友兰、任继愈在会上发言显眼，简报编写者用了这样的词句来描述：“副教授任继愈作了批判胡适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报告，教授冯友兰作了批判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的报告。任、冯二人英勇地就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同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见1955年1月3日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办公室简报《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在描述右翼分子时，党内简报行文竟然用了“英勇”二字，颇感唐突，或许是放松警惕的编写者随意、好心之笔，也许含有鼓励、嘉勉之意。

    1955年斗争起起伏伏，1956年又逢“双百”方针提出，一度呈现和缓的氛围，让学人有一种苦乐不均的感受。哲学系教师支部有一个内部分析：“双百”方针宣传热闹时，系主任郑昕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放的唯心主义》一文，好像对老教师学术思想的改造估计得保守一些；而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如何对待唯心主义》一文，又可能对老教师的思想估计打高了一些，张岱年就以为自己和冯友兰基本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冯友兰认为自创的新理学中有合理的内核，客观唯心主义也有其合理的内核。党支部对此评价道：“老教师一方面愿意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旧观点尽量保留，或用马克思主义附和自己的思想，或是留在心中不敢提出。”

    面对生硬的批评，冯友兰也有了手足无措的时候，应对难免失当。他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有人当即提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言语”（教师支部1957年4月工作报告语）一说出口，当即封住冯友兰的嘴，还迫使他不得不在教研室中作了检讨，说自己片面考虑问题。有时批评者扣了一个帽子，认真的冯友兰还得闭门读几天的书去求解。

    1954年、1955年学术批判成了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个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风暴掠袭过后的寒意和危机。冯友兰似乎接受起来还较为坦然，对大批判多持正面、肯定之意，也有许多积极的回应。1955年4月10日北大民盟分部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冯友兰首先发言，就为会议定下一个舒缓的亮色调子：

    我感到通过这次批判，学术思想水平提高真快，一个人写的文章等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发现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参加了几次会，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武器。据我看接受批评的态度有四种：一种是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他们接受批评的态度很诚恳，如孙定国同志；另一种是不太容易接受意见，觉得别人没有看懂他们的文章，水平未必比自己高；第三种态度是以为旁人别有用心，搞宗派；第四种态度是消沉，从此停笔。我们应对持后三种态度的人多进行工作。有人认为批判胡适只是完成任务，没有永久价值。我认为科学研究一定要和现实斗争相联系，二者不是对立的。（见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

    冯友兰居然在会上对一些消极现象提出批评意见，说得有板有眼，看出在批判运动中自然融合、自我消化的细微变化痕迹，他不随意排斥、不厌恶的平和风格，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也加快了这种熔化的速度。

    三

    1957年1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开会之前，北大党内曾有一个乐观的情况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被批判者的思想基础“动摇说”，认为他们有认错的可能：“院系调整后，曾对一些典型唯心主义（冯友兰、贺麟）的思想加以批判，使参加讨论的人开始用学得的马克思分析唯心主义思想，知道他们那些研究方向是错误的，使被批判者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见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案）哲学系有人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这次批判主要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对客观唯心主义则批判得较少，因此还有教师（如冯友兰、张岱年等）直到现在还认为主观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但客观唯心主义却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最麻烦的是，在准备会议的过程中，哲学系教师支部向党委汇报说，从冯友兰、贺麟等人的新近文章中看到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甚至张岱年暗地里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问题有所疑问，但因顾虑而不敢公开提出。

    最敢说话的还是力图表现上进的张岱年教授，他爱说：“‘双百’方针提出后，现在我有些问题敢说了。”教师支部由此评价说，这给人感觉他的思想比以前活跃了，不至于再束缚在一条绳子上，试图由正确方面来解决问题。但是张岱年在关键思想症结上还是会习惯性地躲闪，竭力不让太多把柄被人抓住。

    鉴于学界无序的混战状态，会前分管哲学的中科院社科学部潘梓年、中宣部相关领导还指示，不要从抽象概念出发，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要坐下来谈。结果，按惯性还是开成“一边倒”的会议，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李世繁不满地说：“不是一个哲学讨论会，而是冯友兰、贺麟的思想批判会。”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这么一个开会模式，以马克思主义挂帅的党内专家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首先出场，基本上把握了会议的话语权，由他们制造老套的批判阵势和语言定式，轮番对旧式教授进行“轰炸”。系主任郑昕听会后说：“这次艾思奇同志、孙定国同志的发言恐怕一般老先生是不会满意的，一定觉得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老一套，不联系实际问题，还是一般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有点嘲讽地表示：“这次会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我们是不是胜利呢？也可以估计是‘胜利’，但好像胜得太快，有些勉强，好像是以声势取胜，说服分析是不够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周辅成也说：“会上一讨论就空了，空的原则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见1957年3月2日《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哲学系党组织在做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小结时，明确提到老教师身上所存在的思想毛病：“我们可以看到老教师虽然愿意学习，并且也学习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仍然很大量的存在，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用这样的思想修改马克思主义，附会马克思主义。”（见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老教授隐性地对抗马克思主义，并且用了新的遮掩手法来顽固地表达旧有的唯心主义，成了哲学系党内最需关注、预警性质的动向之一。1957年4月老话题重提，在做工作小结时再次表明：“有些老教师有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但自己仍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的某些观点。”

    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支部专门开会复盘了会议状况，也认为“在理论上打了一个没有准备的仗”，没有给重点发言者艾思奇、孙定国及时提供冯友兰等资产阶级教授的最新情况，因准备不足，针对性不够，使会上对一些错误的观点批判无力，科学性不强，没有能解决什么问题。事后支部整理了一份总结，也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党内应该说是在理论上准备不够，发言比较空洞，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让教研室支部无法容忍的是，会上居然还有许多人不同意艾思奇的看法，即认为唯物主义的特点只有三种基本形式，众人认为中国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基本形式上与欧洲不同。

    处于挨批的位置，冯友兰是不敢说此类意见的，他只是嘟囔着说，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即在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因为大家解决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怎样解决的问题。他这么一表态，一些与会者反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应承认他的意见是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会场中得不到应有的学术尊敬，有几个年轻发言者批判他时指着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让相熟的老学者、老学生看了伤感不已。老学生卢育三跑去向主办方提意见说：“金（岳霖）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著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系主任郑昕则感慨地说：“有的人发言像是吵架。”党内资深哲学工作者关锋的发言就带有他向来的大炮式风格，逼人的气势就让有些老教师平添了不少的思想负担，后来的发言多少有所保留，生怕有口误。而同系教授洪谦的发言涉及私人纠结，东北人民大学助教吴锦东不快地表示：“洪先生发言态度不好，是对冯友兰先生进行人身攻击。”

    就是这样批判倾向鲜明的座谈会，到会的一些外地高校教师还是觉得较为温和，能够接受，居然说好者居多。武汉大学哲学系谭介甫说：“这样的会议只有在中央才能开，在武汉就不行。”这就从侧面反证出全国高校当时四处开花、斗争过火、毫无节制的局面。

    虽然在会上受到“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观点”的指责，作为被批判主角的冯友兰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问及意见，他只是淡然地说出一句：“这次讨论的都是真问题。”

    直到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回顾以往哲学系斗争史，还有人愤愤不平地指出：“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等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发言者认为当年系里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表现相当软弱，对胡绳、艾思奇等同志驳斥冯友兰、贺麟的错误言论支持力度不够。能否对冯友兰及错误思想展开有效的斗争，后来一直成为衡量哲学系党组织是否具备战斗力、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

    四

    1952年院系调整时，为了便于思想改造，有意从全国范围内调来一批哲学资深教授集中在北大哲学系，教授总人数高达29人，使哲学系成为北大老教师最多的单位。因此高层就始终认为，这个系天然就存在着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让党委没想到的是，部分哲学系党政负责人迎合教授们的意见，也主张单纯搞哲学史、逻辑学。后任学校党委书记陆平曾恼怒地指责说：“在1958年以前，自己还不能开历史唯物主义课。本来在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占据上风，我们已很少作斗争，加上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结果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一时造成学生不愿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兴趣反在于唯心主义。羡慕崇拜资产阶级教授，甚至有的学生抱着这样的志愿，一生只要学到半个冯友兰也就心满意足了。”（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

    陆平还责怪自己的前任江隆基患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人民日报》“六八”反右社论发表之前没有有意识地组织老教授鸣放，引蛇出洞的措施不力，没有适时暴露右派言行，因而错失打击的良机。陆平他们后来想以补课的形式诱人入网，但已无人中招。他说：“按哲学系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老教师本来是右派，但因放得不够，放得差，划不上右派。实际上保留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阵地，留下了祸根。”

    整个哲学系共处理了36名右派，但多是青年学生。在29名老教授中，仅仅划了一个张岱年为右派，而且还不是头号人物，战绩微小，让后任的校党委成员们追悔莫及。陆平和反右班子曾经分析说，冯友兰他们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心理专业教授桑灿南在6月7日刚露了一点攻击肃反的苗头，第二天一听“六八”社论发表，便不再讲了。

    党委常委、人事处处长伊敏曾在全系党员大会上披露，学校曾经暗地里搜集过哲学系几个老教授的材料，但在党委会逐个研究时，终究觉得他们暴露不够，材料不足，未能成为划右派的硬性根据。这只能怪江隆基当初领导鸣放太差，决心不大，动手不狠，一念之差，被动地造成荒废战机的全校性错误。

    北大校方在划右派阶段出手过于凶狠，处理之重在北京高校闻名，令人闻之色变。从伊敏的发言材料中看出，反右派斗争中北大共划右派705人，其中学生591人，占全校参加运动学生总人数的7.7%，其他高等学校学生右派一般占4％左右。当时全校划右派人数最多的单位，如物四班达23%，数四二班达32%。哲学系学生右倾比例在全校也是比较高的单位之一。（见1966年1月16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21期伊敏发言）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冯友兰他们集体逃过“右派”一劫，实属不幸中的大侥幸。这还与北大反右后期的一个拐点相关：在鸣放期间，很多中间群众都有少量或轻微的右派言论，划右派开始后他们顾虑特别大，总觉得有些已划右派的言行跟自己相类似。有的右派较多的班如果再划新的右派，那这个班级就有崩盘的可能。全校还发现一些中右群众已经紧张得失控，竟然自报右派数。因此市委及党委不得不从策略上去考虑，确定“分化孤立右派，团结中间群众”的新原则，一下子刹住大规模的划右派的做法。假设当时北大反右浪潮没有及时止住，再想进一步扩大右派分子队伍，凭着那股可怕震慑、法力无边的做法，估计冯友兰他们也是会被人多方收集罪名、罗致网内，划为右派的绝不仅仅只是张岱年一位教授了。

    可以确认一点的是，冯友兰他们此后一直没有摆脱政治性的歧视和追击。1959年11月系总支向上汇总说：“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为老牌的唯心论者，政治上中右。副主任张岱年是个右派，已免职。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洪谦，政治上是中右，学术上反马克思主义，最近一年来借口生病需要长期静养，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政治活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沈廼璋，政治上是中右，学术上唯心论一套不肯动……”而哲学系有旧哲学、心理学的教授29人，分布在四个教研室中。而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力量不足，青年助教只有寥寥16人，而且大多数是最近一两年留下来的毕业生，不要说“旗鼓相当”，连“通风报信”也顾不过来。（见1959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层骨干师资情况和意见》）

    这就是北大党委最为担忧的战斗不力的局面。陆平曾总结说：“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首屈一指的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的第一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绝不要看见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过去几年学校党委因此吃过大亏。”（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陆平发言）为此，北大党委始终对冯友兰他们高挂“督战牌”，时时不得松懈。

    反右以后，中共高层对哲学工作的开展不是十分满意，一涉及旧式哲学教授及其教学工作，言语中时常流露贬损、不屑的意思，大有不以为然、看不上眼的蔑视感觉。1958年7月28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新近讲话内容：“主席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很神秘，小孩子也懂哲学，你问他妈妈是人是狗，他也会说是人，这就是唯物论（反映论），小孩看电影也爱问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他也是在找对立面。”（见1958年7月28日陆定一《党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以小孩的口吻化大为小，把专业性极强的哲学学科弄得极其简单化、稚嫩化。而康生在党内几次讲话谈及冯友兰、张岱年近乎谩骂，毫不客气，他说：“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了，真丢人，那些人就欺骗我们不知道，其实，翻翻荀子的书，查对一下就知道了啊。张岱年有什么实学呢？只是诡辩，现在已成右派了吧。”（见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康生以文教主管者的身份公开否认冯、张的才学，称之为“诡辩”，在党内层层传开后，增加左派斗争的筹码和本钱，更加重冯、张的整体政治压迫感和被围追力度，只能使自己周遭的生存环境严重劣质化。

    在不断敌视、贬低的情况下，北大党内已把冯友兰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腐蚀青年的程度。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在市委内刊《北京工作》第246期刊发名为《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批判》的文章，直接点了冯友兰的名字，以他为例说明腐蚀青年的危害性：

    教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腐蚀了青年，不少青年教师和学生曾经把“向科学进军”看成“向资产阶级专家进军”，在学术上也步资产阶级教授的后尘。许多人并没有看过这些教授的书，甚至没有听过他们的课，却一味盲目崇拜他们，认为他们学识渊博、著作多、资料掌握得多、又懂得几国外文，是高不可攀、不可逾越的。北大哲学系学生管冯友兰叫作“活字典”，有个党员甚至认为冯友兰学习马列主义比我们还强。（见1958年8月29日《北京工作》第246期）

    这篇文章是经过北大党委授意而写的，代表了北大党内高昂的斗争姿态，在当年市委内刊发表后影响颇大，有一种示范表演的意味。连冯友兰学识渊博、“活字典”作用都不能容忍，还被看作是负面、有害的东西，显现大跃进之时北大党组织日益膨胀的严打狠打的极左情绪，灾难性的左祸现象迅速在校内漫延。

    五

    反右之后北大党委系统始终保持穷追之势，一刻没有放松收集敌情。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的点滴信息，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冯所在的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譬如1961年初秋系里反映，冯友兰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有鱼了。

    “与党争夺青年”是冯友兰所得的罪名之一，举出的一例是为吸引助教庄印编书，冯分给庄大量稿费，对庄加以腐蚀。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称之为“按照自己的面貌精心培养他们”，冯友兰对庄印的世界观的逐渐腐蚀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例子”。吴子牧延伸说道：“有些人公然散布抵触党的教育方针的言论（如冯友兰），有些资产阶级教授专门挑选政治思想落后、业务好、听他们话的青年留作助教或研究生，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见1964年吴子牧汇报提纲《高等学校里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

    1959年系里就抓住冯友兰教学中的内容，如“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孔子讲的仁是超阶级的”等，列为学术批判的重点内容。（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哲学系1956级学生为运动的激荡气氛所鼓动，以教学检查的名义，准备面对面地批判冯友兰，为此悄悄地酝酿了好长时间。有一天冯友兰讲完课夹着书包要走，学生要求他留下听意见，冯友兰当即显露慌乱的神情，只能坐在黑板前候场。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负责人孔繁闻讯赶来，对这样突然袭击的方法表示不赞同，56级几位党员学生当即找到系总支办公室，在场的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也希望学生背靠背搞，学生坚决不答应，只好又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最终同意他们的请求。结果这个临时批判大会就在教室里仓促举行，挤满了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

    面对这样强势的学生，冯友兰只有唯诺顺从。他已习惯了这样的低调应对，内心不断累积政治风险感而使自己的心境渐趋无奈和悲凉。1961年5月在中宣部一次近乎“神仙会”性质的教材会议上，他大胆地讲了一段话，最能显示他这一段的痛楚和不安：

    我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有一次，要求学生在考试时记住一些事实。教学检查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平时对我提了意见，在考试时进行报复。并且说，你那些资料是资产阶级的资料。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你到学生宿舍去，学生问：“你来干吗？”你辟一个房间“候驾”，学生不来，若问为什么，学生说：“太麻烦了，还是你到我们宿舍来吧。”（见1961年5月8日市委大学部《高等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1961年市里组织各个单位对以往政治斗争大搞甄别，有缓解、平反之意。哲学系总支谈及对冯友兰的情况，只是淡而化之地表示，冯友兰1959年在教学中提出一些错误观点，有些学生不能识别，因此系里组织学生进行分析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开了一次师生一百五十余人参加的大会，批判中有些简单化，有人还说他是“修正主义”则是不恰当的。（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这种事后评价既说批判具有必要性，又承认简单化的毛病，顾及两面，聊于应付，纯属一时敷衍上级。

    1959年夏季后，受大跃进后果的制约，民心慌乱，知识界反弹厉害，却以静默的抵触状态加以显现。当局忙于应付副食短缺和生产下滑，无心恋战，严酷的斗争运动渐趋平和。中共高层开始张罗国庆十周年庆贺活动，为了使来京的众多外宾确切看到建设成就，举办各类展览会成了应急的良方。刘少奇提议：“学校应该有去年那样的热烈气氛。”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杨秀峰找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林枫商量，准备让北京的学校办一个以实物为主的跃进展览会，通过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说明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

    因有1958年几次火爆展览做基础，1959年展览会仓促间也能顺利地举行，但原来不少夸耀、虚浮的东西被拿掉。中宣部一些中层干部参观后，唯独对没有学术批判方面的版块大有意见，认为大跃进时学术批判做了很多工作，应有所反映，哪怕搞一块展板也好。像批判马寅初、冯友兰等，不一定点两人的名，但多少要表现出来，不能让老教师翘尾巴。而冯友兰在参观此次展览会之后，表态却较为积极，说了简单几句，套话味十足：“看了展览，感到学校师生能做很大事情，尤其是清华大学密云水库工程及国家大剧院工程等，这是个大跃进，这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的。”（见1959年9月30日《北京高校中专学校跃进展览会内部资料》）这几句平常大话，滴水不漏，与当时政治形态缝合无隙，冯友兰凭着自身的悟性和生存本能，能周全、圆润地应付事态。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爱说激动、夸张的言语，连篇累牍，像冯友兰如此简单行事的还属少见。

    六

    1960年、1961年形势缓和期间，冯友兰相对处于难得平稳的阶段，外界的压力骤然降低。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变化，他早已对外宣称：我现在对北大的冯友兰先生采取欢迎的态度，人家承认他的抽象继承有错误，人家承认这一条就好吗？我们总要与人为善，承认他的进步，还要指出他的看法模糊的地方。

    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两次听取北师大调查组汇报，其间屡次提到冯友兰。当谈到主席说过，“中国旧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是国家的财富”，康生举例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看成是财产，如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财产。他责问在场的市委人士：高级党校请过朱光潜、冯友兰去讲课，你们市委党校请过没有？

    那一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论形式逻辑的文章，观点与周谷城相近，结果引起上海学术界人士的惊喜和好奇，认为《红旗》杂志如此发稿出人意料，还是能说公道话。康生讲了这个事例后发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对非党知识分子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文章到底应该怎么看，能不能登报？”（见1961年5月8日北师大调查组整理《康生同志在听师大调查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康生坚持认为冯友兰发表文章对活跃学术争论有好处，因此几次指示对冯先生多加鼓励，所以那一年各相关报刊稿约不断，冯友兰兴致颇高地写出一批学术文章。面对这种景象，哲学系总支还急于从中找材料，写出一篇有关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积极参与学术争鸣的报告，冯友兰自然成为其中表述的正面主角。

    在那一阶段，北大提倡并布置青年教师与老教授“对号”学习，有意提高老教授的“形象”。如学校统战部印发了对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学术估价的材料，对游估价很高，甚至说游在大学二年级就注重研究楚辞，这恰是以前最顾忌的资产阶级专家“成名成家”的说辞。而哲学系也写了冯友兰的学术情况，用词超常，说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是全才，中文相当中文系一级教授，历史水平相当历史系一级教授，英文相当于英文系一级教授。当时就有青年党员提意见说：“对教授知识的估计是过高的，与我们1958年对他们学术批判的精神完全不符。”

    在高级党校集体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哲学系编写者照抄冯友兰的著作，引用了冯友兰对春秋无神论思想、春秋辩证法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后来大批判时，这件事就被认为“影响很不好”，反过来就论证冯的学说多不可取。

    在哲学系同事的眼里，1961年时的冯友兰变得有些洒脱、大胆，喜欢评议时事、政策，似乎也不刻意回避什么。教育部制订的《高校暂行工作条例》公布前，到各校征集部分师生意见，冯友兰应邀出席座谈会。大家七嘴八舌，对不少条目提了各种修改的理由，但从没有人对总则中的“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一条有意见，因为觉得这是通俗明白的大道理。而冯友兰却说，该条标准太高了，因为条例既然认为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树立是逐步的，那么对于还没有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学生能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呢，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冯友兰说时都觉得拗口，微妙的推理叙述方式也让与会者有几分失措，没有人能当场接上茬。条例中还规定：“（研究生）科学研究时间应当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一半。”冯友兰明确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在整个学习期间仍应以学习业务为主，不能搞很多科学研究。他和清华李酉山教授都谈到，目前研究生的业务水平较低，要用较多的时间学习基本业务知识和外文、古文等工具。（见1961年10月14日市委大学部《清华、北大、师大部分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冯友兰所谈的意见是有针对性的，1958年教育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各高校不顾知识体系训练的特点，广泛动员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搞科研著书，结果基础不牢，危害甚大，几个学年下来学生的治学能力严重削弱。

    就在那短短的两三年间，冯友兰一度获得较高的称誉，《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本是作为对立面让他讲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没想到全系教师（包括党员）听课后都很欣赏，认为讲课流利，史料熟悉，观点明晰。冯友兰的一位党员学生陈奇伟激动之余，执意要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歌颂自己的导师。（见1964年5月市委大学部《高校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党内思想状况》）只不过转眼到了1964年，冯友兰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经对冯表达过好感的人都一一遭到斥责。

    七

    1960年年初开始，北京城内副食、粮食供应出现极大的困难，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消瘦、头晕等毛病在各行业中普遍出现，到了1961年春季达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北京市委紧急出台几个应急方案，其中开出甲、乙级供应的两个名单，一个是大范围的32000人，包括工程、卫生、科研、出版、高校等领域高级技术人员，再加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7100人；另一个是小范围的一万人左右，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确保的高级干部、高级技术人员。

    冯友兰当时为高教一级教授，每月收入445元（工资345元，研究费100元），爱人在家属委员会协助工作。根据政策，他可以享受甲级供应（每月四斤肉、两斤糖、三斤鸡蛋、两条烟），及牛奶一磅，这在当时算是顶尖的生活待遇。

    据中央教育部人事司调查人员了解，冯友兰的生活水平过去是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点心，中午晚上都有荤菜。但是现在生活条件有不小的改变，迫使他放弃了保持多年的半西式饮食方式。他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每月固定到政协礼堂餐厅吃饭8次，时而还去高级饭店改善生活，爱人有时还到自由市场买些鸡蛋等东西来补充。（见1961年9月27日教育部人事司《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6名教授、副教授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典型调查报告》）

    前几年校外会议多，冯友兰忙于应付，心中颇感烦恼。但此时他一反常态，却经常参加各类会议和政协视察工作，借会议伙食来添些油水。他乐于参加的会议有：民盟中央、市委会议、学校民盟支部小组会、科学院召开的学部会议、有关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伙食相对比较充足，能时常到会也是恢复、保护自己身体机能的一个有利条件。

    冯友兰在系里只开一门讲座，每周四节，备课也不费很多力气，教学负担不算很重。他从中年起就注意摄生，注意消除身体疲劳，尽力保持精神状态平和。教育部人事司还特意提到一笔：“1958年批判他时，他尽量克制自己，使自己的情绪不过多地激动。”

    冯友兰的生活规律与美学家朱光潜有些相似，都是一早起来在园内散步，坚持打太极拳，晚上一般不工作，很早就上床睡觉。

    1961年时冯友兰近66岁，血色素正常，从外人看来身体健康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1961年全年只因腹泻休息二三日，有时患感冒。4月份高教部在北京饭店召开教材会议，冯友兰时常晚上去东郊体育场观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看完比赛后已没有公交车，他坚持步行回到北京饭店，还谈笑风生地和同行者说：“今晚我们两人也得了双打冠军。”（见1961年9月20日北大《关于调查部分教师健康情况的汇报》）

    但是他的体重还是略有下降，1953年体重72公斤，1959年为69.5公斤。1961年他的儿媳从沈阳把刚生的小孙子带来了，把他特供的奶喝了。其特殊营养供应，也往往与子女、外孙等分享。他还反映无粮食打浆糊，实际上很可能是粮食不够吃，系里准备给他再增加一斤。1961年9月冯友兰亲自找学校，两次要求将孙儿在京报上户口，以解决婴儿供应问题，但迟迟未能批复下来。

    在整个北大校园中，冯友兰的身体状况确实属于良好，这得益于他的身体底子和自保措施，这在全校也算比较罕见的特例。在北大范围内，身体虚弱拖垮的教授比比皆是，迫使校党委屡屡请求市委予以救急。譬如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1961年比1959年降了十多公斤，眼花头晕，早晨心慌，手脚发木，开会时精神集中不起来，听不进去。同为哲学系教授的张颐从1959年体重65.2斤，1961年减至61.1公斤，副教授刘元方1958年体重62公斤，1961年竟减至50公斤。

    北大校方向上级报告称，有些三级以上的教授因家庭人口多，新供应的营养品实际由全家人分享，其中有些长期患病的老教授个人生活水平下降较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

    最头疼的是，现有三级以下的教授，原按规定不供应特别营养，但为照顾其中部分年老多病的教授，适当提高营养条件，以助于恢复健康，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已为8名教授提出申请供应营养，但已上报半年，市里尚未批下。

    在党员教授中，目前已有18人享受营养品的折半供应。党员教授段学复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以前每天可以吃到两个鸡蛋，面包、水果、牛奶也比现在多，过去全家每天有肉半斤或一斤，现在一般都是素食，每餐大约只有一碗菜。

    最典型的一例为66岁的生物系一级教授李汝祺，全家共收入423元，原来家里生活方式是西洋式的，有一个厨子是做西餐的，在校内都很有名，全家也习惯吃西餐，主食吃得少，副食吃得多，每天早上要吃牛奶、面包、鸡蛋、水果，中晚餐有肉、鱼。1959年学校组织参观定陵地下宫殿，他的体力仍和中年人一般，在教授中是最好的一个，但是最近一年衰老厉害，体力下降，上第二节课已很吃力，走一段长路就不行了，冬天时易伤风。就是这样原本生活充裕的家庭，也被迫养了几只鸡，生蛋时可以吃到蛋炒菜，现在鸡不下蛋了，全家人就为饭菜的质量忧愁。（见1961年9月20日北大《关于调查部分教师健康情况的汇报》）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困乏，对社会各阶层的困扰和伤害都是极大的，敏感、受压的知识界自然是愁苦难言。夹在政治运动之间，精神上的一波波冲击尚未安息，就要迎面应对贫乏困顿、身心交瘁的恶劣生活条件。在了解整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史时，1960年至1962年是至为重要的段落之一，凄楚无助、贫困交加竟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状态。饿人的事最经得住记忆，那种锥心的痛是难以剔除的。

    八

    1963年春夏之后，阶级斗争的弦音愈演愈响，再也不可遏制。冯友兰的命运曲线也就自然落至谷底，只是一次次被清算、被自动纳入斗争对象的系列。

    有时清算还要从50年代初期说起，可以历数哲学系几届领导班子的斗争不力、战斗涣散的错误，说到历次资产阶级教授猖狂进攻的事例。校党委书记陆平在“四清”结束之际，在全系干部大会上厉声说道：“解放十多年来，哲学系在这方面的斗争到底怎样？总的看来是斗争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是和平共处。冯友兰在这15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他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批判。1958年批判了一次，只是一个开端，还是批不彻底的。”

    最让陆平气愤的是，在教育方针上，以冯友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授提出了“分工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挂帅；而要由资产阶级教授领导。这种主张当时居然在党内也有许多人赞成，系的主要党员领导干部汪子嵩也认为在学校里搞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联系实际，只能联系一些自然科学。搞历史唯物主义很困难，许多基本问题马恩列斯都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有党中央解决，因此他也认为北大哲学系主要应该搞哲学史、逻辑学。陆平指责说：“汪子嵩和冯友兰、资产阶级教授‘分工论’的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要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挂帅。”

    陆平还提到1957年的往事，这是他来北大就职以前特别在意的坏现象：“在国内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前夕，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资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他说，冯友兰宣扬他的“抽象继承法”，郑昕也要求开放唯心主义，并要吸取唯心主义的好东西。对于资产阶级这次在学术领域向我们的进攻，学校党委、哲学系的同志都是缺乏认识的，没有及时进行斗争，予以反击。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到党内，比较普遍地只愿钻业务，不愿做政治工作，有些人闹待遇，闹地位。

    此时对于冯友兰等教授的政治问题，陆平看得格外严重，态度也转为激烈：“平时他们采取渗透办法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形势一有变化，就出来和我们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一次一次反复，他们还通过教学、研究，指导研究生、助教，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草，向我们进行争夺青年的斗争。”（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陆平发言）

    在检查1962年到1964年的讲义中，校、系两级再次高调宣布，发现冯友兰提倡超阶级的人性论，提出什么“死无对证”的历史观，反对古为今用；在强调客观的幌子下宣扬封建主义，还宣扬“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的矛盾调和论。美学家宗白华宣扬“缕金错采的美学”和“初日芙蓉的美”，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的两种美学理想。宗白华的用语极其讲究，富有美感，且是一家学术之言，但批判者却一口认定宗的说法是抹杀了美学史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1964年5月、6月间学校党委进行阶级斗争情况调查，向哲学系布置调查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冯友兰争夺青年教师、研究生的情况，而且要求三个党员教员参与此项工作。1964年春节毛泽东做了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哲学系总支就写了两份有关冯友兰发表的与毛主席教育指示相对立的系统观点的汇报。1964年秋报刊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合二而一”观点，系总支再次详细上报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系里的党政干部在工作上一触及冯友兰，都要格外小心谨慎，否则极易惹火上身。1963年冯友兰在扩大的学部会议上和关锋争论普遍形式的问题，性急之下倒给关锋扣了一大堆帽子。系副主任邓艾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谈及普遍形式，说该问题经过双方争论，观点有所接近。邓说这样讲是为了照顾统战，可是上级领导和一部分同事却认为邓的文章有问题，有掩盖矛盾之嫌。

    有一次，冯友兰的一个研究生金春峰（党员）想写文章批评车载，冯支持学生写，并且愿意帮助他将文章寄给《文汇报》。但因为车载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冯友兰，系里领导就为能否寄文章发愁。系副主任邓艾民为难地说，如果不让冯友兰寄，会不会影响统战？后来冯友兰又在金春峰文章上加注，多添了两句话：“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新版有重大修改，改变了一些看法。”金春峰又来请示，邓艾民思索后问：不加会不会影响统战？在这两件小事上，系里部分党员教员坚持不能为冯友兰做各种宣传，批评邓艾民在对资产阶级教授问题上，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就怕与他们搞坏关系，对党的统战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见1966年1月14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9期）邓艾民有苦难言，只能办事更加含糊，拖延了事。

    冯友兰是反面的标准件，是政治运动必需的参照物、说明书。他的学术观点是众人习惯性的炮轰目标，他曾力争的学术训练办法也最遭人非议、打击，譬如他曾安排研究生第一年要学习一千九百多页的古典著作，第二年学得更多，第三年做毕业论文时要对一本古书做校注，等等。有人曾欣赏冯友兰这些学术培养的办法，以肯定的口吻说：“这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条经验。”结果上级领导和同事批评说，这种看法是对冯友兰的落后现象认识较迟、头脑不清醒的表现。

    在政治风暴眼中，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大师确实不易。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一

    1949年1月风云变幻之际，擅长研究魏晋宗教哲学的知名学者汤用彤在胡适力荐下，出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留守校长”一职。1951年转任副校长，职权有限，并没有分管学校教学工作，多少管一些陌生的基建等边缘事务，但总体境遇似乎比马寅初校长还要好些。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文重1953年初春告诉来访的上级统战部门人士：“相对来说，汤副校长在职权问题上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

    在校长马寅初不被党委书记江隆基等党内负责人看重、马有意规避的情况下，汤用彤时常会作为校方行政代表人物的身份出场，说一些规定情境的政治用语，但大多不具备发号施令的行政事务能力。

    1953年10月由于当年面粉生产紧张，北京市不得不对面粉供应有了新的限制。在新规定中，出于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别，对工人每月供应面粉18斤，对教授只给12斤。党内高层担心教授们不易接受，会有许多牢骚话。10月30日上午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希望做通与会的系主任、教授们的思想工作，也期望不要听到太多的怪话。没想到，主任、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持拥护、理解的态度，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流露，让原本紧张的北大党委诸位负责干部长舒一口气。

    学者向达在会上说：“我们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保证大家都有饭吃。过去粮食分配不合理，穷人没饭吃。关于面粉问题，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今天政府关于面粉的决定很正确，可以刺激农民生产量的提高。向苏联领要面粉不行，咱们要机器，向澳洲买也不行。昨天小组会上讨论时大家谈到过去在国民党时吃美国面都感到难过，因为我们是以农立国，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汤用彤紧接着说道：“目前关于面粉问题决定不是说我们粮食有什么问题，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往年产量的最高峰，今年至少不比去年少，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剩余去换战略物资。面粉产量比以前增加，是因为过去大家的习惯看法认为吃细粮生活水平高，所以细粮不够多，这不是说粮食有什么问题，而应从积极方面看，它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是最好的事情，是国家往前进的问题。昨天1700多人一致拥护，而且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看到人民觉悟的提高。”（见1953年10月30日北大党委会《北大教授情况反映》）

    原本面粉短缺所造成的市场困顿，被思想进步的教授们一说开，往往被披上迷惑、闪烁的光环，无视了面粉供应困难的实情。汤用彤说到粮食生产无问题、细粮增减的缘由，竟归之于国家向前进、社会主义改造、人民觉悟的提高，人为地拔高到概念性的思想高度，不知是上级的授意还是自己的念头？

    汤用彤回到家后，就决定每天早晨要吃一顿粗粮，并且向爱人讲增产节约的道理。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会出了名为《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的一期简报，汤的这一细节被记录到简报中，当作“积极宣传执行”的先进典型言行登在该期首页。

    检索那几年学者们对政治问题的表态，可以发现汤用彤一向说得较为诚恳、谨慎，基本表达了一种昂扬向上、乐观其成的进步倾向。譬如1954年6月报刊公布宪法草案，其中不少立意和框架还是颇让汤用彤等学人们感到欣慰。

    北大汤用彤副校长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高兴的。有了自己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宪法，我们的宪法是革命的结果，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超过了过去人们的梦想，对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也是很大的安慰。”（见1954年6月16日高校党委《宪法草案公布后高等学校师生的反映》）

    汤用彤称赞草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整段发言虽为人们熟悉的套话模式，革命性强，但带有自然而然的喜悦之情，反映了相当多知识分子认同和迎合的心声。

    二

    在繁杂、高压的政治运动之下，汤用彤50年代前期的人生轨迹还是不断呈现萎缩的特点，说话变得愈来愈小心。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他深感关联就愈加万分谨慎。研究古典的一些学者对考证问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对？旧日学生、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悄悄地跑来问：“对考证怎么看？”汤用彤听后未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反问一句：“苏联对考证怎样看？”答案还是无处所求。（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在涉及具体政治问题讨论时，汤用彤在公开场合一般附和较多，不爱挑头引话题，不好把握时就爱说一些模糊性的言语。1953年10月4日晚上，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在临湖轩召开系主任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教育部综合大会精神。谈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宣传分寸，说深说浅，主持人江隆基颇感为难，几番向到会者询问。到会的主任们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压迫感，生怕又站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老路上去，怕给人“改造不好”的印象，发言时就竭力往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上靠拢，有时还特别说一些有意味的“反话”。譬如，季羡林说：“可能有人弹冠相庆，好了，有出头日子了。”金岳霖也说：“若搞成‘又可以研究资产阶级文化了’，是不行的。”汤用彤此刻接了一句：“一提取精华去糟粕，可能都变成精华了。”（见1953年10月《北大系主任座谈如何贯彻综合大会会议的情况整理》）北大党委编写简报者认为发言者均有“怕惹麻烦、怕困难”的思想，畏缩不前，担心言语不慎招来烦恼。

    在适宜的场合，汤用彤也有说真心话、敢于担当的时候。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撤并国内高校几个哲学系，把重要的师资力量硬性集中调到北大等校，不料矛盾滋生，人际关系、教学冲突日显，有全国影响力的哲学教授强迫笼络在一个单位，反而宛若一盘无法收拾的散沙。作为北大哲学系资深老人，汤用彤对其中的不良效果是有所体会的。1953年11月教育部综合大学会议上，他大胆提到师资调整存在的弊端：“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并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严仁庚副教务长补充说：“有些教师感到冷落，情绪波动，我们甚至怀疑到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如有人说，‘是不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怎么没有人理我们呢？’”涉及新政权的教育制度层面，直接面对院系调整活动的众多主事者，这种批评是尖锐的，多少透着一种不满和无奈。

    教育部一黄姓副部长在报告中正面说到接受遗产的问题，张景铖教授在小组会讨论中高调表示，对于旧教师说来，还是应将资产阶级思想打碎了再建新的好。而在同一场合，汤用彤回应说：“文件中提资产阶级陈腐的一面，现在看来是否不恰当。”（见1953年11月高校党委《综合大学会议简报中有关北大情况摘录》）他表达清晰，反问也有力度。市高校党委会工作人员在编写简报中，在记录原稿中敏锐地发现汤用彤此次发言的异样点，一一摘录在简报之中，相反汤所说的不少套话、官话则不被采纳到简报中。

    在严酷的运动环境中，身居学校高位的汤用彤还是惜墨如金，张口三思。波及自身学术研究，一谈到政治性话题依然低调回避。他曾经认为空宗与有宗是有不同之处，甚至从材料中发现有宗里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始终不敢贸然提出这个说法，直到有一次苏联专家提到有宗的积极政治意义，他听后如释重负，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观点。1957年4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病后的汤用彤发言时说着说着就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曲，颇得与会者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表述是极为简洁的：“有宗里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想到它是宗教，就不敢提出来。现在苏联提出了，我才敢说。”（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这是在反右之前鸣放时期难得的一次吐露，寥寥数语却道尽学术的探索之难。两个月后开始反右，病中老人惊愕之中已无力应付外界的风雨侵扰，只能顺势封闭自己的心扉，保持一种静穆的休养状态。

    三

    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方浓，汤用彤却于11月13日晚突然中风患病。这构成当年教育界一件影响颇大、议论较多的焦点事件，稍稍搅乱政治运动行进的走向和速度。

    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同时还很坚持地催促哲学系召开座谈会。

    汤用彤曾找自己的学生、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提议一起合作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因为任继愈被校党委视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员，其上进的思想状态屡次被表扬，汤用彤感到与他合写文章比较放心。但仅过了几天，汤用彤思虑再三，又改变了主意，他对任说：“看来这是一次比‘三反’思想改造更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各人搞各人的。”北大党委来人了解情况，任继愈谈到汤老的这一变化，并担心地表示：“批判政治问题对这些老教授还没什么，但一搞学术问题，这是旧知识分子的本钱，就紧张了，这当中思想情绪的变化也会比较大的，希望领导派人下来，就像搞总路线时派干部到农村一样。”（见1954年11月18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20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11月13日出事的那天下午，原本有两个会议可供汤用彤选择其一：一是《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二是北大举行苏联文化部赠送洛蒙诺索夫大理石像授礼大会。哲学系主任郑昕预感到批判会的火药味，好意地劝他不要去参加《人民日报》座谈会，但他执意要去报社，生硬地说出一句：“不去要受批评的。”去了后他抢先第一个发言，而且是激烈地批判考据的方法，认为是“毫无用处”。知情者颇觉诧异，因为这一反他平日的看法和学术作风。他发言时有较大的火气，激动难抑，以致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做小结时委婉地说明“考据还是有作用的”，希望平复汤的情绪。

    在这次会上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北师大教授马特借机批评了《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的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当然马特也说你们与胡适思想有所不同，但突然间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任继愈后来告诉北大党委人士，他在会场上还自我安慰：“我与胡适的思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也没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是被压抑气氛所传染，发言已词不达意。

    会上会下汤用彤似乎都难以静下心来，纠结一团。回家后意犹未尽，对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假设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他用胡适的句式反复提及高血压，没想到他躺下后不久家人就发现口歪、昏睡等早期中风症状。14日一早送协和医院检查，大夫判断血管阻塞，15日进一步做脊椎穿刺发现脑溢血。在北京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赶来会诊后表示病况危险，不容乐观。只有京城名中医施今墨摸脉后认为尚可挽救。北大校、系党政负责人江隆基、史梦兰、程贤策及马寅初校长赶来探视，汤用彤已是昏迷不醒。校方派校长办公室秘书高望之及护士一人专门看护。市委统战部特别关照协和医院党委多加照顾。（见1954年11月16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19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事发后，哲学系主任郑昕颇为自责，他曾鼓励汤老在运动初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他后悔不迭地说：“搞学术问题从‘三反’时就紧张，对汤老照顾不够。”他叮嘱系里年轻党员负责人汪子嵩：“对外不要说汤是因思想生病。”汪子嵩也内疚地表示：“前几天汤用彤就比较紧张，是我们没照顾到。”

    围绕汤老的突然患病及长达一个月的昏睡，议论声四起，多有埋怨、不解之意，这恰是高校主政者所担心的。从11月16日到12月中旬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编写组持续选登部分教授的意见，一些教授谈别的事情顺便也表达了对汤老生病的关注。其中有：北大邵循正教授对王宪钧教授说：“汤老的病大概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川岛）认为：“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这个（指批胡适）搞的。”他还说俞平伯挨批是“要糟糕”，同汤老生病之事一并而论，简报中称之是“言下有无限同情之意”。哲学系教授贺麟说：“汤老血压高已很久了，开人代会时受了累，回来还听专家的课，这一周就在闹头疼。他这次犯病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金岳霖教授对汤的重病表示惊奇，只是说了一句感伤的话：“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

    了解内情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尹企卓向校党委反映说：“汤老生病固然与开人民代表大会受了累有关系，但主要是因为开展学术批判，所以个别交代政策很必要。”汤的重病导致北大党内对思想运动的开展一时有了畏缩的举动，不知如何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步骤？譬如哲学系教师支部提出，党内感觉在学术斗争中没有力量，开展起来问题复杂，目前如何搞法还不明确。除批判胡适思想外，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搞不搞？教授一般不大会联系自己，我们是不是要揭发一些东西？

    看到汤老身陷的境遇，北大中文系助教、汤用彤大儿媳乐黛云百感交集，诚恳地对组织表示：“思想斗争对这些老头如何掌握是个问题。”（见1955年11月18日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18期）乐黛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思想上进，对政治运动的激烈和曲折体会得并不深入，经历此番折腾之后她的表态应是家属较为真切的一种实感，一种期待。

    四

    1955年、1956年汤用彤在病床上慢慢地与病魔抗争，身体有所见好。大病一场后，他逐渐与行政、教学工作脱身，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也因此幸运地躲开反右、“双反”运动的侵袭。在那之后的高校官方文件中鲜有他的名字出现，因思想重负而致重病的风波渐渐也被人淡化。

    有关汤老的几件事情却还是在文件中闪现，夹杂着一丝丝不愉快和无法排遣的郁闷。这表明他哪怕处于边缘化，其心境还是难免为外界所困扰。

    1958年北大在“双反”运动之后，全校陷于教育革命的狂热之中，一切事务工作都以革命化为首要标准。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平均主义的追求，校方在群众发动之后就对所谓的教授不公待遇问题施以重拳，其一就是扣除部分病假教授的薪金。汤用彤首当其冲，从1958年9月起薪金被扣30%，原薪为395元，扣103.5元和其他费用，只发214.5元。汤用彤正处于休养之中，需要营养补贴、护工帮助，家中人口较多，开销较大，减除三分之一的工资，无疑造成大家庭日常生活一定的被动。汤颇感不满，说了一句“没想到”，别的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1959年5月后，市委大学部、统战部相互间不断探讨，深感扣减病假教授的工资不妥，6月中旬两部门商议后拟出《关于高等学校教授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请求批准，内中提道：“党对他们的政策是高薪赎买，扣减一部分教授的薪金，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一般不扣，对于已扣的薪金也应如数退还。”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汤用彤1954年患脑充血，不能到校上课，此次被扣工资他深感不满。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对此批示：“对于教授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一般不应采取扣减工资的办法，务请迅速妥善处理。”

    没想到的是，此事遭到北大党委的强硬抵制。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特意把市委大学部干部朱传朴找去，详细了解北大扣薪教授的情况，明确指出北大党委是在“顶牛”，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思想搞通，不要简单生硬地贯彻市委书记的精神。（见1959年6月15日《市委大学部朱传朴致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信函》）

    在扣减病假教授工资一事上，康生、中央高教部、市委大学部、统战部都在不断催促北大处理，领导部门一次又一次地查问，并且下来调查，给校方压力很大。但北大方面固执地坚持己见，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说：“这些教授一点工作不做，就一般不扣，说不过去。邓拓同志这个意见和国务院的规定有抵触。”中国医学科学院干部处处长李震附和说，下边群众反映教授不要再搞特殊了，大家都扣他们却不扣，又要翘尾巴。他们原来就思想不纯，一批判就去休养了，对他们过分照顾不好。

    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参加市里座谈会的五家高校领导干部中，只有北医张思齐一人表示完全同意一般不扣的原则。市里感觉高校领导干部在此问题“思想上的抵触还很大”，难以做通说服工作。

    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代表北大出席会议的赵国栋只好委婉地表示，对病休教授中有些专长的，只要多少能做一点工作的，就不算他病假发全薪，如汤用彤、张颐。但赵最后坚持住一点：至于完全不能工作的教授，就按办法扣，扣多少，可以酌情研究。赵表态说，这样对群众说得过去，执行了国务院的规定，对调动积极因素也有利。（见1959年6月23日市委大学部《人大、北大、农大、北医、医学研究院座谈病休教授扣减薪金问题的情况》）

    6月25日北大党委正式向市委报告：“初步考虑，汤用彤可以在家中指导他的儿子、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学习中国佛学史、印度哲学和魏晋玄学，其原工资可以照发。”实际上汤一介1956年从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回北大哲学系，就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准备让他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专长。北大校方只不过由此为自己找到一个下台阶的借口。

    扣减工资风波刚平息，到了年底正逢反右倾运动高潮之际，汤一介又因父亲之故作为运动重点遭到整肃。哲学系反右倾批判小组认为汤一介对父亲汤用彤的进步作了过高估计，竟认为父亲已经合乎党员条件，可以吸收入党，对父亲的资产阶级虚伪的“清高”“正直”的作风认识不清。最让批判者不能忍受的是，汤一介居然主张以汤用彤所专长的“魏晋时期哲学”作为北大哲学系的研究方向，甚至认为北大的历史、文学研究都应以这个时期为重点。

    批判者还强调，汤一介作为哲学系秘书，对待资产阶级教授有着严重的错误估计，称赞他们搞的哲学史既有材料又有观点，甚至让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贺麟在党的生日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报告会，实际是忽视资产阶级教授的阶级本质和崇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倾思想。在深入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还揭出汤一介有许多修正主义理论，如认为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将逐渐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为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则不太重要了。

    这种批判是蕴藏着杀机的。看上去是对着汤一介，实质上也像是对病中的汤用彤“隔空”批判，会议中不时有人提及未到会的汤用彤的学术问题，寥寥数语，说得刺耳。简报中是用这样言语来表述的：“会上列举事实具体分析汤用彤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本质。”汤一介实际上是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有人在会上甚至说了这样很重的话：“汤一介同志不是党在汤用彤家里的代表，而是汤用彤在党内的代言人。”（见市委大学部1959年12月1日《北大反右倾斗争思想工作细致深入，效果很好》）看到这样的批判阵势，三十出头、思想单纯的汤一介先生不知回家该如何面对卧病在床的老父亲。

    时光在缓慢地流逝，所有的斗争伤痛总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再留个时间慢性缓冲。1962年8月困难时期，官方强力动员非城市人口返乡，教授家的保姆成为动员对象之一。北大燕南园、燕东园两处教授58户中，就有37名保姆登记在案，其中来自农村的22名按市里规定要离开城市返回原籍。北大校方汇报说，老教授对保姆还乡多半未表示态度，少数人同意让走，但也有些人不同意她们走，汤用彤就是明显一例。汤的家中有两个保姆，其中一个保姆在汤家九年多，除了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还需照看幼小的孙子。还挂着副校长一职的汤用彤向北大恳切地提出，考虑到家中的需用，希望北大能破例为他家留下一个保姆。（见1962年8月1日大学部《情况简报》第76期《清华、北大老教师对保姆还乡的反映》）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去世，这个企求是他晚年能提出的不多的意见之一，或许也是官方文件中留存他个人事务的最后一丝信息。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一

    1954年、1955年，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内部评价中，哲学系知名教授贺麟算是一个有政治污点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人物。他的最明显的罪证是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当代中国哲学》，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因为书中称蒋的“力行哲学”为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并认定贺抗战期间与蒋匪直接勾结。

    据北大党组织收集的材料称，1926年贺麟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即赴美国、德国留学，后一直在西南联大、北大任教职，一度获北大训导长一职，1943年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出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尤其被记上一笔的是，他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在文化剿共方面献策，受蒋介石八次召见。

    这种罪名在当时是不可获谅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分子、进步群众会为之“不齿”的，贺麟为此所受的围攻程度是剧烈的。早在1950年4月就因此被管制，直至1952年6月才被解除。有意思的是，贺麟保留了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50年代初期一直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的旧恩，更加重了群众愤恨的斗争情绪。

    “三反”前贺麟被安排参加土改，“三反”时被迫坦白自己有侵吞公款行为（从目前所存的开放档案中无法得知“侵吞”的具体详情），并在思想改造运动高潮之中表示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最后交出了他过去为蒋介石献策、建议进行“文化围剿”的万言书底稿。

    他在上交万言书后做了一番检讨，其中鲜明地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此举明显减弱了斗争火力，哲学系教员党支部甚至由此认为贺麟在政治上开始转向，有了向党靠拢的上进态度。

    从学理上来说，教员党支部认定贺麟所学的是最反动的“新黑格尔”学派，即黑格尔哲学的右派。1954年贺麟写“哲学史讲稿”的黑格尔部分，一直坚持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是革命的科学”，摘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马、恩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相反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评价“过低”、“与马、恩意思不合”，是“错误的”。哲学系为此召开多次会议与他辩论，重压之下他被迫修改自己的看法，说自己“立场不稳”，看问题错了。教员党支部事后向上级分析说，他其实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只是暂时逃避。

    1954年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胡适、俞平伯思想运动之后，贺麟一下子陷入沉闷之中，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相当谨慎。他几次私下里问同事：现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清除一些什么思想？这一次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表明一下态度？11月18日北大党委派人询问，他答称：“要好好想想再说。”他想了想，先回答了一点：“北大哲学系过去与胡适不是一派，常受胡适排挤。”又说：“俞平伯受胡适影响小，受周作人影响大，讲究趣味、闲情，不喜欢读政治书籍，弄不清为什么要从俞平伯这儿批判胡适思想。”（见1954年11月22日《北大教授动态反映》）这样回答自然不让党委满意，给人“思想认识糊涂”的印象。

    不久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对校内的一些老教授交代政策，鼓励他们多多参与思想运动。贺麟有所触动，应景写了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只笼统地批评胡适把“哲学说成坏的科学”，要取消哲学。而他自己是站在“哲学”、“主义”的立场来批评胡适，文中对自己的过去言论并没有涉及，也就是说没有一点自我批判。写完后给系里的几个党员教员看了一下，他不等回应就寄到《人民日报》。有趣的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年轻编辑王若水等人收到稿件后，约贺麟谈了多次，提出了具体的改动意见。王若水在贺寄来的修改稿的基础上又亲自动笔润色，大大强化了斗争性，基本上替换掉了贺麟原稿的面貌。

    这份阴差阳错式的修改稿很快得以在中国第一大党报上发表，江隆基副校长为此在校委会上特地对该文表扬了一句，让失意许久的贺麟惊喜万分。教员党支部事后评论道，贺麟觉得因此“有了地位了”，态度也变得更为积极。他甚至私底下有了这样表露：“虽然他们批评我，但是《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我的地位并不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二

    1954年中国科学院连续多次举办了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讨论会，事先主办者都邀请贺麟发言，他大都很快答应下来，一共在会上讲话四五次。但是他的发言中一涉及黑格尔、杜威等人，就立即受到别人的驳斥。有一次他强调胡适与杜威的不同，竭力表示实用主义的哲学与其他唯心论哲学是有所差异的，在场的马列学院年轻教员孙定国站起来一一反驳。还有一回发言中贺麟竟说胡适与曾国藩在政治上都反动，但“他们的文章、道德不坏”，所以能迷惑人。此说一出，更是引来一群人愤怒的反击，容不得贺麟回一句嘴。

    屡次受批评回来，他的挫折感愈加强烈，后悔自己不该发言，有自取其辱之意。他说：“我太太原来要我少说话的。”因为会上批评他的多是马列学院的中共党员教员，他又害怕地想到：“我与马列学院对立，是不是就是与党对立？我再也不发言了。”教员党支部为此暗地里动员一些进步群众向他解释，说明学术批评的意义，后来他又在会上发言，但同样再遭驳斥，回来后“又闹几天情绪”（党支部评价语）。

    3月中旬哲学系自己举办一场学术讨论会，贺麟一上台发言就大讲胡适不行，但杜威是好的，甚至大段阐述杜威的宗教观念。哲学系党组织负责人、哲学组教员汪子嵩批评他发言不当，他又显得很慌乱，当晚就跑去找江隆基副校长，嗫嚅半天，只是说自己“准备不够”。他与汪子嵩私下沟通时，说有许多问题依旧想不通。

    贺麟愁闷之下，主动约了系里两个党员、四个进步群众来家中漫谈，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这六个人均是他以往的学生，他诚恳地说：“我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所以想找你们谈谈。”因为是在私下场合，他可以畅达地述说，而学生们此时只是被动地旁听，因而没有了让他心有余悸的火药味场面。

    他在这次家中叙谈里直率地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事后这些思想疙瘩都出现在1955年5月14日教员党支部向上级汇报之中：

    贺麟说：“现在批判唯心论，可是把唯心论说得都是那么坏，这是不对的，不策略的。”他的解释：“要打倒敌人，总是要从敌人那里取得胜利品。现在你将它说得那么坏，就不能从它那里取得好的东西。”（1954年上半年他讲过：“你们将黑格尔说得那么坏，这是从‘右’面批判黑格尔；我是引你们去看黑格尔哲学这座宝殿，你看这么多珍珠宝贝，你来取吧。这是从‘左’面批判黑格尔。”）

    唯心论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胡适无论如何，你总得承认他在几年内写了几百万字，这样精神总值得我们学习吧。”关于杜威，他说：“美国能有个杜威这样的哲学家，真了不起。如果没有杜威，美国的文明更可悲了。”“我只听过杜威的课，和他不熟。但我知道，美国的哲学家，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他，都非常尊重他。”“斯大林说的：俄国人的理想，要加上美国人的实事精神就好了。美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一定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哲学、杜威的身上。”

    他的总意见是：“我总觉得唯心论的好处太多，所以我每次动笔写批判唯心论的文章，写来写去，就写不下去。因此怀疑，现在这样批评是不是有问题。”他还讲：“唯心论讲经验，我只能知道经验的东西，这不是实事求是吗？”同志们和他谈唯心论的危害时，他说：“唯心论有三种，一种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论，那是好东西多得很呢（他又引马、恩的一些话说黑格尔是好的）；一种是实用主义，胡适的，那不好；还有第三种是教条主义的。”他在背后说：“这种教条主义的唯心论，汪子嵩他们比我多得多……”

    他在这次延至深夜的漫谈中，曾多次重复这样的话：“我想不清楚，希望你们帮助我。”过后又会热切地补充一句：“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帮助我的。”其态度的诚恳、坦率给在场的旧日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5年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76期中，对贺麟的表述有一个较为集中的归纳：“贺麟教授说，‘杜威总比胡适高明。美国的求实精神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有关，而斯大林还说布尔什维克工作作风是俄国的革命胆略和美国求实精神的结合，你们不要把唯心论里好的东西否定了。’”这种观点颇让当政者恼火和无奈，视为贺麟落后、混乱思想的证据之一。

    三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两年来，北大哲学系曾举行过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讨论会，第一次是1953年上半年举行的冯友兰的“对过去学术工作的检讨”，第二次是1954年5月展开的郑昕的“康德哲学批判”。这两次讨论会准备仓促，与“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的激烈做法有些类似，因而“学术讨论的气氛比较弱，有些意见提得很猛很尖锐，冯友兰认为有些发言是对他的打击，一年多来对一些同志有点怀恨在心。”（见哲学系支部1954年9月9日总结）

    在前两次存在显著缺点的情况下，第三次讨论会（即1954年6月、7月间举行的贺麟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就开得格外慎重，力求避免陷入前两次斗争粗鲁、相互不服的境况。

    贺麟维护黑格尔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这种顽固的坚持甚至使批判者感到诧异。他坚持认为苏联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及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评价过低，与马、恩意见是不一致的。他说了这样“狂妄”的话：“我看黑格尔的书比他们（指苏联哲学家）多些，了解也比他们多些。”他一度所作的发言给人这样的印象：“你们不懂黑格尔，只有我懂。”在教研室讨论西方哲学史讲稿时，一些教员提出苏联专家是如何讲法时，他便说这些年轻人：“你们只会搬这几句教条。”

    在教研室小会上，他有时会忍不住地说道：“现在批评的文章太简单化。现在有些人什么书都没有看过，只要有立场，就可以批评人，像我们念了许多书，说一句话都要受人批判。”他还不只一次说过这样不服气的话：“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别人引用就对了，我一引用就错了。”“一句话，别人说就对了，我说就错了。总是我立场不对。”

    他认真之时，甚至会从总体来驳斥、质疑对方：“中国过去哲学界受唯心论的影响不多，主要是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我怀疑现在为什么用唯物论来反对唯心论，而不用辩证法来反对形而上学。”他与别的旧式教授不同的是，擅长搬用马恩列斯的原话来证明他的理论，这次又拿出大段列宁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见1955年5月14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4期《北大哲学系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有意味的是，在凌厉的批判风潮中，贺麟还是把自己与系里的老同事、哲学教授金岳霖、冯友兰分开了，他所言的“中国哲学界”是实指金、冯二位，认为他们的学术观点是形而上学，而自己讲的是辩证法。但哲学系支部上报的材料中，把贺麟所涉及的辩证法的提法全部打上引号，不予以政治上的正面承认。

    鉴于前两次主题批判活动的负面效果过大，对贺麟的批判如何展开、如何具备学术色彩？哲学系党组织确定了几条原则，就是会前酝酿要比较充分，对贺麟的思想动态要掌握比较充足，采取鼓励与批评相结合的讨论方式，等等。党支部竭力要减压，但在实际操作中气氛都会骤然上升。如在教研室讨论讲稿，很容易就形成一边倒的趋势，往往造成贺麟孤军奋战的局面。

    保存至今的哲学系教员支部材料中，有一份总结报告记载了双方交锋的片断场景，使后人有机会领略当年咄咄逼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扭曲氛围：

    我们和贺麟辩驳，问他如何解释杜威为战争贩子服务的事，他说：“那是杜威老了，糊涂了，受人包围之故。”我们问他：“你自己过去替蒋介石捧场，能不能说是受人包围？你为什么要把杜威说得比你自己好呢？”他呆了一会儿说：“不能这样说。”他最后承认：“我总觉得，凡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我们最好是将他说得好点，不要说得太坏了。杜威研究哲学几十年，是一个学者，我们总不能不尊重他。”（见1954年5月14日北大哲学系教员支部《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他的所谓历史污点问题时常在学术会上被年轻党团员拿来问责，这往往使入迷哲学世界的贺麟被打了一闷棍，措手不及之时显得无力和卑微。他为杜威最后的辩诬，实际上也是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点的学术尊严。

    四

    在教研室、民盟小组讨论时，贺麟可以坚持己见，一人与众人论战，他在不服输之时心里也会嘀咕：“是不是又要整我一下？”但他依旧保留自己的看法，求得大家的说服。可是学生们在听课之后，向他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指责他的讲课内容多有许多明显的错误，学生的举动反而让他害怕不已。学生在过去一两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思想小风暴，足以让老教员羞愧难当。

    当时苏联哲学专家在人民大学讲授德国唯心主义课程，已印出部分讲稿，被教育口领导奉为“正本”。为保险起见，贺麟无奈地接受教研室领导的意见，干脆停课两星期，一切教学论点都按照苏联专家的提法重新修改。不管内心同意与否，只能照着苏联专家的提法在课堂上宣读一遍。

    课堂教学问题解决了，贺麟的不情愿也是很明显的，他依旧承认自己在讲课时有些“小错误”，对基本见解仍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专程去了一趟中央党校，将讲课原稿送给党内资深理论家艾思奇阅看，艾认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比三年前他在中国哲学会座谈会上谈的是有很大进步的，但也指出一些缺点。贺麟迷惑了，也不知自己的看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情急之下，他提出愿意把他的看法对全系教师报告出来，让大家来讨论。

    系教员支部马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以“帮助提高”的名义，先将贺麟的讲稿油印发给全体教师，以大小会结合的形式，对讲稿评头论足。为了避免先前的过火和粗鲁，支部确定了一个教育程序：先指出贺麟之所以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是因为自己有黑格尔的包袱，然后再说他将学术与政治脱离，所以才会全面夸大黑格尔的“贡献”。

    教员党支部自认为对贺麟进行相当尖锐的思想批评，但批评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来操作的。党支部在总结报告中这样回顾到：“会场的气氛就不像对冯友兰批评时那样严肃紧张，而是比较轻松的。在贺麟家里开的小会，贺麟还准备了点心啤酒招待，‘坐而论道’。”（见1954年9月9日《哲学系支部对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总结》）

    让党支部欣喜的是，经过这么折腾，贺麟自认为对问题的看法有进步了，他甚至以这样的句式来阐述进步的程度：“原来对黑格尔哲学只能‘评价’，现在是可以‘批判’了。”一个顽固的信徒居然说道“批判”的字义，这让系教员支部有一种相当不错的成就感。贺麟还多次主动找到党支部，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要再继续下去，准备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法律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分别写论文，研究批判。而且翻译“黑格尔哲学史”的情绪也很高，翻译的目的也是提供批判之用。

    与激烈、不留情面的前一时期对冯友兰等人思想斗争相比，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固执、沉闷的贺麟居然这样一小步就涉险过关了，而且他转型自然，在经意不经意间似乎就搭上党组织的思想主线。在以后几年哲学系党组织的内部评价中，贺麟基本上居于“中中”的位置，幸运的是他又较早离开北大这个斗争大旋涡，转到稍许安静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他对学术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持随遇而安的方法，比如1959年高层为缓和学术界的紧张气氛，有意借“五四”运动学术讨论名义来鼓励大跃进中挨批的学者们发言，贺麟第一天到会只是简单地观望，只是实地看到会议氛围平和，才在第二天主动要求发言。这一细节被记录到北京市委宣传部1959年7月10日上报给中央宣传部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所松动的表现。

    在来势汹涌的政治浪潮之下，对新政权的思想斗争方式没有切身体会，也没有及时的应对准备，对新型的意识形态只能迎合和适应，贺麟的惶恐不安是真切和必然的。哲学系支部曾经设想过几种斗争贺麟之后的结局，双方都没想到转机是如此简单和有效。这是思想改造运动进入尾声时的幸运之事，也是学校当局仓促收拾斗争残局的不由之举。在一旁静静观察的同系哲学家金岳霖此时也找到系党支部，表示也要以贺麟的方式，热心地准备做自己的“罗素哲学批判”工作，也想借此过思想关口。

    那个年代思想运动的开局总是一片肃杀，过程惨烈，结局却总是有令人料想不到的散淡、荒唐。但人与事触及灵魂深处，均有了根本之变，真正应了“物是人非”的老话。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周培源教授出任北大教务长，没几年又担任副校长一职。关于周培源到底是否政治进步的问题，北大党委内部有两种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周过去是旧大学中最好的教务长之一，靠近党，肯提意见。另一些干部则觉得他很主观，不听意见，不钻研，不动脑筋，有事问他没有意见，我们做了他又有意见。

    校党委的张群玉举例说：上星期订完教学大纲，草拟的报告都是党员做的。周培源却说，党员早已一层层布置下去，自己对情况反而漆黑一团，没法提意见。周甚至颇为恼怒地表示：“到底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张群玉也生气地说，周培源一有意见，我们党员就弄得非常被动。（见1953年4月12日北大党委《党团员干部会议纪录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这种隔阂在北大教学事务中几乎无处不在，强势的年轻党员干部想改造旧校园的面貌，动手能力强，又带有政治批判能力，自然容不得周培源按部就班的守成状态，时常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

    1953年北大办了一个外国留学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周培源兼任班主任，助教大多是年轻的党团员。助教们心气颇高，看不上周培源的工作做派，有意忽略他的存在。他们一致认为“没有他反而更便利于工作”，因而一学期没有向他汇报过工作，连全班学生人数都没告诉过他，处理一些事情则直接找党委书记江隆基及高教部。有一次班里越级直接向高教部请求调一干部，高教部不准，把文件批回周培源处，不知情的周看后大发脾气，说：“这事为何我不知道？”

    党委只好出面协调，肯定周培源政治上是进步的，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要使他“有职有权”，该汇报的大问题一定汇报。没想到，助教们稍一退让，周培源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他有意主动接触助教，碰到问题就会说：“我已看见你们的汇报了，这问题要注意，我去找谁谁谈谈。”波兰留学生文采琳不好好学习，班干部为此发愁如何帮助她提高成绩，周培源得知后就与班干部商量，在家中预备了茶点，特意请波兰同学到他家里聊天，了解学习中存在的难点，再三予以鼓励。班干部事后说，周培源的谈话真的起了作用。（见1953年5月市高校党委《北京大学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周培源对政治问题一直贴得很近，表态尚属积极，大都说正面性的话语。1954年市人代会的主旨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市长彭真报告中称解决问题的态度要坚决。周培源对这种表态较为满意，认为彭真的报告“很全面”“很得人心”，“这次会比每次代表大会都好”。谈及彭真动真格的态度，周培源颇为认同地说：“有些情况与大学很类似，大学的坏学生也要想法处理。”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高等学校的问题也应该开会谈谈，解决解决，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钱伟长在大会发言后特意走来问好友周培源：“是不是我的话说得太重呢？”周培源忙说：“不重，不重，很好。”（见1954年市高校党委《大学教授对市代表大会反映》）

    1954年冬季，高校党组织布置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活动，首批动员北大、清华、农大、北医四所学校五十名教授参加学习，作为哲学学习的试点。大势所趋之下，到会教授都表示愿意学哲学，同意采用结合本门业务来深入钻研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方法。北大教授张青莲、李继侗有畏难情绪，提出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基础很差，初学哲学时应强调多请人做报告，指导自学。周培源则平淡地说，首先要弄懂哲学基本原理，然后才能进一步结合业务来学习。清华钱伟长则超出一般议论，提出政治理论学习可否算入教师工作量内的问题迫使在座的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表示，可以考虑将理论学习算入教师工作日内，不能算入工作量。（见1954年12月25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43期《北大、清华、农大、北医50名教授参加学习》）涉及政治理论，周培源的表态永远是那么不愠不火，没有过多的激动，也没有一味的消沉，只是呈现了温和性格所必然带来的日常应付状态。

    二

    周培源并不是始终平淡行事，他也有压不住火气、放任情绪的时候。1954年9月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来人调查，周培源突然说了一段分量颇重的“出格”话语：“科学工作者如何发挥作用问题，至今未很好解决，几年来科学工作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觉得发挥力量不够，英雄无用武之地，怀才不遇，心里总是很不开朗。这种感觉很普遍，觉得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见1954年9月1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高等学校重要教授反映汇报》第五号）言辞中有曲折之意，但对人的刺激还是能感觉到的，主管市委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刘仁读到此处时还特地用钢笔在文件原件上画了长段的粗线，在“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此句下多画了一道。

    1957年以后，北大处在政治运动的运转之中，此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周培源插不上手。1958年北大干脆由两位年轻党委副书记兼任教务长、副教务长，工作直接布置到系总支、党员系主任，各系各处的工作统统由新教务长掌握，周培源形容为“一竿子插到底”，自己倒落得一个无事的清闲。有时参加会议，也只是听取党委布置工作，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有时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找他商量大事，但因为不掌握第一线的材料，也说不出好坏的意见。

    周培源感到党委具体工作抓得太多，分不清哪个是主次，哪个是原则问题。他跟陆平说，有时觉得党委抓多了，就抓不胜抓。陆平解释说：“党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过具体工作，不然不落实。”

    有一次，周培源直率地问陆平到底党政如何分工？陆平说：“你应该在教学方面多讲话。”可是周培源感觉到，恰恰是在这方面往往不知道什么样该讲，什么不该讲。

    1961年7月，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周培源谈及领导体制的问题时说得非常直白，直接说党委常委们根本无须去钻研学术问题，不必去下什么结论：

    党委在学校是否就只抓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教学工作可以交给行政去做，党委可以进行审查。党委如果把具体工作抓多了，势必很被动。北大党委，特别是常委确实很忙，很多问题他们花了时间钻研，但是看来有些问题不必去钻研，特别是一些学术问题，不必也不能作结论。（见1961年7月21日市委大学部《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1962年2月在专门研究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会议上，周培源说话的锋芒依然锐利，单刀直入地说：“知识分子管行政就要有三权：人权、财政权、发言权，过去都剥夺了。”他细致地讲解其间存在的问题：“人权方面，1958年以来相当混乱。配备教研室副主任，常常不和正主任商量。如高崇寿当理化物理教研室副主任，校委会通过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王竹溪还不知道。我那教研室配了两个副主任，我在校委会讨论时看了名单才知道，其中一个我就认为很不合适。”

    1958年以来北大党委执行严厉的教员淘汰方法，只强调政治条件而忽视业务能力，先后以各种名目把一批业务好、政治较差的教师送出北大到外单位。周培源举例说，数学系就送走三位，对教学工作有很大的损失，就不知当时怎么决定这些事的？

    1958年北大理科各系仓促间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那一年周培源因出国任务多，常不在学校，陆平没有和他细谈，实在不解为何一定要改六年制？他批评说：“我怀疑是否一定要六年，这个问题校委会、教研室都没有很好谈过。”

    谈及发言权，周培源只说了淡淡的两句话：“发言权方面问题大，很多人不发言。”在场领导再请他说几句，他又说：“任命几位副校长后，大家发言可能积极一些，但要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见1962年2月9日大学部《情况简报》2期《北大周培源副校长对北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的一些意见》）

    他建议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三位新任副校长分管相关各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有意增加他们的发言权，可以深入各系摸摸情况，找老教师谈谈心，做点思想工作。学校几个处联系各系的干部，应当多与分工管该系的副校长联系挂钩。但他心里也明白，在现有领导体制下，要达到这一步各方都会勉为其难。

    三

    最让周培源介意的是，1958年以后的学术批判问题很大，界限不清。他特别强调，尤其1960年搞学术批判过于急躁，老教授中没有一个人赞成的。他回忆说，当时和情绪不满的黄子卿教授谈心，聊到两人都很关注的溶液理论，他希望黄教授继续把这项重要研究坚持下去，但黄子卿气呼呼地说：“你算老几？党委支持，群众要搞试剂。”周培源由此感叹，党委号召，群众跟着走，知识分子有意见也就不提了。

    为何不让黄子卿搞溶液理论，党委竭力鼓励群众搞试剂，这也是最让周培源焦虑的事情之一。他说，1958年北大科学研究大跃进是有成绩的，但搞的是设备、试剂等技术性工作，没搞多少基础理论的工作。

    1962年2月市委大学部派人来校调查，周培源再次谈及北大科研方面的得失，指出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将造成全校实验技术水平过低的后果：

    这几年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搞出多少成绩来，在基本理论研究中如何搞群众运动还没有成功的经验，还需要摸索。北大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实验技术水平太低，自然科学的研究就要求精密、准确，这方面要靠严格的训练，也要靠踏踏实实地多做工作。（见1962年2月9日大学部《情况简报》2期《北大周培源副校长对北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的一些意见》）

    实际上周培源在这个争议问题上已经屡屡报警，早在1961年7月，在教育部召集重点高校部分院校长、教务长和少数教授座谈全日制大学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的会议上，周培源提得最多的就是基本理论研究严重削弱的现象，但他说得比较委婉，角度适宜，没有那么刺激：“几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一批能讲课的讲师，可是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提高有困难，应当解放一批教师作为研究生培养。”（见1961年7月21日市委大学部《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周培源内心里对学术批判是有很大抵触的，只是平时深藏不露，看到身边的多年好友挨斗，斗争目标也一度触及自己的理论研究，他做不到无动于衷。1962年形势缓和之时，他几次恼怒地提及当年大批判令人伤心的旧事：“如对量子力学的批判就很有问题，运用了一些哲学概念，并没有能把科学问题讲清楚。对热力学的批判伤了王竹溪，当时也搞到我教的流体力学，有同学找我，硬说有的理论与实践不符，是唯心的。这个运动有些地方，做得太急躁简单，甚至粗暴。例如要唐有祺在课堂检讨十五分钟。伤了一些人，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需要通过一些具体工作慢慢解决。”（见1962年2月9日大学部《情况简报》2期《北大周培源副校长对北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的一些意见》）批量子力学居然使用哲学概念，说流体力学是唯心，让赫赫有名的教授讲台检讨十五分钟，周培源的懊丧是很明显的。面对这种粗暴运动方式，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裂变、疯长而至烂熟。

    四

    周培源是学校里有名的“空中飞人”，常年承担繁重的出国任务。中共看重他在世界物理学界与力学界的学术威望，他十几年来在湍流理论方面的成就颇让国外同人赞赏，具备在国外从事学术交流与和平事业的优越条件。在党内议定的范围内，他是国内科技界政治可靠、名望相当、处置得体的头几号出国人选。

    出于“代表新中国的形象”这样严肃的政治托付，中共高层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迫使周培源频频地能够受邀出访，时间一长就让他苦不堪言。据市委大学部统计，截至1961年7月初，那一年周培源已出国三次：1月去印度出席新原子反应堆落成典礼，历时25天；3月，去印度出席和平理事会，会后又转去索菲亚出席世界科协编辑会议，历时23天。而7月26日又得去日本出席禁止氢武器大会，估计8月底才能回来。9月还将去瑞典参加世界科协会议。最恼人的还有，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与事后的总结汇报所花的时间还要超过在国外的时间。

    他在校外兼职高达16个，不少是虚职（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对外文协理事、中外友好协会理事等），有的却是实职，需要耽搁不少时间，譬如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需每月召开会议一次；任九三学社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每月都得到九三中央机关主持一至三次的学习会及办公会议；被选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平时工作不定期，但一有重要会议就得出席，如1961年4月内已参加过三周的全日工作会议。代表中国担任世界科协名誉秘书，也得每年出国参加会议一次，连准备与回国后的汇报，前后花费时间约一个月。

    由于周培源的行政工作及社会活动过多，学校也没有给他配备一个学术助手，研究工作很难开展。让周刺激的是，近些年苏联以概率论为工具进行湍流理论的研究，进展甚快，他对这些新成果掌握得也不够多，有落伍之势。因此在1961年8月周培源萌生强烈的研究冲动，正式向校党委写了报告，要求减少兼职和社会活动，从北大附中调回他原来的助手是勋刚，开始新一轮的理论研究工作。

    就在此时，周培源焦急找到校党委，说最近中国科协拟成立国际活动委员会，据闻已内定由他出面主持。周坚决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再接受，请学校党委出面阻拦。（见1961年8月24日北大党委《关于适当减少周培源同志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

    在周培源向党委写的正式报告中，明确要求辞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小组召集人、物理学报编辑委员和力学学会党内领导小组副召集人等职务，不再接受中国科协邀请他担任的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希望政协双周座谈会每月参加一次（现每两周一次）、参加九三学社会议每周不超过二次、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每月去一次。其他外宾招待及宴会，每月参加一次。北大党委同意周的意见，并上报市委拟请帮助解决。（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周培源的专长和对他的安排使用》）北大党委称，周培源的校外职务，均属中央或中央各主管部门所安排的，因此请市委转报中央考虑。党委预计，经过这样调整后，周的校外活动时间每周至少还需占用一天半。

    中宣部接到北大党委报告后，认为对减少周培源的校外职务提得不具体，所提的多是减少活动，还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问题，希望北大再加研究，提出其减少校外职务的具体意见。为此，北大党委再次向周培源征求意见，他在衡量之后，于1961年10月15日致函党委，要求辞去下列九个职务：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九三学社组织部部长、对外文协理事、中非友协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中国力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及副召集人、力学学报编辑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见1961年10月18日北大党委《关于再次减少周培源副校长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报告打印件上方用红笔批道：可将报告转上述领导机关（指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党组）。

    中央统战部1961年10月7日来函，同意北大党委提出的调整意见，即周可以辞去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职务；政协双周座谈会不一定每次都参加，由周自行决定；九三学社工作每周不超过两次。这只是从统战方面传来的确切消息，而中宣部、国家科委迟迟未见回复。

    周培源在兼职方面如此忙碌和辛劳，别人还以为他享尽无上的政治荣耀和良好待遇，但他多年的心力交瘁，他的难言苦衷确是外人所难以体验的，他坚辞兼职的背后蕴藏了自己道不尽的酸辛诉说。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一

    傅鹰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知名化学专家，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胶体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委会委员。他原本不爱涉及政治事务，出于直率、认真的性格，或深或浅、缓慢地卷入历次政治运动。

    北大党组织50年代初期对他的判断是，他长期受教会学校及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爱国心和事业心较强，在科学上想做出一番成就。1949年在美国看到解放军炮击英国舰艇“紫石英”号的消息，认为是替他出了“几十年的气”，这成了他急于回国的理由之一。回来后依照浸染的西方政治生活习惯，没有一味唱赞歌，对党和政府诸多政策多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一度提出“政府要看百年”。1952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深受触动，表现出进步的倾向，曾被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典型到其他学校作过报告。北大党委据此认为他有所转变，但思想深处还是多有反复。

    1957年整风鸣放时傅鹰被诱导爆发出来，他的言论是较为激烈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事例生动，颇具感性色彩，因而感染了不少业界内外人士，成了当时发言精彩到位而引起共鸣的北大名教授。反右开始后，北大党组织认定鸣放初期他“讲了许多对党极为尖刻愤懑的话”，并有意剔除上下文的关联，挑出几个激烈的句子作为傅鹰的典型言论，如“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差不多”、“党团员像特务”等。化学系总支甚至悄悄地找出1955年他发表的旧作《高等学校化学研究的三部曲》，认为傅在文章中公开攻击党没有拿过试管，不能领导化学。

    反右斗争凶猛展开后，中共高层内部出于平衡、怀柔的战术考虑，希望划一个左右分割的粗线或踩踏中间线。不知何故，傅鹰骤然成了一个鲜明的风向标，他被钦定为“中右标兵”，据说是毛泽东过问此事。按中央的说法，划右派标准以傅鹰的言论为标线，超过傅的言论程度就是右派分子。从全国范围后来的实际效果看，“中右标兵”只能是一个虚幌，很多政治言论比傅轻、只对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照样被打成右派，只是傅因此侥幸逃过戴“右派帽”一劫。

    这里有一个内情，就是在反右开始之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曾特意私下找他谈话，有所劝阻，具体内容不详。谈话后傅鹰激烈的态度大大收敛，后来应邀参加了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大会，并作过一次发言。他还被安排为一年级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党的领导问题》的讲话，有意让他说了一些好话。市委方面认为在反右、“双反”运动以来，总的说来傅鹰对党的领导及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是跟着党走的。

    但是他所在的化学系党总支却在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始终认为傅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早在1957年底中央已确定傅为“中右标兵”，化学系部分总支委员还坚持认定傅就是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1958年“双反”运动中对傅的批判全面升级，批他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有许多怀疑和抵触，改造的要求比较差。傅鹰开始只肯承认教学、科研工作中存在一般性的错误思想，拒不检讨政治上的错误，还倔强地表示“要白就白到底”。

    系总支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了傅的全部“反动和错误的言行”，要求组织讨论和批判。总支最厉害的一招棋是，争取过去和他一起的几个“思想同样反动”的教授起来揭发，一次一次地在谈心会上反复“摆事实”，导致傅碍于情面，疲于应付，最终理屈词穷。本来与傅鹰同被视为没有戴帽子的“准右派”分子邢其毅教授，在压迫之下只能反戈一击，揭发不少傅鹰私下谈论的言行。在卸掉所谓的“思想包袱”之后，邢其毅如释重负，获得了难得的内心轻松，不由在会上感慨而道：“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共产党这样关怀知识分子。”傅鹰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只是几次简单陈述：“这次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语气中多少有几分无奈和消沉。1958年5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在所刊发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著名文章中，激扬地描述了傅鹰的转变过程：“傅鹰为党的耐心帮助所感动，举起了降旗，‘向真理投降’。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见1958年6月《北京工作》第231期）

    全国知名的“中右标兵”傅鹰举起降旗，确实让市委、北大党委有几分成就感，但对傅鹰的政治处理却是极为严厉的。北大党委曾经事前制订“双反”运动的作战指标和战斗计划，列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要求对每种人的思想改造目标需因人而异。对一些认识不深刻的顽固分子都提出不要“烧焦”，要适当等待，网开一面。然而，北大党委或许受系总支汇报的影响，一直把傅鹰、中文系游国恩等教授列入“不服输、依旧翘尾巴，须严打”之列，再三指示“继续烧他们，把他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见1958年4月5日北大党委《关于北大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化学系党总支后来对傅鹰采取越来越激烈、势不两立的斗争姿态，与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一度强烈支持的态度分不开的，只不过上级党委后来在政策上有所收缩，但系总支却靠着照常的惯性依旧全速冲撞下去，无法收住已然膨胀的“思想战斗野性”。

    二

    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傅鹰后来写出名为《向真理投降》的检讨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再三表示愿意跟着党走，态度既诚恳，又显出少见的几分卑微。中共高层也有退让之意，1959年2月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临近会议结束时插了一段话：“我们的危险是不学习，怕提缺点，红而不专，不要人家说一句话就说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所有的人都教书，如傅鹰，想退休，我们还要让他教书。”在全国性党内会议上，对傅鹰如此的表述还算给了相当的礼遇。

    然而，按北大党委1961年夏季检查报告的陈述，化学系总支领导并没有就此收兵，反而采取与傅斗争到底的强硬姿态：

    系总支领导同志却看不到他的这种进步，对他只片面地强调斗争，很少有团结和争取的愿望，很少注意发挥他有益的专长为我们服务，实际上采取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混淆了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1958年底，系总支以一年级新生辨别能力不强，易受旧教授的影响为由，决定停止傅鹰为新生讲授无机化学课。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报告中时常引用学生的一句话，来表明受课学生的迷惑、中毒之深：“奋斗一生，学到傅鹰先生的十分之一就很好了。”在调整专业发展方向时，不经详细考虑，就断然取消傅鹰领导的胶体化学教研室（后经上级过问恢复）。傅为此在1959年1月愤而辞职，以示不满。

    此事相争过程中，巧逢毛泽东对《清华物理教研室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传达，被惊动的北京市委当即布置北大党委检查对傅的工作，生怕再出差错，责成化学系总支学习主席批示，结合傅鹰的问题，在党内进行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但是总支敷衍塞责，迟迟不动兵，一直拖延到当年秋天反右倾运动开展之时。总支书记王孝庭又借机重新布置对傅的批判，他召集胶体化学教研室支部成员开会，定下“傅鹰还在大摇白旗，向党进攻”的调子。

    这里有个蹊跷的插曲：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此事经毛泽东过问成了一个著名的事例。毛批示说，要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总支、支委讨论一次，并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科研人员。清华物理教研组的做法与北大化学系相近，比如同样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现在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毛泽东含蓄、模糊地点到了这种过左的工作方式，只是说“阅读并讨论”，没有出现他惯常激烈的批评句式。从事后效果看，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以欣喜的情绪来看待这件批示，并有所期盼。但是相当多的基层党组织只是草草应付，并没有采取改正的实质举动，对不满意的高级知识分子依旧是变了幌子进行围攻和斗争，只不过很多单位的斗争热度有所减弱。从1959年实际发生的过程来看，毛的批示是失效的，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漂浮而过，在很大范围内被众人敷衍了事。

    化学系党总支一直坚定认为，化学系实际上还是处于“教授治系”的局面，在一个时期内是由傅鹰、邢其毅等四个教授实行专政，教学科研、研究生的分配、助教的去留都由他们做主，甚至还猖狂地干涉党总支的“内政”。例如，总支因故批评一个邢其毅喜欢的党员助教，邢竟敢向党总支提出质问。总支欲发展一个政治上进步的副教授入党，也因为傅、邢的反对，怕“影响关系”而不敢发展。

    化学系总支向上汇报说，只有经过这次“双反”运动，东风才真正压倒西风，系一级党组织才普遍大翻身，总支干部才不会像过去忍气吞声的“小媳妇”模样，敢于召集教授开会、作报告，敢于面对面地批评教授。对于这种系一级党组织日益强硬的姿态，市委主管常务的书记郑天翔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文中欣喜地总结道：“（此事表明）无产阶级的志气长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打下去了，这是阶级形势的一个巨大变化。”

    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是傅鹰最为暗淡的日子，系总支相继部署缜密的斗争日程表，在新年座谈、评跃进奖、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等会议上，对傅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活动，批判的内容从学术观点、教学态度到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扣帽子之多事后让市委大感吃惊，如“反对教育方针”、“和党争领导权”、“争夺青年”、“用白旗与党培养红专干部的路线相对抗”、“大肆散布反动思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消极怠工”、“起了百分之二百的破坏作用”等等，对傅的学术专长和他在教学中备课认真、讲授清楚等优点予以全盘否定。

    傅鹰被迫参加助教顾惕之、研究生周乃扶检查思想的会议，顾、周检查时主动谈到傅引导他们走“白专”道路，马上会议目标转向傅，与会者纷纷指责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必然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见北大调查组1961年6月《北大化学系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重点批判二十多位党外教授、助教》）

    据1961年3月北大党委自查，从1958年起，化学系总支借调整科研方向之名，以不能参加保密项目之由，停掉大多数教授的研究工作，13个教授中有10人三年来几乎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总支在党内摆出的不安排的理由之一是，“害怕旧教授拉拢政治性较差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形成小集团和党对抗”。

    靠着批判、打压傅鹰等知名教授的政治名声，1959年冬季北大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一举夺得当年“文教先进集体”的称号，其事迹登记表中赫然写着：“深入批判傅鹰的资产阶级观点，青年教师已完全担负起过去傅鹰讲授的无机化学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正迅速成长。青年教师华彤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无机化学课中的重大问题，以大跃进以来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课程内容，改变过去无机化学课的面目。今年考试成绩优良达86%，而傅鹰讲课时考试成绩不到50%。”（见1960年初《北京市1959年文教先进集体登记表》）

    年轻教师的授课考试成绩大大超过傅鹰的授课考试成绩，而且是高于三十六个百分点，足以证明年轻人的锐势和旧教授的不堪。最为关键的是，年轻教师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施教，这是傅鹰他们所不能达到的。

    三

    在五六十年代教学革命运动中，北大化学系一直是大名在外、处处争先的激进单位，狠抓阶级斗争、大促教育改革的事例大都出现在北大党委上报的报告中最显目的位置。1960年初看到许多国家都在大力研究胰岛素，有的资产阶级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只合成到5肽。化学系总支抓住这个由头，大张旗鼓地宣布要合成到21肽。据市委大学部1960年3月5日《科技工作简报》称，起初由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工作进展迟缓，但在反右倾整风学习以后，大搞群众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从3肽突破到12肽，把英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4月26日简报又说，苦战23天，终于在4月22日胜利合成21肽，宣布超过世界水平。一时间成了轰动北京高校的大事，出尽风头。但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上海方面突然大肆宣传，已在4月20日合成至30肽，比北京21肽还高9肽，立马把北大化学系膨胀的气势压住，让北京教育口扫兴许久。

    傅鹰一直不喜欢系里这种过于张扬、高调的“科研动作”，称之为“浮夸之风不得了”。直到1962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傅鹰才壮着胆子首次揭露其间的内幕：“说合成了21肽，分析7肽的数据与理论数据一样，原来未进行分析，是用理论公式推算出来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层层上报，是在骗谁？这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怎能提高？”（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

    大跃进时，化学系在报告中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傅鹰对此不以为然，他几次向校方提意见说：“根据系里教师的力量水平，一年内完成几项就很不错了。有时纯化一个原料也得要三个月的时间，二至三个月内怎能完成几百项？这些数字层层上报，领导也无法核对，这样献礼不够严肃。”

    强势运动之下，有些老教师成了惊弓之鸟，只看风头讲话。北大、清华、北医等学校的不少教员不敢查阅必要的科学文献，只求盲目实践、为了保险不惜工作重复。北大化学系张青莲教授说：“乱哄哄，一场空。”傅鹰则以亲历者的身份表达得更尖锐：“现在是以任务消灭学科，北大摧残胶体化学。”（见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办公室1959年4月20日《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中各小组讨论情况》）

    1961年10月教育部下发《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讨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变系总支的领导作用，只起保证监督的作用。这一条就招致北大多数系总支的不满，化学系总支的表态最为激烈，总支副书记黄文一在10月26日市委大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的顾虑就是怕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们如果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不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会不会造成资产阶级复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做法，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只当政委，国民党当军长、师长。我觉得我们发号施令是对的。如果学校中只是在上面由党委发号施令，下面由他们资产阶级发号施令，这样能不能保证党的领导？”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敲边鼓说：“不能说一竿子插到底就一定不能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见会议记录手稿）

    而傅鹰对“一竿子插到底”（指各级党组织垂直领导）方法有一肚子怨言，体会尤深。1961年7月中旬，他在教育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直接点了化学系的问题：

    系里一竿子插到底插得很凶，谁也不能说什么，否则就认为是对党的领导“原则承认，具体否定”，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谁受得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1日《最近傅鹰对高等学校工作发展的意见》）

    他在会上举例子说，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学生为学生党支部成员，他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写了培养研究生的计划，按系里规定要送支部批准。支部书记多是三四年级的年轻学生，对计划中的学术表述多有不解之处，就需傅鹰同他原原本本地讲上半天、一天，甚至多达两天，学生书记接着就打起政治腔调问：“是不是合乎国际水平？同国计民生关系怎样？什么时候搞出成果？”这让傅鹰哭笑不得，不知如何能够回答得满意。他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谈及此事有意调侃道：“这又不是做香肠，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灌出两根三根？”

    四

    在校内，傅鹰教学上的倔强和不妥协是有名气的，他的学生是深有体会的。回国初期，他分配在清华大学任物理化学教授，有时给学生布置习题，科代表认为作业量过大，会打乱同学的学习计划，就擅自压下来。傅鹰发现后在课堂上生气地说道：“学习是那样简单，不劳动还成，不劳动那是蒋介石。”同学们听了大为吃惊的，互相观望吐舌头。科代表课后向傅解释，被他从办公室直接轰出去。（见1954年市高校党委《关于清华大学师生关系的问题》）

    他是深爱自己的专业，一有不适，他会强烈反应，甚至到了不相容、不退让的地步。1953年化学馆建设计划定6000平方米，领导上核实时给削减到5400平方米，他跑去找领导，极为不满地说：“别看现在花的钱多，将来人材培养好了，价值比现在大得多。”（见市委高校党委1953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校教师学习总路线思想情况》）

    院系调整之后，1953年、1954年傅鹰到了石油学院任教，他对英美的课本不满意，对苏联的课本也有意见，于是自己编写教材进行教学。教研组里的两个助教认为必须用苏联课本，与傅鹰的意见不合，竟然愤怒离开教研组，给任主任的傅鹰一个下马威。石油学院教务长曹本熹替傅鹰说情：“像傅鹰这样的人，对苏联课本有些意见，不会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他对苏联课本钻得也非常厉害，远远超过那些年轻人。而无论什么课本都不会没有一点缺点的，这些年轻人只是主观简单地认为非苏联的就不对，当然不能说服傅鹰。”多年老友、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在接受中宣部工作人员访问时，就举了傅鹰这个例子来说明对高校老教师不够尊重的现象，他说：“我们必须对傅鹰的教材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坏的，也肯定好的，这样才能使他心服，才能发挥他的才能，使课本达到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再三向来客强调，傅鹰在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方面是很有本领的。（见1954年3月2日中宣部办公室印发《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对高等工业教育的意见》）

    最让傅鹰不能接受的是，到了1958年他竟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却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不高兴地说：“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个什么东西呢？”当天在场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林枫、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听了后默默无语，林枫只是简单接了傅鹰发言中的一个极小话题，就是赞同傅所说的发挥“师兄”“师姐”的作用，多带研究生。

    傅鹰说，有一次系里做一个研究，要用价值一万元左右的贵重药品，老教师主张先用少量试试。支部书记却一口否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少慢差费”，党做事从来就是气派大。结果上下一通气，花费了数万元的国家经费。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傅鹰忍不住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几年来，（化学）系主任和教授是在年轻人的脚底下。”

    系总支有意让老教授和青年师生分别编写讲义，树立对立面，意在“比垮”和“搞臭”旧式教授。半导体化学教研室一位团员大声地对资深教授唐有祺宣布：“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编写《红色化学热力学》时，参与的同学提出：“苦战一夜，写出大纲。”傅鹰大为惊异，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夜搞出来不容易。”结果学生们第二天就嚷嚷说大纲胜利写出了，当即就批判傅鹰高傲轻视的态度，说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体现。事实上这个所谓一夜搞出的大纲是一个助教一个月前就写出的，当晚只是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时，傅鹰在意的是涉及学校领导体制的条款，感同身受，总想堵住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比如原来草案中系委会“职责”有“人事安排”一项，但新的《暂行工作条例》却暗暗地取消此项。傅鹰在北大讨论会上大声地质问：“为什么取消呢？例如化学系为什么产生超编现象？是不是所用的人都能胜任？系务委员都不知道，如果系委会研究人事工作，就不至于这样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17日《清华、北大、师大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

    傅鹰说这样的话是有所指的。作为教研室主任，他实际上处于无权责、被漠视的位置，不知什么事该过问、什么事不该过问。有一次系里事先不通知傅鹰，突然给教研室增加四位教员，结果开会时系总支在台上介绍，不知所措的傅鹰惊愕一会儿，碍于场面，只好上去同新来的教员点头握手致意。傅鹰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讲完这个细节，意犹难尽，一旁的北大教务长周培源缓缓地补充说：“我也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但我的教研室提拔了副主任，我都不知道。”（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4日《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五

    作为一位在学术圈浸润几十年的资深教授，傅鹰认为一个教研室内有经验的教授总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占多数，因此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不合理，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在这一点上，傅鹰与系总支产生严重的对立，总支认定傅思想顽固，对党的群众路线不满，就多方设法把他排除在科研工作之外。有一次化学系接受一项研究三峡水利工程土质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三峡附近的土能不能作为三峡大坝的建筑材料。思考再三，傅鹰持谨慎的态度，主张先进行土的纯化然后再做试验。但教研室内讨论时不少人说三峡筑坝就应该就地取材，根本无须“纯化”。结果举手表决，用简单多数胜少数的办法就把傅鹰的意见否定了。傅鹰对此用了“把我的意见压下去”的词句来综述这个过程，涉及事情的结果，他在座谈会上的言辞多少带上感伤色彩：“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写出论文送人家审查，结果完全不合规格。北大提出的论文被人家全部否决，这是第一次啊。也幸亏人家否决了，不然不知会造成什么结果。”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段伤心的隐情，傅鹰当时在会上不敢细说。后来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来家中访问，傅感动之余一下子倾吐“三峡科研”内幕，并称这是他生平遇到的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

    1959年水利部召开三峡工程会议，我去了，会上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我说要与系总支商量。我回来与总支谈了，总支决定不搞。我也很高兴，因为觉得担子太大，三峡是全国第一大坝，如果出了问题，关系重大。后来总支又决定要搞，派人去三峡，却向长江规划委员会的人说是傅鹰不愿意搞，并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两面派。

    依我这样旧观点的人看来，两面派就是人格成问题的人，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反革命。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我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我找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我去看同学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我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我想是“保密”也就算了。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干部向常委会说的话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看成两面派。

    这以后我就不想再管了，否则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丢了国家机密，就一定先要怀疑我。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把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和党的看法混在一起，但这件事对于我仍是很不愉快的。（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5月29日《傅鹰与中央统战部于刚同志谈话记录》）

    被人恶意说成“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躲躲闪闪地回答，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地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指夫人）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时，傅鹰情绪激动厉害，不得不沉默几分钟。于刚见此状就安慰道：“这样谈一谈心很好，可见上次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傅鹰说：“这些问题也不好在那么多人的场合去谈。”

    六

    1960年3月间，教研室支部在未和傅鹰商量的情况下，就生硬地调走他的研究生，停止由傅指导进行的“吸附”研究。傅知道后情绪大变，他后来形容自己像死了孩子一样的伤心。这两位调走的研究生为周乃扶、廖世健，均是他花了很大力气培养的，是他研究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系里开始不断接到反映，说傅鹰心情绝望，流露了自杀的念头。到了当年9月，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出面找傅谈话，答应恢复他对“吸附”的研究，他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1962年4月7日傅鹰参加全国政协小组会后，心情难得舒适，回家后与夫人张锦教授闲聊，回忆了当年精神困顿的景象，感慨地说：“周总理讲了，要以国事为重，加强团结。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我敢说有些青年党员不如我以国家事业为重，他们不按政策办事，这几年我对他们完全消除了政治自卑感。”（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

    1961年北京市高校开始提劳逸结合之事，政治及教学改革运动的强度明显见缓，以减轻贫乏的经济生活的外在压力。傅鹰仍保持对教学高水平的要求，上课依然严谨认真。团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当年11月上报《北大、师大等校学生的学习情况》的报告，其中提道：“北大化学系傅鹰给胶化专业五、六年级二十多人教热力学，不作系统讲授，每上一大节课就指定学生自习一章（开学六周，已学八章），事先做好习题，上课时到黑板做习题，傅鹰说，‘要让你们出汗’。”这样强度的教学也让部分学生显示跟不上的窘困，班级团支书、党员基础学得差，压力最大。傅鹰等教员认为，这批学生基础理论课学得不好，演算和实验的基础训练差，上课吃力，做习题费时，做实验很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傅鹰还是不弃不厌，仍然保持做教员的本分和勤勉。

    但是，一逢斗争时机，系总支始终没有放松对傅及其旧教授的批判力度，1961年抽空在化学系12名教授副教授中对五人进行重点批判，同时牵涉到的20名青年教师也被陪绑挨斗。总支开会布置时一直表露这样一个牢固的整体思路，就是认为化学系反右斗争搞得不透，想在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中补课，首要批倒的就是顽固不化的“中右标兵”傅鹰。

    鉴于傅鹰问题的敏感性，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几次明令，对傅鹰进行批判及其教学、科研工作的安排均需得到批准，然而系总支却设法绕过上级，不加请示。一个基层党总支能够这么持久地批判中央早已指定的标杆人物，在1960年春、夏间政治经济形势吃紧之下显得不合时宜，惹得中宣部、华北局宣传部、中央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系里调查，并有所批评。1961年8月26日市委大学部在一份《关于团结、改造、使用老教师的调查材料》中，直接点名批评北大化学系：“严重地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和老教师的关系比较紧张，问题最突出。”北大党委在一份自查报告中也承认：“检查出化学系在工作中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1960年春发生了对党外教师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严重地损害党的威信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化学系的党组织脱离了群众，使系里的工作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60年4月底以后，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虽然基本上停止下来了，但是干部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纠正，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没有消除。”

    北大党委认为，傅鹰是中央1957年确定的中右标兵，但化学系总支在将近四年时间一直对傅采取斗争的措施，实际上施行了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违反了中央的这一指示。戴了“反中央”的帽子后，系总支无奈之下重新给傅鹰配备了助手，又得安排他的教学科研任务，市委大学部甚至表态要直接越级帮助化学系总支制订一个团结、改造傅鹰的工作计划。1961年12月21日大学部制订一个内部条例，有针对性地列入一条：“（对师生进行重点批判）斗争的决定权必须集中在学校党委，总支和支部都不能决定。”系总支对上级种种限制、批评口服心不服，校党委要求系里起草对傅鹰的工作计划，系总支书记王孝庭还坚持说：“傅鹰比中右还坏。”“实质是未戴帽的右派。”在一份系里传看的内部总结中赫然引用毛泽东一则批示的语意，依然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前来调查的大学部人士感叹而道，这代表了化学系总支固有的斗争思路，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松懈，哪怕是处于民生困难、亟须缓和的特殊时间段。

    1961年7月14日市委大学部借市委党校礼堂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做几年工作回顾总结，谈及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时，举了傅鹰的例子：“北大化学系对傅鹰的工作毛病较大，撤销他的教研室主任……他原是中右标兵，‘双反’批评后写了《向真理投降》，以后他没有再发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他）牢骚很多，表明工作没做好。”从傅鹰、北大化学系引申开来，宋硕承认，基层对教授的打击面过宽，有的单位高达三成，对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多数是失败的。他说：“毛病在于党委、总支管得过多、过死，不该管的也管了，干涉了一些不该干涉的事情。明明别人交心谈的就批判，还要让人交心再批判。这几年问题多的是，斗争多，团结少，关系相当紧张。”（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宋硕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宋硕的批评是有来由的，也糅杂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1960年4月底，北大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停止下来，但是化学系总支依然借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的活动悄悄地进行所谓“补课”，掀起新一轮的过火斗争。系总支负责人曾在全系党员会上表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向党进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一定向党进攻，革命愈来愈深入，思想革命对象愈来愈多，应当开展斗争，清算历次运动中未解决的问题。对于有问题的教授、青年教师，号召全系“挤他们的材料”，因为革命一深入到学术领域，他们必然有反抗的言行。有一次十几个学生开会围攻邢其毅教授，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半，逼邢交代“对抗学术革命”的“罪行”。据市委大学部夏瑜1962年4月初写的报告称：“此次在化学系进行甄别工作的对象有31人，解疙瘩的有20人左右，总计50多人，约占全系教师的四分之一。”（见《北大党外教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近四分之一的教师沦为“批判对象”，可见化学系总支的横扫面之广、斗争气魄之大。

    傅鹰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他在大小会上轮番接受群众的责问。后来系总支做了一个书面总结，坚定认为这些批判收效甚大，彻底揭穿傅鹰所谓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多年思想拉锯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哭笑不得的“思想结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曾经是那么真切而痛楚地存在着。

    1962年三四月间，北京市委大学部曾经多次讨论了四年来的存在问题、工作教训，初步拟定了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总结草稿，其中对系总支权力过大的现象表示担忧，认为这些年来不少系总支、支部发生了一些分散主义的错误，往往不经上级党委批准就擅自批判教师和学生，改变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讨论教学、行政的具体工作过多过细，陷入过多的行政事务和会议活动，使行政一条线有时形同虚设，使得学校、系的非党行政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坐了冷板凳。总结草稿中写道：“现在看来，宣布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的制度对工作是不利的，应该坚决按照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规定改为系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教师党支部对教研室的工作只起保证作用。”让系总支退居工作幕后，限制他们“一竿子到底”的强势组织权力，这导致不少高校系总支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从事后效果看，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博弈，借着毛泽东1962年夏天大谈阶级斗争之风，各校系总支仍旧恢复了“思想领导、行政把关”的权势，而且今后三四年愈加强化，直至“文革”崩盘。

    七

    1961年6月22日，有时爱走极端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集北大党政负责人陆平、周培源前来谈话，会见过程中突然提议傅鹰为北大副校长，要学校党委酝酿讨论。这项预设的人事安排引来北大党组织的一片异议、反对声音，更多的是党内的一串串不解。因为傅鹰早已在校内被人为地塑造成“负面教授”、“反面标本”，怎么可能一步轻易地登上校级领导岗位？6月25日勉强召开北大党委书记、副书记会议，在极小范围内“酝酿”，又拖延了十多天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该任命事项。7月7日以北大党委名义上报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北京市委，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7月5日在党委会议上进行酝酿讨论，同意傅鹰担任我校副校长职务，特此报告。”字句如此简易，内中多少透着一些无奈和别扭。

    此事在两三个月内无下文，看出其间的各方纠结之深处理之难。10月14日北大党委又上报一份名为《关于拟请提升两位党外副校长的请示报告》，理由为：“为了加强我校文理各系教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北大党委明显耍弄一个花招，就是一次提了三位党外教授，从中挑选两位，其意是借此手脚搞掉傅鹰。他们用了这样的文句来表述隐晦的心机：“理科方面，我们提议由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或黄子卿（北大化学系教授）二人中考虑一人，文科方面，我们提议提升魏建功（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为副校长。”让傅鹰与同是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对决”，这就存有傅鹰“落选”的变数。北大在上报黄子卿的简历材料中特意强调：“黄是物理化学界的老前辈，在化学界有较高的威望，目前他是我国溶液理论方面第一位的专家……他对三面红旗总的说来是拥护的，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有什么问题，能主动找党组织商量，为人心直，待人诚恳，在中间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在上报傅鹰的材料中也指出傅为第一流胶体化学专家，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经过“双反”运动有较显著进步。但在材料结尾处极其鲜明地写道：“他狂妄自大，说话尖酸刻薄，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很差。”寥寥几句隐藏其间，不加掩饰地点出傅鹰的“尖锐性“和“反面性”，与黄子卿“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的评价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悄声地写给陆定一等领导看的，制造傅鹰“不能被群众接受”的台面上理由。这是北大校方为了拿下傅鹰所做的“最后努力”。

    陆定一是一位固执、率性、复杂的领导人物，有时表态就是要显示一言九鼎的威力和无比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为北大的小动作所迷惑、左右。他与相关领导最终排除了黄子卿，执意选定傅鹰，同时也认可北大自己提名的魏建功，另外又提议增加物理系教授王竹溪为副校长人选。

    实际上党内上下折腾、博弈这么久，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上任也只是单一的统战意义，其职责明显是象征、边缘和虚拟的。北大党委向上级汇报时还谈及新任副校长上任后的积极状态：“最近几位新任副校长到职以后，分工领导各系，已分别到各系了解情况。每周召开校长办公会议一次，研究解决行政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傅鹰、魏建功、王竹溪表现都很积极，肯提意见。”（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期）这种“拉郞配”的新官上任纯属表演性质，新官们也心知肚明地适应了这种摆设的作用。但上任后傅鹰的言论激烈似乎不减当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这几年搞运动的成绩和损失不成比例，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一是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完，北大、石油学院的家当都败完了，损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亿为单位计；二是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影响到下一代；三是在校几十万大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得的培养，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四是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对党员起码的要求应是对党忠诚，但很多年青党员不是这样。”这种刺耳的内容当是主事者不愿多听的，明显没有人在会场大胆接茬，也无人愿意此时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简报里记上一笔。

    1962年1月10日北大党委邀请几位副校长座谈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而难言的麻烦问题。傅鹰没讲多少客套语，一上来就当面批评党委：“三年来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与中央的期望大大不相称。”

    他一说话就爱举例，举的例子多是学校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直指校委会、系委会留存的弊端，带有明显的刺人味道，党委诸位还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几年来，我们对中央政策体会得很不够。在系里政治学习收获不大，大家坐在一起先相对无言，然后总支书记发言，大家揣摩风往哪里刮也跟着刮。许多人心里有几篇草稿，看书记怎么说，就拿出那一篇来。这样不一定能体会到中央政策，甚至体会错了。

    有些业务问题党委也应抓，凡是重大的问题党委就得抓，如我校理科六年制培养出的学生应是什么规格？如和五年制一样，为什么比人家慢？产品规格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党委抓，否则各系、各教研室就可以各自为战。

    以往校委会的缺点是“会而不议”，往往拿着油印文件念上一念，字句上改动改动就算了。五年制改六年制，许多人不知道，糊里糊涂就改了。搬家是大事，也只宣布了一下。这些事校委会应知道而且要议。

    系委会也是“会而不议”，大家以为总支书记就代表党，他一说话就不得不同意，因此不能集思广益。其实有人对一件事的办法不赞成，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不赞成，一引申就变成不得了的事，弄得人不敢说话了。

    我们和总支书记之间也互相不了解。总支有什么事不和其他人商量，我们有什么事也不与组织上谈。彼此不甚了解，就去揣摩，出了好些不好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似乎不能交朋友，见面只有在会议上，如何能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党委今后应下前线，了解实际情况，不但要下厨房，也要下到一些人的客厅。（见1962年2月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4期《傅鹰对学校党的领导的一些意见》）

    对于北大党政系统而言，行政系统跛脚厉害，陆平双兼党政一把手，习惯性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具体工作，很少直接领导、联络系主任。据北大自己公布的工作流程看，向系里布置事务大都由党员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出面，而且一般总是找总支书记或党员副系主任，很少召开系主任会。1958年明确宣布实行系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以后，系行政工作已由总支包揽，总支主要抓党员系主任，非党系主任实际上被置放在一边。如果不获党的系统认可和推力，单纯靠非党系主任开展工作近乎不可能。（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北大贯彻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规定的情况》）因此，傅鹰所描述的校、系委会“会而不议”现象为真实的事实，校党委当然了解其中的运作内情，他们已经习惯、倚靠总支独大的生硬领导体制，对傅鹰的嘲讽般批评也只有默然和苦笑而已。

    1962年4月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很多人为成绩和缺点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争得不可开交，傅鹰对此觉得“无聊至极”。他的发言锋芒还是指向北大偏多，认为“北大就没有一点承认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精神”，说：“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指与一指，也不知哪是九指？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他赞同周恩来报告中的说法，由此谈出自己的学习心得：“如果多听群众意见，缺点是可以少犯或早些克服的。缺点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说在当时是非犯不可的。”他甚至直率地表态：“不搞运动，可以同样培养出人材而没有那么大的损失。”说到这个深层次，难免已有几分犯忌和不留情面。

    涉及自身的体会，他提得最多的则是老教授委屈不安的情绪：“有的老教师说，现在要我负责，不知哪天又不要我负责，那时又要把工作搞不好的账算在我们头上，怕周而复始地过那种日子。六十条也列上了研究工作，但在对党的政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情况下，做研究怎能起劲？一面做研究，一面在想，不知哪天，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该为搞此研究而检讨，思想上还认为六十条是钓鱼似的。”（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教育界诸多人士对新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赞誉声不断，傅鹰却隐约地有一种被钓鱼、被秋后算账的潜意识。

    傅鹰的预感还是准确、灵验的。三四年后“文革”爆发，高级知识分子又遭受灭顶之灾，傅鹰困苦地走到人生的黑暗尽头，湮没了残存的一点点微弱希望。要知道，1962年3月底听了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后，傅鹰兴致颇高地回家，一进家门，夫人张锦就焦急地问：“有没有讲摘帽子（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事？”傅答道：“有，有。”马上翻开报告指给夫人看，两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舒心的小场景被写进简报中，成为那几年有关傅鹰的官方文件中最为温馨的一页。可这只是闪光一现，稍纵即逝。

    1962年4月1日他和化学系老教授唐有祺聊天时，还满腹狐疑地表示：“广州会议后情绪是否就高起来，还得再看看，不能情绪一下子高上去，然后一下子落到地。”对于变幻世事，傅鹰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敏感和尖锐，他的乐观是有限度的，始终保持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警惕，因而他的内心痛楚似乎永远没有消停过。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来说，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学人的外在遭遇、内心挣扎，钦定的“中右标兵”傅鹰具备了绝对标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

    文件中的王瑶

    一

    1952年北京市高校院系调整前后，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中共高层一直认为各高校的中共基层组织还是显得不够强势。1952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认定北京高校“思想上乱，组织上乱，党忙乱”，决意成立市高校党委会，统一领导并进一步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1月23日上午市高校党委会宣告成立，新任命的高校党委书记李乐光做了发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讲话中首先就点到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瑶的名字，说在1952年教改之后人心惶惶，“王瑶要求转业，做不了灵魂师”，还说“北大教授吴组缃、浦江清彷徨几分钟才上课，高名凯上课前发呆”。（见《李乐光同志在大学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这是笔者目前所能看到官方资料中记载王瑶的最早记录之一，从那时开始，作为重点系重点人物，有关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以此为高层领导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提供第一手素材。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文革”期间另论），有的时候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北大中文系，关注对象还扩展到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名教授，他们的诸多言论和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

    1953年以后几年，在官方文件里所出现的王瑶，多是被描绘成顾虑重重、心机颇深，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譬如说他教课为了迎合进步，牵强附会过多，不敢负责。他说：“我讲的课都是伟大作家的作品，引证伟大作家的批评，这样四平八稳，错了也是别人的，用不着自己检讨。”当时林庚反映，“三反”之后，先生上课有如惊弓之鸟，就怕学生递条子。吴组缃说自己：“上课时两把冷汗，下课时满头大汗。”而王瑶则不同，却忧政策之困扰，他举例说，世界文学好教，只要史料加马列主义就行了，现代文学不仅要史料、马列主义，而且还有政策，那就难了。他对茅盾、老舍、李广田等人作品有意见，但是不好批评，怕违反政策。（见1953年2月1日高校党委《北京大学教师情况》）

    北大党委向上汇报说，由于教师工作紧张，精神负担重，他们的健康状况有转坏趋向，如中文系教授吴组缃、王瑶两人的肺病加重了。但对于身体一时之伤，王瑶倒不以为然，对新老教师之间的持续隔阂、斗争深表忧郁，他称自己为“被提意见的阶级”，思想老是惶恐不安。

    1953年9月北京高校党委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也表示，“在新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党员与非党行政干部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且有不少青年讲师、助教与老教授的关系相当恶劣。”报告中举例如下：

    在“三反”思想改造后，多数年轻教师则认为老教授历史复杂，政治落后，业务不行，因之在教学工作中一遇到问题总想用“三反”时老办法向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常常笼统地轻率地指责批评他们这里思想性不够，那里立场不稳，这是唯心论，那是反马列主义。有的助教对教授所编写的讲义稿，不经同意就拿过来涂改一番，不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反认为与他们泡太花时间，泡不起，有的不愿理他们，在路上见到即远远避开。（见1953年9月《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

    进步的青年教师认为，老教授的毛病根深蒂固，难于改造。即使改造过来也是小脚放大脚，总不如天足好。北大党委张群玉在1953年4月12日党团干部会议上归纳说：“党团员对旧知识分子政治上、业务上看不起，只看到其落后一面，认为‘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年纪比较大的教员认为门前冷落，有个别教授为了联系群众，过节时到处找学生拜年。”北大党委发现，中文系年轻党团员教师对旧教授一概否定、排斥，因为觉得一接近会使人受毒。中文、历史两系的一些教授对此深为不满，带头闹情绪，找别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校党委派人访问时，林庚说：“除于效谦外，与系中其他党团员还不能做到相谈时无戒心。”王瑶直接表态：“党员与我们相处不那么真心。”（见1953年5月《北京大学贯彻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歧视带来的教学紧张，加上评薪的不满，王瑶等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对近邻、稍显安静的北大文学研究所有一种别样的向往，私下里偶尔流露愿去那里从事研究。市高校党委从几个渠道得知这一细小的动向，马上敏感地向市委汇报此情况。（见1953年9月7日《北大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思想运动先后启动，北大中文系总支开列了一批能写批判文章的作者名单，王瑶排在最后一位。他参与运动时持一种不即不离、含糊不清的态度，让系总支一时难以判明。在市高校党委会一期动态简报中，记载了王瑶与同系章廷谦教授（川岛）的一小段对话：

    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王瑶接着说：“任何问题，一加上马克思主义就有问题，我们就是不会掌握它。”章认为：“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又说：“我虽曾和胡适有过来往，那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思想影响并没有什么，因为我和鲁迅比胡适更密切。”……章对王瑶说：“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王良久未作答复，最后说：“是呀。”（见1954年12月8日《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王瑶对学术讨论的一些反映》）

    参与斗争运动往往需要界线分明，容不得一丝的犹豫，王瑶的表态多少显得摇摆不定，他对落后教授章廷谦无原则的附和自然招致系总支的不满。

    王瑶对自己参与学术批判运动多少感到有些无奈和被迫，在1955年4月10日民盟区委扩大会议上他就坦率承认：“我最初为了表明态度，所以不能不发言，很被动，可以说是被推上前线的。总感到在报纸上写文章没有价值，不如登在学报上能永垂不朽。”他说，参加斗争以后，才发现过去进行了一些学术研究、版本考据等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性，现在才体会到哪些学术工作才是人民需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开始写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时，按时兴体例，时常用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句式，初写时很不习惯，觉得有些肉麻，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才觉得到了前线就不能不承认自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进步：“这好像做了民兵以后，慢慢也就习惯做正规军了。由于现在我能够从正面来叙述意见，就进一步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觉得考虑问题、写文章都有了进步。”（见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王瑶自以为写文章大有进步，并且有正规军、当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感觉，实际上这与校、系党组织对他的内部评价有相当大的距离，与他的良好判断之间存有严重的误差。

    二

    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

    王瑶说：“你们党员有寄托，我就是为名利，在学术上谋一地位，不然我还做什么。”教学极不认真。（见1954年7月高校党委宣传部《北大、清华教授中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些表现》）

    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说：“过去搞革命你们上山沟，我们搞学问，这条路也没走错。革命靠你们领导，建设就得靠我们。”（见1957年3月21日高校党委《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上的五种不正确的看法》）

    在对助教的培养上，他们以个人名利引诱青年，如王瑶等人找助教合写文章，“我得名，你得利”。（见1958年4月北大中文系总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进的初步意见》）

    谢道渊（北大党委副书记）说：王力、王瑶、汤佩松，他们基本论点：一切人都是自私自利。把知识当作商品，一分钱一分货。王瑶说，解放前后我们变化，金圆券变成人民币，适应环境。王瑶到处宣传一万元真过瘾，解放前书出了许多错误，在解放后出版。高教部委任他们搞教材，结果不搞，自己搞私货。他们和党对立，耍两面手法。（见1958年5月27日高校党委《北京高校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记录》）

    北大党委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称：“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以此来说明王瑶的两面性和隐蔽性，显示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三心二意的政治态度。这句话顿时成了思想落后教授的典型名言，连续两三年间被周扬、杨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报告中不断引用。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层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又把这句话引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报告中，更使王瑶这句名言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广泛知晓。郑天翔做此报告的主旨之一就是强烈抨击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高级知识分子脑子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他们中有不少市侩主义的典型。”

    以王瑶为例延伸开来，该报告还刻意描述了知识分子出书、拿稿费的过程，以此谴责他们争名夺利的市侩行径：“（王瑶这类旧知识分子）成天写文章，拿稿费。写文章的态度也极不严肃，为了多拿稿费，故意拉得又长又臭，想落得名利双收。写文章、出书常常是赶行情、看风头，并且很善于和出版社讲价钱。”

    到了1959年初春，党内对高校“双反”运动已有不少议论和反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依然坚持认为1958年对资产阶级教授的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击破了资产阶级教授学术的垄断和欺骗，揭露了许多没有知识的骗子”。用词之重之偏，显见高层对旧式教授的成见之深、敌意之浓。

    因为在1957年鸣放时王瑶、游国恩等老教师并没有适时暴露反动言行，因而缺乏划右派的硬性条件，只是被内部定为“中右”。他们有幸逃过一劫，但所在的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却近乎全军覆没，13个助教中就有10个划为右派。校党委内部讨论认定，助教及学生被毒害变质，王瑶等旧教员不能辞其咎。证据之一就是，系里部分研究生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王瑶”，稿费多，“名气”大。有学生宣称要“15年赶上游国恩”。

    1957年中文系曾展开一场文学和语言划分专业的讨论，游国恩、王瑶等教研室骨干希望在分专业以后，所有的语言课都来为古典文学服务，即只开设古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现代汉语被取消。系总支把这一举动视为旧教授“想把中文系拖回解放前国文系道路的严重复古主义企图”。总支看好的“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新课被挤到可怜的地位上，王瑶还极力主张这门课改为选修。这种排斥颇让总支负责干部不满，悄悄地记上一笔，归结到教学方向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去。

    三

    北大的“双反”运动从1958年2月底开始酝酿，党委提出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战”。经过两周的准备阶段，3月10日全校动员以后，一天内贴出8万份大字报，三天内大字报上升到17万7千份。北大党委4月21日称，以往批评不得的老教授都被几十份以至几百份的大字报指名批评了，过去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一张纸”已被戳破了，许多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的得意门生翻箱倒柜，撕破脸揭底，把导师的肮脏东西都抖出来见阳光。（见《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

    根据市委指示，北大党委动员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自动缴械，向党交心，并且讲清：只要他们自动揭发和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行，可以不按右派分子处理。北大为此推出了“谈心会”“交心会”的形式，校党委负责人称这是运动中出现的教授们喜欢、卸掉包袱的好方式。实际上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捉对混战，就是迫使有问题的教授“真正烧到痛处”，而且事后不少教授还不得不表态，“这次是要烧红不是要烧焦”。

    在这场摊牌大战中，首先向王瑶开火的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组织的鲁迅文学社，他们看到哲学系同学竟敢批判冯友兰等权威，于是也提出要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开始学生多少有自卑的情绪：“人家是教授，我们才是二年级学生，怎么批判得了？”经过系总支的鼓励，文学社内展开了大辩论，最终他们决定分成七个小组，分工阅读王瑶的著作，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和几次文代会文件为武器，大胆向权威挑战。不到一周，就集体写出七篇批判王瑶的论文。据系总支收集到的情况，王瑶阅读后虽然内心不服输，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同学们批判得对”。

    旧日教授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只能以多种自虐的方式自保。1958年8月，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在市委内刊《北京工作》发表《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批判》一文，文章中披露，北大大多数教授情绪消沉，唯恐“学术”这个最后的资本被剥夺后，自己就完全被否定了，名誉和地位也将保不住。有的中右教授甚至主动要求党组织分配学生对他进行批判，让学生跟他们订批判合同。

    周扬对北大这种斗争的奇观颇为赞赏，在1958年9月6日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讲话，认为学生自己起来革命了，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学校局面打开了，轰开了阵地。这对于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来文学史上也要写进去。他说：“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见高校党委办公室整理的周扬讲话记录稿）

    1958年“双反”运动高潮之际，中共高层对旧教授的蔑视、嘲讽已经不加掩饰了，在公开场合几番贬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讲道：“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不怕教授。”（大意）也有人提出：“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康生在1958年6月中宣部一次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予以全盘否定，其中点道：“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他甚至拿自身的爱好作为刻薄人的依据：“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务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不分轻重的轻蔑式点评，一经传达，势必使北大校园内斗争的狂飙愈加激烈。

    四

    游国恩、王瑶等人对1958年学术思想批判虽有意见，但不敢表露出来。直到1959年8月民盟、九三机关干部来北大访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游国恩抵触最大，根本不服输，还气呼呼地说：“领导上应该掌握，不要一棍子打死，批判要说理，不要用刺激字眼。”王瑶则小心地表示：“过去搞学术批判是破立问题，不一定一方面全对，老教师至今还有余痛。现在又提出向老教师学习，难免新仇旧恨一齐勾起来。现在教授之间很少谈心，像我们这样聊天，已经两年没有了。大家说我有顾虑，写文章少，大概就是有顾虑，文章就是不好写。”（见1959年8月22日市委大学部工作简报增刊一号）

    沉寂两三年后，1961年年初“神仙会”成了众人发牢骚的一种有效形式，王瑶的发言显目但依旧不失分寸。到了5月份中宣部召开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作为特邀专家、党外教授，在会上颇受礼遇，多方鼓舞之下，游国恩、王瑶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被引爆，留下的发言记录多达数千字。

    游国恩认为，1958年“双反”运动追求不必要的尖锐，批判者以正面人物自居，盛气凌人，开口就是你这个资产阶级如何如何，使人接受不了。相比之下，王瑶从容展开，叙述有据，逻辑性强，极富感染力。

    王瑶说：“学生社会活动多，学得不好；脱离政治的，学得好，因此就规定打‘表现分’。考试前同学先要复习提纲，然后又要指明重点，有了重点，又要求先生讲出简明扼要的答案。我们不敢出偏题，出个题目是重点而又重点，又都是理论化。因此考试成绩总是五分，可是他们学了文学史，可以不知道律诗是八句。”

    王瑶说：“过去先生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学生谈自己的体会，现在要我与学生个别接触，就存在戒备，说不定那一次接触，他说你给他散布了资产阶级影响，要来批判你。两个人的谈话又无从查对，反正学生总是对的，你只有检讨权，没有解释权，而且是越解释越糟糕。原来是三篇文章批判你，一解释就会有三十篇。有的学生会上批判你，会后又来向你解释，说是因为有了压力才批判的，弄得你啼笑皆非。”

    王瑶举了几个难忘的例子，来说明情感难以平服的程度。一是批胡风的会议上，王瑶自称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有同学当场指责：“你算什么无产阶级？”这让觉得已投降无产阶级的王瑶无地自容；二是上课时王瑶一次无意中提到张瑞芳、崔嵬，习惯称之为“电影明星”，同学们一听炸了，说是不尊重人民演员，应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表露；三是先生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先生何时交多少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修改先生的稿件，这些事王瑶都一一顺从，到了最后学生还要强迫先生回答：“你对改的有什么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这就强人所难，让王瑶有一种屈辱的“被告情绪”。

    林庚教授委婉地辩解说：“老教师出身不好，是资产阶级学者，但解放已十一年了，他们也都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工作，到底是否还有资产阶级观点，可以调查研究一下。”高名凯教授委屈地说道：“现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空气，只要谁一受批判就一钱不值了。知识分子就是有点学问，学问上完了，也就完了。先生的意见只要遭到同学反对，往往不会坚持，或者点头称是，或者沉默不语。老年人一说话，学生总是先考虑‘你是资产阶级’，对老教师没有信仰。”王瑶接着说：“目前大学的学术空气不浓，老教师力求稳妥，力求不犯错误，这是妨碍学术发展的。《红旗》社论说，学术问题应当允许犯错误。这一条能认真贯彻就好了。以往一个问题的争论总有一方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己要坚持真理，很不容易，也没有自信。”

    王瑶渴望在学校能存有一个正常的学术气氛，他要在场的领导表态，能否在基础课教学中讲自己的看法？他对目前的学生受教能力颇为怀疑，深感学生已有僵化、单一的思维，业务水平直线下降。他举了一个实际例子来引证学生的学习缺陷和简单化：“青年人在评论作品时有三多，一是爱国主义，二是人民性，三是局限性。”（以上均见1961年5月8日《高等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五

    1962年初春甄别时，是否在大会上向群众交代问题，中文系总支有些犹豫不决，但市委大学部逼迫各校所有系总支必须交代甄别结果，要求各系坚决、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中文系总支来人征求王瑶意见，他先谨慎地答道：“知识分子有过多的敏感，在群众中一谈，好像是‘平反’，不好。”总支提出可以用总结工作的形式来谈时，王瑶也表示同意，说：“总结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在政治上自洁的游国恩对公开甄别的方式表示反对，他说：“还在群众中谈什么？难道运动对我有什么损失？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呢？”在甄别会举行时他主动请假不到场。

    会前文学史教研室有些非党积极分子生怕否定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的成绩，不认可甄别提纲的一些提法，他们提到的一点是：“说王瑶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抹杀党的领导’并不过分。”坚决不同意甄别提纲中说这一点“提得过高了”。系总支在开会前紧急地删掉了这一条文字。

    不出预料，聚集两派观点的甄别会形成顶牛的局面。章廷谦教授指责系里有些人为“打手”，导致一部分与会者与之争执。王瑶两次发言中谈到运动中的缺点时，情绪比较激动，带着一股怨气说：“当时只有批评者发言的权利，没有被批评者发言的权利。学生还骂我说，‘你是资产阶级教授，在书中还自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羞不羞？’难道我愿意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对？但当时也不敢反驳。”面对会场上的僵局和怒气，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会上承认：“当时批判是有些简单化的地方，对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批判简单化的地方更多一些。”会场的空气这才逐渐和缓下来，王瑶的表情才略显轻松。（见1962年3月14日大学部简报《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向本系教师交代对王力等教授甄别结果的情况》）

    实际上此次甄别到了中文系层次还是有大事化小之嫌，对于过火的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在群众中交代时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些地方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有些地方简单粗糙”。市委大学部在简报中都觉得“这样的交代不够彻底”。甄别后一段时间，王瑶一反几年的消沉，主动向研究生指定阅读书目。游国恩、王瑶等人上课时，座无虚席。市委大学部夏瑜来系里调查，欣喜地发现一些新的变化：“游国恩教授被批判后，心灰意懒，很少提起他的《楚辞》，现在和青年教师谈《楚辞》，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并已写出两篇论文，做了几次学术报告。王瑶副教授主动检查研究生的学习笔记，有时晚上、星期天还作辅导。”（见1962年4月6日大学部简报《北大党外教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眼见昔日挨批对象重新“红火”，系里积极分子担心青年师生又会对他们产生迷信，有些人跑去问总支：我们和王瑶这些人之间究竟还有没有两条道路斗争？我们应当硬一点，不要像甄别时那么软。总支当时只能不置可否。

    到了1965年1月，教育界风雨欲来，王瑶又成了既定、习而熟之的斗争靶子。这位1935年曾经入党、1937年脱党的学者被戴上“一贯追求个人名利、满腹牢骚对党不满”的铁定帽子，罪名之一是“蓄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实际上1962年后王瑶已很少给学生授课，他自己也觉得搞现代文学史“风险大”，对本科学生讲课仍不敢讲自己的见解，以后有机会还是去搞古典文学史，可以免掉诸多政治性顾虑。他只是在1963年给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做过几次辅导，1964年在新疆大学讲过鲁迅、五四散文、曹禺等专题，但仍然被人从中找到“不满情绪”的证据。（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中的1963年王瑶才由副教授提升为三级教授，升级之不易多少看出一点政治性怠慢。1958年内部曾有中右分子提级缓办的通知。）

    王瑶最大胆放言的当属1963年4月给本系研究生做辅导之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约有几万字，批判者轻易地就可以扒拉到成堆的“思想罪证”。譬如王瑶说，1958年对巴金的批判过火了，批判巴金，只剩了《家》，对《家》的评价过低，实际巴金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又如，王瑶对瞿秋白、鲁迅的早期散文三言两语，而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家冰心、郁达夫等人捧得很高，等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晦暗的时候，王瑶已经提及“曹禺解放后没有写出超过《雷雨》的作品”的原因，敢于直面，无所顾虑，这是多么犯忌、惹祸的超前言说。

    原因是：第一，曹禺解放后受了题材的限制，写自己熟悉的地主家庭没现实意义，作家也不愿写，但对新的又不了解；第二，曹禺很受拘束，总是挖得不深，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写了，感到压力大，较紧张。对党的政策有顾虑，对自己过多地否定过多地修改，写的人物束手束脚，人家怎么讲就怎么改，例如《胆剑篇》引不起人的激动，怕对勾践肯定得太多，像论文一样，分析正确了，但不能给人带来艺术的激动，作家太拘束了，有畏缩情绪；第三，艺术形式限制了他的才华。曹禺对悲剧艺术形式有研究，新社会能否写悲剧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曹禺没写过正剧与喜剧，又不能写悲剧；第四，没有创作冲动。曹禺认为在新社会里作家应该写的和能写的存在着矛盾，拿不准，没有创作冲动。（见市委大学部1965年1月15日《教育界情况》第28期《王瑶在讲课中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市委几个相关部门很快注意到王瑶的这个言论，归纳为“王瑶借为曹禺鸣不平来发泄不满情绪”。

    “鸣不平”、“不满情绪”，这就是畸形年代主政者最容易给王瑶贴上的政治标签，这些可怕的“评论”随手一拈，能让重负者在愈演逾烈的风暴眼中蹒跚而行，迹近绝路。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忠于职守，长年出没在小麦试验田里。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4月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客观评价他：“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凭着出众的选种专业能力，他选育的优良品种直接让广大麦农受益，让土质情况并不良好的华北地区的小麦收成有了保障。据1957年3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评估，他培育的品种已经推广到1700万亩以上。

    但农业大学党委一直把蔡旭视为“和党有距离”的思想落后教授，使用时暗地里控制，借着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有一任党委书记曾经极为蔑视地说，蔡旭能育出好种，就是碰运气。

    1953年掀起学习苏联教学大纲的热潮，学校里团员教师认为，在学习苏联教材后教授们也同样很多地方也不懂，也需要从头学起，在苏联教学大纲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他们提出：“有了苏联专家，我们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蔡旭在那段时日积极参与小麦选种，从试验结果看，他负责的小麦品种比华北农科研究所还要好一些，已被华北农业部门采用。但在苏联专家占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整个环境带有极强的政治歧视性，他的处境孤零、失重，内心的失落感是颇为强烈的。

    自从米丘林派和莫尔干派之间相争抹上政治色彩后，蔡旭和另一位知名玉米选种教授李竞雄被校方列入莫尔干派，认定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反对米丘林学派，暗中却十分抗拒。有趣的是，蔡旭反而说自己这一套就是米丘林派。校方不认可蔡的表态，采取了变相封杀的一系列措施。农学系掌握实权的党员副主任姜秉权跟系里青年团员教师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批判后说是从头学起，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姜秉权不愿让蔡旭教书，让讲师刘中宣去教蔡旭所开的课，变相停了蔡旭的课，而刘中宣过去因故被管制，刚解除半年，就因为刘向系总支高调表示学习苏联而被姜秉权选中。（见1953年4月18日市高校党委《高等学校党团员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在当时还不算严厉的政治环境中，蔡旭在政治、业务上竟然不如一个曾被管制的年轻讲师，此举招致系里不少教员的不满和非议。

    1950年初春著名遗传专家、蔡旭的前任李竞钧不堪重压悄然去国不归，此事波及海外学界，议论多为负面，令中共高层震怒。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之下，把领导方法粗暴的农业大学党政一把手、延安时期农业领导者乐天宇调离。“乐天宇事件”本是纠左性质，情理上学校后任领导应引以为戒，但后任几届领导都带有天然的极左倾向，对高级知识分子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

    1953年文化人出身的华东局施平从上海调来北京，出任农业大学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他做事平稳，形象相对谦和，一到校颇受教授们的认同。蔡旭、李竞雄、沈其益三位校内著名右倾教授到了施平家中诉苦，一一细说党总支压制打击的具体事例，谈到深夜十二点，三位教授都流出眼泪。1959年11月反右倾运动中，已不获上级信任的施平被迫做检查报告，在11月29日第四次检查报告回忆当时情景：“我一到校，受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包围、哭诉……他们三人在我家谈到深夜，三人都哭了，把我的心都哭软了。我认为办学校靠教授，把这些人搞翻了，我很恼火，要整党总支这些同志。这场斗争使进步力量受到很大打击，得到教授喝彩。”（见1959年11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14期）

    施平让农学系总支姜秉权向教授们承认错误，党总支要请求处分，公开检讨。但系总支始终不愿向教授们承认犯了原则性错误，施平总是觉得不满意，但也很无奈。

    二

    在五六十年代，在北京高校存在一个长久现象，就是凡是对教授有诚意、有相助之心的党委书记，往往最后总被视为“右倾”而落难，政治结局都不是太好。农业大学在北京是一个“左祸”厉害得出名的单位，施平做了几年书记就难以为继，逐渐控制不了学校大局。他与知识分子交好的温和举动不被上级喜欢，1959年底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批时，他自己检讨说：“在学术上帮资产阶级教授吹嘘，替他们争地位、争待遇，使他们改造受影响。”

    1953年施平的到任及带有温和性质的施政，改善了蔡旭原本的困难处境，党委宣布从学术上给他摘掉了“反动”帽子，肯定了他科研成绩，安排他任市人民代表和系主任，使他解除了多年的困扰和顾虑，工作热情一度很高，并且提出入党的要求。在一份名为《农大教授蔡旭的思想是怎样进步的》的内部文件中，具体写出如何促使他进步的事项：

    蔡旭原来是一个思想比较落后的教授，和党也有距离，经过党的工作和深入农村联系实际进行科研的结果，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每次生产实习以前，都向他反映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他分析研究，然后由蔡向学生作思想动员报告。

    组织他到外校参观，他在参观东北、西北、山东等农学院之后，感到很有启发。回来后就提出要教师们创造直观教具，准备开展览会。

    肃反运动中派他做小组长，领导上有事就找他商量，教育他擦亮眼睛，划清敌我。（见1957年3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

    可是这种思想性的“进步”只能是短暂的，一逢剧烈的外在运动就根本无法持久。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从开始的迷糊到最后的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被称做“农民小麦王”的河南固城县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五亩试验田来比个高低。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杨朝俶1958年7月15日发自现场的报告称，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杨朝俶在报告中认为，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只管教，以维持自己的臭架子是一样的思想。（见1958年7月15日杨朝俶致高校党委常委《关于当前科学工作、科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汇报》）

    “小麦王会师”事件影响颇大，康生、陈伯达多少怂恿、鼓动蔡旭去应战，连毛泽东都来打听此事的由来和结果。中共高层领导经常拿此做话题发议论，有的甚至编排小故事小场景，多有浓烈地嘲笑教授之意。

    蔡旭对报上登载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是不相信的，当别人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地表态：“对这点我尚有怀疑。”6月17日他接到一个毕业生徐宗贤的来信，说自己在河南看到所谓双千斤的丰产纪录是假的，只有八百多斤。他看后更认为丰产纪录是不可靠的。作为有经验的“学堂小麦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湖北谷城参观回来后悄悄地对助教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这让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吕恒甲颇为恼火，在1958年7月市委教育会议发言中指名批判蔡旭的“狂妄无人”，高调指出：“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见1958年7月吕恒甲发言稿《坚决贯彻中央的教育方针，彻底改变农业教学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吕恒甲在发言中指责蔡旭保守思想严重，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在搞丰产田制定指标和措施时，催促报小麦丰产田指标，蔡旭起初只提每亩750斤，后来参观了外面大跃进火热场面，回来后只是提高到1000斤。再让报第二年指标，蔡旭只肯提每亩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开向他挑战亩产8000斤，他吓了一跳，无奈之下被迫应战，只好跟着说搞8100斤，仅仅比别人多100斤，这让校方大为不快，在党总支的再三逼迫下又涨到8500斤。紧接着青年教师出马高喊要搞万斤，目标直指名教授。蔡旭万般棘手，也只能极为勉强、配合式地表态说也要搞万斤。蔡旭等一些教授知道这种“放卫星”的方法不讲理，背地里忧心忡忡地议论道：“现在农民及青年教师提出的许多指标不过是说大话，没有根据。”

    农大党委最为炫耀的是，“部分青年教师职员搞了一块白薯丰产田，连夜突击深耕三尺，施肥七层，每亩施底肥七万斤，做一尺五的高垅，密植，每垅种六到八行（一般垅只种一行），每亩插白薯秧一万七千株，预计亩产五万斤。”一亩能插白薯秧一万七千株，简直让人下脚都很困难了。这种忽视种植规律、近乎胡闹的浮夸行为，居然作为先进经验速报到中央高层，这些令人晕眩的数字是会让高层欣喜不已的。而有田地经历的蔡旭自然能感受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他的担心、怀疑只能私下嘀咕。

    校、系党组织认为蔡旭在制定技术措施上也是极为保守的，他们不知通过什么方式计算和衡量，一口咬定蔡旭所定万斤指标小麦需要的技术措施只能打9000斤小麦。别人提出应当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应当有两本账，应当按第二本账制定措施。而蔡旭则主张第二本账应当比第一本账低，这样才稳妥可靠。

    在看上去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代，蔡旭勉强度日，应付了事，行事这样不适宜、不合拍，自然招致学校党委的强烈不满，把蔡旭怀疑高产卫星田与俞大绂怀疑水稻高粱杂交品种成功、李竞雄认为丰产田没有研究价值，同列为农业大学大跃进运动中“思想落后反动”教授最为典型的三大宗罪。

    三

    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他特别点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见1958年7月4日北京市高校党委《高校动态简报》第3期）康生在这里暗示，蔡旭如再不跟上火热的形势，可以以落伍者相待或自然淘汰，可以作为对立面的典型人物。

    蔡旭他们很快就成了运动的反面角色，收集材料多半带着“看笑话”的成分。已升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在市委教育会议上非常完整地描述了蔡旭灌浆的故事，抓住一点失误，刻意突出了资产阶级教授“愚蠢”、“可笑”的特征，赢得与会者的一阵阵哄笑：

    有些教师只知道书本上的教条，实际生产经验非常贫乏，只会讲理论，不会实际操作。今年学校号召教师自己种试验田，指导同学的勤工俭学农场生产，出了不少笑话。

    农学系主任蔡旭种了二亩小麦丰产田，在六月初正值小麦灌浆之际，需要浇硫酸铵和过磷酸石灰的混合液，蔡旭教授让助教浇灌20％的浓度，助教当即提出是否太浓了，蔡说：“没有问题，苏联有这样做的。”助教仍感到太浓，用14％浇了，结果三天后很多麦子枯死，有的麦穗上出现硫铵的结晶。后来赶快灌水补救，但仍然造成减产10％至20%。事后助教问蔡旭有什么根据，蔡旭即找出一本苏联书来，但书上写的是在一公顷土地上喷二十斤硫铵，而且是用飞机喷洒的。这些非常重要的条件都被忽略掉了，最后蔡旭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搞错了。（见1958年8月6日市委编印《北京工作》第242期）

    吕恒甲还说，以蔡旭为代表的农学系教师实际没有生产经验，只会讲理论，不会农业栽培耕作上的一些基本操作，如平整土地、开沟、播种等，要农场工人来教。同学请教先生如何追肥，教师自己也不懂。有些教师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是缺乏的。如因为讲义印错了，栽培教研组讲师廉平湖告诉同学棉花应该10月打顶，实际上每个农民都知道是8月打顶。

    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挖苦、嘲讽还只是轻微程度的言行，更惨烈的是大动炮火、伤筋动骨的批判阵势。大跃进之后的四年里，农业大学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在全校55名教授中共批判了33人，蔡旭是首当其冲、被人攻击最凶的批判对象。校方还毫无根据地追查所谓“盘踞在农经系的反动集团”，开大会进行了斗争。党组织可以给他们随意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动辄就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专题揭发，还以画漫画、演活报剧等形式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把师生大部下放到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接受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和教学体系。学校党委借此审查过去全部的教科书和讲义，发动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有经验的农民出任顾问。此举有意割绝教授们与过去的学术联系，了断他们旧的学术心思，逼使他们在险恶的农村环境中“自我革命”。

    农业大学全校师生集体下放农村是毛泽东的意图，由康生竭力促成的。下放点除了稍近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外，还有青海、宁夏、内蒙古艰苦的边远地区，整个教学环境变得杂乱和恶劣。下放三个月后，农业大学党委给毛泽东、康生写信汇报说：

    尊重劳动的思想已经普遍在生长，业务上也感到有可学习。耕作学教授孙渠（左）、土壤学教授叶和才（左）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记在小本上的东西比学生还多。植物病教授裘维蕃（中左），在自我检查时说：“过去对生活享受贪得无厌，养尊处优而不以为耻，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思想。”棉花栽培副教授马藩之（中中）在徐水参加大寺各庄的棉花丰产排，他说：“从卫星田更体会到一切是劳动创造的。”又说：“我们思想上若不能向农民看齐，就很难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玉米教授李竞雄（时而中中时而中右）下放前在学校里搞的一亩玉米丰产田只收到八百斤，在寿张参加了卫星田劳动后说：“我们在学校放不出卫星主要是被书本上的旧东西束缚住了。”

    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感到这次下乡是一生生活与工作的转折点，深深感谢主席给他们安排这个伟大的课堂。储安平的女儿储望瑞，过去对父亲划为右派心里很不服气，认为她父亲是“好人说坏话”，这次下放青海，亲身参加草原上对头人的诉苦斗争，看到喇嘛庙里的人头人骨，看到广大牧民翻身把共产党看成救命恩人，才真正认识到“党天下”是最反动的敌人才说的话。（见1958年12月8日《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关于下放工作向中央的汇报》）

    这么人数众多的大教授表示臣服、自污的态度，连储安平的女儿都说父亲的“党天下”是“最反动的敌人才说的话”，这样的形势反映会让高层很受用。

    因为学校党委规定，改造不好还要留下继续劳动改造，教授们生怕搞不好会延长锻炼时间，多有恐惧般的担忧。在下放教师中又散出“中国科学院不要老专家”的传言，大家对自己的前途刹那间感到摸不着底，又不好在人多场合议论，所以教授们多半比较沉默，说话谨慎。校党委报告称，“他们怕拔白旗，怕说错做错被‘辩一下’，怕我们不要他们，心里七上八下。”蔡旭所在的农学专业教师处境最为糟糕，频繁地被树为反面典型，被农民、学生屡屡“将军”，在农村折腾许久心境溃乱。有一位教师统计说，他们已听农民讲课49次，像学生一样边听边做笔记。他们的专业学识已经在乡村被数落，仅剩下的学术尊严也荡然无存，几近废人，更担心一年后回校仍然教不了学生的功课。

    教授们陷入思想挣扎的泥淖，而学校则愈发落入低劣、粗糙的教学环境。由于参加政治劳动运动过多，学生学习时间过少，考试制度松弛，教学质量一泻千里，不堪收拾。学校最后只在意于毕业生对活的生产知识、田间操作熟练与否？校方甚至提出一个简单的毕业标准：“一般毕业生掌握两三种主要作物丰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初步学会了根据天、地、苗的情况决定栽培措施的本领，出去搞生产不胆怯。”（见1961年8月《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今年毕业生和解放以来历届毕业生质量的比较》）校党委负责人爱说：“书本知识少了一些，但活的生产知识大大增加了。”并几次引用学生的话加以强调：“读书不如去种地，种地是又红又专、多快好省的道路。”只是让学生在简单的耕作栽培方面不胆怯，这让一生重视基础学问的蔡旭万分悲凉，只能长久默然不语。

    四

    大跃进后期，整个农业大学人人自危，气氛异常压抑。1958年12月8日农业大学党委就下放工作向中央汇报，最后一段也承认了学校局势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尖锐斗争已有一年多，他们现在心里的话深藏不露，情绪被动，顾虑很多，和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根据市委指示，目前我们对这场斗争在策略上“松一松”，在缓和的空气下让他们讲话。

    在斗争绷紧的时节，学校想有意制造“缓和”空气，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北京市高校党委1959年4月召开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与会者归纳认为，现在各高校老教师“是惊弓之鸟，只看风头讲话”。有人举例说：“蔡旭研究防止小麦倒伏实验，害怕青年人在他做错以后批判他，宁肯自己单干。”（见1959年4月20日高校党委办公室《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从这个细节可以体会出蔡旭的防范和冷峻，也可看出他内心的深深恐惧和不安。

    实际上学校党委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还是知晓的，在1961年也承认了多年政治运动和下放工作对教学的负面影响：“1959年和今年（指1961年）毕业生，各种运动多，学生学习时间较少，遇到整风反右，没有认真考试，实验训练不够严格，教学实习也有放松。”（见1961年8月《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今年毕业生和解放以来历届毕业生质量的比较》）1961年走极端之时，学校还开了耕作栽培专题，专门请农民劳模讲学，花费一百多个小时。这种教学方式只赶了一阵热潮，很快又在上级的纠偏之下被制止。

    1961年形势见缓，高层领导力求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处理以往不快之事。市委大学部开会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首先谈到的就是批判过度的现象：

    由于我们和有关学校的党委对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缺少具体的领导和严格的控制，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批判的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对于某些有错误的学术思想的人不适当地扣了“反动”、“白旗”等政治帽子；某些人的学术成就有一概否定的倾向。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说服力不强，有的对学术上的是非也武断地作了结论，妨碍了百家争鸣。

    提倡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是对的，但是不少同志强调了生产劳动，对书本知识有些忽视。有的学校甚至把学生的培养目标说成是“普通劳动者”，批判学生想当专家，使得有些学生认为既然大学毕业后只要求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红色专家，那就不必钻研科学了。这种片面性，使师生的积极性、读书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给教学带来损失。

    在批判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时，往往没有经过认真的学术研究，甚至没有弄清问题所在，就简单地提到世界观甚至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批判，贴了一些标签，个别学校还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批判报告，登了批判文章，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有的学校甚至对每一门重要的课程都要重新提一个以什么为纲，使得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一度降低了。（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大学部在总结中指出农业大学、医科院等几所左倾严重的高校在“拔白旗”运动中，对教师继续进行激烈的批判斗争是不适当的，势必混淆两类矛盾，混淆学术和政治的错误，实际的结果也是给一些人戴的政治帽子大了，对一些人的学术成就一概否定，批判的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以致伤害了一部分中间分子和个别左派的积极性。

    像蔡旭这样对大跃进的做法持异议的教授，大学部此时也表示：“现在看来，当时这些人更多的是跟不上形势、对三面红旗和党的教育方针有怀疑和动摇，但还不是向党进攻，因此只应该对他们进行和风细雨的正面的教育，而不是应该进行重点批判。”大学部认为蔡旭他们所提的意见中有的还是正确的、合理的，如批评以教学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够、基础课过分强调联系生产实际等。有些人对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意见，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来批判。

    大学部承认，1958年的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我们和许多学校安排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过多，挤掉了不少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同时有些学校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有所降低。理工农医科许多基础课少学了或学得不好，基础课的习题和实验比较普遍地削弱了；文科历史课程的古代史部分一般都削弱了；各类学校对学生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不够，学生的语文程度仍旧比较低。（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大学部反省再三，此时大胆提出一条工作原则：“在自然科学中，一般不要开展学术批判运动。”这只是一时宽慰般地说说而已，也没有任何高层人士敢于公开确认。到了1963年又紧锣密鼓地抓阶级斗争，稍许宽松的学校环境又拧上斗争之弦，蔡旭头顶的那把斗争利剑就始终高悬在上，没有松动之时。

    写作本文时，笔者特意去北京市档案馆调出1962年北京市人大会议的录音带，难得地听到当年蔡旭教授的发言原声。时间过去50年，他的带有江浙的口音特别清晰，讲得缓慢而有激情。他似乎把市人大会议当作教堂，细细讲解优良品种推广的优势，讲到一个品种是“经过人工方法创造出来，有很多优点，枝干硬，不容易倒，可以抗若干种病害”。他说：“利用优良品种，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一个好办法。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同样肥料，利用优良品种增加产量，优势明显。”他还如实讲到现有品种的四个缺点和克服的办法，譬如有的品种改变本来面貌，抗病的变成不抗病的；有的优良品种不适应干旱的地方，不适应有特殊耐性的盐碱地，甚至比当地的品种还差。当地优良品种是我们劳动人民多少年创造的，在当地条件下局部地区产量比较高，需要把当地优良品种保留下来，充分利用；1956年以后病害发生改变，使我们正在推广优良品种也产生变化，耐病性差，使产量受到影响。

    他建议：“普遍做好选种工作，必须大家动手，把盐碱地、干旱地的当地优良品种搞好。老农有经验，哪个品种好、差，每个地区不一样，需要依靠老农、干部，分析一块块地力，重视过去记录，在这片地区选用哪个品种好。充分地利用已经有的优良品种，盐碱地表现良好的品种保留住，为建立一套良好品种打下基础，为今后一两年选种做好准备。”

    只有敬业、诚实的科学家，才会在那样客套的政治场合说出这样久违、不虚饰的专业性话语。他的发言长达半小时，但讲得条理清晰，不回避存在的问题。发言开始时按惯例都要对市长报告表示赞同，他照例说了之后补充道：“（市长报告）揭发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暴露的，没有暴露的，经过分析，找出了原因，给每项工作指出正确的方向，引导我们各行工作从胜利走向胜利。”我听到他停顿一下，用真切的语气说：“我是一个种地的，很想搞好种植工作。”听了这些复杂意义构成的言语，我呆呆地凝想了许久，想象蔡旭先生经历大跃进之后酸楚不堪的五味心境。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一

    鉴于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教授占据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形成气候的情形，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决意把曾在上海华东局任职的党内著名哲学家冯定调进北大，此举实际上就是后来常说的“掺沙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定一篇论述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章颇受毛的好评，一时名声大振。按照毛的意思，1957年初春行政级别甚高、曾任马列学院分院院长的冯定进北大后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是单纯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他到校后自然成为红色哲学的品牌人物，转年间就出任北大党委副书记，长期负责学校的理论课教学工作。

    有意思的是，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时常被人怀疑和杯葛。尤其是到了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后，他带有温情色彩的人生观学说就很容易招致异议。那一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就有一些人指出冯定主持撰写的教科书第一章存在原则性的缺点，这让到会的北大哲学系人士大惊失色。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紧张得递条子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有意遮掩，竟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

    这是冯定在北大党内走背运的第一步，开始在斗争的锋刃两边谨慎行走，不被高层所喜，也不为群众理解，逐渐酿成1964年大批判之困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为他的哲学思辨光环笼罩时，纷纷为其叫好，一旦环境险恶，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又成了人人弃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

    60年代初，北大哲学系曾高调总结了冯定的教学经验，并在校刊上醒目刊出。在高级党校有人揭发问题之后，哲学系总支跟风转向，在教学检查活动中抢先布置对冯定的专题检查，称之为“对冯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冯定不接受这样的检查方式及结果，系里也有不少人认为总支书记王庆淑有意打击老干部，总支搞错了。资历颇深的党员教师孔繁说，冯定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理论上有错误。有人甚至唱反调地说，冯定写的第一章是全书最好的。

    这让王庆淑及总支困惑不已，陷入两难境地：总结冯定讲课经验时批评她是“吹捧”冯定，现在批评冯定的教学观点又被说成是“斗争过火”，是在“政治投机”。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过去王庆淑和原总支书记汪子嵩之间闹矛盾时，冯定一度是支持王的，外界以为他们私下的关系是好的。王把冯捧得很高，编教科书时又鼓动冯挂帅，为了表示祝贺编书成功还特意请人写了《红书颂》。就在检查教学的敏感之时，冯还请王吃饭。只不过突然见到有人批冯，王有些慌乱，本能地想划清界限。据说，听到冯定问题被揭发时，王的第一个反应是：“糟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是上不去了。”

    在教研室开会时，冯定被认为做了过多的解释，态度很不冷静，空手而来，对大家意见只字未记，甚至几次发脾气打断别人发言。有人在做“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与实践性”分析时，冯定听不下去，就插话说：“错就错了，这我完全承认，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有人提到讲课中“脱离社会实践是模糊了人和动物的质的区别”说法不妥，他大发雷霆地说：“我绝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冯定能这样讲吗？”还训斥发言者说：“你们这样推下去，（我）岂不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吗？”总支汇报说，在这次课程检查中冯定一直是比较被动，过多地考虑了个人，有时认为是专门针对自己，甚至有厌烦情绪，说了“要消毒”、“开大会检讨好了”、“不能再教书”之类的牢骚话。（见1960年北大哲学系总支《关于教改中检查冯定同志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汇报》）

    一个堂堂的学校党委副书记、资深的哲学家居然被这样整治，他无法冷静面对这样的挑剔方式。他拒绝再去参加教研室会议，总支书记王庆淑就上门做工作，希望他应主动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变被动的情况。冯定只好说，既然群众有意见，就再参加一次，但无时间认真考虑问题，只表示一个态度好了。他颇为伤感地对总支的人说：“我不冷静，这是气质问题，不能控制。我就是这样争论问题，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这样。”高级党校此次围攻教科书，让冯定心生余悸，使他后来每次经过高级党校就心跳，情绪一直不快。

    正在此时，中央高层对冯定问题有一指示下达：在讨论中不要急于戴政治帽子。这让骤变的形势有所缓和，校党委继续安排冯定讲授毛选四卷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并负责培养重点师资，这样就让冯定逃过了一次信誉危机。

    后来社教大批判之时，校党委人士为此检讨道：“对冯定在工作中极端不负责任是有所察觉的，对他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也是看到了，但思想麻痹，没有追查下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哲明1965年10月25日哲学系整风大会发言语）陆平在“四清”运动扫尾之时，1965年12月30日也在会上承认：“学校党委长期以来未发现冯定的修正主义，叫他领导哲学系十来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960年在高级党校对他进行批评以后，我们也没有引起足够警惕，追查下去，说明我们的政治嗅觉也是不灵的。”谈及那几年冯定的工作，陆平还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说道：“因为认为他是老干部、党员哲学家，就盲目信任他，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放松了党组织对他的监管。”（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对于冯定在北大的状况，陆平他们那时基本都持这样一种警惕、防范的疏离态度，双方政治信任感较弱，总担心一方产生“定时爆炸”的政治后果。

    1962年教育部要冯定主持编写中学政治课本，这被视为绝对的政治信任。年轻助教孙伯鍨、郭罗基前往帮忙，发现冯定写作时不爱引用领袖人物的著作，甚至在编写“辩证法认识论”章节时，都不主张引用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这让年轻人大为惊讶，只能悄悄地用主席的原话而不加引号。（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8期）冯定这种不唯上、平实的学术个性，确实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在哲学系年轻教员的印象中，冯定对学术斗争不感兴趣，总是有意规避什么，像教研室适时组织关于“合二为一”问题的讨论，他就找借口拒绝参加。有的教员说，冯定在运动中有时反而起了促退作用。

    二

    1964年11月，继调查组前期工作之后，中宣部开始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由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半载、交锋激烈、反复无常的拉锯战，冯定问题成了这场政治闹剧兼惨剧中一枚最具分量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双方都会用此无情地抛掷回击对手，血泪淋漓。

    在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和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之间的较量中，由于日常工作矛盾引发的不快，冯定一开始就偏向工作队一边，对陆平及陆平重用的王庆淑多有怨气。在社教运动初期陆平落败之时，冯定在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还是颇有锋芒，点中要害的：

    ……陆平、彭佩云同志你们是怎样去市委商量的，怎样利用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陆、彭讲的不一样？你们不弄清楚，我们很难判断……有些事情校常委会通不过，就到市委去一趟，回来说是市委的意见。

    ……对王庆淑的庇护，讲了一些事实，不一定讲完了。为什么对王庆淑万般爱护，而对反对王庆淑的同志则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路线是很明确的。

    ……陆平同志到北大不久，和江隆基（为陆平的前任）的关系上有问题：江在反右派上是有些错误的，陆与江闹不到一起，批评江右，有方向性错误是一件事，但弄到势不两立，不能共事，起码两方面都有问题，陆很不能容人。（见1964年11月30日北大社教工作队整理《北大党委常委会讨论哲学系整风问题的十八次会议纪要》）

    冯定所说的这些话对于焦头烂额的陆平来说，是颇具杀伤力的，为张磐石他们形成的合围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还出席了1964年11月13日、14日哲学系党员教职工大会，集中说到陆平“偏爱、包庇王庆淑”，甚至说“王庆淑领导党委”。他把矛头指向陆平与市委的关系，向群众公开了党内的斗争秘密：“陆平的一贯手法是遇到不好办的事，先找市委，以市委名义在常委贯彻。”

    冯定还在会上表露他在严酷斗争中的柔性一面，他自诉说，听见哲学系某某人在党员登记时要被划为三类，“真是心惊肉跳”，知道某某人被说成是反三面红旗的代表，觉得“很寒心”等等。在1965年2月12日的一次小组会上，由于不满意学校党委常委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突然正式请求以后不参加常委会了，只愿意参加哲学系会议。（见1965年10月23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4期）冯定这些近乎“决裂”的表态深获工作队的赞许，无疑也加深了陆平他们对他的不满和怨恨。

    经过几个回合的相争，陆平的颓势、冯定的上扬很快显示出来。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陆平秘书杜采云1965年3月16日在党员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她说：“那段时间，冯定同志能看文件，陆平同志倒不能看，想必陆平同志的问题比冯定同志严重，这也使我无法理解。”（见1965年3月18日市委办公厅编印《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42期）

    北大社教运动高潮迭起，工作队训练北大积极分子时明确说陆平已经烂了，是搞阴谋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一次哲学系助教、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孙蓬一到工作队办公室，谈到有些问题一下子捅到“天上”（指校党委），坐在一旁的张磐石淡淡地说了一句：“天也快塌了。”这句话让两位助教吓了一跳，因此得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2期张恩慈发言）

    社教工作队在各系展开了细致的动员调查工作，整理出大量有关陆平及校党委在北大队伍建设、教学方针等方面的反面材料，在整个偏左的大环境中很容易引发教职员工的共鸣和愤怒。哲学系后任总支书记聂元梓在一次全系积极分子大会上传达工作队副书记庞达的指示，历数陆平及校党委的罪状，动员大家上阵斗争陆平，她大声问敢不敢斗？害怕不害怕？得到与会者一致的应答声，可以想象场面情绪多么昂扬。

    三

    北大社教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党内矛盾深重，涉及中央高层诸多的纠葛，每个拐点都是惊心动魄。冯定问题无形中成了上下勾联的节点，几方势力都要通过它来影响、操纵运动的走向，以此在形象上抹黑对方，赢得有利于己方的政治安全感。

    早在1964年9月初，市委大学部通知北大党委将要揭露冯定的修正主义，9月13日北大党委会进行研究，9月18日向市委、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批判冯定同志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请示报告》，表示这是一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决心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尽力把这场斗争搞好。党委秘密组织一个班子，查阅了冯定1932年起所写的书籍、文章和报告稿（约百多万字），编写有关冯定错误论点的资料。

    校党委汇报称，曾开过一次常委会，两次党委会，面对面地对冯定进行了批判，仅9月25日党委会上发言的就有15人。而社教工作队坚持认为，“学校党委只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半次党委会批判冯定问题，在党委会上只有少数委员发了言，就草草了事。从此一直没有继续再开会讨论批判这个问题。”

    这里存有一个对于双方斗争极为重要的时间点：1964年9月中旬张磐石提出要攻王庆淑与校党委、陆平的关系，要用“集束手榴弹”打乱校党委阵脚，要哲学系首先把火烧到陆平身上，为打倒陆平提供一颗颗子弹。而陆平此时借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公开发表的时机，建议哲学系停止讨论王庆淑的问题而进行批判冯定，等过了国庆节，再针对王的问题专题辩论。对于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张磐石当然不同意，他一口咬定说冯定问题中央还未作结论，非要把王庆淑的党内是非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据陆平事后回忆：“我们向磐石同志汇报后，磐石同志大发脾气，说批判冯定的问题不许插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1期）最让陆平恼火的是，工作队事后补发的简报反而说：“工作队立即建议哲学系党总支把辩论暂时停下来，以便集中力量批判冯定。”伺机观察上层的反应，双方均在冯定问题上大抢话语权，互推责任，想在愈加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掌握主动，竭力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

    让陆平没想到的是，1964年11月初社教运动开始，斗争锋芒很快转向自己，冯定倒成了常委会上斗争自己的活跃人物。12月陆平与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曾开小会研究，试图重新启动批判冯定。但几次约请工作队参与讨论，工作队几位领导说了不少托词，迟迟不愿前来。转年1月23日、24日，陆平、彭佩云在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一反几个月来的软弱和委靡，言辞变为激烈，令熟悉政治形势走向的与会者大为震惊。可以看出，陆平他们已是背水一战，在政治靠山的暗助下，拼此一搏，以此来扭转自己一方即将缴械的劣势。

    张磐石对此颇为恼火，强势地给陆、彭扣上三条新罪名：否定运动成绩；阴谋挑拨工作队和市委的关系；多方限制和阻挠批判冯定。工作队简报上一下子给陆平扣上“大翻案、大进攻、大阴谋、大暴露、大孤立”的帽子。为了增强与陆、彭争论的程度，张磐石又要求把报告草稿改写成论战式，突出其间的火药味。

    在冯定问题上，张磐石布置工作队中的秀才快手，匆忙赶印一期编号为66期的简报，大讲工作队如何抓了批判冯定的工作，攻击北大党委如何限制和阻挠全校特别是哲学系批判冯定。简报中甚至铺展说：“陆平与冯定一唱一和，要整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找到的理由是冯定在一次常委会上“攻击”写反修文章的张恩慈时，陆平在会上不批评也不阻止冯的发言。从彭佩云的记录本上来看，当时常委们只是谈及外面奉命写作反修文章的张恩慈的情况，随意议论几句，冯定说张恩慈在民族宫写文章，暑假关锋同志休息了，他还在民族宫楼上休息不回来。陆平就说这次整风很重要，应该让他们调回来参加，受受教育，如果他们不回来参加，对他们也不好。另据阮铭提供的现场记录是，陆平当时插话说：“这些人要好好整整，五反四清也不参加。”冯定接着说：“他们现在在民族宫休养。”谢道渊说：“要毁掉这些人。”陆平又说：“尽搞自留地。”从两人提供的记录版本看，彭佩云版的陆平插话比较平和，阮铭版的陆平说话稍带有火气。不管怎样，这种会议讨论仅限工作性质，并无严重贬损之意。简报由此做了过度发挥，简报整理者后来也承认有“政治上纲”之嫌。

    张磐石在中宣部当了多年的资深副部长，在陆定一的支持下，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及教材的变革曾经注力甚多，但似乎一直未造成很大的社会层面的政治影响。到北大领导社教运动，他预感到其中蕴藏的政治空间适宜于自己发挥，因而有“想露一手”的想法。他自负地说过，多少人到北大来都没有发现问题，这次发现了问题，因此想在高教界搞个类似陈伯达所作“小站”典型的社教运动样板。但这份总结报告尚未写完，中央二十三条就公布了，中央高层决策方面的细微改变，一下子使北大社教经验显得不那么重要，瞬间就丧失了施加全国性影响的宝贵机会。而且北大社教的过激做法加大了中央高层的分歧和裂痕，一些领导人甚至对北大社教的狂澜有了负面的印象，担忧其扩大全国后的严重后果。

    张磐石的失落和愤怒是显而易见的。2月初中央书记处决定改变北大社教的方向后，他按捺不住地写了一个发言稿，认为市委干部和陆平他们用尽了背后的手段，写了许多“卑鄙”“无耻”的字眼儿和一些惊叹号。他对失望而愤懑的工作队下属说，我的气比你们还大呢。（见《1965年12月13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44期庞达发言）

    有意思的是，面对张磐石的来势汹汹，陆平与北大党委几位接近的干部曾私下议论：为何张磐石来北大闹得这么厉害？他已位居中宣部副部长之职，难道还有什么所图？莫不成事成后想当有影响力的北大校长？

    四

    中央高层多条线索已牵扯在北大社教，施加了不同方向的压迫。此时康生突然插了一杠，责问张磐石为何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这让张磐石骤然紧张，敏锐地觉察到高层的躁动和异常。

    哲学系助教李清昆当时在工作队简报组工作，他在事后会上回忆说：“康老批评了张磐石同志以后，张磐石同志责怪我们简报组不报道哲学系批判冯定的情况，要我们赶快反映批判冯定的情况。还说下面反映校党委阻挠批判冯定，要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写进去。”助教孙蓬一也谈道：“一天晚上，庞达同志找我到专家招待所去，庞达同志说，人家说我们不批判冯定，我们写简报要说我们批判冯定。”（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0期）几个秀才连夜赶写简报，改得面目全非，几次写不下去，直到天明才勉强完稿。

    身为张磐石副手的庞达在陆平翻盘后也不得不揭发说：“磐石同志不但不接受批评，却用简报的内容另外搞一个材料上报，来顶康生同志的批判。”

    张磐石又突然决定一律停开全校原定的政治课内容，以后政治课只能专批冯定，想以此抢到斗争的制高点。邓小平得知后觉得不妥，批评张磐石这种“急就章”的做法，张又慌忙推卸责任。市委和陆平借此找到一个转机，向上指责他“极不老实”。

    工作队决定利用政治课批判冯定，实属无奈的仓促之举。下决定时，张磐石颇为恼怒地指责下属，你们搞政治工作的，政治上一点不敏感，人家（指陆平、彭佩云）在批评你们不批判冯定，你们还不抓这个工作？但仅仅过了几天，受到邓小平的批评之后，张磐石只好在星期日一早电话通知马上停止政治课批判冯定。

    聂元梓作为哲学系总支书记，此时还协助管理学校的理论教学工作，她不知如何向政治课教师解释，跑去问张磐石。想不到张说，谁叫你们批判的？聂说，是你说的。张说，我什么时候说的？他又说，谁要你们用那么多时间批判冯定？聂说，还不是你说的？他说，好了，好了，不要追究责任了。说完扭头就开会了。（以上均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这一段小对话引自聂元梓的事后发言，聂说时还颇为生气。这可以看出冯定问题已成了棘手的难题，稍许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大盘溃乱，张磐石内心的慌乱和不堪重负已是十分明显。

    1965年初春，工作队与北大党委正围绕是否“四不清”的问题胶着之中，突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北大党委，说准备在全国范围再批判冯定，让北大早做准备。陆平和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一起到《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面谈求教。而社教工作队方面也感受到一种额外压力，不得不对冯定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在开十三陵学校党委扩大会议时，见势不好、心情不佳的冯定曾写信给陆平要求到外地休养。张磐石当即找冯定谈话，严厉批评了他，迫使冯要回了请假信。（见1965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5期）

    1965年3月“四清”运动峰回路转，陆平重新翻盘，张磐石节节败退，冯定的政治状态陷入停摆，落入一生中最无助、最凄迷的阶段之一，他的名著《平凡的真理》及人生观学说已到了“任人宰割”、“随意谩骂”的地步。陆平“起死回生”之后一再宣称，冯定问题，是北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委中有人激烈指责冯定“浑水摸鱼”，是他把北大及哲学系这一缸水搅得很深很混。还有人强调指出，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

    北大党内辩论冯定问题经历数个月时间，校党委基本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到了1965年8月整风学习会上，依旧有不少干部仍把冯定问题与陆平存在的问题一并述说，批评意味仍很浓烈，奇异的是这种批评还能被市委及校党委、陆平所容忍。这就见出冯定与陆平的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来由，积累许久的党内怨气仍旧不能排解，派系纠纷也不能有效遏制，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也没有找到排泄机会。市委大学部的初衷或许想通过这样对党委常委提意见的方式，在党内公开了大部分的发言内容，不偏不倚，对陆平和与之对立的干部各打五十大板，努力来缓解北大校内持续多年的干部矛盾。

    下面选摘部分发言者的发言片段，可以看出其间的积怨、失望，乃至混乱的思想状况：

    调整阶段，陆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认识比较模糊，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陆平同志长期未察觉冯定的问题，也说明阶级斗争观念有问题。（刘昆）（见1965年8月4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2期）

    冯定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发现不了？是说明常委思想革命不彻底，不认真。1959年教员检查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冯定检查了没有？1960年三篇文章的学习，常委进行得如何？1960年检查教学，听说检查出了冯定一些问题，这是谁检查出来的，是党委还是下面的同志？1963年冯定又在党代会作反修报告，又在全校作反修学习总结，1964年政治教员整风会上冯定又作报告。事情过了不久，冯定的问题就揭发出来了，说明靠常委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李志远、李佳彬，见1965年8月5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3期）

    冯定到北大后工作一直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好，对人很冷淡，学生对他讲课的反映不好。这种情况常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这说明常委之间的批评是不开展的。（赵宝煦、高作民）（见1965年8月6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4期）

    在这段期间，经过几年间上下合力运作，官方文件、党刊党报、内部报告之间反复渲染，在北大党政干部的心目中冯定的反面形象基本已定型，已经被贴上了“死老虎”的标签。现在只不过在追究为什么没人早发现冯定问题？陆平及党委在其间该负什么责任？1965年8月，这股追责风波愈演愈烈，陆平和党委常委处置起来多少有些被动和难堪。

    五

    1965年2月17日，中央五人小组指示北大内部停止争论。3月中宣部改组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同为副部长的许立群接任张磐石的队长职务。中央书记处督促召开了北大干部社教大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作了主旨报告，变相推翻了张磐石及工作队以往的“社教战斗成就”。形势骤变，彻底翻盘，北大社教积极分子顿时陷入慌乱震骇、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在第一天下午听万里报告时不少人表示根本听不进去，很多地方想不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哲学系几个党员围在一起不解地说：“万里同志的报告不像话，能这样对待积极分子？”总支负责干部冯瑞芳愁闷之下，跑去工作队办公室询问，是否中央书记处对我们的情况了解不够？工作队中较受张磐石器重的年轻干部阮铭只能说：“中央主要听了市委的反映，我们反映情况不及时。”

    此时双方都明显感到斗争的“赛跑”紧迫性，谁喘息未定谁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社教积极分子任宁芬说：“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开始后，工作队急于抓材料，提出我们这条线材料上去慢，市委的材料上去快，要赶紧抓材料给陆平、王庆淑画像。3月2日在临湖轩开会，布置了资料工作。”（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3期）着急的任宁芬还深夜写信给中央部门，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成果有丧失、夭折的危险，希望中央出来拯救。信写完后，任宁芬又深感局面的无奈和复杂，未敢寄出，只好偷偷地把信稿烧掉。

    向中央写信告状成了不少社教积极分子一时无奈之下的解救念头，希望能由此引来形势的转机。工作队副队长庞达对阮铭讲，不要阻拦写信，北大情况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上面去，中央办公厅专门有人研究北大的问题。

    庞达、阮铭还专门琢磨了先前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的内容，看出总理对北大工作是有意见的。他们设想，估计很多人会写信上去，写信能起作用，形势会有所转变。

    原本观点就不统一的社教工作队内部已经吵成一团，从当时的记录看，他们逢事就争论，遇见政治性名词就转圈论说，无休止地陷入内争的旋涡。譬如在一次队部讨论中，针对中央书记处所提的“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的提法，阮铭加了两个字，说应该是“陆平同志是好人犯路线错误”。从上海来的常溪萍立即批评这个说法超出了中央所作结论的界限，阮铭自然不服，还举例论证陆平有托洛茨基观点。副队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当即提出反对，副队长庞达也接着说不对。大势所迫，工作队队部人心惶惶，政见不一的诸位队长各有各的悲欢情绪，不知社教运动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在国际饭店会议驻地房间里，情绪波动很大的聂元梓则告诉系里社教积极分子，说小组召集人会议开得很晚，交锋激烈，万里拍桌子发火，不得不拿“王牌”（指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指示）压人。

    在随后的会议中，聂元梓的辩解发言还是围绕着冯定问题展开的，拿出具体事例来论证为什么社教运动中没有批判冯定？她说：“批判冯定，调走冯定，也不能解决整个北大和各系的问题。”北大党委由此认为，聂元梓无非是说冯定问题不如陆平问题大，不如各系的问题大。（见1965年11月1日第36期《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聂元梓也在会上趁势做了一些检讨，譬如冯定在哲学系社教大会上揭发陆平包庇王庆淑，聂在他发言后就顺势称赞谈得好。聂元梓承认说：“这是政治原则、政治界限的错误。”

    批判冯定过程中几个重要的事情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各方都想在诉说各自的“真相”时有争辩也有退让，力争一时的胜负手，减轻对方施加的压迫感。譬如在《红旗》公开发表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前一周，陆平找到聂元梓，秘密通知有关批判冯定的问题，但是陆平只许聂一人知道，不让聂告诉系内任何人，这使得聂无法与总支商量具体工作。但是陆平另外又悄悄地布置法律系总支找人准备批判文章，此时张恩慈又从《红旗》熟人处提前了解到批判的内幕消息，风声渐渐传出，在哲学系引发阵阵波动。社教积极分子认为陆平及党委此举是在有意隐瞒，故意不让冯定所在的哲学系参与批判，近乎“政治陷害行为”。1965年10月20日下午在讨论冯定问题时，聂元梓解释自己所知的事实后又为此检讨说：“在社教运动中，我受张磐石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我把陆平同志这样一些做法提高了，提成‘政治陷害’，是我把问题看重了。这与我对陆平同志有猜疑有关，这些错误我要继续检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张启勋批判文章刊发后，让北大哲学系一贯自信、好强的教员感到很受伤，因为竟然被排在第一方队之外，对党委的事先安排自然充满愤怒：“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同志看到批判冯定的文章后，感到自己系落后了，有人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对哲学系的批评。他们表示要急起直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来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检查自己过去有过分迷信权威的思想，表示今后要向张启勋学习。”（见1964年10月4日市委大学部简报《北大、清华学校教师对于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在批判冯定的问题上，年轻教员为自己的落伍而焦急，而年老的教授们却陷入惊讶和不解之中。哲学系主任郑昕说：“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简直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冯友兰说：“张启勋的批评很对，我觉得要写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写，要为冯定辩护也很难。”美学教授宗白华说：“冯定宣扬的是功利主义的人生观。”黄子通教授问：“冯定的错误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他是一时的认识糊涂，还是有意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冯友兰也提了一个疑问：“有一点很难理解，像这些糊涂思想，早在1952年、1953年或者1954年，也许大家都有一点。拿我自己来说，当时也有一点。但从《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大家都在学习怎样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而且都在提高。冯定同志学习的机会比我们多得多，为什么没有感到自己写的书中的观点和赫鲁晓夫的一样，他好像对这几年的反修学习熟视无睹。”（见1964年10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56期《北大哲学系老教师对〈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卖报事件”也构成了双方讲不清楚的一个难题：1964年9月张启勋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文章在《红旗》等报刊刊出后，北大师生得悉后大为震动，纷纷赶到校内小邮局购买当日报纸一睹为快。据市委大学部简报第45期刊载，有人买到报纸后说：“不得了，不得了，学校出了大事，党委副书记受了批判……”北大、人大图书馆剩下的冯定著作在当天上午即被抢借一空。因一时人多，邮局就在屋外空地上支摊零售，人声鼎沸。不一会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打来电话阻止，说党委意见在外面卖报纸不好，如给冯定看到了，是不是认为党委要有组织地整他？魏自强要求卖报组迅速把报摊收回屋里。北大党委因怕冯定提意见，而取消屋外卖报，确实是出乎意料之举，看出麻烦缠身的陆平已是万分谨慎，生怕哪步棋走得不对而惹来横祸。结果，因屋子窄小，周转不开，越聚越多的学生在屋外排起长队购报，秩序大乱，高声嚷嚷。这件事被聂元梓她们说成“陆平叫老魏派人把大饭厅门前卖报的人轰走”，是陆平阻止群众批判冯定的罪状之一。

    类似提前布置写批判文章、卖报这样的事件，在北大社教运动后期演变成了咀嚼不清、越争辩越混浊的口水仗。细翻当年厚厚一叠的会议简报，充斥大量带有固执偏见、私人恩怨的政治术语东西，再加上欲置人于死地的决战意味，实际上是极为劣质、说尽空话、伤人到底的斗争游戏言语，四十多年后像我们这样无关系的后人读起来都感到十足的苦恼、无味。

    六

    如果我们再细致地翻阅当年会议简报，还可以梳理出一连串有意思的细节。除了决定性的毁灭主色块外，还能看出时代车轮辗轧下世态人心的一些冷暖痕迹，感受到众人刹那间心悸、犹豫、怜悯的复杂情绪，看出党内斗争极为残酷、令人窒息的典型性图景。

    中央高层一开始对于如何批判冯定也是摇摆不定，曾经多次表示要慎重，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提问题的口径以《红旗》文章提的为准，是什么错误观点就批什么观点。有的高层人物发出的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批冯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可以具体地批判其修正主义观点，面对面斗争有限制，不能随便搞人家。这些软硬度不一的中央领导指示，给北大展开大批判增加诸多的变数，双方都可利用其大做文章。

    在公开批判冯定前，陆平心里也是有些犯难，多少动了恻隐之心。1964年9月初他特意向哲学系总支冯瑞芳了解冯定教学中的问题，并拿出冯定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问冯瑞芳对“正义的冲动”怎么看。哲学系党内决定召开面对面批判冯定的会议，陆平打算先找冯定谈一谈，但他几次难于开口。他对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说：“算了，冯定要哭了，别让他参加了，你们自己开吧。”这也视为陆平大战前的一次“软弱”表现。

    相反，在冯定已转而支持社教工作队之后，张磐石出于自保和稳妥，对于冯定还是持相当严苛的态度，甚至也秘密派人调来冯定的讲课记录本，看看是否存有思想问题。1964年10月5日，张磐石拿到《文汇报》记者采访的内部材料，发现冯定的言论有些不当，立即写了批语：“阮铭同志，冯定如此胡说乱道，请告陆平同志并告哲学系批驳他。”他同意将这个材料印发党委委员，并要求哲学系了解冯定的思想情况，好批判他的态度，但不要把这个材料上冯定的原话拿出来斗他。

    奇妙的是，双方一涉及冯定问题就容易短兵相接，置换速度很快，有时斗争标准还含糊不确。譬如在北大十三陵会议上，聂元梓批评冯定对工作不负责任，精神状态上有些问题，政治上蜕化。陆平看了发言简报的草稿后发了脾气，认为轻易批评了书记，希望简报登载对领导同志的批评，要核对。回学校后，一次张磐石问聂元梓简报出了没有？聂说没有收到。他说党委不出，我们给你出，还不是因为批评了冯定几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聂元梓发言）

    为了批判应急之需，哲学系总支焦虑之中，曾派人到校党委办公室索取冯定在学校的有关报告记录。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党办主任魏自强得知后批评说，“你们在组织原则掌握上不合适，连党委书记的材料也来要，不懂事”。校党委以此把住了关键的文件证据，不容许材料随意流失，就是不让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掌握批判冯定的主动权。

    1965年3月市委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后，张磐石实际上已不获信任，原本坚决支持他的陆定一部长此时已不再发声。但他心有不甘，回北大后嘴上仍坚持说：“部里只是要我对北大社教运动写个总结，不要受国际饭店会议干扰，现在不要上当。”3月16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见张磐石没有检查之意，就当面问他对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个人患得患失思想。

    由于张磐石的不配合，张子意只好亲自出面召集工作队党委书记开会，开门见山地讲了两点：“要设身处地地为陆平同志想一想，过去我们把他整过火了，他现在处境艰难，我请求同志们做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工作，说服他们，使陆平同志能够下楼，使人家第一书记能够当下去。”张子意还特别指出在运动中注意严肃对待冯定的错误。（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7期唐联杰发言）张磐石同志听后心灰意冷，态度冷淡，只是说回去研究研究。

    据王庆淑1965年10月30日下午大会上揭发，情绪失控的聂元梓曾经很大声地对她说，党内没有什么好人，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钩心斗角。自己长期以来总是受压抑，处在比自己弱的人手下工作，还要装得比别人弱才能相处。（见1965年11月2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9期王庆淑发言）这两位哲学系总支前后任女书记个性都颇为强势，历经这么大一场风波，角色翻转之快，情绪变换之多，确实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残酷的心灵磨砺过程。王庆淑没有掩饰地在会上表示，她当时听完聂元梓的话后颇感震惊，一时犹豫，怕是聂激动中失言，因而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

    在陆平大获全胜之后，1965年10月30日王庆淑在哲学系党内会议上作了一个小结性的发言，内中称：“聂元梓对冯定的错误言行采取了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利用冯定斗争陆平同志和我，在党员群众中模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面目。张磐石同志在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在中央提出批评后，反过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方面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方面给陆平同志扣上一个破坏和阻拦批判冯定的大帽子。”至此张磐石、冯定等全部告败，此种定论一直延伸到“文革”爆发，随着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陆平、王庆淑一方又落入万劫不复的境遇中。

    七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冯定这一段凄凉、无助的情况，作为双方相互使用、抛掷的棋子，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走势，只能眼睁睁地钻到人生的死胡同中。

    1964年9月下旬，北大党委开会讨论《红旗》杂志对冯定的批判文章之事，当事人冯定到会发言，他说：“对这次批判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反修以后，我自己也知道过去写的书是匆匆忙忙临时应付，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不过自己有自由主义，觉得书出版了也就算了。”“我一共写了五本书，另外两本书《红旗》杂志按语中没有举，可能也有问题，问题最多的恐怕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反修以后，我没有清理这些书，没有做消毒工作，也没有向党委报告，这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政治性错误，很明显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10月15日，冯定已写了一篇类似思想检查的文章，题目为《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送交北大党委和《红旗》杂志社，企求能够发表。他根据张启勋文章的立意，给自己上纲上线，全面检讨、狠批自己文章中的错误：

    在国内方面，片面强调建设而不强调革命，片面强调经济而不强调政治，片面强调生产而不强调思想改造；在国际方面，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强调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片面强调和平外交，而不强调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改，等等。

    ……当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大谈其反对个人迷信的时候，我毫未察觉这是赫修的最大阴谋。我就认为个人的作用总是不能和群众的作用相比，个人迷信总是不好的。

    我觉得像斯大林这样有些缺点的领袖固然需要群众，就是最完善的领袖也需要群众。这样，我在个人、群众、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就只强调领袖不能脱离开群众一面，说领袖离开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如果还要一意孤行，结果不是经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等等的话。没有分析、区别各种不同的领袖，对好的领袖应该爱护，只说了简单的几句话，片面从不应神化大做文章。忽视了人民领袖的革命意志对每个人的指导意义和服从人民领袖的必要性。

    批判浪潮来势凶猛，冯定从多年的党内生活经验判断，觉察到自己首先在“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忌，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只好加重检讨的分量：“中国并无个人迷信问题，自己就没有想想究竟是写给中国青年阅读还是给苏联青年阅读的吧，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式的理论，结果就不能不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次，他意识到自己所表述的人生观中带有高层所不喜的东西，尺寸把握不严，主调过于柔软，不具备时代刚性的原则。他检查道：“世界观方面最根本的错误，是往往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去反对个人主义，至少是对个人主义让了步，再去反对个人主义。我总是强调，当社会尚未到达共产主义而物资生活尚未非常充裕时，个人主义的出现终是难免的，这就降低了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

    在党内哲学家中，冯定的斗争色彩相对较淡薄，总是呈现一种包容、宽厚的形态，他的哲学著作多是娓娓而谈，少见怒吼般的批判语气。这样的温和东西放在平常日子自然受到社会欢迎，但一旦形势激进，就容易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所不容，无法成为高层所必需的思想武器。他在检查中写道：“我对于旧唯物主义，往往多从继承着眼，而少从批判着眼，这就助长了我在世界观中的错误以致政治错误。我在谈哲学时，总爱从自然现象的发展谈起，然后再谈社会，再谈阶级；或者是先谈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再谈可知论，再谈三条辩证规律……因为常从物质、生物、动物讲起，就常爱谈生理和心理的关系，爱谈生理基础和社会现象、阶级现象的关系。这样谈法减弱阶级和阶级分析，容易脱离实际。”（以上见1964年4月冯定检查原稿《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

    冯定慢慢地置身在被告席上，漂流在湍急的旋涡中而不可自拔。直到1965年3月，他背着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典型，但没被撤去副书记的职务，只要没人阻拦，仍旧坚持参加北大党委常委各种会议，大多时间不发言。北大党委于1965年3月29日向市委大学部请示：“根据我校‘四清’运动和工作情况，我们感到有些会议不便让冯定全部参加。我们意见，讨论有关学校‘四清’运动问题的有些会议，以及经常工作中涉及重要机密问题的会议，拟不通知其参加。讨论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仍可参加。”报到市里，市委的尺度更加严厉，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4月15日用红笔批道：“我意从现在起基本上不要让冯定参加党委会议，但暂不做任何正式决定，就是不通知他开会。将来党委改选时不再选他。此事我与许立群同志（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谈过，他同意这样办。”邓拓又附加道：“所说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不好掌握，应该明确：他只能参加普通群众性的会议。”（见1965年3月29日北大党委致市委大学部信函）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冯定的党委职权，降至为一般党员的待遇，从政治生活中背负恶名逐渐地消失。

    1965年初秋，面临新的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北大党委致函市委、高教部党组，建议不再安排第三届政协委员冯定参加会议，改由49岁的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生物学系教授张龙翔担任政协委员。（见1965年9月30日北大党委致市委、高教部党组报告）北大党委过于焦急，这样替换是不符合政协章程的。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作了这样的回复：“现在不撤（冯定），将来政协重新安排时不再安排。”

    北大要求撤换冯定政协委员职务的报告中，又罗列了冯定的一大堆罪名，其中主要几条为：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反对所谓“个人崇拜”，诬蔑劳动人民对无产阶级领袖，对毛主席的拥戴和敬爱中“不能不带有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成分和形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谬论；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和个人名利思想；他的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用矛盾调和、庸俗化、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等等。对于冯定在北大几年工作情况，做了非常负面的评述：“他长期不积极负责，生活上养尊处优，很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精神很不振作，在教学中经常散布严重错误观点。”

    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期，冯定已基本落入败局，声誉扫地。在社教斗争的格局里，他身不由己，身心交瘁，已经化为奇异的筹码，变成诡秘的棋子和置人于死地的法器。这是哲学家自己万万想不到的，他研究了一辈子做人的道理，却在此时切实感受到做“棋子”的痛楚。

  •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节]2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1962年10月29日上午，郭小川赶到中宣部机关转组织关系，下午即去人民日报社报到。11月3日开完中国作协为他所作的鉴定会后，他就正式在报社开始工作，了结了多年来不能离开作协的莫大烦恼。

    时任人民日报社国内部主任的张沛是郭小川1939年在延安绥德时的老战友，他知道郭小川在作协的处境后，建议郭不妨转到《人民日报》试试：

    我知道作协内部关系复杂，他在那很不对劲。他说过作协多事，跟刘白羽等人合不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来当记者，比较简单。”我找吴冷西谈了一下，他同意，说：“欢迎，欢迎。”吴跟胡乔木谈过，往中宣部、中组部报了一下。

    他是知名作家，比较特殊。他当时是十级干部，行政上没有什么安排。国内部开会，他来参加，不固定上班。他水平高，不需要我们说什么。选题自己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般不要报批，对他没有规定工作量。

    小川写新闻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他写东西快，结构好。当时像小川写那么长文章的不算多，也很少能发大块文章。那时提倡写短文，胡乔木说过：“短些，再短些。”

    他在《人民日报》挺高兴的，至少不像在作协那样不舒服。

    （1999年10月6日口述）

    八十一岁的安岗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至今还记得从胡乔木的一个电话才得知郭小川要调来的消息，从电话中的语气听出胡乔木对郭很赞赏：

    那一天，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平淡：“给你介绍一个同志……”我问：“谁呀？”他说：“郭小川。”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诗人，就说：“诗人当记者，我们还没有过……”乔木好像这么回答：“诗人也可以当记者。”

    小川来时，部里开会欢迎他。他脾气很好，跟大家合得来，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不像有的诗人的想法、说话跟我们不一样。他有比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对党的政策方针、当时部署、群众意见善于做政治分析，采访中真像个记者，观察很认真。小川文章的特点是下手很细，能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共鸣，这得力于他搞诗。

    我们对大记者的要求不死板，给他充分的时间，按他的感觉去自由地写大文章。胡乔木说过文章不要太长，但不是指郭。我说：“长可以变成长处，问题是否有人愿意看下去。”

    大家反映小川的文章都爱看，很有感染力，不是干巴巴的，也不是用公式看待生活。我说：“《人民日报》记者部应把全国有名的、有特色的人都吸引过来，这样文章才有多样性、独创性。”

    （1999年11月16日口述）

    李庄作为当年人民日报社国内部负责人，郭小川出去采访、发稿等事宜均由他联系和组织。他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父亲来《人民日报》之前，我们不认识，但闻名久矣，一见如故，不分彼此。他是个特殊人物，不是他自己要特殊，他是很有名望的人物。按照他的水平、声望，当编委没问题，比编委更高都没问题，但他对这些很淡漠。因为他是著名诗人，我们对他都很尊重。分工上我和张沛联系他，实际上他的文章我们只能拜读。小川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又有我们替他做后勤工作，领钱、报账、打电话等跑腿的事我都管。”（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

    刚到报社不久，1962年11月17日郭小川就随老上级、农垦部长王震到东北林区及北大荒，年底才返京。第二年4月再次与王震、贺敬之等人走访福建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6月中旬返回。紧接着，他又访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了伊犁、阿勒泰、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种走南闯北、毫无拘束的采访方式，令久受机关羁绊的郭小川有了一种彻底的解放感，此时他沉寂许久的诗歌创作又到了井喷的阶段，几篇有分量的通讯报道令人刮目相看。他自己的心情也大为振奋：“我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举世的震动，太好了。”（摘自1963年3月11日日记）

    曾是作协党组同事的严文井后来听到，郭小川私下里自言自语：“我到了《人民日报》，才真正出了名。”（严文井1999年7月21日口述）

    胡乔木对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一直很在意，曾向中央高层人士推荐过郭的新作《厦门风姿》等。1963年2月16日，正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修改诗作《祝酒歌》的郭小川给胡乔木写信，首先表示“我到《人民日报》后，一切都好”，信中还写道：“您在病中，尚对诗的问题十分关注。您看过我们写的一些东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提高？……在这方面您随便谈谈，都将会给我们的工作以真正的益处。”这封信勾起胡乔木的谈兴，2月21日他特意来到郭小川等诗人休养的颐和园住所，就诗歌创作问题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节”在全诗中的作用，并认为“节”写不好，就完成不了全诗的美。郭小川在日记中还记载道：“他不太赞成用四行一节写长诗，而认为以八行为宜……新诗，必须在古典诗词的基础上与之竞争，不管它是不行的。”

    胡乔木对郭小川的工作调动起了主导作用，并且在创作专业方面能有沟通，这让郭小川感念许久。那天郭小川到颐和园门口迎接，没想到胡乔木一行已先入园，为寻找住所花费不少时间，这让郭小川心存歉意，而胡却不以为然。

    《人民日报》资深女记者金凤对见到郭小川的第一面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天小川来到办公室，穿一身旧毛料中山装，戴了一顶鸭舌帽，脸比较阔，笑眯眯的，像个党内老同志的模样。他走到我的面前说：“我是郭小川。”他又跟记者部副主任、刘白羽的夫人汪琦打招呼：“汪琦同志，我向你报到了。”汪琦说：“小川，你何必那么客气。”汪琦介绍了部内的情况，小川说：“我可没当过记者，是新兵。”汪琦说：“你客气，你是大诗人，你来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主力军，给我们报社增添光彩。”

    我从小就喜欢唐诗宋词，但不怎么欣赏新诗，觉得新诗好吵，像白开水一样。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郭小川，一个是贺敬之，觉得他们的诗有味道。我说：“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小川说：“哎呀，我要向你学习，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我奇怪他和贺敬之怎么都到《人民日报》来呢？汪琦说：“他们是来躲风。”

    过了一段时间，他要送我新诗朗诵会的票，我说话很直：“我不喜欢新诗，就是你和贺敬之的诗还好。我受不了装腔作势，北京人艺演郭老的戏都演出了摆势，我不去……”他宽厚地笑笑，说：“没事，别人还要。”

    他到东北林区，写了一篇《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题目很不一般，写得很壮美，文字功底好。他真是出手不凡，我跟人说：“郭小川就是与人不一样。”福建漳州出了让水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写成《龙江颂》的那段事。郭小川赶去采访，但新华社记者也去了，小川打电话回来问：“还写不写呢？”胡绩伟在编委会上说：“当仁不让。”小川就写出了《旱天不旱地》，文字和题目都很好，我对他说：“我要认真向你学习。”

    当时《人民日报》内部传说，报社有两个人骄傲，一是我，一是王若水。别人说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我这人看得起的人确实不多，让我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我对小川真的服了，他跟我熟悉的老记者的处理方法不一样，高出一筹。我对他说：“我要跟你出去，看你怎么思考，怎么提炼。”

    当年《人民日报》有的文章跟中央文件一样，最高领导和下面群众都要看，有的还要组织学习。郭小川对报社来说，是一将难求，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诗人大记者。

    （1999年11月11日口述）

    1963年3月，郭小川奉命来到上海，开始接触声誉初起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很快就为八连的事迹所着迷。他给夫人杜惠的信中写道：“（了解‘八连’的情况后）使我深深地爱上它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它的意义不下于雷锋，许多事实都动人极了。因此，我决定在此写一篇长篇通讯（约一至两万字），写完再走。”（摘自1963年3月19日来信）他在连队整整访问了十天，忙得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他一直苦恼一个问题：事情都很平凡，却又得写得不平凡，怎么办？该如何下笔？写作的进度十分缓慢，一周过去了，只完成四千多字。郭小川在考虑许久之后，决定发挥自己的长处，把它写成政论式的大通讯。

    采访中，他与《解放军报》记者组在报道思想上产生分歧，时常争论。他给杜惠的信中谈到分歧所在：“他们总把南京路说得很可怕，似乎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中的地方；我则认为它有两个方面，主要的方面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城市的中心；他们强调宣传个人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则更强调工作上的艰苦奋斗；他们总是讲作风，我则着重地谈思想……”（摘自1963年4月22日来信）经过一个多月的写作，总算大功告成，通讯报道终于获得通过，并且《人民日报》同意郭小川的建议，与军报一样，只署“本报记者”。

    然而4月26日，陆定一转告王震说：总政不同意郭小川对好八连的宣传方针。郭得知后，情绪有些低落，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报道中遇到不顺手的事。但让他欣慰的是，采访“八连”有了一个重要心得，就是突出“八连”的成绩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强调“八连”学习毛著的政治热情。这次采访把郭小川身上的政治情结强化了，一下子把他的政治那根弦拧得很紧很紧。

    当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已经使文艺界风声骤急，生性脆弱而敏感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有加剧之势，而且争相比毛泽东所起的调子还要高，把问题提得还尖锐。尤其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使报纸版面的火药味愈加浓郁。郭小川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波动的走向，对毛的批示中有关文艺的一部分指责有认同感，与他早先对文艺界的现状的不满相融合，使他对毛泽东那种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推崇更加细化。宣传毛泽东思想渐渐成了他以后的作品中最显著的主题，成为他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

    郭小川激情的写作风格，一遇上政治激荡，很自然就一拍即合。他在这样的创作活动中，既不是带头者，也不是佼佼者，只是跟着社会思潮往前涌动。

    1964年2月至4月，郭小川回忆前几年到昆仑山一带采访的情景，联想到毛泽东的诗作《昆仑》，仿佛又置身在莽莽高原，他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八九百行的长诗《昆仑行》，明确说明这是一首对伟大领袖的颂歌。他的写作激情再次迸发，用尽了豪华的文字阵势。

    吴冷西身兼《人民日报》、新华社总编辑，时常在毛泽东身边走动，掌握中央高层的动向。他在审查《昆仑行》时，对郭小川激情发挥的超常范围也有些把握不住。长诗的第二段用二百多行的篇幅回顾了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历史过程，吴冷西在这一段大多数句子下面画了红杠杠。郭小川觉得无法修补，最后无奈之下只得将第二段全部删除。

    当年4月，郭小川写出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他们下山开会去了》，较早地涉及学习毛著的活动：“世间再没有别的珍宝，／比它更为坚实、深广；／大敌当前，／它就是反抗的长枪；／狂风袭来，／它就是高大的屏障；／困难挡道，／它就是排山的巨浪；／云雾迷漫，／它就是明丽的霞光！”

    这种革命化、情致化的诗作不能说是郭小川首创，它很快为一批诗人熟练掌握，也为读者们所熟悉，以至到了“文革”已可以成批量地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诗歌写作的某种定势。而郭小川自己坚持写了十几年，乐此不疲。

    这一年9月，郭小川从南方刚回到北京，就被大型歌舞《东方红》创作组抽调去，写出了歌词《毛泽东颂》和《东方红》解说词的部分段落。在《毛泽东颂》的初稿中，郭小川下笔称毛是“世界的太阳”，主持《东方红》创作的周巍峙不同意，郭又改为“人间的太阳”。周巍峙仍觉不妥，再三争论之后，最后定稿为“光辉的太阳”。

    1965年夏天，郭小川几次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提议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据“文革”中郭小川写的交代材料，当时安岗不是含糊其词，就是以“我们不搞声势，要搞声势很容易”为由推托。

    笔者为此询问安岗，老人对此事记得有些模糊，他想了想回答说：“当时对毛主席是很崇拜的，活学活用毛著在群众中是一股热潮，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思想运动，但不像‘文革’时期那么厉害。我只是不愿意空洞地宣传，希望有分寸感，还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抓。小川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1999年11月16日口述）

    1965年7月，由报社指令郭小川和另一位记者王日东到北京积水潭医院，采访创伤骨科烧伤专业组活学活用毛著的经验。郭小川在医院生活了二十多天，整理出五六万字的人物访谈笔记，执笔写出了一篇题为《为革命，会革命》的长篇通讯。“文革”初期，郭小川在交代的材料中不无自豪地表示：“这篇通讯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目的，在读者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还写道，同年8月在内蒙古伊盟乌审召公社，深入采访一个多月后赶写的通讯《乌审召人——新愚公》，长达五万多字，同样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了阶级斗争”。（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

    在这前后，郭小川应邀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与人合作写了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并改写其中的三首歌词。他有意强化了政治含量，多处添置了诗情的文字，渲染学毛著、学政治的诸多效果和影响。而且郭小川一改以往的和气，态度略嫌强硬、坚决，对影片提出了不少意见。他甚至说了这个话：“如果不补拍学用毛主席著作，我就不写解说词。”据郭小川“文革”所写的交代材料，离开前，他对八一厂副厂长夏川毫不讳言，认为八一厂不像解放军的电影制片厂，导演不突出政治。

    笔者为此走访八十二岁的夏川老人，他对郭小川当年所说的话记得有些模糊。他回忆道：“那年拍了一个新疆军垦建设的纪录片，长度有一个多小时。考虑到小川对新疆了解，与王震熟悉，就请他写解说词和歌词。小川不推辞，搞创作很认真，而且他还找来袁鹰、贺敬之写另外的歌词。他改了好几稿，难度大，我们对着画面一块商量怎么改。他写的解说词很漂亮，与一般解说词的作者的水平大不一样。八一厂的人说，能找到这样的诗人写解说词真不容易。”

    夏川介绍说，当时八一厂内部已经开始文艺整风，已有人在主持批判厂级领导。一般来讲气氛还不是很紧张，但对政治问题抓得是否很落实，就不见得。八一厂内部存在的问题很多，小川对此也了解一些。小川的政治热情一直没有消沉，他对毛泽东思想确实看得很重很重。（1999年12月3日口述）

    1965年12月底，郭小川随安岗等人一起到了大庆，只采访了两三天就匆匆赶回北京，根据在大庆、哈尔滨的访问所得和书面材料，以最快速度抢写出三篇通讯，其中一篇题目直接就叫《怎样突出政治》，由安岗拟定提纲，郭小川执笔完成。在写作过程中，郭小川加进了“紧跟毛泽东思想”一大段。

    第二年1月，郭小川又奉命来到鞍钢，在钢城上上下下走访了一个多月，为预定的写作主题收集大量资料。他已经很难对生活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只是按照上面布置的条条框框去生硬地装配素材。同去的记者部同事金凤看到他随身带着一本毛选，时常翻阅。郭小川还告诉金凤：“（毛选）有的文章要反复读，学思想方法，学辩证法。”他在那里写成两篇通讯，一篇《为用户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直接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篇《认识不能中断》，以鞍钢的实际工作来注解毛泽东的《实践论》观点。奇怪的是，这两篇报道获得报社领导口头认可，却不知何故没有发表。

    郭小川后来在检查中感慨地写了一句：“（稿子）被人压死了。”

    1964年5月郭小川一度有了去中南局工作的念头，陶铸也想让郭担任中南局副秘书长一职。王震鼓励郭去广州：“毛主席是很重视陶铸的，你可以跟他学习学习。”郭小川考虑到不应辜负王震、陶铸的一番好心，又觉得当记者到了地方只受到优待，不受到重视。与报社商量后，就想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长驻中南。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后，文艺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对文艺界的恐惧也是他远避京城的一个原因：“我自己的问题也伤脑筋，近来我对文艺界的某些人物实在想避之远远的。要搞创作，不如在文艺界之外搞。否则，不知何时就得叫他们再整一通。我自己，言语又不能噤若寒蝉，容易惹事。这是我为什么愈来愈坚决地到中南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摘自郭小川1964年5月5日致杜惠的信）

    老友王匡、李普都劝郭小川把组织关系转来，在广州安家落户，但他还是想等两年后再说。1964年8月随陶铸到广西走了一趟，他发现跟陶铸搞文件也没有什么意思，搞创作在陶铸身边是不行的，而且在华南语言又不通。他遂向陶铸提出到河南灾区的县里锻炼，既与群众接近，又为创作做准备。他向人表示过，他的理想是当一位县委书记，把灾区变为富裕的粮仓成了他企盼达到的一生幸福大事。然而老熟人、省委候补书记兼商丘地委书记纪登奎坚决不同意他到重灾区商丘的任何一个县工作：“我们那里太苦，情况特殊，你还是到一个稳定的地方去。”

    这一次河南之行给郭小川不小的震动，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他亲眼看见商丘的农民家中四壁空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在给杜惠的信中心情沉重地写道：“这种景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想到过——以上情况，当然不可与人语。”（摘自1964年8月28日信件）他反过来又想到纪登奎不让他下去，不让他接触真实的生活，其用意也是保护他不犯错误；第二是毛泽东的批示使地方干部对文艺界有了恶劣的印象，对文化人的感觉很糟糕，郭小川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戒备心。

    1964年9月因中宣部不同意调中南局，郭小川只能返回北京，随《人民日报》工作队到北京通县参加“四清”。他后来说，我很喜欢《人民日报》，不想再动了。他对通讯报道和创作又投入很大的精力，似乎无心于其他什么工作。1964年8月在广州，他渐渐地坚定了这个念头：“我想，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还是准备搞下去，只是决不与文艺界发生什么关系……这一辈子，还是献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文艺吧。”（摘自郭小川1964年8月10日致杜惠的信）

    那段时期，郭小川对形势发展是亦步亦趋，先人一步。毛泽东已有指示，对教育制度提出批评，鼓励学生到大社会中去。郭小川非常认可，觉得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却做出创作成绩。他曾去新疆联系，希望儿子能去自己的老部队锻炼，想让孩子在下面有出息，可以搞创作。后来北京市劳动局却安排所有报名的北京知青去北大荒支边，在外地出差的郭小川匆匆赶回来送站。

    郭小林告诉笔者：“1964年9月，整个景山学校就我和另外一个人去，走时全校师生夹队欢送。北大荒真苦，七年没有吃过鸡蛋，一个月内只能吃到一次猪肉。”（1999年10月28日口述）

    李庄作为当年的直接上级，经手发过不少郭小川的通讯作品。他至今对郭小川的文笔仍格外赞赏，认为郭自创了这样一种体裁：既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新闻作品，有真人真事，有文采，有思想，有想象，有渲染。

    李庄说，正因为文笔好，选材能力强，又注意时代的特点，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能较长期地为人关注。给人印象深的通讯报道，一个是写积水潭医院，另一个就是名震一时的报道乒乓球队的《小将们在挑战》。（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

    《小将们在挑战》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文革”前夕最亮丽、最具变化的信号旗帜之一。

    1965年3月，郭小川看到了毛泽东关于徐寅生的《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又得知中国乒乓球队马上要去参加第二十八届世乒赛。素来喜欢体育的他一下子意识到这个题材的重要性，迅速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国家乒乓球队，采访历时一周。

    当年陪同郭小川到国家队的是《体育报》副刊编辑鲁光，他回忆了当时的采访情景：

    与小川最早认识是在63年，那年要参加第二十七届比赛，我想请作家诗人为国家队壮行。小川给我一首短诗，很有气魄，其中写道：“踏破万里雪／轧平千层浪／心红／眼亮／切记啊／中国是英雄的故乡！”

    小川喜欢体育，有一次我陪他在工人文化宫看露天篮球赛，小川在观众席中发现：“哎呀，周立波也来了。”在乒乓球队出征前，我把迷恋体育的几位作家郭小川、周立波、玛拉沁夫、康濯等约到工人体育馆，看了一次乒乓球队的训练，与教练、队员聊天。

    65年毛主席对徐寅生一文有批示，给徐那么高的评价，背景很复杂。小川找到我，谈了意图，我便陪他一个个地找人，天天在一起。小川在政治上敏感，及时捕捉重大的信息。他事先准备工作很充分，能看到的东西全看了，哪怕是枯燥的工作报告。采访时间并不长，可是写作需要的东西很快能得到。他思考问题很严密，能抓住典型，一下子切入主题，思考水平很不一样。

    他对运动员平易近人，人情味很浓，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他送给队中女秀才、女单冠军李赫男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昆仑行》，请李赫男指教。李赫男不好意思，说：“我很喜欢你的诗。”小川采访中的作风、写作技巧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写报告文学最早的启蒙，在主题提炼、构思布局、技巧等方面对我帮助很大。

    罗瑞卿过问了这篇文章，很快《小将们在挑战》在《人民日报》、《体育报》同一天发表，反应热烈。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公开，但大概意思在小川的文章里都有了。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庄则栋作为国家队的主力选手，当年接受了郭小川的采访。1999年10月11日在北京宽街的寓所里，他情绪激动地告诉笔者：“我一直把郭小川当做老师来敬重，他的东西有人情味。当时他来队里采访很细致，虽然时间短，但能抓住每个人的个性，突出人的思想状态。他的文章非常华美，充满激情，写出了那种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革命气概。”他还透露，“小将们在挑战”这话有政治含义，实际上是“文革”的信号，毛主席利用这打刘少奇，成了一块石头。这是周总理1967年告诉的，当年郭小川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郭小川写出通讯的初稿后，送交报社领导层审阅，历经一些波折。“文革”开始后，郭小川在检查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以此来佐证自己写作历史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副总编辑胡绩伟批评道：“现在有一种倾向，打球打赢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打输了怎么办？……你叫陈伯达去打，他能打赢吗？要有技术……”（大意）于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改了六处，突出了技术和战术。现在看来，有两处改坏了。但是胡绩伟仍嫌不足，他亲手把原稿中的“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的，就必然胜利；反之，就要失败”（大意）改为“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原本是连续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发表的头一天晚上，胡绩伟还对这篇稿子表示不满，几乎不叫发表。

    （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

    “文革”初期，郭小川对作协工作的七年时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自己受到文艺“黑线”的直接控制，身陷其中，反思起来总是惶惶不可终日。而对自己四年半的《人民日报》经历则有扬眉吐气之感，一一数起通讯作品颇生几分自豪，而且这些通讯也为报社、群众所认可。报社内外一提起《小将们在挑战》，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作者另眼看待。这无形中给了郭小川几分安全感，也是他在运动纷乱的头几个月中最重要的一颗定心丸。

    那时他在内部表态性质的讲话中只是平淡地表示：“由于有机会与工农兵群众接触，又受到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了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写了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话语低调，近于轻描淡写，但还是让人觉得是有分量的。

    1966年秋天报社“文革”组织要求每人做自我总结，按黑线、红线、不黑不红三类划分。他坚决地把《人民日报》写作的日子统统归入红线，正是因为有《小将们在挑战》这类通讯压底。

    在运动浪潮袭来时，郭小川习惯地把自己当作运动中的健儿来要求。运动裹拥着他往前涌动，他则在浪涛中做着姿势呐喊助威。在严格意义上他视自己为“战士诗人”，与革命斗争有着天然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响应党的号召、投入运动的时候，郭小川从不含糊。

    1966年3月间，郭小川在一次编委会上批评报社“不紧跟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人民日报》比《解放军报》晚了六年。这番话只引来一位在座者的响应，让郭小川在偌大的会议室里感受到莫名的孤独。紧接着他在4月奉命参加解放军创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读到后来震动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他在会上表示衷心地拥护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从《纪要》的字里行间他很自然地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斗争气氛。在这种激情的状态中，他对会议的安排颇为不满，对会议每天只看电影、讨论电影兴致不大，中途赶回报社，参与了批判“毒草”《长短录》的文章修改。

    夫人杜惠曾问郭小川：“这样重要的会议，你怎么不参加到底？”郭小川悄悄地说：“把这么多的电影都批为毒草，让人听不进去。”时至今日，杜惠还清晰地记得郭小川内心隐秘的矛盾状态。

    1966年5月21日下午，郭小川参加《人民日报》编委会，在会上听到了陈伯达4月18日对《人民日报》的意见。郭小川回来后在日记里简单扼要地记了几句：“外边有些压力，内部未动，一潭死水。”“《人民日报》要内外夹攻，外帮内攻（康老的原话）。”“要学陈胜、吴广……要揭竿而起，中央保护你们，你们反修斗争有作用，但不是吴冷西的功……国际反修易接受，国内反修有人就下不得手。”王力说：“既要清算邓拓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康生的一段插话，颇让郭小川心里一阵紧张一阵惶惑：“应对1957年以后每年发生什么事情，要总结。自己不革命，中央也不好帮助。”

    从郭小川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第二天他就匆忙写出笔记《宜将剩勇追穷寇》。5月24日下午四时参加党员大会，听了吴冷西的检查。5月26日全天都在看《海瑞罢官》的材料，并着手整理内定毒草的《长短录》资料。6月1日，他在苦闷、茫然之中，顺便来到乒乓球队看望，触到的依然还是运动波涛的浪花。6月5日下午，他听了陈伯达会上的讲话后，与众人一样，写了两张大字报。

    他心里明白，由于他过去在作协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再也无法逃脱“文艺黑线”的巨大阴影。运动初期出自自己的热情，无论做出更高的政治姿态，还是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他始终挤不进主力队伍。他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惊受怕，为自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而焦虑。

    7月报社要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典型。报社“文革”组织选派了郭小川、金凤和小李三人前往采访，金凤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当时惊喜的样子：

    小川一下子觉得自己政治上没问题，还是受到信任，真的很高兴。我们三人坐飞机到兰州，又从兰州飞到新疆。机上就我们三个乘客，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成了走资派，都卷入运动中，根本坐不了飞机。我说：“小川同志，今天成了我们的专机。”他闷闷地说：“你还说笑话。”我们三人打扑克，打最简单的“争上游”，心里七上八下，索然无味。

    我们在新疆分头采访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北京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党内位置下降。小川一天到晚带一架小收音机，听了总说：“不得了，不得了。”一个月前接待我们的王恩茂、张仲瀚、赛福鼎等新疆领导都被揪出来，书店的书在广场上烧。我们不敢住原先安排的昆仑宾馆，但自治区办公厅还要我们照住。小川不想让人为难，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住进冷落的大宾馆。记得那年年初，郭小川和我们几个去鞍钢采访，主人安排到千山风景区游玩，宾馆把中午饭菜带去，我们觉得特殊化，都不敢去。实际上是暴风雨迫近，知识分子干部对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有预感，有预防。

    我们坐飞机回来，他写了一张字条给我看，记得上面写着：“存款四千元，金表一个，金笔一个……”他想把这些交给组织，我说：“这次政治运动，不像‘三反’、‘五反’。你工资高，有稿费，劳动所得。”他说：“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说：“这体现不了党的政策，你过虑了……”

    他对这场运动的估计比我要严重得多，我以为一年就够了，他了解上层，想得更复杂些。在飞机上我还说他：“从思想到作风，你没问题。干部排队，我看你在‘比较好’那类。”他摇摇头，说：“应算‘比较严重’一类吧。”他问我：“群众把你说成三反分子，你怎么办？”我说：“我不承认。”他又问：“群众给你戴高帽子，怎么办？”我简简单单地回答：“我把它撕了。”他就低头想问题了，闷得很。

    下飞机时，我把那张纸条撕了，我对他说：“运动还会过去的，我们都会平安无事。”谁会想到，郭小川第二年被揪回作协，而我68年关进监牢，长达五年。

    （1999年11月11日口述）

    从新疆回来时，郭小川所住的《人民日报》煤渣胡同宿舍区已贴满大字报。杜惠清楚地记得，大院墙壁上有一条大字标语的内容是：“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

    当时正上中学的女儿郭岭梅焦虑地问他：“你是几类干部？你是黑帮吗？”郭小川只能含糊地回答：“我不算一类干部，也算得上二类干部。”（1999年10月4日郭岭梅口述）

    郭小川回到报社，很长时间一直处在运动的边缘，时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挥笔撰写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交代。据金凤回忆，《人民日报》群众组织似乎为郭小川只开过一次会，说过郭的一些作品。但造反派对他过去的作品不了解，一些人士表态：“我们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顾不上郭小川。”逢上外调，群众组织还与来人说：“革命群众反映他在报社宣传毛泽东思想，效果是很好的。”

    据郭晓惠所作的《郭小川年表》记载，1966年9月报社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内容是“揪出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12月29日郭在报社受到批判斗争，四人就有了难得的畅谈机会，而且晚上和星期天可以回家。那时曾有人鼓动郭小川站出来亮相，自己起来“革命”，但郭小川犹豫再三。

    曾任作协副秘书长的张僖还记得当时对郭小川叮嘱再三的情景：

    在“牛棚”里，小川闲不下来，关得不严时就往外跑，星期天东窜西窜，还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我急了，几次劝他要小心，提醒他注意。我说，你在江青底下工作过，你跟叶群有一段关系，有同学友谊，你不能去找她们。

    江青解放初当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小川与她同过事。据说江青私下里评价过小川：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

    （1999年8月6日口述）

    杨子敏告诉笔者，当年“牛棚”小屋里始终烟雾迷漫，谈兴颇浓：

    我们把门一关，人人抽烟，一天到晚不停，屋子里烟雾腾腾，从门外都看不清里面人的脸。我们互相推荐最便宜的烟，结果大家共同认定一角一分钱的“红红”牌烟最合适，八分钱一盒的“蜜蜂”牌烟比较糟糕。

    我们对形势议论，不敢涉及毛主席，只能议论到徐向前、贺龙、彭德怀、王震等这一层。说得最多的是小川、张僖和我，话题较广。譬如造反派抄来外面的大字报，说徐向前是“胆小鬼”。我是十八兵团的，徐是司令员。我说，“胆小鬼”这说法荒谬，当年徐带着病，车里安着床，在床上指挥战斗。太原一解放，他就病倒了，住院几年。可见战斗前病得很重，他坚持不下火线。我说这些事，小川他们就听着。

    我们还说，宣传林彪当排长就领导北伐不妥。但也说到苏联要用几个坦克师换林彪。诸如此类轻轻重重的话题说了不少。我们偷偷地议论单位造反派的是非，说本单位运动的事情。没想到被造反派发现，选择一个突破口审问，最后各个击破，一个个被迫交代。

    最后把我们这屋的人拆开，小川被看作是重犯，又加上涉及“天津黑会”事件，把他单独关在作协黄图岗宿舍六号门口东侧小屋，由专人看管长达三个多月。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在那段时期，郭小川挨过别人的打，晚上睡觉时身子疼痛不止。后来老友夏川谈到在八一厂被人用拳头打脑壳起包的过程，郭小川听了唏嘘而叹，承认自己也挨年轻人的打，讯问时被恶声恶气的人打过耳光。

    有一天，郭小川被押送回文联大楼交代，杨子敏在楼道里碰见了他，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敢说话。几个月不见，杨子敏惊诧地发现郭小川完全变样：手上拄着一根破木棍，脚跟蹭着地往前挪，摇摇晃晃，眼神已聚不了光。杨子敏回家后伤感地告诉爱人：“今天看见了郭小川，他可能不久于人世。”

    “没想到，他的生命力这么强，以后竟缓了过来。”杨子敏回忆时很重地说了一句。

    到了1968年底，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从原来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转移到群众组织两派内部的人。早期的专政对象由此被放松，郭小川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时常参加搬白菜、挖坑、铲煤等劳动。外调的人逐渐减少，有一次广东来人了解原中宣部干部处长张海的材料，郭小川记不得许多事情，焦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中午回家后忍不住哭了一场。

    此时令郭小川预料不到的是，自己更多的却是为不能及时、完整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林彪的指示而苦不堪言。

    在郭小川那一段日记中，当日背诵情况如何成了最主体的内容：

    68—11—12　读了一天的老三篇。五组已有三人可以一字不错地背下，其中包括我。晚上，继续背老三篇。

    68—11—21　上班后，背《纪念白求恩》，错了一个地方。

    68—11—29　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68—12—7　八时，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68—12—8　向杜惠背诵了《愚公移山》，未错。

    68—12—10　早，学习时背了老三篇，错了两处，共三个字。

    68—12—12　学习时，背诵老三篇，一字未错。

    68—12—16　读《文汇报》两个社论，背诵《再版前言》。晚，回家熬药，背诵老三篇。

    68—12—18　一时去上班，先背诵老三篇。用了一下午的时间，背会了两个批示和《再版前言》。这，早已下了决心，今天才实现。过去背过《再版前言》，一直不熟，放了一段时间又生了。

    68—12—19　学习时间，背诵老三篇，全组四人无误。

    68—12—21　早，去中医门诊部看病，在那里背诵了《反对自由主义》。

    68—12—24　晚上，背三个批示，咳嗽仍不轻。

    一直到第二年三四月间，他的日记内容依然还是以背诵情况为主，而且后来一天能背十五条最新指示，并表示：“对每一条最新指示都要下决心去努力理解。”（1969年1月18日日记）1968年12月31日晚八时广播了元旦社论，其中有两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郭小川连听了两遍，迅速把最新指示背诵下来。

    那时人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凭上级通知或自己揣摩，往往在夜间等待广播最新指示，收音机成了大家最不可缺少的“小伙伴”。郭小川此时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夜十时才睡，以为有最新指示，结果没有。”

    1969年1月8日下午四时半，郭小川正与杨子敏一起背老三篇，突然听到楼下锣鼓齐鸣。知道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作协，郭小川显得异常激动，他把他们看作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他当即给大家抄写毛泽东在“文革”以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最新指示和新发表的有关语录，一直抄写到晚上八时半。回家后在日记中激情地写道：“今后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往日的罪过，将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教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是我的强大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下半生我将永远忠于您！”

    军、工宣队的到来，给困顿中的郭小川带来莫大的希望，压抑许久的情感又有舒张的机会。1月13日，军、工宣队与作协干部群众见面，郭小川形容场面“感奋之至”，令他想起三十一年前参军的情景。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犯了罪，可是心情一样激动，一样兴奋。”第二天早晨六时四十分起床上早操，跑步时感到浑身是劲，他在日记中称之为“青春之火又燃烧了”。

    有一天在外调前，一位工宣队员或许是无意，问郭小川：“一二一批示是什么？”郭小川一下子不知道哪几条是一二一批示，焦急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他自己以为背诵语录不错，没想到当场被工宣队员发现了问题。他心情沮丧，回来后补上一笔日记：“站了很久，听他的教育，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我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宣队的教育。”（1969年1月30日日记）在这之后，他利用一个星期天，从早晨开始就伏在桌上，将1966年以后毛泽东的最新语录工整地抄成一本，借此温习一遍，并为以后交代检查做准备。

    同在“牛棚”的丁宁对背诵语录的活动至今还颇有几分感触：

    那个时候找你谈话，或问你问题，会突然让你背哪一段毛主席语录，考验你的革命性。后来早请示，晚汇报，更要你一定会背语录。人就跟疯子一样，都在比谁背得多。冯牧还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背到尾。

    （1999年11月30日口述）

    那几年间，郭小川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外部环境时常刺激他，更使他原本奔放的诗人才情无法遏制，无形中使他强化了对时代的顺从感和崇拜感这一面，有时顺势压过了思想矛盾和痛苦的这一面。1968年12月28日夜里十时多，外面爆竹声响成一片，郭小川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我国又成功地试验了一颗氢弹。”他连听了十几遍，激动得无法入睡，零点后又收听了一遍记录速度的广播。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五岁生日，那天郭小川特意一早起床，六时半从家中出发，坐9路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已有几千人站立门口，等着买毛主席语录和像章。郭小川感慨道：壮观，壮观！

    第二天部分群众到家中搜查文件、日记。第二年年初宣布“靠边站”，在报社开始打扫卫生。

    1967年9月18日作协群众组织正式派人来到人民日报社，把郭小川揪回作协批斗，关在黑帮集中的文联大楼地下室。一到作协他就陷入写交代材料的恶性循环之中，随叫随写，群众组织点名要的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材料大都是紧急索取，数十万言的《我的初步检查》基本上就是这时候完成的。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他竟写出了他所知道文艺界三十多人的材料，用力之深，涉及之广，写作之勤，在他写作生涯中也是特别的一段。他有了伤筋动骨、抽吸脑髓一般的痛感。他很想卸下所有的包袱，以此来赎罪，减缓运动更大的冲击，在折磨人的窒息气氛里争得喘气的机会。

    刚揪回作协不久，就发生了天津作家方纪到京活动的事情，涉及到郭小川。群众组织当即把郭隔离，派出不少人轮流陪他住一屋，查他和方纪的关系。

    当时担任作协群众组织核心组组长的胡德培谈及郭小川揪回后的情景：

    66年底、67年初，我作为年轻党员，被推到抓运动的位置。后来很快大联合，我又担任斗批组组长，得的票数比较多。现在想来，整个“文革”都是荒唐的梦，颠来倒去。

    作协派人到《人民日报》揪回郭小川，当时觉得他是“黑线”人物。初期时批小川不厉害，批斗次数少，让他写交代。群众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几篇很有战斗力的通讯报道。他的认罪态度较好，一直检讨自己，承认自己革命意志衰退。

    作协冲击过三四十个人，人越多，小川就越不显了。

    （1999年11月7日口述）

    1967年11月22日、23日、25日，郭小川连续三天参加了批斗刘白羽的大会，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两句话：“斗争刘白羽，批刘态度”、“刘白羽狼狈万状”。

    “文革”前担任作协秘书室、办公室主任的丁宁清晰地记得郭小川揪回作协的处境：

    据我了解，揪回后作协没有专门开他的斗争会，作协开大会主要是斗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他们是陪斗。批判他的大字报还是有的，给他压力不小。他这个人宁愿在《人民日报》审查批判，也不愿意到作协来。

    59年前他的思想比较解放，经常琢磨新诗的形式，创作上不保守。59年在党内批《一个和八个》，他受不了，经不起上纲上线，那些“帽子”伤他的感情，离开作协时心情很苦。“文革”又被无奈地弄回作协，没有精神准备。

    一开始先住地下室，后来又到办公室。跟上班一样，给你一个桌子，每天都要写检查，要学习、交代，接受外调。串联的人不停地来大楼，把厕所搞得很脏。我们这些住“牛棚”的人还要一天到晚打扫厕所，参加劳动。

    （1999年11月30日口述）

    回作协初期，郭小川和严文井、张僖、杨子敏关在一屋。形势松弛一阵，他在日记中描述了那天参加机关仪式的虔诚感受：

    七时四十分钟到了大楼，八时举行了仪式，向毛主席致敬，向毛主席请罪，朗读了林彪同志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我要永远向毛主席请罪的。

    我特别大声地朗诵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的心情万分激动。

    中午，去王府井买了一些桌上摆的毛主席像，上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真是高兴极了，这是毛主席七十五诞辰的珍贵纪念。

    （摘自1968年12月26日日记）

    对毛主席请罪的念头一直缠绕着他，既让他生发许多崇敬，内心又滋长潜在的恐惧和不安。他的思想状态很长时间都被“文革”主体思潮占据，只能用上面认可的语言去表达，按报纸上规定的途径去思索，而且他自己多少次被运动中层出不穷的事情所感动，有时情不自禁地为“文革”“壮举”所着迷。1969年1月16日郭小川在作协大会上发言，畅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必要性。接着《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发言时一句一泪，郭小川也陪着她哭了一场。他在日记里表示：“在我，并不是因为委屈情绪，实在是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毛主席了。”1月19日是星期天，很多人都请假回家。郭小川主动留下来，与昔日党组同事、老作家张天翼谈话，“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一下，要给他以信心”。（摘自郭小川日记中的语句）

    军、工宣队进驻后，工宣队政委王坤找郭小川谈话，问了1957年反右批冯雪峰时“围攻鲁迅”的情况。王坤说：“假如你是犯错误的好人，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群众的批判。”郭小川明确地表白了态度，回家后竟彻夜不眠。

    他以罪人之身，对运动采取了服从和配合的鲜明姿态。1969年2月8日，他写日记时已有不少乐观的口吻：“我认识到，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有可能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把问题交代清楚，这也是可能的。”

    3月14日晨八时，广播了一篇关于总结经验的《红旗》杂志社论，里面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整个北京城立即变成沸腾的水锅，街道上挤满兴高采烈的游行人群。郭小川第一次允许与机关群众一起上街，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政治生活的大事。

    八时半以后，与群众一起上街游行。到了天安门，兴奋极了，时时都想流泪；我不是认为我已经成为群众的一员了，不，我现在还不是。我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还没有真正总结自己的反面经验。但是毛主席在挽救我，群众在挽救我。和群众在一起游行，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游行，使我非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

    这是我的历史中有数的重要时刻之一，我永远记住这一天。

    （摘自1969年3月14日日记）

    1969年夏天，作协机关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又掀起新的一轮批判热潮。譬如7月22日全天批判严文井，8月1日批谢冰心，8月23日批《文艺报》的侯金镜、冯牧。郭小川几乎参加了所有批判场次，并在会上作了揭批发言。在谈到冰心时，为会议主持者所迫，郭小川就自己所知，重点讲述了她与文艺“黑线”的关系。

    实际上这些批判大会已与“文革”初期的批判会有明显不同，斗争的语气、会场的气氛比较缓和。杨匡满当年是《文艺报》年轻编辑，他告诉笔者：“1969年夏天，准备开一系列批判大会，大都有解脱性质。领导让我对郭小川的作品做批判发言，我就按上面定的调子，无限上纲，认为他的作品是毒草。批郭小川的大会上我就照发言稿读了一遍，散会后小川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就笑了，说：‘你的发言让我出了一身汗。’又说：‘找个时间到我家去，咱们好好聊聊。’我不好意思，在大学里我曾写过他的诗歌评论文章，现在却在会上批他。但我觉得情感上与小川很接近。”（1999年9月6日口述）

    作协的老同事们对郭小川“文革”期间的言行、态度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个时候，不少人在会上都显得很激动，有时还声色俱厉。而小川做检讨时声音也不高，好像跟你闲聊天。斗他时他也不低头，也不怨恨地盯着人，而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有时还像在思索问题。当年有的人软骨头，尽量满足造反派的要求，说自己如何如何坏。而小川基本上是该怎样就怎样。

    （刘小珊1999年9月2日口述）

    小川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文革”中他跟人争，说：“我就是作协这一段是‘黑线’，其他的都是‘红线’。”我私下里说他：“你就像个孩子，这年头‘黑线’、‘红线’能说清楚？！”他说：“我也得说，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很多人打成黑帮后是顺从的，公开与人争论不多见。

    （高铮1999年9月9日口述）

    “文革”中他写的交代材料很多，他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信任的，总想把问题早一点说清楚。我说过他：“谁也没有你写得多。”他很诚恳，努力按那时的思维、口径去套。

    （曹琳1998年8月31日口述）

    “文革”起来时，作协一百三四十人中，有一百零八人是反周扬、刘白羽的，这可说明一些问题的。小川也思考了很多事情。

    当时军宣队是来自张家口部队的，管得很严，一位军宣队干部说：“要不是党的政策管着，我就拿枪扫你们。”

    军、工宣队进驻后，曾到群众中摸底。后来政委找小川个别谈话，说群众反映郭小川是作协最好的干部之一，准备让他三结合。但后来没有照办。小川跟我谈过此事，他搞不懂，说好了三结合又没实行，他自己觉得是一个谜。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这一年9月2日是郭小川五十岁的生日，这天清晨六时多他就来到机关大楼，静静地打扫门外的人行道。行人寥寥，初秋的北京街头有些凉意。上午是批判会，下午依然是批判会。这一天充满了火药味，在日记中，他称之为“一个新的起点”。

    他的内心激情还是与运动节奏相协调，与所有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事物相融洽，很自然地投入，很自然地化解疑虑和忧愁。有一阵他对“文革”的语言形式深感兴趣，社论的语句、煽情的句式、播音员的语气都令他入迷，很容易让他沉浸在一种革命化的语境中。1969年12月31日晚，播发了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这个标题恰好与他想写的诗作题目相同，这不由使他心里微微一震。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听后感：“好极了，大气磅礴，对世界形势做了最深刻的概括。听了两遍广播。”

    他认为自己的文艺“黑线”问题能够解脱，不会拖延很长的时间。中苏边境紧张的局势，“九大”显示的团结气氛，“文革”趋于整合的走向，都使他有了迫不及待的情绪：

    我现在身体精神俱好，作协的人都已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只我一人留下来。等待上级批准解放，解放后，马上就回报社……在锻炼改造中，我将继续学习使用笔杆子保卫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

    （摘自郭小川1969年10月19日致女儿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一经解放，就朝气蓬勃地大干一番。到前线，到五七干校，到基层都好。我很想到前线，用笔杆子，甚至用枪杆子，狠揍那些叛徒、修正主义匪帮，那些王八蛋们！

    （摘自郭小川1969年10月24日致郭岭梅的信）

    郭小川相隔数天就写了这几封信，始终处于动情的状态，他对自己又有几分自信。他在信尾告诉女儿，他是流着泪写完信的。

    《人民文学》原编辑部副主任涂光群谈到了郭小川一时意气风发的心境：“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围绕这个题材，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了一首影响很大的诗歌，在当时看作属于反华性质的作品。这激发了小川的政治情感，他就很想回《人民日报》，重新当记者，到乌苏里江去采访，写出针对叶甫图申科的诗作。可是人民日报社把材料退回作协，不让他回报社，这对他是沉重的一击。他情绪很快变得低落，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1999年11月2日口述）

    1969年9月，作协大部分人开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只把郭小川和少数老弱病者留在北京。留下郭小川，是想让他等“解放”后回《人民日报》。对这个安排，郭小川比较满意，因为他在武汉工作过，不喜欢当地炎热的气候。而《人民日报》的干校选在河南，他个人觉得河南比湖北好多了。

    大队人马前往干校，郭小川到火车站送行。在《文艺报》原编辑沈季平的印象里，那一次郭小川在车站月台上显出难得的一份轻松，一份友情：

    当时大家的心情很复杂，下乡种田，脱胎换骨是有决心，但不知将来怎么样，以后能不能回北京呢？开车前，郭小川跟大家握手后，特意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跟我聊了一会儿创作问题。我记得，我说，对民歌你还应该下功夫，你写的东西精炼还不够。他也谈了语言问题，他说，有些东西用民歌表达还是有局限性。车快开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忘不了：“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是一个思想家。”

    （1999年11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回《人民日报》的计划又碰了壁，人民日报社军宣队奉上级指示表示不接收他回来。他只得做好去咸宁的准备，为了适应农村环境，他开始拔掉坏牙。没想到，在拔完最后一颗坏牙的当天，工宣队突然通知剩余人员前往干校。郭小川情急之下，立即找到工宣队魏队长，说没有牙怎么劳动？魏队长表示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到了晚上，郭小川又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魏队长，认为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希望按计划下去。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下午见魏队长时，老作家谢冰心也在场，也向队长提出了下去怎么办。这促使他想到自己的革命性、斗争性是否存在问题：“我觉得谢冰心是个资产阶级作家，我和她不同，不能同样要求；第二，因为北京实在无聊，什么事也没有，不如下去锻炼一下好。”（摘自郭小川1971年12月检查稿《第二次斗私批修》）

    1970年1月5日离京，坐火车辗转抵达咸宁时已是9日，下午四时郭小川和谢冰心他们来到干校作协所在的五连，他被编入三班。第二天就参加控沙劳动，晚上又听了批评郑世军的小会发言。他在日记中记下八个大字：“生活沸腾，心情开朗。”1月11日，又接受了砌“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任务，他把它看作是领导信任、本人光荣的政治任务。

    干校的艰苦很快就让郭小川体验到了，他甚至觉得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

    昨天，我第一次下水田劳动，在水里泥里滚了一天。今天又休息，浑身酸痛，头部发烧（是晒的，这里的太阳已经很灼热了）……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一定能够把自己锻炼出来，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贡献。

    （郭小川1970年4月2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这里忙极，每天要到十里外的湖中水田劳动，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所以一点时间也没有。今天是伟大的五一节，放了半天假，才能给你们写几个字——这里真是锻炼的极好处所，我总算还是过过艰苦的人，但是比起现在来，那不算什么了。现在才真正要过硬啊！

    （郭小川1970年5月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说起来，我们这里是相当艰苦的，每天要到十多里外去劳动，一天要走三十里路。快速地插一天秧，在水田（沼泽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晚上还经常要开会，搞运动。因为我的体力到底不算十分好，所以一到晚上，就累得几乎不能动了，只好安静地卧在床上，休息一下，以利再战。而在水里劳动，天晴时晒得满身发烧，下雨时又冷得厉害，脚上时常被菱角刺伤或碰伤，我的伤几乎没有断过（别人也是如此）。晚上也要上点药，包扎一下，以便第二天继续下水。所以不但不能写信，连报纸也没有精力去细读了。我们住的是一个生产队的仓库，人多拥挤，又没有灯，除了床上，也没有地方可以展开纸页。

    ……同志们都说我有朝气，精神状态好，我自己也是愉快而振作。

    （郭小川1970年5月31日致杜惠的信）

    五六千名干校人员突然散住在方圆几公里的沼泽地湖边，住处极为简陋，大都设在当地生产队报废的仓库和农民多余的简易土房，人声嘈杂，每人生活空间狭窄。前期后勤一时供应困难，吃发霉的粗米，咸宁县城及附近村庄食品部的咸菜大都被干校人抢购一空。气候条件之差，劳动强度之大，军宣队管教之严，思想整肃之深，清查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接二连三，都使干校人们不堪精神重负，内在危机重重。

    后来不少干校人说，干校头几年是大家刻骨铭心的心灵黑洞时期，人生活得很苍白、很疲乏、很无力。郭小川也同样处于困顿之中，难免陷入了一生最低潮的境地。

    我们一早下地干活，天黑才回来。军宣队看见谁表现不好就训话，在田头训半天。军宣队爱说，要战役连着战役。那时特别累，没有牛，就用二十多人拉着犁干活。向阳湖是一个几千年的沉湖，水臭无比，手、脚有伤口下田很容易招来发烧。

    小川跟我的爱人陈笑雨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像兄弟一样。两个人在中宣部大院洗完澡，光着滴着水珠的膀子，边走边聊天开玩笑。“文革”初笑雨自杀，小川不愿在我面前再提旧事。他知道我的大女儿有病，就给了一些钱，让我给女儿动手术。那时他儿子在黑龙江，也需要接济。他给儿子写信：“爸爸要管管她，这个月就不给你寄钱了。”听说，他还去单位借钱。

    （黄寅1999年8月5日口述）

    大队人马落脚在一处荒凉的山丘上，零零落落住着几户农家，大人小孩破衣烂衫，见到收音机都觉得稀奇，以为我们这一群是“天外来客”。离武汉三镇这么近，老乡还如此贫困，大家都不敢相信。

    小川能吃苦，他吃饭时跟我讲：“我比着干，插秧三四个钟头。”我说他：“岁数不一样，跟小伙子一块干何必呢？”他自己不愿落于人后，从来不在人面前叫苦。我现在还记得，他在田里肩上披着一个有颜色的塑料布，裤角卷得很高。泥土特别黏，下雨时脚踩进去拔不出来，干了以后又像一把刀。大家经常摔倒，有时我一个月能摔几个热水瓶。

    （丁宁1999年11月30日口述）

    小川一开始在班里劳动，人还乐观、自信。他是插秧快手，把手指插肿了，做农活很认真，不叫苦。当地老乡都不这样干活，他们说，啧啧，真造孽，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最累的时候是犁翻地，天热难忍，又饿又渴，白天连着黑夜转。

    有一次小川的黄色手表不小心掉到秧田，收工后才发现。大家就排着横队，连踩带摸，顺着往前找，终于在下水口找到。

    我跟他住过一个房间，他的桌子上全摆满药瓶。他吃药能吃一大把，我说：“药是分先后吃的。”他说：“没关系，反正都是药。”吃了药，就昏昏沉沉，抽着烟灼了手，烧了被子一个洞。有时我们半夜醒来，发现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东西，我们问：“写诗？”他不肯定，也不否认。有时他写着写着就睡了，本子丢在地上，我们也不偷看。

    军宣队张参谋长说：“把你们安置这里就不错了，你们这些人要长期接受劳动改造。”完全是训斥，听了不是滋味。小川看不惯军宣队一些刚穿四个口袋军衣的小干部的训人态度，说：“军宣队×××还没我儿子大，就跑来说这个说那个……”有人汇报上去，当天晚上一百多人饭后站在那里挨训，军宣队不点名批评：“这是什么态度……”

    （林绍纲1999年10月21日口述）

    小川曾给干校领导写信，说现在生产劳动太累太苦，应该把干校办成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应该半劳动半学习，粮油肉菜应自给。干校李副政委后来见了小川就批，弄得小川到处躲。有一天李副政委带人到五连开阶级斗争现场会，眼看要撞上，小川顾不上手脚都是泥，慌忙躲到我的牛棚里。我问：“怎么呢？”他坐在地上说：“你没看到李副政委来吗……”

    小川插秧真是拼体力，脚碰伤了，腰受不了，他还坚持在快手组。黑帮之间不让讲话，他也不敢随便说，情绪有时不好。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干校初期军宣队有纪律，大家很少交流，没有以前上下级关系，也没有“文革”派别的界限。劳动量太大，回来就想休息。衣服湿了，在屋里弄火烤，话也少。

    有一次中央专案组让小川交代“胡风事件”中的按语，哪些是毛主席加的。小川在屋里写了好几天，闷头不说话。我记得，他的表情严肃、认真，写得非常仔细。

    他吃安眠药，药量吓人，四五种十几粒一把就下去，然后躺在被窝里看书抽烟。我劝他千万要注意，引起火灾怎么办？他说：“我一直是这个习惯。”没想到，这个习惯最后毁了他。

    （王树舜1999年8月12日口述）

    我跟他住一屋，当时我的问题没解决，小川认为这不成问题：“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实事求是解决的。”他对我一视同仁，跟平常一样，没有另眼看待，对我上幼儿园的孩子很关心，老给孩子吃的东西。

    半夜醒来常发现他靠在床上抽烟，烟头火光一明一暗，他心里的矛盾不愿说。

    他跟被挨整的年轻人来往多，领导就说他立场、态度有问题，指导员开会时常常不点名刺刺他。

    （胡德培1999年11月7日口述）

    整个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很快就弄成腥风血雨，“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年轻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逼供信及打骂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听不惯半夜挨打的哭叫声，一些农民还到连部抗议。连队还成立了各敦促投降小组，对“五一六”分子实行长时间的大小会围攻，限期要求交代。同时让“五一六”分子参加重体力劳动，有专人监管。白天晚上采取不停顿的战斗措施，力求使“五一六”分子失去抵抗。

    1971年2月23日干校连队负责人、诗人李季给在北京探亲的郭小川写信：

    想在你的探亲假期满了之后，请你主持一项工作——专案审查，请你主持，由王翔云、林绍纲二同志参加，任务是复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曾被审查的同志的结论，性质重否？文字妥当否？工作量不太大，但政治性很强，此事很有意义，在同志们大量安排工作之前，认真复查一遍，对党、对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如可能，我们想争取在5月前把清队、清查（“五一六”组织）和这项复查工作告一段落。能如此，形势不论怎么发展，咱们就比较主动了。

    郭小川从北京回来后就调到大队部做专案，出于他几十年来参加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及善良的本性，很自然同政治运动方式有着本能的、不顾风险的抵触。随着专案的深入和复杂化，无尽的痛楚每天都在吞噬他的内心。

    郭小川乐于同被审查的年轻人相处，尤其是开始具体清查“五一六”分子后，干校领导对他这种不讲政治的做法耿耿于怀，始终对他持异议的态度，这构成郭小川在干校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而又不改初衷的生活情状。

    干校的人们谈到郭小川在清查运动中的言行，无不神色严峻：

    小川跟我讲过，他看过作协五连一大箱子的“五一六”分子材料，觉得对不上口径，互相之间乱咬。他找到副指导员说：“这些材料互相搭不上，尽是废品，根本没用。”副指导员承认搞过诱供，但实际上打得很厉害，不让你喝水吃饭，他们自己吃饭，让你在一旁干看着。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来了一个要运动刹车的三二七号文件，可是军宣队扣压文件几个月，想多打一批人。小川那时已解放，日子好过了，参加专案组。连里逼供信很厉害，小川一块与我们下地，不好说话，但我们看到他脸上沉默、苦笑的表情。

    后来文件终于下来，我们几个挨整的年轻人自由了。有一次我们走二三十里到温泉放松，吃湖北豆皮，在饭馆里互相交流搞逼供信的情况，发泄对这种审查方式的不满，觉得自己年轻单纯，怎么整成了反革命？连里知道了，又作为阶级斗争动向来抓，又使我们处于高压之中。小川认为我们没有阶级斗争经验，见到我们时严肃批评道：“你们不像话，我们党有个传统，无话不对党说……”他又说：“我知道你们的材料都是假的。”他的意思是有意见不能这样表达，这些话让我们终生难忘。

    小川自己对军宣队的做法敢于批评，挺身保护“文革”初那些造过他的反的年轻人，军宣队对此也很恼火。到了这时，年轻人自己受整，不少老同志同情、帮助他们，很快这两拨人关系亲密，走到一起。后来“文革”初期的作协造反派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跟着“四人帮”走，他们在挫折中学到不少东西。相反，有的人“文革”初表现保守，但后来比造反派还左，跟着军宣队、“四人帮”走了。

    （杨匡满1999年9月16日口述）

    小川同情“五一六”，他心里很清楚。他希望年轻人能相信党，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有忍耐性。他悄悄说过，这么大的国家，文学队伍总不能七零八落，总不会老是这样的混乱局面。

    小川说话有时容易冲动，不考虑方式，是一个很直的人。他跟诗人李季友谊不变，但两人经常闹得不愉快。李季当了连长，任务重，有时必须执行左的路线。他不希望小川多管闲事，出于好心，怕引起别人的误解。小川又爱讲话，爱关照一些事，譬如小川对清查“五一六”做法有意见，总与李季发生冲突。

    （丁宁1999年11月30日口述）

    查“五一六”时，小川与李季产生矛盾，在动员大会上小川说要实事求是。小川还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会下李季找小川谈话，劝他不要为他们开脱。两人拍桌子大吵，后来有一段时间两人不说话。上面就认为小川没有政治立场，后来对他比较冷落。

    大周明（作协有两个同名周明，以大、小区分）打成“五一六”重点分子，被整得很厉害，谁也不敢跟他沾边，非常孤独。而小川经常跟大周明下象棋。小川管大队专案，心里有数，胆大，不在乎，偏跟他下棋。领导认为郭小川简直成问题，曾经批评他，最后领导层也不大理他。

    （刘小珊1999年9月2日口述）

    70年斗“五一六”时，空气非常紧张，天天晚上斗人，弄得很厉害。大周明就是天天挨整，还批陈白尘的《石达开》剧本。干校内部来往谈话受限制，不能随便串组。“文革”开始时大家一块斗刘白羽、张光年，后来就渐渐分化，派别矛盾慢慢激化。

    （许瀚如1999年9月15日口述）

    过了大半年后，清查“五一六”草草收场，结果发现都是冤案假案。给不少人解脱后，大家才真正意识到紧张的空气有所缓和，在这千年古湖旁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平和、踏实的平常夜晚。

    被整的年轻人随着这场打击而对“文革”有了重新的认识，像郭小川这样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诗人、从延安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是不是从这时开始有了一点一滴的怀疑？这种疑问的产生是战战兢兢的，害怕这种念头的缠绕，竭力想在心头掩饰住什么。要正视它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郭小川敢在运动关头表白自己不赞成的保留态度，并同斗争对象保持不避嫌疑的接触。他慢慢地憋出了与时代唱反调的小小声音，也有了不计后果的微弱的抗争举动。

    几十年如一日的激情正在退潮，由此开始的却是痛苦万分、一步一回头的思想跋涉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付出了代价。既有跳跃，又有反复；既有憧憬，又有幻灭。

    杨子敏记得，在作协“牛棚”里郭小川曾很认真地关注过江青的讲话：

    他一有时间就到处收集江青的各种讲话版本，譬如江青谈样板戏如何如何，读得非常认真、细致，然后对我们说：“江青这个人确实懂得文艺。”当时我觉得他这话是说得有道理，江青这个人还是有艺术品位的，欣赏的格调高。

    （1992年9月17日口述）

    郭小川1969年10月19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一点：“近几个月，我仔细地学习了江青同志的所有指示（已经搜集到的）和样板戏，得到不少教益，也准备同你们谈一谈。”

    他曾对人说过，熟读过江青对样板戏的所有指示。只要在北京，他都要争取看一看样板戏的现场演出，研究过各样板戏的定稿本，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的台词都背得稔熟。看了《红灯记》后他非常满足，连连对人赞叹道：“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好戏。”

    1970年三四月间，郭小川到武汉镶牙，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首一千八百多行的长诗草稿，名为《长江上》。他自己表示，这是想把样板戏的经验运用到诗创作上，带有试验性质，而且并不成功。写完后没有公开发表的意图，只是想让家人看一看。

    1970年6月24日下午，干校军宣队、革委会宣布正式“解放”第一批名单，其中有郭小川。在这之后，他这方面希望联系回人民日报社，先转到报社河南干校；另一方面干校却希望他参与大批判和报道工作，不要急于马上回《人民日报》。

    正式宣布“解放”后，郭小川急于给儿女们发信发电报报喜。杨匡满在路上碰到他，开玩笑说道：“你怎么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郭小川喜滋滋地回击道：“是啊，我是给你弟弟、妹妹写信。”

    7月1日在庆祝党的生日的班、排、连会上，郭小川讲用了学习新党章的体会，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以正面角色在大会上讲话。他兴奋地给夫人杜惠写信：“解放，这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解放，就意味着挑重担子。”（摘自1970年7月4日致杜惠的信）

    在这半年时间里，郭小川先后四次到武昌治牙。由作协干校涂光群介绍，涂的妻弟率武汉淀粉厂七位工人，约定7月15日陪同治牙空隙的郭小川横渡长江。“文革”中毛泽东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游过长江后，渡江成了人们一时的政治时尚。那天郭小川正患感冒咳嗽，略有发烧，但他坚持与工人们一起下水，大约游了一万米。他们只带了一个救生用的排球，一位工人在江中抽筋，速度不得不减慢。第三天，他给杜惠的信中兴致勃勃地表述道：“（我们）被流速很快的江流推了去，未能在预定的地点上岸，但也算是胜利。上了岸后，我几乎没有倦意。在我五十岁时横渡长江，对我的政治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后来为郭小川招来祸害的诗作《万里长江横渡》就是这次渡江之后酝酿而成的，当时他的眼睛在水里泡红了，看着泛红的水面和阳光照着汉口岸边的高楼，觉得今日的太阳与平日不太相同。于是他写出这样的句子：“崭新崭新的阳光照遍了／千街万户。”上面有人怀疑“崭新的太阳”暗指的是林彪，因为林彪恰好那时就在武汉。

    这成了后来立案审查的理由之一，郭小川为此花费大量笔墨去解释，也难于讲清楚。本来对他而言，五十岁渡江颇具浓郁的政治意味，是他对大江大河抒发人生感慨的诗人举动，也是他想打破停滞板块生活的自我振奋的行动。后来竟涉及专案，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在干校中只要处境稍好，写诗的兴致丝毫不减。《文艺报》老编辑沈季平向笔者讲述了诗人略显活跃的创作状态：

    下干校后，几十个人挤在大仓库里，蚊子多，气温热。我们尽写检讨，写思想汇报，别人都不写东西。我没想到，有一天小川给我看他新写的长诗，是写长江的，写得那么长。

    有一次从湖里劳动回来，我在路上碰见他。当时上面正整他，谁想浮出水面就把谁摁下去。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说：“将来我写，一定要写长诗，写焦裕禄。”

    我在作协五连负责食堂墙报，让连长李季写稿，他笑着推托：“现在忙，以后再说。”找冯牧，他也不写。我找了小川，他很快就给我一首写长江的诗。我在纪念“七一”那期抄写贴出，我还画了延安宝塔山的刊头，把宝塔给变长了。严文井看了说：“延安的宝塔山可没那么高。”诗一出来，大家都来看，其他连队也有人来看，军宣队政委闻讯也看了。

    （1999年11月12日口述）

    笔者采访到的原作协五连人士几乎都谈到这首《长江边上的五七路》的墙报诗，谈到这首实际上歌颂五七道路、颂扬继续革命的诗作所引发的轰动效果。当时这首诗抄在白纸上，占满了食堂的一面墙。老诗人牛汉告诉笔者，那时正逢收割季节，郭小川和我们一样都光着膀子，各自站在车上装捆好的麦子。烈日炎炎下，他大声对牛汉喊道：“你看到我的诗了吗？在墙报上，是歌颂毛主席横渡长江的。”（1999年8月26日口述）

    军宣队一些领导对“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这一诗句尤感不满，认为郭小川不安心劳动，不安心接受再教育，一心想回北京。军宣队领导在多种场合给予批评，还要求各连队都组织人来看，以便今后进行大批判。

    曾任作协党委秘书的高铮记得，郭小川多次表示不服，为自己辩解说：“全世界人民都向往北京，我有什么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又一次把郭小川置于哭笑不得、欲辩无力的境地。（1999年9月9日口述）

    1970年9月初，郭小川突然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希望能在建国二十一周年之前，写一篇反映下放干部精神面貌变化的通讯。郭小川一阵欣喜之后，却为寻找报道中的典型人物发愁，又为自己能否把握住题材暗暗担忧。确定了采访对象后，他每天跑到七八里外找人谈话，慢慢地寻觅、恢复几年前的写作状态。人们发现，他的桌上又摆满了各种材料和烟头，旧日的新闻瘾被诱发出来。他感念从前在《人民日报》的日子，尤其是知道有几个人返回原单位后，一再向人感叹：“这里就是闭塞，在《人民日报》呆惯了，政治生活总想多一些。当然，搞运动也是政治生活，只不过不能及时了解中央的指示。”（摘自1970年10月23日致家人的信）

    9月21日，咸宁县汀泗区委慕名来干校借调郭小川，请他采写该区老雇农杨佳大，最后完成一篇规模较大的通讯。在一个月的采访中，郭小川跑遍了杨佳大生活过的几个村庄。他对当地干部乐观地表示：“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工资，不会让我们只来劳动。”写完后，草稿请县革委会负责人审阅，根据他们的意见需要修改，郭小川一看就明白实际上要求重新写过。他毫无怨言地重起框架，把这看成是自己练笔的机会：“努力把它写好，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已久不从事此项工作，手生了，一面写，一面学习。看来，今后还免不了干这一行，真得好好学习才行。”（摘自1970年10月17日致杜惠的信）

    这一年的冬天，远在北大荒的儿子郭小林寄来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郭小川兴奋地予以首肯。郭小林回忆时，认为父亲那时尚未从个人迷信的狂热中挣扎出来，内心耽于自责：“父亲那时热情还是很高的，他几次说歌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文学的最高使命，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他一直想成为大诗人，但也知道环境不允许。”（1999年12月9日口述）

    郭小川此时的私人信件中具有不少责怪自己、与家人共勉的内容和经验之谈：

    我过去写的东西，有些实在是不行的。那时候，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检验。今后，决不能这样瞎干了。处处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准确，文学这东西是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不要以为诗可以由自己随意去写。

    （摘自1970年12月10日致郭小林的信）

    （诗歌）题目要改，现在没有体现出“忠于毛主席”的思想，重要的是这一点：忠！副题中，献给毛主席，必须加上“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或“伟大领袖”，这是政治。不能在这上面“标新立异”……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左”的和右的，都不行了，完蛋了，惟（唯）有毛主席是正确的，伟大的。

    （摘自1971年1月7日致郭小林的信）

    1970年10月，郭小川发现自己患高血压症、肝大。12月初第一次回北京探亲，郭小川借此机会到人民日报社探听消息，报社军宣队领导与他谈话时透露，是中央有关领导不同意他返回。这使他原先的设想落空，在茫然之中他又悲观地想在农村落户，彻底放弃做文艺工作的念头。

    据郭晓惠所作的《郭小川年表》记载，在北京期间领到了《人民日报》补发的1968年6月至1969年7月被扣工资一千四百余元，他在毛泽东生日的前夕把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这时他在家中整理自己题名为“练笔集”的笔记本，上面有干校陆续所写的《长江上》等三十多首诗作与歌词，当时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途径，只是自己不断在其中添加新诗内容，聊以自慰。

    翻检诗稿，对他来说还夹杂着伤感和无奈。在干校时，郭小川对自己的创作过程颇有几分生疏感。长时间的劳动，思想管制的粗糙，与政治中心脱节，缺乏发表渠道，写作范围窄小，使他丧失了不少创作冲动，艺术感觉远远不能尽兴发挥，这些都使他拿起笔时非常不自信。《人民文学》老编辑刘小珊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及这一点：“当年在干校，小川老问我：‘我是否还能搞创作？’他问了我好几次，担心自己今后写不出东西，这种担忧有时很强烈。”（1999年9月2日口述）

    1971年1月中旬探亲结束后，郭小川返回干校，继续参加劳动和清查“反革命”的工作。3月中旬，武汉军区借调他参与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解说词的写作，这使他有机会重返延安。没想到郭小川善写解说词的名声在军内传播开来，夏天时兰州军区也借调他前往兰州，撰写新片的解说词。恰好沈阳军区、长影看了武汉军区完成的纪录片后，一致认为郭小川所写的解说词充满革命激情，艺术性较强，遂与郭小川去信联系，询问办什么手续，才能借他去写沈阳军区同一主题影片的解说词。郭小川回了一封信，言简意赅：“我去不了，因为兰州军区也要我写解说词。”

    三大军区抢着借调，这是干校期间颇让郭小川生发自豪感的一件事情。连队的人看着他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有一次大家意外地发现他前不久去了一趟延安。林绍纲跟他开玩笑说：“来无影，去无踪。”他摆摆手说：“没什么，没什么。”

    纪录片陆续上映，郭小川的名字引起人们的注意。据张僖披露，等到郭小川后来出事，江青说了一句：“郭小川到处窜，有没有人管？”这句话传出后，不知有多少相关的人听了不由后怕。（1999年8月6日口述）

    郭小川从兰州回北京时，背了两个白兰瓜，特意请老友张铁夫（著名的杂文写作组“马铁丁”之一，另两位是郭小川、陈笑雨）来家中吃瓜。张铁夫后来告诉郭晓惠：“你爸当时苦闷，说：‘铁夫啊，我不能在那个干校干下去了，我要工作。’我劝他：‘小川，现在时机不到，你还是耐心一点，到时候你会工作的……’他说不行。后来郑律成、李德伦两人介绍他到样板团，给人写歌词。我跑去劝阻：‘小川，咱们不能廉价出卖。’”（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不过在这之前，干校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悄悄地告诉郭小川，并保证消息确切：中央出版口曾想调郭小川去做行政工作，但被中央分管宣传的姚文元阻止：“他还是搞创作好，不要叫他搞行政工作。”姚文元出面肯定他的创作，并有意让他继续写作，这无疑让他万分欣喜。他赶紧于1971年5月17日给杜惠报喜：“可以预见，我不可能在干校待得太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安排我的创作。”

    1971年底干校正式宣布恢复郭小川党的组织生活，12月5日他参加了五年以来第一次党小组会，大家纷纷向一脸激动的郭小川表示祝贺。他向家人写信介绍情况时特意写道，这次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只有十三人，尚有三十多人待解决。

    郭小川恢复组织生活后，第二年2月回北京探亲，吸引了不少文艺圈人士来家中串门。“文革”期间创作活跃的浩然听了工人诗人李学鳌与郭小川相见的情形，一夜睡得不安稳，凌晨六点给郭小川写了这么一封信：

    要说的话非常多，到如今又似乎无须多说了。大概是前半个月吧，一位关心你的同志，知我们关心你，把你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两个……从那时起，我觉得党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就并起肩头，一同沿着革命的大道前进吧！

    群众和朋友和领导，都不会忘记你。这点，我从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你津津有味地议论，想方设法地打听你的“下落”，甚至某些谣传等等现象上，都深深地体会到了。正因为这么多人关心你，才加重了我对你的关心。

    人民需要自己的歌手，你、杨沫、柳青、志民（后两位近况不知）是能唱出无产阶级好歌的歌手。我们对你抱着希望，而且抱着极大的希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种希望更有了坚固的基础和百倍的信心。这就使我那对你加重了的关心越发强烈。

    希望你千万不要急躁，趁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各方面的，做好准备，以便参加新的战斗，为党立新功。

    我这一段十分紧张，春节不回家，继续战斗；加上，估计这几日看望你的人不少，不便谈心。跟学鳌商量，等过了节，致远同志回来，约个时间，聚会在一起，畅谈一番，你会谅解我的。

    远在广州的老作家陈残云1971年10月18日来信介绍了黄秋耘、欧阳山、周钢鸣、王匡等老友的近况，他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写道：

    上个月，我省曾举行一次全省性的创作会议，二百多人参加。我在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算是老一辈人中的代表性的发言。文艺这一行已经有点生疏了，说起话来似乎不很顺畅。

    在年龄上，我已经是老人了。政治和思想还是很幼稚，跟不上跃进的要求。但身体还算好，还有一点创作愿望，争取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准备下东莞深入生活，领导上交给任务，两三年内写一长篇，有信心完成。

    ……最近参加了一些学习，想你也进行过学习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斗争现实告诉我们，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风雨雨不迷航。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都要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从保存下来的这么一批内容相近的信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历“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斗争浪潮后，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对郭小川的为人、作品抱着尊重、亲近、期待的态度，总愿意向他倾诉什么，希望他有所作为。而郭小川自己也从中感受到许多温暖和鼓励。

    “文革”深入开展下去后，他在黑帮中解脱一直比较顺利，到了干校不到半年就得到“解放”，这次又是第一批重新获得党内生活许可证。这使他容易感受到政治上的上进和名分，忽然觉察到组织的体贴和信任。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深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信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心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的愤怒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这就可以理解郭小川为什么频频地感谢运动的斗争和教育，感谢党的挽救和宽大，并在长达数年间对“文革”运动表示内在认同感。读一读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诗歌、所写的思想检查，你会感受到一种亢奋，一种顺从，一种欲跃马扬鞭的紧迫感。

    郭小川身上的矛盾心态，实际上折射了“文革”的复杂成分。

    郭小川与叶群认识大约在1941年秋天，那时刚确定爱人关系的杜惠在延安女大，叶群则在那时担任女大的干部科长，郭由此与叶群有了较为接近的来往。

    八十岁的杜惠老人在北京邻近方庄的蒲安里寓所回忆了当年交往的情况：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排窑洞下，从山头伸向延河畔有一片漫坡地，四季花草鲜艳，是情侣们爱去的地方，人们叫它是“巴尔干半岛”。我和小川常去那里，夜深了，小川回他的集体宿舍，我就借住在叶群房里。

    我跟叶群关系不错，来延安时党的介绍信就是交给她的，她很喜欢我，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在延安算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子，她把林彪的求爱信给我和小川看。小川不同意她跟林彪好，叶群一开始也说军事干部中很多人不懂感情。

    （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杜惠常和叶群聊天，一方面谈国内外抗战形势，郭小川自己觉得对战争形势比较熟悉，这类话题就以他主说；另一方面主要谈外国作品和周围琐事，郭小川发现北平女二中毕业的叶群对此兴趣较浓，颇有浪漫的文化情调。

    叶群爱上了一位好朋友的丈夫，既实实在在地爱上那个男人，又不能夺好友所爱，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几次把苦恼告诉郭小川、杜惠他们。郭小川不赞成她发展那种暧昧关系，便想给她另介绍一位男朋友。叶群对郭小川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也知道不对，只是控制不住感情。”

    在延安整风之前，林彪作为风头正劲的年轻军事将领，在延安引人注目。他对叶群有了好感，但第一次见面竟谈得不欢而散。叶群在校门口碰到郭小川，大骂林彪，说了林品质不好这类的话。郭小川劝她，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令郭小川吃惊的是，过了不久叶群就和林彪结婚了。

    郭小川对叶群的政治敏感性留有较深印象，觉得她常以“政治开展得好”自命：

    在1943年3月审干初期中，见到她一次。那时她已调到党校（中央研究院已改为党校三部）组教科了。她一见我，就训我一通，说：“你这人太单纯了，太没有警惕性了。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都是特务，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对于特务这么多感到惊奇，同时我对她这个人也不满，我心想：过去你不也“没有警惕”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务呢？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在这之后郭小川一直没有见到叶群，直到1949年底在武汉中南局宣传部。那时郭小川在宣传处，有一天宣传部长赵毅敏把叶群领到办公室，交代只让叶群翻译苏联报刊上的宣传文章，业务由部里负责，让郭小川他们负责她的生活。

    郭小川在楼下给叶群找了一间办公室，但她很少来上班，几个月以后就根本不来了。叶群把郭小川看作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在这期间与他颇为知心地闲聊几次，谈到自己在东北几年因为生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哭泣着讲述了彭真、周宝中、李立三等如何打击林彪，甚至要撤销林彪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的职务。叶群透露了不少细节，让郭小川知道了很多东北局、四野的高层内幕，他听后多次激动地表示，认为林彪“了不起”。

    郭小川和杜惠曾去武汉林彪住所看望一次，在叶群的房间外坐了一会儿，叶群说林彪不能见风。郭小川本人同林彪见过六次，感觉到林彪不爱说话，交代任务极为简练干脆。有一次林彪把郭小川叫到家中，让郭代他起草一份谈国际问题的广播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几天后郭小川送去稿子，林彪读完后就说了三个字：“很概括。”郭小川看他无话要说，便退出房间。

    196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郭小川在天安门前观礼时见到了叶群，两人在喧闹的游行声中抽空交谈几句，时间断断续续，长达两个小时。在这次聊天之后或更长以后的日子，叶群在笔记本里顺手写下“文艺问郭”字样。“九一三”事件后搜查毛家湾，办案人员看到叶群这行亲笔字。不久即以查出叶群笔记为由直接对郭小川立案审查，他只好在干校搜索记忆，一遍遍反复交代：

    （我们两人在天安门谈话）主要谈了十年来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一些熟人（如陈伯达的前妻文菲等）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林彪从1952年、1953年起一直生病，后来才在彭垮台后当了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年都在哪里，叶群好像说，她和林彪经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养。由于对领导人的行踪不便过问，她也不肯多说，谈谈就算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绍中国小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作为教育战士的口号。我说：我没有看过多少古代小说，也就是《三国》、《红楼梦》这些书，别的我也没有看过。另外，说到林彪时，她说：“林彪这个人确实是能想问题的。”我说：“当然，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郭小川向家人、朋友介绍过这次谈话的情况，后来实际上与叶群还是断了联系，“文革”中也没有同政治上直线上升的林彪、叶群有任何来往。杜惠老人告诉笔者：“国庆时小川和叶群聊天，叶群说道：‘林彪同志想看一点文艺书籍。’小川就推荐了一批书。林彪有个特点，喜欢找一些警句式的短语，作为开展部队工作的辅助手段。林彪想看书，可能是想从书中找到一些名言。叶群与小川这次谈话其实是没什么的，但后来把小川弄得很难受。”（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对林彪素来崇敬，对他领导的四野战绩向来赞赏不已，再加上他自己曾是中南局的干部，对林彪的领导作风有直接好感。“文革”初期几年间，他在交谈中时常流露这种好感。他看了林彪“文革”中的一些讲话，认为林彪分析问题还是很厉害，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涂光群1999年11月2日口述）

    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对林彪等四野首长印象很好，说林彪善于打仗，一直没有说过林彪的坏话。”（1999年10月4日口述）

    1971年10月，正在连队做专案工作的郭小川忽然发现军宣队负责人从咸宁温泉开会回来时，一个个脸色严峻，一再说要召开大会，但坚决不透露内容。军宣队还让郭小川把发下去的会议票一一填上到会者的名字，这让郭小川他们开始猜测党内又出了什么大事。开会前一天，同事徐扬收到她爱人的一封信，叫她看《解放军报》，说一看就知道了。郭小川立即跑到办公室，飞快地找到一捆军报，从9月一直翻阅到10月上旬。他细心地发现从9月上旬起报纸就不提林彪，也不见林彪的语录，与前一阶段的报纸面貌截然不同。郭小川大为震动，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他悄悄地告诉徐扬：“可能是林出了问题。”徐扬吓得不敢说话，缓过来后小心地劝郭：“咱们不敢瞎猜，反正一开会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郭小川几乎一夜无法入睡，反复想着这件事。后来他用一句话总结了那天晚上艰难的思索过程：“林彪要是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天传达中央文件的内容大大超出了郭小川的想象范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一下子让他的书生意气变得苍白无力。他想到了寡语而又冷峻的林彪，想到延安时谈话活跃、任性的叶群，这两个熟悉的政治人物竟有如此颓败的结局，尤其是林彪竟想以如此反领袖的极端行为了结原本辉煌、不容置疑的一生。

    会场经过短暂的惊愕之后，很快爆发了运动中必备的义愤填膺的态度。郭小川在发言中说了大实话：“要不是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搞了那么多的反革命活动，我的思想恐怕转不过弯来。”党内高层还有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路线斗争，还有这样秘不示人、激烈的对抗过程，尤其是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臭不可闻，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是无法让郭小川一下子承受住的。他承认已无法适应犹如海啸般掀起的政坛风暴，这直接动摇了他几十年坚定不移、誓死维护的思维定式。

    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始终觉得没有缓过来。

    妻子杜惠在河北《光明日报》干校听完传达后表示迷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又是新党章确定了的，这事不可能发生。杜惠后来为此事多次受到组织上批评，郭小川几次在信中急切地劝她：“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又爱乱说话。”

    杨子敏形容当时人们对政治天生敏感，本能地觉察到出了问题，但没想到出了大事：

    林彪摔死后，突然间停止宣传国庆游行练队，多天没有林彪的报道。小川和我们谈过这事，觉得北京太沉寂了，凭着多年经验，感觉要出事。那时还看见《人民画报》登了林彪读毛著的光头像，又让我们胡乱猜了半天，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觉得出了一点事。那几天大家排着队去校部开会，有人在路上唱歌，唱着唱着，有一首歌就牵涉到林彪。小川和我暗示他别唱，几次暗示都没用。小川和我们都感到他怎么那么糊涂？怎么那么傻？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林彪垮台三年后，清查余波的威力尚在。郭小川被召回干校受审，诗作《万里长江横渡》涉及林彪和叶群笔记中“文艺问郭”就是审查原因之一，而专案组偏偏不说审查缘由。

    1974年11月，郭小川在干校被专案审查搞得焦头烂额，他不知自己到底有几条罪名。有一天住在隔壁的年轻人李基凯闲谈时无意问他：“你的《万里长江横渡》是不是1971年7月写的？听说那时候林彪正在武汉，你知道不知道？”一开始郭小川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奇怪，后来想了许久，断定这恰恰是专案组要深究的地方。

    同在干校的王树舜谈到了当年郭小川的苦恼之处：

    小川始终不明白中央专案组为什么审他。有一天夜里，我把我所知道的内容告诉他，我说，那首写毛主席横渡长江的长诗，里面有类似“崭新的太阳”的句子，上面认为有意为林彪唱颂歌。他听了以后简直不敢相信。我说，这是你的要害问题。他很委屈地说，这是写毛主席的，是很自然的。

    （1999年8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决定为自己辩护，遂在1974年9月给上级写信，强调说明自己的诗作与林彪毫无关系：

    无论是过去还是1970年、1971年，我从来不注意林彪的行踪，更从来没有打听过。他当了副主席以后，我更毫无所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尤其是1971年7月中旬，我正在与郝夫逸、丁树奇一起写批判陈伯达的文章。这期间，我接触的人都是干校五七战士，而且很少，他们谁能知道林彪的行踪？7月28日，我请事假回了北京，8月间曾到兰州七八天，9月2日又到武汉军区住了几天，9月6日又回到干校，我所接触的人谁知道林彪的行踪？更不要说有谁告诉我了。

    有人坚持认为，其中“崭新崭新的阳光”诗句暗喻林彪。这种政治问题容易被人布满陷阱，稍稍不慎，随时都有灭顶之灾。郭小川情急之下，多次主动交代，极力表白自己写这句诗的初衷：“我记得，马克思说，‘真理是常青的’。我体会，毛主席的光辉是永远新鲜的。毛著虽已读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都感觉新鲜，都有新的收获，尤其受过一次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更觉得毛主席的教导十分新鲜，好像此时此地说的一样。这些，我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九一三”事件及以后的清查，犹如大小地震在郭小川的思想深处擂擂作响。

    很多中国文化人说过，“九一三”事件是他们思想发展脉络的转折点，是清醒剂，也是一剂浓浓的苦药。

    经历“文革”波折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林彪的事一出来，就证明‘文革’不行了。”（1999年10月11日口述）

    1972年9月，出于郭小川“文革”前曾采访过乒乓球队的缘故，国家体委借调他回京，为享誉体坛、乒乓外交的风云人物庄则栋撰写报告文学。体委为他配备了采访用的吉普车，在时间上也给予宽松的余地。

    鲁光就在那时见到了几年未遇的郭小川，发现他写作的激情依然未变：

    那年《新体育》复刊，小川就被借到体委，给他一个办公室。当时我在体委简报写作组，经常到他的屋里聊天。他告诉我，写庄则栋一文，其中“笨鸟先飞”的思想很有写头。

    《笨鸟先飞》发了，“郭小川写文章”成了文艺界传开的大新闻，后来触动了上面。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庄则栋以崇敬的口吻讲述了郭小川采访的过程，并拿出当年的笔记本作为佐证：

    那时我说过，徐寅生、李富荣等比我聪明，我是一个功率很低的发动机，笨鸟先飞才能早入林。小川借用了我这句话，做了标题，产生了一定影响。

    小川到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二中采访了校长、老师、同班同学，还到少年宫找了我的体育辅导员，经过仔细了解，深入调查。他的文章华美，用事实说话，用材料为观点服务。

    闲聊时他说：“我当了十几天的走资派……”我不相信，我不是搞政治的，对他的过去情况不了解。但我愿意跟他接触，73年4月武汉、广州、昆明、成都邀请我和邱钟惠两位世界冠军去作报告，我看他因没有工作而内心痛苦、压抑，就请他跟我们一起外出，作为我们报告团的秘书。我说：“你没事，跟我们一起去吧。”

    那一个月中，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住一屋，经常深夜长谈，主要谈怎么落实业务工作。我在文学上是个幼儿园学生，向他请教如何写诗，写文章，如何用词、构思、提炼。这个月对我文学上的帮助很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扎下根。作的小诗也受了他的影响，我当时觉得很幸福、很幸运，这对我今天能拿起笔来写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我攻了二十年文学，写出了《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一书。作家出版社的人说，写的不仅是爱情，写的是历史。

    他给我一本马铁丁的书，里面有不少他的文章。我有意抄了不少文章，注意他在文章中怎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套思路对我以后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有帮助。

    我每讲一次报告，他事后都帮我总结一次。他主张让我多讲勤学苦练，讲集体主义精神，强调苦练和动脑筋钻研。他帮我高度概括，归纳了几个字：严、难、苦、钻、快、猛、准、活，以便我作报告时灵活掌握。这个总结是高水平的，非常精彩。

    我作报告时，小川也坐在台上，我介绍他是“诗人、作家”，台下就给一片掌声。他对大家笑笑，从不讲话。

    （1999年10月11日口述）

    《笨鸟先飞》在1973年4月《新体育》杂志上刊登，是“文革”中第一次以本名发表作品。很快香港报纸注意到郭小川最新的动向，先后转载了这篇报道，并称之为“久违了郭小川”。

    安徽老诗人严阵从合肥高兴地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与同志们谈话中，大家都欣喜相告您在《新体育》发表了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我觉得同志们最主要的是因为重新看到您的为他们所早已熟知的名字而高兴。工农兵群众是热爱您和关心您的。”（摘自严阵原信稿）

    身在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特地写来一封信：“前些日子，看到报刊上有你的文章，真为之高兴。我想，你是个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老同志，党总是要很好使用的，你也一定会把有用之年华贡献给党的革命事业，也一定会保持充沛的革命青春……写作不是我们的目的，当作家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摘自胡万春1973年12月9日致郭小川信）

    这年7月中旬，《体育报》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体育报》文艺知识组编辑先后到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单位，在这几个单位工作的老诗人袁鹰、纪鹏等均表示这首诗不错。北京雕漆厂、北京四十九中、解放军一八〇七部队三个评报点认为《体育报》的报道形式多样，版面活泼清新，有图有文，有诗有画，比较吸引人。

    云南诗人晓雪1973年8月6日兴奋地从昆明写信给郭小川：“《万里长江横渡》我一看到就连续朗诵了两遍，确实是好！气魄大，激情充沛，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一位大家熟悉的老诗人创作道路的新开端，一个多么可喜可贺的新开端！其他这里熟悉和热爱您的诗的同志，也都为这个新开端感到十分兴奋……希望《万里长江横渡》成为老诗人纷纷挥笔上阵的一个响亮的信号！”

    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的王榕树当时正在南昌出差，在街头的报窗上读了长诗，当即写信给郭小川：“连读数遍，深感改得真好！其气势有如瀑布倾泻而下……好久没读到这样的好诗了！真是从血管里喷射出来的力作。”（摘自王榕树1973年7月21日致郭小川的信）

    1973年9月18日，军队诗人纪鹏写来的信简略、有激情：“您在《体育报》发的诗已拜读，很为您高兴。真是期望你们这些老诗人多写些，再为当前的诗坛树立些新标杆。”

    这一阶段，郭小川收到不少同行朋友类似内容的来信。看完后，他都细心地收在一个大信袋中。2000年3月初，笔者从杜惠老人处借阅了这一批来信，深感这些信对逆境中的郭小川一定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一封署名“计佑安”的干校人士在当年7月19日写信给郭小川，转告何其芳的问候之意：“何其芳很想看看您，但由于年老多病，去一趟颇为不易。倘若您在便中到他家谈谈，他是非常高兴的。他所译的席勒诗选，要请您看一看。‘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予小川同志’，这位老夫子如此深情，令人感动。”

    信中还披露，干校十二级以上的干部，中央将要包下来。或许因为郭小川的长诗此时恰巧在《体育报》发表，人们又传说“郭小川要出任《体育报》总编辑”。他还写道：“此间已确证‘《体育报》总编’事，做了辟谣。但人们不相信这辟谣，而是认为您持重。”

    涂光群已从咸宁干校调到《体育报》任副刊编辑，《万里长江横渡》这首长诗是他经手负责编发的：

    事前我拿这首诗给体委主任王猛审查，王猛对我说：“文责自负，你们负责吧，不一定要我看。”长诗发表后反响很大，有不少熟人向小川索要，我给小川送了几次报纸。

    后来出事了，据说姚文元对此事有批示。小川对我说：“你看，姚文元过去对我的诗给过好评，对我写的《两都颂》就特别称赞。现在地位那么高，发起整我也是他，香港报纸登了，他也要查。”小川觉得姚变化太快，怎么这样呢？他有不少感慨。

    江青看中庄则栋，王猛有点失势。乒乓球队开始批王猛，并开始查小川怎么到体委的。说王猛包庇郭小川。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我附和两位年轻人写了批郭小川的大字报，后来上面文化组把大字报内容编进简报，对小川有很大的伤害。那时非逼你揭发不可，顶住是可贵的，是硬汉子，可是我没有这样的修养、水平。我不是存心要整小川，我只是想减轻人家对我的压力。我对这事情一直很抱歉，心里特别过意不去。我也知道小川心里肯定不愉快，可惜小川后来不在人世了，我不能当面向他说“对不起”。

    我记得，后来不让小川去北戴河采访体育活动，我曾到他家，我劝他：“现在这个情况不可能去了，你就放弃吧。要宽心，不要太在意。”他说话不多，表情挺难受的。

    （1999年11月2日口述）

    姚文元曾想调阅郭小川文章、诗作的手稿，但王猛只送了刊发文章的杂志。鲁光随王猛到南方出差，在火车的软卧里王猛睡不着觉，深夜里与鲁光聊郭小川的事。王猛说：“我想保郭小川，这个作家是我请来的，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他又叹了口气说：“自身难保了，我也许保不了他了。”江青有意拉过王猛，请王猛看电影，他看了一半就走了。江青要同王猛掰手腕，手伸出去了，王猛婉言谢绝：“首长，我的手没劲。”

    后来王猛离开体委回部队，由庄则栋主持体委工作。在庄则栋召开的大会上，传达了江青的讲话，大意是：“王猛天马行空，独来不能独往……王猛你猛不了。”王猛事后说：“你就是把我砸碎了，我也不是反党。”

    笔者采访鲁光时，他的腰部刚刚不慎摔伤，他靠在椅子里坚持把话说完：

    《体育报》批郭小川批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也发了一些揭批文章，上纲上线，说长诗有影射。

    以前小庄曾跟我说过：“这次郭小川跟我们下去，他的水平实在是高，他是我的好老师。”他对小川确实充满崇敬之情。可是整郭小川是江青那边来的，与大的背景有关系。

    有一天，已当了体委主任的庄则栋路过我的办公室，我把他叫进来：“小庄，郭小川写的东西是你的思想。郭小川就那么坏？你主持大会就这么批下去？”他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憋出一句话：“谁叫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问：“谁说的？”他漏嘴：“江青。”他赶紧用手掩住嘴，出去了。

    小庄是一个简单、单纯的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受审，有一次他去打开水，我悄悄地问他：“外面传得厉害，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他说：“我和江青没有单独在一起。”我又问：“总理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会反对总理？”他回答说：“上了贼船。”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笔者与庄则栋接触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至今还对郭小川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份感情几乎是掩饰不住的。他一再表示：“我欣赏他的才华，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他说过这个话：‘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芒。’我看这话也可以说他自己，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采访时恰好国家体委评选出建国五十年最优秀运动员名单，里面没有庄则栋的名字。他也不掩饰地向笔者谈出自己的真切感受：“中近台两路攻是我独创的，也创立了理论，我是创造历史的，我要骄傲地活着。日本人认为，这是世界乒坛里程碑的地位，人达到这个地步很难。我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参与进去，起了一点点作用，主席、总理肯定过。国家体委不评我为优秀运动员，这怎么说呢？”

    事先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他离开那所改装过的平房寓所，开着那一带居民都熟悉的红旗轿车，去接下班的夫人。日本籍夫人在北京的日本公司工作，每天下班后两人开着车寻找新的饭馆吃晚餐，喜欢一种新鲜、平和、浪漫的情怀。夕阳照着不算宽敞的北京胡同，整个街面出奇地安静，远处的安定门大街却是一派喧哗。庄则栋对笔者低声说了一句：“一个世界冠军，让日本来的夫人上班赚钱养着，真是不好意思。”

    笔者问起当年批王猛、郭小川的事情，他眯着眼，在暗红色的夕阳光线中颇为深沉地说道：“江青插进来了，你说我听谁的？江青说王猛是大军阀，说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没有更多说出什么，跚跚地走在行人显得越来越多的大街上。

    正由于郭小川同国家乒乓球队相熟的缘故，中国话剧团四位编导写完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友谊的春天》第三稿后，即请郭小川提出修改意见，并邀他在这基础上草拟第四稿。1974年7月20日，郭小川随同他们到北戴河体验生活，时间近一个月。

    长影年轻编辑李玲修作为长影的创作组编剧，当年也一同在北戴河海滨：

    赵云声他们和郭小川是写话剧，我们是写乒乓健儿少年生活，两个创作组都随乒乓球队在北戴河采访。我们吃职工灶，跟运动员一块上早操。晚上空闲时小川他们还打桥牌。

    当时“三突出”是铁律，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我所写的本子是反映小孩打球的事，小川看后提了意见：“一号人物太完美了，儿童必须写成长，人物有受教育的过程。”我就跟他辩论：“一号人物不能写成长……”他说得很婉转，似乎指出这不符合文艺规律。于是，我开始写人的缺点，写成长。本来本子长影要拍，赶上批《三上桃峰》，厂里就说我的剧本里有旧人物，一号人物塑造问题也挨批。厂里让我揭发，我不能落井下石，没说小川的事。

    （1999年11月5日口述）

    实际上，郭小川在修改《友谊的春天》时心里还是不踏实，“文革”题材能否写作、怎么展开，他难下决心。他在一份交代中写道：“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写的……实际上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有消极的东西，派性、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无政府主义、把干部整得很厉害，等等。所以一开始就想避开文化大革命。”（摘自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他明白，写“文革”题材稍稍深入一些，就难免要触犯禁区。

    写庄则栋的文章时，涉及到“文革”前的学校教育问题，郭小川左右为难，不知如何下笔。他后来在检查中承认：“（在教育上）说他们执行‘黑线’没有根据，说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我自己也不信，结果写成了宣扬技术第一等黑货的东西，这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我也知道。写完这一篇，没有再写下去，是我害怕。尽管《体育报》王凌一再督促（她的意思是先写出来，以后再考虑发表），我一直也不肯动。”（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他在运动中的身份问题也困扰着他，一直视公开发表东西为畏途。譬如长诗《万里长江横渡》抒情主人公“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而外人一向认定他为“黑线”人物。他担心人们读完作品会产生混乱，不容易接受他这个作者的政治问题。

    如何看待“文革”存在的问题，郭小川觉得也不是他这类被控制的人物能把握住的。“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曾掀起一阵批极“左”思潮，他感到这次批左是大势所趋，觉得像火烧英代办处、抗缅声明、在干部问题上打击面过大等都是极“左”的表现。干校领导让他发言批极“左”思潮，他竟犹豫再三，不敢贸然而定。他跟领导解释说：“我觉得我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群众冲击我是完全对的。我去批极‘左’思潮，很容易造成‘翻案’的效果，而我是决不翻案的。”在一度许可的情况下，郭小川也谨慎从事，尽量做到不让“祸”从口出。

    他认定，在政治大问题上他已经不能轻易表态，已丧失了基本的发言权。他无奈地表示过：“对于诗、通讯和纪录影片解说词，我是下过一番工夫。在诗的形式上，做过较多的探索。照理，我还可以写出一些较好的东西的。我的困难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受批判的，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摘自郭小川1973年11月9日致王榕树的信）

    他参与修改《友谊的春天》，一方面为自己有机会歌颂“文革”而热情洋溢，另一方面也因涉及“文革”而如履薄冰。果然，1974年3月底文化部长于会泳公开指责《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再一次把郭小川推到被批判的老位置。李玲修到他家中探望，发现他躲在家里闷头抽烟，烟缸里全是烟头。李玲修问他：“外面传说知道了吗？”他说：“唉，王震的夫人都给我说了，我不能对外面说呀……”

    李玲修至今还记得当时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压迫感，那种让人寝食不安的紧张：“江青在文化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看到郭小川活动的简讯后，说了‘这个人是个修正主义分子’的话。挨整后，《体育报》不敢再借他了，不让他接着写庄则栋的续篇。江青随便点人的名字，如果严重的话就意味着政治上被判死刑。我觉得郭小川不像修正主义分子，生活朴素，家里极为简朴，也没说过反党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对江青这个人产生怀疑。”（1999年11月5日口述）

    1974年4月15日，震惊之余的郭小川被勒令返回咸宁干校，要求他参加种菜、养猪等劳动，不久就宣布隔离审查，写出交代材料。在连日发烧、屡犯心绞痛的情况下，他绞尽脑汁，竭力深挖：

    当我听到于会泳同志指出中国话剧团的《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也想不到问题竟严重到这种地步！

    ……至少在下列三个问题上“攻击文化大革命”：

    1．偏偏写了“70年代的一个深秋”我乒乓球国家队在欧洲一次比赛的失败（男队的失败），这不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家队失败吗？毒草剧本还写到从欧洲回国“两个月后”技术上有了提高，这就完全背离了文化大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这一根本规律，也就是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2．毒草剧本通过剧中人“老金”的口，多次宣称一定要赢球，以便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而又未对这种提法予以否定。这也颠倒了因果关系，意在说明：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因此需要通过赢球“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这不也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吗？

    3．毒草剧本完全没有写出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的精神面貌，相反，一个个都是精神低下，满台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这不仅违反了革命样板戏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在实际上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4年5月27日《关于我参与炮制毒草剧本〈友谊的春天〉的交代材料》）

    这一次批判，让郭小川大伤元气，真正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此前发在《北京文艺》上的《秋收歌》是用假名发表的，他想通过干校的生活描写，反击苏修霸权主义者的污蔑。然而也有人批《秋收歌》是“发泄个人不满”，并且有所“影射”。郭小川无奈地反驳过，说了这样的实话：我有什么“个人不满”呢？即使有，我也不会而且不敢在作品中发泄。

    郭小川经常同人谈起自己的害怕心理：“我在家养病什么事也没有，工作就不知道出什么事，落个什么下场。”1974年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的写作劲头大大衰退，精神不振，以致干校军宣队姓张的干部不满地对他说：“你并不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的人。”

    作为文艺圈人，已有几分落魄之意的郭小川却不时关注时下的创作作品，曾对几部作品所表达的政治情致流露好感，内心有几分羡慕，几分遐想。1973年10月间，郭小川读了名噪一时的小说《金钟长鸣》，他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夸奖过这篇作品：“这里面，把文化大革命表现得多么好啊！真使我开了眼界。”

    1974年初春，诗人张永枚完成了长诗《西沙之战》，全国报纸纷纷转载。郭小川读罢，给天津友人王榕树的信中对长诗连声称赞：“从这部史诗中，可以看到样板戏的威力，也可以看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威力……诗中的几个工农兵形象也塑造得十分高大，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中越关系都处理得很恰当。”就在这封信里，郭小川关切地询问对方写批林批孔的诗作情况，认为这类诗作颇为重要：“这主题，十分广大而深远。目前，我觉得中心是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否定和攻击文化大革命，就是复辟。”（摘自郭小川1974年3月20日致王榕树的信）

    但是郭小川对诗歌创作的总体状况不甚满意，认为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不够讲究艺术性，想象力过弱，他自己有一种使不上劲的焦虑：

    近来，读诗不少，请允许我大言不惭地说吧，我有两条意见：一、很少有人触及当代的重大题材；二、缺少奇思妙想。还有一点，有人不会押韵……有的作者太不肯下工夫了。

    （摘自郭小川1973年11月15日致晓雪的信）

    目前诗的状况不如小说，这也是我在休闲中感到着急的一件事。当然，只有好诗，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样板戏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多的观众和听众，就是因为它政治艺术都好。

    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都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武器，为革命难免要“发言”，所以，诗之类其实都是“发言集”。

    （摘自郭小川1973年12月15日致王榕树的信）

    那一时期，郭小川回北京探亲时，总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儿女的朋友们上门探讨创作问题。开始时郭小川有意避开文艺话题，淡而化之。当青年人说到了“不喜欢京剧”、“不喜欢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作品”、“现在作品太少，样板戏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这样内容时，郭小川总是性急地批评他们，并说他们拼命地读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是不对的。

    郭小川渐渐地发现，自己根本说服不了他们，自己的理由是那样无力、乏味。

    当郭小川一个人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也有些迷惑不解。他在后来的检查中，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独自思考时的活思想：

    我想，作品是少，为什么不可以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较好作品（再经作者改一改）拿出来，印一印呢？那时，我已经知道人民出版社要重新印贺敬之的书，我就想，过去社会上认为我的作品（当然不是指那些有问题的作品）与贺敬之的成绩差不多，为什么不印我的呢？

    （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在这个岁月出自己的书，实在是一种奢想。

    1973年左右，王震让郭小川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取得了联系，1952年时郭小川写过一篇河南许昌地委搞好宣传工作的报告，颇受毛泽东的好评，那时纪登奎正是地委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纪登奎开始引起毛的注意，一步步提携，直到“文革”中担任了中央高层要职。

    郭小川那时正被传言围困，在北京赋闲而不得其所。纪登奎好意地劝说老朋友不要再继续写庄则栋的文章，并和王震商量后曾想让郭先去女儿插队的河南农村，等待分配。王震多次找郭小川谈话，提醒他说：“你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教育批评你，你应该写一个报告。”于是，1972年9月17日郭小川写信给纪登奎，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犯过严重错误、年过五十的人，最好是长期到农村去落户、去工作、去劳动、去改造、去斗争，力争在改造中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

    纪登奎、王震想做的是，怎样让郭小川赶快找个理由，离开京城去“躲风”。

    1973年11月10日，王震为郭小川之事专门给纪登奎写信：

    登奎同志：找了很久才找了郭小川，我向他传达了你的指示。小川给你的请示报告的信，送上请阅。我看可以分配到河南省的地、县委去，在强的党委领导下，一面向贫下中农再学习，一面做些宣传教育工作，谨此报告，顺致

    敬礼

    王震　73年11月10日

    纪登奎于1974年1月10日，给王震回信：

    王震同志：我赞成郭小川同志下去，到工农兵中去锻炼，改造世界观。如《人民日报》领导小组同意，即可由中组部办。

    纪登奎　1974年1月10日

    又及：此件送鲁瑛、郭玉峰同志阅批。

    信中所提的鲁瑛、郭玉峰分别是《人民日报》、中组部负责人。

    不久，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纪登奎又对王震说了让郭下去锻炼，并说已同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打了招呼，请刘安排郭的工作。在王震的指示下，王震的秘书伍绍祖将这些信件转给郭小川，嘱咐郭调到河南后，可找刘建勋谈谈。

    郭小川尚未离开北京，政治旋涡的波及面越来越大，他置身旋涡中心，感受到了湍水的冲击力：

    （8月）24日以后，我被各种传闻围住了，说什么的都有。我自己精神上早有准备，四句话：“为党工作，至死不悔；如有错误，愿意改正。”有的人早就怪我“不甘寂寞”，这次可该振振有词了。

    （摘自郭小川1973年9月22日致严阵的信）

    两个月来，我精神上受了极大的打击，大概“十大”以前不久，关于我的传说是非常之多，把我写的《笨鸟先飞》和《秋收歌》，传说成是对党的恶意攻击或是修正主义的，等等，一人说的一样，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

    ……这以后，如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分配我写作任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写了。我和一些年轻同志不一样，过去犯过错误。

    （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17日致王榕树的信）

    我怕就怕从此把我抛弃，使我没有为党工作、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是犯过错误的，而且是很大的错误，路线错误，这使我常有负罪的感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怎样冲击我，都毫无怨言。

    （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5日致王榕树的信）

    这几年，一直在这种气氛中过的，我想通了，不能闲散，永远要革命，有错误就改。说我“不甘寂寞”的人，幸而未言中。即使为了做工作受了批评，我也不悔。我永远不会消极怠工，这是我的世界观和斗争史决定的，没有办法。宁愿在工作中垮台、累坏，也不在无聊中消磨时光。

    （摘自郭小川1973年9月16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确如郭小川信中所说，他并没有消极地无事可做，只不过放弃了在外面活动的机会，躲在家中阅读大量的批林批孔材料。他把当时官方下达的儒、法两家的学习材料大体浏览一遍，集中读了秦始皇、司马迁、曹操、王安石等法家的文章。他以前一直很欣赏苏东坡，但他这次从运动的批判材料中，发现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立即为苏东坡惋惜不已。

    与往常一样，他轻而易举地就为上面钦定的批林批孔语言体系所“俘虏”，为运动中极力张扬的理论热点而兴奋不止，由此他认定：“批孔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批孔子这个奴隶制的复辟者、保守派，这直接涉及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解决整个政治史、哲学史的关键之一……这么一批，可以弄清许多问题。”他很看重运动中对历史的那种新颖的评说姿态，简而又简的以人划线的儒法两家斗争史让他入迷，使他仿佛对历史又有恍然大悟般的新解：“中国的历史，在很多历史学家手里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开始有点眉目了。可见了解一个人是难的，有的人需要一千年、两千年才能了解清楚。”（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杨荣国是当年批林批孔中最为显眼的“明星式教授”，他的大块头文章一直被指定为必读篇目。郭小川对杨荣国的文章力度及影响程度啧啧称叹：“我这个人现在是不想赶风头，赶也赶不上。但杨荣国这个历史学家实在了不起，他的治学方法也很高明，一部哲学史，他可以用几万字说得相当清楚。这人很懂辩证法，会抓主要矛盾。”（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那时，毛泽东论述《红楼梦》的讲话内容时常被传达到相当一级的干部中，讲《红楼梦》成了干部中有革命性、有身份、有能力的表现，“评红”一向是中国政治人物、文化人在那个年代始终不衰的常设性话题，而且可以随意引申到现实中，作为批判的辅助工具。

    到北京家中串门的熟人们发现，郭小川在桌上备有一套《红楼梦》，闲时手捧不释。以致1975年到了林县，北影编剧李保元还看到他把《红楼梦》压在枕头下，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读得津津有味。在团泊洼干校，精神和体力都临近崩溃，桌上还摆着一部翻烂的《红楼梦》。

    他特意找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李希凡有关《红楼梦》的小册子，关在屋子里苦读了几天。在与外人交谈时，总是把读书心得与现实联系得很紧密，力求使自己找到毛泽东所说的“读活书”的状态。譬如在给杨晓杰的信中，他提到读《红楼梦》的一点感触：“（《红楼梦》）这些人物形象，对于我们认识林贼那一帮王八蛋，不是很有借鉴作用吗？”（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政治的东西毕竟还是枯燥，还是有遥不可及的一面，也不是解闷的长期办法。对于郭小川来说，不能忘情的依然还是文学创作，暗地里苦思冥想的还是漂浮渺茫的那些诗句。

    他在北京时，我去他家聊天。他说，从小就对声韵倒背如流。他觉得新诗要有韵律，不赞成诗歌不讲格律。他就举例子，背了他自己的《林区三唱》精彩段落，声音铿锵有力。他几次说，将来一定要写出有现代感情、又有古诗韵味的东西，自己要做探索。

    （胡德培1999年11月7日口述）

    73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我想了很多问题，对“文革”看透了。在《人民日报》我只管编稿子，咬定主意一个字不写，大庆大寨我也不想去。

    有一次去看一个农业展览会，我遇到了郭小川，他穿着浅蓝色的布衣服，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知道你受苦了……”我听说他写东西得罪了江青，我问他，他显得有苦难言的样子：“一言难尽……”我低声地告诉他：“处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最好不写东西。你听说有这么一个新名词，叫‘逍遥派’。保全自己吧！”他不吭声，也不敢多说什么。

    （金凤1999年11月11日口述）

    那一阵，虽然他对写东西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内心冲动，但是周遭环境的压迫、限制，使他那种惶恐、不安、迷惑的感觉与日俱增，他比圈外人更能深深地理解金凤所说“保全自己”的涵义，理解社会上一大批人当“逍遥派”的超脱和无奈。

    1973年10月21日，他在北京给杨晓杰的信中谈到写作的困惑和茫然：

    我现在对我这个人的五十四年生涯，只觉得做得太少，贡献得太少（也许一点也没有），而错误太多。似乎还有点信心的是：对新诗这一行，还算有点经验，有点想法，将来一下子烂到肚子里，倒好像有点可惜，但我不知交给谁，怎么交法？

    到了1974年，这种悲观、凄凉的情绪被放大，弥漫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江青给郭小川扣上“这个人是个修正主义分子”大帽子的情况下，文化部长于会泳于1974年3月底开始指责话剧《友谊的春天》存在攻击“文革”的政治问题，文化部咸宁干校不断催促郭小川早日返回。他于1974年4月15日抵达干校，在别人眼里他已是一个戴罪之身，成了一个被中央领导钦点的、重新待审的修正主义分子。

    离京前，郭小川已是坐立不安。朋友来访，他就低声说，门口有人监视，出入不方便。杨匡满只好戴着口罩，两次去他家。他说：“我自信没上贼船，什么也不怕。”

    送他上火车回干校时，上车时杨匡满发现他提前穿上凉鞋，四五个人彼此说了几句安慰话、几句无关紧要的笑话后竟无语许久。郭小川知道有人整他，心中有预感，但表情还算轻松。他的言语中藏着自己的感觉：又发配回干校，又要倒霉了。

    他那时给女儿的信中，已是满纸牢骚，满腹辛酸，孤立无援的绝望充溢于字里行间：

    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把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在这些事上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干校的生活是不错的，只是身体不灵，十几天的功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这里的气候，对我实在是极不适应的。到夏天太热时，如有可能，即去你们那里住两个月，不回北京。

    ……在此不过二百（人），现分三个班，种菜，养猪，做饭，上午劳动，下午学习，一点也不紧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看书看报。

    （摘自郭小川1974年5月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今天，我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八次了。过去似乎告诉过你们，一犯病，就喘息不止，出不来气，其势凶猛。最近，又连日低烧（头一天三十八度，以后约在三十七度以上三十八度以下）。

    ……“与文艺告别”，我记得是你的意思。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文艺这事，以后还得由组织决定，现在怎么说，都没有用处。

    （摘自郭小川1974年5月14日致郭岭梅的信）

    而我已五十五岁，再有三年五载，我这个人也就报废了。贺敬之、李季这几年为什么一个字不写呢？这是耐人深思的，他们了解情况，犯过文艺“黑线”错误的人，是不能轻易再写的。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何况，我们的路线觉悟又低，难免出岔子。两年来，许多朋友鼓励我继续革命，重新执笔，都是好意，但我听了后都吃了苦果。

    （摘自1974年8月6日致郭岭梅的信）

    就在郭小川写这些家信、寻不到思想出路的时候，中央文化部奉命加紧收集他的材料。6月30日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动态》第十七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的专题文章，江青看后作了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

    在这之前，江青对郭小川四出写电影解说词颇为不满：“郭小川满天飞，又窜到西北去了！”并指责兰州军区：“谁叫他到兰州去的？”

    在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转引和评述了《文化动态》那篇文章所列举的郭小川四条罪状：

    （一）由于郭在中南局宣传处工作时，叶群也曾在那里挂名工作过几个月，便借叶群1961年的黑笔记本上有“文艺问郭”一语，污蔑郭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

    （二）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万里长江横渡》诗篇歪曲附会为是歌颂林彪的，“是一份反革命宣言书”，“是明目张胆地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把诗内“我们深知：自己肩头上负有迎接大风大浪的任务；在大风大浪中缚苍龙伏猛虎，学得一身反潮流的真功夫”这样的字句，歪曲附会为“还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鼓吹的‘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相呼应”；

    （三）由于郭曾通过组织参加修改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友谊的春天》和打算把一位朋友写的话剧《要有这座桥》推荐给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污蔑郭等“以青艺为据点，与八一厂和西影厂挂了钩”，“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

    （四）污蔑郭的家庭有问题。

    当年8月13日中央专案组宣布对郭小川进行专案审查，干校军宣队负责人念完后，郭小川望着在场的那么多面孔严肃的人，只能口头表示拥护这项审查决定。走回宿舍，郭小川百感交集，越想越想不通。他后来在检查中提到当时的真实想法：“我认为，我的错误并不严重，中央绝不可能决定审查我。我估计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可能传错了，关于我的传说本来很多；二是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批评了我的某些作品，到下面就成了‘审查’。总之，我的抵触情绪很大。”（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9月1日，军宣队一位姓张的干部找郭小川谈话时，严肃地说了一些话，用了诸如“阴谋”、“反党”、“坦白从宽”等等词语，让郭小川听了浑身不自在，觉得那是处理敌我矛盾的常用词句。他非常低调地承认：“如果组织上对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我也是接受的，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能改变的，惋惜是没有用的，痛苦是多余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笔者找到了当年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张玉祥老师傅，他曾在北京市新华书店系统工作几十年：

    江青点名要审查郭小川，口头给我们传达时，我记得还有这么一个理由：江青去看一个展览，发现一幅作品画有阴影，江青就说这是写阴暗面。画上有郭小川的题诗，小川就由此倒霉，说成是“利用画来攻击社会主义”。

    对小川立案审查，尚未下结论。我们到他的家乡外调，找了一些单位，听到了对他的一片赞扬声。人家谈完后就盖章，写上“仅供参考”。

    武汉警备区科长张立功带着框框来的，他与郭小川顶撞得很厉害，谈话总是平静不下来，张幼稚一些，小川发火后还能刹得住。张科长说：“郭态度很恶劣，他顶我，不老实，顽固到底。”

    审查后就不参加干校劳动，张科长布置写各种材料，郭小川就在屋子里写检查，写完了交给专案组研究，再找出新问题。写检查之余，他跟我聊一些家事，说两个女儿在林县当妇女队长，还把儿子郭小林发表的一篇文章推荐给我看。我离开干校回北京，到他宿舍向他告别。他很诚恳地说，将来有机会回北京聚聚。他对我没有敌意，没有反感。

    （1999年9月21日口述）

    丁力记得，郭小川对张立功科长提了意见：“不客气，凶，像审查犯人……”

    郭小川返回咸宁干校前后，大批人员已通过各种渠道调回北京，连队建制被缩编，干校进入萧条低落、人心慌乱的时期。原作协秘书长许瀚如此时已解决了自己的政治问题，担任干校五连连长、支部书记。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具体谈到了郭小川当年置身的困境：“‘四人帮’把他作为一个重要案犯，中央专案组对他看管得很严。以后又把他放到连队，我们只属于行政监护，我们不审他的案子，对他没什么限制。”（1999年9月15日口述）

    1974年9月，在北大荒兵团插队十年的儿子郭小林出来旅行结婚，要求与父亲见面，遭到干校军宣队方面的委婉拒绝。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牛汉因涉及胡风问题，政治上难于翻身，他此时也滞留在干校，迟迟不得归家。他记得，1974年五六月间来了一场暴风雨，想到搭架子的苦瓜是否会被风吹倒，急忙冒雨跑去。他发现郭小川已经光着膀子，全身都是泥，认认真真地在那扶架子。

    牛汉说到郭小川在干校时的情景，心情颇为沉重，几次语塞：

    小川被“林彪事件”牵涉进去，处境很困难。上午菜班劳动，下午学习交代，处于隔离状态。开始没有人与他谈心，他觉得我毕竟写诗，有共同语言，就向我提出想聊天、喝茶。我进城买了“麻城绿茶”，简称“麻绿”。我们俩身份相近，没有高下，归了一类。

    那时一星期要学习两三次，小川闷得很，爱发言，但他晚上吃安眠药，精神上迷迷糊糊，说话就容易不着边际。有的人故意让他出丑，有意逗着他玩，解闷，耍弄他，幸灾乐祸，这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有一次我劝他：“你别发言了，你在会上打盹吧。”他跟我说：“我在政治上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强，我在政治上很幼稚……”他一再说“幼稚”，说时很沉痛。我反问：“你幼稚吗？”后来回避谈这些事。他是幼稚、简单，这些经历对他以后总是有所触动。

    我们回忆到57年批冯雪峰大会，我记得他打了一个活领结，在台上批得很厉害，还提到我：“反革命分子牛汉供词……”我在干校就告诉他，当时我就在会场，是王任叔让我去的。他听了很吃惊，不知道我就坐在台下。

    那一段他精神上迷糊，吃大把的安眠药，起得很晚。有时从床上滚下来，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

    中华书局的几个人围棋下得不错，小川常陪着看。小川的下棋水平太臭，别人不愿跟他下，他觉得很寂寞。

    咸宁干校最后一次聚餐，邀请了不少人，对当地有感谢之意。猪肉、鱼都有，很丰盛。可是会餐时却不让小川上桌，给他一人拨了一些菜，让他坐在食堂角落里马扎上吃。这个情形特别惨，小川痛苦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傻子一样。

    其实人很简单，可是弄了一辈子革命，却把人弄得很复杂。

    （1999年8月26日口述）

    郭小川在1975年初给两个女儿的信中，透出了人生难以说清的滋味：

    “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解散，剩余人员一律转移到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大部分人都可以经过北京中转，唯独正受审查的郭小川中途在丰台转车，不准进京回家。

    行前，湖北军区分管干校的政治部王副主任专门对郭小川说：“为了尽快地审查清楚你的问题，不使问题复杂化，决定你不回北京，直接到静海干校。”

    郭小川表示同意这个决定，并开始做转移的准备。他对牛汉说：“不让我在北京下车……”离开时他请牛汉过来帮忙：“帮我扛扛行李，好吗？”牛汉见行李捆得不像样，就重新帮他整理。牛汉帮助把行李放到车上，郭小川吃力地爬上了大卡车，车上还有两三位押送人员。

    张玉祥是当时的陪送人之一，他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那时怕走露风声，怕问题复杂化，就在丰台转车。我们几个人变相押送，买的是火车硬卧票。他在车上谈笑风生，抽好烟，聊家常。钱放在口袋里，抓一把出来，很慷慨，热情。在丰台车站下车换乘，他不问，很明智。他的身份、经验体现在这些小事上。

    过了几天，公安部苏学宽处长来到干校，他当时借调到中央专案组一办。苏比较老练，谈话干净利索，比较客观。出面讲话的是他，大意是对郭小川的审查告一段落，下不了结论，原专案组撤去。静海干校的责任是管好，不要出事，要安全，等待结论。

    （1999年9月21日口述）

    据当时陪同前往团泊洼的丁力介绍，在火车上大家对郭小川照顾还是细心的，买饭、买烟，一块聊天。中央专案组人士曾表示，郭小川一案已从专案组二办（清查林彪集团）转到一办（清查刘少奇一条线），这表明专案组初步认定郭小川与林彪一案无关，只存在一般性文艺路线问题。连里知道了他的问题不大，对他的监护也大大放松。郭小川要求回京治牙，专案组答复说：“快了，忍一段吧。”专案组还希望郭不要与各协会老熟人发牢骚，以免增加新问题。

    曾在中国作协任郭小川副手的张僖，此时担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干部安置办公室副组长。知道中央专案组不让郭进京，从丰台转车，张僖赶紧坐车到团泊洼干校，发现郭小川抽烟喝酒很凶，时常醉倒后钻在桌子底下。张僖劝他，他说这是灵芝何首乌泡的酒。

    张僖找了天津警备区派到干校的宋副政委，请他对郭适当照顾。离开团泊洼时，张僖又一次劝郭小川等待消息，不要轻易离开干校。

    中国剧协的李超曾是团泊洼干校副校长，他在1991年2月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爸来干校前，我曾问上级：‘怎么管？’上级回答：‘不要离开干校，不要写东西，不要跟外面联系，不要跟社会关系来往……’‘思想管不管？’‘可以管，有情况汇报。’”

    李超记得，郭刚到时每天晚上弄来一盆热水，坐在屋里泡脚。

    华君武在团泊洼呆了四年，他快要离开干校时郭小川却来了。他以漫画家的夸张感觉，至今还记得郭小川那双就像“忠实的大黄狗一般”的眼睛，没有一丝奸诈。他感到郭小川身上那种异常的压力和无奈的感叹，见到郭说话没有遮拦，劝他要谨慎，郭却悲哀地说道：“我要革命，革命！”这让华君武真切地感受到郭小川初到时的精神焦灼、烦躁。

    作协机关老同事、老邻居曹琳曾陪郭小川看病，郭身体虚弱，走一段路就得蹲在路边歇一会儿。老中医悄悄地对曹琳说：“这个老头身体不好。”

    原中国美协秘书长钟灵是郭小川延安时的老友，当时在团泊洼干校食堂负责采购管理。他告诉笔者，真没想到在这独流减河边的盐碱地，能见到多年未遇的老朋友：

    郭小川来之前，军宣队就打了招呼：“最近要来一位新同学，是重点审查对象。你们不管认识与否，都不准与他接触，不能与他交谈，更不准打听他的案情。”我说：“见了面不打招呼，恐怕不太好……”

    过了几天，在干校小卖部碰到郭小川，后面有人跟着他，我们只是点头微笑。宋副政委是忠厚长者，他说：“你们说说话也没有关系嘛，不要让郭小川感到紧张。”我在伙房当管理员，有一个房间，又可以到天津采购，买些熟肉回来。独流减河上有渔民打渔，我常去买鱼。我和小川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喝得晕乎乎的，说话没有顾虑，互相信任。我跟监视他的人说，我已请示了军宣队，可以聊天。他的酒量大，能喝一斤白酒。那时团泊洼劳改农场做一种高粱酿的白酒，九毛一斤，度数五十五。

    我们两个对江青的事是明说，说她是“祸水”、“太坏”，说她“自称半个红学家，不学无术”，“中国受这种人领导倒霉了”。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当时认为功劳也是太大。他告诉我，王震接见他三次，小平同志复出后各方面整顿有成绩，周总理住院令人担心等等。对于会泳他们有意见，觉得他们真正吃得香，文化部彻底完蛋了，文联各协会受尽迫害，都去了干校。还谈到要整顿文化部，主张恢复文联、各协会。正因为意见大，很天真地觉得应该撤掉文化部班子。

    他给胡乔木写万言书时，十几天不来喝酒，躲在屋里写，时常观察门外的动静。万言书的内容主要是提出必须改组目前的文化部，必须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职能，打破一言堂，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觉得火药味太浓，口气上应平心静气一些，不能只图痛快而不讲究策略。

    我们一面喝酒，一面动手修改，几乎干了一个通宵，最后写成十二条意见，还是有一万多字。我担心信怎么送到小平、乔木同志手里，小川笑了，神秘地说：“我自有上可通天的渠道。”他重抄一遍，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我还是担心地问：“送得到吗？”他说：“你放心吧。”他不希望联名，说了这么一句：“不要拉扯别人，现在情况复杂。”

    （1999年11月2日口述）

    到了1976年夏天，文化部清查成风，钟灵因这封万言书被隔离审查，八个人轮流看管他，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几天后才得以离开学习班。

    1999年10月29日，笔者与郭小川的子女郭小林、郭晓惠陪同原干校“五七老战士”、资深老编辑刘小珊，重返天津近郊的团泊洼。二十五年过去了，刘小珊发现这里已是面目全非：干校人居住的那一排排土坯房几年前已陆续拆除，郭小川住过的地方已挖成一个大鱼塘；郭小川常去游泳的独流减河早已断流，河床裸露；通往河边的路上，那两座写有“文革”标语的门柱还在，但已是残壁断砖；环观原有几千人生活的整个干校范围，旧房中只保留了干校校部的食堂和两间破房，郭小川与钟灵喝酒长聊的小屋已堆满杂物。

    在那间原本是干校医务室的小屋前，五十五岁的原劳改农场管教干部孙继存告诉我们：“当年郭小川天天来这里领取安眠药，当众吃完药后才让离开，这样才让人放心。”老孙指着食堂外的一棵大树说，郭小川常与我们在树下聊天，他是一个爱说话、和蔼的人。

    当年干校紧挨着劳改农场、右派农场，聚集了不少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华君武、蔡若虹、吴祖光下地干农活，丁聪养猪等等。等郭小川去时，人数已大为减少。老孙指着原劳改农场内五六米高的水塔说：“这水塔成了团泊洼的标志，你看上面还有‘毛主席万岁’的大字。不少干校的老文化人再来团泊洼，老远一看到这水塔，就情不自禁地哭了。”

    这里现在建有学生培训基地，每年天津市区一万多名中学生来此劳动。我们有趣地看到，学生们留下了黑板报，大标题就叫“团泊洼的秋天”。与郭小川那首著名的同题诗歌不同的是，学生们流露的是对郊区农居生活的新鲜感和活泼天性，文字充满了稚气。少小的学生早已不解当年诗人秋天的忧愁滋味，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年代还有这样一首凝重、深沉的诗作。

    要理解这首诗很难，诗里既有那个岁月里左的主题痕迹，又有贯穿郭小川一生的战斗豪情。然而郭小川在其中暗藏着反思的私人话语，有着不能示人的内心躁动，有着与当年格格不入的一丝丝反叛情绪，再加上颇具匠心的创作技巧，使人们后来读到后产生一种本能的震颤。有了这样的“地下”文学作品，才使我们如履薄冰地经历大动乱之后寻觅到活下来的纪念依据，才使我们空荡荡的心灵世界有了一点点可怜的着落地，才能在那样暮气沉沉的年代留下一件易碎却无比高贵的珍品。它使整个“文革”时期原本辉煌的东西暗淡下去，在历史空白之处填入了最具个性、充满复杂性的诗人注解。

    《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寄给干校老同事刘小珊的，抄写得很工整的原稿还保留在她的手中。那天她站在学生黑板报前端详了半天，思绪很难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来：

    当时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我们夹在中间。小川两年没有回家，住在放鸭子的平房里，极其简陋，窗户很小。那时他负责组织学习，讨论《哥达纲领批判》。他对我们说：“可以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要迎接希望的一天到来。”

    75年夏天那一个月个人接触比较多，话题比较广泛，也比较零碎，有不少弦外之音。他讲过反右问题，说太扩大了，当年在是否扩大与缩小右派范围上跟人有分歧。他说过作协党组的一些人个人东西太强烈，为自己捞地位，很难与他们相处。对59年大批判他提得不多，但能感到对他伤害很大，创作受到扼杀，不想留在作协。这说明他思考自己的问题比较深入，角度也新。

    有时一起到附近镇子，买一点吃的，他想吃猪大肠之类的东西。回来时坐在田埂上，看着明媚的阳光下，农田里水稻很绿，而劳作的农民却穿着红衣。他说：“你看多漂亮啊！红和绿本是对立，但放在一起也好看。这跟创作一样，有对立，也有统一，艺术就是一种矛盾……”他对写作一直有想法的，这些话给我印象很深。

    我曾希望他能写一首战斗的诗篇赠给我，他慨然允诺。主席对《创业》批示传出后，已经支离破碎的文艺队伍又有了抑制不住的欣喜与期望。我已回北京，与他常有书信往来。我写信告他：“我喜欢北京的秋天，洁净，有丰收的喜悦，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如何？”他高兴地回信说：“你给我送来诗的主题……”他寄来了《团泊洼的秋天》，在原稿的结尾叮嘱道：“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后来他回到北京，特意索取原稿，改了两个字。

    我记得，他给我一封信里专门谈到作家的责任，论述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一个作家应担负什么责任。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从理智到情感，结合得比较好。他还将寄给胡乔木关于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寄给我。后来他去林县后曾再三叮嘱我把给我的书信烧掉，说：“如果你不烧，是否准备揭发我？”到了76年8月清查，我被迫烧了一批他的书信，但我想《团泊洼的秋天》无论如何不能烧，把诗稿藏在衣柜里。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最后冲杀的一批诗稿。

    （1999年10月29日、9月2日口述）

    那天，独流减河风势很大，绵延数里的河堤柳树吹得“哗哗”作响。二十多年前，这里曾是郭小川他们散步聊天的地方，是他们海阔天空、思想云游的场所。在禁锢的年代里，这是唯一耽于幻想、排解忧愁的天地，是他们心胸暂时得以开放、与蓝天河流相融的自由时刻。一切归于宁静，一切系于平淡，一切又难于释怀，一切怯于安身。

    刘小珊许久地望着望着，她说：“堤上的小路，一排排柳树，堤下的果树林，什么都没变，跟以前好像一样……”

    人呢？

    从干校的作协老同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郭小川是怎样熬过团泊洼的春夏秋冬：

    那时小川的情绪非常低落，我劝过他：“事情搞得清楚的。”他觉得失望，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专案组的人有时来看看，后来就放松了。种一点地，收成无所谓。

    吃安眠药有麻醉作用，吃下去了在迷蒙中得到解脱，当时就没有烦恼，像吸毒一样。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在房里吃午饭，安眠药发作，一下子晕倒在桌上，睡了一觉才醒过来。下象棋后回房间，药劲上来了，走路时东倒西歪。这说明他苦闷到极点。

    有一次趁厕所里没人，他悄悄地告我：“闻捷死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了闻捷与戴厚英产生感情，但上面不批准结婚，闻捷用煤气自杀了。他说了详细过程，连连表示遗憾。

    当时听说江青发话：不让干校这拨人回北京。又听到江青挨毛主席批评，小川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回去有希望了。”他时常给我们讲述从高层听来的信息，譬如“上层斗争很激烈，（江青他们）招架不住了”等等。有些人就劝：“不要嚷嚷厉害，到时再说。”他找我说：“将来回去，咱们办一个刊物，你一定要参加……”他跟很多人说过这话，总是鼓励说：“干吧！”他确是过于乐观，说话随意，直爽天真。

    他私下里称江青他们是“那几个人”、“那位旗手”、“那位棍子”，说这些人不搞百花齐放，这么多人口只有八个样板戏够吗？对“周总理是大儒”的说法有意见，发牢骚。

    他让我讲讲“四人帮”的文艺理论，“‘三突出’你谈谈看”。他与我谈过几次，了解情况。他觉得有解冻的味道。

    我的孩子杨舰才十几岁，外号叫“大头”。他有一次到团泊洼特意去看郭伯伯，两人谈了一通宵，孩子背他的诗，他谈了很多诗歌理论，大头听了似懂非懂。直到今天，大头在日本读博士，对郭伯伯依然非常怀念。

    作协领导层有些人让人亲近不了，敬而远之，搞运动更是金刚怒目，不可侵犯。但大家唯独对郭小川普遍有好感，感到他的稳重和善良。他不会搞过火的东西，不会使人觉得为私利整人。

    （杨志一1999年10月20日口述）

    那次中转不让回北京，他到干校后几乎一落千丈，情绪坏极了，不太爱说话。专案组要控制住他，怕他到北京不好管理。

    一个人生炉子，他也懒得收拾，老在门前抽烟转悠。有时自己做饭，下一点挂面。那年春节，我爱人来干校，大家一块张罗包饺子，小川擀皮特别快，可以供应几个人包。大雪封门，那种气氛印象还很深刻。

    附近劳改农场有部队岗哨，晚上时常听到枪声。有一次坐卡车回来，路上查得很严，原来犯人跑了。劳改犯穿黑棉袄，背后都有号码。劳改犯叫我们是“队长”，这对小川有不小刺激。

    小川对人很体贴，跟人的感情容易相通。记得在向阳湖，从韶山归来，我挑行李摔了一跤，左胳膊抬不起来。小川扶着我走了好几里地，到医院拍片，又扶着我住旅馆，第二天送我回连队，照顾我一天一夜。我很感念在那种战天斗地的环境中的手足之情，永远不能忘记他。

    在那样环境中，小川做人依然出色，有才有德，是值得作为楷模的人。从作品到为人，对我们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总拿小川来衡量领导我的人，他们都不如郭小川。

    十几年来，老作协的人时常聚会，凑在一起就跟当年干校那样热闹，还动手动脚。聚会是以纪念小川的名义召集的，大家愿意聊聊他。

    （王树舜1999年8月12日口述）

    团泊洼干校到了后期，一个连剩十几个人。有一次大家到天津，我为了照顾生病的老伴，没有出门。支部给我任务：“你陪郭小川聊天，别出问题。”我们聊了一天，他说专案组所审查的四个问题，均是莫须有，追查《万里长江横渡》是把时间搞错了，叶群笔记本写了“文艺问郭”，但实际上没有联系。

    他的心情比较郁闷，天黑了就跑到西头找熟人聊天，要不就找一帮孩子讲故事。后来让他管连里学习，组织我们学《国家与革命》第三、五章，跟人辩论平等问题，与年轻人侃大山，推心置腹。

    大家都不愿去干校，连里就动员说：“轮流去，去干校一个月，再回京呆一段。”小川就说：“看你们像走马灯一样，可我却走不了。”看病有时去劳改农场医护室，医生也是劳改犯，小川去后也怀疑其可靠性。

    75年8月，小川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谈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信的内容给我们聊过，我们也提了一些看法。这封信尖锐地指向江青、于会泳，认为“文艺政策执行有偏差”，“不能让《基督山恩仇记》这样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当时毛泽东提出读《哥达纲领批判》等六本书，江青也提出文艺界要学《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等六本书。小川这样写针对性很强，是要冒风险的。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他到团泊洼时垮得很，身体虚弱，牙长脓，不能吃东西，无法吸收。劝他订奶，他说：“不订，太特殊了。”劝他打报告治牙，他又说：“不会批的。”勉强打了报告，果然不批。这是他一生压力最大的时期。他给女儿写信说：“他们现在要我的命，不知我能否挺住。”他挑水挑不动了，我们给他挑水，帮他生炉子。

    有一次我回北京，在南小街碰到华君武，他让我转告小川：“哎呀，你可得告诉他，叫他在食堂不要乱说。有人问他审查的事，他说，就像一出滑稽戏。这么说，还得了。”回去后我说了华君武的意思，让他说话注意。

    他那一段老看《红楼梦》，我说：“你不要看《红楼梦》，情绪对你身体不好。”我推荐了北京新出的列宁四卷本，跟他讨论，想在里面找到答案。列宁已经谈到一些问题，比如人民要掌握政权，要公仆，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还说现在苏联工农大众文化水平不够，很难直接参政。小川和我彼此谈了学习体会，认为人民掌握政权，有一些坏蛋捣鬼。如林彪、刚出现的《创业》问题等等。他写了不少读后感，这是精神状态的需要。

    他吃安眠药太多，有时手指神经末梢失去知觉，我说：“你这样不行……”他低声说道：“不吃，我一宿睡不着……”他在政治风雨中几起几伏，前途很难预料，心情好不了。

    （沈季平1999年11月12日口述）

    小川到团泊洼是个寒冷的冬天，风很厉害，刺骨，干校萧条，像在荒野。劳改农场盖有岗楼，哨兵发现情况可随时开枪，有时打死了逃跑的犯人。那个季节、环境都很糟糕，有点苏武牧羊的味道。

    75年4月，我们作协一批人到了团泊洼，这给郭小川带去温暖。我们看到他的屋子里乱七八糟，门推不开，堵着煤块、炉渣，他的生活能力很差。他知道我们要来，就要烧水给我们，但我们都到了，水还未烧开。一激动就更乱了。找了一个机会，我们七八个人帮他“起圈”，打扫房间，糊窗户，拆炉子，他也在一旁忙着。

    他在我们屋里聊天，聊得晚了，就晕晕乎乎的。我们劝他：“别太露锋芒。”他不听，绝对改不了。我们这个小集体很有水平，骂骂咧咧，说一点不能公开的话，心开始活跃。他说了王震、邓小平、胡耀邦，能听出、看出他们中谁的报告。他也说了家庭、孩子，说了自己过去的历史，说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很透明，跟谁都不设防。

    （李昌荣1999年11月8日口述）

    我们觉得小川岁数大，学问大，就请他给我们当教员。常在房前树下边乘凉，他给大家讲点哲学。对江青在文艺方面的问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他看不惯那一套。好在连队里都是熟悉的人，讲话自由一些，顾虑也少一些。

    夏天他去河里游泳，经常游到对岸，游得相当不错，还给孩子们讲游泳的注意事项。

    到了干校晚期，对郭小川的管理越来越松，家人也时常来干校探望。作协有班车，每月往返一次。杜惠常来帮他整理内务，帮他染头发。染料有多余，小川他们就叫我过去，说：“过来，过来。”顺便把我的头发也染了。

    小川和几个牌友晚上就聚在屋里打桥牌，赤膊上阵，能打到深夜两三点。我们能从窗外看见，灯光下蚊子多得很。

    （许瀚如1999年9月15日口述）

    到了团泊洼干校的晚期，生活状态已变得很松弛、随意。人越来越少，气氛冷落，被迫留在干校的人愈发觉得寂寞无边。一天，中央专案组来干校，宣布解放张光年。郭小川和大家一起送张光年上车回京，张劝慰郭说：“你不要焦急，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要耐心。”郭小川说：“一路珍重。”张光年拍着他的肩膀，上汽车前又说：“你也快了。”

    有传说郭小川要回北京，甚至有人说得更细：“郭小川要主持重新复刊的《诗刊》。”郭小川夜晚与尹一之他们聊天时，聊到深夜尽兴时，忍不住也说了这个话：“你们剩下这些人甭焦急，我一出去就把你们带出去。”说完这些话以后，似乎又是遥遥无期的期盼。后来又有人说，于会泳让袁水拍管《诗刊》，袁不干，实际工作又让李季主持。郭小川既觉得闷在鼓里，又有点不知所措。

    团泊洼的衰败和人气的低迷，郭小川体会得真真切切。

    1975年10月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宣布审查结果：郭小川问题澄清。

    郭小川兴奋地从校部跑到另一头宿舍，逢人就说。他冲到雷奔的屋子里：“我解放了，要回北京了。结论上连‘错误’两个字都没有。”雷奔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喜形于色，情感根本隐藏不住。他回忆说：“小川那时真的变了一个人。”

    10月9日回北京的当天，他就给相识的年轻编剧邢益勋、陈祖芬、赵云声写信报喜：

    我已于今天中午回京。10月6日，中央派人向我宣布了审查结果。详情不谈了，总之，一切都已澄清。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连一丁点儿缺点都没有提，而我总感到自己是有不少缺点的。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中央领导同志还特地用铅笔批了一句：“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

    信中所提的中央领导是他的老熟人、副总理纪登奎，纪决定把郭的关系顺便给转到政工组、中组部系统，离开了原属的文化部、文联系统。

    当专案组来通知时，郭小川正陪女儿郭岭梅到塘沽盐厂参观，干校请郭小川立即回来。

    郭岭梅讲述了父亲那一段喜怒交织的经历，烘托出当时不平静的起伏心情：

    那时我刚从团泊洼回来，王震却通知我再去看爸爸：“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回河南了。”我说：“我刚回来。”他说：“你一定去。”10月2日我坐车又过去，爸爸就陪我去塘沽。干校来了通知，我们就赶回来了。

    审查结论是康生的秘书李鑫写的，爸爸看后佩服李鑫的文字能力，高兴地说：“李鑫写得滴水不漏，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连个尾巴都没留，什么里通外国、叶群笔记本、跟林彪集团关系等等，都没了……”

    10月9日我陪他回北京，先看了王震，然后又被通知纪登奎要接见。10月13日先是纪登奎一个人接见，后来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共是四位副总理。主要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爸爸谈到对江青、“四人帮”的意见，有一种实话实说的感觉。刚从干校回来，中央领导接见，一高兴他就没什么毛病，什么都好了，就是牙不好。他连夜向吴雪、贺敬之传达接见内容，找了不少人了解情况，有点组织队伍的感觉。很快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组部，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中组部给他配车。

    在招待所里，他看望了出狱不久的周扬，他把周扬当做老领导，见面很亲切。回来后说：“周扬其实没有亲自整过我们，对我们还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整的……”我爸厚道，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不会整他。

    他那时有一个想法：主席明白过来了，才有“十大”指示，文艺有希望，主席到底是主席。觉得批周公批总理，国家要乱。

    他到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说过这话：“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拉一个。”白天忙得兴奋，晚上就在招待所房间里唠叨，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

    要安排他工作，实际上想让他调查研究。首先安排到河南，本来还要接着去湖南、广东，纪登奎只提醒一句“除了上海”。到了林县，中组部通知他只能在河南。后来又来了一道通知，说他只能到林县。范围不断受限制，看出形势日益紧张。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曾向杨匡满和小周明透露了四位副总理接见的大致情况：“他们谈，我也谈。主要是纪登奎说话。陈锡联和华国锋只是过来见了一面，握握手，没多说就有事走了。李先念说话时带了一些愤激的‘脏话’，谈到国庆招待会前与江青、张春桥各加人员名单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次，杨匡满第一次从郭小川的嘴中知道“四人帮”这个词。郭小川从纪登奎那里听到这样对话——邓小平说：“他们是上海帮。”毛泽东说：“不！他们是四人帮。”邓小平说：“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他们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再等一等。”

    郭小川甚至这样直接问：“陈永贵的态度怎么样？”纪登奎说：“早就过来了。”郭又问：“吴桂贤呢？”纪说：“不起什么作用的。”

    杨匡满感觉到，纪登奎是向郭小川悄悄地交了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底牌。（1999年9月16日口述）

    不少人觉察到，郭小川喜欢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喜欢讲述他所知的“四人帮”的动向，也愿意向人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他变得激奋、大度、豁达，在略有些火药味的政治布局面前重新找到久违的使命感。他对来访的杨匡满、小周明他们说：“有些人跟我疏远，揭发我，我不计较。我的手里有个小本子，有个排队名单。有些同志我可以无话不谈，交底，毫无保留。有些同志我会打个招呼，对李季我是有意见，但要跟他打招呼；还有一些人，我根本不跟他们说一句。”

    郭小川曾要杨匡满找一些署名“初澜”的文章，但没说用处。

    又有不少人前来看望郭小川，他又陷入繁忙的阶段。他热心地给人介绍工作，替人参谋，劝慰大家对工作岗位不要太挑剔。他爱说一句话：“一个人能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

    说到自己，他只是这样表示：“我老了，有一份工作就行了。”作协老同事关木琴常看到他的屋子里杂乱无章，他忙着与作曲家郑律成、词作家田歌合作写一组歌颂军队的作品。关木琴告诉笔者：“文化部派人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化部。他不太想去，找我们商量该怎么拒绝，马可就说不去。”（1999年8月12日口述）

    1975年，郭小川与朋友的通信中时常交流民间流传的毛泽东诸多批示，互相订正手抄语录。1975年8月26日，《人民文学》老编辑王朝垠致信郭小川，详细抄送了毛泽东有关《创业》、文艺政策、知识分子问题等批示内容。他告诉郭小川：“在北京，凡见到跟文艺挨边的人，几乎无不要谈谈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以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一些问题……依我看，主席三条重要指示及此次批示，的确给我们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勃勃生气，文艺界也如此。”

    信中抄录的毛泽东批示无不给郭小川莫大的欣慰，直接促使他的政治神经活跃起来：“邓副总理在科技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几点指示精神：1．文艺要活跃起来；2．现在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少；3．不要怕；4．如果鲁迅还健在，周扬的问题早解决了；5．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文艺能不能繁荣起来。（大意）……主席还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说老九不要走，老九大有用。知识分子有缺点，要帮助，要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工作，这对党的事业很有意义的。”（摘自王朝垠1975年8月26日致郭小川原信稿）

    而在同时，刘小珊在信中抄录了韦国清向广东省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内容，大意相近，字句稍有不同：“现在文艺工作不活跃，要在两三年内把文艺工作活跃起来。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评论少……对文艺工作者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鲁迅还健在，也不同意把周扬关这么久……”

    郭小川给刘小珊回信中，谈及形势用了八个字：“大局已定，斗争复杂”。

    “文革”前著名的“和平里四大诗人”除了闻捷自杀外，郭小川、贺敬之和李季此时又有所来往。1999年初冬，贺敬之与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谈到当时的情景：

    小川75年从团泊洼回来后，他说见了纪登奎，纪对他挺好的。好像有了解情况、组织队伍的意思，串联一下当时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他挺兴奋的，好像写了个材料，征求我们的意见，和我们讨论。我也很高兴，那时我在首钢监督劳动，境遇和他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太过天真，太兴奋了。我觉得他对形势估计太乐观，好像马上就要出来工作了。我觉得不一定，要留点心眼儿。

    我和小川一起看过周扬同志。这时李季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过熊复那里，是与乔木有关的事。乔木委托熊与文艺界人接触一下。文艺界从上面来的有点松动，一个是从纪登奎那边，他是左派人物，当时很吃得开的；另一个是熊复从乔木那儿来的。记得在这总的情况下，我和小川谈过文艺界的情况，好像他吸收了我的意见。

    （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郭小川根据大家意见，拟写了数千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据说是在中组部招待所讨论了一夜之后一气呵成的，不少条内容明显指向江青、于会泳，语气中用了“认为应该……”“我们建议……”这样的句式。不久之后，郭岭梅陪郭小川、贺敬之去了胡乔木住处，听取他的意见。胡乔木批评郭小川把女儿带来，郭小川只好解释说：“她是党员……”

    在郭岭梅的印象中，那天去时已是半夜，胡家灯光灰暗。胡乔木一说话就给人当头一棒，态度较为严厉：“你说得太乐观，太幼稚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郭岭梅记不得，给胡乔木的信最后是被谁烧掉的，所有的底稿、修改稿一一烧毁，以致现在靠众人的回忆都难于全部复原。（1990年9月21日口述）

    或许郭小川打招呼面太广，传播的信息渐渐地反馈到高层，于会泳方面开始捕捉情况。1975年秋天反右倾翻案风骤起，形势又一次逆转，邓小平、胡乔木等逐渐淡出。纪登奎又找郭小川谈话，怪他泄露，对他严厉批评说：“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向外说。”

    10月20日晚，郭小川给小周明、杨匡满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短函，紧急向他们报警：

    我听来的话，只无保留地说给为数极少的几个同志；但领导上已知道，我受了批评。再说，就要受处分了。望为殷鉴。我说的话，千万不可语人，甚至不要说到我见到你们。至要至要。

    我只好到郊外暂避一时，这十天来，已使我穷于应付。

    信尾又加一句强调：“你们如真正爱护我，万勿把这封信当儿戏。”杨匡满回忆道，当时他和小周明看完信后，沉默了许久，小周明说：“处理了吧。”点燃的火柴慢慢地把信件吞噬了，心里明白：政治上的高压又要到来，郭小川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保护众人，早早地订立了“攻守同盟”。

    杨匡满他们曾经分析过：郭小川跟上层的一些人接近，被人发现了线索，肯定有人把他出卖了。譬如司机时间等长了，有抱怨，就会说看了谁，见了何人。

    据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记载：文化部核心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侯再林曾亲自追问送郭到中南海的司机，得知送郭出来时，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胖胖的”领导人时，意识到这也许是华国锋。他们拿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一一对照查对，与人核实时说：“王震是瘦瘦的，纪登奎戴眼镜……”

    1975年11月中旬，经上面安排，郭小川匆匆走过了郑州、新郑、林县、辉县后，最后落脚在林县，一方面躲避北京的追查风，另一方面他又被严格限制在林县活动。从郭小川1975年12月初给家人、友人的信中，我们注意到原来中组部安排郭在辉县、林县、大寨、遵化四县各住一个月，分别写出调查研究报告。然而最终中组部电话通知，只允许在林县调查。郭小川实际上被“困”在林县近一年之久，而且也没有要求一定写出什么调研报告，这也许是纪登奎他们实在无奈的保护之举。

    两个女儿均在林县插队，得空就来照顾，这使久违家庭气氛的郭小川有了不少欣慰之感。他对林县令世人瞩目的红旗渠工程格外关注，几次走访工地，访问修渠民工，用心地收集创作素材，曾给未来这部描写红旗渠的文学作品定名为《被感动的上帝》。为了不使自己对写作有生疏感，他有意在练习簿上时常写上几句诗句，便于找到文字感觉。1976年3月24日，他给八一厂老友夏川夫妇谈到了自己近况：“我决心下林县，主要考虑是：1．未来的时日中只想做一件事，写好红旗渠；2．年龄大了，孩子在这里，有所依靠。有病事未细想，觉得哪里都差不多。”

    林县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对外开放模范县，有一个招待所专门接待外宾。外宾来了，招待所里就供应热水，住在所里的郭小川就可以洗上一个难得的热水澡。刚去时，县里领导照顾周到，吃住方面予以方便，不时陪他下乡。但是到了1976年春天大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处境又变得微妙起来。

    也许由于郭小川此前在餐厅里不时提到邓小平，这给县里领导有了一种感觉，认为他是邓小平线上的人物，有“右”倾嫌疑。尤其是县委书记杨贵提拔到北京，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卷入到“批邓运动”中，这使得县里干部对郭小川的安排有些冷淡。

    当时北影年轻编剧李保元在林县已生活了一年多，正在写反映红旗渠的电影剧本。在招待所里与郭小川的长谈，成了记忆中那段暗淡日子最具亮色的部分：

    他谈论最多的是政治，忧国忧民，老在思考形势会怎么变化，国家该怎么走。尽管对毛泽东的不少做法、指示有看法，有怀疑，但他那时并不认为是主席的问题，而是主席身边的江青、张春桥有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太寂寞了，我们跟他很快就熟了，吃饭、散步都在一起。他对我们什么都说，甚至是过头的话。有一次他住医院，我和赵绍义去看他，聊得尽兴。他一定要送我们，结果边走边说，竟送到招待所，没办法，我们又得把他送回医院。

    他讲了江青的私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大吃一惊，不敢想象真会是那样。他还说了主席批江青、邓小平与江青的矛盾，这些大概都是王胡子、纪登奎跟他谈过的。我们问：“主席批江，干吗不把江拿下去？”郭小川不回答，他担忧弄不好中国会分两块。

    郭小川跟我们无话不谈，同在林县的老作家华山对他大发脾气：“你跟那两个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他有一次给我写信：“如果他们上台，再上太行打游击，我相信我拿起枪来绝对不比拿笔差……”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嘱我把上封信烧掉。

    王震让他别说话，等待时机。他把自己出版的诗集都带到了林县，高兴了就朗诵几段。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写不好歌词，与写诗绝对是两回事。他自视很高，对一些人的诗作不以为然，说有些诗人连韵都不会押。但对他所崇拜的作家又极尽赞美之词，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承认柳青是大作家，可柳青不承认我们是诗人。”

    由于思虑过度，他有时变得有点神经质，有了幻听：“广播里说我们乒乓球队得了世界冠军了……”急于让小林去查报纸，其实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举行比赛。

    （1999年8月5日口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对郭小川在感情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郭小川儿子郭小林介绍，那时父亲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慢慢地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那种破灭感要靠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这是当时不少人的一种心理，是真实的依托。

    郭岭梅回忆道：“总理死时父亲使劲哭，全身无力，上厕所得有人扶着。”招待所里的小服务员不明白地问：“你们哭什么呢？”

    开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郭小川从上午就开始守在收音机旁听转播，心神不安，和大家议论邓小平是否出了什么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听到邓小平致悼词的声音，他才叹了一口气：“小平同志没事了……”李保元在一旁担心地表示：“很难说。”

    郭小川后来告诉郭晓惠：“总理去世时，难过极了，听了广播，哭得几乎起不了床。我担心我们的国家……”郭小川含着泪写完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并复写和油印了几十份寄给外地友人。有人好心地劝阻：“不要印，不要寄，不要老出声……”他激动地表示：“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打仗时没丢，现在就得干。”

    儿子郭小林感觉到政治上十分敏感的父亲心情更加郁悒：县委领导春节请他吃饭，人武部招待他实弹打靶，都无法排遣他的哀伤。

    当时在林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徐寒梅是郭小川的忘年交，郭小川对她说：“我昨天哭了一夜……”徐寒梅问：“你哭什么？”他说：“总理在，还好一点；总理不在，更完了……”徐寒梅记得，郭小川曾这样表示，自己曾见过总理，非常佩服，对他有真感情，认为他是共产党领导干部中值得称颂的人物。（1999年12月1日口述）

    1976年1月26日，尚在悲痛阴影中的郭小川给已回北京的徐寒梅写信道：

    关于总理逝世后的情况，已接几封北京来信，都做了很多描述，你的信也如此。我现在是一接触此事，泪水就涌出。没有办法，虽想尽量排解，悲痛之深沉与日俱增，真要“吞蚀自己不尽的泪水”。不过，我还是觉得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现在实在难得很啊！

    ……悼诗又改了一遍，河南的一位朋友说我不该铅印，担心再出声。不过，我倒不在乎，总理死了，我们还怕死吗？心中无鬼，一切坦然。所以，还是寄你一份，以为纪念。当然，你的爸爸看看就算了，再不要给别人看了……

    据我想，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大不了，掉脑袋。只要对党忠诚，扪心无愧，一切都无所谓。当然，我也赞成谨慎，有时提醒几句也有用。

    你爸爸的工作完了没有？希望快些解决。干了几十年了，谁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

    徐寒梅告诉笔者：“那一段他每天生活在忧虑中，对自己的复出有点绝望。思考了很多问题，心情矛盾，神经状态控制不住了，要靠药物。他跟我们常说到夜里两点，认为党还是至高无上的，但路线坏了，希望党能恢复原样。他不说毛主席不好，把江青和毛主席分开了，说过‘毛主席怎么看中她的’这样的话。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毛主席又很坚决。他逢人就说，毛主席评论小平同志绵里藏针，人才难得。总理去世后批邓，他又低落了。”

    1976年初又有迹象显出让郭小川复出，徐寒梅逗他说：“你如果当文化部副部长，我们就可以当个小职员。”他笑道：“哎呀，我还想这事？能回北京就不错了。”

    有时陪县里领导下去，下面人前呼后拥，郭小川不喜欢这种阵势。吃饭时看到盛着大盆的肉菜，他连连说道：“吃得太好了，太浪费了。”

    徐寒梅感到，郭小川害怕这种场面的东西，他宁愿独自咀嚼苦涩地思考东西。有一天在参观辉县的途中，住在一户飘满落叶的农家小院，灯光昏暗，可以感受到冬天的肃穆和凄凉。郭小川心情不好，但他还是靠着灯光，朗读了近作《秋歌》。徐寒梅听了生出了无限凉意，觉得郭伯伯心中压抑到了极点。

    郭小川念完后问：“觉得怎样？”徐寒梅直爽地表示：“我喜欢《厦门风姿》、《林区三唱》那样明快的诗。”郭小川听了不说话，苦笑了一下。

    二十多年过去，徐寒梅记住的那个场景的唯一特点就是愁苦：“郭伯伯为了躲避‘四人帮’的迫害，被逼着呆在这里，也不知熬到何时何日。他的心情除了苦闷还是苦闷。”（1999年12月1日口述）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郭岭梅连夜坐大卡车去北京，带回不少广场上抄来的诗歌。她注意到父亲的神情有了很多变化，感到他的思想深处又经历了一次撕心掏肺般的裂变：

    我念着天安门广场的诗作，他特别爱听，我感到他离我们特别近。他抽烟很凶，想得多，不怎么说话，也不阻止我们说什么。

    “天安门事件”后，他对毛泽东的做法有所怀疑。以前根本不让我们提这个问题，一说，他就烦躁：“你们不懂。”毕竟是多少年党培养成的，看到违背理想的事情，他是没想到的，心里苦得不得了。一直没理清矛盾心理，说不出口。我们说到“主席做法做的不对”，他听了不说话；说到“江青当政”、《红都女皇》事件，他也不说话；说到整老干部，他也不说。

    他说到江青生活糜烂，在延安就知道她的事情，但说话时并不是谩骂。

    我们说他太沉重了，劝慰他只要跟群众在一起，碰到困难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不会有忧愁了。有时他就去宋家庄跟老农聊天，帮他们掰玉米，说一点家长里短，干一点轻活。他愿意去那里，可以使心情安静下来。

    在林县能痛快地与他聊天的人很少，他确实挺苦闷的。

    他曾经说过这话，说时很沉重：大不了上山打游击。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身体每况愈下，去县医院住院竟达半年之久。每天早上在病床上准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节目，听完了就生气发愁。郭晓惠劝他：“不听行吗？没关系的……”他还是坚持听下去，情绪一直无法缓过来。

    儿子郭小林一家人从北大荒调到林县，使郭小川十几年来有机会感受到一些家庭气氛。郭小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么几个温馨的小场景：父亲常常蹲在我们租住的农舍门口，许久地看着我们为这个新家忙这忙那。他可以不再穿脏衣服，不再吃单调的病号伙食了，他甚至要求每天能包一次嗜好的饺子。刚满一岁、多病却可爱的小孙女给他一种天伦之乐，在病床上欢喜地低下头轻轻咬她的小脚丫。

    郭小林感叹一场政治风暴把原本体魄壮健的父亲摧残得心身俱损，五十七岁的父亲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垂老之人：他满脸皱纹，眼睑松垂，患有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满口牙已拔光，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硌得牙床疼。他的衣襟上满是油渍和大大小小被香烟余烬灼烧的洞眼。他更加依赖安眠药物，常会出现一种“药醉”状，抖动的右手夹不准菜肴，说话时口部肌肉也迟钝多了，最后变成了蠕动。

    郭小林酸楚地写道：“最重大的损伤莫过于对他心灵上的戕贼。先是对他的满腔忠诚视为粪土，把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继而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两条无异要他的命！而这些犹嫌不足，又复加之于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真是满目疮痍，‘人间何世’！”（摘自郭小林文章《对床夜雨》）

    在团泊洼，在北京，郭小林的讲述就像他那一组让人过目不忘的描写父亲文章，充满的是强烈的反思和无畏的追索，理性的力量时时扑面而来：

    我当时幼稚，还在写“祖国破浪前进”这样的诗句。父亲看后很不满意，制止我再唱那些空泛的高调：“都什么时候了，还写这种东西。”他跟我讲过，形势不好，党内出了“四人帮”，斗争很激烈。顿时我就对“祖国欣欣向荣”的说法产生破灭感，陷入混乱，有点分不清了。

    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想当一个大诗人，但不敢说，环境不允许。知道许多内情，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忧虑。怎样写，写什么，他处于难堪的境地：还歌颂毛泽东，没心思；赞美“文革”，没激情；反走资派，不愿意。

    虽然那时他对社会的批判还欠深化，但他独立人格的意识还是有些觉醒。他有些明白了，我没事，你们为何折腾我十几年，为什么要扼杀、限制我的精神，一个正常的人能不愤怒吗？！

    他在林县偷偷地在写自传体长诗，不让我们看，把小本子一直藏在身上。从他保密的程度来看，或许里面有他对自己一生、对革命、对领袖真实的思考结果。父亲出事后，据说小本子被中组部收走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下落。

    （1999年10月28日、11月1日口述）

    郭小林曾这样说过：“父亲有近十年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可那时母亲不理解他，我们也不理解他。”

    当时同在林县的李保元说：“郭小川说过：‘家人不认识我的价值。’这是他感到要命的地方，对家庭生活有很多说不清的苦恼。”（1999年8月5日口述）

    从现存的郭小川家庭通信中，可以看出在“文革”前大量炽热的情书之后，最后几年的家信渐渐减少，在林县期间更显得稀少。

    当年杜惠单身从四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郭小川为她的勇敢和活泼所深深吸引。杜惠在政治上的热情、开朗、坚强，也给郭小川的一生以很大的感染和支持，这让他长久地感念着。

    1957年所写的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中，就有他们爱情生活的痕迹。

    杜惠身上的一股冲劲，有时让郭小川十分不安、后怕。1956年“波匈事件”后，杜惠听了传达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后，不由痛哭起来，并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领导上的不民主也有责任”，这引起单位领导的不放心。借着刊物停办，不给她分配工作。中宣部开始整风后，一些人贴出反对在机关分大、中灶的大字报，她签名赞同，并从即日起退出中灶伙食。但她为此却失去了参加整风运动的权利。无奈之下，她只好去京郊工作组，因保护别人差一点被划为右派。1962年在中央党校涉及杨献珍问题，大小会批评之后也险遭厄运，受审查多年，曾遭到全校点名批判。

    在几次长谈中，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了自己的那种坚定性，谈到因追求政治信仰上的纯洁而带来一系列的坎坷，侧面反映了“文革”期间人们复杂、微妙的思想状况：

    “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军宣队动员郭小川说服我，只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恢复党籍。那天下午我下班回来，正在邻居家的郭小川就把我叫到邻居家，他劝我说：“你干吗不承认呢？《光明日报》就你一人没有恢复党籍，你影响了运动。”我说：“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有思想认识问题。看谁坚持到最后吧。”他急得举手装着要打我，我不服软，大声说：“你敢打我，我立刻到公安局跟你离婚！”他就走出屋子去了，回到自己家中彼此也没气了。

    他性格里也有很软弱的一面。回家就不愿多说，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双方工作都很忙，都维护着个性。我喜欢坚强，在报社打扫厕所，我还哼着歌。

    “文革”中闹别扭，我批评小川，他有时受不了，他到别人屋里抽烟喝酒打扑克，很苦闷。我看不过去，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不许打，不许抽烟……”我是很凶的样子。

    他有时检讨很过火，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革命性。有时跟人打牌、喝酒，拼命抽烟，情绪不好。我就最不喜欢他这些，而我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越挨整越坚强，整天唱歌欢笑，这是我们“文革”中性格上的主要冲突。“文革”中我拉小川的后腿，不同意他站出来亮相，不让他接受被重用。

    还应该说，“文革”中我理解、照顾他不够。

    他老认为我水平低，爱乱说话，我认为我说话没错，是说心里的实话、真心话。62年听刘少奇讲话后，又有毛主席“三不”做鼓励，我在党小组会上说：“毛主席头脑也发热……”我觉得主席老说只有一个指头缺点，不够虚心。我的积怨很深，结果不让我说下去。我这个人素来追求自由、民主，看不惯这一切，很想把自己这几年所想的全说出来。有意见非在党的会议上说出来不可，多次“放炮”，多次吃苦头。小川老替我担心，怕我出去说。

    讨论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指出其中一句话不科学。组里的人听了我的发言，说：“你又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说：“起码有语病。”小川知道后，从团泊洼给我写信：“你又乱说话，我为你捏一把汗……”

    我们两个平等，我的性格直率，比他左，运动一来就积极。他曾在诗里写道：“我的妻子动员我……”

    （1999年7月12日口述）

    杜惠称自己上当受骗而发生的两件错误，使郭小川大为不满。

    1975年9月底，《光明日报》社保卫科传达了中央紧急指示，号召揭发社会上分裂党中央的谣言，杜惠立即去汇报所听到的关于《红都女皇》的“谣传”，这其中包括郭小川的外甥女所说的话。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当时的动机：“在此前后，我从未听人说过江青不好，而且还在文艺部由张常海正式传达，说周总理和叶帅与江青同到大寨参观，他们称江青‘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这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而毛主席、党中央当时一再强调的中心口号是‘安定团结’。在延安时，江青又代表毛主席招待过我们几个为毛主席抄写过著作的小同志。这些情况，使我这个共产党员在中央的紧急号召下，不能不立即响应，忠诚地如实地作了汇报。”

    郭小川从团泊洼平反回京后，杜惠立即告诉他这件事，他焦急地对杜惠说：“只有你才这样傻！这样幼稚！这样糊涂！”他又说：“我在延安就听到过一些中央同志对江青的批评，但我从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现在也还不能向你细说。斗争很复杂，不一定什么事都去汇报，这件事你做得很不好。现在既然已经汇报，那就算了吧。”

    紧接着在“批邓运动”中，杜惠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汇报了郭小川在团泊洼时听人说到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

    杜惠后来才明白，这反而促使郭小川在林县受到追查，成了被迫害的原因之一。二十多年过后，她痛切地想到自己的愚忠、盲目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忏悔和反思，从另一方面剖析极左制度对人性、家庭毁灭性的摧残：

    现在当然明白：是我完全做错了。因此小川1976年，几乎没有给我写信。这几年，我才听说，小川后期对我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几乎想到可能跟我决裂的程度。这是在党和国家遭受历史浩劫的大悲剧中的一个家庭悲剧，是“四人帮”之流的坏人，利用我的过分幼稚、过分无知和愚昧而搞他们那不可告人的阴谋而造成的。想起来，我感到万分痛悔。当然，小川会很明白，我是受骗了，只要他有机会向我讲清情况，我会完全赞同他的。从几十年的深情和理解，他当然绝不会与我决裂。

    （摘自杜惠《忆小川》）

    以革命的名义，以斗私批修的形式，号召人们向组织汇报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动态，意在表白革命的纯粹性和忠诚。这在当时已构成人人自危、防不胜防的红色恐怖氛围，造成社会、家庭严重的信誉危机和情感痛苦，“祸从口出”已是人们心照不宣的生存戒律。

    难以想象这种汇报组织的制度对郭小川所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大，由此对所谓政治的崇高有着深深的怀疑，他以一种极为痛楚的心情来躲避这种伤筋动骨的侵袭。在干校是如此，在家里也如此。原本健谈的他收敛了许多，强迫自己沉默，有意地不谈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并善意地提醒来访的亲友说话注意。

    他跟友人谈到过家庭生活的一些困惑和苦恼，伤感地谈到无情政治强加给家庭的负面影响，大家明显地觉察到他爱恨交织、无可奈何的茫然情绪。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曾在三位儿女的面前，说到自己的困顿和种种无奈之举。父亲黯然的表情、木讷的言语、不知所措的心境，都给儿女们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那几年间，他在家信里经常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围绕我们家发生的问题”（1972年5月5日致郭岭梅、郭晓惠信中语），几次表示这种家庭的争执“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一半”、“把我的心灵深深地刺伤”，向组织写材料“为我造成极大困难”。他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感伤地写道：“我的年龄、我的身心都不能放在上面消耗了……爸爸想到这个家庭时是痛苦的。”（摘自1972年6月24日致郭晓惠的信）

    他万万没想到革命几十年后，政治运动的诱导和逼迫，能使人变形，能使家庭失去许多快乐，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原本浓烈的感情变得稀化。他痛心和反思的就在于，以“正确、革命”名义展开的政治运动为何对人的压榨和催化会如此强烈。

    在林县插队的徐寒梅曾听郭小川说过这种感慨：“在延安很欣赏杜惠那种不管不顾的坚定，那种冒着敌人的飞机往前走的勇敢。我觉得好的女性就是如此，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以后每次与杜惠有了分歧，过得很苦时，就想起当年延安那位勇敢的女性。”

    徐寒梅感触最深的是郭小川反复痛苦地思索，“文革”运动竟使家人的心无法沟通？那位勇敢的女性、自己亲密的爱人为何有这样令人焦虑的变化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郭小川第二天即给中组部打电报：“惊悉主席逝世，至极哀恸！极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他最终还是没有获准进京悼念。

    开追悼会那天上午十时，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参加县一中大操场举行的全县大会，只是在医院二楼的病房里，由郭小林搀着他面向会场而立。在哀乐绵绵的时候，流出浑浊的老泪，两腿瑟瑟抖动。

    郭小林描述道，父亲给自己规定写一首悼诗，他按照报纸上公布的《告全党全国人民书》讣告式的内容，加以诗意的铺排。写肿了右手，哭肿的眼睛引发了泪囊炎。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写了二百三十五行，把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大致罗列出来，展现了当年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格的文字描写。可是写到1949年以后，他有点力不从心，有点语不达意，写完“想不尽呵／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这几句时，不知何因一下子戛然而止。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参与批判这两部电影的组织工作之后不久，开始了诗人在北京中央机关的政治生活，他比别人懂得更多的批判内幕。

    这次停笔，使这首《痛悼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残篇成了诗人最后的一篇手稿。写毛泽东的诗难以为继，这对郭小川来说颇具象征意味。郭小林分析说：“写这么一首颂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文革’的评价。父亲已经感到这场大革命并不真的是为了使人的灵魂更美好更纯洁，于情于理父亲都已无法写好这首诗。”

    郭小林发现，父亲虽然呈现悲痛的神色，但是远不如对周恩来去世那样的悲恸。他甚至还暗暗感到父亲他们还有一种轻松，产生了一种当时还难以说清的朦胧希望。

    儿女们也注意到，在这之后的中秋节那天，父亲竟一改病容，兴奋地与大家一起爬龙头山，身体状况显得异常地不错，最后还登上了山头，神情也不那么忧郁。

    郭晓惠的讲述更突出了郭家儿女们对父亲那种惊讶的发现：

    毛主席去世时，父亲的悲痛程度确实不如周恩来那一次，他反显得有些冷静。

    有一次私下里他悄悄地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他说，在百家争鸣中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又那个。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摊开手掌，翻过来后又翻过去，意思是说翻云覆雨。他说这些很认真，很严肃，说明他一直在思考主席的事。

    （1999年7月16日口述）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文化部展开了新的一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的行动。7月初，文化部来了两位审查组成员，到林县要找郭小川谈话。郭小川慌忙表示：“我不能见他们，就说我病了。”他以头晕、身体不舒适为由，住进了县医院二楼病房。郭岭梅出面接待北京来人：“我爸又病了，住了医院。”医生也配合挡驾，两位审查组人员只好在招待所里等候。

    眼看躲避不掉，郭小川对女儿说，见这两个人之前，吃安眠药，要弄得昏昏沉沉。

    王秀山是当年去林县调查的两位人员之一，笔者通过电话询问了当时谈话的情景：

    “文革”中乱糟糟的，合并成一个中国歌舞团。那年去林县由高××负责，我陪同，我们代表中国歌舞团去林县，主要想通过郭小川了解王昆的情况。跟郭小川见了面，他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谈出什么，知道的就说，没谈郭本人什么事。他在情绪上没什么，有时还笑嘻嘻的。

    那个时候，谁不紧张呢？

    （1999年11月3日口述）

    据说，给胡乔木谈文艺问题的那封信草稿在王昆家中的抽屉里查获，因此追究王昆的审查组欲从郭小川的口中得到情况。郭小川认为王昆是战友，应该护着她。他对徐寒梅说：“有人想通过我整王昆，这个事我不干，我真的没说她任何坏话。”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部追查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朝阳门二〇三号大院建立了专门的学习班，集中了文联三百多位干部，整整学习了五十多天。以“追谣、查谣、清查反革命”的名义，给学习班成员施加压力。打倒“四人帮”后，分管运动的常务副部长张维民交代说：“于会泳曾不断催促，‘首长等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春桥同志要原始材料’……”

    9月14日以后，陆续给于会泳等上报了《简报增刊》、《关于郭小川问题的材料》、《关于目前正在追查的几个问题》等三份有关郭小川问题的材料。从这些文字中，还可看到当时气氛的凌厉程度，看到政治运动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搜括的范围，看到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权力斗争短兵相接的白热化局面。郭小川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依然被政治运动的探照灯照射得苍白，又一次向着他熟悉的斗争深渊滑下去：

    ○据××反映，××曾说：郭小川来信了。他回京后，已见到纪登奎、王震同志。

    ○去年11月，×××听××说过：郭的结论一做，回京后不久，王震、纪登奎同志都接见了他。

    ○10月底，郭给×来信称：已将信递上去了，并见到了两位副总理（也有人讲三位，其中有纪登奎、王震同志，另一不详）。

    ○据×××揭发，13日晚十时，送郭进国务院北门后，向东行不远，停下车进入室内，谈话至凌晨二时许，一位穿中山服的人送郭出来，那人乘“吉姆”或“红旗”牌车走了。

    （摘自文化部清查办公室《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

    从后来披露的文化部党的核心组会议记录来看，1976年9月18日，于会泳在会上指示要把学习班的追查材料整理上报张春桥。9月30日，于会泳直接表示：“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张维民补充道：“郭只不过是个上蹿下跳的人物……把郭调到组织部，在批邓时放到河南，有高人指点。放到哪，追到哪！组织部也可以追！”

    10月5日，核心组再次开会，布置怎么追查，突出强调要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直送张春桥，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把郭的问题挖开。

    10月6日突然召开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对与郭小川过往较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主持人在会上厉声说道：“有人提出议论某某人（指王震同志）行不行，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的，就要敢于揭。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就在这天夜晚，“四人帮”被宣布隔离。然而学习班的清查惯性一直到10月11日才刹住，郭小川由此逃过行将到来的一劫。

    钟灵清楚地记得，10月6日上午八点半被抓到学习班，罪名之一是与郭小川商量写万言书，暗地搞阴谋，搞黑线复辟。由八个人轮流看管，直到10月14日才放出来。

    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笔者谈到了当时文化部办追查学习班的内幕及追查主事人的背景：

    当年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当作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我对查郭小川没有什么印象，不属于我负责的范围。

    张维民在吉林做过多年县委书记，“文革”时是东北局干部，搞过宋任穷的专案，后来担任管农业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办公厅、简报组，管理整个部内运动，学习班一类归他负责。他属于很左一类，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0月6日以后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就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

    很快，半年以后，别人还是不相信他，也让他交代是怎么来北京的？在运动中整了什么人？把他赶回东北。

    （1999年11月3日口述）

    饶有意味的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动荡岁月，在1976年10月起伏跌宕的日子里，审查人和被审查者的角色屡屡置换，进出学习班时的身份屡屡变化，今天你审查别人，明天你却被人看守、被迫交代问题。每个人都要经历悲喜交织、欲哭无泪的境地，充满了极端的、无法置信的政治悲喜剧色彩。

    恐怖的学习班彻底结束了，远在林县的郭小川也终于松了口气。他逃脱了运动的追索，却没有逃脱生死的劫难。

    据郭小林介绍，从10月6日以后的广播中，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觉察到其中语气变化和用语转换，身处偏僻山区的父亲很快判断出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

    他决定回北京看一看，对外面世界一转乾坤的大转折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因种种原因，他提前坐车赶到安阳，停留了几天。10月13日，在那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郭小林告诉笔者：“在安阳时他说得比较隐晦，跟我二姑说：‘明天我就到郑州，跟省委刘建勋书记告别后，我要回北京参加战斗。’”（1999年11月1日口述）

    没想到当天晚上（10月18日），在安阳招待所一楼房间，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因未灭的烟头点燃衣被，窒息身死。冯牧、贺敬之、柯岩先是听到噩耗，隔几天又收到郭小川从安阳寄来的“我要回京”短信，他们又惊又喜，以为先前的消息是假的。

    贺敬之后来一见到郭岭梅、郭晓惠，就会感叹道：“你爸在，多好啊！”

    那天北京全城公开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胜利，熬过多少困苦的资深女记者金凤正随着《人民日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到处看到兴高采烈的、洋溢着喜庆笑脸的人们，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狂喜。突然间，报社文艺部的徐刚挤过来说：“小川死了……”徐刚告诉惊讶万分的金凤：“他夜里兴奋得抽烟，睡着了把被子点着了……”在金凤眼里，天地间一下子暗淡下来，原来的情绪刹那间没有了。她走在人流中忧伤地想了很多很多，不自觉地流出热泪，最后自持不住，在游行队伍中痛哭失声。

    历经这么多的磨难，却不能享受胜利、享受解脱。这种世间的不公平重重地击倒郭小川的朋友们，他们在惊愕中迎来了诗人的骨灰盒，意识到诗人真正远离的事实。人们不由想起诗人一年前在《秋歌》中不祥的谶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在车站接灵的人们看到，下火车时家人们早已悲痛欲绝，郭岭梅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不愿撒手。

    在朋友圈中纷纷传说，当时中央已内定郭小川为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人选，他的意外去世使北京高层甚感震惊。中组部一位部级负责干部赶赴安阳出事现场，公安部侦查专家、法医专门从北京来到出事的招待所房间勘察，排除了自杀、他杀的可能性。

    王震不能接受自己欣赏的老部属的突然离去，那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郭岭梅，就泪水汪汪地说道：“你爸是被害死的，被人害死的……”他一遍遍地叙述：“正要给你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你爸却死了。”去世消息欲发在《人民日报》，但由于级别问题受阻。开追悼会时，王震亲自找邓力群协商，要求消息见报。王震气呼呼地告诉郭岭梅：“你爸爸当然是部长、副部长级别。”由此人们推断，高层对郭小川确有很重要的工作安排，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文艺界百废待兴，亟须要资格老、有影响、人品好的文化人担当重任。

    王震又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对能担当重任、相知很深的老部下郭小川过早离去，有“爱才”之称的王震比别人更加体会到那种万分的遗憾。

    从内部渠道知道郭将担任文化部长的北影导演谢铁骊知道其死讯后，第一句话就是“小川太可惜了”。

    笔者采访到的一批文化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共同感受：

    “小川当文化界领导，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60年代初，送艾青到新疆农场劳动，郭小川曾做了这样的表示：“以后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艾青后来感叹，可惜没有机会听到郭小川的解释了。

    作协的人说，如果郭小川还活着，相信他会跟艾青讲清事实的真相。

    然而，更多更多的文坛惨烈的事情，更多更多运动中不堪回首的黑暗内幕，他还愿意说吗？他能否讲清自己和别人所应负的责任？能否有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能否对过去岁月作出严峻的、超前的评判？能否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批判自己投身的事业中的弊端？会为自己的国家设置什么样的建构来防止过去的人为灾难重新发生？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1965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1998年11月27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堃1964年、1965年曾与于是之等人在北京八大处写剧本，时常与为出版社修改作品的浩然同住一个小院，对他的创作刻苦印象最深：

    浩然这个人很有特点，很实在，特别像农民。那时他已写了七百多篇作品，不太爱看洋书，不太信那个。一个人闷在屋子里苦写，生活情趣不是太多。对别人很关心，帮你一定实实在在，不虚伪。我家有亲戚想买小推车，他就出过很多主意。

    （1998年12月23日口述）

    1966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是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文联的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展开。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1998年12月9日口述）

    老作家管桦同在市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1998年10月25日口述）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大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他老看不上剧作家杜印两口子，对他们表示气愤，因为杜印是国民党官僚出身，认为他作风不老实。闹派别时，看这个那个不顺眼，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他干净不了。古立高说：“浩然曾想拉我一块，觉得都是工农出身。后来他们乱揪乱弄，我就看不惯。有一次在会上我发言一个小时，浩然听了不高兴。我发言这样说他们这一派，说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当时我感到，浩然太傲，跟以前日常接触的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1998年11月25日口述）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青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八十多岁的草明愤愤不平地表示：“为什么要那么折腾我们呢？为什么非要在人家头上才高兴呢？你们出生晚，我们是十来岁就参加革命，为什么非要向你们叩头呢？”（1998年12月8日口述）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出了一个拉小车往前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中央准备树他，打算办一个事迹展览。上级挑选写作者，已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被选中，调到市委农村组。当时传说是江青下指示，说谁也不能写，让浩然写。但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江青授意的，只是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之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

    浩然解释说：“实际上是市委吴德点名的，并不是江青点的。吴德跟我们比较熟，他认为我的历史没问题，符合条件，让我搞王国福比较放心。”当时适逢周恩来主持召开“文革”中第一次出版会议，浩然他们所写的《王国福的故事》获姚文元通过，顿时就传开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

    不久《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不要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就不让继续写王国福。浩然就把在大兴县小白楼和王国福老家山东文昌县收集到的王国福事迹糅到《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部分。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耐住寂寞写了几年《金光大道》，直到70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有一次，送审《艳阳天》京剧本，江青突然发问：“浩然这个人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北京文化组，江青当即要写信接见。由于经办人不知地址，只好把信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处，李季立即派司机转送浩然家。

    在浩然的记忆中，当时接见场景又紧张又兴奋：

    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后，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的沙发上，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先借。我说，老伴带几个孩子回老家，家里还剩两个孩子。江青说：“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就除了一个无人岛没去。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只说几句应酬话。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因为江青没有交代说话任务。

    当时海战后，就去了我们这一支慰问团。

    那时在西沙刚把南越人赶走，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在舰队，看了部队打仗演习。回来时坐船，许世友、王首道参加了庆功会，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青拍女民兵照片的那位女民兵本人。

    庆功会上我没讲话，张永枚也没讲。张永枚跟部队挺熟的，比较随便，有一次喝酒喝多，醉了。

    张永枚写诗较快，几天就写出来了。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和我们在文化部礼士胡同，还讨论过他写的诗。于会泳提出要改，张永枚坚持不改。后来这首长诗在《人民日报》发表。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半个月内写了草稿，我给江青寄去看了，并说了如何构思。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泳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尤其第二部是在“批林批孔”的气氛下写的，写了阿宝参加路线斗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么写都是跟着形势走的。江青没看这本书，她根本坐不下来，没时间读。

    （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口述）

    笔者1998年12月5日晚电话采访了住在广州的原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他当时为新华社驻海南记者，离西沙较近，受新华社指派陪同参加那次活动。由于时间久远，他对当年的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对活动的背景不甚了解，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其中还有线装书，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前线胜利了不起，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把我们大家心情带去，书转交一下，是我们一点心意。抓紧时间收集材料，好好采访，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1998年12月16日口述）

    浩亮记得，江青当时叮嘱：“前线紧张，保证安全。”江青一再提道：“要创作好的作品，来反映西沙军民一致对敌。”浩然、张永枚显得很激动，连声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

    刘庆棠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写完后，打印了几份传阅，大家讨论这部作品。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得很动情，称赞他还是有生活积累的，一直在生活中。于会泳肯定作品站得住，又细心地提了一些枝节性意见。后来决定改编成剧本，由八一厂投拍。我说，要在作品基础上改出来。”

    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当地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只好让当地干部用广播大喊浩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绝对不能延误。

    曾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萧长春的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也是一声令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

    当我从大兴安岭一路安排到了北京时，一早就送到中南海。我进了接待厅刚坐下休息，就看见浩然来了。我们见面很亲热，我问：“我们到哪儿去？”浩然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稀里糊涂就来了。”

    等接到火车站，看到车厢外有“北京—太原”牌子，才知道我们要去山西。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胜利召开，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陪同我们的中南海信使带了很多月饼，给谁吃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江青在大寨。

    到了太原是中午，浩然说：“我年岁最大，中午饭我请了。”到了阳泉下车，外面大喇叭就喊：“长影的张连文同志出车站，有车接你。”那时我是演员，别人以为容易认我。

    一辆212吉普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大寨，信使走了，我们看房间里都没人。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告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

    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

    江青说：“为什么找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胆量重拍《创业》。”后来张天民又改了一个剧本叫《希望》，相当于《创业》重拍，把主人公改成女的。

    那时北影正拍摄一部反映大寨的片子，剧名叫《山花》。

    （1998年12月4日口述）

    浩然告诉笔者，那次看完电影后江青又找了张永枚，问是听谁说的谣言？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非常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听说他以后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一些联系。

    浩然回忆了当时江青的烦躁状态：“我们听到风声，知道江青被主席批评了。在大寨白天劳动，时而下地剪花椒，陈永贵、李素文都来参加，江青比画表演一通。有时就整天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她一到会上就追查谣言，吃饭时也追问。”

    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浩然记忆中，放映的电影有《冷酷的心》、《简爱》等，江青每次都乐意评价一番。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江青还关心地问道：“吃得怎么样？大寨就是玉米棒子。”

    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〇一医院，躲在单人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记得，旁边的病房里，还住着老作家周而复和跳高运动员倪志钦。

    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能躲到医院里。”

    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组里有《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编剧除了浩然之外，还有王树元、陆柱国。他们基本上沿着井冈山至庐山的路线采访，然后准备到上海写本子。

    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

    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说江青是疯子，胡乱骂人，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

    那时浩然看了我第一篇小说，半夜敲我的房间，给我说创作ABC，说出缺点和不足。我写了诗歌给浩然，他托人转给《北京文学》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

    从“文革”前后文坛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

    （作家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口述）

    江青是利用了他，但他没有借此踹别人。批判时嚷嚷几句可以理解，批判老作家，也是真真假假，在运动前期还是尽量保护人。

    这么大的运动，从中央开始这么乱，一个个像喝醉酒似的。浩然能保持那样不简单，不借江青势力整对立面。每次从江青处回来，他都要向市委汇报。

    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很勤快，见缝插针，稍有空隙就躲在屋里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后来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说别写了。

    （老作家管桦1998年10月25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大概他以后又接受任务，上面想让他写南沙。

    “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尊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剩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

    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口述）

    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当年农民端着饭碗在村里听广播小说《艳阳天》。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写。

    写《西沙儿女》比较荒唐，作为政治任务压下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他显得有些紧张。他被当成“江青的使者”，当成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对战士们说：“江青同志问你们好。”他发现江青与张永枚单独谈过，张在西沙说的不少话，他没有听过。从西沙回来后，怕江青召见他。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

    听说江青看过《艳阳天》，给予肯定过。江青也要找一些根子正、出身苦的人，她曾想让浩然当官，但浩然不干，说我都没有当过小组长。“文革”后，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过，害怕江青喜怒无常，弄不好就很危险，也不知哪一句话招她不高兴。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意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代？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青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青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

    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

    （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口述）

    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倍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艳阳天》、《金光大道》拍成电影，江青也予以肯定。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让袁把关毛诗译英文的工作。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道，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江青对张永枚就没说过这类话。（1998年12月16日口述）

    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霭，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

    江青没透露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1998年11月27日口述）

    刘庆棠透露，1975年、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

    刘庆棠介绍说，“文革”期间作家不敢写东西，老作家有顾虑，怕写出来成为批判对象，有“文艺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当时上面还是想鼓励出新作品，希望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轻易扣帽子。（1998年12月16日口述）

    在浩亮的印象中，浩然诚实朴素，说话跟他为人一样，很少夸夸其谈，本身就像是农民的缩影。（1998年12月16日口述）

    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整理《井冈山》创作素材。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晚上有事到住处来。郭卓来后透露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让他赶快回京。郭卓的爱人是南京军区宣传部长，郭卓表示如果一时不好离开上海，请速到南京军区驻上海办事处，请部队用车直送南京。

    郭卓走后，浩然他们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浩然说：“出事了，赶紧走。”导演成荫说情形不太像，但也找了下去看景的理由，提前离开上海。

    浩然谈到他坐飞机回到北京，明显感到气氛不同，从此开始了令他感慨万千的清查日子：

    到了北京，才知道抓的叫“四人帮”。市委难保，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我就去密云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还选了我当市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就成立专案组，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都是坐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机关让我交代，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的几次见面经过。

    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钢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但《人民日报》一直没见报。跟这四个人有些恩怨，跟草明本来关系不错，但她“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阮章竞是后来进文联的，左得不行，自己倒霉，就当投机分子，偏激得厉害。黄钢批《苦恋》时就跳出来了。

    有一次召开科学家、作家会议，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因为那次会上大家抢着发言，我沉默，没发言。于逢和草明串联，《广州文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张光年让《人民文学》转载。《北京日报》有压力，也组织人写文章，全国报刊转载了。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当时风声很大，茅盾的文章里点到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在政界没有熟人，没有后台。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小范围的会和开大会，大家都保我，会开不下去。有的事我做了解释，有的事比较清楚就不解释了。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吴德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群众鼓掌，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后来《北京文学》想发表我的检讨，市委不同意。那时我无所谓高兴，开会时心里没底。有些人想把我撂倒，形势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

    （1998年12月9日口述）

    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据浩然原著《西沙儿女》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完成。扮演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记得，当时就等天气好转，再拍几天海战戏，就可以结束拍摄工作。

    张连文向笔者讲述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

    拍《西沙儿女》前后，同浩然接触时间较长，觉得他正派、博学，一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对《西沙儿女》有不同看法是对的，剧本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了调子，要做具体分析和批评，但不能因此轻易去扼杀一个作家。

    前不久碰到当年剧组场记，他现在是电影厂副厂长。他还说能否把《西沙儿女》剪成一部单纯的风光短片，因为影片是水华导演，朱今明摄影，把西沙拍得像一串明珠，视觉效果美极了。

    那时上海要拍《盛大的节日》，让我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男主角。徐景贤听说我不愿演，就请我吃饭。我说，怕演不好。他说，你走不了的，还要拍第二部。主席逝世停拍一个月，我回北京向主席遗体告别。当时议论很多，我害怕动荡后以长江为界，不能从上海返回北京。临离开北京前，我跟爱人约好，一旦北京有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说“病了速回”。

    后来到无锡拍外景戏，有一天刚拍完戏，有人告我，爱人打电话说病重，让我回去。我一听头“轰”地就大了，我爱人在电话里说：“你赶快回来，别拍了。电话里不好说，就是你在北京说的那事。”当时北京同去的还有八一厂的人，大家曾考虑一块步行回去。

    过了两天，上影厂通知回去听中央文件，摄制组说还差两场戏就拍完，能否等两天再走。可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让我们上了大轿车，到了嘉定，我看到贴了大字报：“坚决打倒王、张、江、姚。”我大喊一声：“标语！”就快速念了一遍，还没念完，车子已开过。一位摄影师说：“这是反标。”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的大停顿。我吓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下子回去完了。还好，车子越往前开，标语就越来越多。

    我相信在那种大转折的关头，浩然当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浩然那时打扮土气，长期扎在农村基层。有一次我到他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

    《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1998年12月4日口述）

    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愣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

    梁秉堃告诉笔者，草明和浩然矛盾较深，但是当草明女儿希望调回来时，浩然还是在他的位置上帮忙说话，经他的手协助调回。

    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不让浩然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的陈模告诉笔者：

    刘导生曾是团中央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市文联，主要是整顿文联，把作家团结好。我当时听到风声，说文联是个是非之地，是个麻烦地方。我对刘导生说，造反派对工作会有阻力，但我凭党性办事。

    去了以后，我们把造反派起家的人调离文联作协，认为他们继续呆下去不合适。有人说浩然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江青看中他，他没法拒绝。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入档案。

    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检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严。

    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不要再纠缠不放。

    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只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文革”中捧得高，又一下子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

    我们也做一些老作家的工作，说你们对浩然上纲也高一些，他只是一般性的政治错误。我们尽量让浩然检讨深刻一些，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抛弃成见。

    他后来又写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反映了新变化、新人物，屁股还是坐到改革开放的这边。《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原来指望评上茅盾奖，但很多评委不同意。

    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重，包袱太沉。

    （1998年12月22日口述）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80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

    宋汎介绍说，那时杨沫曾这样表示过，浩然跟“四人帮”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野心，只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对当时的创作条件、环境是满意的。但那时有些得意忘形，看到全国这么多名家受批、挨整，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宋汎对此认为：“浩然是一个朴素的人，是党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感恩戴德的，是一个受益者。‘文革’中对他不错，江青他们抬他。他对这些接受得很好，事后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近几年，宋汎重新读了《金光大道》，依然感觉到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依此来设计作品。把大小事都移到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图解当时政策，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宋汎感慨而道：“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1998年12月22日口述）

    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查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

    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他向组织上谈到，与江青在大场面见到十次左右，个别见面三四次，回来汇报一次。在人大会堂见面时，张春桥均在场。

    据他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文革”期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包括发行量很大的《西沙儿女》也是分文没有。而每个省都租了《金光大道》的纸型大量印刷，这自然也算无偿性的国家行为。多子女大家庭的生活补贴，就靠“文革”前存下的一些稿费接济。浩然说：“我老伴很会节省，冬天腌制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连肉都不买。”

    浩然躲在密云山沟里，力图回避外界干扰，顺着原有的构思写完《金光大道》第三、四部。小儿子、小女儿放寒假，就到密云村子里过。有一年春节，他借用古北口一个团级军用仓库，一个人躲在军营里写作。最后是在河北蓟县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完成了《金光大道》全书。

    颇令浩然不安的是，在坦克一师写作时，师部一位爱好文学的通讯干事时常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替他买一些生活用品。等浩然遭到报刊批判时，那位干事也受到牵连、清查，最后被迫转业回到家乡山西运城。

    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和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

    “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

    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

    “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

    1983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1998年12月14日口述）

    现在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断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有老伴用药，才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

    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他的出生地离他现在三河寓所只有十几里地，他感慨这一带有了喜人的变化。他说，他的大脑一直静不下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慢慢地思索着。他诚恳地表示：“改革开放不搞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

    他谈到《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前几年把房子卖了，跟儿子住在一起。他时常惦记这位老朋友的近况，当他听说萧永顺得了癌症，不禁唏嘘而叹。

    1998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享誉全国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真实记录”这种看法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评。

    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单位党组织建议摘帽，并分配到政治力量坚强的部门做适当工作。北京的原单位没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写过《河伯娶妇》、《洛阳宫》，后来“文革”时有人认为《洛阳宫》影射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而差点把他整死。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

    （1999年6月19日口述）

    孙房山曾当过延安评剧院协理员，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喜欢写历史剧。他看过汪曾祺50年代创作的剧本《范进中举》，欣赏汪的才华。50年代初汪曾祺做过《说说唱唱》编辑，写过一些研究民间文学的文章，在北京的文化圈子中颇有名气。因此作为北京市人事局长，孙房山一出面，原以为有难度的调动工作就顺利地解决了。

    袁韵宜当年在戏曲指导委员会剧目组工作，曾把《范进中举》推荐给副市长王昆仑，王觉得不错。但剧团认为戏冷，不热闹，不叫座。奚啸伯有文化，让好友欧阳中石动笔调整。袁韵宜回忆说：“汪曾祺的本子有基础，善于刻画人物，但故事性不强，没有太多冲突。演出后在奚派中算一个保留剧，但很难推广。”（1998年6月26日口述）

    汪曾祺会写戏，爱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在北京文艺圈内已小有影响，不少人认可他文字上的功力。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担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1964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是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李琪、赵鼎新等北京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曾祺随和、认真，写东西苦熬，是强烈的脑力劳动，我们之间能说通，互相理解，没有太多不同意见。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年轻人请教，他就谈怎么借鉴、化用，怎么取其意境。

    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剧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词特别长，周和桐唱砸了，观众哄笑。周和桐情绪不好，找我说：“团长，我怎么唱？”我说：“改一改吧。”结果改成十个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后来还是改了。

    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没有去依附江青。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

    戏剧团体有时没有政治头脑，乱起来很没水平。他受过冲击，多少次审他。我们这个社会再不容忍他，就没什么道理了。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据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没有细说什么意见，但她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1968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1958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文革’前去香港演出，团内有防备谁、警惕谁的内部措施，也被说了出去。”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1998年7月6日口述）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就在那段期间，江青改组了北京京剧团，把它变成了样板团，砍掉了北昆、实验剧团等单位。江青认为马连良、张君秋演不了现代戏，彭真就说，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马、张放到京剧二团。

    汪曾祺他们看得很明白，改编《芦荡火种》时彭真下令把上海沪剧团调北京演出，让北京京剧团观摩学习。北京市委同时决定，也要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成京剧，而江青执意要参与该剧修改。北京京剧团老编剧袁韵宜告诉笔者：“江青往里挤，彭真也不愿撒手。高层矛盾集中到京剧团，汪曾祺他们夹在中间有时就显得为难。”

    据说，彭真坐车本想到北京京剧团指导演出，看到剧场门口停着江青的小车，就只能让司机开车掉头回去。

    汪曾祺之子汪朗对当时的排戏情景尚有印象：

    父亲说过，江青曾拿了两个戏来，一是《芦荡火种》，一是《革命自有后来人》，想让赵燕侠演一个。赵燕侠认为《红灯记》中李铁梅才十几岁，演起来不合适，她看中了《芦荡火种》。

    我曾和父亲到政协礼堂看了来京演出的沪剧《地下联络员》，乱七八糟，尤其是假结婚一场特别闹，艺术上没法跟后来的比。

    后来就排了这出戏，突出赵燕侠的阿庆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青多，《北京日报》发了几篇社论。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经成形。彭真与江青弄得很僵，彭一看江青在，扭头就走。父亲有所察觉，非常无奈。

    他们在颐和园、护国寺梅兰芳住宅改剧本时，我去送过换洗衣服。

    （1998年6月25日口述）

    江青以“种植试验田”名义，逐步把北京市委的领导权排除开了。江青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以后剧团的创作，你只要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不要干涉。”而张春桥对李琪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她调，她要谁给谁。”涉及高层人事矛盾，汪曾祺自然回避不及，处事更加谨慎，始终有提防之心。不料彭真很快倒台，江青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威无人敢于藐视。

    “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的说法就是在这时传出来的。

    熟知北京京剧界情况的杨毓珉告诉笔者：“‘文革’初期，剧团有人斗当权派，斗主要演员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人。江青就把这几个斗人的人打成‘反革命’，关了十年。公安局不知怎么处理，没有江青的命令不敢放。这样一处理，样板团都得听江青的旨意。”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

    有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剧目，她突然对薛恩厚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薛说：“那您给我改一个。”江青让在场的康生改改，康生说：“唔，你得天独厚，叫个‘薛天厚’吧。”江青说：“更封建了，你过去厚古薄今，今后要厚今薄古，叫‘薛今厚’吧。”

    私下里薛恩厚对汪曾祺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了，要你给我改名字。”他表示，他并未在户口本上去改名字。

    《沙家浜》剧中“八千里风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薛恩厚写的，但是后来编剧中取消他的名字。原来是有一天江青碰到他说：“你把党委工作做好了，不要再去创作。”薛吓得赶紧不署名，提心吊胆地看江青的脸色行事。

    江青曾说，《红灯记》剧组的阿甲损害了她的健康，《沙家浜》里又有人顶牛，也损害了她的健康。薛恩厚得知后，在检查中非常内疚地说：“一听说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我就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了。”

    汪曾祺后来回忆，薛恩厚事后不止一次谈过这些事。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历经几年“文革”风雨，1972年4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1968年4月17日前几天，在宣内院内，军代表李英儒见了我，问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说正写检查呢。他说：“写什么检查？你学习学习毛选吧。”

    17日的早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我和薛合写的一个《聊斋》剧本）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易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摘自1978年5月13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谈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由于汪曾祺较早地介入样板戏的写作，使他免去了“文革”运动的过多冲击。杨毓珉依稀记得，外面红卫兵冲到剧团，拿着皮带抽人，问到汪曾祺干什么，汪如实说道：“我写《沙家浜》。”红卫兵竟不敢下手打他。

    杨毓珉回忆道：“汪曾祺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就有一次罚跪，一次挂牌在院子里游行一圈。红卫兵‘西纠’强攻过京剧团，打开大门冲进来后不知我们干什么的，内部的人没有通报，他们闹了一阵就走了，‘黑帮分子’躲避在一个屋子里。他曾和剧团领导关在一起。他主要是历史问题，他比别人早出来。”（1998年7月1日口述）

    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1970年5月15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祺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5月19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定团里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并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祺的名字，他划在文艺团体序列里，排在总名单的倒数第二行。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呢。”

    上天安门一事确实救了人。那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西北插队遇到麻烦，不服从第一批招工安排，不愿到县城做商业工作，惹得大队干部极为不快。正好赶上父亲上天安门，大队干部对政治风向敏感，就不敢贸然处理，只说了“深刻认识”就敷衍过去。汪朗说：“老头无意中帮我渡过小小的难关。他以后给我描述这事时很兴奋，当作殊荣，说看见了主席，说林彪念错了稿子。”

    汪曾祺“文革”后在材料中谈到当时的心情：“上天安门，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我的名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距离那样近的地方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难忘的幸福。但是我不该得到这种荣誉。”（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从天安门回来后不久，剧团军代表田广文与汪曾祺谈话，曾问汪对上天安门的意义怎么理解。汪说：“不理解。”田说：“这是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一次相。”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当时马连良、张君秋、荀慧生等人都关在“牛棚”，张君秋被人打过胸口。他们不时参加惩罚性劳动，在团门口卸下两千多斤煤，再一筐筐地抬进去。而汪曾祺慢慢地在团里成了走红的人物，碰到“黑帮分子”就点点头，没有恶意去揭发什么。

    汪曾祺做事还是十分小心，里外考虑周详。儿子汪朗1970年春节回北京探亲，偷偷地带了一个空军“黑帮分子”的儿子来家中居住。当时所住的甘家口一带查得很严，汪曾祺夫妇对此深感不安，生怕出事。汪朗回忆说：“我爸我妈压力大，看到他们紧张的样子，我忍不住哭了一场。”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饰演刁德一的老演员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气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

    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人们看后评价写得相当不错。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第一次印刷只印了两千册精装本，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激。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不管有什么看法，都应该热爱毛主席，尊重江青，但说不上到了敬仰得不得了的程度。我们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跟保姆发脾气，有上海明星的味道。在延安时她很特别，自己改装合身材的服装，比较讲究。

    我个人觉得离江青越远越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混世魔王的气势。她到史东山家呆到晚上两三点钟，去了两三次，史就自杀了；她找了两次黄敬，黄敬得了神经病。1967年时，很多人从各个渠道给江青写信，有的人拼命承认错误，后来就解放了。军代表找我：“赶紧给江青同志写封信。”我推了：“还有很多问题没学好。”我被打怕了，知道她的为人。

    排练《沙家浜》时，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回去琢磨过。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说减去的那场茶馆有戏。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那时排戏前总要小整风一番，江青在排《沙家浜》前，曾说：“给萧甲提意见。”

    “文革”时群众斗我，一上纲就不得了，谁都上来打你，内耗厉害。汪曾祺自身难保，上面让他对党忠诚。他也贴了我的大字报，说了我们之间的背后话，揭了一些隐私。当时谁都这样。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赏识他的才干。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两次到大会上作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

    儿子汪朗记得，那时在样板团发了样板服，是灰色的确良布做成的。汪曾祺穿了几次，奇怪的是他竟没有留下一张穿样板服的照片。

    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斥过他。

    汪曾祺形容江青就像上海人所称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人民日报》，执笔之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显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1971年5月23日，江青要接见样板团的代表人物，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长春找汪曾祺。1972年春节，江青指定让汪曾祺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如何看待这些情况，汪曾祺“文革”后在追查的压力下不得不拔高：“我这时以样板戏的功臣自居，对江青的忠诚和感激也到了狂热的地步……她分明已经把我当作她的最亲信人物。我和江青的关系经过这样几个阶段：感恩、受宠、动摇、紧跟。”（摘自1978年汪曾祺检查《关于我和江青的关系》）

    跟着江青搞创作，往往是折腾几年，有的剧本最后还是胎死腹中。阎肃回忆说：“我们住在一起改《敌后武工队》，楼旁边盖了宿舍楼，有人搬进去住，还生了孩子，而我们的剧本还没通过。汪曾祺讨论剧本最有韧性，原作者冯志有一句口头语：‘咱再琢磨琢磨！’冯志是个老八路，文化水平低，但故事多，熟悉风土人情，抗战时冀中平原啥模样，人们穿什么、吃什么，他都一清二楚，经常问：‘你还要啥情节？’剧本否定了，我们劝冯志别回去，他不听，回去后就被整死了。”

    当时汪曾祺在改编过程中话语不多，很少张扬。阎肃谈到汪写作中的书卷气特点：“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词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阎肃称，汪曾祺做事大度，看得很透，不会斤斤计较。他说：“有时我写一稿，汪曾祺改得一塌糊涂；他写一稿，我也改得面目全非。大家不计较哪一个字是我的，否则休想合作下去。这个群体没有红过脸，谁也不害怕谁。”

    大家对江青的变化无常难以适应，因为对作者罗广斌的一句话不满，江青忽然就对《红岩》不感兴趣。阎肃告诉笔者：“《敌后武工队》为什么放弃，我至今都不懂。是不是与《平原作战》相冲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搞得越好的时候，往往就是越完蛋的时候。”（1998年7月7日口述）

    从1964年底就开始改编《红岩》，几易其稿。一次讨论时，江青谈到要对《红岩》做最大的修改，就是不让江姐牺牲，也不让她入狱，让她率游击队回来营救。江青说：“重庆都要解放了，还死那么多人，这是给我们党抹黑。”后来汪曾祺才知道，“江姐不死”是毛泽东讲过的话。

    江青有一次谈到江姐的扮相和表演，说：“她长得很文秀，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罗广斌对演员说：“你们就照着江青同志那样演，就行了。”江青说：“我叫你们演江姐，谁叫你们演我呢。”江青还指示罗广斌说：“将来戏改出来了，小说也可以照着改。”罗广斌和四川省委领导任白戈立刻表态：“一定照办。”

    1966年初，江青忽然从上海打电话，叫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到上海听她的指示。到上海后，到处打电话找联系人张春桥，李琪写了一个便条托人转去：“江青同志，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此问近祺。”汪曾祺看了便条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中国文牍习惯中，“近祺”是平辈对平辈或长辈对晚辈的用语。他隐约感到，李琪有点看不起刚刚浮出政坛的江青。

    江青见面就说：“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在那个时候还有王明路线。”她决定离开原著，重新写一个戏，由二野先遣部队派一个干部，到重庆深入工厂，配合西南解放。她当即让汪、阎二人据此编提纲，二人夜以继日，两三天内居然拿出故事大纲。阎肃私下跟汪曾祺发牢骚：“找这样材料，我们上哪儿调查去？”

    从江姐入狱说起，勾起江青的心思，她向众人讲到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次被捕经历，怎样在狱中打滚，跟狱中警卫吵闹：“你们把我抓来，我出去还怎么找事呢？”晚上看电影《聂耳》时，江青有感而发：“当时就是这样，有一次，我赶了去，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赵丹看见了我，拉起我就跑。我和赵丹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汪曾祺问江青对提纲的看法：“您还有什么意见？”江青高兴地说：“没有了，你们就写吧！”由于以往改编居多，她还补充道：“我们这回搞了个创作。”李琪看了提纲后觉得稀奇，说：“看来没有生活，也能创作呀！”

    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李琪随身带了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趁机送给江青，江青只说了一句：“太长了。”

    后来看这出改名为《山城旭日》的新戏，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实话：“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座谈会上兴致颇高地谈了一些进军大西南的情况，说那天怎样下大雨，他的警卫员怎样找了谷仓让他睡了一夜。他还说到，他是头一个率领部队打进重庆的，曾到渣滓洞看过。根据他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逃出一个人。汪曾祺在现场听后不由后怕，他事后对人说：“这不等于说，小说《红岩》的两位作者都是叛徒。”

    汪曾祺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

    （摘自1978年5月汪曾祺《关于红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他们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词后说一句：“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听错了，大家唱成了《国歌》。体验山上暴动一场戏时，赵燕侠坐吉普车上山，在农家避雨。怕猫的赵燕侠突然发现农家里有一只猫，她吓得飞快地跑回招待所。

    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戴了最轻的脚镣，天天晚上被‘审讯’。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白菜汤。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开枪的解放军战士把领章摘下。我喊：‘毛主席万岁！’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后来上华蓥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还好，没死人。”

    在杨毓珉的印象中，他们正在重庆北碚写《红岩》剧本，江青来了一个电话，把萧甲、杨毓珉、李慕良等人用小飞机接到上海，小飞机的机翼上还结着冰。这次由张春桥接待，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沙家浜》的修改意见。

    于是由汪曾祺通改一遍，在其中加上了一段毛泽东语录。至此，《沙家浜》最终形成了定稿本，不久就在《红旗》正式发表。

    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被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被整死了。”（1998年6月19日口述）

    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祺、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有一位领导听了汇报后说，算了吧。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作笑话，也看作是悲剧。”与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祺执笔写的。他谈到创作该剧的一些具体情况：

    1972年江青调王树元、黎中诚从上海来北京，准备把两地剧本合二为一。汪、杨、王、黎四个人研究京、沪两本子的特点，一起讨论。第一场上海本好，我们本比较零乱；第二场上海本好，劫两个法场，情节好；第三场用我们的，感情写得比较自然，他们写得乱；第四场原名《吐翠》，是雷刚识字，铺垫戏，基本上用上海的；第五场用北京稿，雷刚下山，柯湘反复思考，不断有人报告，温其久煽动；第六场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琢磨出来的，加了母子见面悔恨，感情丰满；第七场叫《飞渡》，走山间小道，也是新写的。第八场《雾岭初晴》，发现温其久勾结，审问他，也是后写的；第九场就写《开打》两个字，让导演去策划。

    江青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原来话剧里没有写到上井冈山。

    于会泳说要有韵白，带有音乐性。开天辟地，这是惟（唯）一说话也要押韵的本子。押韵效果很好，听了舒服。我们一场一场地修改，改了一个多月。

    于会泳也在场，他也提意见。他在我们的基础上搞，主要唱段《乱云飞》是他搞的，的确不错。他在音乐上贡献大，对曲艺、评书非常熟悉，顺着嘴就出来了。搞完《杜鹃山》，他就升任文化部长。他说，《杜鹃山》署名不要写四个人，就写“王树元等”。我们没意见，真有意见说出去，还有我们好果子吃？《敌后武工队》也是这样，署“张永枚执笔”，大家也没意见。

    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两人分头干了一个多月，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

    “文革”十年，深入生活多。写码头工人，就到船舱里背矿石，强度大。改《节振国》，到唐山煤矿铲煤两个星期。那时写的剧本也多，写了也不排。江青忘了，又吩咐写新的，有时一年得写好几个。

    （1998年6月19日口述）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于会泳每天来排练场，一干就到半夜十二点，编剧都要在现场守候，以便随时处理文字问题。于会泳一坐下来就谈剧本，不谈别的事，到了钟点他站起来就走。大家深夜回家就得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夜班车，冬天夜里时常顶着风。最苦的是武打演员，于会泳不允许随便比画地走过场，要求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照翻多少个跟头，丝毫不许马虎。

    杨毓珉表示：“于会泳确实下了功夫，那时基本上他有一个艺术家的感觉。”不过剧团军代表原是黑山狙击战的英雄，当时是师长，有山东人的耿直。不知何故，他不喜欢于会泳，每次上剧场都坐最后一排。人们劝他坐在于会泳旁边，他说，我才不尿他呢！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作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泳却不痛快。”（1998年6月26日口述）

    1977年汪曾祺写交代材料时，曾说自己吹嘘过于会泳的才能：“我曾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所惊讶，向人介绍过他能背不少诗词和古文。听人说，于曾对五十几种戏曲音乐进行系统分析，能唱一百多段京韵大鼓。我曾向人转述过，对他的那套工作方法，我也曾佩服过，宣传过。”（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张滨江作为《杜鹃山》导演之一，对汪曾祺所起的作用肯定甚多：

    我们整天在一起考虑情节、事件、关系，讨论时吵架，有的地方否定干净了，再接着写。《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排戏时演员很累，倒在幕后就不想起来，排练到夜里很迟。汪曾祺也在台下坐着，让他发表意见，譬如哪句台词说得不尽如人意，没按规定情景去演，汪曾祺在这方面敢说话，许多演员很尊重他，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经常问他：“老汪，这句怎么讲？”他有时说话重一些，但大家不反感。老实说，他是把知识传授给你，大家不会责怪他，反而愿意请教。

    （1998年7月7日口述）

    后来汪曾祺告诉林斤澜，有的演员理解唱词有问题，不太懂其中的意思，表演时就显得有些可笑，他在排练场听时觉得挺纳闷。

    但他对演员依然抱着诚恳的态度，有求必应，有错敢于指出来。

    70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1998年7月15日口述）

    1973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

    汪曾祺对当了部长后的于会泳的表现有些失望：“我觉得于很专横，很会弄权术，把党的正常的组织手续完全打乱了。他弄了张伯凡当联络员，完全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太上皇。董国臣在我面前大骂于：‘于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北京京剧团的家全当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他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教研室的人都弄到文化部，把住几个要害部门，文化组简直成了上海同乡会。”（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汪曾祺对于会泳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敬而远之。有时他也敢于说出一点意见，譬如一次讨论创作会议，说到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汪曾祺说：“浩亮同志在这儿，你们关于《红灯记》的文章为什么只是提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一些从生活中来的、寓于朴素的哲理的语言，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为什么不提？”于会泳、浩亮听后不置可否。

    从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他禁不住连声说道：“党中央伟大！毛主席伟大！”

    “《红都女皇》事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汪曾祺由此对江青的一些看法发生了变化，隐约地感到中国要出大事。1976年5月，汪曾祺悄悄地与杨毓珉说：“我们这个岁数还能赶上一次大的政治变化。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有个数。”

    那时原副团长萧甲已被“解放”，重回北京京剧团。他带了汪曾祺等八个人去西藏体验生活，他觉得经历“文革”后的汪曾祺锋芒更加不外露，内心更沉淀。

    那次，张滨江与萧甲、汪曾祺等一同前往西藏，他觉得汪曾祺对词句更下功夫：“我感到他对词句到了崇拜的地步，夜里睡不好觉，三五个小时才憋出八句台词。他看了西藏水流很急的特点，康定招待所外面的河水响了一夜。他写了‘排空拍岸’，问我怎么样。那个本子写出来，但没有排演。看看他写的词，好极了。”（1998年7月7日口述）

    1974年7月，于会泳通知汪参加《新三字经》的修改小组，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出版。江青让大学学者、剧团创作人员分成几组修改润色，并定下完成时间。汪只参与了其中几句话的修改：“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学劲松，立险峰，乱云飞，仍从容。”等等。

    1976年2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敢不敢写到省、市级，写出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曲折。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于会泳说：“样板戏被攻倒，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是剧团的领导和创作干部，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演员杨春霞在1978年5月18日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记忆中在有关《决裂》剧本改编会议上，于会泳讲到过《决裂》写走资派，可以写到县长、省长，甚至是部长。”

    后来于会泳对以电影剧本为基础而改编的《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而这一稿是汪曾祺最后定稿付印的，薛恩厚曾对汪说：“救场如救火，你把唱词风格‘统’一下吧。”汪曾祺表示了为难情绪：“我们对‘三自一包’毫无感性认识，无从下笔。”

    汪曾祺此时因“统战对象”的缘故，担任了京剧团革委会的委员。在这之前，汪曾祺发现于会泳有一段时间很沉闷，而在布置写《决裂》时又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写《决裂》难度很大，他们很难跟上于会泳不断变化的要求，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

    戏剧家马少波1978年5月23日所写的材料中，涉及了《决裂》修改一事：

    于会泳提出增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新内容，要增加“三自一包”内容，用反对“三自一包”的情节贯穿全剧。

    评论组逐场提意见，创作组接受不了，强烈地表示抵制。双方争执不下，我当时十分为难。既摸不清于会泳的意图，又不敢公然违抗。另方面我是赞同创作组的意见，并同情他们的困难。最后只有抹稀泥的办法：“请创作组同志们根据可以接受的意见自己去商定吧，考虑好就写本子，提纲不再讨论。”

    1976年10月11日开会，原定汇报各自的写作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就在那时，汪曾祺兴奋地告诉林斤澜：“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他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喜悦，比别人多了一点自己的独特心情。

    同事梁清廉回忆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我在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搞不好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8年9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我对于许多同志身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青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觉得她在十大以前、在“文革”期间没有干过多少坏事，或干了坏事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竭力强调重点在于会泳控制时期，在“十大”以后——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我对江青的义愤不像对于会泳的仇恨那样直接，那样入骨三分。我认为江青控制北京京剧团时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清楚。

    朱丹南同志指出，我的改造有一定的艰巨性，十多年来，我中毒很深。要做到脱胎换骨，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想自暴自弃，希望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青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政治上的弱点。

    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五十八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摘自1978年汪曾祺《关于〈山城旭日〉、〈新三字经〉、〈决裂〉》）

    1977年4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的写道：“我们总怀疑有些曾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5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8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党委书记薛恩厚也被挂了起来，情绪起伏较大。有一阵，他看了谁都说：“揭（发）呀，揭（发）呀。”他曾跟汪曾祺说：“我给我这十几年总结了两条：胆小怕事，保存自己。”过了几天，他颇有感触地又对汪曾祺说：“我发现，我们都成了杨春霞的底色了。”

    汪曾祺写了这样一封保证书：“除了替创作组或党委起草的工作报告外，我没有给江青、于会泳写过任何信。”专案组负责人批了两个字：待查。

    汪曾祺在1978年4月11日写了《我的态度》一文，明确地表示：“我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青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也希望早一点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并且坚决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我相信北京京剧团的运动一定能搞好！”

    汪曾祺在“挂起来”的日子里心境愁苦，家人和同事深知其况味：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一般人认为样板团是江青的铁杆队伍，吃香喝辣，对江青知根知底，关系非同一般。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跳得挺厉害，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老头不是一直平和，年轻时曾傲得没边。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68年我们下乡插队，他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没法反对。他说，把你们送下去我还没认识清，你们用行动改变我的想法吧。

    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骨子里还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化成那一套，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

    “四人帮”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做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

    （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人反而拿他开刀，整他，这其中有年轻的创作人员。整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骂得狗血喷头，想打死汪曾祺这只“死老虎”。汪曾祺说：“把我弄得够呛。”

    我认为不能这样整汪，冤得很。他尽量躲开我，怕影响我，这是他的好意。有一天在厕所里见到他，他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没做亏心事。”

    那时多少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拍马屁，写小汇报。我说：“你们在于会泳处看到有张滨江的一个字，你们随便把我送哪！”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祺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1998年7月7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联。

    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曹禺写舞台指示很漂亮。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47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他认为立得住的就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他心里有底，让你们先写本子，最后还是我上。骨子里傲气。他改我们的唱词，划了一段：“不要煽情。”又划掉一段：“这段没用，白唱。”

    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他说过，我们吃样板饭，对他们能理解。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梁清廉1998年7月6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灰溜溜过了一段时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清查组要求他系统地交代“文革”问题，一遍遍地要讲清与江青的关系。闲时无处可去，只好在资料室喝茶、看报纸，不敢与人随便交谈。有人愤怒地表示：“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约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京剧创作的副产品。

    那时，汪曾祺在异常压抑、孤独的境地下，竟发愤写出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作。行内人士依然赞誉剧本的文学性，认为保持了他笔下人物有深度的特点。袁韵宜描述道，出演比较冷清，戏里不是很热闹。

    他改编的新作《王昭君》一开始无人问津，后来总算由李世济出演。汪朗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兴奋异常的情形：“他自己把唱词、道白用工整的小楷抄成幻灯字幕，有一位观众看完戏后，竟专门找他探讨书法。”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廉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的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李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汪的另一成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

    （1998年6月12日口述）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

    阎肃这才意识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他来说太窄小了，从《受戒》中找到了真正的汪曾祺。他对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有感而发：“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我没见过他发过火，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得上你就会跟你非常好。”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闻一多和《楚辞》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聊了契诃夫、易卜生、李商隐，说了不少西南联大、重庆抗战的事，后来他写的小说中画面、情节似乎都说过，但没有谈过《受戒》中的那个小和尚。很少谈论上面的事，无从谈起，也没有那个觉悟，只是有时看不惯而已。”

    阎肃记得，“文革”初期他们谈过现代戏，认为京剧完全都搞现代戏不行，因为要失去很多表现手段，失去一些施展天地。

    阎肃感慨而道：“他算是西南联大有才的学生，在文学上格外出众。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多，记忆力好，经常纠正我记错的事情。对故里一往情深，对老师念念不忘，谈自己心仪的过去式女孩子。他有幽默感，谈吐中自然见风雅，年轻时也狂过一阵，女孩子一般都很喜欢这种幽默感、这种性情。他做淮扬菜蛮有味道，能做一手汪氏豆腐。后来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998年7月7日口述）

    老友林斤澜评价道：“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政治实际。但他对政治有幻想，有乌托邦的想法。”

    汪曾祺曾在林斤澜面前表露过，对一位老友的变化甚感遗憾：“他后来变了，变得不潇洒，不清高，进了仕途就有所求了。”

    汪曾祺颇为自负地说过：“喜欢我的人可能有风趣，我喜欢的人肯定有风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1958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

    在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他觉得“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本错误事实”，成了1958年秋天补划“右派”的根据。他在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封信中，极为低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因为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认识上和同志们有很大的距离，心里很急躁。所以在昨天的会上表现了那样对同志们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很不好的。

    ……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写了平反结论：“我们认为，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笔者见到，在这份结论上汪曾祺没有写出任何意见，只是随兴填上龙飞凤舞般的硕大名字。

    当年划“右派”之后，他回家向妻子转述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他凄惨地对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过社会主义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

    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水。

    在八宝山向汪曾祺告别时，北京京剧院开了一辆大轿车来，车上只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位工作人员。梁清廉感慨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

    晚年时汪曾祺很少跟单位打交道，与呆了三十多年、尝尽辛酸的剧团自我“割绝”。“文革”十年的梦幻般日子，似近似远，似真似假，他都疏于解释。去世前一年，《沙家浜》版权纠纷弄得心烦，他在电话中对采访的记者们大声嚷嚷一句话：“我无可奉告……”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1965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1998年11月27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堃1964年、1965年曾与于是之等人在北京八大处写剧本，时常与为出版社修改作品的浩然同住一个小院，对他的创作刻苦印象最深：

    浩然这个人很有特点，很实在，特别像农民。那时他已写了七百多篇作品，不太爱看洋书，不太信那个。一个人闷在屋子里苦写，生活情趣不是太多。对别人很关心，帮你一定实实在在，不虚伪。我家有亲戚想买小推车，他就出过很多主意。

    （1998年12月23日口述）

    1966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是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文联的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展开。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1998年12月9日口述）

    老作家管桦同在市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1998年10月25日口述）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大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他老看不上剧作家杜印两口子，对他们表示气愤，因为杜印是国民党官僚出身，认为他作风不老实。闹派别时，看这个那个不顺眼，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他干净不了。古立高说：“浩然曾想拉我一块，觉得都是工农出身。后来他们乱揪乱弄，我就看不惯。有一次在会上我发言一个小时，浩然听了不高兴。我发言这样说他们这一派，说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当时我感到，浩然太傲，跟以前日常接触的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1998年11月25日口述）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青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八十多岁的草明愤愤不平地表示：“为什么要那么折腾我们呢？为什么非要在人家头上才高兴呢？你们出生晚，我们是十来岁就参加革命，为什么非要向你们叩头呢？”（1998年12月8日口述）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出了一个拉小车往前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中央准备树他，打算办一个事迹展览。上级挑选写作者，已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被选中，调到市委农村组。当时传说是江青下指示，说谁也不能写，让浩然写。但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江青授意的，只是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之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

    浩然解释说：“实际上是市委吴德点名的，并不是江青点的。吴德跟我们比较熟，他认为我的历史没问题，符合条件，让我搞王国福比较放心。”当时适逢周恩来主持召开“文革”中第一次出版会议，浩然他们所写的《王国福的故事》获姚文元通过，顿时就传开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

    不久《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不要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就不让继续写王国福。浩然就把在大兴县小白楼和王国福老家山东文昌县收集到的王国福事迹糅到《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部分。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耐住寂寞写了几年《金光大道》，直到70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有一次，送审《艳阳天》京剧本，江青突然发问：“浩然这个人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北京文化组，江青当即要写信接见。由于经办人不知地址，只好把信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处，李季立即派司机转送浩然家。

    在浩然的记忆中，当时接见场景又紧张又兴奋：

    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后，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的沙发上，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先借。我说，老伴带几个孩子回老家，家里还剩两个孩子。江青说：“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就除了一个无人岛没去。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只说几句应酬话。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因为江青没有交代说话任务。

    当时海战后，就去了我们这一支慰问团。

    那时在西沙刚把南越人赶走，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在舰队，看了部队打仗演习。回来时坐船，许世友、王首道参加了庆功会，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青拍女民兵照片的那位女民兵本人。

    庆功会上我没讲话，张永枚也没讲。张永枚跟部队挺熟的，比较随便，有一次喝酒喝多，醉了。

    张永枚写诗较快，几天就写出来了。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和我们在文化部礼士胡同，还讨论过他写的诗。于会泳提出要改，张永枚坚持不改。后来这首长诗在《人民日报》发表。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半个月内写了草稿，我给江青寄去看了，并说了如何构思。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泳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尤其第二部是在“批林批孔”的气氛下写的，写了阿宝参加路线斗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么写都是跟着形势走的。江青没看这本书，她根本坐不下来，没时间读。

    （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口述）

    笔者1998年12月5日晚电话采访了住在广州的原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他当时为新华社驻海南记者，离西沙较近，受新华社指派陪同参加那次活动。由于时间久远，他对当年的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对活动的背景不甚了解，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其中还有线装书，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前线胜利了不起，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把我们大家心情带去，书转交一下，是我们一点心意。抓紧时间收集材料，好好采访，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1998年12月16日口述）

    浩亮记得，江青当时叮嘱：“前线紧张，保证安全。”江青一再提道：“要创作好的作品，来反映西沙军民一致对敌。”浩然、张永枚显得很激动，连声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

    刘庆棠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写完后，打印了几份传阅，大家讨论这部作品。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得很动情，称赞他还是有生活积累的，一直在生活中。于会泳肯定作品站得住，又细心地提了一些枝节性意见。后来决定改编成剧本，由八一厂投拍。我说，要在作品基础上改出来。”

    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当地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只好让当地干部用广播大喊浩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绝对不能延误。

    曾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萧长春的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也是一声令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

    当我从大兴安岭一路安排到了北京时，一早就送到中南海。我进了接待厅刚坐下休息，就看见浩然来了。我们见面很亲热，我问：“我们到哪儿去？”浩然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稀里糊涂就来了。”

    等接到火车站，看到车厢外有“北京—太原”牌子，才知道我们要去山西。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胜利召开，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陪同我们的中南海信使带了很多月饼，给谁吃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江青在大寨。

    到了太原是中午，浩然说：“我年岁最大，中午饭我请了。”到了阳泉下车，外面大喇叭就喊：“长影的张连文同志出车站，有车接你。”那时我是演员，别人以为容易认我。

    一辆212吉普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大寨，信使走了，我们看房间里都没人。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告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

    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

    江青说：“为什么找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胆量重拍《创业》。”后来张天民又改了一个剧本叫《希望》，相当于《创业》重拍，把主人公改成女的。

    那时北影正拍摄一部反映大寨的片子，剧名叫《山花》。

    （1998年12月4日口述）

    浩然告诉笔者，那次看完电影后江青又找了张永枚，问是听谁说的谣言？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非常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听说他以后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一些联系。

    浩然回忆了当时江青的烦躁状态：“我们听到风声，知道江青被主席批评了。在大寨白天劳动，时而下地剪花椒，陈永贵、李素文都来参加，江青比画表演一通。有时就整天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她一到会上就追查谣言，吃饭时也追问。”

    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浩然记忆中，放映的电影有《冷酷的心》、《简爱》等，江青每次都乐意评价一番。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江青还关心地问道：“吃得怎么样？大寨就是玉米棒子。”

    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〇一医院，躲在单人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记得，旁边的病房里，还住着老作家周而复和跳高运动员倪志钦。

    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能躲到医院里。”

    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组里有《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编剧除了浩然之外，还有王树元、陆柱国。他们基本上沿着井冈山至庐山的路线采访，然后准备到上海写本子。

    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

    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说江青是疯子，胡乱骂人，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

    那时浩然看了我第一篇小说，半夜敲我的房间，给我说创作ABC，说出缺点和不足。我写了诗歌给浩然，他托人转给《北京文学》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

    从“文革”前后文坛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

    （作家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口述）

    江青是利用了他，但他没有借此踹别人。批判时嚷嚷几句可以理解，批判老作家，也是真真假假，在运动前期还是尽量保护人。

    这么大的运动，从中央开始这么乱，一个个像喝醉酒似的。浩然能保持那样不简单，不借江青势力整对立面。每次从江青处回来，他都要向市委汇报。

    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很勤快，见缝插针，稍有空隙就躲在屋里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后来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说别写了。

    （老作家管桦1998年10月25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大概他以后又接受任务，上面想让他写南沙。

    “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尊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剩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

    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口述）

    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当年农民端着饭碗在村里听广播小说《艳阳天》。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写。

    写《西沙儿女》比较荒唐，作为政治任务压下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他显得有些紧张。他被当成“江青的使者”，当成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对战士们说：“江青同志问你们好。”他发现江青与张永枚单独谈过，张在西沙说的不少话，他没有听过。从西沙回来后，怕江青召见他。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

    听说江青看过《艳阳天》，给予肯定过。江青也要找一些根子正、出身苦的人，她曾想让浩然当官，但浩然不干，说我都没有当过小组长。“文革”后，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过，害怕江青喜怒无常，弄不好就很危险，也不知哪一句话招她不高兴。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意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代？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青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青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

    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

    （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口述）

    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倍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艳阳天》、《金光大道》拍成电影，江青也予以肯定。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让袁把关毛诗译英文的工作。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道，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江青对张永枚就没说过这类话。（1998年12月16日口述）

    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霭，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

    江青没透露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1998年11月27日口述）

    刘庆棠透露，1975年、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

    刘庆棠介绍说，“文革”期间作家不敢写东西，老作家有顾虑，怕写出来成为批判对象，有“文艺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当时上面还是想鼓励出新作品，希望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轻易扣帽子。（1998年12月16日口述）

    在浩亮的印象中，浩然诚实朴素，说话跟他为人一样，很少夸夸其谈，本身就像是农民的缩影。（1998年12月16日口述）

    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整理《井冈山》创作素材。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晚上有事到住处来。郭卓来后透露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让他赶快回京。郭卓的爱人是南京军区宣传部长，郭卓表示如果一时不好离开上海，请速到南京军区驻上海办事处，请部队用车直送南京。

    郭卓走后，浩然他们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浩然说：“出事了，赶紧走。”导演成荫说情形不太像，但也找了下去看景的理由，提前离开上海。

    浩然谈到他坐飞机回到北京，明显感到气氛不同，从此开始了令他感慨万千的清查日子：

    到了北京，才知道抓的叫“四人帮”。市委难保，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我就去密云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还选了我当市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就成立专案组，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都是坐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机关让我交代，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的几次见面经过。

    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钢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但《人民日报》一直没见报。跟这四个人有些恩怨，跟草明本来关系不错，但她“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阮章竞是后来进文联的，左得不行，自己倒霉，就当投机分子，偏激得厉害。黄钢批《苦恋》时就跳出来了。

    有一次召开科学家、作家会议，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因为那次会上大家抢着发言，我沉默，没发言。于逢和草明串联，《广州文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张光年让《人民文学》转载。《北京日报》有压力，也组织人写文章，全国报刊转载了。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当时风声很大，茅盾的文章里点到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在政界没有熟人，没有后台。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小范围的会和开大会，大家都保我，会开不下去。有的事我做了解释，有的事比较清楚就不解释了。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吴德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群众鼓掌，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后来《北京文学》想发表我的检讨，市委不同意。那时我无所谓高兴，开会时心里没底。有些人想把我撂倒，形势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

    （1998年12月9日口述）

    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据浩然原著《西沙儿女》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完成。扮演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记得，当时就等天气好转，再拍几天海战戏，就可以结束拍摄工作。

    张连文向笔者讲述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

    拍《西沙儿女》前后，同浩然接触时间较长，觉得他正派、博学，一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对《西沙儿女》有不同看法是对的，剧本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了调子，要做具体分析和批评，但不能因此轻易去扼杀一个作家。

    前不久碰到当年剧组场记，他现在是电影厂副厂长。他还说能否把《西沙儿女》剪成一部单纯的风光短片，因为影片是水华导演，朱今明摄影，把西沙拍得像一串明珠，视觉效果美极了。

    那时上海要拍《盛大的节日》，让我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男主角。徐景贤听说我不愿演，就请我吃饭。我说，怕演不好。他说，你走不了的，还要拍第二部。主席逝世停拍一个月，我回北京向主席遗体告别。当时议论很多，我害怕动荡后以长江为界，不能从上海返回北京。临离开北京前，我跟爱人约好，一旦北京有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说“病了速回”。

    后来到无锡拍外景戏，有一天刚拍完戏，有人告我，爱人打电话说病重，让我回去。我一听头“轰”地就大了，我爱人在电话里说：“你赶快回来，别拍了。电话里不好说，就是你在北京说的那事。”当时北京同去的还有八一厂的人，大家曾考虑一块步行回去。

    过了两天，上影厂通知回去听中央文件，摄制组说还差两场戏就拍完，能否等两天再走。可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让我们上了大轿车，到了嘉定，我看到贴了大字报：“坚决打倒王、张、江、姚。”我大喊一声：“标语！”就快速念了一遍，还没念完，车子已开过。一位摄影师说：“这是反标。”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的大停顿。我吓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下子回去完了。还好，车子越往前开，标语就越来越多。

    我相信在那种大转折的关头，浩然当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浩然那时打扮土气，长期扎在农村基层。有一次我到他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

    《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1998年12月4日口述）

    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愣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

    梁秉堃告诉笔者，草明和浩然矛盾较深，但是当草明女儿希望调回来时，浩然还是在他的位置上帮忙说话，经他的手协助调回。

    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不让浩然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的陈模告诉笔者：

    刘导生曾是团中央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市文联，主要是整顿文联，把作家团结好。我当时听到风声，说文联是个是非之地，是个麻烦地方。我对刘导生说，造反派对工作会有阻力，但我凭党性办事。

    去了以后，我们把造反派起家的人调离文联作协，认为他们继续呆下去不合适。有人说浩然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江青看中他，他没法拒绝。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入档案。

    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检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严。

    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不要再纠缠不放。

    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只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文革”中捧得高，又一下子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

    我们也做一些老作家的工作，说你们对浩然上纲也高一些，他只是一般性的政治错误。我们尽量让浩然检讨深刻一些，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抛弃成见。

    他后来又写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反映了新变化、新人物，屁股还是坐到改革开放的这边。《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原来指望评上茅盾奖，但很多评委不同意。

    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重，包袱太沉。

    （1998年12月22日口述）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80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

    宋汎介绍说，那时杨沫曾这样表示过，浩然跟“四人帮”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野心，只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对当时的创作条件、环境是满意的。但那时有些得意忘形，看到全国这么多名家受批、挨整，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宋汎对此认为：“浩然是一个朴素的人，是党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感恩戴德的，是一个受益者。‘文革’中对他不错，江青他们抬他。他对这些接受得很好，事后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近几年，宋汎重新读了《金光大道》，依然感觉到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依此来设计作品。把大小事都移到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图解当时政策，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宋汎感慨而道：“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1998年12月22日口述）

    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查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

    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他向组织上谈到，与江青在大场面见到十次左右，个别见面三四次，回来汇报一次。在人大会堂见面时，张春桥均在场。

    据他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文革”期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包括发行量很大的《西沙儿女》也是分文没有。而每个省都租了《金光大道》的纸型大量印刷，这自然也算无偿性的国家行为。多子女大家庭的生活补贴，就靠“文革”前存下的一些稿费接济。浩然说：“我老伴很会节省，冬天腌制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连肉都不买。”

    浩然躲在密云山沟里，力图回避外界干扰，顺着原有的构思写完《金光大道》第三、四部。小儿子、小女儿放寒假，就到密云村子里过。有一年春节，他借用古北口一个团级军用仓库，一个人躲在军营里写作。最后是在河北蓟县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完成了《金光大道》全书。

    颇令浩然不安的是，在坦克一师写作时，师部一位爱好文学的通讯干事时常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替他买一些生活用品。等浩然遭到报刊批判时，那位干事也受到牵连、清查，最后被迫转业回到家乡山西运城。

    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和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

    “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

    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

    “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

    1983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1998年12月14日口述）

    现在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断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有老伴用药，才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

    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他的出生地离他现在三河寓所只有十几里地，他感慨这一带有了喜人的变化。他说，他的大脑一直静不下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慢慢地思索着。他诚恳地表示：“改革开放不搞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

    他谈到《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前几年把房子卖了，跟儿子住在一起。他时常惦记这位老朋友的近况，当他听说萧永顺得了癌症，不禁唏嘘而叹。

    1998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享誉全国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真实记录”这种看法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评。

    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2005年7月28日去八宝山送文坛老前辈严文井先生，我早到了半小时，就发现第一告别室门前已聚集二三百人，人群中以文井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同事居多，个个白发苍苍，大多一脸哀戚。门前横幅上不写别人常用的“沉痛悼念”等字样，而是独特地写道：“你仍在路上。”进场致哀时放的是舒缓的西洋乐曲，透出人生一种从容、明朗的意味，让人体会到解脱一般的轻松，压抑的心境竟有些平复。我个人觉得这很像严老生前所喜欢的格式，不由对严老家人的安排生出不少敬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时，很少能在会议场合见到严老。从老作协人的嘴里，知道他当年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后任丁玲的秘书陈淼，另一个就是我在作协时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时任作协党组秘书，两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均遭到冲击，先后被逐出作协）筹办了文协（作协前身），这个过程有些简单但也带有几分传奇。我奇怪，这个作协的开办人（或称创办者之一）为何与现在的作协关系这么疏离，与文坛纷争相隔如此之远？几位老同事说，作协某些高层人事安排对老头有些伤害，老头在延安鲁艺的学生都升至副主席的位置，而老头只挂了一个难于让人重视的闲职。从此老头毅然而然地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对作协不敬而远之。这很令我诧异，这种个性化的举动在当时官场上是难得看到的。

    与严老的接触大约在1991年，之后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翻开记录本，从日期上看有一阵还较为密集，大概是我在作协机关闲来无事，一有空就骑车去红庙老头家聊天。有时聊到傍晚，我就陪老头下楼去买猫食。他走路缓慢，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走碎步。他自称从不锻炼，买猫食就是一次身体运动，就是一次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的运动。

    我那时暗地里开始收集文坛史料，收集时间长了就有些痴迷，一碰到难题就到严老家去排忧解惑。1952年以后严老长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身处文坛，历经多少风吹雨打。我曾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他在文坛的位置，他叫起来说：“看了很多本不想看的事，也做了不少本不想做的事。”

    我拿了一些作协往事问他，他答得很细，老头对自己的记忆颇有几分自信。但有时问到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作协党组内幕，他竟流露茫然的表情，有些不快地说：“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到。”他忿然地说：“领导层里有更核心的人物，他们瞒着我、骗着我这么多年，很多事我不清楚。‘文革’中人家造反派一问我，我说不知道，造反派都不相信，说我狡猾。”

    对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一再说难以忘怀，并在劫难过后默默地、相当坚韧地去咀嚼。他跟不少朋友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放映电影《荣誉属于谁》时，中宣部机关众部长众处长们都觉得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最高领导却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周扬回来后多次与众秀才揣摩都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等到高岗出事了才略有所悟，因为《荣誉属于谁》的后面有高岗的插手。最高领导对高岗的疑虑和防备当时是无法同周扬他们谈的。周扬此时方觉得有些后怕，庆幸当时没有进一步宣传影片的举措。

    老人说了这么一个场景：解放初期胡乔木兼中宣部副部长，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正部长陆定一倒坐在台下受训一样听着，也与别人一样掏笔做记录。陆定一能够承受这种处境，众人也习惯于这种处境，似乎相安无事许久。说到这里，严老总是习惯性地总结一句：“这其中有不少奥秘可寻。”

    作家史铁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听严老讲了这些故事，感慨而道：“真是有趣。”又说，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想象不出这样的细节，想象不出文人与官场还有如此值得回味的场景。

    后来我就此又询问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熊复先生，他说严文井的表述是对的，胡乔木在部里是说得算的，陆定一的意见是可以不执行的。中宣部机关以人划线，确有几个小圈子在活动，互有防备，正常的部务会就不起作用了。熊老说：“有一次很突然，习仲勋来当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屈居副部长，我们不懂中央决策的原因，只是隐约知道陆定一犯了什么错误。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陆又官复原职了。我们在机关这样复杂、变动的情况下处境很困难，难以开展工作。”

    严老讲了很多文人在风雨飘荡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爱有怜，有憎有恨。最令他感怀的是20世纪30年代作为小京派文人参加沈从文召集的茶会，与沈从文、林徽因、萧乾等品茗畅谈的场面使他铭记了温馨的内涵。他多次谈到与丁玲在延安共事的小细节，临结束时说了一句：“丁玲算是一个作家。”见我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称呼一个人为‘作家’是不容易的。”

    他记得周扬早年在延安时的自信，周扬几次对人说：“在上海时党没有了，我们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小组织——”周扬的这点自信说了多次，在延安圈子内颇为自得，然而他也很快为此吃尽苦头，苦不堪言。

    严老说，只要台下坐二三百人，周扬就能说两三个小时，有东西，但车轮子转的话很多。“1965年开青年作家创作会，底下人拿来周扬报告的原始记录稿，我坐在宾馆里就为如何整理稿子发愁，为上句子和下句子伤脑筋。”周扬最后只能请中宣部笔杆子改。

    他多次谈到老诗人田间在1955年时的种种遭遇，说到诗人的不适和反弹。有一次为了收枪之事，田间不知不觉中受到刺激，突然在严老家中往外跑，边跑边喊：“你们看，你们看——”刹那间意识上有些崩溃。田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缓过来，严老心里觉得内疚，有一次就积极提名田间参加访问埃及的文化代表团。没想到埃及人在访问时顺便搞了一个照片展，都是随手拍摄的，巧的是里面没有田间的身影。田间一下子又受到刺激，很激动地表示要向埃及政府提抗议。严老提到田间的另外一次波动：“胡乔木这个人有时爱管人家写的诗，有一次在大会上就点名批评田间，说，田间你的诗怎么越写越差，越写越糟。田间一下子非常紧张，情绪上又控制不住了。”

    他形容文艺界的不少领导人物在政治风雨中始终跟得很吃力，对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一向没有吃透，几次跟错。比如1959年、1962年原本要开会反左，但是紧接的就是风向大转弯，弄得一批人要斗争别人，一批人却要做检讨。他回忆道，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念了彭德怀的信和全会决议，然后问与会者：“你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吭气，大家怎么会想到中央开会竟是这种后果？当时连周扬都上不了庐山，谁也不知山上会议的开法，大家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慌乱。

    他讲到作协诸多人物的事例时，往往几句就能概括传神，如说一个人，“善辩，能在曲里拐弯中取胜”；再说一人，“他是某某的左右杀手，一生世故，集江湖上的经验，内心隐秘不向人说”；他又描述一个人的霸气：“能在会上咆哮两个多小时，无人能敌。”他会说某某某没有味道，因为某某某在延安时招供说延安的南方特务都是他联系的，咬伤了很多人。周扬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却在解放后着力使用他，让他成为一名好用的政治运动能手。

    他零零碎碎地谈了一些五六十年代高层的幕后琐事，从他的个人角度提供了有意味的片断：

    胡乔木对周扬是暗暗使劲的，明知道胡风和周扬不对劲，偏要安排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偏要发表路翎的小说。后来批路翎，有人说我是《人民文学》主编，是我让发表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是胡乔木同意的。当时胡乔木提议彭柏山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华东局不放，之后胡就考虑让邵荃麟来作协，邵是忠厚的，有时想下点命令，但总难于实现，没有掌握什么实际权力。

    有一次丁玲和舒群吵架，胡乔木让我去开个小会解决。丁玲当着我的面大骂周扬，说了难听的粗话。后来胡乔木要我汇报，我就说了实情，胡听了就笑笑，可见他们之间是好的。丁玲借这个机会也等于向胡表明，她骂了周扬了。

    有一次胡乔木请我转告周扬，让周赶紧搬到中南海，否则会犯错误的。口气大得很。我只好委婉地告诉周扬，说乔木同志劝你搬到中南海。我猜测，当时周扬兼文化部副部长，属于政务院文委系统，归周恩来管。而毛泽东想让周扬多掌握党的宣传系统，所以胡乔木就让周扬住进来。周扬是一个明白人，就每个星期到中南海住一次，两边来回跑。

    胡乔木有一回想解散全国文联，胡风不同意，就写信给毛主席，说文联是统战组织，不可解散。毛主席就在信上批了“同意”。毛对胡乔木说，以后你别管文艺的事了。胡跟了毛这么多年，自然心领神会，以后就少管文艺的事。

    有一次我去看严老，发觉他心事重重，细问之后才知老人所苦的是如何写好一篇新作，他甚至说早晨上卫生间时都坐立不安。他说，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某文艺界领导，但不能写得中性含糊，要按着自己的思考去写，但这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突然间他大声念出文章的开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老人脸涨得通红，念完后他沉默了半天，浮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苦笑。我知道他偷偷地写了不少类似的手稿，零碎，甚至是只言片语，记录了他的最新的思考，也记下了回想往事时所特有的愤慨。

    他说1965年被挤出作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险境。他说不去，周扬不轻不重地说：“那也有几百号人呢。”因为前任两位社长冯雪峰、巴人是那样一个悲剧下场，谁去接任都觉得害怕。严老告诉我：“巴人是冯雪峰的老朋友，调到人文社。可巴人1957年斗冯雪峰很狠，上纲上线，而巴人自己两年后也整倒了，后来死的时候是用绳索自缚的。我害怕，含着泪在心里说，不能去人文社，因为当社长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当时不能告人的心里话。”他当时去找周扬说：“我已经四十五岁，我想写些东西，搞一点创作。”周扬说：“再干五年吧，如果那时我还在这圈子，我一定让你搞创作。”没想到不到一年“文革”便爆发了，周扬进了监狱，严老关在“牛棚”，因属于周扬黑帮分子屡次挨斗，处境更加不堪。老人谈到此仰头叹息：“什么都无言可答了。”

    文井老人在晚年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对历史走向有着透彻的把握，也有深切的期待。在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中持有这种思想探索的品质已属不易，尤其是老延安人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更是十分稀罕，可惜他没有机会把闪光的思想亮点展示给人们。想到他和像他一样勤于思索的老人经历如此坎坷思考如此之深，却没有留下此类文字，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都是无尽的损失。

    在这样一个时代，寂寞无语有时是美丽的，结果却是异常残酷的。让人无言。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这几年间，在采访一批老作家时，不时听他们谈到1949年以后自身创作力的问题，他们脸上那种无奈、迷惘和痛惜的表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他们说话的口吻中也略带有一种庆幸、一种淡泊。少写或不写作品，或多或少地减弱了政治运动一次一次对他们的冲击力。创作是祸是福，是给人留下挨整的“罪证”还是留下传世的杰作，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他们很难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作心路。

    90年代初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坐在老诗人卞之琳家的客厅里，听老诗人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诉说。暖人的冬日阳光照在他沧桑的脸庞上，略带南方口音的语调一直是平缓的，唯独说到烧手稿之事，他的音调有些变化，表情略有迟疑：

    （40年代）我写了一个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写抗战中男女知识分子的表现、心态，写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有一些章节曾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起名叫《山山水水》，分上下部。回国后觉得创作主题严格了，要写工农兵，不能反映小资产阶级，我就把它烧了。

    （1990年12月18日口述）

    卞之琳不愿意谈烧长篇手稿的细节，他沉默良久。后来他回忆欲写工农兵生活的创作经历：“1953年，我作为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到江苏的一个县，那里有一个合作社社长是全国劳模，曾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去后就感到那地方弄虚作假严重，那位劳模是用鲁迅小说创作法拼凑材料，东家西家的长处都归到自己，后来就垮了。我对这个人有了真切感受。其实1958年的大跃进在1953年就已经露出苗头了，领导上盲目大上，上趋下行，绕了一个大弯子。”这种真实感受落实到创作上显然不合时宜，卞之琳形容自己当时是“握着笔不知所措”。第二次他向何其芳请几个月的创作假，又到江苏，想写新作品，刚去后没多久就接到电报，要求他回京参加反胡风斗争。这样折腾数次，卞之琳在小说创作上颗粒无收，在诗作上也逐渐失去以往特色。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为了躲避大祸临头，他很自然地封闭自己残存的创作念头。

    卞之琳给自己的创作留下很长的空白，而老舍在1949年后先后写了几部反映新生活的剧作，他的笔是异常的勤快，外界不断有喝彩声。可老舍在小型内部座谈会却时常倒出一些苦水，让领导们、同行们帮助解决难题。1959年2月18日在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小组会上，老舍又按自己的习惯说出苦衷：“内部矛盾怎么写，我心里结成大疙瘩，怎么办？这使人光去写历史题材，那是敌我矛盾，好表现。1951年的大杂院可写它落后，但1958年就进步了，内部矛盾的程度越来越少。私营老板现在把意见留在心里，矛盾是存在的，但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少。如这次写妇女商店，有的丈夫不愿妻子去当售货员，我在初稿中写的像1951年的科员，于是之提出意见说这不成，我就改了现在这样，夫妻问题的矛盾就小多了，其他矛盾也是这样，这戏怎么写呢？”等别人说上几段，他又忍不住插话：“我再谈谈我的剧本，女店员对我讲小流氓的事情，我没写上，因为这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又抓到了材料，说北京的流氓很多。我写新北京，就不愿写上流氓，我改写小学生淘气，这戏剧性是减弱的。”

    明知戏剧性减弱和人物变形，老舍为了时代大潮的需要和自己对新社会的期望，不得不在剧作中作出明显的“牺牲”，时常留下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败笔”。这种明知故犯的事例在老舍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左怕右怕的心境真是难为了一代大师。善良的老舍还在会上对剧作中几类角色喊冤叫屈：“有时为了找矛盾，找戏剧冲突，有几行人倒了霉，总是成为攻击对象。如果写1958年的教授，就不应把他写成孔乙己的样子。这是表现矛盾的偷懒，专找这些人，老欺负。”天津作家方纪补充道：“天津的座谈会上，有人说有些教授不敢看电影、看戏，甚至也不敢看刊物。”

    耐人寻思的是，老舍几部剧作中的知识分子角色也没有摆脱掉当时的创作模式，老舍说“专找这些人欺负”也包含着深深的自责。

    在1959年这次会上，评论家萧殷的提问颇有几分书生气：“为什么不敢写内部矛盾？哪一级党委都没限制过，领导希望你写出矛盾帮助工作，如果你制造假矛盾或粉饰生活，他倒感到没意思，不敢写的原因多是自己怕出问题。”河南作协负责人于黑丁接着说：“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反映？有些同志不敢写内部矛盾，是怕引起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像萧殷、于黑丁这样的话，老舍不愿在会上说，他只能绕开这个敏感话题。以后的几年间，心急口快的老舍偶尔还会在会上发几句牢骚，心里的那块大疙瘩似乎越结越大。在中国作协1961年6月16日第四期《整风简报》中，就记录了老舍在作协的一次发言，他说，剧院让他改《宝船》，但修改很难，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都怕人说是影射领导。简报中称老舍这样的发言“很尖锐”，当作一个思想动态向上反映。

    老舍这许多年的牢骚话积少成多，连同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文革”初期一一受到总清算。在太平湖自尽之前的一天长考，应该说是多少年心情郁闷的继续，是问天天不应式的思想斗争的总解脱。

    如果说老舍遭难于1966年，那么身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却早在1964年就被人算总账，罪状之多令当时的茅盾感到无限的后怕。譬如在一本供内部批判使用的名为《关于茅盾的一些文艺观点》的出版物中，汇集了茅盾近十几年的“错误言论”，其中关于题材方面的意见占七八成。如1956年茅盾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发言：“观众和读者的普遍责备是两句话：干巴巴、千篇一律。干巴巴的病源在于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病源在于公式化，在于题材的狭窄。”批判者认为此说是别有用心；1961年茅盾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认为鲁迅作品的意境是多种多样的，批判者认定这是茅盾用鲁迅针砭今天的现实；1962年4月在纪念《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中，茅盾强调文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因为对“讲话”的“生吞活剥”，他在原稿中用了“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字，发表时被删去，批判者据此认为这是贬低《讲话》的伟大意义；在《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等几篇评论文章中，茅盾认为许多作品落了俗套，跳不出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有时简单化甚至造作，批判者指责茅盾这是想与党争夺青年作家，企图左右文学创作倾向。诸如此类，让茅盾感到山雨欲来的重压，犹如芒刺在背。从1964年起，经过特意安排，“作家茅盾”在文坛消失了，代之的是“民主人士沈雁冰”，只是偶尔在某些政治性场面露面。在顾及自身安危、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他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缄默。

    茅盾对文化部长的职位是充满矛盾心情的，在1957年大鸣放中曾有“有职无权”的感慨。他曾多次有过辞职的念头，奇怪的是，他只是向作协领导人邵荃麟等提过此事，而很少向国务院文化系统负责人提出过。茅盾解放后在创作上苦恼，在部长位置上忧心忡忡，一直是从周恩来到文化部、作协负责人都深感棘手的难题，几次解决都未能如愿。譬如1956年9月18日，中国作协以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名义向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送交《关于改进当前文艺工作的建议》，其中就建议由茅盾实际主持作协工作，辞去或虚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中称“这样做是最适当的”，并认为在茅盾的影响下，易于把广大的党外作家特别是一向感到受冷淡的老作家团结在作家协会的周围。报告中还说：“就茅盾本人来说，这样一来可以经常接触新老作家，经常接触创作问题，对他的艺术生活也有好处。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屡因其他事务打断，使他深感苦恼。”

    报告原稿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像茅盾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因忙于行政而写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们会受到责难的。”或许这段话过于真实，语气过重，刺激性太强，在形成正式报告时被删去。这次报告送交上去，由于诸多原因，境况依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前夜，受责难的恰恰是茅盾本人，而组织大批判的恰好是1956年这次报告的几位起草者。茅盾当时在小说创作上没有发表任何一个字，反而是评论文章惹了大祸，这使他内心深处的创作祸福感更加强烈。茅盾曾在家中偷偷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的片断，但大受环境影响，自信心屡受挫折，后来自己把手稿当作废纸随意处理，连家人都在很久以后才发现。

    在1962年8月大连会议后期，茅盾曾有一段肺腑之言：“我们是一个新时代，有新任务。如果写五风用暴露手段，那就反而成了时代的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更加微妙，我们不能像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去写一个新时代，写起来是困难些。正因为困难，所以也是光荣，不要性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写，有些也可以写，要写出本质的东西，而且给人以勇气和乐观。”（根据大连会议原始记录稿）

    1957年3月曾是为数不多的言论放松时期之一，作家们有机会能够就一些问题进行切磋，茅盾在这些场合难得地与众人交换看法：

    老舍：我的四个小孩都不学文艺。我们写不出东西，很痛苦，他们都看见了，不愿意像我们这样痛苦，所以他们不干文艺。一切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现大悲剧，王蒙小说发展下去，老干部的下场是投河，惊心动魄，这不合人民内部解决办法。我们的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可我们这样写出来又不能赶上古典……

    茅盾：我有过同样想法。现在有没有悲剧？一般说也可以说有的，如官僚主义是思想方法问题，碰得头破血流，也可写得痛快淋漓。

    张天翼：王蒙问：“看见缺点是否可以写？”解放前写暴露的东西，心想，必须推翻那个制度，问题简单。现在与华威先生根本不同了，但有缺点的，怎么写？对否定人物的批判态度，可以用同志态度，但并不妨碍尖锐地狠狠地把握。

    曹禺：常常要求我应该怎样和自己想的、事实上怎样有很大区别，正面人物远比应该的复杂。写出一个人物，人家认为不是这样，自己则认为就是这样。大家说这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下笔就困难。

    陈白尘：前几年无冲突论合法，要我们讽刺，但写不出来。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巴金：主要是作家自己独立思考，自己做对了，就应对人民负责。

    赵树理：悲剧定义在新社会可重新考虑，今天社会里有今天的悲剧。我自己算是大胆，但写前三十年还可以，参加工作以后就不好写了……

    （摘自1957年3月8日、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记录）

    在这次著名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每天由中宣部办公室编印《问题汇集》，以不点名的方式每次汇总二十多个问题，细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几个“老大难”问题，如“有人认为现在对人民内部不满与敌对情绪分不清，干预生活与歪曲现实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分不清”，“有人认为不应当过多批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说这样会煽动群众来反对领导”等等，会上意见纷杂，时常交锋。这样的会议同往常一样，自然而然地就开成图一时之快的“神仙会”，所有的议题在当时大机器运转下都无法正视和解决，在随后而至的反右斗争中就不了了之。相反，被打成右派的人被人从会议记录中寻找罪证，不少与会者被保护过关，像茅盾这样在文坛有影响的人物虽然过关，但仍被内部排队为“中右嫌疑”。茅盾得知后锐气大减，从此说话更为谨慎。

    当时，评论家侯金镜曾私下担忧，认为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在今后三四年内将出现歉收。这话不幸言中。1960年、1961年全国刊物普遍出现稿荒，编辑部内部叫苦不迭。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3月这个早春的日子里，部分老作家萌生了修改或续写旧作的念头。各分会向作协总会汇报的一些创作规划中，重写旧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难度之大，使这些计划后来都成了泡影。如上海老作家王西彦写道：“正在修改长篇《红色的土地》，因为正面人物写得不好，所以改起来很吃力。长篇是写湖南土改，生活不足，所以搞垮了。自己改造很差，也不能写知识分子改造，暂时没有创作计划。”张天翼3月12日写道：“《金鸭帝国》没有写完，只写了两卷，想续写。但前面还要大改，或干脆另起炉灶。不过，这还值不值得写下去，我自己还有点怀疑，故亦未决定。”

    张天翼对自己的创作信心不足，疑虑重重。他身为作协负责人之一，却屡屡奉命对老友们的创作进行“启发和帮助”。1959年初他受组织之托找李劼人，就《大波》的创作倾向谈了几点意见。他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人物方面，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评价。这话说得颇重，看似“个人意见”，实际代表有关领导方面的评价。张天翼还说：“《大波》偏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如风土人情、婚礼仪式等，写得倒是很细致。”作为过来人，张天翼是理解老友避重就轻的创作苦衷的。话中多少带有批评的意味，只是张天翼在老友面前尽可能说得委婉、慎重一些。在中国作协组联室1959年第二期《情况汇报》中，还记录了张天翼同李劼人的一次谈话，张就李如何表现劳动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一些意见。

    李劼人的反应是含糊的、无力的。1959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曾给他写信，希望他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李回信拒绝，坚决地表示：“不但目前不可能写，即今后永远也不可能。”说像梁斌的那种文章（指梁发表在《人民文学》六月号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是可一不可再的”。与别人相比较，他对《大波》的印数偏低颇有意见，认为自己作品“值不得推荐介绍”。

    李劼人在十几年创作中情绪此起彼伏，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同为四川老乡，沙汀是李劼人创作上的“稳定器”之一，在帮助李劼人写作方面花费心思较多。然而，又有谁能知晓沙汀自己在创作上举步维艰的处境呢？

    1957年春天，沙汀根据自己在农村生活的基础，一气赶写了四个描写合作社的短篇：《摸鱼》、《开会》、《老邬》和《在牛棚里》。发表后，柳青、周而复、欧阳山等老友都称沙汀对题材抓得很紧。可是没过多久，各种议论出现了，甚至包括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的不同意见。艾芜、骆宾基感觉这几篇短篇反映的生活、人物，还有些消极的东西，还有旧的思想意识。艾芜同沙汀谈到《老邬》时，认为这个人物还有些落后的东西，还不够坚强。沙汀当即反驳说，作品中说得明白，老邬是1955年底才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要求他如何坚强、完善，是个苛求。

    在反右斗争剧烈时，《收获》转来一封读者来信，沙汀也接到一封四川读者的来信，都对《开会》提出意见，觉得作品流露出来的情绪同右派一脉相承，挑拨干部与领导的关系。两封普通读者来信的严厉措词让沙汀吃惊不小，他特别请一个喜好文艺的报纸负责人，一个长期住在农村的记者审看作品，结果他们认为作品无问题，这才让沙汀稍微放心。1958年8月24日，沙汀给邵荃麟回信，详细剖析自己忐忑不安的心境，解答了邵荃麟来信中询问的几个问题：

    20日来信收到，昨晚一夜无眠，吃了药都没效，躺在床上，老是想着来信中提到的一些主要问题。我这个人不仅容易紧张，而且黏滞，缠住一件事情、一个思想就很不容易丢开……

    我碰到了具体处理上的困难，苦恼，结果写成了像现在这样子。现在想来如果干脆从正面写一个“韩梅梅”，这不省事多了么？这不是轻视“韩梅梅”，这是我的真情实意。的确，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越是接触到消极现象，越是要努力塑造正面人物，否则文艺的武器作用从何而来？

    因为反映狮子滩水电站的一篇报道，这里一个年轻同志再三向我当面提意见，甚至是警告式的，当时给我刺激很大。一般说我写东西更小心了，而且从此很少写过特写。

    为了创作上的问题，近一年多来，我是很紧张的，苦恼重重……

    1959年春季，沙汀来北京开人代会，邵荃麟、刘白羽、张天翼找他谈话。沙汀诚恳地谈到自己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放宽题材的问题，最大的苦闷是写不写旧底子。在中国作协1959年第二期《情况汇报》中，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意：

    有人曾说他（指沙汀）熟悉四川的农村和人物，但他自知那是过去的农村和人物，即所谓“在其香居茶馆”里的人物，在强调写“现代”、写“尖端”的情况下，继续写那些旧底子，一方面有顾虑，另一方面也不甘心。如果扔掉那些东西，致力于写今天，写现代，又一时难能和新的生活衔接上，写起来自然就格外吃力，有“负疚”、“欠债”的心情，苦恼了好久，曾有过离开短篇改行的思想，有过从事剧本和电影写作的打算。可是不管怎样，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次邵荃麟等同志坦率而又诚恳地和他交谈了这个问题，他又看了陈毅、周扬在创作座谈会的讲话记录，思想豁然开朗。

    实际上，沙汀以后的作品明显减少，他想写的电影和话剧也迟迟不能下笔。

    在沙汀苦闷的同时，周立波正在赶写《山乡巨变》下部，预计1959年10月完成。他采取这样一个创作原则：真实性和党性要结合，对党有利就写，不利就不写。他还以《暴风骤雨》为例，说有很多东西因为考虑到具体情况没写进去，曾有人批评不真实，但他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

    尽管周立波在题材方面谨慎再三，然而在1964年大批判风暴来临之际，他还是挨了闷棍。当年8月3日下午召开作协全体党员大会，集中批判了三年来短篇坏作品，有发言者点到周立波的新作《扫盲志异》，认为该作品把封建思想、落后事物当作展览品，主题思想摸不透。发言者强调说：“我到现在也弄不清立波同志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何在，拿‘以小见大’来检验也检验不出什么‘大’，什么时代精神！”周立波当场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愤愤不平地说：“我插一句话，扫盲是个大事，还是个小事？我认为扫盲是个大事，以后我还要写，我们不能关在房子里只看到我们的文化水平高了。前天少奇同志还讲，在农村还有很多候补文盲。”这种当面对抗对于性格温和的周立波来说是少见的，但终究不能与形势对抗，十足书生气的周立波很快就“缴械投降”。

    在众多的作家中，周立波是比较紧密地与组织保持联系的，他时常汇报、请教，哪怕是细小的个人活动或转眼而过的创作念头。在所有作协会员向作协汇报的计划、建议和要求中，周立波总是突出的、鲜明的。这一方面显示他极强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的小心、慎重，以此来加重自己创作的保护色彩。

    在所接触的会员汇报材料中，有两份给我印象很深，一是赵树理写于“文革”前夕的一份思想检查，他列举了自己十几篇大小作品，其写作竟大多是“半自愿”或被迫性质，而一心一意所想写的长篇《户》却无从下笔；二是叶圣陶1956年回复作协的短函：“希望出些题目，指明哪些方面该注意，值得写。”在此次回收的近百份会员汇报材料中，大多是申请创作假、请审阅作品、帮助联系出版，甚至帮忙借阅图书等内容，唯独叶圣陶这寥寥几个字与众不同，一针见血，让后人看了不禁怦然心动。

    经过多年实践，作家创作恐惧症慢慢蔓延，已成为无法扭转的普遍现象。在1961年6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各路文艺诸侯也无奈地涉及这个问题。刘白羽承认，在他所接触的十多位作家中，存在心情紧张的问题，写作上有顾虑，不知道怎么写。严文井说，创作上有一些清规戒律，作家当中存在一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任务安排不当，创作时间得不到保证，都造成近几年创作减产。陈其通也承认，部队文艺工作执行政策有片面性，对于创作的要求不从实际出发或者干涉过多，致使目前的创作还不够旺盛。陈克寒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在政治方面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提出一些过高、过急的要求，使文艺工作者难以办到，负担过重，心情不舒畅，结果是欲速反而不达。

    田汉在会上大声说道，由于清规戒律多，弄得有些戏不能演了，常香玉能演出的只剩下红（娘）白（蛇传）花（木兰）三个戏，欧阳予倩的《黑奴恨》和阳翰笙、包尔汉写的剧本一道压了三年以上。

    他希望周扬把“现代题材”这个概念再明确一下。

    周扬能说什么呢？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他又能说清什么呢？在他即将下台前夕，在1964年6月29日培养青年业余文学作者工作座谈会上，在长篇宏论之后，他最后突然说了这么一段，令与会者久久不能忘怀：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写文章的人不敢写了，说《人民日报》社论上有的，我就写，没有的就不写。这样一来就没有创作了。

  •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节]1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浩然的历史场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林希翎女士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在略为发黄的文管会《工作人员登记表》上，笔者见到俞平伯当年在“对工作意见及希望”一栏中填下的这几句话：“继续学习、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服务。”此时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6月16日，四十九岁的俞平伯身份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在1951年1月北大《教师及职员登记表》中，俞平伯如实地在“现在从事之研究工作”一栏中写了五个大字：整理《红楼梦》。

    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引发了1954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该书编辑、九十岁的文怀沙谈起当年，依然唏嘘而叹：

    大约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钱，我答应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预支稿费旧币二百万元（新币二百元）。开棠棣书店的徐氏兄弟是鲁迅的同乡，书店的名字还是鲁迅改的。他们请我主编一套古典文学丛刊，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在旧作的黄纸上用红墨水删改，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弄成一本十三万字的书稿。徐氏兄弟是自负盈亏，担心《红楼梦辨》当年只印五百本，现在能否畅销。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这是福，也留下祸。1954年大批判时，《人民日报》唱红脸，把《文艺报》弄成黑脸，戏是毛泽东布置的，意在打开一个缺口，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批判。

    （1999年6月4日口述）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林默涵提到俞平伯时表示：“俞平伯是名人，把大家都吓倒了，因此就压迫了两个青年团员。”

    林默涵在会上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大批判并不像林默涵预料的那么平和，在《人民日报》等单位收集到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到知识界陷入人人自危的不安状态。北大教授游国恩说：“太凶了，好厉害！”王瑶表示：“俞的观点有问题，领导上早就知道，何必现在搞他一下子呢！”吴组缃觉得俞平伯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会一笑置之，因为该文既肯定俞在考据上的成绩，又否定了俞的结论。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与胡适并排谩骂，金岳霖说：“俞和胡应该分别看待，不然就会影响团结。”郑振铎在作协会上说：“林庚，你的问题也该搞搞吧！”林庚心里更觉不安。

    处在旋涡中心的俞平伯自然成了有关方面观察的重点，具体情况层层上报：

    俞平伯教授没有服气，自我解嘲地说：“我的书，这一来就一抢而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北京日报》办公室1954年11月5日编印《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俞平伯看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后，认为错误重点不是在他一人身上，《文艺报》和《文学遗产》都犯了错误，他们也将要作检讨。据余冠英谈，俞平伯准备要写检讨文章。

    （《人民日报》文艺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反映》第一号）

    俞平伯本人此刻尚还在消极抵抗中，情绪当然是很激动、不安的，他说：“我豁出去了。”这即是说一切都听天由命。

    （陈翔鹤《关于〈红楼梦〉座谈会的报告》）

    1954年10月24日，在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从上午九点三十分一直开到下午六点三十分，扣去午餐休息两个小时，共持续七个小时。俞平伯打乱会议原定议程，首先站起来要求发言。他简述了研究《红楼梦》文章的发表情形之后，木讷地表示道：“我觉得自己思想是往前走的，这有历来讲演可证……我是从兴趣出发，不免就注意文章的鸡零狗碎。”会后，主持人陈翔鹤给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对这段话评价道：其自处之道是颇为聪明的，因这样便可避免被别人揭发。事实上，俞平伯没有躲掉那些熟识的学者作家揭发性的表态发言，整个会议的基调是一边倒。只有谈到考据问题时才有不同声音，吴恩裕认为：“李、蓝文章中没有给考据以适当的地位。”浦江清表示：“他（俞平伯的考证）的劳绩我们是应该尊重的。”很快，这些话就被斥责为“同病相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曹道衡当年是《文学遗产》编委会秘书，他形容那时涌到编辑部的批判稿件似如挡不住的潮水：“稿子两三天就是一堆，不敢不看，还得仔细看，紧张得很。文章的观点基本一样，同意俞平伯文章的几乎没有。俞先生去反驳不大可能，但一些问题依然想不通，譬如，‘你们说贾宝玉是新人的萌芽，他踢丫环一脚，这怎么算新人？’‘说我是不可知论，可这里面就是有些弄不懂。’俞先生对大家的发言不是斤斤计较，老朋友也不是刺耳地骂他。”（1999年6月3日口述）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平伯北大的同班同学，比俞大十岁。他派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承佩、副秘书长李毅来俞家劝说，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干部牟小东至今还记得许的苦心：

    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作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暴风骤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基层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

    作为九三的中央委员，俞先生在九三学社的会上把检查同样念了一遍，念了有二三十分钟，有口吃。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他自己说了“敝帚自珍”，我一直记住这句话。

    （1999年5月19日口述）

    俞平伯的自宅老君堂很快门可罗雀，同单位老友王伯祥悄悄地上门看望。王伯祥的儿子王华告诉笔者：“批得厉害时，俞老情绪低落，压抑得厉害。父亲冒着风险看他，并邀他一起逛什刹海，在烤肉季小饮。父亲没说几句安慰话，却让俞老感动，拿出家传的好笺纸，写下‘交游寥落似晨星’这样颓废情调的诗句。”（1999年3月29日口述）

    那时担任文学所总支书记的王平凡谈起那几年不平静的情形：

    所长郑振铎当时有些紧张：“俞先生是我请来的，哎呀，没问题吗？”副所长何其芳请全所同志看俞先生的著作，看看究竟错在哪里。所里调子起得不高，不像社会上那么凶。何其芳在会上还说：“我们还没成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

    俞先生的检查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在《文艺报》发表，“文革”中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别人代笔，但俞先生对其内容是同意发表的。他承认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有旧思想的痕迹，也应有改造的任务。他没有反抗，接受这些也很自然。

    1956年评职称，所里与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平衡，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毛星和我三人研究后，让我找俞先生谈话。俞先生听后，平淡地表示：“我想，我是应该的。”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两条意见使俞先生心里的一些疑问解决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问的肯定。

    定了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倘若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敢给俞先生这样的人评为一级。

    （1999年6月14日口述）

    大批判告一段落后，有一次高层领导接见学部的学者，周扬把俞平伯介绍给邓小平：“他就是搞《红楼梦》的俞平伯。”事后俞对人说：“看周扬介绍时的语气、神情，不像是要彻底否定我。”

    文学所古典组老同事们谈起俞平伯都津津乐道：

    所里继续让他校勘《红楼梦》，配了助手王佩璋。俞先生在有顾虑的情况下写了序言，何其芳看了劝他：“你不必这样，还是按你的风格去写。”请他研究李白，社会上就传说由于俞先生挨批，所里不让他研究《红楼梦》。何其芳澄清说，俞先生对唐宋诗词很有研究，在大学里开过课，也是他的专长。我们几个年轻人到老君堂说起此事，俞先生咯咯地笑，觉得这传言有趣。他的特点是潇洒，不像一些老先生那么严肃。

    （研究员邓绍基1999年6月1日口述）

    我们古代组老先生说话结巴的多，越焦急越打手势。俞先生在政治上少说，业务上能高高兴兴地说几句。开会时，他坐沙发上抽烟很凶，烟叼在嘴唇上，烟灰落在胸前不拍不扫。

    57年整风，北大学生冒尖，林希翎在食堂里演说，俞先生他们在食堂外听，不表态。何其芳是好领导，引不起所里的批评。后来所里定右派的，大多是从外单位调来、对外单位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研究员乔象钟1999年6月17日口述）

    57年时刚毕业的大学生闹得厉害，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等老先生就劝他们：“我们老头都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这样说？你们一些话出格了，我们老头说不出来。”当时所里的小环境不错，大家心情愉快，老先生都有一套好房子，工资一二百元，对所里的领导提不出意见，因此反右时大多没事。

    （研究员曹道衡1999年6月3日口述）

    我们毕业刚到所时，觉得俞先生像民间工艺品的秃头寿星。他对后辈和蔼可亲，对所里的研究现状很关心。60年代初，他编造《唐宋词选》，历经几年，后来内部出版了一个绿色封面的征求意见本，印数不多。他选婉约词偏多，注解部分能当作散文来读，艺术分析很深入。在那样大环境中，选篇目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所里没有硬性规定，俞先生还是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可惜拿到书不久就赶上“四清”，大家没有来得及提意见，这本书就不了了之。

    （研究员吴庚舜1999年6月23日口述）

    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我们请老学者写文章。我去约平老写一篇，他同意了，很快交来谈《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描写的文章，发在当年《文学评论》第四期，外面很多人看后觉得惊讶。我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他都同意了。我多心，有意帮他加了尾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思想水平，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做科学的研究。”

    （研究员张白山1999年4月17日口述）

    王平凡当时在文学所总支书记的位置上，对运动中的变幻有深切体会：“解放后在北大经过几次思想改造，大家变得很谨慎。整风时北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先生看了不说话。年轻人上街贴大字报，后来遭殃的多。所里不愿意搞运动，也没积极动员老学者发言。1958年拔白旗，批郑振铎、批钱锺书《宋诗选》等，人发疯了，写大字报比赛谁写得长，而俞先生不写文章，不吭声。就在运动中，俞先生他们校勘的《红楼梦》大量出版了，到1962年《红楼梦》印数有十四万部，‘毛选’才五万部。俞先生那时说了这话：早先批判我考据烦琐，现在有些考据比我走得还远。这或许就是他对以前那些牵强附会的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回答。”（1999年6月16日口述）

    据俞平伯的外孙韦柰介绍，1954年大批判之后，外公外婆绝口不谈政治，不谈《红楼梦》。1954年的详情更是很少提起，家人轻易不敢去碰这一禁区。只是外婆后来一次闲谈中说：“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但总算还好，过去了。”1958年8月12日，俞平伯在上交的一份自述中简而又简地带过一笔：“54年秋发生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同时使我进步很多。通过具体的事实校正我过去对古代文艺错误的看法，那老一套的研究方法必须彻底改变才行。因在《文艺报》上已有专文，不再详说。”（见1958年《自述》原稿）

    俞平伯不涉政治是有名的，可有一次邓绍基却听到他臧否政治人物：

    60年代初我在古代组常为老先生跑腿，有一天我送学习资料到老君堂，俞先生看学习资料中提到瞿秋白，便突然给我说了他与瞿秋白交往的一件小事：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建议一块去黄龙洞见胡适，俞先生认为瞿是共产党人、无产者，不会坐轿子，而自己走不动那么长的路，需要坐轿子，便说分头去。等俞先生下了轿子回头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轿子来了，俞先生连说，好笑，好笑。

    俞先生在北大读书时，张国焘也在法学院。俞先生告诉我，他对张印象极其不好，张在会上发言好大喜功，自高自大。

    （1999年6月1日口述）

    俞平伯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1999年3月30日口述）

    1956年8月19日，在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这两位老友的帮助下，北京昆曲研习社召开成立大会，俞平伯当选社委会主任。10月19日在老君堂商量如何填写民政局取回的表格，俞平伯高兴地指点夫人填表。成立伊始，曲社内部摩擦产生，闲言碎语传来传去，俞平伯为团结之事焦虑不安。这一情况在发起人之一张允和当年日记中多有记载，如“56—10—21，今天又是一个多么紧张的日子……今天这个会，是个团结斗争的会，（在俞宅）上午九时半一直开到下午近三点，可把我累坏了，但是的确解决不少问题”；“56—10—25，晚俞宅谈团结问题”；“56—11—22，晨去俞宅，谈了不少社里的事”等等。一生都不愿涉入事务性工作的俞平伯此时显出了不厌其烦事事过问的另外一面。第二年8月排练《牡丹亭》面临内部矛盾，俞平伯往往开一整天会，来协调、磨合人际关系，他希望大家都退一步，事就好办了。

    1957年上半年，俞平伯和曲社的人们都显得十分忙碌，全国政协、文联、北大、北师大等纷纷邀请演出。俞平伯既要负责向北昆借演出行头，又要动手抄写幻灯字幕。九十岁的张允和回忆道：“那时在老君堂经常开社务会议，又要进行彩排。俞老兴致很高，他在讨论会上谈了对《牡丹亭》整个修改设想，甚至设计每段演出时间。他还打算收集二十出不常见的台本出版。”

    1957年5月16日戏曲座谈会上不少艺人吐苦水，主持人孟超还称赞田汉放火烧官僚主义。俞平伯只是谈了对昆曲的担忧：“《十五贯》唱红之后，昆曲并没有脱离危险时期，电台广播极少，自身力量不够，政府支持不够，对群众联系太少……过去的悲观，现在的乐观全不对。”到会的康生认同俞平伯的意见，在讲话中几次提到俞的名字：“俞先生说了，要同群众见面，见面后才能有结果。”

    曲社的老社员们讲述了难以忘怀的一件件往事：

    1959年曲社参加国庆汇演，10月8日俞老和我应邀出席大会堂国宴，有五百桌客人，只有我们是业余演出团体，俞先生显得很高兴。

    康生常来看我们演出，说：“你们的戏可真不错，为什么不公演？”谁的笛子吹错了，他都听得出来，很内行。有一次我们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说话。后来根据话剧改编《岗旗》，俞先生改词，写到“毛主席是太阳，咱就跟着走”、“共产党将咱挽救，险些儿掉进泥沟。立场须站稳，改过要从头”那几句时，不合工尺，四声不对，他就不高兴做了，让我续完。演现代戏我们觉得不行，没法排下去。

    （张允和1999年6月2日口述）

    曲社内部分工明确，这一套章程是俞先生定下的，很民主，选剧目等事都要投票表决。当时人们功利心不强，只有奉献业务。俞先生一直交代，保持在高品位，不要沾染不良习气。

    63年别的剧团演现代戏，俞先生一开始也觉得是一个方向，比较热情，带头学唱毛主席诗词。后来气氛越来越厉害，大家忙于下去“四清”，很难再演下去。

    （楼宇烈1999年4月2日口述）

    每次排练，俞先生敲鼓两个小时，样子非常入戏。他们这些老先生生活节奏舒缓，酷爱昆曲，蝇头小楷抄曲谱，抄错了就重来，心多么静。上海的俞振飞说，在北京只有这几位老先生心里有东西。《牡丹亭》真是下了大功夫，跟俞先生的组织领导分不开，他从上海请来四位传字辈教师传授，十分讲究艺术。

    （许淑春1999年5月7日口述）

    俞先生排戏一直盯着，看得很细。谁唱得好，就大声夸奖，并会说一些典故：谁谁以前这段唱得不错。《牡丹亭》满台声势，各有各的身段，特别热闹。周总理看了两次，并到后台接见。

    1964年现代戏很火，请示王昆仑后，就说曲社停止活动，散了吧。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

    （樊书培1999年3月31日口述）

    64年俞先生对形势看出来了，嗅出来了。他说，不对，不对。曲社停办时，账目很清楚。他唱曲子五音不齐，谁要录音，他就说：“不能谬种流传。”但打节拍绝对准。那次演《牡丹亭》，幕没拉开，他在幕前只讲了一句：“纪念汤显祖，最好的纪念就是演《牡丹亭》。”他对曲社投入很深，当了八年主委，实际操作了八年。“文革”后恢复曲社，他因年老不同意挂职，对我说：“一辈子不担虚名。”

    （王 华1999年3月29日口述）

    俞先生不是官场上的人。总理上台合影，找不到他，后来发现他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大家笑他书呆子。文化部一位高官来看他，他不说话，只抽烟。人家问：“身体好吗？”“嗯。”“我们走了。”“嗯。”不善于应酬，他不要这些。

    天津有一个学问好的外甥被打成右派，家人为他叫屈。有一回来北京过年，派出所来查户口，问：“你们家来客人……”俞先生答：“来了一个小孩。”“多大？”“我不知道……唔，四五十岁……”“干吗？”“我不知道，我们家都是做官的。”他气呼呼地走了，吓得老太太在一旁说：“外甥犯一点错误，我们不晓得……”

    （陈颖1999年6月9日口述）

    “文革”开始时，街道一些乌合之众冲击了老君堂，抄走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把衣服打包，廉价卖给街道积极分子。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寿材，他们逼俞平伯哭妈。后来集中到学部牛棚办学习班，把俞平伯的书挂在墙上批判，时常有劳动、外调之累。有人逗俞平伯在食堂唱个歌，他真的唱了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他唱得认真，走调的嗓子把一位女同志笑倒在地。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打节拍，对曹道衡他们年轻人说：“你们看，这是工尺谱……”在河南干校劳累一天后，有时集中起来唱样板戏，俞平伯跟着众人张着嘴哼。熬过一年回京，老两口在黄昏时爬上一辆没有篷子的大货车，坐在行李上，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一脸平静。蔡仪、乔象钟夫妇叮嘱他们，回去不要住老房子，将来不受街道欺负。

    回京安排住在永安南里，他的日常生活以唱昆曲、打桥牌为主。朱复作为青年昆曲爱好者时常上俞家，他回忆道：“俞老每次约十来个人来家中，他报开场白，用老式录音机录下唱曲过程。我见他用毛笔敲打桌面，笔套敲飞了，竟没有察觉到。他自得其乐，度过了那段寂寞日子。”（1999年3月20日口述）

    在邓绍基的眼里，俞平伯在“文革”中写东西依然从容，有一段他每天去所里，读恩格斯有关家庭的著作，联系到中国古典文学写笔记。乔象钟印象中，俞先生整日穿着简单的中式布衣服，回家路上经过饭馆，就买一点菜带回去。住在牛棚里，天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清代三角帽，敲锣走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在《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的背后，他在家中用毛笔抄了不少曲谱。李希凡“文革”中把毛主席谈《红楼梦》的信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陈颖偶然知道后告诉俞平伯，他听后不置一语。

    韦柰谈到外公的晚年处境颇有几分感伤：

    7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那封谈《红楼梦》的信，外公外婆格外紧张，担心是否要升温。我安慰他们说，信里还讲团结了。“文革”的阴影始终压着他，“文革”后情绪没有恢复过来，不爱讲学问，不爱见人，对后半生影响很大。

    《红楼梦》的事情彻底把外公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1986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986年在近代史礼堂开纪念外公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调子很低，规模不大，连家属人数都要删减。各报没有什么报道。外公回家后不说，不是很兴奋。1990年10月15日外公去世，我跟单位说，要不要把消息告诉中央电视台一下，对方说不要。丧事依然很低调。

    （1999年3月31日口述）

    笔者在俞平伯二女儿俞欣家中，看到俞平伯最后几年在台历、纸片上顺手写下的不少随感，如“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两句切我生平。一九八九年试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静自然凉。丁卯十月四日记”、“梦见横额‘如归室’。己巳夏五月”、“人心似水，民动为烟”等等。俞欣动情地说：“父亲虽在重病中，但思路异常活跃，把自己的一生想得很透，想到哪写到哪，写了我就收下来。”

    把俞平伯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同在一个告别室的是一位郊区老农妇遗体，众多的家人大哭大闹。而俞先生的亲友来得不多，情绪冷静，默默地送走这位一生追求平淡却不得宁静的老人。

    张允和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故事：俞先生这一生恐怕仅有一次上台正式演昆曲，他扮的是丑角彩鹤，画了一个白鼻子。他在台上咳嗽一声，就说了这几句：“好跌呀，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俞先生念得音调铿锵，声音出奇地大。回味着“天下第一跌”这几个字，看着台上认真演戏的老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张允和又说，不过直到今天，我一想到俞先生当时演戏的神态，还要忍俊不禁的，因为俞先生带给大家更多的还是超脱、快乐和真挚，因为他是中国一位独特的好老头。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1949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的瘦弱背影时则不由发出无尽的感慨。

    1949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19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1949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里病倒下来。”沈从文不自觉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1990年12月7日口述）

    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

    （1998年3月17日口述）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代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被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1998年4月14日口述）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两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沈从文每逢政治运动来临，在奉命而写的思想交代中时常提到在“革大”结识的一位老炊事员，甚至表示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博物馆安心工作，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总想念在（革大的）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摘自1968年12月沈从文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当初还为此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老同志》，但他承认这次难得的试笔失败了。

    笔者向史树青先生打听这位老炊事员的情况，他说：“我不太了解此事，但我知道沈从文在那样环境中，还是乐于与下层群众接触，一方面可以多了解信息，另一方面交这样朋友解闷比较放心。当时学校里什么人都有，有汉奸，有特务，比较复杂。”

    据沈虎雏介绍，父亲沈从文在“革大”的学习成绩较差，大多在“丙”、“丁”类。父亲说过，对他教育最深的是说话最少的炊事员，教育没效果的恰恰是说话最多的人。

    沈虎雏告诉笔者：“父亲对使用政治术语的表态很低能，一说话就为难，比较反感。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被陆续安排在报上亮相，发一些检讨文字。他理所当然属于应写的人，但文章发表得很晚。他那篇《我的学习》，文字非常生涩。他在‘革大’时就准备写老炊事员，这位老炊事员是劳模，他的画像与马恩列斯像堂而皇之地挂在一起，这是延安传统。父亲去四川参加土改，还多次修改这篇小说，改了不止七稿。实际上没人组织他写这类稿子，他只想找回‘用笔’的能力，歌颂朴素的劳动者，写得很吃力，投入很大精力。但写得不成功，不大像小说，文字不好，拿不出去。”（2000年3月14日口述）

    沈从文感到，以前自如的文字没有了，现在滞住了，文字能力受到很大制约，面对的障碍太多。考虑这，考虑那，结果什么都写不好。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1951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透露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更加麻木。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长期担任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陈乔从另一角度解释说：“我是1958年筹建新馆时，王冶秋把我从故宫调到历博。沈从文是有名的小说家，为什么放在历博，我说不清楚，我没看过郭沫若批沈的文章，只是听王冶秋在背后说过几句。这么多年来，在专家使用方面我们不是很正确的，对于专家不重用，对他们的劳动不重视。”（1998年5月6日口述）

    馆里老同事杨文和告诉笔者：“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1998年4月14日口述）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1968年12月的一份检讨稿）

    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李之檀195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分到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当讲解员给他印象颇深：“沈先生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讲解，愿意把历史知识给老百姓。别的人有派头，很少去，而沈先生是自愿去的。第一次敦煌展在午门举行，他整天在午门上，一大堆观众围着他。平常展览也去，自己看了看也就讲起来。”（1998年5月5日口述）

    作家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从文逝世后不久，汪曾祺写下了《沈从文转业之谜》，解谜不得所解，留下满纸叹息。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1998年3月9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周有光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大约在50年代中，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在一旁补充道：“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是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旧日情感的波澜牵涉到当下不同处境的当事人，这种微妙的刺激确实使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一时难于从容面对，敏感而文弱的他只能一躲了事。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私事找过他。1958年3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

    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50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人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代历史。他业务不行，过了许多年还不行。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张文教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他主张应该买历史文物。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

    （同事史树青1998年4月14日口述）

    馆里有一些领导派头大，脾气有些怪，常常训斥人，跟沈先生的关系都不算好。50年代那次开反浪费内部展览，就是想整沈先生，让沈先生难堪。这对他打击很大，很长时间都很难缓过来。

    60年代初，龙潜来当馆长。他在中山大学批陈寅恪，遭到上面批评。原因是毛主席到苏联去，斯大林问到陈寅恪的情况。主席回来后打听，总理批了龙潜，龙潜被调离中大。他这回接受教训，就不太搞整人这些事。所以他尽管跟沈先生有距离，但对他还算不错。龙潜变得随便，爱开玩笑，喜欢给人写字。有一次还给沈先生和我们出谜语，谜底竟是“想断狗肠”四个字。相比其他领导，龙潜还算好接触。可听说他在南方整人厉害，被总理批评过。龙潜跟康生有来往，探讨过文房四宝。

    “文革”中工、军宣队进驻，对落实沈先生的政策也爱理不理。工军宣队长说，现在忙，没时间。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王冶秋不让提沈先生，局里对他不感兴趣。沈先生的心情不愉快，但他从来不说，不求名不求利。有些领导不愿提沈的名字，有一次有人写文章说沈是权威，上面就有人说别提了，提了就不好办。

    发现长沙马王堆文物，要组织分析团。我提请沈先生来参加。当时湖南有人不同意，说王冶秋一提沈从文就生气。我仔细一问，原来王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

    后来中央统战部来人到家中，要整理材料，并希望为沈先生配助手。统战部的人来时，沈先生、沈师母两位老人都掉了眼泪。

    （学生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房子、出版问题，我说了话没人听，工人不会给你搬出去，不会腾出房子。没办法解决，我无能为力。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我们在专家使用方面，在思想工作方面不是很正确的。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公安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1968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义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1953年3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3月28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3月30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3月31日）。

    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告诉笔者，沈先生很长时间内处事都很低调，不愿张扬。他记得有一次《人民画报》记者要拍一组怎样培养留学生的镜头，刚好接沈先生来讲课，沈先生知道要拍照，火了，大发脾气，坚决不让拍。

    笔者在沈从文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的《创作计划》中发现，他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及自己从事研究的条件多有不满之处：

    博物馆文物研究工作，实在相当薄弱，太配合不上新社会各方面需要，但是这一环继续落后，也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科学进军。举个例说，没有人好好地扎扎实实搞一搞丝绸服装和一些杂文物制度问题，连环画中的历史故事画，历史电影，以及旧戏改良，问题就不能好好解决，作出的东西总不免是不三不四，违反历史本来。有些还十分歪曲历史，给人一种错觉。

    我这方面有的虽只是一些常识，如把常识再加强扩大些，有几万材料在手边，我想这对于国家还是有很多好处，也可以减少许多人力物力浪费！

    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统）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

    （摘自1957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给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沈先生逝世三周年时，我想把沈先生收购、保管的藏品展览一下。别人不同意，说会惹事，会有打不清的官司。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大小事都能给人指教。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

    沈先生为社会做了很多服务工作，有求必应，把知道的东西全告诉你，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譬如来了一屋子工艺美院学生，沈先生给他们讲课，内容非常丰富；北京人艺经常来人找沈先生请教，如《虎符》剧组请他讲解古代服饰及生活习惯；轻工业部时常交给他技术性稿子，请他修改，他出了相当大的力量，一句一句地改下去；把故宫几个学生全带出来了，后来这几人全成了业务骨干。

    据说总理推荐，沈先生做了政协委员。每次开会都很激动，在政协提了很多提案，涉及文物、工艺应用等，总想提高中国工艺水平。有时随政协视察，到地方看了很多文物，回来后把照片给大家看，激动地说半天。

    沈先生在服装史领域是一个开创的人，没有人下过这么多功夫。他非常谦虚，编书时反复讲，不是写服装史，现在条件不具备，构不上史。坚持用“服饰研究”做书名，讲究分寸。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说，不能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水平。对那样所谓普及有看法。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认为领导不怎么读书，尽抓事，也不关心群众业务学习。

    （同事史树青1998年5月8日口述）

    我与沈先生做邻居将近十年，他住三间北房。“文革”中两间房被收回。他的那间小房里全是书，书围着他。他不串门，好相处，从不见他发火，在院子里坐着，常有客人来。我去他屋里，一谈起文物，他就讲个没完。

    馆里的人挺尊重他的，沈先生能忍下来，与群众关系不错是一个原因。他对人很热情，爱说文物知识，沾上边就跟你讲。

    “文革”中抄他家，据说也就四千元钱，也就那么一点家底积蓄。他买了不少服装、漆器等东西，捐了很多给馆里。

    那些年间我们看沈先生，很舒畅的事没见过，开心事较少，心情郁闷的时候比较多。

    （同事杨文和1998年4月14日口述）

    1958年盖人民大会堂，同时筹建历史博物馆。领导下了死命令，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要多快好省地建起博物馆。建筑还没盖好，就已经开名单调文物，每段都有一个专家组出主意。我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记得后来约有三百多人参加建馆。

    沈从文在建馆期间发挥了他的很多作用，他对库房家底清楚，在织绣、服装方面提了不少意见，提出皇帝、官僚和老百姓的穿戴款式。为了充实陈列，还把自己收集的陶瓷主动捐出来。在具体文物上，沈从文做了不少真假鉴定。

    总理来审查两次，陈毅、康生、吴晗等也去了。总理说，历博先预展，听听群众的意见，然后再修改。当时确定六条原则，中宣部批准了，主要是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对历史人物要严格审查等。

    （原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

    1957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老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口音不清，后来我们也慢慢听习惯了。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1958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沈先生一一审查，对提纲不满意，就自己重新写。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都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文革”后期，一直没有解决沈先生的房子问题，只给了一间半。厨房里还搭个台子，床上堆满一半书，留出只够睡一个人的地方。

    （学生黄能馥、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

    1959年1月8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体向前有益，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旧日朋友已经渐渐隔绝联系，沈从文为此伤感许久：“那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地，从不想到找找我。”后来到了1968年12月，他在检查稿中把自己与文坛老友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等人做了比较：“……（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儿子沈虎雏向笔者提到一点：“父亲1949年后对郑振铎有一种距离感，不太理解郑在官场上的处境。父亲看巴金、老舍等老友有时怀着仰视的心情，体会不了他们日子有时并不好过的滋味。提到他们时，写过一些酸溜溜的文字，这或许是他性格不够完美的地方。”（2000年3月14日口述）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1951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1959年3月12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慨：“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但是他自己写东西也不能自如了，当时提倡的创作方法对他不适用。1958年大跃进时，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进行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收入当年有关十三陵水库的小册子中。

    几十年后编父亲全集，沈虎雏反复阅读手稿，留下一句长叹：“他那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沈虎雏评价道：“平心而论，这篇遵命作品水平很差，他不会写这种东西。在配合形势方面，也没有老舍那样饱满的热情和能力。”

    令家人惊喜的是，在一堆残稿中意外地发现了大约写于1958年、与土改有关系的小说《财主何人瑞和他的儿子》。虽然用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但文字俏皮、老练，一些段落甚至展现出他原有的文学作品的风采。沈虎雏找出后给母亲张兆和看，母亲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沈虎雏说，家中谁也不知会有这篇作品，父亲从来没同家人谈过。

    在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递交的一份《创作计划》中，沈从文提到了两个中篇的写作安排：一是以安徽为背景，二是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和土改工作为背景。

    他在此份计划中表示：“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的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开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的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的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东西。（我写什么照过去经验，只要集中来做到头脑近乎疯的情况下，文字才见出生命的！）”

    他在计划中虽然感到“近十年不曾好好地用笔”，对“手中的笔是否还能恢复过去的活泼”存有疑虑，但他还是提出了一个颇为革命化的创作设想：

    我还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记录点近代史事情，例如为何长工部长记下些有关井冈山当时情况。如记下成绩还好，就再找别的一位，如记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遵义情况、延安种种……或记人，或记事，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年轻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

    这工作似乎不能从个人愿望出发，要看以后机会条件去了。能有机会，在这个工作多尽点力，为老一代英雄先进留下些历史画像，即当成历史资料保存下来，不发表它，也十分有意义。如写得好，又还能给后一代年轻同志起些鼓励教育作用，我觉得工作就更有意义了！

    （摘自1957年沈从文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沈从文想为老红军记录并撰写特写之事无法实现。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工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1998年5月30日口述）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1961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1961年6月21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住宿等问题做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他在致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自己花合理一些，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好意！国家正在事事讲节约，我们能从小处做起，从本身做起，我觉得是应当的。”张僖于1961年7月12日回信说：“旅费问题是小事，不要为这事影响休养和创作。”他在信中还说：“如身体情况许可，兴致也好的话，可以试着写一写；否则，恐怕还是应以休养为主，不要急于写东西因而搞坏了身体。”

    沈从文到青岛后，经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心脏不适。他坚持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他在给张僖的信中提到自己的这个愿望：“为老师傅服务、协助，（与）他们工作交换交换意见，对他们的工作或许有好处。因为每一部门生产都碰到一个民族形式学习问题，具体明白当前需要，回来时为编几本书，对千百老工人普及生产品中的提高，必有些帮助也。”

    1961年7月18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恢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笔者为此走访了张僖，他对沈从文1961年的写作热情印象至深：

    61年那次是他一个人来到作协办公楼的，他说想写点东西，打算去四川。我说：“您是老前辈，写东西好啊，您去吧，我们跟四川分会说一下。”他要写的张鼎和，我们都知道，他在抗战中写了不少抗战歌词，小有名气。那天沈从文情绪很好，我还陪他在楼里转了一圈，去他爱人张兆和的《人民文学》办公室看了一下。他很谦虚，待人随和，容易让人接近。

    后来我跟文物局领导王冶秋打电话，说老先生出去，请他在费用上照顾一下，给予保证。王冶秋说，我支持他到下面看看，写写东西，那也好啊！

    （2000年3月15日口述）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虎雏叫张鼎和的夫人为“四舅妈”，小时留下的印象是她一脸憔悴，听四舅妈说过她在狱中备受折磨，挨了拷打，坐老虎凳。两家来往比较密切，张家大女儿被通缉，途经北平逃往解放区，就住在沈家。沈从文对张鼎和的女儿说过：“我要写出你们家的事。”

    沈从文一直没有忘记对张鼎和材料的收集，直到60年代初中宣部、作协出面给他安排创作假，他正式开始准备工作。沈虎雏回忆说：“他又采访了四舅妈，去宣化几次，记了有十万字的素材。当时已是生活困难时期，四舅妈的女婿还是地方的书记，但家中过得也很艰难。父亲曾想到张鼎和工作过的安徽等省去实地看看，熟悉一下乡间风貌。我的一位大舅舅曾与张鼎和有来往，日记中多有记载。他当时在贵阳教书，父亲也很想去贵阳看他。但是当时供应那么困难，到安徽、贵阳吃饭都成问题，无法成行。”

    1961年冬天，中国作协组织沈从文等一批作家去井冈山体验生活。沈从文觉得这回吃住不成问题，便把素材带去，准备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完成有关张鼎和的长篇写作。可是四个多月后返京，长篇小说一字未落，只是与同去的作家们互相唱和，有生以来第一次留下了一组旧体诗。

    “不过，从现在留下的遗稿看，父亲后来还是悄悄地试写了一个章节。”沈虎雏介绍说。这一章只是一个框架性稿子，留有不少空白，但有了基本的情节、对话，人物依次出场。主要是写张鼎和牺牲后家族怎么处理后事，写了一个地主圩子里人们不同的态度。

    沈虎雏分析，写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他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当时社会上跌跟头的人太多了，那几年阶级斗争逐渐又成了主调。他对政治动向是有感觉的，知道自己大概不宜再想此事了。

    沈虎雏说：“他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总梦想在文学上健步如飞。50年代末就曾思考是否归队，一些好心人也劝他应该拿起笔。50年代，胡乔木曾给父亲去信，希望为他归队创造条件。父亲没有回信。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十二位作家代表，主席对父亲说：‘可以再写吧……’他对外不说，但在暗暗使劲，看看自己能否找回重新创作的能力。这是他长期摆脱不掉的念头，时常勾起联想，内心矛盾反复出现。不过，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很吓人，他写作的政治方面顾虑也就越来越重。”

    三十年唯一一次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在《沈从文传》中曾写到1958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

    把一个被冷落多年、长时间默默搁笔的老文人突然推到文坛显耀位置，确实是惊人、变幻莫测的举动。

    沈从文很久以后跟沈虎雏提到被推荐出任市文联主席一事，大致说了一个轮廓：“让我接老舍的班，我站起来辞谢了，会场下面鼓掌……”

    50年代中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宴请沈从文等人，李维汉席间表示：“党看中你们，可以提出参加申请……”大家态度并不明朗，有的人说：“我们不够条件……”李维汉说：“也可参加民主党派。”有人说：“那里的一些人太次……”李维汉又说：“你们参加进去了，不就改变领导成分了。”

    据沈从文后来讲述，在场的人多数都不热心参加组织。而他则认为，自己入共产党没资格，也没有进入政治领域的欲望。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1957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谈到1957年反右，同事杨文和回忆说：“沈先生不发言，别人找不着他什么问题。”李之檀说：“他没有讲过不满的话，领导抓不出什么问题。”史树青表示：“向党交心、反右，都躲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沈先生不发言。沈先生曾向党交心，说我最怕划成右派，什么也不敢说。”

    当时馆里鸣放时，一些同事侃侃而谈：“我感觉共产党与群众有壕有沟，不容易填平。”“文物可以出口，争取外汇。”“苏联很穷，也不怎么阔。”“农村干部都是土皇帝，农民恨他们。”等等。结果几个月后，发言者大多被打成右派。

    老同事张友明谈到反右时期的一些事情：

    当时单位共划了四个右派，按比例是够了。如果没有比例，我担心沈先生也逃不了。有一次连着三天斗我，主要是我信仰基督教的一些问题。沈先生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天不得不发言，也就几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说，“你这个人不像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比你还像……”在那样大批判的关口，沈先生的发言实际上说得很轻。

    他为人太好了，身上不带刺。

    （1998年3月6日口述）

    对于反右运动，沈虎雏谈到沈从文当时身上真实的另一面：“父亲一向不赞成文人从政，解放前就是保持这样个人理念。那时候邀请他参加，他不干。对一些政治活动家有反感，到了1957年，看了报上对全国著名右派的‘言论’宣传，他当然不会转而认同，也不会有类似的政治主张要鸣放。”

    但是，沈从文的许多熟人、好友，连他的长子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沈虎雏回忆说：“哥哥成了右派，父亲心里很难过，但在家里也不太敢说打错了。学生汪曾祺也被打成右派，而且据说理由之一就是他对于沈从文的态度，为沈从文说过抱不平的话。”（2000年3月14日口述）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写于1957年7月，沈从文在那种高压形势下写出了下面反右的表态文字，其中的况味值得后人仔细品味，其中复杂情感谁能道得清楚呢：

    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做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文字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允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

    ……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

    ……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肚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做，为新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做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用。

    （摘自《沈从文文集》）

    沈从文后来几次说过，他对反右这样的政治实在看不懂。

    但不管怎么样，1961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1962年4月13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他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比较厉害的居然是他曾帮助过的范曾。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1962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不时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说：“错了。”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

    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我们留下老人在家中吃了晚饭。记得沈先生说了这么一句：“好心带他，不认人。”

    （1998年5月6日口述）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笔者在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处，看到沈从文后来在两封信中涉及此事：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因为要求不同是事实，得承认才合理。

    过去搞创作失败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炉灶搞文物，到头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特别是“四人帮”问题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

    （摘自沈从文1977年4月7日致汪曾祺的信）

    这个新社会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帮人忙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在四人帮全盛时代，十分得意戳着额角告我已过了时，再无什么发言权。我见惯这类小事，还是与人为善好好告他，时间还早得很，待学才懂的还多。

    （摘自沈从文1979年9月中旬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的信）（沈虎雏说明：此信因故未发）

    沈虎雏告诉笔者：“1980年以后，父亲在闲谈中几次提到范曾指着他额头说‘过时了’。这件事发生在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在场的还有两三人，范围很小，因而不为外人所知。由于时间久远，在场者的复述在细节上有出入，如有人回忆是另一幅历史人物像。范曾想说他从未画过屈原像，以此来解脱这件事。但是从父亲的信件和他的闲谈，我感到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而且给他印象很深。”（2000年3月14日口述）

    “文革”初期，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他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陈乔介绍说：“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历史博物馆批斗还算文明，而旁边的革命博物馆就比较厉害，想办法折磨你、侮辱你，给你剃头、罚跪。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那段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

    史树青回忆道：“他想参加游行，但上面说他无权加入。大干部赵尔陆跟沈先生的爱人有亲戚关系，估计他们曾在一起议论过毛主席政策的好与坏。赵尔陆‘文革’中自杀了，沈从文觉得很惋惜。”

    “沈先生在干校环境比较艰苦，搭的棚子漏雨，地上都是水，只能铺着砖头。买笔、纸要跑很远的路，他坐在床上，在家里寄来的杂志空白处，凭着记忆写东西。他觉得历博展览需要改进，要补充新材料。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馆里领导对他不好，扣服饰稿子，谈话都是训斥。工人造反，占了他的两间房，把他的书、家具扔到院子里。沈先生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在小屋子里整天写稿子，屋里生了一个小炉子，也顾不上生火。我看他满屋书堆得比较乱，就用展览摆花的旧架子，搭了一个木头旧书架，放在屋里。”李之檀感叹说道，沈先生没有遇到一个好环境，后来他在馆里实在待不下去了。

    沈虎雏对父亲当年强烈的“忧馆”意识印象最深：

    几十年来，他始终觉得文物领域很重要，有开拓意义，可以纠正许多谬误，而且国家对挖掘研究比较重视。他感到事业有干头，可以把文学放一放。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他曾希望当局出面扣下一位美国人在滇西收集的大批文物，但无能为力。

    父亲既忧国忧民，又忧馆。对历博抱有过高的期望，操心馆里前景。辅导这个人钻研，又鼓动人家收集资料，又让人制定进修计划。他有时愤愤不平，认为领导为何不抓业务？当和尚为何不撞钟？

    他的一些为社会服务的建议，馆里未必件件都支持，有些会觉得麻烦。

    我自己感到，父亲当年没有从另一方面体会到当领导的难处。“文革”中馆里进来大批有背景的人，人增加很多，可搞业务的人越来越少。杨振亚、陈乔他们既要搞批林批孔运动，又要面对大批“文革”遗留的问题。权力有限，处境困难。而父亲却想抓紧几年时间出成果，希望领导能支持。他与领导层产生矛盾，有过许多不满。社会处境不同，他不能理解领导受到另一面的制约。

    他在家中要有起码的工作空间，摊开手中的研究资料。但是博物馆不能退出别人强占的住房，采取息事宁人的方法，却想让他搬到远处，给他造成不便。

    （2000年3月14日口述）

    “文革”渐近尾声，1974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资料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周恩来多次出访外国，常见到服装博物馆，各国把自己服装的历史当作文化史的重要方面。周恩来曾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齐说，沈从文在研究。因而周把编著服饰研究大型图录的任务通过文化部，布置到历博，并准备以这本印制精美的书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国家级礼品之一。

    然而沈从文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须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画稿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说是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后来黄能馥去历博仓库寻找时，发现清样制版零乱，与废纸扔在一起。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给馆长的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那时馆里正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沈从文还是热心地写了不少条子，建议增加什么内容，怎么写文字说明。

    在给杨振亚的长信中，他还具体提到了现时他能解决的研究问题：

    本馆对于陈列历史名人画，目前并未过关，近于凑合，分段负责同志，提不出有用材料供美工参考。美工方面也还要事先准备，调尽全国名画家也不可能做好！要求较严才可望得到上面点头时，也可不大费事，查查我编的目录，即可一一调出应用。

    最实事求是的办法，是即早为我安排个工作地，我来和美工同志协作，试为解决约三十个单身人像或塑像，心中有谱即不费事。属于工农畜牧渔猎，也无不有图可分门别类备用。只要一个比较得力人手供我支配，我协助他，就可在一年内，掌握这方面上千种资料。而这些基本功，大致还是得由我来着手，十分省事易见功。

    因为留在馆中二十五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为后来人打个较结实基础，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的教育、信任和鼓励。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就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特别是早就预见到和馆中少壮知识上差距越来越大，才近于独自为战的。在重重挫折中总不灰心丧气，还坚持下来。把不少工作近于一揽子包下，宁可牺牲一切，也不借故逃避责任，还肯定要坚持到底！

    ……我个人实在太不足道，虽写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说，徒有虚名，在新社会已近于“空头作家”。因此即或还有机会，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长年向各国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快乐热闹，还是不去。

    ……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

    沈从文为人处世一向自谦，不喜展露锋芒。他在这封信中以这样罕见的自夸语气、这样控制不住的情绪介绍情况，可见他当时心情的迫切，希望借此引起领导方面的重视和关注。长信最后恳求馆长能约个时间谈话，深切表示：“若事经请求，还不易进行，我的责任已尽，将承认现实所学无多用处，一切探寻所得，都无多意义，可有可无，也就只得放弃种种不切现实的妄想，承认工作又复败北。”

    发信后的效果没有显露出来，领导层表态依然模糊，未予认真考虑。住房等实际困难仍没能及时得到解决，修改出版“服饰研究”一稿迟迟未能实现。陈乔称，沈从文最后显得非常灰心失望，只好一走了之。

    笔者采访到的历博老人们一再感叹，沈先生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那待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物里，其情伤得之深显而易见。

    1980年11月，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访问。1949年后他为什么改行，如何经历这么多年政治风雨，一直是美国学术界、媒体人士多方询问的话题，成了沈从文及中国知识分子熬过三十年后留给外部世界的一个硕大谜题。

    沈从文的回答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言语中的诚恳、机智和躲闪看出老人对世事的感悟和对当时国内环境的无奈：

    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适应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早料到参加这工作二十年，由于思想呆滞顽固，与其占据一个作家的名分，成为少壮有为的青年一代挡路石，还不如及早让路，改一工作，对于个人对于国家都比较有意义。因此就转了业，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

    （摘自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准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

    ……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化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

    ……（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政治）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

    （摘自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沈从文很快老了。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一直陪伴沈从文晚年生活的孙女沈红在台湾一家民间艺术刊物上发表的《湿湿的想念》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沈从文最后的日子：

    这一片水土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之中，他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

    他默默地走去，他死得透明。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1949年12月12日，老舍从美国返回北京。新政权文艺方面的重要位置早已分配完毕，只能给老舍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

    老舍之子舒乙谈到了当年父亲忘我工作的情景：

    市政府委员有二十多人，开会非常民主。在那时记录稿上，发言人舒舍予（老舍）的名字频频出现，一会儿说哪个胡同灯坏了，哪个胡同下水道堵了，什么地方房屋又漏雨了，他觉得政府就应该为穷人办事。彭真乐于听取意见，马上派人去修。

    他回京后听到三个亲姐姐的诉说，感受到的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姐姐们原来跟乞丐一样，而现在虽然穿衣打补丁，但生活已有变化，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老舍高兴极了，翻身的喜悦是真实的。他感谢、欣赏新政府的做事风格，自己也愿意为政府多做事。

    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免费上了学校，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权是一头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很多作家不敢写，写不出来。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北京人艺第一任院长为李伯钊，她从彭真的内部报告中得知要修龙须沟的信息，立即鼓动老舍就此写一个新剧本。

    当时的人艺演员队长叶子1998年10月14日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老人公寓接受笔者采访，披露了当年《龙须沟》排演的点滴情况：

    看到新社会先为穷苦人修沟，老舍热情高涨，很快写出本子。剧院让我找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看剧本后说，太单薄了。我向院里汇报，领导又让我再去好好说明一下。后来焦说，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他一边在那边上课，一边安排演员体验生活，每周批改演员日记。排戏时焦把学生也带来了，这等于又给演员排戏，又给学生上课。

    戏成功了，剧院就希望焦来当副院长兼总导演，把那边的工作辞了。

    老舍写《龙须沟》略嫌紧张，因为龙须沟还未竣工，戏就出来了，他觉得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险。焦菊隐根据舞台需要，对剧本进行腾挪、改动，对演员表演的要求尤为苛刻。叶子回忆道，焦先生认为穷人说话不会那么圆润，要求她演丁四嫂时从头到尾用哑嗓子。有人曾担心，弄坏嗓子怎么办？有一次演出嗓子没哑，焦看后竟写了一封长信，说舞台味道都变了。到了冬天，到京郊琉璃河水泥厂演出，在火炉旁化妆，又到露天台上表演，一热一冷，叶子的嗓子真的哑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

    时光过去了四十多年，八十多岁的原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老人对当年排演《龙须沟》时爆发的激情依然感叹良久：“政府不修繁华地方，专修龙须沟，这使老舍产生不可克制的创作冲动。他说过：‘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当时我是副院长，组织演员、舞美下去。这是人艺成立后的第一个话剧。”（1998年10月16日口述）

    老演员郑榕向笔者描述了老舍当时深入北京金鱼池附近的贫民区情景：“我们下去体验生活，还没到那儿就闻到臭味。居民住在低洼地，一下雨就往家里灌水，脏东西全流进屋，人要站在炕上。路上很滑，窄小，随便倒脏水，小孩在门口尿尿。老舍发现，这里的人都有活。老舍问：‘挣多少钱？生活能不能维持？……’小媳妇大嫂回答老舍问题时照样飞针走线，有人带着嬉笑，绘声绘色地讲述怎样一夜躲雨，房塌了就跑到街上。老舍先生对我们说：‘他们并不以为是什么大灾难，你们看家里没有闲人。这虽苦，比挨饿要强得多。’老舍先生还说，我不熟悉高官，不十分懂政治，我只关注小人物，拿他们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从侧面反映政治。”（1998年8月26日口述）

    老舍喜欢焦菊隐和演员们通力创造出来的那种舞台味道，戏后他设家宴款待导演和演员。老演员郑榕至今还记得当时热闹尽兴的场面：“老舍先生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院子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了，能弄出一百多道菜来，印象最深的是大碗红烧肉。老舍先生真的很兴奋，讲了许多话。”

    病中的老演员英若诚在8月酷暑中，平缓地谈到《龙须沟》：“跟人艺的缘分，对老舍先生来说是惊喜。他发现，人艺有一群不知名的年轻人，北京生，北京长，对北京有感情。虽然有人指责《龙须沟》太自然主义，但年轻人演《龙须沟》一下子轰动起来，文艺界还是服气的。当时不能设想，人艺话剧团只有三十一个人，而三幕中有群众场面，人手不够，就从人艺舞蹈团、歌剧团借人演群众。焦菊隐要是在别的大剧院，恐怕某些大演员未必全听他的。而人艺年轻人听他的，演老舍的戏觉得特别过瘾。”（1998年8月18日口述）

    在英若诚的回忆中，上演《龙须沟》时老舍异常兴奋，说话都带着特殊的幽默。看到最后一幕程疯子穿着新衣服上场，他笑眯眯地说道：“颜色别扭，像王八皮一样。”

    《龙须沟》的成功，使人艺建院初期四巨头曹禺、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倍加兴奋。曹禺、欧阳山尊刚从苏联回来，张口闭口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怎么怎么。四人海阔天空聊了一天，主题就是要把北京人艺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他们立志要为实现这个理想，“摽在一起干一辈子”。（引自周瑞祥《理想与追求——建院初期四巨头畅论》）

    《龙须沟》使人艺有了极为漂亮的开端，也使人艺的人有了遐想的远大目标。

    程疯子在戏中有这样几句台词：“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瞅瞅——你的手也是人手，去吧。”周扬听后啧啧称道：“这台词有斤两啊！”1994年5月7日，于是之在家中和评论家童道明闲聊时，他们曾不胜感慨地感到，这样人道得可爱乃至天真的台词只能出现在50年代初，5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一个运动接踵而来，老舍先生恐怕也写不出了。

    对《龙须沟》持批评意见较有代表性的是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他就是在1957年人艺会上还公开表示：“疯子嘛，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认为从剧本到人物都有问题，“不足为训”。

    当时，北京的一些理论家对《龙须沟》评价低调，认为过于直白，过于政治化。而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人民不了解共产党怎么回事，我们的政权要在城市里扎下根来，光让人们学习社论不行，需要文艺作品帮忙。让人们在舞台上受到感动，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它帮了我的大忙。周恩来希望周扬出面表扬，周扬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号召人们“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周扬想给老舍颁发“人民艺术家”称号，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这样表彰他有些不合适。彭真得知周扬为难，就出来表态：那就由北京市颁发吧，因为《龙须沟》是写北京的。

    热心的周恩来把《龙须沟》推荐给毛泽东，不爱看话剧的毛泽东总算在怀仁堂看完这部戏，事后没有过多的评价。有人猜测，或许剧本京味太浓，毛泽东听不太懂。

    据北京文联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老舍当年作为市文联主席是积极参加解放初几项政治运动的，天天来机关上班，连编辑部发稿时间都管，还在机关吃顿午饭。反“胡风运动”以后就不管事了，人家也不听他的，他只好离文联远一些。（1998年10月22日口述）

    紧接《龙须沟》之后，在尚未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1952年初，老舍应领导人点题，写出了反映该运动的剧本《两面虎》（后改名《春华秋实》）。5月14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廖沫沙将剧本交给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欧阳山尊，由此开始长达一年多的修改过程。老舍为此改写了十二遍稿子，光尾声就改了六遍。

    舒乙介绍说，每改一遍都是从头写起，现存遗稿的文字量有五六十万字之多。

    欧阳山尊回忆，当初交给剧院的《两面虎》已是老舍的第三稿，戏是活报式的，单纯在揭露，作者对奸商的恨是看出来了，只是一种出气的结果。戏里还是很注意法律问题，找出了人证，工人也起了作用。

    现在保留下来的欧阳山尊《导演日志》手稿里，详细记录了修改进展情况，如：6月10日，老舍动脉管破裂，大流鼻血，剧院领导去看望，并谈了修改意见；7月11日，到老舍处听他改写出来的第一幕；7月24日，我与夏淳找老舍，将大家对剧本意见交他；8月2日，大众铁工厂开七步犁试制成功庆功会，老舍参加，我们表演；8月23日，老舍冒雨到铁工厂读修改第七遍的剧本，工厂的职工来听，提了意见；9月10日，与老舍一起压缩第四幕；9月16日，院部重新讨论老舍剧本，决定还要修改；9月19日，为全体人员传达薄一波关于如何写“五反”剧本的谈话，老舍送来写好的尾声；9月23日，剧院开核心组会决定打散剧本重写提纲，这次打散改写先不告老舍；11月1日，到老舍处听他重新写的第一幕一场；11月15日，老舍向全体演员读重写过的第一、二幕，大家提出要着重写丁翼平的思想斗争（反“五毒思想”）；11月19日，到老舍处听第三幕一场，并讨论如何改写第三幕三场，并讨论如何改写第三幕二场；11月22日，老舍来为全体演员读第三幕；11月27日，到老舍处研究尾声的写法；12月17日，排三幕二场，复排三幕一场，告老舍改的地方……

    一年间为单个剧本忙碌如此程度，对老舍来说近乎空前。1953年元旦刚过，剧院又将市委一些修改意见告诉老舍，这预示着新的一轮修改开始。1月10日，彭真、胡乔木、周扬、吴晗等审看彩排，他们肯定剧本有基础，写“三反”运动一直是很准确的记录，使身临其境的人们看了后又是一次旧地重游。但又表示为了更好地收到全面的教育效果，希望做些必要的修改。他们说，在这个戏里缺少正义力量上的描述，工人在戏中不要以资本家的客人出现，工会主席丰富的斗争经验少些、气派太小，没有比较积极、充满希望的描写。胡乔木指出，尾声要重写，第一幕要加一场工人的戏，“老虎窝”整场戏去掉。（摘自1953年1月10日《彩排后首长们的意见》记录手稿）

    第二天，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党委书记赵起扬赶到老舍家中紧急会商，一直谈了两天才有初步修改框架。1月29日，老舍在剧院向全体演员通读重新写过的剧本，大家听了意犹未尽，继续提意见。1月30日，老舍不得不重写第二幕。2月5日，曹禺率部分演员到老舍处听改写后的尾声，老舍听完众人意见后只能答应再改。

    于是之在《剧本》1956年第九期曾撰文表示，当时演员也争先恐后地给老舍提意见，建议要写检查组的活动，要加进工人的斗争活动，以此来加强“党的领导”。于是之形容，演员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教条主义的“批评家”，经常挺身而出起了作用。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2月6日全院开大会讨论剧本，突然又对主题展开争议，由最初的“打虎”改为“为团结而斗争”，直到最后确定为“为保卫劳动果实而斗争”，而且明确为“用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的工人阶级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唯利主义思想”。剧本几乎一夜之间又推倒重来。

    谈到老舍当年的创作困境，八十多岁的老导演欧阳山尊依然心存一份敬意：

    老舍先生非常认真，不怕麻烦，那种十多遍从头写起的勇气、那种勇敢积极的劳动态度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动。老舍先生不是党员，廖沫沙让我把党内文件多拿给老舍看看，使他掌握政策。廖沫沙说：“你要给他看，不然，他很难写。”

    上演前有六次彩排，请方方面面负责同志审查。老舍先生要参考这些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彩排，再请负责同志看。有时老舍先生采用意见太多了，用得生硬，影响风格统一，我们还得马上提醒他。

    帮助老舍写过具体提纲，以第三人称叙述，在内容上提出建议。在写作中，就想到由哪个演员扮演，我们也征求他对演员的意见。老舍家中请了一个老先生抄写文稿，抄得工整、漂亮。老舍先生会说单口相声，精通曲艺，听他念剧本是一种艺术享受，听得津津有味。他请我们吃小吃，喝绍兴酒、桂花酒，给我们看他收藏的艺术品，如齐白石题写的扇面。

    老舍写出初稿后，拿到大众铁工厂念给工人、管理员听。老舍在剧中写了一个跑外的类似采购员的人物，有一个采购员提意见说，我“五反”前不会偏向工人说话，我会偏向资本家。老舍马上把剧中对话改过来。

    （1998年10月16日口述）

    剧院转送来大量文件供老舍阅读，这里有陈云在工商联的讲话、冯定关于分析资产阶级的文章等等，并请来区工会、工厂代表直接指导。剧中工会主席的报告台词，就直接采用了大众铁工厂工会主席刘守中的发言稿；一幕中关于卓娅的台词也是根据演员到学校体验生活时从一位女学生的日记中整理出来的。市委还特意把北京有关延安大楼贪污案的全部材料提供给剧组，以便改戏时参考。后来欧阳山尊给全体演职员作总结报告时，如实地说出顾虑：“我们怕在政策上犯错误，很怕这点，于是就拼命死扣政策……老舍先生很虚心地接受我们的意见，但虚心过火了，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是把人物给贴上去似的。”（1953年8月11日报告记录稿）

    在1953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召开的《春华秋实》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说：“老舍的创作热情值得学习，修改剧本的毅力也很可贵，搁到我们身上就未必能坚持了。另外，我们也感到这个创作方法确实不是个方法，其结果是不像老舍的戏，他在语言上的特点就没表现出来，而且很拘束，每一个问题都在照顾。真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最后是否就没有作者存在了。”欧阳山尊在会上也承认：“老舍先生每次修改后都读给我们听，而且极虚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以致有一段时期，剧本风格有些不统一，因为老舍先生太虚心了，后来我们要求老舍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吃下去，消化后再吐出来，不要原封不动。”（摘自座谈会记录稿）

    在这次会上，大家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在《龙须沟》中老舍先生没写共产党员和干部，而这次居然写了，也是一个进步。”

    正因为吸纳过多的各方意见，剧本大杂烩的色彩愈来愈重，像是支离破碎的拼盘，修改有失控的趋势。

    胡乔木1953年2月15日、26日连续给老舍写信，表明自己的担忧，情急之下替老舍设计一些场景：“我只是觉得许多地方太老实了些，率直的教训（如工农联盟、工人是主人翁、“五反”如何伟大等等）的复述过多了，味不足。我以为写工人的一场，要在工人之间有些先进后进间的争论，作为后来发展的伏线，并且还要有更多的人情味。“五反”的一场也有些伏线，有些耐人寻味的幽默。尾声要回顾全剧和前面几场的人物、事件，对话要安排一些可以的对照和照应，包括工人、职员、经理和经理的女儿（可否入团？），结束最好有两个工人或工人与他的乡下亲属的回忆。在这里工人表露出对于前途的富于感情而又富于象征味的展望（例如《樱桃园》或者《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造成气象万千、悠然不尽之致。这样的尾声才有力量，足以笼罩全局，不致让人看着觉得事情容易到天真和再没有文章可做的地步。而且也可以不再对资本家的出路上太过费心，以致限制了戏剧的意义和生气。”（摘自2月15日来信原稿）

    过了十天，他又来一封信，依然对剧中的问题念念不忘：“里面经过说话打算表现的东西太多了些，造机器、七步犁、物资交流展览会、念书、讽刺美国的漫画、男女平等、学成本会计、爱国卫生运动、利润、按计划找窍门、增产竞赛等等，虽是烘托了工人生活的丰富，但究竟失之蜻蜓点水，且多少有些造作。”他还建议：“在几个主要人物的心情上多花些工夫，可使戏剧的情绪较为饱满。”（摘自2月26日来信原稿）

    接着，胡乔木在另一封信中毫不含糊地表示：“你的优美的作品必须要修改，修改得使真实的主人翁由资本家变为劳动者，这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修改。”他用了一大段类似中央文件语气的文字阐述“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要求剧本朝这方向努力。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这个斗争，依我看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解放后对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回合，工人阶级在这个回合中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自己的前途），并不是只为着教资产阶级改邪归正，更不是相信或教人相信资产阶级从此就永远改邪归正了，因为斗争还是要继续，和团结还是要继续一样，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因此也在艺术作品中——都不会永远存在的。”他表示：“我以为这样，才是真正写到了1952年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

    老舍把胡的来信要点抄录下来，迅速地送往欧阳山尊手中，供他在排演场上传达。他在信中没有任何表态，照例只是写了一句：“请向朋友们传达为盼！”而他自己仿佛无所适从，只能关在家里埋头修改，一次次应付各方的需求。比如市委宣传部廖仲安致信老舍，肯定了剧本在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上是成功的，但信中表示：“我们看到了作家不熟悉工人生活，在政治、艺术的视野上所受的限制，因为这些人物（除小丁外）在观众心上留下印象是不如资本家来得深刻。”市公安局认为：“应把政府对私企工商业的照顾与扶持、劳资关系等方面问题加一些进去。吸烟动作似乎多了些，警卫在看守时可以不吸。”宣武区委几位干部给剧院写信，针对“五反”后资本家经营信心不高是普遍严重的现象，信中建议剧本在如何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方面应该更充实些，他们还觉得剧中对“五反”后劳资关系的改进、工人生活情绪的高涨写得不细致，不丰富。

    老舍本人还间接听到一些资本家看戏后的反映，觉得尾声里未给他们找到出路。老舍马上给欧阳山尊写信，希望对此意见加以注意：“这当然由于他们（资本家）不晓得，一入社会主义而无此阶级。不过，在表演上，可稍稍补救，即不把丁经理形容得太滑稽。我前天看戏，的确觉得丁太招笑，令人感到在‘五反’后，他并未受到多少教育，反而更轻佻了，可否收敛一些。”（摘自北京人艺《春华秋实》档案信件原稿）

    据欧阳山尊1953年8月11日总结报告透露，当时演出后似乎谁都可以提意见，尤其是剧中涉及到的工人、资本家、检查组、工商联等方面的一些观众马上到后台要求修改，其中有人提到“工商联应撤销丁经理的职务”，这一条很快加进戏中。

    剧组还特意把大量意见中的刺耳的语句删除，再送给老舍参考，以免他受刺激。

    在北京人艺的《春华秋实》档案袋里，保存了评论家王任叔致老舍的一封长达十二页的信件，字迹工整。信中对主人公提出高度的政治要求，描述了那一代人心目中最高大的工人阶级人物的模式，构想了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理想人际目标：

    要写一个工会主席，我认为他应是最主要的主人公——这个人物不仅既有高度的政策观点，要紧紧掌握“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样一个政策观点，而且他还需要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有高度政治觉悟、一种工人阶级代表的高度；即在你所处理的场合里，他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所雇佣的工人，然而他又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代表，而且他有确定的前进方向，把中国社会领导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方向。

    ……他（主人公）必须是既沉着又老练，能倾听群众的意见，有高度的阶级友爱，能看透资本家的心肠，有高度的原则精神，并且对事情有预见性，善于应付一切事变。总之，这样的形象是具有山鹰气概的形象。

    ……据你说，你在剧本中工会主任形象比较软弱，是因为在你所参观过的那家工厂的工会有点糟糕，你受了这种自然主义的印象所束缚……每个工人形象还必须加强刻画。

    ……你还必须根据你所体验的、所想到的、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进行你的创作，不要太过于顾虑别人的意见。

    （摘自1955年3月21日王任叔致老舍的信稿）

    过了几天，老舍写了一封便条，把王任叔的长信退回欧阳山尊，淡淡地提了一句：“任叔同志的信奉还。”又闲淡地加了一句：“第一幕二场墙上的花蔓可撤去，北京春间不可能有牵牛花。”

    一方面老舍对于实际生活确是不太熟悉，他走访天桥大众铁工厂时向工人们承认，不了解工农生活，原以为“车间”是“两个车轮中间”之意，下来后才明白是装机器的大房子，这番话说得在场工人都笑起来；另一方面“五反”运动尚未明朗化，相关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几乎同步创作的剧本根本无法定型。

    舒乙认为父亲那时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干预：

    一天，周恩来看了第九稿的彩排，觉得不行，就把父亲请去，说了这么一个意思：我要跟你彻底讲一下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过去讲得不透彻，现在运动结束了，我们应该很明确讲出全部内容。你按照我讲的定论重新写一遍，要很艺术，不要公式化。背后要贯穿政策，让人们领会团结、斗争、改造的政策。

    父亲每改一遍，几乎是完全重写。他对工人生活是陌生的，对运动也搞不清楚。只有改了第九稿以后，运动才结束，回过头来才算看得清晰。这个题是周恩来交下来的，他希望宣传政治运动，但希望不要图解。父亲是任劳任怨，并不以此为苦。

    周恩来很细心，一一跟演员谈话，问演员在哪一场演得舒服或别扭，然后变成自己的话告诉父亲，供他参考。后来，这一遍稿总算基本合格，费了很大的劲。

    （舒乙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这次谈话时间占了整整一个下午，老舍在周恩来面前当场表示，七天之内把剧本改好。

    看了剧中资本家丁经理留了分头，穿着皮鞋挺有气派地上场，周恩来批评说：“既不京，也不海。”剧组急忙改装，刻意让演员模仿了北京的资本家的做派。

    公演之前，剧院从六十多个暂定剧名中挑了三十四个，别出心裁地印了一个单子请观众挑选，这里有《保卫劳动果实》、《五反的胜利》、《明天更美丽》、《更上一层楼》、《为人民服务》、《在一九五二年》、《气象万千》、《邪不压正》、《在五反运动中》、《铁的锤炼》、《在一家私营铁工厂》等直露式的剧名。老舍坚持将这个戏定名为《春华秋实》，并写好了剧情说明。剧院一些人表示不同意，争议了一番。老舍在最后一刻有了难得的倔脾气，最后在周扬的支持下，总算保住了自己喜欢的剧名。

    对于一年多不厌其烦的修改，老舍持平和、乐观其成的态度：“像我这样的写家，不靠大家，一个人是写不出来的。我写这个戏与大家合作很愉快，愿意干到底。虽然原稿几乎完全被打碎，但我没有害怕，热情比害怕更有用。功到自然成，写十遍不算多。”（1952年12月12日与演员交谈记录稿）

    耐人寻味的是，从记录稿中发现，欧阳山尊在闲谈时劝老舍：“关于李大钊的事也可以写。”老舍说：“关于大钊同志的事，我没有见过他，他的事我知道一些，但主要的事不知道。”他又感慨地说了一句：“义和团的材料，我搜集得最多，抗日战争时全丢了。”

    “义和团”是他最想操作的题材之一，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动笔的合适气候。

    焦菊隐1956年所写的《导演手记》中描述了一位“谨小慎微的费大哥”，从中多少能看到老舍的一点影子。他写道：“据我所知道的，有那么一位作家，把新写出来的剧本初稿，送到各方面征求意见。各方面都认为这个剧本基础很好，大有可为，再一加工，将会是很优秀的。但是，等到作家根据各方面一再提的意见，反复修改到十次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惊讶起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了！他诅咒自己，再也不写剧本了。”

    文中还写道，提到各方强加的修改意见，“费大哥”开口说了几句：“我觉得我们是在用概念化的意见，要求剧作者克服他的剧本的概念化……概念化的意见，确实叫剧作者感到十分痛苦。”

    焦菊隐不平地写道：“如果作者只是借用角色的嘴来发挥许多大道理，向观众间接作报告，而不是观众由舞台上活生生的人物的生活和行动中领悟那些大道理，那么观众很可以进新华书店而不必进剧场了。”（摘自《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后任人艺副院长的周瑞祥认为《春华秋实》的修改幅度确实很大：“那时改东西是一种风气，大家加这加那，翻来覆去，把戏给加没了。没听说老舍有什么反感，他依然是满腔热情。这部戏当时没演几场，寿命不太长。”（1998年10月21日口述）

    上演《春华秋实》之后，剧院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的举动，就是以剧组全体演员的名义，1953年4月14日给有关中央高层人士写致谢信。依据每个领导的所处位置、亲密程度、各自关心情况，在文字上颇费心思。

    这么多领导人与一部戏有那么长时间的联系，涉入之深，命令之多，《春华秋实》可谓戏中之最。一部政策性极强的戏能吸引这么多领导人物的关注，一次次直接过问剧本修改，参与排演的加工，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意见好意地、生硬地强加给剧组，让剧组不堪重负。

    剧院集体迸发的谢意却是衷心的，是感恩戴德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致周恩来：

    ……每当我们在观众的掌声中谢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您所赐予我们正确的指示和殷切的关怀。我们记得您是怎样在百忙中冒着寒冷的天气，光临到我们的小排演厅，耐心地看我们的彩排和具体指示我们修改的意见，我们也听到您是怎样抽出整个下午的时间，约我们的院长、剧作者和导演去详谈。当山尊同志将以上这些情形和您的指示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的感激的心情。

    ——致彭真：

    我们遵照您的指示，紧接着在文艺整风以后，就下厂下乡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和进行创作。现在，事实证明，您的指示是何等的正确。

    这次，在《春华秋实》的创作与排演中，您所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如此之具体与巨大。您在百忙中一再挤出时间来看我们的彩排，您冒着寒冷的气候，在我们的小排演厅里，耐心地看到深夜，一面看一面提意见。看完了回去后，还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您在归途中所想起的意见。您对我们这种关切，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与鼓励，我们实无法形容我们内心感动的情形。

    ——致胡乔木：

    这个戏得以演出是和您的关切、教导分不开的。您在百忙中，亲自来指导我们的彩排，亲自审阅剧本，亲自考虑剧名，并一再地写信给作者老舍先生，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您在养病的当中，还约了作者与导演到医院中去仔细研究、谈话。我们听到了这种情形，实无法形容我们心中的感动！您给予我们的宝贵意见使剧本得以弥补了很多原则性的缺点。在您的具体指示下，剧本的政治、艺术水平都提高了一步。今天，当我们从观众的反映中检查自己的创作成果时，回味您的指示，就更加感到它的正确。

    从您多次的指示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应当如何地从无产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认识、反映生活矛盾及其本质。感谢您给予我们这一次极为具体的文艺思想的学习，我们一定在创作活动中努力体现您的指示。

    我们更愿意以此为开始，继续在您亲切的教诲下，为建立祖国的剧场艺术贡献出全部力量。

    ——致周扬：

    因为这次上演能获得这点成绩是跟您的热情扶植与正确指示分不开的。当我们的戏在困难的阶段里，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来一再看我们的戏。不但给予政策思想上的指示，而且对创作上、表演方法上以及舞台美术等方面的问题都给予具体指示。正因为您对我们这种关怀，才使我们这个戏的主题思想得以正确地表现，使我们塑造人物形象有了依据，因而使这个节目能较完整地及时和观众见面。

    我们剧院还很年轻，今后更需要您给我们不断培养，使它更快地茁壮起来。

    （摘自北京人艺档案室《春华秋实》档案卷）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至今仍让人艺老艺术家们感念的，是老一代领导人与他们之间艺术来往的密切关系和感情联系，把这些看成他们一生中抹不去的珍贵记忆。他们往往愿意看到艺术、感情层面的东西，而忽略去那种领导旨意中的负面、强迫、外行、粗糙的东西，忽略当时为之苦恼、惊慌、无奈的被迫感受。

    从这种角度上看，剧院人更愿意接受周恩来的艺术直感，而且能在早期的周恩来身上体会到内行、平等的感觉。1961年6月看完重排《雷雨》后，周恩来细致地谈了修改意见，并由衷地说了一句：“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曹禺传达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总理看戏看得那么仔细，连台词的调子不对、演员处理台词的态度都注意到了，还指出有一句台词无论如何不应该删掉。这么仔细，这样一丝不苟，古往今来是少有的。总理是这样爱护我们，谈意见生怕伤害我们。

    曾让焦菊隐动情的是，周恩来一发现演员的台词问题就提出来，提了将近十年。

    焦菊隐记住了周恩来曾说过两句令人豁然开朗的话：“藐视观众，重视观众。”

    对于周恩来与人艺的关系，当时在党委工作的周瑞祥有切身感受：“周恩来处理方式比较让人心服，像是朋友间探讨，不同意见可以说。有一次于是之就敢说，某某戏我看改改可演吧。周恩来批评了《潘金莲》，北京市委文化部韦明就要组织一场内部批判专场，被周恩来制止。《烈火红心》写几个复员军人搞工业，周恩来派人送来材料，看戏后长谈两次，指出问题。但终究基础是左的，改了还是不行。后来排演《雷雨》，给剧中人物划阶级成分，按左中右排队，总理一句话解决问题，让人豁然开朗：‘《雷雨》主题是反封建。’”

    周瑞祥表示：“周恩来、彭真在人艺威信是高的，总理在夹缝中能贯彻一些正确的东西。陈毅一直是反左的，没有说过不讲理的意见。陈克寒比较左，说话也不近情理。赵起扬写了反映海南岛的戏《星火燎原》，陈克寒生硬地说：‘不行，生面团子。’总理绝对不会这么说话。”（1998年10月21日口述）

    对于《春华秋实》的效果，老舍后来说了大实话：“给运动做结论—不管交代什么和交代多少，总是交代，不是戏！这是致命伤！”

    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的文章里，他如实地写到自己的惶惑和担忧：

    以前，我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唯恐出了毛病，连我的幽默感都藏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们的指导与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必须不要委屈艺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

    ……以前为什么没想起这么写呢？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生活不够丰富，而又急切地要交代政策，唯恐人家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于是，我忽略了政策原本是从生活中来的，而去抓住政策的尾巴，死不放手——（写成了）面色苍白的宣传品。

    ……这样的创作方法——也正是我三年来因怕被指为不懂政策而采用的方法——是不太健全的。它是把政策看作生活而外的东西，随时被作者扯过来利用。结果是政策变成口号，剧中人成为喊口号用的喇叭。

    的确交代明白了政策，可是怎看怎不像戏，它使观众的眼与耳都感到不舒服。改写以后，人物都活动开，连演员带观众都松了一口气。

    这篇检讨式的文章刊发在《剧本》1953年第五期，表达了老舍强烈的自省精神，他的艺术家直觉可以本能地抵触外加的东西，他比外人更明白政策图解所带来的创作上的难堪。然而本是明白人的老舍却屡屡拐进艺术僵局中，被教条的绳索缚住而无所适从。

    他基本上把原因归结于生活来源的不够丰富、不够深入，有着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古语说，多财善贾。写作也如是，资料多了才能从容选择、安排。我的失败了的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知道得太少，无从选择，无从去想象。知道得越少，就越会陷入自然主义，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残砖破瓦都视如珍宝，不能由大处落笔。我的较好的剧本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得较多，能够用类似的人与事来丰富我要写的人与事。

    ……专注意一件事和几个有关的人物，越写越觉得笔下枯窘，不能左右逢源。越没有可说的，便越想去拼凑一些东西虚张声势，拼凑来的东西很难有戏。我的《青年突击队》失败了，其原因就在我只接触到一个工地的工人。同样地，我也吃过写运动过程的亏。一个运动所涉及的人与事是很广的，可是，我自己仅接触到很小的一部分。这样，我就被见闻所及的事物缠绕住，只注意细节的正确与否，而忽略更大的事情。写来写去，我始终在一个小范围内打圈圈，而不能跳出去，登高一望，了解全局。结果是只写了一些琐细小事情，无关宏旨。所知越少，越容易被细节琐碎所迷住。

    （摘自老舍《热爱今天》）

    濮思温作为助手，当年曾协助老舍收集《龙须沟》的素材。他听到老舍几次叹气，一脸苦恼地责备自己：“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以后，可就不行啦，戏不够秧歌凑。”濮思温在他的纪念文章《老舍先生和他的〈龙须沟〉》中表示，当老舍碰到某些不熟悉的生活时，他的娴熟技巧有时也无能为力。（摘自1980年第二辑《戏剧艺术论丛》）

    老舍每写一出戏，都有一种不尽如人意的诚惶诚恐、一种难以尽兴的烦闷不安。给青艺写了《方珍珠》，上演时他特意给观众写了《欢迎批评》的说明书，把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

    在动笔以前，我既怕因不了解新社会而不敢再写作，又怕大胆动笔而不能成篇。及至初稿既成，我十分兴奋。我明白了只要留心去认识新社会，就不怕没得可写；只要手勤，便能写出点东西；只要同情新社会，便能找到灵感与勇气。这不仅是敢写不敢写的问题，也是对新社会有无信心的问题；不相信新社会便不会想替它说什么，写什么；一旦相信它，找写作资料倒不太困难——在大革命里，事事都与革命的血脉相连。

    写《方珍珠》时，有人建议老舍多写一些解放后的光明，于是老舍为了思想教育问题添加了后两幕戏。在这后两幕戏里摆出了北京曲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想对北京的艺人进行政治教育。老舍后来承认，这些问题却使人物软弱下来，使观众的注意不能再集中，最后的效果也就没有力量了。他在《文艺报》1951年1月25日发表的《谈〈方珍珠〉》一文中，坦率地表示：“因宣传思想而失去艺术效果。”

    但是老舍并没有放弃赶写作品的追求，他在思想深处里有一个坚定的想法：“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

    在5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老舍应邀就剧本创作作了专题报告，较多地谈到自己对“赶任务”的认识和态度，很符合当时提倡的文学战斗精神和创作态度：

    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头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有的人亲自赶了任务，也抱歉地对别人声明：“赶出来的，不好，不好。”

    ……赶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远不肯赶的，就连不好的作品也没有。我们不应当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写的勇气和热情。

    ……我知道，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赶过任务，而且赶得很好……我们若是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与深入新事件的敏感，我们确是能把作品在短时间内写好的。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中的《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为了体现赶写的精神，腿脚不便的老舍总是在家中接待一批又一批剧院找好的采访对象，靠感觉去把握故事，快速搭起剧本架子。写《全家福》时，青艺从各种渠道找来了很多在旧社会离散的当事人，轮批送到老舍家中。有一天，一位姑娘想起从前的遭遇，只落泪，说不了话。老舍只好请剧院的人送走姑娘，转请姑娘的母亲来介绍她的不幸情况。老舍对那位一言不发、泪汪汪的姑娘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了写作《全家福》的最初感动。

    青艺的人都记得，老舍一直有为青艺创作“天桥的变迁”三部曲的设想，青艺也曾专门为老舍搜集过材料。在剧院的组织下，一批老“天桥人”像过节一样穿着新衣服到老舍家中做客。据余林撰写的《老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文描述，谈到动情处，天桥的老人们哭了，老舍也不时抹眼泪。

    老舍曾几次动容地说：“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他在家中还有一句口头禅：“今天也比昨天更接近明天。”夫人胡絜青曾在《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中介绍说，他的一些剧本的确是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遵照周总理的点题而创作。解放以后许多重大的政治题材本来是老舍并不太熟悉的，但是他觉得既然是党的要求，就应该写，边学边写。

    老舍在1957年前后写的《生活、学习、工作》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用不着别人说服我，我没法不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除非我承认自己没有眼，没有心。我就不能不说新社会好，真好，比旧社会强十倍百倍。我的政治热情是真的，那么，就写吧。谁能把好事关在心里，不说出来呢？

    舒乙说，父亲总想把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写出来，写剧本有时一年能换三次题材。

    据舒乙不完全统计，从《龙须沟》、《方珍珠》开始，老舍共写了三十多部剧本，其中发表的有二十二部，包括话剧十五部、歌剧三部、曲剧一部、京剧三部、翻译剧一部。还有一些已完成的剧作，如《第二个青春》、《人同此心》、《赌》等，早被老舍自己自动放弃。那些未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量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

    老舍以快著称，但他下笔又总是考虑周到，生怕给新社会添一点点麻烦。哪怕是写揭露骗子的讽刺剧《西望长安》，他也是小心翼翼，对剧中干部角色竭力把握住分寸：“不忍心把自己的干部写得太坏。”

    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感慨地说：“让谁写《春华秋实》都很难，戏都在资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难写。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1955年写《青年突击队》，1958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1998年10月27日口述）

    1955年4月24日召开《青年突击队》建组会，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在讲话中不讳言剧本存在许多不足，但他仍肯定了老舍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写了这个计件工资的斗争内容的本子，并表示要演好这部上级推荐的新戏。

    6月30日上午，老舍到剧院谈剧本，他直率地向大家承认，青年突击队并未在北京建筑工地推广，这剧本本身跑在事实前面。

    他谈到了自己在工地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供演职人员参考：

    剧本以写计件工资为主，因为按时包工不能刺激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所以要反对磨洋工。实行计件，这就刺激大家找窍门，不然就干不完。

    计件工资表很复杂，工人和外行都不能看懂。

    苏联展览馆工程，听从专家的意见，接受青年工人的建议，（他们）总是先接受任务再找窍门，形成青年突击队的运动。而青年人的毛病是极易超额，可第二天一看都砌歪了，这些思想毛病都要扭正。又发生三种接不上，木工完了，瓦工接不上，而让技术员去挑沙子，是去年最麻烦的问题，没有整体计划。

    党支书高于一切，所以一定要加强党支书的力量，话可不多，但要有力量。

    就让青年们淘气，女瓦匠不要强调是女的，而突出她是人就行了。现在我们不提倡女瓦匠，所以剧本让她去学机械。

    工人很怕人家把他写脏了。

    这剧本土话少，大家也少加，这是国家统一语言的政策。

    （摘自1955年6月30日老舍谈剧本记录手稿）

    《青年突击队》上演颇费周折，屡屡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打乱，导演和演员们已经无暇去顾及剧本、角色问题。1955年1月下旬，全院组织学习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有关文件，并联系实际展开讨论。院内一些人把焦菊隐视为俞平伯式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党委书记赵起扬看作“向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文艺报》式人物。

    据内部印行的《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4月16日刚刚请演员们初读《青年突击队》，不料又布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学习，院里请来了杨献珍、孙定国、黄药眠等学者作学习辅导报告。5月底、6月初，白天举行报告会，晚上分组讨论。6月10日，全院召开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动员大会，分组讨论报上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及按语。就在这一天忙中偷闲，邀请老舍来剧组谈《青年突击队》剧本。

    7月7日特邀当时北京建筑工地上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来剧院作报告，9日开始组织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谁知8月初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剧院五人领导小组宣布，排练演出全部停止，转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全院抓出一批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立案审查。

    11月20日，肃反运动暂告一段落。在这前后，组织全院人员每天上午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进入12月又集中学习上级布置的《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历时一个多月。

    很奇异的是，经历了大轰大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之后，政治上不断生长的激进引发了艺术上的无比热情。1956年1月28日至31日，剧院连续召开制订十二年规划的会议，初步提出在七年内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导演两人、演员四至五人、设计一人；在十二年内，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导演两人以上、演员十人以上、设计两人以上。

    剧院对“国际水平”的解释是，其艺术作品、水平均获国际公认，享有国际声望。

    总导演焦菊隐做规划说明时强调，在十二年内使我院的总体艺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求做到作家成为我院最好的朋友，要争取作家乐意为我院写戏。

    院长曹禺兴奋地表示：“一个没有性格的剧院，群众一定不会喜欢。树立我们剧院这一派，在十二年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在这样气氛里，拖延近一年的《青年突击队》总算进入彩排阶段，1956年2月6日正式公演。在体验生活时，就听到建筑部门不少意见。上演后招待青年突击队员和建筑工地领导观看，收到的意见之多更使剧组一下子难以消化。

    一些青年突击队员表示，全剧的冲突矛盾不是正面展开，因而不够紧张。应注意党支书的出场，这样可以看到党是直接领导的力量。最后一场浪费，能否合并。

    在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青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剧本不吸引人。一位工程师认为，写的事太多，解决问题又太简单，像找窍门一场，“吊砖”一事绝不是普遍的，工地很少用吊车吊砖。一位队长指出，剧中有些歇后语不是工人说的，像“你有什么理由”、“你到底怀着”这样的句子也不太像工人说的。

    演员们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可是为了任务就需要演下去，希望大家都关心剧本的修改。”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出面做工作：“作者写出这样新的事物，我们应支持。我们每个人都应关心这个剧本的修改，就要求在剧本中体现尖锐的矛盾和发展的轨迹，尽可能修改得更好，就靠大家来共同创造。”（摘自北京人艺《青年突击队》排练记录本）

    于是之演了以张百发为模型的队长，郑榕则在剧中演书记。在郑榕的印象里，老舍当初读剧本时就激情难抑，有几段声音是喊出来的。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收集到素材就送到老舍处。上演后给建筑工人演了几场，然后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工会就来包场购票。

    郑榕说：“刚开始冒着一股劲演戏，演了演了就很快收了。”

    老演员胡宗温也有同感：“排戏花了很大力气，但演出效果不是很好。”

    老演员黄宗洛回忆道：“这个戏太粗糙了，为中心服务，像活报剧，把事件搁进去，做各种状态，演的人和看的人都烦了。”（1998年9月9日口述）

    1958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因腰疼在家的老舍对前来看望的人艺导演夏淳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腰直不起来，腿不好走路，可是脑子跟手还挺好。不能老这么呆着，你也帮我想想，看咱们能写点什么。不能写大的，写小的呀！这样一个时代，该写的东西太多了。”出乎夏淳意料，两个星期之后老舍竟拿出《红大院》初稿。他打去电话把夏淳他们叫到家里，因腿伤活动不便，半躺在床上念完了剧本。老舍解释说，看到街道上动员家庭妇女搞生产，办食堂、托儿所，想着想着就写了一大堆材料，这里面有真事，也有想出来的。

    他告诉夏淳，他也为街道捐出了一些盆碗，还忍住腿痛到附近生产点转了转。

    很快，老舍特地在《戏剧报》上撰文，对人民公社的产生大加赞颂：

    这是了不起的事，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事，今日的公社即是来日共产主义的核心。

    我们应当多写点有关人民公社的作品。

    这些作品将不仅引人去作深思，而且使人看见实现地上乐园的具体办法。我们能够说出最崇高的理想，并且能够说出实现这理想的步骤与方法。这些作品既能鼓舞我们自己，也能鼓舞全人类。

    我们有责任写人民公社，使我们的手能摸到、眼能看到怎么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们这些经验对谁都有参考价值，叫那些怕共产主义的人看看真正共产主义是什么，给那些歪曲共产主义的人以有力的驳斥。

    （摘自《戏剧报》1958年第十九期）

    8月19日开始排练《红大院》时，剧院大跃进的气氛已经异常的火热。剧院对口支援北京大兴，提出在国庆节前，要在大兴做到诗画满墙，街头见节目，日日地头见活动；创作鼓词一百篇、快板千篇、诗歌万篇；搞千管齐吹，各乡要有百管齐奏。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剧院领导对在大兴帮助跃进信心充足，提出如下口号：“盖门头沟，压西城区，大干苦干创第一。争先进中的先进，做模范中的模范，要把群众文化的头号红旗插在大兴。”仅过了两天，剧院又修改了指标，力争在国庆节前创作鼓词、快板、诗歌、壁画、舞蹈、歌词二十万件，争取每乡有一个文化馆，每村有一个合唱团，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小组。

    8月26日上午，市文化局在天坛召开“北京市文化界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跃进誓师大会”，几十个文艺团体竞相做了“比武”发言，各项指标不断被当场刷新。

    在场的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至今还对当时一路攀升的数字留有印象：

    比武大会相当紧张，剧院党委成员全在会场楼梯口紧急开会商量，以便应付青艺等单位的挑战，当时青艺盯着人艺。舒绣文在台上报数字，等说到一年演出九百场这个数字时，书记赵起扬说，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高了。后来在火车上啦啦打快板算一场，下火车后在车站又打一通快板又算一场。

    有一天中午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炼钢战斗，争取第二天出钢。院里立刻找人联系炼钢炉及原料，成立了“炼钢办公室”。汇集情况后，认定第二天出钢不可能，又缓了几天，终于在剧场后院花房的西侧建立炼钢炉，砸碎了管道，扔进炉中烧焦了。剧院快速写出了《烈火红心》，仅排出了三四天就首演。

    （1998年10月21日口述）

    欧阳山尊向笔者描述人艺搭建的小炼钢炉用吹风机捣腾，砸了不少钢锅、钢管的情景后，他讲了这样一件小事：“那天日本戏剧家千田来剧院访问，我正跟他说话。下面有人喊：‘欧阳院长，要出钢了。’千田知道后连连说道：‘新经验，我要看看。’他到了现场，又连声夸奖，‘向你们学习。’”

    剧院演戏的快节奏也深深地感染了周恩来，他问新作《英雄万岁》几天能排出来，有的人回答是六天，有的说是十天，周恩来说：“好吧，排出来以后给我打电话。”后来周恩来果然看了演出，对于县委书记形象的过于简单有些不满，谈到剧中一些不尊重科学和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说：“党的工作哪能那么容易！”

    据在场的演员李婉芬、马群、英若诚回忆，那天周恩来还是兴致颇高地表示：你们人艺是老剧团了，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吧。他引用了剧中的一句台词：“我把这个合同就订在你们这儿了。”

    在这前后，剧院提出了在剧本创作演出上要“放卫星”的要求，老舍成为首批联系的专业作家之一，其他的剧作家还有郭沫若、夏衍、阳翰笙、田汉、陈白尘等。而老舍已经先行一步，已两次来到剧院为演员朗读《红大院》的第一、二幕，并同导演研究剧本。

    笔者翻阅过《红大院》的部分原稿，看得出作者在应急的情况下使用了不少当时“时髦”的革命化语言，如剧中彭四嫂说：“公社就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走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座大桥。”耿大爷也说：“咱们今天的游行就是警告美帝，六亿人民是不好惹的。它要敢来碰一碰，它一定碰个头破血流。”

    老舍也感觉到人物的语言存在一些生硬的问题，他给导演的短信中提到自己的担忧：

    夏淳同志：看了一遍，修正了一些字。只觉得四嫂说公社那一段话似乎稍多了些，可以酌减。小唐未出场，可否添上，他先走，去街道演出。

    我今早去安国，四五日后才能回来，三幕三（场）恐难参加修正了。您多分心了！致谢！

    舍　23日

    《红大院》尚未修改完毕，剧院把上演的日期都定了，老舍心里既兴奋又为难。剧院提出在一个月内帮老舍先生把戏写出来，演出来。导演夏淳称，在倒计时的七十多个小时里，剧本的创作和排练是一锅煮出来的。作者写完一场，我们排一场，我们又边排边修改，把修改意见又送给作者去加工。有些台词都是在排练场编出来的，实在弄不出来就去请教街道工作同志。甚至连续苦战两昼夜，把剧本重新翻了一翻。

    老演员叶子记得，那时太仓促了，排第二幕时老舍只是写了两页纸的东西交给剧组，他觉得自己不好发展，没什么好材料，其他的要靠大家去补充、丰富。叶子还能从老舍的几页手稿中，感到他几笔写好人物的功力和对话的趣味，如剧中一个懒人最后也参加炼钢，看到钢水冒出了一句比喻：“钢水像橘子水。”

    排练场设立了一个红旗台，一方面检查迟到早退者，另一方面看看落实导演要求完成的排练情况，随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离上演还有两天时，演员的台词、走位都还不熟，也不固定。但是凭着大跃进的气氛，剧作以粗糙的造势反而让观众有了不少亲切感、认同感。北京二龙路人民公社打字机零件加工车间的工人们看完戏后，认为戏中的那个忙乱劲与现实生活完全是一模一样，比如扭着秧歌去区里报喜，游行时把嗓子都喊哑了等等。但是他们还嫌《红大院》不够热闹，在一些地方还差点劲头。

    最关键的是，超前创作的《红大院》所涉及的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之事，在北京市迟迟不见动静。有一天突然听说天津鸿顺里街道成立了城市公社，剧院的人狂喜地要赶去体验生活。他们期盼北京居民也能成立起公社，以便上演时能有红火的氛围。演员们兴奋地说，老舍先生的笔不停地与现实赛跑，这次又跑到现实的前面。

    欧阳山尊回忆说，看完《红大院》后，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尾声放礼花深感兴趣。欧阳山尊赶紧让美工表演了几次，周恩来说：“这是发明创造，应该推广。”

    在郑榕、蓝天野等老演员的印象里，老舍天生就有与群众相融洽的本事。排演新戏《女店员》时，老舍随演员一起下去。郑榕吃惊地发现，老舍容易跟人见面熟，在店铺里跟周围的老人小孩三言两语就能搭上话，就能说自家话，彼此可以掏心。

    梁秉堃当时作为演员，曾到北京护国寺妇女副食店参加劳动。他记得，老舍不顾腿脚不便也来到店里采访，用心地记下许多琐事。他高兴地对演员们说：“店里的劳模小张善于给顾客参谋，春节前一天要切几头猪，手上都是裂口子。一个人为别人做点事，要做得好，多么不容易。”

    剧中有一场戏，是一位女店员切肉不准，把肉切得过碎，买肉的老人就开玩笑地说：“姑娘，你别切了，我回去炒肉片……”梁秉堃回忆说，类似这种细节大都是老舍体验生活时提炼出来的。

    喜爱创作的梁秉堃记得那时一有机会就向老舍请教：

    我问过老舍先生：“写东西有窍门吗？”他说：“勇敢写，不成功就勇敢地扔掉。”这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剧院要接他去看《女店员》连排，我说：“我去接舒先生。”路上他告我：“写小说锻炼人的心理描写，写散文抒发自己的感情，写大鼓、单弦锻炼遣词造句本领，写相声可以练习结构。别看样式不同，里面是通的，艺不压身。”到了排练厅，我拉开门，他进去后转身说：“唐诗三百首，您得倒背如流，那样调词遣句就自由多了。”

    后来我又问他：“写台词注意什么？”他说：“说得上口，听得入耳，容易记住，又不忍心把它忘掉。”他以后又告诉我：“实际上是六个字：想得深，说得巧。”这是他一生的写作经验，领我进门时影响很大。

    （1998年8月7日口述）

    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女店员》1959年初上演后，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二十六条修改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西城区商业局提意见说：“用女店员代替男店员，把男店员调去支援生产，并不是一个方向。”东城区百货大楼、隆福寺商场书记提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书记出来做了什么？”市委财贸部长也同样认为：“党的领导表现无力，戏里三个女青年在她们决定去向的过程中似乎和党没有联系，戏里看不到这几个年轻人本身的思想斗争和变化……对男售货员小陶的处理有些过，过了就会起副作用，有些地方显得流气，如跪下求婚……最后一场戏乱，不集中，唱个歌就结束，很松，不过瘾，使戏减色。”

    统战部门给剧院专门提了意见：“《红大院》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我们对资本家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戏里对资本家有批评，但也应有鼓励。还有，女店员参加工作后似乎一点困难都没遇到。”

    过了几天，剧院向上级报告：我们已与作者老舍先生共同研究这些意见，并做了必要的、适当的修改。刚喘了一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一场戏，理由是：“大跃进中有这种现象，也是好现象，但是不提倡，舞台形象也不美。六中全会决议中明文规定要照顾妇女生理特点，你们剧院常有外宾来看，每次演出都应特别注意影响，如有人把推车拍照在香港报上一登，对我们不利。齐母对推车的态度，会有一部分观众同情的。”

    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

    老舍先生在剧中没有多写党委书记，韦明说应该加一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老舍说，这戏里本身就体现党的领导。韦明坚持要他改，说，不改就不演。老舍说，不演我也不改。后来没有加，总理看后没有提这个问题，韦明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周瑞祥1998年10月21日口述）

    这是老舍极其罕见的公开抵制之一，看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的另一面。

    据于是之回忆周恩来的文章披露，1959年3月8日周恩来看完《女店员》后，在后台用商量的口吻问老舍：“你这个齐母始终也没有转变呐？”老舍说：“总得留一个吧。”周总理听后不强人所难地表示：“嗯，留一个吧。”（摘自《人民日报》1978年11月刊登的于是之《幸福的回忆》）

    后来写《茶馆》，有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主线去发展剧情，他马上加以拒绝。就是周恩来到了后来委婉地提议调整第一幕发生的年份，他听说后也表示不认可。

    北京人艺原副院长欧阳山尊对老舍毫不畏惧的写作劲头印象至深：

    全国普选时，老舍先生写了一家人都成了代表的《一家代表》，人艺也排了。后来觉得这样描写不够典型，效果不一定好，就停下来了。我们去跟老舍解释，老舍非常痛快：“你们说不行，就不要了，我再写。”话语中没有丝毫埋怨……没想到，他又说：“我又想写一个，你们觉得不行，我就不写下去了。”

    （1998年10月16日口述）

    老演员英若诚回忆排练《一家代表》所遇到的尴尬场景：

    我们排过《一家代表》，歌颂宪法，比较一般。我演一个资本家，正好开始“三反”、“五反”，戏就不好演了。我们也不客气，对老舍先生说：“这不灵了。”老舍先生勤奋，不介意，真扔了《一家代表》，重新写新的。

    （1998年8月18日口述）

    1956年8月，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剧本时，曹禺就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曹禺他们认为不妨以茶馆的戏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带着这个想法到了老舍家中，老舍听了以后最初只是习惯性地反应一下：“那就配合不上了。”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先生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他听到曹禺、焦菊隐他们的意见，一开始还是为难、犹豫。“配合不上”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成了当时一句经典的内部名言。

    不管如何，老舍对于曹禺他们的提议最后还是满心欢喜，连连说道：“好！这个意见好！”说着说着，老舍添上一股豪爽：“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

    老作家康濯去世前与笔者在病房闲谈时，谈到老舍创作《茶馆》的一件小事：

    那时老舍先生正在写《茶馆》，受当时公式化、概念化影响，写起来不顺畅。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北京饭店与外宾座谈，结束以后老舍挽留大家：“别走了，回去做不了事。刚喝一道茶，坐下聊聊天。”郭小川、严文井有事先走了，刘白羽和我等人就留下。

    老舍先说，在美国时就考虑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他描述了第一幕情节，大家一听叫好，第二幕写了民国、国民党时代。老舍发愁的是怎么写下去：“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我们说：“老舍先生，别写这一幕了。”他很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他把手杖一立，起身说：“走，解放了我一个问题，我要回去写了。”

    （1990年12月13日口述）

    老舍躲在家中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着急地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被老舍这么一说，于是之就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一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

    欧阳山尊作为剧院负责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催生《茶馆》的过程：

    老舍先生写了一家人都成了代表的《一家代表》，人艺也排了。后来觉得这样描写不够典型，效果不一定好，就停下来了。我们去跟老舍解释，老舍非常痛快：“你们说不行，就不要了，我再写。”话语中没有丝毫埋怨，也没责怪：我花了这么大力气，你们轻率就不排了。他从没这么说过。

    接着，没想到，他又说：“我又想写一个，你们觉得不行，我就不写下去了。”我们听后大加赞赏，他说：“你们说行，我就写。提提意见，看看下面怎么写……”我说：“第一幕埋葬满清王朝，下面写写闹内战……”第二幕写完，我又提建议：“第三幕应该埋葬蒋家王朝，写一二·九，革命高潮要来，写群众运动起来。”他点头，他说：“我没有生活，那时我还在国外，我有困难……”

    （1998年10月16日口述）

    再听老舍朗读新作《茶馆》，是在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大家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曹禺反复说了这么一个意思：“古典”、“够古典水平”。然而与会者对后两幕觉得还不行，需要做进一步修改。老舍极为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尤其是第三幕反映的年代，我当时不在国内，对情况不甚熟悉，更需大家帮助出主意。”

    于是之曾在一篇《论民族化》学术文章的提纲中，提到曹禺院长在接触到《茶馆》第一幕时那种狂喜的状态。曹禺告诉于是之：“我记得读到《茶馆》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老人艺的人都知道，曹禺对剧本异常苛求，他读过的剧本存在脑里太多了。如果给他看一般的新剧本或拿出一个剧本的想法，他会严肃地说出四个字的评价：“普通普通”或者“现成现成”。

    笔者在焦菊隐写于1959年6月而未发表的手稿中看到，他形容《茶馆》第一幕是“一篇不朽的巨作”，称赞作者“在短短十分钟的戏里，同时刻画了几十个浮出纸面的活生生人物”。（摘自北京人艺资料室艺术档案）

    那几年一直低调的章回小说家张恨水在1957年12月《文艺报》座谈会上难得说了一次话：

    “我也觉得第一幕写得好，第二、三幕较差。”

    老作家林斤澜与笔者闲谈时，对第一幕同第二、三幕的比较有一番感慨：“夸张地说，这里有两个老舍。”他说，老舍自己对第一幕也割舍不下，把茶馆这场戏来回搁，搁这不行，又搁在别的戏里。（1998年10月22日口述）

    90年代初以来，演员姜文曾几次动议演出《茶馆》，甚至买下了演出权。但是迟迟不见动静，笔者偶然一次问他，他显得极为发愁：“我仔细研究了许多遍，感到第一幕很棒，可后面的戏太弱，目前没法演。”

    姜文对老舍当年的写法、心境深表困惑，流露更多的还是无尽的遗憾。

    1956年、1957年上半年，遇上宽松的环境，老舍的创作情绪异常地活跃。1956年中国作协收集会员对作协的建议和要求，老舍就写了两句话：“少教我参加会议与社会活动，允许我下乡数月。”由于处于文艺界头面人物的位置，需要出席不少应酬的场合，做出诸多的政治性表态。过多的社交差使，使老舍有了一种不堪重负的压迫感，渴望能有下去的机会。

    他曾跟人艺老演员李翔发过牢骚：“作家是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去机场，让我写不了书。”（李翔1998年10月14日口述）

    人艺老编剧梁秉堃后来听到老舍几次说过此类气话：“每天上午要写作、搬花，就是毛主席找我开会都不去。”

    1957年春天，依照中国作协的布置，作协会员递交了个人的创作规划。老舍还是那几句老话：“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太多，希望有充裕的工作时间。”他为自己提出了近期的写作计划：“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但是《正红旗下》迟迟没有下笔，直到60年代头几年偷偷地写了几万字，终成残卷。

    有趣的是，曹禺上交的创作规划涉及今后十年，想表现的题材占全了新社会的主体结构或时兴领域：“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摘自中国作协1957年会员创作规划手稿）

    应该说，老舍和曹禺考虑这些创作计划时态度是真诚的，体现了自己在新的生活中全新的追求，也表达了他们长期写作中的勤奋志向。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往往陷在现实的两难境地中欲罢不能。

    1957年初春，老舍在各种会议场合谈到自己写作中的苦恼，说话放松，没有以往的拘谨、束缚。3月6日下午，在讨论陈沂文章的座谈会上，老舍直爽地表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些混乱，自己未想成熟，一时考虑弄不清。”他说到写讽刺剧、悲剧的难处：“我感到讽刺作品，是一刀直入心房。命运、意志、性格会造成悲剧，但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很难出现悲剧。革命英雄主义者死了，我们有，但不是悲剧，是要歌颂赞扬的。我们写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不能抹杀否定一切。可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又不能赶上古典（作品）。”他又谨慎地补充道：“我爱新社会，并非提倡写悲剧……不是为悲剧而悲剧，是为了教育。”

    他极其难得地批评社会上的一些人和事：“我看到好多地方，有一些人新名词嘴上挂的很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碰到个人利益，马上就变……如果真能做到，闹事会少一点。自命为工人阶级，有一点不平一定带头闹。”他直言不讳地对文艺部门党的领导者提出意见：“是否有的老干部，别的不能干，就放到这方面来……他们忙枉了，什么都管，就是不搞业务，缺乏谈业务的空气，五个副局长应该起码有一人管业务。（他们）权很大，领导干部的思想里不拿这‘二百’看作神圣责任，（文艺界）就不能贯彻……”

    他诚恳地表示：“希望中宣部调查，希望文艺界党员干部配备强一点。”（摘自1957年3月6日讨论会记录稿）

    在笔者所能看到的老舍内部发言中，可以说这是老舍说话较重的一次，也是他掏出内心想法、流露真情较多的一次。50年代头几年，老舍也有上书直言的时候。北京要拆城墙，他同彭真当面争论：“拆了干吗？在外面盖不就行吗……”英若诚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狠狠批了梁漱溟，这给老舍很大震动。英若诚说：“老舍原来不是一个胆怯、胆小的人，他觉得这些不可理解，自己开始对高层政治有所体会。”

    到了后来，老舍渐渐地控制住自己，他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春，只在那年一瞬而过。或许在这前后他发过牢骚，发过脾气，但是让我们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为性情文人最为本色的直言，他隐秘的心境终被那年阳春搅乱，激情地涟漪了几下。

    他在《人民中国》发表了《自由和作家》一文，与他前几年的文章形态明显不同：

    如果作家在作品中片面地强调政治，看不到从实际生活体验出发来进行写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作品自然就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老一套……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假如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说教，情节纯属虚构臆造，立意陈腐，那路子就错了。

    ……行政干预，不论动机如何善良，总会妨碍作家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乱打一气，不能鼓舞人们进行好的创作，反而毁了它。

    ……每个作家都应当写他所喜欢的并且能够掌握的事物——人物、生活和主题，作家应享有完全的自由，选择他所愿写的东西。除了毒化人民思想的东西之外，都值得一写，也应当可以发表。允许创作并出版这些东西，就是允许百花齐放。

    ……我们还应当鼓励每个作家发扬自己的风格，而不是阻碍他们。我们文学作品的风格应当是千变万变，而不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对文学创作上的不同流派，我们应当鼓励，而不是消极反对。

    固然《人民中国》是对外刊物，所发表的言论有对外宣传的需要，内外有别。但是，在这里我们又难得地看到老舍真正本色的一面，看到在宽松环境下最为自由的倾诉，看到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文学状态，也看到其中与现行文艺体制格格不入的微妙之处。

    《茶馆》就是酝酿于这种真情勃发的时机，是剧作家复杂而奇妙、独一无二的产物。

    焦菊隐划不划右派成了人艺反右斗争最大的难题。1957年4月已经确定由焦导演《茶馆》，而焦对剧院党组织某些人的批评意见在运动中已构成重大右派问题。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剧院书记赵起扬当即表示，焦在剧院工作中作用是很大的，他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主要是对剧院的意见，应该保护过关。

    北京人艺建院以后，如何处理与总导演、副院长焦菊隐的关系一直是剧院党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环境宽松时，市委就会指示剧院要倾听这位颇有建树的老专家意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剧院党组还为此专门开会，希望全体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剧院的工作，把焦先生团结好。等到形势紧张，好提意见、个性极强的焦菊隐往往就是最合适的斗争靶子。

    1957年10月18日后连续三天，专门对焦菊隐进行了“保护性”的批判教育。焦菊隐在会上交代了他在鸣放期间的“反党”言行，接受大家轮番批判。焦菊隐表态说：“经过这次检查，心情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主持整风小组的欧阳山尊做总结时表示：“由于焦先生也愿意和党站在一起进行这一斗争，所以会开得很成功。”有意味的是，欧阳山尊与焦菊隐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在具体工作中不够协调一致，焦菊隐所提的意见中有不少是针对欧阳山尊等人的。欧阳山尊批判了焦菊隐的资产阶级思想后，不料过了两年他自己反而成了反右倾运动的重点，被认为是一个“不要党的领导的党内资产阶级专家”，其党内职务被撤销了。

    据人艺一些老演员介绍，欧阳山尊30年代做过话剧《赛金花》剧组美工，后随崔嵬去延安，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信。欧阳山尊受苏联导演及中心制影响很大，作风强硬。他跟焦菊隐、赵起扬等人在一些艺术问题上有分歧，工作时有冲突。

    周瑞祥当年在剧院党委工作，对领导层的矛盾有切身体会：

    焦菊隐与欧阳山尊当面碰撞不多，有点文人相轻。在剧院二楼，焦在南边办公室，欧阳在北边，两人说事竟靠电话。有时山尊把我叫去，让我给焦先生传话。焦反说我一顿，我又得忍住，我在中间受罪。两人有时谈到剧院发展又很一致，谈艺术有时也谈得来。

    我亲耳听山尊说过，焦的《虎符》连最次的京剧都不如。

    焦对山尊的不满主要是有职无权，什么事都得党组织定夺。而书记赵起扬比较稳当，他在延安挨过整，有体会。反右时坚持可划可不划就不划这一条，要不然打八个右派也打不住。

    （1998年10月21日口述）

    1957年11月18日全院反右小结，老演员戴涯等四人被划为右派，《虎符》、《风雪夜归人》两部戏受其影响而停演。焦菊隐被保护过关，剧院对外表示这是“治病救人”。群众中也因而传出焦是“不戴帽子的右派”，让焦菊隐很长时间里心情不快。12月2日，老舍来到剧院二〇五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新作《茶馆》。年底，侥幸躲过一劫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

    老演员叶子向笔者讲述了人艺那些带来无限感慨的旧事：

    当初，曹禺、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四个大头，一心想把人艺弄成莫斯科艺术剧院，把这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理想。可惜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到了“文革”就彻底乱了。有人给江青写信，有人又想把别人打成走资派。这是他们四人悲剧的地方。焦菊隐以为在“文革”后期没事，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去看人艺的新戏，可是没人理他，戏演完了没人请他开会。他失望极了，抽烟很凶，心情压抑，后来得了肺癌。

    从我看来，焦菊隐不像个导演，他是水平最高的批评家、欣赏家，品位最高。需要好剧本、好演员，怎么演他不告诉你，但他知道哪不成。坐在沙发上抽烟说话，训人直哭，对演员要求高，骂演员太厉害，一个动作让你演十几遍，有时过于苛刻。

    有一次焦菊隐排戏时，有一个演员要去外调，焦不高兴地说了一句：“没时间，排戏，别去。”他急了说那演员是“党棍子”。反右时就把这话揭了出来。后来批他时，大家就说他：你是翻身导演，党是关心你的。他后来竟写了一万多字的检讨。

    他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是尊重的。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教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

    （1998年10月14日口述）

    周瑞祥也认为，焦菊隐与老舍之间也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彼此尊重。老舍毕竟是写小说的，写话剧有不适合舞台表演的地方。老舍对改动《龙须沟》有不满意之处。从现在来看，焦菊隐改得还是有道理的，更适合舞台。

    老演员蓝天野持同样看法：

    老舍先生有时候说，谁也不许改。焦菊隐改了《龙须沟》本子，老舍先生有点不高兴，但如果完全按剧本演又不行。那个时候改剧本都这样，进了排练场，导演和演员都在改，有时还通宵达旦地修改。

    （1998年10月27日口述）

    舒乙谈到父亲对自己作品的心爱程度：

    父亲看重自己的语言，他为文字花了很多心血，下了很大功夫。写东西很慢，字字推敲，每天两千字，不超过三千。一些编辑改了他文章中的标点符号，他反感，说千万不要改，你改了，我要骂人。有的老编辑就说，老舍先生怎么这么狂？

    焦先生对《龙须沟》改了那么多词，我想，他是有看法的，不是特别高兴。但对焦先生的才华还是尊重的。所以他说，你演你的，我出我的文学本。

    写《茶馆》用了标致的土语、活泼极点的口语，焦先生就不敢改了。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笔者在北京人艺资料室意外地发现了焦菊隐庆贺国庆十周年的文章手稿，最初以为别人代作这种命题文章。但细细从原稿的写作、修改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焦菊隐自己起草的，或许立意是上级指定的。

    笔者吃惊的是，原本为人严谨、本色高傲的焦菊隐在经历政治打击之后，在忧郁的暗淡心情中，居然以戴罪之身，写出了这样今天看来极尽浮华的文字：

    十年！每一年都是一个地质年、天文年！一切都是说不完的！一切都是歌颂不尽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我们祖国，只有现在才真正是长绳系日，群星灿烂，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里，才长远地照耀着永不西落的太阳！

    ……因为在伟大的国庆节日，我是这么兴奋，这么愉快，感到这么幸福，以致我禁不住自己。就让我通过对于三位语言大师的敬爱，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达我对于祖国无限伟大的歌颂：“是党使老作家们年轻了，而且永远年轻！是党使我们都年轻了，都更有劲了！”

    在文中，焦菊隐称郭沫若早已远远超过了歌德，田汉的近作表现出无限的青春活力。由于与老舍合作多年的关系，文章花费不少篇幅称赞老舍高昂的政治热情：

    作为剧作家，老舍先生在建国以来的十年当中，热烈地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歌颂翻身作主的、怀着无比兴奋和感激的人们的忘我劳动，歌颂党对于各阶层人民的伟大的教育和改造。

    ……作者的政治热情是极高的，解放以后一直坚持写作。十年以来，仅仅就话剧来说，就写了有十部左右，而且每一部话剧都及时地配合和反映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每部作品都通过人物的欢腾鼓舞，表现出作者对于党的敬爱和拥护。在许多作品的许多人物口中，时常出现这样的对话：“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力量，我干得更带劲！”的确，正是因为党和政府给了作家力量，作家也干得更带劲。

    作家用以揭露旧社会、讽刺旧社会的那种犀利、幽默的笔调，初一想起来，是很不易用来歌颂新社会、新事物和新人物的；然而，作者却能保持并发展了这种风格，使自己复杂、丰富而又洗炼的、具有地方色彩而又变化万端的幽默词汇，成为刻画新人物的生动的语言，成为创造欢乐生活气氛的生动语言。

    （摘自焦菊隐1959年9月21日手稿）

    焦菊隐对于老舍的感觉是有切身体会的，对老舍的热情和高度技巧是钦佩的。然而在政治风浪中，这种感受落在文字上却给后人一种变形、做作、强人所难的异样滋味。焦菊隐此时的微妙状态，可作为老舍政治态度的参照物，作为了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皈依、依赖新政权的心理依据之一。

    焦菊隐逃脱了戴右派帽子的厄运，然而他永远具备了右派的梦魇般情结。赎罪缠绕着他很苦很久，改造折磨着他难以适从。他的人格形象自我萎缩，对外界只有唯唯诺诺、顺从地表态。

    只有在《茶馆》排演场上，老舍、焦菊隐才能找到一点点信心、尊严，找到平衡的支点，而焦菊隐更是找到从容训人、从容否定的机会，找到让人抬头注目他的时刻。

    《茶馆》正因此才有两人超常发挥、鬼斧神工的一面，才有精雕细刻、叹为观止的一面。

    反右运动渐近尾声，剧院最后确定上演《茶馆》。1957年12月3日，老舍来到剧院，与导演、演员谈了《茶馆》的一些立意、构想：

    不能想象一个社会没有警察，贫瘠但也有一定的规矩，有时遇到一些事能“嗑”上两三个钟头。

    鸟笼也有一定讲究，满清统治者把明代的文化——衣、食、住、行各方面提高到很高的水平，文化高，而又野蛮，没有法治精神。那社会，有许多人混得很好，放债，打群架，混得有趣味。因有文化，有少数人想活着，不想混。

    甲午之战，烧圆明园，皇上跑到热河，震动人心，于是有了常四爷这样的人。当时京城军事、经济、宗教等方面侵略都厉害，有了吃教的人，两年后就有义和团事件。特务恨常四爷，认为他说大清国要亡，是“汉奸”。

    清末，民族观念也不太重，旗人穷了，又失去了人心。茶馆中，民族分歧不大。那是旗人最挣扎、最混乱的时候，不劳动、没本事的人就完了。

    一幕是闭关自守，二幕甘心做奴隶，“混”得更精。第一幕“混”有艺术性，第二幕“混”是为了吃饭。三幕庞四奶奶一群人，是国民党的助手。国民党利用他们，与地方上的恶势力合作，非常猖狂。女招待，是变形妓女。

    刘麻子，他这种职业当时不受尊敬，贩卖人口是很受人看不起的。而当他替人做成事时，人们还是尊重他的。袁世凯时，一个议员来北京，他那一村的人都来北京会馆住着，找差事，钻门子。

    黄胖子有流氓气，但不是流氓。当时没警察，就有一种人专门给人了事，能说会道，有规矩，从中间占便宜。

    唐铁嘴这种人尽赶热闹地方，非常脏，没什么本事。

    二德子，能打，能挨。二德子为什么那么怕马五爷，大概吃过他的彩。那时官都怕信教的，碰不得。马五爷拦住不让打架，是因为他受了教会的训练，人打你左脸，你应把右脸给他打，不赞成打架。

    老顽固的是太监，代表西太后的死党。太监要太太，在当时是个特别的事。不少人要，太监住在黄化寺一带。清朝太监不准出京。我不知道太监是否可坐茶馆？太监一得势，有钱，对于做太监，很后悔，就想有个家。

    清朝的小茶馆不卖吃食，只有大茶馆有吃食，有焖肉、烧饼等，与二荤铺不同。民国后，茶馆有雅座，食物讲究。

    （摘自北京人艺1957年排练记录手稿）

    在看完《茶馆》连排之后，老舍于1958年3月5日来到演员中间，针对表演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怡然自得。

    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

    唐铁嘴，走要溜，像打侄上坟的穷生。

    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代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

    （摘自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谈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九百五十场，创作二百二十件，经济自给并上缴五万五千元，辅导十个工厂、农村、学校文艺点。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四十九场。

    笔者先后走访了《茶馆》剧组的部分老艺术家们，从他们激情的讲述中可以还原当年一些场景，让我们记取一些值得感叹、值得深思的东西：

    老舍先生写了配合宣传宪法的戏，讲了几个朝代的事。焦菊隐说，老舍先生这部配合的戏改起来很难，我看这一幕茶馆的戏非常精彩，能否就写茶馆的兴衰变化，不要光写宪法了。

    我感觉到，老舍先生真的很喜欢这个意见。他说，我马上写出来。他对我们讲，《茶馆》里的人物都好像是我看过相、批过八字似的。

    老舍先生第一次是在剧院二楼会议室读剧本，念一段他就停下来，讲一段这个人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写。演员们都很激动，会后纷纷写申请书要求给角色，有的好演员没有上戏，情绪还波动很大。有的演员估计不行，就申请演小角色。

    名单公布了，我演主要人物。有人说，这个人物多好啊。我说，感觉不出来。大家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想？我说，我不熟悉。老舍来排演场讲解，还请“北京通”金受申讲掌故。

    我的印象中，排戏花在准备工作上较多，做很多人物小品。当时老北京的痕迹多一些，我们去前门、安定门一带茶馆喝茶，找过老的评书艺人，找了不止一个看命的人。演员与生活一步步接近，一进排演场就能抓住东西。

    尾声三个老头祭奠这场戏，当时排的时间很长，难度大。有一天晚上，焦菊隐让我们在三楼排演场按舞台尺寸定位，他说，你们今天互相不要交流，你们每一个人看准台下某个观众说个不停，把几十年积累在心里的愤怒发泄出来。

    58年这个戏真好，人物鲜明，真是老舍先生的大手笔，构成经典之作，导演、演员、舞美达到高峰。有人形容，这是一颗颗珍珠串在一起。

    （《茶馆》中饰演秦二爷的蓝天野1998年10月27日口述）

    老舍先生在全国普选时曾写了《一家代表》，排完了，没让上演。后来公布宪法，他觉得值得歌颂，写了《人同此心》。剧院书记赵起扬去世前跟我谈过，当年大家都觉得第一幕好，焦菊隐主张写茶馆的戏，不要光写宪法。但这样得把写作意图改了，变动很大。曹禺自告奋勇地要跟老舍谈修改意见，结果一谈，老舍特高兴。

    我记得老舍读《茶馆》剧本不止一次，把剧本读活了，导演和演员最喜欢听他读剧本。连排一次后觉得有些地方演得不对，又读了一遍。他还做示范动作，比画黄胖子揉眼睛、库兵因为偷银子夹着屁股往外走、松二爷与二德子的请安动作，一台戏都出来了。他说，《茶馆》要演出文化来，那时候人们把精力、聪明才智搁在茶馆里，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受左的影响，演戏有错觉，总把常四爷当成硬汉子，一提帝国主义、卖孩子，就坐立不安，老想闹革命。只有到了“文革”以后，从老舍先生宁折不弯的遭遇中，才慢慢找到常四爷的依据，逐渐体会到老舍先生的写作意图，在舞台上逐步改过来，每场改一点，最后串起来。

    后来红线加多了，改成常四爷给游行学生送水，讲革命话。台上口号声、歌声越来越响，学生上台讲演。头一次加时，觉得红线加得太多，曾想削弱一些。老舍先生看了没有说话。

    他以后说过这话，我写的是洋柳树，你偏要黄花菜。他还讲过缘木求鱼的典故。

    有的大作家瞧不起老舍，就老舍一人解放后的作品超过以前作品。他写得吃力，但老在写，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是由衷的。

    （饰演常四爷的郑榕1998年8月26日口述）

    曹禺什么没见过，他看了《茶馆》第一幕，拍了桌子，用英文说：“经典。”还说：“看人家，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物。”这是老舍先生的顶峰之作，我们见到的初稿基本上就是后来演出的那个样子。排练十分顺利，我们演过老舍不少戏，对他的风格、语言熟悉，那么大的戏排的时候却很短，别人都不信。

    老舍先生最早指出我所演的人口贩子中的问题，说：“你这个人物伶牙俐齿是对的，但觉得你不够坏。”他又加了一句：“我不是让你去演那个坏。”我琢磨了好几天，什么叫“坏”？又为什么不能演那个“坏”呢？

    演《茶馆》很有收获，于是之一辈子最出色的也是《茶馆》里的王掌柜，比程疯子还要深刻。

    有些同志革命理论多了，就觉得《茶馆》不够革命。1963年重排前，我们做过一次荒唐的事，就是由于是之、童超和我三人修改小组去跟老舍谈怎么加红线。我们并不真想改，但无可奈何。我们也知道，这个玩艺不能瞎弄。老舍先生一向听我们的，很谦虚地表示：“大伙儿看吧——”戏能够演，他就高兴。

    人艺只要排郭（沫若）老（舍）曹（禺）的戏，都是另眼看待，选择最强的阵容。

    总政话剧团的蓝马1963年看《茶馆》，一边说好，一边说你们胆真大，什么时候还敢演这个？当时全国都在演《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演《茶馆》非常不合时宜，吓得我们不敢演了。

    这个戏分明批判旧社会，却被说成坏戏，文艺界那时是没理可讲。

    后来演《骆驼祥子》也引起争议，导演梅阡不是党员，几个运动挨过整，害怕，所以让我演刘四时要演得更坏，要压迫车夫。我与导演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角色有狠毒一面，也有讲义气、笼络人的一面，否则不可能维持车行。我的这一点感觉得益于老舍先生，他的北京市井生活底子之厚无人可比，真正钻到这些人的灵魂深处。老舍先生跟我们熟了，聊得就有兴致，他们家热闹。

    （饰演刘麻子的英若诚1998年8月18日口述）

    1963年，一个队演《霓虹灯下的哨兵》，一个队演《茶馆》，我演春妮，又演小丁宝。前一个戏是写主旋律的现代戏，但有戏的还是《茶馆》。

    老舍先生读剧本有滋有味，有京味，他读时不笑，我们听了嘎嘎大笑。有时念一上午，那只猫就一直趴在桌上看着他。他给我们比画偷银子的库兵走路姿势，讲黄胖子眯眼。他注意听大家有什么反应，觉得合理的，他都接受。

    老舍写了那么多的人物，怎么凑一台戏呢？每张桌子要干什么？导演真下了功夫，找来一个卖《福音》书的人在那转桌子。这就是导演的本事，是他调理出来的。排戏很困难，导演要一张桌子一张桌子排下去，旁边的人还要继续演下去。

    旗人很讲规矩，我从来没看到老舍先生跟人大吵大闹，他从来不慷慨激昂，风度平和。生活基础雄厚，写过去的生活精彩。每次演出，我就爱听本子里的台词，比如第二幕唐铁嘴说的：“两大国侍候我一个人……”把这个人物的没有骨气讽刺出来。

    老舍先生自尊心非常强，有韧劲，他对新生活不太熟悉，很多东西限制他，他有困惑。

    焦菊隐是一个博学、功底深厚的人，他帮你理解人物，而不是帮你演。他总想实验一点什么东西，有想法。他导的《蔡文姬》可以打满分，而别人是导不出的。欧阳山尊导戏是大刀阔斧，大而化之，不细致，不经看。我们跟他排戏害怕，还没琢磨透就公演了，大面上看得过去就行了。

    很留恋那时排练场，焦菊隐有本事，创作气氛浓烈、讲究，排练场只能轻声走动。我们当时才二三十岁，演第一、二幕不在话下，没有顾虑。“文革”以后，就怕演年轻了。

    （饰演小丁宝、康顺子的胡宗温1998年9月9日口述）

    剧组一发榜就是我演松二爷，焦菊隐很喜欢用年轻人，一张白纸好画画。在焦菊隐的调教下，挑演员挑得准，你再换人演刘麻子，肯定不行了。我演的这个角色没有B角，演绝了，没有第二份。我们不少演员的风格、京味，是在老舍的作品里熏陶出来的。

    老舍先生耐心教我“进一退二”请安动作，当场示范，提醒我注意不要撞人。导演要求一坐到桌子旁就要有故事，我每天提着鸟笼、端着早点到排练场吃，要求茶水是真的，买的两个包子请“茶房”热热。松二爷的台词一字没改，老舍不是胡写，不能乱加乱改。

    1958年大家一块疯狂，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了。在这种时候把《茶馆》排出来是一个邪门的事。就是它不朽了，其他的都是纸糊的灯，留不下来。

    人家说我是“歪门邪道”，我只有在老舍、焦菊隐底下才能成活。反右时如果把焦菊隐打了右派，焦菊隐没了，《茶馆》也就完了。真想用你，也不用你来凑右派的数，让别人来凑。

    （饰演松二爷的黄宗洛1998年9月9日口述）

    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如何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7月10日来到剧院，在党组扩大会上大加指责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他发出警告：“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其次才是艺术风格，离开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

    刘芝明这次长篇发言后来定名为《关于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全篇自始至终抓住倾向问题：“你们现在偏重于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不太注意政治，有点过多地追求形式……焦菊隐的斯坦尼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山尊、田冲、是之、绣文等同志，你们学的斯坦尼有没有教条主义？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有很大的浪漫主义。惟（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

    当时担任剧院党委秘书的周瑞祥对当时场景记忆犹新：

    刘芝明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说话很严厉，大批一通。当时连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人都不参加党组会，刘芝明来剧院确实很特殊。整整批了一个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刚好当天晚上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到第二天停演，否则当天就要求退票。

    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1998年10月21日口述）

    1958年停演前后，各种非议已经接踵而来，有的已提到路线、原则的高度，如认为全剧流露了“今不如昔”、“怀旧”的情绪，全剧是在“影射公私合营”、“反对社会主义”。

    老演员郑榕告诉笔者，剧中秦二爷有这么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就有领导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1998年8月26日口述）

    欧阳山尊在剧院领导层的位置听到外界的批评意见很多，其中有说戏全部结束时三个老头撒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又有人说剧中秦仲义有句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等。

    欧阳山尊从《茶馆》的遭遇谈到人艺不少新作品逢到严峻尺度时的夭折命运：

    那个时候，不能全怪刘芝明那样做。58年开始左倾，越来越厉害，一直到了“文革”。

    有那样的左的思想，从《茶馆》中肯定能找出很多所谓毛病。

    我们集体创作了《一九四九年》，写天津一位工会女同志同资本家斗争，天津负责同志说要“借鸡生蛋”，让资本家回来生产。彩排后，陈毅说好，要演。但后来不让演，说是替天津的黄克诚反党集团宣传，其实也没说黄克诚、黄敬什么的。

    《北京的朝霞》是写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李瑞环参加了创作，技术问题就是他提出来的。已经排出来了，又不让演，说替北京市赵鹏飞树碑立传。

    我排了丛深写的《祝你健康》，上演以后，上面又让我们改台词，说是要突出阶级斗争，要搞成对抗性矛盾，改剧名为《千万不要忘记》，说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问题。

    “文革”前夕，市委改组之前市委张大中提议写剧本，反映第二毛纺织厂科长堕落贪污、工作组进厂挽救的事情。市委改组后，戏又没法演了。张大中来到剧院，脸色很不好看：“赶快停止，不要演了，宣传消极因素……”他真是前言不搭后语，我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

    从这么看，《茶馆》被停演，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不是某一个人、某句话说要停演，而是当时越来越发展的左倾思潮，与整个气候有关系。

    （1998年10月16日口述）

    在北京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笔者发现其中夹杂着《读书》1959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署名刘若泉、刘锡庆的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字里行间划了很多圆珠笔、铅笔的线条，表明不少人认真地读过这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

    文章充满十足的火药味，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思潮，足以让人们三思而后怕：

    （该剧）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日益发展中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就不可能把光明的未来展示给读者……显示的光明是如此微弱，希望是这样渺茫。

    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剧中出现的人物，其阶级性格是极其模糊的，还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对旧社会揭露得不深，鞭挞得不力。

    全剧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

    （摘自《评老舍的〈茶馆〉》）

    不知道老舍看到这类文章有何感想，从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和老舍遗留下来的文字中没有找到只言片语，我们无从揣摩到他的真实评价。

    但是，老舍的不舒服是可以想象到的，甚至暗地里会有些气恼、不安。不过，跟以往一样，他对这样的“批评”基本上持回避、沉默的态度。

    由于停演过于仓促，收得过快，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再加上大跃进时期精简了场记和资料人员，偌大的剧组竟未留下完整的艺术资料。到了1963年1月初复排时，剧院院务会、艺委会举行联席会，面对资料残缺不齐的现状，只得决定先建立一个整理小组，靠大家共同回忆搞出大样，然后再请焦菊隐细排。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那天上午全院展开动员大会，决定以背靠背的方式开展“五反”运动（反贪污、铺张浪费、投机倒把、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当晚《茶馆》试妆、连排，老舍前来观看。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

    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不像以往那么爱说话。舒乙告诉笔者，老舍回家后，对《茶馆》加红线问题依然不言语，难于说出内心想法。

    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之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人：《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

    细心的周恩来随即又叮嘱道，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他表示，要亲自告诉老舍先生。

    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已经没有机会亲口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回忆道：“总理先说了这部戏没问题，后来又推荐我们演《年轻的一代》。我们见形势逼得很紧，报上不让发演出报道，只好就收了，自个儿撤了《茶馆》。”（1998年10月21日口述）

    老演员郑榕在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正式通知禁演，谁也没有明确这点。宣传稿写了发不出去，报上不发消息。我们在人民剧场演着演着，也觉得不合拍了。一些梨园界老人很喜欢看，认为是怀旧，我们当时也那么看。”（1998年8月26日口述）

    剧院内外已经有人提出了有关执行文艺方针路线的问题，认为人艺对现代剧目重视不够，不如对古典戏下力气多。

    于是之形容头两次演《茶馆》气氛太压抑，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刘芝明副部长批评之后，《茶馆》剧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之1958年7月8日给爱人的家信中，沮丧地写道：“有关领导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根据《茶馆》、《威虎山》、《关汉卿》的演出对我们剧院提出了批评，大意是政治热情不足……”（摘自《演员于是之》）

    1963年重排时，心有余悸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摘自1963年4月4日焦菊隐与演员谈话记录稿）

    实际上，早在1957年12月已经被反右运动搞得精疲力竭的焦菊隐就有预感，在一次会上主动提出是否在剧中加红线，让“积极因素更多一些”。在场的评论家李健吾当即表示不同意：“我看不必，就这样排吧。作家给我们什么，我们只好接受什么，导演只好辛苦点。观众看了这些，自然会产生一种憎恨的情绪。老舍同志虽未写到解放后，实际上是暗示了……”

    一向持艺术至上、唯美观点的焦菊隐居然能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当时被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身保护的结果。老舍曾在初稿第二幕中，加进学生在茶馆开会，结果被抓走的一段戏。剧院讨论这些红线段落时一直觉得别扭、生硬，而焦菊隐此时走得比老舍还远，对“革命化”、“斗争性”要求之迫切反衬出运动对人畸形的压力。

    现在保存在北京人艺档案室的《1963年整理排练〈茶馆〉导演谈话》，清晰地记录了当年焦菊隐等导演组成员竭力加强红线、唯恐拔高不够的紧张心态：

    58年演《茶馆》时，不少同志对第三幕提出不少意见，认为剧本没有表现出解放前夕的时代特色，结尾不够有力，甚至显得低沉。

    这次重排，征得老舍的同意，打算对第三幕进行一次删改补充，以弥补原有不足。

    戏组组织了一个剧本整理小组，在导演指导下进行工作。

    ……事情发展的顺序大体上不更动，突出时代背景可以强调学生运动，点明当时时代主流，说明王掌柜在当时情境中，实在活不下去。

    加强一下代表反动势力的几个人物，与学生运动敌对。

    与老舍先生商量如何改，可根据老舍台词的特点（简练、筋斗、风趣）编词，也可以请老舍先生来看排戏时，请他润饰我们编的词。

    不论怎么改、改多少，最后都要经老舍先生同意。但考虑修改方案的时候，可以尽量大胆想，放开搞，不合适再收。

    要将学生游行示威的口号声、歌声处理为第三幕的主题歌，从幕起到结束时隐时现，这是这一幕的主要音响效果。要增加美军吉普车效果，比如撞人、刹车，然后猛然开走，显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还要有那种黄色流行歌曲的声音。要在后台创造一台戏。

    加了学生被特务打伤的一场戏，编这段台词时，由于情况紧急，时间短，应选择简练、明确的语言，这段对话要短而精。

    （摘自《导演谈话》记录稿）

    排练加进去学生戏时，焦菊隐同样持认真严谨的态度。他让饰演学生的演员反复做包扎伤口的实物练习，对演员们说：“可以是自然主义地练习包伤的形体动作，按习惯顺序地动作后再选择提炼。”

    新整理出的学生戏很快打印出来，依次糅进了演出脚本中，成为1963年演出的一个醒目亮点。比如给剧中人物秦仲义加了这样几句话：“你告诉大家，我仗着年轻气盛，还想富国裕民。可是真给人家说中了，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手指，就把我推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从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当年铅印本里，还可看到生硬加进的红线“段落”：

    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劝说）咱们换个地方成不成，我明儿要开张……

    演讲学生：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结尾一幕：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那一次老舍来看重排的《茶馆》，没有多说什么话。演出后，当年北京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只听到寡言的老舍淡淡地谈到了几句红线问题：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60年代初以后，老舍的创作明显地转移到历史、儿童、民族、国际政治题材，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想为《骆驼祥子》写一出话剧续集。

    曾在话剧《骆驼祥子》饰演祥子的老演员李翔回忆道：

    60年代初，老舍先生有一次突然问我：“你说咱们祥子能活到现在吗？”我摇摇头，而先生则说：“不尽然吧。”

    我在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中演一位八路军支队司令员，这让老舍先生突发奇想，他觉得祥子也可以参加革命，也可以成为司令员。他就想了解北京人力车夫中有多少人参加革命，参加了北京解放斗争，起了什么作用。开了几个座谈会，三轮车的车夫们感到看话剧《骆驼祥子》太压抑，感到吐不出气来，也在会上提出希望祥子有个大团圆的结局。

    老舍就考证设想祥子随冯玉祥下福建当兵，找了机会参加红军。他越想越精彩，对我说：“老百姓想看大团圆，我们能不能续个话剧。我要写一个北京的老干部，太逗了。车夫们一定高兴，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他已写了两幕，写了已是解放军领导的祥子潜入北京，发动车夫迎接解放。第一幕是在胡同口馄饨摊上，一盏路灯晃荡；第二幕是在白塔寺庙会，祥子在出租小屋开展工作，写得生动，有意境。

    老舍先生常常一个人夹着文稿，拄着手杖，从家里走到剧院，兴奋地为我们朗读初稿。

    上面并没有人要他写或者干涉他，一般人不敢指手画脚，就是我们这些人童言无忌。他念给我们听，提了意见，他拿着本子记，并说：“我就先写两场，写了后再说要多少幕。”他还说这话：“莎士比亚的语言实在精彩。”

    看得出他对新社会有惊人的热爱，总是想办法写点什么。

    可是后来大家一算年龄，觉得祥子的岁数不太合适，挨个数，原著的人物都死了，小顺子还能参加革命吗？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样的故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他有顾虑，就想搁在那，“以后咱们再说，先写其他。”

    老舍先生一直想写理想的共产党人，但又觉得自己写不好。他曾给我说过，我写不了特殊材料的人，我写普通材料的人还可以。

    当时正号召大写十三年，老舍先生还算过写祥子续集的事：“我们写祥子续集，正好十三年，我们也写一个。”可是后来他自己对我们说：“我熟悉老北京的人，写解放以后的人不成功，对新人不太了解，我怎么办？我写反面人物精彩，一写共产党员，别人说不像。要高度集中，我又集中不了。”他拼命想了解新生事物，但又觉得恐慌，对自己怀疑。

    他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这是旗人的家规。他跟林语堂关系好，不说林什么。开会后对会上有人批林，他就感慨地说别人“迂腐”。

    （1998年10月14日口述）

    老演员叶子至今不明白，老舍当初兴之所至，为什么事先没想到祥子的年龄问题。她告诉笔者：“老舍念了一部分后，我们说，那堆人活到现在都干不了，岁数太大了，老马走不动，祥子多大才参加革命呢？不可能，人家不相信的。他听了以后没说话，也没把剧本拿到剧院。”

    像这样半成品的废品被老舍扔进纸篓的，舒乙表示已难于准确计算。老演员叶子记得，在大跃进时，老舍偷偷写了一部外国题材的戏，她听了吓一跳，连忙劝阻；人艺老编剧蓝荫海记得，在60年代初期老舍曾写过一部戏，剧名忘了，似乎只有两个字。大家听完剧本后哈哈大笑，蓝荫海至今对其中一句印象最深：“敲门声像年三十剁饺子馅一样。”

    有一次去苏联访问，老舍看中苏联讽刺官僚主义的喜剧《澡堂》，就让高莽找出翻译稿，由他自己改成中国版剧本。中央实验话剧院排练出来后，周扬一看就否决了。

    笔者为此专访了高莽，他详细地讲述了老舍接触《澡堂》的情况：

    1959年参加苏联作代会，老舍先生爱看戏，就看了一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话剧《澡堂》。这个戏曾被批过，二十年没有上演。剧本讽刺挺厉害的，把那些官僚主义者送到时间快车。演出形式大胆，剧场内气氛好。他看戏时，我做翻译。演出后，院长或总导演还来征求意见，老舍说挺适度的，演技不错。

    他问我，怎么翻译得那么细？我说，我已翻出来了，准备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作者的五卷集中。他很感兴趣，向我索取翻译稿。老舍就看中了《澡堂》，回家后就动手改了一个中国版。老舍善于写讽刺戏。两个月后，他请孙维世和我等人去他家听新剧本。

    老舍念稿时有味道，不时自己发笑，朗读时间很长。剧中可笑、伤心的地方很多，与原剧差不多，只是把人名改成中国人。有一个人名就叫“万家宝”，大家听了大笑，说老舍拿曹禺开心。

    有一次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中苏有分裂的迹象，中央上层知道。陈老总说：“工作不多，只是祝贺，没有工作任务。”苏联记者知道老舍是党外人士，尽量问老舍。老舍对党中央的话理解比较透，他嘻嘻哈哈地说：“喝茶，喝茶……”不谈政治时就随意一些，给记者讲茶叶的性能。

    （1998年8月26日口述）

    在人艺，给老舍退稿是一件难事，但老舍的宽厚又让人艺的人感念。人艺老编剧梁秉堃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回，剧院觉得老舍新作《过年》不太理想，就让夏淳、于是之去退。到了家中，于是之说不出口来。老舍请他们在东来顺吃饭，吃了一半，于是之吞吞吐吐地把来意说了，老舍把稿子接过来放在一旁说：“我再写好的。”于是之如释重负，饭后他对人说，只有到了后半截，我才吃出涮羊肉味道。（1998年8月7日口述）

    老舍1960年、1961年左右悄悄地写完了童话剧《青蛙骑士》，主动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笔者查阅到当年《人民文学》那张发黄的审稿单，上面留有审稿人的诸种意见。值班编辑崔道怡首先肯定剧作“在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然后写下阅读感受：“作为剧作家老舍，能够运用各种样式，无论巨细大小，紧密配合政治任务。没去西藏生活，就来改编西藏民间故事，这种精神是可敬的。”编辑部主任杜麦青感到作品中存在一些不足：“主题和情节有些不太谐调，对话流畅通俗，但也有不少陈旧、别扭的地方。”

    副主编陈白尘主张留用，但请作者进行一些修改。主编张天翼审看后，也做出同样的意见：“从这一类的主题来说，即使不改，亦可以发。当然，能改一下更好。”

    当时西藏平叛、边境问题频频引起国内外关注，老舍自然关注这个热点，从童话传说引申出民族团结的主题，依然不失紧跟形势、密切配合的创作本分。

    那几年生活困难时期，老舍作为高级文化界人士，享受特殊的副食品补贴，每月凭证内部可买到肉两斤、鸡蛋两斤、糖两斤，还能购买一些烟、茶。但他始终保持自律，坚持低调的态度。1961年1月，他告诉来访的中国文联组联室干部陈慧：“我就看不得那些抢购东西的情况，看了令人生气。大家让一些，不一定要买的东西就不买，这就松了，不至于造成人为紧张的局面。我可以去政协三楼俱乐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吃饭，我从来没有去。因为想着人人都不肯放弃权利，就搞得很紧张。”（摘自1961年1月《文联访问艺术家简报》）

    老舍还说道：“现在创作生活很多，《人民文学》常来看稿，儿童剧院要我写一个儿童剧。又要写关于天桥的史事，但不知从何写起，架子还没搭起。上个月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又来邀请——实在想下去体验生活，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

    陈慧记下了老舍这一声长叹：“没有生活，写不出，没有来源……”

    1963年底，从南京到上海，先后上演了名震一时的《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等话剧，都不是北京文艺团体创作演出的。北京市领导对此有些焦虑，在11月11日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彭真把曹禺叫去，要他停下周恩来出题的《王昭君》写作。

    《北京人艺大事记》中引用彭真当时所说的话：“以后谁要给你历史剧的任务，你就告诉他，市委决定要你百分之九十写现代戏。”彭真当场给曹禺创作河北抗洪斗争的任务：“河北发生那么大的洪水，战胜洪水是发挥群众的力量的，可以写写吧！”

    第二天，市委宣传部长李琪问曹禺怎么样，剧院的人回答：“曾禺很紧张。”

    老演员蓝天野谈到当时陪同曹禺下河北、协助他创作剧本的情况：

    63年冬天，我陪着曹禺到河北收集抗洪材料，到了几个县，然后住在天津宾馆。老舍先生也住在宾馆里，他是给天津写剧本《王宝钏》。他对过去传统剧目有想法，想重新写一个新编历史剧。

    晚饭就我们几个吃，老舍先生很实在，他知道我们下基层忙于找材料，就没有过多议论剧作。曹禺写《王昭君》正写到兴头上，想在宾馆多住几天，把两幕戏收一下。

    记得老舍他们还画画，曹禺进来看看。我问了给齐白石出“蛙声一片”题目绘画的事情。老舍说，我找了四句唐诗，都是齐白石常画的东西，不是出难题。他讲了一些文人之间交往的事情。

    老舍先生当时还算轻松，特地请曹禺到真正的狗不理饭馆楼上吃包子，就那一次觉得味道真的不一样。

    运动来得那么快，比预感的要快。回来之后传达有关文艺界的两个批示，64年初就来了一个突变。

    （1998年10月27日口述）

    曹禺、焦菊隐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在北京人艺搞出世界水平的东西的理想，这种追求与现实的不协调困扰他们几年，风吹草动之时就垂头丧气，按下不表，但是一有机遇还是抓住不放。借着1963年大写现代戏，他们在讨论剧院五年计划时，焦菊隐还再三强调：“要有共产主义的民族自豪的雄心，在世界上要树起东西来。我们演出的戏，要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看了也说好，这就是国际水平。五年内要有个目标，要搞出几个好的现代戏来。”曹禺听后兴奋地说：“焦先生帮我们开出了一条道，焦先生的这条路，是一朵大花……要加一把劲，要追求最高境界，要培养出红得发紫的演员，硬是要从二十几岁的人里出人才，这才有盼头。”

    事后他们焦急地找了老舍、郭沫若等剧作家，请他们再为人艺写剧本。1964年初剧院迫于形势，提出了“甩掉现代剧目落后的帽子”。那年大年初二，曹禺、焦菊隐等剧院领导邀请老舍、孟超等人在东来顺聚会，闲谈之中探讨写新作的可能。

    老舍那个描写京郊旗人村的话剧构想，也开始为曹禺他们所惦记。

    焦菊隐希望在1964年国庆前后搞出一个高标准的现代戏，而剧院分三组在京郊农村、京西矿区深入生活长达一两个月。然而8月底，市委宣传部已经迫于严峻形势，为应付斗争的需要，开始布置批判焦菊隐，发动大家回忆焦菊隐在文艺、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方面的情况，立意是要彻底清除其思想影响，更大的背景是要找到替罪羊抛出去。

    批焦小组悄悄组建，市委要求在国庆节以前搞出两篇批判文章。谈到这一点时，周瑞祥作为剧院党委秘书，深有感触地说道：“65年上面压下来，彭真顶不住，就以批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径去批焦菊隐。让我、童超等人组织写批判文章，把我们几个关在剧院四楼小屋，从焦先生的书里、文章里挑骨头，断章取义，说是反毛泽东文艺思想。后来《北京日报》打出文章小样，不知为什么没有发表。赵起扬说，亏了没发，要不弯怎么转。这事做得绝对保密，焦先生不知道。”（1998年10月21日口述）

    1965年底，北京人艺的舞台似乎要搬到天安门广场，11月30日全体演员参加反对美帝侵略刚果（布）的游行示威，并在广场持续几次演出活报剧、诗朗诵、对口词、单弦等节目。1966年1月3日上午通知出节目，下午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唱，晚七时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庆祝联欢会。2月9日上午十一时开始排练，下午二时到天安门演活报剧、合唱、快板，随后赴越南驻华使馆表示声援，递交声援书。

    为了支持刚果反帝，剧院党委决定在十几天内写出斗争戏《刚果风雷》提纲。这边尚在操作，市文化局又布置创作反对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剧本。剧院只好在两个排练厅分组突击排练，每天分三班进行，在五天内排出大样。刚喘一口气，中央又决定举行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争的活动，剧院在当晚十时半召开全院动员会，确定第二天全天突击排练大型活报剧《反帝怒火》。

    虽然曾安排焦菊隐出任一些反帝剧的导演，但内部筹备批判焦菊隐的工作一直没有松懈。焦菊隐无奈之下，曾请求调离北京人艺，要求全家下放到农村，按农民待遇，长期安家落户。剧院党委明显感觉到他的不满情绪，也悄悄地收集到他私下对公开批田汉的异议。

    1960年以来，一旦形势许可，剧院党委会、艺委会时常开会议论艺术问题，尤其是那三个屡屡让人困扰的主要问题：1．有哪些违反艺术规律？2．艺术创作中是否适于搞群众运动？3．领导工作和艺术创造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讨论时似乎容易达成共识，可是政治风暴袭来时，所有旧症新病只会愈演愈烈，谁都无法抵挡。具有不凡天赋的焦菊隐面对剧院的现状，只能在内心哀叹。

    老舍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适应外面火热的形势，与剧院的关系渐渐地淡出，对批焦的举动不表露什么，也很少来看新排的反帝戏。只是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等人创作的《矿山兄弟》在华北会演时，老舍默默地看完这出戏。很快这出戏因对工人的缺点错误的描写“过了限”，引起较大争议，为此组织演出专场，请周扬、林默涵等一大批负责人士会审，最后连彭真都出面说话：“我没看出政治性的问题，如果有，我看戏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了。”

    创作的险恶连同政治上的莫测，敏感的老舍自然很容易体会得到，处事更加低调。1965年1月华北会演大会讨论骆宾基的新作，一些与会者对北京人艺旁敲侧击，调门起得很高：“骆宾基的戏糟蹋老干部，不仅是不健康，而且是恶毒……北京人艺应当不应当给骆宾基抬轿子？过去是给老舍抬轿子，这是组织作家的阶级路线问题。”

    北京人艺的压力愈来愈大，使用老舍搞创作也逐渐变成敏感的斗争问题。在那段政治高压加大的日子里，人艺与老舍从最初的不即不离演变到躲避不及，老舍终于成了剧院运动急于甩掉的包袱。以往人艺每年元旦、除夕活动，都特邀老舍参加，而此时邀请名单里早已没有老舍的名字。

    剧院唯一正面涉及到老舍的就是日本关西艺术座不断索取有关《茶馆》的演出资料，以后他们又寄回在日本上演的《茶馆》剧照。

    周恩来1965年1月批评新片《红色宣传员》思想性不够强，对在场的北京人艺演员们说：“美学问题、审美观问题不能由你们自由飞翔。”过了几天，周恩来又明确无误地要求剧院加强对队伍的锻炼，每年要有半年时间深入生活，参加劳动。

    很快，《龙腾虎跃》剧组到达佳木斯分局南岔机务段，开始三个多月的跟班劳动。并实行“开门排戏”，机务段领导和工人随时来看排练，随时提出意见。而曹禺则在北京阜成门门市部与售货员实行三同，一起站柜台，一起推车下街道售货。曹禺穿上工作服，卖油盐酱醋，营业动作不好掌握，老是算不过来账，让老太太顾客在一边焦急。有时，他还到街上吆喝：“卖酱油……卖透明香皂，又洗衣服又洗脸……”

    老演员郑榕感慨地说：“那时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躲不过去。往往以运动为主，排戏为辅。演《矿山兄弟》，我们在西山矿区劳动很长时间，早晨四点半起床就下去推车。谈艺术很少，演不好就是演员思想改造得不好。我现在老了，晚上做梦从来不会做到剧场演出梦，做的是在农村没完没了的劳动。我在人艺这么多年，纯粹谈艺术的仅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苏联专家办班，进行教学训练；第二次是‘文革’过后百废待兴，于是之在《茶馆》组搞了一段艺术总结，也是为了清除派性，让大伙儿转到搞业务上来。”（1998年8月26日口述）

    老舍就在那时到北京密云县檀营村居住了三个月，这是一个旗人居住较多的村子。

    北京人艺老编剧蓝荫海1965年也在密云体验生活，他住的村子与老舍住的村子相距很近。他发现老舍虽然身体不好，仍拄着手杖在檀营旗人村走家串户，爬到山腰看新建的扬水站。蓝荫海问：“腿行吗？”他说：“没事，扶着我就上去了。修这个大工程，抽潮白河水上山。不上去看看，行吗？”

    县里照顾他，给他找了一间糊了顶棚的干净房子。有时县里有活动，就派辆吉普车接他，到县城听县委书记作形势报告。他穿一件灰色干部服，跟一般干部一起，在台下听得认真。

    蓝荫海告诉笔者：“我念我写的本子，他靠在炕上被子旁听。我写了这么几句，‘大河流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他告诉我：‘这是文件里常见的，不要用人家写滥的词，要注意新鲜的语言。’他说，像‘锅里有，碗里有’这类才是农民的话。”

    老舍对旗人村出现的变化满心欢喜，他几次对蓝荫海说：“过去旗人肩不能挑，靠吃钱粮，不会劳动。解放后改造了，表现很好，学着种地，这是多么动人的事。但他们总想省事，把芝麻、玉米、谷子种子一起撒，没有长成。旗人过去是统治阶级，心眼都挺好的。这个村穷，以前连瓦片都揭下来卖，现在都盖了新房。这还不应该好好写写，多发现有趣的事。”

    蓝荫海遗憾地表示：“受了当时路线斗争的气氛影响，听说老舍先生写《旗人村》的初稿引了很多语录。我没见过稿子，但感到他本人内心是不愿这么干的，写时是很无奈的。”（1998年10月30日口述）

    英若诚记得，老舍从乡下回城后，紧张地问人：“出什么事了？连周扬都批了……”他很敏感，有点灾难临头的感觉。

    梁秉堃1965年底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见到老舍，老舍兴致颇高地说：“我正写一个找乐的事，写计划生育，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上一个孩子，怀里一个，背着一个……”主持会议的邓拓请老舍坐前排，老舍坚决不从，执意让年轻人坐前边。他说：“现在是年轻人干的时候。”

    梁秉堃告诉笔者：“当时我坐在前排觉得不对劲，回头看他。他笑着说，没关系，我给你把着场。”（1998年8月7日口述）

    舒乙回忆道，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心情日趋暗淡：

    人艺、青艺已经不再找他写戏，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1965年赴日本访问很轰动，同去的两个“政委”刘白羽、张光年与人谈政治，而他很潇洒地谈茶道、武术、饮食等，日本人喜欢他。回来后反应冷淡，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寄出后石沉大海，这对他打击很大。现在这篇文章手稿只剩下首页、尾页。

    他开始出游、下乡，客人少，说话少，产量下降。

    看到党内朋友阳翰笙、田汉、夏衍倒了，批《北国江南》，对他刺激不小。他去黄山旅游，途中给阳翰笙写信，一字不提批《北国江南》的事，只写自己旅途中的心情。但让人读后，觉得字字的背后都在提《北国江南》。

    那时他的心情肯定很坏。他原来是有抱负的，在国外看到很多文艺形式演变，他想在国内试试。哪怕在61年、62年低潮时，他还玩命地写歌剧，共写了四个，还改了两大出戏《王宝钏》、《杨家将》。可是，政治把他弄成这样，政治形势又把他的创作生机阉割了。

    北京市已确定拔两个白旗，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焦菊隐，已暗地里组织批判文章，并在《北京日报》拼好版面待发。实际上已内定为北京市最大的反动权威。那一年住医院，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有一次市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悲剧就在这里，到了最后，上面仍然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别人还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据舒乙介绍，老舍1963年发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仅发了一篇。外国朋友问，他简单回答：“身体不太好，不写什么了。”对当时批判“中间人物论”等活动，采取了不表态的缄默态度，不像以往参加运动那样去写声讨文章。

    郑榕说，其实“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论观点，早在1964年就有了。市委怕负责任，欲把老舍抛出去。

    老作家林斤澜告诉笔者，“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他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认真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1998年7月17日口述）

    挚友吴组缃进城常到老舍家中喝酒，他告诉别人，老舍经常酒后发很多牢骚。80年代时，林斤澜曾几次劝吴组缃写出来留给后人。吴组缃不愿执笔，说：“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但如果写了实话，两方面不满意，一是有关领导，二是夫人。”

    可惜的是，这些牢骚话随着老舍、吴组缃先后去世而被永远带走。

    周恩来对北京人艺有了一些失望，一些不满。1966年3月28日，看完反映越南英雄阮文追的话剧《像他那样生活》后，周恩来心情颇为沉重地对文艺界领导林默涵、周巍峙、李琪说：“我对北京人艺的《像他那样生活》不太喜欢，我看于是之那两位演员是自我陶醉，看样子他们深入生活比较差，似乎不如青艺那样有群众的生活气息。人艺腔也听不惯了，他们不像在演阮文追夫妻，而像演他们自己。”

    周恩来又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我这样说可能挖苦一些，不要直接对演员说。”

    他说：“过去我对他们有些戏还是欣赏的，现在看不习惯了。”（摘自文化部1966年简报）

    据说，苦闷之中的老舍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把信转给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据舒乙介绍，有一次演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后，周恩来留下一些人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不敢说话，老舍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压力，他还是想以帮助朋友的心情对待周。周恩来没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发老舍这类朋友会被当成敌人，他原以为老舍只是没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1966年1月31日，市委决定撤销焦菊隐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们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并商定在适当时机批判文章公开见报；4月16日开始批“三家村”，北京市委岌岌可危，市委宣传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马；6月18日，赵起扬被批判，群众组织宣布夺权；6月20日，剧院领导一律列为“黑帮”；8月23日，北京人艺改为“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8月25日，剧院的人得知老舍死讯，心中慌乱，谁也不敢说什么。批判大会照旧如火如荼。

    英若诚回忆了剧院那种麻木、惊慌的情形：“我们马上知道老舍的死讯。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这说明了一种精神状态，人艺很复杂啊！”

    欧阳山尊告诉笔者，老舍的死使他联想到一次夏天出游。那天郭沫若、老舍等与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演员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

    欧阳山尊伤感地对笔者说：“这句幽默的话是无心说的，说时很高兴，没想到成了谶语，他真的后来扎进太平湖。我想，他万万没想到灾难会忽然降临，没有精神准备，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闷，就是‘文革’一来他被揪出挨揍。”（1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经出演过《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戏的人艺终于淡漠了剧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发言中屡屡使用。他的剧作全部被视为大毒草，有关演员多少受到牵连，剧组的人们很自然也随着运动的深入而分化、而相互斗争。譬如蓝天野曾被开除党籍、英若诚以“里通外国”罪被捕入狱、黄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

    “文革”中，剧院花了几年时间排出《云泉战歌》。郑榕申请扮演第二号人物的B角，在会上引起争议，有人说：“郑榕只能演十六号以后的正面人物。”

    郑榕回忆道：“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新词。”1972年，焦菊隐被允许看了欧阳山尊、夏淳执导的《云泉战歌》连排，戏里有他熟悉的演员童超、朱旭、童弟、黄宗洛、吕中、吕齐等人。看完戏后有人征求意见，焦菊隐直率地表示：“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

    人们奇怪，老导演怎么能拿《茶馆》的水平来打量“新生事物”呢？

    很快，剧团临时党委决定把焦作为“靶子”之一开展批判，进行基本路线和文艺路线的教育，对焦成立专案组。

    1975年2月18日，身心备受折磨的焦菊隐因患肺癌得不到及时治疗，郁郁而终。

    此时，老舍已去世九年，两人所期望的舞台辉煌早已灰飞烟灭。1958年《茶馆》的一时盛事成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坛有异样感、有成就感的亮点之一，然而因注入太多太多的外界力量而使后人更多瞩目其中悲剧的意味，关注其间人们浮移、下堕的不堪回首的命运。

    《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动荡的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

    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最后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那双充满热情、不停地歌颂政治的手终被无情的政治戛然毁掉。

    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957年5月底形势骤变，6月中旬以后中国作协秘密成立了反右派斗争指挥部。在《作协反右派斗争计划》中，将解决“丁（玲）陈（企霞）问题”列为战斗任务之一，丁陈曾经领导过的《文艺报》被开辟为最主要的战场。当时的党内口号是“沉重打击右派分子、武装积极分子和争取中间分子”等。

    中央高层明确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要开大会，大争大辩，集中力量首先打垮“丁陈反党集团”。7月初以后，中国作协以党组扩大会议名义连续召开了二十五次大会，在初秋时节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作协整风运动总结报告》用语）。实际上，刚开了几次会，挨批者纷纷认罪，以致周扬在总结大会上如实说过：“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来看，恐怕都是很少有的事。”

    他把此战比喻为“换掉国民党放在共产党工事里的几根有白蚂蚁的大柱子”，他表示：“如果这是一根大柱子，我们找不到很大的柱子来换。那么我们宁可用几根小柱子来换它。虽然小一点，但是没有白蚂蚁。”

    周扬大声说道：“丁玲说什么‘肩上担负世界的痛苦’，担负那么多痛苦干什么？这正是没落阶级的思想，让他们担负着痛苦进坟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紧我们。我们迎接新的时代，迎接新的社会，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痛苦呢？”（摘自中国作协会议记录原稿）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表示：“我们对丁陈斗争搞得好，很坚决，今后的办法就是头上要长角。”他说：“现在，丁玲的问题我们还是等待她的觉悟。我们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她一到延安，就不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她这样下去，就不能做一个作家，也不能走社会主义的路。如果你是政治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你就表现出来给党看看吧。”

    陆对反丁陈斗争赞誉有加，大声疾呼：“我们的文学家们，请你们起来赞扬赞扬这些东西吧：你们要赞美果实，因为我们已经学得成熟了。”

    1957年8月15日，在文艺界一次内部通报会上，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传达几位中央常委关于“丁陈问题”的指示，决定把“丁陈问题”作为文艺界第一个大的突破口，为处理丁陈定下了基调。这些指示显示当时严峻的尺度：“文艺界反右已展开，但火力还不够，应该更彻底。不要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流氓性。不能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顽抗的只好毁掉，淘汰一部分，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办法。这些人就是文艺界的败类，如不淘汰就起腐蚀作用。如这些人不整，则搞出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不要姑息名演员、名导演，给他再次登报，扬扬臭名。”（摘自会议记录稿）

    邵荃麟传达了周恩来的一句话：这个斗争要看长不看短。他还转述了周的几句感慨：曹禺和吴祖光就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吴祖光离开党、反党，曹禺走近党。就在这次关键的通报会上，刘白羽再三强调：“我们的斗争搞好，对全国是个推动。我们已突破反党集团，但离彻底胜利还差得远。雪峰与丁玲之间的关系还没打破。对艾青、李又然这些人要有各方面的材料，陈明在北影搞，马峰、白朗交代丁玲的问题太少。不要放松丁玲……”

    林默涵说：“丁陈问题不仅是作协的事，而且是整个文艺界的事，各方面的斗争都与丁陈问题有直接、间接关系……这问题在文学史上十分重要，这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郭小川在1967年7月11日写的交代中，涉及的反丁陈斗争之事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整个反右运动的背景材料：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周扬后来利用58年钱俊瑞不适当的工作方式，抓住了这个事。副部长刘芝明也看不起周扬，两人并不见有原则分歧。

    原来文化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当时就学苏联的那一套，讨论了典型问题。

    57年6月反右斗争，在陆定一家谈过丁陈问题。陆找我们说，对丁的斗争是对的，周扬没有宗派主义。

    （摘自郭小川1967年交代材料）

    作协党组在1957年10月7日汇报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中，也承认在大鸣大放期间，估计作协机关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受“丁陈集团”影响和迷惑的，只是在反右斗争中才逐渐改变了这一形势。

    之后，作协党组在1957年10月26日发函给北京市委刘仁、张友渔，希望能占用北京市一百人左右的下放干部名额，安排作协机关一部分有思想倾向问题的干部参加劳动或基层工作。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作家协会是知识分子成了堆的地方，而且由于‘丁陈反党集团’在这里活动多年，散布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现在这个集团刚被粉碎，机关正气方在抬头，急需抓紧这个时机整顿一下。”

    丁陈被整肃后，党组一些人就急于把机关整顿得“干干净净”，同时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不断被委以重任。整个机关再也听不到任何表示异议的声音，周扬、刘白羽在作协系统的领导权威得到最终、无可争议的确立。

    周扬与丁玲的矛盾长达几十年，两人漫长的恩怨至今外人也无法说得清楚、看得明白。它实际上已构成文坛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直接影响了许多事件的产生和结果，由此决定了相关人的几十年各自盛与衰、荣与辱的命运。

    50年代初，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一天偶尔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情景，丁玲忍不住说道：“这本书曾被周扬压下来，不给出版。”她说一想起此事就伤心，结果当场当着编辑杨犁、唐因等人哭起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作者成了新中国文坛最为风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丁玲一度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以后还先后主管了《人民文学》、《文艺报》这两个最重要的文艺刊物，并创办了声名显赫的文学讲习所。据当时在作协工作的人士介绍，每逢丁玲下车走进东总布胡同作协办公大院，总会有人前呼后拥地相迎。

    然而好景不长，她与周扬冲突日益加重，加上毛泽东等中央高层人士的偏向，丁玲不断受到冷落，1955年最终以“反党小集团”落败，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日渐消退。寂寞之时，丁玲对老友、老诗人柯仲平发牢骚：“老柯，我这几年在北京是靠外国人吃饭的。”其实丁玲心里也明白，周扬、刘白羽批她“一本书主义”、“骄傲自满”，获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改变不了她衰弱的境地。

    张光年在1967年12月25日所写的交代材料中，曾谈及他与周扬在1955年前后说的几句话：“周扬知道我在52年文艺整风期间对丁陈有些看法，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啊！’我说：‘丁玲同志改正了错误，才能领导我们工作。’周扬说：‘丁玲做领导工作，那是不行了。’”

    据陈学昭1955年所写的材料，丁玲曾对陈学昭说：“作协里边没有一个不厉害，都是很凶。看起来只有张天翼同志还好些，这个人不肯得罪人，而且他自己身体不好，不太管闲事。”周扬有一次把布置好的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交给艾青，由艾青再送交丁玲。丁玲读了以后，当时就雇一辆三轮车回家，一路上哭着回来。她对陈学昭说：“我不能忍受这样卑鄙无耻的人。”

    1955年，在周扬的指导下，刘白羽具体组织了对“丁陈集团”的审查工作。12月30日在传达大会上，刘白羽作了基调高昂的报告，为解决“丁陈”一案做了战前动员：

    有些事情必须要弄清楚，作个结束。从1942年到现在，我们已经等待十几年了。我们还没看见丁玲向党、向人民公开地写过一个字，来承认这严重的反党错误，那我们为什么要不追究呢？

    ……丁玲到了延安，党和人民给予丁玲以热忱的欢迎。这种欢迎应该是丁玲铭刻在心的。丁玲不是爱讲究温暖吗？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值得珍贵的温暖吗？

    ……在延安时，丁玲觉得太露骨，想一段一段发表《野百合花》，以免引起太大震动，想把毒药一节一节夹在面包里给人吃了。而陈企霞呢，第二天就把全文通通拿去发表了。

    ……丁玲觉得我们这个新社会太可怕了，缔造这个新社会的党太可怕了。

    （摘自1955年12月30日传达报告记录稿）

    1955年定案后，丁玲心境暗淡，逐渐淡出了作协的活动圈子，摆脱了作协所有的事务性工作。她不时外出体验生活，或者躲在家中写作长篇。

    1957年4月鸣放之初，丁玲的情绪不免为外界形势所感染，改变了一度超脱、躲避的态度，直接对中宣部、作协的甄别工作提出意见：

    同志们接受中央的委托，就此进行的（甄别）工作，我必须向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和信任，并且表示，在我这方面，我将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忍耐着，等待着，用一切办法帮助同志们正确地、完美地、早日结束这一工作。

    ……对这一工作，同志们的严肃、认真、细致，都是好的，也十分必要。但严肃、认真、细致，同时也还应该表现在大胆排除阻力，克服拖拉，迅速结案的上面。如果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前年的作协党组错误地给丁玲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的时候，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坚决，那样的明确，那样的迅速。可是现在，将近两个整年过去了，纠正错误、平反工作却为什么进行得如此迟缓，这样束手束脚呢？到底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和无法逾越的高墙？是什么原因作怪？什么东西作梗？对这个问题将怎样给予满意的回答呢？我很为难……我只再一次提出，希望快些！快些！再快些！

    （摘自丁玲1957年4月26日致作协党组、中宣部党委信稿）

    4月底开始，这封信在作协、中宣部党组织间转悠，最后落到周扬处时，原信上方已写满了四五个人诸如“抓紧甄别”、“快些结束”之类的批示。但到了反右阶段，这封信的下方又写了几条口气强硬的批语，譬如邵荃麟写道：“此信还是4月27日写的，气焰何等逼人！你跟他客气，他就跟你不客气，斗争就是如此，此信保留丁玲档案中。”

    反右不到半个月，丁玲的右派问题几乎定局，整个作协呈现人人喊打的斗争趋势。8月初，作协总支向中宣部党委汇报会议的进展情况：“会上揭露丁玲曾四处活动，打听情况，寻找可以利用的错误和缺点，进行煽动，丁玲到处对人说她自己是‘贫雇农’。丁玲和陈企霞曾密谋在今年10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向党大举进攻，公开分裂文艺界。丁说：‘登报声明，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当7月25日，党组扩大会开始向她们反击时，丁、陈之间密订攻守同盟，丁说她‘准备逆来顺受’，企图顽抗。”

    10月26日下午，中国作协各支部大会一致同意开除丁玲的党籍，建议让她下去参加实际工作锻炼。各支部材料中几乎都以这样的模式写道：“丁玲的言行渗透了剥削阶级的意识，而且党不止一次挽救她，这次就必须严肃处理。”有的支部建议，将丁玲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甚至有人提出直接送到农垦部的王震将军处管理。

    当时，中国作协党组将一份《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上报中宣部，文中称：“关于丁玲、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拟由作协向主席团建议，采用通讯方式征求作协理事的同意，解除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丁玲等人的其他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等应一律解除。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等名义，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协会员的会籍，可不变动。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

    12月16日下午，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先后找艾青、丁玲谈话。刘白羽一见艾青，说话就极为严厉：“你还这样，使人对你失去信心，上次开除丁玲党籍的会，你说你牙痛，没来，非常可惜。”艾青说：“我就是活到六十岁，也还有十二年，我是算了的。”刘白羽极为不满地说：“党对丁玲重做安排有二十年的打算，党对你也是这样。要有点思想准备，做农民也要做好农民。”

    相比之下，刘白羽与延安时的老上级丁玲的谈话就比较缓和。当年丁玲夫妇与刘白羽夫妇在延安延河边时常散步交谈。那时一位左联老人劝丁玲注意：“刘白羽以后会代表周扬办事。”陈明对此话记得很深，因为这话后来果然被言中了。陈明告诉笔者，反右最厉害的时候，刘白羽碰到丁玲还颇为动情地表示：“怎么事情搞成这样？”丁玲所住的多福巷离作协不远，刘白羽还要派小车把丁玲送回家，丁玲摇头，说：“不要送了。”

    从保存下来的记录稿上看，两人此次说话前后不搭，像是漫不经心的一次闲谈。就是在这样的正式谈话里，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已经悲剧性地内定了。

    丁玲：我自己在家，煤搞得不好，这两天又好了。听说《文艺学习》要与《人民文学》合并。

    刘白羽：《文艺学习》搞得好的是评论，现在准备把这一部分搞到《人民文学》去。机关精简百分之五十，放在怀柔、宣化，将来搞一个根据地。你的历史结论还要写一份，讨论时，我参加了，具体工作是张海做的。你现在近况如何？

    丁玲：我的检讨我还要看一下，现在黎辛还没给我。我想找你谈谈，听听你的意见。

    刘白羽：我也没再看，荃麟同志临走之前谈过，作为大会谈也行。但有些问题，看问题的焦点也不同。其实，很多毛病都是少奇同志谈过的，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弄得更精练一点。最近报上批判右派的文章你看了没有？

    丁玲：我很想老老实实地到下边去做点工作，做个普通农民，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刘白羽：一段时期把创作放一下，到实际中去锻炼改造有必要。

    丁玲：前些时候，我看了少奇同志的书。

    刘白羽：你可以看些文艺上有关批判修正主义的书。

    丁玲：最近我想柯庆施，那时他是个傻小子，老实，也经过一些锻炼，因此马列主义也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过去是满不在乎，实际上是政治幼稚，觉得没关系，这就是没政治。

    刘白羽：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我觉得从容点，根本问题是彻底改变。

    丁玲：一个人投身于工作中去，就能改变，我想把我的检讨搞一搞。

    刘白羽：你也可计划一下，到哪里去，要实事求是，能做到的。

    丁玲：昨天黎辛给我打电话，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想搞一搞林业，去伊春搞林业。伊春是个新城市，房子都有暖气。详细情况请组织上调查一下。我在大连时，给乔木写过一封信。他希望我下去做工作。我想还是下去好，这次应下决心。

    刘白羽：短期可以，长期还要考虑。原来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要考虑周到一些。这里面有个长远做工作的问题，看你做什么工作。

    丁玲：我想搞工业，大工业不行，就搞搞林业工作，我想到伐木场去工作……

    刘白羽：陈明怎样？

    丁玲：陈明提出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们也有精神准备，分开就分开。

    刘白羽：那倒不一定，长期下去还是在一起。我们的意见，你们还是在一起下去。

    丁玲：那时我腰疼，不能下去，另外也想搞我的长篇，现在不搞了。组织上让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也不一定安个家。我这样谈是很老实的。（以前）我母亲来这里，对我没有好处。现在这样倒很好，一下子就会好的。

    刘白羽：你先安置好比较能适合于你的地方。既照顾了你，又能安排下去。到黑龙江不搞林业，也不搞农业。我可以和他们谈谈。伊春是否可去，现在都还没有考虑。迟一下，你的意见可以再考虑……如果能联系群众，完全会焕然一新。现在下边变化很大，条件总比过去好。一下去也会乱，头一年要苦一些，过一时期就会好的。

    谈话之中，丁玲突然间喃喃说出：“姚蓬子、冯雪峰管我叫冰之，左联同志都叫我丁玲。”这种忆旧让刘白羽诧异不已，最后说了“要读党报社论，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战士”几句就草草结束了谈话。刘白羽还交代，在下去之前，时间好好支配一下，有些批判大会还要参加。丁玲心里明白，这是以罪人之身陪斗。

    1958年春节过后，丁玲爱人陈明作为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陈明想让作协知道丁玲将一人留京的情况，丁玲不让陈明去作协：“谈有什么用，不求人家怜悯。”夫妇俩商定，陈明先去北大荒，看看气候、环境能否适合丁玲。陈明在农场见到农垦部长王震，陈明说：“作协考虑丁玲的年纪大了，还没有安排，但丁玲想来北大荒，请王震同志跟中央提一下。”

    陈明走后，与外界隔绝的丁玲陷入空前的孤独苦闷之中。1958年4月11日上午给邵荃麟、严文井写信，催问组织何时对她安排：

    近来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要写封信给你们，问一问关于组织上对我的处理，以及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参加劳动，获得一个重新做人、改过自新的起点。但我又想到你们很忙，如果组织上对我有了决定了，你们会通知我的，我应该静静地等候，但我常常又觉得很难克制，因此我不得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

    我每时每刻都想着要到人里面去，不管做什么，我可以做任何工作，也可以参加重劳动，搬砖头，挑土，都行。我只要尽我的力量去做。我感到如果我做了，而这又是人们所须（需）要的，就不管什么都行，并且我会多么愉快，尽管时间不长，死了我也会快活的。

    去年10月间我就曾经向白羽同志披露过我的感情，说我就怕一个人在家里。我一直都在竭力读书，写文章，但都压不住我要冲到人里面去的渴望。离开了人，一个人就不须（需）要什么生活了。一个人失去了政治生命，就等于没有了生命。这几月，快一年来，我的心所走过的道路的确不是一下能说得清楚的。我错了，过去全错了，我望着我的腐乱的尸体，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而且我在这里变得非常敏感，很容易只要一点点都可以触到我的痛处。我抬不起头来，不是因为我的面子，而是因为我的心。但我努力挣扎，我要经受得住，我也经受了。这是因为我有希望，也有勇气去赎回这一切，而且相信也有机会，也有可能。我决心什么都不要，全部拿出我所有的全部生命，为人们服务，胼手胝足，以求补过，以求得我的心安。

    世界是这样的美好，社会主义事业的花朵展开得是如此的绚丽，五彩缤纷，时时奏出的是这样高亢激烈的交响曲，汹涌澎湃，无处不浮泛着欢乐。我实在希望我能把我的力量，我的生命投进这个大熔炉里面去。

    我实在希望党，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不管怎样重的处理我都是高兴的。我对所有的、只要是在劳动中的人都是饱含着羡慕的眼光。如果我的问题组织上还须（需）要我等待一个时期，不能很快处理，也不能很快帮助我下去，我也希望你们帮助我战胜我热切要求下去改造的想念。

    我写这封信时，的确又是在我感情冲动的时候，如果我能冷静些，我会说得比较理智而委婉，但我的确常常交替地处于感情冲动和冷静的情况之中，我想你们会了解我而且原谅我的。热盼回示！

    （摘自1958年4月11日丁玲致邵荃麟、严文井信稿）

    当时担任作协总支书记、五人整风小组成员的黎辛谈到1958年安置右派的情形：“五人整风小组开会简单，邵荃麟、刘白羽说的都是周扬的意见，谁敢反对。当时领导上是这么安排，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郭小川曾当过三五九旅王震的秘书，领导就让郭找王震，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郭小川有顾虑，说很久未与王震联系，怕碰钉子。在人们脑里，北大荒是属于艰苦的地方，荒凉得可怜，我当时想，送北大荒，能活命吗？”（1999年2月3日口述）

    在陈明的印象中，邵荃麟没有延安整风那一套东西，整丁玲没有张牙舞爪，比较善良。很多领导人不愿见右派，他见了丁玲，还谈了全国政协会议情况，并好心建议丁玲下乡时改一个名字。

    从郭小川“文革”中留下的一份材料来看，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对要不要丁玲有一些顾虑。郭对王震说，丁玲没地方放。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实际上这些农场还是归属了农垦部管理。

    郭小川在另一份材料中也披露，周扬也曾有指示，要把右派安置好，说丁玲年纪大了，可以不离开北京，在安置时要考虑到以后创作。

    郭小川还写道：“（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或中间，周扬与丁玲一次谈话，我感到周扬调子很沉痛，好像过去一起战斗过来，有一种惋惜的情绪。”

    1958年6月1日丁玲致信邵荃麟，信中写道：“我明天将去农垦部接头，可能最近就能走。我决心好好的去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我必须谨慎的、谦虚的、无我的去从事劳动和改造，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在我走之前，我很想去看看你，你觉得你的身体能让我去么？”

    丁玲从农垦部领来了介绍信，上面写着“由王震部长指示去汤原农场，具体工作到后再定”。6月12日，五十四岁的丁玲在专人陪同下乘火车北上。行前她曾给邵荃麟、刘白羽等写信，问还有何指示，但没有任何回复。丁玲给作协工作人员留下订书刊的一百元钱，并希望作协继续赠送《人民文学》、《收获》。但是，赠送刊物等原有待遇已经停止。

    此时，教育部也已发文，丁玲、艾青的作品在文学史教材中将不再介绍，并要指出他们的反动政治面目，以加强本门课程的战斗性。

    丁玲刚到密山农垦局招待所住下，中宣部一封急电就追到，让她写出所知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的材料。招待所拥挤，小孩吵闹，没有桌椅，丁玲在疲累的情况下写出材料。她意识到，又有人因为她而遭殃，受她牵连的人大概谁也逃不脱大网的追索。

    1958年7月12日，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发出第一封信，介绍自己住在养鸡场，在孵化室工作。信中写道：“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佳木斯农垦局遵照王震的指示，决定丁玲在畜牧队体验生活，并参加一定的田间劳动。到了畜牧队后，并没有分配一定的工作，让丁玲自动参加劳动，形式可以自由，累了就休息，不一定同年轻人一样作息。一开始定下丁玲的工资待遇为一月三十元，丁玲找到政治部副主任，表示领取农工的工资光荣，但自己的经济情况可以不拿农场的工资。

    陈明告诉笔者，到农场时有不到三万元的历年稿费存款。

    农场的负责干部大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参加过朝鲜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十五军转业官兵也分散在农场各队，多是排长、班长。她在7月12日的信中写道：“我个人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都感到很愉快。我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又什么都需要学习和不如旁人，这样我就生活得很自如，而且不得不谦虚（也是很自然的），觉得谁对我都有帮助，都是我的先生……他们的作风，勤恳朴素，他们的集体观念、单纯、乐观、大跃进的干劲等等都使我觉得这些人真还是可爱，而且必须向他们学习，也就很自然地要求把自己的劳力全部放在里面。因此尽管我劳动得很少，可以说还只开始了一点点，我也觉得劳动的愉快。住在这里，在这样气氛的周围，人怎么也不能放着双手不动弹，否则真不好意思拿起反（饭）碗来的。”

    第二年4月12日，丁玲奉命寄来一份思想汇报。5月30日周扬阅后有所触动，在原信上批道：“荃麟同志一阅。建议作协派同志去看一看这些人，丁身体如不好，可设法另外安置，她年（岁）已高，不要勉强劳动。”刘白羽看后，也加了几句话：“丁玲划在第五类——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下去是她自己要求的。另外，她去时，我同她谈话，可不参加劳动，如无工作，争取做一部分工作。从材料看来，她做这类劳动是不适宜的。是否由张僖同志去一趟，还是根据第五类处理的原则商议安排。”

    这封汇报所述的实情的确是周扬、刘白羽他们在北京预料不到的：

    去年7月初到达农场，分配在畜牧队鸡场孵化室工作，主要工作是参加检蛋、上蛋、倒盘、出鸡、清除柜子等等，并学习一些孵化技术。8月初孵化工作结束前，便转到畜雏室帮助一个饲养员饲养小鸡，日常工作是喂料，洗水罐，洗饲料布，打扫鸡舍等。

    ……到畜牧队后，领导上根据我的体力条件，劳动上没有规定固定指标，在畜雏室、饲料室，劳动时间可以自由一些，单独饲养一部分鸡群时，为数都很少，去年刚到场，我的劳动量很少，经过一个时间的锻炼，对劳动比较习惯，我有意识地逐渐加重了劳动量，但比起其他同志，仍是很少。春节以后，由于我左臂膊疼痛，只喂养几十只鸡，劳动量更少。

    我参加劳动是为了改造自己，这是党所指示给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既然在劳动岗位上，就一定把能完成劳动任务当着最高的愉快，我希望自己工作得尽可能好些，让群众认识到我虽然犯了错误，是一个右派分子，但因为曾经多年受到党的教育，因此在改正错误时，能像一个老党员那样受得住考验……我要求自己能够真正把劳动当着天经地义，当着自自然然，当着一种愉快。因为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经常对人民对党有一种赎罪的要求，也就愈愿意更多地拿出力量。

    ……开始劳动的时候，工作虽是轻劳动，而且劳动时间不多，但大半都须（需）要弯腰，腰痛病曾犯过，我有所顾虑，怕腰垮台，像过去那样。不过我克制自己，注意休息，多做腰部活动，努力适应劳动的须（需）要。我帮助打扫鸡舍，每次劳动只一两小时，但比较吃力，经常是汗流浃背，直到腰不能支持时才回宿舍。但我这时都感到愉快，觉得终于我能够做一些比较重的工作了，只有使尽了力量以后的休息，才是真的休息。

    原来我是不能挑水，挑煤，挑粪的，但当我单独负责一个鸡舍时，鸡少，屋子不大，我觉得还须（需）要另外找人帮我做重劳动，那是不好的，也不应该，这样就个人设法，半筐半筐地拉出去拉回来。在饲料室切菜，因为菜都冻硬了，须（需）要用大切菜刀砍，手臂很吃力，同时老是站着，我的腰也很累，每天晚上混（浑）身疼，两手攥不拢拳头，也伸不直，睡不着觉。我这时没有以为苦，只以为耻，不愿向人说。我每天在满天星辰朔风刺脸的时候，比上班早一个钟头，去饲料室生炉子（炉子常在夜晚灭了，早点生炉子，把火烧得旺，菜好切些）。

    ……在畜雏室洗饲料布，觉得上边尽是鸡粪，要拿手去搓洗它，太脏……又感到饲料布如果洗得不勤，不净，对畜雏不利。这样，在饲养第二代杂交小鸡时，全由我自己去洗，打扫鸡舍时，开始觉得鸡舍味道很大，特别是早晨，鸡粪既多，使人无处站脚，铲起来又很费力……把鸡舍打扫得很干净后，心里舒服，从此也不觉得鸡舍的脏臭了……

    丁玲在信的结束处特意提到自己对政治的看法：“针对我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个人同党的关系位置摆得不对，因此在经过党的教育以后，我对这个问题特别警惕，我反复反省自己一生的错误，嘴（咀）嚼党屡次给我的教育。我比较经常阅读党报、《红旗》等杂志，和一些领导同志的文章，学习党的政策，从思想上尽力与党靠拢，一致。我看到整风反右以后，全国工农业、文化教育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我深深感到党的宏伟事业与个人的渺小，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奇迹般的创造，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卑鄙丑恶。我体会到个人离开了党，离开了集体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听党的话，依靠着党，才能进步，能为人民做事。只要离开了党，就一事无成，终不免于堕落、毁灭。”

    受周扬指派，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于1959年7月赴北大荒了解丁玲、艾青的改造情况。周扬说，去看一看他们吧。张僖说，拿作协的信不好使。周扬当即给王震打电话，要王震开个“路条”。张僖到王震处，王震在台历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并提到要给丁玲适当安排。

    张僖到汤原农场招待所刚放下东西，住在不远处的丁玲闻讯就赶来，进屋打招呼。张僖说：“你先回去，我先跟党委谈一谈。”

    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告诉张僖，党委会对于丁玲摘帽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僖当日下午旁听党委会，发现在丁玲问题上大家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委员说丁玲善于用小恩小惠拉拢青年人。

    张僖回忆到，当时丁玲在鸡舍剁菜的场景对他刺激很大：

    丁玲穿着两排扣子蓝布解放服，站在一个案板前，剁菜很用力气，速度很快。程书记说她一天要干八小时，我对程书记说，这样不行，将来要垮的，能否用她的长处来教文化课？丁玲给我看她浮肿的腿，我一摁就是一个坑。她还说，我挺得住。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一个老作家怎么弄成这样？

    说实话，没有王震的条子，她当不了教员。她当时与党委一些人关系紧张，程书记也承认意见不一致。那时全国都是极左情绪，农场也是难免存在的。我临走时，两人都比较高兴，因为党委刚宣布给丁玲调换工作。

    丁玲的住处很简单，十三四平方米小房间紧挨鸡舍，一张桌子上摆着刊物，有一个小柜子和两张凳子。篮子里装着土，种了两筐土豆。丁玲说，你在北京也可以种，当花来种。

    当地气候不好，蚊子咬人厉害，我看见丁玲在屋里用草熏。

    丁玲说，王胡子对她是关心的。对周扬派我来看她，半信半疑。我说，周扬不发话，我也来不了，王震也不会写条子的，组织上对下面还是关心的。

    她不问作协的情况，一字不提。

    回北京后，我在会上汇报农场意见和丁玲情况。讲到丁玲剁菜，腿都站肿了，一天站八个小时。周扬说，这不好吧。有人说，老太太在下面搞得这么苦。周扬对此没有多说什么。

    （1999年2月5日口述）

    丁玲曾向张僖诉说烦恼的心事：原来较为接近的养鸡场几位姑娘在程书记批评后，不敢与她说话了，工作时各人干各人的，互不理会。丁玲对张僖承认：“从今年1月到4月，精神上很苦闷。”

    丁玲曾问队里支部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改变呢？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转业军人出身的支部书记为人爽直简单，答复是“我们就是要孤立你”。丁玲想雇一个人洗衣服做饭，党委以“影响不好”、“不合适”理由予以拒绝。丁玲当年4月到佳木斯时，特地又向地委书记张林池提出同样问题。张林池做了一番解释后，丁玲紧张数月的情绪才有所缓和。

    农场领导向张僖提到，场里有个姓王的技术员，喜爱文艺，时常拿习作向丁玲请教，后来有一篇作品在《文艺月报》发表，大概经过丁玲修改。离农场不远有一个沈阳军区下级军官文化学校，丁玲的一个侄子在学校学习，不时带几个青年军官来看丁玲，春节时还特地赶来拜年。有一次丁玲问他：“你（入党）转正没有？”侄子说没有，丁玲说：“你以后少来。”

    丁玲为此对张僖表示无奈的态度：“他们几个人要来，我也没办法。”

    张僖对丁玲说了一些带有批评意味的话：“难道你丁玲一点值得检查的地方都没有？你都对吗？应该好好地在劳动人民的监督下改造思想，应该争取领导帮助。”张僖看见房间里有不少刊物，便问她：“有时间看书吗？”丁玲说：“北京、上海的文艺刊物、《人民日报》，我经常看。”

    农场程书记也向张僖流露了党委会对待丁玲不即不离的复杂态度：“过去场里因为对她不放心，没有更多地让她接近群众，没有让她在群众的监督下去改造思想。领导上也没有找她谈话，了解她的思想情况，只是把她放在那里随她去，愿意劳动就劳动，也不管她。今后应每月找丁玲谈一次，了解她的情况以便帮助她改造思想。”

    张僖回京后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领导总的看法：“（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摘自张僖1959年8月20日《给作协党组的报告》）

    作协党组在1959年9月17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的最后一名，理由是：“在黑龙江合江农垦局汤原农场养鸡场劳动，最初尚尽力参加劳动。后来由于她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张僖记得，他汇报时，周扬说了几句：“既然群众通不过，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就在这年秋天，作协系统有两名右派分子因“表现较好，向党靠拢”而摘帽。

    丁玲在农场前几年的处境颇为微妙，面临着许多冷漠性的歧视、监督行为，很难与周围的人们在感情上亲近。对于从京城官场、文坛全身而退的丁玲来说，没有一个从容做人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抬头平视的人性感觉，情感交往上的枯竭比起物资条件的困苦还更可怕，更使人的情感演变成那种卑微的易碎品。

    农场党委程书记在会上批评鸡场姑娘与丁玲过于接近，说“有人劳动观念不强，有些女孩子帮她提水、拿手提包”。丁玲回家哭了一场，说，有问题可以找我谈，在大会上这样讲，够呛。想去场党委谈一谈，走到半路上，丁玲冷静下来后又拐了回去。

    党委后来总结说，经过不断敲脑袋并贴了大字报后，鸡场姑娘们才与丁玲接近少了一些。

    丁玲刚到农场时非常不适应，多走一点路就觉得疲惫。开始有人帮忙给她提包，过一阵子也就没人敢帮她忙了。鸡场人们注意的是，她在鸡舍上班时还带了个收音机。刚出京城政治圈子的丁玲一下子难改长期养成的习惯，跟以往一样，需要一个信息的环境环绕着她。她更加关心外面的一举一动，凭着自己的政治经验，内心里暗暗品味公开报道的政界、文坛瞬息万变的信息。

    尽管丁玲再三小心，畜牧队的一些人还是反映她的身上表现了过去的那个官气架子。有一天，丁玲上山提了一个照相机，队里文化水平较高的王进保在后面提包。队里就有人议论：“不管你丁玲过去怎样，你总是犯了错误，应该要求自己严格一些。”还有人说了王进保几句：“你这个勤务员当得很好。”

    在农场头一年，丁玲较少参加职工会、政治课、形势报告会，平时难得出门，出门时还打着当地少见的洋伞。有人就反映，这像从前的大地主似的。

    1959年春节农场不少人到她家，有人贴大字报认为不应该向右派分子拜年，丁玲说：“这才冤枉，是他们来参观我，结果倒说成是给我拜年。”丁玲干脆不出家门，对外说是“闭门思过”。最让丁玲担忧的是，每逢星期天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她这个“稀罕大右派”。有一次开现场会，大家提出要到丁玲的鸡舍看看。人走后，丁玲哭着说：“这不是看鸡，是看人来了。鸡早就瘟死了，报告早就打上去了，为什么还要叫人来看？”

    到农场不久，丁玲曾热心地向农垦局刘局长表示，有兴趣搞个杂交试验站。获得支持后，她特意到牡丹江买回澳洲黑、九斤黄等鸡种，在返回的火车上细心照料种鸡。但是一场鸡瘟过后，这批鸡竟无法存活，这让丁玲伤感许久。

    农场党委办公室行政秘书侯安生夫妇是丁玲的湖南常德老乡，两家常有一些私下来往。在他家里，丁玲才敢说一些她与毛泽东在延安相识相处的小故事，重点讲了毛泽东给她开介绍信去找萧劲光安排工作的前后经过。

    丁玲感慨说道：“过去对一些事情认识，是小孩脾气，幼稚得很。现在体会到自己说话不注意，什么话都说出来。”

    1960年6月30日，汤原农场畜牧场一分场党总支致信中国作协党总支，详细汇报了两年来丁玲各方面表现。这份汇报在作协党组成员中迅速传阅，与过去不同的是没有人在汇报上作出任何评语。

    工作方面：丁调我场劳动改造了有两年之久，当时由于年纪较大，体质不够好，初分配到畜牧队工作，虽是以劳动为主，但身体情况所限，只能做一般的轻微的体力劳动，如在58年夏秋两季帮助孵化室工作，冬季由于气候关系，她的气管炎复发，在饲料室帮助切青菜。59年的初春，领导上分配她单独育雏了一批小鸡，从劳动看来，态度还是老实的。

    59年夏季，我场开始职工业余文化教育，指定丁玲担任队的文教。迄今一年，教学成绩还是良好。在教学过程中，群众观点还比较好，除自己把教学任务完成外，还自备了一部分通俗易懂的小书，辅导职工业务学习。除此之外，能配合队的中心工作，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在大学主席著作中能根据支部指示作一些名词解释。

    政治方面：59年夏季之前，支部对丁要求不严，一切政治教育丁参加很少，认为丁主要是劳动改造，故放松了对她的政治教育。在59年夏季接场党委指示，除不该让丁参加的政治活动外，一般政治教育都应参加。从此以后，支部对丁亦抓紧对她的思想教育，丁亦能自动参加一般政治教育。

    丁的政治学习从表面看来，还是关心和重视的，仅她本人，订有《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红旗》杂志、《中国画报》等十几种报纸书籍。有时领导到丁的宿舍去，总是看她在看书报。从学习来看还不坏，但没有什么反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对目前形势的观点和态度，对当前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和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看法和态度如何，没有听到什么反映。因此，对她的观点、立场很难作出结论。

    丁有时也找领导，征求领导对她的意见，由于丁在政治态度上反映问题很少，领导上也只能从工作表现对丁谈些问题。

    她曾给省委写过些反省检查材料，从检查材料来看，对其过去的错误认识仍是一般，在原则性的具体问题上，戴帽子多，反映思想活动较少。

    丁有时反映时说，我对党和领袖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自以为自己最严重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至于立场、观点谈得较少。自从中央对部分右派分子特赦以后，丁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考虑。丁曾有这样的反映，我愿意很好改造自己，使自己能从（重）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为党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多贡献出一份力量。从这些反映中分析，丁对本人的问题，想征求领导对她的看法。

    生活方面：丁的生活看来比较群众化，每天也只是普通的便饭，吃穿比较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群众观点：对群众比较热情，接近群众比较多，对所担任的文教工作表现耐心，不烦不躁。有个别职工对学习文化认识不足，丁还能做些思想工作。

    （摘自1960年6月30日汇报原稿）

    基层党组织对汇报丁玲这样大右派的情况，在摸不清上级意图时，把握不定好坏的尺寸，往往持谨慎小心的态度，时常用一些模糊、中性的语句。在这份汇报中，农场党总支不断地表白所写的材料仅供参考：“由于总支和支部对丁来我场两年多的思想变化摸得不深透，对她的立场、观点只能从现象来分析一下。”“所述情况，仅是丁的一般表现。而她的立场观点、思想活动、对事物认识的态度，很难叙述。由于平时了解不够，观察不周，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笔者几次采访了丁玲的爱人陈明，谈到北大荒艰辛的生活场景，二十多年后他对此依然感慨万分：

    我们去北大荒是做了思想准备的，那时订《人民画报》，看到林区图片，觉得有特殊风采。我们特别向往北京青年队杨华他们到北大荒创业。在北京多福巷时，我们一个星期吃一两次粗粮，就怕以后到乡下不习惯。下来后农场一些人对我们不是很友好，故意孤立我们。我问农垦局的延安老同事老彭：“右派到农场改造，又要孤立我们，这怎么改造？”老彭说，你们跟罗隆基、章伯钧不同。

    我要出去修铁路，走前专门做了两个小水桶，便于丁玲一人打水用。邻居女孩子喜欢小水桶，就借着用，场部人看见了，就说替右派打水。那张指责给右派拜年的大字报贴出后，丁玲说，干吗贴在门口，应该贴在大院，让更多人看到。

    老丁养鸡认真，有愣劲。别人不要弱鸡，怕影响成活率。老丁说，我试试看。在炕上用竹席隔开，给鸡喂维他命C等营养药。剁菜手肿了，指导员说：“右手肿了，还有左手吧……”老丁说：“说对了，战士轻伤不下火线。”

    张僖第一次来看我们，说李之琏他们都打成反党集团。我们心里明白，这实际上是让我们死了心。

    冬闲时，我给丁玲准备热水壶，让她拄一个棍去教扫盲课。她有气管炎，咳嗽，但上课耐心。自编课本，在生产用具上写上字，实物教学。老丁讲“二战”故事，连干部都愿意听。畜牧队扫盲成绩很好，最后在食堂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大家的作业。我去北京时还买了几十本《为人民服务》小册子，带回来，免得他们去抄。

    后来，我们在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他还对丁玲说：“你扫盲很有成绩，扫盲好。”

    农场里排练《刘三姐》，我们从收音机里记下刘三姐与秀才们对歌的歌词，记下来就学，然后老丁帮他们排戏。

    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中午有一个半钟头做饭、休息，我捅炉子炒菜，老丁和面。有时到食堂买馒头。搁一个鸡蛋、细面，烤一下就是蛋糕。把调料装进小瓶子，在地里拌着凉面吃。晚上顿顿棒子面，放点辣椒、香油一拌，再吃腌白菜、腌鱼，当地人尝后都说有味道。

    60年时生活紧张，有一位王班长吃不饱饭，中午用一小手帕包了四个小馒头当午饭，眼睛肿成一条缝。我们问指导员：“我们吃得不多，粮食可以支援一些，能不能把购粮本给王班长？”指导员说可以。

    我们还听说北京供应困难，很多人面有菜色，连林默涵看病都分到黄豆，以补营养。所以我们就托张僖带一些大蒜回北京，说大家分分，不违反纪律。当时鸡队下蛋少，完成任务不够，我们就把下蛋鸡换给他们。

    有一位不识字的农工叫杨风生，在队里赶大车，时常送给我们一些鸭蛋、豆角。有个山东支边青年腿骨折，我们就到医院看望，并送去鸡蛋作营养品。

    订了十几种报刊，老丁边吃边翻着看，对文学作品不是很满意，后来就觉得《解放军文艺》质量尚可。常听收音机重要新闻，对齐越声音很熟悉，再一个就是听天气预报。

    有一年我们回北京治病，农场电影队托我们买发电机。我们找陈荒煤帮忙，陈荒煤给器材公司写了条子。因农场资金困难，我们就说不要还钱，也不要向外说。后来农场饭馆有了赚来的钱，电影队长提了一网兜碎钱，我们坚决不要。

    跟过去生活几乎断绝，很少与人通信，不打听文艺界的事情。丁玲很爱儿女，但也与儿女没有联系。那一阵子她心里很难受，也很忧伤。她想何必害他们呢，尽量不惹事。

    延安的老熟人、同是作协右派分子的李又然给我们写过一封信，向我们要钱。他真是不知道利害关系，不合时宜，互相会惹祸，我们哪里敢回信。

    场里有人叫她“丁老”，我们说不能这么叫，可人家觉得合适。山东支边青年的家长说，这么好的教员去哪找？姑娘恋爱的事，老人也叮嘱，听丁老的。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努力搞好与群众的关系，朋友越来越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同志对我们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可见，反右扩大化不得人心。

    场里放电影，总有人替我们占位子，高声叫我们过去坐下。电影放完了，人群也散了。我们踏着雪原，搀扶着往家去，从哈尔滨来的铁路客车像火龙一样在我们身边跑过去……

    （1999年1月15日、1月19日口述）

    据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后来向作协党委王翔云、高铮介绍，由于场内冻结资金，丁玲自己掏钱在北京买了急需的一个发电机和一些电影放映机零件，回来时对农场说：“我的钱也是国家给我的，我不要了。”这件事经过党委研究予以淡化处理，没向干部群众宣布，群众根本不知内情。

    农场党委宣传部长张鹏记得，丁玲、陈明为买机器花费了二千五百元。

    令农场党委注意的是，丁玲一次也没有向场党委请求摘帽，她都是写信直接寄到北京。按党委人士的说法，头几年，她与党组织联系不是很密切，不爱接近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向支部谈思想问题和过去错误问题，以致农场很多人（包括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都不知“丁陈反党集团”究竟搞些什么名堂，甚至有人误以为“丁陈集团”的“陈”指的是陈明。党委一些人称之为“思想不见面”。偶尔她会漏出几句，如对统计助理员赵发明说：“我犯错误，是经常讲怪话。”又说：“陈明成为右派，是吃了我的亏了。不然，不会成为右派。”

    农垦部副部长萧克来时，丁玲讲到自己的问题：“自己走错了道路。”

    农场党委组织部长于义反映，丁玲不愿把自己的问题暴露给下边的同志们，她对农场的人说过：“我的问题，是中央解决。”

    丁玲1960年以后就时常到书记、场长家中走走，但说话还是慎重。当教员时能自己出钱找教材，细致辅导学员作业。她教课的这一队被公认为文化学习最好的一个队，学得也比较巩固，队里文盲较少。在开展俱乐部文娱活动时，她总是事先擦玻璃，扫地，提水。有些人到她家去，她买点高级糖果来招待。

    农场党委副书记宫振阁提到丁玲的细心，每次对职工讲时事之前，怕出毛病，她就先把内容向支部汇报一下。队里开会，谈到某某人工作不好时，丁玲也提了一些意见。事后说：“有时我又想说，又不想说，因为地位不同。”

    在宫振阁的印象中，丁玲说话极为谨慎，警惕性很高，平时愿意接触文化程度高、爱说话的人。

    有一回让她讲《实践论》、《矛盾论》，她不敢讲，特意找到畜牧队队长张正延说：“我就是在这方面犯错误的，有些问题不敢发挥，怕说错了。”

    丁玲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未能忘怀，也从多种渠道得知外界变化。有一次她像讲故事似的讲道：“大跃进时，广东有个地委书记，对于省委决定，在会上是‘好好好’，回去根本没听这一套。结果，他那个地方生活搞得很好。现在中央知道了，还是挺信任他的。”

    农垦局和作协得知丁玲讲的这个故事内容，颇感惊讶，不知她从何打听到的。不过幸亏没有人去追究，毕竟那已是全国生活困难、政治较为宽松的特殊时期。

    据陈明介绍，1959年王震到了佳木斯，见到丁玲、陈明时说：“今年有一些人摘帽，没有你（丁），也没有你（陈）。”丁玲说：“我们还是锻炼一段时间为好。”1960年拟开第三次文代会，文联、作协开出了出席大会的名单，丁玲作为戴帽右派理事列入另册名单第一名，毛泽东签阅了这份名单。

    张僖回忆了当时周扬从北戴河打电话的场景：

    文代会前，周扬的秘书露菲让我去弓弦胡同周扬家接电话。我去了后，在北戴河的周扬用内部红机子告我：“毛主席让右派代表人物参加文代会。你去农场一趟，让丁玲来，劝她来一趟为好。跟农场党委讲清楚，不要阻碍。”周扬是执行者，我也是执行者。

    （1999年3月2日口述）

    张僖特地又去汤原农场通知参加文代会之事，他清楚地记得，丁玲听后愣了一下，很高兴。张僖谈话中还表示：“作协准备摘帽子，不可能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

    张僖问程远哲书记：“丁玲的群众关系怎么样？去年的事今年怎么样？你们有何想法？”程远哲又开了一次党委会，还是有人不同意摘帽。

    给张僖留下印象的是，那年北京市面上非常困难，而丁玲这里还有东西可吃，家里养了鸡，农场还开了小卖部、小饭馆。丁玲想请他到饭馆吃饭，张僖赶紧婉谢。

    开会通知中说可来可不来，丁玲与陈明商量后认为，干吗不回去，还要争取讲话。回北京后，丁玲在文代会上见到了许多熟人，怎么与人打招呼颇费心思，她的举动、状态让与会者时时关注。她在大会发言后特意问周扬意见如何，周扬说：“有两种意见，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陈明告诉笔者：“丁玲回来后介绍，开会中周扬带着女儿周密，在众人面前很亲热地握着丁玲的手。个别谈话时，丁玲无意中说：‘我这个人不善于斗争。’周扬说：‘你还不善于斗争？你56年、57年斗得多厉害……’拍合影时，田间刚好站在她前边，丁玲拍他一下肩膀，田间不敢打招呼，躲到另外一边。丁玲回来后说，田间胆子小。”

    据老作家林斤澜回忆，作协在文代会期间曾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丁玲来到会场时没人搭理，刘白羽铁板着脸说话。休息时只有老舍一点都不怕，走近丁玲，大声问道：“身体好吗？”丁玲赶紧笑着站起来应答。散会后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沈从文追上去要跟丁玲说话，但丁玲有意回避，不愿交谈。（1999年1月26日口述）

    文代会结束后，周扬找到张僖说，在会上见到丁玲，还想找她再聊聊，但到中宣部不好。张僖说，那就到文联大楼四〇八号我的办公室谈。10月5日丁玲一早来到办公室，张僖马上通知周扬，几分钟后周扬坐车赶到。张僖泡上茶，说：“你们两位聊聊，我去办事。”张僖透露，事后没有打听谈话内容，但两人交谈两个小时，出门时表情都比较轻松。张僖感觉到，两人原本紧张的关系，到了丁玲受难几年后能否有些松动呢？

    参加文代会以后，丁玲一回农场，就向总场领导汇报，说这次会议对她教育很大，感触很深，觉得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党还这样关怀她。

    当时正值夺秋大战，丁玲主动编排专刊，及时表扬好人好事，能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但据农场党委组织部1960年11月22日致作协人事室的信函所称：“（此次回来）工作积极性不如以前，上班迟下班早，情绪消沉，对摘帽子有考虑。陈明曾向场党委宣传部干事说：‘我们早承认输了，为什么还不摘掉帽子。’这话虽是陈明说的，但很大程度是丁玲思想的反映。她在我场两年多来，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究竟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如何，对我党的重大问题及当前批判修正主义持何观点均不表示己见。”

    1961年时又摘了一批右派帽子，其中包括陈明。农垦局打电话委托农场程远哲书记到家中通知说：“老陈摘了帽子啦。”陈明急忙问：“没说到老丁？”来人说：“没有通知。”丁玲在一旁说道：“我再接受一段考验，也好。”

    程远哲书记后来对作协党委调查者王翔云、高铮回忆道：“组织上给陈明摘帽子，没给丁玲摘。什么理由我也不知道，叫我找他们谈话。我是这样讲的：‘你的问题严重，牵扯到国际影响。你们集团八个人，错误有轻有重，改造也不一样，有快些的，有慢些的。’我是这样笼统讲的，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丁玲就问：‘没摘帽子是什么理由？有没有文件？’表面说是给她指明缺点好改正，实际是想摸底。我说：‘你没摘帽子，没有什么材料。’在说话时，她又说：‘我的问题主要是同周扬同志的关系问题。’当时我说‘不是关系问题’，陈明就赶紧说：‘是和党的关系问题。’”

    丁玲还对场长薛枫说过：“我不是反中央，也不是反毛主席，主要是和当时搞运动的人联系起来，和周扬搞不好才犯了错误。”

    她到佳木斯见了王震回来后，对畜牧队支部书记李志功说：“陈沂摘帽子了。”又说：“我去年不希望摘，我们是一个集团，有那么多人没摘，我不可能摘。今年希望摘，孙悟空的金箍咒戴着不好受。”

    她又感伤地对李志功说：“我是个头头，不会摘的。决定不在我，是在中央。”

    王震托人传话说：“告诉老丁，要认真改造自己。”丁玲表示：“我的问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我也不着急，要很好改造自己。”

    王震说过，对丁玲生活上要照顾，政治上要严格，出了问题我负责。

    陈明告诉笔者：“那时我摘了帽，在丁玲面前就尽量避免刺激她。”

    陈明记得，王震请他们到佳木斯来看电影，陪着他们坐大沙发，而那些局长们都坐在后边。王震举办舞会，请丁玲、陈明参加，在场者都知道这是部长的客人。丁玲没跳，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

    1961年1月中旬，王震以寻找斯诺借去的长征地图为由，把丁玲、陈明叫到北京。那天王震披着军大衣走进办公室，拖着布鞋露着脚后跟。王震一句不提地图之事，只说“帮你们解决问题”。

    丁玲、陈明一到北京，就给邵荃麟、郭小川写信：“我和陈明已于昨晚到了北京，很想去看看你们，不知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现住农垦部招待所，办公厅、秘书处就可以联系到。”1月20日，邵荃麟在信上批道：“请文井同志问一下周扬同志，如周扬同志同意接谈，文井同志可一起接谈，否则由白羽或文井找她一谈。”如何与丁玲谈摘帽问题，一下子成了作协领导层棘手的难题。

    王震督促下面给丁玲摘帽，报告一直打到中央。王震对丁玲表示：“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了。”后来严文井把实情告诉来访的陈明：“农场申请了，局里同意，农垦部也同意，中宣部也点头了，送到上面，一平衡丁玲就拉下了。”

    知道自己再次无法摘帽，丁玲为了表态，于1962年3月3日致信刘白羽：

    春节前陈明回场后，知道你正患感冒，当时即想写信给你，却因忙着畜牧队的春节演出，抽不出时间，春节后我们又到双鸭山林区去了。前几天又忙着研究全年队里工作和筹备党代会的演出节目，因此这封信拖到现在才写。想来你一定早已恢复健康了，近几年来你的身体常常不很好，希望多加保重！

    关于我的问题，和你对我的意见，陈明也转告我了……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有过一些难过，但一想到个人的进步，离党对我的希望还很远，成绩与罪过也不可能相比。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解决了问题，脱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弃，这是违反党和同志们的希望的。我既然已下定决心，又下来了三四年，在生活上、在思想上都努过力，怎么能再经不起这一点考验呢？请你们放心！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并且希望常得到你们的指导！

    我的身体还好，虽然脊柱增殖发展了，腰背容易疼痛，但这不是医疗问题，在农场常常有什么活动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严重了，须（需）要治疗时，即时回北京找医生。

    今年农场为了增加生产，体制上有个变动，精简机关和人员，各队的文化教员全部取消了，只有我仍是畜牧队的文化教员。但以后，学习的事也不会多，就帮助干点别的。陈明也调到畜牧队当统计，他学习一门新的业务也很好。今年北大荒很暖和，春播可以提早……工作会更紧张起来，这里的生活，总是这样吸引人和使人留恋的。

    （摘自丁玲原信稿）

    丁玲曾跟王震提出，希望能给一些创作条件。王震说，开全国农垦局长会议时，我去打一声招呼。

    这一段时间里，丁玲在农场没有参加什么体力劳动，主要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并根据上级部门的意见，每天有半天时间进行创作。丁玲曾提出到其他较好的队里去看看，为将来创作准备条件。她设想过，如果有条件，有可能，在摘掉帽子之后，继续完成自己没写完的作品。

    她对支部书记李志功讲过：“我是尽了力量，能写多少是多少。可惜，从56年到现在浪费了很多时间。”

    由于王震的干预，丁玲的工作安排比较松快，上班较为随意。主要的工作就是抄黑板报，向队长要现成的好人好事材料往上抄写，很少下基层。一些不知内情的群众又反映，丁玲今年不如去年，领导不给工作，她也不找工作干，上下班不请假，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就不来。

    畜牧队支委周继海就说：“下边大家有这个感觉，丁玲跟王部长去了趟北京，脱帽子没脱下来，思想表现就不如以前带劲了。”

    1962年，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当面批评作协秘书长郭小川：作协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给丁玲摘帽？

    1962年11月28日，中宣部委派作协党委办公室王翔云、高铮到农场调查，重点是“了解丁玲是否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方面”。开了几个座谈会，与会者和个别约谈者共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农垦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书记张林池，合江农垦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组织部长，汤原农场正副书记、正副场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监委书记以及丁玲所在的畜牧队正副队长、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部分青年团员等。

    有的农场干部说，丁玲的内心活动很少向人暴露，很讲究讲话方式，好像是在外交场合。党办秘书反映，陈明曾说过，现在我们彻底认输了，为什么还不摘帽呢？畜牧队支书李志功说，丁玲社会经历多，很多人不敢接近，怕来了大运动沾上；农场场长薛枫说，丁玲买猪叫别人养着，年底可分肉。有一次传达十中全会报告，我就举这个例子说明这是剥削人；监委书记李迂群说，这口猪已经有一百多斤了，群众对此事意见比较多。党小组长邓明春表示，有一次丁玲讲，自己如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早就枪毙了，因为在中国，毛主席不同。丁玲还说过，她自己想长期住在农场，多修改旧作，最大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小畜牧场场长。

    据王翔云、高铮所写的《关于调查丁玲情况的报告》透露，农场几个负责同志是这样看待丁玲的，觉得她年纪大了，又是女人，过去的地位又高。现在能够在农场比较安心地生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农场在生活上能对她进行照顾的就尽量照顾，例如场里杀了猪，她可以不受限制随便买肉；每天可以喝到一斤半的奶；天冷了给她搭热炕等等。

    农场场长薛枫介绍说：“丁玲近一年来，第一，肯对组织谈思想问题了，比如南京自首问题、55年情况、反右派时的情况、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等等；第二，畜牧队中有些职工资格很老，但思想落后，有闹工资问题等等，她就讲她因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犯错误的例子来劝诫他们。但是只讲骄傲、个人主义，不说自己反党；第三，对组织接近了，接近时也比较自然（在1960年以前很少讲话），开会时也讲些意见；第四，丁玲有两个收音机，能听中外广播，订的书刊杂志也多，因此对国际时事比较关心，能辨别是非，和领导接近，也敢表示态度。靠近组织时，感情也融洽了。”

    座谈会上，不少人承认：“我们对丁玲摸不透。”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丁玲的内心活动很少对支部暴露，对其他人也很少谈，是否丁玲有这想法，‘我就是好好锻炼，反正我的错误上边也知道，只要中央知道我在老老实实地劳动就行了’；还是故意隐瞒自己的错误，不是心服口服？这两种情况很难判断。”农场党委宣传部长张鹏也表示：“我个人觉得，丁玲现在是否心悦诚服地认输了，还是因为斗不过你认输了，还是个问题。”

    涉及到给不给丁玲摘帽子时，在1962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之后，农场领导表现了一些谨慎、犹豫。王翔云、高铮在这方面的记录汇报极为详细，基层组织那种后怕、不知所措、留有余地的情绪可以清晰地读到：

    大家谈到给不给丁玲摘帽子时，（场长）薛枫讲：“我们同意给丁玲摘帽子是从她现在的表现，从国家形势来看的，她那么大年纪了，摘了比不摘好，摘了还可以多做几年工作，因此三次写报告同意给她摘帽子，这个意见是在党委会上讲过的。”同时他又说：“摘帽子的标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上送材料时就想过，丁玲能不能摘帽子，还是个问题。”

    （畜牧队支部书记）李志功讲：“同意不同意摘帽子，决定不了。但内心感觉，丁玲是没真正改造好。支部讨论时，就有一个支委不同意给丁玲摘帽子，有的职工也有意见，说丁玲现在还不如过去好，还摘帽子，上边也不派人来看看。”

    （农场党委宣传部长）张鹏则说：“我个人觉得给丁玲摘帽子，还要等一等。”程远哲书记在和我们谈丁玲问题时，首先就说：“去年对丁玲摘右派帽子的鉴定，不大严肃，这也是受点影响，摘就摘吧！现在拿十中全会的精神来看，我们对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认识较模糊，中央没批准，我们也没意见。（注：今年讨论给丁玲摘帽子时，程书记不在农场。）”

    （摘自王翔云、高铮1962年12月12日《关于调查丁玲情况的报告》）

    场长薛枫对王翔云、高铮说：“我想如果摘了之后，到年底出了事怎么办？我想应该由丁玲自己负责。丁玲这人是否会真的脱胎换骨？不一定。这个人年纪很大，阅历多，我们十个人也顶不上她一个人。”

    据薛枫说，丁玲在吃的方面比较好，有钱就买东西，时常到农场小饭馆点菜。在生活方面，比场党委同志们好得多，这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王翔云、高铮从汤原农场一回到佳木斯，地委书记张林池就将她们调查到的材料要去阅读，并请地委组织部、农垦局组织部内部传阅。北京高层阶级斗争形势不断升温，而且政治动向不明朗，都使地委对丁玲的材料愈加小心对待，生怕稍有不慎惹火上身。尤其是丁玲作为“反面通天人物”，处理不当，危险性极大。

    农垦局党委书记赵希义特意赶来，用心地作了一番表示：“原来领导上要材料，我们根据下边报的材料转报上面，同意给丁玲摘帽子。现在根据所调查的材料及座谈会的情况，丁玲不能摘帽子。上次讨论给丁玲摘帽子时，许多党委委员不在家，我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根据农场的报告。”

    当王翔云、高铮把记录稿交给地委签字时，书记张林池专门开了一个小会，集体决定把上报的丁玲材料改动为：“根据新的调查材料看，丁玲是否摘帽子，值得考虑。”这样，地委就巧妙地将“球”踢回到北京。

    张林池说：“丁玲的问题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她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比如《三八节有感》，到现在看，还是有毒的。同时她是个大右派，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一般右派不同。”

    时至今日，王翔云对当年调查谈话中丁玲那双亮亮的大眼睛印象最深。她回忆道：“丁玲那间房子分内外屋，外屋还有一个鸡窝，里屋有火炕，暖和一些。她介绍自家的鸡下了多少只蛋，表情自然、高兴。双方说话都非常谨慎，生怕说漏嘴，言多必失。那时大气氛有些紧张，我们各有担心。”

    “那次从北京走之前我就感到不会给丁玲摘帽。”七十多岁的王翔云在北京隆福医院病房接受笔者采访时，刚刚经历心脏重症的抢救。她躺在病床上说：“我心里明白，那不是真正为了解决她的问题去的。”（1999年2月5日口述）

    1963年2月20日，丁玲几年以来首次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写信，这封信长达五六千字，可以看作是她在那一阶段中颇具代表性的思想汇报：

    在感情上，我总是靠拢你们的，总愿多给你们写信。我想，这种感情你们是容易理解的：一个离开了家的儿子，一个离开了队伍的战士，他对家的怀念，对队伍的怀念，想重新回到家，重新回到队伍的感情。这种对家里人的想望，就是我对你们的感情和想望。我曾经对文井同志说过：过去在一块，有一致，有矛盾，有好感，有坏感，一致慢慢变得少了，矛盾变得大了，并且变质了。但现在没有矛盾了，对立面去了，就只剩一致了，就只剩好感了。特别过去咎在我，是我对不起党。那么，自然我现在对党的倾向就更多，我越想靠紧党，越认识到过去自己的错误，那么就很自然要想到你们，想念你们，想和你们谈心，关心你们的身体，关心你们的工作。

    ……我是一个多感的人，只要我不麻木，不心死，只要我还有一丝希望，只要我有决心改造，那么，几年来，我的境遇，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做到的，我怎么能不多感呢？所谓多感，就是把新的去比较旧的，把好的去代替坏的。我会有愉快，也会有沉痛，我有勇气，也有自卑，我逐渐客观，冷静，刻苦，但又要自我斗争，我常觉得一举一动，一谈话，一翻书，都可以使我思想激越，真是有时欣喜若狂，有时疾首痛心，有时想高歌，有时想疾呼。不过这种心情，我确实不易整理，要用笔写下来也不是容易写清楚的。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敏于感受而拙于条理，而且长久不拿笔，笔又重又锈，教文化课时特别觉得自己文化不高，拿笔时也特别觉得表现能力低弱。

    ……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心里清楚自己有罪，我是下来改造，既然是改造，就要放下包袱，重新做人，但这不等于往事已成过去，可以轻松。所以既要勇气，一切从头来，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向劳动人民学习。人家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人家怎么工作，我就怎么工作。而且要发现他们的好品质，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记住错误，时时警惕，改变思想，改变作风，吸取新的经验，提高认识，更深刻地批判过去……几年来，自问还是勤勤恳恳地做了一些工作，既没有浮躁，也没有悲观，在相信党的信念之下，在党和同志们的指导帮助关怀下我愉快地过下来了。

    ……生活越久，越平常，但却连成一体，我常常不想别的，安心做一个饲养员，安心当一个文化教员，而且觉得能管一些现金出纳也很好。

    ……我不能不承认，另外有一个埋在我心底里的声音，偶然当我想到什么，或说到什么的时候，它会忽然跳出来，悄悄地向我说：“你不配这样想，你不配这样说，你是一个坏人，你不只做过坏事，而且品质很坏。”我不得不沉默了。我想，为什么我不能甩掉这种自卑感？……我是彻底地认识了自己的，是错了，是不好，是丑，是坏。至于面子，更没有，那面子已同我没有什么相干了。那是死了的丁玲的面子，我早已看见那具尸身漂过去了，我对那具死尸也是无情的，而且高兴它漂得远远的……我懂得，这须（需）要我更刻苦，更努力，只有更多的赎罪，把罪赎完了，才能得到安宁。

    ……1955年，周扬同志曾经告诫我，不要相信自己，不依靠党，就依靠资产阶级。那个时候我实在不能理解这句话，甚至不理解他为什么同我说这句话。现在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不革命就会反革命，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1955年以前一段时期，我现在也不敢回忆我那种骄傲到极点，放肆到极点的一些行为。目中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这个“我”已经大到无以复加了。听不得一句不顺耳的话，见不得一点不顺心的事。党为了照顾团结，尽量优容我，教育我，周扬同志，你，还有别的同志，累次三番来找我，和我谈话，难道我不理解吗？但总是不满意，要闹意见，要标新立异，要独树一帜，要唱对台戏。为什么呢？现在很清楚了，就是要同党较量，要党批准我，要党跟我走，要党让位给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

    年底、年初和最近我们报纸上几篇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论、资料和反面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过。我认识到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复杂。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论调和丑恶行径，我深深愤慨。只要时间许可，我一定尽快地把学习的心得整理起来，向你们汇报，请你们指示。

    到了1963年，作协党组商议后对丁玲工作安排提出了三个方案：调换单位的工作、垦区调动和调到气候温和的江西农场。后来经周扬指示，开会时又商定，不管怎么样，丁玲这么大岁数不要搁在下面，把她调回北京整理自己的东西，陈明分到文化部群众艺术局。丁玲、陈明去农垦部取调令，刚巧分管副部长江一真出差，调令锁在柜子里。丁玲他们决定先回汤原，一边等候调令，一边参观几个大型农场。

    陈明回忆道：“63年那次在沙滩中宣部见到周扬，周扬说：‘你们可以回北京了。’我们有些担心，说报上都提倡往下跑。周扬说：‘上来了，还可以再下去嘛。’谈话时间不长，话题不多。我说起刚看到的苏联电影《铁匠的旗》不错，周扬淡淡地说，没看过。我们隐约感到，周扬的心里对我们有些过意不去，是否觉得整得有些过分。”（1999年2月2日口述）

    毛泽东的第二个文艺批示下达后，文艺界的火药味愈加浓厚，丁玲上调之事立即成了棘手难题。丁玲在1964年6月22日来信中最后曾提道：“如果作协或文化部一时房子不好找，那么是否暂时就不急于去找，让我们再留在垦区一两年。究竟组织上如何决定，何时调动，我们自然完全服从。”

    本来作协经办人已向文化部党组发函，询问文化部怎么安排陈明，以便答复农垦部和丁玲、陈明。此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已答应可由文化部接收陈明，而丁玲则由作协安排。但是，仅隔数天，刘白羽抓住丁玲的几句话立即在信上批道：“丁玲觉得目前在下面对她改造有利，同时文化部和我们现在都忙于抓文化革命，可考虑她暂不回来。”周扬随即写上：“默涵同志一阅，同意白羽同志意见。”8月8日，张僖给丁玲写信，信中写道：“关于你今后工作的安排，党组已请示周扬同志，同意你的意见，可以继续留在下边。”刘白羽删去了张僖起草的信中原有的“既然在下边对你改造有利”这一句话。

    写6月22日这封信时，丁玲正在一边等待北京调令，一边在大农场参观。在信中大发一番对革命形势的感慨，没想到却在北京的阅读者中引发别的想法。正是这封信，导致了她和陈明无法回京，这是她情绪昂扬地写信时所预料不到的。

    我们离开佳木斯后，到达八五二农场，到达八五三农场。这次计划多走几个场，每个场停留时间不长，少则十天，多则二十天。但我每到一处，都不想离开，火热的工作和火热的人们都使我倾心，觉得可学之处太多，不能不使自己涌起许多感想。

    农场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战斗集体。农业生产的学问很深，很复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有知识，还要有革命干劲。而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思想，科学、灵活地去掌握生产规律，搞好经营管理，做好人的思想工作，真是不容易。这必须兢兢业业学习，不断去实践而又善于总结，因此农场实在是一个大学校。农业生产要向大自然作斗争，农场也是锻炼人的革命意志的好地方，也是一个革命洪炉，是改造思想、兴无灭资的好园地。

    我走了两个大型农场，听到他们建场历史的简单的介绍，看到了目前生产热火朝天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先进人物，了解到职工在去年冬天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学习大庆大寨，大学毛主席著作，有问题就学，学了就用，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生产情况更好了。想不到的事，做不到的事，做到了。拿过去比现在，从现在看将来，真使人感情激发。有个初来的年轻人看到这里的一望无边的麦地之后，不禁大喊道：“我要喊！我要喊啊！”这种激情的呼声，是很切合人们的心境的。

    对着这些动人的事物，我十分觉得我几年来改造得不够，在汤原六年，尽管我对过去的错误有批判，也的确勤恳地劳动过，谨慎地工作过，虚心地学习过。可是同现实，同社会的发展，同党对我的要求，距离都还很远。我觉得我吃苦还没吃透（实际根本没有怎么吃苦），读书没有读透，力量没有发挥透。我感到我还必须继续从头再来，再生活，再学习，再工作，再改造，要求严，要求高，要求一言一行，所有言、行、思想都必须合党的意，合党的心，对党有利。我有决心，有勇气，继续从头再来。此外，对个人我没有任何要求。俗话说得好，“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我有一天能达到党对我的要求，我就能稍安于心了。

    作协的回信基本断绝了回京的愿望，这对期待摘帽已久的丁玲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鉴于外面世界复杂的斗争形势，心里不时掠过一丝恐惧的预感，他们对此时回京也会感到有些不安、犹豫。陈明回忆说，当时不愿回北京，与文艺界领导相处复杂，也是顾虑原因之一。不过，陈明向笔者表示，当时确实不知道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内容，也不知道文艺界上层人物的情况。

    1963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扬、邵荃麟，诚恳地希望能够摘掉右派帽子。信中写道：“我的这顶右派帽子同人民之间有一道鸿沟，我跳不过去。这时我不能不痛苦，恨自己的改造不够，又迷茫于不知道今后还该如何改造。”

    信后附着一份批判苏联上层统治集团叛徒性质的思想汇报，基本上抄自报刊观点，今天读来十分单调乏味。在说到叛徒赫鲁晓夫时，又联想到自己的反党罪行，给自己的错误不断拔高：“我现在对自己的错误，真正是彻头彻尾明白了。正因为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就在思想上、感情上，热烈地拥护党的反右斗争和欢呼这个斗争的胜利……党批判我，揭露我，处分我，我从心里欢迎，我对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党员同志，都丝毫没有恶感，抱着感激的心情，没有二心，也永远不会有……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摘自丁玲原信稿）

    此时，丁玲正在畜牧队里帮助工会开展“五好运动”，负责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尤其是辅导学习雷锋日记，与学习毛泽东著作相辅相成，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主线。而陈明与业余文工队经常下生产队，在地头田间以好人好事、真人真事为素材，现编现演，用小喇叭念快板。

    丁玲在信中称，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畜牧队的工作上，放在对青年人多宣传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历史上面，创作方面已经很少考虑了。

    她在信中流露出几句感情亲近的话语：“最近，在报纸上见到你们行动的消息，知道你们都在北京，身体健康，感到很安慰。不知白羽同志病好些了没有？我常常想你们，很想见到你们，希望同你们谈心，倾听你们对我的意见。这种想见到你们的心情，我想你们一定很理解。”

    1964年9月10日，她在致邵荃麟、严文井的信中一方面表达了留在北大荒的心态，另一方面委婉地诉说了参加劳动的一些困难：

    领导批准我继续留在下边，实在太好了。每当我感到党对我仍然抱有希望时，我就增加信心和力量。尽管我能力不及，心有余力不足，但我一定竭尽余力，好好学习，继续改造，努力工作，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希望和你们的帮助。

    ……现在既然暂时回不去北京，原来存在的这些困难，我们迫切地请求组织上帮助解决。以我过去所犯的错误，本不该再对党有此要求。但不论自我改造也好，创作工作也好，生活学习的安排也好，不依靠党，个人实在是寸步难行的。事实上，以我现在的身体腰痛、脑神经痛，我很难继续在基层生产单位坚持上班工作。因此，我不能不请求你们的帮助和安排。

    在政治学习和政策学习方面，我们在这里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特别希望作协给予帮助，发给我们一些文件和资料。如北京太远，是否可以请省作协分会就近和我们联系，经常给我们以指导。

    我深深认识到，改造对于我是长期的，永远须（需）要的。我也认识到，改造的目的，在于能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的工作，能合乎党的须（需）要，合乎党的利益，合乎当前的革命形势。我会在各级党组织的帮助下，继续朝这方面努力的。

    作协党组传阅信后，经过一番研究，决定从形势入手，以张僖的名义回信：“丁玲：你9月10日写给荃麟、文井的信已经收到。作协机关根据中央指示马上就要抽百分之六十的人长期下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年之内机关百分之百的人都要轮流长期下去，希望你能安心在下面改造和锻炼。”

    1964年10月底，农垦局党委得到农垦部的指示，又参照1958年中宣部介绍信中所说“以创作为主，也可以参加基层工作”的内容，把丁玲、陈明调到条件较好的宝泉岭农场。这个农场面积较大，光是场部周围的人口就超过一万人。这次不给丁玲分配固定工作，只把关系放在工会，冬季就在总场部做些家属教育工作。

    这一年12月29日，丁玲致信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再次要求摘帽：

    我现在没有创作计划或打算，在目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内容复杂、形势尖锐的时候，我特别感到学习、劳动、工作中继续改造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将利用时间，联系实际，学习主席著作，努力自我改造……

    我过去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时间愈久，学习愈多，愈能认识清楚。党对我的处分，我一直心甘情愿。我只希望今后能给党和人民多做一点有利的工作。这种心情在以前的检查中或汇报中都提到过。目前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逐步展开深入。阶级斗争的教育，形势的教育，学习、工作、改造的须（需）要，都迫使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使我能更无间地（客观存在）参与工作、接近群众，能更好地改造，为党工作。（人民群众与右派的阶级界限，是个客观存在，不是主观愿望能取消的。）自信我决不会再辜负党对自己的希望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摘自丁玲原信稿）

    那几年间，丁玲写了不少反修防修、紧跟形势的思想汇报，大都引自报上的观点，一遍遍重复赎罪改造之意。中国作协收到后打印，供领导层传阅。只不过等到了1964年，主要收信人邵荃麟被抛出批判，遭到了灭顶之灾。

    陈明告诉笔者：“在农场，丁玲几乎没写过什么作品，不写日记。《在严寒的日子里》老在脑子里构思，一个字没写。有时帮职工改点文章，写得最多的是汇报、检讨。我记得，她只写了短文《雷锋就在我旁边》，不敢发表，还写了几篇队里干部家史。长时间不写，写作感觉迟钝了，她自己有点担心，有时还让我帮她写检讨。”

    “文革”初期挨过造反派毒打的张僖曾想过，如果丁玲1963年调回北京，很难熬过作协“文革”这一关。陈明也有同样感慨：“那时如果回到北京，或者继续在农场挨斗，1970年不关到秦城监狱，丁玲不一定能活过来，她被整得太累了。”

    谈到丁玲回到北京彻底平反后的情形，陈明意犹未尽：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想去看望陆定一，临去之前听人转述，说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我们就不想去看他了。

    周扬要去日本访问，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便找了甘露一起去看他。周扬对丁玲过去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情况，哪怕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他只说自己耳朵被打聋了。我坐在他旁边，听到他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说：“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来后我把这话告诉丁玲，我们还猜“这个人”是谁，是指他自己，指默涵、白羽，还是指主席？

    丁玲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我们说过，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但整丁玲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1999年1月15日口述）

    “文革”前后那几年间，熟悉丁玲的人们发现，老太太在北大荒改造之后，变得表情单一，说话谨慎，动作迟缓，变得人云亦云，很难再有自己思索过的声音，原本驰骋文坛的那种感觉、那种泼辣粗犷的工作作风、那种爽快率真的为人风格已经难于见到了。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1959年，赵树理五十四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于治愈的心病。

    据知情人介绍，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这里有一个外因，就是陈伯达刚刚创办理论刊物《红旗》，在1959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会议期间，别出心裁地约请赵树理为《红旗》写小说。赵树理把它视为“光荣的任务”，不时在心里惦记着此事。

    “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事隔四个月，赵树理8月20日写信给陈伯达，把自己在农村的苦恼和创作上的困境和盘托出。他在信中写道：“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起了一个带有学问意味和个性色彩的题目：《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应该如何领导”这种句式颇让后来的批判者不快。赵树理或许事先有些预感，为了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写作时曾换过四五种写法，竭力想把那种口气去掉。他坦率地告诉陈伯达：“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不知道陈伯达看了信和文章后的感想，只是他（或者是《红旗》编辑部）在晚些时候将它们转给了作协党组。后来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笔者注意到，在《红旗》杂志该文的“来稿处理单”上，有一位编辑大笔一挥，写下几句意见：“我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

    所谓“荒谬观点”之一就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中国作协党组由此于1959年11月24日向中宣部汇报时，把赵的观点归纳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批判赵树理的战火悄然点起后，老实的赵树理又交出另一封给陈伯达未发出的信，其观点比第一封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公布的1959年元宵节致邵荃麟的信，更给批判火上添油。在信中，他再次表露了“进退失据”的感受：“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赵树理痛苦地表示：“每遇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他在信中随手举了四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

    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不和谐。赵树理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境地，他左看右看，终于停笔了，自己解释其中原因：“这封信所以没有继续写下去，是感到会使领导看了前半截觉得我也是故意找难题的人。”

    这封未完成的信稿，字迹认真工整，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痕迹，可以想象作者深思熟虑、下笔千斤重的情景。但是九页稿纸中，用了几种墨水，表明作者断断续续在不同地点写信，拖了很长时间。

    尽管赵树理后来有意设防，但事情的结果比他所预料的要严重，这几封信导致一个多月的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前几年曾有文章指责陈伯达转信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陷害。后来笔者看到1959年1月9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文件之一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己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候，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他强调，这是大跃进难以避免的副产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既然群众有意见，引起我们相应的注意，并且力求在今后的行动中避免重复同样的缺点，也是必要的。

    可以想象，陈伯达在读赵树理的信时会有一些同感，起码不会有恶感。当后来批赵达到高潮时，作协党组曾约请陈伯达、周扬同赵谈一次话。陈伯达同意了，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没有谈成，或许陈伯达也有难言的苦衷，他不知如何面对赵树理来解释这一切。

    不仅身居高层的陈伯达对农村形势有不乐观的看法，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怀疑、不解的情绪。1959年9月9日和9月15日，作协党组开整风生活会，与会者就披露了一些零星感受：

    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时也不是很正确的，如有人说大炼钢铁赔本，我会同意这个意见的。（邵荃麟）

    有段时间，我忧虑重重，是不够相信党中央的看法……（郭小川）

    对总路线、大跃进，我的态度是坚决拥护，问题是我对人民公社没有思想准备……对副产品，我有过意见，觉得是大跃进搞得过了头。（刘白羽）

    热时过了头，冷下来也就冷了，就否定了自己过去所歌颂的东西，怀疑大跃进搞得太快。（李季）

    买不到菜，不满意，接着灯泡也没有，纸烟也买不到了，对抽烟的人说是有情绪。肥皂问题又来了，不能换洗衣服，自己心里不满意，有牢骚，有些对老婆说过。（严文井）

    如有人怀疑大跃进，我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让我写文章否定大跃进，我不写，别人写了，我也不反对……（张天翼）

    与这些人人过关时的简单表态相比，赵树理的几封信就显得更系统，更具危险性，更有爆炸性效果。

    当时中宣部已揪出九条“大鲨鱼”，并且开了中直系统现场会推广经验。作协反右倾初期过于冷清，被上级领导部门批评为“温情主义”。于是，作协的整风运动层层加码，10月底贴出一千五百多张大字报。从11月4日开始批判王谷林、王鸿漠、高炳伍、冯振山等四位中低级干部。斗完后，下一步目标自然而然对准作协中层以上干部。当时明文要求整肃领导层中的动摇分子，提出“抓得紧，搞得透，搞得细”的口号，十三级以上干部人人自危。先是楼适夷被抛出，赵树理和郭小川紧挨着就撞上“枪口”。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赵树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后来党组责成他去看，并和他开了一次谈心会，对他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样，赵以他自己不顾风险的率直，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这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在挨批之前，曾找副总理谭震林、山西省委领导陶鲁笳谈过有关公社的问题，依然无所适从。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11月24日，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一场面：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11月18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

    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地发怒。他自己在11月22日大会上说：“我不太容易激动，那天激动了，是要求老赵要有一个态度。”他说话的措辞已相当严厉：“老赵今天不像个作家，会开了很多次，许多同志满腔热情帮助老赵，为了发言，看了书。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的。我想，我们的发言能否说服他呢？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应该发言，不管他听进听不进去。”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

    ○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一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你还执迷不悟，进行辩解，这难道不是一种抗拒党的挽救的态度吗？难道你把毒放在肚子里，就不怕把自己毒坏吗？我觉得赵树理同志也太低估了同志们的辨别能力，太不相信同志们有帮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

    ○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

    ……

    每个与会者的发言方式不尽相同，譬如，萧三每批一段赵的言论，就引申一句：“那么，请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形容赵的思想深处像一座“堡垒”，是“很难攻下的马其诺防线”。他质问：“看，这样一所建筑，还有什么好砖吗？”他好心建议老赵要有新鲜事物感，去工业中心和工人中生活一个时期，多快好省地改变世界观，不要有抵触情绪。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称：“党组采取展开辩论的方式，由同志们作有系统的发言，批驳其各个论点，然后由赵树理同志答辩，答辩后再由同志们发言辩驳。”实际上，赵树理已经难于从容答辩，他只是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甚至对耐火砖、造纸厂建造是否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缝纫工厂对解决家务劳动所起作用等小枝节问题都谈得很细，让大家听了不胜其烦，不知老赵此时用意何在。

    11月18日下午，赵树理在会议开始时首先表达歉意：“大家为了帮助我，准备时间比我长，看了不少书，很对不起大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轰后，他最后嗫嚅地说了几句：“这篇文章（指给陈伯达的信）我写了两个月，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住上房子，现在马上把它拆掉，不容易。”他固执、为难的情绪又通过这几句话，委婉地表露出来，让精疲力竭的与会者添了几许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邵荃麟代表组织者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邵承认，老赵举出的一些例子，如强迫命令等，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现象。他引用毛泽东一个内部讲话说：“六亿人民的大运动不产生一些缺点，那才是怪事。”赵树理无言以答，在会议构织的言语矛盾网中左冲右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会议记录本已经很少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在这种压力和威胁面前，心里的防线逐渐地崩溃，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只有无奈地低头或认同，他在想：自己真的错了吗？

    会议上汇总了若干个问题，请赵树理回答，近乎最后通牒：1．中央文件当中有哪些对情况的估计与事实不符，希望具体谈谈；2．赵树理同志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中，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谈谈；3．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赵树理同志为什么看不见大量存在的先进事物，老把个别地区的产量问题孤立起来谈……

    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险风恶雨，赵树理此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悟。他顾不上回答这些带有陷阱意味的提问，11月23日递交一份报告，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政治宣判”：

    荃麟同志并转党组：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赵树理　11月23日

    当时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原因，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最有戏剧性的是，当他苦思冥想寻找出路的时候，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巨大的运动机器慢慢地减速，批判大会无形中被通知取消，赵树理和与会者又一次被置于不知所措、头脑空白的境地。

    严文井作为当时党组负责人之一，后来透露了其中一些内情：“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在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央也批转总政的通知，决定反右倾一律不戴帽子，一风吹……”（1997年5月19日口述）

    赵树理有惊无险，在来得突然的转折时期，他诚惶诚恐了一段时日。到了1960年3月，他交出一份书面检查，本性难改，又自动恢复了对公社等问题的解释权，他说：“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

    运动进入收尾，没有人肯为这些问题再去大会上批判他，整个机关失去政治性反应，一两个月前火爆的批判场面冷却了，只是变成痛苦的记忆碎片留在当事人的心里。作协总支1960年2月21日做了整风总结，对赵树理留下了几句化大为小的评价：“由于他还未彻底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在他身上保留着狭隘保守的农民观点，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形成正式文字，内部批判的最终结果是：没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

    严文井回忆说，中央当时可能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

    对赵树理来说，心灵的风暴虽然也已平息，但打击却是毁灭性的，让他几年间都难于平静。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不仅仅创作上出现衰竭，身心上也变得疲惫烦躁，不堪重负。

    曾经参加当年批判大会的杨子敏（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回忆说：“会场设在文联大楼四〇一室，赵树理坐在圆桌中间。看上去他很沉着，很认真。我就注意到，每逢开斗争会，赵树理有一个动作就是嘴里叼着烟，手上不断划火柴，有时一盒火柴都划完了，烟还没点着。他是在不自然的状态下有这些动作的，看得出心里不平静……”（1997年12月25日口述）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评论家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表示：“那时空气非常紧张，老赵有压力。但他对事实部分很坦然。老赵说话有时让人听不清，一方面是口音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说话的特点。以前大家就说，老赵小说写得那么出色，可讲话就怎么听不懂？看他在会上吃力发言，在心里对他是同情的。开会时他拿着一支笔，随手在纸上画几个字，不像其他挨批者那么认真记录。会开得很晚，冬天又冷，散会后大家都急于赶回家，而老赵往往坐在那儿发愣，想半天，动作很迟缓。有时金镜就陪他坐一会儿，说话无非是‘注意身体’之类。”（1997年12月26日口述）

    挨批期间，赵树理无法排遣苦闷，有时就去老友康濯那里坐坐。当时康濯在和平宾馆写长篇《东方红》。作协党组曾有意让康濯做做赵的工作，康濯12月中旬给邵荃麟、严文井的信中，反映了赵对批判发言中一些不实之词的意见，认为他的看法并非如此。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家中吃饺子，赵树理忽然有感，说公社搞了食堂，像饺子这类费劳力的事怕不好办，社员吃饺子也就困难。康濯不同意，认为发明了大机械工具，吃吃饺子完全不成问题。康濯还没讲完话，赵就改变看法，连忙说一些公社食堂的优越性。康濯在信中谈到，赵的改变相当明显，大会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康濯夫人王勉思回忆道，当时中东政局动乱，老赵时常唠叨说，我还不如出去打游击，去支援世界革命。

    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1962年8月大连会议，赵树理才在整个形势鼓动下，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凖在事隔二十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于说心里话，精彩极了。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1989年8月29日口述）

    经历三年困难之后，痛定思痛，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首先对1959年的批判表示歉意：“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摘自会议记录原稿）

    周扬在会上几句话定评：“他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对赵树理又是一面倒，以致1964年8月3日作协党员大会上批判者为此愤愤不平：“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

    1962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荃麟牵头，作出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其中谈及赵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根据三年来农村的情况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及去年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来看，赵树理同志所写的文章和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且有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当时根据以上文章和信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

    邵荃麟很用心地在报告原稿上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一句原来用语是“不妥当”，是邵改为“错误”。可惜，赵树理没有及时看见甄别报告。因为1962年夏秋，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作协已经不便拿出这个报告给当事人阅看。

    等待赵树理、邵荃麟、周扬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政治风暴，有关农业方面的言论成了他们被置于死地的“罪证”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双方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罪名被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70年，赵树理和邵荃麟先后被迫害致死。事隔一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倒台，其中罪状之一就是大跃进时期偏激的意见书。

    据说，赵树理在临死前极度失望地说了一句：“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对1959年大批判他一定会有新解，一定会记住当年连夜赶写检讨稿时冒出的一句话：“我五十四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1955年8月，中宣部领导层就酝酿着一个加强中国作协工作的人事安排：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郭小川之中抽调一个去作协。三十六岁的郭小川惶然地表示：我不去，我没有认真搞过文艺，不敢跟那些大作家打交道。9月6日，郭小川在作协反丁陈斗争会上发言，其发言稿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当即拍板让郭担任作协秘书长。

    在这之前，郭小川曾与刘白羽、林默涵到公安部，参加整理胡风信件的绝密工作，亲手抄录了不少毛泽东的按语。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高层政治斗争运作的内幕，斗争的神秘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1999年9月3日上午笔者与郭小川的小女儿郭晓惠探望林默涵，林默涵年已八十七岁，记忆已不甚清晰，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当年郭的模样：“郭小川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青年，有朝气，有才干，胡乔木、陆定一欣赏他……他在左派，但他同情（右派）。有自由主义，党性一般般。”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充分显示其快手的特点，起草了不少工作报告和《文艺报》社论。1956年底，郭小川刚刚升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就被迫接受了一个人人都回避不及的任务：为甄别中的丁（玲）陈（企霞）问题写结论。在实际接触文艺界的矛盾状态之后，他苦不堪言地躲在家中，光写结论就花费了两三个月，一再形容自己的写作为“蜗牛速度”。

    曾任作协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林绍纲当时抽调到丁陈问题甄别调查组，同在组内的还有丁宁、唐达成。林绍纲回忆道：“当年丁陈不服，提出上诉，中宣部、作协就成立了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张的资格比周扬还老。我们根据1955年发言材料，向一百多位作家进行核实，不少人把原来发言材料中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词语抹了。我们把调查的材料打印成册，堆在桌上成了很高的一叠。在这基础上得出结论，丁陈不是反党集团。记得那时由唐达成、丁宁写初稿，然后郭小川一遍遍修改。他熬夜写稿，努力掌握分寸，很苦啊！他改了有六七遍之多，可是每回到中宣部就通不过，郭小川回来就说：‘（稿子）不行，再改。’”（1999年10月21日口述）

    在郭小川当时的日记中，写结论的牢骚和苦闷比比皆是，如：“57—1—2，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57—1—11，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57—2—11，作协的事简直没有完结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把我逼住，真是叫人烦恼，我实在不想干下去了。”等等。写结论的难度在于甄别时作协很多人对于1955年斗争丁陈会议上所提供的材料不认账，中宣部党委又要求摆出充分的事实。郭小川采取折中的态度，力求使结论能为多数人同意。结果，周扬、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看后大为不满，周扬尤其对向丁陈“赔礼道歉”的提法耿耿于怀。

    当时郭小川在会上无奈地表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来。大家为如何措辞一筹莫展，突然有人想出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一听马上认可，并决定由郭小川根据新提法继续修改。郭小川的这一摇摆，始终让周扬、刘白羽他们心中不满，构成了他1959年挨批的罪状之一。1959年刘白羽批他时说到这一点：“小川说他写丁陈结论，是‘慨然应诺’。这不是一个党员的话，我听了这四个字非常难过。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没有写，委屈了小川。要说清楚这点，不能把写丁陈结论看作委屈。那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觉得小川写比较合适的……考验一个党员就在变化的时候，有些党员就是要在激烈的战斗时接受任务的。小川在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走向右倾。”（见1959年作协会议记录稿）

    一份篇幅不长、历经周折的结论草稿，成了1959年郭小川受批时很难迈过的一道门槛：

    更为严重的是，我写的陈企霞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文件，在那上面，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由组织上向他们道歉。——当时我纠缠在一个奇怪的逻辑上，觉得把肃反对象搞错了，要道歉；既然把宗派主义的错误当作反党集团，也要道歉……所幸周扬同志等审查了这个草稿，马上给以纠正，我当即同意了周扬同志等的意见，我又根据这些意见写了第二遍稿、第三遍稿……现在想来，犹感不寒而栗，这些错误即使我后半生为党工作，也不足以赎罪于万一。

    （摘自郭小川1959年11月25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的检查原稿）

    时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张僖回忆道，写丁陈结论，人家不满意，小川只能按照别人的意思去改写。他感到作协太复杂了，不愿意呆下去了。

    张僖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初到作协的情景：“没有架子，待人热情。他不要小车，上下班坚持骑自行车，有一次前闸坏了，摔得鼻青脸肿。”他告诉笔者：“其实，小川在中宣部后期已经很不愉快，有人指责他专搞创作，他感到不被人理解；来作协后，中宣部还是有一些人对他有意见，譬如说他写的诗句‘我号召你们’所流露的自负、在《文艺报》新年漫画《万象更新图》中所表现的骄傲等等，在食堂吃饭经常拿这些问题开玩笑似的讽刺他，小川心情不好。他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来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30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带到机关。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的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有一次小川和我到王震家，王震说他：‘你这个脾气跟我一样，你记得当年我们拍桌子吵架后怎么叫你，你都不理我……’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敢动他，否则1958年很可能被补划上右派。”（1999年8月6日口述）

    1957年4月完成丁陈结论稿前后，他离开作协的请求没有获准。

    1957年春天的鸣放带来了诸多的变化，郭小川内心里既困惑又不安：

    看到一些人“闹事”，一些人用反官僚主义之名，行反领导之实，一些人利用“干预生活”的口号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我便忧心忡忡，害怕这样下去，甚至可能出匈牙利事变……因为怕，因为心虚，我才有时过急地去顶。一面企图顶住反官僚主义的潮流，不满《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个小说，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鞭打”我眼前的这些知识分子；一面又在处理丁陈问题上表现妥协，在处理作协的人事纠纷中一再忧虑团结问题，在写《深深的山谷》时对知识分子的情调表现了同情。

    ……我自己并无明确的“钓鲨鱼”的思想，而且我这时特别强调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必须整一整。

    （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步检查之十》）

    在听了毛泽东几次讲话之后，郭小川开始转变了态度，模糊地认为鸣放出毒草来也不要紧，反正是可以锄的。5月3日，主抓运动的刘白羽从外地回来后，马上主张党内党外一起放，郭小川予以赞成。两人常常一起参加各单位的鸣放会，鼓动大家发言。6月1日下午开碰头会，为了出大字报问题争论很久，郭小川坚持把整风小字报和大字报都弄出来，免得使领导陷于被动。有人认为北大学生要闹到街上是一种偏向，而郭小川却表示北大学生的行为基本上是健康的。

    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老诗人臧克家说，别的党员他不敢接近，只有对郭小川可以无话不谈。还有人表示，文艺界党员中只有四个人与党外人士之间没有“墙”，郭小川是其中之一。后来郭小川私下里说，听了这些话以后有些飘飘然。到了1959年批判时，他只能这样承认：“这种流言恰好是我当时和以前所表现的政治上软弱、不敢得罪人等等低级趣味的反映。”

    在鸣放的日子里，郭小川身居作协决策层，不断听到周扬传来毛泽东的内部指示，亦步亦趋地相随着。他在2月主持召开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讨论会上，基本上否定了这篇引起争议的作品，支持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所提出的某些看法。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后，他又很快同意将王蒙的这篇作品选入《1956年小说选》和推荐到《中国文学》发表。后来他为此检讨说：“我当时思想混乱了，认为自己搞错了，心想，我们真是跟不上吗？其实，主席的意思是放手让毒草出来，放出来再加以扑灭。我误解了主席的指示，思想情绪于是更向右的方向发展。”（摘自郭小川1959年10月24日检查原稿）

    郭小川此时显得十分忙碌，他身上那种善于协调、与人为善的特点完全发挥出来。在肃反中被视为“坏分子”的诗人李又然在会上历数周扬、刘白羽的错误，会后郭小川找到李又然做工作，说周、刘虽有缺点，但他们对党是忠诚的、正派的。并且向他解释，陈企霞之所以被隔离，并非是刘白羽的意见，而是冯雪峰的主意。作协机关的一些干部在会上诉苦，讲述生活困难的境况，郭小川听后深表同情，当场就答应予以解决，有的增加生活补贴，有的在会后边吃饭边谈问题。

    在这时期，郭小川的胆大与谨慎、外表兴奋与内心疑虑相辅相成：

    我当时实际上是支持《文艺报》放出毒草的，海默曾写一篇咒骂我国文学粉饰现实、主张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在整风以前给我看了，认为不能发表。到了整风初期，《文艺报》要放而没有文章，我又请《文艺报》侯金镜去约他把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拿来，准备发表。海默又觉得不对，把文章抽回。

    一次，周扬同志在路上碰到我，谈到《文艺报》不应这样乱“放”。我当时回答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不放毒草，二是放了以后再批判。”我实际上是赞成第二个办法的。周扬同志说：“放了会使党受损失。”我这才同意了，并将这一精神告诉《新观察》和《文艺报》。

    （摘自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上的检查原稿）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郭小川怀着极其复杂的兴奋心情写下当晚日记：“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过了几天，《文艺报》的杨犁在会上对社论有不同看法，郭小川当即严厉地斥责他，制止了他的发言。

    郭小川感觉到了政治空气中的凝重，7月初写下了两首反右派的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射出我的第一枪》：“人民啊！我的母亲／我要向你请罪，／我的阶级的眼睛被迷住啦／……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诗人解释说，自己想通过这两首诗来进行自我批评和表示坚决斗争的决心。

    在风云变幻之际，诗人想强调的是：“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发出我的第一枪。”

    时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黎辛回忆中谈到郭的这种状态：

    反右开始后，郭小川斗人是很厉害的。批丁玲时发言很尖锐，发言中有“你该明白，批斗你是主席、中央让的”这样语气。批冯雪峰的假材料不是他造的，但他大声跟着嚷嚷。

    周扬用干部一是听话，二是斗争性。当年周扬找到刘白羽说，毛主席抓王实味，是让陈伯达去的；这次抓胡风，要让你去。提拔郭小川为党组副书记，就看到了他的斗争表现。

    斗争我为右派的会上场面乱哄哄的，发言者冲到你面前，跺着地板呱呱直叫，不让你解释，只能认罪。我记得，郭小川的劲头是很大的，说话的语气很厉害，他严厉地说：“黎辛不仅残酷地对待同志，而且还残忍……”

    （1999年9月1日口述）

    从现在保留的郭小川1959年6月7日致刘白羽、严文井的信中，可以看到他远在东北陪同茅盾访问，还对北京如何斗争黎辛提出了一些看法：“关于黎辛的材料，使我大为震惊……黎辛恶劣已极，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弄得他无话可说，方会低头。斗争一定会很艰难……”他在信中还说，已鼓励张僖发言，并批评他斗争性太差这个弱点。

    信中最重要的表态是他检讨了自己的软弱：“这次会议斗争黎辛同志，使我猛醒。两三年来，我精力分散，勇气不足，嗅觉不灵，妥协性太重，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思想感情还未无产阶级化，教训至深！然而我很长时间并不自觉，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些，将急起直追，勇往直前，相信是有希望的，可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战士。耿耿此心，仅此一表。”

    在这种外力催逼之下，在这样的心态中，郭小川后来批判别人之激烈是很自然的。

    反右派斗争很快白热化，郭小川迅速进入角色。从他留下的日记来看，这一时期的繁忙是空前的，他承担了很多幕后的、琐碎的、承上启下的事务性工作。

    1957年8月13日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夜间紧急会议：

    晚十时半，林默涵突然把我叫到刘白羽处……谈了一下会议的组织问题，决定把各单位的与会者都及时组织起来，及时告诉他们意图，供给他们材料。

    从日记中发现，陈荒煤、沙汀、周立波、郑振铎、何其芳、陈笑雨、邹荻帆等人在批判大会的发言稿大都是郭小川参与组织、督促完成的。在作协楼上办公室，看到陈荒煤、沙汀、周立波正趴在桌上准备发言稿，郭小川把这一场景作为闲笔记入日记。在陈笑雨、邹荻帆的发言草稿中，郭小川还根据当时定下的基调，加入了一段话：“党委托周扬同志来领导文艺工作，因此反党首先必须反对人——具体的就是周扬同志等……通过周扬同志等体现出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红线。”

    这段话“文革”中被作协造反派斥为“吹捧至极，恶毒至极”。

    其实被造反派和郭小川视为最严重的还是他在1957年8月20日第十九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造反派直接定性为“围攻鲁迅”、“污蔑了鲁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在郭小川“文革”交代的这一问题材料中，周扬和冯雪峰谈话的场面着墨较多：

    真正使我感到惊奇，动了感情的，还是1957年8月12日下午四时，周扬和冯雪峰那一次谈话（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和我参加了这次谈话）。谈毕，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时，与雪峰谈话，周扬谈了许多过去的问题，雪峰从苏区来，马上怀疑周扬，相信胡风；雪峰在重庆住到姚蓬子家里，许多事是敌我不分的；雪峰表示他怕给他加上小集团成员的帽子。”

    此外，还记得周扬似乎还指责冯雪峰欺骗了鲁迅，打击了“左联”，搞得他们很困难。说到这时，周扬哭了，这就引起我的同情。我觉得，周扬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多年不说，真不容易。

    （摘自郭小川1967年《我的最严重的罪行——我的初步检查之三》）

    周扬的失控痛哭和冯雪峰的惧怕退让，这种几十年人际关系的恩怨所带来的变幻无常给郭小川很大的刺激，体验到政治斗争那种难以言尽的威力和魅力。8月14日下午，夏衍爆炸性的发言引起会场的激动，郭小川称之为“把冯雪峰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紧接着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张光年的发言又掀起高潮，再由郭小川宣读了两封信而结束了这扣人心弦的一天。

    当晚，郭小川在林默涵家吃饭，两人一致赞扬了夏衍的发言，说他平常政治上不强，这次却很有战斗力。

    在保存下来的郭小川记录本里，发现了他记录了一段8月15日党组会发言提要。那天周扬召集作协党组成员开会，谈到反右斗争近况，他说：“这些问题，左联时期都搞过，没有搞彻底，这一次一定要彻底。”林默涵说：“这次斗争不但要改变过去的文学史，而且要直接影响到当前和以后。”

    8月17日郭小川在日记本上写道：“十一时到大楼，与周扬、荃麟、默涵、白羽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开法，决定叫我就冯雪峰的问题发言。我带着紧张的心情回来。”郭小川忙着访问王学文等左联时期的老人，到处索取材料，从林默涵处取来胡风的供词。匆忙了几天，直到20日当天从清晨整理材料到下午四时，从办公室直接来到会场，傍晚六时在主席台上众人的注视下上台发言，主旨是“冯雪峰和胡风共谋，利用了鲁迅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在不许申辩的情况下，这次发言又给予冯雪峰致命性的一击，与会者感受到郭小川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部材料。

    事隔三十多年，楼适夷老人对郭的发言一直郁结在心：

    鲁迅文章的原稿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作协党组的一些人特意去看了原稿，回来后在批冯雪峰的大会上宣布，信看过了，确是冯雪峰写的。这是骗人啊！后来才明白，文章重要部分实际上还是鲁迅写的，修改了几千字，“四条汉子”的提法就是鲁迅亲自写的。党组的人当众说假话，骗了我们。

    （1990年11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夫人杜惠谈及此事时告诉笔者：

    很多次斗争都把他推到前台，利用他冲锋陷阵。周扬、刘白羽他们决定让郭小川做批判冯雪峰的发言，小川完全被利用，不了解情况，因被重用而昏昏然；那时冯雪峰也被迫承认欺骗了鲁迅。小川发言后，周总理秘书许明打电话来，说你的发言不好。我后来发现，小川的这天日记有涂抹的地方，我估计一是保护总理秘书的电话号码，二是看出他当时内心有复杂的斗争过程。

    在批斗冯雪峰之前，小川没有看过鲁迅文章的原稿。在小川发言受到许明批评后，周扬赶紧派人去鲁迅博物馆，周扬看了，估计小川这时也看了原稿。批冯斗争立即停止了，斗争又转向批丁陈。

    小川感到作协乱七八糟，钩心斗角，他很想离开。

    （1999年7月12日口述）

    这次批判发言因为涉及到鲁迅，“文革”中郭小川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他一再在检查中表示：“这是最重要的最大的罪行，我深陷在周扬、夏衍的圈套之中，我的发言主要观点也是从夏衍、冯雪峰、陈荒煤等人的谣言和谰言中形成和引申出来的……我成了他们可耻的打手。”（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的基本情况》）

    在1959年11月检查稿中，郭小川如实地谈到自己的一个思想倾向：“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的斗争。”他承认，他一向惧怕党内斗争，同情被斗争、批判和受审查的人。

    郭小川当年在延安时，曾与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郭曾形容王的讲话很能俘虏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青年都觉得他的讲话好得不得了。开始“抢救运动”后，王被整肃给郭小川巨大的震动。郭写检讨十一次，并糊里糊涂地一度给自己戴上“特务”的帽子。最为恐惧的是，刚结婚一个月的新婚妻子杜惠被关进社会部监狱，长达两年四个月。当时不少夫妻因运动而离婚，郭小川坚定而又茫然地等着，以为妻子在牢里成了泪人。杜惠出狱后不久，两人先后奔赴郭小川的家乡，郭担任丰宁县县长。那时杜惠只是简单地告诉郭小川，监狱里总想把人精神压垮，几天几夜车轮战，反复问你是CC还是复兴社，承认了就给你吃鸡蛋挂面。

    在等待的时间里，郭小川对冤屈、恐怖和无望体会尤深。他颇有感触地对友人说：“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屡屡地表示，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出至死不忘的教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绝对正确。

    第二次让他说出“真可怕”的是“高饶事件”，听了周恩来传达后大为震惊，他又害怕又不能理解：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成为敌人呢？以后他曾仔细分析过，认为搞政治太可怕，1954年他之所以转做文艺工作是与“高饶事件”分不开的，他以为在文艺界可以找到一个避风港。

    斯大林之死以及后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他紧张的内心没有喘息的机会，在一段时间里他从心里感到必须反对个人崇拜，酝酿很久的长诗《毛泽东》也因而拖延下去。夫人杜惠回忆说，在中南海院中七八个人听赫鲁晓夫的报告，对斯大林这样残杀干部非常惊骇、失望，小川听完不说话。中宣部食堂里许立群等中层干部高谈阔论，谈论各国党的情况，小川比较内向，只是静静地听着。（1999年7月12日口述）

    反右运动展开时，郭小川这一层的干部既要态度坚决，斗争绝不手软；同时也不时掠过一丝惶惑。病中的韦君宜曾告诉过笔者：“斗丁陈的会越开越大，越开越可怕。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太复杂，外面人真看不出名堂来。我问郭小川：‘你是秘书长，管一点事吧。’他说：‘他们的事我们管不了，都不懂。’有一次袁水拍悄悄地告诉我：‘不要卷入他们的事，他们之间像是滚雪球，会越滚越大。’”（1992年8月19日口述）

    划分右派的工作开始后，郭小川的低调在领导层中格外突出。

    对艾青的严重错误，我实际上也是包庇的，没有支持和参与对他的斗争。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文艺报》的头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

    在讨论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言不发，只等着刘白羽开口提出不划。

    （摘自郭小川1969年7月14日《我的书面检查》）

    对于秦兆阳划右派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

    我在反丁陈斗争的后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这些人不要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

    （摘自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步检查之十》）

    1957年底，划右派工作进入了尾声，郭小川作为秘书长，承担了汇总、谈话、处理等诸项组织工作。现在所发现的一张作协便笺，上面是他1957年12月25日写给邵荃麟、刘白羽的一段汇报：“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昨天送去了十份结论，请抽空一阅。如你们同意的，即可陆续处理，最近仍应抓紧时间催写结论。此事由我们办。”郭小川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想减缓机关内部反右的程度，譬如机关反右派办公室认为《人民文学》老编辑唐祈应按右派、反动分子双料处理，郭小川不同意，坚持只按右派处理，不开除公职。几个人和他争辩，郭不耐烦地说，你们为什么非要坚持你们的意见？最后按照郭的意见办理。1959年被批判时郭因此事受到质问：“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感情？为什么把他的犯罪性质减轻？”

    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们谈起郭小川，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绪：

    郭与我是老朋友，在三五九旅认识的。划右派后，他代表组织找我谈话，气氛还是轻松的，他说王震同志关心我，问我情况，表示可惜。他说了一句话我忘不了：“摊上的和没摊上的，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他做事被迫，但有分寸。

    （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1991年10月30日口述）

    有一天郭小川找我谈话，他首先说个人主义每个人都会有，他又说反丁陈是毛主席定的，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

    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郭小川说穿了是一个悲剧人物，我有个隐约感觉，他59年出事，因为心里矛盾痛苦，有了一种不安。他知道太多事情，因而就想走，这一点就不容于人。

    （时任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1991年10月28日口述）

    郭小川找我谈话时，我看出他是同情我的，也能理解我。我大哭，说宁愿行政降十级，也不要开除党籍。他说，你还年轻，好好改造两年后就可以了，你犯错误，组织上也有责任，把你派到丁玲那里，组织上教育不够。不像有的老朋友见了面，就会对我说几句冷冰冰的话，我听了都呆住了。

    （丁玲原秘书、时任《新观察》编辑张凤珠1991年11月29日口述）

    看到反右的形势日益升级，郭小川在投入、紧跟的同时，内心显得无奈和烦躁。最令他吃惊的是，首都各新闻单位报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记者原有七八个人，运动一深入，记者们大多被调回划成右派或打入另册，只剩下《人民日报》女记者叶遥单兵作战。

    叶遥白天参加批斗大会，晚上列席作协党组会，然后再根据领导的意图写稿、发稿。

    紧张的日子竟使叶遥有了抽烟的习惯，无法像平常那样安然入睡了。她告诉笔者：“写这样的报道很累，政治性太强。小川在党组内不起主要作用，不能决定什么事情，他只起一个秘书长的功能。我写报道，就希望他能核实每天大会发言事实。有时修改得很迟，我们就在沙滩附近的清真馆吃夜宵，两人都觉得很疲乏。我拿来文章小样，在一个词的旁边再附上另一个相近词，请郭小川酌情取舍，要考虑词的分量、轻重、内涵。小川想得认真，反复比较，有时就忍不住摇头叹气。当年文艺界反右报道几乎都是我写、郭小川改的，由此欠了很多人的债，还也还不清。”（1999年8月31日口述）

    在郭小川为处理作协反右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夫人杜惠却有被划成右派的危险，这让郭小川大惊失色。杜惠因“思想右倾”，中宣部不分配工作，自己报名到北京市东郊参加社教，分到一所中学。鸣放时她积极鼓励教师们发言，结果几个月后一个教师被打成右派。杜惠来到区委为这位教师辩护，东郊区委负责人说：“你要是不划他右派，我们就要划你为右派。”作协副秘书长黎辛清晰地记得郭小川当时坐立不安的情景，郭再三地给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打电话，张海一次次地劝慰他，告诉他正在想办法把杜惠保护回来。

    郭小川深知其中所包含的巨大危险性，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什么变动，那真是痛苦的。”他熟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同时也为妻子“对领导上的某种反抗情绪、自矜的性格和毫无警惕的同情心”（日记中的话）而担忧。1957年12月10日事情有了结果，紧张数日的郭小川才稍稍松一口气。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张海来电话，说杜惠的右派问题是不存在的了，但要开会批判。这才使我稍为安心，于此，家庭可以不致破碎了。”

    八十岁的杜惠谈起当年旧事，话语中依然有着几分激动：

    张海找郭小川和我谈话，说东郊区委划右派是有数字的，我们还是把你调回来，走之前把那位教师划了。强迫我划人家为右派，太亏心。我憋了一肚子气，哭着说，共产党干这事太不光彩，一开始热情动员，反过来又打人家耳光。郭小川和张海听了没有说话。

    我从东郊回来的那天晚上，郭小川在桌子旁给我朗读刚刚完成的诗作《一个和八个》片断，念得缓慢，有激情，又很清晰。听完了我感动得流泪，我明白他这是给我做工作。他拿诗作中的人物来开导我，他说，在复杂的环境中，这样一个党员还做思想工作，还在战斗，要学这样的人。

    我说，把土匪、特务写成绿色的脸，非常可怕，要把他们转变过来。

    （1999年7月12日口述）

    郭小川没有重视杜惠的提醒，更没有想到《一个和八个》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祸害。他曾沉痛地说过，十几年来只要一提起《一个和八个》，他就情不自禁地有一种恐惧的感情。（摘自郭小川1969年夏《再检查》笔记本）

    周扬、刘白羽他们很在意的一点是，《一个和八个》诗稿竟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五六月间”完成的，这个时机真是耐人寻味。

    在作协给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道：“在反右斗争最紧张的时候，（郭小川）仍迷恋于写诗。他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的矛盾……他借口‘要在作协工作就要有创作，才好领导’，因而急于经营个人事业上面，当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摘自1959年12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关于批判郭小川同志错误的汇报》）

    他们最不能容忍的还是郭居然写出了《一个和八个》，这篇从未公开发表的作品成了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异端”。诗作打印稿给与会者人手一册，但很少有人敢在社会上传播。

    在郭小川后来一遍遍的交代中，可以看出海默讲述的故事是这首长诗创作的契机：

    （1957年）4月20日晚上，北影的海默来我家谈“创作问题”。他跟我谈了与后来写的《一个和八个》相类似的故事。本来，像这样的故事，我1937年至1940年在部队工作时，是屡有所闻的，那时我也曾想写过。不过，海默讲的这个故事，比过去听到的完整得多。一开始，我就迷住这个故事，而且要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

    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显然与当时的气氛分不开。在这以前，老舍一再提出“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有什么规律？”而且他还写了谈悲剧的文章。我自己在3月8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听了老舍、茅盾的发言后，也提出了（在我的日记本）一个问题：“可否把农村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害死人的事件写出来？这当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话虽如此，我心里以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可以写的，只看怎样写。当然，海默给我讲的故事，是发生在张国焘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的时代，我把它搬到抗日战争时期，那就不能写肃反的错误，所以我主观上极力想证明主人公王金的不幸遭遇是敌人造成的，可是仍然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我认为更可以写。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于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有些用处。

    ……那时候，我又不断听到周扬他们说：要当大作家，一定要言人之所不敢言，写人之所不敢写。这样的话，印入我的骨髓。我成天想当大作家，而且自以为了不起，骄傲得很，从来没有想自己犯什么错误的可能性。什么题材，什么主题，我都不怕。

    我之所以看中了这个题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新鲜”、“强烈”。我常常讲，写东西一定要“新鲜”、“强烈”，陈词滥调固然不行，不痛不痒也不顶事。

    （摘自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步检查之十》）

    远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出。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过几回，郭在延安就有意想写成一篇小说，以表达自己对被斗错的同志的特殊情感。

    从5月12日到26日，郭小川只用了几个夜晚和星期天就完成了初稿。在5月12日的日记中他欣喜地写道：“（开始写《一个和八个》）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5月26日他整整写了九个小时，初步完成长诗的框架。当晚日记里的一句话表达了他的由衷之感：“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因忙于反右运动，无暇修改，只好拖到11月才开始修修补补。这次发觉主人公被判处死刑是一个很大的敏感问题，他特意增加了第五段加以弥补。《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看了初稿后，也马上意识到主人公被判死刑的严重性，建议郭小川多加修改，不要使人感到是党组织犯了错误，而要让人觉得是敌人造成的。郭重新做了修改，12月8日又交给陈白尘。陈看后还是有些为难，便主张打印出来给一些诗人传阅。印发后，郭没有听到什么否定的意见。

    郭小川知道陈白尘的难处，便转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在这之前，臧克家、徐迟和《诗刊》一些编辑看后赞不绝口，但是郭不想在自己分管的《诗刊》上过多地发表作品。1958年1月21日靳以寄回一封信，说《收获》的一些编委巴金、周而复、孔罗荪、吴强、峻青、肖岱特地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这部作品，决定还是不发表为好。

    靳以在信中直率地说出理由，颇让郭小川思考了几天：

    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起什么样的作用很难说，从积极方面来说，作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

    对于那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写得并不像，他首先对那些特务、汉奸、叛徒泄密，后来对他们的帮助主要是转移行军的时候背行李；可是，后来敌人突袭，这些待决的犯人，反倒能挡住了敌人，最后则是不了了之。对待一个被冤枉的共产党员，没有调查清楚，只听坏分子的一面之辞（词），就判决了死刑，这也是极不好的。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可是也不能做一个典型来处理的。尤其在目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发表是很不恰当的。不知道你对这些意见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开会，当面也会和你详谈的。

    （摘自靳以来信）

    靳以在信尾还希望郭火速另外寄诗来，长诗组诗均可，表示“我们在迫切地等待着”。可是郭小川阅信后情绪大为低落，已无心再写新作。

    郭小川承认，刚开始看信时，心里颇有些不服，心想我怎么会写出有严重问题的作品来呢？他慢慢地也觉得没有把握，等臧克家、王任叔闻讯前来索稿，再也不敢答应。2月16日周扬要到湖南，郭小川把诗作交给他审阅，附上的一封信中说，《收获》对作品意见很大，自己觉得未必那么严重。

    周扬回来后，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只看了一个头……”过一个月后，我又问他，他说：“苏灵扬看了，她不赞成这个题材。”这时我才感到这个题材大概是有问题的，于是没有再管它。一直到59年6月，周扬才拿出来交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我。

    （摘自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步检查之十》）

    我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地工作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

    （摘自郭小川1967年《1959年对我的批判和我的翻案活动——我的初步检查之十二》）

    1959年11月初，《一个和八个》被打印出来，首页上标着“内部批判”的字样。在党组谈心会上，几个人指出作品的严重性，郭小川闻之大惊，他后来形容“简直是晴天霹雳”。严文井在会上突发感慨：如果发表出去，就可能划为右派。

    刘白羽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

    经历了七次大小会批判帮助后，郭小川从抵触慢慢地转到接受批判者的观点，从内心里真的感觉自己的作品存在了致命性问题。在11月25日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上，他不得不当众承认：“现在看来，这首诗的反动性是异常明白的……按照这篇作品的观点，则我们的镇压反革命、肃反都是犯罪的，这是最严重的颠倒黑白。诬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按照这个作品所表现的，党是诬陷了好人的，党的组织、党的政策是混淆是非的，这是天大的谎言……显而易见，如果这首诗发表出去，将会给党造成怎样的损失，将会使敌人怎样的高兴！将会亲手交给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一支反党的利箭。”（摘自郭小川检查原稿）

    他诚恳地对人说：“我写《一个和八个》是没有经验，不知还有些题材是根本不能动的。”他自己划了一个界限：《白雪的赞歌》不能写了，《深深的山谷》不能写了，《一个和八个》再也不写了，写了就要出问题。

    1959年以后的十几年里，郭小川对1959年挨批之事心里始终不服，但是对于批判《一个和八个》却一直心服口服，不持异议。

    外人很难理解批判《一个和八个》给郭小川带来怎样的震动和伤害，直接动摇了他刚刚萌生的、鲜活的、充满生机的创作观念，无形中为他规定了一大片无法逾越的创作禁区。诗人活跃的思维搁置了，创作生命力明显萎缩。在读了以后那些生硬的、过于政治化、口号味甚浓的郭小川诗歌之后，我们会格外怀念《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那种明朗、自由、开拓、处处显示勇敢和智慧的创作心境。

    对于郭小川来说，当时的环境已不允许他去品味过去一度的美好。相反，在几次运动中他先后写了几万字，不厌其烦地“挖掘”《一个和八个》的“罪恶动机”和效果。他在“文革”中曾对人们说过这样的实话：为了《一个和八个》，我背了十多年包袱，它在我心中是一块伤疤。

    1959年3月初，郭小川代表作协奉命参加文化部批判刘芝明的大会，闲淡而又迷惑地看着别人的热闹：

    看了看刘芝明的材料，明天起，文化部开会了。他们让我发言，我不想发了。一个人总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要犯这种性质的错误呢？

    （3月3日日记）

    急到文化部，陈克寒正发言。（我）边开会，边看小说《红日》。会一直开到一时多。陈的发言中，对刘芝明已用了个人野心家和反党的字眼了。

    （3月4日日记）

    郭小川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他便成了作协的“刘芝明”。

    后来郭小川在回忆中一直认定，1959年6月他在讨论《文艺报》工作的党组会上的发言是批判的导火线。他自认为在这次会上提了一个尖锐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到底是党领导文艺，还是几个非党的编辑在领导文艺？因为编辑们是读作品、接近作家、经常接触生活的，而我们这些人却不是这样。”据郭的描述，《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听了十分恼怒，林默涵也大为不满。

    实际上，从1958年下半年参加塔什干会议回国后，郭小川希望下去工作的要求被党组书记邵荃麟拒绝，邵的严厉态度让郭心里不快。

    1959年初春，因工作上有不同看法，郭小川与刘白羽连续发生冲突，郭甚至脱口而出“混蛋”的字句，他后来也认为自己过于莽撞。4月9日中午在接到刘白羽的信后，他当即回信：

    我始终把你看做是我们最好的同志之一，我尊重你，不止是当做领导者，而且当做最好的诤友和严师；对周扬同志、默涵同志也是这样看的。对前天的一些善意的批评，在总的方面是接受的，尽管还有一些无关重要的不完全相同的看法。至于，你平常有时发急，或者态度上稍微有些生硬之处，我也毫无反感。（还应当说，我的发急和生硬之处也决不比你少。）我一定会从一切正确的甚至有时不完全恰当的批评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一方面（我）感到应当更加慎重，另方面也使我感到现在这工作非我所能胜任，尤其在你为我的莽撞和无能而发急的时候，我更感到实在是自己太不行了，你对我的责备又大多是在行政事务方面，这些事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做，现在就更胆怯了……又管行政，又管业务，弄得什么事也不能仔细考虑，只有把事情做坏，两头落空。说来说去，消极情绪不过如此。这种情绪主要是我自己的弱点所造成的，而你对我的一些责备都是正确的。

    ……当然，我也想到，在集体领导更好地建立起来，你似乎可以在某一任务制定之后，不是零星地而是有系统地检查和督促，以便使每个同志有了明确分工之后，发挥他的积极性，而不致缩手缩脚，他们主管的工作该集体讨论的就集体讨论，该经过你批准的就经过你批准，可以不必在细小的问题去一一做具体的指点，这也许更能加强他们的责任感。当然，如果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又可能犯更多的错误，或者处理得不适当。但我想这有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人常常需要在错误中学习，处处去管他，反而使他处处依赖，也不见得好。

    ……我也想到，无论是书记处，也无论是党组，总之在作家协会的领导集团内，应当建立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批评应当是尖锐的，同时也不忙于下结论，鉴于事情的复杂性、全面了解情况的不容易，有许多事情是不可能一下弄清楚的。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一种能够共同商量的空气，彼此都虚心地听取意见。我不是说，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问题是：以后有四五个人共事了，问题也就更多一些了（尽管都是些好同志），也就值得注意。

    ……我一定从你的坚强的性格、原则的精神中吸收力量。我知道，我有一个严重的弱点，我也许并不害怕事情本身的困难和外部的扰乱，却有时经不起来自领导方面不恰当的责备，这是极端危险的。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以前的工作上造成了不少损失。也正因为这一点，前天的谈话中的某几点内容使我久久不能释于心，今天我可说已经平静了。

    郭小川的这封信写得极尽委婉、含蓄，既有自我检讨又谈了工作感受，隐藏着太多的潜台词，倾泻了内心的苦闷，其中的反批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刘白羽后来抓住郭的另外一封信中的几句话，作为批判材料的内容。在信里，郭小川写道：“在自己的心中尽可能做到是非分明，对待别人的好处和缺点也是非分明。在文艺界，我觉得，是多么需要是非分明啊！”他还写道，他写每一篇作品总还是企图解决一点实际问题，这大概是没有错误的。然而他又抱怨道，不写这些作品，可以免去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摘自郭小川1959年4月8日致刘白羽的信）

    那一段时间，因身体有病，医院检查又没有结果，治疗一时也无效果，郭小川提出在夏天工作淡季下去休整，刘白羽没有同意。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郭小川一时克制不住，于6月9日深夜给刘白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造成的后果，让郭小川痛悔不已。

    这封信连同郭小川致邵荃麟的另一封信，在1959年11月18日被作协整风办公室作为“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文件”打印出来，明确标上“供同志们在批判郭小川同志时参考”的字样。

    郭小川在这封信中是从作协领导干部的工作安排引申出自己的感慨：

    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1957年是搞运动的一年，不去说它了。1958年到现在，我只到国外三月（差几天不到），到江西参加会议七天。此外一天没有出北京。今年半年已快过去，对生活中发生的新问题、新事物，毫无直接的接触。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老实说，这个时期，我忧虑得很，常常为此心跳，夜不成眠。

    当然，我是梦寐想着离开作协到下面去工作。但，如果组织上不批准，我又怎能坚持（那决不是一个党员应有的态度）！同时，我也觉得，只要正确地合理地加以安排，事情还是有希望的。比方说，是否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下去和读书、写作？这本来是可以轮流得开的，夏天只留一个人（党组正副书记）在家，事先把工作做一安排，再定期地集中在一起讨论一下工作（下面的人可以得到创作假期，我们可以也应该不例外）。这样，我觉得不仅不会影响工作，相反地，从长远看会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也可以使这些长期坐机关的人了解一下生活，精神开朗一下，合法地（而不是提心吊胆地）写点东西，于公于私，都是说得过去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些同志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倒下去。

    ……请你批评我的不安心吧！这些心里话，还是要向你说一说。我总相信，如果在下边，在省里，我是可以多做些事情的。我并不把无休止地在作协工作看作刑罚，但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会持久的，身体和精神简直似乎要崩溃了……

    原信写满了四页，字距适当，没有涂改一个字。在精神焦虑之时，还写得如此工整，可以想象这些话在他心里酝酿许久，不吐不快。

    刘白羽接信后敏感地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既然问题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就提供党组织解决，否则对你和党都不利。郭小川不想多做解释，只同邵荃麟谈了一次话。此时作协党组几个人已内定开一次帮助郭的谈心会，郭小川得到通知后情绪一落千丈。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他很无奈地写下日记：“明天要与荃麟他们谈话，这些天来，情绪实在败坏得很，夜不能眠，白天昏昏沉沉，真是如何是好？创作情绪一点也没有了，连给《作家通讯》写个短论都这样困难。”

    6月20日郭小川一早起床，带着紧张的心情吃了饭，然后坐三轮车赶到邵荃麟家中。上午的会气氛凝重，郭小川对别人的发言始终带着抵触的情绪，反复辩驳和解释。大家谈的主要是两点，一是郭的不安心工作，二是《一个和八个》的问题。中午心情暗淡，他没有吃下一口饭。下午终于克制住自己，态度有所缓和，直至六时多散会。查他的当日日记，只有寥寥几句话，其中说：“晚上什么事也没做，十时多就睡了。”这是一个一反常态的夜晚，又是一个无法入睡的苦闷之夜。

    4月有那么几天的功夫，情绪十分不好，思想也十分混乱，似乎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于是在一天晚上的冲动之下，给白羽写了一封信。这当然是故作惊人之笔，发泄一通，以求得跟我很好的同志的安慰。附带说一下，多年以来，我一直有这样的低级趣味，有什么话就要对领导发泄出来，听听好话或安慰的话。但是这一点也不会减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封信分明表现了我的观点，分明说出了我久积在心的意见，分明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一次大爆发。党组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立即找我谈话，我是非常抵触的。后来又开了一次谈心会，整个上午，同志们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十分委屈。我觉得，我的信只是一种偶然的冲动，原因是身体不好，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到下午，我才平静下来，转过了弯。

    ……多年以来，我没有受过什么稍微尖锐一些的批评，那次谈心会上的批评实在觉得有些痛……如果不是党组织伸出手来，大喝一声，我是会坠落的，组织上及时地挽救了我。

    （摘自郭小川1959年11月25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上的检查原稿）

    作协党组事后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简要地概述了郭的状况：“到了6月间，这种对立情绪到了不能遏止的程度，郭小川向邵荃麟、刘白羽同志写了两封极无原则的信，说是‘无法在作协工作下去，否则身体和精神简直似乎要崩溃’，实际上是向党组负责同志对他批评的抗议。党组少数同志当即找他开了一整天谈心会，进行批评。郭小川同志十分激动，直到最后才平静下来。这以后郭小川同志有所克制，但未能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党组认为根本问题是他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矛盾，形成他长期和党的关系不正常的状态，在个人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和党闹对立。”

    以往这些作协报告往往都是郭小川起草的，而这次很自然地就被排除在外，毫不知情。郭心里明白，他已经暗暗地被人推入他所稔熟的党内批判程序。

    6月28日以后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心情不好”、“心情极不好，实在是有委屈情绪”、“心境的确不好，感到许多委屈”等字样。6月28日是一个星期日，郭小川当晚去北京剧场看纪录片《珍珠记》，他承认影片并不理想，但他观看时却从头到尾一直流着泪。他在日记中表达得格外无奈：“现在变得如此易感，这又如何解释呢？”

    实际上，在谈心会以前郭小川已经感觉到自己压抑、异常的精神状况。6月15日给邵荃麟的信中，一方面解释写给刘白羽的信里所提的意见是经过考虑的，但承认用了一些过分夸张的词句；另一方面也袒露了“精神依然很坏”的身心近况。

    使我惊异的是：反常的兴奋、激动。看了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剧目），竟激动得终夜不能睡眠；看了“蔡文姬”，几乎浑身抖动，挥泪不止。有一点小事都想不开。关于我最近提的意见，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着斤斤计较。对工作的意见也是如此，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的轨道去处理，更无须大动感情。我过去总算是个豁达的人，并不是那么狭窄的，不知道最近为什么这样怪？一天到晚，在一种又兴奋，又疲倦，又急躁的状态中过日子。我当然是极力控制的，但仍不能奏效。天天扎针、吃药，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更使我苦恼异常。我真有点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我想在合适的时候到公社或部队去住些时候，这也许会好些。但还是以工作需要为准则。

    这封信迅速在党组内部传阅，并在10月打印成内部秘密文件。在这封信的原稿上方，刘白羽用红笔批了几个字：“光年同志：荃麟同志送来此信，请你看完转默涵。”可以想象，像“用不着斤斤计较”、“无须大动感情”这样的字句对刘白羽他们的刺激程度。刘白羽后来在批判大会上如此严厉地说道：“（这些信）说明他阴暗的个人主义是长期的，掩盖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而且是很顽固的。他总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

    郭小川后来也感到那时“精神错乱”的严重性，一遍遍地承认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并为谈心会上最初的抵触而痛苦不堪：“在党组同志的谈心会上，我还斤斤计较同志们在批评中的某些词句和个别事实，斤斤计较同志们在批评时不说到我的所谓优点，这实际上是对批评不服气的表现。”（摘自1960年2月28日郭小川《思想总结》）

    这就意味着郭小川开始放弃抵抗，自己走到众人已团团围住的受审的位置。

    岁月流逝四十年，当年与郭小川同为作协党组副书记的严文井谈起往事，平淡的语气中也蕴含着复杂、难以言尽的意味：

    1959年反右倾时批到郭小川，主要是郭给刘白羽写信想调走，刘很生气，在会上勃然大怒，就拿《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许多问题做把柄，说他不安心工作、个人主义。刘平时比较霸道，盛气凌人，没有什么（人情）味道。狠狠地用郭小川，最后又狠狠地整他。

    作协里有几个周扬的左右杀手，内心隐秘不向人说。

    郭小川比刘白羽天真。他也到周扬面前告刘白羽的状，这是周扬后来说的。刘当然记住了这个。

    党组会上批郭，肯定是一边倒，不过这更增强他调走的决心。我在会上也批他，说我们也想创作，能行吗？况且你这几年写了不少东西，我们也有意见。

    郭看上去还算随意，会后还是有一些说笑。被斗得最厉害的实际上是赵树理、楼适夷，要比批郭小川严重得多。

    （1999年7月21日口述）

    据当时担任作协党组机要秘书的高铮介绍，1959年9月发下彭德怀的“万言书”，还让党组讨论。高铮说：“我记得那次开会从白天开到晚上，大家吃不上饭，就吃饼干。党组的人还是很严肃的，有的人说同意‘万言书’，有的人就不敢说。”

    高铮回忆，国庆节以后调子就变了，开始批彭反右倾。组织作协机关人员到中宣部看大字报，大字报从墙壁上贴下来，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大家发现批判调子提得那么高。

    作协的运动气氛不够浓烈，上级部门深感不满。据郭小川10月16日日记记载，邵荃麟在下午二时召开的党组会上传达上级指示时说，中宣部刚开了文教小组会议，中央各部的反右倾斗争很彻底，作协等单位则差。第二天党组紧急开会谈排队问题，根据摸到的情况，内定几个人为重点批判对象，并仔细计算出各占十二级以上干部、全体党员人数的百分比。过了三天，就把赵树理召到邵荃麟家，以谈话方式对赵的经验主义展开批判，由此启动机关运动的运转。郭小川在日记中提到对赵的批判，并有意无意地加了一句：“他当然是个好同志、好作家。”

    10月22日下午党组会，郭小川首先说道：“要很快转入重点，很快展开斗争。没有斗争，群众很难帮助……”邵荃麟显得有些焦虑：“进展很不够，到现在我们没有形成高潮。要注意，为什么没有？斗志还不是昂扬，关键在哪里？十天之内一定要把高潮引起来，应排队，方法是他自己把思想谈出来，大家批判，别人提供。十二级以上干部开会还是客客气气，不是很深刻地提意见。”（摘自会议记录稿）

    10月23日在作协党员大会上，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严文井、郭小川首先进行了个人思想检查。在第二天的机关干部大会上又着重号召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而在内部深入摸底，重新决定重点批判对象和帮助对象。

    11月5日作协党组给中宣部送交一份整风报告：

    作家协会机关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已于最近一周内开始进入高潮。

    ……在中央宣传部的现场会议以后，作协整风办公室和各支部连夜召开会议，检查了具体领导工作，严厉克服斗争的温情主义情绪。从29日起，整个运动的面貌为之一变，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表现了日益高涨的革命精神，大字报的数量和质量猛然上升，现已贴出一千五百六十四张。我们的主要经验是：第一，领导同志必须挂帅，抓紧抓狠，指定专人，日夜督战；第二，要不断地反复地交代政策，彻底发动群众；第三，要不断反对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第四，一定要斗，也要帮，斗争中必须充分摆事实，讲道理。

    各单位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已进行了检查，其中有些同志群众意见比较多，或个人主义问题较多的，拟再进行第二次检查，并在大字报上充分揭发和猛烧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毒菌……我们打算在大辩论会开过之后，间隔几天再组织几次大辩论会……以求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及党员干部中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大大提高思想觉悟，便于更深入地批判重点对象，普遍地展开交心运动。

    这样的报告都经过郭小川的参与、过目，报告中所提的一些批判办法，譬如举办农村形势问题的大辩论会，布置一个取材于本单位贫雇农出身的干部高炳伍忘本的漫画展览，郭小川也热心指导。从10月20日一直到11月初，郭一口气写了十篇反右倾的大小文章。

    在10月11日开除诗人沙鸥党籍的党员大会上，十几个人勒令沙鸥交代，狂轰之下沙鸥一时语无伦次，很快与会者一致举手赞成开除其党籍。郭小川站起来做总结发言，语气极其严肃：“这次会议是党的一次胜利，证明党的光明伟大，证明党是发展壮大了。党不断地从自己的阶级里吸收先进分子进自己的队伍来，同时有阶级异己坏分子被不断清洗出来，这没有什么奇怪。党的机体不断地健全起来，说明党对健全自己的队伍，是采取严肃的态度……沙鸥参加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老问题加上了新问题，老账新账要一起算。”

    根据事先安排，大会主席、作协副秘书长王亚凡大声喝令：“沙鸥请你退出会场。”在全场人的注视下，沙鸥欲哭无泪地退出会议室。以后他被清理出作协，下放到大西南沉沦几十年。

    沙鸥作为《诗刊》编辑，曾与郭小川有过一些业务往来，两人在一起谈论过诗作。运动一来，郭小川无法躲避他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批判时丝毫不留情。沙鸥退出后，郭小川在会上继续说道：“沙鸥不止五毒，他有十毒以上还不止。具有资产阶级最肮脏的东西，又像黄世仁，又像资产阶级少爷，有地主和流氓的东西，又具备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一些东西。他虽然没自杀成，但也败坏了党的性质。我们这样出身的人，会有错误的，但是有不少人变成了好同志，因为经过教育，自己改正。但沙鸥是屡教不改，把他拿来讨论一下，大家揭发一下，对大家都有教育意义。”他同时也表示，大家提出开除他会籍、劳动改造是对的，但还可以看看他下去的表现，除非他自己想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摘自会议记录稿）

    后来“文革”中郭小川对《诗刊》编辑丁力说，当时处理沙鸥太重了，过左了。

    丁力在病逝前告诉笔者：“沙鸥写东西快，反右时很积极，给每个右派写了一首诗，人称‘快手沙’。1959年他自己也出事了，他不服，就跑到十三陵水库想自杀，在水边冻了一夜，被公安人员发现，事情就闹大了。郭小川曾说，不要热处理，冷处理吧。下放到下面后，沙鸥还与李女士继续来往，通过一位女同志中转，那女同志害怕，以为是特务活动，就报告给公安局，查出来就开除他的党籍。再加上他说了徐水人民公社的坏话，一块算了。”（1990年10月28日口述）

    1959年10月底，郭小川身不由己地、缓缓地进入了被批判的视野。当时党组三位正副书记做完个人思想检查之后，陆续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重点落在了郭小川的身上。

    八时，到大楼，看了满楼的大字报，整风运动已经初具规模。

    下午二时半开会，大家给我们三个党组书记荃麟、文井和我提意见。光年比较尖锐，使我有些沉重。开至六时多，回来吃点饭。

    六时半开整风办公室的会，开至十点，决定了许多问题，推动高潮的到来。

    十二时睡，彻底失眠，想着自己的各种毛病，心头激动。

    （10月26日日记）

    四五时就起来，给荃麟、文井写了一信，但忽又觉得没有必要发信，信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参加了一下支部会，听取了大家对我的一些意见。

    下午二时半又开会，大家继续给我们三人提意见，最后荃麟讲了一些。

    （10月27日日记）

    在郭小川的小女儿郭晓惠处看到的郭小川日记中，1959年的日记本到了10月27日这一天文字戛然而止，几十年养成的写日记习惯终因无情的运动的冲击而改变。这一天也预示着多事之秋的阴影将渐渐地笼罩诗人，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心情来记录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直到第二年9月底，他才在国庆前的气氛里记了几笔：“差不多整整一年不记日记了，现在决心把它恢复。”然而那一年里也就仅仅记了四天，长时间的搁笔反衬出心情的暗淡。

    在1959年10月26日这一天下午，刚刚从中宣部现场会赶回来的副秘书长王亚凡在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上级精神，其中转述一句毛泽东的话：“对资产阶级思想要搞五十世纪。”

    就在这次会上，大家对党组正副书记提意见，邵荃麟、郭小川也相互提出看法。说到郭小川时，人们的语气比较温和、谨慎，与一个月以后的升级气氛明显不同：

    与小川日常接触多一些。小川在会上讲话有时走火，走到右的方面去。黄秋耘对“驯服工具”之说有意见，并说小川也有这个看法，这样说不太好。（《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

    小川对党交给他自己的工作与创作任务有矛盾，流露的情绪对下边有影响。现有转变，希望巩固下去。小川有时处理问题讲话要注意。（副秘书长张僖）

    小川作品写得很多，工作中有时间写是好的，但有点温……创作上有时草率，58年的一首长诗没发表，公木为此抗议过。（《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

    小川同志在延安时就认识了，我对他写作估价高，做秘书长还写作，是有才华的一个诗人。到作协来，是55年，斗丁陈，他的发言好。丁玲讲：“怪不怪？又刮来一个郭小川。”这可见反映是好的，有斗争性，工作精神好。（党组成员萧三）

    对小川，他工作积极努力，对党忠实……小川的文艺思想中有不十分健康的东西，小川到作协后，逻辑思维衰退，是否有某种政治敏感的衰退？他有波浪式的起伏，走火时右的东西较多。（《新观察》副主编陈笑雨）

    小川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在阶级斗争复杂时，思想发展得很危险。自己应努力把自己当成重点。对自己右倾情绪的分析是很不够的，我听了是不满足的……《一个和八个》反映了世界观的阴暗面，这首诗写得不是时候，是5月初乌云翻滚的时候，恰好是作协党组最困难的时候。对这一点，白羽最不满意……要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搞一下子。（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张光年）

    小川世界观里还是有些问题，没完全端出来。小川做人的情绪有消极的东西，如最近这首《一个和八个》就有异常感。（党组成员、《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

    （以上摘自作协会议记录稿）

    家属保留的几十本郭小川笔记中，数1959年的笔记本最为繁杂，这里既有他详细记录的别人批判他的发言内容，又有苦熬之中的思考片断，更多的还是那些不厌其烦地写出的自我检查稿。据不完全统计，在11月份里他大约写了五六万字的检查。

    笔者在笔记本中翻到了诗人顺手写在空白处的两首小诗，旁边均是记得密密麻麻的、别人批判他的发言。小诗其一是：“同志们／责备我吧／我有许多过错／闹过急性病／翻过车／误解过人／搞糟过工作／然而我永不失悔。”其二是：“生活特别宠爱我们这一代／让我们失败，受苦／风在发脾气，海也在发／这一代懂得骄傲／也许我们急躁／探索中国的秘密／懂得大地上顶天立地的诗。”

    第二首诗语意纷杂，内涵难于穷尽，读后令人不由心头微微一颤。

    1959年12月17日，作协党组给中宣部送交一份名为《关于批判郭小川同志错误的汇报》，把郭的错误划分为四大类：对党的关系长时期不正常；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有放弃政治领导的右倾表现；创作上严重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一个和八个》与《望星空》两首诗里。

    报告简略地汇报了批判过程和郭小川的状况：

    作协党组从11月25日开始至12月2日，在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上，对党组副书记、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同志作为重点帮助对象进行了批判。会议已经开了七次。参加会的有三十多人，除了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外，还吸收了各支部书记和个别单位的有关党员干部。25日的会上由郭小川同志作检查，其余六次会议是大家对他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

    ……郭小川同志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检查极不深刻，第二次检查也仍不深刻。

    事先，党组还召集了小会进行帮助。在25日的会上，他仅一般地检查了个人主义和右倾思想，避开了他和党的关系不谈。会议初期，他对批评有抵触情绪，态度很不好。11月28日，对他批评的会议仅举行三次，很多同志还没有发言，当晚他给邵荃麟同志打电话，说他检讨已有轮廓，希望早日作第三次检查发言；又说他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伸手思想等等，当即受到邵荃麟同志的批评。会议后期，他的情绪有所改变，承认了错误，态度也比较好转。

    这次批判进行得比较深透细致，同志们都做了充分准备的发言，采取严肃的批评与热情的帮助的态度，参加会议的干部认为在会议上有很大启发和教育作用。

    （摘自报告原稿）

    在最初召开的批判会上，郭小川的老友、“马铁丁”之一陈笑雨发言时化重为轻：“我认为小川同志是积极的，努力的，有才能的，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而他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过去这样看，现在依然这样看。我希望，而且也完全相信，小川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继续前进。”马上就有人出来指责：“我们认为笑雨同志为自己的温情主义寻找藏身的地方，希望笑雨同志克服温情主义。”

    陈笑雨看出会议的气氛，再次发言时只能对平时开惯玩笑的郭小川加重火药味：

    我愿意在同志们的帮助和鞭策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上次发言所说《一个和八个》“即使动机是好的”、“一个革命者的悲剧”等提法都是错误的。

    ……小川同志是个党员，从诗里都嗅不出一点点党的味道。在《望星空》中一共用了三个“惆怅”、两个“迷惘”、一个“暗淡无光”、一个“忧伤”，就可以使我们大吃一惊。《一个和八个》是说党糟蹋了好人，根本没有什么阶级观点，把我们的监狱写成国民党监狱一样，这首诗将受到丁玲、陈企霞的欢迎。……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和胡风的思想在同一条轨道上。

    ……同志们批判你，是架一张梯，把你扶下来，同志们用双手等待着你，你还有什么个人的得失不能抛弃呢？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勇敢地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旧我，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新我！同志，回到党的怀抱来吧！

    （摘自会议记录稿）

    党组成员、老诗人萧三素来说话简洁，爱用比喻，喜欢在小便笺上用中文、俄文交叉地写上一串词组，并做上各种引文记号。笔者见到当年他在便笺上写出如下发言提纲：

    认识二十年，从未谈心——思想见面。

    1955年斗争到作协——认为是新鲜血液。

    小川想不通之事：1．向党伸手；2．反党。承认是痛的，但一定要有勇气承认，承认它是为了消灭它！有了些成就，就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甚至站在党和人民的头上，一切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

    文学界的刘介梅！

    我想起《日瓦戈医生》，作者因《新世界》不发表而寄去意大利。

    郭因两处不发表而不满。

    如有《日》的作者交游译出来，一定获得诺贝尔奖金！

    已成“政治上的庸人”。

    郭小川终日惶惶不安，不敢多接触人，不敢回信。党组谈心会之后，他给邵荃麟的信中突发一句感慨：“伟大的整风运动对犯错误的人发生起死回生的作用的。”他后来在会上诚恳地解释说，“起死回生”这句话当然是夸张的，但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我当时的情绪。

    有一次到刘白羽家开党组会，郭小川对大家所提的意见觉得太尖锐，他给自己也给与会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来作协进步了，但又有那么多缺点？”刘白羽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小川的发展趋势是个人主义，和党有了对立的情绪，到了今年春天有了暴发，暴发也是一种斗争，党对此是投降还是斗争？

    到了第三次检查时，郭小川无奈地承认自己的个人主义是发展的，但尽力地把问题说得不严重。在与党组成员另一次谈心会上，他又突然提出，不同意说自己“充满了阴暗情绪”、“名誉地位思想极端严重”、“对党组同志有多少意见”等等，结果遭到几位与会者的激烈反驳。郭形容自己那时显得“十分可笑和无聊”，在下一次会上只好痛骂自己：“我争的是什么？我在向谁争？除了是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争得一点地位以外，不能有别的解释。这时我觉得，我真成了政治上的庸人了，我落后得很，小气得很，鼠目寸光，可耻得很。”

    1958年，对郭素有好感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曾分别提出调郭小川任省委秘书长，郭一口答应下来，并在别人看来显出了迫不及待的态度。王任重找到周扬，周扬不同意郭调走。后来刘白羽在1959年批判会上非常严厉地说道：“小川活动到湖北去，很不好。一个党员作家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你做什么，不要伸手。党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我发现他这种活动，对他很不客气，说他们找你，是他们非组织活动，你找他们，是你非组织活动。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危险得很，这是无原则性的非组织问题。”

    在会议的压力下，郭小川不得不在检查稿初稿中，顺着与会者深挖的思路往下走，把尺度尽量往高提：“我为什么不愿当（作协）秘书长呢？根本原因是秘书长这个职位不能满足我个人的欲望，甚至可以说，是妨碍我满足个人的欲望的缘故。从个人的角度看来，这个职位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升书记处书记吗？这也是不大的职位；升主席吗？不可能，我也做不了……我去省委做秘书长，也可以由此而书记，而第一书记，干一番事业……”等他说完这段话，一位与会者就大声说道：“这不是野心家吗？”

    郭小川立即为这段话懊悔不已，后来不断解释说自己没有这样明确的想法，要求删去此段。但无济于事，会议领导者斥之为“态度很不老实”，并责问此举是否害怕中宣部领导同志知道。以后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宣部几位领导就是拿郭的这几段检查反复渲染，强调个人主义的恶劣性，使郭在会上感到无颜见人。

    难堪的还有在作协十二级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上，轮番地接受党组成员、下属干部的批判发言。在这样的会上，昔日被人尊敬的党组副书记的形象没有了，只有一个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认真地记着人们发言的挨斗者模样的人坐在会场中央。郭小川的小女儿郭晓惠告诉笔者，父亲对别人发言的重点部分记得相当详细，所记的文字大约有数万字。

    我们从众多的发言中选摘几个颇具代表性的片段：

    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不允许跟党半条心。而小川同志在会上却不赞成“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提法，认为从字面上觉得这个太死板了，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个人的独立思考，会不会抹杀了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小川同志近几年虽然还是在做党的工具，但已经很不驯服了，只要有机会就向党伸手，要求满足个人主义的欲望。在传达周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指示时，小川同志在传达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这一条时，当场就表示保留的态度。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它表明小川在政治上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占主导地位。（陈默、刘剑青）

    反右时，向小川提意见：过去对《新观察》管得少了，到底是谁分工领导我们呢？小川说：“不要说你们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翻翻日记本，才想起党组分工是我管你们的。”多么轻率，居然忘了，和党的关系不正常。（王致远）

    国庆前夕，你向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你动员大家不去排队抢购物资，这当然对，怕造成市场紧张，给外宾印象不好。但你又说某些产品质量不高，要大家把钱存起来以后再买好的。这使人觉得大跃进的产品质量都不高，失去了严肃意义。你对大跃进是否有阴暗看法？（李希毓）

    现在，我想请小川同志回答几个问题：1．57年与李兴华等几个右派想办杂文小品文性质的刊物，是不是党组决定的，不是党组决定的，是谁决定的？2．如果是小川同志个人想办的，那么动机是什么？3．小川同志个人约人办的，那么这个刊物自然是个“同人刊物”了，小川同志对胡风提出的同人刊物主张究竟怎样看待？4．既是“同人刊物”，计划中还有那（哪）些同人？……小川同志有个人野心，有一种向党伸手的思想，在党外进行非组织活动。（杜麦青）

    小川同志过高估计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成就，对党给他的期待和信任怀着不正确的看法，使自己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上退却并从而放出霉气。他还说自己的个人主义是不自觉，这种说法实质仍然是在美化自己。（王亚凡）

    （以上摘自中国作协会议记录原稿）

    会议空隙，郭小川在笔记本的上方写出自己所归纳别人发言的要点：名位思想，个人欲望，严重右倾，丧失立场，对党不满，怨气阴暗，向党伸手，与党对抗。

    当时担任党组会议记录的高铮至今对会场的火药味留有深刻印象：“一些人的意见比较尖锐，算总账，有的发言过分。小川同志把火气压住了，比较克制，坐在那里记录。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有人批评他写得多，他不服，会下说过：‘我工作完成了，工作之余写作有何错，有的人不动笔反而没错？’”（1999年9月9日口述）

    郭小川以后私下曾向高铮流露过，他对作协的这一段挺伤心的。

    当年杨子敏作为与会者之一，曾在会上被指定发言批判《一个和八个》。他记得，散会后一块骑车回家，郭小川诚恳说道：你刚才发言讲得很好。时至今日，杨子敏一直深怀歉意。他告诉笔者：“那时候郭小川的诗越写越好，对于人生和革命历史的探索，往往突破禁区，敢为天下之先。而我们在当时理解不了这些。”（1997年12月25日口述）

    时任作协秘书室副主任的关木琴回忆郭小川挨批后的情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沉默、沮丧的表情。关木琴说：“郭小川平时讲话很有激情，有深度，对新事物敏感。很多文件都是自己动手写，有水平。他待人平等，从不发火。到了1959年11月，刘白羽他们对他批得要命，他还怎么抓工作。他不敢跟我们说什么，什么事也不敢张罗，开会后就赶紧低着头回去写材料。”（1999年8月12日口述）

    夫人杜惠看到郭小川回家后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不爱说话，有一种平常很少见到的消沉、无奈。杜惠问：“怎么了？”他还是不说话。有一天《光明日报》同事把事情告诉杜惠，杜惠从单位给郭小川打了一个电话：“听说你挨批了，你要冷静对待……”郭小川还是没有更多的言语。

    刘白羽在11月22日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代表组织对郭小川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分析和批判，为大批判定下了调子。这篇讲话颇具个人色彩，应用大段大段的排比句式、反问句式。听了这样气势的批判发言，郭小川事后用了三句话表态：“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

    刘白羽在讲话的开篇还是说了几句肯定的话：“小川同志是党组成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付出很多辛苦，有一定的结果。”这几句表扬的话带出了近万字的批判性文字：

    小川参加过反胡风的斗争、反丁陈的斗争，他的发言是好的。他年轻（比我们年轻几岁），党总要挑选年轻的放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所以对他寄予期望。后来有所变化，党仍然对他团结、信任、期望，但要加上批评和帮助。发现他写了《一个和八个》，那时中宣部周扬、林默涵和作协光年等同志曾多次和小川同志谈过。去年在莫斯科旅店，我也和他谈过半夜。后来再发展，党组和中宣部就不得不和小川同志作斗争……人家讲我们好斗，一个共产党人看到问题该斗而不斗，这个问题值得考虑。该斗而不斗，那就说可以付出和牺牲党的利益。

    我们最初没想让黎辛做总支书记，而是想让小川同志做总支书记，认为同丁陈斗争，支部掌握在谁的手上很重要，但小川同志不愿做。我就想不通小川为什么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不做总支书记？后来小川做秘书长工作，多次向我讲，秘书长多是事务性的工作，写信也谈这个问题，总是把党委托的工作叫做事务性工作，小川这种提法就是不安于党所期望他做的那个工作。

    ……回想一下，我们这些年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就是为了党的原则空气在这个阵地上。党希望小川同志做一个与反党作斗争的可靠的支点，而他在斗争中右倾；党希望他为党的文学事业做好工作，而他在工作中搞起个人主义；党希望他作为一个党的作家，而他在创作中发展到攻击党的地步。

    ……他经常以一个党的积极工作者的姿态出现，但实际上对党的工作极端厌倦；他说他约束自己不出头露面，但实际上却顽强地为个人欲望而奋斗；党对他抓紧时他表现好，松一点就不好，在有的时候，好也有限度；他表面看起来年轻、有朝气，但思想感情深处暮气沉沉；他写诗教育青年，但自己内心有阴暗情绪；他是左派，但在斗争中有右的东西。

    ……小川在诗里有“我号召你们”的字样，我们觉得他这种以青年人的导师自居不合适，但他没有改，后来发展到《一个和八个》。《望星空》是唯心论，他说人是渺小的，我们认为人是征服宇宙的，我们感到他身上有18世纪的气息。

    ……小川到塔什干，收了稿费，而且买了电唱机。我让他把这电唱机收起来，他说：“是呀，不要让人家看得眼热。”这是什么话？什么世界观？

    ……小川对“我”花了很大精力，养病期间写长诗，这不付出健康？这不是找个人出路？……向党闹对立的人，一种是带着本钱来入股的，而小川属于到党里头经营本钱、股份的。因此要斤斤计较，想在党内找个人出路，必然找到资产阶级那里去……

    ……最后，我想对小川同志做一次赠言：只有彻底抛弃这一套个人欲望、个人打算，才能得到彻底纠正。

    （摘自会议记录稿）

    郭小川真的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后来几次谈到那时的心境：“我简直几乎绝望了”、“那几天痛苦得简直不堪言状”、“实在不忍卒读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作品”等等。邵荃麟在11月24日上午看了检查后，还特意叮嘱郭小川：“心情舒畅是不容易的，一定要心情舒畅……整风的目的是使同志工作得更好，干劲更足。为什么要首先批评领导干部呢？正是为了要依靠这些同志。”但这些劝说已无济于事，郭已处于惊弓之鸟状态。12月24日《光明日报》“东风”版刊登了郭小川杂文《火焰集》中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党组一些成员的不满。郭慌忙解释说，这是《光明日报》的穆欣在整风前约写的。他表示，我看了这篇文章深为反感，从昨天的“东风”起，我就不再撰稿了。安徽省委宣传部转来一封公函，揭发郭在省委宣传部来人调查作家菡子时态度不认真。郭赶紧在12月28日给邵荃麟、刘白羽去信，又作了一番检讨：“回想在几年工作中，错误累累，缺点百出，皆因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未得彻底改造所致。这两位同志对我的揭发是值得感谢的……两月以来，深感为党造成的损失极大，虽终生积极工作，亦不能够弥补于万一。”

    在作协党组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之间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发现郭小川虽然次次出席，但很少发言表态。只在12月3日党组扩大会上，郭介绍了丁宁起草的肯定十年成就、作家下去方式的方案。但是就在这次会上，邵荃麟布置任务时说：“小川的《望星空》恰当地批评一下，有些人的发言可以稍改即变成文章。”张光年说：“批《望星空》，《文艺报》应有一篇。巴人的文章也有可批评的。”12月中下旬张光年在《文艺报》二十三期以“华夫”笔名公开发表了批判文章，实际上《望星空》刚刚刊载在11月的《人民文学》，郭小川自嘲道：“自己送货上门去批判。”70年代中期在林县，郭小川曾告诉北影编剧李保元：“他们批《望星空》没批到点子上，戴了一大堆帽子，无法接受。”

    当时任《文艺报》文学评论组长兼理论组长的杨志一至今还记得张光年批判文章交来的情景：“批《望星空》的文章发稿前，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张光年是总编辑，他的文章来了就照发，一个字都不敢动。我们知道这样的文章都有来头，文章的观点没有完全说服我。当时《文艺报》的基调就是那样，很会上纲上线。我觉得小川写诗过于抽象，就私下劝他：‘写诗最好学闻捷，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都用情节控制住感情。太抽象容易跑调，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他没有反驳我，只是笑笑而已。”（1999年10月20日口述）

    12月中旬即将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打断了批郭的预定时间表。12月17日作协党组向中宣部报告：“现在因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开幕，十二级以上整风会议暂停，党组责成他（郭小川）认真考虑大家意见，准备新的检查发言，同时参加文化工作会议。待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再继续召开作协十二级以上的党员扩大会议，让他作进一步检讨。”

    郭小川对参加文化工作会议有一种恐惧感，觉得在会上无颜见人，也害怕陆定一等领导在会上点名批评。作为与会者，他自然也收到会议材料，其中一份名为《一些不良倾向的作品》的文件中就选载了《望星空》，从作者的目录中看出他的级别最高。12月21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大会讲话中果然谈到《望星空》，郭小川听到时只觉得“非常震动”。

    下面是他在震动状态下记录的张子意讲话的片断：

    《望星空》“星空……万寿无疆”、“远不辉煌”，人民大跃进、伟大的建设根本不在话下，没有生命的宇宙不死不活，呆相，骂倒了，人生也骂倒了。仅有我有资格挺起胸膛，由我把宇宙改造。这不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唯我主义、资产阶级极端的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上发展到悲观主义、厌世主义（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诗有积极的词句，是装饰和外衣，整个说来，表现作者不健康的世界观。这是爱护郭小川同志，绝无一棍子打死的意思。这同个人主义发展到唯我主义有关系。（信中）“夜不成眠，在作家协会……崩溃了”，为什么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却想到）外地可以升官。

    “我们不能眼看一些同志精神上身体上倒下去”，同意（他的信中）这句话，提出善意批评。

    （摘自郭晓惠提供的郭小川1959年笔记本）

    郭小川回去后谈到了对张子意讲话的感受：“张子意同志热情的批评真使我感动万分……中宣部几位负责同志为我化（花）费了很多精力，我感到不安，也从心里感激……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那么，这一次整风所受到的教育，将有决定的意义。”（摘自1960年2月《思想检查》）

    据郭小川“文革”初期的思想检查披露，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林默涵等人在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或报告中先后点名批判了《望星空》，郭本人不得不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些自我批评。他后来曾形容自己出席这样全国性的会议真是“无地自容”、“狼狈万分”。

    在1971年12月初，干校进行第二次斗私批修。郭小川深挖病根时，谈到1959年自己被批判时曾飘过一丝杂念：“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摧残，这是党的损失啊！”

    曾参加过这次文化工作会议的老作家曲波谈到了当时的情形：

    张子意副部长批他很厉害，我看了这首诗却看不出问题。批判的事，郭小川没跟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们住新侨饭店，有一次他到我的房间洗澡，我问他：“怎么穷凶极恶地点你的名？”他说了一声：“哎呀——”我又问：“你没有包袱？”他说：“背包袱的时间过去了，难过的时间也过去了。”他的表情看上去还是轻松。

    极左东西害死人。有时候跟他聊天，感到他的思想上比较自由、坦率，谈问题很诚恳。记得有一次说到反右和民主问题，他连声叹气，对自己57年批右派，觉得虽不是决策人，内心里还是不舒服的，有一些反悔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民主的问题岂止是现在，从57年开始就没有好过。”他还问过：“中国党的民主还要不要？”

    1960年初，我在四川出事了，李井泉在会上点我的名，说我同情彭德怀的思想。问我与彭的关系，我说：“是统帅与士兵的关系。”彭总表扬过《林海雪原》，是贺总告诉我的。

    把我斗了以后，我病了，就回北京，闷着写《山呼海啸》。郭小川来家中看我，我说：“我被打倒了，臭了，你怎么来看我？别跟我沾包。”他说：“正因为你挨批，我要看你。”他带了一个编辑来，问我有没有单篇作品。我说：“不能发，莫把《人民文学》给扯进去。”他很坦然，说：“群众喜欢你的作品。”看到我有点灰心，他劝我：“你要冷处理。”结果《人民文学》从长篇中挑选了两篇发表，这对我是一个很大支持，小说发了以后，我就平安无事，四川方面不敢找我麻烦。

    后来罗荣桓发话把我调回：“曲波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写《林海雪原》，给我们军队添彩。我们要作品，把他调到总政。”肖华与罗瑞卿商量后立即下令调回。

    我感谢郭小川同志，这件事我很受感动。他知道磨难之后的感受，他的这种支持是需要胆略的。他同时也批评我讲话不谨慎，军队的二杆子气又来了。我笑道：“从小养成的，改不了。”

    （1999年9月14日口述）

    郭小川回机关后，发现运动已是风声大、雨点却越来越小，批判会议无形中被取消，他只是照例交了几份思想检查。周扬此时对他说：“你下决心改正错误，你就主动了。至于你的优点，人家是忘不了的……”这种宽心的话是郭几个月来从未听到的。

    从文化工作会议散会回家的车上，谈到张子意的点名批判发言，中宣部文艺处的黎之听到周扬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到子意同志讲得这么厉害。我看刘真、郭小川不要批评了。听说南斯拉夫作家看了《望星空》——他们译成《北京的天空》，称赞郭小川是天才诗人。”黎之在他所著《文坛风云录》中表示，由此看出周扬对突如其来的反右倾、反修正主义运动没有思想准备，对批判的对象也并非心中有底。

    郭小川躲过这一劫，据梅白文章《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透露，毛泽东曾暗地里保护过他。文章中写道，毛在东湖游泳时，听到珞珈山有人背诵郭小川的诗句“我号召”，回来后对梅白笑道：我毛泽东也没有自己写过“我号召”。毛泽东从香港《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问梅白：“你的朋友郭小川出了什么事？”当毛读了梅白送去的《望星空》，莞尔一笑：“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像郭小川那样忠于宣传职守的人，也寄希望于所发出的幻想啊！……我给有关人士打过招呼，只说了一句，不要做受《真报》欢迎，也就是受蒋委员长欢迎的蠢事，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

    这篇文章的说法只是一个孤证，从作协文件和郭小川遗留下来的文字中一直找不到有分量的旁证。而且梅白文章中所引的丁玲、邵荃麟的回信，远在北大荒逆境中的丁玲与谨慎处事的邵荃麟那时写信似乎都不会有那样的语气。笔者对此宁愿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笔者为此询问过丁玲的爱人陈明，他认定丁玲那时不会给不相熟的梅白回信，而且身在困境中的丁玲根本不会就文艺问题随意答复。

    反右倾运动的结局是不了了之，既没有给当事人处分，也没有结论，最后大家对批判问题都采取回避、淡化的态度。1960年1月9日郭小川给邵荃麟、严文井写信，询问何时在党组会上作新的检查：

    荃麟同志去广州之前，曾指示要我在党组会议上作一次思想检查，听取同志们的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后来，因为白羽没有回来，不久，天翼和我又出去了。我回来以后，根据文井同志意见，还是等荃麟同志回来再进行。荃麟同志回来后，事太忙，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来。近一两周，事情已作了初步安排，可否在下周开一次会议由我作一次检查？请决定。

    我已写了一个思想检查草稿，不深刻，下周初我即可腾出手来，重写一遍，写好后先送你们审阅。

    如以为事太多，会议太多，可否先开个限于党组成员（加上默涵同志）的党组会来进行？因为，我的检查，各刊副主编等同志已听过两次（我在中型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重复听来一定感到乏味，而且人少较易召集。不知以为如何？

    这封信发出后没有反应，会议迟迟不见召开。

    郭小川在1960年、1961年重点参加了起草“文艺十条”和筹备作协理事会，其他则是“无所用心”地“混”日子。他在“文革”初期的检查中谈道：“（当时）我希望逐步摆脱旧作协的工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尽量避免与周扬、林默涵和旧作协党组的主要负责人接近。”（摘自郭小川1966年《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来的基本情况》）

    大致说来，1960年我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没有这个条件。那期间，我的基本思想是一走了事。因此，2、3月间，我辞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我一提出，刘白羽他们很快就作了决定）。不久，又辞去了《诗刊》编委的职务（也是我提出，刘白羽当场同意的）。对于机关工作，我是抓小的，避免大的；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不叫我做什么，我决不强求。我怕周扬他们继续整我，也怕他们一生气，硬是不让我走，我不敢进行什么翻案活动。

    （摘自郭小川1967年《我的初步检查之十二》）

    断续受到三个月的批判后，在心的深处增长了消极情绪，反正是“唯命是听”，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写作中止了，工作也只求完成任务而已。时至今日，我的思想情绪上，消沉和盲目乱撞的东西都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常不考虑后果，好像再闯祸也不过像那次批判那样倒霉而已；做工作，常常提不起劲儿来，信心不高，自卑感很强（尤其在文学创作上）。

    （摘自郭小川1962年×月25日致邵荃麟的信）

    从文化工作会议以后，我采取闭门思过的态度，与党和同志们保持一种距离，自卑得很，跟谁接触也没有多少热情。我再也不想招惹是非，我怕批评得很厉害。

    （摘自郭小川1959年11月《再检查》）

    我对作协的工作有了厌倦情绪，心里有了不少牢骚。到作协几年，却受了多次批评，刘白羽的态度有时非常坏，工作上稍不中他的意，就受他一顿申斥……我想离他们远远的去搞创作……我和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的关系也不太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总说我“年轻”，意思就是幼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屈辱”。

    （摘自郭小川1967年《我的初步检查之三》）

    杨子敏告诉笔者：“1959年挨整后，郭小川就算半靠边站。那时三年困难，作协几乎没什么活动，他也就落个轻闲。”1961年初，郭小川到了鞍山和抚顺，3月回京一直在家写《两都颂》，直至5月中旬。第二年10月，周扬、刘白羽先后向郭小川说，明年给他一年创作假，随即让他到一些地区负责安排作家创作问题。10月初，与刘白羽、林默涵同赴上海，后与林默涵前往福建、广东一带。1962年初，郭再去厦门、广州等地，5月初才返回北京。

    1961年8月初至9月初，中国作协党组连续召开了七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下发的“文艺十条”（即《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细阅这些会议的记录本，可以发现郭小川的发言次数很多，而且矛头指向非常明确。考虑到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陈白尘、冯牧、张僖等1959年批判会议的与会者都在场，郭的发言中怨气、不满和大胆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到的，但在当时正调整政策的政治困难时期，已经没有人去计较发言的是与非了，有趣的是大家此时所谈的方向大致一样，场面气氛还极为热烈。

    文艺领导犯了一般化的毛病，一般化就简单化，因为它看不清艺术的规律。这几年就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没搞好。

    文艺首先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管，应当是最自由的。只要作家为社会主义服务，你就不必管他。省市文化局长、部长报告都要作家去听，他们能讲出些什么来（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学术报告）。戏演完后一定要文化局长点头才能演，这没道理。《剧本》、《人民文学》发的剧本，为什么部、局长、书记点头才能演？

    ……这几年毒草一共出了多少？应统计一下。孙谦的《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算不算毒草？如不是毒草，当作毒草批了，应怎么办？这才能解放作家思想。

    党的小组会、支部会也谈文学作品，批评作品，是否合适？政治生活可以不必谈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应是社会式的。当然违反六条标准、世界观有问题，就可谈。一般的文学作品，党的会议可不必谈。党不必引导，不必组织这样的活动，除非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以为北京市委开了很长时间的会批评孙谦的作品，是没必要的，谈不清楚。文化工作会议印那个小册子，批评某些作品（也涉及到了我）也值得考虑。中宣部有时也有些“发明”，默涵、周扬同志也有急躁的时候，我以为有些问题不必回避。周扬同志也有简单化的地方，只是二十步笑百步，简单化的地方还是有的，但没有好好想，虽然有些讲的也很重。

    （刘白羽插话：批评了以后还要帮助。有些人犯了错误，受批评后挺不起来了，也不好，应好好帮。）

    这次会和电影会上的批评，是否全是事实，受批评者是否全服了？也值得考虑。我以为恐怕有很多人是未必全服的。把有些娱乐性质的、无思想内容的作品是否也说成为政治服务的，我以为有点牵强，有庸俗化……既然是总结经验，就要全面地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考虑根据主席的文艺路线，使文艺的发展更正确，更健康。

    ……文化工作会议，周扬同志想的不够，我对这个会有怀疑，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反修正主义？如是，会议是否要这样开法？规模、方式，如是反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多，就是一个巴人，李何林，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批判一些不健康的作品，也不必这样开，不必要这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参加。从结果看，下去是一系列的斗争。东北的木柯宇，云南的王松，河北的方纪、刘真，内蒙古的孟和博彦、玛拉沁夫，部队的徐怀中，湖北的赵寻、于黑丁、胡青坡，北京的孙谦、海默，西安的霍松林，上海的蒋孔阳、钱谷融、任钧，山西的李古北。形成了文学界的一个大批判运动，规模非常大，一般都开了一月以上。这个会是不是一定要开，能否顶住，是值得考虑的。会上散播了很多简单化的意见，如说《五朵金花》是毒草。

    这次的会，界限也应划清楚，最好不要一边倒，免得出了错误以后又要纠正。以后可以不要再开这样的会了，（文化工作会议）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很多是有意见的。对此，周扬同志没仔细考虑，我是有意见的。

    （摘自1961年8月11日讨论会记录稿）

    笔者初次读到这些记录时，感到的是震惊和不可思议。在经历了1959年长达一个多月的内部大批判后，事隔两年郭小川面对着当年的批判者，还是依然保持他的过人的锋芒和见识，公开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提出异议。而且从自己个人际遇，联想到了全国一大片被批判者的不愉快的境地，敢于对文艺和党的关系公开摆出自己的看法。

    这种发言的分量、胆略和情怀在那次会上数万字的会议记录中显得很不一般，阅读时总让人目眩、让人无法平静。

    在1959年至1962年那几年间，郭小川只要有机会就要求调整自己的工作或调离作协，可以说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任何一个可能。1959年涉及《诗刊》人事安排时，郭小川突发异想，欲把自己降职处理：

    我还大胆地想了一个意见，只对你们说说。我想，你们不会认为我还有什么情绪。

    我的方案是：调阮章竞代替我原来的工作，我着重去搞《诗刊》，也可兼副秘书长，为党组做些起草工作和文字工作。我这个想法不是消极。我两个月来的检查即使还不能说已深刻地认识错误，也已经至少发觉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心中充满了向党赎罪的愿望。无论叫我做什么工作，都将积极以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现在更了解到，阮章竞在政治上比我强，而我们的工作又首先是政治挂帅，他代替我一定对党组有更大的帮助，他起草东西稍慢些，我可以辅助他。同时，我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即使党宽大处理，我自己坚决改正，百倍奋发，也不容易在短期间彻底改变了个人主义世界观……

    （摘自郭小川1959年×月29日致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的信）

    这个建议没有被讨论，党组会上也没有议论。刘白羽只是在郭的信上批道：“《诗刊》的党的领导问题必须下决心立即解决，照顾克家这个统战关系，但必须使这阵地成为党的阵地，这一点更重要。”根本没有谈及郭的建议。

    1961年6月23日晚上，从湖北调回的赵寻看望郭小川，谈话中提到他愿来作协工作。第二天清晨郭小川就给邵荃麟、刘白羽写信，希望由赵寻代替他的秘书长职务：

    我来作协即将六年，积六年的经验证明，我在作协所能起的作用，主要是起草一些东西。而这一点，也正是我自己说服自己安心工作的重要理由。其他一些较大的业务问题，限于水平，我的确管不了；至于其他一些机构事务，我也并不擅长，可代替我的同志很多。所以，我离开作协，本不会成什么问题。赵寻同志如来，他起草文件完全可以胜任，那就更不成什么问题。

    ……我希望能把目前的许多重大事情安排妥善后，允许我下去工作和生活，十年八载，三年五年，一年两年，均无不可；下去后，担任实际工作也行，当专业作家也行。我十分盼望让我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在我年纪尚不老、身体尚健康的情况下，长期在群众中锻炼，做一些工作。

    ……我身体尚好，完全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我还有点群众工作的经验；我的文学才能只能说是中等的，但也可以写点东西。不管以后做什么，也可以算是文学界的一个劳动力。现在，还需要解放一部分劳动力从事精神生产，能否考虑一下把我解放出来呢？

    我这个念头实在太久了，这中间可能有不正确的部分，但的确也说明我对事业的态度。

    附带说明一下：1．我并不是很急，不要因为我影响到工作；2．我一定服从决定；3．我这次提意见，并不是由于“娇气”，或因为前年受到批判，以此来要挟组织；4．我自己决不进行任何个人活动（这次，李尔重同志来，我们曾谈话多次，我都矢口不谈要求调我的问题），严格地听候组织决定；5．我这次是最后一次提调工作的意见，以后不管如何决定，我决不再提；6．请相信我的要求是多年一贯如此的，不是虚伪的、冲动的，而是真实的、冷静的。以上，如有不当，请给我以严厉的批评。如同意调赵寻同志，须早些与默涵同志商谈，晚了就可能另外分配他的工作。

    （摘自郭小川1961年6月24日致邵荃麟、刘白羽的信）

    赵寻后来因故没有来到作协，使郭小川的一片苦心未能如愿。

    到了1961年，周围的环境略显宽松。2、3月间，郭小川已能获准外出，假期时间宽泛到了一年左右。他先在鞍山、抚顺停留了三十八天，每天写诗到深夜两点。他2月14日给杜惠去信高兴地写道：“跟钢铁工人接触接触，得到很大的力量，人真是要和基层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年底又沿着厦门、汕头、广州、昆明、成都、洛阳等地，走访了近七十天。3月初《人民日报》想尽快发表他描述鞍钢的诗作，请他用电报把七百多行的全诗传回报社，郭小川兴奋地在沈阳忙了一夜，方将诗稿传送完毕。

    1961年12月20日他给杜惠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想，一年期满后，我一定赖下去，不知怎的，我再也无心于作协的工作了，甚至不想再打什么交道……我真想长期住在一个中等城市里，一直到老，在那里写作、生活。”

    这一年9月19日，周扬找郭小川谈话，周扬作了这样表示：“批判你就是为了依靠你，荃麟可以少做工作，你和白羽能干，多做工作。”郭只是希望得到假期，周当场同意。

    第二天一早郭小川给刘白羽写信，首先表示昨天与周扬谈话很愉快，信中写道：

    好些天来，我就深深地感到，我个人的意见已经说尽，同志们“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已澄清，某些不愉快的阴影已经逐步消散；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自己真正对得起党和同志们，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使自己具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原则性和胸襟。

    1959年的批判，对我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削弱了个人的欲望，什么名誉、地位，什么多劳和少劳，多怨和少怨的计较，都是不值得看重的。我觉得，这一点，将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为了约束我自己，也为了把这一段风浪告一段落，我想表白两点：

    1．从此以后，决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所谓“委屈”，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发泄不满情绪。

    2．和同志们在大目标下很好团结，对于过去的事决不计较。请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明白的人，原则上的意见当然要提，个人的“恩怨”是能够烟消云散的。

    过了一段，郭小川再次给邵荃麟写信，坚持请求离开作协，直到组织上做出决定为止。他在信中表示，下去生活已向往了近三十年，在创作上刻苦地钻下去，给刊物补补空白还是可以做到的，留在作协又有何益呢？

    在信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对1959年大批判的低调态度：

    我还是不同意再讨论我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解决。别的同志要讲，我不能反对，但我自己则坚决不再说什么。你了解，这是我多月思考的结果。我是有很多毛病的人，批判一下并无坏处。对其他同志的某些言论，还可以再考虑几年，观察几年，我对个别同志的品质的怀疑，以后事实自可做出论断，现在我自己也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我说问题已经解决，理由有二：1．总支总结出的那些结论不能成立，已为明显，不难一致；2．批判中某些过火的言词是不可避免的，批判别人时，我也可能说过，计较这些是不客观、不全面的；3．有些问题，如对《望星空》的看法和批判后的处理是不需要争论的，也不需要公开平反的，任何同志完全可以保留对《望星空》的看法（今天，阮章竞就说了他自己的看法），不必一致，目前也不可能一致，不一致也无妨。批判后，又已被敌人利用，即使批判文章有缺点，也不宜公开纠正；4．有些部分失实的地方，也不需要再加甄别，如我对丁陈问题的态度，对沙鸥问题的处理的态度，在苏联用会议发的三百五十个卢布买留声机的问题等等，都不是大不了的问题，有关同志略加冷静回忆，就可以弄清的。

    而且，批判后的处理，我是一直满意的，尤其是你恢复工作以后：1．没有给我任何处理；2．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党组给我以有力的支持；3．同志们并没有歧视我（至于有些同志的背后攻击，那是不可避免的，谁不受到一些攻击呢？喜欢骂人的人是有的）；4．对我的作品也再未进行批评（只有最近的《文艺红旗》上谈过一下我在东北写的东西）。近来，我因为冷静地想到以上种种，故而心平气和起来，并认真地想了我自己的一些弱点、缺点和错误。

    （摘自郭小川1962年×月25日致邵荃麟的信）

    郭小川对于大批判的冷处理和不计较，为他顺利地离开作协减轻了阻力。他后来承认，当时只考虑把这件事了结就算了，不再纠缠，赶快下去写东西为最重要。

    他甚至这样想过：只要能离开作协，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也是值得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扬找到郭小川表达挽留之意，说：“荃麟年纪大了，身体很坏。以后白羽、文井和你多做一些工作，你不能离开……”郭小川没有同意留下，只是难得地倾诉一肚子“苦水”，讲到了文艺界的反右倾斗争和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他在周扬面前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斗争打击了一些不该打击的人，而真正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能并未受到打击。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中郭写检查时回忆到这次谈话，觉得自己“当时的气焰是很嚣张的，就是要在周扬黑线内彻底翻身，然后去搞创作”。

    1962年6月开始为反右倾运动甄别，陆续为被批判者开会解脱，在原批判的范围内宣布甄别意见，并以支部名义表示道歉。6月20日邵荃麟在作协甄别会上首先表态：“对于小川同志的问题，现在看来：1．当时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是不恰当的；2．批判时有些话批判得过重；3．不应在1959年进行批判。”（摘自会议记录稿）

    6月27日作协党组、总支向中宣部送交《中国作协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总结》初稿，在“郭小川同志的问题的甄别意见”的条文中写道：“郭小川同志的个人主义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当时，根据以上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对郭小川同志进行批判，在方式上有过火之处。对某些问题的提法上，也有些过重或不恰当的地方。如说小川同志有‘伸手思想’，以及说小川同志不把长诗《一个和八个》请党组审阅，而直接寄给周扬同志。这样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又如引用反右派斗争中，某右派分子说小川同志是‘文艺界没有墙的党员干部’的一句话，来说明小川同志当时有右的倾向，也是不恰当的。又如说小川同志给党组负责同志的信中表露了和党对立的情绪，‘和党对立’的提法是过重的。至于郭小川同志在《一个和八个》和《望星空》两首诗中有错误倾向和不健康的情绪，党组同志仍然维持这个看法。”

    原稿中原有这样几句话：“（评价两首诗）认为这是创作上的问题，可以在党的日常的组织中，或在同志之间去进行批评和展开讨论，并允许小川同志保留其自己的意见，而不必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拿来批判。”这段话被删除，有人在旁边加注：“说得太花了，前后矛盾。”

    1962年6月8日，郭小川上午在家中写完诗作《甘蔗林——青纱帐》。下午游泳后即去作协机关，邵荃麟、严文井代表作协党组正式与他谈话，说：“1959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斗争你是错误的，经过调查了解，你没有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就这几句话为多年的烦恼、痛苦做了了结，郭对这种平反的意见及方式没有表示异议。

    作协召开甄别平反大会，郭小川找了一个借口不去参加。

    这一年5月31日，郭小川应约为已去世的王亚凡的诗集作序，他写道：“他和他的诗到底有多么大的价值，时间和群众会公平地给以评价，这是用不着着急的。金子总是金子，且把这个工作留给公正的明丽的来日。”郭原来还写了一段一个人为什么犯错误的问题，作家出版社看了以为他在为自己解释，提出了意见，郭思考了以后便动手删去。

    在胡乔木的过问下，1962年10月底郭小川正式办手续，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11月3日，作协为郭小川开鉴定会，张光年提出郭写的王亚凡诗集的序言有问题，并指出郭还删去了其中的一段。郭承认1959年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据“文革”中郭小川所写的检查可以看出，张光年的发言又强烈刺激了他：“我讲完之后，张光年又尖锐地批评了我，指责我为《王亚凡诗抄》写的序言是我不服的表现。他这一讲，我又激动起来，说我写《一个和八个》是没有经验……我不满他们对我的整个批判。”（摘自郭小川1967年检查《1959年对我的批判和我的翻案活动》）

    当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作协开鉴定会，为我鉴定，近二时始完。回来未吃饭即睡，五时半起。”心情之郁闷由此可见一斑，后来作协的不少人都知道郭小川在会上顶撞的事情。

    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的感慨依旧有几分沉重，更多的还是颇有意味的反思。张光年1990年2月2日与郭小川的小女儿郭晓惠交谈时，曾诚恳地说道：“当时我的思想里，我认为小川不会反党，是好人。但批他个人主义、不安心工作、名利思想，这是我与刘（白羽）、林（默涵）的共同点。我的发言和文章出于我当时的真心，没人给我改的。我有意避免把《一个和八个》作为尖锐问题，只作为思想问题，不作为政治问题来批。批了以后，小川还有几封信给我。”（摘自郭晓惠1990年笔记本）1989年欲把当年张光年化名批《望星空》的文章收在《郭小川全集》附录中，张光年给杜惠回信表示“没有意见”。

    到《人民日报》后，郭时常与一些熟人如侯金镜、贺敬之、冯牧等谈到文艺界的事情，如“作协领导人不看作品，不接触作家，也不去深入生活”、“周扬的报告那么多，到底哪些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简直搞不清楚”、“文艺界太黑暗，是非不分，好坏不分，好人坏人不分”等等。

    在那几年间，郭小川极力避免与作协发生关系，不与周扬等人见面，不参加作协的会议，不作为作家出国访问，不接受作协发给的观礼证、戏票、电影票和宴会请柬。后来在“文革”中郭小川曾仔细回忆过，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同作协打过两次交道，一是1963年奉胡乔木之命，参加由胡本人主持的作协诗歌形式座谈会；二是由《人民日报》安排，出席了1963年作协报告文学座谈会。

    1964年郭参加“四清”因病回京，听说作协批倒了邵荃麟等一批人，他对来看他的作协老同事激动地表示：“现在看出来了，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后来他也承认，这些气话是他多年不满情绪的变相发作。

    以后华山又告诉郭，说刘白羽还想整他。他听了显得十分气愤，半天难于平静。

    1966年5月，“文革”已起波澜。31日这一天，听完李富春的报告后，郭小川在会场外碰到了一同开会的刘白羽，刘执意要郭上他的车子。当时刘白羽已是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在文化界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面对当时日趋复杂的形势，两人没有更多交谈什么。郭小川在车上还是说他的老话：“现在可以看清楚，文艺界到底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在风雨欲来的时节，郭小川还是在意自己心中的那块情结、那个难以磨灭的重重的伤痕。他多么企冀在新的运动翻腾的时候，能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无辜和忠诚及对方的错误，能使自己压抑已久的心灵得以解脱。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告诉笔者：“当时父亲觉得自己还是一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能手，是一位党靠得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有点看不起，对金敬迈、李英儒等人进入‘文革文艺组’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1999年10月13日口述）

    他很快又被作协的造反派揪回作协，与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等一起接受轮番批斗。他曾经不解地、不屑地跟儿子郭小林说过：“把我和×××、×××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儿子记住了父亲当时愁闷的表情。

    他痛苦地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依然还是旧作协党组的一个，哪怕他以往曾经受过委屈，曾是旧党组的打击对象，他依然还是身陷在黑线内。在那样的运动环境下，谁也无权把他从中剔掉。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思想的暴风雨永远吹击着他不得安宁。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1962年10月29日上午，郭小川赶到中宣部机关转组织关系，下午即去人民日报社报到。11月3日开完中国作协为他所作的鉴定会后，他就正式在报社开始工作，了结了多年来不能离开作协的莫大烦恼。

    时任人民日报社国内部主任的张沛是郭小川1939年在延安绥德时的老战友，他知道郭小川在作协的处境后，建议郭不妨转到《人民日报》试试：

    我知道作协内部关系复杂，他在那很不对劲。他说过作协多事，跟刘白羽等人合不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来当记者，比较简单。”我找吴冷西谈了一下，他同意，说：“欢迎，欢迎。”吴跟胡乔木谈过，往中宣部、中组部报了一下。

    他是知名作家，比较特殊。他当时是十级干部，行政上没有什么安排。国内部开会，他来参加，不固定上班。他水平高，不需要我们说什么。选题自己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般不要报批，对他没有规定工作量。

    小川写新闻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他写东西快，结构好。当时像小川写那么长文章的不算多，也很少能发大块文章。那时提倡写短文，胡乔木说过：“短些，再短些。”

    他在《人民日报》挺高兴的，至少不像在作协那样不舒服。

    （1999年10月6日口述）

    八十一岁的安岗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至今还记得从胡乔木的一个电话才得知郭小川要调来的消息，从电话中的语气听出胡乔木对郭很赞赏：

    那一天，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平淡：“给你介绍一个同志……”我问：“谁呀？”他说：“郭小川。”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诗人，就说：“诗人当记者，我们还没有过……”乔木好像这么回答：“诗人也可以当记者。”

    小川来时，部里开会欢迎他。他脾气很好，跟大家合得来，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不像有的诗人的想法、说话跟我们不一样。他有比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对党的政策方针、当时部署、群众意见善于做政治分析，采访中真像个记者，观察很认真。小川文章的特点是下手很细，能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共鸣，这得力于他搞诗。

    我们对大记者的要求不死板，给他充分的时间，按他的感觉去自由地写大文章。胡乔木说过文章不要太长，但不是指郭。我说：“长可以变成长处，问题是否有人愿意看下去。”

    大家反映小川的文章都爱看，很有感染力，不是干巴巴的，也不是用公式看待生活。我说：“《人民日报》记者部应把全国有名的、有特色的人都吸引过来，这样文章才有多样性、独创性。”

    （1999年11月16日口述）

    李庄作为当年人民日报社国内部负责人，郭小川出去采访、发稿等事宜均由他联系和组织。他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父亲来《人民日报》之前，我们不认识，但闻名久矣，一见如故，不分彼此。他是个特殊人物，不是他自己要特殊，他是很有名望的人物。按照他的水平、声望，当编委没问题，比编委更高都没问题，但他对这些很淡漠。因为他是著名诗人，我们对他都很尊重。分工上我和张沛联系他，实际上他的文章我们只能拜读。小川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又有我们替他做后勤工作，领钱、报账、打电话等跑腿的事我都管。”（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

    刚到报社不久，1962年11月17日郭小川就随老上级、农垦部长王震到东北林区及北大荒，年底才返京。第二年4月再次与王震、贺敬之等人走访福建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6月中旬返回。紧接着，他又访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了伊犁、阿勒泰、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种走南闯北、毫无拘束的采访方式，令久受机关羁绊的郭小川有了一种彻底的解放感，此时他沉寂许久的诗歌创作又到了井喷的阶段，几篇有分量的通讯报道令人刮目相看。他自己的心情也大为振奋：“我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举世的震动，太好了。”（摘自1963年3月11日日记）

    曾是作协党组同事的严文井后来听到，郭小川私下里自言自语：“我到了《人民日报》，才真正出了名。”（严文井1999年7月21日口述）

    胡乔木对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一直很在意，曾向中央高层人士推荐过郭的新作《厦门风姿》等。1963年2月16日，正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修改诗作《祝酒歌》的郭小川给胡乔木写信，首先表示“我到《人民日报》后，一切都好”，信中还写道：“您在病中，尚对诗的问题十分关注。您看过我们写的一些东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提高？……在这方面您随便谈谈，都将会给我们的工作以真正的益处。”这封信勾起胡乔木的谈兴，2月21日他特意来到郭小川等诗人休养的颐和园住所，就诗歌创作问题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节”在全诗中的作用，并认为“节”写不好，就完成不了全诗的美。郭小川在日记中还记载道：“他不太赞成用四行一节写长诗，而认为以八行为宜……新诗，必须在古典诗词的基础上与之竞争，不管它是不行的。”

    胡乔木对郭小川的工作调动起了主导作用，并且在创作专业方面能有沟通，这让郭小川感念许久。那天郭小川到颐和园门口迎接，没想到胡乔木一行已先入园，为寻找住所花费不少时间，这让郭小川心存歉意，而胡却不以为然。

    《人民日报》资深女记者金凤对见到郭小川的第一面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天小川来到办公室，穿一身旧毛料中山装，戴了一顶鸭舌帽，脸比较阔，笑眯眯的，像个党内老同志的模样。他走到我的面前说：“我是郭小川。”他又跟记者部副主任、刘白羽的夫人汪琦打招呼：“汪琦同志，我向你报到了。”汪琦说：“小川，你何必那么客气。”汪琦介绍了部内的情况，小川说：“我可没当过记者，是新兵。”汪琦说：“你客气，你是大诗人，你来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主力军，给我们报社增添光彩。”

    我从小就喜欢唐诗宋词，但不怎么欣赏新诗，觉得新诗好吵，像白开水一样。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郭小川，一个是贺敬之，觉得他们的诗有味道。我说：“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小川说：“哎呀，我要向你学习，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我奇怪他和贺敬之怎么都到《人民日报》来呢？汪琦说：“他们是来躲风。”

    过了一段时间，他要送我新诗朗诵会的票，我说话很直：“我不喜欢新诗，就是你和贺敬之的诗还好。我受不了装腔作势，北京人艺演郭老的戏都演出了摆势，我不去……”他宽厚地笑笑，说：“没事，别人还要。”

    他到东北林区，写了一篇《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题目很不一般，写得很壮美，文字功底好。他真是出手不凡，我跟人说：“郭小川就是与人不一样。”福建漳州出了让水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写成《龙江颂》的那段事。郭小川赶去采访，但新华社记者也去了，小川打电话回来问：“还写不写呢？”胡绩伟在编委会上说：“当仁不让。”小川就写出了《旱天不旱地》，文字和题目都很好，我对他说：“我要认真向你学习。”

    当时《人民日报》内部传说，报社有两个人骄傲，一是我，一是王若水。别人说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我这人看得起的人确实不多，让我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我对小川真的服了，他跟我熟悉的老记者的处理方法不一样，高出一筹。我对他说：“我要跟你出去，看你怎么思考，怎么提炼。”

    当年《人民日报》有的文章跟中央文件一样，最高领导和下面群众都要看，有的还要组织学习。郭小川对报社来说，是一将难求，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诗人大记者。

    （1999年11月11日口述）

    1963年3月，郭小川奉命来到上海，开始接触声誉初起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很快就为八连的事迹所着迷。他给夫人杜惠的信中写道：“（了解‘八连’的情况后）使我深深地爱上它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它的意义不下于雷锋，许多事实都动人极了。因此，我决定在此写一篇长篇通讯（约一至两万字），写完再走。”（摘自1963年3月19日来信）他在连队整整访问了十天，忙得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他一直苦恼一个问题：事情都很平凡，却又得写得不平凡，怎么办？该如何下笔？写作的进度十分缓慢，一周过去了，只完成四千多字。郭小川在考虑许久之后，决定发挥自己的长处，把它写成政论式的大通讯。

    采访中，他与《解放军报》记者组在报道思想上产生分歧，时常争论。他给杜惠的信中谈到分歧所在：“他们总把南京路说得很可怕，似乎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中的地方；我则认为它有两个方面，主要的方面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城市的中心；他们强调宣传个人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则更强调工作上的艰苦奋斗；他们总是讲作风，我则着重地谈思想……”（摘自1963年4月22日来信）经过一个多月的写作，总算大功告成，通讯报道终于获得通过，并且《人民日报》同意郭小川的建议，与军报一样，只署“本报记者”。

    然而4月26日，陆定一转告王震说：总政不同意郭小川对好八连的宣传方针。郭得知后，情绪有些低落，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报道中遇到不顺手的事。但让他欣慰的是，采访“八连”有了一个重要心得，就是突出“八连”的成绩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强调“八连”学习毛著的政治热情。这次采访把郭小川身上的政治情结强化了，一下子把他的政治那根弦拧得很紧很紧。

    当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已经使文艺界风声骤急，生性脆弱而敏感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有加剧之势，而且争相比毛泽东所起的调子还要高，把问题提得还尖锐。尤其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使报纸版面的火药味愈加浓郁。郭小川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波动的走向，对毛的批示中有关文艺的一部分指责有认同感，与他早先对文艺界的现状的不满相融合，使他对毛泽东那种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推崇更加细化。宣传毛泽东思想渐渐成了他以后的作品中最显著的主题，成为他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

    郭小川激情的写作风格，一遇上政治激荡，很自然就一拍即合。他在这样的创作活动中，既不是带头者，也不是佼佼者，只是跟着社会思潮往前涌动。

    1964年2月至4月，郭小川回忆前几年到昆仑山一带采访的情景，联想到毛泽东的诗作《昆仑》，仿佛又置身在莽莽高原，他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八九百行的长诗《昆仑行》，明确说明这是一首对伟大领袖的颂歌。他的写作激情再次迸发，用尽了豪华的文字阵势。

    吴冷西身兼《人民日报》、新华社总编辑，时常在毛泽东身边走动，掌握中央高层的动向。他在审查《昆仑行》时，对郭小川激情发挥的超常范围也有些把握不住。长诗的第二段用二百多行的篇幅回顾了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历史过程，吴冷西在这一段大多数句子下面画了红杠杠。郭小川觉得无法修补，最后无奈之下只得将第二段全部删除。

    当年4月，郭小川写出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他们下山开会去了》，较早地涉及学习毛著的活动：“世间再没有别的珍宝，／比它更为坚实、深广；／大敌当前，／它就是反抗的长枪；／狂风袭来，／它就是高大的屏障；／困难挡道，／它就是排山的巨浪；／云雾迷漫，／它就是明丽的霞光！”

    这种革命化、情致化的诗作不能说是郭小川首创，它很快为一批诗人熟练掌握，也为读者们所熟悉，以至到了“文革”已可以成批量地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诗歌写作的某种定势。而郭小川自己坚持写了十几年，乐此不疲。

    这一年9月，郭小川从南方刚回到北京，就被大型歌舞《东方红》创作组抽调去，写出了歌词《毛泽东颂》和《东方红》解说词的部分段落。在《毛泽东颂》的初稿中，郭小川下笔称毛是“世界的太阳”，主持《东方红》创作的周巍峙不同意，郭又改为“人间的太阳”。周巍峙仍觉不妥，再三争论之后，最后定稿为“光辉的太阳”。

    1965年夏天，郭小川几次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提议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据“文革”中郭小川写的交代材料，当时安岗不是含糊其词，就是以“我们不搞声势，要搞声势很容易”为由推托。

    笔者为此询问安岗，老人对此事记得有些模糊，他想了想回答说：“当时对毛主席是很崇拜的，活学活用毛著在群众中是一股热潮，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思想运动，但不像‘文革’时期那么厉害。我只是不愿意空洞地宣传，希望有分寸感，还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抓。小川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1999年11月16日口述）

    1965年7月，由报社指令郭小川和另一位记者王日东到北京积水潭医院，采访创伤骨科烧伤专业组活学活用毛著的经验。郭小川在医院生活了二十多天，整理出五六万字的人物访谈笔记，执笔写出了一篇题为《为革命，会革命》的长篇通讯。“文革”初期，郭小川在交代的材料中不无自豪地表示：“这篇通讯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目的，在读者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还写道，同年8月在内蒙古伊盟乌审召公社，深入采访一个多月后赶写的通讯《乌审召人——新愚公》，长达五万多字，同样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了阶级斗争”。（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

    在这前后，郭小川应邀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与人合作写了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并改写其中的三首歌词。他有意强化了政治含量，多处添置了诗情的文字，渲染学毛著、学政治的诸多效果和影响。而且郭小川一改以往的和气，态度略嫌强硬、坚决，对影片提出了不少意见。他甚至说了这个话：“如果不补拍学用毛主席著作，我就不写解说词。”据郭小川“文革”所写的交代材料，离开前，他对八一厂副厂长夏川毫不讳言，认为八一厂不像解放军的电影制片厂，导演不突出政治。

    笔者为此走访八十二岁的夏川老人，他对郭小川当年所说的话记得有些模糊。他回忆道：“那年拍了一个新疆军垦建设的纪录片，长度有一个多小时。考虑到小川对新疆了解，与王震熟悉，就请他写解说词和歌词。小川不推辞，搞创作很认真，而且他还找来袁鹰、贺敬之写另外的歌词。他改了好几稿，难度大，我们对着画面一块商量怎么改。他写的解说词很漂亮，与一般解说词的作者的水平大不一样。八一厂的人说，能找到这样的诗人写解说词真不容易。”

    夏川介绍说，当时八一厂内部已经开始文艺整风，已有人在主持批判厂级领导。一般来讲气氛还不是很紧张，但对政治问题抓得是否很落实，就不见得。八一厂内部存在的问题很多，小川对此也了解一些。小川的政治热情一直没有消沉，他对毛泽东思想确实看得很重很重。（1999年12月3日口述）

    1965年12月底，郭小川随安岗等人一起到了大庆，只采访了两三天就匆匆赶回北京，根据在大庆、哈尔滨的访问所得和书面材料，以最快速度抢写出三篇通讯，其中一篇题目直接就叫《怎样突出政治》，由安岗拟定提纲，郭小川执笔完成。在写作过程中，郭小川加进了“紧跟毛泽东思想”一大段。

    第二年1月，郭小川又奉命来到鞍钢，在钢城上上下下走访了一个多月，为预定的写作主题收集大量资料。他已经很难对生活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只是按照上面布置的条条框框去生硬地装配素材。同去的记者部同事金凤看到他随身带着一本毛选，时常翻阅。郭小川还告诉金凤：“（毛选）有的文章要反复读，学思想方法，学辩证法。”他在那里写成两篇通讯，一篇《为用户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直接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篇《认识不能中断》，以鞍钢的实际工作来注解毛泽东的《实践论》观点。奇怪的是，这两篇报道获得报社领导口头认可，却不知何故没有发表。

    郭小川后来在检查中感慨地写了一句：“（稿子）被人压死了。”

    1964年5月郭小川一度有了去中南局工作的念头，陶铸也想让郭担任中南局副秘书长一职。王震鼓励郭去广州：“毛主席是很重视陶铸的，你可以跟他学习学习。”郭小川考虑到不应辜负王震、陶铸的一番好心，又觉得当记者到了地方只受到优待，不受到重视。与报社商量后，就想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长驻中南。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后，文艺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对文艺界的恐惧也是他远避京城的一个原因：“我自己的问题也伤脑筋，近来我对文艺界的某些人物实在想避之远远的。要搞创作，不如在文艺界之外搞。否则，不知何时就得叫他们再整一通。我自己，言语又不能噤若寒蝉，容易惹事。这是我为什么愈来愈坚决地到中南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摘自郭小川1964年5月5日致杜惠的信）

    老友王匡、李普都劝郭小川把组织关系转来，在广州安家落户，但他还是想等两年后再说。1964年8月随陶铸到广西走了一趟，他发现跟陶铸搞文件也没有什么意思，搞创作在陶铸身边是不行的，而且在华南语言又不通。他遂向陶铸提出到河南灾区的县里锻炼，既与群众接近，又为创作做准备。他向人表示过，他的理想是当一位县委书记，把灾区变为富裕的粮仓成了他企盼达到的一生幸福大事。然而老熟人、省委候补书记兼商丘地委书记纪登奎坚决不同意他到重灾区商丘的任何一个县工作：“我们那里太苦，情况特殊，你还是到一个稳定的地方去。”

    这一次河南之行给郭小川不小的震动，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他亲眼看见商丘的农民家中四壁空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在给杜惠的信中心情沉重地写道：“这种景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想到过——以上情况，当然不可与人语。”（摘自1964年8月28日信件）他反过来又想到纪登奎不让他下去，不让他接触真实的生活，其用意也是保护他不犯错误；第二是毛泽东的批示使地方干部对文艺界有了恶劣的印象，对文化人的感觉很糟糕，郭小川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戒备心。

    1964年9月因中宣部不同意调中南局，郭小川只能返回北京，随《人民日报》工作队到北京通县参加“四清”。他后来说，我很喜欢《人民日报》，不想再动了。他对通讯报道和创作又投入很大的精力，似乎无心于其他什么工作。1964年8月在广州，他渐渐地坚定了这个念头：“我想，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还是准备搞下去，只是决不与文艺界发生什么关系……这一辈子，还是献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文艺吧。”（摘自郭小川1964年8月10日致杜惠的信）

    那段时期，郭小川对形势发展是亦步亦趋，先人一步。毛泽东已有指示，对教育制度提出批评，鼓励学生到大社会中去。郭小川非常认可，觉得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却做出创作成绩。他曾去新疆联系，希望儿子能去自己的老部队锻炼，想让孩子在下面有出息，可以搞创作。后来北京市劳动局却安排所有报名的北京知青去北大荒支边，在外地出差的郭小川匆匆赶回来送站。

    郭小林告诉笔者：“1964年9月，整个景山学校就我和另外一个人去，走时全校师生夹队欢送。北大荒真苦，七年没有吃过鸡蛋，一个月内只能吃到一次猪肉。”（1999年10月28日口述）

    李庄作为当年的直接上级，经手发过不少郭小川的通讯作品。他至今对郭小川的文笔仍格外赞赏，认为郭自创了这样一种体裁：既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新闻作品，有真人真事，有文采，有思想，有想象，有渲染。

    李庄说，正因为文笔好，选材能力强，又注意时代的特点，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能较长期地为人关注。给人印象深的通讯报道，一个是写积水潭医院，另一个就是名震一时的报道乒乓球队的《小将们在挑战》。（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

    《小将们在挑战》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文革”前夕最亮丽、最具变化的信号旗帜之一。

    1965年3月，郭小川看到了毛泽东关于徐寅生的《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又得知中国乒乓球队马上要去参加第二十八届世乒赛。素来喜欢体育的他一下子意识到这个题材的重要性，迅速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国家乒乓球队，采访历时一周。

    当年陪同郭小川到国家队的是《体育报》副刊编辑鲁光，他回忆了当时的采访情景：

    与小川最早认识是在63年，那年要参加第二十七届比赛，我想请作家诗人为国家队壮行。小川给我一首短诗，很有气魄，其中写道：“踏破万里雪／轧平千层浪／心红／眼亮／切记啊／中国是英雄的故乡！”

    小川喜欢体育，有一次我陪他在工人文化宫看露天篮球赛，小川在观众席中发现：“哎呀，周立波也来了。”在乒乓球队出征前，我把迷恋体育的几位作家郭小川、周立波、玛拉沁夫、康濯等约到工人体育馆，看了一次乒乓球队的训练，与教练、队员聊天。

    65年毛主席对徐寅生一文有批示，给徐那么高的评价，背景很复杂。小川找到我，谈了意图，我便陪他一个个地找人，天天在一起。小川在政治上敏感，及时捕捉重大的信息。他事先准备工作很充分，能看到的东西全看了，哪怕是枯燥的工作报告。采访时间并不长，可是写作需要的东西很快能得到。他思考问题很严密，能抓住典型，一下子切入主题，思考水平很不一样。

    他对运动员平易近人，人情味很浓，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他送给队中女秀才、女单冠军李赫男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昆仑行》，请李赫男指教。李赫男不好意思，说：“我很喜欢你的诗。”小川采访中的作风、写作技巧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写报告文学最早的启蒙，在主题提炼、构思布局、技巧等方面对我帮助很大。

    罗瑞卿过问了这篇文章，很快《小将们在挑战》在《人民日报》、《体育报》同一天发表，反应热烈。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公开，但大概意思在小川的文章里都有了。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庄则栋作为国家队的主力选手，当年接受了郭小川的采访。1999年10月11日在北京宽街的寓所里，他情绪激动地告诉笔者：“我一直把郭小川当做老师来敬重，他的东西有人情味。当时他来队里采访很细致，虽然时间短，但能抓住每个人的个性，突出人的思想状态。他的文章非常华美，充满激情，写出了那种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革命气概。”他还透露，“小将们在挑战”这话有政治含义，实际上是“文革”的信号，毛主席利用这打刘少奇，成了一块石头。这是周总理1967年告诉的，当年郭小川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郭小川写出通讯的初稿后，送交报社领导层审阅，历经一些波折。“文革”开始后，郭小川在检查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以此来佐证自己写作历史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副总编辑胡绩伟批评道：“现在有一种倾向，打球打赢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打输了怎么办？……你叫陈伯达去打，他能打赢吗？要有技术……”（大意）于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改了六处，突出了技术和战术。现在看来，有两处改坏了。但是胡绩伟仍嫌不足，他亲手把原稿中的“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的，就必然胜利；反之，就要失败”（大意）改为“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原本是连续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发表的头一天晚上，胡绩伟还对这篇稿子表示不满，几乎不叫发表。

    （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

    “文革”初期，郭小川对作协工作的七年时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自己受到文艺“黑线”的直接控制，身陷其中，反思起来总是惶惶不可终日。而对自己四年半的《人民日报》经历则有扬眉吐气之感，一一数起通讯作品颇生几分自豪，而且这些通讯也为报社、群众所认可。报社内外一提起《小将们在挑战》，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作者另眼看待。这无形中给了郭小川几分安全感，也是他在运动纷乱的头几个月中最重要的一颗定心丸。

    那时他在内部表态性质的讲话中只是平淡地表示：“由于有机会与工农兵群众接触，又受到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了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写了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话语低调，近于轻描淡写，但还是让人觉得是有分量的。

    1966年秋天报社“文革”组织要求每人做自我总结，按黑线、红线、不黑不红三类划分。他坚决地把《人民日报》写作的日子统统归入红线，正是因为有《小将们在挑战》这类通讯压底。

    在运动浪潮袭来时，郭小川习惯地把自己当作运动中的健儿来要求。运动裹拥着他往前涌动，他则在浪涛中做着姿势呐喊助威。在严格意义上他视自己为“战士诗人”，与革命斗争有着天然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响应党的号召、投入运动的时候，郭小川从不含糊。

    1966年3月间，郭小川在一次编委会上批评报社“不紧跟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人民日报》比《解放军报》晚了六年。这番话只引来一位在座者的响应，让郭小川在偌大的会议室里感受到莫名的孤独。紧接着他在4月奉命参加解放军创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读到后来震动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他在会上表示衷心地拥护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从《纪要》的字里行间他很自然地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斗争气氛。在这种激情的状态中，他对会议的安排颇为不满，对会议每天只看电影、讨论电影兴致不大，中途赶回报社，参与了批判“毒草”《长短录》的文章修改。

    夫人杜惠曾问郭小川：“这样重要的会议，你怎么不参加到底？”郭小川悄悄地说：“把这么多的电影都批为毒草，让人听不进去。”时至今日，杜惠还清晰地记得郭小川内心隐秘的矛盾状态。

    1966年5月21日下午，郭小川参加《人民日报》编委会，在会上听到了陈伯达4月18日对《人民日报》的意见。郭小川回来后在日记里简单扼要地记了几句：“外边有些压力，内部未动，一潭死水。”“《人民日报》要内外夹攻，外帮内攻（康老的原话）。”“要学陈胜、吴广……要揭竿而起，中央保护你们，你们反修斗争有作用，但不是吴冷西的功……国际反修易接受，国内反修有人就下不得手。”王力说：“既要清算邓拓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康生的一段插话，颇让郭小川心里一阵紧张一阵惶惑：“应对1957年以后每年发生什么事情，要总结。自己不革命，中央也不好帮助。”

    从郭小川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第二天他就匆忙写出笔记《宜将剩勇追穷寇》。5月24日下午四时参加党员大会，听了吴冷西的检查。5月26日全天都在看《海瑞罢官》的材料，并着手整理内定毒草的《长短录》资料。6月1日，他在苦闷、茫然之中，顺便来到乒乓球队看望，触到的依然还是运动波涛的浪花。6月5日下午，他听了陈伯达会上的讲话后，与众人一样，写了两张大字报。

    他心里明白，由于他过去在作协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再也无法逃脱“文艺黑线”的巨大阴影。运动初期出自自己的热情，无论做出更高的政治姿态，还是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他始终挤不进主力队伍。他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惊受怕，为自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而焦虑。

    7月报社要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典型。报社“文革”组织选派了郭小川、金凤和小李三人前往采访，金凤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当时惊喜的样子：

    小川一下子觉得自己政治上没问题，还是受到信任，真的很高兴。我们三人坐飞机到兰州，又从兰州飞到新疆。机上就我们三个乘客，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成了走资派，都卷入运动中，根本坐不了飞机。我说：“小川同志，今天成了我们的专机。”他闷闷地说：“你还说笑话。”我们三人打扑克，打最简单的“争上游”，心里七上八下，索然无味。

    我们在新疆分头采访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北京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党内位置下降。小川一天到晚带一架小收音机，听了总说：“不得了，不得了。”一个月前接待我们的王恩茂、张仲瀚、赛福鼎等新疆领导都被揪出来，书店的书在广场上烧。我们不敢住原先安排的昆仑宾馆，但自治区办公厅还要我们照住。小川不想让人为难，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住进冷落的大宾馆。记得那年年初，郭小川和我们几个去鞍钢采访，主人安排到千山风景区游玩，宾馆把中午饭菜带去，我们觉得特殊化，都不敢去。实际上是暴风雨迫近，知识分子干部对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有预感，有预防。

    我们坐飞机回来，他写了一张字条给我看，记得上面写着：“存款四千元，金表一个，金笔一个……”他想把这些交给组织，我说：“这次政治运动，不像‘三反’、‘五反’。你工资高，有稿费，劳动所得。”他说：“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说：“这体现不了党的政策，你过虑了……”

    他对这场运动的估计比我要严重得多，我以为一年就够了，他了解上层，想得更复杂些。在飞机上我还说他：“从思想到作风，你没问题。干部排队，我看你在‘比较好’那类。”他摇摇头，说：“应算‘比较严重’一类吧。”他问我：“群众把你说成三反分子，你怎么办？”我说：“我不承认。”他又问：“群众给你戴高帽子，怎么办？”我简简单单地回答：“我把它撕了。”他就低头想问题了，闷得很。

    下飞机时，我把那张纸条撕了，我对他说：“运动还会过去的，我们都会平安无事。”谁会想到，郭小川第二年被揪回作协，而我68年关进监牢，长达五年。

    （1999年11月11日口述）

    从新疆回来时，郭小川所住的《人民日报》煤渣胡同宿舍区已贴满大字报。杜惠清楚地记得，大院墙壁上有一条大字标语的内容是：“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

    当时正上中学的女儿郭岭梅焦虑地问他：“你是几类干部？你是黑帮吗？”郭小川只能含糊地回答：“我不算一类干部，也算得上二类干部。”（1999年10月4日郭岭梅口述）

    郭小川回到报社，很长时间一直处在运动的边缘，时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挥笔撰写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交代。据金凤回忆，《人民日报》群众组织似乎为郭小川只开过一次会，说过郭的一些作品。但造反派对他过去的作品不了解，一些人士表态：“我们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顾不上郭小川。”逢上外调，群众组织还与来人说：“革命群众反映他在报社宣传毛泽东思想，效果是很好的。”

    据郭晓惠所作的《郭小川年表》记载，1966年9月报社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内容是“揪出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12月29日郭在报社受到批判斗争，四人就有了难得的畅谈机会，而且晚上和星期天可以回家。那时曾有人鼓动郭小川站出来亮相，自己起来“革命”，但郭小川犹豫再三。

    曾任作协副秘书长的张僖还记得当时对郭小川叮嘱再三的情景：

    在“牛棚”里，小川闲不下来，关得不严时就往外跑，星期天东窜西窜，还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我急了，几次劝他要小心，提醒他注意。我说，你在江青底下工作过，你跟叶群有一段关系，有同学友谊，你不能去找她们。

    江青解放初当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小川与她同过事。据说江青私下里评价过小川：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

    （1999年8月6日口述）

    杨子敏告诉笔者，当年“牛棚”小屋里始终烟雾迷漫，谈兴颇浓：

    我们把门一关，人人抽烟，一天到晚不停，屋子里烟雾腾腾，从门外都看不清里面人的脸。我们互相推荐最便宜的烟，结果大家共同认定一角一分钱的“红红”牌烟最合适，八分钱一盒的“蜜蜂”牌烟比较糟糕。

    我们对形势议论，不敢涉及毛主席，只能议论到徐向前、贺龙、彭德怀、王震等这一层。说得最多的是小川、张僖和我，话题较广。譬如造反派抄来外面的大字报，说徐向前是“胆小鬼”。我是十八兵团的，徐是司令员。我说，“胆小鬼”这说法荒谬，当年徐带着病，车里安着床，在床上指挥战斗。太原一解放，他就病倒了，住院几年。可见战斗前病得很重，他坚持不下火线。我说这些事，小川他们就听着。

    我们还说，宣传林彪当排长就领导北伐不妥。但也说到苏联要用几个坦克师换林彪。诸如此类轻轻重重的话题说了不少。我们偷偷地议论单位造反派的是非，说本单位运动的事情。没想到被造反派发现，选择一个突破口审问，最后各个击破，一个个被迫交代。

    最后把我们这屋的人拆开，小川被看作是重犯，又加上涉及“天津黑会”事件，把他单独关在作协黄图岗宿舍六号门口东侧小屋，由专人看管长达三个多月。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在那段时期，郭小川挨过别人的打，晚上睡觉时身子疼痛不止。后来老友夏川谈到在八一厂被人用拳头打脑壳起包的过程，郭小川听了唏嘘而叹，承认自己也挨年轻人的打，讯问时被恶声恶气的人打过耳光。

    有一天，郭小川被押送回文联大楼交代，杨子敏在楼道里碰见了他，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敢说话。几个月不见，杨子敏惊诧地发现郭小川完全变样：手上拄着一根破木棍，脚跟蹭着地往前挪，摇摇晃晃，眼神已聚不了光。杨子敏回家后伤感地告诉爱人：“今天看见了郭小川，他可能不久于人世。”

    “没想到，他的生命力这么强，以后竟缓了过来。”杨子敏回忆时很重地说了一句。

    到了1968年底，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从原来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转移到群众组织两派内部的人。早期的专政对象由此被放松，郭小川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时常参加搬白菜、挖坑、铲煤等劳动。外调的人逐渐减少，有一次广东来人了解原中宣部干部处长张海的材料，郭小川记不得许多事情，焦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中午回家后忍不住哭了一场。

    此时令郭小川预料不到的是，自己更多的却是为不能及时、完整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林彪的指示而苦不堪言。

    在郭小川那一段日记中，当日背诵情况如何成了最主体的内容：

    68—11—12　读了一天的老三篇。五组已有三人可以一字不错地背下，其中包括我。晚上，继续背老三篇。

    68—11—21　上班后，背《纪念白求恩》，错了一个地方。

    68—11—29　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68—12—7　八时，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68—12—8　向杜惠背诵了《愚公移山》，未错。

    68—12—10　早，学习时背了老三篇，错了两处，共三个字。

    68—12—12　学习时，背诵老三篇，一字未错。

    68—12—16　读《文汇报》两个社论，背诵《再版前言》。晚，回家熬药，背诵老三篇。

    68—12—18　一时去上班，先背诵老三篇。用了一下午的时间，背会了两个批示和《再版前言》。这，早已下了决心，今天才实现。过去背过《再版前言》，一直不熟，放了一段时间又生了。

    68—12—19　学习时间，背诵老三篇，全组四人无误。

    68—12—21　早，去中医门诊部看病，在那里背诵了《反对自由主义》。

    68—12—24　晚上，背三个批示，咳嗽仍不轻。

    一直到第二年三四月间，他的日记内容依然还是以背诵情况为主，而且后来一天能背十五条最新指示，并表示：“对每一条最新指示都要下决心去努力理解。”（1969年1月18日日记）1968年12月31日晚八时广播了元旦社论，其中有两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郭小川连听了两遍，迅速把最新指示背诵下来。

    那时人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凭上级通知或自己揣摩，往往在夜间等待广播最新指示，收音机成了大家最不可缺少的“小伙伴”。郭小川此时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夜十时才睡，以为有最新指示，结果没有。”

    1969年1月8日下午四时半，郭小川正与杨子敏一起背老三篇，突然听到楼下锣鼓齐鸣。知道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作协，郭小川显得异常激动，他把他们看作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他当即给大家抄写毛泽东在“文革”以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最新指示和新发表的有关语录，一直抄写到晚上八时半。回家后在日记中激情地写道：“今后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往日的罪过，将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教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是我的强大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下半生我将永远忠于您！”

    军、工宣队的到来，给困顿中的郭小川带来莫大的希望，压抑许久的情感又有舒张的机会。1月13日，军、工宣队与作协干部群众见面，郭小川形容场面“感奋之至”，令他想起三十一年前参军的情景。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犯了罪，可是心情一样激动，一样兴奋。”第二天早晨六时四十分起床上早操，跑步时感到浑身是劲，他在日记中称之为“青春之火又燃烧了”。

    有一天在外调前，一位工宣队员或许是无意，问郭小川：“一二一批示是什么？”郭小川一下子不知道哪几条是一二一批示，焦急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他自己以为背诵语录不错，没想到当场被工宣队员发现了问题。他心情沮丧，回来后补上一笔日记：“站了很久，听他的教育，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我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宣队的教育。”（1969年1月30日日记）在这之后，他利用一个星期天，从早晨开始就伏在桌上，将1966年以后毛泽东的最新语录工整地抄成一本，借此温习一遍，并为以后交代检查做准备。

    同在“牛棚”的丁宁对背诵语录的活动至今还颇有几分感触：

    那个时候找你谈话，或问你问题，会突然让你背哪一段毛主席语录，考验你的革命性。后来早请示，晚汇报，更要你一定会背语录。人就跟疯子一样，都在比谁背得多。冯牧还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背到尾。

    （1999年11月30日口述）

    那几年间，郭小川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外部环境时常刺激他，更使他原本奔放的诗人才情无法遏制，无形中使他强化了对时代的顺从感和崇拜感这一面，有时顺势压过了思想矛盾和痛苦的这一面。1968年12月28日夜里十时多，外面爆竹声响成一片，郭小川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我国又成功地试验了一颗氢弹。”他连听了十几遍，激动得无法入睡，零点后又收听了一遍记录速度的广播。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五岁生日，那天郭小川特意一早起床，六时半从家中出发，坐9路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已有几千人站立门口，等着买毛主席语录和像章。郭小川感慨道：壮观，壮观！

    第二天部分群众到家中搜查文件、日记。第二年年初宣布“靠边站”，在报社开始打扫卫生。

    1967年9月18日作协群众组织正式派人来到人民日报社，把郭小川揪回作协批斗，关在黑帮集中的文联大楼地下室。一到作协他就陷入写交代材料的恶性循环之中，随叫随写，群众组织点名要的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材料大都是紧急索取，数十万言的《我的初步检查》基本上就是这时候完成的。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他竟写出了他所知道文艺界三十多人的材料，用力之深，涉及之广，写作之勤，在他写作生涯中也是特别的一段。他有了伤筋动骨、抽吸脑髓一般的痛感。他很想卸下所有的包袱，以此来赎罪，减缓运动更大的冲击，在折磨人的窒息气氛里争得喘气的机会。

    刚揪回作协不久，就发生了天津作家方纪到京活动的事情，涉及到郭小川。群众组织当即把郭隔离，派出不少人轮流陪他住一屋，查他和方纪的关系。

    当时担任作协群众组织核心组组长的胡德培谈及郭小川揪回后的情景：

    66年底、67年初，我作为年轻党员，被推到抓运动的位置。后来很快大联合，我又担任斗批组组长，得的票数比较多。现在想来，整个“文革”都是荒唐的梦，颠来倒去。

    作协派人到《人民日报》揪回郭小川，当时觉得他是“黑线”人物。初期时批小川不厉害，批斗次数少，让他写交代。群众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几篇很有战斗力的通讯报道。他的认罪态度较好，一直检讨自己，承认自己革命意志衰退。

    作协冲击过三四十个人，人越多，小川就越不显了。

    （1999年11月7日口述）

    1967年11月22日、23日、25日，郭小川连续三天参加了批斗刘白羽的大会，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两句话：“斗争刘白羽，批刘态度”、“刘白羽狼狈万状”。

    “文革”前担任作协秘书室、办公室主任的丁宁清晰地记得郭小川揪回作协的处境：

    据我了解，揪回后作协没有专门开他的斗争会，作协开大会主要是斗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他们是陪斗。批判他的大字报还是有的，给他压力不小。他这个人宁愿在《人民日报》审查批判，也不愿意到作协来。

    59年前他的思想比较解放，经常琢磨新诗的形式，创作上不保守。59年在党内批《一个和八个》，他受不了，经不起上纲上线，那些“帽子”伤他的感情，离开作协时心情很苦。“文革”又被无奈地弄回作协，没有精神准备。

    一开始先住地下室，后来又到办公室。跟上班一样，给你一个桌子，每天都要写检查，要学习、交代，接受外调。串联的人不停地来大楼，把厕所搞得很脏。我们这些住“牛棚”的人还要一天到晚打扫厕所，参加劳动。

    （1999年11月30日口述）

    回作协初期，郭小川和严文井、张僖、杨子敏关在一屋。形势松弛一阵，他在日记中描述了那天参加机关仪式的虔诚感受：

    七时四十分钟到了大楼，八时举行了仪式，向毛主席致敬，向毛主席请罪，朗读了林彪同志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我要永远向毛主席请罪的。

    我特别大声地朗诵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的心情万分激动。

    中午，去王府井买了一些桌上摆的毛主席像，上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真是高兴极了，这是毛主席七十五诞辰的珍贵纪念。

    （摘自1968年12月26日日记）

    对毛主席请罪的念头一直缠绕着他，既让他生发许多崇敬，内心又滋长潜在的恐惧和不安。他的思想状态很长时间都被“文革”主体思潮占据，只能用上面认可的语言去表达，按报纸上规定的途径去思索，而且他自己多少次被运动中层出不穷的事情所感动，有时情不自禁地为“文革”“壮举”所着迷。1969年1月16日郭小川在作协大会上发言，畅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必要性。接着《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发言时一句一泪，郭小川也陪着她哭了一场。他在日记里表示：“在我，并不是因为委屈情绪，实在是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毛主席了。”1月19日是星期天，很多人都请假回家。郭小川主动留下来，与昔日党组同事、老作家张天翼谈话，“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一下，要给他以信心”。（摘自郭小川日记中的语句）

    军、工宣队进驻后，工宣队政委王坤找郭小川谈话，问了1957年反右批冯雪峰时“围攻鲁迅”的情况。王坤说：“假如你是犯错误的好人，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群众的批判。”郭小川明确地表白了态度，回家后竟彻夜不眠。

    他以罪人之身，对运动采取了服从和配合的鲜明姿态。1969年2月8日，他写日记时已有不少乐观的口吻：“我认识到，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有可能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把问题交代清楚，这也是可能的。”

    3月14日晨八时，广播了一篇关于总结经验的《红旗》杂志社论，里面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整个北京城立即变成沸腾的水锅，街道上挤满兴高采烈的游行人群。郭小川第一次允许与机关群众一起上街，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政治生活的大事。

    八时半以后，与群众一起上街游行。到了天安门，兴奋极了，时时都想流泪；我不是认为我已经成为群众的一员了，不，我现在还不是。我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还没有真正总结自己的反面经验。但是毛主席在挽救我，群众在挽救我。和群众在一起游行，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游行，使我非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

    这是我的历史中有数的重要时刻之一，我永远记住这一天。

    （摘自1969年3月14日日记）

    1969年夏天，作协机关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又掀起新的一轮批判热潮。譬如7月22日全天批判严文井，8月1日批谢冰心，8月23日批《文艺报》的侯金镜、冯牧。郭小川几乎参加了所有批判场次，并在会上作了揭批发言。在谈到冰心时，为会议主持者所迫，郭小川就自己所知，重点讲述了她与文艺“黑线”的关系。

    实际上这些批判大会已与“文革”初期的批判会有明显不同，斗争的语气、会场的气氛比较缓和。杨匡满当年是《文艺报》年轻编辑，他告诉笔者：“1969年夏天，准备开一系列批判大会，大都有解脱性质。领导让我对郭小川的作品做批判发言，我就按上面定的调子，无限上纲，认为他的作品是毒草。批郭小川的大会上我就照发言稿读了一遍，散会后小川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就笑了，说：‘你的发言让我出了一身汗。’又说：‘找个时间到我家去，咱们好好聊聊。’我不好意思，在大学里我曾写过他的诗歌评论文章，现在却在会上批他。但我觉得情感上与小川很接近。”（1999年9月6日口述）

    作协的老同事们对郭小川“文革”期间的言行、态度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个时候，不少人在会上都显得很激动，有时还声色俱厉。而小川做检讨时声音也不高，好像跟你闲聊天。斗他时他也不低头，也不怨恨地盯着人，而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有时还像在思索问题。当年有的人软骨头，尽量满足造反派的要求，说自己如何如何坏。而小川基本上是该怎样就怎样。

    （刘小珊1999年9月2日口述）

    小川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文革”中他跟人争，说：“我就是作协这一段是‘黑线’，其他的都是‘红线’。”我私下里说他：“你就像个孩子，这年头‘黑线’、‘红线’能说清楚？！”他说：“我也得说，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很多人打成黑帮后是顺从的，公开与人争论不多见。

    （高铮1999年9月9日口述）

    “文革”中他写的交代材料很多，他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信任的，总想把问题早一点说清楚。我说过他：“谁也没有你写得多。”他很诚恳，努力按那时的思维、口径去套。

    （曹琳1998年8月31日口述）

    “文革”起来时，作协一百三四十人中，有一百零八人是反周扬、刘白羽的，这可说明一些问题的。小川也思考了很多事情。

    当时军宣队是来自张家口部队的，管得很严，一位军宣队干部说：“要不是党的政策管着，我就拿枪扫你们。”

    军、工宣队进驻后，曾到群众中摸底。后来政委找小川个别谈话，说群众反映郭小川是作协最好的干部之一，准备让他三结合。但后来没有照办。小川跟我谈过此事，他搞不懂，说好了三结合又没实行，他自己觉得是一个谜。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这一年9月2日是郭小川五十岁的生日，这天清晨六时多他就来到机关大楼，静静地打扫门外的人行道。行人寥寥，初秋的北京街头有些凉意。上午是批判会，下午依然是批判会。这一天充满了火药味，在日记中，他称之为“一个新的起点”。

    他的内心激情还是与运动节奏相协调，与所有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事物相融洽，很自然地投入，很自然地化解疑虑和忧愁。有一阵他对“文革”的语言形式深感兴趣，社论的语句、煽情的句式、播音员的语气都令他入迷，很容易让他沉浸在一种革命化的语境中。1969年12月31日晚，播发了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这个标题恰好与他想写的诗作题目相同，这不由使他心里微微一震。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听后感：“好极了，大气磅礴，对世界形势做了最深刻的概括。听了两遍广播。”

    他认为自己的文艺“黑线”问题能够解脱，不会拖延很长的时间。中苏边境紧张的局势，“九大”显示的团结气氛，“文革”趋于整合的走向，都使他有了迫不及待的情绪：

    我现在身体精神俱好，作协的人都已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只我一人留下来。等待上级批准解放，解放后，马上就回报社……在锻炼改造中，我将继续学习使用笔杆子保卫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

    （摘自郭小川1969年10月19日致女儿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一经解放，就朝气蓬勃地大干一番。到前线，到五七干校，到基层都好。我很想到前线，用笔杆子，甚至用枪杆子，狠揍那些叛徒、修正主义匪帮，那些王八蛋们！

    （摘自郭小川1969年10月24日致郭岭梅的信）

    郭小川相隔数天就写了这几封信，始终处于动情的状态，他对自己又有几分自信。他在信尾告诉女儿，他是流着泪写完信的。

    《人民文学》原编辑部副主任涂光群谈到了郭小川一时意气风发的心境：“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围绕这个题材，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了一首影响很大的诗歌，在当时看作属于反华性质的作品。这激发了小川的政治情感，他就很想回《人民日报》，重新当记者，到乌苏里江去采访，写出针对叶甫图申科的诗作。可是人民日报社把材料退回作协，不让他回报社，这对他是沉重的一击。他情绪很快变得低落，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1999年11月2日口述）

    1969年9月，作协大部分人开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只把郭小川和少数老弱病者留在北京。留下郭小川，是想让他等“解放”后回《人民日报》。对这个安排，郭小川比较满意，因为他在武汉工作过，不喜欢当地炎热的气候。而《人民日报》的干校选在河南，他个人觉得河南比湖北好多了。

    大队人马前往干校，郭小川到火车站送行。在《文艺报》原编辑沈季平的印象里，那一次郭小川在车站月台上显出难得的一份轻松，一份友情：

    当时大家的心情很复杂，下乡种田，脱胎换骨是有决心，但不知将来怎么样，以后能不能回北京呢？开车前，郭小川跟大家握手后，特意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跟我聊了一会儿创作问题。我记得，我说，对民歌你还应该下功夫，你写的东西精炼还不够。他也谈了语言问题，他说，有些东西用民歌表达还是有局限性。车快开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忘不了：“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是一个思想家。”

    （1999年11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回《人民日报》的计划又碰了壁，人民日报社军宣队奉上级指示表示不接收他回来。他只得做好去咸宁的准备，为了适应农村环境，他开始拔掉坏牙。没想到，在拔完最后一颗坏牙的当天，工宣队突然通知剩余人员前往干校。郭小川情急之下，立即找到工宣队魏队长，说没有牙怎么劳动？魏队长表示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到了晚上，郭小川又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魏队长，认为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希望按计划下去。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下午见魏队长时，老作家谢冰心也在场，也向队长提出了下去怎么办。这促使他想到自己的革命性、斗争性是否存在问题：“我觉得谢冰心是个资产阶级作家，我和她不同，不能同样要求；第二，因为北京实在无聊，什么事也没有，不如下去锻炼一下好。”（摘自郭小川1971年12月检查稿《第二次斗私批修》）

    1970年1月5日离京，坐火车辗转抵达咸宁时已是9日，下午四时郭小川和谢冰心他们来到干校作协所在的五连，他被编入三班。第二天就参加控沙劳动，晚上又听了批评郑世军的小会发言。他在日记中记下八个大字：“生活沸腾，心情开朗。”1月11日，又接受了砌“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任务，他把它看作是领导信任、本人光荣的政治任务。

    干校的艰苦很快就让郭小川体验到了，他甚至觉得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

    昨天，我第一次下水田劳动，在水里泥里滚了一天。今天又休息，浑身酸痛，头部发烧（是晒的，这里的太阳已经很灼热了）……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一定能够把自己锻炼出来，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贡献。

    （郭小川1970年4月2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这里忙极，每天要到十里外的湖中水田劳动，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所以一点时间也没有。今天是伟大的五一节，放了半天假，才能给你们写几个字——这里真是锻炼的极好处所，我总算还是过过艰苦的人，但是比起现在来，那不算什么了。现在才真正要过硬啊！

    （郭小川1970年5月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说起来，我们这里是相当艰苦的，每天要到十多里外去劳动，一天要走三十里路。快速地插一天秧，在水田（沼泽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晚上还经常要开会，搞运动。因为我的体力到底不算十分好，所以一到晚上，就累得几乎不能动了，只好安静地卧在床上，休息一下，以利再战。而在水里劳动，天晴时晒得满身发烧，下雨时又冷得厉害，脚上时常被菱角刺伤或碰伤，我的伤几乎没有断过（别人也是如此）。晚上也要上点药，包扎一下，以便第二天继续下水。所以不但不能写信，连报纸也没有精力去细读了。我们住的是一个生产队的仓库，人多拥挤，又没有灯，除了床上，也没有地方可以展开纸页。

    ……同志们都说我有朝气，精神状态好，我自己也是愉快而振作。

    （郭小川1970年5月31日致杜惠的信）

    五六千名干校人员突然散住在方圆几公里的沼泽地湖边，住处极为简陋，大都设在当地生产队报废的仓库和农民多余的简易土房，人声嘈杂，每人生活空间狭窄。前期后勤一时供应困难，吃发霉的粗米，咸宁县城及附近村庄食品部的咸菜大都被干校人抢购一空。气候条件之差，劳动强度之大，军宣队管教之严，思想整肃之深，清查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接二连三，都使干校人们不堪精神重负，内在危机重重。

    后来不少干校人说，干校头几年是大家刻骨铭心的心灵黑洞时期，人生活得很苍白、很疲乏、很无力。郭小川也同样处于困顿之中，难免陷入了一生最低潮的境地。

    我们一早下地干活，天黑才回来。军宣队看见谁表现不好就训话，在田头训半天。军宣队爱说，要战役连着战役。那时特别累，没有牛，就用二十多人拉着犁干活。向阳湖是一个几千年的沉湖，水臭无比，手、脚有伤口下田很容易招来发烧。

    小川跟我的爱人陈笑雨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像兄弟一样。两个人在中宣部大院洗完澡，光着滴着水珠的膀子，边走边聊天开玩笑。“文革”初笑雨自杀，小川不愿在我面前再提旧事。他知道我的大女儿有病，就给了一些钱，让我给女儿动手术。那时他儿子在黑龙江，也需要接济。他给儿子写信：“爸爸要管管她，这个月就不给你寄钱了。”听说，他还去单位借钱。

    （黄寅1999年8月5日口述）

    大队人马落脚在一处荒凉的山丘上，零零落落住着几户农家，大人小孩破衣烂衫，见到收音机都觉得稀奇，以为我们这一群是“天外来客”。离武汉三镇这么近，老乡还如此贫困，大家都不敢相信。

    小川能吃苦，他吃饭时跟我讲：“我比着干，插秧三四个钟头。”我说他：“岁数不一样，跟小伙子一块干何必呢？”他自己不愿落于人后，从来不在人面前叫苦。我现在还记得，他在田里肩上披着一个有颜色的塑料布，裤角卷得很高。泥土特别黏，下雨时脚踩进去拔不出来，干了以后又像一把刀。大家经常摔倒，有时我一个月能摔几个热水瓶。

    （丁宁1999年11月30日口述）

    小川一开始在班里劳动，人还乐观、自信。他是插秧快手，把手指插肿了，做农活很认真，不叫苦。当地老乡都不这样干活，他们说，啧啧，真造孽，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最累的时候是犁翻地，天热难忍，又饿又渴，白天连着黑夜转。

    有一次小川的黄色手表不小心掉到秧田，收工后才发现。大家就排着横队，连踩带摸，顺着往前找，终于在下水口找到。

    我跟他住过一个房间，他的桌子上全摆满药瓶。他吃药能吃一大把，我说：“药是分先后吃的。”他说：“没关系，反正都是药。”吃了药，就昏昏沉沉，抽着烟灼了手，烧了被子一个洞。有时我们半夜醒来，发现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东西，我们问：“写诗？”他不肯定，也不否认。有时他写着写着就睡了，本子丢在地上，我们也不偷看。

    军宣队张参谋长说：“把你们安置这里就不错了，你们这些人要长期接受劳动改造。”完全是训斥，听了不是滋味。小川看不惯军宣队一些刚穿四个口袋军衣的小干部的训人态度，说：“军宣队×××还没我儿子大，就跑来说这个说那个……”有人汇报上去，当天晚上一百多人饭后站在那里挨训，军宣队不点名批评：“这是什么态度……”

    （林绍纲1999年10月21日口述）

    小川曾给干校领导写信，说现在生产劳动太累太苦，应该把干校办成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应该半劳动半学习，粮油肉菜应自给。干校李副政委后来见了小川就批，弄得小川到处躲。有一天李副政委带人到五连开阶级斗争现场会，眼看要撞上，小川顾不上手脚都是泥，慌忙躲到我的牛棚里。我问：“怎么呢？”他坐在地上说：“你没看到李副政委来吗……”

    小川插秧真是拼体力，脚碰伤了，腰受不了，他还坚持在快手组。黑帮之间不让讲话，他也不敢随便说，情绪有时不好。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干校初期军宣队有纪律，大家很少交流，没有以前上下级关系，也没有“文革”派别的界限。劳动量太大，回来就想休息。衣服湿了，在屋里弄火烤，话也少。

    有一次中央专案组让小川交代“胡风事件”中的按语，哪些是毛主席加的。小川在屋里写了好几天，闷头不说话。我记得，他的表情严肃、认真，写得非常仔细。

    他吃安眠药，药量吓人，四五种十几粒一把就下去，然后躺在被窝里看书抽烟。我劝他千万要注意，引起火灾怎么办？他说：“我一直是这个习惯。”没想到，这个习惯最后毁了他。

    （王树舜1999年8月12日口述）

    我跟他住一屋，当时我的问题没解决，小川认为这不成问题：“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实事求是解决的。”他对我一视同仁，跟平常一样，没有另眼看待，对我上幼儿园的孩子很关心，老给孩子吃的东西。

    半夜醒来常发现他靠在床上抽烟，烟头火光一明一暗，他心里的矛盾不愿说。

    他跟被挨整的年轻人来往多，领导就说他立场、态度有问题，指导员开会时常常不点名刺刺他。

    （胡德培1999年11月7日口述）

    整个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很快就弄成腥风血雨，“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年轻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逼供信及打骂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听不惯半夜挨打的哭叫声，一些农民还到连部抗议。连队还成立了各敦促投降小组，对“五一六”分子实行长时间的大小会围攻，限期要求交代。同时让“五一六”分子参加重体力劳动，有专人监管。白天晚上采取不停顿的战斗措施，力求使“五一六”分子失去抵抗。

    1971年2月23日干校连队负责人、诗人李季给在北京探亲的郭小川写信：

    想在你的探亲假期满了之后，请你主持一项工作——专案审查，请你主持，由王翔云、林绍纲二同志参加，任务是复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曾被审查的同志的结论，性质重否？文字妥当否？工作量不太大，但政治性很强，此事很有意义，在同志们大量安排工作之前，认真复查一遍，对党、对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如可能，我们想争取在5月前把清队、清查（“五一六”组织）和这项复查工作告一段落。能如此，形势不论怎么发展，咱们就比较主动了。

    郭小川从北京回来后就调到大队部做专案，出于他几十年来参加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及善良的本性，很自然同政治运动方式有着本能的、不顾风险的抵触。随着专案的深入和复杂化，无尽的痛楚每天都在吞噬他的内心。

    郭小川乐于同被审查的年轻人相处，尤其是开始具体清查“五一六”分子后，干校领导对他这种不讲政治的做法耿耿于怀，始终对他持异议的态度，这构成郭小川在干校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而又不改初衷的生活情状。

    干校的人们谈到郭小川在清查运动中的言行，无不神色严峻：

    小川跟我讲过，他看过作协五连一大箱子的“五一六”分子材料，觉得对不上口径，互相之间乱咬。他找到副指导员说：“这些材料互相搭不上，尽是废品，根本没用。”副指导员承认搞过诱供，但实际上打得很厉害，不让你喝水吃饭，他们自己吃饭，让你在一旁干看着。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来了一个要运动刹车的三二七号文件，可是军宣队扣压文件几个月，想多打一批人。小川那时已解放，日子好过了，参加专案组。连里逼供信很厉害，小川一块与我们下地，不好说话，但我们看到他脸上沉默、苦笑的表情。

    后来文件终于下来，我们几个挨整的年轻人自由了。有一次我们走二三十里到温泉放松，吃湖北豆皮，在饭馆里互相交流搞逼供信的情况，发泄对这种审查方式的不满，觉得自己年轻单纯，怎么整成了反革命？连里知道了，又作为阶级斗争动向来抓，又使我们处于高压之中。小川认为我们没有阶级斗争经验，见到我们时严肃批评道：“你们不像话，我们党有个传统，无话不对党说……”他又说：“我知道你们的材料都是假的。”他的意思是有意见不能这样表达，这些话让我们终生难忘。

    小川自己对军宣队的做法敢于批评，挺身保护“文革”初那些造过他的反的年轻人，军宣队对此也很恼火。到了这时，年轻人自己受整，不少老同志同情、帮助他们，很快这两拨人关系亲密，走到一起。后来“文革”初期的作协造反派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跟着“四人帮”走，他们在挫折中学到不少东西。相反，有的人“文革”初表现保守，但后来比造反派还左，跟着军宣队、“四人帮”走了。

    （杨匡满1999年9月16日口述）

    小川同情“五一六”，他心里很清楚。他希望年轻人能相信党，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有忍耐性。他悄悄说过，这么大的国家，文学队伍总不能七零八落，总不会老是这样的混乱局面。

    小川说话有时容易冲动，不考虑方式，是一个很直的人。他跟诗人李季友谊不变，但两人经常闹得不愉快。李季当了连长，任务重，有时必须执行左的路线。他不希望小川多管闲事，出于好心，怕引起别人的误解。小川又爱讲话，爱关照一些事，譬如小川对清查“五一六”做法有意见，总与李季发生冲突。

    （丁宁1999年11月30日口述）

    查“五一六”时，小川与李季产生矛盾，在动员大会上小川说要实事求是。小川还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会下李季找小川谈话，劝他不要为他们开脱。两人拍桌子大吵，后来有一段时间两人不说话。上面就认为小川没有政治立场，后来对他比较冷落。

    大周明（作协有两个同名周明，以大、小区分）打成“五一六”重点分子，被整得很厉害，谁也不敢跟他沾边，非常孤独。而小川经常跟大周明下象棋。小川管大队专案，心里有数，胆大，不在乎，偏跟他下棋。领导认为郭小川简直成问题，曾经批评他，最后领导层也不大理他。

    （刘小珊1999年9月2日口述）

    70年斗“五一六”时，空气非常紧张，天天晚上斗人，弄得很厉害。大周明就是天天挨整，还批陈白尘的《石达开》剧本。干校内部来往谈话受限制，不能随便串组。“文革”开始时大家一块斗刘白羽、张光年，后来就渐渐分化，派别矛盾慢慢激化。

    （许瀚如1999年9月15日口述）

    过了大半年后，清查“五一六”草草收场，结果发现都是冤案假案。给不少人解脱后，大家才真正意识到紧张的空气有所缓和，在这千年古湖旁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平和、踏实的平常夜晚。

    被整的年轻人随着这场打击而对“文革”有了重新的认识，像郭小川这样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诗人、从延安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是不是从这时开始有了一点一滴的怀疑？这种疑问的产生是战战兢兢的，害怕这种念头的缠绕，竭力想在心头掩饰住什么。要正视它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郭小川敢在运动关头表白自己不赞成的保留态度，并同斗争对象保持不避嫌疑的接触。他慢慢地憋出了与时代唱反调的小小声音，也有了不计后果的微弱的抗争举动。

    几十年如一日的激情正在退潮，由此开始的却是痛苦万分、一步一回头的思想跋涉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付出了代价。既有跳跃，又有反复；既有憧憬，又有幻灭。

    杨子敏记得，在作协“牛棚”里郭小川曾很认真地关注过江青的讲话：

    他一有时间就到处收集江青的各种讲话版本，譬如江青谈样板戏如何如何，读得非常认真、细致，然后对我们说：“江青这个人确实懂得文艺。”当时我觉得他这话是说得有道理，江青这个人还是有艺术品位的，欣赏的格调高。

    （1992年9月17日口述）

    郭小川1969年10月19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一点：“近几个月，我仔细地学习了江青同志的所有指示（已经搜集到的）和样板戏，得到不少教益，也准备同你们谈一谈。”

    他曾对人说过，熟读过江青对样板戏的所有指示。只要在北京，他都要争取看一看样板戏的现场演出，研究过各样板戏的定稿本，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的台词都背得稔熟。看了《红灯记》后他非常满足，连连对人赞叹道：“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好戏。”

    1970年三四月间，郭小川到武汉镶牙，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首一千八百多行的长诗草稿，名为《长江上》。他自己表示，这是想把样板戏的经验运用到诗创作上，带有试验性质，而且并不成功。写完后没有公开发表的意图，只是想让家人看一看。

    1970年6月24日下午，干校军宣队、革委会宣布正式“解放”第一批名单，其中有郭小川。在这之后，他这方面希望联系回人民日报社，先转到报社河南干校；另一方面干校却希望他参与大批判和报道工作，不要急于马上回《人民日报》。

    正式宣布“解放”后，郭小川急于给儿女们发信发电报报喜。杨匡满在路上碰到他，开玩笑说道：“你怎么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郭小川喜滋滋地回击道：“是啊，我是给你弟弟、妹妹写信。”

    7月1日在庆祝党的生日的班、排、连会上，郭小川讲用了学习新党章的体会，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以正面角色在大会上讲话。他兴奋地给夫人杜惠写信：“解放，这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解放，就意味着挑重担子。”（摘自1970年7月4日致杜惠的信）

    在这半年时间里，郭小川先后四次到武昌治牙。由作协干校涂光群介绍，涂的妻弟率武汉淀粉厂七位工人，约定7月15日陪同治牙空隙的郭小川横渡长江。“文革”中毛泽东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游过长江后，渡江成了人们一时的政治时尚。那天郭小川正患感冒咳嗽，略有发烧，但他坚持与工人们一起下水，大约游了一万米。他们只带了一个救生用的排球，一位工人在江中抽筋，速度不得不减慢。第三天，他给杜惠的信中兴致勃勃地表述道：“（我们）被流速很快的江流推了去，未能在预定的地点上岸，但也算是胜利。上了岸后，我几乎没有倦意。在我五十岁时横渡长江，对我的政治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后来为郭小川招来祸害的诗作《万里长江横渡》就是这次渡江之后酝酿而成的，当时他的眼睛在水里泡红了，看着泛红的水面和阳光照着汉口岸边的高楼，觉得今日的太阳与平日不太相同。于是他写出这样的句子：“崭新崭新的阳光照遍了／千街万户。”上面有人怀疑“崭新的太阳”暗指的是林彪，因为林彪恰好那时就在武汉。

    这成了后来立案审查的理由之一，郭小川为此花费大量笔墨去解释，也难于讲清楚。本来对他而言，五十岁渡江颇具浓郁的政治意味，是他对大江大河抒发人生感慨的诗人举动，也是他想打破停滞板块生活的自我振奋的行动。后来竟涉及专案，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在干校中只要处境稍好，写诗的兴致丝毫不减。《文艺报》老编辑沈季平向笔者讲述了诗人略显活跃的创作状态：

    下干校后，几十个人挤在大仓库里，蚊子多，气温热。我们尽写检讨，写思想汇报，别人都不写东西。我没想到，有一天小川给我看他新写的长诗，是写长江的，写得那么长。

    有一次从湖里劳动回来，我在路上碰见他。当时上面正整他，谁想浮出水面就把谁摁下去。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说：“将来我写，一定要写长诗，写焦裕禄。”

    我在作协五连负责食堂墙报，让连长李季写稿，他笑着推托：“现在忙，以后再说。”找冯牧，他也不写。我找了小川，他很快就给我一首写长江的诗。我在纪念“七一”那期抄写贴出，我还画了延安宝塔山的刊头，把宝塔给变长了。严文井看了说：“延安的宝塔山可没那么高。”诗一出来，大家都来看，其他连队也有人来看，军宣队政委闻讯也看了。

    （1999年11月12日口述）

    笔者采访到的原作协五连人士几乎都谈到这首《长江边上的五七路》的墙报诗，谈到这首实际上歌颂五七道路、颂扬继续革命的诗作所引发的轰动效果。当时这首诗抄在白纸上，占满了食堂的一面墙。老诗人牛汉告诉笔者，那时正逢收割季节，郭小川和我们一样都光着膀子，各自站在车上装捆好的麦子。烈日炎炎下，他大声对牛汉喊道：“你看到我的诗了吗？在墙报上，是歌颂毛主席横渡长江的。”（1999年8月26日口述）

    军宣队一些领导对“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这一诗句尤感不满，认为郭小川不安心劳动，不安心接受再教育，一心想回北京。军宣队领导在多种场合给予批评，还要求各连队都组织人来看，以便今后进行大批判。

    曾任作协党委秘书的高铮记得，郭小川多次表示不服，为自己辩解说：“全世界人民都向往北京，我有什么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又一次把郭小川置于哭笑不得、欲辩无力的境地。（1999年9月9日口述）

    1970年9月初，郭小川突然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希望能在建国二十一周年之前，写一篇反映下放干部精神面貌变化的通讯。郭小川一阵欣喜之后，却为寻找报道中的典型人物发愁，又为自己能否把握住题材暗暗担忧。确定了采访对象后，他每天跑到七八里外找人谈话，慢慢地寻觅、恢复几年前的写作状态。人们发现，他的桌上又摆满了各种材料和烟头，旧日的新闻瘾被诱发出来。他感念从前在《人民日报》的日子，尤其是知道有几个人返回原单位后，一再向人感叹：“这里就是闭塞，在《人民日报》呆惯了，政治生活总想多一些。当然，搞运动也是政治生活，只不过不能及时了解中央的指示。”（摘自1970年10月23日致家人的信）

    9月21日，咸宁县汀泗区委慕名来干校借调郭小川，请他采写该区老雇农杨佳大，最后完成一篇规模较大的通讯。在一个月的采访中，郭小川跑遍了杨佳大生活过的几个村庄。他对当地干部乐观地表示：“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工资，不会让我们只来劳动。”写完后，草稿请县革委会负责人审阅，根据他们的意见需要修改，郭小川一看就明白实际上要求重新写过。他毫无怨言地重起框架，把这看成是自己练笔的机会：“努力把它写好，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已久不从事此项工作，手生了，一面写，一面学习。看来，今后还免不了干这一行，真得好好学习才行。”（摘自1970年10月17日致杜惠的信）

    这一年的冬天，远在北大荒的儿子郭小林寄来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郭小川兴奋地予以首肯。郭小林回忆时，认为父亲那时尚未从个人迷信的狂热中挣扎出来，内心耽于自责：“父亲那时热情还是很高的，他几次说歌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文学的最高使命，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他一直想成为大诗人，但也知道环境不允许。”（1999年12月9日口述）

    郭小川此时的私人信件中具有不少责怪自己、与家人共勉的内容和经验之谈：

    我过去写的东西，有些实在是不行的。那时候，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检验。今后，决不能这样瞎干了。处处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准确，文学这东西是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不要以为诗可以由自己随意去写。

    （摘自1970年12月10日致郭小林的信）

    （诗歌）题目要改，现在没有体现出“忠于毛主席”的思想，重要的是这一点：忠！副题中，献给毛主席，必须加上“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或“伟大领袖”，这是政治。不能在这上面“标新立异”……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左”的和右的，都不行了，完蛋了，惟（唯）有毛主席是正确的，伟大的。

    （摘自1971年1月7日致郭小林的信）

    1970年10月，郭小川发现自己患高血压症、肝大。12月初第一次回北京探亲，郭小川借此机会到人民日报社探听消息，报社军宣队领导与他谈话时透露，是中央有关领导不同意他返回。这使他原先的设想落空，在茫然之中他又悲观地想在农村落户，彻底放弃做文艺工作的念头。

    据郭晓惠所作的《郭小川年表》记载，在北京期间领到了《人民日报》补发的1968年6月至1969年7月被扣工资一千四百余元，他在毛泽东生日的前夕把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这时他在家中整理自己题名为“练笔集”的笔记本，上面有干校陆续所写的《长江上》等三十多首诗作与歌词，当时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途径，只是自己不断在其中添加新诗内容，聊以自慰。

    翻检诗稿，对他来说还夹杂着伤感和无奈。在干校时，郭小川对自己的创作过程颇有几分生疏感。长时间的劳动，思想管制的粗糙，与政治中心脱节，缺乏发表渠道，写作范围窄小，使他丧失了不少创作冲动，艺术感觉远远不能尽兴发挥，这些都使他拿起笔时非常不自信。《人民文学》老编辑刘小珊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及这一点：“当年在干校，小川老问我：‘我是否还能搞创作？’他问了我好几次，担心自己今后写不出东西，这种担忧有时很强烈。”（1999年9月2日口述）

    1971年1月中旬探亲结束后，郭小川返回干校，继续参加劳动和清查“反革命”的工作。3月中旬，武汉军区借调他参与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解说词的写作，这使他有机会重返延安。没想到郭小川善写解说词的名声在军内传播开来，夏天时兰州军区也借调他前往兰州，撰写新片的解说词。恰好沈阳军区、长影看了武汉军区完成的纪录片后，一致认为郭小川所写的解说词充满革命激情，艺术性较强，遂与郭小川去信联系，询问办什么手续，才能借他去写沈阳军区同一主题影片的解说词。郭小川回了一封信，言简意赅：“我去不了，因为兰州军区也要我写解说词。”

    三大军区抢着借调，这是干校期间颇让郭小川生发自豪感的一件事情。连队的人看着他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有一次大家意外地发现他前不久去了一趟延安。林绍纲跟他开玩笑说：“来无影，去无踪。”他摆摆手说：“没什么，没什么。”

    纪录片陆续上映，郭小川的名字引起人们的注意。据张僖披露，等到郭小川后来出事，江青说了一句：“郭小川到处窜，有没有人管？”这句话传出后，不知有多少相关的人听了不由后怕。（1999年8月6日口述）

    郭小川从兰州回北京时，背了两个白兰瓜，特意请老友张铁夫（著名的杂文写作组“马铁丁”之一，另两位是郭小川、陈笑雨）来家中吃瓜。张铁夫后来告诉郭晓惠：“你爸当时苦闷，说：‘铁夫啊，我不能在那个干校干下去了，我要工作。’我劝他：‘小川，现在时机不到，你还是耐心一点，到时候你会工作的……’他说不行。后来郑律成、李德伦两人介绍他到样板团，给人写歌词。我跑去劝阻：‘小川，咱们不能廉价出卖。’”（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不过在这之前，干校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悄悄地告诉郭小川，并保证消息确切：中央出版口曾想调郭小川去做行政工作，但被中央分管宣传的姚文元阻止：“他还是搞创作好，不要叫他搞行政工作。”姚文元出面肯定他的创作，并有意让他继续写作，这无疑让他万分欣喜。他赶紧于1971年5月17日给杜惠报喜：“可以预见，我不可能在干校待得太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安排我的创作。”

    1971年底干校正式宣布恢复郭小川党的组织生活，12月5日他参加了五年以来第一次党小组会，大家纷纷向一脸激动的郭小川表示祝贺。他向家人写信介绍情况时特意写道，这次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只有十三人，尚有三十多人待解决。

    郭小川恢复组织生活后，第二年2月回北京探亲，吸引了不少文艺圈人士来家中串门。“文革”期间创作活跃的浩然听了工人诗人李学鳌与郭小川相见的情形，一夜睡得不安稳，凌晨六点给郭小川写了这么一封信：

    要说的话非常多，到如今又似乎无须多说了。大概是前半个月吧，一位关心你的同志，知我们关心你，把你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两个……从那时起，我觉得党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就并起肩头，一同沿着革命的大道前进吧！

    群众和朋友和领导，都不会忘记你。这点，我从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你津津有味地议论，想方设法地打听你的“下落”，甚至某些谣传等等现象上，都深深地体会到了。正因为这么多人关心你，才加重了我对你的关心。

    人民需要自己的歌手，你、杨沫、柳青、志民（后两位近况不知）是能唱出无产阶级好歌的歌手。我们对你抱着希望，而且抱着极大的希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种希望更有了坚固的基础和百倍的信心。这就使我那对你加重了的关心越发强烈。

    希望你千万不要急躁，趁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各方面的，做好准备，以便参加新的战斗，为党立新功。

    我这一段十分紧张，春节不回家，继续战斗；加上，估计这几日看望你的人不少，不便谈心。跟学鳌商量，等过了节，致远同志回来，约个时间，聚会在一起，畅谈一番，你会谅解我的。

    远在广州的老作家陈残云1971年10月18日来信介绍了黄秋耘、欧阳山、周钢鸣、王匡等老友的近况，他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写道：

    上个月，我省曾举行一次全省性的创作会议，二百多人参加。我在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算是老一辈人中的代表性的发言。文艺这一行已经有点生疏了，说起话来似乎不很顺畅。

    在年龄上，我已经是老人了。政治和思想还是很幼稚，跟不上跃进的要求。但身体还算好，还有一点创作愿望，争取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准备下东莞深入生活，领导上交给任务，两三年内写一长篇，有信心完成。

    ……最近参加了一些学习，想你也进行过学习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斗争现实告诉我们，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风雨雨不迷航。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都要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从保存下来的这么一批内容相近的信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历“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斗争浪潮后，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对郭小川的为人、作品抱着尊重、亲近、期待的态度，总愿意向他倾诉什么，希望他有所作为。而郭小川自己也从中感受到许多温暖和鼓励。

    “文革”深入开展下去后，他在黑帮中解脱一直比较顺利，到了干校不到半年就得到“解放”，这次又是第一批重新获得党内生活许可证。这使他容易感受到政治上的上进和名分，忽然觉察到组织的体贴和信任。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深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信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心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的愤怒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这就可以理解郭小川为什么频频地感谢运动的斗争和教育，感谢党的挽救和宽大，并在长达数年间对“文革”运动表示内在认同感。读一读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诗歌、所写的思想检查，你会感受到一种亢奋，一种顺从，一种欲跃马扬鞭的紧迫感。

    郭小川身上的矛盾心态，实际上折射了“文革”的复杂成分。

    郭小川与叶群认识大约在1941年秋天，那时刚确定爱人关系的杜惠在延安女大，叶群则在那时担任女大的干部科长，郭由此与叶群有了较为接近的来往。

    八十岁的杜惠老人在北京邻近方庄的蒲安里寓所回忆了当年交往的情况：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排窑洞下，从山头伸向延河畔有一片漫坡地，四季花草鲜艳，是情侣们爱去的地方，人们叫它是“巴尔干半岛”。我和小川常去那里，夜深了，小川回他的集体宿舍，我就借住在叶群房里。

    我跟叶群关系不错，来延安时党的介绍信就是交给她的，她很喜欢我，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在延安算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子，她把林彪的求爱信给我和小川看。小川不同意她跟林彪好，叶群一开始也说军事干部中很多人不懂感情。

    （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杜惠常和叶群聊天，一方面谈国内外抗战形势，郭小川自己觉得对战争形势比较熟悉，这类话题就以他主说；另一方面主要谈外国作品和周围琐事，郭小川发现北平女二中毕业的叶群对此兴趣较浓，颇有浪漫的文化情调。

    叶群爱上了一位好朋友的丈夫，既实实在在地爱上那个男人，又不能夺好友所爱，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几次把苦恼告诉郭小川、杜惠他们。郭小川不赞成她发展那种暧昧关系，便想给她另介绍一位男朋友。叶群对郭小川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也知道不对，只是控制不住感情。”

    在延安整风之前，林彪作为风头正劲的年轻军事将领，在延安引人注目。他对叶群有了好感，但第一次见面竟谈得不欢而散。叶群在校门口碰到郭小川，大骂林彪，说了林品质不好这类的话。郭小川劝她，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令郭小川吃惊的是，过了不久叶群就和林彪结婚了。

    郭小川对叶群的政治敏感性留有较深印象，觉得她常以“政治开展得好”自命：

    在1943年3月审干初期中，见到她一次。那时她已调到党校（中央研究院已改为党校三部）组教科了。她一见我，就训我一通，说：“你这人太单纯了，太没有警惕性了。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都是特务，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对于特务这么多感到惊奇，同时我对她这个人也不满，我心想：过去你不也“没有警惕”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务呢？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在这之后郭小川一直没有见到叶群，直到1949年底在武汉中南局宣传部。那时郭小川在宣传处，有一天宣传部长赵毅敏把叶群领到办公室，交代只让叶群翻译苏联报刊上的宣传文章，业务由部里负责，让郭小川他们负责她的生活。

    郭小川在楼下给叶群找了一间办公室，但她很少来上班，几个月以后就根本不来了。叶群把郭小川看作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在这期间与他颇为知心地闲聊几次，谈到自己在东北几年因为生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哭泣着讲述了彭真、周宝中、李立三等如何打击林彪，甚至要撤销林彪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的职务。叶群透露了不少细节，让郭小川知道了很多东北局、四野的高层内幕，他听后多次激动地表示，认为林彪“了不起”。

    郭小川和杜惠曾去武汉林彪住所看望一次，在叶群的房间外坐了一会儿，叶群说林彪不能见风。郭小川本人同林彪见过六次，感觉到林彪不爱说话，交代任务极为简练干脆。有一次林彪把郭小川叫到家中，让郭代他起草一份谈国际问题的广播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几天后郭小川送去稿子，林彪读完后就说了三个字：“很概括。”郭小川看他无话要说，便退出房间。

    196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郭小川在天安门前观礼时见到了叶群，两人在喧闹的游行声中抽空交谈几句，时间断断续续，长达两个小时。在这次聊天之后或更长以后的日子，叶群在笔记本里顺手写下“文艺问郭”字样。“九一三”事件后搜查毛家湾，办案人员看到叶群这行亲笔字。不久即以查出叶群笔记为由直接对郭小川立案审查，他只好在干校搜索记忆，一遍遍反复交代：

    （我们两人在天安门谈话）主要谈了十年来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一些熟人（如陈伯达的前妻文菲等）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林彪从1952年、1953年起一直生病，后来才在彭垮台后当了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年都在哪里，叶群好像说，她和林彪经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养。由于对领导人的行踪不便过问，她也不肯多说，谈谈就算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绍中国小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作为教育战士的口号。我说：我没有看过多少古代小说，也就是《三国》、《红楼梦》这些书，别的我也没有看过。另外，说到林彪时，她说：“林彪这个人确实是能想问题的。”我说：“当然，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郭小川向家人、朋友介绍过这次谈话的情况，后来实际上与叶群还是断了联系，“文革”中也没有同政治上直线上升的林彪、叶群有任何来往。杜惠老人告诉笔者：“国庆时小川和叶群聊天，叶群说道：‘林彪同志想看一点文艺书籍。’小川就推荐了一批书。林彪有个特点，喜欢找一些警句式的短语，作为开展部队工作的辅助手段。林彪想看书，可能是想从书中找到一些名言。叶群与小川这次谈话其实是没什么的，但后来把小川弄得很难受。”（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对林彪素来崇敬，对他领导的四野战绩向来赞赏不已，再加上他自己曾是中南局的干部，对林彪的领导作风有直接好感。“文革”初期几年间，他在交谈中时常流露这种好感。他看了林彪“文革”中的一些讲话，认为林彪分析问题还是很厉害，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涂光群1999年11月2日口述）

    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对林彪等四野首长印象很好，说林彪善于打仗，一直没有说过林彪的坏话。”（1999年10月4日口述）

    1971年10月，正在连队做专案工作的郭小川忽然发现军宣队负责人从咸宁温泉开会回来时，一个个脸色严峻，一再说要召开大会，但坚决不透露内容。军宣队还让郭小川把发下去的会议票一一填上到会者的名字，这让郭小川他们开始猜测党内又出了什么大事。开会前一天，同事徐扬收到她爱人的一封信，叫她看《解放军报》，说一看就知道了。郭小川立即跑到办公室，飞快地找到一捆军报，从9月一直翻阅到10月上旬。他细心地发现从9月上旬起报纸就不提林彪，也不见林彪的语录，与前一阶段的报纸面貌截然不同。郭小川大为震动，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他悄悄地告诉徐扬：“可能是林出了问题。”徐扬吓得不敢说话，缓过来后小心地劝郭：“咱们不敢瞎猜，反正一开会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郭小川几乎一夜无法入睡，反复想着这件事。后来他用一句话总结了那天晚上艰难的思索过程：“林彪要是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天传达中央文件的内容大大超出了郭小川的想象范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一下子让他的书生意气变得苍白无力。他想到了寡语而又冷峻的林彪，想到延安时谈话活跃、任性的叶群，这两个熟悉的政治人物竟有如此颓败的结局，尤其是林彪竟想以如此反领袖的极端行为了结原本辉煌、不容置疑的一生。

    会场经过短暂的惊愕之后，很快爆发了运动中必备的义愤填膺的态度。郭小川在发言中说了大实话：“要不是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搞了那么多的反革命活动，我的思想恐怕转不过弯来。”党内高层还有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路线斗争，还有这样秘不示人、激烈的对抗过程，尤其是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臭不可闻，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是无法让郭小川一下子承受住的。他承认已无法适应犹如海啸般掀起的政坛风暴，这直接动摇了他几十年坚定不移、誓死维护的思维定式。

    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始终觉得没有缓过来。

    妻子杜惠在河北《光明日报》干校听完传达后表示迷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又是新党章确定了的，这事不可能发生。杜惠后来为此事多次受到组织上批评，郭小川几次在信中急切地劝她：“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又爱乱说话。”

    杨子敏形容当时人们对政治天生敏感，本能地觉察到出了问题，但没想到出了大事：

    林彪摔死后，突然间停止宣传国庆游行练队，多天没有林彪的报道。小川和我们谈过这事，觉得北京太沉寂了，凭着多年经验，感觉要出事。那时还看见《人民画报》登了林彪读毛著的光头像，又让我们胡乱猜了半天，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觉得出了一点事。那几天大家排着队去校部开会，有人在路上唱歌，唱着唱着，有一首歌就牵涉到林彪。小川和我暗示他别唱，几次暗示都没用。小川和我们都感到他怎么那么糊涂？怎么那么傻？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林彪垮台三年后，清查余波的威力尚在。郭小川被召回干校受审，诗作《万里长江横渡》涉及林彪和叶群笔记中“文艺问郭”就是审查原因之一，而专案组偏偏不说审查缘由。

    1974年11月，郭小川在干校被专案审查搞得焦头烂额，他不知自己到底有几条罪名。有一天住在隔壁的年轻人李基凯闲谈时无意问他：“你的《万里长江横渡》是不是1971年7月写的？听说那时候林彪正在武汉，你知道不知道？”一开始郭小川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奇怪，后来想了许久，断定这恰恰是专案组要深究的地方。

    同在干校的王树舜谈到了当年郭小川的苦恼之处：

    小川始终不明白中央专案组为什么审他。有一天夜里，我把我所知道的内容告诉他，我说，那首写毛主席横渡长江的长诗，里面有类似“崭新的太阳”的句子，上面认为有意为林彪唱颂歌。他听了以后简直不敢相信。我说，这是你的要害问题。他很委屈地说，这是写毛主席的，是很自然的。

    （1999年8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决定为自己辩护，遂在1974年9月给上级写信，强调说明自己的诗作与林彪毫无关系：

    无论是过去还是1970年、1971年，我从来不注意林彪的行踪，更从来没有打听过。他当了副主席以后，我更毫无所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尤其是1971年7月中旬，我正在与郝夫逸、丁树奇一起写批判陈伯达的文章。这期间，我接触的人都是干校五七战士，而且很少，他们谁能知道林彪的行踪？7月28日，我请事假回了北京，8月间曾到兰州七八天，9月2日又到武汉军区住了几天，9月6日又回到干校，我所接触的人谁知道林彪的行踪？更不要说有谁告诉我了。

    有人坚持认为，其中“崭新崭新的阳光”诗句暗喻林彪。这种政治问题容易被人布满陷阱，稍稍不慎，随时都有灭顶之灾。郭小川情急之下，多次主动交代，极力表白自己写这句诗的初衷：“我记得，马克思说，‘真理是常青的’。我体会，毛主席的光辉是永远新鲜的。毛著虽已读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都感觉新鲜，都有新的收获，尤其受过一次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更觉得毛主席的教导十分新鲜，好像此时此地说的一样。这些，我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九一三”事件及以后的清查，犹如大小地震在郭小川的思想深处擂擂作响。

    很多中国文化人说过，“九一三”事件是他们思想发展脉络的转折点，是清醒剂，也是一剂浓浓的苦药。

    经历“文革”波折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林彪的事一出来，就证明‘文革’不行了。”（1999年10月11日口述）

    1972年9月，出于郭小川“文革”前曾采访过乒乓球队的缘故，国家体委借调他回京，为享誉体坛、乒乓外交的风云人物庄则栋撰写报告文学。体委为他配备了采访用的吉普车，在时间上也给予宽松的余地。

    鲁光就在那时见到了几年未遇的郭小川，发现他写作的激情依然未变：

    那年《新体育》复刊，小川就被借到体委，给他一个办公室。当时我在体委简报写作组，经常到他的屋里聊天。他告诉我，写庄则栋一文，其中“笨鸟先飞”的思想很有写头。

    《笨鸟先飞》发了，“郭小川写文章”成了文艺界传开的大新闻，后来触动了上面。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庄则栋以崇敬的口吻讲述了郭小川采访的过程，并拿出当年的笔记本作为佐证：

    那时我说过，徐寅生、李富荣等比我聪明，我是一个功率很低的发动机，笨鸟先飞才能早入林。小川借用了我这句话，做了标题，产生了一定影响。

    小川到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二中采访了校长、老师、同班同学，还到少年宫找了我的体育辅导员，经过仔细了解，深入调查。他的文章华美，用事实说话，用材料为观点服务。

    闲聊时他说：“我当了十几天的走资派……”我不相信，我不是搞政治的，对他的过去情况不了解。但我愿意跟他接触，73年4月武汉、广州、昆明、成都邀请我和邱钟惠两位世界冠军去作报告，我看他因没有工作而内心痛苦、压抑，就请他跟我们一起外出，作为我们报告团的秘书。我说：“你没事，跟我们一起去吧。”

    那一个月中，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住一屋，经常深夜长谈，主要谈怎么落实业务工作。我在文学上是个幼儿园学生，向他请教如何写诗，写文章，如何用词、构思、提炼。这个月对我文学上的帮助很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扎下根。作的小诗也受了他的影响，我当时觉得很幸福、很幸运，这对我今天能拿起笔来写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我攻了二十年文学，写出了《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一书。作家出版社的人说，写的不仅是爱情，写的是历史。

    他给我一本马铁丁的书，里面有不少他的文章。我有意抄了不少文章，注意他在文章中怎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套思路对我以后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有帮助。

    我每讲一次报告，他事后都帮我总结一次。他主张让我多讲勤学苦练，讲集体主义精神，强调苦练和动脑筋钻研。他帮我高度概括，归纳了几个字：严、难、苦、钻、快、猛、准、活，以便我作报告时灵活掌握。这个总结是高水平的，非常精彩。

    我作报告时，小川也坐在台上，我介绍他是“诗人、作家”，台下就给一片掌声。他对大家笑笑，从不讲话。

    （1999年10月11日口述）

    《笨鸟先飞》在1973年4月《新体育》杂志上刊登，是“文革”中第一次以本名发表作品。很快香港报纸注意到郭小川最新的动向，先后转载了这篇报道，并称之为“久违了郭小川”。

    安徽老诗人严阵从合肥高兴地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与同志们谈话中，大家都欣喜相告您在《新体育》发表了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我觉得同志们最主要的是因为重新看到您的为他们所早已熟知的名字而高兴。工农兵群众是热爱您和关心您的。”（摘自严阵原信稿）

    身在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特地写来一封信：“前些日子，看到报刊上有你的文章，真为之高兴。我想，你是个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老同志，党总是要很好使用的，你也一定会把有用之年华贡献给党的革命事业，也一定会保持充沛的革命青春……写作不是我们的目的，当作家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摘自胡万春1973年12月9日致郭小川信）

    这年7月中旬，《体育报》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体育报》文艺知识组编辑先后到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单位，在这几个单位工作的老诗人袁鹰、纪鹏等均表示这首诗不错。北京雕漆厂、北京四十九中、解放军一八〇七部队三个评报点认为《体育报》的报道形式多样，版面活泼清新，有图有文，有诗有画，比较吸引人。

    云南诗人晓雪1973年8月6日兴奋地从昆明写信给郭小川：“《万里长江横渡》我一看到就连续朗诵了两遍，确实是好！气魄大，激情充沛，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一位大家熟悉的老诗人创作道路的新开端，一个多么可喜可贺的新开端！其他这里熟悉和热爱您的诗的同志，也都为这个新开端感到十分兴奋……希望《万里长江横渡》成为老诗人纷纷挥笔上阵的一个响亮的信号！”

    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的王榕树当时正在南昌出差，在街头的报窗上读了长诗，当即写信给郭小川：“连读数遍，深感改得真好！其气势有如瀑布倾泻而下……好久没读到这样的好诗了！真是从血管里喷射出来的力作。”（摘自王榕树1973年7月21日致郭小川的信）

    1973年9月18日，军队诗人纪鹏写来的信简略、有激情：“您在《体育报》发的诗已拜读，很为您高兴。真是期望你们这些老诗人多写些，再为当前的诗坛树立些新标杆。”

    这一阶段，郭小川收到不少同行朋友类似内容的来信。看完后，他都细心地收在一个大信袋中。2000年3月初，笔者从杜惠老人处借阅了这一批来信，深感这些信对逆境中的郭小川一定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一封署名“计佑安”的干校人士在当年7月19日写信给郭小川，转告何其芳的问候之意：“何其芳很想看看您，但由于年老多病，去一趟颇为不易。倘若您在便中到他家谈谈，他是非常高兴的。他所译的席勒诗选，要请您看一看。‘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予小川同志’，这位老夫子如此深情，令人感动。”

    信中还披露，干校十二级以上的干部，中央将要包下来。或许因为郭小川的长诗此时恰巧在《体育报》发表，人们又传说“郭小川要出任《体育报》总编辑”。他还写道：“此间已确证‘《体育报》总编’事，做了辟谣。但人们不相信这辟谣，而是认为您持重。”

    涂光群已从咸宁干校调到《体育报》任副刊编辑，《万里长江横渡》这首长诗是他经手负责编发的：

    事前我拿这首诗给体委主任王猛审查，王猛对我说：“文责自负，你们负责吧，不一定要我看。”长诗发表后反响很大，有不少熟人向小川索要，我给小川送了几次报纸。

    后来出事了，据说姚文元对此事有批示。小川对我说：“你看，姚文元过去对我的诗给过好评，对我写的《两都颂》就特别称赞。现在地位那么高，发起整我也是他，香港报纸登了，他也要查。”小川觉得姚变化太快，怎么这样呢？他有不少感慨。

    江青看中庄则栋，王猛有点失势。乒乓球队开始批王猛，并开始查小川怎么到体委的。说王猛包庇郭小川。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我附和两位年轻人写了批郭小川的大字报，后来上面文化组把大字报内容编进简报，对小川有很大的伤害。那时非逼你揭发不可，顶住是可贵的，是硬汉子，可是我没有这样的修养、水平。我不是存心要整小川，我只是想减轻人家对我的压力。我对这事情一直很抱歉，心里特别过意不去。我也知道小川心里肯定不愉快，可惜小川后来不在人世了，我不能当面向他说“对不起”。

    我记得，后来不让小川去北戴河采访体育活动，我曾到他家，我劝他：“现在这个情况不可能去了，你就放弃吧。要宽心，不要太在意。”他说话不多，表情挺难受的。

    （1999年11月2日口述）

    姚文元曾想调阅郭小川文章、诗作的手稿，但王猛只送了刊发文章的杂志。鲁光随王猛到南方出差，在火车的软卧里王猛睡不着觉，深夜里与鲁光聊郭小川的事。王猛说：“我想保郭小川，这个作家是我请来的，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他又叹了口气说：“自身难保了，我也许保不了他了。”江青有意拉过王猛，请王猛看电影，他看了一半就走了。江青要同王猛掰手腕，手伸出去了，王猛婉言谢绝：“首长，我的手没劲。”

    后来王猛离开体委回部队，由庄则栋主持体委工作。在庄则栋召开的大会上，传达了江青的讲话，大意是：“王猛天马行空，独来不能独往……王猛你猛不了。”王猛事后说：“你就是把我砸碎了，我也不是反党。”

    笔者采访鲁光时，他的腰部刚刚不慎摔伤，他靠在椅子里坚持把话说完：

    《体育报》批郭小川批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也发了一些揭批文章，上纲上线，说长诗有影射。

    以前小庄曾跟我说过：“这次郭小川跟我们下去，他的水平实在是高，他是我的好老师。”他对小川确实充满崇敬之情。可是整郭小川是江青那边来的，与大的背景有关系。

    有一天，已当了体委主任的庄则栋路过我的办公室，我把他叫进来：“小庄，郭小川写的东西是你的思想。郭小川就那么坏？你主持大会就这么批下去？”他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憋出一句话：“谁叫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问：“谁说的？”他漏嘴：“江青。”他赶紧用手掩住嘴，出去了。

    小庄是一个简单、单纯的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受审，有一次他去打开水，我悄悄地问他：“外面传得厉害，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他说：“我和江青没有单独在一起。”我又问：“总理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会反对总理？”他回答说：“上了贼船。”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笔者与庄则栋接触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至今还对郭小川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份感情几乎是掩饰不住的。他一再表示：“我欣赏他的才华，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他说过这个话：‘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芒。’我看这话也可以说他自己，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采访时恰好国家体委评选出建国五十年最优秀运动员名单，里面没有庄则栋的名字。他也不掩饰地向笔者谈出自己的真切感受：“中近台两路攻是我独创的，也创立了理论，我是创造历史的，我要骄傲地活着。日本人认为，这是世界乒坛里程碑的地位，人达到这个地步很难。我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参与进去，起了一点点作用，主席、总理肯定过。国家体委不评我为优秀运动员，这怎么说呢？”

    事先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他离开那所改装过的平房寓所，开着那一带居民都熟悉的红旗轿车，去接下班的夫人。日本籍夫人在北京的日本公司工作，每天下班后两人开着车寻找新的饭馆吃晚餐，喜欢一种新鲜、平和、浪漫的情怀。夕阳照着不算宽敞的北京胡同，整个街面出奇地安静，远处的安定门大街却是一派喧哗。庄则栋对笔者低声说了一句：“一个世界冠军，让日本来的夫人上班赚钱养着，真是不好意思。”

    笔者问起当年批王猛、郭小川的事情，他眯着眼，在暗红色的夕阳光线中颇为深沉地说道：“江青插进来了，你说我听谁的？江青说王猛是大军阀，说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没有更多说出什么，跚跚地走在行人显得越来越多的大街上。

    正由于郭小川同国家乒乓球队相熟的缘故，中国话剧团四位编导写完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友谊的春天》第三稿后，即请郭小川提出修改意见，并邀他在这基础上草拟第四稿。1974年7月20日，郭小川随同他们到北戴河体验生活，时间近一个月。

    长影年轻编辑李玲修作为长影的创作组编剧，当年也一同在北戴河海滨：

    赵云声他们和郭小川是写话剧，我们是写乒乓健儿少年生活，两个创作组都随乒乓球队在北戴河采访。我们吃职工灶，跟运动员一块上早操。晚上空闲时小川他们还打桥牌。

    当时“三突出”是铁律，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我所写的本子是反映小孩打球的事，小川看后提了意见：“一号人物太完美了，儿童必须写成长，人物有受教育的过程。”我就跟他辩论：“一号人物不能写成长……”他说得很婉转，似乎指出这不符合文艺规律。于是，我开始写人的缺点，写成长。本来本子长影要拍，赶上批《三上桃峰》，厂里就说我的剧本里有旧人物，一号人物塑造问题也挨批。厂里让我揭发，我不能落井下石，没说小川的事。

    （1999年11月5日口述）

    实际上，郭小川在修改《友谊的春天》时心里还是不踏实，“文革”题材能否写作、怎么展开，他难下决心。他在一份交代中写道：“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写的……实际上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有消极的东西，派性、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无政府主义、把干部整得很厉害，等等。所以一开始就想避开文化大革命。”（摘自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他明白，写“文革”题材稍稍深入一些，就难免要触犯禁区。

    写庄则栋的文章时，涉及到“文革”前的学校教育问题，郭小川左右为难，不知如何下笔。他后来在检查中承认：“（在教育上）说他们执行‘黑线’没有根据，说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我自己也不信，结果写成了宣扬技术第一等黑货的东西，这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我也知道。写完这一篇，没有再写下去，是我害怕。尽管《体育报》王凌一再督促（她的意思是先写出来，以后再考虑发表），我一直也不肯动。”（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他在运动中的身份问题也困扰着他，一直视公开发表东西为畏途。譬如长诗《万里长江横渡》抒情主人公“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而外人一向认定他为“黑线”人物。他担心人们读完作品会产生混乱，不容易接受他这个作者的政治问题。

    如何看待“文革”存在的问题，郭小川觉得也不是他这类被控制的人物能把握住的。“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曾掀起一阵批极“左”思潮，他感到这次批左是大势所趋，觉得像火烧英代办处、抗缅声明、在干部问题上打击面过大等都是极“左”的表现。干校领导让他发言批极“左”思潮，他竟犹豫再三，不敢贸然而定。他跟领导解释说：“我觉得我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群众冲击我是完全对的。我去批极‘左’思潮，很容易造成‘翻案’的效果，而我是决不翻案的。”在一度许可的情况下，郭小川也谨慎从事，尽量做到不让“祸”从口出。

    他认定，在政治大问题上他已经不能轻易表态，已丧失了基本的发言权。他无奈地表示过：“对于诗、通讯和纪录影片解说词，我是下过一番工夫。在诗的形式上，做过较多的探索。照理，我还可以写出一些较好的东西的。我的困难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受批判的，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摘自郭小川1973年11月9日致王榕树的信）

    他参与修改《友谊的春天》，一方面为自己有机会歌颂“文革”而热情洋溢，另一方面也因涉及“文革”而如履薄冰。果然，1974年3月底文化部长于会泳公开指责《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再一次把郭小川推到被批判的老位置。李玲修到他家中探望，发现他躲在家里闷头抽烟，烟缸里全是烟头。李玲修问他：“外面传说知道了吗？”他说：“唉，王震的夫人都给我说了，我不能对外面说呀……”

    李玲修至今还记得当时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压迫感，那种让人寝食不安的紧张：“江青在文化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看到郭小川活动的简讯后，说了‘这个人是个修正主义分子’的话。挨整后，《体育报》不敢再借他了，不让他接着写庄则栋的续篇。江青随便点人的名字，如果严重的话就意味着政治上被判死刑。我觉得郭小川不像修正主义分子，生活朴素，家里极为简朴，也没说过反党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对江青这个人产生怀疑。”（1999年11月5日口述）

    1974年4月15日，震惊之余的郭小川被勒令返回咸宁干校，要求他参加种菜、养猪等劳动，不久就宣布隔离审查，写出交代材料。在连日发烧、屡犯心绞痛的情况下，他绞尽脑汁，竭力深挖：

    当我听到于会泳同志指出中国话剧团的《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也想不到问题竟严重到这种地步！

    ……至少在下列三个问题上“攻击文化大革命”：

    1．偏偏写了“70年代的一个深秋”我乒乓球国家队在欧洲一次比赛的失败（男队的失败），这不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家队失败吗？毒草剧本还写到从欧洲回国“两个月后”技术上有了提高，这就完全背离了文化大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这一根本规律，也就是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2．毒草剧本通过剧中人“老金”的口，多次宣称一定要赢球，以便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而又未对这种提法予以否定。这也颠倒了因果关系，意在说明：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因此需要通过赢球“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这不也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吗？

    3．毒草剧本完全没有写出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的精神面貌，相反，一个个都是精神低下，满台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这不仅违反了革命样板戏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在实际上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4年5月27日《关于我参与炮制毒草剧本〈友谊的春天〉的交代材料》）

    这一次批判，让郭小川大伤元气，真正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此前发在《北京文艺》上的《秋收歌》是用假名发表的，他想通过干校的生活描写，反击苏修霸权主义者的污蔑。然而也有人批《秋收歌》是“发泄个人不满”，并且有所“影射”。郭小川无奈地反驳过，说了这样的实话：我有什么“个人不满”呢？即使有，我也不会而且不敢在作品中发泄。

    郭小川经常同人谈起自己的害怕心理：“我在家养病什么事也没有，工作就不知道出什么事，落个什么下场。”1974年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的写作劲头大大衰退，精神不振，以致干校军宣队姓张的干部不满地对他说：“你并不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的人。”

    作为文艺圈人，已有几分落魄之意的郭小川却不时关注时下的创作作品，曾对几部作品所表达的政治情致流露好感，内心有几分羡慕，几分遐想。1973年10月间，郭小川读了名噪一时的小说《金钟长鸣》，他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夸奖过这篇作品：“这里面，把文化大革命表现得多么好啊！真使我开了眼界。”

    1974年初春，诗人张永枚完成了长诗《西沙之战》，全国报纸纷纷转载。郭小川读罢，给天津友人王榕树的信中对长诗连声称赞：“从这部史诗中，可以看到样板戏的威力，也可以看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威力……诗中的几个工农兵形象也塑造得十分高大，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中越关系都处理得很恰当。”就在这封信里，郭小川关切地询问对方写批林批孔的诗作情况，认为这类诗作颇为重要：“这主题，十分广大而深远。目前，我觉得中心是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否定和攻击文化大革命，就是复辟。”（摘自郭小川1974年3月20日致王榕树的信）

    但是郭小川对诗歌创作的总体状况不甚满意，认为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不够讲究艺术性，想象力过弱，他自己有一种使不上劲的焦虑：

    近来，读诗不少，请允许我大言不惭地说吧，我有两条意见：一、很少有人触及当代的重大题材；二、缺少奇思妙想。还有一点，有人不会押韵……有的作者太不肯下工夫了。

    （摘自郭小川1973年11月15日致晓雪的信）

    目前诗的状况不如小说，这也是我在休闲中感到着急的一件事。当然，只有好诗，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样板戏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多的观众和听众，就是因为它政治艺术都好。

    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都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武器，为革命难免要“发言”，所以，诗之类其实都是“发言集”。

    （摘自郭小川1973年12月15日致王榕树的信）

    那一时期，郭小川回北京探亲时，总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儿女的朋友们上门探讨创作问题。开始时郭小川有意避开文艺话题，淡而化之。当青年人说到了“不喜欢京剧”、“不喜欢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作品”、“现在作品太少，样板戏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这样内容时，郭小川总是性急地批评他们，并说他们拼命地读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是不对的。

    郭小川渐渐地发现，自己根本说服不了他们，自己的理由是那样无力、乏味。

    当郭小川一个人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也有些迷惑不解。他在后来的检查中，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独自思考时的活思想：

    我想，作品是少，为什么不可以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较好作品（再经作者改一改）拿出来，印一印呢？那时，我已经知道人民出版社要重新印贺敬之的书，我就想，过去社会上认为我的作品（当然不是指那些有问题的作品）与贺敬之的成绩差不多，为什么不印我的呢？

    （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在这个岁月出自己的书，实在是一种奢想。

    1973年左右，王震让郭小川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取得了联系，1952年时郭小川写过一篇河南许昌地委搞好宣传工作的报告，颇受毛泽东的好评，那时纪登奎正是地委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纪登奎开始引起毛的注意，一步步提携，直到“文革”中担任了中央高层要职。

    郭小川那时正被传言围困，在北京赋闲而不得其所。纪登奎好意地劝说老朋友不要再继续写庄则栋的文章，并和王震商量后曾想让郭先去女儿插队的河南农村，等待分配。王震多次找郭小川谈话，提醒他说：“你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教育批评你，你应该写一个报告。”于是，1972年9月17日郭小川写信给纪登奎，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犯过严重错误、年过五十的人，最好是长期到农村去落户、去工作、去劳动、去改造、去斗争，力争在改造中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

    纪登奎、王震想做的是，怎样让郭小川赶快找个理由，离开京城去“躲风”。

    1973年11月10日，王震为郭小川之事专门给纪登奎写信：

    登奎同志：找了很久才找了郭小川，我向他传达了你的指示。小川给你的请示报告的信，送上请阅。我看可以分配到河南省的地、县委去，在强的党委领导下，一面向贫下中农再学习，一面做些宣传教育工作，谨此报告，顺致

    敬礼

    王震　73年11月10日

    纪登奎于1974年1月10日，给王震回信：

    王震同志：我赞成郭小川同志下去，到工农兵中去锻炼，改造世界观。如《人民日报》领导小组同意，即可由中组部办。

    纪登奎　1974年1月10日

    又及：此件送鲁瑛、郭玉峰同志阅批。

    信中所提的鲁瑛、郭玉峰分别是《人民日报》、中组部负责人。

    不久，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纪登奎又对王震说了让郭下去锻炼，并说已同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打了招呼，请刘安排郭的工作。在王震的指示下，王震的秘书伍绍祖将这些信件转给郭小川，嘱咐郭调到河南后，可找刘建勋谈谈。

    郭小川尚未离开北京，政治旋涡的波及面越来越大，他置身旋涡中心，感受到了湍水的冲击力：

    （8月）24日以后，我被各种传闻围住了，说什么的都有。我自己精神上早有准备，四句话：“为党工作，至死不悔；如有错误，愿意改正。”有的人早就怪我“不甘寂寞”，这次可该振振有词了。

    （摘自郭小川1973年9月22日致严阵的信）

    两个月来，我精神上受了极大的打击，大概“十大”以前不久，关于我的传说是非常之多，把我写的《笨鸟先飞》和《秋收歌》，传说成是对党的恶意攻击或是修正主义的，等等，一人说的一样，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

    ……这以后，如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分配我写作任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写了。我和一些年轻同志不一样，过去犯过错误。

    （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17日致王榕树的信）

    我怕就怕从此把我抛弃，使我没有为党工作、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是犯过错误的，而且是很大的错误，路线错误，这使我常有负罪的感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怎样冲击我，都毫无怨言。

    （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5日致王榕树的信）

    这几年，一直在这种气氛中过的，我想通了，不能闲散，永远要革命，有错误就改。说我“不甘寂寞”的人，幸而未言中。即使为了做工作受了批评，我也不悔。我永远不会消极怠工，这是我的世界观和斗争史决定的，没有办法。宁愿在工作中垮台、累坏，也不在无聊中消磨时光。

    （摘自郭小川1973年9月16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确如郭小川信中所说，他并没有消极地无事可做，只不过放弃了在外面活动的机会，躲在家中阅读大量的批林批孔材料。他把当时官方下达的儒、法两家的学习材料大体浏览一遍，集中读了秦始皇、司马迁、曹操、王安石等法家的文章。他以前一直很欣赏苏东坡，但他这次从运动的批判材料中，发现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立即为苏东坡惋惜不已。

    与往常一样，他轻而易举地就为上面钦定的批林批孔语言体系所“俘虏”，为运动中极力张扬的理论热点而兴奋不止，由此他认定：“批孔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批孔子这个奴隶制的复辟者、保守派，这直接涉及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解决整个政治史、哲学史的关键之一……这么一批，可以弄清许多问题。”他很看重运动中对历史的那种新颖的评说姿态，简而又简的以人划线的儒法两家斗争史让他入迷，使他仿佛对历史又有恍然大悟般的新解：“中国的历史，在很多历史学家手里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开始有点眉目了。可见了解一个人是难的，有的人需要一千年、两千年才能了解清楚。”（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杨荣国是当年批林批孔中最为显眼的“明星式教授”，他的大块头文章一直被指定为必读篇目。郭小川对杨荣国的文章力度及影响程度啧啧称叹：“我这个人现在是不想赶风头，赶也赶不上。但杨荣国这个历史学家实在了不起，他的治学方法也很高明，一部哲学史，他可以用几万字说得相当清楚。这人很懂辩证法，会抓主要矛盾。”（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那时，毛泽东论述《红楼梦》的讲话内容时常被传达到相当一级的干部中，讲《红楼梦》成了干部中有革命性、有身份、有能力的表现，“评红”一向是中国政治人物、文化人在那个年代始终不衰的常设性话题，而且可以随意引申到现实中，作为批判的辅助工具。

    到北京家中串门的熟人们发现，郭小川在桌上备有一套《红楼梦》，闲时手捧不释。以致1975年到了林县，北影编剧李保元还看到他把《红楼梦》压在枕头下，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读得津津有味。在团泊洼干校，精神和体力都临近崩溃，桌上还摆着一部翻烂的《红楼梦》。

    他特意找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李希凡有关《红楼梦》的小册子，关在屋子里苦读了几天。在与外人交谈时，总是把读书心得与现实联系得很紧密，力求使自己找到毛泽东所说的“读活书”的状态。譬如在给杨晓杰的信中，他提到读《红楼梦》的一点感触：“（《红楼梦》）这些人物形象，对于我们认识林贼那一帮王八蛋，不是很有借鉴作用吗？”（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政治的东西毕竟还是枯燥，还是有遥不可及的一面，也不是解闷的长期办法。对于郭小川来说，不能忘情的依然还是文学创作，暗地里苦思冥想的还是漂浮渺茫的那些诗句。

    他在北京时，我去他家聊天。他说，从小就对声韵倒背如流。他觉得新诗要有韵律，不赞成诗歌不讲格律。他就举例子，背了他自己的《林区三唱》精彩段落，声音铿锵有力。他几次说，将来一定要写出有现代感情、又有古诗韵味的东西，自己要做探索。

    （胡德培1999年11月7日口述）

    73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我想了很多问题，对“文革”看透了。在《人民日报》我只管编稿子，咬定主意一个字不写，大庆大寨我也不想去。

    有一次去看一个农业展览会，我遇到了郭小川，他穿着浅蓝色的布衣服，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知道你受苦了……”我听说他写东西得罪了江青，我问他，他显得有苦难言的样子：“一言难尽……”我低声地告诉他：“处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最好不写东西。你听说有这么一个新名词，叫‘逍遥派’。保全自己吧！”他不吭声，也不敢多说什么。

    （金凤1999年11月11日口述）

    那一阵，虽然他对写东西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内心冲动，但是周遭环境的压迫、限制，使他那种惶恐、不安、迷惑的感觉与日俱增，他比圈外人更能深深地理解金凤所说“保全自己”的涵义，理解社会上一大批人当“逍遥派”的超脱和无奈。

    1973年10月21日，他在北京给杨晓杰的信中谈到写作的困惑和茫然：

    我现在对我这个人的五十四年生涯，只觉得做得太少，贡献得太少（也许一点也没有），而错误太多。似乎还有点信心的是：对新诗这一行，还算有点经验，有点想法，将来一下子烂到肚子里，倒好像有点可惜，但我不知交给谁，怎么交法？

    到了1974年，这种悲观、凄凉的情绪被放大，弥漫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江青给郭小川扣上“这个人是个修正主义分子”大帽子的情况下，文化部长于会泳于1974年3月底开始指责话剧《友谊的春天》存在攻击“文革”的政治问题，文化部咸宁干校不断催促郭小川早日返回。他于1974年4月15日抵达干校，在别人眼里他已是一个戴罪之身，成了一个被中央领导钦点的、重新待审的修正主义分子。

    离京前，郭小川已是坐立不安。朋友来访，他就低声说，门口有人监视，出入不方便。杨匡满只好戴着口罩，两次去他家。他说：“我自信没上贼船，什么也不怕。”

    送他上火车回干校时，上车时杨匡满发现他提前穿上凉鞋，四五个人彼此说了几句安慰话、几句无关紧要的笑话后竟无语许久。郭小川知道有人整他，心中有预感，但表情还算轻松。他的言语中藏着自己的感觉：又发配回干校，又要倒霉了。

    他那时给女儿的信中，已是满纸牢骚，满腹辛酸，孤立无援的绝望充溢于字里行间：

    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把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在这些事上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干校的生活是不错的，只是身体不灵，十几天的功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这里的气候，对我实在是极不适应的。到夏天太热时，如有可能，即去你们那里住两个月，不回北京。

    ……在此不过二百（人），现分三个班，种菜，养猪，做饭，上午劳动，下午学习，一点也不紧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看书看报。

    （摘自郭小川1974年5月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今天，我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八次了。过去似乎告诉过你们，一犯病，就喘息不止，出不来气，其势凶猛。最近，又连日低烧（头一天三十八度，以后约在三十七度以上三十八度以下）。

    ……“与文艺告别”，我记得是你的意思。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文艺这事，以后还得由组织决定，现在怎么说，都没有用处。

    （摘自郭小川1974年5月14日致郭岭梅的信）

    而我已五十五岁，再有三年五载，我这个人也就报废了。贺敬之、李季这几年为什么一个字不写呢？这是耐人深思的，他们了解情况，犯过文艺“黑线”错误的人，是不能轻易再写的。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何况，我们的路线觉悟又低，难免出岔子。两年来，许多朋友鼓励我继续革命，重新执笔，都是好意，但我听了后都吃了苦果。

    （摘自1974年8月6日致郭岭梅的信）

    就在郭小川写这些家信、寻不到思想出路的时候，中央文化部奉命加紧收集他的材料。6月30日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动态》第十七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的专题文章，江青看后作了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

    在这之前，江青对郭小川四出写电影解说词颇为不满：“郭小川满天飞，又窜到西北去了！”并指责兰州军区：“谁叫他到兰州去的？”

    在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转引和评述了《文化动态》那篇文章所列举的郭小川四条罪状：

    （一）由于郭在中南局宣传处工作时，叶群也曾在那里挂名工作过几个月，便借叶群1961年的黑笔记本上有“文艺问郭”一语，污蔑郭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

    （二）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万里长江横渡》诗篇歪曲附会为是歌颂林彪的，“是一份反革命宣言书”，“是明目张胆地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把诗内“我们深知：自己肩头上负有迎接大风大浪的任务；在大风大浪中缚苍龙伏猛虎，学得一身反潮流的真功夫”这样的字句，歪曲附会为“还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鼓吹的‘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相呼应”；

    （三）由于郭曾通过组织参加修改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友谊的春天》和打算把一位朋友写的话剧《要有这座桥》推荐给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污蔑郭等“以青艺为据点，与八一厂和西影厂挂了钩”，“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

    （四）污蔑郭的家庭有问题。

    当年8月13日中央专案组宣布对郭小川进行专案审查，干校军宣队负责人念完后，郭小川望着在场的那么多面孔严肃的人，只能口头表示拥护这项审查决定。走回宿舍，郭小川百感交集，越想越想不通。他后来在检查中提到当时的真实想法：“我认为，我的错误并不严重，中央绝不可能决定审查我。我估计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可能传错了，关于我的传说本来很多；二是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批评了我的某些作品，到下面就成了‘审查’。总之，我的抵触情绪很大。”（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9月1日，军宣队一位姓张的干部找郭小川谈话时，严肃地说了一些话，用了诸如“阴谋”、“反党”、“坦白从宽”等等词语，让郭小川听了浑身不自在，觉得那是处理敌我矛盾的常用词句。他非常低调地承认：“如果组织上对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我也是接受的，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能改变的，惋惜是没有用的，痛苦是多余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笔者找到了当年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张玉祥老师傅，他曾在北京市新华书店系统工作几十年：

    江青点名要审查郭小川，口头给我们传达时，我记得还有这么一个理由：江青去看一个展览，发现一幅作品画有阴影，江青就说这是写阴暗面。画上有郭小川的题诗，小川就由此倒霉，说成是“利用画来攻击社会主义”。

    对小川立案审查，尚未下结论。我们到他的家乡外调，找了一些单位，听到了对他的一片赞扬声。人家谈完后就盖章，写上“仅供参考”。

    武汉警备区科长张立功带着框框来的，他与郭小川顶撞得很厉害，谈话总是平静不下来，张幼稚一些，小川发火后还能刹得住。张科长说：“郭态度很恶劣，他顶我，不老实，顽固到底。”

    审查后就不参加干校劳动，张科长布置写各种材料，郭小川就在屋子里写检查，写完了交给专案组研究，再找出新问题。写检查之余，他跟我聊一些家事，说两个女儿在林县当妇女队长，还把儿子郭小林发表的一篇文章推荐给我看。我离开干校回北京，到他宿舍向他告别。他很诚恳地说，将来有机会回北京聚聚。他对我没有敌意，没有反感。

    （1999年9月21日口述）

    丁力记得，郭小川对张立功科长提了意见：“不客气，凶，像审查犯人……”

    郭小川返回咸宁干校前后，大批人员已通过各种渠道调回北京，连队建制被缩编，干校进入萧条低落、人心慌乱的时期。原作协秘书长许瀚如此时已解决了自己的政治问题，担任干校五连连长、支部书记。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具体谈到了郭小川当年置身的困境：“‘四人帮’把他作为一个重要案犯，中央专案组对他看管得很严。以后又把他放到连队，我们只属于行政监护，我们不审他的案子，对他没什么限制。”（1999年9月15日口述）

    1974年9月，在北大荒兵团插队十年的儿子郭小林出来旅行结婚，要求与父亲见面，遭到干校军宣队方面的委婉拒绝。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牛汉因涉及胡风问题，政治上难于翻身，他此时也滞留在干校，迟迟不得归家。他记得，1974年五六月间来了一场暴风雨，想到搭架子的苦瓜是否会被风吹倒，急忙冒雨跑去。他发现郭小川已经光着膀子，全身都是泥，认认真真地在那扶架子。

    牛汉说到郭小川在干校时的情景，心情颇为沉重，几次语塞：

    小川被“林彪事件”牵涉进去，处境很困难。上午菜班劳动，下午学习交代，处于隔离状态。开始没有人与他谈心，他觉得我毕竟写诗，有共同语言，就向我提出想聊天、喝茶。我进城买了“麻城绿茶”，简称“麻绿”。我们俩身份相近，没有高下，归了一类。

    那时一星期要学习两三次，小川闷得很，爱发言，但他晚上吃安眠药，精神上迷迷糊糊，说话就容易不着边际。有的人故意让他出丑，有意逗着他玩，解闷，耍弄他，幸灾乐祸，这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有一次我劝他：“你别发言了，你在会上打盹吧。”他跟我说：“我在政治上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强，我在政治上很幼稚……”他一再说“幼稚”，说时很沉痛。我反问：“你幼稚吗？”后来回避谈这些事。他是幼稚、简单，这些经历对他以后总是有所触动。

    我们回忆到57年批冯雪峰大会，我记得他打了一个活领结，在台上批得很厉害，还提到我：“反革命分子牛汉供词……”我在干校就告诉他，当时我就在会场，是王任叔让我去的。他听了很吃惊，不知道我就坐在台下。

    那一段他精神上迷糊，吃大把的安眠药，起得很晚。有时从床上滚下来，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

    中华书局的几个人围棋下得不错，小川常陪着看。小川的下棋水平太臭，别人不愿跟他下，他觉得很寂寞。

    咸宁干校最后一次聚餐，邀请了不少人，对当地有感谢之意。猪肉、鱼都有，很丰盛。可是会餐时却不让小川上桌，给他一人拨了一些菜，让他坐在食堂角落里马扎上吃。这个情形特别惨，小川痛苦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傻子一样。

    其实人很简单，可是弄了一辈子革命，却把人弄得很复杂。

    （1999年8月26日口述）

    郭小川在1975年初给两个女儿的信中，透出了人生难以说清的滋味：

    “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解散，剩余人员一律转移到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大部分人都可以经过北京中转，唯独正受审查的郭小川中途在丰台转车，不准进京回家。

    行前，湖北军区分管干校的政治部王副主任专门对郭小川说：“为了尽快地审查清楚你的问题，不使问题复杂化，决定你不回北京，直接到静海干校。”

    郭小川表示同意这个决定，并开始做转移的准备。他对牛汉说：“不让我在北京下车……”离开时他请牛汉过来帮忙：“帮我扛扛行李，好吗？”牛汉见行李捆得不像样，就重新帮他整理。牛汉帮助把行李放到车上，郭小川吃力地爬上了大卡车，车上还有两三位押送人员。

    张玉祥是当时的陪送人之一，他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那时怕走露风声，怕问题复杂化，就在丰台转车。我们几个人变相押送，买的是火车硬卧票。他在车上谈笑风生，抽好烟，聊家常。钱放在口袋里，抓一把出来，很慷慨，热情。在丰台车站下车换乘，他不问，很明智。他的身份、经验体现在这些小事上。

    过了几天，公安部苏学宽处长来到干校，他当时借调到中央专案组一办。苏比较老练，谈话干净利索，比较客观。出面讲话的是他，大意是对郭小川的审查告一段落，下不了结论，原专案组撤去。静海干校的责任是管好，不要出事，要安全，等待结论。

    （1999年9月21日口述）

    据当时陪同前往团泊洼的丁力介绍，在火车上大家对郭小川照顾还是细心的，买饭、买烟，一块聊天。中央专案组人士曾表示，郭小川一案已从专案组二办（清查林彪集团）转到一办（清查刘少奇一条线），这表明专案组初步认定郭小川与林彪一案无关，只存在一般性文艺路线问题。连里知道了他的问题不大，对他的监护也大大放松。郭小川要求回京治牙，专案组答复说：“快了，忍一段吧。”专案组还希望郭不要与各协会老熟人发牢骚，以免增加新问题。

    曾在中国作协任郭小川副手的张僖，此时担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干部安置办公室副组长。知道中央专案组不让郭进京，从丰台转车，张僖赶紧坐车到团泊洼干校，发现郭小川抽烟喝酒很凶，时常醉倒后钻在桌子底下。张僖劝他，他说这是灵芝何首乌泡的酒。

    张僖找了天津警备区派到干校的宋副政委，请他对郭适当照顾。离开团泊洼时，张僖又一次劝郭小川等待消息，不要轻易离开干校。

    中国剧协的李超曾是团泊洼干校副校长，他在1991年2月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爸来干校前，我曾问上级：‘怎么管？’上级回答：‘不要离开干校，不要写东西，不要跟外面联系，不要跟社会关系来往……’‘思想管不管？’‘可以管，有情况汇报。’”

    李超记得，郭刚到时每天晚上弄来一盆热水，坐在屋里泡脚。

    华君武在团泊洼呆了四年，他快要离开干校时郭小川却来了。他以漫画家的夸张感觉，至今还记得郭小川那双就像“忠实的大黄狗一般”的眼睛，没有一丝奸诈。他感到郭小川身上那种异常的压力和无奈的感叹，见到郭说话没有遮拦，劝他要谨慎，郭却悲哀地说道：“我要革命，革命！”这让华君武真切地感受到郭小川初到时的精神焦灼、烦躁。

    作协机关老同事、老邻居曹琳曾陪郭小川看病，郭身体虚弱，走一段路就得蹲在路边歇一会儿。老中医悄悄地对曹琳说：“这个老头身体不好。”

    原中国美协秘书长钟灵是郭小川延安时的老友，当时在团泊洼干校食堂负责采购管理。他告诉笔者，真没想到在这独流减河边的盐碱地，能见到多年未遇的老朋友：

    郭小川来之前，军宣队就打了招呼：“最近要来一位新同学，是重点审查对象。你们不管认识与否，都不准与他接触，不能与他交谈，更不准打听他的案情。”我说：“见了面不打招呼，恐怕不太好……”

    过了几天，在干校小卖部碰到郭小川，后面有人跟着他，我们只是点头微笑。宋副政委是忠厚长者，他说：“你们说说话也没有关系嘛，不要让郭小川感到紧张。”我在伙房当管理员，有一个房间，又可以到天津采购，买些熟肉回来。独流减河上有渔民打渔，我常去买鱼。我和小川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喝得晕乎乎的，说话没有顾虑，互相信任。我跟监视他的人说，我已请示了军宣队，可以聊天。他的酒量大，能喝一斤白酒。那时团泊洼劳改农场做一种高粱酿的白酒，九毛一斤，度数五十五。

    我们两个对江青的事是明说，说她是“祸水”、“太坏”，说她“自称半个红学家，不学无术”，“中国受这种人领导倒霉了”。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当时认为功劳也是太大。他告诉我，王震接见他三次，小平同志复出后各方面整顿有成绩，周总理住院令人担心等等。对于会泳他们有意见，觉得他们真正吃得香，文化部彻底完蛋了，文联各协会受尽迫害，都去了干校。还谈到要整顿文化部，主张恢复文联、各协会。正因为意见大，很天真地觉得应该撤掉文化部班子。

    他给胡乔木写万言书时，十几天不来喝酒，躲在屋里写，时常观察门外的动静。万言书的内容主要是提出必须改组目前的文化部，必须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职能，打破一言堂，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觉得火药味太浓，口气上应平心静气一些，不能只图痛快而不讲究策略。

    我们一面喝酒，一面动手修改，几乎干了一个通宵，最后写成十二条意见，还是有一万多字。我担心信怎么送到小平、乔木同志手里，小川笑了，神秘地说：“我自有上可通天的渠道。”他重抄一遍，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我还是担心地问：“送得到吗？”他说：“你放心吧。”他不希望联名，说了这么一句：“不要拉扯别人，现在情况复杂。”

    （1999年11月2日口述）

    到了1976年夏天，文化部清查成风，钟灵因这封万言书被隔离审查，八个人轮流看管他，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几天后才得以离开学习班。

    1999年10月29日，笔者与郭小川的子女郭小林、郭晓惠陪同原干校“五七老战士”、资深老编辑刘小珊，重返天津近郊的团泊洼。二十五年过去了，刘小珊发现这里已是面目全非：干校人居住的那一排排土坯房几年前已陆续拆除，郭小川住过的地方已挖成一个大鱼塘；郭小川常去游泳的独流减河早已断流，河床裸露；通往河边的路上，那两座写有“文革”标语的门柱还在，但已是残壁断砖；环观原有几千人生活的整个干校范围，旧房中只保留了干校校部的食堂和两间破房，郭小川与钟灵喝酒长聊的小屋已堆满杂物。

    在那间原本是干校医务室的小屋前，五十五岁的原劳改农场管教干部孙继存告诉我们：“当年郭小川天天来这里领取安眠药，当众吃完药后才让离开，这样才让人放心。”老孙指着食堂外的一棵大树说，郭小川常与我们在树下聊天，他是一个爱说话、和蔼的人。

    当年干校紧挨着劳改农场、右派农场，聚集了不少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华君武、蔡若虹、吴祖光下地干农活，丁聪养猪等等。等郭小川去时，人数已大为减少。老孙指着原劳改农场内五六米高的水塔说：“这水塔成了团泊洼的标志，你看上面还有‘毛主席万岁’的大字。不少干校的老文化人再来团泊洼，老远一看到这水塔，就情不自禁地哭了。”

    这里现在建有学生培训基地，每年天津市区一万多名中学生来此劳动。我们有趣地看到，学生们留下了黑板报，大标题就叫“团泊洼的秋天”。与郭小川那首著名的同题诗歌不同的是，学生们流露的是对郊区农居生活的新鲜感和活泼天性，文字充满了稚气。少小的学生早已不解当年诗人秋天的忧愁滋味，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年代还有这样一首凝重、深沉的诗作。

    要理解这首诗很难，诗里既有那个岁月里左的主题痕迹，又有贯穿郭小川一生的战斗豪情。然而郭小川在其中暗藏着反思的私人话语，有着不能示人的内心躁动，有着与当年格格不入的一丝丝反叛情绪，再加上颇具匠心的创作技巧，使人们后来读到后产生一种本能的震颤。有了这样的“地下”文学作品，才使我们如履薄冰地经历大动乱之后寻觅到活下来的纪念依据，才使我们空荡荡的心灵世界有了一点点可怜的着落地，才能在那样暮气沉沉的年代留下一件易碎却无比高贵的珍品。它使整个“文革”时期原本辉煌的东西暗淡下去，在历史空白之处填入了最具个性、充满复杂性的诗人注解。

    《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寄给干校老同事刘小珊的，抄写得很工整的原稿还保留在她的手中。那天她站在学生黑板报前端详了半天，思绪很难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来：

    当时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我们夹在中间。小川两年没有回家，住在放鸭子的平房里，极其简陋，窗户很小。那时他负责组织学习，讨论《哥达纲领批判》。他对我们说：“可以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要迎接希望的一天到来。”

    75年夏天那一个月个人接触比较多，话题比较广泛，也比较零碎，有不少弦外之音。他讲过反右问题，说太扩大了，当年在是否扩大与缩小右派范围上跟人有分歧。他说过作协党组的一些人个人东西太强烈，为自己捞地位，很难与他们相处。对59年大批判他提得不多，但能感到对他伤害很大，创作受到扼杀，不想留在作协。这说明他思考自己的问题比较深入，角度也新。

    有时一起到附近镇子，买一点吃的，他想吃猪大肠之类的东西。回来时坐在田埂上，看着明媚的阳光下，农田里水稻很绿，而劳作的农民却穿着红衣。他说：“你看多漂亮啊！红和绿本是对立，但放在一起也好看。这跟创作一样，有对立，也有统一，艺术就是一种矛盾……”他对写作一直有想法的，这些话给我印象很深。

    我曾希望他能写一首战斗的诗篇赠给我，他慨然允诺。主席对《创业》批示传出后，已经支离破碎的文艺队伍又有了抑制不住的欣喜与期望。我已回北京，与他常有书信往来。我写信告他：“我喜欢北京的秋天，洁净，有丰收的喜悦，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如何？”他高兴地回信说：“你给我送来诗的主题……”他寄来了《团泊洼的秋天》，在原稿的结尾叮嘱道：“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后来他回到北京，特意索取原稿，改了两个字。

    我记得，他给我一封信里专门谈到作家的责任，论述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一个作家应担负什么责任。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从理智到情感，结合得比较好。他还将寄给胡乔木关于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寄给我。后来他去林县后曾再三叮嘱我把给我的书信烧掉，说：“如果你不烧，是否准备揭发我？”到了76年8月清查，我被迫烧了一批他的书信，但我想《团泊洼的秋天》无论如何不能烧，把诗稿藏在衣柜里。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最后冲杀的一批诗稿。

    （1999年10月29日、9月2日口述）

    那天，独流减河风势很大，绵延数里的河堤柳树吹得“哗哗”作响。二十多年前，这里曾是郭小川他们散步聊天的地方，是他们海阔天空、思想云游的场所。在禁锢的年代里，这是唯一耽于幻想、排解忧愁的天地，是他们心胸暂时得以开放、与蓝天河流相融的自由时刻。一切归于宁静，一切系于平淡，一切又难于释怀，一切怯于安身。

    刘小珊许久地望着望着，她说：“堤上的小路，一排排柳树，堤下的果树林，什么都没变，跟以前好像一样……”

    人呢？

    从干校的作协老同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郭小川是怎样熬过团泊洼的春夏秋冬：

    那时小川的情绪非常低落，我劝过他：“事情搞得清楚的。”他觉得失望，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专案组的人有时来看看，后来就放松了。种一点地，收成无所谓。

    吃安眠药有麻醉作用，吃下去了在迷蒙中得到解脱，当时就没有烦恼，像吸毒一样。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在房里吃午饭，安眠药发作，一下子晕倒在桌上，睡了一觉才醒过来。下象棋后回房间，药劲上来了，走路时东倒西歪。这说明他苦闷到极点。

    有一次趁厕所里没人，他悄悄地告我：“闻捷死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了闻捷与戴厚英产生感情，但上面不批准结婚，闻捷用煤气自杀了。他说了详细过程，连连表示遗憾。

    当时听说江青发话：不让干校这拨人回北京。又听到江青挨毛主席批评，小川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回去有希望了。”他时常给我们讲述从高层听来的信息，譬如“上层斗争很激烈，（江青他们）招架不住了”等等。有些人就劝：“不要嚷嚷厉害，到时再说。”他找我说：“将来回去，咱们办一个刊物，你一定要参加……”他跟很多人说过这话，总是鼓励说：“干吧！”他确是过于乐观，说话随意，直爽天真。

    他私下里称江青他们是“那几个人”、“那位旗手”、“那位棍子”，说这些人不搞百花齐放，这么多人口只有八个样板戏够吗？对“周总理是大儒”的说法有意见，发牢骚。

    他让我讲讲“四人帮”的文艺理论，“‘三突出’你谈谈看”。他与我谈过几次，了解情况。他觉得有解冻的味道。

    我的孩子杨舰才十几岁，外号叫“大头”。他有一次到团泊洼特意去看郭伯伯，两人谈了一通宵，孩子背他的诗，他谈了很多诗歌理论，大头听了似懂非懂。直到今天，大头在日本读博士，对郭伯伯依然非常怀念。

    作协领导层有些人让人亲近不了，敬而远之，搞运动更是金刚怒目，不可侵犯。但大家唯独对郭小川普遍有好感，感到他的稳重和善良。他不会搞过火的东西，不会使人觉得为私利整人。

    （杨志一1999年10月20日口述）

    那次中转不让回北京，他到干校后几乎一落千丈，情绪坏极了，不太爱说话。专案组要控制住他，怕他到北京不好管理。

    一个人生炉子，他也懒得收拾，老在门前抽烟转悠。有时自己做饭，下一点挂面。那年春节，我爱人来干校，大家一块张罗包饺子，小川擀皮特别快，可以供应几个人包。大雪封门，那种气氛印象还很深刻。

    附近劳改农场有部队岗哨，晚上时常听到枪声。有一次坐卡车回来，路上查得很严，原来犯人跑了。劳改犯穿黑棉袄，背后都有号码。劳改犯叫我们是“队长”，这对小川有不小刺激。

    小川对人很体贴，跟人的感情容易相通。记得在向阳湖，从韶山归来，我挑行李摔了一跤，左胳膊抬不起来。小川扶着我走了好几里地，到医院拍片，又扶着我住旅馆，第二天送我回连队，照顾我一天一夜。我很感念在那种战天斗地的环境中的手足之情，永远不能忘记他。

    在那样环境中，小川做人依然出色，有才有德，是值得作为楷模的人。从作品到为人，对我们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总拿小川来衡量领导我的人，他们都不如郭小川。

    十几年来，老作协的人时常聚会，凑在一起就跟当年干校那样热闹，还动手动脚。聚会是以纪念小川的名义召集的，大家愿意聊聊他。

    （王树舜1999年8月12日口述）

    团泊洼干校到了后期，一个连剩十几个人。有一次大家到天津，我为了照顾生病的老伴，没有出门。支部给我任务：“你陪郭小川聊天，别出问题。”我们聊了一天，他说专案组所审查的四个问题，均是莫须有，追查《万里长江横渡》是把时间搞错了，叶群笔记本写了“文艺问郭”，但实际上没有联系。

    他的心情比较郁闷，天黑了就跑到西头找熟人聊天，要不就找一帮孩子讲故事。后来让他管连里学习，组织我们学《国家与革命》第三、五章，跟人辩论平等问题，与年轻人侃大山，推心置腹。

    大家都不愿去干校，连里就动员说：“轮流去，去干校一个月，再回京呆一段。”小川就说：“看你们像走马灯一样，可我却走不了。”看病有时去劳改农场医护室，医生也是劳改犯，小川去后也怀疑其可靠性。

    75年8月，小川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谈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信的内容给我们聊过，我们也提了一些看法。这封信尖锐地指向江青、于会泳，认为“文艺政策执行有偏差”，“不能让《基督山恩仇记》这样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当时毛泽东提出读《哥达纲领批判》等六本书，江青也提出文艺界要学《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等六本书。小川这样写针对性很强，是要冒风险的。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他到团泊洼时垮得很，身体虚弱，牙长脓，不能吃东西，无法吸收。劝他订奶，他说：“不订，太特殊了。”劝他打报告治牙，他又说：“不会批的。”勉强打了报告，果然不批。这是他一生压力最大的时期。他给女儿写信说：“他们现在要我的命，不知我能否挺住。”他挑水挑不动了，我们给他挑水，帮他生炉子。

    有一次我回北京，在南小街碰到华君武，他让我转告小川：“哎呀，你可得告诉他，叫他在食堂不要乱说。有人问他审查的事，他说，就像一出滑稽戏。这么说，还得了。”回去后我说了华君武的意思，让他说话注意。

    他那一段老看《红楼梦》，我说：“你不要看《红楼梦》，情绪对你身体不好。”我推荐了北京新出的列宁四卷本，跟他讨论，想在里面找到答案。列宁已经谈到一些问题，比如人民要掌握政权，要公仆，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还说现在苏联工农大众文化水平不够，很难直接参政。小川和我彼此谈了学习体会，认为人民掌握政权，有一些坏蛋捣鬼。如林彪、刚出现的《创业》问题等等。他写了不少读后感，这是精神状态的需要。

    他吃安眠药太多，有时手指神经末梢失去知觉，我说：“你这样不行……”他低声说道：“不吃，我一宿睡不着……”他在政治风雨中几起几伏，前途很难预料，心情好不了。

    （沈季平1999年11月12日口述）

    小川到团泊洼是个寒冷的冬天，风很厉害，刺骨，干校萧条，像在荒野。劳改农场盖有岗楼，哨兵发现情况可随时开枪，有时打死了逃跑的犯人。那个季节、环境都很糟糕，有点苏武牧羊的味道。

    75年4月，我们作协一批人到了团泊洼，这给郭小川带去温暖。我们看到他的屋子里乱七八糟，门推不开，堵着煤块、炉渣，他的生活能力很差。他知道我们要来，就要烧水给我们，但我们都到了，水还未烧开。一激动就更乱了。找了一个机会，我们七八个人帮他“起圈”，打扫房间，糊窗户，拆炉子，他也在一旁忙着。

    他在我们屋里聊天，聊得晚了，就晕晕乎乎的。我们劝他：“别太露锋芒。”他不听，绝对改不了。我们这个小集体很有水平，骂骂咧咧，说一点不能公开的话，心开始活跃。他说了王震、邓小平、胡耀邦，能听出、看出他们中谁的报告。他也说了家庭、孩子，说了自己过去的历史，说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很透明，跟谁都不设防。

    （李昌荣1999年11月8日口述）

    我们觉得小川岁数大，学问大，就请他给我们当教员。常在房前树下边乘凉，他给大家讲点哲学。对江青在文艺方面的问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他看不惯那一套。好在连队里都是熟悉的人，讲话自由一些，顾虑也少一些。

    夏天他去河里游泳，经常游到对岸，游得相当不错，还给孩子们讲游泳的注意事项。

    到了干校晚期，对郭小川的管理越来越松，家人也时常来干校探望。作协有班车，每月往返一次。杜惠常来帮他整理内务，帮他染头发。染料有多余，小川他们就叫我过去，说：“过来，过来。”顺便把我的头发也染了。

    小川和几个牌友晚上就聚在屋里打桥牌，赤膊上阵，能打到深夜两三点。我们能从窗外看见，灯光下蚊子多得很。

    （许瀚如1999年9月15日口述）

    到了团泊洼干校的晚期，生活状态已变得很松弛、随意。人越来越少，气氛冷落，被迫留在干校的人愈发觉得寂寞无边。一天，中央专案组来干校，宣布解放张光年。郭小川和大家一起送张光年上车回京，张劝慰郭说：“你不要焦急，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要耐心。”郭小川说：“一路珍重。”张光年拍着他的肩膀，上汽车前又说：“你也快了。”

    有传说郭小川要回北京，甚至有人说得更细：“郭小川要主持重新复刊的《诗刊》。”郭小川夜晚与尹一之他们聊天时，聊到深夜尽兴时，忍不住也说了这个话：“你们剩下这些人甭焦急，我一出去就把你们带出去。”说完这些话以后，似乎又是遥遥无期的期盼。后来又有人说，于会泳让袁水拍管《诗刊》，袁不干，实际工作又让李季主持。郭小川既觉得闷在鼓里，又有点不知所措。

    团泊洼的衰败和人气的低迷，郭小川体会得真真切切。

    1975年10月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宣布审查结果：郭小川问题澄清。

    郭小川兴奋地从校部跑到另一头宿舍，逢人就说。他冲到雷奔的屋子里：“我解放了，要回北京了。结论上连‘错误’两个字都没有。”雷奔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喜形于色，情感根本隐藏不住。他回忆说：“小川那时真的变了一个人。”

    10月9日回北京的当天，他就给相识的年轻编剧邢益勋、陈祖芬、赵云声写信报喜：

    我已于今天中午回京。10月6日，中央派人向我宣布了审查结果。详情不谈了，总之，一切都已澄清。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连一丁点儿缺点都没有提，而我总感到自己是有不少缺点的。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中央领导同志还特地用铅笔批了一句：“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

    信中所提的中央领导是他的老熟人、副总理纪登奎，纪决定把郭的关系顺便给转到政工组、中组部系统，离开了原属的文化部、文联系统。

    当专案组来通知时，郭小川正陪女儿郭岭梅到塘沽盐厂参观，干校请郭小川立即回来。

    郭岭梅讲述了父亲那一段喜怒交织的经历，烘托出当时不平静的起伏心情：

    那时我刚从团泊洼回来，王震却通知我再去看爸爸：“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回河南了。”我说：“我刚回来。”他说：“你一定去。”10月2日我坐车又过去，爸爸就陪我去塘沽。干校来了通知，我们就赶回来了。

    审查结论是康生的秘书李鑫写的，爸爸看后佩服李鑫的文字能力，高兴地说：“李鑫写得滴水不漏，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连个尾巴都没留，什么里通外国、叶群笔记本、跟林彪集团关系等等，都没了……”

    10月9日我陪他回北京，先看了王震，然后又被通知纪登奎要接见。10月13日先是纪登奎一个人接见，后来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共是四位副总理。主要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爸爸谈到对江青、“四人帮”的意见，有一种实话实说的感觉。刚从干校回来，中央领导接见，一高兴他就没什么毛病，什么都好了，就是牙不好。他连夜向吴雪、贺敬之传达接见内容，找了不少人了解情况，有点组织队伍的感觉。很快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组部，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中组部给他配车。

    在招待所里，他看望了出狱不久的周扬，他把周扬当做老领导，见面很亲切。回来后说：“周扬其实没有亲自整过我们，对我们还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整的……”我爸厚道，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不会整他。

    他那时有一个想法：主席明白过来了，才有“十大”指示，文艺有希望，主席到底是主席。觉得批周公批总理，国家要乱。

    他到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说过这话：“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拉一个。”白天忙得兴奋，晚上就在招待所房间里唠叨，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

    要安排他工作，实际上想让他调查研究。首先安排到河南，本来还要接着去湖南、广东，纪登奎只提醒一句“除了上海”。到了林县，中组部通知他只能在河南。后来又来了一道通知，说他只能到林县。范围不断受限制，看出形势日益紧张。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曾向杨匡满和小周明透露了四位副总理接见的大致情况：“他们谈，我也谈。主要是纪登奎说话。陈锡联和华国锋只是过来见了一面，握握手，没多说就有事走了。李先念说话时带了一些愤激的‘脏话’，谈到国庆招待会前与江青、张春桥各加人员名单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次，杨匡满第一次从郭小川的嘴中知道“四人帮”这个词。郭小川从纪登奎那里听到这样对话——邓小平说：“他们是上海帮。”毛泽东说：“不！他们是四人帮。”邓小平说：“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他们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再等一等。”

    郭小川甚至这样直接问：“陈永贵的态度怎么样？”纪登奎说：“早就过来了。”郭又问：“吴桂贤呢？”纪说：“不起什么作用的。”

    杨匡满感觉到，纪登奎是向郭小川悄悄地交了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底牌。（1999年9月16日口述）

    不少人觉察到，郭小川喜欢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喜欢讲述他所知的“四人帮”的动向，也愿意向人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他变得激奋、大度、豁达，在略有些火药味的政治布局面前重新找到久违的使命感。他对来访的杨匡满、小周明他们说：“有些人跟我疏远，揭发我，我不计较。我的手里有个小本子，有个排队名单。有些同志我可以无话不谈，交底，毫无保留。有些同志我会打个招呼，对李季我是有意见，但要跟他打招呼；还有一些人，我根本不跟他们说一句。”

    郭小川曾要杨匡满找一些署名“初澜”的文章，但没说用处。

    又有不少人前来看望郭小川，他又陷入繁忙的阶段。他热心地给人介绍工作，替人参谋，劝慰大家对工作岗位不要太挑剔。他爱说一句话：“一个人能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

    说到自己，他只是这样表示：“我老了，有一份工作就行了。”作协老同事关木琴常看到他的屋子里杂乱无章，他忙着与作曲家郑律成、词作家田歌合作写一组歌颂军队的作品。关木琴告诉笔者：“文化部派人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化部。他不太想去，找我们商量该怎么拒绝，马可就说不去。”（1999年8月12日口述）

    1975年，郭小川与朋友的通信中时常交流民间流传的毛泽东诸多批示，互相订正手抄语录。1975年8月26日，《人民文学》老编辑王朝垠致信郭小川，详细抄送了毛泽东有关《创业》、文艺政策、知识分子问题等批示内容。他告诉郭小川：“在北京，凡见到跟文艺挨边的人，几乎无不要谈谈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以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一些问题……依我看，主席三条重要指示及此次批示，的确给我们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勃勃生气，文艺界也如此。”

    信中抄录的毛泽东批示无不给郭小川莫大的欣慰，直接促使他的政治神经活跃起来：“邓副总理在科技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几点指示精神：1．文艺要活跃起来；2．现在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少；3．不要怕；4．如果鲁迅还健在，周扬的问题早解决了；5．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文艺能不能繁荣起来。（大意）……主席还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说老九不要走，老九大有用。知识分子有缺点，要帮助，要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工作，这对党的事业很有意义的。”（摘自王朝垠1975年8月26日致郭小川原信稿）

    而在同时，刘小珊在信中抄录了韦国清向广东省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内容，大意相近，字句稍有不同：“现在文艺工作不活跃，要在两三年内把文艺工作活跃起来。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评论少……对文艺工作者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鲁迅还健在，也不同意把周扬关这么久……”

    郭小川给刘小珊回信中，谈及形势用了八个字：“大局已定，斗争复杂”。

    “文革”前著名的“和平里四大诗人”除了闻捷自杀外，郭小川、贺敬之和李季此时又有所来往。1999年初冬，贺敬之与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谈到当时的情景：

    小川75年从团泊洼回来后，他说见了纪登奎，纪对他挺好的。好像有了解情况、组织队伍的意思，串联一下当时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他挺兴奋的，好像写了个材料，征求我们的意见，和我们讨论。我也很高兴，那时我在首钢监督劳动，境遇和他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太过天真，太兴奋了。我觉得他对形势估计太乐观，好像马上就要出来工作了。我觉得不一定，要留点心眼儿。

    我和小川一起看过周扬同志。这时李季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过熊复那里，是与乔木有关的事。乔木委托熊与文艺界人接触一下。文艺界从上面来的有点松动，一个是从纪登奎那边，他是左派人物，当时很吃得开的；另一个是熊复从乔木那儿来的。记得在这总的情况下，我和小川谈过文艺界的情况，好像他吸收了我的意见。

    （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郭小川根据大家意见，拟写了数千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据说是在中组部招待所讨论了一夜之后一气呵成的，不少条内容明显指向江青、于会泳，语气中用了“认为应该……”“我们建议……”这样的句式。不久之后，郭岭梅陪郭小川、贺敬之去了胡乔木住处，听取他的意见。胡乔木批评郭小川把女儿带来，郭小川只好解释说：“她是党员……”

    在郭岭梅的印象中，那天去时已是半夜，胡家灯光灰暗。胡乔木一说话就给人当头一棒，态度较为严厉：“你说得太乐观，太幼稚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郭岭梅记不得，给胡乔木的信最后是被谁烧掉的，所有的底稿、修改稿一一烧毁，以致现在靠众人的回忆都难于全部复原。（1990年9月21日口述）

    或许郭小川打招呼面太广，传播的信息渐渐地反馈到高层，于会泳方面开始捕捉情况。1975年秋天反右倾翻案风骤起，形势又一次逆转，邓小平、胡乔木等逐渐淡出。纪登奎又找郭小川谈话，怪他泄露，对他严厉批评说：“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向外说。”

    10月20日晚，郭小川给小周明、杨匡满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短函，紧急向他们报警：

    我听来的话，只无保留地说给为数极少的几个同志；但领导上已知道，我受了批评。再说，就要受处分了。望为殷鉴。我说的话，千万不可语人，甚至不要说到我见到你们。至要至要。

    我只好到郊外暂避一时，这十天来，已使我穷于应付。

    信尾又加一句强调：“你们如真正爱护我，万勿把这封信当儿戏。”杨匡满回忆道，当时他和小周明看完信后，沉默了许久，小周明说：“处理了吧。”点燃的火柴慢慢地把信件吞噬了，心里明白：政治上的高压又要到来，郭小川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保护众人，早早地订立了“攻守同盟”。

    杨匡满他们曾经分析过：郭小川跟上层的一些人接近，被人发现了线索，肯定有人把他出卖了。譬如司机时间等长了，有抱怨，就会说看了谁，见了何人。

    据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记载：文化部核心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侯再林曾亲自追问送郭到中南海的司机，得知送郭出来时，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胖胖的”领导人时，意识到这也许是华国锋。他们拿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一一对照查对，与人核实时说：“王震是瘦瘦的，纪登奎戴眼镜……”

    1975年11月中旬，经上面安排，郭小川匆匆走过了郑州、新郑、林县、辉县后，最后落脚在林县，一方面躲避北京的追查风，另一方面他又被严格限制在林县活动。从郭小川1975年12月初给家人、友人的信中，我们注意到原来中组部安排郭在辉县、林县、大寨、遵化四县各住一个月，分别写出调查研究报告。然而最终中组部电话通知，只允许在林县调查。郭小川实际上被“困”在林县近一年之久，而且也没有要求一定写出什么调研报告，这也许是纪登奎他们实在无奈的保护之举。

    两个女儿均在林县插队，得空就来照顾，这使久违家庭气氛的郭小川有了不少欣慰之感。他对林县令世人瞩目的红旗渠工程格外关注，几次走访工地，访问修渠民工，用心地收集创作素材，曾给未来这部描写红旗渠的文学作品定名为《被感动的上帝》。为了不使自己对写作有生疏感，他有意在练习簿上时常写上几句诗句，便于找到文字感觉。1976年3月24日，他给八一厂老友夏川夫妇谈到了自己近况：“我决心下林县，主要考虑是：1．未来的时日中只想做一件事，写好红旗渠；2．年龄大了，孩子在这里，有所依靠。有病事未细想，觉得哪里都差不多。”

    林县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对外开放模范县，有一个招待所专门接待外宾。外宾来了，招待所里就供应热水，住在所里的郭小川就可以洗上一个难得的热水澡。刚去时，县里领导照顾周到，吃住方面予以方便，不时陪他下乡。但是到了1976年春天大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处境又变得微妙起来。

    也许由于郭小川此前在餐厅里不时提到邓小平，这给县里领导有了一种感觉，认为他是邓小平线上的人物，有“右”倾嫌疑。尤其是县委书记杨贵提拔到北京，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卷入到“批邓运动”中，这使得县里干部对郭小川的安排有些冷淡。

    当时北影年轻编剧李保元在林县已生活了一年多，正在写反映红旗渠的电影剧本。在招待所里与郭小川的长谈，成了记忆中那段暗淡日子最具亮色的部分：

    他谈论最多的是政治，忧国忧民，老在思考形势会怎么变化，国家该怎么走。尽管对毛泽东的不少做法、指示有看法，有怀疑，但他那时并不认为是主席的问题，而是主席身边的江青、张春桥有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太寂寞了，我们跟他很快就熟了，吃饭、散步都在一起。他对我们什么都说，甚至是过头的话。有一次他住医院，我和赵绍义去看他，聊得尽兴。他一定要送我们，结果边走边说，竟送到招待所，没办法，我们又得把他送回医院。

    他讲了江青的私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大吃一惊，不敢想象真会是那样。他还说了主席批江青、邓小平与江青的矛盾，这些大概都是王胡子、纪登奎跟他谈过的。我们问：“主席批江，干吗不把江拿下去？”郭小川不回答，他担忧弄不好中国会分两块。

    郭小川跟我们无话不谈，同在林县的老作家华山对他大发脾气：“你跟那两个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他有一次给我写信：“如果他们上台，再上太行打游击，我相信我拿起枪来绝对不比拿笔差……”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嘱我把上封信烧掉。

    王震让他别说话，等待时机。他把自己出版的诗集都带到了林县，高兴了就朗诵几段。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写不好歌词，与写诗绝对是两回事。他自视很高，对一些人的诗作不以为然，说有些诗人连韵都不会押。但对他所崇拜的作家又极尽赞美之词，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承认柳青是大作家，可柳青不承认我们是诗人。”

    由于思虑过度，他有时变得有点神经质，有了幻听：“广播里说我们乒乓球队得了世界冠军了……”急于让小林去查报纸，其实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举行比赛。

    （1999年8月5日口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对郭小川在感情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郭小川儿子郭小林介绍，那时父亲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慢慢地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那种破灭感要靠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这是当时不少人的一种心理，是真实的依托。

    郭岭梅回忆道：“总理死时父亲使劲哭，全身无力，上厕所得有人扶着。”招待所里的小服务员不明白地问：“你们哭什么呢？”

    开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郭小川从上午就开始守在收音机旁听转播，心神不安，和大家议论邓小平是否出了什么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听到邓小平致悼词的声音，他才叹了一口气：“小平同志没事了……”李保元在一旁担心地表示：“很难说。”

    郭小川后来告诉郭晓惠：“总理去世时，难过极了，听了广播，哭得几乎起不了床。我担心我们的国家……”郭小川含着泪写完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并复写和油印了几十份寄给外地友人。有人好心地劝阻：“不要印，不要寄，不要老出声……”他激动地表示：“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打仗时没丢，现在就得干。”

    儿子郭小林感觉到政治上十分敏感的父亲心情更加郁悒：县委领导春节请他吃饭，人武部招待他实弹打靶，都无法排遣他的哀伤。

    当时在林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徐寒梅是郭小川的忘年交，郭小川对她说：“我昨天哭了一夜……”徐寒梅问：“你哭什么？”他说：“总理在，还好一点；总理不在，更完了……”徐寒梅记得，郭小川曾这样表示，自己曾见过总理，非常佩服，对他有真感情，认为他是共产党领导干部中值得称颂的人物。（1999年12月1日口述）

    1976年1月26日，尚在悲痛阴影中的郭小川给已回北京的徐寒梅写信道：

    关于总理逝世后的情况，已接几封北京来信，都做了很多描述，你的信也如此。我现在是一接触此事，泪水就涌出。没有办法，虽想尽量排解，悲痛之深沉与日俱增，真要“吞蚀自己不尽的泪水”。不过，我还是觉得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现在实在难得很啊！

    ……悼诗又改了一遍，河南的一位朋友说我不该铅印，担心再出声。不过，我倒不在乎，总理死了，我们还怕死吗？心中无鬼，一切坦然。所以，还是寄你一份，以为纪念。当然，你的爸爸看看就算了，再不要给别人看了……

    据我想，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大不了，掉脑袋。只要对党忠诚，扪心无愧，一切都无所谓。当然，我也赞成谨慎，有时提醒几句也有用。

    你爸爸的工作完了没有？希望快些解决。干了几十年了，谁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

    徐寒梅告诉笔者：“那一段他每天生活在忧虑中，对自己的复出有点绝望。思考了很多问题，心情矛盾，神经状态控制不住了，要靠药物。他跟我们常说到夜里两点，认为党还是至高无上的，但路线坏了，希望党能恢复原样。他不说毛主席不好，把江青和毛主席分开了，说过‘毛主席怎么看中她的’这样的话。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毛主席又很坚决。他逢人就说，毛主席评论小平同志绵里藏针，人才难得。总理去世后批邓，他又低落了。”

    1976年初又有迹象显出让郭小川复出，徐寒梅逗他说：“你如果当文化部副部长，我们就可以当个小职员。”他笑道：“哎呀，我还想这事？能回北京就不错了。”

    有时陪县里领导下去，下面人前呼后拥，郭小川不喜欢这种阵势。吃饭时看到盛着大盆的肉菜，他连连说道：“吃得太好了，太浪费了。”

    徐寒梅感到，郭小川害怕这种场面的东西，他宁愿独自咀嚼苦涩地思考东西。有一天在参观辉县的途中，住在一户飘满落叶的农家小院，灯光昏暗，可以感受到冬天的肃穆和凄凉。郭小川心情不好，但他还是靠着灯光，朗读了近作《秋歌》。徐寒梅听了生出了无限凉意，觉得郭伯伯心中压抑到了极点。

    郭小川念完后问：“觉得怎样？”徐寒梅直爽地表示：“我喜欢《厦门风姿》、《林区三唱》那样明快的诗。”郭小川听了不说话，苦笑了一下。

    二十多年过去，徐寒梅记住的那个场景的唯一特点就是愁苦：“郭伯伯为了躲避‘四人帮’的迫害，被逼着呆在这里，也不知熬到何时何日。他的心情除了苦闷还是苦闷。”（1999年12月1日口述）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郭岭梅连夜坐大卡车去北京，带回不少广场上抄来的诗歌。她注意到父亲的神情有了很多变化，感到他的思想深处又经历了一次撕心掏肺般的裂变：

    我念着天安门广场的诗作，他特别爱听，我感到他离我们特别近。他抽烟很凶，想得多，不怎么说话，也不阻止我们说什么。

    “天安门事件”后，他对毛泽东的做法有所怀疑。以前根本不让我们提这个问题，一说，他就烦躁：“你们不懂。”毕竟是多少年党培养成的，看到违背理想的事情，他是没想到的，心里苦得不得了。一直没理清矛盾心理，说不出口。我们说到“主席做法做的不对”，他听了不说话；说到“江青当政”、《红都女皇》事件，他也不说话；说到整老干部，他也不说。

    他说到江青生活糜烂，在延安就知道她的事情，但说话时并不是谩骂。

    我们说他太沉重了，劝慰他只要跟群众在一起，碰到困难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不会有忧愁了。有时他就去宋家庄跟老农聊天，帮他们掰玉米，说一点家长里短，干一点轻活。他愿意去那里，可以使心情安静下来。

    在林县能痛快地与他聊天的人很少，他确实挺苦闷的。

    他曾经说过这话，说时很沉重：大不了上山打游击。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身体每况愈下，去县医院住院竟达半年之久。每天早上在病床上准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节目，听完了就生气发愁。郭晓惠劝他：“不听行吗？没关系的……”他还是坚持听下去，情绪一直无法缓过来。

    儿子郭小林一家人从北大荒调到林县，使郭小川十几年来有机会感受到一些家庭气氛。郭小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么几个温馨的小场景：父亲常常蹲在我们租住的农舍门口，许久地看着我们为这个新家忙这忙那。他可以不再穿脏衣服，不再吃单调的病号伙食了，他甚至要求每天能包一次嗜好的饺子。刚满一岁、多病却可爱的小孙女给他一种天伦之乐，在病床上欢喜地低下头轻轻咬她的小脚丫。

    郭小林感叹一场政治风暴把原本体魄壮健的父亲摧残得心身俱损，五十七岁的父亲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垂老之人：他满脸皱纹，眼睑松垂，患有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满口牙已拔光，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硌得牙床疼。他的衣襟上满是油渍和大大小小被香烟余烬灼烧的洞眼。他更加依赖安眠药物，常会出现一种“药醉”状，抖动的右手夹不准菜肴，说话时口部肌肉也迟钝多了，最后变成了蠕动。

    郭小林酸楚地写道：“最重大的损伤莫过于对他心灵上的戕贼。先是对他的满腔忠诚视为粪土，把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继而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两条无异要他的命！而这些犹嫌不足，又复加之于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真是满目疮痍，‘人间何世’！”（摘自郭小林文章《对床夜雨》）

    在团泊洼，在北京，郭小林的讲述就像他那一组让人过目不忘的描写父亲文章，充满的是强烈的反思和无畏的追索，理性的力量时时扑面而来：

    我当时幼稚，还在写“祖国破浪前进”这样的诗句。父亲看后很不满意，制止我再唱那些空泛的高调：“都什么时候了，还写这种东西。”他跟我讲过，形势不好，党内出了“四人帮”，斗争很激烈。顿时我就对“祖国欣欣向荣”的说法产生破灭感，陷入混乱，有点分不清了。

    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想当一个大诗人，但不敢说，环境不允许。知道许多内情，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忧虑。怎样写，写什么，他处于难堪的境地：还歌颂毛泽东，没心思；赞美“文革”，没激情；反走资派，不愿意。

    虽然那时他对社会的批判还欠深化，但他独立人格的意识还是有些觉醒。他有些明白了，我没事，你们为何折腾我十几年，为什么要扼杀、限制我的精神，一个正常的人能不愤怒吗？！

    他在林县偷偷地在写自传体长诗，不让我们看，把小本子一直藏在身上。从他保密的程度来看，或许里面有他对自己一生、对革命、对领袖真实的思考结果。父亲出事后，据说小本子被中组部收走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下落。

    （1999年10月28日、11月1日口述）

    郭小林曾这样说过：“父亲有近十年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可那时母亲不理解他，我们也不理解他。”

    当时同在林县的李保元说：“郭小川说过：‘家人不认识我的价值。’这是他感到要命的地方，对家庭生活有很多说不清的苦恼。”（1999年8月5日口述）

    从现存的郭小川家庭通信中，可以看出在“文革”前大量炽热的情书之后，最后几年的家信渐渐减少，在林县期间更显得稀少。

    当年杜惠单身从四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郭小川为她的勇敢和活泼所深深吸引。杜惠在政治上的热情、开朗、坚强，也给郭小川的一生以很大的感染和支持，这让他长久地感念着。

    1957年所写的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中，就有他们爱情生活的痕迹。

    杜惠身上的一股冲劲，有时让郭小川十分不安、后怕。1956年“波匈事件”后，杜惠听了传达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后，不由痛哭起来，并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领导上的不民主也有责任”，这引起单位领导的不放心。借着刊物停办，不给她分配工作。中宣部开始整风后，一些人贴出反对在机关分大、中灶的大字报，她签名赞同，并从即日起退出中灶伙食。但她为此却失去了参加整风运动的权利。无奈之下，她只好去京郊工作组，因保护别人差一点被划为右派。1962年在中央党校涉及杨献珍问题，大小会批评之后也险遭厄运，受审查多年，曾遭到全校点名批判。

    在几次长谈中，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了自己的那种坚定性，谈到因追求政治信仰上的纯洁而带来一系列的坎坷，侧面反映了“文革”期间人们复杂、微妙的思想状况：

    “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军宣队动员郭小川说服我，只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恢复党籍。那天下午我下班回来，正在邻居家的郭小川就把我叫到邻居家，他劝我说：“你干吗不承认呢？《光明日报》就你一人没有恢复党籍，你影响了运动。”我说：“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有思想认识问题。看谁坚持到最后吧。”他急得举手装着要打我，我不服软，大声说：“你敢打我，我立刻到公安局跟你离婚！”他就走出屋子去了，回到自己家中彼此也没气了。

    他性格里也有很软弱的一面。回家就不愿多说，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双方工作都很忙，都维护着个性。我喜欢坚强，在报社打扫厕所，我还哼着歌。

    “文革”中闹别扭，我批评小川，他有时受不了，他到别人屋里抽烟喝酒打扑克，很苦闷。我看不过去，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不许打，不许抽烟……”我是很凶的样子。

    他有时检讨很过火，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革命性。有时跟人打牌、喝酒，拼命抽烟，情绪不好。我就最不喜欢他这些，而我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越挨整越坚强，整天唱歌欢笑，这是我们“文革”中性格上的主要冲突。“文革”中我拉小川的后腿，不同意他站出来亮相，不让他接受被重用。

    还应该说，“文革”中我理解、照顾他不够。

    他老认为我水平低，爱乱说话，我认为我说话没错，是说心里的实话、真心话。62年听刘少奇讲话后，又有毛主席“三不”做鼓励，我在党小组会上说：“毛主席头脑也发热……”我觉得主席老说只有一个指头缺点，不够虚心。我的积怨很深，结果不让我说下去。我这个人素来追求自由、民主，看不惯这一切，很想把自己这几年所想的全说出来。有意见非在党的会议上说出来不可，多次“放炮”，多次吃苦头。小川老替我担心，怕我出去说。

    讨论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指出其中一句话不科学。组里的人听了我的发言，说：“你又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说：“起码有语病。”小川知道后，从团泊洼给我写信：“你又乱说话，我为你捏一把汗……”

    我们两个平等，我的性格直率，比他左，运动一来就积极。他曾在诗里写道：“我的妻子动员我……”

    （1999年7月12日口述）

    杜惠称自己上当受骗而发生的两件错误，使郭小川大为不满。

    1975年9月底，《光明日报》社保卫科传达了中央紧急指示，号召揭发社会上分裂党中央的谣言，杜惠立即去汇报所听到的关于《红都女皇》的“谣传”，这其中包括郭小川的外甥女所说的话。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当时的动机：“在此前后，我从未听人说过江青不好，而且还在文艺部由张常海正式传达，说周总理和叶帅与江青同到大寨参观，他们称江青‘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这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而毛主席、党中央当时一再强调的中心口号是‘安定团结’。在延安时，江青又代表毛主席招待过我们几个为毛主席抄写过著作的小同志。这些情况，使我这个共产党员在中央的紧急号召下，不能不立即响应，忠诚地如实地作了汇报。”

    郭小川从团泊洼平反回京后，杜惠立即告诉他这件事，他焦急地对杜惠说：“只有你才这样傻！这样幼稚！这样糊涂！”他又说：“我在延安就听到过一些中央同志对江青的批评，但我从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现在也还不能向你细说。斗争很复杂，不一定什么事都去汇报，这件事你做得很不好。现在既然已经汇报，那就算了吧。”

    紧接着在“批邓运动”中，杜惠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汇报了郭小川在团泊洼时听人说到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

    杜惠后来才明白，这反而促使郭小川在林县受到追查，成了被迫害的原因之一。二十多年过后，她痛切地想到自己的愚忠、盲目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忏悔和反思，从另一方面剖析极左制度对人性、家庭毁灭性的摧残：

    现在当然明白：是我完全做错了。因此小川1976年，几乎没有给我写信。这几年，我才听说，小川后期对我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几乎想到可能跟我决裂的程度。这是在党和国家遭受历史浩劫的大悲剧中的一个家庭悲剧，是“四人帮”之流的坏人，利用我的过分幼稚、过分无知和愚昧而搞他们那不可告人的阴谋而造成的。想起来，我感到万分痛悔。当然，小川会很明白，我是受骗了，只要他有机会向我讲清情况，我会完全赞同他的。从几十年的深情和理解，他当然绝不会与我决裂。

    （摘自杜惠《忆小川》）

    以革命的名义，以斗私批修的形式，号召人们向组织汇报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动态，意在表白革命的纯粹性和忠诚。这在当时已构成人人自危、防不胜防的红色恐怖氛围，造成社会、家庭严重的信誉危机和情感痛苦，“祸从口出”已是人们心照不宣的生存戒律。

    难以想象这种汇报组织的制度对郭小川所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大，由此对所谓政治的崇高有着深深的怀疑，他以一种极为痛楚的心情来躲避这种伤筋动骨的侵袭。在干校是如此，在家里也如此。原本健谈的他收敛了许多，强迫自己沉默，有意地不谈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并善意地提醒来访的亲友说话注意。

    他跟友人谈到过家庭生活的一些困惑和苦恼，伤感地谈到无情政治强加给家庭的负面影响，大家明显地觉察到他爱恨交织、无可奈何的茫然情绪。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曾在三位儿女的面前，说到自己的困顿和种种无奈之举。父亲黯然的表情、木讷的言语、不知所措的心境，都给儿女们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那几年间，他在家信里经常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围绕我们家发生的问题”（1972年5月5日致郭岭梅、郭晓惠信中语），几次表示这种家庭的争执“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一半”、“把我的心灵深深地刺伤”，向组织写材料“为我造成极大困难”。他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感伤地写道：“我的年龄、我的身心都不能放在上面消耗了……爸爸想到这个家庭时是痛苦的。”（摘自1972年6月24日致郭晓惠的信）

    他万万没想到革命几十年后，政治运动的诱导和逼迫，能使人变形，能使家庭失去许多快乐，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原本浓烈的感情变得稀化。他痛心和反思的就在于，以“正确、革命”名义展开的政治运动为何对人的压榨和催化会如此强烈。

    在林县插队的徐寒梅曾听郭小川说过这种感慨：“在延安很欣赏杜惠那种不管不顾的坚定，那种冒着敌人的飞机往前走的勇敢。我觉得好的女性就是如此，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以后每次与杜惠有了分歧，过得很苦时，就想起当年延安那位勇敢的女性。”

    徐寒梅感触最深的是郭小川反复痛苦地思索，“文革”运动竟使家人的心无法沟通？那位勇敢的女性、自己亲密的爱人为何有这样令人焦虑的变化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郭小川第二天即给中组部打电报：“惊悉主席逝世，至极哀恸！极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他最终还是没有获准进京悼念。

    开追悼会那天上午十时，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参加县一中大操场举行的全县大会，只是在医院二楼的病房里，由郭小林搀着他面向会场而立。在哀乐绵绵的时候，流出浑浊的老泪，两腿瑟瑟抖动。

    郭小林描述道，父亲给自己规定写一首悼诗，他按照报纸上公布的《告全党全国人民书》讣告式的内容，加以诗意的铺排。写肿了右手，哭肿的眼睛引发了泪囊炎。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写了二百三十五行，把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大致罗列出来，展现了当年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格的文字描写。可是写到1949年以后，他有点力不从心，有点语不达意，写完“想不尽呵／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这几句时，不知何因一下子戛然而止。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参与批判这两部电影的组织工作之后不久，开始了诗人在北京中央机关的政治生活，他比别人懂得更多的批判内幕。

    这次停笔，使这首《痛悼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残篇成了诗人最后的一篇手稿。写毛泽东的诗难以为继，这对郭小川来说颇具象征意味。郭小林分析说：“写这么一首颂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文革’的评价。父亲已经感到这场大革命并不真的是为了使人的灵魂更美好更纯洁，于情于理父亲都已无法写好这首诗。”

    郭小林发现，父亲虽然呈现悲痛的神色，但是远不如对周恩来去世那样的悲恸。他甚至还暗暗感到父亲他们还有一种轻松，产生了一种当时还难以说清的朦胧希望。

    儿女们也注意到，在这之后的中秋节那天，父亲竟一改病容，兴奋地与大家一起爬龙头山，身体状况显得异常地不错，最后还登上了山头，神情也不那么忧郁。

    郭晓惠的讲述更突出了郭家儿女们对父亲那种惊讶的发现：

    毛主席去世时，父亲的悲痛程度确实不如周恩来那一次，他反显得有些冷静。

    有一次私下里他悄悄地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他说，在百家争鸣中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又那个。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摊开手掌，翻过来后又翻过去，意思是说翻云覆雨。他说这些很认真，很严肃，说明他一直在思考主席的事。

    （1999年7月16日口述）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文化部展开了新的一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的行动。7月初，文化部来了两位审查组成员，到林县要找郭小川谈话。郭小川慌忙表示：“我不能见他们，就说我病了。”他以头晕、身体不舒适为由，住进了县医院二楼病房。郭岭梅出面接待北京来人：“我爸又病了，住了医院。”医生也配合挡驾，两位审查组人员只好在招待所里等候。

    眼看躲避不掉，郭小川对女儿说，见这两个人之前，吃安眠药，要弄得昏昏沉沉。

    王秀山是当年去林县调查的两位人员之一，笔者通过电话询问了当时谈话的情景：

    “文革”中乱糟糟的，合并成一个中国歌舞团。那年去林县由高××负责，我陪同，我们代表中国歌舞团去林县，主要想通过郭小川了解王昆的情况。跟郭小川见了面，他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谈出什么，知道的就说，没谈郭本人什么事。他在情绪上没什么，有时还笑嘻嘻的。

    那个时候，谁不紧张呢？

    （1999年11月3日口述）

    据说，给胡乔木谈文艺问题的那封信草稿在王昆家中的抽屉里查获，因此追究王昆的审查组欲从郭小川的口中得到情况。郭小川认为王昆是战友，应该护着她。他对徐寒梅说：“有人想通过我整王昆，这个事我不干，我真的没说她任何坏话。”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部追查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朝阳门二〇三号大院建立了专门的学习班，集中了文联三百多位干部，整整学习了五十多天。以“追谣、查谣、清查反革命”的名义，给学习班成员施加压力。打倒“四人帮”后，分管运动的常务副部长张维民交代说：“于会泳曾不断催促，‘首长等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春桥同志要原始材料’……”

    9月14日以后，陆续给于会泳等上报了《简报增刊》、《关于郭小川问题的材料》、《关于目前正在追查的几个问题》等三份有关郭小川问题的材料。从这些文字中，还可看到当时气氛的凌厉程度，看到政治运动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搜括的范围，看到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权力斗争短兵相接的白热化局面。郭小川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依然被政治运动的探照灯照射得苍白，又一次向着他熟悉的斗争深渊滑下去：

    ○据××反映，××曾说：郭小川来信了。他回京后，已见到纪登奎、王震同志。

    ○去年11月，×××听××说过：郭的结论一做，回京后不久，王震、纪登奎同志都接见了他。

    ○10月底，郭给×来信称：已将信递上去了，并见到了两位副总理（也有人讲三位，其中有纪登奎、王震同志，另一不详）。

    ○据×××揭发，13日晚十时，送郭进国务院北门后，向东行不远，停下车进入室内，谈话至凌晨二时许，一位穿中山服的人送郭出来，那人乘“吉姆”或“红旗”牌车走了。

    （摘自文化部清查办公室《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

    从后来披露的文化部党的核心组会议记录来看，1976年9月18日，于会泳在会上指示要把学习班的追查材料整理上报张春桥。9月30日，于会泳直接表示：“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张维民补充道：“郭只不过是个上蹿下跳的人物……把郭调到组织部，在批邓时放到河南，有高人指点。放到哪，追到哪！组织部也可以追！”

    10月5日，核心组再次开会，布置怎么追查，突出强调要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直送张春桥，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把郭的问题挖开。

    10月6日突然召开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对与郭小川过往较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主持人在会上厉声说道：“有人提出议论某某人（指王震同志）行不行，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的，就要敢于揭。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就在这天夜晚，“四人帮”被宣布隔离。然而学习班的清查惯性一直到10月11日才刹住，郭小川由此逃过行将到来的一劫。

    钟灵清楚地记得，10月6日上午八点半被抓到学习班，罪名之一是与郭小川商量写万言书，暗地搞阴谋，搞黑线复辟。由八个人轮流看管，直到10月14日才放出来。

    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笔者谈到了当时文化部办追查学习班的内幕及追查主事人的背景：

    当年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当作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我对查郭小川没有什么印象，不属于我负责的范围。

    张维民在吉林做过多年县委书记，“文革”时是东北局干部，搞过宋任穷的专案，后来担任管农业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办公厅、简报组，管理整个部内运动，学习班一类归他负责。他属于很左一类，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0月6日以后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就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

    很快，半年以后，别人还是不相信他，也让他交代是怎么来北京的？在运动中整了什么人？把他赶回东北。

    （1999年11月3日口述）

    饶有意味的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动荡岁月，在1976年10月起伏跌宕的日子里，审查人和被审查者的角色屡屡置换，进出学习班时的身份屡屡变化，今天你审查别人，明天你却被人看守、被迫交代问题。每个人都要经历悲喜交织、欲哭无泪的境地，充满了极端的、无法置信的政治悲喜剧色彩。

    恐怖的学习班彻底结束了，远在林县的郭小川也终于松了口气。他逃脱了运动的追索，却没有逃脱生死的劫难。

    据郭小林介绍，从10月6日以后的广播中，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觉察到其中语气变化和用语转换，身处偏僻山区的父亲很快判断出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

    他决定回北京看一看，对外面世界一转乾坤的大转折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因种种原因，他提前坐车赶到安阳，停留了几天。10月13日，在那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郭小林告诉笔者：“在安阳时他说得比较隐晦，跟我二姑说：‘明天我就到郑州，跟省委刘建勋书记告别后，我要回北京参加战斗。’”（1999年11月1日口述）

    没想到当天晚上（10月18日），在安阳招待所一楼房间，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因未灭的烟头点燃衣被，窒息身死。冯牧、贺敬之、柯岩先是听到噩耗，隔几天又收到郭小川从安阳寄来的“我要回京”短信，他们又惊又喜，以为先前的消息是假的。

    贺敬之后来一见到郭岭梅、郭晓惠，就会感叹道：“你爸在，多好啊！”

    那天北京全城公开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胜利，熬过多少困苦的资深女记者金凤正随着《人民日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到处看到兴高采烈的、洋溢着喜庆笑脸的人们，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狂喜。突然间，报社文艺部的徐刚挤过来说：“小川死了……”徐刚告诉惊讶万分的金凤：“他夜里兴奋得抽烟，睡着了把被子点着了……”在金凤眼里，天地间一下子暗淡下来，原来的情绪刹那间没有了。她走在人流中忧伤地想了很多很多，不自觉地流出热泪，最后自持不住，在游行队伍中痛哭失声。

    历经这么多的磨难，却不能享受胜利、享受解脱。这种世间的不公平重重地击倒郭小川的朋友们，他们在惊愕中迎来了诗人的骨灰盒，意识到诗人真正远离的事实。人们不由想起诗人一年前在《秋歌》中不祥的谶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在车站接灵的人们看到，下火车时家人们早已悲痛欲绝，郭岭梅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不愿撒手。

    在朋友圈中纷纷传说，当时中央已内定郭小川为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人选，他的意外去世使北京高层甚感震惊。中组部一位部级负责干部赶赴安阳出事现场，公安部侦查专家、法医专门从北京来到出事的招待所房间勘察，排除了自杀、他杀的可能性。

    王震不能接受自己欣赏的老部属的突然离去，那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郭岭梅，就泪水汪汪地说道：“你爸是被害死的，被人害死的……”他一遍遍地叙述：“正要给你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你爸却死了。”去世消息欲发在《人民日报》，但由于级别问题受阻。开追悼会时，王震亲自找邓力群协商，要求消息见报。王震气呼呼地告诉郭岭梅：“你爸爸当然是部长、副部长级别。”由此人们推断，高层对郭小川确有很重要的工作安排，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文艺界百废待兴，亟须要资格老、有影响、人品好的文化人担当重任。

    王震又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对能担当重任、相知很深的老部下郭小川过早离去，有“爱才”之称的王震比别人更加体会到那种万分的遗憾。

    从内部渠道知道郭将担任文化部长的北影导演谢铁骊知道其死讯后，第一句话就是“小川太可惜了”。

    笔者采访到的一批文化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共同感受：

    “小川当文化界领导，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60年代初，送艾青到新疆农场劳动，郭小川曾做了这样的表示：“以后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艾青后来感叹，可惜没有机会听到郭小川的解释了。

    作协的人说，如果郭小川还活着，相信他会跟艾青讲清事实的真相。

    然而，更多更多的文坛惨烈的事情，更多更多运动中不堪回首的黑暗内幕，他还愿意说吗？他能否讲清自己和别人所应负的责任？能否有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能否对过去岁月作出严峻的、超前的评判？能否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批判自己投身的事业中的弊端？会为自己的国家设置什么样的建构来防止过去的人为灾难重新发生？

  • 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上篇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商朝形势图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后母戊鼎·商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1930年代殷墟发掘时的照片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安阳殷墟王陵遗址内的祭祀坑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

    安阳殷墟王陵遗址内的车马坑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甲骨文中“羌”的三种写法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妇好率领一万三千军队伐羌方的卜甲：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妇好方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甲骨文“祭”字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刻辞卜甲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青铜甗里装着蒸熟的人头，殷墟不止一次出土过这种祭祀用品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祭祀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体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

    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骨笄
    骨簪·妇好墓出土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下篇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周公解梦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逸周书·寤儆》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小开武》）。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牧野鹰扬

    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大开武》）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牧野之战示意图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史记·周本纪》

    新商人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朝歌城。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逸周书·商誓》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世俘》）。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度邑》）。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周代徙都图

    周公制度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

    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礼》

    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

    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

    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

    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埋葬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之旁。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尾声

    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尚书·顾命》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本文摘自《读库1205》，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 《山海经》

    卷一南山经
    卷二西山经
    卷三北山经
    卷四东山经
    卷五中山经
    卷六海外南经
    卷七海外西经
    卷八海外北经
    卷九海外东经
    卷十海内南经
    卷十一海内西经
    卷十二海内北经
    卷十三海内东经
    卷十四大荒东经
    卷十五大荒南经
    卷十六大荒西经
    卷十七大荒北经
    卷十八海内经

    山经

    卷一 南山经

    　　南山经之首曰䧿［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矿）、玉（矿）。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构树）而黑（纹）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传说中的一种野兽，像猕猴而大一些，红眼睛，长尾巴）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传说是一种长着人脸的野兽，能知道往事，不能知道未来），食之善走。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腹内结块，即蛊胀病）。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果实像苹果，表面红了即可吃），多白猿，多水玉（水晶石），多黄金（金砂）。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传说中的动物，也叫反鼻虫，颜色如同红、白相间的绶带纹理，鼻子上长有针刺，大的一百多斤重），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杻阳之山，其阳（南面）多赤金，其阴（北面）多白金（白银）。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纹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治疗）底（同胝，老茧）。

    　　又东三百里，［曰］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胠”的同声假借字，腋下胁上部分）下，其音如留牛（或为犁牛，纹理像老虎），其名曰鯥，冬死（冬眠）而夏生，食之无肿（皮肤层化脓性炎症）疾。

    　　又东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下垂至眉的长发），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雌雄同体），食者不妒。

    　　又东三百里，曰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怪木。
    　　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尚鸟] [付鸟]，食之无卧。

    　　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雘（涂料）。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有鸟焉，其状如鸠（斑鸠），其音如呵（呵斥），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泽。其中多赤鱬（娃娃鱼），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蹲坐）于东海，多沙石。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其中多白玉。

    　　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祭祀）之礼：毛（祭祀所用的毛物）用一璋玉瘗（埋葬），糈（祭神用的精米）用稌米（或指糯米），一璧，稻米、白菅（茅草的一种，叶片线形，细长，根坚韧，可做刷帚）为席。

    　　南次二（经）山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
    　　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雄鸡、野鸡等跖后面突出像脚趾的部分。这里指鸡的足爪），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现则其县多土功。
    　　有鸟焉，其状如鸱（鹞鹰）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传说是尧的儿子丹朱所化。尧把天下让给舜，而丹朱和三苗国人联合起兵反对，尧派兵打败了他们，丹朱自投南海而化作此鸟），其名自号也，现则其县（人聚居地）多放士。

    　　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无草木，多水。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现则郡县大水。

    　　又东三百四十里，曰尧光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金（金属矿物）。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斫木，现则县有大徭。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传说祝融曾奉黄帝之命，将大禹的父亲鲧杀死在羽山，一说是鲧被舜杀死在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虺。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又东四百里，曰句汸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太湖），东望诸毗。
    　　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至于具区，其中多鮆鱼（又叫鲚鱼、鮤鱼）。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𨴯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其中多黄金。

    　　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一种似玉的美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

    　　又东五百里，曰夷山，无草木，多沙石，湨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涂。

    　　又东五百里，曰仆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无鸟兽，无水。

    　　又东五百里，曰咸阴之山，无草木，无水。

    　　又东四百里，曰洵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玉。有兽焉，其状如羊而无口，不可杀也，其名曰䍺。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阏之泽，其中多茈蠃。

    　　又东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杞。滂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海。

    　　又东五百里，曰区吴之山，无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上无草木，多金石。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

    　　又东五百里，曰漆吴之山，无草木，多博石，无玉。处于东海，望丘山，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

    　　凡南次二山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壁瘗，糈用稌。

    　　南次三山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鸟焉，其状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鸣自号也。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又东五百里，曰发爽之山，无草木，多水，多白猿。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勃海。

    　　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

    　　又东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无水，其下多蝮虫。

    　　又东五百里，曰阳夹之山，无草木，多水。

    　　又东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无草。多怪鸟，无兽。

    　　又东五百里，曰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

    　　又东四百里，曰令丘之山，无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仑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状如榖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曰白䓘，可以血玉。

    　　又东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多怪兽，多大蛇。

    　　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辄入，夏乃出，冬则闭。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鵷雏。

    　　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稰用稌。

    　　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    

    卷二 西山经

    　　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一种在洗澡时用来擦去身上污垢的石头）。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治疗）腊（皮肤皴皱）。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铜（矿石）。有鸟焉，其名曰䳋渠，其状如山鸡，黑身赤足，可以已[月暴]（皮肤皱起）。

    　　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华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现则天下大旱。

    　　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其木多荆杞，其兽多㸲牛（山牛，重千斤左右），其阴多磬石，其阳多㻬琈之玉。鸟多赤鷩(属野鸡类，胸部腹部都是红色，冠子是金黄色，头是黄的，尾巴是绿的，间杂着红色羽毛，色彩鲜明)，可以御（避）火。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茎，其实如枣，可以已聋。其草多条，其状如葵，而赤华黄实，如婴儿舌，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兽多葱聋（一种野山羊），其状如羊而赤鬣。其鸟多鴖，其状如翠（鸟）而赤喙，可以御火。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棕枬，其草多条（条草），其状如韭，而白花黑实，食之已疥。其阳多㻬琈之玉，其阴多铜。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硫磺）、赭（褐铁矿），以涂牛马无病。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其中多鳢鱼，其状如鳖，其音如羊。其阳多箭䉋（竹），兽多㸲牛、羬羊。有鸟焉，其状如鹑（鹌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鸟），食之已疠（麻疯），可以杀虫。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疥疮），又可以已胕（浮肿病）。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水晶），多人鱼。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筓（发簪）而黑端，名曰豪彘（豪猪）。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枳叶而无伤（尖刺），木虫居之。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花而黑实，嗅如蘼芜（一种香草），佩之可以已疠（麻疯病）。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其上多棫、橿，其下多竹箭（丛），其阴多赤铜，其阳多婴垣之玉。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其名曰嚣（猕猴）。
    　　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冬现夏蛰，服之不畏雷。

    　　又西百五十里，曰时山，无草木。逐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传说中的一种野兽，形体与熊相似而小些，浅色的毛皮有光泽，吃蛇，还能吃铜铁），鸟多尸鸠（布谷鸟）。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大时之山，上多楮、柞（栎树，木材可供建筑、器具、薪炭等用），下多杻、橿，阴多银，阳多白玉。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水。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嚣水出焉，北流注于汤水。其上多桃枝（竹）、钩端（竹），兽多犀、兕、熊、罴，鸟多白翰（白雉，又叫白鹇）、赤鷩。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花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多棕、枬（楠木）；下多菅、蕙。
    　　有兽焉，其状如狗，名曰溪边，席其皮者不蛊。
    　　有鸟焉，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鸟脖子上的毛），名曰栎，食之已痔。
    　　有草焉，其状如葵，共其嗅如蘼芜，名曰杜衡，可以走马，食之已瘿（人脖子上的赘瘤）。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涂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涂水出焉，南流注于集获之水。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银、黄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礜（礜石，一种矿物，有毒；如果山上有各种礜石，草木不能生长，霜雪不能积存；如果水里有各种礜石，就会使水不结冰），可以毒鼠。有草焉，其状如藁茇（一种香草），其叶如葵赤背，名曰无条，可以毒鼠。有兽焉，其状如鹿而白尾，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足，名曰数斯，食之已瘿。

    　　又西百八十里，曰黄山，无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苍黑大目，其名曰［上敏下牛］。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竹箭，其阳多黄金、玉，其阴多牦牛、羚、麝，其多鸓，其状如鹊，赤黑而两首、四足，可以御火。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錞（附着、座落）于西海，无草木，多玉。凄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彩石、黄金，多丹粟。

    　　凡西经［山］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祭祀时祭品所用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清洁身体以示庄敬）百日以百牺（牺祭祀时用的纯色的牲；牲是供祭祀用的完整的家畜），瘗用百瑜，烫其酒百樽，婴（用玉器祭祀神的专称）以百珪百壁。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祀神所用毛物牲畜是整体全具的）用一羊祠之。
    　　烛者，百草之未灰，白席采等纯之。

    　　西次二经［山］之首，曰钤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黄河），其中多藻玉（带有色彩纹理的玉），多白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其木多杻、橿，其鸟多鹦鹉。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玉）、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低矮而丛生的小竹子，被当作草）。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馨石、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石墨），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一种长尾野鸡）而五彩纹，名曰鸾鸟，现则天下安宁。

    　　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其阳多黄金，其阴多铁。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泾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其兽多㸲牛、羬羊、白豪（白毛豪猪）。有鸟焉，其状如雄鸡而人面，名曰凫徯，其鸣自叫（名称）也，现则有兵（战争）。

    　　西南二百里，曰鸟危之山，其阳（南）多馨石，其阴多檀、楮（构树），其中多女床（女肠草）。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丹砂）。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铜。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现则大兵。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阳多垩（能用作涂饰粉刷墙壁的泥土，有白、红、青、黄等多种颜色），其阴多碧（玉），其兽多㸲牛、羚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吴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厎阳之山，其木多稷（水松树）、楠、豫章（樟树），其兽多犀、兕、虎、犳（一种身上有豹子斑纹的野兽）、㸲牛。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众兽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黄金，其兽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石青，一种矿物，可以制做蓝色染料）、雄黄。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蕙、棠（棠梨树，果实似梨而小点，味道甜酸）。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阳多黄金，其阴多铁，其兽多麋、鹿、㸲牛。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莱山，其木多檀、楮，其鸟多罗罗，是食人。

    　　凡西次二经［山］之首，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而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其祠之，毛（毛物，就是祭神所用的猪、鸡、狗、羊、牛等畜禽）用少牢（祭祀用的猪和羊），白菅为席。其十辈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鸡，钤而不糈（祭祀神时不用米作祭品）：毛采（杂色）。

    　　西次三经［山］之首，曰崇吾之山，在[黄]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泽，西望帝之捕兽之丘，东望䗡渊。有木焉，圆叶而白柎（花萼），赤花而黑（纹）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纹臂。豹尾而善投，名曰举父。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两鸟合并）乃飞，名曰蛮蛮，现则天下大水。

    　　西北三百里，曰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无草木，多青雄黄。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䗡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黄]河水所潜（源头）也，其源浑浑泡泡（水喷涌声）。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花而赤柎，食之不劳（烦忧）。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圆叶而赤茎，黄花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
    　　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
    　　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坚硬）精密，浊泽有而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
    　　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山神的儿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鼓与钦䲹）钟山之东曰鳐崖。
    　　钦䲹化为大鹗（鱼鹰），其状如雕而黑纹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现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纹而白首，其音如（鸿）鹄，现即其邑大旱。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里，鱼身而鸟翼，苍纹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传说中的一种鸟），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丰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其上金青雄黄，多藏琅玕（像玉一样的石头）、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有多采黄金银。
    　　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纹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葬地。传说后稷死时，化形而遁于大泽成为神），后稷（周人的先祖。相传在虞舜时任农官，善于种庄稼）所潜也。
    　　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龇，槐鬼离仑居之，鹰鸇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抟。爰有淫水（洪大的水），其清洛洛（水流声）。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吹奏乐器时薄膜发出的声音），现则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昆仑山），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园林）时（时节）。
    　　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毒虫类咬刺）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传说中的凤凰之类的鸟），是司帝之百服（日常生活中各种器用服饰）。有木焉，其状如棠，黄花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
    　　[黄]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鸟兽。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是多白玉，其中多䱻鱼，其状如蛇而四足，是食鱼。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再]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神（名）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之气所生]也。其神状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无水。

    　　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玉胜，用玉制做的一种首饰），是司天之厉（灾）及五残（刑杀）。
    　　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纹，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现则其国大穰（丰收）。有鸟焉，其状如翟（一种野鸡）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鹿，现则其国大水。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传说黄帝居住在这里，娶西陵氏女为妻，因此也号称轩辕氏），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黄。

    　　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黄]河水冒（漫过石门）以西［南］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焉。

    　　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纹尾，其鸟皆纹首。是多纹玉石。实惟员神磈氏（少昊）之宫。是神也（少昊），主司反影（太阳落下西山时光线射向东方的反影）。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无草木，多瑶、碧（玉石）。所为甚怪。有兽焉，其状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击石，其名如狰。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纹、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传说是树木的精灵，形貌与鸟相似，青色羽毛，只长着一只脚，不吃五谷； 又传说是老父神，形状像鸟，两只脚，一只翅膀，常常衔着火到人家里去制造火灾），其鸣自叫（和名字一样）也，现则其邑有讹火（怪火，像野火那样莫名其妙地烧起来）。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番泽，其中多文（彩）贝。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猫猫］，可以御凶（凶邪之气）。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棕、楠，下多金玉。神（名）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风云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传说中的鸟，专为西王母取送食物）居之。是山也，广圆百里。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白身四角，其豪如披蓑，其名曰獓因，是食人。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乐鸟)（与雕鹰相似，黑色斑纹，红色脖颈），其名曰鸱。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即老童，传说是颛顼的儿子）居之，其音常如钟磬。其下多积（成堆的）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石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焉，基状如黄囊（袋子），赤如丹水，六足四翼，浑敦（混沌）无而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帝鸿氏，也就是黄帝）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金神，人面、虎爪、白色毛皮，管理太阳的降落）居之。其上多婴脰（婴：环绕。脰：颈项）之玉（可制做脖胫饰品的玉石），其阳多瑾、瑜之玉，其阴多青（石青）、雄黄。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红光（即蓐收）之所司也。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其音如■［夺］百声，是可以御凶（凶邪之气），服之已疸（黄疸病）。有鸟焉，其状如乌，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䳜，服之使人不魇（梦魇），又可以御凶。

    　　凡西次三经之首，［自］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带有符彩的玉）瘗，糈用稷米。

    　　西次四经［山］之首，曰阴山，上多楮，无石，其草多茆（莼菜）、蕃。阴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劳山，多紫草。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西五十里，曰罢父之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楮柞，其下多杻橿，其阳多金玉。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北二百里，曰鸟山，其上多桑，其焉多楮，其阴多铁，其阳多玉。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里，曰上申之山，上无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兽多白鹿。其鸟多当扈，其状如雉，以其髯飞，食之不眴目。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又北百八十里，曰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无草，鸟兽莫居，是多众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号山，其木多漆、棕，其草多药、芎䓖。多冷石。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其阴多铁，其阳多铜，其兽多白狼白虎，其鸟多白雉白翟。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其兽多㸲牛、羬羊，其鸟多鸮。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无草木，冬夏雪。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刚山，多柒木，多㻬琈之玉。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𩳁，其状人面兽身，一足一手，其音如钦。

    　　又西二百里，至刚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蛮蛮，其状鼠身而鳖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鸟兽尽白。靼涴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陵羊之泽。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观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雄黄、白玉及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虎豹，可以御兵。有木焉，其状如棠，而员叶赤实，实大如木瓜，名曰杯木，食之多力。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蒙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黄贝；嬴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鳋鱼，其状如鳣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滥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汉水，多【上如下鱼】魮之鱼，其状如覆铫，鸟首而鱼翼，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楮，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其阳多龟，其阴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入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经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

    　　右西经之山，凡七十七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卷三 北山经

    　　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多机木（桤木），其上多华草。漨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芘石（紫石）、纹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玉，无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诸𣬈之水。其中多滑鱼。其状如鱓，赤背，其音如梧（支吾），食之已疣。其中多水马，其状如马，纹臂牛尾，其音如呼（呼喊）。

    　　又北三百里，曰带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
    　　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厝（有如粗硬的磨刀石），其名曰䑏疏，可以辟火。有鸟焉，其状如乌，五采而赤纹，名曰鵸鵌，是自为牝牡（雌雄同体），食之不疽（痈疽病）。
    　　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中多鯈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

    　　又北四百里，曰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有兽焉，其状如貆（豪猪）而赤毫（细毛），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御凶。是山也，无草木，多青、雄黄。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鳛鳛之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其音如鹊，可以御火，食之不瘅。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棕橿，其兽多鹿羚羊，其鸟多蕃。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树），其下多桐、椐（灵寿木，树干上多长着肿节，常用来制做拐杖）。其阳多玉，其阴多铁。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兽多橐驼（骆驼），其鸟多寓（蝙蝠之类的小飞禽），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器）。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无石。鱼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纹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薤（蕌头），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兽焉，其状如鼠，而兔首麋耳，其音如獆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䐆（臌胀），又可以御百毒。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无草木，多瑶、碧。泚水出焉，西流注于（黄）河。有兽焉，其状如豹，而纹题（额头）白身，名曰孟极，是善伏，其鸣自呼（自己的名字）。

    　　又北百一十里，曰边春之山，多葱（茎生有枝格，一边拔取一边又生长起来，食之不尽、冬天不枯）、葵、韭、桃、李。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有兽焉，其状如禺（猕猴）而纹身，善笑，见人则卧（躺下装睡），名曰幽鴳，其鸣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联之山，其上无草木，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有鬣，牛尾、纹臂、马蹄，见人则呼，名曰足訾，其鸣自呼。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鵁，其鸣自呼，食之已风（风痹病）。

    　　又北八百里，曰单张之山，其上无草木。有兽焉，其状如豹而长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诸犍，善咤（吼叫），行则衔其尾，居则蟠其尾。有鸟焉，其状如雉，而纹首、白翼、黄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痛（咽喉疼痛）、可以已痸（疯癫）。栎水出焉，在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题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磨刀石）。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尾，其音如（大）叫，名曰那父。有鸟焉，其状如雌雉而人面，见人则跃，名曰竦斯，其鸣自呼也。匠韩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其中多磁石。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四肢关节）生毛，或曰旄牛。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栎泽。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无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长蛇（传说有几十丈长，能吞鹿、象等），其毛如彘豪（猪背上的硬毛），其音如鼓柝（击打木梆子）。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黄）河源。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旄牛，其鸟多柝鸠（布谷鸟）。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窥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其中多魳魳之鱼（江豚），食之（毒）杀人。

    　　又北二百里，曰狱法之山。瀼泽之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泰泽。其中多䲃鱼，其状如鲤而鸡足，食之已疣。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山[犭军]，其行如风，现则天下大风。

    　　又北二百里，曰北岳之山，多枳、棘、刚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角、人、耳、彘耳，其名曰诸怀，基音如鸣雁，是食人。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嚣水，水中多鮨鱼，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食之已狂。

    　　又北百八十里，曰浑夕之山，无草木，多铜、玉。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现则其国大旱。

    　　又北五十里，曰北单之山，无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罴差之山，无草木，多（野）马。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

    　　又北百七十里，曰堤山，多马。有兽焉，其状如豹而纹首，名曰狕。堤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泰泽，其中多龙、龟。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鸡、彘瘗，吉玉用一珪，瘗而为不糈。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

    　　北次二经［山］之首，在（黄）河之东，其首枕（着）汾（水），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无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阳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银（含银量很高的银矿石）。酸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石）。

    　　又北五十里，曰县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一种黑母羊，形体似驴而蹄子歧分，角如同羚羊的角，也叫山驴）、麋，其鸟多白翟白[有鸟]（白翰鸟）。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鮆鱼，其状如鯈而赤鳞（小鱼），其音如叱，食之不骚（狐臭）。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无草木，多青、碧。胜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苍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广圆三百里，尽沙也，无草木鸟兽。鲔水出于其上，潜（游）于其下，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尔是之山，无草木，无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无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诸余之山，其上多铜、玉，其下多松、柏。诸余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头之山，其上多金、玉，无草木。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邛泽。其中多[马孛]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怪兽，吃人，在吃不完时，还要把人身的各个部位咬碎），是食人。

    　　又北三百里，曰北嚻之山，无石，其阳多玉。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白身犬首，马尾彘鬣，名曰独𤞞。有鸟焉，其状如乌（乌鸦），人面，名曰𪄀𪃑，宵飞而昼伏，食之已暍（中暑）。涔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邛泽。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雁门，其兽多居暨，其状如彙（像老鼠，红色的毛硬得像刺猬身上的刺）而赤毛，其音如豚。有鸟焉，其状如夸父（举父，一种长得像猕猴的野兽），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腹泻）。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无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碧，多马，湖灌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海，其中多䱇（黄鳝）。有木焉，其叶如柳而赤（纹）理。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树皆无枝，其高百仞。百果树生之。其下多怪蛇。

    　　又北三百里，曰敦题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是錞（座落）于北海。

    　　凡北次二经［山］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投向山中）而不糈。

    　　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兽焉，其状如羚羊而四角，马尾而有距（爪），其名曰[马军]，善旋（旋转），其名自詨。有鸟焉，其状台鹊，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䴅，是善惊，其鸣自詨（呼）。

    　　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決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䱱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疯癫）。

    　　又东北二百里，曰马成之山，其上多纹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詨，有鸟焉，其状如乌，首白而身青、足黄，是名曰鶌鶋。其名自詨，食之不饥，可以已寓（或指健忘症）。

    　　又东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铜，是多松、柏，草多茈草。条菅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长泽。其中多器酸（酸味品），三岁一成，食之已疠（麻疯病）。

    　　又东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无草木，多纹石。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背上多毛而能）飞，其名曰飞鼠。渑水出焉，潜于其下，其中多黄垩（土）。

    　　又东三百里，曰阳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铜。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尾，其颈■（肉瘤），其状如句瞿，其名曰领胡，其鸣自詨，食之已狂（疯癫病）。有鸟焉，其状如赤雉，而五彩以纹，是自为牝牡（雌雄同体），名曰象蛇，其名自詨。
    　　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䱤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鲫鱼），鱼首而彘身，食之已呕。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贲闻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黑色矾石，可做黑色染料）。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是多石。𣾍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泽。

    　　又东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无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其中有两山。是山也，广圆三百步，其名曰发丸之山（居于水中，形状像似神人所发射的两颗弹丸），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山药），其草多秦椒（所结的子实像花椒，叶子细长），其阴多赭，其阳多玉。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六足，名曰酸与，其鸣自詨，现则其邑有恐（惊恐之事）。

    　　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垩，多涅石。

    　　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是多美玉。

    　　又东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阳有赤铜，其阴有玄（黑色）䃤（磨刀石）。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东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

    　　又东三百里，曰彭𣬈之山，其上无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床水，其中多肥遗之蛇。

    　　又东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有鸟焉，其状如乌而白文，名曰鸪𪄶，食之不灂。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流注于池。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东北二百里，曰轩辕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竹。有鸟焉，其状如枭白首，其名曰黄鸟，其鸣自詨，食之不妒。

    　　又北二百里，曰谒戾之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婴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东三百里，曰沮洳之山，无草木，有金玉。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具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飞虫。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洹；滏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欧水。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铜。清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浊漳之水。

    　　又东北二百里，曰锡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海泽。

    　　又北百里，曰题首之山，有玉焉，多石，无水。

    　　又北百里，曰绣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其草多芍药、芎藭。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有鳠、黾。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阳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与之山，其上无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泜泽。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历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二百里，曰维龙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阳有金，其阴有铁。肥水出焉，而东流注于皋泽，其中多礨石。敞铁之水出焉，而北于大泽。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马之山，其阳多石玉，其阴多铁，多赤铜。木马之水了出焉，而东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戏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其名曰䍶䍶，其鸣自訆。虖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水。液女之水出于其阳，南流注于沁水。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虖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其木多棕，其草多条。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又北三百里，曰陆山，多美玉。[姜阝]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是无草木，多瑶碧，其兽多橐駞，其鸟多鹠。历虢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有师鱼，食之杀人。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无草木，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而无水。有兽焉，其状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其鸣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伦山。伦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有兽焉，其状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罴。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基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门之山，无草木。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广员百里，无草木，有金玉。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鸡号之山，其风如䬅。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朋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瘗之。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祠之，皆玉，不瘗。其十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壁瘗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右北经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万三千二百三十里。    

    卷四 东山经

        　东山（经）之首，曰樕䘄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鳙鳙之鱼，其状如犁牛（毛色黄黑相杂像虎纹的牛），其音如彘（猪）鸣。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东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师（蝌蚪）。

    　　又南三百里，曰栒状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
    　　有兽焉，其状如犬，六足，其名曰从从，其鸣自詨（像自己名字的读音）。
    　　有鸟焉，其状如鸡而鼠毛，其名曰{此虫}鼠，现则其邑大旱。
    　　■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鱼，其状如儵（白条鱼），其喙如针，食之无疫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垒（齐）之山，无草木，无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条之山，无草木，多沙。减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鳡鱼。

    　　又南四百里，曰姑儿之山，其上多漆（树），其下多桑、柘。姑儿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鳡鱼。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制做石针的石头。石针用石头磨制而成，可以治疗痈肿疽疱、排除脓血）。诸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泽，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岳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泺水出焉，东流注于泽，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无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㐨之鱼。有兽焉，其状如夸父（猴）而彘毛，其音如呼，现则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独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涂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沔，其中多鯈䗤，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现则其邑大旱。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兽焉，其状如豚而（体内）有珠，名曰狪狪，其鸣自詨。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其中多水玉。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坐落）于江，无草木，多瑶、碧。激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紫羸（螺）。

    　　凡东山经之首，自樕鼄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状皆人身龙首。祠：毛用一犬祈，衈(用牲畜作为祭品来向神祷告，想要使神听见）用鱼。

    　　东次二经［山］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东望沮吴，南望沙陵，西望涮湣泽。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纹，其音如钦［吟］。其名曰軨軨，其鸣自叫，现则天下大水。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榖（构树）而无水，多鸟兽。

    　　又西南四百里，曰峄皋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垩。峄皋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激女之水，其中多蜃（大蛤）、珧（小蚌）。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进里，至于葛山之尾，无草木，多砥砺（粗细磨石）。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有［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瘟疫）。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余峨之山。其上多梓、楠，其下多荆、杞。杂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水。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鸟类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装死），名犰狳，其鸣自詨，现则螽蝗（蝗虫）为败（害）。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无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无草木，多水碧（水晶），多大蛇。有兽焉，其状如狐而鱼翼，其名曰朱獳，其鸣自叫，现则其国有恐（恐怖之事）。

    　　又南三百里，曰卢其之山，无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鹙鹕（鹈鹕，也叫做伽蓝鸟、淘河鸟、塘鸟，体长可达二米，羽毛多是白色，翅大而阔，下颌底部有一大的皮囊，能伸缩，可以用来兜食鱼类动物。因为它的四趾之间有蹼相连，类似人脚），其状如鸳鸯而人足，其鸣自詨，现则其国多土功（工程）。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无草木，多石。

    　　又南水行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无草木，多蛇，多碧、多玉。

    　　又南五百里，曰缑氏之山，无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东流注于沙泽。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其名曰獙獙，现则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凫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侄，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䃌山，南临䃌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嗥狗，其名曰峳峳。现则其国多狡（狡猾的）客（客人）。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现则其国多疫。

    　　凡东次二经［山］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状皆兽身人面载（戴）觡（指麋、鹿等动物头上的角，这种角的骨质与角质合而为一，所以叫骨角）。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玉器祭祀神的专称）用一壁瘗。

    　　又东次三经［山］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𦍙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酸枣树）。有兽焉，其状如麋而鱼目，名曰妴胡，其鸣自叫。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兽多虎。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诸钩之山，无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广圆百里，多寐鱼（嘉鱼、卷口鱼，古人称为鮇鱼。这种鱼体延长，前部亚圆筒形，后部侧扁。体暗褐色。须二对，粗长。吻褶发达，裂如缨状）。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无草木，多沙。

    　　又东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无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浦（紫菜、石花菜、海带、海苔之类），其兽多麋、鹿。是山也，广圆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阳，其中多鳣（大鱼，体形像鱏鱼而鼻子短，口在颔下，体有斜行甲，没有鳞，肉是黄色，大的有二、三丈长）、鲔（鱏鱼，体形像鳣鱼而鼻子长，体无鳞甲）。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广圆二百里，无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广圆四十里皆涌（涌出泉水），其名曰深泽，其中多蠵龟（赤蠵龟，一种大龟，甲有纹彩，像玳瑁而薄一些）。有鱼焉，其状如鲤。而六足鸟尾，名曰鮯鮯之鱼，其鸣自叫。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兽焉，其状如牛而马尾，名曰精精，其鸣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扶桑，神话传说中的神木，叶似桑树叶，长数千丈，大二十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而太阳就是从这里升起），无草木，多风。是山也，广圆百里。

    　　凡东次三经［山］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雄性）羊，米用黍。是神也，现则风雨水为败（害）。

    　　又东次四经［山］之首，曰北号之山，临于北海。有木焉，其状如杨，赤花，其实如枣而无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疟。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无草木。苍体之水出焉，而西浪注于展水，其中多鱃鱼，其状如鲤而大首，食者不疣。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东始之山，上多苍玉。有木焉，其状如杨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实，其名曰芑，可以服马，泚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贝，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蘪芜食之不䊧。

    　　又东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无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鳣鱼而一目，其音如欧，见则天下大旱。

    　　又东南二百里，曰钦山。多金玉而无石。师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泽，其中多鱃鱼，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

    　　又东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余如之泽。其中多䱻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

    　　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又东北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牜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钩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劳水，其中多鱃鱼。

    　　凡东次四经之首，自北号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右东经之山志，凡四十六山，万八千八百六十里。  

    卷五 中山经

    　　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茎秆）而杏叶，黄花而荚实，名曰箨，可以已瞢（眼睛昏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文题（额头上有花纹），其名曰㔮，食之已瘿（脖子上的赘瘤）。

    　　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其上多橿，多杤木，是木也，方茎而圆叶，黄花而毛，其实如楝，服之不忘（忘事）。

    　　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其上多竹，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黄）河。其中是多豪鱼，状如鲔，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癣。

    　　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垩，黑、青、黄垩。

    　　又东十五里，曰涹山，其上多赤铜，其阴多铁。

    　　又东七十里，曰脱扈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叶而赤花，荚实，实如棕荚，名曰植褚，可以已癙（抑郁症），食之不眯（梦魇）。

    　　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婴（植物），其状如龙骨，可以已痤（痤疮）。

    　　又东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枭谷，其中多铁。

    　　又东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其中多赤铜。

    　　又东百二十里，曰吴林之山，其中多蕑草（兰草）。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有草焉，名曰鬼草，其叶如葵而赤茎，其秀（开的花）如禾，服之不忧。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食之已痔、衕（痢疾）。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其木多楮。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养之可以已忧。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是多薝棘。

    　　又北三十五里，曰阴山，多砺石、纹石。少水出焉，其中多雕棠，其叶如榆叶而方，其实如赤菽（豆），食之已聋。

    　　又东北四百里，曰鼓镫之山，多赤铜。有草焉，名曰荣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风痹病）。

    　　凡薄山之首，白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山），冢（宗主）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悬以吉玉。其余十三者，毛用一羊，悬婴用桑封［藻珪］（带有色彩斑纹的玉石制成的玉器），瘗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中次二经［山］注山之首，曰煇诸之山，其上多桑，其兽多闾（像驴而长着羚羊角的山驴）、麋，其鸟多鹖（像野鸡而大一些，羽毛青色，长有毛角，天性好斗，绝不退却，直到斗死为止）。

    　　又西南二百里，曰发视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砺。即鱼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无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鲜山，多金、玉，无草木，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现则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曰阳山，多石，无草木。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现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大哭），名曰蠪蚔，食之不眯（做噩梦）。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黄。有木焉，其状如棠而赤叶，名曰莽草（有毒，长得高大如树），可以毒鱼。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独苏之山，无草木而多水。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凡济山之首，自煇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鸟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中次三经［山］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其阳多㻬琈之玉，其阴多赭、黄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北望（黄）河、林，其状如茜（茜草，一种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根是黄红色，可作染料）如榉。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现则其邑大水。

    　　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隐密的都邑）。北望（黄）河曲，是多鴐鸟（野鹅）。南望墠渚，禹父（鲧）之所化，中多仆累（蜗牛）、蒲卢（蛤、蚌之类）。䰠（山神）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纹，小腰而白齿，而穿耳以鐻（金银制成的耳环），其鸣如鸣玉。
    　　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鸟焉，名曰鴢，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产）子。
    　　有草焉，其状如葌，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本（也叫抚芎、西芎，一种香草，根茎含挥发油，可作药用），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又东十里，曰騩山，其上有美枣，其阴有㻬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黄）河。其中多飞鱼，其状如豚而赤纹，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兵器）。

    　　又东四十里，曰宜苏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荆］（一种灌木，长在水边，苗茎蔓延，高一丈多，六月开红白色花，九月结成的果实上有黑斑，冬天则叶子凋落）之木。滽滽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黄）河，是多黄贝。

    　　又东二十里，曰和山。其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汇聚地）。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黄）河，其中多苍玉。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阳，出入有光。泰逢神动天地气（气流）也。

    　　凡萯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罗皆一牡羊副（劈开），婴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鸡瘗之。糈用稌（稻米）。

    　　中次四经［山］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下，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汵石（一种柔软如泥的石头）。

    　　西五十里，曰扶猪之山，其上多礝石（次于玉一等的观赏石，白色的礝石如冰一样透明，而水中的礝石是红色的）。有兽焉，其状如貉而人目，其名曰䴦。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礝石。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厘山，其阳多玉，其阴多蒐（茜草，根紫红色，可作染料）。有兽焉，其状如牛。苍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兽焉，名曰𤢺，其状如獳（发怒状）犬而有鳞，其毛如彘鬣。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楮，多涂（汵）石，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羬羊。有木焉，其状如樗，其叶如桐而荚实，其名曰芫（落叶灌木，春季先开花，后生叶，根茎有毒性），可以毒鱼。

    　　又西二百里，曰白边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黄。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鱼。有草焉，其状如苏（紫苏）而赤花，名曰葶䔭，可以毒鱼。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其上多纹石，其下多竹箭竹䉋，其兽多㸲牛、羬羊，鸟多赤鷩（锦鸡）。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举之山。雒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其（玄扈山）中多马肠之物。此二山者，洛间也。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里七十里。其神状皆人面兽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以彩（帛）衣（包裹）之。

    　　中次五经［山］薄山（山系）之首，曰苟床之山，无草木，多怪石。

    　　东三百里，曰首山，其阴多榖、柞，其草多莱（山蓟，分为苍术、白术二种）、芫，其阳多㻬琈之玉，木多槐。其阴有谷，曰机谷，多䲦鸟，其状如枭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鹿，食之已垫（低下潮温而引发的湿气病）。

    　　又东三百里，曰县斸之山。无草木，多纹石。 又东三百里，曰葱聋之山。无草木，多玤石（次于玉石一等的石头）。

    　　东北五百里，曰条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药、虋（门）冬。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阴多苍玉，其阳有井（指泉眼下陷而低于地面的水泉，形似水井），冬有水而夏竭。

    　　又东五百里，曰成候之山。其上多櫄木（与臭椿树相似，树干可以作车辕），其草多芃。

    　　又东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垩。

    　　又东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锡。

    　　又东十里，曰历山。其木多槐，其阳多玉。

    　　又东十里，曰尸山。多苍玉，其兽多麖（鹿的一种，体型较大）。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

    　　又东十里，曰良余之山。其上多榖、柞，无石。余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洛。

    　　又东南十里，曰蛊尾之山。多砺石、赤铜。龙余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

    　　又东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榖、柞、棘，其草多薯藇（山药）、蕙，多寇脱（一种生长在南方的草，有一丈多高，叶子与荷叶相似，茎中有瓤，纯白色）。黄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黄）河，其中多璇玉（质料成色比玉差一点）。

    　　又东十二里，曰阳虚之山。多金。临于玄扈之水。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
    　　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首山，䰠（灵验）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蘗酿（酒曲），干（盾牌）舞，置鼓，婴用一璧。
    　　尸水，合（通）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划破）一牝羊，献（上）（动物的）血。婴用吉玉，彩（帛包裹）之，飨之。

    　　中次六经［山］缟羝山之首，曰平缝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之首），实惟蜂、蜜（蜜蜂）之庐（做巢地），其祠之：用一雄鸡，禳（祈祷）而勿杀。

    　　西十里，曰缟羝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廆山。其阴多㻬琈之玉，其阴有谷焉，名曰雚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鸟焉，状如山鸡而长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鸰（要鸟），其名自呼，服之不眯（做噩梦）。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俞随之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

    　　又西三十里，曰瞻诸之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纹石。㴬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阴，而东流注于谷水。

    　　又西三十里，曰娄涿之山，无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其中多紫石、纹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涧水出于其阴，西北流注于榖水，其中多眉石（画眉石）、卢（黑）丹（黑丹砂）。

    　　又西五十里，曰谷山，其上多榖，其下多桑。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谷水，其中多碧绿（或指孔雀石，可制做装饰品和绿色涂料）。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龟，其状如鸟而鳖尾，其音如判（劈）木。无草木。

    　　又西百里，曰长石之山。无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鸣石（一种青色玉石，撞击后发出巨大鸣响，七八里以外都能听到，属于能制做磬石之类乐器）。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无草木，多瑶、碧。厌染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鱼。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榖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樗、多（备）木（这种树在七、八月间吐穗，穗成熟后，像似有盐粉沾在上面），其阳多金、玉，其阴多铁，多萧（蒿草的一种）。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之鱼，状如黾（青蛙的一种）而白喙，其音如鸱，食之已白癣。

    　　又西九十里，常烝之山。无草木，多垩。潐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苍玉。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黄）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棕、楠，多竹箭。其兽多㸲牛、羬羊，其鸟多［赤］鷩。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圆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黄）河，其中多珚玉。

    　　又西九十里，曰阳华之山。其阳多金、玉，其阴多青、雄黄。其草多薯藇（山药）；多苦辛（草），其状如橚（楸树），其实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疟。
    　　杨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鱼。门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黄）河，其中多玄䃤（黑色的磨刀石）。𦁎姑之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门水，其上多铜。门水出［至］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

    　　凡缟羝山之首，自平缝之山至于阳华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岳（大山）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诸岳之祠法，则天下安宁。

    　　中次七经［山］苦山之首，曰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神人）之棋（子），五色而纹，其状如鹑卵。帝台之石，所以祷百神者也，服之不蛊（邪毒之气）。
    　　有草焉，其状如蓍（蓍草，叶互生，长线状披针形。古人取蓍草的茎作占筮之用），赤叶而本丛生，名曰夙条，可以为簳（可以做箭杆）。

    　　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设酒席招待）百神也。有草焉，方茎而黄花，圆叶而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为毒（解毒）。其上多砺，其下多砥。

    　　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皆）成（一层一层的），其花黄，其实如菟丘（菟丝子），服之媚于人（能让他人喜欢）。

    　　又东二十里，曰苦山。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遯（小猪），赤如丹火，善詈（骂人声）。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花而圆叶，其实如兰，服之不字（怀孕，生育）。有草焉，员叶而无茎，赤华而不实，名曰无条，服之不瘿（长肉瘤）。

    　　又东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风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楄，方茎而葵状。服者不㖶（吃饭不噎）。

    　　又东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苍玉。有木焉，其叶如槐，黄花而不实，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兽焉，其状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

    　　又东五十七里，曰大蜚之山。多㻬琈之玉，多麋玉。有草焉，其状叶如榆，方茎而苍伤，其名曰牛伤，其根苍文，服者不厥，可以御兵。其阳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龟，食者无大疾，可以已肿。

    　　又东七十里，曰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余，赤叶赤华，华而不实，其名曰嘉荣，服之者不霆。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鯩鱼，黑文，其状如鲋，食者不睡。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多鰧鱼，状如鳜，居逵，苍文赤尾，食者不痈，可以为瘘。

    　　又东五十里，曰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叶状如杨，其枝五衢，黄华黑实，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铁。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鱼帝>鱼，状如{执皿}蜼而长距，足白而对，食者无蛊疾，可以御兵。

    　　又东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状如{艹术}，白华黑实，泽如蘡薁，其名曰{艹爫缶}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

    　　又北三十里，曰讲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叶状如椒，反伤赤实，可以御凶。

    　　又北三十里，曰婴梁之山，上多苍玉，錞于玄石。

    　　又东三十里，曰浮戏之山。有木焉，叶状如樗而赤实，名曰亢木，食之不蛊，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东有谷，因名曰蛇谷，上多少辛。

    　　又东四十里，曰少陉之山。有草焉，名曰{艹冈}草，叶状如葵，而赤茎白华，实如蘡薁，食之不愚。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

    　　又东南十里，曰太山。有草焉，名曰梨，其叶状如荻而赤华，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役。

    　　又东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役。

    　　又东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铁。役水出焉，北流注于河。

    　　又东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荆，白华而赤实，名曰葪柏，服者不寒。其阳多<王雩>琈之玉。

    　　又东三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阴多铁、美玉、青垩。有草焉，其状如蓍而毛，青华而白实，其名曰{艹狼}，服之不夭，可以为腹病。

    　　凡苦山之首，自休与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婴用一藻玉瘗。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而人面也。

    　　中次八经[山系]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纹鱼。

    　　东北百里，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牦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櫾。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其中多黄金，多鲛鱼，其兽多闾麋。

    　　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钩端。神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

    　　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黄金，其兽多豹虎，多闾麋麖麂，其鸟多白鷮，多翟，多鸩。

    　　又东北二百里，曰宜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其中多白玉。

    　　又东北三百五十里，曰纶山，其木多梓楠，多桃枝，多柤粟橘櫾，其兽多闾麈麢。

    　　又东二百里，曰陆危阝之山，其上多<王雩>琈之玉，其下多垩，其木多杻橿。

    　　又东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

    　　又东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林多樗。神涉处之，其状人身而方面三足。

    　　又东百三十里，曰铜山，其上多金银铁，其木多榖、柞、柤、栗、橘、櫾，其兽多犳。

    　　又东北一百里，曰美山，其兽多兕牛，多闾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东北百里，曰大尧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兽多豹虎麢。

    　　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

    　　又东北七十里，曰龙山，上多寓木，其木多碧，其下多赤锡，其草多桃枝钩端。

    　　又东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榖、柞，多黄垩白垩。

    　　又东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王雩>琈玉，多赭，多邽石，多寓木，多柘。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东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铁，其木多柏。

    　　又东南七十里，曰灌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锡。郁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砥砺。

    　　又东北百五十里，曰仁举之山，其木多榖、柞，其阳多赤金，其阴多赭。

    　　又东五十里，曰师每之山，其阳多砥砺，其阴多青雘，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东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榖、柞、椒、柘，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兽多豕鹿，多白犀，其鸟多鸩。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鸡祈瘗，用一藻圭，糈用稌。骄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瘗，婴毛一璧。

    　　中次九经[山系]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艹术}。洛水出焉，东注于江，其中多雄黄，其兽多虎豹。

    　　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多鼍，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鸟多翰鷩。

    　　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长）江。其阳多黄金，其阴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薤、韭，多药（白芷）、空夺（寇脱）。

    　　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状如葵而赤花、荚实白柎，可以走马。

    　　又东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垩，其木多栒，多橡章，其草多嘉荣、少辛。有兽焉，其状如狐，而白尾长耳，名犭也狼，现则国内有兵。

    　　又东五百里，曰鬲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白珉。蒲薨鸟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长）江，其中多白玉，其兽多犀、象、熊、罴，多猨、蜼（长尾猴，鼻孔朝上，尾巴分叉，天下雨时就自己悬挂在树上，用尾巴塞住鼻孔）。

    　　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紫。徐水出焉，东流注于（长）江，其中多丹粟。

    　　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铁。其木多梅、梓，多杻、楢。減水出焉，东南流注于（长）江。

    　　又东三百里，曰勾檷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黄金，其木多栎、柘，其草多芍药。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其木多棷、椫（白理木），多杨。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长）江，其中多蛇。其兽多闾、麋，多麈、豹、虎，其鸟多白鷮。

    　　又东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阳多铜，其阴多赤金，其木多豫章、楢、杻，其兽多豕、鹿、羚、■，其鸟多鸩。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战事）。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林多樗、柳，其草多寇脱。

    　　又东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阳多美玉赤金，其阴多铁，其木多桃枝、荆、［芑］（枸杞）。

    　　又东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比玉差一等的美石），其木多柤、栗、橘、櫾、楢、杻，其兽多羚、■，其草多嘉荣。

    　　又东一百七十里，曰贾超之山，其阳多黄垩，其阴多美赭，其木多柤、栗、橘、櫾，其中多龙脩（龙须草）。

    　　凡岷山之首[尾]，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文山（岷山）、勾檷、风雨、騩之山，是皆冢（诸山的宗主）也，其祠之：羞酒（美酒），少牢具，婴毛（用）一吉玉。熊山，［帝］（首领）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用）一璧。
    　　干（执盾牌）舞，用兵以禳（祭祷消除兵灾）；祈，璆（ 美玉）、冕（冕服）舞。

    　　中次十经[山系]之首，曰首阳之山，其上多金、玉，无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灵寿木），多封石，其阳多赤金，其阴多铁。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缋之山，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鉤（桃枝竹、鉤端竹）。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无草木，多白金（银子），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复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阳多黄金。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现则其国大疫。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寄生树），多椒、椐，多柘，多垩。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阳多青雘，其阴多铁，其鸟多鸜鹆（八哥鸟）。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榖、柞、杻，其阳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弞杻（树干长得比较直，不同于一般的杻树）。

    　　凡首阳山之首[尾]，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鸡瘗，糈用五种（黍、稷、稻、粱、麦）之糈。楮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毛一璧瘗。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具］；合巫（女跳舞降神）祝（男主祭礼）二人舞，婴一璧。

    　　中次一十一山经[山系]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贶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其中多蛟（像蛇的样子，却有四只脚，小小的头，细细的脖子，脖颈上有白色肉瘤，大的有十几围粗，卵有瓮大小，能吞食人）。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珉。

    　　又东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荥，其中多人鱼。其上多梓、楠，其兽多羚羊、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鱼。

    　　又东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其阳多㻬琈之玉，其阴多铁。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多鸣蛇。

    　　又东南五十里，曰视山，其上多韭。有井（处在低洼地的水泉）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垩、金、玉。

    　　又东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槠，多柏，其阳多金，其阴多赭。

    　　又东南三百里，曰丰山。有兽焉，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现则国有大恐。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现则其国为败。有九钟焉，是知［和］霜（降）鸣。其上多金，其下多榖（枸）、柞、杻、橿。

    　　又东北八百里，曰兔床之山，其阳多铁，其木多槠、芧（栎树），其草多鸡谷，其本如鸡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

    　　又东六十里，曰皮山，多垩，多赭，其木多松、柏。

    　　又东六十里，曰瑶碧之山，其木多梓、楠，其阴多青雘，其阳多白金。有鸟焉，其状如雉，恒食蜚（一种有害的小飞虫，形状椭圆，散发恶臭），名曰鸩。

    　　又东四十里，曰［攻］离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有鸟焉，其名曰婴勺，其状如鹊，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共鸣自呼。多牜乍牛，多羬羊。

    　　又东北五十里，曰秩{周}之山，其上多松、柏、机（桤树）、［桓］（无患子）。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良好）梓，其阴多丹雘，多金，其兽多豹、虎。有鸟焉，其状如鹊，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御疫，其鸣自叫。

    　　又东南三十里，曰依轱之山，其上多杻、橿，多柤。有兽焉，其状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善駚{分牛}（跳跃腾扑），食者不风（风痹）。

    　　又东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多闾、麈，多羚。其阳多珉，其阴多青雘。

    　　又东南四十里，曰鸡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东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神）帝台之浆也，饮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东南三十里，曰游戏之山，多杻、橿、榖，多玉，多封石。

    　　又东南三十五里，曰从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从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鳖，枝（分叉）尾，食之无蛊疫（疑心病）。

    　　又东南三十里，曰婴<石垔>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梓、櫄（杶树）。

    　　又东南三十里，曰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东南二十里，曰乐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犭戾，现则其国大疫。

    　　又东南二十五里，曰葴山，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鱼，多蛟，多颉（是一种皮毛青色而形态像狗的动物，或指水獭）。

    　　又东四十里，曰婴山，其下多青雘，其上多金、玉。

    　　又东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柤、椆、椐。

    　　又东二十里，曰婴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锡。

    　　又东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杀水出焉，东北流注于［瀙］水，其中多白垩。

    　　又东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柤、梓，多蘽（蔓生植物，或指紫藤）。

    　　又东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兽焉，状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现则其国有大兵。

    　　又东三十里，曰鲵山。鲵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美垩。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东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东流注于［瀙］水，其中多大鱼。其上多美桑，其下多柤，多赤金。

    　　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瀙］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方向），其叶大尺余，赤理、黄花、青柎（花萼），名曰帝女之桑。

    　　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鸟多鸜鹆（八哥鸟）。

    　　又东四十里，曰丰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状如桃而方茎，可以为（治疗）皮胀（浮肿）。

    　　又东七十里，曰妪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鸡谷。

    　　又东三十里，曰鲜山，其木多楢、杻、柤，其草多{艹舋}冬（藤本蔷薇），其阳多金，其阴多铁。有兽焉，其状如膜［犬］（西膜之犬，这种狗的体形高大，长着浓密的毛，性情猛悍，力量很大），赤喙、赤目、白尾，现则其邑有火，名曰犭多即。

    　　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美石。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一种又轻又软而易断易碎的石头）。

    　　又东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阳多金，其木多榖、柞，无草木。

    　　又东五十里，曰区吴之山，其木多柤。

    　　又东五十里，曰声匈之山，其木多榖，多玉，上多封石。

    　　又东五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砥石。

    　　又东十里，曰踵臼之山，无草木。

    　　又东北七十里，曰历石之山。其木多荆、芑（枸杞），其阳多黄金，其阴多砥石。有兽焉，其状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现则其国有大兵。

    　　又东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柤，多{媚}。其阳多金，其阴多铁。

    　　又东二百里，曰丑阳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鸟焉，其状如乌而赤足，名曰<鸟只>鵌，可以御火。

    　　又东三百里，曰奥山。其上多柏、杻、橿，其阳多㻬琈之玉。奥水出焉，东流注于［瀙］水。

    　　又东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柤，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锡。

    　　又东百十里，曰杳山，其上多嘉荣草，多金、玉。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草）。有兽焉，其状如彘，黄身、白头、白尾，名曰闻<豕粦>，现则天下大风。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
    　　其神状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祈，瘗用一珪，糈用五种（黍、稷、稻、粱、麦）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瘗，倒毛（祭礼举行完后，把猪、牛、羊三牲反倒着身子埋掉）；［婴］用一璧，牛无常。堵山、玉山冢（宗主）也，皆倒祠（倒毛），羞毛［用］少牢，婴毛吉玉。

    　　中次十二经[山系]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无草木，多黄金。

    　　又东南五十里，曰云山，无草木。有桂竹（四、五丈高，茎干合围有二尺粗，叶大节长，形状像甘竹而皮是红色），甚毒，伤人必死，其上多黄金，其下多㻬琈之玉。

    　　又东南一百三十里，曰龟山，其木多榖、柞、椆、椐，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多扶竹（邛竹，节杆较长，中间实心，可以制做手杖）。

    　　又东七十里，曰丙山，多桂竹，多黄金、铜、铁，无木。

    　　又东南五十里，曰风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纹石，多铁，其木多柳、杻、檀、楮。其东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鸟、兽。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鸡鼓。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

    　　又东南一百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又东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棕楠荆芑竹箭{媚}菌，其上多黄金玉，其下多文石铁，其兽多麋鹿{鹿旨}就。

    　　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兽焉，其状如龟，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御火。

    　　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有尧山，其阴多黄垩，其阳多黄金，其木多荆芑柳檀，其草多藷藇{艹术}。

    　　又东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银砥砺，无草木，其兽多豕鹿。

    　　又东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玉，其木多榖、柞、柳、杻，其草多荣草。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阳帝之山，多美铜，其木多橿杻檿楮，其兽多麢麝。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泠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兽多麋鹿，多白蛇飞蛇。

    　　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银，其木多柳芑，其虫多怪蛇怪虫。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万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刏，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瘗，祈用酒，毛用少牢，婴毛一吉玉。洞庭、荣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

    　　右中经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十六里。   

    海外经

    卷六 海外南经

    　　地之所载，六合（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春、夏、秋、冬四季），要之以太岁（又叫岁星，即木星。在黄道带里每年经过一宫，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人用以纪年）。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海外自西南陬（角）至东南陬者（国家地区、山丘河川如下）。

    　　结匈国在其（灭蒙鸟）西南，其为人结胸（鸡胸）。

    　　南山在其（灭蒙鸟）东南。自此山来，（称）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

    　　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杂色），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

    　　羽民国在其（灭蒙鸟）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

    　　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守）夜于此野。在羽民（国）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

    　　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一曰在二八神东。

    　　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图中的正在）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讙朱国。

    　　厌火国在其南。［其为人，］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一曰在讙朱东。

    　　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星，扫帚星）。

    　　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一个个）相随。一曰三毛国。

    　　臷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臷国在三毛东。

    　　贯胸国在其东，其为人胸有窍。一曰在臷国东。

    　　交胫国在其东，其为大交胫（交叉着双腿）。一曰在贯胸东。

    　　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穿匈国东。

    　　歧舌（舌根在前、舌尖伸向喉部）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

    　　昆仑虚（大丘）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歧舌东，为虚四方。

    　　羿与凿齿（亦人亦兽的神，有一个牙齿露在嘴外，有五、六尺长，形状像一把凿子）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

    　　周饶（侏儒）国在东，其为人短小，冠带（戴冠帽、系衣带）。一曰周饶国在三首东。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保操一鱼。一曰在周饶东，捕鱼海中。

    　　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纹虎、蜼、豹、离朱（或为三足鸟。在太阳里，与乌鸦相似，但长着三只足）、视肉（怪兽，形状像牛肝，有两只眼睛，割去它的肉吃了后，不长时间就又重新生长出来，）；吁咽（或为虞舜）、文王（周文王姬昌）皆葬其所。一曰汤山。一曰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鸱久、视肉、虖交。
    　　其（有）范林（茂密）方三百里。

    　　南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卷七 海外西经

    　　海外自西南陬西北陬者。

    　　灭蒙鸟在结胸国北，为鸟青，赤尾。

    　　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

    　　大乐之野，夏后（夏王）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用羽毛做的像伞形状的华盖），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国在其北，一臂、一目、鼻孔。有黄马，虎纹，一目而一手（马腿）。

    　　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吉良马，白身子红鬃毛，眼睛像黄金，骑上它，寿命可达一千年）。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

    　　刑天（刑”，割、杀之意。天是颠顶之意，指人的头。刑天就是砍断头。所以，此神原本无名，在被断首之后才有了刑天神的名称）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盾牌）、戚（大斧头）以舞。

    　　（巫）女祭、（巫）女戚［薎］在其北，居两水间。戚操鱼䱇（小觯，酒器），祭操俎（祭祀时盛供品的礼器）。

    　　䳐鸟、𪆻鸟，其色青黄，所经国亡（所经过的国家都灭亡了）。在女祭北。䳐鸟人面，居山上。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集（混称）。

    　　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

    　　女丑之尸，生而十（个）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之，女丑居山之山。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沟通天人）也。

    　　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

    　　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环绕）之。一曰居一门中。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盯绕。

    　　此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

    　　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鲤］。一曰鰕（大鲵）。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鳖鱼在沃野北，其为鱼也如鲤。

    　　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有（名叫）乘黄（兽），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入伐帝［圣人代立］，于此取之（肃慎国的习俗是人们平时没衣服，一旦中原地区有帝王继立，那么，常雄树就生长出一种树皮，那里的人取它可以制成衣服穿）。

    　　长股之国在雄常北，披发。一曰长脚。

    　　西方蓐收（金神，样子是人面孔、虎爪子、白毛发，手执钺斧），左耳有蛇，乘两龙。    

    卷八 海外北经

    　　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

    　　无䏿（无嗣。传说无启国的人住在洞穴中，平常吃泥土，不分男女，一死就埋了，但他们的心不腐朽，死后一百二十年就又重新化成人）之国在长股东，为人无䏿。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䏿之东。其为物（形貌），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一目国在其东，[居民]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足弓）居上。一云留利之国，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触及的地方），掘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掘之，三仞（填满）三沮（毁坏），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面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角上）有一蛇，虎色（纹理），首冲南方。

    　　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一目。一曰在共工台东。

    　　无肠之国在深目东，其为人长而无肠。

    　　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纹虎，为人两手摄（握）其耳。悬居（孤悬）海水中，及（能触及）水所出入奇物。两虎在其东。

    　　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二木成林）。一曰博父。

    　　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黄）河水所入。

    　　拘瘿（肉瘤）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瘿。一曰利瘿之国。

    　　寻木长千里，在拘瘿南，生（黄）河上西北。

    　　跂踵国在拘瘿东，其为人大，两足亦大。一曰大踵。

    　　呕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靠着）树呕丝。

    　　三桑无枝，在呕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东，洲（水中的小块陆地）环其下。

    　　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罴、纹虎、离朱、鸱久、视肉。

    　　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由松枝在千年之后化为伏苓，再过千年之后化为琥珀，又过千年之后化为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柤（枝干都是红色的，花是黄色的，叶子是白色的，果实是黑色的）、甘华（枝干都是红色的，花是黄色的），百果所生。有两山夹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

    　　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

    　　北方禺彊（玄冥，神话传说中的水神），人面鸟身，珥（耳朵上挂）两青蛇，践两青蛇。

    卷九 海外东经

    　　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

    　　(长差)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华。甘果所生，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

    　　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梢船。一曰在(长差)丘北。

    　　奢比（奢龙，传说中的神）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𧈫𧈫（虹霓，虹双出而颜色鲜艳的为雄，称作虹；颜色暗淡的为雌，称作霓）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

    　　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𧈫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背）青黄。

    　　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

    　　帝命竖亥（走得很快的神）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筭（计数用的筹码），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画面上在）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

    　　玄股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鱼食鸥，使两鸟夹之（在身边）。一曰在雨师妾北。

    　　毛民之国在其北，为人身生毛。一曰在玄股北。

    　　劳民国在其北，其为人黑。或曰教民（国）。一曰在毛民北，为人面目手足尽黑。

    　　东方句芒（木神），鸟身人面，乘两龙。

    卷十 海内南经

    　　海内东南陬以西者。

    　　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树（成林），在番隅东。

    　　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山］。一曰柏虑。

    　　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兕在舜葬（地）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范林方三百里，在（兕兕）东。

    　　兕兕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

    　　兕兕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好生之德）。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

    　　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兕兕知人名之西，其状如［貙］（像野猫而体型略大的野兽），龙首，食人。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一拉就剥落下树皮），若缨（冠帽上缨带）、黄蛇（皮）。其叶如罗（捕鸟的网），其实如栾（树根是黄色的，树枝是红色的，树叶是青色的），其木若蓲（刺榆树），其名曰建木。在窳西（的）弱水上。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巴蛇食象，三岁（年）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

    卷十一 海内西经

    　　海内西南陬以北者。

    　　贰负（天神，人的脸面蛇的身子）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天神，原来的样子是人的脸面蛇的身子，被杀死而化成上文所说的样子——龙头，野猫身，并且吃人）。帝乃梏（拘禁）[贰负]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孵化）及所解（换羽毛）。在雁门北。

    　　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

    　　流黄酆氏之国，（域）中方三百里；有途（路通）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大山），西南入海，（到达）黑水之山。

    　　东胡在大泽东。

    　　夷人在东胡东。

    　　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被燕国）灭之。

    　　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向。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地上）都。昆仑之虚，方圆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树木一样的）禾，长五寻，大五（个人合）围。（每一）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名字叫）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如）羿（后羿）莫能上冈之岩。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

    　　（黄）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转折向）东，东行，又（转折向）东北，南入海，（直到）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胸前）有赤蛇。

    　　开明北有视肉、珠树（生长珍珠的树）、文玉树（生长五彩美玉的树）、玗琪树（生长红色玉石的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瞂（盾）。又有离朱（三足乌）、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可使人圣明智慧）。一曰（曼兑是）挺木牙交。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围绕）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死亡）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树上结出的果实就是珠玉）。

    　　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环绕着）木，诵鸟、鶽、视肉。 

    卷十二 海内北经

    　　海内西北陬以东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棓（棍子）而东向立。一曰龟山。

    　　西王母梯（靠着）几而戴胜杖（女性的首饰）。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

    　　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纹马，缟（白色）身朱鬣（鬃毛），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

    　　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而蛇身。

    　　蜪犬如犬，青，食人从首始。

    　　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披发。在蜪犬北。一曰从足。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大蜂，其状如螽（蟋蟀）；朱蛾，其状如蛾（蚂蚁）。

    　　蟜，其为人虎纹，胫有䏿（小腿肌肉发达）。在穷奇东。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

    　　阘非，人面而兽身，青色。

    　　据比之尸，其为人折颈披发，无（失去）一手。

    　　环狗，其为人兽首人身。一曰猬状如狗，黄色。

    　　魅，其为物，人身、黑首、纵目。

    　　戎，其为人，人首三角。

    　　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

    　　昆仑虚南所，有范（茂盛）林方三百里。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唯冰夷（河伯，传说中的水神）恒（以此为）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

    　　阳汙之山，（黄）河出其中；凌门之山，（黄）河（一支流）出其中。

    　　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

    　　舜夷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

    　　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

    　　列姑射在海河州（黄河流入海中形成的小块陆地）中。

    　　射姑国在海中，属列姑射。（射姑国）西南，山环之。

    　　大蟹（一种方圆千里大小的蟹）在海中。

    　　陵鱼（娃娃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大鳊居海中。

    　　明组邑（部落）居海中。逢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

    卷十三 海内东经

    　　海内东北陬以南者。

    　　钜燕在东北陬（角）。

    　　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㬇，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

    　　西胡（之）白玉山（国）在大夏东，苍梧（国）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震动）其腹（响起雷声）。在吴西。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

    　　琅邪台（山）在渤海间，琅邪（春秋时越王勾践修筑的琅邪台，周长七里，用来观望东海）之东。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间。

    　　韩雁在海中，都州南。

    　　始鸠在海中，辕厉［韩雁］南。

    　　会稽山在大楚南。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长州南。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

    　　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

    　　淮水出馀山，馀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

    　　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

    　　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濛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

    　　温水出崆峒，山在临汾南，入河，华阳北。

    　　颍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一曰缑氏。

    　　白水出蜀，而东南注江，入江州城下。

    　　沅水山出象郡镡城西，入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

    　　肄水出临晋西南，而东南注海，入番禺西。

    　　潢水出桂阳西北山，东南注肄水，入敦浦西。

    　　洛水出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

    　　沁水出井陉山东，东南注河，入怀东南。

    　　济水出共山南东丘，绝钜鹿泽，注渤海，入齐琅槐东北。

    　　潦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

    　　虖沱水出晋阳城南，而西至阳曲北，而东注渤海，入越章武北。

    　　漳水出山阳东，东注渤海，入章武南。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入海，在长州南。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馀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淮水出馀山，馀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

    　　一曰东南西泽。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濛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温水出崆峒，［峒崆］山在临汾南，入河，华阳北。颍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一曰缑氏。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乡西南，入淮极西北。一曰淮在期思北。泾水出长城北山，山在郁郅长垣北，（北）入渭，戏北。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入华阴北。

    　　白水出蜀，而东南注江，入江州城下。沅水（山）出象郡镡城西，（入）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入彭泽西。泗水出鲁东北，而南，西南过湖陵西，而东南注东海，入淮阴北。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肄水出临晋［武］西南，而东南注海，入番禺西。

    　　潢水出桂阳西北山，东南注肄水，入敦浦西。洛水出［上］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沁水出井陉山东，东南注河，入怀东南。济水出共山南东丘，绝鉅鹿泽，注渤海，入齐琅槐东北。潦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虖沱水出晋阳城南，而西至阳曲北，而东注渤海，入（越）章武北。漳水出山阳东，东注渤海，入章武南①。

        【注释】①从“岷三江”至“入章武南”这一大段文字，据学者的研究，认为不是《山海经》原文，而是《水经》一书中的文字。

        【译文】从岷山中流出三条江水，首先是长江从汶山流出，再者北江从曼山流出，还有南江从高山流出。高山座落在成都的西面。三条江水最终注入大海，入海处在长州的南面。浙江从三天子都山发源，三天子都山在蛮地的东面，闽地的西北面，浙江最终注入大海，入海处在馀暨的南边。庐江也从三天子都山发源，却注入长江，入江处在彭泽的西面。一种说法认为在天子鄣。淮水从馀山发源，馀山座落在朝阳的东面，义乡的西面。淮水最终注入大海，入海处在淮浦的北面。湘水从帝舜葬地的东南角发源，然后向西环绕流去。湘水最终注入洞庭湖下游。一种说法认为注入东南方的西泽。汉水从鲋鱼山发源，帝颛顼葬在鲋鱼山的南面，帝颛顼的九个嫔妃葬在鲋鱼山的北面，有四条巨蛇卫护着它。濛水从汉阳西面发源，最终注入长江，入江处在聂阳的西面。温水从崆峒山发源，崆峒山座落在临汾南面，温水最终注入黄河，入河处在华阳的北面。颍水从少室山发源，少室山座落在雍氏的南面，颍水最终在西鄢的北边注入淮水。一种说法认为在缑氏注入淮水。汝水从天息山发源，天息山座落在梁勉乡的西南，汝水最终在淮极的西北注入淮水。

        一种说法认为入淮处在期思的北面。泾水从长城的北山发源，北山座落在郁郅长垣的北面，泾水最后流入渭水，入渭处在戏的北面。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发源，向东流入黄河，入河处在华阴的北面。白水从蜀地流出，然后向东南流而注入长江，入江处在江州城下。沅水从象郡镡城的西面发源，向东流而注入长江，入江处在下隽的西面，最后汇入洞庭湖中。赣水从聂都东面的山中发源，向东北流而注入长江，入江处在彭泽的西面。泗水从鲁地的东北方流出，然后向南流，再往西南流经湖陵的西面，然后转向东南而流入东海，入海处在淮阴的北面。郁水从象郡发源，然后向西南流而注入南海，入海处在须陵的东南面。肄水从临晋武的西南方流出，然后向东南流而注入大海，入海处在番禺的西面。潢水从桂阳西北的山中发源，向东南流而注入肄水，入肄处在敦浦的西面。洛水从上洛西边的山中发源，向东北流而注入黄河，入河处在成皋的西边。汾水从上窳的北面流出，然后向西南流而注入黄河，入河处在皮氏的南面。沁水从井陉山的东面发源，向东南流而注入黄河，入河处在怀的东南面。济水从共山南面的东丘发源，流过鉅鹿泽，最终注入渤海，入海处在齐地琅槐的东北面。潦水从卫皋的东面流出，向东南流而注入渤海，入海处在潦阳。虖沱水从晋阳城南发源，然后向西流到阳曲的北面，再向东流而注入渤海，入海处在章武的北面。漳水从山阳的东面流出，向东流而注入渤海，入海处在章武的南面。  

    卷十四 大荒东经

    　　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乳（养育）帝颛顼于此，弃其（颛顼）（幼年玩耍过的）琴瑟。

    　　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汇聚成）甘渊。

    　　大荒东南隅有，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集市），名曰大人之堂（山的形状就像是一座堂屋）。有一大人蹲其上，张其两耳。

    　　有小人国，名靖人（东北极的一种人，身高只有九寸；靖的意思是细小的样子）。

    　　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犂（之尸）。

    　　有潏山，杨水出焉。

    　　有蒍国，黍食，使四鸟（兽）：虎、豹、熊、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

    　　有中容之国。帝俊（或指颛顼）生中容，中容（国）人食兽、木实（树木的果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土。（思土）不（娶）妻；（司幽生）思女，（思女）不夫，（精气感应、魂魄相合而生育孩子，延续后代）。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兽）。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国。帝俊（似指少典，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生帝鸿（黄帝，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所以号称轩辕氏），帝鸿生白民，白民（国）（以）销（为）姓，黍食，使四鸟（兽）：豹、虎、熊、罴。

    　　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有柔仆民，是维嬴（肥沃）土之国。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兽）。

    　　有夏州之国，（附近）有盖余之国。

    　　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神］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管理）出入风。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惟海神。

    　　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兽）。

    　　有（困）［因］民国，勾姓，（而）［黍］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正在）食其头。王亥托（寄养）于有易、河伯朴（大）牛。有易杀王亥，取朴牛。河［伯］念（顾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野兽出没之地），方食之，名曰摇民（［因］民国）。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海内有两人，（一）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方圆有一千里大小的螃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扶桑树），柱（像柱子）（高）三百里，其叶如芥（芥菜）。有谷曰温源谷（汤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回来），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三足乌）。

    　　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

    　　有五彩之鸟，相向婆娑。惟帝俊（降）下（与它们交）友。帝下（在地上设）两坛（祭坛），彩鸟是司（负责管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初升）。

    　　有壎民之国。有綦山。又有摇山。有䰝山，又有门户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鸟。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东北海中，又有三青马、三骓（毛色青白相间的马）、甘华。爱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柤。百谷所在。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神）人名曰𪂧——北方曰𪂧（鹓），来之风曰(犭+炎)——是处东极隅以止（控制）日月，使无相间（错乱）出没，司其（起落时间的）短长。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一种生有翅膀的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屡次）旱。旱而为（装扮成）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敲打）以雷兽（雷神）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卷十五 大荒南经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䟣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商均，传说是帝舜的儿子。帝舜南巡到苍梧而死去，就葬在这里，商均因此留下，死后也葬在那里。上文说与帝舜一起葬于苍梧之野的是帝丹朱，和这里的说法不同，属神话传说分歧）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紫贝，在紫颜色的贝壳上点缀有黑点）、离俞（离朱鸟）、嶋久、鹰、贾（乌鸦之类的禽鸟）、委维（委蛇）、熊、罴、象、虎、豹、狼、视肉。

    　　有荣山、荣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大鹿，尾巴能用来拂扫尘土）。

    　　有巫山者，西行皇鸟。帝药（长生不死药），(保存在这里的）八斋（屋舍)。皇鸟于巫山，司此玄蛇。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终点）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兽）。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连着）黑水，南属大荒。北旁（侧）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

    　　又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

    　　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

    　　有卵之国，其民皆生卵。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又有贾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备之山（登葆山，巫师们凭借此山来往于天地之间，以反映民情，传达神意）。有恝恝之山。又有蒲山，澧水出焉。又有隗山，其西有丹（或指丹雘），其东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有尾山。有翠山。

    　　有盈民之国，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叶。

    　　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不死树）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极果，北不成，去痓果（这一句可能是巫师的咒语）。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

    　　有神名曰（因）乎－－南方曰因（乎），夸［来］风曰（乎）民－－处南极以（管理）出入风。

    　　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贬抑）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水池的形状像一座土坛，所以叫俊坛）。

    　　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绩：捻搓麻线。这里泛指纺线。经：经线，即丝、棉、麻、毛等织物的纵线，与纬线即各种织物的横线相交叉，就可织成丝帛、麻布等布匹。这里泛指织布），（天然有）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爱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从）南入焉。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有蜮（一种叫短狐的动物，像鳖的样子，能含沙射人，被射中的就要病死）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扞（拉）弓射黄蛇，名曰蜮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与上文有歧）。

    　　有人方齿（用牙齿咬着）虎尾，名曰祖状之尸。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优良）谷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朽■ 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专）攻云雨[山上的树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传说栾树的花与果实可以制做长生不死的仙药）。

    　　有国曰［柏服］，颛顼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国。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陈州山，又有东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上古时的一个诸侯，名叫樊，号昆吾）之师（师傅）所浴也。

    　　有人名曰张宏，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兽）。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又叫讙头、驩兜、讙朱、丹朱）。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琰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仗翼而行。维宜（烹调）芑、苣、穋、杨是食。有驩头之国。

    　　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即上文所说狄山）。爰有文贝、离俞、嶋久、鹰、［贾］、延维（即上文所说的委蛇、委维）、视肉、熊、罴、虎、豹；朱木、青花，玄实。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南］入焉。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正在）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有盖犹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干皆赤，黄叶，白花，黑实。东又有甘华，枝干皆赤，黄叶。有青马，有赤马，名曰三骓。有视肉。

    　　有（矮）小人，名曰菌人。

    　　有南类之山。爰有遗玉、青马、三骓、视肉、甘华。百谷所在。 

    卷十六 大荒西经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断裂）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有人名曰石夷，［西方曰夷］，（北方吹）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有五采之鸟，有冠，名曰狂鸟。

    　　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

    　　西北海之外，赤水东，有长胫之国。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喾）生后稷，稷降（从天上带来）以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于）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四种野兽）。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娶于滕■氏，叫女禄，生下老童）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高辛氏火正，名叫吴回，号称祝融，死后为火官之神），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

    　　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

    　　有虫（鸟类称为羽虫，兽类称为毛虫，龟类称为甲虫，鱼类称鳞虫，人类称为裸虫）状如兔，胸以后者裸不见（被毛遮住），（毛）青如猨状。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降落）。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世间），百药爰在。

    　　西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
    　　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白木、琅玕（树），璇瑰、瑶碧（玉），视肉、三骓（杂色马），白丹、青丹（矿），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

    　　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曰少鵹，一名曰青鸟。

    　　有轩辕之台（轩辕之丘，黄帝所居之地，故号轩辕氏），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降落地）。有三泽（汇聚）水（的地方），名曰三淖，昆吾（部族）之所食也。

    　　有人衣青，以袂（袖子）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有女子之国。

    　　有桃山。有虻山。有桂山。有于土山。

    　　有丈夫之国。

    　　有弇州之国，五彩之鸟仰天（鸣叫），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凤。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枢纽）也。（山的主峰叫）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连接）于头山，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管理人类的官员火正），帝令重献（托举）上天，令黎［印］（压）下地。［黎］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图中）有女子方（正）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有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鸟，人面有发。爰有青鴍、黄鷔、青鸟、黄鸟，其所集者其国亡。

    　　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

    　　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山上）有人名曰黄姖之尸。有比翼之鸟。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纹尾，皆白（白色斑点），处之。
    　　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有人戴胜（玉制的首饰），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国。有二人女祭、女薎。

    　　有寿麻之国。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从前）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指代成汤）前。耕既立，无首，走（逃避）厥（指代夏耕尸）咎（罪责），乃降于巫山。

    　　有人名曰吴回（火神祝融。也有说是祝融的弟弟，亦为火正之官），奇（单有）左，是无右臂。

    　　有盖山之国。有树，赤皮、枝干，青叶，名曰朱木。

    　　有一臂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启。启上三宾（作客）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启焉得（在此）始歌《九招》。

    　　有（互）［氐］人之国。炎帝（神农氏。因为以火德为王，所以号称炎帝，又因创造农具教人们种庄稼，所以叫做神农氏）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

    　　有鱼偏（一边）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而化）。风道（由）北来，天及大水（如）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有青鸟，身黄，赤足，六首，名曰鸀鸟。

    　　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卷十七 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𩿨久、纹贝、离俞、鸾鸟、皇（凤凰）鸟、大物、小物（殉葬的大小用具物品）。有青鸟、琅鸟（白鸟）、玄鸟（燕子）、黄鸟、虎、豹、熊、罴、黄蛇、视肉、璿、瑰、瑶、碧，皆出卫于山。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大）渊。有三（棵）桑无枝。丘西有深渊，颛顼所浴。

    　　有胡不与之国，烈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飞蛭，四翼。有虫（蛇），兽身蛇身，名曰琴虫。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厘姓，黍食。有大青蛇，黄头，食麈（大鹿）。

    　　有榆山。有鲧禹的父亲）攻程州之山。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盘旋弯曲）木千里。

    　　有叔歜国，颛顼之子（子孙后代），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黑虫如熊状，名曰猎猎。

    　　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黄）河、济所入，海（从）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

    　　有阳山者。有顺山者，顺水出焉。有始州之国，有丹山。

    　　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禽鸟脱去旧羽毛再生新羽毛）。

    　　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杀绰人。帝（禹）念之，潜（暗地里）为之国，是此毛民（国）。

    　　有儋耳之国，任姓，（神）禺号（的）子（后代），食谷。

    　　北海之渚（岛）中，有神，人面鸟身，珥（耳穿）两青蛇，践（足踏）两赤蛇，名曰禺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又有神，（口）衔蛇（手）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到）之于禺谷。将饮（黄）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又有无肠国，是任姓。无继（无启国。无启就是无嗣、没有子孙后代）子（后代），食鱼。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山］。其所歍（喷吐处）所尼（停留处），即为源泽，不辛乃（就）苦，百兽莫能处。
    　　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填塞）三沮（塌陷），乃以为（挖）池，群帝是因以（挖出来的土）为台。在昆仑之北。

    　　有岳之山。寻（大）竹生焉。

    　　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北］入焉。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降）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魃）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神）。魃时亡（出逃）之，所欲逐之者，令（祷告）曰：“神，北行！”先除（出清）水道，决通沟、渎（小水渠）。

    　　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盼姓，食鱼。

    　　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魃（旱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

    　　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犬戎族人奉祀的神）。

    　　有山名曰齐州之山、君山、鬵山、鲜野山、鱼山。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有［无］继无民，［无］继无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

    　　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䡢，颛顼之子（，食黍）。

    　　有国名曰赖丘。有犬戎国。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

    　　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子。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朕：缝隙），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噎（吞咽）。是烛九阴（阴暗之地），是烛龙。

    卷十八 海内经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

    　　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

    　　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国名曰泛叶。

    　　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爰有黄金、璇瑰、丹货、银铁，皆流于此中。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

    　　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蠕蛇，木食。

    　　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

    　　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是曰猩猩。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尘土。有巴遂山，渑水出焉。

    　　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

    　　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

    　　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

    　　有嬴民，鸟足，有封豕。

    　　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

    　　又有青兽如菟名曰菌狗有桂山。有翠鸟。有孔鸟。

    　　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北海之内，有反缚盗械、带戈常倍之佐，各曰相顾之尸。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

    　　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已下有毛，马蹄，善走。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 萧红《呼兰河传》

    一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地不得力，若不是十分地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地叫唤，哽哽地，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地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

        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稀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

        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得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账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万里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乾菜的“乾”应该这样写：‘’乾”，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瀙糊，比浆糊还黏。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黏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黏住不可。不仅仅是黏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地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去了。一来二去地，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地闹了一阵之后，仍然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去，各自回家去了。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大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把马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地就可以站起来了。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往外喷着突突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

        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

        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

        在这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冻住的季节之外，其余的时间，这大泥坑子像它被赋给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对它都起着无限的关切。

        水大的时间，不但阻碍了车马，且也阻碍了行人，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是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的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钟之后，又过去了。

        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饱满的，而大半是被吓得脸色发白。有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多时，还是不能够很快地抬起腿来走路，因为那腿还在打颤。

        这一类胆小的人，虽然是险路已经过去了，但是心里边无由地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子所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一望，打量一会，似乎要有些话说。终于也没有说什么，还是走了。

        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掉下去，让一个卖豆腐的救了上来。

        救上来一看，那孩子是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

        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地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哪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一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看着吧，这还不能算了事，你想龙王爷并不是白人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够饶了你？那不像对付一个拉车的、卖菜的，随便的踢他们一脚就让他们去。那是龙王爷呀！龙王爷还是惹得的吗？

        有的说，那学堂的学生都太不像样了，他说他亲眼看见过，学生们拿了蚕放在大殿上老龙王的手上。你想老龙王哪能够受得了。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了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

        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

        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你听他说什么？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

        说来说去，越说越远了。

        过了几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了，泥坑两岸的行人通行无阻。

        再过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点像要干了。这时候，又有车马开始在上面走，又有车子翻在上面，又有马倒在泥中打滚，又是绳索棍棒之类的，往外抬马，被抬出去的赶着车子走了，后来的，陷进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

        有一次一个老绅士在泥坑涨水时掉在里边了。一爬出来，他就说：

        “这街道太窄了，去了这水泡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两边的院子，怎么不把院墙拆了让出一块来？”

        他正说着，板墙里边，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了言。她说院墙是拆不得的，她说最好种树，若是沿着墙根种上一排树，下起雨来人就可以攀着树过去了。

        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

        原因是这泥坑上边结了一层硬壳，动物们不认识那硬壳下面就是陷阱，等晓得了可也就晚了。它们跑着或是飞着，等往那硬壳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白天还好，或者有人又要来施救。夜晚可就没有办法了。它们自己挣扎，挣扎到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沉下去了，其实也或者越挣扎越沉下去得快。有时至死也还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浆的密度过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

        比方肉上市，忽然卖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

        “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腿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瘟猪肉。

        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两三口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居民们常吃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龙王爷晓得。

        虽然吃的自己说是泥坑子淹死的猪肉，但也有吃了病的，那吃病了的就大发议论说：

        “就是淹死的猪肉也不应该抬到市上去卖，死猪肉终究是不新鲜的，税局子是干什么的，让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卖起死猪肉来？”

        那也是吃了死猪肉的，但是尚且没有病的人说：

        “话可也不能是那么说，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地吃下去还会好。你看我们也一样地吃了，可怎么没病？”

        间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

        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用眼睛瞪着他，说他：

        “瞎说，瞎说！”

        有一次一个孩子说那猪肉一定是瘟猪肉，并且是当着母亲的面向邻人说的。

        那邻人听了倒并没有坚决地表示什么，可是他的母亲的脸立刻就红了，伸出手去就打了那孩子。

        那孩子很固执，仍是说：

        “是瘟猪肉吗！是瘟猪肉吗！”

        母亲实在难为情起来，就拾起门旁的烧火的叉子，向着那孩子的肩膀就打了过去。于是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家里去了。

        一进门，炕沿上坐着外祖母，那孩子一边哭着一边扑到外祖母的怀里说：

        “姥姥，你吃的不是瘟猪肉吗？我妈打我。”

        外祖母对这打得可怜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头看见了同院的老李家的奶奶站在门口往里看。

        于是外祖母就掀起孩子后衣襟来，用力地在孩子的屁股上哐哐地打起来，嘴里还说着：

        “谁让你这么一点你就胡说八道！”

        一直打到李家的奶奶抱着孩子走了才算完事。

        那孩子哭得一塌糊涂，什么“瘟猪肉”不“瘟猪肉”的，哭得也说不清了。

        总共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

        也不过是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也有一两家机房，也许有一两家染布匹的染缸房，这个也不过是自己默默地在那里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使别人开心的，也不能招来什么议论。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

        比方就是东二道街南头，那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吧：她在房脊上插了一个很高的杆子，杆子头上挑着一个破筐。因为那杆子很高，差不多和龙王庙的铁马铃子一般高了。来了风，庙上的铃子格棱格棱地响。王寡妇的破筐子虽是它不会响，但是它也会东摇西摆地作着态。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王寡妇一年一年地卖着豆芽菜，平静无事，过着安详的日子，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

        这事情似乎轰动了一时，家传户晓，可是不久也就平静下去了。不但邻人、街坊，就是她的亲戚朋友也都把这回事情忘记了。

        再说那王寡妇，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隐之心来的，不过为时甚短罢了。

        还有人们常常喜欢把一些不幸者归划在一起，比如疯子傻子之类，都一律去看待。

        哪个乡、哪个县、哪个村都有些个不幸者，瘸子啦、瞎子啦、疯子或是傻子。

        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听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为奇了。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转念，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地就走过去了。即或有人停下来，也不过是和那些毫没有记性的小孩子似的向那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水沟里边去的事情。

        一切不幸者，就都是叫化子，至少在呼兰河这城里边是这样。

        人们对待叫化子们是很平凡的。

        门前聚了一群狗在咬，主人问：

        “咬什么？”

        仆人答：

        “咬一个讨饭的。”

        说完了也就完了。

        可见这讨饭人的活着是一钱不值了。

        卖豆芽菜的女疯子，虽然她疯了还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地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但是一哭完了，仍是得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她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再说那染缸房里边，也发生过不幸，两个年轻的学徒，为了争一个街头上的妇人，其中的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子给淹死了。死了的不说，就说那活着的也下了监狱，判了个无期徒刑。

        但这也是不声不响地把事就解决了，过了三年二载，若有人提起那件事来，差不多就像人们讲着岳飞、秦桧似的，久远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

    同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染缸房，仍旧是在原址，甚或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裤棉袄，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

        总之，除了染缸房子在某年某月某日死了一个人外，其余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动了一点。

        再说那豆腐房里边也发生过不幸：两个伙计打仗，竟把拉磨的小驴的腿打断了。

        因为它是驴子，不谈它也就罢了。只因为这驴子哭瞎了一个妇人的眼睛（即打了驴子那人的母亲），所以不能不记上。

        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边，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了。因为他是一个初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其余的东二道街上，还有几家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

        人死了，魂灵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怕是他没有房子住、没有衣裳穿、没有马骑，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了这么一套，用火烧了，据说是到阴间就样样都有了。

        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丫鬟侍女、厨房里的厨子、喂猪的猪倌，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

        看起来真是万分地好看。大院子也有院墙，墙头上是金色的琉璃瓦。一进了院，正房五间，厢房三间，一律是青红砖瓦房，窗明几净，空气特别新鲜。花盆一盆一盆地摆在花架子上，石柱子、全百合、马蛇菜、九月菊都一齐地开了，看起使人不知道是什么季节，是夏天还是秋天，居然那马蛇菜也和菊花同时站在一起。也许阴间是不分什么春夏秋冬的，这且不说。

        再说那厨房里的厨子，真是活神活现，比真的厨子真是干净到一千倍，头戴白帽子、身扎白围裙，手里边在做拉面条。似乎午饭的时候就要到了，煮了面就要开饭了似的。

        院子里的牵马童，站在一匹大白马的旁边，那马好像是阿拉伯马，特别高大，英姿挺立，假若有人骑上，看样子一定比火车跑得更快。就是呼兰河这城里的将军，相信他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

        小车子、大骡子，都排在一边。骡子是油黑的，闪亮的，用鸡蛋壳做的眼睛，所以眼珠是不会转的。

        大骡子旁边还站着一匹小骡子，那小骡子是特别好看，眼珠是和大骡子一般的大。

        小车子装潢得特别漂亮，车轮子都是银色的。车前边的帘子是半掩半卷的，使人得以看到里边去。车里边是红堂堂地铺着大红的褥子。赶车的坐在车沿上，满脸是笑，得意洋洋，装饰得特别漂亮，扎着紫色的腰带，穿着蓝色花丝葛的大袍，黑缎鞋，雪白的鞋底。大概穿起这鞋来还没有走路就赶过车来了。他头上戴着黑帽头，红帽顶，把脸扬着，他蔑视着一切，越看他越不像一个车夫，好像一位新郎。

        公鸡三两只，母鸡七八只，都是在院子里边静静地啄食，一声不响，鸭子也并不呱呱地直叫，叫得烦人。狗蹲在上房的门旁，非常地守职，一动不动。

        看热闹的人，人人说好，个个称赞。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

        正房里，窗帘、被格、桌椅板凳，一切齐全。

        还有一个管家的，手里拿着一个算盘在打着，旁边还摆着一个账本，上边写着：

        北烧锅欠酒二十二斤

        东乡老王家昨借米二十担

        白旗屯泥人子昨送地租四百三十吊

        白旗屯二个子共欠地租两千吊

        这以下写了个：

        四月二十八日

        以上的是四月二十七日的流水账，大概二十八日的还没有写吧！

        看这账目也就知道阴间欠了账也是马虎不得的，也设了专门人才，即管账先生一流的人物来管。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这大宅子的主人不用说就是个地主了。

        这院子里边，一切齐全，一切都好，就是看不见这院子的主人在什么地方，未免地使人疑心这么好的院子而没有主人了。这一点似乎使人感到空虚，无着无落的。

        再一回头看，就觉得这院子终归是有点两样，怎么丫鬟、侍女、车夫、马童的胸前都挂着一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

        长鞭

        马童的名字叫：

        快腿

        左手拿着水烟袋，右手抡着花手巾的小丫鬟叫：

        德顺

        另外一个叫：

        顺平

        管账的先生叫：

        妙算

        提着喷壶在浇花的侍女叫：

        花姐

        再一细看才知道那匹大白马也是有名字的，那名字是贴在马屁股上的，叫：

        千里驹

        其余的如骡子、狗、鸡、鸭之类没有名字。

        那在厨房里拉着面条的“老王”，他身上写着他名字的纸条，来风一吹，还忽咧忽咧地跳着。

        这可真有点奇怪，自家的仆人，自己都不认识了，还要挂上个名签。

        这一点未免地使人迷离恍惚，似乎阴间究竟没有阳间好。

        虽然这么说，羡慕这座宅子的人还是不知多少。因为的确这座宅子是好：清悠、闲静，鸦雀无声，一切规整，绝不紊乱。丫鬟、侍女，照着阳间的一样，鸡犬猪马，也都和阳间一样。阳间有什么，到了阴间也有，阳间吃面条，到了阴间也吃面条，阳间有车子坐，到了阴间也一样地有车子坐。阴间是完全和阳间一样，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东二道街上那大泥坑子就是了。是凡好的一律都有，坏的不必有。

        东二道街上的扎彩铺，就扎的是这一些。一摆起来又威风、又好看，但那作坊里边是乱七八糟的，满地碎纸，秫杆棍子一大堆，破盒子、乱罐子、颜料瓶子、浆糊盆、细麻绳、粗麻绳……走起路来，会使人跌倒。那里边砍的砍、绑的绑，苍蝇也来回地飞着。

        要做人，先做一个脸孔，糊好了，挂在墙上，男的女的，到用的时候，摘下一个来就用。给一个用秫杆捆好的人架子，穿上衣服，装上一个头就像人了。把一个瘦骨伶仃的用纸糊好的马架子，上边贴上用纸剪成的白毛，那就是一匹很漂亮的马了。

        做这样的活计的，也不过是几个极粗糙极丑陋的人，他们虽懂得怎样打扮一个马童或是打扮一个车夫，怎样打扮一个妇人女子，但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加修饰的，长头发的、毛头发的、歪嘴的、歪眼的、赤足裸膝的，似乎使人不能相信，这么漂亮炫眼耀目，好像要活了的人似的，是出于他们之手。

        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地，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外人绝对看不出来是他家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是失掉了哥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关起门来，每天哭上一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地到坟上去观望一回。二月过清明，家家户户都提着香火去上坟茔，有的坟头上塌了一块土，有的坟头上陷了几个洞，相观之下，感慨唏嘘，烧香点酒。若有近亲的人如子女父母之类，往往且哭上一场；那哭的语句，数数落落，无异是在做一篇文章或者是在诵一篇长诗。歌诵完了之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也就随着上坟的人们回城的大流，回城去了。

        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地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了个不休。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了。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都这样地过去了。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所以没有人看见过做扎彩匠的活着的时候为他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间。假如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个小胡同了。

        小胡同里边更没有什么了，就连打烧饼麻花的店铺也不大有，就连卖红绿糖球的小床子，也都是摆在街口上去，很少有摆在小胡同里边的。那些住在小街上的人家，一天到晚看不见多少闲散杂人。耳听的眼看的，都比较地少，所以整天寂寂寞寞的，关起门来在过着生活。破草房有上半间，买上二斗豆子，煮一点盐豆下饭吃，就是一年。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

        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向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的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间或有问一问价钱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

        间或有人走过去掀开了筐子上盖着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一个来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

        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地不生气。

        于是又提到第二家的门口去。

        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于是就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

        摸完了也是没有买。

        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卷，大概头发不怎样整齐，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上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但头发乱了，就是那些疙瘩针也都跳出来了，好像这女人的发卷上被射了不少的小箭头。

        她一开门就很爽快，把门扇呱哒地往两边一分，她就从门里闪出来了。随后就跟出来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也都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一排就排好了。

        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她的眼光很迅速，这麻花在这筐子里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就只有这一个。

        第二个是男孩子，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

        第三个也是拿了个两吊钱一只的。也是个男孩子。

        第四个看了看，没有办法，也只得拿了一个两吊钱的。也是个男孩子。

        轮到第五个了，这个可分不出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瘦得好像个干柳条，肚子可特别大。看样子也不过五岁。

        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余的四个的都黑得更厉害。其余的四个，虽然他们的手也黑得够厉害的，但总还认得出来那是手，而不是别的什么，唯有他的手是连认也认不出来了。说是手吗，说是什么呢，说什么都行。完全起着黑的灰的、深的浅的，各种的云层，看上去，好像看隔山照似的，有无穷的趣味。

        他就用这手在筐子里边挑选，几乎是每个都让他摸过了，不一会工夫，全个的筐子都让他翻遍了。本来这筐子虽大，麻花也并没有几只。除了一个顶大的之外，其余小的也不过十来只，经了他这一翻，可就完全遍了。弄了他满手是油，把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

        而后他说：

        “我要大的。”

        于是就在门口打了起来。

       他跑得非常之快，他去追着他的姐姐。他的第二个哥哥，他的第三个哥哥，也都跑了上去，都比他跑得更快。再说他的大姐，那个拿着大麻花的女孩，她跑得更快到不能想象了。

        已经找到一块墙的缺口的地方，跳了出去，后边的也就跟着一溜烟地跳过去。等他们刚一追着跳过去，那大孩子又跳回来了，在院子里跑成了一阵旋风。

        那个最小的，不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早已追不上了。落在后边，在号啕大哭。间或也想拣一点便宜，那就是当他的两个哥哥，把他的姐姐已经扭住的时候，他就趁机会想要从中抢他姐姐手里的麻花。可是几次都没有做到，于是又落在后边号啕大哭。

        他们的母亲，虽然是很有威风的样子，但是不动手是招呼不住他们的。母亲看了这样子也还没有个完了，就进屋去，拿起烧火的铁叉子来，向着她的孩子就奔去了。不料院子里有一个小泥坑，是猪在里打腻的地方。她恰好就跌在泥坑那儿了，把叉子跌出去五尺多远。

        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了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的，没有不称心愉快的。

        就连那卖麻花的人也看出神了，当那女人坐到泥坑中把泥花四边溅起来的时候，那卖麻花的差一点没把筐子掉了地下。他高兴极了，他早已经忘了他手里的筐子了。

        至于那几个孩子，则早就不见了。

        等母亲起来去把他们追回来的时候，那做母亲的这回可发了威风，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向着太阳跪下，在院子里排起一小队来，把麻花一律地解除。

        顶大的孩子的麻花没有多少了，完全被撞碎了。

        第三个孩子的已经吃完了。

        第二个的还剩了一点点。

        只有第四个的还拿在手上没有动。

        第五个，不用说，根本没有拿在手里。

        闹到结果，卖麻花的和那女人吵了一阵之后提着筐子又到另一家去叫卖去了。他和那女人所吵的是关于那第四个孩子手上拿了半天的麻花又退回了的问题，卖麻花的坚持着不让退，那女人又非退回不可。结果是付了三个麻花的钱，就把那提篮子的人赶了出来了。

        为着麻花而下跪的五个孩子不提了。再说那一进胡同口就被挨家摸索过来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胡同里去，到底也卖掉了。

        一个已经脱完了牙齿的老太太买了其中的一个，用纸裹着拿到屋子去了。她一边走着一边说：

        “这麻花真干净，油亮亮的。”

        而后招呼了她的小孙子，快来吧。

        那卖麻花的人看了老太太很喜欢这麻花，于是就又说：

        “是刚出锅的，还热忽着哩！”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的这头喊，那头就听到了。

        要买的拿着小瓦盆出去了。不买的坐在屋子一听这卖凉粉的一招呼，就知道是应烧晚饭的时候了。因为这卖凉粉的，一个整个的夏天都是在太阳偏西时他就来的，来得那么准，就像时钟一样，到了四五点钟他必来的。就像他卖凉粉专门到这一条胡同来卖似的。似乎在别的胡同里就没有为着多卖几家而耽误了这一定的时间。

        卖凉粉的一过去了，一天也就快黑了。

        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一到太阳偏西，就再不进到小巷子里来，就连僻静的街他也不去了，他担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

        卖瓦盆的，也早都收市了。

        拣绳头的、换破烂的也都回家去了。

        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

        晚饭时节，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若外加上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费两碗苞米大芸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那是多么可口的东西；用筷子触了一点点豆腐，就能够吃下去半碗饭，再到豆腐上去触了一下，一碗饭就完了。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没有吃过的人，不能够晓得其中的滋味的。

        所以卖豆腐的人来了，男女老幼，全都欢迎。打开门来，笑盈盈的，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彼此有一种融洽的感情，默默生了起来。

        似乎卖豆腐的在说：

        “我的豆腐真好！”

        似乎买豆腐的回答：

        “你的豆腐果然不错。”

        买不起豆腐的人对那卖豆腐的，就非常地羡慕，一听了那从街口越招呼越近的声音就特别地感到诱惑，假若能吃一块豆腐可不错，切上一点青辣椒，拌上一点小葱子。

        但是天天这样想，天天就没有买成，卖豆腐的一来，就把这等人白白地引诱一场。于是那被诱惑的人，仍然逗不起决心，就多吃几口辣椒，辣得满头是汗。他想假若一个人开了一个豆腐房可不错，那就可以自由随便地吃豆腐了。

        果然，他的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问他：

        “你长大了干什么？”

        五岁的孩子说：

        “开豆腐房。”

        这显然要继承他父亲未遂的志愿。

        关于豆腐这美妙的一盘菜的爱好，竟还有甚于此的，竟有想要倾家荡产的。传说上，有这样的一个家长，他下了决心，他说：

        “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不过了”的三个字，用旧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毁家纾难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破产了！”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都完了。

        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

        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说“晚霞”人们不懂，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

        “他妈的，你们也变了……”

        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那人说：

        “你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

        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的，见也未曾见过的，诸多种的颜色。

        五秒钟之内，天空里有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那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再过一秒钟，没有什么变化。再过两三秒钟，那匹马加大了，马腿也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

        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那马就变没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这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边跑着，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仔。跑着跑着，小狗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

        又找到了一个大狮子，和娘娘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的，也是那么大，也是那样地蹲着，很威武地、很镇静地蹲着，它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似乎眼睛连什么也不睬。看着看着地，一不谨慎，同时又看到了别一个什么。这时候，可就麻烦了，人的眼睛不能同时又看东，又看西，这样子会活活把那个大狮子糟蹋了。一转眼，一低头，那天空的东西就变了。若是再找，怕是看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了。

        大狮子既然找不到，另外的那什么，比方就是一个猴子吧，猴子虽不如大狮子，可同时也没有了。

        一时恍恍惚惚的，满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是什么也不像，什么也没有了。

        必须是低下头去，把眼睛揉一揉，或者是沉静一会再来看。

        可是天空偏偏又不常常等待着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工夫火烧云下去了。

        于是孩子们困倦了，回屋去睡觉了。竟有还没能来得及进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

        祖母的手里，拿着白马鬃的蝇甩子，就用蝇甩子给他驱逐着蚊虫。

        祖母还不知道这孩子是已经睡了，还以为他在那里玩着呢！

        “下去玩一会去吧！把奶奶的腿压麻了。”

        用手一推，这孩子已经睡得摇摇晃晃的了。

        这时候，火烧云已经完全下去了。

        于是家家户户都进屋去睡觉，关起窗门来。

        呼兰河这地方，就是在六月里也是不十分热的，夜里总要盖着薄棉被睡觉。

        等黄昏之后的乌鸦飞过时，只能够隔着窗子听到那很少的尚未睡的孩子在嚷叫：

        乌鸦乌鸦你打场，

        给你二斗粮……

        那漫天盖地的一群黑乌鸦，呱呱地大叫着，在整个的县城的头顶上飞过去了。

        据说飞过了呼兰河的南岸，就在一个大树林子里边住下了。明天早晨起来再飞。

        夏秋之间每夜要过乌鸦，究竟这些成百成千的乌鸦过到哪里去，孩子们是不大晓得的，大人们也不大讲给他们听。

        只晓得念这套歌，“乌鸦乌鸦你打场，给你二斗粮。”

        究竟给乌鸦二斗粮做什么，似乎不大有道理。

        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地过去了。

        因为大昴星升起来了，大昴星好像铜球似的亮晶晶的了。

        天河和月亮也都上来了。

        蝙蝠也飞起来了。

        是凡跟着太阳一起来的，现在都回去了。人睡了，猪、马、牛、羊也都睡了，燕子和蝴蝶也都不飞了。就连房根底下的牵牛花，也一朵没有开的。含苞的含苞，卷缩的卷缩。含苞的准备着欢迎那早晨又要来的太阳，那卷缩的，因为它已经在昨天欢迎过了，它要落去了。

        随着月亮上来的星夜，大昴星也不过是月亮的一个马前卒，让它先跑到一步就是了。

        夜一来蛤蟆就叫，在河沟里叫，在洼地里叫。虫子也叫，在院心草棵子里，在城外的大田上，有的叫在人家的花盆里，有的叫在人家的坟头上。

        夏夜若无风无雨就这样地过去了，一夜又一夜。

        很快地夏天就过完了，秋天就来了。秋天和夏天的分别不太大，也不过天凉了，夜里非盖着被子睡觉不可。种田的人白天忙着收割，夜里多做几个割高粱的梦就是了。

        女人一到了八月也不过就是浆衣裳，拆被子，捶棒硾，捶得街街巷巷早晚地叮叮当当地乱响。

        “棒硾”一捶完，做起被子来，就是冬天。

        冬天下雪了。

        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地过着，霜打了，雨淋了。

        大风来时是飞沙走石，似乎是很了不起的样子。冬天，大地被冻裂了，江河被冻住了。再冷起来，江河也被冻得锵锵地响着裂开了纹。冬天，冻掉了人的耳朵，破了人的鼻子，裂了人的手和脚。

        但这是大自然的威风，与小民们无关。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

        被冬天冻裂了手指的，到了夏天也自然就好了。好不了的，“李永春”药铺去买二两红花，泡一点红花酒来擦一擦。擦得手指通红也不见消，也许就越来越肿起来，那么再到“李永春”药铺去，这回可不买红花了，是买了一贴膏药来。

        回到家里，用火一烤，黏黏糊糊地就贴在冻疮上了。这膏药是真好，贴上了一点也不碍事。该赶车的去赶车，该切菜的去切菜。黏黏糊糊的是真好，见了水也不掉，该洗衣裳的去洗衣裳去好了。就是掉了，拿在火上再一烤，就还贴得上的。

        一贴，贴了半个月。

        呼兰河这地方的人，什么都讲结实、耐用，这膏药这样地耐用，实在是合乎这地方的人情。虽然是贴了半个月，手也还没有见好，但这膏药总算是耐用，没有白花钱。

        于是再买一贴去，贴来贴去，这手可就越肿越大了。还有些买不起膏药的，就拣人家贴乏了的来贴。

        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二

        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

        跳大神；
        唱秧歌；
        放河灯；
        野台子戏；
        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先说大神。大神是会治病的，她穿着奇怪的衣裳，那衣裳平常的人不穿；红的，是一张裙子，那裙子一围在她的腰上，她的人就变样了。开初，她并不打鼓，只是一围起那红花裙子就哆嗦。从头到脚，无处不哆嗦，哆嗦了一阵之后，又开始打颤。她闭着眼睛，嘴里边叽里咕噜的。每一打颤，就装出来要倒的样子，把四边的人都吓得一跳，可是她又坐住了。

        大神坐的是凳子，她的对面摆着一块牌位，牌位上贴着红纸，写着黑字。那牌位越旧越好，好显得她一年之中跳神的次数不少，越跳多了就越好，她的信用就远近皆知，她的生意就会兴隆起来。那牌前，点着香，香烟慢慢地旋着。

        那女大神多半在香点了一半的时候神就下来了。那神一下来，可就威风不同，好像有万马千军让她领导似的，她全身是劲，她站起来乱跳。

        大神的旁边，还有一个二神，当二神的都是男人。他并不昏乱，他是清晰如常的，他赶快把一张圆鼓交到大神的手里。大神拿了这鼓，站起来就乱跳，先诉说那附在她身上的神灵的下山的经历，是乘着云，是随着风，或者是驾雾而来，说得非常之雄壮。二神站在一边，大神问他什么，他回答什么。好的二神是对答如流的，坏的二神，一不加小心说冲着了大神的一字，大神就要闹起来的。大神一闹起来的时候，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着鼓，乱骂一阵，说这病人，不出今夜就必得死的，死了之后，还会游魂不散，家族、亲戚、乡里都要招灾的。这时吓得那请神的人家赶快烧香点酒，烧香点酒之后，若再不行，就得赶快送上红布来，把红布挂在牌位上，若再不行，就得杀鸡。若闹到了杀鸡这个阶段，就多半不能再闹了，因为再闹就没有什么想头了。

        这鸡、这布，一律都归大神所有。跳过了神之后，她把鸡拿回家去自己煮上吃了。把红布用蓝靛染了之后，做起裤子穿了。

        有的大神，一上手就百般地下不来神，请神的人家就得赶快地杀鸡来。若一杀慢了，等一会跳到半道就要骂的。谁家请神都是为了治病，请大神骂，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对大神是非常尊敬的，又非常怕。

        跳大神，大半是天黑跳起，只要一打起鼓来，就男女老幼，都往这跳神的人家跑。若是夏天，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还有些女人，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地从墙头上跳过来，跳过来看跳神的。

        跳到半夜时分，要送神归山了，那时候，那鼓打得分外地响，大神也唱得分外地好听；邻居左右，十家二十家的人家都听得到，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二神嘴里唱：

        “大仙家回山了，要慢慢地走，要慢慢地行。”

        大神说：

        “我的二仙家，青龙山，白虎山……夜行三千里，乘着风儿不算难……”

        这唱着的词调，混合着鼓声，从几十丈远的地方传来，实在是冷森森的，越听就越悲凉。听了这种鼓声，往往终夜而不能眠的人也有。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过了十天半月的，又是跳神的鼓，当当地响。于是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似乎下回再有打鼓的连听也不要听了。其实不然，鼓一响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在听，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

        七月十五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了。

        河灯有白菜灯、西瓜灯，还有莲花灯。

        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箫，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褊衫，在河沿上打起场子来在做道场。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

        一到了黄昏，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奔着去看河灯的人就络绎不绝了。大街小巷，哪怕终年不出门的人，也要随着人群奔到河沿去。先到了河沿的就蹲在那里。沿着河岸蹲满了人，可是从大街小巷往外出发的人仍是不绝，瞎子、瘸子都来看河灯（这里说错了，惟独瞎子是不来看河灯的），把街道跑得冒了烟了。

        姑娘、媳妇，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一出了大门，不用问到哪里去，就都是看河灯去。

        黄昏时候的七月，火烧云刚刚落下去，街道上发着显微的白光，嘁嘁喳喳，把往日的寂静都冲散了，个个街道都活了起来，好像这城里发生了大火，人们都赶去救火的样子。非常忙迫，踢踢踏踏地向前跑。

        先跑到了河沿的就蹲在那里，后跑到的，也就挤上去蹲在那里。

        大家一齐等候着，等候着月亮高起来，河灯就要从水上放下来了。

        七月十五日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脱生，缠绵在地狱里边是非常苦的，想脱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每个鬼托着一个河灯，就可得以脱生。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之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所以放河灯这件事情是件善举。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些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忘记。

        但是这其间也有一个矛盾，就是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多半都是野鬼托着个莲花灯投生而来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不被父母所喜欢，长到结婚的年龄，男女两家必要先对过生日时辰，才能够结亲。若是女家生在七月十五，这女子就很难出嫁，必须改了生日，欺骗男家。若是男家七月十五的生日，也不大好，不过若是财产丰富的，也就没有多大关系，嫁是可以嫁过去的，虽然就是一个恶鬼，有了钱大概怕也不怎样恶了。但在女子这方面可就万万不可，绝对地不可以；若是有钱的寡妇的独养女，又当别论，因为娶了这姑娘可以有一份财产在那里晃来晃去，就是娶了而带不过财产来，先说那一份妆奁也是少不了的。假说女子就是一个恶鬼的化身，但那也不要紧。

        平常的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似乎人们相信鬼是假的，有点不十分真。

        但是当河灯一放下来的时候，和尚为着庆祝鬼们更生，打着鼓，叮当地响；念着经，好像紧急符咒似的，表示着，这一工夫可是千金一刻，且莫匆匆地让过，诸位男鬼女鬼，赶快托着灯去投生吧。

        念完了经，就吹笙管笛箫，那声音实在好听，远近皆闻。

        同时那河灯从上流拥拥挤挤，往下浮来了。浮得很慢，又镇静、又稳当，绝对地看不出来水里边会有鬼们来捉了它们去。

        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呼呼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都看出了神了，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之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一直闹到月亮来到了中天，大昴星、二昴星、三昴星都出齐了的时候，才算渐渐地从繁华的景况，走向了冷静的路去。

        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来了。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去了。在这过程中，有的流到半路就灭了，有的被冲到了岸边，在岸边生了野草的地方就被挂住了。

        还有每当河灯一流到了下流，就有些孩子拿着竿子去抓它，有些渔船也顺手取了一两只。到后来河灯越来越稀疏了。

        到往下流去，就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来了。因为越流越少了。

        流到极远处去的，似乎那里的河水也发了黑。而且是流着流着地就少了一个。

        河灯从上流过来的时候，虽然路上也有许多落伍的，也有许多淹灭了的，但始终没有觉得河灯是被鬼们托着走了的感觉。

        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惟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

        “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多半的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况，就抬起身来离开了河沿回家去了。于是不但河里冷落，岸上也冷落了起来。

        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着，看着，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着看着，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灭的。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一个地托着走了。

        打过了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

        河水是寂静如常的，小风把河水皱着极细的波浪。月光在河水上边并不像在海水上边闪着一片一片的金光，而是月亮落到河底里去了。似乎那渔船上的人，伸手可以把月亮拿到船上来似的。

        河的南岸，尽是柳条丛，河的北岸就是呼兰河城。

        那看河灯回去的人们，也许都睡着了。不过月亮还是在河上照着。

        野台子戏也是在河边上唱的。也是秋天，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若是夏天大旱，人们戴起柳条圈来求雨，在街上几十人，跑了几天，唱着，打着鼓。

        求雨的人不准穿鞋，龙王爷可怜他们在太阳下边把脚烫得很痛，就因此下了雨了。一下了雨，到秋天就得唱戏的，因为求雨的时候许下了愿。许愿就得还愿，若是还愿的戏就更非唱不可了。

        一唱就是三天。

        在河岸的沙滩上搭起了台子来。这台子是用杆子绑起来的，上边搭上了席棚，下了一点小雨也不要紧，太阳则完全可以遮住的。

        戏台搭好了之后，两边就搭看台。看台还有楼座。坐在那楼座上是很好的，又风凉，又可以远眺。不过，楼座是不大容易坐得到的，除非当地的官、绅，别人是不大坐得到的。

        既不卖票，哪怕你就有钱，也没有办法。

        只搭戏台，就搭三五天。

        台子的架一竖起来，城里的人就说：

        “戏台竖起架子来了。”

        一上了棚，人就说：

        “戏台上棚了。”

        戏台搭完了就搭看台，看台是顺着戏台的左边搭一排，右边搭一排，所以是两排平行而相对的。一搭要搭出十几丈远去。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

        比方嫁了的女儿，回来住娘家，临走（回婆家）的时候，做母亲的送到大门外，摆着手还说：

        “秋天唱戏的时候，再接你来看戏。”

        坐着女儿的车子远了，母亲含着眼泪还说：

        “看戏的时候接你回来。”

        所以一到了唱戏的时候，可并不是简单地看戏，而是接姑娘唤女婿，热闹得很。

        东家的女儿长大了，西家的男孩子也该成亲了，说媒的这个时候就走上门来，约定两家的父母在戏台底下，第一天或是第二天，彼此相看。也有只通知男家而不通知女家的，这叫做“偷看”，这样的看法，成与不成，没有关系，比较地自由，反正那家的姑娘也不知道。

        所以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都穿了新衣裳，擦了胭脂涂了粉，刘海剪得并排齐。头辫梳得一丝不乱，扎了红辫根，绿辫梢。也有扎了水红的，也有扎了蛋青的。走起路来像客人，吃起瓜子来，头不歪眼不斜的，温文尔雅，都变成了大家闺秀。有的着蛋青市布长衫，有的穿了藕荷色的，有的银灰的。有的还把衣服的边上压了条，有的蛋青色的衣裳压了黑条，有的水红洋纱的衣裳压了蓝条。脚上穿了蓝缎鞋，或是黑缎绣花鞋。

        鞋上有的绣着蝴蝶，有的绣着蜻蜓，有的绣着莲花，绣着牡丹的，各样的都有。

       手里边拿着花手巾。耳朵上戴了长钳子，土名叫做“带穗钳子”。这带穗钳子有两种，一种是金的、翠的；一种是铜的、琉璃的。有钱一点的戴金的，少微差一点的带琉璃的。反正都很好看，在耳朵上摇来晃去，黄忽忽、绿森森的。再加上满脸矜持的微笑，真不知这都是谁家的闺秀。

        那些已嫁的妇女，也是照样地打扮起来，在戏台下边，东邻西舍的姊妹们相遇了，好互相地品评。

        谁的模样俊，谁的鬓角黑。谁的手镯是福泰银楼的新花样，谁的压头簪又小巧又玲珑。谁的一双绛紫缎鞋，真是绣得漂亮。

        老太太虽然不穿什么带颜色的衣裳，但也个个整齐，人人利落，手拿长烟袋，头上撇着大扁方。慈祥，温静。

        戏还没有开台，呼兰河城就热闹得不得了了，接姑娘的，唤女婿的，有一个很好的童谣：

        拉大锯，扯大锯，
        老爷（外公）门口唱大戏。
        接姑娘，唤女婿，
        小外孙也要去。
        ……

        于是乎不但小外甥，三姨二姑也都聚在了一起。

        每家如此，杀鸡买酒，笑语迎门，彼此谈着家常，说着趣事，每夜必到三更，灯油不知浪费了多少。

        某村某村，婆婆虐待媳妇。哪家哪家的公公喝了酒就耍酒疯。又是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刚过一年就生了一对双生。又是谁的儿子十三岁就定了一家十八岁的姑娘做妻子。

        烛火灯光之下，一谈谈个半夜，真是非常地温暖而亲切。

        一家若有几个女儿，这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亲姊妹，两三年不能相遇的也有。平常是一个住东，一个住西。不是隔水的就是离山，而且每人有一大群孩子，也各自有自己的家务，若想彼此过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是做母亲的同时把几个女儿都接来了，那她们的相遇，真仿佛已经隔了三十年了。相见之下，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羞羞惭惭，欲言又止，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过了一刻工夫，耳脸都发起烧来，于是相对无语，心中又喜又悲。过了一袋烟的工夫，等那往上冲的血流落了下去，彼此都逃出了那种昏昏恍恍的境界，这才来找几句不相干的话来开头；或是：

        “你多咱来的？”

        或是：

        “孩子们都带来了？”

        关于别离了几年的事情，连一个字也不敢提。

        从表面上看来，她们并不是像姊妹，丝毫没有亲热的表现。面面相对的，不知道她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似乎连认识也不认识，似乎从前她们两个并没有见过，而今天是第一次的相见，所以异常地冷落。

        但是这只是外表，她们的心里，就早已沟通着了。甚至于在十天或半月之前，她们的心里就早已开始很远地牵动起来，那就是当着她们彼此都接到了母亲的信的时候。

        那信上写着迎接她们姊妹回来看戏的。

        从那时候起，她们就把要送给姐姐或妹妹的礼物规定好了。

        一双黑大绒的云子卷，是亲手做的。或者就在她们的本城和本乡里，有一个出名的染缸房，那染缸房会染出来很好的麻花布来。于是送了两匹白布去，嘱咐他好好地加细地染着。一匹是白地染蓝花，一匹是蓝地染白花。蓝地的染的是刘海戏金蟾，白地的染的是蝴蝶闹莲花。

        一匹送给大姐姐，一匹送给三妹妹。

        现在这东西，就都带在箱子里边。等过了一天二日的，寻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地从自己的箱底把这等东西取出来，摆在姐姐的面前，说：

        “这麻花布被面，你带回去吧！”

        只说了这么一句，看样子并不像是送礼物，并不像今人似的，送一点礼物很怕邻居左右看不见，是大嚷大吵着的，说这东西是从什么山上，或是什么海里得来的。哪怕是小河沟子的出品，也必要连那小河沟子的身份也提高，说河沟子是怎样地不凡，是怎样地与众不同，可不同别的河沟子。

        这等乡下人，糊里糊涂的，要表现的，无法表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把东西递过去就算了事。

        至于那受了东西的，也是不会说什么，连声道谢也不说，就收下了。也有的稍微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留着你自己用吧！”

        当然那送礼物的是加以拒绝。一拒绝，也就收下了。

        每个回娘家看戏的姑娘，都零零碎碎地带来一大批东西。

        送父母的，送兄嫂的，送侄女的，送三亲六故的。带了东西最多的，是凡见了长辈或晚辈都多少有点东西拿得出来，那就是谁的人情最周到。

        这一类的事情，等野台子唱完，拆了台子的时候，家家户户才慢慢地传诵。

        每个从婆家回娘家的姑娘，也都带着很丰富的东西，这些都是人家送给她的礼品。东西丰富得很，不但有用的，也有吃的，母亲亲手装的咸肉，姐姐亲手晒的干鱼，哥哥上山打猎打了一只雁来腌上，至今还有一只雁大腿，这个也给看戏小姑娘带回去，带回去给公公去喝酒吧。

        于是乌三八四的，离走的前一天晚上，真是忙了个不休，就要分散的姊妹们连说个话儿的工夫都没有了。大包小包一大堆。

        再说在这看戏的时间，除了看亲戚，会朋友，还成了许多好事，那就是谁家的女儿和谁家公子订婚了，说是明年二月，或是三月就要娶亲。订婚酒，已经吃过了，眼前就要过“小礼”的。所谓“小礼”就是在法律上的订婚形式，一经过了这番手续，东家的女儿，终归就要成了西家的媳妇了。

        也有男女两家都是外乡赶来看戏的，男家的公子也并不在，女家的小姐也并不在。只是两家的双亲有媒人从中媾通着，就把亲事给定了。也有的喝酒作乐的随便地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人家。也有的男女两家的公子、小姐都还没有生出来，就给定下亲了。这叫做“指腹为亲”。这指腹为亲的，多半都是相当有点资财的人家才有这样的事。

        两家都很有钱，一家是本地的烧锅掌柜的，一家是白旗屯的大窝堡，两家是一家种高粱，一家开烧锅。开烧锅的需要高粱，种高粱的需要烧锅买他的高粱，烧锅非高粱不可，高粱非烧锅不行，恰巧又赶上这两家的妇人，都要将近生产，所以就“指腹为亲”了。

        无管是谁家生了男孩子，谁家生了女孩子，只要是一男一女就规定他们是夫妇。假若两家都生了男孩，都就不能勉强规定了。两家都生了女孩也是不能够规定的。

        但是这指腹为亲，好处不太多，坏处是很多的。半路上当中的一家穷了，不开烧锅了，或者没有窝堡了，其余的一家，就不愿意娶他家的姑娘，或是把女儿嫁给一家穷人。假若女家穷了，那还好办，若实在不娶，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若是男家穷了，男家就一定要娶，若一定不让娶，那姑娘的名誉就很坏，说她把谁家谁给“妨”穷了，又不嫁了。“妨”字在迷信上说就是因为她命硬，因为她某家某家穷了。以后她就不大容易找婆家，会给她起一个名叫做“望门妨”。无法，只得嫁过去，嫁过去之后，妯娌之间又要说她嫌贫爱富，百般地侮辱她。丈夫因此也不喜欢她了，公公婆婆也虐待她，她一个年轻的未出过家门的女子，受不住这许多攻击，回到娘家去，娘家也无甚办法，就是那当年指腹为亲的母亲说：

        “这都是你的命，你好好地耐着吧！”

        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搭戏台的人，也真是会搭，正选了一块平平坦坦的大沙滩，又光滑，又干净，使人就是倒在上边，也不会把衣裳沾一丝儿的土星。这沙滩有半里路长。

        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那戏台上出来一个穿红的，进去一个穿绿的，只看见摇摇摆摆地走出走进，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用说唱得好不好，就连听也听不到。离着近的还看得见不挂胡子的戏子在张嘴，离得远的就连戏台那个穿红衣裳的究竟是一个坤角，还是一个男角，也都不大看得清楚。简直是还不如看木偶戏。

        但是若有一个唱木偶戏的这时候来在台下，唱起来，问他们看不看，那他们一定不看的，哪怕就连戏台子的边也看不见了，哪怕是站在二里路之外，他们也不看那木偶戏的。因为在大戏台底下，哪怕就是睡了一觉回去，也总算是从大戏台子底下回来的，而不是从什么别的地方回来的。

        一年没有什么别的好看，就这一场大戏还能够轻易地放过吗？所以无论看不看，戏台底下是不能不来。

        所以一些乡下的人也都来了，赶着几套马的大车，赶着老牛车，赶着花轮子，赶着小车子，小车子上边驾着大骡子。

        总之家里有什么车就驾了什么车来。也有的似乎他们家里并不养马，也不养别的牲口，就只用了一匹小毛驴，拉着一个花轮子也就来了。

        来了之后，这些车马，就一齐停在沙滩上，马匹在草包上吃着草，骡子到河里去喝水。车子上都搭席棚，好像小看台似的，排列在戏台的远处。那车子带来了他们的全家，从祖母到孙子媳，老少三辈。他们离着戏台二三十丈远，听是什么也听不见的，看也很难看到什么，也不过是大红大绿的，在戏台上跑着圈子，头上戴着奇怪的帽子，身上穿着奇怪的衣裳，谁知道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有的看了三天大戏台子，而连一场的戏名字也都叫不出来。回到乡下去，他也跟着人家说长道短的，偶尔人家问了他说的是哪出戏，他竟瞪了眼睛，说不出来了。

        至于一些孩子们在戏台底下，就更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记住一个大胡子，一个花脸的，谁知道那些都是在做什么，比比划划，刀枪棍棒地乱闹一阵。

        反正戏台底下有些卖凉粉的，有些卖糖球的，随便吃去好了。什么黏糕、油炸馒头、豆腐脑都有，这些东西吃了又不饱，吃了这样再去吃那样。卖西瓜的，卖香瓜的，戏台底下都有，招得苍蝇一大堆，嗡嗡地飞。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

        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长道短，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还有些个远亲，平常一年也看不到，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哪能不打招呼。所以三姨二婶子的，就在人多的地方大叫起来。假若是在看台的凉棚里坐着，忽然有一个老太太站了起来，大叫着说：

        “他二舅母，你可多咱来的？”

        于是那一方也就应声而起。原来坐在看台的楼座上的，离着戏台比较近，听唱是听得到的，所以那看台上比较安静。姑娘媳妇都吃着瓜子，喝着茶。对这大嚷大叫的人，别人虽然讨厌，但也不敢去禁止，你若让她小一点声讲话，她会骂了出来：

        “这野台子戏，也不是你家的，你愿听戏，你请一台子到你家里去唱……”

        另外的一个也说：

        “哟哟，我没见过，看起戏来，都六亲不认了，说个话儿也不让……”

        这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更不客气的，一开口就说：

        “小养汉老婆……你奶奶，一辈子家里外头没受过谁的大声小气，今天来到戏台底下受你的管教来啦，你娘的……”

        被骂的人若是不搭言，过一回也就了事了，若一搭言，自然也没有好听的。于是两边就打了起来啦，西瓜皮之类就飞了过去。

        这来在戏台下看戏的，不料自己竟演起戏来，于是人们一窝蜂似的，都聚在这个真打真骂的活戏的方面来了。也有一些流氓混子之类，故意地叫着好，惹得全场的人哄哄大笑。

        假若打仗的还是个年轻的女子，那些讨厌的流氓们还会说着各样的俏皮话，使她火上加油越骂就越凶猛。

        自然那老太太无理，她一开口就骂了人。但是一闹到后来，谁是谁非也就看不出来了。

    幸而戏台上的戏子总算沉着，不为所动，还在那里阿拉阿拉地唱。过了一个时候，那打得热闹的也究竟平静了。

        再说戏台下边也有一些个调情的，那都是南街豆腐房里的嫂嫂，或是碾磨房的碾倌磨倌的老婆。碾倌的老婆看上了一个赶马车的车夫。或是豆腐匠看上了开粮米铺那家的小姑娘。有的是两方面都眉来眼去，有的是一方面殷勤，他一方面则表示要拒之千里之外。这样的多半是一边低，一边高，两方面的资财不对。

        绅士之流，也有调情的，彼此都坐在看台之上，东张张，西望望。三亲六故，姐夫小姨之间，未免地就要多看几眼，何况又都打扮得漂亮，非常好看。

        绅士们平常到别人家的客厅去拜访的时候，绝不能够看上了人家的小姐就不住地看，那该多么不绅士，那该多么不讲道德。那小姐若一告诉了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立刻就和这样的朋友绝交。绝交了，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一传出去名誉该多坏。绅士是高雅的，哪能够不清不白的，哪能够不分长幼地去存心朋友的女儿，像那般下等人似的。

        绅士彼此一拜访的时候，都是先让到客厅里去，端端庄庄地坐在那里，而后倒茶装烟。规矩礼法，彼此都尊为是上等人。朋友的妻子儿女，也都出来拜见，尊为长者。在这种时候，只能问问大少爷的书读了多少，或是又写了多少字了。

        连朋友的太太也不可以过多地谈话，何况朋友的女儿呢？那就连头也不能够抬的，哪里还敢细看。

        现在在戏台上看看怕不要紧，假设有人问道，就说是东看西看，瞧一瞧是否有朋友在别的看台上。何况这地方又人多眼杂，也许没有人留意。

        三看两看的，朋友的小姐倒没有看上，可看上了一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的一位妇人。那妇人拿着小小的鹅翎扇子，从扇子梢上往这边转着眼珠，虽说是一位妇人，可是又年轻，又漂亮。

        这时候，这绅士就应该站起来打着口哨，好表示他是开心的，可是我们中国上一辈的老绅士不会这一套。他另外也有一套，就是他的眼睛似睁非睁地迷离恍惚地望了出去，表示他对她有无限的情意。可惜离得太远，怕不会看得清楚，也许是枉费了心思了。

        也有的在戏台下边，不听父母之命，不听媒妁之言，自己就结了终生不解之缘。这多半是表哥表妹等等，稍有点出身来历的公子小姐的行为。他们一言为定，终生合好。间或也有被父母所阻拦，生出来许多波折。但那波折都是非常美丽的，使人一讲起来，真是比看《红楼梦》更有趣味。来年再唱大戏的时候，姊妹们一讲起这佳话来，真是增添了不少的回想……

        赶着车进城来看戏的乡下人，他们就在河边沙滩上，扎了营了。夜里大戏散了，人们都回家了，只有这等连车带马的，他们就在沙滩上过夜。好像出征的军人似的，露天为营。

        有的住了一夜，第二夜就回去了。有的住了三夜，一直到大戏唱完，才赶着车子回乡。不用说这沙滩上是很雄壮的。夜里，他们每家燃了火，煮茶的煮茶，谈天的谈天，但终归是人数太少，也不过二三十辆车子，所燃起来的火，也不会火光冲天，所以多少有一些凄凉之感。夜深了，住在河边上，被河水吸着又特别地凉，人家睡起觉来都觉得冷森森的。尤其是车夫马倌之类，他们不能够睡觉，怕是有土匪来抢劫他们的马匹，所以就坐以待旦。

        于是在纸灯笼下边，三个两个地赌钱，赌到天色发白了，该牵着马到河边去饮水去了。在河上，遇到了捉蟹的蟹船，蟹船上的老头说：

        “昨天的《打渔杀家》唱得不错，听说今天有《汾河湾》。”

        那牵着牲口饮水的人，是一点大戏常识也没有的。他只听到牲口喝水的声音呵呵的，其他的则不知所答了。

        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也是为着神鬼，而不是为着人的。

        这庙会的土名叫做“逛庙”，也是无分男女老幼都来逛的，但其中以女子最多。

        女子们早晨起来，吃了早饭，就开始梳洗打扮。打扮好了，就约了东家姐姐、西家妹妹的去逛庙去了。竟有一起来就先梳洗打扮的，打扮好了，才吃饭，一吃了饭就走了。总之一到逛庙这天，各不后人，到不了半晌午，就车水马龙，拥挤得气息不通了。

        挤丢了孩子的站在那儿喊，找不到妈的孩子在人群里边哭，三岁的、五岁的，还有两岁的刚刚会走，竟也被挤丢了。

        所以每年庙会上必得有几个警察在收这些孩子。收了站在庙台上，等着他的家人来领。偏偏这些孩子都很胆小，张着嘴大哭，哭得实在可怜，满头满脸是汗。有的十二三岁了，也被丢了，问他家住在哪里？他竟说不出所以然来，东指指，西划划，说是他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沟，那河沟里边出虾米，就叫做“虾沟子”，也许他家那地名就叫“虾沟子”，听了使人莫名其妙。再问他这虾沟子离城多远，他便说：骑马要一顿饭的工夫可到，坐车要三顿饭的工夫可到。究竟离城多远，他没有说。问他姓什么，他说他祖父叫史二，他父亲叫史成……

        这样你就再也不敢问他了。要问他吃饭没有？他就说：“睡觉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任他去吧。于是却连大带小的一齐站在庙门口，他们哭的哭，叫的叫，好像小兽似的，警察在看守他们。

        娘娘庙是在北大街上，老爷庙和娘娘庙离不了好远。那些烧香的人，虽然说是求子求孙，是先该向娘娘来烧香的，但是人们都以为阴间也是一样地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

        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好像跪到那里报个到似的，而后才上娘娘庙去。

        老爷庙有大泥像十多尊，不知道哪个是老爷，都是威风凛凛、气概盖世的样子。有的泥像的手指尖都被攀了去，举着没有手指的手在那里站着，有的眼睛被挖了，像是个瞎子似的。有的泥像的脚趾是被写了一大堆的字，那字不太高雅，不怎么合乎神的身份。似乎是说泥像也该娶个老婆，不然他看了和尚去找小尼姑，他是要忌妒的。这字现在没有了，传说是这样。

        为了这个，县官下了手令，不到初一十五，一律地把庙门锁起来，不准闲人进去。

        当地的县官是很讲仁义道德的。传说他第五个姨太太，就是从尼姑庵接来的。所以他始终相信尼姑绝不会找和尚。自古就把尼姑列在和尚一起，其实是世人不查，人云亦云。好比县官的第五房姨太太，就是个尼姑。难道她也被和尚找过了吗？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下令一律地把庙门关了。

        娘娘庙里比较地清静，泥像也有一些个，以女子为多，多半都没有横眉竖眼，近乎普通人，使人走进了大殿不必害怕。

        不用说是娘娘了，那自然是很好的温顺的女性。就说女鬼吧，也都不怎样恶，至多也不过披头散发的就完了，也决没有像老爷庙里那般泥像似的，眼睛冒了火，或像老虎似的张着嘴。

        不但孩子进了老爷庙有的吓得大哭，就连壮年的男人进去也要肃然起敬，好像说虽然他在壮年，那泥像若走过来和他打打，他也绝打不过那泥像的。

        所以在老爷庙上磕头的人，心里比较虔诚，因为那泥像，身子高、力气大。

        到了娘娘庙，虽然也磕头，但就总觉得那娘娘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性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的有点类似猫头鹰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

        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着，也绝不会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比方女子去拜过了娘娘庙，也不过向娘娘讨子讨孙。讨完了就出来了，其余的并没有什么尊敬的意思。觉得子孙娘娘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而已，只是她的孩子多了一些。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

        “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两个庙都拜过了的人，就出来了，拥挤在街上。街上卖什么玩具的都有，多半玩具都是适于几岁的小孩子玩的。泥做的泥公鸡，鸡尾巴上插着两根红鸡毛，一点也不像，可是使人看去，就比活的更好看。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能不买。何况拿在嘴上一吹又会呜呜地响。买了泥公鸡，又看见了小泥人，小泥人的背上也有一个洞，这洞里边插着一根芦苇，一吹就响。那声音好像是诉怨似的，不太好听，但是孩子们都喜欢，做母亲的也一定要买。其余的如卖哨子的，卖小笛子的，卖线蝴蝶的，卖不倒翁的，其中尤以不倒翁最著名，也最为讲究，家家都买，有钱的买大的，没有钱的，买个小的。

        大的有一尺多高，二尺来高。小的有小得像个鸭蛋似的。无论大小，都非常灵活，按倒了就起来，起得很快，是随手就起来的。买不倒翁要当场试验，间或有生手的工匠所做出来的不倒翁，因屁股太大了，他不愿意倒下，也有的倒下了他就不起来。所以买不倒翁的人就把手伸出去，一律把他们按倒，看哪个先站起来就买哪个，当那一倒一起的时候真是可笑，摊子旁边围了些孩子，专在那里笑。不倒翁长得很好看，又白又胖。并不是老翁的样子，也不过他的名字叫不倒翁就是了。其实他是一个胖孩子。做得讲究一点的，头顶上还贴了一簇毛算是头发。有头发的比没有头发的要贵二百钱。有的孩子买的时候力争要戴头发的，做母亲的舍不得那二百钱，就说到家给他剪点狗毛贴。孩子非要戴毛的不可，选了一个戴毛的抱在怀里不放。没有法只得买了。这孩子抱着欢喜了一路，等到家一看，那簇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飞了。于是孩子大哭。虽然母亲已经给剪了簇狗毛贴上了，但那孩子就总觉得这狗毛不是真的，不如原来的好看。也许那原来也贴的是狗毛，或许还不如现在的这个好看。但那孩子就总不开心，忧愁了一个下半天。

        庙会到下半天就散了。虽然庙会是散了，可是庙门还开着，烧香的人、拜佛的人继续地还有。有些没有儿子的妇女，仍旧在娘娘庙上捉弄着娘娘。给子孙娘娘的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的脚上绑一条带子，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偷着抱走了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就都会生儿子的。

        娘娘庙的门口，卖带子的特别多，妇人们都争着去买，她们相信买了带子，就会把儿子给带来了。

        若是未出嫁的女儿，也误买了这东西，那就将成为大家的笑柄了。

        庙会一过，家家户户就都有一个不倒翁，离城远至十八里路的，也都买了一个回去。回到家里，摆在迎门的向口，使别人一过眼就看见了，他家的确有一个不倒翁。不差，这证明逛庙会的时节他家并没有落伍，的确是去逛过了。

        歌谣上说：

        小大姐，去逛庙，
        扭扭搭搭走得俏，
        回来买个搬不倒。

        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

        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地祭鬼。

        只是跳秧歌，是为活人而不是为鬼预备的。跳秧歌是在正月十五，正是农闲的时候，趁着新年而化起装来，男人装女人，装得滑稽可笑。

        狮子、龙灯、旱船……等等，似乎也跟祭鬼似的，花样复杂，一时说不清楚。

    三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地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

        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

        “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

        “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们都知道了祖父的这一手了，并不以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着他的袖管，撕着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来为止。

        祖父常常这样做，也总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总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没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来的，好像他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块，你来找吧！”

        这样地不知做过了多少次，就像老太太永久讲着“上山打老虎”这一个故事给孩子们听似的，哪怕是已经听过了五百遍，也还是在那里回回拍手，回回叫好。

        每当祖父这样做一次的时候，祖父和孩子们都一齐地笑得不得了。好像这戏还像第一次演似的。

        别人看了祖父这样做，也有笑的，可不是笑祖父的手法好，而是笑他天天使用一种方法抓掉了孩子的帽子，这未免可笑。

        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

        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纸窗给通了几个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通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抢着多通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

        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在她临死之前，病重的时候，我还会吓了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熬药，药壶是坐在炭火盆上，因为屋里特别地寂静，听得见那药壶骨碌骨碌地响。祖母住着两间房子，是里外屋，恰巧外屋也没有人，里屋也没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门一开，祖母并没有看见我，于是我就用拳头在板隔壁上，咚咚地打了两拳。我听到祖母“哟”地一声，铁火剪子就掉了地上了。

        我再探头一望，祖母就骂起我来。她好像就要下地来追我似的。我就一边笑着，一边跑了。

        我这样地吓唬祖母，也并不是向她报仇，那时我才五岁，是不晓得什么的，也许觉得这样好玩。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榇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给他的，还是他自动地愿意工作，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

        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

        “我们后园里去吧。”

        也许因此祖母也骂了我。

        她骂祖父是“死脑瓜骨”，骂我是“小死脑瓜骨”。

        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绝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

        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若不是把全身的力量跳尽了，祖父怕我累了想招呼住我，想让我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越招呼，我越不听话。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樱桃树，明是没有结樱桃，就偏跑到树上去找樱桃。李子树是半死的样子了，本不结李子的，就偏去找李子。一边在找，还一边大声地喊，在问着祖父：

        “爷爷，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

        祖父老远地回答着：

        “因为没有开花，就不结樱桃。”

        再问：

        “为什么樱桃树不开花？”

        祖父说：

        “因为你嘴馋，它就不开花。”

        我一听了这话，明明是嘲笑我的话，于是就飞奔着跑到祖父那里，似乎是很生气的样子。等祖父把眼睛一抬，他用了完全没有恶意的眼睛一看我，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把后园一时都让我搅乱了，我笑的声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

        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

        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地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我跑得很远地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

        偏偏这后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的，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残了似的。它们一齐都没有从前那么健康了，好像它们都很疲倦了，而要休息了似的，好像要收拾收拾回家去了似的。

        大榆树也是落着叶子，当我和祖父偶尔在树下坐坐，树叶竟落在我的脸上来了。树叶飞满了后园。

        没有多少时候，大雪又落下来了，后园就被埋住了。

        通到园子去的后门，也用泥封起来了，封得很厚，整个的冬天挂着白霜。

        我家住着五间房子，祖母和祖父共住两间，母亲和父亲共住两间。祖母住的是西屋，母亲住的是东屋。

        是五间一排的正房，厨房在中间，一齐是玻璃窗子，青砖墙，瓦房间。

        祖母的屋子，一个是外间，一个是内间。外间里摆着大躺箱，地长桌，太师椅。椅子上铺着红椅垫，躺箱上摆着硃砂瓶，长桌上列着座钟。钟的两边站着帽筒。帽筒上并不挂着帽子，而插着几个孔雀翎。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孔雀翎，我说它有金色的眼睛，总想用手摸一摸，祖母就一定不让摸，祖母是有洁癖的。

        还有祖母的躺箱上摆着一个座钟，那座钟是非常稀奇的，画着一个穿着古装的大姑娘，好像活了似的，每当我到祖母屋去，若是屋子里没有人，她就总用眼睛瞪我，我几次地告诉过祖父，祖父说：

        “那是画的，她不会瞪人。”

        我一定说她是会瞪人的，因为我看得出来，她的眼珠像是会转。

        还有祖母的大躺箱上也尽雕着小人，尽是穿古装衣裳的，宽衣大袖，还戴顶子，带着翎子。满箱子都刻着，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还有吃酒的，吃饭的，还有作揖的……

        我总想要细看一看，可是祖母不让我沾边，我还离得很远的，她就说：

        “可不许用手摸，你的手脏。”

        祖母的内间里边，在墙上挂着一个很古怪很古怪的挂钟，挂钟的下边用铁链子垂着两穗铁苞米。铁苞米比真的苞米大了很多，看起来非常重，似乎可以打死一个人。再往那挂钟里边看就更稀奇古怪了，有一个小人，长着蓝眼珠，钟摆一秒钟就响一下，钟摆一响，那眼珠就同时一转。

        那小人是黄头发，蓝眼珠，跟我相差太远，虽然祖父告诉我，说那是毛子人，但我不承认她，我看她不像什么人。

        所以我每次看这挂钟，就半天半天地看，都看得有点发呆了。我想：这毛子人就总在钟里边待着吗？永久也不下来玩吗？

        外国人在呼兰河的土语叫做“毛子人”。我四五岁的时候，还没有见过一个毛子人，以为毛子人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毛烘烘地卷着的缘故。

        祖母的屋子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别的，因为那时候，别的我都不发生什么趣味，所以只记住了这三五样。

        母亲的屋里，就连这一类的古怪玩意也没有了，都是些普通的描金柜，也是些帽筒、花瓶之类，没有什么好看的，我没有记住。

        这五间房子的组织，除了四间住房一间厨房之外，还有极小的、极黑的两个小后房。祖母一个，母亲一个。

        那里边装着各种样的东西，因为是储藏室的缘故。

        坛子罐子、箱子柜子、筐子篓子。除了自己家的东西，还有别人寄存的。

        那里边是黑的，要端着灯进去才能看见。那里边的耗子很多，蜘蛛网也很多。空气不大好，永久有一种扑鼻的和药的气味似的。

        我觉得这储藏室很好玩，随便打开哪一只箱子，里边一定有一些好看的东西，花丝线、各种色的绸条、香荷包、搭腰、裤腿、马蹄袖、绣花的领子。古香古色，颜色都配得特别地好看。箱子里边也常常有蓝翠的耳环或戒指，被我看见了，我一看见就非要一个玩不可，母亲就常常随手抛给我一个。

        还有些桌子带着抽屉的，一打开那里边更有些好玩的东西，铜环、木刀、竹尺、观音粉。这些个都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的。而且这抽屉始终也不锁的。所以我常常随意地开，开了就把样样似乎是不加选择地都搜了出去，左手拿着木头刀，右手拿着观音粉，这里砍一下，那里画一下。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个小锯，用这小锯，我开始毁坏起东西来，在椅子腿上锯一锯，在炕沿上锯一锯。我自己竟把我自己的小木刀也锯坏了。

        无论吃饭和睡觉，我这些东西都带在身边，吃饭的时候，我就用这小锯，锯着馒头，睡觉做起梦来还喊着：

        “我的小锯哪里去了？”

        储藏室好像变成我探险的地方了。我常常趁着母亲不在屋我就打开门进去了。这储藏室也有一个后窗，下半天也有一点亮光，我就趁着这亮光打开了抽屉，这抽屉已经被我翻得差不多的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了。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趣味了，就出来了。到后来连一块水胶、一段绳头都让我拿出来了，把五个抽屉通通拿空了。

        除了抽屉还有筐子笼子，但那个我不敢动，似乎每一样都是黑洞洞的，灰尘不知有多厚，蛛网蛛丝的不知有多少，因此我连想也不想动那东西。

        记得有一次我走到这黑屋子的极深极远的地方去，一个发响的东西撞住我的脚上。我摸起来抱到光亮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灯笼，用手指把灰尘一划，露出来是个红玻璃的。

        我在一两岁的时候，大概我是见过灯笼的，可是长到四五岁，反而不认识了。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我抱着去问祖父去了。

        祖父给我擦干净了，里边点上个洋蜡烛，于是我欢喜得就打着灯笼满屋跑，跑了好几天，一直到把这灯笼打碎了才算完了。

        我在黑屋子里边又碰到了一块木头，这块木头是上边刻着花的，用手一摸，很不光滑，我拿出来用小锯锯着。祖父看见了，说：

        “这是印帖子的帖板。”

        我不知道什么叫帖子，祖父刷上一片墨刷一张给我看，我只看见印出来几个小人，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花，还有字。祖父说：

        “咱们家开烧锅的时候，发帖子就是用这个印的，这是一百吊的……还有五十吊的、十吊的……”

        祖父给我印了许多，还用鬼子红给我印了些红的。

        还有带缨子的清朝的帽子，我也拿了出来戴上。多少年前的老大的鹅翎扇子，我也拿了出来吹着风。翻了一瓶莎仁出来，那是治胃病的药，母亲吃着，我也跟着吃。

        不久，这些八百年前的东西，都被我弄出来了。有些是祖母保存着的，有些是已经出了嫁的姑母的遗物，已经在那黑洞洞的地方放了多少年了，连动也没有动过。有些个快要腐烂了，有些个生了虫子，因为那些东西早被人们忘记了，好像世界上已经没有那么一回事了。而今天忽然又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他们受了惊似的又恢复了他们的记忆。

        每当我拿出一件新的东西的时候，祖母看见了，祖母说：

        “这是多少年前的了！这是你大姑在家里边玩的……”

        祖父看见了，祖父说：

        “这是你二姑在家时用的……”

        这是你大姑的扇子，那是你三姑的花鞋……都有了来历。

        但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三姑，谁是我的大姑。也许我一两岁的时候，我见过她们，可是我到四五岁时，我就不记得了。

        我祖母有三个女儿，到我长起来时，她们都早已出嫁了。

        可见二三十年内就没有小孩子了。而今也只有我一个。实在的还有一个小弟弟，不过那时他才一岁半岁的，所以不算他。

        家里边多少年前放的东西，没有动过，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地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

        后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但是又发现了这储藏室。这里边是无穷无尽地什么都有，这里边保藏着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

        比方我得到了一包颜料，是中国的大绿，看那颜料闪着金光，可是往指甲上一染，指甲就变绿了，往胳臂上一染，胳臂立刻飞来了一张树叶似的。实在是好看，也实在是莫名其妙，所以心里边就暗暗地欢喜，莫非是我得了宝贝吗？

        得了一块观音粉。这观音粉往门上一划，门就白了一道，往窗上一划，窗就白了一道。这可真有点奇怪，大概祖父写字的墨是黑墨，而这是白墨吧。

        得了一块圆玻璃，祖父说是“显微镜”。它在太阳底下一照，竟把祖父装好的一袋烟照着了。

        这该多么使人欢喜，什么什么都会变的。你看它是一块废铁，说不定它就有用，比方我捡到一块四方的铁块，上边有一个小窝。祖父把榛子放在小窝里边，打着榛子给我吃。在这小窝里打，不知道比用牙咬要快了多少倍。何况祖父老了，他的牙又多半不大好。

        我天天从那黑屋子往外搬着，而天天有新的。搬出来一批，玩厌了，弄坏了，就再去搬。

        因此使我的祖父、祖母常常地慨叹。

        他们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了，连我的第三个姑母还没有生的时候就有这东西。那是多少年前的了，还是分家的时候，从我曾祖那里得来的呢。又哪样哪样是什么人送的，而那家人家到今天也都家败人亡了，而这东西还存在着。

        又是我在玩着的那葡蔓藤的手镯，祖母说她就戴着这个手镯，有一年夏天坐着小车子，抱着我大姑去回娘家，路上遇了土匪，把金耳环给摘去了，而没有要这手镯。若也是金的银的，那该多危险，也一定要被抢去的。

        我听了问她：

        “我大姑在哪儿？”

        祖父笑了。祖母说：

        “你大姑的孩子比你都大了。”

        原来是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哪里知道。可是藤手镯却戴在我的手上，我举起手来，摇了一阵，那手镯好像风车似的，滴溜溜地转，手镯太大了，我的手太细了。

        祖母看见我把从前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她常常骂我：

        “你这孩子，没有东西不拿着玩的，这小不成器的……”

        她嘴里虽然是这样说，但她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重看到这东西，也似乎给了她一些回忆的满足。所以她说我是并不十分严刻的，我当然是不听她，该拿还是照旧地拿。

        于是我家里久不见天日的东西，经我这一搬弄，才得以见了天日。于是坏的坏，扔的扔，也就都从此消灭了。

        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感到十分地寂寞，但总不如在后园里那样玩着好。但孩子是容易忘记的，也就随遇而安了。

        第二年夏天，后园里种了不少的韭菜，是因为祖母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而种的。

        可是当韭菜长起来时，祖母就病重了，而不能吃这韭菜了，家里别的人也没有吃这韭菜的，韭菜就在园子里荒着。

        因为祖母病重，家里非常热闹，来了我的大姑母，又来了我的二姑母。

        二姑母是坐着她自家的小车子来的。那拉车的骡子挂着铃铛，哗哗啷啷地就停在窗前了。

        从那车上第一个就跳下来一个小孩，那小孩比我高了一点，是二姑母的儿子。

        他的小名叫“小兰”，祖父让我向他叫兰哥。

        别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不大一会工夫我就把他领到后园里去了。

        告诉他这个是玫瑰树，这个是狗尾草，这个是樱桃树。樱桃树是不结樱桃的，我也告诉了他。

        不知道在这之前他见过我没有，我可并没有见过他。

        我带他到东南角上去看那棵李子树时，还没有走到眼前，他就说：

        “这树前年就死了。”

        他说了这样的话，是使我很吃惊的。这树死了，他可怎么知道的？心中立刻来了一种忌妒的情感，觉得这花园是属于我的，和属于祖父的，其余的人连晓得也不该晓得才对的。

        我问他：

        “那么你来过我们家吗？”

        他说他来过。

        这个我更生气了，怎么他来我不晓得呢？

        我又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过的？”

        他说前年来的，他还带给我一个毛猴子。他问着我：

        “你忘了吗？你抱着那毛猴子就跑，跌倒了你还哭了哩！”

        我无论怎样想，也想不起来了。不过总算他送给我过一个毛猴子，可见对我是很好的，于是我就不生他的气了。

        从此天天就在一块玩。

        他比我大三岁，已经八岁了，他说他在学堂里边念了书的，他还带来了几本书，晚上在煤油灯下他还把书拿出来给我看。书上有小人、有剪刀、有房子。因为都是带着图，我一看就连那字似乎也认识了，我说：

        “这念剪刀，这念房子。”

        他说不对：

        “这念剪，这念房。”

        我拿过来一细看，果然都是一个字，而不是两个字，我是照着图念的，所以错了。

    我也有一盒方字块，这边是图，那边是字，我也拿出来给他看了。

        从此整天地玩。祖母病重与否，我不知道。不过在她临死的前几天就穿上了满身的新衣裳，好像要出门做客似的。说是怕死了来不及穿衣裳。

        因为祖母病重，家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亲戚。忙忙碌碌不知忙些个什么。有的拿了些白布撕着，撕得一条一块的，撕得非常地响亮，旁边就有人拿着针在缝那白布。还有的把一个小罐里边装了米，罐口蒙上了红布。还有的在后园门口拢起火来，在铁火勺里边炸着面饼了。问她：

        “这是什么？”

        “这是打狗饽饽。”

        她说阴间有十八关，过到狗关的时候，狗就上来咬人，用这饽饽一打，狗吃了饽饽就不咬人了。

        似乎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我没有听进去。

        家里边的人越多，我就越寂寞，走到屋里，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一切都不理解。祖父也似乎把我忘记了。我从后园里捉了一个特别大的蚂蚱送给他去看，他连看也没有看，就说：

        “真好，真好，上后园去玩去吧！”

        新来的兰哥也不陪我时，我就在后园里一个人玩。

        祖母已经死了，人们都到龙王庙上去报过庙回来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

        后园里边下了点雨，我想要进屋去拿草帽去，走到酱缸旁边（我家的酱缸是放在后园里的），一看，有雨点啪啪地落到缸帽子上。我想这缸帽子该多大，遮起雨来，比草帽一定更好。

        于是我就从缸上把它翻下来了，到了地上它还乱滚一阵。这时候，雨就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设法钻进这缸帽子去。因为这缸帽子太大了，差不多和我一般高。

        我顶着它，走了几步，觉得天昏地暗。而且重也是很重的，非常吃力。而且自己已经走到哪里了，自己也不晓得，只晓得头顶上啪啪啦啦地打着雨点，往脚下看着，脚下只是些狗尾草和韭菜。找了一个韭菜很厚的地方，我就坐下了，一坐下这缸帽子就和个小房似的扣着我。这比站着好得多，头顶不必顶着，帽子就扣在韭菜地上。但是里边可是黑极了，什么也看不见。

        同时听什么声音，也觉得都远了。大树在风雨里边被吹得呜呜的，好像大树已经被搬到别人家的院子去似的。

        韭菜是种在北墙根上，我是坐在韭菜上。北墙根离家里的房子很远的，家里边那闹嚷嚷的声音，也像是来在远方。

        我细听了一会，听不出什么来，还是在我自己的小屋里边坐着。这小屋这么好，不怕风，不怕雨，站起来走的时候，顶着屋盖就走了，有多么轻快。

        其实是很重的了，顶起来非常吃力。

        我顶着缸帽子，一路摸索着，来到了后门口，我是要顶给爷爷看看的。

        我家的后门坎特别高，迈也迈不过去，因为缸帽子太大，使我抬不起腿来。好不容易两手把腿拉着，弄了半天，总算是过去了。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

        等人家把我抱了起来，我一看，屋子里的人，完全不对了，都穿了白衣裳。

        再一看，祖母不是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张长板上。

        从这以后祖母就死了。

        祖母一死，家里继续着来了许多亲戚。有的拿着香、纸，到灵前哭了一阵就回去了，有的就带着大包小包的来了就住下了。

        大门前边吹着喇叭，院子里搭了灵棚，哭声终日，一闹闹了不知多少日子。

        请了和尚道士来，一闹闹到半夜，所来的都是吃、喝、说、笑。

        我也觉得好玩，所以就特别高兴起来。又加上从前我没有小同伴，而现在有了。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共有四五个。

        我们上树爬墙，几乎连房顶也要上去了。

        他们带我到小门洞子顶上去捉鸽子，搬了梯子到房檐头上去捉家雀。后花园虽然大，已经装不下我了。

        我跟着他们到井口边去往井里边看，那井是多么深，我从未见过。在上边喊一声，里边有人回答。用一个小石子投下去，那响声是很深远的。

        他们带我到粮食房子去，到碾磨房去，有时候竟把我带到街上，是已经离开家了，不跟着家人在一起，我是从来没有走过这样远。

        不料除了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车马，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有一天，他们把我带到南河沿上去了，南河沿离我家本不算远，也不过半里多地。可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去，觉得实在很远。走出汗来了。走过一个黄土坑，又过一个南大营，南大营的门口，有兵把守门。那营房的院子大得在我看来太大了，实在是不应该。我们的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能比我们家的院子更大呢，大得有点不大好看了，我走过了，我还回过头来看。

        路上有一家人家，把花盆摆到墙头上来了，我觉得这也不大好，若是看不见人家偷去呢！

        还看见了一座小洋房，比我们家的房不知好了多少倍。若问我，哪里好？我也说不出来，就觉得那房子是一色新，不像我家的房子那么陈旧。

        我仅仅走了半里多路，我所看见的可太多了。所以觉得这南河沿实在远。问他们：

        “到了没有？”

        他们说：

        “就到的，就到的。”

        果然，转过了大营房的墙角，就看见河水了。

        我第一次看见河水，我不能晓得这河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走了几年了。

        那河太大了，等我走到河边上，抓了一把沙子抛下去，那河水简直没有因此而脏了一点点。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有的往东去了，有的往西去了。也有的划到河的对岸去的，河的对岸似乎没有人家，而是一片柳条林。再往远看，就不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因为也没有人家，也没有房子，也看不见道路，也听不见一点音响。

        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除了我家的后园，还有街道。除了街道，还有大河。除了大河，还有柳条林。除了柳条林，还有更远的，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什么声音也听不见的地方。

        究竟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我越想越不知道了。

        就不用说这些我未曾见过的。就说一个花盆吧，就说一座院子吧。院子和花盆，我家里都有。但说那营房的院子就比我家的大，我家的花盆是摆在后园里的，人家的花盆就摆到墙头上来了。

        可见我不知道的一定还有。

        所以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

        祖母死了，我就跟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

        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我一念起诗来，我家的五间房都可以听见。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着我说：

        “房盖被你抬走了。”

        听了这笑话，我略微笑了一会工夫，过不了多久，就又喊起来了。

        夜里也是照样地喊，母亲吓唬我，说再喊她要打我。

        祖父也说：

        “没有你这样念诗的，你这不叫念诗，你这叫乱叫。”

        但我觉得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若不让我叫，我念它干什么。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我还是不要。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我就高兴起来了。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处处”该多好听。

        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

        “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

        就这“几度呼童扫不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念成“西沥忽通扫不开”。

        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还当客人来了，祖父总是呼我念诗的，我就总喜念这一首。

        那客人不知听懂了与否，只是点头说好。

        就这样瞎念，到底不是久计。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讲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祖父说：

        “这是说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到外边去，老了回来了。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说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

        我问祖父：

        “为什么小的时候离家？离家到哪里去？”

        祖父说：
        “好比爷像你那么大离家，现在老了回来了，谁还认识呢？‘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小孩子见了就招呼着说：你这个白胡子老头，是从哪里来的？”

        我一听觉得不大好，赶快就问祖父：

        “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

        心里很恐惧。

        祖父一听就笑了：

        “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

        祖父说完了，看我还是不很高兴，他又赶快说：

        “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快再念一首诗吧！念‘春眠不觉晓’……”

        我一念起“春眠不觉晓”来，又是满口的大叫，得意极了。完全高兴，什么都忘了。

        但从此再读新诗，一定要先讲的，没有讲过的也要重讲。

        似乎那大嚷大叫的习惯稍稍好了一点。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首诗本来我也很喜欢的，黄梨是很好吃的。经祖父这一讲，说是两个鸟，于是不喜欢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祖父讲了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喜欢这首。因为其中有桃花。桃树一开了花不就结桃吗？桃子不是好吃吗？

        所以每念完这首诗，我就接着问祖父：

        “今年咱们的樱桃树开不开花？”

        除了念诗之外，还很喜欢吃。

        记得大门洞子东边那家是养猪的，一个大猪在前边走，一群小猪跟在后边。有一天一个小猪掉井了，人们用抬土的筐子把小猪从井里吊了上来。吊上来，那小猪早已死了。井口旁边围了很多人看热闹，祖父和我也在旁边看热闹。

        那小猪一被打上来，祖父就说他要那小猪。

        祖父把那小猪抱到家里，用黄泥裹起来，放在灶坑里烧上了，烧好了给我吃。

        我站在炕沿旁边，那整个的小猪，就摆在我的眼前。祖父把那小猪一撕开，立刻就冒了油。真香，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东西，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第二次，又有一只鸭子掉井了，祖父也用黄泥包起来，烧上给我吃了。

        在祖父烧的时候，我也帮着忙，帮着祖父搅黄泥，一边喊着，一边叫着，好像拉拉队似的给祖父助兴。

        鸭子比小猪更好吃，那肉是不怎样肥的。所以我最喜欢吃鸭子。

        我吃，祖父在旁边看着。祖父不吃。等我吃完了，祖父才吃。他说我的牙齿小，怕我咬不动，先让我选嫩的吃，我吃剩了的他才吃。

        祖父看我每咽下去一口，他就点一下头，而且高兴地说：

        “这小东西真馋。”或是：“这小东西吃得真快。”

        我的手满是油，随吃随在大襟上擦着，祖父看了也并不生气，只是说：

        “快蘸点盐吧，快蘸点韭菜花吧，空口吃不好，等会要反胃的……”

        说着就捏几个盐粒放在我手上拿着的鸭子肉上。我一张嘴又进肚去了。

        祖父越称赞我能吃，我越吃得多。祖父看看不好了，怕我吃多了，让我停下，我才停下来。我明明白白地是吃不下去了，可是我嘴里还说着：

        “一个鸭子还不够呢！”

        自此吃鸭子的印象非常之深，等了好久，鸭子再不掉到井里。我看井沿有一群鸭子，我拿了秫秆就往井里边赶，可是鸭子不进去，围着井口转，而且呱呱地叫着。我就招呼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子，我说：

        “帮我赶哪！”

        正在吵吵叫叫的时候，祖父奔到了，祖父说：

        “你在干什么？”

        我说：

        “赶鸭子，鸭子掉井，捞出来好烧吃。”

        祖父说：

        “不用赶了，爷爷抓个鸭子给你烧着。”

        我不听他的话，我还是追在鸭子的后边跑着。

        祖父上前来把我拦住了，抱在怀里，一面给我擦着汗一面说：

        “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

        我想：不掉井的鸭子，抓都抓不住，可怎么能规规矩矩贴起黄泥来让烧呢？于是我从祖父的身上往下挣扎着，喊着：
        “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

    四

        一到了夏天，蒿草长没大人的腰了，长没我的头顶了，黄狗进去，连个影也看不见了。

        夜里一刮起风来，蒿草就刷拉刷拉地响着，因为满院子都是蒿草，所以那响声就特别大，成群结队地就响起来了。

        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冒着烟，雨本来下得不很大，若一看那蒿草，好像那雨下得特别大似的。

        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迷漫得朦朦胧胧的，像是已经来了大雾，或者像是要变天了，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混混沌沌的，在蒸腾着白烟。

        刮风和下雨，这院子是很荒凉的了。就是晴天，多大的太阳照在上空，这院子也一样是荒凉的。没有什么显眼耀目的装饰，没有人工设置过的一点痕迹，什么都是任其自然，愿意东，就东，愿意西，就西。若是纯然能够做到这样，倒也保存了原始的风景。但不对的，这算什么风景呢？东边堆着一堆朽木头，西边扔着一片乱柴火。左门旁排着一大片旧砖头，右门边晒着一片沙泥土。

        沙泥土是厨子拿来搭炉灶的，搭好了炉灶，泥土就扔在门边了。若问他还有什么用处吗，我想他也不知道，不过忘了就是了。

        至于那砖头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已经放了很久了，风吹日晒，下了雨被雨浇。反正砖头是不怕雨的，浇浇又碍什么事。那么就浇着去吧，没人管它。其实也正不必管它，凑巧炉灶或是炕洞子坏了，那就用得着它了。就在眼前，伸手就来，用着多么方便。但是炉灶就总不常坏，炕洞子修得也比较结实。不知哪里找的这样好的工人，一修上炕洞子就是一年，头一年八月修上，不到第二年八月是不坏的，就是到了第二年八月，也得泥水匠来、砖瓦匠来，用铁刀一块一块地把砖砍着搬下来。所以那门前的一堆砖头似乎是一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三年两年的还是在那里摆着。大概总是越摆越少，东家拿去一块垫花盆，西家搬去一块又是做什么。不然若是越摆越多，那可就糟了，岂不是慢慢地会把房门封起来的吗？

        其实门前的那砖头是越来越少的。不用人工，任其自然，过了三年两载也就没有了。

        可是目前还是有的。就和那堆泥土同时在晒着太阳，它陪伴着它，它陪伴着它。

        除了这个，还有打碎了的大缸扔在墙边上，大缸旁边还有一个破了口的坛子陪着它蹲在那里。坛子底上没有什么，只积了半坛雨水，用手攀着坛子边一摇动：那水里边有很多活物，会上下地跑，似鱼非鱼，似虫非虫，我不认识。再看那勉强站着的，几乎是站不住了的已经被打碎了的大缸，那缸里边可是什么也没有。其实不能够说那是“里边”，本来这缸已经破了肚子，谈不到什么“里边”“外边”了，就简称“缸碴”吧！在这缸碴上什么也没有，光滑可爱，用手一拍还会发响。小时候就总喜欢到旁边去搬一搬，一搬就不得了了，在这缸碴的下边有无数的潮虫。吓得赶快就跑。跑得很远地站在那里回头看着，看了一回，那潮虫乱跑一阵又回到那缸碴的下边去了。

        这缸碴为什么不扔掉呢？大概就是专养潮虫。

        和这缸碴相对着，还扣着一个猪槽子，那猪槽子已经腐朽了，不知扣了多少年了。槽子底上长了不少的蘑菇，黑森森的，那是些小蘑；看样子，大概吃不得，不知长着做什么。

        靠着槽子的旁边就睡着一柄生锈的铁犁头。

        说也奇怪，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成双的。没有单个的。

        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着。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

        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

        不知为什么，这铁犁头，却看不出什么新生命来，而是全体腐烂下去了。什么也不生，什么也不长，全体黄澄澄的。

        用手一触就往下掉末，虽然它本质是铁的，但沦落到今天，就完全像黄泥做的了，就像要瘫了的样子。比起它的同伴那木槽子来，真是远差千里，惭愧惭愧。这犁头假若是人的话，一定要流泪大哭：“我的体质比你们都好哇，怎么今天衰弱到这个样子？”

        它不但它自己衰弱，发黄，一下了雨，它那满身的黄色的色素，还跟着雨水流到别人的身上去。那猪槽子的半边已经被染黄了。

        那黄色的水流，直流得很远，是凡它所经过的那条土地，都被它染得焦黄。

        我家是荒凉的。

        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破房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破房子。再加上一个大门洞，看起来是七间连着串，外表上似乎是很威武的，房子都很高大，架着很粗的木头的房架。柁头是很粗的，一个小孩抱不过来。都一律是瓦房盖，房脊上还有透窿的用瓦做的花，迎着太阳看去，是很好看的。房脊的两梢上，一边有一个鸽子，大概也是瓦做的，终年不动，停在那里。这房子的外表，似乎不坏。

        但我看它内容空虚。

        西边的三间，自家用装粮食的，粮食没有多少，耗子可是成群了。

        粮食仓子底下让耗子咬出洞来，耗子的全家在吃着粮食。

        耗子在下边吃，麻雀在上边吃。全屋都是土腥气。窗子坏了，用板钉起来，门也坏了，每一开就颤抖抖的。

        靠着门洞子西壁的三间房，是租给一家养猪的。那屋里屋外没有别的，都是猪了。大猪小猪，猪槽子，猪粮食。来往的人也都是猪贩子，连房子带人，都弄得气味非常之坏。

        说来那家也并没有养了多少猪，也不过十个八个的。每当黄昏的时候，那叫猪的声音远近得闻。打着猪槽子，敲着圈棚，叫了几声，停了一停。声音有高有低，在黄昏的庄严的空气里好像是说他家的生活是非常寂寞的。

        除了这一连串的七间房子之外，还有六间破房子，三间破草房，三间碾磨房。

        三间碾磨房一起租给那家养猪的了，因为它靠近那家养猪的。

        三间破草房是在院子的西南角上，这房子它单独地跑得那么远，孤伶伶的，毛头毛脚的，歪歪斜斜地站在那里。

        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远看去，一片绿，很是好看。下了雨，房顶上就出蘑菇，人们就上房采蘑菇，就好像上山去采蘑菇一样，一采采了很多。这样出蘑菇的房顶实在是很少有。我家的房子共有三十来间，其余的都不会出蘑菇，所以住在那房里的人一提着筐子上房去采蘑菇，全院子的人没有不羡慕的，都说：

        “这蘑菇是新鲜的，可不比那干蘑菇，若是杀一个小鸡炒上，那真好吃极了。”

        “蘑菇炒豆腐，嗳，真鲜！”

        “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

        “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

        “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

        “吃了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姜丝，能吃八碗小米子干饭。”

        “你不要小看了这蘑菇，这是意外之财！”

        同院住的那些羡慕的人，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在那草房里。若早知道租了房子连蘑菇都一起租来了，就非租那房子不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租房子还带蘑菇的。于是感慨唏嘘，相叹不已。

        再说站在房间上正在采着的，在多少只眼目之中，真是一种光荣的工作。于是也就慢慢地采，本来一袋烟的工夫就可以采完，但是要延长到半顿饭的工夫。同时故意选了几个大的，从房顶上骄傲地抛下来，同时说：

        “你们看吧，你们见过这样干净的蘑菇吗？除了是这个房顶，哪个房顶能够长出这样的好蘑菇来。”

        那在下面的，根本看不清房顶到底那蘑菇全部多大，以为一律是这样大的，于是就更增加了无限的惊异。赶快弯下腰去拾起来，拿到家里，晚饭的时候，卖豆腐的来，破费二百钱捡点豆腐，把蘑菇烧上。

        可是那在房顶上的因为骄傲，忘记了那房顶有许多地方是不结实的，已经露了洞了，一不加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

        鞋子从房顶落下去，一直就落在锅里，锅里正是翻开的滚水，鞋子就在滚水里边煮上了。锅边漏粉的人越看越有意思，越觉得好玩，那一只鞋子在开水里滚着，翻着，还从鞋底上滚下一些泥浆来，弄得漏下去的粉条都黄忽忽的了。可是他们还不把鞋子从锅里拿出来，他们说，反正这粉条是卖的，也不是自己吃。

        这房顶虽然产蘑菇，但是不能够避雨。一下起雨来，全屋就像小水罐似的，摸摸这个是湿的，摸摸那个是湿的。

        好在这里边住的都是些个粗人。

        有一个歪鼻瞪眼的名叫“铁子”的孩子。他整天手里拿着一柄铁锹，在一个长槽子里边往下切着，切些个什么呢？初到这屋子里来的人是看不清的，因为热气腾腾的这屋里不知都在做些个什么。细一看，才能看出来他切的是马铃薯。槽子里都是马铃薯。

        这草房是租给一家开粉房的。漏粉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好鞋袜，没有好行李，一个一个的和小猪差不多，住在这房子里边是很相当的，好房子让他们一住也怕是住坏了。何况每一下雨还有蘑菇吃。

        这粉房里的人吃蘑菇，总是蘑菇和粉配在一道，蘑菇炒粉，蘑菇炖粉，蘑菇煮粉。没有汤的叫做“炒”，有汤的叫做“煮”，汤少一点的叫做“炖”。

        他们做好了，常常还端着一大碗来送给祖父。等那歪鼻瞪眼的孩子一走了，祖父就说：

        “这吃不得，若吃到有毒的就吃死了。”

        但那粉房里的人，从来没吃死过，天天里边唱着歌，漏着粉。

        粉房的门前搭了几丈高的架子，亮晶晶的白粉，好像瀑布似的挂在上边。

        他们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地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正月十五正月正，

        家家户户挂红灯。

        人家的丈夫团圆聚，

        孟姜女的丈夫去修长城。

        只要是一个晴天，粉丝一挂起来了，这歌音就听得见的。

        因为那破草房是在西南角上，所以那声音比较地辽远。偶尔也有装腔女人的音调在唱“五更天”。

        那草房实在是不行了，每下一次大雨，那草房北头就要多加一只支柱，那支柱已经有七八只之多了，但是房子还是天天地往北边歪。越歪越厉害，我一看了就害怕，怕从那旁边一过，恰好那房子倒了下来，压在我身上。那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了，窗子本来是四方的，都歪斜得变成菱形的了。门也歪斜得关不上了。墙上的大柁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向一边跳出来了。房脊上的正梁一天一天地往北走，已经拔了榫，脱离别人的牵掣，而它自己单独行动起来了。那些钉在房脊上的椽杆子，能够跟着它跑的，就跟着它一顺水地往北边跑下去了；不能够跟着它跑的，就挣断了钉子，而垂下头来，向着粉房里的人们的头垂下来，因为另一头是压在檐外，所以不能够掉下来，只是滴里郎当地垂着。

        我一次进粉房去，想要看一看漏粉到底是怎样漏法。但是不敢细看，我很怕那椽子头掉下来打了我。

        一刮起风来，这房子就喳喳地山响，大柁响，马梁响，门框、窗框响。

        一下了雨，又是喳喳地响。

        不刮风，不下雨，夜里也是会响的，因为夜深人静了，万物齐鸣，何况这本来就会响的房子，哪能不响呢。

        以它响得最厉害。别的东西的响，是因为倾心去听它，就是听得到的，也是极幽渺的，不十分可靠的，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的耳鸣而引起来的错觉。

        比方猫、狗、虫子之类的响叫，那是因为它们是生物的缘故。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往往会把睡在这房子里的人叫醒。

        被叫醒了的人，翻了一个身说：

        “房子又走了。”

        真是活神活现，听他说了这话，好像房子要搬了场似的。

        房子都要搬场了，为什么睡在里边的人还不起来，他是不起来的，他翻了个身又睡了。

        住在这里边的人，对于房子就要倒的这回事，毫不加戒心，好像他们已经有了血族的关系，是非常信靠的。

        似乎这房一旦倒了，也不会压到他们，就像是压到了，也不会压死的，绝对地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人的过度的自信，不知从哪里来的，也许住在那房子里边的人都是用铁铸的，而不是肉长的。再不然就是他们都是敢死队，生命置之度外了。

        若不然为什么这么勇敢？生死不怕。

        若说他们是生死不怕，那也是不对的。比方那晒粉条的人，从杆子上往下摘粉条的时候，那杆子掉下来了，就吓他一哆嗦。粉条打碎了，他还没有敲打着。他把粉条收起来，他还看着那杆子，他思索起来，他说：

        “莫不是……”

        他越想越奇怪，怎么粉打碎了，而人没打着呢。他把那杆子扶了上去，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用眼睛捉摸着。越捉摸越觉得可怕。

        “唉呀！这要是落到头上呢。”

        那真是不堪想象了。于是他摸着自己的头顶，他觉得万幸万幸，下回该加小心。

        本来那杆子还没有房椽子那么粗，可是他一看见，他就害怕。每次他再晒粉条的时候，他都是躲着那杆子，连在它旁边走也不敢走，总是用眼睛溜着它，过了很多日才算把这回事忘了。

        若下雨打雷的时候，他就把灯灭了，他们说雷扑火，怕雷劈着。

        他们过河的时候，抛两个铜板到河里去，传说河是馋的，常常淹死人的，把铜板一摆到河里，河神高兴了，就不会把他们淹死了。

        这证明住在这嚓嚓响着的草房里的他们，也是很胆小的，也和一般人一样是颤颤惊惊地活在这世界上。

        那么这房子既然要塌了，他们为什么不怕呢？

        据卖馒头的老赵头说：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要倒的么！”

        据粉房里的那个歪鼻瞪眼的孩子说：“这是住房子啊，也不是娶媳妇要她周周正正。”

        据同院住的周家的两位少年绅士说：

        “这房子对于他们那等粗人，就再合适也没有了。”

        据我家的有二伯说：

        “是他们贪图便宜，好房子呼兰城里有的多，为啥他们不搬家呢？好房子人家要房钱的呀，不像是咱们家这房子，一年送来十斤二十斤的干粉就完事，等于白住。你二伯是没有家眷，若不我也找这样房子去住。”

        有二伯说的也许有点对。

        祖父早就想拆了那座房子的，是因为他们几次的全体挽留才留下来的。

        至于这个房子将来倒或不倒，或是发生什么幸与不幸，大家都以为这太远了，不必想了。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那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通夜地打。

        养猪的那一家有几个闲散杂人，常常聚在一起唱着秦腔，拉着胡琴。

        西南角上那漏粉的则喜欢在晴天里边唱一个《叹五更》。

        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磨房里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

        因为他单单的响音，没有同调。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粉房旁边的那小偏房里，还住着一家赶车的。那家喜欢跳大神，常常就打起鼓来，喝喝咧咧唱起来了。鼓声往往打到半夜才止，那说仙道鬼的，大神和二神的一对一答，苍凉，幽渺，真不知今世何世。

        那家的老太太终年生病，跳大神都是为她跳的。

        那家是这院子顶丰富的一家，老少三辈。家风是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家里绝对地没有闲散杂人。绝对不像那粉房和那磨房，说唱就唱，说哭就哭。他家永久是安安静静的。跳大神不算。

        那终年生病的老太太是祖母，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赶车的，二儿子也是赶车的。一个儿子都有一个媳妇。大儿媳妇胖胖的，年已五十了。二儿媳妇瘦瘦的，年已四十了。

        除了这些，老太太还有两个孙儿。大孙儿是二儿子的，二孙儿是大儿子的。

        因此他家里稍稍有点不睦，那两个媳妇妯娌之间，稍稍有点不合适，不过也不很明朗化。只是你我之间各自晓得。做嫂子的总觉得兄弟媳妇对她有些不驯，或者就因为她的儿子大的缘故吧。兄弟媳妇就总觉得嫂子是想压她，凭什么想压人呢？自己的儿子小，没有媳妇指使着，看了别人还眼气。

        老太太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认为十分满意了。人手整齐，将来的家业，还不会兴旺的吗？就不用说别的，就说赶大车这把力气也是够用的。看看谁家的车上是爷四个，拿鞭子的，坐在车后尾巴上的都是姓胡，没有外姓。在家一盆火，出外父子兵。

        所以老太太虽然是终年病着，但很乐观，也就是跳一跳大神什么的解一解心疑也就算了。她觉得就是死了，也是心安理得的了，何况还活着，还能够看得见儿子们的忙忙碌碌。

        媳妇们对于她也很好的，总是隔长不短地张罗着给她花几个钱跳一跳大神。

        每一次跳神的时候，老太太总是坐在炕里，靠着枕头，挣扎着坐了起来，向那些来看热闹的姑娘媳妇们讲：

        “这回是我大媳妇给我张罗的。”或是：“这回是我二媳妇给我张罗的。”

        她说的时候非常得意，说着说着就坐不住了。她患的是瘫病，就赶快招媳妇们来把她放下了。放下了还要喘一袋烟的工夫。

        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不说老太太慈祥的，没有一个不说媳妇孝顺的。

        所以每一跳大神，远远近近的人都来了，东院西院的，还有前街后街的也都来了。

        只是不能够预先订座，来得早的就有凳子、炕沿坐；来得晚的，就得站着了。

        一时这胡家的孝顺，居于领导的地位，风传一时，成为妇女们的楷模。

        不但妇女，就是男人也得说：

        “老胡家人旺，将来财也必旺。”

        “天时、地利、人和，最要紧的还是人和。人和了，天时不好也好了。地利不利也利了。”

        “将来看着吧，今天人家赶大车的，再过五年看，不是二等户，也是三等户。”

        我家的有二伯说：

        “你看着吧，过不了几年人家就骡马成群了。别看如今人家就一辆车。”

        他家的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的不睦，虽然没有新的发展，可也总没有消灭。

        大孙子媳妇通红的脸，又能干，又温顺。人长得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小。正合适配到他们这样的人家。

        车回来了，牵着马就到井边去饮水。车马一出去了，就打草。看她那长相可并不是做这类粗活的人，可是做起事来并不弱于人，比起男人来，也差不了许多。

        放下了外边的事情不说，再说屋里的，也样样拿得起来。剪、裁、缝、补，做哪样像哪样，他家里虽然没有什么绫罗绸缎可做的，就说粗布衣也要做个四六见线，平平板板。一到过年的时候，无管怎样忙，也要偷空给奶奶婆婆、自己的婆婆、大娘婆婆，各人做一双花鞋。虽然没有什么好的鞋面，就说青水布的，也要做个精致。虽然没有丝线，就用棉花线，但那颜色却配得水灵灵地新鲜。

        奶奶婆婆的那双绣的是桃红的大瓣莲花。大娘婆婆的那双绣的是牡丹花。婆婆的那双绣的是素素雅雅的绿叶兰。

        这孙子媳妇回了娘家，娘家的人一问她婆家怎样，她说都好都好，将来非发财不可。大伯公是怎样地兢兢业业，公公是怎样地吃苦耐劳。奶奶婆婆也好，大娘婆婆也好。凡是婆家的无一不好。完全顺心，这样的婆家实在难找。

        虽然她的丈夫也打过她，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

        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她把绣好的花鞋送给奶奶婆婆，她看她绣了那么一手好花，她感到了对这孙子媳妇有无限的惭愧，觉得这样一手好针线，每天让她喂猪打狗的，真是难为了她了。奶奶婆婆把手伸出来，把那鞋接过来，真是不知如何说好，只是轻轻地托着那鞋，苍白的脸孔，笑盈盈地点着头。

        这是这样好的一个大孙子媳妇。二孙子媳妇也订好了，只是二孙子还太小，一时不能娶过来。

        她家的两个妯娌之间的摩擦，都是为了这没有娶过来的媳妇。她自己的婆婆主张把她接过来，做团圆媳妇，婶婆婆就不主张接来，说她太小不能干活，只能白吃饭，有什么好处。

        争执了许久，来与不来，还没有决定。等下回给老太太跳大神的时候，顺便问一问大仙家再说吧。

        我家是荒凉的。

        天还未明，鸡先叫了；后边磨房里那梆子声还没有停止，天就发白了。天一发白，乌鸦群就来了。

        我睡在祖父旁边，祖父一醒，我就让祖父念诗，祖父就念：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春天睡觉不知不觉地就睡醒了，醒了一听，处处有鸟叫着，回想昨夜的风雨，可不知道今早花落了多少。”

        是每念必讲的，这是我的约请。

        祖父正在讲着诗，我家的老厨子就起来了。

        他咳嗽着，听得出来，他担着水桶到井边去挑水去了。

        井口离得我家的住房很远，他摇着井绳哗啦啦地响，日里是听不见的，可是在清晨，就听得分外地清明。

        老厨子挑完了水，家里还没有人起来。

        听得见老厨子刷锅的声音刷拉拉地响。老厨子刷完了锅，烧了一锅洗脸水了，家里还没有人起来。

        我和祖父念诗，一直念到太阳出来。

        祖父说：

        “起来吧。”

        “再念一首。”

        祖父说：

        “再念一首可得起来了。”

        于是再念一首，一念完了，我又赖起来不算了，说再念一首。

        每天早晨都是这样纠缠不清地闹。等一开了门，到院子去，院子里边已经是万道金光了，大太阳晒在头上都滚热的了。太阳两丈高了。

        祖父到鸡架那里去放鸡，我也跟在那里，祖父到鸭架那里去放鸭，我也跟在后边。

        我跟着祖父，大黄狗在后边跟着我。我跳着，大黄狗摇着尾巴。

        大黄狗的头像盆那么大，又胖又圆，我总想要当一匹小马来骑它。祖父说骑不得。

        但是大黄狗是喜欢我的，我是爱大黄狗的。

        鸡从架里出来了，鸭子从架里出来了，它们抖擞着毛，一出来就连跑带叫的，吵的声音很大。

        祖父撒着通红的高粱粒在地上，又撒了金黄的谷粒子在地上。

        于是鸡啄食的声音，咯咯地响成群了。

        喂完了鸡，往天空一看，太阳已经三丈高了。

        我和祖父回到屋里，摆上小桌，祖父吃一碗饭米汤，浇白糖；我则不吃，我要吃烧苞米；祖父领着我，到后园去，趟着露水去到苞米丛中为我擗一穗苞米来。

        擗来了苞米，袜子、鞋，都湿了。

        祖父让老厨子把苞米给我烧上，等苞米烧好了，我已经吃了两碗以上的饭米汤浇白糖了。苞米拿来，我吃了一两个粒，就说不好吃，因为我已吃饱了。

        于是我手里拿着烧苞米就到院子去喂大黄去了。

        “大黄”就是大黄狗的名字。

        街上，在墙头外面，各种叫卖声音都有了，卖豆腐的，卖馒头的，卖青菜的。

        卖青菜的喊着，茄子、黄瓜、荚豆和小葱子。

        一挑喊着过去了，又来了一挑；这一挑不喊茄子、黄瓜，而喊着芹菜、韭菜、白菜……

        街上虽然热闹起来了，而我家里则仍是静悄悄的。

        满院子蒿草，草里面叫着虫子。破东西，东一件西一样地扔着。

        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清早，我家才冷静，其实不然的，是因为我家的房子多，院子大，人少的缘故。

        哪怕就是到了正午，也仍是静悄悄的。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了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

    五

        我玩的时候，除了在后花园里，有祖父陪着，其余的玩法，就只有我自己了。

        我自己在房檐下搭了个小布棚，玩着玩着就睡在那布棚里了。

        我家的窗子是可以摘下来的，摘下来直立着是立不住的，就靠着墙斜立着，正好立出一个小斜坡来，我称这小斜坡叫“小屋”，我也常常睡到这小屋里边去了。

        我家满院子是蒿草，蒿草上飞着许多蜻蜓，那蜻蜓是为着红蓼花而来的。可是我偏偏喜欢捉它，捉累了就躺在蒿草里边睡着了。

        蒿草里边长着一丛一丛的天星星，好像山葡萄似的，是很好吃的。

        我在蒿草里边搜索着吃，吃困了，就睡在天星星秧子的旁边了。

        蒿草是很厚的，我躺在上边好像是我的褥子，蒿草是很高的，它给我遮着荫凉。

        有一天，我就正在蒿草里边做着梦，那是下午晚饭之前，太阳偏西的时候。大概我睡得不太着实，我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地方有不少的人讲着话，说说笑笑，似乎是很热闹。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听不清，只觉得在西南角上，或者是院里，或者是院外。到底是院里院外，那就不大清楚了。反正是有几个人在一起嚷嚷着。

        我似睡非睡地听了一会就又听不见了。大概我已经睡着了。

        等我睡醒了，回到屋里去，老厨子第一个就告诉我：

        “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来啦，你还不知道，快吃了饭去看吧！”

        老厨子今天特别忙，手里端着一盘黄瓜菜往屋里走，因为跟我指手划脚地一讲话，差一点没把菜碟子掉在地上，只把黄瓜丝打翻了。

        我一走进祖父的屋去，只有祖父一个人坐在饭桌前面，桌子上边的饭菜都摆好了，却没有人吃。母亲和父亲都没有来吃饭，有二伯也没有来吃饭。祖父一看见我，祖父就问我：

        “那团圆媳妇好不好？”

        大概祖父以为我是去看团圆媳妇回来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在草棵里边吃天星星来的。

        祖父说：

        “你妈他们都去看团圆媳妇去了，就是那个跳大神的老胡家。”

        祖父说着就招呼老厨子，让他把黄瓜菜快点拿来。

        醋拌黄瓜丝，上边浇着辣椒油，红的红，绿的绿，一定是那老厨子又重切了一盘的，那盘我眼看着撒在地上了。

        祖父一看黄瓜菜也来了，祖父说：

        “快吃吧，吃了饭好看团圆媳妇去。”

        老厨子站在旁边，用围裙在擦着他满脸的汗珠，他每一说话就眨巴眼睛，从嘴里往外喷着唾沫星。他说：

        “那看团圆媳妇的人才多呢！粮米铺的二老婆，带着孩子也去了。后院的小麻子也去了，西院老杨家也来了不少的人，都是从墙头上跳过来的。”

        他说他在井沿上打水看见的。

        经他这一喧哗，我说：

        “爷爷，我不吃饭了，我要看团圆媳妇去。”

        祖父一定让我吃饭，他说吃了饭他带我去。我急得一顿饭也没有吃好。

        我从来没有看过团圆媳妇，我以为团圆媳妇不知道多么好看呢！越想越觉得一定是很好看的，越着急也越觉得是非特别好看不可。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去看呢。不然，为什么母亲也不回来吃饭呢。

        越想越着急，一定是很好看的节目都看过。若现在就去，还多少看得见一点，若再去晚了，怕是就来不及了。我就催促着祖父：

        “快吃，快吃，爷爷快吃吧。”

        那老厨子还在旁边乱讲乱说，祖父间或问他一两句。

        我看那老厨子打扰祖父吃饭，我就不让那老厨子说话。那老厨子不听，还是笑嘻嘻地说。我就下地把老厨子硬推出去了。

        祖父还没有吃完，老周家的周三奶又来了，是她说她的公鸡总是往我们这边跑，她是来捉公鸡的。公鸡已经捉到了，她还不走，她还扒着玻璃窗子跟祖父讲话，她说：

        “老胡家那小团圆媳妇过来，你老爷子还没去看看吗？那看的人才多呢，我还没去呢，吃了饭就去。”

        祖父也说吃了饭就去，可是祖父的饭总也吃不完。一会要点辣椒油，一会要点咸盐面的。我看不但我着急，就是那老厨子也急得不得了了。头上直冒着汗，眼睛直眨巴。

        祖父一放下饭碗，连点一袋烟我也不让他点，拉着他就往西南墙角那边走。

        一边走，一边心里后悔，眼看着一些看热闹的人都回来了，为什么一定要等祖父呢？不会一个人早就跑着来吗？何况又觉得我躺在草棵子里就已经听见这边有了动静了。真是越想越后悔，这事情都闹了一个下半天了，一定是好看的都过去了，一定是来晚了。白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草棵子听到了这边说笑，为什么不就立刻跑来看呢？越想越后悔。

        自己和自己生气，等到了老胡家的窗前，一听，果然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差一点没有气哭了。

        等真的进屋一看，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母亲，周三奶奶，还有些个不认识的人，都在那里。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好看的，团圆媳妇在哪儿？我也看不见，经人家指指点点的，我才看见了。不是什么媳妇，而是一个小姑娘。

        我一看就没有兴趣了，拉着爷爷就向外边走，说：

        “爷爷回家吧。”

        等第二天早晨她出来倒洗脸水的时候，我看见她了。

        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普通姑娘们的辫子都是到腰间那么长，而她的辫子竟快到膝间了。她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

        院子里的人，看过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之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不过都说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了。

        周三奶奶说：

        “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

        隔院的杨老太太说：

        “那才不怕羞呢！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

        周三奶奶又说：

        “哟哟！我可没见过，别说还是一个团圆媳妇，就说一进门就姓了人家的姓，也得头两天看看人家的脸色。哟哟！那么大的姑娘。她今年十几岁啦？”

        “听说十四岁么！”

        “十四岁会长得那么高，一定是瞒岁数。”

        “可别说呀！也有早长的。”

        “可是他们家可怎么睡呢？”

        “可不是，老少三辈，就三铺小炕……”

        这是杨老太太扒在墙头上和周三奶奶讲的。

        至于我家里，母亲也说那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

        老厨子说：

        “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

        有二伯说：

        “介（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

        只是祖父什么也不说，我问祖父：

        “那团圆媳妇好不好？”

        祖父说：

        “怪好的。”

        于是我也觉得怪好的。

        她天天牵马到井边上去饮水，我看见她好几回，中间没有什么人介绍，她看看我就笑了，我看看她也笑了。我问她十几岁？她说：

        “十二岁。”

        我说不对。

        “你十四岁的，人家都说你十四岁。”

        她说：

        “他们看我长得高，说十二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十四岁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长得高还让人家笑话，我问她：

        “你到我们草棵子里去玩好吧！”

        她说：

        “我不去，他们不让。”

        过了没有几天，那家就打起团圆媳妇来了，打得特别厉害，那叫声无管多远都可以听得见的。

        这全院子都是没有小孩子的人家，从没有听到过谁家在哭叫。

        邻居左右因此又都议论起来，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

        她的婆婆在井边上饮马，和周三奶奶说：

        “给她一个下马威。你听着吧，我回去我还得打她呢，这小团圆媳妇才厉害呢！没见过，你拧她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她就说她回家。”

        从此以后，我家的院子里，天天有哭声，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叫。

        祖父到老胡家去说了几回，让他们不要打她了；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有点差错教导教导也就行了。

        后来越打越厉害了，不分昼夜。我睡到半夜醒来和祖父念诗的时候，念着念着就听西南角上哭叫起来了。

        我问祖父：

        “是不是那小团圆媳妇哭？”

        祖父怕我害怕，说：

        “不是，是院外的人家。”

        我问祖父：

        “半夜哭什么？”

        祖父说：

        “别管那个，念诗吧。”

        清早醒了，正在念“春眠不觉晓”的时候，那西南角上的哭声又来了。

        一直哭了很久，到了冬天，这哭声才算没有了。

        虽然不哭了，那西南角上又夜夜跳起大神来，打着鼓，叮当叮当地响；大神唱一句，二神唱一句，因为是夜里，听得特别清晰，一句半句的我都记住了。

        什么“小灵花呀”，什么“胡家让她去出马呀”。

        差不多每天大神都唱些个这个。

        早晨起来，我就模拟着唱：

        “小灵花呀，胡家让她去出马呀……”

        而且叮叮当，叮叮当的，用声音模拟着打鼓。

        “小灵花”就是小姑娘；“胡家”就是胡仙；“胡仙”就是狐狸精；“出马”就是当跳大神的。

        大神差不多跳了一个冬天，把那小团圆媳妇就跳出毛病来了。

        那小团圆媳妇，有点黄，没有夏天她刚一来的时候那么黑了。不过还是笑呵呵的。

        祖父带着我到那家去串门，那小团圆媳妇还过来给祖父装了一袋烟。

        她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大概她怕她婆婆看见，所以没和我说话。

        她的辫子还是很大的。她的婆婆说她有病了，跳神给她赶鬼。

        等祖父临出来的时候，她的婆婆跟出来了，小声跟祖父说：

        “这团圆媳妇，怕是要不好，是个胡仙旁边的，胡仙要她去出马……”

        祖父想要让他们搬家。但呼兰河这地方有个规矩，春天是二月搬家，秋天是八月搬家。一过了二八月就不是搬家的时候了。

        我们每当半夜让跳神惊醒的时候，祖父就说：

        “明年二月就让他们搬了。”

        我听祖父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

        当我模拟着大神喝喝咧咧地唱着“小灵花”的时候，祖父也说那同样的话，明年二月让他们搬家。

        可是在这期间，院子的西南角上就越闹越厉害。请一个大神，请好几个二神，鼓声连天地响。

        说那小团圆媳妇若再去让她出马，她的命就难保了。所以请了不少的二神来，设法从大神那里把她要回来。

        于是有许多人给他家出了主意，人哪能够见死不救呢？

        于是凡有善心的人都帮起忙来。他说他有一个偏方，她说她有一个邪令。

    有的主张给她扎一个谷草人，到南大坑去烧了。

        有的主张到扎彩铺去扎一个纸人，叫做“替身”，把它烧了或者可以替了她。

        有的主张给她画上花脸，把大神请到家里，让那大神看了，嫌她太丑，也许就不捉她当弟子了，就可以不必出马了。

        周三奶奶则主张给她吃一个全毛的鸡，连毛带腿地吃下去，选一个星星出全的夜，吃了用被子把人蒙起来，让她出一身大汗。蒙到第二天早晨鸡叫，再把她从被子放出来。她吃了鸡，她又出了汗，她的魂灵里边因此就永远有一个鸡存在着，神鬼和胡仙黄仙就都不敢上她的身了。传说鬼是怕鸡的。

        据周三奶奶说，她的曾祖母就是被胡仙抓住过的，闹了整整三年，差一点没死，最后就是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因此一生不再闹别的病了。她半夜里正做一个噩梦，她正吓得要命，她魂灵里边的那个鸡，就帮了她的忙，只叫了一声，噩梦就醒了。她一辈子没生过病。说也奇怪，就是到死，也死得不凡。她死那年已经是八十二岁了。八十二岁还能够拿着花线绣花，正给她小孙子绣花兜肚嘴。绣着绣着，就有点困了，她坐在木凳上，背靠着门扇就打一个盹。这一打盹就死了。

        别人就问周三奶奶：

        “你看见了吗？”

        她说：

        “可不是……你听我说呀，死了三天三夜按都按不倒。后来没有办法，给她打着一口棺材也是坐着的，把她放在棺材里，那脸色是红扑扑的，还和活着的一样……”

        别人问她：

        “你看见了吗？”

        她说：

        “哟哟！你这问得可怪，传话传话，一辈子谁能看见多少，不都是传话传的吗！”

        她有点不大高兴了。

        再说西院的杨老太太，她也有个偏方。她说黄连二两，猪肉半斤，把黄连和猪肉都切碎了，用瓦片来焙，焙好了，压成面，用红纸包分成五包包起来。每次吃一包，专治惊风、掉魂。

        这个方法倒也简单。虽然团圆媳妇害的病可不是惊风、掉魂，似乎有点药不对症。但也无妨试一试。好在只是二两黄连，半斤猪肉。何况呼兰河这个地方，又常有卖便宜猪肉的。虽说那猪肉怕是瘟猪，有点靠不住。但那是治病，也不是吃，又有甚么关系。

        “去，买上半斤来，给她治一治。”

        旁边有着赞成的说：

        “反正治不好也治不坏。”

        她的婆婆也说：

        “反正死马当活马治吧！”

        于是团圆媳妇先吃了半斤猪肉加二两黄连。

        这药是婆婆亲手给她焙的。可是切猪肉是他家的大孙子媳妇给切的。那猪肉虽然是连紫带青的，但中间毕竟有一块是很红的，大孙子媳妇就偷着把这块给留下来了。因为她想，奶奶婆婆不是四五个月没有买到一点荤腥了吗？于是她就给奶奶婆婆偷着下了一碗面疙瘩汤吃了。

        奶奶婆婆问：

        “可哪儿来的肉？”

        大孙子媳妇说：

        “你老人家吃就吃吧，反正是孙子媳妇给你做的。”

        那团圆媳妇的婆婆是在灶坑里边搭起瓦来给她焙药。一边焙着，一边说：

        “这可是半斤猪肉，一条不缺……”

        越焙，那猪肉的味越香，有一匹小猫嗅到了香味而来了，想要在那已经焙好了的肉干上攫一爪。它刚一伸爪，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边用手打着那猫，一边说：

        “这也是你动得爪的吗！你这馋嘴巴，人家这是治病呵，是半斤猪肉，你也想要吃一口？你若吃了这口，人家的病可治不好了。一个人活活地要死在你身上，你这不知好歹的。这是整整半斤肉，不多不少。”

        药焙好了，压碎了就冲着水给团圆媳妇吃了。

        一天吃两包，才吃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药还没有再吃，还有三包压在灶王爷板上，那些传偏方的人就又来了。

        有的说，黄连可怎么能够吃得？黄连是大凉药，出虚汗像她这样的人，一吃黄连就要泄了元气，一个人要泄了元气那还得了吗？

        又一个人说：

        “那可吃不得呀！吃了过不去两天就要一命归阴的。”

        团圆媳妇的婆婆说：

        “那可怎么办呢？”

        那个人就慌忙地问：

        “吃了没有呢？”

        团圆媳妇的婆婆刚一开口，就被他家的聪明的大孙子媳妇给遮过去了，说：

        “没吃，没吃，还没吃。”

        那个人说：

        “既然没吃就不要紧，真是你老胡家有天福，吉星高照，你家差点没有摊了人命。”

        于是他又给出了个偏方，这偏方，据他说已经不算是偏方了，就是东二道街上“李永春”药铺的先生也常常用这个方单，是一用就好的，百试百灵。无管男、女、老、幼，一吃一个好。也无管什么病，头痛、脚痛、肚子痛、五脏六腑痛，跌、打、刀伤，生疮、生疔、生疖子……

        无管什么病，药到病除。

        这究竟是什么药呢？人们越听这药的效力大，就越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药。

        他说：

        “年老的人吃了，眼花缭乱，又恢复到了青春。”

        “年轻的人吃了，力气之大，可以搬动泰山。”

        “妇女吃了，不用胭脂粉，就可以面如桃花。”

        “小孩子吃了，八岁可以拉弓，九岁可以射箭，十二岁可以考状元。”

        开初，老胡家的全家，都为之惊动，到后来怎么越听越远了。本来老胡家一向是赶车拴马的人家，一向没有考状元。

        大孙子媳妇，就让一些围观的闪开一点，她到梳头匣子里拿出一根画眉的柳条炭来。

        她说：

        “快请把药方开给我们吧，好到药铺去赶早去抓药。”

        这个出药方的人，本是“李永春”药铺的厨子。三年前就离开了“李永春”那里了。三年前他和一个妇人吊膀子，那妇人背弃了他，还带走了他半生所积下的那点钱财，因此一气而成了个半疯。虽然是个半疯了，但他在“李永春”那里所记住的药名字还没有全然忘记。

        他是不会写字的，他就用嘴说：

        “车前子二钱，当归二钱，生地二钱，藏红花二钱。川贝母二钱，白术二钱，远志二钱，紫河车二钱……”

        他说着说着似乎就想不起来了，急得头顶一冒汗，张口就说红糖二斤，就算完了。

        说完了，他就和人家讨酒喝。

        “有酒没有，给两盅喝喝。”

        这半疯，全呼兰河的人都晓得，只有老胡家不知道。因为老胡家是外来户，所以受了他的骗了。家里没有酒，就给了他两吊钱的酒钱。那个药方是根本不能够用的，是他随意胡说了一阵的结果。

        团圆媳妇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据他家里的人说，夜里睡觉，她要忽然坐起来的。看了人她会害怕的。她的眼睛里边老是充满了眼泪。这团圆媳妇大概非出马不可了。若不让她出马，大概人要好不了的。

        这种传说，一传出来，东邻西邻的，又都去建了议，都说哪能够见死不救呢？

        有的说，让她出马就算了。有的说，还是不出马的好。

        年轻轻的就出马，这一辈子可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个头。

        她的婆婆则是绝对不赞成出马的，她说：

        “大家可不要错猜了，以为我订这媳妇的时候花了几个钱，我不让她出马，好像我舍不得这几个钱似的。我也是那么想，一个小小的人出了马，这一辈子可什么时候才到个头。”

        于是大家就都主张不出马的好。想偏方的，请大神的，各种人才齐聚，东说东的好，西说西的好。于是来了一个“抽帖儿的”。

        他说他不远千里而来，他是从乡下赶到的。他听城里的老胡家有一个团圆媳妇新接来不久就病了，经过多少名医，经过多少仙家也治不好，他特地赶来看看，万一要用得着，救一个人命也是好的。

    这样一说，十分使人感激。于是让到屋里，坐在奶奶婆婆的炕沿上。给他倒一杯水，给他装一袋烟。

        大孙子媳妇先过来说：

        “我家的弟妹，年本十二岁，因为她长得太高，就说她十四岁。又说又笑，百病皆无。自接到我们家里就一天一天地黄瘦。到近来就水不想喝，饭不想吃，睡觉的时候睁着眼睛，一惊一乍的。什么偏方都吃过了，什么香火也都烧过了，就是百般地不好……”

        大孙子媳妇还没有说完，大娘婆婆就接着说：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狠着点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也没有肿得怎样高，也就是十天半月地就好了。这孩子，嘴也是特别硬，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

        “我就问她：‘哪儿是你的家？这儿不就是你的家吗？’她可就偏不这样说。她说回她的家。我一听就更生气。人在气头上还管得了这个那个，因此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

        “谁知道来，也许是我把她打掉了魂啦，也许是我把她吓掉了魂啦。她一说她要回家，我不用打她，我就说看你回家，我用锁链子把你锁起来。她就吓得直叫。大仙家也看过了，说是要她出马。一个团圆媳妇的花费也不少呢，你看她八岁我订下她的，一订就是八两银子，年年又是头绳钱，鞋面钱的，到如今又用火车把她从辽阳接来，这一路的盘费。到了这儿，就是今天请神，明天看香火，几天吃偏方。若是越吃越好，那还罢了。可是百般地不见好，将来谁知道来……到结果……”

        不远千里而来的这位抽帖儿的，端庄严肃，风尘仆仆，穿的是蓝袍大衫，罩着棉袄，头上戴的是长耳四喜帽，使人一见了就要尊之为师。

        所以奶奶婆婆也说：

        “快给我二孙子媳妇抽一个帖吧，看看她的命理如何。”

        那抽帖儿的一看，这家人家真是诚心诚意，于是他就把皮耳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了。

        一摘下帽子来，别人都看得见，这人头顶上梳着发卷，戴着道帽。一看就知道他可不是市井上一般的平凡的人。别人正想要问，还不等开口，他就说他是某山上的道人，他下山来是为的奔向山东的泰山去，谁知路出波折，缺少盘缠，就流落在这呼兰河的左右，已经不下半年之久了。

        人家问他，既是道人，为什么不穿道人的衣裳。他回答说：

        “你们哪里晓得，世间三百六十行，各有各的苦。这地方的警察特别厉害，他一看穿了道人的衣裳，他就说三问四。他们那些叛道的人，无理可讲，说抓就抓，说拿就拿。”

        他还有一个别号，叫云游真人，他说一提云游真人，远近皆知。无管什么病痛或是吉凶，若一抽了他的帖儿，则生死存亡就算定了。他说他的帖法，是张天师所传。

        他的帖儿并不多，只有四个，他从衣裳的口袋里一个一个地往外摸，摸出一帖来是用红纸包着，再一帖还是红纸包着，摸到第四帖也都是红纸包着。

        他说帖下也没有字，也没有影。里边只包着一包药面，一包红，一包绿，一包蓝，一包黄。抽着黄的就是黄金富贵，抽着红的就是红颜不老。抽到绿的就不大好了，绿色的是鬼火。抽到蓝的也不大好，蓝的就是铁脸蓝青，张天师说过，铁脸蓝青，不死也得见阎王。

        那抽帖的人念完了一套，就让病人的亲人伸出手来抽。

        团圆媳妇的婆婆想，这倒也简单、容易，她想赶快抽一帖出来看看，命定是死是活，多半也可以看出来个大概。不曾想，刚一伸出手去，那云游真人就说：

        “每帖十吊钱，抽着蓝的，若嫌不好，还可以再抽，每帖十吊……”

        团圆媳妇的婆婆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可不是白抽的，十吊钱一张可不是玩的，一吊钱捡豆腐可以捡二十块。

        三天捡一块豆腐，二十块，二三得六，六十天都有豆腐吃。若是隔十天捡一块，一个月捡三块，那就半年都不缺豆腐吃了。

        她又想，三天一块豆腐，哪有这么浪费的人家。依着她一个月捡一块大家尝尝也就是了，那么办，二十块豆腐，每月一块，可以吃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就是一年半还多两个月。

        若不是买豆腐，若养一口小肥猪，经心地喂着它，喂得胖胖的，喂到五六个月，那就是多少钱哪！喂到一年，那就是千八百吊了……

        再说就是不买猪，买鸡也好，十吊钱的鸡，就是十来个，一年的鸡，第二年就可以下蛋，一个蛋，多少钱！就说不卖鸡蛋，就说拿鸡蛋换青菜吧，一个鸡蛋换来的青菜，够老少三辈吃一天的了……何况鸡会生蛋，蛋还会生鸡，永远这样循环地生下去，岂不有无数的鸡，无数的蛋了吗？岂不发了财吗？

        但她可并不是这么想，她想够吃也就算了，够穿也就算了。一辈子俭俭朴朴，多多少少积储了一点也就够了。她虽然是爱钱，若说让她发财，她可绝对地不敢。

        那是多么多呀！数也数不过来了。记也记不住了。假若是鸡生了蛋，蛋生了鸡，来回地不断地生，这将成个什么局面，鸡岂不和蚂蚁一样多了吗？看了就要眼花，眼花就要头痛。

        这团圆媳妇的婆婆，从前也养过鸡，就是养了十吊钱的。

        她也不多养，她也不少养。十吊钱的就是她最理想的。十吊钱买了十二个小鸡仔，她想：这就正好了，再多怕丢了，再少又不够十吊钱的。

        在她一买这刚出蛋壳的小鸡子的时候，她就挨着个看，这样的不要，那样的不要。黑爪的不要，花膀的不要，脑门上带点的又不要。她说她亲娘就是会看鸡，那真是养了一辈子鸡呀！年年养，可也不多养。可是一辈子针啦，线啦，没有缺过，一年到头没花过钱，都是拿鸡蛋换的。人家那眼睛真是认货，什么样的鸡短命，什么样的鸡长寿，一看就跑不了她老人家的眼睛的。就说这样的鸡下蛋大，那样的鸡下蛋小，她都一看就在心里了。

        她一边买着鸡，她就一边怨恨着自己没有用，想当年为什么不跟母亲好好学学呢！唉！年轻的人哪里会虑后事。她一边买着，就一边感叹。她虽然对这小鸡仔的选择上边，也下了万分的心思，可以说是选无可选了。那卖鸡子的人一共有二百多小鸡，她通通地选过了，但究竟她所选了的，是否都是顶优秀的，这一点，她自己也始终把握不定。

        她养鸡，是养得很经心的，她怕猫吃了，怕耗子咬了。

        她一看那小鸡，白天一打盹，她就给驱着苍蝇，怕苍蝇把小鸡咬醒了。她让它多睡一会，她怕小鸡睡眠不足。小鸡的腿上，若让蚊子咬了一块疤，她一发现了，她就立刻泡了艾蒿水来给小鸡来擦。她说若不及早地擦呀，那将来是公鸡就要长不大，是母鸡就要下小蛋。

        小鸡蛋一个换两块豆腐，大鸡蛋换三块豆腐。这是母鸡。再说公鸡，公鸡是一刀菜，谁家杀鸡不想杀胖的。小公鸡是不好卖的。

        等她的小鸡略微长大了一点，能够出了屋了，能够在院子里自己去找食吃去的时候，她就把它们给染了六匹红的，六匹绿的，都是在脑门上。

        至于把颜色染在什么地方，那就先得看邻居家的都染在什么地方，而后才能够决定。邻居家的小鸡把色染在膀梢上，那她就染在脑门上。邻居家的若染在了脑门上，那她就要染在肚囊上。大家切不要都染在一个地方，染在一个地方可怎么能够识别呢？你家的跑到我家来，我家的跑到你家去，那么岂不又要混乱了吗？

        小鸡上染了颜色是十分好看的，红脑门的，绿脑门的，好像它们都戴了花帽子。好像不是养的小鸡，好像养的是小孩似的。

        这团圆媳妇的婆婆从前她养鸡的时候就说过：

        “养鸡可比养小孩更娇贵，谁家的孩子还不就是扔在旁边他自己长大的，蚊子咬咬，臭虫咬咬，那怕什么的，哪家的孩子的身上没有个疤拉疖子的。没有疤拉疖子的孩子都不好养活，都要短命的。”

        据她说，她一辈子的孩子并不多，就是这一个儿子，虽然说是稀少，可是也没有娇养过。到如今那身上的疤也有二十多块。

        她说：

        “不信，脱了衣裳给大家伙看看……那孩子那身上的疤拉，真是多大的都有，碗口大的也有一块。真不是说，我对孩子真没有娇养过。除了他自个儿跌的摔的不说，就说我用劈柴棒子打的也落了好几个疤。养活孩子可不是养活鸡鸭的呀！养活小鸡，你不好好养它，它不下蛋。一个蛋，大的换三块豆腐，小的换两块豆腐，是闹玩的吗？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一次，她的儿子踏死了一个小鸡仔，她打了她儿子三天三夜，她说：

        “我为什么不打他呢？一个鸡子就是三块豆腐，鸡仔是鸡蛋变的呀！要想变一个鸡仔，就非一个鸡蛋不行，半个鸡蛋能行吗？不但半个鸡蛋不行，就是差一点也不行，坏鸡蛋不行，陈鸡蛋不行。一个鸡要一个鸡蛋，那么一个鸡不就是三块豆腐是什么呢？眼睁睁地把三块豆腐放在脚底踩了，这该多大的罪，不打他，哪儿能够不打呢？我越想越生气，我想起来就打，无管黑夜白日，我打了他三天。后来打出一场病来，半夜三更的，睡得好好的说哭就哭。可是我也没有当他是一回子事，我就拿饭勺子敲着门框，给他叫了叫魂。没理他也就好了。”

        她这有多少年没养鸡了，自从订了这团圆媳妇，把积存下的那点针头线脑的钱都花上了。这还不说，还得每年头绳钱啦、腿带钱的托人捎去，一年一个空，这几年来就紧得不得了。想养几个鸡，都狠心没有养。

        现在这抽帖的云游真人坐在她的眼前，一帖又是十吊钱。若是先不提钱，先让她把帖抽了，哪管抽完了再要钱呢，那也总算是没有花钱就抽了帖的。可是偏偏不先，那抽帖的人，帖还没让抽，就是提到了十吊钱。

        所以那团圆媳妇的婆婆觉得，一伸手，十吊钱，一张口，十吊钱。这不是眼看着钱往外飞吗？

    这不是飞，这是干什么，一点声响也没有，一点影子也看不见。还不比过河往河里扔钱，往河里扔钱，还听一个响呢，还打起一个水泡呢。这是什么代价也没有的，好比自己发了昏，把钱丢了，好比遇了强盗，活活地把钱抢去了。

        团圆媳妇的婆婆，差一点没因为心内的激愤而流了眼泪。她一想十吊钱一帖，这哪里是抽帖，这是抽钱。

        于是她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了。她赶快跑到脸盆那里去，把手洗了，这可不是闹笑话的，这是十吊钱哪！她洗完了手又跪在灶王爷那里祷告了一番。祷告完了才能够抽帖的。

        她第一帖就抽了个绿的，绿的不大好，绿的就是鬼火。

        她再抽一抽，这一帖就更坏了，原来就是那最坏的，不死也得见阎王的里边包着蓝色药粉的那张帖。

        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见两帖都坏，本该抱头大哭，但是她没有那么的。自从团圆媳妇病重了，说长的、道短的、说死的、说活的，样样都有。又加上已经左次右番地请胡仙、跳大神、闹神闹鬼，已经使她见过不少的世面了。说活虽然高兴，说去见阎王也不怎样悲哀，似乎一时也总像见不了的样子。

        于是她就问那云游真人，两帖抽的都不好，是否可以想一个方法可以破一破？云游真人就说了：

        “拿笔拿墨来。”

        她家本也没有笔，大孙子媳妇就跑到大门洞子旁边那粮米铺去借去了。

        粮米铺的山东女老板，就用山东腔问她：

        “你家做啥？”

        大孙子媳妇说：

        “给弟妹画病。”

        女老板又说：

        “你家的弟妹，这一病就可不浅，到如今好了点没？”

        大孙子媳妇本想端着砚台，拿着笔就跑，可是人家关心，怎好不答，于是去了好几袋烟的工夫，还不见回来。

        等她抱了砚台回来的时候，那云游真人，已经把红纸都撕好了。于是拿起笔来，在他撕好的四块红纸上，一块上边写了一个大字。那红纸条也不过半寸宽，一寸长，他写的那字大得都要从红纸的四边飞出来了。

        他家本没有识字的人，灶王爷上的对联还是求人写的。这四个字，一模一样，好像一母所生，也许写的就是一个字。

        大孙子媳妇看看不认识，奶奶婆婆看看也不认识。虽然不认识，大概这个字一定也坏不了，不然，就用这个字怎么能破开一个人不见阎王呢？于是都一齐点头称好。

        那云游真人又命拿浆糊来。她们家终年不用浆糊，浆糊多么贵，白面十多吊钱一斤。都是用黄米饭粒来黏鞋面的。

        大孙子媳妇到锅里去铲了一块黄黏米饭来。云游真人就用饭粒贴在红纸上了。于是掀开团圆媳妇蒙在头上的破棉袄，让她拿出手来，一个手心上给她贴一张。又让她脱了袜子，一只脚心上给她贴上一张。

        云游真人一见脚心上有一大片白色的疤痕，他一想就是方才她婆婆所说的用烙铁给她烙的。可是他假装不知，问说：

        “这脚心可是生过什么病症吗？”

        团圆媳妇的婆婆连忙就接过来说：

        “我方才不是说过吗，是我用烙铁给她烙的。哪里会见过的呢？走道像飞似的，打她，她记不住，我就给她烙一烙。好在也没什么，小孩子肉皮活，也就是十天半月的下不来地，过后也就好了。”

        那云游真人想了一想，好像要吓唬她一下，就说这脚心的疤，虽然是贴了红帖，也怕贴不住，阎王爷是什么都看得见的，这疤怕是就给了阎王爷以特殊的记号，有点不大好办。

        云游真人说完了，看一看她们怕不怕，好像是不怎样怕。

        于是他就说得严重一些：

        “这疤不掉，阎王爷在三天之内就能够找到她，一找到她，就要把她活捉了去的。刚才的那帖是再准也没有的了，这红帖也绝没有用处。”

        他如此地吓唬着她们，似乎她们从奶奶婆婆到孙子媳妇都不大怕。那云游真人，连想也没有想，于是开口就说：

        “阎王爷不但要捉团圆媳妇去，还要捉了团圆媳妇的婆婆去，现世现报，拿烙铁烙脚心，这不是虐待，这是什么。婆婆虐待媳妇，做婆婆的死了下油锅，老胡家的婆婆虐待媳妇……”

        他就越说越声大，似乎要喊了起来，好像他是专打抱不平的好汉，而变了他原来的态度了。

        一说到这里，老胡家的老少三辈都害怕了，毛骨悚然，以为她家里又是撞进来了什么恶魔。而最害怕的是团圆媳妇的婆婆，吓得乱哆嗦，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虐待媳妇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事情吗？

        于是团圆媳妇的婆婆赶快跪下了，面向着那云游真人，眼泪一对一双地往下落：

        “这都是我一辈子没有积德，有孽遭到儿女的身上，我哀告真人，请真人诚心地给我化散化散，借了真人的灵法，让我的媳妇死里逃生吧。”

        那云游真人立刻就不说见阎王了，说她的媳妇一定见不了阎王，因为他还有一个办法一办就好的；说来这法子也简单得很，就是让团圆媳妇把袜子再脱下来，用笔在那疤痕上一画，阎王爷就看不见了。

        当场就脱下袜子来在脚心上画了，一边画着还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着咒语。这一画不知费了多大力气，旁边看着的人倒觉十分地容易，可是那云游真人却冒了满头的汗。他故意地咬牙切齿，皱面瞪眼。这一画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好像他在上刀山似的。

        画完了，把钱一算，抽了两帖二十吊。写了四个红纸贴在脚心手心上，每帖五吊是半价出售的，一共是四五等于二十吊。外加这一画，这一画本来是十吊钱，现在就给打个对折吧，就算五吊钱一只脚心，一共画了两只脚心，又是十吊。

        二十吊加二十吊，再加十吊，一共是五十吊。

        云游真人拿了这五十吊钱乐乐呵呵地走了。

        团圆媳妇的婆婆，在她刚要抽帖的时候，一听每帖十吊钱，她就心痛得了不得，又要想用这钱养鸡，又要想用这钱养猪。等到现在五十吊钱拿出去了，她反而也不想鸡了，也不想养猪了。因为她想，事到临头，不给也是不行了。帖也抽了，字也写了，要想不给人家钱也是不可能的了。事到临头，还有什么办法呢？别说五十吊，就是一百吊钱也得算着吗！不给还行吗？

        于是她心安理得地把五十吊钱给了人家了。这五十吊钱，是她秋天出城去在豆田里拾黄豆粒，一共拾了二升豆子卖了几十吊钱。在田上拾黄豆粒也不容易，一片大田，经过主人家的收割，还能够剩下多少豆粒呢？而况穷人聚了那么大的一群，孩子、女人、老太太……你抢我夺的，你争我打的。为了二升豆子就得在田上爬了半月二十天的，爬得腰酸腿疼。唉，为着这点豆子，那团圆媳妇的婆婆还到“李永春”药铺，去买过二两红花的。那就是因为在土上爬豆子的时候，有一棵豆秧刺了她的手指甲一下。她也没有在乎，把刺拔出来也就去他的了，该拾豆子还是拾豆子。就因此那指甲可就不知怎么样，睡了一夜那指甲就肿起来了，肿得和茄子似的。

        这肿一肿又算什么呢？又不是皇上娘娘，说起来可真娇惯了，哪有一个人吃天靠天，而不生点天灾的？

        闹了好几天，夜里痛得火喇喇地不能睡觉了。这才去买了二两红花来。

        说起买红花来，是早就该买的。奶奶婆婆劝她买，她不买。大孙子媳妇劝她买，她也不买。她的儿子想用孝顺来征服他的母亲，他强硬地要去给她买，因此还挨了他妈的一烟袋锅子，这一烟袋锅子就把儿子的脑袋给打了鸡蛋大的一个包。

        “你这小子，你不是败家吗？你妈还没死，你就作了主了。小兔崽子，我看着你再说买红花的！小兔崽子我看着你的。”

        就这一边骂着，一边烟袋锅子就打下来了。

        后来也到底还是买了，大概是惊动了东邻西舍，这家说说，那家讲讲的，若再不买点红花来，也太不好看了。让人家说老胡家的大儿媳妇，一年到头，就能够寻寻觅觅地积钱，钱一到她的手里，就好像掉了地缝了，一个钱也再不用想从她的手里拿出来。假若这样地说开去，也是不太好听。何况这拣来的豆子能卖好几十吊呢，花个三吊两吊的就花了吧。一咬牙，去买上二两红花来擦擦。

        想虽然是这样想过了，但到底还没有决定，延持了好几天还没有“一咬牙”。

        最后也毕竟是买了，她选择了一个顶严重的日子，就是她的手，不但一个指头，而是整个的手都肿起来了。那原来肿得像茄子的指头，现在更大了，已经和一个小冬瓜似的了。

        而且连手掌也无限度地胖了起来，胖得和张大簸箕似的。她多少年来，就嫌自己太瘦，她总说，太瘦的人没有福分。尤其是瘦手瘦脚的，一看就不带福相。尤其是精瘦的两只手，一伸出来和鸡爪似的，真是轻薄的样子。

        现在她的手是胖了，但这样胖法，是不大舒服的。同时她也发了点热，她觉得眼睛和嘴都干，脸也发烧，身上也时冷时热，她就说：

        “这手是要闹点事吗？这手……”

        一清早起，她就这样地念了好几遍。那胖得和小簸箕似的手，是一动也不能动了，好像一匹大猫或者一个小孩的头似的，她把它放在枕头上和她一齐地躺着。

        “这手是要闹点事的吧！”

        当她的儿子来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就这样说。

        她的儿子一听她母亲的口气，就有些了解了。大概这回她是要买红花的了。

        于是她的儿子跑到奶奶的面前，去商量着要给他母亲去买红花。他们家住的是南北对面的炕，那商量的话声，虽然不甚大，但是他的母亲是听到的了。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好表示这买红花可到底不是她的意思，可并不是她的主使，她可没有让他们去买红花。

        在北炕上，祖孙二人商量了一会，孙子说向她妈去要钱去。祖母说：

        “拿你奶奶的钱先去买吧，你妈好了再还我。”

        祖母故意把这句说得声音大一点，似乎故意让她的大儿媳妇听见。

        大儿媳妇是不但这句话，就是全部的话也都了然在心了，不过装着不动就是了。

        红花买回来了，儿子坐到母亲的旁边，儿子说：

        “妈，你把红花酒擦上吧。”

        母亲从枕头上转过脸儿来，似乎买红花这件事情，事先一点也不晓得，说：

        “哟！这小兔羔子，到底买了红花来……”

        这回可并没有用烟袋锅子打，倒是安安静静地把手伸出来，让那浸了红花的酒，把一只胖手完全染上了。

        这红花到底是二吊钱的，还是三吊钱的？若是二吊钱的倒给的不算少，若是三吊钱的，那可贵了一点。若是让她自己去买，她可绝对地不能买这么多，也不就是红花吗！红花就是红的就是了，治病不治病，谁晓得？也不过就是解解心疑就是了。

    她想着想着，因为手上涂了酒觉得凉爽，就要睡一觉，又加上烧酒的气味香扑扑的，红花的气味药忽忽的，她觉得实在是舒服了不少。于是她一闭眼睛就做了一个梦。

        这梦做的是她买了两块豆腐，这豆腐又白又大。是用什么钱买的呢？就是用买红花剩来的钱买的。因为在梦里边她梦见是她自己去买的红花。她自己也不买三吊钱的，也不买两吊钱的，是买了一吊钱的。在梦里边她还算着，不但今天有两块豆腐吃，哪天一高兴还有两块吃的！三吊钱才买了一吊钱的红花呀！

        现在她一遭就拿了五十吊钱给了云游真人。若照她的想法来说，这五十吊钱可该买多少豆腐了呢？

        但是她没有想，一方面因为团圆媳妇的病也实在病得缠绵，在她身上花钱也花得大手大脚的了。另一方面就是那云游真人的来势也过于猛了点，竟打抱不平起来，说她虐待团圆媳妇。还是赶快地给了他钱，让他滚蛋吧。

        真是家里有病人是什么气都受得呵。团圆媳妇的婆婆左思右想，越想越是自己遭了无妄之灾，满心的冤屈，想骂又没有对象，想哭又哭不出来，想打也无处下手了。

        那小团圆媳妇再打也就受不住了。

        若是那小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那就非先抓过她来打一顿再说。做婆婆的打了一只饭碗，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丢了一根针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跌了一个筋斗，把单裤膝盖的地方跌了一个洞，她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总之，她一不顺心，她就觉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于是就轮到小团圆媳妇了。

        有娘的，她不能够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

        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

        可是这小团圆媳妇，一打也就吃不下饭去。吃不下饭去不要紧，多喝一点饭米汤好啦，反正饭米汤剩下也是要喂猪的。

        可是这都成了已往的她的光荣的日子了，那种自由的日子恐怕一时不会再来了。现在她不用说打，就连骂也不大骂她了。

        现在她别的都不怕，她就怕她死，她心里总有一个阴影，她的小团圆媳妇可不要死了呵。

        于是她碰到了多少的困难，她都克服了下去，她咬着牙根，她忍住眼泪，她要骂不能骂，她要打不能打。她要哭，她又止住了。无限的伤心，无限的悲哀，常常一齐会来到她的心中的。她想，也许是前生没有做了好事，此生找到她了，不然为什么连一个团圆媳妇的命都没有。她想一想，她一生没有做过恶事，面软、心慈，凡事都是自己吃亏，让着别人。虽然没有吃斋念佛，但是初一十五的素口也自幼就吃着。虽然不怎样拜庙烧香，但四月十八的庙会，也没有拉下过。娘娘庙前一把香，老爷庙前三个头，哪一年也都是烧香磕头的没有拉过“过场”。虽然是自小没有读过诗文，不认识字，但是“金刚经”“灶王经”也会念上两套。虽然说不曾做过舍善的事情，没有补过路，没有修过桥，但是逢年过节，对那些讨饭的人，也常常给过他们剩汤剩饭的。虽然过日子不怎样俭省，但也没有多吃过一块豆腐。拍拍良心，对天对得起，对地也对得住。那为什么老天爷明明白白地却把祸根种在她身上？

        她越想，她越心烦意乱。

        “都是前生没有做了好事，今生才找到了。”

        她一想到这里，她也就不再想了，反正事到临头，瞎想一阵又能怎样呢？于是她自己劝着自己就又忍着眼泪，咬着牙根，把她那兢兢业业地养猪喂狗所积下来的那点钱，又一吊一吊地，一五一十地，往外拿着。

        东家说看个香火，西家说吃个偏方。偏方、野药、大神、赶鬼、看香、扶乩，样样都已经试过。钱也不知花了多少，但是都不怎样见效。

        那小团圆媳妇夜里说梦话，白天发烧。一说起梦话来，总是说她要回家。

        “回家”这两个字，她的婆婆觉得最不祥，就怕她是阴间的花姐，阎王奶奶要把她叫了回去。于是就请了一个圆梦的。那圆梦的一圆，果然不错，“回家”就是回阴间地狱的意思。

        所以那小团圆媳妇，做梦的时候，一梦到她的婆婆打她，或者是用梢子绳把她吊在房梁上了，或是梦见婆婆用烙铁烙她的脚心，或是梦见婆婆用针刺她的手指尖，一梦到这些，她就大哭大叫，而且嚷她要“回家”。

        婆婆一听她嚷回家，就伸出手去在大腿上拧着她。日子久了，拧来拧去，那小团圆媳妇的大腿被拧得像一个梅花鹿似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她是一份善心，怕是真的她回了阴间地狱，赶快地把她叫醒来。

        可是小团圆媳妇睡得朦里朦胧的，她以为她的婆婆可又真的在打她了，于是她大叫着，从炕上翻身起来，就跳下地去，拉也拉不住她，按也按不住她。

        她的力气大得惊人，她的声音喊得怕人。她的婆婆于是觉得更是见鬼了、着魔了。

        不但她的婆婆，全家的人也都相信这孩子的身上一定有鬼。

        谁听了能够不相信呢？半夜三更的喊着回家，一招呼醒了，她就跳下地去，瞪着眼睛，张着嘴，连哭带叫的，那力气比牛还大，那声音好像杀猪似的。

        谁能够不相信呢？又加上她婆婆的渲染，说她眼珠子是绿的，好像两点鬼火似的，说她的喊声，是直声拉气的，不是人声。

        所以一传出去，东邻西舍的，没有不相信的。

        于是一些善人们，就觉得这小女孩子也实在让鬼给捉弄得可怜了。哪个孩儿是没有娘的，哪个人不是肉生肉长的。谁家不都是养老育小……于是大动恻隐之心。东家二姨，西家三姑，她说她有奇方，她说她有妙法。

        于是就又跳神赶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

        因为老胡家跳神跳得花样翻新，是自古也没有这样跳的，打破了跳神的纪录了，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是会闭塞了的。

        当地没有报纸，不能记录这桩盛事。若是患了半身不遂的人，患了瘫病的人，或是大病卧床不起的人，那真是一生的不幸，大家也都为他惋惜，怕是他此生也要孤陋寡闻。因为这样的隆重的盛举，他究竟不能够参加。

        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

        溯呼兰，

        天然森林，

        自古多奇材。

        ……

        这首歌还配上了从东洋流来的乐谱，使当地的小学都唱着。这歌不止这两句这么短，不过只唱这两句就已经够好的了。所好的是使人听了能够引起一种自负的感情来。尤其当清明植树节的时候，几个小学堂的学生都排起队来在大街上游行，并唱着这首歌，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

        呼兰河这地方，尽管奇才很多，但到底太闭塞，竟不会办一张报纸，以至于把当地的奇闻妙事都没有记载，任它风散了。

        老胡家跳大神，就实在跳得奇。用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而且是当众就洗的。

        这种奇闻盛举一经传了出来，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就是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人，人们觉得他们瘫了倒没有什么，只是不能够前来看老胡家团圆媳妇大规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

        天一黄昏，老胡家就打起鼓来了。大缸，开水，公鸡，都预备好了。

        公鸡抓来了，开水烧滚了，大缸摆好了。

        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地来看。我和祖父也来了。

        小团圆媳妇躺在炕上，黑忽忽的，笑呵呵的。我给她一个玻璃球，又给她一片碗碟。她说这碗碟很好看，她拿在眼睛前照一照。她说这玻璃球也很好玩，她用手指甲弹着。她看一看她的婆婆不在旁边，她就起来了，她想要坐起来在炕上弹这玻璃球。

        还没有弹，她的婆婆就来了，就说：

        “小不知好歹的，你又起来疯什么？”

        说着走近来，就用破棉袄把她蒙起来了，蒙得没头没脑的，连脸也露不出来。

        我问祖父她为什么不让她玩？

        祖父说：

        “她有病。”

        我说：

        “她没有病，她好好的。”

        于是我上去把棉袄给她掀开了。

        掀开一看，她的眼睛早就睁着。她问我，她的婆婆走了没有，我说走了，于是她又起来了。

        她一起来，她的婆婆又来了，又把她给蒙了起来说：

        “也不怕人家笑话，病得跳神赶鬼的，哪有的事情，说起来，就起来。”

        这是她婆婆向她小声说的，等婆婆回过头去向着众人，就又那么说：

        “她是一点也着不得凉的，一着凉就犯病。”

        屋里屋外，越张罗越热闹了，小团圆媳妇跟我说：

        “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

        她说着的时候，好像说着别人地一样。

        果然，不一会工夫就洗起澡来了，洗得吱哇乱叫。

        大神打着鼓，命令她当众脱了衣裳。衣裳她是不肯脱的，她的婆婆抱住了她，还请了几个帮忙的人，就一齐上来，把她的衣裳撕掉了。

        她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所以一时看热闹的姑娘媳妇们，看了她，都难为情起来。

        很快地小团圆媳妇就被抬进大缸里去。大缸里满是热水，是滚熟的热水。

        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里边站着，她再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

        那大缸是很大的，她站在里边仅仅露着一个头。

        我看了半天，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满脸的汗珠，满脸通红，红得像一张红纸。

        我跟祖父说：

        “小团圆媳妇不叫了。”

        我再往大缸里一看，小团圆媳妇没有了。她倒在大缸里了。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

        小团圆媳妇还活着的时候，她像要逃命似的。前一刻她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

    现在她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要求了。可是一些人，偏要去救她。

        把她从大缸里抬出来，给她浇一点冷水。这小团圆媳妇一昏过去，可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可怜得不得了，就是前一刻她还主张着“用热水浇哇！用热水浇哇！”的人，现在也心痛起来。怎能够不心痛呢，活蹦乱跳的孩子，一会工夫就死了。

        小团圆媳妇摆在炕上，浑身像火炭那般热。东家的婶子，伸出一只手来，到她身上去摸一摸，西家大娘也伸出手来到她身上去摸一摸。都说：

        “哟哟，热得和火炭似的。”

        有的说，水太热了一点，有的说，不应该往头上浇，大热的水，一浇哪有不昏的。

        大家正在谈说之间，她的婆婆过来，赶快拉了一张破棉袄给她盖上了，说：

        “赤身裸体羞不羞！”

        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下衣裳来，她婆婆喊着号令给她撕下来了。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没有感觉了，婆婆反而替她着想了。

        大神打了几阵鼓，二神向大神对了几阵话。看热闹的人，你望望他，他望望你。虽然不知道下文如何，这小团圆媳妇到底是死是活，但却没有白看一场热闹，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总算是不无所得的。

        有的竟觉得困了，问着别人，三道鼓是否加了横锣，说他要回家睡觉去了。

        大神一看这场面不大好，怕是看热闹的人都要走了，就卖一点力气叫一叫座，于是痛打了一阵鼓，喷了几口酒在团圆媳妇的脸上，从腰里拿出银针来，刺着小团圆媳妇的手指尖。

        不一会，小团圆媳妇就活转来了。

        大神说，洗澡必得连洗三次，还有两次要洗的。

        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两次又该怎样呢？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怀奥秘。

        果然的，小团圆媳妇一被抬到大缸里去，被热水一烫，就又大声地怪叫了起来，一边叫着一边还伸出手来把着缸沿想要跳出来。这时候，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总算让大家压服又把她昏倒在缸底里了。

        这次她被抬出来的时候，她的嘴里还往外吐着水。

        于是一些善心的人，是没有不可怜这小女孩子的。

        东家的二姨，西家的三婶，就都一齐围拢过去，都去设法施救去了。

        她们围拢过去，看看有没有死？

        若还有气，那就不用救。

        若是死了，那就赶快浇凉水。

        若是有气，她自己就会活转来的。若是断了气，那就赶快施救，不然，怕她真的死了。

        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

        闹到三更天才散了场。大神回家去睡觉去了。看热闹的人也都回家去睡觉去了。

        星星月亮，出满了一天，冰天雪地正是个冬天。雪扫着墙根，风刮着窗棂。鸡在架里边睡觉，狗在窝里边睡觉，猪在栏里边睡觉，全呼兰河都睡着了。

        只有远远的狗叫，那或许是从白旗屯传来的，或者是呼兰河的南岸那柳条林子里的野狗的叫唤。总之，那声音是来得很远，那已经是呼兰河城以外的事情了。而呼兰河全城，就都一齐睡着了。

        前半夜那跳神打鼓的事情一点也没有留下痕迹。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因为一点痕迹也并未留下。家家户户都是黑洞洞的，家家户户都睡得沉实实的。

        团圆媳妇的婆婆也睡得打呼了。

        因为三更已经过了，就要来到四更天了。

        第二天小团圆媳妇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第三天，第四天，也都是昏昏沉沉地睡着，眼睛似睁非睁的，留着一条小缝，从小缝里边露着白眼珠。

        家里的人，看了她那样子，都说，这孩子经过一番操持，怕是真魂就要附体了，真魂一附了体，病就好了。不但她的家里人这样说，就是邻人也都这样说。所以对于她这种不饮不食、似睡非睡的状态，不但不引以为忧，反而觉得应该庆幸。她昏睡了四五天，她家的人就快乐了四五天，她睡了六七天，她家的人就快乐了六七天。在这期间，绝对地没有使用偏方，也绝对地没有采用野药。

        但是过了六七天，她还是不饮不食地昏睡，要好起来的现象一点也没有。

        于是又找了大神来，大神这次不给她治了，说这团圆媳妇非出马当大神不可。

        于是又采用了正式的赶鬼的方法，到扎彩铺去，扎了一个纸人。而后给纸人缝起布衣来穿上——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地像真人——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用人抬着，抬到南河沿旁边那大土坑去烧了。

        这叫做烧“替身”，据说把这“替身”一烧了，她可以替代真人，真人就可以不死。

        烧“替身”的那天，团圆媳妇的婆婆为着表示虔诚，她还特意地请了几个吹鼓手。前边用人举着那扎彩人，后边跟着几个吹鼓手，呜哇当、呜哇当地向着大土坑走去了。

        那景况说热闹也很热闹，喇叭曲子吹的是句句双。说凄凉也很凄凉，前边一个扎彩人，后边三五个吹鼓手，出丧不像出丧，报庙不像报庙。

        跑到大街上来看这热闹的人也不很多，因为天太冷了，探头探脑地跑出来的人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就关上大门回去了。

        所以就孤孤单单地，凄凄凉凉在大土坑那里把那扎彩人烧了。

        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那又何必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裳。她想要从火堆中把衣裳抢出来，但又来不及了，就眼看着让它烧去了。

        这一套衣裳，一共花了一百多吊钱。于是她看着那衣裳的烧去，就像眼看着烧去了一百多吊钱。

        她心里是又悔又恨，她简直忘了这是她的团圆媳妇烧替身，她本来打算念一套祷神告鬼的词句。她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才想起来。但想起来也晚了，于是她自己感到大概要白白地烧了个替身，灵不灵谁晓得呢！

        后来又听说那团圆媳妇的大辫子，睡了一夜觉就掉下来了。

        就掉在枕头旁边，这可不知是怎么回事。

        她的婆婆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怪。

        把那掉下来的辫子留着，谁来给谁看。

        看那样子一定是什么人用剪刀给她剪下来的。但是她的婆婆偏说不是，就说，睡了一夜觉就自己掉下来了。

        于是这奇闻又远近地传开去了。不但她的家人不愿意和妖怪在一起，就是同院住的人也都觉得太不好。

        夜里关门关窗户的，一边关着于是就都说：

        “老胡家那小团圆媳妇一定是个小妖怪。”

        我家的老厨子是个多嘴的人，他和祖父讲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又怎样怎样了，又出了新花头，辫子也掉了。

        我说：

        “不是的，是用剪刀剪的。”

        老厨子看我小，他欺侮我，他用手指住了我的嘴，他说：

        “你知道什么，那小团圆媳妇是个妖怪呀！”

        我说：

        “她不是妖怪，我偷着问她，她头发是怎么掉了的，她还跟我笑呢！她说她不知道。”

        祖父说：“好好的孩子快让他们捉弄死了。”

        过了些日子，老厨子又说：

        “老胡家要‘休妻’了，要‘休’了那小妖怪。”

        祖父以为老胡家那人家不大好。

        祖父说：“二月让他搬家。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又不要了。”

        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是一个大清早晨，老胡家的大儿子，那个黄脸大眼睛的车老板子就来了。一见了祖父，他就双手举在胸前作了一个揖。

        祖父问他什么事？

        他说：

        “请老太爷施舍一块地方，好把小团圆媳妇埋上……”

        祖父问他：

        “什么时候死的？”

        他说：

        “我赶着车，天亮才到家。听说半夜就死了。”

        祖父答应了他，让他埋在城外的地边上。并且招呼有二伯来，让有二伯领着他们去。

        有二伯临走的时候，老厨子也跟去了。

        我说，我也要去，我也跟去看看，祖父百般地不肯。祖父说：

        “咱们在家下压拍子打小雀吃……”

        我于是就没有去。虽然没有去，但心里边总惦着有一回事。等有二伯也不回来，等那老厨子也不回来。等他们回来，我好听一听那情形到底怎样？

        一点多钟，他们两个在人家喝了酒、吃了饭才回来的。前边走着老厨子，后边走着有二伯。好像两个胖鸭子似的，走也走不动了，又慢又得意。

        走在前边的老厨子，眼珠通红，嘴唇发光。走在后边的有二伯，面红耳热，一直红到他脖子下边的那条大筋。

        进到祖父屋来，一个说：

        “酒菜真不错……”

        一个说：

        “……鸡蛋汤打得也热乎。”

        关于埋葬团圆媳妇的经过，却先一字未提。好像他们两个是过年回来的，充满了欢天喜地的气象。

        我问有二伯，那小团圆媳妇怎么死的，埋葬的情形如何。

        有二伯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我问：

        “有二伯，你多咱死呢？”

        他说：

        “你二伯死不了的……那家有万贯的，那活着享福的，越想长寿，就越活不长……上庙烧香、上山拜佛的也活不长。像你有二伯这条穷命，越老越结实。好比个石头疙瘩似的，哪儿死啦！俗语说得好，‘有钱三尺寿，穷命活不够’。像二伯就是这穷命，穷命鬼阎王爷也看不上眼儿来的。”

        到晚饭，老胡家又把有二伯他们二位请去了，又在那里喝的酒。因为他们帮了人家的忙，人家要酬谢他们。

        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死了不久，他家的大孙子媳妇就跟人跑了。

        奶奶婆婆后来也死了。

        他家的两个儿媳妇，一个为着那团圆媳妇瞎了一只眼睛。因为她天天哭，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

        另外的一个因为她的儿媳妇跟着人家跑了，要把她羞辱死了，一天到晚的，不梳头、不洗脸地坐在锅台上抽着烟袋。有人从她旁边过去，她高兴的时候，她向人说：

        “你家里的孩子、大人都好哇？”

        她不高兴的时候，她就向着人脸吐一口痰。

        她变成一个半疯了。

        老胡家从此不大被人记得了。

        我家的背后有一个龙王庙，庙的东角上有一座大桥。人们管这桥叫“东大桥”。

        那桥下有些冤魂枉鬼，每当阴天下雨，从那桥上经过的人，往往听到鬼哭的声音。

        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了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

        有人问她哭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那人若说：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

        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直哭，哭到鸡叫天明。

    六

        我家的有二伯，性情真古怪。

        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若给他送上去，他就说：

        “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

        家里买了落花生、冻梨之类，若不给他，除了让他看不见，若让他找着了一点影子，他就没有不骂的：

        “他妈的……王八蛋……兔羔子，有猫狗吃的，有蟑螂、耗子吃的，他妈的就是没有人吃的……兔羔子，兔羔子……”

        若给他送上去，他就说：

        “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

        有二伯的性情真古怪，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

        夏天晚饭后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大家都是嘴里不停地讲些个闲话，讲得很热闹，就连蚊子也嗡嗡的，就连远处的蛤蟆也呱呱地叫着。只是有二伯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手里拿着蝇甩子，东甩一下，西甩一下。

        若有人问他的蝇甩子是马鬃的还是马尾的？他就说：

        “啥人玩啥鸟，武大郎玩鸭子。马鬃，马尾，都是贵东西，那是穿绸穿缎的人拿着，腕上戴着藤萝镯，指上戴着大攀指。什么人玩什么物。穷人，野鬼，不要自不量力，让人家笑话……”

        传说天上的那颗大昴星，就是灶王爷骑着毛驴上西天的时候，他手里打着的那个灯笼。因为毛驴跑得太快，一不加小心灯笼就掉在天空了。我就常常把这个话题来问祖父，说那灯笼为什么被掉在天空，就永久长在那里了，为什么不落在地上来？

        这话题，我看祖父也回答不出的，但是因为我的非问不可，祖父也就非答不可了。他说，天空里有一个灯笼杆子，那才高呢，大昴星就挑在那灯笼杆子上。并且那灯笼杆子，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我说：

        “不对，我不相信……”

        我说：

        “没有灯笼杆子，若是有，为什么我看不见？”

        于是祖父又说：

        “天上有一根线，大昴星就被那线系着。”

        我说：

        “我不信，天上没有线的，有为什么我看不见？”

        祖父说：

        “线是细的么，你哪能看见，就是谁也看不见的。”

        我就问祖父：

        “谁也看不见，你怎么看见啦？”

        乘凉的人都笑了，都说我真厉害。

        于是祖父被逼得东说西说，说也说不上来了。眼看祖父是被我逼得胡诌起来，我也知道他是说不清楚的了。不过我越看他胡诌我就越逼他。

        到后来连大昴星是灶王爷的灯笼这回事，我也推翻了。我问祖父大昴星到底是个什么？

        别人看我纠缠不清了，就有出主意的让我问有二伯去。

        我跑到了有二伯坐着的地方，我还没有问，刚一碰了他的蝇甩子，他就把我吓了一跳。他把蝇甩子一抖，嚎唠一声：

        “你这孩子，远点去吧……”

        使我不得不站得远一点，我说：

        “有二伯，你说那天上的大昴星到底是个什么？”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他似乎想了一想，才说：

        “穷人不观天象。狗咬耗子，猫看家，多管闲事。”

        我又问，我以为他没有听准：

        “大昴星是灶王爷的灯笼吗？”

        他说：

        “你二伯虽然也长了眼睛，但是一辈子没有看见什么。你二伯虽然也长了耳朵，但是一辈子也没有听见什么。你二伯是又聋又瞎，这话可怎么说呢？比方那亮亮堂堂的大瓦房吧，你二伯也有看见了的，可是看见了怎么样，是人家的，看见了也是白看。听也是一样，听见了又怎样，与你不相干……你二伯活着是个不相干……星星，月亮，刮风，下雨，那是天老爷的事情，你二伯不知道……”

        有二伯真古怪。他走路的时候，他的脚踢到了一块砖头，那砖头把他的脚碰痛了。他就很小心地弯下腰去把砖头拾起来，他细细地端详着那砖头，看看那砖头长得是否不瘦不胖合适，是否顺眼。看完了，他才和那砖头开始讲话：

        “你这小子，我看你也是没有眼睛，也是跟我一样，也是瞎模糊眼的。不然你为啥往我脚上撞，若有胆子撞，就撞那个耀武扬威的，脚上穿着靴子鞋的……你撞我还不是个白撞，撞不出一大二小来，臭泥子滚石头，越滚越臭……”

        他和那砖头把话谈完了，他才顺手把它抛开去，临抛开的时候，他还最后嘱咐了它一句：

        “下回你往那穿鞋穿袜的脚上去碰呵。”

        他这话说完了，那砖头也就啪嗒地落到了地上。原来他没有抛得多远，那砖头又落到原来的地方。

        有二伯走在院子里，天空飞着的麻雀或是燕子若落了一点粪在他的身上，他就停下脚来，站在那里不走了。

        他扬着头。他骂着那早已飞过去了的雀子，大意是：那雀子怎样怎样不该把粪落在他身上，应该落在那穿绸穿缎的人的身上。

        不外骂那雀子糊涂瞎眼之类。

        可是那雀子很敏捷地落了粪之后，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他就骂着他头顶上那块蓝瓦瓦的天空。

        有二伯说话的时候，把“这个”说成“介个”。

        “那个人好。”

        “介个人坏。”

        “介个人狼心狗肺。”

        “介个物不是物。”

        “家雀也往身上落粪，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还有，有二伯不吃羊肉。

        祖父说，有二伯在三十年前他就来到了我们家里，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

        而今有二伯六十多岁了。

        他的乳名叫有子，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叫着乳名。祖父叫他：“有子做这个。”“有子做那个。”

        我们叫他有二伯。

        老厨子叫他有二爷。

        他到房户、地户那里去，人家叫他有二东家。

        他到北街头的烧锅去，人家叫他有二掌柜的。

        他到油房去抬油，人家也叫他有二掌柜的。

        他到肉铺子上去买肉，人家也叫他有二掌柜的。

        一听人家叫他“二掌柜的”，他就笑逐颜开。叫他“有二爷”叫他“有二东家”，叫他“有二伯”，也都是一样地笑逐颜开。

        有二伯最忌讳人家叫他的乳名，比方街上的孩子们，那些讨厌的，就常常在他的背后抛一颗石子，掘一捧灰土，嘴里边喊着“有二子”“大有子”“小有子”。

        有二伯一遇到这机会，就没有不立刻打了过去的，他手里若是拿着蝇甩子，他就用蝇甩子把去打。他手里若是拿着烟袋，他就用烟袋锅子去打。

        把他气得像老母鸡似的，把眼睛都气红了。

        那些顽皮的孩子们一看他打了来，就立刻说：“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有二伯。”并且举起手来作着揖，向他朝拜着。

        有二伯一看他们这样子，立刻就笑逐颜开，也不打他们了，就走自己的路去了。

        可是他走不了多远，那些孩子们就在后边又吵起来了，什么：

        “有二爷，兔儿爷。”

        “有二伯，打桨杆。”

        “有二东家，捉大王八。”

        他在前边走，孩子们还在他背后的远处喊。一边喊着，一边扬着街道上的灰土，灰土高飞着一会工夫，街上闹成个小旋风似的了。

    有二伯不知道听见了这个与否，但孩子们以为他是听见了的。

        有二伯却很庄严地，连头也不回地一步一步地沉着地向前走去了。

        “有二爷……”老厨子总是一开口“有二爷”，一闭口“有二爷”地叫着。

        “有二爷的蝇甩子……”

        “有二爷的烟袋锅子……”

        “有二爷的烟荷包……”

        “有二爷的烟荷包疙瘩……”

        “有二爷吃饭啦……”

        “有二爷，天下雨啦……”

        “有二爷快看吧，院子里的狗打仗啦……”

        “有二爷，猫上墙头啦……”

        “有二爷，你的蝇甩子掉了毛啦。”

        “有二爷，你的草帽顶落了家雀粪啦。”

        老厨子一向是叫他“有二爷”的。惟独他们两个一吵起来的时候，老厨子就说：

        “我看你这个‘二爷’一丢了，就只剩下个‘有’字了。”

        “有字”和“有子”差不多，有二伯一听正好是他的乳名。

        于是他和老厨子骂了起来，他骂他一句，他骂他两句。越骂声音越大。有时他们两个也就打了起来。

        但是过了不久，他们两个又照旧地好了起来。又是：

        “有二爷这个。”

        “有二爷那个。”

        老厨子一高起兴来，就说：

        “有二爷，我看你的头上去了个‘有’字，不就只剩了‘二爷’吗？”

        有二伯于是又笑逐颜开了。

        祖父叫他“有子”，他不生气，他说：

        “向皇上说话，还称自己是奴才呢！总也得有个大小。宰相大不大，可是他见了皇上也得跪下，在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

        有二伯的胆子是很大的，他什么也不怕。我问他怕狼不怕？

        他说：

        “狼有什么怕的，在山上，你二伯小的时候上山放猪去，那山上就有狼。”

        我问他敢走黑路不敢？

        他说：

        “走黑路怕啥的，没有愧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问他夜里一个人，敢过那东大桥吗？

        他说：

        “有啥不敢的，你二伯就是愧心事不敢做，别的都敢。”

        有二伯常常说，跑毛子的时候（日俄战时）他怎样怎样地胆大。全城都跑空了，我们家也跑空了。那毛子拿着大马刀在街上跑来跑去，骑在马身上，那真是杀人无数。见了关着大门的就敲，敲开了，抓着人就杀。有二伯说：

        “毛子在街上跑来跑去，那大马蹄子跑得呱呱地响。我正自己煮面条吃呢，毛子就来敲大门来了，在外边喊着：‘里边有人没有？’若有人快点把门打开，不打开毛子就要拿刀把门劈开的。劈开门进来，那就没有好，非杀不可……”

        我就问：

        “有二伯你可怕？”

        他说：

        “你二伯烧着一锅开水，正在下着面条。那毛子在外边敲，你二伯还在屋里吃面呢……”

        我还是问他：

        “你可怕？”

        他说：

        “怕什么？”

        我说：

        “那毛子进来，他不拿马刀杀你？”

        他说：

        “杀又怎么样！不就是一条命吗？”

        可是每当他和祖父算起账来的时候，他就不这么说了。他说：

        “人是肉长的呀！人是爹娘养的呀！谁没有五脏六腑。不怕，怎么能不怕！也是吓得抖抖乱颤……眼看着那是大马刀，一刀下来，一条命就完了。”

        我一问他：

        “你不是说过，你不怕吗？”

        这种时候，他就骂我：

        “没心肝的，远的去着罢！不怕，是人还有不怕的……”

        不知怎么的，他一和祖父提起跑毛子来，他就胆小了，他自己越说越怕。有的时候他还哭了起来。说那大马刀闪光湛亮，说那毛子骑在马上乱杀乱砍。

        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一掀动他的被子就从被角往外流着棉花，一掀动他的褥子，那所铺着的毡片，就一片一片地好像活动地图似的一省一省地割据开了。

        有二伯的枕头，里边装的是荞麦壳。每当他一抡动的时候，那枕头就在角上或是在肚上漏了馅了，哗哗地往外流着荞麦壳。

        有二伯是爱护他这一套行李的，没有事的时候，他就拿起针来缝它们。缝缝枕头，缝缝毡片，缝缝被子。

        不知他的东西，怎那样地不结实，有二伯三天两天地就要动手缝一次。

        有二伯的手是很粗的，因此他拿着一颗很大的大针，他说太小的针他拿不住的。他的针是太大了点，迎着太阳，好像一颗女人头上的银簪子似的。

        他往针鼻里穿线的时候，那才好看呢，他把针线举得高高的，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好像是在瞄准，好像他在半天空里看见了一样东西，他想要快快地拿它，又怕拿不准跑了，想要研究一会再去拿，又怕过一会就没有了。于是他的手一着急就哆嗦起来，那才好看呢。

        有二伯的行李，睡觉起来，就卷起来的。卷起来之后，用绳子捆着。好像他每天要去旅行的样子。

        有二伯没有一定的住处，今天住在那咔咔响着房架子的粉房里，明天住在养猪的那家的小猪倌的炕梢上，后天也许就和那后磨房里的冯歪嘴子一条炕睡上了。反正他是什么地方有空他就在什么地方睡。

        他的行李他自己背着，老厨子一看他背起行李，就大嚷大叫地说：

        “有二爷，又赶集去了……”

        有二伯也就远远地回答着他：

        “老王，我去赶集，你有啥捎的没有呵？”

        于是有二伯又自己走自己的路，到房户的家里的方便地方去投宿去了。

        有二伯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他的脸焦焦黑，他的头顶雪雪白。黑白分明的地方，就正是那草帽扣下去被切得溜齐的脑盖的地方。他每一摘下帽子来，是上一半白，下一半黑。就好像后园里的倭瓜晒着太阳的那半是绿的，背着阴的那半是白的一样。

        不过他一戴起草帽来也就看不见了。他戴帽的尺度是很准确的，一戴就把帽边很准确地切在了黑白分明的那条线上。

        不高不低，就正正地在那条线上。偶尔也戴得略微高了一点，但是这种时候很少，不大被人注意。那就是草帽与脑盖之间，好像镶了一趟窄窄的白边似的，有那么一趟白线。

        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而是齐到膝头那么长的衣裳。那衣裳是鱼蓝色竹布的，带着四方大尖托领，宽衣大袖，怀前带着大麻铜钮子。

        这衣裳本是前清的旧货，压在祖父的箱底里，祖母一死了，就陆续地穿在有二伯的身上了。

        所以有二伯一走在街上，都不知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老厨子常说：

        “有二爷，你宽衣大袖的，和尚看了像和尚，道人看了像道人。”

        有二伯是喜欢卷着裤脚的，所以耕田种地的庄稼人看了，又以为他是一个庄稼人，一定是插秧了刚刚回来。

        有二伯的鞋子，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

        他自己前边掌掌，后边钉钉，似乎钉也钉不好，掌也掌不好，过了几天，又是掉底缺跟仍然照旧。

    走路的时候拖拖的，再不然就趿趿的。前边掉了底，那鞋就张着嘴，他的脚好像舌头似的，每一迈步，就在那大嘴里边活动着；后边缺了跟，每一走动，就踢踢趿趿地脚跟打着鞋底发响。

        有二伯的脚，永远离不开地面，母亲说他的脚下了千斤闸。

        老厨子说有二伯的脚上了绊马锁。

        有二伯自己则说：

        “你二伯挂了绊脚丝了。”

        绊脚丝是人临死的时候挂在两只脚上的绳子。有二伯就这样地说着自己。

        有二伯虽然作弄成一个耍猴不像耍猴的，讨饭不像讨饭的，可是他一走起路来，却是端庄、沉静，两个脚跟非常有力，打得地面咚咚地响，而且是慢吞吞地前进，好像一位大将军似的。

        有二伯一进了祖父的屋子，那摆在琴桌上的那口黑色的座钟，钟里边的钟摆，就常常格棱棱、格棱棱地响了一阵就停下来了。

        原来有二伯的脚步过于沉重了点，好像大石头似的打着地板，使地板上所有的东西，一时都起了跳动。

        有二伯偷东西被我撞见了。

        秋末，后园里的大榆树也落了叶子，园里荒凉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长在前院的蒿草，也都败坏了而倒了下来。房后菜园上的各种秧棵，完全挂满了白霜。老榆树全身的叶子已经没有多少了，可是秋风还在摇动着它。天空是发灰的，云彩也失了形状，好像被洗过砚台的水盆，有深有浅，混沌沌的。这样的云彩，有的带来了雨点，有时带来了细雪。

        这样的天气，我为着外边没有好玩的，我就在藏乱东西的后房里玩着。我爬上了装旧东西的屋顶去。

        我是登着箱子上去的，我摸到了一个小琉璃罐，那里边装的完全是黑枣。

        等我抱着这罐子要下来的时候，可就下不来了。方才上来的时候，我登着的那箱子，有二伯站在那里正在开着它。

        他不是用钥匙开，他是用铁丝在开。

        我看着他开了很多时候，他用牙齿咬着他手里的那块小东西……他歪着头，咬得格格拉拉地发响。咬了之后又放在手里扭着它，而后又把它触到箱子上去试一试。

        他显然不知道我在棚顶上看着他。他既打开了箱子，他就把没有边沿的草帽脱下来，把那块咬了半天的小东西就压在帽顶里面。

        他把箱子翻了好几次，红色的椅垫，蓝色粗布的绣花围裙，女人的绣花鞋子……还有一团滚乱的花色的丝线，在箱子底上还躺着一只湛黄的铜酒壶。

        有二伯用他满都是脉络的粗手把绣花鞋子、乱丝线抓到一边去，只把铜酒壶从那一堆之中抓出来了。

        太师椅上的红垫子，他把它放在地上，用腰带捆了起来。

        铜酒壶放在箱子盖上，而后把箱子锁了。

        看样子好像他要带着这些东西出去，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带东西，他自己出去了。

        我一看他出去，我赶快地登着箱子就下来了。

        我一下来，有二伯就又回来了，这一下子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是在偷墨枣，若让母亲晓得了，母亲非打我不可。

        平常我偷着把鸡蛋馒头之类，拿出去和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去吃，有二伯一看见就没有不告诉母亲的，母亲一晓得就打我。

        他先提起门旁的椅垫子，而后又来拿箱子盖上的铜酒壶。

        等他掀着衣襟把铜酒壶压在肚子上边，他才看到墙角上站着的是我。

        他的肚子前压着铜酒壶，我的肚子前抱着一罐墨枣。他偷，我也偷，所以两边害怕。

        有二伯一看见我，立刻头盖上就冒着很大的汗珠。他说：

        “你不说么？”

        “说什么……”

        “不说，好孩子……”他拍着我的头顶。

        “那么，你让我把这琉璃罐拿出去。”

        他说：“拿罢。”

        他一点没有阻挡我。我看他不阻挡我，我还在门旁的筐子里抓了四五个大馒头，就跑了。

        有二伯还在粮食仓子里边偷米，用大口袋背着，背到大桥东边那粮米铺去卖了。

        有二伯还偷各种东西，锡火锅、大铜钱、烟袋嘴……反正家里边一丢了东西，就说有二伯偷去了。有的东西是老厨子偷去的，也就赖上了有二伯。有的东西是我偷着拿出去玩了，也赖上了有二伯。还有比方一个镰刀头，根本没有丢，只不过放忘了地方，等用的时候一找不到，就说有二伯偷去了。

        有二伯带着我上公园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买给我吃。公园里边卖什么的都有，油炸糕，香油掀饼，豆腐脑，等等。他一点也不买给我吃。

        我若是稍稍在那卖东西吃的旁边一站，他就说：

        “快走罢，快往前走。”

        逛公园就好像赶路似的，他一步也不让我停。

        公园里变把戏的、耍熊瞎子的都有，敲锣打鼓，非常热闹。而他不让我看。我若是稍稍地在那变把戏的前边停了一停，他就说：

        “快走罢，快往前走。”

        不知为什么他时时在追着我。

        等走到一个卖冰水的白布篷前边，我看见那玻璃瓶子里边泡着两个焦黄的大佛手，这东西我没有见过，我就问有二伯那是什么？

        他说：

        “快走罢，快往前走。”

        好像我若再多看一会工夫，人家就要来打我了似的。

        等来到了跑马戏的近前，那里边连喊带唱的，实在热闹，我就非要进去看不可。有二伯则一定不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好看的……”

        他说：

        “你二伯不看介个……”

        他又说：

        “家里边吃饭了。”

        他又说：

        “你再闹，我打你。”

        到了后来，他才说：

        “你二伯也是愿意看，好看的有谁不愿意看。你二伯没有钱，没有钱买票，人家不让咱进去。”

        在公园里边，当场我就拉住了有二伯的口袋，给他施以检查，检查出几个铜板来，买票这不够的。有二伯又说：

        “你二伯没有钱……”

        我一急就说：

        “没有钱你不会偷？”

        有二伯听了我那话，脸色雪白，可是一转眼之间又变成通红的了。他通红的脸上，他的小眼睛故意地笑着，他的嘴唇颤抖着，好像他又要照着他的习惯，一串一串地说一大套的话。但是他没有说。

        “回家罢！”

        他想了一想之后，他这样地招呼着我。

        我还看见过有二伯偷过一个大澡盆。

        我家院子里本来一天到晚是静的，祖父常常睡觉，父亲不在家里，母亲也只是在屋子里边忙着，外边的事情，她不大看见。

        尤其是到了夏天睡午觉的时候，全家都睡了，连老厨子也睡了。连大黄狗也睡在有阴凉的地方了。所以前院，后园，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

        就在这样的一个白天，一个大澡盆被一个人掮着在后园里边走起来了。

        那大澡盆是白洋铁的，在太阳下边闪光湛亮。大澡盆有一人多长，一边走着还一边咣郎咣郎地响着。看起来，很害怕，好像瞎话儿上的白色的大蛇。

        那大澡盆太大了，扣在有二伯的头上，一时看不见有二伯，只看见了大澡盆。好像那大澡盆自己走动了起来似的。

        再一细看，才知道是有二伯顶着它。

        有二伯走路，好像是没有眼睛似的，东倒一倒，西斜一斜，两边歪着。我怕他撞到了我，我就靠住了墙根上。

        那大澡盆是很深的，从有二伯头上扣下来，一直扣到他的腰间。所以他看不见路了，他摸着往前走。

        有二伯偷了这澡盆之后，就像他偷那铜酒壶之后的一样。

        一被发现了之后，老厨子就天天戏弄他，用各种的话戏弄着有二伯。

        有二伯偷了铜酒壶之后，每当他一拿着酒壶喝酒的时候，老厨子就问他：

        “有二爷，喝酒是铜酒壶好呀，还是锡酒壶好？”

        有二伯说：

        “什么的还不是一样，反正喝的是酒。”

        老厨子说：

        “不见得罢，大概还是铜的好呢……”

        有二伯说：

        “铜的有啥好！”

        老厨子说：

        “对了，有二爷。咱们就是不要铜酒壶，铜酒壶拿去卖了也不值钱。”

        旁边的人听到这里都笑了，可是有二伯还不自觉。

        老厨子问有二伯：

        “一个铜酒壶卖多少钱？”

        有二伯说：

        “没卖过，不知道。”

        到后来老厨子又说五十吊，又说七十吊。

        有二伯说：

        “哪有那么贵的价钱，好大一个铜酒壶还卖不上三十吊呢。”

        于是把大家都笑坏了。

        自从有二伯偷了澡盆之后，那老厨子就不提酒壶，而常常问有二伯洗澡不洗澡，问他一年洗几次澡，问有二伯一辈子洗几次澡。他还问人死了到阴间也洗澡的吗？

        有二伯说：

        “到阴间，阴间阳间一样，活着是个穷人，死了是条穷鬼。穷鬼阎王爷也不爱惜，不下地狱就是好的。还洗澡呢！别玷污了那洗澡水。”

        老厨子于是说：

        “有二爷，照你说的穷人是用不着澡盆的啰！”

        有二伯有点听出来了，就说：

        “阴间没去过，用不用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看你是明明知道，我看你是昧着良心说瞎话……”老厨子说。

        于是两个人打起来了。

        有二伯逼着问老厨子，他哪儿昧过良心。有二伯说：

        “一辈子没昧过良心。走得正，行得端，一步两脚窝……”

        老厨子说：

        “两脚窝，看不透……”

        有二伯正颜厉色地说：

        “你有什么看不透的？”

        老厨子说：

        “说出来怕你羞死！”

        有二伯说：

        “死，死不了；你别看我穷，穷人还有个穷活头。”

        老厨子说：

        “我看你也是死不了。”

        有二伯说：

        “死不了。”

        老厨子说：

        “死不了，老不死，我看你也是个老不死的。”

        有的时候，他们两个能接续着骂了一两天。每次到后来，都是有二伯打了败仗。老厨子骂他是个老“绝后”。

        有二伯每一听到这两个字，就甚于一切别的字，比“见阎王”更坏。于是他哭了起来，他说：

        “可不是么！死了连个添坟上土的人也没有。人活一辈子是个白活，到了归终是一场空……无家无业，死了连个打灵头幡的人也没有。”

        于是他们两个又和和平平地、笑笑嬉嬉地照旧地过着和平的日子。

        后来我家在五间正房的旁边，造了三间东厢房。

        这新房子一造起来，有二伯就搬回家里来住了。

        我家是静的，尤其是夜里，连鸡鸭都上了架，房头的鸽子、檐前的麻雀也都各自回到自己的窝里去睡觉了。

        这时候就常常听到厢房里的哭声。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他躺在院子里边了，而他的鼻子也许是嘴还流了一些血。

        院子里一些看热闹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大黄狗也吓跑了，鸡也吓跑了。老厨子该收柴收柴，该担水担水，假装没有看见。

        有二伯孤伶伶地躺在院心，他的没有边的草帽，也被打掉了，所以看得见有二伯的头部的上一半是白的，下一半是黑的，而且黑白分明的那条线就在他的前额上，好像西瓜的“阴阳面”。

        有二伯就这样自己躺着，躺了许多时候，才有两个鸭子来啄食撒在有二伯身边的那些血。

        那两个鸭子，一个是花脖，一个是绿头顶。

        有二伯要上吊。就是这个夜里，他先是骂着，后是哭着，到后来也不哭也不骂了。又过了一会，老厨子一声喊起，几乎是发现了什么怪物似的大叫：

        “有二爷上吊啦！有二爷上吊啦！”

        祖父穿起衣裳来，带着我。等我们跑到厢房去一看，有二伯不在了。

        老厨子在房子外边招呼着我们。我们一看南房梢上挂了绳子。是黑夜，本来看不见，是老厨子打着灯笼我们才看到的。

        南房梢上有一根两丈来高的横杆，绳子在那横杆上悠悠荡荡地垂着。

        有二伯在哪里呢？等我们拿灯笼一照，才看见他在房墙的根边，好好地坐着。他也没有哭，他也没有骂。

        等我再拿灯笼向他脸上一照，我看他用哭红了的小眼睛瞪了我一下。

        过了不久，有二伯又跳井了。

        是在同院住的挑水的来报的信，又敲窗户又打门。我们跑到井边上一看，有二伯并没有在井里边，而是坐在井外边离开井口五十步之外的安安稳稳的柴堆上。他在那柴堆上安安稳稳地坐着。

        我们打着灯笼一照，他还在那里拿着小烟袋抽烟呢。

        老厨子、挑水的、粉房里的漏粉的都来了，惊动了不少的邻居。

        他开初是一动不动。后来他看人们来全了，他站起来就往井边上跑。于是许多人就把他抓住了。那许多人，哪里会眼看着他去跳井的。

        有二伯去跳井，他的烟荷包、小烟袋都带着，人们推劝着他回家的时候，那柴堆上还有一枝小洋蜡，他说：

        “把那洋蜡给我带着。”

        后来有二伯“跳井”“上吊”这些事，都成了笑话，街上的孩子都给编成了一套歌在唱着：“有二爷跳井，没那么回事。”“有二伯上吊，白吓唬人。”

        老厨子说他贪生怕死，别人也都说他死不了。

        以后有二伯再“跳井”“上吊”也都没有人看他了。

        有二伯还是活着。

        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冬天一片白雪，夏天则满院蒿草。

        风来了，蒿草发着声响，雨来了，蒿草梢上冒烟了。

        没有风，没有雨，则关着大门静静地过着日子。

        狗有狗窝，鸡有鸡架，鸟有鸟笼，一切各得其所。惟独有二伯夜夜不好好地睡觉。在那厢房里边，他自己半夜三更地就讲起话来。

    “说我怕‘死’，我也不是吹，叫过三个两个来看！问问他们见过‘死’没有！那俄国毛子的大马刀闪光湛亮，说杀就杀，说砍就砍。那些胆大的、不怕死的，一听说俄国毛子来了，只顾逃命，连家业也不要了。那时候，若不是这胆小的给他守着，怕是跑毛子回来连条裤子都没有穿的。到了如今，吃得饱，穿得暖，前因后果连想也不想，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良心长到肋条上，黑心痢，铁面人……”

        “……说我怕死，我也不是吹，兵马刀枪我见过，霹雷，黄风我见过。就说那俄国毛子的大马刀罢，见人就砍，可是我也没有怕过，说我怕死……介年头是啥年头……”

        那东厢房里，有二伯一套套地讲着，又是河沟涨水了，水涨得多么大，别人没有敢过的，有二伯说他敢过。又是什么时候有一次着大火，别人都逃了，有二伯上去抢了不少的东西。又是他的小时候，上山去打柴，遇见了狼，那狼是多么凶狠，他说：

        “狼心狗肺，介个年头的人狼心狗肺的，吃香的喝辣的。好人在介个年头，是个王八蛋兔羔子……”

        “兔羔子，兔羔子……”

        有二伯夜里不睡，有的时候就来在院子里没头没尾地“兔羔子、兔羔子”自己说着话。

        半夜三更的，鸡鸭猫狗都睡了。惟独有二伯不睡。

        祖父的窗子上了帘子，看不见天上的星星月亮，看不见大昴星落了没有，看不见三星是否打了横梁。只见白煞煞的窗帘子被星光月光照得发白通亮。

        等我睡醒了，我听见有二伯“兔羔子、兔羔子”地自己在说话，我要起来掀起窗帘来往院子里看一看他。祖父不让我起来，祖父说：

        “好好睡罢，明天早晨早早起来，咱们烧苞米吃。”

        祖父怕我起来，就用好话安慰着我。

        等再睡觉了，就在梦中听到了呼兰河的南岸，或是呼兰河城外远处的狗吠。

        于是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大白兔，那兔子的耳朵，和那磨房里的小驴的耳朵一般大。我听见有二伯说“兔羔子”，我想到一个大白兔，我听到了磨房的梆子声，我想到了磨房里的小毛驴，于是梦见了白兔长了毛驴那么大的耳朵。

        我抱着那大白兔，我越看越喜欢，我一笑笑醒了。

        醒来一听，有二伯仍旧“兔羔子、兔羔子”地坐在院子里。后边那磨房里的梆子也还打得很响。

        我梦见的这大白兔，我问祖父是不是就是有二伯所说的“兔羔子”？

        祖父说：

        “快睡觉罢，半夜三更不好讲话的。”

        说完了，祖父也笑了，他又说：

        “快睡罢，夜里不好多讲话的。”

        我和祖父还都没有睡着，我们听到那远处的狗吠，慢慢地由远而近，近处的狗也有的叫了起来。大墙之外，已经稀疏疏地有车马经过了，原来天已经快亮了。可是有二伯还在骂“兔羔子”，后边磨房里的磨倌还在打着梆子。

        第二天早晨一起来，我就跑去问有二伯，“兔羔子”是不是就是大白兔？

        有二伯一听就生气了：

        “你们家里没好东西，尽是些耗子。从上到下，都是良心长在肋条上。大人是大耗子，小孩是小耗子……”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听了一会，没有听懂。

        他的儿子也和普通的小孩一样，七个月出牙，八个月会爬，一年会走，两年会跑了。

    七

        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冯歪嘴子打着梆子，半夜半夜地打，一夜一夜地打。冬天还稍微好一点，夏天就更打得厉害。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地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棂，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棂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倌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离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瘸。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歪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籽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地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但是老厨子就不然了。有的时候，他和冯歪嘴子谈天，故意谈到一半他就溜掉了。因为冯歪嘴子隔着爬满了黄瓜秧的窗子，看不见他走了，就自己独自说了一大篇话，而后让他故意得不到反响。

        老厨子提着筐子到后园去摘茄子，一边摘着一边就跟冯歪嘴子谈话。正谈到半路，老厨子蹑手蹑足地，提着筐子就溜了，回到屋里去烧饭去了。

        这时冯歪嘴子还在磨房里大声地说：

        “西公园来了跑马戏的，我还没得空去看，你去看过了吗？老王。”

        其实后花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蜻蜓、蝴蝶随意地飞着，冯歪嘴子的话声，空空地落到花园里来，又空空地消失了。

        烟消火灭了。

        等他发现了老王早已不在花园里，他这才又打起梆子来，看着小驴拉磨。

        有二伯一和冯歪嘴子谈话，可从来没有偷着溜掉过。他问下雨天，磨房的房顶漏得厉害不厉害？磨房里的耗子多不多？

        冯歪嘴子同时也问着有二伯，今年后园里雨水大吗？茄子、芸豆都快罢园了吧？

        他们两个彼此说完了话，有二伯让冯歪嘴子到后园里来走走，冯歪嘴子让有二伯到磨房去坐坐。

        “有空到园子里来走走。”

        “有空到磨房里来坐坐。”

        有二伯于是也就告别走出园子来。冯歪嘴子也就照旧打他的梆子。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棂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瘸，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秧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梆子，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扒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黏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卖黏糕。黄米黏糕，撒上大芸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地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黏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

        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去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大黏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黏糕”“黏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黏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待在那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黏糕送上来了。

        一到了冬天，冯歪嘴子差不多天天出去卖一锅黏糕的。

        这黏糕在做的时候，需要很大的一口锅，里边烧着开水，锅口上坐着竹帘子。把碾碎了的黄米粉就撒在这竹帘子上，撒一层粉，撒一层豆。冯歪嘴子就在磨房里撒的，弄得满屋热气蒸腾。进去买黏糕的时候，刚一开门，只听屋里火柴烧得噼啪地响，竟看不见人了。

        我去买黏糕的时候，我总是去得早一点。我在那边等着，等着刚一出锅，好买热的。

        那屋里的蒸气实在大，是看不见人的。每次我一开门，我就说：

        “我来了。”

        冯歪嘴子一听我的声音就说：

        “这边来，这边来。”

        有一次母亲让我去买黏糕，我略微地去得晚了一点，黏糕已经出锅了。我慌慌忙忙地买了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一看，不对了。母亲让我买的是加白糖的，而我买回来的是加红糖的。当时我没有留心，回到家里一看，才知道错了。

        错了，我又跑回去换。冯歪嘴子又另外切了几片，撒上白糖。

        接过黏糕来，我正想拿着走的时候，一回头，看见了冯歪嘴子的那张小炕上挂着一张布帘。

        我想这是做什么，我跑过去看一看。

        我伸手就掀开布帘了，往里边一看，呀！里边还有一个小孩呢！

        我转身就往家跑，跑到家里就跟祖父讲，说那冯歪嘴子的炕上不知谁家的女人睡在那里，女人的被窝里边还有一个小孩，那小孩还露着小头顶呢，那小孩头还是通红的呢！

        祖父听了一会觉得纳闷，就说让我快吃黏糕罢，一会冷了，不好吃了。

        可是我哪里吃得下去。觉得这事情真好玩，那磨房里边，不单有一个小驴，还有一个小孩呢。

        这一天早晨闹得黏糕我也没有吃，又戴起皮帽子来，跑去看了一次。

        这一次，冯歪嘴子不在屋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黏糕大概也没有去卖，推黏糕的车子还在磨盘的旁边扔着。

        我一开门进去，风就把那白布帘吹开了，那女人仍旧躺着不动，那小孩也一声不哭。我往屋子的四边观查一下，屋子的边处没有什么变动，只是磨盘上放着一个黄铜盆，铜盆里泡着一点破布，盆里的水已经结冰了，其余的没有什么变动。

        小驴一到冬天就住在磨房的屋里，那小驴还是照旧地站在那里，并且还是安安敦敦地和每天一样地抹搭着眼睛。其余的磨房里的风车子、罗柜、磨盘，都是照旧地在那里待着，就是墙根下的那些耗子也出来和往日一样地乱跑，耗子一边跑着还一边吱吱喳喳地叫着。

        我看了一会，看不出所以然来，觉得十分无趣。正想转身出来的时候，被我发现了一个瓦盆，就在炕沿上已经像小冰山似的冻得鼓鼓的了。于是我想起这屋的冷来了，立刻觉得要打寒颤，冷得不能站脚了。我一细看那扇通到后园去的窗子也通着大洞，瓦房的房盖也透着青天。

        我开门就跑了，一跑到家里，家里的火炉正烧得通红，一进门就热气扑脸。

        我正想要问祖父，那磨房里是谁家的小孩。这时冯歪嘴子从外边来了。

        戴着他的四耳帽子，他未曾说话先笑一笑的样子，一看就是冯歪嘴子。

        他进了屋来，他坐在祖父旁边的太师椅上，那太师椅垫着红毛哔叽的厚垫子。

    冯歪嘴子坐在那里，似乎有话说不出来，右手不住地摸擦着椅垫子，左手不住地拉着他的左耳朵。他未曾说话先笑的样子，笑了好几阵也没说出话来。

        我们家里的火炉太热，把他的脸烤得通红的了。他说：

        “老太爷，我摊了点事……”

        祖父就问他摊了什么事呢？

        冯歪嘴子坐在太师椅上扭扭歪歪的，摘下他那狗皮帽子来，手里玩弄着那皮帽子。未曾说话他先笑了，笑了好一阵工夫，他才说出一句话来：

        “我成了家啦。”

        说着冯歪嘴子的眼睛就流出眼泪来，他说：

        “请老太爷帮帮忙，现下他们就在磨房里呢！他们没有地方住。”

        我听到了这里，就赶快抢住了，向祖父说：

        “爷爷，那磨房里冷呵！炕沿上的瓦盆都冻裂了。”

        祖父往一边推着我，似乎他在思索的样子。我又说：

        “那炕上还睡着一个小孩呢！”

        祖父答应了让他搬到磨房南头那个装草的房子里去暂住。

        冯歪嘴子一听，连忙就站起来了，说：

        “道谢，道谢。”

        一边说着，他的眼睛又一边来了眼泪，而后戴起狗皮帽子来，眼泪汪汪地就走了。

        冯歪嘴子刚一走出屋去，祖父回头就跟我说：

        “你这孩子当人面不好多说话的。”

        我那时也不过六七岁，不懂这是甚么意思，我问着祖父：

        “为什么不准说，为什么不准说？”

        祖父说：

        “你没看冯歪嘴子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吗？冯歪嘴子难为情了。”

        我想可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不明白。

        晌午，冯歪嘴子那磨房里就吵起来了。

        冯歪嘴子一声不响地站在磨盘的旁边，他的掌柜的拿着烟袋在他的眼前骂着。掌柜的太太一边骂着，一边拍着风车子，她说：

        “破了风水了，我这碾磨房，岂是你那不干不净的野老婆住的地方！青龙白虎也是女人可以冲的吗！冯歪嘴子，从此我不发财，我就跟你算账；你是什么东西，你还算个人吗？你没有脸，你若有脸你还能把个野老婆弄到大面上来，弄到人的眼皮下边来……你赶快给我滚蛋……”

        冯歪嘴子说：

        “我就要叫他们搬的，就搬……”

        掌柜的太太说：

        “叫他们搬，他们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是叫你滚蛋的，你可把人糟蹋苦了……”

        说着，她往炕上一看：

        “唉呀！面口袋也是你那野老婆盖得的！赶快给我拿下来。我说冯歪嘴子，你可把我糟蹋苦了。你可把我糟蹋苦了。”

        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孩是盖着盛面口袋在睡觉的，一齐盖着四五张，厚墩墩地压着小脸。

        掌柜的太太在旁边喊着：

        “给我拿下来，快给我拿下来！”

        冯歪嘴子过去把面口袋拿下来了，立刻就露出孩子通红的小手来，而且那小手还伸伸缩缩地摇动着，摇动了几下就哭起来了。

        那孩子一哭，从孩子的嘴里冒着雪白的白气。

        那掌柜的太太把面口袋接到手里说：

        “可冻死我了，你赶快搬罢，我可没工夫跟你吵了……”

        说着开了门缩着肩膀就跑回上屋去了。

        王四掌柜的，就是冯歪嘴子的东家，他请祖父到上屋去喝茶。

        我们坐在上屋的炕上，一边烤着炭火盆，一边听到磨房里的那小孩的哭声。

        祖父问我的手烤暖了没有？我说还没烤暖，祖父说：

        “烤暖了，回家罢。”

        从王四掌柜的家里出来，我还说要到磨房里去看看。祖父说，没有什么的，要看回家暖过来再看。

        磨房里没有寒暑表，我家里是有的。我问祖父：

        “爷爷，你说磨房的温度在多少度上？”

        祖父说在零度以下。

        我问：

        “在零度以下多少？”

        祖父说：

        “没有寒暑表，哪儿知道呵！”

        我说：

        “到底在零度以下多少？”

        祖父看一看天色就说：

        “在零下七八度。”

        我高兴起来了，我说：

        “嗳呀，好冷呵！那不和室外温度一样了吗？”

        我抬脚就往家里跑。井台，井台旁边的水槽子，井台旁边的大石头碾子，房户老周家的大玻璃窗子，我家的大高烟囱，在我一溜烟地跑起来的时候，我看它们都移移动动的了，它们都像往后退着。我越跑越快，好像不是我在跑，而像房子和大烟囱在跑似的。

        我自己觉得我跑得和风一般快。

        我想那磨房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岂不是等于露天地了吗？

        这真笑话，房子和露天地一样。我越想越可笑，也就越高兴。

        于是连喊带叫地也就跑到家了。

        下半天冯歪嘴子就把小孩搬到磨房南头那草棚子里去了。

        那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好像他并不是刚刚出生，好像他已经长大了的样子。

        那草房里吵得不得了，我又想去看看。

        这回那女人坐起来了，身上披着被子，很长的大辫子垂在背后，面朝里，坐在一堆草上不知在干什么。她一听门响，她一回头，我看出来了，她就是我们同院住着的老王家的大姑娘，我们都叫她王大姐的。

        这可奇怪，怎么就是她呢？她一回头几乎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转身就想往家里跑，跑到家里好赶快地告诉祖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看是我，她就先向我一笑。她长的是很大的脸孔，很尖的鼻子，每笑的时候，她的鼻梁上就皱了一堆的褶。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鼻梁处堆满了皱褶。

        平常我们后园里的菜吃不了的时候，她就提着筐到我们后园来摘些茄子、黄瓜之类回家去。她是很能说能笑的人，她是很响亮的人。她和别人相见之下，她问别人：

        “你吃饭了吗？”

        那声音才大呢，好像房顶上落了喜鹊似的。

        她的父亲是赶车的，她牵着马到井上去饮水，她打起水来，比她父亲打得更快，三绕两绕就是一桶。别人看了都说：

        “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好手！”

        她在我家后园里摘菜，摘完临走的时候，常常就折一朵马蛇菜花戴在头上。

        她那辫子梳得才光呢，红辫根，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非常好看。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后边的人就都指指划划地说她的好处。

        老厨子说她大头大眼睛长得怪好的。

        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

        母亲说她：

        “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有儿子我娶她，这姑娘真响亮。”

        同院住的老周家三奶奶则说：

        “哟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你今年十几啦？”

        周三奶奶一看到王大姐就问她十几岁？已经问了不知几遍了，好像一看见就必得这么问，若不问就好像没有话说似的。

    每逢一问，王大姐也总是说：

        “二十了。”

        “二十了，可得给说一个媒了。”

        再不然就是：

        “看谁家有这么大的福气，看吧，将来看吧。”

        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

        “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

        现在王大姐一笑还是一皱鼻子，不过她的脸有一点清瘦，颜色发白了许多。

        她怀里抱着小孩。我看一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不好意思了。我的不好意思是因为好久不见的缘故，我想她也许是和我一样吧。我想要走，又不好意思立刻就走开，想要多待一会又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我看她用草把小孩盖了起来，把小孩放到炕上去。其实也看不见什么是炕，乌七八糟的都是草，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草捆子堆得房梁上去了。那小炕本来不大，又都叫草捆子给占满了。那小孩也就在草中偎了个草窝，铺着草盖着草地就睡着了。

        我越看越觉得好玩，好像小孩睡在喜鹊窝里了似的。

        到了晚上，我又把全套我所见的告诉了祖父。

        祖父什么也不说。但我看出来祖父晓得的比我晓得的多的样子。我说：

        “那小孩还盖着草呢！”

        祖父说：

        “嗯！”

        我说：

        “那不是王大姐吗？”

        祖父说：

        “嗯。”

        祖父是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听的样子。

        等到了晚上在煤油灯的下边，我家全体的人都聚集了的时候，那才热闹呢！连说带讲的。这个说，王大姑娘这么的，那个说王大姑娘那么着……说来说去，说得不成样子了。

        说王大姑娘这样坏，那样坏，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说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大，一定不是好东西。哪有姑娘家家的，大说大讲的。

        有二伯说：

        “好好的一个姑娘，看上了一个磨房的磨倌，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老厨子说：

        “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抗工）似的。”

        有二伯也就接着说：

        “对呀！老爷像老爷，娘娘像娘娘，你没四月十八去逛过庙吗？那老爷庙上的老爷，威风八面，娘娘庙上的娘娘，温柔典雅。”

        老厨子又说：

        “哪有的勾当，姑娘家家的，打起水来，比个男子大丈夫还有力气。没见过姑娘家家的那么大的力气。”

        有二伯说：

        “那算完，长的是一身穷骨头穷肉，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倌。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

        第二天，左邻右舍的都晓得王大姑娘生了小孩了。

        周三奶奶跑到我家来探听了一番，母亲说就在那草棚子里，让她去看。她说：

        “哟哟！我可没那么大的工夫去看的，什么好勾当。”

        西院的杨老太太听了风也来了，穿了一身浆得闪光发亮的蓝大布衫，头上扣着银扁方，手上戴着白铜的戒指。

        一进屋，母亲就告诉她冯歪嘴子得了儿子了。杨老太太连忙就说：

        “我可不是来探听他们那些猫三狗四的，我是来问问那广和银号的利息到底是大加一呢，还是八成？因为昨天西荒上的二小子打信来说，他老丈人要给一个亲戚拾几万吊钱。”

        说完了，她庄庄严严地坐在那里。

        我家的屋子太热，杨老太太一进屋来就把脸热得通红。母亲连忙打开了北边的那通气窗。

        通气窗一开，那草棚子里的小孩的哭声就听见了，那哭声特别吵闹。

        “听听啦，”母亲说，“这就是冯歪嘴子的儿子。”

        “怎么的啦？那王大姑娘我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我就说，那姑娘将来好不了。”杨老太太说，“前些日子那姑娘忽然不见了，我就问她妈：‘你们大姑娘哪儿去啦？’她妈说：‘上她姥姥家去了。’一去去了这么久没回来，我就有点觉景儿。”

        母亲说：

        “王大姑娘夏天的时候常常哭，把眼圈都哭红了。她妈说她脾气大，跟她妈吵架气的。”

        杨老太太把肩膀一抱说：

        “气的，好大的气性，到今天都丢了人啦，怎么没气死呢。那姑娘不是好东西，你看她那双眼睛，多么大！我早就说过，这姑娘好不了。”

        而后在母亲的耳朵上嘁嘁喳喳了一阵，又说又笑地走了。把她那原来到我家里来的原意，大概也忘了。

        她来是为了广和银号利息的问题，可是一直到走也没有再提起那广和银号来。

        杨老太太，周三奶奶，还有同院住的那些粉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的。

        说王大姑娘的眼睛长得不好，说王大姑娘的力气太大，说王大姑娘的辫子长得也太长。

        这事情一发，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

        做传的说，她从小就在外祖母家里养着，一天尽和男孩子在一块，没男没女。有一天她竟拿着烧火的叉子把她的表弟给打伤了。又是一天刮大风，她把外祖母的二十多个鸭蛋一次给偷着吃光了。又是一天她在河沟子里边采菱角，她自己采的少，她就把别人的菱角倒在她的筐里了，就说是她采的。说她强横得不得了，没有人敢去和她分辩，一分辩，她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那给她做传的人，说着就好像看见过似的。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那天，王大姑娘因为外祖母少给了她一块肉吃，她就跟外祖母打了一仗，就跑回家里来了。

        “你看看吧，她的嘴该多馋。”

        于是四边听着的人，没有不笑的。

        那给王大姑娘做传的人，材料的确搜集得不少。

        自从团圆媳妇死了，院子里似乎寂寞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现在虽然不能说十分热闹，但大家都总要尽力地鼓吹一番。虽然不跳神打鼓，但也总应该给大家多少开一开心。

        于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地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若能听到一点点，哪怕针孔那么大一点，也总没有白挨冻，好做为第二天宣传的材料。

        所以冯歪嘴子那门下在开初的几天，竟站着不少的探访员。

        这些探访员往往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最喜欢造谣生事。

        比方我家的老厨子出去探访了一阵，回家报告说：

        “那草棚子才冷呢！五风楼似的，那小孩一声不响了，大概是冻死了，快去看热闹吧！”

        老厨子举手舞脚的，他高兴得不得了。

        不一会他又戴上了狗皮帽子，他又去探访了一阵，这一回他报告说：

        “他妈的，没有死，那小孩还没冻死呢！还在娘怀里吃奶呢。”

        这新闻发生的地点，离我家也不过五十步远，可是一经探访员们这一探访，事情本来的面目可就大大的两样了。

        有的看了冯歪嘴子的炕上有一段绳头，于是就传说着冯歪嘴子要上吊。

        这“上吊”的刺激，给人们的力量真是不小。女的戴上风帽，男的穿上毡靴，要来这里参观的，或是准备着来参观的人不知多少。

        西院老杨家就有三十多口人，小孩不算在内，若算在内也有四十口了。就单说这三十多人若都来看上吊的冯歪嘴子，岂不把我家的那小草棚挤翻了吗！

    就说他家那些人中有的老的病的，不能够来，就说最低限度来上十个人吧，那么西院老杨家来十个，同院的老周家来三个：周三奶奶，周四婶子，周老婶子，外加周四婶子怀抱着一个孩子，周老婶子手里牵着个孩子——她们是有这样的习惯的，那么一共周家老少三辈总算五口了。

        还有粉房里的漏粉匠，烧火的，跑街送货的等等，一时也数不清是几多人，总之这全院好看热闹的人也不下二三十。

        还有前后街上的，一听了消息也少不了来了不少的。

        “上吊”？为啥一个好好的人，活着不愿意活，而愿意“上吊”呢？大家快去看看吧，其中必是趣味无穷，大家快去看看吧。

        再说开开眼也是好的，反正也不是去看跑马戏的，又要花钱，又要买票。

        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

        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也不赶快地埋，也不赶快地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

        跳了井的女人，从井里捞出来，也不赶快地埋，也不赶快地葬，好像国货展览会似的，热闹得车水马龙了。

        其实那没有什么好看的，假若冯歪嘴子上了吊，那岂不是看了很害怕吗！

        有一些胆小的女人，看了投河的、跳井的，三天五夜地不能睡觉。但是下次，一有这样的冤魂，她仍旧是去看的。看了回来就觉得那恶劣的印象就在眼前，于是又是睡觉不安，吃饭也不香。但是不去看，是不行的。第三次仍旧去看，哪怕去看了之后，心里觉得恐怖，而后再买一匹黄钱纸、一扎线香到十字路口上去烧了，向着那东西南北的大道磕上三个头，同时嘴里说：

        “邪魔野鬼可不要上我的身哪，我这里香纸的也都打发过你们了。”

        有的谁家的姑娘，为了去看上吊的，回来吓死了。听说不但看上吊的，就是看跳井的，也有被吓死的。吓出一场病来，千医百治地治不好，后来死了。

        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看，男人也许特别胆子大，不害怕，女人却都是胆小的多，都是乍着胆子看。

        还有小孩，女人也把他们带来看，他们还没有长成为一个人，母亲就早把他们带来了。也许在这热闹的世界里，还是提早地演习着一点的好，免得将来对于跳井上吊太外行了。

        有的探访员晓得了冯歪嘴子从街上买来了一把家常用的切菜的刀，于是就大放冯歪嘴子要自刎的空气。

        冯歪嘴子，没有上吊，没有自刎，还是好好地活着。过了一年，他的孩子长大了。

        过年我家杀猪的时候，冯歪嘴子还到我家里来帮忙的，帮着刮猪毛。到了晚上他吃了饭、喝了酒之后，临回去的时候，祖父说，让他带了几个大馒头去。他把馒头挟在腰里就走了。

        人们都取笑着冯歪嘴子，说：

        “冯歪嘴子有了大少爷了。”

        冯歪嘴子平常给我家做一点小事，磨半斗豆子做小豆腐，或是推二斗上好的红黏谷做黏糕吃，祖父都是招呼他到我家里来吃饭的。就在饭桌上，当着众人，老厨子就说：

        “冯歪嘴子少吃两个馒头吧，留着馒头带给大少爷去吧……”

        冯歪嘴子听了也并不难为情，也不觉得这是嘲笑他的话，他很庄严地说：

        “他在家里有吃的，他在家里有吃的。”

        等吃完了，祖父说：

        “还是带上几个吧！”

        冯歪嘴子拿起几个馒头来，往哪儿放呢？放在腰里。馒头太热，放在袖筒里怕掉了。

        于是老厨子说：

        “你放在帽兜子里啊！”

        于是冯歪嘴子用帽兜着馒头回家去了。

        东邻西舍谁家若是办了红白喜事，冯歪嘴子若也在席上的话，肉丸子一上来，别人就说：

        “冯歪嘴子，这肉丸子你不能吃，你家里有大少爷的是不是？”

        于是人们说着，就把冯歪嘴子应得的那一份的两个肉丸子，用筷子夹出来，放在冯歪嘴子旁边的小碟里。来了红烧肉，也是这么照办。来了干果碟，也是这么照办。

        冯歪嘴子一点也感不到羞耻，等席散之后，用手巾包着，带回家来，给他的儿子吃了。

        他的儿子也和普通的小孩一样，七个月出牙，八个月会爬，一年会走，两年会跑了。

        夏天，那孩子浑身不穿衣裳，只戴着一个花兜肚，在门前的水坑里捉小蛤蟆。他的母亲坐在门前给他绣着花兜肚子。

        他的父亲在磨房打着梆子，看管着小驴拉着磨。

        又过了两三年，冯歪嘴子的第二个孩子又要出生了。冯歪嘴子欢喜得不得了，嘴都闭不上了。

        在外边，有人问他：

        “冯歪嘴子又要得儿子了？”

        他呵呵笑着。他故意地平静着自己。

        他在家里边，他一看见他的女人端一个大盆，他就说：

        “你这是干什么，你让我来拿不好么！”

        他看见他的女人抱一捆柴火，他也这样阻止着她：

        “你让我来拿不好么！”

        可是那王大姐，却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苍白，她的眼睛更大了，她的鼻子也更尖了似的。冯歪嘴子说，过后多吃几个鸡蛋，好好养养就身子好起来了。

        他家是快乐的。冯歪嘴子把窗子上挂了一张窗帘，这张白布是新从铺子里买来的。冯歪嘴子的窗子，三五年也没有挂过帘子，这是第一次。

        冯歪嘴子买了二斤新棉花，买了好几尺花洋布，买了二三十个上好的鸡蛋。

        冯歪嘴子还是照旧地拉磨，王大姐就剪裁着花洋布做成小小的衣裳。

        二三十个鸡蛋，用小筐装着，挂在二梁上。每一开门开窗的，那小筐就在高处游荡着。

        门口一来担挑卖鸡蛋的，冯歪嘴子就说：“你身子不好，我看还应该多吃几个鸡蛋。”

        冯歪嘴子每次都想再买一些，但都被孩子的母亲阻止了，冯歪嘴子说：

        “你从生了这小孩以来，身子就一直没养过来。多吃几个鸡蛋算什么呢！我多卖几斤黏糕就有了。”

        祖父一到他家里去串门，冯歪嘴子就把这一套话告诉了祖父。他说：

        “那个人才俭省呢，过日子连一根柴草也不肯多烧。要生小孩子，多吃一个鸡蛋也不肯。看着吧，将来会发家的……”

        冯歪嘴子说完了，是很得意的。

        七月一过去，八月乌鸦就来了。

        其实乌鸦七月里已经来了，不过没有八月那样多就是了。

        七月的晚霞，红得像火似的，奇奇怪怪的，老虎、大狮子、马头、狗群。这一些云彩，一到了八月，就都没有了。那满天红洞洞的、那满天金黄的、满天绛紫的、满天朱砂色的云彩，一齐都没有了。无论早晨或黄昏，天空就再也没有它们了，就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八月的天空是静悄悄的，一丝不挂。六月的黑云，七月的红云，都没有了。一进了八月，雨也没有了，风也没有了。白天就是黄金的太阳，夜里就是雪白的月亮。

        天气有些寒了，人们都穿起夹衣来。

        晚饭之后，乘凉的人没有了。院子里显得冷清寂寞了许多。

        鸡鸭都上架去了，猪也进了猪栏，狗也进了狗窝。院子里的蒿草，因为没有风，就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没有云，大昴星一出来就亮得和一盏小灯似的了。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子的女人送殡了。

        乌鸦是黄昏的时候，或黎明的时候才飞过。不知道这乌鸦从什么地方来，飞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一大群遮天蔽瓦的，吵着叫着，好像一大片黑云似的从远处来了，来到头上，不一会又过去了。终究过到什么地方去，也许大人知道，孩子们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

        听说那些乌鸦就过到呼兰河南岸那柳条林里去的，过到那柳条林里去做什么？所以我不大相信。不过那柳条林，乌烟瘴气的，不知那里有些什么，或者是过了那柳条林，柳条林的那边更是些个什么。站在呼兰河的这边，只见那乌烟瘴气的、有好几里路远的柳条林上，飞着白白的大鸟。除了那白白的大鸟之外，究竟还有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乌鸦就往那边过，乌鸦过到那边又怎样，又从那边究竟飞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们不大知道了。

        冯歪嘴子的女人是产后死的，传说上这样的女人死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是将要成为游魂的。

        我要到草棚子去看，祖父不让我去看。

        我在大门口等着。

        我看见了冯歪嘴子的儿子，打着灵头幡送他的母亲。

        灵头幡在前，棺材在后，冯歪嘴子在最前边，他在最前边领着路向东大桥那边走去了。

        那灵头幡是用白纸剪的，剪成络络网，剪成胡椒眼，剪成不少的轻飘飘的穗子，用一根杆子挑着，扛在那孩子的肩上。

        那孩子也不哭，也不表示什么，只好像他扛不动那灵头幡，使他扛得非常吃力似的。

        他往东边越走越远了。我在大门外看着，一直看着他走过了东大桥，几乎是看不见了，我还在那里看着。

        乌鸦在头上呱呱地叫着。

        过了一群，又一群，等我们回到了家里，那乌鸦还在天空里叫着。

        冯歪嘴子的女人一死，大家觉得这回冯歪嘴子算完了。

        扔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

        看吧，看他可怎样办！

        老厨子说：

        “看热闹吧，冯歪嘴子又该喝酒了，又该坐在磨盘上哭了。”

        东家西舍的也都说冯歪嘴子这回可非完不可了。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在准备着看冯歪嘴子的热闹。

        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

        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

        于是他自己动手喂他那刚出生的孩子，他用筷子喂他，他不吃，他用调匙喂他。

        喂着小的，带着大的，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

        早晨一起来，一开门，看见邻人到井口去打水的时候，他总说一声：

        “去挑水吗！”

        若遇见了卖豆腐的，他也说一声：

        “豆腐这么早出锅啦！”

        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

        他虽然也有悲哀，他虽然也常常满满含着眼泪，但是他一看见他的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了起来。

        他说：

        “慢慢地就中用了。”

        他的小儿子，一天一天地喂着，越喂眼睛越大；胳臂，腿，越来越瘦。

        在别人的眼里，这孩子非死不可。这孩子一直不死，大家都觉得惊奇。

        到后来大家简直都莫名其妙了，对于冯歪嘴子的这孩子的不死，别人都起了恐惧的心理，觉得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世界上应该有的吗？

        但是冯歪嘴子一休息下来就抱着他的孩子，天太冷了，他就烘了一堆火给他烤着。那孩子刚一咧嘴笑，那笑得才难看呢，因为又像笑，又像哭。其实又不像笑，又不像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咧嘴。

        但是冯歪嘴子却喜欢得不得了了。

        他说：

        “这小东西会哄人了。”

        或是：

        “这小东西懂人事了。”

        那孩子到了七八个月才会拍一拍掌。其实别人家的孩子到七八个月，都会爬了，会坐着了，要学着说话了。冯歪嘴子的孩子都不会，只会拍一拍掌，别的都不会。

        冯歪嘴子一看见他的孩子拍掌，他就眉开眼笑的。

        他说：

        “这孩子眼看着就大了。”

        那孩子在别人的眼睛里看来，并没有大，似乎一天更比一天小似的。因为越瘦那孩子的眼睛就越大，只见眼睛大，不见身子大，看起来好像那孩子始终也没有长似的。那孩子好像是泥做的，而不是孩子了，两个月之后，和两个月之前，完全一样。两个月之前看见过那孩子，两个月之后再看见，也绝不会使人惊讶，时间是快的，大人虽不见老，孩子却一天一天地不同。

        看了冯歪嘴子的儿子，绝不会给人以时间上的观感。大人总喜欢在孩子的身上去触到时间，但是冯歪嘴子的儿子是不能给人这个满足的。因为两个月前看见过他那么大，两个月后看见他还是那么大。还不如去看后花园里的黄瓜，那黄瓜三月里下种，四月里爬蔓，五月里开花，五月末就吃大黄瓜。

        但是冯歪嘴子却不这样的看法，他看他的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

        微微地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

    尾声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它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1940年12月20日香港完稿。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6

    第六章

    商人大街沿着通往小斯帕斯卡亚街和诺沃斯瓦洛奇内巷的斜坡近通而下。城市较高地区的房屋和教堂从上面俯瞰着这条街。

    街道拐角的地方有一座带雕像的深灰色房子。在立倾斜屋基的巨大的四角形石板上，新近贴着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群过路人已站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看了半天了。

    不久前解冻后天气已经干燥。现在又上冻了。气候明显地变得寒冷起来。现在天还很亮，可不久前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刚刚过去。空出来的地方填满了阳光，它没有离开，被黄昏留住了。阳光使人们木安，把人们带往远方，恫吓他们，令他们提心吊胆。

    不久前白军撤出城市，把它交给红军。射击、流血和战时的惊恐停止了。这同样使人惊恐不安，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变长一样。

    街上过往的行人借着一天天变长的白天的光线，读着墙上的通知。通知上写道：

    居民须知：本市合格居民可到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

    去领取工作证，每张缴纳五十卢布。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即

    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凡无工作证者，或误填以至伪造工作证者，将依据战时

    法律严惩。工作证的细则和使用方法公布于本年度尤里亚

    金执委会第八十六号（1013）通知中，该通知张挂在尤里亚

    金苏维埃粮食局一百三十七室中。

    另一张布告通知道，本市粮食储备充裕，只是被资产者藏匿起来，目的在于破坏分配制度，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用这样一句话结尾：

    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

    第三张公告说：

    为了正确安排粮食工作，不属于剥削分子者准许其参

    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向尤里亚金粮食局查询，地点在十月

    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另外一张对军人警告道：

    凡未上缴武器和未经新制度许可携带武器者依情严

    惩。持枪证可到尤里亚金革委会换取，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六

    号，六十三室。

    一个瘦弱不堪、很久没洗过脸因而显得脸色乌黑的流浪汉模样的人，肩上挎着一个背包，手里握着一根木棍，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他的头发长得长极了，但没有一根白发，可他满脸深棕色的胡子已经发白了。这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他的皮袄大概在路上早被人抢走了，不然便是他自己拿它换了食物。他穿了别人的一件不能御寒的短袖破旧上衣。

    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块没吃完的面包，这是他经过城市附近一个村子时别人给他的，还有一块腑猪油。他从铁路那边走进城里来已经快一个钟头了，但从城门口到这条十字路口竞走了一小时，最近这些日子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他时常停下来，拼命克制倒在地上吻这座城市石头的欲望，他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见到它，看见它就像看见亲人那样高兴。

    他走了很久，一半路都是沿着铁路线走的。铁路完全废置不用了，积满了雪。他经过一列列白军的车厢，有客车和货车，都被雪埋住了。由于高尔察克全线崩溃和燃料耗尽，白军不得不丢下火车。这些陷在雪地里、永远也不能开动的火车像带子一样伸延几十俄里，它们成为沿途抢劫的土匪的堡垒，躲藏的刑事犯和政治难民——当时迫不得已流浪的人的避难所，但更主要的是成了死于严寒和斑疹伤寒者的公墓。铁路沿线伤寒猖獗，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

    这时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更凶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很远的地方，出现几个孤单的身影，有时悄悄躲在一旁，有时胆怯地跑过小道。医生尽量绕开这些身影，他常常觉得它们很熟悉，曾在哪儿见过。他觉得他们也是从游击队营地里跑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弄错了，可是有一次眼睛并没欺骗他。一个少年从遮住国际列车卧车车厢的雪堆里钻出来，解完手又钻回雪堆里。他确实是林中兄弟中的一员。这便是大家都以为被枪毙了的捷连秀·加卢津。他没被打死，只受了伤。他躺在地上昏迷了很久，后来恢复了知觉，从行刑的地方爬走了，躲进树林里，在那儿养好了伤，现在改了姓，偷偷赶回圣十字镇自己家里去，路上见到人便躲进被雪掩埋的火车里。

    这些画面和情景使人产生一种非人间的、超验的印象。它们仿佛是某种玄妙的、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被错误地搬到地球上来。而只要自然仍然忠于历史，它显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同现代画家所表现的一样。

    冬天的黄昏是寂静的，浅灰色的和深红色的。晚霞的余辉映照出白作树乌黑的树顶，清秀得宛如古代的文字。黑色的溪流在薄冰的灰雾下飞驰在雪白的峡谷中。峡谷的上端白雪堆积如山，而下端则被深色的河水浸蚀了。这便是尤里亚金的黄昏，它寒冷，灰得透明，富于同情心，如同柳絮一般，再过一两个小时便要降临到带雕像的房子的对面了。

    医生想走到房子石墙上政府布告栏跟前，看看官方的通告。但他向上凝视的目光不时落在对面二层楼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沿街的窗户曾经刷过白灰。窗内的两间屋子里堆放着主人的家具。尽管下窗榻上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但仍然能看出现在的窗户是透明的，白灰洗刷掉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主人又回来了？或者拉拉搬走了，房间里搬进新的房客，现在那儿一切都变了样？

    情况不明使医生很激动。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穿过街道，从大门走进过道，爬上对他如此亲切而熟悉的正门楼梯。他在林中营地时就时常回想起生铁阶梯的花纹铁格，连花纹上的涡纹都回想起来。在某个向上转弯的地方，从脚下的栅栏里可以看到难在楼梯下面的破桶、洗衣盆和断腿的椅子。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一切都跟先前一样。医生几乎要感谢楼梯忠于过去了。

    那时门上就有个铃。但它在医生被游击队俘虏之前就坏了。他想敲门，但发现门锁得跟先前不一样，一把沉重的挂锁穿在粗笨地拧进旧式柞木门里的铁环里。门上的装饰有的地方完好无损，有的地方已经脱落。先前这种野蛮行为是不允许的。门上使用的是暗锁，锁得很牢，要是坏了，有钳工修理。这件琐事也说明总的情况比过去坏了很多。

    医生确信家里没有拉拉和卡坚卡，也许尤里亚金也没有她们，甚至她们已不在人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免得以后后悔，他决定到他和卡坚卡都很害怕的墙洞里摸一摸。他先用脚端了瑞墙，免得摸到墙洞里的老鼠。他并不抱在他们过去约定的地方摸到什么的希望。墙洞用一块砖堵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砖，把手伸进里面去。嗅，奇迹！钥匙和一张便条。便条相当长，写在一张大纸上。医生走到楼梯台的窗口跟前。更为神奇，更加不可思议！便条是写给他的！他马上读了：

    上帝啊，多么幸福！听说你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

    城郊看见了你，便赶快跑来告诉我。我估计你必定先赶到瓦

    雷金诺去，便带着卡坚卡上那儿去了。但我把钥匙放在老地

    方，以防你万一先到这儿来。等我回来，哪儿也别去。对啦，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住在前面的房子里，靠街的那一排。

    楼里空荡荡，荒芜了，只好变卖了房主的一部分家具。我留

    下一点吃的东西，主要是煮土豆。把熨斗或别的重东西压在

    锅盖上，像我那样，防备老鼠。我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便条正面上的话完了。医生没注意到背面也写满了。他把打开的便条托到唇边，然后没看便叠起来，连同钥匙一起塞进口袋。刺骨的痛苦掺进无比的快活中。既然她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到瓦雷金诺吉，他的家必然不在那里了。除了这个细节所引起的惊恐外，他还为亲人生死末卜而痛不欲生。她怎么～句话也没提到他们，说清他们在哪儿，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街上开始黑了。天亮前还来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紧的事。那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无知而违犯某项行政命令可能会送掉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放下把肩膀压得酸痛的背包，便下了楼，走到墙跟前，墙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贴了一大片。

    墙上贴有报刊文章、审判记录、会议演说词和法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迅速地看了一下标题。《对有产阶级征用与课税的办法》、《工人的监督作用》、《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决定。这是进城代替先前制度的新政权所公布的指令。公告提醒居民新政权准则的绝对性，担心他们在白军暂时统治期间忘记了。但这些永无止境的单调的重复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弄昏了。这些都是哪一年的标题？属于头一次变革时期还是以后的几个时期，还是白卫军几次暴动当中？这是哪年的指示？去年的？前年的？他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率直的思想。难道为了那一次不慎的赞许，多年之内除了这些变化无常的狂妄的呐喊和要求，他就得付出再也听不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的代价吗？况且这些呐喊和要求是不合实际的，难于理解并无法实践的。难道他因为一时过分心软便要永远充当奴隶吗？

    不知从何处撕下来的一页工作报告落到他眼前。他读道：

    有关饥饿的情报表明地方组织极端不称职。明显的舞

    弊事实，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都干

    了什么？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如果我们

    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

    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不采取直至将投机倒

    把分子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便无法把城市从饥饿中拯救

    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啊！”医生想。“还谈什么粮食，如果自然界里早已不长粮食的话？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决定和措施早已彻底完蛋了吗？什么人才能年复一年对根本不存在的、早已终止的题目如此胡言乱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闭目不见，一无所知呢？”

    医生头晕了，失去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等他恢复过知觉来，别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要把他送到他准备去的地方。他道了谢，谢绝了别人的帮助，解释说他只要走到街对面就行了。

    他又上了楼，打开拉拉住所的门。楼梯口上还很亮，一点都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黑。他发现太阳并没催他，心里很高兴。

    开门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没住人的空房迎接他的是打翻罐头盒的呕嘟声。一只只老鼠整个身子扑通掉在地板上，向四下逃窜。医生很不自在，竟无法对付这群可恶的东西。它们大概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里过夜，首先得防备老鼠，躲进一间门能关紧、容易躲避它的房间，再用碎玻璃、破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道。

    他从前厅向左拐，走进他所不熟悉的那一半房间。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来到两个窗户朝街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窗户正对着街那边那座带雕像的灰房子。灰房子墙的下面贴满了报纸。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着读报纸。

    室内同室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清新明亮的早春傍晚的光线。室内室外的光线如此相仿，仿佛房间没同街道分开。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在的拉拉的房里比外面商人街上冷一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走到尤里亚金的时候，一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走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忽然觉得体力骤减，仿佛马上就要病倒，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室内和室外的光线一样，对此他不知为何非常高兴。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满同样的寒气，使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气氛，同人世间的生活接近起来。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已经不再想自己马上要病倒。穿透四周的春天傍晚透明的光线使他觉得是遥远而慷慨的希望的保证。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来。他把等待同拉拉会面的快乐看作最近的保证。

    极度的兴奋和遏止不住的忙碌代替了刚才体力的衰弱。这种活跃比起不久前的虚弱是即将发病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屋里坐不住。他又想到街上去，想去干什么。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想先理个发，把胡子刮掉。他蓬头垢面地穿过城市时一直往先前理发店的橱窗里张望。一部分理发店空了，或者改作别的用途了。照常营业的几家上了锁。没有地方理发刮胡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剃须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剪刀，也能使他摆脱困境。但他在慌乱中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工人还在干活的话，如果他能在她们关门前赶到，便能向一位女裁缝借一把剪刀。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他的记忆并没欺骗他。裁缝店还在老地方，女裁缝们还在里面干活。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门面有一扇朝街的大玻璃窗，一直垂到人行道。从窗口能看到店铺的内部，直到对面的墙。女裁缝们就在过往行人的眼下干活。

    屋里挤满了人。除了真正的女裁缝外，还加上一些业余缝纫爱好者，尤里亚金社会上的上年纪的太太们，是为了领取工作证才到这儿来的。带雕像的房子墙上贴的法令里提到过领取工作证的办法。

    她们的动作同真正女裁缝的麻利动作木同，一眼便能看出来。裁缝店里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用各种毛色的狗皮缝皮袄，这种皮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业余缝纫爱好者用僵硬的手指把衣边折短，放在缝纫机下缝起来，对一半是熟制毛皮的活儿很不习惯，几乎难以胜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放他进去。里面同样做手势回答他，她们不接私人活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重复那些手势，坚持让她放他进去，他有话对她们说。她们向他做推辞的动作，让他明白，她们的活儿很急，他别来纠缠，别妨碍她们，赶快往前走。一个女裁缝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为了表示懊恼，手掌向上翻着，用目光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她们没看懂他的动作。她们认为这是某种下流动作，挑逗她们。他那身破烂的服装和古怪的举止让她们觉得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女裁缝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从橱窗前走开。他终于想到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找到了裁缝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黑脸膛的上年纪的女裁缝，穿了一身黑衣月R，神色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赖着不走！真该惩办。我说，你快点说有什么事？我没空。”

    “您别大惊小怪，我想借剪刀用一下。我就在这儿当您的面剪掉胡子，剪完就还您。我先向您表示谢意。”

    女裁缝的眼里现出诧异。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

    “我是从远处来的。刚来到市里，头发长得很长，满脸胡须。我想理个发，可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所以我想自己动手，只是没有剪刀。劳驾借我用一下吧。”

    “好吧。我给您理发。您可得放明白。如果您有什么打算，玩什么花样，为了伪装而改变相貌，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您可别怪我告发您。我们不想为您去送命。”

    “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fIJ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业教授。我听说是政府召回的。他们在白军再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这里。您又犯老毛病了，亲爱的同志。要是在剃须刀底下动弹、抽搐，顾客准会被割伤。您可真是一位难伺候的顾客呀！”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的时候，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回声。空住所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群乱跑乱窜的老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不管他多么劳累，同这群脏东西一起别想合眼。他准备过夜先从堵老鼠洞开始。幸好卧室里老鼠洞比别的房间里少得多，就是地板和墙根坏得比较厉害。得赶紧动手，黑夜慢慢降临了。不错，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取下来的灯，灯里加了一半油，想必是等候他的到来。油灯旁边一只打开的火柴盒里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保存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油盏，里面有灯芯和长明灯灯油的痕迹，油几乎被老鼠喝光了。

    有几个地方墙脚板离开了地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朝里面。卧室里的门同门槛合得很严。门本来能合得很严实，～上领，便把这间堵上老鼠洞的房间同其他房间牢牢隔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

    “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胳膊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眼睛发黑，仿佛失去知觉，坠入极乐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做事，永远忙碌，操持家务，看病，思考，研究，写作。停止活动、追求和思考，把这类劳动暂时交还给大自然，自己变成它那双迷人的手里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或一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那双慈悲的手正到处散播着美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康复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鹅般的妩媚护理他，用充满潮润气息的喉音低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的低声细语，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图的文艺对话一样，充满了意义。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

    对于他们呢——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时，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和认识有关自己和生活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你必须回到自己亲人身边去。我多一天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窟窿。可你什么都木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中心，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票，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桶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可你瘦得像皮包骨，只剩下一口气了，往哪儿走呢？难道又步行吗？那你可到不了啦！养好身子，恢复元气，到时候再说吧。

    “我不敢劝告你，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寻找亲人之前先找份差事干。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专业，他们很重视这点，比如，就上我们的省卫生局。它就设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不然你自己想想。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地主兼工厂主的女儿。在游击队里呆过，又逃跑了。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脱离革命部队，是开小差。你绝对不能不干事，当个根夺公民权的人。我的处境也不牢靠。我也要去工作，进省国民教育局。我正站在火山口上。”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呢？”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不说他了。我不喜欢哭，如果再多说他一句，我便要嚎啕大哭了。”

    “你爱他，你至今仍非常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呀，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对不住他。可我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因此这样说可能不确切。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爽直的人，可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就是我的过错。行啦，不说这些啦。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我会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东尼娜多迷人啊！波提切利油画里的人物。”她生产的时候我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可这些以后再说吧，我求你。好啦，咱们一起做事吧。两个人都上班。每月能有几十亿卢布的收入。西伯利亚的票子前些日子咱们这儿还通用呢。刚刚废止，很长一段时间，你生病的全部期间，我们都没有钱。是的。简直难以想象，可也熬过来了。现在往过去的国库里运来一整列车纸币，四十车厢，不会少。票子印得很大，蓝红两种颜色，跟邮票一样，上面分了许多细格，蓝的有五百万个方格，红的每张一千万个方格。褪色，印得不好，颜色模糊。”

    “我见过那种票子。我离开莫斯科前夕刚刚流通。”

    “你在瓦雷金诺这么久干什么？那儿不是一个人都没有，荒废了吗？什么耽搁了你？”

    “我跟卡坚卡打扫你们的住宅。我怕你先上那儿去。我不想让你看见住宅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那儿房子倒塌了，杂乱不堪？”

    “杂乱不堪。肮脏。我打扫过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回答得这么简单。你有话没都说出来，对我隐瞒了什么。随你的便，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讲讲东尼姐的事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纪念你母亲。”

    “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

    “以后再讲吧。我对你说过了，我快要哭出来了。”

    “借给你马的桑杰维亚托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你看呢？”

    “非常讨人喜欢。”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是我们一家人在新地方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你fll大概很要好？他也尽量替你效力吧？”

    “他给我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不难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式的，交往很随便？他一定拼命追求你噗。”

    “那还用说。死缠着不放。”

    “可你呢？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利盘问你？对不起。这太放肆了。”

    “嗅，随你的便吧。你感兴趣的大概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关系的性质？你想知道，在我们良好的关系中是否掺入更多的私人因素？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欠了他不知多少情，但即使他给我一大堆金子，为我献出生命，也不会使我更接近他一步。我从小就仇视那种气质不同的人。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悍，自信，发号施令，简直是无价之宝。可在爱情上，留着小胡子男人的自鸣得意，动不动就发火，叫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男女间的私情和生活理解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安菲姆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更为讨厌的人，我变成今天这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明白。可你是什么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怎么这样说呢？我认真跟你说话，可你却像在客厅里似的恭维起我来。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个自信的家伙为所欲为，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

    “我猜到了。我多少感觉到了。可等一等。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被惊吓出来的恐怖，未成年少女初次经受的屈辱，都是不难想象的。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为此而难过的不应是你的悲伤，而应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的悲伤。应当痛不欲生、陷入绝望的是我，因为我知道得太迟了，因为我当时没同你在一起，以便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它对你确实是痛苦的话。真妙。我觉得，我只会强烈地、极端地、发狂地嫉妒低贱的、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上流人竞争在我心中唤起的完全是另一类的情感。如果我所敬爱的并同我精神相近的人爱上我所爱的那个女人，我便会对他产生一种可悲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争吵或竞争。我当然决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对象，但我会怀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这种感情不是嫉妒，不那么火辣辣的和血淋淋的。我同艺术家接触的时候，只要他在与我类似的工作中以优越的力量征服了我，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大概会放弃我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所重复的正是他已胜过我的尝试。

    “可我离题了。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我说的正是这种美。我觉得要看到它，必须有本经触及的想像力和混沌的感受力。而这些正是我被剥夺的。如果我最初没看到生活同自己格格不入的庸俗化的痕迹，也许会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一个不道德的、只顾自己享乐的庸才干预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此后我同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的婚姻才很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回报他以同样热烈的爱情。”

    “等一下。此后再告诉我你丈夫的事。我对你说过，通常引起我嫉妒的是低贱的人，而不是和我同等的人。我不嫉妒你丈夫。可那个人呢？”

    “哪个‘那个人？”

    “毁了你的那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是什么人？”

    “在莫斯科相当有名的一名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爸爸去世后，我们贫困的时候他接济过母亲，独身汉，有财产。我这样诋毁他反而使他显得过分有趣，增加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是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出他的姓名来。”

    “木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你母亲服毒的那天在旅馆里，已经很晚了。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你们来了，站在黑楼道里。也许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这一幕来，是你帮我回想起来的。你曾对我提起，我想是在梅留泽耶沃。”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真的？完全可能。很容易看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

    “你怎么脸红了？”

    “听见‘科马罗夫斯基’从你嘴里说出来。由于突然和不习惯。”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中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他在意外情况下偶然看见的那个人。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男孩子，中学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看见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自杀，摔死了。陪同父亲的是科马罗夫斯基，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破产，把他推到毁灭的道路上。他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这么说他也是你的丧门星了？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我疯狂地、不可挽救地嫉妒的人。”

    “你说什么？我不仅不爱他，还蔑视他。”

    “你真完全理解你自己？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你说的多么可怕。并且，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尖锐，使我觉得这种反常现象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安静点。别听我说的话。我想说我嫉妒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无法解释和不能猜测的东西。我嫉妒你为他人梳妆打扮，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弥漫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依附在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我嫉妒像科马罗夫斯基那样的传染病，他有朝一日会把你夺走，正像我的或你的死亡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准会觉得这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

    “多给我讲讲你丈夫的事。‘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这是哪个剧本里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话。”

    “我寻找他的时候，在梅留泽耶沃镇已经对你讲过不少他的事了。后来在这儿，在尤里亚金，咱们刚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知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想逮捕你。我仿佛告诉过你，也许并没告诉过你，只不过我那样觉得罢了。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他上汽车。简直难以想象，多少人保卫他，我觉得他几乎没变样。他的脸仍然那样英俊，诚实，刚毅，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诚实的脸。毫不卖弄，性格坚强，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先前总是那样，现在仍然那样。但我仍然发现一点变化，使我深感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中，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观察到这一点时心揪在～起。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我觉得他太引人注意了，而这就是他注定灭亡的原因。也许我没弄清楚。也许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时说的那些话深深印在我心里。除了咱们心O相印外，我还受了你多大的影响呀！”

    “你还是给我讲讲你们革命前的生活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幻想纯洁。他就是纯洁的体现。我们可以说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和他，还有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看见我便发呆，浑身发冷。也许我知道并说出这一点不大好。但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就更坏。我是他童年时依恋的人，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流露出那种人们都遮掩的服帖的爱情，但却写在脸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很要好。我同他不同的程度就像我们相像的程度一样。我那时真心挑选了他。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们一成人，便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绝妙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心里我那时已经嫁给他了。

    “真了不起，他多么有才能啊！非凡的才能！一个普通扳道工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的努力达到当代两门大学专业课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我差点说水平，不，我应当说——高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唉，这可真难回答。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

    “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妞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

    “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

    “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

    “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时常上我这儿来。前两天我同你谈起过她。”

    “是谈过。我在你这儿时常见到她。”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我要是你准会爱上她。多有勉力！多漂亮！个头，身材，头脑。读过很多书，心眼好，有主见。”

    “我从游击队逃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理过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大姐叶夫多基娘，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起。一个诚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咱们俩都被抓起来，请她们收养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这确实是最坏的打算。上帝保佑，还远不亚于糟到这一步。”

    “听说西玛有点那个，情绪不正常。确实不能把她当成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新奇。她的学识确实罕见，但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而是民间的那种。你同她的观点极端相似。把卡佳交给她教育我完全放心。”

    他又到车站去了一趟，还是空手而归。什么都没走下来。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阴沉，就像下头场雪的前夕。十字街头的上空，那儿的天空比拉长了的街道上的天空更辽阔，显出一派冬天的景色。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遇见拉拉的客人西姆什卡。她们俩在谈话，不过倒像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搅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说话。通往她们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的门帘一直垂到地板，隔着门帘，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我缝点东西，您可别在意，西姆什卡。我聚精会神地听你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您的思想体系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我心里痛快得多。老是操不完的心事，我们最近这几夜都没睡好。作为卡坚卡的母亲，一旦我们遭殃的话，我有责任使她免遭危险。应当清醒地想想如何安置她。但我在这点上并不擅长。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悲伤。我悲伤是因为疲倦和缺少睡眠。您的话使我心情平静。此外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聪明的长篇议论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斜视一眼，真的，仿佛有谁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您开始吧，西姆什卡，我听着呢。”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回答了什么。他开始注意听西玛说话：

    “可以使用时代、文化这类字眼。但人们对它们的含意理解得太不相同。由于它们含意的混乱，咱们避免使用这类字眼，把它们换成别的词吧。

    “我想说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分解成各别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多少代人实现的，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的。埃及是这种活动，希腊是这种活动，《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这种活动。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活动，暂时任何别的行动都无法代替，当代全部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基督教。

    “为了让您感到完全新鲜，出乎意外，不像自己所熟悉并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更简单明了、更直接地向您介绍它所带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教益，我想同您一起分析几段经文，极少的几段，并且是节略。

    “大多数的颂歌都把《们日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们日约件的概念，如烧不成灰烬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约拿等等，同《新约》中圣母受胎和耶稣复活等概念加以对比。

    “在这种经常的并列中，〈们日约》陈旧和《新约》新颖显得极其明显。

    “在很多诗篇中，把马利亚的贞洁的母性同犹太人过红海相对比。比如，在诗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道：‘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后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女怀孕生下基督一样不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过后海水又无法通过，童贞女生了主后仍是贞洁的，这是把两件什么性质的事并列在一起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两件事同样被认为是奇迹。各个时代，远古的原始时代和新的罗马以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时代，怎样看待这种奇迹呢？

    “在一个奇迹中，按照人民领袖、教祖摩西的命令，他的神杖一挥动，海水便分开了，放过整个民族，数不清的、由几万人组成的人流，但等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后，海水又汇合在一起，淹没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这幅古代的情景服从耶和华声音的自然力，像罗马军队行进时浩浩荡荡拥挤的人群，人民和领袖，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事物，令人震惊的事物。

    “在另一个奇迹中，少女是平常的人，古代世界对她毫不留意，但她悄悄地、隐秘地给婴儿以生命，在世界上产生生命，生命的奇迹，一切的生命，‘无所不在的生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奇迹。不仅从书呆子观点看她的非婚生育是非法的。它们还违反自然规律。少女生育并非由于必然，而是由于奇迹，凭借灵感。《圣经冲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假日同非假日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

    “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

    “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像报喜节的赞美歌中所说的那样，亚当想当上帝，但他想错了，没当上，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亚当变成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同亚当便相差无几了’）。”

    西马继续说下去：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不过暂时先岔开一下。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至于说到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向人们灌输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严肃地解释荒谬可笑的历史残余。如果这些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让我们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畜牧部族和族长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能使生活倒退，让历史倒转几千年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做不到的。

    “再谈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出自福音书中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的祈祷文，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我不说您当然也清楚，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不过想提醒您一下，决不想教训您。

    “在斯拉夫语系里，您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此外，后来这个词在俄语中用来表示恶习和色欲。‘我的灵魂变成情欲的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克制情欲以求重返天堂。’等等。也许我的道德极其败坏，但我不喜欢斋戒前这段束缚肉欲和禁绝肉欲的祈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俗的、平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所具有的诗意，出自大腹便便、满脸发光的教士手笔。问题倒不在于他们自己不遵守戒律并欺骗别人。就算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吧。问题木在他们身上，而在这几段经文的内容里。这种悲痛赋予人体的虚弱以过分的意义，不管它是营养良好还是极度疲惫。这是很讨厌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我现在就为自己的拉杂而酬劳您。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不错，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一个马利亚，一直有争论。不论如何，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

    “在同一天的另一首祭祷歌中，有一段相近的祈祷文，更加详尽，确切无疑指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日习煽起的性欲。‘因为黑夜勾起我无法克制的性欲，昏暗无月光便是罪恶的话语。’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让我吻你最洁净的脚，用眼泪洗它们，用头发把它们擦干，夏娃在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时候便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是他每工作十天之后的一次休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要补足十天没睡够的觉。他靠在沙发上，有时半躺着，把身子完全伸直。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一阵阵犯困，但她的见解仍令他感到愉快。“当然，她这一套话都是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听来的。”他想道，“可这个女人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明啊！”

    他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窗口。窗户对着院子，就像在隔壁的房间里一样，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低声说话，他已经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了。

    天气变坏了。院子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子里，在院子上空盘旋，想找个地方栖息。风刮起它们的羽毛，把羽毛吹得蓬松起来。喜鹊在垃圾箱盖上落了一下，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在院子里踱起步来。

    “喜鹊一来就快下雪了。”医生想道。这时他听见门帘后面西玛对拉拉说：

    “喜鹊一到就有消息了。您要有客人了，要不就有信。”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门铃响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门帝后面出来，赶快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说话的声音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客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

    “您接妹妹来啦？”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我们这儿。”

    “不是，不是来接她。当然，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就一起回去。我完全是为了别的事情。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得谢谢我在邮局当过差。这封信经过很多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从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找不到收信人。可我知道他是谁。他在我那儿理过发。”

    信很长，有好几张信纸，已经揉皱，弄污，信封拆开，磨烂了。这是东尼姐来的信。医生弄不明白，信怎么会到他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如何把信交给他。医生开始读信的时候还意识到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读下去之后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西玛从里屋出来，向他问好，告别，他都机械而有礼貌地回答，但并未注意到她。她的离去已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他渐渐已完全忘了他在哪里，也忘了他周围的一切。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道：

    尤拉，你知道咱们有个女儿了吗？给她取的教名叫玛

    莎，以表示对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纪念。

    现在谈另外一件事。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

    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

    以及其他人，其中包括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

    罗梅科，还有我和爸爸也作为他的家庭成员，正在被赶出俄

    国。

    这真是不幸，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但只得服从，并且还要感谢上帝在这种可怕的时代只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因为我们的遭遇还可能坏得多。如果你出现了，也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我把这封信寄到赛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能遇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伯父的事是否也会使你受到牵连，因为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嘛。以后，如果肯定使你受到牵连的话，你也出现了，不知能否允许你出国，这使我非常痛苦。我相信你活着，并且一定会出现。这是我的爱心告诉我的，而我相信这个声音。也许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生活环境变得温和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一个地方相聚了。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竭力寻找这种论断的意义，解释它，为它辩解，自我反省，把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逐一回忆了一遍，但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你好像错误地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我爱你呀，唉，但愿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你身上所有平凡的地方，在它们不平凡的结合中可贵的地方，由于内在的美而显得高尚的面容，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好看，你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完全缺乏的意志。所有这些对我都非常珍贵，我不知道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着，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即便你对我不这样珍贵，即便我爱你还没爱到这种程度，我的冷漠的可悲的事实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啊！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尽管一切都没最后决定，但我们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和爸爸、伯伯受过教育的遥远的异乡去。爸爸向你致意。舒拉长高了，并不漂亮，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提起你时总要难过，非常伤心地哭泣。我不能再写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责备你，决不怪你，照你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在离开这个可怕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乌拉尔前夕，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他们已经采取信，也该整理行装了。嗅，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就像发出了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泪水，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东尼姬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跌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发跟前，昏倒在沙发上。

    重返瓦雷金诺

    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压低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站在前厅里。她神色惊慌，仿佛挨了一闷棍。

    “他上什么地方去？找谁？在咱们这儿？”

    “不，当然木在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晚上还想来。他很快就回来。他有事要跟你谈。”

    “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的话我没完全听明白。他好像说经过这儿到远东去，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尤里亚金来看咱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他谈了半天你们两个的事。他一再让我相信，咱们三个人，你、帕沙和我，处境极端危险，只有他能救咱们，但咱们要照他的话办。”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大哭起来，想跪倒在医生脚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在腿上，但他没让她那样做，制止住了她。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我不论从哪方面都不怕同他单独在一起。可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别让我单独同他会面吧。此外，这个人有阅历，办法多，也许真能给咱们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我请你克制自己，别走。”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安静点。你干什么呀？别跪下，起来，高兴点。解除缠在你身上的魔力。他让你一辈子担惊受怕。我陪着你。如果有必要，如果你命令我的话，我就杀死他。”

    半小时后夜幕降临了。天完全黑了。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已堵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注意新出现的窟窿，把它们及时堵死。他们还养了一只长毛大猫，这只猫一动不动，神秘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老鼠并没离开屋子，但小心多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配给的黑面包切成薄片，桌上放了一盘煮熟的土豆，等待科马罗夫斯基的到来。他们准备在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客人，这个餐厅现在还当餐厅使用。餐厅里摆着几张大柞木餐桌，还有一个作木制做的策重的大黑酒柜。桌上放着一盏用药瓶罩着的蓖麻油灯，灯捻露在外面——这是医生平时携带的灯。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中走进来，身上落满了雪。雪片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落了一层，在地板上融化成一块水洼。科马罗夫斯基先前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他的胡子上沾满了雪，像小丑演出时戴的假胡子。他穿了一套保护得很好的西服，条纹裤子熨得笔挺。他在同主人打招呼之前，先用小梳子梳了半天压皱打湿的头发，并用手绢把胡子擦干理手，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默默地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可以认为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同您的父亲很熟嘛，这您大概也知道。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一直在端详您，想找出您像他的地方。不，看来您不像父亲。他是个胸襟豁达的人，好冲动，做事麻利。从外表上来看，您更像母亲。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幻想家。”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您有话要对我说，要我来听听。她说您有事找我。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咱们的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并无结识您的愿望，并不认为咱们是熟人。因此，请快说正题吧。您有何贵干？”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全都明白。请原谅我斗胆说一句，你们俩太合适了。最和谐的一对儿。”

    “我得打断您的话。请不要管与您不相干的事。我们并没乞求您的同情。您太放肆了。”

    “您不要马上就发火嘛，年轻人。不，您还是像父亲，也是个爱冲动的人。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不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确是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我在这儿只呆了两天，知道了你们的很多事，你们自己万万料想不到。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正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不预防危险，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你们活着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人符合这种标准。可任何人也不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此明显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方式。我不明白您平吗要惹是生非。您成了这个世界的活嘲弄，对它的一种侮辱。这要是您的秘密也好。但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您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俩很不合当地法律仆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您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男人，您是自由的哥萨克，或者像这儿怎么说的。如果您任性胡来，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这是您神圣的权利。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有牵挂的人。她是母亲。她掌握着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命运。她不应当异想天开，想入非非。

    “我白白劝说她一个上午，劝她正视当前的情况。她根本不听我的话。请您运用您的威望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不应该不重视我的意见。”

    “我一生中从未劝说过谁，也没强迫过谁，特别是亲近的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这是她的事。此外，我根本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道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蛋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部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种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道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道，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道他们已被驱逐出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进入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交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滑过。但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处境危险的话，使她从无动于衷的恍惚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的脸微微涨红，她插话道：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何等重要呀？”

    “你太容易轻信人了，我的朋友。你不能把仅仅打算办的事当成已经办成的事。我并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存心让我们上当。但这一切现在只是空中楼阁！现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代表自己说两句话。感谢您关心我的命运，难道您以为我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您安排？至于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应当考虑考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是否考虑一下他的提议，跟他走或不跟他走。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你是不会走的。”

    科马罗夫斯基不停地呷着掺了水的酒精（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部带回来放在桌子上的），一面嚼着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夜已经很深了。不时剪去灯花的灯捻儿，僻僻啪啪地燃得更旺了，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火苗又渐渐缩小，屋里也变得昏暗了。主人们想睡觉了，他们需要单独谈谈。可科马罗夫斯基仍然不走。他呆在这里让他们感到窒息，就像笨重的酒柜和窗外十二月严寒的黑夜让他们感到压抑一样。

    他并不望着他们，目光越过他的头顶，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远处的一点，快要转不过弯来的舌头半睡半醒地重复着他们早已听腻了的那一套。现在他的话题离不开远东。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一点，向拉拉和医生发挥关于蒙古的政治意义的论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注意到他在什么地方转到了这个话题上。他们没听见他是怎么转到这个话题上的，说明这个与他们不相干的话题是何等令人厌烦。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西伯利亚，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新大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这是俄国伟大未来的摇篮，是我们走向民主、昌盛繁荣和政治健全的保障。蒙古的未来吸引人的东西更多。外蒙古是我们伟大的远东共和国的邻国。你们对它有何了解？你们打哈欠，心木在焉地眨眼睛，不觉得难为情吗？那可是一块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的土地啊，是一个有史以来尚未开发的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想攫取它，侵犯所有竞争者所公认的、在地球这个遥远的角落里历次划分势力范围时划归为我们的利益。

    “中国通过对喇嘛和活佛的影响从蒙古落后的封建神权政体中攫取利益，日本则依靠各旗的王爷。共产主义红色俄国同蒙古的平民，换句话说即牧民起义者革命联合会，结成盟友。至于说到我本人，我愿看到一个在自由选举的全国代表大会统治下的真正安居乐业的蒙古。我想引起你们自身对下列情况的兴趣：一跨过蒙古的边界，世界便在你们脚下，你们便成为自由飞翔的鸟儿。”

    科马罗夫斯基滔滔不绝地谈论同他们毫不相干的讨厌的话题，终于激怒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他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让她疲惫不堪，厌烦得要命，于是拉拉果断地向科马罗夫斯基伸手告别，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说：

    “太晚了。您该走了，我想睡觉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木好客到这种地步，这时候把我赶出门外。黑夜里我未必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找到路。”

    “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别坐得这么久。没有任何人挽留您。”

    “嗅，您何必同我说话这么尖刻呢？您甚至没问我一声，我是否有地方住？”

    “我对此毫不感兴趣，反正您不会委屈自己。要是您非要在这儿过夜不可，我不能把您安顿在我跟卡坚卡住的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里老鼠会闹得您不得安宁。”

    “我不怕老鼠。”

    “那就随您的便好了。”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你有几夜不睡觉了，桌上的食物你连碰都不碰，像傻子似的走个不停。老是想呀，想呀！什么使你不得安宁？不能整天想着惊恐不安的事。”

    “医院里的看门人伊佐特又来了。他跟楼里的洗衣女工关系暧昧。他顺便偷偷地拐到我这儿来，安慰了我一番。他说有个绝密的消息：您的那位非坐牢不可。您就等着瞧吧，早晚得把他关起来。然后轮到您，苦命的人啊。我问他，伊佐特，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您就放心吧，消息绝没错，他说。从波尔堪那儿听说的。他所说的波尔堪你大概能猜到，就是执行委员会。”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医生哈哈大笑。

    “他说得完全对。危险已经迫近，到了门口。咱们得赶快溜走。问题只是往哪溜。到莫斯科去根本不用想。这要做大量的准备，必定会引起他们注意。要走得非常隐蔽，任何人都丝毫察觉不到。你知道吗，亲爱的？咱们就照你的打算办吧。咱们得失踪一个时期。就让这个地方是瓦雷金诺吧。咱们到那儿躲藏两个礼拜或一个月。”

    “谢谢，亲爱的，谢谢。嗅，我真高兴。我明白你身上的一切如何反对这样的决定。但我们要去住的并不是你们住过的房子。住在那里对你确实难以忍受。空房间，内疚，对比，都让你受不了。难道我不明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作践对你灵魂珍贵而神圣的东西。我永远不会接受你这种牺牲。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你们的住宅已经破损得很难再住人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库利钦留下的房子。”

    “你说得都对。谢谢你的体贴。等一下。有件事我一直想问可又老忘。科马罗夫斯基在什么地方？他仍然在这儿还是已经走了？自从我同他吵翻，把他从楼上推下去之后，再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去他的吧。你打听他干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咱们俩应当不同地对待他的提议。咱们的处境不同。你得抚养女儿。即使你想和我同归于尽，你也无权这样做。

    “但躲到瓦雷金诺去就意味着冬天钻进荒山野岭，没有储备的食品，没有力量，没有希望，疯狂中的疯狂。如果生活中除了疯狂外咱们一无所有，那就让哗fi疯狂一下吧。呶fi再忍受一下屈辱，央求安菲姆借给咱们一匹马。跟他，甚至不是跟他，而是跟他手下的投机倒把的人借点面粉和土豆，这是他不应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说服他，不要因为对我们有恩惠就马上去看我们，而要等到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他要用马的那一天再去。让我们单独呆几天。去吧，我的宝贝。咱们砍伐很多木柴，一个礼拜烧的劈柴够勤俭持家的主妇烧一年的。

    “再次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脱口说出的慌乱的话。我多希望跟你说话不带这种可笑的激昂腔调。不过我们确实别无选择了。你怎么形容都行，死亡确实在敲咱们的门。但所剩不多的日子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它们，把它们用在告别生命上，用在我们分手前最后的团聚上。我们同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告别，同我们习已为常的概念告别，同我们如何幻想生活、良心又如何教导我们的一切告别，我们同希望告别，我们互相告别。我们再互相说一遍我们夜里说过的那些悄悄话，伟大而轻微的话，宛如太平洋这个名称。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一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

    “此后在我一生中，我曾尝试确定你那时照亮我心中的迷人的光芒并准确说出它的名称，那种渐渐暗淡的光芒，渐渐消逝的音响，它们从那时起便扩散到我的全部生活中，并成为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

    “当你穿着学生制服像影子一样从旅馆深处的黑暗中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一个对你一无所知的男孩子，立即被你强烈的痛苦所感染，并明白：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像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真是美得无以复加了。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碰她一下，火花就会照亮房间，或者当场电死，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我心里充满迷误的眼泪，内心在闪烁，在哭泣，我那时非常可怜自己，一个男孩子，更可怜你，一个女孩子。我的全部身心感到惊奇并且问道：如果爱并且消耗电流是如此痛苦，那么作为女人，充当电流并激起爱情必将更为痛苦。

    “好了，我终于都说出来了。不说出来会发疯的。而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话。”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衣躺在床边，她不大舒服。她错编起身子，蒙了一块头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轻轻地说，常常停顿半天。有时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手掌托着下巴，微微撑起身子，张大嘴望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她紧紧靠在他肩膀上，不知不觉流出了眼泪，轻轻地、幸福地哭泣。最后她把身子探出床边，快活地低声说：

    “尤罗奇卡！尤罗奇卡！你多聪明啊！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猜到了。尤罗奇卡，你是我的堡垒，还是我的避难所和支柱，让上帝原谅我的亵读行为吧。嗅，我多么幸福！咱们去吧，去吧，我亲爱的。到了那儿，我告诉你我担心的一件事。”

    他估计她要向他暗示她可能怀孕了，但多半是假的，于是说道：

    “我知道了。”

    一个灰暗的冬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尤里亚金。这天不是休息日。人们各自上街办事。路上时常碰见熟人。在凹凸木子的十字街口配水所的周围，排了一长串家里没有水井的居民，把水桶和扁担放在一边，挨个打水。医生勒住向前冲的烟黄色的维亚特卡种马，这匹马是他们向桑杰维亚托夫借的。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马绕过围在一起等着打水的主妇们。雪橇飞驰起来，从挑水人洒了水又结上冰的陡峭的石板路上斜滑下去，冲到人行道上，雪橇的跨杠撞在路灯和石柱上。

    他们飞速地赶过在街上走的桑杰维亚托夫，没回头看他是否认出他们和自己的马来，是否追着他们喊什么。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绕过科马罗夫斯基，也没同他打招呼，不过顺便确定他还在尤里亚金。

    格拉菲拉·通采娃从人行道对面朝他们喊道：

    “都说你们昨天就走了。以后还能相信谁的话呢？拉土豆来啦？”她做手势表示听不见他们的答话，便向他们挥手告别。

    为了西玛，他们试着把雪橇停在小山坡上，但这是个很不容易停雪橇的地方。即便不在小山坡上停下来，也得拉紧组绳勒住飞驰的马。西玛从上到下裹了两三条披巾，因此她的体形看上去像一段僵硬的圆木头。她迈着两条冻得发僵的腿，走到停在石板路当中的雪橇跟前，同他们告别，祝他们平安到达。

    “您回来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咱们得好好谈谈。”

    他们终于驶出了尤里亚金。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冬天曾走过这条路，但他记得的多半是夏天的样子，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

    他们把装粮食的口袋和其他行李塞进雪橇前头的干草堆里，并用绳子系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驾驭雪橇，他一会儿像当地人那样跪在宽大的雪橇板上，一会儿侧身坐在雪橇帮上，把穿着桑杰维亚托夫的毡靴的腿垂在外面。

    过了中午，离日落还早，但在冬天，人容易受骗，仿佛一天马上就过完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狠命地抽起马来。它像箭似的向前飞驰。雪橇在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犹如大海中的一只小舟。卡佳和拉拉穿着使她们动弹不得的皮袄。雪橇经过斜坡和坑洼时，她们惊叫着，笑得肚子疼，从雪橇的这边滚到那边，像两只笨重的麻袋似的理进干草堆里。有时医生故意同她们开玩笑，把一侧的滑木驰到雪坡上，让雪橇侧翻过来，毫无伤害地把拉拉和卡佳翻到雪地里。等到雪橇冲出好几步远之后，他才勒住马，把雪橇端正过来，架在两根滑木上。拉拉和卡佳骂了他一顿，抖掉身上的雪，上了雪橇，又气又笑。

    “我指给你们看游击队劫持我的地方。”等他们离开城市相当远了之后，医生答应她们道。但他没有做到，因为冬天树木一片光秃，周围的死寂和空荡改变了面貌，当初的地点认不出来了。“就是那儿”他很快地叫道，误把竖立在田野里的“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广告牌当成他被抓走的树林里的第二个路标了。当他们飞驰过仍然竖立在萨卡玛岔道口密林里的第二个路标时竟没认出来，因为栅栏上凝聚了一层耀眼的冰霜，给树林隔出一条银黑色的细丝。他们没有发现路标。

    天黑以前雪橇飞驰进入瓦雷金诺，停在日瓦戈一家住过的房子前，因为它是大道上的第一所住宅，离米库利钦的住宅最近。他们像强盗似的冲进屋子，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屋里已经很黑。被毁坏一半的住宅和令人厌恶的东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匆忙中没看清。一部分熟悉的家具还完好无损。在荒无人迹的瓦雷金诺，没有人能把开头的破坏完成到底。家中的日常用品他一件也没发现。家庭离开的时候他不在场，所以木知道他们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时拉拉说话了：

    “赶快收拾吧。天马上就黑了。没时间通想啦。如果我们在这儿住下，就得把马牵进仓库，粮食搬进过道，吼住这间屋子。但我不赞成住在这儿。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你，因而还有我，都会感到难堪。这是你们先前的卧室吧？不是，是儿童间。你儿子的小床。卡佳嫌小了点。对面的窗户没坏，墙和顶棚都没裂开。此外，炉子好极了，我上次来的时候就非常赞赏。你要是坚持我们仍然住在这儿，尽管我反对，那我就脱掉皮袄马上干活了。头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烧呀，烧呀。头一个昼夜白天黑夜都得烧。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呀！”

    “等一下。没什么。请原谅我。不，你听我说。咱们还是去看看米库利钦的房子吧。”

    于是，他们又向前驶去。

    米库利钦的住宅上了挂锁，是从木门上的吊环里穿过去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砸了半天，想把锁砸下来，最后还是连同木头上的螺丝钉一起拔了下来。同刚才一样，他们又急忙闯了进去，没脱衣服，穿着大衣、毡靴，戴着帽子直入内室。

    他们立即发现住宅角落里的某些东西放得井井有条，比如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书房里便是如此。这儿不久前有人住过。到底是谁呢？如果是主人们或他们当中的一员，那大门为什么不上门锁而要安挂锁呢？此外，如果主人们经常住在这里，那整个住宅都应打扫干净，而不会只打扫个别几个地方。这些现象表明，这儿住过的不是米库利钦家的人。那到底是谁呢？医生和拉拉并不为弄不清谁在这儿住过而感到不安。他们不想为此而伤脑筋。现在有多少一半动产都被偷走的遗弃的住宅啊？有多少隐藏的在逃犯？“某个被通缉的白军军官。”他们一致这样想，“他要是来了，就一块儿住在这儿，一起商量办法。”

    像刚才一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站在书房门槛上发起呆来，欣赏书房的宽敞，窗前书桌的宽大和使用方便令他惊讶。于是他又想到，这种严整舒适的环境将多么有利于需要耐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啊。

    在米库利钦杂用房当中，紧挨着仓库有间马厩。可它上了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它能否使用。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决定头一夜把马牵进没上锁的仓库里。他卸下马，等它汗干了，用从井里打来的水饮过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从雪橇上取些干草喂它，可干草被乘客压成碎末，已经无法喂马了。幸好仓库和马厩上面的大干草棚的角落里还有相当多的干草。

    他们没脱衣服，盖着皮袄睡了一夜，像孩子奔跑玩耍了一整天之后睡得那样香熟。

    他们起床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清早便对那张诱人的书桌看个不停。他的手想写东西已经想得发痒了。但他把这种享受放在晚上，拉拉和卡坚卡上床睡觉之后。在这之前，即便收拾好了两个房间，也有的是活干。

    他在幻想夜间工作时，并未抱定重要宗旨。支配着他的是通常对墨水和钢笔的向往和对写作的渴望。

    他只想随便涂写点什么。开头，他能把过去没写下来的回想起来，写下来就满足了，想借此活动活动由于无所事事而凝滞了的、在长久中断期间沉睡过去的才能。然后，他希望能和拉拉在这儿呆的时间长一些，有充裕的时间写出一些新的、有分量的东西来。

    “你忙吗？你干什么呢？”

    “烧火呀，烧火呀。有什么事儿？”

    “递给我洗衣盆。”

    “如果这样烧的话，劈柴连三天都不够。应该上我们日瓦戈家先前的仓库去看看。也许那儿还剩点？要是那边剩得多，我用雪橇拉几次就都拉到这儿来。明天去拉。你要洗衣盆。你瞧，我刚才在哪儿看见过，可是在哪儿，怎么也想木起来了，真莫名其妙。”

    “我也一样。在哪儿见过可想不起来了。也许没放在该放的。地方，所以记不起来了。算了吧。你心里有个数，我烧了很久水，想洗个澡。剩下的水洗洗我和卡佳的衣服。你把你的脏衣服一起都给我。晚上，咱们把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干净之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过睡觉前一定得洗上澡。”

    “我马上把内衣找出来。谢谢。衣橱和笨重的家具统统照你说的那样从墙边移开了。”

    “好极了。我用洗碗碟的大盆当洗衣盆好了。就是太油腻了。得把盆边的油垢刷掉。”

    “炉子一点着，我关上炉门就去翻其他抽屉。桌上和五斗橱里到处都能发现新的东西。肥皂、火柴、铅笔、纸和文具。到处都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桌上的油灯里装满了煤油。这不是米库利钦的油灯，这我是知道的。肯定有另外的来源。”

    “真太幸运了！这都是神秘的住客弄来的。仿佛凡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唉，你究竟想说什么？你瞧，我们又聊起天来，可水桶烧开了。”

    他们忙成一团，在屋子里乱转，两人跑着撞在一起，或者撞在卡坚卡身上。她横挡着他们来回经过的路，在他们脚底下转来转去。小姑娘从这个屋角闪到那个屋角，妨碍他们收拾房间，他们说她时还生了气。她冻坏了，一直喊冷。

    “可怜的当代儿童，我们吉卜赛生活的牺牲品，我们流浪生活的顺从的小参加者。”医生想，但却对小姑娘说：

    “得啦，亲爱的，哆喀个什么劲儿。说谎淘气。炉子都快烧红了。”

    “也许炉子暖和，可我冷。”

    “那你就忍一忍，卡秋莎。晚上我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再添一次劈柴，妈妈说晚上还要给你洗澡呢，你听见了没有？好了，现在你把这些拿去玩吧。”他把从冰窖似的储藏室里抱出来的利韦里的！日玩具堆成一堆，有的坏了，有的没坏。其中有积木和拼字方块，小火车，一块打了格、涂了彩、标明数字的马粪纸，是玩掷骰子和计算游戏的底盘。

    “您怎么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卡坚卡像大人似的感到委屈。“这都是别人的。再说是给小孩玩的，我已经大了。”

    可过了一会儿她就在地毯当中坐好，手底下的各种形状的玩具都变成了建筑材料，卡坚卡用它们替从城里带来的洋娃娃宁卡盖住宅。这座住宅盖得很合理，比经常带她住的临时住所强得多。

    “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从厨房里观察女儿搭房子。“孩子们是真诚的，做什么都不拘束，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可我们怕变成落伍者，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

    “洗衣盆找着了。”医生打断她的话。从昏暗的过道里拿着木盆走进来。“真没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它大概从秋天起就放在漏雨的天花板底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刚从城里带来的食物做了一顿足够吃三天的午饭。她端上从未见过的菜，土豆汤和羊肉炸土豆。卡坚卡吃了还想吃，没个够，一边吃一边格格地笑，不停地淘气，后来终于吃饱了。屋子里很热，她觉得浑身没劲儿，盖着妈妈的披肩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刚离开厨灶，满脸的汗，像女儿一样，疲倦，昏昏欲睡，对她做的饭菜所产生的印象非常满意，并不忙着收拾盘碟，坐下来喘口气。看到女儿已经睡熟之后，她便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撑着头说道：

    “假如我知道，我做的事没白做，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那我就会拼死拼活地干，并会从中找到幸福。你得时刻提醒我，我们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起。给我打气，别让我回心转意。因为严格地说，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会很可怕的。侵入旁人的住宅，破门而入，擅自当家作主，一进来就拼命收拾，以致看不见这不是生活，而是舞台演出，不是认真过日子，而是像小孩们常说的‘过家家’，是木偶戏，荒唐极了。”

    “可是，我的天使，是你自己坚持到这儿来的。你还记得吧，我一直反对，不赞成。”

    “是这样。我不辩解。所以这都是我的过错。你可以动摇，犹豫，可我的一切都应是始终如一的，合乎逻辑发展的。我们一进家门，你便看见你儿子的小床，便开始不舒服，差点痛苦得晕倒。你有这种权利，可我就不行。为卡坚卡担心，对未来的考虑，都让位给对你的爱了。”

    “拉里莎，我的天使，你清醒清醒。改变主意，放弃决定，永远来得及。我头～个劝你对待科马罗夫斯基的话要认真一些。咱们有马。你要愿意，咱们明天就赶回尤里亚金去。科马罗夫斯基还在那儿，还没走。我们穿过街的时候不是从雪橇上看见他了吗？而他，照我看，并没发现咱们。我们大概还能碰到他。”

    “我差不多什么还没说呢，可你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带着不满意的腔调了。可你说，我的话不对吗？藏得这么不牢靠，这么欠考虑，同待在尤里亚金还不是一样。如果要想解救自己，大概还得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其最终结果，还得像那个有阅历并且头脑清醒、尽管令人厌恶的人所提议的那样。因为我们在这儿，我真不知道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危险多少倍。无边无际的原野，随时可以被暴风雪掩埋。我们孤零零三个人，夜里被雪掩埋，早上从雪里也招不出来。要不然光顾过咱们住宅的那位神秘的恩人突然出现，原来却是强盗，会把咱们杀死。你有什么武器？你看没有吧。你那种无忧无虑的态度让我害怕，可又感染了我。所以我的脑子里很乱。”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干什么？要我做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永远支配我吧。不停地提醒我，我永远是盲目爱你、不会同你争辩的奴隶。嗅，我告诉你，咱们的亲人，你的东尼娜和我的帕沙，比咱们好一千倍。但问题在这里吗？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她用两只手搂住他的脖子，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接着把话说完：

    “你明白吗，我们的处境不同。上帝赋予你翅膀，好让你在云端翱翔，可我是个女人．只能紧贴地面，用翅膀遮住推雀，保护它不受伤害。”

    她所说的一切他都非常爱听，但他没表露出来，免得甜蜜得腻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这种野营式的生活确实是虚假而刺激人的。你说得太对了。但这种生活并不是咱们想出来的。发疯似的东奔西跑是所有人的命运，这是时代的精神。

    “我今天从早上起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我想竭尽一切努力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一些。我简直说不出我多想干活。我指的不是农活。我们全家已经投身到农活里一次了，也干成功了。我没有精力再干一次。我想的已经不是农活了。

    “生活从各方面逐渐就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能出版书了。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不妨同桑杰维亚托夫谈妥，给予他优厚的条件，请他供养我们半年，用我的劳动成果作抵押。我在这半年期间一定写出一本医学教材，或者，比方说，一本文艺作品，比如一本诗集吧。再不，翻译一本世界名著。我精通几种语言，不久前读过彼得堡一家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大出版社的广告。这类工作具有交换价值，能变成钱。能干点这类的事我是非常快活的。”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今天也想到这类事了。但我没信心在这里坚持住下去。恰恰相反，我预感到我们很快就会被冲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我们还居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你有个请求。为我最近几个晚上牺牲几小时，把你在不同时期凭记忆给我朗读过的一切都写出来。有一半遗失了，而另一半又没写出来，我担心你以后会统统忘记的，它们就消失了，用你自己的话说，这种事以前经常发生。”

    当晚他们用洗衣服剩下的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拉拉也给卡坚卡洗了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着清爽喜悦的感觉背朝着屋里坐在窗前书桌前面。拉拉浑身散发出清香，披着浴衣，湿头发用一块毛茸茸的毛巾高高挽起来，把卡坚卡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自己也准备就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预感到即将聚精会神写作的愉快了。他动情地、恍豫地感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到了深夜一点钟，一直装着睡着了的拉拉真的睡着了。拉拉身上换的，卡坚卡身上换的，还有放在床上的内衣，光洁耀眼，清洁，平整，镶着花边。拉拉在这种年代仍然平方百计地浆洗内衣。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周围是一片充满幸福、散发出甜蜜的生活气息的宁静。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了几滴金点。窗外是微微发蓝的冬天的寒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隔壁那间没点灯的冰冷的房间，从那儿看外面的景致看得更清楚。他向窗外望去。满月的清光紧裹着雪地，仿佛在雪地上涂了一层粘乎的鸡蛋白或白色的乳漆。寒冬之夜的华美是无法形容的。医生的心中异常平静。他又回到烧得暖暖的点着灯的房间，坐下来写作。

    他的字写得很大，行距也很宽，生怕字迹表现不出奋笔疾书的劲头，失去个性，变得呆板无神。他回想起并用不断完善的措词记下最为定形的和最难忘记的诗句，《圣诞节的星星》和《冬天的夜晚》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短诗，这些诗后来被人遗忘了，失传了，以后也没再被人发现。

    然后，他又从这些固定的和先前写好的东西转向曾开过头但又放下的东西，把握住它们的风格，继续写下去，并不抱立刻补写完的任何希望。后来他写顺了手，心向神往，又开始写另一首。

    不费劲地写出了两三节诗和他自己感到惊讶的比喻之后，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感到所谓的灵感已经来临了。支配创作的力量对比仿佛倒转过来了。第一位的不是人和他寻求表达的精神状态，而是他想借以表达这种精神状态的语言。语言、祖国、美和含义的储藏所，自己开始替人思考和说话了，不是在音响的意义上，而是在其内在的湍急奔流的意义上，完全变成音乐了。那时，有如急流的河水以其自身的流动磨光河底的乱石，转动磨坊的轮盘，从心中流出的语言，以其自身法则的扭力在它流经的路途上，顺便创造出诗格和韵律以及成千上万种形式和构型，但至今仍未被人们认识、注意和定名。

    在这种时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主要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在完成，而是那个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在替他完成，那就是：世界思想界和诗歌的现状，还有诗歌未来所注定的，在其历史发展中它所应做出的下一步。于是，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使它进入这种运动的一个缘由和支点罢了。

    他摆脱了对自己的责备和不满，个人渺小的感觉也暂时消除了。他回头张望，又四下环顾。

    他看见枕着雪白枕头熟睡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的脑袋。洁净的床单，洁净的房间，她们两人洁净的轮廓，同洁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牙融合成一股意义相等的热浪。它穿过医生的心底，使他兴高采烈，并由于感到身心洋洋得意的洁净而哭泣。

    “主啊，主啊！”他想低声叫出来。“而这一切都属于我！为什么赏赐我的这么多？你怎么会允许我接近你，怎么会允许我误入你的无限珍贵的土地，在你的星光照耀下，匍匐在这位轻率的、顺从的、薄命的和无比珍贵的女人脚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从与一切隔绝的凝思中苏醒过来，又回到自己身旁，回到现实中来，他是幸福的、强健的和平静的。突然间，他在窗外伸向远方的沉寂的寥廓空间中听到凄凉的声音。

    他走进隔壁没点灯的房间，从那里向窗外张望。在他写作的时候，玻璃上已结满窗花，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抽出塞在大门下面挡风的地毯卷，披上皮袄，走到台阶上。

    一片毫无遮掩的白雪在月光下晶莹耀眼，起初晃得他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见。但过了～会儿，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从胸腔里发出的、模糊的呜咽，并发现峡谷后面的雪地边上有四个不比连字符号长多少的长影子。

    四只狼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降叫。它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它们是狼时，它们便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小步从雪地边上跑开，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倒霉的消息！”他想道，“还有这种倒霉的事儿。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山谷里。多可怕呀！而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就在马厩里。它们可能闻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拉拉说，免得吓着她，便回到屋里，锁上大门，关上通向没生火的那一半房间的过道的门，塞好门缝，走到桌子跟前。

    灯还像先前一样明亮而诱人。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心平静不下来。脑子里除了狼和其他威胁人的现象外，什么也想不起来。再说他也疲倦了。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写呢，我心中的明灯！”她用睡得有点沙哑的嗓子低声说，“到我身边来，挨着我坐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于是他熄了灯。

    第二天又像在忧郁性精神病中过去了。住宅里找到一副小雪橇。卡坚卡穿着皮袄，脸冻得通红，大声笑着，从冰堆上沿着花园里没扫过雪的小路往下滑。这个冰难是医生替她做的，他先把雪拍紧，再洒上水，于是冰堆便做成了。她带着稚气的笑容，不停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去。

    天气变冷，严寒凛冽，但院子里充满阳光。雪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变成黄色，又在它蜂蜜般的黄色中仿佛甜蜜的沉淀物似的注入了黄昏过早降临的余晖。

    昨天拉拉在屋里洗衣服洗澡，弄得屋里一股潮气。窗户上给了松软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水珠流淌的痕迹。屋里显得昏暗、憋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水劈柴，继续察看没有察看过的角落，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一面帮助拉拉做事。拉拉从早晨起一直在忙家务，做完了一件又做一件。

    他们俩的手又在干活最紧张的时候碰在了一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举起来搬重东西的手里，那只手没触到目标便把东西放下了，一阵无法控制的、使他们头脑发昏的柔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东西又从他们手里滚落下来，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等他们猛地想起半天没管卡坚卡或者没喂马饮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于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忙去干该干的活。

    医生由于觉睡得不够而感到头疼。脑袋里有一种甜蜜的迷糊，像喝醉了酒似的，浑身有一种快活的虚弱。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夜晚的降临，好重新恢复中断了的写作。

    充满他全身的腾俄倦意替他做好了准备工作。而周围的一切都迷离恍惚，都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准备工作使一切都显得或隐或现，这正是准确地把它体现出来的前一阶段。有如杂乱的初稿，一整天无所事事的情倦，正是夜晚写作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无所事事的情倦对任何东西并非原封不动，毫无变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另一种样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想在瓦雷金诺长期居住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同拉拉分手的时刻＿天天临近，他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就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痛苦吮吸着他的心。但更折磨他的还是等待夜晚的降临，把这种痛苦用文字倾吐出来的愿望，哭得任何人看了都会落泪。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的狼已经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有关狠的主题，变成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的思想渐渐发展，到了晚上已经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仿佛在舒契玛发现了史前时代骇人怪物的踪迹，仿佛一条渴望吮吸医生的血、吞食拉拉的神话中的巨龙躺在峡谷中。

    夜幕降临了。医生像昨天那样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昨天还早便躺下睡觉了。

    昨天写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修改过的过去所作的诗，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他新作的诗，潦草粗略地写在纸上，其中有许多逗点，字体歪斜得难以辨认。

    辨认这些涂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使医生像通常那样感到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使他激动得落泪，几段得意之作让他惊讶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想象中的成功文字十分勉强，又让他感到伤心。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创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

    在昨天的草稿中，他本打算用简朴得像人们的随意闲谈、接近摇篮曲的真挚方式表现出自己那种爱情与恐惧、痛苦与勇敢的混合情绪，让它仿佛不需凭借语言而自然流出。

    现在创览这些诗稿时，他发现缺乏把分散的诗篇融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开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修改写好的诗篇时渐渐采用先前那种抒情风格记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从广阔的、写起来无拘束的五音步格开始。与内容无关的、诗格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以其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悦耳声音刺激他的神经。他抛弃了夸张的带停顿的诗格，把诗句压缩成四音步格，就像在散文中与长篇大论搏斗一样。这写起来更难了，也更吸引人了。写作进展得快多了，但仍然掺入过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尽量压缩诗句。在三音步格里，字显得过挤了，萎靡的最后痕迹从他笔下消失了。他清醒过来，热血沸腾，狭窄的诗行本身向他提示用什么字填充诗行。几乎难以用文字描绘出的事物开始老老实实地显现在他所提及的背景之内。他听见马在诗歌中的奔驰声，宛如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骏马溜蹄的啥啥声。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在无边无际助草原上骑马奔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变小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奋笔疾书，刚刚来得及把自己落到恰当的位置上的字句记下来。

    他没注意到拉拉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她穿着垂到脚跟的长睡衣显得苗条，比她本人高一些。当面色苍白、惊恐的拉拉站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时，他吓了一跳。她伸出一只手，低声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一只狗在曝叫。也许是两只。唉，多可怕，多么坏的兆头！咱们好歹忍到早上就走，一定走。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劝说了她好久，她才平静下来，又睡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台阶上。狼比昨天夜里离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来得及看清它们逃走的方向。它们挤在一起，他来不及数它们一共几只。但他觉得狠更多了。

    他们在瓦雷金诺已经栖身十二天长地久了，情况同头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在这星期的中间，消失的狼又像他们到的第二天夜里那样噙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又把它们当成狗，再次被这种坏兆头吓坏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就离开。她的精神状态一会儿平稳，一会儿慌乱，这对一个劳动妇女是很自然的。她不习惯整天倾吐柔情，过着那种无所事事、尽情享受过分荒唐的奢侈的爱情生活。

    同样的情景一再重复，以致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像每次一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尤里亚金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想，在这儿过的一个多星期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

    屋子里又潮湿又昏暗，这是因为天气阴沉的缘故。严寒没有前几天那么凛冽，布满乌云、阴暗低沉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雪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于一连几个晚上睡眠不够，已经感到身心憔悴，心灰意懒了。他的思绪很乱，身体虚弱，冷得发抖，缩着脖子搓两只手，在没生火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如何决定，以及自己相应地干些什么。

    她的打算并不明确。现在她宁肯献出自己一半的生命，只要他们不这样自由散慢，而是服从于任何一种严格的、必须永远遵守的秩序，那时他们便能上班，便能诚实而理智地生活。

    这一天同往常一样，她先铺好床，打扫房间，给医生和卡佳端早餐，然后整理行装，请医生套雪橇。离开的决定是她做出的，坚决而不可更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打算说服她改变主意。他们曾经突然消失，现在在逮捕的高潮中返回城市简直是发疯。但他们孤单单地躲在冬天可怕的荒野里，没有武器，又处于另一种可怕的威胁之中，也未必明智。

    此外，医生从邻近的几家仓库中耙来的干草已经不多了，而新的干草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弄。当然，如果有可能在这儿长期居住下来的话，医生会到周围去搜寻，想办法补充草料和粮食。不过，如果只是短期地、毫无指望地在这里过几天，便不值得到各处搜寻了。于是医生什么都不再想了，出去套马。

    他笨手笨脚地套马。这还是桑杰维亚托夫教给他的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忘记了他的指点。他用自己那双毫无经验的手把要做的都做了。他用包着铁皮的皮带头把马轭系在车辕上，在车辕的一侧打了个扣，并把扣拉紧，剩下的皮带在车辕头上绕了几绕，然后用一条腿顶住马腹，拉轭上松开的曲杆，然后再把其余该做的事都做完，把马牵到台阶前，控好，进去对拉拉说，可以前身了。

    他发现她极度慌乱。她和卡坚卡都已穿好行装，东西都已捆好，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激动地搓着手，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一会儿，自己倒在椅子里又站起来，用悦耳的高音调断断续续地抱怨着，上句不接下句地飞快说道：(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

    “我没有过错。我也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怎么能现在走呢？天马上要黑了。夜里我们在路上。正好在你那片可怕的树林里。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走。我心里乱极了。随你的便吧。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默不作声，一句话不说呢？我们糊涂了一上午，不知道把半天的工夫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这件事明天不会再发生，我们会谨慎小心一些，我说得不对吗？要不咱们再留一夜？明天早点起，天一亮，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动身。你说呢？你生着炉子，在这儿多写一个晚上，咱们在这儿再住一夜。唉，这多么难得，多么神奇！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呀？我又做错了事，我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啊！”

    “你又夸大其词了。到黄昏还早看呢。天还很早。随你的便吧。我们留下来好啦。可你得平静点。你瞧你多激动。是啊，打开行李，脱下皮袄。你瞧，卡坚卡说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动身准备得太差，太突然。可你千万别激动，别哭。我马上生火。最好还是趁着没卸马，雪橇就在门口，我到日瓦戈旧房子的仓库里去拉点劈柴，要不我们一根劈柴也没有了。你别哭。我马上就回来。”

    仓库前面的雪地上有几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几次去和转回头的时候轧出的圆形雪橇痕迹。门槛旁边的雪被他前天拉劈柴时踩脏了。

    早上布满天空的云飘散了。天空变得洁净。天又冷了起来。从不同距离围绕着这些地方的大园子一直伸展到仓库跟前，似乎为了想看医生的脸一眼，向他提醒什么事。今年的积雪很深，高出仓库的门槛。它的门振仿佛低了不少，仓库就像歪斜了一样。屋檐下悬挂着一块融雪凝聚而成的冰片，像一个硕大无朋的蘑菇，像一顶帽子似的顶在医生脑袋上。就在屋顶凸出的地方，像被一把利刃戳进雪里，挂着一弯新月，沿着月牙的边散发出灰暗的黄光。

    现在尽管是白天，非常明亮，但医生却有一种仿佛在很晚的时候置身于自己生命的黑暗密林中的感觉。他的灵魂中就有这样的黑暗，因此他感到悲伤。预示着分离的新月，象征着孤独的新月，几乎挂在他的眼前，低垂到他的脸旁，向他泛着黄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累得站不住了。他从仓库里往雪橇上扔劈柴，每次尽量抱少点，不像前几次那样。就连戴着手套抱粘雪上冻的木块，也冻得两手疼痛。活动加快了，但他并没暖和过来。他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停顿了，扯断了。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不幸的命运，祈祷上帝保护这位忧伤的、顺从的、纯朴的、美貌如画的女人的生命。而新月仍然悬挂在仓库上，说发光又不那么发光，说照耀又不那么照耀。

    马突然转向他们来的方向，扬起头，嘶叫起来，开始时低声而胆怯，后来竟高声而自信了。

    “它这是怎么啦？”医生想道。“怎么这么兴奋？绝不可能受到惊吓。马受了惊吓是不嘶叫的，真胡闹。它不会傻得闻到狼的气味就嘶叫起来给它们报信吧。瞧它是多么快活呀。看来是预感到家了，想回家了。等一下，马上就动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拣了不少碎木头片和几大块从禅树上撕下来的、像靴腰子似的卷起来的禅树皮，把它们扔到码好的雪橇上，准备回去当引火柴用。他把劈柴用粗席包好，用绳子捆牢，跟在雪橇旁边，把劈柴运往米库利钦仓库。

    马又嘶叫起来，回答从对面远处传来的明显的马嘶声。“这是谁的马？”医生哆咦了一下想道。“我们以为瓦雷金诺空无一人。原来我们想错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客人，马嘶声来自米库利钦的庄园，他们住所的门前。他赶着雪橇绕到米库利钦庄园的杂物房，穿过遮住住宅的小山坡后面，从那儿看不见住宅前面的房子。

    他不慌不忙地（他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扔进仓库，卸下马，把雪橇放在仓库里，然后把马牵进旁边冰冷的空马厩，拴在有墙角的柱子上，那儿比较背风，又从仓库里抱出几抱干草，塞进倾斜的牲口槽里。

    他满腹狐疑地走回家去。台阶旁边停着一辆套好的雪橇。这是一辆农民用的非常宽的雪橇，乘坐起来很舒服，上面套着一匹喂得很肥的小黑公马。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穿着漂亮的紧腰长外衣，围着马转来转去，拍拍它的两胁，看看马蹄上的距毛。马的毛色光滑，膘肥体壮，同小伙子一样。

    屋里有喧哗声。他不想偷听，也听不见里面说的是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得放慢脚步，停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他们大概在靠近门口的头一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同拉拉争论，从她回答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激动，哭了，一会儿激烈地反驳他，一会儿又赞同他的话。根据某种不明确的迹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在谈论他，大概是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脚踩两只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觉得），不知道谁对他更亲近，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信赖他，因为如果信任医生，她就会两头落空，哪一个也得不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屋子。

    科马罗夫斯基果真站在头一间屋里，穿着一直拖到地的皮袄。拉拉抓着卡坚卡大衣的上端，正在给她扣领钩，可怎么也扣不上。她对女儿发火，喊叫，让她别乱动，别挣扎。可卡坚卡抱怨道：“妈妈，轻点，你要勒死我了。”他们三人都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进门，拉拉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都争着跑过去迎接他。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啦？我们正需要你呢！”

    “您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管上次我们互相说了不少蠢话，可您瞧，我不经邀请又来了。”

    “您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听他说什么，赶快替自己和我作出决定吧。没有时间了。赶快决定吧。”

    “咱们干吗站着？坐下吧，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怎么半天没见我，上哪儿去了？拉罗奇卡，你不是知道嘛！我去运劈柴，然后照料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您坐下。”

    “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你怎么没显出惊讶？咱们曾经懊悔过这个人走了，咱们没接受他的建议，可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而你却不感到惊讶。他带来的新消息更惊人。请您把新消息告诉他，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什么消息，我想说的是下面的几句话。我故意散布流言，说我已经走了，可我又留了几天，为了给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时间重新考虑咱们谈过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不会作出过于轻率的决定。”

    “但不能再推迟了。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明天一早——还是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自己对你说吧。”

    “等一下，拉罗奇卡。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干吗不脱皮袄呢！脱掉外衣，咱们坐一会儿。谈话并不是严肃的事嘛！怎么能马上决定呢。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咱们的争吵触及灵魂中某些敏感的地方。分析这些私事既可笑又不方便。我从未考虑过跟您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情况不同。当我们在罕见的环境中所担心的并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我们才醒悟到，我们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有各的命运。我认为拉拉应当，特别是为了卡坚卡，更为认真地考虑您的计划。而她也正是不停地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地考虑接受您的建议的可能性。”

    “但条件是你必须一起走。”

    “我同你一样难以想象咱们的分手，但也许要强迫自己作出牺牲。因此，根本不用谈我走的问题。”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听他说。明天清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大概指的是我带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我已经告诉她了。尤里亚金的铁道线上停着正在生火的远东政府的专列。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又要向前开。这是我们交通部的火车。它的一半车厢是国际卧车。

    “我必须乘这列火车走。他们为我邀请的工作助手留了座位。我们的旅行将会非常舒适的。这种机会不会再有。我知道您不会信口开河，不会改变您拒绝跟我们走的打算。您是个不轻易改变决定的人，这我知道。可您还得为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改变您的决定。您听见了，没有您她不走。跟我们一起走吧，即使不到海参成，到尤里亚金也行呀。到了那儿再说。这样就得赶快动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带来一个人，我自己驾不好雪橇。我这辆无座雪橇装不下五个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在您这儿，您刚才说用它拉过劈柴。它还没卸下来吧！”

    “木，我把马卸了。”

    “那就赶快再套上。我的马车夫会帮您的忙。不过，算了。让您的雪橇见鬼去吧。咱们一起对付着坐我的雪橇。您可得快点。带上手头必不可少的东西。房子不锁算了。得拯救小孩生命，而木是替房子去配钥匙。”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您跟我说话的口气仿佛我答应跟您走了。你们走你们的吧，如果拉拉这样想走的话。你们用不着担心房子。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把它打扫干净，安上领。”

    “你说的是什么呀，尤拉？你明摆着胡说八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所说的话。什么‘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决定了的话’？你心里明明非常清楚，你不一起走的话，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又何必说这种话呢：‘我打扫房子，剩下的一切都归我管。”’“这么说您毫不动摇了。那我对您有另外一个请求。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在意的话，我想单独同您说两句话。”

    “可以。如果如此必要的话，请上厨房里去吧。你不反对吧，拉里莎？”

    “斯特列利尼科夫被捕了，判处极刑，判决已执行。”

    “太可怕了。难道是真的吗？”

    “我是这样听人说的，并且相信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她听了会发疯的。”

    “那当然。因此，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她和女儿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帮助我拯救她们吧。您断然拒绝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没有您她不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我要求您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我。您假惺惺地在话里表露出准备让步，装出您可以说服的样子。我无法想象你们分别的情景。不论在当地还是在尤里亚金车站，如果您真去送我们的话。必须让她相信您也走。如果不马上同我们一起走，那就过一段时间，等我再为您提供新的机会，您答应利用那次机会。您一定要向她发个假誓。但对我来说并不是空话。我以人格向您担保，只要您一表示离开的愿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您从这里弄到我们那儿去，然后再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必须相信您给我们送行。您必须让她绝对相信这一点。比如您假装跑去套马，劝我们马上离开，不必等您套好马，然后您在路上赶上我们。”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被枪决的消息使我震惊，我无法平静下来。我听您的话很费劲儿。但我同意您的看法。按照现今的逻辑，镇压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卡佳便有生命危险。我们两人当中必定有人被捕，反正我们仍然得分开。倒不如让您把我们分开好。您把她带走，越远越好，带到天涯海角。现在，我对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办。我大概支撑不住了，得抛弃自己的骄傲和自尊，顺从地匍匐到您的脚前，从您的手中接受她、生命和通向自己家人的海路——自己的生路。但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分析一下。您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太吃惊了。我被痛苦所压倒，它夺去我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如果屈从您，我会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弥补的错误，为此而一生担惊受怕，但在痛苦使我的神智渐渐衰弱和模糊的时刻，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机械地附和您，盲目而懦弱地服从您。好吧，我做出准备走的样子，为了她的幸福，向她宣称我去套马，追赶你们，可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剩下一点小事了。你们怎么走呢，天马上就黑了？道路穿过树林，到处都是狠，您当心点！”

    “我知道。我带着猎枪和手枪呢。您不用担心。我还顺便带了点酒精，以备天太冷的时候喝。我带了不少，您要不要留一点？”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把她送走了，舍弃了，让步了。跑着去追他们，赶上他们，把她接回来。拉拉！拉拉！

    “她听不见。风朝相反的方向刮。他们大概大声说话呢。她有一切理由快乐和平静。她受了骗，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等的迷怅中。

    “这大概是她的想法。她这样想：一切都办得再好不过，完全合她的心意。她的尤罗奇卡，幻想家和固执的人，感谢造物主，终于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到比他们聪明的人那儿去，生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万一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明天固执地不肯上他们的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来接他，不久就会开到他们那儿去。

    “他现在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着急和激动得双手发抖，笨手笨脚地套雪橇，马上在他们后面飞快地赶来，在田野上他们尚未进入树林之前便能赶上他们。

    “她大概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好好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拼命吞下堵住喉咙的痛苦，好像被一块苹果噎住了。”

    医生一只肩膀上披着皮袄站在台阶上。没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摄门廊下面的花纹柱颈，好像要把它掐死。他全神贯注于旷野中远方的一个小黑点上。那儿的道路爬上一段山坡，在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杨树中间显露出来。这一刻斜阳的余晖正落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刚刚隐没在凹地中的飞驰的雪橇马上就要出现在这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雪橇出现之前无声地、麻木地重复着，把这些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胸中挤到傍晚的严寒空气中。“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唯一的爱人！”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凹地飞也似的驶出，绕过一棵棵白杨树，开始放慢速度，令人高兴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杨树旁的时候，他发白的嘴唇冷漠而急切地说。

    嗅，他的心跳得多厉害，跳得多厉害，两条腿发软。他激动得要命，浑身软得像从肩上滑下来的毡面皮袄！“嗅，上帝，你仿佛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儿出了什么事？那儿在干什么，在那遥远的落日的水平线上？该当如何解释？他们干吗停在那儿？不，完了，他们又向前奔驰了。她大概请求停一下，再次向他们住过的房子看上一眼，向它告别。也许她想弄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正飞快地追赶他们？走了，走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比平时落山早（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他们还会闪现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在峡谷那一边的空地上，前天夜里狼呆过的地方。”

    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维紫色的太阳又一次显现在雪堆的蓝色线条上。雪贪婪地吮吸太阳洒在它上面的凤梨色的光辉。瞧，他们出现了，飞驰而过。“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这一生永远、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啦。”

    这时天已黑了。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然褪色，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震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的、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了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漾漾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心灵的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感觉变得异常敏感。他捕捉周围的一切比过去清晰百倍。周围的一切都具有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连空气也包括在内。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的。

    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

    他继续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

    他走进屋子，心里开始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本人的枯燥的、虚假的事务性的独白和对拉拉的冗长的、漫无边际的独白。他是这样想的：“现在上莫斯科去。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失眠。不要躺下睡觉。夜里写作到头脑发昏，直到疲倦得不省人事。还有件事。马上生好卧室里的炉子，别冻死在今天夜里。”

    可是，他另外又对自己说：“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和我的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在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疼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我将把你的面容描绘在纸上，就像掀起狂涛的风暴过后，溅得比什么都有力、比什么都远的海浪留在沙滩上的痕迹。大海弯曲的曲线把浮石、软木、贝壳、水草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最轻的和最无分量的东西抛到岸上。这是无穷尽地伸向远方的汹涌澎湃海浪的海岸线。生活的风暴就是这样把你冲到我身边，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屋里，锁上门，脱下皮袄。当他走进拉拉早上细心打扫过、匆忙离开时又都翻乱的房间，看见翻乱的床铺、乱堆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像小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像孩子似的尽情哭起来。但他哭的时间并不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站起来，急忙擦掉眼泪，用惊奇的、心不在焉的疲惫眼光把周围打量了一遍，拿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打开瓶塞，倒了丰杯酒精，掺了水，又加了点雪，有如他刚刚流过的、无法慰藉的眼泪，开始急煎煎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并且喝得津津有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发生了古怪的变化。他渐渐丧失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生活。他不订扫房间，不再关心自己的饮食，把黑夜变成白天。自从拉拉走后他已经忘记了计算时间。

    他喝掺水的酒精，写献给她的作品。但他的诗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不断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同银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卡坚卡的活生生的妈妈，相去越来越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这些删改，出于表达准确和有力的考虑，但它们也符合内心克制的暗示，这暗示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披露个人的感受和并非臆造的过去，唯恐伤害或冒犯同他写出的和感受的一切直接有关的人们。这样，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和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种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感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慰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出现或者像她的手触到他的额头。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精神高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出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结局

    只能讲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了。这段时间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迫退，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熟练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有一个短时期，他从抑郁和颓丧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恢复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热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关心的状态中。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脏病发展得很严重，其实他生前就诊断出自己有心脏病，但却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

    他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回到莫斯科，这是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他比从游击队回到尤里亚金的时候还要瘦弱，还要孤僻，脸上的胡子也更多。路上，他又渐渐把值钱的衣物脱下来换面包和破烂衣服，免得赤身露体。这样他又吃完了第二件皮袄和一套西装，当他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时候，只剩下一顶灰皮帽、～副裹腿和一件破士兵大衣，这件所有扣子都拆了下来的大衣变成犯人穿的发臭的囚农了。他穿着这身衣服同挤满首都广场、人行道和车站的数不清的红军士兵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是一个人走到莫斯科的。一个漂亮的年轻农民到处跟着他，这农民跟他一样，也穿着一身士兵服装。他的这身打扮出现在莫斯科幸存的几家客厅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童年便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的人还记得他，让他们进门，打听他们回来后洗过澡没有——斑疹伤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到的那几天，那里的人便向他讲述了他的亲人们离开莫斯科到国外去的情形。

    他们怕见人，由于极端羞涩，如果做客的时候无法沉默，还得参加谈话的话，他们便尽量避免单独前去做客。每当熟人聚会的时候，通常出现两个又高又瘦的人，他们躲进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墙角，不参加别人的谈话，默默地度过一个晚上。

    这个穿着破旧的衣服、高大瘦弱的医生，在年轻的伙伴陪同下，很像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而他经常的伴随者像一个听话的、对他愚忠的信徒。可这年轻的伙伴是谁呢？

    靠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乘火车抵达的，但前面的一大半路是走过来的。

    他沿途看到的农村景象，一点也不比他从游击队里逃出时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所看到的景象好。只是那时是在冬天穿过俄国最远的地方，现在是夏末秋初，气候温暖干燥，走起来方便得多。

    他所经过的一半村庄荒无人烟，仿佛敌人征讨过一样，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这也真是战争的后果，内战的后果。

    九月末的两三天，他一直沿着陡峭的河岸走。迎面流过来的河水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右边穿过。他的左边，从大路一直伸展到难聚着云彩的天边，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田野常常被阔叶树林隔断，其中大部分是柞树、榆树和械树。树林沿着深峪一直延伸到河边，像峭壁或陡坡一样截断道路。

    在没有收割的田野里，熟透的黑麦穗散裂开，麦粒撒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捧了几捧塞在嘴里，用牙齿费劲地磨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能用麦粒熬粥的时候，便生吞它们充饥。肠胃很难消化刚刚嚼碎的生麦粒。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中从未见过暗褐色的、发乌的旧金子颜色的黑麦，通常收割的时候，它的颜色要谈得多。

    这是一片没有火光的火红色的田野，这是一片无声呼救的田野。已经进入冬季的广阔的天空，冷漠而平静地从天边把它们镶嵌起来，而在天上不停地飘动着长条的、当中发黑两边发白的雪云，仿佛从人脸上掠过的阴影。

    而一切都在有规律地慢慢移动。河水在流动。大路迎面走来。大路上走着医生。云层沿着他行进的方向移动。就连田野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有什么东西沿着田野移动，碰得田野里的庄稼仿佛也不停地微微蠕动，让人感到一阵厌恶。

    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医生还没走出田野，天便黑了，每当他不得不在某个地界旁边过夜的时候，老鼠便从他身上和手上跑过，穿过他的裤子和衣袖。白天，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脚底下跑来跑去，要是踩到它们，它们就变成一滩动弹、尖叫、滑溜的血浆。

    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彼此不时交换眼色，仿佛商量什么时候朝医生扑过去，把他撕成碎片。它们成群地跟在他后面，同他保持较远的距离。它们以尸体为食，但也不嫌弃田野里成堆的老鼠。它们从远处望着医生，信心十足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奇怪的是它OJ不进树林，医生接近树林的时候，它们便渐渐落在后面，向后转去，终于消失了。

    树林和田野当时形成强烈的对比。田野没有人照料变成孤儿，仿佛在无人的时候遭到诅咒。树林摆脱了人自由生长，显得更加繁茂，有如从监狱里放出的囚犯。

    平时人们，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不等核桃长熟，青的时候就把它fll打下来。现在，山坡上和山谷里的核桃树挂满没人触动过的木平整的金色叶子，仿佛经过风吹日晒，落上灰尘，变得粗糙了。树叶中间挂满一串串撑开的、仿佛用绳结或飘带系在一起、三个或四个长在一起的核桃。核桃熟了，尽管还缀在树上，仿佛马上就会从树枝上落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不停地喀吧喀吧地咬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里都塞满核桃。一星期之内核桃是他的主要粮食。

    医生觉得，在他眼里田野患了重病，在发烧说呓语，而树林正处于康复后的光润状态。上帝居住在树林中，而田野上掠过恶魔嘲讽的笑声。

    就在这几天，在这段路程中，医生走进一座被村民所遗弃的、烧得精光的村庄。火灾之前，村子里只盖了一排靠近河这面大路的房子。河的那一面没盖房子。

    村子里只剩下几间外表熏黑、里面烧焦的房子。但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住人。其他农舍化为一堆灰烬，只有几只熏黑的烟囱向上翘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挖满了坑，那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的时候留下来的，先前他们靠招磨盘石为生。三块尚未凿成的磨盘堆在残留下来的一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它像其他农舍一样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寂静，但医生刚一跨进门，便像有一阵风刮进农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飞扬，搭拉下来的糊墙纸来回摇晃。农舍里的一切都动起来，沙沙作响。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样，成群成堆。

    医生走出农舍。田野尽头的太阳渐渐落下去。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对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树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坐下来休息。

    从峭壁下边伸出一个长了一头淡黄头发的脑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只手。有人从那里提了满满一桶水爬上来。那人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从峭壁上露出半个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点水。出来吧，别害怕。我干吗要碰你呢？”

    从峭壁后面爬出来的提水人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尽管医生说话和蔼，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着医生。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满希望地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医生扑过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大概是做梦吧。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一声。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是谁？”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出来的时候，咱们坐的是同一辆军用列车，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有人看押。”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水灾的地方原来是瓦夏的老家韦列坚尼基镇。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当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烧毁的时候，瓦夏藏在凿出的石洞里，可母亲以为他被带进城里，急得发了疯，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现在，医生和瓦夏正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谈话。瓦夏的姐妹据说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诉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许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刚种完就遭了难。波利哑姨妈刚走。您还记得那个帕拉莎姨妈吗？”

    “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认识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们坐的是一趟火车。那个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个老是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一点不错。辫子！”

    “懊，想起来啦。等等。后来，我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有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发疯似的摇我的手？小心别摇断了。别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她在那儿怎么样？赶快告诉我，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说起过你们。我记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过或做过客。可也许我记错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妈妈像亲妹妹那样爱她。不声不响，爱干活，手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家里充满欢乐。村里的人把她从韦列坚尼基镇挤走了，说了她很多坏话，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人叫长脓疮的哈尔拉姆。他追求过波利姬。他没鼻子，最爱说人坏话。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为这件事恨上了我，说了我和波利哑的很多坏话。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们就从此开始倒霉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这样，刚过了一个月，她家就被人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村来的人经过那里，他们说，大门敞开，全部东西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那只名叫‘大嗓门’的狗挣脱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诞节前，冬天头一次解冻的日子，下起了暴雨，冲净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门’跑来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来。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开湿地，往上刨土，刨出穿着系松紧带皮鞋的女主人的脚。你瞧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镇的人都可怜寡妇，为她祈祷。谁也不怀疑哈尔拉姆。又怎么会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在镇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们远远的了。

    “村子里好闹事的富农对行凶的事很开心。他们要把村子搅乱。瞧吧，他们说，城里人干的好事。这是对你们的教训，惩罚。别藏面包，理土豆。他们这群混蛋反复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见小村子里来了强盗。实心眼的人们！你们别再听信城里人的话了。他们这是要给你们厉害看呢，饿死你们。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会你们长点脑子。他们把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查封，你们呢，就把余粮藏起来，连一粒多余的麦子都没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谁反对村社就当心点。老家伙们吵吵开了，吹牛，聚会。好搬弄是非的哈尔拉姆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一报告。你们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吗？可你们坐在这儿子看着？需要成立贫农委员会。发话吧，我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开。可他自己从我们村里跑了，再没露过面。

    “后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都没暗中使坏，谁都没有错儿。从城里派来红军战士。设立了巡回法庭。头一个审问的便是我。哈尔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话，说我逃跑过，逃避劳役，煽动村里人暴动，杀死了寡妇。把我锁了起来。幸亏我撬开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里。村子是在我头上烧的——我没看见。就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分给红军战士一座单独住宅，招待他们喝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烧着了房子，把临近的房子也引着了。村里的人，谁家房子着了火，都逃了出去，外来的人，虽然没人放火烧他们，却明摆着都一个个活活烧死。谁也没把遭了火灾的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房子里赶走。他们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农们又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我爬出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见，都跑光了，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医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温暖。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阳光，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隙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允许严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只限制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它们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极小规模的贸易助长了投机活动，造成人们舞弊。生意人的这种小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没增加任何新东西，对缓和城市的物资辰乏毫无益处。这种无意义的十几次的倒卖却使有的人发了财。

    几个极其简陋的图书室的所有者，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申请开设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开业场地。他们获准使用革命最初几个月便关了门的空闲的鞋店仓库和花店暖房，便在它们宽阔的屋顶上出售他们所搜集到的几本薄书。

    教授夫人们先前在困难的时候违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圆面包，现在则在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车修理铺公开出售。她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革命，说话的时候用“有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莫斯科后说：

    “瓦夏，你该干点事儿。”

    “我觉得我该念书。”

    “那还用说。”

    “我还有个理想，凭记忆把我母亲的模样画出来。”

    “那太好了。可要画先得学会画画。”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学徒的时候，背着他用木炭画着玩过。”

    “好吧。祝你成功。咱们试试看。”

    瓦夏并没有了不起的绘画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进工艺美术学校倒是完全够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通过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工艺美术学校的普通班，从那儿又转到印刷系。他在那儿学习石印术、印刷装订技术和封面设计。

    医生和瓦夏同心协力工作。医生撰写论述各种问题的一印张纸的小册子，瓦夏把它们当作考试项目在学校里印刷出来。书的印数很少，在朋友们新近合资开办的书店里出售。

    小册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哲学思想、医学见解、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义、对转变论和进化论的思考、对作为机体生理基础的个性的思考、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医生所到过的布加乔夫活动地区的随笔，还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写的小说和抒情诗。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笔写的，但还远没达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标，因为书中包括引起争议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随意发表的，未经过充分的检验，但又永远是生动而独特的。小册子卖得很快。爱好者很赏识它们。

    那时一切都成了专业，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一切都有理论研究，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学校。产生了各类思想宫和艺术观念学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半数这样的名不副实的机构中担任医生职务。

    医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一处接一处地换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些地方不是无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马上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据他所知，他的亲人路过莫斯科时没到那所住宅里去过。他们被驱逐出境改变了一切。属于医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间里住满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东西一件也不剩了。他们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见到一个可怕的陌生人，连忙躲开。

    马克尔飞黄腾达，已经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镇当房管员去了。按照职务他应当住先前房管员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没有地板但是有自来水和一个大俄国炉子的旧门房里。城市所有楼房里自来水和暖气管道冬天都冻裂了，只有门房里暖和，水没冻上。

    这期间医生和瓦夏的关系疏远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长进。他说话和思考完全不像佩尔加河边韦列坚尼基镇上那个蓬头赤脚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越来越吸引他。医生所说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让他觉得是受到谴责的错误的声音，这种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因此是模棱两可的。

    医生到各部门去奔走。他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家庭平反，并使他们获准回国；一是替自己申请出国护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件事他都办得毫不起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过于匆忙并且过早地认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过于自信而且几乎是毫不介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会有结果的。

    瓦夏越来越经常谴责医生。医生并没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责生气。但他同瓦夏的关系恶化了。他们终于翻脸分手。医生把他们共同住的房间让给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镇去住。本领高强的马克尔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顶头的房子隔开让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旁边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和歪斜的厨房，一条快坍塌的过道，还有一条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搬到这儿来之后便放弃了行医，变成一个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见面，过起穷苦的日子。

    一个冬天阴沉的星期日。炉子里往外冒黑烟，但烟往没从屋顶上升起，而从通风窗口溢出。尽管禁止使用铁炉子，可大家照旧安装铁炉子上用的生铁烟囱。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轨。面粉镇的居民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身上长出疖子，冻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在凭卡定额分配面包时期，一清早他们便把本区所有住户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开，分类，点好，按等级卷进纸卷或纸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后，从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块，一份份分给本区居民。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粮食配给制被其他的分配办法所代替。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桌子前吃午饭。大家围着长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吧略吧喀响。

    房间当中，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红过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来。

    入口处前面墙上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竖在盥洗池上。门房两侧摆着两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满装着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边放着一张厨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橱柜。

    炉子生着。房里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诺夫娜站在炉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得够得着炉壁的炉叉倒动炉子里的罐子，一会儿放在一堆，一会儿又放得很开，什么时候需要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她的脸上出了一层汗，一会儿被炉子照亮，一会儿又被菜汤的蒸气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一块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个个儿，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欢迎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吧。”

    “谢谢。我吃过了。”

    “我们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馅饼加粥，肉馅的。”

    “真不吃，谢谢。对不起，马克尔，我老来打水，把你们屋里的热气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点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错亮，想把水盛满，再把大桶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十次，以后便会很久不来打搅你们。对不起，我到你们这儿来打水，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爱打多少打多少，我不心疼。糖浆没有，可水随你要。免费供应，不讨价还价。”

    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三次，打第五桶和第六桶的时候，马克尔的声调已经有些变了，说出另一种话来。

    “女婿们问我那个人是谁。我说了，可他们不相信。你打你的水，别介意。可别往地上洒水，笨家伙。你瞧门槛上都洒了水。一冻上，你可不会拿铁钉凿下来。把门关严点，蠢东西。从院子里往里灌风。不错，我告诉女婿们你是什么人，可他们不相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念书呀，念书呀，可有什么用？”

    等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五趟、第六趟的时候，马克尔皱起眉头：

    “好啦，再打一次就算了。老弟，你该懂点礼貌。要不是我小女儿马林娜护着你，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贵的共济会员呢，早把门镇上了。你还记得马林娜吗？那木是她吗，坐在桌子顶头那个，皮肤黑黑的。瞧，脸红了。‘别欺侮他，’她说，‘爸爸。’谁能碰你呢？马林娜在电报总局当电报员，会说外国话。‘他多可怜呀！’她说。她可怜你极啦，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没出人头地，难道该怨我不行？不该在危险时候把家扔了跑到西伯利亚去。怪你们自己。你瞧，我们在这儿挨过了饥饿和白军的封锁，没动摇，全家没事儿。自己怪自己吧。东尼姐没保护住，让她到国外流浪。关我什么事。你自己的事儿。我问一声，请别见怪，你要这么多水干什么？没雇你在院子里泼溜冰场吧？你呀，怎么能生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少爷羔子的气呢。”

    桌子旁边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马林娜不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发火了，说起家里人来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感到声音奇怪．但没法弄清其中的奥妙。

    “家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得打扫干净。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子旁边的人惊讶不已。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你开了中国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上您那儿去。她上您那儿去，帮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帮您缝补。闺女，你别怕他。你不知道，像他这样好的人少有，连苍蝇都不敢欺侮。”

    “不，您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不用。我决不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对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说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干吗拒绝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儿去做客，您难道把我轰出来？”

    马林娜能成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纯正洪亮，声调很高。马林娜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马林娜合不到一块儿，具有独立的含意。仿佛从她背后的另一间屋里传过来的。这声音是她的护身符，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想侮辱有这种声音的女人，伤她的心。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之后，医生同马林娜之间产生了友谊。她常到他那地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因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同头一个妻子离婚。他们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不无骄傲地管女儿叫作医生太太。马克尔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你发昏了吧？”妻子反驳他道，“这在安东宁娜还活着的时候哪办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马克尔回敬道，“提东尼娘干什么。东尼娜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说，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小说里的浪漫史～样。

    马林娜原谅医生这时变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堕落，以及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他把屋里弄得又脏又乱。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话和爱发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牺牲还不止于此。等到他们由于他的过失而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个人丢下，竟扔掉了工作。电报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职后还愿意让她回去。她屈从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幻想，跟他一块儿挨家给人打零工。他们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头。某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商人和靠近政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自己盖房，置备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锯剩的木头小心翼翼地抱进房屋主人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对锯木头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阅读中。女主人跟他们讲干活条件，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看书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旁边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岁多了，不久前诞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热。熟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尔东的房间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上下两个单间。一整块玻璃橱窗从当街的那一面把两个房间嵌在一起。橱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的职业。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通往楼上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隔成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隔出一道夹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窗户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盖。房间里住着戈尔东。日瓦戈、杜多罗夫和马林娜带着孩子们坐在他的房间里。孩子们跟大人不同，从窗外看得见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人。

    他们正在闲谈，那种夏天老同学之间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长得已经无法计算了。他们平时怎么闲谈呢？

    谁要有足够的词汇，谁就能说得和想得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他们俩都缺乏口才。他们能够使用的词汇太贫乏，说话的时候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使劲吸烟，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就是说，不诚实；对了，对了，木诚实”）。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交谈当中这种过分的紧张情绪毫不表示性格的热烈和开阔，恰恰相反，暴露出它们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有教养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好书、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贫乏比庸俗趣味的贫乏更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种种指责，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响他的愿望，而只不过由于不会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谈话罢了。而谈话像一匹撒级的野马，把他们带到他们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们无法掉转马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全部说教猛烈地冲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看透了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靠不住的关切和他们见解的机械。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嗅，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姓名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平庸啊。你们身上唯一生动而闪光的东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怎么能对朋友们坦率到这种程度呢！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恭顺地听他们说教。

    社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暂时被派夺的权利，并获准到大学重新执教。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地、毫不虚假地同他们谈的。他的见解并非出于胆怯或其他考虑才说出来的。

    他说，控诉的理由，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同侦查员的单独谈话，使他的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为一个人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之所以授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正是他听得烂熟了的那些话。他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头，赞同他的看法。打动戈尔东的恰恰是杜多罗夫的话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东西。他把对干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

    因诺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论符合时代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耶稣会教徒往往利用这一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无法忍受的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把它当成最高成就或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避免，同朋友们争吵，把这种感觉也隐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罗夫所讲的有关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记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房子盖得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帮我另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够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故意扫你们的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得太厉害，磨薄了，总有一天会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荡的人。”

    “你做临终祈祷还早着呢。别说傻话了。你还有的活呢。”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我替杜多罗夫打抱不平。你不过不习惯人类的语言罢了。你对它们已经无法领悟了。”

    “也许如此吧，米沙。可是对不起，你们还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难。真的，我不夸张。”

    “等一下。这完全是托辞。你不给我们一个干脆诚恳的回答，我们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转变，改正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应当明确你同东尼姬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这可是活人，女人，她们会感觉，会痛苦，而不是随意组合在一起、蔡绕在你脑子里的空灵观念。此外，像你这样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耻了。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散中清醒过来，打起精神，改正毫无根据的狂妄态度。是的，是的，改正对周围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许的傲慢态度，担任职务，照旧行医。”

    “好吧，我回答你们。最近我也常常这样想，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向你们做某些允诺。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且解决得相当快。你们会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

    “戈尔东，你护着马林娜，像你先前总护着东尼娜一样，我很高兴。可我跟她们并没有不和，跟谁都没吵过架。你起先责备我，她跟我说话用‘您’，我跟她说话用‘你’，她称呼我时带父称，好像我不觉得别扭似的。但这种不自然态度中的深层次的紊乱早已消除，什么隔阂也没有，互相平等。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从巴黎给我写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当中非常快活。舒拉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儿。我不知为何相信，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一切都将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满解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岳父和东尼姐知道马林娜和女孩子们。我自己没写信告诉过他们。这些情况大概间接地传到了他们那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伤了他父亲的感

    情，他为东尼娜感到痛心。这可以解释为我们五年没通信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同他们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们突然不给我写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亲切温暖的信。不知道他们的心怎么软了。也许东尼娘发生了什么变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到戈尔东家里来。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来，用一只手搂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声音都变了。

    “难道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没有。”

    “那准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过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但邻居认识尤拉。他没上那儿去过。”

    “那他上哪儿去了？”

    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戈尔东和社多罗夫两天没离开马林娜。他们轮流看护她，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在看护马林娜的间隙还四处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过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打听过，找遍他们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寻找了半天仍毫无结果。

    他们没报告民警局，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没判过刑，但在现今的概念中远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请民警局寻人。

    到了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信。信里对让他们惊恐不安深表遗憾。他央求他们原谅他，千万放心，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寻找他，因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藏起来便是他的主意，他的发明。

    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他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屋顶后面夏天的太阳高悬在奥霍特内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顶遮住，阳光照射不到。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上班的日子遥遥无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整理先前写过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诗篇的片断，还有木知叶夫格拉夫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诗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来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杂乱的材料使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无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写新作品，沉浸在新鲜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他急忙写下去。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便在纸边上绘画，用图画鞭策想象力。于是纸边上出现了林间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竖立着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荒凉，一半已

    快变成废墟了。它经历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验后便成为这副

    样子，至今仍是这副样子。人口减少了，新住宅没有建筑，旧

    住宅不曾修缮。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

    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乱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

    惠特曼那样，其实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任意胡来。这是印象的

    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现实中临摹的。

    正像他们那样，在诗行上驱赶一系列形象，诗行自己扩

    散开，把人群从我们身边赶走，如同马车从十九世纪末繁忙

    的城市街道上驶过，而后来，又如二十世纪初的电气车厢和

    地铁车厢从城市里驶过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朴实

    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书本里的情形，不是来

    自农村，而是从科学院书库的书架上搬来的。生动的、自然

    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阳光照得耀眼的夏天

    的莫斯科，庭院之间的炽热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楼上窗框上

    的光点，弥漫着街道和尘土的气息，在我周围旋转，使我头

    脑发昏，并想叫我为了赞美莫斯科而使别人的头脑发昏。为

    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献身艺术。

    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

    密，有如开始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经

    被脚灯照红的帷幕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骚动和喧嚣

    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我正想

    从这种角度描写城市。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稿中没有见到这类诗。也许《哈姆雷特》属于这种诗？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电车站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他头一天到博特金医院去就职，这所医院那时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也许木是他头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电车司机常常拿着扳钳从停住的电车前门上下来，围绕着电车察看，蹲下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子和后门之间的部件。

    倒霉的电车阻挡全线通行。街上已经挤满被它阻挡住的电车，后面的电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都挤在～起。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长。乘客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辆电车，仿佛换乘一辆车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热的早晨挤满人的车厢又闷又热。在从尼基塔门跑过石板路的一群乘客头上，～块黑紫色的乌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车厢左边的单人座位上，被挤得贴在窗户上。音乐学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侧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着这一侧步行的和乘车的人，一个也没放过，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漫不经心地想着另一个人。

    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着，累得气喘吁吁，用手里拿着的一个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着紧身胸衣，热得浑身无力，满脸都是汗，用花边手绢擦着被浸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线和电车轨道平行。修好的电车一开动，便超过她。她有几次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电车再次发生故障停下来的时候，女士赶过电车，又有几次映入医生的眼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中学的算术题，计算在不同时间内以不同速度开动的火车的时间和顺序。他想回忆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没想出演算的方法来，便从这些回忆跳到另外的回忆上，陷入更为复杂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边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他想起某种类似人生竞技场中的相对原则，但他终于思绪紊乱，于是放弃了这种类比。

    天空打了～个闪，响起一阵雷声。倒霉的电车已经卡在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窗外，从电车旁边走过，渐渐走远了。头一阵大雨点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个女士身上。一阵夹带着尘土的风扫过人行道上的树木，刮得树叶翻滚，掀动女士的帽子，卷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医生感到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强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上一下地拼命拉窗户的吊带，想打开车厢的窗户。但他怎么也拉不开。

    有人向医生喊道，窗户都钉死了，可他正在同头晕作斗争，心里充满惊恐，因此并不认为那是对自己喊叫，也没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继续开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两三次吊带，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他马上便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铸成致命的错误，一切都完了。这时电车开动了，但在普列斯纳街上没走几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超人的毅力摇摇晃晃地挤开站在两排凳子之间的乘客，挤到车的后门口。人们不让他过去，大声责骂他。他觉得涌入的清新空气使他有了精神，也许一切尚未完结，他会好一些。

    他从后门口人堆里往外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他不顾乘客的喊叫，挤出人群，从电车的踏板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略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木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从通向房门的走廊便能看见屋子的一角，那儿斜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正对着房门。死者的腿紧顶着棺材。这张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前的写字台。屋里没有别的桌子。手稿放过抽屉里，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头垫得很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围放了许多鲜花，在这个季节罕见的一簇簇丁香，插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鲜花挡住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微弱的光线透过摆在桌旁的鲜花照在死者蜡黄的脸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丽的花影落在桌子上，仿佛刚刚停止摇曳。

    那时火葬已经很普遍了。为了孩子们能领取补贴，保证他们今后能上中学和马林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不受影响，决定不做安魂弥撒，实行普通火葬。向有关当局申报了。等待有关的代表们到来。

    在等待他们的时刻，屋里空荡荡的，仿佛是旧房客已经迁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别的人跟着脚小心翼翼的走路声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声音打破屋子的寂静。来的人不多，但比预料的多得多。这位几乎没有姓名的人的死讯飞快地传遍他们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认识死者，又在不同时期同他失去联系或被他遗忘。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获得更多的不相识的知音，他们生前从未见过他，但被他所吸引，现在头一次来看他，见他最后一面。

    在这种没有任何仪式的共同沉默的时刻，在沉默以一种几乎可以感触到的损失压抑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刻，只有鲜花代替了房间里所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鲜花木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

    很容易把植物王国想象成死亡王国的近邻。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

    当死者从他最后居住地运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被他的死讯惊呆了的朋友们陪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大门冲入敞开的房间。她一直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滚，用头撞带坐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运到、零乱的房间整理干净之前，尸体便停放在木柜上。她哭得泪如雨下，一会儿低声说话，一会儿又喊又叫，泣不成声，而一半话是无意识地嚎叫出来的。她像农村中哭死人那样哭嚎，对什么人都不在乎，什么人都看不见。马林娜抓住尸体不放，简直无法把她拉开，以便把尸体抬到另一间打扫过的、多余的东西都搬开的房间，做人殓前的净身。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止住，变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话也不说，神经尚未恢复正常。

    她从昨天起在这儿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没离开房间。克拉什卡被抱到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到这儿来过，后来又把她们带走了。

    伴随她的是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父亲马克尔在一条长凳上靠着她坐下，轻声啼泣，大声摄鼻涕。她的母亲和姐妹也哭着到她这里来过。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丧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竞争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他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但却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权利。他们不知何故都具有无法理喻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触犯他们的权利，或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一开始便在操办丧事，他们手心静气地办理各种事，仿佛办理这种事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对他们产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这两个人不仅同殡葬事宜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并非医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原因。他们仿佛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料理丧事。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们是谁，但大部分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当那位长着一双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的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所有坐着、站着或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顺从地让出地方，仿佛他们之间有过默契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进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紧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子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还得做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出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两个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口吹进来），坐在凳子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进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出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管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口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哥哥没料到这间屋子有这么多不寻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这儿住过。可您刚才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惊讶，对不起。说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时期，内战初期吧，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还见过他一两次面，没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关系如此密切。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我听差了，我觉得您好像说，也许您无意中说错了——‘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有过这种说法，可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决不会自杀。”

    “但这绝对可靠。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听哥哥说，就是您去海参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的两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难道这些消息没传到您那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外的消息。这么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我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决不可能！您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不起，您是否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说过话？”

    “据哥哥说，他们有过一次长谈。”

    “难道真有这回事？谢天谢地。这样更好（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太妙了，简直是天意！您允许我以后再向您详细打听所有的细节吗？每个细节对我都非常珍贵。可我现在没有力气问。我说得不对吗？我太激动了。让我沉默一会儿，歇一下，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嗅。当然对。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自然啦。”

    “唉，我差点忘了。您让我火化后不要离开。好。我答应您。我不离开。我同您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您让我住哪儿我就住哪儿，让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帮助您。我也许真会对您有些用处。这对我将是莫大的快乐！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血管都能辨认出他的笔迹。然后我还有事求您，需要您的帮助，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不管怎么说吧，您对现存的秩序，先前的和今天的，非常熟悉。此外，知道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哪一类的事，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清楚，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令人烦心的事要找您商量。我指的是一个孩子。可这从火化场回来后再说吧。我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一个儿童的下落，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保育院的总档案，全苏联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统计数字或记录？我央求您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以后再说。嗅，太可怕了，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说得不对吗？我不知道我女儿来了以后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戏剧才能，另一部分是音乐才能。她能够巧妙地摹仿所有的人，表演自己编的整场戏，此外，凭听觉便能唱歌剧中的大段唱词，真是了不起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让她上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预备班，初级班，看哪儿录取她，再把她安顿在寄宿学校里。我就是为办这件事而来的，首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然后再回去接她。难道能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讲清，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让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驱逐掉心中的恐惧。此外，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乱哄哄的。大概殡仪馆的人来了。我坐在这儿思考的时候，您把门打开，放他们进来。到时候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等一下。棺材底下得放一把小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跟起脚试过，很费劲。而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需要垫把椅子。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嗅，我受不了啦，受木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马上让大家进来，但要先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难以理解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希望您明白一点。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您解决让您操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希望和行动便是我们在不幸中的义务。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违犯。我现在让吊丧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说得对。我找一把垫上。”

    但安率波娃已经不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走廊里的人群拥进屋里，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主要送葬的人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哭嚎声、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的啜泣和叫喊户O

    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使她感到头晕。她尽量挺住，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决要碎了，头疼得要命。她垂下头，陷入推测、回忆和反省中，仿佛堕入深渊、降到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再没有一个人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杀死的人还活着。她曾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没打中，那是个她所不需要的卑鄙小人，是他把她的一生变成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连串的罪行。而那个平庸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逃窜，而她所需要的亲近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

    “啊，那是在圣诞节那天，在决定向那个庸俗而可怕的怪物开枪之前，在黑暗中同还是孩子的帕沙在这间屋里谈过话，而现在大家正在吊唁的尤拉那时还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呢。”

    于是她尽量回忆，想回想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有它周围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曾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她的思想紊乱了。她想道：“不管怎么说，不举行安魂弥撒太遗憾了！出殡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大多数死者不配举行这种仪式！可尤罗奇卡是当之无愧的！他值得举行任何仪式，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利路亚那首歌”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的松决的感觉，就像她每当想起尤里或者同他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他总那样轻松自然，无牵无挂，现在这种精神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时间短暂，也要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正是这种幸福，有机会和权利，毫无阻碍地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怀着强烈的感情急忙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人，但充满泪水的眼睛仿佛被眼科医生上了刺激眼的眼药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提鼻涕，闪到一旁，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俺着门的房间里。而她迅速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向尸体画了三个大十字，并用嘴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两只手。她不理会变冷的前额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她做到了不去注意这些变化。她呆住了，好一会儿不说话，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

    压下去的哭声使她浑身颤抖。她尽量憋住眼泪，但突然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流到腮上，洒在衣服和手上，洒在她紧贴着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说，不想。一连串的思想、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不由自主地在她胸中翻腾，从她身旁掠过，仿佛天上的浮云或往昔他们的夜间谈话。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并带给他们幸福和解脱。一种自发的、相互唤起的热烈的知识。本能的，直接的知识。

    她心中曾充满这种知识，而现在则是关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识，对死亡的心理准备，面对着死亡而毫不惊慌失措。仿佛她在世上已经活了二十次，失掉尤里·日瓦戈不知多少次了，在这一点上心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她在棺材旁边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恰到好处，极为合适。

    嗅，多么美妙的爱情，自由的、从未有过的、同任何东西都不相似的爱情！他们像别人低声歌唱那样思想。

    他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样，“被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fIJ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想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啊，这就是使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即便在他们最壮丽、最忘我的幸福时刻，最崇高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切也从未背弃他们：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们自身属于整幅图画的感觉，属于全部景象的美，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因此，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的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

    她现在开始不拘礼节地用生动的日常话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子，没有意义，就像合唱和悲剧独白一样，就像诗的语言、音乐和其他空洞的话一样，没有意义，只表达出一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她勉强说出的没有意义的话语辩解的是她的眼泪。她的那些普通的沉痛的话淹没在泪水中，在泪水中浮游。

    仿佛正是这些被眼泪浸湿的话同她温柔而飞快的低语融合在一起，就像轻风伴着被暖雨吹打得光滑潮湿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

    “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嗅，我受不了！上帝啊！我放声痛哭！你想想啊！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方式了。你的离开，我的结束。又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

    “永别了，我亲爱的知心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日夜不息的拍溅声，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还记得我那时在那里，在雪地上同你告别的情景吗？你骗得我好苦啊！没有你我会走吗？嗅，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昧心这样干的，为了我假想的幸福。但那时一切便都完了。上帝啊，我尝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嗅，我干了什么，尤拉，我干了什么！我罪孽深重，你一点都不知道。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那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昏迷不醒。从那时起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灵魂没有一天安宁。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但我不能说出这件事来，没有这种力量。每当我想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地方，都要吓得头发直竖。你知道，我都不敢保证我的神经完全正常。可你知道，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喝酒，我没走上那条路，因为女人一酗酒便完蛋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得木对吗？”

    她还说了些别的，接着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她突然惊讶地抬起了头，向四外打量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担忧，走动。她从凳子上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材，用手掌抹眼睛，仿佛想挤出没哭干净的眼泪，把眼泪甩在地板上。

    男人们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块木板把棺材抬起来。出殡开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她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过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参与下，已经开始，但没整理完。她曾经请求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一件事，这件事谈过了。他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没再回来。看来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

    尾声

    一九四三年夏天，红军突破库尔斯克包围圈并解放奥廖尔后，不久前晋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少校分头回到他们所属的同一部队。一个从莫斯科出差回来，另一个在那儿度完三天假归队。

    他们在归途中不期而遇，一同在切尔尼小镇过夜。这座小镇像“沙漠地带”的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镇一样，尽管惨遭破坏，但尚未完全毁灭；敌人撤退时曾打算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

    在城内一块块烧焦的残砖碎瓦中，他们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干草棚，两人便在那里过夜。

    他们睡不着觉，整整谈了一夜。凌晨三点，社多罗夫刚刚打脑儿，便被戈尔东吵醒。他笨手笨脚地钻进柔软的干草里翻腾，像在水里扑腾一样，把几件衣服打成一捆，又笨手笨脚地从干草堆顶上爬下来，来到门口。

    “你穿好衣服上哪儿？还早着呢。”

    “我上河边去一趟。想洗几件衣服。”

    “你真疯了。晚上到达部队后，洗衣员塔尼妞会替你洗的。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想拖了。汗都浸透了，穿得太脏了。上午太阳毒，涮一涮，把水拧干，在太阳底下一晒就干。洗个澡，换上干净衣裳。”

    “可总不大雅观吧。你好歹是军官，我说得对吧？”

    “天还早，周围的人都在睡觉。我找个树丛躲在后面。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吧，要不然困劲就过去了。”

    “不说话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经过～堆堆石头废墟向小河走去。白石头已经被初升的太阳晒热了。在先前的街道当中，人们躺在地上睡觉、打鼾，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浑身流汗。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没地方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追赶自己部队的掉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小心地看着脚下，从睡觉的人当中穿过，生怕踩着他们。

    “说话声音低点，别把城里人吵醒，不然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们低声地继续夜晚的谈话。

    “这是条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这不是祖沙河。而是另一条什么河。”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不错，但是在河的另外的地方。靠下游。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

    “那里有座叫‘马厩’的石建筑物。确实是国营农场的养马场，现在这个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旧式建筑，墙很厚。德国人又加固了，使它成为无法攻陷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射击整个地区，阻止住我们的进攻。非拿下马厩不可。赫里斯京娜凭着勇敢和机智，神出鬼没地潜入德国人的防线，把马厩炸掉，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为什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而不姓杜多罗娃呢？”

    “我们还没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互相发誓，战争不结束决不结婚。这之后我便随部队到处转战。我们那个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在调动过程中我同她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同大家知道得一样多，都是从报纸、从团队命令里看到的。听说这儿要为她建立一座纪念碑。还听说日瓦戈将军，死去的尤拉的弟弟，正在这一带视察，搜集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不该跟你提起她。这对你太沉重了。”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可我们一谈起来就没完。我不想妨碍你洗衣服。脱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叶，我想能打个脑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谈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逼出来的。我们木走运。我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罚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人很少。从我们到的那天起就开始受罪。我们一群人被从火车里带出来。一片茫茫雪原。远处有树林。看押的人把来福枪口对着我们，还有狼狗。这时，先前的犯人也赶到这里来了。让我们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脸朝外，免得互相看见。命令我们跪下。我们怕被枪决，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开始了侮辱性的点名，点名的时间拖得长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有的分别被带走了，可是对我们宣布：‘这里就是你们的劳改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当中插着一个柱子，柱子上写着‘古拉格92fi H90’，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时要好～些。我们走运。我第二次进去是头一次牵连的。此外，我判的罪不同，条件也就不同。我出来后像头一次一样，再度恢复名誉，又准许我上大学讲台。动员我参军的时候结了我个少校军衔，真正的少校，不是准备戴罪立功的惩罚营的劳改犯，像你似的。”

    “是啊。一根写着‘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刚到的时候在严冬里空手撅树干搭草棚。没什么，信不信由你，我们给自己盖了牢房，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降望塔，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伐树，拉木材。八个人拉一辆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发了战争。对我们隐瞒着。突然来了通知。惩罚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万一几次战役没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以后便是一次次进攻，剪几千米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下。在这些连里称我们为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了？我究竟怎么活下来了？可是，你想不到吧，这个流血的地狱同集中营相比还是一种幸福，这并非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啊，伙计，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别说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学会。”

    “真不可思议。不仅同你的苦役生活相比，就同过去的三十年代的生活相比，同监狱以外的生活相比，同我在大学执教，有书读有钱花，所过的宽裕舒适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冲洗污垢的暴风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解脱的轻风。

    “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叶若夫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但是当战争爆发后，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和现实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给人们带来了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魔力。

    “不仅是处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更自由地、舒畅地松了口气，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这些观察使我充满幸福的感觉，尽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尽管我多次负伤，尽管我们受到巨大损失，尽管经历了这场代价昂贵的流血战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忍受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负，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你这可怜的家伙忍受无穷尽的折磨的时候，我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她的研究兴趣的范围使她成为我的门下。我很早以前，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后，便注意到这个出色的姑娘了，不过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呢。那时尤里还活着，你记得吗，我跟你们讲过她。现在呢，她竟成了我的学生。

    “那时，学生教训教师刚刚成为一种时髦风气。奥尔列佐娃狂热地卷入这种风气中。她为什么疯狂地申斥我，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她的攻击如此固执，如此气势汹汹，又如此不公正，以致系里的其他同学纷纷起来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家。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假名代替我的真名把我嘲笑了个够，而且谁都知道她指的就是我。突然，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原来是年轻姑娘爱情的伪装形式，一种牢固的、埋藏在心里的、产生多年的爱情。我一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的前夕以及刚刚宣战之后，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几个青年人，男女大学生们，她也在其中，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们产生了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受跳伞训练的期间，以及击退初次对莫斯科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就在那时订了婚，但很快就由于我们部队的调动而分手了。我再没见过她。

    “当战局开始好转，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受过两次伤并两次住院治疗之后，把我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在我仿佛大海捞针似的找到你之后，就坚持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姐非常了解奥尔列佐娃。她们是在前线认识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娜一笑满脸开花，笑法跟尤里一样，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高颧骨和翘鼻子不那么明显的时候，脸就变得非常迷人和可爱了。这是那种同一类型的人，这种人我们这儿非常多。”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吧。我没留意。”

    “塔尼娜·别佐切列多娃这绰号多粗野，多不像话。不管

    怎么说，这也不是她的姓，而是胡编出来糟蹋她的。你说是木是？”

    “她不是解释过嘛。她是个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不知父母是谁。在俄国内地，语言粗俗生动，可能管她叫无父儿。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不懂得这个外号的意思，叫着叫着就叫成她现在的牲了，这么叫同他们方言的发音接近。”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切尔尼小镇夜间谈话后木久，便来到夷为平地的卡恰列沃。在这里，两个朋友正赶上追赶主力部队的后勤部队。

    秋天，炎热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之间的伏林什内的肥沃黑土地带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泛着咖啡色。

    把城市切成两半的街道同公路汇合在～起。街道一侧的房屋被地雷炸成一片瓦砾，把果园里的树木烧焦、炸成碎片、连根拔起。街道的另一侧也是一片荒凉，不过受炸药的破坏较轻，那是因为先前房子盖得也不多，没有什么可毁坏的。

    先前房子盖得多的那边，无家可归的居民还在冒烟的灰烬中翻腾、挖掘，把从离火堆较远的地方搜寻到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忙着盖土房，把地上的草皮切成一块块的，用它们去盖屋顶。

    街道房子盖得少的那一侧搭起一排白帐篷，挤满第二梯队的卡车和马拉的带篷大车、脱离营部的野战医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寻找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这里还有从补充连队来的男孩子，戴着灰船形帽，背着打成卷的大衣。他们非常瘦弱，面无血色，拉痢疾拉得虚弱不堪。他们解手，放下行囊休息，吃点东西，以便继续向西前进。

    一半变为灰烬的城市仍在燃烧，远处迟缓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不时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铁锨把上休息一下，把头转向爆炸的地方。

    从垃圾里冒出的烟，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和火红色的，升上天空，先像立柱或喷泉，后在空中懒洋洋地扩散开，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挖东西的人继续干起活来。

    在荒地的这一边，有一块四边围着树丛的林间空地，被参天古树的浓荫覆盖着。古树和灌木丛把这片空地同周围的世界隔开，仿佛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带篷的院子，阴凉而昏暗。

    洗衣员塔尼妞同两三个要求同她一起搭车的同连队的伙伴，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从早上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等候派来接塔尼娘的汽车。团部委托她顺便把一批东西带走。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箱子装得鼓鼓地放在地上。塔尼娜寸步不离地守着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边，唯恐失去上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等车的人无事可干。他们听着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没完没了的话。她正在给他们讲日瓦戈将军接见她的经过。

    “怎么不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带我见将军本人，见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了解赫里斯京娜的情况，寻找见过她的见证人。他们把我推荐给他，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将军下令召见我。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了。他一点都不可怕。跟大家一样。黑头发，眼睛有点斜。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完了说谢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当然支支吾吾。有什么可夸口的？一个流浪儿。你们都知道。感化院，四处流浪。可他让我别难为情，讲下去。起先我只说了～点，他直点头。我胆子大起来，越说越多。我确实有很多事可讲。你们听了准不相信，以为是我瞎编的。我想他也一样。可我讲完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你讲的可真不寻常，现在我没空，我还要找你，你放心，我还会召见你。我简直没想到会听说这些事。我一定会照顾你。还有些细节需要核实。说不定我还认你作侄女呢。我送你上学念书，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真的，我说的是真话。’多会逗笑啊。”

    这时，一辆高帮的空大车赶进空地。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运干草的那种大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指定的地方去，当然付给他钱。土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大车的出现和大家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塔尼娜的话，现在大家又让她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给他们讲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讲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记在心里的，就说不清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我猜这位科马罗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无父无母的孤儿。我说的你们也许觉得可笑，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听我讲。

    “是的。我下面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那一边，西伯利亚另一头，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我说的是红军，靠近他们白军首都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便让妈妈和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命令把她们送走。妈妈早就吓坏了，没有他的话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并唯恐有人说漏了嘴。他特别恨小孩，又喊又跺脚，说小孩把家里弄得脏得要命，不得安宁。他常喊他受不了这些。

    “大概就像我说的那样，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把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巡守员的女人马尔法找来。会让站离城里三站地。我马上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其次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下面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山口。现在我明白我妈妈怎么认识马尔法的了。大概马尔法在城市卖蔬菜，送牛奶。

    “看来现在有些事我还不清楚。她大概骗了妈妈，没对她说实话。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一两年，等这阵混乱过去就送回来，并不是让我永远留在别人家。要是永远留在别人家，妈妈不会把亲生孩子送出去的。

    “骗小孩还不容易。走到大婶跟前，大婶给块饼干，大婶好，别怕大婶。后来我哭得伤心极了，心都要碎了，最好还是别去想。我想上吊，我很小的时候就差点发疯。我还太小呀。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很多钱，我的赡养费。

    “信号室的院子很阔气，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家禽，一大块园子。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房子也是铁路上的，不用花钱。火车在我们家乡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费很大劲，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得快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落了以后，从下面能看见纳格尔纳亚车站，就像放在盘子里一样。

    “巡守员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的叫法管他叫爹。他是个好心眼的快活人，就是耳朵太软，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像俗话所说的，肚子里藏不住一个屁，见着谁都掏心窝子。

    “可我从来不管马尔法叫妈。不知是我忘不了妈妈还是由于别的原因。马尔福莎大婶可怕极了。是的，我只管她叫马尔福莎大婶。

    “时间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上站上去摇旗子。我还能卸马，把牛牵回来。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家里活更不用说了。擦地，收拾屋子，做饭，样样都会。和面我也不当一回事，什么我都会干。对啦，我忘记说了，我还看彼坚卡。彼坚卡是个瘫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老躺着，我看着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我的腿还吓得浑身打哆喀呢。她好像说为什么我的腿是好的，最好我是瘫子，而彼坚卡不是，都是我害的，你们想想她这人心眼多黑，多愚昧。

    “现在你们听着，还有更可怕的呢，你们听了准会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顶一个戈比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背回两袋子钱，叫克伦斯基票子，对不起，说错了，叫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告诉大家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一天刮大风，风快把屋顶掀下来了，把人能刮倒，火车顶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朝圣的老太婆，风吹得她裙子和技巾在空中乱飘。

    “老太婆走过来，抱着肚子直哼哼，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马上就要死了，让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她送进医院，她给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的马，搀着老太婆上了马车，把她送进十五俄里以外的县医院。

    “我和马尔福莎大婶刚躺下，便听见爹的马叫起来，我们的马车进了院子。爹回来得太早了点。马尔福莎大婶点着灯，披上上衣，没等爹敲门便去给他开门。

    “开门～看，门槛上站着的哪是爹呀，是个陌生男人，黑得怕人。他说：‘指给我卖牛的钱搁在哪儿啦。我在树林里把你男人宰了，可我可怜你是老娘儿们，只要说出钱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要是不说出来，你自己明白，别怪我了。别跟我泡，我没空跟你吵嚷。’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我们吓得半死不活，浑身哆佩，说不出话。第一，他自己说，用斧子把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劈死了；其次，强盗在家里，而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掉魂了。丈夫的死让她心碎了。但得挺住，不能让他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发发慈悲吧，’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头一次听你说。’可这个孩杀的没那么傻，用话支不走他。她突然想了个主意骗他：‘好吧，我告诉你，钱在地窖里，我给你掀开地窖的门，你钻进去找吧。’可那魔鬼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钻进去，快点，我不管你下地窖还是上房顶，把钱给我就行。可你记着，你要耍弄我可不会有好果子吃。’那时她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就自己下去，可我腿脚不方便。我从上面用灯给你照着行不行。你别害怕，为了说话算数，我让女儿陪你下去。’她指的是我。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见这些话当时是什么感觉！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发黑，腿发软，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个恶棍还不上当。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张开大嘴狞笑了一下，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可骗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亲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的铁环，拉开门。‘瞧着。’他说，便带着彼坚卡从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那时神经已经错乱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恶棍和彼坚卡刚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锁。她还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门上，朝我点点头，让我帮她推箱子，因为箱子太沉了。压好箱子后，这个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刚坐下，强盗就在下面喊起来，使劲敲地板。恶棍喊道，赶快放他出来，不然他就要彼坚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话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没命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对我眨眼。好像说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钥匙在我手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对着她耳朵喊，想把她从箱子上推下来。得打开地窖，把彼坚卡救出来。可我哪里办得到呢！我怎么对付得了她？

    “他一个劲地在下面敲打，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乱转，什么也不听。

    “过了很长的时间，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这辈子受过很多吉，见过的事多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不论我活多久，都能听见彼坚卡可怜的叫声——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该杀的恶棍把他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拿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人的强盗怎么办？时间过去了。我听见马在窗外叫，一直没从大车上卸下来。对了，马在叫，仿佛想对我说，塔纽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帮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爹的好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对，咱们走吧。’可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树林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在树林子里又不是我一个人了。公鸡仿佛向对自己同类那样对我幄幄啼，一辆熟悉的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从汽笛声听出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生火待发，他们管它叫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次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夜里这时候都打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下面叫我。我听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神经都出了毛病，每个活物，每个木会说话的机器，都会跟我说人话？

    “可是还想什么，火车已经很近，没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拼命沿着铁轨跑去，站在两条铁轨当中，拼命摇提灯。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

    “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蓝英年译）

    附诗

     哈姆雷特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

    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

    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膝跪的夜色正向我对准，

    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

    假若天上的父还前宽容，

    请从身边移去苦酒一搏。

    我赞赏你那执拗的打算，

    装扮这个角色可以应承。

    但如今已经变换了剧情，

    这一次我却是碍难从命。

    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

    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

    虚情假意使我肾信自叹，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三月

    阳光曝晒汗如雨下，

    发疯的溪谷难忍热浪的冲刷。

    早春的农事正繁忙，

    件件操劳在牧羊女健壮手上。

    赢弱的残雪更苍白，

    身下的树枝露出一条条筋脉。

    畜栏的生活更沸腾，

    翻飞的草权闪耀着尖利齿锋。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屋檐下病诉慢的冰着一节节，

    　日中又在滴滴溶解，

    化作涓涓小溪诉说无眠梦吃！

    马厩牛栏门扉四开，

    鸽群在雪地上争食颗颗燕麦。

    作祟的兴奋莫责怪，

    这都是那股新熟的粪香带来。

    复活节前七日

    四周仍是夜的昏暗，

    时光还是这般的早。

    苍穹悬挂星辰无数，

    颗颗如白昼般光耀。

    若是大地有此机缘，

    梦中迎来复活诗篇。

    四周仍是夜的昏暗，

    时光还是这般的早。

    广场始终这样平展，

    从十字路铺向街角。

    待到黎明暖风吹拂，

    于年的日子还嫌少。

    大地仍是光秃一片，

    无奈依旧赤手空拳。

    夜半钟声如何敲响，

    配合圣歌婉转回环。

    从复活节前的三日，

    直到节前的那一天，

    拧成了漩涡的水花，

    不停地淘掘着两岸。

    就在基督受难之日，

    树木没有一丝装扮，

    仿佛祈祷者的行列，

    松林挺起排排躯干。

    但是在那城镇之中，

    会聚在狭促的空间，

    光秃秃的林木一片，

    凝望着教堂的栅栏。

    它们眼中充满恐惧，

    惊骇之色一目了然。

    土地崩裂摇撼震荡，

    庭园举步走出栅栏，

    它们要为上帝安葬。

    在坛o看到了灯光，

    黑披风和蜡烛成行，

    还有那悲哭的面庞——

    遮住坛巾

    捧送十字架的仪仗，

    你要躬身低首施礼，

    　门外肃立两株白杨。

    行列绕过一座院落，

    沿着人行道的一旁，

    把春天和她的言语，

    一并带到教堂门廊，

    空中散发圣饼余香。

    阳春三月晴空飞雪，

    洒向阶前残疾人堆；

    似乎门内走出一人，

    奉献打开银色约相，

    布施净尽毫无反悔。

    连绵歌声迎来黎明，

    悲怆号阳已然尽兴。

    使徒们默默地行进，

    遥看那旷野的孤灯，

    小心泛起空冥寂静。

    待到得知春的消息，

    一夜消失七情六欲，

    只须红日喷薄欲出，

    面对复活更生伟力，

    死神也要悄然退避。

    　白夜

    久已远去的时光又在眼前飘荡，

    那幢房屋就在彼得堡的一方。

    地主之家掌上明珠降在草原上，

    你来自库尔斯克才走进了学堂。

    美好迷人的你自有多少钟情郎，

    那个白夜却只有你我人一双。

    互相依偎着坐在你家的窗沿上，

    仿佛从你的摩天大厦凌空眺望。

    瓦斯街灯真像那纷飞的蝶儿狂，

    初次的战栗催来了黎明时光。

    轻声曼语我向你倾诉肺腑衷肠，

    心儿飘向那片蒙咙沉睡的远方。

    同样的情感拴紧了你我各一方，

    心底都在把羞怯的忠诚隐藏。

    真像是那尽收眼底的全景图像，

    宏伟的彼得堡在涅瓦河边依傍。

    就在这样溢着春意的白夜时光，

    沿着那远去的河流山川走向，

    夜驾为一支支赞颂曲卖弄舌黄，

    无边的林海尽情让那歌声倘样。

    惹人怜的黄口鸟儿也无法拒抗，

    婉转啼鸣出自那弱小的胸膛。

    这一切唤醒的只是不安和叹赏，

    充满在深远而迷人的林海茫茫。

    像是那赤脚的朝圣者漫步估俊，

    白夜沿着篱栅走来不声不忙

    它身后牵出几丝窗边絮语声浪，

    偷听到私房知心话回响在耳旁。

    沿着一家一户庭院的木板围墙，

    顺路听来的言语产流连倘佯，

    苹果树和樱桃树舒展枝条臂膀，

    披上了淡白色繁花点点的新装。

    这一株株一片片的林木排成行，

    幽灵似的白色身影投在路旁。

    仿佛为了告别白皮再挥手张扬，

    赞赏她此行不虚并且见多识广。

    　春天的泥泞小路

    天边燃尽晚霞的余光，

    在荒僻的松林泥泞路上，

    朝向远方乌拉尔的田庄，

    骑者脚踢仿惶。

    慢走的马儿悠悠晃晃，

    像是迎合着蹄铁的音响，

    还有那呼咯夜接的泉水，

    一路匆匆赶上。

    暂且松开手中的磋绳，

    骑者让那马儿慢步倘佯，

    春汛泛起了沉闷的轰响，

    近在身边路旁。

    仿佛是有人哭笑无常，

    原来是蹄下的砾石相撞，

    还有那连根掀起的树桩，

    卷入漩涡飘荡。

    燃尽的晚霞闪烁余光，

    衬出远山林木墨色苍茫，

    宛如那报警的钟声敲响，

    枝头夜营欢唱。

    沟谷旁一株孤单垂柳，

    俯身低下枝叶纷披的头；

    骑者学那古时绿林魁首，

    咯哨一声长啸。

    这炽热的情怀和操守，

    是为了怎样的恋人烦忧？

    填满雷弹的枪口岛油油，

    要在密林寻仇？

    原来是带着满身污垢，

    走出政治逃犯的藏身沟，

    朝着骑马或徒步的朋友，

    走向游击哨口。

    苍天大地丛林和田畴，

    都捕捉到这声音的稀有，

    里面包含着迷惆和痛苦。

    幸福伴着忧愁。

    　倾诉

    生活又是无缘由地返回，

    和它曾古怪地中断一样，

    我依旧在那古老街道上，

    也是相同的仲夏日时光。

    同是那些人和那种烦忧，

    夕阳的余辉也不曾尽收，

    但死样的昏暗匆匆奔走，

    把那霞光抹上马场墙头。

    女人们披上廉价的裙衫，

    夜晚才把那高跟鞋试穿，

    过后在那铅皮的屋顶上，

    反射出敲击阁楼的音响。

    依然是迈着倦怠的脚步，

    迟缓地跨过了那道门槛，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地面，

    取了一条斜径穿过庭院。

    我仍是准备了种种借口，

    可又觉得总是依然如旧。

    善意的女邻居绕开避走，

    留下我们两人在她身后。

    千万不要哀伤痛哭失声，

    也无须撮起肿胀的双唇。

    这会勾起心中痛楚深沉，

    别触动火热青春旧伤痕。

    红酥手不要抚在我胸间，

    你我有传情达意一线牵。

    无心无意之中时时相见，

    任它摆布听凭命运偶然。

    年华流逝你会结成婚配，

    　忘却那一时的迷恋沉醉。

    　成为妇人需要跨一大步，

    　神魂颠倒也须勇气十足。

    　面对女性的迷人的双手，

    　俏丽颈背和圆润的肩头，

    　满怀缠绵和眷恋的感受，

    　我的虔诚景慕永世不休。

    　暗夜尽管投下一副铁环，

    　把我完全限在忧伤之间，

    　还有更强的力牵向一边，

    　那是激情在召唤着割断。

    　城市之夏

    细语轻声，

    伴着热切的步履匆匆；

    青丝漫卷发顶，

    颈后略见蓬松。

    头饰之下，

    女人的目光透过面纱，

    抬头回首刹那，

    辫梢飘拂挥洒。

    酷热街巷，

    预示着夜来雷雨一场；

    沙沙脚步声响，

    紧傍庭院宅旁。

    断续雷鸣，

    天边响彻清脆的回声，

    帘卷徐徐清风，

    窗前轻轻飘动。

    万籁俱寂，

    大地依旧蒸腾着暑气，

    闪电时断时续，

    扫亮暗夜无际。

    灿烂辉煌，

    又是一天炎热的朝阳，

    街心积水闪光，

    夜来骤雨一场。

    苦脸愁眉，

    仿佛惺倍睡眼低垂，

    百年殿树巍巍，

    浓香繁花未褪。

    　风

    死去的是我活着的是你，

    风儿如泣如诉，

    撼动了丛林和房屋。

    它摇荡的不是棵棵松树，

    却是成片林木，

    在无尽的远方遍布；

    就仿佛是帆格桨橹无数，

    港湾水上沉浮。

    决非争那豪气十足，

    也不是为了无名的怨怒，

    只是伴着饭忧，

    为你把摇篮曲寻求。

    　酒花

    常春藤缠绕着爆竹柳，

    树下把避雨的地点寻求。

    一件风衣披在你我的肩头，

    拥抱着你的是我有力的双手。

    原来这并不是常春藤，

    却是浓密的酒花一丛丛。

    那就更好让我们打开披风，

    让它在自己身下宽舒地展平。

    　初秋艳阳天

    醋栗叶子长得粗厚繁茂，

    人在家中笑得门窗在叫，

    主妇们切碎盐渍加调料，

    丁香嫩芽放在卤汁里泡。

    树林子像是在一边嘲笑，

    把这些笑声朝山坡上抛，

    樟树在那里受阳光炙烤，

    像是被黄火的热气烧焦。

    这里一条小路下到山谷，

    还有许多干枯的水朽木，

    那片片积水怜爱这初秋，

    把这一切都收容在一处。

    世界原本单纯而又清楚，

    决非聪明人设想的糊涂，

    就好比水淹了苍翠林木，

    一切的一切都有着归宿。

    一旦面前的一切都烧光，

    眼睛也无须徒然地迷惆，

    那白色的秋天的雾茫茫，

    却像蛛丝一般粘到窗上。

    从庭院篱墙引出的小路，

    消失在一片烨树林深处，

    院里笑声伴着家务忙碌，

    同样的笑语欢声在远处。

    婚礼

    贺客走过一侧的庭院，

    轻松愉快地参加喜筵，

    手风琴伴着笑语欢颜，

    早早就来到新娘门前。

    一扇扇门用毡布镶边，

    遮不住门后片语只言，

    说不尽的话断断续续，

    子夜以后才求得安闲。

    极度的困倦迎来黎明，

    多么想合上睡眼惺松，

    客人们纷纷告别散尽，

    回去的路上伴着琴声。

    琴手也从甜梦中惊醒，

    再把那琴键按在手中，

    白色键盘上手指飞腾，

    伴送远去的笑语欢声。

    一切又一次重新开始，

    说不尽的话无休无止，

    这是温暖的亲人酒宴，

    直接送在新人的床边。

    新娘裹起雪白的衣裳，

    喧闹衬托出仪态端庄，

    像一只白孔雀在飞翔，

    轻轻地擦过你的身旁。

    她频频地轻轻点着头，

    不时举起纤细的右手，

    轻快的舞步踏出拍节，

    活像那一只只的孔雀。

    欢乐的喧闹掀起激情，

    旋转的轮舞脚步轰鸣，

    恨不能寻找一个地缝，

    跳过去消失无影无踪。

    小小的庭院睡醒了觉，

    你言我语的声音喧闹，

    夹杂着家务事的商讨．

    不时爆发出一声大笑。

    抬头望见天际的天穹，

    一些瓦蓝的斑点腾空，

    原来是一群家养驯鸽，

    欢快地飞出小小樊笼。

    它们好像是忽然想起，

    也急忙赶来参加婚礼，

    祝一对新人百年长寿，

    表达了养鸽人的心意。

    生命原本只是一瞬间，

    我要融化为一点点，

    混合在所有人的心田，

    也是对所有人的奉献。

    然而现在只有这婚礼，

    还有窗外传来的歌声，

    衬托着瓦蓝色的鸽群，

    还有这如睡如醒的梦。

    秋

    家里的仆人已被我遣散，

    亲朋好友各在天之一边，

    总是那种一个人的孤单，

    充满我心中和那大自然。

    在这荒凉的看林人小屋，

    只留下你和我厮守居住。

    像是歌中唱的那些小路，

    丛生的杂草淹没了半数。

    凝望着我们的圆木围墙，

    如今也带上满面的忧伤。

    我们答应不要任何阻挡，

    我们宁愿死得公开坦荡。

    我们常无言对坐到夜深，

    你埋头女红我手捧书本，

    直到天明我们竟未发觉，

    记不清何时才停止亲吻。

    让满树的秋叶尽情喧闹，

    无所顾忌地在风中飘摇，

    昨日的悲伤还迟迟未了，

    却胜不过又添新愁今朝。

    让我倾听九月的音声，

    都是些卷记和叹赏之情！

    　一切都成了秋天的絮语，

    　直到精疲力竭生命告终！

    　像那丛林一样枝秃叶光，

    　你也仿效着卸去了衣裳，

    　就这样投入拥抱的臂膀，

    　只是一件绸衫遮在身上。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你为我阻挡了绝望之路，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童话

    这是在很久以前，

    一个神话般的远方，

    一个骑士沿着河旁，

    穿过广阔的草场。

    他忙着寻条小路，

    但透过草原的尘雾，

    迎面看到浓密树木，

    就在前方远疑。

    飒爽的精神减弱，

    心中一个念头闪过：

    饮马不能走近小河，

    快把缰绳松脱。

    但骑士并不听从，

    驱使马儿任意奔腾，

    飞快地跑了这一程，

    朝向山岗树丛。

    转过了一座山丘，

    又来到了一条干谷，

    林中草地遇在半途，

    越过山峰一处。

    眼前是一片洼地，

    一条小路出没草际，

    循着野物点点足迹，

    来到它们饮水地。

    像是聋人不听唤，

    也不信自己的感官，

    只顾牵马走下陡岸，

    让马儿畅饮一番。

    幽暗的洞在河边，

    洞的前方一片浅滩，

    仿佛一股琉璜绿火，

    照亮洞口山岩。

    骑士眼前之所见，

    是血色的烟雾一片，

    还有那茫茫的林海，

    似在远方召唤。

    骑士急忙挺起腰，

    策马越过一个山包，

    迎着那个召唤快跑，

    响应它的感召。

    他紧紧握住长矛，

    原来是他亲眼看到，

    一条龙的头和尾消，

    还有坚硬鳞爪。

    龙张口打个呵欠，

    喷出火光像是闪电，

    绕着一个妙龄少女，

    整整盘了三圈。

    当中还有一头蛇，

    身躯蜿蜒像根长鞭，

    用它那凉滑的脖颈，

    搭在少女双肩。

    按照当地的习惯，

    凡是美丽的女俘虏，

    都要当作最好贡献，

    送给林中怪物。

    少女的父老乡亲，

    情愿拿出房舍田庄，

    作为这姑娘的赎金，

    向龙提出报偿。

    那蛇缠住她的手，

    又紧紧裹住她咽喉，

    要把牺牲者的痛苦，

    让这姑娘尝够。

    看到这样的哀求，

    骑士又怎么能忍受，

    手持长矛腾空而起，

    誓与龙蛇搏斗。

    转眼就是几百年，

    同样的云同样的山，

    同样的溪流河水间，

    悠悠岁月依然。

    骑士头上的战盔，

    厮杀中被打得开花，

    忠实的马踏住了毒蛇，

    让它死在蹄下。

    那马和龙的尸体，

    并列着倒在沙滩上，

    少女受惊神志不清，

    骑士昏迷不醒。

    头上是红日当空，

    瓦蓝的天清明无风。

    这姑娘是大地之女？

    还是郡主王公？

    有时是感到幸福，

    不禁流下欢乐的泪，

    有时仍旧如痴如醉，

    忘记一切昏睡。

    两人的心还在跳，

    他和她在争取生命，

    有时渐渐恢复清醒，

    有时重入梦中。

    转眼就是几百年，

    同样的云同样的山，

    同样的溪流河水间，

    悠悠岁月依然。

    八月

    像是忠实地遵守着诺言，

    旭日早早就在天边出现，

    一道道红里透黄的光线，

    从窗帘直照到长椅跟前。

    这储石色的温热的阳光，

    照遍了附近的树木村庄，

    潮湿的枕巾和我的卧床，

    还有书架后面那一面墙。

    我想起是为了什么原因，

    才会稍稍沾湿了这枕巾，

    就是梦见你们为我送行，

    一个随着一个走在林中。

    你们三三两两或是一群，

    这当中不知谁忽然想到，

    今天按旧历是八月六号，

    基督变容节恰好在今朝。

    那是没有火的普通的光，

    来自那基督变容的山上，

    让秋日显现上天的征兆，

    普天下的人都受到感召。

    你们穿越过走过的地方，

    是一片细小光秃的赤杨，

    但这墓地树叶上的颜色，

    却像刻花糕饼似的姜黄。

    摇动树顶的风已经平静，

    仰望着温柔闲适的天庭，

    远处的雄鸡一声接一声，

    不断地唱出报晓的啼鸣。

    在这丈量过的国有墓地，

    到处都是死一般的静寂，

    看着我已经逝去的面庞，

    掘个墓穴比照我的身量。

    你们大家都会亲耳听见，

    一个平静的声音在身边，

    那是已经预知天意的我，

    说话的嗓音丝毫没有变：

    “永别了，在基督变容节

    和救主节这晴朗的一天，

    请用那女性温柔的手掌，

    最后抚平我命运的创伤。

    “永别了，多年不幸时光：

    女人的变幻莫测的召唤，

    无止境的卑微还有低贱，

    一生我都在充分地承担。

    “永别了，伸展宽阔翅膀，

    为的是勇敢自由的飞翔，

    伴送着世间的创造之神，

    还有那应验的言语篇章。”

    冬之夜

    没有了任何分界，

    天地之间是一片白。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像那夏日的蚊虫，

    一群群地追逐亮光，

    团团的雪花扑向门窗。

    风雪在窗面凝挂，

    结成圈圈道道冰花。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烛光映照在屋顶，

    投去手足交叉的影，

    那是结合一起的运命。

    脱下的两只小鞋，

    落到地面发出轻响，

    几点烛泪滴落衣裳。

    一切都已经消失，

    风雪的夜是一片白。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灯火在风中摇荡，

    诱惑的天使在飞翔，

    展开那两只爱的翅膀。

    整个二月是这样，

    天地之间是一片白，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分离

    他从门槛上向里张望，

    认不出这就是家。

    她的离去就像是逃亡，

    把凌乱痕迹留下。

    这儿一切都是乱糟糟，

    看不出怎样才好，

    因为两眼布满了泪痕，

    只感觉头脑昏沉。

    圣诞夜的星(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

    那是个冬天。

    风来自草原。

    山坡上的一个洞，

    里面的婴儿受冻。

    健牛用呼吸

    暖他的身体，

    一些家畜也在洞里，

    马槽上散出温暖的气息。

    牧羊人抖动皮衣，

    甩掉草屑和谷粒，

    睡眼望着夜半的远方，

    背靠着峭壁。

    那是一片旷野，

    白雪覆盖了村舍和篱墙，

    墓碑歪斜地立在雪中，

    头上是满天繁星。

    仿佛就在近旁，

    打更人的窗台上，

    一盏小小的灯碗，

    通伯利恒的路闪出星光。

    这星燃出的火，

    仿佛烧起了草垛，

    又像是起火的谷仓，

    但远离上帝的天堂。

    这星向上腾飞，

    带着炽热的谷草灰，

    整个的宇宙天庭，

    都被这新星惊动。

    越来越旺盛的火，

    似乎为了什么在减弱，

    随着天意的安排，

    三颗小星匆匆赶来。

    配了挽具的驴和驼队，

    就在后面跟随，

    它们戴了足够的贡献，

    迈着碎步走下山。

    这奇迹般的一切，

    未来都要变换地出现：

    包括几代人的思想和希望，

    还有将来的博物馆和画廊，

    相逢

    大雪封了路，

    埋住了幢幢房屋。

    　我要去暖暖两只脚，

    你刚巧就倚在门后。

    　不曾戴着帽，

    　也没有穿上套靴，

    　为了冷却。心的激动，

    　你口含了冰凉的雪。

    　树木和篱栅，

    　隐没在远方雾中。

    　大雪纷飞凛冽的天，

    　只有你站在墙角边。

    　雪融在发辫，

    　湿透了领口农边，

    　晶莹的露珠一点点，

    　在你头上一闪一闪。

    　一绝淡黄发，

    　在你的额边斜挂，

    发辫衬着你的面颊，

    全身都裹在大衣下。

    雪湿了睫毛，

    眼里是悲伤情调，

    整体的你如此匀称，

    仿佛一块碧玉雕成。

    像是一块铁，

    也是炼好的合金，

    命运让你握在手中，

    在我心上划一刻痕。

    深深的刻痕，

    永远印上你全身，

    因此一切都无所谓，

    尽管人世残酷无情。

    同样的原因，

    这个雪夜加倍长，

    我不能划一条界限，

    割断在你和我之间。

    你我何处来，

    有谁能说个明白？

    尽管留有闲言碎语，

    那时我们已不存在。

    圣诞夜的星

    那是个冬天。

    风来自草原。

    山坡上的一个洞，

    里面的婴儿受冻。

    健牛用呼吸

    暖他的身体，

    一些家畜也在洞里，

    马槽上散出温暖的气息。

    牧羊人抖动皮衣，

    甩掉草屑和谷粒，

    睡眼望着夜半的远方，

    背靠着峭壁。

    那是一片旷野，

    白雪覆盖了村舍和篱墙，

    墓碑歪斜地立在雪中，

    头上是满天繁星。

    仿佛就在近旁，

    打更人的窗台上，

    一盏小小的灯碗，

    通伯利恒的路闪出星光。

    这星燃出的火，

    仿佛烧起了草垛，

    又像是起火的谷仓，

    但远离上帝的天堂。

    这星向上腾飞，

    带着炽热的谷草灰，

    整个的宇宙天庭，

    都被这新星惊动。

    越来越旺盛的火，

    似乎为了什么在减弱，

    随着天意的安排，

    三颗小星匆匆赶来。

    配了挽具的驴和驼队，

    就在后面跟随，

    它们戴了足够的贡献，

    迈着碎步走下山。

    这奇迹般的一切，

    未来都要变换地出现：

    包括几代人的思想和希望，

    还有将来的博物馆和画廊，

    诱人的巫术和美女的轻狂，

    世上的圣诞树和孩子们的梦想。

    跳动的烛火连成一线，

    法衣的彩绣烟熔生辉—…·

    草原的风狂暴肆虐……

    苹果树和金光菊风中摇曳。

    赤杨林遮住了一角池塘，

    从这里可以看到另一角，

    但要越过树顶和白嘴鸦巢。

    驴子和驼队沿着池塘前进，

    一旁跟随着牧人。

    “来吧，一同去向神迹祈祷。”

    牧人说着掀开御寒的皮袄。

    雪地上疾走发出了热，

    赤裸的双脚匆匆踏过，

    足迹指向一座小屋，

    牧羊大轻轻叫个不住，

    似乎在担心迷途。

    这一夜冷得出奇，

    一个人肩上的落雪成堆，

    他总是悄悄地混进驼队。

    牧羊犬警觉地把脚步放慢，

    等待着主人和可能的灾难。

    同是这一条路径，

    几名天使也在行进，

    他们的身影虽然隐去，

    雪地上依然留下足迹。

    人群吵嚷着站在巨石前，

    曙光照出了红松的树干。

    “你们是些什么人？”马利亚在发问。

    “我们是牧羊人，是上天指派，

    送来对你和他的赞美，是目的所在。”

    一都进去不可能，请在外面稍待。”

    黎明前灰黑的昏暗当中，

    赶牲口的和牧羊的聚集着在骂。

    步行人和骑手对骂着开起玩笑，

    驴子和驼队在饮水槽前嘶叫。

    提慢的天色开始放明，

    空中消失了最后的星。

    术士受马利亚的召请，

    走进神奇的岩洞。

    他安睡在橡木的马槽，

    光辉的全身像月光普照。

    驴子和健牛的嘴唇，

    代替了温暖的银褓。

    阴影里站立的畜群，

    似乎耳语着分辨人的声音。

    马槽左边站定的一个人，

    伸手把术士报到一旁，

    他转身回首张望：

    天边那颗圣诞的星，

    像临门的佳宾把圣婴照亮。

    黎明

    是你主宰了我的命运。

    后来爆发了战争，

    一切的一切都烧净，

    得不到你丝毫音讯。

    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多年后使我震惊。

    整夜读着你的遗训，

    似乎从昏厥中苏醒。

    我非常想要走进人群，

    和他们迎接黎明。

    我愿把一切都奉献，

    把大家都拥在膝前。

    我沿着阶梯飞快地跑，

    像初次得到逍遥，

    奔向那雪盖的街头，

    踏上那结冰的大道。

    到处飘起清早的炊烟，

    饭后都赶向车站。

    城市完全变了模样，

    只不过几分钟时间。

    鹅毛一样的浓密雪片，

    像帷幕挂在门前。

    为了抓紧分秒时间，

    大家不曾从容进餐。

    我几乎为所有人担忧，

    仿佛他们的骨肉。

    我愿像雪一样融化，

    像这清晨紧锁眉头。

    和我同在的无名无姓，

    不论是妇老儿童。

    他们都已把我战胜，

    我的胜利就在其中。

    　神迹

    他走的是去耶路撒冷的路，

    。心中充满预感的痛苦。

    峭壁上的树丛已经烧光，

    火后的烟雾凝聚在茅屋上，

    无声的苇丛呼吸着炽热的空气，

    死海泛不起一丝涟海。

    胜过海水的苦涩他已饱尝，

    彩云伴着他在这土路上奔忙，

    去耶路撒冷城寻一家栈房，

    门徒在那里期待着探望。

    他深深沉入自己的思索，

    无力地把长满苦艾的田野走过。

    仁立在寂静之中的只他一人，

    这一带到处昏昏沉沉。

    干旱和沙漠已混杂在一起，

    还有那泉水溪流和渐锡。

    不远处有一株挺拔的树棵，

    那是只有枝和叶的无花果。

    他问树说：“你生来对人何益？

    光秃的枝干有什么乐趣？”

    “我又机又渴，你却无花无果，

    和你相遇令人无可奈何。

    啊，你无才无学真晦气！

    让你一生永远如此站立。”

    这树因受责而周身颤抖，

    又像是通过了一道电流，

    顷刻间化为乌有。“

    你或许会找到闲暇时光，

    深入自然规律的殿堂，

    读懂这枝干茎叶的文章。

    然而神迹终归是神迹，

    神迹也就是上帝。

    每逢惊慌失措或遇到危机，

    他会来得出其不意。

    　土地

    春天似乎杂乱无章，

    匆匆闯进莫斯科的住房。

    橱后飞出的虫蛾，

    爱停留的是件件夏装，

    快把裘农收进木箱。

    阁楼的木板，

    一排排盆栽的紫罗兰，

    人们的呼吸更加顺畅，

    屋子里飘散着泥土香。

    泥泞的街巷和源脱的窗，

    短暂的白夜和晚霞的光，

    在莫斯科的河边，

    这是不能错过的景象。

    发生在户外的音响，

    也回响在走廊，

    那是四月的雨滴，

    送来点点偶然的消息。

    四月的故事是一条长河，

    把人间的痛苦诉说。

    篱栅凝住了霞光，

    时间在这里倘佯。

    无论空旷的田野，

    或是舒适的厅堂，

    到处是无数的灯光，

    空气也变得异样。

    在那街道和工场，

    泥泞的路和檐下窗旁，

    稀疏的柳枝把嫩芽催放。

    远方的雾中谁在哭诉，

    苦涩的气息来自腐熟的土？

    须知这就是我的使命，

    为了这隔阂不生出寂寞，

    为了这自由的土地不唱出悲歌。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早春的朋友和我相聚。

    我们的相会是为了分手，

    我们的欢宴是为了留言，

    让那苦难的暗流，

    温暖生活的冷酷。

    　受难之日

    那是最后的七天，

    他来到耶路撒冷，

    身后有手举橄榄枝的人群，

    迎面一片祈祷的呼声。

    严酷的日子一天胜似一天，

    慈爱已经脱离心间，

    到处是横眉怒眼，

    历史翻到了最后一篇。

    铅灰色的天，

    在这城的上空高悬，

    法利赛人在寻找罪证，

    狡猾的犹拉在他们面前。

    邪恶的力拥进神殿，

    把他交付露贼审判，

    先前的歌颂和礼赞，

    变成了诅语咒言。

    外乡的人聚成了群，

    窥望着拥在殿门，

    大家都等待着结局，

    推操着前拥后挤。

    悄悄的耳语在流传，

    都是四面八方的谣言。

    唤起了儿时的记忆，

    那是逃亡去到埃及。

    有人说起了那片土坡，

    还有悬崖边的沙漠，

    撒旦在那里施了诱惑，

    　应许给他世上的万国。

    也提到了道南的喜宴，

    神迹曾显现在席间，

    他履海如平地，

    从容登上了小船。

    穷苦的人聚了一群，

    捧着蜡烛来到坟莹，

    奇景吓灭了烛火，

    复活的他正在起身……

    二十三

    　忏悔的女人

    （之一）

    死神入夜就要光临，

    这是我一生的报应。

    荒唐放荡的回忆，

    会啮咬我的心灵。

    被玩弄于男人的股掌，

    我曾愚蠢而疯狂，

    欢乐在繁华的街上。

    坟墓的寂静到来之前，

    只有不多的时间。

    当我走近生命的边缘，

    愿剖开肺腑心肝，

    呈献在你面前。

    啊，我的导师和救主，

    多么渴望那片乐土。

    受我的引诱而来的人，

    像是被罗网缠身，

    永远等不到我的音讯。

    假如在众人眼中，

    苦痛使我与你同在，

    宛如幼芽与母本不可分开，

    那么罪恶、毁灭与地狱之火，

    又会意味着什么？

    我主耶稣，

    你一旦双膝跪倒，

    我会把木十字架拥抱，

    若是将你埋葬，

    我将无知无觉倒在你身旁。

    　忏悔的女人

    （之二）

    节日前都在清扫，

    我离开这嘈杂与喧闹，

    用一桶尘世的水，

    洗净你的双脚。

    我找不到床下的软靴，

    只因两眼噙满了泪水，

    还有那散开的发卷，

    这在我眼前。

    主的双脚落在我裙边，

    挂上我的项链，

    沾满泪痕一片，

    垂发掩住泪眼。

    我看到了未来清晰图景，

    恰如你所规定。

    我已有预言的才能，

    学会了女巫的本领。

    教堂的帷幕明天就要落下，

    我们都会被抛到一边，

    大地要在脚下震颤，

    也许为了我的可怜。

    送葬的人重整队形，

    骑在马上的各奔回程。

    仿佛起了一股龙卷风，

    十字的木架要挣向天空。

    爿、倒在你受难的十字架下，

    我无言地紧咬双唇。

    你双手拥抱了众人，

    如今在十字架两端平伸。

    客西马尼的林园

    远方闪烁的群星，

    无意照亮蜿蜒的路程。

    小路盘旋在橄榄山，

    脚下水流急湍。

    芳草地中断在半途，

    后面开始的是银河路。

    亮灰色的橄榄果，

    要拼命乘风举步。

    尽头就是那沃土的林园，

    他吩咐门徒留在墙边：

    “我的心万分悲痛，

    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

    无所不能地显现神迹，

    他已从容地放弃，

    如同拒绝了高利借贷。

    如今已经和我们一样，

    无需任何赎买。

    遥远的夜，

    已是一片空幻，

    茫茫的虚无缥缈间，

    只有这一处可住的林国。

    眼望这昏暗的虚空，

    既无始也无终，

    他极力祈求天父，

    把这苦林免除。

    祈祷减轻了倦怠，

    他又一次来到园外。

    但门徒已被困乏战胜，

    纷纷倒在路边草丛。

    他把众人唤醒：

    “天父让你们与我同在，

    却睡在这里一动不动。

    太子的时刻已到，

    他已被卖在罪人手中。”

    话音刚刚落下，

    出现了流浪的奴仆一群，

    他们手持刀剑棍棒，

    前面的犹大是带路人，

    准备好出卖的一吻。

    彼得拔剑和暴徒对抗，

    一人的耳朵被砍落地上。

    他的声音响在众人耳旁：

    “收起你的剑，

    刀枪解决不了争端。

    “难道不能请求我的父，

    派来无数的天兵相助？

    仇敌那时就会四散奔逃，

    不会损害我丝毫。

    “生命的诗篇己读到终了，

    这是一切财富的珍宝。

    它所写的都要当真，

    一切都将实现，阿门。

    “请看，眼见的这些

    都应验了箴言，

    即刻就会实现。

    为了这警喻的可怖，

    我愿担着苦痛走向棺木。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附录

    蓝英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

    去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五年前我曾在这所大学任教过两年。那时苏联开始解体，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我被各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弄得眼花镜乱，整天看报看电视，两年内竟未读过一部文学作品，回想起来觉得白白浪费了许多时光。这次决意不看报，不看电视，教学之余只读文学作品。一天下课回宿舍，路上碰见五年前结识的一位俄国朋友。他大概觉得我对俄罗斯形势的兴趣不减当年，一见面便把手里的仍紧急报》塞给我，让我快回宿舍看。午休时候我随便翻了一下，是九月十五日的报纸，刚到的，都是竞选国家杜马的消息，刚想放下，一条消息映入眼帘：奥莉加·伊文斯卡妞九月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口气读完这篇报道。伊文斯卡妞是帕斯捷尔纳克晚年的知音，创作的缓斯。十几年前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记得译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暴风雪袭击旷野中久无人住的住宅，四周渺无人迹，只有四只狼对着窗内的灯光嚎叫。栖身在屋内的日瓦戈医生和拉拉陷入绝境，等待着他们的不是逃脱便是死亡。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两颗相爱的心互相温暖、支撑。拉拉的原型便是伊文斯卡妞，日瓦戈同拉拉的爱情便是诗意化的帕斯捷尔纳克词伊文斯卡歧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出身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即所谓的同路人。但不知为何他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榜样。但这并未改变作协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前拉普成员便是他们的支持者。自一九三五年起，斯大林用死了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三八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圈子里便完全孤立。无产阶级作家不屑同他交往，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与他同属异己的作家也不敢同他交往。例如，同他教养相似的阿赫玛托娃因丈夫和儿子被捕自身难保，怎敢再连累他。在家庭中，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孤独。第二个妻子奈豪斯虽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渐渐干涸，亟待友人理解的甘露。不久二战爆发，他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同绥拉菲莫维奇一起上前线，并获得一枚奖章，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孤寂。战争胜利后他渴望新鲜空气吹进苏联，曾令人民胆战心惊的清洗、镇压不再重演。一九四六年，他乘着这股清新的风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就在这一年，他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编辑部里结识了伊文斯卡如。伊文斯卡妞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妞热爱的诗人、崇拜的偶像。她亲眼见到他激动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也被伊文斯卡妞超尘拔俗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目光一接触便激起心灵的火花。帕斯捷尔纳克几天后便把自己所有的诗集签名赠给伊文斯卡妞，并请她到世界著名钢琴家尤金娜家听他朗读《日瓦戈医生》的前三章。伊文斯卡妞觉得，第二章《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中的拉拉的气质同自己非常相似。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便以她为原型塑造拉拉，把伊文斯卡妞的经历也写入这个形象。伊文斯卡妞第一个丈夫是在大清洗中被迫自杀的，第二个丈夫病故，她同女儿伊琳娜相依为命。拉拉的丈夫也是被迫自杀的，她也同女儿卡佳厮守在一起。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妞在《新世界》编辑部的邂逅，改变了他们两人的命运，使伊文斯卡妞历尽磨难，把帕斯捷尔纳克过早地送入坟墓。一九四六年伊文斯卡妞三十四岁，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未阻碍他们相爱。一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对伊文斯卡妞说：“我对您提出个简单的请求，我要同您以‘你’相称，因为再以‘您’相称已经虚伪了。普希金没有凯恩。心灵不充实，叶赛宁没有邓肯写不出天才诗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伊文斯卡妞便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相爱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超过苏联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多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他的作品选入中学文学课本，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可国外却没人听说过他们、但欧洲文化界都知道苏联有个帕斯捷尔纳克。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必然招致作协领导人的嫉妒。他们想出种种压制帕斯捷尔纳克的办法，不发表他的作品，迫使他向他什1靠拢、低头。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见诗作无处发表，便译书维持生计。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威望反而增高。为制服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四七年，苏联莎士比亚研究者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译文横加挑剔，致使已经排版的两卷译文无法出版。同年三月，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文，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未能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然而，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我行我素，不买作协的账，除继续译书外、潜心写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把写好的章节读给邻居楚科夫斯基、伊万诺夫和伊文斯卡妞听。有时，他还在伊文斯卡姚家给她的朋友们朗读。作协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阻止他写《日瓦戈医生》，想出一个狠毒的办法，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逮捕了伊文斯卡妞，罪名是她伙同《星火画报》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伊文斯卡妞与此事无关，逮捕她的目的是为了恫吓自己，迫使他放弃《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无力拯救自己。心爱的人，除悲愤和思念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小说写作中。他被传唤到警察局，民警把从伊文斯卡妞家中抄出的他的诗集退还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取，声明诗集是赠给伊文斯卡妞的，已不属于他，应归还原主。帕斯捷尔纳克的倔强态度使监狱里的伊文斯卡妞受罪更大。审讯员对她连轴审讯，让耀眼的灯通宵对着她眼睛，不让她睡觉，一直折磨她三天三夜，逼她交待“犹太佬”的反苏言行。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人，审讯员都管他叫“犹太佬”。为了压下她的“气焰”，审讯员把她关进太平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已死，她还顶什么？伊文斯卡妞一人在几十具蒙白布的尸体之间并不害怕，—一揭开白布，发现没有自己的爱人，反而增加了对抗的勇气。这时，审讯员发现她怀有身孕，不再审讯她，把她送入波季马劳改营。她同其他女劳改犯用铁镐刨地时流产了，这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妞在劳改营里关了五年，一九一五三年才被释放。伊文斯卡妞在劳改营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她联系，每次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便痛不欲生，写了不少思念她、赞美她的诗：

    我们常无言对坐到夜深，
    你理头女红我手捧书本，
    直到天明我竟未发觉，
    记不清河时才停止接吻。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你为我阻拦了绝望之路，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伊文斯卡妞释放后，帕斯捷尔纳克急于见她又怕见她，五年的折磨不知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帕斯捷尔纳克见到伊文斯卡妞后惊喜万分，劳改非但未摧毁她的精神，也未改变她的容颜，依然楚楚动人。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伊文斯卡还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决支持者。拉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伊文斯卡妞的亲身经历丰富了拉拉的形象。形象原型参与塑造形象在文学史上也属罕见。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妞承担。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奈豪斯无法胜任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医生对妻子东尼妞和拉拉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同她离异，因此也无法同伊文斯卡妞正式结合。

    一八五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手机TXT小说下载网|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如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他同帕斯捷尔纳克洽商时，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妞又去找文学出版社商议，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以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这时，被称为“灰色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赛尔特里内利索回原稿。帕斯捷尔纳克照苏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请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出面干预，因为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没料到赛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退党，并在一九五七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一九五八年西方最畅销的书。苏联领导人发怒了。大概不完全由于小说内容，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没读过这本书，而是由于苏斯洛夫亲自出马仍未能阻止小说出版丢了面子。就其暴露苏联现实的程度而言，《日瓦戈医生》不如一九五六年在国内出版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为何容忍杜金采夫却不容忍帕斯捷尔纳克？读过手稿的西蒙诺夫、赛定等人愤怒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作品，当然还夹杂着嫉妒等感情因素。至于广大群众则因为领导人愤怒而愤怒，这已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党一直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他们相信领导人的每句话。总之，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报刊连篇累股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是没一位文章作者读过这本小说。许多作家本来就同他关系疏远，现在躲避惟恐不及，只有几位老作家见面同他打招呼。他大部分时间都同伊文斯卡妞在一起。她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预言小说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劝他原谅现在反对他的人，并挺身而出，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伊文斯卡妞被苏斯洛夫召到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对她厉声申斥，并追问帕斯捷尔纳克同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的关系。伊文斯卡妞一口咬定手稿是她转交的，同帕斯捷尔纳克无关，帕斯捷尔纳克得知后坚持先在国内出版。苏斯洛夫召见伊文斯卡妞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进入新阶段，一些天真的学生还到帕斯捷尔纳克住所前骚扰，使他终日不得安生。伊文斯卡妞找到同上层关系密切的赛定，向他郑重声明，如果继续骚扰帕斯捷尔纳克，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便双双自杀。她的威胁果真发生作用，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短暂的安宁。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当晚，楚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两家邻居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向他祝贺。次日清晨，第三个邻居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不理睬正在厨房准备早餐的奈豪斯，径直上楼走进帕斯捷尔纳克书房，逼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然作协将开除他会籍，并让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走一趟，苏共中央文艺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发表声明，也不肯同他去见波利卡尔波夫。费定急忙回去向波利卡尔波夫汇报。奈豪斯见费定匆忙离去，脸色阴沉，连忙上楼看丈夫，只见帕斯捷尔纳克晕倒在地板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始终未屈服。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

    “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入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转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辞而过了几小时，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奶通过电话后，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与此同时，他也给党中央发了份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妞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

    帕斯捷尔纳克为了悍卫荣誉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荣誉在爱情面前却黯然失色。为使伊文斯卡妞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一切都在所不惜。

    然而一切都晚了，听命于领导的群众在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的煽动下，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示威，用石块打碎门窗玻璃，呼喊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口号。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声称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被驱逐出境。在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一做不振。他孤独地住在作家村，心脏病不时发作，很难出门。奈豪斯不准伊文斯卡妞进他们家门，他们两人极少见面，甚至无法互通消息。一九六O年五月三十日，帕斯捷尔纳克涛然逝世。官方当然不会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报上只发了一条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连他是诗人、作家都不承认了。但他的诗歌爱好者们在作家村贴出讣告，民警揭掉后又重新贴上。帕斯捷尔纳克下葬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人到他的住宅同他告别。奈豪斯不准伊文斯卡妞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妞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枢。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但她万万没料到等待着她的是更大的磨难。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伊文斯卡妞同二十岁的女儿伊琳娜同时被捕，罪名是向国外传递手稿并领取巨额稿酬。伊文斯卡妞除了在莫斯科给意大利出版商看过《日瓦戈医生》手稿外，从未向国外传递过任何手稿，至于稿酬则更是一戈比也未领取过。当局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气都撒在伊文斯卡妞身上，她被判处四年徒刑，伊琳娜两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伊文斯卡妞才被释放。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相爱了十三载，共同经历了人生旅途的惊风骇浪。她把这一切都写入了回忆利时间的俘虏》中。书名取自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六年所写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3-5

    第三章

    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几天，一年中开始暖和的日子，而送来的却是春的虚假的信息，每年在这以后还会急剧地冷起来。

    格罗梅科一家正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在这幢住户大大增加、人数比街上的麻雀还要多的楼里，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好像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反对迁移。他并不干预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这种多此一举的行动不会实现，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颇有进展并且接近于完成，于是就到了必须认真地谈一谈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都认为我不对，我们还是应该走？”他用这句话讲完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接过话头：

    “你说是再勉强凑合一两年，那时候调整好了新的土地关系，可以在莫斯科郊区申请一块地，开个菜园子。不过当中这一段日子怎么过，你并没说出个主意。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的事，想听的正是这个。”

    “完全是说梦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支持女儿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意了。“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因为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儿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在瓦雷金诺住过的三个人当中，妈妈和祖母两个人已经去世，剩下的第三个人就是祖父克吕格尔，他如果活着也准会在铁廖后面当人质。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厂方面做了一些手脚，装作把它们卖给了某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或银行，也许和什么人象征性地办了过户手续。对这些勾当，我们谁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谁的，我指的不是那该死的所有权，而是谁在照管？哪个机关负责？林木有没有砍伐？工厂还开不开工？最后，那地方是谁的政权，等我们到了以后又会变成谁的政权？

    “对你们来说，米库利钦就是救命的寄托，这是你们常爱提到的人。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位老管家还健在，而且照旧住在瓦雷金诺？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说出这个姓名才让我们记住了以外，对这个人还了解什么呢？

    “不过还争论这些干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我也同意。现在就是需要弄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不要再拖了。”

    为了办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去了。

    直穿大厅的一条两边有栏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讲话，声音都异乎寻常地高，毫不考虑在共鸣很强的穹顶下面会造成多么大的回声。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因为医院超员，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遇到过必须如此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种不幸的人会有这么多，而且车站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每天都得来看看。现在车次很少，要碰机会。事情明摆着……（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点什么打点打点。不花钱就走不了。哦，就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咙）这可是宝贝。”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两方面都给了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可以到刚设立的第一个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券。

    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医生和岳父穿过教堂的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没有门槛就从地面逐渐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展宽了的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拦了一条长柜台，旁边站着一个神态安详的保管员，正在不紧不慢地称发食品，发过的就挥动铅笔从单于上划掉，偶尔离开一会儿去库房取货。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拿出你们盛东西的口袋。”保管员很快地看了一眼医生和教授的单子，就对他们说。他们看着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的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着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然后每个人又给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到家以后才知道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几乎都要瞪了出来。

    女婿和丈人尽快把许多小口袋捆成两个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了。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为可以享受一点口腹之乐，而是意识到他们并非庸碌无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年轻主妇东尼娜的夸奖，能让她领情。

    男人们一天到晚忙着去各有关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和保留现在住的这几间屋子的契约，这时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家里挑选应该打点的东西。

    在目前登过记属于格罗梅科一家的这三间房子里，她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每当要把随便一件什么小东西放到应该带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没完没了地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当作交换手段去使用。

    从敞开的小气窗吹进来的春风，带着点地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味道。院子里有鸡在叫，还听得见玩耍的孩子们的说话声。房间通风的时间越长，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天穿的那些旧衣服就发散出更浓的樟脑丸的气味。

    至于说什么东西应该带着走，什么东西不能带，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来的，在留下来的熟人圈子里依旧照办。

    这些嘱咐都是简短的、非照此办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现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子里，以至于她在想象中似乎随着院子里麻雀的叫声和做游戏的孩子们的喧嚷都能听得到，又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类的东西，”想象中的声音说，“最好裁开，木过路上要检查，这也危险。最可行的办法是弄成一块块的，做成把毛边缝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可以带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顶好是穿得木太旧的上衣。不值钱的、分量重的东西越少越好。因为经常要靠自己拿，别想带什么篮子、箱子。这些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动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最有用，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不过也有很大的风险。钱要带二十或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办的还是证件。”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注意事项。

    出发的前一天刮起了暴风雪。风把一片片灰云似的飘荡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后又变成一股股白色的气旋降落到地上，飞入黑暗的街道深处，给街道铺上一条白色的被单。

    屋子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照看这几间房屋和里边留下的财物的事，托付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去年冬天通过他们卖了些旧破烂和用木着的家具，换来了劈柴和土豆，这样才同他们认识的。

    这事不能指望马克尔。他现在把民警局当成了自己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虽然没有控诉过去的房主格罗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后来却责怪他们以往这些年总是让他无知无识，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成的。

    叶戈罗夫娜的这两位亲戚，男人过去是商业部门的职员，这时正由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领着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捐给他们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同他们一起把柜橱的门打开又关上，把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什么都要教给他们，一切都要解释清楚。

    房间里的桌椅都推到墙边，路上带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户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风雪要比那为了防寒把门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更加无阻拦地从外面窥视着空落落的房间。这就使每个人都回想起来一点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童年和母亲的死，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到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逝世和葬礼。一切都让他们觉得这是今后再不会见到的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想错了，不过，当时是在不愿让对方伤心而彼此都不承认的迷们心情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顾在这个屋顶下所过的生活，都强忍着在眼睛里打转的眼泪。

    但这并没有妨碍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的礼节。她不断地同受托照管房屋的那个女人交谈。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住地夸大她帮忙的意义。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们的关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间去一下，从那里一会儿给这个女人拿出一块头巾、一件女短衫，一会儿又拿出一块印花布或薄绢，当作礼物送给她。所有这些东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衬底上面带白格子或白斑点的，仿佛是雪地里黑暗的街道衬托着砖墙上一个个白色的楼空方格，在这临别的夜晚注视着没有遮挡的光秃秃的窗户。

    天刚蒙蒙亮他们便上火车站去了。这幢房子里的住户都还没有起床。住在这儿的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最爱凑热闹，这时挨家挨户跑着敲那些还在睡觉的人家的门，一边喊着：“注意接，同志们！去告别吧！快点，快点！先前在这儿住的格罗梅科一家子要走啦。”

    出来送行的人拥到墙边和备用楼梯的遮檐下面（楼前的正门现在一年到头都上了锁），贴着台阶围成半圆形，仿佛聚在一起照集体相似的。

    不住打哈欠的人们佝偻着腰，免得技在肩上的单薄的短大衣滑下来，一面哆哆咦噱地倒换着匆忙中套上毡靴的光脚。

    在这个见不到一滴酒星地的时期，马克尔居然能灌得烂醉如泥，现在像是被砍倒了一样，瘫倒在楼梯栏杆上，让人担心会不会把栏杆压断。他自告奋勇要把东西送到车站，遭到回绝还生了气。他们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的纠缠。

    天还没有亮。雪在无风的空中下得比头天晚上更加稠密。鹅毛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在离地不远的空中停滞一会儿，似乎对是否降到地面还迟疑不决。

    从巷子里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色亮了一些。飘着的雪像一面白色的蠕动的帘幕悬挂在街道上方，它那毛边的下端摆动着，和那些行人的脚混在一起，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从西夫采夫走来的这几个赶路的人，迎面没有遇到任何人。不久，一辆像是在湿面粉里滚过的沾满雪的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驾车的驾马也是满身白雪。讲妥了只用当时值不了什么的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价钱，马车就连人带东西都装了上去，只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外，他要求不带行装徒步走到车站。

    在车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父亲已经站到挤在两排木栏杆里的数不清人数的长队里。如今不是从月台上车，而是从离这儿差木多半俄里远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因为要清理出靠近站台的通道人手不够，车站周围的一半地面上都是冰和污物，机车也不开到这儿来。

    纽莎和舒罗奇卡没有和妈妈、外祖父一起站在长队里。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进口处外面的大遮檐下边走来走去，只是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是不是该和大人们呆在一起了。他们两个人身上发出很浓的煤油味儿。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在他们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到丈夫赶到，连忙朝他招手，但是没让他走过来，而是从远处喊着告诉他在哪个窗口办理出差证件。他于是就朝那边走去。

    “拿来看看，给你盖的是什么章。”刚一回来，她就问他。医生从栏杆后边递过来几小张折起来的纸。

    “这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后面的一个人，从她肩上看清了证件上加盖的印鉴以后说。站在她前面的另一个了解在各种情况下的一切规章、通晓刻板法令的人，更详细地作了解释：

    “有了这个图章，您就能要求在高等车厢，换句话说就是在旅客车厢给座位，只要列车挂上了这种车厢的话。”

    这立即引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要等一等，高等车厢得到前面去找。人真是太多啦。现在能坐到货车的缓冲器上，也得说声谢谢。”

    “这位出公差的先生，您别听他们的。您听我给您说说。现在已经取消了单一编组的车次，只有一种混合的。它既是军车，也是囚车，既能拉牲口，也能装人。舌头是软的，随便怎么说都行，不过要是让人家明白，就应该给人家讲清楚。”

    “你可真能解释，够得上是个聪明人。他们拿到了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你应该替他们往下一步多想想，然后再说话。这么显眼的身份，难道能上那个车厢？那节车上坐的都是部队的弟兄们。水兵不只是眼光老练，腰带上还有枪。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有产阶级，何况还是原先老爷堆里的医生。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要不是又有了新情况，这番对医生和他～家人表示同情的议论不知道还会扯到什么地方去。

    候车的人群早就透过车站的厚厚的窗玻璃把目光投向远方。长长的月台上的遮檐只能让人看到远处线路上的落雪。在这么远的距离，雪花看起来像是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落下去，好像是沉到水里喂鱼用的面包渣。

    早就有一群群的人和单个的人朝很远的地方走去。当走过去的人为数不多的时候，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雪花帘幕的后面，让人以为是些铁路员工在检查枕木。可是他们～下子聚成一堆。在他们要去的远处腾起了机车的烟雾。

    “开门，这帮骗子！”排队的人吼叫起来。人群拥上来靠到门前。后面的开始向前边拥挤。

    “瞧他们干的好事！这里用墙挡着，那边不排队就绕进去啦！人家一会儿就把车塞得满满的，我们还像绵羊一样站在这儿！开门，鬼东西！我们砸门啦！喂，伙计们，用力挤，加油！”

    “傻瓜，你们羡慕什么人呢？”那位无所不知的懂法律的人开了口。“那帮人是从彼得格勒押解来眼劳役的。原先派到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往东部前线赶。不是自愿的，有押送队。去挖战壕。”

    路上已经走了三天，不过离开莫斯科并不远。沿路一片冬日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的屋顶都理在雪下。

    日瓦戈一家幸运地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是一扇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一家人坐在一起，没有分开。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头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女人们举到车厢上，车厢边沿上有一扇沉重的活动拉门。上路以后，女人们开始逐渐适应，自己也能爬上这辆取暖货车了。

    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这些车厢就像是装上轮子的牲畜栏。照她的想法，这种小笼子似的东西，一碰撞或者震荡肯定就要垮掉。但是一连三天在行进途中经过改换方向和弯道、岔道前后左右的晃动，整整三天车厢下面的轮轴像玩具鼓鼓相似的敲敲打打，火车还是顺顺当当地行驶，说明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担心毫无根据。

    由二十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日瓦戈一家坐的是第十四节），只能有一部分，或是车头，或是车尾，或是中间的几节，能靠

    近沿路那些很短的站台。

    前边的一些车厢坐的是军人，中间的是普通乘客，尾部是征集来服劳役的。

    后一类乘客将近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

    职业。

    这一类形形色色的乘客占了八个车厢。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人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邀靶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

    修道土。

    第一种人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炉子坐在立放着的短圆木桩上，彼此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谈笑。这些人都有各种关系。他们并不灰心丧气，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在途中就可能得到赦免。

    第二种人穿的是高筒靴和开襟的长袍，或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闷热的取暖货车的稍稍推开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和栏在门前的横杠，阴郁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没有所需要的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所有这些人并没有都坐上规定的车厢。一部分散在列车的中部，和普通乘客混在一起。第十四节车里就有这类人。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的时候，她总要从上铺位垂下头，从开着的门缝看看远处出现的停车点，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可换，值不值得从铺位上下来到外面去。

    这一次也是如此。减慢的车速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取暖货车在许多条道岔上颠动着，说明这是一个大站，停车时间不会短。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错曲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理了埋头发，然后把手伸到装东西的口袋里，从底下翻出一条大毛巾，上面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一些弧形线条和几个车轮。

    这时候医生也醒了，他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下来，然后帮着妻子从铺位上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几声汽笛和闪过的灯光之后，打开的车门外面已经出现了车站的树木，上面压着一层沉甸甸的积雪，挺拔的枝干像捧着面包和盐似的迎向列车。车还开得很快就首先跳到没有被人踩过的站台雪地上的是那些水兵，他们赶在所有人的前面跑向车站站房的拐角后边，那儿常常是凭借山墙的遮挡而藏着一些出售违禁食品的买卖人的地方。

    水兵的黑色制服、无檐帽的飘带和越向下越肥大的喇叭裤，使他们的脚步显出一种冲击猛进的姿态，让人不得不像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滑雪或滑冰的人那样闪开一条路。

    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威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第十四节车厢里也坐上了几个被征到劳役队的人。看守他们的是个叫沃罗纽克的押送兵。他们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引人注意的有三个人：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的出纳员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小五金店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学徒瓦夏·布雷金；头发已经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在旧时代曾经服过种种的苦役，到了新时期又尝到许多新的滋味。

    这些被征集来的人原本互不相识，只是随着无可选择的机遇凑到一起，一路上才彼此熟悉起来。从车上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学徒瓦夏·布雷金原来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火车就要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普里图利耶夫本是马尔梅田市的小市民，他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脸上有些浅麻点，浑身上下邀迫退遏。他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腋下浸透了汗渍，紧贴在身上，仿佛是女人的长裙上半截紧包住丰满的腰身的那一段。他很少讲话，显得有些迟钝，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心事，一面不住地找两只生有雀斑的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挠出了血。

    前一年的秋天，他在涅瓦大街和铸工街拐角上正好遇到一次街上的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他拿的原来是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的食品供应卡，不过凭这张供应卡从来没领到过任何东西。根据这个就把他扣住了，接着就和许多因同样理由在街上被拦住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用这个办法收拢来的一批人，按照先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开始是要发送到沃洛格达去，后来中途返回，又经过莫斯科派往东部战线。

    普里图利耶夫在路加还有妻子，来彼得堡以前的战前年代，他就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直奔沃洛格达去寻找，打算从劳役队里把他解救出来。可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她的辛苦成为徒劳。如今是一切毫无头绪。

    在彼得堡，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在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他被拦住的时候，刚好他和她在街角才分手，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办事，在铸工路的行人当中，他远远地还能看到她那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个佳古诺娃是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两只很美的手，每逢长叹一口气的时候，背后的一根粗辫子就从这边或那边的肩上甩到胸前。她自愿随车陪送普里图利耶夫。

    在像普里图利耶夫这样有几个女人追求的偶像身上能找出什么美好的地方，也真令人难以理解。除了佳古诺娃之外，在离机车不远的另一节取暖货车上，还有普里图利耶夫另一个相好的——姓奥格雷兹科娃的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轻蔑地管她叫“大鼻孔”和“喷壶”。

    这～对情故水火不相容，都避免直接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到这节取暖货车上来。教人猜不透的是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和自己崇拜的对象见面。也许，在全体乘客一起往车上装木柴和煤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她就满足了。

    瓦夏却另有一番经历。他父亲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开小五金店的叔叔，冬天有一次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他认错了办公室的门，走到指定的那一间的隔壁去了。凑巧那里是劳役委员会的接待室，里边人非常多。等到应召的人数凑足了的时候，来了一些红军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带到谢苗诺夫兵营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押到车站，准备送上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么一大批人被征去的消息在市民当中传开了。第二天，不少家属都到车站去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娘也在其中。

    在车站，叔叔请求卫兵放他到栅栏外边去一会儿，见见自己的妻子。这卫兵就是如今在第十四节车厢押送这批人的沃罗纽克。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同意放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

    瓦夏对换人毫没有存过疑心，发现了这个假把戏以后，不禁痛哭失声。他倒在沃罗纽克的脚下，吻他的两只手，哀求把他放了，但是毫无结果。这个押送兵如此无动于衷并非性格残忍。当时是非常时期，制度是严厉的。押送兵对点过名交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负责的。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现政府的治下，都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他和他们也总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回他也不止一次请押送兵注意瓦夏所处的无法容忍的境况。后者也承认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不过又说在手续方面中途还不能了结此事，只好指望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澄清。

    瓦夏是个五官端正、长相很好的孩子，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少有地喜欢整洁，并能够保持。这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脚边的地上，两手交叉着拢住膝盖，仰起头听他们的谈话。每逢这种时候，从他那忍住眼泪不哭或含笑不露而引起的面部肌肉的动作上，就能判断出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谈话的内容。

    科斯托耶德坐到上铺日瓦戈一家人这里来做客。他滋滋响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的肩肿骨肉。这人特别怕穿堂风和感冒。“怎么一个劲地吹！从哪儿来的风？”他一边问，一边改换坐的位置，想找个避风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坐定了，就说：“这下子行啦。”他啃完了骨头，舔净了手指头，又用手帕擦了手，并且向男女主人道了谢，又接着说道：

    “你们这儿窗缝透风，应该堵上。不过渐渐还是回到刚刚争论的正题吧。您说得不对，医生。油煎兔子肉——这当然是了木起的美味。不过，要是因此认为农村的生活挺不错，对不起，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轻率，这个认识的飞跃也太冒险了。”

    “唉，您先别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反驳说，“请看看这些车站。树木没有被砍掉，栏栅围墙也完好无缺。还有这些小市场！还有那些卖东西的妇女！想想看，这够多么心满意足！有些地方还过着正常的生活，还是有人高高兴兴的。木是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能说明问题。”

    “那好，就算如此吧。不过，这并不真实。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您不妨离开铁路走出一百俄里去看看。农民到处接连不断闹事。您一定要问，他们反对的是谁？既反对白党，也反对红色分子，这就要看是谁掌权(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您一定又要说，好哇，这种乡下人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敌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的是什么。对不起，您不要过早地得意。他们要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他们要求的完全不是你我所要求的那些。

    “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推翻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所以农村就要作乱，什么地方都不安定。您还在说农民心满意足。老兄，您是什么都不了解，依我看，您也不想了解。”

    “那又怎么样，我当真也不想了解。完全不错。啊，您先别忙！我为什么要全都了解呢，为了这个还得费力气吧？时代共木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现在我也要蔑视一下事实。您刚才说，我的话不符合实际。可是，如今在俄国还有没有实际呢？我认为，实际已经被吓得躲了起来。我宁愿相信农村已经取胜而且正走向繁荣。如果连这一点也是糊涂认识，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将靠什么生活，听信谁的？但是我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手一挥，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和科斯托耶德争论到底，自己挪到铺位边上，探头去看下边的人在干什么。

    在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佳古诺娃和瓦夏几个人正在一起谈话。因为火车离故乡越来越近，普里图利耶夫就说起了到那里去的路途，在哪一站该下车，下一步怎么走，是徒步还是骑马。瓦夏听到说起那些熟悉的家乡村镇，两眼亮闪闪地不断站起身来，兴奋地重复看那些个地名，因为数说这些地名对他来说就已经像是一个神奇的童话。

    “您是在苏霍依渡口下车吧？”他气喘吁吁地问。“那还用说！是我们的会车站！然后，您大概朝布依斯克耶村那个方向去吧？”

    “对，往下就走布依斯克耶土路。”

    “我说的就是它——布依斯克耶乡道。布依斯克耶村，哪能不知道！我们就是从那里拐弯，到我们那儿去得往右走，一直往有，直到韦列坚尼基镇。要是到您那里去，哈里托诺维奇叔叔，我看是该往左，朝离开河的方向走。听说过佩尔加河吧？那还用说！就是我们的那条河。到我们那儿去是沿着河岸走，照直顺着河岸。我们的韦列坚尼基镇就在这条河上，在佩尔加河上游不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村。村子在陡岸边上，河岸真陡！我那地管它叫采石场。站在那里都不敢往下看，就这么陡。简直就像要掉下去似的。一点儿也不假。那里的人都会开采石头，做磨盘。我妈妈就是韦列坚尼基镇的人。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帕拉莎大婶，佩拉吉娜·尼洛夫娜，我妈妈也和您一样，长得又白又年轻。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我以基督上帝的名义求求您……沃罗纽克大叔！”

    “干什么？你怎么总像布谷鸟似的反反复复地叫我‘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难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婶？你想要干什么，求我什么？让我悄悄地放了你？你说，是不是？放了你，我可就完蛋啦，蹲小房子去啦！”

    佩拉吉娜·佳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朝一边远处的什么地方张望，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她用手抚摩着瓦夏的头，在想什么心事，一面拨弄着他那淡褐色的头发。她偶尔用点头、眼神和微笑向这孩子作暗示，意思是让他放聪明些，不要公开当着大家的面和沃罗纽克说这件事。她似乎是说，过一段时间，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只管放心好了。

    当旅途远离中部俄罗斯地带向东方延伸以后，意外的情况就不断发生。列车开始穿越不安定的地区，那一带是武装匪帮出没、不久前才平息了叛乱的地方。

    列车在旷野频繁停车，车厢周围有拦阻的队伍往来巡视，检查行李和证件。

    有一次夜里又停了车。没有人查看车厢，也没有让大家起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好奇，同时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从取暖货车上跳了下去。

    夜色漆黑，列车看不出为什么偶然地停在正常区间的一个路标附近，路基两边是一片人工种植的云杉林。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下去的几个邻座的人，在取暖货车前的地上跺着脚，告诉他说，据了解并没出什么事，似乎是司机自己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有危险，如果探路的检道车不能确保这个区间情况正常，就拒绝继续开车。据说，旅客代表已经去劝说他，必要的话还可以塞点儿钱。可是，又风传水兵们也插手干预，这些人可要把事情搞坏。

    就在大家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情况的时候，路基前方机车旁边一片平坦的雪地像筹火的闪光一样，被机车烟筒和取暖炉灰箱里迸出的火星照亮。其中的一道火舌突然照亮了一小块雪地、机车和几个顺着机车旁边跑过去的人影。

    前面的人影一闪，看来大概就是司机。他跑到踏板一端，向上一跳，越过缓冲器的长杜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在后面追赶的几个水兵接着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也是跑到踏板一端，跳起来在空中一闪，落下去就不见踪影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看到的景象吸引住了，就和另几个好奇的人朝前边的机车走了过去。

    在列车前方空旷的一段路基上，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面：枕木一侧光滑的雪地里站着司机，身子一半理在雪里。水兵们像追捕野兽的猎手一样站成半圆形围住了他，同样有一半身子埋在雪里。

    司机喊道：

    “谢谢你们啦，小海燕们！居然到了这个地步！拿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工人弟兄！我干吗说这车不能再往前开呢？乘客同志们，请你们大家作证，这是个什么地点。随便什么人都能在这儿把铁路道钉拧走。滚你们的蛋，你们要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我自己？我只不过给大伙儿开车，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怕大家出事。一片好心却得到这样的回报。行啊，朝我开枪吧，你们这些吃了火药的！乘客同志们，请你们给作证，我连躲都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叫喊。一部分人惊慌地叫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清醒点儿……没有的事……谁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吓唬一下……”

    另一些人挑逗地高声叫喊：

    “别理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松劲，加足了汽！”

    第一个从雪堆里拔出腿来的水兵，原来是个棕黄头发的魁梧大汉，脑袋也特别大，所以显得脸是扁平的。他不慌不忙地转身朝向大家，嗓音极低地轻声说了几句话，也像沃罗纽克一样夹带着乌克兰的字眼儿：

    “对不起，干吗都聚在这儿？难道不怕喝西北风，公民们？大冷的天，回车厢去吧！”在这个深夜不寻常的情况下，他那非常镇静的态度倒使这几句话显得有点可笑！

    当散开的人群渐渐返回各自车厢去的时候，这个棕黄头发的水兵来到还不十分清醒的司机跟前，说道：

    “别发神经啦，机师同志。还不从雪窝子里出来，开车走吧。”

    第二天车行平稳，但时常减慢速度。因为担心刮起来的大风雪埋住路轨使车轮下滑，列车终于停在一处毫无生气的旷野，见到的只是被大火烧毁的车站遗迹。在那被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的正面，可以辨认出“下开尔密斯”的字样。

    不只是站房保留了火烧的痕迹。车站后面也看得到一个被雪覆盖的空荡荡的小村落，以及把它和车站隔开的那片凄凉的空地。

    村落最靠外的一栋房子已经烧焦，隔壁一家屋角的几根圆木坍落下来，一头搭到室内；路上到处是烧剩下的雪橇残骸、倾倒的篱笆墙、生锈的铁器和破碎的家用什物。被烟垢和焦灰弄得肮脏不堪的积雪露出一片片烧秃了的黑糊糊的地面，流进去的污水结了冰，把一些烧焦的碎木头和着火与灭火的痕迹冻在一起。

    村落和车站还没有完全断绝人烟。一两处仍然可以看到人影。

    “整个村子都烧啦？”跳到站台上去的列车长同情地问着从废墟中走来的站长。

    “您好。祝贺您顺利到达。烧是烧了，不过情况要比火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最好别多问。”

    “莫非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就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啦？”

    “根本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邻居惹的事，把我们也扯到一起了。看见后面那个村子了吧？他们是祸首。就是乌斯特汉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全都因为他们。”

    “他们怎么啦？”

    “好几桩滔天大罪。赶跑了贫农委员会，这是一桩；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而且您要知道，动靶人本来是个个都骑马的，这又是一桩；不服从动员令，这是第三桩。您看，就是这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所以就挨了炮轰？”

    “就是。”

    “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真惨，太可惜啦。不过，这不是我们该议论的事。”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好消息能让您高兴啦。在我们这儿停几天吧。”

    “别开玩笑。我这车上坐的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是给前线补充的兵员。我可不习惯停车。”

    “这可不是开玩笑。您自己看吧，这些雪堆。这么大的风雪在整个区间刮了一个星期才停住。找不到人除雪。半个村子都跑光了。让剩下的人都去干也干不完。”

    “啊，您现在是两手空空！这下可是糟了，真糟糕！现在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把路清出来让你们走。”

    “雪堆得多吗？”

    “还不能说特别多。是一条一条的雪优。风是斜着刮的，同路基有个角度。中间的一段最困难、要措三公里。那地方确实伤脑筋，理得相当厚。再过去就没什么了，树林子给挡住啦。需要挖的前面这一段也不要紧，因为是平川地，风把雪都吹跑了。”

    “唉，那就让您见鬼去吧。真是莫名其妙！我把车停在这儿，让大家都来帮忙吧。”

    “我想也只好这样啦。”

    “可是不要惊动水兵和赤卫军战士。这儿有整车的劳役队，还有将近七百人的普通乘客。”

    “那就足够了。只要把铁锹运来就可以开始。现在工具不够，已经派人到附近的村子去了。能弄到的。”

    “我的老天爷，这又是糟糕事！您认为能办到吗？”

    “没问题。俗话说，众志成城。这是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您别那么想啦。”

    清路的活儿干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在内，都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是他们路上最好的一段时光。

    这个地方有一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它让人感到此地还保留着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蛮野特色。

    村落的破坏和少数留下来的居民那种不露声色的态度，更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神秘色彩。村民们已经被吓坏了，都避免同车上的乘客接触，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交往，怕有人告密。

    铲雪的工作不是全体乘客同时参加，而是分批进行。作业地点的周围有人把守。

    清除线路的积雪是把人分成小队，在不同的地段同时从各自那头开始的。各个清除干净了的地段最后都留了一个雪堆，把相邻的小队隔开了。这些雪堆要留到全线的工作结束时再一起铲掉。

    严寒的晴明天气，乘客们白天被送出去干活儿，晚上才回车厢过夜。劳动是间隔很短就倒班轮换，所以并不累，因为铁锹木够而干活儿的人多。这种轻松的劳动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参加劳动的地点是个景色优美的开阔地。从他们所在的路基开始，地势向东缓倾，然后呈波浪状起伏上升，直到远方的地平线。

    山包上有一幢四面没有遮挡的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是个花园。在夏天它肯定有着斑斓的色彩，如今稀稀落落的树木在霜雪之下对房屋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

    那一带的雪层更显得浑圆而平坦，不过从几处起伏的坡度来看，积雪不可能覆盖住斜坡，春天一到肯定会沿着弯曲的谷地化作一条小溪流到路基下面旱桥的涵管里，后者现在被厚雪埋住，仿佛是个从头到脚用松软的毛毯裹住睡在那里的一个婴儿。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住，或许是已经毁坏了，空在那里，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造册登了记吧？它先前的主人如今身在何方，遭遇如何？他们也许已然隐居国外？还是在农民的手下丧了命？也可能凭借赢得的好名声作为有专长的人在县里作了安排？要是他们一直留到最后时刻，是不是会得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宽恕？还是和富农一起受到他的惩治？

    这幢房屋在山包上不时地撩拨人的好奇心，自己却哀伤地默默耸立在那里。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明晃晃的阳光照到无垠的雪地上，雪白得让人目眩。铁锹从它上面方方正正地切掉一块又一块！铲下去的时候散开的干燥的雪花又多么像一粒粒钻石粉末！这不禁使人回想起遥远的童年，幼小的尤拉头戴有银饰的浅色长耳风帽，身穿一件缀了一圈圈卷毛黑羊皮的小皮袄，在院子里也是用这样白得耀眼的积雪堆出金字塔、方柱、奶油蛋糕、一座座城堡和岩洞。啊，那时候的生活多么香甜，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让人看不够，享用不尽！

    三天的户外生活给人的印象是充实而丰富的。这自然有其原因。每天晚上给参加劳动的人发放的是不晓得按什么规定、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新烤的精粉面包。喷香的面包脆皮泛光，两边撑开裂口，下面是烤得焦黄的厚厚的一层外皮，上边还沾着些小粒的煤渣。

    正像在白雪皑皑的山间旅行途中短时间的驻留会让人流连木舍一样，大家都很喜爱这个残破的车站。它所处的地势、房屋的外观和受到破坏的一些特征，已经刻印在记忆当中。

    傍晚回到车站的时候，正值日落。夕阳对过去是无限忠诚的，依旧在报务员值班室窗边那片苍老的白禅林后面的老地方逐渐沉落下去。

    这间房子的外墙是从里面坍塌的，不过残砖碎瓦并没有把房间堆满，完好的窗户对面靠后的一角仍然空着。那里的东西都还保留着，未受损坏，包括咖啡色的壁纸、瓷砖火炉和浑圆的通风口上用链子拴住的铜盖，另外还有镶在黑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财产用品登记表。

    沉到地平线的太阳仿佛是很不幸地触到了炉灶的瓷砖，为咖啡色的壁纸增加了热度。余辉映挂到墙上，白禅树的阴影像是给它披上了一条女人的披巾。

    房间的另一侧有一扇封起来的通向接待室的门，上面还留着大概是二月革命开始那几天或是不久前写的字，内容是：

    鉴于室内存有药品和包扎敷料，请诸位患者暂勿入内。

    根据上述原因，此门已封闭。乌斯特涅姆达高级医士某某谨

    此通知。

    最后的雪被铲掉以后，隔在各个工段之间的小山丘似的雪堆一扫而光，开始可以看到笔直伸向远方的平坦的轨道。路的两侧由抛出去的雪堆成了白色的山脊，外缘镶嵌了两道黑松组成的林墙。

    极目望去，轨道的各个地方都站着手执铁锹的一群群的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全体乘客在一起，对人数如此之多感到吃惊。

    虽然天色将晚，黑夜就要到来，但据说列车再过几小时就要开出。发车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最后一次走去欣赏清理干净的线路上的风光。路基上已经圆无人迹，医生和妻子停下来向远方看了一阵，互相交换了几句感想，然后转身朝自己的那节取暖货车走去。

    回来的路上，他们听到两个女人对骂的凶狠而又伤心的喊叫声。夫妇两个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的嗓音。两个女人和医生夫妇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从车头走到车尾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在对着车站的列车的另一侧。当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走到路旁树林的末端，两对人中间隔着连绵不断的车厢。那两个女人总是离医生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很近，走得比他们稍稍靠前或者靠后一截。

    她们两个都很激动，但双方花的力气互有增减。这大概是走路途中偶尔陷到雪里，或是腿脚发软，由于脚步不平稳，所以嗓音有时高得像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得出，佳古诺娃是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赶上之后可能还动了拳头。她向对手像连珠炮似的骂出那些精心挑选的不堪入耳的话，但它们出自这个仪态万方的女士的悦耳动听之四，就显得比男人难听的粗鲁的咒骂更不知羞耻。

    “你这个婊子，你这破烂货！”佳古诺娃喊叫道，“你上哪儿，她马上跟到哪儿，身子一扭一扭，乱作媚眼！你这母狗嫌我那个傻瓜不够，还要眼巴巴地盯住那可怜的孩子，想勾引他，非要把这小孩子给毁了不可。”

    “这么说，你是瓦先卡合法的妻子噗？”

    “我让你瞧瞧我这合法妻子的厉害，你这臭不要脸的瘟神。你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开，别让我犯罪！”

    “哟，瞧瞧，还张牙舞爪的！把手放回去，疯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让你断了气，下贱货，痴皮猫，无耻的东西！”

    “说我什么都行。当然啦，我是猫狗不如，这都清楚。你可是有爵位的不寻常的人哪。你是阴沟洞里出身，门缝底下举行的婚礼，和大耗子一起怀的胎，生下来的是个刺猖……哨兵啊，哨兵啊，好心的人哪！这凶娘儿们要杀我。喂，救救我这个姑娘家，保护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吧……”

    “快点走吧。我真听不下去，太让人厌恶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催丈夫快走。“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突然间，地势和天气一下子都变了。平原已经消失，现在的路是在山丘和高山之间。前一阵不住刮着的北风也停了，从南面飘散过来阵阵暖空气，像是从炉灶里吹出来的。

    两侧山坡的台地上有一片片的树林。从这里穿行过去的铁路路基不得不开始爬坡，到中间又变为平缓下降。列车喘着粗气在树林当中艰难地行驶着，仿佛上了年岁的护林员徒步走着，带领一群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游客。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密林深处仍像沉浸在冬日的恬静睡意之中。只是偶尔有几丛灌木和大树藏籁地抖落下部技极上的积雪，仿佛摆脱了箍在脖子上的脖套或是解开了领口似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完全被克制不住的睡意纠缠住了。这几天他一直在上边的铺位上躺着睡觉，醒来的时候就想心事，而且希望能听到些什么。然而，暂时还什么也听不到。

    就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怎么也睡不够的时候，春天娜娜降临，不断消融着大量的积雪。那雪还是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开始下起，一路不曾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又有整整三天铲雪，这真是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当这鬼斧神工之举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再也木可能掩盖下去。奇迹开始显露出来，从松动的雪层下面已经有了温湿流水。人迹罕至的密林抖擞精神，那里的一切也都苏醒了。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木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用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天空也染上了春日的醉意，惺极呼呢之中盖上了片片乌云。毛毡似的黑云低悬在森林上空，垂下的云脚不时地洒下散发出土腥气的暖乎乎的阵雨，冲掉了地面上最后剩下来的碎裂的黑色冰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睡醒了。他把身体挪到那扇取掉了窗框的方形小窗口，把头支在撑起的臂肘上，开始倾听外面的声音。

    列车离矿山区越来越近，这一带的人口也越来越稠密，区间缩短，靠站停车的次数越发频繁。乘车的人也有了较多的流动，多数是在中间小站上下车的短途乘客。路途更短的人，并不需要安顿下来久坐和躺下睡觉，夜里就在车厢中部靠门的地方凑合呆一会儿，彼此小声地谈些只有他们才了解的当地的事，到了下一个换车点或者小站就下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最近三天车厢里不断变换的当地人谈话的片言只语当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白党分子在北边占了优势，已经或者准备攻占尤里亚金。除此以外，如果传闻属实而又不是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医院的一个同伴同姓的话，在这个方向指挥白党武装的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熟悉的那个加利乌林。

    在这个谣传没有得到证实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家里人只字没有谈这件事，免得让他们白白担心。

    在深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种模糊不清但相当强烈的幸福感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列车已经停下。车站笼罩在凝滞的半明半暗的白夜之下。这源俄的夜色渗透着某种纤细而又恢宏的气氛。它说明列车停下的地方是开阔的，车站坐落在一个视野宽广的高地上。

    沿着站台有几个人影无声地从车厢旁边走过，互相交谈的声音很轻。这也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中唤起一股柔情。从这小心翼翼的脚步和悄声低语当中，他感觉到这是对深夜时刻的一种尊重和车上睡着的人的关心，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其实医生的感触完全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站台上也是～片喧嚷的人声和皮靴沉重的走动声。木过附近有个瀑布，它送来的清新自在的空气扩大了白夜的范围，也让医生在梦中生出一种幸福感。一刻不停的瀑布的轰鸣压倒了车站上的所有声音，让后者有了一个寂静的假象。

    虽然没有想到有这瀑布，但是当地这种奥妙而强劲的空气使医生又沉沉地入睡了。

    铺位下边有两个人在谈话。一个问另一个：

    “怎么样，自己人都安静下来了吧？对那帮人给点教训没有？”

    “那些小铺老板，是吗？”

    “对，就是那帮粮食贩子。”

    “都老实啦，非常听话。为了杀一儆百，从他们当中处置了一个，其余的就都老实了。罚的款也拿到了。”

    “一个乡罚多少？”

    “四万”

    “你瞎说！”

    “我干吗瞎说？”

    “好家伙，四万！”

    “四万普特。”

    “嗯，你们干得真不错，好样儿的！都是好样儿的。”

    “四万普特精磨粉。”

    “想想看，这事也真巧。地点是没说的，正是做面粉生意的头等好地方。沿着雷尼瓦河往上一直到尤里亚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都是码头，都是粮食收购点。舍尔斯托比托夫弟兄几个，还有佩列卡特奇科夫和他那几个儿子，都是干倒手批发的！”

    “轻声点！别把人吵醒。”

    “好吧。”

    说话的人打了个呵欠，另一个就说：

    “躺下再迷糊一会儿，怎么样？车好像又开了。”

    这个时候从后面传来迅速变大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淹没了瀑布的轰响。在停着的这列车旁边的第二股道上，一列老式的快车响着汽笛全速赶上来，闪过几点灯光，随即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前方。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嗯，这回该开车了。停够啦。”

    “快啦”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追赶什么人？”

    “白党的长官加列耶夫。据说是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尤里亚金附近。这家伙占了一个码头，就守在那儿。加列耶夫长官。”

    “也许是加利列耶夫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恐怕是阿里·库尔班。你弄混啦。”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快天亮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醒来。他又梦到了一些愉快的事，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乐陶陶的解脱之感。列车还是停着，也许是在一个新的小站上，也可能仍旧是原先的那一站。轰轰的瀑布声也照旧，很像是先前的那个站，也许是另外一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进入了梦乡。但在瞌睡中却依稀听到了乱糟糟的叫嚷声。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对着叫喊。车厢外面的气氛变得比前一阵更好。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原先没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奇怪，像是春天所特有的，又像是五月间飘来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落下来不仅显不出～片白色，反而使土地更加黝黑。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灰白透明而又芬芳好闻的东西。“啊，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虽然没有醒过来，但却猜到了。

    清早，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说：

    “不论怎么说，尤拉，你可真奇怪。你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时候飞来只苍蝇就能把你惊醒，一夜到天亮再也合不上眼。这里又吵，又闹，又乱，你却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想想看，还有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另外还有沃罗纽克，对，对，也跑了，都跑了。你瞧这事。再听我说，他们怎么逃的，一起行动，还是分散开来，用什么办法，完全是个谜。可以想得出，这个沃罗纽克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为了逃避责任，当然也要自找活路。可是另外那几个呢？全都自觉自愿地走了，还是有谁受了胁迫？比方说，那两个女的就让人起疑。不过，她们谁又能杀害谁呢？是佳古诺娃害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害了佳古诺娃？谁也不清楚。押送队队长车前车后跑了个遍。‘你们好大的胆子，’他扯开嗓子喊着说，‘居然敢给发车信号。我要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您是不是发了疯。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难道还能听您的指挥！亏您想得出！’于是两个人都责备起科斯托耶德来。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是有头脑的人，况且就在旁边，却不去阻止那个两眼漆黑的没觉悟的士兵走这要命的一步。‘还算个民粹派呢！’队长就这么说。依我看，科斯托耶德没什么责任。列车长说：‘真有意思！照您这么说，囚犯倒应该把看守管起来？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啦。’当时我从旁边推你，又扳你肩膀，喊着叫你：‘快起来，有人跑了！’你可真行，大炮也轰不醒……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啊，真不得了！……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多壮观哪！”

    在他们躺着探头张望的窗口外面，展现出一片无垠的泛滥的水面。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流漫过了堤岸，一侧的水已经淹到了路基跟前。因为是从很高的铺位上往下看，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平稳行驶的列车就像是直接滑行在水面上。

    它那平滑的表面只有极少的几处染了～层铁青色，其余的部分任凭温暖的清晨的阳光追逐着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在这酷似无边际的水域，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和那些草地、坑洼、灌木丛一起沉没在水中。

    中间的一处，可以看到有一窄条土地，上面的树木似乎是悬在天地之间的双重影像。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便喊了一声。

    “在哪儿？”

    “小岛旁边。别往那边看。往有，再往有。唉，见鬼，飞走了，吓跑啦。”

    “啊，不错，看见了。我有些话要和您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另找个时间吧。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真是好样的，都跑掉了。我看不会出什么事，只要别给什么人添麻烦就没关系。跑就跑啦，这和水总要流动一个样。”

    北方的白夜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一切又都像是缺乏自信似的，一座小山、一片树林和一处悬崖，仿佛是人造出来的。

    树林刚刚染上了一层嫩绿，林中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向远处倾斜的不大的平地上。

    不远就是瀑布。但不是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从峭壁边上顺着小树林的方向看过去才行。瓦夏已经疲乏得走不到那里去，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惊奇。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瀑布相匹敌。这独一无二的景观使它令人望而生畏，仿佛它具有生命和意识似的，变成了一条神话中的龙蛇，掠取贡品并让这一带荡然无存。

    跌落到半空的瀑布，被突出的悬岩利齿不断地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看起来几乎是停住的，下面的两股一刻也不停地微微向左右两侧摆动，整个瀑布总像是刚刚要滑倒，紧接着又挺起身来，刚要滑倒，立刻又挺起身来。

    瓦夏把羊皮袄垫在身下，在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躺了下来。曙色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的时候，从山上飞下来一只大鸟，展开沉重的翅膀在树林上空平稳地滑行了一圈，然后落到离瓦夏躺下的地点不远的一棵冷杉树冠上。他抬头看了看这只佛法僧鸟的蓝色脖颈和青灰色的胸脯，迷迷惑惑地小声说：“野鸽子。”乌拉尔地区就是这个叫法。随后他站了起来，捡起羊皮袄披在身上，穿过空地走到同伴跟前，说道：

    “咱们走吧，婶子。瞧把我冻的，上下牙都合不拢了。唉，您还看什么，吓坏了吧？我跟您说的是正经话，该走啦。要适应环境，朝着有村庄的方向走。到了村子里，自己人不会让我们受委屈，会护着咱们的。要总是像现在这样，两天没吃没喝，咱们也得饿死。恐怕是沃罗纽克叔叔惹了什么乱子，人家才追赶他。和您在一起我可倒了霉，婶于，几天几夜您一句话也不说！您这是愁得不会说话了，我的老天爷。您瞧，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就说卡佳大婶，卡佳·奥格雷兹科娃，您从车上推她并没有恶意，她是侧着身子倒下去的，我看见了。后来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好好的，站起来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也是这样。他们会赶上咱们的，大家又能在一起啦，您还想什么？主要的是别让自己发愁，只要木这样，您的舌头就又灵了。”

    佳古诺娃把一只手伸给瓦夏，从地上站起来，轻声说：

    “走吧，好孩子。”

    车厢发出咋味的响声，在很高的路基上向山里爬行。路基下边是新生的混杂林，树冠还没有铁路高。再下去就是一片草地，不久前被水淹没过。混了泥沙的青草地上东躺西卧地排满了做枕木用的圆木。大概是哪个采林区伐下来准备用木筏送走，让大水冲到了这里。

    路基下边的新生林几乎还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只是在那些仿佛一滴滴蜂蜡似的嫩芽上，杂乱地生出了一种像污垢又像赘疣似的额外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些额外的、杂乱的污物才是生命，靠了它们才会用枝头浓密的绿叶装点林中开始生发的树木。

    一处处的白禅艰难地挺起躯干，伸展开的对称的锯齿形叶片像箭羽似的指向四面八方。它们的气味是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那一层发亮的就是散发出气味的木醇，是熬制清漆的原料。

    铁路很快就要靠近那大概是木料原来被冲散的地点。在一个孤形的树林地段，地面上见到了一层木料的腐质粉屑和碎木片，当中还有一堆堆三丈来长的圆木。司机就在这片伐过的林地刹了车。列车颤动一下，就稍有点倾斜地停在弯道的中心。

    机车拉响了几声很短的嘶哑的汽笛，接着又有人喊了些什么。其实，不用听这个信号，乘客们也都知道，司机停车是为了储备燃料。

    各节取暖货车都拉开了车门。下到路基上的人，数量不亚于一个小城镇的居民，但是前面车厢里那些应征的军人除外，他们不参加这类全体动员的临时劳动。

    那一堆堆的木柴有些不好往煤水车上装，一部分太长的圆木还需要锯开。

    机车乘务组那里有锯，于是就分给自由结合的每两个人组成一组。教授和自己的女婿也分到了一把锯。

    从那几节开了车门的军人车厢里，不时有笑容满面的脸孔探出来。还不曾受过炮火洗礼的海军学校高年级的青年后生们，似乎是出于某种误会才遇到这些有了家室、但只受过一点军训而同样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神情严峻的工人。为了排解烦闷，他们和年纪大些的水兵们一起，有意地大声开着玩笑。大家都感觉到考验的时刻临近了。

    这群说说笑笑的军人朝那些锯木头的男女乘客大声开着粗野的玩笑：

    “喂，老爷子！你去跟他们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妈妈离不开我，还干不了力气活儿。喂，玛芙拉！小心别锯开了裙子，那可要受风啦。喂，那位年轻姑娘！别往林子里去，还是嫁给我吧。”

    树林子里有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十字形，把它两根木头的一端理到土里作支架。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准备在这上边锯木料。

    这时正是春天，土地刚刚从积雪下面显露出来，却几乎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时的那种样子。林子里散发着潮气，遍地是隔年的落叶，仿佛是来不及打扫的房间，到处是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

    “来回锯的次数不要太多，不然会累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边说边锯得慢了，接着就提出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响着其他人吱吱哑哑的锯木声，有的一来一往听起来报协调，有的间断不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头一只夜写在试它的歌喉。另一只鸽鸟却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叫一声，像是演奏一支不大通气的长笛。就连机车的气阀也学着咕咕叫的白鸽，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酒精炉上煮沸了的一壶牛奶。

    “你曾经说过有些事要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没忘记吧？那是路过一片水泛地的时候，看到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似乎有所考虑地说：‘我想和您谈谈’。”

    “啊，不错。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白些。您看，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内地……这里整个地区处在动荡之中。咱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还不清楚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为了防备万一，彼此应该取得一致意见。我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念。这种问题不可能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子里通过五分钟的交谈就说清楚，或者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咱们三口人，包括您、我和东尼妞，目前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差别只是对外界环境理解的程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欲望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

    “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

    在几张桌子中间的地毯上，一个穿军装的技术员爬来爬去地在修理一条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个年轻军人桌子下面的时候，那人就站起身来，免得碍事。旁边一个穿着男式战地保护色上衣的女文书，正吃力地对付一架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动不了。那人年轻军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后边，从上面帮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术员这时也爬到打字员这边，从下面检查打字机的传动曲柄。上校模样的军官也起身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对付这架打字机。

    这个情况倒让医生放了心。因为这几个人对他的处境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很难设想他们会在一个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处理这种琐事。

    “不过也难说，谁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又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这么平静？附近炮声不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命，他们却估计今天的天气要热，想的根本不是会有激烈的战斗。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不论什么事情都变得迟钝了吧？”

    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从自己站立的地方穿过整个车厢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列车这一侧的前方是许多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段，看得见坐落在小山上的拉兹维利耶城郊的这个同名的大车站。

    从铁路到车站有条未经油饰的木结构的天桥，中间有三处转弯的小平台。

    从列车的这边看过去，线路上已经成了一片废机车的堆弃场。那些样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没有煤水车的老式蒸汽机车，烟筒对着烟筒停在一堆堆破损的车厢当中。

    下面这片机车坟场和山上城郊的墓地，连同线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属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锈的屋顶、招牌，汇合成一种荒芜颓败的景观，在清晨的阳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想不到那许许多多的招牌会遮住很体面的房屋的外表。这里的招牌却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从火车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们低悬在倾斜的单层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让人看不到，仿佛乡下孩子的头上扣着父亲的帽子。

    这时，雾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远方东边天际的左侧还留下一丝痕迹。就连这一部分也开始像剧场的帷幕一样移动着分开了。

    离拉兹维利耶三俄里远、比城郊地势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规模像是区的中心或者省会。阳光给它涂了一层淡黄色，因为距离远，所以轮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个城市阶梯式地一层层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价木版画上的阿丰山或是隐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有一座尖顶的教堂。

    “尤里亚金！”医生激动地猜到了。“这是死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说到的地方，安季波娃护士也总要提到它！对这个城市我听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初次见到它！”

    就在这一刻，低头摆弄打字机的那几个军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他们都朝那边扭过头去。医生的视线也跟着转到那个方向。

    天桥上，几个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带着走过，其中有个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在什么地方已经给他包扎过，可是从纱布下面还渗出血来，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阳晒黑了的、流着汗的脸上。

    这个学生在这一行人末尾，走在两名红军士兵中间，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坚决神态，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怜悯。他和他身边跟随的那两个人，不断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动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做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个头缠纱布的学生戴的一项制帽，总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里，反而不顾对伤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紧，两位红军士兵也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么做。

    这种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举动，似乎有某种象征的意思。就算是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医生还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拦住这学生，准备告诫他注意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他还情不自禁地要向这学生和车里所有的人高喊一声，让他们知道，求得拯救并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应该摆脱形式的束缚。

    医生的目光移向另一边。刚刚健步走进来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站在车厢当中。

    在医生偶然结识的无数人物当中，为什么迄今为止还不曾见到像他这样一个显得突出的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没有相识的机缘？

    不知为什么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正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他可以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带有典范性。包括他那匀称的身材，漂亮的头型，坚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两条长腿；就是已经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脚上也显得干净得体；还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尽管可能是揉皱了的，但给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个人天资很高，自然不矫揉造作，随遇而安并且在任何处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天赋，但不一定是出类拔革的。这种天赋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一种榜样，于是大家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他可以是历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战场上或城市动乱中的风云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权威，也许是走在前列的一个同志。总之，非此即彼。

    出于礼貌，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个局外人在场会让他感到奇怪或拘束的意思，相反，倒像是把医生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说：

    “祝贺各位。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我的朋友。他出身要比我更加无产阶级化。我和他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在生活中他为我做了不少事，我对他是欠了债的。把他赶到河对岸去了，也可能更远一些，这我很高兴。古里扬，赶快恢复电话联络。只靠信件和电报可不行。天气真热，各位注意到了没有？我总算睡了一个半小时。啊，对了……”他两手一拍，转向了医生。这时他才想起来为什么把他喊醒。是为了一桩什么小事，因此才扣押了眼前站着的这个人。

    “是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头到脚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医生，心里在想。“根本不像。这些傻瓜！”他微笑着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对不起，同志。把您误认为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自由啦。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好，这是您的证件。原谅我不客气，想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

    还是请您到我那里坐一下吧。这儿是秘书处，我的车厢在旁边。请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不过，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奇怪，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党人士能被提拔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且居然能胜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省教书，战争开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期，不久以前还渺无音信，一度被认为已经牺牲了。

    童年时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是季韦尔辛保举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对他很信任。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最盛行的时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于人后，但他突出表现的是真诚与狂热，但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个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独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工作记录中就包括在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和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的事件。经他处理的问题，还有土尔卡图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投靠白卫军，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发生的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被杀等几件事。

    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及时赶到，判断局势，作出决定，迅速、严酷、毫不手软地解决了问题。

    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骚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军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

    “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插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第四章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

    “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木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木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木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

    “这一带您当真很熟吗？”

    “熟到家了，方圆一百俄里都熟悉。我是个律师啊，开业二十年了，因公务到处跑。”

    “直到现在？”

    “可不是嘛。”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业务？”

    “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没有办妥的旧契约，财贸业务，没有还清的债务——堆成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废止？”

    “名义上当然废止了。可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事物。既要企业国有化，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省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同时所有人都渴望生活。这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起来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需要具有我这样性格并善于经营的机灵的人。得意的是那些不跟他们走，抓住大把钱就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可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半个省的人现在都得靠我供养。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串门，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非骑马不可，可我的马腿瘸了。要是它好好的，我干吗坐这破车挨颠。您瞧走得这个馒劲，还叫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准能用得上我。我对米库利钦一家人了如指掌。”

    “您知道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多少知道点，猜得出来。有个概念。人对土地的某种向往，用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那又怎么样？您好像不赞成？您看行吗？”

    “理想大天真，太田园式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有点乌托邦味道，太手工业方式了。”

    “米库利钦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不让你们进门，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赶出去，并且做得对。他那儿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怪事多得不得了，工厂停了工，工人跑散了，说到生计，更是一筹莫展，饲料缺乏，可是你们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岂有此理，可恶至极。就是他把你们宰了，我也认为他无罪。”

    “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一点不错。但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必须通过这个阶段。”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怎么啦，您是小孩，还是故意装傻？您是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这样能够长久下去吗？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呢？难道您不明白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是合法的吗？您以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吗？”

    “我们说到两岔去了，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别胡说了。首先，难道米库利钦是窗子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善良极了，善良到了犯罪的地步。他会大吵大闹一番，死也不肯答应，接着就会软下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同你分食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又讲开了。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作为工学院的大学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出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我们这儿有通采娃四姐妹，比契河夫的作品里还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哑、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追求她们。大家通常用父称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管她们叫谢韦良卡小姐。米库利钦娶的就是谢韦良卡大小姐。

    “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傻瓜父亲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利韦里。利韦里，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管他叫利夫卡。利夫卡长大了，很顽皮，但表现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便自愿上前线了。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是个病秧子，没有承受住这次打击，躺倒了，就再也没起来，前年冬天死了，死在了革命前夕。

    “战争结束了，和韦里回来了。他是谁？这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自然啦，还是一个从前线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

    “那讲起来就没意思了。效果会失掉一半。那您从车厢里就没必要向公路张望了。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眼下——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内战中的骨干。两种因素创建了这支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普通士兵。这两部分人的联合便产生了打游击的队伍。它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是中农。但在同他们一道的人当中，您什么人都能碰见。这里有贫农，有免去神职的教士，有同老子作战的富农的儿子。有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身份证的乞丐，有被中学开除的到了结婚年龄的二流子。有受到给予自由和遣送回国的允诺诱惑的德、奥战俘。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由列斯内赫同志，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指挥的部队，叫作‘林中兄弟’。”

    “您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您听见的。让我继续说下去。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在妻子死后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一个直接从学校拉到教堂去结婚的中学生。她本来就天真，可还故作天真；她本来就年轻，可还打扮得更年轻。就这样子卿卿喳喳，装得天真无邪，像个小傻瓜，像只小云雀，见到谁就考谁：‘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举出三角形相等的条件。’她要是考住了你，问得你张口结舌，就乐不可支。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

    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4fi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

    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

    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

    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

    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

    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

    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

    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

    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

    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

    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

    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

    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

    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

    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书

    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

    “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

    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

    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子摇晃不是因为美酒。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是傻瓜，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我要上谢利亚巴城，

    给辛杰丘利哈当雇工。

    “哎，母马，上帝都忘啦！你们瞧，它这个死尸，它这个骗子！你抽它，可它给你停下。费加·汉费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树林子，绰号就叫大莽林，一望无边。那里面藏着农民的队伍，晦，晦！‘林中兄弟’就在那边。哎，费加·汉费加，又停下啦，你这不要脸的死鬼。”

    他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紧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吗？我看你，太太，脑子太简单啦。我要认不出来还不羞得钻进地缝里去。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活脱脱是格里果夫（老头把克吕格尔说成格里果夫）。我没有见过格里果夫还是怎么着？我在他家干了一辈子，替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养过马。——我说，走啊！又停下啦，没长脚的东西！中国的天使啊，我跟你说呢，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你刚才说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夫人，你长着那么大的眼睛怎么那么没脑筋呢！你说的那个瓦克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半个世纪前就入土了，进棺材了。我们姓梅霍宁。同名不同姓，木是一个人。”

    老头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话又把他们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称他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把管家的第二个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时，说她是个甜女人，白衣天使。他说起游击队的首领利韦里，知道他的大名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莫斯科没听说过“林中兄弟”，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列斯内赫同志？中国的天使啊，那莫斯科的人长耳朵干什么用呢？”

    天渐渐暗下来。旅客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在他们前面跑着。他们还要穿过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木质的滨基、飞廉、柳兰的枝茎高高地挺立在路面上，上面开满了一个样式的穗子般的花。它们被落日的余晖从下面，从地面上照亮了，在虚幻中增大了轮廓，仿佛骑手们为了巡逻起见在原野上设置的间隔稀疏的不会动的哨兵。

    在很远的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伸展到一道小山似的横坡脚下。横坡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去路，仿佛那一边必然会有峡谷或溪流似的。那儿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围起来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土道。

    上面，山坡陡峭的地方，浮现出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

    “看见山顶上的那座小楼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他们下面有一条峡谷，俗名叫舒契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引起一阵回响。

    “怎么回事？别是游击队吧，老爷爷？别是朝我们射击吧？”

    “基督保佑你们！哪儿来的游击队。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吓唬狼呢。”

    刚抵达的客人是在管家的院子里同主人见面的。这是一幅令人难堪的场面，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吵成一团。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傍晚刚从林中散步归来，走进院子。几乎同她的金发一样颜色的落日余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这棵树射到那棵树，一直穿过整个的树林。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轻盈的夏装。她脸涨红了，用手绢擦着走得发热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的草帽背在背上。

    正背着枪往家走的丈夫向她迎过去。丈夫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马上擦烟熏过的枪筒，因为退子弹的时候发现了毛病。

    突然间，瓦克赫和他载着不速之客的大车不知道从哪儿威风凛凛地、轰隆轰隆地滚进了大门口的石板地。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飞快地从还坐着其他人的大车上跳下来，一会地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帽子，先结结巴巴地解释来意。

    不知所措的主人们惊呆了，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而羞红了脸的倒霉的客人们一个个张皇失惜，也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情况再明白不过了，不仅对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没有一丝一毫含混的地方。难堪的感觉也传染给了此马、马驹、金色的阳光和那些围着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转的、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了。

    “我不明白，”到底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南方，白军占领地区，是粮食丰裕的省份，为什么单单选择我们这儿，何苦到我们这儿来呢？”

    “真有意思，您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列诺奇卡，你别插嘴。说得不错，正是这样。她说得完全对。您想过没有，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没有理解我们的来意。这说的是什么事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决不会侵害你们，打搅你们。我们只要倒塌的空房子里的一个角落。要菜园旁边谁也不要的、白白荒芜的一小块土地。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拉一车劈柴。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吗？算得上侵害吗？”

    “可是世界如此之大，干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能有这种荣幸？”

    “我们知道你们，也希望你们听说过我们。我们对你们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投靠的也不是外人。”

    “懊，原来因为克吕格尔，因为你们是他亲戚？您的舌头现在怎么转得过弯来承认这种事？”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生得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看，走道迈大步子，夏天穿着一件斜领衬衫，腰里系着一条带穗的带子。古时候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现在他们老是做出一副幻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献给了革命，只担心他活不到革命到来的那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得太温和，不能满足他激进的、渴望流血的热望。如今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都翻了个儿，而他，天生的和始终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热爱者，第一批在“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却什么都没捞到，没有谋到职位，呆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工人们从这个村子里逃散，一部分还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件荒唐事，这些不清自来的克吕格尔的不肖子孙，不啻命运对他的嘲弄。它是有意的恶作剧，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不，这太莫名其妙了，根本无法理解。您是否明白，您对我是何等危险，您使我陷于什么处境？看来我真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有意思，您明白不明白，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别急，列诺奇卡。我内人说得完全对。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很不好过了。真是狗的生活，疯人院。两边挨打，没有出路。一边责备我，你儿子干吗当红军，当布尔什维克，成了人民爱戴的人。另一边也不满意，为什么把你选进立宪会议。两边都讨不了好，只好在中间挣扎。现在你们又来了。为了你们，被拉出去枪毙才愉快呢。”

    “得了！您冷静点！上帝保佑您！”

    过了一会儿，米库利钦的气消了点，说道：

    “好啦，在院子里喊够了就行啦。进屋继续喊吧。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掉进墨水缸里洗也洗不清，然而我们不是土耳其大兵，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树林子里喂狗熊。列诺奇卡，最好先把他们安顿在书房旁边那间放猎枪的屋子里。然后咱们再想想让他们住在哪儿。我想，可以让他们住在花园里。请进屋里去。欢迎光临。瓦克赫，把行李搬进来，帮帮他们的忙。”

    瓦克赫照他的吩咐办了，只是不断叹气：

    “圣母啊！他们的财产跟朝圣的人一样。只有几个小包裹，一口箱子也没有。”

    清凉的夜晚来临了。客人们洗过了澡。女人们在她们住的房间里整理床铺。舒罗奇卡不知不觉地习惯了用他儿童式的格言引起大人们的哄笑，所以平时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一胡说八道起来就没完，可今天他很扫兴。他的胡说八道没有引起大人们发笑，没有人理睬他。他对没把黑马驹李进家里来也不满意，当大人呵斥他住嘴的时候，竟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作一个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婴儿商店。在他的观念中，他一出世便从那儿送到父母的家里来了。他把内心中真诚的恐怖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效果。大人们在别人家里显得拘束，动作比平时急促，不声不响地想自己的心思，于是舒罗奇卡生气了，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发蔫了。大人们照顾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后来他睡着了。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姐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并向她诉说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男人们被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一会儿，到台阶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多少星星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外面很黑。岳父和女婿相隔两步，彼此却看不见。窗内的一道灯光从他们背后住宅的一个角落里射入峡谷。在这道光柱中，沐浴在潮湿清凉空气中的树丛、树木以及其他一切看不清的东西，变得膜增俄俄。亮光没照着谈话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周围的黑暗。

    “明天早上得看看他们打算让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能住人，我们就马上动手修理。等我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了，他也解冻了。那时，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翻畦了。我听见他在谈话中好像答应给我们点马铃薯种。是不是我听错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还有别的种子。我亲耳听见的。他让我们住的地方，咱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正房后面被尊麻遮住的那几间房子。木头造的，可正房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指给您看来着，记得吗？那儿开畦才好呢。那里曾经是花圃。我从远处觉得是那样。也许我看错了。还得修一条小路，旧花坛的土地一定上足了肥，腐殖质非常丰富。”

    “我不知道，明天看看再说。地上准长满了杂草，像石头一样硬。房子周围大概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方保留下来了，空闲着。明天就全清楚了。早上还会有霜冻。夜里一定有寒气。我们已经抵达了，多大的福气啊。为此我们应该互相祝贺。这儿不错。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非常可爱。特别是他。她有点装腔作势。她对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所以，她要噪噪不休地说那些过于殷勤的废话。她好像急于把你的注意力从她的外表上引开，免得产生不利于她的印象。就连她忘记摘掉帽子，把它背在背后，也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这样对她很相称。”

    “咱们进屋吧。咱们在这儿呆的工夫太长，主人会见怪的。”

    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灯火明亮的餐厅里，坐在吊灯下的圆桌旁喝茶。岳父和女婿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穿过管家漆黑的书房。

    书房的墙上有一扇同墙一样宽的窗户，是用一整块玻璃镶成的，正好耸立在一道峡谷的上边。从这扇窗口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瓦克赫拉着他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医生就注意到这个窗口了。窗前摆着一张同墙一样宽的桌子，不是供设计师就是供绘图员使用的。桌上横放着一支枪，枪的左右两边空着很大的一块地方，足以显得桌子之宽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的时候，又注意到视野开阔的窗户，桌子的宽大和它的位置，陈设华丽的房间的宽阔。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饭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首先向主人表示惊叹的是：

    “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嗅，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屋里有一股轻微的木炭味，还有熨衣服的味道。她们在熨东西，不时从烧得不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散发出热气的燃烧着的木炭，放入盖子像牙齿似的上下打战的烤熨斗里。这使我想起了什么？记不起来了。身体不好，太健忘啦。

    为了庆祝安菲姆给我们带来上等的肥皂，我们来了个大扫除，舒罗奇卡也两天无人看管，我写日记的时候，他钻到桌子底下，坐在两条桌腿之间的横档上，模仿每次来时都带他坐雪橇的安菲姆，也装着带我坐雪橇。

    等病好了一定到城里去一趟，读一读本地区民族志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别人都对我说，这里有几个相当不坏的图书馆，接受过好几个人的重要捐赠。真想写东西。得抓紧啦。要不，一晃眼春天就到了。到那时候就没工夫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不好觉。我做了一个杂乱的梦，那种一醒马上就忘的梦。梦忘得干干净净，意识里只留下惊醒的原因。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惊醒，我在梦中听到空中响彻她的声音。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在记忆中复现它，挨个儿回想我所熟悉的女人，想找出具有这种浑厚、低沉和圆润嗓音的人。她们当中谁也没有这种嗓音。我想，也许我对东尼妞太习惯了，所以我的听觉对她迟钝了。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形象置于足以阐明真理的距离之内。不，这也不是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

    顺便说到做梦。通常都认为，白天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夜里就会梦见什么。可是，我的观察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正是白天恍惚看到的东西，不明确的思想，脱口而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话，夜间便化为具体的

    形象返回脑子里来，变成梦的主题，仿佛特意前来偿还白天对它们的怠慢似的。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

    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

    影横投在林阴道上，现出清晰的黑印，仿佛雕成了凸形。总

    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

    中，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

    地的野菊，缀满整个天空。

    每天晚上继续谈论普希金。分析第一卷中皇村中学时

    代的诗。诗的韵律多么重要啊！

    在充满长诗句的诗歌中，阿尔扎玛斯是少年虚荣。心

    的顶点，想不落在成人后面，用神话故事、夸张的描写、故意

    装出的道德败坏、纵情欢乐和思维过早成熟来蒙骗叔叔。

    几乎从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起，或者从《皇村回

    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树。城》或《致姐妹臧晚期在基什

    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

    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在少年身上苏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嚣、物品和本质冲进诗歌之中，仿佛从大街上穿过窗户冲进屋里。外部世界的物体、日常生活的用品和名词挤压着占据了诗行，把语言中语意含混的部分挤了出去。物体，物体，物体在诗的边缘排成押韵的行列。

    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普希金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它的标尺，似乎四步韵脚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存在上剥制下来的，就像画出脚样裁制皮靴的皮子，报出手套尺码寻找戴得合适的手。

    稍后，俄语的节奏，俄国人说话的腔调，也表现在涅克拉索夫的三步韵脚诗歌里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格的韵律中。

    我多想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即农业劳动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

    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前人和今人的错误促使浮士德成为学者。科学遵循摒弃的法则进展，推翻占统治地位的谬误和虚假的理论。

    大师们富有感染力的榜样促使浮士德成为艺术家。艺术遵循吸引的法则进展，模仿和崇拜心爱的主题。

    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

    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市民’和‘居民’都带有责备的意味。《家谱》中的诗行已经预言过这种指责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又写道：

    壬。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

    还有一大沙锅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河天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们对这类话照样能理解：但他们哪儿能那么不谦虚——没有那种兴致，况且也不属于那种官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什1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吸引开了。就在这些细节更迭的时候，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

    春天的最初信息是解冻。就像过谢肉节似的，空气中充

    满了薄油饼和伏特加酒味。太阳在树林里无精打采地眯缝

    着油光光的小眼睛，睡意蒙咙的树林半闭着睫毛似的松针，

    水洼在中午泛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在打瞌睡，伸懒腰，翻

    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里——春天，奥涅金走

    后荒芜的邱宅，山麓的水边连斯基的坟墓。

    而夜芬，那春天的恋人，

    彻底啼略。野玫瑰正在开放。

    为什么要用“恋人”这个词？一般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

    而恰当的。自然是恋人。此外，也能和野玫瑰押韵。但为

    了押韵，就不能用壮士歌中的“夜费强盗”了吗？

    在壮士歌中奥狄赫曼的儿子就叫“夜营强盗”。歌中把”

    他刻画得多生动啊！

    一听到夜芬的口哨，

    一听到他野兽般的呼啸，

    小草挤在一起，

    蓝色的花朵纷纷坠落，

    昏暗的树林垂向地面，

    至于百姓们啊，都纷纷倒毙。

    我们是初春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草木便被上了绿装，特别是米库利钦房子后面的那条叫作舒契场的山谷，野樱、赤杨、胡桃更是一片碧绿。几夜之后夜驾开始歌唱。

    我仿佛头一次听到夜写的歌唱，我再一次惊奇地感到，夜营的啼畴同其他的鸟鸣何等不同啊！它不是渐渐提高，而是突然拔起，大自然使它的啼嫩达到如此丰润和独特的地步。每个音有多少变化，又多么喷亮而有力呀！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种宛如魔笛的啼畴。在两个地方旋转得特别悦耳。一处不厌其烦地重复华丽的“巧克”，有时一连三次，有时不计其数，唱得披着露水的草木抖掉身上的露珠，更加精神抖擞，仿佛被搔着痒处，笑并且颤抖起来。另一处啼声化为两个音节，像召唤，像饱含真情，像请求或规劝：“醒来！醒来！醒来！”

    春天到了。我们准备播种。没空写日记了。写这些札记真是件愉快的事。现在只好搁笔，待来年冬天再说了。

    这两天——这一回正好是谢肉节——一位生病的农夫，坐着雪橇穿过泥泞的道路，来到我们的院子里。我当然拒绝替他治病。“请别见怪，亲爱的，我已不行医了——没有真正的药品，没有必要的器械。”可是哪能摆脱得了。“救救我吧。身上的皮越来越少。发发慈悲吧。身体上的病。”

    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只得替他看病。“脱下衣服。”我检查了一下。“你得的是狼疮。”我替他看病的时候，斜眼看了一下窗户，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瓶石炭酸（公正的上帝啊，不用问石炭酸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桑杰维亚托夫拿来的）。我住院子里一看，又停了一辆雪橇，最初我还以为又来了个病人呢。叶夫格拉夫弟弟仿佛从天而降。全家人，东尼妞、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忙着招待他。等我完了事，也加入他们一伙之中。我们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像往常那样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没有说一句正面回答的话，只管微笑，说大家对他来感到奇怪吧，这是一个谜啊。

    他住了将近两个礼拜，经常到尤里亚金去，后来又突然消失，仿佛钻进地底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发现他比桑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力，他办的事和他的交往更无法解释。他从哪儿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势力？他在干什么？他在消失之前答应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好让东尼妞有时间教育舒拉，我有时间行医和从事文学事业。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做到他所允诺的事，他又笑而不答。但他并没骗我们。出现了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条件的征兆。

    真是怪事。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和我姓一个姓。可是说实在的，我比谁都不了解他。

    这是他第二次以保护者和帮我解决困难的救世主的身份闯入我的生活。说不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他所遇到的真实的人物，还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一位不请自至的宛如象征的援救人物。莫非在我生活中触动这根神

    秘的行善弹簧的人就是我弟弟叶夫格拉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札记就写到这里。他没再写下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尤里亚金市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订购的书籍。能容纳一百人的阅览室里有许多窗户，摆了几排桌子，窄的那面靠着窗户。天一黑，阅览室就关门了。春季城里晚上不点灯。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未坐到过黄昏，在城里也从未耽搁过午饭的时间。他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挂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读一上午书，中午骑马回瓦雷金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图书馆之前，很少到尤里亚金去。他在城里没有一点私事。医生很不熟悉它。可是当他看着阅览室大厅里渐渐坐满了人，有的坐得离他远一点，有的就坐在他旁边时，他仿佛觉得自己站在行人往来的交叉路口上观察城市，而汇集到阅览室里的不是到这儿来的尤里亚金居民，而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然而从阅览室的窗口能够看到真正的、不是虚构的尤里亚金人。靠着最大的窗户那儿有一桶开水。阅览室里的人休息的时候就到楼梯上抽烟，围着大桶喝水，喝剩的水倒在洗杯盆里，挤在窗口欣赏城市的景色。

    看书的人分为两类：当地的知识分子老住户——他们占大多数——和普通的人。

    第一类人当中的大多数都穿得很破旧，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很遍遍。他们身体不好，拉长了脸，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饥饿、黄疽病、水肿病——而肉皮搭拉着。这些人是阅览室的常客，认识图书馆里的职员，在这儿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

    来自普通人的阅读者，个个面色健康红润，穿着干净的过节服装。他们就像上教堂似的腼腆地走进大厅，但是弄出的声音却违犯了阅览室的规则。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想一点声不出，可没有管好自己健壮的脚步和说话的声音。

    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个凹处，在这个用高台子同大厅隔开的壁龛似的凹处里，阅览室的职员，老管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在办自己的事。一位助手满脸怒气，披着一件羊毛披巾，不停地把夹鼻眼镜摘下来又戴上，显然不是由于视力的需要，而是由于情绪的变化。另一位穿着黑丝上衣，大概胸口疼，因为手绢几乎没离开过鼻子和嘴，说话和呼吸都对着手绢。

    图书馆职员的脸也像大多数到阅览室来的人一样，同样浮肿，同样拉长了脸，松弛的皮肤同样搭拉下来，脸色灰中带绿，如同胞黄瓜或灰尘的颜色一样。他们三人轮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低声向新来的阅读者解释借书规则，讲解各种标签的用途，借书或还书，还利用其中的空闲编写年度总结。

    怪事，面对窗外真实的城市和大厅里想象出来的城市，甚至从大家普遍的浮肿所引起的某种相似，他仿佛觉得所有人都患了扁桃腺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那天早上他们抵达时尤里亚金铁轨上的那个郁郁不乐的女扳道员，想起从远处看到的城市远景，想起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亚托夫，以及他所说的那番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把远在这一地区之外听到的话，同他到达这一地区之后所看到的联系起来。但他没记住桑杰维亚托夫告诉他的标志，所以他什么道理也没悟出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阅览室的尽头，身旁堆满书。他面前放着几份当地地方自治会的统计簿和几本人文志。他还想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暴动史的著作，但穿丝上衣的女图书管理员用手绢紧压着嘴唇低声对他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这么多书，他要想借他感兴趣的著作，先得还一部分手册和杂志。

    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急忙翻阅那一大堆尚未打开的书，从中拣出最必要的，把其他的书还掉，再去借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著作。他聚精会神，目不旁视，飞快地翻阅各种集子，眼睛只瞟一下书目。阅读室里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妨碍他，没分散他的注意力。邻座的人他早研究透了，他不抬眼睛便知道他们坐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并能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在他离开前不会改变，就像窗外的教堂和城里的建筑物不会挪动一样。

    然而太阳并没停止不动。它一直在移动，这时候已绕过图书馆东边的墙角，现在正照着南墙上的窗户，晃得离窗户最近的人睁不开眼，得难阅读。

    患伤风的女管理员从围起来的高台上走下来，走到窗户前。窗户上装着能使光线变得柔和的用白料子做的带把的窗帘。她放下所有的窗帘，只留下阅览室尽头最暗的那扇窗户。她拉了一下线绳，把活动气窗拉开咱己不停地打喷嚏。

    当她打了十个或十二个喷嚏之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猜到，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即桑杰维亚托夫所提到过的通采夫家的四姐妹之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着别的阅读的人抬起头朝她那方向看了看。

    于是，他发现阅览室里发生了变化。对面的那一端增加了一个女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刻认出她是安季波娃。她转过身子，背对前面的桌子坐下。医生就坐在其中的一张前面。她低声同伤风的女管理员交谈。女管理员站着，俯身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耳语。看来，她们的谈话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不仅立刻医好了恼人的伤风，还医好了精神紧张。她向安季波娃感激地瞥了一眼，把一直捂着嘴唇的手帕拿开，放进衣袋，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满怀信心地回到借书台后的座位上。

    这个动人的小小的～幕，没能瞒过另外几个读者。读者从阅览室的各个角落同情地望着安季波娃，并同样微笑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这些难以察觉的迹象断定，城里的人认识她，并且非常爱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一个愿望是站起来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前。然而，一种违背他本性的羞怯和缺乏自信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继续看自己的书。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向她的方向张望的诱惑，他把椅子横对着桌子，几乎背对着阅览室的读者，把一本书举到面前，另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盖上，完全钻进书里。

    然而他的心思早已离开研究的对象，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与他的研究对象毫无联系，他忽然领悟到，那个冬天夜里他在瓦雷金诺梦中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安季波娃的声音。这个发现使他大吃一惊，他急忙把椅子转回原来的位置，以便从他的座位上看安季波娃。他开始看她。他的动作惊动了旁边的人。

    他几乎从背后侧身看她。她穿了一件浅格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宽带子，头微微偏向右肩，贪婪地阅读着，简直像小孩一样到了忘我的地步。有时她抬头望着天花板沉思，不然便眯起眼睛凝视着前方，然后又把头倚在一只手上，用铅笔飞速地往笔记本上摘录。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检验并肯定自己在梅留泽耶沃小镇所做过的观察。“她不想讨人喜欢，”他想道，“不想成为迷人的美人。”她蔑视女人本性中的这一方面，仿佛由于自己长得太美而惩戒自己。而这种骄傲的敌意使她更加十倍地令人倾倒。

    “她不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多么好啊。她读书，使人觉得这不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而是某种简单木过的、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就像她提水或削马铃薯一样。”

    想到这里医生不再激动了。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平静。他的思想不再从一个对象跳到另一个对象上。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就像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他不再管转动椅子造成的后果，不再怕别人妨碍或自己分心，比安季波娃进来之前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翻阅完像小山一样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书，选出最需要的，还顺便一口气读完了在书中发现的两篇主要文章。他对今天所做的事已经感到满意，便开始收拾书，准备送到还书台去。任何败坏情绪的不相干的念头都离开了他。他丝毫没有别的用心，问。已无愧地想道，诚实地工作了一上午，赢得了会见一位好心肠老友的权利，可以合法地享受一下相逢的欢乐了。但当他站起来，环视了一下阅览室，却没发现安季波娃，大厅里已经没有她了。

    医生还书的还书台上，安季波娃还的书还没收走。她还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看来，作为一个旧教师，在重新登上讲台之前，她在家里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进修。书中还夹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借书单。借书单的下端露在外面，很容易被看见，上面写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地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地址很古怪，抄了下来：商人街，带雕像住宅的对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带雕像住宅”这种叫法在尤里亚金非常流行，就像在莫斯科以教区命名市区，或者在彼得堡称为在“五个角”那儿一样。

    一座带女神像柱和手持铃鼓、竖琴和假面具的古代级斯雕像的铁青色住宅被人称为“带雕像住宅”。这是上个世纪一位爱好戏剧的商人为自己建造的私人剧场。他的后人把住宅卖给了商会，由于这座住宅占了街的一角，于是就把这条街叫做商人街了。带雕像住宅又表示与这条街连接的这片地方。现在党的市委会便设在带雕像住宅里，地基倾斜下沉的那一面墙上，过去贴话剧和马戏海报的地方，现在贴着政府的法令和决议。

    这是五月初寒冷而刮风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城里办完事，到图书馆转了一下，突然改变全部计划，去寻找安季波娃。

    路上时常刮起～团团的风沙，挡住他的去路，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医生转过身子，眯起眼睛，低下头，等一阵风刮过，再向前走去。

    安季波娃住在商人街角上诺沃斯瓦洛奇巷内，对着昏暗发青的带雕像住宅。医生现在看见这座住宅了。住宅确实同它的绰号一致，令人产生一种古怪不安的感觉。屋顶四周环绕着一圈比真人高一倍半的女神雕像。在一阵遮住住宅正面的风沙过后，医生突然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从住宅里走上阳台，弯过栏杆看他，看渐渐从风沙中显露出来的商人街。

    有两条路通往安季波娃的住所：从商人街穿过正门，从小巷穿过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有头一条路，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刚从小巷拐进大门，～阵风把院子里的尘土和垃圾刮到天上，遮住院子。在这扇黑色帘幕后面，从他脚下飞起一群被公鸡追赶得咯咯叫的母鸡。

    当尘土消散后，医生看见安季波娃站在井旁。刮风的时候她左肩上刚刚挑起两只汲满水的水桶。为了防止风把尘土刮进头发里，她连忙披上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一个“鸳鸯结”，用膝盖夹住吹开的长衫，以免被风掀起。她想担水往家里走，但被另一阵风挡住。这阵风刮掉她的头巾，吹乱她的头发，又把头巾刮到栅栏的另一头，刮到还在咯咯叫的母鸡那里。

    尤里·安德烈耶夫跑去追头巾，把它拣起来，递给站在井边发呆的安季波娃。她像平时那样泰然自若，没有发出惊叫，显露出自己的惊讶和困惑。她只喊了一声：

    “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

    “您怎么来的？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肥水桶放下，我来挑。”

    “我从不半路转弯，从不放下开始干的事。您要是来看我，咱

    们就走吧。”

    “我还能看谁呢？”

    “那谁知道呢。”

    “还是请您把扁担让给我吧，您干活儿的时候我不能空手闲着。”

    “多了不起的活儿呀。我不让您担，您会把楼梯溅湿的。您不如告诉我，哪阵风吹您来的？您来这儿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您从哪儿知道的？”

    “到处都有传闻。何况我还在图书馆里见过您呢。”

    “那您怎么没叫我？”

    “您用不着让我相信您没看见我。”

    医生跟在颤动的水桶下微微摆动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后面穿过低矮的拱门。这是一楼的昏暗过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迅速蹲下来，把水桶放在泥土地上，从肩膀上抽出扁担，伸直身子，开始用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来的一块小手绢擦手。

    “走吧，我带您从里面的小道进大门。那边明亮。您在那边等我。我从小道把水提上楼，把上面收拾一下，换身于净衣服。您瞧瞧我们这儿的楼梯。生铁梯阶上都有楼空花纹。从上面透过它们，下面什么都看得见。房子老了。打炮的那几天受到轻微震动。大炮轰击嘛。您瞧石头都错缝了。”砖上大窟窿套小窟窿。我和卡坚卡出去的时候就把钥匙藏在这个窟窿里，用砖头压上。记住点。说不定您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家，那就请自己开门进去，在里面随便坐坐，等我回来。钥匙就在那儿。可我用不着，我从后面进去，从里面开门。唯一发愁的是耗子，多得对付木了，在脑袋上跳来跳去。建筑太老了，墙都酥了，到处是裂缝。能堵的地方我都堵上了，我同它们作战，可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来帮帮忙？咱们一块儿把地板和墙角堵上。行吗？好吧，您在楼梯口上等着，随便想点什么吧。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多受罪，马上就招呼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等待安季波娃叫他，目光开始在墙皮剥落的入口处和生铁梯阶上转来转去。他想道：“在阅览室里我把她专注的读书精神同于真正事业和体力劳动的热忱相比较。可完全相反，她担水像读书那样轻松，一点不吃力。她干什么都从容不迫。仿佛她在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便开始了向生活起跳，现在干什么都～跃而起，自然而然，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毫不吃力。这从她弯腰时脊背形成的线条、微笑时分开的嘴唇和变圆的下巴上，以及从她的谈话和思想里都能看出来。”

    “日瓦戈！”从上面一层楼梯口的一扇门里有人喊了一声。医生爬上楼梯。

    “把手给我，跟我走，不许乱动。这儿有两间推东西的房间，东西顶到天花板，很暗。碰上就会撞伤的。”

    “真像一座迷宫。我差点找不着路。怎么会这样？正在修理住宅？”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住宅是别人的。我连是谁的都不知道。我们在中学里有一间房间，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便把我和女儿迁到这座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旧主人们的全部家具都留在这里，家具多极啦。可我不需要别人的财富。我把他们的东西堆在这两间屋子里，只把窗子剧成白色。别松开我的手，不然您要迷路的。就这样握着，向右拐。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看见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道。“我暂时什么都不对您说。可是这太重要了！简直命中注定你们一定要见面。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果我对您的话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留给您的印象与其说是不良的，不如说是良好的，对吧？”

    “对，正是如此。他本应对我冷淡。我们经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来你在这儿？”

    一个枕着两条小辫的八岁小女孩走进屋。两只距离很宽的细眼睛赋予她一种调皮的神态。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抬起。她进门前已经知道妈妈有客人了，但跨过门槛时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脸上装出惊讶的神情，行了个屈膝礼，毫无畏惧地盯着医生，眼睛没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寂中长大的孩子才会这样看人呢。

    “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长大啦，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玩了。你进来我都不知道。”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可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开。我以为要吓死了。”

    卡坚卡说，可爱的小脸做出怪样，瞪着两只调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得啦，上自己屋里去吧。我请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从烤炉里把粥取出来就叫你。”

    “谢谢，可我不得不谢绝。由于我常进城，我们改在六点吃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骑马得三个小时，有时还得四个小时，因此我才这么早来看您，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好吧。”

    “现在，既然您对我坦率，我也对您坦率，我要告诉您，您刚才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线找的那个人。都说他确实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并不惊奇，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我听到那种谣传时也认为是荒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随心所欲地同您谈起他，就好像根本没有过这种谣传似的。但这种谣传荒谬至极。我见过这个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联系在一起？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连卡坚卡都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打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同样会劝他这样做。您甚至可以说，我的不受侵犯、市苏维埃为我们提供的还算过得去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等等——间接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秘密关心。可您怎么也不能说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响，开始同您唱一个调子。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咱们不是同道。我对某种难以觉察的、非必然的东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广阔意义的问题上，在人生哲学上，我们还是作为论敌为好。还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在屠犹的日子里，当这些可怕而卑鄙的行为开始的时候，除去气愤、羞愧和怜悯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追逐着我们，那就是难堪的骑墙感觉，仿佛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有一种不真诚的不快之感。

    “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那些人的宗教基础原是他们所建立的，那些人本应同他们非常亲近，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

    “大概迫害是产生这种无益的、甚至是致命的态度的原因，是产生这种只能带来灾难的羞怯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孤立状态的原因，但这其中还有内在的衰颓，多少世纪所形成的历史性的疲倦。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吹，平庸的概念，羞怯的想像力。这令人气恼，就像老年人谈旧事和病人谈病一样，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也有这种看法。”

    “因此我到这里来守候帕沙，希望在他进出的时候碰见他。厢房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控诉处’。您也许看见了？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门前的广场是用条石铺成的。穿过广场便是市立公园。里面长着绣球花、枫树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见的人群里等着见他。当然，我没去敲接待室的门，说我是他妻子。我们不姓一个姓呀！况且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木应当问。他们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就算我终于能证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妻子又管什么用？这是什么时代？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宇宙，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点我懂。可像妻子那样的两条腿动物算什么，呸，一只最蹩脚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许多人，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报告自己的姓名，回答问题时只说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当然办得糟极了——拒绝接见。副官耸了耸肩，怀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厌恶我们，不爱我们了，把我们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正因为他感情太丰富了，才想出这种办法！他要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律冠放在我们脚下，因此不能空手回来，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来，要使我们永垂不朽，眼花缭乱！多像孩子呀！”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来转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城里骑马回到瓦雷金诺。这些地方他经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条路他已经走熟，失去新鲜的感觉，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口，那儿从通往瓦雷金诺的直路分出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路标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样，医生总是落日的时候抵达岔口。

    自从他那次进城后，已经过了两个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对家里却说他因事耽搁在城里了，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东尼娜，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而且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原谅。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他爱东尼娜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尚未被逮捕的罪犯。家里人毫无察觉，仍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对待他，这使他十分痛苦。大家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呆住了，周围人讲的什么他听不见，也听不懂。

    如果这发生在饭桌上，一块食物便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把场匙放在一边，推开碟子。眼泪窒息得他出不来气。“你怎么啦？”东尼娜莫名其妙地问道。“你大概在城里听到了坏消息？又把谁关进监狱或者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怕我听了心烦。那样你会好受些。”

    他对东尼娜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选择过任何人，设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有时他问自己，但找不到回答，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斩断绳结。他怀着这样的决心回家。他决定全部向东尼娜坦白，乞求她的宽恕，决不再同拉拉会面。

    不错，并非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他现在觉得，还有一点不大清楚，即他是否同拉拉永远断绝往来。他今天早上对她说想把一切都告诉东尼娜，他们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但他现在觉得，他对她说话的口气太柔和，不够果断。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想用哭闹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伤心。她明白，没有这件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她竭力平静地听完他的新决定。他们是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住人的那间空屋子里谈的，这间房子对着商人街。泪珠从拉拉脸颊上滚下来，就像这时雨水从对面带雕像住宅的石雕像上摘下来一样，但她没感觉到。她真挚地、毫无做作地表现出宽宏大量，轻声说道：“别管我，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什么都能克制。”她不知道自己在哭，所以没去擦眼泪。

    一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可能误解他，怀有不现实的希望，他便想掉转马头回城里去，把没有说透的话说透，而主要是分手应分得热烈些、温柔些，更像真正的诀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继续向前赶路。

    随着太阳渐渐落山，树林也渐渐充满寒气和昏暗。树林中散发出一种仿佛刚一走进浴室便能闻到的潮湿的禅树枝味。空中悬挂着一层展翅飞翔的蚊纳，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标，齐声～个调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额头和脖子上拍打蚊子，不知拍打了多少次。手拍在出了一层汗的身体上发出的啪啪声，同骑马行走的声音非常协调：勒马皮带的吱吱声，沉重的马蹄踏在泥泞里的吧卿吧卿声，以及马奔驰时听到的一排排清脆的枪声。突然，从仿佛悬在天上的落日那边传来了夜营的啼陪。

    “清醒吧！清醒吧！”夜驾呼唤并劝告道，听起来仿佛复活节前的召唤，“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睡梦中醒来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何必急着赶路呢。他并未违背自己的誓约。一定要说穿。可谁又说过一定在今天呢？还未对东尼娜宣布过一个字呢。把解释推迟到下一次并不迟。这样他还可以进城一趟，同拉拉把话说透。谈的时候充满能消除她全部痛苦的深情挚意。那样多好，多妙！真奇怪，先前怎么没想到呢！

    一想到还能再见安季波娃一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急剧地跳动。他再次品尝到相见的快乐。

    城外的木屋小巷和木头铺的人行道出现在眼前。他向那个方向走去，现在，走进诺沃斯瓦洛奇巷，走进一块空地，木屋小巷走完了，开始了石头屋子。城郊的房子闪过，就像飞快地翻阅一本书，并且不是用食指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边，叫书页在拇指下咽啪滑过。激动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就住在那边，街的那一头。在向晚放晴的天上的一块亮光下面。他多么爱通向她住处的那些熟悉的房屋啊！要是能把它们从地上抱起来使劲地亲吻一番该多好啊！这些横压在屋顶上的独眼阁楼啊！油灯和神灯反射在水洼中有如一个个浆果！在这笼罩在街道上空的阴霾天空的一片亮光之下，他仍将从造物手中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件白色神奇的礼物。一个裹着黑东西的身影打开了门。而她那矜持而冰冷的亲密允诺，宛如北方明亮的夜，不属于任何人，就像你黑夜沿沙滩向大海跑去时向您冲来的第一个海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扔下级绳，身子从马鞍上欠起，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鬃毛里。马把这种温存当成让它用尽力气奔跑，就飞驰起来。

    马平稳地奔驰，马蹄只是偶尔点地，大地总是不断地离开马蹄，向后飞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了由于狂喜心怦怦地跳动外，还听到人的喊声，他觉得那是他的幻觉。

    附近的一响枪声把他震昏了。医生抬起头，猛地抓住级绳，把它拉紧。马在急驰中猛地停下，前后脚撇开，向旁边跳了几下，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开始往下蹲，准备直立起来。

    前面的道路分为两岔。晚霞照着路旁的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三个带武器的骑马人横在路上截住他的去路。一个戴着制服帽、穿着腰部带格上衣的中学生，身上挂着几条子弹带；另一个穿着军官大衣，戴着长筒皮帽，样子吓人，像化装舞会上的打扮；还有一个穿着红过的棉裤和棉袄的骑兵，一顶宽边神甫帽低压在头上。

    “不许动，医生同志。”戴长筒皮帽的骑马人说，他是三人中最年长的。“您只有服从，保证您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会开枪。我们游击队的医生被打死了。我们想征用您做医务工作。下马，把缰绳交给较年轻的这位同志。我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逃跑的念头，我们就要对您不客气了。”
    “您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列斯内赫同志？”
    “不，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第五章

    公路两旁散落着城市、乡村和驿站。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茨科耶、新出现的小村庄亚格林斯科耶、兹沃纳尔斯克镇、沃利诺耶、古尔托夫希基驿站、克梅姆斯克自然村、卡泽耶沃镇、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村。

    一条驿道穿过这些村镇，这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道。它穿过市里主要街道，像切面包似的把这些市镇切成两半，至于村庄，它径直经过，把一排排农舍甩在后面，或者把它们变成弧形，或者急转弯绕过它们。

    在遥远的过去，铁路还未铺设到霍达斯克村以前，驾驶三匹马的邮车在驿道上往来奔驰。装载茶叶、粮食和铁货的大车朝一个方向走，卫兵押解步行的囚犯一站站地朝另一个方向走。|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无法穿过的阴森森的莽林在周围喧响。

    驿道沿线的居民像一个大家庭。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互相往来，结为亲戚。在雷达斯克村，驿道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有铁路附设的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聚集在劳动营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在那里忍饥挨饿。他们患病，死掉。有技术的政治犯服完苦役便留在这里当技师，他们在这里定居了。

    驿站沿线最初建立的苏维埃早已被推翻。一个时期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在整个地区都被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代替。

    有段驿道要爬半天坡。展现在眼前的远景越来越开阔。坡好像永远爬不完，视野也愈来愈开阔。但当人和马都疲倦了，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山顶。前面的驿道跨越一道桥，湍急的克日姆河在桥下奔腾。

    河对面更为陡峭的一个山头上，现出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环绕着修道院门的斜坡，在它后面城郊的院子中间转了几个弯后直通城内。

    驿道再次穿过修道院属地的边缘，因为修道院染成绿色的铁门是朝中心广场开的。人口处拱门的圣像周围有一圈金字，看起来像半个花圈：“欢乐吧，有生命力的十字架，木可征服的虔诚的胜利。”

    冬季将尽。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大斋的结尾。驿道上的雪发黑了，透露出解冻的信息，但屋檐仍是白的，悬挂着结实的高高的冰帽。爬上圣十字钟楼找敲钟人的男孩们，觉得地上的房屋就像难成一堆的小匣子和小船。同逗点一般大小的小黑人向房屋走去。根据动作从钟楼上能认出几个人来。走近的人读着墙上贴的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征收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

    黑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开始转暖，这时候就转暖是很少见的。天上飘着雨丝，雨丝如此轻盈，仿佛碰不到地面便化为湿雾，在空气中飘散。但这不过是从表面上看。一道道温暖的水流足以冲干净地上的积雪。现在整个地面黑得发亮，仿佛出了一层汗。

    长得手高的苹果树发满新芽，奇迹般地把细枝穿过花园的篱笆伸到街上。雨水从树枝上零零落落地滴在木板人行道上。全城都能听到雨水的滴答声。

    照相馆院子里锁着的小狗托米克一直哀怨地叫到天亮。也许加卢津家花园里的乌鸦被小狗的叫声激怒了，叭叭叫起来，叫得全城都听得见。

    城市地势低的那边住着商人柳别兹诺夫。别人给他运来三车货。他拒绝收货，说运错了，他从未订过这批货。赶大车的年轻人说天色太晚了，请他收留一夜。商人同他们对驾起来，轰他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的对骂全镇都听得见。

    凌晨一点，即修道院的七点，从圣十字修道院最大的钟上发出一阵神秘、缓慢、甜蜜的钟声，同昏暗的细雨混合在一起。它从钟L飘出，仿佛被春汛冲化的泥块，离开河岸，沉入河中，融化在那里。

    这是大斋的前夜，安良日那天。在雨网的深处，几个刚能辨清的烛光缓缓移动、飘浮，照亮人的额头、鼻子和面孔。斋戒的信徒去做早祷。

    一刻钟后，人行道的木板上传来从修道院走过来的脚步声。这是店主加卢津的妻子回家，早祷才刚刚才始。她头上包着头巾，皮袄敞开，迈着不均匀的步子，时而跑几步，时而停下来。教堂里空气憋闷，她感到窒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现在感到羞愧和遗憾，因为自己没能做完祷告，第二年没斋戒了。但这还不是她悲伤的原因。白天，到处张贴着的动员入伍的公告让她伤心，因为这涉及她可怜的傻儿子捷廖沙。她想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但在昏暗中泛光的布告总提醒她有这样的命令。

    转过墙角就是她的家，两步路就到，但她在街上要舒服些。她愿意呆在街上，家里憋气，不好受。

    各种忧郁的念头在她心里翻腾。她想把这些念头—一说出来，却没有足够的词汇，况且说到天亮也说不完。但是在街上，这些向她袭来的一团团阴沉的念头她在几分钟之间便能摆脱，从修道院墙角到广场拐角走两三趟就行了。

    复活节马上就到，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都走散了，就剩下她一个人。难道真是一个人吗？当然是一个人。她收养的克秀莎不算。她又是什么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她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也许是潜在的情敌。是符拉苏什卡前妻的女儿，他说是他的养女，可也许并非养女，而是私生女？也许根本不是养女，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男人的心能看透吗？可也看不出姑娘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聪明，漂亮，无可指摘。比小傻瓜捷廖沙和养父机灵多了。

    于是，复活节前夕就剩她一个人在家，被人遗弃，其他的人各去各的地方。

    她的丈夫符拉苏什卡沿驿道向新兵发表演说、劝导他们在战场上立功。他要是能关心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使他免遭死亡的危险该多好！

    儿子捷廖沙也受不住了，在大竞前夕跑掉了，在自己遭到倒霉的事之后，跑到库捷内镇亲戚家寻开心去了。小伙子被职业中学开除了。留了四次级，到了八年级学校不再可怜他，把他赶出了学校。

    唉，多悲伤啊！嗅，主啊！怎么变得这么糟，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什么都办不好，真不想活下去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是革命的力量？不，啊，不是。都是因为战争。男人的精华全在战争中被杀害了，只剩下毫无用处的废物。

    当承包商的父亲家里是否也同样呢？父亲不喝酒，是个知书识礼的人，家郑“常富有。还有两个妹妹波利亚和奥莉妮。就像名字那样协调，她们俩也非常融洽，一对美女。上父亲那儿去的木匠师傅都是仪表堂堂的漂亮男人。有一次，她们突然想编织六种毛色的围巾（并非家里困难而需要她们编织），变着法子玩耍。可是怎么样呢，她们的手艺那样巧，全县都称赞她们编的围巾。有时什么都能让她们高兴，比如浓密的头发、苗条的身材、教堂里的祈祷、跳舞、客人、姿势等等，别看是普通人家，小市民，工农出身。俄罗斯也像一位待嫁的姑娘，她有真正的追求者，真正保护她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些家伙。如今一切都失去光泽，只剩下一群卖狗皮膏药的文人，白天黑夜颠来倒去地说那几句话，早晚要被话噎死。符拉苏什卡和他的朋友们想凭借香槟酒和善良的愿望返回那黄金时代！但怎能夺回失去的爱情呢？为此必须移山倒海！

    加卢津娜已经几次走到圣十字市场。她的家就在市场左边。但每次她都改变了主意向后转，又走进连接着修道院的小巷里。

    市场大得像旷野。先前每逢赶集的日子，农民的大车摆满整个市场。市场的一头紧靠着叶列宁街。另一头由不大的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围成弧线形。房子里挤满货仓、账房、做买卖的地方和手艺人的作坊。

    太平年月，憎恨女人的布留汗诺，穿着长礼服，戴着眼镜，坐在他家敞开的大门前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看小报。他是个粗野不堪的人，做皮子、焦油、车轮、马具、燕麦和干草等买卖。

    这里，在昏暗的小窗户上，放着几只硬纸盒，盒上积满多年的尘土，盒里装着几对装饰着缎带和小花束的结婚蜡烛。在窗户那边的小空屋里，没有家具，几乎没有存放过商品的影子，如果不算一个个擦在一起的一堆蜡圈的话。可就在这间屋里，那位不知住在何处、拥有百万资财的蜡烛制造商的神秘的代理人，做过成千卢布的地板蜡、蜡和蜡烛的交易。

    这里，在街上的一排商店当中，是加卢津家开设的杂货铺。杂货铺有三间门脸，出售茶叶、咖啡、糖等货物。每天都要扫三遍没上漆的干裂地板，因为老板和伙计们喝起茶来就没节制，把泡过的茶叶都倒在地板上。年轻的老板娘特别乐意坐在这儿的钱柜后面。她心爱的颜色是淡紫色，这是教堂举行大典时候神甫教袍的颜色，丁香花苞的颜色，她最讲究的天鹅绒服装的颜色，她那套维也纳器皿的颜色。这是幸福的颜色，回忆的颜色。她觉得革命前俄罗斯处女时代的颜色也是紫丁香色的。她喜欢坐在钱柜前，因为在玻璃罐散发出淀粉、糖和深紫色黑醋栗水果糖香味的铺子里，黄昏时淡紫色的光线正好同她心爱的颜色吻合。“

    这里，在院子的一角，存放木材仓库的旁边，有一座四面都已破裂的旧二层楼房，楼房是用旧木板盖成的，像一辆用旧的轿式马车。楼房里有四套房间，两个楼角都有出口。楼下左首是扎尔金德的药房，右首是公证人的办事处。楼上药房那）L住着什穆列维奇裁缝一大家子人，裁缝的对面，公证人的楼上，挤了好几家住户，门上贴满的招牌和牌子说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儿管修表和补鞋。茄克和施特罗达克在那I［合伙开了一家照相馆，此外还有卡明斯基的刻字铺。

    由于房间太挤，摄影师的两个助手，修版的谢尼亚·马吉德松和大学生布拉仁，在院子的木仓库过道里搭了～间实验室。从红指示灯可以看出他们正在那儿干活，指示灯一闪，窗户也微微一亮。窗户下锁着一条叫托米克的小狗，小狗叫起来整条叶列宁街都听得见。

    “大家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加卢津娜经过灰楼房时想道，“贫困和肮脏的破窝。”但她马上得出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排斥犹太人的做法不对的结论。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影响不了俄罗斯帝国的命运。不过，如果问问什穆列维奇老头，为什么世道这么乱，他一定会向你鞠个躬，做个怪相，附着牙说：“全是犹太佬揭的鬼。”

    唉，可她想的是什么呀，脑子里塞的什么东西呀？难道问题在这里？倒霉倒在这里？倒霉倒在城市里。决定俄罗斯兴衰的不是它们。受到城市文化水平的迷惑，想追赶它们，可没赶上。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

    也许恰恰相反，倒霉就倒在无知上。学者隔着墙便能看到，什么都能预见猜测到。可我们掉了脑袋才想起帽子。仿佛在一片黑暗的树林子里。可有文化的人现在日子也不好过啊。饥饿把他们从城市里赶出来。越想越糊涂。魔鬼折断了自己的腿。

    可我们农村亲戚的情况就大木相同。就拿谢利特温一家、舍拉布林一家、帕姆菲尔·帕雷赫、莫德赫家的兄弟俩、汉斯托尔和潘克拉特来说吧。靠双手劳动，自己当家作主。大道两旁盖了新房，看着叫人喜欢。每户种了十五俄亩的地，有马、羊、牛和猪。储备的粮食足够吃三年。生产工具——令人赞叹不已。连收割机都有。高尔察克拍他们马屁，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政委们想把他们诱惑到林中游击队里去。他们打完仗戴着乔治十字勋章回来，马上都抢他们去当教官，不管你戴不戴肩章。只要你在行，哪儿都需要你。决不会没用。

    可是该回家了。一个女人闲逛这么久的时间是不规矩的。要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就好了、可那儿全是稀泥，站不住脚。心里仿佛松快了一点。

    加卢津娜一路上胡思乱想，终于木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了，这时已经走到家门。但在她迈进门槛之前，在台阶前跺掉脚上的泥的时候，她还在心里把很多事掂量了一遍。

    她回想起眼下霍达斯克村的头头们，从首都来的政治流放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无政府主义者“黑旗”伏多维钦科，当地的木匠“发疯的”格罗仁科。她对他们都很了解。他们一生当中闯过很多乱子，大概又要策划什么了。不然他们便没法活。他们一生都是在依靠机器度过的，他们自己冷酷无情，如同机器一样。他们在缴衣外面套一件上衣，抽烟时把烟卷插在骨头烟嘴里。只喝开水，免得传染上病。符拉苏什卡白费劲，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些人想把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翻过来，永远按照自己的主意办。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是个出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身子保养得很好，聪明，人也不坏。但在这偏僻的地方，她哪一种优点也没人赏识，也许别的地方也没人赏识。整个外乌拉尔都熟悉的、嘲笑傻瓜先杰秋利哈的那支下流小曲，只能引用开头的两行：

    先杰秋利哈卖了大车，

    用卖大车的钱买了一把三弦琴……

    下面便是淫秽的词儿了，她觉得人们在圣十字市场上唱这支小曲是在影射她。

    她长叹了一口气走进家门。

    她没在前厅停留，穿着皮大农直接走进卧室。卧室的窗户对着花园。此刻正是夜间，窗内和窗外的各种影子几乎重叠在一起。垂下的窗帘的阴影，同院子里光裸漆黑的树木的阴影几乎一模一样，轮廓都模糊不清。冬天快要过去，花园里的黑绸般的黑夜，被即将来临的春天暗紫色的气息温暖了。屋里两种近似的因素大约也这样结合在一起，即将；临近的暗紫色的节日气息，使本拍打干净的窗帘的尘土飞扬的闷气变柔和了，把它冲淡了。

    圣龛中的圣母把两手从银衣怖下面伸出，乌黑的手掌向上举起。她的每只手掌里似乎握着她的拜占庭圣名的最前与最后的两个希腊字母。放在金灯托上的石榴石圣灯，宛如一只黑墨水瓶，把仿佛被牙齿咬碎的星形闪光洒在卧室的地毯上。

    加卢津娜脱下被巾和皮大衣，笨拙地转了一下，肋骨又仿佛被刺了一下似的疼痛起来，她感到胸口发闷。她喊了一声，害怕了，喃喃自语起来：

    “替悲伤的人除忧，圣洁的圣母，及时助人，保护世界。”她木禁哭起来。等疼痛过去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衣领下面的和背上的束胸扣钩从她手里滑下来，落进衣服烟色的皱纹里。她费了很大劲儿去摸它们。

    她进家门的时候惊醒了养女克秀莎，克索莎走进她屋里。

    “您怎么没点灯呀，妈妈，要不要给您拿盏灯来？”

    “不用。不点灯也看得见。”

    “好妈妈，奥莉加·尼洛夫娜，我来帮您脱衣服。别受罪了。”

    “手指木听使唤，一点办法也没有。裁缝不长脑子，没把扣钩钉在该针的地方，瞎眼的东西。我想从上到下扯开，把整条布边甩在他那张丑脸上。”

    “圣十字镇的赞美诗唱得真好。夜里静，空气都把歌声传到这儿来了。”

    “唱得确实不错。可我，妈呀，一点不舒服。浑身又疼起来，哪儿都疼。真造孽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顺势疗法医生斯特多勃斯基给您治过。”

    “他提出的治疗方法总没法实行。这位顺势疗法大夫原来是个兽医。什么也不懂。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走了。走了，走了，还不止他一个人。都在节前从城里走了。是不是他们预先知道这儿要发生地震？”

    “可那个俘虏过来的匈牙利大夫给您治得满不错嘛。”

    “又胡说八道了。我告诉你吧，谁都没留下，都各奔东西了。克列尼·劳什同其他的匈牙利人到分界线那边去了。他们强迫那家伙看病，把他带到红军里去了。”

    “您太多心了。神经官能症。普通的民间暗示疗法能创造奇迹。您还记得吗，那个巫婆，一个士兵的老婆，给您念咒治病，效果不是很好吗？真是手到病除。忘了那个士兵老婆叫什么了。名字忘了。”

    “不，你完全把我看成愚昧无知的人了。你恐怕还会背着我唱先杰秋利哈小调挖苦我呢。”

    “您怎么不畏惧上帝呀！您不该说这种话，妈妈。您还是想想士兵老婆叫什么名字吧。名字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我心里不踏实。”

    “可她的名字比裙子还多。我不知道你要哪一个。她叫库巴利希娜，又叫梅德维吉哈，还叫兹雷达里哈。此外还有上十个外号。她也不在附近了。巡回演出结束了，上哪儿去找她。把上帝的奴仆关进克日木监狱，因为她给人打胎还制造什么药粉。可你瞧她，嫌牢房里闷气，从监狱里逃出来，跑到远东去了。我对你说吧，都逃散了。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捷廖沙，好心肠的波利哑姨妈。城里正派女人就剩咱们这两个傻瓜了，难道我在开玩笑？哪儿也不能看病了。要出了什么事，一个人也叫不来。听说在尤里亚金有个从莫斯科来的名医，教授，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我正打算请他的时候，红军在大路上设立了二十个哨所，哪能找他啊。现在说别的吧。你睡觉去吧，我也躺会儿。大学生布拉仁把你迷住了。何必抵赖呢？你不管怎么着也躲不开他，瞧你脸红得像虾米一样。你那倒霉的大学生在复活节晚上还得洗相片，自己显影自己印。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他们那条狗叫得全城都听得见。该死的乌鸦在咱们苹果树上叭叭乱叫，我这一夜又甭睡觉了。可你生哪门子的气呀，怎么这么小性子，啊？大学生嘛，当然会讨姑娘们欢心喂。”

    “那边狗怎么叫得那么厉害？应该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它不会无缘无故叫唤的。等一下，利多奇卡，怎么一个劲骂人呢，停～下吧。得弄清情况。万一警察冲进来怎么办。你别走开，乌斯金。你也站在这儿，西沃布留伊，用不着你们。”

    但中央代表利多奇卡没听见请他停一下的话，继续像演说家似的用疲惫的嗓子讲下去，并且越说越快：

    “存在于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权所推行的掠夺、勒索、暴力、枪杀和拷打的政策，必然会使迷途的人睁开眼睛。它不仅与工人阶级为敌，实际L也与全体劳动人民为敌。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应当明白，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只有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农结成联盟，才能……”

    他终于听见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停下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汗，疲惫不堪地垂下浮肿的眼皮，闭上眼睛。

    站得离他近的人低声对他说：

    “喘口气吧，喝口水呀。”

    有人对激动不安的游击队首领说：

    “你干吗激动？什么事儿也没有。窗台上有信号灯。岗哨，说得形象点，正牢牢地盯着周围的空间。我认为可以继续作报告。说吧，利多奇卡同志。”

    大仓库里的木材都搬空了。在搬干净的地方正举行秘密会议。一堆顶到天花板的圆木垛，像一面屏风，把聚集在这里的人挡住，并把空着的那一半同过道里的照相室和出口隔开。如果发生情况，开会的人便钻进地道，从修道院墙后面康斯坦丁死胡同的地下出来，躲进偏僻的地方。

    报告人戴着黑棉布帽，帽子把他的秃顶遮住。他的一张橄揽形的脸苍白无光，黑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根。他一激动就出汗，一直大汗淋漓。他对着桌上煤油灯的火焰对火，贪婪地抽没抽完的烟头，身子低垂在摊在桌上的文件上，用他那双近视眼急躁地在文件上面掠来掠去，仿佛在用鼻子嗅它们，然后用单调而疲倦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种城市和农村贫苦人的联盟只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所要达到的，正是西伯利亚工人早已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推翻海军将军们和哥萨克军事首领们的仇视人民的专制政权，并通过全体人民武装起义的手段建立农民士兵苏维埃。同时，在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所雇佣的哥萨克骑兵进行斗争的时候，起义者不得不进行正确的阵地战，这种战争是顽强而持久的。”

    他又停下来，擦掉汗，闭上眼睛。有人违背会议议程，站起来，举起手想插话。

    游击队首领，说得更准确点，外乌拉尔克日水游击纵队指挥官，坐在报告人紧跟前，做出满不在乎的挑衅姿势，粗暴地打断他，不给他一点面子。真难相信，一个这么年轻的军人，差不多还是男孩子呢，指挥几个军和几支联合纵队，可他的部下都服从他，崇拜他。他坐着，手脚都暴在骑兵大衣衣襟里。脱下来的大衣上半截和袖口搭在椅背上，露出他穿军装的身躯。军装上撕掉准尉肩章的地方留下两个黑印。

    他两旁站着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一声不响的卫兵，他们身上穿的镶着卷毛粗羊皮羔的白羊皮袄已经发灰了。他们呆板的外貌除表现出对长官的盲目忠诚和准备为他赴汤蹈火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他们对会议无动于衷，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争论过程也无动于衷，不说话，脸上也没笑容。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仓库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伸长腿或把膝盖错起来，身子靠在墙上或靠在堆在墙边的圆木头上。

    给贵宾们摆了一排椅子。坐在这几把椅子上的是三四个老工人，第一次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当中有脸色阴沉的季韦尔辛，他一点都没变样，还有对他言听计从的他的朋友安季波夫老头。他们被列入神明的行列，革命把自己的祭礼和牺牲奉献给他们。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像两个严厉的木偶，但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政治上的傲气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

    仓库里还有值得注意的其他人物。比如，无政府主义的支柱、“黑旗”伏多维钦科。他一刻也不安宁，一会儿从地板上站起来，一会儿又坐在地板上，在仓库里走来走去，停在仓库当中。他是个胖子，身材高大，脑袋和嘴都很大，一头长发像狮雷。他是俄主战争中或者日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几乎唯～的军官了。他是个梦想家，整天陷入妄想中。

    他由于天性过分忠厚，个子高大得惊人，使他注意木到与他木相应的、规模较小的现象。他对发生的一切都没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什么都误解，把相反的意见当成自己的看法，对什么都赞同。

    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熟人，森林猎人，捕野兽的能手斯维利德。尽管斯维利德不务农，但从他黑呢衬衣的襟口里仍流露出农民的土地气息。他把衬衣和领口下面的十字架抓成一团，来回擦身体，挠胸脯。这是有一半布里亚特人血统的农民，诚恳，没文化，头发梳成几根细辫子，鬃须很稀，胡须更稀，总共木过几根。蒙古人的脸形使他的脸显得苍老。他永远带着同情的笑容，笑容又给他脸上增添不少皱纹。

    报告人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指示走遍了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已经跑遍他将要去的广阔地区。他对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都漠不关心。但作为一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热爱人民的人，他钟爱地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统帅。他不仅原谅这个男孩子粗鲁的态度，在老头看来这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真正革命性的表现，还很欣赏他那些放肆的举止，就像一个痴恋女子喜欢她的征服者的无耻和放肆一样。

    游击队领袖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中央来的报告人便是劳动大军里的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他先前追随过社会党人革命分子，近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性，并在几次慷慨激昂的声明中表示忏悔，于是他不仅被吸收加入共产党，还在他入党后不久便被委以这样的重任。

    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他，一个从来没打过仗的人，是出于对他的革命资历和监狱生涯的尊敬，并且还估计到他作为过去的一名合作主义者，熟悉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在这个问题上，熟悉农民情绪比军事知识更为重要。

    政治信仰的改变使科斯托耶德有了极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他的外表、动作和作风。谁也不记得他先前的秃顶和满脸胡须了。也许这都是伪装？党严禁他暴露身份。他的化名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伏多维钦科提前声明赞同读过的命令条款，这种作法引起一阵骚乱，等骚乱平静下来后，科斯托耶德继续说下去：

    “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不断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必须尽快地确立省委会管辖地区内所有游击支队的联系。”

    后来，科斯托耶德谈到设立接头点、暗号、密码和联络方法等问题。接着他又谈起细节。

    “把白军机构和组织存放武器、装备和粮食仓库的地点以及他们存放大量金钱的地点和他们的储存体系通知游击队。

    “必须详细地分析游击队内部的组织问题，详细分析它们的指挥官、军事和作战纪律、秘密活动、游击队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在敌占区的破坏策略，如破坏桥梁、铁路、轮船、驳船、车站、修配厂及其技术设施、充话局、矿山、粮食等策略问题。”

    利韦里已经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觉得科斯托耶德所说的一切都不切合实际，都是外行人的胡说八道。他说：

    “十分美妙的演讲。我牢记心间。看来要想不失去红军的支持，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不得反对吧。”

    “当然如此。”

    “我的美妙非凡的利多奇卡，你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的时候，我的队伍，三个团还包括炮兵和骑兵，早已出征狠狠打击敌人去了，叫我怎么对待你那些像学生小抄儿上的话呢？”

    “说得多么妙！多么有力量！”科斯托耶德想道。

    季韦尔辛打断了他们的争论。他不喜欢利韦里那种傲慢口气，说道：

    “对不起，报告人同志。我有疑问。也许有一条指示我没记对。我念一下。我想证实一下是否记错了：‘最好把革命时期在前线并加入士兵组织的老战士吸收进委员会。在委员会中最好有一两名下级军官和军事技术专家。’科斯托耶德同志，我记得对不对？”

    “对。一字不差。记得对。”

    “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下列看法：有关军事专家这一条款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工人们，一九O五年革命的参加者，信不过丘八长官。他们当中总有反革命分子。”

    周围的人喊了起来：

    “行啦！表决，表决！该散会了。时间不早了。”

    “我赞成大多数人的意见。”伏多维钦科插话了，嗓子大得像打雷。“要想表达得有诗意一点应当这样表达：民事指示应当来自下层，在民主的基础上生长，就像往地里压枝一样，而不像打桩子似的从上面打下去。雅各宾党专政的错误就在这里，因此国民会议才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

    “这再清楚不过了。”同他一起流浪的朋友斯维利德支持道，“这连吃奶的小孩都懂。应当早点想到，现在晚了。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作战，勇敢地向前冲，木喘气地往前冲。指手画脚地说一通，再往后退，那算怎么回事儿？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自己跳进水里就别喊救命——淹死完蛋。”

    “表决！表决！”四面八方都要求表决。大家又发了一会儿言，越说越离题，各有各的主张，黎明时宣布散会。大家散开，一个个警惕地走了。

    在路上有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陡坡上有两个几乎挨着的村子——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被湍急的帕仁卡小河隔开。库捷内从上面沿着陡坡境蜒而下，小叶尔莫莱在它下面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库捷内镇里正欢送征募来的新兵，施特列泽上校领导的验收委员会正在小叶尔莫莱村里验收新兵，替小叶尔莫莱村和几个邻近的乡应征入伍的青年检查身体，这项工作由于过复活节停顿了一段时间。为了保证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村里驻扎着骑兵民警和哥萨克兵。

    这是复活节来得特别晚而早春又来得特别早的节后的第三天，温和而宁静。库捷内镇的街上，一张张款待新兵的桌子摆在露天里，从大路的那头开始，免得妨碍车辆通行。桌子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像一条弯曲的肠子，弯弯曲曲拉开。桌上铺着垂到地面的白桌布。

    大家合伙款待新兵。款待的主要食品是复活节剩下的东西，两只熏火腿，几个圆柱形大面包，两三个奶渣甜糕。沿桌摆满装咸蘑菇、黄瓜和酸白菜的磁盆，还有盛切成片的面包的碟子，这些面包都是农民自己烤的；一碟碟堆得像小山似的复活节彩蛋。彩蛋上主要涂的是淡红色和浅蓝色。

    外面淡红、浅蓝而里面谈白的空鸡蛋壳乱丢在桌子周围的草地上。从小伙子们上衣里露出的衬衫也是淡红色和浅蓝色的。淡红和浅蓝也是姑娘们连衣裙的颜色。浅蓝色是天空，淡红色是云彩。云彩在天空中慢慢地、整齐地飘动，仿佛天空同它一起飘动。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穿着粉红色衬衫，腰里系了一条宽丝腰带，用皮靴的鞋跟咯咯咯地敲着路面，两只脚一会儿往左伸，一会儿往右伸，从潘夫努金家高台阶上跑下来，跑到桌子跟前，潘夫努金的房子在桌子上面的山坡上，他马上讲起话来：

    “我用这杯老百姓自己酿的酒代替香槟酒为你们干杯，兄弟们。祝你们长寿！新兵先生们！我祝你们万事如意。请注意！你们即将踏上遥远的征途，挺起胸膛保卫祖国，打退让俄国人民自相残杀、血染大地的暴虐者们。人民希望不流血地谴责革命的成果，可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外国资本的奴仆，把人民朝夕思慕的理想——立宪会议用刺刀的暴力驱散，无辜的人民血流成河。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俄国武装的荣誉受到拍污，把它洗刷干净，因为我们欠下我们诚实盟友的债，我们蒙受耻辱，我们注意到，紧跟着红军，德国和奥地利也无耻地抬起头。兄弟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加卢律还想说下去，但乌拉的喊声和要求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不要再说下去的喊声压住了他说话的声音。他把酒杯端到唇边，一口口慢慢喝着没过滤的白酒。这种饮料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喝惯了美味的葡萄酒。但他意识到他在为社会牺牲，便感到心满意足。

    “你老子是头雄鹰。这家伙真会骂人。那个米留可夫算什么东西。”人们喝醉了，在一片吵闹声中，格什卡·里亚贝赫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朋友，捷连秀·加卢津，夸他的父亲。“真的，真是头雄鹰。大概不会平白无故卖劲。他想用舌头免除你服兵役。”

    “得了吧，格什卡！你真没良心。居然想得出‘免除兵役’。咱们会同一天收到通知书，什么免服兵役！咱们要去同一个部队。他们把我从中学里赶了出去，这群混蛋。我妈伤心得要命。幸好没当志愿兵。说让我当士兵。爸爸自然会说话，那不用说，能手。他这种本领是从哪儿来的？天生的。没受过任何系统教育。”

    “听说过桑卡·潘夫努金得病了吗？”

    “听说过。传染得真那么厉害？”

    “一辈子也治不好。疾病一烂到脊髓就完蛋了。自作自受。警告过他别去。主要是同什么人鬼混。”

    “他现在怎么办？

    “悲剧。想自杀。今天，叶尔莫莱村的征兵委员会检查他，也许要他。我参加游击队，他说。我要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报仇。”

    “你听我说，格什卡。你说传染上了，可如果不上她们那儿去，还会得别的病。”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看来你正研究这个问题。这不是病，而是木可告人的隐疾。”

    “格什卡，你说这种话真该给你一个嘴巴。你胆敢欺侮你的伙伴，你这个说谎的瘌痢头！”

    “我说着玩呢，你别激动。你猜我想告诉你什么。我在帕仁斯克开的斋。一个过路的人在帕仁斯克发表了一篇‘个性解放’的演说。我，妈的，要参加无政府主义。他说，力量在我们自身。他说性和性格是动物电磁的激发。啊？妙吧！可我喝酒喝得太多了。周围喊得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都要震聋了。我受不住啦，闭住嘴，捷廖什卡。我说，脓包，妈妈的乖宝贝，堵住耳朵。”

    “你告诉我点别的吧，格什卡。我对社会主义还不大清楚。比如，什么叫怠工者。什么意思？干什么用？”

    “我尽管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可我告诉你，捷廖什卡，离开我远点，我喝醉啦。怠工者同其他人属于一伙。一说怠工者，你就同他是一帮。明白啦，笨蛋？”

    “我想也是一句骂人话。说到电磁力，你说得对。我按照广告，打定主意从彼得堡订购一条电磁腰带，为了开展活动。用代收货款的办法。可突然发生了革命。顾不得腰带了。”

    捷连季没说完……醉汉们的吵闹声被不远的地方发出的一声爆炸声压住了。桌上的喧哗声停止了一下。一分钟之后又恢复了，并且吵闹得更厉害。一部分坐着的人站起来。清醒点的还能站住。另一些人两条腿摇摇晃晃，想走到一边去，但站不稳，倒在桌子底下，马上打起呼喀来。女人们尖叫起来。一片混乱。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两眼向四下打量，寻找罪魁祸首。起先他觉得，轰隆声就在库捷内镇，紧旁边，也许就隔着几个桌子。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他扯着嗓子喊起来：

    “这是哪个犹大钻进我们这伙人里来捣乱？哪个小子扔手榴弹玩？不管是谁，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也要把这个恶棍掐死。公民们，我们不能允许开这种玩笑！我要求搜捕。咱们把库杰内镇包围起来。一定要抓住好细！不让兔惠子逃走！”

    起先大家还听他讲话，后来注意力被从小叶尔莫莱乡公所冲天升起的烟柱吸引过去了。大家都跑到悬崖上看看出了什么事儿。

    从燃烧起来的乡公所里跑出几个没穿外衣的新兵，有的光着脚，有的只穿着～条紧身短裤，施特列泽上校和几个验收新兵的军人也从乡公所里跑出来。哥萨克和民警骑着马在村子里来回奔驰。他们挺直身子，挥舞马鞭，骑在身子像蛇一样东扭西扭的战马上。他们在搜寻什么人。一大群人沿着通往库杰内镇的大路跑过来。叶尔莫莱村的钟楼当当当地敲起来，民警追赶往这边跑的人。

    事情进展得极快。黄昏的时候，施特列泽带着哥萨克到跟小叶尔莫莱村紧挨着的库捷内镇来搜寻。巡逻队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搜查。

    这时，一半参加庆祝的人还未离开，他们喝得烂醉如泥，脑袋靠着桌子边或者躺在桌子底下睡着了。等到大家知道村子里来了民警，天已经黑了。

    几个小伙子躲开民警，互相碰撞着从小道跑了，钻进头一个碰到的地下货栈的栅栏门。在黑暗中弄不清这是哪家的货栈，但从鱼味和煤油味上判断，这是合作社的地窖。

    躲藏起来的人并没干过亏心事。他们的过错便是躲藏起来。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慌张，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有的人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不体面，他们也许会毁了自己。现在一切都带政治色彩。淘气和耍流氓在苏维埃政权这边被视为黑色百人团的证据，而在白军那边把爱惹是生非的人当成布尔什维克。

    原来不少人比这几个小伙子还先钻进地窖。地窖里挤满了人。躲在这里的有库杰内镇的人，也有小叶尔莫莱村的人。库捷内镇的人烂醉如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像呻吟似的打呼嗜，咬牙，发出一阵阵呼啸声，另一部分恶心呕吐。地窖里黑得要命，叫人出不来气，臭味熏人。最后进来的一批人从里面把他们爬进来的通道用土和石块堵死，免得洞口把他们暴露出来。不久，醉汉们的鼾声和呻吟声完全停止了。地窖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在安安静静地睡觉。只有被死吓破了胆的捷连秀·加卢津和小叶尔莫莱村好打架的科西卡·涅赫瓦林内安静不下来，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话。

    “小点声，兔崽子，你这好哭鼻子的鬼东西，别把大伙儿都坑了。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到处搜查人呢。他们从村口回来了，到了集市，很快就会到这儿来的。别动，别喘气，木然我就勒死你！——算你走运——他们走远了，过了咱们这儿。你干吗上这儿来？瞧你这个笨蛋也躲到这儿来了。谁会动你一根指头？”

    “我听见格什卡喊‘快躲起来’，就钻进来了。”

    “格什卡是另一码事儿。里亚贝赫一家都是注意对象。他们在霍达斯克有亲戚。是耍手艺的人，工人家庭出身。你别哆嚷，傻蛋，安安静静躺着。周围都是屎，吐了一地，你一动弹便粘一身，连我都得抹上。你闻不见多臭吗？施特列泽干吗沿村子跑？搜寻从帕仁斯克来的人。”

    “科西卡，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闹起来的？”

    “全是桑卡闹的，那个桑卡·潘夫努金。我们脱光了站在一排检查身体。该轮到桑卡了。他不脱衣服。桑卡喝了酒，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清醒过来。文书提醒他，客气地叫他脱衣服。对桑卡称呼您。军队上的文书。可桑卡对他粗野极了：‘我偏不脱。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让你们大家看见。’仿佛他害臊。他侧身靠近文书，抡起拳头照他腮帮子就是一拳。一点不假。你猜怎么看，一眨眼的工夫，桑卡弯腰抓住办公桌的腿，把桌上的墨水瓶和兵役名单都倒在地上！施特列泽从门后头喊道：‘我决不允许在这儿胡闹。我要让你frl看看不流血的革命，你们胆敢在政府所在地不尊重法律。谁是带头起哄的？’

    “桑卡奔向窗口，喊道：‘救命啊，各人拿好自己的衣服！我们的末日到了，伙伴们！’我抓起衣服，跟在桑卡后面，一边跑一边穿。桑卡一拳打碎了玻璃，一下子跳到街上。我跟在他后面。还有几个人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撒腿就跑，追捕的人在后面追。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谁也弄不清楚。”

    “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炸弹？要不是炸弹，是手榴弹？”

    “老天爷，这难道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怎么知道。准是别人干的。他一看见乱了，便想在混乱中把整个乡炸掉。让他们怀疑是别人干的，他准这么想。准是政治犯。这儿到处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轻点，闭上嘴。有人说话，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回来了。唉，完蛋啦。别出声。”

    声音越来越近。皮靴吱吱声，马刺叮当声。

    “您不用辩解，骗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这儿一定有人说话。”传来上校盛气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里听得越来越清楚。

    “大人，也许是您的错觉。”小叶尔莫莱村长奥特维亚日斯金老头想说服上校，村长是个渔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说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儿不是坟地呀。也许有人说话。屋子里住的不是不会说话的牲口。也许家神在梦里掐得人喘不过气来。”

    “轻点！您要再装傻，做出一副可怜相，我就给您点颜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话了。自作聪明到共产国际可就晚了。”

    “哪儿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儿来的共产国际！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连旧圣经书都看不下来。他们哪儿懂得革命。”

    “没拿到证据之前你们都这么说。给我把合作社从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柜台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着的房子统统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办。”

    “潘夫努金、里亚贝赫、涅赫瓦林内几个人活的死的都要。从海底捞出来我也不管。还有加卢津那个小伙子。尽管他爸爸发表爱国演说，想把我们说糊涂了。正相反。我们可不会打脑儿。如果铺子老板发表演说，其中必有缘故。这让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们的秘密情报说他们在圣十字镇的家里窝藏政治犯，举行秘密会议。我要捉住那小杂种。我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可如果发现什么，我就绞死他，杀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们走远了后，科西卡·埋赫瓦林内向吓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卢津问道：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他低声回答，声音都变了。“如今咱们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进树林这一条路了。我并不是说永远呆在那儿。等他们明白过来再说。等他们清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不定还能回答。”

    林中战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在游击队里做了一年多的俘虏。但这种囚禁的界线很不明确。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没有围墙。既没人看守他，也没人监视他。游击队一直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他们一起转移。这支部队并没同人民群众隔开，移动的时候经过居民点和居民区。它同居民混杂在一起，融化在他们当中。

    仿佛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囚禁并不存在似的，医生是自由的，只不过不会利用它罢了。医生的从属关系，他的囚禁，仿佛同生活当中的其他强迫形式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似乎并不存在，是一种空想和虚构。尽管医生没戴手铐脚镣，也没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从仿佛想象出来的囚禁。

    他三次试图从游击队里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来。三次逃走虽然没受到惩罚，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后没再尝试。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宽容，让他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喜欢跟他在一起。这种一厢情愿的亲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

    这是游击队几乎木停地向东方撤退的时期。有时，这种转移是把高尔察克驱逐出西伯利亚的攻势的一部分。有时，白军迂回游击队后方，企图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时候，游击队仍向同一个方向撤退。医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游击队常常同大路两旁的城镇和乡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时还沿着大路撤退。这些城镇和乡有时属于红军，有时属于白军，就看谁的军事运气好了。但从外表很难断定是谁的政权。

    游击队经常穿过农民义勇军的村镇，它们当中最主要的正是这支拉长了的队伍。大路两旁的农舍仿佛缩进地里，骑兵、马匹、大炮和背着大衣卷、互相挤碰的高大射手们踩得路面上都是泥，仿佛比房子还高。

    一天，医生在这类村镇上接收游击队缴获的战利品——一座英国药品库，这座药品库是卡比尔将军的军官撤退时丢弃的。

    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天，只有两种颜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设光的地方是黑色。医生的心里同样是这种单调的明暗，没有缓和的过渡，没有半明半暗。

    军队的频繁调动完全把道路踩坏了，道路变成一条黑色的泥浆，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胜过。街道上只有几处相隔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不管从街道哪一边，都得绕很大的弯才能走到这些地方。医生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车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诺娃的。

    她先认出他来。他没马上想起来这个面熟的女人是谁。她从大路那边，像从运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来含有双重意义的目光，决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认出她来的话，不然便准备随时离开。

    过了一分钟，他全都想起来了。在挤满人的货车厢、赶去服劳役的人群、押解他们的卫兵和辫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这幅图画当中，他看见了自己家里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车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他刻骨思念的亲切的面容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

    他用头向佳古诺娃指了指，让她往前走几步，走到踩着几块石头便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也走到这个地方，向佳古诺娃那边走过去，同她打招呼。

    她告诉了他很多事。她提起被非法抓进劳工队里却没受到坏影响的漂亮的男孩子瓦夏，瓦夏曾和医生同坐在一节加温车厢里，她还把自己在瓦夏母亲住的韦列坚尼基镇的生活向医生描述了一遍。她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但村里的人时常给她难堪，因为她不是本村人，是外来户，还责备她同瓦夏有私情，全是村里人编出来的。她不得不离开，不然便会被他们用各种难听话糟踏坏了。她到圣十字镇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家来住。传说有人在帕仁斯克见过普里图利耶夫，她便被吸引到这里来。但消息原来是假的，可她在这儿找到了工作，无法离开了。

    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姐夫木是被关进监狱便是被枪毙了。外甥失踪。姐姐奥莉加最初挨饿受穷，后来在兹沃纳尔斯克镇给一家农村亲戚当用人，挣一口饭吃。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洗刷器皿的药店正好是被医生征用的财产。对所有靠药店生活的人来说，包括佳古诺娃在内，征用使他们陷入绝境。但医生无权取消征用的决定。药品移交的时候，佳古诺娃在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大车一直赶到药房后院仓库的门口。一捆捆药品，一筐筐装着药瓶和药盒的柳条筐，从地下室里抬出来。

    药房老板那匹长了癣的瘦马同人一起悲伤地从马厩里望着别人往大车上装货。阴雨的天快到黄昏了。天空已经放晴。被乌云紧紧裹着的太阳露了一下面。太阳快要落山了。它的综紫色的余光洒进院里，把粪便坑染成金色，这大概是不祥之兆。风吹木动它们。粪浆稠得摇不动。但大路上的积水被风吹得泛起涟确，现出朱红色的斑点。部队绕过深水沟和坑洼的地方，沿着大路边缘向前移动。在缴获的药物中发现了一罐可卡因，游击队队长最近吸它吸上了痛。

    医生的工作多得要命。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痢疾，此外，战斗重新爆发，在战斗的日子里伤员不断增加。

    尽管打败仗，队伍不停地撤退，但游击队的人数还是不断增加，有的来自农民义勇军经过的地方，有的来自敌人阵营中的逃兵。医生在游击队度过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击队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利韦里在“十字架节”镇地下司令部的会议上提到过他的部队的人数，那时他大概夸大了十倍。现在，他们已经达到利韦里所说的人数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几个助手，几个具有一定经验的新来的卫生兵。他的主要医疗助手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当过战俘的军医克列尼·劳什，在战俘营里大家都管他叫狗叫同志。还有个助手是医士安格利亚尔。医士是克罗地亚人，也是奥地利战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军医用德语交谈，医士出生于斯拉夫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勉强听得懂俄语。

    根据国际红十字公约，军医和部队医务人员不得参与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但有一次医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违反了条约。战斗打响的时候他正好在野地里，迫使他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布置在林子边上。游击队的背后是大森林，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林中草地，四周毫无遮掩，白军从那里向游击队进攻。敌人一开炮，医生马上躺倒在游击队电话员的旁边。

    敌人越来越近，医生已经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这是出身于彼得堡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少年和被动员起来的后备部队中的上年纪的人。但其中的主力则是头一类人，青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和八年级的中学生，不久前才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他们当中医生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

    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

    忠于职责，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使他们激动大胆，显出不必要的挑衅的样子。他们排开一字形队列向前进，挺直身子，英勇的姿势超过正规近卫军，做出藐视危险的样子，既不跳跃前进也不卧倒，尽管草地不平，有可供掩蔽的土丘和坑洼。游击队的子弹几乎把他们挨个扫倒。

    白军前进的宽阔光秃的野地上有一棵烧死的枯树。它不是被雷电或黄火烧焦，便是被前几次战斗炸毁。每个前进的志愿兵射击时都要看它一眼，克制住躲在树干后较为安全也较容易瞄准的诱惑，继续前进。

    每个游击队队员的子弹数目是有限的。必须珍惜子弹。下了绝对的命令，只能在近距离，在看得见的目标同步枪数目相等的情况下才能开枪。

    医生没有枪，躺在草地里观察战斗进程。他全部的同情都在英勇牺牲的孩子们一边。他全心祝愿他们成功。这是那些在精神上、教养上、气质上和观念上同他接近的家庭的子弟。

    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朝他们向草地那边跑去，向他们投降，以此获得解脱。但这一步太冒险了，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当他跑到草地中间，举起双手的时候，两边都可能把他撂倒，打中他的前胸或后背，自己人为了惩罚他的彻底背叛，白军则由于弄不清他的真正动机。他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并早已确认这种解脱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医生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继续趴在地上，脸朝着草地，没有武器，注视着草地中进行的战斗。

    然而在周围进行殊死战斗的时候，一个人无所事事，冷眼旁观是不可思议的，是活人所办不到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自卫，而在于必须遵从现实的秩序，服从发生在他眼前和周围的事件的法则。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必须做别人所做的事。战斗正在进行。他和同伴们遭到射击。必须还击。

    当他身旁的电报员在散兵线内抽搐起来，后来伸直身子不动了的时候，医生解下他的子弹袋，拿过他的步枪，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一枪接一枪地射击起来。

    但怜悯心木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

    医生瞄准目标，越瞄越准，不知不觉地勾动扳机，但并未勾到底，仿佛没有射击的打算，直到扳机勾下，子弹像走火一样射出为止。医生像通常一样，射击得很准确，把枯树底下的枯枝打得纷纷落在它的周围。

    可是，太可怕了。不管医生多么小心，多么不想射中人，但进攻的敌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在关键的一刹那冲进他和枯树之间，在开枪的时刻穿过他的瞄准线。他打伤了两个，第三个倒霉鬼倒在离枯树不远的地方，大概也没命了。

    白军司令终于确信进攻是无益的，便下令撤退。

    游击队人数不多。他们的主力一部分在行进，另一部分撤往～侧，同更为强大的敌军作战。支队为了不暴露人数不足，没去追赶退却的敌人。

    医士安格利亚尔把两个抬担架的卫生兵带到树林边。医生命令他们救护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电话员跟前。他暗暗希望，也许电话员还有口气，还能把他救活。可电话员已经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为了证实他是否确实死了，便解开他胸前衬衣趴上去听。心脏已经不跳了。

    死者脖子上挂着一个护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解了下来。香囊的破布里包着一张折叠得快要磨烂了的纸片。医生打开一半已经磨烂的纸片，碎纸屑从他手指间散落下来。

    纸上写的是第九十一诗篇的摘录，但同原诗篇略有出入，这是人民在祈祷时自己加进去的。人民传诵时以讹传讹，所以出入越来越大。古斯拉夫文的片段在抄时改写成了俄文。

    诗篇中说：“得到全能者的荫庇。”在俄文中这一句改成咒语的标题：“荫庇”。诗篇：“你不必再惧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昼的危险”。改为鼓励的话：“你不必再惧怕战争的危险。”“因为他信奉我的名”，诗篇这样说。可俄文改为：“知我名已晚。”“在患难的时刻，我必与他同在。我将拯救他……”在俄文中变成了“很快把他带入冬天”。

    诗篇被认为具有不受子弹伤害的神效。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士兵便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过去了几十年，或在更晚的时候，被捕的人把它缝在衣服里，每当夜间提审犯人的时候，他们便在心里背诵这些诗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电话员身旁走到林中草地上被他打死的白卫军尸体跟前。少年俊秀的脸上现出纯洁无假和宽恕一切的痛苦表情。“我干吗要杀死他呢？”医生想道。

    他解开死者的大衣，把衣襟撩开。衣服上工整地绣着死者的姓名：谢廖扎·兰采维奇。大概是疼爱他的母亲用手精心绣上的。

    从谢廖札衬衣领口垂下挂在项链上的十字架、鸡心和一个扁平的小金匣或扁烟盒，损坏的盒盖仿佛用钉子钉上去的。小匣子半开着。从里面掉下一张叠着的纸片来。医生打开纸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诗篇中的第九十一篇，不过是按照古斯拉夫体印刷的。

    这时谢廖扎抽搐了一下，呻吟起来。他没死。后来发觉，他内脏受到轻微的震伤。子弹打在母亲的辟邪物壁上已经无力了，这挽救了他。但怎样处理这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白军呢？

    这时作战双方都凶残到顶点。俘虏不活着押送到目的地，受伤的敌人就地扎死。

    当时游击队的人员流动很大，一会儿新队员加入了，一会儿老队员离开并投到敌人～边，如果能严格保密的话，可以把兰采维奇说成不久前参加游击队的新队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打死的电话员身上脱下上衣，在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医生把秘密告诉了他），给尚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上。

    他和医士护理这个男孩子。等到兰来维奇完全康复后，他们放了他，尽管他不向自己的救护者们隐瞒，他还要回到高尔察克部队去，继续同红军作战。

    秋天，游击队在高山坡上～片小树林里扎营，这块地方叫作狐湾，一条湍急的小河从三面环绕着它，并把河岸冲出一条条小沟。

    游击队到这里之前，卡比尔的部队曾在这里过冬。他们自己动手，并利用当地居民的劳动力，在树林里修筑了工事，但春天他们便撤离了树林。游击队队员们现在便分散住在他们没烧毁的掩护体、战壕和通道里。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同医生合住一个窑洞。他夜里同医生谈话，医生已经两夜无法睡觉了。

    “我真想知道，我那位最可敬的父亲大人，令人尊敬的老爷子，现在干什么呢。”

    “天哪，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小丑腔调，”医生心里叹道，“跟他老子一模一样！”

    “从我们过去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您相当熟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我觉得您对他的看法相当不坏。是这样吧，阁下？”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要到高坡上并预备会。此外，对几个酿私酒的卫生兵马上就要开审。我同劳什还没准备好这方面的材料。明天我们还要就这件事碰头。我已经两夜没睡觉了。以后再谈行不行？您行行好吧。”

    “木行，”队长又把话题拉回到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身上，“您对老头儿有什么看法？”

    “您的父亲还相当年轻，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您平吗管他叫老头呢？现在我就回答您。我时常对您说，划分不清社会阶层的各种关系，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的社会党人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您父亲属于最近这几年造成俄国骚乱的那类人。您父亲的外表和性格都是革命的。他同您一样，是俄国发酵因素的代表。”

    “这是夸奖还是否定？”

    “我再次请您以后找个方便时候再同我辩论吧。此外，我还要提醒您注意，您又无节制地吸可卡因了。您擅自把它从我储备的药品中取走。它有其他用途，且不说这是毒药，我得为您的健康负责。”

    “晚上您又没来上课。您的社会活动机能萎缩，跟不识字的老娘们或顽固到底的保守庸人～样。然而您是医生，读过很多书，好像自己还在写东西。请解释一下，这两件事怎样联系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样联系在一起。也许根本无法联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值得怜悯。”

    “谦虚胜于骄傲。与其恶毒嘲笑，不如熟悉一下我们讲习班的大纲，承认自己傲慢得不是地方。”

    “随您怎么说好了，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哪来的傲慢呢！我对您的教育工作崇拜得五体投地。议事日程上每天都重复您对问题的概述。我都读过。我熟悉您对士兵道德发展的想法，并且钦佩不已。您所说的人民军队士兵对待同志、弱者、无法自卫的人、女人以及整洁和荣誉的观念的看法，同宗教改革团体的主张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这是人必须活得有意义的理想，我少年时代满脑子都是这套东西。我怎能嘲笑它们呢？

    “但是，首先，共同完善的观点，像十月革命后人们对它所理解的那样，已经不能打动我了。其次，所有这一切离现实还很远，可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目的抵偿不了手段。第三，这是主要的，我一听见改造生活这类话，就无法控制自己，陷入绝望之中。

    “改造生活！人们可以这样议论，也许还是颇有阅历的人，可他们从未真正认识生活，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心灵。对他们来说，这种存在是未经他们改良的一团粗糙的材料，需要他们动手加工。可生活从来都不是材料，不是物质。它本身，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不断更新，永远按着自我改进的规律发展，永远自我改进，自我变化，它本身比咱们的愚蠢理论高超得多。”

    “然而我斗胆奉劝您一句，参加会议，同我们那些绝妙的、出色的人接触，仍然能提高您的情绪。您就不会那样忧郁了。我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挨打，您看不见一丝希望，所以感到压抑。可是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陷入恐慌。我知道的事，并且同我个人有关的事，要可怕得多（它们暂时不能公开），可我仍没惊慌失措。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高尔察克的灭亡是注定的。记住我的话。您会看到的。我们必胜。打起精神来吧。”

    “这可真太妙了！”医生想。“如此幼稚！如此短见！我整天对他说我们的观点相反，他把我抓来，又把我扣押在身边，可他却觉得他的失败必然会使我灰心丧气，而他的打算和期望一定能使我振奋起来。竟如此盲目！在他看来，革命的利益和太阳系的存在是一回事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哆喀了一下。他什么也没回答，只耸了耸肩膀，并毫不掩饰利韦里的天真超过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勉强克制住自己。这并没逃过利韦里的眼睛。

    “朱庇特，你生气，因为你错了。”他说。

    “您总该明白，这些话不必对我说。‘朱庇特’，‘不要陷入恐慌’，‘你说一，我就得说二’，‘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走了’——这些陈词滥调用不着对我说。我说一，可不说二，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办不到。我假定你们是明灯，是俄国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便要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深渊，可我对你们还是不感兴趣，我瞧不起你们，不喜欢你们，让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思想的主宰者爱说成语，但主要的一条却忘记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特别习惯解放并施思于那些并不曾请求他们解放和施恩的人。您也许认为，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你们的营房以及跟您呆在一起了。我大概还应祝福您，为了我被囚禁向您道谢，因为您把我从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住宅、我的事业以及我所珍爱并赖以为生的一切当中解放出来了。

    “传说一支来历不明的外国军队袭击了瓦雷金诺。听说他们被击溃，但村子遭到了洗劫。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并未否认这个消息。据说我家里的人和您家里的人逃脱了。一群神奇的斜眼睛的人，身穿短棉袄，头戴羊皮高帽，在严寒中从冰上穿过雷尼瓦河，没说一句难听的话，对村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统统开枪打死，然后又不知去向，就像他们出现时那样神秘。您难道没听说过？这是真的吗？”

    “胡说八道。捏造。搬弄是非的人所造的谣，未经证实的流言。

    “如果您真像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时那样善良，那样宽宏大量，那您就把我放了吧。我去寻找亲人，连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您不放我，就请住口，不要再打扰我，因为我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还会干出蠢事来。最后，活见鬼，我总还有睡觉的权利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床上一扑，脸趴在枕头L。他竭力不听利韦里的辩解，对方还在劝他放心，到不了春天，白军一定会被击退。内战将结束，自由会到来，到处都是幸福与和平。那时谁也不敢扣留医生。但需要耐心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再用不着等多久了。现在医生又能上哪儿去呢。为了他自身的安全，现在不能放他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又是他那一套，魔鬼！说起来就没完！多少年反复磅叨这一套也不害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气得叹气。“他听自己的话听得入迷了，这个好说漂亮话的人，倒霉的可卡因鬼。夜晚对他不是夜晚，跟他这个该死的东西在一块没法睡觉，没法活。嗅，我恨死他了！上帝作证，我总有一天宰了他。

    “嗅，东尼娜，我可怜的小姑娘！你还活着吗？你在哪儿？天哪，她早该分娩了！你分娩顺利吗？咱们又多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的所有亲人们，你们怎么样了？东尼哑，我永恒的责备和我的过错！拉拉，我不敢呼唤你的名字，怕把灵魂从胸口中吐出来。天哪，天哪！可这位还在演说，安静不下来，可恶的、感觉麻木的畜生！嗅，我总有一天会忍受不住把他宰了的。”

    晴和的初秋过去了。天气晴朗的金色秋天来临了。狐湾西端一座木塔矗立在白军修筑的地堡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在这里同他的助手劳什医生会面，商量几件公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时来到这里。他无事可做，便在坍塌的战壕边上走来走去，爬上木塔，走进守卫室，从机枪巢的空枪眼里眺望河对岸的一片伸向远方的树林。

    秋天已经在树林中针叶树木和阔叶树木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针叶树木橡～堵黑墙竖立在树林深处，阔叶树木则在针叶树木之间闪烁出一个个葡萄色的光点，仿佛在砍伐过的树林中用树干修建的一座带内城和金顶楼阁的古代城市。

    壕沟里、医生的脚下和被晨寒冻硬的林间道路的车辙里积满了枯干的柳叶，柳叶仿佛剪过似的蜷成一个个小圆卷。秋天散发出这些褐色树叶的苦涩气息，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气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贪婪地把霜打过的苹果、苦涩的干技、发甜的潮湿和九月蓝色的晨雾混合而成的芳香吸进肺里。晨雾令人联想起被水浇过的黄火和刚刚扑灭的火灾的蒸气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发现劳什走到他背后。

    “您好，同事。”他用德语说。他们商量起公事来。

    “咱们要商量三件事。第一，如何处理酿造私酒的人；第二，改组野战医院和药房；第三，根据我的要求，研究如何在野外环境下对精神病进行门诊治疗。亲爱的劳什，也许您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可据我的观察，我们正在发疯，而现代种类的疯狂具有传染的性能。”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等会儿再来谈它。现在先说别的。军营里出现不安迹象。酿造私酒者的命运引起大家同情。不少人还担心从白军占领的村子里逃出来的家属的命运。一部分游击队员拒绝开拔，因为运载他们妻子、儿女和父母的大车队快到了。”“是啊，应该等待他们。”

    “可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统一指挥司令官的前夕，他将统一指挥原来不隶属于咱们的支队。我想利韦里同志是唯一的候选人。一伙青年人推举另一个人，伏多维钦科。有一派同我们不合，但同私酿烧酒的人勾结在一起，他们支持他。他们都是富农和店员子弟，还有高尔察克的逃兵。他们闹得特别厉害。”

    “依您看，对那些卖私酸白酒的卫生兵如何处置？”

    “我看先判枪决，然后赦免，改为缓刑。”

    “可扯远啦，还是商量正经事儿吧。如何改组野战医院。这是我想跟您商量的头一件事儿。”

    “好吧。不过我想告诉您，您的有关精神病预防的建议毫不令人惊讶。我自己也有这种看法。现在出现并流行的精神病是最典型的精神病，具有特定的时代特点，是时代的历史特征所直接引起的。咱们这儿有个士兵，帕姆菲尔·帕雷赫，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兵，觉悟很高，具有天生的阶级本能。他正是这样发了疯，因为担心亲人发了疯：如果他被打死了，他们落到白军手里，将替他承担一切责任。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他的家属在逃难大车队中，正在追赶我们。我的蹩脚俄语使我没法详细询问他。您向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吧。应该给他检查一次。”

    “我非常了解帕雷赫。我怎么会木知道他呢。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军人苏维埃里经常接触。一个黑脸膛的、前额很低的残忍的人。我不明白您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好品德。他总赞成极端措施，最严厉的措施，处决。我对他一直很反感。好吧，我替他做检查。”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同整个上星期一样，天气干燥，没有风。军营里传出一大堆人模糊不清的嘈杂声，仿佛远处大海的波涛。还轮流传来在树林里行走的脚步声、说话声、斧子砍木头声、铁砧叮当声、马嘶声、狗叫声和公鸡啼声。一群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的人在树林里笑着往前走。有的人认识医生，向他鞠躬，不认识他的人不打招呼便从他身边走过。

    尽管游击队队员在追赶他们的家属赶上他们之前不同意撤离狐湾，但家属已经离营地不远了，所以树林里仍在做着开拔的准备，准备把宿营地再向东转移。该修理的修理了，该洗干净的洗干净了，木箱钉好了，大车检查过，看看它们有没有毛病。

    树林当中有一大块踏出的空地，像土丘或城堡遗址，当地人都管这块地叫高地。通常都在这里开会。今天要在这儿召开全体会议，宣布重要消息。

    树林里还有很多没发黄的树。在林子深处它们还鲜嫩发绿。下午西沉的太阳的阳光从背后把树林穿透。树叶透过阳光，背面映出绿光，像透明的绿玻璃瓶。

    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一大捆档案的旁边，烧毁测览过的没用的废纸，这是卡比尔军官团留下的文件，还有～堆游击队自己的报告。纸摊开得让火苗对着太阳。阳光穿过透明的火焰如同透过绿树林一样。火焰看不见，只从云母般颤动的热气流上可以断定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烧得炽热。

    树林里挂满五颜六色的熟浆果：碎米养的漂亮的悬垂果、红砖色的发蔫的接骨木和颜色闪变着的紫白色的绣球花串。带斑点的和透明的情蜒，如同火焰或树林颜色一样，鼓动着玻璃般的薄翼，在空中慢慢滑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肿骨下面飞出。每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塑造的童年时代的原型，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他的个性，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迫使大自然、树林、晚霞以及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化为童年所憧憬的、概括一切美好事物的小姑娘的形象。“拉拉！”他闭上眼睛，半耳语或暗自在心里向他整个生活呼唤，向大地呼唤，向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呼唤，向被太阳照亮的空间呼唤。

    但日常例行的事照旧进行，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是游击队的俘虏。他不知不觉走到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点着的火堆跟前。

    “销毁文件？到现在还没烧完？”

    “早着呢！这些东西还够烧半天的。”

    医生用皮鞋尖踢了一下，从纸堆中扒出一堆文件。这是白军司令部的往来电报。他心中闪过一种模糊的预感。说不定他在这难文件中能碰到兰采维奇的名字，但预感欺骗了他。这是一堆枯燥的去年密码汇总。简略得没人看得懂。他用脚扒开另外一堆。里面散开的是游击队会议的旧记录。顶上面的一张纸上写着：“火速。释放事宜。重新选举监察委员会。鉴于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的控诉无凭据，军队苏维埃认为……”

    这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医生，说道：

    “这是你们医务部门撤离时的安排。载运游击队家属的大车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军营里的分歧今天便能解决。一两天内咱们就要开拔。”

    医生看了纸片一眼，哎呀了一声：

    “这比您上次给的少。可又增加了多少伤员！能走的和缠绷带的叫他们自己走。可他们人数很少。我用什么拉伤病员？还有药物、病床和其他设备怎么办？”

    “想办法压缩一下。人得适应环境呀。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我代表大家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有个久经锻炼的同志，他经过考验，忠于事业，是位优秀的战士。他有点不对劲。”

    “帕雷赫吧。劳什跟我说过了。”

    “那好。您上他那儿去一趟，替他检查检查。”

    “精神上有毛病？”

    “大概是阳。他说他看见了小鬼。大概是错觉。夜里失眠，头疼。”

    “好吧。我马上去看看。现在我有空儿。什么时候开会？”

    “我想快开了。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瞧，我也没去。咱们吉不去没关系。”

    “那我就上帕雷赫那儿去了。尽管我快迈不开步了，困得要命。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喜欢夜里高谈阔论，说得我厌烦。上帕姆菲尔那儿怎么走？他住在哪儿？”

    “石头坑后面的那片小禅树林您认识吧？”

    “我找得着。”

    “林子空地上有几个指挥官的帐篷。我们拨给了帕姆菲尔一个，等待他家属来。他老婆孩子的大车快到了。所以他就住在军官帐篷里了。享受营长待遇。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嘛。”

    在去帕姆菲尔住处的路上，医生觉得再也走不动了。他困倦极了。他无法克制睡意，这是一连几夜没睡够觉的结果。他可以回地窑睡一会儿，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敢去。利韦里随时都可能回去，妨碍他睡觉。

    他倒在一块铺满金色树叶的小草地上，树叶都是从周围的树枝上飘落下来的。树叶像一个个方格似的交叉地落在草地上。阳光也这样落在这块金色地毯上。这种重叠交叉的绚烂多彩照得医生眼睛里冒金星。但它像读小字印刷品或听一个人单调的喃喃自语那样催人入睡。

    医生躺在沙沙作响的丝一般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垫在青苔上的手臂，青苔蒙在凹凸不平的树根上，把树根变成枕头。他马上打起瞌睡来。催他入睡的绚烂的光点。在他伸直在地上的身子上照出一个个方格。他融化在阳光和树叶的万花筒中，同周围的环境合成一体，像隐身人那样消逝在大自然里。

    对睡眠的过分渴望和需要，很快又使他醒了过来。直接的原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超越限度便会发生反作用。得不到休息的警惕的意识毫无意义地、狂热地活跃着。思想的片断像旋风似的飞驰，像一只破汽车轮子擦着地面旋转。这种心灵的慌乱折磨着医生，使他气愤。“利韦里这个畜生，”他气愤地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千百种理由让他发疯了，可他还嫌不够。他把你俘虏过来，然后用友谊，用废话，毫无必要地把一个健康的人折磨成神经病患者。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只带花点的褐色蝴蝶像一块彩色布片，翅膀一张一合地从太阳那边飞过去。医生睡眼惺松地注视着它。它落在跟它颜色最相似、带花点的褐色鳞状的杉树皮上，并与杉树皮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了，如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阳光和阴影笼罩下，外人无法发现他～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陷入通常的思绪中。这些思绪曾在他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过程中间接地触及过他。想到作为逐渐善于适应环境的结果的意志和适应性，想到拟态，想到保护色。想到最适应生存的人活下来，想到自然淘汰的途径就是意识形成和诞生的途径。何谓主体？何谓客体？如何给它们的一致性下定义？在医生的沉思中，达尔文同谢林相遇了，而飞过的蝴蝶就像现代派的油画和印象派的艺术。他想到创造、生物、创作和伪装。

    他又睡着了，但顷刻又醒了。附近有人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的说话声把他惊醒。传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耳朵里的几句话足以使他明白有几个人正在图谋不轨。密谋的人显然没发现他，没料到他就在旁边。如果他现在动一下，暴露了自己，就可能送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屏息不动，偷听他们谈话。

    有的声音他能听出是谁来。他们是游击队里的败类，混入游击队的顽童桑卡·潘夫努金、格什卡·里亚贝赫、科西卡·涅赫瓦林内以及追随他们的捷连季·加卢津，所有害人精和胡作非为的首领都在这里。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也同他们在一起。他是个更为阴险的人，参与酿私酒的勾当，但暂时还未受到惩处，因为他供出了为首的人。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当中还有“银连”里的游击队员西沃布留伊，他是游击队队长的贴身卫兵。继承拉辛和布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极端信任他的贴身侍卫，因此这位亲信被称为首领的耳目。原来他也是阴谋的参与者。

    阴谋分子们正同敌人前哨侦察队派来的人商谈。敌方特使的话一句也听不清，他们同叛徒们商量时声音非常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在阴谋者们耳语中断的时候猜到，现在说话的是敌方代表。说得最多的是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他声音沙哑，一边说一边骂街。看来他是主谋。

    “你们大家都听着。最要紧的是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谁要是吱声，告密，瞧见这把刀子没有？我把他肠子捐出来。明白啦？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咱们得将功赎罪，得大大地露一手。他fi］要求捉活的，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听说他们的大头儿古列沃正靠近树林（有人提醒他，大头儿的姓名他说得不对，应当是加利乌林，但他没听清，改成加列耶夫将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是他们的代表。该干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说一定要捆起来，捉活的。你们自己问问伙伴们。大伙说说吧。伙计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吧。”

    派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清。不过，从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中可以想象出谈话的内容。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看清咱们落到什么宝贝手里了，什么恶棍手里了。为这种人去卖命？难道他算人吗？这是中了邪的傻瓜，就像不懂事的毛孩子或者隐修士。我叫你笑，捷廖什卡！你咧什么嘴，色鬼？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他小时候就是隐修士。你要听他的，他准会把你变成和尚，变成老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要去掉身上的毛病，不许骂人，同酗酒做斗争，对女人要注意。能这样活下去吗？我最后决定了。今天晚上在河流渡口的石堆旁边，我把他骗到野地里，咱们大家一块补上去。对付他有什么难的。不费吹灰之力。麻烦的是他们要活的。要把他捆起来。要是捆不住他，我就用两只手结果了他。他们会派人接应咱们的。”

    说话的人继续发挥密谋计划，但同其他人一起渐渐离去，医生也不再听他们说话。

    “他们这是想活捉利韦里，这群恶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恐而厌恶地想道，忘记他曾多少次诅咒过自己的折磨者，巴不得他死。“这伙坏蛋想把他出卖给白军或杀死他。怎样才能防止这件事发生？应当仿佛无意地走到火堆跟前，不提任何人的名字，让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知道这件事。怎么也得警告利韦里有危险。”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原处了。火堆快要烧完。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助手看着火堆，以免火势蔓延。

    但阴谋并未得逞。它被粉碎了。原来利韦里等人已经知道他们策划的阴谋。当天阴谋彻底被揭穿，参与阴谋的人统统被抓起来。西沃布留伊扮演了双重角色：密探和拉人下水者。医生对他更为反感。

    已经清楚，游击队队员的家属离狐湾还剩下两昼夜的路程。游击队队员们准备同家属相聚，接着马上开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看见他手里拿着斧子站在帐篷门口。帐篷前堆了他砍下来的一大堆小烨树。帕姆菲尔还没把树干上的细枝砍掉。有的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枝权插进湿土里。有的已经被他拖到旁边，像起来。树干压着颤悠悠的有弹性的枝叶，没碰着地，互相也不挨着。它们仿佛用双手抵挡砍他们的帕姆菲尔，整堆绿枝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去路。

    “为贵客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太低了，不适合让妻子和孩子住。我想再支几根桩子，就砍了几根树干。”

    “帕姆菲尔，你以为他们会让你的家庭住进帐篷里，那你就想错了。怎么能让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住在军营里呢。他们会安排在树林边上的大车里。有空的时候去同他们聚会，帮他们干点什么。未必会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可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听说你一天比一天瘦，不吃饭，木喝水，不睡觉？可气色还不错嘛。只是长了一脸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强壮的汉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一脸大胡子，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长了两个额头。额骨宽厚，像一只环或箍箍在太阳穴上。这使帕姆菲尔显得凶狠，仿佛永远斜着眼睛。

    革命初期，人们担心它会像一九O五年革命那样，也是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深入不到底层，不能在他们当中扎根，便向人民竭尽全力宣传革命性，把他们搅得惊恐不安，怒气冲天。

    在革命初期的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身价百倍。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苛觉得这个阴沉、孤僻的大力土是个不完全正常的怪物，因为他毫无心肝，单调乏味，缺乏吸引他和他所感到亲近的一切。

    “咱们上帐篷里坐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是个狗洞。咱们坐在树干堆上聊吧。”

    他们坐在晃来晃去的烨树干上了。

    “都说故事一讲就完，可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而我的故事一下子讲不完。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就试试吧。我跟女人一块过日子。我们都年轻。她管家，我下地干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送上前线。是啊，上了前线。那次战争我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你见过，军医同志。革命了。我恍然大悟。士兵睁开了眼睛。敌人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士兵，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家！等等。这你都知道，军医同志。等等。内战打起来了。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说不完。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这会儿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国前城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不明白？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很不好，糟透了。他那个畜生想干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朝咱们扑过来。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在我身边。万一他胜了，来了，他们往哪儿跑？他哪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儿一点不沾边？他可不这么看。他会为了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拷打她，为了我的缘故折磨孩子，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你还能睡觉吃饭？就算人是铁铸的吧，也不能不心烦呀。”

    “帕姆菲尔，你可真是个怪人。我无法理解你。多少年不跟他们在一起也过来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也没难过过。现在一两天就要见着他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该死的白军杂种要打败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我反正要进棺材了。看来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可我不能把亲人也带到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会把他们的血一滴滴放光。”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听说你见过鬼。”

    “得啦，大夫。我没都告诉你。没告诉你主要的。那你就听听全部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都亲口告诉你。

    “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克伦斯基还当政呢。我们叛乱过。事情发生在火车站。派来一个鼓动家，是个毛孩子，他用嘴皮子动员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党制。那么个层头。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消防水桶，消防水桶就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从那儿号召大家参加战斗，可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脚踩空了。哎呀，笑死人了。我笑得肚子疼。真要笑死了。哎呀，滑稽极了！我手里有枪。我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胳肢我。我就瞄准他开了一枪，他当场完蛋。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有人把我的手推了一下。

    “这就是我白日见的鬼。夜里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吧，比留奇车站？”

    “我记不清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叛乱的？”

    “我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在西线吧？”

    “仿佛是西线。很可能是西线。记不清了。”

    粘满白糖的花揪树

    游击队的家属带着孩子和生活用品，坐在大车里，已经跟着游击队走了很久。他们后面跟着一大群牲畜，大部分是奶牛，大概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的妻子来到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人，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又叫库巴里哈。她是兽医，还是秘密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馅饼似的帽子，穿着苏格兰皇家射手浅绿色的大衣，这是供应英国最高统治者的～种服装。她还非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服改成的，仿佛红军把她从克日木监狱里解放出来，而高尔察克不知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新的地方。原以为在这里不过暂时驻扎，一旦查清附近的地形，找到适于长期居住的稳定地点，就转移到那里去过冬。但后来情况变了，游击队不得不在这里过冬。

    这个新宿营地同他们不久前撤离的狐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是一片无法通过的密林。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部队刚刚在树林里扎营的那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比较空闲。他从几个方向深入树林考察，结果确信在里面很容易迷路。头一次巡察有两个角落引起他的注意，他暗暗记在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树林中的另一个地方更迷人。这是一片尖顶似的高岗，～面是陡峭的深渊。悬崖下面仿佛与上面不同，有另一番景象——河流或峡谷，还有长满没人割过的杂草的草地。其实下面仍然是上面的重复，只不过是在令人头晕的深渊里，脚下便是从深渊里长起来的树梢。这大概是山崩的结果。

    仿佛这片高人云端的莽树林绊了一跤，坠落下来，本应粉身碎骨，钻入地下，但在关键的一刹那，却奇迹般地降落在地上，看起来并未受到损伤，依然在下面喧嚣。

    但这并不是林中高坡真正引人入胜的特征。它的四边都被陡峭的花岗石块围住。这些石块很像史前时期凿成的砌石家用的扁平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登上这个高坡时，敢赌咒发誓，这块四周堆积石块的地方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工的痕迹。这儿可能是古代多神教教徒的神庙，他们祈祷和祭扫的地方。

    十一名参与谋杀队长阴谋的首要分子和酿造私酒的卫生兵，便是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清晨在这里处决的。

    以司令部特别卫队为核心的二十名对革命最为忠诚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卫队在判处死刑的人周围困成半圆形，在他们背后推推搡搡，很快把他们挤到峭壁的一个角落里，死囚们除了跳崖外别无退路。

    他们在拷问、长期关押和受到种种凌辱之后已经不像人了。他们满脸胡须，脸色发青，推怀枯槁，像幽灵一样可怕。

    开始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人想到行刑前对他们再次搜身。因为那太卑鄙，是临死前对人的嘲弄。

    同伏多维钦科并排走的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同他一样，思想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朝围着他们的卫队开了三枪，是对准西沃布留伊开的枪。勒扎尼茨基是名出色的射手，但他激动得手发抖，没有射中。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卫队没向勒扎尼茨基扑过去，也没在下命令前先向他一齐开枪。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激动得把子弹忘了，因自己没有打中而懊恼，把手枪摔在石头上。手枪撞在石头上射出了第四颗子弹，打在被判处死刑的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抱住腿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痛得不停地尖叫。离他最近的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把他架起来，抓着他的双手架着他走，免得在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了。帕契科利亚一瘸一拐地向石坡的边上走去，死囚都被逼到那里。他简直迈不开打伤的那条腿，不停地喊叫。他的不像人声的奖号很能感染人。仿佛有谁发出了信号，他们便都失去了理智。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场面。有人咒骂，有人祈祷哀求。

    一直戴着黄边学生帽的少年加卢津，摘下帽子，跪在地上，在人群中跪着向可怕的石壁倒退。他向卫兵们鞠躬，头常常碰到地，哭得便便咽咽，已经失去了一半知觉，大声地央求他们：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把我毁了。别杀我。我刚开始生活，死得太早。我还要活呢，还想见我妈一次。弟兄们，原谅我，饶了我吧。我愿意亲你们的脚，替你们挑水。唉呀，倒霉呀，真倒霉，我没命啦，妈呀！”

    他们当中有人哭着数落，但看不见是谁：

    “好心的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块儿在两次战争中流过血，捍卫过共同的事业。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我们用行动证明决不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不答腔呀，都哑巴了吗？难道你们脖子上没戴着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吼道：

    “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跟你比我们算什么叛徒？你这狗杂种才是双料叛徒呢。真该把你续死！你向沙皇效忠，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发誓对我们忠诚，又把我们出卖了。你在出卖自己主子之前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要出卖他。”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缘仍面不改色。他扬起脑袋，灰白色的头发随风飘扬，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对勒扎尼茨基高声喊道，喊得全体都能听见：

    “不要作践自己！你对他们抗议没用。这伙新武士，这伙刑讯室里的刽子手，不会理解你。别灰心丧气，历史会把一切都弄清楚。后代将把政委统治制下的野蛮人和他们的肮脏勾当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像殉道者那样死在世界革命的前夕。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只有射手们才分辨得出的无声的命令一下，二十支枪齐发，一半囚犯被打倒，大部分立即毙命。剩下的被再次开枪打死了。男孩子捷连季·加卢津比别人抽搐得时间都长，但他最后也伸直身子不动了。

    把宿营地转移到更加向东的另一个地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并非一下子就打消了。多次在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界公路的一侧察看地形。利韦里时常把医生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到大森林里去察看。

    但已经没地方可转移，再说也晚了。这是游击队遭到最严重失败的时期。白军在彻底覆灭之前决定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打击，把树林里的非正规部队消灭干净。于是他们集结起前线的一切力量，把游击队包围起来。他们从各个方向向游击队逼近。如果他们包围的半径小一点，游击队便会遭到惨败。白军的包围圈过大，这挽救了他们。冬天的来临使敌人无法在通不过的无边的大森林里收缩包围圈，把这支农民部队更紧地包围起来。

    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能制定出具有军事优势的计划，他们还能突破包围圈，进入新的阵地。

    但是，并没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意图。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下级军官自己都已灰心丧气，失去对下属的影响力。高级军官每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突围方案。

    必须放弃寻找别的过冬地方的打算，在树林深处修筑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冬天雪深，使缺乏雪橇的敌人无法进入树林。必须挖战壕，储备更多的粮食。

    游击队的军需主任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奇缺。牲畜足够，比休林估计，到了冬天，主要的食品是肉和牛奶。

    冬季服装短缺。一部分队员衣不蔽体。营地里的狗统统被续死。会棵皮子的人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不准医生使用运输工具。大车现在有更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段路程用担架把重伤员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芒硝了。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结晶体，使用时需要在酒精中溶解。悔不该毁掉酿造私酒的设备，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酿酒装置，或者再修建一个新的。又恢复了用于医疗目的的私酒生产。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使使眼色，摇摇头。酗酒现象又重新出现，使军营中涣散的空气更加涣散。

    蒸馏出来的液体几乎达到一百度。这样浓的液体很容易溶解结晶体。后来，初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金鸡纳树皮泡在这种私酿的酒里，用它治疗随着严寒季节的到来再度出现的斑疹伤寒。

    这些日子，医生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家属。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和小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波。他们被经历过的灾祸吓破了胆，正等待新的灾祸。流浪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淡黄色头发晒成了亚麻色，因风吹日晒而发黑的脸上长着整齐的白眉毛。孩子们还太小，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惊恐的痕迹，但惊恐把他们母亲脸上的生气驱赶得一千二净，只剩下枯干端正的脸庞，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凝滞在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们大家，特别是孩子，爱得要命。他用锋利的斧头角在木头上给孩子们刻出各种玩具，什么兔子呀，熊呀，公鸡呀，技术之拥熟令医生惊讶不已。

    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非常快活，精神为之～振，身体渐渐康复。后来传出消息，鉴于家属对军营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心上人分开，使军营摆脱非军事人员，把运载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把大车围起来过冬。把家属同游击队员分开的议论很多，但实际的准备却很少。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行得通。但帕姆菲尔心里压了一块石头，先前的幻觉又出现了。

    冬季来临之际，不安、茫然、恐怖和混乱的形势，荒唐和古怪的现象，搅乱了整个军营。

    白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包围了暴乱者。·这次成功的战役是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指挥的。他们都以行动坚决果断著称。军营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以及留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村子里的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破了胆。

    上面已经说过，白军找不到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在这点上游击队用不着担心。然而，也不能对敌人的包围置之不理。屈从环境会增长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也许没有危险，但总得冲破包围圈，哪怕算是向敌人示威呢。

    为此分出游击队大部分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向西面的圆弧突围。经过几天苦战，游击队击溃了白军，在这里打开了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这个缺口成了自由通行的地带，打开了通向大森林中的暴乱者的道路。大批新难民从这里奔向游击队。这批从农村逃出来的和平居民并非游击队员们的直系亲属。周围的农民惧怕白军的惩罚措施，都离开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地投向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卫者。

    但游击队正想摆脱已有的吃闲饭的人。他们管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到树林外去阻挡难民，把他们阻挡在大道上，把他们领到树林旁边契里姆卡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地里。这块空地是磨坊四周的农舍形成的，人们管它叫农舍村院。打算把难民安置在这里过冬，并把分配给他们的食物也存放在这里。

    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连游击队司令部的措施也无法跟上。

    对敌人取得的胜利反而使情况复杂化了。白军把冲破包围圈的那股游击队员放进自己的后方后，又缩紧并封闭了缺口。那股脱离主力部队的人返回森林的道路被切断了。

    逃到游击队里来的家属也出了事儿。在无法通行的密林里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没找到她们，同她们走岔了，只好自己回来，可女人们本能地走进大森林的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机智的奇迹：把两旁的树木砍倒，架起木桥，开出＿条路。

    这一切都是违背游击队司令部意愿的，把利韦里的计划和决定完全打乱了。

    因此，他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大发脾气。公路从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穿过大森林。他的军官们站在公路上辩论，是否割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同流浪汉兼捕兽人正谈得起劲，向他们直摆手，表示他马上就到他们那儿去，请他们等他一下，先别走。

    斯维利德对判处伏多维钦科死刑的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伏多维钦科根本无罪，只不过他的影响、他同利韦里争高下造成了军营的分裂。斯维利德想脱离游击队，去过先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当然不可能。他被游击队雇用了，把自己卖给了游击队，如果他离开林中弟兄，等待他的将是枪毙的命运。

    气候坏得不能再坏了。一阵离地面很低的急风，吹散了一块块如同飞舞的煤烟片似的乌云。从乌云中突然降下雨雪，仿佛一个穿白衣服的怪物突然拍起风来。

    刹那间远处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雪。但白雪马上又融化得一干二净。天地黑得像木炭，从远处刮来的暴雨从天上斜泼下来。地面再也吸收不了水。但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开，仿佛要给天空通风，从上面打开泛着寒冷青光的玻璃窗户。土壤无法吸收的积水仿佛回答天空似的，也打开泛着同样光泽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

    阴雨像一团烟雾滑过针叶林灌满松脂的松针，但无法穿透它们，就像水流不进油市一样。雨水落在电话线上，仿佛穿了一串晶莹的珠子。它们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派到大森林深处接游击队员家属的人之一。他想告诉队长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队长根本无法执行的、相互矛盾的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告诉队长妇女当中最软弱的、失去信心的那部分人所干出的暴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徒步跋涉，奶水没有了，迈不动步子，发了疯，把孩子扔在路上，把口袋里的面粉倒掉，掉头向后转。决死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喂树林里的野兽好。

    另一些妇女，最坚强的妇女，表现出的忍耐和勇敢是男人所无法理解的。斯维利德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要向利韦里报告。他想提醒队长预防威胁军营的另一次暴乱，比被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的暴乱，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急躁地催他快说，催得他失去了说话的本领。利韦里不断打断他并非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向他招手，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人们不停地向他提出这些看法，利韦里心里对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话卡在嗓子眼里会把我憋死的。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上难民车队去一趟，叫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别胡闹。她们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倒要问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激战一场？”

    “简单点，斯维利德。你瞧他们喊我呢。别绕弯子。”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鬼知道那个泼妇是什么东西。她说要给我当女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说的就是女兽医，给牛治病。可她现在哪儿管给牲口治病啊，成了老虔婆，替牛做弥撒，把刚逃来的家属教坏了。她说怪你们自己吧，谁叫你们撩起裙子跟着小红旗跑的？下次别再找他们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难民，咱们游击队的还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可我已经命令把她们安顿在农舍村院里了，就是契里姆卡河上的磨坊。她们怎么到这儿来啦？”

    “还说农舍村院呢。你的农舍村院早烧成一堆灰了，连磨坊和树木都统统烧光了。她们到契里姆卡河岸上～看，光秃秃的一片。一半人马上疯了，大哭大闹，又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另一半掉转车辕，都上这儿来了。”

    “穿过密林，穿过泥塘？”

    “锯子和斧子干什么用的？咱们已经派人去保护她们了——帮助她们。听说砍通了三十俄里，还架了桥，这群鬼东西。你还能说她们是娘儿们吗？这群坏东西一天干的咱们三天也干木出来。”

    “好家伙！你高兴什么，蠢东西，砍通了三十俄里的道路。这正中维岑和克瓦德里的下怀。开通了一条通向大森林的路，炮兵也能开进来。”

    “挡住。挡住。派人挡住不就完了。”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

    白天缩短了，五点钟天就黑了。快到黄昏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穿过大道。医生向军营走去。在被视为军营标界的林中空地和生长着一棵花揪树的小山丘附近，他听到库巴里哈逗乐的激昂的声音。他把这位巫医戏称为自己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尖声唱着一首快活的、下流的曲子，大概是民间小曲。有人听她唱。她的歌声不时被一阵赞赏的笑声打断，有男人的笑声，也有女人的笑声。后来周围寂静下来。大概听她唱歌的人走散了。

    库巴里哈以为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低声唱起另一支小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担心掉过沼泽里，在黑暗中慢慢向花揪树前环绕着泥泞的林间空地的小径走去，停在那里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过这支歌。也许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像被拦河坝拦住的流水。它仿佛静止不动了，但在深处却并未停止流动，从闸门里流出来，它平静的表面是骗人的。

    她想方设法，用重复和平行叙述的方法，限制住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进度。一段唱完马上又开始另一段，让我们感到惊讶。克制自己并驾驭自己的悲伤的力量便这样表现出来。这是用话语制止时间流动的狂妄的尝试。

    库巴里哈边说边唱道：

    一只野兔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和白雪上奔跑。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从花揪树旁跑过，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向花批树哭诉。

    我这兔儿是不是有一颗羞怯的心，

    一颗羞怯的心，一颗缩紧的心。

    我害怕，兔儿，野兽的踪迹，饿狼的空腹。

    可怜我吧，花批树枝，美人儿花揪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敬在大地上，扬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扔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对肝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你对我的妻子低声说句热情的话。

    我这个士兵被人俘虏，倍受熬煎，

    在别国的土地上心里寂寞。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挣脱，

    飞向我的心肝，我的美人。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雷哈的母牛念咒治病。帕雷哈便是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但大家都管她叫法杰夫娜。母牛从牛群中牵出来，李进树丛，把它的一只角拴在树上。女主人坐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会念咒语的士兵老婆坐在后腿旁边的挤奶凳上。

    其余的数不清的牛群挤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里。宝塔形的云杉像一堵高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云杉粗壮的树干仿佛坐在地上，底下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叉开。

    西伯利亚繁殖的都是瑞士良种牛，几乎都是黑白花的。没有草吃，长途跋涉，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已经把母牛折磨得一点劲都没有了，它们所受的罪不比人少。它们身子挨着身子挤得发了狂。它们昏了头，忘记自己的性别，竟像公牛似的叫着趴在别的母牛身上，使劲拽搭拉下来的大乳房。压在下面的母牛竖起尾巴，从它们身子下挣脱出来，踩断矮树林冲进密林，看牛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喊叫着追赶它们。

    林中空地上雨雪凝成的黑白云团，仿佛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杂乱地挤压在一起，竖立起来，互相重叠，同地上的母牛一样。

    挤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群妨碍巫婆念咒语。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困惑未免有失身份。能手的自尊心制止了她。她做出没看见他们的样子。医生从人群后面观察她，但她没看见医生。

    他头一次认真打量她。她戴着一成不变的美国船形帽，穿着干涉军的淡绿色军大衣，衣领马虎地斜向一边。然而，从她脸上傲慢的表情里流露出隐秘的情欲，从她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的眼圈和眉毛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不年轻的女人穿什么和不穿什么都无所谓。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样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几天来她老得不像样子。两只鼓起的眼睛快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瘦得像车辕的脖子上鼓出青筋。这是暗中恐惧的结果。

    “挤不出奶来，亲爱的。”阿加菲娜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就是不下奶。”

    “哪里是怀忠了！你瞧奶头上有脓。我给你点草药膏抹一抹。当然，我还要念咒。”

    “另一件倒霉的事是我丈夫。”

    “我念咒让他不胡闹。这办得到。他会紧紧粘着你，分都分木开。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哪儿是胡闹呀。要是胡闹倒好了。倒霉的是恰恰相反，他简直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知道他操的是什么心。他想的是把军营分成两半，他上一个地方去，我们上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他又不跟我们在一块。没人保护我们。他们折磨我们，拿我们的痛苦取乐。我知道他的想法。可别对自己人干出蠢事儿呀。”

    “让我想想。我们会减轻你的悲伤。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哪儿有第三件呢！就这么两件，母牛和丈夫。”

    “唉，你就这么一点倒霉的事呀，亲爱的，上帝会宽恕你的。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怜的人儿有两件伤心事，而一件是疼爱你的丈夫。我给你治母牛，你给我什么？咱们开始治母牛啦。”

    “可你要什么呢？”

    “一个大白面包外加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你在开玩笑吧？”

    “你要太心疼的话，那就除掉面包。光你丈夫，咱们保管成交。”

    周围的人笑得更厉害了。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你丈夫，是母牛。”

    “美人儿。”

    “这儿有一半的牛名叫美人儿。好吧，画十字吧。”

    于是她开始对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入了迷，向阿加菲妞传授了一整套巫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着了魔，听她念念有词，就像他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听马车夫瓦克赫绘声绘色地闲扯一样。

    士兵老婆念道：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除掉邪病和脓疮。脓疮快离开乳头。美人儿，别动弹，别碰翻凳子。站得稳如山，牛乳流成河。骇人的斯特拉菲拉，揭掉它身上的癫疤，把癫疤扔进尊麻。巫师的话将同圣旨一样灵验。

    “阿加菲什卡，你什么都得学会，辞谢，训示，逃避咒和保护咒。你瞧，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其实那是妖精在同天使开仗，互相砍杀，就像你们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我指的地方。你看的方向不对，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朝我指的地方看。对啦，对啦。你看那是什么？你以为风把禅树上的两根树枝卷在一起？你以为鸟儿要筑巢？可别那样想。那是玩的把戏。那是美人鱼在给女儿编花冠。它听见人从旁边走过，扔下花冠，被人吓跑了。夜里它准能编好，你瞧着吧。

    “再拿你们的红旗来说吧。你怎么想？你以为它是一面旗子？其实它才不是旗子呢，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紫手绢。我为什么说诱惑？她向年轻的小伙子们挥手绢，眨眼睛，诱惑他们去残杀，去送死，然后放出瘟疫。而你们却相信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一切都得知道。不管哪只鸟儿，哪块石头，哪株草。比如，那只鸟儿是灰欧惊鸟，那只野兽是灌。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上谁了尽管说，我准能让他迷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或者是伊万皇太子。你以为我在吹牛？我才不吹牛呢。不信你就听着吧。到了冬天。刮起暴风雪，卷起雪柱，我拿刀子插进雪柱，一直插到刀柄，拔出来的时候刀子上全是鲜血。什么，你没听说过？啊？你以为我吹牛？可雪柱里哪儿来的鲜血？这是风呀，空气呀，雪沫呀。妙就妙在这儿，大嫂，这雪柱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女巫丢失的孩子变成的。女巫正在野地里找他，哭号，但无法找到。我刀子插的就是他，所以才有血嘛。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任何男人的脚（赌u下来，用丝线缝在你的裙子上。你上哪儿，甭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的皇太子，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这也跟‘全世界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一样？

    “再比如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像下雨似的。人一迈出家门口，石头就落在他脑袋上。有人见过骑兵在天空奔驰，马蹄碰着屋顶。先前魔法师还发现：有的女人身上有五谷或者蜜或者皮货。武士们便打开她们的肩膀，像打开箱子一样，用剑从一个女人肩肿骨里挑出一斗麦子，另一个身上有一只松鼠，还有一个身上有一个蜂房。”

    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有些男人对女人的同情超越了想象的限度。他们的同情心把她置于无法实现的、在人世上找不到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处境当中。他们嫉妒她周围的空气，自然规律，以及她出生前的儿千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文化修养足以使他在巫婆最后的话里听出某部编年史，不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便是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几段，但已被歪曲得不像样子，变成伪书了。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代代口头流传，被巫师和说故事的人随意歪曲。它们早先就弄乱了，又被抄录的人照抄下来。

    为何暴虐的传说竟如此打动他？为何他竟把这种胡说八道，这种荒谬已极的话当成现实状况呢？

    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肿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

    嗅，他多爱她！她多美啊！她美得正像他梦寐以求的那样。但她哪一点可爱呢？能说出来并能分析出来的是什么呢？懊，不。那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气勾勒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单纯而流利的线条，而她便在这绝妙的轮廓中把灵魂交给了他，就像浴后的婴儿紧紧裹在襁褓中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出了什么事？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他们被包围了，而他同他们分享共同的命运。多么荒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开始头昏眼花了。一切都从他眼前浮过。这时本应下雪，但却落起雨点来。仿佛一条横跨街道的条幅上的标语，林间空地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的空气里延伸着一个奇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头像的模糊幻影。头像在哭泣，下得越来越大的雨亲吻着它，冲洗着它。

    “你走吧。”女巫对阿加菲娜说，“我已经替你的牛念过咒，它会好的。向圣母祷告吧。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一本兽语的书。”

    大森林的西部边界发生了战斗。但大森林太大了，在它看来战斗仿佛发生在一个大国的遥远边界上，而隐没在它的密林中的营地里的人是如此之多，不管多少人出去参加战斗，都还有更多的人留在营地里，它永远不会是空的。

    战斗地方的枪炮声几乎到达不了营地深处。树林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在很近的地方枪声一声接一声，一下子又变成了混乱的密集射击。他们听到枪声的地方发生一片骚乱，大伙儿急忙向四面八方冲去。属于营地后备队的人向自己的大车跑去，引起一片惊慌。人人都作好了作战准备。

    惊慌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是一场虚惊。人们又都奔向开枪射击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新来的人不断地走到围着的人群跟别。

    人群围着一个砍掉手脚的人。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他的右手和左腿被砍掉，但还没断气。简直不可思议，这倒霉的家伙竟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爬到了营地。砍下来的血肉模糊的手和腿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木牌子，木牌子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在最难听的骂街的话当中写道，这是对红军支队兽行的报复。但林中的游击队员同那支部队毫不相干。此外，木牌子上还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按照木牌子上规定的期限向维岑军团的军代表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这样对待所有的游击队员。

    被砍掉手脚的人浑身冒血，用卷起的舌头低声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拷打和折磨。他几次失去知觉。原来判处他死刑，但没把他吊死，改为砍去手脚，以示宽大，然后把他放回营地，恐吓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哨线的路上，然后放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又追着在他后面向天空鸣枪。

    被折磨得快要断气的人微微龛动着嘴唇。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垂到他嘴边，想听清他含混木清地说的是什么。他说：

    “弟兄们，小心点。他冲破咱们的防线了。”

    “已经派出了阻截队。一场恶战。我们挡得住。”

    “缺口。缺口。他想出其不意。我知道。哎呀，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浑身冒血，咳血。我马上就完了。”

    “你躺一会儿，喘口气。你别说话了。别让他说话了，没心肝的家伙们。这对他有害。”

    “我身上一块好肉都没有了，吸血鬼，狗日的。他说，你要不说出你是谁，我叫你用你自己的血洗澡。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真正的逃兵。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跑到你们这儿来了。”

    “你老说‘他’。审问你的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喘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都是维岑的部下。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全城的人都在惨叫。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剥皮，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施进死牢。你往四外一摸——囚笼。囚笼里装四十多个人，人人只穿一条裤权。不知什么时候打开囚笼，把你抓出去。抓着谁算谁。都脸朝外站着，像宰小鸡似的，抓住哪只算哪只。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有的审讯。把你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往伤口上撒盐，用开水浇。你呕吐或大小便，就叫你吃掉。至于孩子和妇女，嗅，上帝呀！”

    不幸的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没说完，尖叫了一声，便噎了一下，便断气了。大家不知怎的马上就明白了，摘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傍晚，另一件比这桩惨无人道的事件更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

    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绕着死者的人群当中。他看见了他，听了他讲的遭遇，读了木牌上充满恐吓意味的话。

    他为他死后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害怕到了极点。他在想象中看到他们受着缓慢的拷打，看到他们疼痛得变形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呻吟和呼救声。为了免除他们将受到的痛苦并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在一阵无法克制的悲伤中自己结果了他们。他用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几天前他替女儿们和爱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做玩具的那把。

    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杀死自己。他在想什么呢？他会出什么事？有何打算和意图？这是个明显的疯子，无法挽救的废人。。

    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把头低垂在胸前，在军营里游荡，两只浑浊的黄眼睛发直。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下去的、非人的痛苦挤出的痴呆笑容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脸。

    没人可怜他。人人躲避他。有人说应当对他处以私刑，但得不到支持。

    世上再没他可做的事了。第二天清晨，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自己就像躲避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

    冬天来临了。天气冷得彻骨。严寒的大雾里出现撕裂的声音和看起来并无联系的影像，它们凝滞，移动，消逝。太阳不是通常看到的太阳，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红球挂在树林中。像蜜似的摇用色的光线，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缓慢地向四外扩散，但扩散到一半的地方便凝滞在空气中，冻结在树枝上。

    许多只看不见的穿着毡鞋的脚，沿着所有的方向移动，像一堵墙似的擦着地面，踩在雪上的每一步都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那些戴着围巾帽、穿着短皮袄的形体仿佛在空中飘浮，仿佛沿着星体的天球旋转。

    熟人们停下步，聊起天来。他们把像洗过蒸汽浴那样通红的和胡须冻成一团的脸互相靠近。粘成一团的蒸气像云团似的从他们嘴里喷出，同他们仿佛冻僵的不多的话相比，显得大得木成比例。

    利韦里在小路上碰见医生。

    “啊，是您吗？多少日子没见面了！晚上请您回窑洞，跟我一块过夜。咱们像过去那样聊聊天。我有消息。”

    “信使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我们家的人和你们家的人在信使的报告里～个字也没提。可我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意味着他们逃脱了危险。不然准会提到他们的。其他的情况，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说好了，我等您。”

    在地窑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他白天问的问题：

    “我只请您告诉我，您有我们家的人什么消息没有？”

    “您又不想知道鼻子以外的事。您家里的人看来活着，没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绝妙的新闻。要不要来点肉？冻小牛肉。”

    “不，谢谢。别把话扯远了。”

    “随您的便。我可要吃啦。营房里的人得了坏血病。大家都忘了面包和蔬菜是什么味了。早知道这样，秋天应当组织更多的人采胡桃和浆果，趁逃难的妇女还在这里。我告诉您，情况好得不得了。我一向预言的都实现了。形势有了转机。高尔察克正从各条战线上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明白吗？可您却在唉声叹气。”

    “我什么时候唉声叹气了？”

    “时时刻刻。特别是维岑紧逼我们的时候。”

    医生回想起刚刚过去的秋天，枪毙叛乱分子，帕雷赫砍死妻子和儿女，没完没了地杀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加。鲜血使他呕吐，涌进他喉咙，溅到他的头上，浸满他的眼睛。这完全不是唉声叹气，而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讲清呢？

    窑洞里有一股芬芳的焦炭味。焦炭味直冲上脸，呛得鼻子和喉咙发痒。劈碎的木头在三脚铁炉上燃烧，把窑洞照得很亮。木头烧完后，炭灰便落进下面的水盆里，利韦里又点燃一段插进三脚炉的铁圈里。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点完了。劈柴晒得太平，所以烧得快。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的不吃点小牛肉吗？坏血病。您怎么看，医生？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讲清形势，给领导上一堂坏血病的课，再提出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

    “天啊，别折磨我了。您都确切知道我的亲人的哪些情况？”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们一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可我还没说完从最近的军事情报中所得到的消息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把他们往东面赶，一直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赶来同我们会合，共同消灭他分散在各处的后勤部队。俄国南方的白军已经肃清。您怎么不高兴呢？这还不够吗？”

    “不，我高兴。可我的亲人们在哪里？”

    “他们不在瓦雷金诺，这是莫大的幸运。尽管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夏天对您讲的那些话，我当时也那样估计过，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有什么神秘的民族进犯瓦雷金话的荒谬传说吗？可镇子完全荒废了。看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幸好两个家庭提前离开了。我们就相信他们得救了吧。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想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在谁手里？”

    “说法也有点荒谬，肯定是个错误。”

    “怎么说的？”

    “好像城里还有白军。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可能。我现在用确凿的事实向您证明这一点。”

    利韦里又在三脚炉里加了一根松明，把一张揉搓得破烂不堪的地图卷到露出划分这一地区的地方，其余的部分卷进去，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指着地图向他解释道：

    “您看。这些地区的白军都撤退了。这儿，这儿，整个儿圆周里。您注意看我指的地方了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在尤里亚金方向。换句话说，他们的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必定会陷入包围圈。木管他们的将军多么缺乏指挥才能，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您穿上皮袄啦？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屋里马合烟味太哈鼻子了。我不大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从窑洞里爬出来，用手套把洞口前当凳子坐的粗木墩子上的雪掸掉，坐在上面，两手托着头撑在膝上，沉思起来。冬天的大森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仿佛都不存在了。他把它们忘了。他的想象中只有自己的亲人。他对他们命运的猜测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东尼娜出现在眼前。她抱着舒罗奇卡在刮着暴风雪的野地里行走。她把他裹在被子里，两只脚陷入雪中，用尽全身的力气从雪里拔出脚来。可暴风雪把她往后刮，风把她吹倒在地上，她跌倒又爬起来，两条发软的腿无力地支撑着。嗅，他老是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她两只手一手抱一个，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痛苦和超出他们控制力的紧张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两手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人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在远方，永远在远方，他一辈子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是这样的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嗅，最好不要提这些问题，最好木要想，最好不要弄清楚。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的念头转了个方向。他改变了回到利韦里那儿去的念头。

    雪橇、一袋面包干和逃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早已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营地警戒线外的一株大冷杉下面的雪地里，为了准确起见，他还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他沿着行人在雪堆里踏出的小径向那里走去。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轮圆月在天空中照耀。医生知道夜间岗哨的配置，成功地绕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冻了一层冰的花揪树下的空地上的时候，远处的哨兵喊住了他，直着身子踏着滑雪板飞快地向他滑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你是谁？讲清楚。”

    “我说老弟，你怎么糊涂啦？自己人。你不认识啦？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对不起。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就是日瓦戈我也不放你过去。咱们得照规矩办事。”

    “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啊倒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说的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好啦。夜里出来找什么鬼？有病人？”

    “睡不着，渴得要命。想道个弯儿，吞两口雪。看见花揪树上的冻浆果，想摘几个吃。”

    “真是老爷们的糊涂想法，冬天摘浆果。三年来一直在清除你们的糊涂想法，可就是清除不掉。一点觉悟也没有。去摘你的浆果吧，脑筋不正常的人。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哨兵使劲一蹬滑雪板，踏着吱吱响的长滑雪板，像来时一样快，站着滑到旁边去了，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越滑越远，滑到像稀稀拉拉的头发似的光裸的冬天树丛后面。而医生走的雪中小径把他带到刚才提到过的花揪树前。

    它一半理在雪里，一半是上冻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落满白雪的树枝伸向前方迎接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的胳膊，便抓住树枝拉到自己跟前。花揪树仿佛有意识地回答他，把他从头到脚撒了一身白雪。他喃喃自语，自己也木明白说的是什么，完全把自己忘了：

    “我将看见你，我如画的美人，我的花揪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小。乙肝。”

    夜是明亮的。月亮在天上照耀。他继续穿过树林向朝思暮想的冷杉走去，挖出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游击队营地。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1-2

    第一章

    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打听道：“给谁送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是他。那就清楚了。”“不是他，是他女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苦苦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人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您的感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这孩子扬起头，从高处先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直伸着。如果一头狼意也这样仰起头来，谁都知道它马上就要嚎叫。孩子用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源源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一个身着黑衣、窄袖上镶了一圈皱壁的人走到坟前。这是死者的兄弟、正在哭泣的孩子的舅父，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

    他们过夜的地方是修道院里的一间内室，这是靠着过去的老关系才给舅舅腾出来的。正值圣母节的前夕。明天，这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去。尼古拉神甫在当地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里供职。火车票已经买好，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从邻近的车站那边，随风传来远处正在调车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汽笛声。

    到了晚上，天气骤然变冷了。两扇挨近地面的窗户，朝向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一角菜园，对着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和白天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墓地。除了几畦冻得萎缩发青的白菜以外，园子里空空荡荡。一阵风吹来，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向路边俯下身去。

    夜里，敲窗声惊醒了尤拉。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尤拉只穿一件衬衣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看不见道路，也看不到墓地和菜园。风雪在院子里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可以这样想象，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就尽情地欣赏给这孩子造成的印象。风在呼啸、哀嚎，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这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他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雪埋住，挖不出来；他害怕风雪在荒野里湮没了母亲，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在地下。

    结果仍然只是流泪。舅舅醒了，给他讲基督的故事，安慰他，后来打了一个呵欠，踱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服。天色渐渐发白。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就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和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有时住在彼得堡，有时出现在某个集镇，但经常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

    后来，病魔缠身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疾。她开始到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北部去治疗，尤拉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于这些变化，而在无止境的不安定的情况下，父亲不在身边也就不使他感到奇怪了。

    当初那个时代，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另外，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只要朝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公馆！”那就等于说：“到最远的地方去！”小雪橇就会把您送到一个很远的地点。在您周围是一处幽静的园林。落在低垂的云杉枝权上的乌鸦，扑撒下树上的寒霜。它们“叭、叭”的联噪，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几条纯种猎狗从林间小径后面的几幢新房子中间跑出来，越过了大路。它们跑来的那个方向，已经亮起了灯火。夜幕降临了。

    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家破了产。

    一九O三年的夏天，尤拉和舅舅并排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顺着田野驶向纺丝厂主、知名的艺术赞助者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杜普梁卡，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

    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可能恰好是吃午饭的时间，或者也许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阳光暴晒下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犯人剃了一半头发的后脑勺。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丝风，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离大路远些的地方堆起了麦垛，如果长时间地凝望过去，它们就像是些活动的人形，似乎是丈量土地的人沿着地平线边走边往本子上记什么。

    “这一片地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书局的杂役兼门房帕维尔问道；帕维尔斜身坐在驭者的位置上，拱着腰，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就表明他不是真正的车夫，赶车并非他分内的事。“这片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一片是老爷们的。”帕维尔一边答话，一边点着了烟，“那边的一片，”他用力吸了一口，烟头闪出了红火，停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才是农民的哪。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朝马这么险喝，又不住地斜眼看看马背和马尾，仿佛火车司机不停地看气压表。

    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天生憨厚，老实地跑着，拉边套的马不知为什么却像个十足的懒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来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因为书刊审查制度越来越严，书局要求作者重新审阅一遍。

    “乡下的老百姓造反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潘科夫斯克乡里杀了个做买卖的人，烧了地方自治局的种马场。对这类事，你怎么看？你们乡里的人怎么说？”

    帕维尔的看法原来比一心想打消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对土地问题的热情的书刊审查官还要悲观。

    “他们怎么说？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坏了，就是这么说的。对待我们这些人能这样吗？要是由着农民的性子，他们会自己互相卡脖子，我敢向上帝发誓。驾！又睡啦？”

    这是舅舅和外甥第二次到社普梁卡去。尤拉还以为记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旁远远地延伸开去，前后～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的时候，他觉得马上就能认出那个地方，从那儿起大路应该朝右转，拐过弯去，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会展现在眼前，还有那条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不过这一切很快又会从视野中消失。可是，每次他都认错了。田野接连不断，四周是一片又一片的树林。不断变换的一片片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幻想并思考未来的渴望。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之作，那时连一本也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想法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造就他的时势已经迫近了。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思索的是他们所考虑的所有命题，但是除了那些通用的术语外，他同他们通然不同。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然而尼古拉神甫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并且不停地继续探索。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木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它有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即便是黄口小儿和目不识丁的人都可闻可见。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

    和舅父在一起，尤拉觉得非常愉快。舅舅很像妈妈，同她一样，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他像她一样，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也像她一样，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善于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到杜普梁卡去。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同散步的妈妈。另外使尤拉高兴的是，又可以和寄居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一个名叫尼卡·杜多罗夫的中学生见面。尤拉觉得尼卡可能看不起他，因为比他大两岁，每次问好的时候，尼卡总是握住手用力往下拉，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前额，挡住了半边面孔。

    “赤贫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认为最好改用‘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在校样上作必要的改动。

    他们是在一个带玻璃棚的昏暗的凉台上工作的。眼睛还可以分辨出地上乱放着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一把破椅子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墙角立着一双沾了干泥巴的沼泽地用的水靴，靴筒弯到地上。

    “同时，死亡与出生的统计也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口授着说。

    “应该加上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写了下来。

    凉台上透风。小册子的书页上压着花岗石块，免得让风掀起来。

    修改结束以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忙着要回家。

    “要有雷阵雨，该回去了。”

    “没有的事，我不放你走。我们这就喝茶。”

    “天黑以前我必须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没用，我不管你这些。”

    从房前小花园里刮进茶炊的煤烟子味，冲淡了烟草和茉莉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熟奶油、浆果和奶渣饼从厢房端过去。这时候又听说帕维尔已经到河里去洗澡，把马也牵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答应留下来。

    “趁着准备茶点的工夫，咱们到悬崖上去看看，在那儿的长凳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因为是多年的至交，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家资富有的科洛格里沃夫的管家住的两间厢房。这幢小屋子和屋前的花圃，坐落在大花园的一个阴暗、荒芜的角落里，门前是一条半圆形的旧林明路。林阴路杂草丛生，如今已经没有往来的车辆，只有垃圾车经过这里往堆放干垃圾的一条沟谷里倒立和废弃的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既有进步思想又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目前正和妻子在国外旅行。住在庄园里的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和为数不多的仆人。

    生机盎然的黑绣球花长成一道稠密的篱笆，把管家的小院同整个花园、池塘、草地和老爷的住宅隔开。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外面沿着这道开满鲜花的篱笆走着，每走过同样距离的一段路，前方绣球花丛里就有数量相同的一群麻雀飞出来，使这道篱笆荡起一片和谐的惆嗽声，仿佛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前面有一条流水淙淙的管道似的。

    他们走过暖房、园丁的住房和一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石头建筑物的废墟。

    “有才能的人并不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不过，目前盛行各式各样的小组和社团。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无论他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和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这样的事物简直是凤毛群角。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是对生命的另一个更强有力的称呼。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必须忠于基督！啊，您又皱眉头了，可怜的人。您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淡黄色的细馨发和两络翘起的胡须使他很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够它的两端）。“我当然不会表示意见。您也知道，对这类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被免去教职的。我早就想问问。是不是胆怯了？革出教门了吗？”

    “您不必把话扯开。就是革出教门又怎么样？别说啦，已经用不着再诅咒这些了。总之，是摊上了几件晦气的事，到现在还受影响呢。比方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担任公职，不允许到京城去。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还是言归正传吧。方才我说过，要忠于基督。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得，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要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接照当前的理解，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一部《新约》就是根据。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这个，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电磁波，写出了交响乐。缺乏一定的热情是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为了有所发现，需要精神准备，它的内容已经包括在福音书里。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请注意，这是迄今为止最新颖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远古是没有历史的。那时，只有被天花弄成麻脸的罗马暴君所干出的卑鄙的血腥勾当，他丝毫也意识不到每个奴役者都是何等的蠢材。那时，只有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所夸大的僵死的永恒。只是基督降生之后，时代和人类才自由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在他以后，后代人的身上才开始有了生命，人不再死于路旁沟边，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主要任务之中。唉，俗话说得真不错，讲的人大汗淋漓，听的人一窍不通！”

    “这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学，我的胃口也消受不了。”

    “让上帝保佑您吧。算了，您不愧是个幸运儿！这儿的景色真美，简直叫人看不够！身在福中不知福，住在这儿的人反而感觉不到。”

    往河面上看去，令人目眩。河水在阳光下起伏不停地流着，如同整块的铁板，突然间又皱起一条条波纹。一条满载着马匹、大车、农夫和农妇的渡船，从这边向对岸驶去。

    “想不到刚过五点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您瞧，那是从塞兰兹开来的快车，总在五点零几分从这儿经过。”

    在平原的远处，一列明显的黄蓝颜色的火车从右向左开去。因为距离很远，显得很小。突然，他们发现列车停住了。机车上方升起一团团白色的蒸气。稍后，就从它那里传来了警笛的响尸。

    “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可能出事了。它没理由在那片沼泽地停车。准是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回去喝茶吧。”

    尼卡既不在花园，也没在屋子里。尤拉猜对了，他是有意躲避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枯燥乏味，况且尤拉也算不上是他的伙伴。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凉台上工作去了，于是尤拉有机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附近走走。

    这儿真是个迷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能听到黄鹤用三种音调唱出清脆的歌，中间似乎有意停顿，好让这宛如银笛吹奏的清润的声音，丝丝入扣地传遍四周的原野。薄郁的花香仿佛迷了路，滞留在空中，被褥暑一动不动地凝聚在花坛上！这使人想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那些避暑的小村镇！尤拉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在悦耳的鸟啼和蜂呜当中，似乎听到了妈妈在天上的声音飘扬在草地上空。尤拉周身颤抖，不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母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近～条沟谷，沿着土坡走下去，从上边覆盖着的稀疏、干净的林木中间下到长满谷底的赤杨树丛。

    这里潮湿而晦暗，地面上到处是倒下的树木和吹落的果实。花很少，枝节横生的荆树权权很像他那本插图《圣经》里面的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标和拐杖。

    尤拉越来越感到悲伤，情不自禁地想哭。他双膝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上帝的天使，我的至圣的守护神，”尤拉作起了祷告，“请指引我的智慧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告诉妈妈，我在这儿很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死后有知，主啊，请让妈妈进入天国，让她能够见到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圣容。妈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她不可能是罪人。上帝啊，对她发慈悲吧，不要让她受苦。妈妈！”在心肝欲碎的痛苦中，他向上天呼唤着，仿佛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他突然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

    他昏厥的时间木长，苏醒后听到舅舅在上边的什么地方叫他。尤拉回答了一声，便向上走去。这时他忽然想起，还不曾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

    可是一时的昏迷过后，他觉得心情很好，不愿失掉这种轻快的感觉。他想，如果下次再替父亲祈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他会耐心等着的。”尤拉这么想着。对自己的父亲，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在火车的一间二等卧车厢里，坐着从奥伦堡来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戈尔东律师。这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沉思的面孔上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到莫斯科供职，孩子随着去莫斯科念中学。母亲和姐妹们已经先一步到达，正忙于布置新居。

    男孩和父亲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两天多。

    被太阳照得像石灰一样白的灼热的尘雾中，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飞快地掠过。大路上行驶着络绎不绝的大车，笨重地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看去，车队仿佛是静止的，只见马匹在原地踏步。

    每到一个大站，乘客们便忙不迭地跑向小卖部，西斜的太阳从车站花园的树林后边照到他们匆匆移动的脚步，照亮车厢下的车轮。

    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的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是被切身利害的作用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也有人另给它取个名称。

    对这条法则来说，这个男孩却是个伤心而沉痛的例外。忧郁始终左右着他，无牵无挂也不能使他轻松和振作。他自知身上有着继承下来的特性，常常以一种神经过敏的警觉在自己身上捕捉它的征兆。这使他痛心，伤害着他的自尊。

    从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体质发育得同旁人并无二致，言语、习惯也与常人无异，却不能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只能得到少数人的喜爱，却要遭到另一些人的嫌弃。他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生来低人一等，便永远不可能改善处境。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还需要生存？这个只会带来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名称，能得到什么报偿或者公正的解释？

    当他请求父亲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应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让米沙认为是深刻的想法，使他在这个摆脱不掉的问题面前无言地折服。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渐渐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弄糟而又无法收拾的。他相信，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把这一切弄个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这件事来说，谁也不能判定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的举动不对；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拉开车门，如同从跳板上跳水似的从快车上倒栽葱跳到路基上，他当时不应该让火车停下。

    正因为扳了紧急制动闸的不是别人，而是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结果列车才这么不明不白地停了下来。

    谁都不了解火车耽搁下来的缘由。有人说是突然停车损坏了气动刹车装置；也有人说是因为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没有一个冲力机车就启动不了。同时又传来另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很有地位的人，他的随行律师要求从离这里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找几位见证人来作调查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司机助手要爬到电话线杆上去的原因，大概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隐隐约约可以闻到有人想用盥洗水冲净厕所时发出的气味，还有一股用油腻的脏纸包着的带点臭味的煎鸡肉的味道。几位两鬓已经灰白的彼得堡的太太，被火车头的煤烟和油脂化妆品弄得一个个活像放荡的茨冈女人，可是照旧往脸上扑粉，拿手帕擦着手掌，用低沉的吱吱哇哇的声音谈天。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走过戈尔东的包房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就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正在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什么，要是从她们把嘴～撇的模样来判断，仿佛是说：“哎呀，您说说看，这可是多么让人激动呀！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边的草地上。一条已经发黑的凝结了的血印，很清楚地横过死者的前额和眼睛，好像在他脸上画了个一笔勾销的十字形符号。血仿佛木是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来的，倒像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条药膏，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和抱着同情心的人围在死者身边，去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朋友，也就是和他同车厢的那个身体健壮、神态傲慢的律师，仿佛裹在汗湿的衬衣里的一头种畜，麻木地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望着死者。他热得难过，不停地用帽子扇风。无论问什么，他都似理不理地耸耸肩膀，连身子都不转，回答说：“一个酒鬼。这难道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发酒疯的下场。”

    一个身穿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的消瘦的妇人，两三次走到死者身边。这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上了年纪的寡妇季韦尔辛娜。她带着两个儿媳免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女人把头巾裹得很低，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像是修道院长身后的修女。周围的人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合他的心意。

    父亲说，死者是个出名的富翁，一个和善的、对自己的一半行为已然不能负责的鞭身泥的信徒。他当着米沙的面毫无顾忌地谈起和米沙年纪相同的自己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说到了后来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讲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脸色由于惊恐而变得苍白，谈话也显得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

    他听见人们在找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他，对他不在觉得奇怪。过后，他们就到卧室来了。

    “唉，有什么办法，”韦杰尼亚平说道，“进去吧，尤拉，也许一会儿就能找到你的同伴，那时再一块玩吧。”他们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动，让尼卡在这个荒唐而丢脸的藏身之处受困二十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走进花园。

    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尼卡已经年满十三岁，他感到烦恼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子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睡，黎明时从厢房走了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在花园的地面上洒下露水沾湿的斑驳的长长的树影。影子并不阴暗，而是深灰色的，像湿毛毯一样。清晨沁人心脾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升起，树影中间透出条条光线，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一般。

    突然有一条水银似的带子，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它不停地流过去，也不向土里渗透。骤然间这带子猛地弯向一边，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练蛇。尼卡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仿效母亲，也喜欢高谈阔论，追求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界上真是美妙！”他心中在想，“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现在我就给这白杨下命令。”他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微微颤动的白杨看了一眼（这棵树德湿、发亮的叶子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这么想着，“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像发疯似的用全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血肉祝祷着，想象着：“你给我停止！”杨树立刻顺从地一动木动了。尼卡高兴得笑起来，接着就跑下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续刑，后来蒙沙皇特赦才改服苦役。他母亲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郡主，是个性情乖张但还很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是醉心于某些事情，比如同情暴动和反抗分子，主张极端的学说，吹捧著名的演员和帮助可怜的失意人，等等。

    她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幻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温存而又傻气的呢称，像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里，最使他惊奇的是院子里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巨树。它那大象耳朵一般的叶子遮住了南方的灼热的晴空。尼卡无论如何也不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而不是动物。

    让孩子使用父亲的可怕的姓名是要担风险的，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允许尼卡改用母亲的姓氏。

    就在他躲在床上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感到愤想不平的时候，其中也想到了这件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个什么人，怎么能这样过分地干涉他的事？等着看他会怎样教训他们吧！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因为她十五岁，就可以翘鼻子，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和他讲话吗？瞧着吧，要给她点厉害看看！“我恨她，”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了几遍，“我要杀死她！叫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妈妈倒是盘算得挺好。她走的时候肯定是骗了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她在高加索一天也没有停留，就在最近的一个枢纽站换车北上，到了彼得堡以后，又和大学生们一起枪击警察。可是他却该在这鬼地方活活地烂掉。不过，他～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捉弄一番。把娜佳淹死，离开学校，到西伯利亚去找父亲发动起义。

    池塘四面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稠密的睡莲丛中，发出干涩的缓牵声。只有空隙的地方才露出池水，仿佛是西瓜汁从切口当中渗了出来。

    尼卡和娜佳开始采摘睡莲。两个人同时抓住了一枝如同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结实的茎干，结果被它拖到一起，头碰到了一块儿。小船就像被钩竿搭住似的向岸边漂去。莲梗续在一起，越来越短，只见一朵朵白花绽开艳丽的花心，仿佛带血的蛋黄，一忽地沉到水里，一忽儿又淌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花，把小船压得越来越斜，两个人几乎是并排地俯在倾斜的船舷上。

    “我已经讨厌念书了，”尼卡说，“已经到了挣钱谋生，走上社会的时候了。”

    “可是我正要请你讲讲联立方程式哪。我的代数不行，差一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的话里有刺。不用说，这是提醒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联立方程式！尼卡根本还没尝过代数是什么滋味哪。

    他丝毫没有露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故意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话，但是立刻就觉得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谁呢？”
    “嗅，这还早着哪，不过可能谁都不嫁。我还没想过这事。”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开始争吵起来。尼卡想起了早晨他曾经十分讨厌女人的心情。他警告娜佳说，如果还继续说混话，就把她淹死。

    “你试试看吧。”娜佳回答说。他拦腰一把将她抱住，两个人挣扎起来，结果失去重心，一齐跌到了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不过睡莲有些缠手缠脚，而且还够不到底。最后，他们总算踩着陷脚的淤泥，躺水走到岸边。水像小溪一样从两个人的脚下和口袋里流出来。尼卡感到很疲乏。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的春天，他们一定会这样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却都一言不发，还端不过气来，由于刚才发生的荒唐事而感到压抑。激怒的娜佳默默地生着闷气。尼卡周身疼痛，手脚和两肋像是被棍子打了一顿。最后，娜佳像个大人那样轻轻地说了声：“神经病！”尼卡也像个成人似的说：“请原谅！”

    两个人朝住宅的方向走去，仿佛是两只水桶，在身后留下一道湿滴滴的印迹。他们走的路穿过一片有蛇出没的土坡，就离尼卡早晨见到．赤练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了夜间自己那种奇怪的精神昂奋状态，想起了黎明时刻和清晨曾经使大自然听命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力量。现在该命令她做什么呢？尼卡在想。他如今最需要的又是什么？他似乎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和娜佳再次一起滚到水里去，而且现在就情愿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弄清这个希望是否会实现。

    同日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另外的事件突然压倒了它。革命的洪流激荡着俄罗斯，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个时候，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编、已经俄国化的法国女人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吉沙尔，带着儿子罗季翁和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她把儿子送进武备中学，女儿送到女子寄宿学校，正好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沙尔太太从丈夫手里得到一笔有价证券，先前的行情曾经上涨，目前却正往下跌。为了财产不受损失和避免坐吃山空，吉沙尔太太从女裁缝的继承人手里买了一处不大的产业，就是。坐落在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哑缝纫作坊，取得了使用老字号的权利；照应先前的老主顾并留用了全体裁缝女工和学徒。

    吉沙尔太太这么办，完全是听从了丈夫的朋友、自己的保护人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劝告。此人是个精通俄国事务、沉着冷静的实干家。这次举家迁移，是她和他事先通过信商定的。科马罗夫斯基亲自来车站迎接，并且穿过莫斯科全城把他们送到在军械胡同“黑山”旅店租下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把罗佳送进武备中学，是他的建议；拉拉人学的女子学校，也是经他介绍的。他以漫不经心的神气和这个男孩子开着玩笑，同时用令人脸红的目光盯着那个女孩子。

    在搬进作访三间一套的小小住宅去之前，她们在“黑山”住了将近一个月。

    那一带是莫斯科最可怕的地方，聚居着马车夫，有整条街道专供寻花问柳，又是许多下等妓女穷困潦倒的所在。

    不整洁的房间、屋里的臭虫和简陋的家具，这都不会让孩子们感到奇怪。父亲死后，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恐惧当中。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了说他们全家处于死亡的边缘之类的话。他们知道自己还算不上是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可是在有钱人的面前，总像是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那样忐忑不安。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的活榜样。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年已三十五岁，体态丰满，一头黄发，每当心血来潮的时候总要做些蠢事。她胆子小得出奇，对男人怕得要命。正因为是这样，才由于惊吓而张皇失措地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她家住的房间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从一开始就住着一位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这人是个好出汗、秃顶上戴着扑粉假发的和事佬，每逢要说服别人，两手就像祈祷似的合起来放到胸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头向后仰着，兴奋地闪动着眼睛。他常常不在家，往往～连几天都留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已经彼此熟悉了，相互照应使他们接近起来。

    有孩子们在跟前，科马罗夫斯基每次来访都让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觉得不方便，于是特什克维奇走的时候，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她接待朋友。对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吉沙尔很快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有好几次为了逃避自己的保护人，她噙着眼泪敲他房门求他保护。

    这是幢平房，离特维尔街的拐角不远。可以感觉得出布列斯特铁路干线就在附近，因为从隔壁开始就是铁路职工宿舍、机车修理场和仓库。

    奥莉妮·杰明娜每天回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这个聪颖的女孩子是莫斯科商场一个职员的侄女。

    她是个很能干的学徒，是当初的商场老板物色到的，如今很快要成为一名工匠了。奥莉姬·杰明娜非常喜欢拉拉。

    一切还都保持着列维茨卡妮在世时的老样子。在那些满面倦容的女工脚踏或手摇之下，缝纫机发狂般地转动着。有些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缝纫，不时抬起拿着针的手，针上穿着长长的线。地板上乱丢着碎布头。说话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压过缝纫机的塔塔声和窗拱下面笼子里的金丝雀的啼叫声。大家都管这只鸟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先前的主人已然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太太们都像图画中的人物似的围在一张放了许多杂志的桌子旁边。她们站的、坐的或是半倚半坐的姿势，都模仿着画片上的样子，一边翻看服装样式，一边品评着。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经理的位子上，坐着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的助手、老裁剪工出身的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秀京娃。她骨骼突出，松弛的两须长了许多疣德。

    她用发黄的牙齿叼住一支装了香烟的象牙烟嘴，眯起一只瞳孔也是黄色的眼睛，从鼻子和嘴里向外喷着黄烟，同时往本子上记着等在那里的订货人提的尺码、发票号码、住址和要求。

    在作坊里，阿马利娘·卡尔洛夫娜还是个缺少经验的新手。她还不能充分体会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不过大家都很老实，对费季索娃是可以信得过的。可是，正赶上这些让人操心的日子。|手机TXT小说下载网|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害怕考虑未来。绝望笼罩着她，事事都不如意。

    科马罗夫斯基是这里的常客。每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穿过作坊往那一边走去的时候，一路吓得那些正在换衣服的漂亮的女人们躲到屏风后面，从那里戏该地和他开着放肆的玩笑；成衣工就在他背后用不大看得起和讥讽的口气悄悄地说：“又大驾光临了。”“她的宝贝儿来了。”“献媚的情人来了。”“水牛！”“色鬼！”

    最招人恨的是他有时候用皮带牵来的那条叫杰克的叭儿狗。这畜生快步向前猛冲，扯得他歪歪斜斜地走着，两手前伸，好像是让人牵着的一个盲人。

    春天，有一次杰克咬住了拉拉的脚，撕破了一只袜子。

    “我一定把它弄死，这魔鬼。”杰明娜像孩子似的凑近拉拉的耳朵哑声说。

    “不错，这狗真叫人讨厌。可是你这小傻瓜有什么办法？”

    “小声点，别嚷，我教给你。复活节的时候不是要准备石头鸡蛋吗。就是你妈妈在五斗橱里放的……”

    “对，有大理石的，还有玻璃的。”

    “是呀，你低下点头，我悄悄跟你说。把它们拿来涂上猪油，弄得油糊糊的，这条跟撒旦一样坏透了的杂毛畜生这么一吞，就算大功告成！保准四脚朝天！”

    拉拉笑了，同时带点羡慕地思量着：这个女孩子生活环境很穷困，自己要参加劳动。在乎民当中有些人成熟得很早。不过，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没有受到损害的、带着纯真的稚气的东西。石头鸡蛋，杰克——亏她想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她继续想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而且要为这一切感到痛心呢？”

    “对他来说，妈妈就是……他也就是妈妈的……这个丑字眼儿我可说不出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用那种眼神看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虽然十六岁刚过，拉拉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少女了。看上去像是十八岁或者更大一些。她头脑清晰，性格明快。她出落得非常标致。

    她和罗佳都懂得，生活中的一切要靠自己用双手去挣。和那些花天酒地的人不同，她和他都来木及过早地学会钻营之术，也不会从理论上去辨别那些实际上还接触不到的事物。只有多余的东西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

    姐姐和弟弟都很清楚，事事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已经争取到手的要万分珍惜。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必须工于心计，善于盘算。拉拉用心学习并非出于抽象的求知欲，倒是因为免缴学费就得做个优秀生，就得有好成绩。如同努力读书一样，拉拉也毫不勉强地干着洗洗涮涮之类的家务活，在作坊里帮帮忙，照妈妈的吩咐到外边去办些事。她的动作总是无声无息而又和谐轻快，她身上的一切，包括那不易觉察的敏捷的动作、身材、嗓音、灰色的眼暗和亚麻色的头发，都相得益彰。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每逢假日，清晨可以在床上懒散地多呆一会儿。拉拉仰面躺着，双手向后交叉在枕头下。

    作坊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朝向院子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到远处有一辆四轮马车隆隆地从鹅卵石的大路走上铁轨马车的轨道，粗重的碰撞声变成了像是在一层油脂上滑行似的均匀的响动。“应该再睡一会儿。”拉拉这样想着。隐约的闹市声犹如催人入睡的摇篮曲。

    透过左边的肩肿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不错，就是这肩膀和腿，再加上所有其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她本身、她的心灵或气质，这些加在一起匀称他形成了躯体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该睡了。”拉拉这么想，脑海里浮现出车市商场向阳的一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车库附近的地评上停放着的出售的马车、车灯的磨花玻璃、熊的标本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往下，拉拉的心里出现了另一个场面：龙骑兵正在兹纳敏斯基兵营操场上训练，绕圈走着井然有序的马队，一些骑手在跳跃障碍、慢步、速步、快跑。许多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娘，站在兵营的篱墙外面看得目瞪口呆。

    “再往下走，”拉拉继续想，“就该到彼得罗夫卡了，然后是彼得罗夫铁路线。拉拉，你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想象？原先只不过是要描绘出我的房子，它应该就在附近。”

    科马罗夫斯基的一个住在车市商场的朋友，为小女儿奥莉卡庆祝命名日。于是成年人有了开心的机会，又是跳舞，又是喝香按。这位朋友也邀请了妈妈，可是她身体不好，不能去。妈妈说：“带拉拉去吧。您不是常告诫我说：‘阿马利哑，要好好照看拉拉。’这回就让您好好地照看她吧。”他真照看了她，没得说，哈，哈，哈！

    多么令人销魂的华尔兹！只管转啊，转啊，什么都用不着去想。只要乐声继续回荡，生活就像在小说中一样飞逝，一旦它文然而止，就会产生一种丢丑的感觉，仿佛被人浇了一盆冷水或者赤身裸体被人撞见。除此之外，你允许别人放肆是出于夸耀，借此表示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她始终不曾料到他居然跳得这么出色。那两只乖巧的手，多么自信地拢住你的腰肢！不过，她是决不会让任何人吻自己的。她简直不能想象，另一个人的嘴唇长时间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其中能够凝聚多少无耻！

    不能再胡闹了，坚决不能。不要装作什么都不懂，不要卖弄风情，也不要害羞地把目光低垂。否则迟早是要出乱子的。可怕的界限近在咫尺，再跨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忘记吧，别再想舞会了，那里边无非都是邪恶。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借口总是能够找到的：还没学过跳舞，或者说，脚扭伤了。

    秋天，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发生了骚动。莫斯科到喀山全线罢了工。莫斯科到布列斯特这条线也应当参加进去。已经作了罢工的决定，不过在罢工委员会里还没有议定什么时候宣布罢工日期。全路的人已然知道要罢工，就是还得找个表面的借口，那样才好说明罢工是自发的。

    十月初一个寒冷多云的早晨。全线都是在这一天发薪金。账房那边好久不见动静。后来才看到一个男徒工捧着一叠表册、薪金登记表和一堆拣出来准备处罚的工人记录簿往账房走去。开始发薪了。在车站、修配厂、机务段、货栈和管理处那几幢木头房子中间，是一长条望不到头的空地。来领工钱的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助手，还有停车场的那些清扫女工，在这块空地上排了长长的一队。

    市镇的冬天已经来临，这是可以感觉到的。空气中散发着踩烂的械树叶子的气味，还有机车煤烟的焦臭和车站食堂的地下室里刚刚烤出炉的热面包的香味。列车驶来驶去，一会地编组，一会儿拆开，有人不住地摇晃着卷起或者打开的信号旗。巡守员的喇叭、挂车员的哨音和机车粗重的汽笛声，很协调地融合在一起，白色的烟柱仿佛顺着没有尽头的梯子向天空上升。机车已经停在那里升火待发，灼热的蒸汽炙烤着寒冷的冬云。

    沿着路基的一侧，担任段长职务的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本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前后踱来踱去。安季波夫对养护工作已经厌烦了，不住地抱怨给他运来换轨的材料质量不合格，比如说，钢的韧性不够，铁轨经受不住挠曲和破裂的试验。安季波夫估计，如果一受冻，就会断裂。管理处对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的质问漠然置之。这里头可能有人捞到了油水。

    富夫雷金穿的是一件外出时穿的皮大衣，敞着扣子，里面是一套新的哗叽制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脚步，一边欣赏着上衣前襟的招缝、笔挺的裤线和皮鞋的美观式样。

    对安季波夫的话，他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富夫雷金想的是自己的事，每分钟都要掏出表来看，似乎急于要去什么地方。

    “木错，很对，老爷子，”他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安季波夫的话，“不过这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正线上，或者是哪一段车次多的区间。可是请你想一想，你已经到手的是什么？有备用线，有停车线，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空车编组，调用窄轨机车。怎么，还不满意！是不是发疯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铁轨，换上木头的也没关系！”

    富夫雷金又看了一次表，合上表盖，然后就向远处张望。一辆长途轻便马车正从那个方向朝铁路这边驶来。这时，大路的转弯处又出现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才是富夫雷金自己家的那辆，妻子坐车来接他。车夫在路基跟前才使马停住，两手仍然扯紧经绳，一边不停地用女人似的尖嗓子险喝着，好像保姆对待淘气的孩子。拉车的马像是有点怕铁路。车厢角落里一位漂亮的太太随便地倚在靠枕上。

    “好啦，老兄，下次再谈吧，”段长说着摆了一下手，“现在顾不上考虑你说的这些道理。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呢。”夫妇两个坐车离开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接近黄昏。路旁的田野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了先前没见到的一双人影，不时回头张望，一边快步向远处走去。这两个人是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

    “走快点，”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是怕侦探跟踪。这个会开得拖拖拉拉，肯定快结束了。他们从地窖一出来就会赶上咱们。我可不愿见他们。都这么推来推去，又何必多此一举。当初成立什么委员会啦，练习射击啦，钻地洞啦，看来都是白费！你倒是真不错，还支持尼古拉耶夫街上的那个废物！”

    “我的达里哑得了伤寒病，得把她送进医院。只要还没住上院，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听说今天发工钱，顺路去一趟账房。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敢说，今天要不是开支的日子，我就会朝你们这帮家伙牌上一口唾沫，紧接着一分钟也不多等，就结束这吵闹的局面。”

    “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法子？”

    “没什么新奇的，到锅炉房把汽笛一拉，就算大功告成了。”

    两个人分了手，各走各的路。

    季韦尔辛走的是去城里的路。迎面不断遇到从账房领钱回来的人。人很多。季韦尔辛估计，车站区域内他几乎不欠任何人的账。

    天色暗了下来。在空旷的广场上，账房旁边的灯光下聚了一些没上班的工人。广场的人口停着富夫雷金的马车。富夫雷金娜坐在车里，还是先前的那个姿势，似乎从早晨起就不曾下过车。她在等着到账房去取钱的丈夫。

    骤然间下起了湿润的雨夹雪。车夫从座位上下来，支起皮车篷。他用一只脚撑住车厢的后帮，用力扯动篷架的横梁。坐在车里的富夫雷金娜却在观赏在账房的灯光辉映下闪烁飘过的、裹着无数银白色小珠子的水气。她那一眨也不眨的眼睛向聚在一起的工人头上投去一瞥，带着期望的神色，如果有必要，这目光似乎可以像透过雾气或寒霜一样，洞穿这人群。

    季韦尔辛无意中看到了她的神色，觉得非常厌恶。他没有朝富夫雷金娜鞠躬问好就退到一旁，决定过一会儿再去领钱，免得在账房见到她丈夫。他往前走了走，来到灯光较暗的修配厂这边。从这里可以看到黑暗中通向机务段去的许多支线的弯道。

    “季韦尔辛！库普里克！”暗处有好几个声音朝他喊道。修配厂前边站了一群人。厂房里有谁在叫喊，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替孩子说说情吧。”人堆里有个女人这么说。

    老工长彼得·胡多列耶夫又照老习惯在打他那个受气包——小学徒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先并不这么折磨徒弟，不是酒鬼，手也不重。从前有个时候，莫斯科市郊工场作坊区的买卖人和神甫家里的姑娘们，见到这个仪表堂堂的有手艺的工人都要偷偷看上几眼。季韦尔辛的母亲当时还刚刚从教区学校毕业，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就嫁给了他的同伴、机车修理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

    萨韦利·尼基季奇惨死以后（在一八八八年一次轰动一时的撞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在她守寡的第六个年头上，彼得·彼得罗维奇再次向她求婚，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喝上了酒，开始胡闹，固执地认为他之所以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是整个世界的过错，一心要同整个世界算账。

    尤苏普卡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在厂子里，李韦尔辛总是护着这个孩子，这也让胡多列耶夫对他不大满意。

    “你是怎么用锉刀的，你这个笨蛋！”胡多列耶夫吼着，抓住尤苏普卡的头发往后拖，使劲打他的脖梗儿。“铸工件能这么拆吗？我问你，是不是成心糟踏我的活儿？你这个斜眼鬼！”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大爷！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啊，疼啊！”

    “告诉他一千遍了，架子要往前推，拧紧螺栓，可是他根本不听。差一点断了大轴，这个狗娘养的。”

    “大爷，主轴我可没动，老天爷，我真没动。”

    “干吗要折磨一个孩子？”季韦尔辛从人堆当中挤进去问道。

    “家狗咬架，野狗可别往前凑。”胡多列耶夫回了一句。

    “我问你，为什么折磨孩子？”

    “跟你说，趁早赶紧走开，少管闲事。打死他也算不了什么，下流坯，差点地把大轴给我毁了。应该让他亲亲我的手，饶他一条活命，这个斜眼鬼。我只不过揪着他耳朵、头发教训教训。”

    “还要怎么样，照你说是不是该把脑袋揪下来，胡多列耶夫大叔？应该懂得害臊。已经是老师傅啦，活到白了头发还不通情理。”

    “走开，走开，我说，趁着你身子骨还是整个儿的。要不我打你个魂灵出窍。敢来教训我，你这个狗屁股！你是在枕木上让人日出来的，就在你爹眼皮子底下。你妈是只烂猫，这瞒不了我，破鞋！”

    接着发生的事不超过一分钟。两个人都顺手从放着沉重的工具和铁锭的车床上头抄起了家伙。这时候要不是人们一下子上去把他们拉住，两个人都会把对方打死。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站在原地，低着头，前额几乎碰到一起，脸色煞白，瞪着充血的眼睛。暴怒之下，谁都说不出话来。大家从后面紧紧抓住他们俩的手。几分钟的工夫缓过了气力，他们扭动身子要挣开，拖曳着吊在身后的伙伴。衣服领钩、扣子都挣脱了，上衣和衬衫从肩膀上滑了下来。乱糟糟的喊叫声在他们周围一直不停。

    “凿子！把凿子夺下来。”“这会把脑袋凿穿的！”“平静一点吧，彼得大叔，不然把手给你扭脱臼！”“干吗还跟他们废话？把他们拉开，锁起来就完了。”

    突然，季韦尔辛以一股超人的力气甩掉了扑在身上的人，挣脱出来，几步就冲到了门口。人们刚要冲过去揪住他，可是看到他已经没有了那股发疯的劲头；就作罢了。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秋夜的潮气和黑暗包围了他。“要想给大家办点好事，就有人往你助上插刀子。”他自己嘟饿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和往哪儿去。

    在这个卑鄙、虚伪的世界上，养尊处优的太太竟然用那种眼光看着卖力气干活儿的人；可是在这个制度下受罪的人，却让酒灌得昏迷不醒，只能在方才这样的作践自己当中得到某种满足。对这样的世界，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他走得很快，似乎急促的脚步可以使他发热的头脑里渴望的世上只有理智和安宁的时代更快到来。他懂得，最近一些日子他们的各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以及尚未执行、但也没有取消的罢工的决定，都是今后这条漫长道路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兴奋得急不可耐地想要一口气跑完全程。他大步向前走着，心里还不大清楚究竟往哪里去，然而两只脚却知道应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季韦尔辛事后很久都不曾料到，就在他和安季波夫从地窖里出来走了以后，会议决定当晚罢工。委员们立刻分了工，规定了谁该到哪儿去和把谁从什么地方撤回。好像是从季韦尔辛心坎儿里发出来的一样，机车修理场里响起了开始是暗哑的、随后逐渐变得峻亮和整齐的信号声。这时候，从车库和货运站拥出的人群已经从进站的信号机那儿向城里走去，接着就同听见李韦尔辛的哨声而放下工作的锅炉房的人群汇合到一起了。

    好多年来季韦尔辛都以为，那天晚上是他一个人让整条铁路停止了运行。只是在最后审讯过程中，根据全部事实审判的时候，没有添加上指使罢工这条罪名，他才明白过来。

    人们纷纷跑了出来，不住地问：“这是叫大家上哪儿去？”黑暗中有人回答说：“你又不是聋子，没听见吗，这是警报，得救火。”“什么地方着火了？”“当然是着火了，要不为什么拉汽笛。”

    门砰砰地响，又走出来一批人。传来另一些人的说话声。“真会说，着火了！乡巴佬！别听这傻话。这就叫歇工，懂不懂？你看，这是套具，这是笼头，可咱就是不上套。回家去吧，小伙子们。”

    人越来越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到第三天才回家的季韦尔辛，冻得不住打寒颤，觉没睡够，脸也没有刮。前一天夜里突然变冷，这个季节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可是季韦尔辛穿的是一身秋衣。

    在大门口碰见了看门人吉马泽特金。

    “谢谢，季韦尔辛先生，”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让尤苏普卡受屈，让他一辈子替你祷告上帝吧。”

    “你是不是变傻了，吉马泽特金，我对你算得上什么先生？求你别这么说了。有话快讲吧，你瞧这天气够多冷。”

    “怎么能让你挨冻呢，你会暖和的，萨韦利耶维奇。昨天我们帮你妈妈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商场运了整整一棚子木柴。全是一色的烨木，又干、又好的烧柴。”

    “太谢谢啦，吉马泽特金。你好像还有话要说，请快讲吧，我都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你别在家过夜了，萨韦利耶维奇。得躲一躲。警察来过，警察分局长也来过，打听同你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我说没见到有什么人来，只有他的徒弟、机车乘务组和铁路上的人来过。另外的什么人可向来没见过。”

    独身的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哥哥一起住的这幢房子，是邻近的圣三一教堂的房产。房子的一部分住了教士和两家在城里零售水果、肉类的摊贩，其余的住户大多数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这条线上的铁路职工。

    房子是石砌的，几条木结构的回廊从四面围住一个肮脏、零乱的院子。同回廊相连的几条通到楼上去的又脏、又滑的木头楼梯，总散发着一股猫尿和酸白菜气味。紧靠楼梯转角的平台是厕所和门上挂着锁的储藏室。

    李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列兵，在瓦房沟负了伤，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到那里去探望和照料。李韦尔辛一家几代人都是铁路员工，出门行路是方便的，可以使用俄罗斯全境的免费公务车票。家里如今非常安静，显得空落落的，只住着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楼，在回廊一进门的前边，门口有一只由送水夫装满了水的木桶。当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走上自己住的这一层的时候，发现木桶的盖子被挪到一边，水面的冰上冻住了一只铁菜缸。

    “不会是别人，准是普罗夫。”李韦尔辛想着就笑了。“真是个喝不足的无底洞，一肚子的火气。”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个诵经士，一个出了名的不服老的人，和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是远亲。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把茶缸从冰面上掀下来，放好桶盖，然后拉了一下门铃。一股家居的热气和香味迎面扑来。

    “妈妈，炉子烧得真旺。咱家多暖和，真好。”

    母亲一下子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拥抱着他哭了起来。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儿，轻轻脱开身。

    “勇敢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妈妈，”他轻声说道，“从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都瘫痪了。”

    “知道，就是为这个我才哭呢。你可别闯了祸。库普林卡，是不是到远处躲一躲。”

    “您那位可爱的朋友、好心肠的羊倌彼得·彼得罗夫，真叫我伤脑筋。”他想逗她高兴。不过她没理解这是开玩笑，正经地回答说：

    “拿他开玩笑可真作孽，库普林卡。你应该可怜他。他是个没办法的不幸的人啊，整个心都给毁了。”

    “安季波夫，就是那个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给抓走了。半夜里来的人，到处搜查，弄得乱七八糟，早晨把他带走了。他的达里哑正害伤寒病，还在医院里。帕夫卢什卡是个孩子，还在职业学校念书哪。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和聋子姑姑。还要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我想应该把这孩子接到咱们家来。普罗夫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看见水桶了，盖子没盖，还有那只茶缸子。我想准是他。普罗夫是个喝水喝不够的家伙。”

    “你真会猜，库普林卡。说对了，就是普罗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跑来借木柴。我给了他。难道我傻了，把木柴给人！可当时我已经想不到这些，因为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消息啊！你知道吗，皇上已经签署了一份公告，一切都要照新章程办，不让任何人受屈，给种田的分地，大家都和贵族平等。签了字的命令，你想想看，就差宣布了。主教公会也写了新的呈文，要增加一次祷告，为他的健康祈祷，我可不哄你。普罗武什卡说过，可我忘了。”

    被捕的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和住院的达里哑·菲利蒙诺夫娜的儿子帕图利亚·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这是个很爱整洁的孩子，生着一张五官端正的脸，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不时地要用小梳子拢拢头发，整理一下上衣和带着职业中学制服扣环的宽腰带。帕图利亚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孩子，而且观察力很强。他能逼真而又滑稽地摹仿看到、听到的东西。

    十月十七日公告发布以后，很快就考虑举行一次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这次正像俗话所说：“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有水吃。”参与此事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不休，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宣布退出。但当得知在原先规定的那天清晨人们无论如何也要上街之后，又各自急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们参加示威游行。

    不顾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的劝阻和反对，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还是带着快活的、好同人交往的帕图利亚参加游行去了。

    这是十一月初干燥而又寒冷的一天，宁静的铅灰色的天空飘着几乎稀疏可数的小雪花，落地之前长时间地上下左右翻飞着，然后像一层蓬松的尘土似的填撒在路上的坑洼里。乱哄哄的人流沿街向下挤去，只见一排排的脸孔、冬天的棉大衣和羔皮帽子。这都是些老人、女子学校的学生和孩子们，也有穿制服的养路工、电车场的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上衣的邮电工人，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

    有一阵子大家唱着《华沙工人歌》、《你们已英勇牺牲》和《马赛曲》，可是在前头倒退着走的、一只手紧抓着库班帽摇摆着指挥歌唱的那个人，忽然戴上了帽子，停止唱歌，转过身去听井然走的另外几个带队人在谈些什么。歌声散乱了，停止了。这时只听到巨大的人群走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踏出咯吱咯吱脆响的脚步尸。

    一些好心人通知游行的发起人说，前边哥萨克已经布置了警戒线，准备对付示威游行的人。也有人从就近的药房打来电话，告诉游行的人前面有埋伏。

    “那又怎么样，”带队的人说，“最要紧的是冷静，不要慌。应该立刻占据前边路上的一座公共建筑物，向大家说明面临的危险，然后解散队伍，化整为零。”

    究竟往哪里去最好，几个人开始争起来。有的主张到商业经纪人协会，有的说应该去高等工科学校，也有人要去外国记者学校。

    正在争论的时候，前边已经看到了一幢公用建筑物的屋角。这也是一所学校，比上边提到的那几处毫不逊色，很适合作避难所。

    大家来到房子跟前的时候，领队的走上大门口半圆形的台阶，打手势让队伍的排头停住。入口的几扇大门已经打开，整队的人摩肩接路地拥进学校的前厅，走上迎面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边异口同声地喊，但是人不停地拥进来，沿走廊和教室散开。

    好不容易把大家招呼回来，安顿坐好以后，领队的几次要说明前边路上已经设下埋伏，但是谁也不听。停止前进并进入这所房子，被当成立刻召开一次临时集会的邀请。

    经过长时间的边走边唱以后，人们都想静静地坐一会儿，但愿别的人替他们吃点苦，出来叫喊一番。大家现在主要是对休息感到满意，至于在主要方面看法一致的几个发言人的分歧，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所以，一位不想哗众取宠使人厌倦的最蹩脚的演说家，反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每讲一句都引起同情的呼喊。大家毫不吝惜地用表示赞同的喊叫压过了他的讲话。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便急忙表示同意，一面喊着“可耻”，一面通过了一份抗议电。后来终于听厌了讲演人那单调的声音，索性把他撇到一边，一个跟着一个成排地走下楼梯，奔到街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开会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雪，这时路面已经～片银白，雪也越下越密。

    当龙骑兵飞快地迎而冲过来的时候，后排的人还完全没有察觉。队伍前方突然传来越来越大的响声，像是人群里喊起了“乌拉！”“救命啊！”“打死人啦！”以及另外许多叫喊声混成一片，分不清还喊了什么。几乎是同时，趁着这阵混乱的声浪，顺着急忙闪到两旁的人群形成的狭窄的通道，无声而迅速地闪过许多匹马的嘴脸、鬃毛和挥舞着马刀的骑兵。

    半个排跑过去了，然后掉转马头，整好队形，从后边冲进了游行队伍的队尾。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以后，整条街差不多已不见一个人影。人们沿着小巷跑散了。雪已经变得稀疏，昏黑的傍晚景色很像是一幅炭笔画。已经落到屋后的太阳，忽然像用手指点着一样，从街角照出路上所有带红颜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顶皮帽，倒下的大幅红旗，洒在雪地上的～条条、一点点的血迹。

    一个头盖骨裂开的人不住地呻吟，两手紧紧抠住地面，在大街的一侧爬着。有几名骑兵排成一队从街道下首放马缓步行来。他们是追踪到大街另一头之后又返回来的。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头巾掉到脑后的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用变了音的嗓子朝整条街喊着：“帕沙！帕图利亚！”

    他起先一直和她走在一起，惟妙惟肖地学着最末一个演讲人的样子逗她开心，可是当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

    在最危险的时候，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尽管身上那件絮得厚厚实实的短棉袄减轻了她挨打的感觉，她还是一边咒骂，一边吓人地朝跑远了的骑兵挥着拳头，对他们竟敢在体面的老百姓面前往她这个老太婆身上抽鞭子气得要命。

    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激动不安的目光扫向大街两侧，突然喜出望外地在对面人行道上看到了那孩子。在那边，在一座有廊柱的店铺和一所独家的砖房子的突出部中间的角落里，聚了一小群无意中路过的看热闹的人。

    一个闯入人行道的龙骑兵，用马的后聘把他们赶到那个地方。人们受惊的样子使他很开心，于是他把出路挡住以后，就紧贴着大家的身子装腔作势地表演起驯马的动作来，先来几个急转弯，然后又像演马戏似的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来。当他看到那些慢慢返回来的伙伴以后，才用马刺刺了马一下，三窜两跳地归了队。

    被挤在角落里的人散开了。先前不敢作声的帕沙，立刻向老太太跑来。

    他们往家里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住地嘟娥：“该干刀万剐的杀人犯，天杀的刽子手！老百姓原本高高兴兴，皇上给了自由，这帮家伙就受不住了。什么都给搅得一团糟，把每句话的意思都弄拧了。”

    她气得对龙骑兵发狠，对周围的一切都发狠，这一刻连她的亲生儿子也包括在内。在暴怒的瞬间，她仿佛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被那些既不会拿主意、又自作聪明的库普林卡～伙糊涂虫惹出来的。

    “真阴险狠毒啊！可是他们这些吵吵嚷嚷的人到底需要什么呢？一点儿也不明白！就知道骂呀，吵呀。还有那一个，特别会说话的那个，你怎么学他来着，帕申卡？再给我学一遍，亲爱的，学学看。哎哟，笑死我了，笑死了！简直一模一样。你这个讨厌鬼，大马蝇。”

    回到家里，她不停地埋怨儿子，又说，不能活到这把年纪还让那个头发乱蓬蓬的麻脸蠢货从马上用鞭子抽屁股教训她。

    “您可真是，妈妈！好像我就是哥萨克中尉或者宪兵队长。”

    当奔跑的人出现在窗前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站在窗前。他知道这是游行的人，于是聚精会神地向远处看了一阵子，看看在走散的人当中有没有尤拉或另外的什么人。但他没有发现熟人，只觉得快步走过去的那个人是杜多罗夫那个不要命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不久前才从他左肩取出一颗子弹，今天又在他不该去的地方窜来窜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到这里的。在莫斯科他没有自己落脚的地方，但是又不喜欢住旅馆，如今是住在～房远亲斯文秀茨基家里。人家在顶楼角上给他让出了一间书房。

    这幢两层楼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有点过大，这是已故的老斯文李茨基多年以前从多尔戈鲁基公爵手里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的产业一共有三个院落、一座花园和许多格局零乱、不同风格的房屋，连着三条巷子，过去被人称作磨坊小城。

    虽然开了四扇窗，这间书房依旧稍嫌阴暗。屋子里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雕塑品。书房有个半圆形的外阳台，遮住了房子的这一角。冬天通往阳台的双重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

    透过书房的两扇窗和阳台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笔直的一条小巷、一条雪橇压出来的通向远处的路、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和歪斜的栅栏。

    从花园向书房投来～片淡紫色的阴影。树木从外面窥探着室内，似乎要把蒙了一层雪青色凝脂般寒霜的枝条伸到地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眼望着小巷，回想起彼得堡去年的冬天，回想起加邦牧师、高尔基、维特的来访和那些时髦的现代作家。他远远地离开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来到莫斯科这个安静和睦的地方写一本已经构思成熟的书。谁知根本不可能！他如同从火里出来又掉到炭上。每天都要讲演，作报告，没有喘息的机会。一会儿是女子高等学校，一会儿又是宗教哲学院，再不就是红十字会或者罢工基金委员会。真想到瑞士去，拣一个到处是森林的偏远的县份。那里会有静温、清明的湖光山色和一切都能引起回响的凛冽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身离开窗口。他情不自禁地想出去随便看望一个人，或者漫无目的地走走，但是立刻又想到那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维沃洛奇诺夫有事要来找他，所以不能离开。于是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思想转到外甥身上。

    从伏尔加沿岸一个偏僻的地方迁往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尤拉带到莫斯科，让他见见韦杰尼亚平、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谢利亚温、米哈耶利斯、斯文秀茨基和格罗梅科这几家亲戚。他先把尤拉安顿在既无头脑、又爱饶舌的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里，亲戚们平时都管这个老人叫费吉卡。费吉卡同自己的养女莫佳暗中同居，所以自认是个足以动摇通常的伦常基础和捍卫自己的主张的人。不过他手脚不干净，辜负了对他的信任，连尤拉的生活费都被他挪用了。于是他又把尤拉转到格罗梅科家，此后尤拉便一直寄居在那里。

    在格罗梅科家里，尤拉处在令人羡慕的和睦的气氛中。

    “他们在那儿简直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到尤拉、他的同年级伙伴戈尔东和主人的女儿东尼妞·格罗梅科。三个人在一起已经读腻了《爱情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类的书，于是又迷上了贞洁的说教。

    在少年时代，应该体验一下那种偏于极端的纯洁情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以致反而糊涂起来。

    三个人都有着可怕的怪脾性和孩子气。凡是使他们激动的、属于清欲方面的东西，不知为什么都被说成“庸俗化”，而且不顾是否恰当，到处都把这个词挂在嘴上。简直是极端的用词不当。“庸俗化”——他们用来指的是人的本能的呼声、诲淫的作品、作践妇女，甚至还包括整个物质世界。每逢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张激动的脸由涨红而变得苍白。

    “如果我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样想，“决不让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羞耻心是必要的，但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啊，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您。”他高声说着，走上前去迎接进来的客人。

    一个身穿灰色上衣、腰束宽皮带的胖子走进房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毡靴，裤子的膝盖部分胀了出来。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自己是一朵五彩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一副用黑色宽绦带系住的夹鼻眼镜在鼻子上恶狠狠地跳动着。在过道里，他没来得及把该办的事办完。围巾没有摘，一头拖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项圆形呢礼帽。这几件东西使他无法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妨碍问好。

    “唉，唉。”他不知所措地应答着，一面打量四周。

    “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让维沃洛奇诺夫恢复说话能力和自制能力。

    这一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他们这些人的头脑里，那个永远不甘寂寞的天才大师的思想，只是安然享受着欢乐的休想，而且被无可救药地庸俗化了。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所学校去为政治流放犯演讲的。

    “我已经在那里讲过一次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讲的吗？”
    “是啊。”
    “还得再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稍加推辞，然后就同意了。

    来访所要谈的事情完全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就没有过分地挽留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他本来可以起身告辞了，但觉得这么快就离开不大礼貌，走之前应该找个轻松、活泼的话题谈一谈。结果谈话却拖得很长，而且不大愉快。

    “您颓废了？陷入神秘主义里去了？”
    “这是为什么？”
    “人毁了呀。还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那还用说。我们还在一起筹备过选举哪。”
    “还为乡村学校和教师学习会的事冲锋陷阵呢，记得不？”
    “当然，那可是一场苦战。后来您好像转到民众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去了，对吗？”
    “有过一段时间。”
    “是啊，可如今时兴的都是些放荡的牧羊神呀，黄色的睡莲呀，受戒者呀，还宣传什么《我们要像太阳》。我是死也不相信。让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一个如此了解人民的聪明人去干……算啦，您不必说了……也许我触到您的隐私了吧？”
    “何必信口开河地瞎扯呢？我们又何必非要争论这些？您根本不了解我的思想。”
    “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这谁都不反对。”
    “乡下人没有穿的，饿得浮肿……”

    谈话就这样跳跃式地进行着。意识到这样谈下去毫无意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他解释是什么使他同一些象征主义派的作家接近起来，接着把话题转到托尔斯泰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人如果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就会离善越来越远。”

    “您以为正相反吗？能够拯救世界的究竟是美，是宗教的神秘仪式或类似的东西，还是罗赞诺夫和阳思妥耶夫斯基？”

    “请等一等，让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关键在于干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并不是棍棒，而是音乐，这里指的是没有武器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真理的榜样的吸引力。直到现在还公认，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箴言和准则。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应该懂得，耶稣宣讲的时候往往使用生活中的寓言，用日常生活解释真理。从这里引出的看法是：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我一点也听不懂。您应当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恼恨自己对呆头呆脑的维沃洛奇诺夫谈了一部分内心的看法，但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像通常那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懊恼突然换了目标。他一下子就完全忘记了维沃洛奇诺夫，仿佛这人根本不曾来过。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平时不写日记，但一年之中总有一两次要把感受最深的思想写在一册厚厚的普通记事本上。他取出这个本子，开始用那大而端正的字体写起来。下面就是他所写的。

    这个施莱辛格傻女人使我整天感到不自在。早晨就来

    了，一直坐到吃午饭时，一连两个小时朗诵歪诗。招人厌烦。

    这是象征派作家A为天体起源交响乐作曲家B所写的一

    篇散文诗，里边有各大行星的神袛、四首诗的唱词和另外一

    些东西。我一直是忍着，忍着，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恳求说：

    “受不了啦，请便吧。”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懂得了为什么就连在浮士德身上

    这种东西也往往约对难以忍受而又虚假。现代人没有这方

    面的要求。当他们被宇宙之谜弄得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们要

    深入探索的是物理学，而不是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陈旧过时的形式，也不在于

    这些水火之神把科学明显弄清楚的东西重新弄得含混不

    清，而在于这种体裁与当今艺术的精神、实质以及创作动机

    格格不入。

    在人类还很稀少、大自然尚未被人所掩盖的古老的大

    地上，相信天体演化是很自然的。大地上徘徊的还有猛妈，

    对恐龙和各种龙记忆犹新。那时，大自然是如此引人注目、

    如此凶猛而威风地扑向人的脖颈，似乎当真充满了各种神

    批。这就是人类编年史最初的几页，而且还仅仅是开始。

    由于人口过剩，这个上古世界在罗马结束了。

    罗马挤满借用来的神袛和被征服的民族，挤成天上地

    下两层，像肠子紧紧扭成三个结的垃圾堆。那里有达吉人、

    赫鲁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看到的是没有辐条

    的笨重的车轮、浮肿的眼睛、兽奸、双下颠、用受过教育的奴

    隶的肉喂鱼，还有不识字的皇帝。人要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

    多，在斗兽场的通道里被践踏，忍受痛苦。

    如今，这个轻快的、光芒四射的人，突出了人性，故意显

    出乡土气息。这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俗气的大理石和黄金

    堆中。从此，一切的民族和神不复存在，开始了人的时代，做

    木工的人，当农夫的人，夕阳晚照之下放牧羊群的人。人这

    个音听起来没有丝毫傲气，他随着母亲们的摇篮曲和世界

    上的所有画廊崇高地向各地传播。

    彼得罗夫大街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彼得堡在莫斯科的一个角落。街道两旁是对称的建筑，都有雕塑精致的大门，再往下去是售书亭、阅览室、图片社，还有高级的烟草店和考究的餐厅，餐厅门前笨重的支柱上是装在磨砂玻璃圆罩里的煤气灯。

    冬天这个地方阴暗得难以通行。这里居住着稳重、自重而又富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这里租下的一套讲究的独身住宅是在二层楼上，通到那里的是一条有宽大、结实的橡木栏杆的宽楼梯。为他操持家务的女管家，不对，他幽居处所的女总管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对样样事都关心，都打听，但似乎对任何事又都不干预，是个不声不响、不惹人注意的人。他对她则报以一个绅士所应有的骑士般的感激，而且在住宅里从不容忍同她那老处女平静的生活圈子不相容的客人和来访者。在这里，主宰一切的是修道院般的宁静——帝幕低垂，纤尘不染，如同手术室一般。

    每逢礼拜天的上午，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照例带着自己的叭儿狗沿彼得罗夫大街和库茨涅茨基大街闲逛，在一个街角，与从家里出来的演员兼纸牌迷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会合。

    他们一同在人行道上缓步踱着，讲着笑话，时断时续地交换一些无足轻重、对一切都瞧不起的见解。其实，即便不讲话，随意哼哈几声，也能起同样的作用，但必须要让库茨涅茨基大街两旁的人行道都能听见他那响亮的、满不在乎地发呛的、像是由于颤抖而憋住气的低音嗓门，才算达到目的。

    天气也是病怏怏的样子。水珠滴滴答答地敲打着铁皮泄水管和屋檐板。各家的屋顶交错发出这种响声，似乎到了春天。开始融雪了。

    她一路上迷迷糊糊地走着，只是回到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的人都已入睡。她又陷入了麻木状态，失神地在妈妈的小梳妆台前坐下来，身上穿的是一件接近白色的浅紫色的长连衣裙，连衣裙上镶着花边，还披着一条面纱。这些都是为了参加假面舞会从作坊里拿来的。她坐在镜中自己的映像面前，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把交叉的双手放在梳妆台上，把头伏在手上。

    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打死她的。把她打死，自己再自杀。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如今已经迟了，应该事先想到。

    正像通常所说的，她已经是个堕落的女人了，成了法国小说里的那种女人，可是，明天到了学校还要和那些女学生坐在一张书桌后面，同她相比，她们简直是一群吃奶的孩子。上帝啊，上帝，怎么会有这种事呀！

    多年之后，如果可能的话，拉拉也许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奥莉娜·杰明娜。奥莉娜一定会和她抱头痛哭。

    窗外滴水喃喃自语，这是融雪滴落的声音。街上有人在敲邻居家的大门。拉拉没有抬头。她双肩抖动，痛楚地哭着。

    “唉，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木大好过。我烦死了。”

    他往地毯上、沙发上胡乱丢着套袖、胸衣和别的东西，把五斗橱的抽屉拉开又关上，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他非常需要她，可是这个礼拜天又不可能同她见面。科马罗夫斯基像头野兽似的，在屋子里胡乱走着，坐立不安。

    她的心灵无比之美。她那两只手，像崇高的思维形象所能令人惊讶的那样，让人销魂。她那投在室内糊墙纸上的影子仿佛纯洁无假的侧影。贴身的上衣像是一幅绷在绣架上的细麻布，服帖而又紧紧地裹住她的前胸。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合着柏油路上缓缓走动的马匹的脚步。“拉拉。”他轻声低唤，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枕在他臂弯里的她的头。她已然入睡，睫毛低垂，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态，让人可以～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头发散落在枕上，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侵入他的心灵。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只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住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和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了。狗觉得奇怪，用木乐意的眼光从地上向他望着，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哪儿来的魔力！”他这样想。“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是苏醒过来的良心，怜悯，还有悔恨？或许是不安？都不是，他明明知道她平安无事地呆在自己家里，可为什么一直没法不想她？”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门，顺着楼梯走到中间转弯的楼梯口。这里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玻璃的四角装饰有华丽的纹章。照进来的缕缕阳光，五彩缤纷地投射在地板和窗台上。走到第二层楼梯的中间，科马罗夫斯基站住了。

    “决不能在这种恼人而刺心的苦闷面前屈服！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懂得，如果作为一种消遣方式，这个姑娘，已故的老朋友的女儿，成了使自己神魂颠倒的对象，将会有什么后果。要清醒！要有自信，不能破坏自己的习惯，否则全都会化为乌有！”

    科马罗夫斯基用力紧紧抓住宽大的栏杆，抓得手都疼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坚决地转身走下楼去。在有阳光照进来的楼梯转弯的楼梯口，他看到叭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从下向上望着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老年作儒。

    叭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朝她哪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到拉拉那里去，仿佛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啊，原来如此！你也希望一切照旧——仍然是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和下流的笑话吗？好，那就给你这个，给你，给你！”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杖和脚照着叭儿拘一阵踢打。杰克跑开，尖声鸣叫着，摇摆着尾巴上了楼，前腿扒在门上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诉苦。

    几天和几个礼拜过去了。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迷魂阵啊！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如果只是引起她反感、厌恶的话，拉拉原是可以抗拒和设法摆脱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姑娘自己也感到惬意，因为这个论年龄可以作为父亲、容貌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这个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人，居然在她身上花费金钱和时间，把她称作女神，陪伴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即所谓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

    她只不过还是个穿褐色长裙、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生，学校里那些天真的恶作剧也都少不了她。无论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众目暖暖之下在剧院的幽静的包厢里，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住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

    但这种学生淘气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一种刺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畏惧长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她总想睡觉，这是由于夜晚的失眠，由于哭泣和不断头痛，由于背诵功课和整个身体的疲乏。

    他是她所诅咒的人，她恨他。每天她想的都是这些。

    如今却终身成了他的奴隶。他是靠什么制服她的呢？用什么恫吓她顺从，而她便屈服了，满足他的欲望，用毫不掩饰的羞耻的颤抖让他快活？莫非因为地位的差异，妈妈在钱财上对他的依赖，他善于恫吓她拉拉？不是，都不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不是她受他支配，而是他受她支配。难道她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因她而苦恼。拉拉是无所畏惧的，良心是清白的。假如她把这一切揭穿，可耻和害怕的应该是他。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她永远不会那样做。她还没有这么卑鄙，还没有科马罗夫斯基对待下属和弱者的那股狠劲。

    这就是他和她的区别。因此，她也就越发感到周围生活的可怕。生活中什么让她震惊？是雷鸣，还是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到处都是诡计和模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使断了，但要想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

    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强者。

    她也曾经自问：如果她是已婚妇女，会有什么不同？她开始求助于诡辩。有时，绝望的忧郁控制了她。

    他又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匍匐在她脚下哀求：“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想想看，我和你做了些什么呀。你正在沿着陡坡向下滑。让我们向你母亲承认了吧。我娶你。”

    他哭着，坚持着，好像她争辩着并不同意似的。不过这只是空话，拉拉甚至懒得听他这套悲剧式的空话了。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他。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的心情就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她跑去祷告时的感觉，似乎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教堂的穹顶随时都会崩塌。活该。让一切都完结吧。可惜她带了奥莉妮·杰明哪这个话匣子。

    “看，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妞对着她耳朵悄悄说。

    “嘘，别讲话。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的堂叔父。正在读经文的那个。”

    “嗅，你说的是那个诵经土，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作声。别打搅我吧。”

    她们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在唱赞美诗：“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以我所有，赞主圣名。”

    教堂里显得空荡荡的，四处响起回声。只有前边挤着一群做祷告的人。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不带颜色的窗玻璃不能使积雪的灰色小巷和往来的行人增添色彩。这扇窗前站着教堂长老，不顾正在进行的祈祷，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一个呆傻耳聋的乞丐开导着什么，他的声音像那扇窗和窗外的小巷一样呆板而平淡。

    拉拉手里摸着几枚铜币，慢慢绕过祈祷的人，到门口替自己和奥莉妮领取蜡烛，然后小心翼翼地免得碰撞任何人，回到后边。这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促地念完九段经文，仿佛在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

    拉拉走着，打了一个冷战，停了下来。这说的就是她。他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基督的意思。

    正值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的日子。他们恰好住在起义区。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特维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旅馆的窗口就可以看到。人们从院子里用桶提水浇街垒，为的是把构筑街垒用的石头和废铁冻在一起。

    隔壁院子里是义勇队员集合点，有些像救护站和食品供应点。

    有两个男孩子到那儿去。这两个人拉拉都认识。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就是在前者家里认识他的。他的性格同拉拉相似——耿直，孤傲，不爱讲话。他和拉拉相似，引不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是职业中学学生安季波夫，住在奥莉妮·杰明娜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拉拉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里去的时候已经觉察出她对这男孩子产生的影响。帕沙·安季波夫还没有失掉童稚的纯朴，毫不掩饰她的到来带给他的快乐，仿佛拉拉是夏季的一片小白排林，地上遍布着清新的小草，天空飘荡着如絮的白云，所以对她用不着掩饰牛犊似的又蹦又跳的狂喜，更用不着担心别人讥笑。

    拉拉刚刚一发现自己对他产生的影响，便不自觉地开始利用了这种影响。不过，过了好几年之后，在他们交往的后期，她才更加认真地把握住他那温顺的性格。那时，帕图利亚已经知道自己发狂地爱着她，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别无选择了。

    这两个男孩子正玩着一种最可怕的、成年人的游戏，战争的游戏，而且参加这种游戏的人不是被绞死便是被流放。可是他们头上戴的长耳风帽还从后面扎着结子，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过还是两个孩子，还都受着父母的管教。拉拉像是大人看待小孩子那样看着他们。在他们危险的娱乐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其他的一切也都烙上了这种痕迹。冬天的寒冷的黄昏似乎泛起一层黑色的浓重的霜；还有这灰蓝色的庭院以及对面孩子们躲藏的那幢房屋。而主要的是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手枪射击声。“男孩子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想的已经不仅是尼卡和帕图利亚了，而是开枪射击的整个城市。“两个诚实的好孩子，”她想道，“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听说可能要向街垒射击，而且她们的房子有危险。但这个时候再考虑搬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的熟人家里去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个区已然被包围。只能在这包围圈附近找个角落，于是她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原来最先想到这里的并不只是她们。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同她们处境相同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因为她们算是老主顾，所以才答应把她们安顿在被眼间里。

    皮箱太惹眼，于是她们把最必需的东西包成了三个包袱，一天天拖延搬入旅馆的日期。

    由于作坊里充满古朴的风习，所以尽管外面闹罢工，工人直到这一天仍继续干活。但在那一个寒冷而又沉闷的傍晚，外面有人按铃。进来的人指责了一番。大家要求店主到大门口去。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到前厅去平息来人的火气。“姑娘们，到这儿来！”不一会她把女工们都招呼到那里，把她们一个个地介绍给进来的人。那人热情而笨拙地和每个人握手问候，同费季索娃讲妥了什么事之后便走了。

    女工们回到大厅后，开始围披肩，一个个把手举过头，伸进瘦小的皮大衣袖子。

    “出了什么事？”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急忙赶过来问道。

    “把我们撵走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吉沙尔太大哭了出来。

    “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您别难过。我们对您没有恶意，而是非常感激您。问题不在于您，也不在于我们。如今大家都这样做，全世界都这样。能有什么法子反对呢？”

    她们都走了，连奥莉哑·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后者在告别的时候悄声对店主说，为了东家和作坊的利益只好装出罢工的样子。但店主并未平静下来。

    “多么忘恩负义！真想不到，把她们看错了！就拿那个姑娘说吧，在她身上我操了多少心啊！好吧，就算她还是个孩子，可是还有那个老妖婆呢！”

    “您应该明白，妈妈，她们不能对我们例外。”拉拉安慰着她。“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

    可是母亲一点也听不明白。“每回都这样，”她啜泣着说，“本来心里就乱糟糟的，你还说这种话，让人听了只能惊讶得瞪眼。都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你还说对我有好处。不对，准是我老糊涂了。”

    罗佳仍然在武备学堂。空落落的楼房里只剩下拉拉和母亲了。没有灯光的街道和房屋都用空洞的眼睛相互凝望着。

    “到旅馆去吧，妈妈，趁现在天还没黑。您听见没有，妈妈？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喊来了看门人。“菲拉特，送我们，亲爱的，到‘黑山’旅店去。”

    “是，太太。”

    “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这阵子就请你在这儿照看着。别忘了给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这只鸟儿喂水、添食。东西都锁上。还有，请常到我们那儿看看。”

    “是，太太。”

    “谢谢，菲拉特。基督保佑你。怎么样，要分手了，一起坐一会儿吧，愿上帝保佑。”

    她们来到街上，就像大病初愈一样，一下子适应不了新鲜的空气。凛冽澄澈的空间把圆润的、仿佛经过车床加工的光滑的声音轻轻地散向四方。炮声和枪声砰砰响，像要把远方炸成一堆废墟。

    不管菲拉特如何说服拉拉和阿马利她·卡尔洛夫娜，要她们相信真的在放枪，她们仍然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想想看，根本见不到放论的人，怎么会不是空枪呢。照你说谁在开枪，莫非是圣灵不成？当然是放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把她们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对她们进行搜查，放肆地对她们从头到脚瞅来瞅去。他们的系带的无檐帽膘悍地拉到耳朵上，一个个好像都只有一只眼睛。

    “真太好了！”拉拉想道，她们和城里其他地方隔绝的这段时间，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不能和他断绝来往。她不能够说：妈妈，别接待他。那一切就都公开了。说了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伯说呢？啊，上帝，让一切都完蛋吧，只要这事能了结。上帝啊上帝！她厌恶得就要昏死在街上。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就在开始发生这种事的那个单间屋子里，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那幅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妇人或花瓶》。当然，一点不错。这是一幅名画。要是和这件珍品相比的话，她那时还算不上妇人，后来才是。餐桌摆设得真够排场。

    “你要到哪儿去呀，走得这么快？我赶不上你。”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在后边哭着说，喘着气，勉强赶上她。拉拉被一股什么力量推着，一股骄傲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推动她仿佛凌空疾走。

    “枪声多么清脆，”她想道，“被践踏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得福了。枪声啊，愿上帝赐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该有同感吧！”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坐落在西夫采夫一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巷子的拐角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前者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任教，后者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单身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铁矿场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那儿有几座已经废弃的、没有收入的矿山。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楼上是寝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工作间和藏书室。另外还有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东尼娜和尤拉居住的房间；楼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灰绿色的窗慢，大钢琴盖上镜子般发亮的光点，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样子像水藻似的室内植物，使楼下接待室给人一种梦幻般浮动的绿色海底的印象。

    格罗梅科一家都是非常有文化修养、慷慨好客的人，非常喜欢而且懂得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在自己家里举行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的室内音乐会。

    一九O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以后不久，在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次室内乐晚会。预定演奏塔汉耶夫学派的一位初露锋芒的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把家具搬到一边，腾空了大客厅。在大厅的一角，调音师上百次地弹奏同一个音符，又像撒珠子似的弹出一连串音符。厨房里忙着退鸡毛，洗蔬菜，把芥茉调到橄榄油里，作调汁和拌凉菜用。

    舒拉·施莱辛格一清早就来惹人讨厌了。她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密友和律师。

    舒拉·施莱辛格是位生得略带男相的女人，面目端正，身材瘦高。她的相貌和皇上有些相似，尤其是斜斜地戴上那顶羔皮帽子的时候。她作客的时候不摘帽子，只把扣在上面的面纱稍稍掀起一点儿。

    每逢调到伤心和心烦的时候，这对朋友的交谈可以使双方都感到轻松。这种轻松感在于她们相互都说越来越恶毒的挖苦话。一场风暴爆发了，但很快就以眼泪与和解而结束。这种周期性的争吵对双方都起镇静作用，就像用水蛙放血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嫁过好几次人，但一离婚便把丈夫忘了，不再理睬他，因此仍保留着单身女人冰冷善变等癫性。

    舒拉·施莱辛格是神智学者，对东正教的一整套仪式，甚至包括心灵传递在内，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她兴致非常高的时候，总会按捺不住地要提醒神职人员该说什么，该唱什么，不断让人听到她那声音沙哑、脱口而出的提示：“请听吧，我主上帝”，“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荣耀的天使”，等等。

    舒拉·施莱辛格懂得数学和印度密宗教义，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知名教授的住址以及谁跟谁同居之类的事。天啊，没有她木知道的事。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中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她总要被请来裁决和调停。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人们陆续到了。来的人有阿杰莱达·菲力波夫娜、金茨、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巴苏尔曼太太、韦尔日茨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天正在下雪，每次打开前厅正门的时候，扑进来的冷气像是被纷纷扬扬的大小不一的雪花团团裹住似的。男人们从寒冷的街上进来，脚上穿的是宽松的深筒长靴，一个个都装出心不在焉和呆头呆脑的样子，可是那些在严寒中容光焕发的太太们，解开皮大农最上边的两个扣子，蒙上一层白霜的头发后边披着毛茸茸的头巾，反而像是老好巨滑的骗子、奸诈的化身，没人敢惹。“居伊的侄子。”当一位初次被邀请的新的钢琴家来到的时候，大家相互低声转告。

    通过两端开着的侧门，从大厅可以看到餐室里已经摆好一条长桌，像冬天覆盖着白雪的一条路似的。颗粒状花纹瓶里的花揪露酒闪光耀眼。银托架上摆着各种装着奶油、香酵的小巧玲现的五味汁瓶，唤起你的种种想象。一盘盘野味和冷荤拼成的彩色图画，乃至折成三角形的餐巾、排列整齐的刀叉和花篮里散发出杏仁味的蓝紫色的小花，都刺激着人的食欲。为了不拖延品尝这人间美味的渴望的时刻，大家尽快开始精神的筵席。他们在客厅里一排排地就了座。当钢琴家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又听到人们低声在说：“居伊的侄子。”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事先就知道，打头的这首奏鸣曲枯燥而做作。结果不出所料，而且曲子长得不得了。

    关于这支奏鸣曲，休息的时候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争论了一番。评论家骂这支曲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替它辩护。周围都是吸烟的人，响起一片移动椅子的声音。

    但是大家的目光再次落到隔壁餐桌上那张浆洗得平整光洁的桌布上，于是齐声建议音乐会赶快继续下去。

    钢琴家用眼角扫了一下听众，向合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特什克维奇挥动琴弓，如泣如诉的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东尼娜，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梅科家寄居的米沙·戈尔东，三个人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用焦急的目光向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掉过头来，责怪地看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不罢休，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应当想法处理一下。他红着脸从墙边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规矩，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从哪个‘黑山’来的时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去说，早了可不行。”

    “来送信的茶房等着哪，赶车的也等着哪。我跟您说，人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大不了就是五分钟，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皱起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只好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掌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让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三重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木离开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陪他去可能是必要的，我跟他一同去。尤罗奇卡，亲爱的，出来一下，告诉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寒夜里坐车兜兜风。

    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有枪声，新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好像早先的余烬还未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只有一箭之遥，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但酷烈的寒雾把天昏地暗的空间隔成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黄火的浓烟、马蹄的喀塔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已经走了不知多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骇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套在一辆窄小、讲究的雪橇上。驭者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脖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在把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诚地，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和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催得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由于脂粉涂得过多，脸孔显得虚肿，身上穿了一件在这种天气里过于单薄的皮上衣。这位太太正在等人从楼上下来，她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打量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长上衣的形状看起来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小面包，身上冒出的一股股哈气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准保要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不过是茶房们平时最恨的一件小事。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告诉你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病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不让茶房安生。

    现在正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老傻瓜吉沙罗娃急救，给她灌催吐剂，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是擦地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在下房里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人妨碍走动。

    今天发生在下房里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在窄小的过道里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转身的时候不留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飞跑进走廊。瑟索伊扔了托盘，泼了汤，打碎了三个深盘子和～个浅盘子。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都是你手脚发颤，白天黑夜就知道像接老婆一样搂着你那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公鸭那样。干吗要碰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斜眼鬼？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乙”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要是值得也就算了。什么稀罕东西，骚货太太，小心眼的小市民，好好地的就要吞砒霜，这种过时的贞洁。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拨弄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生活中出现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可鬼知道这算什么。不外乎是肮脏下贱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

    “你们进去看看大婶吧，少爷们。”条房走到男孩们跟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别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得随时伺候着，跑来跑去，这地方窄，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姐·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娜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赏，他们并且把这种赞赏移到她被切下来的手臂或手上。地下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炭酸的气味，从那些直挺挺的尸体的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到处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里就是奥秘之家，它的大本营。

    这种奥秘的声音压倒其余的一切，折磨尤拉，妨碍他解剖尸体。可是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同样妨碍他。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让他分心的干扰并没使他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而更善于写作。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但写这本书他还嫌过于年轻，于是便用诗来代替，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一样。

    尤拉宽厚地对待这些刚刚出世的诗的弱点，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力量和独创性。尤拉认为，这两种品格，即力量和独创性，才是艺术中现实性的有代表性的特点，其余都是无目标的、空泛的、不需要的。

    尤拉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的形成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他的舅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住在洛桑。在当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当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很早以前的对历史的想法，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个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这些书的中心意思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新解释，其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艺术思想的产生。

    这些思想对尤拉的朋友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米沙·戈尔东选定了哲学作为专业。在系里，他听神学课，甚至几次考虑过以后转入神学院。

    对尤拉而言，舅舅的影响促使他前进，解放了他的思想，然而对米沙则是一种束缚。尤拉也知道，米沙的出身对他那种极端的迷恋所起的作用。他出于审慎的分寸感，并没有劝说米沙放弃那些古怪的想法。不过，他经常希望看到米沙能更加看重实践经验，更加接近生活。

    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尤拉从大学里回来得很晚，非常疲倦，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家里人告诉他说，白天发生了让人担惊受怕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抽搐，来了好几位医生，还商量过请神甫，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她已经好些了，清醒过来，并且吩咐过，只要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到她那儿去。

    尤拉依照她的吩咐，衣服也没换，就到她卧室里去了。

    屋子里还有不久前的惊慌忙乱的痕迹。助理护土不声不响地在床头小柜上叠东西。周围乱放着冷敷用的揉成一团的餐巾和湿毛巾。洗杯缸里的水是淡红色的，里面有血丝，还有安瓶药针的碎片和被水泡胀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是汗，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同早晨尤拉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她瘦了不少。

    “会不会误诊，”他想道。“完全是哮喘性肺炎的症状。看来是转变期。”他同安娜·伊万诺夫娜打过招呼，说了几句通常在这种情形下总要说的那类空洞的安慰话，便打发助理护士离开了房间。他握住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一只手给她诊脉，另一只手伸到制服上衣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这是多余的，毫无用处。尤拉这才明白，她要见他是为了别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鼓足了力气说道：

    “你看，他们都要我忏悔了……死亡已经临头……每分钟都可能……就是拔颗牙，还怕疼呢，得有准备……这可不是一颗牙，是整个的你自己，是整个的生命……只要咯噎一下子，就让钳子拔掉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我又烦闷又害怕。”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说话了。大颗的泪珠顺着她的面颊滚了下来。尤拉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夫娜接着说下去。

    “你很有才能……才能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你该懂点事了……跟我谈点什么……好让我安心。”

    “可我说什么好呢？”尤拉回答说，身子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站起来走了一会儿，重新坐下。“首先，明天您就会好一些，已经有了征兆，我可以拿脑袋担保。其次，死亡，意识，相信复活，等等……您想听听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的意见吗？是不是另外找时间再谈？不行？现在就谈？好吧，随您的便吧。这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于是他只得即兴给她上了整整一课，自己也奇怪居然能说得出来。

    “复活，那种通常用于安慰弱者的最简陋的形态对我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基督关于生者和死者所说的那些话，我一向也有另外的理解。干百年所积累起来的一大群复活者往哪儿安置？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否则在这贪婪的动物般的拥挤中会被压碎的。

    “可是，同一个千篇一律的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您担心的是您能不能复活，而您诞生的时候已经复活了，不过没有觉察而已。

    “您会不会感到痛楚，生理组织会不会觉出自身的解体？换句话说，您的意识将会怎样？但究竟什么是意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有意识地希望入睡，这就是确实的失眠症；有意识地要感觉出自己的消化作用，这肯定是消化功能紊乱。意识是一种毒品，当用在自己身上作为自身毒害的手段的时候。意识也是一股外射的光，当它照亮我们面前的路，使我们不致跌倒的时候。意识又是在前面行驶的火车头的两盏明亮的灯，如果把它们的光照向火车头里面，就会酿成惨祸。

    “那么，您的意识又将会怎样呢？我说的是您的意识，您的。不过您又是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您是靠什么才能感觉出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是肾，是肝，还是血管？不论您怎么去琢磨，都不会是这些。您总是在外在活动的表现当中感觉到自己，譬如通过手上做的事，在家庭中，在其他方面。现在我说的您要特别注意听：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作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

    “最后再说一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死亡是不存在的，它和我们无缘。您刚才说到人的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属于我们，被我们所发现。从最广泛而崇高的意义上来说，才能是生命的恩赐品。

    “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几乎可以这么说：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已经见到过，已经陈旧了，厌烦了，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他一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睡一会儿吧。”他说，走到床前把手放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头上。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夫娜渐渐睡着了。

    尤拉悄悄走出房间，吩咐叶戈罗夫娜把助理护士叫到卧室里去。“真见鬼，”他想，“我简直成了个江湖术士，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有了起色。

    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一天天见轻。到十二月中，她已经试着起床了，不过身体还很衰弱。医生建议她还要好好卧床休养。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东尼姬找来，一连几小时地讲述她在乌拉尔的雷尼瓦河边祖父领地瓦雷金诺度过的童年。尤拉和东尼妞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从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里，尤拉很容易想象出那片人迹罕至的五千俄亩的森林，林中漆黑如夜，还有那条沿着克吕格尔高耸陡峭的两岸湍急奔流的卵石铺底的河流，有两三处的河湾像尖刀似的插入密林。

    这些天，尤拉和东尼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定做了过节穿的衣服。尤拉的是一身黑色的常礼服，东尼哑的是一件稍微袒露颈部的浅色缎子晚礼服。他们两个准备二十七日在斯文季茨基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上一展丰采。

    在男装成农作坊和女服裁缝那里定做的这两套衣服，是同一天取回来的。尤拉和东尼哑试过之后很满意，但还没来得及脱下来，安娜·伊万诺夫娜便打发叶戈罗夫娜喊他们过去。尤拉和东尼妞就穿着新衣服去见她。

    两个人一来，她就用臂肘支起身子，从侧面看了他们一遍，又让他们转过身去，说道：

    “挺好，简直类极了。我还一点不知道已经做好了呢。东尼娜，让我再看看。不错，很好，就是肩头有点发皱。知道吗，为什么叫你们来？不过，有几句话得先跟你说，尤拉。”

    “我知道，安娜·伊万诺夫娜。是我让人把那封信给您看的。您肯定也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认为我不应该拒绝继承权。您先忍一会儿，您还不适于过多讲话。我马上说清楚，其实这些您都很清楚。

    “总之，首先，有一件支付律师费和偿付诉讼费的日瓦戈遗产的案子。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遗产，有的倒是债务和一笔扯不清的胡涂账，以及在这当中暴露出来的肮脏勾当。要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成钱的话，难道我会白白把它们送给法院，不自己拿来享用？关键在于这场官司打到底也是一场空，与其在里面折腾，不如放弃并不存在的财产，把它让给那几个假冒的竞争对手和贪婪的自封的继承人。至于那位姓日瓦戈、带着孩子住在巴黎也想染指的艾丽斯夫人，我也早就听说了。但如今又增加了要求，这是不久前才对我公开的，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原来家母在世的时候，父亲就迷恋上一个耽于幻想而又性情怪僻的女人，斯托尔本诺娃一恩利茨女公爵。这个女人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如今已经十岁，名字叫叶夫格拉夫。

    “女公爵过的是隐居生活。她带着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幢单独住宅里，深居简出，不知道靠着从哪儿来的钱维持生活。有人给我看过那幢住宅的照片。那是一所有五扇窗的漂亮房子，窗子是落地式的，窗檐上的圆框里有浮雕。最近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那幢房子越过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隔开的几千俄里的距离，用它那五扇窗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迟早要让我倒霉似的。所以，我又何必理睬这笔臆造的财产、人为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的敌意和嫉妒呢！何况还有那些律师。”

    “可你仍然不该拒绝。”安娜·伊万诺夫娜反驳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立刻接下去说，“我想起了他的名字。记得吧，昨天我谈到的那个看林子的？他叫瓦克赫。这个名字真少见，是木是？他是树林子里的可怕的黑怪物，胡子从下巴长到眉毛，却叫瓦克赫！他的脸上全是疤痕，熊咬过他，可他挣脱了。那地方的人都这样。他们的名字也怪得很，都是一个音节的，为的是喊起来响亮，好记。比如，瓦克赫，鲁普，或者法弗斯特。听着，你们听着。有时候通报说来了人啦，比方说叫阿弗克特的，或者叫福洛尔的，一听名字就像是祖父的双筒猎枪齐发。我们这帮孩子就从儿童室一下子钻进厨房。你们简直无法想象，那儿不是林子里烧炭的送来一头活的小熊，就是巡道工从很远的巡哨点带来了矿苗。爷爷就分别登记下来，然后让他们到账房去，有的付钱，有的给粮食，也有的发弹药。窗子外面就是大森林，雪下得真大，齐房檐那么深！”安娜·伊万诺夫娜咳了起来。

    “别说了，妈妈，说话对您身体不好。”东尼妞警告说，尤拉也附和她。

    “没什么，算不了一回事儿。我顺便问问，叶戈罗夫娜说你们的坏话，好像你们后天去不去参加圣诞晚会还没拿定主意。我不许你们再说这种傻话！你们自己也不嫌难为情。尤拉，你以后还怎么当医生？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一定要去。我再回过头来给你们讲这个瓦克赫。他年轻的时候当过铁匠，有一次打架把内脏打出来了，他就给自己另打了一副铁的。你真是个怪人，尤拉。难道我连这个也不懂？当然不是真打了一副铁内脏。不过老百姓都这么说罢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而且比刚才咳的时间长得多。这阵咳嗽没过去，她还是喘不过气来。

    尤拉和东尼娜同时跑到她跟前，并肩站在她的床边。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咳嗽，把他们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不松开。后来，她喘过气来，能说话了，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不要分开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结婚吧。我给你们订婚了。”说到最后，她哭了。

    一九O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寄宿学校最后那个年级的时候，她同科马罗夫斯基持续了六个月的关系超过了她能忍耐的限度。他非常巧妙地利用她的沮丧情绪，每当他需要的时候，便委婉地在不知不觉之间提醒她所受到的凌辱。这种暗示恰恰使拉拉陷入一个好色之徒所要求的女人心慌意乱的状态。这种心慌意乱使拉拉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但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但夜里的癫狂又像是巫术那样无法解释的矛盾。这时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违背逻辑；银铃般的娇笑表现的却是刺心的痛楚，挣扎和抗拒意味着顺从，落在那折磨者手上的是无数感激的亲吻。

    这一切仿佛永远木会完结似的，但春天，这个学年最后几天的一堂课上，她一想到夏天学校不上课了，这种纠缠会更加频繁，而躲避同科马罗夫斯基经常接触的避难所没有了，拉拉便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在很长时期里改变她生活道路的决定。

    一清早就很闷热，看样子会有一场雷雨。上课时教室的窗是敞开的。城市远方传来单调的喧闹声，像一群蜜蜂在蜂场上嗡嗡叫。有时还能听到院子里孩子们嫁戏的喊叫声。泥土和嫩叶气息让人头疼，就像过谢肉节喝醉了酒或被煎饼的糊味熏了似的。

    历史老师正在讲拿破仑远征埃及。当他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的时候，天色昏暗，一道闪电划过，响起雷声；一股尘土带着清新的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爱拍马屈的女学生讨好地跑进走廊喊校役关窗，她们刚一开门，从门缝刮进来的一阵穿堂风把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吹得在教室里乱飞。

    窗户关好了，外面已经下起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夹杂着尘土的脏雨。拉拉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同桌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几句话：

    娜佳，我需要和母亲分开住。帮我找个报酬好一点的家

    馆糊口吧。你认识不少有钱的人家。

    娜佳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她：

    我们正在替莉帕找家庭教师呢。到我家来吧，那可就

    太妙了！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住了三年多。仿佛被一堵石墙挡住了，没人干扰和侵犯她，就连她极其疏远的母亲和弟弟也没来打扰她。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是出色的射手，一个酷爱狩猎的人，一九O五年冬季每逢礼拜天都到谢列伯良内森林和洛西内岛教工人纠察队射击。

    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力波夫娜是与他相称的配偶。拉拉对他们两人无比钦佩和敬重。他们全家人也喜欢她，把她当成亲人。

    三年多来，拉拉一直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她弟弟罗佳有事找她为止。罗佳学着纨绔子弟的派头摇晃着两条长腿，而且为了更显得傲慢，说话还带鼻音，故意拖长声调。他告诉她，他们这期毕业的土官生凑了钱准备给军校长官买纪念品，把钱交给了他，请他采购。但前天他把这笔钱输了个精光。话刚说完，罗佳就把他那瘦长身子往椅子上咕步一倒，哭了起来。

    拉拉听到出了这种事，浑身发凉。罗佳哽咽着说下去：

    “昨天我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那儿去了。他拒绝同我谈这件事，但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愿望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再喜爱我们大家了，可是你对他仍有极大的权利……拉罗奇卡……

    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你明白，多么丢人，这有损土官生的荣誉呀！……上他那儿去一趟，对你又算得了什么，请求他……

    你总不至于让我用鲜血去洗刷输掉的那笔款子吧。”

    “用鲜血洗刷……士官生的荣誉。”拉拉气愤地重复着他的话，一面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我不是土官生，我没有荣誉，怎么摆布我都行。你知道不知道你让我干的是什么事？你仔细想过没有，他向你建议的是什么？我一年一年，没完没了地干活，努力向上，连觉都睡不足，可他来了，毁掉一切不当一回事。见你的鬼去吧。开枪自杀吧，随你的便。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说个整数就是七百。”罗佳有点犹豫地说。

    “罗佳！办不到，你简直疯了！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真的输了七百卢布？罗佳！罗佳！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要多长时间才能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积攒下这个数目？”

    停了一会儿，她向对待陌生人那样冷冰冰地补充了一句：

    “好吧，我试试看。你明天再来。把你准备自杀用的手枪也带来。你把手枪转让给我，别忘了多带几颗子弹来。”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弄到了这笔钱。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并没有妨碍她的学业，从女子中学毕业后，又进了师范专修班，学习很出色，再过一年，即一九一二年，便要毕业了。

    一九—一年春天，拉拉所教的女学生莉帕奇卡也中学毕业了。她已经有了未婚夫，～个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人家的年轻工程师弗里津丹柯。父母都赞成莉帕奇卡的婚事，但反对她过早结婚，劝她再等几年。为此发生了争吵。莉帕奇卡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被娇惯得十分任性。她同父母大吵大闹，跺着脚哭喊。

    这个家庭把拉拉当成亲人一样看待，已经忘了她替罗佳借的债，从未有人提起过。

    如果没有经常的开销，拉拉早就把钱还清了。她向别人隐瞒了这项开销的用途。

    她瞒着帕沙给他被流放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还资助他时常害病的呼呼叨叨的母亲。另外，她还更加秘密地设法减轻帕沙的个人开销，背地里替他向房东贴补食宿费。

    年纪比拉拉稍小一点的帕沙，狂热地爱着她，样样事都对她百依百顺。按照她的坚决主张，帕沙读完职业中学后就专心一意地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准备进大学语文系。拉拉希望明年他们俩通过国家考试后就结婚，然后到乌拉尔的一座省城去教书，当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

    帕沙住的房间是拉拉亲自在艺术剧院附近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一幢新改建的房子里替他租下的，房东夫妇都是性情温和的人。

    一九—一年的夏天，拉拉最后一次跟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去度假。她喜爱这个地方胜过主人，达到忘我的地步。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每年夏天到那里旅游的时候，对拉拉有一种默契。当那列把他们载来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闷热的火车开走后，在一片香气四溢、令人如醉如痴的静滋中，拉拉就会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在从小火车站把行李装上大车的时候，大家总让她一个人步行到庄园去。从杜普梁卡来的车夫穿着一件坎肩，肩膀下面露出红衬衣的两只袖子，一路向坐在车上的老爷和太太讲述上个季度当地的新闻。

    拉拉沿着铁路路基在一条由朝圣的香客踩出来的路上走着，然后拐进一条通到树林子里去的小径。她不时停下脚步，眯起眼睛，呼吸着旷野中弥漫着花香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比父母更可亲，比情人更可爱，比书本更有智慧。霎时间，生存的意义又展现在拉拉面前。这时她领悟到，她活在世上为的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力不胜任，那就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这项事业。

    这～年的夏天，由于拉拉担当的工作过重，来的时候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她心绪不大好，变得神经过敏，这是先前所没有的。这个特点使她变得心胸狭窄，而她的性格一向是开朗而不拘小节的。

    科洛格里沃夫夫妇不放她走。她在他们这里仍然受到先前那样的关怀。但自从莉帕自立以后，拉拉便认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余的人了。她谢绝了薪水，他们却硬要她收下。她很需要钱用，但寄居在人家又领一份干薪是难为情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拉拉感到自己的处境虚伪而难堪。她觉得别人把她当成累赘，只不过木表露出来而已。她很想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能摆脱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就行，但依照她的处世原则，离开之前必须还清借债，不过目前又没有地方能筹到那笔款项。她觉得自己成了罗佳愚蠢的过失——输掉大家的钱的人质了，并由于无能为力的愤慨而坐立不安。

    她总感到受轻视的征兆。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唯命是从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人家不去打扰她，那又证明把她当成微不足道的人，无人理睬。

    一阵阵的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许多到社普梁卡做客的人一起娱乐。她游泳，荡舟，参加夜晚在河对岸的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和跳舞。她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特别热衷于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并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以致开玩笑地惋惜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所以不能挑起决斗。然而拉拉越是玩得开心，心里越是感到难过。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在拉拉的郁闷不乐当中又掺杂了同帕沙的小小争执（拉拉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把他看成是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谈话语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她脑海里翻腾。生活使她厌倦。她几乎要发疯了。她渴望抛开一切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另外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在这种心请下，她终于在一九—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她决心立刻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经过了已经发生的事以及随后她所争得的几年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帮助她，而且无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个目的，到彼得罗夫大街去。出门时她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上好子弹，打开保险，放进手笼里，准备一旦遭到拒绝、曲解或受到侮辱，就向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她异常惊慌地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走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注意。在她心里已然响起谋算好的那一枪，至于瞄准的究竟是谁倒完全无所谓。她能意识到的唯有这一声枪声，一路上都能听到它。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

    “别碰手笼。”她对惊讶得哎呀一声、伸手帮她脱衣服的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仍然劝拉拉脱掉皮大衣，到屋里去。

    “不行，我还有急事呢。他在哪儿？”

    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拉拉，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拉拉手里拿着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道阴森森的、让她清楚地想起一切的、窗上刻着彩色家徽的楼梯跑下来，立刻奔向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

    直到现在，她第二次来到户外，才仔细朝四外看了看。现在是冬天。这里是城市。已经到了晚上。

    天气冷得要命，路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碑酒瓶的瓶底。天冷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弥漫着灰霜的空气，就像拉拉围着的那条结了冰的毛围巾那样扎人，往嘴里钻，用浓密的鬃毛刺人的脸。拉拉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心剧烈地跳动。沿路的茶室和酒馆从门里往外冒着蒸气。从雾里不断显出过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还有身上挂着冰凌的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脸。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闪现出圣诞树色彩缤纷的反光和欢乐的人的影子，就像从屋里映到幻灯前白幕布上、给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图像。

    拉拉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站住了。“不能再瞒住他了，我受不了啦。”她几乎说出声来，“上楼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静下来之后，想了想，推开很有气派的沉重的门。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对着镜子刮脸，然后戴上硬领，使劲把弯曲的领钩扣进浆硬的胸在扣环里去，由于过分用劲儿，脸涨得通红。他正准备出去做客。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敲门便进来，并且撞见他衣冠不整的样子，弄得他不知所措。但他立刻觉察到拉拉非常激动。她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仿佛膛水似的。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慌地问道，迎着她跑过去。

    “坐到我旁边来。就这样坐下，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事，马上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一等。你先转过身去呆一会儿。”

    他照办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国式的服装。她脱掉上衣，把它挂到钉子上，再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从手笼里拿出来放进上衣口袋，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说道：

    “现在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帕图利亚，你听我说，”拉拉说，“我有件很为难的事，你得帮我摆脱出来。你别害怕，也别问我，但要放弃咱们跟别人一样的想法。今后不能再无忧无虑了。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不愿看到我毁灭的话，那咱们就赶快结婚吧，不要再拖延了。”

    “这是我一向盼望的，”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赶快走个日子，无论哪天我都乐意。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别用猜谜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岔开话题，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但都是同拉拉的忧愁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准备参加大学的金奖章竞赛。尽管尤拉攻读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

    在这种对视觉生理学的爱好当中，可以看出尤拉天性的另外几个侧面：富有创造性的天资，对艺术形象的本质和逻辑思想的结构都有一定的见解。

    东尼娜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幢住宅里一起生活了六年，共同告别了童年，迎来了少年。他们彼此无所不知。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互相说些简短的俏皮话，用同样的方式短促地嗤嗤一笑作为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雪橇上，冻得紧闭着嘴，偶尔交换一两句简单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竞赛日期临近，得赶快把论文写好，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一份大学生办的胶印版刊物，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尤拉早就答应替他们写一篇评论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的青年人都对布洛克入了迷，到处谈论他，而尤拉和米沙尤甚。

    但是就连这些念头也没在尤拉脑子里停留多久。他们两个坐在雪橇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衣领摩擦冻僵了的耳朵，心里各自想着各式各样的事。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想到一起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两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和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对方了。

    东尼娜，这个相处多年的伙伴，竟是个女人；这个明白无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明显事实，竟是尤拉无法想象的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只要调动调动幻想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先知、胜利者或任何男子，却决不可能想象成女人。

    然而东尼娜却把这项最艰难的至高无上的任务担在自己瘦弱的肩上（从这时起，尤拉突然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炽热的同情和羞怯的惊奇，这种惊奇就是情欲的萌发。

    东尼娜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尤拉想到他们还是不应该去参加晚会。说不定他们不在的时候会出什么事。他想起他们俩穿戴齐整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又恶化了，他们又回到她那里去，想要留在家里。她仍然像先前那样坚持不同意，要求他们照样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东尼妞一起走到窗帘后面的落地窗前，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当他们从窗前走回来的时候，两幅窗帘裹在他们的新衣服上。紧贴在衣服上的质地轻柔的窗纱，在东尼娜身后拖出好几步远，真像是新娘头上披的婚纱。卧室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因为这种相似无疑太显眼了。

    尤拉朝四周张望，所看到的也就是片刻之前映入拉拉眼帘的一切。他们的雪橇行驶起来声音很响，不自然的噪音引起街心花园和林明路上被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发出同样不自然的施长的回响。住宅的窗玻璃外面蒙了一层霜，里面亮着灯光，像是一个个用烟水晶做成的贵重的首饰匣子。那里边隐藏着的是圣诞节期间莫斯科的生活：枫树上点着蜡烛，宾客云集，化了装的引人发笑的人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尤拉突然意识到，在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方的都市生活和最新的文学界，在星空之下的现代的通行大道上和本世纪的大客厅里点燃的枫树周围，布洛克便是圣诞节的显灵。他又想，关于布洛克无需作任何文章，只要写出俄国人对星相家的崇拜，就像荷兰人所写的那样，再加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枫树林，就够了。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然而后面的词没有出现。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斯文季茨基家里的圣诞晚会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安排的。到晚上十点钟孩子们回家以后，再给年轻人和成年人点上第二棵枫树，他们一直玩到清晨。上了年纪的客人通宵在一间三面是墙的华丽的小客厅里打牌。这客厅是大厅的延续，中间被一道用大铜环串挂起来的沉重厚实的帘子隔开。快天亮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进晚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斯文季茨基夫妇的侄子若尔士穿过前厅往里边跑去找叔叔和婶母，边跑边问他们。尤拉和东尼娜也决定先到那边去向主人问个好，走过大厅的时候，一边脱外衣，一边朝里边张望。

    在散发着热气、拦腰映射出几道光环的枫树前面，那些没有跳舞而闲走着的人，站着谈话的人，长裙发出级拳声，擦肩摩腹地像一堵黑色墙壁似的移动着。

    圈子里面，跳舞的人飞快地旋转。副检察官的儿子、皇村中学的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指挥大家转圈，结成两人一对，然后又组成一个圆环。他指挥各式各样的舞蹈，用最大的嗓门从大厅的这一边向另一边喊着：“快步轮舞！连成一排！”大家都依照他的号令跳舞。“请注意，先奏华尔兹！”他朝钢琴师喊了一声，便走进第一圈的排头领着自己的舞伴三拍、两拍地跳起来，同时减慢了速度，缩小舞步，直到仅仅能觉察出在原地踏小步为止，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华尔兹，只是即将终止的余波了。大家纷纷鼓掌，接着便向人们中间分送冰激凌和各式冷饮。这些人走来走去，靴后跟碰得砰砰响，喧声笑语不断。浑身燥热的青年男女们一时之间停止了喧嚷和捷笑，急忙贪馋地喝起冰凉的果汁和汽水来，等到把杯子放回托盘，就又立刻以十倍的力气重新开始喧闹嘻笑，仿佛取了兴奋剂似的。

    东尼娜和尤拉没有进入大厅，两个人到内室见主人去了。

    斯文季茨基夫妇的几间内室挤满用不着的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为了腾地方，从客厅和大厅里搬过来的。这里是主人神奇的备用品库房和放置圣诞物品的小仓库。房子里散发着油漆和浆糊的气味，放着成卷的彩纸、装饰用的五颜六色的小星。备用的枫树蜡烛盒子探了几爆。

    斯文李茨基家里长辈中的几位老人正在写礼品的号码、晚餐的八席卡和抽彩用的签。若尔士在一旁给他们帮忙，可是常常把号码弄乱，老人们就生气地唠叨他。斯文季茨基夫妇对尤拉和东尼娜的到来异常高兴。他们记得这两人小时候的模样，便免了客套，让他们一起来做这些事。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不懂得这类事必须事先都考虑好，不能挨到节骨眼儿上客人都来了再办。瞧你这个糊涂虫，吉尔士，怎么弄的，又把号码弄乱了！已经说好把装满糖果的点心企都放到桌子上，空盒放到沙发椅上，你又弄颠倒了。”

    “阿汉塔身体见好了，我真高兴。我和皮埃尔都很为她担心。”“那不假，亲爱的，木过她的情况并不好。沙导举手技面扯。”

    尤拉和东尼娜同若尔士和两位老人为圣诞晚会忙碌了半个晚上。

    在他们俩和斯文季莱基两位老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拉拉始终没离开过大厅。虽然她没穿参加舞会的服装，而且谁也不认识，却像睡梦中一样瘫软，一会儿听凭科卡·科尔纳科夫带着她旋转，一会儿又沮丧地绕着大厅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

    有一两次拉拉迟疑地在小客厅门前停住脚步，希望面对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能发现她。但他眼睛盯着左手举在脸前像一扇屏风似的挡住他的纸牌，也许当真没看见她，也许装作没看见。拉拉觉得受了屈辱，气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拉拉不认识的一位姑娘从大厅走进小客厅。科马罗夫斯基朝她看了一眼，那种眼神是拉拉非常熟悉的。这个受宠若惊的姑娘向科马罗夫斯基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显得更加娇媚。拉拉看到这一幕，几乎失声叫了出来。她满面羞愤，连前额和脖颈都涨红了。“一个新的牺牲品。”她这样想。拉拉仿佛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整个的过去和现在。不过，她还没有放弃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的念头，但决定先等一下，等待更为恰当的时机，于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重新回到大厅。

    同科马罗夫斯基同桌打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他旁边坐着的一个牌友是请拉拉跳过华尔兹、衣着考究的皇村中学学生的父亲。这是拉拉同这位舞伴在大厅里跳舞时随意交谈中知悉的。那个身材修长、黑衣乌发、脖子像蛇一样绷紧、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女人，便是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她一会儿从小客厅走到大厅看儿子跳舞，一会儿又回到小客厅里看丈夫打牌。最后，拉拉偶然知道那位勾起她复杂的心情的姑娘是科卡的妹妹，而她那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科尔纳科夫。”一开始科卡就这样向拉拉作了自我介绍，但当时设引起拉拉的注意。“科尔纳科夫。”他像滑翔似的跳完了最后一圈，把她送回到座位上，又重复了一遍，便走开了。这次拉拉才听清楚。“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她寻思着，“好像很耳熟，又很讨厌。”她终于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就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副检察官。对铁路职工小组提出公诉的就是他，季韦尔辛也在那批受审的人当中。拉夫连秀·米哈伊洛维奇曾经受拉拉之托到他那里去说情，希望他在这件案子上不要太苛刻，但是没有奏效。“原来如此！不错，不错。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钟了。尤拉的耳朵嗡嗡鸣响。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餐室里喝茶，吃点心，然后又开始跳舞。枫树上的蜡烛燃尽，已经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失神地站在大厅当中，看着正同一个陌生人跳舞的东尼哑。东尼哑轻飘飘地擦过尤拉身边的时候，用脚把略显过长的缎子裙襟一踢，啪的一响，便像条鱼一样又隐没到跳舞的人群里去了。

    她非常兴奋。大家在餐室里休息的时候，东尼娜没有喝茶，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很容易剥皮的香甜的桔子解渴。她不时地从腰带或袖口的折缝里抽出像果树上一朵花那么小的手帕，拭着前额两边的汗水和粘腻的指缝，一边笑一边继续着活跃的谈话，然后又飞快地把手帕换回腰带或前胸紧身衣里。

    现在她正和一个陌生的舞伴跳舞，转弯的时候擦过皱着眉站在一边观看的尤拉，调皮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接着意味深长地嫣然一笑。就在握手之间，她的手帕便留在尤拉的掌心里了。他把它紧贴在嘴唇上，闭起了眼睛。手帕散发出桔皮味和东尼娜发热的掌心的气味，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令人心醉。一种尤拉有生以来从本体验过的新鲜感觉从头顶一直贯到脚心。这股孩子般天真的芳香，有如黑暗中亲切的耳语。尤拉闭着眼站在那里，嘴唇贴在手中的手帕上。突然，屋子里响起了一声枪响。

    大家都把头转向那道把小客厅和大厅隔开的帷幔。有一分钟的工夫鸦雀无声，然后就开始了混乱。人们奔走，喊叫，有人朝响枪的地方跑去，找科卡·科尔纳科夫。这时，从那边已经有些人迎面走了过来，有的嚷着吓人的话，有的在哭泣，也有的互相大声争吵，彼此都要打断对方的话。

    “她干的好事，她干的好事！”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连声说。

    “鲍里亚，你没事吗？鲍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叫喊着。“都说德罗科夫医生也在这儿，可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呀？哎呀，都请留下别走。对你们来说，这不过是块擦伤，可对我就得洗刷一辈子。我那可怜的受难的人，所有罪犯的揭发者啊！就是她，就是这个贱货，真该挖掉她的眼睛，臭婊子！等着瞧吧，你这回可跑不了啦！您说什么来着，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是朝您开的？她是朝您开的枪？不对，我可不这么看。是我遭了难，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清醒清醒吧，现在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科卡，科克奇卡，你说是怎么回事！朝你父亲……对……可是天网难逃啊……科卡！科卡！”

    人们从小客厅拥向大厅。科尔纳科夫走在当中，一面勉强敷衍着说着，尽力让大家相信他没怎么受伤，一面用一块干净的餐巾捂着左手被子弹擦伤的地方。在他身后侧面不远的另一群人中间，有人拖住拉拉的双手往前走。

    尤拉一见是她，便惊呆了！同她又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里见面了！又有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不过尤拉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人便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并且是同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用不着互相致意，尤拉和他彼此都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那么她呢……是她开的枪吗？朝着检察官？可能是女政治犯。倒霉的人，这下她可要吃大亏了。她美得多么骄傲啊。拖曳她的那些混蛋仿佛抓住小偷似的反拧着她的双手。

    但他立刻就明白自己是想错了，拉拉已经两腿无力。他们是扶着她的手臂，免得她倒下去，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抱到最近的一把椅子那里，她一下就瘫倒在上面。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帮她恢复知觉，但为了更得体，应该先对那位设想中的被谋害的人表示一下关心。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说道：

    “刚才有人要求医生的帮助，我可以帮忙。请您把手给我看看。啊，上帝真保佑了您。这算不了什么，连包扎都不需要。不过涂点碘酒总投坏处。我们可以跟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要点儿。”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东尼姐快步走到尤拉跟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她们让他丢开这件事，快去穿外衣，家里派人来接他们回去，家里出了不顺遂的事。尤拉吓了一跳，作了最坏的准备，把什么都忘了，便跑去穿外衣。

    他们回到西夫采夫大街，从大门口没命地跑进房子里，但还是没有赶上见安娜·伊万诺夫娜最后一面。他们回来之前的十分钟，死神已经降！临了。死因是未能及时发现的急性肺气肿所引起的长时间的窒息。

    最初的几个钟头里，东尼哑不停地大哭大叫，浑身抽搐，连周围的人都认不出来了。第二天她才平静下来，耐心地听完父亲和尤拉对她说的话，只能点头作为回答，因为一开口悲痛仍会像先前那样猛烈地震撼着她，她又会像着了魔似的哭喊起来。

    在祭奠的间歇她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死者身边，用那双美丽的大手抱住棺材的一角，棺材安放在台子上，盖满了鲜花。她的目光一接触到亲人的眼睛，便急忙站起身来，忍着眼泪，快步离开大厅，顺着楼梯飞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倾泻出满腔的悲痛和绝望。

    由于痛苦、长时间的站立和睡眠不足，以及低沉的挽歌和昼夜耀眼的烛光的刺激，再加上这几天所患的感冒，尤拉心里有一种甜蜜的紊乱，信然而荒诞，悲痛而兴奋。

    十年前妈妈下葬的时候尤拉还完全是个孩子呢。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当时他被恐惧和痛苦所压倒，他怎样悲痛欲绝地哭泣。那时主要的事还不在他身上。尤拉当时几乎不能想象他尤拉单独存在算什么，有无意义和价值。那时候最主要的事却在他身外，在他周围。上层社会从四面八方把尤拉包围起来，这个社会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无法通过，不容争辩。因此妈妈的去世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仿佛他和她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而突然间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森林的一部分——天上的浮云，城市里的广告，消防降望塔上悬挂的信号球，还有骑在马上护送载有圣母神像的马车的教堂执事，因为在圣像面前不能戴帽子，只好光头戴着耳套。商场里店铺的橱窗，还有那布满星辰的高不可及的夜晚的天穹和圣像，便构成了这座森林。

    正当保姆同他讲宗教故事的时候，那高不可攀的上天低低地垂下来，天顶一直弯到儿童室里保姆的裙边，仿佛人们在沟谷里采棱果的时候，把树枝往下一拉，树梢就出现在眼前，举手便可采摘一样。一刹那间，天空似乎又沉落到儿童室的那只镀金的面盆里，于是在火和金之中盥洗沐浴之后，就变成了保姆时常带他去的街巷小教堂里的晨祷或者午祷。这时，天上的星辰化作无数的神灯，圣母化为父亲，其余的也都按照或大或小的能力处于各种职位上。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成年人的现实世界和像森林一样四周黑黝黝的城市。那时，尤拉便以自己全部的半开化的信仰崇奉这森林的上帝，像崇奉管理林区的人一样。

    如今已经大不相同了。在中学、大学度过的整整十二年里，尤拉钻研的是古代史和神学，传说和诗歌，历史和探讨自然界的学科，都像钻研自己的家史和族谱一样亲切。现在他已全然无所畏惧，无论是生还是死，世上的一切，所有事物，都是他词典中的词汇。他觉得自己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完全不用像先前祭奠妈妈那样来祭奠安娜·伊万诺夫娜了。那个时候他完全顾不上悲痛，只知道胆怯地祈祷。如今他倾听着安魂祈祷，仿佛倾听对他说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话。他倾听着这些话，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求其明白无误的含意，而对大地和上天的崇高的力量，他是当作伟大的先驱者崇拜的，但这种继承下来的情感则与笃信上帝毫无共同之处。

    “圣明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请赐福于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哪儿？起灵了，要出殡了。该醒一醒了。这时已是清晨五点钟，他和衣跟缩在沙发椅上。他可能有点发烧。人们正在房子里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会睡在图书室里，而且在远远的一个角落，在几架高得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橱后面熟睡。

    “尤拉，尤拉！”看门人马克尔就在附近喊他。已经开始起灵了，马克尔必须把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但是找不到尤拉，他一个人被堵在寝室里，那儿的花圈堆得像座小山，可是房门被敞开的衣橱的门把手勾住，他走不出来。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市人在楼下喊他们。马克尔用力一推，排除了这个障碍，搬着几个花圈顺楼梯跑了下去。

    “神圣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轻轻的祝祷声在街上回荡，经久不息，仿佛有谁用轻软的鸵鸟毛在空中拂过，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摆，包括那些花圈和迎面走来的人，佩戴着缨饰的马头，教士手中用小链子提着的香炉，还有脚下白雪皑皑的大地。

    “尤拉！我的老天爷，到底找着了。快醒醒吧。”舒拉·施莱辛格终于找到他，摇着他的肩膀喊道。“你怎么啦？起灵了。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还用说。”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们冷得直跺脚，紧紧地挤在两边。灵车、运花圈的车和克吕格尔家的轻便马车都缓缓地向前移动。哭得泪人儿似的舒拉·施莱辛格走出教堂，用手撩开被泪水沾湿的面纱，用目光向那一排马车夫搜寻。一看到殡仪馆的那几个抬灵柩的，她便点头示意让他们过来，接着就和他们一起走进教堂。从教堂里拥出越来越多的人。

    “这回可轮到安娜·伊万诺夫娜了。命运面前不能不低头，这个可怜人，终究走上了没有回头的路。”

    “可不是，总算蹦跳到头了，这个可传人。如今算是去安歇了，这个不安生的女人。”

    “您坐马车还是步行？”

    “脚都站麻木了，稍微走一走再坐车。”

    “看见了没有，富夫科夫那副难过的样子？两眼～直盯着死者，鼻涕眼泪流成了河。旁边可就是她丈夫。”

    “他一直盯了她一辈子。”

    往城市另一端的墓地走去的路上，不时可以听到这类的对话。这是严寒过后气温略有回升的一天。这一天充满了凝滞的沉重气氛，又像是严寒稍减、生机消逝的一天，也仿佛大自然专为丧葬安排的日子。已经弄脏的积雪仿佛透过排在地上的黑纱露出的一点白色。

    这儿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安息着的那片令人难忘的墓地。这些年，尤拉一直还没给母亲上过坟。“妈妈。”他从远处望着那个地方，几乎用当年的嘴唇轻声喊了出来。

    人们庄重地、甚至是做作地沿着几条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路分散开，但是转弯抹角的地方很不适合他们那种送葬的匀整脚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挽着东尼姬的手臂走着。克吕格尔一家跟在后面。东尼娜穿着丧服，丧服非常合身。

    在兄长列隆起的十字架的顶部和修道院的紫红色院墙的墙头，像霉迹一样蓬松散乱地挂着霜须。修道院最深处的院落的一角，墙和墙之间挂了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袖口绣了一道道花边的衬衣，杏黄色的桑布和歪七扭八没有扯平的床单。尤拉注意朝那边看，终于明白这个修道院就是当年暴风雪肆虐的地点，不过被新盖的房屋改变了模样。

    尤拉单独走着，步子一快就超过了别人，有时要停下来等一等。死亡使慢慢跟在后面的这一群人感到空虚，作为对此的回答，他不可遏止地、像形成漩涡的激流一定要越转越深一样，渴望着幻想和思考的机会，要在众多的方面付出辛劳，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艺术总是被两种东西占据着：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真正伟大的艺术是约翰启示录，能作为它的续貂之笔的，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尤拉满怀热望预先体会到一种乐趣，那就是在一两天之内完全从家庭和大学里消失，把此时此刻生活赋予他的无意间的感受写成追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其中应该包括：死者的两三处最好、最有特色的性格，身穿丧服的东尼妞的形象，从墓地回来路上的几点见闻，从前风雪怒号和他小时候哭泣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晒衣服的地方了。

    第二章

    拉拉半清醒半昏迷地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里的床上。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仆人在她周围低声谈话。

    斯文季茨基家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沉浸在一片寂静、昏暗之中，只有在门对门的两排房间当中的一个小客室里，墙上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灯照亮了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这个地方，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像在别人家里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有时他朝卧室里看一眼，想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又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经过那棵缀满了串珠的枫树，径直来到餐室。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动过的菜肴，每当窗外街上有马车经过或是～只小老鼠从盘盏当中溜过去，那些绿色的酒杯就轻轻发出一阵叮当的碰撞声。

    科马罗夫斯基处于盛怒之下，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在心里翻腾。多么丢脸，多么荒唐！他怒不可遏。他的处境发发可危。这件事毁了他的名声。不过还来得及弥补，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必须快刀斩乱麻，如果风声已经传开，就得压住，得趁着种种流言刚一冒头就绪回去。另一方面，他再次感到，这个绝望、发疯的姑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在她身上永远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无论多么让人伤感和无法挽回，看来正是他毁了她的一生！她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

    需要从各方面帮助她，也许应该给她租间房子，但千万不能再把惹她，恰恰相反，要避开她，躲在一边，不露任何痕迹，否则，她那样一种性格，还会干出可怕的事来！

    往后麻烦事还多得很呢！眼前这事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法律是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才发生了两个小时，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作了解释，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不过越往后越复杂。需要证明拉拉开枪打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但是只凭这点，事情还不能了结。拉拉可以减轻一部分责任，其余方面还要受到法庭的审讯。

    不用说，他正千方百计设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要是立了案，那就必须弄到一份可以说明拉拉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鉴定，争取把此案撤销。

    经过这一番盘算，科马罗夫斯基才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白昼的光线从屋子的这一间照到那一间，就像一个小偷或者像当铺的估价人朝桌子和沙发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卧室，看到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便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坐车去找他熟识的律师——一位在俄国居住的政治侨民的妻子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一沃伊特科夫斯卡哑。她那套有八个房间的住宅已经超出需要，经济上也无力维持，就租出去两间。不久以前有一间空出来了，科马罗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来。几小时以后，仍然半昏迷的、浑身发热的拉拉便被送到那里。她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患了热病。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一切偏见。照她所想和所说的来看，她对世界上～切“正当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在五斗橱里保存了一份有制定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昨。挂在墙上的许多照片当中有一张是她丈夫的，她称他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这照片是在瑞士的一次群众游乐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拍摄的。两个人都穿着有光泽的毛料上衣，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一见拉拉便不喜欢这位生病的房客。她觉得拉拉是个装病的泼辣女人。她高烧时说的胡话，在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来完全是假装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随时可以发誓，断定拉拉扮演的就是“狱中的格蕾欣”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有意作出种种过分活跃的举动，以此表示对拉拉的鄙视。她把门弄得砰砰响，大声唱歌，像一阵风似的在自己住的房子里走动不停，而且整天开着窗户透气。

    她的住宅位于阿尔巴特街一所大房子的最上层。这一层的窗户，从冬天太阳偏转过来的季节开始，一直对着澄澈明朗的蓝天，宽阔的蓝天有如汛期的一条大河。整个住宅半个冬天都洋溢着未来春天的气息。

    南方吹来的暖风透进气窗，在车站那一边拼命响着火车的汽笛。病中的拉拉躺在床上，用遥远的回忆消磨自己的闲暇。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

    当时，他们坐了一辆出租马车沿着无数条昏暗的街巷穿过莫斯科全城往旅馆去。迎面越来越近的和抛在后面渐渐远去的街灯，把佝倭着上身的车夫的影子投到房屋的墙壁上。影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很不自然的程度，遮住了路面和房顶以后便消失了，接着又重新开始。

    昏暗中，天空响起莫斯科各处教堂的钟声，地上雪橇的滑轨响亮地驶向四方，就连那些吸引人的橱窗和灯火也同样让拉拉觉得震耳，它们似乎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声音。

    房间里桌子上摆着科马罗夫斯基向他们祝贺乔迁之喜的大得出奇的西瓜，还有面包和盐，使拉拉眼花绦乱。她觉得这西瓜就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一声脆响把这带着冰渣和大量糖分的深绿色圆圆的怪物用刀切开的时候，拉拉伯得气都不敢出，但也不敢拒绝不吃。她费劲地咽着一块块紫红色、香喷喷的瓜瓤，因为激动有时就卡在喉咙里。

    这是一种在着移的饮食和首都的夜景面前表现出的惶恐，不久后她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时候又常产生这种惶恐，这使是以后发生的那种事的主要谜底。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任何要求，丝毫不让拉拉想到他，甚至根本就不出面，而且总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极高尚的方式尽力帮助她。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让拉拉觉得非常愉快。这并不在于他那高大而匀称的身材，而是因为他身上带有一股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炯炯的眼神和聪颖的微笑，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屋子都显得狭小了。

    他坐在拉拉的床前，搓弄着两只手。他在彼得堡参加有一些大臣出席的会议的时候，和那些身居高位的老头子们谈起话来，就像面对一群调皮的预科学生一样。但是，现在他面前躺着的却是不久前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一个如同自己女儿一样的人，对她也和对家里其他人一样，经常是忙得边走边交换一下眼色或者说几句话（这种简单而又很有表现力的交往方式，是特别令人神往的，双方都能体会）。对待拉拉，他不能像对成年人那样严肃和漠不关心。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同她谈话才能不惹她生气，只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微笑着对她说：

    “天哪，您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有谁要看这出传奇剧？”他停住了，开始端详天花板和糊墙纸上的斑驳水迹。过了一会儿，他略带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杜塞尔多夫有个国际博览会开幕了，是绘画、雕塑和园艺方面的博览会。我准备去看看。这屋里可是有点儿潮湿。您在天地之间还要闲逛多久？这里可不是舒服的地方。我只想告诉您，这位沃伊特太太是个十足下贱的人，我知道她。换个地方吧，您也躺够了。您病了一场也就算了，现在该起来了，另外换个住处，复习一下功课，把师范专修班读完。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去两年。他的画室用板壁隔成了几部分，依我看简直就是一套住宅。他似乎想连家具一起转让给一位合适的人。我可以替您办，您愿意吗？还有一件事，您得依照我的意思办。我早就想，这是我的神圣职责……自从莉帕……这是一点小意思，作为她结束学业的酬金……别这样，木行，请让我……您别拒绝……不行，请您原谅。”

    不论她怎么谢绝，流泪，甚至像打架一样推推擦澡，他走的时候硬是让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恢复健康以后，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称赞的新住处。地点就在斯摩棱斯克商场附近。这套住房在一幢古老的两层石砌房子的楼上。楼下是商店的栈房。这里住着运货马车的车夫。院子是小鹅卵石铺的地，上边总有一层散落的燕麦和乱扔的稻草。许多鸽子在院子里到处走，发出咕咕的叫声。它们成群地扑响着翅膀从地上飞起来，高度不超过拉拉的窗户，有时还会看到一群大老鼠沿着院子里石砌的水沟跑过去。

    帕沙非常痛苦。拉拉病重的时候，人家不让他到她跟前去。他该怎么想呢？照帕沙的理解，拉拉要杀的那个人对她是无所谓的，可是后来又处在她谋杀未遂的那个人的庇护之下。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圣诞之夜他和她在烛光下那次具有纪念意义的谈话之后！如果不是那个人，拉拉准会被逮捕并受到审判。他使她摆脱了危在旦夕的惩罚。因为他，拉拉才能留在师范专修班里，丝毫没有受到伤害。帕沙既苦恼又困惑不解。

    拉拉病情好转后，把帕沙叫来，对他说：
    “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了解我，以后有机会再跟你细说。我难于开口，你看，眼泪让我端不过气来。你把我丢开，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然后便是一幕比一幕更令人心碎的场面。那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所以沃伊特科夫斯卡妞一看到满面泪痕的帕沙，就急忙从走廊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笑得肚子发疼，同时嘴里不住地说：“哎哟，受不了，我可受不了！这可真是…哈、哈、哈！真是个勇士！哈、哈、哈！”

    为了让帕沙从斩不断的柔情当中解脱出来，彻底结束痛苦的折磨，拉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帕沙的爱情，说是并不爱他，但是说的时候又哭得那样伤心，让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所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不相信她的每一句话，打算诅咒并憎恨她，但依然发狂地爱看她，对她的每～个念头、对她喝水用的林子和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嫉妒。为了不致发疯，必须迅速地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决定不再拖延，考试结束以前就结婚。本来准备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举行婚礼，但由于拉拉的要求又延期了。

    三一节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他们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已经确切地知道他们可以顺利结业了。婚事是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替他们办的。她是和拉拉同班毕业的同学杜霞·切普尔柯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胸脯高高地耸起，嗓音很低，会唱歌，对什么事都喜欢添枝加叶。真实的事和迷信的传说，只要她一听到，便要添油加醋，把自己想象的东西添加进去。

    城里热得怕人。当把拉拉送上“婚礼的圣坛”的时候，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面给她做临行前的打扮，一面用茨冈歌手潘宁娜那样的低音哼着曲子。教堂的级金圆顶和游艺场各处新铺的沙土，显出耀眼的金黄颜色。三～节前夕砍过的白禅树，枝叶上蒙了一层尘土，无精打采地垂挂在教堂的墙头，像被烧焦了似的卷成圆筒。炎热使人感到呼吸困难，阳光刺激得眼睛发花。四周仿佛有成干对的人举行婚礼，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卷了头发，穿上鲜艳的衣服，年轻的后生们为了过节也都往头发上擦了油，穿着笔挺的黑西服。人们的情绪是激动的，大家都觉得很热。

    拉拉另一个女友的母亲拉果金娜，在拉拉踏上通往圣坛的红地毡的时候，朝她脚下撤了一把银币，祝她日后生活富足；为了同一个目的，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告诉拉拉，当她戴上婚礼冠的时候，千万不要伸出裸露的手臂画十字，而要用一角技纱或者袖口的花边把手遮住一半，跟着又告诉拉拉应该把蜡烛举得高高的，日后可以当家做主。但为了帕沙的幸福，拉拉宁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于是她尽量把蜡烛放得很低，不过还是没有用，因为不管她怎么想办法，她的蜡烛总比帕沙的高。

    从教堂里直接回到由安季波夫一家人重新布置好的那间画室举行酒宴。客人们不断地喊：“苦啊，喝不下去。”另一边的人就大声应和着：“给点儿甜的。”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含羞带笑地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为他们唱了喜歌《葡萄》，把当中的叠句“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忠告”重复了两次，又唱了一首《松开你的发辫，散开你那淡褐色的秀发》。

    人们散去之后，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帕沙在这突然来临的寂静中感到不知所措。院子里正对着拉拉的窗户的柱子上亮着一盏灯。不管她怎么拉窗帘，仿佛一块劈得很薄的板子似的一线亮光还是从两扇窗帘的夹缝当中照了进来，宛如一个人在偷看他们。帕沙奇怪地发现，他的心思都在这盏灯上，甚至比想自己、想拉拉、想对拉拉的爱还多。

    在这永恒之夜，被同学们叫作“斯捷潘妮达”和“红颜女郎”的不久前的大学生安季波夫，既登上了幸福的顶峰，也沉入了绝望的深渊。他那疑团丛生的猜忌和拉拉的坦率承认相互交替。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随着拉拉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他的心一次比一次更往下沉，仿佛跌入万丈深渊。他那遍体鳞伤的想像力已经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了．

    他们一直谈到天明。在安季波夫的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一夜的变化更惊人、更突然的了。清早起来，他已经全然变了一个人，自己几乎都奇怪为什么人们还像过去那样称呼他。

    十天以后，朋友们还是在这间屋子里为他们送行。帕沙和拉拉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接到了到乌拉尔同～个械市工作的聘书。明天一早他们即将起程。

    大家照例喝酒，唱歌，高声谈笑，不过这次清一色的都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在那道把作为寝室的一角并把客人同整个画室隔开的间壁后面，放着拉拉装东西的一大一小两个网篮、一只皮箱和一个盛食具的木箱。屋角的地上还放着几只口袋，行李不少，有一部分第二天早晨作为慢件托运。所有东西差不多都收拾妥当，但还没有完全装完。皮箱和木箱的盖子敞开着，里面还没有装满。隔一会儿，拉拉就又想起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把它拿到间壁后面放到篮子里，再把上边摆平整。

    拉拉到专修班去取出生证和其他证件的时候，帕沙在家招待客人。院子的守门人陪她一起回来，带了一张包装用的银皮席和一大卷第二天捆东西用的结实的粗绳。拉拉打发走了守门人，在客人面前转了一圈，同这个握手寒暄，同那个互相亲吻，然后便到间壁的那边去换衣服。她换好服装出来的时候，大家拍手叫好，随后都入了座，像几天前在婚礼上那样的喧闹开始了。活跃的人忙着给邻座斟伏特加酒，无数只举着叉子的手伸到桌子当中去拿面包和盛冷热菜肴的盘子。大家纷纷祝酒，发出满意的嚷嚷声，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的人很快就醉了。

    “可真把我累死了。”和丈夫挨着坐在一起的拉拉说，“你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办完了。”
    “不管怎么累，我觉得精神很好。我感到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也觉得很好。说起来，一两句话说不完。”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参加这群年轻人的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想说这对年轻朋友走后自己会感到孤苦伶什，在他眼中莫斯科就会变成撒哈拉沙漠，可是心里一阵发酸，便咽起来，不得木重新开始被激动所打断的话。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允许他给他fi］写信，允许他到他们尤里亚金的新居去拜访他们，如果他忍受木了分离的痛苦的话。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高声回答，“什么通信啊，撒哈拉沙漠啦，这些话都用不着说。至于到那个地方去，您干脆连想也别想。没有我们，上帝也会保佑您日子过得一样好，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帕沙，你说是不是？您运气好，一定能找到代替我们的新朋友。”

    拉拉仿佛完全忘了正在和谁谈话和谈的什么话，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急忙站起身来到间壁那边的厨房里去了。她在那儿拆开绞肉机，把零件放进食具箱的几个空着的角里，再用稻草塞好。拆绞肉机的时候，她差一点让箱子迈上的一根大刺扎破了手。

    她忙着装东西，又忘记自己还有客人了，对他们的声音也是充耳不闻，直到后来间壁那边爆发了一阵特别响亮的喧闹声，才提醒了她。拉拉这时想到，喝醉酒的人总是喜欢竭力模仿醉汉，显出那种既俗气又有意夸张的更厉害的酸态。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个特别的声音，引起她的注意。拉拉撩开窗帘探出身子去。

    一匹拴着绊腿绳的马正在院子里一瓶一颠地跳着。这匹不知是谁家的马可能走错了路，走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天色已近黎明，不过离日出还早。仿佛沉睡的阅无人迹的城市笼罩在清晨淡紫色的寒气中。拉拉闭上了眼睛。这阵异乎寻常的马蹄声，把她带到遥远的迷人的乡村里去。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拉拉侧耳细听。有人从餐桌边走去开门。来的是娜佳！拉拉忙不迭地向她跑过去。娜佳是直接从车站来的，她是那么鲜嫩迷人，浑身似乎散发着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芳香。这一对朋友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是放声大哭，紧紧拥抱，几乎都让对方喘不过气来。

    娜佳结拉拉带来了全家的祝贺、送别的话和父母赠送的贵重礼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首饰匣，打开裹着的纸，掀起盖子，递给拉拉一串精美出奇的项链。

    响起了一片惊叹声。一个已经有些清醒的醉汉说：
    “这是玫瑰红的风信子石。没错儿，紫色的，你们说是不是？这可是不亚于钻石呀。”

    可是娜佳分辩说，这是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把项链放在自己的餐具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放在紫色衬垫上的宝石光华夺目，烟娼生辉，有时像流动的水珠，有时又像一串纤巧的葡萄。

    桌边有的人醉意已经慢慢消失了。因为娜佳人席，酒醒过来的人又喝了起来。大家很快也把娜佳灌醉了。

    没过多久，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沉入了梦乡。多数人第二天还要到车站送行，所以留下来过夜。一半人随便往一个角落里一倒便打起鼾来。拉拉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和衣躺在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伊拉·拉果金娜的身边。

    耳边一阵很响的说话声把拉拉惊醒了。这是从街上到院子里来找那匹走失的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开眼睛一看，觉得很奇怪——帕沙可真是闲不住，那么大的个子站在屋子当中没完没了地翻腾什么呢？这时，被当成是帕沙的那个人朝拉拉转过身来，她才看清不是帕沙，而是满脸麻子、从鬓角到下巴有一道伤疤的人。她明白了，这是贼溜进屋里来了，于是想喊叫，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突然她想起了项链，悄悄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往餐桌上看了看。

    项链就放在一堆面包屑和吃剩下的夹心糖中间，这个迟钝的坏家伙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没有发现它，光是拿那些已经叠好的被单和衣服，把收拾整齐的行装弄得一塌糊涂。拉拉的酸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看不清当时的情况，只是特别可惜整理东西费的功夫。她气得想喊叫，可还是张不开口。她就用膝盖使劲顶了一下睡在身边的伊拉·拉果金娜的心口。随着伊拉·拉果金娜疼得变了嗓音的一声喊叫，拉拉也嚷了出来。小偷扔下裹着衣物的包袱，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去。跳起来的几个男人好不容易弄清出了什么事之后，跑出去追赶，可是贼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场慌乱和事后的议论，成了大家都得起床的信号。拉拉剩下的～点点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不管大家怎么要求让他们再睡一会儿，躺一躺，拉拉坚决让他们都起来，然后很快给他们煮了咖啡喝，请大家都回家去，等到开车前在车站见面。

    客人散去以后，拉拉就忙了起来。她麻利地收拾好一个个行李袋，把枕头塞进去，扎紧带子，央求帕沙和女看门人千万别帮忙，免得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准备停当了。安季波夫夫妇一点也没有耽误。仿佛同送行的人手中摇动帽子的动作相配合，火车徐徐开动了。当人们不再挥手并从远处第三次向他们喊叫的时候（可能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开始不利。集结在喀尔巴吁山一线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口突入匈牙利，结果却是随全线后退而后撤。我军让出了战事开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奇亚。

    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妞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妞，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妞。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口，出了血，还要防止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眼。就从这儿，从门缝看一眼。”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看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轻饶不了您，准叫您身上没好地方。”

    产房里背朝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里有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娇柔的小生灵，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在蠕动。助产土正在往脐带上缚线，好使胎盘脱落。东尼妞躺在屋子中间一张用托板支起来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相当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因为过度兴奋把什么都看得过大，所以觉得她躺的高度同人站在前面写字的那种高腿斜面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把死去的人头部垫高，而东尼妞现在躺着的姿势比这还要高，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像是跑得疲惫不堪的人那样浑身冒热气，正在享受经过痛苦折磨以后的休息。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旋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急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墙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完全忘却了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停泊过，怎样航行过来又如何停泊抛锚的。

    谁也不了解它悬挂的旗帜所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因此，也不知道对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

    他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抢着向他祝贺。“他们知道得好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

    他来到主任医生办公室，大家都把这儿叫小酒馆和脏水坑，因为医院拥挤，已经超员，现在都在这间屋子里换衣服，穿着套靴来来去去，有的人把从别的房间带来的不相干的东西忘在这儿，而且到处都是烟蒂和废纸。

    窗前站着脸上皮肤松弛的解剖室主任，他举起两只手对着亮光从眼镜上面观看瓶里的混浊液体。

    “恭喜你。”他说了一句，眼睛始终朝着原来的方向，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连看都不看一眼。
    “谢谢。我非常感动。”
    “不必谢我。这和我没关系。是波楚什金解剖的。但大家都大吃一惊，原来是水胞虫。大家都说，这才算是诊断医师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候医院的主任医生走了进来。他同他们两人寒暄后说：
    “真见鬼。这儿简直不是主任医师办公室，是个过道，真不像话！不错，日瓦戈，您知道了吧，是水胞虫！我们都诊断错了。祝贺您。可是，还有一件木太愉快的消息。对您的专业类别又重新审查过了。这次可留不住您了。军医人员奇缺。您不得不闻闻火药味儿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安顿下来，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可得记住吉沙罗夫的好处，他使拉拉减少了在一个新地方安家立业必然会遇到的困难。

    拉拉完全被辛劳和操心的事占据了。她要照管一个家和三岁的小女儿卡坚卡。不论在安季波夫夫妇这里帮忙的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玛尔富特卡怎么尽力，靠她帮助还是不够。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得参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所有事务。她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课。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着，感到很幸福。这正是她渴望的那种生活。

    尤里亚金这地方很得她的喜爱。这是她感到亲切的城市。它坐落在中、下游都通航的雷尼瓦河边，同时又在乌拉尔的一条铁路线上。

    在尤里亚金，冬天临近的标志就是有船的人家都用大车把船从河里拖上来运到城里去，放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过冬，直到第二年春天。在尤里亚金许多院落深处反扣在地上的白色的船只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此时在别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南飞的鹤群，或是降了初雪。

    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这家院子里，也有这样漆成白色的一只船，底朝天扣在那里，卡坚卡在它下面玩耍，就像在花房的圆顶底下一样。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心里喜欢偏远的地方，包括当地那些穿着毡靴和暖和的灰法兰绒上衣、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那种对人的纯朴的信任。拉拉总是眷恋着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

    奇怪的倒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作为莫斯科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于首都生活的城里人。他对待当地的尤里亚金人要比妻子挑剔得多。他们的蛮性和没有礼貌使他感到恼火。

    如今回过头来看已经很清楚，他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汲取和积累知识的本领。过去常常是在拉拉帮助之下他才读了许多书。在外地深居简出的这几年，他的求知欲更加旺盛，以至于拉拉在他眼中都是学识不足的人了。他在自己那些教育界的同事中间已经出人头地，而且抱怨与这些人为伍感到郁闷。他们那些在战争时期时髦的爱国主义的言谈举止，总是带着官样文章和一些酸溜溜的味道，和安季波夫的爱国思想的复杂形式不相适应。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教的课是拉丁文和古代史。可是在他这个过去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上，突然恢复了已经荒疏的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学科的极大兴趣。经过自学，他在这些课程方面已达到了大学的程度。他期待着一有可能就参加州一级的考试，重新确定一个数学方面的专业，然后把家搬到彼得堡去。夜间紧张的学习影响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他开始失眠。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不过也十分不寻常。她以自己的善良和关心体贴他，而他也决不许自己对她有半点伤害。他谨小慎微，唯恐在他毫无恶意的言辞之间让她凭空觉得隐含着什么责备——比如说她门第高贵，而他出身微践，或者在他之前她曾经属于别人。唯恐她怀疑他持有这种不公正的荒唐想法使她伤心，以致这种担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做作的成分。他们相敬如宾，结果倒使情况复杂了。

    安季波夫夫妇的客人当中，有几个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同事的教师，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曾经担任过一次调解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和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男男女女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眼中都是蠢才。他奇怪拉拉能如此热情地和他们周旋，而且不相信她当真喜欢其中的任何人。

    客人告辞以后，拉拉要用很长时间开窗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餐具。她做完这些事以后，确信卡坚卡盖好了被子，帕维尔也睡了，自己才赶快脱了衣服，关上灯，像是让母亲抱到床上去的孩子那样自然地躺到丈夫身边。

    安季波夫装作睡着了的样子，其实并没有入睡。近来常犯的失眠症又发作了。他知道，这样辗转反倒还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引起睡意和躲避客人们留下来的烟草气味，他悄悄起身，在内衣外面穿上皮大衣，戴了帽子，然后来到院中。

    这是个寒冷清澈的秋夜。松脆的薄薄的冰面在安季波夫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群星点点的夜空仿佛是燃烧的酒精火焰，用蓝色的反光照出冻结了许多脏土块的地面。

    安季波夫夫妇的住房坐落在和码头的方向相反的城市的另一部分，在一条街的末端。再往前去就是一片田野，有条铁路穿过，铁路边是个值班房，横跨铁轨有过路的通道。

    安季波夫坐在翻过来的船底上，望着星光。这几年他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令人不安地充满他的心中。他觉得迟早要把这些想法彻底弄清楚，而且最好就在今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这么想，“早就应该预见到的，如今发现得迟了。为什么拉拉能把他当成孩子，并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着他？为什么当初在冬天他们结婚以前她也曾坚持这一点的时候，没想到拒绝她？难道不知道她对他并不是爱，而是对他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是她自己所体现的一种英雄行为？这种感人至深而又值得赞誉的责任感，又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糟的是直至今天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爱着她。她依然那样不可思议的美好。也许，他心中怀有的也并非爱情，而是拜倒在她的美和宽容面前的怅然的感念之情吧？唉，你呀，把这弄清楚吧！连魔鬼也无能为力。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把拉拉和卡坚卡从这种虚假当中解脱出来？这恐怕比他自己解脱更重要。可是用什么方式呢？离婚？拔河？——呸，这太丑了。”他生自己的气了。“我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不过，为什么心里又产生出这个卑鄙念头呢！”

    他看了一眼天上的群星，似乎向它们要求答案。那些疏密相间、大小木一、蓝色的和闪耀着虹彩的繁星，无言地眨着眼。突然，闪起了一道晃动着的耀眼的亮光，扫过星空、房屋和院落、那只小船和上面坐着的安季波夫，像是有人从那片田野朝大门跑来，手里举着燃亮的火把。原来这是一列向西行驶的军车经过岔道口，穿过火红的烟雾向天空投去的一道黄色光柱。从去年开始，不计其数的军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经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从小船上站起来，回去睡觉了。理想的出路找到了。

    听到帕沙的决定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呆住了，起先还以为是听错了。“鬼念头。又是照例的古怪想法。”她这么认为，“不去管它，到时候他自己就全忘了。”

    可是事情越来越清楚，丈夫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报告已经送到兵役局，学校里也安排了接替的副职，而且从鄂木斯克已经送来通知，那里的军校同意录取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如同农村妇女一样嚎陶大哭，扯着他两只手，躺在他脚下。“帕沙，帕申卡，”她不住地喊道，“你把我和卡坚卡丢给谁呀？你别这么办，可别这么办！现在还不晚。我能给你想办法。你都没好好让医生检查一下你的心脏。什么，害羞？你把家庭当作发疯的牺牲品，难道不害羞吗？志愿兵！原先总是嘲笑罗佳太庸俗，可忽然又羡慕起他来了！帕沙，你是怎么回事，我都认不出你了！你换了一个人，还是发疯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实话，看在基督的份上，别打官腔，难道俄国真需要你这样的人入伍吗？”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善于揣摩细节的她，这次却抓住了要害。她猜到帕图利亚大概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了解她对他永生永世倾注的脉脉温情中掺杂着的母性的感情，他也想象不到这样的爱情是超出一般女人所能给予的。

    像挨了打的人一样，她咬紧嘴唇，把一切都深藏在心中，一言不发，默默地咽下泪水，开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

    他走了以后，拉拉仿佛觉得全城都变得静悄悄的，连天上飞的乌鸦都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得不到回答他呼唤她。“妈妈，妈妈。”卡坚卡没完没了地叫着，扯她的衣袖。这是她生活当中最沉重的打击，她那最美好、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西伯利亚来的信件中，拉拉可以知道丈夫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了，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获得准尉军衔，提前毕了业，而且出乎意料地被派往一个作战的军里服役。在紧急奉调的途中，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尤里亚金，在莫斯科也没有来得及和任何人见面。

    他开始从前线寄信来，已经不像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样伤感，而是写得颇有生气了。安季波夫很希望能有所表现，为的是作为对一次军功的奖励或者是因为受点轻伤，就可以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假期。确是出现了这种机会。就在后来被叫作布鲁西洛夫战役而出了名的那次突破之后，这个军转入了进攻。安季波夫的信收不到了。开始，这并没有使拉拉感到不安。她觉得帕沙一时没有消息是因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行军途中不可能写信。

    到了秋天，这个军的行动暂时停止。部队开始构筑阵地。可是安季波夫依然沓无音信。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开始担心，就设法打听，先是在尤里亚金当地，之后就通过莫斯科的邮局，并且按帕沙所在部队先前的作战地址往前线写信。到处都不知道消息，得木到答复。

    正像县里许多善心的太太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就在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尽自己的力量服务。

    如今她十分认真地学习医务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已经通过了医院里取得护士资格的考试。

    她以护土的身份向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尤里亚金的房子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管，就带着卡坚卡到莫斯科去了。在那儿她把女儿安置在莉帕奇卡家里，她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籍，已经和其他平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确信这种远距离的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决定直接到帕沙参战的地方去。她抱着这个目的，在经过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一拉勃尔的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了一名护士。帕沙发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一列救护火车向师司令部前线驻地开来。这是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在这一长列由许多短小而难看的加温车组成的列车上，有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坐着从莫斯科来的客人——社会活动家，他们带着赠给士兵和军官们的礼物。戈尔东也在他们当中。他听说，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日瓦戈所在的师部医院就设在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戈尔东取得了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许可，拿到了通行证，于是搭了一辆朝那个方向去的军用四轮大车，就出发去看望朋友了。

    马车夫木是白俄罗斯人就是立陶宛人，俄语讲不好。由于担心敌人的好细摘的侦察活动，所以谈的话不外乎是事先可以猜得出的那些规定的内容。这种十分做作的谈话激发不起谈兴。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坐车的和驾车的都默木作声。

    在那习惯于调动整个军的行动、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行程的司令部里，大家都肯定地说，这个村子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

    整个路途中，从前进方向左侧的地平线上传来不怀善意的沉闷的轰响。戈尔东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地震，可是他能够断定，远处这种依稀可辨的敌人大炮凛然的闷响完全可以和火山造成的地下震动和轰鸣媲美。暮色苍茫的时候，那个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不断闪动的火光，直到黎明。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其中一部分已经圆无人迹，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在很深的地窖里。这样的村落看上去只见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土丘，但却整齐地排成一行，好像当初的房屋一样。在这些被战火夷平的村庄里，有如置身于寸草木生的沙漠中，从这一头可以一直望到那一头。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每人都在自己的废墟中间搜挖着，翻拨着灰烬，不停地把一些东西收藏起来，似乎周围还是墙壁，所以外人看不见她们。她们迎送戈尔东的目光似乎是在探询：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

    深夜，这两个驾车赶路的人迎面碰上了一个侦察班。于是命令他们从这条大路上退回，再从乡间的小道绕过这里。马车夫不认识那条新路。他们毫无头绪地乱走了两个小时，天亮前来到了一个村子，它的名字正是戈尔东想要找的那个。可是村子里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师部医院。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区有两个同名的村子，那个村子才是他们要找的。大清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当戈尔东经过散发出一股药用除虫菊粉和碘酒气味的村口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不在日瓦戈这里过夜，只停留一个白天，晚上赶回火车站去找留在那里的同伴们。但是，情况使他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这些日子，战线有所移动，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在戈尔东抵达这个村子以前，我方一个兵团的部分兵力进攻得手，突破了敌人固守的阵地。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向对方纵深挺进。跟着它扩大突破口的辅助部队，渐渐落在先头部队的后面。结果出现了人员被俘的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安季波夫准尉在损失了半个连的士兵以后也被俘了。

    关于他，有各种各样矛盾的说法。大家都认为他是被土埋在一个弹坑里，已经死了。按照他同一个团的熟人加利乌林少尉的话来说，好像是在观察所从望远镜里亲眼看到了安季波夫率领自己的士兵进攻时阵亡了。

    加利乌林眼前出现的是突击部队已经习以为常的场面。他们的任务是以接近跑步的速度通过两军之间的一片田野，那里漫生着迎风摇曳的干艾蒿和纹丝不动的挺拔的刺蓟草。突击队应该以勇猛的动作迫使对方短兵相接，或者使用集束手榴弹把固守战壕的奥地利人就地消灭。这片田野似乎也在奔跑，一眼望不到头。脚下踏过的像是松软的沼泽一样的地面。准尉开始在前面，随后忽前忽后地和士兵跑在一起。他挥动举在头上的手枪，嘴张得不能再大地喊着“乌拉”，可是他这喊声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跑着的士兵都听不见。按照准确的间隔，跑动的人一会）L卧倒，一会儿又猛然站起来重新喊叫着继续向前冲去。每一次和他们一起前进，总有几个中弹的人，就像被砍伐的高高的树木一样，整个身子异样地倒下去，再也站立不起来。

    “超越了目标。给炮队打电话，”不安的加利乌林向站在身旁的炮兵军官说，“嗅，不。他们干得木错，是在延伸火力。”

    这时，突击队已经接近了敌人。炮火停止了。在突然到来的一片寂静中，站在观察所里的人，心跳明显加快了，仿佛同安季波夫一起身临其境，领着大家冲到奥地利人的避弹壕跟前，接着就该让机智和勇敢大显身手了。就在这一瞬间，前面接连炸开了两颗十六时的德国炮弹。两股黑色的烟柱遮住了一切。“真主保佑！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颤动着发白的嘴唇喃喃自语，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已阵亡。第三发炮弹就落在观察所旁边。大家都把身子弯向地面，急忙从里边撤到远一些的地方去。

    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曾住在一个掩蔽所里。团里觉得他被打死，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委托了解安季波夫的加利乌林保存他的遗物，以便日后转交给死者的妻子。在安季波夫留下来的东西当中，有许多张妻子的照片。

    志愿入伍的加利乌林不久前提升为准尉，原先是个机械师，是季韦尔辛那个院子的守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早先他是个钳工学徒，常常受工长胡多列耶夫毒打，他能有出头之日，还得算是过去这位虐待徒弟的人的功劳。

    当上准尉以后，加利乌林并非出于本人的志愿，不知为什么被派到一个后方卫戍部队所在的气候温和、偏远幽静的地方。他在那地指挥一队半残废的士兵，每天早上由那些差不多同样衰弱的老教官对他们进行那已经忘记的队列操练。除此而外，加利乌林还要检查他们是不是准确地在兵站仓库布置了哨位。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因为上级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要求。突然之间，他非常熟悉的彼得·胡多列耶夫，随着一批从年限很长的后备役军人和莫斯科入伍的士兵当中补充来的人员一起，也来到了。

    “啊，咱们是老熟人了！”加利乌林脸色阴沉地冷笑着说了一句。“是，准尉大人。”胡多列耶夫回答，立正敬了个礼。

    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地了结。就在第一次出现队列疏忽的时候，准尉对他大声斥责，而当他觉得士兵行礼时不直接望着他，却望着旁处时，就举手打了他几个嘴巴，并命令送到禁闭室关押四十八小时。

    如今，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要算老账的味道。在棍棒体现的隶属关系之下，这种报复的方式简直就是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未免不够高尚。究竟该怎么办？两个人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一个地方。可是除了送到惩罚营以外，一个军官又能用什么借口把一个士兵从规定的服役部队改派到别的地方去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加利乌林自己能提出什么理由要求调动呢？于是，以后方卫戍勤务过于单调和无所作为为理由，他被批准调往前线。这就使他赢得了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不久以后在另一桩事情上他又显露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说明他是个出色的军官，因此很快就被提升为少尉。

    早在季韦尔辛家里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安季波夫。一九O五年，帕沙·安季波夫有半年的时间住在季韦尔辛家里。那时候尤苏普卡就常去找他，过节的时候在一起玩耍，当时也有一两次在他那里见到过拉拉。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他们两人的情况。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尤里亚金来到他们团以后，这位老朋友身上发生的变化很使加利乌林吃惊。过去像姑娘似的腼腆、爱整洁达到了可笑程度而又很调皮的一个人，如今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知测良广博而又鄙视一切的忧郁的人。他聪明，勇敢，沉默寡言，好嘲笑人。有时，加利乌林望他一眼就乐意发誓说，在安季波夫深沉的目光里，仿佛在一扇窗的深处还有他的另～个化身，似乎可以看到藏在他心中的思想，他对女儿的思念，他妻子的面庞。安季波夫几乎是神话当中着魔的人物。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消失了，加利乌林手中剩下的只是安季波夫的一些证件和照片，以及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的秘密。

    拉拉的查询或迟或早都会追寻到加利乌林这里。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她的回答。然而正是事情刚刚发生不久时，他没有勇气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希望先让她对即将承受的打击有所准备。因此，他准备写给她的一封经过仔细考虑的信就拖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把给她的信往什么地方投递了。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儿来的马呀！现在是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也落到了敌人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一个军团。他们正在破坏铁路，摧毁仓库，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正是暗和的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婊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眼睛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屋里炉子烧得挺热，抽烟抽得雾气腾腾。[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他们把长廖两头的气窗打开，呼吸着在玻璃上蒙了一层哈气的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时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无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使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军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肿骨部分都被汗湿透了。这是严重减员的一个班剩下来的人。他们从接连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连笑一笑和说几句下流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树林深处的路上响起了急速跑来的马车声音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回。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双轮轻便马车，向上颠动着急驶过来，给包扎所送来了伤员，把这些木走运的人的骨头架子差不多都颠散了，五脏六腑都要翻个个儿。包扎所只能作些简单处理，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作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龙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动靶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拖长的痛苦。

    护土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木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这一带奇迹般地还保存下来几个村庄。在这一片毁灭的海洋之中，它们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劫后余生的小岛。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到住的地方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在他们路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周围人的哄笑声中，把一枚五戈比的铜币抛起来，强迫一位穿长袍的白胡子犹太老人用手去接。老人总是落空，铜币每次都擦着他那双可怜地叉开的手掉到泥地上。他一弯腰去捡铜币，哥萨克就打他的屁股，围着的人从两边扶着他，笑得哼哼哟哟地直喘气。这是最让大家开心的地方。虽然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这样下去不会变得更严重。这人的老伴儿从对面的小屋子里跑到路上，叫喊着向他伸出双手，可是因为害怕，又躲了起来。两个小女孩哭着从屋子里看着窗外的祖父。

    赶车的士兵觉得这很好笑，就让马一步步慢慢地步，好让车上的老爷们开开心。可是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来，骂了几句，让他停止这个恶作剧。“是的，老爷。”那人很顺从地回答说，“我们不懂事，只是为了开开玩笑。”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都沉默着没有讲话。

    “这真可怕。”看到了他们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了口。“你大概想象不到，在这次战争里犹太居民遭到什么样的苦难。打仗的地方正好是在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除了受罪、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和倾家荡产以外，还得应付许多不合理的摊派，忍受侮辱和责难，说他们缺乏足够的爱国心。要是在敌人那边可以享受一切权利，在我们这边受迫害，他们的爱国心又能从哪儿产生呢？归根结底，就是对他们怀着强烈的憎恨心理。他们贫困、吝啬、软弱和不会抵抗，这本来是应该同情和体谅的，反而让人生气。真弄不明白，这里边似乎有点儿宿命的味道。”

    对他的这番议论，戈尔东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是各自躺在那扇狭长的窗子的两头。已经是夜里了，两个人还在谈话。

    日瓦戈向戈尔东讲他如何在前线看到了沙皇。他说得有声有色。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吁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人口。

    盆地底部是个火车站。日瓦戈给戈尔东描述当地的地形，那些长满了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山顶端镶着朵朵白云，森林中隐现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岩峭壁像是浓密的毛皮当中磨出的秃疤。那是天还没有亮的四月里的一个清晨，潮湿而又灰蒙蒙的，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让高山围着，所以一切都显得是凝滞不动的，非常闷热。地上蒸发的水汽笼罩了盆地，不断形成一股股气流向上升腾，中间还夹杂着从车站来的火车头的烟气，湿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衬托着苍黑的森林和片片乌云。

    这些天，沙皇正在巡视加利奇亚地区。突然有通知说，他要到由他担任名誉长官的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来。

    他随时都可能抵达。站台上布置了欢迎的仪仗队。人们疲乏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接连通过了两列豪华的火车。又过了一会儿，沙皇的专车开到了。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的陪同下，陛下检阅了这支由近卫军组成的精锐部队。他那嗓音不高的每一句问候的话，仿佛是摇荡着一桶桶的水一样，激起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

    带着腼腆笑容的沙皇，给人的印象似乎要比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显得苍老和没有精神。他面容倦怠，略有点浮肿。他不时像带点儿歉意似的侧过头来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要求他作出什么表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毕恭毕敬地弯身凑到他的耳旁，用不着说话，只是通过眉头或肩部的动作就让他摆脱了窘迫。

    在这个灰蒙蒙的湿热的山区的清晨，让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怜，而且一想到那种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谨可能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决定生杀予夺的就是这种软弱性格，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他本应当讲些这类的话，比如说：‘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样，总之是这方面的话。不过一定要提一提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罗斯化的，可悲的是还要更加鄙俗。问题在于这种矫揉造作在俄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装腔作势，难道不是吗？如果说是凯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卢人，或斯维夫人，或伊利里亚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从那个时期往后，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

    “这么一来，前线上的采访人员和新闻记者可就多得成灾了。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见闻’，记录了种种的名言警句，探视了伤员并且提出了有关民意的新理论。这简直就像达利先生再世，同样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辞藻的写作狂。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最喜欢用不连贯的词句，精雕粗刻，又带有怀疑和厌世的味道。比方说，我曾读过的，有一位就写了这么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阴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开始落雨，遍地泥泞。临窗眺望大路，那是鱼贯行进着看不到头的俘虏。车上运的是伤员。大炮正在射击。今天又在射击，和昨天一样，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时，周而复始……’你看，这够多深刻，多俏皮！不过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样来，太自命不凡了！为什么对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对他自己每天发射大量的用远号隔开的流水账似的词句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停止这种像跳蚤蹦跳一样匆忙发射出来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应该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应该有新面貌，不要旧调重弹；靠笔记本记下大量言之无物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如果缺乏那么一点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种传奇的色彩，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变，可是在这期间他们当中产生的一股力量却把整个世界从这种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来。多么奇怪！这又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种从平庸混沌状态之中的解脱，这种克服了终日碌碌无为的飞跃，所有这一切就诞生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白白放过了？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胜的美德和力量，他们木可能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已经被他们抛掉的这种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讨苦吃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是谁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负重，让那些绝对无辜的、对善与爱能够如此体贴入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流淌鲜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为什么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别再这样了。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了。别再抱成一团，散开来吧。你们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才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不是总说急着要走么，这话可应验了。我决不能说‘你真走运’，咱们又被包围了，这还算什么运气？往东去的路还通，可是又从西边朝我们压过来了。已经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收缩集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拔。到哪儿去可不知道。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内衣还没洗好吧。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光说是干亲家、干亲家，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涂虫。”

    他根本没去听勤务兵如何东拉西扯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注意因为临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尔东，继续说：

    “唉，咱们这个行军当中的家，算得上是个吉卜赛人的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脏又闷。可是现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在这以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上的磁砖反射的阳光和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来晃去，似乎就在这儿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喧嚷、喊叫、射击和奔跑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墙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卡尔片柯，快到外边去问问，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亲自跑到师部医院想去证实这是谣传，结果却是实情。德军在这一地段突破了俄军的抵抗。整个防线向村子这边推进，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师部医院和机关不等撤退命令到来就匆忙开始撤离。估计天亮以前撤退完毕。

    “你随第一梯队走，有一辆敞篷马车立刻就走，我已经告诉他们等你一下。那就再见吧。我送你去上车。”

    他们朝医疗队正在装车的村子另一头跑去。跑过一幢幢房屋的时候，他们弯着腰，凭借墙角的掩护。子弹在街上懂懂叫着飞过。在田野里几条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见榴霸弹爆炸的火光，像撑开的伞一样。

    “你怎么办？”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随后走。还得回去取东西。我和第二梯队一起走。”

    他们在村口告别了。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一辆挨着一辆，然后逐渐排成一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远去的朋友挥着手。一座烧着的木板棚的火光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赶忙往回跑。就在离他的住处还差两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颗开花弹使他受了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跌倒在路中间，流着血，失去了知觉。

    撤下来的陆军医院孤单地设在西部边区铁路线上的一座城市里，和大本营相邻。正是二月底的温煦的日子。在身体快要复原的军官病房里，依照正在那里治疗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开着的。

    快要吃午饭了。病员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被告知说，医院里新到的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要到这儿来查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面躺着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新闻检查官给开的天窗十分愤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读野战邮局送来的东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积压了一擦。微风掀动信笺和报纸。这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纸上抬起眼睛。拉拉走进了病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少尉都认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对他们俩都不认识。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利乌林跟前。

    “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拉住他的一只手，准备量脉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开了，自己也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显出很窘迫的样子。

    “可真没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回答说，“我和您的丈夫在一个团里，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还为您保存着他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复地说，“这真是巧得出奇。这么说您认识他？请快告诉我，全部经过是怎样的？说是他牺牲了，让土给埋住了？什么都不用隐瞒，您不用担心，因为我都知道。”

    加利乌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她从种种传言当中得到的这种情况。他决定哄骗她，让她安下心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带领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就剩下一个人。他被包围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由于这番话让人吃惊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动，控制不住就要涌出来的热泪，也不愿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里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外表已经平静了。她有意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来。她径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说：

    “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而她正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给宣传了这么一阵子。”

    不知道卡坚卡现在怎么样？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近来的变化太大了。不久前还～心想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责任，是军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因此其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丝毫神圣的意味都没有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而且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不过在她这种情况下——拉拉及时地醒悟到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卡坚卡。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到信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很受欢迎，预示他在文学上大有前途。还说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势既使人感兴趣，也令人不安，下层干民中隐伏着的激愤情绪日益增强，大家似乎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经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地克制着难耐的困倦。他一阵阵地打着脑儿，心想在这样紧张的一天过后，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现在真没睡着。在窗外，睡意惺松般的微风似乎轻轻打着呵欠。如泣如诉的风声仿佛在说：“东尼娘，舒罗奇卡，多么想念你们哪，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这微风的喃喃低语声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睡时醒，短暂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着苦乐不同的心境，恰似这多变的天时和今晚这个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现出这么大的关心，怀念并且保存着可怜的帕图利奇卡的遗物，可我简直蠢得像猪，连人家是谁、是哪儿来的人都没问。”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并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礼，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位加利乌林的情况，其间不住地发出惊叹声。

    “上帝，您真是太圣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0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对不起，木知道尤苏普卡，也许是不记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个院子！啊，不错，是有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回忆起来了！还有当时的那些枪声，还有（是什么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对不起，请原谅，少尉，您怎么称呼？嗅，对，对，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您唤醒了我的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动，不断地叹息，而且几乎要说出口来似的盘算着。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木过这回更可怕得多了！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们在放枪’。那些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在这儿——都在军队里，全部是来自同样院落、同样村庄的普普通通的人。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拉着手杖和架着拐的人走进房来，邻近病房那些伤残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进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经开始骚动。彼得堡卫戍部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革命了。”

    这个小城叫作梅留泽耶沃，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带。漫天飞的蝗虫像整块的乌云悬在城市房屋的上空，部队和辎重车队潮水般地穿城而过，扬起黑色的烟尘。从战场撤下来的和开往前线的，这两个方面的人流和车辆从早到晚不曾中断。谁也说不准仗是在继续打，还是已经结束了。

    像雨后春笋一样，每天都会冒出～批新的职务。这些都得选一些人去担任，其中包括他、加利乌林中尉和护士安季波娃，还有他们那一伙儿的另外几个，算是寥寥可数的来自大都市的见过世面的人物。

    他们占据了市自治机关的几个职位，同时还兼任分驻在几处小地方的部队和医疗队的政委。对待这些需要不断轮流处理的公务，他们都抱着像在户外玩捉人游戏似的娱乐消遣的态度。然而他们始终索索于怀的，就是尽快摆脱这种把戏，赶回家园从事各自长远的事业。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时常见面。

    乌黑的烟尘被雨水搅拌成咖啡似的茶色泥浆，覆盖在城里的街道上。

    这座城市很小。在任何地方只需稍微顺着街角向外一走，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忧郁的田野和阴暗的天空，那里就是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的空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部队里仍然存在溃散和混乱现象。正在想办法加强士兵的纪律，提高他们的战斗力。我曾经巡视过驻地附近的几支部队。

    最后，想说的是，也许我早已告诉过你了——在这里直接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护士、乌拉尔人安季波娃。

    还记不记得，就在你妈妈去世的那个可怕的晚上，在圣诞晚会上朝检察官开枪的那个姑娘？后来好像还审判过她。记得当时我对你说过，这个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当初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和米沙就曾经在一个蹩脚的小旅店里见过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事和你爸爸一起到那儿去的了。那个晚上冷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是在普列斯纳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她就是安季波娃。

    好几次想尽一切办法回家。不过，这事可不简单。主要还不是被工作耽搁了，要办的事可以移交给旁人，丝毫不会有什么影响。困难在于交通。要不就是火车根本不来，要不就是人多得挤不上去。

    不过，看来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所以，有几个已经伤愈的、退役的和辞去职务的人，其中就包括我、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娃，下决心无论如何在下星期一定出发，而且为了坐车方便，一个一个地分别在不同的日子起程。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到家，就像一片雪花飘落到头上一样。不过，我还是力争事先能发个电报。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赶上了收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由于痛哭而顾不上推敲字眼、纸上的泪痕代替标点的信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极力劝说丈夫索性不回莫斯科，不如直奔乌拉尔去追踪那个不同寻常的女护土，因为她经历当中那些传奇性的遭遇，决不是东尼娜那种平庸的生活道路能比得上的。

    “不要担心萨申卡和他的未来，”她写道，“你也不必为了他而觉得羞愧。我保证一定按照你从小在我们家看到的那些规矩来养育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忙不迭地提笔回信：

    你简直是发疯了，东尼证，这是多大的疑心病啊！难道你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足够理解，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对你的思念，有了对你和家庭的忠诚，才把我从死亡和这两年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可怕的、毁灭性的遭遇当中挽救出来？其实，说这些也是多余的。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重新开始过去的生活，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不过，你能给我写这样的回信，倒引起了我另一方面的担心。如果我当真给了你这封回信以某种口实，可能我的举止确实有轻率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女人面前我是惭愧的，因为这会让人家感到迷惑不解，应该向她表示歉意。等她从附近几个村子巡视回来，我一定这么办。过去只是省、县才有的地方自治会，如今在更低一级的机构，在乡里，也都在建立。安季波娃是去帮助她的一个女朋友，那人的职务就是指导这些新设的法定机关的视导员。

    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住在哪个房间，而且也从来也没想到这一点，这可真是妙极了。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和往西，有两条大路。一条是土路，穿过森林直通济布申诺。那是一个买卖粮食的小镇，行政区隶属梅留泽耶沃，可是其他方面都超过了后者。另一条是碎石路，它穿过一片到夏季就干涸的沼泽草地通往比留奇。那是离梅留泽耶沃不很远的两条铁路交汇的一个枢纽站。

    六月间，在济布申诺曾经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带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星期。这是由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宣告成立的。

    共和国依靠的是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部分逃兵。他们携枪离开了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济布申诺的时候，正赶上革命。

    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而且也脱离整个俄罗斯。年轻时曾经和托尔斯泰有过通信关系的教派分子布拉热依柯，宣告在济布申诺建立永世不变的统治，实行集体劳动和财产共有制，把原来乡的行政机关改叫作使徒会。

    济布申诺从来就是种种奇谈怪论的发祥地，它坐落在一片难于通行的密林当中，混乱时代的文献里边就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后来又因为周围不断出没的强人而出了名。人们茶余酒后常常提到的，是此地有不少殷实可靠的商家，再有就是它那神话般肥沃的土质。这临近前线的西边地带，有些风俗信仰和方言特色正是从济市申话传来的。

    如今风言风语的一些谣传，都是关于布拉热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人们都一口咬定说，那个天生的聋哑人借着一股灵气就能开口说话，灵气一过就又成了哑巴。

    六月间，济布申诺共和国垮了台。效忠临时政府的军队开到了这个地方。那股逃兵从济布申诺被赶了出去，朝比留奇的方向追去。

    离比留奇有见俄里远的铁路线以外，周围是一片砍伐过的森林残址，现在那里剩下来的树桩上已经长满了革莓，一半的地面上是没有运完的拆散了的柴垛，还有些当初的季节性伐木工住过的已经坍塌的地窖。那些逃兵就在这里扎了营。

    日瓦戈医生先前在那里养伤、后来就留下来工作、如今又要离开的那所陆军医院，就设在扎布林斯卡哑伯爵夫人的别墅里。主人从战争一开始就把它献给了伤兵。这座两层楼的别墅修建在梅留泽耶沃最好的地点，坐落在城里那条主要街道和中心广场的交叉点上。人们把这片广场叫作操场，因为从前士兵们在这里出操，现在晚上用来开群众大会。

    由于这里处于路口的位置，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从别墅向外望去，视野都很开阔。除了那条主要的街道和广场以外，还可以看到紧相邻的一所院落。那份寒酸的外乡人的家当，简直和一家农村住户毫无二致。别墅后墙之外就是伯爵夫人的旧花园，那里有一道门也可以通到邻家的院子。扎布林斯卡姬从来没把这幢房子当作一份了不起的产业。在县里她还有一片叫作“逍遥津”的领地，这房子只作为进城办事时的一个落脚点，同时也是夏天从四面八方往领地去的客人聚集的地方。爵夫人已经出嫁的两个女儿的老家庭教师弗列里小姐，另一位是皮肤白皙的女厨师乌斯季尼姬。‘弗列里小姐是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太婆，脚上拖一双便鞋，身上穿一件肥大的道邀遍遇的长衫，就这样衣冠不整、蓬头散发地在整个医院里走来走去地照料着。她对医院已经有了好感，就像当初对待扎布林斯基一家那样，逢人就用那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说点什么，把每个词的尾音都按照法语的习惯咽掉了。谈话时她总爱摆姿势，不停地摇动着两只手，咕叨到最后就会爆发一阵嘶哑的笑声，结果则是忍不住的一次长时间的咳嗽。弗列里小姐对护士安季波娃的底细了如指掌。她觉得医生和护士本来就应该相互倾心。出于深深扎根于浪漫天性的撮合男女私情的病好，这位老小姐总要高高兴兴地促使这两个人呆在一起。凡是这种时候，她就意味深长地用手指比划着恫吓人的样子，一边像调笑似的朝他们眨眼睛。安季波娃觉得莫名其妙，医生则很恼怒，可是老小姐也同所有脾气古怪的人一样，总是把自己的误解放在首位，无论如何也不肯丢掉它。

    乌斯季尼娜古怪的天性更有过之。这个女人生就一副不匀称的上窄下宽的身材，活像一只正在抱窝的母鸡。她为人枯燥乏味但又精明到狡诈的程度，不过，在这个清醒的头脑里却掺杂着极强的幻想力，特别是有一种控制不住的迷信的倾向。

    乌斯季尼妞通晓许多民间的咒语，每逢离家外出的时候，如果不对着钥匙孔念几句咒语，说几句祈求炉火安全和自身避邪的话，她是一步也不肯迈的。乌斯季尼姐是济布申话本地人，据说是个乡村巫师的女儿。

    只要那股莫名的激情不曾压倒她，乌斯季尼姐就可以整年一言不发，而一旦爆发就无法遏止，一心想的只是要为真理而战。

    济市申诺共和国失败以后，梅留泽耶沃的执委会就开展了反对各地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每天晚间，操场上都自然地形成平静的集会，人数并不多，无事可做的梅留泽耶沃的居民就信步到这里来，像往年夏天到消防队门前露天闲坐一阵一样。梅留泽耶沃的文教干事很赞赏这种集会，经常从自己那里或是过往的人员当中派些人来进行指导。他们认为最荒唐无稽的就是关于济布申诺的那个会说话的聋哑人的传说，于是都在发言中不断地加以揭露。可是梅留泽耶沃当地的小手工业者、士兵和过去老爷家里的使女，却另有看法。他们觉得一个聋哑人会说话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纷纷为之辩护。

    在人群中为聋哑人进行的乱糟糟的辩解当中，常常会听到乌斯季尼姐的声音。起初她还下不了决心抛头露面，女人的羞涩心理起了牵制作用。但是她逐渐有了勇气，用一些在梅留泽耶沃并不受欢迎的想法来挑剔讲话的人。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讲台上的一个饶舌妇。

    通过敞开的窗子，在别墅里可以听得到操场上混成一片的说话声，要是在十分寂静的夜晚，甚至可以零零星星地听出个别人讲话的内容。逢到乌斯季尼娜发言，弗列里小姐就经常会跑到房子里来劝说大家仔细去听，一边颠三倒四地、高高兴兴地学着说：

    “说不过了！说不过啦！像连珠炮似的！喊了一声！哑巴！变了，又变了！”

    这位老小姐心里却暗暗地把这个伶牙俐齿的泼辣女人引为骄傲。女人家总是体贴入微地表现得彼此息息相关，但是也会永无止境地互相呼叨和埋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部就班地做着起程的准备，应该告别的人家和单位都去了一遍，必要的证明文件也领到了。

    这时，前线这支部队的一位新政委到军里去的途中，在城里停留下来。关于此人，已经有些传闻说他还是个毛孩子。

    那时正是准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子，尽力想办法提高部队的士气。部队已经集结，成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取消的死刑。

    起程之前，医生需要到城防司令那里办理注销手续。担任这城防司令职务的是军事长官，大家都随便地叫他“县长”。

    他那里经常拥挤不堪，令人望而生畏。无论是走廊里还是院子当中，甚至办公室几扇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要想挤到他的桌子跟前根本不可能，而由于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讲话，结果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那间空荡荡、静悄悄的大办公室里，对越来越复杂的公文程序感到不满的几名文书，默默地写着，不时互相交换几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眼色。从首长办公室传出欢快的笑语声，那里的人肯定是敞开制服领子，正在舒舒服服地享用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正好到外间屋来，一看到日瓦戈，他做了个准备跑开的动作来招呼医生也到里面去分享那里的欢乐。

    医生反正是要到办公室去找首长签字。到那里，他才看到一个最不成体统的场面。

    伊然成了这个小城镇当前第一号风头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于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同司令部当前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站在这几个部队文读人员的面前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

    “这是我们的又一位明星，”“县长”这样说着把医生介绍给政委，可是政委完全陷于自我陶醉的境地，对他一眼也不看。为了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字，“县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随后又恢复了原样，接着就用一个亲切的手势给日瓦戈指了指屋子当中一个低矮的软坐凳。

    在场的只有医生一人端正地坐着，其余人的姿态一个比一个放荡不羁。“县长”用一只手托着头，仿效皮却林的模样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他那位身躯肥硕的助手坐在对面沙发的扶手上，曲起两腿，胯下仿佛是一具女用鞍具；加利乌林反身骑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拢着符背，头靠在上边；年轻的政委一会儿用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是一头刚出洞的狼意，一刻也不停歇，踏着细碎的脚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一口气地说着，讲的是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位政委的传闻得到证实。这是个身材瘦削、匀称而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是一支燃放出最崇高的理想之光的小蜡烛。据说他出身于富有的门第，父亲似乎做过枢密官。二月间，他是第一批率领自己的连队转向国家杜马方面的军官之一。他大概是姓金茨或者金采，因为给他们两个人作介绍的时候医生没有听清。政委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非常清晰，稍稍带一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直领上装。由于这么年轻，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而为了显得年长一些，就硬板起面孔作出长篇大论讲话的模样，同时有意地摆出拱肩驼背的姿势。为此他把两手深深地插到马裤的裤兜里，缀着挺括的新肩章的肩头向上耸起，完全是一副标准的骑兵架式，从两肩到双脚可以由上到下划出两条在地面相交的直线。

    “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有一个哥萨克团。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如果把他们调过来，对暴乱分子实行包围，事情就解决了。军团司令坚持要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情况说。

    “哥萨克？无论如何不行！”政委勃然变色。“现在早就不是一九O五年了，说的都是老掉了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您的那些将军们过于自作聪明了。”

    “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前只不过有这种打算。”

    “同军事指挥员达成协议，我们不干预作战部署和命令。我不能取消对哥萨克团的调动。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不过，在我这方面要按照明智的启示采取措施。他们已经在那边宿营了？”

    “这要看怎么说，不过设防还是相当牢靠的。”

    “那好。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请把这个危险的地点，这伙绿林好汉呆的地方指给我。尽管他们是暴乱分子，甚至是逃兵，然而仍旧是老百姓。诸位，别把这一点忘记了。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应该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用特殊的方法。要善于触动他们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才能发出音响。

    “我一定要到那个砍伐过的林场去，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您等着看吧，他们会老老实实地返回放弃了的阵地的。想不想打个赌？您不相信？”

    “不见得。木过，但愿上帝保佑！”

    “我要对他们说：佛兄们，请看看我吧。我是个独生子，是全家的希望，可是我一切都在所不惜，牺牲了家庭门第，牺牲了父母的爱，为的是给你们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享受不到的自由。无数这样的青年和我一样，就是这么做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老一辈的光荣的先驱者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备受苦难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派了。这样奋斗莫非是为了自己？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士兵，而是世界上第～支革命队伍里的军人。你们不妨扪心自问，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崇高的称号？正当祖国的身上流淌鲜血，使出最后的力气摆脱缠在身边的毒蛇一般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居然甘心受那伙来路不明的过路人的蒙蔽，把自己变成了毫无觉悟的败类，成了一群放纵的、贪得无厌的恶棍。’这简直就像把猪养在桌子底下，猪爪子当然要扒到桌面上来——哼，我可把这帮人看透了，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不，不行，这太冒险。”“县长”试着提出不同意见，一面偷偷地和助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一再劝说政委放弃他那种极不合理的新奇想法。加利乌林很了解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伙胆大包天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但是政委根本不听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想起身走开。政委那番天真幼稚的表演使他感到难为情。不过，“县长”和他的助手尽管善于冷嘲热讽，满腹诡计，可是卖弄的聪明把戏也并不比他高明多少。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恰好相互抵消。所有这些都是靠着连篇累牍的废话表现出来的，既无任何存在的价值，又缺乏明确的含义，生活本身正是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切。

    啊，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朴归真，或者是默默地长久投身于顽强劳作，或者索性沉捆在酣睡、音乐和充满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之中！

    医生这时才又想起了将要向安季波娃作的绝非愉快的表白。为了必须和她见面，他感到高兴，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还很难说。抓住头一个方便的机会，医生站起身来，不让人注意地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原来她已经回来了。这个消息是家庭教师小姐告诉医生的，她还补充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到家的时候显得很疲乏，匆忙用过晚饭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嘱咐不要惊动她。“不过，您可以去敲敲门。”老小姐建议道，“她大概还没睡。”“她的房间在哪儿？”医生这一问，使老小姐大感意外。原来安季波娃就住在楼上走廊的尽头，左右几个锁着的房间存放着扎布林斯卡娜在此地的全部家具，医生从来不曾朝那里看过一眼。

    天色很快暗了，街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房屋和篱墙在傍晚的暮色中融为一体。庭院深处的树木在灯光下仿佛缩短了和窗口的距离。这一晚十分闷热，稍动一动就会出汗。落到院子里的煤油灯的光带，像是几条脏水顺着树干流下去。

    走到楼梯的最后一级，医生停住了脚，心里在想，在旅途劳顿的人的房门上哪怕只是轻叩一下，也是不合时宜而又把人讨厌的。最好把谈话推迟到明天。怀着由于改变初衷而带来的怅们，他顺着走廊踱到另外的一头。那边的墙上有～扇面对邻家庭院的窗子。医生从窗口探出身去。

    沉寂的夜有着众多诡秘的音响。走廊附近可以听到水池的滴水声，间隔许久才均匀地滴答一声。什么地方的窗内有人唱唱交谈。菜园里有人在浇黄瓜畦，从一只桶往另一只桶里倒水，伴随着从井中提水的铰链发出的声音。

    空气中散发着各种花草的芳香，仿佛大地白天只是无知无觉地沉睡，如今由于这些气味才恢复了神智。公爵夫人的古老的花园到处都是倒了的树的枝挪，难于通行，一株年深日久的柞树繁花初放，它那浓雾般的香气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着，像一堵高墙。

    从右面篱墙外的街上传来喧嚷的人声。那是些度假的人在磅笑玩闹，其中有人不断地用力开门关门，还可以听到几句零星的歌声。

    在公爵夫人花园里一株树上的乌鸦巢的后方，露出来一轮大得出奇的暗红色的圆月，初时很像是济布申诺的那座砖砌磨坊的蒸汽磨粉机，之后颜色变黄，又仿佛是比留奇火车站上的那个供水塔。

    窗下的院子里，仿佛睡美人呼出的气息中还混合着有如花茶一般的新鲜麦草的幽香。在那儿有一头不久前从很远的村子里买来的母牛，路上它被牵着整整走了一天。这头牛也疲倦了，它怀着离群的忧伤，不肯吃还不熟识的新的女主人手里的饲料。

    “晴，晴——别使性子，鬼东西，不许顶人。”女主人轻声说着，可是母牛却生气地一会儿把头摆来摆去，一会儿伸长了脖颈，闷声闷气而又哀怜地眸叫。在梅留泽耶沃那一排黝黑的仓房后面闪烁着一片星光，好似从那里引来无数看不见的同情之线，传送着另一个世界的牲畜家族对它的怜悯。

    周围的一切有如一块神奇的酵母在不停地发酵，胀大，升起。对生活的深切感受犹如一阵轻风，掀起广阔的浪潮向前滚去。它漫无目的，沿着田野和城镇，穿越墙垣和篱栅，透过树木和人体，让路上的一切都感受到它的颤抖。为了胜过这股洪流的影响，医生走向广场，想听听集会上的谈论。

    月亮高高地悬在中天，万物之上都洒满了它那仿佛是用白色颜料灌注的浓重的光辉。

    在广场四周几幢带廊柱的公家的石砌房屋的阶前，宽大的阴影仿佛给地面铺了一条黑毯。

    集会是在广场的另一侧。如果愿意细心倾听的话，隔着广场也可以分辨出那边所说的一切。不过，医生却被眼前壮观的景物吸引住了。他坐在消防队大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去注意街对面传来的人声，开始环顾四周。有几条荒僻的小巷通向广场的一侧，巷子的尽头隐约可见几幢歪斜破！日的小屋。小巷泥泞不堪，难于行走，仿佛农村的土路。泥泞的地面上立着柳条编的长长栅栏，像是翻到池塘里的篓子，又像是沉到水里捉螃蟹用的篮筐。

    几幢低矮的房屋敞着窗，污暗的玻璃映射出一些亮光。小圃里栽种的玉米朝窗内探出了儒湿的长着淡褐色毛须的头，晶莹的花序和花穗仿佛涂了油似的。一排苍白消瘦的锦葵从歪斜的篱栅后面凝视着远方，像是被炎热从小屋子里赶出来的庄户人，只穿了件汗衫到外面吸几口凉气。

    沐浴在月光中的夜色是奇妙的，仿佛洋溢出某种预感的温馨和慈祥的爱抚。就在这神话般清明澄澈的宁静中，突然传来非常耳熟的、像是刚刚听到的一个人均匀而又断续的讲话声。这个悦耳的嗓音带着满腔的热望和自信。医生仔细倾听，立刻就分辨出是谁来了。那便是政委金茨正在广场上讲话。

    一定是地方当局要借助他的权威取得支持。他激动地指摘梅留泽耶沃的人缺少组织性，责备他们轻易地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并一再让大家相信后者才是造成济布申诺事件的真正罪人。本着这个精神，他用了同军人讲话的口气谈到残酷而又强大的敌人以及祖国面临的考验。讲到中途，大家开始打断他的话。

    在要求不要打断发言的呼喊声中，照样有不同意的喊叫。反对的声浪～阵紧似一阵，声音也越来越大。陪金茨一起来的人这时担当起大会主持者的角色，喊叫着不许随意发言，让大家遵守秩序。有些人要求让人群里的一位女公民讲几句，另～些人就发出嘘声，希望不要干扰金茨讲话。

    一个女人挤过人群朝那个底朝天倒放着权充讲台的大木箱走来。她并不想到台上去，只是紧靠着它站在一旁。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立刻静了下来。她成了人群注视的焦点。她就是乌斯季尼姬。

    “您提到济布申诺，政委同志，接着又提到了眼睛。您说，大家应该把眼睛睁大，不要受骗上当。我可是用心听您讲话的，您只知道翻来覆去地数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除了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提到。不过，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再打仗了，彼此应该以兄弟相待，这是本着上帝的慈悲，可不是孟什维克；大大小小的工厂应该交给穷人，这也算不上是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凭着人的怜悯之心。至于说那个聋哑人，我们用不着您也挨够了骂，已经听厌烦了。他简直成了你们的一块心病！不过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让您觉着不合心意？难道就因为一直是个哑巴，没征得您同意就突然开口讲话了？好像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怪事。怪事还多得很呢！比方说，瓦拉穆的驴就口吐人言，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说：‘瓦拉穆呀，瓦拉穆，真心实意地求您别往那儿去，到那儿要倒霉。’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听不进去，结果还是去了。您说的聋哑人，和这个也差不多。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要听它的，一头驴，是个畜生。可别看木起畜生。到头来可要后悔的。您大概也知道结果是怎么回事。”

    “结果怎么样？”人群里头有人好奇地问。

    “算了吧，”乌斯季尼姐反唇相讥地说，“操心太多老得快。”

    “不行，这不行。你说，结果怎么样？”那人并不罢休。

    “结果，结果，你这解不开的榆木疙瘩！碰个钉子吧。”

    “别运啦，亲爱的。那是洛特的故事，‘洛特的老婆’。”远处有人这么喊道。大家都笑了。主席让大家守秩序。医生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是在储藏室找到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面前摆了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她还在继续熨着。

    储藏室是楼上最后一排房子里的一间，面向花园。屋子里放着几个茶炊，从厨房用手摇升降机送上来的食物分盛在许多盘子里，用过的脏餐具从这里放下去送到洗碗池。医院的物品账也存放在这间储藏室。人们在这里对照账册清点食具和卧具，空闲的时候到这儿来休息和聚会。

    朝向花园的窗户是敞开的。屋子里闻得到柞树花香，还有那种古老的花园里才有的混合着兰芹干枝的苦味。两只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轮换用它们熨衣服，一会儿把这一只、一会儿把那一只放到蒸气管子上去加热。

    “昨天您为什么不来敲门？老小姐都跟我说了。不过您做得对。我已经睡下了，无法请您进来。怎么样，您好吧。小心别弄脏了衣服，那儿撒了点煤。”

    “看得出，您是给整个医院熨衣服。”

    “不是，这里也有不少是我的。您总笑我永远也别想从这里脱身。这次可当真要走了。您看，我这木是正在打点行装嘛，收拾好了就动身。我上乌拉尔，您去莫斯科。今后要是有人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听说过梅留泽耶沃这个小镇吗？’‘我想不起来了。’‘安季波娃是谁？’‘一点也不知道。’”

    “唉，就算是如此吧。您到各乡走了一趟，有什么感触？乡下的情况好吗？”

    “这可说来话长。——熨斗凉得真快！如果木费事的话，请递给我一只热的。就是管子上放着的那只。这只拿回去，放在管子上。对啦，谢谢。——各个村子的情形不一样。全看村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了。有的地方老百姓勤快、能干，情况还过得去。有些村子简直清一色是醉鬼，地都荒了，看着都可怕。”

    “傻话，哪儿来的醉鬼？您其实是了解许多情况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人，男子汉都被征去当兵了。好，不谈这些了。新的革命的地方自治会怎么样？”

    “关于醉鬼的问题您说得不对，我还要跟您辩论。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事要长期伤脑筋。许多规定不能落实，乡里找不到可以共事的人。当前农民只关心土地。我顺路到拉兹多利诺耶去了一趟。真是个漂亮地方！您真应该去一次。春天的时候被烧掉了一部分，抢走了些东西。仓房烧了，果树光秃秃的，大门有一部分让烟熏坏了。济布申诺没有去成。可是到处都断定那个聋哑人的事并非杜撰，还形容了他的外貌。据说是个年轻人，还受过教育。”

    “昨天，乌斯季尼娜在广场上还替他说过好话呢。”

    “我刚一回来，从拉兹多利诺耶就运来一大车破烂的废物。已经请求过多少次，让他们别动这些家具。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今天早晨，卫戍司令部又派人送来‘县长’的一张条子。他急着要用那套银茶具和装酒的水晶瓶。说是只用一个晚上，用后归还。可是谁都知道所说的归还是什么意思。半数的东西都无影无踪了。所有拿走的都说过是要归还的。听说是要举行晚会，好像是来了什么人。”

    “啊，我猜到了。来了一位前线部队的新政委。我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见过他。打算处置那些逃兵，实行包围和缴械。政委还是个毛孩子，办事的新手。这里的人建议调动哥萨克，可是他想要靠眼泪解决问题。他说老百姓就如同是婴儿，还有其他等等类似的意思，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把戏。加利乌林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这样干，说这是养虎为患，不过这种人一旦打定了主意，是不可能说服的。您听着，把熨斗暂时放一放，请听我说。这儿很快就会出难以想象的乱子，我们无力去制止。我希望您无论如何要在出乱子之前离开！”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过分夸大了事态。何况我正准备离开。不过，总不能匆匆忙忙地甩手一走了事。应该对照账册把物品做个交代，不然的话好像是我偷了什么东西。可是向谁交代呢？这就是问题。为了管理这些物品，我操够了心，换来的却是无数的怨言。我把扎布林斯卡妞交给医院的财产全部登了记，因为这是法令规定的精神，现在却落得仿佛我假装这样做，用这种办法替伯爵夫人保护财产。这够多么卑鄙！”

    “唉，您就让这些地毯和瓷器见鬼去吧，这些该死的东西。居然为这件事影响情绪！嗅，对了，昨天没能见到您才是最大的遗憾呢，我简直是受了最大的打击。本来可以全都向您说清楚，使所有恼人的问题都有答案！这是当真的，不开玩笑，我恨不得把满腔的话都说出来。谈谈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生活。真见鬼，莫非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一谈，否则就会被怀疑有什么‘勾当’？呸！让魔鬼把这些破布呀、衬里呀统统扯碎吧！

    “您继续熨阳，只管熨您的衣服吧，别管我！不过我还是要说，要说很长时间。

    “您也许在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可是我和您正是生活在这种时候！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请想想看：整个俄国仿佛被撤掉了屋顶，我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再需要偷着看我们。真是天大的自由！这绝非口头上的和书面要求中的自由，而是真正的、从天而降的意外之物。不过，这也是偶然之间和无意之中的自由。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此出奇的巨大！您没发现？仿佛每个人都被他本身、被他自己显露出来的威力制服了。

    “我说我的，您只管熨吧，不用开口。您不感到乏味吧！我给您换熨斗。

    “昨天我看到了晚间的集会，真是大开眼界。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讲话的不单单是人。满天的繁星和树木也在娓娓交谈，夜间的花草探讨着哲理，一幢幢的石砌房屋同样参加了集会。完全像是福音书上说的那样，难道不对吗？仿佛又回到了使徒们的时代。还记得保罗的话吗？‘要开口讲话，发出神启。要为布道的才能祈祷。”’

    “您说地上的树木和满天的星星也参加了集会，这我理解。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有过这种体验。”

    “战争只做了一半的事，剩下的由革命完成了。战争是人为地使生命得到暂时的休息，完全像是可以把生存推迟一个短时间一样（真是废话！）。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也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我所说的生活的海洋，指的是那种值得用绘画表现的生活，是经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充满智慧的生活。可是，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上去体验它，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不诉诸于抽象，而是仰仗实践。”

    出乎意料的声音的颤抖，暴露出医生的意志开始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时之间停止了熨衣服，严肃而又好奇地望着他。他显得很窘，忘记了自己正在说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始讲起来，不假思索地信口说了下去。他说道：

    “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就在这席卷一切的欢乐之中，我发现您那教人猜不透的侵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它，希望在您的神态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无所需求。我甚至希望有一位您所亲近的人，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最好是军人），能握住我的手，要我不要为您的遭遇担心，也不必用自己的关心给您增添烦恼。不过，我肯定会把手挣脱，而且摆着手表示不同意……唉，我真有点忘乎所以啦！请原谅。”

    医生的嗓音又一次失去了控制。他摆了摆手，怀着无可挽回的窘迫的心情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他背朝房间，两只手掌托着脸颊，两肘支在窗台上，～双失神的、寻求内心平静的眼睛凝视着沉浸在暗夜中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另一个窗台上的熨衣服用的木板，在离医生背后几步远的房间中央站住了。“天哪，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她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说。“这是多么致命的迷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别说了，别这样。哎呀，您瞧，我因为您干出了什么事！”她大声喊着朝工作台跑过去，忘记拿开的熨斗下面，一件被烤焦的女上衣冒起了一股刺鼻的轻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气恼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继续说下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应该清醒一下，到老小姐那儿去呆一会儿，喝点水，亲爱的，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平常那种样子。听见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您是能做到的。一定要这样，我请求您。”

    这样的表白心迹，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也木曾发生过。一个星期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了。临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在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的咆哮和暴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雨水一时倾泻在屋顶上，一时随着改变了的风向沿街洒去，似乎是用它那汹涌的水流一步步地夺路前进。

    隆隆的雷声不间断地汇成一片均匀的轰鸣。在紧密的闪电照耀下，不时地显现出一条条向远处躲去的街道和弯着腰朝同一个方向奔跑着的树木。

    深夜，弗列里小姐被大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害怕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就没有一个活人出去开门，莫非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吃苦受累，只因为她天生的正直和肯负责任？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不过这医院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那么现在又把它扔给谁了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那些卫生员都跑到哪儿去啦？无论是负责人、护土，还是大夫，都逃命了。可是医院里还有伤员，两个没有腿的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就是原先用作客厅的那个房间，楼下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号，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妞这个妖婆又外出串门子去了。这个傻瓜眼看要有大雷雨，可还是鬼迷心窍地走了。这回算是有了过硬的借口，可以在外边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雨总算停了，风也不刮了。人家准是看到不开门，摆摆手就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不过，会不会是乌斯季尼娜？不会，她自己有钥匙。哎哟，我的老天爷，真可怕，又在敲了！

    “不过总还是太作贱人啦！对日瓦戈倒是没什么可责怪的。他明天就要走了，心早飞到莫斯科或是路上去了。不过，加利乌林可真不像话！他怎么能这么贪睡，或者居然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听人敲门，指望着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孤老太婆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里和吓人的地方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去开门？”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就因为还没有完全睡醒，才会有这个荒唐念头！怎么还会有加利乌林，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装，讲清了周围的道路和村庄，让他知道往哪儿逃的吗？当时是在火车站上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搜遍了全城。哪儿还会有加利乌林！

    如果不是那批装甲兵，城市就彻底被摧毁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里，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得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

    停了许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是有人求救似的拼命敲打。风又刮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

    一来啦！”老小姐不知冲谁喊了一声，这一声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一个意外的念头提醒了她。她把两脚从床上伸下来，穿上便鞋，披了一件长睡衣就跑去招呼日瓦戈，免得一个人更加害怕。他同样听到了敲门声，于是拿了一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和她相遇、两个人的猜测是相同的。

    “日瓦戈，日瓦戈！外面有人敲大门，我一个人不敢去开。”她用法语大声说，接着又讲起了俄语，“您得出去，大概是拉里莎或者加利乌林。”

    这阵敲门声也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也许是中途受阻的加利乌林又回到这个藏身之地，或者是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折回的安季波娃。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大团的乌云仿佛逃避追赶一般发疯地掠过城市上空。低飞的云絮几乎擦到朝一个方向倾斜的树梢，恰如无数把弯曲的条帚在给天空清扫。打在房屋木板墙上的雨水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间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滩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原先以为只要把门一开，进来的一定就是那个已经十分熟悉的女人，浑身湿透，冻得发僵，在她拭擦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她换过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里昨天剩下来的余火烤烤身子，会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笑着，向他们叙说自己遭到的那些磨难。

    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关上门以后，这种确信不疑的痕迹仍留在外面的墙角屋边，从这个女人身上滴落的水迹或者她的影像继续在他们脑海里回旋。

    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被认为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当地人眼看着他长大。小时候他曾经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管下玩耍。弗列里小姐对科利亚很了解。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惯常看到的科利亚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单薄，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一辆自行车。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骑车跑在公路上和城里，不断地朝电线杆和电线看几眼，检查线路的情况。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线路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服务机房负责。

    他在站上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电报、电话，如果站长波瓦利欣短时间木在，信号和扳道的事也归他管，因为这部分设备也在报务机房里。

    由于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所说的话隐晦而且句子不完整，令人费解，尤其是他不愿意回答或者没有谈话兴致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都说，在出事的那天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

    由于他避而不接电话，的确让从城里打电话来的加利乌林的一片好心落了空，而且无意中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不祥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求把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听电话，要告诉他自己立刻出发到伐木场！日址去和他见面，请务必等一等，在这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拒绝了加利乌林请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借口说当时线路正在给驶往比留奇的列车传送信号，同时又以种种真假参半的理由让这一列车滞留在附近的会让站上，但车上运载的正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等到列车终于开来的时候，科利亚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机车爬行般地缓缓驶进月台乌黑的遮檐下面，恰好停在报务机房那扇大窗前面。科利亚一下子拉开了那幅织着两个代表铁路的缩写字的深蓝色呢窗帘。石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是一只盛着水的大凉瓶和一只普通的厚玻璃杯。科利亚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喝了几口，一面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看到科利亚，从司机室里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败类，臭虫！”科利亚心里满怀仇恨地这么想，一面朝司机吐舌头，同时用拳头做出威吓的样子。司机不但明白科利亚做出这种表情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耸了耸肩，把头朝车厢那边一扭，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试试看。人家有力量。”科利亚的表情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论怎么说，反正是下贱，坏蛋！”

    开始从车厢里往外牵弓吗匹。它们蹭着碗子，不肯走。马蹄踏在木跳板上发出的空闷音响不断换成踩在站台石头地上的镀铝声。不断扬起前腿的马匹让人牵着走过几道铁轨。

    线路的末端已经生锈并且长满了青草的轨道上停放着两列报废的车厢。由于雨水冲蚀而油漆剥落以及虫蛀和湿气的损害，这些破旧的车厢又恢复了和列车另一侧的原始林木原先的亲族关系，那些白棋树树干上长满了多孔菌子，森林上空聚集了团团乌云。

    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哥萨克们按照命令上了马，驰向伐木场的残址。

    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些拒不服从命令的人，被包围起来了。骑马走在林子里要比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更加高大、威严。他们让躲在土窖子里的那些士兵吃了一惊，虽然后者的手中也都有枪。哥萨克们投出了马刀。

    在骑兵的包围圈里，金茨跳到一堆码放得坚实平整的木垛上，向周围的人讲起话来。

    他仍旧照自己的习惯谈起了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和另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概念在此时此地却得不到同情的反响。聚拢来的人为数很不少，他们备受战争的折磨，已经变得粗野而又疲惫。金茨说的这些话，早已磨破了他们的耳鼓。四个月以来，右的和左的甜言蜜语已经把这些人引入了歧途。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的人的非俄罗斯的姓和波罗的海东岸一带的口音，也让他们听得扫兴。

    金汉也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长，感到懊丧，但转念一想又认为这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后者对他并不感谢，反倒显得无动于衷和含有敌意的厌烦。人群越来越被激怒，他于是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口气，说出了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这时他已经听不到逐渐增大的怨声，只是提醒这些士兵不要忘记已经成立的军事法庭正在执行任务，并且以死亡威吓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为首的人。金茨还提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证明自己是叛徒、麻木不仁的蠢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坯。但是这些人已经听惯了这种口气。

    响起了几百人愤怒的喊声。“你该说完了吧，够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但还没什么恶意。可是，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音非常之高，带着满腔的恼恨。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叫喊的是：

    “听到了吧，同志们，他骂得多么粗野？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尉官大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和他用不着客气。难道还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佬，是派进来的？喂，把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这些来弹压的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来，让你们捆吧，把我们都吃了吧！”

    金茨这番不得体的话，就是哥萨克们也越听越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和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耳语着。开始是个别人，然后大多数都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一个地下了马。当这些下了马的哥萨克达到了相当数量的时候，就乱糟糟地向空地当中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移动过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您应该想法不让人发觉地走掉。”惊慌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这样告诉金茨。“您的车就停在铁道过路口。我们派人去通知，把它开到近处来。请快走吧。”

    金茨就照这个意见采取了行动，但他觉得悄悄地离开有失体面，因此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朝车站走去。他在精神极度惊恐紧张的情况下走着，但是高傲的心理迫使他迈着安详的不慌不忙的步子。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再过去就是紧邻的一片森林。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铁路已然在望，这时他才第一次转回头去看了一眼。许多持枪的士兵尾随在后面。“他们要干什么？”金茨这样想着，同时加快了脚步。

    追上来的人也如法炮制，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前方出现了两堵墙似的破损的火车车厢。绕过它们以后，金茨跑了起来。载运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编发到调车场，线路是空着的。金茨奔跑着越过去。

    在跑动中他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追赶他的士兵从几辆破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金茨喊了些什么，打着手势让他到车站里面去，在那里可能使他得救。

    然而，仍旧是那种在城市里经过几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时此地行不通的带有献身精神的荣誉感，挡住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人的意志力设法控制住快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应该大声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会明白过来的，我算是什么好细？”他这样想着，“应该说几句有清醒作用、打动人心的话，才能把他们控制住。”

    近几个月以来，一种功勋感和发自内心的要高声呼喊的欲望在他身上已经不自觉地与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站到它们上面，就能向聚拢来的人群发出某种号召，煽动性的言语就会脱口而出。

    站房门前那座车站用的钟下面有一只很高的消防水桶，严严地盖着。金茨跳上桶盖，面对走近前来的人们断续地讲了几句感人的、超人的话。在咫尺之内几步就可以跑进去的门旁，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勇敢的举动，使追上来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士兵们把举在手中的枪枝放了下来。

    这时，金茨走到木桶的边缘，踏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踩到水里，另一只是到桶边上，整个人跨在桶边上。

    他这副狼狈相引起士兵们一阵大笑，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朝他颈部开了一枪，把这个可传人送了命，其余的赶上来向死者捅了一阵刺刀。

    弗列里小姐给科利亚挂了电话，让他尽可能妥善地把医生安置到车上，否则就要揭穿会使科利亚木愉快的事。

    科利亚一面回答老小姐的话，一面像往常那样接着另外一个电话，从他口中夹杂着带小数点的数字来判断，是在向另一个地方传送电报密码。

    “普斯科夫，接线员，听得见吗？什么暴乱分子？一只手？您这是怎么回事，小姐？什么手相术，一派胡言。行啦，把电话挂上吧，您妨碍我的事。普斯科夫，接线员。三、六、小数点、O、O、心。唉，真该让狗把您叼了，我的电报机上的带子都搞断了。什么？什么？听不清。又是您，小姐？我已经对您清清楚楚说过了木行，我办不到。您应该找波瓦利欣。看什么手相，胡说八道。三O、六……啊，见鬼……算了吧，别妨碍我了，小姐。”

    可是老小姐却说：

    “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瞒不过我的手相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明天你得把医生给我送上车去，我也就不再同任何杀人犯讲话了，你这个出卖上帝的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程的时候，天气闷热。像前天一样，又要有一场雷暴雨。

    在乌黑的酝酿着雷雨的天空的凝视下，吐得满地是葵花籽壳的车站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坯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和车站紧相连接的是一片向两侧展开的宽广的草地。地上的青草坡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群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等待开往不同方向去的火车。

    人群里那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从这一堆挤到那一堆去探听各种谣传和消息。一些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侧身用手臂支着头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去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还是在放牧牲口。年纪更小一些的弟妹们撩起衬衣在他们脚边走来走去，露出啡红色的脊背。那些当妈妈的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用褐色粗呢外衣斜裹起来的吃奶的婴儿。

    “只要枪炮声一响，就像羊群一样四散奔逃。他们不习惯！”站长波瓦利欣不怎么友好地说着，一面和医生一起在车站内外地上一排排躺着的人们中间曲折地穿过来。

    “这儿露出空地来啦！算是又看到了土地是什么样子，真叫人高兴！整整四个月没有见到，让这一大群人给遮住了——简直都快忘记了——他当时就躺在那儿。说来也真怪，战争中看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早就应该习以为常了，可这一回真教我觉得可怜！主要就是因为——毫无道理。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难道这些家伙还算得上是人？现在清往右拐，对，对，往这边来，请到我的办公室。这～趟车您就不必指望啦，能把人挤死。我安排您上另一次车，是区间的。这是我们自己编组的，现在就开始挂车。不过，直到上车之前您别吱声，对谁也别说！要是露了风声，车来不及挂就会给拆开。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保密的列车编组完毕，倒退着从机务段朝站上开来的时候，草地上的人全部挤成一团，从斜刺里向慢慢退过来的列车跑去。人们飞快地从土丘上滑下来，冲上路基。他们互相推搡，有的在跑动中跳到车厢之间的缓冲器或者踏板上，也有的爬进了车窗，上了车顶。眨眼间这列还在开动的火车就挤满了人，等到停靠在月台旁边的时候，已经水泄不通，从上到下都是要赶路的人。

    医生奇迹般地被挤进车厢门口那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拥到里边的过道上。

    一路上他始终被挤在过道里，直到苏希尼奇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墨黑的雷雨云早已消散。洒满了炙热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都不停地响着压倒列车行进声的震耳的蝈蝈的叫声。

    站在窗前的人遮住了光线。地板上、椅子上和两排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落下他们长长的身影，两三个人的重叠在一起。这些影子在车厢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处，从对面的窗口被挤了出去，于是和前进中的整列车的影子在一起，在路基另一侧的斜坡上跳跃式地奔跑着。

    周围是一片嘈杂喧闹声，有的唱着歌，也有的一边笑骂，一边打着牌。停车的时候，站上候车的人群的喧嚷又和车内的嘈杂汇合在一起。这么多人的言谈笑语声达到了海上风暴那种震耳欲聋的地步。也正像航行在海上一样，中途游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人们在站台上沿着列车匆匆走过的脚步声，有人赶到行李车附近并且发生了争吵，不时还从远处传来送行的人几句断续的话，鸡的轻声啼叫，其中掺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的籁籁响动声。

    这时，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地在你身边的什么地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是从田野和花圃里的鲜花达不到的高处降落下来。

    因为拥挤，医生无法走近窗前。但他无须用眼去看，在想象中就见到了这些树木。它们大概就生长在附近，安详地向车顶伸出落满风尘的枝条，浓密的叶子宛如一幅天幕，点缀着许多晶亮的眨眼的小星。

    这景象一路上不断重现。到处是喧嚷的人群，到处是开着花的搬树。

    这股无所不在的香气似乎赶过向北方行驶的列车，又像是乘车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听到的那种有根有据的传闻，不胫而走地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道口的守望点。

    夜里到了苏希尼奇，一个老式打扮的殷勤的搬运工带着医生走过一条没有灯火的路，从后倒把他送上了一列刚刚到达而行车表上找不到车次的列车的二等车厢。

    搬运工用乘务员的钥匙勉强打开了后侧的车门，把医生的东西放到门里那一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正准备和立刻要把行李推下去的列车员抵挡一番的时候，后者似乎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了善心，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列有特殊任务而不为人知的客车，行驶的速度相当快，短暂停车时还设置了警戒。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

    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他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从修长的双臂和两腿来看，身材肯定很高。他那四肢的关节似乎相当松散、灵活，仿佛是一件折叠物品的没有连结牢靠的部件。这位青年靠窗坐在沙发长椅上，随便地向后仰靠着，一看到日瓦戈走了进来，客气地欠了欠身，由半躺的姿势改成较为雅观的端坐。

    在他所坐的长椅下面有一堆毛茸茸的碎布之类的东西。这堆东西的一头突然动了起来，从长椅下面急匆匆地爬出来一条耷拉耳朵的猎狗。它围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又闻又看，然后就在包房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跑来跑去，几只爪子灵活地伸来伸去，正像它那位两腿交换着叠起又放下的高个子的主人一样。不久，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急忙钻到椅子底下，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像一团拖布的模样。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看到包房里的衣钩上挂着一杆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一条皮革的子弹带和紧紧地塞满了禽鸟的狩猎网袋。

    这青年原来是个猎人。

    他非常健谈，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同医生攀谈起来，说话时，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医生的嘴。

    这个青年人有一副不中听的高嗓子，每当说话的声音达到最高点后，便又降下来变成带点金属味道的假嗓音。还有另一种怪现象：他虽然完全是个俄国人，可是唯独把“y”这个元音说得很古怪，发出的音软化得像是法语的“11”，又像是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此之外，这个发不准的“y”对他来说也比较困难，要费很大的力气，尖声尖气地才能说出来，比其他的音都要高。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了～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心里在想，“好像在什么书里看到过，有这个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大脑方面的某种原因，造成语音上的缺陷。不过，这种啤叫似的声音太可笑了，让人无法严肃地对待。简直不可能和他谈下去，最好还是爬到铺上去躺躺吧。”

    医生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在上铺安顿好以后，年轻人就问是不是把蜡烛吹灭，木然也许会影响他休息。医生感谢地表示同意。这位同车的旅伴把蜡烛熄掉，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车窗开了一半。

    “要不要给您关立窗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不怕小偷吗？”

    同伴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那人还是毫无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位同伴是怎么回事，也许从包房里出去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已经睡着了。

    然而都不是，那人睁大眼睛依旧坐在原地，微笑地看着从上面俯下身来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就着它的光亮第三次重复了一遍所要问的话。

    “随您的便吧，”猎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偷。不过最好还是不必关窗。有点闷。”

    “真没料到！”日瓦戈心里思忖着。“看来是个怪人，只能在有亮光的时候讲话。你看他现在的发音多清楚，一点错误也没有了！莫名其妙！”

    由于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临行前心情的波动以及收拾行装和凌晨就上了车，医生觉得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他以为立刻就会沉入梦乡，于是让身体躺得更舒适一些。然而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驱走了睡意，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已经天将破晓。

    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无论在他脑际一幕幕涌现的种种思绪多么纷繁杂乱，实际上只是构成两个时分时合、纠缠不开的圆周。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东尼娜、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O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

    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又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精明的生活本领，也是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他带到的这些边远小城镇和接触的那些人，同样是新鲜的。革命也是新的因素，当然不是一九O五年前不久大学里谈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现在这种诞生于战争之中并且带着血腥气的士兵们的革命。它在善于驾御这种自发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引之下，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护士安季波娃同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向何方，但她与人与事无争，几乎对自己的痛苦从不表露，她那沉默尽管令人不解，然而却又如此强劲有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力不去爱她，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火车正在全速前进。从放下的车窗迎面吹来的风掀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鬓发。夜间停车的各个小站，重复着日间同样的景象，嘈杂的人群伴随着籁籁作响的柞树。

    偶尔从黑夜的深处向车站传来磷饼的马车声。这时，人们的话语、车轮的响动和树木的沙沙声便交织在一起了。

    在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什么迫使夜间的树影婆婆舞动和相互点头致意，究竟它们彼此之间通过梦中沉甸甸的叶子低声倾诉些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原来就是在上面的卧铺辗转反侧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思考的，是关于越来越广泛地席卷整个俄国的信息，是关于革命及其面临的不祥而艰难的时刻，关于这场革命可能取得的伟大结局。

    第二天，医生醒得很晚。已经是十二点钟了。“侯爵，侯爵！”同车的旅伴压低了声音在招呼他那条不住翻身的狗。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奇怪的是，包房里依旧是他和那个猎手两个人，路上没有第三者上车。途经的车站名称，都是从小时候起就熟悉的。列车已经穿过了卡卢加省，正在向莫斯科省驶去。

    在带有战前的那种设备的洗脸间里完成了旅途中的激洗以后，医生回到包房接受了这位颇使人感兴趣的旅伴提供的早餐。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能更好地对他端详一番。

    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奇地喜欢讲话而且好动。他之喜好讲话主要还不是为了交谈和沟通思想，而是在舌头动作和吐字发声本身。他边说边像坐在弹簧上一样全身上下颠动着，无理由地哈哈大笑，同时由于感到满足而飞快地搓动双手，如果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用两个手掌敲打膝头，笑得流出眼泪。

    谈话的内容是从昨天见到的那些怪事开始的。这位邂逅相逢的伙伴讲话之颠三倒四，实在令人吃惊。他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做着谁也不曾要求的自我介绍，一会儿又毫不在意地提出一连串无需回答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他所讲的关于自己的一大堆情况，都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内容毫不连贯。看来他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撒点小谎。观点的极端和对一切公认事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疑是最能说服人的。

    所有这些都令人想起那种重弹的旧调。发表这类激进主义言论的，原本是上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稍后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不久前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是俄国整个受过教育的外省知识界。他们常常要走在首都的前面，这是因为偏远省份古板正经的作风，更能保存在京城已经陈旧过时的流行观点。

    这个年轻人谈到他是一个知名的革命家的侄子，而父母却是坚决的顽固分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硬派。他们在离前线木远的某地有一片相当可观的领地。年轻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父母和叔父一向针锋相对，但叔父不念旧恶，如今正是靠他的影响才使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自称在信仰方面是追随叔父的，无论对生活、政治以及艺术，都是极端主义者。从这番表白当中又让人嗅到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不过并非指那些左的观点，而只是表现为思想的堕落和大言不惭的浮夸。“他现在一定会标榜自己是未来主义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想，果然话题就转到这上面。“现在大概要谈体育运动。”医生继续提前一步进行猜测。“可能要说起赛马，或者是滑旱冰，或者是法国式摔跤。”木出所料，话题果然转到了狩猎上。

    年轻人讲到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行猎，自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射手，只不过因为生理缺陷没有能够成为～名士兵，否则在战争中一定会弹无虚发而出人头地。

    看到日瓦戈那种疑问的眼色，他惊讶地大声说道：

    “怎么？莫非您没注意到？我以为您已经看出了我的缺陷。”

    他于是从衣袋里拿出两张纸片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一张是他的名片。他原来是复姓，全称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一波戈列夫席赫，但他要求简称为波戈列夫席赫，表示对同样如此自称的他的叔父的尊重。

    另一张纸片是个分成许多栏目的表格，画着手指按不同方法交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符号。一切立刻就明白了。

    波戈列夫席赫原来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一个罕见的有才能的学生，他以不可思议的完美程度不靠听觉而仅凭视觉来根据教师喉部肌肉的动作学会了说话，并且同样能理解对方的话。

    把他从什么地方来并且在哪一带打过猎的情况在心里盘算过以后，医生就问：

    “恕我直言，不过您也可以不回答——您同济布申诺共和国以及它的建立有没有关系？”

    “您是从什么地方…··精允许我……这么说您知道布拉热依柯？……有，有关系！当然有。”波戈列夫席赫高兴得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一边哈哈大笑，整个身子左右摆动起来，两手用力拍打着膝头。接下去又是一派胡言乱语。

    波戈列夫席赫谈到，布拉热依柯使他有了一个借口。济市申诺不过是表现他个人想法的一个无所谓的地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难于自始至终地注意听他的叙述。波戈列夫席赫的空论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另一半完全是一个狩猎者的信口开河。

    波戈列夫席赫以一个先知者的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小青年不紧不慢地做出这种预言时表现的目空～切的镇定自若，破坏了他的想法。

    “您听我说，请等一下，”他不无胆怯地反驳说，“所有这些也许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片混乱和破坏的情况下，在步步紧逼的敌人面前，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需要等待出现某种平静和秩序，哪怕只是相对的也好。”

    “这太天真啦。”波戈列夫席赫说道，“您所说的破坏，正像您赞不绝口和喜爱的秩序一样，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破坏却是更广阔的创造性计划合乎规律的先行部分。社会发展得还很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垮掉，那时候真正的革命政权就会在完全另外的基础上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重新组装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就走到过道里。

    列车全速驶近莫斯科。迎着车窗一刻也不停地飞快闪过一片片的白摊林和一幢紧接一幢的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火车一声接～声地拉响汽笛，空旷飘渺的林间回音携带着汽笛声传向远方。

    这些天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第一次完全明白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以后迎接他的是什么。

    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荡神驰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以往的生活和遭遇，就是探险者的追求，也就是艺术的真谛。

    树林已经被甩在后面，列车从拥挤的林木当中得到了解脱。一片缓斜的草地从谷底向上延伸到远方成为宽广的丘陵地带。它上面纵向排列着一条条墨绿色的马铃薯田城。在草地丘陵顶部马铃薯田的尽头看到的是地窖温室的玻璃窗。草地的另一侧，在奔驰的列车尾部方向，一团紫黑色的云悬在半空。阳光从乌云后面向四方辐射开来，落在温室的玻璃窗上，燃起耀眼的光芒。

    突然，从云层里斜飘着洒下一阵晴日阵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烁的雨滴。急骤的阵雨的节拍正好和前进的列车轮声、车身的震颤相吻合，似乎是要竭尽全力地赶上，唯恐落后。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注意这一切，前方的山后已经出现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接着就是它那穹窿形的屋顶、市区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莫斯科。”他一边说着，就走回了包房。“该收拾东西啦。”

    波戈列夫席赫一下子跳起来，在狩猎袋里翻了翻，拿出一只最大的鸭子。

    “拿去吧，”他说。“留个纪念。和您相处这一整天，我非常快活。”

    无论医生如何谢绝，还是无济于事。“好吧，”他不得木表示同意，“我把它收下，算是送我妻子的一件礼物。”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似乎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同时扭动全身哈哈地大笑，让从座位下面跳出来的“侯爵”也分享他的快乐。

    列车驶向月台。车厢里像到了夜间一样变暗了。这位聋哑人把那只野鸭递给医生，外面包了半张不知是什么内容的铅印传单。

    莫斯科宿营地

    一路都静静地坐在狭小的包房里，所以觉得只有火车在行驶，而时间是停滞的，现在最多也不过刚到中午。

    当马车载着医生和行李吃力地一步步从斯摩棱斯克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却已是日近黄昏了。

    也许当初就是这样，或者是医生往日的印象又加上一层后来岁月的经验，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人们一群群地拥挤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必要，而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空空如也的货摊都放下了遮阳的檐板，甚至还上了锁，况且在这片久已不打扫的肮脏的广场上，也没有可以买卖的东西。

    他仿佛觉得当时还看到衣帽整齐、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蜷缩着瘦削的身体站在人行道上，用隐含责备的目光迎送着身边往来的行人，向他们兜售无人问津的、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人造的假花、带玻璃盖和汽哨的煮咖啡用的圆形酒精炉、黑色细纱的晚装和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

    人们买卖的净是些简单实用的东西：定量配给的、很快就变硬的面包头，用嘴咬过的德湿、肮脏的糖块，从一整包切成一半又一半的只有几两重的马合烟草。

    市场上流通的就是这类来路不明的、没多大用处的东西，价钱却随着在人们手上周转而上升。

    车夫把车拐到和广场相通的一条巷子里。～轮落日从后面直射到他们的背上。前面有一辆隆隆行驶的空空的大车，掀起的一股股灰尘被夕阳染成青铜色。

    最后，他们终于超过了挡在前面的大车，于是加快了速度。让医生觉得奇怪的是，大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可以看到一堆堆从房屋和围墙上扯下来的旧报纸和广告。风把它们吹到一边，马蹄、车轮和来往的行人又把它们踩到另一边。

    过了几条横巷不久，在两条街的拐角上出现了自家的那幢房子。车夫停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四轮轻便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感到呼吸急促，心口怦怦跳，急忙向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铃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又按了一次。当这次又毫无结果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就用很短的间隔一次又一次地接着门铃，直到随着向一侧打开的大门，看见把手伸开支在门上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为止。由于出乎意料，刹那间两个人都呆住了，谁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惊叫。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手让他拥抱，这才使他们摆脱了木呆呆的状态。两个人像发疯似的一下子扑到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开了口，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头。

    “先告诉我，全家身体都好吗？”

    “好，好，你只管放心，一切都好。我在信里写了些蠢话，对不起。这事以后再说吧。你为什么不拍个电报来呢？过一会儿马克尔就来给你提东西。啊，我明白了，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叶戈罗夫娜到乡下去了。”

    “你瘦了，但显得多么年轻苗条啊！我马上把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搞面粉去了。别的佣人都辞退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女仆，她叫纽莎，你不认识，是个姑娘，让她照看萨申卡，另外就没人了。所有的熟人我都打了招呼，说是你该到了，大家都焦急地盼着。戈尔东，还有杜多罗夫，所有的人。”

    “萨申卡怎么样？”

    “上帝保佑，挺好。他刚刚睡醒。你要不是才从外边回来，现在就可以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信上不是写了嘛。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这你就可以明白啦。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提着网篮和皮箱站在人行道中间，挡住了路，行人从他们身边绕过，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这两个人，然后又久久地望着渐渐走远了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马克尔从大门口朝这对年轻的主人跑过来。他身穿印花布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背心，手里拿着一项园丁帽，一边跑一边喊：

    “感谢上帝神力无边，一定是尤罗奇卡吧？那还用说，就是他，这只小雄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爱的人，总算没忘了我们这些为你祷告的人，飞回老案来啦。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还想看什么？”他讥讽地朝那几个好奇的过路人说，“走开吧，可敬的先生们。别把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你好，马克尔，让咱们拥抱一下。你这个古怪人，干吗穿背心。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儿和好消息？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没什么可说的，都长得挺好，谢谢您的关心。至于说新鲜事嘛，你在外边干大事，可我们也没闲着打瞌睡。如今到处都弄得又脏又乱，叫人恶心，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街道不打扫，房顶不修缮，从没油饰粉刷过，真像吃斋茹素的一样，一干二净，一丝一毫分外的东西也没有。”

    “马克尔，我可要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的状。尤罗奇卡，他总是这样，净说傻里傻气的话，简直让我受不了。大概是冲着你才这么卖力气，想让你满意。不过，他自己也有心里的打算。住口吧，马克尔，不用辩白了。马克尔，你真是个不开窍的人，该变得聪明点儿啦。你大概还没同那些小摊贩混在一起吧。”

    马克尔把东西拿到屋里，砰的一声把前门关上，接着就放低声音十分肯定地说：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发脾气，这你也听见了。她总是这样。她常说，马克尔，你从里到外都一片漆黑，简直像是烟囱里的油烟子。她还说，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就算是一条小狮子狗或者哈巴狗，也该通人性了。当然，这么说也木一定对，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可是只有知情人才见过那本书，一个了不起的共济会会员写的，整整压了一百四十年不得见天日。可是我觉得目前我们是被出卖了，尤罗奇卡，你难道还木明白，一个小钱、一撮鼻烟都不值地就把我们卖了。你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又不让我说话，在那儿摆手哪。”

    “当然要摆手。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地板上，谢谢，马克尔，开步走吧。需要的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喊你的。”

    “总算把他摆脱了。你要信他的话就只管信好了。纯粹是演戏，在别人面前总装出痴呆的样子，可是自己偷偷地磨刀以备万一。只不过还没决定要对着谁，这个假装可怜的人！”

    “唉，你也是太过分了！依我看，他只不过是喝多了，所以才这么扭怩做作，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你说说看，什么时候他清醒过？算啦，让他见鬼去吧。我担心萨申卡恐怕又没睡着。要不是铁路上流行这种伤寒病……

    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我想没有。路上坐的车很舒服，跟战前一样。不过还是要洗一洗，稍微洗～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再好好洗。你要上哪儿去？怎么不从客厅穿过去？你们现在走另一道楼梯？”

    “啊，对啦，你还不知道呢。我和爸爸想了又想，还是把楼下的一部分让给了农学院。不然冬天自己连暖气都烧不过来。楼上也太空，还提出来再让给他们一部分，暂时还没接受。他们在这儿安置的是研究室、植物标本和选出来的种子。就是别养老鼠，种子倒无所谓。不过他们把房间保持得不整洁。现在都把房间叫居住面积。往这边来，这边来。看你多笨！从后边的小楼梯绕过去。明白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出去，做得太好了。我工作的那个医院也是设在一幢贵族家的住宅里。楼上楼下一排排望不到头的门对门的房间，还保留了一部分镶木地板。养在木桶里的棕桐，支支楞楞的枝叶晚上从病床上看去就像一个个幽灵。那些从火线下来的见过世面的伤员都觉得害怕，做梦还会喊起来。当然，他们的神志也不太正常，受过震伤。结果，不得不把这些树搬出去。我想说的是，有钱人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有些不健全的东西，多余的东西简直数也数不清。比如家里那些多余的家具和房间，多余的细腻的情感，多余的表达方式。住得挤一点儿，这太好了。木过还不行，应该再挤一点儿。”

    “你那纸卷里露出来的是什么？嘴像鸟，脑袋像鸭子。真好看！野鸭子！从哪儿来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在当前就算是一笔财产！”

    “在火车上人家送的。说起来话长，以后再谈。你看怎么样，把它拿出来放到厨房去？”

    “那当然。马上就让纽莎腿毛、开膛。听说到了冬天会有各种可怕的事，要挨饿、受冻。”

    “不错，到处都这么说。方才在车上我看着窗外还在想，有什么能比家庭的和睦和工作更可贵？除此以外，一切我们都无法掌握。说真的，看起来不少人面临着不幸。有些人想往南方逃，到高加索去，希望远走高飞。这可不合我们的习惯。～个男子汉应该能咬紧牙关，和自己的乡土共命运。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明显。至于你们，另当别论。我多么希望保护你们躲过这场灾难，送你们到更安全的地方，也许到芬兰去会好～些。不过，我们要是在楼梯上站半个小时，恐怕永远也到不了楼上。”

    “等一下，你听我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来着？一下子我都给忘了。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科利亚舅舅。”

    “东尼娜！这不可能！怎么来的？”

    “你看，就这么回事，从瑞士绕道去伦敦，然后经过芬兰。”

    “东尼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见到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尽快找到他，现在就去？”

    “真是急性子！他住在城外一个熟人的别墅里。他答应后天就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中途他在彼得堡逗留了一阵子，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真的，咱们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走吧。看来你也听说今后的情形不妙，净是困难、危险和本知数暧？”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算了吧，我们是会斗争的。绝不会所有的人统统完蛋。看看别的人怎么办吧。”

    “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我们又站住了，走吧。你听我说，人家都夸阿尔巴特街的一个作坊制作的方铁炉子好。用报纸烧火就能做一顿饭。我已经知道了地址，趁着还没抢购完，想买一个。”

    “对，一定买。东尼娜，你真聪明！可是科利亚舅舅……科利亚舅舅怎么办！你想想看！我简直安不下心来！”

    “我有个打算。把楼上的一边再腾出一角来，我们和爸爸、萨申卡，还有纽莎，搬到尽头的两个或者三个房间去，不过必须是连通的，整幢房子的其余部分都不要了。这样刚好和临街的一面隔开，当中的一间装上这种铁炉子，烟筒从气窗伸出去，洗衣、用餐、烧饭和起居会客都在那里，别白烧这个炉子。也许上帝保佑能让我们度过冬天。”

    “那还用说！肯定能过冬，毫无疑问。你想得真周到，好样儿的。你想到没有，为了表示采纳你这个方案，把那只鸭子烧好，请科利亚舅舅一起来庆贺我们乔迁。”

    “好主意。我还可以让戈尔东拿点酒精来。他能从一个实验室里弄到。现在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我挑选的，你觉得怎么样？把皮箱放到地板上，下楼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之外，还可以把因诺肯季和舒拉·施莱辛格也请来。不反对吧？咱们的洗脸间在哪儿，还没忘记吧？到那儿去用消毒水洗一洗。我到萨申卡那儿去看看，让纽莎到楼下去。什么时候能看他，我再喊你。”

    对他来说，在莫斯科最主要的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男孩。萨申卡刚一落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被征召入伍了。关于儿子他能知道些什么？

    已经接到动员令并且在快出发之前，有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医院去看望东尼娜。正好碰上给婴儿哺乳的时间，没让他进去。

    他就坐在走廊里等。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产房以及产妇的那一排病房尽头成直角拐过去的婴儿室的那条走廊上，传来十几个新生儿连成一片的啼哭声；为了不让襁褓里的孩子受凉，保育员匆忙地走着，两边的臂肘下面各挟着一个婴儿，仿佛刚买来的一小捆物品似的，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

    “哇，哇！”小家伙们的哭声都是一个调子，几乎不带任何情感成分，似乎是在完成应尽的责任。不过，在这齐唱当中有一个嗓音比较突出。他同样是“哇、哇”地哭喊，同样让人听不出有什么痛苦，不过好像并非出于本能，而是带着某种蓄意把声音降低的成分，颇有点阴郁和木大友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自己的岳父。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儿子一定是这么个哭法，而且脸上还伴随着预示一个人未来性格和命运的表情。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想象中，哭声本身就包含着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声音成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猜错。后来知道当时正是萨申卡在哭。这是他对儿子所了解的头一桩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是根据寄到前线的信里附的照片。在那上边看到的是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头很大，撅着小嘴，叉开两腿站在铺开的毯子上，两只小手向上举着，仿佛是在做蹲跳动作。那时他刚一周岁，刚学走路，如今已经满了两岁，开始学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地板上拿起皮箱，松开皮带，把里面的东西摆放到窗前的一张呢子铺面的桌上。从前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医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看来东尼哑把里面的家具搬走了，或者重新粉刷过了。

    医生打开箱子，想从里边找出刮脸用具。窗口对面的教堂钟楼的柱子当中，高悬起一轮明亮的圆月。月光洒在放在箱子里面的衣服、书和漱洗用具上，房间仿佛被照成另一种样子，医生这时却认出了它。

    这是空出来的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她把坏桌椅和没用的过时的杂物都放在这儿。这里还存放着她家族的文件，有几只大木箱是夏天盛放冬季用品的。死者在世的时候，屋里四处的东西堆得几乎碰到天花板，而且一般是不让人随便进来的。不过在几个大的节日，孩子们来做客的时候，允许他们在楼上到处玩耍，也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孩子们就在这儿玩捉强盗游戏，躲在桌子下面，用烧焦的软木塞把脸涂黑，仿照假面舞会的样子化装。

    医生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想起了这些，然后才到楼下的前室去取网篮。

    在下面的厨房里，腼腆的、怯生生的纽莎姑娘蹲在灶前，在摊开的一张报纸上收拾那只野鸭。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麻利地站起身，一面拂掉沾在围裙上的鸭毛，招呼了一声就要去帮忙。但是医生谢绝了她的好意，说他自己可以把篮子拿上去。

    他刚刚走进安娜·伊万诺夫娜过去的那间储藏室，就听到妻子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房间里面喊他：

    “可以来啦，尤拉！”

    他于是朝萨申卡的房间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就是早先他和东尼哑学习的地方。睡在小床上的男孩子，原来并不像照片上那样漂亮，不过他活脱脱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比她身后留下来的所有肖像更酷似。

    “这是爸爸，你的爸爸，把小手伸给爸爸。”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一边放下床旁的栏杆，让做父亲的更便于把孩子抱起来。

    萨申卡让这个陌生的、没有刮脸的大人走到跟前，也许是由于后者惊吓和触碰了他，所以当后者刚朝他弯下身的时候，这孩子猛地从床上站起来，抓住妈妈的短上衣，恶狠狠地照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萨申卡对自己的勇敢也害了怕，立刻扑到母亲怀里，把脸用衣服挡住，大声哭起来，孩子气的辛酸痛苦的眼泪夺眶而出。

    “哦，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轻声地责怪他，“不许这样，萨申卡。爸爸会想，萨沙不好，是个坏孩子。来，让人看看你会不会亲，亲亲爸爸。别哭啦，有什么可哭的，傻孩子。”

    “东尼娜，让他安安静静呆着吧。”医生用请求的口气说，“不要难为他啦，你自己也别不高兴。我知道你又会胡思乱想，觉得这不是好兆头，一定是个不好的兆头。这都是无稽之谈。本来很自然嘛，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泼不开。”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丧，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怀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在此后的几天里，他才领悟自己是多么孤独。他并不责怪任何人。显然，这是他自己希望并且争取得到的。

    朋友们都变得出奇的消沉了。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见解。在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鲜明的。看来从前他对他们的评价过高了。

    只要清理上还允许有钱人靠剥削穷人而任性胡为，那么，就很容易把这种怪事以及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的权力当成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天经地义的道理！

    不过，一旦底层的人抬头，上层的特权被取消，这一切就会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彻底同任何人显然都不曾有过的独立思考分手了！

    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最亲近的只是那些可以无言相对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还有妻子、岳父，再加上两三个一起共事的医生和几位谦虚谨慎的普通职员。

    按照事先的打算，准备了野鸭和酒精的晚餐聚会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举行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同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见了面，所以，这天晚上不能说是他们的初次会见。

    在闹饥荒的日子里，这只肥鸭变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够佐餐的面包，这又使出色的菜肴失去了意义，甚至令人感到愤意。

    戈尔东拿来的酒精是盛在一个药房用的带磨口瓶塞的玻璃瓶里。当时，酒精是投机小贩最喜欢使用的一种交换手段。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里，根据需要渗上水，分成几小份，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调制得酒性过烈，有时又过淡。原来，通过酒液的变化而使人产生不均匀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数稳定的酒的作用更大。这同样也令人懊丧。

    最引人伤感的莫过于他们的聚会和现时的条件完全不和谐。不能设想街巷对面那一幢幢房子里此时此刻人们也会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饥饿的莫斯科。城里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这类东西，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看来，只有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单独的幸福并不成其为幸福，因为鸭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鸭子和酒精的滋味。这是最最令人烦恼的。

    客人们同样有了种种不愉快的思绪。戈尔东的情绪还不错。他吃力地动着脑筋，忧郁而又不连贯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现在，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于是就想对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见得成功的修正。他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停地讲俏皮话，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这类并非他惯用的字眼，因为戈尔东从来不善于从消遣的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罗夫到来以前，他给大家讲的就是自认为可笑的杜多罗夫的婚事。这在朋友们当中已经有所传闻，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罗夫婚后将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这件意外的事令人难以相信的症结是这样的：

    由于差错，社多罗夫被征去当兵。在服役和等待把问题搞清楚这段时间，又因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级敬礼，他大部分时间干的是惩罚性的勤务。解除兵役以后的很长时期，只要一看到军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还要举起来，两眼发花，仿佛到处都是闪亮的肩章。

    那段时间，他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当，出了种种差错和纸漏。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他大概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遇见了两个姑娘。她们是两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条船。也许是因为周围有数不清的军人走来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时又勾起了当兵的时候和敬礼有关的感受，他看都没有看仔细就爱上了那位年轻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尔东不止一次地问大家。说到这里，他不得不草草结束这段描述，因为门外传来了故事主人公的声音。杜多罗夫走进房间。

    在他身上发生的是相反的变化。先前一个不稳重的、任性的轻浮人，变成了一个神情专注的学者。

    少年时期由于参与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学开除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几个艺术学校之间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被严肃的专业吸引住了。杜多罗夫在战争年代才从大学毕业，比同伴们都晚多了，然后就留在俄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教研室里。他在俄国史方面写过有关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从事圣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对一切问题都很有兴致，说话时声音不高，略带伤风似的喀哑，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视在一点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仿佛是在讲课。

    这次晚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忍不住开始了抨击性的谈话，而大家的情绪正好也处于昂奋状态，于是争先恐后地大声喊叫起来。从中学时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以“您”相称的因诺肯季，这时一连几次地问他：

    “您读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横笛碑没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就对他说过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家争论得厉害，社多罗夫并没有听清，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您是不是读过《脊柱横笛》和《人》？”

    “我可是已经回答您了，因诺肯季。没听清楚是您的过错。好吧，就依着你，我再说一遍。我一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继续。更确切一点说，整个作品仿佛是由他创造的某一个年轻有为的人物所写成的一部抒情诗，比如说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天才的力量简直所向披靡！这真是一语道破，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和直截了当！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把这一切都那么勇敢地一下子甩到社会的脸上，抛到更遥远的宇宙空间！”

    当然，聚会的中心人物还是舅舅。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到别墅去。外甥到家的那天他就回到城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见过他两三次，两个人说也说够了，笑也笑够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灰蒙蒙的一个阴天的晚上，空中飘着细微的雨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径直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当时的饭店已经只能根据市政当局的指示接待客人。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处都有熟人，他还保持着不少老关系。

    饭店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木过是一幢逃走的经理人员所抛弃的黄颜色的房屋。里面空空如也，杂乱无章，楼梯和走廊偶尔才有人收拾一下。

    没有整理过的这个房间的一扇大窗，俯瞰着一片在当时那个发疯似的年代变得国无一人的广场。它空旷得有些吓人，似乎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并非当真就展现在眼前饭店的窗下。

    这次见面是激动人心、令人难忘而又值得纪念的！他童年时代无限崇拜的人，少年时期左右他思想的人，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斑白的头发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增添了风采，一套国外缝制的衣服非常合身。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他看上去还很年轻，还是个美男子。

    当然，与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他显得黯然失色。一系列事件都把他甩到了一边。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丝毫不想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安详、冷漠，谈到政治话题时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都使他感到吃惊。他那自我克制的本领已经超过了俄国现实的可能。在这点上，恰好表现出他这个外来人的特征。这个特点太引人注目，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令人感到不自在。

    啊，不过他们见面之后最初一段时间想的并不是这个，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哭着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切、热烈的谈话常常陷于停顿。这是由家族的亲缘关系连接着的两个具有创造力的个性的相逢，尽管往事的云烟再度升起而又获得了活力，种种回忆纷至沓来，分别期间发生的一桩桩的事也浮现在眼前，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主要方面，接触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都熟悉的事情上，两人之间除了唯一的亲缘关系以外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隐退了，年龄的差距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彼此几乎相当的气质、能力和基本信念。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始终还没有机会，这样与自己的思想合拍地评论一个作家的扭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自己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适得其所。另一方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一向没有听到过如此透彻、精辟的意见，这一番如雷贯耳的分析的确使他折服。

    因为双方的想法是那样不谋而合，两个人不时发出大声的感叹，两手抱头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为相互这样理解而感到惊讶。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过，后来医生又在社交场合见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几次，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表现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

    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莫斯科只是个过客，也不想抛弃这种感觉。他会不会认为彼得堡或者另外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他安于扮演一个政治上能言善辩、社会上有迷人勉力的角色。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莫斯科也会开放一些政治沙龙，就像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开始之前罗兰夫人家里举行的那种沙龙。

    他不时到莫斯科僻静的小巷走走，看看自己那些慷慨好客的、相好的女人，亲密无间地同她们以及她们的男人开开玩笑，嘲弄她们那种半新不旧的思想、落后的生活和坐井观天地判断事物的习惯。现在，他可以尽情炫耀大量的报纸上的新闻，简直就像从前的俄耳甫斯派教徒在宣讲伪经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位新的年轻女伴以及未了的事务和尚未脱稿的著作，这次只不过暂时投入祖国沸腾的漩涡，以后如果能完好无损地脱身出来，他还是要返回阿尔卑斯山脚下。

    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常提起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引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另一位是政治评论专栏作家，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不满的口气责备他说：

    “简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那个米罗什卡，简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科捷利，西尔维亚。”

    “反正都一样，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名字不说明问题。”

    “对不起，木过总还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很有耐心地坚持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进行着这样的交谈：

    “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您也知道，对旧的只做部分修补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这很可怕，就该做的都不做，该发生的都不让它发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道理能推翻吗？”

    “唉，我们谈的不是一码事儿。难道我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了，争论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个样，做的又是一个样。这难道合乎逻辑？言行毫无一致可言。对了，请等一下，我现在就证明给您看。”

    他开始翻找一本登载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写字台的抽屉弄得很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辞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时从旁能有些闲事干扰，以此来证明他慢条斯理的停顿和哼啊、哈呀的口气是有道理的。每当他在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在光线不足的前厅过道里找另一只套鞋，就会诱发浓厚的谈话的兴致，或者肩膀上搭着毛巾跨在浴室的门槛上，要不就是在餐桌上传送丰盛的菜肴，或者给客人们往杯子里斟酒的时候，也会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爱听岳父讲话。他喜爱这种十分熟悉的老式莫斯科腔，尾声拖得比较长，带点轻轻的鼻音，同时也和格罗梅科家族的人一样，卷百音和木卷舌音分不大清。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留着经过修剪的小胡须，上唇稍稍超出下唇。他胸前系的蝴蝶式领结也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增添了几分更加动人的、可亲的稚气。

    深夜，就在客人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来了。她是直接从一个集会上来的，只穿了件短上衣，戴一顶工人的便帽，大步走进房间，挨个儿和所有的人握手寒暄，一边不住地责备和埋怨。

    “你好，东尼娜。你好，萨汉奇卡。不管怎么说也是不像话，你们说是不是？到处都听人说他回来了，全莫斯科都谈论这事，可是从你们这儿我最后才知道。见你们的鬼去吧。显然我不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让大家左盼右盼的人？请让我过去。围得像堵墙似的。啊，你好！好样儿的，真是好样儿的。我读过了。虽然一点也不懂，可是也感觉到真有才气。这是明摆着的。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马上就回到你这儿来，尤罗奇卡。我有话要专门找你好好谈一谈。你们好，年轻的小伙子们。啊，你也在这儿，戈戈奇卡？鹅呀，鹅呀，嘎、嘎、嘎，你想吃，是吧？”

    最后这个惊叹句是针对格罗梅科家那位勉强算得上的远亲戈戈奇卡说的，此人最看重的是新露头的势力，由于他愚蠢可笑，大家都叫他阿库利卡，又因为他身材瘦长，又被人叫作“绦虫”。

    “你们不是在这儿又吃又喝吗？我也决不落后。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简直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情况！在发生什么事！你们应该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基层集会上去看看，撇开书本去会会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人和士兵。可以在那里把你们反对把战争打到最后胜利的主张提出来试试看。那儿的人一定会给你们点厉害看！我刚刚听过一个水兵的发言。尤罗奇卡，要是你就一定会发疯！那感情多么热烈！逻辑多么严整！”

    舒拉·施莱辛格的话好几次被打断。所有的人都自管自地大声喧嚷。她坐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凑到他脸前，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像是对着话筒一样用不高不低的嗓音喊道：

    “还是跟我去吧，尤罗奇卡。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要知道，你十二万分需要像安泰那样去和大地接触。你干吗瞪眼睛？难道我的话让你吃惊？莫非你不知道我是匹识途的老战马，当年贝斯上热夫女子高等学院的学生，尤罗奇卡？我坐过班房，参加过街垒战，那还用说！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就是刚刚从那里来，从他们当中来。我正在帮助他们整顿一个图书馆。”

    她已经喝了不少，显然有了醉意。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嗡嗡作响。他已经搞不清舒拉·施莱辛格怎么会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他自己却在这一头的桌子边上。他站在桌旁，从一切迹象来看，出乎自己意料地讲起话来。

    “先生们……我想……米沙！戈戈奇卡！……这怎么办，东尼娜，他们都不听？先生们，让我谈几句。闻所未闻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在它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对你们各位提一点希望。当它到来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彼此不要失掉联系，也不要灰心丧气。戈戈奇卡，你先别忙着喊万岁。我还没说完哪。角落里的请别讲话，用心听听吧。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老百姓逐渐相信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迟早要消失，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这样大规模的事件不需要那种装腔作势的论证。用不着这个我也相信。在巨大的事件中寻找起因未免失于浅薄，而且也不会找到。家务事的争吵倒有它的根源，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总之，真正宏伟的事物是没有起点的，这也像宇宙一样。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一向就有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他接下去又说了些什么，不过酒意逐渐消退了，但是仍旧像先前那样听不清周围人讲的话，回答得也文不对题。他看到了大家普遍对他表露的爱戴，可是无法驱除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的那种忧伤。于是他说：

    “谢谢，谢谢。我理解你们的感情，可是我担当不起。不要因为担心今后不会再有更强烈的爱的机会，就这样匆忙而毫无保留地放任这种感情。”

    全体都放声大笑并且鼓起掌来，觉得这是故意说出来的尖刻话，不过他却觉得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有了很强的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将来的无能为力，尽管他一心渴求善良并且能够争取幸福。

    客人开始散去。由于困乏，每个人的面孔都拉得很长，加上不住地打呵欠又使他们的颌骨时开时闭，所以显得更像是一张张马脸。

    告别的时候，拉开了窗帷，敞开了窗。晨爆带了一点淡黄色，湿涌浪的天空飘浮着污浊的土褐色的云团。“方才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肯定是下了一场雷阵雨。”有人这么说。“我到这儿来的路上就赶上了雨，好不容易才走到。”舒拉·施莱辛格证实道。

    在空荡荡而且仍然昏暗的巷子里，树上残存的雨水滴落声夹杂着被雨淋湿的麻雀坚韧不拔的调脉。

    一阵雷声响过，仿佛是一架犁钟从天空犁了过去，接着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在这以后才传来四声沉闷的雷鸣，像是秋天收获的松散堆起的大块马铃薯用铁锹翻动时散落的声音。

    雷雨使整个充满烟草雾气的房间有了清新的气息。突然，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水和空气、欢乐的愿望、大地和天空，都像电的激发一样让人可以感觉到了。

    小巷里响起一片散去的人们的话语声。他们还都像方才在屋子里一样继续高谈阔论地议论着什么。人声逐渐远去，一点一点地消失沉寂下来。

    “时间真不早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我爱的只有你和爸爸。”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到了末尾。流逝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冬天的脚步逐渐临近，而人世间到处关心和谈论的，就是类乎动物界冬眠之前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作御寒的准备，也要储存食物和劈柴。但是在这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劈柴。

    城市里的人是无助的，仿佛一群孩子面对日益迫近的毫无所知的未来，后者在自己前进的路上推翻了所有既定的习惯，身后留下来的是一片空虚，尽管它本身也是城市的产儿，是由市民所创造的。

    周围全是些不可靠的指望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还在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勉强按照老习惯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不过，医生看到的生活是未经渲染的。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他可能会神智失常。妻子、孩子和必须挣钱，就是他的救星——迫切的、恭顺的事，日常生活，职务，给病人看病。

    他十分清楚，在未来这个怪异的庞然大物面前，自己是个侏儒，心怀恐惧，然而又喜爱这个未来，暗暗地为它自豪，同时又像告别那样，最后一次用深受鼓舞的热切的眼光凝视着天上的浮云和成排的树木，看着街上的行人，以及这座在不幸中的俄国城市。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但是无论什么都无能为力。

    每逢从旧马厩街拐角上的俄国医师协会的药房附近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最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天空和过往的行人。

    他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医院上班。尽管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但医院仍旧照老习惯叫圣十字医院。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怒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

    在医院里除了直接的职责以外，院长还让他管理一般的统计报表。他看过各式各样的调查表、意见书和表格，填写着应有尽有的要求严格的申报材料。死亡率，患者的增加数字，职工的财产状况，公民意识和参加选举的程度，燃料、食品、药物短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央统计局关心的，都要求作出回答。

    医生就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窗边自己的那张旧桌子上做这些事。他面前的一侧放着成堆的格式和大小不一的各种带格的纸张。除了自己的定期的医疗工作记录以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的那本《人间游戏》，也就是当时岁月的日记或者札记，里面有散文和诗，还有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在意识到半数的人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而且不知道如何把戏演下去的启示下写出来的。

    这间阳光充足的明亮的主治医师办公室，四壁粉刷得雪白，洒满了金色秋天圣母升天节以后这段时间才有的那种奶油色的阳光。在这个季节，清晨已经让人感到微冻的初寒。准备过冬的山雀和喜鹊，纷纷飞向色彩缤纷、清新明快的已渐稀疏的小树林。这时的天空已经高悬到了极限，透过天地之间清澈的大气，一片暗蓝色冰冷的晴朗天色从北方延伸过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提高了能见度和听闻度。两地之间声音的传播十分响亮、清晰，而且是断续的。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木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映照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正是早早衔山的秋田阳光。它是那样鲜明，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仿佛是成熟的白浆苹果。

    医生坐在桌前，用笔尖蘸着墨水，边想边写。几只飞鸟悄悄地在近处从办公室的几扇大窗外面掠过，把无声的阴影投在室内，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执笔的手、堆放着表格的书桌、地板和墙壁，接着又无声无息地飞走了。

    “柞树开始掉叶子啦。”走进来的解剖室主任说。这个先前身体肥胖的男人，如今由于消瘦，松弛的皮肤像口袋一样垂了下来。“风吹雨打都没摧垮，可是一个早晨就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抬起头。果然不错，先前在窗外飞来飞去的不知名的鸟，原来是酒红色的柞树的落叶。它们一旦飞离开来，先是平缓地在空中飘荡，然后就落到树旁医院的草坪上，撒上点点橙色的星星。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室主任问。

    “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说边写。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专心在写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回答。

    “唉，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说。“那真是个难得的人。能够修鞋，还会修钟表。什么都能干，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是该腻窗户啦，该自己动手了。”

    “没有油灰。”

    “您可以自己配。这是配方。”解剖室主任接着就讲起了怎样用油灰和白努粉调制腻子。“看来，我打扰您了。”

    他于是走到另一扇窗前去摆弄自己的那些瓶瓶罐罐和药剂。天色逐渐暗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会把眼睛看坏的。光线太暗，可是还不给电。回家吧。”

    “再干一会儿，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就在医院里当卫生员。”

    “谁的？”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他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人到处找营生。夏天曾经见到过两次，也到医院里来过。如今可能是在哪个乡下安排新的生活。他就是您经常在城里的林阴路和火车上看到的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当中的那种人。您不想听个究竟吗？比如说这个塔拉修克？那就听听吧。这人是个多面手，干什么都不会出纸漏。只要他一着手，事情就顺当。战争时期他也是这样。对于打仗，他也像对待一种手艺那样用心。结果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无论是在堑壕里还是在哨位上，眼光的锐利和手上的功夫都叭叭叫。他得的所有的奖章都不是因为勇猛，而是由于战斗中准确无误地执行任务。您看，就是这么个人物。任何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对打仗也有感情。他看出武器的力量对他很有吸引力。自己也想成为一股力量。人一旦武装起来，就不同凡响。要是在过去，弓箭手往往就会变成绿林好汉。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掉武器，您试试看。要是突然喊上一声‘掉转枪口’之类的口令，他就会把刺刀转过来。整个故事给您讲完了，这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千真万确，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么？”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检他的那些试管，过后又问道：

    “炉子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这人真是有意思。将近一个小时谈的都是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还用说！人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提啦。”

    “是不是倒烟？”

    “就是这个毛病。”

    “烟筒装得不对。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那才正好把烟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装到炉口上了。可是总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也许是进了通风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阵吧。这也非一日之功。生炉子这事可比不得您弹钢琴。劈柴准备了吗？”

    “到哪儿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给您派来。他搞木柴有门路，能把篱笆墙拆了当柴烧。不过事先提醒您注意，应该跟他讲价钱。他漫天要价。或者我把治虫子的老太婆找来。”

    他们下楼来到门房，穿上外衣，然后走到街上。

    “找治虫子的干什么？”医生说。“我们那儿没有臭虫。”

    “这和臭虫有什么关系？我说东，您就说西。不是臭虫，是劈柴。这个老太婆很会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当烧的东西买下来，能提供相当可观的数量。当心，别绊倒，太黑了。在这一带，过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从把篱笆墙都拆掉了以后，我睁着眼也认不出来，仿佛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来的这一片成了什么样子！风格古朴的几幢小房子周围长满了灌木丛，花园里用的圆桌，已经朽了一半的长椅，就躺在那儿。前几天我在三条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过这么一处荒废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说：‘上帝给您帮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钓鱼吧？’当然，我这是开玩笑。可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挖蚯蚓，老爷，是找野蘑菇。’说得真不错，在城里就跟在森林里一个样，到处闻得到发霉的树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不对？我从那儿路过，总有些意外的发现。要么是碰上一二十年没见过面的熟人，要么是找到点什么东西，据说在拐角的地方还有抢劫的事。这也不奇怪，那里四通八达。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去的路，到处都是。抢了东西再扒衣服，然后逃之夭夭，你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灯光也太暗啦。难怪都把路灯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处。”

    的确，无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地方让医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战斗发生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碰上一个人，横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这人伸开两臂躺着，头靠在石柱上，两腿搭在路边。他不时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对医生试着让他恢复知觉而大声提出的问话，这人只低声含糊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又一次昏迷过去。他的头被打破了，染满鲜血，经过匆忙的检查，看来颅骨还是完好的。这个躺倒的人毫无疑问是一次武力抢劫的牺牲品。“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次。

    医生用附近阿尔巴特街药房的电话叫来了派到圣十字医院赶马车的老头，把这不知名的人送到医院。

    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来是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医生治好了他的伤，而此后多年他就成为医生的一个庇护人，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让医生免受了许多麻烦。

    那是个礼拜天。医生空闲无事，因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们已经按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设想的那样，在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住下来准备过冬。

    天气寒冷而多风，预兆要降雪的低垂的乌云，颜色是墨黑的。

    从早起就开始生火，不住地冒烟。对如何生火一无所知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断给纽莎出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帮倒忙的主意，而后者已经让这些潮湿得点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狈不堪。医生看到这些，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办，就试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声不响地扶住他的肩膀，边送他走出房间边说：

    “回你自己房里去吧。本来就够头疼的啦，还来碍事。你就是有个说话打搅我的习惯。难道还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奥，油，东汉奇卡，这可太好啦！炉子一下子就能着起来。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你要明白，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

    生火的失败破坏了礼拜天的计划。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间就空闲了，但现在都落了空。午饭推迟了，想用热水洗洗头和做点其他事的打算也都办不到。‘烟很快就冒得让人没法呼吸，大风把烟倒灌到屋子里。房间里弥漫着烟熏的黑雾，如同神话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所有的人赶到隔壁房间里去，打开了气窗。他从炉子里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当中用细柴和禅树皮铺了一条引火道。

    新鲜空气从气窗夺路而入，摆动着的窗帘向上飘了起来。从写字台上飞走了几张纸。风把远处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在各个角落里回旋，像猫捉老鼠似的追赶残存的烟雾。

    燃着了的木柴迸出火焰，僻僻啪啪地响着。小炉子像是被旺盛的火呛得不住喘息。铁皮炉膛上出现了一圈圈炽热的斑点，仿佛是肺结核病人脸上的红潮。屋子里的烟变得稀薄了，最后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

    房间也变得更加明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不久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导腻好的几扇窗，这时都蒙了一层水汽，暖烘烘的油灰气味一阵阵袭来。炉旁烤着的劈碎的木柴也散发出气味：苦辣辣而呛喉咙的是云杉皮，清香得像化妆水味道的是白杨。

    这时，仿佛从气窗吹来的一股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飞快地跑进来对大家说：

    “街上开了火。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官生和站在布尔什维克一

    边的卫戍部队的士兵采取了军事行动。到处都有冲突，起义的据

    点不计其数。到你们这儿来的路上我两三次遇到了麻烦，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的拐角上，另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已经没有直通的路了，我是绕道过来的。赶快，尤拉！穿上外衣，咱们走吧。应该去看看，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一辈子只能碰上一回。”

    可是，他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坐下来吃午饭，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准备技上医生一同出去，但是戈尔东来了以后把他们劝止了。戈尔东同样是飞快跑来的，带来的消息”也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又向前发展了。又有了一些新的细节。戈尔东讲的是射击越来越猛烈，行人被流弹意外地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已经中断，能够走到他们这个巷子里来简直是奇迹，不过回去的路已经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劝告，试着到外面去探探情况，但很快就返了回来。他说，巷子根本出不去，子弹呼呼地飞，不少角落打下一块块砖头和墙皮。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人行道也断了交通。

    萨申卡这些日子着了凉。

    “我说过无数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炉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了气。“受热要比着凉更有害。”

    萨申卡的嗓子出了毛病，开始发高烧。这孩子的脾性很特殊，特别害怕恶心和呕吐，仿佛时时刻刻要出现这种反应。

    他推探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着喉镜的手，闭上嘴不让把它放到嗓子里去，喊叫、挣扎。无论怎么劝说、恐吓，都不起作目。突然，萨申卡不小心张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呵欠，医生借这个机会动作飞快地把小汤匙伸到儿子口里，压住舌头，赶忙查看了一下萨申卡紫红色的喉腔和化了脓的肿大的扁桃体。看到的情形很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惊。

    过了不多一会儿，医生用同样的手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有一台显微镜。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强强地作了检视。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里，萨申卡突然出现了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症状。他发着高热，端木过气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但自己又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而萨申卡却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应该搞到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进行灌救。不过，这时正是巷战的高峰。挑射的枪声和炮击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交火地带，在火线的那一边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因为在情况彻底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

    不过局势很快就清楚了。到处传来的消息说，工人已经占了上风。被分割开来而且和自己的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一群群士官生，还在个别地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处在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逼的士兵的行动范围以内。对德战争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里挖成的堑壕当中，他们已经熟悉了附近房子里的居民，不时和那些从大门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开开玩笑。市区这一部分的交通已经恢复。

    作了三天俘虏的戈尔东和在日瓦戈这里被困了三昼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都走了。在萨申卡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有他们在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很高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原谅了他们忙中添乱而额外增加的麻烦。为了表示对招待的感谢，他们两个都觉得有义务不断地和主人谈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三整天的无聊空话搞得如此疲倦，以至于和他们分手时感到很庆幸。

    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不过，根据这一次的实际检验而作出敌对行动已经全面停止的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不同的地点仍有军事行动，某些区还不能通行，医生暂时还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医院里去，那儿的桌子抽屉里还放着他的《游戏人间》和业务札记。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部，人们才在清早外出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面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装牛奶的人，就有成堆人围上去打听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牛奶的。

    有时全市又恢复了射击，再一次吓跑了群众。大家都猜测双方之间在进行某种谈判，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就反映在枪炮射击的时强时弱上。

    有一次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点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事那里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要办的事。这一带往日是比较热闹的，但现在人烟稀少，几乎见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挺快。天上飘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风却越刮越猛，眼看着变成了一场大风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条小巷拐到另一条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弯，雪也下得更加稠密，开始变成了雪暴。这样的暴风雪在空旷的田野会打着呼啸遍地弥漫开来，在城市狭窄的死巷子里却像迷了路似的反复盘旋。

    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的人间，在近处或远方，或大地或天空，发生的事似乎都是类似的。一些地方不断传来已经减弱的最后抵抗的枪炮声。一处地平线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一簇簇火灾现场反映的淡淡余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潮湿的路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雾腾腾的一圈圈漩涡。

    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报童日里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腋下挟了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这男孩子吃力地从纸卷上分出潮忽忽的一张塞到医生手里，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来一样眨眼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医生走到两步之外的一盏亮着的路灯跟前，想就地立刻扫一眼主要的内容。

    这份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电报、电话传来的种种消息。

    风雪吹打着医生的眼睛，沙沙响的灰色雪粒不时地盖住报纸上的行行字迹。然而，妨碍他读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消息看完，医生于是四下里张望着，想找个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来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个十字路口，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旁边就是一幢正门镶了玻璃的五层高楼的人口，楼里宽敞的前厅亮着电灯。

    医生进了楼房，在尽里边的灯下全神贯注地读起了电讯消息。

    在他头上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从楼梯走下来，中间似乎犹犹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这个人猛然改了生意，转身又向上跑去。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开了，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浪，不过回声太强，听不清讲话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关了门，先前下楼的那个人脚步十分坚决地跑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两只眼睛和整个心思都贯注在报纸上。他不打算抬起眼来看这个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楼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从楼上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里外翻毛的鹿皮袄，头上戴了顶同样的皮帽。这男孩脸色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脸上有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聪明灵活的神态一闪而过，还隐藏着一种似乎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带来的、在混血人脸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表情。

    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了另外的什么人，明显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腼腆而又慌张地看着医生，仿佛知道这是谁，但又迟疑着没有开口。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发了窘，一句话也没说就朝大门走去，在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那扇沉重的、已经有些松动的门，接着哗啦一声把它关上，走到了街上。

    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随着出去了。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本来要找的那位同事，满脑子装着刚刚读到的东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个情况，一件在当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生活琐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堆靠着马路边沿横放在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那儿的巷子里有个什么机关，大概是把郊区的一栋圆木房子拆掉运来作公家的燃料。圆木在院子里放不下，所以挡住了一部分街道。一个在院子里走动的持枪的哨兵看守着这一大堆东西，不时走到巷子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假思索地抓住了哨兵返回院子、刮来的一股风在空中卷起浓密的雪花的短暂时机。他从灯光照不到的有阴影的一边走到这难木料跟前，慢慢摇动着从最底下松动了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桩。他吃力地把它从这一堆下面抽了出来放到肩上，并不感到有多么重（自己愿担的担子就不觉得重），然后就悄悄地顺着阴影下的墙扛回西夫采夫街自己的家。

    刚好家里的木柴已经用完了。把这一大段木拉锯开，劈成了很不小的一堆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蹲下来生炉子。他一声不响地蹲在不断颤动而发出声音的炉门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扶手椅推到炉子跟前，坐下来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上衣一边的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看过吗？欣赏一下吧，您看～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站起来，一边用小火铲拨弄炉子里的木柴，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地说：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模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普希金的？你说的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看完。一下子又看又听我可办不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错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自言自语当成是对他说的。

    “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绝妙的英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

    “但现在却一航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的冬天来到了。它还不像后来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叫人害怕，然而是类似的，同样缺少照明和饥寒交迫，一切都处于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与改造之中，都拼命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个冬天接踵而来，一个跟着一个，而且这一切也并不是像从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样觉得都发生在当时，有些或许是稍后才发生的事。因为这三个接连的冬天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把它相互区别开。

    旧的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合拍。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像一年以后内战时期那种强烈的敌意，不过已经缺少联系。这已是分开来的对立的两方，但谁也还不能压倒谁。

    在房产方面，在各个组织当中，在公务上，在为居民服务的各个单位里，到处都在进行管理机构的改组。它们的成员改变了。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

    他们很了解小市民的脾气和中等的拥有小面额国家证券的那种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怜惜地面带挖苦的微笑和这种人讲话，就像对待捉到的小偷一样。

    这些人就像纲领规定的那样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联合，就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圣十字医院现在改叫第二改良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员被解雇了，更多的是自愿离开的，认为继续供职并不划算。这都是些挣了大钱的掌握最新临床技术的医生，是能言善辩的天之骄子。他们决忘不了把自己为了个人私利而离职装作是抗议的行动，有着文明的理由，而且开始看不起留下来的人，几乎要和后者断绝来往，日瓦戈也在这后者之列。

    晚上，这对夫妇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

    “星期三别忘了到医师协会的地窖去取冻土豆。那儿有两口袋。我一定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好来帮忙。用小雪橇也要两个人拖。”

    “好吧。还来得及，尤罗奇卡。你还是快点睡下吧。已经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传染病流行起来了。普遍的体质衰弱影响了抵抗力。简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应该想点办法。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注意得也不够。要多加小心。你听我说。睡着了吗？”

    “没有。”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要是万一我垮了，你千万别糊涂，不要把我留在家里。应该立刻送医院。”

    “你这是怎么啦，尤罗奇卡！上帝保佑你。干吗老早就说不吉利的话？”

    “你要记住，已经没有什么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谈不上医术高明的。要是一旦发生什么事，可以信托的只有皮丘日金一个人。当然，要是他还平安无事的话。你睡了吗？”

    “没有。”

    “这帮鬼家伙，自己占尽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现了凛然正气和原则性。见面的时候勉勉强强地伸出一只手来。‘您还在给他们服务？’接着就把眉毛一场。‘是还在服务，’我说，请您别见怪：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很长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黄米粥和青鱼头煮的汤。青鱼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当作第二道菜。营养靠的就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壳的小麦，用它们煮粥。

    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制烫面面包。其中的一部分像从前一样拿出去卖，吃水以后面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卖来的钱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这样就可以木再用那个只冒烟、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铁炉子。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面包烤得很好，只不过靠它做的生意却毫无所得。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那个实现不了的打算，重新启用退了役的小铁炉。日瓦戈夫妇又开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照往常那样出去上班。家里只剩了两块劈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气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冷得发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购”。

    她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徘徊了半个来小时，因为市郊农村的农民有时带蔬菜和土豆到那里来卖。这些人需要去捕捉。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寻的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陪着一个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壮实的青年人，旁边带了一辆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绕过街角朝格罗梅科家的院子走来。

    韧皮编的雪橇车里的一张蒲席下面有一堆禅树原木，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的栏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了解它的价值——禅木徒有其表，当劈柴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用来生炉子。但是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青年农民来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楼上；作为交换，他连拉带背地从楼上弄下来的是安东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放到雪橇上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当家，出来的时候边走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还被立在门旁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以后并没有品评妻子买的东西。其实把送给人家的那个小柜子劈成细柴更合算，不过他们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条了吗？”妻子问了一句。

    “医院院长写的吧？跟我说过，我知道。是请我去出诊。一定去。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相当远。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我记下了地址。”

    “要给的报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还是看看吧。出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真有点儿诱惑力。会是个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口气，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是个什么暴发户。”

    “对，很像是个采办员。”

    那些私人小业主的头衔就是这种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的称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稍稍给点松动，就和他们签定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

    这些人当中已经没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号的大老板。后者由于受到打击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如今的这些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浮上来的投机一时的生意人，没根没底的外来户。

    喝了些带点儿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出门去看病人。

    从街道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筑物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埋在深雪里。有些地方积雪达到第一层楼的高度。在这片宽阔的空间里默默地移动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可怜的食物。几乎见不到乘车的人。

    间或有几处的房子上面还残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换了内容的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锁了门，窗户加了栅栏或者用木板钉死，里面空空如也。

    这些空着销起来的店铺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的全面改组还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还触及不到这类关了门的私人小店。

    请医生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式样早已过时的砖砌的营房式建筑，院子在里面，有三层木走廊连通沿后院墙排列的房屋。

    这儿正在召开全体居民会议，有区苏维埃来的一位女代表参加。突然间来了一支军事巡察队，要检查经过允许保存的武器，未经允许的要没收。指挥检查的队长请那位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检查用不了多长时间，完了事的居民们陆续回来以后，中断了的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医生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检查已近尾声，下一个该轮到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无论如何也不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去，可是巡察队长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他没有给医生制造困难，同意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检查暂停一会儿。

    接待医生的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那没有什么光泽的微黑的脸上，衬着两只乌黑忧郁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将开始的搜查，以及对医学和医务人员超乎寻常的尊重——这些都让他非常激动。

    为了减轻医生的负担和节省时间，主人想尽可能把话说得简短，但正是由于这么着急反而讲得又冗长又杂乱。

    住宅里的陈设是奢侈品与便宜货的混杂物，显然是为了让迅速贬值的钱有个牢靠的去处才匆忙购置的。配不成套的家具也是用凑不成双的单件充数的。

    这家的主人认为他妻子是由于惊吓得了神经系统的病。他抓不住正题，绕来绕去讲的是有人很便宜地卖给了他们一座坏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钟。他们是当作一件稀罕的钟表工艺品买下的（男主人还把医生领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指给他看）。夫妇两个甚至不相信还能不能修好。可是这座多年没上发条的钟突然自己走了起来，里面的那些小钟奏了一段法国的小步舞曲，然后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吓坏了，说是敲响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就这么躺着说胡话，不吃也不喝，连他这个做丈夫的也认不出来。

    “您认为这就是神经受了震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话的口气是带着怀疑的。“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屋顶上挂着技形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的两边摆了两只红木矮脚凳。床的一侧躺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毯子盖过下巴，露出两只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进来的人，她摇着从毯子下面抽出来的两只手要赶开他们，宽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胶窝。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觉得屋子里还有人，接着就开始轻轻地唱起～支不知是什么名字的忧伤的歌。歌声是那样让她顾影自怜，接着就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请求允许她回到什么地方的家里去。医生不论从床的哪一边想走到她身边，她都不让检查，每次都把后背掉过来。

    “应该给她检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就这样我也清楚了。是斑疹伤寒，而且症状相当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够可怜的。我建议送她到医院去。这倒不是为了给她提供什么方便，只是在发病后的几个星期必须有经常的医疗照顾。您能不能保证搞到交通工具，找个出租马车车夫或者至少请个院子里的搬运工，好把病人送去？当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来。我马上就给您开个就诊证明。”

    “可以。我尽力去办。不过请等一等。莫非真是伤寒病？这太可怕啦！”

    “很遗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尽可能地增加出诊次数，在家里治疗？我可以给您任何一种报酬。”

    “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间断地对她进行观察。请您听着，我有个好主意。哪怕是从地底下您也要找个马车夫来，我给她开个就医证明。这事最好通过您这里的住宅委员会去办。证明需要盖章，还有其他一些手续。”

    经过询问和检查的居民披着暖和的披肩，穿着皮大农，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居委会所在的这间没生火的房子里来。这里原先是存放鸡蛋的库房。

    房间的一头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这当然不够那么多的人坐。于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摆了些长条的空鸡蛋箱子代替长凳。这种箱子在屋子的另一头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儿的角落里，碎鸡蛋的蛋黄粘成一论培地冻结在墙下。一群老鼠在那里叫着乱窜，有时候跑到空着的砖地上来，然后又藏到那堆碎鸡蛋渣子里去。

    每逢这个时候，一个全身长了一层肥油的大嗓门儿的女人就尖叫着跳到一只箱子上。她卖弄地翘起小手指头掀开衣服下摆的一角，穿着时髦的高腰皮鞋的两只脚跺着碎步，存心装出喝醉酒的哑嗓子喊着说：

    “奥莉卡，奥莉卡，你这几净是大耗子跑来跑去。瞧，跑过去一只，这脏东西！哎、哎、哎，还懂话呢，小畜生！哟，哪牙啦。哎呀，往箱子上爬哪！可别钻到裙子底下。真吓人，我害怕！先生们，请扭头看看。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已经不兴叫先生，应该称呼公民同志。”

    这个吵吵嚷嚷的婆娘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卡拉库尔绵羊皮大衣，敞着扣子。她那像果子冻似的肥厚的叠了三折的下巴颤动着，滚圆的前胸和肚子紧裹在一件绸连衣裙下面。看得出，当初在那些三流的买卖人和账房伙计们中间，她一定是个出名的交际花。眼皮微肿的两只猪眼只睁开了一条缝。记不清从前是什么时候，一个情敌朝她甩了一瓶硫酸，但是没打准，只在左脸上溅了两三滴，在左嘴角留下两道不怎么明显却有点儿迷人的浅浅的疤痕。

    “别嚷啦，赫拉普金娜。都没法儿工作了。”坐在桌子后边的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说话了，她是这次开会选出来的主席。

    这里的老住户很早就认识她，她对他们也很了解。开会之前，她非正式地小声和管院子的女工法吉玛说了一会儿话。法吉玛从前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凑凑合合地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如今和女儿两个人搬到二楼的两间敞亮的屋子里。

    “怎么样啊，法吉玛？”女主席问她。

    法吉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照顾不了住这么多人的大院子，又找不到帮手，分给各户的打扫院子和街道的任务没有人认真对待。

    “别发愁，法吉玛，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的，你放心吧。这算个什么居委会？怎么让人理解？这儿窝藏有刑事犯，还有缺少证件的品质可疑的人。要把他们都赶出去，重新选举。我自己来当住宅管理员，你别灰心。”

    管院子的女工恳求女主席别这么办，不过后者根本听不过去。她看了看室内的情况，发现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大家安静，接着用几句开场白宣布开会。批评了原来的居委会无所作为以后，她提议确定选举新居委会的候选人，接着又谈了另外几个问题，讲过了这些，她就说：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咱们说话应该直截了当。你们的房子容量很不小，适合做宿舍。有时候各地来开会的代表就没有地方安置。已经作了决定，把这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给外地来的人住并且用季韦尔辛同志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在流放前就住在这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反对的吗？下面就说说腾房子的事。这还不是马上就要办的事，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我们提供搬迁后的居住面积，对于不是劳动人民的，现在就预先告诫你们，得自己找住处，给你们十二个月的期限。”

    “我们当中谁是不劳动的？我们这儿没有不劳动的！大家都是劳动人民。”各个角落都喊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的嗓音盖过所有的人：“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是各民族平等。我知道您暗指的是什么！”

    “不要一齐说！我简直不知道该回答谁才好。什么民族？这和民族有什么关系，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普金娜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不民族，可是也得搬出去。”

    “搬出去！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烂床垫子！占了十个茅不拉屎！”赫拉普金娜在争吵的高峰喊叫着给女代表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真是条毒蛇！是个恶魔！你一点也不知道羞耻！”管院子的女工气愤地说。

    “你不用插嘴，法吉玛。我自己能对付。你住口，赫拉普金娜。抓住点机会，你就想骑到人家脖子上！闭嘴吧，我说，要不然马上就把你送到一个机关去，用不着再等着人家抓你私设烧锅和窝藏赃物。”

    吵闹的声音已经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法子讲话。在这个时候医生走进了这间库房。他请在门边碰到的第一个人给指点一下谁是居委会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个喇叭筒的样子，压住大家的吵嚷声一字一板地喊了起来：

    “加——利——乌——林——娜！到这儿来，有人找。”

    听了这个姓名，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过来的是个瘦瘦的、背有点驼的妇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亲和儿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让医生感到吃惊。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他说：“你们这儿有位居民得了伤寒病（同时说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传染。另外，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我可以给她开个诊断单子，由居委会证明一下。这事要到哪J［去办？”

    管院子的女工把这话理解为只是送病人去医院，而不是办证明手续，于是就说：“一会儿区苏维埃有辆马车来接杰明哪同志。杰明哪同志是个和善人，我跟她一说，会把车让出来的。别发愁，医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问什么地方办入院就诊的证明。不过如果还有马车的话…··精原谅，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我和他一起在前线服过役。”

    女工全身一抖，脸色变得煞白。她抓住医生的一只手，说道：

    “刚］到外面去，到院子里谈。”

    刚刚迈出门槛，她就开了口：

    “小声点，上帝保佑别让人听见。别坑害我。尤苏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说说，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学徒出身，有手艺。尤苏普卡应该明白，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还没什么，可是尤苏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当了兵，给打死了，连个完整尸首都没留下。”

    她已经讲不下去了，摆着手等待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又接着说：

    “走吧，现在就去找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了。他在这儿呆过两天，都说了。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洛娃。那是个好姑娘。记得过去常到我们这儿来。谁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难道说先生们也能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尤苏普卡真作孽。走吧，咱们要车去。杰明哪同志一定会给的。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吗？就是奥莉妞·杰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妈妈的作坊里打过工的，也是从这儿出去的，就是这个院子。走吧。”

    天已经全黑了，夜色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只有杰明娜手电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开外的一个个小雪堆上跳跃移动，不仅不能给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让人摸不准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经落在身后。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住在那里的许多人就知道她。听人家说，她后来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儿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

    杰明娜用一种宽容、戏弄的口气对他说：

    “再往下走您当真不用手电能走到家吗？啊？要不我把电筒给您，医生同志。是的，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恋过她，爱得忘乎所以。她们家有个缝纫作坊，我是她们那儿的徒工。今年我还见到过她。她到我这里来过，是中途路过莫斯科的。我跟她说，你真傻，还要到哪儿去呀？留下来吧，我们住在一起，再给你找个工作。都白说！她不乐意。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什卡是凭着理智，可不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从那以后就变得喜怒无常。她到底还是走啦。”

    “您对她是怎么想的？”

    “小心，这里很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门前倒脏水，可是丝毫不起作用。我对她是怎么想的？我能想什么？有什么可想的。没有时间。我就是这么活着。我没敢告诉她，她那当军人的弟弟，好像是给处决了。至于她母亲，也就是我先前的老板娘，我还是要帮助的，给她帮点忙。好啦，我到了，再见。”

    他们于是分了手。杰明娜的电筒的亮光扫到一条窄小的石砌楼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级向上的肮脏剥蚀的墙壁，把黑暗留给了医生。右边是凯旋花园路，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在远处漆黑的雪地上，这两条夹在石砌楼房当中的街道已经不像是通常意义的路面，倒仿佛是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道。

    家里是又明亮、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说：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无法解释。我忘了跟你说。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懊丧到了极点。家里就剩这一个了。他翻来覆去地修，怎么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开口就要三磅面包，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钱。该怎么办呢？爸爸简直绝望了。可是突然之间，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时以前，清脆震耳的铃声响了！拿过来一看，它又走起来了！”

    “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就给家里人讲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不过，他是在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才得伤寒病的。在这中间，日瓦戈一家的困窘达到了顶点。他们缺吃少穿，身体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过的遭了抢劫的党员。那人尽其所能为医生做了一切。但是，内战开始了。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出差在外。而且，这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认为当时的种种困难是很自然的，但绝不对人说他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去找过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那位来办员。但是，近几个月来此人踪迹沓然，关于他那位病愈的妻子也得不到一点消息。那栋房子里的住户也完全变了。杰明娜上了前线，想找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找到。

    有一次他得到了按官价配给的劈柴，要从温达夫斯基车站拉回来。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他一路走着伴送车夫和那匹拖运这笔意外财富的劣马。医生突然间觉得梅山斯卡亚大街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自己的身体也跌跌撞撞，两腿支持不住。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事情糟了——伤寒病发作。车夫把这个倒下去的人救了起来。医生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勉勉强强把他放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整整两个星期他断断续续地处在塘妄状态中。在幻觉中，他看到东尼哑把两条大街摆到书桌上，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右边是凯旋花园路，然后把他那盏温热的桔黄色台灯朝它们跟前推了推。于是街上就变得明亮了，可以工作了，他就写作起来。

    他写得兴味正浓，而且十分顺手，内容都是一向想写并且早该写成的东西，只不过从来没有能做到，但现在却一航而就。只是偶尔有个男孩子来打扰他，那孩子长着两只窄小的吉尔吉斯人似的眼睛，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

    完全没错地，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或者简单说就是他的死亡。不过，这孩子还帮助他写诗，怎么能是死神呢？莫非从死亡当中还能得到好处，死亡还能有助于人？

    他的诗写的不是复活，也不是收殓入棺，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他写的诗题为《失措》。

    他一直想写出，在那三天当中，一阵掌生了蛆虫的黑色泥土的风暴如何从天而降，冲击着不朽的爱的化身，一块块、一团团地甩过去，就像是飞涌跳跃着的潮水把海岸埋葬在自己身下。整整三天，这黑色泥土的风暴咆哮着，冲击着，又怎样退去。

    随之而来的是两行有韵脚的诗句：
    接触是欢悦的，
    醒来也是必须。
    乐于接触的是地狱，是衰变，是解体，是死亡，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还有生命。而且，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

    他开始逐渐好起来。最初好像还有些痴呆，他还找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一切都随意放过，什么都不记得，对什么也不感到奇怪。妻子给他吃的是抹了黄油的白面包，喝的是加糖的茶，还有咖啡。他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像对待一首诗歌和一篇童话那样欣赏可口的美食，似乎在康复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但是刚刚开始恢复意识，他就问妻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都是你的格兰尼亚。”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总是来看我们。”
    “穿了一件鹿皮袄？”
    “对，对。这么说，你在昏迷当中看到了？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你，他说过。他也认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绍一下，可是你让他觉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恋的程度。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这些东西！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自己家去了，还让我们也去。真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觉得他似乎和当权的人有些瓜葛。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到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去，销声匿迹地呆上一两年。我和他商量过克吕格尔家那地方怎么样。他极力推荐。因为那里可以种菜园子，附近就是森林。决不能就这么像绵羊一样窝窝囊囊地坐以待毙。”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发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带去了。

  • 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第一章　北上见闻

    ●一路北上

    1793年6月15日，礼拜六。吾船“狮子”号，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向中国开行。同行者有三船，一为“印度斯坦”号，较大。余二船，一曰“戛考尔”；一曰“克拉伦司”，均二桅之小帆船也。

    19日礼拜三。下午二时，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其方向则罗盘中之“东北偏北”也。

    20日礼拜四。晨六时，下碇于辣得郎海口。余命史但顿勋爵、密司忒麦克斯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三人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

    译者按：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仅能按季往来一次，且必结伙同行，互相照应，故云然。

    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亦多在澳门，故报告而后，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

    22日礼拜六。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

    译者按：《东华录》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谕：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据洋商蔡世文等禀，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唧哑口兔口值口臣等来广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忧，即在天津进口赴京。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风信靡常，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月难以预定。该督抚等应饬属随时禀报，遵照妥办。再该贡船到天津时，若大船难以进口，著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并谕郭世勋盛住知之。

    28日礼拜五。向归山岛（译音）驶行。因雾重天黑，与“印度斯坦”船及两二桅小帆船相失。先是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乐克滔，驾一二桅帆船“勉励”号驶往归山岛，令其游弋该处，候至六月三十日为止，俾与吾船相值。

    30日礼拜。海面不见“勉励”号船之踪迹，遍问中国渔船，亦鲜有见者。此间中国渔船极多，数以千计，望之满目都是，碧波如镜，缀此无数小舟，至足观也。

    吾船下碇后，即有一华人，业领港者，率其所属上船参观。此人虽业领港，顾始终未见一船宏大如吾“狮子”船者，故觉事事新奇，称誉不止。

    后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彼辈立即俯伏于地以至恭敬之状，向地皮亲吻数四。

    译者按：以意度之，当是磕头，而外人误为向地皮亲吻，抑何可笑。参考史但顿《出使中国记》曰：彼辈向地皮亲吻，起立，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似谓汝辈外国人，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悬其像于船中，殊足感谢也。

    7月1日礼拜一。吾船与“印度斯坦”号、“戛考尔”号、“克拉伦司”号三船相遇。

    自上月十九至今，无日不雨，无日不雾，天色沉黑如晦，有时加以风警，航行至此，困苦已极。其中晴畅者仅有一日也。

    3日礼拜三。抵珠山下碇。

    吾即遣史但顿勋爵乘“克拉伦司”船，入城与当地官长商量，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为吾船引港，以便开往天津。吾船停泊之处，盖在城东五十英里许。

    7日礼拜。史但顿勋爵回船，与二引港人俱。引港人言：他种船只均可直抵天津，独“狮子”船体积太大，吃水太深，至庙岛后即不能再进。又言：庙岛地近登州，居北直隶海湾之入口，北直隶海湾浅而多沙，停泊之地绝少。自此往庙岛约四日之程云。史但顿勋爵亦言：抵城后，得此引港之人殊不容易。谓与当地长官说明来意后，当地长官即曰：吾等权利，仅能令引港者导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复由次一口岸供给引港之人，如是逐节交换，至于末一口岸而止。史但顿曰：似此情形，旷时费日，于敝船殊为不便。倘尊船无引港好手能直导吾船至于末一港口者，或宁波地方较大，商业较繁，必能具有此种引港之人，务请贵长官代向宁波雇用。

    长官一闻此言，即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饬各口岸优待吾船之通令，又恐不为吾等办理此事，吾船抵宁波后，向其上一级之长官言之，此当地之长官必受谴责。乃立允为吾船竭力设法，调查既久，使得二人。系前此自备船只往来经商于天津各口者。令其担任此责，即吾偕来之二人是也。

    然二人虽略有经验，而于航海之知识与技术则殊形浅薄。逆料此去船上引港事宜，仍当自行料理，此二人仅足略备顾问而已。

    19日礼拜五。抵竹岛。竹岛吾尝闻之，庙岛则未之前闻，至是始知引港人之所谓庙岛者，即竹岛之误。

    译者按：山东有竹岛，亦有庙岛，唯竹岛近岸而庙岛孤悬海心。引港人之言虽误，究未全误也。

    负以本国一重要海岸之名词，此辈犹不能记忆无误，则其航海之知识，已概可想见。无怪吾船离岸稍远或偶至海水较深之地，彼等辄战战兢兢以为不可；又无怪吾船破浪而进，不肯受风雨之阻，彼等辄摇首咋舌视为非常也。

    20日礼拜六。自岸上得一新引港人，启碇前行，数小时抵登州府。数日来，天气变更无定，时而暴风骤雨、时而风定雾生。闷坐船中，至觉不快。入暮，约当下碇三小时之后，登州府长官到船拜见。其人为中国大员，一与我见，即言：兄弟已奉到朝廷命令，优待贵使。贵使苟有所需，第在兄弟权力所能办者，当无不如命。倘贵使欲自登州府取陆路晋京，则车辆及一切装运之事，当由兄弟担任云云。余均颔之。此人年事约三十五六，颇精干善交际，与余琐谈杂事，历二小时始去。神意无倦，以素未谋面之人，而周至殷勤，乃如老友，是亦不可多得者矣。

    21日礼拜。登州府长官遣人送礼物至船，计：牛四头，绵羊、山羊各八头，白米、红米各五石，麦粉二百斤，蔬果各数筐。余受其礼，配以相当之回谢礼物，付其使者携去。又有一引港老人，年纪已七十许，亦登州府长官派至船中，听候差遣者。此人言：每当两历七、八、九月之交，北直隶海湾中，恒风平浪静，吾船此去，可无险阻。又言：为吾船驳运行李礼物之船只，今已停泊大沽口，一俟吾船到口，即可改登驳船，开往天津。好在各船均坚固宏大，不虞船中什物之损坏潮湿也。

    ●抵北直隶海湾

    23日礼拜二。吾船在北直隶海湾之内。北直隶海湾为黄海之一部，风浪甚静，一如彼老引港人之所言。黄昏时，吾船与“勉励”号相遇。此船抵澳门时，东印度公司之主事者，不知吾船抵澳门之时，亦须暂泊，因以信札付“勉励”号，令其径行北驶。俾于吾船未抵天津之前，在中途与吾船相遇。及吾船抵澳门，“勉励”号已于数小时前北驶，吾船遂与“勉励”号相失，至是始遇。

    25日礼拜四。晨起，日甫出，即见吾船四周，有中国船无数，大小不等，所占面积可二三英里。吾因问引港人此地何地？去天津之口岸（原注：指大沽口）为程几何？引港人未能明答。而余见远远樯桅丛密之处，南北两旁，均有树木家屋，隐然可见。以意度之，彼处必为直达天津之河道之出口处，与吾船相距，为程不过九英里。顾不审吾所料果否无误，乃命康倍尔大副及密司忒许德南二人，乘“戛考尔”船前往探取息耗。傍晚，二人归，始知吾料果不谬。且言渠等到口之时，即有下级华官数人上船询问，及知此船乃隶于英国钦使部下，华官立请彼等上岸与两大员相见。此两大员已驻节彼间多时，日盼余至，故一见二人，多异常欣忭，待以殊礼，且细问英国钦使及钦使部下各员情形。凡各员之职位品格、性情、年岁，以及此次带来之礼物，“狮子”船及各属船之形式驶力，莫不一一缕问。且令一书记旁侍，将二人答语，笔之于书。二人别时，两大员言：目下岸上各事多已齐备，一俟“狮子”船抵滩（原注：“狮子”船过大，不能傍岸，只可驶抵沙滩而止），当由两大员躬至船上，候英国钦使安好。又言：目下“狮子”船去滩不远，为程不过三海里矣。二人复言默观华员神气，咸料吾船此次带来之礼物必大有可观。而吾船所备者，实为数无几，万一进呈御览时，乾隆皇帝不能满意，则吾辈此行，结果必不能十分圆满。史但顿勋爵亦谓曩在澳门之时，尝与一绅士闲谈。此绅士来华已久，熟悉东方情形。因问钦使，此次东来，携有礼物若干？史但顿举船中所备者告之。绅士曰：似此恐不免令华人失望。职是之故，余乃与史但顿会商添加礼物之法，顾所加之物，既欲求其珍贵，又当以吾英国产为限。而万里东来，所携有限，势不能复回本国而取之。不得已，调查船上各员自备品之珍贵者，照原价估之，借作公用。计得二物：一为大望远镜一具，密司忒勃郎所有；一为潘克氏制大灵司一具。

    译者按：灵司，为光学中凸凹镜之总称，此言潘克氏所制灵司，想系用凸镜或凹镜制成之一种器械，具有特别功用者。

    甲必丹麦金吐司所有。此灵司珍贵异常，不特东方罕见，即吾英亦不可多得。甲必丹曾以重价得之，携之来华，意将奇货居之鬻诸华商，吾恐此物一入华商之手，则达官亲贵，必辗转求之，终至贡诸乾隆皇帝而后已。果使此物仍为乾隆皇帝所得，则同是西方货物，皇帝万机之暇，取吾英所进礼物，于此物比较之，吾礼物优美之光华，必为此物所掩蔽，而皇帝心中，亦必谓英国国家见贻之品，奈何反不如吾臣下之所贡。如是则吾此番出使之荣誉，必为之稍减，而于吾英国国家之光荣，亦所关非细也，故余与甲必丹熟商，移购此物置之礼物之中，自谓礼物中有此二物。北京虽大，而所藏西洋精美之品，殆无有足与相埒者矣。

    入夜，余以登岸之前，有种种急应与华官斟酌布置之事。而入国问禁，吾盲于中国习俗，凡关于仪注一切，尤不得不先有人为余探询。因复遣许德南乘“勉励”船登岸，与华官接洽。

    28日礼拜。有下级华官数人来船问安好，且言：岸上各事现已布置就绪，有驳船多艘，已在沙滩恭候。尚有多艘，定于明日开至沙滩云。

    30日礼拜二。密司忒许德南乘“勉励”号回船，自言承办各事，已一一接洽妥当。又言，当“勉励”号傍岸停泊之时，曾有华官多人，上船询问：汝等有钟表及刀剑出卖否？许德南辞以吾船并非商船，不卖钟表刀剑。彼等乃露失望之色，悻悻而去。准是以观，彼等殆有热望，吾等以此种零星小物见赠之意，余苟不设法赠之，必非彼等所愿。顾所备礼物，既不能分拆，而船上各员行李中所携之零星小物，亦为数无几，不敷分派。不得已，与“印度斯坦”船上各执事人商量，购其随身携用之时表以益之。

    ●友人至

    31日礼拜三。终日大风，海湾中小船不能行驶。午刻，两大员督驾大号驳船七艘，自岸上装运大宗粮食杂物到船。计：牛二十头、羊一百三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

    鸭一百头、粉一百六十袋、米一百六十袋、满洲面包十四箱、茶叶十箱，小米一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蜡烛十箱，西瓜一千个，甜瓜三千个、干制桃子二十二箱，蜜饯果子三十二箱、干制果子二十二箱、蜜饯蔬菜二十二箱、盐制蔬菜二十二箱、大号冬瓜四十篮、南瓜一千个、新鲜蔬菜四十捆、豌豆荚二十担、陶器三篓，供给之周于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顾吾以其所赠之物太多，供过于需，全受之或滋霉腐，故仅受其大半，而璧其小半。两大员一曰樊大人、一曰周大人（译者按：均译音）。樊、周二字系族氏，大人则其尊称，言伟人之人物也。

    樊大人为一武官，头上插孔雀毛，戴红珊瑚顶子。红珊瑚顶子者，二品官之标记也。

    周大人则为文官，科甲出身，戴一蓝顶子。蓝顶子与红顶子较，品级居次，然华人重文轻武，樊大人之权，似反在周大人之下也。

    二人上“狮子”船后，先与余寒暄，作种种中国式之客气状态，余亦勉效一二以报之，然自问殊不能中式也。坐定后，即谈正事。周大人且谈且记，凡渠意中以为必须记录者，一一笔之于书。未几，凡关于吾辈登岸时之一切设备，以及装运行李礼物之方法、应用驳船之形式及多寡，均已商量就绪。而余一计登岸之前，尚有种种预备，恐非在四五日之后，不能离船也。两大人均英敏有才具，语言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宛而能达，以故舌人居间翻译，无误会阻隔之弊。

    谈话既毕余即留两大人在船中小酌。吾人所用刀叉，两大人初觉用之不习，然未几即能随意叉切。船中原备之肴馔，初无珍品，即由庖丁自两大人见赠各品中，择其珍贵者烹调以进。酒则悉系西品，因东西口味不同，尽出所藏种种名酒于案，听两大人自择。两大人乃一一遍尝之，凡葡萄酒、杜松子酒、烧酒、啤酒、糖水酒、椰子酒、舍利别酒、白兰地酒等，莫不各饮少许。而以白兰地酒最当其意，故所饮较多。两大人告别时，亦学西礼，与余握手。及至舱面，见吾船卫队及音乐队，方整列行送别之礼，则顾而大乐，驻足听音乐移时，始欢然而去。吾知两大人心中必甚满意也。两大人在船时，曾一问吾船带来礼物何若？余告之以各物之名，及其形式功用，两人均言此种礼物甚为合适，请开一清单见示。俾先期译为华文，进呈御览，余诺之。

    8月2日礼拜五。有大号驳船数艘，自岸上来，装驳“印度斯坦”船中各物。一三品官戴蓝顶子者，同来监督其事，至各驳船一律装满后始去。

    3日礼拜六。仍自岸上派驳船前来装驳货物，约计下礼拜一可以装完。其监理之人，仍为昨日之三品官。

    4日礼拜。是日，装驳货物之人，均异常出力，仅一日之长将各物装置完毕。装毕后，预定先将此种大号驳船开至大沽，再从大沽换用小号驳船开至通州。通州离北京十二英里，至此水道已尽，须改由陆路入京矣。余不耐闷坐，至船头观看中国苦力搬运货物，见人人多筋骨坚壮，饶有气力。虽做事之时，歌唱呼唤，殊扰人耳，而秩序井然不紊，又能各尽其力，无贪懒嬉戏者，洵足多也。各驳船装置货物既毕，三品官即分派下级官员数人，令各司一船，以各船所装货物之细账付之，使为一船之长，担负职任，以防遗误，亦善法也。此时余料明日之晨，余及属员必须登陆。登陆之后，华人之欢迎供张必备极优异。若互派公使一事，得蒙中国朝廷批准，则吾辈勾留之时间，亦必甚久。倘留此数船静候于此，殊属无谓，计不如令各船回至珠山休息。因“狮子”船中上下司役，困于船居已久，当得一安静之地泊之，令船中人得登陆一舒体气。若休息若干时后，吾犹无回国之必要者，各船即可先行回国，而“印度斯坦”容量甚大，力能任重。苟于抵珠山后，装载商货若干回英发卖，亦未始非吾英商务推广于中国珠山一处之先声也。至于甲必丹麦金吐司，则吾意拟偕其同在北京后，即向华官乞一护照，使返珠山。俾驾其所管之船，由珠山为吾传递公文回英，此种计划自谓斟酌颇当也。

    ●抵大沽口

    5日礼拜一。晨九时，吾离“狮子”军舰登岸。

    吾与属员仍分坐“克拉伦司”、“戛考尔”、“勉励”三船，其余卫队、仆役等人，则坐中国驳船，杂于行李、礼物之间。自吾离船之地至白河口（译者按：大沽口），为程十八英里，半日而达。

    入口而后，见河中船只甚多，不可以数计。河面几为之尽塞，其南岸则有中国兵队，整列行礼，军容殊整饬可观。樊大人及周大人，一见吾至，立即欢笑而前，谓岸上已备有筵宴，邀吾一临。吾以体甚罢茶，酬酢为苦，坚辞之。两大人固请，吾仍以身体欠佳为辞，乃易坐中国客船，以便溯河而上。此种客船，乃樊、周两大人先期为吾预备者，洁净高爽，极合卫生。其停泊地点，离河口约一英里。及吾等甫上客船，而樊、周两大人亦已赶至，至则先向余候安。且言，船上一切，简慢异常，钦使若有所需，请即见示。余言：两大人周至如此，所需之物，谅已尽备，外此必无他需。

    两大人复一一问诸各属员，各属员均以此言谢之。其殷恳之忱，至足感也。

    吾船泊处，其居民咸至岸头驻足而观。余于人丛中见妇女数人，亦系大足，轻便善走，不与中国普通妇女之跛躄难行者相类，心甚奇之。后乃知缠足仅为上流妇女之风尚，下流妇女为便于做工自活计，缠者甚少。此种风俗，中国南北各省皆同。唯近以北方密迩帝都，下流妇女竞效时装，致不缠足者较少于他省云。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

    妇女多束起粗黑之发于头顶，压之以金质之针；小儿则露体者居多，亦有袒露其上体者；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委靡不振之相。余逐处留意观之，不觉朗诵诗人莎士比亚《飓引曲》中之句曰：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朕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6日礼拜二。朝曦甫上，即有华官以食物及种种需用之品，逐一至各船分发。秩序既佳，礼貌亦即恭谨。

    既而有高级官员数人上船，向余问安好。且言北直隶总督某大人，向来驻节保定府。保定府距此凡一百英里，今因受皇帝之命，令其欢迎英国钦使，特移节此间，俾与钦使一面，且可照料一切，以尽东道之礼。

    八时，余与史但顿勋爵及史但顿之子——小史但顿，与译员一人，相率离船登岸。登岸时，自甲板以至岸边，已架一木桥以便行走。桥绝阔，面上铺以洁净之草席，两旁有栏，缠以红锦，颜色夺目。即此一桥之费，亦已甚可观矣。一抵岸头，即有轻轿四乘，胪列以待，轿用竹制，外张色缎，每乘有轿夫四人，二前而二后均强健善走。上轿后，有马兵一队为吾辈前驱。行一英里，抵海神庙。海神庙者，总督之行辕，且用以接待吾辈者也。庙门之外，有棚帐数座，颜色不一，有白、红、蓝各种，其中似以蓝色一种品级较高。吾侪未至之前，帐门均阖，行稍近，帐中兵队即出帐外站班。各兵手中均执钢刀，无有荷火器者。军服系蓝布或蓝羽毛所制，镶以绝阔之红边；又有马兵一队，排列庙前，手中不持刀，亦无手枪，但有弓一张、矢一束，为状与吾英古代之甲士同也。

    抵庙门，总督亲出欢迎，礼貌极隆。旋导余至一广厅，坐甫定，有其属员及侍从多人，至厅中恭立站班，亦有分列两行，作“八”字式，站于堂下者。中国俗尚，客至必进茶，吾辈进茶后，总督又导余至一陈设精美之室中小坐。自广厅至此室，中间经一天井，四面均有房屋围之。此天井四周之墙壁，有五彩画图极可娱目。余初意此壁必为木制，木外复加以油漆，绘成人物宫室之形，乃逼近观之，全体均属瓷瓦，其花纹乃自窑中烧出。则东方之瓷业，洵有足为吾辈艳羡者也。

    既入此室，吾即与总督谈论一切。总督先向吾寒暄，问吾身体康健。继即言中国皇帝自闻贵钦使来此觐见之消息后，异常满意。现皇帝方在热河避暑，皇帝之意，甚愿贵钦使早日安抵热河云云。余亦先向总督作适当之寒暄语，次即言敝使此来，随从之人既众，而所携行李，以及将来赠与皇帝之礼物，为数亦复不少，拟请贵总督先在北京代觅宽大之房屋，以便居息。又言：目下皇帝避暑热河，敝使既来，自当径往热河觐见。但北京热河之间多为陆路，苟悉数将所携薄礼运去，恐颠簸之余，不免有所损坏，故拟将轻便者随身携去，其重大者则于抵北京之后即运至皇宫中存放。又言：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则为东方第一雄主。今敝国皇帝遣敝使来此，意欲永修两国之好，令敝使此行得有优良之结果。敝使秉承敝国皇帝之命，又承敝国皇帝委以全权，自当以皇帝之心为心，处处仰体上意，方可勿亏厥职。但东西习俗不同，敝使深虞处事不当，尚望贵总督不吝教言，时时加以指导，庶于觐见贵国皇帝之时免贻笑柄。又言：敝使所坐“狮子”等船，困于海程者已有数月之久。今船上之人，既欲得一适当之地以一舒体气。即船体亦当有所修治，倘贵总督惠及远人，许各船得驶出北直隶海湾，至南方择适宜之口岸停泊，则感激不尽矣。

    总督人极和善，其恭敬谦㧑之状，几非吾笔所能述。一闻余言，立即应曰：此事必可如命，且贵使部下船只，必有多时勾留，兄弟当饬属下以十二个月中所需之物品供给之。总督年已七十八岁，体不高，目小而有英光流露，须白如银，下垂及胸，容貌蔼然可亲，举动雅驯有儒者气。即待其属员亦无矜居自大之色。比吾返，船中已设有盛宴，珍肴满桌，香沁心脾。问之，则总督之所馈也。

    7日礼拜一。晨间樊大人来，言：总督大人将于十点钟到船，向余问安好。但大人春秋已高，步履颇觉艰苦，倘欲从岸头到船，势必由此水桥而过，此木桥势甚峻险，以龙钟如大人者行之，恐有危险。余聆其言，不解所谓，即曰：总督大人年鬓既高，屈驾至此，已属万不敢当，如以过此木桥为危险，则敝使更不敢强其履险。且敝使昧于贵国风俗，今后各事，请各大人就贵国习尚中所有者便宜行之，敝使决不稍持异议。今总督大人，为乾隆皇帝信任之封疆大臣，吾知其对于敝使，凡所措施，均能深合贵国皇帝优待远人之意。樊大人乃曰：如是则甚善。现在总督大人之意，拟亲至河岸，遣一人至船，持总督大人之名片向贵使请安。缘敝国习俗，本人或以不得已之故不能亲至，则名片之至，亦与本人之至同。今总督大人以年老不能过桥，用一名片为代，不知贵使满意否？余曰：可。此事悉听总督大人尊便可也。樊大人遂欣然而去。

    钟十鸣，总督果来。仪仗之盛足令观者炫目。总督一至岸头，即命停轿，轿口与木桥相对，其随队之厮役立即下跪，向大人行礼。兵士及属官之骑马者亦下马而跪。其尊严殆非吾西方之帝王所能及也。于是，总督乃命一属官持一名片过木桥至吾船，口称恭候钦使大人钧安。吾部下译员受其名片，从华语语之曰：请代候贵总督大人钧安。属官遂行礼而去。吾视总督之名片，红色，大逾吾西人所用名片可数倍。上用大字刊其官衔名字，殊大方可爱。

    属官一至岸头，向总督打千，禀白数语而后，总督以公事已毕，立即传命回轿。于是跪地者纷纷起，依来时之仪仗，整列而去。此时吾辈拜会酬酢之事已毕，乃一意整理行李什物，由大号驳船运至小号客船之中，俾得上驶。有官员数人受上官之命，到船督饬厮役搬运，其干事之勤恳、秩序之整肃，吾船上下员司见之莫不啧啧称异。

    以为中国朝廷，其组织之法，足令上方之力，直达下方，为状殆类一机器。但令此机器之原动力一发，则机器各部即依其秩序而转动，不辍不滞，凡人力能为之事，莫不能任之，洵可异也。

    吾辈整理行李什物，费时二日之久，所用船只，自吾本人起，以至役夫、工匠、卫队、乐工及一切行李、礼物等，大小共37艘。每艘各有一桅，桅头悬旗，旗上用中国字标明英使船只。使见者知吾船与普通客船有别，且可令沿路地方官知所保护。37船而外，复有华官及中国厮役所乘之大小船只数十艘，以便沿途照料，供给一切。

    其中官员之品级大有不同。吾观其头上顶子，既分红、蓝、白、黄各种，各种之中，颜色复有深浅明暗之别。衣上花纹亦各异其状，仔细分之恐有百数十级之多也。

    9日礼拜五。各事已就绪，静俟开船。一至午刻，各船船户忽出铜锣齐鸣之，声音洪亮异常，置身其中，对面不能闻言语。余不解所以，问之，始知此系官员所坐船只开船时之记号。鸣锣约半小时，各船次第解缆，鱼贯而进，风顺而平，各船均扯篷，速率每点钟约可五英里。

    ●抵天津

    11日礼拜。早晨抵天津。总督大人已于昨晚抵此，设行辕于河岸。另有一金（译者注：金字译音）大人，系鞑靼籍。

    译者按：尔时西人昧于东方地理，凡满蒙各处，以及中央亚细亚等，通称之曰鞑靼。此言鞑靼籍，当指旗籍而言。

    向来驻节天津，官位极高甚有权力。此次乾隆皇帝因总督大人已老，不能任劳苦之役，特命金大人为钦差，樊大人、周大人副之，使经办一切。凡关于吾英钦使来华觐聘之事，均由金大人斟酌办理。将来吾辈由北京前往热河，亦由金、樊、周三人一路保护，至是吾辈始与金大人相遇。吾船停泊之地，适在全埠中央，居总督行辕之前。岸上与吾船正对处，贴近水边，有中国式之戏园一座，乃临时所造，专供欢迎吾辈所用者。此戏园构造虽不坚实耐久，然装饰颇佳，四周用五色锦绣扎彩，微风动之，红紫缤纷，目为之眩。

    吾船下碇之后，园中即金鼓大作，文武艺员出场奏技。有神怪之剧，有人事之剧，至剧目数更，历数小时之久始辍演。戏园而外，复有兵队甚多，排列两岸，延长可及一英里。各兵均着军服，兀立不动，军旗之多不可胜数。自远望之，气象森严，不可逼近，亦有军乐，见吾船一到，即大吹大擂作雄壮之曲。至午，余乃率部下官员及仆从、卫队、乐工之属全体登岸。总督大人及钦差金大人迎于岸边，导吾至其行辕中茶话。坐定之后，总督复向余寒暄，为状一与在海神庙时相若，费时甚多，余颇觉不耐。

    寒暄而后，乃入正文。当谈论正事之时，余于语气中隐窥钦差金大人之意，颇似不欲与吾辈友善，排外之心，见诸颜色，不独处处与余无理取闹，即对其上官总督大人亦有不逊之气，何为而然？则非吾所悉也。

    吾辈谈话之第一段，即路程问题。讨论多时，始议决自此以往，先由水路赴通州，通州至北京，为程十二英里。然至此水路已尽，必须改由陆路。据华官之意，从陆路共计费时不过七日。本日为十一日，抵北京之日，当为十八日。余以为自水路改换陆路，须将船中行李什物一一起出，用车辆装载，此起载之事既非顷刻间可了，而吾及部下人员，或者又因他事，必须小作勾留，不能随到随发。则抵京之期，至早必在本月二十日。宁算之过宽，毋算之过促也。

    至于抵京之后，吾辈仆仆长途，困惫已久，势不能不有十数日之休息。且以吾私人而论，眷属既不耐陆行，不能同赴鞑靼（译者按：指热河），则吾必于北京觅一安静之地以居之。以公事而论，种种聘礼，既不能悉数携至热河，则凡重大宜损之物，如“浑天仪”、“地球仪”、“大灵司”、“自鸣钟”、折光镜等，均当于北京择妥当之地安置之。凡此种种，均当费去相当之时间。预计从北京启行之期，当在九月五日，而自北京至热河，为程少则六日，多则八日。即以八日论，亦能于乾隆皇帝诞辰之前赶到。以乾隆皇帝诞辰，乃在九月十七日也。余述此种种，自谓斟酌适当，极合情理，两大人静坐听之，亦时时点首称是。及至余述毕之后，金大人忽趋至余前，若有急迫之事，与吾商榷，不复顾及仪容礼貌者。其言曰：贵使之言须重加讨论，即如礼物一项，亦非一律运至热河，同时交与皇帝阅看不可。语时声色颇不和顺，若欲与吾喧辩者。余从容语之曰：倘于事实上能依照贵钦差之意，一律办到，诚为敝使所甚愿，只以陆路太长，有多数礼物质料脆弱，万万不能经车辆之颠簸，故不得不留置北京，非有所惮劳也，因酌举数物之形式材料详细告之。

    金大人气少平，然犹期期以为不可，谓：乾隆皇帝之意，深信贵使必能将各物运至热河，同时进呈，非敝钦差有意为难。余曰：乾隆皇帝为贵国元首，率土之滨莫不在皇帝治权之下，故无论何物，但使皇帝之意欲置之于何处者，臣下在所必遵。敝使之意，非不欲谨遵皇帝之命，只恐遵之不以其道，致区区薄礼尽于中途毁之，此则非特重敝使之罪而已也，且恐大非吾英皇帝陛下致礼之本意，亦非贵国皇帝陛下受礼之本意也。今贵钦差谨遵贵国皇帝之命，敝使虽至愚，亦安敢坚执异议，但愿贵钦差稍费精神，代敝使一任转运之劳，则贵钦差既可如愿以偿，敝使亦可免于获咎。事之两全，无有过此者矣。

    金大人一闻此言，自计万一报保不周，致礼物稍有破损必获重谴，乃立正改其桀骜不驯之状，愿与吾从长计议。总督大人亦劝其不复固执，遂议决仍从初议。然余初与金大人见面，金大人即无理取闹，则后于此公共事，势难顺手。言念及此，心滋不快，讨论毕，告别回船。

    总督大人已预遣属官送筵宴至，酒、肉、蔬、果、糖食均备，复有丝、茶、棉布之属，云是薄礼。嘱余代为分派，赠与吾部下各员，及船上一切仆役、卫队、乐工机匠等人。

    虽所赠并非珍品，而厚意殷殷，殊可感谢。余乃不得不用绝隆重之言辞答谢之。且以总督大人既与吾善，吾此后前往热河正当托其荫庇，缘彼于此间事了之后，即需径往热河觐见。但令总督觐见之时，向乾隆皇帝为吾辈略事吹嘘，则皇帝一信总督之言，金钦差即莫由肆其伎俩，吾乃大受其惠。以此之故，彼礼虽菲，余仍不得不以隆辞答其盛情也。

    入夜，天津地方官及邻县地方官，均到船向余问安好。余一一以适当之礼款接之。彼等见余所用什物、书籍、衣服之类，咸细加考究，眉目间颇露惊异之色，盖见所未见，自不得不尔也。

    余细观各人性质，大都活泼率真，长于言语，工于应酬，而又沉静有毅力，是亦足窥中国人性情之一部分矣。

    是夜，北京教士格拉姆孟德致余二书。言钦使此来，敝教士愿为钦使服役，顷闻中国皇帝，已延一葡萄牙教士，为钦使舌人，至钦使觐见之时，语言概由该教士传达。此事恐非钦使所愿，谨以所闻，上尘清听云云。

    译者按：彼时英葡不睦，故有此信。

    余以此事初未接有总督及钦差之通告，即樊、周二大人亦未尝言及，万一格拉姆孟德之言见诸实事，大非吾初意所及。乃立即函告总督及金钦差，言吾辈到北京后，拟自就各欧洲教士中聘一适当之人，为觐见时之翻译。缘欧洲言语种类甚多，有吾英人所解者，亦有吾英人不解者，苟用一旦解华语不解英语之人，于事仍无所补，因此拟请代奏圣明，不必代为聘用。书去未久，即复书。言此事当遵命代奏，谅可批准，无劳仅念云云。余心始释然。

    此时，岸上及船中之中国人民，咸企足引首，向吾船观看，面上各露惊异之色。

    且多久立不去，若愿穷一日之力，以研究吾辈之举动者，惜吾船未能久留。

    ●即抵京城

    吾回船未几，即解缆循西北之方向开行。自此以后，每日除晨间华官监送当日之饮食至船，及沿途地方官上船拜谒，略事停船外，均不分日夜开行。

    12日礼拜一。清晨抵武清，未几即复开行。余于船中无所事事，乃得以吾笔之余沈，择不甚紧要而有可记之价值者记之。

    华官派至各船执役之人，平均每船十四五名，以37船共计，数达500以外。故每有所事，一呼百诺。即至难之事，亦无不立办。此辈服务既勤，身体亦异常坚硕，足应其劳动之所需。虽肩背多曲，作圆球形，然绝非病象，乃作工时俯首曲背之所致。面色以久暴日中，作紫铜之色。初见之者，以为面色既黑，体干必笨重，不能为灵巧之事。然吾观彼辈投身河中，洗冷水之浴，出没于波浪之间，其活泼敏捷，固未尝以面黑而减色也。彼辈一至夏季，即裸其上体，故自腰以上，肤色之黑与面若，腰以下则甚白也。此间多蚊蚋，终日随船缠扰，挥之不去，殊以为苦；又有一种巨蛾，其大几与嘤嘤雀相若，亦至可厌恶。而两岸深树之中，日夜蝉鸣不绝，无事时静焉聆之，觉凉风习习自两腋而来也。

    13日礼拜二。晨间，有下级华官数人，督饬厮役，循例送供给之物至船。有食物数种，已发酵不可复食。余以是日天气极热，法伦表升至88度以上，食物之酵腐，正意中事，不能厚责经办之人。故仅令厮役取去，嘱易新鲜者送来，未曾加以声色。而高级华官闻之，立传经办之下等华官去，捽去其头上顶子以示罚；又呼厮役至其船，笞责若干数。

    余闻其事，甚骇其所用刑罚之不当。

    至午，与樊大人相见，即为言明天热致酵之故，请不必重责经办之人。今厮役受笞，固已无可挽救，至革去顶戴之官员数人，尚望从宽开复，恕其既往，敝使雅不愿贵国官员以敝使之故，致遭斥革。樊大人唯唯而去其状虽颇以吾言为然，而已革之华官数人，则始终未闻有开复之消息，是可见中国之法律与公理，不能以吾西人之目光判断也。

    14日礼拜三。上午，至北岸望见绝华丽之大厦一所，云是乾隆皇帝南下之行宫，屋顶多用黄瓦，日光烛之，烂然作黄金之色，奇观也。是日，天气较前数日凉爽，天空中恒有浮云飞驶而过，然又无雨。苟吾船开行时，船前不鸣锣以喧扰吾耳者，吾此行爽快极矣。据华人言，开船鸣锣，乃向吾表示敬礼之意。但吾仔细观察之，凡吾船至转弯或调换方向之时，亦鸣锣以关照同行各船，则此扰人意绪之锣声，于表示敬礼之外，尚含有航行时之信号之性质也。

    15日礼拜四。吾船自入口来，一路多为荒野，望之令人气闷。至此乃于岸上相距三四十英里之处，见有青山环列，矮树甚多，为状至堪入画，吾人神绪遂不期为之一振。而自开船之后，金、樊、周三大人，必日日过吾船谈话。今日之晨，彼等又来，神气乃较往日为严整，若行正式拜会之礼者。余问其故，则言：现在已得乾隆皇帝诏谕，前此贵钦使所开礼物目录，已译成华文进呈御览，皇帝见之，龙颜大悦。至于礼物不能悉数运至热河，须将重大者安置北京一事，亦已蒙皇帝批准。皇帝又谕令敝钦差等，在北京为贵钦使预备广厦二处，一处在城中，一处在城外六英里，与圆明园相近。此二处中，孰适孰不适？一凭贵钦使自择。但以敝钦差等观之，城外一区，既与圆明园毗邻，必饶山水花木之胜，贵钦使雅人，自必就此而弃彼也。又言，贵钦使抵热河后，一过皇上万寿之期，即可返京。即皇上亦当于万寿之后，即回銮听政也。

    余前此与三大人谈论之时，曾言礼物中有野战炮数尊，旧炮数尊，物虽重滞，颇不易碎损，尽可携往热河。至是，彼等乃言：贵钦使居热河之时，必甚短促。此种武器亦不妨留置北京，恐带至热河之后，仍无试演之机会与时刻，故不如不带之为是。余诺之。彼等乃侈谈他事，然意中仍有所归束，并非与正文绝无关系者。吾于此乃不得不深叹华官谈话时，具有开合擒纵之能力，初非乱说乱道者比也。

    彼等初向余琐谈中国朝廷之礼节及宫殿之宏丽，余静聆之，一一加以称誉。谓毕竟文明古国，气象是当如是。彼等乃复谈各国服制之同异，谈过半，行至吾旁，执吾衣襟袖观之，因言：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中国之衣为善。余颔之。彼等复言：吾中国皇帝见臣下时，衣服必取一律，因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彼言至此，据指吾所缚蔽膝曰：此物于行礼大不方便，贵钦使觐见之时，先宜去之。余闻此言不解其意，因曰：此事可无劳贵钦差置念，敝使在本国之时，常着用此种礼服，觐见敝国皇帝陛下，殊不觉有所不便。今来贵国，拟用觐见敝国皇帝陛下之礼，觐见贵国皇帝陛下。谅贵国皇帝，不至强我必用华礼。彼等曰：敝钦差等以为觐见皇帝之礼，各国必同，敝国觐见皇帝时，例当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亦必如此。余曰：敝国礼节与此略异。今敝使来此，虽当以至诚之心，使事事致贵国皇帝于满意之地，仍宜以尽职于敝国皇帝为第一要务。果欲令敝使舍本国祖宗相传之礼节，强从华俗，则此种答语，敝使雅不愿发诸口吻。万一必欲吾置答者，吾当作一意见书，至抵北京之时交奉。

    彼等见余言辞决绝，遂不接下文，改谈他事。谓：贵使此来，道路既远，所历艰险必多，谅贵国皇帝陛下必甚念贵使。现敝国皇帝已决意将今年秋狩之说取消，俟万寿期过即当回京，俾与贵使就北京接治一切，勿令贵使淹滞敝国，致劳贵国皇帝陛下挂念。余曰：贵国皇帝神圣英武，此次敝使航海东来，捧呈敝国皇帝之手书以进，谅贵国皇帝必能洞悉敝国皇帝致书之本义何若？敝使来此之本意何若？既如是，则敝使回英之时期，以及回英之后，如何履命于敝国皇帝，谅贵国皇帝必已胸有成竹。贵国皇帝声威及于全国，荣名被于海外，敝使来此观光，荣幸无极。将来回英之后，将缕陈于敝国皇帝之前，使敝国皇帝知此东方之雄主，乃一大有为之人也。

    彼等又问：贵钦使此来，既为贵国皇帝携来礼物多种，不知贵使亦自备礼物，以为敝国皇帝上寿否？此问为外交上绝无仅有之奇问。余骤闻之，几至不能置答，旋以此或中国风俗使然，似亦不足为异。而余来此之时，本有马车一辆，以备送与乾隆皇帝者，因从容答之曰：敝使亦自备一马车，虽价值远不逮敝国皇帝所备礼物之珍贵。（原注：臣不能僭君，吾所备礼物例当贱于英皇之礼物也。）虽式样颇与中国车辆不同，而在英国马车中，已得上品之誉，故不揣菲陋，拟上之贵国皇帝，不知贵国皇帝能哂受否。又曰：此外尚有微礼数种，拟至新年时进呈。此盖非由衷之言，第言之以一探彼等之意耳。因吾自抵天津后，即闻一种风说，谓中国体制，不许他国使臣久驻，与欧洲各国情形不同。吾以此种消息甚有关系，故不得不探。而此言一发，彼等果未有若何之答语，但以支吾应之。则前此所得风说，已信而有征矣。

    此三人中，钦差金大人与吾最不契合。吾自天津至此，每与见面心中即觉不快，彼亦强自伪饰，示吾不怀恶意，而其排外之观念终能于其不知不觉间见之。吾以不与彼亲，终非吾福，每见必竭诚相待，冀破其以蛮夷戎狄视我之鄙念，然其人不可理喻，终莫如之何也。

    樊、周二大人，则极意与吾交好，盛意殷殷极可感慰。尝有一次，金大人适以事他去，彼二人造吾闲谈，言：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今欲欢迎贵钦使，苟无一鞑靼如金某其人者厕乎其间，为事岂不大妙。乃皇帝必欲重任鞑靼，委以全权，事无巨细，概须由此鞑靼上达圣听。而此鞑靼复为群鞑靼之尤，愚黯昏盲，而又自作聪明。吾辈乃大觉扫兴。又言：贵钦使属警敏，一见此人即知其人格之不善，时时用忍耐之心加以防范，非聪明人安得如此云。

    16日礼拜五。下午六点半钟，抵通州城外，至此水路已尽，遂舍舟登陆。然于未登陆之前，有一事颇关重要，吾当补述之。

    一日，余与三大人闲谈。一大人忽谈及印度孟加拉所驻英军，问吾该军情势何若？吾约举告之。其人即曰：近日中国西藏不幸有土番之乱，不知孟加拉所驻贵国军队，何事援助西藏叛民与敝国开衅？余以此事未之前闻，疑骇不可名状，立言此事万非情理所有，敝使可力保其必非确耗。其人曰：否！吾中国官军与叛军开战之时，初意叛军多乌合之众，官军一至势将瓦解。交锋而后，乃知叛军亦颇有能力可与官军抵抗。因疑叛军苟非得有外人之援助，必不至善战至此。后乃果于开战之时，见叛军中有西人数名，为之指挥，而所戴帽子则与贵国之兵相若，故疑为孟加拉之英军。余以此事苟不加以明辨，颇足酿成国际之恶感。或者事本乌有，此人特假设其辞，以一试吾英人有无凯觎中国边地之野心，则尤不得不声辩于先。乃曰：此事真伪姑不论，即以地理言，孟加拉之与西藏相去绝远，西藏有事，吾英军不惟不能参与，即消息亦莫能传达。其人始无言而去。次日，其人又问曰：贵国孟加拉军队，前此谣传援助西藏叛军之事，已由贵钦使证明其误，敝国上下，万无不信贵使之言之理，但不知孟加拉军队，亦肯助吾官军以平叛军否？余以此人调皮至极，即答之曰：否！以地理而论，吾军既不能助叛军，即有助官军之心，亦鞭长莫及。此人盖欲令吾于无意之中，答以英军用助官军，然后将余昨日地理上风马牛不相及之说，根底推翻也。

    吾船自天津至此，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罔不穷极奢贵，伺候之人亦殷勤逾恒。而两岸相近之处，驻有兵队额多，每见吾船过时，各兵队辄自篷帐中整列而出，就岸头行礼，高竖军旗，和以军乐，如在夜间，则添点灯笼，为数可达万许，照耀几同白昼。灯笼之外，复有焰火，亦颇可娱目。船中偶有所需，但一发吻，华官无不于俄顷间办至。有数物，余以非关公用，拟自出所值购之，而华官必不肯受钱。谓：受则必受上峰之责。

    平心而论，中国人以此种盛礼待客，而与吾接见之各官员，又复谦㧑和蔼，常带笑容，似亦不能复有所讥仪矣。然于敬礼之中，不免寓有虚伪，诚意乃隐而不露，此则吾不得不引为缺憾者也。例如吾船过处，每见风景清幽之地，或乡村风物，吾欲观之以一窥社会情状者，吾虽屡请停船，俾上岸一观其究竟，而终为华官所阻。顾华官阻我之时，能随时随地发为妙论，令吾明知其阻我之行，而不复有所允怨，或且反可因此自娱，此盖由于各华官平时于言语礼貌一门，娴习有素故也。尤有一事，吾亦不得不述。即吾侪抵此之后，华官于表面上虽加以敬礼，而实则一言一动，罔不受华官之监察。不特监察已也，即起居服御，以及一切习惯礼节，华官亦多以嫉妒之眼光观察之。吾尝读中国历史，知中国人最妒外人。今身历其境，乃知其实在情状，过于历史所言者万万。然吾虽存此心，表面上则事事以和颜悦色处之，冀吾此次之行，得获完美之果。即如各船所悬旗帜，大书特书曰，英国使臣进贡之船，吾亦视若无睹置之不问，盖将待至正当之时刻，方可提议此事也。

    17日礼拜六。既至通州，吾及拟小作勾留，将各种礼物行李，收拾齐整，径用车辆装往圆明园。圆明园距北京7英里，此间距北京12英里，合计19英里。苟不于北京耽搁，则此19英里之途程，仅费一日之力可矣。

    吾船抵此之时，岸头已建有货栈二所，专为存放行李礼物之用，每所各长207英尺，阔13英尺；自地至檐头，高13英尺；自檐头至屋脊亦如之，材料则为坚竹，上覆厚席，以防雨水。两栈之间，建一广道，阔42英尺，道之两端，各设一门，驻之以兵，严禁携火者羼入，以防火烛。据云，此货栈及广道，乃于数点钟之内，督饬工匠数百名赶成之。吾船抵此之后，未及一日之长，此辈工匠已尽将37船之物，一一移置货栈之中。中有数物，分量既重，形体复极庞大，而中国工匠乃能以其臂力与其活泼之精神，合力舁之，自船至栈，直行不息，而观其神情又异常欣喜，初不若有人驱之迫之者。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盖中国苦工，具有一种无重不举之能力。若一物之重量过大，非一人所能举，彼等即以坚绳缚之，然后取粗竹二根穿诸绳中，每人各以竹之一端置之于肩，舁之前行。若此二人之力犹不能举，则更取二竹与前二竹相交做“十”字形，则人数即可添加一倍。万一再不能举，犹得以同样之加竹添人之法继之。务使物力不复能与人力敌，乃且呼且笑，舁物疾行，若自忘其为苦力也者。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此时吾等寄居之地，乃为一庙宇，其中有厅事及洁净之房间甚多。吾辈居之，颇觉快意，供给之物仍与在船时同。无论何时，意有所欲，莫不咄嗟立办。据云，此庙建于数百年前，当时有高僧12人，受制于某显宦。显宦乃出资建庙以安其衣钵，顾庙宇虽大，仅划出一小部分供佛，兼供一种女神，阶级较次于佛者。此外多为寮房，亦有和尚居之者，亦有平时不居和尚，每遇达官贵人过此，即借作息宿之地者。此盖以庙宇之于中国，既含有一种公共建筑之性质，故身有公务者，即得自由借用之也。吾部下员司夫役人数极多，全庙尽为所占，即守庙之和尚亦仅留一人，令司佛殿香火，及看守琉璃灯，使永明勿灭。其余大小和尚，概由华官传令暂移邻近他庙居住云。

    18日礼拜。晨餐时，樊大人来，言：车辆夫役，约于礼拜二早晨可以备齐，备齐之后，随将货栈中物件一一装入车中，至礼拜三之晨，即可出发径往圆明园。途经北京不必下车停滞。又言：乾隆皇帝现已派阁老一员，欧洲教士一员，在圆明园恭候贵使驾临。此教士究系何人？樊大人并未明言其名氏，以意测之，当是葡萄牙教士彼那铎阿尔美达，即吾心中不满意之人也。

    入暮，樊大人复与周大人同来，言：鞑靼钦差金大人今以体病，不能同来向贵使问安好，故嘱兄弟等来此告罪。余言：金大人以贵使来此之故劳碌致病，敝使意殊不安，明日当趋往问病。樊、周两大人连称不敢而去。然吾自信彼鞑靼钦差未必果为病魔所扰，或者心意与吾不洽，懒于见我，故托病耳。

    19日礼拜一。晨起，余自至货栈中，一观彼间所装货物奚若，而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亦适已至栈。方率属僚多人，斟酌明日出发事宜，余遂与三大人语。且向金大人问病状，及三大人公事已毕。余曰：今日适无要事，礼物中有轻便铜制野战炮一尊，取出尚便，敝使拟于此间一试，藉博三大人一粲，三大人亟称善。余遂命炮匠取出试之，约每分钟开放二十响以至三十响，余初以此种速率，三大人见之，必甚以为异。初不料彼等虽用心观玩，而意态殊觉落寞，若无足轻重者。然而此非炮之不善，吾敢决言中国全境，必无此种轻快之炮。彼三人意态之所以落寞者，殆犹茫然于此炮轰击力之如何耳？及吾自栈房回，樊、周二大人随余至庙。言：目下已得皇上复谕，贵使抵北京后，可自择一欧洲绅士之服役于皇上者，充贵使觐见之舌人。现皇上对于贵使，极表欢迎之意。贵使自抵中国之后，一切情形均随时上达圣听，皇上以为贵使文明有礼，异常满意。故命臣下以至敬之礼接待。余曰：此足见贵国皇帝与敝国皇帝同具敦睦友谊之心，敝使感激之余，敢代敝国皇帝致谢。两大人乃复言及觐见时之礼节问题。此问题自前次提议时，经吾否认而后，各华官已数日不复提及。今两大人乃复极力言之，若必欲迫吾承认，无有转圜之余地者。余曰：敝使承敝国皇帝之命而来，在理不能改变敝国原有之礼节，即曰可改，恐非娴习有素，临时必有失礼之讥，与其强改其不可改，而又始终不能甚肖贵国之礼节，无宁不改之为善。两大人曰：敝国礼节习之殊易，因自就地板上作跪拜之状，坚请余照式习之。余曰：敝国礼节既万不能改，此项华礼亦毋庸学习。两大人乃命吾译员习之，意将欲以榜样示我也，而吾译员虽系华人，乃唯我一人之命是听。闻二大人言，即请命于吾。吾曰：不必。译员竟不跪拜，两大人乃大不快意，然声色仍极怡悦，不似因此与吾互生恶感者。余以两大人欣然而来，不能令其扫兴而去，遂命乐工奏乐以娱之，两大人悦。告别时，仍与吾作表示敬礼之语，为状一与来时同，似顷间之争执，已一笑了之矣。

    是日，亨利·欧地士病故。亨利系铜铁工技师，颇有巧智。方吾自伦敦启行之前，意欲得一铜铁工技师，使为随员。一时自荐者甚多，亨利则蓄远游之志更切，屡向余及史但顿勋爵坚请。余考验其技艺颇堪合用，遂挚与偕行，不料其体质孱弱，不能任风浪之苦。一至船中即罹重病，舟抵马第拉，余拟令其改乘他船回国，而亨利决意不肯，必欲一观中国景物。遂致病殁于此，亦可悲矣。

    20日礼拜二。晨间，为亨利治丧事。乐工、卫队、仆役之属均整队送葬。此间虽无牧师，而临葬时诵经祷告之礼仍照例举行。

    华人观者甚众，然多肃静不哗，若与吾辈同表其哀悼者。丧事既毕，即预备出发，取货栈中物体一一装入车中，装毕，令各货车于今日先行。吾部下之人吕、夫役，则定于明日登程，因人速货迟，人货并进，货必落于人后也。

    21日礼拜三。早起，车、马、轿各种行具已备。金、樊、周三大人则于门次候吾登车，吾乃立即出发，不少濡滞。

    未几，至一村，地在北京通州之中央，吾辈就村中小憩，且进早食。以天然路劣，颠簸甚苦，不得不随行随息也。

    第二章　觐见乾隆

    ●抵北京

    自此行两小时抵北京，在宫门略进茶点（译者按：宫门二字，原文做Palace Gate，不知何指？），即复前行，以下午三时抵圆明园。见昨夕出发之货车大半已到，其行走较迟之一小部分，则于吾侪到园后数点钟之内陆续到齐。

    吾等自通州至此，一路均有兵队为前驱，各兵手执长鞭，时时向两旁挥打，勿令路旁观者，得与吾辈相近。吾意此必中国大员外出时之示威举动，今乃假为吾用者也。

    既抵圆明园，华官即导吾等至一居留之馆舍。此馆舍在一花园之内，有房屋、天井甚多，又有一曲径，饰以花木，曲径尽处为一小河，循河而下，曲折至一湖，湖中有一人工之小岛，岛上有草地、有树木、有奇石，其中央则有一楼，为避暑之用。而全园四周则围之以高墙，有兵一队驻于入园之处，以为保护，园中房舍虽间有数处，颇清洁完好，可资居住。然以全体而言则荒秽不饬，破坏殊甚。夏季犹可敷衍，一至冬季万难居人，或者此处专供夏季之用，冬季所用者别有他处，亦未可知。然吾闻人言，此类馆舍多为招待外国使节之用，虽有数处之多，而求其完好者，当以此处为第一。则他处馆舍残缺不全之状，更可想见矣。

    余一入此室，心中大异，以其前此招待何其恭，今又何其一陋至此，向华官问其故，华官言：此屋虽陋，而每有大人至此，辄假为行辕，实因此间并无较优之房屋，非敢故以陋室奉屈。余曰：虽然，无论如何君必为余择一较优者，此戏室则万非人类所宜居。华官乃导余至他室，此室虽不如前室之破坏零落，然已数月未加打扫，室门一启，霉臭之气扑鼻，华官立命夫役扫除，墙壁、地板均大加洗濯，然后搬吾辈之行李入内。亦有华官数人以此室较善于他室，自携行李来，就空处设榻与吾辈同居。已而具食，则精美仍与往时相若。吾身栖陋室，而食必盛馔，羹味之鲜美，既为吾毕生之所未尝，而条面及他种面食又白净如雪，清洁可口，是亦不可思议矣。

    吾在通州时，华官谓余，吾辈一抵圆明园即当有欧洲教士来此与吾觌面。然今日乃未有人来，意或尚在途中也。

    22日礼拜四。晨间，鞑靼钦差来此候安。言有一国老奉皇帝之命，自热河来此，与贵使讨论觐见事宜。又言：国老现已上途，随带教士三人，大约明日可到。余称善。而隐察金大人神色，似较前此和悦可近，不复作桀骜不驯之状。因谓之曰：敝使居此，意颇不适，因此间房屋破坏已极，非大加修理不能居人。而吾欧洲人之生活状态又与贵国人稍异，居此甚觉有碍卫生，故敝使不拟勾留于此，俟诸事措置已毕即当迁往北京。敝使逆料贵钦差必能使敝使抵北京之后，居处之安适，较胜于此也。金钦差首肯，谓：当立即传令属官，至北京预备。余观神色似此事尚无若何之阻碍也。

    23日礼拜五。晨间，金大人遣人来言：今日十时，彼当带同欧洲教士数人至吾馆舍中谒见。既而果来，中有葡萄牙人二名，一即彼那铎阿尔美达路丁其司，一曰安东尼；意大利人三名。一曰路易司卜雷德，一曰约瑟本西，一曰第奥豆的；法人一名，曰约瑟巴黎。此外复有一二西人，籍隶他国无关紧要。各西人来时，均穿中国礼服，而乾隆皇帝亦以吾此次东来，为稀有之盛举，特以顶子赐诸各西人，令戴之。路易司卜雷德及第奥豆的均戴白色之顶；彼那铎官级较高，则戴蓝顶，余人均戴镀金之铜顶。铜顶者，顶子中之下乘也。

    彼那铎此人，虽为乾隆皇帝客卿之一，而对于中国国事初无参与之权，然妒念极重，凡西人东来者，除其本国人外，罔不加以仇视。对于英人怀恨尤切。吾至澳门之时，即有人嘱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与此人相见，观其沉毅阴险之貌，始知此人非处处防范，必为所陷。此人初为罗马教信徒，兹已不受宗教之约束。度其年事已近七十。来中国后，兹已有数十年之经验。今方在算学书院（译意）任事，然其算学知识颇属有限。但以工于外科医术，曾为相国和中堂治病，兹乃以和中堂之力，荐诸皇帝，遂得派为吾觐见时之译员。吾见此人欣然而来，意颇不怿，以为彼既奉有中国皇帝之命，则吾前此要求于北京各教士中自选贤能之说能否成功，正在不可知之数。万一吾说不成，而此人竟由华官承认为觐见时正式之译员，则语言传达之际，但令更改一二，或不改其言辞，而改其语气，即足挑动两国之恶感，此何等事，而可不为之焦悚万状耶。幸而此人与吾款接之时，吾所言通常习见之语，彼均茫然不解。即其同来各西人亦半明半昧，隔阂不通，吾心乃大乐。彼那铎至此似亦可以止矣。而其妒忌他人之欲念乃仍不可遏。频以拉丁语，与其近座之两意大利人，谈吾英国之短，其意盖以余为不解拉丁语者。不知余即不解拉丁语，但观其眉目开动之状已足知其蓄意不善，而况拉丁语学，余固童而习之者耶。

    谈次，余仍向金大人提及迁居北京之事，彼那铎立即乘间阻挠。谓：迁居北京后，将来往热河时，大不便利。虽金大人甚然其悦，而终以余所持理由充足，彼那铎无所肆其鬼蜮之技，状殊悻悻。其同来各教士以其声色严厉，非双方款接时仪式上所应有，力劝其忍怒，勿为无谓之争。彼那铎虽唯唯，而气终不平。余静观其状几至失笑，然仍自保威仪，不为不应为之言，至彼那铎告别时，余惧其羞愧无以自容，转用好言慰之曰：惜敝使不解葡语，致意见不能尽达，否则以足下之才，为吾翻译必大足为吾助。彼那铎气少平，言曰：卑人深愧不能为钦使服役，后此苟有可以尽力之处必竭愚诚。余亟称谢，心中则以为此人既尽暴其本相于吾前，吾此后乃不得不格外谨慎，俾不致坠其陷阱。然平心而论，此人亦可造之才，但欲求其为吾所用。则吾非至愚，决不存此谬想也。

    约过一小时，樊大人与周大人同来，言：乾隆皇帝特派之国老淳（译音）大人，现在已到北京。后此关于贵使一切事务，可由兄弟等自向淳大人商量，不必再经金大人之手。余闻言大悦，因命译员一人及吾书记麦克司威尔与樊大人同赴北京，料理该处馆舍，以便此间事毕之后，立即迁居。

    ●游圆明园

    彼等既去，周大人即导我游圆明园。此园为皇帝游息之所，周长18英里。入园之后，每抵一处必换一番景色，与吾一路所见之中国乡村风物大不相同。盖至此而东方雄主尊严之实况，始为吾窥见一二也。园中花木池沼以至亭台楼榭，多至不可胜数，而点缀之得宜，构造之巧妙，观者几疑为神工鬼斧，非人力所能及。吾以此来不仅为游观计，尚当商量安置各种礼物之法，故仅就行过之处略一寓目，未能曲寻其胜。以全园计之，恐吾所见尚不及其什一。然即此不及什一者而言，已能令当时景象永镌吾脑而不忘。而吾笔记中欲详言其状，亦觉景物万千，不知从何处说起，转不如不说之为善也。

    已而至宝殿，殿长150英尺，阔60英尺，仅有一面开窗，与窗相对之一面，即为御座所在。御座为一桃心木之大椅，上刻精美之花纹，其木料则产自英国。华人以为稀有之品，故用以制为御座。御座之下有一台，高数尺，两边有木制之短阶，以便上下；御座之上，有一广额，署“正大光明福”五大字。

    译者按：此五字原文做Ching-Tha-Quan-Ming-Foo，释其意为Verus, Magnus,Gloriosus, Splendidus, Felix五字，直译之，当以“正大光明福”五字为近理。然于“正大光明”四字之下加一“福”字，则为译者此前所未闻也。

    其两旁则各有一孔雀毛制成之扇，面积极大作圆形，颇美丽可爱。全殿地皮均用大理石铺之，石有灰色、白色两种，纵横相间，望之如棋盘形。石上人行之处，复铺以洁净之席。殿之一角有一八音时辰钟，拨其奏乐之键，能奏乐十二阕，如Black, Joke, Lillibulero，以及《乞丐》一剧中之歌曲等类，均为英国旧时流行之乐曲。钟上饰物均为旧式，有透明及五色之宝石多枚，此钟虽非珍品，然以历年既久，余不得不以其为古董而贵之。钟面有英文数字，曰：伦敦理敦赫尔街乔治克拉克钟表店造。其制造年代及运入中国之时日，则已不可考矣。

    宝殿为皇帝正式办事处，一国之观瞻所系，而面积复广大异常。余决意以礼物中之珍贵动目者置诸殿中，其排列之法，拟于御座之侧。一面置地球仪；一面置浑天仪、折光镜数面，则自天花板悬垂而下，自各镜至殿顶之中心，距离均相等。殿北置行星仪一座，其南面则陈列佛列姆内之大自鸣钟、风雨表及特拜歇尧之瓷器、瓷像、弗拉苏氏之天体运行仪等。集此种种精美可观之物品于一处，恐地球虽大，更无第二处足与此中国圆明园之宝殿比也。

    余入园时，与国老景升（译者按：景升二字译音）大人相遇。景升大人遂为余向导，指点园中一切事物以告，及余自宝殿出。景升大人导余至一清洁之处，出水果及糖食相飨，余甫就座。而金大人忽来，殷勤劝食，余乃大异。念据樊、周二大人顷间所言，此公何可不必多劳矣。今若此，吾此后犹不免受其牵掣，而樊、周二大人虽极意与吾交好，亦以受制于此公，无能为力。万一此公永为余伴，至热河时，本其排外之天性，进谗言于乾隆皇帝，则吾此行之结果必有不可预料者。言念及此，心中殊觉不快。

    ●作觐见准备事宜

    晚八时，麦克司威尔等自北京归，言北京馆舍已阅看一过，其中厅室、房间、天井均备，颇堪居住云。

    24日礼拜六。史但顿勋爵率密斯脱摆劳、丁威台博士及太白儿得、丕的派亚暨技师数人，工匠多人，同往圆明园装配各项礼物。预料此项礼物，若欲一一装配完好，至少当有六七礼拜之时间。大约将来余往热河时，尚须留技师数人在此间监督工事也。有数种礼物运往圆明园后，中国工匠未得技师之许可遽欲启箱，译员恐其开启不能如法，致损内中所装之物，因往过阻之曰：此系英国送来之礼物，英国钦使尚未交卸，汝等不宜妄动。而金大人闻之，立即喧辩曰：此系英国进呈之贡品，安可唤作礼物。译员曰：英国与中国处于对等之地位，只能唤作礼物，不能称为贡品。两人辩论不已。国老景升大人闻之，出为和事佬，言：唤作礼物亦未尝不可，何必为此无谓之争。金大人乃无言。

    译员归，向余言：适自樊、周二大人处来，二大人略有意见，嘱微员上达致使。余曰：二大人，吾友也，渠等有何事嘱汝，汝可恣言之。译员曰：二大人言，钦使此来，一切费用虽由皇帝颁发，而颁发之数有限，其不在预算中者，概由二大人自垫，故二大人意中，颇思钦使以一优美之礼物赠之。余曰：可！弟不知二大人心爱何物？苟所爱者适为吾所有之物，当立即举以奉赠。译员踌躇有顷，言曰：二大人心中似以赠以现金500元为最宜。余一闻此言，不少犹豫，立即答曰：可！此盖因二大人既极意与吾交好，微论其自解私囊之说，确与不确，吾万不宜厚拂其意，使吾与以钱，而二大人竟为吾效力，与国老联络，合力与金大人相抗。勿令金大人此前之行为，再暴于吾客，则500元之代价并不昂贵。万一二人得钱之后竟不肯为吾所用，一反往时缔结交谊之行为，则慈悲之权已操诸我手，我固不难以举手投足之劳而祸福之也。而况野兽一吮人血即觉他物之血不甘，二大人既以与吾交好之故，而得此500元于前，宁不思此人血之余甘，而奋勉图报，以冀复尝此血于后也。

    25日礼拜。晨间，译员来言：昨日之议今兹已可取消。余问其故。曰：微员今日已往两大人处复命，两大人乃一改昨日之语气，谓：兄弟等自以诚敬待钦使，且深以得领钦使之厚赐为荣幸，然金钱之赠品则究于情理上不能接受。至昨日所言自垫之费用，确系实情，然此款均系周大人一人垫之，樊大人则所费甚少。缘周大人家资颇富，肯花钱而殚于尽力，除收发公文及登记账目、发付工力而外，其余一切，如置备车马、雇用船只、工役及购办供给之物，笞责不尽力之厮段等，概由樊大人尽奔走之劳。今周大人以家资富有之故，不必复得钦使之钱以资弥补；而樊大人又仅费劳力未垫金钱，万无接受钦使补助之理，故请钦使将昨日之议即行取消云云。

    夫昨则要求之，今日则坚辞之，此中理由如何，诚非吾不熟中国情形者所能知矣。同时又有一事足证明中国人之性质与吾英人不同，而且大不可解。

    昨日金大人来，交我一信，此信系吾英衣拉司麦司古完勋爵自登州府嘱驿吏送来，由金大人转交于余者。今日，余按照来信，作一复信。而金大人适来，谈此，坚问余古完勋爵信中作何语？余复信中又作何语？余以此种问题万非吾英人所能问，然以两国风俗性质不同之故，不能厚违其意，即招译员来，取来信、去信，令依口译之法，译与金大人听之。译毕，余笑谓金大人曰：信中初无若何秘密，然以内容剖示于君，料君必甚欢迎。金大人临去时，复问觐见在即，仪节如何？请贵使速为预备，且宜先期练习。聆其语气，似急欲吾承认其改用中国礼节之说者。余曰：觐见之仪节敝使拟开具说帖，就正贵钦差，此说帖当于抵北京后一二日内奉交，请勿急急。金大人乃道别而去。

    26日礼拜一。是日，由圆明园迁往北京预定之馆舍。不特清洁完好，与圆明园有霄壤之别，而且华美异常。有厅室十一处之多，陈设既佳且多空气，居之颇合卫生也。

    27日礼拜二。法国巴黎圣拉萨勒司教会会员劳克司神父。

    至馆舍谒见。言奉皇帝之命来此为钦使服役，钦使如有需吾尽力之处，吾可日日来此听候差遣。予观其人，体格修伟，道貌岸然而又长于言语之学，法文、英文之外能操中国语及满洲语甚熟。自言抵此之后，心意多快，现已作久居中国计。因胪举中国社会情形以告，谈论多时娓娓不倦。吾乃自计，后此如有中国事实为吾所不解者，尽可问诸此人，不必复处闷葫芦中矣。

    28日礼拜三。密斯脱摆劳自圆明园来。言：该园宝殿中，现已动工，将各项礼物依钦使预定之方法排列安置，将来安置完毕，殿中诸美咸备，必大有可观。又言：礼物运至宝殿后，即有乾隆皇帝之孙三人至殿中参观，状殊欣喜。

    而尤注意于特拜歇尧之瓷器，观玩多时，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余言：此种特拜歇尧之瓷器，系敝国有名出品，苟非名品，敝国钦使决不敢带来赠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其价值之高，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不能强判伯仲也。三皇孙闻此答殊为满意。

    有一大员来园监视华工者，见启发货物时，行星仪中之大镜已损坏一块，神情至为惶恐，此镜想系中途颠碎，今中国既无造镜之厂，势亦无从添配矣。

    29日礼拜四。余取加拿派（译者按：加拿派形如一伞，装于帝座或帝王肖像之上，以表示其尊严者，盖欧洲帝王名器之一也）及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之肖像悬诸馆舍之中堂。别取一纸，开具将来抵热河后拟行之觐见礼节，嘱劳克司神父译之。劳克司译此颇费苦心，因中英公文程式初不相同，欲字字斟酌得当已属大难，而吾禀命东来，与本国政府相距既远，事事均须斟酌独断，万一处理不当，必贻国际之羞。故劳克司译此仪式之说帖，视为生平第一棘手之事。译就，不肯自书，亦不肯令其书记书之。谓：渠二人均系中国客卿，若中文有不妥之处，一露笔迹即易取咎，故坚请余另觅他人司缮写之事。余遂命史但顿勋爵之公子小史但顿书之。

    小史但顿以一十三龄童子，即能承办此事殊可欣喜。渠初亦不解华文华语，自伦敦出发后，船中无事，日就于两译员处学习语言，进步甚速，旋又学写华字，颇方正干净。前此礼物目录即彼所写，后生可畏，非虚语也。

    说帖内容，大致谓敝使此来，虽极愿使贵国大皇帝满意，凡敝使以为合宜之事无一不可实行。但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敝使承敝国皇帝之诏命而来，仍当以敝国皇帝为本位，此盖由敝使之服从敝国皇帝，与贵国臣民之服从贵国皇帝于理相同也。今觐见礼节，敝使拟用觐见敝国皇帝之诚礼，若贵国必欲改用中国礼节，亦未尝不可，但须请贵国派一大臣，职位与敝使相若者，至馆舍中向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肖像行一觐见中国皇帝之礼，则敝使无不如命。

    金大人一观此帖，立即摇头，谓此事万难办到。樊、周二大人则言：此事必可如命，我等二人不妨立即向贵国皇帝、皇后行三跪九叩之礼。余以二人职位不能与吾敌，婉言却之。

    是日，神父安易德遣人送来一信，附以照片。信中辞气诚恳逾恒，言：钦使此来，老夫闻之殊为欣慰，但以就木之年，复抱痼疾，不能亲临馆舍为钦使略分劳役，意颇自戚。尚辱不弃，勿耻下问，但以书来，老夫当尽举所知以告，匪然云助，实老夫天职所应尔也。此老年已80，侨居中国亦已60年之久，而眷怀祖国之心，尤得于此一小柬之字里行间见之。前辈老成，滋足敬也。

    30日礼拜五。今日，余已选定轻小便于携带之礼物若干种，备带往热河进呈之用。乃一面命令部下人员、夫役准备启程。

    一面通知鞑靼钦差，言：吾辈已定于九月二日（译者按：次礼拜一，中历七月二十七日）起程前往热河，但今日为八月三十日，中间尚有二日余暇，敝使拟乘此余暇一观北京宫殿及各处有名胜迹，不知贵钦差能不辞劳瘁，为吾向导否？

    金大人曰：向导之职诚不敢辞，但按照中国成例，凡各国使臣至北京者，必须于觐见皇帝之后始可参观一切。即宾客亦当于觐见之后接见，贵使意欲参观，请俟诸归自热河之后。余以既有成例自不能相强，即亦无言。而金大人复曰：觐见之时，不审贵使本人将以何物赠诸皇帝？余曰：敝使此前已有奉赠一车之说，自不敢食言。金大人曰：车虽佳，惜嫌其太重，不能亲手持赠。余曰，岂必授受以亲，始得谓赠耶？金大人曰：此亦往例如是，此前各国使臣觐见时，从未有空其两手者。余曰：既如是，敝使自当预备一物，但此时尚不能决定，须俟所携行李悉数解发后，始可从容选择。然口头虽作此答语，心中则甚虑无物可以入选。因所携珍贵之物已悉数开入礼物目录中，用英皇名义赠与乾隆皇帝。外此私人所携物品不特并不珍贵，而且为日用所必需，万无举以赠人之理。幸而甲必丹麦金吐司携有极佳时表数事，拟于归途到广东时发卖者，余乃与之婉商，令让渡于我，且给于相当之利益，勿使空任购办携带之劳。议定，余以顷刻间骤得多数极佳之时表，意颇自喜，盖以既得此项礼物，不特可选其最佳之一枚赠诸皇帝，且可以其余各枚分赠各皇族及各大员，对于自备礼物一事可无供不应求之患矣。于是自开一单列应行送礼诸人之名字于其上，以便分派。计：皇帝一枚、皇帝之嫡子各一枚、皇帝之长孙各一枚、大将军阿中堂一枚、和中堂及福中堂各一枚，和、福二人乃皇帝最亲信之大臣。此外，则礼部大臣一枚，与吾往还之诸大员各一枚。然余以北京之宫殿名胜，必俟归自热河而后始许吾参观。吾亦小作诙谐，声言此项礼物亦必觐见皇帝之后，返至北京然后一一分赠诸公也。

    ●探知中国情势

    今日劳克司神父仍如日常之例到馆舍中办事，且携来精洁食物多种，如德国面包、糖果、蜜渍物、大红花果、红白葡萄等。其中白葡萄一种味美而无核，向产于察莫。察莫地傍戈壁，在中国之东北部，此种葡萄自移植于北京教堂以后，以栽种得法，种乃益美，故甘洌独绝。

    余以是日既无所事事又不能外出参观宫殿，遂与劳克司侈谈中国国情及宫廷状况。凡樊、周二大人未曾告我或语焉不详者，余一一问之。

    因知乾隆皇帝共有22子，今仅存4子，而大位谁属，犹未预定。皇帝深恐4人有猜忌争夺情事，政必躬亲，奏章诏谕，咸自批自发，勿令4人参预其事，即事之琐细者，皇帝亦不以躬 亲为苦。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鞑靼，出身颇微，然甚有才具，初为皇帝卫队之一。20年来，皇帝重其人，历擢至相，且以公主尚其长子，亦可谓极人世之荣矣。次相曰福中堂，亦鞑靼，少年公子也。其兄亦据要津，娶一公主，此公主非皇帝之女，即皇帝之侄女。劳克司不能言其详，而福中堂年鬓虽未高，于台湾之战则为统兵官，旋为两广总督。近日西藏疆场不靖，又任为将军，殆亦中国之兵家耶。和、福二人之外，最有名望者为阿中堂。此人所受恩遇远在和、福二人之上，功业亦颇有可观。法人所著《中国回忆录》一书备载其事，今已年老致仕，不复与闻政务，而皇帝犹以优礼待之。然皇帝对于此人，只视为国家的忠臣，不视为个人的亲信也。

    此外尚有三国老，均才力过人，富于经验，惜为华人而非鞑靼。皇帝虽以优礼待之，终未畀以丝毫实权也。

    劳克司神父又言：目下北京城中信耶教之华人已达5000名之多，全国共计数在15万以上，再越数年，耶教之发达必数十倍于此。又言：我辈读中国之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上午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近日北京巡警（译者按：当是步军统领衙门）特备一车，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自此种巡街车发现后，北京各教士乃大忙。每日此车巡视归来时，诸教士群集车旁，遍察各婴儿之尸，见其中尚有气息者必抱归灌救，救活则就教堂中抚养之，长而施以洗礼，使知此残余之生命系仰托上帝之佑护。自鬼界夺来，非终身虔信上帝不能报此再生之德。

    劳克司又言：目下中国人仇教之心已不如往昔，此虽时代使然，要亦由于现在各教士能谨慎将事，不若此前各教士时有性情躁急之举也。然中国政府对于此等教士仍不能无所疑忌。近十二月中，各教士往来信札自北京、广东间驿使传寄者，恒于未达之前，先有人为之启阅，推其启阅之故，半由于疑忌；半则在于探刺欧洲之息耗。因中国人不知目下欧洲情况若何？有言英法各国现方打仗者，亦有言各国中复各有内乱者，传说纷纷，莫衷一是，故好事之徒均喜窃启书信，一窥究竟。即余抵天津后，每与金大人相见，金大人辄问余来时路上安稳否？英吉利国现在与各国和好否？以此证之，乃知所问故非无因也。

    是日，北京主教亚力山大戈尼阿，得华官之许可，正式至吾馆舍中谒见。

    其人年40岁，葡萄牙籍，外貌颇和易可近。而谈者每谓其居心奸诈且无真实学问，然能说拉丁语甚纯熟。进谒时，自用拉丁语宣述意见至一刻之久，信口直谈，颇不费力。随从者有葡萄牙教士二人、别国教士数人，仪节至觉隆重。

    戈尼阿且力述愿与吾缔结友谊之诚心，请余勿以近来英葡二国交战之事梗积于心，致对于葡国教士，感情不能与他国教士一致。余以相当之言辞报之。乃当此接见之时，其随从之他国教士中即有一人乘其不意语我曰：勿信此伦之言。余退思其故，此言不为无因，因葡萄牙人妒视他国人之心已达极度。

    现方自结团体研究一种计划，以排除中国境内之他国人为宗旨，除其本国以外，凡他国派教士来华者，彼等即以公敌视之。数日前，一意国教士谓余，吾辈同是欧洲人，人人咸与葡萄牙人缔结友谊之心理，而葡萄牙人心中则以除葡萄牙人而外，殆无足与之为友者，吾辈又何必自讨没趣。由是言之，戈尼阿之巧言令色唯有一笑皆之耳，又葡国教士彼那铎，自圆明园与吾一见之后，即不履吾门。据云：仅已奉皇帝之命召回热河矣。

    31日礼拜六。法国神父格拉孟德来见，此人即系余在天津时，得其所发信件，谓皇帝将命葡萄牙人充当翻译，嘱吾预行抗议者。此人初亦罗马教徒，年已老，来华已有30余年。

    一与吾见，即言本拟早日拜见钦使，只因鞑靼钦差金大人，前此曾闻余言及英国之国势何若？商业何若？对于中国之关系何若？心怀妒意，恐余一与钦使相见从中传递消息，于中国有所不利，故百计留难，直至今日始得其允可，许吾进见，幸钦使勿以为罪。余聆其谈吐，轻畅流利，知为一绝顶聪明人，而又极熟悉中国事务者。然此人不理于口，北京各国教士一闻此人，辄言其心无主宰，顷刻万变，与之交接者当善自防卫云。

    9月1日礼拜。因明日将赴热河，今日预备极忙。然余在去京之前，当将抵京后，闻见中较有兴趣者补述于此。除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等及各教士外，每日造吾馆舍中谒见之大员为数颇多。其中有以服官之故，于职任上应来谒见者；有以好奇心切，视吾辈如古董，虽无职任上之关系，亦来此一广见闻者；尤有多人则为听音乐而来。因吾接见宾客之室中，每晚必令乐工奏乐也。此专听音乐之诸宾客中，有一人为乾隆皇帝之乐官，见乐队中有乐器数种，形式既佳，声调亦美，因向余婉商，欲借此数种器绘一图。余言：君苟爱此数物，俟吾觐见归来时，即举以为赠。渠曰：绘其图样可矣，惠赠则不必，因余不解贵国乐器之用法，有之亦属搁置。余曰：既如是，君可请画工绘之，决无阻止之理。

    次日，渠果偕画工来，敷大纸于地，置克朗内脱、弗路脱倍松等乐器于纸上，先用炭笔勾其轮廓，然后细量乐器上各小件之分寸，一一绘之。据云：渠将依照此种形式，令中国工人仿造，以己意定其音阶，使成一种西式之中国新乐器。果尔，此人亦聪明人也。

    吾馆舍中各物最为华人注意者，即兰脑尔特勋爵所绘英皇英后两陛下肖像，像悬于正厅，去大门甚近，故观者特多。其初不过官员及地方绅士，后则中下流社会亦蜂拥而进，拥挤既甚，复杂以谈话之声颇妨吾等行动。吾乃与樊大人商量，规定一参观之时间，而于参观者之人品及数目亦略加限制，此实不得不尔，非有轻视华人之意。华人对于吾辈所带礼物既极意赞誉，而对于普通应用之什物观之亦称誉不止。然辗转传观，什物间有因此受损者，其中以柏尔明亨埠极尔司厂所造刀片最为华人所爱。因此种刀片系精钢制成，极软，可弯作圈形，然又锋利异常，故华人咸以宝剑目之。

    吾以二刀赠樊大人，樊大人大喜过望，言：得此二刀，感谢之心乃倍蓰于他物之百倍其值者。此老出身行伍，以武功得显，爱刀固其分也，然吾于此事乃不得不思及通商问题。照此情形，吾英倘以零星物件运来必能大受华人欢迎也。至于东印度公司，前此提议扩充粗呢出口问题亦颇有见解，吾料不出数年，此类呢货，中国人之所求必远非吾英呢厂所能供。而呢货之外，凡上等之布匹（原注：吾英人所谓上等之布匹，尚非真正之上等，故当自选上自者运出）以及丝绒、纱罗之属，亦颇有销场。因吾辈所穿衣服，华人见之，多称其质料之优美。而乾隆皇帝近顷又下一诏，言：春秋两季，百官叩见时，准穿布服；夏季用轻绸；冬季则用绸缎为面，皮毛为里。吾英布匹及丝绒、纱罗既受华人欢迎，则此一时期正为推广销路之日矣。

    夜分，国老景绥大人（译者按：景绥二字译音，前有景升，此有景绥，不知是一是二？）知吾明日早起，即当启程，特率属员二人，官级甚高而戴红顶子者，至馆舍中与吾谈话。言：现在乾隆皇帝急欲与贵使相见，贵使所乘“狮子”船上随从人等不能同往热河者，现已择定珠山一处供其休息，且划定界线免致水手、夫役四出游荡滋事。皇帝以为此种计划颇为合宜，已命令贵国古完勋爵便宜行事，其在该处居住之时期或久或暂，亦听伊斟酌。准此言之，吾至中国后每有一事，苟与华官言及，华官殆无有不立时上达，亦无有不立时措置者，谁谓中国上下雍塞耶。

    ●作热河行

    9月2日礼拜一。晨六时自北京出发。余与小史但顿共坐一英国式之邮车，此车乃余自伦敦带来者，用鞑靼小马四匹拽之，马高不及11手，（译者按：“手”为英国通俗量名，每手之长约为四英寸）而轻快善走，久行不疲，良马也。史但顿勋爵则以感冒寒疾不能乘车，坐肩舆而行。此外属员、卫队、仆役、工匠、乐工等则骑马驾车各随其便，同行者共70人。其中40人为卫队，别有21人则留于北京，或在圆明园装置礼物，或在馆舍中照料，均各有专职，不能同行。

    装运行李、礼物之车马，为数多至不可胜计，即所用苦力，沿途照料此项行李、什物者亦有200名之多。

    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3日礼拜二。晨五时出发，行八英里半，抵怀柔县之城外，进早食。怀柔县者，第三等之城邑也。又行二小时半抵密云县，亦第三等之城邑，城中有皇帝行宫，吾等即借宿于宫中。一路景色仍与昨日相若，唯多山，蜿蜒起伏随时异趣。此种连亘不断之山脉倘在春夏二季，在繁茂之树木蔽之，景色必大可娱意。今则木叶尽脱，满山多作棕黄之色矣。抵行宫后，见左方相距八九英里之处，有一山，峻峭异常，山顶有雄固之城壁横跨之，即万里长城之一节也。

    入夜，一鞑靼大员，统领此间兵队者，至行宫中拜见。带来水果、糖物各少许，以为赠品。此人举止动作颇彬彬有礼，有君子气概且极有见解，深信英吉利国为欧洲强大文明之国，与他人鄙视吾英为蛮夷戎狄者不同，然此人殊傲慢自大。樊大人虽亦戴一红顶子，且武职与此人相若，然当此人之前，樊大人惶恐不敢就坐，则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官员不寒而栗者在也。

    两日来，吾车行时，樊大人及周大人时时至吾车中谈话。渠等向来所用代步之物仅有马、轿、驴车三种，从未见过英国式之车辆。今见吾车轻快异常，轮际装有弹簧，乘者不觉颠簸，两旁玻璃之窗复可上下移动，又有窗帏以幛之。渠等乃交口称誉，叹为绝无仅有。已而金大人亦至，向吾道歉，言：前此贵使书就一信，嘱吾寄交贵国古完勋爵，今此信尚未付寄。以我思之，信中既无要言，不寄亦属无妨，因以信还我，我受其信，自思信中诚无紧要语言，而金大人不肯为我寄递，亦属大不可解。金大人又言：明日当与吾暂别，先一日赶至热河，预备迎接吾等之事物云。

    5日礼拜四。早发，行13英里至古北口，进早食。食后，因此间为中国与鞑靼交界之口，有长城以界之。吾等久闻长城之名，既至此间，自不得不一观长城之景象何若。乃相率下车系马，徒步就之。地既崎岖不平，步行乃觉甚苦。行半小时至城下，复拾级而上至于城顶，举目一望，见其建筑之坚固，似已超出于人类体力范围之外，若此城全部尽于吾所见之一部分相同，则吾可决言全世界各种有名工程虽尽合于一处，决不能与此中国长城之工程相敌。惜历年已久，毁坏者居其大半，似中国人不甚重视之者，亦有数处颇完好，似近日曾加以修理。余方拟就其完好者与破残者，研究其或修或不修之故，而华官已促余前行，谓：此城无足盘桓，贵钦使当以早日赶至热河为当。言时，意甚焦急，似不容吾有置答之余地，亦有数人窃窃私议，谓：此辈外国人留意考察此城，心中必怀不测。余恐此种无谓之疑虑酿成恶果，立即下城登车前进。

    车中，余问樊大人前此曾来看过此城否？渠言：往来此地，前后已有20余次之多，然以此城无关紧要，仅去看过一次。其余各华官则言，从来未去看过，想此城仅为历史上一种成绩，无关国势，故华人不复注意之也。

    自古北口行十一英里至辽金坊（译音）。其地有一皇帝行宫，吾辈即借宿其中。夜分，华人中发生一事，颇足证明鞑靼与中国人之恶感。一鞑靼下流社会人，乘人不备至行宫中偷窃供张之物事数件，未及他遁，即为华官所执。樊、周二人大怒，立命就其窃物之处通笞之。笞已，鞑靼忽放声狂骂，谓：中国官在长城之外，例无笞责鞑靼之权。

    二大人益怒。复执而笞之，责其犯上之罪。其人恐有第三次之笞责，笞后即默然而去。时余亦在旁，观此一出滑稽之短剧，心中甚疑两大人于地理之关系上不知果否有笞责此人之权？后乃知此实出于鞑靼小窃之不服华官，律例中并无不许华官在长城外笞责鞑靼之规定，故尔时樊大人愤极而笑。语吾译人曰：此辈鞑靼一辈子教训不好，只可听他做他的鞑靼。周大人亦言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云。

    6日礼拜五。地去热河已近，不日可达。晓发，行13英里抵锦章营（译音）住宿。自北京来此，天气逐日凉爽，今日清晨已大有秋气渐深之象，此半由于天时使然，半由于地理使然也。此间山光水色略如欧洲之阿尔卑斯山，居是与居于瑞士无异，乾隆皇帝避暑于此，良有以也。

    黄昏时，译员语我曰：（译意）近日天津公报登载一段新闻，读之大足令人捧腹，吾英报纸中万无刊登此种荒谬不经之谈者。余问所刊何事？译员曰：报中言英国钦使带来礼物，悉系怪物，其中有小人数名，长不及12英寸，然作军装，勇气知识与长大之人无异；有一象，大不逾猫、一马其形如鼠；一唱歌之鸟，其大如鸡，食木炭为活，日需50磅；此外则有一魔枕，卧之可得奇梦，远至广东、台湾、欧洲等处均可于梦中至之，不劳跋涉。此事虽类神怪小说，无可记之价值。而吾以其可觇中国之民智，似不能屏诸书外也。

    8日礼拜。自距热河12英里之廓拉邱隘（译音）出发，无刻抵昆尔伦（译音）地，去热河两英里而弱，除行李、什物依旧前行外，余及部下人员、夫役均止于其地，更换礼服、排列仪仗。仪仗之次序详列如下：华官（译者按：华官恐系华兵之误）100员骑马前导。陆军少佐彭森（译者按：英人）、德拉功4名（译者按：德拉功系英国步骑两用之轻兵）、陆军副官潘立熙（译者按：英人）、军鼓军笛（译者按：英国军队所用者）、炮手8人、炮兵大尉1员、陆军副官可留维、步兵16人、步兵军曹1人、仆役八人、急使2人、乐工4人（译者按：仆役、乐工、急使均穿绿色金缘之衣服）、随员6人（译者按：均穿大红色金绣之制服）。

    余及史但顿勋爵及其子小史但顿，合坐一英国式之军车，车后有仆役一人，亦穿绿色金缘之衣服。此项仪仗排列至二点钟之久，故得从容布置，弗损威仪。排列既毕，即循序鱼贯而进，直达热河。行李、礼物则以中途未停，早至一小时许。

    ●补述抵京诸事

    既抵热河吾仍如前例，先取一路所见所闻未及尽记者补记之，然后接记热河之事。自北京至热河，为程不过120余英里，而分作七日，故天气虽热，途中尚不甚困苦。

    吾辈逐日寄宿之处均为皇帝之行宫，皇帝每自北京赴鞑靼，即驻跸于此。吾侪所住者，均为行宫之侧屋，其正屋则以名分上之关系，非皇帝亲来不能开启。各行宫建造式样大致相同，虽规模并不甚大，然为数极多，每过十数里即有一宫，估其建筑之费必大有可观也。

    北京、热河之间，道路颇平坦，末后二日所经之路尤完整可喜，然此路并非御道。御道乃为与此路平行之一路，平时严禁人行，必皇帝出巡始能盛列鸾仗，驰骤于其上。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

    本月下旬，皇帝将自热河回銮，故御道之上此时已开始修理，加敷黄土。黄土者，御道之特别标识也。御道之长，凡126英里，所用修道兵丁有23000之多。故御道附近逐段有营帐可见，每帐所住兵数，自6人以至15人不等。渠等虽在工程劳碌之际，亦颇知尽礼。每见余辈自隔道过，即升其帐顶之小黄旗，取一铜锣鸣之，且出铁铳，头作三分形者，声炮三门以为礼。至皇帝驻跸热河时，所用卫护之兵丁为数乃达10万以上云。

    ●抵热河

    既至热河，行装甫卸，而金大人已来，以余在北京时所开觐见礼式单还我。谓：贵使可将此单交于相国和中堂阅之，必得适当之答复。余不解其意，亦姑受之，已而译员来言，谓：适见樊、周二大人，二大人言贵国钦使排列仪仗至热河时，皇帝已在山庄内一高台上看见了，目下龙颜甚喜，已命相国及另一国老立刻至钦使处请安。言至此，樊、周二大人自至，言：相国本欲亲自来此请安，只以此房屋狭小，相国属员众多不能容纳，而相国又因足有伤创，行动甚苦，故不能至此，特嘱吾等前来道歉，倘贵使能至彼处一谈，吾等原为前驱。余言：敝使自去当列仪仗，而吾仆役、卫队此时已觉甚累，行李等物亦亟待安置，不能分身。倘相国有事见教，敝使当于黄昏时，命史但顿勋爵至其行辕中叩见，敝使本人则请俟异日。

    二大人皆曰：可。寻言：鞑靼钦差金大人，今因办理贵使到中国后一切事宜，未能悉称皇帝旨意，已奉旨严加申斥，降三级示罚。余问：金大人办理公事尚无大错，何以遽撄皇帝之怒？二大人乃言：皇帝前此曾闻贵使所坐“狮子”船上，悬有皇帝御容一座，当任命金大人为钦差时，面谕金大人：“狮子”船到埠，当亲自上船，一看该像果肖御容与否？乃金大人天性怕水不敢登船，不独御容未见，即“狮子”船亦未及寓目。至是，皇帝问汝往天津曾看见御容否？金大人仓卒无以为对，皇帝乃大怒。不一刻，申斥之旨遂下。

    二大人去后，有高级华官数人至馆舍中拜见，中有穿黄马褂者数人。据云：黄马褂系中国最贵重之衣服，非有特别勋劳者不能邀皇帝之赏赐也。

    未几，樊大人又遣人来言：相国急欲与史但顿勋爵一面，史但顿乃立与其子小史但顿偕译员一人，至其行辕中谒见。行辕与馆舍相去可一英里，自馆舍至行辕当经过热河城中街道之大半。

    抵门，金大人已候于门次，引史但顿等入内，至厅室，见相国坐于正中，旁有国老四人站班。4人均戴红顶子，其中2人则穿黄马褂。

    史但顿归。余问：相国之意见何若？渠言：相国意欲一观英国皇帝致乾隆皇帝之书信，内容究作何语？余即命书记录一副本付之。史但顿又言：前此钦使因觐见时之礼节问题，自开一说帖付予金大人，今金大人虽以说帖交还，而相国则已阅看一过。其所以必欲先观英皇书信内容者，盖鉴于两国礼节上既有不同之点，恐书信中存问皇帝之语，亦有不甚合宜者，故必先为仔细斟酌可也。

    余曰：既如是，彼金大人交回之礼节说帖可即由汝正式递与和相国，看其作何等斟酌可也。

    9日礼拜一。晨间，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劝余勉从中国礼节，不必再固执前议。余言：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争执多时，卒无成议而散。后有某华官以个人之交谊语予曰：此种争执，乾隆皇帝一点儿都不知道，患在其左右之人，欲借此邀功固宠耳，其然岂非然耶？

    10日礼拜二。早晨，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至，赓续前议。余曰：此事不必多说，以事理论，若欲一国特派之使臣对他国皇帝所行之礼，重于对本国皇帝所行之礼，无论何人决不肯承认，如必欲相强，吾唯有坚执前议。请贵国先派一与敝使职分相同之大臣，向吾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敝使即唯命是听。彼等曰：倘贵使不肯行中国礼，即行英国礼亦属不妨，但不知英国礼是何式样？贵使亦能赐教否？余曰：英国礼乃系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彼等大诧曰：怎么这样？在咱们皇上面前使得么？余曰：自然使得，敝使以见本国皇帝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何言使不得！言次，屈一膝作行礼之状示之，三人颔首而去，容色似已满意，不复如前此之极力喧辩矣。

    下午，周大人复来，言已回过相国的话，他说此时或由贵使径行英礼，或先派大臣向贵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中国礼，尚未商议妥当，晚半天可有回音。余无言。

    未几，鞑靼钦差又来，言：目下已决议请贵使行英国礼。但照中国风俗说来，拉了皇帝的手亲嘴，总不是个道理，拟请贵使免去拉手亲嘴，改用双足下跪以代之。余曰：敝使早已说过不用中国礼，这双足下跪还不是中国礼么？此礼诸位行得，敝使行不得。金大人曰：既如是，双足、单足且不去管他，那拉手亲嘴总得免掉才是。余曰：此则悉听诸君之便，用诸君记者，此系诸君之意见，非敝使之意见。敝使本欲向贵国皇帝行个全礼，今屈从诸君之意，改做个半礼了。

    至是，辩论已终，而中国朝廷之状况及华员宝贵其本国礼节之心，亦可因此窥其大凡矣。

    ●谒见和珅

    11日礼拜三。九点半，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偕吾往谒相国。相国行辕房屋颇大，有厅事甚多。吾行过数厅，始抵其接见之宾客之室，室中什物及一切陈设并不华丽，而相国之颜色则蔼然可亲。史但顿勋爵言：此人今日容貌与前数日几如判若两人，亦不知其何因而然也？

    相国年事约在40以至45岁之间。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其右边之人即福中堂，年不过30，而衣服都丽，面上英气崭然，一翩翩少年贵胄也。左边二人亦系国老，一礼部尚书、一吏部尚书，年老矣，似非鞑靼，于朝中颇无权力。又一人坐于末席，虽穿黄马褂，而就其外貌观之，品级、职位似多不能与其余诸国老相比也。

    余与相国相见，首言：前数日敝使以跋涉长途身体颇累，又因亟待部署之事甚多，未能早日趋前拜见，殊以为歉，今身体已经复原，琐事亦已措置完毕，特来向中堂请安，且愿早日觐见皇帝。俾将吾英皇帝亲笔信札呈阅。次言：敝使到中国后，闻乾隆皇帝多福多寿，年逾八十而精神矍铄，乃过少年，其臣下亦多欢悦爱戴。此种盛境，不特敝使为之欣忭。即吾英国皇臣以西方第一雄主之资格，亦当为此东方第一雄主额手称庆。

    相国闻此称颂圣德之言，颇形满意，即用相当之问候语以为答。次乃言：贵使此来，路途既远，而所携礼物，复倍极珍贵。凡中国风俗，贵使以为不适者自不能相强，将来觐见时，贵使可即用英礼不必改用华礼。贵国皇帝之手书亦可由贵使面呈。至此，礼节上之争执已完全终结。乃议决本星期六，为吾觐见皇帝之期，由相国亲为引见。

    正事之谈判既毕，相国又与吾闲谈若干时。先问余路上情形如何？次问余一路航海曾在何处停泊？停泊时，所为何事？余一一约举告之。述至交趾支那多伦海湾时，相国言：彼处乃我们中国的藩属。余曰：贵国声威四布，远方臣服，敝使殊为欣喜。彼乃问曰：俄罗斯与英吉利国相去多远？目下两国要好否？意大利与葡萄牙两国与英吉利国相近否？臣服于英吉利国否？余乃用中国里数说明英、俄两国相距之远近。又言：目前英吉利国与世界各国都甚要好，与俄国女皇亦很和睦。但吾英国皇帝陛下居心仁正，以保障和平、扶助弱国为心。曾有一次，俄罗斯女皇欲发兵与土耳其国打仗，侵夺其地面，吾英国皇帝出面干涉，使俄国不逞志于东方，以致两国不免稍有芥蒂，然现在仍很和睦，并无战事。至于意大利、葡萄牙两国则与英国相去甚远，且并非英国之属国。然吾英国皇帝乃西方盟主，对于各国均用友谊联络之、用正义保护之，对于意葡两国亦然，两国之于英国在实际上亦甚有关系也。

    相国闻予讲西方各国之形势，大喜，至吾告别时，起立与吾握手。言：吾得与贵使相识殊为欣喜，将来回北京后，得暇请常至圆明园与吾会晤。此时因皇帝万寿之期已近，吾须代备筵宴及一切供张之具，至觉冗忙，不能多谈为歉。

    吾返馆舍后，下午，吾友樊大人、周大人同来，代相国传达致候之语，言辞备极恭敬。又言：贵使到热河后，一切情形均随时报告圣上，目下皇帝急欲与贵使相见，意中颇不耐候至礼拜六云。

    有顷，鞑靼钦差至，亦为相国传达致候之语，辞意与樊、周二大人所述者大致相同。又带来粮食、水果若干，言是相国所赠。余受而谢之。是日，整理一切礼物。

    12日礼拜四。将礼物进至避暑山庄陈列。鞑靼钦差金大人又代相国送糖食、水果，多少与昨日相若，种类则与昨日不同。

    13日礼拜五。樊大人、周大人同来，言：各种礼物均大蒙皇帝赞赏。

    然于望远镜一物，皇帝不谙用法，拟请贵使派人前去试演。余乃令吉伦博士偕一译员，往授以日镜、夜镜之用法及活落架之装卸法。吉伦归时，言：试演之时，有华官数人，虽于望远镜各种运用之程序茫无所知，然犹自命在行，一知半解，指点一切。余惧其未能纯熟反滋事，仍依顺序教授之，至于完全明白而后已。明日为吾觐见之期，今日预备甚忙。

    ●觐见乾隆

    14日礼拜六。晨四时，樊大人、周大人即来，引吾等入觐。觐见之地为万树园，园与馆舍相距为三英里，行一小时许而达，吾部下各员均随吾通行。有骑马者、有步行者，吾则乘肩舆，舆前有卫队、音乐，仪仗虽不多，气概颇为整肃。

    余穿绣花天鹅绒官服，上罩一爵士Order of Bath之外衣缀以钻石宝星一座，钻石徽带一条。

    史但顿勋爵亦穿绣花天鹅绒官服，以其为奥斯福大学法律博士，特于官服之外，加罩一红绸之法律博士大褂。余之所以必记此琐细之事者，因欲表吾东来之后事无巨细，莫不小心谨慎以临之也。

    余辈至园门，下马出舆，步行而入。至于皇帝所居大幄之前，其旁有一幄，系华官专为余等设备者。樊、周二大人即导吾等入内，言：圣驾顷刻且至，贵使等姑就幄中少待。待可一点钟，圣驾果至，驾前列鼓乐仪仗，备极喧赫。

    余等一闻圣驾已至，立即出幄，循地上所铺彩色地毯前行以迎之。见皇帝坐于一无盖之肩舆中，用60人抬之；舆前有执事官多人，手执旗伞旌节之属，驾过吾前，吾等曲一膝以为礼，华官则行其本国礼节。

    皇帝抵御幄之前，即下舆入幄。余俟其升坐宝座之后，即恭捧英皇帝亲笔书信，入幄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呈书信于皇帝手中。此信装于一木匣中，匣外用钻石为饰。皇帝手接此信后，并未启阅，仅随手交于旁立之相国。相国亦并未启阅，仅置之于宝座之旁一锦垫之上。于是皇帝乃以赠予英皇之第一种礼物授我，嘱为转呈。其物名曰“如意”，取诸事如意及和平兴旺之意，盖皇帝心中甚愿吾英国皇帝常与中国交好往来也。唯此种如意系一种长一英尺半之白石，刻花而成，石质略类玛瑙，虽华人以为此物异常名贵，余则以为就此一物之原价而论，未必值钱。其次，皇帝复以一如意赐我，绿色，所刻花纹则与赠英皇者相若。余乃出镶嵌钻石之金表两枚赠之，此表盖系前此华官向余言及后，余特为预备者也。

    复次，余引史但顿勋爵入觐，言：敝使奉命东来，敝国政府命史但顿勋爵为副，万一敝使遇有意外或身故等情，即由此人代理。于是史但顿自至宝座之前，曲一膝以为礼，状与吾同。皇帝亦赐之以如意一枝，亦系绿色，式样与赐余者相差无几。史但顿亦亲呈气枪二枝以为皇帝寿。已而余导人部下各员，使一一觐见，皇帝均以相当之物赏赐之。

    觐见之礼既毕，吾等依引导者之指示，自宝座退下至其左旁所铺锦垫之上坐之。中国各大员则依其官级之大小坐于右旁锦垫之上。垫前设有食桌，桌上有桌盖盖之，宝座之前亦设一桌，式样与吾等面前者相同。至吾等及各大员坐定之后，执事官乃启起桌盖，而桌面所具盛肴，遂呈于吾等目中矣。

    此御前宴会开始后，吾桌上所有酒馔既备极丰盛，而皇帝复分外殷渥，命执事官取其桌上之盛馔数色及酒一壶送至吾桌。此种之酒虽华人但称之曰酒，而实则并非葡萄所制，系以米及香草、蜂蜜等物混合制成，饮之颇甘美适口。

    约过半点钟，皇帝招余及史但顿勋爵至其前，各亲赐温酒一杯，吾二人就其面前立饮之。

    是日，晨间天气颇冷且有风，饮此温酒体乃大畅。余等归座后，皇帝与吾闲谈。问：你们英吉利国国王今年几岁了？余据实告之。皇帝曰：朕今年83岁了，望你们国王与我一样长寿。言时，意颇自得，气概尊严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状，然眉宇间仍流露其蔼然可亲之本色。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健壮，80岁老翁望之犹如60许人也。

    此御前宴会自始至终，秩序异常整肃，执事官按序进馔，既恭谨万状，与宴者亦都沉默不喧，全幄上下人等不下数十，而侧耳听之，竟寂无声息，是可见东方人对于帝王所具之敬礼，直与吾西人对于宗教上所具敬礼相若也。

    全幄作圆形，圆径之长约在24码至26码之间，用圆柱多根支撑之。柱上有镀金者、有绘各种花纹者、有加漆者，各视其地位及距离之适宜而排列之。幄中一切陈设之物，如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而壁绒、帏幔、地毯、灯笼、缨穗、窗帘之属亦无一非最精之品，而且颜色之相配、光线浓淡之采择，无一不斟酌适当。置身其间，目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相错，娱意之余，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乃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

    宴会时，有鞑济（译音）之贡使三人及中国西南回教部落喀尔麦克（译音）所派使臣六人均在座。然皇帝颇蔑视之，各华官亦不甚加以敬礼。余观察诸使臣神情亦卑谦万状，惴惴然唯恐仪节有亏，至陷于刑戮也。

    此宴会自始至终，为时有五点余钟之久，幄外有翻筋斗、拳术、走绳、戏剧诸技，以娱宾客，时时变换其节目，颇能令观者不倦。然以相距太远，观之殊觉模糊也。

    宴会既毕，余辞别皇帝而归，自叹曰：吾今乃得见现世之苏罗门大帝矣。盖吾幼年读苏罗门大帝故事，每叹其极人世之尊荣，非后世人主所能及。而今之乾隆皇帝则较之苏罗门大帝有过之无不及也。

    ●观万树园

    15日礼拜。先是吾曾托华官转达皇帝，言：敝使此来颇不易，意欲一穷中国之名胜而后归，不知热河之御园（原注：此御园华人称之为万树园，意谓树木多至不可胜数也。）能赐予敝使一观否？皇帝首肯，且令余今日往观（原注：此在中国制度上为特别恩典）。

    故今日早晨三点钟，吾等即起，至行宫门首，与中国各大员同候圣驾（原注：候驾系中国礼节）。候至三点钟之久，圣驾方至。

    其状与昨日相同，皇帝自坐一极高之无盖肩舆，用16人抬之。其前有音乐、卫队、旗伞、旌节无数。抵门，见吾辈立于门前，即一面令舆夫停舆，一面招吾至舆前谈话，为状颇觉亲切。言曰：朕此时要往宝塔上礼佛去，天天早晨，朕总得要去的，你愿跟我去么？余曰：敝使所奉宗教与陛下不同，礼佛即与教律有背。皇帝曰：那么不跟我去亦好，你要往万树园中去玩儿，我便找几个人陪你去。可是万树园地方太大了，一下子也玩儿不了许多，你到了园中，爱玩儿什么地方，便叫他们引导，不必拘束。余亟向皇帝行相当之礼，称谢曰：敝使蒙陛下被以殊恩，使草野之人得增见识，实属感激不尽。又言：敝使抵热河后所见所闻，均足令远人称誉不止，贵国地大物博，财力殷富，即此已足见其一斑矣。于是皇帝喜甚，立命相国和中堂及国老数人为吾游园之伴侣，己则仍令舆夫前行往宝塔礼佛。

    吾与和中堂及诸国老端立道旁，俟圣驾前去已远，乃相偕至一幄休息片刻，略进果点。此幄盖专为予等预备者，陈设亦颇井井可观。已而余等离幄，骑马入园，曲折行三英里，所见风景略与吾英彼德福省之留墩相若，而气象之雄厚则过之。园中多奇树，逐路均有丛菁，修治整洁，自远望之，蔚然覆地，以其形态及大小之不同，遂令全园景色随地异趣。已而豁然开朗，面前突现一湖，临湖以望，彼岸乃渺茫不能悉见，则全湖之大，盖非吾目测所能计其面积也。此时湖中已有一装饰华丽之船，停泊以待，其旁复有小船数艘，系预备装载侍从之人者。于是吾等乃登船泛湖。湖景不必言，即就船中所陈之瓷瓶、古董及壁间所悬书画等，仔细研究之，已足令吾终日不厌。然吾此行为游园而来，心不能专注船中也。

    船既开行，吾等一见岸上有特别之建筑，及可以注意之景物，立即停舶登岸观之。统计是日停舶之次数约在40至50之间，即一路所经宫殿及帷幄，共有四五十处之多也。此等宫殿及帷幄、建筑均雄大异常，其中有悬挂乾隆皇帝《秋狩图》及其《功业图》者；有藏各种绝大之玉瓶及玛瑙瓶者；有藏最良之瓷器及漆器者；有藏欧洲之玩物及音乐、歌唱之器者；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

    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于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所经各宫或各幄必有一宝座，宝座之旁必有一如意，其状与昨日赠与英皇者相若，盖亦代表和平兴盛之意云。吾欲缕述此万树园中之景物势必成一无穷故事，篇幅有限，讵能多记，要而言之，凡吾侪英人以为天然之景色，人为之美术品，以及历史上遗传之古董，足令风雅之士流连把玩而不忍舍者，此园中罔不全备之也。

    已而游兴渐阑，吾与同游诸大员告别。相国和中堂曰：今天我们只看了全园东边一小半，尚有西边一大半未曾走到，异日再陪贵使玩儿罢。

    同游诸人除相国和中堂外，一为次相福中堂；一为福中堂之兄福大人。福大人初为两广总督，而近任四川总督者。一为松大人，青年之能员，曾任外交事务者，四人均系鞑靼，均穿黄马褂。松大人则新自俄边回华，闻余曾任驻俄公使之职，居圣彼得堡有年，乃与余谈俄事。自言：近来奉命赴察克图与俄官会商通商事务，俄官所派者为一大将军，制服之上有一红色徽带，且有一宝星，式样与贵族所佩者相像。吾与俄将军相见后，意见颇洽，未及多时，即将交涉办妥。言时，颇有得色。且问余俄国之富力何若？兵力何若？若欲一探余学问之深浅，及余对于中俄两国之感情如何者，余均以相当之言辞答之。

    是日游园之际，相国和中堂状貌最为恭恪，无一时不注意于礼节，无一时不保守其大臣之威仪。然余细察其隐衷，则与余甚不相得。

    晨间，余与彼骑马同行之时，余曰：热河一处，本系荒僻之乡，今乃美如锦绣、烂若春花，令吾辈得徜徉其间，饱享清福，实不得不拜谢康熙大帝之赐，而大帝开创热河之奇功，尤足动后人之敬仰也。和中堂大奇，问曰：你何以亦知康熙大帝？谁告诉你的？余曰：敝国系文明进化之国，学僮、士子均习历史之学，岂有强大如贵国声名威德震烁全球者，敝国人反有不知其历史之理耶？余为此言，所以称道中国、谀颂中国者至矣。而和中堂则始终不悦，以为吾辈英人不必具有学问知识，有之亦不能令华人起敬，吾诚不知其于意何居也？

    次相福中堂，意态洒脱，待人亦和善，颇不拘于虚礼。其兄福大人则一举一动无不谨守绳墨，且以前此人曾任两广总督，与西人时有交接之故，对于吾辈亦颇以能员自命。今晨，皇帝驾抵宫门之时，余与各大员趋前致敬。彼忽自后微掣余袖，余不解其故，方拟回首视之，而彼又举手轻叩余帽，意似告余皇帝之前应免冠以为礼者。此免冠之礼惟吾西方有之，中国人无论何时，万无磕头见人之礼。此公惧余失仪，嘱余御前脱帽，不问即可知其以熟于西洋事务自命也。

    职是之故，余至游园之时，自计此人既以熟于洋务自命，余当设法以娱之，使至皇帝之前为吾吹嘘一二，或者于吾此次来意不无小补。因曰：大人为中国兵家，功业彪炳，敝使良深仰慕，此次敝使东来，部下带有卫队一班，颇精于欧洲新式之火器操法，倘异日大人有暇，敝使拟请大人观操，藉聆雅教，弗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余聆此答语，心乃不胜大异，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以没有什么希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此事当余发吻之初，吾料其必甚乐闻，乃不意得此冷淡之答语，吾心颇觉不怿。尤有一事，亦大足令吾丧气。

    游园时，相国语我曰：方才得到个信息，说你们那“狮子”船与“印度斯坦”船已到了珠山了。余以“印度斯坦”船长麦金吐司有回船之意，即乘机言曰：此次敝使所携各项礼物大半均由“印度斯坦”船装载，而该船船长麦金吐司现在已见过皇帝，留滞此间亦无所事事，拟先令彼回船料理一切，俾将来回国时可减缩预备之时间，不知中堂能允许否？中堂未及置答，福大人即掺言曰：这哪使得，我们天朝万没有允许外国人个人往各省去旅行的规矩。言时面色至觉严厉。余竭力解释其理由，且竭力谀颂之，彼不惟置之不顾，且自此以后，终日不露笑容。

    余静思其故，苟非此公在广东任内，曾遇有同样之事件，而酿成棘手之交涉者，即此公自命能人，深恐吾英吉利人，随地探察中国之民情风俗，于中国有所不利耳。此二种理由均有令福大人拒吾建议之能力，而后一种理由似尤较前一种为近情也。余见此项谈判既无进行之余地，即亦舍之。而谓相国和中堂曰：敝使尚有数事，拟与中堂从长计议，不知明日或后日，中堂能拨冗与敝使谈话片刻否？中堂为人外貌恭谨异常，谈话时，声色亦颇和悦客气，然于此事乃亦不肯应允，仅向余道歉数回。言：这几天，皇上万寿期近了，我要布置一切，忙得很。万寿之后，皇上即须预备回銮，料来也没有什么空闲，倒不如索性到了北京，我们在圆明园中常叙叙。

    余思相国之言如此，其意盖以在热河之时，已不愿与吾再见，而吾心中所欲陈白之事，万不能即此缄默。因曰：中堂政事纷繁，既无暇赐见，敝使自当听命，但敝使尚有微忱未能伸达，拟于日内开一说帖进呈左右。中堂政务之暇能赐予批览否？中堂曰：那是无所不可，请送过来罢了。余思此进递说帖一举，已为吾最后之办法，即承中堂允许，自当于一二日中办妥送去。至于效果如何，则颇非余所能预测也。

    ●中西之异

    16日礼拜一。余来热河后，已与乾隆皇帝见面二次。按诸在北京时华官告我之言，则吾既与皇帝相见，即不得华官允许，亦已有外出游览之自由。然余恐偶一不慎所事，或与中国法律有背，即大足为吾此行效果上无形之障碍，因仍杜门不出，就馆舍中自择应行办理之事办之。

    史但顿勋爵则于今日偕随员数人，同至乡村中作小游。据云：彼等行时，虽无人限制其举动，亦无人为之指示路径。而其后仍有华官及华兵多人一路尾随之，相距甚近，诸人一举一动咸不能脱于华人视线之外。由是言之，吾辈虽竭意示好于华官，冀欲自脱于华人疑忌范围之外。而华人之疑忌我英人者，犹与向之疑忌西洋别国之人无异也。意者华官以吾等服饰、语言与华人不同，仍守其原有见地，以野蛮目吾英人，恐吾英野蛮之人与地方人民不免有争闹情事，而按诸中国法律，外人之在中国者，万不许其与本国人争闹，若有此事，政府即唯地方官是问。故地方官不得不因此而从严防范吾等耶。

    今晨，相国和中堂体忽不适。知吾部下吉伦博士业医，遣人来招之去。告以病状，且叩其疗治之法，其病盖系偻屈及偻貌质斯（译者按：病名从日人译音）。吉伦博士拟开一方案，详述治疗之法与之，且允录一副本与我云。

    下午，一青年鞑靼戴亮红顶子及双眼花翎者至馆舍中拜见，其满洲名字曰：溥大藩，汉名则为毛廖（译音）。举动颇恂恂有儒者气，能自述其本国之历史、地理甚详。言：中国现代之皇帝系蒙古忽必烈大帝之后裔。忽必烈大帝者，即吾欧人历史书中之仇伯拉可汗成吉思汗之子也。13世纪时，成吉思汗称霸，入主中国，是谓元朝，传百年而弱，明太祖起而代之。蒙古余族自知不能安居于中土，窜至满洲，与满洲人通婚，成为满蒙相杂之种族。尔时势力不张，但有部落，未建国家。及后，某部落中有一不世出之人物崛起，其名曰：努尔哈赤。

    原注：此项系统，余曾加以研究，历问多人，均言溥大藩之言全无根据。译者按：努尔哈赤原文作Bogdoi音，与布库里里相近。然下文言：此人为满洲开国之主，而满洲开国之主实为努尔哈赤为是。

    英明威武，卓绝一时，以1640年入主华夏，是为清朝，即当代皇帝开国之始祖也。溥大藩又言：前日贵使觐见时，与贵使同邀圣上之恩典，得列席于御前会议者，朝中诸大员而外均为满洲亲贵。此等亲贵各有一定之产邑，一旦国家有事，诸亲贵有带兵打仗之责，其所带兵队即各由产邑中征之。用各种颜色之旗以为识别，其产邑均传自先人，继袭之法则尚长子，父死，次子虽贤，万无袭产之例。故自开国至今，诸功臣之得有封产者，至今疆界仍与往时相若，初未闻有争产交涉事情发生于其间也。

    各亲贵所娶妻，以皇族女子为多。娶妻后，皇帝以其为额驸之故，恒于所受封产而外，授以一相当之武职，然平时不必常在京城供职，尽可自就产邑中安居。唯每年万寿之期，则须齐集京师，向皇帝拜寿。此外唯国家疆场有事时，当遵命听候调遣耳。

    诸亲贵多不习文艺，朝廷亦不以文艺责之，但明定章程，以武事为诸亲贵之唯一教育。所用军器以弓箭、朴刀为主。青年亲贵，殆无有不寝馈于此者，故国家有乱大都恃旗兵骁勇善战以戡定之。余曰：旗兵诚勇矣，但军器终当改良。吾欧洲诸国此前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

    溥大藩作诧异之状，良久曰：弓箭毕竟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它。余无言，内念中国人之重视弓箭，殆较他种军器为尤甚，缘溥大藩之言既如此，而余在万树园中所见乾隆皇帝之《出狩图》，大都作骑马弯弓、射杀虎狼之状，未有一图绘他种军器，或绘于火器之形者。则乾隆皇帝之爱用弓箭，盖可知也。

    溥大藩又言：奉天为中国之陪京，地去北京为200英里，人口之繁盛，实在北京之上。

    该处宫中亦藏宝物甚多，以与北京相距太远，汉人鲜有至其地者，亦无有知该处之繁盛者。

    ●祝寿乾隆

    17日礼拜二。今日为乾隆皇帝万寿之期，余等早晨三点钟即起，仍由樊、周两大人导往行宫中祝寿。

    抵宫门，吾等均步行而入，至朝房中小憩。朝房系门内之左右两厢，专供各大员上朝前休憩之用者。此时朝房中已集有中国大员甚多，见余等至，一一起立为礼，且延余等就坐。有间，执事官奉茶点、水果、温牛乳之属至，陈之桌上。余等与华官且进茶点，且谈杂事，殊觉欣洽。约过二点钟，执事官入曰：寿筵已具，请诸位大人至万树园向皇上祝寿，恭与宴会。于是吾等循阶而下，步行至万树园。

    至万树园，中国诸大老已齐集于御幄之前，各穿朝服向幄恭立。然皇帝则并未露面，但于幄中一锦帘之后，隐隐似有皇帝之御影，为状如高坐以享受其臣下之叩祝者。而各华官虽不能断定皇帝果在帘内与否，亦一律正容注目于帘中，屏息勿动。似假定帘内之宝座即为皇帝，无论皇帝在座与否，其叩祝之礼要当对此宝座敬谨行之，不敢少慢。于时音乐徐奏，有金属制成之鼓以为之节拍，远处复有清脆之钟声，相闻于其间。已而乐止钟歇，全场寂然，稍停，乐声复做，钟声复起，然不一刻复止，如是数起数止，即有数人往来进退于幄前，如优伶演剧时进时退之状。

    音虽小解此辈何做，然以意度之，当是预备仪节无疑也。忽而乐声大作，各华官咸仰首上视，其意若谓皇帝之尊，高与天齐，可望而不可见。欲见皇帝唯有仰首向云表中求之。各华官仰首有时，声乐又做和美雄壮之曲，其为国乐或叩祝万寿之乐。余虽不知，而与乐声相和之赞礼声，则为“普天率土，齐向乾隆大皇帝叩首”字样（译者按：赞礼词译意）。于是除余及随从诸员仍依往例曲一膝为礼外，其余大小华官咸向乾隆皇帝行叩首之礼。叩首之迟速以乐节为律，乐声一扬则无数之红顶子一齐扑地；乐声一舒则又同时而起，凡三跪九叩而礼毕。嗟夫！余毕生所见各种宗教上之礼拜亦多矣，即不会以余所见者为限，而复求诸史乘。凡往古来今，各种宗教信徒之拜其教主若教王者，其仪式之隆重，殆均不能与此中国臣民之拜其乾隆大帝相比论也。

    是日全日，吾辈终始未与皇帝相见，即各大员亦未曾见面。缘各大员进祝之时，与吾辈同进，宴罢而退，亦与吾辈同退也。

    ●复游万树园

    已而，相国和中堂、副相福中堂及其兄福大人、松大人等四人同向余言：前日与贵使同游万树园，只游得东边一半，今天不妨再至西园一游。又言：东园富于庋藏之宝物；西园则富于天然界之景色。虽同属一园，而意趣各自不同，不知贵使亦颇有游兴否？余亟向彼等道谢，谓：即承宠邀，万无不奉陪之理。

    于是吾辈4人仍如前日之例，联辔游园。行有时，至一处少憩，执事官进水果、糖食、牛乳、冰水等物，佐以咸肉、细点，颇觉可口。食已将起，见内监数人正督同夫役，扛黄色之木箱数只自路旁而过。箱做扁形，无盖，所容为绸缎、瓷器。华官言：此系皇帝送与贵使之礼物，俟贵使归馆舍后，即当令人送至。余一面向华官做道谢之辞；一面俟扛木箱者过吾面前时向之鞠躬为礼，以示敬重皇帝之意。

    未几，又至一处，见广厅之中建一剧场，场中方演傀儡之剧，其形式与演法颇类英国之傀儡戏，唯衣服不同，戏中情节与希腊神话相似，有一公主运蹇，被人幽禁于一古堡之中，后有一武士，见而怜之，不惜冒危险与狮、龙、虎、豹相战，乃能救出公主与之结婚。婚时，大张筵宴，有马技斗武诸事，以壮观瞻。虽属刻木为人，牵线使动，然演来颇灵活可喜。

    傀儡戏之外，有西洋喜剧一折。其中主要角色乃本其夫妇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扮。

    译者按：万树园中，何以能有西剧？原书并未明言其故，以意度之，当系乾隆重视英使，特命在华供职各西人会串以娱之。或者各西人自行组织以为皇帝上寿，亦属近理。

    据云：此项傀儡戏，本系宫眷等特备之游戏品，向来不轻易演与宫外人员观看。此次华官因余到廷叩祝之故，请于皇帝，皇帝特颁恩典，始许送至宫外一演。故各华官观看之时，均兴高采烈。中有一场，各华官同声喝好，声震屋瓦。余就各华官神色间观之，知此项游戏品，皇帝及内廷各宫眷必甚爱之也。

    今日游园，相国和中堂乃大显其神力，时时与吾谈论园中景物，指东划西娓娓不绝。余欲乘间与彼一谈正事。谓：彼前日许我呈递之说帖，兹已预备妥当，拟于明日送至相府云云。而和中堂议论风生，终始不令予有插口之机会。候之有时，予不能复耐，急承其语气略作逗顿之时，与彼言之，言简意赅，仅三数语而了。和中堂唯唯否否，答曰：此刻已三点钟，我尚有些要事不能久陪了，倘贵使有什么见教，反正将来见了面可以细细谈论的。又言：宝太来庙一带（译者按：庙名译音），风景颇好，请松大人陪着贵使去逛逛，兄弟少陪了，再见！再见！言已，自偕福中堂、福大人而去。

    宝太来庙系一绝大建筑，中央为宝塔及佛殿，四周建有房屋甚多。佛殿之中有喇嘛等人，衣黄衣，手捧经卷，高诵佛号，其声音状态大类天主教堂之弥撒。吾虽不解其语言文字，而听之亦殊不刺耳。殿中有佛台、佛像及神龛、香炉、烛台、琉璃灯等物，均式样古拙，质料精贵，极庄严绚烂之致，为状与欧洲富强各国之大礼拜寺相同也。殿之中央有佛台三座，高出地板三级，台式构造精绝，一台之上建有佛像、一台建佛妻（译者按：佛妻二字译意，佛而有妻，殊堪发噱，想系观音大士之误）之像。又一台则建一神像做鞑靼衣饰，云是鞑靼人所奉之天神，其名字余已不能记忆。三像均纯金所铸，体积极大，像后为圣场，意是诸佛菩萨退隐之所。场顶悬一琉璃灯，光色黯淡，若用以吸收宗教上之恐怖，而使人永远虔敬之者。灯后为一大龛，有锦幙垂于其前。余等未近龛时，锦幙微启，及吾等行近，司幙之僧遽扯之令蔽，勿任神像为吾辈所见，僧面目微露骇异之容，吾不知其用意如何也。

    庙中有一宝塔，塔中供宝太来像。宝太来者，佛之化身，据信仰佛教者言：佛为天上最高之神，然不常居天上，恒降临下界，附于人类或一切众生体中以察世变。因之塔中广建佛塔之化身像，有独身者；有骑龙、骑犀牛、骑象、骑驴、骑骡、骑狗、骑鼠、骑猫、骑鳄鱼及骑一切奇禽怪兽者，总计其数不下数千。其中有相貌狞恶之妖怪像千余，尤觉穷奇极丑，不特为人世中所万不能见。即高至九天，深至九渊，亦决不至真有此物。至于普通之佛像及女神像则尤多至不可胜计，是盖因鞑靼人酷信喇嘛，故喇嘛按经典之所载，令鞑靼不惜工本造之。而乾隆皇帝复笃信佛教，自言其圣体虽非活菩萨化身，而践阼以后，国势兴隆，遐龄克享，深信确有一佛已附入其体中云云。此说虽怪诞不近情理，而皇帝自信甚笃，故综计其晚年前后所造佛像及一切皈依佛教、蓄养喇嘛之费颇不赀也。

    ●入宫观戏

    18日礼拜三。先是余得华官通告，谓皇帝万寿之庆祝典礼，虽已于昨日举行，而近日宫中尚有戏剧及各种娱乐之品为皇帝上寿，皇帝亦备有珍品多种，亲赐群臣，且将以礼物赠诸贵使，贵使可仍于晨间入宫，一观其盛。

    至今日晨间，余如言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演时，皇帝自就戏场之前设一御座坐之。其戏场乃较地面略低，与普通戏场高出地面者相反。戏场之两旁则为厢位，群臣及吾辈坐之；厢位之后有较高之座位用纱帘障于其前者乃是女席，宫眷等坐之，取其可以观剧，而不至为人所观也。

    吾等入座未几，皇帝即命人招余及史但顿二人至其前，和颜言曰：朕以80老翁，尚到园子里来听戏，你们见了可不要骇异，便是朕自己，平时也以为国家疆域广大，政事纷繁，除非有什么重大庆典，像今天一般，也总觉没有空儿常到此间来玩。余曰：贵国治安日久，方有此种歌舞升平之盛况。敝使东来，适逢其盛，殊以为快。皇帝喜吾对答得当，随自座旁取一髹漆之木匣授我，曰：此一匣宝物乃自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到如今已有800年了，你可好好地带回去，替我代赠与你们英吉利国王。

    余受而观之，见玛瑙及各种宝石数块，均华人及鞑靼人视为至可宝贵者，匣顶则有小书一册，中有图画及文字，均皇帝御笔，同时皇帝又以小书一册亦御笔书画者，及槟榔荷包数事授余，余谢而受之。史但顿亦得一荷包，式样与吾所得者相同，其余吾部下随员亦均由皇帝赠以小件之礼物。吾等退，皇帝乃以丝绸数匹、瓷器若干事分赐各鞑靼亲王及各大员。吾自旁观之，虽所赐之物似不甚值钱，而受之者向皇帝谢恩时其卑微感激之状，则又非吾笔所能形容也。

    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其中所演事实有属于历史的、有属于理想的，技术则有歌有舞配以音乐，亦有歌舞、音乐，均屏诸勿用，而单用表情、科白以取胜者。论其情节则无非男女之情爱、两国之战争以及谋财害命等，均普通戏剧中常见之故事。至最后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人意表之誉，盖所演者为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开场时，乾宅坤宅各夸其富，先由大地氏出所藏宝物示众，其中有龙、有象、有虎、有鹰、有鸵鸟，均属动物；有橡树，有松树以及一切奇花异草，均属植物。大地氏夸富未已，海洋氏已尽出其宝藏，除船只、岩石、介蛤、珊瑚等常见之物外；有鲸鱼、有海豚、有海狗、有鳄鱼以及无数奇形之海怪，均系优伶所扮，举动、神情颇能酷肖。

    两氏所藏宝物既尽暴于戏场之中，乃就左右两面各自绕场三匝，俄而金鼓大作，两方宝物混而为一，同至戏场之前方，盘旋有时，后分为左右两部，而以鲸鱼为其统带官员立于中央，向皇帝行礼。行礼时口中喷水，有数吨之多，以戏场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隙流去，不至涌积。此时观者大加叹赏，中有大老数人，座与吾近，恐吾不知其妙，故高其声曰：好呀！好呀！余以不可负其盛意亦强学华语，连呼“好”、“好”以答之。

    演戏时，吾辈所座厢位做通长之式，不似欧洲戏场，各厢互相分隔者，故座客尽可自由往来随意谈话。于中有大员数人情谊颇为殷恳，时时离其原定之座位至吾座旁闲谈，然以鞑靼为多，汉人则甚少。

    其与吾谈论最为亲洽者有二人，虽着中国装，而面貌不类华人，亦不类鞑靼。与吾相见，首问吾能解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否？余问曰：然则两君其中央亚细亚人耶？彼等乃自言邦族，谓是喀尔麦克之回人，其先人游牧之处，在中央亚细亚里之海滨，近因与俄人交閧，相牵迁至中国西南部边境，倾心内向，派彼等二人为曼尔石司至天朝进贡。曼尔石司者，回语言使臣也。乾隆皇帝见二人至，圣心大悦，各赏以蓝顶蓝翎，且许其留居热河，恭叩万寿，以示柔怀远人之意。二人来此以后，得见天朝文化，自言心中至以为快云。

    下午一时，晨会已毕，余等退至四时，复往观夜会。夜会地点在一广场之上，地在吾初次觐见皇帝之大幄之前。吾辈到场未几，御辇即至。皇帝降辇后，自就一临时所设之宝座坐之，挥手发一起始开演之记号，于是广场之上即有拳术、跳舞、走绳、刀剑以及种种有趣之武艺陆续献技。此项技师均穿中国宽大之衣服，蹑寸许高之厚底大靴。而演技时仍纯熟活泼，似不见碍于衣履者也。

    吾乃不得不加以赞誉，唯旗人好马，中国历史上殆无有不记旗人善于骑射者。而此种盛会乃未有马技列乎其间，令吾一观旗人之马技何若？亦憾事也。武技既毕，以花火为夜会之殿。此项花火大有陆离光怪之奇观，在余来华后所见各项娱乐品种中，当推此为第一。余昔在勃打维亚所见花火虽变化之众多，火力之雄大较胜于此，而以趣味言此胜于彼。花火之末一场为绝大火景，有火山之爆裂形、有太阳与星辰之冲突、有爆火箭、有开花大炮、有连环炮，一时火光烛天，爆声隆隆。至光消声歇而后，余烟之缭绕于园中树木之间者，犹至一小时后方散也。

    观技时，皇帝使人送茶点至，虽未极精之品，而余以时去晚膳未几，腹中尚饱颇不愿食，然因其为皇帝所赐，按诸中国礼节不可不食，遂略进少许。

    此一夜会与晨会相较，其到场观看者及场中秩序大致相同，唯晨会则皇帝坐于戏场之前，而群臣咸坐于两厢，夜会则皇帝坐于中央，群臣分作左右二行列于其旁，有坐者、有立者、有跪者、卫队及执旗持节之人，多至不可胜数。则站于宝座及群臣之后，其尤异之点，则晨会时，观者可以自由谈话、喝彩、鼓掌在所不禁；夜会则全场寂然，自始至终未有一人敢发生谈笑者。

    夜会既毕，吾等未出，樊大人即来谓余曰：目下万寿庆祝之礼已经完毕，皇帝定于本月二十四日启跸回銮，贵使为便利计，宜先期启节回至北京。鄙意以二十一日为便，不知颇蒙贵使许可否？余曰：可。樊大人遂欢然而去。

    ●说帖之争

    返抵馆舍，见余所拟致相国和中堂之说帖已由译员译就。内容大致谓甲必丹麦金吐司目下已由英伦承领各项礼物，用所管“印度斯坦”船装运来毕，妥密交卸，其本人亦已蒙贵国大皇帝恩赐引见。兹因“印度斯坦”船停泊珠山海港修理，船中不宜久无统率之人，故拟令该甲必丹即日回珠山原船办事。倘该甲必丹到珠山之后意欲就近购买茶叶或它种土货，以便随船带回英国发卖，或该船船上员役等人有随船带来之英国物品意欲卖于珠山一带之中国人民者，亦望照准。再者，敝使来时，同船有精于算学者二人，拟请贵国大皇帝酌予录用，听其当差。该二人曾同至大沽口，今则尚在“印度斯坦”船中，倘蒙中堂府允该甲必丹回船，能否特加恩典，另派一欧洲教士偕其同去？俾该教士得带同二人同至北京云云。

    此项说帖虽已译就，而苦无相当之呈递人。因鞑靼钦差既为吾辈所不信，而前此皇帝所派之欧洲教士亦未有同来热河者，樊、周二大人则以此事与鞑靼有关，不敢贸然经手。普通之送信人又不宜用之，免致唐突相国。吾思之竟夕，终不得一适当之解决法也。

    19日礼拜四。晨起，吾译员来言自愿担任呈递说帖之事。余斟酌许久，以为随从诸员中堪当此任者，当以此人为最宜。因以说帖付之，嘱其慎重将事，译员欣然而去。

    未几，议员归馆舍复命曰：微员往递说帖，以所穿为英国衣服，不特途中惹人注意，即呈递时亦因此略有阻碍。然说帖则已递去，但未能亲手递与相国和中堂，仅能交其书记马老爷代为呈递而已。此马老爷待人颇觉和气，自信此项说帖当立即呈与中堂阅看，不久即有回文，由专员送至馆舍。余以此人既肯代递，则余事已了，遂出身间所备金钱的敬礼奉诸马老爷求其收纳，而马老爷必不肯受，说你们外国人的钱我不能受的，可是将来到了北京，若蒙你们钦差大人送我几件外国玩意儿，那么兄弟一定领情。余不敢相强，遂辞别而退，谅和中堂之复书近日必可送来也。

    入夜，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三人果联袂而来。坐甫定，金大人即出一纸向吾宣读其意，而令议员译之。其言曰：英国钦使所请拟令甲必丹麦金吐司先行回珠山一节，碍难照准。该甲必丹既已到京，自当在京守候，至将来该钦使回国时同时启程方为合理。至所请该国洋船“印度斯坦”号船上随员、夫役等，欲在珠山一带收买土货，出卖洋货，事属可行，且可从优体恤，不必收取进出货税。其随船同来之洋人二名，据该钦使言系精于算学之人，欲求天朝录用，准予当差，亦可照办。但天朝自有办法护送该洋人进京，该钦使毋庸越俎代谋也。

    金大人宣读既竟，即折叠其纸藏诸怀中。余欲向其抄录一份，而彼固执不肯，且其倔强及反对吾西人之态度，仍与前此未经申斥时无二。吾殊不觉其用意何若？

    其尤异者则余闻华人言：中国朝廷对于吾辈之事视为一种极重要之问题，数日前，相国和中堂曾招集各大员会议此事。会议时不特前任两广总督之福大人在座，即前任广东藩司之某大人，因犯罪多款，锢诸狱中有年者，至是亦出之于狱，令报告之广东洋务情形，以为对付吾辈之张本。虽此次会议之结果余现在尚未有所闻，然以意度之，恐利少而不利居多也。

    20日礼拜五。因明日为启节回北京之期，故今日预备极忙。除余及部下员役所备行李照旧归束外，凡皇帝赠予英皇之礼物，如明角灯、匹头丝绸、茶球、图画之类，一一于今日之晨请华官监视，督令工人另行装箱，箱外大书“乔治第三收受”字样。俾华官得尽心照料，工人搬运时得分外留意，而彼等亦深知吾意，以为此项货箱其价值之大无与伦比也。

    据樊、周二大人言：吾等来时所携物件甚多，故途中延搁至七日之久。今车轻物简，六日即可抵京，较来时可缩短一日也。鞑靼钦差金大人，今日亦来拜见一次，并未提起昨日之事，只言明日吾等出发，彼必与吾等同行，一路停止之所，彼当时时过来与吾谈话云。

    ●启程回京

    21日礼拜六。晨七时出发，为状与来时相同，唯天气冷而多风。虽有日光而淡然，殊不能令人生暖也。

    今日，余卫队中有一兵士曰极尔密李德者，以暴病身死。此人本为皇家炮兵队中炮手，今兹之死乃系多食水果所致。据其同伴所言：彼于朝食时，连啖橘子40枚之多云。

    22日礼拜。晨间，葬李德。行18英里，至锦章营下宿。黄昏时，金大人至寓中拜见，谈话未几，即去。

    23日礼拜一。行24英里，至古北口。抵口之前一点余钟，万里长城已蜿蜒相望。就车中观之，前、左、右三方景色极佳，而气象之雄厚磅礴，尤为吾毕生所未见。既至其地，吾随从各员中，有欲复做第二次之游者。惜吾辈来时所走登城之路，已有砖石、瓦屑塞之，不能复行矣。

    后伊等寻觅许久，始得一间道，卒能偿其登临之愿焉。

    26日礼拜四。晨间时出发，行27英里抵北京官舍，时正午。综计自热河至京师仅费时五日有半，一路停顿之处仍系借住行宫之厢房，为状与去时相若。

    樊、周二大人招待颇为周到，且情意殷挚，凡权力所及无一处无一事不表示其真正之友谊。鞑靼钦差金大人则仍守其桀骜不驯之态度，虽中途亦有数次，诣吾寓中谈话问安，而其不满意于外人之神情，则时时流露于言外也。

    27日礼拜五。取所余各种礼物之存在馆舍中者，督率部下整理之，以便运往圆明园陈列。此事初不必汲汲，而华官则颇有催促之意，余就其神情中观察之，似系外国派来之钦使，不能在中国久居。余来此以后，既经觐见，华官遂有不愿留吾在此度岁之意，故频加催促，使吾速了其事也。

    28日礼拜六。各项礼物已大致措置完备，即于是日交与华官运至圆明园，且派吾译员同去，令其以各种仪器及机器之用法，向当差各教士详为解释。此等当差之教士即系受皇帝之命在圆明园中掌司各种外国珍品者。吾令译员向彼等详解各物之用法，盖备吾等归国后各教士或华官能自由运用之，而无所阻隔也。

    鞑靼钦差金大人来信：皇上定于下礼拜一回銮，按照成例，凡在京各大员及各国派来使臣，均须行郊迎之礼。其迎接之处离北京为12英里，贵使既在北京，照例当屈驾前往迎之。余曰：即如此，敝使必去，但相隔既远，贱躯亦小有不适，往来奔波颇以为苦也。金大人曰：其地去圆明园较近，贵使可于明日移往圆明园馆舍中，后日破晓而往，当可节劳不少。余曰：敬如教，敝使虽惫，亦甚愿自勉也。

    29日礼拜。上午未事事，下午往圆明园，至馆舍后，疲劳甚，早睡。

    30日礼拜一。晨四时即起，行二小时至郊迎皇帝之处。其地有一广厅，厅中设茶点，吾等略进茶点后即出，至迎銮场。场在一大道之左旁，吾辈至时，见两旁及对面已站有大小官员及兵队执事人等，有数千之多，延长几及数英里，人人咸侧目向远处而望，以待驾至。

    未几，御驾至矣。皇帝自坐一大轿（参考《出使中国记》曰：此轿以黄绸为衣，有玻璃窗，抬者8人，更替者亦8人），轿后有一二轮车随之，式样既重笨可厌且无弹簧，坐之至不舒适。吾料将来皇帝得坐吾所赠马车后，必将此车置之高阁也。

    译者按：此语殊不尽然。参考摆劳氏《中国旅行记》曰：吾回英后一年，得一荷兰人在中国当差者之书曰：去年马戛尔尼伯爵带来各种赠品，有数种并不为华人所重，仅置诸普通物品中，不甚珍惜之。至伯爵自赠之马车，在伦敦市上已为罕见之精品，而华人乃以此车与其原有粗笨之车弃置一处，不特不加以拂泽，且始终未尝一用也。

    御轿过吾前时，吾照旧行曲一膝之礼，华人则一律双膝下跪。皇帝见余，就轿中差一人来问余言曰：听说你身体有些不好，皇上牵挂得很。现在天气已渐渐冷了，若老住在圆明园颇不好，不如搬回北京居住才觉得方便些。余作一简单之道谢辞，令此人回复皇帝。皇帝点首龙颜颇悦。

    皇帝之后，紧随者为相国和中堂，见余在路旁，行礼甚恭，然未曾少停，想系仪节如此也。

    御驾过后，迎者渐散，余亦归圆明园少息，下午回北京。奔波一日，体又不适，抵馆舍时已倦极思睡矣。

    ●逐　客

    10月1日礼拜二。余自热河回北京时，随从各员及技师等加之在圆明园装配礼物者齐至北京欢迎，即在北京馆舍中下榻。至今日，余以圆明园工作尚未完竣，命彼等回园治事，俾将天文仪、地球仪、行星仪等从速装配完备。据彼等言：各种礼物中，华人视之并不称异，唯于派克氏之大灵司（原注：即余向甲必丹麦金吐司转购者），则视为一种珍重之物而颇注意之。然亦昧于事理，以为此种大镜并非世界稀有之物。尝有一次，一华官问摆劳曰：这座大镜子颇有意思，颇好玩，你能在北京再造一座否？摆劳答曰：此镜非专家不能制造，且此镜极大为世界之冠，他国所有同式之镜决不能与此镜相比。

    华官闻之，摇首做微笑，意若不信，后又问诸吉伦博士。博士以同样之言答之，始信。然彼等之意以为此物虽奇，装之颇属容易，费一二日之功即可完毕。及摆劳告以此镜决非旦夕间所能装就，彼等乃大加催促。谓：现在皇上急于看看你们这些外国玩意儿，你们总得赶紧装配才好，若人手不足，要用帮手，别说一百、二百，便是一千、二千也可马上叫来，可是千万不可延缓。

    鞑靼钦差金大人亦以吾辈装配各物，事属极易，不必多费时刻。吾初至圆明园时，告以此项工程统计当费数星期之时间云云，彼即大骇，以为不经之谈。至归自热河后，见工程犹未告竣，则催促益力，谓皇帝已再三催促，欲即日到园观看，倘延缓过久，必非皇帝所喜。此语实非由衷之言。吾初抵中国即有华官数人，向吾谈及中国风俗，言：外国使臣无久驻中国之前例，以法律论，使臣到京至多不过勾留40日，40日后如不自去，亦必斥逐。贵使此来，当预算日期，尽40日之内办妥一切事务，从速离京，方不至违背天朝体制。由是言之，今日金大人等之催促工程显然夹有逐客之意。虽华官口中尚未有勒令余等于某日启程之明言，而要求互派使臣实为余此行主要问题之一。今金大人等之态度，既有此等表示，吾不得不设法先探中国朝廷究竟有无不许余等久留之意，然后自定进止。

    乃作书致和中堂，大致言：甲必丹麦金吐司所驾船只，既承贵国大皇帝许其在珠山一带买卖货物，敝使感激之至，拟请中堂代向皇帝致谢。但该甲必丹为全船最有经验之人，船中若无此人料理殊属不便，尚望中堂破格通融，许其即日回船办事。至于敝使本人则将来拟由广州回国。缘时至明春，敝国必有多数船只自欧西驶抵广州，倘蒙贵国允许敝使小做勾留，敝使即可附乘此项船只回英也。书去未几即得复书，约余明日早晨至圆明园面谈。

    2日礼拜三。晨间赴圆明园，面相国和中堂，福中堂兄弟亦在坐，然未有其他之国老侍立。既见，互问安好后，中堂即出书信数封授余曰：此系珠山寄来者。余接视其信，见其中一封为“印度斯坦”船大副所写，书明复甲必丹麦金吐司收拆；余二封则系古完勋爵所书。余略视信面即拟置诸怀中，而中堂乃问余曰：信中说些什么？有什么消息，讲给我听听。余乃不得不启封而以书中内容告之，言：目下“狮子”、“印度斯坦”二船，均停泊珠山。“狮子”船已预备就绪，一得敝使命令即可启碇回国，“印度斯坦”号则非俟甲必丹麦金吐司回船不能开驶。述毕，以原信授中堂，令其自阅，俾不疑吾言之虚伪。中堂乃曰：你那“狮子”船可以不必回去，因为你们离家已久，谅来对于故乡风物必定牵记得很。皇上的意思也以为你部下的人到中国后已死了几个，你自己身体又不舒服，想来北京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甚合宜。将来交了霜降，天气还要冷得紧，替你们设想，还是早一点儿回国的好。而且我们天朝的宴会礼节，新年时与万寿时差不多，贵使既在热河看见了万寿礼，也不必再看新年礼了。

    余曰：敝使颇堪耐冷，北京天气虽寒，敝使来华之前已有御寒之备，即久处北京亦可于身体无碍。承贵国皇帝及中堂垂念，敝使感激万状。又曰：在热河时，承中堂面允回京之后，可时时与敝使相见讨论一切。今日得蒙中堂赐见，俱见中堂诚实不欺，敝使愿于此时，将此次来华各项重大问题与中堂妥商。因曰：敝国皇帝此次派敝使来此，非为暂时的联络感情计，实欲与贵国永远共敦睦谊计。故敝国皇帝之意，拟令敝使久驻北京，倘此后两国国际上发生何等之问题，即由敝使代表敝国皇帝，就近与贵国政府直接商量。至敝使在北京时所用一切起居饮食之费，概由敝国政府开发，不必由贵国供给。倘贵国皇帝有与敝国互派使臣之意，尤为敝国所欢迎，所有船只一切以及到英国后种种供给之物，均可由敝国代为具备。敝国皇帝、臣民亦当以极尊荣之敬礼待此使臣。此种互派使臣之法，系目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之惯例。倘蒙贵国皇帝允准，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常通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为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

    余与中堂虽前后相见已有数次，而相见之时，中堂恒侈谈杂事指东划西，不令余有讨论正事之机会。直至今日，余已不可复耐，始为中堂力疾言之，意谓中堂必可与吾从长计议矣。而中堂犹保守其置若罔闻之故态，时时向吾絮问身体何若，起居何若，而于吾认真陈白之事则终始不做一答语。至吾述竟，则言之：皇上的意思，本来也很愿你常驻北京，不过你身体不好，天气又不合宜，水土又不服，所以不能强留了。

    余闻此言，知华人逐客之意已确凿可据，即起立兴辞。然面上仍不露失望之色，但以和易诚挚之言词动之，冀于万一之中，犹有转机之望。

    乃返至馆舍后，即得馆外西人传来消息，谓：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目下已经写就，方命人译为拉丁文，至译就后，即可交付。嗟夫！此说果信，不特华人逐客之令可以证实，而促吾速即启程回国之意亦已见诸言外矣。然吾犹冀此项书信交付之后，希望未必遽绝，或者犹有婉商之余地。

    乃未几，而樊、周二大人亦至，向吾曰：说不定明天和中堂还要你去见见他，也说不定那时候中堂便把皇上写给贵国皇帝的书信交付你。倘若果然交付了呢，我劝你还是立刻向中堂辞行，择期动身回国。可是此刻还说不定，咱们俩不知内中的底细怎样？余曰：闻命矣。两公此来，必有所授意者。二人力辩曰：否。我们俩来同贵使说起这句话，正见得我们的私交。老实说，咱们也很愿贵使常驻中国，贵使回国之后，我们虽未必闲散，却是再找不到这种好差使了。此言似颇足信。

    ●授乾隆复信

    3日礼拜四，晨间。余卧病未起，鞑靼钦差金大人已至。言：目下相国和中堂及国老多人，均在皇宫中等候贵使前去谈话。余以连日奔走，所事又不能如愿，今日本拟少息，兹闻金大人之言，心中至觉不快。即四肢亦疲惫乏力，几令吾不能起床，然以事关重要，不得不勉强从事。乃立即披衣而起，命部下预备一切，匆促出门。

    计自金大人至馆舍，至吾抵宫门之时，为时不过一钟，而抵宫门后静候至三点钟之久，方见和中堂及诸国老联翩出迎。行相见礼后，即导余进宫。经华丽之厅事数座、长桥数道，始抵宝殿之前。殿基极高，有石级数十，如梯形，石级尽处，有黄缎包成之圈手椅一行，状颇郑重。中有一椅，椅上有一黄封，即系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

    吾等在殿下行礼后，拾级而登，至于宝座之前，和中堂乃指椅上之黄封曰：这是皇上赐予你们国王的书信，等一会儿，便须叫执事官送往你馆舍里去。但是照规矩你得先到此地来行个接受礼，所以我叫金钦差请你来。

    殿中黄椅之旁尚有低桌数张，桌上累累然置有物品多许，均做卷筒之形，其上亦用黄绸盖之，不辨所盖者为何物。而和中堂则指而告余曰：这是皇上赐给你们国王的东西，其中也有几种是赏给你自己和你部下官员的。因为你们英国与天朝相距极远，这回航海到此，路上苦也吃得多些，故皇上赏赐之物比平常外藩使臣多了一倍。余曰：即此可见贵国大皇帝优待远人，礼意隆渥，敝使感激异常，请中堂代为致谢。

    此时中堂神情，与前在热河游园时和蔼可接者大不相同，恭静之中颇夹有威严之气。此种威仪之气，凡为大臣者多有之。余见之亦不以为异，但在此时则心中至觉不耐。盖余航海而来，其本意并非欲希冀中国区区之礼物，今中堂但言礼物而置正事于不问，吾即具忍耐功夫，心中亦断无不愤懑之理。余初来时，曾以所备各种优美之礼物分赠中堂及诸国老，意其必肯收受，乃送去之物一一打回，竟无一人肯收受者，余乃大异。至今思之，彼等之所以不肯受礼，即为今日以威严之气临吾之预备，亦无足异也。

    余进宝殿后与中堂等略作数语，自觉四肢乏力，全身发抖，有不能支持之势，即向中堂告退曰：敝使病体未愈，今不特不能坐立且不能复语，拟先行告退。中堂如有所命令，可与余副官史但顿勋爵言之。中堂曰：也没有什么话说了，你们正副二使不妨同时回去，若你有什么意见可再开个帖儿来。余曰：遵命。遂与史但顿同退。退时，自思中堂虽有此言，而就其神气观之，余即有所陈白亦万无成功之望。他姑不论，即如昨日所谈之事，余向彼竭力言之，意其无论如何今日相见时或成或否，必有相当之答辞，乃竟无一语提及。则今日之所谓开个帖儿云者，亦无非费吾纸墨而已。

    抵馆舍未几，下午有华官16人率从者多人，合赍皇帝致英皇之书信至馆，仪式至为隆重。赍书信者甫去，礼物十数扛，复相继而至。余就中挑选其送与英皇者分别装箱，箱上仍书“乔治第三”字样以为标志。其送与余及随从各员者，则各自藏护之。

    此时，中国朝廷虽未有命吾即日回国之明文，而其命吾即日回国之决心则已彰明显著无复可疑。

    ●六点请求

    倘吾不知其用意所在犹不再做归计，则华官或者以非礼之举相加，是不特于吾出使之荣誉体面有关，而对于吾此行之目的，尤必有至恶之结果也。然和中堂既有命开具说帖之言，吾虽明知其无效，亦不得不姑以为有效而开具之。乃不顾病体之痛苦勉强捉笔开具六事如下：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律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缘敝国商人向来完税，系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从未能一窥中国税则之内容也。

    译者按：前文所录两敕，《东华录》中同载一日之下，且首尾紧接似系一日间事。然照此日记而论，前敕当是今日事，后敕乃今日以后之事也。

    4日礼拜五。昨日安育德神父至馆舍中拜见，谓将有所陈白。余以病甚不能见客，嘱史但顿见之。今日史但顿以安神父之言转告于余，余以其颇有记述之价值，又因安神父对于余奉命使华之举心亦异常关切。凡中国政府中苟有若何之消息，与吾英国使臣有关而为吾所未知者，此人必须先通信，其望吾成功之心几与吾自望之心相若。

    吾故乘今日病体较苏之时，补记其言于此。安神父曰：吾欧人之所谓钦使多有常驻的性质，俾两国发生交涉得以就近接洽。而华人对于他国之使臣仅视为一种点染太平之具，苟非国家有庆祝宴会之盛举，则使臣可以不必来，来则亦万不许其久留，事毕，即促令回国。前此葡萄牙派来使臣，中国虽亦以至隆重之礼节款接之，而其居留中国之时期亦不过六礼拜。此因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世界大势。初非挟有恶意，即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中国则从来未闻有与他国订结条约之事。然谓中国人固执不化，将来永无与他国人缔约交通之一日，则又未必尽然。不过无论何事总当渐次做去，若能按部就班逐节进行，将来必有成功之一日。倘躁急从事抹去种种手续则未克有济也。

    安神父又言，钦使此次来华，所受困难实已不少，然钦使到华较早，在中国朝廷未闻欧洲战耗之前，则困难之事必可减去一半，因中国人向来以蛮夷戎狄目欧人。近来复得有一种风说：谓欧洲诸国方有战祸，其以蛮夷戎狄视欧人之心遂因此益甚，钦使到华后，亦因此大受影响。然钦使精干英明，仪表亦彬彬有礼，既来此邦，此邦人士心目之中必永远留此钦使之影像。虽现在之结果未必甚佳，而将来倘有成功之一日，终不能不归功于钦使也。据鄙见所及，以为钦使既经来华，来华之后，既经中国皇帝准予瞻觐，纵留华之时间极短，亦未始非英人在中国得有立足地之初步。倘自此以后，英人不以此自馁其气，仍由英皇陛下时时以书信与中国皇帝互相投报，每有商船到华即奉以一书，一面于广东地方派一英侨司理其事，此英侨当以富有经历长于交际之人充之，由英皇陛下赐予敕令，嘱其时时与两广总督联络感情。所有各项书信即由此人面托两广总督代为呈递。倘将来中国之新皇登基，或有他种重大国庆，此人即可就近托两广总督转奏，自请晋京庆祝。如是在中国一面，既不背其使臣不许久留之定章；在英国一面，亦可免去特派使臣之费用及心力，而两国感情仍可互相联络，无常驻钦使之名，可收常驻钦使之实。事之两全无有过于此者，将来瓜熟蒂落，必有缔约通商及互派使臣之一日。至以目下而论，华人既不愿钦使久留，钦使自当立往辞行，准备回国，毋令华人逐客之令见诸明文，转使将来之事难于着手也。

    安神父在华有年，所言至有经验，其对于将来应行事务之主张，至吾回国后，固可视为一种堪资讨论之计划。而其现在劝吾速即辞行准备回国，亦属正当之忠告，吾思之再三决意从之。然前据珠山来信：“狮子”船有即日启碇回国之意，今相去数日，该船已否启碇，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于决定速做归计之后，立草一函致相国和中堂。

    函中内容，开首系通常问候之词，其次即言昨上说帖，计达左右，倘承赐以回复。敝使拟即于接到回复之日启行回国，其程途则拟先至珠山，一探“狮子”船已否启碇，倘系尚无，固属甚妙；其或已经启碇，则敝使可改坐“印度斯坦”船，因该船非至甲必丹到船后绝不能开行。今甲必丹尚留居北京，则该船必停泊港中无疑。然敝使部下随从之人既重，行李复多，“印度斯坦”船中仅能容其半数，故“狮子”船虽已启碇亦必设法阻止。今附上一函请中堂速即饬人飞送珠山投交古完勋爵，倘该勋爵已经乘坐“狮子”船南驶，则请中堂饬送信之人飞急赶至广州截之，是为至要。下文复用通套之问候语结之，无关紧要，不赘。

    夜分，鞑靼钦差金大人来，言贵使致古完勋爵之信，已由和中堂饬入送去，贵使自请即日回国一节亦已由中堂奏禀皇帝。皇帝说：如此办法很好！很好！但他们外国人受不起风浪的，朕为体恤他们起见，已饬钦天监选定本月七日吉日，着他们动身。又饬令该英国使臣沿途路经过各地的文武官员，一律优加保护，用敬礼接待，不得怠慢。金大人又言：贵使昨致和中堂之说帖，已定于贵使启行之日答复。因目下中堂尚在颐和园中，至贵使启行之一日方能来京，以复书面交贵使也。

    5日礼拜六。时至今日，诸事多已无可为力，只能自做归计矣。

    下午，樊大人与周大人同来，言：贵使归时，自北京往珠山，皇帝已特命大员二人为贵使之导护人。其一为松大人，即前此游万树园时与贵使为伴者；又一人则为阿顺（译者按：阿顺二字音译）大人。在热河时亦曾与贵使见过一次。至于金大人则仅奉命护送贵使至于天津而止，余二人虽尚未奉明命，以意度之，行程亦当仅以直隶一省为限也。

    6日礼拜。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均于是日同至馆舍中，督饬夫役助余等收拾行李，以备明日启行。

    渠等言：明日贵使启行时，尚当与和中堂行一握别之礼，但行礼之时间由中堂自定，故贵使当预先将行李等物装置妥当，俾一闻中堂之命即可启程。又言：中国朝廷诸大员中颇有数人与贵使甚形相得，兹闻贵使来此未久即行回国，颇觉为之不快云。

    第三章　南归之途

    ●启程南归

    10月7日礼拜一。午刻，由北京馆舍出发。

    未出京城之前，途经一幄，和中堂及福中堂兄弟与高级官员数人均已齐集幄中。身服官服，气象至为雍穆，似专候余等者。余入，与诸人行相见礼后，即见幄之正中设一桌，桌上复以黄绸，黄绸之下有卷形之物两件。和中堂曰：此中一系敕书，即皇上答复贵使说帖之书信；一系物品清单，详开皇上赐予贵国国王各物之名目。俾贵使回国后有所查照。

    余曰：敝使来此，观光未久，遽尔言归，心中自不能无所悒悒，但愿贵国皇帝俯允敝使所请，则今兹别之悲或可稍杀。中堂闻言大愕，似深异吾言之不当，以至下文之答语竟无从说起者。默对有顷，中堂即改谈他事。言：贵使留京之时，不知饮食一项颇合贵国人士口吻否？又言：今兹贵使自北京前往珠山，皇上已派定松大人为护送官，此人办事很好，谅能与贵使投合。言时，面有笑容，蔼然若友朋之送别。

    福中堂兄弟则面色至觉不怿，且不喜与吾交谈。吾因此乃不能无疑，或者中国朝廷诸大员对于吾此次所上说帖，意见各自不同。当会同讨论如何答复之时，不免小有冲突，故有如是之现象欤？

    吾与中堂谈话既竟，将告别出幄，中堂即呼一五品官头戴水晶顶子者，至其前使跪，别有二官捧案上之敕书及礼物清单，用黄色阔带两条缚于此五品官之背上。缚已，五品官起立出幄，上马向通州而行。吾及部下各员亦立即上马。

    行二小时，抵通州馆舍，前导之五品官复下马入其厅事，跪于吾前，至吾以亲手接受其背上所缚之敕书及礼物清单后，始鞠躬而退。

    通州一处有馆舍甚多，然大半僻处陋巷之中，荒废不治。吾所居之馆舍则与城垣相近，房屋尚新，建造之费达十万金磅，然其始并非特造之馆舍，乃某藩司之私宅。据教士言：此大员前此服官广东，以贪墨不法之故，为乾隆皇帝所斥罢。房屋财产悉数充公，其本人则今尚禁锢狱中，已终身无赦释之望。又言：此座房屋当以吾欧人居之最为合宜，因此屋建造之费都系该藩司服官广东时，向吾欧人勒索而来者也。

    通州一处，地方虽小，然以密迩京师之故，中朝颇重视之。设有文武大员各一，武员即樊大人，汉人也；文员乃一满洲鞑子。今日见吾至，即来馆舍中请见，言：这几天河里的水已浅了，此后一天天浅下去，再过几天，大船即不能行走，若用小船装运或由陆路行走，实在太不便当。幸而贵使来得还早，明天即赶紧动身，或尚不至有什么阻碍。目下船只等项已由兄弟代为置办，明日早晨贵使即可上船，然而此刻已迟了几天了，若能早几日到此，路上必可格外方便些。

    余聆其言自至河畔观之，则河中水量，果较浅于吾辈自天津来时多矣。

    8日礼拜二。上午，至河岸督饬苦力搬运什物上船，数小时始毕。华官对于吾辈之敬礼及代为照顾什物、行李之妥密，仍与来时相同，夜分启碇。

    9日礼拜三。昨夜虽启碇，而所行不远，因水量极小时时搁浅也。

    今日复搁浅二三次，天气则夜分及早晨甚冷，昼间颇温暖。

    10日礼拜四。下午，樊大人来言：现在松大人奉到皇上手谕一道，那谕中所说的话，松大人打算自己过来与贵使谈谈。余曰：甚好。

    未几，松大人已乘一快船向余船疾驶而来。余即谓樊大人曰：请你先去招呼松大人，说等他的船停了，敝使先去拜见他。樊大人如言先驾一小船而去，至松大人之船与吾船相并时，吾即过船与松大人相见。

    见面之初无非重提旧事，说前在热河时承松大人引导游园，敝使感激之至，现在又承贵国皇帝命松大人为敝使之导护官，敝使更觉荣幸万分。松大人亦做相当之客套，言：兄弟蒙皇上派为导护官，得与贵使同往珠山一行，实在荣幸得很。因自怀间出皇上之手谕读之，谕中大致谓：着松筠导护英国使臣前往珠山上船，一路当留心照顾，切实保护。倘英国洋船已不在珠山，即着松筠径行带同该使臣等至广州上船。务须亲视该使臣等妥稳上船后，方得回京复命云云。

    读毕，余问曰：现在敝使将往珠山，不知前日敝使托和中堂饬人送往珠山之信现在已经送去否？松大人问：什么书信？余曰：即系敝使写与古完勋爵嘱其停船守候者。松大人曰：这封信想来不关重要，怕还没有送去。余曰：此信并非不关紧要之信，缘敝国皇帝只命古完勋爵督驶“狮子”船，运送敝使到中国为止。到中国之后，倘敝使不令其留候，该勋爵即可自由督饬该船驶往它处，缘“狮子”军舰之事务甚多，非仅限于运送敝使也。松大人曰：那么兄弟立刻写信往北京去，请和中堂派人飞送珠山，想来不至于赶不上。余曰：如此甚好，费神，费神。遂辞别还船。

    未及一点钟，松大人即过船回拜。客套既毕，因正式之谈话已于顷间说过，此时乃随意闲谈。

    首由松大人讲述俄国情形，谓俄罗斯的百姓虽然凶狠野蛮，却还不能算得恶人。余曰：前此敝使奉敝国皇帝之命，亦在俄国居住至3年之久。松大人曰：奇事！怎么做一任钦差会做到这般长久呢？余曰：我们欧洲各国，大家都讲交情，这一国派了钦差常驻在那一国；那一国也派了钦差常驻在这一国。如此两国之中若发生了什么问题，便可由所派的钦差就近办理，此是欧洲各国向来通行之法。现在无论何国都一致办理的。松大人曰：我们中国的法律就不是这样，我们本国从来没有派使臣到外国去过。外国派来进贡的使臣乃是一种临时的举动，照例至多只许在京城里耽搁40天。倘有了重大事故，也许延长到80天，可是虽有这句话，却是千载难逢的。又曰：中国自有中国的规矩，若这种规矩对于中国，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决不该将它改变。所以外国人到了中国，遇了中西规矩不同之处，只能依了中国的规矩行事。因这种规矩中国人行之已久，虽外国人眼中看了以为奇怪或行之以为不便，中国却决不能依了外国人的话，改变成法的。余曰：中外规矩既已不同如此，敝使此次到华，对于中国的种种规矩实在生疏得很，难保于觐见之时不无失误之处。但是这种种失误，不能算得敝使的过失。因敝使到中国后，自知人地生疏，非向一般富有经验的人讨教讨教，说不定要闹笑话。故一举一动都依了向在中国当差的西人的话干去，倘依了他们的话还是不对，那便不是我的不是，是他们的不是了。松大人曰：贵使这话从哪里说起？贵使此番到中国来，一切举动都颇能合成，即使有什么不周到之处，我们天朝也决不在这一些小事情上过于苛求的。

    松大人此言，颇合中国大臣身份，盖中国大臣所言莫不夹有此种语气也。松大人去后，樊、周二大人仍留吾船中，至夜分始去。

    吾与彼等闲谈时涉及一事颇堪记述。彼等言：现在贵使自北京前往珠山，所用各项船只大小凡40艘，执事之人自大员到苦力船户为数约为1000。此项用费皇帝规定数目，每天以5000两为限，倘或不敷，应由沿途地方供给。又言：贵使留居北京时，每日用费规定1500两云。夫一两之数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以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当吾等居留北京时，日用之费自起居饮食以至于一切杂物，虽颇有失之过奢者，而谓每日需用1500两，则吾无论如何决不肯信，或者乾隆皇帝为优待吾等计，定此极丰之数。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

    记得周大从曾向余言：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皇帝中年曾在该省打猎，深知该省情形，闻奏，立命拨发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其两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两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干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译者按：美门一字，源出叙里亚，言财帛也。《新约》经尝用之，指执掌天下财富之神，今人有译作财神者）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

    11日礼拜五。船行极迟，船户及纤夫竭全日之力，所行不过十数华里。盖因河水极浅，水力已不能浮船，所以能前者，用人力强拉之，使船底与河底相擦而进耳。有一船体积较大，而所载较重，竭力拉之竟不进咫尺，后由密司脱麦克司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吉伦博士等进策于华官，令以大船所装之物分作数小船装之，始能前进。三人本在大船之上者，至此亦改乘较小之船矣。

    12日礼拜。过船谒松大人，松大人言：据珠山最近来信，你们那洋船仍旧停在珠山等着，贵使可以不必性急了。又言：现在水浅船慢，若贵使老是坐在船中觉得有些气闷，不妨上岸走走，看看村景，但是走时当留心着，不要离船太远，太远了找不到船就麻烦了。

    谈论有时，余复提及正事。言：此次敝国皇帝令敝使远使贵国，意在开辟英中两国交际之萌芽，俾此后两国常相往来，感情益形亲密。而贵国大皇帝或可因此对于吾英国臣民之来华者，格外推诚相待，保护亦可因此格外周到。余言未及已，松大人即曰：我们皇上对于广州的外国人，不论是哪一国臣民，都是一体好好儿看待的。余曰：那自然，敝国侨民也没有一个不敬爱贵国皇帝，故于贵国皇帝所颁布的命令，不论怎样，只须能力上办得到，敝国商人无不乐从。可是我们两国通商至今，前后已有12年之久，这12年中，贵国皇帝对于我们侨商所颁布的上谕，已不止三道五道，而我们侨商却一道都没有见过。旁的不必说，单就说税率一端而论，起初几年，洋货的入口税收得极轻，现在一年重似一年，与从前相比已加了数倍，若贵国有正当的理由或有特别的支出，加税本来是可以的，无如加的是加，而理由却始终没有明白宣布。倘若贵国只顾加税，有增无已，敝使恐怕将来英国商人到了负担不起的那一天，那每年60大船的商品简直不能再运到贵国来了。所以这一件事总得望贵国想一个正当的方法才好。

    松大人曰：方法是要想的，不过我们天朝的税则不是老不更变的。若遇国家用费少的时候自然赋税轻些，连你们外国人也可沾些光；若国家费用太繁，或因某某数省出了重大事故急待大宗款项使用，那么不得不在赋税上面酌量加些。这是不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专门挖苦你们洋人。余曰：这话说得不差，即如1782年的加税，敝使也知道贵国因安南西藏发生变乱，军饷浩繁的缘故，但是此种临时增加的税，到事平了就应该减少恢复原状。自从那税增加了到如今已有十年了，中国并无减轻之意，故我们英国商人心上颇有些不舒服。

    松大人曰：现在中国已太平了，这一宗税，便是贵使不说，中国朝廷也早已提议裁减的了。余曰：果使此项消息确凿，则贵国皇帝体恤英人之心大足令敝使欣喜敬仰。敝使甚愿贵国皇帝德泽四布，声威益张，使其祖宗相传之大业安然立于稳固不摇之地位。所惜者，敝使来此之后，为时匆促异常，未能将心中积悃与相和中堂详细谈之，请其转达圣听。而敝使晋京时之导护官又适为金大人，其人天性倔强，排外之见甚深，敝使有所建议辄为此人所阻，心中至以为闷。倘贵国皇帝于敝使晋京时即派大人为导护敝使之人，吾知以大人之开明和易，必造福于吾英人不浅。此非敝使面谀之言，盖事势然也。

    松大人曰：那自然，那自然，兄弟是很熟悉洋务的，向来和洋人很要好。这一回的事虽然现在机会已过。敝使不能为力，然使将来别有机会，兄弟必从中出力。要知道咱们虽是国籍各异，言语不通，交情总还讲的。

    语时情意之殷恳，足令吾深信其字字由衷，绝无虚饰。倘松大人此一席话犹含有虚伪敷衍之性质，而非推诚相待者，则松大人可谓世界第一虚伪家矣。

    13日礼拜。至天津，华官至岸上采办大宗供给之物储之船中，以备航行之用。其中肉类有羊肉、猪肉、鹿脯三种；果类有梨、桃、橘、栗、葡萄各种；又有数种则非欧洲所有，吾不能举其名，但知其为味鲜美可口而已。此种供给之物吾已记不一记，即此番自北京至天津，一路饮食，亦无日不有佳馔。今日必欲特别标出之者，以今日尝新之时，松大人曾亲至船中请安故也。尤有一事吾亦不得不记，牛乳之为物，吾欧洲之人殆无一不视为通常食用之物，而华人则但视为母牛哺育子牛之用，人类鲜有取而食用之者。后见吾等每食必用牛乳，即所饮之茶亦用牛乳调之，始知吾等有一日不可无此君之势。乃于供给物中增入牛乳一项，以投吾人之好。然以此物得之不易，航行之中更无从日取得鲜乳。松大人意在示好于吾，命人购得多乳之母牛二头，特用一船装之以备不时之需。此举于吾英国旅客至有益也。

    吾于此时意想中乃不得不重提往事。方吾来时，自天津登岸而后，一路供张之具既穷极侈靡，而抵热河之时，复由天朝相国费二日之光阴导吾游园。宫廷之中，皇帝万寿之大礼余亦得躬与其盛，平心而论，一国之对待外国使臣如此亦可谓克尽厥礼矣。然而居未二月即欲令我回国，方其逐客之际其势汹汹，几不容吾多做一日之勾留，则其情景亦大足令吾丧气。及吾既首途，供张之盛又复如前，即此牛乳一项为事虽小，亦不得不感佩华官照料之周到。而始而热，继而冷，终乃复热，出尔反尔，此中起伏之波遂令余百思不得其解。就吾武断之意见言之，或者此番供张之所以复盛者，乃系中国朝廷自知其逐客之行为不合于理，而又不便直认其过，故为此以为弥缝之计耳。

    14日礼拜一。晨间天气极冷，亭午乃暴热，顷刻之间变化乃如易季，身体遂大受其影响，有卫队数人因此致病。

    17日礼拜四，路过大坟场数处。

    以意度之，此地必与大市镇或大都会相近，即此地岸上所见之人民数亦较多于前。据云：中国之人口南多于北，此后每日趋南，人数必按日递增也。今日于岸上人丛中见妇女多人，相貌既不楚楚可观，衣服亦殊欠整齐，以状度之，彼田中劳动之人，现方力事秋收者或即此辈妇女之所为也。

    ●乾隆敕书

    21日礼拜一。上午往谒松大人，谈论甚久。谈论之要题，即系乾隆皇帝之敕书。谈论时，有一书记官亦在座，此人盖即代乾隆皇帝草敕书之人，今乃隶属松大人部下，随同办事者。既与吾相见，即向吾道歉，言：皇上所赐第二道敕书实系兄弟起草，其中有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及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等句，均非皇上之意，乃系兄弟加入，兄弟今见贵使殊觉抱歉。

    余曰：此数句既非皇上之意，阁下何必加入？此中理由愿即明示。

    其人曰：此系政治上的哑谜（此句译意），中朝习用之。因皇上对于他国君主倘欲其所请，往往不用直斥之法，以顾全其体面。故敕书中不言所请各条出自贵国皇帝，只言贵使并未奉有英皇之命，发为妄谈，如是则虽加驳斥，于英皇体面仍无所亏欠。此系兄弟措辞之苦衷，想贵使闻之亦必颇表赞同，而加以原宥也。

    此人之言虽难圆转有理，且言时为状甚恭，似系实情，而余则仍不能无疑。试问甲国君主，既自知降敕直斥乙国君主之非礼，则虽不直斥其君主而斥其君主之代表，亦岂得谓礼耶？窃恐此种举动，在华人则为取悦英皇，在英皇则未必因此而快意。至于余者得能代英皇承受其咎已属荣幸，彼中国皇帝驳斥之词，吾唯一笑置之，决不以此事久蓄于心也。

    余又言：皇帝第二道敕书中，有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堂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听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等语，查敝使所开说帖之中事事关于商务，未有一语及于宗教。今敕书之中忽节外生枝，羼入此事殊不可解。

    松大人曰：这是因为向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大都很喜欢传教，皇上恐怕你们英国人也有要求传教之意，故声明在前。

    余曰：此事虽本于华人对于欧人之经验，而吾英人对于宗教问题，意见与欧洲他国之人稍异，盖他国之宗教家主张一尊之说，以为世上既有天主教，余教悉无存立之余地。故必力布天主教，使余教一律消灭。吾英人之意则以为吾人既崇拜天主，而天主之意虽在化民为善，他种宗旨之宗教亦罔不与天主教相同。宗旨既同则无论何种宗教，凡天主之意许其存立者，吾人即不必强用人力以摧残之。故英人虽笃信宗教，而传教之热度则不敌葡萄牙诸国。试观澳门、广州二处，他国人民之至其他者恒有一二宗教家参错其间。吾英吉利则但有商人，始终未派一以传教为业之教士来此，即此次敝使随从各员之中虽有一二人系属教友，而其职任乃在管理各种礼物，并无传教之责，仍不能以完全之教士目之。当知吾英人与葡萄牙人虽同隶一教，而传教之热心各不相同。今敕书之中忽有“尔英吉利国人素喜传教，布为谬说”等语，实与事实不合，想系葡萄牙教士欲令中英二国互起恶感，故以此种不经之说进于皇帝之前，皇帝从而引为敕书中之材料，否则华人素昧欧洲情形，决不做此揣测之辞也。

    松大人曰：敕书中并没有这两句话，汉文、清文都是没有，若拉丁文中有了，便是翻译的不是。

    余曰：汉文、清文敝使悉不之解，唯拉丁文中则明明有此二句也。稍停又曰：观第一敕书，其主意仅在不允互派使臣，而敕书中乃有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等语。又第二敕书中，除前言之宗教问题外，每驳斥一条必殿以若他国纷纷效尤，岂能各应所求等语。以意度之，颇似皇上深恐敝国帮助他国之人援据此项成例，复向贵国要求权利，不知敝使之所请，悉系为推广敝国商业起见，并无帮同他国向中国要求权利之心。即他国以厚利啖吾英人，吾英人亦决不能允许，贵国皇帝预计及此似属过虑。至于广东人口税之繁重，敝国商人受其痛苦已久，苟中国朝廷再不设法清理，一任墨吏从中蒙蔽勒索，则异日英人之商业既衰，广州之繁盛亦必因此日渐退步，此于吾英人固有所不利，于华人一方面亦未必是福。而敕书之中乃有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二语，若皇帝全不知该关征税近情者，则又未免失之昧于近事矣。

    松大人曰：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总而言之，贵使对于皇上所下的两道敕书，无非是满肚皮不快活。其实咱们皇上对于你们英国人非常好，在他心上也恨不能畅快儿依了你的话，只因我们天朝祖宗的成法如此，便是皇上要依你也依你不来。至于你所说的税关弊端，皇上也未尝不知。不过写在敕书上太不好看，于天朝体面攸关。故一面在公文上面仍是糊糊涂涂说了一句，暗地里却已派人切实整顿，保管不上多时便有眉目给你看了。

    余曰：此派人切实整顿的信息不知确否？

    松大人曰：哪得不确。目下新任两广总督（长麟）大人乃是一位能员，皇上很信任他。他办起事来对本国人是铁面无私，对外国人也很讲情理。前在浙江任内政绩甚好，故此次皇上特派他为两广总督，要他将该省前此各项弊端一一查明复奏，且许其便宜行事，酌量兴革。吾料此人到广东后，全省政务必可大有起色，然地方既大，积弊复深，整顿之颇非旦夕间事。即如关税一项，整顿后之办法恐非贵使在中国时所能听得，只可俟后日贵国船只到广东时用书信通报的了。

    余曰：该处税则但须切实整顿，迟早均系敝使所乐闻，但有一事，务请大人代为办到。松大人问何事？

    余曰：此种整顿税则之消息敝国皇帝必甚欢迎，而前此第二道敕书中既有一处系翻译上之谬误，亦难保它处不再有误点。故拟请大人代奏皇帝，请其写作一敕书，书中详述整顿广东税关之事，而于前二书之谬误则详叙而校正之。俾吾回国觐见英皇时有所交代。

    松大人曰：再降一敕，本是办得到的事，但现在贵使已经动身，若朝廷再降敕书恐于成法有背。又曰：我们皇上自从贵使来后，非常欣喜。在热河时几乎没一天不提起贵使，连贵使的起居饮食也时时问起的。便是现在贵使离了北京，皇上还仍是牵记得很，这都是贵使举动文明，颇蒙皇上赏识的缘故。不过现在要请皇上再降一道敕书，虽然在情理上说来皇上无不许之理，只恐向来没有这项规矩，能不能办到就说不定了。这件事兄弟不妨给你写个信去，将来贵使到了杭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相见之后，长大人必能将此中情形仔仔细细地告诉你，因为此刻写信去，预算回信到时，我们已在杭州了。

    松大人与吾一路同行，吾见其每日必收发文书多件，用急使送之，想此事亦不过多发一文书之劳，松大人未必不践其诺。至于华人传递文书之迅速，则诚有出吾欧人意料之外者。大约为程1500英里，费时不过10日或多至12日。

    24日礼拜四。松大人使人来言：顷奉皇上手谕一道，事与贵使有关，拟过船与贵使言之，不知何时为便？余以今日病甚不能起床，请彼明日来。

    25日礼拜五。松大人来言：皇上闻贵使启行后一路安吉，圣心甚悦，今特遣人送来牛酪一事，糖果若干，以为皇上厚爱贵使之证。又手书一谕，嘱兄弟代向贵使候安，想贵使闻之意必甚乐。余亟称谢，且请其代为奏请圣安，已而复谈及前回相见时所谈之事。

    松大人言：现在新任之两广总督长大人为人公正不阿，将来到任之后定能将从前积弊一洗而清。贵国人民之经商于该处者必能大受其惠。语时，神气殷恳似欲吾深信其言。余意果使中国朝廷能以诚意待吾英人者，此诺迟早在所必践也。

    26日礼拜六，仍在运河中航行，左方见一湖，面积甚大，盖系供给此河之水量者。

    28日礼拜一。数日来，吾留心观察，乃知吾侪所乘船只，每船有纤夫18人，用一头目领之。

    此辈举动素无秩序，至此乃稍觉整齐，或者此间之警察较严于他处欤？

    译者按：此语误，尔时中国并无警察。

    据华人言：凡中国官船或公事船所过之处，纤夫应由沿路地方官代为招集，为状如德法两国邮局之代为旅客雇用马匹。唯中国之招集纤夫工值极薄，普通人民每不愿承命，地方官乃不得不按户勒派，往往有较为殷实之农户自己不愿当差者，别出重值雇人以为代，亦云苦矣。

    29日礼拜二。天气甚佳，有风自东南方来，吹人滋快。天作灰色形如大理石，而时时浮云开动，日光由云隙中下射，烁烁夹有生气，着人颜面不觉幻为笑容。

    晨间，松大人来，言：顷得北京消息，“狮子”船及其同行之“戛考尔”等船目下已离珠山，“印度斯坦”船则尚未启碇。想来贵使回国只能乘坐“印度斯坦”船前往澳门的了。余曰：“印度斯坦”船系商船格式，能多载货物不能多载搭客。敝使部下人员为数甚众，且向来不惯拥挤，若以此多数之人齐挤于“印度斯坦”一船之上势必致病。

    松大人曰：这话亦说得近理，兄弟当立刻写信至北京，请他们妥筹办法。至于我们现在不妨到了珠山后再做计较。若嫌“印度斯坦”船太小，尽可将行李等物由该船运载，其余官员、夫役仍用中国船只运往广东，想来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余曰：此种办法虽好，但不知敝使写于古完勋爵之信现已由北京送去否？倘北京执政之人能早日送去，今日何至复有此等周折。

    松大人一闻此言意颇不悦，立即乱以它语。余乃不禁奇骇，念中国朝廷对于吾辈英人，虽表面上颇有推心置腹之状，几乎无一事不以诚意相待，而其内容乃即此一信之微，亦不肯代为尽力。则其余种种事务，如改良广东之税则等恐亦不免多成画饼。果然者，余此番跋涉之劳，其结果直等一个无字而已。

    31日礼拜日。松大人复来，言：我们自从启行之后，一路情形和兄弟与贵使的谈话都由兄弟随时禀报皇帝。现据北京来信，皇帝见了这项报告之后非常欣喜。从前皇帝对于贵使者到中国来的一回事，心上颇有些疑虑，现在却已完全明白，知道贵使此来无非为联络友谊及振兴商务起见。故新任的两广总督已由皇上特降谕旨，着其将外洋入口税务切实整顿，倘外洋人受了冤屈，许其直接禀报总督大人查办，不必依照从前的规矩由行家转手。

    余曰：既承贵国皇帝加意照拂我们外洋人，敝使实在感激不尽。但此种情形，敝使自己回去向英皇说，总不如由贵国皇帝出一封书信的好。不知前数日所谈请贵国皇帝再降一敕的话能否办到？

    松大人曰：皇上办事自有主意，主意打定了便不愿意有旁人去干预他。这件事我想既由皇上答应办理，将来无论如何自有必行之势，贵使可不必汲汲。若定要捏了他的字儿做凭证，恐怕越是催得急，事实上反不免别生变卦。况且贵使要请皇上再降一敕的话，兄弟早已有信去过，若皇帝心上以为此事可以办到，保管不久便有回信来，不过此时还没有，请贵使耐着守罢。

    ●过运河

    11月1日礼拜五。自昨日路经一水闸后，河面渐阔。至今日所经之处，其阔堪与吾英柏得内地方之泰晤士河相埒也。

    2日礼拜六。晨间，自运河横渡黄河。黄河为中国四大名川之一，与历史上颇有名。吾侪所渡之处阔可三英里，水急多泥，其色黄浊，黄河之名殆即以此。

    渡黄河后，仍循运河曲折南行，预计不出数日可抵扬州。松大人言：吾等至扬州后当休息数日云。

    5日礼拜二。至扬州，其地商业甚盛，吾等本拟在此略做休止，兹以松大人己改换计划，拟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6日礼拜三。拂晓即渡扬子江，渡口阔可一英里半，既渡，抵镇江。镇江为扬子江下游胜地，人口甚繁，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过镇江时岸上有华兵2 000人，左右整列，鼓乐而过，有军旗导之，观其状，似此间方举行阅兵式也。

    7日礼拜四。晨间抵常州府，过一建筑极精固之三圜桥，其中央一圜甚高，吾船直过其下，无需下桅也。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已而又过三小湖，乃互相毗连者，其旁有一长桥，环洞之多几及一百，奇观也！

    松大人来，言：顷奉朝廷明谕，吾等同至杭州后即由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川导护贵使同往广东，贵使部下之甲必丹麦金吐司，既系“印度斯坦”船船长，即听其前往珠山地方，回原船办事。

    余曰：该甲必丹回“印度斯坦”船时，敝使所带行李之重滞者及贵国皇帝赠与英皇之礼物，拟即由该甲必丹带往船上运回英国，即由敝使分遣卫队及侍从数人上船料理此事，不知可否？

    松大人曰：可。此种办法甚好。

    又曰：贵使到了杭州，既有长大人与贵使做伴，同往广东，兄弟也不必再向南方走了。现在打算到杭州之后再往宁波，将甲必丹麦金吐司上船的事料理清楚了立即回京。将贵使此次南下情形面奏皇上，想来此次兄弟与贵使同往，贵使心中未必有什么不满意于兄弟之处。

    余曰：一路承大人照顾，敝使感激不尽，万没有不满意的话。

    松大人曰：既如此，兄弟也勉强可以交卸得过了。又曰：前此贵使曾言，甲必丹麦金吐司到珠山之后，拟在该处收买土货预备回国贩卖。当承和中堂允许，此次甲必丹前往珠山，若因时间匆促或因别种缘故不能收买土货，那就不妨到广东去收买。兄弟可以代为招呼广东官吏免其上税，以示优待，请贵使也招呼一声该甲必丹便了。

    ●见长麟

    9日礼拜六。晨间至杭州，在城外一处停泊。时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已自乘一船，自城中出迎松大人。且言见过松大人后即当过船见余。此人将来至广东后，果能如松大人之言清理该处税务与否？现在虽在不可知之数，而此人得能与吾见面实为吾所甚喜。

    停船未几，长大人果来。余相其状貌颇类读书明理之士，举动亦彬彬然如君子人。相见之后，长大人即言：兄弟此次要往广东，想松大人已与贵使说过的了。到广东后凡是贵国商民，兄弟必格外出力照顾，那整顿税则一项固然不容说得，便是它种事务，凡贵国商人受了屈也尽管直接报告兄弟，无论本人来也好，写信来也好，兄弟总凭公替他们理个清楚。

    继乃与余闲谈，问余自英国至中国来回有多远？余如言告之。

    长大人曰：原来有这么许多路，怪不得这回贵使到中国，咱们皇上分外地欢喜了。言时，遂命随从之人捧进数物，曰：这是皇上加赠与你们英皇的礼物，请贵使代为收着。其中盖系金色之丝绸书匹，皇上自佩之荷包数个，而其最贵重之物乃为御书“福”字堂轴。据华人言，此项堂轴非常名贵，不特外国人不易得，即中国大臣或贵族亦以得之为荣。

    此数物余一一领受之后，长大人复以一“福”字堂轴授余曰：此系皇上赐与贵使者。余亦受而谢之。已而谈及同往广东之事，长大人曰：现在兄弟还没有将此间事务交待清楚，大约过了四五天方可动身，动身后咱们俩一路同行，尽可时时过船谈天。至于你部下的甲必丹麦金吐司，到现在已经商妥，由松大人陪他往珠山去上船，不过他到那边去，若说到购买货物一层颇有些困难之处。

    余曰：敝使与该甲必丹分路在即，倘大人意中以为他去时有什么困难，不妨叫他来，当面同他讲讲。

    因传甲必丹麦金吐司至，长大人语之曰：广州的中国商人和洋人来往很多，珠山的情形则与广州不同，你到了那边不特各种货物全须用现银购买。且恐该处出品未必即适于洋人之用，倒不如索性往广东去买的好。

    以下复力言外洋人不便在该处购买货物之情形甚详，不必尽述。要之，吾初意拟令甲必丹麦金吐司在该处买卖货物者，心中为希望中国政府准吾英人在该处经营商业起见，故欲借此次之便开其先端。今该处将来之事既经中国政府批斥不许，则此仅有一回之交易似亦无足轻重，故长大人既力言珠山不便买货，吾亦即不与争辩，好在珠山可以免税，广州亦可以免税也。

    10日礼拜。总督长大人复来拜见，所谈与昨日无异。仅言皇上既命兄弟去整顿广东的事务，兄弟万无不竭力之理。且兄弟向来很体谅外国人，到了那边决不令外国人负屈，贵使尽可放心得下。

    11日礼拜一。接到古完勋爵一信，系上月15日自珠山寄发，其所以迟至今日相隔几及一月始能送到者，谅系中国政府疑忌外人之心极甚，故为压搁之故耳。信中言：“狮子”船中病者甚多，医生、大副亦病，而又无药，不得已，只可开往广东江口购药以苏同人之困。一俟药物购置完备后立当返棹北旋，迎钦使于珠山原地云云。

    余一见此信立即往谒长大人，言：计算时间，目下“狮子”船当在澳门附近，倘能立即送一急信前去，该船必能接到此信，不知大人能代为措置此事否？

    长大人曰：可以，可以。你快去写信来，兄弟今夜就打发专差送去，送至广州，请密司脱勃郎转交，一定不至于有什么失误。

    余乃立草一函，请长大人饬人送去。信中仅数语，即嘱古完勋爵停船在澳门守候，不必复开至珠山是也。

    12日礼拜二。长大人复来拜见一次，二人情谊因此益形亲密。

    13日礼拜三。松大人来此别，观其情状似与吾甚有友谊，不忍即别。谈话时，有数语颇足显其具有识见，盖系吾前后所见汉人若满人所不能言者。其言曰：各国有各国的法律习惯，决不能强同。中英两国相距既远，不同之处比较相距较近之国为多，故此次贵使到中国来，虽然见了许多可惊可异之事，却也不足为异。若易地以观，兄弟到了贵国，信中惊异之情也少不了和贵使一样。故贵使回国之后请千万不要把心中对于中国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老是记着，这便是兄弟最希望于贵使的事了。

    此人性情和易可近，在华官职中当推为一最为有识见者。此次自京至杭，一路颇受其照拂。至是，吾乃取礼物数种赠之，而彼必不肯受，谓受则有违国法，吾遂不敢相强。后又谈及俄国情形，渠言：俄罗斯人多是不可理喻的，往往中俄两国交界之处有什么流氓、盗贼闹了乱子逃亡俄国去了，去同俄国政府说说，老是个不理会，只是说你们中国人若是当场捉得到便捉去杀了；若捉不到还干得谁事？这种人虽恃强逞霸全不讲理，却是究竟不能算得恶人。

    原注：中国之普通人民与俄国之普通人民，同系半开化之民族。中国上等人之受有教育者若任其居住本国，不与外界接触，其开化之程度已足称完备；若令其与世界民族相见则知识殊形缺乏。俄国之上等人则知识悉从旅行中得来，倘令其杜门不出，其程度必更在华人之下。此二种人各有所失，要不足称为全开化之民族也。

    此种议论，言者不仅松大人一人，尝有三数华人与吾谈及俄国事务亦主此说。且谓渠等对于俄国女皇之性情及其得履皇位之历史均研究有素云。

    ●出杭州南下

    14日礼拜四。晨间，自杭州府向南方出发，余坐一肩舆至城中一行。方余初抵杭州城外时就船上观看杭垣景象，即知此城必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后乃知此城之殷富，大过于吾前此之理想。

    已而出城，抵一大湖之旁，景色绝佳。有一运河及小河数条贯注之，湖之一面有平稳之小山脉障之，自麓至巅遍植松柏杂树之属，远望一绿如锦。尤有一塔，亦在湖边，高凡四层，塔顶一层尚不在内，全塔做八角形，用绝巨之红石及黄石砌成，高约200英尺，古树槎枒，杂出其下。塔之建造亦古拙有奇趣，土人称之为“雷峰塔”，言其建筑之期乃在2500年前。此语虽不可信，然塔虽残废，蔓草荆棘，杂生其上，而塔基仍巍然高峙，绝不顷坏，则谓非古人建筑之物不可也。

    出杭州东门行6英里，览此湖景而后即抵一江（译者按：此系西湖与钱塘江），江中已有大船多艘停泊以待，此种船只用棉布制篷，船前后作尖形，颇与欧洲船只相似。底虽平阔而吃水不深，平均载重2.5吨，吃水不过10英寸。

    方吾自杭州城内来此时，路上每过一兵站，站中兵士必出而行礼，礼节极隆，盖系跪于地上，至吾肩舆行过后始起立也。及至江岸，又有兵丁一大队，数在500——1000，向吾行迎接之礼。此种兵队衣服极整齐，军械亦极锋利，吾至中国后，眼中所见，求其形式之像得兵队者当以此队为第一。此队兵士对于吾卫队之军容亦颇注意，凡衣服、军械以至于进行时之快步、慢步无不留心观察之。

    15日礼拜五。天明，见吾船已开至江上之上游，此间江面虽仍有半英里之阔，而水力已不及下游，故昨日开船时悬帆而行，今日则改为拉纤。

    午刻，过船往谒长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亦在座。樊、周二人本拟送吾至杭州后即回北京，后以此二人与长大人为旧识，而长大人以其与吾甚有友谊，故仍令其随同前行，俟将来同至广州后乃令返京。

    今日余与长大人谈晤虽久，然未尝提及正事，语调悉视长大人之谈锋为转移。盖因此人和易可近。而自此间前往广州为程又甚长，吾二人既一路同行，则后此正有仔细讨论之机会，自不必于今日一日中，向彼开若何之谈判也。

    17日礼拜。长大人过船回拜，向余提起英国在中国之商务问题。言：这一件事，兄弟向来没有考究过，此番到了广东，一切情形很不熟悉，不知贵使心上要兄弟帮忙的是哪几件事？余照直告之。长大人曰：那么请贵使开个帖儿，一项项地写个仔细，不知可否？

    余曰：此是敝使最乐闻的事，既承大人叫我开写，自当从速开写过来。

    长大人曰：这事本不必写的，谈谈就可以了，不过兄弟事情很多，这一件事关系又极重，必得有了个底子，在空闲时自己仔细斟酌过一番，然后才可以着手办理。因为要办这件事决不是凭空说几句敷衍门面的话就能了的，必须凭公处置，筹议了一个妥当之法，将应兴的事兴起来，应革的事革去，然后才能办得好。而这回兄弟奉命往广东去，虽则皇上很信任我，我的地位颇能切实办事，不怕旁人掣肘。却是有一层，国家的政事上有了弊端，在于一方面，固然有许多人受他的害；在于另一方面，却必有许多人靠了作弊过活。现在要肃清弊窦，明明是打破他们的饭碗，他们要将兄弟恨得切骨，那么兄弟要办这件事就不免大做难人了。然而和这般小人作对还算不了什么事，其中最麻烦的便是福中堂，因为福中堂现在已做了军机大臣，在朝中颇有权力。然而前几年他也是个两广总督，说不定广东的种种弊端多是他一个人养成的。如今兄弟到广东去，若将他在该省所办的事有意推翻，则他面子上既不好看，他必不肯与我干休，所以兄弟实在处于两难的地位，只能到了那边从长应付。但是有一件事，务望贵使听信兄弟的话。贵使此番进京，听说曾上了个说帖，由和中堂批驳不准，故贵使出京时心中颇觉失望，以为中朝对于英国很不要好。其实皇上很看重英国人，所以不能答应贵使请求者实在是受了成法的拘束，并非故意不肯。贵使回国复命之时务请将此中原因明白奏禀贵国皇帝，心中不可稍存芥蒂，致丧两国之邦交。至于兄弟，到广东后，无论如何困难，必定设法将该处洋人上税的事整理清楚，其有英人至广东经商者亦必从优保护。不知贵使能看兄弟面上将前此所成之意见破除否？

    余曰：敝使出京时，心中至觉快快，颇疑贵国对于敝国不愿互相联络，今闻阁下及松大人前后解释之言，始知贵国不能允敝使之情亦有苦衷，初非以一概驳绝为快，则将来回国后，自当据实奏禀敝国皇帝。至于广东之事，尚当仰仗大力。

    长大人曰：那自然，那自然。不容贵使多说的。长大人去后，未几，即有使者数人送茶叶、扇子、香料等物至船，盖系赠与余及随从各员者。

    ●见琉球使

    黄昏时，樊大人带同少年绅士二人至吾船拜见。问之，乃系琉球国王所派使臣，今将往北京进贡，道中适与吾船相遇，故请樊大人为介绍，过船相见。琉球为一岛国，位置在中国之东南，臣服中国有年，按照定例每越二年，国王必派亲贵二人航海至福建省之厦门登岸，恭赍表章方物至北京进贡。此二人亦系国中亲贵，能说华语甚熟，然其本国亦自有一种语言，佶倔聱牙通者绝少，有谓此种琉球语与日本语相近者，亦有谓其与朝鲜语相近者。余于东方语言文字之学素欠研求，不能辨其说之孰是孰非也。

    两人言：琉球国中自古至今，从未有西洋船只到过，倘西洋商人愿往该国买卖，该国人士必一致欢迎，缘该国向无禁止洋人前往经商之成令。而于该国京城附近之处，则有一深阔之海港，足容极大之船只多艘。其京城人口既多面积亦甚大，倘有洋船开往彼处，贸易必佳。又言：该国出产以粗茶为大宗，虽质味远不敌华茶，而价值极廉。此外复有铜矿、铁矿甚多，每年开出之矿质为数亦颇有可观，唯金银二矿则以国中无娴习矿事者，至今尚未能采得其矿苗所在云。

    二人所穿衣服颇奇异有趣，其上衣甚宽大，类一披肩，以琉球土布制成，染为棕色，缀以栗鼠之皮，远望之作柳条花纹，颇觉美丽；首不冠，但用丝巾缠之。两人巾色不同，一人用黄色，一人用紫色，以东方之习惯言之，似黄巾人之品级较高于紫巾人也。全身衣服多为单层之布，不用衬里，不铺棉花，且尺寸宽大，不着肌肉。至隆冬时，吾料其必不足以御寒也。

    两人雅善谈论，举止神色绝类中国人。以地理上言之，其岛国所处地位天然无独立之资格，不属中国，即当属诸日本。今日本尚取闭关主义，于其本国三岛之外，既有攫取他国领土之心，而他国船只之抵其海口者，日本人亦殊形厌恶。故琉球国王不依附日本而依附中国，其对于中国所尽之义务，除上文所述二年一贡外，每有新王登极，当专差禀报北京政府，由北京政府降敕承认后，国人始得奉为国王云。

    ●继而南下

    19日礼拜二。此间河面虽阔狭与昨日经过之处大略相等，而深浅不同，且水量随地而异。有数处水深10英尺或12英尺，船只仍可通行无阻；又有数处则河中但有泥沙，船只概从沙上强拽而过。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

    一二日来，自船中举目外眺，见两岸都为荒野，虽人烟寥落，而风景至佳，其地面则有已辟未辟二种，大都平地以已辟者为多。近山之处则半属未辟，但植以树木，山势亦不甚高峻，而近山之人则颇有山居民族之景象，与广东等处之人民为状微有不同也。

    今日周大人来，言：长大人接到北京消息，古完勋爵已于前月31日抵澳门，特为知照。夫自澳门传出信息，至抵北京而后再传至此间，加入中途各种周折所费之时刻，通计尚不及20天。而中国官场对于吾英“狮子”军舰之行动，必异常注意可知矣。

    20日礼拜三。自杭州启程后至今日黄昏时，水路乃尽，拟于明日上岸由陆路往玉山，再由玉山改乘船只前往广东。而今日停船之后，不一刻，长大人即过船道歉，言：贵使自杭州至此必已累极了，兄弟招呼实在不周到得很，种种怠慢之处，尚望贵使见谅。

    余曰：一路承大人照拂，敝使感激不尽。在船上时一切起居饮食多和大人自己一样，敝使方以为受之不安，心中决没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了。

    长大人乃变其语调曰：虽然如此，兄弟以为贵使此次出使中国，所要求的几件事，既已一件都没有办到，心中究竟总有些不快。前次兄弟与贵使见面时曾言中国所以不能允准贵使要求的缘故，实在因为有背成法并无它种恶意，不知贵使能相信兄弟的话否？

    余曰：此事既经松大人和你长大人向敝使说过，敝使已深知其故，心中已一点芥蒂都没有了。

    长大人似犹不肯深信余言，继续问曰：自此以后不知你们英皇尚愿与我们皇上来往否？尚愿与我们皇上通信否？将来如果我们皇上，心中要你们再派个钦差来时，不知你们英皇愿派来否？

    余曰：此次敝使来华，无论所请之事得蒙中国批准与否，而中国对于吾英感情之亲密，已可于款待敝使之优厚，及贵国皇帝回赠英皇种种珍物见之，中国既有与吾英亲密之心，吾英自无有不乐与中国常常往来之理。至于通信一层，则此次敝使回国后，一将贵国皇帝所赠的礼物交与英皇，英皇立即写一谢信交由敝国商船带回。若论将来再派钦差的事，则中英两国意见稍有不同。我们英国本来主张两国互派钦使，常驻京城的，若中国能答应这句话，敝使便打算住在北京，俟满任之后回国。任内两国国际上起有交涉，即由敝使就近与贵国政府妥商办理，此因两国相去极远，为节省经费办事妥便起见，自以此法为最善。后贵国政府以此事有背成法不允所请，敝使只得回国。然回国之后将来倘有机会，英皇一定可以再派钦差到中国来的。不过敝使本人因为体质和东方不甚合宜，到了中国几乎无日不病，将来恐怕未必再来了。

    长大人曰：不知这第二位钦使什么时候可以派来？

    余曰：此则颇难说定，因派遣钦使非敝使权力所及。而英国与中国之间重洋遥隔，派一使臣为事非易，敝使无从预算其时期也。

    余与长大人谈论多时，长大人意殊欣喜，言：此事皇上闻之意必甚悦。当立草一折，详述吾二人之谈话，由急使送往北京。临去时，余授以一纸，即前日所言之说帖，长大人欣然受之。

    去后不数分钟复至吾船。言曰：兄弟要请贵使用中国文体写一封信，算是写给兄弟的。信中的话除通常客套而外，略述贵使到中国后颇蒙中国皇帝优待，回国时又承皇帝简派能员妥为照料，心中感谢之至，请为代谢圣恩云云。这封信贵使写来了，兄弟便把它附入折中，送往北京，皇帝见了准可格外欣慰，不知贵使亦赞成否？

    余曰：赞成之至，明天便写好了送来。

    此人办事颇具热心，且每与余相见一次即觉亲密一次。吾知其接广东任后洋商必大受其惠也。

    21日礼拜四。上午10点钟，登陆，行9点钟，历程24英里而至玉山，午饭则于半途用之。其地盖浙江、江西两省交界也。吾等船行已久，今日忽有一日之陆行，精神颇觉爽畅。

    行时，华官备有敞轿、官轿、马匹三种代步，听人自择。吾辈以天气甚佳路亦平整，颇堪驰骤，故骑马者居多。又，吾随员中有喜研究博物之学者数人，沿路见奇异之虫、鱼、花、草即采集之，长大人并不加以禁阻。

    余则见一处种茶树甚多，出资向乡人购其数株，令以泥土培壅其根，做球形，使入舁之以行，意将携往印度孟加拉种之。果能载种得法，地方官悉心提倡，则不出数十年，印度之茶叶必能著闻于世也。

    今日，余以昨日长大人嘱余书之信札面交长大人。长大人见其字端秀，即问这一封信是谁誊写的？余告以系小史但顿所写。长大人不信，诧曰：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外国小孩子怎能写得出这一笔中国字来？后见书末有小史但顿自书之乔治·史但顿誊写字样，长大人乃曰：这人毕竟还有些孩子气，我们中国规矩，信上面誊写人决不具名的。现在具了名，好笑极了。

    24日礼拜日。昨晚抵玉山后又复上船，改由水路进行。以近数日中此间降雨极多，地面所受水分太足，夜来乃郁而为雾。

    故昨夜开船后，虽河身较前此所经之处深阔几及一倍，而以雾重之故航行乃转觉危险，两船互相撞击之事一夕可闻十数次，船中乘客因此咸不能安睡。至于两岸景色则无论树木、房屋、寺院、宝塔之属均模糊莫辨，但见其起伏于白色迷漠中，宛若天魔海怪獠牙张舌做扑人之状而已。

    28日礼拜四。航行至此，改乘一种较大之船只前进。从前所乘之小号船只布置颇雅洁可人意，只以船体太小不能多置什物，处身其中略嫌局促。今江面较宽故即改用大船也。

    29日礼拜五。夜间停船于一距南昌府4英里之村庄。江西抚台特自省城到船拜见，随身带来礼物多种，有茶叶、茶杯、小珠、丝绸、红缎等物。余亦以镶珠时表一对及小刀、剪刀、葡萄酒、白兰地酒等物赠之。

    30日礼拜六。至此河身益宽，然极浅，仅中央一部可通舟楫。弥望两岸，都如沙滩，无树木、房屋。据云，每年夏秋水发，此种沙滩悉成泽国，望之一片汪洋，广袤可及数十里也。

    今日天气甚寒，冻云蔽日，蛰居舟中，至觉无聊。

    夜分，长大人率樊、周二大人过余船做长谈。神情为之一畅。渠等来时乃8点钟，直至此时始去，此时盖已夜半12点钟矣。

    长大人为人极谦和，每谈一事辄喜道其详尽，其所不知者亦津津穷问其原委。今日与吾相见时，先问余英吉利人在广东之商业如何？贸易总数究有多少？余据实告之。彼乃曰：目下广东官员营私作弊吞没公款的非常之多，皇上虽是在北京却也颇有所闻，故此次特派兄弟前往整顿。但该省的事务复杂得很，再夹了许多洋人在里面，兄弟一时实在弄不清楚，若其中有什么事，贵使知道的很确凿的，还望指教指教。俾兄弟心中有了这个底子，查办起来可以容易些。

    余曰：敝使从前并未到过广东，故于该处情形除税关事务略知一二外，其余各事茫无所知，但此次到广东后，必可代替大人打听一二。缘该处积弊既深，英国侨商必有能道其详尽者。今大人既存剔清弊窦之心，彼等到自无不乐举以告也。

    长大人曰：那么很好，贵使倘有所闻请告诉周大人。

    遂谓周大人曰：老兄文理很好，要是马钦差告诉你的话呢，你便将它记了下来给我看。语时，长大人偶欲点火吸烟，而其长随适出，余即自身间出一磷瓶（译者按：此系火柴之古制）取火与之，彼乃大异，诧曰：奇了，怎么一个人衣袋里放了火会没有危险的呢？

    余乃告以磷能取火故，且即以磷瓶赠之。有此一事，吾辈之谈话，乃由政治问题转入工业问题。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吾至中国见其人民中瞽者极多，跛者亦随处皆是，而目瞽则无良药以疗之；足跛则但能支之以棒而不能装用木足。因曰：国家人口之繁盛与否，与医学、化学至有关系，倘医、化两学不能发达，则人民死于非命者甚多，国势必不能强盛。

    长大人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余曰：敝国人士对于医、化两学研习颇勤，现在已发明妙术多种，如：溺水之人可用机械的手续使之复活。失明者可用glan coma抽出法，使其重明；足抱残疾，则可装用木足令其行动如常。凡此仁术倘贵国朝廷能许吾英人自由来华者，吾英人必能悉心传授华人，于华人一面似属不无小补。

    长大人及樊、周二大人一闻此言，为状乃如大梦初觉，意想中似深以中朝用冷淡之态度对待英人为不善，故向吾不得不示其抱歉之意。然因此二人之故，吾乃不得不回念和中堂之态度。前在热河时，一日吾与和中堂谈及欧洲物质上之文明，言近日欧洲发明之物事，日多一日。即如升天一事，昔人以为无论如何万非人力所能办到者，今则已有气球之发明，凌霄高举颇非难事，倘中堂有意敝使可令一长于此技者到京演习。此事在他人闻之，吾料其必喜形于色，而中堂则不特以冷漠之态度对待此事，即对于其余一切物质上之进化，凡吾人以为奇妙不可思议者，均一律以唯唯否否置之，其态度与长、樊、周三大人相较，冷热几同冰炭。究竟和中堂之知识出于三人之下欤，抑中堂为成法所拘，不能为此空前未有之奇事欤，则非余所知矣。然吾闻康熙大帝御极之日亦颇重科学，一时西洋教士来华当差者为数甚多，乃至大帝殡天之后，后员竟不克继其大志。虽当差洋人并未辞退，而政府对于彼辈初不重礼，几有全不理会之态，此殆以当时士所研究者初无成绩之可言，或即有成绩亦不切实用，遂致中国政府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于西洋物质上之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果如是者，吾苟设为一言，谓中国上有鞑靼之政府，而其所属人民得有休养元气之福泽者，则此言必为大误。它姑不论，近年中国各省兵乱之事，几于无岁无之，虽此种兵乱旋起旋灭，于国家大势无关，而祸根不除，人民之当其冲者，宛如病虐大寒大热交尅其身，日日不已，有不精疲力倦者乎？

    12月5日礼拜四。天晴日出，日与吾等久违矣，今日相见，同行者无不大表欢迎。两岸青山亦嫣然含笑；山下树木蔚然成林；树木深处、岩石之上，时有小村，隐约可见，野人睹吾船衔接而过则鼓噪以示欢，旅行至此凡虑尽涤矣。

    夜抵赣州，乃一头等城邑，有城垣围之。船到时，当地兵队整列出迎。至此吾当总括一笔，盖吾辈一路至此，每过兵站，兵士怠无有不行之礼者，均高举军旗，奏乐鸣炮，鸣炮之数以三响为常，亦有略备果点遣人送至船上者。

    9日礼拜一。天色仍佳，而所过之地荒凉倍于从前。然有一事颇堪注意，即下流社会之妇女是也。此间穷苦妇女多不缠足，且不着履袜，能负重以远行，亦能为种种劳动之事，凡男子所能者，渠等无不能之。衣饰亦与男子大同小异，除挽发做髻及两耳戴有耳环外，其余无一不与男子相同。此等女子体质最强且能耐苦，中国下流社会之人咸以娶得江西老婆为交好运云。

    今日下午9点钟抵南安府。长大人手持一纸来谓我曰：此系皇上所降谕旨，顷自北京送来者。余问谕中有何话说？长大人曰：谕中言，皇上对于贵使非常满意，若将来贵国再派使臣到中国，中国一定欢迎。但是来的时候请在广东上岸，不必将洋船开往天津。此项谕旨兄弟可叫人抄写一个副本交给贵使存着。

    余谢其意，内念向来洋人到中国者，悉在广东上岸，中国东北部沿海一带如渤海、黄海等处从未有洋人足迹。今乾隆皇帝虽降谕下次英来时当在广东上岸，而余此次之来，得至洋人向来未至之处亦殊可欣慰也。

    长大人又言：前日贵使嘱兄弟送往广东的书信早已送去，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回信，不知“狮子”船究竟怎样了。

    10日礼拜二。早晨登陆，自南安府出发。此时亦一繁盛之区，倚山为城，山势甚峻，自江上突起，形势绝佳。行时，华官亦如前此陆行之例，备马、轿两种听人自择。轿式与前此所乘者无异，而马则特小，然有力耐走，久行不疲，自南江至南州府为程33英里，行9小时即达，中途休息及茶点之时间亦在其内。

    今日所经之路盖在山南，山南之民以外观言之，似较山北朴塞，其文明程度究竟相差几何，则无从臆测。

    11日礼拜三。自南州出发仍由水道前进。南州人口甚繁，城池亦甚大。昨日吾等进城门后，行一点余钟始至馆舍。此馆设乃系考试士子贡院，华官以城中无特设之馆舍，即借为款接吾辈之用。吾随员中曾有数人宿于院内，吾则以到城之时船只已备，即径往船中居之。

    今日晨起，开船之后见河水，益形浅促，船户推挽船只之苦百倍于前。

    两岸复多沙土偶为雨水所冲，即坍入河身为交通之障碍。此河苟不加以修治，恐再越数年或十数年，舟楫之利必致全废也。

    据华人言：自此以往，过韶州而后河水较深，即可改用较大之船只，唯装运货物之船则以仍用小船为便。又言：自南州至广州，通常不过七八日路程。然长大人之意则拟先率其部下人员、夫役赶往广州预备款接吾等之礼，以是吾等行程不得不特意延缓一二日，俾长大人得而从容预备。

    长大人自杭州至此一路与吾同行，至今日乃来与吾辞别。言：兄弟在未抵广州之前拟写一封信往北京去，说贵使此次回国不特心中并无不满意之处，而且对于皇上优待之意颇行感激，想来兄弟说这一句话，贵使无有不赞成的？

    余曰：敝使至此承贵国皇帝极意优待，又承待简一贤明大员如阁下者，至广东剔清弊窦，保护洋商。敝使个人固宜厚致谢意，即敝国皇帝陛下亦必能因此深悉贵国皇帝联络交友之忱。请大人便照这句话写去便了。

    于是长大人遂欣然登舟而去，留樊、周二大人与余做伴。樊、周二大人与余相见之后，即无一时无一事不以诚意相待。今长大人待余殷恳至此，亦半系二人之力，盖二人于长大人为旧交，二人既与吾善，长大人自能听信其言而善吾也。

    14日礼拜六，自韶州府启行抵昆桑港（译音）夜泊。

    15日礼拜。日间往游菩萨庙（译音，游庙情形删）。夜分开船。

    16日礼拜一。自此以往船行于两山之间，山势极高且峻峭，绿树森立，江则平阔且深，船行极稳。自船中外望，见山之一峰有一黑色小径蜿蜒于其上，小径尽处则为一黑色之堆，问诸华人始知黑堆系山中开出之石炭。此石炭一物中国出产颇富，然中国以科学的工业未曾发达之故，无所用此也。

    晚抵清远，樊、周二人同过吾船与余做竟夕之谈。余自北京至此，见各处均有荒山荒地未经垦殖者，因问此种荒地是否有主？

    周大人曰：中国定制，凡已垦之地各有业主，未垦者不论平地、山地悉归官有，其有愿垦之人可向官厅报明数目自行领种，领种无需缴费，但至垦熟后须照例完税而已。然余以为中国可以垦种之田地，至今已无一亩不有人垦种之矣。（译者按：此二语未必尽然。）

    ●谈及乾隆

    后两大人与吾谈及乾隆皇平居（原注：平居云者，指非旅行时期及非狩猎时期而言。）之状况。言：皇帝每日破晨三点钟即起，起后立往宝塔中拜佛，此拜佛一事乃皇帝个人之私事，与国事无关。拜佛之后即浏览章奏，皇帝登极后各处大员均许直接呈递章奏。章奏到京后，皇帝一一必亲自批阅，故每日必划出数时浏览之，到七时始进早食。

    食后，在宫中小憩，与宫眷、嫔妃、太监之属杂谈琐事。

    次乃召相国入，与论时事，又次则临朝。国老大臣之例须上朝者均至。

    午饭时间，恒在下午三点钟，饭后或往戏园或为它种游戏，后此则为读书直至就寝而止。其就寝之时间无迟至下午七点钟以后者。

    皇帝有后一，今已死，贵妃二、妃六、嫔百。有已死者，有尚在者。子甚多，嫡出庶出不一，然存者已不过数人。有数女均嫁鞑靼，不与汉族通婚。

    皇帝天性豁略有大度，读书解事理，性质慈善而笃信佛教。对于臣下恒持恕道，然有与之为敌者必穷治弗赦，又以国家兴盛、功业宏大之故，处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无关紧要之事，皇帝意中以为不善者辄盛怒以临之，怒则其势汹汹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为大臣者不能操纵事权。即诸皇子中虽有年过40者，而皇帝犹不许其预闻政事，故皇帝春秋虽高，将来大位谁属，尚未能定。唯以群议测之，皇长孙少年英俊且曾由皇帝命其办事颇著勋劳，在诸皇子皇孙中，或以此人为最有希望云。

    数年前，皇帝以在位日久倦于政事，曾定一日期预备传位，至日期将近帝忽变意，言曰：朕年力尚壮颇能办事，若此即将大事传与孩子们去干，一定干不好。至近日，皇帝又定1796年为传位之期，然国人尚疑其未必果肯传位。

    帝今年已83岁，体格强健，饶有臂力，行旅治事绝无龙钟之状，尝自命为古稀天子，其实不特古稀，亦中外各国之所稀见也。

    ●即至广州

    17日礼拜二。至此河面极阔且已与外海潮水相遇，故航行极易。其地距广州已不过30英里，两岸均有山，两山相距则可七八英里。

    夜抵三水县，县中华官已备有大号官船，供装运吾等至广州之用。余恐长大人尚未能预备就绪，拟迟迟而行，定于礼拜四至广东。

    18日礼拜三。早晨过佛山，乃一寻常之城邑。

    午刻，抵一花园，系广州中国行家所建。入园后，有广东商务公司（译者按：英人所设）之书记哈尔及其经理人勃朗尼、爱尔英、杰克生等人同出欢迎。言钦使致古完勋爵之信已经送去，现在“狮子”船并未它往，仍停泊广东沿海。又出欧洲寄来之书信、包裹等物分致余等。

    余等自启行来华后，已15个月未得欧洲息耗，今日得见此项信件，欢喜直无可伦比。后彼等又为余介见广东行家之执事人多人，盖均系来自广州专程欢迎者。余感其盛意，一一温辞慰谢之，且定于明日前往广东。

    余在未至广东之前，有一事不可不补记。其事盖即自南州府以降，每过一城镇即有极严肃之兵队向吾辈行礼，此军队行礼之事吾于所经各处均遇之，此间之军队，想亦不过受长大人命令向吾辈表示敬意。初无足异，然其人数之众多、军容之整肃，于行礼之中似夹有示威之性质，乃不能令我无疑。广东一处地近海洋，洋人到中国者必在此间登岸，中国为防御洋人起见，特设重兵镇之。今兵队向吾等行礼而夹有示威之性质者，吾料其心中必蓄有一语，谓汝辈洋人看者，吾中国兵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

    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

    19日礼拜四。上午11时，乘坐华官所备官船前往广州。

    下午二时登岸，经一大石级复行五六十码，即抵一特设之馆舍。总督长大人及抚台、藩台与广州附近各地方之高级官员均官服出迎，导吾等至一广厅。厅中左右两面均有安乐椅二行，排列做相套之半圆形。

    进厅后，长大人及其属员与吾等对面而坐，谈论约及一小时。所谈之事大半系吾辈自北京至此所经各处之情形，及“狮子”船已经开至广东黄埔（译者按：黄埔系广东沿海一小岛）之息耗。后长大人导吾辈至戏园中观剧（原注：所演者为喜剧，优伶均系一时名角，长大人派人往南京雇来者），即于园中设宴款接，肴馔之盛既为吾毕生所未见，而长大人招待之殷勤，亦足令吾心感靡既。据华人言：向来洋人之至广东者，中国官场从不加以礼遇，此次总督大人到任之初即设盛宴款接洋人，实为从来未有之奇举。故当地人民无不异常注意云。

    吾辈所居之馆舍在一小岛之上，地与英国洋行相对。英国洋行盖建于大陆之上，地在广州城外，与馆舍相隔之河面其宽不过半英里也。馆舍之中，房屋极多，分为数院，互相隔离。各院之装置形式虽殊，而其精致华丽，适合卫生则一。中有数院用西洋陈设之法，有玻璃之窗及燃煤之火炉，于吾辈之生活尤为合适，盖际此冬季，吾辈惯于向火者非火炉不暖也。

    馆舍四周乃一绝大之花园，有奇异之花木及不易习见之名卉甚多。其一旁有一神庙，庙中有一高台，登台远望，广州全城之景及城外江河舟楫，可尽入寸瞳间也。

    20日礼拜五。晨起，戏园中金鼓已作，优伶已粉墨登台。余乃大奇，后闻华人言：中国官场接待上宾，当于宾客到馆之一日起至离馆之一日止，令伶人继续演剧，自晨至暮不可稍休，休则即系失礼。然吾以此间之戏园，适建于吾所居院落之前，若终日连演不已，不特观之生厌，而且金鼓之声足喧扰人耳，使不能治事。苟于中国成法无背，吾必声请长大人罢此重礼，或请长大人令伶人不必日夕开演，至吾莅园之时乃演之。然吾恐将来乾隆皇帝遣使至英国时，雇用伶人演剧以娱之即可，若欲罗致名伶人多人日夕开演，则势有所不能也。

    21日礼拜六至23日礼拜一。三日中接见宾客甚忙。

    接见之人，长大人而外有本省之抚台、藩台，韶州之知府及地方官多人，来自远处者。

    有一日，长大人及藩台均在座，余提及广东之商业及税务问题。长大人曰：兄弟知道本省弊端很深，非大大地改换办法，一辈子都整顿不好。

    藩台即起与辩论，言本省并无何种弊端，依着成法办理最为稳妥，倘有了无谓的更张反要误事。

    二人辩论之终未能有若何之解决，然而即此一席话，吾已知藩台必为此间作弊大王。有此弊王作梗，吾虽甚望长大人之得以推行其志，而长大人之志之果能推行与否，则在不可知之数矣。

    24日礼拜二。吾中国译员李君，向余言，华官之中有数人意欲得吾礼物，以为纪念。余乃自开一单命摆劳分赠之。

    25日礼拜三。今日系耶稣圣诞，余及随从诸员均渡河至英国洋行，与行中诸英人同饭。

    1794年1月1日礼拜三。晨间，总督长大人盛列仪仗至吾馆舍中拜见。言：顷由北京送到敕书一道，系皇帝赐与贵使者。因自一亭式之肩舆中，双手捧出黄纸一卷置吾手中。吾敬谨接受后即问：敕书中内容何若？长大人乃为余解释其义。略曰：（译者按：以下译意）谕尔英吉利国使臣马戛尔尼：尔英吉利国地在海外，与天朝相去甚远。尔国国王以仰慕天朝文化之故，命汝赍远表章方物到京进贡。朕披阅表章，见其情词恭顺，除将所呈贡物分别赏收及准汝瞻觐外，复以文绮珍玩等物赐汝，且令大臣等妥为保护（译者按：原文中略）。兹据大臣等转奏，尔意中尚拟恳联再降一谕，说明天朝不能允准尔前此所请各节之故。尔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朕前此所降二敕，尔既尚有未能明白之处，应即依尔所请再为汝剀切言之，以示宽待远人之意（译者按：原文中略）。当知尔所请各节实因碍于天朝体制，不能照准，即朕虽有允准之心，亦不能改变祖宗成法。尔回国后务将此事禀尔国王，以见天朝并无恶尔英人之意。此谕到后，仰该使所在地方长官细为该英吉利使臣解释之云云。

    译者按：此谕汉文原本已无从查考；英文译本则语气与前二敕不类，盖二敕为大国对小国之口气，此谕则为平等国口气，显系译员从中改窜者，今依英文译出，虽意不失真而字句则恐与原文相去远矣。

    长大人又言：兄弟到了广东虽不多几日，却已出了两道告示，说凡有伤害洋人及欺侮洋人的一概从重治罪。

    余则以到广州后所探得之官场弊端之一告之，嘱其着手整顿。

    今日为吾西历新年，余及随从诸员均渡河至英国洋行中宴饮。

    8日礼拜三。上午十点钟余及各随员同往英国洋行，此盖为中国官员及英国商人预定饯别吾等之地。故余等至行时，长大人、周大人、樊大人及本省抚台、藩台、潮州知府等，已先在门首恭候。相见礼毕，即入行中饮宴，宾主异常欢洽。

    下午1时，余与史但顿、小史但顿、古完、彭森及其他各随员，向彼等告别，同坐驳船至黄埔地方，登“狮子”船。驳船之上悬以旗旆，船户亦着用制服，诸船衔接自江中过时状殊整齐可观。

    上“狮子”船后，至晚，樊、周二大人上船话别。余命庖丁治馔享之。二人自与余相见之后，无一事不竭诚照料，至今日话别时乃不禁向作挥泪，其爱我之性决非伪饰。吾苟受其惠而忘之，上帝必不吾许也。

    9日礼拜四。樊、周二大人以个人资格，遣人送来蔬果20大篓。

    10日礼拜五。启碇，俟至澳门时略作勾留后，即径行回国。

    以上所记各事乃吾出使中国时逐日随笔记述者。其关于国际与社会之观察及它种重要问题，另有《中国游记》一书详述之。

    译者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壬寅，即高宗退位之前八日，又一敕与英王乔治第三，实为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行朝觐礼最后之结束。敕曰：军机大臣等朱珪奏英吉利国呈进表贡一折，该国王因前年贡使进京赏赍优渥，特具表文土物呈进，具见悃忱。虽未派专使来粤，有何不可，已准其赏收，并发给敕书一道。谕以尔国远隔重洋，上年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釐，朕鉴尔国王悃忱，令使臣等瞻觐与宴，锡赍骈藩，颁发敕谕回国，并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兹尔国王复备具表文土物由夷船寄粤进呈，具见恭顺之诚。天朝抚有万国，琛尽来廷，不贵其物唯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申虔敬。至天朝从前征剿廓尔克喀时，大将军统领大兵深入连得要隘，廓尔喀震慑兵威，匍匐乞降，大将军始拒情入奏。天朝仁慈广被，中外一体，不忍该处生灵咸就歼除，是以允准投诚。彼时曾据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令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兹特颁赐尔国王锦缎等件。尔国王其益励荩诚，永承恩眷，以副朕绥远敷仁之至意。朱珪接到后，可即交与该国大班波郎专送回国，俾该国王益加感戴恭顺，以示怀柔。至天朝官员例不与外夷交际，其致送前任总督监督礼物，朱珪饬令寄回，所办亦是。

    刘半农 译

  • 老舍《骆驼祥子》

    一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①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①。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

        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①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象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象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象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    ①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象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②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

        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象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象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象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

        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象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象装傻，又象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象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象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
        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

        他真拉上了包月。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的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的跑，好象老想着些什么，越想便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设若他是拉着包车，这些错儿绝不能发生；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楞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还有呢，在这种时期，他越着急便越自苦，吃喝越没规则；他以为自己是铁作的，可是敢情他也会病。病了，他舍不得钱去买药，自己硬挺着；结果，病越来越重，不但得买药，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
        拉了半年，他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

    二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象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案，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可是，谣言，他不信。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象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一分真事说成十分——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他们象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象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要打仗了！”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不过，干苦工的人们——拉车的也在内——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也不一定就准倒霉。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前门，东车站！”“哪——站！”“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没有一个招呼“西苑哪？清华呀？”的。在新街口附近他转悠了一会儿。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他有相当的胆子，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正在这个接骨眼儿，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象是学生。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儿喊：“有上清华的没有？嗨，清华！”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答碴儿，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都哑吧了？清华！”
        “两块钱吧，我去！”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再找一辆！”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楞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别人还都不动。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他也不想去。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你怎样？”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他心中打开了转儿：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

        危险？难道就那样巧？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祥子的心凉了一些。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招呼吧，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他的心好象直顶他的肋条。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抄土道走吧？马路上——”“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单衫所能挡得住的。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除了一件灰色单军服上身，和一条蓝布军裤，都被汗沤得奇臭——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由这身破军衣，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那是多么干净体面！是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

        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忘掉，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

        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凭什么？”他喊了出来。

        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别的先不去管吧，逃命要紧！

        他在哪里呢？他自己也不能正确的回答出。这些日子了，他随着兵们跑，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到了夜晚，头一挨地他便象死了过去，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

        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及至到了后山，他只顾得爬山了，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他会一交跌到山涧里，把骨肉被野鹰们啄尽，不顾得别的。在山中绕了许多天，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了平地。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

        骆驼！祥子的心一动，忽然的他会思想了，好象迷了路的人忽然找到一个熟识的标记，把一切都极快的想了起来。骆驼不会过山，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象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这是什么战略——假使这群只会跑路与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他不晓得。可是他确知道，假如这真是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儿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他就是逃出兵的手掌，也还有饿死的危险。要逃，就得乘这个机会。由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甸！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是有些遮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找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他的心要跳出来！

        这些日子，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这一刻，仿佛全归到心上来；心中发热，四肢反倒冷起来；热望使他混身发颤！

        一直到半夜，他还合不上眼。希望使他快活，恐惧使他惊惶，他想睡，但睡不着，四肢象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离他不远。他喜欢这个声音，象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使人悲哀，又觉得有些安慰。

        远处有了炮声，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他不敢动，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他闭住了气，机会到了！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而且一定是往山中去。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中的蜜蜂一样，只会到处乱撞。有了炮声，兵们一定得跑；那么，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

        他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但他和它们既同是俘虏，好象必须有些同情。军营里更乱了，他找到了骆驼——几块土岗似的在黑暗中爬伏着，除了粗大的呼吸，一点动静也没有，似乎天下都很太平。这个，教他壮起点胆子来。他伏在骆驼旁边，象兵丁藏在沙口袋后面那样。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炮声是由南边来的，即使不是真心作战，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那么，这些兵还得逃回山中去。真要是上山，他们不能带着骆驼。这样，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他也跟着完事；他们忘记了骆驼，他就可以逃走。把耳朵贴在地上，他听着有没有脚步声儿来，心跳得极快。

        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他大着胆子坐起来，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四外极黑。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

    三

        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至少他手中有条麻绳，不完全是空的。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而且是块儿不小的东西。

        他把骆驼拉了起来。对待骆驼的方法，他不大晓得，可是他不怕它们，因为来自乡间，他敢挨近牲口们。骆驼们很慢很慢的立起来，他顾不得细调查它们是不是都在一块儿拴着，觉到可以拉着走了，他便迈开了步，不管是拉起来一个，还是全“把儿”。

        一迈步，他后悔了。骆驼——在口内负重惯了的——是走不快的。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的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骆驼的价值全在四条腿上；腿一完，全完！而祥子是想逃命呀！

        可是，他不肯再放下它们。一切都交给天了，白得来的骆驼是不能放手的！

        因拉惯了车，祥子很有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虽然如此，他现在心中可有点乱。当他找到骆驼们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全放在它们身上了；及至把它们拉起来，他弄不清哪儿是哪儿了，天是那么黑，心中是那么急，即使他会看看星，调一调方向，他也不敢从容的去这么办；星星们——在他眼中——好似比他还着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空中乱动。祥子不敢再看天上。他低着头，心里急而脚步不敢放快的往前走。他想起了这个：既是拉着骆驼，便须顺着大道走，不能再沿着山坡儿。由磨石口——假如这是磨石口——到黄村，是条直路。

        这既是走骆驼的大路，而且一点不绕远儿。“不绕远儿”在一个洋车夫心里有很大的价值。

        不过，这条路上没有遮掩！万一再遇上兵呢？即使遇不上大兵，他自己那身破军衣，脸上的泥，与那一脑袋的长头发，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不象，绝不象个拉骆驼的！倒很象个逃兵！逃兵，被官中拿去还倒是小事；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背后骆驼蹄子噗噗轻响猛然吓了他一跳。他要打算逃命，还是得放弃这几个累赘。可是到底不肯撒手骆驼鼻子上的那条绳子。走吧，走，走到哪里算哪里，遇见什么说什么；活了呢，赚几条牲口；死了呢，认命！

        可是，他把军衣脱下来：一把，将领子扯掉；那对还肯负责任的铜钮也被揪下来，掷在黑暗中，连个响声也没发。然后，他把这件无领无钮的单衣斜搭在身上，把两条袖子在胸前结成个结子，象背包袱那样。这个，他以为可以减少些败兵的嫌疑；裤子也挽高起来一块。

        他知道这还不十分象拉骆驼的，可是至少也不完全象个逃兵了。加上他脸上的泥，身上的汗，大概也够个“煤黑子”的谱儿了。他的思想很慢，可是想得很周到，而且想起来马上就去执行。夜黑天里，没人看见他；他本来无须乎立刻这样办；可是他等不得。他不知道时间，也许忽然就会天亮。既没顺着山路走，他白天没有可以隐藏起来的机会；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煤黑子”。想到了这个，也马上这么办了，他心中痛快了些，好似危险已过，而眼前就是北平了。他必须稳稳当当的快到城里，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个钱，没有一点干粮，不能再多耗时间。想到这里，他想骑上骆驼，省些力气可以多挨一会儿饥饿。可是不敢去骑，即使很稳当，也得先教骆驼跪下，他才能上去；时间是值钱的，不能再麻烦。况且，他要是上了那么高，便更不容易看清脚底下，骆驼若是摔倒，他也得陪着。不，就这样走吧。

        大概的他觉出是顺着大路走呢；方向，地点，都有些茫然。夜深了，多日的疲乏，与逃走的惊惧，使他身心全不舒服。及至走出来一些路，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他渐渐的仿佛困倦起来。夜还很黑，空中有些湿冷的雾气，心中更觉得渺茫。用力看看地，地上老象有一岗一岗的，及至放下脚去，却是平坦的。这种小心与受骗教他更不安静，几乎有些烦躁。爽性不去管地上了，眼往平里看，脚擦着地走。四外什么也看不见，就好象全世界的黑暗都在等着他似的，由黑暗中迈步，再走入黑暗中；身后跟着那不声不响的骆驼。

        外面的黑暗渐渐习惯了，心中似乎停止了活动，他的眼不由的闭上了。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忽然心中一动，象想起一些什么，又似乎是听见了一些声响，说不清；可是又睁开了眼。他确是还往前走呢，忘了刚才是想起什么来，四外也并没有什么动静。心跳了一阵，渐渐又平静下来。他嘱咐自己不要再闭上眼，也不要再乱想；快快的到城里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可是心中不想事，眼睛就很容易再闭上，他必须想念着点儿什么，必须醒着。他知道一旦倒下，他可以一气睡三天。想什么呢？他的头有些发晕，身上潮渌渌的难过，头发里发痒，两脚发酸，口中又干又涩。他想不起别的，只想可怜自己。可是，连自己的事也不大能详细的想了，他的头是那么虚空昏胀，仿佛刚想起自己，就又把自己忘记了，象将要灭的蜡烛，连自己也不能照明白了似的。再加上四围的黑暗，使他觉得象在一团黑气里浮荡，虽然知道自己还存在着，还往前迈步，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他准是在哪里走，就很象独自在荒海里浮着那样不敢相信自己。他永远没尝受过这种惊疑不定的难过，与绝对的寂闷。平日，他虽不大喜欢交朋友，可是一个人在日光下，有太阳照着他的四肢，有各样东西呈现在目前，他不至于害怕。现在，他还不害怕，只是不能确定一切，使他受不了。设若骆驼们要是象骡马那样不老实，也许倒能教他打起精神去注意它们，而骆驼偏偏是这么驯顺，驯顺得使他不耐烦；在心神最恍惚的时候，他忽然怀疑骆驼是否还在他的背后，教他吓一跳；他似乎很相信这几个大牲口会轻轻的钻入黑暗的岔路中去，而他一点也不晓得，象拉着块冰那样能渐渐的化尽。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

        他忽然醒了。不是那种自自然然的由睡而醒，而是猛的一吓，象由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都在一睁眼的工夫里。看见的还是黑暗，可是很清楚的听见一声鸡鸣，是那么清楚，好象有个坚硬的东西在他脑中划了一下。他完全清醒过来。骆驼呢？他顾不得想别的。绳子还在他手中，骆驼也还在他旁边。他心中安静了。懒得起来。身上酸懒，他不想起来，可也不敢再睡。他得想，细细的想，好主意。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的车，而喊出“凭什么？”

        “凭什么？”但是空喊是一点用处没有的。他去摸摸骆驼，他始终还不知自己拉来几匹。摸清楚了，一共三匹。他不觉得这是太多，还是太少；他把思想集中到这三匹身上，虽然还没想妥一定怎么办，可是他渺茫的想到，他的将来全仗着这三个牲口。

        “为什么不去卖了它们，再买上一辆车呢？”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可是他没动，好象因为先前没想到这样最自然最省事的办法而觉得应当惭愧似的。喜悦胜过了惭愧，他打定了主意：刚才不是听到鸡鸣么？即使鸡有时候在夜间一两点钟就打鸣，反正离天亮也不甚远了。

        有鸡鸣就必有村庄，说不定也许是北辛安吧？那里有养骆驼的，他得赶快的走，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把骆驼出了手，他可以一进城就买上一辆车。兵荒马乱的期间，车必定便宜一些；他只顾了想买车，好似卖骆驼是件毫无困难的事。

        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假若他想到拿这三匹骆驼能买到一百亩地，或是可以换几颗珍珠，他也不会这样高兴。他极快的立起来，扯起骆驼就走。他不晓得现在骆驼有什么行市，只听说过在老年间，没有火车的时候，一条骆驼要值一个大宝①，因为骆驼力气大，而吃得比骡马还省。他不希望得三个大宝，只盼望换个百儿八十的，恰好够买一辆车的。越走天越亮了；不错，亮处是在前面，他确是朝东走呢。即使他走错了路，方向可是不差；山在西，城在东，他晓得这个。四外由一致的漆黑，渐渐能分出深浅，虽然还辨不出颜色，可是田亩远树已都在普遍的灰暗中有了形状。星星渐稀，天上罩着一层似云又似雾的灰气，暗淡，可是比以前高起许多去。祥子仿佛敢抬起头来了。他也开始闻见路旁的草味，也听见几声鸟鸣；因为看见了渺茫的物形，他的耳目口鼻好似都恢复了应有的作用。他也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切，虽然是那么破烂狼狈，可是能以相信自己确是还活着呢；好象噩梦初醒时那样觉得生命是何等的可爱。看完了他自己，他回头看了看骆驼——和他一样的难看，也一样的可爱。正是牲口脱毛的时候，骆驼身上已经都露出那灰红的皮，只有东一缕西一块的挂着些零散的，没力量的，随时可以脱掉的长毛，象些兽中的庞大的乞丐。顶可怜的是那长而无毛的脖子，那么长，那么秃，弯弯的，愚笨的，伸出老远，象条失意的瘦龙。可是祥子不憎嫌它们，不管它们是怎样的不体面，到底是些活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上天送给他三条足以换一辆洋车的活宝贝；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他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祥子对着那片红光要大喊几声，自从一被大兵拉去，他似乎没看见过太阳，心中老在咒骂，头老低着，忘了还有日月，忘了老天。现在，他自由的走着路，越走越光明，太阳给草叶的露珠一点儿金光，也照亮了祥子的眉发，照暖了他的心。他忘了一切困苦，一切危险，一切疼痛；不管身上是怎样褴褛污浊，太阳的光明与热力并没将他除外，他是生活在一个有光有热力的宇宙里；他高兴，他想欢呼！

        看看身上的破衣，再看看身后的三匹脱毛的骆驼，他笑了笑。就凭四条这么不体面的人与牲口，他想，居然能逃出危险，能又朝着太阳走路，真透着奇怪！不必再想谁是谁非了，一切都是天意，他以为。他放了心，缓缓的走着，自要老天保佑他，什么也不必怕。走到什么地方了？不想问了，虽然田间已有男女来作工。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想再看见城市，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远处有个村子，不小的一个村子，村外的柳树象一排高而绿的护兵，低头看着那些矮矮的房屋，屋上浮着些炊烟。远远的听到村犬的吠声，非常的好听。他一直奔了村子去，不想能遇到什么俏事，仿佛只是表示他什么也不怕，他是好人，当然不怕村里的良民；现在人人都是在光明和平的阳光下。假若可能的话，他想要一点水喝；就是要不到水也没关系；他既没死在山中，多渴一会儿算得了什么呢？

        村犬向他叫，他没大注意；妇女和小孩儿们的注视他，使他不大自在了。他必定是个很奇怪的拉骆驼的，他想；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这样呆呆的看着他呢？他觉得非常的难堪：兵们不拿他当个人，现在来到村子里，大家又看他象个怪物！他不晓得怎样好了。他的身量，力气，一向使他自尊自傲，可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无缘无故的他受尽了委屈与困苦。他从一家的屋脊上看过去，又看见了那光明的太阳，可是太阳似乎不象刚才那样可爱了！

        村中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上，猪尿马尿与污水汇成好些个发臭的小湖，*樽游职崖*驼滑倒，很想休息一下。道儿北有个较比阔气的人家，后边是瓦房，大门可是只拦着个木栅，没有木门，没有门楼。祥子心中一动；瓦房——财主；木栅而没门楼——养骆驼的主儿！好吧，他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万一有个好机会把骆驼打发出去呢！

        “色！色！色！”祥子叫骆驼们跪下；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他只晓得“色……”是表示跪下；他很得意的应用出来，特意叫村人们明白他并非是外行。骆驼们真跪下了，他自己也大大方方的坐在一株小柳树下。大家看他，他也看大家；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足以减少村人的怀疑。

        坐了一会儿，院中出来个老者，蓝布小褂敞着怀，脸上很亮，一看便知道是乡下的财主。祥子打定了主意：“老者，水现成吧？喝碗！”
        “啊！”老者的手在胸前搓着泥卷，打量了祥子一眼，细细看了看三匹骆驼。“有水！哪儿来的？“
        “西边！”祥子不敢说地名，因为不准知道。
        “西边有兵呀？”老者的眼盯住祥子的军裤。
        “教大兵裹了去，刚逃出来。”
        “啊！骆驼出西口没什么险啦吧？”
        “兵都入了山，路上很平安。”
        “嗯！”老者慢慢点着头。“你等等，我给你拿水去。”
        祥子跟了进去。到了院中，他看见了四匹骆驼。“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一把儿吧？”
        “哼！一把儿？倒退三十年的话，我有过三把儿！年头儿变了，谁还喂得起骆驼！”老头儿立住，呆呆的看着那四匹牲口。待了半天：“前几天本想和街坊搭伙，把它们送到口外去放青①。东也闹兵，西也闹兵，谁敢走啊！在家里拉夏吧，看着就焦心，看着就焦心，瞧这些苍蝇！赶明儿天大热起来，再加上蚊子，眼看着好好的牲口活活受罪，真！”老者连连的点头，似乎有无限的感慨与牢骚。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成一把儿到口外去放青。欢蹦乱跳的牲口，一夏天在这儿，准教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祥子几乎是央求了。

        “可是，谁有钱买呢？这年头不是养骆驼的年头了！”“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把它们出了手，好到城里去谋生！”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然后回头看了看门外的牲口，心中似乎是真喜欢那三匹骆驼——明知买到手中并没好处，可是爱书的人见书就想买，养马的见了马就舍不得，有过三把儿骆驼的也是如此。况且祥子说可以贱卖呢；懂行的人得到个便宜，就容易忘掉东西买到手中有没有好处。

        “小伙子，我要是钱富裕的话，真想留下！”老者说了实话。

        “干脆就留下吧，瞧着办得了！”祥子是那么诚恳，弄得老头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真的，小伙子；倒退三十年，这值三个大宝；现在的年头，又搭上兵荒马乱，我——你还是到别处吃喝吆喝去吧！”“给多少是多少！”祥子想不出别的话。他明白老者的话很实在，可是不愿意满世界去卖骆驼——卖不出去，也许还出了别的毛病。

        “你看，你看，二三十块钱真不好说出口来，可是还真不容易往外拿呢；这个年头，没法子！”

        祥子心中也凉了些，二三十块？离买车还差得远呢！可是，第一他愿脆快办完，第二他不相信能这么巧再遇上个买主儿。“老者，给多少是多少！”

        “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看得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祥子说了实话。

        “呕，你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老者很同情祥子，而且放了心，这不是偷出来的；虽然和偷也差不远，可是究竟中间还隔着层大兵。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

        “这么着吧，伙计，我给三十五块钱吧；我要说这不是个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也是个小狗子！我六十多了；哼，还教我说什么好呢！”

        祥子没了主意。对于钱，他向来是不肯放松一个的。可是，在军队里这些日子，忽然听到老者这番诚恳而带有感情的话，他不好意思再争论了。况且，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可是，有什么法儿呢！“骆驼算你的了，老者！我就再求一件事，给我找件小褂，和一点吃的！”
        “那行！”
        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两个棒子面饼子，穿着将护到胸际的一件破白小褂，要一步迈到城里去！

    四

        祥子在海甸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身上忽冷忽热，心中迷迷忽忽，牙床上起了一溜紫泡，只想喝水，不想吃什么。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得象皮糖似的。恐怕就是在这三天里，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由梦话或胡话中被人家听了去。一清醒过来，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

        自从一到城里来，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没有个姓；如今，“骆子”之上，就更没有人关心他到底姓什么了。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不过，三条牲口才换了那么几块钱，而自己倒落了个外号，他觉得有点不大上算。

        刚能挣扎着立起来，他想出去看看。没想到自己的腿能会这样的不吃力，走到小店门口他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坐了好大半天，头上见了凉汗。又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肚中响了一阵，觉出点饿来。极慢的立起来，找到了个馄饨挑儿。要了碗馄饨，他仍然坐在地上。呷了口汤，觉得恶心，在口中含了半天，勉强的咽下去；不想再喝。可是，待了一会儿，热汤象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肚中有了点食，他顾得看看自己了。身上瘦了许多，那条破裤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他懒得动，可是要马上恢复他的干净利落，他不肯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不过，要干净利落就得花钱，剃剃头，换换衣服，买鞋袜，都要钱。手中的三十五元钱应当一个不动，连一个不动还离买车的数儿很远呢！可是，他可怜了自己。虽然被兵们拉去不多的日子，到现在一想，一切都象个噩梦。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好象他忽然的一气增多了好几岁。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明明是自己的，可是又象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他非常的难过。他不敢想过去的那些委屈与危险，虽然不去想，可依然的存在，就好象连阴天的时候，不去看天也知道天是黑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不应当再太自苦了。他立起来，明知道身上还很软，可是刻不容缓的想去打扮打扮，仿佛只要剃剃头，换件衣服，他就能立刻强壮起来似的。

        打扮好了，一共才花了两块二毛钱。近似搪布①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脱下来的破东西换了两包火柴。拿着两包火柴，顺着大道他往西直门走。没走出多远，他就觉出软弱疲乏来了。可是他咬上了牙。他不能坐车，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一个乡下人拿十里八里还能当作道儿吗，况且自己是拉车的。这且不提，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除非一交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他满地滚也得滚进城去，决不服软！今天要是走不进城去，他想，祥子便算完了；他只相信自己的身体，不管有什么病！

        晃晃悠悠的他放开了步。走出海甸不远，他眼前起了金星。扶着棵柳树，他定了半天神，天旋地转的闹慌了会儿，他始终没肯坐下。天地的旋转慢慢的平静起来，他的心好似由老远的又落到自己的心口中，擦擦头上的汗，他又迈开了步。已经剃了头，已经换上新衣新鞋，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自己了；那么，腿得尽它的责任，走！一气他走到了关厢。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象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仿佛都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

        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

        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的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

        站起来，他觉出他又象个人了。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他痛快得要喊叫出来。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好似有点什么心愿，他决定走进城去。

        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象一架扩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象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他点了点头。

        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呢，自然他想奔那里去。因为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人老，心可不老实。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力气，心路，手段，交际，字号等等——刘四爷都有。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跪上铁索，刘四并没皱一皱眉，没说一个饶命。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这叫作“字号”。出了狱，恰巧入了民国，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即使黄天霸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他开了个洋车厂子。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①的。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弄。到现在，他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他不存破车。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人和厂有地方住，拉他的车的光棍儿，都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须告诉他一声，他不含忽，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这叫作“字号”。

        刘四爷是虎相。快七十了，腰板不弯，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两只大圆眼，大鼻头，方嘴，一对大虎牙，一张口就象个老虎。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头剃得很亮，没留胡子。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她也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人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威，刘家父女的办法常常在车夫与车主的口上，如读书人的引经据典。

        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祥子拉过人和厂的车。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把钱凑够了数，他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

        “刘四爷，看看我的车！”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老头子看了车一眼，点了点头：“不离！”

        “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咱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祥子颇自傲的说。

        “行！”刘四爷又点了点头。

        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就去住宅山；掉了事而又去拉散座，便住在人和厂。

        不拉刘四爷的车，而能住在人和厂，据别的车夫看，是件少有的事。因此，甚至有人猜测，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更有人说，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这种猜想里虽然怀着点妒羡，可是万一要真是这么回事呢，将来刘四爷一死，人和厂就一定归了祥子。这个，教他们只敢胡猜，而不敢在祥子面前说什么不受听的。其实呢，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儿。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假若他去当了兵，他决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侮人。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作。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厂子里靠常总住着二十来个车夫；收了车，大家不是坐着闲谈，便是蒙头大睡；祥子，只有祥子的手不闲着。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狗事巴结人；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刘老头子没有夸奖过他一句，没有格外多看过他一眼；老头子心里有数儿。他晓得祥子是把好手，即使不拉他的车，他也还愿意祥子在厂子里。有祥子在这儿，先不提别的院子与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别的车夫，因为受尽苦楚，说话总是横着来；她一点不怕他们，可是也不愿多搭理他们；她的话，所以，都留给祥子听。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刘家父女都仿佛失去一个朋友。赶到他一回来，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而慈善一些。

        祥子拿着两包火柴，进了人和厂。天还没黑，刘家父女正在吃晚饭。看见他进来，虎妞把筷子放下了：“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哼！”祥子没说出什么来。

        刘四爷的大圆眼在祥子身上绕了绕，什么也没说。祥子戴着新草帽，坐在他们对面。

        “你要是还没吃了的话，一块儿吧！”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

        祥子没动，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一向他拿人和厂当作家：拉包月，主人常换；拉散座，座儿一会儿一改；只有这里老让他住，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儿。现在刚逃出命来，又回到熟人这里来，还让他吃饭，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可是也几乎落下泪来。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他表示出一点礼让。

        “你干什么去了？”刘四爷的大圆眼还盯着祥子。“车呢？”“车？”祥子啐了口吐沫。

        “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象老嫂子疼爱小叔那样。祥子没去端碗，先把钱掏了出来：“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把点零钱又放在衣袋里。

        刘四爷用眉毛梢儿问了句，“哪儿来的？”

        祥子一边吃，一边把被兵拉去的事说了一遍。

        “哼，你这个傻小子！”刘四爷听完，摇了摇头。“拉进城来，卖给汤锅，也值十几多块一头；要是冬天驼毛齐全的时候，三匹得卖六十块！”

        祥子早就有点后悔，一听这个，更难过了。可是，继而一想，把三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就都该活着。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平静了下去。

        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刘四爷仰着头似乎是想起点来什么。忽然一笑，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傻子，你说病在了海甸？为什么不由黄村大道一直回来？”

        “还是绕西山回来的，怕走大道教人追上，万一村子里的人想过味儿来，还拿我当逃兵呢！”

        刘四爷笑了笑，眼珠往心里转了两转。他怕祥子的话有鬼病，万一那三十块钱是抢了来的呢，他不便代人存着赃物。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什么不法的事儿也干过；现在，他自居是改邪归正，不能不小心，而且知道怎样的小心。祥子的叙述只有这么个缝子，可是祥子一点没发毛咕的解释开，老头子放了心。

        “怎么办呢？”老头子指着那些钱说。
        “听你的！”
        “再买辆车？”老头子又露出虎牙，似乎是说：“自己买上车，还白住我的地方？！”
        “不够！买就得买新的！”祥子没看刘四爷的牙，只顾得看自己的心。
        “借给你？一分利，别人借是二分五！”
        祥子摇了摇头。
        “跟车铺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呢！”
        “我也不打印子，”祥子出着神说：“我慢慢的省，够了数，现钱买现货！”
        老头子看着祥子，好象是看着个什么奇怪的字似的，可恶，而没法儿生气。待了会儿，他把钱拿起来：“三十？别打马虎眼！”
        “没错！”祥子立起来：“睡觉去。送给你老人家一包洋火！”他放在桌子上一包火柴，又楞了楞：“不用对别人说，骆驼的事！”

    五

        刘老头子的确没替祥子宣传，可是骆驼的故事很快的由海甸传进城里来。以前，大家虽找不出祥子的毛病，但是以他那股子干倔的劲儿，他们多少以为他不大合群，别扭。自从“骆驼祥子”传开了以后，祥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儿干，不大和气，大家对他却有点另眼看待了。有人说他拾了个金表，有人说他白弄了三百块大洋，那自信知道得最详确的才点着头说，他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说法虽然不同，结论是一样的——祥子发了邪财！对于发邪财的人，不管这家伙是怎样的“不得哥儿们”①，大家照例是要敬重的。卖力气挣钱既是那么不容易，人人盼望发点邪财；邪财既是那么千载难遇，所以有些彩气的必定是与众不同，福大命大。因此，祥子的沉默与不合群，一变变成了贵人语迟；他应当这样，而他们理该赶着他去拉拢。“得了，祥子！说说，说说你怎么发的财？”这样的话，祥子天天听到。他一声不响。直到逼急了，他的那块疤有点发红了，才说，“发财，妈的我的车哪儿去了？”

        是呀，这是真的，他的车哪里去了？大家开始思索。但是替别人忧虑总不如替人家喜欢，大家于是忘记了祥子的车，而去想着他的好运气。过了些日子，大伙儿看祥子仍然拉车，并没改了行当，或买了房子置了地，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而提到骆驼祥子的时候，也不再追问为什么他偏偏是“骆驼”，仿佛他根本就应当叫作这个似的。

        祥子自己可并没轻描淡写的随便忘了这件事。他恨不得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越着急便越想着原来那辆。一天到晚他任劳任怨的去干，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中就觉得发堵，不由的想到，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凭着什么把他的车白白抢去呢？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他觉得过去的事象个噩梦，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有时候他看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要强既是没用，何不乐乐眼前呢？他们是对的。他，即使先不跑土窑子，也该喝两盅酒，自在自在。烟，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

        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它们。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着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想不到作官，发财，置买产业；他的能力只能拉车，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计算他的钱；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他便忘了自己，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无论是多么好的车，只要是赁来的，他拉着总不起劲，好象背着块石头那么不自然。就是赁来的车，他也不偷懒，永远给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永远不去胡碰乱撞；可是这只是一些小心谨慎，不是一种快乐。是的，收拾自己的车，就如同数着自己的钱，才是真快乐。他还是得不吃烟不喝酒，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在茶馆里，象他那么体面的车夫，在飞跑过一气以后，讲究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加上两包白糖，为是补气散火。当他跑得顺“耳唇”往下滴汗，胸口觉得有点发辣，他真想也这么办；这绝对不是习气，作派，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只是想到了，他还是喝那一个子儿一包的碎末。有时候他真想贵骂自己，为什么这样自苦；可是，一个车夫而想月间剩下俩钱，不这么办怎成呢？他狠了心。

        买上车再说，买上车再说！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

        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没有包月，他就拉整天，出车早，回来的晚，他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不管时间，不管两腿；有时他硬连下去，拉一天一夜。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和他们争座儿，还能有他们的份儿？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象一只饿疯的野兽。拉上就跑，他心中舒服一些，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一来二去的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不回口，低着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他好象是用这句话求大家的原谅，可是不肯对大家这么直说。在车口儿上，或茶馆里，他看大家瞪他；本想对大家解释一下，及至看到大家是那么冷淡，又搭上他平日不和他们一块喝酒，赌钱，下棋，或聊天，他的话只能圈在肚子里，无从往外说。难堪渐渐变为羞恼，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们瞪他，他也瞪他们。想起乍由山上逃回来的时候，大家对他是怎样的敬重，现在会这样的被人看轻，他更觉得难过了。独自抱着壶茶，假若是赶上在茶馆里，或独自数着刚挣到的铜子，设若是在车口上，他用尽力量把怒气纳下去。他不想打架，虽然不怕打架。大家呢，本不怕打架，可是和祥子动手是该当想想的事儿，他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大家打一个又是不大光明的。勉强压住气，他想不出别的方法，只有忍耐一时，等到买上车就好办了。有了自己的车，每天先不用为车租着急，他自然可以大大方方的，不再因抢生意而得罪人。这样想好，他看大家一眼，仿佛是说：咱们走着瞧吧！

        论他个人，他不该这样拚命。逃回城里之后，他并没等病好利落了就把车拉起来，虽然一点不服软，可是他时常觉出疲乏。疲乏，他可不敢休息，他总以为多跑出几身汗来就会减去酸懒的。对于饮食，他不敢缺着嘴，可也不敢多吃些好的。他看出来自己是瘦了好多，但是身量还是那么高大，筋骨还那么硬棒，他放了心。他老以为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似乎永没想到身量大，受累多，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虎姑娘已经嘱咐他几回了：“你这家伙要是这么干，吐了血可是你自己的事！”

        他很明白这是好话，可是因为事不顺心，身体又欠保养，他有点肝火盛。稍微棱棱着点眼：“不这么奔，几儿能买上车呢？”

        要是别人这么一棱棱眼睛，虎妞至少得骂半天街；对祥子，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她只撇了撇嘴：“买车也得悠停着来，当是你是铁作的哪！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看祥子听不进去这个：“好吧，你有你的老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刘四爷也有点看不上祥子：祥子的拚命，早出晚归，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车的。虽然说租整天的车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爱什么时候出车收车都可以，若是人人都象祥子这样死啃，一辆车至少也得早坏半年，多么结实的东西也架不住钉着坑儿使！再说呢，祥子只顾死奔，就不大匀得出工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又是一项损失。老头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可是没说什么，拉整天不限定时间，是一般的规矩；帮忙收拾车辆是交情，并不是义务；凭他的人物字号，他不能自讨无趣的对祥子有什么表示。他只能从眼角边显出点不满的神气，而把嘴闭得紧紧的。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他一点没有把祥子当作候补女婿的意思，不过，女儿既是喜爱这个楞小子，他就不便于多事。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他不能再把她这个朋友赶了走。说真的，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这点私心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她的，因此他多少有点怕她。老头子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儿来，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想出点道理来：只要他怕个人，就是他并非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事实，或者他不至于到快死的时候遭了恶报。好，他自己承认了应当怕女儿，也就不肯赶出祥子去。这自然不是说，他可以随便由着女儿胡闹，以至于嫁给祥子。不是。他看出来女儿未必没那个意思，可是祥子并没敢往上巴结。

        那么，他留点神就是了，犯不上先招女儿不痛快。祥子并没注意老头子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盘儿。假若他有愿意离开人和厂的心意，那决不是为赌闲气，而是盼望着拉上包月。他已有点讨厌拉散座儿了，一来是因为抢买卖而被大家看不起，二来是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今天多，明天少，不能预定到几时才把钱凑足，够上买车的数儿。他愿意心中有个准头，哪怕是剩的少，只要靠准每月能剩下个死数，他才觉得有希望，才能放心。他是愿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

        他拉上了包月。哼，和拉散座儿一样的不顺心！这回是在杨宅。杨先生是上海人，杨太太是天津人，杨二太太是苏州人。一位先生，两位太太，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

        头一天上工，祥子就差点发了昏。一清早，大太太坐车上市去买菜。回来，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有上初中的，有上小学的，有上幼稚园的；学校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可是都一样的讨厌，特别是坐在车上，至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儿。把孩子们都送走，杨先生上衙门。送到衙门，赶紧回来，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回来，接学生回家吃午饭。吃完，再送走。送学生回来，祥子以为可以吃饭了，大太太扯着天津腔，叫他去挑水。

        杨宅的甜水有人送，洗衣裳的苦水归车夫去挑。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祥子为对付事情，没敢争论，一声没响的给挑满了缸。放下水桶，刚要去端饭碗，二太太叫他去给买东西。大太太与二太太一向是不和的，可是在家政上，二位的政见倒一致，其中的一项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祥子不晓得这个，只当是头一天恰巧赶上宅里这么忙，于是又没说什么，而自己掏腰包买了几个烧饼。他爱钱如命，可是为维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

        买东西回来，大太太叫他打扫院子。杨宅的先生，太太，二太太，当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极漂亮，可是屋里院里整个的象个大垃圾堆。祥子看着院子直犯恶心，所以只顾了去打扫，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儿。院子打扫清爽，二太太叫他顺手儿也给屋中扫一扫。祥子也没驳回，使他惊异的倒是凭两位太太的体面漂亮，怎能屋里脏得下不去脚！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岁的小泥鬼交给了他。他没了办法。卖力气的事儿他都在行，他可是没抱过孩子。他双手托着这位小少爷，不使劲吧，怕滑溜下去，用力吧，又怕给伤了筋骨，他出了汗。他想把这个宝贝去交给张妈——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找到她，劈面就被她骂了顿好的。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祥子生在北方的乡间，最忌讳随便骂街。可是他不敢打张妈，因为好汉不和女斗；也不愿还口。他只瞪了她一眼。张妈不再出声了，仿佛看出点什么危险来。正在这个工夫，大太太喊祥子去接学生。他把泥娃娃赶紧给二太太送了回去。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大太太的意思本来也是不乐意祥子替二太太抱孩子，听见二太太骂他，她也扯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骂，骂的也是他；祥子成了挨骂的藤牌。他急忙拉起车走出去，连生气似乎也忘了，因为他一向没见过这样的事，忽然遇到头上，他简直有点发晕。

        一批批的把孩子们都接回来，院中比市场还要热闹，三个妇女的骂声，一群孩子的哭声，好象大栅栏在散戏时那样乱，而且乱得莫名其妙。好在他还得去接杨先生，所以急忙的又跑出去，大街上的人喊马叫似乎还比宅里的乱法好受一些。

        一直转转到十二点，祥子才找到叹口气的工夫。他不止于觉着身上疲乏，脑子里也老嗡嗡的响；杨家的老少确是已经都睡了，可是他耳朵里还似乎有先生与太太们的叫骂，象三盘不同的留声机在他心中乱转，使他闹得慌。顾不得再想什么，他想睡觉。一进他那间小屋，他心中一凉，又不困了。一间门房，开了两个门，中间隔着一层木板。张妈住一边，他住一边。屋中没有灯，靠街的墙上有个二尺来宽的小窗户，恰好在一支街灯底下，给屋里一点亮。屋里又潮又臭，地上的土有个铜板厚，靠墙放着份铺板，没有别的东西。他摸了摸床板，知道他要是把头放下，就得把脚蹬在*缴希话呀欧牌剑偷冒*坐起来。他不会睡元宝式的觉。想了半天，他把铺板往斜里拉好，这样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腿搭拉着点先将就一夜。

        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马马虎虎的铺好，躺下了。腿悬空，不惯，他睡不着。强闭上眼，安慰自己：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什么罪都受过，何必单忍不了这个！别看吃喝不好，活儿太累，也许时常打牌，请客，有饭局；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祥子？还不是为钱？

        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这样一想，他心中舒服了许多，闻了闻屋中，也不象先前那么臭了，慢慢的入了梦；迷迷忽忽的觉得有臭虫，可也没顾得去拿。

        过了两天，祥子的心已经凉到底。可是在第四天上，来了女客，张妈忙着摆牌桌。他的心好象冻实了的小湖上忽然来了一阵春风。太太们打起牌来，把孩子们就通通交给了仆人；张妈既是得伺候着烟茶手巾把，那群小猴自然全归祥子统辖。他讨厌这群猴子，可是偷偷往屋中撩了一眼，大太太管着头儿钱，象是很认真的样子。他心里说：别看这个大娘们厉害，也许并不胡涂，知道乘这种时候给仆人们多弄三毛五毛的。他对猴子们特别的拿出耐心法儿，看在头儿钱的面上，他得把这群猴崽子当作少爷小姐看待。

        牌局散了，太太叫他把客人送回家。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所以得另雇一辆车。祥子喊来一辆，大太太撩袍拖带的混身找钱，预备着代付客人的车资；客人谦让了两句，大太太仿佛要拚命似的喊：“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

        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

        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

        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了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

        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象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怎吗札？”太太说完这个，又看了祥子一眼，不言语了，把四天的工钱给了他。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

    六

        初秋的夜晚，星光叶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这么凉爽的天，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他想坐下痛哭一场。以自己的体格，以自己的忍性，以自己的要强，会让人当作猪狗，会维持不住一个事情，他不只怨恨杨家那一伙人，而渺茫的觉到一种无望，恐怕自己一辈子不会再有什么起色了。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象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

        到了大街上，行人已少，可是街灯很亮，他更觉得空旷渺茫，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了。上哪儿？自然是回人和厂。心中又有些难过。作买卖的，卖力气的，不怕没有生意，倒怕有了照顾主儿而没作成买卖，象饭铺理发馆进来客人，看了一眼，又走出去那样。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是，他是低声下气的维持事情，舍着脸为是买上车，而结果还是三天半的事儿，跟那些串惯宅门的老油子一个样，他觉着伤心。他几乎觉得没脸再进人和厂，而给大家当笑话说：“瞧瞧，骆驼祥子敢情也是三天半就吹呀，哼！”

        不上人和厂，又上哪里去呢？为免得再为这个事思索，他一直走向西安门大街去。人和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们进来交账或交涉事情，并不准随便来回打穿堂儿，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父女的卧室。西间的旁边有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弯着一根粗铁条，悬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电灯，灯下横悬着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人和车厂”。车夫们出车收车和随时来往都走这个门。门上的漆深绿，配着上面的金字，都被那支白亮亮的电灯照得发光；出来进去的又都是漂亮的车，黑漆的黄漆的都一样的油汪汪发光，配着雪白的垫套，连车夫们都感到一些骄傲，仿佛都自居为车夫中的贵族。

        由大门进去，拐过前脸的西间，才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中间有棵老槐。东西房全是敞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几间小屋，全是车夫的宿舍。

        大概有十一点多了，祥子看见了人和厂那盏极明而怪孤单的灯。柜房和东间没有灯光，西间可是还亮着。他知道虎姑娘还没睡。他想轻手蹑脚的进去，别教虎姑娘看见；正因为她平日很看得起他，所以不愿头一个就被她看见他的失败。

        他刚把车拉到她的窗下，虎妞由车门里出来了：“哟，祥子？怎——”她刚要往下问，一看祥子垂头丧气的样子，车上拉着铺盖卷，把话咽了回去。

        怕什么有什么，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登时立住了脚，呆在了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W齑缴系娜肥悄ㄗ诺汶僦够㈡ひ*带出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虎姑娘一向，他晓得，不这样打扮。以刘家的财力说，她满可以天天穿着绸缎，可是终日与车夫们打交待，她总是布衣布裤，即使有些花色，在布上也就不惹眼。祥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异的东西，既熟识，又新异，所以心中有点发乱。

        心中原本苦恼，又在极强的灯光下遇见这新异的活东西，他没有了主意。自己既不肯动，他倒希望虎姑娘快快进屋去，或是命令他干点什么，简直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种什么也不象而非常难过的折磨。

        “嗨！”她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高的说：“别楞着！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有话跟你说。屋里见。”

        平日帮她办惯了事，他只好服从。但是今天她和往日不同，他很想要思索一下；楞在那里去想，又怪僵得慌；他没主意，把车拉了进去。看看南屋，没有灯光，大概是都睡了；或者还有没收车的。把车放好，他折回到她的门前。忽然，他的心跳起来。

        “进来呀，有话跟你说！”她探出头来，半笑半恼的说。他慢慢走了进去。

        桌上有几个还不甚熟的白梨，皮儿还发青。一把酒壶，三个白磁酒盅。一个头号大盘子，摆着半只酱鸡，和些熏肝酱肚之类的吃食。

        “你瞧，”虎姑娘指给他一个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犒劳，你也吃点！”说着，她给他斟上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上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喝吧，吃了这个鸡；我已早吃过了，不必让！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看！”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遇到这种戏弄，真想和她瞪眼。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对他不错，而且她对谁都是那么直爽，他不应当得罪她。既然不肯得罪她，再一想，就爽性和她诉诉委屈吧。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憋闷着，非说说不痛快。这么一想，他觉得虎姑娘不是戏弄他，而是坦白的爱护他。他把酒盅接过来，喝干。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儿。

        虎妞笑起来。他好容易把这口酒调动下去，听到这个笑声，赶紧向东间那边看了看。

        “没人，”她把笑声收了，脸上可还留着笑容。“老头子给姑妈作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误呢；姑妈在南苑住。”一边说，一边又给他倒满了盅。

        听到这个，他心中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同时，他又舍不得出去；她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的刺激。她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添加了一些活力，好似她忽然变成另一个人，还是她，但多了一些什么。他不敢对这点新的什么去详细的思索，一时又不敢随便的接受，可也不忍得拒绝。他的脸红起来。好象为是壮壮自己的胆气，他又喝了口酒。刚才他想对她诉诉委屈，此刻又忘了。红着脸，他不由的多看了她几眼。越看，他心中越乱；她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什么热辣辣的力量传递过来，渐渐的她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他警告着自己，须要小心；可是他又要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作小心。迷迷忽忽的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屋内灭了灯。天上很黑。不时有一两个星刺入了银河，或划进黑暗中，带着发红或发白的光尾，轻飘的或硬挺的，直坠或横扫着，有时也点动着，颤抖着，给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给黑暗一些闪烁的爆裂。有时一两个星，有时好几个星，同时飞落，使静寂的秋空微颤，使万星一时迷乱起来。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光尾极长，放射着星花；红，渐黄；在最后的挺进，忽然狂悦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条，好象刺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

        第二天，祥子起得很早，拉起车就出去了。头与喉中都有点发痛，这是因为第一次喝酒，他倒没去注意。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他知道这点头疼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心中另有一些事儿，使他憋闷得慌，而且一时没有方法去开脱。昨天夜里的事教他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着有点危险。

        他不明白虎姑娘是怎么回事。她已早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他一向很敬重她，而且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虽然她对大家很随便爽快，可是大家没在背地里讲论过她；即使车夫中有说她坏话的，也是说她厉害，没有别的。那么，为什么有昨夜那一场呢？

        这个既显着胡涂，祥子也怀疑了昨晚的事儿。她知道他没在车厂里，怎能是一心一意的等着他？假若是随便哪个都可以的话……祥子把头低下去。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象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们，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白房子”①？祥子始终不肯随和，一来他自居为要强的人，不能把钱花在娘儿们身上；二来他亲眼得见那些花冤钱的傻子们——有的才十八九岁——在厕所里头顶着墙还撒不出尿来。最后，他必须规规矩矩，才能对得起将来的老婆，因为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象那么回事儿。可是现在，现在……

        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是不错；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象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

        再说，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晓得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假若早就知道而不愿意管束女儿，那么他们父女是什么东西呢？他和这样人搀合着，他自己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父女都愿意，他也不能要她；不管刘老头子是有六十辆车，还是六百辆，六千辆！他得马上离开人和厂，跟他们一刀两断。祥子有祥子的本事，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干，就必定成功。

        让了两次座儿，都没能拉上。那点别扭劲儿又忽然回来了。不愿再思索，可是心中堵得慌。这回事似乎与其他的事全不同，即使有了解决的办法，也不易随便的忘掉。不但身上好象粘上了点什么，心中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不管怎样的愤恨，怎样的讨厌她，她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再想，她越忽然的从他心中跳出来，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象买了一堆破烂那样，碎铜烂铁之中也有一二发光的有色的小物件，使人不忍得拒绝。他没和任何人这样亲密过，虽然是突乎其来，虽然是个骗诱，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旁，它自自然然会在心中盘绕，象生了根似的。这对他不仅是个经验，而也是一种什么形容不出来的扰乱，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对她，对自己，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

        迷迷糊糊的他拉了几个买卖。就是在奔跑的时节，他的心中也没忘了这件事，并非清清楚楚的，有头有尾的想起来，而是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是渺茫，而又亲切。他很想独自去喝酒，喝得人事不知，他也许能痛快一些，不能再受这个折磨！可是他不敢去喝。他不能为这件事毁坏了自己。他又想起买车的事来。但是他不能专心的去想，老有一点什么拦阻着他的心思；还没想到车，这点东西已经偷偷的溜出来，占住他的心，象块黑云遮住了太阳，把光明打断。到了晚间，打算收车，他更难过了。

        他必须回车厂，可是真怕回去。假如遇上她呢，怎办？他拉着空车在街上绕，两三次已离车厂不远，又转回头来往别处走，很象初次逃学的孩子不敢进家门那样。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得厉害。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的捉住他的心，小的时候去用竿子捅马蜂窝就是这样，害怕，可是心中跳着要去试试，象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

        他又绕回西安门来，这次他不想再迟疑，要直入公堂的找她去。她已不是任何人，她只是个女子。他的全身都热起来。刚走到门脸上，灯光下走来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似乎认识这个人的面貌态度，可是不敢去招呼。几乎是本能的，他说了声：“车吗？”那个人楞了一楞：“祥子？”“是呀，”祥子笑了。“曹先生？”

        曹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我说祥子，你要是没在宅门里的话，还上我那儿来吧？我现在用着的人太懒，他老不管擦车，虽然跑得也怪麻利的；你来不来？”

        “还能不来，先生！”祥子似乎连怎样笑都忘了，用小毛巾不住的擦脸。“先生，我几儿上工呢？”

        “那什么，”曹先生想了想，“后天吧。”

        “是了，先生！”祥子也想了想：“先生，我送回你去吧？”“不用；我不是到上海去了一程子吗，回来以后，我不在老地方住了。现今住在北长街；我晚上出来走走。后天见吧。”曹先生告诉了祥子门牌号数，又找补了一句：“还是用我自己的车。”

        祥子痛快得要飞起来，这些日子的苦恼全忽然一齐铲净，象大雨冲过的白石路。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虽然在一块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顶好；曹先生是非常和气的人，而且家中人口不多，只有一位太太，和一个小男孩。他拉着车一直奔了人和厂去。虎姑娘屋中的灯还亮着呢。一见这个灯亮，祥子猛的木在那里。

        立了好久，他决定进去见她；告诉她他又找到了包月；把这两天的车份儿交上；要出他的储蓄；从此一刀两断——这自然不便明说，她总会明白的。

        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叫了声刘姑娘。“进来！”

        他推开门，她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常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她说：“怎样？吃出甜头来了是怎着？”

        祥子的脸红得象生小孩时送人的鸡蛋。楞了半天，他迟迟顿顿的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有车……”

        她把话接了过来：“你这小子不懂好歹！”她坐起来，半笑半恼的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着？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体己，咱俩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除了我比你大一点，也大不了多少！我可是能护着你，疼你呢！”

        “我愿意去拉车！”祥子找不到别的辩驳。

        “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

        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

        “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甭害怕；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小子儿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一个我赔你俩！你个乡下脑颏！别让我损你啦！”

        祥子又没的说了，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两天的。”临时想起来：“今儿个就算交车，明儿个我歇一天。”他心中一点也不想歇息一天；不过，这样显着干脆；交了车，以后再也不住人和厂。

        虎姑娘过来，把钱抓在手中，往他的衣袋里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她一转身把门倒锁上。

    七

        祥子上了曹宅。
        对虎姑娘，他觉得有点羞愧。可是事儿既出于她的引诱，况且他又不想贪图她的金钱，他以为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也就没有什么十分对不住人的地方了。他所不放心的倒是刘四爷拿着他的那点钱。马上去要，恐怕老头子多心。从此不再去见他们父女，也许虎姑娘一怒，对老头子说几句坏话，而把那点钱“炸了酱”①。还继续着托老头子给存钱吧，一到人和厂就得碰上她，又怪难以为情。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越没办法也就越不放心。
        他颇想向曹先生要个主意，可是怎么说呢？对虎姑娘的那一段是对谁也讲不得的。想到这儿，他真后悔了；这件事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不能一刀两断的。这种事是永远洗不清的，象肉上的一块黑瘢。无缘无故的丢了车，无缘无故的又来了这层缠绕，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无论自己怎么要强，全算白饶。想来想去，他看出这么点来：大概到最后，他还得舍着脸要虎姑娘；不为要她，还不为要那几辆车么？“当王八的吃俩炒肉”！他不能忍受，可是到了时候还许非此不可！只好还往前干吧，干着好的，等着坏的；他不敢再象从前那样自信了。他的身量，力气，心胸，都算不了一回事；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教些什么顶混账的东西管着。

        按理说，他应当很痛快，因为曹宅是，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顶可爱的。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除了三节的赏钱也没有很多的零钱，可是曹先生与曹太太都非常的和气，拿谁也当个人对待。祥子愿意多挣钱，拚命的挣钱，但是他也愿意有个象间屋子的住处，和可以吃得饱的饭食。曹宅处处很干净，连下房也是如此；曹宅的饭食不苦，而且决不给下人臭东西吃。自己有间宽绰的屋子，又可以消消停停的吃三顿饭，再加上主人很客气，祥子，连祥子，也不肯专在钱上站着了。况且吃住都合适，工作又不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也不是吃亏的事。自己掏钱吃饭，他决不会吃得这么样好，现在既有现成的菜饭，而且吃了不会由脊梁骨下去，他为什么不往饱里吃呢；饭也是钱买来的，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吃得好，睡得好，*约嚎梢愿筛删痪幌蟾鋈怂频模遣蝗菀渍业降*事。况且，虽然曹家不打牌，不常请客，没什么零钱，可是作点什么临时的工作也都能得个一毛两毛的。比如太太叫他给小孩儿去买丸药，她必多给他一毛钱，叫他坐车去，虽然明知道他比谁也跑的快。这点钱不算什么，可是使他觉到一种人情，一种体谅，使人心中痛快。祥子遇见过的主人也不算少了，十个倒有九个是能晚给一天工钱，就晚给一天，表示出顶好是白用人，而且仆人根本是猫狗，或者还不如猫狗。曹家的人是个例外，所以他喜欢在这儿。他去收拾院子，浇花，都不等他们吩咐他，而他们每见到他作这些事也必说些好听的话，更乘着这种时节，他们找出些破旧的东西，教他去换洋火，虽然那些东西还都可以用，而他也就自己留下。在这里，他觉出点人味儿。

        在祥子眼里，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虽然厉害，可是讲面子，叫字号，决不一面儿黑。他心中的体面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他莫名其妙孔圣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不过据说是认识许多的字，还挺讲理。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里，连一个能赶上刘四爷的还没有；文的中，虽然有在大学堂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衙门里当好差事的，字当然认识不少了，可是没遇到一个讲理的。就是先生讲点理，太太小姐们也很难伺候。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而且曹太太也规规矩矩的得人心。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假若祥子想不起孔圣人是什么模样，那就必应当象曹先生，不管孔圣人愿意不愿意。

        其实呢，曹先生并不怎么高明。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维廉。莫利司①一点儿影响。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为善。因此，在小的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仿佛是说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这有时使他自愧，有时也使他自喜，似乎看得明明白白，他的家庭是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只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一些清水与食物，没有更大的意义。

        祥子恰好来到了这个小绿洲；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日子，他以为这是个奇迹。他一向没遇到过象曹先生这样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人看成圣贤。这也许是他的经验少，也许是世界上连这样的人也不多见。拉着曹先生出去，曹先生的服装是那么淡雅，人是那么活泼大方，他自己是那么干净利落，魁梧雄壮，他就跑得分外高兴，好象只有他才配拉着曹先生似的。在家里呢，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当在乡间的时候，他常看到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静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哪摸着一点什么滋味。

        不幸，那个女的和那点钱教他不能安心；他的心象一个绿叶，被个虫儿用丝给缠起来，预备作茧。为这点事，他自己放不下心；对别人，甚至是对曹先生，时时发楞，所答非所问。这使他非常的难过。曹宅睡得很早，到晚间九点多钟就可以没事了，他独自坐在屋中或院里，翻来复去的想，想的是这两件事。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这样必定能够断了虎妞的念头。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祥子不能受这个。再说呢，假若他娶了亲，刘老头子手里那点钱就必定要不回来；虎妞岂肯轻饶了他呢！他不能舍了那点钱，那是用命换来的！

        他自己的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一年多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要不出来的三十多块钱，和一些缠绕！他越想越不高兴。

        中秋节后十多天了，天气慢慢凉上来。他算计着得添两件穿的。又是钱！买了衣裳就不能同时把钱还剩下，买车的希望，简直不敢再希望了！即使老拉包月，这一辈子又算怎回事呢？

        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了劲来。许多日子心中的憋闷，暂时忘记了，听着自己的脚步，和车弓子的轻响，他忘记了一切。解开了钮扣，凉风飕飕的吹着胸，他觉到痛快，好象就这么跑下去，一直跑到不知什么地方，跑死也倒干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他的脚似乎是两个弹簧，几乎是微一着地便弹起来；后面的车轮转得已经看不出条来，皮轮仿佛已经离开了地，连人带车都象被阵急风吹起来了似的。曹先生被凉风一飕，大概是半睡着了，要不然他必会阻止祥子这样的飞跑。祥子是跑开了腿，心中渺茫的想到，出一身透汗，今天可以睡痛快觉了，不至于再思虑什么。

        已离北长街不远，马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已碰到一些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咯喳，车把断了。“怎么了？”曹先生随着自己的话跌出来。祥子没出一声，就地爬起。曹先生也轻快的坐起来。“怎么了？”

        新卸的一堆补路的石块，可是没有放红灯。

        “摔着没有？”祥子问。

        “没有；我走回去吧，你拉着车。”曹先生还镇定，在石块上摸了摸有没有落下来的东西。

        祥子摸着了已断的一截车把：“没折多少，先生还坐上，能拉！”说着，他一把将车从石头中扯出来。“坐上，先生！”

        曹先生不想再坐，可是听出祥子的话带着哭音，他只好上去了。

        到了北长街口的电灯下面，曹先生看见自己的右手擦去一块皮。“祥子你站住！”

        祥子一回头，脸上满是血。

        曹先生害了怕，想不起说什么好，“你快，快——”

        祥子莫名其妙，以为是教他快跑呢，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

        放下车，他看见曹先生手上有血，急忙往院里跑，想去和太太要药。

        “别管我，先看你自己吧！”曹先生跑了进去。祥子看了看自己，开始觉出疼痛，双膝，右肘全破了；脸蛋上，他以为流的是汗，原来是血。不顾得干什么，想什么，他坐在门洞的石阶上，呆呆的看着断了把的车。崭新黑漆的车，把头折了一段，秃碴碴的露着两块白木碴儿，非常的不调和，难看，象糊好的漂亮纸人还没有安上脚，光出溜的插着两根秫秸秆那样。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两块白木碴儿。“祥子！”曹家的女仆高妈响亮的叫，“祥子！你在哪儿呢？”

        他坐着没动，不错眼珠的钉着那破车把，那两块白木碴儿好似插到他的心里。

        “你是怎个碴儿呀！一声不出，藏在这儿；你瞧，吓我一跳！先生叫你哪！”高妈的话永远是把事情与感情都搀合起来，显着既复杂又动人。她是三十二三岁的寡妇，干净，爽快，作事麻利又仔细。在别处，有人嫌她太张道，主意多，时常有些神眉鬼道儿的。曹家喜欢用干净瞭亮的人，而又不大注意那些小过节儿，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她。“先生叫你哪！”她又重了一句。及至祥子立起来，她看明他脸上的血：“可吓死我了，我的妈！这是怎么了？你还不动换哪，得了破伤风还了得！快走！先生那儿有药！“

        祥子在前边走，高妈在后边叨唠，一同进了书房。曹太太也在这里，正给先生裹手上药，见祥子进来，她也“哟”了一声。

        “太太，他这下子可是摔得够瞧的。”高妈唯恐太太看不出来，忙着往脸盆里倒凉水，更忙着说话：“我就早知道吗，他一跑起来就不顾命，早晚是得出点岔儿。果不其然！还不快洗洗哪？洗完好上点药，真！”

        祥子托着右肘，不动。书房里是那么干净雅趣，立着他这么个满脸血的大汉，非常的不象样，大家似乎都觉出有点什么不对的地方，连高妈也没了话。

        “先生！”祥子低着头，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先生另找人吧！这个月的工钱，你留着收拾车吧：车把断了，左边的灯碎了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的呢。”

        “先洗洗，上点药，再说别的。”曹先生看着自己的手说，太太正给慢慢的往上缠纱布。

        “先洗洗！”高妈也又想起话来。“先生并没说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瓦！”

        祥子还不动。“不用洗，一会儿就好！一个拉包月的，摔了人，碰了车，没脸再……”

        他的话不够帮助说完全了他的意思，可是他的感情已经发泄净尽，只差着放声哭了。辞事，让工钱，在祥子看就差不多等于自杀。可是责任，脸面，在这时候似乎比命还重要，因为摔的不是别人，而是曹先生。假若他把那位杨太太摔了，摔了就摔了，活该！对杨太太，他可以拿出街面上的蛮横劲儿，因为她不拿人待他，他也不便客气；钱是一切，说不着什么脸面，哪叫规矩。曹先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得牺牲了钱，好保住脸面。他顾不得恨谁，只恨自己的命，他差不多想到：从曹家出去，他就永不再拉车；自己的命即使不值钱，可以拚上；人家的命呢？真要摔死一口子，怎办呢？以前他没想到过这个，因为这次是把曹先生摔伤，所以悟过这个理儿来。好吧，工钱可以不要，从此改行，不再干这背着人命的事。拉车是他理想的职业，搁下这个就等于放弃了希望。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得窝窝囊囊的混过去了，连成个好拉车的也不用再想，空长了那么大的身量！在外面拉散座的时候，他曾毫不客气的“抄”①买卖，被大家嘲骂，可是这样的不要脸正是因为自己要强，想买上车，他可以原谅自己。拉包月而惹了祸，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要被人知道了，祥子摔了人，碰坏了车；哪道拉包车的，什么玩艺！祥子没了出路！他不能等曹先

        “祥子，”曹先生的手已裹好，“你洗洗！先不用说什么辞工。不是你的错儿，放石头就应当放个红灯。算了吧，洗洗，上点药。”
        “是呀，先生，”高妈又想起话来，“祥子是磨不开；本来吗，把先生摔得这个样！可是，先生既说不是你的错儿，你也甭再别扭啦！瞧他这样，身大力不亏的，还和小孩一样呢，倒是真着急！太太说一句，叫他放心吧！”高妈的话很象留声机片，是转着圆圈说的，把大家都说在里边，而没有起承转合的痕迹。

        “快洗洗吧，我怕！”曹太太只说了这么一句。

        祥子的心中很乱，末了听到太太说怕血，似乎找到了一件可以安慰她的事；把脸盆搬出来，在书房门口洗了几把。高妈拿着药瓶在门内等着他。

        “胳臂和腿上呢？”高妈给他脸上涂抹了一气。祥子摇了摇头，“不要紧！”

        曹氏夫妇去休息。高妈拿着药瓶，跟出祥子来。到了他屋中，她把药瓶放下，立在屋门口里：“待会儿你自己抹抹吧。我说，为这点事不必那么吃心。当初，有我老头子活着的日子，我也是常辞工。一来是，我在外头受累，他不要强，教我生气。二来是，年轻气儿粗，一句话不投缘，散！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老太太有个伺候不着！现在我可好多了，老头子一死，我没什么挂念的了，脾气也就好了点。这儿呢——我在这儿小三年子了；可不是，九月九上的工——零钱太少，可是他们对人还不错。

        咱们卖的是力气，为的是钱；净说好的当不了一回事。可是话又得这么说，把事情看长远了也有好处：三天两头的散工，一年倒歇上六个月，也不上算；莫若遇上个和气的主儿，架不住干日子多了，零钱就是少点，可是靠常儿混下去也能剩俩钱。今儿个的事，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个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必，火气壮当不了吃饭。象你这么老实巴焦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①去强。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她喘了口气：”得，明儿见；甭犯牛劲，我是直心眼，有一句说一句！“

        祥子的右肘很疼，半夜也没睡着。颠算了七开八得，他觉得高妈的话有理。什么也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省钱买车；挂火当不了吃饭！想到这，来了一点平安的睡意。八

        曹先生把车收拾好，并没扣祥子的工钱。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他也没吃。他没再提辞工的事。虽然好几天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高妈的话得到最后的胜利。过了些日子，生活又合了辙，他把这件事渐渐忘掉，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独坐在屋中的时候，他的眼发着亮光，去盘算怎样省钱，怎样买车；嘴里还不住的嘟囔，象有点心病似的。他的算法很不高明，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这并与他的钱数没多少关系，不过是这么念道，心中好象是充实一些，真象有一本账似的。

        他对高妈有相当的佩服，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子还有心路与能力，她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他不敢赶上她去闲谈，但在院中或门口遇上她，她若有工夫说几句，他就很愿意听她说。她每说一套，总够他思索半天的，所以每逢遇上她，他会傻傻忽忽的一笑，使她明白他是佩服她的话，她也就觉到点得意，即使没有工夫，也得扯上几句。

        不过，对于钱的处置方法，他可不敢冒儿咕咚的就随着她的主意走。她的主意，他以为，实在不算坏；可是多少有点冒险。他很愿意听她说，好多学些招数，心里显着宽绰；在实行上，他还是那个老主意——不轻易撒手钱。

        不错，高妈的确有办法：自从她守了寡，她就把月间所能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一块也是一笔，两块也是一笔，放给作仆人的，当二三等巡警的，和作小买卖的，利钱至少是三分。这些人时常为一块钱急得红着眼转磨，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而当两块算，他们也得伸手接着。除了这样，钱就不会教他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钱上有毒，接过来便会抽干他们的血，但是他们还得接着。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的，他们就有胆子拿起来；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再讲，明天再说明天的。高妈，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受着这个毒。她的丈夫喝醉来找她，非有一块钱不能打发；没有，他就在宅门外醉闹；她没办法，不管多大的利息也得马上借到这块钱。由这种经验，她学来这种方法，并不是想报复，而是拿它当作合理的，几乎是救急的慈善事。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在宗旨上，她既以为这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那么在方法上她就得厉害一点，不能拿钱打水上飘；干什么说什么。这需要眼光，手段，小心，泼辣，好不至都放了鹰①。她比银行经理并不少费心血，因为她需要更多的小心谨慎。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大家都说高妈厉害，她自己也这么承认；她的厉害是由困苦中折磨中锻炼出来的。一想起过去的苦处，连自己的丈夫都那样的无情无理，她就咬上了牙。她可以很和气，也可以很毒辣，她知道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她也劝祥子把钱放出去，完全出于善意，假若他愿意的话，她可以帮他的忙：“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①！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

        祥子用不着说什么，他的神气已足表示他很佩服高妈的话。及至独自一盘算，他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不错，这么着是死的，钱不会下钱；可是丢不了也是真的。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怕出响声；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除非是拿去买车。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他不便全随着高妈。

        原先在一家姓方的家里，主人全家大小，连仆人，都在邮局有个储金折子。方太太也劝过祥子：“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你怎么不立一个呢？俗言说得好，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盼有时；年轻轻的，不乘着年轻力壮剩下几个，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这又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哪时鞍住还可以提点儿用，还要怎么方便呢？去，去要个单子来，你不会写，我给你填上，一片好心！”

        祥子知道她是好心，而且知道厨子王六和奶妈子秦妈都有折子，他真想试一试。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把钱交进去，人家又在折子上画了几个字，打上了个小印。他觉得这不是骗局，也得是骗局；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凭人家三画五画就算完事，祥子不上这个当。他怀疑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才这样热心给拉生意。即使事实不是这样，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的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

        对于银行银号，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儿”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搁车的话，准能拉上“买卖”。至于里面作些什么事，他猜不透。不错，这里必是有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单到这里来鼓逗（反复调弄）钱，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它们发生关系，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里有许多许多的事他不明白，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胡涂，因为一人一个说法，而且都说的不到家。他不愿再去听，也不愿去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顶好是抢银行；既然不想去作土匪，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不用管别的。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

        高妈知道他是红着心想买车，又给他出了主意：“祥子，我知道你不肯放账，为是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也是个主意！我要是个男的，要是也拉车，我就得拉自己的车；自拉自唱，万事不求人！能这么着，给我个知县我也不换！拉车是苦事，可是我要是男的，有把子力气，我楞拉车也不去当巡警；冬夏常青，老在街上站着，一月才挣那俩钱，没个外钱，没个自由；一留胡子还是就吹，简直的没一点起色。我是说，对了，你要是想快快买上车的话，我给你个好主意：起上一只会，十来个人，至多二十个人，一月每人两块钱，你使头一会；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你横是①多少也有个积蓄，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干脆大局！车到了手，你干上一只黑签儿会②，又不出利，又是体面事，准得对你的心路！你真要请会的话，我来一只，决不含忽！怎样？”

        这真让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真要凑上三四十块，再加上刘四爷手里那三十多，和自己现在有的那几块，岂不就是八十来的？虽然不够买十成新的车，八成新的总可以办到了！况且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去向刘四爷把钱要回，省得老这么搁着，不象回事儿。八成新就八成新吧，好歹的拉着，等有了富余再换。

        可是，上哪里找这么二十位人去呢？即使能凑上，这是个面子事，自己等钱用么就请会，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起会，在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③了的时候！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

        看祥子没动静，高妈真想俏皮他一顿，可是一想他的直诚劲儿，又不大好意思了：“你真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

        祥子没说什么，等高妈走了，对自己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自己的一把死拿值得佩服，心中怪高兴的。

        已经是初冬天气，晚上胡同里叫卖糖炒栗子，落花生之外，加上了低*摹耙购弧*.夜壶挑子上带着瓦的闷葫芦罐儿，祥子买了个大号的。头一号买卖，卖夜壶的找不开钱，祥子心中一活便，看那个顶小的小绿夜壶非常有趣，绿汪汪的，也撅着小嘴，“不用找钱了，我来这么一个！”放下闷葫芦罐，他把小绿夜壶送到里边去：“少爷没睡哪？送你个好玩艺！”

        大家都正看着小文——曹家的小男孩——洗澡呢，一见这个玩艺都憋不住的笑了。曹氏夫妇没说什么，大概觉得这个玩艺虽然蠢一些，可是祥子的善意是应当领受的，所以都向他笑着表示谢意。高妈的嘴可不会闲着：“你看，真是的，祥子！这么大个子了，会出这么高明的主意；多么不顺眼！”

        小文很喜欢这个玩艺，登时用手捧澡盆里的水往小壶里灌：“这小茶壶，嘴大！”

        大家笑得更加了劲。祥子整着身子——因为一得意就不知怎么好了——走出来。他很高兴，这是向来没有经验过的事，大家的笑脸全朝着他自己，仿佛他是个很重要的人似的。微笑着，又把那几块现洋搬运出来，轻轻的一块一块往闷葫芦罐里放，心里说：这比什么都牢靠！多咱够了数，多咱往墙上一碰；拍喳，现洋比瓦片还得多！

        他决定不再求任何人。就是刘四爷那么可靠，究竟有时候显着别扭，钱是丢不了哇，在刘四爷手里，不过总有点不放心。钱这个东西象戒指，总是在自己手上好。这个决定使他痛快，觉得好象自己的腰带又杀紧了一扣，使胸口能挺得更直更硬。

        天是越来越冷了，祥子似乎没觉到。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眼前便增多了光明；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地上初见冰凌，连便道上的土都凝固起来，处处显出干燥，结实，黑土的颜色已微微发些黄，象已把潮气散尽。特别是在一清早，被大车轧起的土棱上镶着几条霜边，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露出极高极蓝极爽快的天；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凉风飕进他的袖口，使他全身象洗冷水澡似的一哆嗦，一痛快。有时候起了狂风，把他打得出不来气，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象一条浮着逆水的大鱼；风越大，他的抵抗也越大，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猛的一股风顶得他透不出气，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打出这个嗝，他继续往前奔走，往前冲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住这个巨人；他全身的筋肉没有一处松懈，象被蚂蚁围攻的绿虫，全身摇动着抵御。这一身汗！等到放下车，直一直腰，吐出一口长气，抹去嘴角的黄沙，他觉得他是无敌的；看着那裹着灰沙的风从他面前扫过去，他点点头。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象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象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胜利是祥子的！及至遇上顺风，他只须拿稳了车把，自己不用跑，风会替他推转了车轮，象个很好的朋友。

        自然，他既不瞎，必定也看见了那些老弱的车夫。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脚上不知绑了些什么。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象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而破的衣裳。一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遇上风，他们一步也不能抬，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风从上面砸下来，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去；风从下面来，他们的脚便找不着了地；风从前面来，手一扬就要放风筝；风从后边来，他们没法管束住车与自己。

        但是他们设尽了方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得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得破出一条命。一趟车拉下来，灰土被汗合成了泥，糊在脸上，只露着眼与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天是那么短，那么冷，街上没有多少人；这样苦奔一天，未必就能挣上一顿饱饭；可是年老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年小的，有父母弟妹！冬天，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象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祥子怎能没看见这些呢。但是他没工夫为他们忧虑思索。他们的罪孽也就是他的，不过他正在年轻力壮，受得起辛苦，不怕冷，不怕风；晚间有个干净的住处，白天有件整齐的衣裳，所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并不能相提并论，他现在虽是与他们一同受苦，可是受苦的程度到底不完全一样；现在他少受着罪，将来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他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决不至于还拉着辆破车去挨饿受冻。他相信现在的优越可以保障将来的胜利。正如在饭馆或宅门外遇上驶汽车的，他们不肯在一块儿闲谈；驶汽车的觉得有失身分，要是和洋车夫们有什么来往。汽车夫对洋车夫的态度，正有点象祥子的对那些老弱残兵；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在晴明无风的时候，天气虽是干冷，可是路旁增多了颜色：年画，纱灯，红素蜡烛，绢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使人心中显着快活，可又有点不安；因为无论谁对年节都想到快乐几天，可是大小也都有些困难。祥子的眼增加了亮光，看见路旁的年货，他想到曹家必定该送礼了；送一份总有他几毛酒钱。节赏固定的是两块钱，不多；可是来了贺年的，他去送一送，每一趟也得弄个两毛三毛的。凑到一块就是个数儿；不怕少，只要零碎的进手；他的闷葫芦罐是不会冤人的！晚间无事的时候，他钉坑儿看着这个只会吃钱而不愿吐出来的瓦朋友，低声的劝告：“多多的吃，多多的吃，伙计！多咱你吃够了，我也就行了！“

        年节越来越近了，一晃儿已是腊八。欢喜或忧惧强迫着人去计划，布置；还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可是这些天与往常不同，它们不许任何人随便的度过，必定要作些什么，而且都得朝着年节去作，好象时间忽然有了知觉，有了感情，使人们随着它思索，随着它忙碌。祥子是立在高兴那一面的，街上的热闹，叫卖的声音，节赏与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息，好饭食的想象……都使他象个小孩子似的欢喜，盼望。他想好，破出块儿八毛的，得给刘四爷买点礼物送去。礼轻人物重，他必须拿着点东西去，一来为是道歉，他这些日子没能去看老头儿，因为宅里很忙；二来可以就手要出那三十多块钱来。破费一块来钱而能要回那一笔款，是上算的事。这么想好，他轻轻的摇了摇那个扑满，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沉重好听。是的，只要一索回那笔款来，他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

        一天晚上，他正要再摇一摇那个聚宝盆，高妈喊了他一声：“祥子！门口有位小姐找你；我正从街上回来，她跟我直打听你。”等祥子出来，她低声找补了句：“她象个大黑塔！怪怕人的！”

        祥子的脸忽然红得象包着一团火，他知道事情要坏！

    九

        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坎去。昏头打脑的，脚还在门坎内，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象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

        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她的嗓门很高，和平日在车厂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说出这两句来，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贱，她咬上了嘴唇。

        “别嚷！”祥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唇上，爆裂出这两个字，音很小，可是极有力。

        “哼！我才怕呢！”她恶意的笑了，可是不由她自己似的把声音稍放低了些。“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艺，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她的声音又高了起去。“别嚷！”祥子唯恐怕高妈在门里偷着听话儿。“别嚷！这边来！”他一边说一边往马路上走。

        “上哪边我也不怕呀，我就是这么大嗓儿！”嘴里反抗着，她可是跟了过来。

        过了马路，来到东便道上，贴着公园的红墙，祥子——还没忘了在乡间的习惯——蹲下了。“你干吗来了？”“我？哼，事儿可多了！”她左手插在腰间，肚子努出些来。低头看了他一眼，想了会儿，仿佛是发了些善心，可怜他了：“祥子！我找你有事，要紧的事！”

        这声低柔的“祥子”把他的怒气打散了好些，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她还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那声“祥子”在他心中还微微的响着，带着温柔亲切，似乎在哪儿曾经听见过，唤起些无可否认的，欲断难断的，情分。他还是低声的，但是温和了些：“什么事？”

        “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有了什么？”他一时蒙住了。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楞头磕脑的，他“啊”了一声，忽然全明白了。一万样他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块空白，象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街上非常的清静，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着残枝枯叶，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手托住腮下，呆呆的看着地，把地看得似乎要动；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别的，什么也 才觉出冷来，连嘴唇都微微的颤着。

        “别紧自蹲着，说话呀！你起来！”她似乎也觉出冷来，愿意活动几步。

        他僵不吃的立起来，随着她往北走，还是找不到话说，混身都有些发木，象刚被冻醒了似的。

        “你没主意呀？”她瞭了祥子一眼，眼中带出怜爱他的神气。

        他没话可说。

        “赶到二十七呀，老头子的生日，你得来一趟。”“忙，年底下！”祥子在极乱的心中还没忘了自己的事。“我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说好的算白饶！”她的嗓门又高起去，街上的冷静使她的声音显着特别的清亮，使祥子特别的难堪。“你当我怕谁是怎着？你打算怎样？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正没工夫跟你费吐沫玩！说翻了的话，我会堵着你的宅门骂三天三夜！你上哪儿我也找得着！我还是不论秧子①！”

        “别嚷行不行？”祥子躲开她一步。

        “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呀！你是了味②啦，教我一个人背黑锅，你也不挣开死××皮看看我是谁！”

        “你慢慢说，我听！”祥子本来觉得很冷，被这一顿骂骂得忽然发了热，热气要顶开冻僵巴的皮肤，混身有些发痒痒，头皮上特别的刺闹得慌。

        “这不结啦！甭找不自在！”她撇开嘴，露出两个虎牙来。“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告诉你！”

        “不……”祥子想说“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没有想齐全；对北平的俏皮话儿，他知道不少，只是说不利落；别人说，他懂得，他自己说不上来。

        “不什么？”

        “说你的！”

        “我给你个好主意，”虎姑娘立住了，面对面的对他说：“你看，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老头子一定不答应。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的，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论，我喜欢你，喜欢就得了吗，管它娘的别的干什么！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比你高着一等的人物都不行。这个事非我自己办不可，我就挑上了你，咱们是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有了，咱们俩谁也跑不了啦！可是，咱们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还是不行。老头子越老越胡涂，咱俩一露风声，他会去娶个小媳妇，把我硬撵出来。老头子棒之呢，别看快七十岁了，真要娶个小媳妇，多了不敢说，我敢保还能弄出两三个小孩来，你爱信不信！”“走着说，”祥子看站岗的巡警已经往这边走了两趟，觉得不是劲儿。

        “就在这儿说，谁管得了！”她顺着祥子的眼光也看见了那个巡警：“你又没拉着车，怕他干吗？他还能无因白故的把谁的××咬下来？那才透着邪行呢！咱们说咱们的！你看，我这么想：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三个头。等一转过年来，你再去拜个年，讨他个喜欢。我看他一喜欢，就弄点酒什么的，让他喝个痛快。看他喝到七八成了，就热儿打铁，你干脆认他作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教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必审问我，我给他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等他真急了的时候，我才说出个人来，就说是新近死了的那个乔二——咱们东边杠房的二掌柜的。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了东直门外义地里，老头子由哪儿究根儿去？老头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的吹风儿，顶好把我给了你，本来是干儿子，再作女婿，反正差不很多；顺水推舟，省得大家出丑。你说我想的好不好？”

        祥子没言语。

        觉得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虎妞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象欣赏着自己的那片话，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这时，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御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托着那禁城的城墙。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小风吹过，似一种悲叹，轻轻的在楼台殿阁之间穿过，象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虎妞往西走，祥子跟到了金鳌玉蝀.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微明的月光冷寂的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远处亭阁暗淡的带着些黑影，静静的似冻在湖上，只有顶上的黄瓦闪着点儿微光。树木微动，月色更显得微茫；白塔却高耸到云间，傻白傻白的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整个的三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到了桥头上，两面冰上的冷气使祥子哆嗦了一下，他不愿再走。平日，他拉着车过桥，把精神全放在脚下，唯恐出了错，一点也顾不得向左右看。现在，他可以自由的看一眼了，可是他心中觉得这个景色有些可怕：那些灰冷的冰，微动的树影，惨白的高塔，都寂寞的似乎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就是脚下这座大白石桥，也显着异常的空寂，特别的白净，连灯光都有点凄凉。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象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明儿个见了！”他忽然转身往回走。

        “祥子！就那么办啦，二十七见！”她朝着祥子的宽直的脊背说。说完，她瞭了白塔一眼，叹了口气，向西走去。祥子连头也没回，象有鬼跟着似的，几溜便到了团城，走得太慌，几乎碰在了城墙上。一手扶住了墙，他不由的要哭出来。楞了会儿，桥上叫：“祥子！

        祥子！这儿来！祥子！“虎妞的声音！

        他极慢的向桥上挪了两步，虎妞仰着点身儿正往下走，嘴张着点儿：“我说祥子，你这儿来；给你！”他还没挪动几步，她已经到了身前：“给你，你存的三十多块钱；有几毛钱的零儿，我给你补足了一块。给你！不为别的，就为表表我的心，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别的都甭说，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给你！好好拿着，丢了可别赖我！”

        祥子把钱——一打儿钞票——接过来，楞了会儿，找不到话说。

        “得，咱们二十七见！不见不散！”她笑了笑。“便宜是你的，你自己细细的算算得了！”她转身往回走。

        他攥着那打儿票子，呆呆的看着她，一直到桥背把她的头遮下去。灰云又把月光掩住；灯更亮了，桥上分外的白，空，冷。他转身，放开步，往回走，疯了似的；走到了街门，心中还存着那个惨白冷落的桥影，仿佛只隔了一眨眼的工夫似的。

        到屋中，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数了两三遍，手心的汗把票子攥得发粘，总数不利落。数完，放在了闷葫芦罐儿里。坐在床沿上，呆呆的看着这个瓦器，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有钱便有办法，他很相信这个扑满会替他解决一切，不必再想什么。御河，景山，白塔，大桥，虎妞，肚子……都是梦；梦醒了，扑满里却多了三十几块钱，真的！

        看够了，他把扑满藏好，打算睡大觉，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明天再说！

        躺下，他闭不上眼！那些事就象一窝蜂似的，你出来，我进去，每个肚子尖上都有个刺！

        不愿意去想，也实在因为没法儿想，虎妞已把道儿都堵住，他没法脱逃。

        最好是跺脚一走。祥子不能走。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上别的都市？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既然不想走，别的就不用再费精神去思索了。虎妞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不依着她的道儿走，她真会老跟着他闹哄；只要他在北平，她就会找得着！跟她，得说真的，不必打算耍滑。把她招急了，她还会抬出刘四爷来，刘四爷要是买出一两个人——不用往多里说——在哪个僻静的地方也能要祥子的命！

        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他觉得象掉在个陷阱里，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决没法儿跑。他不能一个个的去批评她的主意，所以就找不出她的缝子来，他只感到她撒的是绝户网，连个寸大的小鱼也逃不出去！既不能一一的细想，他便把这一切作成个整个的，象千斤闸那样的压迫，全压到他的头上来。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倒霉！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去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虎妞会仗着个臭×，来欺侮他！他不用细想什么了；假若打算认命，好吧，去磕头认干爹，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

        想到这儿，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都放在一边去；不，这不是她的厉害，而是洋车夫的命当如此，就如同一条狗必定挨打受气，连小孩子也会无缘无故的打它两棍子。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呢？豁上就豁上吧！

        他不睡了，一脚踢开了被子，他坐了起来。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什么叫事情，哪个叫规矩，×你们的姥姥！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不去磕头，看谁怎样得了祥子！

        披上大棉袄，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他跑出去。风更大了些，天上的灰云已经散开，月很小，散着寒光。祥子刚从热被窝里出来，不住的吸溜气儿。街上简直已没了行人，路旁还只有一两辆洋车，车夫的手捂在耳朵上，在车旁跺着脚取暖。祥子一气跑到南边的小铺，铺中为保存暖气，已经上了门，由个小窗洞收钱递货。祥子要了四两白干，三个大子儿的落花生。平端着酒碗，不敢跑，而象轿夫似的疾走，回到屋中。急忙钻入被窝里去，上下牙磕打了一阵，不愿再坐起来。酒在桌上发着辛辣的味儿，他不很爱闻，就是对那些花生似乎也没心程去动。这一阵寒气仿佛是一盆冷水把他浇醒，他的手懒得伸出来，他的心也不再那么热。躺了半天，他的眼在被子边上又看了看桌上的酒碗。不，他不能为那点缠绕而毁坏了自己，不能从此破了酒戒。事情的确是不好办，但是总有个缝子使他钻过去。即使完全无可脱逃，他也不应当先自己往泥塘里滚；他得睁着眼，清清楚楚的看着，到底怎样被别人把他推下去。

        灭了灯，把头完全盖在被子里，他想就这么睡去。还是睡不着，掀开被看看，窗纸被院中的月光映得发青，象天要亮的样子。鼻尖觉到屋中的寒冷，寒气中带着些酒味。他猛的坐起来，摸住酒碗，吞了一大口！

    十

        个别的解决，祥子没那么聪明。全盘的清算，他没那个魄力。于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整天际圈着满肚子委屈。正和一切的生命同样，受了损害之后，无可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那斗落了大腿的蟋蟀，还想用那些小腿儿爬。祥子没有一定的主意，只想慢慢的一天天，一件件的挨过去，爬到哪儿算哪儿，根本不想往起跳了。

        离二十七还有十多天，他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心里想的，口中念道的，梦中梦见的，全是二十七。仿佛一过了二十七，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也往远处想，譬如拿着手里的几十块钱到天津去；到了那里，碰巧还许改了行，不再拉车。虎妞还能追到他天津去？在他的心里，凡是坐火车去的地方必是很远，无论怎样她也追不了去。想得很好，可是他自己良心上知道这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这样一来，他就又想到二十七那一天，还是这样想近便省事，只要混过这一关，就许可以全局不动而把事儿闯过去；即使不能干脆的都摆脱清楚，到底过了一关是一关。

        怎样混过这一关呢？他有两个主意：一个是不理她那回事，干脆不去拜寿。另一个是按照她所嘱咐的去办。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可是结果一样：不去呢，她必不会善罢甘休；去呢，她也不会饶了他。他还记得初拉车的时候，摹仿着别人，见小巷就钻，为是抄点近儿，而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街。现在他又入了这样的小胡同，仿佛是：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是一样的。

        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想，他都觉着憋气。想想她的模样，他只能摇头。不管模样吧，想想她的行为；哼！就凭自己这样要强，这样规矩，而娶那么个破货，他不能再见人，连死后都没脸见父母！谁准知道她肚子里的小孩是他的不是呢？不错，她会带过几辆车来；能保准吗？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即使一切顺利，他也受不了，他能干得过虎妞？她只须伸出个小指，就能把他支使的头晕眼花，不认识了东西南北。他晓得她的厉害！要成家，根本不能要她，没有别的可说的！要了她，便没了他，而他又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没办法！

        没方法处置她，他转过来恨自己，很想脆脆的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可是，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在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

        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他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朋友。平日，他觉得自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无牵无挂的一条好汉。现在，他才明白过来，悔悟过来，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特别是对那些同行的，现在都似乎有点可爱。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卖力气。可是，他始终是一个人；临时想抓朋友是不大容易的！他感到一点向来没有过的恐惧。照这么下去，谁也会欺侮他；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

        这点恐惧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冬天，遇上主人有饭局，或听戏，他照例是把电石灯的水筒儿揣在怀里；因为放在车上就会冻上。刚跑了一身的热汗，把那个冰凉的小水筒往胸前一贴，让他立刻哆嗦一下；不定有多大时候，那个水筒才会有点热和劲儿。可是在平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说不过去；有时候揣上它，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优越，那些拉破车的根本就用不上电石灯。现在，他似乎看出来，一月只挣那么些钱，而把所有的苦处都得受过来，连个小水筒也不许冻上，而必得在胸前抱着，自己的胸脯多么宽，仿佛还没有个小筒儿值钱。

        原先，他以为拉车是他最理想的事，由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现在他暗暗摇头了。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筒也不如的人！

        在虎妞找他的第三天上，曹先生同着朋友去看夜场电影，祥子在个小茶馆里等着，胸前揣着那象块冰似的小筒。天极冷，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充满了煤气，汗味，与贱臭的烟卷的干烟。饶这么样，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有的把头靠在墙上，借着屋中的暖和气儿，闭上眼打盹。有的拿着碗白干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有的攥着卷儿大饼，一口咬下半截，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个吃着大饼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咽饼，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哪？！我打他妈的——嗝！——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前门到平则门——嗝！——我拉他妈的三个来回了！这个天，把屁眼都他妈的冻裂了，一劲 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咬了一截饼。

        这，把大家的话又都转到天气上去，以天气为中心各自道出辛苦。祥子始终一语未发，可是很留心他们说了什么。大家的话，虽然口气，音调，事实，各有不同，但都是咒骂与不平。这些话，碰到他自己心上的委屈，就象一些雨点儿落在干透了的土上，全都吃了进去。

        他没法，也不会，把自己的话有头有尾的说给大家听；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大家都苦恼，他也不是例外；认识了自己，也想同情大家。大家说到悲苦的地方，他皱上眉；说到可笑的地方，他也撇撇嘴。这样，他觉得他是和他们打成一气，大家都是苦朋友，虽然他一言不发，也没大关系。从前，他以为大家是贫嘴恶舌，凭他们一天到晚穷说，就发不了财。今天仿佛是头一次觉到，他们并不是穷说，而是替他说呢，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

        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门忽然开了，进来一阵冷气。大家几乎都怒目的往外看，看谁这么不得人心，把门推开。大家越着急，门外的人越慢，似乎故意的磨烦①。茶馆的伙计半急半笑的喊：“快着点吧，我一个人的大叔！别把点热气儿都给放了！”

        这话还没说完，门外的人进来了，也是个拉车的。看样子已有五十多岁，穿着件短不够短，长不够长，莲蓬篓儿似的棉袄，襟上肘上已都露了棉花。脸似乎有许多日子没洗过，看不出肉色，只有两个耳朵冻得通红，红得象要落下来的果子。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小帽下杂乱的髭髭着；眉上，短须上，都挂着些冰珠。一进来，摸住条板凳便坐下了，扎挣着说了句：“沏一壶。”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聚处，象这个老车夫，在平日，是决不会进来的。

        大家看着他，都好象感到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的一点什么意思，谁也不想再开口。在平日，总会有一两个不很懂事的少年，找几句俏皮话来拿这样的茶客取取笑，今天没有一个出声的。

        茶还没有沏来，老车夫的头慢慢的往下低，低着低着，全身都出溜下去。

        大家马上都立了起来：“怎啦？怎啦？”说着，都想往前跑。

        “别动！”茶馆掌柜的有经验，拦住了大家。他独自过去，把老车夫的脖领解开，就地扶起来，用把椅子戗在背后，用手勒着双肩：“白糖水，快！”说完，他在老车夫的脖子那溜儿听了听，自言自语的：“不是痰！”

        大家谁也没动，可谁也没再坐下，都在那满屋子的烟中，眨巴着眼，向门儿这边看。大家好似都不约而同的心里说：“这就是咱们的榜样！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谁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市！”

        糖水刚放在老车夫的嘴边上，他哼哼了两声。还闭着眼，抬起右手——手黑得发亮，象漆过了似的——用手背抹了下儿嘴。

        “喝点水！”掌柜的对着他耳朵说。

        “啊？”老车夫睁开了眼。看见自己是坐在地上，腿蜷了蜷，想立起来。

        “先喝点水，不用忙。”掌柜的说，松开了手。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

        “哎！哎！”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

        慢慢的把糖水喝完，他又看了大家一眼：“哎，劳诸位的驾！”说得非常的温柔亲切，绝不象是由那个胡子拉碴的口中说出来的。说完，他又想往起立，过去三四个人忙着往起搀他。他脸上有了点笑意，又那么温和的说：“行，行，不碍！我是又冷又饿，一阵儿发晕！

        不要紧！“他脸上虽然是那么厚的泥，可是那点笑意教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温善白净的脸。

        大家似乎全动了心。那个拿着碗酒的中年人，已经把酒喝净，眼珠子通红，而且此刻带着些泪：“来，来二两！”等酒来到，老车夫已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他有一点醉意，可是规规矩矩的把酒放在老车夫面前：“我的请，您喝吧！我也四十望外了，不瞒您说，拉包月就是凑合事，一年是一年的事，腿知道！再过二三年，我也得跟您一样！您横是快六十了吧？”

        “还小呢，五十五！”老车夫喝了口酒。“天冷，拉不上座儿。我呀，哎，肚子空；就有几个子儿我都喝了酒，好暖和点呀！走在这儿，我可实在撑不住了，想进来取个暖。屋里太热，我又没食，横是晕过去了。不要紧，不要紧！劳诸位哥儿们的驾！”

        这时候，老者的干草似的灰发，脸上的泥，炭条似的手，和那个破帽头与棉袄，都象发着点纯洁的光，如同破庙里的神像似的，虽然破碎，依然尊严。大家看着他，仿佛唯恐他走了。祥子始终没言语，呆呆的立在那里。听到老车夫说肚子里空，他猛的跑出去，飞也似又跑回来，手里用块白菜叶儿托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说了声：吃吧！

        然后，坐在原位，低下头去，仿佛非常疲倦。“哎！”老者象是乐，又象是哭，向大家点着头。“到底是哥儿们哪！拉座儿，给他卖多大的力气，临完多要一个子儿都怪难的！”说着，他立了起来，要往外走。

        “吃呀！”大家几乎是一齐的喊出来。

        “我叫小马儿去，我的小孙子，在外面看着车呢！”“我去，您坐下！”那个中年的车夫说，“在这儿丢不了车，您自管放心，对过儿就是巡警阁子。”他开开了点门缝：“小马儿！小马儿！你爷爷叫你哪！把车放在这儿来！”

        老者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始终没往起拿。小马儿刚一进门，他拿起来一个：“小马儿，乖乖，给你！”小马儿也就是十二三岁，脸上挺瘦，身上可是穿得很圆，鼻子冻得通红，挂着两条白鼻涕，耳朵上戴着一对破耳帽儿。立在老者的身旁，右手接过包子来，左手又自动的拿起来一个，一个上咬了一口。

        “哎！慢慢的！”老者一手扶在孙子的头上，一手拿起个包子，慢慢的往口中送。“爷爷吃两个就够，都是你的！吃完了，咱们收车回家，不拉啦。明儿个要是不这么冷呀，咱们早着点出车。对不对，小马儿？”

        小马儿对着包子点了点头，吸溜了一下鼻子：“爷爷吃三个吧，剩下都是我的。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家去！”“不用！”老者得意的向大家一笑：“回头咱们还是走着，坐在车上冷啊。”

        老者吃完自己的份儿，把杯中的酒喝干，等着小马儿吃净了包子。掏出块破布来，擦了擦嘴，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儿子当兵去了，一去不回头；媳妇——”

        “别说那个！”小马儿的腮撑得象俩小桃，连吃带说的拦阻爷爷。

        “说说不要紧！都不是外人！”然后向大家低声的：“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媳妇也走了。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车破，可是我们自己的，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挣多挣少，我们爷儿俩苦混，无法！无法！”

        “爷爷，”小马儿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拉了拉老者的袖子，“咱们还得拉一趟，明儿个早上还没钱买煤呢！都是你，刚才二十子儿拉后门，依着我，就拉，你偏不去！明儿早上没有煤，看你怎样办！”

        “有法子，爷爷会去赊五斤煤球。”

        “还饶点劈柴？”

        “对呀！好小子，吃吧；吃完，咱们该蹓跶着了！”说着，老者立起来，绕着圈儿向大家说：“劳诸位哥儿们的驾啦！”伸手去拉小马儿，小马儿把未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口中。大家有的坐着没动，有的跟出来。祥子头一个跟出来，他要看看那辆车。

        一辆极破的车，车板上的漆已经裂了口，车把上已经磨得露出木纹，一只唏哩哗啷响的破灯，车棚子的支棍儿用麻绳儿捆着。小马儿在耳朵帽里找出根洋火，在鞋底儿上划着，用两只小黑手捧着，点着了灯。老者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哎了一声，抄起车把来，“明儿见啦，哥儿们！”

        祥子呆呆的立在门外，看着这一老一少和那辆破车。老者一边走还一边说话，语声时高时低；路上的灯光与黑影，时明时暗。祥子听着，看着，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

        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很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直到已看不见了他们，他才又进到屋中。大家又说笑起来，他觉得发乱，会了茶钱，又走了出来，把车拉到电影园门外去等候曹先生。

        天真冷。空中浮着些灰沙，风似乎是在上面疾走，星星看不甚真，只有那几个大的，在空中微颤。地上并没有风，可是四下里发着寒气，车辙上已有几条冻裂的长缝子，土色灰白，和冰一样凉，一样坚硬。祥子在电影园外立了一会儿，已经觉出冷来，可是不愿再回到茶馆去。他要静静的独自想一想。那一老一少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老者的车是自己的呀！自从他头一天拉车，他就决定买上自己的车，现在还是为这个志愿整天的苦奔；有了自己的车，他以为，就有了一切。哼，看看那个老头子！

        他不肯要虎妞，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买上车，省下钱，然后一清二白的娶个老婆；哼，看看小马儿！自己有了儿子，未必不就是那样。

        这样一想，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看透了自己，便无须小看别人，虎妞就是虎妞吧，什么也甭说了！

        电影散了，他急忙的把小水筒安好，点着了灯。连小棉袄也脱了，只剩了件小褂，他想飞跑一气，跑忘了一切，摔死也没多大关系！

    十一

        一想到那个老者与小马儿，祥子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放下，而想乐一天是一天吧，干吗成天际咬着牙跟自己过不去呢？！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象个人儿似的。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这么一想，他连虎妞的那回事儿都不想发愁了。

        及至看到那个闷葫芦罐儿，他的心思又转过来。不，不能随便；只差几十块钱就能买上车了，不能前功尽弃；至少也不能把罐儿里那点积蓄瞎扔了，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还是得往正路走，一定！可是，虎妞呢？还是没办法，还是得为那个可恨的二十七发愁。

        愁到了无可如何，他抱着那个瓦罐儿自言自语的嘀咕：爱怎样怎样，反正这点钱是我的！谁也抢不了去！有这点钱，祥子什么也不怕！招急了我，我会跺脚一跑，有钱，腿就会活动！

        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糖瓜摆满了街，走到哪里也可以听到“’U糖来，’U糖”的声音。祥子本来盼着过年，现在可是一点也不起劲，街上越乱，他的心越紧，那可怕的二十七就在眼前了！他的眼陷下去，连脸上那块疤都有些发暗。拉着车，街上是那么乱，地上是那么滑，他得分外的小心。心事和留神两气夹攻，他觉得精神不够用的了，想着这个便忘了那个，时常忽然一惊，身上痒刺刺的象小孩儿在夏天炸了痱子似的。

        祭灶那天下午，溜溜的东风带来一天黑云。天气忽然暖了一些。到快掌灯的时候，风更小了些，天上落着稀疏的雪花。卖糖瓜的都着了急，天暖，再加上雪花，大家一劲儿往糖上撒白土子，还怕都粘在一处。雪花落了不多，变成了小雪粒，刷刷的轻响，落白了地。七点以后，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香光炮影之中夹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显出点惊急的样子，步行的，坐车的，都急于回家祭神，可是地上湿滑，又不敢放开步走。卖糖的小贩急于把应节的货物”E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听着怪震心的。

        大概有九点钟了，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市，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马路上铺着一层薄雪，被街灯照得有点闪眼。偶尔过来辆汽车，灯光远射，小雪粒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象洒着万颗金砂。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教人眼宽神爽，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直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的接着雪花。祥子没工夫看这些美景，一看眼前的“玉路”，他只想一步便跑到家中；那直，白，冷静的大路似乎使他的心眼中一直的看到家门。可是他不能快跑，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跺下去，一会儿又粘上了。霰粒非常的小，可是沉重有分量，既拿脚，又迷眼，他不能飞快的跑。雪粒打在身上也不容易化，他的衣肩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虽然不算什么，可是湿渌渌的使他觉得别扭。这一带没有什么铺户，可是远处的炮声还继续不断，时时的在黑空中射起个双响或五鬼闹判儿。火花散落，空中越发显着黑，黑得几乎可怕。他听着炮声，看见空中的火花与黑暗，他想立刻到家。可是他不敢放开了腿，别扭！

        更使他不痛快的是由西城起，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儿跟着他。到了西长安街，街上清静了些，更觉出后面的追随——车辆轧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祥子，和别的车夫一样，最讨厌自行车。汽车可恶，但是它的声响大，老远的便可躲开。自行车是见缝子就钻，而且东摇西摆，看着就眼晕。外带着还是别出错儿，出了错儿总是洋车夫不对，巡警们心中的算盘是无论如何洋车夫总比骑车的好对付，所以先派洋车夫的不是。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闸住车，摔后头这小子一交。但是他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每当要跺一跺鞋底儿的时候，他得喊声：“闸住！”到了南海前门，街道是那么宽，那辆脚踏车还紧紧的跟在后面。祥子更上了火，他故意的把车停住了，”诹*”诩*上的雪。他立住，那辆自行车从车旁蹭了过去。车上的人还回头看了看。祥子故意的磨烦，等自行车走出老远才抄起车把来，骂了句：“讨厌！”曹先生的“人道主义”使他不肯安那御风的棉车棚子，就是那帆布车棚也非到赶上大雨不准支上，为是教车夫省点力气。这点小雪，他以为没有支起车棚的必要，况且他还贪图着看看夜间的雪景呢。他也注意到这辆自行车，等祥子骂完，他低声的说，“要是他老跟着，到家门口别停住，上黄化门左先生那里去；别慌！”

        祥子有点慌。他只知道骑自行车的讨厌，还不晓得其中还有可怕的——既然曹先生都不敢家去，这个家伙一定来历不小！他跑了几十步，便追上了那个人；故意的等着他与曹先生呢。自行车把祥子让过去，祥子看了车上的人一眼。一眼便看明白了，侦缉队上的。他常在茶馆里碰到队里的人，虽然没说过话儿，可是晓得他们的神气与打扮。这个的打扮，他看着眼熟：青大袄，呢帽，帽子戴得很低。

        到了南长街口上，祥子乘着拐弯儿的机会，向后溜了一眼，那个人还跟着呢。他几乎忘了地上的雪，脚底下加了劲。直长而白亮的路，只有些冷冷的灯光，背后追着个侦探！祥子没有过这种经验，他冒了汗。到了公园后门，他回了回头，还跟着呢！到了家门口，他不敢站住，又有点舍不得走；曹先生一声也不响，他只好继续往北跑。一气跑到北口，自行车还跟着呢！他进了小胡同，还跟着！出了胡同，还跟着！上黄化门去，本不应当进小胡同，直到他走到胡同的北口才明白过来，他承认自己是有点迷头，也就更生气。跑到景山背后，自行车往北向后门去了。祥子擦了把汗。雪小了些，可是雪粒中又有了几片雪花。祥子似乎喜爱雪花，大大方方的在空中飞舞，不象雪粒那么使人别气。他回头问了声：“上哪儿，先生？”

        “还到左宅。有人跟你打听我，你说不认识！”

        “是啦！”祥子心中打开了鼓，可是不便细问。

        到了左家，曹先生叫祥子把车拉进去，赶紧关上门。曹先生还很镇定，可是神色不大好看。嘱咐完了祥子，他走进去。祥子刚把车拉进门洞来，放好，曹先生又出来了，同着左先生；祥子认识，并且知道左先生是宅上的好朋友。“祥子，”曹先生的嘴动得很快，“你坐汽车回去。告诉太太我在这儿呢。教她们也来，坐汽车来，另叫一辆，不必教你坐去的这辆等着。明白？好！告诉太太带着应用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儿。听明白了？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为是再告诉你一声，怕她一着急，把我的话忘了，你好提醒她一声。”
        “我去好不好？”左先生问了声。
        “不必！刚才那个人未必一定是侦探，不过我心里有那回事儿，不能不防备一下。你先叫辆汽车来好不好？”左先生去打电话叫车。曹先生又嘱咐了祥子一遍：“汽车来到，我这给了钱。教太太快收拾东西；别的都不要紧，就是千万带着小孩子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那几张画！等太太收拾好，教高妈打电要辆车，上这儿来。这都明白了？等她们走后，你把大门锁好，搬到书房去睡，那里有电话。你会打电？”

        “不会往外打，会接。”其实祥子连接电话也不大喜欢，不过不愿教曹先生着急，只好这么答应下。

        “那就行！”曹先生接着往下说，说得还是很快：“万一有个动静，你别去开门！我们都走了，剩下你一个，他们决不放手你！见事不好的话，你灭了灯，打后院跳到王家去。王家的人你认得？对！在王家藏会儿再走。我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都不用管，跳墙就走，省得把你拿了去！你若丢了东西，将来我赔上。先给你这五块钱拿着。好，我去给太太打电话，回头你再对她说一遍。不必说拿人，刚才那个骑车的也许是侦探，也许不是；你也先别着慌！”

        祥子心中很乱，好象有许多要问的话，可是因急于记住曹先生所嘱咐的，不敢再问。

        汽车来了，祥子楞头磕脑的坐进去。雪不大不小的落着，车外边的东西看不大真，他直挺着腰板坐着，头几乎顶住车棚。他要思索一番，可是眼睛只顾看车前的红箭头，红得那么鲜灵可爱。驶车的面前的那把小刷子，自动的左右摆着，刷去玻璃上的哈气，也颇有趣。刚似乎把这看腻了，车已到了家门，心中怪不得劲的下了车。

        刚要按街门的电铃，象从墙里钻出个人来似的，揪住他的腕子。祥子本能的想往出夺手，可是已经看清那个人，他不动了，正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侦探。

        “祥子，你不认识我了？”侦探笑着松了手。

        祥子咽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

        “你不记得当初你教我们拉到西山去？我就是那个孙排长。想起来了吧？”

        “啊，孙排长！”祥子想不起来。他被大兵们拉到山上去的时候，顾不得看谁是排长，还是连长。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脸上那块疤是个好记号。我刚才跟了你半天，起初也有点不敢认你，左看右看，这块疤不能有错！”

        “有事吗？”祥子又要去按电铃。

        “自然是有事，并且是要紧的事！咱们进去说好不好！”孙排长——现在是侦探——伸手按了铃。

        “我有事！”祥子的头上忽然冒了汗，心里发着狠儿说：“躲他还不行呢，怎能往里请呢！”

        “你不用着急，我来是为你好！”侦探露出点狡猾的笑意。赶到高妈把门开开，他一脚迈进去：“劳驾劳驾！”没等祥子和高妈过一句话，扯着他便往里走，指着门房：“你在这儿住？”进了屋，他四下里看了一眼：“小屋还怪干净呢！你的事儿不坏！”

        “有事吗？我忙！”祥子不能再听这些闲盘儿。“没告诉你吗，有要紧的事！”孙侦探还笑着，可是语气非常的严厉。“干脆对你说吧，姓曹的是乱党，拿住就枪毙，他还是跑不了！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再说咱们又都是街面上的人，所以我担着好大的处分来给你送个信！你要是晚跑一步，回来是堵窝儿掏，谁也跑不了。咱们卖力气吃饭，跟他们打哪门子挂误官司？这话对不对？”

        “对不起人呀！”祥子还想着曹先生所嘱托的话。“对不起谁呀？”孙侦探的嘴角上带笑，而眼角棱棱着。“祸是他们自己闯的，你对不起谁呀？他们敢作敢当，咱们跟着受罪，才合不着！不用说别的，把你圈上三个月，你野鸟似的惯了，楞教你坐黑屋子，你受得了受不了？再说，他们下狱，有钱打点，受不了罪；你呀，我的好兄弟，手里没硬的，准拴在尿桶上！这还算小事，碰巧了他们花钱一运动，闹个几年徒刑；官面上交待不下去，要不把你垫了背才怪。咱们不招谁不惹谁的，临完上天桥吃黑枣，冤不冤？你是明白人，明白人不吃眼前亏。对得起人喽，又！告诉你吧，好兄弟，天下就没有对得起咱们苦哥儿们的事！”

        祥子害了怕。想起被大兵拉去的苦处，他会想象到下狱的滋味。“那么我得走，不管他们？”

        “你管他们，谁管你呢？！”

        祥子没话答对。楞了会儿，连他的良心也点了头：“好，我走！”

        “就这么走吗？”孙侦探冷笑了一下。

        祥子又迷了头。

        “祥子，我的好伙计！你太傻了！凭我作侦探的，肯把你放了走？”

        “那——”祥子急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别装傻！”孙侦探的眼盯住祥子的：“大概你也有个积蓄，拿出来买条命！我一个月还没你挣的多，得吃得穿得养家，就仗着点外找儿，跟你说知心话！你想想，我能一撒巴掌把你放了不能？哥儿们的交情是交情，没交情我能来劝你吗？可是事情是事情，我不图点什么，难道教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外场人用不着费话，你说真的吧！”

        “得多少？”祥子坐在了床上。

        “有多少拿多少，没准价儿！”

        “我等着坐狱得了！”

        “这可是你说的？可别后悔？”孙侦探的手伸入棉袍中，“看这个，祥子！我马上就可以拿你，你要拒捕的话，我开枪！我要马上把你带走，不要说钱呀，连你这身衣裳都一进狱门就得剥下来。你是明白人，自己合计合计得了！”“有工夫挤我，干吗不挤挤曹先生？”

        祥子吭吃了半天才说出来。

        “那是正犯，拿住呢有点赏，拿不住担‘不是’。你，你呀，我的傻兄弟，把你放了象放个屁；把你杀了象抹个臭虫！拿钱呢，你走你的；不拿，好，天桥见！别麻烦，来干脆的，这么大的人！再说，这点钱也不能我一个人独吞了，伙计们都得沾补点儿，不定分上几个子儿呢。这么便宜买条命还不干，我可就没了法！你有多少钱？”

        祥子立起来，脑筋跳起多高，攥上了拳头。

        “动手没你的，我先告诉你，外边还有一大帮人呢！快着，拿钱！我看面子，你别不知好歹！”孙侦探的眼神非常的难看了。

        “我招谁惹谁了？！”祥子带着哭音，说完又坐在床沿上。“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儿上了！人就是得胎里富，咱们都是底儿上的。什么也甭再说了！”孙侦探摇了摇头，似有无限的感慨。“得了，自当是我委屈了你，别再磨烦了！”

        祥子又想了会儿，没办法。他的手哆嗦着，把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

        “我看看！”孙侦探笑了，一把将瓦罐接过来，往墙上一碰。

        祥子看着那些钱洒在地上，心要裂开。

        “就是这点？”

        祥子没出声，只剩了哆嗦。

        “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你可也得知道，这些钱儿买一条命，便宜事儿！”
        祥子还没出声，哆嗦着要往起裹被褥。
        “那也别动！”
        “这么冷的……”祥子的眼瞪得发了火。
        “我告诉你别动，就别动！滚！”
        祥子咽了口气，咬了咬嘴唇，推门走出来。
        雪已下了寸多厚，祥子低着头走。处处洁白，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

    十二

        祥子想找个地方坐下，把前前后后细想一遍，哪怕想完只能哭一场呢，也好知道哭的是什么；事情变化得太快了，他的脑子已追赶不上。没有地方给他坐，到处是雪。小茶馆们已都上了门，十点多了；就是开着，他也不肯进去，他愿意找个清静地方，他知道自己眼眶中转着的泪随时可以落下来。既没地方坐一坐，只好慢慢的走吧；可是，上哪里去呢？这个银白的世界，没有他坐下的地方，也没有他的去处；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饿着肚子的小鸟，与走投无路的人，知道什么叫作哀叹。

        上哪儿去呢？这就成个问题，先不用想到别的了！下小店？不行！凭他这一身衣服，就能半夜里丢失点什么，先不说店里的虱子有多么可怕。上大一点的店？去不起，他手里只有五块钱，而且是他的整部财产。上澡堂子？十二点上门，不能过夜。没地方去。

        因为没地方去，才越觉得自己的窘迫。在城里混了这几年了，只落得一身衣服，和五块钱；连被褥都混没了！由这个，他想到了明天，明天怎办呢？拉车，还去拉车，哼，拉车的结果只是找不到个住处，只是剩下点钱被人家抢了去！作小买卖，只有五块钱的本钱，而连挑子扁担都得现买，况且哪个买卖准能挣出嚼谷呢？拉车可以平地弄个三毛四毛的，作小买卖既要本钱，而且没有准能赚出三餐的希望。等把本钱都吃进去，再去拉车，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白白赔上五块钱？这五块钱不能轻易放手一角一分，这是最后的指望！当仆人去，不在行：伺候人，不会；洗衣裳作饭，不会！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会，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

        不知不觉的，他来到了中海。到桥上，左右空旷，一眼望去，全是雪花。他这才似乎知道了雪还没住，摸一摸头上，毛线织的帽子上已经很湿。桥上没人，连岗警也不知躲在哪里去了，有几盏电灯被雪花打的仿佛不住的眨眼。祥子看看四外的雪，心中茫然。

        他在桥上立了许久，世界象是已经死去，没一点声音，没一点动静，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机会，慌乱的，轻快的，一劲儿往下落，要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世界埋上。在这种静寂中，祥子听见自己的良心的微语。先不要管自己吧，还是得先回去看看曹家的人。只剩下曹太太与高妈，没一个男人！难道那最后的五块钱不是曹先生给的么？不敢再思索，他拔起腿就往回走，非常的快。

        门外有些脚印，路上有两条新印的汽车道儿。难道曹太太已经走了吗？那个姓孙的为什么不拿她们呢？

        不敢过去推门，恐怕又被人捉住。左右看，没人，他的心跳起来，试试看吧，反正也无家可归，被人逮住就逮住吧。轻轻推了推门，门开着呢。顺着墙根走了两步，看见了自己屋中的灯亮儿，自己的屋子！他要哭出来。弯着腰走过去，到窗外听了听，屋内咳嗽了一声，高妈的声音！他拉开了门。“谁？哟，你！可吓死我了！”高妈捂着心口，定了定神，坐在了床上。“祥子，怎么回事呀？”

        祥子回答不出，只觉得已经有许多年没见着她了似的，心中堵着一团热气。

        “这是怎么啦？”高妈也要哭的样子的问：“你还没回来，先生打来电，叫我们上左宅，还说你马上就来。你来了，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吗？我一瞧，你还同着个生人，我就一言没发呀，赶紧进去帮助太太收拾东西。你始终也没进去。黑灯下火的教我和太太瞎抓，少爷已经睡得香香的，生又从热被窝里往外抱。包好了包，又上书房去摘画儿，你是始终不照面儿，你是怎么啦？我问你！糙糙的收拾好了，我出来看你，好，你没影儿啦！太太气得——一半也是急得——直哆嗦。我只好打电叫车吧。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空城计’，全走了哇。好，我跟太太横打了鼻梁①，我说太太走吧，我看着。祥子回来呢，我马上赶到左宅去；不回来呢，我认了命！这是怎会说的！你是怎回事，说呀！”

        祥子没的说。

        “说话呀！楞着算得了事吗？到底是怎回事？”

        “你走吧！”祥子好容易找到了一句话：“走吧！”“你看家？”高妈的气消了点。

        “见了先生，你就说，侦探逮住了我，可又，可又，没逮住我！”

        “这象什么话呀？”高妈气得几乎要笑。

        “你听着！”祥子倒挂了气：“告诉先生快跑，侦探说了，准能拿住先生。左宅也不是平安的地方。快跑！你走了，我跳到王家去，睡一夜。我把这块的大门锁上。明天，我去找我的事。对不起曹先生！”

        “越说我越胡涂！”高妈叹了口气。“得啦，我走，少爷还许冻着了呢，赶紧看看去！

        见了先生，我就说祥子说啦，教先生快跑。今个晚上祥子锁上大门，跳到王家去睡；明天他去找事。是这么着不是？“

        祥子万分惭愧的点了点头。

        高妈走后，祥子锁好大门，回到屋中。破闷葫芦罐还在地上扔着，他拾起块瓦片看了看，照旧扔在地上。床上的铺盖并没有动。奇怪，到底是怎回事呢？难道孙侦探并非真的侦探？不能！曹先生要是没看出点危险来，何至于弃家逃走？不明白！不明白！他不知不觉的坐在了床沿上。刚一坐下，好似惊了似的又立起来。不能在此久停！假若那个姓孙的再回来呢？！心中极快的转了转：对不住曹先生，不过高妈带回信去教他快跑，也总算过得去了。

        论良心，祥子并没立意欺人，而且自己受着委屈。自己的钱先丢了，没法再管曹先生的。自言自语的，他这样一边叨唠，一边儿往起收拾铺盖。

        扛起铺盖，灭了灯，他奔了后院。把铺盖放下，手扒住墙头低声的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没人答应，祥子下了决心，先跳过去再说。把铺盖扔过去，落在雪上，没有什么声响。他的心跳了一阵。紧跟着又爬上墙头，跳了过去。在雪地上拾起铺盖，轻轻的去找老程。他知道老程的地方。大家好象都已睡了，全院中一点声儿也没有。祥子忽然感到作贼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他放了点胆子，脚踏实地的走，雪很瓷实，发着一点点响声。找到了老程的屋子，他咳嗽了一声。老程似乎是刚躺下：“谁？”

        “我，祥子！你开开门！”祥子说得非常的自然，柔和，好象听见了老程的声音，就象听见个亲人的安慰似的。老程开了灯，披着件破皮袄，开了门：“怎么啦？祥子！三更半夜的！”

        祥子进去，把铺盖放在地上，就势儿坐在上面，又没了话。

        老程有三十多岁，脸上与身上的肉都一疙瘩一块的，硬得出棱儿。平日，祥子与他并没有什么交情，不过是见面总点头说话儿。有时候，王太太与曹太太一同出去上街，他俩更有了在一处喝茶与休息的机会。祥子不*峙宸铣蹋铣膛艿煤芸欤墒腔爬*慌张，而且手老拿不稳车把似的。在为人上，老程虽然怪好的，可是有了这个缺点，祥子总不能完全钦佩他。

        今天，祥子觉得老程完全可爱了。坐在那儿，说不出什么来，心中可是感激，亲热。刚才，立在中海的桥上；现在，与个熟人坐在屋里；变动的急剧，使他心中发空；同时也发着些热气。

        老程又钻到被窝中去，指着破皮袄说：“祥子抽烟吧，兜儿里有，别野的。”别墅牌的烟自从一出世就被车夫们改为“别野”的。

        祥子本不吸烟，这次好似不能拒绝，拿了支烟放在唇间吧唧着。

        “怎么啦？”老程问：“辞了工？”

        “没有，”祥子依旧坐在铺盖上，“出了乱子！曹先生一家子全跑啦，我也不敢独自看家！”

        “什么乱子？”老程又坐起来。

        “说不清呢，反正乱子不小，连高妈也走了！”“四门大开，没人管？”

        “我把大门给锁上了！”

        “哼！”老程寻思了半天，“我告诉王先生一声儿去好不好？”说着，就要披衣裳。

        “明天再说吧，事情简直说不清！”祥子怕王先生盘问他。

        祥子说不清的那点事是这样：曹先生在个大学里教几点钟功课。学校里有个叫阮明的学生，一向跟曹先生不错，时常来找他谈谈。曹先生是个社会主义者，阮明的思想更激烈，所以二人很说得来。不过，年纪与地位使他们有点小冲突：曹先生以教师的立场看，自己应当尽心的教书，而学生应当好好的交待功课，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而在成绩上马马虎虎。在阮明看呢，在这种破乱的世界里，一个有志的青年应当作些革命的事业，功课好坏可以暂且不管。他和曹先生来往，一来是为彼此还谈得来，二来是希望因为感情而可以得到够升级的分数，不论自己的考试成绩坏到什么地步。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可原谅的例子。

        到考试的时候，曹先生没有给阮明及格的分数。阮明的成绩，即使曹先生给他及格，也很富余的够上了停学。可是他特别的恨曹先生。他以为曹先生太不懂面子；面子，在中国是与革命有同等价值的。因为急于作些什么，阮明轻看学问。因为轻看学问，慢慢他习惯于懒惰，想不用任何的劳力而获得大家的钦佩与爱护；无论怎说，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呀！曹先生没有给他及格的分数，分明是不了解一个有志的青年；那么，平日可就别彼此套近乎呀！

        既然平日交情不错，而到考试的时候使人难堪，他以为曹先生为人阴险。成绩是无可补救了，停学也无法反抗，他想在曹先生身上泄泄怒气。既然自己失了学，那么就拉个教员来陪绑。这样，既能有些事作，而且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厉害。阮明不是什么好惹的！况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

        他把曹先生在讲堂上所讲的，和平日与他闲谈的，那些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编辑了一下，到党部去告发——曹先生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

        曹先生也有个耳闻，可是他觉得很好笑。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个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可笑，所以也就不大在意，虽然学生和同事的都告诉他小心一些。镇定并不能——在乱世——保障安全。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名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他找了左先生去。左先生有主意：“到必要的时候，搬到我这儿来，他们还不至于搜查我来！”左先生认识人；人比法律更有力。“你上这儿来住几天，躲避躲避。总算我们怕了他们。然后再去疏通，也许还得花上俩钱。面子足，钱到手，你再回家也就没事了。”

        孙侦探知道曹先生常上左宅去，也知道一追紧了的时候他必定到左宅去。他们不敢得罪左先生，而得吓*~就吓*~曹先生。多咱把他赶到左宅去，他们才有拿钱的希望，而且很够面子。敲祥子，并不在侦探们的计划内，不过既然看见了祥子，带手儿的活，何必不先拾个十头八块的呢？

        对了，祥子是遇到“点儿”上，活该。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把一支烟烧完，祥子还是想不出道理来，他象被厨子提在手中的鸡，只知道缓一口气就好，没有别的主意。他很愿意和老程谈一谈，可是没话可说，他的话不够表现他的心思的，他领略了一切苦处，他的口张不开，象个哑吧。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

        先不用想过去的事吧，明天怎样呢？曹宅是不能再回去，上哪里去呢？“我在这儿睡一夜，行吧？”他问了句，好象条野狗找到了个避风的角落，暂且先忍一会几；不过就是这点事也得要看明白了，看看妨碍别人与否。

        “你就在这儿吧，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地上行吗？上来挤挤也行呀！”

        祥子不肯上去挤，地上就很好。

        老程睡去，祥子来回的翻腾，始终睡不着。地上的凉气一会儿便把褥子冰得象一张铁，他蜷着腿，腿肚子似乎还要转筋。门缝子进来的凉风，象一群小针似的往头上刺。他狠狠的闭着眼，蒙上了头，睡不着。听着老程的呼声，他心中急躁，恨不能立起来打老程一顿才痛快。越来越冷，冻得嗓子中发痒，又怕把老程咳嗽醒了。

        睡不着，他真想偷偷的起来，到曹宅再看看。反正事情是吹了，院中又没有人，何不去拿几件东西呢？自己那么不容易省下的几个钱，被人抢去，为曹宅的事而被人抢去，为什么不可以去偷些东西呢。为曹宅的事丢了钱，再由曹宅给赔上，不是正合适么？这么一想，他的眼亮起来，登时忘记了冷；走哇！那么不容易得到的钱，丢了，再这么容易得回来，走！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怎知道别人不去偷呢？那个姓孙的拿走些东西又有谁知道呢？他又坐了起来。远处有个狗叫了几声。他又躺下去。还是不能去，别人去偷，偷吧，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穷到这样，不能再教心上多个黑点儿！

        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要是夜间丢了东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他！他不但不肯去偷了，而且怕别人进去了。真要是在这一夜里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不冷了，手心上反倒见了点汗。怎办呢？跳回宅里去看着？不敢。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不能再自投罗网。不去，万一丢了东西呢？

        想不出主意。他又坐起来，弓着腿坐着，头几乎挨着了膝。头很沉，眼也要闭上，可是不敢睡。夜是那么长，只没有祥子闭一闭眼的时间。

        坐了不知多久，主意不知换了多少个。他忽然心中一亮，伸手去推老程：“老程！老程！醒醒！”

        “干吗？”老程非常的不愿睁开眼：“撒尿，床底下有夜壶。”“你醒醒！开开灯！”

        “有贼是怎着？”老程迷迷忽忽的坐起来。

        “你醒明白了？”

        “嗯！”

        “老程，你看看！这是我的铺盖，这是我的衣裳，这是曹先生给的五块钱；没有别的了？”

        “没了；干吗？”老程打了个哈欠。

        “你醒明白了？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

        “没有！咱哥儿们，久吃宅门的，手儿粘赘还行吗？干得着，干；干不着，不干；不能拿人家东西！就是这个事呀？”“你看明白了？”

        老程笑了：“没错儿！我说，你不冷呀？”

        “行！”

    十三

        因有雪光，天仿佛亮得早了些。快到年底，不少人家买来鸡喂着，鸡的鸣声比往日多了几倍。处处鸡啼，大有些丰年瑞雪的景况。祥子可是一夜没睡好。到后半夜，他忍了几个盹儿，迷迷糊糊的，似睡不睡的，象浮在水上那样忽起忽落，心中不安。越睡越冷，听到了四外的鸡叫，他实在撑不住了。不愿惊动老程，他蜷着腿，用被子堵上嘴咳嗽，还不敢起来。

        忍着，等着，心中非常的焦躁。好容易等到天亮，街上有了大车的轮声与赶车人的呼叱，他坐了起来。坐着也是冷，他立起来，系好了钮扣，开开一点门缝向外看了看。雪并没有多么厚，大概在半夜里就不下了；天似乎已晴，可是灰渌渌的看不甚清，连雪上也有一层很淡的灰影似的。一眼，他看到昨夜自己留下的大脚印，虽然又被雪埋上，可是一坑坑的还看得很真。

        一来为有点事作，二来为消灭痕迹，他一声没出，在屋角摸着把笤帚，去扫雪。雪沉，不甚好扫，一时又找不到大的竹帚，他把腰弯得很低，用力去刮揸；上层的扫去，贴地的还留下一些雪粒，好象已抓住了地皮。直了两回腰，他把整个的外院全扫完，把雪都堆在两株小柳树的底下。他身上见了点汗，暖和，也轻松了一些。跺了跺脚，他吐了口长气，很长很白。

        进屋，把笤帚放在原处，他想往起收拾铺盖。老程醒了，打了个哈欠，口还没并好，就手就说了话：“不早啦吧？”说得音调非常的复杂。说完，擦了擦泪，顺手向皮袄袋里摸出支烟来。吸了两口烟，他完全醒明白了。“祥子，你先别走！等我去打点开水，咱们热热的来壶茶喝。这一夜横是够你受的！”

        “我去吧？”祥子也递个和气。但是，刚一说出，他便想起昨夜的恐怖，心中忽然堵成了一团。

        “不；我去！我还得请请你呢！”说着，老程极快的穿上衣裳，钮扣通体没扣，只将破皮袄上拢了根搭包，叼着烟卷跑出去：“喝！院子都扫完了？你真成！请请你！”祥子稍微痛快了些。

        待了会儿，老程回来了，端着两大碗甜浆粥，和不知多少马蹄烧饼与小焦油炸鬼。“没沏茶，先喝点粥吧，来，吃吧；不够，再去买；没钱，咱赊得出来；干苦活儿，就是别缺着嘴，来！”

        天完全亮了，屋中冷清清的明亮，二人抱着碗喝起来，声响很大而甜美。谁也没说话，一气把烧饼油鬼吃净。“怎样？”老程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该走了！”祥子看着地上的铺盖卷。

        “你说说，我到底还没明白是怎回子事！”老程递给祥子一支烟，祥子摇了摇头。

        想了想，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程了。结结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说了一遍，虽然很费力，可是说得不算不完全。

        老程撇了半天嘴，似乎想过点味儿来。“依我看哪，你还是找曹先生去。事情不能就这么搁下，钱也不能就这么丢了！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教你看事不好就跑？那么，你一下车就教侦探给堵住，怪谁呢？不是你不忠心哪，是事儿来得太邪，你没法儿不先顾自己的命！教我看，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去，找曹先生去，把前后的事一五一十都对他实说，我想，他必不能怪你，碰巧还许赔上你的钱！你走吧，把铺盖放在这儿，早早的找他去。天短，一出太阳就得八点，赶紧走你的！”

        祥子活了心，还有点觉得对不起曹先生，可是老程说得也很近情理——侦探拿枪堵住自己，怎能还顾得曹家的事呢？“走吧！”老程又催了句。“我看昨个晚上你是有点绕住了；遇上急事，谁也保不住迷头。我现在给你出的道儿准保不错，我比你岁数大点，总多经过些事儿。走吧，这不是出了太阳？”

        朝阳的一点光，借着雪，已照明了全城。蓝的天，白的雪，天上有光，雪上有光，蓝白之间闪起一片金花，使人痛快得睁不开眼！祥子刚要走，有人敲门。老程出去看，在门洞儿里叫：“祥子！找你的！”

        左宅的王二，鼻子冻得滴着清水，在门洞儿里跺去脚上的雪。老程见祥子出来，让了句：“都里边坐！”三个人一同来到屋中。

        “那什么，”王二搓着手说，“我来看房，怎么进去呀，大门锁着呢。那什么，雪后寒，真冷！那什么，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上天津，也许是上海，我说不清。

        左先生嘱咐我来看房。那什么，可真冷！“

        祥子忽然的想哭一场！刚要依着老程的劝告，去找曹先生，曹先生会走了。楞了半天，他问了句：“曹先生没说我什么？”

        “那什么，没有。天还没亮，就都起来了，简直顾不得说话了。火车是，那什么，七点四十分就开！那什么，我怎么过那院去？”王二急于要过去。

        “跳过去！”祥子看了老程一眼，仿佛是把王二交给了老程，他拾起自己的铺盖卷来。

        “你上哪儿？”老程问。

        “人和厂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一句话说尽了祥子心中的委屈，羞愧，与无可如何。他没别的办法，只好去投降！一切的路都封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一点用处，因为有条“狗”命！

        老程接了过来：“你走你的吧。这不是当着王二，你一草一木也没动曹宅的！走吧。到这条街上来的时候，进来聊会子，也许我打听出来好事，还给你荐呢。你走后，我把王二送到那边去。有煤呀？”

        “煤，劈柴，都在后院小屋里。”祥子扛起来铺盖。

        街上的雪已不那么白了，马路上的被车轮轧下去，露出点冰的颜色来。土道上的，被马踏的已经黑一块白一块，怪可惜的。祥子没有想什么，只管扛着铺盖往前走。一气走到了人和车厂。他不敢站住，只要一站住，他知道就没有勇气进去。他一直的走进去，脸上热得发烫。他编好了一句话，要对虎妞说：“我来了，瞧着办吧！怎办都好，我没了法儿！”及至见了她，他把这句话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始终说不出来，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

        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象拔去毛的冻鸡。

        “哟！你回来啦！”非常的亲热，她的眼中笑得发了些光。“赁给我辆车！”祥子低着头看鞋头上未化净的一些雪。

        “跟老头子说去，”她低声的说，说完向东间一努嘴。

        刘四爷正在屋里喝茶呢，面前放着个大白炉子，火苗有半尺多高。见祥子进来，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哪？！忘了我啦！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事情怎样？买上车没有？”

        祥子摇了摇头，心中刺着似的疼。“还得给我辆车拉，四爷！”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一碗。”

        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茶非常的烫，火非常的热，他觉得有点发困。把碗放下，刚要出来，刘四爷把他叫住了。

        “等等走，你忙什么？告诉你：你来得正好。二十七是我的生日，我还要搭个棚呢，请请客。你帮几天忙好了，先不必去拉车。他们，”刘四爷向院中指了指，“都不可靠，我不愿意教他们吊儿啷当的瞎起哄。你帮帮好了。该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说。先去扫扫雪，晌午我请你吃火锅。”“是了，四爷！”祥子想开了，既然又回到这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父女吧；他们爱怎么调动他，都好，他认了命！“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①进来了，“还是祥子，别人都差点劲儿。”

        刘四爷笑了。祥子把头低得更往下了些。

        “来，祥子！”虎妞往外叫他，“给你钱，先去买扫帚，要竹子的，好扫雪。得赶紧扫，今天搭棚的就来。”走到她的屋里，她一边给祥子数钱，一边低声的说：“精神着点！

        讨老头子的喜欢！咱们的事有盼望！“

        祥子没言语，也没生气。他好象是死了心，什么也不想，给它个混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活儿就作，手脚不闲着，几转就是一天，自己顶好学拉磨的驴，一问三不知，只会拉着磨走。

        他可也觉出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虽然不肯思索，不肯说话，不肯发脾气，但是心中老堵一块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只要有会儿闲工夫，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可是老那么大；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可是噎得慌，象块海绵似的。心中堵着这块东西，他强打精神去作事，为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好去闷睡。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他扫雪，他买东西，他去定煤气灯，他刷车，他搬桌椅，他吃刘四爷的犒劳饭，他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口里没话，心里没思想，只隐隐的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

        地上的雪扫净，房上的雪渐渐化完，棚匠“喊高儿”上了房，支起棚架子。讲好的是可着院子①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棚里有玻璃隔扇，挂面屏，见木头就包红布。正门旁门一律挂彩子，厨房搭在后院。刘四爷，因为庆九，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所以第一要搭个体面的棚。天短，棚匠只扎好了棚身，上了栏杆和布，棚里的花活和门上的彩子，得到第二天早晨来挂。刘四爷为这个和棚匠大发脾气，气得脸上飞红。因为这个，他派祥子去催煤气灯，厨子，千万不要误事。其实这两件绝不会误下，可是老头子不放心。祥子为这个刚跑回来，刘四爷又教他去给借麻将牌，借三四副，到日子非痛痛快快的赌一下不可。借来牌，又被派走去借留声机，作寿总得有些响声儿。祥子的腿没停住一会儿，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拉惯了车，空着手儿走比跑还累得慌；末一趟回来，他，连他，也有点抬不起脚来了。“好小子！你成！我要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教我活几岁也是好的！歇着去吧，明天还有事呢！”

        虎妞在一旁，向祥子挤了挤眼。

        第二天早上，棚匠来找补活。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刘老头子仰着头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刘老头子马上教祥子去请一堂苹果，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买到，马上摆好；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

        “祥子送的，看他多么有心眼！”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

        寿堂正中还短着个大寿字，照例是由朋友们赠送，不必自己预备。现在还没有人送来，刘四爷性急，又要发脾气：“谁家的红白事，我都跑到前面，到我的事情上了，给我个干撂台，×他妈妈的！”

        “明天二十六，才落座儿，忙什么呀？”虎妞喊着劝慰。“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这么零零碎碎的看着揪心！我说祥子，水月灯①今天就得安好，要是过四点还不来，我剐了他们！”

        “祥子，你再去催！”虎妞故意倚重他，总在爸的面前喊祥子作事。祥子一声不出，把话听明白就走。

        “也不是我说，老爷子，”她撇着点嘴说，“要是有儿子，不象我就得象祥子！可惜我错投了胎。那可也无法。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看他，一天连个屁也不放，可把事都作了！”

        刘四爷没答碴儿，想了想：“话匣子呢？唱唱！”

        不知道由哪里借来的破留声机，每一个声音都象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刘四爷倒不在乎，只要有点声响就好。

        到下午，一切都齐备了，只等次日厨子来落座儿。刘四爷各处巡视了一番，处处花红柳绿，自己点了点头。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先生姓冯，山西人，管账最仔细。冯先生马上过来看了看，叫祥子去买两份红账本，和一张顺红笺。把红笺裁开，他写了些寿字，贴在各处。刘四爷觉得冯先生真是心细，当时要再约两手，和冯先生打几圈麻将。

        冯先生晓得刘四爷的厉害，没敢接碴儿。牌没打成，刘四爷挂了点气，找来几个车夫，“开宝，你们有胆子没有？”

        大家都愿意来，可是没胆子和刘四爷来，谁不知道他从前开过宝局！

        “你们这群玩艺，怎么活着来的！”四爷发了脾气。“我在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兜里没一个小钱也敢干，输了再说；来！”

        “来铜子儿的？”一个车夫试着步儿问。

        “留着你那铜子吧，刘四不哄孩子玩！”老头子一口吞了一杯茶，摸了摸秃脑袋。“算了，请我来也不来了！我说，你们去告诉大伙儿：明天落座儿，晚半天就有亲友来，四点以前都收车，不能出来进去的拉着车乱挤！明天的车份儿不要了，四点收车。白教你们拉一天车，都心里给我多念道点吉祥话儿，别没良心！后天正日子，谁也不准拉车。早八点半，先给你们摆，六大碗，俩七寸，四个便碟，一个锅子；对得起你们！都穿上大褂，谁短撅撅的进来把谁踢出去！吃完，都给我滚，我好招待亲友。亲友们吃三个海碗，六个冷荤，六个炒菜，四大碗，一个锅子。我先交待明白了，别看着眼馋。亲友是亲友；我不要你们什么。有人心的给我出十大枚的礼，我不嫌少；一个子儿不拿，干给我磕三个头，我也接着。就是得规规矩矩，明白了没有？晚上愿意还吃我，六点以后回来，剩多剩少全是你们的；早回来可不行！听明白了没有？”“明天有拉晚儿的，四爷，”一个中年的车夫问，“怎么四点就收车呢？”

        “拉晚的十一点以后再回来！反正就别在棚里有人的时候乱挤！你们拉车，刘四并不和你们同行，明白？”

        大家都没的可说了，可是找不到个台阶走出去，立在那里又怪发僵；刘四爷的话使人人心中窝住一点气愤不平。虽然放一天车份是个便宜，可是谁肯白吃一顿，至少还不得出上四十铜子的礼；况且刘四的话是那么难听，仿佛他办寿，他们就得老鼠似的都藏起去。再说，正日子二十七不准大家出车，正赶上年底有买卖的时候，刘四牺牲得起一天的收入，大家陪着“泡”①一天可受不住呢！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在那里立着，心中并没有给刘四爷念着吉祥话儿。

        虎妞扯了祥子一下，祥子跟她走出来。

        大家的怒气仿佛忽然找到了出路，都瞪着祥子的后影。这两天了，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死命的巴结，任劳任怨的当碎催②。祥子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帮助刘家作事，为是支走心中的烦恼；晚上没话和大家说，因为本来没话可说。他们不知道他的委屈，而以为他是巴结上了刘四爷，所以不屑于和他们交谈。虎妞的照应祥子，在大家心中特别的发着点酸味，想到目前的事，刘四爷不准他们在喜棚里来往，可是祥子一定可以吃一整天好的；同是拉车的，为什么有三六九等呢？看，刘姑娘又把祥子叫出去！大家的眼跟着祥子，腿也想动，都搭讪着走出来。刘姑娘正和祥子在煤气灯底下说话呢，大家彼此点了点头。

    十四

        刘家的事办得很热闹。刘四爷很满意有这么多人来给他磕头祝寿。更足以自傲的是许多老朋友也赶着来贺喜。由这些老友，他看出自己这场事不但办得热闹，而且“改良”。那些老友的穿戴已经落伍，而四爷的皮袍马褂都是新作的。以职业说，有好几位朋友在当年都比他阔，可是现在——经过这二三十年来的变迁——已越混越低，有的已很难吃上饱饭。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的喜棚，寿堂，画着长坂坡的挂屏，与三个海碗的席面，他觉得自己确是高出他们一头，他“改了良”。连赌钱，他都预备下麻将牌，比押宝就透着文雅了许多。可是，在这个热闹的局面中，他也感觉到一点凄凉难过。过惯了独身的生活，他原想在寿日来的人不过是铺户中的掌柜与先生们，和往日交下的外场光棍。没想到会也来了些女客。虽然虎妞能替他招待，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没有老伴儿，只有个女儿，而且长得象个男子。假若虎妞是个男子，当然早已成了家，有了小孩，即使自己是个老鳏夫，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的了。是的，自己什么也不缺，只缺个儿子。自己的寿数越大，有儿子的希望便越小，祝寿本是件喜事，可是又似乎应落泪。不管自己怎样改了良，没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一切还不是白饶？

        上半天，他非常的喜欢，大家给他祝寿，他大模大样的承受，仿佛觉出自己是鳌里夺尊的一位老英雄。下半天，他的气儿塌下点去。看看女客们携来的小孩子们，他又羡慕，又忌妒，又不敢和孩子们亲近，不亲近又觉得自己别扭。他要闹脾气，又不肯登时发作，他知道自己是外场人，不能在亲友面前出丑。他愿意快快把这一天过去，不再受这个罪。

        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早晨给车夫们摆饭的时节，祥子几乎和人打起来。

        八点多就开了饭，车夫们都有点不愿意。虽然昨天放了一天的车份儿，可是今天谁也没空着手来吃饭，一角也罢，四十子儿也罢，大小都有份儿礼金。平日，大家是苦汉，刘四是厂主；今天，据大家看，他们是客人，不应当受这种待遇。

        况且，吃完就得走，还不许拉出车去，大年底下的！

        祥子准知道自己不在吃完就滚之列，可是他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吃。一来是早吃完好去干事，二来是显着和气。和大家一齐坐下，大家把对刘四的不满意都挪到他身上来。刚一落座，就有人说了：“哎，您是贵客呀，怎和我们坐在一处？”祥子傻笑了一下，没有听出来话里的意味。这几天了，他自己没开口说过闲话，所以他的脑子也似乎不大管事了。大家对刘四不敢发作，只好多吃他一口吧；菜是不能添，酒可是不能有限制，喜酒！他们不约而同的想拿酒杀气。有的闷喝，有的猜开了拳；刘老头子不能拦着他们猜拳。祥子看大家喝，他不便太不随群，也就跟着喝了两盅。喝着喝着，大家的眼睛红起来，嘴不再受管辖。有的就说：“祥子，骆驼，你这差事美呀！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赶明儿你不必拉车了，顶好跟包去！”祥子听出点意思来，也还没往心中去；从他一进人和厂，他就决定不再充什么英雄好汉，一切都听天由命。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纳住了气。有的又说了：“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咱们凭力气挣钱，人家祥子是内功！”大家全哈哈的笑起来。祥子觉出大家是“咬”他，但是那么大的委屈都受了，何必管这几句闲话呢，他还没出声。邻桌的人看出便宜来，有的伸着脖子叫：“祥子，赶明儿你当了厂主，别忘了哥儿们哪！”祥子还没言语，本桌上的人又说了：“说话呀，骆驼！”

        祥子的脸红起来，低声说了句：“我怎能当厂主？！”“哼，你怎么不能呢，眼看着就咚咚嚓①啦！”祥子没绕搭过来，“咚咚嚓”是什么意思，可是直觉的猜到那是指着他与虎妞的关系而言。他的脸慢慢由红而白，把以前所受过的一切委屈都一下子想起来，全堵在心上。几天的容忍缄默似乎不能再维持，象憋足了的水，遇见个出口就要激冲出去。正当这个工夫，一个车夫又指着他的脸说：“祥子，我说你呢，你才真是‘哑吧吃扁食——心里有数儿’呢。是不是，你自己说，祥子？祥子？”

        祥子猛的立了起来，脸上煞白，对着那个人问：“出去说，你敢不敢？”

        大家全楞住了。他们确是有心“咬”他，撇些闲盘儿，可是并没预备打架。

        忽然一静，象林中的啼鸟忽然看见一只老鹰。祥子独自立在那里，比别人都高着许多，他觉出自己的孤立。但是气在心头，他仿佛也深信就是他们大家都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钉了一句：“有敢出去的没有？”

        大家忽然想过味儿来，几乎是一齐的：“得了，祥子，逗着你玩呢！”

        刘四爷看见了：“坐下，祥子！”然后向大家，“别瞧谁老实就欺侮谁，招急了我把你们全踢出去！快吃！”祥子离了席。大家用眼梢儿撩着刘老头子，都拿起饭来。不大一会儿，又嘁嘁喳喳的说起来，象危险已过的林鸟，又轻轻的啾啾。

        祥子在门口蹲了半天，等着他们。假若他们之中有敢再说闲话的，揍！自己什么都没了，给它个不论秧子吧！可是大家三五成群的出来，并没再找寻他。虽然没打成，他到底多少出了点气。继而一想，今天这一举，可是得罪了许多人。平日，自己本来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怎能再得罪人呢？他有点后悔。刚吃下去的那点东西在胃中横着，有点发痛。他立起来，管它呢，人家那三天两头打架闹饥荒的不也活得怪有趣吗？老实规矩就一定有好处吗？这么一想，他心中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而处处占便宜，喝别人的茶，吸别人的烟，借了钱不还，见汽车不躲，是个地方就撒尿，成天际和巡警们耍骨头，拉到“区”里去住两三天不算什么。是的，这样的车夫也活着，也快乐，至少是比祥子快乐。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不但是不错，祥子想，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汉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低着头吃哑吧亏。对了！应当这么办！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反倒有点后悔，这一架没能打成。好在不忙，从今以后，对谁也不再低头。

        刘四爷的眼里不揉沙子。把前前后后所闻所见的都搁在一处，他的心中已明白了八九成。这几天了，姑娘特别的听话，哼，因为祥子回来了！看她的眼，老跟着他。老头子把这点事存在心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的凑起个家庭来；姑娘再跟人一走！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祥子的确不错，但是提到儿婿两当，还差得多呢；一个臭拉车的！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打过群架，跪过铁索，临完教个乡下脑袋连女儿带产业全搬了走？没那个便宜事！就是有，也甭想由刘四这儿得到！刘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儿的人！

        下午三四点钟还来了些拜寿的，老头子已觉得索然无味，客人越称赞他硬朗有造化，他越觉得没什么意思。

        到了掌灯以后，客人陆续的散去，只有十几位住得近的和交情深的还*蛔撸掌鹇*将来。看着院内的空棚，被水月灯照得发青，和撤去围裙的桌子，老头子觉得空寂无聊，仿佛看到自己死了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样，不过是把喜棚改作白棚而已，棺材前没有儿孙们穿孝跪灵，只有些不相干的人们打麻将守夜！他真想把现在未走的客人们赶出去；乘着自己有口活气，应当发发威！可是，到底不好意思拿朋友杀气。怒气便拐了弯儿，越看姑娘越不顺眼。祥子在棚里坐着呢，人模狗样的，脸上的疤被灯光照得象块玉石。老头子怎看这一对儿，怎别扭！

        虎姑娘一向野调无腔惯了，今天头上脚下都打扮着，而且得装模作样的应酬客人，既为讨大家的称赞，也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儿。上半天倒觉得这怪有个意思，赶到过午，因有点疲乏，就觉出讨厌，也颇想找谁叫骂一场。到了晚上，她连半点耐性也没有了，眉毛自己叫着劲，老直立着。

        七点多钟了，刘四爷有点发困，可是不服老，还不肯去睡。大家请他加入打几圈儿牌，他不肯说精神来不及，而说打牌不痛快，押宝或牌九才合他的脾味。大家不愿中途改变，他只好在一旁坐着。为打起点精神，他还要再喝几盅，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吃饱，而且抱怨厨子赚钱太多了，菜并不丰满。由这一点上说起，他把白天所觉到的满意之处，全盘推翻：棚，家伙座儿①，厨子，和其他的一切都不值那么些钱，都捉了他的大头，都冤枉！

        管账的冯先生，这时候，已把账杀好：进了二十五条寿幛，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儿寿酒，两对寿烛，和二十来块钱的礼金。号数不少，可是多数的是给四十铜子或一毛大洋。

        听到这个报告，刘四爷更火啦。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三个海碗的席吃着，就出一毛钱的人情？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从此再也不办事，不能赔这份窝囊钱！不用说，大家连亲带友，全想白吃他一口；六十九岁的人了，反倒聪明一世，胡涂一时，教一群猴儿王八蛋给吃了！老头子越想越气，连白天所感到的满意也算成了自己的胡涂；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道着，带着许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骂。

        朋友们还没走净，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想拦拦父亲的撒野。可是，一看大家都注意手中的牌，似乎并没理会老头子叨唠什么，她不便于开口，省得反把事儿弄明了。由他叨唠去吧，都给他个过去了。

        哪知道，老头子说着说着绕到她身上来。她决定不吃这一套！他办寿，她跟着忙乱了好几天，反倒没落出好儿来，她不能容让！六十九，七十九也不行，也得讲理！她马上还了回去：

        “你自己要花钱办事，碍着我什么啦？”

        老头子遇到了反攻，精神猛然一振。“碍着你什么了？简直的就跟你！你当我的眼睛不管闲事哪？”

        “你看见什么啦？我受了一天的累，临完拿我杀气呀，先等等！说吧，你看见了什么？”虎姑娘的疲乏也解了，嘴非常的灵便。

        “你甭看着我办事，你眼儿热！看见？我早就全看见了，哼！”

        “我干吗眼儿热呀？！”她摇晃着头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那不是？！”刘四往棚里一指——祥子正弯着腰扫地呢。“他呀？”虎妞心里哆嗦了一下，没想到老头的眼睛会这么尖。“哼！他怎样？”

        “不用揣着明白的，说胡涂的！”老头子立了起来。“要他没我，要我没他，干脆的告诉你得了。我是你爸爸！我应当管！”

        虎妞没想到事情破的这么快，自己的计划才使了不到一半，而老头子已经点破了题！怎办呢？她的脸红起来，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青亮的灯光，好象一块煮老了的猪肝，颜色复杂而难看。她有点疲乏；被这一激，又发着肝火，想不出主意，心中很乱。她不能就这么窝回去，心中乱也得马上有办法。顶不妥当的主意也比没主意好，她向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服软！好吧，爽性来干脆的吧，好坏都凭这一锤子了！“今儿个都说清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儿吧，你怎样呢？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别说我有心气你！”

        打牌的人们似乎听见他们父女吵嘴，可是舍不得分心看别的，为抵抗他们的声音，大家把牌更摔得响了一些，而且嘴里叫唤着红的，碰……祥子把事儿已听明白，照旧低着头扫地，他心中有了底；说翻了，揍！

        “你简直的是气我吗！”老头子的眼已瞪得极圆。“把我气死，你好去倒贴儿？甭打算，我还得活些年呢！”“甭摆闲盘，你怎办吧？”虎妞心里噗通，嘴里可很硬。“我怎办？不是说过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不能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祥子把笤帚扔了，直起腰来，看准了刘四，问：“说谁呢？”刘四狂笑起来：“哈哈，你这小子要造反吗？说你哪，说谁！你给我马上滚！看着你不错，赏你脸，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滚！永远别再教我瞧见你，上他妈的这儿找便宜来啦，啊？”

        老头子的声音过大了，招出几个车夫来看热闹。打牌的人们以为刘四*趾透龀捣*吵闹，依旧不肯抬头看看。

        祥子没有个便利的嘴，想要说的话很多，可是一句也不到舌头上来。他呆呆的立在那里，直着脖子咽吐沫。“给我滚！快滚！上这儿来找便宜？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哼！”老头子有点纯为唬吓祥子而唬吓了，他心中恨祥子并不象恨女儿那么厉害，就是生着气还觉得祥子的确是个老实人。

        “好了，我走！”祥子没话可说，只好赶紧离开这里；无论如何，斗嘴他是斗不过他们的。

        车夫们本来是看热闹，看见刘四爷骂祥子，大家还记着早晨那一场，觉得很痛快。及至听到老头子往外赶祥子，他们又向着他了——祥子受了那么多的累，过河拆桥，老头子翻脸不认人，他们替祥子不平。有的赶过来问：“怎么了，祥子？”祥子摇了摇头。

        “祥子你等等走！”虎妞心中打了个闪似的，看清楚：自己的计划是没多大用处了，急不如快，得赶紧抓住祥子，别鸡也飞蛋也打了！“咱们俩的事，一条绳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你等等，等我说明白了！”她转过头来，冲着老头子：“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们俩一齐赶出去？听你一句话？”

        虎妞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把最后的一招这么早就拿出来。刘四爷更没想到事情会弄到了这步天地。但是，事已至此，他不能服软，特别是在大家面前。“你真有脸往外说，我这个老脸都替你发烧！”他打了自己个嘴巴。“呸！好不要脸！”

        打牌的人们把手停住了，觉出点不大是味来，可是胡里胡涂，不知是怎回事，搭不上嘴；有的立起来，有的呆呆的看着自己的牌。

        话都说出来，虎妞反倒痛快了：“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她向四下里一指，“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我？”刘四爷的脸由红而白，把当年的光棍劲儿全拿了出来：“我放把火把棚烧了，也不能给你用！”“好！”虎妞的嘴唇哆嗦上了，声音非常的难听，“我卷起铺盖一走，你给我多少钱？”

        “钱是我的，我爱给谁才给！”老头子听女儿说要走，心中有些难过，但是为斗这口气，他狠了心。

        “你的钱？我帮你这些年了；没我，你想想，你的钱要不都填给野娘们才怪，咱们凭良心吧！”她的眼又找到祥子，“你说吧！”

        祥子直挺挺的立在那里，没有一句话可说。

    十五

        讲动武，祥子不能打个老人，也不能打个姑娘。他的力量没地方用。耍无赖，只能想想，耍不出。论虎妞这个人，他满可以跺脚一跑。为目前这一场，她既然和父亲闹翻，而且愿意跟他走；骨子里的事没人晓得，表面上她是为祥子而牺牲；当着大家面前，他没法不拿出点英雄气儿来。他没话可说，只能立在那里，等个水落石出；至少他得作到这个，才能象个男子汉。

        刘家父女只剩了彼此瞪着，已无话可讲；祥子是闭口无言。车夫们，不管向着谁吧，似乎很难插嘴。打牌的人们不能不说话了，静默得已经很难堪。不过，大家只能浮面皮的敷衍几句，劝双方不必太挂火，慢慢的说，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他们只能说这些，不能解决什么，也不想解决什么。见两方面都不肯让步，那么，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机会便溜了吧。

        没等大家都溜净，虎姑娘抓住了天顺煤厂的冯先生：“冯先生，你们铺子里不是有地方吗？先让祥子住两天。我们的事说办就快，不能长占住你们的地方。祥子你跟冯先生去，明天见，商量商量咱们的事。告诉你，我出回门子，还是非坐花轿不出这个门！冯先生，我可把他交给你了，明天跟你要人！”

        冯先生直吸气，不愿负这个责任。祥子急于离开这里，说了句：“我跑不了！”

        虎姑娘瞪了老头子一眼，回到自己屋中，諷S幄僮派ぷ涌奁鹄矗盐菝糯永锩嫠稀*

        冯先生们把谑刘四爷也劝进去，老头子把外场劲儿又拿出来，请大家别走，还得喝几盅：“诸位放心，从此她是她，我是我，再也不吵嘴。走她的，只当我没有过这么个丫头。

        我外场一辈子，脸教她给丢净！倒退二十年，我把她们俩全活劈了！现在，随她去；打算跟我要一个小铜钱，万难！一个子儿不给！不给！看她怎么活着！教她尝尝，她就晓得了，到底是爸爸好，还是野汉子好！别走，再喝一盅！“大家敷衍了几句，都急于躲避是非。

        祥子上了天顺煤厂。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虎妞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两间小北房；马上找了裱糊匠糊得四白落地；求冯先生给写了几个喜字，贴在屋中。屋子糊好，她去讲轿子：一乘满天星的轿子，十六个响器，不要金灯，不要执事。一切讲好，她自己赶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在年前赴得，省得不过破五就动针。喜日定的是大年初六，既是好日子，又不用忌门。她自己把这一切都办好，告诉祥子去从头至脚都得买新的：“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祥子手中只有五块钱！

        虎妞又瞧了眼：“怎么？我交给你那三十多块呢？”

        祥子没法不说实话了，把曹宅的事都告诉了她。她眨巴着眼似信似疑的：“好吧，我没工夫跟你吵嘴，咱们各凭良心吧！给你这十五块吧！你要是到日子不打扮得象个新人，你可提防着！”

        初六，虎妞坐上了花轿。没和父亲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花轿稳稳的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一些感触。

        祥子穿着由天桥买来的新衣，红着脸，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他仿佛忘了自己，而傻傻忽忽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好似也不认识了。他由一个煤铺迁入裱糊得雪白的新房，不知道是怎回事：以前的事正如煤厂里，一堆堆都是黑的；现在茫然的进到新房，白得闪眼，贴着几个血红的喜字。他觉到一种嘲弄，一种白的，渺茫的，闷气。屋里，摆着虎妞原有的桌椅与床；火炉与菜案却是新的；屋角里插着把五色鸡毛的”谧印*他认识那些桌椅，可是对火炉，菜案，与鸡毛”谧樱志醯蒙琛P戮傻钠魑锖显谝淮Γ*使他想起过去，又担心将来。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象个旧的，又象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不认识了自己。他想不起哭，他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中活动着，象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虎妞穿着红袄，脸上抹着白粉与胭脂，眼睛溜着他。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他没法脱逃。他摘了那顶缎小帽，呆呆的看着帽上的红结子，直到看得眼花——一转脸，墙上全是一颗颗的红点，飞旋着，跳动着，中间有一块更大的，红的，脸上发着丑笑的虎妞！婚夕，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怀了孕。象变戏法的，她解释给他听：“要不这么冤你一下，你怎会死心踏地的点头呢！我在裤腰上塞了个枕头！哈哈，哈哈！”她笑得流出泪来：“你个傻东西！甭提了，反正我对得起你；你是怎个人，我是怎个人？我楞和爸爸吵了，跟着你来，你还不谢天谢地？”第二天，祥子很早就出去了。多数的铺户已经开了市，可是还有些家关着门。门上的春联依然红艳，黄的挂钱却有被风吹碎了的。街上很冷静，洋车可不少，车夫们也好似比往日精神了一些，差不离的都穿着双新鞋，车背后还有贴着块红纸儿的。祥子很羡慕这些车夫，觉得他们倒有点过年的样子，而自己是在个葫芦里憋闷了这好几天；他们都安分守己的混着，而他没有一点营生，在大街上闲晃。他不安于游手好闲，可是打算想明天的事，就得去和虎妞——他的老婆商议；他是在老婆——这么个老婆！——手里讨饭吃。空长了那么高的身量，空有那么大的力气，没用。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象被猫叼住的一个小鼠。他不想跟她去商议，他得走；想好了主意，给她个不辞而别。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她是会拿枕头和他变戏法的女怪！他窝心，他不但想把那身新衣扯碎，也想把自己从内到外放在清水里洗一回，他觉得混身都粘着些不洁净的，使人恶心的什么东西，教他从心里厌烦。他愿永远不再见她的面！

        上哪里去呢？他没有目的地。平日拉车，他的腿随着别人的嘴走，今天，他的腿自由了，心中茫然。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门：道是那么直，他的心更不会拐弯。

        出了城门，还往南，他看见个澡堂子。他决定去洗个澡。

        脱得光光的，看着自己的肢体，他觉得非常的羞愧。下到池子里去，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他闭上了眼，身上麻麻酥酥的仿佛往外放射着一些积存的污浊。他几乎不敢去摸自己，心中空空的，头上流下大汗珠来。一直到呼吸已有些急促，他才懒懒的爬上来，混身通红，象个初生下来的婴儿。他似乎不敢就那么走出来，围上条大毛巾，他还觉得自己丑陋；虽然汗珠劈嗒啪嗒的往下落，他还觉得自己不干净——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在刘四爷眼中，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

        汗还没完全落下去，他急忙的穿上衣服，跑了出来。他怕大家看他的赤身！出了澡堂，被凉风一飕，他觉出身上的轻松。街上也比刚才热闹的多了。响晴的天空，给人人脸上一些光华。祥子的心还是揪揪着，不知上哪里去好。往南，往东，再往南，他奔了天桥去。新年后，九点多钟，铺户的徒弟们就已吃完早饭，来到此地。各色的货摊，各样卖艺的场子，都很早的摆好占好。祥子来到，此处已经围上一圈圈的人，里边打着锣鼓。他没心去看任何玩艺，他已经不会笑。

        平日，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得算一半儿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儿的人，他便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现在他懒得往前挤，天桥的笑声里已经没了他的份儿。他躲开人群，向清静的地方走，又觉得舍不得！

        不，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不能离开天桥，不能离开北平。走？无路可走！他还是得回去跟她——跟她！——去商议。他不能走，也不能闲着，他得退一步想，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什么委屈都受过了，何必单在这一点上叫真儿呢？他没法矫正过去的一切，那么只好顺着路儿往下走吧。

        他站定了，听着那杂乱的人声，锣鼓响；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车马，忽然想起那两间小屋。耳中的声音似乎没有了，眼前的人物似乎不见了，只有那两间白，暖，贴着红喜字的小屋，方方正正的立在面前。虽然只住过一夜，但是非常的熟习亲密，就是那个穿红袄的娘们仿佛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舍弃的。立在天桥，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在那两间小屋里，他有了一切。回去，只有回去才能有办法。明天的一切都在那小屋里。羞愧，怕事，难过，都没用；打算活着，得找有办法的地方去。

        他一气走回来，进了屋门，大概也就刚交十一点钟。虎妞已把午饭作好：馏的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别的都已摆好，只有白菜还在火上煨着，发出些极美的香味。她已把红袄脱去，又穿上平日的棉裤棉袄，头上可是戴着一小朵绒作的红花，花上还有个小金纸的元宝。祥子看了她一眼，她不象个新妇。她的一举一动都象个多年的媳妇，麻利，老到，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虽然不象个新妇，可是到底使他觉出一点新的什么来；她作饭，收拾屋子；屋子里那点香味，暖气，都是他所未曾经验过的。不管她怎样，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家。一个家总有它的可爱处。他不知怎样好了。

        “上哪儿啦？你！”她一边去盛白菜，一边问。“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

        “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咧咧的甩手一走！”他没言语。

        “会哼一声不会？不会，我教给你！”

        他哼了一声，没法子！他知道娶来一位母夜叉，可是这个夜叉会作饭，会收拾屋子，会骂他也会帮助他，教他怎样也不是味儿！他吃开了馒头。饭食的确是比平日的可口，热火；可是吃着不香，嘴里嚼着，心里觉不出平日狼吞虎咽的那种痛快，他吃不出汗来。

        吃完饭，他躺在了炕上，头枕着手心，眼看着棚顶。“嗨！帮着刷家伙！我不是谁的使唤丫头！”她在外间屋里叫。

        很懒的他立起来，看了她一眼，走过去帮忙。他平日非常的勤紧，现在他憋着口气来作事。在车厂子的时候，他常帮她的忙，现在越看她越讨厌，他永远没恨人象恨她这么厉害，他说不上是为了什么。有气，可是不肯发作，全圈在心里；既不能和她一刀两断，吵架是没意思的。在小屋里转转着，他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

        收拾完东西，她四下里扫了一眼，叹了口气。紧跟着笑了笑。“怎样？”

        “什么？”祥子蹲在炉旁，烤着手；手并不冷，因为没地方安放，只好烤一烤。这两间小屋的确象个家，可是他不知道往哪里放手放脚好。

        “带我出去玩玩？上白云观？不，晚点了；街上蹓蹓去？”她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虽然结婚不成个样子，可是这么无拘无束的也倒好，正好和丈夫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的玩几天。在娘家，她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零钱；只是没有个知心的男子。现在，她要捞回来这点缺欠，要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在庙会上，同着祥子去玩。

        祥子不肯去。第一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第二他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只可以藏在家中；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越少在大家眼前显摆越好。还有，一出去，哪能不遇上熟人，西半城的洋车夫们谁不晓得虎妞和祥子，他不能去招大家在他背后嘀嘀咕咕。

        “商量商量好不好？”他还是蹲在那里。

        “有什么可商量的？”她凑过来，立在炉子旁边。他把手拿下去，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火苗。楞了好久，他说出一句来：“我不能这么闲着！”

        “受苦的命！”她笑了一声。“一天不拉车，身上就痒痒，是不是？你看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了还开上车厂子。他也不拉车，也不卖力气，凭心路吃饭。你也得学着点，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咱们先玩几天再说，事情也不单忙在这几天上，奔什么命？这两天我不打算跟你拌嘴，你可也别成心气我！”

        “先商量商量！”祥子决定不让步。既不能跺脚一走，就得想办法作事，先必得站一头儿，不能打秋千似的来回晃悠。

        “好吧，你说说！”她搬过个凳子来，坐在火炉旁。“你有多少钱？”他问。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

        祥子象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刘老头子，和人和厂的车夫，都以为他是贪财，才勾搭上虎妞；现在，她自己这么说出来了！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

        祥子立起来，想再出去走走；刚才就不应当回来。看祥子的神色不对，她又软和了点儿：“好吧，我告诉你。我手里一共有五百来块钱。连轿子，租房——三份儿①，糊棚，作衣裳，买东西，带给你，归了包堆②花了小一百，还剩四百来块。我告诉你，你不必着急。

        咱们给它个得乐且乐。你呢，成年际拉车出臭汗，也该漂漂亮亮的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我呢，那天要是不跟他闹翻了，决走不出来。现在我气都消了，爸爸到底是爸爸。他呢，只有我这么个女儿，你又是他喜爱的人，咱们服个软，给他陪个‘不是’，大概也没有过不去的事。这多么现成！

        他有钱，咱们正当正派的承受过来，一点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强似你去给人家当牲口！过两天，你就先去一趟；他也许不见你。一次不见，再去第二次；面子都给他，他也就不能不回心转意了。然后我再去，好歹的给他几句好听的，说不定咱们就能都搬回去。咱们一搬回去，管保挺起胸脯，谁也不敢斜眼看咱们；咱们要是老在这儿忍着，就老是一对黑人儿，你说是不是？“

        祥子没有想到过这个。自从虎妞到曹宅找他，他就以为娶过她来，用她的钱买上车，自己去拉。虽然用老婆的钱不大体面，但是他与她的关系既是种有口说不出的关系，也就无可如何了。他没想到虎妞还有这么一招。把长脸往下一拉呢，自然这的确是个主意，可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前前后后的一想，他似乎明白了点：自己有钱，可以教别人白白的抢去，有冤无处去诉。赶到别人给你钱呢，你就非接受不可；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到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

        他不肯去找刘四爷。跟虎妞，是肉在肉里的关系；跟刘四，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吃了她的亏，不能再去央告她的爸爸！“我不愿意闲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为是省得费话与吵嘴。

        “受累的命吗！”她敲着撩着的说。“不爱闲着，作个买卖去。”

        “我不会！赚不着钱！F我会拉车，我爱拉车！”祥子头上的筋都跳起来。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我就不许你混身臭汗，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主意，看吧，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

        祥子又没了话。

    十六

        闲到元宵节，祥子没法再忍下去了。

        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她不许祥子有任何主张，可是老不缺着他的嘴，变法儿给他买些作些新鲜的东西吃。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户。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个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走。她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们，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髟谖葜小*—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赶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就是在个这样的杂院里，虎妞觉得很得意。她是唯一的有吃有穿，不用着急，而且可以走走逛逛的人。她高扬着脸，出来进去，既觉出自己的优越，并且怕别人沾惹她，她不理那群苦人。来到这里作小买卖的，几乎都是卖那顶贱的东西，什么刮骨肉，冻白菜，生豆汁，驴马肉，都来这里找照顾主。自从虎妞搬来，什么卖羊头肉的，熏鱼的，硬面饽饽的，卤煮炸豆腐的，也在门前吆喊两声。她端着碗，扬着脸，往屋里端这些零食，小孩子们都把铁条似的手指伸在口里看着她，仿佛她是个什么公主似的。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

        祥子第一看不上她的举动，他是穷小子出身，晓得什么叫困苦。他不愿吃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可惜那些钱。第二，更使他难堪的，是他琢磨出点意思来：她不许他去拉车，而每天好菜好饭的养着他，正好象养肥了牛好往外挤牛奶！他完全变成了她的玩艺儿。他看见过：街上的一条瘦老的母狗，当跑腿的时候，也选个肥壮的男狗。想起这个，他不但是厌恶这种生活，而且为自己担心。他晓得一个卖力气的汉子应当怎样保护身体，身体是一切。假若这么活下去，他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干骨头架子，还是这么大，而膛儿里全是空的。他哆嗦起来。打算要命，他得马上去拉车，出去跑，跑一天，回来倒头就睡，人事不知；不吃她的好东西，也就不伺候着她玩。他决定这么办，不能再让步；她愿出钱买车呢，好；她不愿意，他会去赁车拉。一声没出，他想好就去赁车了。十七那天，他开始去拉车，赁的是“整天儿”。拉过两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发紧，胯骨轴儿发酸。他晓得自己的病源在哪里，可是为安慰自己，他以为这大概也许因为二十多天没拉车，把腿撂生了；跑过几趟来，把腿蹓开，或者也就没事了。

        又拉上个买卖，这回是帮儿车，四辆一同走。抄起车把来，大家都让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在前头走。高个子笑了笑，依了实，他知道那三辆车都比他自己“棒”。他可是卖了力气，虽然明知跑不过后面的三个小伙子，可是不肯倚老卖老。跑出一里多地，后面夸了他句：“怎么着，要劲儿吗？还真不离！”他喘着答了句：“跟你们哥儿们走车，慢了还行？！”他的确跑得不慢，连祥子也得掏七八成劲儿才跟得上他。他的跑法可不好看：高个子，他塌不下腰去，腰和背似乎是块整的木板，所以他的全身得整个的往前扑着；身子向前，手就显着靠后；不象跑，而象是拉着点东西往前钻。腰死板，他的胯骨便非活动不可；脚几乎是拉拉在地上，加紧的往前扭。扭得真不慢，可是看着就知道他极费力。到拐弯抹角的地方，他整着身子硬拐，大家都替他攥着把汗；他老象是只管身子往前钻，而不管车过得去过不去。

        拉到了，他的汗劈嗒啪嗒的从鼻尖上，耳朵唇上，一劲儿往下滴嗒。放下车，他赶紧直了直腰，咧了咧嘴。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

        在一块儿走过一趟车便算朋友，他们四个人把车放在了一处。祥子们擦擦汗，就照旧说笑了。那个高个子独自蹓了半天，干嗽了一大阵，吐出许多白沫子来，才似乎缓过点儿来，开始跟他们说话儿：“完了！还有那个心哪；腰，腿，全不给劲喽！无论怎么提腰，腿抬不起来；干着急！”

        “刚才那两步就不离，你当是慢哪！”一个二十多岁矮身量的小伙子接过来：“不屈心，我们三个都够棒的，谁没出汗？”高个子有点得意，可又惭愧似的，叹了口气。

        “就说你这个跑法，差不离的还真得教你给撅①了，你信不信？”另一个小伙子说。

        “岁数了，不是说着玩的。”高个子微笑着，摇了摇头：“也还不都在乎岁数，哥儿们！我告诉你一句真的，干咱们这行儿的，别成家，真的！”看大家都把耳朵递过来，他放小了点声儿：“一成家，黑天白日全不闲着，玩完！瞧瞧我的腰，整的，没有一点活软气！还是别跑紧了，一咬牙就咳嗽，心口窝辣蒿蒿的！甭说了，干咱们这行儿的就得它妈的打一辈子光棍儿！连它妈的小家雀儿都一对一对儿的，不许咱们成家！还有一说，成家以后，一年一个孩子，我现在有五个了！全张着嘴等着吃！车份大，粮食贵，买卖苦，有什么法儿呢！不如打一辈子光棍，犯了劲上白房子，长上杨梅大疮，认命！一个人，死了就死了！这玩艺一成家，连大带小，好几口儿，死了也不能闭眼！你说是不是？”他问祥子。

        祥子点了点头，没说出话来。

        这阵儿，来了个座儿，那个矮子先讲的价钱，可是他让了，叫着高个子：“老大哥，你拉去吧！这玩艺家里还有五个孩子呢！”

        高个子笑了：“得，我再奔一趟！按说可没有这么办的！得了，回头好多带回几个饼子去！回头见了，哥儿们！”看着高个子走远了，矮子自言*杂锏乃担骸盎焖璧囊*辈子，连个媳妇都摸不着！人家它妈的宅门里，一人搂着四五个娘们！“

        “先甭提人家，”另个小伙子把话接过去。“你瞧干这个营生的，还真得留神，高个子没说错。你就这么说吧，成家为干吗？能摆着当玩艺儿看？不能！好，这就是楼子①！成天啃窝窝头，两气夹攻，多么棒的小伙子也得爬下！”听到这儿，祥子把车拉了起来，搭讪着说了句：“往南放放，这儿没买卖。”

        “回见！”那两个年轻的一齐说。

        祥子仿佛没有听见。一边走一边踢腿，胯骨轴的确还有点发酸！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天已慢慢长起来，他又转晃了两三趟，才刚到五点来钟。他交了车，在茶馆里又耗了会儿。喝了两壶茶，他觉出饿来，决定在外面吃饱再回家。吃了十二两肉饼，一碗红豆小米粥，一边打着响嗝一边慢慢往家走。准知道家里有个雷等着他呢，可是他很镇定；他下了决心：不跟她吵，不跟她闹，倒头就睡，明天照旧出来拉车，她爱怎样怎样！

        一进屋门，虎妞在外间屋里坐着呢，看了他一眼，脸沉得要滴下水来。祥子打算合合稀泥，把长脸一拉，招呼她一声。可是他不惯作这种事，他低着头走进里屋去。她一声没响，小屋里静得象个深山古洞似的。院中街坊的咳嗽，说话，小孩子哭，都听得极真，又象是极远，正似在山上听到远处的声音。

        俩人谁也不肯先说话，闭着嘴先后躺下了，象一对永不出声的大龟似的。睡醒一觉，虎妞说了话，语音带出半恼半笑的意思：“你干什么去了？整走了一天！”

        “拉车去了！”他似睡似醒的说，嗓子里仿佛堵着点什么。“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作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我不能闲着！”

        “你不会找老头子去？”

        “不去！”

        “真豪横！”

        祥子真挂了火，他不能还不说出心中的话，不能再忍：“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嗯——”她鼻中旋转着这个声儿，很长而曲折。在这个声音里，她表示出自傲与轻视祥子的意思来，可是心中也在那儿绕了个弯儿。她知道祥子是个——虽然很老实——硬汉。硬汉的话是向不说着玩的。好容易捉到他，不能随便的放手。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以她的模样年纪说，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能刚能柔才是本事，她得癴（安抚）他一把儿：“我也知道你是要强啊，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疼你。你要是不肯找老头子去呢，这么办：我去找。反正就是他的女儿，丢个脸也没什么的。”

        “老头要咱们，我也还得去拉车！”祥子愿把话说到了家。

        虎妞半天没言语。她没想到祥子会这么聪明。他的话虽然是这么简单，可是显然的说出来他不再上她的套儿，他并不是个蠢驴。因此，她才越觉得有点意思，她颇得用点心思才能拢得住这个急了也会尥蹶子的大人，或是大东西。她不能太逼紧了，找这么个大东西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她得松一把，紧一把，教他老逃不出她的手心儿去。“好吧，你爱拉车，我也无法。你得起誓，不能去拉包车，天天得回来；你瞧，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答应我，你天天晚上准早早的回来！”

        祥子想起白天高个子的话！睁着眼看着黑暗，看见了一群拉车的，作小买卖的，卖苦力气的，腰背塌不下去，拉拉着腿。他将来也是那个样。可是他不便于再别扭她，只要能拉车去，他已经算得到一次胜利。“我老拉散座！”他答应下来。

        虽然她那么说，她可是并不很热心找刘四爷去。父女们在平日自然也常拌嘴，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不能那么三说两说就一天云雾散，因为她已经不算刘家的人。出了嫁的女人跟娘家父母总多少疏远一些。她不敢直入公堂的回去。万一老头子真翻脸不认人呢，她自管会闹，他要是死不放手财产，她一点法儿也没有。就是有人在一旁调解着，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也只能劝她回来，她有了自己的家。

        祥子照常去拉车，她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几次三番的要穿好衣服找爸爸去，心想到而手懒得动。她为了难。为自己的舒服快乐，非回去不可；为自己的体面，以不去为是。假若老头子消了气呢，她只要把祥子拉到人和厂去，自然会教他有事作，不必再拉车，而且稳稳当当的能把爸爸的事业拿过来。她心中一亮。假若老头子硬到底呢？她丢了脸，不，不但丢了脸，而且就得认头作个车夫的老婆了；她，哼！和杂院里那群妇女没有任何分别了。她心中忽然漆黑。她几乎后悔嫁了祥子，不管他多么要强，爸爸不点头，他一辈子是个拉车的。

        想到这里，她甚至想独自回娘家，跟祥子一刀两断，不能为他而失去自己的一切。继而一想，跟着祥子的快活，又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她坐在炕头上，呆呆的，渺茫的，追想婚后的快乐；全身象一朵大的红花似的，香暖的在阳光下开开。不，舍不得祥子。任凭他去拉车，他去要饭，也得永远跟着他。看，看院里那些妇女，她们要是能受，她也就能受。散了，她不想到刘家去了。

        祥子，自从离开人和厂，不肯再走西安门大街。这两天拉车，他总是出门就奔东城，省得西城到处是人和厂的车，遇见怪不好意思的。这一天，可是，收车以后，他故意的由厂子门口过，不为别的，只想看一眼。虎妞的话还在他心中，仿佛他要试验试验有没有勇气回到厂中来，假若虎妞能跟老头子说好了的话；在回到厂子以前，先试试敢走这条街不敢。把帽子往下拉了拉，他老远的就溜着厂子那边，唯恐被熟人看见。远远的看见了车门的灯光，他心中不知怎的觉得非常的难过。想起自己初到这里来的光景，想起虎妞的诱惑，想起寿日晚间那一场。这些，都非常的清楚，象一些图画浮在眼前。在这些图画之间，还另外有一些，清楚而简短的夹在这几张中间：西山，骆驼，曹宅，侦探……都分明的，可怕的，联成一片。这些图画是那么清楚，他心中反倒觉得有些茫然，几乎象真是看着几张画儿，而忘了自己也在里边。及至想到自己与它们的关系，他的心乱起来，它们忽然上下左右的旋转，零乱而迷糊，他无从想起到底为什么自己应当受这些折磨委屈。这些场面所占的时间似乎是很长，又似乎是很短，他闹不清自己是该多大岁数了。他只觉得自己，比起初到人和厂的时候来，老了许多许多。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不明白是为什么，可是这些图画决不会欺骗他。

        眼前就是人和厂了，他在街的那边立住，呆呆的看着那盏极明亮的电灯。看着看着，猛然心里一动。那灯下的四个金字——人和车厂——变了样儿！他不识字，他可是记得头一个字是什么样子：象两根棍儿联在一处，既不是个叉子，又没作成个三角，那么个简单而奇怪的字。由声音找字，那大概就是“人”。这个“人”改了样儿，变成了“仁”——比“人”

        更奇怪的一个字。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再看东西间——他永远不能忘了的两间屋子——都没有灯亮。

        立得他自己都不耐烦了，他才低着头往家走。一边走着一边寻思，莫非人和厂倒出去了？他得慢慢的去打听，先不便对老婆说什么。回到家中，虎妞正在屋里嗑瓜子儿解闷呢。

        “又这么晚！”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好气儿。“告诉你吧，这么着下去我受不了！你一出去就是一天，我连窝儿不敢动，一院子穷鬼，怕丢了东西。一天到晚连句话都没地方说去，不行，我不是木头人。你想主意得了，这么着不行！”祥子一声没出。

        “你说话呀！成心逗人家的火是怎么着？你有嘴没有？有嘴没有？”她的话越说越快，越脆，象一挂小炮似的连连的响。祥子还是没有话说。

        “这么着得了，”她真急了，可是又有点无可如何他的样子，脸上既非哭，又非笑，那么十分焦躁而无法尽量的发作。“咱们买两辆车赁出去，你在家里吃车份儿行不行？行不行？”“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不够吃的！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凑合了！”祥子说得很慢，可是很自然；听说买车，他把什么都忘了。

        “那还不是一样？你还是不着家儿！”

        “这么着也行，”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份儿。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再赁出半天去。我要是拉白天，一早儿出去，三点钟就回来；要拉晚儿呢，三点才出去，夜里回来。挺好！”她点了点头。“等我想想吧，要是没有再好的主意，就这么办啦。”

        祥子心中很高兴。假若这个主意能实现，他算是又拉上了自己的车。虽然是老婆给买的，可是慢慢的攒钱，自己还能再买车。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他居然向她笑了笑，一个天真的，发自内心的笑，仿佛把以前的困苦全一笔勾销，而笑着换了个新的世界，象换一件衣服那么容易，痛快！

    十七

        祥子慢慢的把人和厂的事打听明白：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祥子能猜想得出，老头子的岁数到了，没有女儿帮他的忙，他弄不转这个营业，所以干脆把它收了，自己拿着钱去享福。他到哪里去了呢？祥子可是没有打听出来。

        对这个消息，他说不上是应当喜欢，还是不喜欢。由自己的志向与豪横说，刘四爷既决心弃舍了女儿，虎妞的计划算是全盘落了空；他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拉车挣饭吃，不依赖着任何人。由刘四爷那点财产说呢，又实在有点可惜；谁知道刘老头子怎么把钱攘出去呢，他和虎妞连一个铜子也没沾润着。

        可是，事已至此，他倒没十分为它思索，更说不到动心。他是这么想，反正自己的力气是自己的，自己肯卖力挣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一点没带着感情，简单的告诉了虎妞。

        她可动了心。听到这个，她马上看清楚了自己的将来——完了！什么全完了！自己只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了！她永远逃不出这个大杂院去！她想到爸爸会再娶上一个老婆，而决没想到会这么抖手一走。假若老头子真娶上个小老婆，虎妞会去争财产，说不定还许联络好了继母，而自己得点好处……主意有的是，只要老头子老开着车厂子。决没想到老头子会这么坚决，这么毒辣，把财产都变成现钱，偷偷的藏起去！原先跟他闹翻，她以为不过是一种手段，必会不久便言归于好，她晓得人和厂非有她不行；谁能想到老头子会撒手了车厂子呢？！

        春已有了消息，树枝上的鳞苞已显着红肥。但在这个大杂院里，春并不先到枝头上，这里没有一棵花木。在这里，春风先把院中那块冰吹得起了些小麻子坑儿，从秽土中吹出一些腥臊的气味，把鸡毛蒜皮与碎纸吹到墙角，打着小小的旋风。杂院里的人们，四时都有苦恼。那老人们现在才敢出来晒晒暖；年轻的姑娘们到现在才把鼻尖上的煤污减去一点，露出点红黄的皮肤来；那些妇女们才敢不甚惭愧的把孩子们赶到院中去玩玩；那些小孩子们才敢扯着张破纸当风筝，随意的在院中跑，而不至把小黑手儿冻得裂开几道口子。但是，粥厂停了锅，放赈的停了米，行善的停止了放钱；把苦人们仿佛都交给了春风与春光！正是春麦刚绿如小草，陈粮缺欠的时候，粮米照例的长了价钱。天又加长，连老人们也不能老早的就躺下，去用梦欺骗着饥肠。春到了人间，在这大杂院里只增多了困难。长老了的虱子——特别的厉害——有时爬到老人或小儿的棉花疙疸外，领略一点春光！

        虎妞看着院中将化的冰，与那些破碎不堪的衣服，闻着那复杂而微有些热气的味道，听着老人们的哀叹与小儿哭叫，心中凉了半截。在冬天，人都躲在屋里，脏东西都冻在冰上；现在，人也出来，东西也显了原形，连碎砖砌的墙都往下落土，似乎预备着到了雨天便塌倒。满院花花绿绿，开着穷恶的花，比冬天要更丑陋着好几倍。哼，单单是在这时候，她觉到她将永远住在此地；她那点钱有花完的时候，而祥子不过是个拉车的！

        教祥子看家，她上南苑去找姑妈，打听老头子的消息。姑妈说四爷确是到她家来过一趟，大概是正月十二那天吧，一来是给她道谢，二来为告诉她，他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乘着还有口气儿，去到各处见识见识。再说，他自己也没脸再在城里混，因为自己的女儿给他丢了人。姑妈的报告只是这一点，她的评断就更简单：老头子也许真出了外，也许光这么说说，而在什么僻静地方藏着呢；谁知道！

        回到家，她一头扎在炕上，门门的哭起来，一点虚伪狡诈也没有的哭了一大阵，把眼泡都哭肿。

        哭完，她抹着泪对祥子说：“好，你豪横！都得随着你了！我这一宝押错了地方。嫁鸡随鸡，什么也甭说了。给你一百块钱，你买车拉吧！”

        在这里，她留了个心眼：原本想买两辆车，一辆让祥子自拉，一辆赁出去。现在她改了主意，只买一辆，教祥子去拉；其余的钱还是在自己手中拿着。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也在自己身上，她不肯都掏出来；万一祥子——在把钱都买了车之后——变了心呢？这不能不防备！再说呢，刘老头子这样一走，使她感到什么也不可靠，明天的事谁也不能准知道，顶好是得乐且乐，手里得有俩钱，爱吃口什么就吃口，她一向是吃惯了零嘴的。拿祥子挣来的——他是头等的车夫——过日子，再有自己的那点钱垫补着自己零花，且先顾眼前欢吧。钱有花完的那一天，人可是也不会永远活着！嫁个拉车的——虽然是不得已——已经是委屈了自己，不能再天天手背朝下跟他要钱，而自己袋中没一个铜子。这个决定使她又快乐了点，虽然明知将来是不得了，可是目前总不会立刻就头朝了下；仿佛是走到日落的时候，远处已然暗淡，眼前可是还有些亮儿，就趁着亮儿多走几步吧。

        祥子没和她争辩，买一辆就好，只要是自己的车，一天好歹也能拉个六七毛钱，可以够嚼谷。不但没有争辩，他还觉得有些高兴。过去所受的辛苦，无非为是买上车。现在能再买上，那还有什么可说呢？自然，一辆车而供给两个人儿吃，是不会剩下钱的；这辆车有拉旧了的时候，而没有再制买新车的预备，危险！可是，买车既是那么不易，现在能买上也就该满意了，何必想到那么远呢！

        杂院里的二强子正要卖车。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女儿小福子——十九岁——卖给了一个军人。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二强嫂是全院里最矮最丑的妇人，*聊悦牛笕铮*头上没有什么头发，牙老露在外边，脸上被雀斑占满，看着令人恶心。她也红着眼皮，一边哭着女儿，一边穿上新蓝大衫。二强子的脾气一向就暴，卖了女儿之后，常喝几盅酒；酒后眼泪在眼圈里，就特别的好找毛病。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可是乐不抵苦，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二强子四十多了，打算不再去拉车。于是买了副筐子，弄了个杂货挑子，瓜果梨桃，花生烟卷，货很齐全。作了两个月的买卖，粗粗的一搂账，不但是赔，而且赔得很多。拉惯了车，他不会对付买卖；拉车是一冲一撞的事，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作小买卖得苦对付，他不会。拉车的人晓得怎么赊东西，所以他磨不开脸不许熟人们欠账；欠下，可就不容易再要回来。这样，好照顾主儿拉不上，而与他交易的都贪着赊了不给，他没法不赔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更多喝酒。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得罪了巡警，打了老婆，都因为酒。酒醒过来，他非常的后悔，苦痛。再一想，这点钱是用女儿换来的，白白的这样赔出去，而且还喝酒打人，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在这种时候，他能懊睡一天，把苦恼交给了梦。

        他决定放弃了买卖，还去拉车，不能把那点钱全白白的糟践了。他买上了车。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爱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穷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买了新车，身上也穿得很整齐，他觉得他是高等的车夫，他得喝好茶叶，拉体面的座儿。他能在车口上，亮着自己的车，和身上的白裤褂，和大家谈天，老不屑于张罗买卖。他一会儿啪啪的用新蓝布”谧映槌槌担换岫宥遄约旱男*白底双脸鞋，一会儿眼看着鼻尖，立在车旁微笑，等着别人来夸奖他的车，然后就引起话头，说上没完。他能这样白“泡”一两天。及至他拉上了个好座儿，他的腿不给他的车与衣服作劲，跑不动！这个，又使他非常的难过。一难过就想到女儿，只好去喝酒。这么样，他的钱全白垫出去，只剩下那辆车。

        在立冬前后吧，他又喝醉。一进屋门，两个儿子——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岁——就想往外躲。这个招翻了他，给他们一人一脚。二强嫂说了句什么，他奔了她去，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她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两个孩子急了，一个拿起煤铲，一个抄起擀面杖，和爸爸拚了命。三个打在一团，七手八脚的又踩了二强嫂几下。街坊们过来，好容易把二强子按倒在炕上，两个孩子抱着妈妈哭起来。二强嫂醒了过来，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到腊月初三，她的呼吸停止了，穿着卖女儿时候作的蓝大衫。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非打官司不可。经朋友们死劝活劝，娘家的人们才让了步，二强子可也答应下好好的发送她，而且给她娘家人十五块钱。他把车押出去，押了六十块钱。转过年来，他想出手那辆车，他没有自己把它赎回来的希望。在喝醉的时候，他倒想卖个儿子，但是绝没人要。他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丈夫，人家根本不承认他这么个老丈人，别的话自然不必再说。

        祥子晓得这辆车的历史，不很喜欢要它，车多了去啦，何必单买这一辆，这辆不吉祥的车，这辆以女儿换来，而因打死老婆才出手的车！虎妞不这么看，她想用八十出头买过来，便宜！车才拉过半年来的，连皮带的颜色还没怎么变，而且地道是西城的名厂德成家造的。

        买辆七成新的，还不得个五六十块吗？她舍不得这个便宜。她也知道过了年不久，处处钱紧，二强子不会卖上大价儿，而又急等着用钱。她亲自去看了车，亲自和二强子讲了价，过了钱；祥子只好等着拉车，没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钱既不是他自己的。把车买好，他细细看了看，的确骨力硬棒。可是他总觉得有点别扭。最使他不高兴的是黑漆的车身，而配着一身白铜活，在二强子打这辆车的时候，原为黑白相映，显着漂亮；祥子老觉得这有点丧气，象穿孝似的。他很想换一份套子，换上土黄或月白色儿的，或者足以减去一点素净劲儿。可是他没和虎妞商议，省得又招她一顿闲话。

        拉出这辆车去，大家都特别注意，有人竟自管它叫作“小寡妇”。祥子心里不痛快。他变着法儿不去想它，可是车是一天到晚的跟着自己，他老毛毛咕咕的，似乎不知哪时就要出点岔儿。有时候忽然想起二强子，和二强子的遭遇，他仿佛不是拉着辆车，而是拉着口棺材似的。在这辆车上，他时时看见一些鬼影，仿佛是。

        可是，自从拉上这辆车，并没有出什么错儿，虽然他心中嘀嘀咕咕的不安。天是越来越暖和了，脱了棉的，几乎用不着夹衣，就可以穿单裤单褂了；北平没有多少春天。天长得几乎使人不耐烦了，人人觉得困倦。祥子一清早就出去，转转到四五点钟，已经觉得卖够了力气。太阳可是还老高呢。他不愿再跑，可又不肯收车，犹疑不定的打着长而懒的哈欠。

        天是这么长，祥子若是觉得疲倦无聊，虎妞在家中就更寂寞。冬天，她可以在炉旁取暖，听着外边的风声，虽然苦闷，可是总还有点“不出去也好”的自慰。现在，火炉搬到檐下，在屋里简直无事可作。院里又是那么脏臭，连棵青草也没有。到街上去，又不放心街坊们，就是去买趟东西也得直去直来，不敢多散逛一会儿。她好象圈在屋里的一个蜜蜂，白白的看着外边的阳光而飞不出去。跟院里的妇女们，她谈不到一块儿。她们所说的是家长里短，而她是野调无腔的惯了，不爱说，也不爱听这些个。她们的委屈是由生活上的苦痛而来，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引下泪来；她的委屈是一些对生活的不满意，她无泪可落，而是想骂谁一顿，出出闷气。她与她们不能彼此了解，所以顶好各干各的，不必过话①。

        一直到了四月半，她才有了个伴儿。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回来了。小福子的“人”②是个军官。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再买份儿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便能快乐的过些日子。等军队调遣到别处，他撒手一走，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并不吃亏，单说缝缝洗洗衣服，作饭，等等的小事，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月间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吗？这么娶个姑娘呢，既是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高兴呢，给她裁件花布大衫，块儿多钱的事。不高兴呢，教她光眼子在家里蹲着，她也没什么办法。等到他开了差呢，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与一两把椅子，因为欠下的两个月房租得由她想法子给上，把铺板什么折卖了还许不够还这笔账的呢。

        小福子就是把铺板卖了，还上房租，只穿着件花洋布大衫，戴着一对银耳环，回到家中来的。

        二强子在卖了车以后，除了还上押款与利钱，还剩下二十来块。有时候他觉得是中年丧妻，非常的可怜；别人既不怜惜他，他就自己喝盅酒，喝口好东西，自怜自慰。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跟钱有仇似的，拚命的乱花。有时候他又以为更应当努力去拉车，好好的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将来也好有点指望。在这么想到儿子的时候，他就嘎七马八的买回一大堆食物，给他们俩吃。看他俩狼吞虎咽的吃那些东西，他眼中含着泪，自言自语的说：“没娘的孩子！苦命的孩子！爸爸去苦奔，奔的是孩子！我不屈心，我吃饱吃不饱不算一回事，得先让孩子吃足！吃吧！你们长大成人别忘了我就得了！”在这种时候，他的钱也不少花。慢慢的二十来块钱就全垫出去了。

        没了钱，再赶上他喝了酒，犯了脾气，他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孩子们无法，只好得自己去想主意弄几个铜子，买点东西吃。他们会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执事，会去跟着土车拾些碎铜烂纸，有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有时候俩人才有一个大铜子，只好买了落花生或铁蚕豆，虽然不能挡饥，可是能多嚼一会儿。

        小福子回来了，他们见着了亲人，一人抱着她一条腿，没有话可说，只流着泪向她笑。

        妈妈没有了，姐姐就是妈妈！

        二强子对女儿回来，没有什么表示。她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可是，看着两个儿子那样的欢喜，他也不能不承认家中应当有个女的，给大家作作饭，洗洗衣裳。他不便于说什么，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小福子长得不难看。虽然原先很瘦小，可是自从跟了那个军官以后，很长了些肉，个子也高了些。圆脸，眉眼长得很匀调，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可是结结实实的并不难看。

        上唇很短，无论是要生气，还是要笑，就先张了唇，露出些很白而齐整的牙来。那个军官就是特别爱她这些牙。露出这些牙，她显出一些呆傻没主意的样子，同时也仿佛有点娇憨。这点神气使她——正如一切贫而不难看的姑娘——象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颜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

        虎妞，一向不答理院中的人们，可是把小福子看成了朋友。小福子第一是长得有点模样，第二是还有件花洋布的长袍，第三是虎妞以为她既嫁过了军官，总得算见过了世面，所以肯和她来往。妇女们不容易交朋友，可是要交往就很快；没有几天，她俩已成了密友。虎妞爱吃零食，每逢弄点瓜子儿之类的东西，总把小福子喊过来，一边说笑，一边吃着。在说笑之中，小福子愚傻的露出白牙，告诉好多虎妞所没听过的事。随着军官，她并没享福，可是军官高了兴，也带她吃回饭馆，看看戏，所以她很有些事情说，说出来教虎妞羡慕。她还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事：在她，这是蹂躏；在虎妞，这是些享受。虎妞央告着她说，她不好意思讲，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她看过春宫，虎妞就没看见过。诸如此类的事，虎妞听了一遍，还爱听第二遍。她把小福子看成个最可爱，最可羡慕，也值得嫉妒的人。听完那些，再看自己的模样，年岁，与丈夫，她觉得这一辈子太委屈。她没有过青春，而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现在呢，祥子又是那么死砖头似的一块东西！越不满意祥子，她就越爱小福子，小福子虽然是那么穷，那么可怜，可是在她眼中是个享过福，见过阵式的，就是马上死了也不冤。在她看，小福子就足代表女人所应有的享受。

        小福子的困苦，虎妞好象没有看见。小福子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她可是得——无论爸爸是怎样的不要强——顾着两个兄弟。她哪儿去弄钱给他俩预备饭呢？

        二强子喝醉，有了主意：“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都指着我呀，我成天际去给人家当牲口，我得先吃饱；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

        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象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又皇A丝蕖*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

        虎妞不但不安慰小福子，反倒愿意帮她的忙：虎妞愿意拿出点资本，教她打扮齐整，挣来钱再还给她。虎妞愿意借给她地方，因为她自己的屋子太脏，而虎妞的多少有个样子，况且是两间，大家都有个转身的地方。祥子白天既不会回来，虎妞乐得的帮忙朋友，而且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每次小福子用房间，虎妞提出个条件，须给她两毛钱。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为小福子的事，她得把屋子收拾得好好的，既须劳作，也得多花些钱，难道置买笤帚簸箕什么的不得花钱么？两毛钱绝不算多，因为彼此是朋友，所以才能这样见情面。

        小福子露出些牙来，泪落在肚子里。

        祥子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他又睡不好觉了。虎妞“成全”了小福子，也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十八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什么人声。孩子们抓早儿提着破筐去拾所能拾到的东西；到了九点，毒花花的太阳已要将他们的瘦脊背晒裂，只好拿回来所拾得的东西，吃些大人所能给他们的食物。然后，大一点的要是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资本，便去连买带拾，凑些冰核去卖。若找不到这点资本，便结伴出城到护城河里去洗澡，顺手儿在车站上偷几块煤，或捉些蜻蜓与知了儿卖与那富贵人家的小儿。那小些的，不敢往远处跑，都到门外有树的地方，拾槐虫，挖“金钢”①什么的去玩。孩子都出去，男人也都出去，妇女们都赤了背在屋中，谁也不肯出来；不是怕难看，而是因为院中的地已经晒得烫脚。

        直到太阳快落，男人与孩子们才陆续的回来，这时候院中有了墙影与一些凉风，而屋里圈着一天的热气，象些火笼；大家都在院中坐着，等着妇女们作饭。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象是个没有货物的集市。大家都受了一天的热，红着眼珠，没有好脾气；肚子又饿，更个个急叉白脸。一句话不对路，有的便要打孩子，有的便要打老婆；即使打不起来，也骂个痛快。这样闹哄，一直到大家都吃过饭。小孩有的躺在院中便睡去，有的到街上去撕欢①。大人们吃饱之后，脾气和平了许多，爱说话的才三五成团，说起一天的辛苦。那吃不上饭的，当已无处去当，卖已无处去卖——即使有东西可当或卖——因为天色已黑上来。男的不管屋中怎样的热，一头扎在炕上，一声不出，也许大声的叫骂。女的含着泪向大家去通融，不定碰多少钉子，才借到一张二十枚的破纸票。攥着这张宝贝票子，她出去弄点杂合面来，勾一锅粥给大家吃。

        虎妞与小福子不在这个生活秩序中。虎妞有了孕，这回是真的。祥子清早就出去，她总得到八九点钟才起来；怀孕不宜多运动是传统的错谬信仰，虎妞既相信这个，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分：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唯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到了晚上，她拿着个小板凳到街门外有风的地方去坐着，直到院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她不屑于和大家闲谈。

        小福子也起得晚，可是她另有理由。她怕院中那些男人们斜着眼看她，所以等他们都走净，才敢出屋门。白天，她不是找虎妞来，便是出去走走，因为她的广告便是她自己。晚上，为躲着院中人的注目，她又出去在街上转，约摸着大家都躺下，她才偷偷的溜进来。

        在男人里，祥子与二强子是例外。祥子怕进这个大院，更怕往屋里走。院里众人的穷说，使他心里闹得慌，他愿意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坐着。屋里呢，他越来越觉得虎妞象个母老虎。小屋里是那么热，憋气，再添上那个老虎，他一进去就仿佛要出不来气。前些日子，他没法不早回来，为是省得虎妞吵嚷着跟他闹。近来，有小福子作伴儿，她不甚管束他了，他就晚回来一些。

        二强子呢，近来几乎不大回家来了。他晓得女儿的营业，没脸进那个街门。但是他没法拦阻她，他知道自己没力量养活着儿女们。他只好不再回来，作为眼不见心不烦。有时候他恨女儿，假若小福子是个男的，管保不用这样出丑；既是个女胎，干吗投到他这里来！有时候他可怜女儿，女儿是卖身养着两个弟弟！恨吧疼吧，他没办法。赶到他喝了酒，而手里没了钱，他不恨了，也不可怜了，他回来跟她要钱。在这种时候，他看女儿是个会挣钱的东西，他是作爸爸的，跟她要钱是名正言顺。这时候他也想起体面来：大家不是轻看小福子吗，她的爸爸也没饶了她呀，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儿，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

        他吵，小福子连大气也不出。倒是虎妞一半骂一半劝，把他对付走，自然他手里得多少拿去点钱。这种钱只许他再去喝酒，因为他要是清醒着看见它们，他就会去跳河或上吊。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象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祥子在院中看了看那灰红的天，打算去拉晚儿——过下午四点再出去；假若挣不上钱的话，他可以一直拉到天亮：夜间无论怎样也比白天好受一些。

        虎妞催着他出去，怕他在家里碍事，万一小福子拉来个客人呢。“你当在家里就好受哪？屋子里一到晌午连墙都是烫的！”

        他一声没出，喝了瓢凉水，走了出去。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象要被晒化。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的走。

        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拿起芭蕉扇”*”埃挥茫*风是热的。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茶由口中进去，汗马上由身上出来，好象身上已是空膛的，不会再藏储一点水分。他不敢再动了。

        坐了好久，他心中腻烦了。既不敢出去，又没事可作，他觉得天气仿佛成心跟他过不去。不，他不能服软。他拉车不止一天了，夏天这也不是头一遭，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想出去，可是腿真懒得动，身上非常的软，好象洗澡没洗痛快那样，汗虽出了不少，而心里还不畅快。又坐了会儿，他再也坐不住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

        一出来，才晓得自己的错误。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象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象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象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低着头，拉着车，极慢的往前走，没有主意，没有目的，昏昏沉沉的，身上挂着一层粘汗，发着馊臭的味儿。走了会儿，脚心和鞋袜粘在一块，好象踩着块湿泥，非常的难过。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不为解渴，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由口腔到胃中，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的一收缩，打个冷战，非常舒服。喝完，他连连的打嗝，水要往上漾！

        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一直到了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想去照例的吃点什么，看见食物就要恶心。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有时候里面会轻轻的响，象骡马似的喝完水肚子里光光光的响动。

        拿冬与夏相比，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他没想到过夏天这么难受。在城里过了不止一夏了，他不记得这么热过。是天气比往年热呢，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这么一想，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心中仿佛凉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的，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他害了怕，可是没办法。他没法赶走虎妞，他将要变成二强子，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变成小马儿的祖父。祥子完了！

        正在午后一点的时候，他又拉上个买卖。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他不管太阳下是怎样的热了：假若拉完一趟而并不怎样呢，那就证明自己的身子并没坏；设若拉不下来这个买卖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跟头栽死在那发着火的地上也好！

        刚走了几步，他觉到一点凉风，就象在极热的屋里由门缝进来一点凉气似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看看路旁的柳枝，的确是微微的动了两下。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户中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有了凉风！有了凉风！凉风下来了！”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柳条儿动了！老天爷，多赏点凉风吧！”

        还是热，心里可镇定多了。凉风，即使是一点点，给了人们许多希望。几阵凉风过去，阳光不那么强了，一阵亮，一阵稍暗，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风忽然大起来，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条象猛的得到什么可喜的事，飘洒的摇摆，枝条都象长出一截儿来。一阵风过去，天暗起来，灰尘全飞到半空。尘土落下一些，北面的天边见了墨似的乌云。祥子身上没了汗，向北边看了一眼，把车停住，上了雨布，他晓得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不容工夫的。

        刚上好了雨布，又是一阵风，黑云滚似的已遮黑半边天。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搀合起来，夹杂着腥臊的干土，似凉又热；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一切都惊慌失措。车夫急着上雨布，铺户忙着收幌子，小贩们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行路的加紧往前奔。又一阵风。风过去，街上的幌子，小摊，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了走，全不见了，只剩下柳枝随着风狂舞。

        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风带着雨星，象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北边远处一个红闪，象把黑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几个，他哆嗦了两下。

        雨点停了，黑云铺匀了满天。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象要立定在水中，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心中茫茫的有点热气，耳旁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

        雨小了些，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吐出一口气：“先生，避避再走吧！”

        “快走！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回事？”坐车的跺着脚喊。

        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去找个地方避一避。可是，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他咬上了牙，郯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刚跑出不远，天黑了一阵，紧跟着一亮，雨又迷住他的眼。

        拉到了，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祥子没说什么，他已顾不过命来。

        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儿，比以前小了许多。祥子一气跑回了家。抱着火，烤了一阵，他哆嗦得象风雨中的树叶。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喝完。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的，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

        到四点多钟，黑云开始显出疲乏来，绵软无力的打着不甚红的闪。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闪都到南边去，曳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又待了一会儿，西边的云缝露出来阳光，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两头插在黑云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虹不久消散了，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象由黑暗里刚生出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

        可是，除了孩子们赤着脚追逐那些蜻蜓，杂院里的人们并顾不得欣赏这雨后的晴天。小福子屋的后檐墙塌了一块，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揭起来，堵住窟窿。院墙塌了好几处，大家没工夫去管，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有的台阶太矮，水已灌到屋中，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有的屋顶漏得象个喷壶，把东西全淋湿，忙着往出搬运，放在炉旁去烤，或搁在窗台上去晒。在正下雨的时候，大家躲在那随时可以塌倒而把他们活埋了的屋中，把命交给了老天；雨后，他们算计着，收拾着，那些损失；虽然大雨过去，一斤粮食也许落一半个铜子，可是他们的损失不是这个所能偿补的。他们花着房钱，可是永远没人*葱薏狗孔樱怀撬梦薹ㄔ僮∪耍*来一两个泥水匠，用些素泥碎砖稀松的堵砌上——预备着再塌。房钱交不上，全家便被撵出去，而且扣了东西。房子破，房子可以砸死人，没人管。他们那点钱，只能租这样的屋子；破，危险，都活该！

        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激病。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老是一身热汗，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冰凉的雨点，打在那开张着的汗毛眼上，至少教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孩子病了，没钱买药；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祥子病了。大杂院里的病人并不止于他一个。

    十九

        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方：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给他灌下去，他的确睁开眼看了看，可是待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嘴里唧唧咕咕的不晓得说了些什么。虎妞这才想起去请大夫。扎了两针，服了剂药，他清醒过来，一睁眼便问：“还下雨吗？”

        第二剂药煎好，他不肯吃。既心疼钱，又恨自己这样的不济，居然会被一场雨给激病，他不肯喝那碗苦汁子。为证明他用不着吃药，他想马上穿起衣裳就下地。可是刚一坐起来，他的头象有块大石头赘着，脖子一软，眼前冒了金花，他又倒下了。什么也无须说了，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下去。

        他躺了十天。越躺着越起急，有时候他爬在枕头上，有泪无声的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挣钱，那么一切花费就都得由虎妞往外垫；多咱把她的钱垫完，多咱便全仗着他的一辆车子；凭虎妞的爱花爱吃，他供给不起，况且她还有了孕呢！越起不来越爱胡思乱想，越想越愁得慌，病也就越不容易好。刚顾过命来，他就问虎妞：“车呢？”

        “放心吧，赁给丁四拉着呢！”

        “啊！”他不放心他的车，唯恐被丁四，或任何人，给拉坏。可是自己既不能下地，当然得赁出去，还能闲着吗？他心里计算：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①总有五六毛钱的进项。

        房钱，煤米柴炭，灯油茶水，还先别算添衣服，也就将够两个人用的，还得处分抠搜②，不能象虎妞那么满不在乎。现在，每天只进一毛多钱的车租，得干赔上四五毛，还不算吃药。

        假若病老不好，该怎办呢？是的，不怪二强子喝酒，不怪那些苦朋友们胡作非为，拉车这条路是死路！不管你怎样卖力气，要强，你可就别成家，别生病，别出一点岔儿。哼！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又招谁惹谁了？不因生病，也不是为成家，就那么无情无理的丢了！好也不行，歹也不行，这条路上只有死亡，而且说不定哪时就来到，自己一点也不晓得。想到这里，由忧愁改为颓废，*悖伤*的去，起不来就躺着，反正是那么回事！他什么也不想了，静静的躺着。不久他又忍不下去了，想马上起来，还得去苦奔；道路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在入棺材以前总是不断的希望着。可是，他立不起来。只好无聊的，乞怜的，要向虎妞说几句话：

        “我说那辆车不吉祥，真不吉祥！”

        “养你的病吧！老说车，车迷！”

        他没再说什么。对了，自己是车迷！自从一拉车，便相信车是一切，敢情……病刚轻了些，他下了地。对着镜子看了看，他不认得镜中的人了：满脸胡子拉碴，太阳与腮都瘪进去，眼是两个深坑，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屋里非常的热闷，他不敢到院中去，一来是腿软得象没了骨头，二来是怕被人家看见他。不但在这个院里，就是东西城各车口上，谁不知道祥子是头顶头的①棒小伙子。祥子不能就是这个样的病鬼！他不肯出去。在屋里，又憋闷得慌。他恨不能一口吃壮起来，好出去拉车。可是，病是毁人的，它的来去全由着它自己。

        歇了有一个月，他不管病完全好了没有，就拉上车。把帽子戴得极低，为是教人认不出来他，好可以缓着劲儿跑。“祥子”与“快”是分不开的，他不能大模大样的慢慢蹭，教人家看不起。

        身子本来没好利落，又贪着多拉几号，好补上病中的亏空，拉了几天，病又回来了。这回添上了痢疾。他急得抽自己的嘴巴，没用，肚皮似乎已挨着了腰，还泻。好容易痢疾止住了，他的腿连蹲下再起来都费劲，不用说想去跑一阵了。

        他又歇了一个月！他晓得虎妞手中的钱大概快垫完了！到八月十五，他决定出车，这回要是再病了，他起了誓，他就去跳河！

        在他第一次病中，小福子时常过来看看。祥子的嘴一向干不过虎妞，而心中又是那么憋闷，所以有时候就和小福子说几句。这个，招翻了虎妞。祥子不在家，小福子是好朋友；祥子在家，小福子是，按照虎妞的想法，“来吊棒②！好不要脸！”她力逼着小福子还上欠着她的钱，“从此以后，不准再进来！”

        小福子失去了招待客人的地方，而自己的屋里又是那么破烂——炕席堵着后檐墙，她无可如何，只得到“转运公司”①去报名。可是，“转运公司”并不需要她这样的货。人家是介绍“女学生”与“大家闺秀”的，门路高，用钱大，不要她这样的平凡人物。她没了办法。想去下窑子，既然没有本钱，不能混自家的买卖，当然得押给班儿里。但是，这样办就完全失去自由，谁照应着两个弟弟呢？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也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就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想来想去，她只有一条路可走：贱卖。肯进她那间小屋的当然不肯出大价钱，好吧，谁来也好吧，给个钱就行。这样，倒省了衣裳与脂粉；来找她的并不敢希望她打扮得怎么够格局，他们是按钱数取乐的；她年纪很轻，已经是个便宜了。

        虎妞的身子已不大方便，连上街买趟东西都怕有些失闪，而祥子一走就是一天，小福子又不肯过来，她寂寞得象个被拴在屋里的狗。越寂寞越恨，她以为小福子的减价出售是故意的气她。她才不能吃这个瘪子②：坐在外间屋，敞开门，她等着。有人往小福子屋走，她便扯着嗓子说闲话，教他们难堪，也教小福子吃不住。小福子的客人少了，她高了兴。小福子晓得这么下去，全院的人慢慢就会都响应虎妞，而把自己撵出去。她只是害怕，不敢生气，落到她这步天地的人晓得把事实放在气和泪的前边。她带着小弟弟过来，给虎妞下了一跪。

        什么也没说，可是神色也带出来：这一跪要还不行的话，她自己不怕死，谁可也别想活着！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虎妞倒没了主意。怎想怎不是味儿，可是带着那么个大肚子，她不敢去打架。武的既拿不出来，只好给自己个台阶：她是逗着小福子玩呢，谁想弄假成真，小福子的心眼太死。这样解释开，她们又成了好友，她照旧给小福子维持一切。

        自从中秋出车，祥子处处加了谨慎，两场病教他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多挣钱的雄心并没完全忘掉，可是屡次的打击使他认清楚了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好汉到时候非咬牙不可，但咬上牙也会吐了血！痢疾虽然已好，他的肚子可时时的还疼一阵。有时候腿脚正好蹓开了，想试着步儿加点速度，肚子里绳绞似的一拧，他缓了步，甚至于忽然收住脚，低着头，缩着肚子，强忍一会儿。独自拉着座儿还好办，赶上拉帮儿车的时候，他猛孤仃的收住步，使大家莫名其妙，而他自己非常的难堪。自己才二十多岁，已经这么闹笑话，赶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应当怎样呢？这么一想，他轰的一下冒了汗！

        为自己的身体，他很愿再去拉包车。到底是一工儿活有个缓气的时候；跑的时候要快，可是休息的工夫也长，总比拉散座儿轻闲。他可也准知道，虎妞绝对不会放手他，成了家便没了自由，而虎妞又是特别的厉害。他认了背运。半年来的，由秋而冬，他就那么一半对付，一半挣扎，不敢大意，也不敢偷懒，心中憋憋闷闷的，低着头苦奔。低着头，他不敢再象原先那么楞葱似的，什么也不在乎了。至于挣钱，他还是比一般的车夫多挣着些。除非他的肚子正绞着疼，他总不肯空放走一个买卖，该拉就拉，他始终没染上恶习。什么故意的绷大价，什么中途倒车，什么死等好座儿，他都没学会。这样，他多受了累，可是天天准进钱。他不取巧，所以也就没有危险。

        可是，钱进得太少，并不能剩下。左手进来，右手出去，一天一个干净。他连攒钱都想也不敢想了。他知道怎样省着，虎妞可会花呢。虎妞的“月子”①是转过年二月初的。自从一入冬，她的怀已显了形，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腆着，好显出自己的重要。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简直连炕也懒得下。作菜作饭全托付给了小福子，自然那些剩汤腊水的就得教小福子拿去给弟弟们吃。这个，就费了许多。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肚子越显形，她就觉得越须多吃好东西；不能亏着嘴。她不但随时的买零七八碎的，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她带回点儿来。

        祥子挣多少，她花多少，她的要求随着他的钱涨落。祥子不能说什么。他病着的时候，花了她的钱，那么一还一报，他当然也得给她花。祥子稍微紧一紧手，她马上会生病，“怀孕就是害九个多月的病，你懂得什么？”她说的也是真话。到过新年的时候，她的主意就更多了。她自己动不了窝，便派小福子一趟八趟的去买东西。她恨自己出不去，又疼爱自己而不肯出去，不出去又憋闷的慌，所以只好多买些东西来看着还舒服些。她口口声声不是为她自己买而是心疼祥子：“你苦奔了一年，还不吃一口哪？自从病后，你就没十分足壮起来；到年底下还不吃，等饿得象个瘪臭虫哪？”祥子不便辩驳，也不会辩驳；及至把东西作好，她一吃便是两三大碗。吃完，又没有运动，她撑得慌，抱着肚子一定说是犯了胎气！

        过了年，她无论如何也不准祥子在晚间出去，她不定哪时就生养，她害怕。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的实在岁数来，虽然还不肯明说，可是再也不对他讲，“我只比你大‘一点’了”。她这么闹哄，祥子迷了头。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祥子心里不由的有点喜欢，即使一点也不需要一个小孩，可是那个将来到自己身上，最简单而最玄妙的“爸”字，使铁心的人也得要闭上眼想一想，无论怎么想，这个字总是动心的。祥子，笨手笨脚的，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好处和可自傲的地方；一想到这个奇妙的字，他忽然觉出自己的尊贵，仿佛没有什么也没关系，只要有了小孩，生命便不会是个空的。同时，他想对虎妞尽自己所能的去供给，去伺候，她现在已不是“一”个人；即使她很讨厌，可是在这件事上她有一百成的功劳。不过，无论她有多么大的功劳，她的闹腾劲儿可也真没法受。她一会儿一个主意，见神见鬼的乱哄，而祥子必须出去挣钱，需要休息，即使钱可以乱花，他总得安安顿顿的睡一夜，好到明天再去苦曳。她不准他晚上出去，也不准他好好的睡觉，他一点主意也没有，成天际晕晕忽忽的，不知怎样才好。有时候欣喜，有时候着急，有时候烦闷，有时候为欣喜而又要惭愧，有时候为着急而又要自慰，有时候为烦闷而又要欣喜，感情在他心中绕着圆圈，把个最简单的人闹得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有一回，他竟自把座儿拉过了地方，忘了人家雇到哪里！

        灯节左右，虎妞决定教祥子去请收生婆，她已支持不住。收生婆来到，告诉她还不到时候，并且说了些要临盆时的征象。她忍了两天，就又闹腾起来。把收生婆又请了来，还是不到时候。她哭着喊着要去寻死，不能再受这个折磨。祥子一点办法没有，为表明自己尽心，只好依了她的要求，暂不去拉车。

        一直闹到月底，连祥子也看出来，这是真到了时候，她已经不象人样了。收生婆又来到，给祥子一点暗示，恐怕要难产。虎妞的岁数，这又是头胎，平日缺乏运动，而胎又很大，因为孕期里贪吃油腻；这几项合起来，打算顺顺当当的生产是希望不到的。况且一向没经过医生检查过，胎的部位并没有矫正过；收生婆没有这份手术，可是会说：就怕是横生逆产呀！

        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可是虎妞比别人都更多着些危险，别个妇人都是一直到临盆那一天还操作活动，而且吃得不足，胎不会很大，所以倒能容易产生。她们的危险是在产后的失调，而虎妞却与她们正相反。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

        祥子，小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她三天三夜。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后，她嗓子已哑，只低唤着“妈哟！妈哟！”收生婆没办法，大家都没办法，还是她自己出的主意，教祥子到德胜门外去请陈二奶奶——顶着一位虾蟆大仙。陈二奶奶非五块钱不来，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快去吧！”

        陈二奶奶带着“童儿”——四十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她有五十来岁，穿着蓝绸子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和全份的镀金首饰。眼睛直勾勾的，进门先净了手，而后上了香；她自己先磕了头，然后坐在香案后面，呆呆的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摇动，打了个极大的冷战，垂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中连落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童儿”扯了扯祥子，教他赶紧磕头。祥子不知道自己信神不信，只觉得磕头总不会出错儿。迷迷忽忽的，他不晓得磕了几个头。立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和那烧透了的红亮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式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凉汗。

        虾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有些结巴：“不，不，不要紧！画道催，催，催生符！”

        “童儿”急忙递过黄绵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沾着吐沫在纸上画。

        画完符，她又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是虎妞前世里欠这孩子的债，所以得受些折磨。祥子晕头打脑的没甚听明白，可是有些害怕。

        陈二奶奶打了个长大的哈欠，闭目楞了会儿，仿佛是大梦初醒的样子睁开了眼。“童儿”赶紧报告大仙的言语。她似乎很喜欢：“今天大仙高兴，爱说话！”然后她指导着祥子怎样教虎妞喝下那道神符，并且给她一丸药，和神符一同服下去。

        陈二奶奶热心的等着看看神符的效验，所以祥子得给她预备点饭。祥子把这个托付给小福子去办。小福子给买来热芝麻酱烧饼和酱肘子；陈二奶奶还嫌没有盅酒吃。

        虎妞服下去神符，陈二奶奶与“童儿”吃过了东西，虎妞还是翻滚的闹。直闹了一点多钟，她的眼珠已慢慢往上翻。陈二奶奶还有主意，不慌不忙的教祥子跪一股高香。祥子对陈二奶奶的信心已经剩不多了。但是既花了五块钱，爽性就把她的方法都试验试验吧；既不肯打她一顿，那么就依着她的主意办好了，万一有些灵验呢！

        直挺挺的跪在高香前面，他不晓得求的是什么神，可是他心中想要虔诚。看着香火的跳动，他假装在火苗上看见了一些什么形影，心中便祷告着。香越烧越矮，火苗当中露出些黑道来，他把头低下去，手扶在地上，迷迷胡胡的有些发困，他已两三天没得好好的睡了。脖子忽然一软，他唬了一跳，再看，香已烧得剩了不多。他没管到了该立起来的时候没有，拄着地就慢慢立起来，腿已有些发木。

        陈二奶奶和“童儿”已经偷偷的溜了。

        祥子没顾得恨她，而急忙过去看虎妞，他知道事情到了极不好办的时候。虎妞只剩了大口的咽气，已经不会出声。收生婆告诉他，想法子到医院去吧，她的方法已经用尽。

        祥子心中仿佛忽然的裂了，张着大嘴哭起来。小福子也落着泪，可是处在帮忙的地位，她到底心里还清楚一点。“祥哥！先别哭！我去上医院问问吧？”

        没管祥子听见了没有，她抹着泪跑出去。

        她去了有一点钟。跑回来，她已喘得说不上来话。扶着桌子，她干嗽了半天才说出来：医生来一趟是十块钱，只是看看，并不管接生。接生是二十块。要是难产的话，得到医院去，那就得几十块了。“祥哥！你看怎办呢？！”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

        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虎妞在夜里十二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

    二十

        祥子的车卖了！

        钱就和流水似的，他的手已拦不住；死人总得抬出去，连开张殃榜也得花钱。

        祥子象傻了一般，看着大家忙乱，他只管往外掏钱。他的眼红得可怕，眼角堆着一团黄白的眵目糊；耳朵发聋，楞楞磕磕的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

        跟着虎妞的棺材往城外走，他这才清楚了一些，可是心里还顾不得思索任何事情。没有人送殡，除了祥子，就是小福子的两个弟弟，一人手中拿着薄薄的一打儿纸钱，沿路撒给那拦路鬼。

        楞楞磕磕的，祥子看着杠夫把棺材埋好，他没有哭。他的脑中象烧着一把烈火，把泪已烧干，想哭也哭不出。呆呆的看着，他几乎不知那是干什么呢。直到“头儿”过来交待，他才想起回家。

        屋里已被小福子给收拾好。回来，他一头倒在炕上，已经累得不能再动。眼睛干巴巴的闭不上，他呆呆的看着那有些雨漏痕迹的顶棚。既不能睡去，他坐了起来。看了屋中一眼，他不敢再看。心中不知怎样好。他出去买了包“黄狮子”烟来。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烟；并不爱吸。呆呆的看着烟头上那点蓝烟，忽然泪一串串的流下来，不但想起虎妞，也想起一切。到城里来了几年，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要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

        不知道什么工夫，小福子进来了，立在外间屋的菜案前，呆呆的看着他。

        他猛一抬头，看见了她，泪极快的又流下来。此时，就是他看见只狗，他也会流泪；满心的委屈，遇见个活的东西才想发泄；他想跟她说说，想得到一些同情。可是，话太多，他的嘴反倒张不开了。

        “祥哥！”她往前凑了凑，“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他点了点头，顾不及谢谢她；悲哀中的礼貌是虚伪。“你打算怎办呢？”

        “啊？”他好象没听明白，但紧跟着他明白过来，摇了摇头——他顾不得想办法。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脸上忽然红起来，露出几个白牙，可是话没能说出。她的生活使她不能不忘掉羞耻，可是遇到正经事，她还是个有真心的女人：女子的心在羞耻上运用着一大半。“我想……”她只说出这么点来。她心中的话很多；脸一红，它们全忽然的跑散，再也想不起来。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他并不想马上就续娶，他顾不得想任何的事。可是她既然愿意，而且是因为生活的压迫不能不马上提出来，他似乎没有法子拒绝。她本人是那么好，而且帮了他这么多的忙，他只能点头，他真想过去抱住她，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把委屈都哭净，而后与她努力同心的再往下苦奔。在她身上，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从女子所能得的与所应得的安慰。他的口不大爱说话，见了她，他愿意随便的说；有她听着，他的话才不至于白说；她的一点头，或一笑，都是最美满的回答，使他觉得真是成了“家”。

        正在这个时候，小福子的二弟弟进来了：“姐姐！爸爸来了！”

        她皱了皱眉。她刚推开门，二强子已走到院中。“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的扑过来：“你卖还卖不够，还得白教祥子玩？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祥子，听到自己的名字，赶了出来，立在小福子的身后。“我说祥子，”二强子歪歪拧拧的想挺起胸脯，可是连立也立不稳：“我说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也罢，单占她的便宜？什么玩艺！”

        祥子不肯欺负个醉鬼，可是心中的积郁使他没法管束住自己的怒气。他赶上一步去。四只红眼睛对了光，好象要在空气中激触，发出火花。祥子一把扯住二强子的肩，就象提拉着个孩子似的，掷出老远。

        良心的谴责，借着点酒，变成狂暴：二强子的醉本来多少有些假装。经这一摔，他醒过来一半。他想反攻，可是明知不是祥子的对手。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出去，又十分的不是味儿。他坐在地上，不肯往起立，又不便老这么坐着。心中十分的乱，嘴里只好随便的说了：“我管教儿女，与你什么相干？揍我？你姥姥！你也得配！”

        祥子不愿还口，只静静的等着他反攻。

        小福子含着泪，不知怎样好。劝父亲是没用的，看着祥子打他也于心不安。她将全身都摸索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儿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给你，走吧！”

        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立，一边叨唠：“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招翻了太爷，妈的弄刀全宰了你们！”快走到街门了，他喊了声“祥子！搁着这个碴儿①，咱们外头见！”

        二强子走后，祥子和小福子一同进到屋中。

        “我没法子！”她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句，这一句总结了她一切的困难，并且含着无限的希望——假如祥子愿意娶她，她便有了办法。

        祥子，经过这一场，在她的身上看出许多黑影来。他还喜欢她，可是负不起养着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虎妞一死，他便有了自由；虎妞也有虎妞的好处，至少是在经济上帮了他许多。他不敢想小福子要是死吃他一口，可是她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饭吃也千真万确。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他开始收拾东西。

        “你要搬走吧？”小福子连嘴唇全白了。

        “搬走！”他狠了心，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

        看了他一眼，她低着头走出去。她不恨，也不恼，只是绝望。

        虎妞的首饰与好一点的衣服，都带到棺材里去。剩下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裳，几件木器，和些盆碗锅勺什么的。祥子由那些衣服中拣出几件较好的来，放在一边；其余的连衣报带器具全卖。他叫来个“打鼓儿的”①，一口价卖了十几块钱。他急于搬走，急于打发了这些东西，所以没心思去多找几个人来慢慢的绷着价儿②。“打鼓儿的”把东西收拾了走，屋中只剩下他的一份铺盖和那几件挑出来的衣服，在没有席的炕上放着。屋中全空，他觉得痛快了些，仿佛摆脱开了许多缠绕，而他从此可以远走高飞了似的。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想起那些东西。桌子已被搬走，桌腿儿可还留下一些痕迹——一堆堆的细土，贴着墙根形成几个小四方块。看着这些印迹，他想起东西，想起人，梦似的都不见了。不管东西好坏，不管人好坏，没了它们，心便没有地方安放。他坐在了炕沿上，又掏出支“黄狮子”来。

        随着烟卷，他带出一张破毛票儿来。有意无意的他把钱全掏了出来；这两天了，他始终没顾到算一算账。掏出一堆来，洋钱，毛票，铜子票，铜子，什么也有。堆儿不小，数了数，还不到二十块。凑上卖东西的十几块，他的财产全部只是三十多块钱。

        把钱放在炕砖上，他瞪着它们，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屋里没有人，没有东西，只剩下他自己与这一堆破旧霉污的钱。这是干什么呢？

        长叹了一声，无可如何的把钱揣在怀里，然后他把铺盖和那几件衣服抱起来，去找小福子。

        “这几件衣裳，你留着穿吧！把铺盖存在这一会儿，我先去找好车厂子，再来取。”不敢看小福子，他低着头一气说完这些。

        她什么也没说，只答应了两声。

        祥子找好车厂，回来取铺盖，看见她的眼已哭肿。他不会说什么，可是设尽方法想出这么两句：“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来！一定来！”

        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祥子只休息了一天，便照旧去拉车。他不象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了，可也不故意的偷懒，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中觉得很平静。他的脸臌满起来一些，可是不象原先那么红扑扑的了；脸色发黄，不显着足壮，也并不透出瘦弱。眼睛很明，可没有什么表情，老是那么亮亮的似乎挺有精神，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的神气很象风暴后的树，静静的立在阳光里，一点不敢再动。原先他就不喜欢说话，现在更不爱开口了。天已很暖，柳枝上已挂满嫩叶，他有时候向阳放着车，低着头自言自语的嘴微动着，有时候仰面承受着阳光，打个小盹；除了必须开口，他简直的不大和人家过话。

        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胸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

        拉起车来，他还比一般的车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拚命的跑。在拐弯抹角和上下坡儿的时候，他特别的小心。几乎是过度的小心。有人要跟他赛车，不论是怎样的逗弄激发，他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依旧不快不慢的跑着。他似乎看透了拉车是怎回事，不再想从这里得到任何的光荣与称赞。

        在厂子里，他可是交了朋友；虽然不大爱说话，但是不出声的雁也喜欢群飞。再不交朋友，他的寂寞恐怕就不是他所能忍受的了。他的烟卷盒儿，只要一掏出来，便绕着圈儿递给大家。有时候人家看他的盒里只剩下一支，不好意思伸手，他才简截的说：“再买！”赶上大家赌钱，他不象从前那样躲在一边，也过来看看，并且有时候押上一注，输赢都不在乎的，似乎只为向大家表示他很合群，很明白大家奔忙了几天之后应当快乐一下。他们喝酒，他也陪着；不多喝，可是自己出钱买些酒菜让大家吃。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作得对。朋友之中若有了红白事，原先他不懂得行人情，现在他也出上四十铜子的份子，或随个“公议儿”①。不但是出了钱，他还亲自去吊祭或庆贺，因为他明白了这些事并非是只为糟蹋钱，而是有些必须尽到的人情。在这里人们是真哭或真笑，并不是瞎起哄。

        那三十多块钱，他可不敢动。弄了块白布，他自己笨手八脚的拿个大针把钱缝在里面，永远放在贴着肉的地方。不想花，也不想再买车，只是带在身旁，作为一种预备——谁知道将来有什么灾患呢！病，意外的祸害，都能随时的来到自己身上，总得有个预备。人并不是铁打的，他明白过来。

        快到立秋，他又拉上了包月。这回，比以前所混过的宅门里的事都轻闲；要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应下这个事来。他现在懂得选择事情了，有合适的包月才干；不然，拉散座也无所不可，不象原先那样火着心往宅门里去了。他晓得了自己的身体是应该保重的，一个车夫而想拚命——象他原先那样——只有丧了命而得不到任何好处。经验使人知道怎样应当油滑一些，因为命只有一条啊！

        这回他上工的地方是在雍和宫附近。主人姓夏，五十多岁，知书明礼；家里有太太和十二个儿女。最近娶了个姨太太，不敢让家中知道，所以特意的挑个僻静地方另组织了个小家庭。在雍和宫附近的这个小家庭，只有夏先生和新娶的姨太太；此外还有一个女仆，一个车夫——就是祥子。祥子很喜欢这个事。先说院子吧，院中一共才有六间房，夏先生住三间，厨房占一间，其余的两间作为下房。院子很小，靠着南墙根有棵半大的小枣树，树尖上挂着十几个半红的枣儿。祥子扫院子的时候，几乎两三笤帚就由这头扫到那头，非常的省事。没有花草可浇灌，他很想整理一下那棵枣树，可是他晓得枣树是多么任性，歪歪拧拧的不受调理，所以也就不便动手。

        别的工作也不多。夏先生早晨到衙门去办公，下午五点才回来，祥子只须一送一接；回到家，夏先生就不再出去，好象避难似的。夏太太倒常出去，可是总在四点左右就回来，好让祥子去接夏先生——接回他来，祥子一天的工作就算交待了。再说，夏太太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东安市场与中山公园什么的，拉到之后，还有很大的休息时间。这点事儿，祥子闹着玩似的就都作了。

        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太太可手松，三天两头的出去买东西；若是吃的，不好吃便给了仆人；若是用品，等到要再去买新的时候，便先把旧的给了仆人，好跟夏先生交涉要钱。夏先生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鞠躬尽瘁的把所有的精力与金钱全敬献给姨太太；此外，他没有任何生活与享受。他的钱必须借着姨太太的手才会出去，他自己不会花，更说不到给人——据说，他的原配夫人与十二个儿女住在保定，有时候连着四五个月得不到他的一个小钱。

        祥子讨厌这位夏先生：成天际弯弯着腰，缩缩着脖，贼似的出入，眼看着脚尖，永远不出声，不花钱，不笑，连坐在车上都象个瘦猴；可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他会说得极不得人心，仿佛谁都是混账，只有他自己是知书明礼的君子人。祥子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他把“事”看成了“事”，只要月间进钱，管别的干什么呢？！况且太太还很开通，吃的用的都常得到一些；算了吧，直当是拉着个不通人情的猴子吧。对于那个太太，祥子只把她当作个会给点零钱的女人，并不十分喜爱她。她比小福子美多了，而且香粉香水的沤着，绫罗绸缎的包着，更不是小福子所能比上的。不过，她虽然长得美，打扮得漂亮，可是他不知为何一看见她便想起虎妞来；她的身上老有些地方象虎妞，不是那些衣服，也不是她的模样，而是一点什么态度或神味，祥子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只觉得她与虎妞是，用他所能想出的字，一道货。她很年轻，至多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可是她的气派很老到，绝不象个新出嫁的女子，正象虎妞那样永远没有过少女的腼腆与温柔。她烫着头，穿着高跟鞋，衣服裁得正好能帮忙她扭得有棱有角的。连祥子也看得出，她虽然打扮得这样入时，可是她没有一般的太太们所有的气度。但是她又不象是由妓女出身。祥子摸不清她是怎回事。他只觉得她有些可怕，象虎妞那样可怕。不过，虎妞没有她这么年轻，没有她这么美好；所以祥子就更怕她，仿佛她身上带着他所尝受过的一切女性的厉害与毒恶。他简直不敢正眼看她。

        在这儿过了些日子，他越发的怕她了。拉着夏先生出去，祥子没见过他花什么钱；可是，夏先生也有时候去买东西——到大药房去买药。祥子不晓得他买的是什么药；不过，每逢买了药来，他们夫妇就似乎特别的喜欢，连大气不出的夏先生也显着特别的精神。精神了两三天，夏先生又不大出气了，而且腰弯得更深了些，很象由街上买来的活鱼，乍放在水中欢炽一会儿，不久便又老实了。一看到夏先生坐在车上象个死鬼似的，祥子便知道又到了上药房的时候。他不喜欢夏先生，可是每逢到药房去，他不由的替这个老瘦猴难过。赶到夏先生拿着药包回到家中，祥子便想起虎妞，心中说不清的怎么难受。他不愿意怀恨着死鬼，可是看看自己，看看夏先生，他没法不怨恨她了；无论怎说，他的身体是不象从前那么结实了，虎妞应负着大部分的责任。

        他很想辞工不干了。可是，为这点不靠边的事而辞工，又仿佛不象话；吸着“黄狮子”，他自言自语的说，“管别人的闲事干吗？！”

    二十一

        菊花下市的时候，夏太太因为买了四盆花，而被女仆杨妈摔了一盆，就和杨妈吵闹起来。杨妈来自乡间，根本以为花草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既是打了人家的物件，不管怎么不重要，总是自己粗心大意，所以就一声没敢出。及至夏太太闹上没完，村的野的一劲儿叫骂，杨妈的火儿再也按不住，可就还了口。乡下人急了，不会拿着尺寸说话，她抖着底儿把最粗野的骂出来。夏太太跳着脚儿骂了一阵，教杨妈马上卷铺盖滚蛋。

        祥子始终没过来劝解，他的嘴不会劝架，更不会劝解两个妇人的架。及至他听到杨妈骂夏太太是暗门子，千人骑万人摸的臭×，他知道杨妈的事必定吹了。同时也看出来，杨妈要是吹了，他自己也得跟着吹；夏太太大概不会留着个知道她的历史的仆人。杨妈走后，他等着被辞；算计着，大概新女仆来到就是他该卷铺盖的时候了。他可是没为这个发愁，经验使他冷静的上工辞工，犯不着用什么感情。

        可是，杨妈走后，夏太太对祥子反倒非常的客气。没了女仆，她得自己去下厨房做饭。

        她给祥子钱，教他出去买菜。买回来，她嘱咐他把什么该剥了皮，把什么该洗一洗。他剥皮洗菜，她就切肉煮饭，一边作事，一边找着话跟他说。她穿着件粉红的卫生衣，下面衬着条青裤子，脚上趿拉着双白缎子绣花的拖鞋。祥子低着头笨手笨脚的工作，不敢看她，可是又想看她，她的香水味儿时时强烈的流入他的鼻中，似乎是告诉他非看看她不可，象香花那样引逗蜂蝶。

        祥子晓得妇女的厉害，也晓得妇女的好处；一个虎妞已足使任何人怕女子，又舍不得女子。何况，夏太太又远非虎妞所能比得上的呢。祥子不由的看了她两眼，假若她和虎妞一样的可怕，她可是有比虎妞强着许多倍使人爱慕的地方。

        这要搁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作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那么，拾个便宜是一般的苦人认为正当的，祥子干吗见便宜不检着呢？他看了这个娘们两眼，是的，她只是个娘们！假如她愿意呢，祥子没法拒绝。他不敢相信她就能这么下贱，可是万一呢？她不动，祥子当然不动；她要是先露出点意思，他没主意。她已经露出点意思来了吧？要不然，干吗散了杨妈而不马上去雇人，单教祥子帮忙做饭呢？干吗下厨房还擦那么多香水呢？祥子不敢决定什么，不敢希望什么，可是心里又微微的要决定点什么，要有点什么希望。他好象是作着个不实在的好梦，知道是梦，又愿意继续往下作。生命有种热力逼着他承认自己没出息，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快乐——也许是最大的苦恼，谁管它！

        一点希冀，鼓起些勇气；一些勇气激起很大的热力；他心中烧起火来。这里没有一点下贱，他与她都不下贱，欲火是平等的！

        一点恐惧，唤醒了理智；一点理智浇灭了心火；他几乎想马上逃走。这里只有苦恼，上这条路的必闹出笑话！

        忽然希冀，忽然惧怕，他心中象发了疟疾。这比遇上虎妞的时候更加难过；那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象个初次出来的小蜂落在蛛网上；现在，他知道应当怎样的小心，也知道怎样的大胆，他莫明其妙的要往下淌，又清清楚楚的怕掉下去！

        他不轻看这位姨太太，这位暗娼，这位美人，她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假若他也有些可以自解的地方，他想，倒是那个老瘦猴似的夏先生可恶，应当得些恶报。有他那样的丈夫，她作什么也没过错。有他那样的主人，他——祥子——作什么也没关系。他胆子大起来。

        可是，她并没理会他看了她没有。作得了饭，她独自在厨房里吃；吃完，她喊了声祥子：“你吃吧。吃完可得把家伙刷出来。下半天你接先生去的时候，就手儿买来晚上的菜，省得再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先生在家，我出去找老妈子去。你有熟人没有，给荐一个？老妈子真难找！好吧，先吃去吧，别凉了！”

        她说得非常的大方，自然。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忽然——在祥子眼中——仿佛素净了许多。他反倒有些失望，由失望而感到惭愧，自己看明白自己已不是要强的人，不仅是不要强的人，而且是坏人！胡胡涂涂的扒搂了两碗饭，他觉得非常的无聊。洗了家伙，到自己屋中坐下，一气不知道吸了多少根“黄狮子”！

        到下午去接夏先生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非常的恨这个老瘦猴。他真想拉得欢欢的，一撒手，把这老家伙摔个半死。他这才明白过来，先前在一个宅门里拉车，老爷的三姨太太和大少爷不甚清楚，经老爷发觉了以后，大少爷怎么几乎把老爷给毒死；他先前以为大少爷太年轻不懂事，现在他才明白过来那个老爷怎么该死。可是，他并不想杀人，他只觉得夏先生讨厌，可恶，而没有法子惩治他。他故意的上下颠动车把，摇这个老猴子几下。老猴子并没说什么，祥子反倒有点不得劲儿。他永远没作过这样的事，偶尔有理由的作出来也不能原谅自己。后悔使他对一切都冷淡了些，干吗故意找不自在呢？无论怎说，自己是个车夫，给人家好好作事就结了，想别的有什么用？

        他心中平静了，把这场无结果的事忘掉；偶尔又想起来，他反觉有点可笑。

        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试工的。祥子死了心，可是心中怎想怎不是味儿。

        星期一午饭后，夏太太把试工的老妈子打发了，嫌她太不干净。然后，她叫祥子去买一斤栗子来。

        买了斤熟栗子回来，祥子在屋门外叫了声。

        “拿进来吧，”她在屋中说。

        祥子进去，她正对着镜子擦粉呢，还穿着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可是换了一条淡绿的下衣。由镜子中看到祥子进来，她很快的转过身来，向他一笑。祥子忽然在这个笑容中看见了虎妞，一个年轻而美艳的虎妞。他木在了那里。他的胆气，希望，恐惧，小心，都没有了，只剩下可以大可以小的一口热气，撑着他的全体。这口气使他进就进，退便退，他已没有主张。

        次日晚上，他拉着自己的铺盖，回到厂子去。

        平日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撒不出尿来了！

        大家争着告诉他去买什么药，或去找哪个医生。谁也不觉得这可耻，都同情的给他出主意，并且红着点脸而得意的述说自己这种的经验。好几位年轻的曾经用钱买来过这种病，好几位中年的曾经白拾过这个症候，好几位拉过包月的都有一些分量不同而性质一样的经验，好几位拉过包月的没有亲自经验过这个，而另有些关于主人们的故事，颇值得述说。祥子这点病使他们都打开了心，和他说些知己的话。他自己忘掉羞耻，可也不以这为荣，就那么心平气和的忍受着这点病，和受了点凉或中了些暑并没有多大分别。到疼痛的时候，他稍微有点后悔；舒服一会儿，又想起那点甜美。无论怎样呢，他不着急；生活的经验教他看轻了生命，着急有什么用呢。

        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了根。马马虎虎的，他以为是好了便停止住吃药。赶到阴天或换节气的时候，他的骨节儿犯疼，再临时服些药，或硬挺过去，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命既苦到底儿，身体算什么呢？把这个想开了，连个苍蝇还会在粪坑上取乐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个活人。

        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搭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有时候也把半截烟放在耳朵上夹着，不为那个地方方便，而专为耍个飘儿①。他还是不大爱说话，可是要张口的时候也勉强的要点俏皮，即使说得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心里松懈，身态与神气便吊儿啷当。

        不过，比起一般的车夫来，他还不能算是很坏。当他独自坐定的时候，想起以前的自己，他还想要强，不甘心就这么溜下去。虽然要强并没有用处，可是毁掉自己也不见得高明。在这种时候，他又想起买车。自己的三十多块钱，为治病已花去十多块，花得冤枉！但是有二十来块打底儿，他到底比别人的完全扎空枪更有希望。这么一想，他很想把未吸完的半盒“黄狮子”扔掉，从此烟酒不动，咬上牙攒钱。由攒钱想到买车，由买车便想到小福子。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自从由大杂院出来，始终没去看看她，而自己不但没往好了混，反倒弄了一身脏病！

        及至见了朋友们，他照旧吸着烟，有机会也喝点酒，把小福子忘得一干二净。和朋友们在一块，他并不挑着头儿去干什么，不过别人要作点什么，他不能不陪着。一天的辛苦与一肚子的委屈，只有和他们说说玩玩，才能暂时忘掉。眼前的舒服驱逐走了高尚的志愿，他愿意快乐一会儿，而后混天地黑的睡个大觉；谁不喜欢这样呢，生活既是那么无聊，痛苦，无望！生活的毒疮只能借着烟酒妇人的毒药麻木一会儿，以毒攻毒，毒气有朝一日必会归了心，谁不知道这个呢，可又谁能有更好的主意代替这个呢？！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后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懒，能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样对人瞪眼。对车座儿，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得到过公道。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汗是怎样的宝贵，能少出一滴便少出一滴；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休想。随便的把车放下，他懒得再动，不管那是该放车的地方不是。巡警过来干涉，他动嘴不动身子，能延宕一会儿便多停一会儿。赶到看见非把车挪开不可了，他的嘴更不能闲着，他会骂。巡警要是不肯挨骂，那么，打一场也没什么，好在祥子知道自己的力气大，先把巡警揍了，再去坐狱也不吃亏。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他见了光明，太阳好象特别的亮起来。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他以前连想也没想到过，现在居然成为事实了，而且是件可以使他心中痛快一会儿的事；想起来，多么好笑呢！

        不要说是个赤手空拳的巡警，就是那满街横行的汽车，他也不怕。汽车迎头来了，卷起地上所有的灰土，祥子不躲，不论汽车的喇叭怎样的响，不管坐车的怎样着急。汽车也没了法，只好放慢了速度。它慢了，祥子也躲开了，少吃许多尘土。汽车要是由后边来，他也用这一招。他算清楚了，反正汽车不敢伤人，那么为什么老早的躲开，好教它把尘土都带起来呢？巡警是专为给汽车开道的，唯恐它跑得不快与带起来的尘土不多，祥子不是巡警，就不许汽车横行。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

        对于车座儿，他绝对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讲到胡同口“上”，而教他拉到胡同口“里”，没那个事！座儿瞪眼，祥子的眼瞪得更大。他晓得那些穿洋服的先生们是多么怕脏了衣裳，也知道穿洋服的先生们——多数的——是多么强横而吝啬。好，他早预备好了；说翻了，过去就是一把，抓住他们五六十块钱一身的洋服的袖子，至少给他们印个大黑手印！赠给他们这么个手印儿，还得照样的给钱，他们晓得那只大手有多么大的力气，那一把已将他们的小细胳臂攥得生疼。

        他跑得还不慢，可是不能白白的特别加快。座儿一催，他的大脚便蹭了地：“快呀，加多少钱？”没有客气，他卖的是血汗。他不再希望随他们的善心多赏几个了，一分钱一分货，得先讲清楚了再拿出力气来。

        对于车，他不再那么爱惜了。买车的心既已冷淡，对别人家的车就漠不关心。车只是辆车，拉着它呢，可以挣出嚼谷与车份便算完结了一切；不拉着它呢，便不用交车份，那么只要手里有够吃一天的钱，就无须往外拉它。人与车的关系不过如此。自然，他还不肯故意的损伤了人家的车，可是也不便分外用心的给保护着。有时候无心中的被别个车夫给碰伤了一块，他决不急里蹦跳的和人家吵闹，而极冷静的拉回厂子去，该赔五毛的，他拿出两毛来，完事。厂主不答应呢，那好办，最后的解决总出不去起打；假如厂主愿意打呢，祥子陪着！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

        冬天又来到，从沙漠吹来的黄风一夜的工夫能冻死许多人。听着风声，祥子把头往被子里埋，不敢再起来。直到风停止住那狼嗥鬼叫的响声，他才无可如何的起来，打不定主意是出去好呢，还是歇一天。他懒得去拿那冰凉的车把，怕那噎得使人恶心的风。狂风怕日落，直到四点多钟，风才完全静止，昏黄的天上透出些夕照的微红。他强打精神，把车拉出来。

        揣着手，用胸部顶着车把的头，无精打采的慢慢的晃，嘴中叼着半根烟卷。一会儿，天便黑了，他想快拉上俩买卖，好早些收车。懒得去点灯，直到沿路的巡警催了他四五次，才把它们点上。

        在鼓楼前，他在灯下抢着个座儿，往东城拉。连大棉袍也没脱，就那么稀里胡芦的小跑着。他知道这不象样儿，可是，不象样就不象样吧；象样儿谁又多给几个子儿呢？这不是拉车，是混；头上见了汗，他还不肯脱长衣裳，能凑合就凑合。进了小胡同，一条狗大概看穿长衣拉车的不甚顺眼，跟着他咬。他停住了车，倒攥着布”谧樱彰淖纷*狗打。一直把狗赶没了影，他还又等了会儿，看它敢回来不敢。狗没敢回来，祥子痛快了些：“妈妈的！当我怕你呢！”“你这算哪道拉车的呀？听我问你！”车上的人没有好气儿的问。

        祥子的心一动，这个语声听着耳熟。胡同里很黑，车灯虽亮，可是光都在下边，他看不清车上的是谁。车上的人戴着大风帽，连嘴带鼻子都围在大围脖之内，只露着两个眼。祥子正在猜想。车上的人又说了话：“你不是祥子吗？”
        祥子明白了，车上的是刘四爷！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不知怎样才好。
        “我的女儿呢？”
        “死了！”祥子呆呆的在那里立着，不晓得是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说了这两个字。
        “什么？死了？”
        “死了！”
        “落在他妈的你手里，还有个不死？！”
        祥子忽然找到了自己：“你下来！下来！你太老了，禁不住我揍；下来！”
        刘四爷的手颤着走下来。“埋在了哪儿？我问你！”“管不着！”祥子拉起车来就走。
        他走出老远，回头看了看，老头子——一个大黑影似的——还在那儿站着呢。

    二十二

        祥子忘了是往哪里走呢。他昂着头，双手紧紧握住车把，眼放着光，迈着大步往前走；只顾得走，不管方向与目的地。他心中痛快，身上轻松，仿佛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忘了冷，忘了张罗买卖，他只想往前走，仿佛走到什么地方他必能找回原来的自己，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想起胡同中立着的那块黑影，那个老人，似乎什么也不必再说了，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虽然没打这个老家伙一拳，没踹他一脚，可是老头子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祥子反倒逍遥自在；谁说这不是报应呢！老头子气不死，也得离死差不远！刘老头子有一切，祥子什么也没有；而今，祥子还可以高高兴兴的拉车，而老头子连女儿的坟也找不到！好吧，随你老头子有成堆的洋钱，与天大的脾气，你治不服这个一天现混两个饱的穷光蛋！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晚间的冷气削着他的脸，他不觉得冷，反倒痛快。街灯发着寒光，祥子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可是，祥子你得从此好好的干哪！”他嘱咐着自己。“干吗不好好的干呢？我有志气，有力量，年纪轻！”他替自己答辩：“心中一痛快，谁能拦得住祥子成家立业呢？把前些日子的事搁在谁身上，谁能高兴，谁能不往下溜？那全过去了，明天你们会看见一个新的祥子，比以前的还要好，好的多！”

        嘴里咕哝着，脚底下便更加了劲，好象是为自己的话作见证——不是瞎说，我确是有个身子骨儿。虽然闹过病，犯过见不起人的症候，有什么关系呢。心一变，马上身子也强起来，不成问题！出了一身的汗，口中觉得渴，想喝口水，他这才觉出已到了后门。顾不得到茶馆去，他把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叫过提着大瓦壶，拿着黄砂碗的卖茶的小孩来，喝了两碗刷锅水似的茶；非常的难喝，可是他告诉自己，以后就得老喝这个，不能再都把钱花在好茶好饭上。这么决定好，爽性再吃点东西——不好往下咽的东西——就作为勤苦耐劳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买了十个煎包儿，里边全是白菜帮子，外边又“皮”①又牙碜②。不管怎样难吃，也都把它们吞下去。吃完，用手背抹了抹嘴。上哪儿去呢？

        可以投奔的，可依靠的，人，在他心中，只有两个。打算努力自强，他得去找这两个——小福子与曹先生。曹先生是“圣人”，必能原谅他，帮助他，给他出个好主意。顺着曹先生的主意去作事，而后再有小福子的帮助；他打外，她打内，必能成功，必能成功，这是无可疑的！

        谁知道曹先生回来没有呢？不要紧，明天到北长街去打听；那里打听不着，他会上左宅去问，只要找着曹先生，什么便都好办了。好吧，今天先去拉一晚上，明天去找曹先生；找到了他，再去看小福子，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祥子并没混好，可是决定往好里混，咱们一同齐心努力的往前奔吧！

        这样计划好，他的眼亮得象个老鹰的眼，发着光向四外扫射，看见个座儿，他飞也似跑过去，还没讲好价钱便脱了大棉袄。跑起来，腿确是不似先前了，可是一股热气支撑着全身，他拚了命！祥子到底是祥子，祥子拚命跑，还是没有别人的份儿。见一辆，他开一辆，好象发了狂。汗痛快的往外流。跑完一趟，他觉得身上轻了许多，腿又有了那种弹力，还想再跑，象名马没有跑足，立定之后还踢腾着蹄儿那样。他一直跑到夜里一点才收车。回到厂中，除了车份，他还落下九毛多钱。

        一觉，他睡到了天亮；翻了个身，再睁开眼，太阳已上来老高。疲乏后的安息是最甜美的享受，起来伸了个懒腰，骨节都轻脆的响，胃中象完全空了，极想吃点什么。吃了点东西，他笑着告诉厂主：“歇一天，有事。”心中计算好：歇一天，把事情都办好，明天开始新的生活。

        一直的他奔了北长街去，试试看，万一曹先生已经回来了呢。一边走，一边心里祷告着：曹先生可千万回来了，别教我扑个空！头一样儿不顺当，样样儿就都不顺当！祥子改了，难道老天爷还不保佑么？

        到了曹宅门外，他的手哆嗦着去按铃。等着人来开门，他的心要跳出来。对这个熟识的门，他并没顾得想过去的一切，只希望门一开，看见个熟识的脸。他等着，他怀疑院里也许没有人，要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安静呢，安静得几乎可怕。忽然门里有点响动，他反倒吓了一跳。门开了，门的响声里夹着一声最可宝贵，最亲热可爱的“哟！”高妈！“祥子？可真少见哪！你怎么瘦了？”高妈可是胖了一些。“先生在家？”祥子顾不得说别的。

        “在家呢。你可倒好，就知道有先生，仿佛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连个好儿也不问！你真成，永远是‘客（怯）木匠——一锯（句）’！进来吧！你混得倒好哇？”她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哼！不好！”祥子笑了笑。

        “那什么，先生，”高妈在书房外面叫，“祥子来了！”

        曹先生正在屋里赶着阳光移动水仙呢：“进来！”“唉，你进去吧，回头咱们再说话儿；我去告诉太太一声；我们全时常念道你！傻人有个傻人缘，你倒别瞧！”高妈叨唠着走进去。

        祥子进了书房：“先生，我来了！”想要问句好，没说出来。

        “啊，祥子！”曹先生在书房里立着，穿着短衣，脸上怪善净的微笑。“坐下！那——”他想了会儿：“我们早就回来了，听老程说，你在——对，人和厂。高妈还去找了你一趟，没找到。坐下！你怎样？事情好不好？”

        祥子的泪要落下来。他不会和别人谈心，因为他的话都是血作的，窝在心的深处。镇静了半天，他想要把那片血变成的简单的字，流泻出来。一切都在记忆中，一想便全想起来，他得慢慢的把它们排列好，整理好。他是要说出一部活的历史，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可是那一串委屈是真切的，清楚的。

        曹先生看出他正在思索，轻轻的坐下，等着他说。

        祥子低着头楞了好大半天，忽然抬头看看曹先生，仿佛若是找不到个人听他说，就不说也好似的。

        “说吧！”曹先生点了点头。

        祥子开始说过去的事，从怎么由乡间到城里说起。本来不想说这些没用的事，可是不说这些，心中不能痛快，事情也显着不齐全。他的记忆是血汗与苦痛砌成的，不能随便说着玩，一说起来也不愿掐头去尾。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是由生命中流出去的，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值得说的价值。

        进城来，他怎样作苦工，然后怎样改行去拉车。怎样攒钱买上车，怎样丢了……一直说到他现在的情形。连他自己也觉着奇怪，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长，而且说得这么畅快。事情，一件挨着一件，全想由心中跳出来。事情自己似乎会找到相当的字眼，一句挨着一句，每一句都是实在的，可爱的，可悲的。他的心不能禁止那些事往外走，他的话也就没法停住。没有一点迟疑，混乱，他好象要一口气把整个的心都拿出来。越说越痛快，忘了自己，因为自己已包在那些话中，每句话中都有他，那要强的，委屈的，辛苦的，堕落的，他。说完，他头上见了汗，心中空了，空得舒服，象晕倒过去而出了凉汗那么空虚舒服。

        “现在教我给你出主意？”曹先生问。

        祥子点了点头；话已说完，他似乎不愿再张口了。“还得拉车？”

        祥子又点了点头。他不会干别的。

        “既是还得去拉车，”曹先生慢慢的说，“那就出不去两条路。一条呢是凑钱买上车，一条呢是暂且赁车拉着，是不是？你手中既没有积蓄，借钱买车，得出利息，还不是一样？

        莫如就先赁车拉着。还是拉包月好，事情整重，吃住又都靠盘儿。我看你就还上我这儿来好啦；我的车卖给了左先生，你要来的话，得赁一辆来；好不好？“

        “那敢情好！”祥子立了起来。“先生不记着那回事了？”“哪回事？”

        “那回，先生和太太都跑到左宅去！”

        “呕！”曹先生笑起来。“谁记得那个！那回，我有点太慌。和太太到上海住了几个月，其实满可以不必，左先生早给说好了，那个阮明现在也作了官，对我还不错。那，大概你不知道这点儿；算了吧，我一点也没记着它。还说咱们的吧：你刚才说的那个小福子，她怎么办呢？”

        “我没主意！”

        “我给你想想看：你要是娶了她，在外面租间房，还是不上算；房租，煤灯炭火都是钱，不够。她跟着你去作工，哪能又那么凑巧，你拉车，她作女仆，不易找到！这倒不好办！”曹先生摇了摇头。“你可别多心，她到底可靠不可靠呢？”祥子的脸红起来，哽吃了半天才说出来：“她没法子才作那个事，我敢下脑袋，她很好！她……”他心中乱开了：许多不同的感情凝成了一团，又忽然要裂开，都要往外跑；他没了话。

        “要是这么着呀，”曹先生迟疑不决的说，“除非我这儿可以将就你们。你一个人占一间房，你们俩也占一间房；住的地方可以不发生问题。不知道她会洗洗作作的不会，假若她能作些事呢，就让她帮助高妈；太太不久就要生小孩，高妈一个人也太忙点。她呢，白吃我的饭，我可就也不给她工钱，你看怎样？”

        “那敢情好！”祥子天真的笑了。

        “不过，这我可不能完全作主，得跟太太商议商议！”

        “没错！太太要不放心，我把她带来，教太太看看！”“那也好，”曹先生也笑了，没想到祥子还能有这么个心眼。“这么着吧，我先和太太提一声，改天你把她带来；太太点了头，咱们就算成功！”

        “那么先生，我走吧？”祥子急于去找小福子，报告这个连希望都没敢希望过的好消息。

        祥子出了曹宅，大概有十一点左右吧，正是冬季一天里最可爱的时候。这一天特别的晴美，蓝天上没有一点云，日光从干凉的空气中射下，使人感到一些爽快的暖气。鸡鸣犬吠，和小贩们的吆喝声，都能传达到很远，隔着街能听到些响亮清脆的声儿，象从天上落下的鹤唳。洋车都打开了布棚，车上的铜活闪着黄光。便道上骆驼缓慢稳当的走着，街心中汽车电车疾驰，地上来往着人马，天上飞着白鸽，整个的老城处处动中有静，乱得痛快，静得痛快，一片声音，万种生活，都覆在晴爽的蓝天下面，到处静静的立着树木。

        祥子的心要跳出来，一直飞到空中去，与白鸽们一同去盘旋！什么都有了：事情，工钱，小福子，在几句话里美满的解决了一切，想也没想到呀！看这个天，多么晴爽干燥，正象北方人那样爽直痛快。人遇到喜事，连天气也好了，他似乎没见过这样可爱的冬晴。为更实际的表示自己的快乐，他买了个冻结实了的柿子，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冰凌！扎牙根的凉，从口中慢慢凉到胸部，使他全身一颤。几口把它吃完，舌头有些麻木，心中舒服。他扯开大步，去找小福子。心中已看见了那个杂院，那间小屋，与他心爱的人；只差着一对翅膀把他一下送到那里。只要见了她，以前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从此另辟一个天地。此刻的急切又超过了去见曹先生的时候，曹先生与他的关系是朋友，主仆，彼此以好换好。她不仅是朋友，她将把她的一生交给他，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前进。曹先生的话能感动他，小福子不用说话就能感动他。他对曹先生说了真实的话，他将要对小福子说些更知心的话，跟谁也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她说。她，现在，就是他的命，没有她便什么也算不了一回事。他不能仅为自己的吃喝努力，他必须把她从那间小屋救拔出来，而后与他一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里，象一对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二强子本来可以自己挣饭吃，那两个弟弟也可以对付着去俩人拉一辆车，或作些别的事了；祥子，没她可不行。他的身体，精神，事情，没有一处不需要她的。她也正需要他这么个男人。

        越想他越急切，越高兴；天下的女人多了，没有一个象小福子这么好，这么合适的！他已娶过，偷过；已接触过美的和丑的，年老的和年轻的；但是她们都不能挂在他的心上，她们只是妇女，不是伴侣。不错，她不是他心目中所有的那个一清二白的姑娘，可是正因为这个，她才更可怜，更能帮助他。那傻子似的乡下姑娘也许非常的清白，可是绝不会有小福子的本事与心路。况且，他自己呢？心中也有许多黑点呀！那么，他与她正好是一对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象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正好摆在一处。

        无论怎想，这是件最合适的事。想过这些，他开始想些实际的：先和曹先生支一月的工钱，给她买件棉袍，齐理齐理鞋脚，然后再带她去见曹太太。穿上新的，素净的长棉袍，头上脚下都干干净净的，就凭她的模样，年岁，气派，一定能拿得出手去，一定能讨曹太太的喜欢。没错儿！

        走到了地方，他满身是汗。见了那个破大门，好象见了多年未曾回来过的老家：破门，破墙，门楼上的几棵干黄的草，都非常可爱。他进了大门，一直奔了小福子的屋子去。顾不得敲门，顾不得叫一声，他一把拉开了门。一拉开门，他本能的退了回来。炕上坐着个中年的妇人，因屋中没有火，她围着条极破的被子。祥子楞在门外，屋里出了声：“怎么啦！报丧哪？怎么不言语一声楞往人家屋里走啊？！你找谁？”

        祥子不想说话。他身上的汗全忽然落下去，手扶着那扇破门，他又不敢把希望全都扔弃了：“我找小福子！”“不知道！赶明儿你找人的时候，先问一声再拉门！什么小福子大福子的！”

        坐在大门口，他楞了好大半天，心中空了，忘了他是干什么呢。慢慢的他想起一点来，这一点只有小福子那么大小，小福子在他心中走过来，又走过去，象走马灯上的纸人，老那么来回的走，没有一点作用，他似乎忘了他与她的关系。慢慢的，小福子的形影缩小了些，他的心多了一些活动。这才知道了难过。

        在不准知道事情的吉凶的时候，人总先往好里想。祥子猜想着，也许小福子搬了家，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动。自己不好，为什么不常来看看她呢？惭愧令人动作，好补补自己的过错。最好是先去打听吧。他又进了大院，找住个老邻居探问了一下。没得到什么正确的消息。还不敢失望，连饭也不顾得吃，他想去找二强子；找到那两个弟弟也行。这三个男人总在街面上，不至于难找。

        见人就问，车口上，茶馆中，杂院里，尽着他的腿的力量走了一天，问了一天，没有消息。

        晚上，他回到车厂，身上已极疲乏，但是还不肯忘了这件事。一天的失望，他不敢再盼望什么了。苦人是容易死的，苦人死了是容易被忘掉的。莫非小福子已经不在了么？退一步想，即使她没死，二强子又把她卖掉，卖到极远的地方去，是可能的；这比死更坏！

        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二十三

        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遇见了小马儿的祖父。老头子已不拉车，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扛着根柳木棍子，前头挂着个大瓦壶，后面悬着个破元宝筐子，筐子里有些烧饼油鬼和一大块砖头。他还认识祥子。

        说起话来，祥子才知道小马儿已死了半年多，老人把那辆破车卖掉，天天就弄壶茶和些烧饼果子在车口儿上卖。老人还是那么和气可爱，可是腰弯了许多，眼睛迎风流泪，老红着眼皮象刚哭完似的。

        祥子喝了他一碗茶，把心中的委屈也对他略略说了几句。“你想独自混好？”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①？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

        祥子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

        他根本不想上曹宅去了。一上曹宅，他就得要强，要强有什么用呢？就这么大咧咧的瞎混吧：没饭吃呢，就把车拉出去；够吃一天的呢，就歇一天，明天再说明天的。这不但是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乐呢？

        再说，设若找到了小福子，他也还应当去努力，不为自己，还不为她吗？既然找不到她，正象这老人死了孙子，为谁混呢？他把小福子的事也告诉了老人，他把老人当作了真的朋友。

        “谁喝碗热的？”老人先吆喝了声，而后替祥子来想：“大概据我这 去两条道儿：不是教二强子卖给人家当小啊，就是押在了白房子。哼，多半是下了白房子！怎么说呢？小福子既是，象你刚才告诉我的，嫁过人，就不容易再有人要；人家买姨太太的要整货。那么，大概有八成，她是下了白房子。我快六十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去啦：拉车的壮实小伙子要是有个一两天不到街口上来，你去找吧，不是拉上包月，准在白房子爬着呢；咱们拉车人的姑娘媳妇要是忽然不见了，总有七八成也是上那儿去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你去上那里找找看吧，不盼着她真在那里，不过，——茶来！谁喝碗热的？！”祥子一气跑到西直门外。

        一出了关厢，马上觉出空旷，树木削瘦的立在路旁，枝上连只鸟也没有。灰色的树木，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房屋，都静静的立在灰黄色的天下；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看见那荒寒的西山。铁道北，一片树林，林外几间矮屋，祥子算计着，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看看树林，没有一点动静；再往北看，可以望到万牲园外的一些水地，高低不平的只剩下几棵残蒲败苇。小屋子外没有一个人，没动静。远近都这么安静，他怀疑这是否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他大着胆往屋子那边走，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新挂上的，都黄黄的有些光泽。他听人讲究过，这里的妇人，在夏天，都赤着背，在屋外坐着，招呼着行人。那来照顾她们的，还老远的要唱着窑调①，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难道冬天此地都不作买卖了么？

        他正在这么猜疑，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露出个女人头来。祥子吓了一跳，那个人头，猛一看，非常象虎妞的。他心里说：“来找小福子，要是找到了虎妞，才真算见鬼！”

        “进来吧，傻乖乖！”那个人头说了话，语音可不象虎妞的；嗓子哑着，很象他常在天桥听见的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哑而显着急切。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炕上没有席，可是炕里烧着点火，臭气烘烘的非常的难闻。炕上放着条旧被子，被子边儿和炕上的砖一样，都油亮油亮的。妇人有四十来岁，蓬着头，还没洗脸。她下边穿着条夹裤，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没系钮扣。祥子大低头才对付着走进去，一进门就被她搂住了。小棉袄本没扣着，胸前露出一对极长极大的奶来。

        祥子坐在了炕沿上，因为立着便不能伸直了脖子。他心中很喜欢遇上了她，常听人说，白房子有个“白面口袋”，这必定是她。“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祥子开门见山的问她看见个小福子没有，她不晓得。祥子把小福子的模样形容了一番，她想起来了：“有，有这么个人！年纪不大，好露出几个白牙，对，我们都管她叫小嫩肉。”

        “她在哪屋里呢？”祥子的眼忽然睁得带着杀气。“她？早完了！”“白面口袋”向外一指，“吊死在树林里了！”

        “怎么？”

        “小嫩肉到这儿以后，人缘很好。她可是有点受不了，身子挺单薄。有一天，掌灯的时候，我还记得真真的，因为我同着两三个娘们正在门口坐着呢。唉，就是这么个时候，来了个逛的，一直奔了她屋里去；她不爱同我们坐在门口，刚一来的时候还为这个挨过打，后来她有了名，大伙儿也就让她独自个儿在屋里，好在来逛她的决不去找别人。待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吧，客人走了，一直就奔了那个树林去。我们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没人到屋里去看她。

        赶到老叉杆①跟她去收账的时候，才看见屋里躺着个男人，赤身露体，睡得才香呢。他原来是喝醉了。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剥下来，自己穿上，逃了。她真有心眼。要不是天黑了，要命她也逃不出去。天黑，她又女扮男装，把大伙儿都给蒙了。马上老叉杆派人四处去找，哼，一进树林，她就在那儿挂着呢。摘下来，她已断了气，可是舌头并没吐出多少，脸上也不难看，到死的时候她还讨人喜欢呢！这么几个月了，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不出来唬吓人，多么仁义！……“祥子没等她说完，就晃晃悠悠的走出来。走到一块坟地，四四方方的种着些松树，树当中有十几个坟头。阳光本来很微弱，松林中就更暗淡。他坐在地上，地上有些干草与松花。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扯着长声悲叫。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他知道，可是他的泪一串一串的往下落。什么也没有了，连小福子也入了土！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回到车厂，他懊睡了两天。决不想上曹宅去了，连个信儿也不必送，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睡了两天，他把车拉出去，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还用想什么呢，还用希望什么呢？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锶ァO樽踊*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冬天过去了，春天的阳光是自然给一切人的衣服，他把棉衣卷巴卷巴全卖了。他要吃口好的，喝口好的，不必存着冬衣，更根本不预备着再看见冬天；今天快活一天吧，明天就死！管什么冬天不冬天呢！不幸，到了冬天，自己还活着，那就再说吧。原先，他一思索，便想到一辈子的事；现在，他只顾眼前。经验告诉了他，明天只是今天的继续，明天承继着今天的委屈。卖了棉衣，他觉得非常的痛快，拿着现钱作什么不好呢，何必留着等那个一阵风便噎死人的冬天呢？

        慢慢的，不但是衣服，什么他也想卖，凡是暂时不用的东西都马上出手。他喜欢看自己的东西变成钱，被自己花了；自己花用了，就落不到别人手中，这最保险。把东西卖掉，到用的时候再去买；假若没钱买呢，就干脆不用。脸不洗，牙不刷，原来都没大关系，不但省钱，而且省事。体面给谁看呢？穿着破衣，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这是真的！肚子里有好东西，就是死了也有些油水，不至于象个饿死的老鼠。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的车也不讲究了，什么新车旧车的，只要车份儿小就好。拉上买卖，稍微有点甜头，他就中途倒出去。坐车的不答应，他会瞪眼，打起架来，到警区去住两天才不算一回事！独自拉着车，他走得很慢，他心疼自己的汗。及至走上帮儿车，要是高兴的话，他还肯跑一气，专为把别人落在后边。在这种时候，他也很会掏坏，什么横切别的车，什么故意拐硬弯，什么别扭着后面的车，什么抽冷子搡前面的车一把，他都会。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着条人命，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险。现在，他故意的要坏；摔死谁也没大关系，人都该死！他又恢复了他的静默寡言。一声不出的，他吃，他喝，他掏坏。言语是人类彼此交换意见与传达感情的，他没了意见，没了希望，说话干吗呢？除了讲价儿，他一天到晚老闭着口；口似乎专为吃饭喝茶与吸烟预备的。连喝醉了他都不出声，他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去哭。几乎每次喝醉他必到小福子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哭完，他就在白房子里住下。酒醒过来，钱净了手，身上中了病。

        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吗那么要强，那么谨慎，那么老实。该后悔的全过去了，现在没有了可悔的事。

        现在，怎能占点便宜，他就怎办。多吸人家一支烟卷，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去，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争一两个铜子，都使他觉到满意。他占了便宜，别人就吃了亏，对，这是一种报复！慢慢的再把这个扩大一点，他也学会跟朋友们借钱，借了还是不想还；逼急了他可以撒无赖。初一上来，大家一点也不怀疑他，都知道他是好体面讲信用的人，所以他一张嘴，就把钱借到。他利用着这点人格的残余到处去借，借着如白捡，借到手便顺手儿花去。人家要债，他会作出极可怜的样子去央求宽限；这样还不成，他会去再借二毛钱，而还上一毛五的债，剩下五分先喝了酒再说。一来二去，他连一个铜子也借不出了，他开始去骗钱花。凡是以前他所混过的宅门，他都去拜访，主人也好，仆人也好，见面他会编一套谎，骗几个钱；没有钱，他央求赏给点破衣服，衣服到手马上也变了钱，钱马上变了烟酒。他低着头思索，想坏主意，想好一个主意就能进比拉一天车还多的钱；省了力气，而且进钱，他觉得非常的上算。他甚至于去找曹宅的高妈。远远的等着高妈出来买东西，看见她出来，他几乎是一步便赶过去，极动人的叫她一声高大嫂。“哟！吓死我了！我当是谁呢？祥子啊！你怎这么样了？”高妈把眼都睁得圆了，象看见一个怪物。

        “甭提了！”祥子低下头去。

        “你不是跟先生都说好了吗？怎么一去不回头了？我还和老程打听你呢，他说没看见你，你到底上哪儿啦？先生和太太都直不放心！”

        “病了一大场，差点死了！你和先生说说，帮我一步，等我好利落了再来上工！”祥子把早已编好的话，简单的，动人的，说出。

        “先生没在家，你进来见见太太好不好？”

        “甭啦！我这个样儿！你给说说吧！”

        高妈给他拿出两块钱来：“太太给你的，嘱咐你快吃点药！”

        “是了！谢谢太太！”祥子接过钱来，心里盘算着上哪儿开发了它。高妈刚一转脸，他奔了天桥，足玩了一天。

        慢慢的把宅门都串净，他又串了个第二回，这次可就已经不很灵验了。他看出来，这条路子不能靠长，得另想主意，得想比拉车容易挣钱的主意。在先前，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车；现在，他讨厌拉车。自然他一时不能完全和车断绝关系，可是只要有法子能暂时对付三餐，他便不肯去摸车把。他的身子懒，而耳朵很尖，有个消息，他就跑到前面去。什么公民团咧，什么请愿团咧，凡是有人出钱的事，他全干。三毛也好，两毛也好，他乐意去打一天旗子，随着人群乱走。他觉得这无论怎样也比拉车强，挣钱不多，可是不用卖力气呢。打着面小旗，他低着头，嘴里叼着烟卷，似笑非笑的随着大家走，一声也不出。到非喊叫几声不可的时候，他会张开大嘴，而完全没声，他爱惜自己的嗓子。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在这种打旗呐喊的时候，设若遇见点什么危险，他头一个先跑开，而且跑得很快。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二十四

        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

        卖纸扇的好象都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跨着箱子，箱上的串铃哗啷哗啷的引人注意。道旁，青杏已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儿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玻璃粉在大磁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摆着各样颜色的作料，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象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不住的往道路上泼洒清水，可是轻尘依旧往起飞扬，令人烦躁。轻尘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欠，疲倦而又痛快。

        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往山上去。敲着锣鼓，挑着箱笼，打着杏黄旗，一当儿跟着一当儿，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埃尘。赴会的，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虔诚，与兴奋。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这些色彩，这些声音，满天的晴云，一街的尘土，教人们有了精神，有了事作：上山的上山，逛庙的逛庙，看花的看花……至不济的还可以在街旁看看热闹，念两声佛。

        天这么一热，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到处可以游玩，人人想起点事作，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齐往上增长。南北海里的绿柳新蒲，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阴下，或荡在嫩荷间，口里吹着情歌，眉眼也会接吻。公园里的牡丹芍药，邀来骚人雅士，缓步徘徊，摇着名贵的纸扇；走乏了，便在红墙前，绿松下，饮几杯足以引起闲愁的清茶，偷眼看着来往的大家闺秀与南北名花。就是那向来冷静的地方，也被和风晴日送来游人，正如送来蝴蝶。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伞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到温泉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豆汁摊上，咸菜鲜丽得象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的惹人咽着唾液。天桥就更火炽，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遥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轻脆，击乱了人心。妓女们容易打扮了，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而且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好清静的人们也有了去处，积水滩前，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西郊的白石桥，都可以垂钓，小鱼时时碰得嫩苇微微的动。钓完鱼，野茶馆里的猪头肉，癋煮豆腐，白乾酒与盐水豆儿，也能使人醉饱；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沿着柳岸，踏着夕阳，从容的进入那古老的城门。

        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

        正是在这个时节，人们才盼着有些足以解闷的新闻，足以念两三遍而不厌烦的新闻，足以读完报而可以亲身去看到的新闻，天是这么长而晴爽啊！

        这样的新闻来了！电车刚由厂里开出来，卖报的小儿已扯开尖嗓四下里追着人喊：“枪毙阮明的新闻，九点钟游街的新闻！”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都被小黑手接了去。电车上，铺户中，行人的手里，一张一张的全说的是阮明：阮明的像片，阮明的历史，阮明的访问记，大字小字，插图说明，整页的都是阮明。阮明在电车上，在行人的眼里，在交谈者的口中，老城里似乎已没有了别人，只有阮明；阮明今天游街，今日被枪毙！有价值的新闻，理想的新闻，不但口中说着阮明，待一会儿还可看见他。妇女们赶着打扮；老人们早早的就出去，唯恐腿脚慢，落在后边；连上学的小孩们也想逃半天学，去见识见识。到八点半钟，街上已满了人，兴奋，希冀，拥挤，喧嚣，等着看这活的新闻。车夫们忘了张罗买卖，铺子里乱了规矩，小贩们懒得吆喝，都期待着囚车与阮明。历史中曾有过黄巢，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民族，会挨杀，也爱看杀人。枪毙似乎太简单，他们爱听凌迟，砍头，剥皮，活埋，听着象吃了冰激凌似的，痛快得微微的哆嗦。可是这一回，枪毙之外，还饶着一段游街，他们几乎要感谢那出这样主意的人，使他们会看到一个半死的人捆在车上，热闹他们的眼睛；即使自己不是监斩官，可也差不多了。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象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这是他们的快举。他们没得到这个威权，就不妨先多看些杀猪宰羊与杀人，过一点瘾。连这个要是也摸不着看，他们会对个孩子也骂千刀杀，万刀杀，解解心中的恶气。

        响晴的蓝天，东边高高的一轮红日，几阵小东风，路旁的柳条微微摆动。东便道上有一大块阴影，挤满了人：老幼男女，丑俊胖瘦，有的打扮得漂亮近时，有的只穿着小褂，都谈笑着，盼望着，时时向南或向北探探头。一人探头，大家便跟着，心中一齐跳得快了些。这样，越来越往前拥，人群渐渐挤到马路边上，成了一座肉壁，只有高低不齐的人头乱动。巡警成队的出来维持秩序，他们拦阻，他们叱呼，他们有时也抓出个泥块似的孩子砸巴两拳，招得大家哈哈的欢笑。等着，耐心的等着，腿已立酸，还不肯空空回去；前头的不肯走，后面新来的便往前拥，起了争执，手脚不动，专凭嘴战，彼此诟骂，大家喊好。孩子不耐烦了，被大人打了耳光；扒手们得了手，失了东西的破口大骂。喧嚣，叫闹，吵成一片，谁也不肯动，人越增多，越不肯动，表示一致的喜欢看那半死的囚徒。

        忽然，大家安静了，远远的来了一队武装的警察。“来了！”有人喊了声。紧跟着人声嘈乱起来，整群的人象机器似的一齐向前拥了一寸，又一寸，来了！来了！眼睛全发了光，嘴里都说着些什么，一片人声，整街的汗臭，礼教之邦的人民热烈的爱看杀人呀。

        阮明是个小矮个儿，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象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象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象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阮明还是不出声，连头也没抬一抬。有的人真急了，真看不上这样软的囚犯，挤到马路边上呸呸的啐了他几口。阮明还是不动，没有任何的表现。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乾，一碟酱肉呢？谁也不肯动，看他到底怎样。车过去了，还得跟着，他现在没什么表现，焉知道他到单牌楼不缓过气来而高唱几句《四郎探母》呢？跟着！有的一直跟到天桥；虽然他始终没作出使人佩服与满意的事，可是人们眼瞧着他吃了枪弹，到底可以算不虚此行。

        在这么热闹的时节，祥子独自低着头在德胜门城根慢慢的走。走到积水滩，他四下看了看。没有人，他慢慢的，轻手蹑脚的往湖边上去。走到湖边，找了棵老树，背倚着树干，站了一会儿。听着四外并没有人声，他轻轻的坐下。苇叶微动，或一只小鸟忽然叫了一声，使他急忙立起来，头上见了汗。他听，他看，四下里并没有动静，他又慢慢的坐下。这么好几次，他开始看惯了苇叶的微动，听惯了鸟鸣，决定不再惊慌。呆呆的看着湖外的水沟里，一些小鱼，眼睛亮得象些小珠，忽聚忽散，忽来忽去；有时候头顶着一片嫩萍，有时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靠沟边，一些已长出腿的蝌蚪，直着身儿，摆动那黑而大的头。水忽然流得快一些，把小鱼与蝌蚪都冲走，尾巴歪歪着顺流而下，可是随着水也又来了一群，挣扎着想要停住。一个水蝎极快的跑过去。水流渐渐的稳定，小鱼又结成了队，张开小口去啃一个浮着的绿叶，或一段小草。稍大些的鱼藏在深处，偶尔一露背儿，忙着转身下去，给水面留下个旋涡与一些碎纹。翠鸟象箭似的由水面上擦过去，小鱼大鱼都不见了，水上只剩下浮萍。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些，似乎看见，又似乎没看见，无心中的拾起块小石，投在水里，溅起些水花，击散了许多浮萍，他猛的一惊，吓得又要立起来。

        坐了许久，他偷偷的用那只大的黑手向腰间摸了摸。点点头，手停在那里；待了会，手中拿出一落儿钞票，数了数，又极慎重的藏回原处。

        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安全。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

        这点钱的来头已经决定了它的去路。这样的钱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这点钱，与拿着它们的人，都不敢见阳光。人们都在街上看阮明，祥子藏在那清静的城根，设法要到更清静更黑暗的地方去。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因为他卖了阮明。就是独自对着静静的流水，背靠着无人迹的城根，他也不敢抬头，仿佛有个鬼影老追随着他。在天桥倒在血迹中的阮明，在祥子心中活着，在他腰间的一些钞票中活着。他并不后悔，只是怕，怕那个无处无时不紧跟着他的鬼。

        阮明作了官以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当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万恶的社会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他承认他的行为不对，可是归罪于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他没法抵抗。一来二去，他的钱不够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懒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并立，一切可以换作金钱的都早晚必被卖出去。他受了津贴。急于宣传革命的机关，不能极谨慎的选择战士，愿意投来的都是同志。但是，受津贴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绩，不管用什么手段作出的成绩；机关里要的是报告。阮明不能只拿钱不作些事。他参加了组织洋车夫的工作。祥子呢，已是作摇旗呐喊的老行家；因此，阮明认识了祥子。

        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象阮明那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津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

        一直坐到太阳平西，湖上的蒲苇与柳树都挂上些金红的光闪，祥子才立起来，顺着城根往西走。骗钱，他已作惯；出卖人命，这是头一遭。何况他听阮明所说的还十分有理呢！城根的空旷，与城墙的高峻，教他越走越怕。偶尔看见垃圾堆上有几个老鸦，他都想绕着走开，恐怕惊起它们，给他几声不祥的啼叫。走到了西城根，他加紧了脚步，一条偷吃了东西的狗似的，他溜出了西直门。晚上能有人陪伴着他，使他麻醉，使他不怕，是理想前去处；白房子是这样的理想地方。

        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许他再拉车，祥子的信用已丧失得赁不出车来。他作了小店的照顾主儿。夜间，有两个铜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劳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讨，那么大的个子，没有人肯对他发善心。他不会在身上作些彩，去到庙会上乞钱，因为没受过传授，不晓得怎么把他身上的疮化装成动人的不幸。作贼，他也没那套本事，贼人也有团体与门路啊。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助。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 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绪言
    第一章 杜凤治和他的日记
    一 杜凤治其人 二 日记介绍
    第二章 杜凤治宦粤时的广东社会
    一 同光之际广东的治乱 二 日记反映的中外关系 三 日记中的广东民生礼俗
    第三章 官场众生相
    一 官场的生态 二 杜凤治的上司同僚 三 官场的底层 四 州县衙门的附属群体
    第四章 州县衙门的公务
    一 州县官与科举考试 二 州县官的审判权力 三 杜凤治审案案例 四 州县官的缉捕权责 五 南海知县的特殊公务
    第五章 赋税征收与州县官的收支
    一 钱粮的征收 二 征收群体与利益分配 三 州县官的银两
    第六章 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一 日记中的广东士绅 二 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 三 州县官与士绅的矛盾冲突
    结语

    绪言

    中山大学收藏有一部现存40册、共三四百万字的晚清州县官日记，作者杜凤治。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代稿钞本》第1辑，杜凤治日记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书名被全部影印收录。不过，“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其实只是第1本封面的题署，以后各本封面的题署不尽相同，而日记之第37本后半部分到第41本所记系作者告病回浙江山阴故里后乡居的内容，已非“宦粤日记”。

    日记的第41本封面有“张篁溪先生遗存”长方形印章，“篁溪”为张伯桢（1877～1946年）之号，张是广东东莞篁村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这说明杜凤治日记曾被张伯桢收藏。日记原收藏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如何及何时入藏不详，21世纪后才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这部日记入藏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几十年间，知道的人不多，利用的人更少。20世纪，周连宽先生撰文做过介绍， [1] 冼玉清先生在研究广东戏曲时也引用过。 [2] 在《清代稿钞本》出版前，何文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盗匪问题与清末民初广东社会（1875～1927）》 [3] 亦引用过该日记。《清代稿钞本》出版后，张研利用日记中杜凤治任职广宁知县的部分，对清朝州县对地方的控制、知县衙门组织等问题做了研究。 [4] 徐忠明、杜金利用日记的个别案例对清朝官员如何侦破、审理命案做了研究，论述非常精彩。 [5] 陈志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该日记研究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府演戏的情况及对戏剧的一些政策。 [6] 王一娜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中引用了日记的若干记载。 [7] 笔者也利用这部日记先后撰写了几篇论文。 [8]

    这部日记分量很大，用较草的行书写成，以蝇头小字补写、插写之处甚多，有的地方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杜凤治又有自己的书写习惯，不一定按照草书、行书的规范来写，很不好辨认，他还喜欢用些冷僻的异体字。加之，杜凤治是一名中下级官员，在史籍中相关记载极少，要重建他的历史，难度相当大。日记涉及的人物数以千计，多数也是不见于史籍的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又往往用字号、官职别称、绰号、郡望等来称呼，弄清日记中每位人物是谁已不容易，了解他们的事迹更难。日记中涉及征收、缉捕、审判等事项，以及官场交往的礼仪等，往往与《会典》等官文书规定有出入，很多情况下必须结合其他文献才读得明白。鉴于以上种种，字面上读懂这部日记已不容易。日记内容丰富，但又散乱，记载流于琐碎，不少事情没有下文，要在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梳理出头绪很费时间和心思。据笔者所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后，不少学者知道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但翻阅后就知难而退了，多数人也没有足够时间把这部几百万字的日记仔细读完，因此，日记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笔者在近20年间一直阅读这部日记，2011年在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申请了一个“杜凤治日记研究”的项目，2012年又接受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点注这部日记的任务，因而得以反复、认真地读这部体量巨大、相当难读的日记。在点注过程中，也随手摘录下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片段，这些摘录就成为本书的基本史料。笔者对摘抄的日记做了认真的解读，再参考其他文献，结合鸦片战争以来广东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分析，旨在写出一本介绍、研究杜凤治日记的书。希望点注本出版后，杜凤治日记会被更多研究者注意和利用。

    本书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杜凤治的生平及日记的史料价值；第二，官员之间、官绅、官民的关系，并讲述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各级官员的一些故事；第三，晚清州县官的公务，包括主持考试、审理案件、地方教化、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等方面；第四，州县钱粮催征和州县官的收支；第五，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对清代州县制度、司法、赋税、官员生活等问题，中外学者都做过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但以往的论著对“细节”和“故事”注意不多，且基本没有引用过杜凤治日记，笔者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提供一些以往或未被充分注意的“细节”或“故事”。

    因此，笔者在选择“细节”或“故事”写作本书时注意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前人已经做过系统深入研究的问题、学者都熟知的事就尽量不重复或少重复。例如，研究清代州县制度的著作很多，但对州县官如何管治大城市则很少论及，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时是广东省城（广州）的“市长”之一，笔者对南海知县与一般州县官不同的公务就多花了些笔墨。又如，关于清代佐杂，目前有不少新成果，提出很多有新意的论点，促进了清代制度史的研究，但这些成果引用的州县官著述不多，杜凤治的日记则有很多关于州县官与佐杂关系的记录，对讨论是否存在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佐杂分防制”以及“佐杂听讼”等问题，都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一手资料，故也稍微多写。再如，对州县衙门的书吏，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故本书就没有写书吏的身份、选用、职责等问题，对书吏的舞弊也只顺带提及几个比较有趣的事例，更多的篇幅写了书吏役满顶充时围绕州县官“公礼”的讨价还价。杜凤治作为知县，所写讨价还价的细节真实可信，从中可反映州县官如何分享书吏的非法收入，以往研究者不容易找到这样的资料，所以本书就详写了。再如，前人有关清代州县司法的论著对州县官在羁押、死刑判决与执行等方面的权力论及不多，杜凤治日记则有些前人或未注意的案例，所以，写的时候也是以“前人或未注意”作为材料选取的原则。再如，学界对清代赋税制度也有很多高水平研究成果，所以本书对赋税制度就没有多做讨论（杜凤治在日记中也没从赋税制度的角度多写），而是侧重写了学界或未充分注意的州县官率队下乡催征、殷丁与士绅参与催征、普遍以暴力手段催征等事实与细节。再如，清朝的基层政权设立在州县，州县官被称为“亲民之官”，但手上资源、人手毕竟有限，不可能有效地直接管治数以十万计的辖区人口，而士绅阶层在本地自有其虽非法定而实际存在的权力网络，州县官必须通过这个网络才可以把官府的权威延伸到基层社会。

    对此，前人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杜凤治笔下的广东官绅关系有其特点，尤其是官府鼓励、谕令设立的公局，是广东士绅掌控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这样的机构在其他省份似乎少见，因此，笔者选取日记中官绅关系的史料时就比较注意有关公局、局绅等反映“广东特点”的记载。

    杜凤治日记有关听讼的记载，完全可作为一部清朝司法制度研究专著的核心史料，特别值得研究清代州县司法的学者注意。研究清代州县司法需要利用各种档案与州县官自己编写印行的公牍、官箴书，但上述经过加工整理的文本通常不易反映州县官审案时的真实思考过程，杜凤治日记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本书举了杜凤治办案的若干案例，主要不是想反映州县官“如何”审案，而是想反映州县官“为何”如此审案。对杜凤治某些不顾案情、不合王法的判决，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笔者主观上希望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新史料，提出一些有启发的新问题，但是否做到，也不敢太自信。此外，本书有些内容，笔者也知道学界同行并非没有注意，但为论述方便，或者觉得颇有故事性，也写了，只是写的时候不展开，以免陈词滥调太多。

    杜凤治大半生在官场浮沉，他对一切与做官有关的事都很感兴趣，“宦海”“官场”两词在日记中反复出现，常说宦海险恶、宦海飘零、宦海无定、宦海艰辛、宦海升沉、宦海风波、浮湛宦海，又常说官场险恶、官场鄙陋、官场如戏场、官场如抢如夺、官场可笑、官场恶薄，杜凤治对官场知之甚多，感慨极深，日记所记最多的是官场之事，故其日记是研究晚清官场不可多得、极具特色的史料。本书主要写的也是晚清官场，故以《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为书名。“镜像”是借用光学、几何学的一个概念，书名的意思无非是说杜凤治的日记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晚清官场的百态。不过，这面镜子，有时是平面镜，有时则是哈哈镜，故成像效果各异。而且，“镜子”只是比喻，“镜子”中的“镜像”不仅是散乱、扭曲的，而且是抽象的，因此，就需要分析和研究。

    希望本书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史、清代赋税史、清代法制史、近代社会史、近代广东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有些参考价值。

    第一章 杜凤治和他的日记

    一 杜凤治其人

    （一）家族与家庭

    中山大学收藏有一部晚清州县官日记，作者杜凤治，号后山（有时写作垕三，曾号五楼），在日记封面有时自署“杜凤治平叔”，“平叔”或系其字。杜凤治乃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5月11日），同治五年（1866）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以后继续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两年后仍健在，卒年不详。 [1] 他辞官回乡后预先为子孙拟定的自己讣闻的功名、官衔是：“皇清郡庠生、道光癸卯科副榜、甲辰恩科举人、诰授奉政大夫、晋授中宪大夫、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广东南海县知县，历任罗定直隶知州，佛冈直隶同知，广宁、四会知县。”[2] 杜凤治终其一生是清朝的一个中下级文官。

    杜凤治的高祖杜文光，廪生，康熙丁酉（1717）科举人，曾任四川

    南部县知县；曾祖杜章传，文林郎；祖父杜若兰，原名华封，号荣三

    （一作蓉山），廪生，朝议大夫、通奉大夫；父杜清鉴，号种墨，太学

    生，朝议大夫、通奉大夫。 [3] 日记遇到“清”字往往写作“青”，显然是为

    避父讳。杜凤治的祖母陈氏出自大族，其族先辈陈大文（简亭），在乾

    隆、嘉庆朝仕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杜凤治第二位夫人何氏是乾隆年

    间河南巡抚何煟（加总督、尚书衔）的侄孙女，第三位夫人娄氏的父亲

    当过河南滑县知县。祖孙的婚姻都可反映山阴杜氏是簪缨世族。杜凤治

    的伯父杜金鉴曾任湖南浏阳知县。 [4] 曾祖杜章传的文林郎散阶当系因杜

    金鉴官职所得的 赠。杜氏家族、宗族中有功名而又任官者不少，如

    日记中多次出现的杜联（莲衢）是杜凤治的远房族侄，翰林出身，官至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任广东学政。堂兄杜凤梧（尺巢）曾任安徽泾

    县知县。日记中又提到一位族亲杜藻，其时在山西任知府。杜凤治两个成年的儿子都捐有职衔，他的几个侄儿，或有科举功名，或捐纳了官职。

    但杜凤治的祖父、父亲都没有做官，其祖是生员，其父是“太学生”，当系捐纳的监生。日记中先称其父为“先朝议公”（朝议大夫，从四品官的散阶），后来称祖、父为“两代通奉公”（通奉大夫，从二品官的散阶）。朝议大夫虚衔，系杜凤治得选广宁知县后由同知衔加一级，为父母请得的从四品封典；通奉大夫虚衔，系光绪帝登极时有恩诏，杜凤治就由四品衔加三级获得诰赠祖父母、父母得享从二品封职。 [5]

    到杜清鉴这一代，杜家家境已不富有。杜凤治说其父某次因祭祀祖先费用无着，“渐以废读”，自己幼年跟随父亲在湖南，其时父亲“公务旁午”，大概杜清鉴曾以官亲身份帮助其兄杜金鉴处理公务。杜清鉴对孩子的教育甚严，要求他们勤习书法。杜凤治谦称自己“笔致不佳，又心野而懒，且惮劳，以故无成”，但实际上他的字还是不错的。他赴京后父亲还写信予以教诲，杜一直珍藏父亲的信函和书法，并要求子孙“奉为世宝”。 [6]

    杜凤治在家乡先娶田氏，生子女各一，田氏早死；续娶之何氏，生一女后亦死；道光二十七年（1847）续娶娄氏，生子女各二。咸丰五年（1855），杜凤治赴京候选时娄氏已怀孕，留在家抚养未成年的几个子女（田氏所生者已成年），生活极其艰难。咸丰六年，娄氏致函杜凤治，备述困苦之状，其中说道：“欲死则难舍儿女，不死则支持实难。”但杜凤治只能复信说几句安慰的空话。何氏所生之女，得病后无钱医治夭折。

    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占据苏、浙，太平军攻入杜凤治家乡绍兴，杜凤治的长兄在战乱中病死，弟弟被太平军掳去下落不明，妻娄氏带着几个小孩逃难。稍为安顿后，娄氏与幼子桐儿都得了病。不久，杜凤治赴京期间出生、从未见过父亲的桐儿病死，次日，娄氏也病死，死前还担心粮食不够，嘱咐儿女要照常食粥。杜凤治记录了家庭变故后悲叹：“乃予落寞十年，绝少生色，微资载寄，都付沉沦，一门寒饿流离，丧亡殆半；予则身逸心劳，徒事焦急忧煎而鞭长莫及；无以对妻，无以对兄弟，即无以对祖、父，不早努力，贻祸靡穷，书至此，悔憾恸伤，执笔如醉。”[7] 他对三位亡妻都颇有感情，尤其是娄氏。杜凤治后来虽又续弦，但一想起娄氏就悲痛不已。同治九年他在潮阳催征，七月初一日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写了悼亡妻诗十首。 [8] 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是娄氏忌日，其时杜凤治已68岁，在日记中再写娄氏去世时的苦况，“回想及此，肝肠寸断”。 [9]

    有十多年杜凤治在外都是孤身一人，开始时无力续弦，后来境遇改善，也没有纳妾，因为选择合适者不易，“倘因不佳而令去，亦不好看，且此等人贤德者必少，恐儿女辈不服，则不如娶正之为得也”。 [10]同治五年杜凤治到广东后，同乡陶澂（安轩）向他介绍了一位同族的女子，该女子在广东出生长大，当时28岁。日记以调侃的语气记载了这场婚事的由来：
    予初意要求一三十八九、四十一二之老女，庶可压服儿女。乃家中说媒年余仍无就绪，一到广省，安轩即说此家，予以为太年轻，安轩以为太老亦不成样，予意未定。无如此外并无来说者，亦是因缘，看光景似乎要成。外间说现年三十四岁（八折），已与蓉生信：予既如老童应试倒填年贯，新人亦应如老生望邀钦赐，不得不伪增其年矣。 [11]

    新夫人陶氏应在同治六年与杜凤治成亲，但日记第二本已佚，所以具体情况不详。

    杜凤治对这位续弦夫人很尊重，两人相处得不错。陶氏为杜凤治生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殇。他先前的三位夫人也生了多个儿女，但其中四个在他赴粤前已殇，仍存活的有田氏生的杜子榕（桂儿、念田）、娄氏生的杜子杕（桢儿），还有两个女儿“纹”和“线”[12] 。

    杜凤治来粤后，儿子作为官亲也跟来，杜子榕、杜子杕在粤也都生了子女，衙署里陆续就有六子、五孙、一女、二孙女等未成年子孙辈。纹女与女婿生了一男一女，也与杜凤治同住。杜凤治的四哥、八哥以及侄儿杜子楢（师侄），还有外甥、内侄等都作为官亲住在衙署，并都参与公务。

    除这部日记外，未见杜凤治有其他著述。他来粤后公务繁忙，还几乎每天写详细的日记，估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著述。然而，他留下的这部日记，其史料价值要超过很多著述。

    （二）赴粤前的经历

    杜凤治是道光癸卯（1843）科顺天乡试副贡，道光甲辰（1844）恩

    科乡试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报罢回乡，当年冬父死，此后

    几科会试都没有参加。咸丰三年（1853）初，杜凤治赴京会试，但是年

    春太平军进抵江苏，杜凤治无法继续北行，不得不半途折返浙江。

    按清朝选官制度，举人还可以通过拣选、大挑、截取三个途径获取

    官职。嘉庆年间后规定，三科会试未中之举人，可参加大挑。大挑每六

    年举行一次，候挑举人取得同乡京官印结后，由礼部查造清册，咨送吏

    部，吏部对申请者过堂验看，然后请旨派王公、大臣会同挑选，挑选标

    准重在形貌与应对，参与大挑之举人大约有六成可入选。咸丰五年，杜

    凤治入京，以举人大挑二等获得“拣选知县”资格。此后几年，遇到各省

    有知县拣发的机会，杜凤治都到吏部参与候拣，前后共30多次，但由于

    种种原因，每次都落空。在这几年，杜凤治到过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

    生或书启幕客。他晚年回忆当年在京教馆时“每月仅得脩金京钱十六

    千，合银一两三四钱之则”。 [13] 东家提供的饭食很差，不食无法养命，

    食又难以下咽，有时只好买臭腐乳两块才吃得下。 [14] 即使后来境遇稍

    微改善，但因战乱，北京同家乡联系不便，他对家人“分文未能将寄”。

    在赴粤任官前一两年他才得以把儿子、儿媳接到北京，但因收入无多，

    捐官又花费了大部分积蓄，以至于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阿来睡觉。 [15]

    杜凤治以举人大挑获取任官资格，也属于正途出身，但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拣发，他基本上没有机会补缺。清中叶后，除了翰林院庶常散馆以知县用者可以迅速得缺之外，一般进士也有可能等候多年，而举人之知县铨补，有迟至30余年者。 [16] 道光、咸丰以后捐纳大开，再加上有大量军功人员，举班候缺更难。咸丰十一年（1861）后，杜凤治在京先后为顾姓、韩姓官员司笔札，收入稍丰，想到“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决心另辟蹊径以求出任官职。同治二年（1863），他注销了举人大挑二等的资格，改“由拣选举人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

    有清一代实行捐纳制度，晚清内忧外患频仍，捐纳的花样更多，除

    俊秀（平民）捐监生后可捐官衔外，正途出身者也可“捐加”官衔以及捐

    某种加快选缺任职的程序，杜凤治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

    用”，就是如此。此后，他又“捐加”了一个同知衔。知县的品级是正七

    品，同知一般为知府的副手，正五品。在多数情况下同知的实际职权未

    必比得上知县，但品级较高，且加同知衔不妨碍知县委缺。官员还可以

    在本身加衔的基础上再往上为先辈加捐封典，杜凤治祖、父的朝议大夫（从四品）、通奉大夫（从二品）封典也是加捐而来的。

    同治三年春，杜凤治这批候选官员被吏部归入“三十七卯”，七月

    底，杜凤治抽签在“不积班”四人中名列第三。按以往惯例，单月选一

    人，双月选一人，杜凤治在本卯排第三名，必须重轮，等到所有卯次轮

    完后，再由第一卯轮起，大约要七八年。杜凤治正自叹命运不好时，排

    第二名的孙润祥丁忧，杜凤治排名升为第二，得缺机会增加。但他仍没

    有很快就得到官职，同治四年初，第三十六卯最后一名被选，六月，三

    十七卯的第一名选去。当年五月，翰林院庶常散馆考试名次较后的庶吉

    士改为知县任用，庶吉士改知县者俗称为“老虎班”，其他候选者全得让

    路。按清朝制度，本来州县官任缺之权在吏部，但太平天国战争后督抚

    基本掌握了州县官的委任权，由吏部选缺的知县每月只有一两名或三四

    名。所以，杜凤治等到同治四年底还未轮上。幸而这年是大计之年，不

    少知县被弹劾，空出一批知县官缺，于是，杜凤治到次年（同治五年）

    有了机会，三月到吏部抽签，抽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缺，四月二十七

    日，到吏部领到赴任的凭，于是成为清朝的实缺官员。

    在清朝，对中下级地方官，吏部发给赴任的凭（有关官员任命的谕

    旨、文书会先通过驿站寄给督抚），杜凤治的凭上面写明限本年八月初

    七日到任，但这只是官样文章，超过一点时间不会受到处罚。对官员赴

    任，朝廷既不安排交通工具，也不发给、借支路费，一切由官员自行解

    决。因此，杜凤治领凭后就必须设法筹措赴广东的旅费和其他费用。杜

    凤治的族亲兼挚友、内阁学士杜联其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杜联是从二

    品高官，学政是钦差，可以通过驿道赴粤，沿途官府提供食宿。但杜联以驿道难行，决定自费取道山东至清江，再由长江到江西入粤。

    州县官从北京到广东赴任，本人加随行者的旅费，还有各种打点、馈赠费用，共需几千两银。一般人借贷甚难，但赴任官员总能借到，因为官员没有这宗银两就无法赴任，官就当不上，所以，利息再高也得借。北京的票号以及某些有钱人看准了这一点，也知道多数官员赴任后有能力偿还，于是就把“官债”做成了一项对象固定、高回报的生意。杜凤治中签后一个来月，就有四五十人上门向他介绍债主。有一个裁缝名王春山，有数千两银，都是从放官债积蓄而来，但杜凤治觉得此人“骤富而骄”，而且王裁缝还要求杜凤治介绍他与杜之族亲、挚友、新任广东学政杜联相见，有所请托，结果双方未谈拢。与杜凤治同时得广东缺的海丰知县屈鸣珍和永安（现紫金）知县阳景霁，因怕借不到钱，都以“对扣”（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借得官债，这就使同为赴粤官员的杜凤治难以同金主讨价还价，最终他也不得不以“对扣”向票号借银4000两，实际只到手2000两，而且银子成色不足，还要给介绍者中人费。[17] 不久，杜凤治又以“对扣”借了680两，实际到手340两。这些银两，说定了到任后迅速归还，通常债主会亲自或派出伙计跟随赴任官员，取得债银后回京，往返旅费也由借债者承担。

    杜凤治想到到任之初手头会很紧，为节省旅费，就让跟随自己在京居住的大儿子、儿媳、孙儿与两个女儿乘内河船先回浙江家乡，因为乘坐内河船较乘轮船便宜。杜凤治说，为筹备赴任，自己“身劳心灼，魂梦不安，两目日觉昏暗”，白发白须都多了，不禁感叹“一官甫得，老境已来”。 [18]

    由于筹措路费和办理其他事项，杜凤治拖到八月初三日才离京赴

    粤。当日早上，杜凤治同14岁的儿子杜子杕、外甥莫雨香等人和四

    个“家人”（仆役）雇了5辆马车出发，路上歇宿两晚，在八月初五下午

    到达天津。八月十四日从天津登上轮船，十八日到上海，因办事和等船期，杜凤治到九月初五才登上赴香港的轮船，九月初八抵达香港，第二天即乘坐轮船赴广州，当天到达。

    杜凤治同治五年八月初三（1866年9月11日）离开北京，九月初九（10月17日）抵达广东省城，共用了37天。

    （三）宦粤经历

    到达省城广州，稍安顿好以后，杜凤治就派“家人”持手本到总督、

    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知府等各级上司衙门“禀到”“禀安”；此

    后连日到各上司衙门谒见，其间又分别拜会、会见各上司衙门的幕友和

    在省城的其他官员，并随时打听上司之间的关系等官场信息。他每次到

    上司衙门都要给“门包”，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用费，因为带来的银两不够

    开支，杜凤治先后向广州的银号和私人借了3500多两，多数要支付一分

    半到二分的月息。协成乾银号掌柜孟裕堂很看好杜凤治，认为杜相貌堂

    堂，做官一定春风得意，而且广宁县是优缺，“可做至开方”（年入过万

    两），所以借出650两短期债务不讲利息，并表示如杜有需要还可以帮

    忙。 [19] 用今天的话来说，孟裕堂是做“长线投资”“感情投资”。

    按清朝制度，州县官分发到各省后，由布政使挂牌宣布赴任的命令

    和颁发赴任的公文，才算走完任职程序，当然，布政使要秉承总督、巡

    抚的意旨去做。杜凤治是持吏部凭正常分发的知县，总督、巡抚、布政

    使知道新任学政杜联同杜凤治的关系，且没有特别理由不让他赴任，于

    是，杜凤治在九月廿九日接到布政使衙门送来饬赴任的札。杜凤治给送

    札的来人“规费”10元，但来人嫌少不肯收，最后给了24元才打发走。 [20]

    杜凤治赴广宁就任前按官场惯例应到各上司衙门辞行听训。杜凤治

    到总督衙门辞行时因为没有带门包和各种小费，督署门上（门政“家

    人”）不肯代递禀辞手本，杜凤治派“坐省家人”（州县官派驻省城办理

    事务的“家人”）来谈妥门包数额并过付后，门上才肯通报。杜凤治动身赴任前，这类费用花了200多两。

    十月十五日，杜凤治带着幕客以及十余个“家人”乘坐两艘船赴广宁，十月廿四日到达广宁，同前任张希京（柳桥）举行交接仪式，正式接任广宁知县。

    杜虽然精明强干，但毕竟第一次出任地方官，经验不足，因征粮问

    题与广宁士绅产生尖锐的矛盾，引发上控和“闹考”事件。经几个月的博

    弈，事件得以化解，在学政杜联以及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

    肇罗道台王澍的帮助下，杜凤治没有受到处分，调署四会继续当知县。

    他于同治七年正月廿六日（1868年2月19日）交卸离开广宁，同年二月初一（2月23日）到四会接任。

    不久，杜联离开广东，蒋益澧、郭祥瑞均被罢职，杜凤治一度被视

    为“蒋、郭之党”，总督瑞麟对其冷落，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挑他毛病，这

    两年是杜凤治宦粤十余年最“黑”的时期。他一度哀叹：“何苦如此？所

    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21]他赴任时的债务未清，初任广宁又有亏累，还要养家和周济亲属，除了硬着头皮把官当下去别无选择，于是千方百计走门路，终于保住了官职。

    四会比广宁贫瘠，但事务较简，杜凤治又有足够的才具，四会任上做得相当顺利，在上司和地方绅士当中都获得了好名声。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1869年8月25日）卸四会任，回到省城等候新的委任。

    同治八年十一月，杜凤治被上司委派到潮阳县催征，十一月廿四日（12月26日）到达潮阳，下乡催征七八个月，得到督办潮州催征的道台沈映钤的赏识。同治九年夏，杜凤治接到藩台调其任帘差的札文，于七月十五日（8月11日）回到省城。当年广东乡试，杜凤治被派为外帘官。

    本次乡试，肇罗道方濬师为乡试提调，与同为外帘官的杜凤治在闱

    差期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出闱后，方濬师在布政使王凯泰面前为杜凤治

    说话，杜虽没有得到新的“优缺”，但不久就接到回任广宁的札文，同治

    九年十月廿七日（11月19日）再任广宁。再任广宁后，杜凤治注意处理

    好同地方绅士及各级上司的关系，也逐渐引起总督瑞麟的注意，终于迎

    来了仕途的辉煌时期。因方濬师推荐，瑞麟把杜凤治列入署理南海知县

    的人选，同治十年二月廿五日（4月14日），杜离开广宁，调署南海

    县。

    杜凤治于同治十年三月初六日（4月25日）接署南海知县，六月正

    式补授。南海是广东首府广州府的首县，一般也称为广东省的首县。杜

    凤治在第一次南海知县任期内以其才能得到总督瑞麟等省级高官的器

    重，当然，馈送、贿赂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还算顺利，以至于很多同

    乡说，在广东的浙江人中杜凤治官运第一。 [22] 当了两年多南海知县

    后，杜凤治因担心亏累以及按察使张瀛在缉捕问题上找他麻烦，主动要

    求卸任。瑞麟等高官曾挽留，但杜凤治去意坚决，得到上司的同意，并

    让他升任知州，署理罗定直隶州。杜凤治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1874年5月10日）交卸，因为南海是首县，交代事务繁杂，杜凤治在省城逗留了近两个月，到五月廿六日（7月9日）才到罗定州接印，一年九个多月后，于光绪二年三月十七日（1876年4月11日）交卸，回任南海。

    光绪二年春杜凤治回任南海知县，三月廿五日（4月19日）接印，

    到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1878年4月22日）交卸。他两次任南海知县共

    五年多。第二次任南海知县的前期，由于同巡抚张兆栋、布政使杨庆麟

    是同年，与杨的关系又较好，开头也算顺利。但总督刘坤一逐渐对杜凤

    治有了看法，曾对人说杜“两次南海亦不见佳，署罗定时亦不过尔尔”。[23] 加上此时南海县盗案三参四参期限将到，于是杜凤治又一次主动请求卸任。

    光绪三年十一月，罗定知州黄光周休致，杜凤治希望卸去南海知县

    后正式升补此职，巡抚张兆栋、布政使杨庆麟都表同意。但次年二月佛

    冈发生土匪抢劫事件，总督刘坤一奏报佛城失守，佛冈同知朱兆槐被参

    劾，总督、巡抚、布政使都要杜凤治署理佛冈厅同知办理善后。佛冈是

    苦缺，办理所谓乱事善后更要赔垫，杜凤治不愿意去，本来想立即告

    病，但其妻陶氏提醒说，“儿子均幼小，不能不忍气，过几年再说”，杜

    只好勉强赴任。其实佛冈乱事不大，没有多少事务需要善后，杜凤治很

    快就处理完毕。五月，杜凤治染上疟疾，六月回省城就医，上司委派别

    人调署佛冈厅同知。十月初三日（10月29日）杜凤治再次署理罗定州知

    州，十一月初十日（12月3日）接印。但他再任罗定后一切不顺。光绪

    五年四月，他上年七月所生的幼子病殇，接着他本人又被刘坤一撤任，

    四月二十七日（6月16日）新罗定知州范子昂来接印，八月，其子杜子

    榕（桂儿）病死。杜凤治想到自己来粤，一直仕途顺畅、家口平

    安，“顺风走了十五年，可云久矣，日不常午，月不常圆”，自己年已望

    七，身体日渐多病衰弱；其时张兆栋、杨庆麟先后丁忧去职（杨丁忧后

    不久去世），上司均已换人，不可再恋栈，产生了辞官归里的念头，但

    又未下最后的决心。在省城十个月，前思后想，终于在光绪六年三月上

    禀求退。在此后几个月内，杜凤治处理了南海任上部款7600余两等交代

    未清的事项，在九月初一日（10月4日）离开广州踏上回乡之途。

    杜凤治在日记里一再称在广东官不好当。杜联有一次同杜凤治

    说：“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

    得摆脱离此苦海也！”[24] 杜凤治深有同感。在第二次南海知县任上，有一次杜凤治同布政使杨庆麟谈及各省官员任免，也说“天下官之难作、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 [25] 广东民情强悍，人心浮动，盗匪多，钱

    粮难收，涉外事件多，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合广东实际，且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官员必须比其他省份的官捞取更多银钱才可以维持，故各种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在这种大背景下，广东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

    各级官员都说广东的官难当，而且普遍认为州县官甚至比佐杂还难

    当。当州县官除了辛苦以外还相当受气。同治十年八月，因为办案受了

    盐运使钟谦钧的气，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了州县官们调侃的一段顺口

    溜：“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

    城。”此后，按察使周恒祺升任外省布政使，不满杜凤治不送程仪，在

    总督刘坤一面前对杜“大有微辞”，杜再次引用这24字“口号”。 [26]

    古今中外经常会有人说官不好当，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然

    而，官员们尽管调侃、抱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官，尤其是愿意

    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优缺，杜凤治也是如此。为什么杜凤治当知县

    当得那么卖力？因为在清朝，当官是读书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最有社

    会地位、最能光宗耀祖，也最容易谋取经济利益的职业。他做官的收入

    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后来虽参股钱庄，但收益不是很多），宗族、

    亲戚还要他接济，仅仅为了自己、家庭、宗族和亲戚，他就必须当官。

    通过十几年的宦粤经历，杜凤治大抵实现了这个人生目标。

    （四）为人处世

    杜凤治53岁开始任官，当时这个年岁已算暮年，但他身体强壮，很

    少生病，腿脚灵便，眼不花，耳不聋，到六十三四岁时仍为自己“无甚

    疾痛，腿脚稳健，耳目尚无翳障”感到欣幸，他说“予向无肝胃气血内伤

    之疾，即寒热外感亦偶然，以是首剧五年，年逾六旬，鲜请病假”，只

    是偶有肠胃不适，到了光绪戊寅年（1878）后身体才变差，一年半以后

    就辞官归里了。 [27] 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能应付繁剧的公务，而且还有余力写下详尽的日记。

    杜凤治是一个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的士大夫，在日记中反复提醒自

    己要讲究三纲五常、孝悌忠信，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要求自己、评论人和事。每逢父母生

    辰、忌日，日记都会记载祭祀的情况。对家乡的宗祠、祖祠、祖墓的维

    修祭祀他都非常重视，为此从宦囊付出不少。有一次父亲忌日因公务不能祭祀，他感到非常内疚，在日记中感叹：“一官忙促，遂致以先人讳忌，不克亲身一拜。”[28] 他对兄弟、妻子很尊重，不纳妾，对子女、孙辈、媳婿、侄甥等关照有加，又严格管教。在日记中他提到，族内“诸房皆不能振起，待臣举火者实不乏人”，除自己家庭、杜氏家族外，他对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亦经常予以接济。 [29] 他还花费巨资为子侄捐官。 [30] 他的儿子杜子榕回乡后来信流露不愿意花钱周恤族人的意思，杜凤治认为儿子“眼光如豆，视骨肉如陌路”，“与予另一肺肠”，去信教训。 [31] 杜凤治告病回乡后，对于早年借款，不管债主是否健在，不管是否有借据，只要对方提出而自己又有印象，就都一一清还。 [32]总的来看，他属于士大夫当中修身谨严的那一类。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杜凤治对朋友、同僚、下属、下人甚至一般

    人，都会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杜家老仆樊茂发、张三、蒋升，已

    殇亡子女的乳媪，生活都很困苦，这些人早与杜家没有关系，但杜凤治

    仍予以一些资助。 [33] 州学增生张琦父为佃农，两兄在武营当兵，自己

    教馆，愿拜为门生，杜凤治知其家贫，嘱咐来见时不必用贽仪，但张琦

    来见时仍送贽敬10元及水礼八色，杜不收贽敬，只收取部分礼物，还对张琦勉励有加。 [34]

    然而，作为官员，杜凤治有时也官威大发，表现得蛮横凶狠、决绝

    任性。他在审讯命盗等案疑犯时经常用酷刑，致受审者重伤；在催征钱

    粮过程中也毫不怜悯地采用拘押、烧屋等强制手段。有时明知是无辜者

    也因对方顶撞或看不顺眼而扣押、责打。同治九年春，他在潮阳催征期

    间，有一次外出因轿夫失足致其跌倒受伤，他正对上司不给他委缺却派

    他干这份苦差恼火，于是迁怒轿夫，恨不得一顿板子将其打死。但闯祸

    的后肩轿夫逃走，于是就鞭责没有过错的另一个后肩轿夫出气。第二

    天，杜凤治气消，命令不要再追究逃走者，只是将逃走者的轿钱给冤枉

    被鞭打者作为补偿。 [35] 类似的事日记记下不少。

    杜凤治虽然只是乙榜出身，但很好学，从其日记的文笔、所写的几

    首诗看，他学问功底还可以，且对自己的学问很自信。他辞官归里路过

    江西南昌滕王阁，看到当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和时任学政李文田写的两副

    对联。他所抄下刘坤一的对联是：“兴废总关情，看落霞孤鹜、秋水长

    天，幸此地湖山无恙；古今才一瞬，问江上才人、阁中帝子，比当年风

    景如何。”杜凤治评论：“亦是摭拾而成，取其笔意尚倜傥耳，必有捉刀

    者，岘庄（按：刘坤一字）安能为此？出联颇有思议，对语欲问当年风

    景于帝子、才人，竟如梦呓，大不成话。”所抄李文田联是：“峰碣已千

    金，事往人来，有低回楼观古今山川开阖；阑干仍百尺，隔邻呼酒，且

    领略帆樯星斗车盖风云。”杜评：“联语故为怪僻，多不可解，非得苏、虞二先生诗证之，不能豁然也。卖才弄怪，一见可知；字亦学板桥，取法即未见高卓。”[36] 刘坤一曾任两广总督，是杜凤治的上司，李文田是探花，但杜凤治并不把他们两人的学问放在眼里。

    日记记载了很多买书的事，有时花费一二百两银子。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杜凤治一直保持读书的习惯，也注意结合实际读书，到任所前后都认真阅读该地地方志，到潮阳催征时又认真阅读蓝鼎元的《鹿州公案》。有一次，他在致周星誉的信中一口气写了18页纸讨论《明史》的史事。 [37] 其议论虽迂腐，但从中可见他对明代史事相当熟悉。同治六年十一月，他在广宁知县任上，其时催征钱粮辛苦且艰难，广宁士绅又认为他“催征太严”，于是发起抵制县考。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心烦意乱，于是索性忙里偷闲，有一天完全不理公事不见人，在县衙闭门不出，拿出一部《北史》阅读，读到“琅琊王俨被害于和、穆、令萱”一段，在日记里大发了一番议论。 [38] 《北史》这一段与他当时的境遇毫无联系，他的心得、议论也无甚高见，但在这个时候能把无关紧要的书读进去、读出心得，用以减轻压力，足以反映其读书人本色。他还读了不少杂书，例如，在日记里就几次很恰当妥帖地运用了《聊斋志异》的典故。 [39] 在四会任上还曾向学官黄圣之（纪石）借阅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禁书”《品花宝鉴》。 [4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凤治对外国新事物表现出了解、学习的兴趣。来粤后他买的第一批书中就有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他的新知识很多来自这部书。他曾在赏月时想到：“泰西人谓大地如一球，金木诸星亦一地球，在我地球中以为地，而在金木星中者，视之则亦一星耳。日居中不动，其动者地球运行耳。诸星环日运行，地球亦如一星，星多如许，可知天日之中，如地球者当不知凡几也。”[41] 同治九年七月，他在汕头与德国鲁麟洋行的买办郭紫垣谈话。郭对他谈及普法战争，他在日记中用了六七百字记录郭紫垣所说的内容。 [42] 杜凤治所记普法战争的来龙去脉大致靠谱，说明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有一定理解能力。在南海知县任上时，英国驻粤外交官员闲谈中通过翻译告诉他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事。 [43] 尽管他听得不是很明白，没有记下这条运河的名字，但仍把这件新鲜事写入日记。他辞官归里后在报纸上读到俄国沙皇“被人用开花炮轰毙”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下：“叛党谋弑俄皇业已五次，至第五次竟被轰毙。叛党何人，该国君臣久已深知，乃竟不克铲除，至五次而终死其手。何叛党之悖逆强横、该国君臣之泄沓至于斯极也，怪哉！”[44] 可见杜凤治虽然关注世界大事和西方新事物，但他始终是从一个中国士大夫、清朝官员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的。

    在日记中随处都可以反映出杜凤治沉着冷静、精明务实、观察入微的性格。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如他在日记中记下对清远知县朱云亭的观感：“在（藩署）官厅遇英德朱君名云亭号惺园，年约三十余，其神气恐非正路，亦似有才，口不择言，其行走时两手如兜，较张石邻（按：南海知县张琮，杜凤治的后任）两手如缩更觉难看，不知是何路数也。”[45] 寥寥几笔就把朱云亭的仪表、性格特点写出，眼光和语言都很刻毒。在晚年，杜凤治见其次孙（炯孙）读书不成，要他学习钱铺生意，教训他“留心时务学经纪”：

    经纪谓何？如买米柴砖木一切家用物，于平日留意，与人

    闲话亦可留心，何处好何处歹，何处贵何处贱，熟悉于心，一

    到买用之时，胸中早有成算，自然不致受亏。百作工匠入门，

    一经开手，即无了期，亦当早定算计，如竹木油漆，每项工程

    几何，几日可毕，用竹木油漆若干，亦有数目，自不能偷挪游

    衍。最难防者裁缝一项，必要彻底算计，现绸几丈几尺作衣一

    件，尺寸分明，亲看督工，与彼闲话，在彼不防而一切弊病尽

    入我目。诸如此类，楮墨难罄，全在凡事留心，观此知彼，一

    隅三反，日久经纪自能精通。 [46]

    杜凤治对孙子的教导无疑来自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事事留心、勤于观察、谨慎细密、精明警觉，这种能力对他在官场趋吉避凶，以及处理公务，尤其是听讼、理财，是很有用的。

    （五）为官之道

    杜凤治出身于仕宦家族，曾跟随父亲在伯父杜金鉴的湖南浏阳县衙

    度过一段童年生活，壮年后在京城历练，结交不少翰林、进士出身的官

    员，又在官员家当过教书先生和笔札师爷，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

    无须像草根阶层出身者那样，考中科举、得选后才学习各种官场礼仪。

    他进入仕途时已是人生成熟期。家庭出身、几十年的经历加上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他很快就适应了州县官的角色。

    在任官两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奉檄来此，自誓要作好官，不敢望作名臣，冀幸作一循吏，自问自心不敢刻不敢贪，可对天地、祖宗、神明。”[47] 他的日记并不准备给别人看，这些话不能视作虚言假

    语。稍后，他在四会县衙自撰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屋如传舍，我亦

    传舍中一人，明昧贪廉自存公论；堂对绥江，彼皆绥江上百姓，是非曲

    直何用私心。”另一副是：“上不负朝廷，下不虐百姓；前不玷祖父，后不累儿孙。”[48] 公开挂出来的对联自然有官样文章的意味，但也是他自励的目标。他对清廷忠心耿耿，对教化、考试、征输、缉捕、听讼等州

    县官例行公务努力完成，作为“父母官”，对治下的庶民百姓不至于做得

    太过分。他后来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当上高官，辞职归里时只是正五品的

    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从四品），但仕途顺利，如果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州县官。

    州县官公务繁忙，而且要处理好同上司、同僚、下属、地方士绅的关系，恩威并济地统率管理书吏、衙役、“家人”。杜凤治对自己勇于任事、任劳任怨的性格颇为自豪，他教训儿子杜子杕说：
    生怕任劳任怨，可躲则躲，可推则推，非丈夫所为。目前荫下优游固无不可，倘要单枪匹马卓立人丛中作一番事业，不任劳怨能出人头地乎？只须看我为官十余年，首剧五年，承上启下，大绅大富，旗务洋务，何处不要精神去对付？何事不任劳怨？即欲畏首畏尾且躲且推万不能也。且予生性能作事，肯任劳怨，汝辈自病自知，不必他求，效法于予斯可矣。 [49]

    杜凤治十几年间都很勤奋。在日记中说自己到任广宁知县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 [50] 南海知县公务更繁忙，“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 [51] 他经常一天之内处理多件公务。例如，在广宁任上，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8年1月15日），他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的现场，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52] 下乡催征钱粮时，经常是白天召见绅耆催征，晚上要督促、责比粮差、殷丁，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稍有起色即起来处理公事。他审案也很认真，说自己：“堂判至少亦数百字，否则千余言数千言不定，均附卷可查，亦一片心血也。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天人鉴之。”[53] 日记中有他审讯多件案件的详细记录，说“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当为自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凤治是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并为此努力的，确实比多数州县官勤于和善于审案。对未能勤政的官员，杜凤治颇有批评、讥讽。杜凤治的挚友周星誉（叔芸、叔云）以翰林科道外放广西知府，一度被撤，杜在日记中议论周“又懒又暗，一经得位，授柄家人，己则高卧”，这样当官一定当不好。 [54]

    杜凤治常说自己不爱财，以不苟取自诩，在日记中也极少记录“额外”的收入。他当然也收受银钱，但比较审慎。日记常记拒绝、璧还别人馈送的银两。但他精于计算，当州县官十几年还是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杜凤治非常注意编织官场关系网。他在京候选多年，结交了各种于

    官场进退有用的朋友。潘祖荫（侍郎、尚书、京筵讲官，潘任军机大臣

    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是其“荐卷”师， [55] 李鸿藻（后任尚书、军机大

    臣）是其同年，还有几位翰林如周星誉、杨庆麟等同他是至交好友，日

    记中常有致送潘、李、周、杨等京官炭敬、冰敬的记载。潘祖荫对其补

    缺、调署等事相当关注，并施加了影响。杨庆麟后来任广东布政使，对

    杜就颇为关照。杜凤治在北京时同吏部、刑部、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

    建立了交情，来粤后这种关系就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上司也要托他

    打通北京的关节。肇庆府知府蒋立昂（云樵）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

    知，但名字被搞错，又想加知府衔，乃托杜凤治致函“京友”设法办妥。

    肇罗道道台王澍与杜凤治同乡且有戚谊，杜凤治曾拜王为师。王澍调任

    后大计得“卓异”，按定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上京引见要花费很多银

    两，又未必能升官，王澍想不去。吏部考功清吏司书吏致信王澍：如欲

    免调取，每年需银200两。王澍接信后向杜询问来信者底细，并托杜

    与“京友”讲价减为100两。 [56] 同治十年初，杜凤治得知督抚把自己列为

    调补广东首县南海知县的候选人，立即疏通活动，后顺利得到吏部的同意。 [57]

    杜凤治初到广东时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广东学政杜联，杜联是他的同宗、同学、同年。在日记中，杜联被称为“莲翁”（杜联号莲衢）。杜联的籍贯是浙江会稽，杜凤治的籍贯是浙江山阴， [58] 两人是同宗族较疏远的亲戚。杜凤治早年在杜联门下读书，在京候补时，与杜联结下

    极深的情谊。此前广东学政多数放翰林院编修、检讨之类的中下级京

    官，最高为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四品），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

    郎衔出任。学政本是钦差，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下，在藩、臬

    两司之上，杜联是从二品大员，可说与督抚相当，且任满回京后还有可

    能被重用。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督抚、藩、臬都不能不

    给面子。后来的巡抚张兆栋与布政使邓廷楠、杨庆麟等高官是他同年，在晚清注重同年的官场伦理氛围下，杜凤治得到一些照应。

    在北京的朋友不断向杜凤治提供各种官场信息和建议。如翰林周星

    誉是杜凤治挚友，杜不断慷慨地对周予以“资助”。据日记所记，周为人

    自负贪财，不甚爱惜羽毛，但有才气且交游广泛，作为京官有一定政治

    能量，经常向杜凤治提供各种政坛、人脉信息和建议，并为杜疏通各种

    关系。广粮通判方功惠（柳桥）是瑞麟的亲信，杜凤治同他建立了交

    情，两人互相欣赏，方功惠也向杜凤治提供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的信

    息，两人还经常毫无顾忌地议论各级上司。杜凤治在几年间得到瑞麟的信任，方功惠起了一定作用。

    为编织、维护官场关系网，杜凤治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平日

    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他都不会疏忽。尽管心里对上司经常

    不满甚至暗地里咬牙切齿，但巴结逢迎的功夫却做得很足，该送的银两

    只多不少。对同寅、下属，在涉及银钱的事情上做得也比较漂亮。例

    如，同治七年春，杜凤治调署四会，按“规矩”给道、府两位顶头上司各

    送100元“到任礼”，其时正是旧肇庆知府郭式昌和新知府五福交接之

    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只送给后任，但杜凤治“新府一份，旧太尊

    一份”，“一切门包小费均照例”。 [59] 两广总督瑞麟病故后，官员所送奠

    仪，都是按缺份“肥瘦”定所送多寡。杜凤治其时署理罗定州知州，收入

    一般，但想到送奠仪“是举虽为死者，乃作与生者看”，因瑞麟赏识自

    己，让自己当上南海知县，少送会有“物议”；本来已打算按较高标准送

    600元（“佳缺”连州知州才送200元），但后来决定再加到500两，以表示自己不是“忘恩负义者”。 [60]

    杜凤治能巧妙地周旋于省级上司之间。他初任广宁时，两广总督瑞

    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相

    容，藩、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广宁士绅控案有关。蒋益澧、郭祥瑞被视

    为杜凤治的袒护者，但杜凤治没有使瑞麟把自己列入蒋、郭一派予以打

    压，后来还逐渐得到赏识。蒋超伯虽视杜凤治为对方的人，但杜通过多

    方努力设法减少蒋的敌意，保住了官位。他在官场的进退颇有分寸，总

    结出“欲不大黑，切不可大红，最为作官要诀”。 [61] 十多年间，杜凤治

    避免卷入高官的斗争当中，使对立的双方都接受、重视他。他很自豪地

    认为自己全靠本事，与总督瑞麟素无渊源却当上了首县南海知县。瑞麟

    特别信任武将郑绍忠，杜凤治心里对郑不大看得起，但处处尊重迎合，

    加以笼络，所以赢得郑绍忠的尊敬和好感，在广宁、四会任上，杜都得到郑绍忠的帮助和支持。

    杜凤治颇有心计和手腕，这在处理官场关系、解决棘手问题、审理

    复杂案件中都有体现。例如，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

    后，打算把他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

    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

    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郑绍忠“大

    为叹服”，后来就完全按杜凤治所说的办，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

    [62]

    有时，杜凤治也会抓住一些机会在官场中表现自己不畏权贵的风

    骨。如在南海知县任上，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疍民因争夺沙坦涉讼，

    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没有按照潘氏的要求做出判决。尽管潘衍桐有信来，

    但杜凤治“当堂申斥，并于堂判中批明，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

    爱”。 [63] 杜凤治知道潘衍桐未必能直接为难自己，偶尔不给翰林面子，

    以体恤小民的面目出现，反而有利于在官场和民间提高自己的声望。

    初任南海以后，杜凤治也逐渐成为“老州县”，在官场建立了自己的

    名声、地位和人脉关系，他不必像在广宁、四会任上那样处处小心翼

    翼。在后期的日记中，他对上司的议论越来越大胆，后来对一些上司也

    敢冷落、顶撞了。按察使张瀛几次批驳了杜凤治对案件的处置并派委员

    来调查，但杜不怎么害怕，反而同上司、同僚讥笑、指斥张瀛。光绪二

    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署理肇罗道齐世熙派一名巡检为委员来催各

    房承充典吏。杜觉得此举无谓，且要自己花费，在日记中写道：

    予莅此已将二年，方道台从未委过委员来州，即有委，亦

    系照例差使，本人从不到者。兹齐世熙以一饿不死之候补道，

    到任无几即委委员，名为公事，实调剂佐杂耳。该巡检以为绝

    好美差，各房典吏必有赂遗，岂知本州十房罔不清苦，食用为

    难，安有闲钱饱委员之饿壑？该委员初到禀见，予辞以冗，嗣

    见各房（十三日事）不肯馈贻，又再三求见。予不能为彼勒各

    房书供欲壑也，仍不见。蔑视委员即蔑视委之者也，不识好歹

    轻重之人只可如此待之。 [64]

    杜凤治以蔑视委员来表示对委派者署理肇罗道齐世熙的蔑视，齐后来也没有对杜凤治怎样。

    在任官初期，杜凤治兢兢业业，不敢有嗜好、嬉游，但后来他吸上了鸦片，烟瘾还颇大。任南海以后日记中又经常有与其他人“手谈”的记录，从日记看不出杜凤治玩的是何种赌博游戏，但看得出其兴趣颇浓。

    下面是光绪元年他在署理罗定知州任上给学正黄怡（荣伯）的一封短

    简：

    大礼已毕，积雨未晴，衙斋闲旷，不但先生官独冷也。遗

    哀破睡，尽可仍续旧谭，唯敝处不便遍邀。敢浼飞符，都为知

    会，弟则若为不速之客来者，煮茗以俟，勿哂荒嬉。想元规兴

    复不浅，定有同心，如个中有一人不愿，幸勿强之，嘱之。兴

    发偶然，狂泐数字，借颂荣伯学博吟佳，阅讫付之祖龙。 [65]

    其时正值同治皇帝大丧期间，杜凤治连日率领罗定州的文武官员在

    城隍庙举行哭临典礼。典礼结束的当日晚上，杜凤治就请黄怡出面约几

    个人来州署“手谈”（杜作为知州不好亲自出面）。杜凤治知道在国丧期

    间嬉戏赌博有违官箴，所以嘱咐黄怡阅信后烧掉。这种事如果在清朝前中期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件小事也可窥见晚清官场观念和规则的微妙变化。

    二 日记介绍

    （一）日记各本的主要内容

    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代稿钞本》第1辑，杜凤治日

    记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书名被全部影印收录。“望凫行馆宦粤日

    记”是第一本封面的题署，可能作者本想以此作为日记的总名，但以后

    各本封面实际上的题署各不相同。

    杜凤治在日记第一本的开头说，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二十七年（1847）写过日记，后停写几年，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元年（1862）又记了几年，辑为五本，但同治元年秋得知家庭成员多人在太平军进攻浙江时遇难，万念俱灰，日记再停记，直至同治五年选官后才重新写日记。前两次的日记已佚失不存。

    同治五年五月初五日，杜凤治再次开写日记，此后十几年基本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审讯案件、下乡催粮、缉捕盗匪，以及到省城谒见上司、办事，甚至在遇到麻烦、仕途出现危机时（如广宁绅士上控、闹考那段时间），也都坚持记日记，往往连续几天都写两三千字。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二日（1867年12月27日），他同道台王澍等在傍晚接见广宁廪生岑鹏飞等人、处置闹考事件后已近午夜，但这天仍记了3600余字。同治八年六月初四日（1869年7月12日），他到肇庆府府城办事后，在归途的船上足足写了6000多字。

    现存日记共40本，都用宣纸写成，开本大小不一，各本封面题署与该本内容不尽一致。绝大部分日记是当天所记，但也有过一两天补记的，少数是若干日后一起补记，甚至有几年后一总补记的。有时杜凤治会对日记稍作修改补充。

    多数日记虽写于繁忙的公私事务之余，但往往几千字一气呵成，笔

    误不算多，且思路清晰，记录详细而有条理；举凡与上司、同僚、士绅

    的对话，处理公务、案件的过程，祭祀祠庙，科举题目，典礼仪式，与

    他人的争论、矛盾，多有详细记述，对公文、信函往往也摘要抄录，日

    后如发现误记则在两行之间或页面天头以小字更正、补充。从日记补写

    的情况，以及从杜凤治公务的繁忙程度，可以断定，他不可能先写草

    稿、修改后再抄正，多数日记保留了记录时的“原始状态”。

    当日纸张价格不便宜，杜凤治任官之初，仍保留寒士的习惯，节约

    用纸，每页日记都写得很密，而且字写得很小，补写的字更小，这使今

    人阅读时很困难。后来杜凤治境遇改善，他无须再如此撙节，所以，后

    面的日记就字体写得较大，行距也较宽，阅读起来比前面几本容易些。

    日记第一本封面署“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杜凤治父母坟墓所在地土

    名“栖凫”，“望凫行馆”之名应从此而来。第一本开头写重立日记的缘

    起，其中有不少篇幅追述了家庭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苦难，以及自己

    参加科举考试、举人大挑、候选补缺、得官等事的概略。日记正文从同

    治五年五月初五（1866年6月17日）开始，记筹款赴任、离京赴粤及到

    广宁赴任等经过。其中有不少有关北京官员生活以及杜凤治对天津、上海、香港、广州的观察印象，还写及到粤后续弦事。

    第二本已缺失。第40本封面用小字写了丢失第2本的经过：“失去任广宁之第二本，真堪怅。着跟班吴进由佛冈运书箱晋省，一箱登岸失手落水，失去第二本，究不知落于何处，无从查考。”

    第三本到第六本前面部分，均为首任广宁知县时之事，其中写了清剿广宁土匪黄亚水二与谢单支手、广宁绅士控告“浮收”、应对士绅闹考等事。这几本颇为详细地记载了征粮时官吏的各种手段，以及官、绅、民之间围绕征粮的种种纷争。

    第六本后面部分到第十一本前面部分，记署理四会知县的经历，有较多听讼办案之记载。第十一本后面部分与第十二本前面部分写卸任四会回省城候缺的经历。第十二本后面部分写接到赴潮阳催粮差委、动身赴潮阳的经过。

    第十三本与第十四本前面部分写在潮阳催征新旧粮事，对潮汕地区

    强悍民风、长期欠粮抗粮以及官、绅、民复杂的关系有颇为生动的记

    载。第十四本后半部分写奉调回省城参加帘差考试、准备入闱等事。第

    十五本大部分写自己在同治九年庚午科广东乡试时作为外帘官的经历。

    第十六本到第十八本前面部分，记再任广宁知县时之事。

    第十八本后面部分到第二十八本前面部分，为首任南海知县时之

    事。

    第二十八本后面部分到第三十四本，为首任罗定州知州时之事。这

    几本有关催征、听讼的记载较多且较详细。

    第三十五本到三十七本，为回任南海知县时之事。第三十七本在光

    绪三年十一月廿七日（1877年12月31日）后停写近三年。至光绪六年九

    月初一日（1880年10月4日）才重写。辞官回乡路过三水芦苞，补记光

    绪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至光绪六年九月的“前事大略”，这37页总记三年前

    卸任南海、短暂任佛冈直隶厅同知，以及再任罗定知州，到辞职归里等

    事的概况。第三十七本后面还有43页系回乡后所写，其中26页记述告病

    回乡经过，处分财产的“分房另爨条款”，最后17页的“补记”是有关家族

    祭祀安排和自己身后安葬等事项，及对“分房另爨条款”的一些修改。

    第三十八本前面部分写回乡旅途，后面部分到第四十一本都写回乡

    后的生活，其中有不少追忆早年生活的文字。后面的日记多数比较简

    略，大约是因为无大事可记，且杜凤治日渐老病，难有精力多写。日记

    记到光绪八年十月初十（1882年11月20日）为止，当日日记最后一句还没有写完，很可能是写日记时突然发病。

    杜凤治两次广宁任上以及四会、首次罗定任上的日记都很详尽，基

    本无漏记、缺记。任南海知县时的日记有时相对简略，因为南海知县的

    公务繁忙得多。他两任南海前后任交接期间本来会有很多令我们感兴趣

    的重要事实，但遗憾的是，交接期间多日缺记，补记的一些内容也较凌乱。

    （二）日记特点

    杜凤治精力充沛，思路清晰，下笔很快，十几年间大部分时间天天

    写日记，特别是对公务记录得很详细。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

    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平实记下，很多时候似乎是想以此宣泄情绪。在当

    时，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记中有大量对上司、同

    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及若干个人隐私， [66] 也说明杜凤治

    写日记时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日记所记应该是杜凤治经历、观察、思

    考、判断的真实记录。作为史料，这样的日记更为可信。日记多数是当天记下，记忆失误也会少一些。

    体量巨大、记录连贯、记载详细都是杜凤治日记的主要特点。日记

    记录了杜凤治考试、催征、缉捕、听讼等公务的详情，还有大量官员任

    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如

    此详细的日记很少见。因为公务忙闲不同，杜凤治各本日记的重点也不

    一样。在广宁任上，较多记述催征以及与士绅的矛盾、冲突。在南海任

    上的日记虽也算详细，但偏重于记督、抚、藩、臬交办的事项与官场内

    幕，对催征、审案的记述则相对简略。在四会、罗定任上，因为其他公

    务较少，所以记述下乡催征和审案就特别详细。很多案件逐日记述，涉

    案者、勘查现场、验尸、案件来龙去脉以及自己思考、判断的经过都写

    得颇为详尽清晰。如同治七年九月在四会处置江昆汉被杀案，十几天内日记就此案记述了一万多字。

    有闻必录、毫不隐讳也是杜凤治日记的重要特点。如署理布政使郭

    祥瑞和巡抚蒋益澧同杜凤治关系很好，还支持他渡过与广宁士绅冲突的

    难关。但日记仍记下郭祥瑞、蒋益澧滥支公帑以及蒋益澧被罢免离任时

    以“赏银”的办法让绅民多送万民伞、高脚牌等事。 [67] 总督瑞麟对杜凤

    治有知遇之恩，杜凤治对瑞麟亦颇有佳评，但日记多处记载瑞麟纳贿的

    事实及他人对瑞麟贪财的议论。不过，日记极少议论太后、皇帝、朝

    廷； [68] 对自己的支出记录详细，对收入则记录不多，于此等地方也可

    见他精明谨慎之处。

    日记的文笔颇为生动，下面抄录一段。

    同治五年十一月，他在广宁任上下乡催粮，记录下自己的观感：

    一路山连水绕，弥望皆竹，始沿河行，两岸因山凿路，仅

    如线然，窄处唯容一人，而又竹枝横出，甚碍行路。继入山

    坳，中间溪水潆细，其清可鉴。民居错落，有六七处水碓，颇

    饶山居之胜，令人大动归隐之思。使我有家可归，此身无累，

    吾乡风景有过之无不及，胡为昕夕焦劳，栖栖仆仆为官乎？为

    私乎？行年五十有三，何日得身心宁静也！追溯一生心伤往

    事：父母固不可留，而妻至再继，犹不克偕老白头，屈指死已

    五年，我则块然老鳏，绝无生趣，殇二爱女一幼子，想起亦甚

    可怜。又兼兄弟无存，迄今内署谁能助我？真是一个独生！前

    后左右寥寥无几，术家谓我命凶强，信然！

    出山入竹林，蓊翳天日，中通一线，无论舆马，即单身独

    行，亦须低首侧身而过，右数尺许仍为河道，左则一望丛绿无

    际矣，渭川千亩不足数也。惜生笋苦而不可食，大杀风景，羡

    煞“清贫馋太守”，且将奈何？（苏诗有“料得清贫馋太守，渭

    川千亩在胸中”） [69]

    上述文字一气写成，既写景又结合自己的境遇抒情，还引用典故，

    没有一个字涂改，只是后来把诗句出处补写在日记天头空白处。

    如前所述，杜凤治写日记多是当时记下，“为写而写”，他肯定没有

    考虑过后人是否容易读懂。读这部日记，尤其是前面几年以较草行书写

    成、写得密密麻麻那几本，仅辨认字迹就需要花费不少力气。此外，日

    记提及的人物通常使用字号（且当时字号往往可用同音、近音字书

    写）、小名、绰号、简称、代称、官名、官名别称、姓氏郡望，而多数

    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吏、幕客、地方绅士等，为各种史籍及《古今人

    物别名索引》等工具书所不录。有时，同一个人在日记不同地方称谓往

    往不同，如日记写及潘祖荫就有“伯师”“潘伯师”“伯寅师”“河阳师”“河

    阳”等称谓；不同的人称谓相同的也有，如广宁前任知县张希京与广粮

    通判方功惠在日记中都被以号相称，称作“柳桥”，蒋益澧和蒋超伯在不

    同地方都曾用隐语称为“三径”。同一官名所指往往是不同的人，如日记

    多称布政使为“方伯”，但十几年间本任、署理的布政使有七八人，不清

    楚交接时间，就很难判断日记某处所写的“方伯”指谁。有时写到官场人

    物、事件，还使用隐语。有一次，他抄录其幕客顾学传（小樵）来函谈

    广东官场事的大略：

    小樵信中谓回件专递福地，因月中匠头衔在前，故须月中

    公开，折履、长纳公为此甚生气。内事有知者，西狩公察议，

    三径、七里均严议，落落大议处。诗婢主人撤销，惠已另简，

    本守及载戢干俱回原省，我姑大约非休文先生（韶）即旧主彭

    城郡也。督幕事无确据完结，有杖之闻，有暂信，卯金有一枝

    之想矣。 牧有来东之说，琅邪则无升信也。 [70]

    根据相关典故、姓氏郡望以及当时广东官场的变化，笔者猜测“西

    狩公”指总督瑞麟，“三径”指巡抚蒋益澧，“七里”指署理布政使郭祥

    瑞，“落落大”或指方濬颐，“本守及载戢干”指代理肇庆知府郭式昌、署

    理罗定州知州戈聿安，“休文”或指沈映钤，“彭城”或指知府刘溎

    年，“我姑”指新肇庆知府，“诗婢主人”指署理知府郑梦玉，“卯金”指督

    幕刘十峰，“ 牧”或指蒋益澧调来之云南知州沈云骏（仲骧），“琅

    邪”或指王澍（有升任传言），其余就猜测不出了。书信、日记用隐语

    未必是为保密，也可能是文人文字游戏的积习，然而，这就增加了今人

    阅读的困难。幸而在这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中，这类文字不是很多，而

    且，即使读不懂这些段落，对利用日记中的重要史料影响亦不是很大。

    （三）日记的史料价值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关注的都是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杜

    凤治只是个州县官，没有机会参与高层决策和全国性的大事，他宦粤期

    间又恰恰是近代中国没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因此，他的日记

    对研究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参考

    价值不大，日记涉及洋务运动的内容也很少，这很可能是日记收藏在中

    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多年却无人利用的重要原因。

    时至今日，史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广泛、更为多元，政治制度史、社

    会史、法制史等成为发展迅速的学术领域，在研究中，学者对历史

    的“细节”更加关注。在新的学术环境下，这部体量巨大、记载详尽、内

    容丰富的晚清日记自然会受到重视。而且，日记作者杜凤治作为州县官

    承上启下，上面接触督抚以下各级官员，下面要同绅民直接打交道，涉

    及面广，所以，日记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全部内容，其实也是论证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在这一目只做

    概括论述，除后文不会再提及的内容外，本目将尽量少引用日记的具体

    文字。

    笔者认为，杜凤治日记最大的价值在研究清朝司法与清朝州县制度

    两个方面。清代州县官留下著作、日记者不少，近年出版的《清代稿钞

    本》等史料丛书，收录了若干种州县官日记，有些日记也写到公务，但

    像杜凤治日记这样连续十几年、几百万字、绝大部分写公务的，似乎没

    有第二种，在研究清代州县制度与司法方面，很难有其他日记可与杜凤

    治日记相比。

    第一，这部日记是研究清朝法制的独特且难以替代的史料。

    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对清朝法制史做了相当全面深入的研究，成

    果极为丰硕，相关史料举不胜举。吴佩林在《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

    秩序考察》一书的学术史部分对1980年后30多年的清代法律史研究做了

    全面、深入、客观的述评，他的述评很重视从史料的角度写，尤其是档

    案史料。 [71] 遗憾的是，该书的参考文献中并没有列入杜凤治的日记。

    据笔者所见，除张研、徐忠明外，也鲜有学者在研究清朝法制时利用这

    部内容如此丰富的日记。

    对于清朝法制史研究，刑部档案以及州县官们编撰的公牍、案例都

    是必须特别重视的史料；四川巴县、南部县以及台湾淡水、新竹等地的

    档案也常被引用。不过，全中国那么多州县，留下档案的却不多。例如

    广东清朝州县的档案就极难寻觅，巴县、南部、淡水、新竹的档案未必

    能反映广东的情况。而且，清朝多数司法文书是官吏按照法律、制度以

    及各种惯例加工整理出来的。州县官写的官箴类著作以及编撰成书的公

    牍，隐讳、加工的情况就更多了，作者对入选的公牍也必然做过选择。

    [72] 这些档案、官箴书、公牍如何形成今人看到的最后版本，实际情况

    同档案、公牍所反映的有何差异，州县官审案时是怎么思考、判断、决

    定的，这些从档案、官箴书、公牍中都不容易看出。杜凤治日记则会详

    细记录案件审讯过程以及自己的观察、疑问、分析判断、做出判决的理

    由。清朝州县司法实践中一些完全违背法律、制度的做法，学者们不是

    没有注意和做过研究，但日记还是有很多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例如

    以“钉人架子”钉死捕获的盗匪而不上报）。当然，笔者完全知道档案等

    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不是说杜凤治日记比档案更重要，但说这

    部尚未被研究者广泛注意的数百万字的日记，是研究清朝法制史相当独

    特、相当有用的史料，可对以往史料做重要补充，相信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这部日记对研究清朝州县制度有重要价值。

    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清朝州县制度做了深入研究，成果之多难以详

    为列举。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可说是当代学术界研究该问题的奠

    基之作。 [73] 近些年，魏光奇的《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

    运作》是中国学界研究该问题的高水平成果。 [74] 瞿同祖、魏光奇两书

    所附的数以百计的参考文献，都是研究清朝州县制度的基本文献，其中

    有大量州县官写的官箴书、公案以及辑录的公牍等。这些文献中，似乎

    没有州县官的日记，更没有杜凤治这部日记。张研的《清代县级政权控

    制乡村的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一书以及若

    干论文引用了这部日记，但她只是引用了杜凤治广宁任上的一小部分日

    记，而未引用其他部分更为丰富的内容。

    杜凤治日记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清朝州县衙门的实际运作，官府对基层社会的管治，州县官行使权力时与律例、会典、则例的调适和差距。这部日记以记载公务为主，又很详尽，因此，有助于学者了解大多数文献没有记载的官员关系、机构运作、官场礼仪等方面的具体细节。例如，清代的直隶州，学界一般认为“有着与府相等的地位”。 [75]清人也是这样看的。杜凤治想正式题升同知，但方功惠不赞成，劝杜力求题升直隶州知州，方说：“目下之同知尚值钱乎？直牧何等体面，即捐知府亦得便宜几许。直牧分位与知府埒，且可署知府事，未闻同知能署知府也。”[76] 虽说“直牧分位与知府埒”，但直隶州知州毕竟品级低于知府（前者正五品，后者从四品）。从杜凤治署任罗定州的日记可知，二者差别不仅在品级上。杜凤治在罗定任上，必须下乡催粮、负责案件初审、主持州试（童生第一级考试，与县试同），这些知府都无须亲自做。知府对上司自称“卑府”，但杜凤治署理罗定州时对上司不是自称“卑州”，而是与散州知州、知县一样自称“卑职”。于此看来，直隶州知州的地位与权责又与一般州县有近似之处。日记记载了多位学官在非考试期间可以兼作局绅，又可以离开衙门到其他地方办自己的事，这恐怕也是一般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

    又如，州县官是如何征收钱粮的，有关资料、论著可以说浩如烟

    海，但这些资料、论著对细节的记载、叙述却不丰富。杜凤治十几年连

    续记载自己征收钱粮的经历，对催征钱粮过程中官员、书吏、差役、士

    绅、殷丁等人的言行有生动详细的记述，这是在其他史料中不易见到

    的。又如，有关明清科举考试的资料、论著不少，但主持考试与入闱参

    与考务的官员留下的记述并不多。杜凤治对每次县试的题目、录取情况

    以及出案名次的考虑都会详细记述。日记的第15本《乡试奉调入闱日

    记》，用了5万多字记载自己在同治九年广东庚午科乡试做外帘官的经

    历。我们对清朝乡试在关防严密的情况下竟会出现弊案难以理解，杜凤

    治虽然没有具体写到科场弊案，但他关于内帘、外帘操作细节的描述，

    可使我们想象出各种作弊的可能性。

    早有学者注意到，尽管清朝对官员的职权、责任、奖惩、行为等，

    有很多《会典》《则例》等成文法予以规定，《大清律例》中也有不少

    条文是针对官员特别是州县官犯罪的，但“王法”既被官员标榜和遵守，

    却又随时随地被官员视为具文，大小官员心照不宣地集体做违反“王

    法”的事。魏光奇的书名《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

    可视作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日记中大量记录的士绅参与征收钱粮甚至被

    责成催征，佐杂参与审案，州县官在拘押、用刑方面大量的“违法”行

    为，以“借盗销案”的办法消弭任内的缉捕责任，实际上已经制度化的士

    绅基层权力机构公局，等等，都不符合清朝成文的典章制度。杜凤治既

    按“王法”办事，但更多是遵循官场中实际存在的运作规则。杜凤治的言

    行和想法在当时州县官中具有代表性，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对清朝地方政

    府机构的运作以及晚清政治制度改革面临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加深认

    识。

    第三，这部日记是研究晚清社会生活史，特别是官员生活史的珍贵

    资料。

    杜凤治从北京到广东赴任，宦粤十几年，然后辞官携眷回到浙江山

    阴故乡，无论居与行，他都把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细记录。晚清民

    生的方方面面，如年成物价、衣食住行、风俗祭祀、演戏赛会等都会被

    记入日记，这就为我们了解晚清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细节资料。因为杜

    凤治是官员，因此，这部日记对了解晚清官员的生活更具价值。

    这部日记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日常公务、各级官员之间的公私交往

    以及官员的衣食住行、家庭家族、阅读娱乐等事实，包括州县官的收支

    与日常生活。美国学者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写了一本书《州县官

    的银两——18世经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77] ，这部著作从陋规、

    养廉等问题切入，对雍正年间的财政改革做了出色的研究，但我们如果

    想要知道清朝州县官具体的收支情况，在曾小萍这本书中难以找到答

    案。杜凤治日记为“州县官的银两”提供了一个可以连续考察的案例。杜

    凤治虽然极少将自己的“法外”收入写入日记，但还是留给我们不少了解

    真相的线索，甚至有若干直接记录。对于支出，杜凤治多数都详细记

    录。读完这部日记，我们可了解州县官在微薄的俸禄以及有限的养廉这

    两种“合法”收入以外，如何通过各种已成规则、惯例获取更多银两，以

    保证公务所需的额外支出、对各级上司“规范性”的贡奉以及维持家庭生

    活、接济亲属的开销。

    笔者参与讨论近代历史题材文学、影视作品时，常会遇到诸如“官

    员之间如何见面、称谓”等问题，从这部日记中可以找到不少答案。有

    人听笔者介绍日记的一些内容后甚至说，这部日记中的一些情节完全可

    以作为电视连续剧的题材。

    对官员与书吏、衙役、幕客、官亲、“家人”的关系，日记中也提供

    了很多以往我们难以获得或不会注意的细节。官员、幕客虽有不少著作

    提及上述人物，但多为冠冕堂皇的词语，真实情况未必会写出来。杜凤

    治日记则如实记下，有些叙述甚至会令我们觉得有点意外。

    杜凤治对自己生病、治疗的记录相当详细，他对疾病症状及同医生

    的讨论、不同医生的处方、服药后的感觉与疗效等写得颇为细致，也可

    以作为研究清代医疗史的资料。

    第四，为研究很多历史人物提供了补充资料。

    尽管杜凤治是下级官员，但他接触了各种人物。例如，研究潘仕

    成、康有为家族，就可以利用这部日记。 [78] 日记里记载甚多的瑞麟、

    刘坤一、蒋益澧、郑绍忠、方耀等人，在晚清都相当重要，但迄今相关

    研究成果很少，今后如果有学者要研究上述人物，杜凤治这部日记是应

    该参考的资料。

    第五，可为研究广东地方史提供不少资料。

    日记中的很多记载是研究地方史踏破铁鞋难觅的资料。如多次记载了广州的观音山（越秀山）、白云山、南海神庙的风景，对其他地方的名胜如肇庆七星岩、南海西樵山等，都有颇为详细生动的记载。日记还记下了一些重要地标的变化沿革，如原位于卖麻街的旧两广总督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原址后来还被法国人用以修建教堂（广州圣心堂，又称石室），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条记下了当时督署迁到司后街（今越华路）新址。同治十年十月和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的日记，分别写了自己跟随总督、巡抚祭祀南海神庙的情形。迄今学界对广东地方官府定期祭祀南海神庙的情况知之不多，日记的记载就很有参考价值。又如，日记多次记载辖境中有虎豹，同治十年正月的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购买猎户以洋枪猎获的老虎以及剖割老虎的情况， [79] 是探讨大型猫科动物在广东分布历史的一手资料。再如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年五月，杜凤治两次到藩署办事，顺便游览了藩署的鹿园。藩署原来范围很大，但“洋人进城，东边园地房屋被法国占去为领事府”，杜凤治用了1000多字记录藩署围墙、署内道路、鹿园以及藩署杂乱无章的情况。 [80] 如果研究广州动物园、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沿革，杜凤治日记的有关记载值得参考。 [81]

    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绘刊全省地图委员五品衔候补批验所大使潘名露移文咨送全省地图一大部，又肇属图三本”。 [82] 笔者请教过广东的图书馆专家，得知目前广东的图书馆藏有同治五年、光绪二十三年的广东舆地全图，前者或就是杜凤治收到的那种。但日记提到“绘刊全省地图委员”，可见其时有一个专门负责绘制、刊刻地图的机构（应该是临时的），并委派了一批官员做这件事。清朝官员懂得测量实地、绘制地图的应该没几个人，而鸦片战争后很多新变化要在地图上体现，究竟实际上完成地图、从事测量绘制的是什么人，地图是如何绘制、刊刻出来的，分派、管理有什么规定，等等，都是近代历史地理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值得研究的问题。

    杜凤治对每天天气都有记载，有时各个时辰的变化也会记下，还会提及天气对农业、居民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异常、灾变的天气也会详细记录。鉴于晚清连续的天气记录几乎无存，方志的记录又较粗疏，因此，这十几年日记不间断地记下的天气变化，对研究近代广东气象、天气的变化也很有参考价值。

    第二章 杜凤治宦粤时的广东社会

    一 同光之际广东的治乱

    （一）晚清广东短暂的安靖时期

    杜凤治在粤时间是同治五年到光绪六年，即1866～1880年。无论时

    人还是后人，都认为同治中期到光绪初期是清朝的一个“中兴时期”。 [1]

    杜凤治来粤前两年（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部攻陷天京，对清朝威

    胁最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杜凤治来粤的那一年（同治五年，1866）

    春，太平军余部谭体元部在粤东被清军消灭。此后两三年，纵横驰骋于

    苏、皖、豫、鲁等省的捻军也被镇压下去。尽管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

    事延续时间较长，但已不会危及清朝的生存，清朝统治的核心地区东

    北、华北和财赋来源所在——富庶的东南省份，出现了一个相对平靖的

    时期。在中法战争以前，虽一再出现边疆危机，但没有发生外国侵略中

    国的大规模战争，边疆危机对中原和富庶的东南省份影响不是很大。由

    于一批满汉“中兴名臣”的努力，清廷的权威得以重建，全国大部分地区

    的统治秩序得以重整，虽然出现督抚军政权力扩大、中央大权旁落等权

    力格局的变化，但毕竟没有对清朝的统治构成颠覆性威胁。通过洋

    务“新政”，清朝的军事改革、官办新式学堂、官营近代企业等都取得了

    一定成绩。广东则是这段时期相对“安靖”、经济文化等方面有所发展的

    省份之一。

    杜凤治任职的广宁、四会、南海、罗定等州县，从道光、咸丰到同

    治初年，曾是战乱、动乱严重的地方。在道、咸之际，阶级矛盾、社会

    矛盾极其尖锐，省和州县对地方普遍失控，因此才会酝酿出中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蔓延大半个广东的洪兵起

    事。道光末年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一份联衔奏折，向朝

    廷报告了广东“士习日坏，民气日嚣”的现象，列举了多个士民挑战官

    府、朝廷权威的典型事例，说到东莞91乡乡民“非肆行劫掠，即随处抢

    夺”，甚至“平日良民”也敢于明目张胆参与抢劫，士绅则庇匪分赃，

    徐、叶对到处都有绅、民犯上作乱感到焦虑。 [2] 其时大动乱尚在萌芽状

    态，此后十余年，广东战乱、动乱不断，其间还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杜

    凤治在日记多处回顾了咸丰年间广宁、四会、罗定的州县城被洪兵围

    攻、滋扰的情况。

    不过，到杜凤治抵粤之时，局面已大为改观。虽然小的乱事不断，

    中等的乱事有粤西土客大械斗的余波、潮汕地区的抗粮抗官等，但在杜

    凤治任职的各州县，清朝统治秩序还是比较正常的。省一级官员对州县

    实现了有效管治，杜凤治作为州县官，尽管不断抱怨绅民不听话、不纳

    粮、不守法，但其“父母官”的权威得到绅、民尊重，可以通过官府、宗

    族、士绅权力机构实行管治，谕令、判决也基本得到执行。在杜凤治日

    记中可看到，其时广东官、绅的合作关系比较正常，州县官比较有效地

    把清朝的统治秩序延伸到各镇、各乡、各村。而且，官府经常派出军队

    举办规模不等的清乡，以“就地正法”等严厉手段惩处抢劫、拐卖人口等

    案的疑犯，高压手段也是维持一段时期安靖的重要原因。

    从日记看，在这十几年间，从督、抚、藩、臬到州县官，对清朝的

    统治秩序都是颇有信心的。下面举出几个事例。

    杜凤治到广东后，在日记中也记载过官府对参与“乱事”者追究惩处

    的事。但大局稳定后，官府处置政策趋于宽松。同治十二年七月，杜凤

    治在南海知县任上，有人密报“连平州有著名巨匪钟华甫”，以往曾“抗

    官戕勇，窝匪抢劫”，现此人到了省城，住在督署附近的华宁里。杜凤

    治接报后没有马上去拘捕，而是同广州知府一起去向总督瑞麟禀报。瑞

    麟指示：“咸丰以前，广东遍地皆贼，封王拜帅者现今存尚不少，如准

    人告发，不胜扰扰，以故既往不咎。今既反正，概不追究，如果是此等

    人，拿之也不便办之也。”杜凤治为免出意外仍将钟华甫拘押，审讯中

    得知，钟华甫当年曾开炮抗官，但后来已将家中“炮火刀械”都上缴官府

    了，自己也捐了县丞，分发江西，身上还带着捐官的收据。 [3] 日记没有

    记载最终处置结果，但有瑞麟的指示，估计不会重办。瑞麟作为在广东

    的最高官员，显然是对局势稳定有信心才会如此表态。

    杜凤治在署理罗定知州任上审理过一宗前任留下的“张启昌控郭佐

    宸伪照诳骗伊钱捐监案”。郭佐宸不到案，其父郭汝龙控告张启昌“系从

    贼著匪”，因此前任知州亦将张押候。杜审理时认为：“粤省红匪滋扰之

    时，裹胁跟随为贼用者，乡间愚民十有八九，肃清以后首逆就戮，即有

    名著匪亦多骈首市曹，其余裹胁跟随情尚可原者，圣朝宽大，办理善

    后，概不深究，予以自新。以此论之，张启昌为贼与否初无实据，即真

    有之，无人切实指证亦应宽恤。郭汝龙架词越控何为乎？”于是就事论

    事，只判决郭姓伪照骗钱案，“张启昌无辜久押，当堂释之”。 [4] 他对此

    案的处置与瑞麟所定原则是一致的。

    咸丰年间，罗定州的戴永英兄弟起事，失败被杀，其妻妾子侄拘押

    监中近20年。杜凤治认为“罪人不孥，事已日久，不能详办，何苦任其

    瘐毙”，就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5] 对所谓“叛逆”首要，清朝并非“罪人不

    孥”，战乱期间会株连亲属甚至斩草除根。杜凤治之所以敢于不禀报上

    司就把“首逆”戴永英的亲属释放，除了同情心以外，也因为其时已经承

    平，把他们放出来不会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自己也不会因此被上司指

    责追究。

    日记还记载了其他省份的类似事例。杜凤治的同乡、远亲赵又村，

    曾“失身”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成了清朝的候补官员，将要署事，上

    司质问他“发逆”占据浙江时他干了什么，但上司没有参揭他，只是“改

    为新班，与新到者挨次轮署”，赵又村只是失去了委署的机会而已。杜

    凤治在致赵的信中写了很多指责的话，但答应日后有机会予以帮忙。 [6]

    另一位为太平军办过盐务、“人谓伊已受伪官”的举人鲍存晓更为幸运，

    他虽然在壬戌会试中一度被阻止入闱，但后来一些京官仍为他出具印

    结，鲍存晓在戊辰会试中中了进士，还“居然点庶常”。 [7] 在中国历史上

    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士大夫参与特别少的一次，太平

    天国高层与骨干没有清朝举人、进士出身者。但太平天国曾占据广大地

    区，士绅与之有过合作者必不在少数，广东洪兵起事也有士绅参与，然

    而，以往学界对此研究成果很少。 [8] 上述案例提醒我们，士绅投靠太平

    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事以及战后清朝对“失身者”的处置，是一个可以进一

    步探讨的问题。

    同治九年冬，开建（今封开县）知县俞增光两次禀报上司，称毗连

    开建之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凝洞地方千余“匪徒”前来开建县徐村滋

    扰抢劫，部分“匪徒”来自广宁，“倘不速办恐酿成大变”，请求派官兵剿

    捕。其时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他和怀集知县贵蒸（云翥）都对俞增光

    的禀报表示怀疑。杜凤治便派人打听，查清只是怀集县的吴、罗六姓与

    开建县徐姓大械斗。他一面据实上禀，一面“发谕谕绅耆办团练，禁子

    弟往凝洞帮斗”。肇罗道台、肇庆知府认可了杜凤治的判断，督抚也接

    受了他的意见，只是派出数百兵勇平息械斗。俞增光则因铺张上禀、惊

    慌失措被撤任。 [9] 大械斗当然属于严重危害清朝秩序的大事，往往还会

    有土匪参与，演变成大乱也并非没有先例。但杜凤治判断这场波及两省

    辖境的大械斗并非竖旗起事，也不是大规模匪乱，无须重兵剿办。从这

    个案例可知，虽有些官员遇事惊慌失措，但像杜凤治这样有一定见识的

    官员，则因为了解大局，遇事就比较镇定，杜凤治对自己能够控制广宁

    县的绅耆、限制广宁人参加械斗还是有信心的。

    杜凤治初任广宁时，总督瑞麟对副将郑绍忠招安处置黄亚水二一

    再“札谕面谕”，面授机宜。 [10] 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总督、巡抚为省

    城普通抢劫案、杀人案也会不断过问。瑞麟等高官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规

    模不大的盗匪团伙首领和某宗刑事案件上，也说明那时没有严重威胁清

    朝统治秩序的大事。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时，地方绅士报告有一个以罗

    启为首的盗匪团伙，有二三十人，杜凤治认为：“盖贼匪亦一时不及一

    时，此番较之谢单支手、刘狗、黄亚水二不逮远矣。”

    [11] 所谓“贼匪亦

    一时不及一时”正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局势相对平靖的反映。

    同治十一年十月，杜凤治到南海、番禺交界处履勘地界后乘船回省

    城，其时已天晚，日记记曰：“时两岸灯火如星点，予往来省河非一

    次，未见上灯时景象，太平富盛，比户安居，苏杭不是过也。”

    [12] 日记

    又记载了多次“官民同乐”举办大规模巡游庆典的盛况，也说明社会的相

    对平靖。广州以往有迎春巡游的习俗，咸丰年间因战乱停止。同治十二

    年，广州知府冯端本想到“现在年丰民安，迎春大典一切仍旧，亦见太

    平景象”，与南海、番禺两首县知县商议，决定“仍十余年前洋人未入城

    之先之旧，两县饬各行头制办春色抬阁，一切执事均要鲜明”。 [13] 同治

    十二年是双春年，十二月官府又出面饬各行举办另一次全省城数十万人

    参与的迎春抬阁。 [14]

    同治七年，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时，民间有游龙灯之议，杜凤治

    认为：“本地此时向无龙灯及台阁扮戏各样灯之戏，以此时非节之故。

    民间以一县无事，比户安平，讼狱稀少，年谷丰登，与民同乐，共为此

    戏，亦古人乡人傩之意，故不禁之。”游龙灯的队伍请求游进县衙，杜

    凤治也同意了，而且还给予了赏钱。 [15] 可见此时四会也是相对平靖

    的。

    （二）大乱余波与匪患

    当然，所谓安靖只是对比道光咸丰年间、同治初年及清末而言，小

    规模的乱事仍存在。杜凤治宦粤期间，粤西的土客大械斗尚有余波。这

    场大械斗始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大约平息于同治六年。大致情况是：

    广东粤西各县有较多客家人，本来就存在土、客矛盾，咸丰四年洪兵起

    事，最初粤西参加洪兵者以讲四邑话的土著为多，官府为对抗洪兵，着

    重发动客籍士绅组织团练，而土著士绅也组织了团练，两者在与洪兵作

    战时已互斗，洪兵主力被消灭或离开广东后，土客互斗不仅没有停息，

    还因双方都有军事组织而升级。其时广东又适逢英法联军入侵，粤西很

    长时间仍有陈金 等洪兵余部，官府没有力量平定，土客械斗于是愈

    演愈烈，蔓延到恩平、开平、鹤山、新宁（今台山）、高明、阳春等十

    几个县。仅鹤山、高明、开平、恩平几县，就有数以千计的村庄被焚

    毁，“无老幼皆诛夷，死亡亦无算”，“两下死亡数至百万，甚至彼此坟

    墓亦各掘毁”。 [16] 清朝官员有些支持客家，有些支持土著，到同治初

    年，则以清剿客家方面为主。时人与后人对这场延续多年的大械斗有不

    少记载。 [17] 因其延续时间长、范围广、杀伤多，有学者认为这场大械

    斗是“被遗忘的战争”，并做了全面的专题研究。 [18] 同治五年初，蒋益

    澧出任广东巡抚，亲自带队平息动乱，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终

    将这场动乱平息下去。

    杜凤治到粤时土客大械斗的战乱已大致平息，其任职之处，除罗定

    外，都不是土客械斗严重的州县，所以，他在日记中较多是间接或追忆

    性的记述。如同治六年十一月的日记记：肇罗道王澍“往鹤山办土客

    事”，打算带在鹤山任过学官的肇庆府学教授陈遇清同去。 [19] 一年后的

    日记记“武营与学官佥言曹冲、恩平客匪仍起滋扰，一日各县同起，与

    土民大相仇杀，高明、鹤山业已闭城防守。制宪闻已饬令臬宪诣办”，

    [20] 稍后又有“府报谓高明客匪屯聚抢劫”的消息。 [21] 可见，土客大械斗

    虽大致平定，但余波未平，其阴影仍笼罩在官员心中。

    杜凤治在粤任官十几年，没有面对过真正的造反者，也没有遇到过

    聚众千人的大股盗匪团伙。他初任广宁时，在广宁、四会一带有两个盗

    匪团伙，一个以谢单支手为首，一个以黄亚水二为首。杜凤治上任后第

    一次接到地方绅士来报股匪案：“为有绰号单只手者，姓谢，著名土匪

    巨魁，其一手不知何时为枪所伤折，迩来横行一乡，手下余匪三四十人

    而积年漏网老贼。”

    [22] 杜凤治接报后立即亲自带兵勇、衙役前往剿捕。

    谢单支手是四会杜榔乡人，手下曾达二百二三十人，但杜凤治任广

    宁时只剩下几十人。谢单支手得到厚田绅耆黄能信、黄佐中（武生）以

    及巡塱绅耆黄国芳（军功）等的支持、接济，有五品功牌的刘玖（刘

    九、刘琼玖、刘狗）也支持谢。四会书吏谢龙光经常向谢单支手通风报

    信。同治七年，谢单支手、刘玖均被捕获斩首枭示。

    黄亚水二是广宁厚田乡人，其团伙规模略大于谢单支手团伙。他与

    本宗族的厚田绅耆黄能信、黄佐中有很深仇怨。石桥绅士黄河光、黄炳

    辉（在籍广西典史）、李拔元（武举）、温良华（监生）等“则与单手

    为仇，纵容黄匪……积棍陈琼林（按：已革武举）为黄匪母舅，而邑中

    绅士多与陈棍相交，故庇之者多”。 [23] 后郑绍忠禀报瑞麟后招安了黄亚

    水二，又按杜凤治的建议一年后找个理由将其处决。

    谢单支手、黄亚水二两个团伙各有勒索、开赌、抢劫、掠卖人口、

    焚毁尸棺等严重违法行为，又经常互斗。两个盗匪团伙背后都有宗族、

    绅耆、书吏、衙役的支持。支持谢单支手的厚田黄姓是土著，巡塱黄姓

    是客家；支持黄亚水二的石桥黄姓则为土著，与厚田黄姓不同宗。 [24]

    而这些村庄之间也时常发生械斗，又经常向官府互控对方纵匪助匪。这

    两个团伙反映了晚清广东匪、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为对不久前的粤西土客大械斗记忆犹新，杜凤治担心如处置不

    当，“即使亚水二已降，而厚、巡二村之于石桥，必如恩平等县之土客

    日起仇杀之心”， [25] 因此并不主张一概严厉镇压。于是，他同郑绍忠商

    议，宣布“聚者即为匪类，散者即为良民”。 [26] 先制止械斗，迫使盗匪

    团伙撤走，劝谕两方绅耆具结不再互斗，不再接济和引入盗匪助斗，并

    利用黄、谢两团伙的矛盾各个击破，先招安黄亚水二，然后再设法拘捕

    谢单支手，终于把两个团伙先后剿灭。此后，日记记录杜凤治任职之地

    的盗匪团伙都只有几个人或一二十人，声势、实力都不如上述二人。

    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盗匪使用洋枪，这很值得注意。太平天国战争

    是西方枪炮大量引进中国的重要契机。如李鸿章的淮军，已放弃冷兵器

    而基本使用西式枪炮，但大多数清朝军队仍是冷热兵器并用，杜凤治在

    日记中从未提及县衙差役使用洋枪。同治五年杜凤治初任广宁时，查夜

    中遇到典史张国恩也在巡逻，“带三人，穿短衣，手持鸟枪”。 [27] 日记

    很少记载绿营、勇营官兵有洋枪。然而盗匪谢单支手本人和随从的三个

    人都有一支或两支洋枪，还时时放枪。 [28] 在另一次追捕中，也有盗

    匪“连放鬼枪拒捕”。 [29] 杜再任广宁时，围捕盗匪黎亚林等，围捕者“畏

    其洋枪不能近”。 [30] 他在四会任上时，县城东门外登云街远昌绸布铺被

    抢，劫匪持有洋枪，邻居、更练不敢出头。 [31] 任四会时抓到的著匪李

    佑，带有“五响洋枪一支”。 [32] 他任南海知县时，省城油栏门外盗匪抢

    劫钱铺，开洋枪把更夫打死。 [33] 同治十一年，日记提到一宗抢劫渡

    船、枪毙洋人的案件。 [34] 另一则日记记载了省城太平门外六名持洋枪

    的盗匪抢劫银号事。 [35] 同治十二年，杜凤治到南海县沙头公局拜会局

    绅，讨论该地发生的盗匪抢劫并用洋枪打死更练的案件。 [36] 他在罗定

    知州任上，也发生过一二十人“手放洋枪，又执利刃”行劫的案件。 [37]

    短短几年间，在杜凤治任职州县的城乡都发生过涉及洋枪的劫案，于此

    可见同治后期广东盗匪持洋枪行劫已渐渐成风。

    广东毗连港澳，购买洋枪洋炮有特殊的便利，一旦被追缉，也可以

    轻易逃往港澳。日记记载，南海县一次大劫案后，盗匪多逃往香港，并

    在香港销赃。 [38] 盗匪被追缉时还有逃往新加坡的。 [39]

    日记中记载了不少其他州县严重的抗官、焚劫事件。县丞沈茂霖

    （雨香）作为委员在廉州查洋药、收军饷，带领差、勇捉拿走私鸦片的

    团伙，私枭首先开炮，然后“将雨香及满船人均擒去，书差、丁勇人等

    俱破膛，雨香则悬之高竿，欲其晒死。正在将死未死，县官往求，那边

    亦有绅士向其说，如官不死尚可不奏，尔等亦轻，倘一死，事闹大矣。

    那边不肯，活活死在竿上”。 [40] 此事既说明鸦片私枭的猖獗凶残，也透

    露了私枭团伙同官、绅都有勾结，平日很可能通过贿赂造成一个“猫鼠

    互利”的局面，沈茂霖因为太认真却缺乏实力而送了命。

    至于粤东的潮汕地区，更是充满小规模动乱。海丰知县屈鸣珍（子

    御）往潮出差，为盗围攻，焚烧十余船，仆从十死八九，屈投水获救。

    [41] 同治八九年间，杜凤治作为委员被派往潮阳县催征新旧粮欠。日记

    记载此地：

    风尚不古，民情强悍，弱肉强食，械斗成风，各村连横从

    约，互树党援，仇雠相寻。稍有资产者甚至一步不可行，偶然

    不戒，即为仇乡捉去，性命随之；否则羁押勒赎，称其家资，

    盈千累万，不满所欲不释也。各乡寨垣如城，坚固逾石（乃三

    和土作成，云以蔗糖、糯米和成），炮不能石。抢劫之风，甚

    于广肇二府，夜不安枕。其垣之坚，盖为拒盗计，迨恃众抗

    官，国课数十年不名一钱，凡官催征，必须募勇数百，谓之打

    村，乡人则以枪炮拒之，两相攻击，官胜则入村任所欲为，不

    胜则无望征收一分一厘矣。 [42]

    但在民风强悍的潮汕，竖旗起事反抗朝廷的事也并不比珠三角、粤

    西多。在这两年的日记中，提到潮汕地区的土豪拥有旧式火器，却没有

    提到洋枪。

    日记中对盗案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了解晚清广东治乱情况的信

    息。如杜凤治再任广宁时，日记有如下一段记载：

    晚上忽有古水开至石狗之渡船舟人陈亚六呈控：本月廿八

    由古水开行至曲水石山下敢扇湾河时，已二更时候，遇贼艇二

    只，共匪约二十余人，乱放鬼炮，不敢与敌，夜深喊救无人，

    将各客人身上衣服及银柜中一切银信尽数劫去。当时传讯，陈

    亚六供：该渡夫江积陈姓，自同治二年开和合饷渡至今，从未

    遭事，兹被劫后次早奔投石狗源昌等店。匪二十余人，有三人

    用布包头，听其口音甚生硬，不辨何处人。判令回去候会勘，

    饬差严拿按办。 [43]

    这只是一宗不算重大的案件。从上述记载我们可知：（1）其时广

    宁有定期定点往返的渡船，经营渡船需要向官府缴纳特殊的赋税，故称

    为“饷渡”；（2）渡船不仅承载旅客，而且还有代客带送银信的业务，

    但渡船没有自卫的枪炮，可见当时社会秩序大抵上安靖；（3）其时虽

    无大股盗匪，但拦河抢劫等案时有发生，在本案中二十多名盗匪既有本

    地人，也有外地人，行劫时还开洋枪威吓；（4）渡船被劫后船主“次早

    奔投石狗源昌等店”。为何这些店铺会成为报案的第一处所？推其缘

    故，当系石狗墟为公局所在地，晚上、清晨公局无人接案，但店铺中的

    绅商有局绅，所以船主就把源昌等店作为首先“奔投”报案的地点了。

    （三）杜凤治对广东风气与治乱的议论

    在日记里，杜凤治一再认为，广东民情风俗不好，“治”是暂时的，

    日后仍不免大乱。

    在清朝，浙江是全国文教、科举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作为浙江籍的

    正途出身官员，杜凤治在道德、文化方面有着优越感。他经常拿家乡浙

    江与广东比较，大发议论。首次去广宁赴任途中，杜凤治就感叹：“江

    面亦平坦，大有江浙之风。两岸风景亦颇秀美，但少山耳。惟江中窃盗

    出没，行路戒心，民情刁悍，习为不善，不及江浙远矣。”

    [44] 在罗定知

    州任上，他总结宦粤近十年的观感：“粤东人情贪愚，知威而不知恩，

    所谓德化或者他省可行，此间断不能行。”

    [45]

    杜凤治尤其看不起广东的绅士甚至士大夫。同治六年冬，他催征时

    顺便到涉及浮收的书吏沈荣家的祠堂，沈荣有五品顶戴，“为此立伊母

    生祠请封，门标大夫第”。杜凤治因为沈荣祠堂的“僭妄”，感慨说：“其

    体面皆孔方兄所为，在江浙地方，方且鄙之不暇，而此间则真畏之尊之

    如大绅士矣！”

    [46] 后来，他看到例贡、例监也称为“成均进士”，因而议

    论广东风俗：

    广省人情嗜利、喜体面、信淫祠，既嗜利则无钱不想，不

    义之财亦所不顾，不得不信淫祠。且利与体面不相并，体面必

    要脸，识羞耻才为体面；而既嗜利，则其体面亦不能顾羞耻

    矣。虽见笑大方，而彼自以为得意也。盗贼多者亦中此三病，

    称大王一呼百诺，任我指挥，又抢掳有钱，以淫祠感人，故宁

    为盗。即俨然不为盗而为绅者，其心其行甚于盗，且有为盗贼

    所不屑为、不肯为而腼然为之，并不盗贼若矣！ [47]

    其时，“广东风气，一经发达登科及第，则不论千百里外、异府各

    县不同宗之本家，皆请其祀祖，即不往请，登第者亦必往拜”，祭祖时

    不仅大排筵席，而且还厚赠并无亲族关系的同姓中式者，“一借其荣，

    一图其利”。顺德梁耀枢中同治辛未科（1871）状元后，全省各地梁姓

    纷纷请他去祭祖，梁“所获不赀”。广宁拔贡何瑞图中举后，“凡姓何者

    无不与联宗祖，亦获千金之则”，往顺德途中落水溺亡，杜凤治评论

    说“可悯可嗤”，认为这是江浙所无的陋俗。 [48]

    他在潮阳催征时，日记中论潮州风俗：

    是地非无生性本正直厚笃者，天生人无私，不以海滨蛮荒

    而外之，而山川钟毓未免强悍，不识理者多耳。予谓此地人分

    而为三：三中一分为真好人，一分为可善可恶人，一分则为烂

    仔不好人。而不好人中又分为三：三中之二尚可恕，或重惩令

    改，或墩禁终身；而其一分则皆穷凶极恶，逢赦不赦，一经弋

    获立置重典者也。且淫风流行，少年男子往往名为妹为娘，而

    搔头弄姿，顾影自怜，争赛妩媚，恶俗不可偻举。

    他认为，潮州风俗中唯一高雅的只有功夫茶。 [49]

    他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处理“卖猪仔”出洋的案件，还经常奉

    命“就地正法”盗犯。日记记曰：“广东抢劫、拐卖两案，一经审实，臬

    台过堂，即便定罪弃市，每月两县办此数次，多至百余名，办愈严，犯

    愈多，圣人复起亦无法可以弭之。”

    [50] 有一次监斩后又议论说：“臬宪

    府宪发办审定斩决之犯，通省皆有，约以千计……而犯者仍接踵，愍不

    畏死，口称十八岁后又一少年好汉。（广东）民情强悍，嗜利轻死，究

    与江浙等省不同也。”

    [51] 同治十二年底立春巡游过后，杜凤治因省城观

    看巡游人数众多，发出感叹，认为广东虽富庶，但“人心浮动，男女好

    嬉游，少务正业，娼赌二事甲于天下，必非久承平者”，“十年之后必有

    变动”，“设有一陈涉、黄巢辈起，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也”。 [52]

    杜凤治认为，广东人口太多是日后仍会发生大乱的重要原因。同治

    十二年乡试考生入场时，一路旁观者人数众多，杜凤治感叹：“广东人

    何如此之多也！是何处来的？真不可解！每年出洋不下千万，犯法正典

    刑者亦不少。”

    [53]

    在罗定知州任上，他对当地“溺女”的恶俗感到不解和深恶痛绝。他

    注意到：“此地妇女最苦，在田作工者皆妇人，妇人如此得力，而生女

    奈何溺之乎？死者可悯，生者如牛马作苦亦可怜，不知男子何事何在，

    习懒性成，风气恶极。往往老妇年已五十六十，生子七八个皆强壮有

    力，倘皆无妻，犹待此老妇勤力耕种养之也。此等男子，大半为盗，杀

    之不胜杀，何不生时即溺之乎！”

    [54] 杜凤治有一次看到沿途男孩多，想

    到：

    男子如此之多，十年后长大何事可作、何饭可吃？未有不

    流为盗者也。故予尝言：广省风气不善，重利轻命，设有一不

    逞者出，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十年以后，恐必有事。目

    下虽安平，瑞中堂在此十年，一味羁縻，其办中外事亦如此，

    一旦溃裂，势不可遏。所以予常言此地不可久居，刻刻思归。

    吾越自来少罹兵革，长发之乱，为古今所罕觏，此后或不至有

    事，居家过日，必以吾越为最善之区矣。 [55]

    杜凤治对广东的富庶颇为赞叹，但对广东的民风、民情却始终不看

    好。光绪二年九月，他到佛山一带勘查劫案，看到南海田园畅茂，觉得

    已达到了孟子所言之“土地辟、田野治”的境地，但他又说，“地方官何

    暇及此？乃民间不待官劝，俱肯勤力田园”所致。接着，他想到粤省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谋生不难，但盗贼多，乞丐少，为盗贼者非尽贫苦

    人，便认为原因是广东风气奢侈、嗜烟赌者多，加上生育过多，人满为

    患，父兄管束不严，人心浮动，因此他又说，“不出十年，设有一大奸

    慝出，口称仁义，好客疏财，攘臂一呼，十万众顷刻可立致”，广东“不

    出十年必将大变”。 [56] 次年七月，总督刘坤一召集广府、六大县、四营

    将、绅士讨论水灾引起物价上涨如何应付，有绅士说：“广东现在情

    形，谓不日即有咸丰四年红头之变。”杜凤治则认为眼下尚不至于，但

    十年内外必有事，广东“游手好闲之人太多，思乱可以有为之人亦不

    少，皆散处未萃耳。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

    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 [57]

    二 日记反映的中外关系

    （一）日记中的西方新事物

    西方国家以枪炮敲开中国大门是从广东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中，

    广州都蒙受战火，连两广总督衙门也被毁，旧址成为法国教堂的所在

    地。布政使署这样重要的衙门，东边一部分也被法国占为领事馆。同治

    末年，越南“已被法国占据数郡”，其时钦州、廉州属广东，与越南接

    界，广东高官对越南局势很担忧。 [58] 这些都是杜凤治目睹、耳闻、亲

    历并记入日记的。

    广州又是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唯一的

    通商口岸，从战后到同治、光绪年间的二三十年，西方的新事物进一步

    传入：外人的洋行、银行、船坞等纷纷设立，沙面沦为英法的租界，著

    名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于1866年成立（其前身于1835年已建立）。

    洋务运动期间，广州建立了同文馆、机器局、招商局分局等。中国人开

    设的洋货店、西餐馆、照相馆等改变了居民的消费习惯。西方的外交

    官、商人、游客与广州的官、绅、民有更多的接触交往，也发生了不少

    纠纷。广东人可以随时到香港、澳门，从而又有机会接触更多西方新事

    物。杜凤治是一位参与对外交涉的地方官员，他又勤于记录，其日记对

    了解同治、光绪年间西方事物在广东的影响是相当有价值的史料。

    同治、光绪年间是洋务运动开展时期，广东在瑞麟主持下也有制器

    设厂、创办新式学堂等举措，小官杜凤治基本无缘参与洋务，但因其有

    时跟随督抚察看地方政务，也留下一些侧面记录。

    其时广东的高级官员因公在省内往来已经常乘坐轮船。如同治十

    年，瑞麟乘坐轮船前往拜祭南海神庙，日记注明：“此船系中堂发帑自

    制，雇洋人驾驶已久矣。”

    [59] 盐运使署也有专用的轮船。 [60] 光绪三年

    七月，总督、巡抚赴虎门阅看炮台，半夜乘坐火轮前往，天明可到，当

    天返回省城。 [61] 甚至私人活动也乘坐轮船。同治十三年四月，都司黄

    添元（捷三）约杜凤治与番禺知县胡鉴、广粮通判方功惠到省城西郊泮

    塘的彭园游玩。黄添元表示自己有公务要晚一点到，杜、胡、方三人就

    租了一条船，以小火轮牵引。回程时，胡鉴乘坐另一艘火轮与杜、黄、

    方分头回城。 [62] 这说明当时官员使用小轮船已经相当普遍了。

    同治十一年五月，广东得到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安澜号兵轮，杜凤治

    跟随瑞麟和一干文武官员去看这艘中国自制的军用轮船。日记记

    曰：“据言其船造成共该实银五十万两，工料俱精致坚固，胜于广东所

    制，闻有洋人去看亦云胜于外国所制……其船妙在无一洋人，皆汉人自

    为之，一切排场与洋人无异。”

    [63] 当年十月，杜凤治又跟随督抚乘坐这

    艘轮船视察炮台。 [64] 安澜号一直使用到清末民初，在历史上有一定名

    气。

    日记又记载了同治十一年粮道、海关监督、四营将等一干文武官员

    到省城外之海珠岛“同观洋人机器，用火轮自能织布、造衣之类”。 [65]

    以往研究者不知道海珠岛这所工厂，作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办民用企

    业，海珠岛的机器织造厂要早于光绪二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但没

    有持续办下去。日记又记载同治十三年闰六月总督瑞麟、巡抚张兆栋率

    领布政使、盐运使、粮道以及广州知府、两首县知县等官员“赴炮局阅

    看机器”，“机器系温瓞园掌管，初制就试演，为铸枪炮用，与火轮船上

    各物异曲同工”。 [66] 温瓞园即温子绍（1834～1907），“于泰西机器制

    造之事悉心考究”，被瑞麟任用总办军装机器局。 [67] 日记又记载光绪三

    年二月总督刘坤一、巡抚张兆栋等一众官员“看火药局所办之机

    器”，“此机器局系批验所大使潘露（号镜如）承办，已有两年，为铸大

    炮、装轮船而设，非比新城炮局只可铸造洋枪小件也”。杜凤治也参与

    了观看，“遍阅机器，其运用之妙，殆非思议所及”。日记称潘露系时任

    福建布政使潘霨（后任贵州巡抚）之弟，一度因采办洋人机器价格参差

    被撤任，杜凤治认为潘露是被冤枉的。刘坤一对机器甚为满意，杜凤治

    估计潘露很快就可以回任。 [68]

    从日记看，很多外国之器物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杜凤治已使用钟

    表，他南下赴粤路过上海时就买了一只表，花了10元。 [69] 日记记时间

    干支、“几点钟”并用。他刚到广州时，“至大新街照小影，中小两镜

    面，计三洋五钱银”。 [70] 其时拍照片价格可说相当昂贵，能消费得起的

    当为比较富裕的官绅、商人。他又曾为儿子请医生种牛痘，“送医生种

    资洋银四元，痘浆小孩银二钱，轿钱五百，背小孩来之人二百文”。 [71]

    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广州已经有专卖外国产品的商号。他刚署理南海知县，就遇上徐云

    甫、梁月亭开牛栏宰牛发卖，“假洋人名免多费”。徐、梁还在鬼基

    （按：“鬼基”在今广州六二三路一带）高桥脚开设安源泰洋货店，该

    店“实无他货，只洋酒矣”。 [72] 如果购买洋酒的只是居住在广州的外国

    人，那么这种生意应由外国商人做，但开店的是两个中国人，因此，笔

    者推测这间“洋酒专卖店”的顾客也有中国人，其时中国人已接受了洋酒

    的口味。

    有些外国人甚至还在广东省城开设娱乐场所，清朝官员为防止“滋

    事”，对这类事都会设法禁止，洋人为此同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复交涉。

    同治十年四月，总督瑞麟以“鬼基洋人演鬼戏”，且“戏厂中有赌场”，命

    杜凤治与督标副将喀郎阿去查看，杜查明确有“鬼基洋人因演戏诱中国

    人赌博”。可能由于法国人坚持，瑞麟只好与法国领事商定鬼基只准演

    戏不准开赌。 [73] 次年，德国领事照会，要求允许德商在城西黄沙开戏

    园，瑞麟示意杜凤治复照拒绝并出告示禁止。 [74] 又有“洋人在四牌楼开

    门延人看西景致”以及“番禺河南地方有洋人赁屋演戏法事”。 [75] 四牌楼

    （按：今广州解放路）在省城老城中心，与督、府、藩、臬、南海县等

    重要衙署近在咫尺。从上述记载看，洋人似乎曾经在广州开演过“鬼

    戏”，估计观众有限，仍以演中国戏为主，官府对此一再阻拦，但洋人

    则一再照开。这些戏园主要还是以营利为目的。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知

    道所演出的“鬼戏”的具体剧目。

    由于口岸陆续开放，广东原有的社会经济格局受到冲击，发生了不

    少变化，日记也有所反映。同治十二年的日记说：“予初到时，省河大

    眼鸡即头网船尚多，年深月久俱已霉烂殆尽，非洋人夺其利之故乎！即

    自澳门、香港有火轮渡，中国之商船绝迹不行，而火轮船俱已大发财源

    矣。言之可恨！”

    [76] 几年后他辞官归里路过粤北南雄州，以前该州“只

    收船税一款有数万金，今则只二三千金矣。自洋人火轮船盛行，既便且

    速，官、商多由火船出入，粤省度岭者十无一二，以故行店坐食赔本，

    夫子不多，且亦呼唤不灵，客到须坐候夫集，盛衰情形，今昔如判天

    渊，萧索至此，犹恐日甚一日也”。 [77] 这都反映了轮船航运发展后，广

    东原来的水陆运输业急剧衰落。

    其时广东官、商已通过电报获取必要信息。但在同治年间广东还没

    有电报，很多重大信息要靠香港转来，“京信由洋人电报来，最速亦最

    准”，香港洋人的电线曾因故中断，致使消息不通，一度有瑞麟要调动

    的传闻，但官场无法证实。 [78] 同治皇帝去世的消息也是先由外国人传

    到广东的。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1875年2月4日）的日记记：

    皇上遇天花之喜，均臻康吉，已普施恩泽矣。听事由省中

    驰报云：某日英国领事有密信致署制台张中丞，不知何事。中

    丞当传冯首府密语，首府出，又往见将军，转拜尚中协（本次

    日要去看火船，见将军、拜尚协者，为次日看火船不去也），

    皆密语。从此外间轰传英国电报云十二月初六日有非常之变

    矣，坐省亦竟敢作函与门上通知，恐英国必不敢擅造谣言也。

    [79]

    其时省城到罗定的信件一般要四五天，这封“驰报”的信时间会短

    些。同治帝去世的时间是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也就是说

    同治帝死后23日，清朝中级官员署理罗定知州杜凤治才通过坐省家人得

    到皇帝已“龙驭上宾”的消息，如果听事所说属实，那么广东省城的高官

    也是在同治帝驾崩多日后才通过英国人得知了这一消息。《申报》在同

    治帝死后8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已报道说：“昨日接得京都本

    月初六日来书，惊悉本月初五申时大行皇帝龙驭上宾。”

    [80] 其时香港已

    有电报，港沪时有轮船往还，粤港每天来往的人员成百上千，广东高官

    也会阅读报纸和通过香港获取信息，何以广东官场对同治帝去世这个重

    要消息知道得如此迟？抑或早有风闻却不敢表露要等清廷正式的哀诏？

    但从杜凤治日记看，他本人确实是十二月廿八日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同治帝死亡信息过了很久杜凤治才知道，这又说明在同光之际，即

    使在广东，外国新事物的影响也不宜估计过高。其时外国输入广东的商

    品，不算鸦片，最大宗、最影响民生的就是洋米了。光绪三年七月因水

    灾引发米价上涨。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盖广东全赖洋米接济，现在

    米价如此高昂（如以他日论，洋人电报甚速，洋米早接踵而至矣），洋

    米无至者，为五印度年荒，安南洋米均被截留，船无来者，来源不旺，

    得不日涨价乎！”

    [81] 不过，其他外国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对广东居

    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如今人想象的大。我们可以根据粤海关对1860年与

    1881年几种进口货值最高商品的比较看到一些端倪（见表2-1）。

    表2-1 1860年与1881年粤海关几种进口商品货值比较

    以往我们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时，经常会引用外国工业

    品进口引起某个地方“衣洋布者十之八九”这类史料。但从表2-1以及粤

    海关这二三十年的统计数据看，与居民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棉纺织品增

    长不算迅速，每年价值几十万两、一百几十万两的棉织品，不足以使全

    省几千万居民的衣料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从粤海关进口的外国棉织品

    还要分销到其他省份，并非仅供广东消费。于此可见，同治、光绪之

    际，即使在开放最早的广州，外国工业品影响居民生活的情况也不宜夸

    大。另一个佐证是：杜凤治日记中为自己和家人购买洋货、洋衣料的记

    载极少，也没有请西医看病的记录。

    （二）杜凤治对洋人的观感

    杜凤治是一个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士大夫、清朝的中下级官员。在

    当日的中国，他在自己所在群体中或属于佼佼者，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因此，他在日记中对外国事物和洋人的态度值得一提。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杜凤治正在北京，但这个时期的日记没有保留下

    来，后来的日记也没有追述英法联军攻打京津的事实，但他赴粤前显然

    对外国事物接触不多。日记写他第一次乘坐轮船时的所见和感受：

    同诸君看火轮机关，转动处物件甚多，精妙无匹。下锚、

    上货以及取水、磨刀琐事，无不以机关转运，不费人力，亦巧

    甚矣！夺造化之奇！是何鬼物，有此奇妙之想，亘古绝无。人

    事至今发泄殆尽，吾不知后又将如何。 [82]

    当日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轮船往往都会有一种震撼之感。孙中山

    也记述了自己1879年（时年13岁）第一次上轮船的感受：“始见轮舟之

    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83] 不过，杜凤治的

    年龄、地位、阅历与少年时代的孙中山完全不同，所以，他虽然把观察

    到的外国新事物记入日记，感叹洋人之巧与奇，却没有进一步的探索。

    杜凤治对外国新事物关注、欣羡，但对洋人威胁清朝统治、霸占中

    国土地、以蛮横态度欺压中国官民是反感的。同治五年九月，他来粤赴

    任路过香港，记下了香港夜景和自己的感慨：

    满山满江灯火，如万点星光，真乃大观！洋房自岸直至山

    半，又沿岸约数里；夹板火轮百余号停泊江心，灯火达旦，迨

    晓犹荧荧未绝也。此地及上海北门外俱为夷人占去，非我所

    有，整治改观，不惜财力。楼阁巍峨，灯火连宵，笙歌四起，

    游人如织，不必秉烛，真千古未有之奇，亦千古未有之变，不

    知伊于胡底！凡事有始必有终，看他横行到几时耳。 [84]

    同治八年十一月，杜凤治取道香港赴潮阳，途经虎门炮台旧址，他

    慨叹：“真为天险，使当事者诚心守此，岛夷岂能越此哉？可叹也！”

    [85]

    路过香港时他有机会上岸，再次记下了对香港的观感：

    街道开阔洁净，即汉人开店者亦皆洋楼。其路往往由底而

    高，盖本山也。因山作屋，故层层叠叠，背山又逼，以故屋以

    后又见屋，楼以后又见楼耳。夷人于此设官，照汉例，有督、

    抚、藩、臬、府、县，亦延汉人作师爷，又有人带刀及鞭巡

    街，因此行人各安各业，无争闹者。 [86]

    从潮阳回省城路过香港的记述是：“夷人夜禁綦严，九点钟不准人

    行，街衢寂静，有数红衣鬼查夜而已。地灯遍处皆是，其明如昼。”

    [87]

    英国人按照本国标准对香港建设、管治，其市容、秩序往往予有思想的

    新来访者以震撼，康有为、孙中山日后都谈过香港印象对自己改革、革

    命思想产生的影响。然而，作为州县官，杜凤治则更关注英国人在香港

    的官治和秩序。

    同治十一年冬，他的堂弟杜澍（若洲）传闻乘坐轮船失事，杜凤治

    在日记中议论说：“西人数万里来此，往来如织，若平地然，虽为开辟

    以来所无，而此道既通，日见其多，不能因其险而不行也。火轮不畏风

    不畏水，只畏船中失火与遇礁石。如夹板船则非风不能行，风大常坏

    事。”

    [88] 尽管他对轮船的了解还比较肤浅，但也明白轮船代替帆船是必

    然的，即使偶然出险，洋人还是会乘轮船来，中国人也不得不乘坐轮

    船。

    杜凤治在四会任上，有一次肇庆府发下各州县文书，“内有法国天

    主教传教广肇罗头目（驻扎肇、广府）行文来，为传教事，恐人不信致

    滋事端，出示开导，嘱代书六张悬挂，并高要一文亦一告示、府一札亦

    一告示，来文官封亦照中国样移文，亦同钤一长印，上半一十字架，下

    半左八字右八字，系篆书，乃‘圣号遗训，振道东传’八字”。 [89] 这是法

    国利用不平等条约传播天主教的一个例证。清朝官员杜凤治对外国传教

    士的“僭妄”行为非常反感。

    有一次，杜凤治在藩台衙门遇到外国领事官员会见布政使。日记记

    下：

    先进一四人蓝呢轿，次进一四人绿呢轿，又一三人小轿。

    两大轿出二鬼子，仍照平日穿着，长裤腿、尖鞋，二人帽不

    同，外罩一黑短衫。蓝轿一人，衫上左右肩下有两盘金圆物，

    不知所绣伊何。绿呢轿一人，帽两头尖，右边亦有一绣金圆

    花，左则无。小轿一人，周身着黑，似是仆人，亦非黑鬼。其

    状沃若，其服支离，真是衣冠犬羊。 [90]

    杜凤治的观察、记录非常细致。在今天看来，这三个外国人的仪表

    行为并无不当之处，杜凤治斥之为“衣冠犬羊”，完全是一个中国传统士

    大夫“夷夏”观的体现。

    等他任南海知县后，同洋人打交道多了，受洋人气也不少，对“洋

    鬼子”难免又多了一层怨气。同时，也直接了解、感受到中国各阶层民

    众对洋人横行霸道的反感。同治十三年，他在日记中抄录刘长佑办理越

    南情形的奏折，评论说：“法国哄于越南，日本窥视台地，同一意也，

    狡焉思启。中国人痛恨洋人深入骨髓，日前通商衙门有洋官去，言天津

    又有谣言要杀尽洋人，各国无不惊慌，虽无实事，然究不妙，恐不久必

    有败约之事。”

    [91]

    同治、光绪年间，欧美人在华有大量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条约认可

    的生意往来、产业买卖，而且还有条约没有规定的投资建造工厂、经营

    航运（或与华人合资）。一旦钱债、土地案涉及外国人，官员判决时就

    为难得多。中外都有人千方百计把外国人引入官司，以使获得有利于自

    己的裁决。例如，道光、咸丰年间广东著名的富商兼大官、巨绅潘仕成

    由于盐务失败，被官府查抄家产。其侄潘铭勋与其父把属于潘家的部分

    房地产卖给英国人沙宣。潘铭勋父子原先估计潘仕成是奉旨被抄之人，

    为避免匿留之罪，不敢承认这些产业。谁知潘仕成不甘，一再控告潘铭

    勋盗卖自己的产业。 [92] 租赁这些房产的若干店户开头不承认沙宣“管

    业”的权利，英国驻广州领事许士（Hughes，P.J.）出面干预，照会广州

    各级官员。瑞麟指示承认沙宣的产权，潘氏家族的纠纷另行归断。 [93]

    谁知案情又起新波澜。美国领事赵罗伯（Jewell，R.G.W）照会瑞麟，

    称潘铭勋出售给沙宣的产业，内有潘氏家族早就典与美国人的地段。瑞

    麟、杜凤治都认为，潘仕成、潘铭勋叔侄都是有意把讼案涉入洋

    人，“明系以洋人挟制官长”； [94] 承审官杜凤治更是恼火，但又没有办

    法，只好尽量满足洋人的要求。潘氏叔侄（尤其是潘仕成）涉讼经年，

    苦累不堪，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外国人。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在鬼基摆

    西洋景摊，据称出洋十七年”的冼日山怂恿德国署领事福察法发照会干

    预一宗标的只有百两的钱债案。杜凤治认为冼索债无据，“串谋讹索，

    希图借洋人以钳制官长，殊属可恶”。但冼有德国人支持，杜不敢惩

    处。 [95] 杜凤治对这些添麻烦、损官威的洋人，心中自然非常恼恨。

    同治、光绪年间发行量较大的中文报纸往往由外国人创办、华人主

    笔。杜凤治到粤后，《申报》《中西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相继创办

    发行。广东省城各级官员都会阅读这些中文报纸。同治十二年，佛山同

    知乔文蔚违规派出差人办案（本为南海知县职权），乡人殴差致

    毙，“新闻纸说得差役凶恶至万分”，广州知府与杜凤治商量如何处置，

    知府命杜先把新闻纸寄与乔看。 [96] 杜凤治很快就对新闻纸有了看法。

    有一次按察使对杜凤治说起新闻纸上讥讽杜的报道，杜答复说：“省城

    不快意之讼棍甚多，知臬台看新闻纸，特费数金刊上讥予自命太高、夸

    张得意，欲臬台知之耳。”

    [97] 后来，杜凤治在日记里讥讽臬台作为司道

    大员不应该喜欢看新闻纸，否则，洋人、小人、无赖人都可以利用新闻

    纸来播弄、欺蒙，臬台靠新闻纸了解下属很可笑。 [98] 光绪元年二月，

    新闻纸言杜在南海任上对白契议罚太重，讽刺杜“善于理财”。又有新闻

    纸报道“罗定近时被受屈人烧毁衙署，又押死一生员”。杜凤治非常恼

    火，写道：“如果造谣言刻新闻纸为有凭，则人人皆为之矣。洋人不知

    就里，唯得银即为之刷刻，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莫甚于此，官安得而

    禁之哉！”

    [99] 在“新闻控制”这个问题上，杜凤治算是一位“先驱”了。

    瑞麟曾对杜凤治谈道：“有夷人领事官来见，甫坐即由怀中掏出一

    纸，上写十姓，云武乡试求中此十姓，此必广东人打闱姓，浼其来托

    情，啖以重利者。”

    [100] 即使对晚清官场贪污之风司空见惯，开列名单

    公开要求在科举考试中录取也是不可思议之事。在日记里，多数驻粤外

    交官贪财颟顸、胡搅蛮缠、喜欢奉承、无法无天，而且还经常兜揽词

    讼。杜凤治认为领事馆官员干预案件主要是为了获得利益。领事馆官员

    出头往往比一般官绅有力有效，涉案人请求他们帮助，事前事后也会按

    照惯例予以银钱酬谢。杜凤治虽主要以中国官场的经验看待在粤洋人的

    言行，但他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性。

    与洋人打交道是几面受气的事（洋人、上司、百姓），且难以谋取

    任何好处，杜凤治在日记中所表达的对外国人的观感毫无疑问是真实

    的。他的心态，在晚清办理涉外事务的府州县官中应有代表性。

    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参与了很多涉外的公务，将于后文第四章予

    以论述。

    （三）“神仙粉”事件

    同治十年，广东发生了一次中外交涉危机。当年五月下旬，广州、

    佛山等地讹传洋人派人在水井洒放“神仙粉”，人饮水后要求洋人医治，

    洋人就逼人信教，官府还拿获了所谓“洒药”的人。民间一时群情汹涌，

    有人声言要烧毁教堂。各国领事纷纷抗议，瑞麟等广东官员心急如焚，

    千方百计平息事态。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秉承瑞麟意旨参与处置，日记

    相关内容反映出当时中外关系、民众对外国人的态度以及清朝官员处理

    中外交涉危机的一般手法。

    六月初二日清晨，瑞麟紧急召见司道等官以及广州知府梁采麟、南

    海知县杜凤治、番禺知县胡鉴等官员讨论，其时武营已拿得一“施药

    粉”的妇女梁何氏送交南海审讯，番禺又拿得一男子郭亚元。民间哄

    传，以讹传讹，匿名揭帖各处出现，至有拆毁外国教堂之谣言，佛山更

    甚。瑞麟指示广州府、两首县立即发告示安民，缉拿“施药”者与造谣

    者，但告示内容不要牵涉洋人。 [101]

    英国领事许士致函瑞麟，要求中国官员迅速弹压，瑞麟即命人将许

    士的信带交杜凤治及其他主要文武官员阅看。安良局的官绅调查各乡，

    得知“各乡尚属安静，亦实无食粉致死者”。瑞麟又命自己的幕僚另拟告

    示稿，宣布“造言生事者斩”，并悬赏捉拿“首先起事、捏布蜚言之人”。

    后瑞麟收到美国领事馆官员的一份申陈，附有佛山刊刻的揭帖两纸，系

    抄写的四言诗，署名是“除暴安良护国佑民大将军官梦钟”，诗中说“广

    东无福，遭夷淫毒，为今之官，番鬼奴仆，受鬼使令，有如六畜”，瑞

    麟也发交杜凤治等一干官员看。此时，有人又报称在省城河南某处见一

    人将药洒放井中，哄动了许多人。杜凤治对外国人授意施放“神仙粉”之

    事半信半疑。瑞麟要把捉到的“人犯”正法以威慑民众，但杜凤治表

    示：“番禺所拿之郭亚元予不知，即如梁何氏、刘吴氏，一老妇、一愚

    妇人耳，未必受雇分药者，无非见人分药取得一包耳。供词如此，虽人

    情叵测未可知，但究无实据，杀之未免不忍。”

    [102]

    其时有传言外国人将保释施放“神仙粉”的人，毁教堂的谣言越传越

    烈。西关又报称有“将药丢入井中”之梁亚福被扭送到文澜书院，千余民

    众聚集书院外。绅士表示要把梁亚福送官究治，但聚集的民众鼓噪说送

    官后法国人必来保释，要把梁亚福打死，绅士不得已，将梁亚福推出，

    众人拥至大门内，石子木棍齐下乱殴，顷刻殒命。但日记也说“梁亚福

    素有疯疾，绅等问其所掷何物，供系石子，何人授与，无有实供”。 [103]

    显然，梁亚福是个无辜者。

    佛山也传言吃了“神仙粉”的有千余人，却并无死者。杜凤治认为事

    情没有那么严重。但瑞麟认为，揭帖不仅针对洋人，还“辱詈官长至于

    斯极”，怎可说无事？英国领事许士又建议瑞麟以总督名义再发单衔告

    示。瑞麟一再表示担心闹成去年天津教案一样的事件，自己和各级官员

    都会受惩处。杜凤治说了一些让瑞麟宽心的话，建议尽快公开处决郭亚

    元和自认施药、平日念咒诵经为人治病的妇女郑曾氏以平息民愤，瑞麟

    点头。郑曾氏的口供是：“惠州人，寡居，年五十六岁，一身在小北门

    住，现迁东校场，平日与人拜神画符，医治小儿病症。因六月初一日在

    校场口遇一不识姓名的男人，给与神仙粉一包并银五两，令往东便一带

    村庄分派，业已分派殆遍，初三日午刻至东关百子桥地方，正把神仙粉

    施送，被人看见叫喊，把该妇人捉获乱殴，神仙粉搜去，牵至东校场将

    其丢入水塘，适差役巡到，将其扶起解案审讯。”不久后郭亚元被处

    斩，郑曾氏则伤重身死。 [104]

    派往佛山调查弹压的游击黄龙韬（小姜）回来向瑞麟报告，佛山有

    揭帖，“上画四人，又画四狗，题云：‘看似人，实似狗，实在非狗，是

    谓分府与五斗，都司、千总不知丑，日日与教堂看门口。’”许士致瑞麟

    的信“言佛山尚要拆教堂并戕官之言”。 [105] 佛山人烟稠密，但官府力量

    远不及省城，所以，瑞麟把佛山作为关注的重点。

    官府的告示声言要查拿施放“神仙粉”和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者，却

    没有特别说明外国人与“神仙粉”无关，于是英、法领事都发照会抗议，

    甚至有“齐欲发兵来省自行拿办造言污蔑之人”的传闻。瑞麟越发紧张，

    又担心土匪乘外国兵来之机作乱抢掠。杜凤治认为外国人只是空言威

    胁，“伊所云兵船将来者，纯是虚声恫喝，看光景即不为出示，亦未必

    来，即来亦不能到即开炮乱打。伊要拿人，何处拿起？我们俟其船来

    时，先问其起此无名之师何意，伊必云中堂不为洗耻，自来拿人泄愤；

    则又问他我们和好条约上并无外国人可拿中国人之理，如外国人而拿中

    国人，我们中国官亦可拿外国人矣。此事不在条约约之，须大家移文通

    商衙门请示核办，如要打仗，亦俟通商衙门信到再打。且私意揣英、

    美、布各国亦未必任法国人横行也”。杜凤治这番话反映出他对中外交

    涉的天真无知，不过，他只是下级官员，不知道也难怪。瑞麟已拿定主

    意对外国人“从权曲意顺从，为目前苟全计”，于是又命令将拿到在佛山

    张贴揭帖、长红的任亚兴先行正法。任亚兴供认并不知道“神仙粉”之

    事，“不过借洋人为名鼓众闹事耳”。 [106]

    这时，省城官场上下已乱作一团。任亚兴所供“神仙粉”与洋人无

    干、污毁洋人是为制造作乱机会，这正是瑞麟需要的，准备出告示称洋

    人与此无涉。但官员担心这个告示百姓不会信，反会激起民变。外间流

    言法国人带来“神仙粉”四千箱，胡鉴审问任亚兴时所记录之供词有“神

    仙粉”来自香港的话，瑞麟一见便大怒，认为胡鉴并未体谅自己洗刷洋

    人、消弭大祸、维持大局的苦心，这样的供词传出去会引起人心变动，

    质问为何不用严刑把供词打回去。如果出现民变，官员要受处分，洋人

    打过来，土匪即起，广东顷刻变为焦土，官员性命也不可保。要求官员

    不要怕因向洋人让步而引发民变，如民间生事可以调兵办理。谕令胡

    鉴、杜凤治等官员加速审讯，尽快获取“与洋人无涉”的口供，然后公

    开，并回馈外国领事。 [107]

    按照瑞麟的指示，杜凤治带领兵、差押送任亚兴、沙亚满到佛山处

    决，不久，被指为任亚兴指使者的苏亚贯也被捉到，瑞麟命按照对待任

    亚兴的办法将其尽快处决。瑞麟对杀人后局势迅速平靖很满意。 [108]

    在19世纪70年代，“神仙粉”这类事件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就常识而

    论，说外国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授意施放“神仙粉”毒害人逼中国人入

    教，经不起推敲。但由于民众痛恨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干预亵渎中

    国传统礼俗和民间信仰，又不满官员事事畏惧顺从外国人；加之其时绝

    大多数民众缺乏科学知识，愚昧迷信，因为误会（如疯人梁亚福往水井

    丢石头）或有人故意煽动（如苏亚贯），“神仙粉”事件就造成了广泛的

    社会恐慌。社会下层也确存在某些希望发生动乱的人，他们同时把矛头

    对准洋人和官府，指责官员的言辞甚至更为尖锐。民间广泛的敌意、不

    满一触即发，造成严重的事件甚至动乱是很容易的。

    较之杜凤治等下层官员，瑞麟“委曲求全”“稳定大局”的想法更为强

    烈，他曾与英法联军作战，对外国人心怀畏惧， [109] 比未与外国军队交

    过锋的官员更怕洋人，只求外国人没有借口扩大事端，相安无事，为此

    不惜一再顺从外国领事的要求，向下属施加压力。对胡鉴记录的供词生

    气，以及急于处决供认“神仙粉”与洋人无干、散布揭帖是为制造作乱机

    会的任亚兴，都是为尽快对外国人有所交代。

    但同时，官员对民情也必须有所顾及。如果处置不当，也会闹出大

    乱。所以，郭亚元、郑曾氏就成了平息“民愤”的牺牲品，所谓施放“神

    仙粉”的供词肯定是屈打成招。瑞麟并不在乎口供是否属实，不在乎是

    否冤枉，只在乎口供是否符合他维护清朝在广东统治秩序的需要。对地

    位低下的小民自然无须顾惜，几个人“无札无文，凭空请令”就被押去杀

    头，连“就地正法”的简易程序也没有走。梁采麟、杜凤治等官员虽曾劝

    谏瑞麟不要轻易处决太明显无辜的人，但他们也不反对借几个人的人头

    平息事态。

    “神仙粉”事件发生之日，正是晚清教案进入高发期之时，此事在广

    东演变成一场教案并非不可能。但由于瑞麟不惜代价迅速处决“施药”者

    （可以肯定是无辜者）与造谣者，千方百计在不得罪洋人和“顺从民

    意”中间寻找平衡点，终于把民间的反抗压下去，避免了一场大教案的

    发生。

    三 日记中的广东民生礼俗

    （一）对社会生活细节的记录

    前文说到，杜凤治宦粤期间是晚清广东相对安靖的时期，不仅没有

    波及全省的战乱、动乱，也没有大面积、持续时间较长的自然灾害，这

    十几年广东还算风调雨顺。光绪二年，杜凤治称自己“来此整有十年，

    无一荒岁”。 [110] 日记多处记载了年谷丰登的景象，同治八年早稻丰

    收，谷每百斤只值银六钱。 [111] 虽有“谷贱伤农”、增加田主缴纳地丁负

    担的问题（因为交纳钱粮要用银），但自清朝中叶开始广东就已需要大

    量粮米输入，米贵是引发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因此，连年丰收也是这

    十几年广东相对安靖的重要原因。

    杜凤治对广东富于他省很有感慨。有一次，他因省城一次演戏就花

    费几百两银，议论说：“所费不但可作中人之产，在乡村可作一素封之

    家也。予谓广东诚为美地，即如此举，他省恐不能。回忆贼匪横行军务

    各省，朝不保夕，安能梦想及此？即现在军务已靖，疮痍未复，亦断无

    余力及此。”

    [112] 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几年官，对广东的高物价已经习

    惯，所以，当他因病辞官离开广东进入江西赣州后，见物价便宜，感

    慨“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市中食用，粤东无一物不贵

    者（省中更甚），天下所无也”。 [113] 日记很多地方反映了广东的物价

    水平要超过他的家乡浙江。日记记载，“浙江幕脩甚微，如嘉兴大缺，

    刑席脩脯六百元为最多耳”，浙江幕客的收入远低于广东。 [114] 在咸、

    同年间的大战乱中，浙江所受破坏较广东严重，同、光年间的恢复发展

    也不如广东。幕客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省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决定

    的。因为广东富庶，所以从司道、州县到佐杂都希望到广东任职。

    其时广东商业也逐渐恢复和发展。同治八年，杜凤治得知四会附近

    的水口厘卡一次上解5000两银，两个月收入就相当于四会一年的地丁，

    于是感叹说：“会邑虽小，纵横亦百余里，一年征赋不及一水口出入商

    贾货物之厘头，予以为嗣后何必征收，只设局抽厘足矣。每石粮抽几何

    田赋，亦何尝不可抽厘哉？可哂可叹也！”

    [115] 厘卡收入高反映了清朝

    对商人的盘剥，但也反映了商业、交通的发展，如果社会动乱、民生凋

    零、交通阻塞，厘卡就不可能稳定地获得大量收入。

    同治五年，杜凤治从北京取道天津、上海、香港到广东赴任；同治

    九年，杜凤治从省城赴潮阳催粮；他任广宁、四会、罗定的州县官，经

    常舟行西江；光绪六年九月，杜凤治与家人取道北江跨梅岭，经江西回

    乡，水陆兼程，旅途艰辛，共用了80多天回到浙江山阴。每次行程，他

    都对沿途陆路、水道、城镇、名胜、风景、船费、旅馆住宿费、饮食

    费、挑夫费、居民生活、各地物价等做记录。例如，同治五年的日记记

    下：乘坐轮船从天津至上海每人船票价19两；在上海住店每日房饭大钱

    280文，杜凤治认为“可云贵极，别处一百六十至足矣，而所吃仅一粥一

    饭”；由上海乘轮船到香港每人票价15元；由香港乘轮船到广州坐“楼

    上”每人票价1元，坐“平面”每人票价6角。 [116] 又如，光绪六年九月辞

    官归里时全家老小、家人坐轿过梅岭，“予与太太大轿夫每名行中实给

    三百文，账上每名开六百五十文；担夫一百卅余名，每名行中给钱不过

    一百数十文，账上开每名三百数十文。他如保夫、夫头、行中伙友各费

    以及行李上河、行李安放，行中无不要钱、无不加贵，共计银四十余

    两”。 [117]

    日记记录了广东米粮价格。同治十年初冬，米价上涨，杜凤治记，

    省城米价“上白每元银买得廿五斤，次白每元银廿八斤，下白每元卅四

    斤。合成上米每百斤银二两八钱五分，次白百斤银二两五钱十分，下白

    百斤银二两一钱五分”。 [118] 比较同治八年的谷价，该年米价显得比较

    高。光绪三年，广东米价每斤需四十六七文，广西每斤仅十七八文。但

    广西境有厘卡七道（广东各厘卡不抽收谷米厘金），所以广西往广东贩

    米，除去厘金反要亏本。 [119] 上述两年的米价都是因高于平日才被记入

    日记的。

    日记还提及省城米粮的消费，据此有助于推算其时广州的人口。关

    于晚清广州城人口有各种不同的数据，1882～1891年海关的十年报告估

    计广州人口有160万～180万。 [120] 这个数字恐怕过高。杜凤治调查过米

    埠的粮食售卖数量：省城地面人口“每日须食米七千石左右，此则文武

    各衙门、河下往来船只、疍户人等、洋人地面尚未在内”。 [121] 7000石

    约折合今80多万斤，从米粮消耗估算（其时一般人只吃两顿饭，而且粮

    食不止大米一种），再加上食米并非来自米埠的人口，广州人口超过百

    万是完全可能的。

    日记几处记录了广州房产的价格。前浙江盐运使、著名绅商潘仕成

    因为盐务失败被抄家，官府决定把潘家在西关聚族而居的大宅院出售，

    总督瑞麟亲自定价38000两，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具体执行此事。这所

    宅院因为价格太高没有人买得起，后被西关商人管理的爱育善堂以3万

    多两的价格购得，作为爱育善堂的“公局”（办事场所）。 [122] 潘仕成的

    宅院是超级大豪宅，但如果折合粮价，也只相当于两三万担白米。道台

    沈映钤的公馆，号称广东省城第一大房子，出售价格是4200两银子。

    [123] 潘仕成、潘铭勋涉讼的68间铺屋，总价是27710两银子。 [124] 这批

    铺屋位于繁华商业区，平均每间价格为400多两。但较之房价，广东省

    城房租价格贵得多。同治八年，杜凤治的幕客金玉墀（楚翘）在省城租

    了一处小房子，每季度房租15元，且并非按月交租，即便住几天也要按

    三个月算。 [125]

    日记有不少买书的记录，比较房价和书价，今人很可能会觉得晚清

    的书籍贵得离谱。廿四史一部，白纸价160两，黄纸价140两，还都须自

    行装订，加装箱200两以上。 [126] 《通志堂经解》一部价200两。 [127]

    《全唐文》一部200余本价银百元，“皇朝三通”一部价银百两。 [128] 也

    就是说，买两套廿四史（连装箱）或四部“皇朝三通”的钱，就可以在广

    州繁华商业区购买一处铺屋。宦粤时，杜凤治同方功惠软硬兼施逼迫潘

    仕成租借书版印刷了一批《佩文韵府》，回到绍兴后杜送了一套给女婿

    陈仲和，陈“大喜过望，踊跃欢忻”。因为一套《佩文韵府》“极便宜需

    三四十金”，陈虽富家，也舍不得买。 [129]

    当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邮政，信件通过信局、马差等寄送。同治七

    年，杜凤治托钱庄转寄两封京信，寄给周星誉（叔云）的一封因为页数

    多，且有重要文件，所以要四千文，另一封要六百文。 [130] 光绪二年，

    杜凤治派专差从罗定送信给岑溪县知县寿祝尧（玉溪），“给工食银九

    钱，限八日来回”。 [131] 杜凤治派到省城在督署前开设驻省机构的施

    高、潘泰，雇一专差函告杜凤治回任南海已为定局的消息，“足费五两

    零”。 [132] 这封信很重要，要专人加快送到，邮资就特别贵。

    一些有关金融、货币的记录也很有趣。杜凤治在京城习惯使用咸丰

    年间的大钱，同治五年到粤赴任。刚出京就记：“出京至俞家园（出砂

    锅门三十里）已纯用铜制钱，每两银（漕、库等平）仅换京钱二吊四五

    百文。自铸大钱以来，留京十余年，不见用制钱，今忽睹之，犹有旧时

    风景也。”

    [133] 路过上海时又记下：“上海均用规银，规银者，较京中常

    用松江银尚可每两申出五分，其平较京平亦可每两申出二分，以京平九

    十八两作为百两。”

    [134] 日记中的大量类似记录，对研究晚清货币、财

    政、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参考价值。

    日记记下不少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会感兴趣的细节。例如，杜凤治在

    南海知县任上，处理过一宗“长生会”案件。南海县神安司刘某牵头设立

    了一个“长生会”，办法是每人每次收银6分，共收180次计10两8钱后不

    再收，如有丧事，会中给予20两丧葬费。数以千计的人入会，但刘某等

    会首后来无法兑现承诺，于是引发三四千人闹事，将刘姓所住房屋及宗

    祠拆毁，又攻打其他会首居住的村庄，土匪也乘机抢劫。杜凤治一面设

    法弹压，一面通过绅士处置，设法将会首家产查清变卖。根据长生会细

    账，会友所交每银一两可归还四钱。 [135] 这说明晚清民间已有规模颇大

    的民间互助、互济的金融活动。当时，丧葬对一般居民而言是一项很沉

    重而又不能不开支的负担，因此刘某的“长生会”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但刘某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后来查出长生会有“主会人”军功彭盛

    华，彭的背后还有进士黄嘉端父子。 [136] 这些绅士在举办“长生会”时不

    可能不谋私利。后来，杜凤治又处理过佛山染纸色行东家、西家（雇

    工）的一宗讼案：

    此案经前县断结（西家必欲东家用染色人听其指挥，一味

    把持挟制，不许东家自用人，不遂所欲，数众罢工涉讼。其实

    西家为首皆非工作人也），如用三人，准东家自用一人，用西

    家二人；收徒亦只许收一人，照断相安日久。去年西家刁翻，

    又经委员照前断断结，乃西家又翻。昨请姚朵云讯断，谓西家

    言结上无“遂志堂”三字，不肯遵断。遂志堂者，西家自立名

    目，凡工作人入其堂（必是捐入堂也），祃首派令各处工作。

    本有生色行，凡染纸如色绫行、联兴行，所用工作皆由生色行

    出，自立遂志堂，东家不堪其挟持，以至多事。朵云昨晚见予

    言：“予前于结上涂去遂志二字，故又翻控。”予言明日亲自提

    讯，谕原差将两造暂留一日。自海关回，不得不看卷，见卷页

    繁多，毫无头绪，且其名目、情由多不可解，看至一半，尚不

    知其为何事，迨全卷阅毕，略略懂得伊两造所争之故。外面伺

    候已久，即出堂判一切仍照前断，唯将遂志堂名目革去，不准

    复设，嗣后东、西和好，毋得再生事端，如敢再翻，定将起意

    为首之人严办，以儆效尤。饬令具结，否则将西家收押。堂判

    传出，两造均具结完案。 [137]

    从这段记载可知，其时佛山染纸色行西家行会有脱产的专职首领，

    并有同东家、官府博弈的一套办法。杜凤治的判决偏于东家，但他对行

    会内东、西家的关系和矛盾很不熟悉和不明白。

    （二）各种祭祀、庆典

    作为州县官，杜凤治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进行朝廷规定的拜祭

    （如拜祭万寿宫、同治帝的祭奠、历代皇帝皇后忌辰的例行祭祀等），

    定期祭祀该州县入祀典的各个神庙，不属于“淫祀”的当地神灵也入祭祀

    之列。因此，只要杜凤治本人在衙门，每月朔、望，日记基本上有到各

    庙“照例行香”的记录。杜凤治还参与、目睹了各级上司的祭祀活动。日

    记对这类祭祀做了详略不等的记载，可为清代祭祀典礼研究提供系统的

    参考资料。

    这些官方的祭祀活动非常频密，现以同治八年春杜凤治在四会知县

    任上的祭祀为例。当年元旦，作为知县，他“五鼓朝服率领同城文武各

    官诣万寿宫望阙叩首朝贺。更蟒服诣圣庙、文庙、武庙、天后宫、五路

    庙、真武庙、城隍庙、包公祠，衙内土地祠、灶神、仓神、五树将军各

    行礼”。这个月除元宵日的照例行香外，还有多位先帝先后的忌辰要祭

    祀。二月份的祭祀活动更频繁。初一日照例行香。初三日是文昌帝君圣

    诞，天未亮就到文昌庙率属祭祀。初五日，“寅正三刻起来，恭诣圣庙

    行释菜礼……予献至圣先师暨复、宗、述、亚四圣，正副老师分献东西

    两哲，典史、把总分献两庑。礼毕，二学官、捕厅又祀乡贤、魁星、土

    地神，未大祭，先祭后殿”。初六日，“黎明率捕衙、城守诣凤山堂借地

    恭祀社稷，又诣南门外沙尾东岳庙借地冲大门祀风云、雷雨、山川神

    祇，并祀城隍；又率捕厅祀包公及衙内土地、尊神”。初十日，祀天

    后，又祀明都御史、总督谈恺、王钫。十三日，春祀文昌帝君。十四

    日，春祀祝融火神。十五日，武庙关帝行春祭礼，照例各庙行香。廿四

    日，清明。廿六日，孝昭仁皇后忌辰。 [138] 这些频繁的祭祀是清朝把统

    治秩序深入州县的重要礼仪，杜凤治本人也非常重视，为筹办和举行这

    些祭祀活动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钱财。

    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立下新规定，省城朔、望行香圣庙和文武二

    庙，官员皆须亲到，可见此前有些官员会缺席。当年正月十五，首县知

    县杜凤治寅初即起，到天后庙等候，然后四处行香。二月初一，也是如

    此。按惯例，初一先到文庙，十五先到武庙，文武庙由总督、布政使轮

    流去，按察使、盐运使、粮道、广州知府等则分别到文昌庙、天后宫、

    城隍庙、龙王庙，两首县知县就到风火神庙。省级高官往往不亲到，委

    员代理，但重大祭典，高官也到。当年因为万寿宫新维修，二月初一祭

    祀后，瑞麟还率省城大小官员到此恭听圣谕。二月初三的上丁祭，恰好

    又是文昌圣诞，由总督主祭圣庙，布政使主祭文昌宫。初四日总督主祭

    东门外神祇坛，巡抚主祭西门外社稷坛。 [139]

    然而，瑞麟的规定并未改变官员缺席祭祀的情况。如光绪三年七月十五日照例的三庙行香，总督刘坤一、布政使杨庆麟都告病缺席，很多官员也都以各种理由不来。 [140]

    日记多次记载对南海神庙的祭祀。南海神庙位于省城东南80里处（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每岁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南海庙，主祭官具蟒服，行二跪六叩头礼……每年十月内，巡抚择壬日照例致祭一次”。 [141] 但存世的南海神庙文物、文献对南海神庙的例行祭祀记载很少。杜凤治的日记记下，每年八月的例行祭祀，“照例应藩宪往承祭，番禺随往陪祀”，但布政使有时也委托广州府理事同知或广粮通判代祭。 [142] 日记提及巡抚蒋益澧、张兆栋乘船往祭南海神。同治十年，瑞麟兼署广东巡抚，十月到南海神庙祭祀，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陪同，日记用了1200字描写自己随祭的经历。因神庙外河道水浅，南海、番禺知县事先令在泊船处搭成浮桥九十丈，仅这座浮桥就花费了二三百两银子。瑞麟乘轮船，预祭的文武官员提前乘船到庙外河道停泊等候一夜。等次日瑞麟到达，登岸进庙拜祭，行三献礼毕，瑞麟先回船返程，其他各官也乘自己的船回省城。 [143]

    官府还有不少临时性的祭祀、祈禳。例如，同治十一年三月，广州一带天旱不雨，总督瑞麟及一干官员连续多日祈雨。先是十二名幼童，“念两经，设大八仙桌两张，按八卦摆列，用五色旗帜八幅，亦按八卦，令幼童执旗，按方位站立、参互行走”，司、道、府、厅各官到大佛寺看幼童演练。本来，番禺知县应到龙王庙井中恭请圣水（白云山龙王庙在番禺境），但其时番禺知县胡鉴不在省城，杜凤治代替胡鉴于三月初七日晚上打火把前往白云山龙王庙井中取得圣水。初八日天明，瑞麟及以下文武各官到城北观音山龙王庙，杜凤治把圣水瓶安放在大殿的香案上，瑞麟率领各官三跪九叩，十二童子念经走旗，少顷又读文告，僧道唪经，整个祈雨祭祀花了大半天。 [144] 此后仍未下雨，各官又在东门外神祇坛祭祀云雨风雷、名山大川、本境城隍之神，并下令禁屠宰三日。十六日下雨，但不多，瑞麟及各官乃步行到神祇坛祈雨。 [145]

    有官员献议“蜥蜴祈雨之法”；有人又说观音山五层楼新维修，“全壁皆红色，且新，此系坎位，火气过重，早言必有旱灾”，提议在五层楼“设坛建醮诚祈，并竖一黑色旗，上画一白圈，取天一生水之义，三日内必有雨也”。杜凤治就设法找到蜥蜴、童男，在城隍庙祈雨，藩、臬等高官再上白云山祈雨。 [146] 上下折腾不已，到三月二十四日后，终于等到连降大雨。其实，广东春旱不可能持续很久。官场连续的祈雨活动，可以反映出官场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水平。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一（1872年6月6日）发生日食，督、抚、司、

    道、府“各衙门延僧道鸣鼓救护，初食，出大堂对日行三跪九叩首礼”，

    杜凤治也虔诚地参与。 [147] 他从《瀛寰志略》等书得来的有关太阳、地

    球、月球的新知识，并没有使他对祈禳仪式产生怀疑和提出异议。

    杜凤治在广东续弦的妻子陶氏是生长于广东的浙江人，“粤人信鬼

    甚于江浙，即一小家、一小铺、一破船，每日烧香无算。在衙门、公

    馆，恭人敬奉神鬼。然粤人风俗，门有门官，檐有‘天官赐福’，神厅

    除‘天地君亲师’供正中，左为财神、右为历代昭穆宗祖外，正中桌下供

    五方龙神、地主贵人。至于灶神，则家供奉、普天同之者也”。杜认

    为“粤中所祀，尚存古礼”，回到浙江家乡后，仍让陶氏按广东风俗祭

    祀。 [148]

    日记记载了不少民间祭祀、赛会活动。同治八年八月，杜凤治在省城候缺，曾目睹城中心双门底大醮盛况：
    至藩司前一直抵双门底，两边所悬挂除灯外皆作成人物，每方约长七八尺，内人物七八九枚不等，合成一出戏。其人面貌生动，喜怒如生，间能动则暗洋鼠牵引使然，衣冠、宫室、杂物以及刀剑、盔甲均极鲜明。广东呼人物为公仔……外县亦偶有其事，虽俗亦南徼胜景也。藩司前直通双门底，一路皆布篷，双边中间均悬公仔斗方，不下数百方。至双门底，则搭花台，台不甚高，其边皆雕镂木板，四面及顶，高约如三层楼，仰望堕帻。其宽如街，其长则有七八丈。台上前台空空，后一台正唱小清音……唯前后两副锡五事，兼嵌玻璃，内雕人物，高如予一人又半。在后台者略矮。此物虽不称奇，亦云罕觏，晚间上灯更可观。 [149]

    双门底每年大醮有一定群众基础，各店铺东主担心闹事、火灾，本不是很愿意举办，但“各铺手作工伙则专望此快乐数日”，官府屡禁亦徒然。 [150] 日记还记下了城隍圣诞的盛况：“都城隍庙神圣诞，昨夜在庙坐地过宿不下万千人，庙中庙前已满，直坐至清风桥、双门底。”[151]

    同治八年的龙王庙赛会，被督、抚分别招请入衙署。 [152] 日记记载

    了其他多次“官民同乐”举办大规模巡游庆典的盛况。如同治十二年正月

    初六立春的“春色抬阁”：“南海属各行头制抬阁三十二台，各头役部勇

    数百名。各同官观者，谓南海有藤牌手四十名，俱袒右臂持刀，左手持

    牌，其臂肥且白，粗如栲栳。竟能挑选四十名之多。”因为周边州县早

    知道消息，外地来者甚多，“道旁及东郊观（者）不下百万人。先日刻

    卖经过路程单，经过之地，两边房屋无不租赁与人搭台观看，男妇杂

    沓，举国若狂，竟有一楼房租十余洋银者……”巡游从南海县署出发，

    到番禺县署，经府署、学院、臬署，再经抚署进入督署，穿行出督署

    后，抬阁队伍又绕行到各司道衙门，由东向西行再次进入督署，总督瑞

    麟在仪门外坐看。全部队伍出东门到演武场，然后祭祀芒神（太岁

    神），祭后各官回自己衙署。 [153] 当年是双春年，十二月官府出面饬各

    行再举办一次迎春抬阁，早在一个月前两县就派出差役催办，“南海三

    十台，番禺二十台”。在省城的地方官由知府起到河泊所止都参与迎春

    仪式，每个衙门“仪仗执事、装潢修整、雇倩人夫”，都要花费数两银

    子。事前知府和杜凤治确定了巡游路线，保证总督、巡抚等高官及其亲

    属可以在衙署观看；将军、副都统以巡游线路不经其衙署派人来询问，

    杜凤治表示可以安排。巡游时，百姓把官员也作为观看的对象。 [154] 这

    种大规模的巡游活动，既反映了官民的信仰和社会风俗，也体现了官府

    在省城的管治能力。两次春色抬阁大巡游，观看、参与的人有数十万甚

    至百万之多，但日记没有说出现较大事故。

    （三）官、民与戏剧

    因为不少演员参与了咸丰年间的洪兵起事，广东官府一度禁止演

    戏，后来也没有明令开禁。但因为官员娱乐、庆典的需要，特别是总督

    瑞麟喜欢看戏，在同治中期戏剧已成为城乡文化生活，特别是官员、富

    商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日记多次记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

    使等高官因升官、到任、离任、生日设戏宴的事，两首县都要出力出

    钱，因为“戏班归南海管辖”， [155] 所以杜凤治通常是这类戏宴的主要操

    办者，并承担大部分费用（一般是南海负责六成，番禺四成）。

    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诞辰，瑞麟在督署演戏三日，“向来每逢万寿

    庆辰，中堂演戏三日，两县所费约千金”。 [156] 可见遇有重要皇家庆

    典，在督署连演数日戏已经成为惯例。同治九年乡试后的鹿鸣宴有演

    戏，后省中高官公宴主考，“即在主考住之行台演戏一日”。 [157]

    官场演戏相当频密。同治十年七月，瑞麟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后

    转文华殿），省城各官为庆贺共送戏宴。 [158] 七月十二日慈安皇太后万

    寿，演戏三日，杜凤治“初次听广东戏班”，但他对广东戏评价不高。

    [159] 同月廿八日，省城众官饯别刚来即调走的巡抚刘长佑，设戏宴于省

    城大佛寺。戏班本来定好廿九日到香港演出，大佛寺的戏宴结束后，戏

    班就立即去码头登上赴香港的轮船。 [160]

    公宴演戏花费大，数百两只为一天用，不仅两首县要花费大笔银

    两，有时瑞麟自己也出钱。同治十年万寿演戏，瑞麟询问戏班，得知官

    府令戏班演戏，两首县每日只给40元，民间则要给200元，于是“谕令好

    演，每日除首县四十元，本署外赏百元”，杜凤治后来知道瑞麟为这三

    天戏花费了300元。 [161] 即使加上瑞麟的赏银，戏班的收入仍低于为民

    间演出，平日杜凤治付给戏班的价钱只及民间的1/5。可见官府命戏班

    演出实际上是一种“官买”或变相徭役。

    同治十年末，瑞麟下谕拟次年正月十二日现任官团拜时在大佛寺善

    后局后厅演戏，费用由藩台以下各官分摊，“如不敷两县包圆”。瑞麟还

    命传周天乐戏班正月十六到十八在督署演戏，十九日传连高升班进督署

    演出，二十日则传周天乐班在大佛寺为原按察使孙观升任直隶布政使饯

    行。但周天乐班预定了正月十二日到澳门为洋人演出，于是又命传普尧

    天班。杜凤治还对省内其他戏班演员、行头等做了比较。 [162] 演戏不仅

    要请戏班，还有费用、场地、宴会、排位、治安等事务，杜凤治连日与

    番禺知县胡鉴以及瑞麟亲信广粮通判方功惠商议、筹备。廿二日，胡鉴

    又在番禺县署演灯戏，廿四日谳局委员、知县聂尔康等公请海关监督崇

    礼。二十六日，布政使邓廷楠在自己衙署演戏为孙观饯行。事后，瑞麟对两县筹办的灯戏很满意。 [163] 同治十二年瑞麟生日时，各官送戏祝寿，在炮局搭戏台演戏。后来，瑞麟又在督署演戏三日酬谢各官贺寿之情。 [164]

    瑞麟去世后，接任的两广总督英翰排场比瑞麟还大，跟随来粤者“上下约百余人，幕中星、相、医无所不有，太夫人最喜听戏，闻戏班亦带来”。 [165]

    其他高官也喜演戏。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新任布政使俊达宴请前任邓廷楠以及除督、抚外的各级文武官员。当日是杜凤治母亲忌日，他本不想参与，但作为俊达下属，且身为首县知县，不得不出席戏宴。[166]

    其时送戏已成为下属巴结上司的惯例，省城以外各官也如此。杜凤治调署罗定知州，赴任路过肇庆，就与高要知县孙铸（慕颜）商定，知府瑞昌的太太、道台方濬师的老太太生日，请档子班演出，杜、孙各分担一日，每日洋银60元，较省城的“官价”多20元。 [167] 即使多20元，戏班收入还是远低于民间演出。

    中下级官员也经常为自己的喜庆演戏。如同治八、九年间，杜凤治

    作为催粮委员出差潮阳，潮阳知县张璿为其母祝寿演戏三日。 [168] 在潮

    海关当委员的小官娄凤来儿子考中秀才，为此断续演戏十几次庆祝，其

    中一次连演三天。 [169] 杜凤治在罗定任上时，曾请一男女档子班大喜班

    来衙署演出，在三堂特地搭建一小戏台，还请同城官观看。吏目钟诰也

    请大喜班清唱请客。杜的下属、州衙书吏以及衙署“家人”本想在杜凤治

    夫人生日前送戏三日，杜凤治起初拒绝，经再三请求，乃同意演戏，但

    不准以夫人生日的名义。官员看戏肯定不会支付合理费用，所以戏班请

    求在外面演出。州城东门外地保“禀知该地绅富居民请示，拟于神滩庙

    演唱大喜档子班三日”，杜本认为“档子不比男班，恐生事端，本宜不

    准”，但以其亏本，批准演三日，责成地保并签差值日总役提防宵小、

    火灾，令戏班演后不准留在罗定。 [170]

    光绪三年七月，杜凤治的好友许其光（涑文）问杜凤治想不想看戏，于是杜记下了一次官员集资看戏的事：
    予问：“何处有戏？广东班乎外江班乎？”涑文言：“亦非广东亦非外江，官厅中广西人如汤雪门诸君，因广西人在东就馆及跟官者均能上台演剧，如京城之玩儿票者。无有行头及锣鼓、管弦之人，另叫一外江档子班同演，不放赏不加官，十余人每人出十元洋银约百余元，档子班价值一切在内，演十一、二两日，正逢万寿普天同庆（戏台即在伊西间壁陈宅），即上游闻之亦无妨也。”[171]

    这次演戏，演员既有身为官员幕客、跟班的业余演员，也有一外江档子班同演，也就是说有女演员参与，看戏的官员各集资10元。因为是“私人”性质的演戏，且有一干票友，所以没有完全按“官价”，但每人10元看两天戏，费用仍不算低。

    在各州县，民间也多有演戏之事。民间演戏多与祭祀酬神有关，一则因民间信仰，二则便于筹资与获得官府同意。对民间的演戏，同意或禁止就凭地方官一句话。

    有些演戏是官府提倡的。四会县每年五月衙署内福德正神生日都演戏，“并请乡间阮、梁二位圣佛真身同座”。“阮、梁二佛”即南宋时期“修道证果”的当地人阮子郁、梁慈能，据称“代著灵异，捍患御灾”，在其庙中有金漆肉身神像，因被地方官请旨敕封，所以属于正神。 [172]每年城中、署内演戏酬神，必迎此二神，演戏“官亦出钱”。同治七年祭神演戏时，杜凤治的妻子、女儿、孙子孙女都想去观看，杜凤治因此事与“瞻仰二位活佛”有关，就同意她们去，只是多派“家人”、衙役去照料。 [173]

    民间一般的演戏活动，也多与酬神联系，所以官府很难一概禁止，

    但出于防范奸宄、鼓励节俭风俗等理由，往往会加以限制。同治六年八

    月，广宁西门外伏虎祠有四日夜戏，杜“恐滋事端，嘱严查城门，弹压

    众庶，缉拿奸宄”。演了几夜后，就派典史去禁止继续演出，但禁不

    了，杜凤治很恼火。 [174] 到十月，广宁民间又有演戏和傀儡戏的事，杜“以附城绅士完纳不前，而于嬉游征逐则不惜财”，并担心演戏时“藏奸”，谕令禁演戏、拆戏台、驱逐戏班。 [175]

    同治七年闰四月，四会绅民请求在城中天后宫演戏，因为天后也是正神，年年都祭祀演戏，不能禁止。但其时四会监狱关押着谢单支手、刘玖等要犯，杜凤治担心出事，就同师爷金玉墀、守备蔡钊商议后，要求绅士、书役再商议：“可否城外择地搭台，恭请神牌，亦足将敬。否则在城中本庙，天甫明即演至暮即止，不演夜戏。两说如均难行，则令绅士、书役等具结共保无事方可。”[176]

    其他地方也有各种演戏活动。杜凤治在潮阳催征的日记记下：“书差在土地祠演影戏敬神”，“潮属皆行此戏”。又有“骑竹马、唱徽调”的马灯戏。村人赛会时“演纸影之戏”。 [177] 东莞赛会演戏，观者数千人，不幸发生火灾，烧死男女七八百人。 [178]

    光绪二年，南海“澳边乡演戏、扒龙舟夺标、开赌、卖戏台看戏，前已禁止，拆台，将戏班驱逐，取具耆民永不敢演戏、开赌甘结”，到八月，杜凤治“闻有复搭台演戏之事，饬差督勇往拆戏台，并谕吉庆公所将戏班叫回”，还拘捕、掌责了演戏的首事耆老。 [179] 因为民间演戏会引发治安问题，有时为预防事端，官府便一禁了之，或通过戏班行业组织“吉庆公所”进行管理。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同吉庆公所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他到佛山与当

    地绅士筹划疏浚河道，经费主要靠派捐。杜凤治和绅士商量后给吉庆公

    所派捐2000元。吉庆公所司事邓清吉表示只愿意捐银1000两，杜就将邓

    传来拘押，最后吉庆公所答应再加500两，邓清吉才被释放。 [180] 吉庆

    公所有钱，所以才被派捐巨款。虽说疏浚河道是为公益，邓清吉不愿多捐，也并无违反王法之处，但杜凤治立即把他拘押，可见吉庆公所司事人在官员眼中也没有什么地位。

    南海县是著名的富庶之地，所以演戏的场面非其他地方可比。在前

    文提及的澳边乡驱逐戏班后，杜凤治到石湾勘查劫案，得知此地曾“高

    搭戏台、四班合演”，连演三日，花费二三千金，又有七八醮台。 [181]

    官山演戏花费更多。光绪三年十一月，官山大醮，“醮篷高耸云霄，华

    丽掀昂；又三戏台，名班三部同时分演，需费万余金”。 [182] 仅翠山玉一个戏班四日五夜的报酬就要1200两。万余金的花费，系来自“各生意中抽提存储，三年一次”。 [183]

    杜凤治任过职的广宁县、四会县、南海县、罗定州、佛冈厅每年地丁额（因有无闰略有不同）约为八千多两、一万五千多两、四万八千余两、九千几百两、三千四五百两。 [184] 拿石湾、官山一次演戏的支出与上述州、县、厅的地丁额比较，可见某些民间演戏花费之大。

    其时戏剧既有广东班，也有外江班。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六，巡抚张兆栋太夫人有祝寿演戏，看外江班，但因“中堂（瑞麟）太太不喜看桂华外江班”，十八日又请中堂太太看广东班。 [185] 光绪三年十月，按察使周恒祺升布政使，在家演女档子班，“有几个老女档昆腔佳极”。 [186]

    日记记录了不少戏剧剧目。总督瑞麟宴请幕客和文武官员，演出剧目有《胡迪骂阎》《绣襦记》《羊叔子杜元恺平吴擒孙皓》《梁山伯与祝英台》，瑞麟另一次请客演戏正本是聊斋的《胭脂》。日记还记录了瑞麟对《击石缘》《白罗衫》两剧的议论。 [187]

    （四）男花旦与“女档子”

    在官府、民间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演戏活动，自然会形成行业并有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戏剧演员虽然给官、绅、民带来很多欢乐，但他们本身，甚至戏剧行业组织的主持者社会地位都很低，演员（优伶）与娼妓、皂隶、狱卒、仆役等都被视为贱民。因此，在典籍中有关清代戏剧演员的记载不会很多。杜凤治的日记则记下了咸、同年间广东戏剧演员的一些有趣片段。有些演员因演技高超已颇有名气，如尧天乐班有三名旦角，“一名立新仔，一名立德仔，一名新英银，为班中翘楚，演唱揣摩出色”，在演出时赢得各官称赞。 [188] 但这三个演员是男是女、姓甚名谁杜凤治都没有记下，大概也不关心。

    光绪三年，杜凤治审理了大绅伍子猷与翠山玉班头牌小旦（男伶）

    刘亚苏的一宗讼案。刘亚苏又名刘苏，自幼卖身伍家，是伍家蓄养的优

    伶。由于演技高超，每年戏班“工价”达2500元。伍家称：刘亚苏出名后

    沾染奢侈恶习，挥金如土，“工价”不足其挥霍，伍子猷“已为向班主蔡

    南记借银两次共五千五百元之多”。而刘亚苏则想脱离伍家“自立场

    面”。伍子猷一怒之下把刘亚苏捆送南海县丞衙门（南海县丞与知县不

    同衙），后又解送到南海县。杜凤治对“簪缨世族”的伍家“蓄养优伶”大

    不以为然，且估计刘亚苏原先的大部分“工价”其实是被伍家收取；但又

    不能不给伍家面子，只能采纳伍家为刘亚苏向班主借银的说辞，判决刘

    亚苏承担这宗巨额债务。但刘亚苏肯定拿不出，就责令刘亚苏继续在翠

    山玉班演出，每年“工价”的一半赡养母妻，另一半用于还债，逐年扣

    还。另外判罚刘亚苏3000元，作为离开伍家的身价（因顾及伍家身份和

    体面不便明言是身价）。但杜凤治的判决又说明，刘亚苏赎身后并非卖身给翠山玉班，还清债务后可以离开翠山玉班到“工价”更高的戏班演出。判决后，翠山玉班的司事立即代刘亚苏缴交“罚款”。因为刘亚苏在香港也“红极”，缺演一次就要罚一二百元，所以戏班要把刘亚苏保出让他尽快赴港演唱。 [189]

    杜凤治的判决其实是对刘亚苏有利的：允许立即保释继续演出，又允许刘亚苏赎身，还允许刘日后可以选择“工价”较高的戏班，不排除有喜爱刘亚苏的官绅背后为他讲情。刘亚苏本是奴仆兼优伶，社会地位属于最底层，但因演技出众，受到广泛欢迎，每年“工价”竟远高于官府高级幕客的脩金，高于南海知县俸禄与养廉之和，也高于一些州县官的实际收入。

    刘亚苏是男旦，但其时已经有不少女演员，有女演员的戏班称为档

    子班。不少官员还对档子班情有独钟。同治十一年正月，海关监督崇礼

    设宴演戏请客，客人以旗人为多，“亦演外江女档子班”。 [190] 几天以

    后，一干府县官员回请崇礼，由两首县操办，“各班女档均叫来，所演

    两班，一连喜班，一福升班，女档中以小环、连好、胜仔为翘楚”。 [191]

    崇礼夫人和他本人分别于六月廿一、廿二生日，为庆双寿，“每年必演

    档子班请各官”。 [192] 就连“大有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之概”的刘坤一，

    光绪三年八月廿六日也“忽传男女档子班晋署演剧，至三更方罢”，此前

    刘“从未叫女档子进署”，曾问身边的门上、巡捕请档子班进署演出会不会让人闲话。 [193] 似乎瑞麟、崇礼等满族高官对档子班在衙署演戏比较不介意，刘坤一则有点担心影响其一省表率的形象，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档子班的吸引力。

    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不久，同方功惠（柳桥）到前任南海知县陈善圻（京圃）家看戏，日记记下了一段有关女演员的细节：
    班中男女皆有，即档子班，女孩子为多。有女妓安仔者，年长矣，向有微名，唱老生戏，京圃、柳桥诸君欲伊唱《辕门斩子》，安仔不肯。京圃唆予与言，且言南海杜大老爷昨封卫边街一大屋，你亦居卫边街，不怕得罪大老爷封屋乎？安仔遂无言，《琴挑》《山门》毕即演《辕门斩子》，果然名不虚传。 [194]

    陈善圻曾任南海知县，与安仔地位悬殊，从日记描写的情景看，两人似乎熟悉，可以开点小玩笑，而且陈善圻还知道安仔的住处。安仔在陈善圻面前任性了一下，但对不那么熟的杜凤治还是有点怕，毕竟南海知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演员和戏班的命运。从“安仔”“胜仔”这类艺名，也可猜测女演员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艺名不至于如此土气。

    刘坤一这样的高官对请女档子进署演出还有点顾虑，而中下级官员就不仅看女演员演出，而且把她们作为猎艳的对象。督署前的华宁里有一趣宜馆，有女优陪酒，光顾者多为官员、幕客。清饷局委员张仲英迷于女优，闹得亏累不堪，致使其妻自杀。 [195] 知县彭翰孙（南坪）、曾海珊“有女档子癖”，据说知府刘溎年曾想纳一女档子为妾，瑞麟还向方功惠问起此事。 [196] 杜凤治在罗定州衙署看戏时，知道戏班女演员采莲的姐姐也是“档子”，被知县叶大同（穆如）买为妾，便特地询问采莲，在日记中用了七八十字写关于叶大同纳妾的事。 [197] 本来，《大清律例》对官员“娶乐人为妻妾”可予以“杖六十，并离异”， [198] 但此时官场已不以此为怪，还将其作为八卦话题。

    第三章 官场众生相

    一 官场的生态

    （一）官员之间的关系网

    清朝官员如果是文官而又处在实缺位置的话，多数在城镇办公和居住；不过，在州县所在的城镇和省城，官员群体的人数和构成就大不相同。以杜凤治任过职的州县为例，广宁全县仅有知县、典史、教谕、训导4个文官。 [1] 罗定州一州的文官也不多，同城只有知州、学正、训导、吏目几个文官，州城外还有一名州判（驻罗镜）、一名巡检、三名驿丞。 [2] 他在南海知县任上时，属下同城文官有典史、教谕、训导、河

    泊所所官，县丞驻西关也算同城（不同衙）；不同城的有主簿（驻九

    江）和六名巡检。 [3] 但因为南海县城也是省城，因此，同城官员群体就

    大不一样，上起督抚、学政、藩臬，中有运司、粮道、广府，同级的有

    番禺县知县，再有其他衙署的佐杂官、首领官；此外，还有将军、副都

    统以下的旗营官员，督标、抚标、广协的绿营武官和粤海关的官员等。

    在省城候缺、候补的官员，虽与实缺官员有别，但候补、实缺之间会经

    常流动。上述这些官员形成省城或府、州、县城的特权阶层，主导着当

    地的政治、文化生活。

    清朝在各省省城还设有从制度看是临时但实际上已成常设的局所。

    有学者对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各省的局所作了颇为详细的论述，分析

    了局所的起源、扩张情况、扩张原因以及衙门、局所并行对晚清地方行

    政的影响。 [4] 实际主持、负责局所运作的都是候补、候缺的道府、同

    通、州县佐杂官。日记写到广州城中的局所有善后局、厘局、划拨局、

    交代局、报销局、清饷局、保甲局、安良局、谳局、谳盗局、积案局、海防局、洋务局等。局所的设立并无会典等行政法规依据，存在职权交叉重叠的情况。

    从晚清的广州地图可以清楚看出，上述督抚、学政、司道、广府、

    两县、将军、绿营的衙署，基本集中在内城中心狭小的地段内，只有粤

    海关署在外城。 [5] 无论实缺还是候补、候缺官员，为公务、交往的方

    便，只能选择住在城内。官员及他们的幕客、随从等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城狭小的空间中活动。在外州县，除巡检外多数文官衙署也在州县城内。

    相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官员是一个特权阶层。官员的圈子并不大，

    文官多是外省人（学官可以是广东人，但他们不主导官场），而当时广

    东人能听说官话者不多。杜凤治十几年的日记很少有与普通居民交往的

    记载，他在省城绅商中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与之交往者主要是官员、

    幕客以及在粤的亲友、同乡。

    官员之间有相当规范的上下行文书、公务会见等制度，还有大量的

    私人交往。下文将着重讨论官员如何获取信息及他们的私下交流。

    作为官员，及时取得官场信息自然重要。日记提到，京报、省报、

    辕门抄、红单、私人通信以及新闻纸、电报，都是省城官员获得信息的

    重要途径。其中京报、省报是官方或半官方印刷发行的，杜凤治任州县

    官时会定期收到。如同在京城一样，广州的山西票号消息也十分灵

    通，“西号放债，一有风声即截止不借”；当官场高层有变动的传言时，

    官员通常以票号的消息来判断其可靠性。 [6]

    官员之间的交往，受成文的典章制度的约束，不成文的规矩、习

    惯，上不了台面的规则也起到不小作用。多数官员会按照这些制度和规

    矩、规则行事。明显违反官场规矩、伦理者，如果是高官就会有损威

    信，如果是中下层官员就会让上司有看法，同僚鄙视。在这种氛围下，

    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官员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也注意维护共同利益，尤

    其在与绅民、上司打交道时，颇能彼此照应。官官相护、官官相帮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司在委缺、委差时，在公务上适当照顾同乡、同年、亲故，只要不过分，也会被官场理解容忍。

    遇有涉及官员脸面、影响整个官场声誉的事，总有一干官员出来设

    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为无差无缺的官员

    向上司求情疏通，有时明知某个官员的年龄、健康、能力、操守等条件

    完全不适合任缺任差，但往往以如果无缺无差这个官员及其家人将无法

    生活下去为理由为其争取。他这样做既有为自己在官场获得好名声的功利考虑，也有自觉遵循官场伦理的一面。

    善于处置官场关系可以提高自己在官场上的威信。如广东巡抚李福

    泰调往广西病故后，两广总督瑞麟不计以往两人的嫌怨，在广东官场为

    李福泰张罗了丰厚的赙仪，这使杜凤治等很钦佩。广东官场根据“受

    恩”“戚谊”“交谊”的深浅和缺分优劣、任职时间长短等分配李福泰赙仪

    份额，受过李福泰提携的官员不够尽力则被视为忘恩负义。 [7] 官员在交

    往时都会趋利避害，但面子上又不能太势利。例如蒋益澧、郭祥瑞同瑞

    麟争斗失败后被降职，广东官员自然怕被视为蒋、郭之党，但在蒋、郭

    离粤时多数官员都去送行。杜凤治因为受过蒋、郭之恩惠，更是从四会

    专程赶到佛山、三水相送。

    清朝鉴于明朝的教训，严禁官员“朋党”。但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官

    员们尽管没有如明代那样的以政治态度结交、抱团、对立的党派，但每

    个人都尽量编织和充分利用自己的官场关系网。从督抚到佐杂，无不把

    编织、维护、扩大、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关系网视作要务而不敢丝毫疏

    忽。

    从日记看，官员之间经常进行坦率的交谈，这既是及时交流、获取

    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结纳官场朋友、表示和巩固互信的一种方式。日

    记中描述官员之间说话有时可说是百无禁忌，与今人想象中等级森严、

    谨言慎行的清朝官场大相径庭。杜凤治常常与同自己关系良好的知府冯

    端本、广粮通判方功惠等人议论其他官员，甚至以相当尖刻的语言抨击

    盐运使钟谦钧、按察使张瀛等上司。有时高级官员接见下属时说话也相

    当随便。如瑞麟就经常向杜议论其他各级官员，还随口透露自己对官员

    任免的考虑或官员之间的恩怨等信息。说话行事较谨慎的张兆栋有时也

    如此。同治十二年，杜凤治当了两年多南海知县后向巡抚张兆栋提出卸

    任，张兆栋问杜是否真心求卸。杜申述求卸原因，其中之一是支出太

    巨，仅总督衙门一年就过万金。张兆栋听了就说：“既真亦好，我告君

    一言，君可不必在外宣扬，武场时一日晤中堂言及君，中堂意似不足，

    谓用君为南海非出彼意。中堂言虽如此，而用舍之权操于我，不能由他如愿，作只管放心作去，外间亦不必漏言。”[8] 稍后，杜凤治对张兆栋说瑞麟的亲属、家人广收贿赂，瑞麟本人未必分肥，张兆栋笑着回答“未敢具结，难说难说”。 [9] 巡抚向下属透露总督其实不是很信任你，但用不用你由我说了算，还与下属议论总督受贿；无论在什么时代的官场，这样说话行事都有点犯忌，但这也反映了“常规”的另一面。

    争权夺利是官场的常态，上司和靠山会升降浮沉、调动死亡，官场

    的关系网存在很大变数，每个官员都会觉得自己的仕途命运不可捉摸。

    例如，道台华廷杰深受巡抚李福泰信任，但总督瑞麟却不喜欢他，李福

    泰一调走，华即难以在广东官场立足。杜凤治与华关系较好，因此慨

    叹：“官场风波，可云险恶，莫不用尽心机，真如枪往刀来，性命相扑

    者也，然亦何苦有势时定要作到极顶红也。”

    [10] 曾任南海知县的陈善圻

    也是巡抚李福泰的红人，将军长善不喜欢他，想把他参免，但陈有李福

    泰庇护得以平安无事。李福泰一调走，陈即由“红”变“黑”。对此，杜慨

    叹：“官场险恶，广省尤甚。一失所恃，立见升沉。”

    [11] 又说“官场如抢

    如夺”。 [12] 官场升降瞬息万变、出人意料，各种烦琐礼节、各种口是心

    非的表演，让杜凤治一再感到“官场如戏场”。 [13] 杜凤治初入仕途时对

    官场三味领会尚浅，比杜年轻得多的上司、肇庆知府郭式昌提醒

    他：“（君）太认真太直性，官场不可与人有真性情，广东更甚，治民

    不可一味正道，如开古方，须要权术，如一味直道而行，究受亏不

    少。”杜凤治认为郭的话“真药石语言也！”[14] 随着杜凤治官场历练的增多和关系网的拓宽加固，其在官场中也逐步游刃有余。

    （二）上司下属之间的礼仪、规矩与馈赠

    关于各级官员的权责、公务活动以及祭祀、拜会等礼仪，会要、则

    例都有记载，一些在粤任职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的奏稿、书信、日记也写了他们在粤执行公务的情况。杜凤治日记则以

    一个中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会要、则例所不载的上司下属关系的

    细节。

    在各省，从督抚到佐杂形成各种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官场上下尊卑

    等级森严，各级衙署之间的上行、平行、下行公文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

    度，大量请示、汇报、指示都通过公文来处理。同时，督抚、司道、广

    府等高中级官员，通过堂期和临时召见的方式接见下属讨论公务。下级

    官员到任、离任、外出、回归等，都要向各级上司禀到、禀见、禀辞，

    在一些场合要为上司站班（下属按级别排列站立迎送上司）。官场平日

    的称谓也有很多讲究，以外官而论，下属称督、抚、司、道为“大人”，

    称知府为“大老爷”，后来同知、通判、知州也被称为“大老爷”，知县因

    通常有加衔，后来也称“大老爷”，佐杂一般被称为“老爷”。下属对上司

    的自称也有很细的规矩，藩、臬、运对督抚自称“司里”，道台对上司自

    称“职道”，知府对上司自称“卑府”，同知以下自称“卑职”。 [15] 平日各种

    公务活动甚至私人聚会都必须注重上下尊卑。杜凤治对宴会的座席常有

    详细记录，日记提及重大宴会有座位图，对赴宴者的官职、头衔有注

    明，座位严格按照官场的级别安排。对这套惯例官场上下都会自觉遵

    守，如果违反，尤其是下级官员违反，就会被鄙视，甚至影响仕途。

    上级官员，特别是督抚、布政使，掌握下属官员的仕途命运，下属

    任免升降，基本要看上司的意志。当然，不同级别的上司、下属情况不

    尽一致。上司有对下属考核并出具考语的权责。督、抚与布政使对下属

    任免升降权力最大。遇到大计之年，督、抚都要把若干官员列入“六

    法”予以“甄别”，如被列入，仕途就从此黯淡无光甚至到此为止了。

    道、府对下属没有直接任免之权，但他们推荐、指控以及出具的考语，

    多数情况下会被督、抚、藩认可。州县官也要对属下的学官、佐杂进行

    考核，出具考语。例如，同治十年，杜凤治就对属下的南海教谕、训

    导、县丞、九江主簿、典史，金利司、神安司、三江司、黄鼎司、江浦

    司、五斗司巡检，河泊所大使等官出具八字考语秘密呈报广州知府。

    [16]

    在清代，官场的上下级关系还体现在下属对上司的银钱、礼物奉献

    方面。上司与下属形成的利益输送关系是有规矩的，不同缺分上送的节

    寿礼都有“向章”，少送了上司不满意，多送了开了先例后任为难，其他

    官员也会认为这是向上司献媚。杜凤治是州县官，也有学官、州判、县

    丞、典史、巡检等下属，日记记载下属送礼物的事不少，送银钱则没有

    提，但按常理不可能没有。逢年过节，以及上司本人、上司的父母、夫

    人生日，州县官都要送“干礼”（银两）和“水礼”（物品）。上司对下属

    所送的“干礼”会照单全收，但对“水礼”则都只收部分以表示客气。

    尤其是府、道两级，他们与其他官员一样，靠俸禄、养廉不足以维

    持公务开支及本人和家族生活，但府、道不直接征收赋税，需要有其他

    收入来源。有些府、道有固定的特殊收入来源，如“广省道员以南韶为

    第一缺，为其管理太平关也。自蒋香泉中丞改章将羡余提公后大不如

    前，然犹较诸道之专靠节寿者尚为优也”。 [17] 又如肇庆府是广东第一府

    缺，主要是因为肇庆知府管辖下的黄江厘厂，“每五年一充厂役，公礼

    五六万元”，每年上解后尚可剩余五六七万两甚至十万两银。 [18] 广州知

    府获得额外收入的途径也多，如省城的都城隍庙以往奉送广州知府到

    任“规矩银”二万两，后来香火衰落，但送给知府的“公礼”仍有五千两。

    [19] 而多数道、府没有那么阔气，如“肇罗道无节寿则署中不能举火

    矣”。 [20] 同治十一年，崇龄挂牌署理惠州府，杜凤治评论：“惠缺无甚

    肥美，全靠各州县节寿。”

    [21] 光绪三年，布政使杨庆麟问韶州府、雷州

    府的优苦，杜回答：“韶有七属，雷仅三属，此等府缺无他润泽，唯靠

    节寿耳。”

    [22] 而且，道、府两级同样也要向自己的上司送节寿礼以及向

    京官送炭敬、冰敬，因此，州县官对道、府的节寿礼必不可少。

    日记中没有杜凤治送钱银给督、抚、藩、臬的记载，不排除送了而

    不记。但所送礼物也价值不菲。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给兼署巡抚的总督

    瑞麟送寿礼，“制台一边礼收大红碧髓朝珠、翡翠搬指、翎管及烛、面

    共四色；抚台一边带件二：一翠玉一碧髓，及绸匹、酒腿等四件，连门

    包在外约在三千金以外”。 [23] 后来调署收入少得多的罗定州，杜凤治想

    到自己受瑞麟知遇之恩，所以所送礼物远超罗定州的惯例，给督署的堂

    礼与门包也加倍。但瑞麟只收价值不高的几件礼物，杜凤治非常感激，

    认为瑞麟对自己“器重、体恤俱全”。 [24] 瑞麟根据亲疏、缺分肥瘠，对

    礼物全收或收部分或不收，以表达对下属不同的态度，适当收部分礼

    物，是为表示谦逊以及对某个属员的器重与体恤。

    作为州县官，杜凤治处于官场偏下的位置，他经常以下级官员的视

    角观察、评判官场的上下关系。有一次，他看到两名候补州县官对布政

    使万分巴结，在日记中评论这两个人：“所希冀者无非盼得一美差、委

    一佳缺耳，非真心悦诚服，谓事上之礼宜如是也。予作第一缺虽不敢误

    差，然亦不能先意承旨若是也，然而不足奇也。我辈事司道，司道于督

    抚亦如我辈之于司道也。”

    [25]

    杜凤治本人其实在巴结上司方面也颇为费心费力，认为对上司“先

    意承旨”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要注意分寸，司道对督抚也是如此。因为

    当下属不易，尤其是做南海知县要应付多个上司，杜在日记中也经常会

    为“作小官之难，作小官而权大任重之更难”叫苦。 [26] 因为上司虽有

    权，但意见往往不一致，未必有明确指示，更不愿意担责，一旦出了事

    就追究下属。

    上司对下属虽处于主导地位，但也不可以对下属任性妄为。一个受

    到下属尊重的上司，要有掌控官场的能力，要注重官场规矩礼仪，要明

    白典章制度不切实际之处而不苛求下属，对下属利益有所体谅，对穷

    官、苦官予以体恤，等等。杜凤治佩服的上司有总督瑞麟、巡抚张兆

    栋、布政使王凯泰、广州知府冯端本等（但也不是没有看法），而对总

    督英翰、刘坤一，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按察使张瀛、盐运使钟谦钧等上

    司就有不少负面评论。杜凤治刚走上仕途时，对各级上司是比较敬畏

    的，在广宁、四会任上，他对署理按察使蒋超伯的畏惧时时流露于笔

    端。等到后来当了几年南海知县，官场中有了较多历练，也积累了一定

    人脉，宦囊也充实了，于是胆气渐壮，对一些看不上眼的上司也敢于议

    论甚至顶撞。在清朝，承平时期上司只掌握下属仕途的命运，但要置下

    属于死地，或把下属送进监牢是很困难的。杜凤治宦粤十几年，日记没

    有记载过上司让下属文官吃官司的案例（武官则有“军法从事”的个别例

    子）。一个文官，即使级别很低，如果决心不当官了，有时上司也毫无

    办法。廉能正直、在官场威望极高的林则徐，晚年在云贵总督任上，也

    被降职的知县广和京控案搞得疲惫不堪，此事成为林则徐决心告病的原

    因之一。 [27] 杜凤治日记也记录了多起小官挑战上司的事例。

    县丞伊齐斯欢与布政使成孚是同乡，且同为红带子，屡求成孚关照

    不遂，于是将成孚任内受贿委缺之官员、官职、涉案者与行贿数额写成

    文字，先呈送给成孚，意欲威胁，成孚不理。伊某便向巡抚、总督衙门

    呈递，声明做了这件事这辈子不再打算做官了，既经翻脸，不与我终身

    衣食费用断不干休，督抚如不理就到北京呈部。巡抚只好托粤海关监督

    俊启（星东）调处。杜凤治听说伊某因此勒索到万金。 [28]

    曾任南海、电白知县的吴信臣（服斋），进士出身，任南海不及半

    年被撤，郑梦玉（云帆）接任。吴因在收入较多的季节前被撤，亏累巨

    万，怀疑按察使梅启照与郑同乡，上下其手，“与梅公大闹，甚至怀刃

    拼命，梅公助以万金，云帆亦认接数万始罢”。后吴以“浮躁”被弹劾。

    [29] 杜所说细节与数额或有夸张，但吴信臣“大闹”之事应属实。有时下

    属甚至顶撞更高层的上司。琼山知县袁祖安（敦斋）被委署潮阳知县，

    拒绝接受，同总督瑞麟发生争拗。

    伊力求免署潮阳，谓该处民情刁悍，费用浩烦［繁］，才

    力实在不足，恐有误事，反辜中堂栽培。中堂言：“我正要一

    才力不足的去，非要能员去作潮阳也。”敦斋下跪叩头苦求。

    中堂生气言：“你不到潮阳去，我要送你回家去矣。”敦斋亦负

    气，大声言：“送卑职回去，亦是中堂恩典。”即站起坐下，大

    相龃龉。好容易梁山翁、方柳桥、诸领袖官为之再三婉求，并

    为弥缝饰卸，现算已说开，而琼山一时不能去矣。 [30]

    然而，袁祖安没有因为这次顶撞被参劾和变“黑”，后来还被委任为

    首县番禺知县。大概是袁不仅认了错、纳了贿，而且有总督特别信任的

    人（如方功惠）疏通关说。而且，瑞麟位高权重，不计较一个小小知县

    的冒犯，反可博取宽容大度的名声。

    日记中记下官场上下关系的常态和特殊事例，都可丰富我们对晚清

    官员上下关系的了解。

    （三）应酬与公务耗时的比较

    看杜凤治的日记，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清代官场的应酬真多，尤其在

    省城。作为首县知县，杜凤治公务本来就多，但在应酬上花费的时间也

    不少。

    礼仪性的禀见、禀辞、站班、参堂，主持或陪同祭祀，上司出行到

    省城接送，上司迎新送旧，节日、朔望日到上司衙门例行祝贺，同僚之

    间彼此祝贺，占用了很多时间，从制度上看这些活动属于公务，但与南

    海县的治理关系不大。

    以同治十年四月下旬为例看杜凤治的应酬与公务。二十日讨论公务

    与纯属应酬的拜客、会见穿插进行，连续几天都有与公务无关的客人来

    见。二十三日是杜凤治生日，前一天已有客人来贺寿。生日当天是督抚

    堂期，见总督（瑞麟其时兼署巡抚）后又顺路拜客、送行，“归则客坐

    待拜寿者多，到门即去更多，捕、巡各属亦请见，均见拜寿”。 [31] 二十

    四日是府试头场，两县按规例去站班、参堂，然后顺路拜客，为几家官

    员、幕客嫁女娶媳贺喜，接着到番禺知县胡鉴家为其母祝寿，接着是戏

    宴，到下午又赴按察使孙观的宴请，饮到二更。二十五日匆匆忙忙处理

    公文，然后到知府衙门商量已故巡抚李福泰赙仪事，出来又多处谢寿、

    拜客，下午到抚署请令，押犯监斩。二十六日除公务外又有送行、吊

    唁，回到家快天黑，再处理公文。二十七日上午看南海武试射箭（下午

    委托其他人看），下午见布政使禀告公事，又为别人缺、差之事说项。

    二十八日是督署堂期，见总督报告请示公事，回署时顺路答拜、送行，

    到县署就为武县试出图。廿九日奔走公事，傍晚洋人来拜。三十日上午

    出门后先看瑞麟亲自审讯案件，然后向瑞麟禀报请示洋务事件，出来就

    去请令押犯监斩，斩讫便会同游击黄龙韬到鬼基新填地“假名洋人”索规

    闹事之安源泰洋货店抓人，回署写武童初覆案，写完已经三更。 [32]

    可见，即使在公务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很多应酬仍不可免。其他

    时段日记所记的应酬甚至更多。官员本人及其父母、夫人生日，以及临

    时喜庆（如升官、得到朝廷赏赐、调任新职、生子娶媳嫁女、搬迁），

    不仅下属、同僚，就是上司也会来祝贺送礼。官员及家人去世，其他官

    员一定会去吊唁。这是身在官场的人都必须留意不可怠慢的要事。日记

    里杜凤治拜客的记载很频繁，一个半个时辰内拜很多家是常事，有些只

    是“飞片”拜客（留下名刺而不进屋），这种拜客方式是官员们保持联络

    的一种简便方式。

    在其他州县任上，因为公务较南海少，杜凤治为应酬所费时间更

    多。如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是肇罗道方濬师太夫人生日，杜凤治在六月

    廿七日即从罗定出发前往肇庆府城祝寿，抵达后连日送礼、拜寿、赴戏

    宴，又拜访其他官员；七月初五日开船回罗定，初十日回到州城。为这

    次祝寿前后花费了十三日。回来后，杜凤治在当月十九日、二十日、廿

    一日、廿二日又连日宴请罗定文武官员、局绅、幕客等人。

    瞿同祖引用清人的言论指出，在清朝州县官是真正行“政”之官

    （“治事之官”），而州县官的上司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

    抚、总督都只是监察官（“治官之官”）。 [33] 因此，这些上司应酬所用

    的时间会比州县官更多。

    省城的高级官员会在“堂期”定期接见下属，堂期以外的时间，除非

    召见或因特别重要的事求见得到批准，否则下属是很难在堂期以外见到

    上司的。堂期一般是十天内固定两天，如督、抚的堂期是逢三、八日。

    是日，司道、四营将先见巡抚，然后轮到府、县级官员；而首府、首县

    先见总督，然后轮到司道、武官。督抚通常只用半天或大半天时间接见

    下属，如杜凤治四会任上有一次谒见瑞麟，督署号房告诉他“中堂每早

    即两司来亦不上手本，向来未初见客，一交二点钟概不见矣”。 [34] 号房

    所说或有夸张，但杜凤治首县任上的日记也经常提到瑞麟下午就概不接

    见了。只有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才可经常单见督抚，首府、首县有

    时也可以，对其余官员，督抚往往每“班”（次）接见若干人。每个高级

    衙署都按级别设有“官厅”，供下属官员等候召见；往往快轮到了，临时

    有无须轮候的高官或洋人来拜，小官们又要继续耐心等待。等候大半个

    上午才被召见，甚至督抚到时“道乏不见”是常事。乾隆年间的王文治写

    有“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的诗句。 [35] 王文治是翰林侍讲

    外放的知府，别说见藩臬，见督抚通常也优先，他尚且觉得难忍，一般

    下级官员官厅等候时的心情就更可想而知了。

    杜凤治没当首县知县之前，除非有上司特别关注的公务，否则在堂

    期与多人一同谒见，只能同上司讲上几句话。而且，十天两次的堂期并

    非都如期进行，督抚、藩臬因本人病、亲人丧病、老夫人生日甚至戏宴

    等理由，都有可能“挡堂”（取消堂期，概不接见）。瑞麟“挡堂”的情况

    很多。例如，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本应是督抚堂期，但“督抚均挡衙

    门，督辕尚演戏，抚台亦为今日申刻请司道、各候补道暨本府酒，故均

    挡衙门”。 [36] 即便是比较勤政的刘坤一任粤督，也经常“挡堂”。杜凤治

    说：“近来两院堂期不见时多，故司道堂期亦不见客也。”

    [37] 每年十二

    月到第二年一月，各级衙署都“封印”停止公务，这一个月官场都忙于应

    酬，既有省城全体官员都参加的“公宴”，各高官又互请，下属有急事也

    无从禀报请示，正月下旬开印后宴请仍在继续。 [38]

    地位相近的省级高官并无制度性的会商办事机制，正式拜会礼仪烦

    琐，就往往利用共同祭祀等机会交换意见，而这类场合很难深入讨论和

    做决定。光绪三年，总督刘坤一因担心方耀在惠州清乡时滥杀，打算派

    道台级别的委员到惠州会同办理，巡抚张兆栋意见也相同。张就在九月

    初一共同祭祀的时候询问刘坤一，刘只是含糊答应。张兆栋感到很难理

    解，同多位下属谈及。杜凤治认为这是刘坤一的“权诈”，因为祭祀时不

    少官员在场，人多口杂，刘坤一不想方耀知道自己想制约他的权力。布

    政使杨庆麟也认为刘坤一这样做是“权诈”，既然祭祀时人多不愿公开讨

    论，“二位大人何不互相拜见面谈？”

    [39] 从杜凤治的日记看，督、抚之

    间应酬性拜会很多，遇有重要公务却很少当面认真讨论，宁肯让下属传

    话。

    因为督、抚接见下属的堂期在同一天，藩、臬、粮道等高级官员与

    府、厅、县官员见督、抚的时间刚好错开，而督、抚在堂期的指示通常

    是“口谕”，两人的指示又未必一致，广州知府、广州理事同知、广粮通

    判、两首县这五个主要办事的官员必须既知道督、抚的指示，也知道

    司、道的意见，否则会无所适从。广州知府冯端本便提出五个省城主要

    办事的官员在见巡抚后在抚署等候，司、道见总督后再到抚署同他

    们“彼此一见，庶可照会”。 [40] 但督、抚接见下属时间长短不一，冯端

    本的提议难以长期坚持，而且这种短暂的会见也不可能对稍为复杂的问

    题深入讨论和做出决定。

    很多官员，包括州县官，并没有把多数时间用于公务。日记记了不

    少懒官，如广宁知县饶继惠（柳夫）有“懒”名。日记记载：“闻柳夫高

    卧衙斋，未申间始起，懒于行动。”不愿下乡催征，离任时就严重亏

    累。 [41] 罗定协副将熙昌（炽甫）常对杜凤治说自己“清闲无事、无可消

    遣”，要找杜下围棋。 [42] 但熙昌极热衷于官场应酬，杜临调离罗定时在

    日记中写道：“予畏此公多礼纠缠不了，如今去了倒也罢了，临别犹絮

    絮以不及送行祖饯为歉，俱浮文也。予尝谓此公有揖癖，朔望或祭祀到

    必一人一揖，彼此拜会，见即两揖三揖，只有多无少，举茶必起立，临

    行又一揖或两揖，每来必太太处请安，即便衣来亦然……幸是武官无甚

    公事，设令作首府县，即分身作十个熙炽甫亦日不暇给也。”

    [43]

    省城的谳局、谳盗局、积案局负责审讯，审的主要是下面州县上送

    的要案、要犯。有次刘坤一问积案局委员、候补知府贵某按察使是否常

    到局，委员每天何时到局何时散归，贵某回答说，按察使只是偶然到

    局，委员“午正到局，未正散归”。刘坤一掐指一算说：“仅一时乎？只

    有一个时辰，何卷可看，何案可办？进去天热，还要饮饮茶、乘乘凉，

    即刻阅卷，仅得半时，不论如何明敏，办得何事？”

    [44] 谳局、谳盗局、

    积案局审案关乎人的生死，也关乎清朝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官员们的仕

    途也有关，但主管的按察使以及办事的委员都如此懈怠，于此可见官场

    懒散的风气严重到何等地步。刘坤一虽做了指责，但谳局等机构与督署

    近在咫尺，何以他平日一无所知？对话时杜凤治在场，反觉得贵某冒昧

    向刘坤一说出真相是不懂官场规则，回县署后立即把贵某的话函告按察

    使周恒祺。

    官员们在公事上未必勤奋，但在应酬上都不会掉以轻心。应酬与公

    务孰轻孰重，官员们都要权衡。公务有疏忽差错，如果不是太过分，只

    要上司关照尚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让上司不高兴，缺、差就会不

    保。过年时广府六大县 [45] 知县都会到省城给各级上司拜年；杜凤治在

    广宁、四会任上也常到肇庆府城给肇庆知府、肇罗道台拜年、祝寿。同

    治十二年十二月，杜凤治下乡催征，半路遇到南海县五斗司巡检邓绍

    忠，邓说上省城为巡抚张兆栋祝寿，并说佛山官员如佛山同知乔文蔚、

    佛山都司塔清阿等都已上省城，顺德、东莞、香山、新会知县都已经去

    了。 [46] 高官生日，从要缺知县到佐杂微员都专程到省城祝寿，张兆栋

    不算是特别讲究这类应酬的高官，尚且如此，如果瑞麟过生日就更加热

    闹了。

    （四）委缺委差与官场关系

    在清朝官场，缺和差都是珍贵和稀缺的资源。围绕缺和差的委任，

    各级官员经常进行复杂的博弈，委缺委差最能体现清代官场中的人际关

    系。

    清朝文武官员的缺额是固定的，缺额增减要经过繁复程序再由皇帝

    下旨决定。无论何时，候补、候委官员的人数都远多于缺额。咸、同以

    后，一方面由于军功人员大增，另一方面由于广开捐纳，有资格当官的

    人更多，补缺署缺更难。即使有机会补缺，不同的缺分也有优苦肥瘠之

    别。实际上已成为官府机构的局所需要候补候缺官员去办事，还有大量

    临时性的事务需要官员去完成、检查、监督，在局所办事以及临时委派

    的任务都称之为差使，既有局所的总办、委员等“长差”，又有由督、

    抚、藩、臬、运、粮、道、府衙署为某些事务派出的短期或一次性的差

    使，州县官也会给候补佐杂派差使。上司衙门为某项事务委派的委员往

    往是调剂下属的一种手段，后文将对派往州县的委员进行较详论述。差

    使既是清代地方行政运作必不可少的措施，也是候补候缺官员得以获得

    收入的重要途径。相对于人数众多的候补候缺官员，差使也难以满足需

    求，而且，差使同样存在优苦之别。官员们为得缺得差，尤其是为得到

    优缺优差，无不使尽浑身解数。

    按清朝典制，布政使在州县官赴任、署理等事项上有较大权力，但

    在太平天国战争过后，督抚基本掌握了州县官以下官员任免的权力，甚

    至道府任免也以督抚意见为转移。 [47] 督抚在行使委、署缺的权力时还

    出现了很多腐败的情况。 [48] 杜凤治曾在日记中议论：“目下更无论，方

    伯即一小缺亦无权，两院明摆出各用其人，官场如是，意谓广东为

    甚。”

    [49] “方伯即一小缺亦无权”或过甚其词，而布政使的人事权被大为

    压缩则是事实。杜凤治偏重说广东，是他出于自身感受的感慨，其实各

    省皆然。

    以州县官缺为例，通常由布政使根据制度和惯例提出候选者名单，

    督抚批准后布政使挂牌公布与颁发赴任的公文。候选名单或事前请示督

    抚，或揣摩督抚的意旨提出，而督抚也会对名单再进行讨论。按察使、

    盐运使、粮道以及道员、知府有程度不等的发言权。广州将军虽不管吏

    治，但品级高，有时也会对州县以下官员的委任发表意见。此外，从京

    城高官到在籍大绅对地方官的任命也会有影响。一般而言，一个州县官

    要成功委、署缺，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人的意见要基本一致，督、抚

    的意见最关键，其他重要官员也没有太强烈的反对意见才行。重要的长

    期差使（如厘金局、谳局、交代局等局所的总办、委员），虽由布政

    使、按察使、粮道等司道级官员主管，但督、抚经常会过问。

    督、抚同布政使在委、署缺事务上经常会有分歧。王凯泰是一个很

    有能力、朝廷也看重的布政使，因为勇于任事，同总督瑞麟、巡抚李福

    泰都有点过节。同治九年，王凯泰已委知州桂芬署理乐会县，乐会是琼

    州极苦缺，桂芬不愿意去。因桂芬与瑞麟有亲故，李福泰与桂芬亦有情

    分，恭亲王也有信来为桂芬说话。按惯例，桂芬的委任事先已得到过

    督、抚的同意，至少打过招呼，但王凯泰公布桂芬的任命后督、抚却支

    持桂芬抗命，王凯泰无法，只好将桂芬改委署虎门厅。 [50] 王凯泰曾打

    算委任余恩鑅（杜凤治的同年、同乡、好友）署理连州知州，先开单给

    巡抚李福泰，李不置可否，王再请示瑞麟，称巡抚没有意见。“及中堂

    往拜中丞，中丞即大言有如此能干方伯，要我们督抚何用？”强烈反对

    委任余。余恩鑅自然署理不成，王凯泰因此也很难堪，于是请了一段时

    间病假。 [51]

    个别强势的布政使也会坚持自己的主张。杨庆麟翰林出身，当过京

    兆尹，在京城广有人脉，总督刘坤一对杨颇为忌惮，而巡抚张兆栋则不

    愿与杨争权，杨庆麟任粤藩后就比较放手行使委缺权力。但多数布政使

    不可能像杨庆麟那样。杨的前任俊达事事唯总督瑞麟马首是瞻。此后任

    广东布政使的姚觐元（浙江湖州人），为署东莞缺开列孙铸、姚颐寿二

    人作为候选人，总督张树声毫不客气地予以否决，“谓二员皆湖州同府

    县人，又且姚姓，大言广东大缺非湖州人、姚家人不能作乎？”从此姚

    不敢开委缺名单，督、抚又不可能撇开布政使直接委缺，故而“大家搁

    住，如挤船擦车，一时汇不通也”。 [52]

    清朝本来对升官、委缺有一系列制度，省一级也会制定委缺、署缺

    的实施细则，如同、光年间广东就有《地方官员委署章程》，对知府以

    下直至佐杂挨委、酌委各缺的资格、程序有相当细致的规定，甚至对多

    个具体缺份何种资格的官员方可补、署也有详细规定。 [53] 日记也记载

    王凯泰任粤藩后制定章程，“同通不得署州县事，余仿此，各归各班，

    又州县补缺先正途、次劳绩，又次超委、试用、委用等项”。 [54] 然而，

    再详尽的制度、章程也不可能解决官员委缺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一些

    官员确实不适合任本缺，优、苦缺之间也有必要调剂，久不得缺而又符

    合制度、章程规定的官员又要有所安置，督、抚、布政使必须根据实际

    情况裁量变通。而且，委缺是高官最重要的权力，也是得到贿赂的最好

    机会，所以，督、抚、布政使无法也不愿完全按照制度、章程委缺。制

    度、章程以及官场舆论都不能不顾，但最终能否得缺，就看个人的条

    件、关系以及手段了。

    督、抚、布政使在委缺，尤其是委要缺、大缺时，表面上会顾及程

    序及委任者的资格、能力、官声，与此同时关系与机缘也特别重要。杜

    凤治在日记中称自己调署南海县，既因自己完全符合规定，又有贵人助

    力，也因碰上机会。其中，肇罗道方濬师的大力推荐起了作用。瑞麟也

    了解到杜凤治是个有能力的官员（很可能方功惠等亲信进了言），且官

    声不错，上司、同僚、绅士都有好评，布政使邓廷楠是杜的同年且关系

    好，而杜在吏部的人脉也减少了调署和后来正式补授的阻力。光绪二年

    春杜凤治回任南海，是因为上年冬署理南海知县胡鉴卷入了一宗外国人

    租赁码头的纠纷案件，开篆后又发生县署差役因庇赌刺死兵丁之事，

    督、抚不得不把胡鉴撤任，南海是杜凤治本任，藩台把杜凤治列作接任

    南海的第一人选，巡抚张兆栋与杜关系良好，新到任的总督刘坤一不反

    对，于是杜凤治迅速回任南海。

    光绪三年，杜凤治的族侄杜承洙（菊人）在谳局审案有劳绩，按察

    使周恒祺按照相关章程和惯例，表示要为杜承洙争取一个大缺。其时刚

    好博罗县缺将空出，周恒祺就同布政使杨庆麟商量，杨庆麟答应了，并

    向周出示博罗缺候委人选名单，杜承洙排在第一，官场中人都知道了杜

    承洙将得到博罗缺。 [55] 过了两天，未见挂牌，周恒祺对杜凤治说还要

    通过督抚最后决定，但督抚事先已表示同意。谁知事情却突然变化，杨

    庆麟见巡抚后告诉周恒祺，巡抚提出要把博罗缺给杨梦龙，因为杨梦龙

    剿匪出过力，杜承洙可改委和平县。周恒祺认为所谓巡抚的意思其实只

    是杨庆麟本人“于中作怪”。和平是小缺，为让杜承洙不失去署大缺的机

    会，周恒祺建议杜凤治去跟杨庆麟说杜承洙委和平事不要挂牌，“既宪

    恩欲与大缺，此次不能，何妨少待”。杜凤治同广州知府冯端本商量，

    请冯出面说。 [56] 稍后杜凤治就得知礼部尚书万青藜致函张兆栋、杨庆

    麟为杨梦龙说项，以及不久前杨庆麟同周恒祺因公事有过节，所以就拿

    这件事报复。杜凤治见事已至此，只好对杜承洙说：“在汝以捐班试用

    甫及两年，得委署事，和平纵小，不至赔累，如是亦云可矣。汝独不见

    读书捷南宫即用来此数年之久，尚未见印是方是圆，出入听鼓，旅况艰

    难……此去官声如佳，安知不调署繁缺乎？”

    [57] 日记记杜承洙委缺一事

    没有提及贿赂，新到任的总督刘坤一也没有参与意见，几个高官在委任

    杜承洙问题上的分歧与态度变化仍属于“正常程序”。杜承洙以捐班试用

    知县、谳局审案劳绩的资格，差点得大缺而落空，最终得到一个不至赔

    累之小缺，这个结果主要是由官场关系决定的。

    杜凤治的外甥陶子筠（友松）在交代局任差，得到督抚、布政使赏

    识，按章程应该得缺。陶友松是同知、通判班，省城只有广粮通判一个

    著名优缺，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所以，陶友松希望在省城附近谋求一个

    缺。虎门同知可以不必常驻，佛山同知离省城近，公务不算繁忙，故欲

    谋求此二缺中的一个。杜凤治为他向杨庆麟说项求署佛山同知。杨说因

    为陶在交代局得力，怕巡抚以无人可代替为理由不肯放行。杜凤治

    说：“此缺与虎门同，常可在省，陶丞自愿兼局务，不领薪水。藩台问

    此缺何如？予对约每年可作到两吊光景。”

    [58] 杜凤治与杨庆麟的对话如

    谈一宗生意。但陶子筠未能得到佛山、虎门缺，刚好前山同知（又称澳

    门同知）缺出，经广州知府冯端本力荐，陶子筠以“兼差不领（交代

    局）薪水”为条件得以委署此缺。 [59]

    日记里记载了很多靠贿赂打通关系获得委缺、委大缺优缺的例子。

    如张经赞（南陔）通过巡抚亲信陈善圻（曾署理南海）得到新会

    缺，“闻费二方以外”。 [60] 新宁知县秦廷英，派“家人”持二万两的银票

    走总督英翰亲信裕庚（候补道）门路，希望调署新会。这个“家人”又同

    时走英翰从安徽带来的某巡捕门路，以八千两成交。英翰已嘱咐布政使

    俊达上详，“家人”就到裕庚处取回银单。裕庚大怒，告诉英翰，英

    翰“疑经手人食油饼，事大决裂”，秦廷英最终调署不成。 [61] 看来二万

    两是大缺新会的“正常”价格。知县田明曜（星五）“素不识字，不知吏

    治”，对瑞麟“送礼最勇，不计贵贱”，以缉捕得力，得以署理香山知

    县，但严重亏累，巡抚张兆栋也不喜欢他。然而，田设法走通潘祖荫门

    路，而张兆栋与潘关系很好，田又得以调署广府六大县之一的东莞。

    [62]

    为得缺得差，官员们会走一切可能的门路。知县陈元顼（幼笙）在

    惠来缺任上时民众闹事，撤任后怕上司追究影响委缺，于是求与其有年

    谊的在籍尚书罗惇衍（陈之叔父与罗同年）向督、抚、藩缓颊，还想恳

    求罗帮忙调剂优缺。 [63] 杜凤治认为，为谋缺谋差求人向督抚进言，在

    广东最有力的就要算罗惇衍了，如果向总督瑞麟进言，也可以通过方功

    惠。 [64]

    总督、巡抚、布政使委任佐贰、佐杂缺有更为随意。日记称瑞

    麟“于府、州、县缺尚慎重，而佐杂往往不耐人求，允向藩台交条，以

    为佐杂无关紧要，以故现在佐杂官缺皆有来头”。 [65] 瑞麟在委任府、

    州、县时也纳贿和徇私，但较之委任正印官，佐杂可以更无顾忌地委任

    私人。署理五斗司巡检邓绍忠善于相面，当年瑞麟在广州将军任上，邓

    说瑞麟不久就会到督署这边来，不久，粤督毛鸿宾降调，瑞麟果然署理

    粤督，邓绍忠因瑞麟的关照得以长期署理著名“肥缺”南海县五斗司巡

    检。 [66] 杜凤治推荐通判许如驷（次欧）给杨庆麟看病，杨病情减轻，

    就立即给许一项优差，又允诺“将来必为委一长差。通判班署州县极

    难，然只要有劳绩，亦一样委署”。许如驷因此十分感谢杜凤治的推

    荐。 [67] 任南海知县时，杜凤治只要在家，来客即络绎不绝，很多客人

    并无公事，“来则无非求差”。 [68] 从日记看，杜凤治还是满足了很多客

    人的请求，为他们得缺得差出力。

    （五）虐政与“仁政”之下官民关系若干侧面

    本目的“民”指没有功名职衔的庶民。日记写及官民关系之处甚多，

    本目只写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例。

    清朝官府在省城与在外州县，处置官民关系的原则与手法不尽相

    同。在广宁、四会、罗定等州县，杜凤治一方面会做一些怜老惜贫、重

    视农事、体恤“良民”、疏河修路、催建义仓、禁溺女婴、设育女堂之

    事，另一方面又会对百姓采用极为严厉的手段。例如清查“盗匪”时，经

    常会烧毁“匪屋”；对被认为故意欠粮抗缴的绅民，动辄拘捕、烧屋、责

    打；与“匪”无关、并无欠粮的人也会无辜受牵累。同治十一年，杜凤治

    率差、勇到南海县伦表村查案，但很难找到人，因“广东风气，凡遇官

    到一村，老幼皆逃避去”。 [69] 为何无论绅民都要躲避？无非是因为官员

    下乡通常会对绅民责骂处罚，随从的书吏、差役、勇丁更会滋扰勒索。

    在清朝官员心目中，自然不存在庶民生命财产合法权利之说。同治

    九年，候补知县朱用孚（尹伯）奉总督命带领兵勇、火轮船到潮阳县清

    乡并协助催征，在柳岗乡，勒令该乡绅民交出抗粮和横行乡里的恶绅陈

    同，否则开炮轰村，“玉石无分，良莠同毁”。然而，陈有势力、有武

    装，家里还收藏有火器，柳岗绅民根本没有能力“交出”陈同。正在该处

    催粮的杜凤治认为不可开炮轰村，朱用孚不听，还提醒杜凤治及早离

    开，以免轰村时误伤，表明他不是空言恐吓。 [70] 后来朱用孚虽然没有

    开炮，但于此足见在官员心目中普通民众人命之轻。在清乡以及处置民

    众大规模抗官抗粮行动时，官吏、兵差杀人、烧屋都是常事，日记中有

    不少记载。

    有些官民关系紧张的地方，民间也会实力抗官。同治八年，杜凤治

    奉差委到潮阳催征。看到潮阳沿途“大村四围墙皆如城，亦用三和土

    筑，其坚固直过于石，名为备盗，实借此以拒父母官”，“村口栅门低小

    不容轿入，亦为拒官计”。 [71] 杜凤治认为必须拆毁这些坚固的村墙，但

    实际做到并不容易。杜凤治在罗定任上曾委托晋康司巡检刘嵩龄（玉

    峰）为一宗田土纠纷勘界，当地竟然“纠集男、妇多人，预储粪溺撒

    泼，器械火炮无不齐备”，把刘嵩龄搞得十分狼狈。杜凤治迅速拘捕了

    为首者，鞭责枷号，但没有治以更严重的罪名。 [72] 如果真有“器械火

    炮”，已严重违反王法。这个案例反映出民间抗官有时会有相当激烈的

    场景，但官员只要能控制局面，也不愿把事情闹大。

    当时官府以“民之父母”自命，对百姓又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仁惠之

    政。例如，杜凤治审理山场界址纠纷时说过：“广东官山旷土，各处皆

    有小民勤力垦植，听其自便，收花入己，原为例所不禁。”

    [73] “山尽官

    荒，二百年来小民勤力开垦以资糊口，处处皆有，亦只听之。”

    [74] “官

    山原准民间造墓安葬。”

    [75] 官员这样做，一则是无法改变多年已形成的

    官山被民众大量开垦、营葬的客观情况，二则是希望官民相安无事，维

    护安靖局面。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民众容易聚众闹事，官府在“硬”的一手以

    外，也有怀柔的手段，设立了一些救助救济机构，还鼓励、支持绅商设

    立慈善机构。例如，南海县地界就有官绅联合创办的广东最大的积谷防

    灾机构——惠济仓。 [76] 在番禺县地界，也有官府设立的育婴堂、普济

    院、恤婺公局、麻风院、瞽目院以及大有仓。 [77] 官办的慈善救助机构

    由不同衙门管理，除南海、番禺两首县外，有时高级衙署也会直接管理

    慈善救助机构，如大东门外收养孤寡老妇的普济院，由广东督粮道管

    理，现仍存普济院建筑一间及光绪十二年署理督粮道李蕊有关普济院规

    则的告示碑。 [78] 官府也会对遇灾居民捐廉赈济，对残疾人定期发放一

    些救助钱米，日记就有多次“放瞽目”的记载，来领取的男女失明者各数

    千人，总督亲自过问，官府对发放安排、安全保障等也有颇为细致的考

    虑。 [79]

    对居民某些违法行为，官府有时也会网开一面。本来，“例载，城

    垣下濠以内不准民间建屋”，但广州城壕内实际上建了不少房屋，归德

    门附近城墙外华德里（俗名黄婆阑）早已形成街巷，“铺小屋贫，所居

    皆手作人”。城内旗丁勒索不满所欲，竟然指使“无赖”放火掷石（似未

    造成严重后果），附近店户早痛恨旗丁，因此“群起纷拿，有众怒难犯

    之势”，手作人“摩拳擦掌，定要与旗人死不干休”。杜凤治极力劝阻，

    并允诺日后严禁、惩处肇事“无赖”，实际上是承认并允诺保护华德里贫

    民的“违章建筑”，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80] 省城有一万寿宫旧址，衙

    役私将其地租与手工业者及小贩搭建住处，官府要求在内居住者迁走，

    对其中贫病交加的人，杜凤治酌量给予银两。 [81] 西关玉带河是广州的

    排水道，一些穷人在上面建造了浮屋。同治十二年，官绅决定疏浚玉带

    河，官府决定，对应拆之浮屋，住者“如实穷苦，给以数两屋值”。 [82]

    前文已写过举办大规模巡游庆典的盛况。当日的城市，大规模

    的“官民同乐”庆典极少，在狭小的省城举办这类活动，组织工作和防

    火、防盗、防止践踏伤人事故等，难度相当大。但从日记看，杜凤治等

    官员颇为努力，巡游时官民关系显得少见的融洽。

    有时官府演戏，百姓也可从旁窥看。同治十年七月，省城各官在内

    城大佛寺开戏祝贺瑞麟大拜（当月瑞麟授文渊阁大学士），“闲人”在附

    近屋上观看，兵役打算驱赶，杜凤治出来阻止，说“听其自然，我们散

    后戏止，自然去矣”，杜主要怕驱赶时引致民众闹事。 [83] 刘坤一也说

    过：“督抚两衙门演戏，有人闯入，你府县亦不能弹压，督抚亦说不出

    要府县弹压。何则？以非正务也。”

    [84]

    在今人心目中，清朝的衙署应该是官威所在、任何人也不敢冒犯

    的，但从杜凤治日记看却不尽然，有些情况还颇为有趣。日记记载了在

    布政使署、督署有很多下层执事人员乱搭乱建的房屋。 [85] 还有一次，

    抚署巡捕称，在抚署后墙外居住的陈亚贵，因抚署后花园芭蕉叶有碍风

    水，竟爬墙入园内砍伐百余棵，要求杜凤治查究。陈亚贵闻风逃走，其

    寡媳梁氏则称入园只是摘叶并无砍伐。后陈亚贵到案，杜凤治查明只是

    梁氏嫌抚署芭蕉叶遮住窗口光线，砍去数片叶，与园丁发生争吵，所谓

    伐芭蕉事系园丁嫁祸。抚署花园久已荒废，“草长可隐人，满目荒芜”，

    园丁常收钱允许人进园采摘草药。按陈梁氏的口供，其家所住房屋竟以

    抚署围墙作屋墙，并朝抚署花园开窗。杜凤治把陈亚贵押到抚辕请示如

    何发落，巡抚得知案情后表示无意追究，传谕杜凤治责令陈亚贵“严束

    寡媳，毋再滋事”，“从宽施恩释令去”。杜凤治想到如果把陈亚贵押回

    衙署释放，陈难免要受书吏、差役勒索，于是就在抚署头门将陈训斥几

    句，“即令回家安业”。 [86]

    督署、抚署、藩署是省城最重要的衙门，但对冒犯官署的下层执

    事、庶民等没有严惩，这也反映了清代省城官民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二 杜凤治的上司同僚

    （一）总督、将军

    杜凤治宦粤十几年，这段时间有过三位两广总督。他到粤时，两广

    总督是瑞麟（1809～1874）。瑞麟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是晚清任职

    时间最长的两广总督（此前还当了近两年广州将军）。他参与镇压太平

    天国、捻军，同英法联军作过战，是广东早期洋务运动的主持者，生前

    为文华殿大学士（故日记中称之为“中堂”） [87] ，死后谥“文庄”。清廷

    赞扬他说：“在粤十年，练兵训士，绥靖边疆，办理地方事宜，均臻妥

    协”。 [88] 这自然是溢美之词，不过，瑞麟任粤督那十年，确实是近代广

    东相对平靖的时期。

    瑞麟去世后粤海关的报告提到，与瑞麟接触过的外国官员都对其交

    口称誉，并说“他完全可与欧美的模范政治家媲美”。 [89] 杜凤治当了瑞

    麟八年下属，且有几年为首县南海知县，经常要谒见瑞麟，瑞麟对杜凤

    治也很赏识。日记中对瑞麟有不少感激、钦佩的文字，但杜又毫不隐讳

    地记下有关瑞麟的负面事实及评论。迄今学术界对瑞麟研究甚少， [90]

    如果要研究瑞麟，杜凤治的日记当为重要史料之一。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得知瑞麟病重的消息，在日记中评论：“中堂

    在此已十年，诸凡明晰，性复和平，是一最好伺候之上司，且于广省公

    事亦非无功效者。如竟以病而去，真令人念念无已。”

    [91] 这完全是站在

    一个州县官的立场发出的感慨。

    瑞麟作为清朝在广东最高级别的官员，对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不遗

    余力，也颇有经验和成效。瑞麟处理对外事务，以同外人相安无事为原

    则，经常妥协退让，对内则以强硬手段治理。方耀、郑绍忠两部在清乡

    时滥杀，得到瑞麟的许可和鼓励。瑞麟有一个瘫痪的儿子，天天咒骂父

    亲何故尚不死，杜凤治觉得这是瑞麟纵容方、郑滥杀“伤天和不轻”的报

    应。 [92] 晚清广东审判盗案实行“就地正法”，这本来就容易造成滥杀冤

    杀，瑞麟较之其他高官更主张从快从重多杀人，谕令不必管有无其他证

    据，“既有供词，即可杀之”。 [93] 下属的文武官员多数就秉承瑞麟意旨

    以严厉手段惩办盗案疑犯。

    瑞麟是广东官员群体的最高统率者，对待平民百姓严厉，但对下属

    官员则不失为一个有威望、有能力、有度量的“好上司”。他位高权重，

    处理官场事务既有决断也很圆滑，能维护官场的规矩和官员的整体利

    益，对细节也并不昏聩糊涂。杜凤治认为，瑞麟“为人诸凡明澈，且有

    决断，其短处唯喜听小人谗言”。有一次，瑞麟对杜凤治谈起粮道贵珊

    宦囊积蓄数目以及吸食鸦片、爱好男风等隐私。 [94] 他显然有不少渠道

    和办法掌握下属的情况。

    瑞麟对下属官员很注意保持亲切谦和的风度，如果单独接见下属，

    即使是首县知县，也会让到炕上坐，远比其他高官亲切。 [95] 有一次杜

    凤治感冒请假几天，销假后瑞麟一见就问候杜是否已痊愈，日记写

    道：“中堂于此等处最讲究。”

    [96] 同治十二年文武乡试和旗营、绿营大

    阅结束后，杜凤治为下乡催征禀辞，瑞麟对他说：“自八月文闱起，继

    以武闱，又逢大阅，日夕忙忙碌碌，直累到如今，费财费力费心，真亏

    你们，现可少憩，又要下乡乎？”

    [97] 杜凤治听了觉得很暖心。瑞麟对官

    员各种不符合典章制度的行为，甚至贪赃枉法，虽然也斥责、查办，但

    动真格的时候不多。例如，晚清广东盐政败坏，私盐充斥，但瑞麟

    说：“我之令文武拿私者拿其大帮者耳（大帮走私必有数千包），如小

    小经纪夹带一二十包借得微利赡家，不必拿也。”

    [98] 这一指示表面

    为“小小经纪”，实则还是为照顾官员，因为文武官员乘坐的船只经常携

    带私盐（包括杜凤治），有瑞麟的意旨，关卡更不会认真搜检官员的船

    只。瑞麟也不轻易参劾下属官员。杜凤治辞官归里后，有一次在《申

    报》上读到两广总督张树声参劾盐运使何兆瀛等一批官员的消息，赞叹

    瑞麟、张兆栋“性皆宽平和恕”，除极少数做得很过分的官员外，“十年

    以来从未见以白简从事”。 [99] 杜凤治钦佩瑞麟，除了“知遇之恩”以外，

    也因瑞麟是个比较体恤下属的上司。

    对瑞麟的“宽容大度”，官员们当然欢迎，但广东官场贪渎之风因此

    更盛行了。瑞麟本人也以“好货”著称。巡抚张兆栋对杜凤治谈论过总督

    瑞麟纳贿委缺，批评布政使俊达过于逢迎总督，甚至同杜议论总督小夫

    人亲属纳贿委缺的事。 [100] 同治十二年，新到任的学政章鋆主动告诉

    杜，瑞麟在京中声名不佳，杜便问京中人议论什么，章鋆说无非是索贿

    的事。 [101] 杜凤治对自己用于瑞麟的大宗支出常有记载，对瑞麟亲信以

    及督署“家人”的额外盘剥勒索更是反感和无奈，认为瑞麟像明末的周延

    儒，“利归群小，怨集一身”，名声都被这些人搞坏了。 [102] 瑞麟是广东

    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也不能说没有成效，但杜凤治的评论是：“中堂爱

    体面，肯用钱，如筑炮台、买机器洋炮，费去不赀，其实皆上当事。”

    [103]

    瑞麟死后，杜凤治在日记中说：“中堂本来有和峤之名，卖缺鬻

    官，众口同声，死后可以已矣。”又抄录坐省“家人”的信函，其中提到

    各店铺对官府强迫路祭瑞麟不满，“而各铺民有说无钱者，有说中堂无

    甚好处到民间者，有说设祭要出于人心情愿，岂有抑勒压派者”，只有

    少数商人不得不“虚应故事”。瑞麟死后，其亲属、“家人”把督署一切物

    品拆下带走或卖钱，“闻说督署唯有地皮不镵”，致使办事的官员不胜其

    负担，民间怨声载道。日记还抄录了一首讽刺瑞麟但词句不通的七律白

    头帖。 [104]

    继瑞麟任两广总督者为英翰（？～1876），字西林，满洲正红旗

    人。坐省“家人”以及其子杜子榕对英翰来粤的排场及各种负面传闻都一

    一向在罗定的杜凤治致函报告，如提到英翰的行装竟有“种菊花宜兴盆

    数千个，菊花数百种，金鱼四大桶，蟋蟀盆及斗栅不计其数，金鱼缸数

    只，花雕四百坛”。杜凤治因而判断新总督“性情于此已见一斑。局面必

    大手亦必阔”。 [105] 英翰还广收贿赂，“此次宫保到任，各官送礼俱开

    单，送玉器用手巾包裹，不设扛箱，宫保照常收受”。 [106] 到广东后，

    英翰设立海防局，为得到新的财政来源不惜让赌博合法化。杜凤治觉得

    这样做不成体统：“如何说出口？全不顾脸面，此等人能作如此大官，

    朝廷正倚畀甚殷、圣眷隆重之时，必以为有才能也，而才能乃如是，可

    叹！”

    [107]

    英翰因设立海防局公开征收赌饷，以及随员李世忠等人过于招摇，

    被广州将军长善、广东巡抚张兆栋联手参劾，不久即被罢免。

    杜凤治第二次任南海知县时，两广总督是刘坤一（1830～1902）。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是晚清有见识有学问、有守有为的封疆大

    吏，时誉颇佳，后世评价也不错。 [108] 但刘坤一对杜凤治不甚赏识，杜

    凤治在日记中常连篇累牍批评甚至痛骂刘坤一。

    杜凤治对刘坤一做总督的能力很不佩服，认为刘“心乱”，并进而评

    论：“此公实欲励精图治，无论大小事必欲躬亲，而精力、心思不及，

    得乎此失乎彼，顾了东忘了西，事事欲躬亲，遂至事事无就绪，得不心

    乱乎！”

    [109]

    后来，杜凤治同刘坤一关系越来越坏，在日记中评论刘“有统带才

    而非督抚才”，“政令杂乱无章，不能不令人神往于文庄公时矣”。 [110]

    辞官归里时，杜凤治在日记中对刘坤一做总评，认为刘“勉强自制，不

    受赇赂”，但“至于才德，实一无可取，断非督抚之才”，“两眼不识人，

    一心无主意，其心乱耳软，胆小性急”，称刘“一畏洋人，二畏京官，三

    畏绅士”，还害怕方耀、郑绍忠，对司、道也害怕，但对府、厅、州、

    县“每堂期旅见，骄蹇之色可掬，傲戾之言时闻”，后来还在日记中直呼

    其名予以讥评。 [111]

    不过，日记还是如实记下了刘坤一一件清廉的典型事例。光绪二

    年，粤海关监督俊启（星东）丁忧未到任，刘坤一以粤督兼署海关监

    督，刚好碰上“各清书掣各口签，照例公礼银三十万两”，但刘坤一把15

    万两交给俊启以弥补其在京中赴任前的开支以及丧葬费用，另外15万两

    全交藩库作为公用。 [112]

    为何杜凤治佩服“有和峤之癖”的瑞麟而不佩服勤政清廉的刘坤一？

    因为杜凤治完全是站在州县官的立场做评判的，他更关心官场中下层群

    体的利益，希望上司能够按照官场“正常”的规则办事，不喜欢上司严格

    查察下属。对杜凤治来说，较之愿意接受贿赂、“宽大”的瑞麟，刘坤一

    更不好伺候。

    广州将军长善在其时的旗人驻防官员中尚算有学养的人物，但在杜

    凤治日记中长善却是一副贪婪、琐碎、任性、慵懒的形象。日记记瑞麟

    死后，长善以为自己有机会署理两广总督，谁知后来落空。杜评其让别

    人看出得不到署督的不满，是不知自重，无涵养学问，挖苦长善以为自

    己一定会当两广总督，“不意日复一日，佳音杳如，总督架子已摆足，

    总督实信终寂然”；“此次瑞相开缺，意谓等了多年，者番舍我其谁。又

    如石沉大海，能不想杀气煞”。 [113]

    日记还记录了一次广州府官员抵制为长善站班的事。同治十年，长

    善因公赴虎门，但广州知府冯端本以下一干中下级官员以无旧例为理由

    拒绝为将军站班。按照清朝典制，驻防将军地位略高于总督（其时粤督

    瑞麟兼大学士，地位则高于将军），长善认为广州的官员看不起自己，

    很生气，致函瑞麟质问，但瑞麟和按察使孙观都认为各官没有做错。

    [114] 杜凤治在日记中提及长善，没有多少敬重的话。于此也反映出，太

    平天国战争后各地满洲驻防官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二）巡抚

    杜凤治刚到广东时巡抚是蒋益澧（1834～1875），在广宁绅士上控

    时，蒋益澧支持杜凤治，杜对蒋不无感激之情。

    蒋益澧，字香泉（或作芗泉），湖南湘乡人，湘军骁将，二十余岁

    即因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功升为臬、藩大员，同治五年授广东巡抚，其时

    不过32岁。翰林杨泰亨曾入蒋幕，赠蒋一联“中兴建节最年少，天下英

    雄唯使君”，蒋“最得意也，悬之厅事前”。 [115] 对蒋益澧这个晚清重要

    人物，学术界也甚少研究。《清史列传》之蒋益澧传，主要篇幅都写其

    战功，对其抚粤经历，着重写了两件事：一是奏革太平关给广东巡抚衙

    署每年25800两的规费； [116] 二是被瑞麟奏劾“任性妄为”。 [117] 来粤查办

    的闽浙总督吴棠奏称：“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

    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唯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

    不免径情直达，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

    求案例，请交部议处。”朝廷最终决定罢免其巡抚职务，降两级调用。

    [118] 杜凤治的日记不仅可补充蒋益澧抚粤及罢免过程的很多细节，而且

    可了解晚清广东赋税征收的一个影响较大的变化。

    蒋益澧来粤后立即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奏请减少州县征收色米的折

    价，《清史列传》的蒋益澧传完全没有提及此事。清代各州县的“正

    赋”包括地丁（以银两征收）和粮米（实物），后者在广东有“省米”“府

    米”“民米”等名目，主要用于发放旗营、绿营的粮饷。但米粮往往不收

    实物而折合银两来征收，谓之“折色”。早在清朝中期，州县征收已不按

    市场的粮价折算，致使花户的实际负担是原定的三四倍。 [119] 咸丰、同

    治初年，正常年景省城一带米粮售卖价格不过每石值银一两左右，但各

    州县折色有的竟达市价的五六倍。据蒋益澧所奏，“广东色米一款，以

    正耗统计不过银二两上下即敷支销，乃广州府属征收色米，每石征银多

    者八两有奇，少亦七两零，惟新安一县征银五两八钱略为轻减，然较之

    支销之数亦浮收甚重”；蒋益澧乃谕饬布政使先在广州府筹划，“每石酌

    减银若干两，实征银若干两”，制定章程再奏准全省推行。 [120] 不久，

    以瑞麟、蒋益澧联衔减少色米折价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自同治六年

    起，“南海、番禺二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八钱，香山、新会、

    顺德、龙门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五钱，花县、增城、三水、

    清远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东莞、新安、从化、新宁四县每

    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四两八钱，此外不准丝毫浮折。通计广州府属十四

    县每年减征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两”；“寻奏续查惠潮嘉、肇罗、韶

    连、佛冈等属所收米羡不免浮多，现经核减，通计每年共减征银十九万

    九千八百三十余两”。 [121]

    减少色米折价的奏请虽由瑞麟、蒋益澧联衔，但从朝廷到官场、民

    间都知道这是蒋益澧的主意，本来，征收、奏销事务也主要由巡抚负

    责。

    蒋益澧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为报朝廷厚恩颇想有一番励

    精图治的作为。他亲自率军平靖延续多年的土客大械斗，到任后杀了一

    名“囤积居奇”的粮商以平抑粮价，又在省城严厉禁赌禁娼（但日记说蒋

    益澧对二者都颇为爱好）。特别是减少色米折价，得益的是需要交纳田

    赋的土地所有者，特别是拥有土地较多的士绅阶层。所以，蒋益澧被罢

    官离粤时，“绅民店户攀留，无日不送，万民伞、高脚牌不下百余份，

    每日络绎不绝，坚留饯行者甚多。并绅民有将砖石堵砌城门不肯令去，

    佥谓广省督抚最有名者为林文忠公、朱中丞（桂桢），二公犹不逮现在

    之蒋中丞也”。 [122] 虽然日记也记下如此热闹的景象背后有蒋益澧用银

    收买的内幕：“抚台每伞一柄赏银五十，牌一面赏银若干，顶马一匹赏

    十两，余仿此。为此人情趋利若鹜，更多矣！”

    [123] 不过，很多士绅感

    激蒋益澧当为实情。

    然而，色米折价是各州县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也是府、道以上各

    级上司节寿礼和各项馈送的重要来源。色米折价减收首先损害了州县官

    的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整个广东官场的利益。因为蒋益澧减少色米折价

    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准，故各级官员不敢公开反对，但都

    心怀不满。杜凤治在日记中全文抄录了自己设法得到的一份瑞麟沥

    陈“广东折色民米碍难减价征收请仍照旧章”的奏稿，其中甚至有“嘉

    庆、道光以来，广东督抚诸臣如陈宏谋、朱珪、德保、阮元、成格、林

    则徐、朱桂桢、祁 ，皆一时名宦良臣，非不知惠爱斯民，何以不轻

    减则，而待一目不识丁之蒋□□凭臆妄断，市惠沽名乎”等尖锐词句。

    [124] 查同治朝之实录，未见此奏。请减米羡事瑞麟也列衔，又经朝廷谕

    旨准行，按理，瑞麟不应以如此尖锐之语再提出相反意见，也许此奏稿

    并没有拜发，甚至可能是不满蒋益澧的官员托名假造的。蒋益澧离粤

    后，有谣言说他行至湖南时其带来广东、后被解散之湘勇把其行囊抢掠

    一空，蒋亦身受重伤。 [125] 因为蒋益澧得罪了整个广东官场，故有很多

    对他不利和幸灾乐祸的谣言流传。

    杜凤治在广宁绅士闹考期间曾得到蒋的袒护，作为州县官也因色米

    折价减收而利益受损，故对蒋益澧的态度有些矛盾。蒋益澧离粤后，杜

    凤治仍不时在日记中写有关这位前上司的旧事，如记：“前蒋香泉由粤

    西来东公干，无日不在河下作狎游。”

    [126] 蒋被罢免后，方濬师告诉杜

    凤治，说其堂兄方濬颐有一次请旧上司蒋益澧吃饭，见蒋“穷不可耐”，

    赠银千两，但蒋“手本散漫，随得随消”，“闻在家无事，大开赌局，一

    夜能输万余金，以故弄得不堪（在军中久，银钱来去看甚轻）”。 [127]

    日记的一些记载很可反映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的性格。有一次杜凤

    治谒见时与蒋益澧谈起作诗，日记记：“（蒋益澧）问予你见我诗否？

    对以早见，现已和四章呈政。即急言何故无有送进，未曾看见？又对以

    刚才交巡捕房矣。端茶送出，行时犹言真巧，刚要叫你上来，你恰来

    了。”

    [128] 其时蒋益澧的表现有点不像巡抚，而像一个期望别人欣赏其

    作品的青年文人。日记又记载，有一次杜凤治等几个州县官谒见蒋益

    澧，蒋向他们大谈瑞麟弹劾自己的事。 [129] 本来，接见并非亲信的下属

    时不适合谈自己与总督的矛盾，这一细节也反映出这位年轻的巡抚沉不

    住气和缺乏官场历练，败于老谋深算的瑞麟是必然的。

    蒋益澧在同瑞麟的政争中失败，广东巡抚仅当了一年多就被罢免，

    但清廷没有把他一撸到底，只是降两级调用，以按察使候补，回到10年

    前的官衔。其时捻军、西北还未平定，清廷还不想放弃这员能战的悍

    将，把他派往老上司左宗棠的军营接受差委。然而，蒋益澧于此时发

    病，未能再临战阵，同治十三年冬就去世了，终年仅41岁。

    蒋益澧后继者为李福泰（1806～1871），李字星衢，山东济宁人，

    出身州县。李福泰与杜凤治关系一般，杜对李的能力有限和任用私人颇

    有微言：“李为抚台，一味引用私人，为此与王补翁成仇。李本无材

    能，不过向有好人之目，操守是好的，自作巡抚声名大损，有私故也。

    不怕羞耻，所用无非私人也。”

    [130] 同治九年末，李奉旨调桂抚，不久

    病故。李福泰死后，受其庇护的官员均被撤换。

    继李福泰任巡抚的刘长佑（1818～1887），在粤时间很短。继刘的

    张兆栋（1821～1887）任粤抚七八年。张兆栋，号友山（又作酉山），

    山东潍县人，与杜凤治有同年之谊，对杜亦有所照应。张兆栋也是个精

    于官场世故的官僚，杜凤治对其较少向属员推荐领干脩的挂名幕客、不

    让属员多破费、不甚接受京中及各省大官请托等颇有好评，认为张“清

    介鲠直，有古大臣风烈”。 [131] 杜凤治论张兆栋与总督刘坤一共事：“事

    事让他，不作一专主事，心中有言亦不出口，将权柄全授于彼，得以专

    行其志……至于得封疆大体，中丞最为得体，唯少弱不肯侵他人之权，

    渐至己权亦授之人，才稍不逮耳，德则盛矣美矣。”

    [132] 杜凤治虽然评

    价张兆栋最得封疆大吏的大体，但对其才能与担当则评价不高，曾议论

    他：

    唯这位大人闲谈则可，即如洋务、盐务，不关抚台主政之

    事，亦喜闻之，然欲其发一言谕司道照办，或洋务、盐务有不

    足于心者，请出一言万万不肯也。故虽为一省之主，而不肯多

    说一语、多管一事，一听制台、藩台所为，两司回事靡不允

    从，从无更改，间或有改亦偶然耳。权全授与他人，而公夷然

    不以为意也，诚大度忠厚人也。 [133]

    张兆栋在粤抚任上多年，与瑞麟、刘坤一两位强势总督共事而能保

    持其地位，与这种“宽和”“忠厚”的态度大有关系。张兆栋也不是完全无

    作为，英翰接任粤督后开办海防局征收赌饷且其随员过于招摇，张兆栋

    便与广州将军长善联手弹劾英翰，使后者被朝廷罢免。

    张兆栋也曾与瑞麟产生过相当尖锐的矛盾。同治十二年九月，盐运

    使钟谦钧因为年老要求引退，按一般惯例应由粮道贵珊署理盐运使，但

    瑞麟不喜欢贵珊，想以布政使俊达兼署。张兆栋对俊达事事只听从瑞麟

    本就有看法，且认为俊达兼署理由不足，于是放话：如果总督出奏以俊

    达兼署盐运使，他将不会衔，如果总督单衔上奏，他将引退辞官。瑞麟

    想与张兆栋讨论署理盐运使的人选，张却尽量躲避。此事涉及广东文官

    系统地位最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个人，整个官场都感到不安。按

    察使、广州知府无法调和，将军、学政、副都统、海关监督也纷纷出面

    劝解。按察使曾问杜凤治有何好主意，杜提议说服钟谦钧销假继续任

    职，按察使认为不错，但此议被钟谢绝。杜凤治曾猜测总督会以广州知

    府冯端本署理解决僵局，因为冯是督、抚都接受的人，最后，果然按照

    杜的猜测由冯端本署理盐运使。 [134]

    为何瑞麟可以同张兆栋妥协，而对蒋益澧则不能容忍非要将其劾免

    不可？杜凤治的日记透露了部分原因。

    清朝制度规定总督可以节制巡抚，但两人各有独立的衙门，事权的

    划分并不清楚，且都有单衔奏事的权力。有清一代，同城督、抚常有矛

    盾，这种情况对加强君主集权却不无好处。由于瑞麟的强势，一般巡抚

    自不是他的对手。但作为老官僚，瑞麟深谙为官之道，通常也不愿把权

    力用尽、把事情闹大做绝，因为总督参劾巡抚，也要付出代价。蒋益澧

    锐意进取，锋芒毕露，带有多名官员和亲信军队来粤，有把湘系势力扩

    展到广东的意味。差不多同时，有湖北巡抚曾国荃把湖广总督官文参免

    之事。官文与曾国荃、瑞麟与蒋益澧这两组督、抚有很多近似之处，似

    无资料反映曾、官之争对瑞麟决意参劾蒋益澧的影响，但以瑞麟的地

    位、处境和性格，他不可能不关注湖北正在发生的事。蒋益澧挑战了瑞

    麟的地位和权力，行事又不大按官场规则，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角色，

    故瑞麟认为必须驱除。而蒋益澧得罪了整个广东官场，政争经验又不

    足，把柄较多，故瑞麟敢于下手。张兆栋则不甚争权，对瑞麟不构成权

    力分配的重大威胁，张兆栋不赞成俊达兼署盐运使的理由也更符合清朝

    的制度和惯例。所以，瑞麟开始希望以高姿态来换取张兆栋同意俊达兼

    署，张不为所动，而瑞麟考量后也明白张兆栋不会衔甚至辞官对自己并

    无好处，于是不再坚持，督、抚的矛盾终于没有闹大。

    （三）三司

    在地方官员中，三司指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是督、抚以下级

    别最高的三名省级文官。

    杜凤治先后做过李福泰、郭祥瑞（署理）、王凯泰、邓廷楠、俊

    达、杨庆麟、觉罗成孚等几位布政使的下属，日记对这几位上司都有记

    载。

    郭祥瑞（1812～1873），号毓麓（又作毓六），河南新乡人，原为

    广东按察使，同治五、六年署理布政使。广宁绅士上控、闹考时郭祥瑞

    与巡抚蒋益澧支持杜凤治，故杜对这位上司也怀有感激之情。

    瑞麟视郭祥瑞为蒋益澧一边的人，参劾蒋益澧“任性妄为”，也参劾

    郭祥瑞“朋比欺蒙”。吴棠查办复奏，内称：“郭祥瑞于蒋益澧札提军需

    局款，并未查明应否给发，擅动库款筹解，并违例支给幕友脩金，详委

    不合例之人代理府、州员缺。其筹送蒋益澧公费一案，于会详后复又另

    详巡抚，增入奉有总督面谕字样，并商令运司方濬颐于运库之款，又复

    会详，实属迁就迎合。广东巡抚蒋益澧滥支帑项，违例任情，署布政使

    按察使郭祥瑞显违定例，见好上官。”清廷根据吴棠之奏下旨将郭祥瑞

    降四级调用。 [135] 从此郭祥瑞仕途终结，几年后去世。杜凤治在日记中

    称郭祥瑞“为曹冲军糈用一百三十八万余两，难以报销；又传言内有二

    十万两并非正款，是另外巴结抚台的”； [136] “藩台库中，巡抚令巡捕往

    取银，往往无收付条子，亦无入帐，至今多不记忆，不特曹冲提用军饷

    无札子也。今要彻底澄清，抚台不认，为数颇巨，藩台焉能赔出？”

    [137]

    可为郭祥瑞的罪名提供细节。

    后一任布政使王凯泰（1823～1875），字补帆，江苏宝应人。杜对

    王的能力很钦佩。日记赞扬王：“方伯年仅四十五六，处此事烦任重，

    每事罔不亲身过目，头头是道，精明可云天纵，而其说话之速，行路之

    快，精神充溢，又人所不及也。”又说：“方伯真有细心大力者，而又明

    如水镜，无微不烛。”

    [138] 不久王升任福建巡抚，离粤前为杜凤治回任

    广宁知县出了点力。王凯泰比较清廉，日记记：“补翁清廉著名，不准

    家人收各官门礼，惟委牌之费不在禁内，准家人收取，然必须先行呈上

    过目，查其多少，方发出公分。”

    [139]

    王凯泰任闽抚后，与杜凤治仍有联络。同治十二年，王寄来入闱监

    临即事诗索和，杜凤治很认真对待此事，又担心自己写诗的水平不入王

    凯泰法眼，特地请朋友、候补道文星瑞代作“恭和补帆中丞仁宪大人

    《癸酉福建秋闱监临即事诗》”七律四首。 [140] 其中有“科名早擅无双

    誉，治行应居第一流。杨柳西湖前度种，甘棠南国去时留”等句，高度

    赞扬王的学问、治绩、威望。 [141] 王凯泰逝世后清廷予谥“文勤”，他并

    无显赫战功，以巡抚去世得此谥可谓旷典。杜凤治写道：“几见一巡抚

    赐恤有如是者乎？胡文忠公后一人也。故予前于日记中言闻王补翁骑箕

    信，不禁诧叹怆怀，不为补翁一人惜，实惜朝廷少一好封疆、天下少一

    好督抚也！”

    [142]

    王凯泰的后任邓廷楠，号双坡，广西新宁州人。邓是杜凤治的同

    年，两人关系不错。但杜对邓廷楠的能力评价不高，在日记中议

    论：“邓藩台不辨事之轻重缓急大小一味宽，张臬台（按：指张瀛）不

    论事之轻重缓急大小一味严，过犹不及，一言蔽之，皆糊涂也。”

    [143]

    同治十一年九月，杜凤治得知邓廷楠将免职的消息，同邓谈及，邓表

    示：“如此甚好，适合我心，我此藩台正作不下去，借此藏拙亦未始非

    计之得。”

    [144] 杜凤治认为邓廷楠人品、风度都不错，但不适合当布政

    使，只适合做京官。 [145]

    下一任布政使俊达（1834～1875），号质堂，满洲正白旗人，任上

    一切按瑞麟意旨办事。瑞麟死后，杜凤治得到不少关于瑞麟负面评论的

    消息，在日记中议论说：“前督宪大不堪，予早料之。藩台不学无术，

    以为爱中堂，借以报恩，不知反置中堂于声名狼藉之中。”

    [146] 但杜凤

    治又认为俊达“明白公事”，“为人既精明又宽和”，给下属留余地，不向

    下属苛索，是一位好上司。 [147] 杜凤治赞扬俊达主要是因为他熟谙官场

    实情和承认官场的规则，州县官同这样的上司打交道比较容易。

    下一任布政使杨庆麟［1826（一说1830）～1879］，号振甫，江苏

    吴江人，也是杜凤治同年。杨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京兆尹时，杜凤治一

    直致送冰炭敬和礼物。杨任广东布政使后，对杜不无关照，但杜对这位

    同年似乎有点期望过高。光绪四年，杜凤治署理苦缺佛冈厅同知，在这

    件事情上不满杨庆麟变卦并不予关照，大为光火，两人关系转恶。不久

    杨庆麟丁忧去职，几个月后去世。

    杨庆麟在翰林中辈分较高，任过京兆尹，人脉广，所以当布政使时

    较强势，专断独行，在委缺问题上不大顺从督、抚的意见，更不同按察

    使通气。有人建议杜凤治以老同年的身份劝劝。杜凤治回答：“以前有

    事未尝不恺切与言，无如振甫为人大有饰非护短之才，不肯虚心认过，

    即家人亦为掩饰，尚可与言乎？……故予此时人有托转求事可言者必为

    进言，亦蒙采用，倘关系紧要，即便不言，且必六七八日方去见一次，

    避人言也。”

    [148] 又评论杨庆麟“非直爽痛快人也”，“疑、忌、克三字，

    须时留心”。 [149] 杨庆麟后来对杜凤治这个老同年也不无看法。

    杨庆麟的后任成孚（1834～1895）与杜凤治交集不多，但日记花了

    不少笔墨写其舞弊贪赃之事及闹出的笑话。成孚是皇族，原被任命为广

    东盐运使，因这是著名“肥缺”，所以在北京借钱及花费甚多，但出京前

    却奉旨升补广东按察使，此职之收益难以弥补此前的债务。成孚升任广

    东布政使后就千方百计弄钱。其妻兄松某“专在外为成招徕搜罗，官场

    苟走松路，其应如响。门庭如市，缺无空委，随缺之肥瘠，定价之高

    下，彰明较著，不畏人言，不怕羞耻”。 [150]

    杜凤治到粤时，署理按察使是蒋超伯（1821？～1875）。蒋字叔

    起，江苏江都人，在其《南滣楛语》的序《五十自述》中说“予曾值枢

    府，曾守广州，与瓯北先生同；曾任秋曹，曾权臬事，与渊如先生

    同”。 [151] 把自己比作赵翼、孙星衍，可见其自负。在广宁绅士控案

    中，蒋超伯因与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不合，认为杜凤治是郭的人，所以主

    张宽办绅士而追究杜凤治。杜凤治由于得到巡抚、布政使的支持与学政

    杜联的关照，得以免予罢官调署四会。在广宁任上时，杜因听从幕客顾

    学传的建议，上详一宗劫案时轻报案情、减报劫匪人数，调往四会后被

    蒋超伯追查。总督把案子批到肇庆府查复，肇庆知府有意保杜，知府本

    人与知府幕客都替杜凤治出主意。他们劝告杜一方面重新上详巧妙解

    释，一方面找省城有力的人疏通，包括蒋的主要幕僚，杜本人也要到省

    城面见蒋超伯。他们还特地提醒，臬署幕客处要适当送些银两，“廉处

    亦不可清淡，亦须点缀”。 [152] 在广宁绅士上控和闹考期间，流传蒋超

    伯收受了广宁绅士5000两贿赂，杜凤治对此是相信的。 [153]

    继任的按察使梅启照（1826～1894），字小岩（又作筱岩），江西

    南昌人，在广东时间很短，不久即调江苏，后升巡抚、侍郎、河道总

    督。但杜凤治对梅启照几乎没有一句好话。日记评论：“梅向有疯子、

    癫子之名，其为臬司新章迭出，断不能遵行者；又专挑人之小小过失，

    自诩其明，自矜其严，直名之曰不懂公事、名为疯癫殆不诬也。今去了

    实也罢了，江宁又不知被他疯癫到如何地位，唯伊圣眷如此之优，开府

    一转瞬事耳。倘谓伊熟悉广东事转而为广东中丞，则满省州县官遭殃不

    少，即藩、臬、道、府亦必皆叫苦连天矣乎！”

    [154]

    杜凤治经常痛骂的另一位按察使是张瀛（？～1877）。张字石洲

    （一作十洲），陕西蒲城人。杜凤治反感张瀛不顾官场实际诸多挑剔为

    难，在日记中为张起了个外号“胡子”，经常与其他官员恶评张瀛。有一

    次，杜评论其办事混沌刻板，方功惠“谓其外面仁义礼智，满腹男盗女

    娼”，杜说张瀛与钟谦钧“可云异曲同工者矣”。 [155] 杜凤治描写张瀛假

    装谦虚待人，“如娼妓媚人，扭头飞眼，其状甚丑”。 [156] 另一处说

    张“强愎险诈而又忌克，盖外阮大铖而内李林甫者也。平日所赏拔者皆

    庸庸阘茸人，最恶有才干之人，非第恐形其短。古来大奸慝天性如此，

    恶人有才，根于性生，伊亦未必有心，此奸邪所以为奸邪欤！”

    [157] 有

    一次杜凤治因臬署一份有关罗定积案的公文，评论张瀛说：“此獠不知

    何意，作辍自由，屙屎自吃，真不要脸！”“彼自诩精深，实则徒滋拖累

    人民。性情乖张，殆非人类！”

    [158] 杜凤治虽在日记中对张瀛破口大骂

    泄愤，但按察使毕竟是有实权的上司，杜也不敢公开同他叫板。

    另一个在日记中出现较多的按察使是周恒祺（？～1882），周号福

    皆，湖北黄陂人，后升任福建布政使、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杜与周谈

    得来，对周也佩服，认为周是司道中最有魄力能力、最能通官场上下情

    的人。光绪三年九月，杜凤治要到佛山查办私开闱姓案，周恒祺提醒

    他：督、抚对禁赌意见不完全一致。刘坤一因御史曹秉哲奏参广东盗贼

    多，而治理盗匪是总督主政事项，故特别重视缉捕，“近来绝口不提赌

    事”；而张兆栋则注意禁赌，且军政并非巡抚专责，故“从来少提盗

    案”。如果不认真揣摩督、抚心思，高调到佛山处置闱姓事，万一总督

    质问“许多盗案君不下乡，而为区区闱姓立刻前往”，你怎么回答？杜凤

    治听后大悟，决定见总督禀辞时“借一事言之，或查团练，或查清河工

    程”，不提赴佛山查闱姓。为此杜在日记中写道：“可知福翁才情真胜人

    十倍，能不五体投地乎！”

    [159] 但周恒祺卸按察使任后杜凤治的账房送

    周夫人生日寿礼“门包减送如送候补道之数”，周很不高兴。周离粤赴闽

    藩任，杜又没有送程仪，周更不满，对人说杜“不识好歹”。杜后来还怀

    疑周恒祺向刘坤一进谗言中伤自己。 [160]

    杜凤治在日记中经常激烈咒骂的另一个上司是盐运使钟谦钧（1803

    ～1874）。清廷对钟谦钧评价很高：“以循声卓著，予故广东盐运使钟

    谦钧交国史馆立传。”

    [161] 最初，杜凤治对钟谦钧勤政清廉也有赞扬之

    词，日记中说他“天生是国家办事之人”，“可称好官”。 [162] 然而，因钟

    谦钧在一些公务上与杜凤治为难，杜在日记中大骂：“是何伧夫，以一

    司事得九品虚衔，一生卑污谄谀，保举至三品大员，仍然佐杂面

    目”；“偶得中堂一言半语容与委蛇，看他出来连屁眼都是快活的”；“此

    公年已六十八岁，无妻无子，功名心大重于人，十二分热中，大不可

    解”。 [163] 杜凤治不仅在日记中痛骂，而且经常与其他上司或同僚挖

    苦、痛骂钟谦钧。他私下与方功惠为钟谦钧拟了一副对联：“卑鄙无

    耻，不脱佐杂习气；刻薄寡恩，确是绝后行为。”横匾是“是为贼也”。

    [164] 有一次，杜凤治同知府冯端本议论钟谦钧如何卑鄙、巴结，称自己

    对钟“不但不作上司视之，并不当人视之”。冯端本马上对杜说：“凡此

    皆我们几个正经人同心私言，勿向人言。”

    [165]

    （四）道员、知府

    道员、知府都是州县官的顶头上司。道员设置之初，本为布政使、

    按察使的副职分派各地，有守道、巡道之分。到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以

    后，道已成为省以下府以上的一级地方官，道员有时带兵备、盐法等

    衔，但到晚清这些头衔未必有实际意义。

    杜凤治初任广宁时，肇罗道王澍（号雨庵）是其同乡，有亲戚关

    系。在广宁绅士闹考时王澍庇护杜凤治，尽力为杜凤治开脱，并向督

    抚、藩臬做了有利于杜的报告，还为杜出主意，杜对这位同乡兼上司甚

    为感激。幕客顾学传等人劝杜凤治拜王澍为老师，杜开始有点犹豫，顾

    说“官场不得不尔”，杜乃照办。 [166] 杜凤治谒见王澍时表露此意。王澍

    谦让了几句就默许了，杜凤治就送上贽仪200两，再加随封（给道署“家

    人”的赏赐），拜年龄与自己相若的王澍为师。 [167] 由于杜在北京部吏

    中有熟人，王澍官职升转、免引见，都托杜凤治疏通。

    另一位肇罗道方濬师（1830～1889）同杜凤治的关系更非同一般。

    方濬师，字子严，安徽定远人，举人出身，在京曾任御史、总理衙门章

    京、内阁侍读等职，外放广东后长期任肇罗道。方濬师学问不错，熟悉

    清朝掌故，著有《焦轩随录》等。同治九年，杜凤治在乡试充任外帘官

    时被提调方濬师赏识。方为杜回任广宁出了力，同治十年，又向总督推

    荐杜凤治为南海知县的候补人选（并非排在第一位）。杜于广宁、四

    会、罗定任职时是方的下属，方对杜也赏识。日记中提及方濬师的地方

    很多，既有感激、赞许的言辞，也有抱怨的话。

    清代一些文献提及方濬师贪财，如光绪九年十一月御史邓承修奏请

    查办广东贪官，把瑞麟、方濬师、杜凤治都列为“赃私最著者”。 [168] 是

    否如此？杜凤治的日记提供了若干资料。

    方濬师以自己帮过杜凤治大忙，亦是顶头上司，需索颇多。日记记

    载，方濬师出京时“欠京债近万”，方濬师致函杜凤治，“言京中旧债未

    清，到广以来西号新债已万余金，随时归还，随时借取，愈积愈多”。

    向杜借银2000两，杜认为：“肇罗缺本清淡，严翁应酬又大，手头又

    阔，非升运使不能了讫也。”

    [169] 光绪三年，方濬师俸满赴京引见，又

    向杜索去2000元。 [170]

    瑞麟与方濬师关系本好，后来产生嫌隙。瑞麟风闻方以保荐杜居

    功，“每逢节寿杜令送四百元，伊亦直受不辞，先只揽权，渐将纳贿”，

    要广州知府冯端本问杜凤治是否真有其事。杜答复：“事实有因。初到

    南海，三月适逢伊老太太寿辰，送以二百元，继伊夫人生日，未送颇有

    后言……以为予有督、抚、藩、臬大上司，不认得他矣。此后每逢三寿

    辰，以二百元为例（照广宁之数），连水礼、门包已三百元出外矣，如

    送戏则四百元矣（太夫人生日必送外江戏班一日），逢节则无有也（与

    言自此后）。然伊少爷两次回家小试，第一次二百金，二次二百元。今

    岁大少爷一人赴京乡试，唯赠元卷四十两。”

    [171] 杜凤治对方濬师的例

    行馈送，虽与瑞麟所闻有出入，但也不少。

    日记还记下，方濬师为赴京引见，向属员、同僚“借”了二三万金。

    署高要知县许肇元是其直接下属，“借出”不少。方濬师为酬答许，请求

    布政使成孚让许肇元署理香山知县，成孚表示要同巡抚商量才能定。方

    濬师仗着与巡抚张兆栋有戚谊，说巡抚处他去讲，不久对成孚说巡抚已

    应允。许肇元也对成孚行贿，成孚就挂牌委任许肇元署理香山知县。谁

    知方濬师说的并非实话，张兆栋得知后质问成孚：香山是大县，为何布

    政使委署知县不同我打招呼？但许肇元的委任已经公布，很难收回。张

    兆栋知道内情后，考虑到同方濬师的关系，没有追究，许肇元就侥幸当

    上了香山知县。 [172]

    方濬师任肇罗道，与肇庆知府同城。肇罗道员收入微薄，而肇庆知

    府管辖黄江厘厂，收入是道台的十倍。有一次，方濬师问杜凤治，肇庆

    知府瑞昌对自己有什么议论。杜回答，瑞昌认为，道、府只差一级，算

    是属员，但方不应不顾同年兼旧交情分遇事有心龃龉。杜凤治没有如实

    回答，其实瑞昌曾对杜说方“凡遇厂排事无不龃龉，其意似要我迎合。

    我如此发财，何不略分与我？不知此钱应是我的，伊岂能分？即要分何

    不实说，为何借公事示意耳”。 [173] 方、瑞两人表面关系正常，但方濬师对瑞昌不主动奉献很不满。

    从日记上述内容可见，方濬师确有向下属需索之事，因为肇罗道收入有限、应酬大、支出多（方是著名藏书家，买书所费应不少），宦囊积累不算丰厚。日记关于总督瑞麟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方、杜彼此间的关系和利益输送，方、瑞两个同城道、府为银钱的 等记述，对了解清朝官员上下关系尤其是道、府两级的关系，都是很有趣的资料。

    杜凤治同顶头上司肇庆知府郭式昌、蒋立昂、五福、瑞昌等，广州知府梁采麟、冯端本等，关系都不错，他准时、足额致送节寿礼当是重要原因。广州知府梁采麟（号山谷），是杜凤治的小同乡，但杜凤治对梁的能力与担当评价不高。同治十年五月，童生府考时因试卷费闹事，把礼房砸烂，再闯入府署，梁采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 [174] 事后梁采麟就请求卸去广州知府职务。清朝有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说或有夸大，但梁宦囊尚算充裕，卸任回乡即将动身时，日记说：“（梁）在广数十年，官至知府、道衔、花翎，未作州县，身无累赔，曾任广、潮二府，约有三四万金积蓄，可以回家安享，必不出来矣。此官场所难，而况广东，谁不羡之？”[175]

    杜凤治对另一位广州知府冯端本有很多赞语，冯字子立，河南祥符人。杜凤治在四会任上，其好友、同年周星誉从北京来信告知，冯有可能任广州知府，是官场上用得着的人，嘱咐杜凤治及早结交。 [176] 后来冯端本果然任广州知府，他与杜凤治对官场规矩的理解相近，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官场共事关系，杜称与冯端本“久为堂属，气味最相投合，彼此无话不说，毫无避忌”。 [177] 两人又经常议论其他官员，包括几个上司，而且不乏尖刻的评论。

    冯端本因为有能力，也善于处理官场关系，被各上司器重，督、抚

    两面都说得上话，常常出面解决官场上的难题。广粮通判方功惠承办同

    治十二年乡试科场供应，巡抚张兆栋驳减其报销数额，瑞麟觉得不能让

    方自己赔补，想帮一下方功惠，但想到方功惠被视为自己亲信，便授意

    方请冯端本去同巡抚说，认为比自己亲自去说更有效果。冯端本因此警

    惕，怕总督怀疑自己是巡抚一面的人。 [178] 杜凤治评论说：“本府冯立

    翁于上游言及之事最为斟酌尽善，且肯用心，从不令上游问及至无以

    对，而公事又复勤奋，是一个十全好首府，真不可及！人有谓其专走上风者，既作首府，不得不尔。”[179] 日记中又说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施政紊乱，巡抚又不大理事，“幸天生一冯子立为之奔走疏附，日不停履，寝馈不遑”，“大树最尊上司，一心奉令承声，从不惮劳，吾不知其何所图也”。 [180]

    瑞麟对盗案疑犯主张多杀，冯端本“力赞中堂有决断”，杜凤治评论：“以一味杀人为有决断，是亦忍人之所为也。”由是想到周星誉当日对冯“善趋奉”的评论，认为冯确实有能力，“走上风”是为了固荣希宠。[181]

    日记里写得较多的另一位中级官员是方功惠（1829～1897）。方号柳桥，湖南巴陵人，瑞麟亲信，晚清著名藏书家，学识渊博，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杜凤治宦粤期间方功惠的职务是广粮通判，有知府衔（后来实任潮州知府）。省城办事的主要中下级官员为一府（广州知府）、两厅（广府理事同知、广粮通判）、两县（南海、番禺知县）。杜凤治在首县任上经常与方共事，两人互相欣赏、无话不谈，日记还经常记载杜、方加上其他人一起“手谈”（赌博）的事。

    方功惠是荫监出身，但对自己的学问很自信，曾说“进士、举人而不学无术者多多，非进士、举人而有学有术者亦多”，杜认为“柳桥为此言盖自谓也，然亦无愧”。 [182] 方功惠因学养与办事能力，的确是杜凤治在同僚中特别佩服的人物之一。

    杜凤治与方功惠曾联手胁迫潘仕成出借《佩文韵府》印板印刷。潘

    仕成海山仙馆所印之《佩文韵府》享有盛名，潘因盐务失败被抄家后，

    方功惠向潘仕成提出要借书板印200部《佩文韵府》，每印一部予潘仕

    成板租4两。潘仕成“似乎以板租少，不说不肯，再三支吾，日延一日，

    推托迁延”。杜凤治趁潘仕成正在涉讼、高官日渐对其厌烦之际，要南

    海县丞传话：“《佩文韵府》之板，虽是你家之物，然你已抄家，即应

    归公。令其好好交出放刷，否则将其人舁来押追。”因书板有一半在潘

    仕成长子潘国荣手中，而潘国荣又因讼事在押，杜凤治一再逼迫，潘氏

    父子不得不答应借出印板。 [183] 但潘仕成又变卦，不肯让方、杜雇用的

    工匠印刷。杜凤治再次传话：如果再不借，就把书板提到县衙估价抵充欠饷。潘仕成只好答应，但担心“板到别处，用别匠人有糟蹋之事”，“故恳请在伊家对门，并用伊熟悉匠人”。 [184] 同治十一年八月，方功惠告诉杜凤治，“《佩文韵府》已告成，为此一事，翻变何止二三十次，大费周章，幸而得成……书已告成，心力则已费尽矣”。这批《佩文韵府》共印刷了200部，两人都用于奉送上司和亲友。 [185] 方功惠是这件事的倡议者和具体操办者，从中可见他既是一个有鉴赏力的藏书家，又是一个倚仗权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悍吏。

    方功惠办事能力很强，忠于瑞麟，故很受瑞麟信任，官场视其为瑞

    麟的爪牙心腹。巡抚张兆栋甚至怀疑他是瑞麟纳贿的经手人。 [186] 杜凤

    治不时为方功惠辩解。有一次杜凤治同方濬师谈话，杜说方功惠是督署

    巡捕出身，不可能不做瑞麟的人，但方功惠不肯倚势凌人，为人做事也

    谨慎小心。方濬师也说方功惠人不错，办事也办得好。 [187]

    方功惠深受瑞麟宠信，招来官场忌恨。瑞麟去世后，方功惠立即

    由“大红”变作“大黑”，不少官员落石下井，还传闻方将会被“甄别”（大

    计时奏请革职或降调）。杜凤治猜测尚不至于如此，但若方在官场失

    势，原来与方关系很好的官员也未必会出头为方说话。 [188] 方功惠后来

    虽没丢官，但在官场上风光远不如瑞麟时期。杜凤治在日记中说：“方

    前大红今大黑，予于其红时亦淡淡相交，今仍如前。”[189] 这样写有点自欺欺人，杜凤治与方功惠的交情曾经很深，瑞麟对杜凤治的器重未必与方功惠无关，但方功惠变“黑”后两人关系就真的是“淡淡相交”了。

    （五）州县官

    州县官在清朝官僚体制中处于下层，州县官既掌握实权又很难做是官场的共识。方濬师对杜凤治说，“州县官为亲民之官，权侔督抚，较督抚更为吃重难做”，不是杂途出身的人可以做的。 [190] 杜凤治的好友翰林周星誉在给杜的信中也说：“看来为督抚难，为牧令尤难，为今日之牧令则更难。在京同人数数论议，谓外官唯督抚、牧令乃可藉手有为耳。”[191] 杜凤治在日记里慨叹：“州县为官中最难作之官。”[192] “作小官真不易，索性小而又小，上司又不理论矣，最难是州县也。”[193]

    日记里写到的州县官数以百计，本目只写若干有一定名气或事迹有些特别的州县官。

    任新会知县多年的聂尔康（1812～1872），号亦峰，湖南衡山人，

    曾国藩的亲家。聂是庶常散馆知县，分发到粤后十几年间在广东多处任

    知县，曾三任新会，其新会任上的《冈州公牍》《冈州再牍》， [194] 显

    示出他是一名颇有能力的地方官。以聂的资格、能力、关系，去世时虽

    有知府、道员的加衔（杜日记说这道员官衔“保乎捐乎未深悉”），所任

    实职却只是知县。杜凤治对聂的评价多数正面，尤其对聂的能力。聂尔

    康后来似乎不甚做升官之想，只求在州县任上得到实惠。同治六年，总

    督瑞麟拟委派聂尔康为谳局总办，聂则要求回新会知县本任，“口称此

    番入闱费去万五千金，有人肯出此，任其去接缺”。瑞麟为此生气，说

    聂“一时归知府，一时又归知县，新会岂是他霸占的？”瑞麟虽没有答应聂回任，但署理新会的方观海（星槎）还是承担了15000元。 [195]日记还记下聂尔康在新会开创了卸职前“放炮”抢收钱粮的先例：
    新会一缺，自聂亦峰起，于卸事前减价收钱粮，名曰“放炮”，每当春季即将本年钱粮减价收竣，完户贪便宜，靡不踊跃。该邑向有此风，尚不至于已甚，大减大收乃聂亦峰作俑也。以故南、番、顺、香以及各外缺于乙年奏销，即以乙年底收足钱粮弥补甲年奏销，犹寅年吃卯年粮也；而新会则甲年奏销必须丙年放炮弥补，更延一年矣。 [196]

    因为这个先例，后来新会知县前后任便闹出矛盾。光绪二年四月，新会知县郑菼赴任后，得知前任彭君谷“放炮”把当年钱粮收去八成，自己却必须借二三万两办理奏销和作公务开支，便要求彭把所收钱粮交出，否则不承担征解。彭称自己前后也有亏垫，无银可交。郑表示要禀报上司处断。杜与番禺知县袁祖安告诉郑，上司只管向各州县要求解银，印在谁手问谁要，不管其他理由，这是一百多年积下的规矩，向上司报告有害无益。郑坚持上禀，但督、抚、藩均不予理会。待到光绪二年底，郑菼仍不解银，督、抚、藩就认为郑不仅与前任怄气，而且与上司怄气，决定把郑撤任另委。郑得到消息才慌忙到省城向杜“叩首泣涕”求助。杜乃向藩台、巡抚为郑求情，说明新会县历来以本年征收办理前年奏销，如此时将郑撤任，使郑无法回收所垫银两，无异置其于死地。另一方面，杜督促郑无论如何要立即解银，在布政使、巡抚面前为郑保证会至少解送一万三四千两，又出头向票号担保使郑得以借银应付征解，终于使上司同意到下一年三月再将郑撤任，郑可以像前任一样在春季上忙“放炮”收得光绪三年大部分钱粮作弥补。 [197]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兴国州前任知州王柏臣报丁忧前“放炮”减价抢收钱粮，使后任瞿耐庵咬牙切齿的故事。 [198] 虽是小说家言，但也说明前任州县官因“放炮”抢收钱粮与后任产生矛盾的事，并非广东独有。

    有些州县官为钱银纠葛或公务意见不一互相冲突，甚至在上司面前

    打起来。同治十三年，番禺知县彭君谷丁忧出缺，布政使放出风声：谁

    愿意弥补彭的亏空就委谁署理番禺。朱昌言（子善）急于得缺，表示愿

    意承担二万八千两。但朱上任后翻悔，此事又不便正式端上桌面，于是朱、彭两人在上司面前大闹。两人甚至打起来，日记所记颇有幸灾乐祸的口气：
    （十一月）廿三日在抚台大堂阶下，彭与朱又大闹挥拳，彭凶猛异常，将其发辫扭住，新雨初晴地甚滑，朱跌倒在地半晌起不来（倒好看）。彭又常南署去闹，以石邻曾作中间人也（中丞谓张石邻多事，信然）。朱则铁打主意，打也好骂也好，决不拿一文出来矣。 [199]

    另一个有些名气的州县官是徐赓陛（1847～？）。徐字次舟，浙江乌程人，著有《不自慊斋漫存》，其中多有宦粤期间之公牍，颇受治晚清史之学者重视，徐后升至道员。光绪七年，徐赓陛在南海知县任上干了一件写入今日历史教科书的事：徐赓陛以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机器缫丝厂继昌隆“机器病民”“夺人生业”“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为由，下令予以封闭。 [200]

    徐赓陛年纪轻轻就在官场上小有名气。同治十二年，清饷局委员张

    仲英“迷于女优，闹得亏累不堪”，致使其妻自杀，张被撤后徐赓陛继

    任。杜凤治在日记中记：“次舟年仅二十七岁”，“年虽轻已似老吏，己

    亦自负不群，盎然见面，不屑与哙等伍”。杜凤治正为处置张仲英相关

    事项烦心，对徐赓陛继任清饷局委员、自己不必再负责感到高兴。 [201]

    光绪三年，海康知县申显曾对县政办理不善，“被匪徒窘辱，撕衣毁轿”，布政使委派徐赓陛去查办。杜凤治认为徐回来后“在大宪前必有闲言闲语，故申不得不撤”，徐即以通判署理海康知县。 [202] 光绪七年（其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抚署巡捕姚晋藩关说委署事项索贿，徐赓陛力劝当事人将此事“面呈抚台”，巡抚不得不处分姚晋藩。杜凤治认为“此等事人人为之”，对徐赓陛这种不顾潜规则、给官场带来风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徐赓陛在南海知县任上还做了一件对杜凤治很不客气的事。光绪四

    年，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更练梁丁义等人与大绅士梁肇晋妻之轿夫发

    生冲突，打坏了轿子，杜凤治把梁丁义“定以永远监禁之罪”。徐赓陛于

    光绪七年上任后“讯明该犯枉屈，当堂责保开释”，判词还有几句对杜凤

    治不客气的话。 [203] 杜凤治原先的判决显然是做得太过分了，此事的是

    非曲直无论时人或今人都不难判断。已辞官归里在绍兴乡居的杜凤治，

    从报纸及友人来信得知此事后，非常恼火，在日记中写道：“欲显人之

    短以形己之长，为释一梁少亭主政（肇晋）呈送土棍梁丁义永远礅禁之

    犯，将予与梁少亭肆口污蔑，不遗余力。少亭与予并非与渠有深仇积

    恨，无非欲上司及绅民知其精能而且不畏强绅、不庇旧僚，以自表其

    才、自诩其公耳。小人之能无足较计，古人咏螃蟹诗‘看你横行到几

    时’，我亦唯看之而已。人人有前任，人人要作后任，如人人皆如彼存

    心行事，非天下从此多事乎！”[204]

    杜凤治自视颇高，州县官中能入其眼者只有少数几人，同年好友、浙江大同乡余恩鑅（镜波）是其中之一。杜称他“性情爽直，有识见，能办事，亦正道，惟祸从口出，言实不谨。一日喃喃不已，喜得罪人而又一味自以为是，似天下之大无有能及之者。年六十余，阅历已多，又非寡学者，何竟不学无术如是？”[205] 杜为余官运不佳、上司不仅不关照还要刁难打压大抱不平。但日记也记下，余恩鑅署理海阳知县时，有一乡收买路钱，余恩鑅去办理，乡人畏惧不敢动，以送兵费名义赠余白银千两。余走后乡人照收买路钱，“大张长红，谓被余官取去三千金，无所出，只有买路钱加重，前收二十者兹收四十文。以此人人皆知之，且言之中堂矣”。 [206]

    杜凤治再任广宁时，前任是曾灼光（华溪）。广宁绅民在省城贴出长红，杜凤治赴任前瑞麟把长红抄件交给杜凤治要他查证，长红大意是：
    曾邑侯自莅任以来，专朘民之脂膏以肥己之囊橐，一衙四官，有所谓叔太爷者，有所谓侄少爷者，更有所谓外太爷者。以门阍唐济为爪牙，以传供冯容为耳目，非财不行，无恶不作。即如今石简乡民激变一事，始而声言办匪，实则故意害民，有钱则贼匪可放，无钱则良善株连。有官如此，下民何安？谨述片言，以泄公愤，伏望列宪大人另择贤员往莅兹土，免致石简乡民酿成大祸云云。 [207]

    后面列举了曾灼光枉法的各宗案件。后来的日记称多数枉法案查无实据，但官亲、书吏舞弊严重，曾灼光是被他们所误。杜凤治认为州县官不可以这样当，所以说曾灼光“可云如木偶，如傀儡，如聋如聩者矣”。 [208]

    曾任高要、东莞等县知县的王炳文（质卿）也是话题较多的一个。王有一定办事能力，且善于走官场门路，方濬师、瑞麟都对王颇有好感，方濬师向瑞麟推荐南海知县人选时还把王炳文排在杜凤治之前。但王出身低微，识字不多，据说曾为胜保“家人”，因军功得官，后又娶了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的妃子为妾，致使第一任正妻气死，第二任正妻自杀。民间有一匿名揭帖《送前署东莞县王炳文灵柩出省歌》，“极言（王）贪贿虐民，为自有东莞以来赃官为第一”。 [209] 王炳文既无科举功名，做事又莽撞，要得到缺差，保住官位，重贿上司、贪赃枉法是必然的事。

    杜凤治自己是州县官，日记所写州县官的内容最多，也最实在、最生动。《官场现形记》等晚清小说作为文学作品自然难以尽信，而杜凤治所写则都是亲历、亲见、亲闻（具体描述则有夸张失实之处），日记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州县官形象，应可信得多。

    （六）武官

    咸丰、同治年间因湘军、淮军的出现，清朝的军队和军事制度出现

    了很大变化，然而，湘军、淮军在广东影响有限。杜凤治来粤前，湘军

    左宗棠部曾在粤东与太平军余部作战，蒋益澧任广东巡抚时也带了一些

    湘军入粤，但时间都不长，蒋益澧被罢免后湘军基本上离开了广东。同

    治后期到光绪年间，清朝在广东主要的武力是郑绍忠、方耀的勇营，两

    部与湘、淮军有相似之处，有别于传统的绿营。瑞麟主要依靠郑、方两

    部兵力维持清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大体上郑绍忠部负责粤中、粤北、

    粤西，方耀部主要负责粤东。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了绿营、勇营的官员，

    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郑绍忠（1834～1896），号心泉，广东三水人，曾参加陈金 的

    反清武装，率部围攻广宁，同治二年转投清朝。在清剿太平军、洪兵余

    部以及平息土客大械斗过程中，郑立下战功，受到瑞麟重用，此后郑所

    部“安勇”逐步扩大，成为同治、光绪年间广东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

    在杜凤治来粤当年郑绍忠已任副将，记名总兵，不久又实任总兵。

    广东不少武官是随郑绍忠投降清朝的原洪兵起事参与者。日记说：“武

    弁皆投诚人，往往行伍、科第所不逮，提、镇、协、参大分位皆此辈居多，其勇往专笃，非人所及，亦自粤匪滋事以来之新事也。”[210]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朝各种军队因战功得到虚衔、功牌的人数以万计，要

    变为实职特别是补缺极为困难。但郑绍忠所部得到瑞麟优待，30多员武

    弁“初次保举即由虚衔保升实职，如都司衔即保参、游实职，守备衔即

    保都司实职”，杜凤治受郑绍忠之托，为此30人正式得到实职疏通兵部

    书吏。 [211] 尽管此事拖了很久，但没有妨碍安勇武弁出任军职。如杜凤

    治在四会任上的同僚江志，“以五品功牌一保即得都司，现署佳缺”。

    [212] 郑绍忠本人更是扶摇直上，投降清朝不到十年，就由低级武官实授

    二品总兵，加从一品提督衔。郑绍忠母、父先后去世，瑞麟两次都“奏

    请夺情不丁忧”，其实当时广东并无战事与动乱。瑞麟对郑绍忠、方耀

    的宠信不仅远远优于其他武将，也优于多数文官。瑞麟保奏两人赏穿黄

    马褂。咸、同以后虽不少武将因军功得此赏赐，但方、郑并无很重大的军功，故日记说：“中堂于方、郑二人可云隆重，凡司道皆不及也。”[213] 这在重文轻武的清朝可谓异数。

    其时广东的旗营、绿营，能战的将领与军队甚少，郑绍忠和他的部

    下有造反和“平乱”两方面的实战经验，不乏好勇斗狠之徒，瑞麟恩威并

    济，使郑绍忠死心塌地忠于清廷、对自己毕恭毕敬，听从调遣，当出现

    大股盗匪或较大规模民变时，安勇就是瑞麟的王牌。而郑绍忠秉承瑞麟

    意旨，只求迅速平定，不惜“一味残酷任性为之”。日记记：灵山县百姓

    因知县冯询（咨周）贪虐，聚众闹事，烧毁了县衙大堂，郑绍忠带兵去

    杀“匪”数千人，“以人杀得多为能”，并以此开销弁兵口粮和报功。 [214]

    郑绍忠到鹤山剿办“客匪”，滥杀无辜以邀功冒饷，鹤山知县刘驹认为不

    应小题大做、随意杀人，向布政使密禀，得罪了郑绍忠和同在鹤山主持

    处置“客匪”的道台齐世熙，乃被撤任。 [215] 张兆栋兼署粤督、刘坤一任

    粤督时郑绍忠仍果于杀戮，杜凤治议论说，郑绍忠“不过冤杀许多平人

    为自己立功地，是则中堂实使之，不论真假，愈杀得多愈妙，此事仍然是中堂时旧习”。 [216]郑绍忠治军也喜怒无常，对部下动辄处死。日记写：“心泉作红头头惯了，在军营惯了，以杀人为常事，曾为马堕桥杀数马夫。”[217] 郑绍忠动辄威胁以军法从事，其部下的军官都很怕他。

    郑对杜颇为尊重，杜对郑虽不无看法，但尽力笼络，两人合作良好，并建立了交情。例如，郑绍忠在广宁“欲令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在办理过程中很注意咨询杜凤治的意见。 [218] 在处置黄亚水二投诚等问题上也愿意同杜商量并听杜的意见，已见于前文。杜凤治在署理四会被撤任后还有很多税饷未清，曾打算向郑绍忠“假二竿”（借两千两银），郑借与千金。 [219]

    另一个主要将领方耀（1834～1891），号照轩，广东普宁人，行伍

    出身，其任副将、总兵时间与郑绍忠相近。同治九年，杜凤治奉委到潮

    阳催粮，其时方耀亦率部在粤东清乡并为催征助力，与杜凤治也有交

    集。就个人关系而言，杜与郑绍忠更为密切，但对方耀的印象和评价却好些。在催征期间，杜凤治曾与方耀幕僚张权（松谷）谈论郑、方两人。张离去后，杜在日记中写道：
    郑镇出身本不甚正，性情诈伪，近又官阶日崇，渐觉骄侈偃蹇，不及照翁，自来未见其有疾言遽色也。照翁年三十八，文雅如书生，性本和平，气局宏敞，不似营中人物。郑之骄恣，数年前已渐萌动，兹得记名提督，照翁犹不及之，李星翁亦与并行又甚谦抑，目中尚惧一中堂。无奈中堂豁达大度，谦恭未遑，遂自以为天下莫与京矣。 [220]

    广东官场对方耀有不少议论。同治九年，方耀在潮州清乡，与被委派于该地催征历年粮欠的道台沈映钤不睦，沈向上司报告说：“方镇办乡无有一定纪律，忽尔潮，忽尔揭，忽尔普或澄，此处未办竣，又去而之他。行踪靡定，惝恍游移，又不然，忽回家两三月久居不出。兵勇军饷浩繁，多办一日即多一日费用，非同小可。老师糜饷，有意迁延，实不成事体。”[221] 沈映钤后来又说：“方照轩先则迁延徘徊不肯速蒇事，年来缉匪征粮事毕，又不肯速撤营，不但潮属征旧粮百余万为伊营消磨殆尽，此外潮州府库款项及汕头洋药、厘金等款又用去数十万。中堂宠之愈甚，伊亦恃宠更骄。”沈映钤“言此意颇愤愤”。 [222] 光绪年间，方耀在粤东清乡“过于残忍，冤死不少”，也引起省城一些大绅士的批评，总督刘坤一、巡抚张兆栋因而下札对清乡时“就地正法”的实施予以一定限制。 [223]

    光绪三年，方耀到省城，要求落实每月饷银二万两才肯带兵勇到惠

    州清乡，藩库拿不出这宗巨额军费。刘坤一不敢拒绝方耀，巡抚、按察

    使又都抱事不关己态度不愿多出主意（按察使周恒祺已升任福建布政使

    即将离任），广州知府冯端本左右奔走，“向粮道库代善后局借万金”，

    方耀“又提东莞所存拿获花红及安良局所存花红合成二万两，每月一

    万”，暂时解决了方耀率部赴惠州的费用。据说方耀“家资近百万，不拔

    一毛，必坐待得银方归办案”，而其时“惠属亦无大棘手事”。杜凤治对

    刘坤一等人如此迁就方耀颇为不解。 [224]

    日记里的其他武官虽没有郑、方那样跋扈，但战斗力极为低下，腐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同治十年五月，广州府童生因试卷费问题闹事，闯入广州府署，副将喀郎阿等人率兵丁前去弹压，喀郎阿到后只是对童生说好话，不敢动真格。杜凤治评论：“俨然二品武员，平日养尊处优，庞然自大，见了几十毛童生，即不敢与较，尚何望其攻城杀贼哉！”[225] 光绪三年夏，杜凤治与参将邓安邦约定择期一同下乡缉捕盗匪，但邓怕热，提出等天气凉爽再去，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226] 邓安邦又为“省城河面等处著名老鸨”四眼婆半价领回所封房屋，向杜凤治求情。 [227] 同治十二年大阅，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跟随将军、督抚检阅。杜凤治看了旗营的水陆操演后说：“如看戏法，何益于用？”[228] 待到检阅广州的绿营，杜凤治和其他文官看到平日熟悉的武将“顶盔披甲”的怪样子都大笑不止。校射的箭靶“高宽而近”，“火枪靶更宽阔更近”，因此，不少武将都得到“全红”。 [229]

    同治十三年，抚标右营守备李龙安晚间外出赌博时衙署上房失火，而他在上房收藏了大量鞭炮，致使火势一度猛烈，幸而此时下起大雨，火没有蔓延到衙署大堂。李龙安在大堂储存火药二三千斤，倘没有这场及时雨，周边一大片房屋以及南海县署、广粮衙署都会被轰成白地。于此可见武营纪律废弛以及武官的昏庸荒谬。

    除郑绍忠、方耀等少数督抚亲信高级武官外，一般武官，尤其是中

    下级武官地位是不高的。从日记看，游击、都司以下的中下级武官对州

    县官都毕恭毕敬。武官并无征收、听讼等权力，补缺极难，而且较之文

    官，武职补缺有更多黑幕。在官场中，文官也看不起中下级武官，省城

    官员们认为，“武营威权不及县官，唯拿小赌小贼则真能操纵自如，盖

    其兵丁与赌窃匪无不通也”。 [230]

    其时大部分军队的军饷都不能如期发放，广东亦然，有些军队连饭都开不了。杜凤治在广宁任上时，驻守当地的陈、马两名哨官来求，“为年事在即，饷领不到手，有三四月无饷矣，行将绝粮，求借十两八两救急”，杜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军饷，只好每人赠以八元作为年礼。 [231] 广东各地积欠的军饷达“三百九十余万之多”。 [232] 军队出动剿匪的费用经常不能保证。同治六年七月，广宁城守营千总饶在田率勇缉捕盗匪，杜凤治了解到县署没有给饶支付“夫马价”，饶只好向典史借10元；杜乃给饶“船饭价”8元。 [233] 光绪三年，武营官员拒绝缉捕，说：“不给口粮，勇俱饿跑，一人空拳，能捉贼乎！”经按察使周恒祺、布政使杨庆麟同意，给有缉捕责任的佐杂和武营发放津贴，才暂时解决了问题。 [234]

    咸丰、同治年间，是近代中国武器更新换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其时广东省外的淮军、湘军，已经大量装备洋枪洋炮，在广东，盗匪也已使用洋枪，但在杜凤治笔下，官兵似乎没有普遍使用洋枪。杜初任广宁时，千总饶在田报告离城三四十里的地方有抢劫事，打算带兵前往督捕，并借抬枪、药袋等物。 [235] 可见，抬枪等较重要的火器保存在县衙，武营缉捕需要时可临时借用。在四会任上的日记也记载了都司江志申请领取武器，但军需局只发给抬枪两杆、鸟枪四杆、藤牌六面、单刀六把，稍后又“在万寿宫道及于协台处取来抬枪、军器若干，火药若干”。 [236]

    然而，在穷得叮当响的下级武官中也有颇为富有的人。四会营守备蔡钊（剑臣），竟有妾一二十人，娼妇居多。蔡死后各妾星散，杜凤治的内跟班梁桂娶其第十二房，来嫁时还带有衣饰财物。 [237] 在武官序列中，守备级别很低，而且武营还普遍欠饷，蔡守备为何养得起一二十个妾？日记没有写蔡钊的财产状况，但提到有一次蔡的勇丁携带私盐回县发卖。 [238] 蔡钊与郑绍忠关系不好，却得四会绅商的好感，郑绍忠打算把蔡撤换，四会绅商想挽留，还打算上省公禀。 [239] 蔡的财产很可能是通过贩卖私盐、收受绅商贿赂以及做其他生意等途径得来。

    （七）学政、主考

    在清代，学政、主考都是与教育、科举有关的官员，地位崇高，在行政上他们并不直接管辖杜凤治，然而，杜凤治作为州县官，尤其是作为首县知县，必须为广东学政、广东主考办差及馈送程仪，故日记留下了不少记载。

    清代每省设立学政一人，由朝廷在进士（多为翰林）出身的京官中简任，各带原衔之品秩，主管一省的学校、士习、文风。学政虽不是“官”而是“差”，但由朝廷特简，并非督、抚下属，即使原为六、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检讨，体制也与督、抚平行，地位在藩、臬之上。 [240]与杜凤治关系最为密切、日记记载也最多的广东学政是杜联（1804～1880）。杜联号莲衢，浙江会稽人。同治五年大考翰詹，杜联得第三名，从正四品的少詹事超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不久放为广东学政，加礼部侍郎衔。杜联任广东学政一年后即解职回乡，十几年后去世。

    杜联是杜凤治出了十服的宗亲，杜联中进士、入翰林后，杜凤治也在京，日记说：“二人同宗、同学、同年，又在京同教书，虽翰苑与公车有别，而家中遭难一箸无存，在都衣粗食淡、徒步无车，自苦自知，景况无不相同。殆予选广东一月后，伊亦得广东学政，大小悬殊，同官无异。”[241] 在杜凤治宦粤初期，杜联是他最有力的后台。广宁士绅闹考是杜凤治宦粤遇到的第一次风波，如果没有杜联，他恐怕难以平安度过。

    杜联在同治五年外放广东学政，同治六年九月即不再留任，回乡后不再出任官职，其中原委，日记没有多写。杜凤治在四会任上时到省城见杜联，日记记：
    谒学宪，见，谈约一时，见其脸上清减，在京时从未见有如此形容，可见办事真辛苦，无怪其每有信来，即谓一时无暇，老景日增，白发满头，精神大不逮前，写字手即发颤……莲云不留真是天恩，如留必将性命放在广东……又私与我说，俟新任到，请假一月不出来矣，外边切勿张扬，除吾叔外无第二人知也。宦资有虎贲一旅，在人不足，而吾亦算罢了，安敢多望？予即答亦可以娱老矣。 [242]

    杜联当了不到一年广东学政，竟憔悴到如此地步，看来他只适合在翰林院、詹事府这类清闲衙门当京官。杜联当京官时安贫若素，出任学政宦囊积有3000两银子就感到满足，不失书生本色。

    接任的学政是胡瑞澜（1818～1886），号筱泉，湖北武昌人，杜凤治对他记载很少。胡瑞澜离任时，两首县赓飏、杨先荣没有按以往“惯例”送程仪5000两（名义上是督、抚以下省城主要官员共送）。因为这宗银两要两县先垫付，全省各州县事后摊还，但实际上多数州县根本不理。赓、杨就只送给胡瑞澜4000元，如按一元相当于0.72两计算减少约四成二。胡瑞澜起初拒绝收下，“有人劝之，言斯文中事，岂同市侩？璧回不好看，且于督抚面上无光，胡不得已收下，两县实省二千余银”。 [243] 胡瑞澜虽然不满，但顾及身份，没有撕破脸。

    后来任学政的何廷谦，号地山（又作棣山），安徽定远人，离任时

    担心杜凤治、胡鉴继续按赓飏、杨先荣的标准送程仪，先托将军、副都

    统同督、抚说，要求按以往的5000两。杜凤治、胡鉴明知为此将赔垫

    4000余两，但为了广东官场面子，承诺“五千金必丝毫不短也”。 [244] 杜

    凤治在日记中议论何廷谦：“何棣翁人皆谓其忠厚老实，到钱财上尚谓

    之忠厚老实乎？学差三年，又逢拔贡年份，七八万金意中事也，尚不足

    也。”杜凤治怀疑何廷谦在广宁生员杨作骧考选拔贡一事上纳贿，“物议

    沸腾”，杜凤治当过广宁知县，对杨作骧八股文写得一般但家境富有的

    情况很清楚。 [245] 后来又写：“何学台在广三年，颇滋物议，即入学如南海额廿名，先取四十名，招覆黜半取半，此非生财之道乎！”[246]

    下一任学政是章鋆（1820～1875），号采南，浙江鄞县人，咸丰壬

    子恩科状元，官至国子监祭酒，死于广东学政任上。章也是杜凤治甲辰

    乡试同年。在罗定知州任上，杜凤治曾谕局绅转谕为儿子雇请枪手考试

    之黄某：请枪手犯法，如果你想儿子中秀才，不如独力出资完成州内的

    建桥工程，学政章鋆是我同年同乡，深有交谊，到时必为力求让你儿子考中。 [247] 虽然杜凤治的日记对章鋆没有负面记述，但这件事也说明章鋆在院试中是可以请托的。

    后一任学政吴宝恕（1832～1890），字子实，江苏吴县人。杜凤治笔下对他很不客气，说吴“在粤四年，颇闹脾气，视财如命，不爱声名；而又生性苛刻，待士子更觉不堪，无怪其为御史所劾也，奏中言语亦甚不堪，谓其吸烟好赌，考试草率”，吴被降三级调用，“发财回苏享福去矣”。 [248]

    日记称吴宝恕主持考试场规甚宽，“一切事均委诸亲、友、‘家人’，以故枪替公行”，“实则内路已通，故装作无闻无见”。吴父曾任香山知县，因当年香山绅士不赞成其父入名宦祠，吴宝恕就对香山考生特别苛刻。 [249] 在武试时，吴“毫无主见，‘家人’揽权”，引发武童不满和闹事。巡抚张兆栋有所风闻，便询问杜凤治，杜凤治不留情面地告诉巡抚：吴宝恕为其夫人要轿子及要一些物件得不到满足，就故意少录和刁难南海县试和府试名列前茅者。 [250]

    每逢乡试之年，朝廷都会向各省派出正、副主考主持考试，主考选拔的资格与学政相近。科举考试是抡才大典，乡试主考的地位也很尊崇。同治九年庚午乡试，广东正主考王祖培（子厚）入粤后身死，考试由副主考谢维藩（麟伯）一人主持。杜凤治在这次乡试中任外帘官，直接同主考打交道的机会不多，日记说“谢麟伯太史毫无脾气，主考如此好极的了，方圆随人，从无挑剔之事”。 [251]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的正、副主考是夏家镐（伯英）、周冠（鼎

    卿），广东官员对夏家镐印象较好，对周冠则多有批评。杜凤治记，周

    冠入粤后就与沿途接待之州县官过不去，“送酒席不收，要折银”，“先

    有信来要新做蟒袍朝衣等物，且要大衣箱四只”。 [252] 出闱后两主考迟

    迟不动身，按惯例每日每位主考伙食12元，周冠要求17两，后不得不给

    10两。“每位主考送千金作为程仪，持督抚、司道、府县帖送去，又门

    包各百金，又折礼各百五十金。两县另送土仪：珍物八色、水礼十二

    色，各自送，两处均同。又公送正主考百金，副主考亦同。”与两主考

    同年、同乡或有其他私人关系的官员再加送。周冠为多得程仪，滥认同

    年；上船后声称还要耽搁10天，拉扯渔利。传说新举人孔昭仁乃盐商之

    子，出头在新科举人中之有家业者纠集得三四千两银赠周，夏家镐不得

    不陪着逗留。周冠“无日不小轿进城张罗拉扯，声名大坏，秽德彰

    闻”，“无日不拜客，无日不宴会，且无日不到河下饮花酒，要钱不要

    名”。番禺知县胡鉴是周冠同年，送干礼200两，周冠派人质问南海为何

    不送？杜只好向来人说明送主考礼的规矩，南海县已按数额送够了。

    [253] 两主考行至清远，清远知县郑晓如（意堂）因周冠求索太多，

    郑“不但程仪不送，于寻常应酬亦多脱略”。郑与周本有交谊，和周诗

    云：“岭南官味如鸡肋，海上仙槎有风声；笑我忝为东道主，廉泉难慰

    故人情。”表示就算官不当了也不会满足他的要求。周冠大怒，但也奈

    何不了郑晓如。 [254]

    光绪元年乙亥恩科乡试副主考朱琛起程后停泊花埭（主考吴宝恕留广东任学政），“差‘家人’向科场厅索补程仪二千五百之数，并说出京时前科副主考周大人说向例科场厅备送程仪五千两，每位二千五百两，何以此次不照章送云云。科场厅及两县回明抚台。补送至二千两方去”。[255]

    光绪二年广东丙子科乡试正、副主考是王之翰、郁昆，杜凤治笔下对这两位主考还算客气（与郁同乡且有年谊，对王也颇尊重）。传闻此前周冠任副主考得万金，朱琛“由西号只汇一批是七千金”，郁昆对杜说自己这次只共得到六千余金，正主考还略少些。王、郁对程仪、馈送也颇为斤斤计较，王之翰嫌督、抚赠送程仪只各二百两太少，不满形于辞色。郁昆托方功惠购书四部，其中一部方功惠赠送，其余三部的书价就由杜凤治“报效”了。 [256]

    在清代，内阁、礼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

    为清贵官，出任学政、主考者多为这类官员。他们地位尊崇，本应注重

    道德形象，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

    自重。尽管他下笔时因亲疏、恩怨、好恶等因素有所偏颇，某些细节或

    有夸大，但清贵官要钱不要脸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这些穷翰

    林、穷京官，平日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好不容易出任学政、主考，对

    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生唯一可以获得大宗收入的机会，而且他们回京

    后应酬支出也不会少，所以就千方百计拼命要钱了。日记中关于学政、主考要钱的生动描写，是清代“无官不贪”的真实写照。

    三 官场的底层

    （一）官场磕头虫

    在清朝，佐杂被戏称为“磕头虫”，因为佐杂见到比自己高的官员经

    常得磕头。佐杂包括州县官的佐贰官州判、州同、县丞、主簿，书吏首

    领官吏目、典史以及杂职官巡检、河泊所所官等，他们都处于官场底

    层。佐杂记录自己宦迹的著作存世者少，即使是州县官、幕客的著作，

    有关佐杂的内容也不多。晚清谴责小说有不少对佐杂的描写，但毕竟是

    小说家言。杜凤治日记对这些官场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则有不少可信而又生动细致的记述。

    佐杂地位低微，极个别佐杂因缘际会成为高官，如丁日昌、钟谦钧、张荫桓等，少数佐杂也有可能晋升，但绝大部分佐杂终生只能在官场底层浮沉。不过，佐杂准入门槛低，补缺委差的机会相对也多，又不会像州县官那样动辄亏累，因此，愿意当佐杂者大有人在。杜凤治本来想为自己的侄儿杜子楢捐个通判，杜子楢在省城办事时碰到亲戚陶子筠（友松，候补同知），后者极力怂恿他捐典史，杜子楢考虑后就先斩后奏挪用了乃叔的银两报捐，并写信给他说“与其为候补摇头大老爷，不如作实缺磕头虫”，杜凤治也就认可了。 [257]

    佐杂毕竟是朝廷命官，在庶民和下层绅士面前也可以威风八面。罗

    定州署理州判刘源培（少庄）到罗定后盘缠用尽，没法向船家支付船

    价，又筹不到赴任所的费用（州判驻罗镜，离州城80余里），杜凤治感

    叹“据此可见作候补小官之难”，乃命账房借给他10两银赴任。 [258] 几个

    月后刘源培拜见到罗镜下乡催征的杜凤治，杜发现刘乘坐的是“四人银

    顶大轿”，刘另外还有一乘小轿。杜凤治对这个从七品的苦缺穷官竟有

    两乘轿子感到很奇怪。 [259] 晋康司巡检刘嵩龄官更小（从九品），其妻

    出行也坐四人轿，开锣喝道，“两清道旗、四高帽、二皂班，红伞四

    人”。杜凤治还以为乘轿的是西宁知县。 [260] 夜护司巡检马炳弧喜欢赌

    博，在罗定一次就输一二百元，路过肇庆又赌输数百元。 [261] 如果没有

    较多额外收入，这些芝麻官不可能维持如此的排场和开支。

    如同州县官一样，佐杂不同官缺，境遇大不一样。例如，广东省城

    的河泊所（未入流）曾是著名优缺。传说雍正皇帝某年除夕微服到内

    阁，见一供事蓝某独自留守，蓝某不知来者是皇帝，但对谈间予雍正很

    好印象。雍正得知供事差满可得一小官，就问蓝某什么小官最好。蓝某

    答，如果运气好，选得广东河泊所所官就高兴了，因为“以其近海，舟

    楫往来多有馈送耳”。后雍正乃谕以蓝某任此职。 [262] 有一次，布政使

    问起河泊所是否优缺，杜凤治回答：“向为极优之缺，今大不如前，尚

    敷日用，微可沾润。”[263] 有的佐杂缺收入更丰，杜凤治熟人之子刘某署理顺德都宁司巡检十个月，“据云可余五六七千金”， [264] 竟是杜联任广东学政一年宦囊的两倍。

    省级高官也未必尽知佐杂各缺的“优”与“苦”。有一次布政使邓廷楠

    同杜凤治谈起，瑞麟命予督署监印的邱与春一优缺，于是就予以九江主

    簿，但“九江缺向无佳名，仅有饭吃耳”；瑞麟又对邓说九江苦瘠，要另

    委佳缺。邓就拿出官缺簿同杜凤治讨论南海县的黄鼎司、五斗司、江浦

    司以及南海典史等缺，杜凤治又说“番（禺）属历来茭塘著名，近来不

    及沙湾”，两人还讨论了顺德、香山、东莞、新会各属巡检、典史各缺

    的优劣。 [265] 广府六大县这些佐杂缺的所谓优劣，无非是能否获得额外

    的“规费”。佐杂缺的优劣由很多因素决定。例如，东莞县县丞驻东江商

    业繁盛城镇石龙，被视为“广省县丞第一缺”。 [266] 南海县县丞以及五斗

    司巡检也是著名的优缺。而新安县属的九龙司巡检，因“在香港下游海

    面对过，竟在海外，缺瘠苦，有夷务”，所以佐杂们都视为畏途。 [267]佐杂缺的优劣也不固定，如揭阳河婆司巡检缺，“以前本有金河婆之谣，今则不特无饭吃，即粥亦无得吃矣”。 [268]佐杂的法定收入（俸禄加养廉）充其量不过一百几十两白银。 [269]佐杂无论如何节省，靠法定收入也难以度日，遑论办公和馈送上司了。

    佐杂一般没有直接征税、听讼的权力，何以能得到额外收入，有些佐杂

    还收入颇丰？通常，佐杂有缉捕权责，这就是佐杂得到贿赂的重要来

    源。如罗定州属下的西宁县，地处水陆交通要道，颇为热闹，摊馆等赌

    业发达，典史每年收入一两千元，主要从收赌规而来。 [270] 晋康司巡检

    是罗定州知州直接管辖的属官，但驻地在西宁县的连滩。“连滩地方甚

    大，凡有赌馆、娼寮、烟馆、小押规矩，皆归晋康司收也。”[271] 赌博违法，但对统治秩序又不至造成严重冲击；要求赌博业者缴纳赌规，也不至于像勒索民众那样会引致激烈反抗。官员受贿后的默许，是赌业得

    以公开、半公开经营的条件。州县官一般不敢直接庇赌收规，而佐杂级

    别低，无须多所顾忌，又有维持治安权责，因此收受赌规是普遍现象。

    武弁、书吏、衙役、州县官“家人”、地方绅士都会庇赌收规，但都很难

    撇开佐杂。佐杂的赌规收入也会通过节寿礼等形式同州县官以及更高级的上司分享。

    有些佐杂甚至默许在衙门开赌，番禺县丞就如此。上司觉得不成体

    统，但广州知府是因他祭祀误事才给他记大过一次，并无追究其开赌之

    事。 [272] 杜凤治的下属神安司巡检汪铭恩“在衙门开赌，继则借拿白鸽

    票为名到处督役拿人讹财”，与局绅互控，闹到新闻纸也登载了，上司

    才不得不把他撤任。 [273] 候补佐杂王光照甚至在布政使衙门库厅署前私

    收白鸽票，还持刀砍伤前来索赌规者。布政使邓廷楠很恼火，要杜凤

    治“只饬令他速速迁移，如敢逗留，定行参办”，杜凤治按藩台指示，要

    王光照三天内从藩署搬走，否则禀报上司参革其功名，但并无更严厉的

    举措。 [274] 可见佐杂庇赌、开赌，只要不闹出大乱子，各级官员都抱相当宽容的态度。

    佐杂手下的资源、人员都不多，对付小股盗匪甚至闹事乡民往往也

    会处于下风。杜凤治第一次任南海知县时就有两个巡检司衙署被盗匪抢

    劫。同治十年十月，盗贼二三十人，半夜明火持械入黄鼎司巡检署抢

    劫，把巡检李腾骧（雨村）一家所有财物、衣服抢去无遗，幸而官印未

    失。巡检本有缉捕之责，巡检署竟被盗贼抢劫，故不便禀报上司。杜凤

    治同广州知府商量把巡检署遭劫改报为“因窃失物”，为李腾骧保全了面

    子，使其免受严重处分。 [275] 次年十二月，江浦司巡检署又被劫，二十

    余盗匪夜里入署将巡检朱铣（北台）的财物、衣服搜劫一空。黄鼎司巡

    检衙门设于紫洞，江浦司巡检衙门设于官山，两处均为人烟稠密、商业

    繁盛的墟镇，设巡检本为维持该处治安，谁知巡检连自己的衙署也保不

    住。杜凤治慨叹：“初设之时原因地方可虞，令其镇压，岂知一巡检

    耳，弓兵无几，岂能有为乎？”[276]

    杜凤治任罗定知州时，东安县下属的西山司巡检朱有筠带领弓兵、

    差役20多人到欧村捉拿命案、窃案疑犯，与乡人冲突，弓兵赖某被乡人

    用竹铳轰毙。赖妻曾氏率数妇人到巡检署要求抚恤银200两，朱已躲

    匿，朱女与之理论，赖曾氏妓女出身，出口粗蠢，“言老爷不见，如无

    银与我，只可将小姐拉去卖了，尚可卖得一百八十与我们了事。小姐羞

    愤服毒自尽”。 [277] 朱巡检已70多岁，只能恐吓欺压良民，应不具备缉

    捕能力，出乱子后也无法应付，致使自己的女儿自杀。于此也反映出佐杂缺乏权威及实力的状况。

    佐杂地位低下，没有自尊，很多佐杂对各级上司委缺委差“不公”以

    及各种需索怀有不满情绪。日记提到，有人在同治十二年新年张贴讽刺

    总督、巡抚的对联。在瑞麟过生日时，“督署后墙画一大尿泡，有一人

    持而吹之，上有题名更不堪也，是皆不得志之佐杂为之也”。 [278] 此事也是清代已有政治漫画的一个例证。

    （二）佐杂与州县官

    县丞、主簿、巡检、典史等是州县官下属的佐杂官，少数州县佐贰

    官有单独的衙署，如南海县丞驻省城西关，南海主簿驻九江镇，因为不

    与主官同衙，权力大一些。巡检多数不与州县官同城，也有一定独立的权力。

    近年学界对清代佐杂与州县的关系颇为关注，一些学者提出，清中

    叶后逐步形成“佐杂分防制”，佐杂分防管辖一定地域，构成州县以下一

    级政权机构。 [279] 这些学者的论点有一定道理，有些著作写得还相当出

    色。 [280] 在本目有限的篇幅内，笔者很难对“佐杂分防制”这个复杂的问

    题展开太多讨论。 [281] 考虑到谈论本问题的学者多关注广东，尤其关注

    广州府的几个县，而在引用的史料中较少州县官的著述，基本没有引用

    过杜凤治的日记，故本目以杜凤治与下属佐杂的关系为例，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些补充。

    如果把“分防”理解为在一定辖境内维持治安，那不会有任何不同意

    见；但如果把“分防”理解为州县以下的一个行政区划级别，可能就要斟

    酌一下了。清朝的职官设置无法支持在全国实行作为行政区划的“佐杂

    分防制”。据《光绪会典》，全国共有县1314个，分别设置县丞共345

    缺、主簿共55缺、典史共1307缺、巡检共908缺。 [282] 从上面的数字可

    知，每县设立的行政佐杂官平均不到两缺，仅此一点即可知普遍建立行

    政区划的“分防”制度是不可能的。有的县佐杂官会多一些，尤其是广东

    的县，如广府六大县分别设立巡检3～6缺，但有些州县没有巡检，有些

    州县总共只有一两名佐杂。如广宁只有一名典史而无巡检，四会只有一

    典史、一巡检，两县都不可能实行典章所无的行政区划“佐杂分防制”。

    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个地方的佐杂没有衙署。如潮阳县门辟司巡

    检衙署早已毁坏，巡检多年住在县城。 [283] 番禺县鹿步司巡检也无衙

    署，仅借一道观住。 [284] 曲江县濛里司巡检“以衙署久废，在乌石盖搭

    篷寮作衙署”，乌石距离濛里10里。 [285] 罗定州州判与知州不同城，驻

    在离州城80余里的罗镜墟，也没有衙署，州判刘源培租民房居住、办

    公，“土墙泥地，破烂不堪”，其前任王廷照借庙宇居住、办公，条件更差。 [286]

    巡检司长期没有衙署并非个别现象。南海县五斗司巡检是著名佐杂

    优缺，衙署曾设立于佛山，但相当长时间“巡检皆僦民舍，并无实署”，

    何时设在佛山也不可考，几种方志都说不清楚巡检衙署所在。 [287] 香山

    县的黄梁都地处沿海，离县城很远，交通极为不便，黄梁都巡检司又只

    辖黄梁都一个都，所以如果真有行政区划的“佐杂分防制”，黄梁都应具

    有典型意义。然而，同治、光绪年间，在香山县斗门墟的黄梁都巡检

    署“已圮”，“巡检常侨寓县城”。 [288] 黄梁都司巡检既然经常驻在远离辖

    境的县城，以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绝不可能经常、有效地管治辖

    地。 [289] 清末的资料显示，黄梁都巡检司下辖的武力远少于该都士绅掌

    握的防海公局，知县有事也直接谕令防海公局局绅办理，并不通过巡检司。 [290]

    如果其时佐杂已成为州县以下的一级政权机构，那就很难解释不少

    佐杂长期没有衙署，甚至官员长期住在县城的情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

    也难以找到事例说明佐杂辖区是州县以下行政区划。

    州县官的主要公务是教化、考试、征收、听讼、缉捕，如果佐杂是

    一级权力机构，上述权责也应基本存在。然而，看杜凤治日记，佐杂比

    较独立的权责只偏重于缉捕，所谓分防也只偏重于防御盗匪。在县试环

    节，佐杂或会承担维持考试秩序等事务，但出题、阅卷、出图等就不会

    参与。至于征收赋税，只有个别佐杂有征收权责，如新安县丞管粮，每

    年“约有二百余元余羡”。 [291] 在杜凤治任职的所有州县，属下的佐杂却

    极少参与征粮，更没有分管一定辖境的粮务。同治十年九月，九江主簿

    朱朝征卸任，杜凤治就请其充任南海县的催征委员。 [292] 朱在任时却并

    未参与催征。同治十三年冬，杜凤治面谕署理州判刘崇龄“接印后代为

    比较殷丁催粮”。 [293] 佐杂刘崇龄“比较殷丁”只是州县官单次授权代

    办，而非本身日常权责。

    同治八年，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对下属的巡检、典史出具考语：

    南津司巡检龚葆球，去腊莅任，本缺瘠苦殊常，前数署任

    拘拘窘守，无可施为。该员业已踵补，力图振作，巡缉颇勤，

    而于经管基围，常自亲历查阅，随时督饬培筑。年正壮强，才

    力似堪造就。

    典史谢鉁，莅此数载，绅民均无异词，人实安详，办事亦

    勤慎，严寒酷暑，又肯抚恤罪囚。城内外民居铺户向多窃案，

    囚系累累。自去春三月起，谕令邻族保领改过，或给小本负贩

    谋生，而于东门外金龄观设立团防局，与武营轮日梭巡。该员

    年壮耐劳，无论茫雨深宵，往往不时便衣猝出抽查，并密察兵

    役勤惰。年余以来报窃甚稀，颇资臂助。 [294]

    从杜凤治的考语可知巡检、典史都有维护治安之权责，巡检还

    要“经管基围”，典史则要管理监羁，但都没有提及其他权责。有一次谢

    鉁面禀数事：“一为奉札查围基；一为奉封花会赌房桌椅；一为某氏因

    失一衣与同宗之叔姑争闹，已经绅士呈禀事小调处了结；一为仓谷一粒

    无有，前奉面谕以早造丰收，通告绅士递禀请捐，按田亩科收。”

    [295]

    杜凤治与谢鉁堂属关系极好，但看来谢鉁并无独立权力，所有任务都是

    知县指派，连处置妇女丢失一件衣服的微小案件都要向知县禀报。

    那么，佐杂是否有“听讼”权责？近年有学者对清代佐杂审判权做了

    研究，认为“清代的佐杂逐步获得了命案代验权”，“佐杂在州县之下发

    挥着一级审判机关的作用”。 [296] 杜凤治日记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不

    少资料。

    按清朝制度，连同知、通判等级别较高的府级佐贰官也不能擅受词

    讼。佛山同知乔文蔚“擅受出差，被乡人殴差致毙”，惹上大麻烦，知府

    告诉他“凡呈控伊处之案”必须发交南海县，同知“出差即为擅受”，乔只

    好找杜凤治求助。 [297]

    杜凤治属下的佐杂确实有参与审案的。同治六年七月，杜凤治下乡

    剿匪，临行前将两三件案子交幕客顾学传批示，由典史张国恩审讯。

    [298] 几年后再任广宁时，典史仍是张国恩。有一次，杜凤治对张

    说：“三仓羁所新拿盗犯未认供者，你有空可来代予研讯取供，分别数

    等，或应解或应就地严办，或稍有可原礅禁，或真冤者省释，一有就

    绪，可以请师爷办理。”

    [299] 典史张国恩代为审案是知县指派，而且最

    后要“请师爷办理”，可见他并不是州县以下一级有审判权的官员。日记

    还有不少指派、委托佐杂完成审讯、顺供（犯人上解前再审讯一次将供

    词定稿）、验尸、勘查、丈量等事务的记载。

    然而，有些佐杂擅受词讼，州县官却难以处置。例如，罗定州吏目

    钟诰（菊泉）“目无法纪，居然收词出票、签差拿人、收押讯断”，“自

    以为应如是也”，杜凤治署理知州后，钟诰经杜提醒后稍为敛迹，不久

    又故态复萌，仍受词押人。杜凤治大为生气，严词批饬，并命将所押者

    立即提到州衙。 [300] 但他后来看到钟诰收入太少日子难过，就又把“无

    关紧要之事批与数件”让钟诰处置。 [301] 其实罗定州前任知州饶世贞已

    同杜谈及钟诰目无上司、把上司交其看管的人擅自释放、擅自押人等

    事。 [302] 钟诰的例子，说明佐杂设法分享、侵蚀州县官司法权力是常见

    之事。颟顸的州县官就无可奈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表示一下不

    满；而杜凤治这种精明强势的州县官则会予以警告和限制。但完全不让

    佐杂听讼，佐杂又无法获得额外收入，所以仍会让佐杂办一些案件。

    佐杂有缉捕的权责，缉捕与听讼难以截然分开，乡民有纠纷往往会

    就近到佐杂衙署控案。同治十三年罗定州发生一宗坟山争界案，两造先

    向州判王廷照提起诉讼，后又告到知州衙署。这次，杜凤治没有指责州

    判擅受，只谕令州判要同绅士一起亲临该山督饬两姓立定界石，落实知

    州的判决。 [303] 光绪元年，西宁县发生一宗佃租纠纷案，其中一造到夜

    护司巡检署提出控诉，接着，“夜护司擅收呈词，票差弓役到乡滋扰”，

    惹出点小乱子，局绅就向杜凤治禀报。杜乃派差役传讯两造处置，对夜

    护司巡检“特札申饬，并令将票收回涂销，约束弓兵，免干参处”。 [304]

    在此案中，夜护司巡检“擅受呈词”并未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他能摆

    平两造、顺利息讼，杜凤治就不再追究了。

    南海县公务繁忙，杜凤治把很多案件委派候补佐杂审讯。光绪三

    年，南海县审案的小委员祝华封刑讯致死疑犯，按察使周恒祺认为即使

    知县派委员讯案，也不应聘请佐杂，巡抚张兆栋更反对佐杂审案。杜向

    巡抚解释以佐杂当小委员审案，是因南、番盗案多，同、通、州、县大

    委员不可能经常驻在县署，佐杂住在县署，可呼之即来随时审案。 [305]

    杜凤治聘请佐杂审案，除便于指挥外，估计还有节省薪水的考虑。知县

    对县署的案件都审不过来，四乡大量案件，部分由绅士掌控的公局处

    置，部分则由巡检司处置了。光绪八年，杜凤治在绍兴家乡阅读《申

    报》，得知昔日的下属南海县江浦司巡检鲁元东因“擅受民词，不安本

    分”被革职永不叙用。杜在“擅受民词”下注上“家家卖私酒，不破是好

    手”十个字， [306] 可见巡检“擅受民词”是普遍现象。南海县丞恩佑本来

    没有缉捕、听讼的权责，但因有瑞麟信任，也“往往擅发告示、封房

    屋、收呈词、审案”。 [307]

    清朝制度设计有太多脱离实际之处，佐杂不得听讼即其一端。州县

    官特别是首县知县，公务繁忙、案件多，不让佐杂审案是不可能的，各

    级官员都不得不默认佐杂听讼的事实。杜凤治反对的只是佐杂未经自己

    同意擅自听讼，或佐杂侵权太过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给自己带来较

    大麻烦。

    （三）多如牛毛的委员

    所谓委员，是省、道、府衙门为某项公务临时委派到下级衙门调

    查、监督、催促或参与处置的官员。派到州县衙门的委员，大部分情况

    下是候补、候缺的佐杂。

    在清朝成文的法典上并无委员的位置，“委员”这个称谓估计也是官

    场约定俗成而来，因此，有些关于清朝典章制度的工具书也没有为“委

    员”设立条目。 [308] 魏光奇从“上司对州县行政的督导检查加重州县负

    担”的角度，对上级衙门为督导检查委派官员、候补人员做了论述。 [309]

    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委员是上级衙门对州县进行管理、监督的常规办

    法，不同的上级衙门会因不同原因往州县派出委员，接待、应对委员成

    为州县官的一项烦心事。

    在多数情况下，州县官与上司之间都按会典等成文法规以及各种官

    场惯例运作，通过公文进行禀报、请示、审批、谕令，还可以通过私人

    信件沟通（有时是上下级衙门幕客之间或“家人”之间）。在当时的交通

    通信条件下，上司亲临各州县督察或命令地方州县官到上司衙门所在地

    汇报，很难经常进行，所以，上司要派出专门的代表——委员，到州县

    衙门调查、催促、督办。

    如果不是站在州县官的立场，而是从行政运作的角度看，派出委员

    具有一定合理性。例如，在省城，实缺在任官员无论如何无法完全承担

    所有公务，为了省城的治安，就设立了多名“查街委员”。杜凤治为审案

    也在典制规定的范围外延请了几位小官做审案委员，为催征委派了多名

    佐杂做催征委员。又如钱粮迟一些上解对州县官有利，但布政使为保证

    钱粮足额、准时奏销就会不断催促，除公文外再派委员去催促，这样，

    州县官才会随时感受到压力，不敢过于拖延。再如，州县各房违规承充

    等事，如果上司不监督，州县官可从违规者那里获得更多好处，所以，

    上司就必须派出人员监督法规的落实。

    有时，遇到州县官难以处置的重大事件、案件，上级衙门会派出级

    别比较高的委员。如同治六年冬，广宁士绅因对钱粮征收不满抵制县

    试，虽然后来定性为“闹考”而不是更严重的“罢考”，但毕竟是非常事

    件，杜凤治为此向各级上司发出通禀，督、抚便命藩、臬派出委员调查

    处置，于是，前雷州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就作为委员专程到广

    宁，会同肇罗道王澍以及肇庆府教授陈遇清（已被委派代理广宁学官）

    办理。闹考事体大，所以派出的是级别较高的“大委员”。周、俞代表省

    级高官而来，杜凤治必须接受其调查、督导，即使王澍也要给两人面

    子。杜凤治本人也在同治九年受藩台派遣作为委员到潮阳县催征。但派

    出州县官级别“大委员”的情况较少，杜凤治接待的多数是例行公事、可

    有可无的“小委员”。

    杜凤治还未正式坐上县衙大堂，就见识了委员。同治五年十月，他

    首次赴任广宁途经肇庆，遇到一位候补州判李召南（荫堂），知道他是

    广宁查河道之委员。所谓查河道，就是检查各州县有无认真缉捕盗匪、

    保持河道畅通，但此差“向来不去，每月薪水费十两”。李召南因前任广

    宁知县张希京只按20天算每月给7两，特来拜访要求杜凤治给足10两。

    杜凤治感叹：“可见委员之苦，亦此公卑鄙可知。”

    [310] 这位李召南一年

    以后又作为“催府院试经费委员”来到广宁，其时因为巡抚蒋益澧规定减

    米羡后“省、府委员在省、府给发盘缠，不准在州县取索分文，各州县

    不准照送程仪”，杜表示要按新章程办，李恳求不遂乃在县衙大闹。 [311]

    但所谓州县不准送程仪给委员的新规定根本行不通。

    委员程仪成为州县官的一项大负担。前文提到的来广宁处理闹考事

    件的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两个“大委员”，杜凤治就分别送“过

    山礼”100元和50两。 [312] “小委员”虽不必送那么多，但其人数众多，纷

    至沓来，加起来数额也不少。州县官如果不打点好委员，有时就会有麻

    烦。同治八年末，委员戴某系巡抚亲信，到广府各属催兵米，早就通知

    各州县程仪“格外从丰”，但东莞知县叶大同“照常致送”，“此人回省于

    抚军面前说叶八百金纳一妓女”，于是巡抚打算将叶撤任，虽有藩台为

    之排解，但最后叶大同仍被撤。 [313]

    大部分委员的差事有名无实，多数是上级衙门为调剂、照顾小官、

    穷官的一种惯例，无缺的穷官、小官也千方百计恳求差使，获得程仪成

    为委员的唯一目的，差事本身变得可有可无。委员本人通常不到出差的

    州县，只要求州县官把销差文和程仪寄去，上司也完全明白。州县官当

    然宁可委员不到，因为至少可以节省舟楫、食宿等费用，同时也免得委

    员找到什么把柄在上司面前进谗。有些缺乏官场经验的委员，真的下到

    州县，反成为例外。光绪元年三月，杜凤治得知“交代局委催历任交代

    委员”要来罗定，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此等扯淡之事，又要老子应酬花

    费”。不过，这次的委员孙鼎教过杜凤治的孙子读书，因此杜对他比较

    客气。孙鼎初次得差，所以打算真的到各州县去。杜凤治大笑，对孙

    说：“此等差使本可无须出省，差人去要文件、程仪而已。”于是建议他

    回省城，应允替他写信给茂名、石城（今廉江），让两地知县直接把销

    差文、程仪寄给他，孙鼎“始恍然欣然叩谢”。 [314]

    杜凤治经常会遇到为不可思议的事务派来的委员。同治十三年，候补知县林兆南奉藩台委催地丁，去信罗定州衙表示“定须亲到，盖为有奉谕密查事”，透露说是查瑶人投诚事，又提及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差役在三水地方缉匪逼死人命一案，详情到时向杜面言。但到罗定后林并未再提及三水之事。杜凤治想到罗定州并无瑶、僮、黎、苗人，但不知就里，所以就请幕客但鸿恩详考方志禀复。 [315] 林兆南向杜凤治透露情况，又故意不说清楚，无非是希望得到额外报酬和拉关系。杜凤治各任上，来查办事件的多个委员都向杜凤治透露相关信息，把省中高官的一些矛盾告诉杜，甚至为他支招。

    因为程仪由州县官承担，所以上司完全不必考虑委派委员的成本。例如，按察使派委员到罗定州催同治十三年赃赎银两，“核查年仅二十两耳，亦发委员，程仪、一切用项反浮于应解之数”。 [316] 而且，上司衙门之间缺乏沟通，不同上司为同一件事重复派出委员是常有的事。如同治七年十月，知府、道台、按察使便都分别派委员例行查监羁。 [317]候补从九陈明玉为肇罗道童秀春治病有功，童乃委派他到各属县“查各房书吏役满有无逗留把持及应承充典吏事”。杜凤治对道台为谢医而让州县破费很恼火：
    谕门上转谕各房，譬如恶鬼得病，总须有几挂纸钱、几碗酒饭送之出，方可无事。自去见委员，应送规例，如伊不足，稍稍益之，亦无奈何也。此查各房有无冒充及役满逗留把持或改名顶充典吏。向来道台只委一差役，照例一查，房中费几个钱而已。兹为此发委员，越弄越新鲜，道台何知，皆这班不要脸之委员设法去钻求。陈明玉又拿出密札来看，亦与札中语大同小异，亦系力求讨来，可以加意恐吓。上司不明白，嗣后作牧令者更难矣！

    陈委员胃口很大，想每房出洋10元，但书吏只肯总共送12元。陈一再要求见杜凤治，杜不胜其烦，要其见师爷、账房，或与门上说，并说明“各房实清苦，不能多出，即我亦无法也”。 [318]

    杜凤治曾复函番禺知县胡鉴讨论委员之弊，抱怨上司衙门完全不体谅州县官的艰难。信中提到藩司为催同治十年到十二年的奏销册籍，连委四员，而道台奉藩司移会又派三员，但人都不到，只要程仪。杜凤治认为州县官为了前程不可能不解奏销册籍，而且罗定州实际上早已经上解。粮道派委员催米更是没有道理，因粮道无参、劾、揭、摘之权，州县官不理，粮道也无可奈何；而且不区别清解与未解的州县，一律派委员去催，不解的州县反占便宜。高明知县吴福田没有什么后台，但不理粮道，粮道也拿他没有办法。 [319]

    （四）穷官、苦官、老官

    在清朝，当官是最有地位、最可牟利的职业，然而，官员群体中也有一批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较长时间无缺无差的“黑官”“冷官”，尤其是下层官员，很大可能就成为穷官、苦官。清人的著述中已对清朝候补官员多，无缺无差者日子难过的情况做了概括：“自咸、同以迄光绪，其间捐例迭开，纳粟入官之徒，各县皆有，多至恒河沙数。”“光、宣间，各省官僚自道员以至未入流，多者可数千人，需次者日多，槁饿以死者所在皆有。”[320] 晚清各种笔记以及《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对这些群体有不少生动描写。有学者也依据各种资料对这些长期无缺可补、无差可委的下级官员的境地做过论述。 [321] 杜凤治在日记中对穷官、苦官的大量记述，均为亲见亲闻。

    清朝只给在任实缺官员发放俸禄和养廉，而且计算得很抠门，一旦

    撤任或离任，俸禄、养廉立即停发。虽然俸禄、养廉只是官员收入的一

    部分，对州县官而言甚至只是小部分，然而，一旦无缺，所有合法非

    法、合惯例不合惯例、公开的或上不了桌面的收入就基本没有了。在当

    时，无缺的官员，除谋得差使或为其他官员做书启幕客、帮忙阅文等以

    外，很难另谋职业获得收入，但其本人、家庭甚至亲族的生活仍要支

    出，此外还得维持官员的起码排场，如果没有足够积蓄、田产或商业投

    资收入就会穷困不堪。杜凤治卸任四会后大约有四个月赋闲，然后有赴

    潮阳催征几个月的差事。他本是个穷书生，初任广宁和署理四会时不仅

    没有积蓄，且有亏累，一段时间补缺前景又不明朗，在最困难的时候，向银号借债也借不到。再任广宁后，杜凤治与另一位知县王寿仁（溥堂）谈起无缺十多年的旗人文焌署理封川知县，王说十余年未见此人署事，不知其如何度日。杜从文焌的事就说到自己仅仅赋闲一年多，有月入百元之差使，尚有不堪之势，如不能再任广宁，真朝不及夕，不堪设想。 [322]

    杜在日记中写了不少穷官。杜凤治的浙江同乡柳应乔（子谦）因案撤任，离恩平时财物被绅士指使的盗匪抢劫一空。 [323] 几年过去，柳应乔无缺无差，恳求杜凤治在肇罗道方濬师面前说好话。杜凤治就向道台说，柳“近来际遇，真是山穷水尽，寓中早不谋夕，竟有断炊之忧”，求道台即使不能设法使之得缺，也要给他一个差事以便度日，但被方濬师拒绝了。 [324] 柳应乔“家口繁多，每日饔飧不继”，家有病人无钱医治，一筹莫展，只好不断向杜凤治求借，说是借，其实不可能还，杜凤治感叹“无底之壑如何填得满乎！”[325]

    另一位穷冷的知县屈鸣珍（子御），同治五年与杜凤治一起选官分

    发来粤，曾任海丰知县，几个月后被撤任，后委署苦缺陵水，不久又

    撤。屈在杜笔下是一个老实委琐、能力有限的人，上司知府冯端本看不

    起他，于是长期赋闲。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有一次方濬师来省城同杜

    说屈鸣珍“赋闲太久，家中连茶碗都卖尽矣，即不能另委缺或回任，可

    否予一常差，俾得有饭啖就可矣”，想到杜同知府冯端本关系良好，希

    望杜凤治向冯进言。杜虽然口头答应，但心里想：“大人只知道屈子

    御，同、通不计，即州、县官厅中，且勿论候补者，其曾任实缺而冷灶无烟早不谋者，岂独一屈子御哉！”[326]

    杜凤治的远亲陈元顼（幼笙）无缺无差，“光景已将断炊，典质殆尽”，杜凤治乃延请他在南海县审案，每月50元。 [327]

    杜凤治第一次署理罗定州的后任张观美（砚秋），自称63岁，“到广十二年，仅署嘉应州一次，现第二次，五子十四孙，人口嗷嗷，筋疲力尽”。杜凤治由此想到来广东当官可以发财之说真是误人。 [328] 不过，有机会接署罗定知州，张观美的境遇会立即改善。

    如果州县官在任上有亏累，一旦身故，家属立即失去生活来源，而且清朝还有向亏累官员子孙追偿的规定，这些“故员”亲属便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同治六年十二月，杜凤治的同年四会知县雷树镛（达夫）病死，杜收到雷署名的信件，判断是雷死后其家人所写。此信以雷树镛名义说自己病情日重，“殆将不起，家贫子幼，家乡万里，在粤十年，前署清远即有亏累，两任四会交代虽无牵连，而身上亏空不下四五千金，诚恐家口难归。同年至好，及未填沟壑，以家口为托，俾得回家不致流落云云”。 [329] 杜对雷的亲属稍有帮助，接任后不得不承担了雷的部分亏空。自肇罗道台、肇庆知府以下各官给雷的亲属捐凑了一笔银两，守备蔡钊等官又在四会绅士中张罗了六七百金，雷的亲属方得动身扶柩回省城。 [330]

    对穷官、苦官以及已故穷官的亲属，上司会定期予以一定资助。同

    治十一年元旦前，广州府发放穷员周恤银两，包括杜凤治在内一干同、

    通、州、县官也到场，“各省皆有人，以便认识，免其假冒”。 [331] 第二

    年年末，广州府又按等级发放穷员度岁周恤银，已革道员朱某50两，

    同、通、州、县“三十、二十不等”，佐杂“极贫十金，有老而贫者加五

    两，次贫五金或酌加二金三金不等”，但“不贫而冒者颇多”。 [332] 同治

    十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广州府仍按惯例“放散穷员银两并故员家属贫不

    能归者”，“穷员有极贫、次贫、又次贫之分，五两、七两、八两、十

    两、十二两，至十五两极贫矣。家属一律每家银五两”。日记说，这项

    对穷官的资助措施是瑞麟倡议的，举行了五六年，由闱姓提款，南海、

    番禺两县每县也捐300两。发放时“人多嘈杂，争多厌少”，南、番两首

    县要到场监放。 [333] 于此可见“穷员”之多。丁浩（松亭）曾任广州、琼

    州知府，身故后家属也要来领穷员运柩银两，杜凤治觉得实在太丢官场

    脸面，于是请示广州知府冯端本另行办理。 [334]

    清朝没有法定致仕的年龄，一些下级官员耄耋之年还在官场趋附奔

    走。日记也记录了多名这样的老官。通判张淦（忍庵）来广东30年，已

    70多岁，无缺无差，一再恳求杜凤治帮忙。有一次杜凤治为他求安良局

    差事，按察使说张“龙钟太甚，足不能行，目不能视”，怎能当差？后来

    还是得到“禀催各州县秋工经费”的差事，本人不必去也不能去，杜凤治

    只好为他致函各州县把程仪从丰寄送。 [335] 罗定州判王廷照（晓山）年

    近七十，腿脚有病，一步都不能走，因其缺一年可收入千余元，恋栈不

    去，“大家亦原谅，上游不深知也”。 [336] 比杜凤治先来粤十年的徐宝符

    （契之），曾署理过番禺、香山等大缺，但都亏累。到杜凤治再任南海

    时徐年已七十，中风稍愈，望缺极苦，扶病见杜求帮，杜乃为其在藩台

    杨庆麟面前求缺，杜的理由是“契之现病虽愈，望缺甚切，倘竟寂然，

    恐其复举。再举则性命休矣”。不久徐得署潮阳，赴任前谒见督抚，总

    督刘坤一因徐老朽糊涂，对杨委徐颇为不解。 [337]

    日记还记载了几个七八十岁的佐杂。五斗司巡检俞凤书（杜凤治的

    绍兴同乡），因总督私人邓绍忠署理五斗司无法回任本缺。俞已年近八

    十，布政使打算让其署理三水巡检，但三水巡检缺极苦。俞凤书不想

    去，恳求杜凤治帮忙。杜就在布政使邓廷楠处同番禺知县胡鉴一起讨

    论，邓说：“这老儿年纪虽大，尚健，人亦正派，其在五斗亦无不是，

    实为调剂邓绍忠之故。”打算委其署理慕德里司巡检。胡鉴说，慕德里

    司不及茭塘、沙湾，与禄步相等，千元尚可到手，是“中平之缺”。邓廷

    楠就说：“是亦不恶，何不即与这老儿。”

    [338] 三水巡检缺苦，是因为衙

    署与县衙同城，在知县眼皮下，牟利的空间很小；慕德里司巡检每年能

    获得千元，是巡检中等缺的标准。这个数目，已远超巡检法定的“岁俸

    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养廉银六十两”的收入了。 [339] 因为慕德里司衙署

    荒凉，俞凤书不敢带家眷赴任，家眷留在省城每月要花费百元，慕德里

    司的收入不足应付，所以，他念念不忘回任“佐杂第一缺”、年收入万元

    的五斗司巡检。杜凤治说，俞回任一年就可以有钱携眷回乡了。 [340] 但

    五斗司巡检始终被瑞麟用于调剂私人，俞凤书乃得署理河泊所大使。河

    泊所所官前一年冬要垫缴渔课，次年春征收其他款项补回。同治十二年

    冬，有上司更动俞之风声。俞到杜凤治处“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答

    应会尽力为俞争取，后又到巡抚处为俞求情。 [341] 杜对布政使说，如果

    让俞垫赔渔课后卸事，“老性命休矣”，经杜力求，布政使应允“必不换

    人”。 [342]

    日记还记载了一位特别穷、特别苦的高寿候补从九沈锡章。沈是杜

    凤治山阴同乡，来粤四十年，已将八十，儿子俱死，身边还有一个两三

    岁的孙子，穷困不堪，衣衫褴褛，跪求杜帮忙为其婿杨琨谋一差事。

    [343] 谁知杨琨得差后不久也病死。沈锡章祖孙和女儿一家都无以谋生，

    经常到南海县署门房请求转恳杜凤治，杜只好每月资助沈10元。杜调离

    南海前，特地向后任张琮（石邻）交代请其继续给沈老人每月10

    元，“俾其女及幼子、小外孙等不至饿死”。 [344] 张琮任南海知县时间很

    短，两年后杜凤治回任南海，日记再没有沈老人的记载了。在当时情况

    下，这个家庭是很难存活的。

    四 州县衙门的附属群体

    （一）幕客与官亲

    幕客是官员私人聘请的顾问或助手，清代有不少幕客写了著作，时

    人和后人对幕客的论述也不少。本目所关注的是杜凤治日记中州县官与

    幕客共事的细节。

    就施行州县政务而言，幕客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州县官处理考

    试、征收、缉捕、听讼等政务，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而且，州县官无

    论正途、异途出身，任职前多数没有系统研究过清朝的法律、则例，对

    官场的惯例、潜规则等更不可能全面、深入了解。而幕客则是通过师承

    相授、经过长期学习的专业群体，他们可以为州县官出谋献策，参与处

    理政务，尤其是钱粮、刑名两个“大席”，更是关乎州县衙门能否正常运

    作的重要顾问。幕客的优劣对州县官的宦途顺逆与收支盈亏有很大影

    响。幕客之间通过同乡、亲戚、师承等关系形成圈子，互相推荐，有事

    上下级衙门、平行衙门之间更易沟通。

    幕客这个行业，浙江绍兴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而杜凤治恰恰是绍兴

    人，亲朋戚友中有不少幕客，因此，他对幕客之道是熟悉的。杜凤治因

    多年在北京的处馆和历练，人也算精明冷静，所以，任州县官后同幕客

    的相处比较融洽。

    杜凤治每次赴任前都要做各项准备，聘请幕客是其中最重要的事，

    尤其是聘请钱谷、刑名两个“大席”，此外还得聘请书启、阅文、收粮、

    教读等若干个“小席”。“大席”幕客的脩金比杜凤治法定的俸禄加养廉还

    要高。杜凤治初任广宁时，聘请“大席”幕客顾学传（小樵）兼办钱粮、

    刑名，每年脩金千两，伙食银每月十两。 [345] 杜凤治再任广宁时，请但

    鸿恩（叔衡）兼办刑钱，脩金八百四十两，另外加伙食等费。知府幕客

    孙应堃（石泉）推荐其外甥陈凤仪就征比“小席”，原在南海每月脩金十

    两、火烛三两，但广宁是小缺，只能共给十两。交代局委员钟承熙（达

    夫）推荐其妻舅章梿为“小席”，每月十元。藩署幕客戴尧恩所荐的诸云

    龙也是每月十元。 [346]

    从制度、伦理、习惯看，幕客并非州县官的下属或雇佣人员，其身

    份与州县官平等，报酬也称为“束脩”。在杜凤治日记中，幕客通常被称

    为“朋友”或“师爷”，杜凤治拜客、馈送的对象，除主官外，往往也包括

    对方的幕客。其他官员，包括上司，对杜凤治的幕客都以礼相待。同治

    六年冬，道台王澍作为省级高官委派查办广宁绅士闹考案的“大委员”来

    到广宁，同杜凤治以上司下属的礼节相见，对杜年轻的幕客顾学传则很

    客气，说要亲自来拜候顾（顾表示不敢当，挡驾），又以商量的口吻请

    顾代拟禀稿。 [347] 同治九年十月，杜凤治再到广宁赴任时路过肇庆府

    城，道台方濬师宴请杜凤治，在城的一干官员、官幕作陪，杜凤治的幕

    客但鸿恩被推坐首席，杜凤治同高要知县王炳文等坐在但鸿恩的下位。

    [348] 这样安排等于给杜凤治面子，但也是对师爷的尊重。杜凤治再任广

    宁后不久举行县试，正在五覆时师爷但鸿恩家眷到，因为考试县署封

    门，杜凤治“以师奶奶初到不由大门入不好看”，了解到已有人交卷，于

    是命打开衙署大门让轿子抬入。 [349] 这些细节都体现了幕客的地位和官

    员与幕客之间相处的礼节。

    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时，幕客班子就不是广宁、四会可比了。日记

    记载了幕客们的姓名和脩金：客案席姚诗南（振伯），将军所荐，每年

    脩千二百金；刑席戴尧恩（云墀），臬台荐，脩千二百金；刑席李政

    卿，粮道荐，脩千二百元；刑席但鸿恩，原广宁幕客，脩千二百元；刑

    席吴存履（爱亭），肇庆府幕客吴桢荐，脩六百元；钱谷孟星航，杜自

    请，脩千元；钱谷陈文江，藩台荐，脩千元。教读兼书禀李紫珊，书禀

    诸青田、陆芷言、黎丹卿，征比陈商盘、陈韶九、章梿（朱笔墨）、陈

    森林，又涂厚山之侄。 [350] 仅七位“大席”的脩金就共六千两银，还要加

    上伙食等费。因为南海公务繁忙，幕客之间还有分工。几位刑名“大

    席”中，戴尧恩办理捕属、五斗属刑名兼洋务，李政卿办黄鼎、神安二

    属刑名，但鸿恩办江浦、九江二属刑名，吴存履办金利、三江二属刑

    名。 [351] 嘉庆年间，御史张鹏展奏称，其时广东番禺、南海幕客每年脩

    金有1500两到1900两。 [352] 同治年间，南海幕客收入有所下降，南海主

    要幕客每年的脩金为七八百两到1200两，但他们还可以获得其他收入。

    从日记可知，所有重要公务杜凤治都会同“大席”幕客反复商量，但

    杜凤治必须对决定负责，所以，他对幕客的建议以及拟定的公文初稿都

    会认真考虑和修改。杜凤治外出催征，“大席”幕客留在县署“代拆代

    行”，但只处置小问题，较大事务，包括对放告日呈词的批语，都定期

    派差役把装有公文、批语稿的包封送给杜凤治审核、修改、决定。

    同治十一年八月，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广州知府冯端本因其属

    案幕客赵霞村身体不好，有时延误公事，就同杜凤治商量，希望杜凤治

    把刑席戴尧恩（云墀）“让”给自己。杜凤治感到为难，因为“幕中人虽

    多，唯云墀能办事，现在刑名则云墀总持一切”。 [353] 可见有名气、有

    能力的幕客在官场“抢手”的程度。后戴还是被知府“挖”了过去，脩金也

    是1200两，但“属案每节各属节敬约可收至五百数十金，三节计有千六

    七百金，连正脩几及三千金”。 [354] 杜凤治也经常给上司衙门的幕客送

    节礼，州县衙门的幕客同样也收受佐杂、书吏、衙役、绅士的节礼，同

    时在征收、诉讼、保释等事项中还有牟利的机会。较之州县官财务“大

    进大出”、容易陷入亏累，幕客的收支状况要稳定得多。

    杜凤治颇为自己同幕客相处得好而自豪。他对幕客很尊重，防范他

    们滥权牟利也比较得法。另一些州县官则不然。杜凤治旧幕客金玉墀

    （楚翘）后被南海署理知县赓飏（元辅）延请，“为赓元辅无空令少爷

    代画行，乃少爷提笔将楚翁公事乱改，心颇不悦”，于是很怀念杜凤治

    这个老东家。 [355]

    杜凤治也遇到过幕客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事。杜凤治第一次任广宁卸

    事时，幕客顾学传（小樵）“将予任及前任所有未报之抢劫案均详报上

    去，今已由部发回。张柳桥一件小樵未查，谓柳桥匿报，部议綦严，柳

    桥发通禀辩明。如柳桥真漏报，则咎在柳桥，如未曾漏报，则予诬禀，

    咎在予，两边必有一咎”。按官场的潜规则，抢案本可技术性处理再报

    以免影响前后任的考成。顾学传却据实上报，杜凤治因卸任前事务纷

    繁，在审核禀稿时未能看出问题。但这样一报，如再回任广宁就有“四

    参案累累，且已将到”的问题，必须花费银两去打点。 [356] 后来此事果

    然给杜凤治带来麻烦，杜因而对顾学传很不满。 [357] 四会任上的幕客金

    玉墀，杜凤治认为其“品学固无可瑕疵，但亦平稳一路，刑名则非所

    专。现四会有数起命盗案发回重办，以故益信不可不请老手”。 [358] 所

    以，南海任上“大席”全请老手。不过，广宁、四会等小缺要延请名幕也

    不容易。

    在州县衙门参与政务的另一批重要人物是官员自己的亲属，有时，

    州县官的幕客就是官亲。杜凤治署理罗定州时，因为一时找不到钱谷师

    爷，于是以女婿陶志焕（锦泉）充当，每年脩金500元，但负担其妻与

    儿女的生活费用。儿子杜子杕同陶志焕皆管账房兼征比，朱笔墨杜心

    渊、监印娄玉林（菊臣）都是亲戚。 [359] 这种情况很普遍。如高要县刑

    幕孙方增（竹安）、钱谷孙兆禄（筠轩）、账房孙士廉（瑶琴）分别为

    知县孙铸的胞叔、堂叔、堂兄弟。 [360]

    杜凤治的两个儿子杜子榕、杜子杕大部分时间在衙门办事，他的两

    个堂兄杜凤筠（四哥）、杜凤诰（八哥）都作为官亲入署办事。四哥只

    能教读、看风水，在县考时也帮助阅文，八哥则总管账房。最初，具体

    账目由外甥莫雨香管，后来转给内弟娄又庵。 [361] 尽管有官员主张账

    房“宜请老成精细之人司之”，“一用子弟至亲，百弊丛生”。 [362] 但清代

    州县财政实际上已形成公私不分的“家产制”，“各州县均存在大量法外

    收支，贪污、中饱、陋规、摊派被合法化、制度化”。 [363] 因此，对州

    县官而言，账房主管“老成精细”与否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亲近可信，于

    是，官亲管理州县账房就成为常态了。杜凤治长子杜子榕来粤后长期在

    衙门管账，毕竟亲生儿子最可信。杜子榕死得比父亲早，杜凤治在日记

    中评价他：“四会、二次广宁、初任南海三年，均伊独掌账房利权，身

    上早捐同知，性善贸易，一切经理颇有条理。”

    [364] 杜凤治还常常把自

    己与兄弟、子侄讨论公务、收支、人事安排以及州县考试时兄长、儿子

    参与阅卷的事记入日记。此外，官亲还经常性参与催征等公务。

    然而，即使是亲戚、子侄有时也不能完全托付。在第一次任南海

    时，杜子榕将暂存账房的公款银1100两挪用后未及时补回，结果交代时

    被催还，杜凤治觉得很丢脸。 [365] 有的官亲会给州县官惹来大麻烦。如

    咸丰元年，东莞知县的女婿高居北在收粮时与秀才黎凤梧等发生冲突，

    知县将其兄黎子骅锁押，拘押期间，高居北又对黎子骅进行威胁并动

    手，黎子骅此后自杀，于是引发东莞绅士的“长红罢考案”（也称“红条

    罢考案”）。 [366] 但总的来看，杜凤治对自己亲属的约束还是有效的。

    （二）参与公务的“家人”

    所谓“家人”，就身份言是官员的仆役，有的著作称之为“长随”。

    [367] 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的论著，州县官的“家人”基本是以负面形象出

    现的。如既当过幕客又当过州县官的汪辉祖就认为，幕客、书吏、长随

    都会把州县官架空，但官离不开这三种人，幕客中还会有端人，书吏中

    也有守法者，“长随则罔知义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偾事”。

    [368] 从日记看，杜凤治虽说不上把“家人”倚为心腹，但在他任职之州

    县，“家人”都协助他监督、沟通书吏、衙役，联络绅耆、地保，参与征

    粮、守卫、缉捕、用印、文牍、门政、出行安排等大量公务，向上司馈

    送贿赂、官场应酬的安排等也多由“家人”去做，他对“家人”的信任和依

    靠超过书吏与衙役。

    “家人”社会地位很低，其后代不可参加科举考试、出任职官。

    但“家人”可以利用官员的权力牟利，且没有赔累等担忧，在当时没有太

    多职业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官员的“家人”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职业。日

    记中有大量别人向杜凤治推荐“家人”的记载，推荐者有老师、上司、同

    僚、同乡、亲友，以及上司衙门的僚属、幕客。杜凤治刚确定赴粤任广

    宁知县，其“荐师”、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就专函向他推荐“家人”。到广东

    后，一天之内，从藩、臬衙门就收到“家人”推荐单十多张。 [369] 清朝曾

    三令五申限制州县官“家人”的人数，杜凤治赴任前到按察使郭祥瑞处禀

    辞，郭嘱咐赴任不可多带“家人”，但“臬署门房已送七八条，刚自内出

    门，门房又拦送一条”。出发赴广宁前，杜凤治决定收者20人，暂收令

    其自去者14人，不收者70余人。路过肇庆时，顶头上司肇庆知府徐嵩生

    一见面又推荐两名“家人”。 [370] 首任南海时，打算共用“家人”百余，广

    宁旧人有50余人，但所收到的“家人荐条总可在四百以外”，人数太多，

    只好拈阄定取舍。 [371] 继杜任南海知县的张琮到任前收到的“家人”荐单

    竟共有500余名。 [372]

    高级官员的少数“家人”亦有官衔。在一般人心目中，州县官的“家

    人”是文化不高、地位低下的仆役，但日记反映的情况不尽如此。杜凤

    治的“家人”严澄，是榜眼许其光所推荐，许、严早年是同学，许为翰

    林、严为“家人”，两人地位悬殊，但维持着交情，“至今相交如兄弟”。

    [373] 同治九年乡试，杜凤治带严澄入闱，闱内各官按惯例互赠诗歌、书

    法。外帘提调道台方濬师写不过来，委托杜凤治写一部分，“尚余五六

    方，叫严澄来书之，孙寿卿折扇面托定要写王字，亦令严澄书之”。 [374]

    可见这位“家人”严澄具备一般士人的素养。后来，严澄因与其他“家

    人”有矛盾，一度辞去，推荐其友赵荣继任，称赵“甚有识见，文理字俱

    佳，书禀、四六均去得，如小缺份即无禀启师爷，伊亦可代办”，“此人

    曾得军功，以都司用，戴花翎，又有勇号”。 [375] 于此看来，赵荣应属

    士绅中人。“家人”还会入闱协助州县官阅文，另一个“家人”黄详“曾随

    雷达夫入帘，颇懂文艺”。 [376] 日记又提到严澄“挈其第四妾月升回

    省”， [377] “家人”能娶多个妾，可见其富有。在晚清，“家人”子孙不能参

    加科考、不能当官的规定实际上已被打破（但考中后被揭发出身于“家

    人”之家，仍会被革除），广东社会对有财有势的“家人”也一改以往歧

    视的态度，承认他们的地位。先后当过南海县署、抚署“家人”的何贵，

    其长子是廪生，拜在杜凤治门下，曾署连州训导；次子亦出考。 [378] 另

    一位“家人”高升儿子也出考、当官。大绅士也同严澄、何贵等“家人”往

    来。

    官员所写的官箴书往往会提醒只能让“家人”做一些事务性的事，不

    可使之干政，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杜凤治的亲信“家人”不仅参与公

    务，甚至会参与机密。同治六年冬，肇罗道王澍前往广宁处理绅士闹考

    事，杜凤治当时面临大麻烦，省中大宪对杜凤治的态度尚不可测，杜

    的“家人”李荣建议，由他先去见道台，把情况报告后杜再去谒见。见面

    后，王澍同李荣的对话相当深入、坦率，不仅明确表示自己的倾向，还

    通过李荣给杜凤治支招，他完全没有顾及两人地位的悬殊，把李荣视为

    杜凤治的亲信与代表。 [379] 同治九年杜凤治再任广宁时，因前任曾灼光

    收受绅士为数不多的银两就同意永远不再查禁广宁大量存在的纸厂，杜

    凤治认为纸厂有可能“窝匪”，且要求办厂者给他支付“公礼”，于是

    派“家人”严澄“与各绅共议于曲水万洞之社学”，多数绅士被迫听从。

    [380] 这时，严澄也是以知县代表的身份同绅士们商议的。

    清朝本规定禁止官员向省、府两级衙门所在地派驻“家人”。 [381] 但

    杜凤治在广宁、四会、罗定任上，都向省城、府城派出坐省、坐府“家

    人”，以办理向省城、府城各衙署送礼、接待等事务，而另一个重要的

    任务是打探、通报信息。坐省、坐府“家人”通常把信寄给门上，除身

    份、体制的因素以外，也有万一内容泄露不至直接牵连本官的考虑。坐

    省、坐府“家人”的信函，不可能进入档案、公牍，今日存世的应该很

    少，州县官也不会写入自己的著作，杜凤治日记则记录了不少坐省、坐

    府“家人”来信的内容。

    杜凤治初任广宁时与绅士产生矛盾，绅士赴省上控，署理布政使郭

    祥瑞命扣押绅士周友元等人，但署理按察使蒋超伯却袒护周友元等人，

    谳局总办知府严先佑秉承蒋超伯的意思处置此事。如果对周友元等人从

    宽，则有可能对杜凤治不利。巡抚蒋益澧支持郭祥瑞，对严不满。其时

    杜凤治正为此事上省城，通过“家人”李芳在督署的熟人，打听到总督瑞

    麟传见严先佑、蒋超伯询问的具体情形。 [382] 杜凤治由此了解到高官对

    广宁绅士上控的不同态度，这正是杜凤治急切要知道的信息。此前，李

    芳在信中向杜凤治建议：“目下各宪实系作主，请于附城各大户或差‘家

    人’，务要拿人完粮，不可纵宽。此后见各绅不可太谦，另要改换声

    色，严厉待之；尤不可者，无论彼是何官，既到堂例应跪诉，不可令其

    起立。”

    [383] 李芳的口气，完全不像仆人对主人说话。

    同治十三年夏瑞麟病重，八月去世，在此前后广东官场人心惶惶。

    因为杜凤治颇受瑞麟器重，尽管杜一再否认自己是瑞麟亲信，但难免担

    心瑞麟死后自己在官场的处境。从瑞麟病重到新总督英翰来粤的几个月

    间，坐省“家人”不断向杜凤治报告各种信息，有些显然来自各级衙门，

    有些则是坐省“家人”在民间收集的，包括各种传闻、谣言。坐省“家

    人”明白杜凤治的心情，所以有闻必录。光绪元年（1875）正月，杜凤

    治署理罗定知州，其时正面临巡抚将署理总督、新总督来粤之时，坐

    省“家人”报告说目前只有广府六大县上了省城，“向来四直州从不上省

    拜年”，建议杜“可以勿来，来则白白多花数百两银也”。杜很赞赏坐

    省“家人”为自己着想。 [384]

    在南海知县任上还有“听事家人”，随时报告上司的活动。如同治十

    年八月廿三日布政使祭祀南海神庙，杜凤治必须到码头送行。当日是督

    抚衙门期，杜凤治清早就到督署向总督禀报事件，然后赶紧回县署吃早

    饭，“未完即闻听事来报，藩台已传伺候”，于是立即放下筷子赶赴天字

    码头去送藩台。 [385] 坐省、听事“家人”保证了上下级衙门的消息畅通，

    杜凤治可以根据自己在官场的位置和权责，及时、合规地应对各级上

    司。

    在某些紧急或关键时刻，“家人”会比吏、役可靠和主动，因此，州

    县的衙署、监羁、仓库等地一定会派“家人”守卫或监督衙役守卫。同治

    十三年二月的一个晚上，守备署失火延烧到南海县羁所，80多名犯人齐

    呼“我辈即有罪却不应烧死”，一起冲出。“众家人不得已押到守署对门

    箭道暂存”（只逃走了3人）。 [386] “众家人”如此勇敢决断，究其因，既

    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多名羁犯烧死或越狱，主人

    官位将不保，自己“南海县家人”的位置也不复存在了。

    日记很多地方提到“家人”按股份分银，如在广宁征粮时就有“家

    人”分钱粮股的记录。 [387] “家人”更是会利用各种机会牟利，在四会任

    上，门上赵荣、签稿汪泰私自在番摊勒派银两，每月可得50多两，杜凤

    治知道后只是要求赵、汪上交部分分给其他“家人”。 [388]

    “家人”是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内部经常发生纠纷，幕客、官

    亲、“家人”之间也常常闹矛盾。师爷但鸿恩因为“家人”赵荣对他无礼，

    积怨多时，发怒要辞馆，杜凤治“婉说再四，甚至衣冠叩谢”，说好说

    歹，但鸿恩才答应留下，杜乃决定不再用赵荣。 [389] 杜凤治对“家人”，

    也如对下属、书吏一样，经常召集训话，也会针对某项事务或某个“家

    人”下谕单。如同治六年末，杜凤治奉布政使委牌调署四会，他对“家

    人”的去留做了很多考虑和安排。同治七年元旦，就召集“家人”训谕，

    对留用者逐一指出其长短处，并提出今后的要求，对不留用者也予以教

    诲。 [390] 杜凤治对自己御下的能力颇为自豪，日记记载恩威并济管

    理“家人”的内容很多。

    “家人”大多会利用其亲近州县官的地位擅权纳贿。杜凤治四会任上

    县民李亚辉强奸10岁幼女，李家多方营救。先打通“家人”赵荣关节，赵

    来说情时杜查案卷，以案情重大不允保释。赵荣又报其有病要求保释，

    但拒绝检验，杜凤治从各种迹象怀疑“家人”有鬼，后又发现皂班总役给

    李亚辉叔伯教其送银打点的密信，不禁勃然大怒，感叹：“作令须要牛

    马精神，四面八方皆为欺我蒙我之人，稍一精神不到，随口答应，不及

    细思，即上其当。……门签其不好用，换一个如此，再换一个亦如此。

    此系要紧人，即予所常言官无眼无口，以门签代视代言；官无手无足，

    以书差代作代行；如无主意，人并无心，以师爷为心。书差本多靠不

    住，全仗门签，门签靠不住，要官时时留意，哪有如许精神？至师爷靠

    不住，如顾小樵者则更难矣……为牧令不亦难乎！”

    [391]

    （三）书吏对州县官的利益输送

    无论是当时官员、幕客，还是日后的学者，写到清代书吏时基本上

    也是负面评价。但州县衙门没有书吏无法运作，州县官、幕客、官亲都

    是外地人，而书吏则是本地人。一个能干的州县官，既要保证书吏为自

    己所用，同时也要防范他们牟利虐民过了头给自己添麻烦，还有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书吏、衙役乖乖地按规则向州县官奉献部分法外收入。鉴

    于关于书吏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 [392] 这一目着重写书吏充任的问题。

    清朝州县衙门“编制”内的书吏数量不多。如广宁县额定7房书吏共

    23名。 [393] 南海县是广东首县，还要管治省城，县衙书吏自然要比广宁

    多很多。同治十年三月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时，南海书吏有15房：吏

    房、户房（分典、司两房）、粮房（分司、左、右三房）、仓房、库

    房、册房、礼房、兵房、刑房、工司房、工典房、承发房。 [394] 杜凤治

    没有记下南海县书吏的人数，但从南海公务的繁忙、其时处理公务技术

    条件的落后以及书吏可以牟利等因素考虑，南海15房仅“编制”内的书吏

    肯定就不少。

    各州县书吏的实际人数，是“编制”内人数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据

    明末清初的侯方域估计，其时一个县的书吏已超过千人；而清中叶的洪

    亮吉则估计大县上千人，中县七八百人，小县一二百人；与杜凤治同时

    代的游百川的估计是大县两三千人，小县三四百人。 [395] 杜凤治在日记

    中没有记他任职州县书吏的人数，但应不会少于洪亮吉、游百川所说的

    数量。

    州县官对书吏、衙役任免有实际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时奖惩。如

    果州县官要惩处书吏，后者只能服从。杜凤治再任广宁时革免、羁押了

    户房典吏汤新，训饬了仓房典吏杨俊。杜凤治革免、羁押汤新的理由主

    要是汤新充任的“公礼”短交了500两。户房典吏算是县衙的实权人物，

    但汤新被革、被押还加上刑具只凭杜凤治几句话。杜凤治对仓房典吏杨

    俊说：你是前一任署理知县曾灼光委充的，现在让不让你当我说了算，

    你要继续当下去就得交一笔银两。 [396] 此后，汤新表示自己“实不善经

    理，充典吏亏累，情愿退役”，掌案书识罗堃愿意接充，但杜凤治知

    道，罗堃只是出名应官，典吏其实是大宗族扶溪江姓要做。杜凤治同意

    汤退罗接，但要汤新缴清短交的“公礼”，罗堃缴交“充费”一千（日记没

    有说明是两是元）。落实后汤退罗接的手续马上办妥，汤也获得释放。

    [397] 可见，当书吏同当州县官一样，都要善于经营，否则会亏累，即使

    是一般人认为收益丰厚的户房、仓房典吏也是如此。愿意接充的罗堃背

    后有大宗族扶溪江姓，罗堃本人不姓江，这说明有钱有权势的绅士会通

    过各种手段收买、扶持书吏充任，以保障和扩大自身和宗族的利益。充

    吏也如生意，书吏收入采取按股份的方式分配。充任时学官、佐杂、门

    上等都会参与说项，其中也必然有利益输送。

    杜凤治署理四会知县时，正值书吏役满，日记有很多篇幅叙述书吏

    充任的种种细节和内幕。

    同治八年二月，户司典吏刘珍充任五年役将满，传供陆光情愿承

    充。杜凤治先行批准，然后陆光同门上马玉订以“两诗佛头”（600

    元），杜凤治命先缴交200元。 [398]

    与此同时，兵房典吏已役满，愿接充者托南津司巡检龚葆球（榕

    门）来说，“内外一切在内名世佛番”（500元），杜凤治表示“一切不在

    内”或可照办。龚又来说兵典陈珍及工房新充典吏两项“五五佛头

    数”（550元），得到同意。一个月后龚又来说，“充兵典共五百五十元

    （工房在内），已缴二百，尚有三百五十元明日缴进”。 [399]

    户司充吏陆光也通过马玉来说，表示充费加其他费用可共合“孟津

    一会”（800元）。 [400]

    六月，仓房典吏吴辉役将满，里围塘生员邓相贤有堂兄弟愿充，托

    学官黄圣之（纪石）做中间人向杜凤治说项。吴辉非四会县人，各房非

    本县人多，邓某则是本县人。仓房典吏有较多牟利机会，上次充费“在

    孟津元元”（1600元）之上。杜表示：“予不管本地人与外人，只看孰肯

    报效即与谁充。为日尚早，看若辈进说如何后再复命。”此事本来典史

    谢鉁（鹤汀）经手，早与账房言之，但没有同门上谈妥不敢出头。账房

    劝其转一弯子托黄学官，因知县会更给学官面子。 [401] 此后黄圣之、谢

    鉁替邓相贤来讨价还价，“先说仓书典吏，邓相贤尚未去，昨鹤汀转告

    说堂台有月半（1500元）之说，虽不能及此，大约竿一二元数（一千一

    二百元）已肯出矣。予谓为时尚早，且从缓议，伊如不能到月半元，如

    以两论，一竹（1000两）不可少矣”。 [402]

    书吏充任的“公礼”是州县官收入的重要来源。“公礼”的多少虽有一

    定惯例和幅度，但具体数额则有待州县官与书吏的讨价还价。但求充书

    吏者不会直接同州县官谈，都是通过佐杂、学官等州县官的下属，或与

    州县官的师爷、官亲、“家人”谈。日记用隐语记载“公礼”数额，可见杜

    凤治自己也明白这类“常例”收入不是光彩的，但作为州县官他收得理直

    气壮。

    布政使衙门对书吏的充任有形式上最终批准和监管的权责，其管理

    办法是派出委员到各州县清查。杜凤治四会任上书吏期满正在酝酿改充

    时，布政使派来“查房委员”师华甫，此人在广宁查房得到50元，到四会

    要求照样，但“广宁户房、仓房典吏向在藩司署充当，惟以吏房兼仓

    房，其吏房典吏则未上充者，故肯出钱。自此两房外，礼、兵、刑、

    工、承发则只有书缄，并典吏之名而无之。若会邑地丁归户司、户典、

    兵典、兵司四房，僧多粥薄，民米归仓房，屯米归库房，此外吏房极

    苦，较礼、工尤甚。故凡官抵任无礼，即新充如户司者，送八百元公礼

    为极多。各房清淡。以故宁可于查时花小钱，而无一房于府、道、藩署

    报充者也”。于是四会各房书吏表示最多给师某20元，“如要多，只可任

    凭带上府，照例可也”。杜凤治令各房自去同师华甫说合。 [403] 可见，

    所谓布政使衙门和其他上司衙门对书吏的监管只是空话，书吏对上司衙

    门的委员并不买账。他们清楚，真正决定他们是否可以充任的还是本州

    县的印官。

    杜凤治认为自己收受“公礼”还是比较有原则和节制的。其后任乌廷

    梧，“于（同治十三年）七月间伊所充各房典吏俱已役满应另充，伊手

    辣可得二万余元”，杜怀疑臬台张瀛从中也有分润。 [404] 同治十三年杜

    凤治署理罗定知州到任时，前任饶世贞告诉他：“仓房典吏公礼有二千

    数百元，此缺各房皆清苦，唯粮房管地丁、仓房管兵米为最佳也。”

    [405]

    南海县书吏的充费不是广宁、四会可比，日记对南海县书吏的充费

    没有详细记载，但有一次杜凤治到巡抚衙门，巡捕姚晋藩请杜到其房见

    抚署门上何贵（何跟随过杜），何提出：“兵房陆韶顶充，一切在内四

    千元之数，可以允之，内账房二少爷有四百元在外，向来定价如是，已

    到。所云七竿非确论也，况时事亦非昔乎！”

    [406] 兵房典吏的充费曾有

    7000元之议，只是因为“时事”变迁降为4400元（其中400元直接归内账

    房）。兵房在州县衙门中属于“油水”较少的，户、粮、仓、库、刑等

    房，获取利益的机会较多，充费自然就要超过兵房了。

    （四）衙役

    对州县衙役前人研究亦多，本目也主要根据日记内容，选取其他著

    述不甚关注之细节进行论述。

    清朝州县衙门“编制”内的衙役数量有限。如广宁县额定壮、皂、快

    三班衙役78名，另有巡船1只、勇目1名、勇丁11名。 [407] 至于南海县衙

    役，杜凤治记：“衙役壮班人最多，快班次之，无皂班，只有头役而无

    总役名目。”

    [408] 根据道光《南海县志》，南海县额定的衙役有门子7

    名、皂隶12名、马快8名、轿伞扇夫7名、库子4名、斗级14名、禁卒8

    名、仵作4名，上述各役每岁工食银6两，遇闰加5钱。民壮30名，每名

    工食银同上，不加闰。铺兵69名，工食、闰银与各役同。 [409] 南海县公

    务繁忙，还要管理省城，额定的衙役肯定远不够用，而且每年6两的“工

    食”，连本人糊口也不够，遑论养家了。这些纸面上的规定并无意义。

    一个州县实际上的衙役远超法定数额。瞿同祖列举了几个数字：湖

    南一般有数百人，浙江、山东为1500～1600人，巴县知县刘衡说他的县

    衙曾有7000人，绝大部分在他上任后辞去。 [410] 据近年学者对四川南部

    县档案的研究，道光年间南部县额定的“正役”只有33人，但“帮役”人数

    是“正役”的10倍多，而且这还是两次大幅裁减以后的人数，数字最高时

    接近千人。 [411] 南海县非南部县可比，因此，尽管杜凤治没有记录南海

    县衙役的实际人数（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人数数千当极有可能。

    即使是一字简缺（“疲”）广宁，靠78名衙役也绝对无法管治这个2400多

    平方千米、30多万人口的县。衙役实际上的人数肯定多得多。杜凤治日

    记在提及总役、头役时经常也提到帮役。同治九年，杜凤治作为委员在

    潮阳、揭阳催征钱粮，因为揭阳的总役经常要处置本身的公务，未能全

    力催征，杜凤治没有衙役可用，于是报告督征的道台沈映钤：“言其总

    役，各厂皆有应催之村，固难分身，令多用几个伙伴，其各村总役可告

    之下乡往催。”

    [412] 这说明正役在官员允许或默许下可以随时扩招“伙

    伴”，但这些“伙伴”没有“编制”，没有合法地位，连微薄的“工食”也得不

    到，他们的酬劳全部要靠法外的方式取得。同治十二年，杜凤治处理一

    宗对外交涉案。因新豆栏盈丰店欠德商加罗威治三万余两银，加罗威治

    通过德国署理领事要求总督命南海县下札查封该店，不久，德署领事又

    照会总督要求揭封。杜凤治奉总督命派差执行，但头役没有去，派去的

    小差似乞丐，且人数太多，加罗威治等人怀疑县差为假冒，将衙役、地

    保扣押送到德国领事馆再转送到督署。 [413] 在省城地面，充当南海县帮

    役者也形同乞丐，可见这个群体地位之低下（正役社会地位也不高）和

    生存状况之艰难，充当帮役者很可能是贫民、流氓、地痞之类。但充当

    官差毕竟有牟利的机会，其时在城镇找一份职业谋生颇不容易，所以愿

    意充当帮役的人还是不少。

    很多衙役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顶其名者未必是真身。初任广宁

    时，杜凤治的“家人”郎庆派头役周超送信、押犯，但周都耽误了。杜凤

    治就把周超羁押重责，看他言谈“村俗不似公门中人”，问其他衙役，知

    道这个“周超”只是替身。他不仅是替身，而且还说假话、耽误公务，但

    杜凤治并未将其革除，惩责后仍让其继续当差，只是让“家人”予以监

    督。 [414]

    衙役的职名可以作欠款的抵押，如广宁衙役梁昌欠下何广的钱，就

    将总役名作抵押。后梁昌因事革役，其他衙役联名具结禀请开复梁昌之

    名。但其时的“梁昌”是何广的弟弟。这个“梁昌”同样耽误公事。杜凤治

    也知道他并非真梁昌，却没有把不准开复的话说死，对替“梁昌”禀请开

    复的衙役江瑞说：“何广弟事予已尽知，要巴结差使才好乞恩。今屡

    误，汝等各总役何故保？予不但不准复名，且将重责之，汝等告伊使

    知。”

    [415] 从这个案例可知，役名也是一宗财产，可以抵押转让，实际

    充任者为谁并不重要，官员已完全认可这种状况。

    顶充衙役者当中甚至有著匪。杜凤治回任广宁前，得知头役“冯

    高”即“著匪”冯亚来，系传供冯容包庇得以顶充。杜到任后点名时点

    到“冯高”，一问应点者，自称名王祖。于是传皂班总役冯安等讯

    问：“‘冯高’之头役系冯亚来顶充，汝等何得庇匪？”当即将“冯高”头役

    名斥革，王祖羁押。 [416] 在这件事情上，“冯高”之名由冯亚来顶充，而

    王祖则受冯亚来之托到衙门应付点名。头役的职位不通过州县官就私相

    授受，衙役之间视以为常、互相包庇。但这次因为是“著匪”成为头役并

    受到上司的追查，且是前任的事，杜凤治自然无须包庇，而且趁机斥革

    了一批旧衙役，既可树立权威、换上听自己话的人，也可收获若干新衙

    役的充费。

    衙役大都为本州县人，往往还是同乡村、同宗族者。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审理罗定州 塘杜氏与左氏一宗田土纠纷案，查出杜姓“人众势强，倚恃伊族人多充捕班衙役，胆敢捏情延累，希图两相推诿，欠粮抗纳，洎粮差催拘，尤敢拒捕夺犯，不法已极”。于是拿押了欠粮的杜挺球，但“拒捕夺犯”的杜亚锐等走脱。 [417] 几个月后杜亚锐仍未到案。原来杜亚锐的父亲杜纬昭在武营充兵，已升为记名外委，杜姓还有杜坤、杜章、杜泰、杜珍、杜芳、杜荣等充罗定州捕班正总役、副总役、头役，“势焰如炽，在乡恃强欺弱，鱼肉善良”。杜凤治一怒之下，命板责杜坤、杜章，杜泰、杜珍、杜芳、杜荣俱不准复充衙役。 [418] 这个杜氏宗族没有士绅，却成为地方权势家族，主要靠族内多人充当衙役。然而，这种权势缺乏根基，知州一下子就可以把多名杜姓衙役革免。不过，杜凤治离任后，被革杜姓衙役有很大概率会重新报充。

    从日记看不出县衙对衙役的能力有何种考核或培训，州县衙门对衙

    役的管理也很松懈。同治七年九月，在四会任上，杜凤治下乡勘验抢劫

    现场和验尸。那几天“陈兴、丁贵、林昌三总役值班，三人总役中之最

    劣者，形同乞丐”，杜凤治知道他们不能办事，添派另一衙役陈光先行

    准备。到勘验之日，轿子等也没有备好，杜凤治到了勘验之地很久，林

    昌才到，陈、丁不到。到了验尸现场，地保才用几竿木、一张席搭棚，

    桌椅均无，杜凤治大怒，地保与林昌互相推诿，杜凤治用靴脚踢打林昌

    一顿，回县署后立即把丁贵、陈兴斥革。此二人极少来县衙，屡传托病

    不到，即县衙门上亦不认识他们。林昌因为毕竟到了现场，又已被打，

    所以免革。 [419] 衙役素质低下，杜凤治平日不管或管不了，气头上斥革

    了两个衙役，但还是留下了林昌，因为县衙终究要靠衙役才能运转，新

    报充的衙役素质也不会比已革者好。

    杜凤治经常派出“家人”带领或监督衙役办案。同治九年闰十月，杜凤治要拘拿广宁境内的“讼棍”，乃派“家人”严澄带值日总役谢吉、黄标、陈高及头役数名捉拿“讼棍”黄某，派“家人”梁升带值日总役陈雄、邱庆及头役数名捉拿“讼棍”郭某。 [420] 杜凤治担心衙役会通风报信或故意放走“讼棍”，所以要派“家人”带队。

    同治十二年四月，南海县岗头乡发生抢劫命案，杜凤治下乡勘验，命该乡出花红悬赏缉捕。勘验前，杜凤治传来缉捕差刘标等人大加申饬：“平日从不下乡办案，听任帮伙所为，往往以无辜人搪塞，且有指平人为匪拿押讹钱、得赃私释之事，实堪痛恨，二年以来十余名缉捕差从未闻拿获一真要犯。”[421] 南海是广东首县，县衙衙役尚且不能拿获要犯，可见州县衙役在维持治安方面所起作用有限。

    衙役却经常勒索良民作为收入来源。罗定州学正黄怡（荣伯）同杜凤治谈及本州衙役“希冀有命案呈报，伊可于中得利”，“若辈只怕无事耳，既为命案，其亲戚本家有钱者皆怕连累，即尸亲、凶犯两造精穷，而彼旁敲侧击，不患不中饱也”。杜大笑说：“此情久知，广东谓之红袍金，又谓树上开花。罗定山僻穷州，而亦有此风乎，真可恶可恨也。”[422]

    衙役不仅“工食”很少，而且办理公事的大部分经费得自筹，还要向州县官及其幕客、“家人”奉献（如充费、州县官节寿礼等），除了借公事敲诈勒索外，庇赌收规是衙役经常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州县官到督抚都知道并默许。同治十一年正月，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因南海县差罗邦、罗非开白鸽票，总督瑞麟命人向杜凤治传话：“番摊为武营出息在此，南、番两县衙役靠此养家办公，如绅士告即饬封，不告我装作不知。白鸽票、花会则害人太甚，不得不禁，不能不严。”[423] 当总督查问时，杜凤治一面要二罗收敛，同时仍予以重用。 [424] 署理按察使钟谦钧（本职为盐运使）接任后下札命封赌馆。因为赌规是南海县署公务经费的补贴来源，杜凤治不了解钟谦钧的真实意图，对是否应严格执行拿不定主意。后来，钟谦钧也就实话实说，称札上的是官话，“应如何办理，你去办可耳”。 [425] 杜凤治认为令西关赌馆具结不开“可云笑谈”。 [426] 有一次，巡抚张兆栋称赞顺德知县张琮的禁赌成绩，杜在日记中评论说，如赌博永远禁止，门房、小差的伙食费都没有着落，处决犯人时用筐舁犯也需出钱现雇了。 [427]

    有些衙役的富有程度甚至令杜凤治感到惊讶。同治十年，承包闱姓的广信堂三年期满，继续承包。作为例行手续，司道、善后局委员、营将、两首县知县等一干文武官员在善后局接见承包闱姓为首者，确定捐饷数额（此前先已议定）。广信堂“系南海头役刘标为首共五家”组成，承饷额为40万元。 [428] 晚清广东承包赌饷者，要先向官府交按饷（押金）、预饷（先缴一定比例的饷项），饷额40万元的按饷、预饷数目不会少，非财力雄厚者缴不出。刘标能做广信堂的为首者，肯定是财力雄厚之人。

    第四章 州县衙门的公务

    一 州县官与科举考试

    （一）县试的举办

    在清朝科举考试中，县试（州试）是童试的第一级考试，因而也是

    整个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考试。以往，研究清代州县制度的学者对知县在

    科举考试中的职权不是很关注，这种情况近年有所改变。《中国科举制

    度通史·清代卷》对科举考试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往不受

    注重的县试也占了该书相当多的篇幅，但所据资料主要是《大清会典事

    例》以及各朝实录，来自州县官的记述甚少。 [1] 因此，所论述的基本是

    纸上的典章制度，对县试的实际运作言之不详。

    县试的试官是知县或知州，杜凤治日记中有其多次主持县试以及主

    持罗定州州试的记录。他通常会不厌其烦地详细记下各次考试的题目，

    有时还说明出题旨趣，对各次出图、头图的姓名都会按次序记下，有时

    还记下排列名次的考虑。此类细节，丰富了我们对科举考试底层环节的

    认知。

    杜凤治不仅对主持考试极为重视，勉力完成这项公务，而且，作为

    乙榜出身的知县，当官后他仍保持了较高的时文写作能力。同治九年乡

    试杜充任外帘官，他在闱中拟作的制艺和试帖诗受到上司、同僚的赞

    许。同治八年三月，杜凤治主持四会绥江书院官课考试，为童生出的诗

    题是“河阳一县花”的“花”字。他对严文杰、区子琎等多人的诗一一修

    改，发下作为示范。 [2] 知县如果在学问方面没有水平会被童生看不起。

    高要知县王炳文（质卿）并非正途出身，有“没字碑”的名声，同治九年

    高要县试，童生们声言“我辈倘取案首，何屑与不识字人为门生”，“至

    初覆，童生哗言王太爷正场取文不公，将大轿及一切铺设均行打烂，一

    哄散去”。道、府只好另外委派官员来主持县试。 [3]

    下面以杜凤治同治九年主持广宁县文武县试为例，讨论一下知县在

    科举考试中的权责。

    在完成各项通告、资格审查等程序和派定“家人”管理县试各种事务后，杜凤治宣布同治九年闰十月廿四日广宁县试头场开考。

    廿四日黎明，杜凤治出至仪门外点名，典史张国恩早来协助处置考场外事务，点名后，杜凤治就坐大堂出题，又悬牌宣布“二十八日下午出图，十一月初一日初覆，初二日考性理、《孝经》，谕一同出图”。[4] 到“晚四更时共收卷八百四十三本（有三本无卷）”。 [5] 杜又命礼房转谕诸童生：“初二日《孝经》、性理论，系奉旨特设一场考试，所有童生务须亲到赶考，如不到即将其名扣除，不送府、院试。”头场试卷廿七日黄昏阅毕，廿八日未申间发梆出图，共考童生846人，扣除“携卷私出未缴”的几人，共招覆生840名。 [6] 840名考生都要一一排列名次，但杜凤治只需认真斟酌前列者的名次。

    十一月初一日是每月例行祭祀的望日，又是冬至，所以要完成各项祭祀仪式后再举行初覆考试，“文童到者四百四十四卷，又补考二十九名”，也是当场出题。考试的场面是：“一图之五十名提进宅门内关试，二堂坐三十名（廿一名起五十名止）。关帝正殿两旁坐十名（一名起十名止），外殿坐十名（十一名起二十名止），余仍坐大堂外，故有内外场之分。此间枪手最多，大堂外虽封门，处处可通，知题纸下即早飞出内场，另出题使其与飞出之题不符也。”[7]初二日考《孝经》、性理论，酉刻即放头班，二更净场。初四日阅卷毕，杜凤治自定一、二图名次，初五日出初覆案。 [8]初六日三覆，点名实到童生249卷，又补考7卷。初七日出二覆、《孝经》、性理论场案。初八日出三覆案。初覆案首谭淦，年仅18岁，素无能文名，众童生都说是枪手代作。三覆关门面试，谭淦文章则大减色，笔路亦大不同，于是把谭挪置三图；又出示悬牌，令诸童如见有枪手即时捆送，必为按办。 [9]

    初九日四覆，到者150余人，招而不到者30余人，谭淦亦不到。规定酉刻缴卷，不准给烛，作全卷者为数不多，但也有晚上继续作卷的。杜凤治阅卷时发现三覆案首刘继猷之文初看尚觉通顺，复阅则满篇疵瑕，竟是一篇极不通之文，斥之不录。传闻外间有一枪手李为霖，谭淦、刘继猷文皆其手笔。十一日下午出四覆案图。 [10]

    十二日五覆，到者百十余人，十四日出案。十六日早上传五覆第一、二、三、五名欧维新、莫子珍、薛赓飏、江清才面试。因莫、薛二人文“不相轩轾，难定优劣”。莫41岁、薛36岁、江39岁、欧18岁。因“莫甚寒苦，思成全其功名。而薛为予前次所取十名，至今未入学，亦思成其功名”。因为大案案首按惯例院试会被录取，但第二名往往不能入学，第三名入学机会也大。杜凤治想到上年府试知府对欧维新甚为看重，欧即使在府试不得案首，也有很大机会入学，所以决定欧第二名。对莫、薛两人“踌躇久之”，后想到莫年纪更大，又到神前拈阄，亦得莫，于是就决定大案前三名顺序为莫子珍、欧维新、薛赓飏。 [11]文童县试结束后不久又开始武童县试。

    十一月十七日，杜凤治到教场考武童正场，千总饶在田、典史张国

    恩监射马箭、步箭。十八日看阅武童弓、刀、石、技勇，十九日发武试

    正场榜，考试完毕的64人全列名。二十日武试初覆，先阅步箭，次阅开

    弓。二十一日定武童初覆案。二十二日三覆武童，看阅步箭及大刀。二

    十三日发武试二覆榜，二十四日继续看箭、石。二十六日发武试大案，录40名，前三名是陈应韶、彭星铨、李廷光。 [12]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杜凤治最主要的公务就是主持文武县试，日记逐日记载，其间他还要审理多宗案件和处理其他公务。同治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光绪二年、三年，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主持的五次县试在程序上也与广宁的县试大同小异，只是南海县试童生的人数要多得多。

    光绪二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也主持了一次州试。罗定是直隶州，下属东安、西宁两县，但知州也有自己的辖境，所举办的州试仍是最基础的考试，与县试同。杜凤治此时已得到回任南海的确信，但他仍主持文童州试后才动身赴省城。

    与科举考试其他环节不同，县试基本是州县官包办，命题、阅卷、录取（尽管多数愿意参加府试的童生都可通过送考）、排列名次都由州县官一个人主持、决定。文童一般进行六场考试，广宁县试前后六场加起来共有1800多份考卷。杜凤治在十几天内无论如何看不过来，于是安排四哥杜凤筠（附贡生）、儿子杜子榕（童生）与教读师爷诸青田代

    阅，事先为三人定好批阅符号及注意事项，自己只看部分考卷和出图时

    决定排名。 [13] 罗定州州试童生1700人，杜凤治自然也看不过来，就请

    了教读师爷赵步瀛和州学学正黄怡帮忙阅卷。但赵“一生训蒙”，并无阅

    卷能力，黄则草率了事，杜凤治认为“一宽一严，均不得其平，受屈与幸邀者必多矣”。 [14] 南海县赴考童生有三千六七百到四千二三百人， [15]杜凤治更看不过来，因为在省城，自不便再让亲属阅卷，必须请有正途功名者。在光绪二年的县试，杜就聘请了书启教读师爷徐盖升（副贡）、左绍銮（即用令）等六人阅卷。 [16]

    参加县试的童生人数众多，州县官拥有的行政资源有限，经费大部

    分实际上也要州县官承担。杜凤治尽管对这项政务十分重视，但要严格

    执行场规、杜绝弊端也不可能做到。在主持光绪二年的罗定州试时，杜

    凤治自己亲临考场，“于中堂设座，整日危坐”，派出亲信“家人”监督，

    但一千六七百名考生的考场还是照顾不过来，有考生擅自进出、携卷出

    场，有考生挟带《四书味根录》、诗韵入场，甚至还有毁门携卷外出请

    人代作，再偷偷回考场交卷者。 [17] 南海、番禺县试一起在省城贡院举

    行。两县知县到场出题后就离去，因首县公务多不可能一直在贡院监

    考，只能聘请一些同通、州县班无缺的官员监场。两县考生加起来超过

    7000人（但每次招覆人数都会次第减少），只能不点名，封门也只是虚

    行故事，“枪手或入内或由外传递，听其所为”， [18] “在贡院作文者不过

    数百名，余皆在寓所作文，皆枪手操刀也”。 [19] 光绪三年番禺著名的老

    枪手沈俪徐被取为案首，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袁祖安笑谈：“与以案元，

    入学后，小考不能入场作枪手矣。”[20] 因案首基本能够入学。

    武童考试混乱的情况更严重。光绪三年，杜凤治看武童射箭，发现

    有人重复射两三次，原先怀疑是顶替，询问兵房书吏才知道武童往往一

    人有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名字，希冀用考试成绩最优的名字入选。 [21]

    （二）对县试排名的裁量

    尽管县试在漫长的科举考试流程中是最底层的环节，但士子不过这

    一关，就不能参加后面的考试。县试的排名对府试排名和院试录取也有

    一定影响。县试案首基本可以被学政录取入学。知府在府试、学政在院

    试中肯定不会过于参照县试排名（故县试第二名在院试中常常不被录

    取），但对县试排名又不能完全不顾，学政如果把县试排名很后的童生

    录取入学，容易引起物议。因此，县试名次在前者未必能入学，但名次

    太后就很难入学。而且，县试名次影响童生及其家长的声望，排名在前

    是光彩的事。童生即使通过县试，知县也可以找个理由不准其参加上一

    级考试。如广宁武童程显扬武艺不错，各次出案也排名在前。杜凤治在

    武试开考前谕令他必须交出“族匪”程定晚公、程亚饱，“如不将二匪交

    案定然扣除不送府、院试，功名大事，切勿自误”，“否则即使程显扬已

    入学亦必详革之”。 [22] 广宁县学额是文生员9名、武生员9名。 [23] 广宁

    童生在府学中也会有少数名额。如按文县试头场入场846人计算，广宁

    文童得入县、府学的机会是1.5%～2%，而南海县童生多，机会就更

    低。因此，对各个童生的命运、绅士家族的声誉及文化权力的确立巩

    固，州县官可以通过州县考起很大的影响。

    排名、确定案首由州县官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任何监督制约。前文

    已写同治九年广宁县县试拈阄决定案首事，同治十年南海县县试，杜凤

    治对莫廷赓、梁增嘏二人谁当案首一时难定，“因作两阄，令太太随意

    拈一，拆看乃莫字也，竟定莫作榜首矣”。 [24] 光绪二年罗定州州试时，杜凤治认为阅卷的赵步瀛、黄怡两人“一笨一率”，恐怕遗漏了佳卷，于是“特将书院中平日常取前列者数卷寻来”，但也找不到好的，只好“短中取长”。 [25] “特将书院中平日常取前列者数卷寻来”这个细节，说明州县试并无弥封（即使有也不严格），而且州县官可以公然寻找自己中意考生的试卷。从日记看不出杜凤治寻卷有受贿、徇私的考虑，但足以说明州县官在阅卷、排名环节可随意作为。

    名次排列，尤其是案首的确定，是州县官收纳贿赂的机会。出身富家的广宁武童陈廷魁想通过杜凤治的“家人”吴芳贿买案首，两个姓杨的也想贿买，但最终没敢开口。 [26] 广宁武童黄鉴州也曾托人暗求杜凤治太太，“愿献千金得武案首”。 [27] 州县官如果决意让某一童生入学，除了把此人定为案首外，还可以有其他办法。

    杜凤治当然不会写自己卖案首的事。他的第一个幕客顾学传“常说

    作官钱是定可要的，案首定可卖的”。 [28] 因为州县官卖案首既不难操

    作，又不会有后果。日记记其他州县官卖案首的事不少。杜凤治调署四

    会未到任前，短暂署理的沈钺就在武县试卖一武案首得四五百金。 [29]

    在一般人心目中，买南海县案首要二三千金。 [30] 杜凤治听说张琮在顺

    德知县任上把案首卖给大族巨富张某，“售得六千数，元乎两乎未确知

    也”。番禺知县胡鉴告诉杜凤治，张琮所定顺德案首“竟是不通的，抑且

    满篇别字，众目共见，群相诧异”。但张亏累两万多，只好千方百计求

    生发。 [31] 杜凤治在罗定时，生员黄焕炘告诉杜，前任知州饶世贞“一州两县文武六案首均为学院棚费无出概行货买，本州案首闻说系二千元（门上得二百，大约官得千八百元），东、西两县案首每处一千四百元，武案首本州千元，东、西两县一处七百元，一处六百元”。 [32]州县官对考生出图的排名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在罗定，杜凤治就嘱咐两位代阅卷的人把年过八十的童生卷子挑出，不论其考得如何都排在一、二图（即排名在50或100名内）。 [33] 这是为照顾老童脸面，没有利益的考虑，但说明州县官可以完全撇开试卷水平来排名。日记记下很多县试中徇私排名的情况。

    例如，同治十三年南海县试杜凤治没有考完就调署罗定知州了，临

    行时开了个条子给继任南海知县张琮，要张在此后的覆试排名中关照潘

    葆铭、李家裕、黄勋元三人，关照潘是同情他“功名偃蹇”，希望张琮出

    大案把潘定为案首或第三名，以保证潘得以入学。李家裕是佛山局绅李

    应材之孙、山东道台李宗岱之子，杜凤治虽觉得“其文难保无假借”，但

    仍希望张琮予以第二名或第三名。黄勋元是都司黄添元的堂弟，前两次

    县试，黄添元已托人向杜凤治说情，请求列在前十名，杜凤治想到黄勋

    元“文理劣甚”，“安可列入十名以招物议”，最后只把他列入头图敷衍黄

    添元。三年以后，黄勋元的八股文“未见进境”，但黄添元请托更力，杜

    凤治只好在头场把黄勋元列为第十名，并向张琮交代：“黄都司添元我

    们祭祀朔望常常相见，时有交往，公事以和好为最要，与以后十名如八

    九十者以光其脸，亦不得不然之事也。”[34] 当年黄勋元终于得以入学。杜在日记中评论：“此人文理未顺，亦得获隽，真运气佳也。”[35] 然而，杜凤治本人也是使其入学的重要推手。

    光绪二年的罗定州试，杜凤治对局绅黄亨衢、王寓宸的子侄以及绅

    士陈殿镛、黄焕炘的儿子在大案排名中都予以照顾。陈殿镛、黄焕炘两

    人的儿子文章低劣，但也都“置二十名内以荣之”。童生吴鹏家富，杜凤

    治知道“其列第三名、第一名文皆代枪也”，但也没有改变排名。陈殿

    镛、黄焕炘懂医术，经常为杜凤治一家看病，杜就在出案排名时照顾两

    人的儿子作为回报。出案后次日，杜凤治还对来诊病的陈殿镛一一说明

    自己排名的考虑。 [36] 可见，州县官在县试时即使徇私，从官府到民间也不会大惊小怪，州县官本人也不怕说出来。

    杜凤治的好友、榜眼、在籍广西道台许其光之幼子许福身17岁，光

    绪三年参加番禺县县试列17名，府试头场又名列头图15名。府试出图

    后，许其光老实对杜凤治说：“赴试亦无非令其经历经历。此次府试，

    文系某人代作，不意蒙府尊取列高名”，“福身实未入门，断不令其覆

    试”，但怕知府冯端本觉得自己不领情，所以托杜凤治向冯端本解释。

    [37] 许其光“令其经历”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在县试、府试中，许其光

    不仅请了枪手，显然也有所请托，如果真的只是要儿子经历一下考试，

    考完后面各场也无妨。为何他改变主意？日记没有更多记述。许其光是

    榜眼，目标较大，说不定许福身县试的排名在外间已有议论。此外，许

    其光是广西实缺道台，其时与广西巡抚涂宗瀛关系极恶劣，他最终放

    弃，应该是体察情形权衡利弊后的决定。此事也说明县试、府试环节枪替与徇情之风严重，即使基本不能写完一篇八股文的人也有可能名列前茅甚至考取入学。

    二 州县官的审判权力

    （一）审案时的种种考虑

    审案是杜凤治日记很重要的内容，数以百计详略不等的案例，是研究清代法制史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学者研究了杜凤治在罗定州审理的梁宽杀妻一案，比较刑部档案与日记后，发现杜凤治审讯此案后上报的看语、申详同日记所载有不少出入，认为日记更有助于了解此案的真相。[38] 对杜凤治所审各案件的真相，笔者没有能力一一探讨，本目着重讨论杜凤治审理案件时的种种考虑。

    本来，古今中外的审判，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

    州县官，杜凤治所依据的法律是《大清律例》，审案时虽极少引述律例

    条文，但经常会把王法挂在嘴边。然而，《大清律例》及官方颁布的判

    例，不可能涵盖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而且，杜凤治经常会

    不顾律例条文做出判决，后文写到的非刑审讯、长期羁押和自行处决犯

    人的案例，可说严重违法，但杜凤治等州县官都经常这样做。律例、会

    典规定的司法权责，州县官很难严格遵守，他们主观上也无意严格遵

    守。

    杜凤治审案也很努力去弄清案情。他会仔细地查勘现场及证据；聆

    听疑犯、事主、证人和其他涉案人的供词、证词，依据常识和自己的经

    验做分析，寻找涉案者言辞的破绽；还通过吏役、“家人”、绅耆、地保

    等人正面或侧面了解案件的细节和真相，核对已掌握的案情，把口供、

    物证、旁证等进行比较再做出判断。作为州县官，杜凤治在审案时态度

    至少可说认真。然而，限于当时的刑侦技术，即使杜凤治尽了力，很多

    案情仍是无法搞清楚的。而所有涉案的当事人都有可能隐瞒、歪曲、夸

    大、捏造事实，各种记录、禀报、证词，甚至上报的司法文书，也可能

    因漫不经心 [39] 或有意作假而失实。杜凤治本人即使有枉法受贿的事，

    日记也不会记录，但日记仍记下衙署里有人舞弊生财，如提到幕客顾学

    传与“家人”陈芳联手卖批的事。 [40] 杜凤治一到广东就听说，由于州县

    亏累，不少州县官要靠“开桌面”（在诉讼中牟利）才可以应付开销。 [41]

    在清朝的政治、司法、财政制度下，州县官也很难不利用司法权力来为

    自己牟利以及维持衙门的运作。再者，由于语言不通，杜凤治与多数涉

    案者都不能直接对话，必须经过吏役、绅士翻译。种种原因使杜凤治难

    以获得事实真相，而他本人也经常有动机不按事实来审理、处置案件。

    如果细读日记所记数以百计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杜凤治审案时

    除要考虑是否符合《大清律例》以及真实的案情外，还有很多其他考

    虑，有时这些考虑还会置于《大清律例》和真实案情之上。

    杜凤治当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审判结果是否会使自己被参

    劾，是否会让上司有看法，是否会损害自己与同僚的关系，是否影响自

    己在绅民中的声名，是否会造成麻烦及额外支出，等等。这些，都会同

    遵守法律、依据事实等原则通盘比较、斟酌，最终找出一个对自己最有

    利的方案。如果违反律例、违反事实的判决对自己更有利，又不至于被上司追究，杜凤治就不会拘泥于律例与案情。

    杜凤治在听讼时很注意维持官场的潜规则。知县齐同浩同杜凤治关

    系恶劣，齐同浩儿子与仆妇有奸情，后又有纠纷，闹到仆妇自杀。但杜

    凤治审理此案时没有落井下石，接案后就表示只要齐同浩摆平苦主，自

    己绝对不会苛求。 [42] 为避免“讼棍”日后教唆苦主找齐同浩的麻烦，杜

    凤治还抽换了对其不利的齐家“家人”的禀词，并改动了证人的口供。 [43]

    杜凤治遵循官官相护的规则枉法维护齐同浩，既减少了麻烦，也有助于提高自己在官场上的声誉。

    简讼是杜凤治行使司法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则。按清朝的法律制度，

    在州县，只有正印官可以理讼，虽然实际上会委派委员、谕令或默许佐

    杂听讼，但如果绅民健讼，案子就肯定审不过来。所以州县官就必须教

    化绅民不要轻易兴讼，涉讼后要尽快遵断不得缠讼。杜凤治对能说会道

    的当事人，不管是否有理都会很反感，有时还特地让其吃点苦头，除了

    为迫使其具结了案外，也是为警诫其他绅民不可健讼。如果碰到很坚持

    诉讼主张的涉案人，杜凤治就会认定背后有“讼棍”教唆，甚至会暂时不

    理案件本身，先命其供出“讼棍”。在所任州县，杜凤治经常严查“讼

    棍”予以惩处，在南海知县任上还按照督抚的意旨把有知府头衔的大“讼棍”潘峥嵘关押致死。对涉案人的亲属、家族成员“扛讼”（参与和支持诉讼），杜凤治也持严苛态度，动辄予以惩处。

    杜凤治强调简讼，未尝没有体恤绅民的考虑。日记经常提及“讼

    累”，绅民只要惹上官司，不管是罪案嫌疑人，还是嫌疑人的直系亲

    属、关系人（如疏远同族、同村、邻居），甚至无辜者，或钱债田土等

    案的当事人、关系人，都会被羁押。被羁押的涉案人和无辜者，不仅费

    时失业，羁押期间饭食得自行料理，还要受差役、管监“家人”的勒索。

    即使是钱债田土等纠纷，各种诉讼费用也都由当事人承担。例如，罗定

    陈、黎两姓争祠堂基址，黎姓强烈要求知州杜凤治前来勘验。当时知州

    本人与书吏、差役没有要钱，但仅仅打点轿夫、执事人、门号房，黎姓

    也花费了十余千文钱，而此案判决结果只是陈姓补偿黎姓地价两千文钱

    而已。 [44] 其他案件涉案人付出的要更多。日记记载了多宗无辜涉讼者

    家破人亡的事，杜凤治曾慨叹：“衙门官司不可沾着，一沾即可破家。”[45] 所以他要求绅民尽量不要兴讼、缠讼。

    大事化小是杜凤治理讼时常见的做法。无知百姓不知王法，往往无

    意陷入重罪，如果尽法惩治，甚至会判斩、绞。杜凤治不忍心也不可能

    都如此判决。而且上详的每宗大案重案，都意味着州县官的银钱负担。

    把大事化小，既迁就现实，也符合自己利益。例如，民间诉讼为抵制对

    方，常捏造对方抢劫、掳掠、奸拐、伤杀、挖坟毁骸等情节，如都按律

    例反坐就判不胜判，杜凤治在多数案件中都只是把反坐作为迫使诬控者

    具结的手段，基本没有真正实行过。有些今人看来很严重的案件，杜凤

    治也会大事化小。如光绪元年，罗定州陈钟英6岁侄儿学大人叫一寡妇

    为淫妇，被寡妇以扁担追打时落井淹死。族老调和令寡妇夫兄陈明基等

    罚钱20千文埋葬小儿了事，但陈明基等没交钱，陈钟英等就牵走陈明基

    的牛，陈明基等以对方抢牛告到州衙。杜凤治了解原委后，只就诬

    控“抢牛”一事谕饬绅士调解，却没有提及小孩被打落井而死的情节。 [46]

    致死小孩本是人命案，但此小孩看来并无父母，既然族老已调和，杜凤

    治就不再深究了。

    杜凤治对某些类型案件的审理有他个人的特点。例如，对多数奸

    案，杜凤治都说没有确据，对奸情的指控不予采信。在当时检验条件

    下，绝大多数奸案都不易找到确证，要办成铁案很难，杜凤治排除奸

    案，也许是出于避免日后麻烦的考虑，同时认为否定奸案对受害人及其

    家族更有利。杜凤治对以奸案提起诉讼又并非受害人者通常会鄙视，对

    奸案嫌疑人则以其他罪名予以重惩，而故意忽略奸案情节。对被牵连入

    各种案件的节妇、孝子，杜凤治尊重并体恤，对诉讼中孤寡贫弱的受害

    人，杜凤治也会同情，有时还自掏腰包予以帮助。杜凤治听讼难免会偏

    向富人与士绅，但又要求绅富不要做得太绝，当涉讼两造一贫一富时，

    杜凤治往往实行“富者少与体面，贫者少令便宜”的办法以求两造接受调

    解以息讼。 [47] 杜凤治作为士大夫、州县官，对严重作奸犯科的人疾恶

    如仇，对一些情节恶劣民愤很大的案件，甚至会超出法律予以严惩，不

    怕担责。同治十二年，在佛山抓获抢掳女孩的罪犯，幕客按律例拟定为

    绞监候，杜凤治主张定为抢劫罪，因为按抢劫罪才可以“就地正法”。但

    案情毕竟不是抢劫，幕客不肯担责。杜凤治就亲自修改案犯口供，并争

    取到知府的同意，两人一起特地见督抚面禀，杜凤治自己又禀报按察使

    请求批准。 [48] 由于州县官在听讼时实际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杜凤

    治的个人性格对其行使司法权力有很大影响。

    （二）刑讯与羁押的权力

    清朝司法特别重视口供和具结。在命、盗等案件中，疑犯认供等于

    自判死刑，获取口供的主要办法就是不断刑讯逼供，各种案件具结的获

    得，也基本上要靠训饬、威胁、劝诱甚至拘押、动刑等手段。清朝对罪

    犯的惩罚有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前两者是肉刑。州县官审

    案，刑讯逼供是常有之事，羁押、处罚罪犯也使用刑具。但清朝法律对

    刑具有规定，只允许使用一定重量的荆条、竹板、枷、镣，此外的刑具

    属于非刑，如果刑伤疑犯，官员要承担法律责任。州县官可以对民事案

    件以及笞杖、枷号轻罪罪犯做判决，徒、流以上，州县官不可以判决，

    也不可以判决案犯监禁。然而，从杜凤治日记看，这些法律和规例都是

    具文，州县官实际上在刑讯、羁押方面有很大权力，甚至可以任意而

    为。

    出了命、盗案，到一定期限破不了，州县官要承担很大责任，甚至

    官位不保。广东的《缉捕提纲》还明确规定“凡承缉不力之案只参知

    县”。 [49] 一旦捉获疑犯，从州县官到书吏、衙役，都希望疑犯尽快认供

    结案以避免处分，严刑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杜凤治审讯命、

    盗案疑犯，基本上是“严刑讯供”“严刑熬审”，疑犯有时还“刑伤甚重”。

    光绪三年，杜凤治聘请的南海县的审案“小委员”祝华封审讯三名盗

    犯，“用刑过重，吊跪时久，已出大汗，犹不肯放，迨看似不妥，急放

    下已气绝矣，究之三名无一认供”。三名身强力壮的盗犯同日因酷刑致

    死而没有供词，有可能带来麻烦。杜凤治与谳局委员、族侄杜承洙（菊

    人）商量后，“改判作为认供因病身亡”。 [50] 即使审讯案情较轻的疑

    犯，也会用重刑。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秉承总督命令拘押了据说有知府

    职衔的著名“讼棍”潘峥嵘，关了一年多，不停审讯，“罚跪，加重吊其

    手”，后来又吊板凳，审讯到更余。但潘就是不承认是“讼棍”，终于受

    不了如此苦楚瘐死狱中。 [51] 潘峥嵘是绅士，交游颇广，“讼棍”也算不

    了特别重的罪，但杜凤治在上司支持下也以非刑审讯。

    不仅对疑犯，有时对证人、无辜涉案者也实施严刑。同治十三年三

    月，省城发生一宗怀疑下毒杀人案，杜凤治所请的审案委员为取得供

    词，对谈论过此案的十三四岁小使严刑拷打致伤。新闻纸报道了此事，

    总督和按察使都过问，杜凤治不得不对受刑小孩予以治疗、抚慰，但仍

    庇护两个委员。 [52] 《大清律例》本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不可拷

    讯，官员违反者要按失入人罪惩处。 [53] 这次被拷讯的小孩并非疑犯，

    只是可能知情的人，拷打之事又发生在督、抚、藩、臬眼皮底下，但杜

    凤治仍认为没什么大不了，毫无顾忌地为审案官员辩护，还理直气壮地

    写入日记，杜凤治本人和这两个官员也未因此事受到任何处分。于此可

    见州县衙门法外刑讯的普遍性。

    日记记载其他州县实施法外酷刑的例子甚多。如清远县监犯连毙17

    人，因为卸任清远知县宋锡庚（西堂）同按察使关系不好，后任又不为

    他隐瞒，所以被查。死亡者“据禁卒供均由剜目、炙背、剔筋、碎髁而

    死”。但这名酷吏并未受到惩罚，上司还曾打算让他署理首县番禺县。

    [54]

    清朝法制规定的五刑中，徒、流两刑是剥夺自由。但清朝的徒刑，

    在《大清律例》中写得很含糊，徒刑最多只有三年。 [55] 日记里提到，

    广东向来不办流、徒，因办流、徒州县官要多费银钱，多改为礅禁，致

    使“羁馆皆盈，枷亦无此多枷，礅亦不胜其礅”。 [56] 按法律，州县官无

    判处罪犯徒、流之权，对疑犯和民事、刑事诉讼涉案人更无长时间羁押

    的权力。但从杜凤治日记可知，实际上不少人因嫌疑、轻罪甚至无辜涉

    案被长期羁押。如在四会知县任上，杜凤治释放了因咸丰八年案件“扛

    讼”被押十余年的苏亚华。 [57] 在罗定州任上，他释放了为抢案牵涉、证

    据明显不足且未认供、从17岁押至31岁的陈华新， [58] 又释放了已关押7

    年、未认供之抢牛疑犯雷五谷以及关押了10多年的卢观邻、卢亚辛。日

    记说明：“二卢系卢亚全命案内人证，久押拖累，实为冤枉，幸十年尚

    未瘐毙。”

    [59] 罗定州的林凤鸣为抢案牵连，局绅、乡绅均查明其与案无

    关，仍被押了14年，经历数任知州，在杜凤治任上才被释放。 [60]

    上述这些人都是杜凤治前若干任州县官所羁押。清朝州县官一任平

    均只有一两年，杜凤治自己下令羁押的人，他离任时往往也未释放，被

    押者究竟会关多久，州县官们并不在意。

    州县官决定羁押一个人是相当随便的，但因为案情未搞清，或“攻

    保各异”，被羁押者通常都不会轻易释放。同治七年，四会绅士严凤山

    要求保释被武营误拿、已押两年之伍亚发，但城守李辉称伍为著名“烂

    仔”，杜凤治就没有答应严凤山。 [61] “谋抢未成，抢人衣服一次”的疑犯

    刘亚南，解上省在南海县监禁了十七八年，又发回四会。日记只提及再

    审，很可能杜凤治调离后刘亚南仍在关押中。 [62]

    羁押是州县官迫使涉案者服从判决或屈从官员意志的有效办法。同

    治九年到十一年，已被抄家的前浙江盐运使（未赴任）潘仕成与其侄潘

    铭勋为出售家族产业涉讼，潘铭勋出售给英国人的产业包括潘氏家族早

    就典给美国人的一片土地。因为案情复杂、审理不易，杜凤治就命把潘

    铭勋父子及潘仕成爱子潘瑞榴（潘仕成因年老病重无法羁押）扣押在南

    海县丞衙门，待到潘铭勋、潘仕成双方分别出银把地契从美国商人手中

    赎回才允许保释。 [63]

    杜凤治谕令羁押的人，既有疑犯，也有书吏、衙役、士绅、欠粮

    者、殷丁，甚至还有只是冒犯了他或他看不顺眼的人。同治六年，奸拐

    案的事主邓传能被羁押在差馆，“拷打狼藉”，但杜凤治下乡催粮一个月

    就把他忘记了。回来后记起邓传能请求释放的呈词“言语不顺”，于是追

    查出代写呈词的“讼棍”江润颐，就把江拘押审讯。杜凤治对他说：“鼎

    铛亦有耳，汝岂不知本县事忙在乡一月？交差小事，偶尔不忆，汝敢出

    言？”

    [64] 杜凤治明白无误地表示，羁押、拷打并无过错的受害人并忘记

    释放没什么大不了，反倒是质疑知县权威的人要受到惩处。次年，他在

    四会任上审理梁柏香控叶有庸争屋案，梁柏香没有到案，传到堂后梁称

    叶一方实际当事人叶有庸的儿子没有到案，所以不来，杜凤治听后大

    怒，认为怎样审案由官决定，梁的辩解是“目无官长”，于是偏偏不审，

    先把梁柏香收押。 [65] 因为审讯案件必须传齐所有涉案人，州县官为审

    案的便利就把不论何种原因涉案的人都关起来，以便能上堂应讼。此案

    只是一宗普通民事官司，实际上的被告不到案，原告梁柏香因而也不到

    案。杜凤治因两造均不到而生气，于是不管梁柏香是原告且是绅士，也

    要把他拘传到案并收押，又把被告年老的父亲叶有庸羁押。同治十三

    年，杜凤治在罗定审一宗田土、欠租纠纷案，其中一方的当事人李广明

    避匿不到案，而让自称已有八十高龄且耳聋的老父李逢皋出头。杜凤治

    大为生气：“广明不出，而以将死之老朽出头质讯，计亦狡矣！伊以为

    李逢皋老惫至此，官必不能责之押之，岂知责固不可，押则何妨？将李

    逢皋收押土地祠，即或老病将死，亦听其死在押所。”

    [66] 同年，杜凤治

    正打算释放久交差馆羁押的欧朝典、陈仕朝，恰好有人要保释，杜突然

    生气，认为陈以财贿脱，明知其冤枉，也要多押两月再放，以示恩威皆

    出自官。 [67]

    无辜误被羁押者并非个别现象，有时还包括高龄老人。在南海县一

    宗叔侄互控案中，侄儿不到案，就把他70岁的管门仆人林顺羁押。此案

    不是杜凤治经手，杜凤治也认为林顺与该案无关，却又认为羁押他并没

    有错并评论说：“无论南海，即在外县，既押得往往忘之，此人无出期

    矣。以一人观之，乃知如此者殆不少也。”

    [68]

    州县羁押处所有多种。大抵监仓用于羁押已定罪的犯人，羁所既羁

    押疑犯也羁押其他涉案人，值日馆（或班房、号房）是在衙役住宿或待

    命休息之处（或附近）设立之羁押所，土地祠是借用来羁押的庙宇，省

    悟轩是专门羁押绅士或有一定地位者的处所。羁所往往羁押多人，条件

    较监仓更差，号房则稍好。涉嫌欠债自称职员、监生的周会汉，因审讯

    时强辩，杜命“掌嘴二十收祠勒追”，周被羁押后通过刑房书吏表示愿意

    遵断，“恳提出土祠交号房看守”，杜认为：“本来伊不能算有功名人，

    况此等功名何异白丁，押祠何妨？既云遵断，姑准交号房。”

    [69] 杜凤治

    有时会把文武生员“发学”，即交给学官羁留。

    王法虽有提供狱囚饮食的条文，但官府的财政却不保证这项开支，

    往往得由州县官自行筹措。如南海县“羁所三处押犯五六百名，逐日口

    粮由县给付，无款可筹，均系捐廉发给”，此前靠充公赌馆等费用支

    付，后此款被钟谦钧署理按察使时收去，杜凤治只得另想办法。 [70] 由

    于监狱、羁所经费缺乏来源，州县官也不愿筹钱改善，因此监羁条件极

    为恶劣，如果被羁押者无力纳贿、无人送饭，还要受刑，羁押一段时间

    就会死亡。日记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杜凤治有时也会表示同情。如

    同治八年四会被保释的袁亚锦、麦亚二出监羁后很快死去。杜凤治也明

    白死因是监禁条件恶劣：“扑不甚重，枷亦不至死，大约无食之故……

    二犯罪固非轻，唯不至死，心颇悯之，恐有觉察不到之处。为官作孽，

    此等即是。二犯本拟枷十余日，不必满月释之，安料其一枷即死耶？”

    [71]

    杜凤治认为自己对狱囚算是比较有仁者之心的了。番禺差馆“如黑

    暗地狱”，南海羁所虽较番禺好，也是“羁人如此多，晚间地下睡宿，欲

    求一尺宽六尺长之地而不可得”，但杜凤治认为受活罪的都是不愿做好

    人的贱骨头。 [72] 所以，他对狱囚的同情也有限，只是瘐死者集中出现

    时才稍做补救。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天气寒冷，南海监羁“共瘐毙十二

    人”，杜凤治“查其棉袄破，添百余件与穿，又每日放粥一餐，必不致饥

    饿死”。日记说死亡的多是到谳局受审者，谳局本身没有羁所，犯人都

    在两县关押。“谳局受刑既重，往往半夜后回，即冷饭亦无有，受刑且

    饿，得不死乎？”

    [73] 杜凤治明知谳局刑讯是被押者瘐死的主要原因，而

    且特地写了自己对狱囚的救济，但寒冬时节每日一粥也只能使被押者苟

    延残喘而已。有一日寒冬天气，杜凤治看到广宁县衙门外“一犯卧石条

    上呻吟声唤”，查问知道是抢劫疑犯高华带，因病要地保暂时保出，

    但“家中无人，医药无资，故卧于此”。杜表示：“如不可医，听其自死

    可也。”

    [74] 狱囚的困苦状况是清朝监狱制度造成的，杜凤治本人不可能

    改变。

    拘押嫌犯如为官员士绅，衙役、书吏等便有了牟利机会。在押期间

    疑犯为得到较良好的待遇，只要略有能力就会行贿，一押一放之间更是

    创造了大量纳贿机会，即使明知蒙冤收押，并冤押多时，释放时也要担

    保。为迫使被押者行贿，看守者通常会使用各种逼迫手段。同治六年，

    广宁绅士副贡周友元等到省城上控，被羁押在南海县羁所，“押首县羁

    所，乃是有名费钱之地”，“在羁所身上带练粗于栲栳，种种苦情”。 [75]

    绅士被羁押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三）死刑的判决与执行

    剥夺人生命的权力，即判处死刑的权力，应该是审判程序中最重要

    的权力。清朝对死刑的审判、执行有严格而详细的法例和规定。在执行

    正常程序的死刑案件中，勘查、缉捕、初审等环节都在州县进行。对有

    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查清案情后，州县官出具看语（州县、府一级的

    审判文书），叙述案情并根据《大清律例》提出案犯属于何种罪名、应

    判何种死刑（凌迟、绞或斩，立决或监候），并详报府、按察司、督

    抚，将案犯上解府。如果此后各审判层级复审后结论与州县的看语一

    致，过程大致是：府将案犯上解省，按察使亲自复审后上报督抚，督抚

    正式做出死刑判决向皇帝具题。案件又经刑部审核，再经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后具题，最后由皇帝“批红”决定“立决”还是“监

    候”，“立决”的案犯由刑部下发钉封文书命令执行。 [76] 死刑案由皇帝最

    终判决，虽只是一种仪式，但显示只有皇帝才有最终的生杀大权。

    作为审判的第一个层级，州县官并无判处死刑的权力，不过，证

    据、案情、罪名基本是在州县定下的。在战乱时期，州县官还可以便宜

    行事。如民国《香山县乡土志》记载，咸丰五年四月，香山知县擒获洪

    兵首领吴万刚、钟成后立即处决，“贼党四百余枷毙之”。 [77] 承平时期

    的州县官当然不可如此。但清朝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仍长期把强盗

    案件（一度也包括卖“猪仔”的人犯）的死刑审判权下放给督抚，实

    行“就地正法”。 [78] 光绪元年，御史邓庆麟奏请将死刑终审权收回朝

    廷，但广东巡抚张兆栋复奏，同意停止对诱拐出洋匪犯“就地正法”，但

    对盗犯“请仍照就地正法章程办理”。 [79] 一直到清朝灭亡，广东对

    盗、“逆”等犯人都实行“就地正法”，基本上是先斩后奏，督抚有时还会

    把杀人权进一步下放。在按照“就地正法”的办法处置犯人时，州县官的

    司法权力要比正常程序大很多。

    “就地正法”的程序大致是州县审讯后上详报府或直隶州，再上报按

    察使，巡抚批准后，在省城的犯人就由两首县知县到抚署请大令押赴刑

    场处斩，外州府则由按察使发下钉封文书在当地处斩。犯人如果在府、

    直隶州翻供，就发回州县再审，这就意味着又一轮严刑逼供。同治十三

    年，罗定州属下西宁县上送的杀人犯程亚存等翻供，杜凤治仍命西宁知

    县陈杞（采珊）在州城再审，使用“责孤拐”（敲脚踝）、吊板凳、吊跪

    等刑。杜之刑名师爷但鸿恩以案情未确，不肯照县详把五犯都作为盗劫

    案办立决，建议改为谋杀案，按正常程序办理，免致五人不分情节轻重

    都被处死。但杜凤治认为，“若办谋杀，必须招解，必然翻供，必日久

    不能了结”，坚持作为“明火抢杀”案办理。 [80]

    从杜凤治的日记看，按“就地正法”程序处决的犯人比按正常程序处

    决的多得多。同治十一年，全广东上报办理秋审的名单有35人，同治十

    二年才13人。 [81] 但每年南海、番禺知县在广州监斩“就地正法”者数以

    千计（包括外地解送来者），刽子手杀人有时一次就有四五层，共三四

    十名。 [82] 同治七年十月，杜凤治从四会解府抢犯陈灶妹等四人上府，

    不久四人病死一人，其余三人便在肇庆府城斩首。 [83] 同治十三年，杜

    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收到按察使下发的钉封文书，“西宁从逆抢杀人犯

    张发鞍三、罗亚有二名，前任禀请就地正法者”，“兹奉抚宪批准札饬择

    不停刑日期就地正法”，杜凤治即升堂提犯验明正身，委派吏目与城守

    监斩。 [84]

    因为每有一名解臬辕的“正常”死刑案犯，州县就要交20两作为秋审

    费（其他费用还未计算），按察使还得为秋审赔几百两。 [85] 因此，从

    省级官员到州县官，都更愿意按“就地正法”章程处置罪犯，因更省钱省

    事。

    在清乡期间，处决的程序比一般“就地正法”更为简捷。光绪三年，

    南海县举行清乡期间规定，捉获的人犯由主持清乡的彭、夏两位知府讯

    明，会同清乡武官禀请核办，即时批准，发到行营立可就地正法，不必

    再到抚署请大令。 [86] 还有比这更简捷的，同治九年，杜凤治作为委员

    在潮阳催征，知县朱尹伯带领兵船到柳岗等地勒令交“匪”，当地绅耆被

    迫交出参与械斗、不安本分的“烂匪”十余人，只经过简单的审讯，便在

    当地将其斩首。 [87] 同治十一年南海县清乡，仅二月下旬，就杀了38

    人。 [88] 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虽非清乡主持者，但拘捕、处理案犯都

    参与意见。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对负责清乡的副将戴朝佐不满，认为

    他“办得太宽”。康赞修曾通过杜凤治指证一个叫方亚芬的人是盗匪，不

    久，方就被斩决。 [89]

    光绪三年，省城西关有一个“抢夺多案”的花子会，很可能是个乞丐

    的秘密会社，从广州知府的告示看，“花子会”的“罪行”无非“每遇民间

    婚丧，勒索讹诈不堪，党羽众多，凶暴昭著”。 [90] 杜凤治其时任南海知

    县，虽知道他们罪不至死，但因西关有很多手工业工人，“动辄恃众滋

    事”，要杀一儆百，便向知府、按察使禀请处决“花子会”为首者两人，

    斩决后本不必枭示，但杜凤治仍命将两人首级示众。 [91]

    在上面的事例中，州县官并非判决者，只是在死刑案件中起间接作

    用。但日记还记载了多宗州县官不经正式程序直接下令处死犯人的案

    件。

    同治七年，经杜凤治审讯，周年、周德不认供，杜认定两人“劣迹

    凿凿可据，毫无疑义，既不承认，本拟用立笼站死，兹候另办”。 [92] 站

    笼是一种刑具，可以把犯人装在里面示众，如站笼放在日晒雨淋之处，

    断绝饮食，犯人被卡住脖子，会在两三天内受尽痛苦死亡。杜凤治就下

    令把抢劫杀人犯江亚华用站笼站死。 [93]

    同治九年闰十月，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后不久，就下谕兵房及行杖

    皂班添置站笼三个，加旧存共六个，又“钉人架子”两个。 [94] 几天以

    后“钉人架子”就派上了用场。杜凤治亲自督率差、勇、团练围捕盗匪黎

    亚林等人，因黎亚林等拒捕以洋枪打死帮役梁盛，杜凤治在抓获黎亚林

    等人后，便命“黎亚林、黎亚晚、程亚保、程亚养俱不必细问，各重责

    藤条百下，四犯分四架用钉钉定，舁至墟场码头示众”，两日后四人先

    后断气。杜凤治命令示众五日，过了十三日墟期方准殓埋。 [95] 据杜凤

    治在日记所画，“钉人架子”是一“工”字形木架加上“X”状交叉木条。

    用“钉人架子”钉死犯人是历代典籍无载的酷刑。

    不久以后，广宁县容村公局又捕获犯“抢案多多”的首匪容美庆。容

    美庆拒捕受了颇重的枪伤，杜凤治为避免其伤重死亡，逃脱死刑，就命

    把垂死的容美庆枷钉南门外示众。 [96]

    盗窃犯周亚有越狱被捉，杜凤治因对其越狱生气，下条子令手下准

    备站笼，把周亚有和不肯供认的几名抢劫疑犯一同站死。亲信“家人”严

    澄提醒：“周亚有所犯案是偷窃，情节不重，罪不至死，还请斟酌。”杜

    在气头上最初认为“此犯断不可留，虽为窃犯，凶恶过于抢劫”，但转念

    一想，严澄所说有道理，于是“且将条收回暂缓办理”。 [97]

    杜凤治再任广宁后几个月间，先后钉死五人，还准备以站笼站死四

    人。杜出此狠手，大概因为上一任知县曾灼光庸懦无能，他希望以严刑

    峻法震慑盗匪。他到任不久就下令添制站笼、钉人架子，说明实施这样

    的酷刑虽不符合王法，但已成为惯例，杜凤治并不担心自己这样做会受

    到上司的追究和处分。几年以后，他还不无自豪地忆述：“于石狗地方

    活钉四人，抢案立止，河道畅通，夜亦可行。时李星衢中丞移节西省，

    道出端江，晤方子严现察，一见即言杜某大有才能，一路颂声洋溢，惜

    不早知之。”

    [98]

    在署理罗定知州时，杜凤治也有令犯人站死的记录。光绪元年，他

    按照戴姓族绅的意愿，把用刀“伤母致死”的犯人戴大全“捆绑打入立

    笼，钉缄坚固，舁出头门示众”，戴大全次日气绝身死。 [99] 从日记所记

    看，戴大全“伤母”的情节很可疑，即使他确实忤逆，对78岁老母殴打则

    可能，动刀子就太背离常理。其母是多日后病故，因伤致死只是族绅的

    一面之词。 [100] 然而，贫穷无业的戴大全平日与戴姓绅耆颇多冲突，其

    兄又是参与会党起事的外逃者，不能排除戴姓族绅想借知州之手除去戴

    大全这个惹是生非的族人。在处置戴大全之前，杜凤治要戴的舅父容亚

    一和其他亲属出具戴大全穷凶极恶、要求知州从严惩办的具结，以便作

    为非刑处死戴大全的依据。 [101]

    在罗定知州任上，杜凤治属下东安知县刘彬把咸丰年间杀毙六命的

    犯人李德明“讯明将其活钉”。日记说，案发时虽有事主控告，“未诣检

    验，其案不办”，到光绪元年事主拦舆喊控才把李德明拿获。 [102] 日记

    记此案只有寥寥数语，但案件发生在一二十年前，并非刘彬经手审理，

    凭事主控告就把李德明钉死，按照清朝法律，甚至按照“就地正法”的章

    程，这样做也是草菅人命。

    光绪三年再任南海知县时，杜凤治打算以站笼处死强奸幼女的罪犯

    张亚志，为此他同按察使周恒祺有一番对话：

    予向臬台言张亚志已六十四矣，如照例详办，归入秋审亦

    需两年，或逢部驳则又一年。犯如许年岁，设狱中病毙，岂不

    幸逃显戮？故不如外办，案情、供词已确凿无疑，将犯枷立木

    笼，抬至犯事地方示众。广东人心浮，闻有站笼之犯，定倾城

    往观，必然无人不知，互相论议，足以示诫，用法莫妙于此。

    臬台谓天下刑之重未有重于立笼者也。求死不得，强壮少年必

    需三四日，年老怯弱者亦需一日，其受苦殆难言语形容，倒不

    如一刀之痛快决绝。此案外办甚是，该犯亦应令其受苦而死，

    唯不可令其站死，于心难忍。死法甚多，用重枷枷死亦无不

    可。予甚以臬台所说为然。 [103]

    杜凤治的话反映了州县官实施“外办”处死犯人的一般想法，按察使

    的话反映了高层官员对“外办”默许的态度，上下级都认为用酷刑处决某

    些犯人可以起到广泛的震慑作用。上文以站笼站死江亚华一案，杜凤治

    是同幕客反复讨论后决定不上报而“外办”的。以“钉人架子”钉死黎亚林

    等人后，参与围捕的武官江志托人转询“石狗（地名）钉办黎亚林等一

    案曾否通详”，杜凤治回答说：“以道宪深念团练、保甲事，嘱予沿河亲

    往劝办，故自初五出门，十四日归，其中一切情形夹单禀之……现已安

    静，故发通禀，非石狗一事也。”

    [104] 杜没有正面回答江志提出的问

    题，但杜凤治对上司的默许是毫不怀疑的。

    广东其他州县官“外办”非刑处死犯人的也不少。例如，惠来知县陈

    元顼“自言办土匪甚认真，就地正法及拿到即杀者共有二十余名”。 [105]

    杜凤治再任广宁的前一任曾灼光，也曾把疑犯钉死两名、枷死两名。

    [106] 遂溪知县白朴因枷犯乘风雨夜逃逸，“钉犯一名毙”；几天后“捉获

    枷犯一名，当即钉示”。 [107] 四会知县乌廷梧因疑犯林建、李志越

    狱，“嗣将林建拿到，一顿乱棒打死，李志亦将于监中饿死，报病死了

    案”。 [108] 清远知县郑晓如抓回逃走羁犯，不待其认供，“立将立笼站死

    数名”。 [109] 徐赓陛任陆丰知县时甚至活埋一人。 [110]

    以站笼、钉人、活埋等非刑处决犯人的事，在清朝各种官方记载、

    档案以及州县官、幕客的私人公开著述中都不易找到。 [111] 杜凤治的日

    记留下了罕见而真实的记录。

    三 杜凤治审案案例

    （一）命案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标榜人命为重，作为第一级承审官员，州县

    官的看语对命案疑犯的命运至关重要。杜凤治宦粤十几年处置的命案不

    少，本目主要写杜凤治审理过的几个复杂离奇的命案。

    1.罗亚水杀死三人案

    广宁人罗亚水于同治四年五月杀死罗天佑、罗天中、罗绍勋三人，

    广宁知县王炘前往验尸时，罗天佑妻范氏、罗绍勋妻潘氏及罗天佑四子

    亚概即亚启等均具结打手掌模拦验，情甘领尸回葬。结内声称罗亚水杀

    死三命后即行逃走，族众追拿，赶至高要羚羊峡口，罗亚水畏罪跳河身

    死，凶犯既然死亡，情甘罢讼。到杜凤治任广宁知县后，同治六年六

    月，罗绍勋妻潘氏及罗亚启，线人卢保、邹北养，绅耆潘定明、莫溥万

    等又拿获一个罗亚水捆送来县衙。但按县衙保存的文书，杀死三人的罗

    亚水已投河死亡。杜凤治立即讯问，潘、莫二绅耆和线人卢、邹都愿意

    具结保证送来的人是罗亚水真身。又讯问潘氏、罗亚启当年为何具结，

    两人答说当日系罗耀南、罗辉南令子罗华养冒充亚启具结打掌模，尸亲

    并不知道，拦验是被罗耀南等哄阻。追问不知道为何领尸，何又领尸无

    结，潘氏、罗亚启的供词含混，总推到罗耀南等身上。杜凤治又了解

    到，当日经罗姓本家调和，罗范氏、罗潘氏、罗亚启等得到200余两银

    后情愿了结，故此拦验，范氏等具结谓亚水已死，领尸完案。罗亚水亲

    属在衙门官吏、门役也各花费数百两银。然而，投河的是罗亚水之弟罗

    亚灶，他并未伤人，投河后也没死，在同治五年因其他原因死去。罗亚

    水与罗天佑等原为争家传靛秤起事，天佑为亚水五服内之堂叔祖，绍勋

    亦长一辈。此前罗亚水之父被罗天佑等砍死，亦未报官，和息了事。杜

    凤治比对潘氏、亚启手掌模，与具结的相符，判断当日他们确实愿意和

    息，但事后复翻。当时的广宁知县王炘对此案未验尸更未详报，接任的

    知县张希京虽有禀报，但语多笼统，曾将罗耀南、罗辉南羁押勒交凶

    犯，杜凤治接任后两人以病保释。此时，罗潘氏贿和复翻不难处理，最

    难办的是如何回护王、张两位前任知县和使自己免责。杜凤治乃命将罗

    亚水收禁，将送罗亚水来的一干人等交差役看管等候复讯。 [112]

    至此似乎已案情大白，但杜凤治调离广宁署理四会时尚未结案。总

    督根据按察使的报告批示：“案关三命，情节何等重大，王令既不能查

    出真情，率听尸亲拦验和息，接任之张令、杜令又以尸亲控情变幻，任

    意耽延，以此颟顸无能、玩视民命，必须据实参办，以肃吏治而雪沉

    冤。”三任知县都将因此案被追究。 [113]

    但官场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过了一年多，王炘已丢官，而张、杜

    仍在官位上。日记称贿和复翻的原因是罗亚水族人承诺的银两没有到罗

    潘氏等人之手。杜凤治已向按察使禀报过，但按察使不接受杜的解释，

    又派委员到广宁调查。 [114] 后任广宁知县饶继惠同杜凤治一样不想得罪

    几位前任，也是拖拖拉拉，到离任时没有结案。同治八年六月，杜凤治

    到肇庆府城，同新接任广宁知县谢树棠（蕖舟）、肇庆知府幕客赵光垣（梅洲）、道台幕客吴桢（咏帆）、谢的幕客姚卓堂等人议论此案，“共谈罗亚水案必要检验。梅洲谓亚水如死，案亦了矣，监禁二年余又不死。咏帆看稿毕，亦谓非亚水死不可，惟饿死与病死等耳，大家一笑”。 [115] 几个人都认为此案要避免继续追查，不牵连几任广宁知县以及当日参与贿和命案的幕客、书役、差役、“家人”、绅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监狱中把罗亚水弄死。从一众官员、幕客取得共识时的轻松愉快神情来看，州县枉法处置命案是平常事。同治九年杜凤治回任广宁，日记再没有出现罗亚水的名字，大概已死于狱中，此案便不可能再追查下去了。

    2.谌郭氏因奸引发人命案

    在四会任上，杜凤治处置了一宗因奸引发的人命案。同治八年四月

    十四日晚上三更，在县城开馄饨面店的谌经初由店回家，开锁进门后再

    关门，突然有一年轻大汉赤条条手持刀要出门，谌经初觉得此人想行

    凶，就一面执火枝同他格斗，一面呼救。该男子见邻人快到，就撞开屋

    瓦从屋顶逃走。地保李扬明来到，问明情况，认为是奸情无疑。谌家屋

    后有一大废园，有不少树，园外是一条河，邻居到时此男子已无踪影。

    谌妻郭氏不肯说实话，谌经初知道其妻做这样的事不止一次，见奸夫已走，打算就此罢休。没想到第二天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因为前夜有人从谌经初家房顶逃走，地保判断就是此人，事关人命，便禀报知县。[116]

    杜凤治前往勘验后确定此人系生前落水淹死，再勘查谌家房屋，情形与地保的禀报相符；验毕，命将谌经初、谌郭氏、婢女喜彩、李扬明及左右邻七八人均带回县衙讯供。左右邻的口供同地保的禀报一致，杜凤治讯后即将他们释放。谌郭氏开始抵赖，掌嘴四次后供出死者名李亚兴，常至店吃面，两人勾搭上，趁丈夫不在家通奸三次。当晚以为谌经初在店里过夜，想不到谌经初突然回家撞破，致使李亚兴逃走落水丧命。杜凤治了解到郭氏此前曾离家出走月余，有人见其与龟婆同行，必然是去做娼妓。因为谌经初做的馄饨很好，生意不错，勤俭度日，有些积蓄，郭氏在外不如在家温饱，故仍回家。谌经初没有责备郭氏，一切含忍，如果没有李亚兴落水死的事，谌经初将继续含忍下去。杜凤治对谌经初说：“汝辛苦俭勤，稍有饭吃，为妇浪费已属不赀，此种妇留之，将来恐汝有性命忧。愿弃之乎？”知县说到这个份上，谌经初只好叩头说愿弃。虽然知道谌经初还是有点留恋，而且按律例他有权领回，但杜凤治认为“风化攸关”，即按律例判将郭氏官卖，以惩办惹出命案的“淫妇”。对老实巴交、无辜牵入命案的谌经初，杜凤治有点同情，对他说：“此番事由汝起，命案重矣，衙门如许虎狼，均知汝有几个钱，尽可以破汝家。但若辈亦辛苦为汝办事，小小茶资不能不应酬一二，如署内外人等勒索多资，汝切勿与，逼汝太甚，竟来大堂大声喊冤可也。”[117] 所谓“小小茶资”，肯定也不是几吊几两可以打发的，但有杜凤治这番话，谌经初也许不至于破家失业。

    3.唐、梁两姓互控命案

    光绪元年五月底，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接到唐姓、梁姓互控命

    案。唐姓一方呈称：唐灶敏牧牛于梁姓村后官山，梁姓称系本族人种松

    树的私山，要来牵牛，相争中梁灶火将唐灶敏戳伤致死。梁姓一方则控

    告唐姓砍死其叔。杜凤治派人调查，得知的案情是梁姓看到唐灶敏已

    死，唐姓必然报官，就将本族年老患麻风之族人梁日旺弄死，捏称相争

    时被砍身死，希图以一命换一命。 [118]

    六月初，杜凤治审讯此案。唐灶敏妻陈氏背负两幼女应讯，杜凤治

    觉得“情实可悯，赏钱一千文”。接着审讯梁日旺“被殴毙”的情节，梁姓

    称是唐雷公五所为，又审明伤毙唐灶敏的人是梁灶火，便命将梁姓应讼

    的梁亚章和地保梁亚德羁押，令交出梁灶火，再等候下一步审讯。该地

    生员黄荣、唐龙渊、唐桐辉等十余人来到衙门呈递公禀，都说是梁姓殴

    毙唐灶敏，自将梁日旺致死抵制，并愿具结承担所说属实，此公禀与杜

    凤治得到的信息相同。杜凤治又了解到，梁日旺年已七十七八，无妻无

    子无女，孤苦一身，当庙祝靠早晚香火糊口。梁姓人虽多，并无绅衿。

    [119] 地保、绅士都证实梁姓一方伤毙唐灶敏是真，而梁日旺则是梁姓自

    行杀死作为抵制。梁姓无绅士，在这次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案件前后审了两个多月，梁姓指杀死梁日旺的凶手是唐雷公五。此

    人供称名为唐五，因未娶妻前人叫他寡公五，梁姓称之为“唐雷公五”，

    显然是想让官员认为此人很凶暴，这是清代民间诉讼的常见手法。杜凤

    治又传当日具结的绅耆到公堂质讯。还传来证人陈亚茂，他在唐灶敏因

    伤而死的第二日，亲眼见到梁姓致死梁日旺。据陈亚茂供：当时自己由

    素龙趁墟回时已傍晚，经过中村之榃芃冈，见白头发之梁亚松同不识姓

    名后生二人在山坡用竹篷遮蔽，闻声系梁日旺叫喊，似受砍伤疼，旋即

    无声，自己畏凶怕累不敢近前。又供梁日旺系其伯母之兄弟，平时呼之

    为舅，故认识，闻声知其为梁日旺。又提唐五、唐义讯供，两人均供并

    不在场。生员黄荣等到案质证，力保唐五、唐义必无殴毙梁日旺之事，

    系梁景泰、梁日宽等起意令人致梁日旺死，以为抵制。提梁亚章、梁亚

    德三面质讯，杜凤治对两人“众供确凿，犹敢狡卸”，予以重责后继续收

    押。被控杀人的唐五、唐义虽有绅士力保，但仍没有当堂释放，继续羁

    押候讯。又谕令差役尽快拘捕涉嫌杀死梁日旺的梁景泰、梁日宽、梁亚锦等，提同质讯。 [120]

    梁亚章、梁亚德是出头控告唐雷公五殴毙梁日旺之人，杜凤治单独

    提讯梁亚德，说你是地保，在官人役，不妨据实直陈，免致拖累，如怕

    本族人怨恨，可以推说身为官役，公事公办，不得不说。但梁亚德吞吞

    吐吐，总说自己不在家未经目见，访闻村中老小男妇都说梁日旺被唐雷

    公五、唐山佬二等殴毙。杜凤治认为梁亚德显有情弊，说日后讯明，就要办该地保以谋串毙命之罪。

    此案案情可说基本清楚，杜凤治派人调查弄清了真相，十余绅耆的证词更是杜凤治做判断的主要依据。梁姓为抵制唐姓的控告杀死本族老人，反映了民间诉讼手段有时非常可怕。不过，日记也没有记载此案的结案与上详，因为被指控伤毙唐灶敏的梁灶火和致死梁日旺的梁景泰等真凶都没有到案。当时疑犯离开本州县境后要缉拿归案很难。几个月后，杜凤治就回任南海了。州县官普遍任期短、流动大，也是很多案件难以结案的原因之一。

    （二）奸拐案

    1.罗文来被控强奸侄媳案

    同治七年十月至十二月，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审理了罗绮林控告有服族叔罗文来强奸其妻王氏一案。杜凤治的门生、广宁增生黄宪书来函，为其内弟罗绮林妻被族叔罗文来强奸请求严究。此案已呈告一次未准，因为黄宪书的关系，案件被受理。杜凤治先谕请罗姓族绅罗元华等就此案公禀，以便核夺。 [121]

    罗文来得知黄宪书出面控告，反控黄宪书讹索，杜凤治就劝告黄宪书回广宁，不要留在四会参与诉讼。 [122] 黄宪书此后再没有参与。

    提讯时，罗绮林及妻王氏控三服叔罗文来强奸。罗文来有州同职衔，颇富有，供称并无其事，咬定黄宪书唆耸讹索。杜凤治早谕令罗姓族绅罗元华、罗翰华、罗述华、罗翠华、罗心源等禀复，但罗姓族绅并无一词。杜凤治也猜出几分，仍判令着罗元华等秉公查处禀复候夺。[123]

    典史谢鉁奉杜凤治委托审讯了罗文来，向杜凤治报告：罗文来“见罗王氏少艾美貌，伊有钱思淫，虽仓卒未必成奸，而两次调奸或所不免”。杜凤治当时就打算等待罗元华等禀复后罚罗文来千金充公了结此案。 [124]

    杜凤治对案情的判断是：罗王氏少艾，“罗文来多财思荡、见色起淫，虽一时不能用强，绮林及王氏供奸已成未必有其事，而文来手足语言调戏恐所必有”。因为罗文来“身为尊长，罔识羞耻”，乃交捕厅“严行看押”。罗文来设法走杜凤治门上的门路，但杜凤治认为“罗文来多财心荡，见色起淫，既捐职衔，又属尊长，人面兽行”，对其态度颇为严厉，门上不敢进言。街正、廪生李方珄自称罗文来中表，请求保释，也被杜凤治拒绝。 [125]

    然而，族绅罗元华等经过几个月后，很可能是探听到杜凤治的口风，终于出头做出有利于罗文来的表态，认为奸案无据。杜凤治以其事出有因，罚罗文来一笔城工费后省释。 [126]

    日记对审讯此案的细节没有太多记录。如果仅仅是调戏而无其他忍无可忍的情节，罗绮林夫妻肯定不会捏造事实控告有财有势的族叔，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且诬控有服长辈强奸将会反坐受严惩。族绅也许是无法查清真相，也许是有心包庇罗文来，几个月都不敢明确表态，但又不敢指称罗绮林诬控，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也可知杜凤治猜到罗绮林所控为实。若罗文来强奸有服侄媳罪名成立，那是死罪。罗文来是富绅，奸案没有直接铁证，如果罗姓族绅包庇，杜凤治很难定其奸罪，定了也不符合杜凤治的利益。于是，杜凤治就大事化小，把强奸有服亲属的重案办成调戏的风化轻案，重罚罗文来一笔银两了事。富人被控奸案，官员、幕客、吏役、“家人”、绅士都有可能从中获利，罗文来除罚款外其他费用肯定也花费了不少。结案后日记对罗绮林再没有记载，既然黄宪书出了头冤情都不能申雪，罗绮林夫妇大概只能忍气吞声了。

    2.刘亚同被控强奸使女案

    在南海知县任上，杜凤治审理刘亚同奸案，与上一案也颇为相似。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使女欧天彩控告刘亚同强奸。杜凤治在日记中判断：“看其情节，定是和奸，允与欧银两翻悔。”刘亚同母李氏为抵制，控告欧天彩偷窃。杜凤治不相信有偷窃的事实，于是将刘亚同交差带候，欧天彩是年轻女子不便羁留交保，“候传亚同妻及其弟、弟妇二嫂又亚同子亚耀到案质讯核夺”。 [127] 这些亲属不可能做出不利于刘亚同的证词，显然，杜凤治一开始就想大事化小。

    其间，按察使幕客孙应堃（石泉）出面为刘亚同说情，因刘亚同有

    本家侄，与孙有交情。杜凤治在堂讯时对欧天彩“谕以一控奸一诬窃，

    均无确据”，因刘亚同欠欧天彩工银20两，打算判刘亚同出银60两给欧

    了案。但欧哭求申冤，不肯收银具结。 [128] 刘亚同连工银都不支

    付，“和奸”之说就很不合情理，从日记描写欧天彩的态度，可知她所控

    当可信。不过，杜凤治大事化小的主意已定，不准欧天彩再控。后来也

    是判罚刘亚同一千两银子，过了一段时间，杜凤治同孙应堃又提起此

    案，“询石泉刘亚同如罚不起千金，稍减亦可”。 [129] 此案在日记中也再

    无下文，估计是刘亚同缴交了几百两罚银和付给欧天彩若干银两了事。

    知县已决意不采信强奸之说，弱女子欧天彩即使坚持控告也没有用。

    3.陈、梁互控奸拐案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所办的陈贤书控邻居梁奀六火等恃强轮奸伊女，梁袁氏控陈贤书之侄陈木成、陈金水诱拐伊侄梁奀六火之妻陈氏一案，情节相当曲折离奇。

    据梁陈氏供，因被其夫梁奀六火责打，邻居陈贤书妾蔡氏劝梁陈氏暂避至其外家。蔡氏令其侄陈木成、陈金水带领梁陈氏到一处不知何地、日久始知为附城辛屋寨辛木安家，陈木成兄弟不知去向，梁陈氏就在辛家一住四月有余才被家人寻回，但在这四月余并未遭到奸淫。杜凤治认为梁陈氏所说尚似实情，陈木成、陈金水“拐卖之迹未露，拐卖之情实真”；又认为“陈贤书控梁奀六火等奸情，毫无凭证，所有情节仅出陈贤书一人之口，安知非梁袁氏控侄诱拐，架捏抵制”。其时陈贤书女已出嫁，不便提案验讯，杜凤治当堂将陈木成、陈金水薄责，陈贤书坚持说“拐虚奸实”，杜凤治就判令交出其女及妾蔡氏再行核断。 [130] 杜凤治不采信案情较重的“奸”的情节，也是出于大事化小的考虑。

    审理此案时正届晚稻收割季节，互控两造都在羁押之中。因为案情

    难以理清，短期内不可能结案，杜凤治就把全案男女以及地保等都释

    放，理由是以免耽误农务，等陈贤书妾、女到堂后再审讯。 [131]

    谁知梁袁氏、梁奀六火、梁陈氏回去后，当晚梁陈氏便羞愤自尽。

    梁奀六火、两个伯母梁袁氏和梁戴氏具呈请求免予验尸。在此前的审讯

    中，杜凤治因知道梁奀六火家贫，梁陈氏只有16岁，自幼当童养媳，外

    家已没有人，因此对她颇为同情，初讯、复讯对梁陈氏“并未申饬一

    语”，并不准梁奀六火以后再殴打凌辱其妻。为何一离县衙梁陈氏就自

    杀？杜凤治判断，为陈氏逃亡及取赎回家，又与陈姓涉讼，梁家费去百

    余千钱，将所有田、房全数卖去，日后将难以度日，梁袁氏、梁戴氏、

    梁奀六火肯定对梁陈氏埋怨唠叨。梁陈氏受不了，起了轻生之心。当地

    断肠草又容易找到，于是就服断肠草而死。既然丈夫及两伯母（看来梁

    奀六火的父母已不在）力请免验，梁陈氏又无外家，允准了也不会留下

    麻烦，杜凤治就同意免验，令梁奀六火等具结后归去。 [132]

    本来，杜凤治释放全案男女回家收割，案件其实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再次传集全部涉案者到案审讯很难做到，后续了解到的情况令杜凤

    治也感到困惑。杜凤治向练绅潘灿等四人打听陈贤书为人如何，潘灿

    说：“此人平日教读为业，不闻有不法事。”四人还说拐卖梁陈氏的人并

    非陈贤书之侄陈木成等，乃罗平人陈亚灿。至于陈贤书控梁奀六火等轮

    奸其女，四位练绅“俱言恐无其事，一控其奸，一控其拐，互相抵制

    耳”。杜凤治听了以后觉得此前自己对案情的判断有偏误，即写朱谕命

    罗平练绅梁羡珍等确查此案。 [133] 不过，陈贤书是读书人，说他捏造自己的女儿被轮奸的情节抵制，未免太不合情理。

    后来日记又记：“予在乡访闻梁袁氏控陈贤书侄陈木成等诱拐伊侄梁奀六火妻陈氏一案，实系罗平地方陈亚灿诱拐卖与辛木安，与陈木成等无涉。因陈贤书控梁奀六火强奸其女，以是挟嫌牵控。又访查得陈贤书女已出嫁，强奸、诱拐者实系陈贤书族人，与梁奀六火亦无干也，提出陈木成释之。”[134] 从这段话看，拐案疑犯一开始就定错了，但后来认定的陈亚灿却没有到案。陈贤书女被奸案是否发生过，疑犯何人，杜凤治自己也糊涂了。

    一两个月后陈贤书病死，而梁陈氏此前已自杀，陈、梁两家肯定无力再把官司打下去，两家油水已经榨干，书吏、差役、绅士也不会再感兴趣。日记在陈贤书死后再没有记载此案，显然是没有再办下去。

    由于勘验技术等条件所限，更由于涉案各方都有意隐瞒、歪曲、伪造事实，日记所记的奸拐案往往都是诡异百出、真相难明，成为杜凤治笔下的“罗生门”。通过这些案件既可看到其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阴暗面，也可看到州县官审理奸拐案面临的困境。

    （三）婚嫁家庭案

    1.熊梁氏控梁陈氏将女改嫁案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审理了一宗婚姻纠纷案。熊梁氏

    控梁陈氏悔婚将女改嫁潘以昌。梁陈氏则称其女原聘嫁熊梁氏长子，未

    过门此长子已死，算来今年25岁，己女23岁；熊梁氏次子熊亚木代兄出

    头，硬称是其聘妻。杜凤治初审时发现，熊梁氏次子自称21岁，身材只

    像十五六岁光景，即使真的21岁，也与梁陈氏所缴婚帖八字不符。但杜

    凤治认为，梁陈氏既知婿死，应请媒人与熊梁氏说明将婚帖取回方可改

    嫁；熊梁氏有“讼棍”教唆，所以屡控不已。 [135]

    在审理中杜凤治对熊梁氏说：你儿子最多十六七岁，把你儿子带到

    街市，没有人会相信他有21岁。婚帖上写你长子系庚戌生，死已久，人

    人皆知。你听“讼棍”设计，以次子冒充长子。你要娶之媳妇，是你次子

    之嫂，难道你次子忍心以嫂为妻？你不过因为聘定媳妇花费不少，长子

    死了人财两空，想为次子谋一媳妇而已。你不妨说明真相，本州为你判

    还聘钱，让你另娶一媳妇何如？熊梁氏供熊家三代单传，一定要原媳。

    杜凤治又多方开导说：你原来聘的媳妇已经被潘以昌娶去，再娶回来，

    声名也不好听。你说单丁三代，要娶媳妇生子，但并非只有梁陈氏之女

    能生子，可以娶其他人。但熊梁氏不为所动，执意要判归原媳。杜凤治

    想到，一定是“讼棍”教她执定要原媳，但原媳已嫁，木已成舟，官如判

    准还原媳，便可多索钱财。杜凤治便暂时不问熊梁氏母子，提梁陈氏、

    潘以昌上堂，亦暂不讯供。又提潘以昌媒人岑某到案，责备其不应冒昧

    做媒将有夫之妇改配与人。岑某供称自己乡愚无知，以为其婿已死人人

    皆知，另配无妨，想不到熊梁氏会执婚帖兴讼。杜凤治又查得州署刑房

    书识熊禧为熊梁氏作呈词，若不对熊禧示以利害，熊梁氏、熊亚木就不

    肯了事。于是就退堂把熊禧传来，熊禧辩解说自己没有唆讼，但杜凤治

    认为，必须使熊梁氏母子知道靠山没有了，才会愿意收回聘金了案，于

    是命将熊禧收押到羁所。 [136] 本来对略有地位的涉案人通常会交条件稍

    好的书吏房或差馆看管，这次把熊禧押入羁所显然是为造成更大压力。

    绅士彭肇庄曾为熊梁氏的呈禀作保，称熊梁氏所控情真事实。杜凤

    治把彭肇庄找来，要彭劝说熊梁氏自认虚捏，认了也不会追究，而且会

    判还一些钱让其次子可以聘妻；果再执迷不悟，就要追究其捏情讹索，

    到时就人财两空了。杜凤治还提醒彭肇庄，你作为绅士对呈禀滥保也有

    责任，如果你说服了熊梁氏具结了案，对你的过错就不追究了。 [137]

    因为熊梁氏不遵断，杜凤治就转过来着重审讯梁陈氏、潘以昌和做

    媒之岑某，责备梁陈氏不应未将婚帖取回、聘礼送还，就擅将一女两

    许，潘以昌不应冒昧娶有夫之女，如果有心，更为可恶。岑姓做媒，不

    探询确凿，亦有不是。梁陈氏供得潘以昌聘钱26千文。杜凤治就断令梁

    陈氏将聘钱26千文交还潘以昌，因为不应两边得聘金，岑姓将谢媒之银

    亦送还，判潘以昌缴洋银百元存库，俟熊梁氏母子具结后给予作为另娶之资。此边先断，缴银就可以先释。潘以昌诉穷苦不能出这么多银，岑某为之代恳，杜凤治就减为80元，限五日缴案。 [138]

    杜凤治知道潘以昌一定缴不出80元，后决定判他缴出20千文。刚好

    此时练绅潘灿来州城，他可能与潘以昌同族，表示愿意帮助潘以昌10千

    文，共合成30千文。杜凤治想到30千文还是不够聘一媳妇，以熊禧多事

    帮熊梁氏兴讼，又罚熊禧10千文，共40千文。然后杜凤治提熊梁氏、熊

    亚木、梁陈氏、潘以昌、熊禧到堂，令熊梁氏据实具结，承认长子已

    死，以次子顶代冒控，现蒙知州宽恩，追聘金使可另娶，已知错自悔。

    杜凤治就做出判决，判语大意为：“熊梁氏具结称长子早故，因梁毓宽

    未将聘金交还，私将女改嫁与潘以昌，母子愤激，妄渎宪辕，兹蒙讯

    饬，只得实供等语。梁陈氏不将聘钱交还熊梁氏，私嫁其女，诚有不

    合。熊梁氏既经实供，情尚可原。判令潘以昌同梁陈氏缴银八十元，实

    缘贫苦，未能多缴，求恳减数，现共缴钱三十千文，当堂给与熊梁氏母

    子领去，为亚木娶妻以续香灯。熊禧恃充刑书，包揽讼事，为熊梁氏设计以次子冒充其兄诬控，以为妙策，梁姓一边无策可以破之，计殊不佳，一喝即破，反因是而大家受累，倒不如一到堂即据供明，此案早了结矣。即此可见熊禧之不安本分，本应重责革退刑书，姑宽，亦罚令出钱拾千文助潘以昌交与熊梁氏，合共肆拾千文，为娶媳之需。熊禧倘从此改悔，准其仍在科房帮同办事，如再有包揽词讼之事，不但责革，定干严办不贷。”两造及熊禧均具结完案。 [139]

    杜凤治审理此案对两造虽有所威胁，但实际上施加的压力不大。如对潘以昌，原先要他缴交百元，但最终缴出20千文就算了。两造都是穷民，杜凤治只求尽快结案息讼，判决对两造都有照顾，也充分考虑到执行的可能性。

    2.陈天锡抢婚案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审理了一件抢亲案。陈天锡强抢

    欧临昌之女，当晚即令与其侄圆房。职员陈天健、监生陈发阳扛帮做

    证。对做证的两个陈姓绅士，杜凤治的前任已讯实详办，拟以革去功

    名、礅禁三年；但被按察使批驳，因捐职监生不宜拟以礅禁，札饬改

    拟。杜凤治便再提讯三人，三人均翻，不认强抢。杜凤治最初打算从宽

    了结，但幕客但鸿恩查了律例和案例，认为陈天锡令侄陈长国与该女子

    圆房，罪应加等，最轻也应拟流。杜凤治则认为，陈长国虽不应奸污女

    子，唯事皆其叔所为，叔既定罪，长国与中、保人等均可宽释。陈天

    健、陈发阳业已详革应勿庸议。 [140] 稍后，陈天锡被拟满流，陈天健、陈发阳获保释。 [141]

    被害人之父欧临昌当然不满这个判决，于是赴按察司上控，称杜凤

    治的门上严澄受贿播弄，判决不公。然而按察司衙门不仅没有受准，反

    而认为欧临昌不服上控背后一定有“讼棍”唆使，谕令罗定州查出该“讼

    棍”惩办。杜凤治决定让欧临昌吃点苦头，供出背后的“讼棍”，乃将欧

    临昌拘传到州衙，追问何人教其上控。欧临昌供称是一算命先生为其作

    呈，但上控是自己去的。杜凤治认为他设词推诿，说这个算命先生就是

    主唆“讼棍”，责令欧临昌交出，并要其交出行贿严门上过手者何人。欧临昌供实在交不出，杜凤治斥责说既交不出，何故妄控？令责三百并枷号，要“讼棍”交出再行释放。 [142]

    欧临昌枷号了十多天，杜凤治知道他肯定交不出“讼棍”与指出过手

    行贿的人，见他已吃了苦头，于是就以农忙为理由，令其出具悔状，称

    案经断结，自后断不敢再事翻控。欧临昌不敢坚持，甘愿具结。保释前

    杜凤治仍要欧临昌供出“讼棍”，欧临昌只得说出算命先生姓冯，鹤山

    人，对他说如果上控，不但可使已释之陈天健、陈发阳受惩处，所失奁

    物亦可追回。欧临昌就把耕牛一头卖去得银七两，尽数交冯某作为上控

    费用。但冯姓如何上控，呈中如何措辞，欧临昌并不知道。杜凤治就对

    欧临昌说，如果你把冯某扭送来州衙，或报告州衙捉拿，可以替你追回

    那七两银子。杜凤治发现欧临昌手背有伤，欧临昌供是押在枷亭时，差

    役为索贿，将其两手反缚不令转动，家属张罗得钱三千文给予差役，但

    差役嫌少，又将其小衫剥去。差役推说欧临昌手肿系生疮所致，杜凤治验得是铐伤，就命责惩差役。 [143]在《大清律例》，对抢婚的惩处归于《户律·婚姻》类下，规定：“凡豪强势力之人，抢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监候。妇女给亲（妇归夫，女归亲）。配与子孙、弟侄、家人等，罪归所主，所配男女不坐（仍离异归亲）。”[144] 这宗抢亲案，只处罚陈天锡，而强行与欧女圆房的陈长国被宽释，虽不符合今人心目中的法理道义，但没违反清朝律例。欧临昌作为受害人，家庭受到严重伤害，先前的判决没有提及给予他任何补偿，认为判决不公、背后有弊完全有理由。然而，他不仅没有争来公道，反因为不服上控受到惩处，关押枷号时还被差役勒索刑伤，于此可见普通小民的冤苦无告。

    3.冯谢氏、冯杨氏控冯凤祥欺嫂噬侄案

    同治六年，杜凤治首任广宁时审理了冯谢氏、冯杨氏呈控冯凤祥欺

    嫂噬侄一案。冯氏有三兄弟，长兄冯麒祥于娶谢氏之当年病死，谢氏17

    岁守寡，守了29年，已快合旌表之例。二子冯麟祥七八年前也已去世，

    妻为冯杨氏。麟祥长子过继给大宗麒祥，事经同族在祖祠公议继定。而

    老三冯凤祥提出自己也要过继一个儿子给麒祥，很明显是为争家产，冯

    谢氏、冯杨氏不愿，于是兴讼。杜凤治在公堂对冯凤祥说明王法的定例

    重大宗，大宗无嗣以次房之长子承祧，如次房亦只一子，才于又次房择

    继，而且你嫂不愿意，不可违例妄争。但冯凤祥一再说是其父遗命，不

    愿遵断。杜凤治被惹怒，当堂斥责冯凤祥“人面兽心”，并说即使你父真

    说过，也是临终乱命，到了公堂就得按国家定例，何况你仅凭口说，没有遗嘱做依据。冯凤祥本来已因钱债案羁押在条件稍好的号房，杜凤治命改押值日馆，作为对冯顶撞和不遵断的惩罚，并严催其所欠钱粮。[145]

    关进值日馆后，冯凤祥表示愿意清还债务，家产也愿公分，再不敢得罪嫂子，也不敢再提自己儿子过继与长嫂的事。杜凤治就把冯凤祥改回号房收押，等还账、分家、过继事了再行释放。 [146]

    此后杜凤治因应付广宁绅士闹考之事，没有时间审案。冯凤祥在过年时私贿差役离开号房回家，杜凤治知道后即命人将其提回关入值日馆。其时杜凤治已奉调署理四会，临行时把此案交代给接任的知县饶继惠，特别说明谢氏青年守节30年，自己如此判决是为“定继子以安贞节之心”。此前杜凤治为冯谢氏旌表之事已上详，又函托藩司和礼部的书吏，承诺办此事不花费冯谢氏一个钱。临行又再三嘱咐典史张国恩关照，把冯谢氏节妇旌表的事办妥。 [147]

    在此案中，杜凤治一是看不上冯凤祥欺负寡嫂争产，二是反感冯凤祥的顶撞，但最重要的是对节妇冯谢氏的敬重，所以就坚持按律例办，完全满足了冯谢氏妯娌的诉讼要求。

    （四）钱债田土坟山案

    1.邱官之子与邓权惠上代钱债案

    同治十二年三月，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审理了一宗两造都有后台

    的钱债案。臬署幕客孙应堃找杜凤治，说曾任新会、香山知县的邱才颖

    （已故）之子向参将邓勋（已故）之子邓权惠索债，邓已被典史拘押；

    孙当年曾在新会当幕客，故为邱子来打招呼，并讲述当日借债情节，称

    有借票。邱子是督署幕客陈光照的女婿，要求邓权惠归还本银一千两、

    利息一千两，多余的利息愿意充公。而杜凤治的亲家吴廷杰，受原广西

    布政使康国器委托为邓权惠说项，邓与康有亲戚，邓称“欠固渺茫，票

    亦捏造”，康国器不便亲自来，除托吴廷杰外，又托安良局局绅陈朴作

    函关说。此前是南海县审案委员审理此案，因为两造背后都有来头，杜

    凤治不敢怠慢，答复双方说自己将亲自审理此案，讯后再说。 [148]

    因为邓权惠被押，吴廷杰又来说邓方愿意还债，但希望能保释出去

    自行向邱方面议。据称欠票分两张，一张600两、一张400两，其利按月

    二分，债务已20余年，如按年按月计算利息不赀。杜凤治说保释也可

    以，但保家要可靠，定期十天或半月。邓一方不肯按年月计算利息也是

    可以的，远年债务可按一本一利归还。吴廷杰说邓一方只愿意归还本

    金，不计利息。杜凤治就提邓权惠审讯，对邓说最好找人同邱说合，不要再说借票为伪，也不要再以为何20年一直不追债为借口，因为有证人在场目击，很难推掉。 [149]

    康国器又托杜凤治的好友兼亲戚许其光来关说，说邓权惠的堂兄是

    康国器的女婿。据称如要罚邓权惠捐书院膏火经费一千、二千都可以，

    若要还邱姓一文无有。杜凤治说，这样罚款没有来由，既然邓权惠愿意

    缴银就好办了，叫他拿一千两来，别管我交给谁，邓权惠就可以马上释

    放。许其光满口答应，立即去回复康国器。杜凤治想到必须给康国器面

    子，所以只要求邓权惠还本金一千两，没有要求还利息，因为陈光照也

    说过还本就可以了。杜凤治收到这一千两银后就转交给邱了结此案。

    [150]

    此案是上一代事隔20年的钱债案，按父债子还的规矩处置。从此案

    可知，在钱债案中有地位的证人很重要，钱债纠纷被控欠债一方，即使

    如邓权惠这样的有后台者也会被羁押，作为追债的手段。远年债务不按

    债票、时间计息，而按一本一利计算。因两造背后都有人，杜凤治审理

    此案时除尽量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外，也尽量照顾两造后台的面子。

    2.林胜扬、蒋光杰争田案

    同治十三年七月，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审讯了林胜扬与蒋光杰、

    蒋光俊兄弟争田一案。案情大致是蒋姓批耕林田，历年缴租，蒋光杰父

    故后，蒋姓兄弟即不交租，林姓将田收回自行耕种，蒋姓率众赶逐，将

    牛牵去，双方涉讼。蒋一方称其父并无批耕林姓田亩事，现耕之田系自

    己祖业，前被大水冲塌，近年挑筑修复耕种。等到传集人证候讯，蒋光

    杰躲匿不到堂，后蒋光俊来案。杜凤治查验两方田契，林契土名黄金

    不错，而蒋契于土名处将字挖去，只余第一字，依稀可认是黄字，且有

    涂改痕迹。杜凤治就对蒋光俊说：“汝无土名，何足妄争？”蒋供：“土

    名现在，是虫咬的，黄字尚存，可见不错。”蒋光俊一到堂即振振有

    词，滔滔不绝，说林姓有钱，请了无数乡邻来为见证，我无钱，只一人

    挺身出来，且供并无兄弟，书名光俊，一名光杰，田实祖业，水冲筑

    复，工本不少，并无批耕林田之事。杜凤治最讨厌能言善道的涉案人，

    加上蒋契有明显瑕疵，且田邻都说蒋无理假契谋占，于是判断蒋光

    俊“将新印假契，瞒控搀夺”，斥责其无理妄控、挖破涂改田契，判令蒋

    光俊将两年欠租交还，田还林另批人耕，不许再妄争，免治诬告之罪。

    蒋光俊仍哓哓辩解，杜凤治就将其薄责收押。 [151] 这类田土钱债细故案

    件，只要州县官判决了，当事人不服也没有用。在此案中，杜凤治判案

    的依据是发现了蒋姓契据明显有瑕疵，还有田邻的证词。于此也可知田土案中伪造契据的事肯定甚多。

    3.彭球璋、吴天爵争坟山案

    罗定知州任上，杜凤治审讯了彭球璋与吴天爵争坟山案。同治十三

    年冬，彭球璋控吴天爵掘其子坟墓毁灭尸骸，杜凤治令该地绅士查复，

    绅士禀报并无其事，彭不肯放弃指控，于是被押了几个月。其间太平墟

    的绅士遵照知州谕令提出调处办法：山场本系官山，允许吴天爵建坟埋

    葬，吴天爵出钱20千文，彭球璋为此案久押，加罚吴天爵10千文与彭球

    璋以示体恤，并将彭球璋葬子处所留出，俾有拜扫之所。光绪元年六

    月，杜凤治把吴天爵传到，判谕两造：彭球璋所控“掘坟盗骸”为“讼

    棍”伎俩，是“轻听诬控”，被收押数月，“情殊可悯”，谕令按绅士调处

    办理，又谕绅士彭肇庄等前往踏看定界，不许再争。但吴天爵以判钱太

    多不肯具结，也被羁押。 [152] 杜凤治查知吴天爵家贫如洗，交不出30千

    文，请求减少。杜凤治又减去5千文，吴天爵还是说交不起，于是要求

    吴先具结，再谕饬练绅周荣元等为之商酌调停，准情度理妥为了结，又

    谕彭球璋不得执意要拿足所判的钱文。然后就把两人省释。 [153]

    一个多月后，吴天爵交到10千文，绅士们又助钱5千文，杜凤治自

    己也捐出5千文，合共20千文。彭球璋供称绅士还没有定好界，杜凤治

    让他再等一两天，绅士一定会为之定界，不必担心。 [154] 几天以后，杜

    凤治传彭球彰、吴天爵到来，因吴天爵只能交出10千文，绅士助钱5千

    文，杜凤治原先允诺捐助5千文，此时加到10千文，作为垫发，共凑足

    25千文交彭球璋领去，并谕饬绅士尽快定界。杜凤治还表示，他垫发的

    10千文如吴天爵和绅士都凑不出，就算他赏给算了。此案到此完全审

    结。 [155]

    这宗坟山案两造都是穷人，为何州官和参与处置的绅士都要自掏腰

    包贴钱了案？日记没有透露太多情节。日记多处提到，广东的坟山都是

    官山，如有空地允许民间埋葬，但很多坟山没有契据管业，估计彭、吴

    都没有业权。此案开始杜凤治对彭球璋十分严厉，以诬控、不遵断为理

    由羁押他几个月，但后来对他很客气、很体恤。杜凤治开头的做法应该

    是为息讼，打压坚持控告、不愿遵断的一方。但民间坟山争执中不识王

    法的穷民“挖墓灭骸”并非不可能，绅士虽没有包庇穷民吴天爵的动机，

    但有可能是根据杜凤治的态度才做出“并无其事”禀复的。被挖坟且被无

    辜羁押数月的彭球璋，如在“讼棍”指引下上控，可能会闹出点麻烦。杜

    凤治对彭球璋软硬兼施，并大度地予以资助结案，除息讼的考虑以外，

    大概是想花点小钱把麻烦事先消解。

    四 州县官的缉捕权责

    （一）州县缉捕的一般做法

    缉捕是州县官主要公务之一，缉捕的本意应该包括缉查拘捕一切违

    法犯罪者，但在晚清，广东有“盗甲天下”之称，缉捕几乎专指缉捕盗

    匪。然而，“盗匪”既可合称，也可分指为“盗”与“匪”，前者专指抢劫的

    强盗，后者则指其他各种严重违法者，如“会匪”（秘密会社成

    员）、“斗匪”（参与大规模械斗者）、“赌匪”（开设赌业及以武力护赌

    者）、“票匪”（违法售卖白鸽票等彩票者）、“烂匪”（平日不务正业经

    常有违法行为者）、“窃匪”（盗窃犯）等。上述这些“匪”有时也会犯下

    抢劫、抗官等严重罪案，与抢劫的强盗无异。督抚对州县缉捕抢劫的盗

    匪尤其重视。杜凤治有一次同四会绅士黄翰章说做知县有四大要

    务：“学校、缉捕、催科、听断。”黄翰章常有机会见到总督瑞麟，笑着

    对杜说：“中堂只言二字，谓最者缉捕。”

    [156] 而朝廷、京官对广东的盗

    匪问题又很注意。光绪三年，御史邓华熙、曹秉哲奏粤省盗匪横行、弁

    兵差役包庇、捕务废弛、大吏瞻徇，请饬勒限严缉。清廷据此下旨谕令

    广东文武官员对盗匪“缉拿惩治，毋稍宽纵”。 [157] 粤省督抚刘坤一、张

    兆栋受到很大压力，于是向州县官施压。

    下面叙述杜凤治主持、参与缉捕的一般做法，晚清广东其他州县官

    也大抵如此。

    1.签差缉拿

    对零星盗劫案和一般的“匪类”，杜凤治会首先利用州县衙门的力

    量，发签命令差役缉捕案犯。在此过程中，他会不断比责差役，限定日

    期破案。同治七年几个月内四会同时发生三宗劫案，杜凤治都签差捉

    拿。日记在这段时间常有比责原差（最早接案的差役）的记载，

    如：“比罗湖案原差，重责，限三日再重比，又比仓冈、远昌二案

    差。”“罗湖案原差总役胡安重责，仓冈案原差陆昭重责。”

    [158] “下午比

    罗湖吴广德（已府控）抢案原差，总役李泰、胡安、谢章避匿不到，立

    将三役当堂发条革役，三役帮伙枷号，俟获犯日释放。日前押土祠之更

    练亦同枷号，并签票严拿李泰等。”

    [159]

    差役的装备、破案技术条件有限，无非靠查访、购线等笨办法，在

    州县官压力下，他们只求尽快抓到人，有意无意错抓的不在少数。但杜

    凤治和所有州县官一样，要依靠这些差役缉捕盗匪。

    2.会营缉捕

    所谓会营，就是州县官派出差役会同武营弁兵一起缉捕盗匪。茅海

    建指出：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是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工

    作。 [160] 分散驻扎在各州县的营、汛，平日的主要职责就是防范和缉捕

    盗匪。如果劫匪人数较多，或者持有火器，差役不易对付，就必须会营

    缉捕。

    同治八年五月，四会邓村龙头乡张英书报案，称其米杂铺被匪明火

    强劫，失去银百数十余两、钱三十余千。邓村绅士、党正陈天宠等亦同

    递红呈报案请求会营严办。 [161] 绅民在报案时就已请求会营缉捕，可见

    这是官、绅、民都熟悉的惯常做法。

    为缉捕，杜凤治很注意同武营合作。如杜凤治再任南海时，九江一

    带劫案频仍，杜凤治此前曾对九江守备何殿材有所接济，同何关系良

    好，于是就表示愿意每月帮助何200元作为招勇购线办匪费用，又命头

    役刘开带领四艘缉捕艇到九江听候何殿材调遣，合力会同缉匪，每十日

    或一月一报，以便转禀上宪。 [162]

    3.责成士绅协助缉捕

    本来，明清两朝设立保甲制度的初衷就是要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

    遇有盗匪案件，地保、更练等都有防卫、禀报、追缉等责任，盗劫案发

    后如果未能当场获匪，地保、更练会受比责。但州县官也明白地保、更

    练不可能起太大作用。遇有盗劫案件发生，杜凤治更多是责成士绅协助

    缉捕，方式有谕令公局、团练的武力协助，要求局绅、族绅交出本族本

    乡的盗匪，要求绅士购线缉拿盗匪、对被拘押的盗匪嫌疑人做出攻保、

    提供官府清剿盗匪的费用和悬赏缉拿的花红，等等。对士绅在缉捕中的

    作用，将在本书第六章相关部分再详为论述。

    在缉捕盗匪时都会株连亲属、宗族，而实施株连和造成威慑都要通

    过族绅、局绅。例如，同治十年要缉拿南海良宝乡盗匪廖亚覃，廖亚覃

    已逃走，杜凤治派汛官、巡检等督差往拆廖亚覃住屋，所拆实则其弟之

    屋；又封廖亚覃家族的分支祠堂，并勒令廖姓士绅缴交缉拿廖亚覃的花

    红。 [163] 廖亚覃逃到省城后，在亲属资助下逃往新加坡。杜凤治打听到

    生员廖鸿乃廖亚覃近房，平时不愿意到公局办事，躲避在其父职员廖守

    谦于省城所开的煤铺，就下朱签命差役捉拿帮助廖亚覃的亲属，并传廖

    守谦、廖鸿来县衙责讯。 [164]

    对较大的案件，就派出差役并会营、会同当地局绅、练绅一起缉

    捕。例如，同治十年四月，广西布政使康国器族人康晋被盗劫，瑞麟对

    此案很重视，通过广州知府催促破案。杜凤治回复说：“昨日下衙门已

    严饬干役限十日必要破案，并会营札饬金利司协同绅耆查拿务获。不惜

    重赏，案必可破。”

    [165] 光绪三年五月，佛山叠滘的“赌匪”将被捕的开

    白鸽票的疑犯抢走，并将杜凤治派去提解疑犯的差役殴伤掳去关禁。该

    村绅耆见事情闹大，恐惹大祸，便递禀将仍戴着手铐、足镣的两名差役

    送回。其时督抚力主禁赌，且“赌匪”夺犯拘差的行为严重违反王法和挑

    战官府的权威，杜凤治就通禀各上司请示核办，签缉捕头役督带巡船三

    号，会同佛山同知、佛山都司、五斗口司巡检以及佛山大奎堂练绅前往

    叠滘调查、封铺、缉匪，并谕令将包开白鸽票厂的绅士陈维屏拘办。

    [166]

    4.亲自带队缉捕

    同治五年十一月，杜凤治到任广宁后不久，就有举人陈应星来报

    告，说得石狗墟文通书院绅士生员陈天宠来信，称两三个月来盗匪头子

    谢单支手带领三四十人屡屡拦截过往船只讹索银物，听说还要“竖旗召

    众”，因石狗墟处于广宁、四会交界，所以分别向两县知县报告。杜凤

    治即决定会同四会县以及会营缉捕，自己募勇亲自带队前往，作为自己

    任知县的“破题”。 [167] 此后，杜凤治在任职的其他州县也有亲自带队缉

    捕的经历。

    杜凤治对自己缉捕的能力颇为自许，曾在日记中评论自己四会任上

    缉捕的劳绩：“初莅此时抢案迭出，其大者如仑冈竹馆、东门外远昌

    店、凤鸣铺吴广德数起。急办团练，东北门设局巡查，与守备、把总轮

    值，十日中每处三日，逢十日均出至东门外金龄观相会弹压督率，不时

    与捕厅步行抽查，又拿获巨匪谢单支手、刘九二名解府正法，盗风顿

    息，平静至今。”

    [168]

    5.清乡

    所谓清乡，就是派出较多兵勇，对一个州县甚至更广阔的地区大面

    积地清剿、缉捕盗匪。清乡通常由督抚决定举办，或由州县官禀请督抚

    派兵勇在自己的辖境清乡，无论何种情况，州县官都有责任配合。同治

    六年秋冬，副将郑绍忠亲自率领所部安勇数百人清剿广宁、四会黄亚水

    二和谢单支手两个盗匪团伙。作为广宁知县，杜凤治也率领差役和自募

    的勇丁配合，经常与郑绍忠商议，派出亲信“家人”郎庆跟随郑绍忠办理

    封船运兵、联络等事项，还为郑部提供了部分费用。在杜凤治配合下，

    郑绍忠禀报总督后把黄亚水二招安，此后谢单支手也被捉获。同治八

    年、九年杜凤治奉委到潮州催征，其时总督指派方耀率兵勇大规模清

    乡，各县知县、催征委员也配合方部的军事行动。同治十一年正月，因

    南海劫案太多，瑞麟派出副将戴朝佐、候补知府林直赴南海清乡，杜凤

    治也奉到总督谕令共同办理的札文。杜凤治为戴、林开列了500多名盗

    匪姓名，以便清乡时捕拿。 [169]

    广东是械斗严重的省份，械斗甚至使用火炮、抬枪等重火器，一些

    宗族、村庄在大规模械斗时还会聘请职业盗匪帮斗，“斗匪”焚屋、抢

    劫、掳人、杀伤人命、武力对抗弹压的弁兵、差勇也是常见的事。一旦

    发生大械斗，州县官都要会同武营前往弹压剿办。平息一场大械斗，相

    当于一次范围较小的清乡。

    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九江属大桐堡显冈乡民与村尾乡民互

    殴，显冈乡死数人。显冈陈姓聚族而居，强于村尾，准备报复，“连日

    两村皆纠众置器，鼓噪成群，将有械斗之势”。杜凤治得讯后一面行文

    当地九江主簿等文武官员，一面谕令两村士绅赶速解散械斗，又函请正

    在南海县境主持清乡的副将戴朝佐、候补知府林直就近派遣弁兵多名驰

    往弹压，希望在大械斗爆发前将其平息。 [170] 然而，械斗还是发生了，

    两村以枪炮互攻，一天内双方就共打死七人，多人受伤，并有召集“外

    匪”、焚祠堂、劫财物等事。 [171] 杜凤治即将情形禀报督抚，并亲自带

    差役百余人奔赴斗乡。 [172] 杜凤治抵达时，戴朝佐已到。汛官李某禀报

    已在此十余天，弹压不住。杜、戴召见并责备两村士绅首领、局绅显冈

    举人陈鉴泉与村尾生员戴异，两绅称“无才能，不能约束村众”。杜凤治

    以两人都是局绅，责有所归，先威胁要扣押，在戴朝佐托人缓颊后，则

    谕令两绅十日内交出下手杀人者与外来帮斗之匪，缴出所有火枪、大

    炮。 [173] 这场大械斗主动一方在显冈乡，陈鉴泉虽是举人，但年老长

    厚，平日不能约束族众，此时更交不出斗匪。 [174]

    其他乡村大械斗处置情况与显冈、村尾的械斗大都近似，无非州县

    官与武官带领大批衙役弁兵将械斗暂时平息，然后责成两方绅耆交匪缴

    械。因为公局、团练也需要武器防匪，不可能完全清缴。而“斗匪”因有

    人命，被捕难免被“就地正法”，因此早就远逃他处，即使能捕获若干，

    也未必是主凶、真凶。

    （二）杜凤治的缉捕案例

    下面稍为详细地介绍杜凤治缉捕盗匪的几个案例，以进一步反映州

    县官缉捕的细节。

    1.缉捕四会仓江劫匪

    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五更，四会县西北仓江村有两家竹木铺被20余

    名盗匪抢劫。事主广昌店报称抢去银290两、钱15千文，广隆店报称抢

    去银80两，尚有衣物未开列。77岁的广昌店主谭瑞瑛以及地保严实芝、

    更练叶亚新等受伤。杜凤治熟知劫案事主多数夸大失赃，并不相信，但

    抢劫伤人案则是真的。案发时壮勇三班闻信即去拿捕，据称劫匪已渡河

    上岸奔逸，只缴获船一只。

    次日，杜凤治即会同城守把总李溶晃踏勘抢劫现场，得知进屋劫匪

    只三四人，其中有一人涂脸，故判断是熟人作案。因为银到店不到三

    日，故判断劫匪对广昌情况相当熟悉。勘查后将当地地保、更练带回县

    衙，各打20巴掌，谕令原差邵昌带同地保、更练缉贼，限三日破案，逾

    限带案严比。

    以后，隔几天就严比原差、地保、更练，限日破案，差役、更练缉

    交了梁仁照，但梁在刑讯下没有认供。为加强缉捕力量，杜凤治添派都

    总役伍元办理，几天后，伍元就缉获了一个叫谢亚旺的人，又查得四五

    个姓谢的人。杜凤治立即提讯各疑犯，“藤条重责，未供。提至花厅跪

    链”。至此，谢亚旺认供：“前月十一晚去抢，早二日谢亚泰起意，云知

    道竹店有银同去发财，其船亦系亚泰雇来，不知何人之船。同去共十

    人，只认得五人，供出亚泰、亚晚、王带三（后文又写作黄帝三）等，

    那日涂脸及砍伤事主者皆亚泰为之，抢得三百金，尚有衣物，十人作十

    一股俵分，亚泰起意得二股，每股卅二两，衣服亦折银。”杜凤治认为

    口供确凿，劫案已破，下一步是继续缉捕谢亚泰等人。

    原来，谢亚旺在另一宗远昌店劫案发生后一天到仓江典当布匹，典

    当伙计怀疑布匹来源不正不肯收，当地乡人（当为更练、团勇之类）便

    把谢亚旺拿获，伍元得讯即前往把谢亚旺捆起送案作为己功，被指为赃

    物的布匹已被乡人分掉，没有送案。

    四月底，四会守备蔡钊又拿到一名仓江劫案疑犯谢亚乾，杜凤治立

    即会同蔡钊一起审问，最初谢亚乾不承认，杜凤治认为谢亚乾在审讯

    时“时时左右顾，言语吞吐，如聋如痴”，判断其为真犯，“严刑拷讯，

    果认亚泰、黄帝三为首起意，与谢亚旺供大略相同”。 [175] 后来，谢亚

    旺、谢亚乾都被作为仓江劫案的盗匪解送肇庆府处斩了。 [176]

    此案是靠差役、武营办理的劫案。杜凤治曾把此案作为自己四会任

    上缉捕的劳绩之一。但所捉获的谢亚旺，物证是布匹，而仓江案事主的

    失赃并无布匹，且所指为赃物的布匹又没有呈堂，是否赃物也难判定。

    仓江案事主所报失赃中的大量银钱始终没有下落，最初拘捕的梁仁照以

    及谢亚旺所供的同伙谢亚泰等人在日记中没有下文。最后，根据严刑下

    获得的口供，谢亚旺、谢亚乾被处斩。

    2.缉捕广宁罗洞洋枪伤人的盗匪

    同治九年闰十月，杜凤治再任广宁之初便专程到各乡检查团练办理

    情形。到程村、石狗一带时，绅士陈锦帆等禀报罗洞著匪黎亚林招集20

    多人打算滋扰抢掠程村，请杜凤治派差役前往拘捕。杜就派出差役偕同

    绅士率团勇前往，黎亚林等开洋枪打伤帮役梁盛（当晚伤重致死），杜

    凤治得知后即致函守备江志请其发勇50名前来。程村及各乡绅耆“各处

    鸣锣纠集八九百人将罗洞黎亚林家围得水泄不通”。黎亚林等无法突

    围，不停开枪射击，团勇不敢靠近。杜凤治再致函江志“速督勇百名亲

    自前来”，又通过局绅严凤山谕绅士及衙役等不可疏忽致黎亚林逃脱。

    在局绅组织下，各村均送饭给围捕的团勇，并送数缸灯油以供照明。局

    绅又于近处加募勇壮70名协助夜间防守，并宣布拿获盗匪给花红赏格。

    黎亚林团伙的多数人乘夜逃去，只围住黎亚林等几个人。第二天。江志

    所带的官勇赶到，黎亚林等火药用尽，绅士所招的70名勇壮破门直入，

    拿获了黎亚林等八人（其中有黎亚晚之妻邹氏）。杜凤治同江志、陈应

    星（局绅）进入罗洞村，命壮勇将黎亚林和另一著匪罗启的房屋焚毁，

    责令绅耆罗绍安等人“即速将罗启及余匪交出”。杜凤治当日便命将黎亚

    林等4人用钉人架子钉死，并命将邹氏官卖，邹氏父母愿意出20元为其

    赎身另嫁，杜凤治就把这20元赏给中枪身死的帮役梁盛家属作为抚恤。

    [177]

    这次缉捕行动，绅士动员的壮勇多达八九百人，并将黎亚林等人捉

    获。知县本人亲自在现场督捕，是绅士、武弁出力的重要因素。

    3.南海低田缉捕

    同治十年十月底，杜凤治到南海各乡催征，瑞麟谕令多带兵勇在催

    征时一路捕拿盗匪。杜凤治想到多带兵勇要增加口粮支出，所以，就决

    定“令差伴多带百余名，各穿号衣充壮勇”下乡。 [178]

    十一月初六日（1871年12月17日）路经罗村，杜凤治入村拜祭座师

    罗文俊，罗文俊子罗廷琛对杜说邻近的低田村梁、刘二姓匪甚多，目无

    法纪，开枪伤人，还打算抢劫罗村，请求“务要大惩创一番”。杜凤治乃

    临时决定到低田村缉捕，当即致函附近隆庆汛把总冯锦华请其带20人前

    来，但冯拖拖拉拉，来到时天已近晚，杜凤治只好把入村时间改为次

    日，杜凤治和冯锦华所带的差、勇十三船共百余人停泊在罗村附近河面

    上。

    次日五更，杜凤治命亲信“家人”严澄等督带差役，会同冯锦华的兵

    勇共百余人冒寒（那几天天气特别冷，极罕见地下了雪）往低田村围

    捕。低田村港汊复杂，板桥抽断即不能飞越。差、勇看到“各匪”在田里

    飞奔，但一个都抓不到，只把墟长父老梁亚如带到杜凤治的座船讯问，

    杜谕令其“具限十日将匪交出”。因觉得冯锦华留下也无用，便令其带部

    下先回去，打算次日派“家人”督率自己带来的差、勇再四面兜捕。

    十一月初八早晨天微明，杜凤治的差、勇再入低田村，梁、刘二姓

    空村逃逸，拿得梁姓父老梁亚顺一名，以及互斗毙命案的疑犯梁亚日一

    名。又在梁姓宗祠贴一朱谕，“谕绅耆速交匪，迟则必禀大宪饬戴协台

    统兵痛剿，烧毁房屋祠宇，拿到匪犯就地正法，毋贻后悔”。又谕令刘

    姓某举人将曾到其家饮喜酒之盗劫疑匪廖亚覃交出，否则详革。 [179]

    这是一次中等规模的缉捕行动，知县亲自带队，所带差、勇百余人

    之多，营弁也参与了，先后进行三日。但差、勇显然都不得力。冯锦华

    的兵勇不仅拖沓，可能还有通风报信的嫌疑。从杜凤治所描写的部署

    看，根本不可能抓到真正的盗匪，实际上连胁从者甚至无辜者都没有抓

    到，只好对绅耆威胁一番离去。

    4.缉捕西宁连滩劫匪

    光绪元年正月廿八日，罗定州属下西宁县绅士谭坤、谭芳在连滩所

    开的洋席店被劫，事主称劫匪有30余人，“以斧劈门而入，连放洋枪，

    吓禁店伙，搜劫洋银四千二百零、钱十余千，并洋表、翠镯等物”，分

    别向西宁县和罗定州报案，请求州、县会营缉捕。因盗匪有洋枪，且劫

    赃数额巨大，杜凤治当即致函晋康司巡检刘嵩龄、连滩汛汛官把总甘靖

    邦，又致函都司颜金。杜凤治认为，劫匪人数众多，必有踪迹可寻，此

    时仍未逃散，赃物也未全销，嘱请颜金转饬附近之安勇哨官实力严捕，

    能获得首犯者给赏花红银120元，得从犯者60元。不久，颜金手下的弁

    勇就密缉拿得陈观凤一名，陈供伙抢是实，但只承认是从犯，自愿作线

    引捕首贼。一两天后引捕得“首犯”林亚进、彭亚宪二名。 [180]

    但杜凤治审讯颜金送来的林、彭二人时，两人呼冤，称案发之日在

    家或在工主家，有人可证。 [181] 再提审陈观凤，发现陈的口供支离含

    混，与劫案发生现场的情况出入甚大。又得知彭亚宪系本城人，曾帮同

    捕班周青办案，并无不法情事，周青愿保，如有不法事甘与同罪。杜凤

    治决定严审陈观凤，如果陈认供，得有一名真抢之犯亦算破案。谁知审

    讯中陈供出真情，据供：陈居住于北门，有一堂兄陈国炳现充候补外

    委。陈观凤曾因盗窃被周青拿捉，安勇王亚钊知道陈曾犯案，便将其捉

    去，教陈认供伙抢，对其说如果照供可请求营主保你作线购获首犯赎

    罪，营主自向知州大老爷说情免办你罪，并可加你堂兄陈国炳马粮。你

    如不从，立刻将你送到州署请州主严刑打死，并将你堂兄马粮革了。陈

    国炳也来相劝，又蒙骗威胁陈观凤母亲要儿子快快照供，可以免死，否

    则必要拖毙。后来王亚钊又拿到林亚进、彭亚宪，并叫陈观凤供此二人

    是首犯。据说林素为匪，彭则是当日陈观凤犯窃下手捉拿的人，陈也就

    此报复。到此时陈观凤明白自己不能脱身，会与林、彭一起被斩首，所

    以说出真相。杜凤治虽急于破案，但也不敢明知疑点重重也置三人于

    死，于是先让彭亚宪保释，然后传王亚钊、陈国炳质讯。 [182]

    此后日记再没有有关陈观凤、林亚进的记录。真正的案犯既然没有

    捉获，陈、林两人也不会轻易被释，很可能在杜凤治离任后两人继续被

    关押。

    此案基本是武营办的，杜凤治只负责审讯。可见武营与差役一样不

    善于缉捕，更未认真缉捕，为立功求赏，毫无顾忌地草菅人命，诬良为

    匪是常事。杜凤治甚至慨叹：“从未闻兵、差能拿获一真贼者！”

    [183]

    上面四案分别涵盖了杜凤治任职的几个州县，于此可见州县官、差

    役、武营进行缉捕的一般情况。

    （三）“借盗销案”

    “借盗销案”是州县官让被捕的盗匪承认是其他未破之案的案犯，借

    以规避缉捕责任、处分的做法。

    清朝对州县官缉捕责任有很严格的规定，盗劫案发生后，必须立即

    勘验、限期详报，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破案，可以延期三次，即共有四

    个期限，到第三个期限和第四个期限仍未破案，州县官就要受到处分，

    即所谓的“三参”“四参”期限。督抚、布政使往往会主动帮助州县官规

    避，在三参、四参期限到以前将其调走。 [184] 由于前人已对州县官的缉

    捕责任做过深入研究，笔者没有必要重复，故本目着重写杜凤治规避缉

    捕责任的一些故事。

    清朝很多法规、制度脱离实际，其中有关州县官缉捕责任及惩处的

    规定就是典型例子。光绪元年，刘坤一任粤督，鉴于盗劫案件多发，制

    定了一个他认为较之《吏部处分则例》宽松的州县缉捕章程，规定“如

    南、番、顺、香、东、新向来盗案多者，每月不准过三次，有三次盗案

    而不获犯破案，记过一次，过多议参议撤。有盗案而向不甚多者不得过

    两次，向不轻有盗案者不得过一次”。 [185] 即使如此，也远远脱离广东

    实际。以南海县而论，在晚清人口已超过百万，省城一半归南海管辖，

    境内还有佛山这个人口众多的城市。由于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化迅速，各

    种利益交织、观念矛盾尖锐、对外交往频密、人口流动加快等因素，包

    括盗劫案的各类案件迅速增加，要求一个月内盗案不得超过三起绝对做

    不到。杜凤治说过，南海县“每月所报（盗案）不下二三十起，甚至一

    日数起、一抢数家”。 [186] 在晚清，南海这样的县份每月发生劫案二三

    十起其实也很正常，实际上发生的盗劫案肯定远不止二三十起。即使是

    平常盗案不多发的中简缺州县，每月也不可能只发生一两宗劫案。以清

    朝文武衙门的能力、效率以及当时的技术条件看，多数盗劫案最终都不

    可能破案获犯。

    首任南海时，杜凤治在接到一宗抢劫并洋枪伤人案时感叹：“抢案

    送出，结习如是，即夫子莅此亦恐无术止之！”

    [187] 他认为就算让孔子

    来南海也无法制止劫案，任何官员都不可能做到吏部则例的规定。按察

    使周恒祺在刘坤一制定此章程时就认为行不通，认为“如照章办，南海

    应月月换人”。 [188]

    然而，朝廷的则例与上司所定章程规定，州县官是不可以公然违反

    的，但又无法照此执行，于是官场上下就找出各种掩耳盗铃的办法，以

    规避州县官的盗案处分。

    把案件压下不上报是其中一个办法。同治十年到同治十一年初，南

    海详报盗案41起，番禺不到30起，外县最多二三十起。 [189] 对照光绪初

    年南海每月二三十起的报案数，同治年间的案件少得不合情理。同治年

    间瑞麟为总督，虽重视捕务，但御下宽和，又熟知广东情形，故州县敢

    少报。同治十年十二月，安良局一次就向南海县送报劫案五起。杜凤治

    马上想到，“倘详报出去，大不好看”，于是找到安良局局绅陈朴、梁葆

    训，嘱咐两人了解此五案有无“捏窃作抢”。又请两人转致安良局总办聂

    尔康，不要同时把五案都报上去，同南海县彼此知会、对案情统一说法

    后再详禀。 [190]

    其实，“捏窃作抢”无论对官员还是对局绅都没有好处，杜凤治实际

    上是示意陈、梁设法把劫案改报为窃案。“以盗作窃”是州县为减少上报

    盗案数字常见的做法。同治十一年院试期间，有人在傍晚持刀到考生寓

    所抢夺衣物，番禺知县与广州知府商量，因为案发在考试期间的省城内

    城，且非夜间，如作为盗劫案详报太伤官府面子，打算作为强窃上报。

    [191] 当年冬天，署理江浦司巡检朱铣禀报自己衙署被劫，20余盗匪将衣

    物搜劫一空，失赃所值百余金。衙署被劫更损害官府体面，杜凤治明确

    要朱铣把这宗大劫案报为窃案，并允诺代朱向广州知府说明。 [192]

    但瞒报、改报只能在文牍上减少部分盗劫案，而且这两种做法对州

    县官有一定风险，因为一旦“见诸公牍”，州县官就必须对公文内容的真

    实性负起责任，如果事主上控，或日后劫匪被获，州县官就会有麻烦。

    杜凤治自己就遭遇过详报案件文书有漏洞被上司挑饬的事，初任广宁和

    四会时，署理按察使蒋超伯认为杜凤治是自己政敌一边的人，抓住杜凤

    治一宗渡船劫案中少报劫盗人数以及没有严格区分“盗”与“抢”，于是大

    造文章，在上报督署的杜凤治的详禀上批示“该令以劫报抢，是何居

    心？是否讳盗？”

    [193] 本来按清朝法律，劫、抢的区别并不重要，但杜

    凤治不得不应付，费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大努力，还花费了不少银两，

    才把事情摆平。州县官如果要规避处分，又不想留下把柄，瞒报、改

    报、捏报都不是好办法。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借盗销案”更是常用的办

    法。

    因为规定州县官只要抓获盗劫案犯，哪怕只抓获部分案犯，案件就

    算已破，三参、四参就可免去了。而且，刘坤一的章程还规定，“每三

    案报一案获犯，六案则报二案获犯，则功过可抵”。 [194] 也就是说，只

    要破了一案，就可免除三案的处分。州县官为破案避免处分，可能会鼓

    励、默许差役、武营弁勇随便抓人塞责，但明目张胆诬良为匪，一则有

    风险，二则做多了良心上也会过不去，而“借盗销案”，上面两个问题便

    不复存在。“借盗销案”就是劝诱（如免于拷打、给予食物烟酒等）、逼

    迫被捕定案的盗犯承认未破之劫案是他们做的。这些盗犯已认供，多一

    宗少一宗对他们来说都没差别，如果不瘐死，也必然是不分首从就地正

    法。把没有做的劫案加到他们头上，各级官员、幕客、书吏都不会有心

    理负担。只要文书做得周密，日后也不易查清，因为死无对证。这

    样，“借盗销案”就成了最常用的办法。

    同治十三年四月，杜凤治到候补道林直家吊丧，遇到与林一起在南

    海清乡的知县邱荫梅，两人商量了“营中正法人犯可以销南海抢劫案，

    开列名姓移至南海可以销三四参案件”的事。 [195] 两天后，杜凤治又向

    署理按察使钟谦钧解释，监狱内瘐死的犯人延迟上报，“此乃幕友通融

    办理，必将此借以销案也”。 [196] 几个月后，同知饶世贞将赴南海西樵

    参与副将戴朝佐主持的清乡，与邱荫梅一起帮同审讯。杜就致函

    饶，“并附手折一份，内开南海抢劫案届三参者共三十起，内（同治）

    十年所报之案已过三参者十一起，特为签出，嘱伊赴西樵会同戴弼臣协

    台办匪时，获犯情实，先列入已过三参之十一起借盗销案”，饶世贞允

    诺必为照办。 [197] 光绪三年十一月，清乡时拿获抢劫渡船的两名疑犯，

    其一在审讯前自杀，杜凤治就同邓安邦商议将其作为“已认供急病身

    死”的首犯。几天后，杜凤治又托话给邓安邦，如果清乡时所获疑犯认

    供，“借销（同治）十年、十一二年各案”。 [198]

    各级上司对杜凤治的“借盗销案”不仅允许，有时还予以指点或帮

    助。光绪二年九月，杜凤治向按察使周恒祺面呈“前任南海时已到三参

    各案手折”，并说明再任后“到三参者不下二十余起”，担心日后有机会

    升官会因此被部吏驳诘勒索，请求周“嘱托师爷将各案汇入现办各盗案

    消弥”，周恒祺当即爽快答应。 [199] 因为案未销完，次年六月，杜凤治

    再次向周恒祺呈借盗销案手折，周恒祺提醒杜“不要全数弥缝，被上看

    出，近乎有意，不妨多少参差”，而且可引用“平日官声甚好”的条文，

    即使记过多次也不至于参撤，还指点杜如何安排获犯、记过、记功，以

    更妥帖地销案。 [200] 两个月后，广州知府冯端本对杜凤治说：“借盗销

    案一事，臬台已面谕饬谳局照办，如有可以借销之案为之斡旋，我亦与

    谳局各委员言之。”因为有周、冯的授意，谳局委员以及府署、臬署师

    爷都会予以配合。 [201]

    杜凤治自己也帮助下属“借盗销案”。罗定州属下的西宁县连滩发生

    劫案，知县陈杞一贼未获，致函杜凤治请求入监贿买在州城正街抢案拿

    获之四贼认抢连滩案，杜凤治也立即允许。杜凤治认为，正街劫案案犯

    按照就地正法章程都是斩立决，行劫次数多者，从重也无非是枭示，总

    之一死而已。陈杞贿买盗犯多认一案，使他们在狱中可以享受酒肉、鸦

    片，反得到好处。 [202]

    “借盗销案”要办得顺当，除了上司的默许与维护之外，打点上司衙

    署的幕客也必不可少。杜凤治首任南海已届三参、四参之案，本来已得

    到按察使周恒祺的允许，但臬署兼督署幕客陈光照示意杜凤治酬谢800

    两，杜没有答应，陈光照就在臬署的详文中删去了所借盗犯姓名。但杜

    凤治族侄杜承洙是谳局委员，得知此事后立即告诉叔父，杜凤治再同周

    恒祺说明，周恒祺便命其他幕客另办文书。 [203] 府署幕客沈梅生也曾挑

    饬谳局为南海“借盗销案”的文书，原先所借之盗“皆各属抢犯已斩决

    者”，沈认为“办得不得法，案无根据，恐有后虑，不如用病故各犯无痕

    迹”，其实是因为该“借盗销案”的详文由杜承洙起草，而沈同杜承洙有

    过节，故意让杜承洙难堪。 [204] 但于此也说明无论斩犯或瘐死之犯，都

    是可借为销案的对象。不过，杜凤治平日很注意同上司衙署老幕客刘复

    斋、刘十峰兄弟搞好关系，不仅都支付了丰厚的干脩，而且对刘十峰所

    控的钱债案十分用心，在二刘的协助下，加上知府、按察使本来就同

    意，府、臬衙署都没有再为难，南海“借盗销案”终于得以完成程序。

    五 南海知县的特殊公务

    （一）首县知县的地位

    在清朝，南海、番禺是广东省首府广州府的附郭县，一般也可称为

    广东省首县，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南海管省城西部，番禺管

    东部。晚清省城人口已过百万，南海所辖的西关是省城人口最密集之

    处，也是全省商业的中心。此外，佛山镇也在南海县地面，人口有数十

    万。佛山虽设立了同知衙门，但按照清朝制度，作为地方正印官的南海

    知县，较佛山同知有更大的行政责任。

    南海县是“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最要缺，知县须请旨补授。

    南海又是全国著名的大县、富县，应考的童生人数为全省之冠，地丁和

    其他赋税额远超其他州县，盗案数目在全省也最多，因此，南海知县远

    比一般州县官忙。杜凤治称，“南海公事较外县多至十倍”。 [205] 布政使

    杨庆麟也说过“首县岂人人可为者乎？必须有才能、有气度、能肆应、

    能镇定，能办洋、旗事务，能听断、缉捕方胜其任”。 [206] 另一位布政

    使邓廷楠对小病新愈销假的杜凤治说过：“首台是不可病的，与表一

    样，你病了几天，如表停了摆了。”

    [207]

    按照清朝的制度，知县只是“微员”，即使是首县南海知县，本身的

    官职也不过六品（杜凤治加捐同知，并加衔至四品，一般知县为七

    品），在整个官僚架构中处于偏下的位置，但在官场中的地位非其他州

    县官可比。

    同治十二年四月廿三日（1873年5月19日）是杜凤治60岁（虚岁）

    生日，其中一副贺联由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撰、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李

    鸿藻书（二李是杜凤治的乡试同年），附名的还有多位最低为四品京堂

    的京官。外官表示祝贺的“以道员止共三十余位”，“屏红缎金字四幅，

    同寅金底墨字子立首府（冯端本）撰，午桥（张炳炎）同年书，府、县

    均列名共十六幅”。布政使、署理按察使、广州知府、诸候补道、候补

    府均亲到县署祝贺，来祝贺的还有右都统、粤海关监督。如果杜不是广

    东首县南海的知县，不可能有这样的场面。杜凤治任广宁、四会知县

    时，署理按察使蒋超伯对他有诸多刁难，是他仕途上的第一个克星。但

    调署南海知县后，杜凤治去谒见蒋超伯，其时蒋虽没有实职，但品级还

    在，从日记对两人见面的描写来看，蒋超伯的客气和礼遇甚至有点过

    头。蒋之所以前倨后恭，也是因杜凤治首县知县的身份。品级很高、任

    过高官或翰林出身的大绅士如梁纶枢（二品衔）、梁肇煌（曾任京兆

    尹）、康国器（原广西布政使、护理巡抚）、马仪清（翰林出身，在籍

    道台）等对杜凤治也都很客气。

    杜凤治在日记中也经常流露出踌躇满志的心态。据说广东的首县比

    其他省首县更神气。有一次，广州知府冯端本与杜凤治谈起以往见南

    海、番禺知县时他们高傲的态度时，引用了一段广东官场的流行

    语：“以前广东有四大之谣：叶中堂官衔大（中堂总督、太子少保、一

    等男爵），城隍庙灯笼大，老举脚大，两首县架子大。”

    [208] 他着重的

    是最后一句。杜凤治任南海知县后，架子也不小，对一些并非顶头上司

    的候补道、府官员常常不给面子，对大多数同、通、州、县更不放在眼

    里。杜凤治说只要自己在家，“求差之同、通、州、县络绎不绝，记不

    胜记”。 [209] 如果来客与他关系一般，或者没有重要公事，杜凤治往往

    不见，“外间颇有怨言，谓首府比督抚难见，首县比司道难见”。 [210]

    说“首县比司道难见”或过甚其词，但也反映出想要见首县知县的官员之

    多。这些人多数无非是冲着杜凤治首县知县的地位而来。

    由于首县经常接近督抚，了解督抚的意向，一些地位相当高的官员

    也要通过首县了解信息。例如，学政吴宝恕希望继续留任广东，想知道

    督、抚的意见，便嘱杜探询，“一有信息，即驰告之”。 [211]

    光绪二年九月，署理广州知府楼震到任后向杜凤治请教首府的公

    务，杜回答：“唯首府无甚要事，最重者是谳局，此地必要留心。子立

    初到时，□亦以此言首先告之。伊于谳局可云慎重，其出色亦在此，如

    今初到，尚无把握，一切责成晏画舫赐书、杜菊人承洙二人，自无废事

    矣。”

    [212] 一般州县官不会用这样直言不讳的口气同顶头上司说话。但

    楼震新接署广州知府，必须得到杜凤治这位老资格首县知县的协助，从

    日记的描写看，楼震不以为忤，反对杜表示感谢。后来按察使周恒祺告

    诉杜凤治，曾听到督抚议论楼震：“首府楼人实无他，唯生手，幸得杜

    令诸凡匡助，尚无贻误。”

    [213]

    但凡在省城举行的重大政务活动，如学政院试、文武乡试、阅兵会

    操、例行的祭祀、临时的祈禳等，首县知县除按规定或惯例参堂、站班

    外，要负责筹备、供应、操办等事宜，有时还得充当沟通的角色。如同

    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从点名、巡逻、处理突发事件、延请誊录书手，

    到放榜、安排鹿鸣宴，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都要安排、照料和负担部分

    费用。乡试考毕，广东要以督、抚名义致送正、副主考丰厚的程仪，送

    多少、怎样送，以及这些银两如何凑集，都由两首县办理，包括以私人

    信件的方式提醒同主考有年谊、乡谊的官员厚送程仪。督、抚名义致送

    的程仪则由两首县先垫付，事后再致函各州县分摊归还。 [214] 再如光绪

    二年武乡试，杜凤治虽不必全程参与，但举行一些仪式时作为首县知县

    要在场，还要每天去校场看看上司有什么事要交办，日记记“去必掌

    灯，回必掌灯，如此者必有四十余日方毕，所谓戴星出入，非欤？”

    [215]

    因为首县知县经常承办各种具体事务，熟悉规矩和惯例，督抚会向

    首县知县询问有关礼仪细节等事项，而首县知县也会主动提醒上司。光

    绪二年广东乡试主考王之翰是四品官，级别不高，但杜凤治想到王系日

    讲起居注官，皇帝侍从之臣，于是就通过督署巡捕转禀总督，等到主考

    回京时“各大宪应寄请圣安”。 [216] 光绪三年春雨水过多，总督派巡捕询

    问杜凤治应否祈晴，杜回复：“即于明日起两县先赴城隍神前默祷，三

    日如仍未晴，俟广府三日假满再行设坛府、县同祈，或请司、道虔祷，

    广府亦差人来询，亦答以明日起默祷三日，不设坛。”

    [217] 总督、知府

    之所以要询问杜凤治，是因为首县因经常承办各种祈祷、祭祀，所以熟

    悉典礼，而且县衙有档案文书记录可查。

    两首县还是为各级上司衙署提供服务的机构。督、抚、藩、臬、学

    政到任、去任，衙署的修理以至某些日常用度，两首县既要出力还要出

    钱。按惯例，为上司办差的经费，南海负责六成、番禺负责四成。每逢

    年节督、抚、藩都会赈济“穷员”以及“故员”的贫困亲属，首县负责具体

    措办，已见前文。南海、番禺两首县有分别“值月”的惯例，番禺轮值单

    月，南海双月。 [218] 值月的首县知县承办该月的官场事务。

    不仅公务，督、抚、藩、臬、道、府很多私人事务也要首县承办。如同治十二年正月巡抚张兆栋的老太太寿辰前一日，杜凤治就要去安排，“卯初二刻至抚署，至子初一刻方得归”，次日“尚须打点坐一日”，搞到疲惫不堪。 [219] 当年六月，新任按察使张瀛接印后儿媳妇病死，其后事也靠两首县备办。 [220]

    首县知县很风光，但又很不好当。清朝尽管有很多“则例”之类的行政法规，但很多成文制度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官员们对麻烦事能推即推。因为在省城同城的顶头上司多，首县知县需要请示的人也多，两首县知县无异是“十几个婆婆管束下的两个媳妇”。但上司之间关系复杂，未必都有明确指示，最后还是靠首县知县自己决定、执行和承担责任，所以，首县知县做起事来格外艰难。杜凤治曾叹：“不论何事，有难定主意者，上游往往不肯专主，必推之两县，到两县则无可推矣，故两县不易为也。”[221] 首县知县收入虽然高于其他州县，但除了公务支出特别多之外，为满足上司及他们的幕客、亲信等的各种索求，额外支出也要比其他州县官多得多，一不小心就会严重亏累，所以，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做一段时间就要求卸任，宁可调到收入少得多的州县任职。

    （二）官场运作中的要角

    被选为首县知县并能当下去的官员，必须是总督、巡抚、布政使都

    接受并且有能耐的人。总督对求见的下属往往会不见，但对首县知

    县，“不论何时来必见，见必有许多话”。 [222] 首府和两首县是除布政使

    外单独见总督最频繁的官员。 [223] 杜凤治只要人在省城，大多数日子要

    谒见督、抚、藩、臬等上司或被他们召见，上司们予以谕令、指示，经

    常同他讨论各种问题，杜凤治则常在各级官员之间传话沟通，在官场中

    所扮演的角色与一般州县官有很多不同，除事务性的公务外，还参与了

    大量“会典事例”所规定的知县职责以外的公务。

    清朝地方官员架构的设计，既复杂又有太多空白模糊之处，不能应

    付官场实际运作的各种情况，有很多必须经常做而又不可“见诸公牍”的

    事。例如，为免户部、刑部书吏对广东秋审、奏销挑剔，广东每年致送

    两部书吏“笔资”3000两银，这笔钱必须送，但又绝对不可以在官方文书

    中出现，都是藩、臬委托两首县具体办理，先垫付解送，然后两首县以

    私人信函的形式要求各州县分摊（但“解者寥寥”）。 [224] 又如，督、抚、藩的故旧或翰林来粤“打把式”，这是年年必有之事，但不可用督、抚、藩的名义和其衙署的文书要求各地道、府、州、县致送银两，发信的事同样落到两首县头上。

    有时，某些重要公务，督、抚出于种种考虑不愿直接出面或通过正

    式公文处置，首县知县就负起沟通督抚与具体办事官员的责任。同治十

    一年春，番禺鹿步司鸡公崀村与其他村庄械斗，参将邓安邦（宝臣）率

    兵勇会同番禺知县胡鉴前往弹压。鸡公崀村不愿缴械、亦不愿交出“斗

    匪”，还与弹压的官兵对峙月余，其间向官兵发射抬枪。按照清朝法

    律，民间不准拥有大炮、抬枪等重型火器，枪击官兵更是形同叛逆。但

    如果这些情节都通过正式公文禀报，就只能按王法严加剿办，死伤必

    多，事后也要诛杀多人。总督与署理按察使商议，认为既不能听之任

    之，又不想事情闹得太大（鸡公崀离省城不远），希望以威慑的办法使

    鸡公崀等村缴械交匪，只求事件平息。但这些想法不符合王法，所以也

    不能见诸公牍。于是，处置事件过程中，胡鉴以私人信函的形式把鸡公

    崀情况告知杜凤治，让杜凤治再向各级上司禀报。总督、按察使、知府

    等上司的指示以及上司一些具体细致的想法，又由杜凤治以私人信函的

    形式告知邓安邦、胡鉴，使邓、胡两人及时了解上司意旨，不至进退失

    据。最后，鸡公崀村表示愿意服从官府，交出武器和若干名“斗匪”，缴

    交花红银1400元了事。 [225] 杜凤治在日记中颇为自豪地记下：“此次若

    非予为上下周旋，信息如飞通报，则上下不通，中堂初甚怪宝臣，几乎

    撤去，予急通信，即时进兵，方得成功。”邓、胡两人事后得到总督的

    赞许，也很感谢杜凤治。 [226]

    遇有州县官因交代、缉捕等事项拖延有可能引致处分，督、抚、藩、臬往往会让首县写信或传口信，提醒有过失者赶快弥补改正。如果由督、抚、藩、臬直接出面，就等于追责进入程序，由首县转达，既让有过失者知道上司的态度，又留有转圜余地。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新任布政使俊达让杜凤治提醒卸任兴宁知县张琮，因张在兴宁任上“亏短正项五六千金，部款千余金”，要尽快筹解，“如不筹解，必然揭参”。如果张琮能清解，“我必与以一缺，即请君为中证，断不食言”。 [227] 光绪二年八月，顺德赌风甚盛，兵丁包赌，总督刘坤一要杜凤治转告顺德知县林灼三：“留城弁兵渔利包赌恐必不免，但此地方官之责也。林令当予初到时循声卓著，人言啧啧，今见一年碌碌庸庸，未见其行一事建一言，直同泥塑木雕，为循吏者固如是乎？君必以我言告之。”[228]

    上司有时会把一些涉及全省的政务交给首县知县调查、报告。同治十二年，因为很多州县官不仅捐摊杂款观望不解，其他款项亦不解，致使清饷局无银，武营领饷无法应付；布政使俊达便命杜凤治发信给各州县官，并要杜查明各州县缺之优劣及欠解数目呈报。杜凤治很快向俊达密呈各官欠项及贫富情况，但请求布政使为其保密免招怨恨。 [229] 光绪三年四月，巡抚张兆栋又要求两首县查明各州县欠数、贫富开单呈阅，以便严追。 [230] 杜凤治这次没有抓紧做，20多天后，巡抚催促，杜回去后只好把全省州县官分上、中、下三等开列名单应命塞责。 [231] 上面提到的布政使、巡抚交办事件，就不属于南海知县的职责，但因为杜凤治

    是首县知县，与各州县官经常交往，且居官省城，有较多了解信息的渠

    道，所以布政使、巡抚特地叫他去办。首县知县还会参与讨论、制定涉

    及全省的章程。州县交代是个大难题，积重难返，蒋益澧奏减米羡后州

    县官收入大减，交代时亏空的情况更多。同治十二年，布政使俊达打算

    制定一个新的章程规范州县官的交代，初稿拟出后，除了藩署师爷、交

    代局作签注外，俊达又召集广州知府和两首县知县讨论，赴藩署前知府

    冯端本先找两首县知县统一意见，杜凤治颇为详细地记载了府署讨论的

    情况。到布政使预定的时间，三人到藩署，俊达谕令门上，其他人无论

    何人一律不见。三人带来在府署签注过的章程稿本，同俊达一起“悉心

    逐条酌议”，俊达基本上接受了三人的意见。 [232]

    首县知县经常参与委缺、委差的讨论，并有颇大影响力。杜凤治两

    任南海的日记，都有布政使同他详细讨论委缺、委差的记录，有时总

    督、巡抚也会就此询问他的意见。当一个“苦缺”空出时，通常是首县知

    县出面从候选人处得到明确答复后，督、抚、藩才决定任命；有时甚至

    事先让首县在候补官员中放风声询问谁愿意任某缺，再确定候选人。

    [233]

    光绪三年二月，布政使杨庆麟接见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袁祖安，同他

    们讨论长乐、增城、新宁、潮阳、河源、阳春、高明、饶平、儋州等州

    县任缺事，事前杨庆麟命杜查问何人愿意到儋州任职，杜当场把名单呈

    交布政使。 [234] 几天以后，杨庆麟再与杜商议博罗缺调何人署理为好，

    又讨论潮阳、揭阳两大缺知县的更动。因不少官员不愿赴苦缺任，杨庆

    麟打算定一新章程，规定任苦缺者到一定时间予以调剂，委托杜凤治把

    各缺情形分成五个等级开单作为制定章程的依据。 [235]

    按察使周恒祺也曾要杜凤治开列同、通、州、县十余员，以备充任

    赴各州县办理积案的委员，又要杜推荐谳盗局审案委员的人选。 [236]

    杜凤治不止一次参与了知府、直隶州的委缺讨论。同治十一年九

    月，布政使俊达问杜凤治嘉应州缺之优劣，又问张曰衔（翰林出身，实

    缺同知）是否可以署理此缺，杜回答说可以，后来挂牌的结果就是张曰

    衔。 [237] 光绪三年春，知府征霖有机会补韶州府缺，布政使杨庆麟问杜

    凤治，征霖和另一知府凤贵谁更合适。征霖曾多次求见杜，显然有请杜

    美言之意，又请托杜帮忙致函部吏照应。 [238] 后来，杨庆麟告诉杜凤

    治，征霖就算补不上韶州府，也可以得雷州府。 [239]

    杜凤治还协助上司处理官场的难题。如署理南海县丞恩佑是总督瑞

    麟的亲戚兼亲信，署理这个著名优缺已期满，又禀留过一次，按制度和

    官场惯例都应该让其他人当。瑞麟向布政使邓廷楠示意要让恩佑继续署

    理，邓廷楠认为如此会招物议，又以为瑞麟未必会太在意一个佐杂缺，

    最初不打算按瑞麟的话办理。杜凤治通过方功惠等人了解到瑞麟对恩佑

    很有情，对此事也很上心，为此特地谒见邓廷楠，提醒其犯不着为一个

    佐杂缺与总督意见相左。但瑞麟这样做确实是阿私，官场一定人心不

    服，所以不宜公开禀留恩佑。最好的办法是装作忘记恩佑署理期已满，

    既不派人接任也不禀留，让恩佑再做半年，等过年后看情况再说，在单

    独谒见瑞麟时婉转说明，估计瑞麟就不会见怪了。邓廷楠表示也只可如

    此。杜凤治又把恩佑找来把情况告知，提醒其不要声张。 [240]

    杜凤治还经常在上司面前为其他州县官求情。新会知县郑菼、香山

    知县张经赞、顺德知县林灼三都因事可能被撤，杜凤治作为首县代他们

    求情，请求不要在钱粮旺收时撤任。杜凤治对上司说，自己“与郑、

    张、林三令初无深交，亦无年、世之谊，既为州县领袖，可为之缓颊，

    无不尽心力为之”。 [241] 他觉得做这类事是首县知县应尽之责。

    （三）维护省城治安

    维持省城治安是首县知县极为重要的公务。南海县并无归其节制的

    兵勇， [242] 虽说省城内缉捕武营责成重于两首县，但一旦有重大劫案发

    生，首县知县也必然要担责。省城劫案大部分疑犯都是武营捉获后送来

    的，南海县也出动衙役缉捕，但主要是审讯武营送来的疑犯。

    省城遇有大规模的聚众闹事、骚乱，首县知县的责成就重于武营

    了。下面以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在省城先后突发的两宗大规模骚乱事件

    为例，看看首县知县是如何处置的。

    当日是院试末场，南海县署外班骑马飞报双门底出现罢市。原来是

    新会县一个十六七岁的童生到纸铺买纸，店伙发现他支付的一元洋银是

    铜银，便将铜银扣下。此童父兄纠集新会文童多人到该纸店将招牌、物

    件捣毁，引发街众与新会童生、家长的冲突，街众抓到新会童生、家长

    六人。双门底是南海、番禺的分界，事发的店铺在番禺辖区，杜凤治得

    知广州知府冯端本和番禺知县袁祖安已到双门底，便饭也不吃赶过去。

    冯、杜、袁在双门底街庙简单商议后就把六人带到广州府署审讯，四营

    将 [243] 也赶到府署。接着，冯端本、袁祖安、杜凤治三人到了谳局，谳

    局委员也全到，并把送考到省城的新会学官、廪保传来。在审讯时掌责

    被捉获者，然后由新会学官、廪生将六人保释。 [244]

    新会童生、家长滋事案还未审完，就有杜凤治的“家人”跑到谳局报

    告说，刚才西关玉石器行的人去龙津桥龙珠茶店饮茶，因打碎茶碗，店

    伙索赔互相争闹，玉石器行就“纠合数十百人来店大闹，碎器毁门，其

    势汹汹，竟同抢劫。街坊鸣锣聚合，约众抵御互斗”。西关归西关千

    总、南海县丞直接管理，两人闻讯立即带领弓兵、差役前往弹压，捉获

    七人，为首闹事者逃脱。

    两聚众闹事事件都发生在闹市区。童生院试期间，容易发生聚众闹

    事。其时大批外府县应考童生仍留在省城，双门底冲突发生后如不及时

    平息，事情闹到多大难以预料。所以，官员们相当紧张，知府、两首县

    都立即赶到事发现场会同处理，四营将也来到府署。西关聚集各行业数

    以万计的手工工人，他们有自己的行会，不少人好勇斗狠，拥有冷热兵

    器，甚至洋枪。而清代广州各街道的商民又有一定的自治、自卫机制，

    拥有街勇等武力，如果街众同手工工人冲突升级，也会造成严重的死

    伤。从上述两事件看，省城负责维护治安的文武官员对大规模聚众滋事

    的警惕性相当高，也有应对机制，南海县丞、西关千总在很短时间内至

    少向知县送了两次书面报告，反应可说迅速。各级文武官的配合亦可称

    默契，所以，事态得以迅速平息。

    防火救火也是大城市治安的重要内容，首县知县防火救火的责任甚

    至比缉捕还重。其时广州的房舍都是砖木结构，人烟稠密，火灾经常发

    生。每逢失火，杜凤治都会立即赶赴火场亲自督促灌救。同治十年九

    月，省城双门底著名成药店陈李济之店铺失火，杜凤治立即赶赴火

    场，“差、勇排列，独坐弹压”，稍后又派人持手本禀知来到火场的布政

    使、广州知府。等到火熄灭、上司回署后杜凤治才离开。 [245] 同治十一

    年十月，杜凤治正在为儿子杜子杕的婚事行聘礼，听事报西关下九甫失

    火，杜凤治立即放下一切奔赴火场，听取地保与保甲委员的报告。副将

    喀郎阿、署理按察使钟谦钧、保甲局督办沈传经等一批文武官员也先后

    来到。这次火灾烧去娼寮七八间。 [246]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西关故衣街

    一私售火药的洋货店二更时分起火，延烧左右，杜凤治闻讯即率领兵勇

    前往救火，番禺知县胡鉴也到场，按察使、盐运使、广州知府以及几位

    武官也到达火场。各官在城楼上坐镇，具体指挥者主要是南、番两县。

    按察使提出拆毁一些房屋截断火路，因要取得房主同意，杜凤治乃请西

    关千总罗祺传谕。第二天，杜凤治又去火场调查起火原因，勘查铺屋被

    焚及人员伤亡情况。 [247] 光绪三年三月新城正南门外蓑衣街夜间发生火

    灾，杜凤治也是闻报立即起床赶赴火场，水龙车十多部前往灌救，杜凤

    治为此感叹：“可见广州水车之多！”

    [248] 官府并无专门的消防队伍与设

    施，水车、水龙都是民间的。但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带领兵勇到达火

    场，一方面通过地保了解起火原因、伤亡情况等，并协助救火、临时处

    置（如决定拆房断火路）；另一方面维持秩序，防止趁火打劫等案发

    生。赶赴火场的虽有按察使等高官，但他们都不直接指挥救火。南海、

    番禺两县遇有火警不会很严格划分辖境地界。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西关

    的火灾，番禺知县也到场，而西关是南海县辖境。

    首县知县必须设法防止劫案、盗案在省城发生，最常见的办法是举

    办团防。与乡村地区不同，大城市举办团防基本是以街区为单位，把原

    先各街的更练、壮勇整合，添雇有防卫、追捕能力的人员。同治九年，

    省城多次发生劫案，番禺县幕客李启征受番禺知县杨先荣之托大办团

    防，其时杜凤治作为委员在潮阳催征，杜在省城的公馆与李启征的住宅

    都在豪贤街，所以杜宅也出了办团防的钱。 [249] 光绪三年秋，省城“西

    关各庙属俱因时届冬令，应办团防”，杜凤治不仅提倡，而且同广州知

    府、广州协参将分别捐银赞助。 [250]

    每逢冬天，劫案、窃案、火灾都会多于其他季节，故每年冬天省城

    都加派查街委员。“南海老城内总查（同、通、州、县）一员、小委员

    一员、新城一员、西关两员；番禺亦一总查，如南关、东关、老城、河

    南亦四小委员”，由按察使下札委派，但由两首县知县提出名单，并监

    督、管理。 [251] 杜凤治自己经常晚上上街查夜，如果番禺县知县外出不

    在省城，他巡查的范围就包括番禺县辖境。 [252] 有时，巡抚、按察使、

    广州知府也会出其不意地出署查夜，两首县知县既要应付上司，又要监

    督佐杂、委员落实巡查，次日还必须处理繁忙的公务，所以格外辛苦。

    杜凤治就与按察使、广州知府商量，如果他们两位出来查夜自己就不去

    了，只有巡抚查夜时才出去谒见。 [253]

    省城盗窃案多发，杜凤治认为只要解决了窃匪窝家的问题就可以减

    少窃案。同治十二年，他出告示规定“不论何街何巷被窃，将该处所有

    二烟馆、娼寮、赌场全行封禁”，日记称实行以后“城中夜间较前安静多

    矣”。 [254] 二烟馆、娼寮、赌场等不大可能都是窃贼的窝家，大概是因

    为这些都是盗、匪经常出没之地，而烟馆、娼寮、赌场与社会上各式闲

    杂人等联系密切，也有自己的保卫人员，怕被封，不得不在防止窃贼问

    题上与官府合作。

    同治十年，杜凤治向按察使建议：“洋枪为害非浅，固不能禁夷人

    之不卖，尚可禁我们各店之不卖，并不准各家收藏此物。晚间街上行人

    如见其形迹可疑，即饬委员、兵勇搜其身上，如带洋枪作为盗匪正法严

    办。”

    [255] 同治年间是洋枪大规模流入中国民间之始，广东民间流入的

    洋枪最多。但《大清律例》只有严禁民间拥有大炮、抬枪的条文，对民

    间拥有鸟枪则留有口子，对洋枪则还没有增补条文。杜凤治作为其时广

    东的地方官，痛切感到民间洋枪泛滥对治安的威胁，但这个问题不是制

    定一些禁令就可以解决的。

    （四）对省城的其他管治

    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邮政、就业、城市规划、社会救济等，

    都是近当代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清代官府并没有管理这些事项的机

    制、法规，更没有专门机构、人员和经费。两首县着重为各上司衙署提

    供服务，但广州毕竟是人口百万的大城市，诸如治安、交通、排水、赈

    济、居民生活等问题，官府不能不管，而首县知县则是直接管理这些事

    务的主要官员。杜凤治的日记里也记下很多关于修理城墙、疏浚城内水

    道、清理街道、赈济盲人、封禁合族祠、举办义学、办保甲、查门牌、

    管理工商、平抑粮价等今天我们可理解为“城市管理”的公务。

    按惯例，维修省城城墙“向系千金以下两县垫办，千金以上通省州

    县派修，各县不解分厘，是一片纸上帐目”。 [256] 光绪三年，城墙维修

    需二万两银，两首县垫付不起，藩库又不能提供经费，知府冯端本提出

    官捐之法。 [257] 由广州府、两首县带头签捐，各优缺、盐务官员、外府

    各府分摊其余部分。 [258] 南海县虽然刚遇上水灾，但因为是首县，所以

    捐800两，番禺捐600两。 [259] 两首县还要负责向各府、县催收修城分摊

    以及弥补收不上来的款项。

    六脉渠、玉带河是省城主要排水道，隔若干年就必须疏浚。布政使

    与广州知府商量，“拟不委大委员，恐其肥己，多责成两县督率”，杜凤

    治认为两首县没时间兼顾，并建议以藩台最器重的候缺知县孙铸当委

    员。 [260] 杜凤治还向布政使进呈了六脉渠、玉带河上次疏浚情况的节

    略，禀报县中可以提取的经费数额。 [261] 南海、番禺分别谕令两县典

    史、河泊所“先查六脉渠，后查玉带河，逐段按查绘图注说”，呈送布政

    使，再筹集款项。 [262] 布政使选委疏浚工程的大小委员都会听从两首县

    知县的意见，工程进行时两县也要提供种种协助。

    省城有大量商人和手工业工人，杜凤治管治省城，经常要小心应对

    这两个群体。在同治至光绪初年，商人阶层仍处于“四民之末”的地位，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广州等城市商人的地位才迅速提高

    并受到官府的尊重。尽管杜凤治不太把一般商人放在眼里，但商人人数

    众多，又有财力，城市的运作、居民的生活离不开商人，所以，处置涉

    及商人的事项时杜凤治还是比较小心的。光绪三年六月杜凤治处置了一

    宗街道土地所有权的争执案，于中可反映首县知县与省城商人的关系，

    以及对省城“官地”的管理惯例。

    著名大绅商梁纶枢、伍崇晖的怀仁堂同十三行六约的绅商围绕西关

    靖远街一个码头的所有权发生争执。六约商民认为该地段归本街道所

    有，曾纠集六七百人到南海县、广州府上控。梁纶枢则要求官府给

    予“地系怀仁堂业”印据，日后如有盖厂聚赌等事，准怀仁堂指控。双方

    主张对立，梁纶枢是有地位的大绅商，而六约商民人数众多，处理起来

    颇为棘手。杜凤治到靖远街履勘后，断定该地系填河而成，既然双方都

    拿不出地契，故应断为官地，但“任民间店铺出入、担水、货物上落”。

    该处街门有一横匾写有“六约通津”四字，是六约商民认为码头及街道是

    本街产业的主要依据。所以，怀仁堂表示接受官府关于“官地”的主张，

    请求拆卸横匾的牌坊。杜凤治也认为牌坊如留下会继续引发业权争端，

    就判令六约商民自拆，“又批如果拆卸牌坊实有为难之处，不妨据实禀

    明候再核夺。兹既勘明地已归官，一切仍照原判，而牌坊建立日久，成

    功莫毁，不必拆卸，着将‘六约通津’四字改为‘南邑官衢’四字”。并出示

    禁止“在街内搭寮盖厂窝匪开赌，希图侵占官衢”，如有违反，准绅商、

    居民禀究。梁纶枢仍请求于判决上“如有窝赌匪等准绅商居民禀究”一句

    的“绅商”前面加上“怀仁堂”字样，杜凤治认为这样六约商民将更加不

    服，所以不能照办。南海衙役和工匠更换六约街匾时遭到商民两次聚众

    强抗，只得暂时作罢。 [263] 但杜凤治后来想办法终于把这件事办成，日

    记没有记载如何办成，不过，几个月后杜凤治再临此地时，街匾的“六

    约通津”已改为“南邑官衢”了。 [264]

    清朝官吏通过行会管理城市的手工业者。杜凤治在就任南海知县之

    初，就了解到“西关机房、阑干作房及花梨行人多分立堂名拜会，抢摊

    馆、滋事”等情况，于是出示禁止，“并传各堂会首来谕之”。 [265] 差不

    多同时，烟丝行东、西家发生纠纷，已做出判决，但西家行不遵，杜凤

    治就将西家行行首萧启谟羁押。看审的烟丝行行众百余人起哄，请求把

    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起羁押，作为要挟。但杜凤治以强硬态度对待，威胁

    说：“如敢不遵作反叛论，必令首领不全。”西家行众不敢再反抗。 [266]

    后又以“名为东家、偏袒西家，于中播弄唆耸，令不具遵，借得延讼罔

    利”的罪名扣押了烟丝行东家谭嘉乐、黄华应两人。 [267] 日记对涉讼的

    案情没有多写，杜凤治显然不甚关心双方的是非，羁押谭嘉乐、黄华应

    的理由也很牵强，无非是认为他们滋事、兴讼予以打压。日记还记载了

    几次对手工业工人打压的事。

    省城粮食供应是极为重要的民生事务，从日记看不出首县知县为维

    持粮食供应有何常规的办法，但会经常予以关注，在米价上涨得厉害时

    出告示谕令米商减价、不得囤积。同治十年冬，米价上涨，杜凤治亲自

    着便衣到米埠调查存米及米价情况，谕令米商“目下先行减平，倘再敢

    违谕增价，定干查封”。杜凤治也知道强令米商减价不是办法，所谓囤

    积、增价查封云云，不过是说官话。一些米商有很硬的后台，有的米栈

    还是大绅开设的，不是说封就可以封的，而且，如果真的实行，“米更

    无有来者，民食更窘矣”。 [268]

    日记又记载了几次封禁合族祠的事。所谓合族祠，是同姓不宗的宗

    族，在大城镇（尤其是省城）凑资建立的祠堂。清朝官府认为合族祠不

    符合礼法，且有聚众滋事的隐患，所以禁止，而倡建合族祠的宗族则会

    以书院等名义敷衍官府。同治十年，杜凤治封禁了邻近督、抚、藩、臬

    衙署的卫边街新会黄姓合族祠。新会黄姓呈请撤封，称该处是凌云书

    院，是新会考生赴省城考试时的寓所。但书院内有神牌，黄姓又辩称不

    是神牌而是为书院出资者的长生禄位。杜凤治认为，“即长生牌假书院

    纠银亦干厉禁”，示意卫边街街众递呈抵制新会人。 [269] 几个月后，杜

    决定把书院充公，改为广州府义学，并把书院内700多块木主焚毁。 [270]

    在人口众多的省城，首县知县不可能事事都直接管治。在官府默许

    下，省城街区有商民自行管治的惯例或机制。街道的坊众有事会在街庙

    集议，讨论决定本街事务，有时甚至超越王法处置民、刑案件。官府承

    认街区组织的地位，通过街区组织维持秩序、宣达官府意图、落实官府

    对城市的管治。 [271] 街区还设有“街正”“街副”，通过某种推举程序产

    生，由首县知县确认。同治十年六月，南海、番禺办理保甲查门牌事，

    需要清查城内和近郊的寺观、书院、宗祠等处，维修各街栅门，落实栅

    夫、更夫的雇请。办理这些事情需要钱，查门牌等事项既烦琐又会扰

    民，于是就派委员督促，会同各街绅士去办。 [272] 当年秋末，保甲局委

    员恩隆办理查街，“向两县要差要勇要灯笼火把，大张声势，开销正

    项”，保甲局总办聂尔康和杜凤治都认为，“以照去年令各街巷自办为简

    捷”。 [273] 因为街巷有自己的组织和机制，还有公项和雇佣的武装人员

    更练、街勇等，街道的绅士有地位且熟悉情况，所以聂、杜认为街巷自

    办更好，且可节省官府的支出。

    光绪三年七月发生了一件民间纠纷案，日记记载：

    又讯李何氏踞梁王氏店屋，屡伤差，委捕衙令出屋，恃病

    违抗。日前梁王氏偕四妇往催，妇女口角争哄，自然嘈杂纷

    拿。乃街坊值事人等左袒李何氏，指为凶匪，三四十人（实无

    一男人）将四妇扣留送庙押至三日之久，至今日不得已而送

    官，殊属可恶。梁王氏既禀官而自往吵闹固属不应，而街坊偏

    私左袒，胆敢将妇女扣留，荒唐谬妄！大施申饬，从宽令具

    结，限三日饬李何氏出屋还主完案，则与街坊无涉，众司事又

    不敢具结，更可恶矣！不便全押，于中摘出六店司事交差带

    候，必待李何氏出屋交还梁王氏方释。 [274]

    这是一宗普通房屋纠纷演变为街众将妇女押在街庙三天的事件，街

    众扣人的理由可能是不能允许外人到本街道滋事，但挑战了知县的权

    威。李何氏倚仗街众的袒护，不仅抗不遵判，而且还“屡伤差”，但妇女

    不可能对差役造成严重伤害。街众拘押妇女数日不仅违法，且有可能酿

    成复杂的诉讼，甚至导致严重冲突。从日记描述看，主持街道事务的是

    若干店铺的司事，杜凤治就对为首的司事施加压力，以使李何氏一方心

    服。日记特地记下街众参与冲突、拘押的“实无一男子”，似不合情理，

    但这是防止事态扩大的伏笔。从此案看，街众维护本街区利益时有时会

    做过头，但知县则尽量息事宁人，只是要求街众尽快遵守县判，没有追

    究他们对抗知县判决和非法扣押妇女的行为。

    （五）协助两广总督处理涉外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涉外事务，

    但在各省并没有设立相应的外事机构，在外交事务特别多的广东，对外

    交涉仍像两次鸦片战争前一样由两广总督直接负责。南海、番禺知县是

    总督处理对外事务最重要的助手，选任首县知县时都以能否办洋务为条

    件之一。首县知县级别不高，总督可指挥裕如，加上首县管治省城地

    面，幕客、书吏、衙役人数多于其他衙署，办事也较易落实。杜凤治说

    过：“两县则洋务为最要务，堂期询问亦常常有之，盖洋务倒与藩、

    臬、运、粮、府无涉，在下则两县，在上则制台，即抚台处亦不甚关

    涉。”

    [275] 有时一天即有七八件洋人事务，“无不 者，首县难作，

    此其一端”。 [276] 光绪三年为避免外国人动辄找上总督，曾委派道台高

    从望办理洋务，但高“既无局又无事，即有洋务亦仍在两县上”。 [277] 当

    年终于设立了一个洋务局，由榜眼、在籍广西道台许其光任总办，但很

    多交涉还是首县知县承办，有时许其光还要到杜凤治处打听洋务事件办

    理的进展，并托杜把自己的意见向总督转达。 [278]

    从杜凤治日记看，外国领事甚至领事馆一般官员，都会为各种事项

    直接求见总督。杜凤治经常接到总督交办的麻烦棘手事。外国领事一旦

    不满意，就会向总督控告，甚至要告到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时

    还做出更多威胁，来函口气往往如同上司训饬下属。杜凤治虽然气愤，

    但只能忍气吞声，尽量满足外国人的要求。他因瑞麟轻易接见外国领事

    馆官员议论说：“无如中堂既肯轻见若辈，又不肯与之作难，为若辈看

    透，结习已成，积重难返，不但两县不好作，即将来继中堂者亦必掣

    肘，养痈已久，稍立风骨必决裂也！”

    [279] 而刘坤一对外国领事馆官员

    更为客气，对华人翻译也超规格礼遇。杜凤治在日记中写：“若辈以制

    军尚如此优待，视我辈两县如草芥矣。”

    [280]

    广东是两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打进

    广州，掳走粤督叶名琛。此后，广东高官在外国人面前都如惊弓之鸟，

    对此，日记有大量生动的记述。在杜凤治笔下，瑞麟“畏鬼如虎”，“只

    求中外相安无事，一味羁縻，不计其他”。 [281] 而刘坤一更怕洋人，杜

    凤治对刘不敢直接同洋人交涉，推给官卑职小的首县知县出头很不以为

    然，认为刘坤一派自己与外人交涉，是想到万一洋人翻脸，就诿过于小

    官，“定必拿小官参罚以谢洋人”。 [282] 光绪三年，发生赤溪教民劫杀民

    船一案，刘坤一“初则雷霆大震，必欲严办，且欲立时正法”；但法国领

    事馆翻译来干预后，刘“忽然改变，欲释此教民，又难于立释自相矛

    盾，饬谳局发回赤溪审讯，暗中授（意）一到赤溪听人保释”。广州知

    府冯端本认为：“制台如此无耐心，如何办洋务？”杜凤治说刘坤一办洋

    务还不如瑞麟。 [283] 他在日记中慨叹：“洋务最棘手。宽了，上游谓不

    善办理，以后洋人无厌，进而愈进；严了，上游又谓洋人不怿，必与上

    游噪聒，失了和好之意，亦是办理不善，左右皆非所可。”

    [284]

    杜凤治曾与几个西方大国的驻粤领事打交道，他在日记里对几个外

    国领事做出评论：

    南海法国事最少，最多 者是美国，以赵罗伯糊

    涂……有丕承业洋人，亦非端士，以故事最多。次之福署德国

    领事官，亦不安分。英国罗领事人极利害精明，而公事尚明

    白，故颇安静。吕宋之翻译官沙位耶最不安分……英国翻译官

    嘉托玛，人颇长厚，亦讲情理，最刁黠者法国翻译官萨来思，

    幸无事也。 [285]

    杜凤治对这些外国官员应该知之不多，只能从有无给自己多添麻烦

    着眼，做出的评论也是中国官场的套语。

    按照条约，中外争讼的案件，中国应该派官员同领事会审。杜凤治

    是科举中人，不懂外语，更无外交经验，县署幕僚当然也不懂外交，从

    日记看，交涉的翻译都由外国领事馆的人员担任。同治十一年八月，总

    督瑞麟同杜凤治谈起澳葡官员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即拒交澳门租银，“中

    堂言五百金事无实据”。杜凤治根据《瀛寰志略》和来粤后的了解，对

    葡萄牙租借澳门的由来、澳门不同于香港以及澳门土生葡人等事项做出

    了比较准确的叙述，瑞麟“当谕将瀛寰志呈看”。 [286] 这个细节很能反映

    鸦片战争后30年广东官员办“洋务”的水平。

    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后不久，便与英国副领事讨论退还前任南海知

    县不当收取的税契银一事，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予谓非予事，当转向

    前任索取。贝领事言予不管，只知向南海县要。”

    [287] 又有一次，杜凤

    治见知府冯端本，冯对杜说起昨天同美国领事赵罗伯会审了一天案，当

    天还得继续去，冯抱怨说：“如我们案要照他们审法，谳局委员即有百

    余亦不能了结，可云累赘。”

    [288] 杜凤治当然有同感。显然杜凤治等官

    员是在对外国法律知识缺乏起码了解的情况下就参与对外交涉的。

    杜凤治初任南海时，因有广东商人在出口茶叶内掺假及掺铁沙，外

    国领事过问，瑞麟就把以往禁止这种行为的告示稿发交杜凤治转送与英

    国领事许士看。许士将告示做了很大修改送回。杜立即把洋人所改告示

    呈送瑞麟，瑞麟表示许士所改“尚无违碍字样，尽可用之”。 [289] 瑞麟、

    杜凤治都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损害了中国主权。

    日记还记载了多宗中外商人陷入经济纠纷的案件，而这些外国商人

    很可能是被中国诉讼当事人故意拉进来的。很多中外经济纠纷都会由外

    国领事直接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这类案件，如果两造都是中国人，总

    督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过问。而一旦外国领事出面，案件就不是单纯的钱

    债，而成了“洋务”，杜凤治就必须细心审理，随时向总督报告和请示，

    求得外国领事不再聒噪。

    由于经常被外国领事弄得十分烦恼，中国官员普遍认为洋人涉讼是

    一些中国人挑拨、教唆的结果，所以对受雇于外国领事馆的华人非常痛

    恨。美国驻广州领事赵罗伯在日记里反复出现、令广东官员十分头疼。

    日记称他既糊涂又贪婪，经常介入、干预各种案件，给瑞麟和杜凤治出

    难题。瑞麟与杜凤治都认为，赵罗伯不通汉文、汉语，都是受翻译富文

    （美国人）以及华人通事黎广、王明谷摆弄，所有文书都出自王明谷之

    手。但王明谷后面有美国领事，中国官员对他无可奈何。同治十三年二

    月初，瑞麟得到赵罗伯被撤任、王明谷被领事馆辞退的消息，立即面谕

    杜凤治捉拿王明谷，并布置好控告他的人。 [290] 王明谷被捕两个多月后

    因急病死于羁所（其时杜已卸任）。杜凤治的接任者张琮对杜说，即使

    王明谷没有病死也要把他磨死，因为总督特别痛恨王明谷，“必欲置之

    于死地”，作为中国人充当外国司事、借洋人势力无所不为者的前车之

    鉴。 [291]

    日记还记载了首县知县协助总督办理越南、琉球等“属国”官员来粤

    的事项。同治十一年，琉球国八重岛副使等官来中国进贡，归程遇风暴

    漂流到越南（日记称安南），越南派出官员乘坐轮船护送获救琉球官员

    来粤，请求广东官员将琉球官员转送福建再觅便回国。越南、琉球官员

    抵粤后请求登陆。瑞麟便传见布政使和杜凤治，谕令杜立即查案卷禀报

    以往接待越南、琉球官员的规格和礼仪。杜凤治查出道光二十三年、二

    十四年越南官员谒见总督的礼节单，以及在粤停留时间、所带货物如何

    贩卖、补贴薪水数额等，立即通过布政使禀报总督。杜凤治再查其他年

    份的成案，对琉球官员的补贴额也提出建议。瑞麟又单独传见杜凤治，

    指示以“天朝上国体统”为原则，按照成案允许越南船只出售随带货物，

    落实伙食薪水补贴等细节。 [292] 日记还相当细致生动地记录了瑞麟以下

    一干广东文武官员接见越南、琉球官员的情景。两国官员已多年不来

    粤，通事已语言不通，同中国官员的沟通要靠纸笔问答。 [293]

    （六）杜凤治参与过的对外交涉案例

    下面介绍若干宗杜凤治参与过的对外交涉案例。

    1.有关粤海关扣押走私船案的交涉

    同治十二年夏，粤海关缉获三艘装载硝石等货物的走私船，港英总督通过领事罗伯逊向瑞麟抗议粤海关越界缉私。受瑞麟委派，杜凤治是参与谈判的主要中国官员。杜凤治便会同英国领事会审驾驶粤海关缉私船的三名英国人，以及被指控走私的船主等人。经会审，断定有两艘船是在广东水域扣押的，另一艘则缉私船水手、走私的船主等人说法不一致。瑞麟指示杜凤治：如果判定三艘船都并非在香港水域缉获，港英总督很没面子，以后就会找更多事与我们为难。这个案子如果告到北京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会说我们办理不善，所以对这艘船不要讨论在什么地方缉获、是否越界了，索性含含糊糊连船带货还给港英方面，香港总督和英国领事得了面子，这件事就了结了。 [294] 杜凤治就按瑞麟“顾全大局”的意思去办。但归还时在估算船与货物价值时出了麻烦。粤海关方面提出船值40元、货值140元，港英方面提出船值400元、货值1700元。瑞麟指示，多给一两百元看看能否了结，港英方面当然不答应。原来双方估价不同，是因为中方把硝石作为违禁物没收了，而港英方面仍计入货价。但清朝官员归还船只就是承认越界缉捕，没收硝石就没有理由了。于是只好把硝石也归还港英方面，只是归还时提醒香港方面不要让船主把硝石用于接济盗匪。 [295]

    杜凤治所记的案情细节不一定准确，他在审讯时应该听不懂双方船

    只如何在海上定位以及有无越界。海关驾驶缉私船的英国水手都说没有

    越界，他们没有故意越界的理由。以当时的技术，港英方面在海面应该

    也难以准确判定是否越界。日记称走私船是从内地向香港走私硝石似乎

    不大合理。但日记所记瑞麟的指示以及广东方面的处置则是真实可信

    的。瑞麟、杜凤治处置此案的思考和手法，是认为同洋人讲道理讲不

    通，斗又斗不过，于是按照中国官场的习惯思维，以为给英国人面子，

    英国人也会给还面子，却没想到英国人没有这种规矩。既然承认了越界

    缉捕，就不是面子问题了，最后只好完全接受港英方面的要求。

    2.英国领事干预华林寺房产案

    有时，外国领事所介入的官司不仅与外人无关，而且很琐碎。广州

    著名丛林华林寺有一处房产因为租客开赌被杜凤治的前任查封，妇女罗

    李氏交银揭封领去。但华林寺僧人一再向广州知府请求，称房屋是寺庙

    产业，租客开赌与寺庙无关，知府便“严札连催撤封归寺”。罗李氏曾在

    英国领事馆服役，领屋时托过领事罗伯逊帮忙，如今要面临“银屋两

    空”，于是求罗伯逊干预，罗伯逊便往见瑞麟要求“饬县调处”。但罗李

    氏自报所交银两与南海县衙登记的数目相差很大，显然大部分落到经手

    的官吏、幕客手中，无法如数退还。因为罗伯逊出面，瑞麟就一再催促

    杜凤治迅速办理；最后，杜凤治“遵督宪批”做出判决：房屋因赌被封，

    寺僧不得诿为不知，不准寺僧领回，仍交还原领之罗李氏。 [296] 在此案

    中，华林寺僧找到知府也不管用，因为罗李氏背后有英国领事向总督施

    加压力，杜凤治当然得听总督的。

    3.外国人与华人合资设立企业的纠纷案

    同治十一年二月，杜凤治奉总督委派到美国领事馆会讯一宗案件：美国副领事富文与华商冯春庭等合股开设纺纱厂，延请美国人科歌拿“在行打工掌纺车”，后“生意不前，势将拆伙”，冯春庭被控欠银及欠科歌拿“工银”。杜与美领赵罗伯会讯，判令将行中货物发卖清还。 [297]如果案情属实，就说明那时广州已有中外合资的近代纺织企业。但日记也提到华商“假名洋人，免多费用”，有事则洋人出面呈控的事。 [298] 此案也可能是华商合股建立纺纱厂，延请美国技师掌管机器，出现了债务纠纷后才请富文出头打官司。

    同年，又有佛山人欧阳子贞、广州人甘老四（甘炘）向法国人实德棱购买一艘小火轮船往来省城、佛山“载人牟利”。官府认为“事并未知会地方官、火船可作兵船”，如果轮船通行，“继而效尤者必然接踵而起”，成千上万船民疍户便无以谋生，乃下令把轮船及甘老四扣押。 [299]欧阳子贞是佛山缸瓦商人，甘老四有功名，出面向法国人实德棱买船；而实德棱“向在中国火轮船上作司事”，因法领的推荐曾被督署聘请，但此时已解聘，索取了回国盘费后仍逗留中国。甘老四供称，轮船是在黄埔制造，由欧阳子贞等人共同出资，实德棱对他们说此事已经由法领向总督说明，可以放心营运。瑞麟对此事非常恼火，命杜凤治严讯，即使将甘老四置之死地也不足惜。后来甘老四又供称实德棱出资千元，法领也出头干预，最后杜判决把甘革去功名、杖八十释放，并建议设法把实德棱打发回国。 [300] 从日记看，实德棱是否真为投资者也是很可疑的。

    4.法商与华商商业纠纷案

    光绪三年，法国商人与广州丝行商人卫荣藩因生丝买卖发生纠纷，

    争执的焦点是双方最初是否就价格达成了协议。法国领事及翻译一再求

    见总督刘坤一，认为华商违反了协议，要求补偿法商损失。刘坤一命杜

    凤治传丝行商人询问，丝行商人集庙讨论后表示：法商并无双方已达成

    协议的凭据，不能给予补偿。开始刘坤一指示杜不可以官势压华商补偿

    外商，法领馆翻译则声称公使要求迅速了结此案，否则就向总理衙门投

    诉，刘坤一又转而示意设法让华商出点钱给法商了事。杜凤治在日记中

    对总督惧怕外人、指示杂乱无章感到十分无奈和不满。但华商始终拒绝

    补偿。 [301] 海关的报告对事件的叙述与杜凤治的日记可以互相印证。[302]

    5.美国人富文插手的讼事

    美国人富文曾是副领事，卸任后在旗昌洋行任职，仍以副领事身份干预词讼。佛山王某、谢某因钱债涉讼。借据写的是王某向谢某借银1600两，富文却出头称谢为美国洋行买办，银是富文交谢转借与王的，于是此案就变成了美国人是债权人了。富文和谢某还在水道上拦截王某乘坐的船只，掠去王的物品，扣押了王的店伙。王某逃脱，到南海县控告谢某抢掠掳人。此案很可能是王某对官员或幕客行贿致使谢某无法追回借款，而谢某（也是美领馆雇员）就找外国人出头为其追债。富文见事情闹大，就以副领事身份写信给杜凤治，称王某诬控，要求杜凤治不要相信。杜凤治此时首先要搞清楚的不是钱债案的曲直和抢掳案的真假，而是富文是否仍是副领事。于是去函询问赵罗伯，但赵罗伯多日都不回复，却照会瑞麟说杜凤治吹毛求疵，并说杜无权查问美国官员的任免。杜凤治对瑞麟说明并非无故查问，是因为富文以副领事身份干预案件不得不问，且向瑞麟报告“赵领事无钱不要”，“盖富文为伊求财也”。[303] 日记没有记载此案的下文。因为富文已不是外交官，且也实在无理，谢某最终未必能胜诉。

    富文还干预了另一宗刑事案件。旗昌洋行的雇工梁亚暖据说是“屡犯抢劫积匪”，被官兵骗出洋行外拘捕。赵罗伯根据富文的话，指责官兵不应在洋行中捕人，要求释放梁亚暖，并要求主持其事的邓参将道歉。杜凤治认为美国领事馆来文是富文的手笔，加添了许多领事没说过的话，“狂言纵恣，直无伦理，竟同申饬，阅之令人大怒”。因为并非在洋行内拘捕，交涉一个多月，瑞麟没有让步。 [304] 于此案可见，即使是江洋大盗，进了美国人的企业或居所，虽然并非外交机构，中国官府如果拘捕了疑犯也会惹来交涉。

    第五章 赋税征收与州县官的收支

    一 钱粮的征收

    （一）广东州县征粮难

    有关清代赋税，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1] 笔

    者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不可能对清代赋税提出太多新观点，更无意

    同已有成果进行讨论或商榷。鉴于目前研究清代赋税的著作基本没有引

    用过杜凤治这部有大量州县征收内容的日记，且在研究清代赋税的成果

    中又很少写到州县官征收的具体细节，杜凤治所记州县官如何把钱粮收

    到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所为，可能会引起研究者的兴

    趣，所以，本节仅仅是提供一些未被研究者充分注意的细节而已。但要

    在数百万字的日记中选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细节亦非易事。笔者撰写此

    节前曾拜读过若干论著，但限于笔者以往的积累和学术理解力，所选择

    的细节、故事未必得当，其中部分内容相信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早已熟

    知，但为衔接前后文的叙述，仍留在书中。

    杜凤治先后在广宁、四会、南海、罗定、佛冈任官，除佛冈任外，

    他任职其他州县时日记中都有很多关于征收钱粮的记载，他在潮阳任催

    征委员时的日记更是集中于此。

    道光《广宁县志》卷六的“赋役”、光绪《四会县志》编三的“政经

    志”、民国《罗定县志》卷六的“赋役”以及光绪《潮阳县志》卷九的“赋

    役”，予人的印象是各州县的方志有关赋税的写法大同小异，大致都是

    写钱粮的银米数目以及征收数额的变化沿革，数字之详细到了今人认为

    脱离常识的地步。 [2] 从上述几种方志完全看不出钱粮是如何征收的，再

    对照杜凤治的日记，会予人文献记载与实际征收有天渊之别的感觉。例

    如，从光绪《潮阳县志》完全看不出当地很多宗族村庄长期欠粮抗粮、

    官府必须暴力催征。日记与方志记载的差异，后文会做稍微详细的讨

    论。

    同治七年，布政使王凯泰到粤后不久，曾同杜凤治谈及浙江钱粮征

    解与广东的不同，打算在广东推行自己在浙江的做法（王凯泰此前任浙

    江布政使）。杜在日记中议论：“方伯言如此，盖欲清厘征收一事，此

    地苦于抗粮者多，绅民类多疲顽，征不起者十有八九，直是十县统十县

    皆然，不得不移旧挪新。方伯盖未知征收之难，故不比江浙到时自行踵

    门充纳、不短分毫、年年皆然者也。”

    [3] 日记最后几本是杜凤治在绍兴

    故里生活的记录，虽没有直接记绅民“自行踵门充纳”的事，但于中也看

    不到绅民疲顽抗粮，以及州县官亲自率队下乡以各种暴力方式催征的情

    况。或许日记前后两阶段杜凤治身份大不相同（一为州县官，一为林下

    富绅），感受不一，但他所说的广东征收与江浙差别很大，广东“绅民

    类多疲顽”，各州县粮都难征，则基本上可信。

    在杜凤治笔下，广东各州县都有长期欠粮的宗族和村庄。如广宁厚

    街，“粮欠旧多于新，此村专出盗贼，向不完粮”。 [4] 新招、永泰两

    村“疲玩成习，相率抗延，即富有者亦然。大抵自恩赦后未曾破白，未

    赦以前其不完粮概可知矣。满村妇女小子几几乎以催粮为异事”。 [5] 他

    到白沙催粮，男妇大小均各远避，日记为此议论说：“广东风俗以抗粮

    为本务，竟有数村以垂髦之年不知纳粮为何事者。官不来则一味抗玩，

    官来则奔逃避匿，逼之已甚则聚众拒捕。”

    [6] 潮州府欠粮抗粮更为普

    遍，如潮阳南阳郭姓，“即道光时每年亦完不到三成，咸丰迄今从未破

    白”。 [7] 在罗定，即使是绅士、富家，“于国家正赋，设法偷漏飞洒，神

    出鬼没，不可思议，可谓大没出息者矣。如官稍软弱，则竟抗粮不纳，

    真化外也”。 [8] 光绪元年，殷丁陈日路控陈东伟欠粮多年抗不完纳，经

    查，杜凤治发现陈东伟的陈英先户从道光二十年后30余年都一直没交过

    粮。 [9] 光绪三年杜凤治到南海紫洞催征，一个李姓村落抗粮，“为催数

    十年未完之旧粮而起”。 [10] 南海是广东首县，紫洞与省城距离不远，竟

    然也有长期欠粮的宗族和村庄。

    杜凤治前后两任南海知县共五年多，在南海因为其他公务繁忙，他

    亲自下乡征粮的时间不及在广宁、罗定时多，但日记中有关征粮的记载

    也不少。

    同治《南海县志》的“图甲表”及其按语，历来被研究清代赋税的学

    者重视，该按语提到，南海“每图分为十甲，每年轮值，以一甲总一图

    办纳之事，谓之当年。为当年者于正月置酒传十甲齐到，核其粮串，知

    其有欠纳与否，有则行罚”；“以甲统户，户多少不等，有总户，有子

    户，子户多少更不等。然由甲稽其总户，由总户稽其子户，虽零星小

    数，而花户真姓名可稽，所应纳者无从逃匿，法至善也”。 [11] 虽然按语

    也写了胥吏飞洒、附甲等弊端，但所述与详尽的图甲表（宣统《南海县

    志》卷七仍有详尽的图甲表），予人印象是南海的业户在图甲制下钱粮

    基本上是“正常”交纳的。

    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南海征粮绝不像方志所写的那样顺当，否

    则，他就不必在南海设立多个粮站，聘请酷吏为催征委员严比粮差、业

    户，而自己更不必多次亲自率领一两百人下乡催征了。杜凤治自己和南

    海县两位前任知县陈善圻、赓飏都要实施很多严酷手段才得以把钱粮征

    到手。日记又称：“南邑银米大半出于大家，往往宗祠中公业为多，完

    粮向有旧章，到冬至前全清。贫民无粮，即有粮亦廿居其一耳。”

    [12] 稍

    后，他又因说明必须下乡理由时对总督刘坤一说：“纳粮者非耕种之

    人，南邑多半宗祠、义学、公产，皆有家业人所完，与穷苦人无涉，盖

    穷人纳粮十成之中不及五厘。”

    [13] 杜凤治所说南海县的钱粮多数来自宗

    祠、义学、公产，似乎不合常理，难道很多富户把自己的田地登记为尝

    产 [14] （杜凤治自己在家乡浙江山阴就是如此），抑或杜凤治笔下的“大

    家”即方志所说的“总户”？为何杜凤治的说法与方志所载有如此之出

    入，对此笔者也无法解释。

    还有一点令笔者很困惑的是：在杜凤治数百万字的日记中，“图

    甲”一词竟从未出现过。详细编列了图甲表的同治《南海县志》恰在杜

    凤治任南海知县时付刻，所列的主修者中有“钦加同知衔南海县知县杜

    凤治”之职名。杜凤治不是颟顸的人，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不可能不读

    这部自己任职期间修成的本县方志，更不会忽略与赋役有关的内容。笔

    者再以“各图”“本图”“每图”“该图”“图籍”等词检索日记全文，均未发现

    与图甲制有关联的语句。日记提及“里甲”仅一次，且并非广东之事。检

    索“里正”，出现过四次，都出现在同治六年十月廿五日这一天，其时杜

    凤治在广宁知县任上；检索“里长”“甲长”“甲首”“总户”“子户”，全都

    是“无匹配项”。杜凤治下乡征粮时同书吏、粮差、绅士、殷丁、花户等

    人打交道，多数会在日记中记下各人功名、职衔、职业、年龄、贫富以

    及所居乡镇村等信息，但都没提及他们在图甲中的身份或地位（偶尔会

    记涉讼田亩属何图何户）。为何杜凤治数百万字的日记中完全没有显示

    有关图甲制的内容？笔者不敢对此做出过度解读，但可否认为：这至少

    反映了图甲制并非杜凤治催征时念念在兹的事？图甲制也许仍在运作，

    但与图甲直接打交道的是杜凤治的代理人和书吏、粮差，图甲制的户只

    是一个赋税登记单位，某个粮户属于何图何甲，作为州县官，杜凤治无

    须多加关注，只要收到钱粮就行。何况有关钱粮的册籍都未必真实，杜

    凤治即使花时间也看不过来，更未必能看明白册籍上的户和应交税

    之“的丁”的关系，这样，他没有把图甲放在心上和笔下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这是否与片山刚所说的“清代中叶以后图甲制日益明显的动摇”

    [15]

    有关，笔者就没有能力进行探讨了。

    （二）钱粮难征的原因

    前人研究都指出了钱粮征收与官府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对应关

    系。杜凤治笔下广东钱粮普遍难征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次鸦

    片战争以及咸丰、同治年间大战乱后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出了问题。

    但同一时期江浙所经历的战乱较之广东或许更严重，为何广东的粮比浙

    江难征呢？

    州县官要收到钱粮，就必须确定田土真正的业主，咸、同大战乱导

    致包括田土册籍在内的官方档案毁失，是真正业主难以找到的原因之

    一，这点广东与江浙皆同；而早在咸、同大战乱以前，土地流转（特别

    是买卖后不契税推收割户）导致册籍上的业户与真实业户分离，这点似

    乎广东更为严重。杜凤治在罗定催征艰难时慨叹：

    乡人有升斗之粮，往往指东影西，无奈州中无尺籍可稽，

    任其影射，无术破之。粤东民间买卖田亩，私相授受，既不割

    户税契，官署又无鱼鳞册，亦无字号，紊如乱丝。贸贸催征，

    唯以肉鼓吹讨生活，予实不能为此等事，在他处予已自向催

    科，政拙至此州，更穷于术矣！ [16]

    在杜凤治催征过的州县中，罗定州还不是最严重的。官府对乡村基

    层社会管治能力的减弱、土地册籍的混乱和书吏、图差、绅士、殷丁的

    彼此勾结舞弊，使逃避钱粮征收成为不难办到的事。到了本族、本乡欠

    粮、抗粮者越来越多时，原来不欠不抗的业户也会因期望法不责众而转

    而成为欠抗户了。

    在官府对乡村控制特别薄弱的地方，恶绅、土豪往往不纳粮。如潮

    阳富绅“陈来远家素丰盈，且多无粮之田（贫村卖与者，卖田不卖粮，

    贫村目下无田有粮，苦极，而彼已安享多年矣）”。 [17] 另一个富绅陈朝

    辅，“每年可收数千挑租谷，而无毫厘钱粮，其田皆无粮，非强霸即贱

    价得来，柳岗大房公祭田俱为朝辅谋霸，现在完粮又迟延观望，不肯认

    完”。 [18] 其他地方也有，如罗定富绅罗洪麟的祖父（已故）当过全国著

    名优缺四川夔州知府，“白契管业不税”。 [19] 富绅有田无粮，其粮由原

    业户或被“飞洒”的业户承担，但相当部分肯定没有着落。不仅绅

    富，“民间买卖田房，从不推收割户，非寄人之户完粮，即仍留原户，

    为此官吏一概不知，民间有几多税契无从查考、无从差催”。 [20] 民间不

    推收割户或许是为逃避税契，而风气一旦形成，就会有更多田粮分离、

    官府无法催收的空户了。

    册籍混乱、钱粮难收对州县官是不利的，但对书吏、差役、殷丁甚

    至州县官的驻粮站幕客、“家人”来说却是牟利的机会。杜凤治在四会任

    上，谕令粮站“家人”严查饬禁“粮差舞弊得钱则有欠而以为无欠，无钱

    则已纳而牵扯本家他人未清之户，向其讹索”。 [21] 同治六年，生员欧阳

    瑞的田早已卖绝多年并税契，但因“仓户房误查”，仍作为欠户被羁押。

    [22] 这名业户是生员，尚因“误查”被当作欠户，书吏、粮差有意制造的

    册籍混乱就更难查清真相了。同治八年，南海监生罗邦贤来四会禀控：

    自己的田已于同治四年全部卖去，但四会粮差来催，竟有三图四户共税

    二顷五十三亩五分飞入其罗秀户。 [23] 此案审了一个多月，案情大致是

    书吏与四业户勾结，假造出一个罗秀盛户作为四业户田亩的买主，而指

    罗邦贤的罗秀户为罗秀盛户。所有到案的书吏、业户、中人的供词都狡

    诈万分，都尽量推在已死、已逃者身上。杜凤治审了一二十天都理不出

    头绪，面对真伪难别的册籍十分困惑：“如契未税，何以出有推照？如

    已税，何以流水簿上无号？ 万状，案关粮税，非一时可能了。”

    [24] 后来讯明所谓“罗秀盛户”确实与罗邦贤的罗秀户无关。 [25] 这些田亩

    即使不涉讼，四会县要越境到南海县向在四会已无产业的“冤户”罗邦贤

    征粮几无可能，这253亩多田地的钱粮就只能空挂了。

    杜凤治曾说过，四会是自己任职州县中钱粮相对好征的县份，但即

    使在四会，花户主动纳粮也会被书吏、差役设法刁难。同治七年二月，

    一位主动带头要当堂纳粮的老者禀诉，自己按四会县勒石规定的办法交

    纳银米，“仓房勒索过重不肯收”。 [26] 因为房书克扣，“非重平暗剥，即

    借粮串勒索多钱”。杜凤治“拟在大堂设柜试收一月”，但房书不愿使用

    规定的“司码公砝”，杜凤治也不想以强硬手段禁止书吏使用“重平”；因

    为知道“大堂收粮事大碍科房”，就派“家人”传谕书吏：“予非不知，但

    若辈收旧粮手太重，又单三用四，向例如此，而又意外需索，旧粮不

    旺，非若等故乎？税契亦寥寥，只要若等对得住我，我又何必出新章

    哉？”

    [27] 可见书吏、粮差也会设法使“自封投柜”难以实行，知县不敢采

    取过于强硬的办法推行，不得不对书吏妥协，只求他们不要太过分。

    在四会，“有完户已付银而迟迟不给串者”，书吏甚至改写卯簿、调

    换粮串。 [28] 业户以为自己已经完粮，但银两实际上并未收入官府，州

    县官难以一一查明，于是就成为亏空。广宁书吏沈大文“以白单收粮入

    己，借作本钱贩树木”，沈不愿承认，但杜凤治心中有数，因要倚靠沈

    大文征粮，不打算追究，只要求沈“其速将白单收回，立时扯印串去”。

    [29]

    由于交粮需交现银，业户必须把粮食贩卖换银才可交粮，但收获时

    节粮价会下降，业户惜售或运售不易，也会造成钱粮征收的困难。广宁

    县以产竹著称，很多业户靠出售竹子的银两交粮，同治九年竹价大跌，

    民间拮据，杜凤治就很担心：“此非好事，与钱粮必大有碍矣。现收征

    甚无起色，非此故乎？”

    [30]

    日记记录了杜凤治在罗定州罗镜粮站同粮站师爷章梿（子贞）有关

    征粮的讨论：

    相见坐谈，即询粮如何，则言尚不到六成。予闻大骇，何

    至于是？伊呈一单，言此数大户数最多，花丁、殷丁均疲玩，

    催无起色，故先在此等候，绅士来见须责成催纳。予阅单所

    开，陈寿户新旧二百石外，叶钟盛户亦新旧二百石外，陈畴户

    新旧百四十石，沈万秀户新旧百石，蔡永华户新旧七十余石，

    蒋腾邦户新旧亦七十余石。以上数户，本花丁家无二三人，亦

    无多粮，俱系他姓寄粮。他姓喜寄伊户者，以伊户门衰祚薄，

    一线将绝，日后子孙无户，希可报作亡户。而本户亦喜人来寄

    粮，幸得催粮沾润，故均是本的丁出充殷丁，官刑挨得过，伊

    得无限便宜人情。狡诈至斯，别无生财之道，于国家正供中设

    法偷漏，以肥囊橐，此等存心，即便受刑至死亦不冤屈。以故

    无花丁可催，只可专逼殷丁。令殷丁供出寄粮者为何人，至死

    不肯说出，盖一说出，官有花丁可追，殷丁无利益矣。本州不

    过割户柱，又粮多寄户，征收一日难似一日，且一日短于一

    日。予常谓非一概从新丈量，明立户柱，一庄设立一庄书专管

    买卖田地、房屋，推收卖者，推出买者，收入册上注明，如此

    则粮反有羡余，而征收亦易矣（何以有羡余，盖山田新开者不

    知凡几，官山开田据为己有，但罗定、肇属皆然，通省亦何莫

    不然，而能行之者谁欤）。 [31]

    从两人对话可知粮难征的一些原因：业户欠粮严重、“寄粮”、殷丁

    作弊等使难以找到花丁纳粮，征粮必然一日难于一日。在罗定任上，杜

    凤治在日记里写了不少关于钱粮改革的议论，如说：“论罗属粮务之

    敝，必至日难一日、日绌一日，予一言蔽之，非全行清丈不可也。”

    [32]

    “全行清丈”并非一州一县的事，谈何容易，杜凤治只能在日记里空发议

    论。

    （三）催征的各种胁迫手段

    在日记中，几乎看不到花户“自封投柜”缴纳钱粮的记载。当然不能

    据此认为杜凤治所任州县钱粮全靠威胁、暴力手段征来。现存的清代广

    东族谱中，很多有关于按时纳粮的族规，宗族传记也常记录督促全族按

    时纳粮使宗族免受官差扰累的先辈。杜凤治收到的钱粮，部分应该也是

    通过图甲、粮差“正常”征来的。但杜凤治一般不会记下“正常”纳粮的细

    节或故事，因为他下乡催征就是要对付疲玩、抗延的业户，故所记偏重

    于以威胁、强迫手段征粮的情况。不过从日记看，使用威胁、强迫手段

    征粮并不是偶然、零星的事。

    刑责是催征的常用手段。日记所记刑责的对象首先是粮差和殷丁，

    在罗定的日记有时连日记载刑责粮差迫使其传出殷丁，刑责粮差和殷丁

    以迫使他们向业户催征。这几乎是催征中的例行程序，杜凤治、其代理

    人、其他州县都如此。南海粮站委员缪枝春（蓉生）被人议论“用刑太

    酷”。 [33] 征粮委员多数为佐杂，又不在缺上，无论对粮差还是其他人均

    无刑责之权，显然是因杜凤治的默许甚至委托，缪枝春才会滥施刑责。

    在罗定，杜凤治聘请佐杂唐稜（实甫）参与征粮，日记记：“晚比附城

    庄殷丁，唐实甫屡比尚宽，予分别轻重严予重比枷号，限十五日再

    比。”

    [34] 唐稜并非心慈手软之辈，在南海县审后楼房下毒案时曾因对被

    认为知情的无辜小孩用刑太重而被督、抚、臬司斥责，但杜凤治仍嫌他

    比责殷丁太宽。

    对粮差还有拿押、革役、株连家人等惩罚。同治十年，杜凤治“为

    征收短绌事”，革除头役何昌、黄昭、谭荣、刘超、吴高等五人，“仍饬

    值皂票拿该役惩办，有城西堡粮差陈滔更为可恶，拿之尤严，并拿六役

    家属”。 [35]

    对欠户也经常采用羁押的办法。如在罗定平塘，因林旺户完不及三

    分，杜凤治本来打算将生员林自清带押（上一年前任知州饶世贞也曾押

    林完粮），后知道林自清已完七成余，才暂免羁押。 [36] 林自清兄弟三

    人都是生员，一旦欠粮也难免要被拿押催完。

    不仅欠户会被羁押，征收中随意株连是普遍现象。同治六年，广宁

    妙村拿到一“欠户”谢某，他本人粮已讫，欠粮的是祖上公产，“兄弟众

    多，无可着落”。杜凤治对谢某说：“既汝公共有分，即着落汝身完讫，

    兄弟众多，何处寻找？汝自去告知，予不知也。”

    [37] 如果谢姓其他族人

    逃匿或不予理会，这个不幸被押的谢某只能或被迫承担祖产欠粮，或被

    继续羁押。同治七年，四会欠粮之李亚鉴己户已完，但其伯母之粮未

    讫，杜凤治令其出限状告知伯母速完释之。 [38] 按清朝法律，侄儿没有

    为伯母代纳钱粮的责任，但李亚鉴仍被拘拿到官，出具限状才获释放。

    如果到限其伯母未能完纳，李亚鉴很可能被迫代纳或再被羁押。同治十

    二年在南海征粮时，“茶头乡黄姓自来不完钱粮”，有人还对催征粮

    差“出言唐突”。杜凤治下乡催征到该地，即传黄姓耆老黄英、黄元亨，

    威胁要羁押，先行封宗祠。二人被带到粮局，“完纳清讫”才免予深究。

    [39]

    南海的潘许氏“被潘仕芳串同粮差陈滔勒令完纳公产钱粮，又锁其

    幼子”。但潘许氏有一位当翰林侍读学士的弟弟许应骙（后仕至尚书、

    总督，未必是潘许氏同胞亲弟，或为堂弟、族弟），是广州知府冯端本

    的会试同年。许应骙出面过问，杜凤治乃“枷责陈滔，枷在潘许氏门

    口，而责成潘仕芳将粮查清，不得每年择肥而噬”。 [40] 潘仕芳大概是被

    责限催粮的潘姓族绅，潘许氏是否欠粮无从判断，潘仕芳与粮差陈滔不

    可能不知道潘许氏娘家省城高第街许氏的声势，但仍敢于对潘许氏施

    压，并“锁其幼子”，可见催征时拘押之滥，对士绅家族也不客气。但这

    次许应骙来头实在太大，杜凤治只能给他面子责惩潘仕芳和粮差陈滔。

    封祠堂是杜凤治经常采用的一种催粮措施。如在罗定州催粮时，因

    椽子山张族绅衿具结愿十日内新旧粮米全清，但新者仅完八分零，旧粮

    基本不完，张族绅衿躲匿不出。杜凤治便亲自带领差、勇至椽子山，将

    张族大宗祠及分支宗祠三所俱行封禁，并威胁如再不振作完粮，“定查

    伊族文武生员详请斥革，以为抗欠国课者戒”。 [41] 杜凤治首任广宁时前

    任知县张希京还把欠粮宗族祠堂的祖先木主锁来押在羁所，意即因子孙

    欠粮拘押其祖先，对士绅而言，“辱及先人”比封禁祖祠造成的压力更

    大。杜凤治也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分，故接任后“查得即时发放，招人来

    领”。 [42]

    如果欠户有其他产业如店铺等，也会被封。罗定州罗镜有一户“其

    花丁蒋为邦开源兴当、蒋侯邦开源昌杂货店，饬差往传二人，避匿不

    出”，杜凤治就威胁查封其当铺及商店，二人表示愿新旧全清，并很快

    就完粮十石。 [43]

    催征时往往故意默许差、勇、弁兵滋扰民众。同治六年在广宁催征

    时，在该处清剿盗匪的武弁陈廉养向杜凤治建议“请发二谕单与永泰、

    井头及中村，限以五日，如再抗延，我们将带勇屯扎其处，勿厌滋

    扰”。杜凤治十分赞成，并拜托武弁帮催。 [44] 对差役、弁勇勒索“轿茶

    资”，杜凤治认为“历来有之，不能禁亦不肯禁，盖无此即千百勇下去若

    辈亦不怕”。 [45] 有时，杜凤治只要放出风声自己将带队下乡，当地绅耆

    怕大批差、勇来村滋扰，就会主动纳粮。同治九年，杜凤治打算亲自到

    广宁附城一带催征，日记记：“各乡绅耆闻之，畏予去，前来恳请不

    去，所有应完粮欠、有一二亩田山者均令其速完可也，请勿劳驾。予亦

    未必就去，所以昨日下条者，亦欲若辈之一紧耳。”

    [46]

    杜凤治还经常焚烧欠粮逃匿及抗粮者的房屋，作为惩罚与威慑的手

    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罗定城庄“有蔡黄昌户黄姓花丁躲匿不出”，杜

    凤治的“家人”潘升带差往催，“反为妇女多人持刀及粪秽物乱掷肆詈”，

    杜凤治便命“焚烧其后进及厢房屋两间而归”，黄姓花丁不得不托人表

    示“愿新旧全讫”。 [47] 半个月后，驻素龙粮庄的“家人”杜英禀报殷丁躲

    匿、粮务无起色，杜凤治大为生气，“谕拨安勇十名交杜英带去，并拨

    数差与一朱谕往殷丁家，如不见人，将其住屋焚拆，以妇女出头，则将

    其母或妻年约四十以上者带回衙门押交，却不可动其一草一木。焚屋时

    进去看明，留心有无小孩在内熟睡，有无辎重物件，如有，将其取出点

    交邻右暂为代收，俟粮清交还。并遍谕如殷丁不出、花丁抗纳，亦照此

    办”。 [48] 从杜凤治的指示可知，地方官对以焚烧房屋作为催征手段已很

    有经验和章法。

    杜凤治还曾以“焚村”威胁。光绪元年，罗定州分界村李姓欠粮，并

    将粮差、殷丁殴伤，将被拘欠户抢去。杜凤治就传来保正陈懿元，嘱其

    转谕李姓交凶、纳粮，否则“定亲督差、勇到彼洗荡其村”。又令陈懿元

    转谕“历年不纳粮”的陈塘下村顺从完纳，“否则亦必焚毁其村也”。 [49]

    十几天后杜凤治来到陈塘下村，虽未将全村焚毁，但也将纠众抢夺被拘

    欠丁之陈昌继的房屋焚毁。杜在下令焚烧前“出门步行至昌继等住处，

    屋有五间三进，颇宽大，其中空空，除一二破烂桌椅外无一物，是早预

    备焚烧者矣”。日记还记，在道光年间任罗定知州的秀山已经烧过陈昌

    继之屋， [50] 可见催征时焚屋在广东早有传统。洗荡或焚毁一村，虽是

    恐吓之辞，杜凤治在自己任官的州县似乎没有实施过，但在潮阳作为委

    员催征时，催征官兵确实曾焚烧“多匪”、抗粮的村庄。

    催粮的手段还有不完粮不准演戏酬神、不准收割晚稻、如男子逃避

    即拿妇女掌责、封禁房屋将屋内财产估抵粮欠等。 [51] 总之，一切可以

    造成压力、威慑的办法都会被想出来付诸实行。

    因为使用了大量暴力手段，杜凤治光绪元年罗定征粮较上年多征80

    余石，但还远少于两位前任知州黄光周、饶世贞。杜凤治慨叹：“催科

    政拙，予实愧之，然即此足征罗欺善畏凶，如强盗一般方可作罗定之

    官，所谓莫如猛也。人言粤人知威不知恩，信然！”

    [52]

    但威胁手段也不能说了就都付诸实行。杜凤治说过：“催粮亦是半

    吓半劝半骗，不能认真，一认真便不好收场……所谓糊弄得一天是一天

    也。”

    [53]

    无论在任何朝代，绝大多数业户不会有纳粮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交

    纳钱粮最直接的动力是惧怕王法的惩处。官府对疲玩延抗者进行惩罚，

    才可以使其他人不敢效仿，所以，多数州县官都不可避免地在催征时使

    用暴力。然而，“催征严酷”对州县官而言并非佳评，因此，杜凤治不会

    夸大自己在催征中的暴力作为，他在日记中所记的各种暴力强迫手段，

    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

    杜凤治催征手段也够严厉了，但他认为自己还是不如其他州县官，

    南海县两位前任知县陈善圻（京圃）、赓飏（元辅）征粮的手段都远超

    自己，日记记：

    陈京圃征粮有能名，淋漓尽致，不怕血腥，其亲家 （按：指方功

    惠）谓其粮固征得多，而为欠粮押死者亦累累，真不怕罪辜。京圃声之

    坏半由于此（呼之谓陈三皮，谓括尽地皮、剥尽人皮、不要脸皮也。嗣

    又呼为陈五皮，又不知何两皮）。赓亦能收旧粮，往往出于孤儿、寡

    妇、绝户、穷丁。又广东风气往往卖田不卖粮（其初两有所图），年深

    日久，粮则仍在，其田辗转卖往何处不可知矣。陈、赓征旧粮有法，如

    有其人桁杨严逼，如无其人则令粮差择其同姓之有钱者，指为伊名下

    欠，不容置辩，押之梏之，至病剧将死犹不肯释，此已死又提一人逼

    之，如此有不多征乎！ [54]

    方志记载：“同治戊午，知县陈善圻催征尤迫，绝户即诡寄各户欠

    粮，悉责之正图正甲，逮捕累累，受累之家无不破产，而积欠亦自始一

    清。”

    [55] 杜凤治日记与方志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四）杜凤治潮州催征经历

    同治八年到九年，杜凤治作为委员到潮州催征积欠多年的钱粮，他

    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很能反映广东钱粮征收的积弊与暴力征收的情况。

    同治八年初冬，广东督、抚向朝廷奏报，派委总兵方耀、道员沈映

    钤等赴潮州府查办抢掳、械斗等积案，清乡缉捕盗匪。 [56] 这次清乡的

    另一个目的是征收潮州府多年的钱粮积欠。同治八年十一月，卸任四会

    数月、正在候缺的杜凤治奉藩台札委，充任此次催征的委员，先后在潮

    阳县的南阳、赤寮、门辟、柳岗以及揭阳县的槎桥粮站催征。

    抵达潮州后，沈映钤的随员孙应霖（子珊）向杜凤治详细讲述了潮

    州钱粮积欠情况及该次催征的目标。第一，“潮俗向不完粮”，田产买

    卖“往往卖田而不卖粮”，民间“不完粮亦不为虑”，且敢于武力抗征。第

    二，当地州县官每年只能收到钱粮的二三成或四五成，对风俗强悍、欠

    粮最多的村庄“则督勇往办，枪炮齐施，彼村亦督众抗拒，两相轰击”，

    如官勇打不进村，就“不特此村无望其完纳一文，即他村亦效尤矣”。如

    果打进村，威胁要拿人办罪，才可以征得若干钱粮，还要该村罚缴勇粮

    军火费。第三，因为村人不知道应该缴纳皇粮，也不知道自祖宗以来欠

    粮几何，只是因为打不过官勇才交纳，交了钱粮也不知道要割串，因

    此，官收到钱粮，“官可大发财源，入己输公，听官自便”。这次方耀督

    重兵来拿办抢劫、械斗各案，趁此机会催征历年旧欠。因朝廷已豁免咸

    丰九年以前的欠粮，要催征的是咸丰十年到同治八年共十年的钱粮。同

    治六年以前的为旧粮，七年奏销未办及八年的为新粮，所征得之钱粮八

    成为旧欠归府库，以二成作为新粮归县官。 [57]

    杜凤治在几个月的征粮过程中，对潮州长期欠粮的情况与原因有了

    更多的了解。

    例如赤寮粮厂，“每年仅收新粮不过三四百金，并无一分一厘完旧

    者”，下属各村积欠共6万余元（潮州纳粮以银元计算）。一些宗族相当

    富有，但“祖父以来不识完粮为何事，积习相沿，拥资抗拒，官竟不敢

    过而问之”。 [58] 洋贝附近各村积欠数额如下：洋贝2929元，洋贝田东

    1816元，树下3768元，桥头4635元，陂头1589元，金沟1592元，上底

    1184元，东湖1076元，大祠堂5944元，下底6405元，堂后3865元。 [59]

    其时每担稻谷正常年景价格为1元上下，潮州多数乡村靠种植为业，每

    村在短期内缴交一千多到数千元的钱粮，可说是难以承受之重。虽说是

    十年积欠，但其中部分“欠粮”，其实业户已缴银两，只是被官员、书差

    吞没而没有割串，在册籍上仍属欠户，官府此时也一例催征。此前官府

    的征粮书吏、差役不可谓不多。如潮阳县有13个粮厂，赤寮乡周姓聚居

    有8000丁，督催总役3人，图差粮差10余人。 [60] 柳岗乡粮厂每年额征只

    1200余元，每两地丁米3斗3升。知县派有“家人”驻厂督征，粮厂有户、

    仓书各1名、总役5名、督催1名、粮差10名。杜凤治议论：“如此小穷

    厂，要此许多人何用？”

    [61] 这近20名征粮人员竟然每年征不上多少粮，

    他们主要靠各种规费作为收入来源，其中的弊端就不难想见了。

    潮州地区语言、风俗特殊，历来以民风剽悍著称，有抗官的传统。

    官府对潮州乡村地区的管治成效不如广州府、肇庆府，省城官绅对潮州

    地区更为隔膜。在入粤的太平军余部失败以及洪兵起事、土客大械斗等

    动乱被平息后，同治中期，粤中、粤西、粤北秩序逐步“正常”，于是整

    治潮州地区的秩序被提上日程。

    潮州械斗多、盗匪多、钱粮长期难征，官府对乡村基层社会近于失

    控，原来的乡里制度在部分乡镇基本瓦解，钱粮都靠官员、吏役、兵勇

    直接下乡征收。杜凤治在潮州的日记完全没有提及过地保，看来这些乡

    镇即使有过保甲制，也已名存实亡了。潮州府的官府与绅士的合作显然

    也不如广、肇等府，杜凤治在所到的潮州乡镇，多数没有提到公局一类

    机构，或者有而完全不起作用。因此，潮州的州县官不容易依靠有组织

    的士绅力量深入各乡各村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与催征钱粮。潮阳富绅郑

    维金对杜凤治“大谈潮属风俗之不醇，亦绅衿不肖有以致之，始而养

    痈，后遂绅衿亦势同骑虎，固结而不可解矣”。 [62] 潮州绅士未能协助官

    府治理乡村，有些甚至成为明目张胆对抗王法、绅匪不分的地方权势人

    物。日记用很多篇幅写到的柳岗乡豪强陈同（陈开华）就是典型的例

    子。

    陈同其时已68岁，是“职员”，大概是捐纳而得的虚衔，子侄众多，

    拥有武力（后交出三门大炮），“一村皆听其指挥，不准完粮”。多年前

    巡抚李福泰任潮阳知县时已将“陈同”拿获正法，但“被伊买人顶替脱

    去”，陈同真身继续在柳岗作恶横行，把柳岗经营得像《水浒传》中的

    祝家庄一样。 [63] 他经常发起械斗，掳人勒赎，甚至随意杀人，在本村

    以外，还“专保各小乡不令输纳”，致使粮差不敢下乡，官府传见也不予

    理睬。 [64] 据说陈同前后所杀数百人。 [65] 作为恶绅、劣绅的陈同，以暴

    力建立起了对抗官府的权势。此前的潮阳知县对他无可奈何，官府的力

    量无法进入乡村，钱粮自然就收不上来。不过，潮州恶绅基本上都是在

    本村本乡横行的地头蛇，彼此经常械斗，难以结合成与官府对抗的力

    量。因此，当官府动员比较强大的力量清乡催征时，陈同这种地头蛇很

    快就会降服。杜凤治评论说：“设其村村一心，早为化外矣，可惧哉，

    可幸哉！”

    [66]

    在潮州的催征与在其他州县征粮一样都是要依靠权术、威胁和暴

    力，只是暴力的规模要大得多。杜禀辞时，布政使王凯泰明白地对他

    说：“现同方镇督兵办匪，秉有兵威，借以征粮，故沈道以此往，你即

    速航海去，多一催官，多设一催征之地，多征几许亦好。交匪都是假

    的，但潮人均可杀，即假亦不冤，倒是征粮为有实际，好好办去，就此

    委缺亦未可知。”

    [67] 王凯泰的话说明官府要借兵威征粮，也要趁清乡征

    粮重整在潮州地区的统治秩序。杜凤治作为征粮委员，主要职责是督

    促、监督知县和征粮人员，出面劝说、威胁各乡绅士具结和催收本族本

    村的钱粮。直接催征的仍是知县派下的书吏、粮差，杜凤治则坐镇粮

    厂，定期和随时向沈映钤报告请示，而完成催征任务就必须借助方耀清

    乡武力的威慑。

    仍以陈同所在的柳岗乡为例，同治九年二月，方耀清乡的主力来到

    柳岗乡附近，在方营办事的知县朱用孚还带来一艘装有大炮的火轮船。

    在此压力下，一直躲避的陈同，不得不同绅士陈炳坤（恩贡生）、陈忠

    爱（监生）来见杜凤治。杜对三人劝谕训饬了一番，便命陈同料理陈姓

    一族和外乡外村欠粮，不容分说，命陈立下限状，把欠粮完纳八成，按

    具结日期分批清缴，而且要求陈同“交匪”。 [68] 陈同仍软磨硬抗，回去

    后又躲匿。朱用孚一度威胁说，如柳岗绅耆不将陈同交出就开炮轰村。

    杜凤治认为轰村的办法不行，建议朱用孚先焚烧“匪村”新寮，“以服人

    心，以吓匪人，而完粮亦心中生畏”，向绅民表明抗粮者烧屋之说并非

    空言恐吓。 [69] 杜凤治曾建议只拿办陈同以造成威慑，但后来朱用孚决

    定既不轰村，也不追究陈同，只要求陈同交出若干名年轻匪徒，并承担

    催征之事。杜凤治想到粮厂应征六万数千元，柳岗一乡占了一万五千

    元，这样处置有助于征收，就没有提出异议。 [70] 朱用孚命在陈同家设

    局“交匪”、征粮，陈同赌咒发誓，如不“交匪”、催粮“甘以身受炮”。 [71]

    不久，陈同就捆送了几名参与械斗的“烂匪”，几天后这些“烂匪”都被斩

    决。 [72] 杜凤治和朱用孚都知道这些人不是首恶，甚至是冤枉的。但官

    员并不在乎是否罚当其罪，也不管是否真凶，只要有人可杀造成威慑，

    使绅民怕官赶快交粮就行了。

    经过这些暴力强制手段，此后柳岗催征虽仍未能一帆风顺，但总算

    逐步挤缴出不少银两。

    与在其他州县一样，在潮州催征过程中官员首先争取正途科举绅士

    或与官府关系良好的绅士支持。如同知职衔郭廷集（贤堂）是巡抚李福

    泰在潮阳任知县时的旧识，此时丁忧在乡，方耀、沈映钤对他都很倚

    重，南阳乡郭姓就是由郭廷集出面得以具结确定缴纳成数，官府也看在

    郭廷集的面子上予以适当宽限。 [73] 同时，官员们也尽量利用各种乡村

    权势人物，包括以往带头对抗官府的恶绅。方耀就笼络外号“土皇

    帝”的“烂仔头”郑四爷，“令伊传谕各村。伊深知何人欠粮多，何村欠粮

    久，一一分派，照数献出，不用一兵，可以成功”。 [74]

    对各处绅士都是软硬兼施，而以施压为主，又允许士绅以各种暴力

    手段催征。如杜凤治亲自入村，到欠粮多、“无粮之田多”的绅士陈来远

    家，陈躲避，杜命在其门口标字“三日无人无粮，必焚其屋”。 [75] 士绅

    如不愿承担责任，不愿具限，或到限期本族本村未能按数缴交，则召来

    斥责、威胁甚至拘押。柳岗的陈忠爱本身的钱粮已完八成，但本族公

    户、贫户多未缴交，于是杜就派人“将陈忠爱拿来，以凭押追”。 [76] 前

    洋乡粮欠责成生员陈其祥，职员陈德泉、陈阳意三人催缴，“如各家抗

    违，准三人指名禀知饬差协勇按拿、封屋，倘敢避匿，拿其妻子”。 [77]

    又要求富者代贫者筹垫。在柳岗征粮局，命陈同之侄陈廷高入局为董

    事。规定富家承管贫户并管公户钱粮，“贫者将田或租押银，不得托故

    不受”。 [78] 这样，官府可以收到欠粮，而富户得到贫户的田产作为抵

    押，日后贫户不还，富户就有机会低价获得贫户的田产。

    杜凤治是个了解实际的聪明官员，又有广宁、四会的催征经验，他

    明白十年的积欠一时全清很难做到，“民间盖藏已竭，室如悬磬，倘重

    加呼追，实有不堪之势”，能收到六七成也就差不多了。 [79] 征得沈映钤

    同意后，杜凤治把柳岗厂各乡分为上、中、下乡，分别完纳所欠钱粮之

    七成、六成、五成。于粮户中也为分上、中、下户，上户令其全完，中

    户九、八、七、六、五、四成不等，下户三、二、一成。 [80] 分别贫富

    减成征收的办法使各乡各户有可能承担，但判定贫富本来就不易，更难

    核实，官员、书差、绅士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有大量纳贿的机

    会。

    杜凤治在潮州征粮的时间大约为7个多月，同治九年六月交卸前他

    负责的门辟厂属下各乡村共欠粮9万余元，具限减成后，已收53682元，

    待收4856元；柳岗粮厂原欠6万余元，具限减成后，已实收20560元，待

    收19393元。 [81] 在槎桥粮厂，杜凤治经手收银九千数百元，待收600余

    元。 [82] 不算开头短暂在南阳、赤寮粮厂的催征，杜凤治在门辟、柳

    岗、槎桥3个粮厂就征收钱粮超过83000元，稍后有把握续收到的有

    24849元，合计近108000元，折合约77760两。潮阳全县每年地丁正额加

    上米石折色共五万两到五万二三千两。 [83] 这是清末的数额，同治六年

    前折色未减时要多一些。这次催征仅3个粮厂属下的若干村庄就收到七

    八万两，可见杜凤治的出力，也可见这次催征对官府而言是成功的，但

    民间的痛苦就不言而喻了。

    因为是十年的钱粮借助兵威一次性征收，杜凤治认为，“地方官即

    以所得三成，全解两年奏销，尚且多有余羡”，所以对潮阳知县张璿“庸

    庸多福，大发财源”有些羡慕，对其只分给委员数额无多的“厘头”十分

    不满。 [84]

    同治九年六月廿九日，杜凤治正式接到布政使调其任乡试帘差的

    札，即将催征事务交代，经汕头、香港回省城，在潮州没有待到催征结

    束。

    二 征收群体与利益分配

    （一）州县官及属下的人员

    在所有公务中，征收是同州县官仕途与宦囊关系最密切的一项。杜

    凤治在所有任职的州县都把催征作为最重要的公务，在征收的重要环节

    无不亲力亲为。除在四会任上，杜凤治在广宁、南海、罗定任上虽都派

    了代理人驻在各乡镇粮站，但自己仍要花很多时间亲自下乡催征。日记

    写：在广宁，“银米一项，非官自驻乡沿门亲催不肯完纳，故予任宁时

    一年实有半年在乡催征”，还说自己“官而亲作粮差”。 [85] 同治六年七

    月，宾坑粮站的“家人”梁升报告说：“该处粮站不好收，非老爷亲去不

    可。”

    [86] 可见广宁经常出现州县官不亲自下去，粮就征不上来的情况。

    两任南海首县时因公务特别繁忙，南海粮米额也远多于其他州县，

    杜凤治不可能经常亲自下乡，为此他聘请了多位催征委员，然而，只要

    稍为抽得出时间，他仍会率队下乡催征，主要是督促和检查各委员各粮

    站征收情况。如光绪三年杜凤治亲自到南海各乡，发现“各堡均有短

    绌”，两个小委员邱某和娄骏（杜的亲戚）都不在粮站，“头役亦多不

    到”。大委员知道杜凤治亲到，才派人持函报告征收情况。 [87] 此外，杜

    凤治下乡时还会传见各地绅耆（尤其是局绅）协助完粮。

    杜任罗定知州时，因罗定州有直接征收钱粮的辖境，且罗定其他公

    务不多，杜凤治就把大量时间用于下乡征收。他在上粮道之禀中说“此

    间情形必须交冬亲身下乡挨家严催方有起色”。 [88] 他又在回复上司讯问

    禀报罗定州概况时说：“（罗定）征粮极难，历来须官亲到，自九月下

    旬即赴乡，冬至前后旋署一转又行，逼除方归，一村不到，则皆以官尚

    未来为辞，观望不前，一冬劳劳奔走，新旧统核亦仅及八成已耳。”

    [89]

    同治十三年九月杜凤治到罗定各粮站催征，行前拟定了一份《乡征照向

    章行辕驻扎先后日期》：“先到素龙约驻二日，罗平驻三日（提船步卯

    到比），罗镜驻十日（提太平卯到比），太平驻二日，船步驻十日（提

    罗平卯，并 塘）， 塘驻二日，金鸡驻四日，平塘驻四日，围底驻

    六日，回衙。”

    [90] “照向章”，一次乡征就计划外出43天。这次催征由九

    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共用了35天，提前回到州衙，但十一月十五日又

    再次下乡，直到十二月十八日才赶回州衙，因为十九日要封印，第二次

    又用了34天。同治十三年九月到十二月，杜凤治有一半以上时间离开州

    衙下乡征粮。作为知州大老爷，乡征期间杜凤治虽有很多人侍候，但所

    居住的地方往往不蔽风雨，经常是白天到各乡村催征，传见绅士软硬兼

    施要求他们完本族本村之粮，晚上比责粮差，做完后已经三更，还得处

    理州衙派人送来的公文，第二天早上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催征。催征期间

    的劳累、怄气和无奈，自不待言。

    州县官属下参与征粮者大体有三类。

    1.州县官指派的代理人：委员、幕客、官亲、“家人”

    本来，书吏、粮差也可以视为州县官的代理人，但委员、幕客、官

    亲、“家人”等则完全是州县官私人指派的代理，他们参与征粮、督促书

    吏和粮差，在法律、则例中都找不到任何依据。然而，州县官在乡镇设

    立粮站，本人不可能随时去，又很难放心地把征粮事务交给基本上是当

    地人的书吏、粮差，所以必须派出“自己人”常驻粮站。杜凤治首任广宁

    刚到任，就派出亲戚、征收师爷沈燮亭与“家人”梁升赴石狗墟粮站，另

    一位征收师爷娄焕章（也是远亲）偕“家人”李福、萧荣赴江屯墟粮

    站，“家人”马玉赴森洞铺粮站收粮。 [91] 在四会任上，也派官亲金十四

    爷和“家人”马玉、梁升、李福常驻塔塱等处粮站，而自己两个堂兄、两

    个儿子和四舅老爷则总管城乡各处粮站，随时抽身往查。 [92] 官亲、“家

    人”都不熟悉当地情形，也未必有征粮的能力和经验，但对州县官而

    言，他们要比书吏、粮差可信。

    在南海县，杜凤治还委派了总催、分催征粮委员。南海钱粮数额巨

    大，故征粮委员要由布政使下札，但确定人选、支付报酬都是南海知县

    的事。甚至有同、通、州、县愿意当南海的征粮委员。杜凤治初任南海

    时就婉拒了两位愿就征粮委员的候缺州县官，禀请藩台下札聘请县丞班

    的叶振甫为总催委员，因其“有叶疯子之名，南海催粮老手，最出名，

    有起色，向肯认真办事”。 [93] 南海县各属又派了“分催”委员：五斗属王

    鏕（兼管捕属、城西堡旧粮），黄鼎属缪枝春，江浦属俞恩棠，九江属

    郑金源，金利、三江属韦庆清。他们均为候补、候缺之佐杂。 [94] 南海

    县有些地方，“粮差、完户有必待总催到方完纳者，历来如是，牢不可

    破”。 [95] 看来，催粮委员都是对南海县地方事务、催征业务比较熟悉和

    有一定能力的人。

    2.书吏、粮差

    前人研究清代赋税无不注意书吏、粮差，故笔者无须多写。按道光

    时香山举人林谦所说，香山的图差是由民壮雇来帮办的散役。 [96] 但是

    否各州县都如此，笔者无从判断。杜凤治在潮阳做催征委员时，赤寮

    有“粮厂督催总役姚美等三人，又有图差、粮差共十余人”。 [97] 可见粮

    差、图差两者并非等同。杜凤治在日记中甚少用“图差”一词（只用过25

    次），同治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后的日记中这个词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很

    可能是把“图差”笼统地包含在“粮差”之中了。杜凤治同其他州县官一样

    深知粮差靠不住，但又知道“广东粮差可打而不可革，可病而不可死”，

    [98] 征粮少不了他们。如南海县有两名粮差，外号“大王甘”“军师

    徐”，“凶恶无比而情形熟悉，催粮非二人不可”。 [99]

    3.衙役、兵勇

    州县官下乡催征通常随带很多衙役以便实行刑责、拘捕。如同治六

    年十月，杜凤治“带五十余名差役、吏户刑书吏、行杖皂班往附城各大

    家亲督催征，兼带图差令指引各家，不论男妇，如有延抗即行锁带回县

    押比追纳”。 [100] 光绪三年在南海下乡催征，所带“门、印、跟、茶、

    号、三小、轿夫、执式、差头、壮勇将二百人”。 [101]

    各汛地弁兵不归州县官直接管辖，但州县官可以知会辖境内汛官的

    上司要求弁兵参与催征。在清乡、催粮同时进行时，兵威所及，征收会

    相对顺利。同治六年八月，杜凤治写信给在广宁石狗一带剿匪的安勇武

    弁：“如上水一路办匪，即请枉过各村，借熊虎之威，或知畏惧，庶银

    米少有起色，全仗大力玉成。”

    [102] 同年冬，广宁森洞粮站征收较往年

    旺，“为有安勇三十人在此，究竟顺手”。 [103] 为征粮，杜凤治自己又招

    募勇丁50人，连同衙役四五十人共百余人下乡催征，后留下30名壮勇随

    带催征，“各予号背心一件，上印‘广宁县正堂亲军’七字”。 [104] 但杜凤

    治此后在其他州县再没有组建类似的“亲军”。

    （二）参与催征的殷丁

    在杜凤治任职的所有州县，催征无不责成、依靠士绅，特别是族

    绅、局绅。关于士绅与征收的关系，拟在本书第六章第二节集中论述。

    在杜凤治任职罗定州的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殷丁参与催征的内容。如果

    要了解清代广东殷丁如何参与征粮，杜日记是难得的史料。

    以“殷丁”为关键词检索“中国古籍库”和“中国方志库”，广东以外省

    份检出的条目极少（外省的“殷丁”条目多与漕运有关），广东的香山、

    南海（佛山）、揭阳、清远等县的方志则有若干条，但内容都甚为简

    略。当然，方志不记有种种原因。杜凤治在罗定任上的日记有很多殷丁

    参与催征的记录，但罗定的方志却完全没有提及殷丁。

    乾隆《揭阳县志》称：“他郡邑则都有堡，堡有啚，啚有甲，以粮

    多者为甲长，为殷丁，使督催一甲之粮。”

    [105] 该志编撰者认为潮州以

    外各府、县都有殷丁参与催征。民国《香山县志续编》称，屯田征

    粮“择屯丁身家殷实者派为殷丁”包收包解，每所一人。 [106] 道光年间香

    山举人林谦留下的文书，则表明香山原来“粮务只责成甲首（即本户殷

    丁），而以里长督之（里长本称‘督催’）”，“里长催十户殷丁，殷丁催

    各甲花户”。但后来弊端日甚，图差兼里长、甲长，肆意勒索陋规而不

    在意粮务。 [107] 林谦这批文书（包括其致官员的信函）要旨是站在士绅

    的立场上指控图差之弊，对殷丁没有多写，所谓“里长催十户殷丁，殷

    丁催各甲花户”很可能只是理想化的说法。杜凤治对罗定殷丁的记述，

    与林谦这些话有较大差距。

    片山刚根据佛山、九江的方志资料，对清代南海的殷丁做了相当细

    致的研究，他认为清代南海九江的殷丁是一种徭役，“殷丁的职务乃是

    处于实际的土地所有者与官府中间，完全垄断了掌握这些土地所有者的

    税粮数额以及向官府报告的权力”。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每由无业刁

    民充当殷丁，出现飞洒、干没等弊端，造成逋欠，宗族便以家法驾驭殷

    丁，由祖祠代收完赋。佛山二十图的资料则说明殷丁“负有征集各甲税

    粮向官交纳的任务”。“佛山堡的殷丁乃是由拥有总户的宗族内的族人承

    担，是管理和操持总户的具体人”，宗族对殷丁的控制力是很强大的。

    [108] 从片山刚的研究可以知道，即使在乾隆、嘉庆以前图甲制运作较为

    正常的时候，同在南海县，佛山和九江的殷丁地位与作用也是有差别

    的，故林谦笔下的香山殷丁与杜凤治笔下的罗定殷丁差异很大也不难理

    解。

    到了杜凤治任职南海知县时，似乎该县仍有殷丁存在。如南海县简

    岸的简建康，于洪兵战乱后主持家族祭祀事务，“公意尝产未丰，皆不

    以微薄废礼，而必先完国课，按户甲亲投粮局，不假手殷丁”。 [109] 但

    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到了同治年间，殷丁在南海征收过程中似不起多大

    作用了。在他两任南海知县五年多的日记中，有关征收钱粮的记述不

    少，但从未提及“殷丁”一词。而他在罗定署理知州一年零九个月的日记

    中提及“殷丁”则有317次。杜凤治罗定之任恰好在两任南海之间，如果

    殷丁仍经常性地参与南海的催征，他不应完全不记。

    根据杜凤治日记，罗定州的殷丁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如同片山刚所说的那样，殷丁是一种徭役，不可推卸。罗定

    的殷丁显然都没有功名、职衔，即使昔时殷丁出自殷实之户，但到同

    治、光绪年间殷丁已与贫富无关，以贫者为多，都是地位低下的庶民。

    知州每到之处，殷丁都要与粮差一起“跪接”。知州因“催征不力”比责殷

    丁时，可随时实施羁押、枷号、打藤条、板责、打孤拐等刑罚。杜凤治

    曾说：“殷丁之疲玩至罗镜极矣，每比责孤拐百余、数百亦不畏也。”

    [110] 罗定的殷丁参与催征似乎没有酬劳，日记也没有提及殷丁随征时食

    宿如何解决。因此，殷丁能躲则躲，能逃则逃，要靠捕捉、刑责等暴力

    手段逼迫其参与征粮。

    第二，殷丁的产生与册籍所记粮户有关。如罗镜粮站陈寿等五大粮

    户“欠多又疲”（陈寿欠新旧粮200石），各户殷丁隐匿不出，无法催

    征。晋康司巡检刘嵩龄受杜凤治委托“竟能将五殷丁弄到”，杜凤治为此

    十分高兴。 [111] “陈寿”等粮户名只是赋税册籍中的登记单位，而且是多

    年前已载入册籍。但如何从“陈寿户”这种登记单位中产生殷丁？从日记

    对一宗诉讼的记载看，殷丁似乎由粮户自行产生，且可私相授受，官吏

    只要该户有人出任殷丁，谁当都无所谓。 [112] 不仅大户要出殷丁，小户

    也不能免，故罗定殷丁总人数不少。杜凤治催征到素龙粮庄，“到时有

    二三十人于路跪接，询知皆殷丁。嗣知区区一小庄，殷丁有百余，到者

    仅三十余人，来迎接者二三十人，殷丁未到者勒粮差限两日传来”。 [113]

    殷丁由各花户产生，顾名思义，应该出自有粮可交、比较殷实的花户，

    但在杜凤治笔下，殷丁却未必有粮。当年设计此制度时很可能认为本户

    殷丁应该知道谁是真正业主，即使田产转手也应有所知闻。官府依靠粮

    差找到殷丁，如果找不到殷丁或殷丁躲匿就比责粮差，找到各户的殷丁

    后，通过殷丁找到应纳粮的花户。

    第三，罗定的殷丁似乎并不经手钱粮，其责任只是向知州统率的征

    粮人员提供花丁信息，指证欠粮之花户。日记记：

    殷丁知粮之所在，伊不言，竟无人知。粮房、粮差形如木

    偶，毫无所知，殷丁有权，因而多弊，往往包庇粮户，受贿延

    欠，伊得其贿，情甘比责。询以花丁所在，庶可饬差督勇往

    催，抵死不言，而花户中有不遂其欲，且与之有隙有仇，则已

    完亦谓未完，捏情妄禀，张扬其事。官亦无知，唯一味严比，

    向其要粮，伊则诉某某抗纳，某某拒捕，官有不听其而怒之而

    饬差督勇拿人烧屋者乎？而不知其中挟嫌捏禀者正多也。 [114]

    杜凤治所说粮房、粮差“形如木偶，毫无所知”或有夸张，但从日记

    看，在罗定确实离开殷丁就无从开征，而殷丁则往往利用指引催征的机

    会包庇、报复、索贿。

    第四，殷丁不仅要向官、差指明欠丁，而且可以向官举报任何欠粮

    者，不论被举报者是否与此殷丁同族同村。如在围底粮庄，“有梁姓殷

    丁禀杜村陈姓每年九斗余米，自九年至今一粒不完，去催大出恶言，任

    告莫奈”，杜凤治即谕令明日派兵勇“再赴杜村拿陈姓欠丁，如已避匿，

    即将其住屋焚拆”。 [115] 殷丁虽是庶民身份，但也可指证士绅欠粮。如

    荔枝埇生员陈彝德等户“无殷丁出来”，但另有殷丁指控陈彝德有三石

    米，“屡催不肯完纳”。 [116] 后来陈彝德、陈彝教对杜凤治说本户“向无

    殷丁，自行上纳”。杜就对他们说：“凡荔枝埇陈姓之粮尽交与二位代收

    代纳。”

    [117] 于此看来并非所有粮户都有殷丁，何户有殷丁知州不易查

    清，很可能在书吏、粮差处也是一笔糊涂账，否则，杜凤治就不会见到

    二陈时才知道该村陈姓“向无殷丁”了。

    第五，即使殷丁指控欠户不实，一般也不会受到追究惩罚。殷丁唐

    灶石拦舆控告监生唐岳元瞒粮匿税，唐岳元亦反控唐灶石飞粮偷税。杜

    凤治批：“两造控词各执，唐灶石身充殷丁，催粮是其专责，唐岳元何

    故为伊所持，劣迹多端，恐非尽属子虚，亦必有因。”后唐姓二生员奉

    杜凤治之命调查回复，称“唐灶石飞粮匿税，将素龙飞入外庄，外庄又

    不完纳，渐成亡户，伊有田无粮，坐享年久”，唐岳元“请饬家人督同书

    差清丈”。 [118] 唐岳元敢于请求清丈，很可能是理直的一方。但杜凤治

    一开始的批示偏向殷丁唐灶石而不是绅士唐岳元，显然是出于鼓励殷丁

    举报的考虑。后来杜凤治也只责令唐灶石完粮，惩罚其抗丈田亩，并未

    追究其诬控唐岳元一事。 [119]

    第六，殷丁利用催征机会狐假虎威，有时也会滋事。同治十三年九

    月，粮差、殷丁到金平粮庄催征时，有殷丁得知乡民李可维卖牛后身上

    有银，捏指李欠粮搜抢，并将其殴伤，引起众愤。墟众把一名粮差当作

    殷丁捉到练局，知其身份后立即释放。李可维回家后怕自己被作为祸首

    查拿，服毒自杀。杜凤治为处置此事颇费了一番心思。 [120]

    杜凤治在罗定催征时特别依靠殷丁，但也靠士绅。日记记：

    （罗平）粮庄家人罗文说此庄又与素龙异，粮米不责限殷

    丁而责限各绅士（亦责限殷丁，不过亦可责限绅士耳），即如

    山田陈姓粮最多，陈炳标为族长，自来未肯完纳，催亦不理，

    其意盖等官到俟官限出若干，一律照纳，庶得脸好看。予谓限

    绅士究比限殷丁有拿搦，素龙各殷丁皆如叫化乞丐，伊或完不

    出，或有心延误，即打死他容何益？着落殷丁之粮恐日久必不

    能行，何者？伊名为殷丁，实则并无身家，即性命亦不甚爱惜

    者也（往往每年大众族中或村中公举一人轮值，出受比责，稍

    有身家人断不充殷丁也）。当初作此名为殷丁，责成身家殷实

    之人，作法甚良，日久流弊一至于是，故吾知其久必不可行也

    （顾名思义，作法本良，今则徒存殷丁之名，一花子耳，如何

    向于身上要钱乎！必至比死殷丁而后改也）。 [121]

    “亦责限殷丁，不过亦可责限绅士耳”是杜凤治在日记里对粮庄“家

    人”所说的话的补充或修正，说明该州征粮时对殷丁、绅士都有责限，

    但“限绅士究比限殷丁有拿搦”当系实情。在广宁、四会、南海等县并无

    殷丁参与催征，对绅士的责限就更加明显了。

    杜凤治写了殷丁、士绅参与催征，在其他州县，参与征粮的人物有

    时会令人大感意外。与杜凤治同时代的海康知县徐赓陛到任后发

    现：“海康县属日久相沿，有钱粮店包纳钱粮之弊。在官不过略图安

    逸、不亲簿书之劳。而日久弊生，致有逐月加费、连年滚算之恶习，小

    民欠米一石，历时既久，有完至百数十千及十余千文不等者。”

    [122] “钱

    粮店”看来是因包纳钱粮而形成的“行业”。各种史料显示，钱粮越难

    征，弊端越多，某些参与征收的群体就越有机会获利。各种参与钱粮征

    收的群体的存在与滥权舞弊，进一步加剧了钱粮难收的状况，形成恶性

    循环。

    （三）州县征收的利益分配

    龚自珍有一句著名的诗“国赋三升民一斗”，说的是绅民实际赋税负

    担超过额定的几倍。龚自珍是江浙人，江浙钱粮定额本高，如果实际征

    收是定额的几倍就会觉得很离谱了。然而，在广东，绅民在征收时的实

    际付出则远远不止“三升”与“一斗”的比例。

    杜凤治认为广东钱粮极轻，“核计将田中所出之草卖以纳完尚有多

    余”，对绅民不愿完粮感到不解。 [123] 作为州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实

    际情况，只是站在“官”的立场上空发感慨。从表面看，广东的赋税似乎

    并不重。如广宁人口30余万，共有额田地山塘水共约207937亩，地丁正

    银税额7406.18两（遇闰加153.4两），本色米1700石，官民米共8478.5

    石。 [124] 平均每亩土地或每户居民的负担都不算重。然而，在实际征收

    中，“照向章每两条银收一两八钱”，加收80%已经成为规矩。同治六

    年，在士绅上省控告浮收的风头上，书吏们还想比“向章”再加收一钱。

    [125] 同时，钱粮征收中米石折色浮收也极为严重，同治年间正常年景市

    场价每石米约值银一两多，但广州府各县征收折色每石达七八两，其他

    州县也要四五六两。经巡抚蒋益澧奏减，各州县米羡自同治六年后每石

    减少二三两，广宁定为每石4.4两。 [126] 也就是说，仅米石折色一项，州

    县一级按惯例已是定额的三四倍了。在潮州各县，地丁新粮一两要缴纳

    5元，旧粮则7元。 [127] 广宁每两条银收一两八九钱、每石收四五两，以

    及潮州的新粮一两缴5元、旧粮缴7元，也只是指县衙按各级官府认可的

    惯例收到的数额，在征收过程中征收人员巧立名目的进一步浮收，州县

    官都难以搞清楚。在罗定征粮时，杜凤治注意到只有少数绅士知道“钱

    粮为正供”，“愚夫愚妇则实不知，以为官勒索之也。故殷丁每当责罚时

    皆供称上紧催粮与大老爷，直谓大老爷要之也”。 [128] 殷丁的说法很直

    观，因为钱粮不仅是“大老爷”来收，而且花户所交之银两当中，不少也

    落入了“大老爷”本人及其手下的腰包。

    册籍上额定的地丁和米石都是要上解藩库的，但州县官基本上不会

    足额上解（解够一定成数即不碍考成）。州县实际上征收到的银两远超

    册籍规定的数额，除上解部分以外，则在州县官及参与征收的各色人等

    中分配。州县官的收入固然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此，各州县依靠征收作为

    收入主要或重要来源的人也数以千百计，日记透露了不少州县官及以下

    各种参与征收的人员在这个过程中获利的细节。

    后一节会对州县官包括征粮在内的各种收入做论述。这里先举一个

    例子，杜凤治在潮阳催征时主管门辟、柳岗两个粮厂（站），催征所得

    要交给潮阳县知县张璿。到同治九年五月，杜凤治计算出门辟、柳岗两

    厂已收6万余元。三成归潮阳县完新粮，张璿可得18000元，折合12600

    两，而两粮厂所收最多实解藩库8300两即已足够，余下的4300两就是张

    璿的收益。此外还有“厘头等项”，而且两个粮厂仍在催征，尚有后续收

    入。 [129] 因为这次催征除新粮外还要追收旧欠，一般情况下州县官收益

    率没有那么高。日记没有提及杜凤治自己在这两个粮厂有无直接收益，

    但写了自己带去潮阳的“家人”李福“常有银寄家”。 [130] 李福只是催征委

    员的“家人”，竟也有额外收入，而这些收入不可能由粮厂发给，肯定直

    接、间接来自业户的贿赂。

    严重加收的米石折色，相当部分也在州县官以及参与征粮群体中分

    配。如晚清的清远县：

    清远屯粮每石征银四两一钱，实解藩库银二两九钱五分，

    羡余杂费银一两一钱五分。内分屯丁银二分五厘，解费银二

    钱，拨费银七分，找差银三分，廵司督征银一钱，门费银六

    分，仓费银一钱，印费银四分，房费盘查上司差规共银三钱四

    分五厘，帐费四分，斗给二分。内司督征银四分，殷丁银五

    分，押差银三分……民粮串票每张五分，屯粮串票每张三分。

    内分公费三厘，印费三厘，门费三厘，房费二分一厘。屯田执

    照每张二钱。内公费银八分，钱席银二分，帐费银二分，督征

    银三分，房费三分，门费一分，印费一分。俱拨县署公费。

    [131]

    由此可知，清远米石征收，大约有28%是留在本县分配的。粮户除

    按规定（包括按不合理价格比例的折色）数额交粮外，串票等还要另外

    付费。但在方志的记载中没有显示知县本人所得，也许是隐藏于五花八

    门的多项费用之中吧。

    杜凤治四会任上的日记有记：

    民米向收四两六钱，归官四两二钱，其四钱房费二钱（仓

    规一钱），署内门、印、众“家人”向各派分，今减每石仅四

    两，归官三两六钱，似乎减在官而若辈一文不减，殊非情理。

    昨晚下谕饬之，今询得仓一钱已提入帐房，拟令照办。串费三

    分，归房一分，其余门、印、帐房、众“家人”、三小子均有派

    分。 [132]

    于此可见蒋益澧奏减米羡前后四会县民米折色的分配。“归官”的部

    分，知县首先要用于上解藩库，剩余的也要用于各种公私开支，再剩下

    的才是知县的宦囊收入。跟随知县的“家人”，甚至三小子（依附于书

    吏、衙役、“家人”，供差遣奔走的人，并非正式的衙役或“家人”）也

    有“派分”，但并非出自知县的宦囊，而是出自“仓规”“串费”。

    州县官会定期给“家人”分配钱粮催征的收益。日记记下了同治六年

    中秋节杜凤治为“家人”分钱粮股的情况：

    此节外间大帐共卅二人，每股约分三两零，共五十二股。

    李芳、郎庆优给二股，钱粮上十人，每人分二金，李高、陆安

    二人跑上房、内签押房，于钱粮股中每月划出二元赏之。 [133]

    此时杜凤治初任广宁不到一年，当年征收尚未完成且不顺利，但一

    次分给“家人”的钱粮股已达一二百两。

    同治十三年末，杜凤治在罗定州“为众家人分股帐”：

    钱粮厘头共得一千零数十两，作一百股分；又钱粮上尚有

    小帐，共银二百六十二两零，作二十六股，以其余赏随同下乡

    之茶房阿茂。何老茶房自广宁跟随至今将十年矣，人极小心安

    静，给与股半约十两零银，裁缝、剃头亦各与一股。 [134]

    罗定州一年的地丁额不过9000多两，而一次的“钱粮厘头”就有一千

    二三百两，没有参与催征的“家人”，甚至裁缝、剃头者都“各与一股”。

    日记没有说明“钱粮厘头”的具体来源，但来自催征时的额外浮收应无疑

    问。

    杜凤治的亲属，无论是否参与催征也分享征收的陋规。同治七年

    初，杜凤治派分“帐房应得户、仓房规例及传呈各费”320余两，分给其

    外甥莫雨香、内弟娄又庵、自己的两位堂兄、侄儿杜子楢、儿子杜子

    榕，杜凤治自己也提取36两。 [135] 杜凤治此前也定下“在署子、侄、

    女、媳每月均与月费两千、一千不等，每月每节公帐上亦各有分，视其

    用钱之繁简分与钱之多寡”。 [136] 因为州县官的账房是公私不分的，

    而“公帐”的收入很多也来自征收。

    州县官所聘的征粮委员、幕客，在薪酬、脩金外还会有其他收入，

    大致来自勒索或擅自额外浮收。杜凤治的远亲陶桂熙请求杜凤治向东莞

    知县叶大同推荐自己主管东莞某个粮站，“盖向有千金，今不如前，尚

    每年出息有八百元也”。 [137] 粮站幕客在正常的“出息”以外也可以再设

    法牟利。杜凤治在罗定聘请的粮站师爷陈森林懒于下乡亲催，“遣其仆

    人往，其仆以骑马到处来往，得贿即不催，并将殷丁放去”。 [138] 罗定

    是个钱粮额不多的穷州，征粮师爷脩金不高，而在广东骑马养马的费用

    却不低，陈师爷的仆人竟可“骑马到处来往”，主仆的额外收入当不少。

    书吏、粮差可说是专靠或主要靠赋税的浮收作为收入来源的群体。

    杜凤治对他们的收入没有直接记载，但从一些侧面记述可知书吏、粮差

    收入之丰。如广宁粮书沈荣被控舞弊逃匿，其兄沈大文为仓书，两人均

    捐有职衔，“大起祠屋，费数千金”，“祠屋夏间落成，雕甍画栋，金碧

    辉煌，前后三进，摆设精工，正室中设神龛，雕镂金饰，奢华极矣”。

    [139] 书吏、粮差收入之丰在其他资料中也有很多佐证。如林谦在道光二

    十三年因林族值年，一次就被图差勒索了200两银。林谦还说，香山图

    差每年开印强迫缴纳所谓“金花银”，名义上是县衙门、印所得，但“门

    印之所沾四百元耳，而粮房借是以讹于图差者四五千员，图差借是以讹

    于值年者且至万员”。香山“私抽之项，比正赋有加数倍、数十倍者”。

    [140]

    弁兵、差、勇参与催征也有所分润。在罗定时，哨官何某带兵勇跟

    随催征，事后杜赠以“谢资”40元。 [141] 兵勇随征期间的伙食等费应该也

    是杜凤治承担的。同治十三年十月罗定催征时，都司颜金主动表示“征

    粮要勇即可拨奉听用”，但杜凤治怕赏费太高婉拒了。自己带40名差、

    勇，每日也需3200文伙食费。 [142]

    州县参与催征的庞大人群，使钱粮征收的成本极高。如同治六年七

    月，杜凤治亲自下乡20多日，“银米共约收二百六十金”，但仅壮勇费用

    就要几十到百余两。 [143] 同治十二年在南海一次下乡催征，“自省赴乡

    共七艘，官座、轿伞、执事人等各一，均河头船；厨房船一，小于河头

    而秽杂不知何名；门上船一，乃紫洞艇也；书差缉捕船，船皆紫洞

    艇”。 [144] 如此多的船只、人员，加上原先已在乡的征粮人员，都会通

    过各种额外加征应付开支和获取收入，而这些最终也都成为绅民远

    超“国赋”定额的实际负担。

    三 州县官的银两

    （一）州县官的收入

    州县官的宦囊收入首先是法定的俸禄与养廉。据方志记载，广宁知

    县每年俸禄45两、养廉600两。 [145] 南海知县岁支俸银45两（实银43.151

    两）、养廉银1500两、心红纸张银30两。 [146]

    如果按照王法和则例，那只有俸禄和养廉是合法收入。俸禄为数不

    多，养廉表面上不少，但如系署理就减半，还经常打折。州县官的养廉

    要应付捐摊，即使有剩余，还要抵扣其他税饷、经费，布政使衙门书吏

    还要扣5%左右的“领廉司费”。 [147] 所以州县官实际上拿到手的养廉微乎

    其微。

    由于很多公务开支要州县官自己承担，加上必不可少的向各级上司

    的馈送等，每年正常开支，广东州县至少要一万数千两，而南海这种大

    缺数额就更多。州县官不太可能靠俸禄、养廉维持县衙的基本运作，更

    不必说过上官员的生活了，因此，州县官必须获取俸禄、养廉以外的收

    入，这是朝廷、各级上司、绅民都知道的事实。

    前文提过，杜凤治性格谨慎，在日记里支出会详细记载，收入则未

    必，但日记内容多，杜凤治又是喜欢写的人，所以在几百万字的日记中

    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州县官获取各种额外收入的途径或机会。

    法定收入以外的收入，赋税征收的陋规当属大头。

    同治六年，日记所抄录瑞麟沥陈“广东折色民米碍难减价征收请仍

    照旧章”的奏稿，其中有：

    粤东守令大异西北两省，除米价赢余而外别无丝毫陋规，

    而缉捕之费，繁难之缺动辄一二万金，中简之缺每年亦数千

    金，驿站向无开销正项钱粮，每年亦须律贴，而赡养家口亦所

    不免。月俸所入不足办公，所资者止此米羡耳。今欲尽革而去

    之，则必屏妻子、去僮仆、废缉捕、误驿递而后可，如其不

    能，必将取给于词讼。夫至取给词讼，其弊有不堪设想者。

    [148]

    这份奏稿似乎没有拜发，笔者甚至对其真伪也有怀疑。奏稿的主旨

    是指责蒋益澧减米羡引发官场混乱，说广东州县官“除米价赢余而外别

    无丝毫陋规”自非事实，但上引大段话反映了米羡是州县官法定以外收

    入的主要来源。即使蒋益澧减了米羡，米羡收入仍是广东州县官陋规收

    入的大宗，只是因为州县官的支出是刚性的，必须另想办法弥补米羡的

    减少。

    杜凤治的收入自然也有很大部分来自米羡和其他征收中的陋规。他

    的日记关于征收的记录很多，通常会记录征收的经过，某天为止收到地

    丁、米石多少，某日上解多少。但日记不是账本，所以从中看不出杜凤

    治在赋税征收中有多少收入宦囊。不过，杜凤治在所任州县都勤于催

    征，上节提到，杜凤治经常为官亲、“家人”分“钱粮股”，杜凤治自己自

    然不会倒贴。

    日记记录了其他几个官员征收时的收入。上节提过的潮阳知县张璿

    是一例。还有一例是署理东莞知县张庆鑅由增城调署东莞，“正值办乡

    之时，征收大有起色，人又勤能，公私俱顺，东莞卸篆即乞得一差回江

    西，携回囊资约有十余万金”。 [149] 但张庆鑅自己说没有那么多。光绪

    六年十一月，杜凤治辞官归里时路过江西玉山，拜会“满载而归”的张庆

    鑅，张亲口对杜说：“我东莞卸事足有实现银五万两，不敢要一意外

    钱，均系银米羡余。”

    [150] 即使张没有隐瞒，一任东莞“银米羡余”竟有

    五万两，数额也够巨大了。当然，其他州县官没有张庆鑅那么走运，征

    收时顺利，征收后找到机会，不必交代清楚就把东莞收入携带回家，因

    为张钻了空子，上司也奈何他不得。

    州县官从税契（也称契税）中也可获得额外收入。税契是田地、房

    产买卖过户时所收的税。税契照例征收产价的6.5%。民间平时为避税不

    愿交税割户，但州县官卸任前会把税契减为产价的4%，甚至减到

    1.5%。 [151] 部分业户为使所买产业合法，也会趁此机会税契。杜凤治第

    一次任南海将卸任时，几个最亲近的官亲连夜抢收税契，日记记：

    八兄、四侄、桂儿午初回公馆，予昨晚差桢儿早进署去帮

    助用税契印，恐八兄、桂儿熬一夜太辛苦。巳初都归，云前后

    共收税契产价五十四万两，较之赓任短少二十余万，予减收至

    二两四钱止，断不肯再减，赓减至一两八钱，故多少相去远

    甚，况予平日不减时所收已多，无怪卸事时少也。 [152]

    54万两产价，按2.4%计算，可收12960两；其前任赓飏征收的产价

    74万两，按1.8%计算，可收13320两。

    按清末的《广东财政说明书》，所有州县的契税实收都远高于契税

    岁额，如南海县每年契税税额4749两多，但光绪三十二年实收67910两

    多，宣统元年实收139372两多。 [153] 杜凤治任职时期的实收数额应该不

    如清末（因清末经济发展，地价、田价均大幅上涨），但实收数远高于

    岁额（杜凤治称南海每年税契须解5000两，与《广东财政说明书》记载

    相近）的状况则已存在。州县官只要多收，就有更多盈余归自己支配，

    减价就可多收。但前任减价，后任税契就会难征。

    一些州县还会有其他固定的收入。有一次杜凤治与督署、府署名幕

    刘复斋聊天，刘谈及罗定“向来每年有万金船税，分厘都不用解的，裁

    去久矣”，杜回答：“与广宁之竹木税，每年八千金，同亦久无之。”

    [154]

    杜凤治任广宁、罗定时，船税、竹木税已被裁去，两人的对话反映了有

    些州县存在州县官可较自由支配的杂税。

    州县官的一项重要收入是书吏、衙役的充任“公礼”。书吏顶充时州

    县官与书吏的讲价还价，第三章第四节已有比较详细论述。书吏、衙役

    的“工食”低微，但可倚仗衙门权力谋私牟利，前文也提到某些书吏、衙

    役拥有惊人的财富。因为州县官对书吏、衙役的充任有决定权，“公

    礼”便成为州县官分享书吏、衙役法外收入的一种方式。逢年节、生

    辰，书吏、衙役也会给州县官馈送。

    一些商业、手工业、矿业，因为盈利较多（如典当、银钱业），或

    容易被人指控（如采矿以及雇人较多的某些手工业），也要向州县官

    送“公礼”或“官礼”。广宁有纸厂24处，“每年应查有无聚匪，向有公

    礼，合计千余二千之则”。 [155] 广宁的押店初开时要送50两“官礼”，另

    外还得送知县的“到任及节、寿礼”。连州学官康赞修在石狗开设押店，

    倚仗其堂弟康国器为广西布政使，一概不送，官员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

    何。 [156] 罗定有当铺30家，为领照每当各要送三四十元。杜凤治到任

    时，30家当铺每家送一两二钱到任礼，共36两，另送门、印、跟班礼。

    [157]

    第四章第一节写了多位州县官借县试“出售”案首获得数千两贿赂的

    事，杜凤治当然不会在日记里写自己卖案首，但也写了有人想向他买。

    县试考名列前茅以及院试后入学的生员，都会在拜见州县官时致送贽

    敬。例如，同治九年广宁武案首陈应韶来见杜，就送了100元。 [158]

    在日记中杜凤治经常记自己璧还绅士贽仪、馈送，但这正说明绅士

    会向州县官致送银两，日记也零星记下了一些收受的事例。如杜凤治初

    任广宁时，绅士陈应芳（道衔）、冯庆猷（捐同知）、冯俊猷（生员）

    来回拜，“各送贽仪”。 [159] 同治十二年，杜凤治以南海知县身份亲临佛

    山，解决了疏河捐款等难题，疏河公局绅士就致送了“船轿、火烛费银

    百两，夫行工食银百两，又‘家人’赏犒银三十两”。日记称再四推辞不

    了，只得暂时收下。 [160]

    州县官本人与太夫人、夫人节寿、喜庆、升官、调任等也有礼可

    收，属员、吏役、“家人”、士绅等会致送。同治六年十一月，杜凤治夫

    人生日，日记记“绅士唯杨承训送干礼四元”。 [161] “唯”字隐含了一些不

    满，其时广宁士绅与杜凤治有冲突，且杜凤治已有撤、调的风声，其他

    士绅就没有按“惯例”送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杜凤治为儿子杜子杕娶

    亲，“贺礼如官场、幕道、绅士、西商不下二百余分”。 [162] 上司、同僚

    的礼物通常为喜幛之类实物，有时还要璧还全部或部分。但下属、吏

    役、“家人”、商人等所送的很可能是银两或贵重物品。如同治十三年，

    杜凤治调署罗定知州，旧“家人”高升、何贵就送了“元茶”百两。 [163]

    由于州县官在审案、羁押、罚款等方面的权力实际上没有监督、限

    制，故都有可能带来非法收入，羁押者的保释也可以勒索受贿。杜凤治

    在日记中自然不会写自己借审案、羁押牟利，但日记写了其他州县官借

    审案、羁押牟利的事。同治十一年，杜凤治在南海审理罗玉鼎、潘鸿儒

    互控案，两造后来都承认诬告。杜谕令：“二人所为倘从轻发落，将来

    恐人效尤，不可不薄罚以示惩儆。罗玉鼎罚银千两，潘罚银二百两充

    公，作为修理衙署、监狱之费。”

    [164] 这类罚款州县官是很容易挪用，

    甚至直接收入腰包的。日记还记录了杜凤治的一些零星收入，如离任后

    把衙门的物品带走寄回家乡。 [165] 在罗定州任上，“家人”严澄搭硝商扒

    船回省城，“上房有白盐二十包，交伊带去付泰兴暂存”。 [166] 可见，杜

    凤治也会运带私盐赚些钱。

    杜凤治的亲属也有自己的私蓄，夫人陶氏之丰厚私蓄在杜凤治宦粤

    后期大部分被用于弥补亏空，但归乡时仍有数千两，其儿媳陈氏也有积

    蓄千余两。 [167] 这些银两，其实也是杜凤治作为州县官的“额外”收益，

    只是直接收受者是其妻、儿媳而已。

    日记有关其他州县官贪赃枉法勒索的记载甚多，前面第三章第二节

    已写了一些，下面再抄录两则事例。

    同治十一年，东莞知县王炳文的委员、“家人”、书差胡作非为引发

    乡民抗官，王炳文放出风声要请兵剿办，“乡人知之，浼人与说愿出三

    竿谢礼消泯无事，伊不允，定要一万”。 [168]

    高明知县吴福田“大能生发”，光绪元年，有一村出一著匪已正法，

    吴饬令该村绅富交出余匪，“自驻村中两月余，每日要匪族绅富纠银四

    十两呈缴作火烛，族中按田亩均派，又按亲疏以定多寡。此四十金专送

    官的，门丁、家人、书差、执式、轿夫人等尚在外也。该村为族匪连累

    费去约万金”。 [169]

    这些勒索而得的银两，就全部直接落入州县官的腰包了。

    （二）州县官的支出

    州县官把各项收入收到账房后（部分则由本人或妻、子等亲属直接

    收起，不入账房），用于各种项目的开支。

    最主要的支出就是上解地丁米石等各项赋税，对此，日记记载很

    多，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此不赘述。

    州县官要上解的银两有捐摊（或称摊捐）一项。捐摊一词常见于杜

    凤治的日记与其他清代文献，但笔者以往不清楚捐摊具体是什么。周健

    指出，捐摊是“地方政府以强制摊扣官员养廉银的方式，筹措无法‘作正

    开销’的公务经费”。 [170] 杜凤治两任广宁共两年六个月，一任四会一年

    七个月，四年“共有捐摊八千余金”。不过，广东的州县官对捐摊能拖就

    拖，杜凤治几次交代捐摊都没有交清。他说，尽管“捐摊不论年限，准

    以三成抵兑兵饷（按：即以30两实价购买武营100两的饷单，可用于抵

    交100两捐摊等项，但不可用于抵交正、部款），可谓便宜矣，上宪恩

    亦厚矣，而未闻有人解捐摊一分一厘者，则各州县目中无捐摊可知

    也”。 [171] 说是这么说，但要交代脱身、委缺升官，捐摊还是要缴交

    的，只是不用按原额十足缴交而已。杜凤治后来也是基本清缴了各任的

    捐摊，才得以顺利告病离粤归乡。

    上解后余下的部分，还要用于各种公务开支。例如，州县官幕客的

    脩金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远多于州县官的俸禄加养廉。州县官的“家

    人”很多参与了公务，但其酬劳只能由州县官承担。前文所述杜凤治亲

    自给“家人”分钱粮股，就是州县官从账房收入向“家人”支付酬劳。不

    过，有重要外务的“家人”，尤其是南海县任上的“家人”，自有不少收入

    渠道，但没有外务的“家人”，就要州县官全额或大部分予以酬劳。

    衙署、监羁、学宫、祠庙以及辖境内城墙、道路、桥梁、堤围等的

    维修，按典制都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基本上要靠州县官设法筹集，

    此类工程如要举办，州县官本人通常也要有所付出。杜凤治接署罗定知

    州后，发现州衙破烂得不成样子，稍为修葺就要花费600两。 [172] 四会

    县城门一次小维修，杜凤治也要带头捐10元。 [173] 省城城墙维修首县知

    县支出更多。

    在第四章第二节也提到过，狱囚上解、重大案件上报等，州县官都

    要承担不少的费用。有时剿匪的军费也得州县官自筹。杜凤治首任广宁

    知县时清剿土匪谢单支手、黄亚水二，郑绍忠带兵勇千余人来广宁剿

    捕。杜要添募勇丁以及增加团练，还要为郑部筹办船只等，支出费用不

    少。这些费用不能挪用地丁正项，只能以杂款如税羡等项先垫付，而且

    上司一再指示，清剿滋事土匪的费用不准报销，最后须杜凤治个人筹

    还。 [174]

    州县官一项很大的支出，是向各级上司的馈送。日记说过，各种上

    解后的负担，“外州县最巨者莫如一年之道、府节寿礼，如广宁每年须

    二千四五百金”。 [175] 这项支出超过了捐摊，而且不可以像捐摊那样能

    拖就拖以及用三成饷单支付。由于各种原因，州县官有时还得对道、府

    上司额外馈送，对他们的幕客、官亲、“家人”也要打点。在南海知县任

    上，杜凤治馈送各级上司以及用于各级上司衙署的支出，就远高于广宁

    县、四会县和罗定州。同治十一年，杜凤治所记为各上司衙署的支出如

    下：督署11114两、抚署3445两、臬署1355两、藩署823两、粮署265

    两、府署460两、学署825两、将军署113两。但杜凤治特地注明，一

    些“外杂差”和所送的玉器等贵重礼物不包括在内。 [176] 在日记另一处，

    杜凤治说督署“每年费用约在二万金以外”。 [177] 同治十一年三月总督瑞

    麟过生日，当时瑞麟兼署广东巡抚，所以寿礼要加上巡抚的一份，杜凤

    治所送的珠宝、绸缎等加起来价值3000两以上。 [178] 同治十二年，总督

    瑞麟添了个孙女、巡抚张兆栋儿子娶亲，各官送礼，杜凤治除送礼的支

    出外，督署、抚署的门包加起来近千两。 [179]

    州县官参见上司，要给上司衙署守门“家人”门包。同治六年九月，

    杜凤治因广宁绅士上控赴省城谒见各级上司，原先预计门包要300两，

    但实际上超过此数，带去的600两很快就用完，不得不在省城借200两。

    [180] 杜凤治其时任官不到一年，收入有限，债累未清，短期内门包就要

    几百两，虽说当时情况有点特殊，但也说明上司衙署的门包是州县官一

    笔不小的开支。

    上司请吃饭，州县官也要费钱。同治十年七月，杜凤治赴瑞麟的宴

    请，打赏了瑞麟的“家人”20串钱，还有“压席”12元。 [181] 另一次赴按察

    使孙观之宴，“压席”则是16元。 [182]

    每逢新的督、抚、学政、藩、臬到任，两首县要为之修理衙署、添

    置用物之差（前任高官之官亲、“家人”会把衙门的物品带走，甚至门窗

    也拆去），无不赔贴大宗银两。例如，新巡抚到任，按惯例可以领3000

    两银，但远不够。同治十年，刘长佑短暂任广东巡抚，次年的日记记

    曰：“刘抚台事最为易办，于三千外两县补垫千四百余金。”

    [183] 为其他

    高官办差，赔补就不止1400两了。

    上司的其他公务，首县知县也要全部承担或补贴各项支出。同治十

    年，南海神庙秋祭，为总督或巡抚可以从座船登岸，必须修建浮桥，仅

    此一项就要二三百两，此外，“一切船只、伙食、夫马，所费不赀”，费

    用由南海、番禺分摊。 [184] 同治十一年正月，新春公宴，名义上是在省

    城的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各官每位“分资”18两，但不够支出，两县的补

    贴加本身的“分资”共380两。 [185] 在省城万寿宫举行朝贺礼，杏仁茶、

    茶水等费两首县每次也要花费三四十两银子（实际上无须此数，因上司

    衙门承办者中饱）。 [186] 光绪三年十月，督、抚阅兵，“代两院备赏，

    藩、运各百千，臬、粮五十千，府、县各二百千，又绸缎、银牌、猪

    酒、顶戴各件，皆两县备办”。 [187] 过年前两首县还要向督署、抚署、

    学署等上司衙门送油、米等物品。日记说送油、米“用项实不轻，亦唯

    广东为然”。 [188]

    遇到督、抚去世等大事，首县知县花钱就如流水了。同治十三年八

    月瑞麟去世，“将军、抚台、海关、右都吊份以及司、道、候补各道份

    资，皆南海承垫。督署内丧事一切用度，其数甚巨，上司以及门阍、巡

    捕人等只知问首县，而南海一人都扛在肩上”，到灵舆、家眷启行时，

    费用更浩大。此间，新总督英翰将要到，首县又是一宗巨额负担，所以

    南海知县张琮（石邻）“在官厅见人即叫苦连天，说要跟中堂同去”。

    [189] 因为瑞麟的亲属、“家人”要把督署一切可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两

    县办差只板箱一项已用去七百余金，蒲包、绳索用去四百余金”。 [190]

    六大县知县都要送较多奠敬，“南海五百两，新会六百两，旧香山田八

    百两，加二门包，张石邻真弄得不得了。此次丧事，其用度竟有匪夷所

    思者，即白布四人轿要用几乘，日后出殡，高脚牌七十二对，俱要两面

    全金，以及一切仪仗，不知多少银方办得下来”。 [191] 因为瑞麟的灵柩

    要走水路到南雄再转陆路，据说，“沿河州县闻之纷纷上禀求卸”。杜凤

    治卸任南海时曾想署任“优缺”南雄知州，后未如意。瑞麟死后，杜凤治

    想到瑞麟灵柩与亲属路过南雄时正当岁末，“拟在南雄度岁，供亿浩

    繁，不问可知。明岁春季新制军英宫保又须经此”，不禁为自己当年春

    天未能接署南雄而庆幸。 [192]

    “作州县官用钱无定，忽一事来用去数十金、百余金不等。”

    [193] 外

    州县任上，打发委员的程仪是一项可观支出，已见前文，还有应酬上司

    推荐的干脩师爷（只挂名不到衙署，白领脩金）以及来粤“打把式”的官

    员、资助已故的穷员等。杜凤治刚接署南海，就确定每年致送将军衙门

    师爷陈道村干脩120两、按察使所谕的游士刘应星干脩120两、督署教书

    师爷干脩240元。 [194] 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记了佽助故员、穷

    员教官王伯良（进士）、大挑令毛春岩（举人）、通判彭克应、知府昌

    善、光署正吴烺等人，杜本人共佽助48元，还要写信给各地州县官，以

    总督等上司名义请他们佽助。 [195] 来广东“打把式”的官员络绎不绝，六

    大（广州府六大县）、三阳（潮州府的潮阳县、海阳县、揭阳县）都是

    重要目标。 [196] 仅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八日这一天，杜凤治就应付了三位

    来粤“打把式”的翰林院庶吉士，其中有日后任尚书、军机大臣的瞿鸿

    禨。对翰林瞿树镐，两首县各资助50元，顺德、东莞、香山、新会也各

    资助50元，另外两人未记资助数额。 [197]

    州县官通常会给同自己有交情又有地位的京官致送冰敬、炭敬。杜

    凤治致送的对象有潘祖荫、李鸿藻、周星誉、杨庆麟等人。如同治六年

    冬的炭敬，就致送潘祖荫80两、李鸿藻60两、罗家福与周星誉各30两。

    [198] 日记经常有为“河阳师”“伯师”（均为对潘祖荫的尊称）购物、购书

    的记载。光绪三年有一则日记记：“又得伯师信，又欲发棠，请假毛

    诗。本为恐其请益，每年两节每百，一年二百，较前已倍，不料仍有此

    请，大是难事，然不得不应酬之。”

    [199] 此前日记已多次记下潘祖荫借

    银之事。日记从未记载潘祖荫还银（其他人还银有记），作为门生，杜

    凤治也肯定不会追讨。

    杜凤治的收入，除了用于本人、家庭用度以外，他对家族、亲属也

    颇为慷慨，为此支出不少。

    在日记第33本中有一张夹页，可窥见杜凤治作为州县官额外支出的

    一些侧面：

    中堂奠五百五十两，京炭三百六十两，观风八十两，借菊

    六百两，捐翎七百七十两，晨来三百五十两，娄病、娶四百

    两，科场二百两，章奠七十两，河阳三百两，俊奠三百两，祠

    捐一百四十两，花红二百十两，元卷六十两，书院二百两。

    [200]

    其中，“中堂奠”“章奠”“俊奠”是瑞麟（总督）、章鋆（学政）、俊

    达（布政使）的奠仪；“京炭”是致送潘祖荫、李鸿藻等京官的炭

    敬；“河阳三百两”是潘祖荫所“借”；“观风”是罗阳书院考试的支出；“借

    菊”是借给族侄杜承洙（菊人）捐官的银两；“捐翎”是自己捐花翎的费

    用；“晨来”是族侄杜汝霖（晨芝）来粤的花费；“娄病、娶”是为内侄娄

    玉林（菊臣）治病、娶妻的花费；“祠捐”是对广东省城浙江乡贤祠的捐

    助；“花红”本义是赏金，此宗花红不知为何而赏，也可能是杜凤治此前

    挪用了缉匪花红，此时填还；“科场”应是乡试所摊罗定州之份额；“元

    卷”是对赴乡试生员之馈赠；“书院”似乎是维修罗阳书院的捐助。上述

    各项共4590两，均系来罗定后，从瑞麟去世到俊达去世这不到两年中若

    干较大宗的额外支出，例行支出与零星小数均未写入。

    （三）州县亏累问题

    此前有不少学者讨论过清代州县的亏空问题。 [201] 刘增合指

    出：“清代州县在交代时出现亏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经过不断追

    缴、减免、清理，但陈欠未完，新亏又生，形成积亏。”

    [202] 清代巡

    抚、布政使通常会要求后任州县官承担前任的亏空，“少者数千，多者

    数万，不接不能到任”。 [203]

    杜凤治日记经常提到的“亏累”（或简称为“累”），含义与“亏空”不

    尽相同，但两者有联系。“亏累”一词是站在州县官立场而言，意思是州

    县官因亏空而受累，不能委缺升官，甚至被参揭罢免，还会贻累子孙。

    入不敷出、积亏已多的州县便被视为“累缺”。

    州县官的各种赋税上解、捐摊、公务支出、上司馈赠、往亏流摊，

    一直到家庭生活开支等是必不可减的，一些突如其来的支出如委员程

    仪、衙署维修、办差、赙仪、贺仪、“打把式”等，也是难以避免的。州

    县法定收入的项目不多，额外收入有很大随机性，因此，当州县官就得

    善于经营，胆子大、心思细、手段多，还得要运气好，否则就会亏累。

    同治五年，杜凤治刚到广东还未去广宁赴任，就得知“（广东）七

    十余州县中十有九累，不得缺则已，一经接印竟有终身挂碍不克清厘

    者”，幸好广宁“历任无甚亏累，又无摊款及一切差使”，是个优缺。 [204]

    四会任上，杜凤治在致友人潘其璿（顺德人，时在浙江任州县官）函中

    说：“（广东）通省情形大不如昔，又值蒋中丞骤减米价，在民未见富

    有，且未必知感，而州县艰苦不可言，著名如贵邑（顺德）自此亦不可

    为。捐摊、杂款之累甲于天下，牧令不绾绶尚为完人，一经南面，非特

    终身不得洁净，有为子孙之累者矣。”

    [205] 在此后的日记记载中，上至

    督抚，下至州县官，都说广东州县多亏累之缺。例如，肇庆府首县高要

    县是著名累缺，肇庆府幕客吴桢对杜凤治说：“高要每年必要赔八千

    金。”

    [206] 同治七年，有风声说肇庆知府不满意高要知县叶大同，有荐

    举杜凤治接署之意，杜凤治大为吃惊，因“高要署名赔累之缺”，“以上

    历任无不亏累”，自己广宁任上已有亏累，“再调高要，岂不身家性命均

    搁在内乎？”

    [207] 但这只是一场虚惊。三水县地当西江、北江交汇，是

    高级官员往来必经之地，办差支出特别多，“为最累之地”。同治十二

    年，蔡忠沼任三水几个月，“已亏征存四千余金，加以捐摊、杂款，此

    刻下来约亏八九千金之则”。 [208] 蔡署任三水时刻了一枚印章“从今长作

    岭南人”，意思是自己任这个著名累缺，交代难清，恐怕难以回家乡

    了。后来蔡忠沼没等到调剂优缺的机会就病故了，杜凤治担心他死后

    会“抄家追款，子孙拖累，颠沛流离”。 [209]

    日记曾记：“番禺早列入累缺，东莞且列入最累缺。”

    [210] 此后，有

    一次杜凤治与巡抚张兆栋谈话，张说到广东“安得有不累之缺？”杜凤治

    则谈到一些著名优缺已大不如前，“番禺、东莞早成累缺”。 [211] 番禺、

    东莞都属于“广府六大县”，番禺还是首县，竟都被视为“累缺”，未免出

    人意表。广东巡抚李福泰、潮州知府何广龄都当过番禺知县，任上都亏

    累，李福泰是升任盐运使之后（一说升任布政使后）才把番禺任的亏空

    清理，何广龄未清理完就去世了。冒澄、徐宝符、张曰衔、杨先荣、胡

    鉴任番禺知县无不亏累， [212] 可见番禺为累缺系实情。

    日记里记载了很多因亏累而苦不堪言的州县官，其中不乏两榜出身

    者。如唐泰澜原先是岁贡教官，50多岁时连中举人、进士，到广东后任

    过黄冈同知，黄冈是苦缺，必然亏累，唐后任安良局委员，收入无多，

    死后萧条。 [213] 杜凤治认为他原先当学官虽然清苦尚可温饱，当地方官

    则要亏累。彭君谷是翰林散馆“老虎班”知县，来粤后八年一直有缺，还

    两任新会优缺，但“累日重一日”。 [214] 张曰衔也是翰林散馆的州县官，

    任过南澳同知、嘉应知州，得病去世，“官亏且莫论，闲住日久，私债

    丛积”。 [215]

    州县官本来就难做，上司多，经常受气，而且很辛苦，“十缺九

    累”，既然如此，为何候缺、候补官员还要想尽办法补缺？别说番禺、

    东莞这样的大缺，即使高要、三水这样的著名累缺，也不会没人愿任。

    这其实也不难解释。其时的官员，除了当官，几乎没有别的“就业”途径

    （能当幕客的也不多），长期无缺的官员会度日艰难，只有补了缺，才

    可以过“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

    立”

    [216] 的日子，亲属也可过富裕生活。有缺愁累，无缺想补，州县官

    无不如此。缺有优劣肥瘠，争赴优缺肥缺、怕赴累缺瘠缺是人之常情，

    但得缺的机会转瞬可变，并非人人有后台、有本事挑肥拣瘦，因此，任

    何累缺、瘠缺都不至于无人赴任。州县官任累缺、瘠缺一段时间后，通

    常会被调剂到较优之缺作为补偿，这是累缺、瘠缺州县官的指望。此

    外，所谓亏空、亏累，是指是否完解正、部、杂各款而言，但州县官收

    入来源不仅是赋税。很多时候，亏空的是府库，州县官本人未必真亏。

    只要有心计、会经营、运气好，累缺、瘠缺未必没有盈余。如“开建虽

    名苦缺，然按部就班作去，每年尚可仗二千之则”。 [217] 如前文所说的

    张庆鑅，在所谓“累缺”东莞只署理一任，就获得五万两。知府张崇恪早

    年任州县官时善于理财，“甚如韶州府最苦之缺，卸事后余剩二千四百

    金”。 [218]

    即使著名优缺，也是有的人做满载而归，有的人做就亏累不堪。南

    海县是全国著名、广东第一大优缺，钱粮额是一般州县的很多倍，获得

    额外收入的机会也特别多，但支出非其他州县可比，是个大进大出的

    缺。杜凤治的两位前任赓飏、陈善圻善于催征，日记虽没有写他们的宦

    囊如何丰厚，但也没说两人亏累，以常理言，收入应该不少。但杜凤治

    的后任张琮，人有点书生气，太顾情面，在钱银上心不算太狠，杜凤治

    早预见他会吃亏。 [219] 张琮任上又碰上瑞麟丧事、英翰到任、俊达丧事

    等大事，支出颇巨。巡抚张兆栋原先就对张琮有看法，因张琮西樵禁赌

    办理不善，将张撤任。本来，在州县官已垫付大宗开支后，上司一般会

    给予时间弥补收入再撤任，但张琮突然被撤，他自己说这样一来要亏八

    万两。杜凤治认为没有那么多，大概是三四万到六万两。日记说张琮不

    仅欠下钱庄、银号大宗借款，私人债务也不少，其账房一空如洗，连挑

    夫钱也拿不出。杜凤治感叹：“真自来南海卸事所未有者也。”

    [220]

    但也要看到为亏累叫苦连天是州县官的例行表演，无论累缺、瘠

    缺、中缺、优缺都如此。叫苦求卸，往往是想在没有收入却有开支的时

    段卸任，或想调剂到更优之缺，或求减少、推迟上解数额，或诉穷以避

    免“打把式”等额外支出。真亏空者固然有，随时面临亏空的也不少，但

    州县官实际的亏空，往往不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严重。有一次，广州知

    府冯端本（其时署理盐运使）同杜凤治议论番禺胡鉴为何说“亏累至

    极”，但又要继续当下去（胡鉴未引见署理首县，本不合例）。杜凤治

    回答：

    南海一进一出尚无出入，不过自己用去，而归咎于缺中用

    去，人人皆有此技俩，所谓官亏私不亏。其实缺何负人？番禺

    即以去年论，南海丁米收至十四万三千两，番禺收至十三万四

    千两，解款较南海短少万余，岂不与南海同乎！税契一项，南

    收产价七十余万两，番亦收六十余万两，以四六分派，南实吃

    亏。南胜于番者，只封赌馆一项每年有一万元进项耳。以此比

    较，南尚进出可以相准，番何独不然乎？若夫妻兄弟，穷奢极

    欲，衣服器皿、饮食起居靡不讲究，挥霍散漫，到时算总帐，

    不言自己靡费，而归咎于应酬上司、帮贴同寅用去，则看各人

    良心，难言之矣。 [221]

    杜凤治对南海、番禺收支的比较有片面之处，但“官亏私不亏”五字

    道出了很多州县官“亏累”的真相。他所说胡鉴生活奢侈，也部分解释了

    胡鉴想继续当首县知县以及亏累的原因。

    同治三年，巡抚蒋益澧奏定了一个“奏销处分”，规定“未完不及一

    分者均照例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未完八分以下者有不同处分，“未完

    五分以上照例革职”。也就是说，所有州县完粮九成即可，但多数州县

    官不甚理会这个规定，杜凤治认为，“处分倘如此认真办理，广东州县

    要无此等处分者百无一人”。 [222] 法不责众，很多州县官即使有钱也不

    清解。如四会是瘠缺，乌廷梧任四会七年，“共短解正款银七千两零”，

    但私人有巨额资金存于银号生息，“人言共有五六万”。 [223] 普宁知县宋

    锡庚卸任后仍欠征存六千两，征存是已征收并割串的钱粮，必须上解。

    面临参劾，宋锡庚恳求首县知县杜凤治向上司求情，先解三千两免参

    劾，但布政使让杜凤治转告宋至少得解五千两。因为宋还有其他可参的

    情节，宋希望上司承诺此时不参，年终也不列入大计。宋锡庚担心解了

    五千两年终仍被参，上司就认为宋患得患失、有钱不解。 [224] 巡抚有一

    次问杜凤治，前开建知县俞增光交代未清，“闻甚有钱，何故观望？”

    [225] 光绪二年，交代局总办沈传经（拜庚）禀告总督：杜凤治、彭君

    谷、胡鉴等官“或赍项归家置田产，或将银留此存铺贪重利，而交代公

    事则置若无事然”。 [226] 杜凤治说沈是恶意中伤，但从杜的日记看，沈

    所言确为事实。杜凤治交代未清，但寄了很多银两回乡购置产业，为子

    侄、亲属捐官，还在家乡投资了钱银店。

    （四）杜凤治的宦囊

    魏光奇指出，清代州县财政实际上实行州县官个人“大包干”制度，

    收支是公私不分的，各种钱粮解送、公务支出、上司馈赠后的剩余，才

    是州县官的净收入。 [227] 杜凤治的日记为“州县官的宦囊”提供了一个资

    料虽不系统完整但极为丰富生动的案例。

    前面几目也写了杜凤治的收支，本目集中讨论杜凤治不同任上的宦

    囊收入。

    杜凤治本是一介寒儒，赴粤前可说一钱不名，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他抵达广东后，在省城等候赴任的一个月内就花费了1300两银，杜凤治

    慨叹：“生平何尝如此用钱！作官真可危也！”

    [228] 他赴任前后所借之债

    共8000余两，所借京债是到粤差不多两年后在四会任上才全部还清的。

    [229]

    广宁本是优缺，但杜凤治一上任就碰上对黄亚水二、谢单支手两团

    伙的剿捕，花费了不少饷银；尤其因广宁绅士上控浮收、闹考，杜凤治

    无法在钱粮旺收季节多下乡，还增加了上省城谒见上司、应酬委员等支

    出；与绅士关系恶劣，获得其他杂项收入的机会又必然减少，结果，他

    首任广宁“统共亏万零九十余金，除认解款另列二千百余金，实亏捐

    摊、部杂款七千二百余金”。 [230]

    署任四会几个月后，日记记：“会邑窘瘠异常，为肇郡首屈一指，

    著名苦缺，真乃作一日赔一日，一年统计进项不及三千，而公私用项实

    计七竿。”

    [231] 四会卸任前，杜凤治计算收支，认为此任“赔垫无疑

    矣”。 [232] 不过，杜凤治运气稍好，刚好碰上书吏期满另充，可以抵

    消“地丁新旧正款两千多两”，余下的“部款如税羡有限，尚可弥缝，耗

    米赢余等款约计千数百金无着落”。也就是说，四会亏空为数不多，账

    面上只有一千几百两。但广宁的亏欠自然不可能用四会任上的收入来清

    理。 [233]

    四会卸任后，日记记：“予作令三年，只增身累，未名一钱，仅得

    三年妻子儿女食用快活而已，家中待臣举火者虽无晏子之多，然亦有数

    家，只苦予一人而已。”

    [234] 他说此时尚无积蓄却有亏累当可信。

    同治八年、九年杜凤治被委赴潮阳催征，委员薪水、夫价每月

    共“银七十五两二钱”。 [235] 即使催征时尚有其他收入，扣除本人所用，

    仍不够家庭在省城的开支，估计基本靠借新债应付。

    杜凤治再任广宁前，筹措赴任费也不容易，省城的广裕银号原先应

    允借一千两，但后来反悔，杜通过新收的门上何贵同另一家银号商量，

    才张罗到一千两，答应到任后两个月即归还。 [236] 其时杜凤治已两手空

    空，但有把握到任后两个月就还清这笔千两的债务，可见他对补缺后可

    以得到较大宗收入是有信心的。果然，到任不足两个月，就得以应付各

    种开支，并归还大部分借债，还寄给家乡亲属310元。 [237] 其时尚未大

    举开征，杜凤治显然是靠到任礼等额外收入应付的。两个多月后，征收

    进入旺期，杜凤治除解送大宗钱粮上省外，把余下的私债清理完毕，又

    致送一批应酬银两，还给岳母陶老太太带了120元。 [238]

    杜凤治再任广宁期间，大概从这个优缺中获得了“正常”收入，调署南海之前，日记记：“任广宁，移四会，正款毫无亏短，只广宁尚欠税羡千余金，而有养廉可抵；此外捐摊、杂款约及万金，清饷兑交三千金可了。”[239] 也就是说五年宦粤共亏3000金。但他此时手头未必空空如也，甚至会稍有节余。

    接署（不久实补）广东甚至全国著名大缺、优缺南海县后，杜凤治手头银钱进出如流水，日记不断说自己亏累。接任后数月，日记记：“予作南海五十日已用去万八千金，零用需十二万金，正款需解十万，此缺尽收粮极旺可得十六万金，尚短三四万金，捐摊款尚不计在内，奈之何哉！”[240]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杜凤治称自己不善征求，“实亏万八千金”，“倘征收短四五万，均是向西号贷款，如何了结？子子孙孙不得了矣！”[241] 日记中类似的话引不胜引。杜凤治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没有必要对自己说假话，可见他怕亏的焦虑。但他所说的亏未必是实情，因为收支都是动态的，未离任、会算前杜凤治也难以预知该任最终的盈亏。

    日记一些记载则反映了南海任上收入的另一面。同治十三年四月，杜凤治将卸任南海赴罗定，日记记，交代仍亏短2万两（尚未会算），但在任南海知县的第二年就寄5000两回家乡买祭田百亩，清还了家族的各种债务，在绍兴投资钱铺等，两次寄回家乡17000两，“统计应酬、帮项、借贷，朋友累我者，此三年中二万元有多无少也，本家亦万元有余矣”，广宁、四会交代未清之款也在南海初任时清理完。 [242] 应酬、帮项等2万元，与本家1万元，以及寄回家乡之17000两，可能其中互有包含，不可就此相加，但这些作为宦囊收入，无论如何都相当可观。他又说过：“所得者昏天黑地用了三年，妻子媳女享了三年福，每人均有衣饰私储，亲戚宗族俱有沾光，凡此算叨南海光耳。”[243]首次署理罗定应该所得无多，因罗定钱粮有限，属于瘠缺，最多只是平缺，但日记也没说首次署理罗定有亏累。

    再任南海之日记记录收支不如首任时详细，其中仍不乏对亏累的担

    忧，再任南海日记也没写到卸任，但在光绪三年，杜凤治仅为孙子在家

    乡结婚、购置房屋就两次汇寄8000元回乡。 [244] 此后再任罗定，“河头

    船十五六号，护送扒船两号，此外尚有家人自带家眷船四五号，共船在

    二十号以外，晚间停泊竟成一村。初任罗定亦如此，南海余波岂不阔

    乎”。 [245] 上面两个细节，可反映出他再任南海也是有盈无亏的。

    再任南海卸任后，杜凤治的仕途逐渐不顺利，署理佛冈同知小有赔

    累，再任罗定期间，办学政按临考差费去二千两，方濬师又“借”去2000

    两，可能收入也不多，日记说“罗牧大赔”。杜凤治任佛冈、再任罗定没

    带家属，家属在省城的公馆日用浩繁，加上其他支出，用去2万余两，

    儿子杜子榕在家乡又亏折了五六千元。 [246]

    光绪三年再任罗定卸后，杜凤治希望能署理广粮通判、香山知县等缺弥补此前亏累，但希望落空，日记说“赔垫费用已耗去二三万金”。[247] 日记不同地方所记亏去之金额不一定是实数，同样应有互相包含之处，不可相加。杜凤治对是否回任南海既有希冀也有忧虑，“两年来将太太积蓄用去二方”，曾想再回任南海弥补，又想到当官如同赌博，赌输了想再赌捞回，但未必不会输得更多，前思后想，杜凤治终于决定为保住既有宦囊不再冒险，引疾求退。 [248]

    光绪八年春，其时杜凤治已68岁，回乡已一年几个月，他写了一

    份“分房另爨条款”，把财产分配给子孙。从条款可知，杜凤治宦粤后先

    后置买、赎回稻田240余亩；钱庄存本30000元；典居大屋一间，典费加

    修理费共6300千文；当铺本钱约9000元；油车（榨油作坊）本钱2100

    元；店屋基地四五亩；三间街屋，每年共可收租钱79千文多，应都是小

    房屋；此外还有从广东寄回、带回之银锡瓷木器皿、衣物、皮绵夹单

    纱、玉器等件。另外夫人陶氏尚有数千两、儿媳陈氏有千两私房。 [249]

    “分房另爨条款”基本包括了杜凤治十几年宦囊的结余（还有大批藏

    书未列入，清代书价相当贵，这些藏书也是一宗财产，但如出售则价值

    大打折扣），即使他手头尚有若干机动使用的银两，估计也不会多，因

    为杜凤治始终维持自己在家庭、宗族中的权威，没有必要留私房钱，如未列入“分房另爨条款”的钱财太多，反会导致日后子孙的争端，有违他制定这个条款的本意。

    我们就以“分房另爨条款”为基础估算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的“纯收入”。把240余亩稻田姑且折价为6000两；按“九千元数核钱有一万串零”的比价， [250] 条款中的钱文可折约4000两；钱铺的30000元折合21600两，当铺、油车本钱合共可折约8000两；再加上夫人、儿媳的私房数千两，还有衣物、玉器、首饰、书籍等。以上各项相加，可以认为，杜凤治宦粤十几年，除了自己和家庭过着宽裕生活、还清债务、为子侄捐了好几个官、接济帮助了很多亲戚朋友之外，从广东带回家乡的财产至少值白银45000两。前文提到，杜凤治宦粤最后两三年用了两三万两，儿子杜子榕在家乡亏折了数千元，如果杜凤治及早辞官归里，杜子榕投资不失误，杜凤治带回家乡的财产总额可达70000两以上。

    45000两是个怎样的概念，为让今人有更直观的了解，不妨以2020年7月初的银价、金价和粮价来折算一下。2020年7月初，广州银价约3.6元1克，金价（金条）约400元1克，中下白米约3元一斤。按1司码两37.3克算，45000两为1678500克。如按银价，45000两约值人民币604万元。同治年间广州金银价为十九换， [251] 45000两银可换黄金约88342克，按金价约值人民币3534万元。如按米价，同治年间广州府正常年景中下米每石价格约为一二两（省城会贵些），广东米粮很多从外地外洋输入，故本省、外省甚至外国的丰歉都会影响米价，姑且以每石中下米1.5两计算，其时1石约等于今日120斤，45000两银如按现在米价约值人民币1080万元。如果按美元折算，2020年7月初每盎司（31.1克）黄金1805美元上下，以黄金再折合美元计算，杜凤治的45000两银就相当于约513万美元。 [252]

    杜凤治很为自己没有亏累、还可携资回乡深感庆幸：“唯宦粤十五年，屡膺繁剧，浮湛巨浸，任听升沉。粤中同僚凡任大邑者类皆空缺负累，予则刻意俭勤，不敢沾染宦途恶习，俸廉所入，稍积羡余。虽云囊资微薄，而无累归家，上宪同僚叹为绝无仅有。”[253] 他还说过：“目下儿孙子侄均得温饱，门庭显赫，锦天绣地，俱由广东得来，虽云天恩祖德亦不可忘，粤人之厚我为不浅也。”[254]杜凤治所说“凡任大邑者类皆空缺负累”，“无累归家，上宪同僚叹为绝无仅有”并非虚言。笔者的高祖邱才颖（1791～1864）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福建举人，大挑知县，分发来粤后历任大埔、饶平、西宁、高明、新会、东莞、香山知县及佛山同知。 [255] 东莞的方志说他“以贪酷闻”，香山的方志则说他是深受绅民爱戴的好官。 [256] 有人撰文对两种县志截然相反的评价做过讨论，指出两种评价都各有其理由。 [257] 笔者长辈说先高祖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因此他不能归葬福建故乡，子孙都留在广东，既不能回福建应试，又无力在广东捐考棚入籍考试。多年后，先祖父成年后家境好转，才得以将先高祖遗骨归葬福建，并回原籍考中秀才。杜凤治的日记也为先高祖的子孙“清苦不堪”提供了零星的佐证。[258]

    其时北京、广东、绍兴都有人认为杜凤治当了五年多南海知县，宦囊至少有二三十万两银。 [259] 光绪九年，给事中邓承修参奏广东官员中“赃私最著者”，“请旨责令罚捐巨款”，列举了瑞麟以下多名官员，其中有杜凤治之名（其时杜凤治可能已去世），清廷乃谕令彭玉麟确查复奏。彭调查的结果是邓所参各官“或业经病故，或早经离任，既无丁书可讯，亦无专案可推，均难指其赃私确据”。 [260] 连刚直的彭玉麟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第六章 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一 日记中的广东士绅

    （一）庞杂的士绅群体

    “士绅”是一种政治、文化、社会身份，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概念。在

    清朝，成为绅最主要（但未必是人数最多）的途径是科举，获得生员以

    上功名而未获得官职者，被视为“正途”绅士。任过实缺的官员，因致

    仕、守制等原因居乡，则同时被视作“官”与“绅”。官员的父、祖等长辈

    通过 封获得散阶者，因军功、劳绩等被保举获得官衔、顶戴者，也

    是绅。在清朝，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捐例大开，很多人通过捐监

    生、捐官衔进入士绅阶层，使士绅成为一个人数颇多的庞大群体。 [1]

    不少学者讨论过“士绅”的定义以及“士”和“绅”的区别。 [2] 如瞿同祖

    就认为，“绅”指政府官员，“士”指有功名或学衔而尚未入仕者，瞿同祖

    是根据大量清朝权威文献做出这个界定的。 [3] 然而，在杜凤治几百万字

    的日记中，无论他本人还是其他官员，似乎并不注重“士”“绅”分野。与

    之打交道的，大多数是乡村中下层的“士”，但日记一律称之

    为“绅”或“绅士”，哪怕是捐纳的监生、佐杂。可见，在晚清社

    会，“绅”的概念已经不限于“缙绅”，所有拥有功名、职衔者，即使他从

    来没有也不可能补缺任职，但都被官员、民众视为“绅”，他们自我认同

    的身份也是“绅”。

    有人根据张仲礼对正途绅士的估算方法（文生员为学额的21倍，武

    生员为10倍）估算出太平天国战争前清代广州府正途科举绅士人数为

    7111人，而太平天国战争后因学额增加，文生员增加到7266人，加上武

    生员当超过万人。而仅仅咸丰前期几次“捐生”助饷的记录，估算出这几

    年通过捐纳获得监生功名者约11000人。 [4] 在洪兵起事期间，很多庶民

    因“军功”“助饷”等原因获得职衔、顶戴。在清末，要通过捐纳取得一个

    功名、职衔，实际上所费无多。公开的规定是，由监生、附生捐贡生需

    银144两，由增生捐贡生120两，由廪生捐贡生108两，由俊秀（童生）

    捐监生108两。捐低级职衔的，州同等官300两，州判等官250两，县丞

    等官200两，县主簿等官120两，从九、未入流者80两。 [5] 但捐纳的价格

    一再打折，实际价格往往只为原规定的几分之一，甚至不到十分之一。

    保举顶戴、职衔也很滥，仅为同治年间平定天地会戴永英一事，罗定

    州“保五品者不下八九十名”， [6] 加上五品以下的当数以百计。日记

    说：“近年功令宽，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况红匪

    闹后六七品功牌亦多，亦自以为绅士。即不然，年至六十外即自称‘老

    民’，官前充耆民矣。”

    [7] 清代很多文献都“绅”“耆”并称，按制度，并非

    但凡年老就自然成为“耆”。杜凤治再任广宁时，清查礼房典吏冯贤舞

    弊，其中一项劣迹是“不奉明谕私报充耆民四十余名”。 [8] 可见“耆民”需

    要州县推举并在上司衙门备案，但手续并不严格。因为“绅”的门槛

    低，“耆民”在州县官眼里与下层士绅也基本相当。

    捐纳职衔的门槛本来就低，据说“四两银可买一从九职衔”，且假印

    照多。 [9] 以当日的档案管理水平与技术条件，不可能一一检验数量巨大

    的低层官衔印照的真伪，杜凤治即使对某个绅士身份的真伪有怀疑，但

    除非涉及官司，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去查核。乡镇的“绅”当中肯定有不少

    是冒牌的，他们本人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士绅身份是真是假（有可能在捐

    纳或购买印照时被骗）。

    日记随处都反映出咸、同年间的广东，绅士数量很多。杜凤治有一

    次为一宗坟地纠纷到四会县沙塘勘查，“就地绅士在者约二十余人，梁

    姓高要、四会两邑亦十余人……予初到，迎上跪接者皆绅士，两边约四

    五十人”。 [10] 杜凤治每到一处乡镇，会逐一记下来迎者的姓名、功名、

    职衔，往往一个乡镇就有一二十名绅士，多数是生员、捐贡、捐监及捐

    职。如同治十三年在罗定知州任上到太平墟催征，当地绅士14人来见，

    姓名职衔如下：六品武生彭肇庄、同知衔例贡生都正陈荣基、花翎都司

    梁光宗、六品监生陈琳高、职员陈荣仁、封职例贡生周培桢、五品顶生

    员梁附周、六品顶武生陈永楷、六品顶武生陈荣元、生员陈荣燊、生员

    陈汝楷、武生彭高纶、职员陈鹤年、监生陈正宽。 [11] 太平墟是较大乡

    镇，故正途士绅占了一半。几天后到合水墟，绅士12人来见，“无一略

    文秀之人，有蹋鞋者，类皆土俗不堪，有三武生尚成样，无一文生”。

    [12] 一个州县文生员总数不过数百人，自然不可能每个乡镇都有。

    士绅的地位、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如在籍尚书罗惇衍、在籍太常寺

    卿龙元僖，是同治后期广东很有影响力的大绅。省城文澜书院大绅梁纶

    枢（盐运使衔、二品衔）、伍崇晖（道衔、三品衔）、马仪清（翰林、

    在籍道台），西关的大绅梁佐中（在籍道台、曾署苏藩）、梁肇煌（在

    籍顺天府尹）、李文田（探花、在籍翰林院侍读学士）、苏廷魁（原河

    道总督），省城书院的山长，南海西樵的大绅康国器（原广西布政使、

    护理巡抚，康有为叔祖）等都会受到督、抚等高官的礼遇。在乡镇，一

    些任过州县实缺的绅士，居于地方士绅阶层顶端。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

    上，对九江公局局绅明之纲很尊重，其中重要原因是明之纲为进士出

    身，任过实缺知县。有举人、五贡正途功名的绅士，多数会在该州县的

    士绅中具有影响力，杜凤治即使心里对其中一些人不甚尊重，也会给他

    们面子。

    从日记看，中下层士绅富有的不多，日记中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有不

    少有趣的记述。广宁著匪谢重官之兄亦捐监生，日记对此事评论：“咸

    丰三四年起自捐项通融以来，乡曲无赖、僻壤陋夫，无不监生、职员

    矣。一有顶戴，最肯见官，其进退起居礼节，真堪喷饭。名器至是，真

    不堪也！”

    [13] 在四会，杜凤治有一次办案路过龙湾墟，要找绅士督促业

    户缴纳钱粮，“此地竟无绅士，有一父子新捐监生，家开油店，颇有几

    钱，即算是他。然尚短衣，黑早出野拾牛犬等粪也”。 [14] 在罗定，杜凤

    治对一些下层绅士的土气与穷窘也有生动描写。在金鸡墟见到生员陈家

    驺：“看甚寒酸，年四十余，以教读为生，着一蓝衫而穿一双方头靴，

    旧敝不堪，不知何朝物……不知何处借来，或向戏班借来亦未可

    知。”在平塘墟又见到几名监生，穿着俭陋，“大抵皆耕田者”，老年监

    生陈其进说自己只是租种四五亩田，“除缴租外不敷一年口食，尚须为

    人助工糊口也”。 [15]

    捐纳虚衔的士绅地位远不如正途生员。杜凤治在潮阳下底、堂后乡

    催征时，该地捐职五品同知黄潜德为求延迟清缴本族钱粮，向从九品的

    实缺巡检下跪哭求。杜凤治到该地接见绅士处置催征事务，从日记描写

    看，生员地位都高于捐职。 [16] 杜凤治自称对正途士绅、硕德耆老很给

    面子，“而最恨者近日之监生、八九品职员，往往尽情唾骂，亦生性使

    然，未始非正直之气使然”。 [17] 杜凤治等州县官之所以看不起捐纳的下

    层绅士，既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地位不高，也因为他们缺乏文化与教

    养，但仍承认他们“绅”的地位。

    由于广东通过捐纳获得士绅身份的人数特别多，而广东又有“重

    商”“重利”的风气，因而士绅总体而言也显得“好利”。官员尽管本身贪

    污受贿，但又对广东士绅“好利”表示蔑视。瑞麟曾对杜凤治说“广东绅

    士不爱脸，见利忘义”。几天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也对杜凤治说：“广东

    风俗重利无耻，即正途科举绅士亦不能免，为地方官亦正是难。”

    [18] 杜

    凤治对治下士绅印象好的不多，如任广宁时评论说：“广宁绅士，无论

    举人进士，只要有人送与数钱银，便为出力。”

    [19] 拔贡何瑞图（后于同

    治六年中举，不久病故），方志称其“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在咸丰

    四年洪兵起事时曾率领乡勇收复县城。 [20] 但日记中杜凤治在其姓名旁

    加注：“讼棍，时时上控。”

    [21] 对举人陈应星则记“当秀才时品向不端，

    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 [22] 杜凤治再

    任广宁知县时同陈应星关系改善，但仍称陈“为人做到一邑人恨之，一

    族人恨之，即平日与联手办事之人亦无不忌之恨之，则其为人，概可知

    矣”。 [23] 日记中把欠粮的生员周森、罗万钟称为“坐地虎”：“不敢远寸

    步，万不敢至城，倘至城，为官所得，要如何便如何，毫无能事矣！可

    笑人也！广宁绅富类如是也。”

    [24] 四会生员刘泰升等与千总衔李运澄等

    对被捕疑匪李佑攻保互异，杜凤治由此大发感慨：

    本县束发侍宦楚南，壮岁游历吴、皖、齐、宋、燕、赵，

    羁京最久，天下土俗民风颇知梗概，未有见重货财、轻廉耻如

    此邦者也。不论为盗、为贼、为娼优、为卒隶，一经发财即造

    祠堂、捐顶戴，自谓殷户，自谓端人，自谓绅士，人亦断不追

    问其财之所由来与其身之所自出，见其富厚即以殷户、端人、

    绅士尊之，风俗之坏、品流之杂，积习已深，堪为浩叹。 [25]

    然而，包括杜凤治在内的广东州县官，仍不得不依靠这些“重利无

    耻”、流品甚杂的士绅治理乡村基层社会。

    清代广东士绅的势力往往与宗族势力紧密结合，广州府尤其如此。

    公局局绅的地位一方面由本人功名职衔决定，另一方面与宗族势力有

    关，局绅多数也是某族的族绅。著名的番禺县沙湾仁让公局的局绅，同

    时也是沙湾大姓何姓宗族“树本堂”的族绅。 [26] 如果没有宗族为后盾，

    即使任过高官的在籍大绅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力。同治十二年四月，杜凤

    治与安良局局绅陈朴（西樵人）说打算拜会康国器，商议劝说西樵绅耆

    设局治理盗匪事。陈朴认为：“亦无益，设局先要措资，伊乡前曾办

    过，因是不成，今更难。且康系小姓，族微人少，乡人恐不为用也。”

    [27] 因为康氏家族势力不够大，当过广西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的康国

    器说话也不管用，这从反面证明世家大族的绅士必然具有较大势力。士

    绅的政治、文化权力与宗族势力结合，使绅权在广东乡村地区具有稳固

    的基础。

    广东士绅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少宗族、公局直接掌控一定武力，特别

    是广州府的香山、顺德、东莞等县。如香山县，士绅一直拥有可观的武

    装，在嘉庆年间就组建了固圉公所（附城公所）， [28] 很多炮台、炮

    位、巡船、巡勇都是士绅捐办并统率管理的。 [29] 该县大车乡举人林

    谦，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在本乡倡建了有防御、缉捕功能的乡局，在道光

    后期，“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 [30] 其

    他州县的士绅在咸丰、同治之前都已有规模不等的武力，因而在平定洪

    兵起事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大绅罗惇衍、龙

    元僖、苏廷魁奉旨在广东大办团练，使广东士绅武装得到进一步发展。

    杜凤治任职的广宁等县，在杜莅任前士绅已拥有规模不等的武装。由于

    有武力为倚仗，广东士绅对乡村基层社会就有更大的控制力，这个因素

    对官绅关系也有一定影响。

    （二）乡绅与公局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6回提到：“我们广东地方，

    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那里，遇到乡人有什么争执的事，

    都由公局的绅士议断。”

    [31] “公局”一词常见于晚清广东的文献。从字面

    看，“公局”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处所”，但在多数情况下特指士绅在乡

    村地区的办事机构，有时也称为“公约”。 [32]

    在清朝中叶之前，广东的乡村地区也有由士绅主持的乡约，按明清

    王朝原来的设想，乡约是单纯的教化组织，以补助官治之不足；如果说

    它们有权力，这种权力也只偏重于文化，并不具有强制的力量。公约是

    在乾隆年间出现的，其名称当从乡约而来，称之为公约是强调这个机构

    是为地方“公事”而设，公约管辖地域通常是若干个乡。顺德是广东最早

    出现公约的县，该县在乾隆年间建立的勒楼公约，拥有巡船、水勇，专

    门负责江面的巡逻、防范和缉捕盗匪，已有维护地方治安的权力。 [33]

    嘉庆年间，顺德知县沈权衡下令在全县各乡普遍建立公约，他授予公

    约“保良攻匪”的权责， [34] 还授权公约可以处理民间纠纷，对公约的办

    事地点、如何遴选任命主持公约的士绅等做出规定，并颁发作为行使权

    力象征的戳记。 [35] 沈权衡下令普设的公约，已经具备了后来乡村士绅

    权力机构的许多职能。与此同时或稍后，邻近的县份也有了由绅士建

    立、以防卫为主要职能的组织。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鸦片战争与洪兵起事时，在官府的授意和支持

    下，广东各地士绅纷纷举办团练。原先设立的公约通常是团练的主持

    者，未设立公约的地方，也设立了专门办理团练的“团练公局”。

    清王朝能够平定咸、同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士绅阶层的支持是重要

    原因。事后，大的动乱虽然暂时平息，但动乱的因素仍潜滋暗长，中小

    规模的盗劫团伙遍布广东全省。面对急剧动荡变化的社会，官、绅共同

    的反应便是设法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已设立的公局不少

    得以延续，在官府的倡导下，还建立了一些新的公局。同治、光绪年

    间，在广东各级地方官员的提倡鼓励下，公局普遍设立，逐步演变为常

    设机构，这正是杜凤治宦粤时期的事，故日记中有很多关于公局和局绅

    的记载。

    在各级公约、公局办事的绅士通常被称为“局绅”，局绅候选人是由

    本乡本镇绅士、耆老通过一定程序选举产生，再由州县官下谕单委任。

    出任局绅者多为生员，或异途、虚衔士绅，大公局会有举人、贡生，但

    进士极少，任过实缺官员的也很少。 [36]

    前面说过，广东士绅众多，但中下层士绅向上流动的途径不多，公

    局则为他们提供了掌握权力、提升社会名望的机会以及收入稳定的职位

    （局绅多有薪水、轿费等收入）。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也有利于士

    绅，入局办事还有可能给局绅的家庭、宗族和个人带来额外利益，因

    此，公局这种非法定的权力机构获得了士绅的广泛支持。

    按照清朝的法律和制度，国家最基层的政权建立在州县。但各州县

    官员以及“编制”内的人员都有限（尽管实际上人数要多得多），以当时

    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条件，州、县政府不可能直接完成对辖境的有效管

    治。要在乡村地区征收赋税、维持社会秩序、把国家的统治贯彻到每个

    乡镇、村落，就必须依靠乡村基层社会的一些“中介”，广东的公约、公

    局，正好适应了清王朝把统治延伸到县以下基层社会的需要。杜凤治的

    日记显示，州县官是依靠公局等机构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管治的。

    清朝重视保甲，但早有学者指出，不宜只根据保甲制度的设计高估

    其成效，实际上，保甲制度总的来讲是没有效率的。正因为如此，朝廷

    才不得不时常重申这一政策。 [37] 道光年间，广东巡抚祁 札令通饬全

    省举充地保，其中提到：“本部院披阅各州县详报命盗等案，非称该处

    向无地保，即谓地保病故未充，一律千篇，几同印版文字，可见各该州

    县平日于保甲一事废弛已久。”

    [38] 于此可知，没有地保的情况早就很普

    遍。即使有，地保均系庶民，在地方上缺乏权威，既无归其指挥的武装

    人员，更无稳定充足的办事经费，只能奉官府谕令执行一些奔走性的事

    务，稍为重要的事就无力承担。杜凤治在日记里也常提到地保，但遇到

    大事都找士绅。选拔地保也会征求士绅的意见，例如，广宁县妙村新招

    铺无地保，杜凤治就令来见之士绅推荐人选并予以担保。 [39]

    杜凤治初任广宁时，“到任即奉督抚谕令绅士团练”，先令石狗等五

    地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此事先由副将郑绍忠出

    面劝办，日记记下杜凤治到石狗时与士绅的对话：“众绅谓无本官谕，

    如何兴办？予言协台已告我，只要将绅耆名开上，予即发谕。”

    [40] 可

    见，尽管郑绍忠品级比杜凤治高，且正在广宁负责剿匪，但士绅仍认为

    必须有知县的谕令，办团设局才有合法性。此后，杜凤治在各乡发谕单

    任命团练公局的局董。在江积，杜凤治接见年轻的绅士王继曾，以

    王“家本素封，甚有宦兴”，当场就决定以王为局董，并命“将一村绅士

    名单开来，以便发谕帖与之办（团）”，又令其拟定一抽收竹木排筹集

    局费的章程。接见生员李桂芬、武生陈余业等人时，以陈余业“尚能说

    话，似有才能”，当场令其任团首。 [41] 他到各乡时随身带有设局办团的

    空白谕单，遇到合适的士绅即填上。同治九年杜凤治重任广宁知县时，

    多数乡已设立了公局。对尚未设立的春水、石狗等乡，杜凤治找绅士严

    凤山等了解“何以无局”的原因，并责成设法从速建立。 [42] 广宁县万洞

    有居民数百家，同治六年曲水绅民建一集贤社学于此，团练局即设于

    此。同治九年闰十月，杜凤治到万洞查验团练，曲水绅士20余人均集于

    此等候。 [43] 他到江积时，“有三手本来，二系绅士、一系团练总局”。

    [44] 可见，“团练总局”也成为上手本的主体了。

    公局虽无法定地位，但已被纳入官府的管理。有一次，广宁县曲水

    乡老妇莫陈氏报抢劫案，称有60余名盗贼抢劫其子之店铺，并将其子莫

    亚保掳去。杜凤治不相信60余盗匪抢劫一小店并掳人的情节，后查得莫

    亚保是因其他纠纷被对头扣押，其间有人乘机抢物，莫陈氏被人唆摆以

    其名义夸大案情捏报，局绅接受莫陈氏的报案，并作为劫案禀报县衙。

    杜凤治调查后很生气，责备局绅说：“如何以此等莫须有之事为之递公

    呈作证？即使有之，汝乡局现有团练，何任贼匪鸱张？有不好看。”后

    来莫亚保找到，杜凤治谕局绅命莫陈氏修改原来报案的呈文，并教训局

    绅：“谎状太不近理，且六十余人抢案，不但予处分重，汝辈乡绅既有

    团局，责成亦不轻也。”

    [45] 可见，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实际上形成了

    知县、局绅分别承担责任的制度。因为60余人抢劫是大案，如案情属

    实，就要拘捕甚至处决多名案犯；如劫匪逃逸，知县、局绅都要担责；

    如系虚报捏报，知县、局绅也要受处分。

    同治九年四月，方濬师札饬肇罗道属下州县举办保甲团练，亲自制

    定了《保甲团练章程》24条，规定“令绅耆举老成可靠保正一人”，再由

    保正选定牌长、甲长，在此基础上举办团练，“合保甲、团练为一事”。

    又规定保甲办公“一切费用均由地方官备办，丝毫不用百姓花费一钱”。

    又对各乡村建立望楼、备办器具、壮丁巡守等事项都做了规定，望楼、

    器具费用由各村派捐。 [46] 保甲团练的日常公费由地方官提供自不可

    能，士绅、壮丁没有报酬也不切实际。方濬师并非颟顸之人，不会不明

    白，章程不提，主要是因为有些事不便见诸公牍，他属下的州县官自会

    相机行事。如广宁举人陈应星是仓务局绅士，又是公局局绅，“（在）

    各乡勒索写捐，抑且大胆在东乡抽茶厘”，“又为勇粮不足，向各渡船、

    竹木排设法筹派”，杜凤治也知道仓谷有巨额亏欠，陈应星“凭空开销，

    私肥己橐”，因陈勇于办团缉匪，也允许其抽收。 [47] 陈应星等绅士得寸

    进尺，又请求在茶叶产销时“于江谷、东乡等四处设站，延请绅士坐

    办，并雇募壮勇扼要抽收”。这就等于擅自设卡抽厘了，不仅严重违反

    王法，也侵害了知县的权力，杜凤治乃不予允准，但“准仍照旧章酌量

    田户及竹木、土茶各行劝谕捐收，至茶客所捐，渡夫茶客互相推延，准

    饬差催令清缴”。 [48] 不难想象，所谓“劝捐”无非也是强制征收。因为其

    时设立公局是督抚以下各级官员推行的要政，不办公局就无法办团练，

    无法依靠士绅维持地方治安、办理救荒等事务，无法通过公局催征钱

    粮，但官府又不可能提供公局经费，只能同意局绅采取不那么明显违反

    王法的方式去征收。

    在四会，杜凤治也鼓励、督促士绅设立公局。同治七年九月，因威

    整铺一宗劫杀案前往验尸后，杜召集当地士绅说：“以此地离城太远，

    官如何能照料及此？我看绅富尚多，必须设局办理团防方是。”回县衙

    后立即发告示命威整铺一带举办团防。 [49] 次年，杜凤治去大沙墟处置

    案件，到该地乡约，“乃伊村绅士议事之处也。为首诸绅俱在，随来者

    尚有三十余人，中设公案”，进见者为当地党正、副以及一班生员等

    人。 [50] 乡约本应是乡村民间“讲信修睦”的场所，但其时大沙墟的乡约

    已演变为县官授权、士绅掌控的常设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了。

    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要靠文化权力和“武化权力”。在古代、近代中

    国的乡村，宗族、祭祀、教育、水利、救济、保甲等组织、机构也具有

    一定权力，但不是两者兼备，所行使的权力也只偏重于某个方面。而公

    局有州县官授权，有绅士担责任职，有常设机构，有办事制度，可征收

    局费作为日常运作的资源，而且公局几乎都有数目不等的武装人员，如

    更练、局丁，有时还拥有经过组织训练、人数更多、武器更好的常设或

    半常设的团练。这些条件，使公局虽无法定的地位，但得以成为真正具

    有权力和执行能力的基层权力机构，在州县官授权下具有一定的行政、

    征收、防卫、缉捕、司法等权力。

    局绅的充任既要自愿，也要推举，州县官下谕任命，一旦出任则不

    可自行推搪卸职。如南海县良宝乡盗匪多，绅士廖庆谋（候补知府，升

    补用道，已罢官）等设立了团练局，有勇丁30人。在乡办事的原来还有

    举人、大挑一等知县廖翔等绅士。廖庆谋常年在佛山镇居住，以西樵发

    生抢劫丝船案归乡悬红购线缉匪，廖翔则在省城教书。 [51] 因为盗匪多

    事难办，且本身不在家乡居住，二廖都想避匿不管，其他廖姓绅士更不

    愿意出头。杜凤治便鼓励、督促廖庆谋继续出头管事，尤其是要缉捕本

    族盗匪。杜凤治得知廖翔其时在省城，正捐办免大挑截留，想速赴广西

    试用，就认为廖翔想规避责任，“实属狡猾异常”，便命典史到廖翔在省

    城的住处“将其留住”，并托人转告：不要以为去广西就没事，“予必详

    禀上宪将其扣留，一面出差持票传拘，不为留脸”。 [52] 廖庆谋、廖翔都

    是高级士绅，因不愿意承担局绅责任出头办事，知县也毫不客气地予以

    督促甚至威胁。

    公局这种士绅掌控的乡村基层权力组织是广东特有，还是其他地方

    也有，笔者对其他省份没有研究，不敢轻易判断。但既然州县官要依靠

    士绅把清朝的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士绅也要有一定权力，有具体组

    织。就研究本问题而言，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

    的华北农村》是一本有借鉴意义的著作。但杜赞奇论及华北乡村基层权

    力机构的主持者时很少强调他们的士绅身份。 [53] 而在杜凤治笔下，广

    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主持者则全是士绅，较大公局的主持者通常还是科

    举正途出身的士绅。徐茂明对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做了较长时段的研

    究。从他的成果看，咸、同以后江南士绅权力也全面提高，他们掌控了

    乡村乡约、社学、慈善组织等，在教化、里甲、保甲等方面也发挥了很

    大作用，但看不出有广东公局那样的具有行政、防卫、缉捕、司法等职

    能的基层权力机构，尤其看不出士绅的组织直接掌握一定的武力。 [54]

    在杜凤治最后几本写家乡绍兴生活的日记中，也看不出有类似广东公局

    那样的士绅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也有学者对两湖地区的士绅、乡村基层

    社会、晚清团练组织等问题做了研究， [55] 所揭示的情况与广东也有很

    大不同。在讨论清代士绅的乡村基层权力组织时，把广东与其他地区相

    比较，或许有不少问题值得讨论。

    对公局在缉捕、司法、催征等方面如何协助州县官，后文会做稍为

    详细的论述。

    日记里提到过的都正副、里正副、保正副、堡正副、党正副、练正

    副、墟正副、街正副等人，多数是文武生员及有职衔者，由铺户等推

    举，州县官批准任命，经常要完成州县官交办的各种事项。他们应该有

    相对固定的办事地点（如庙宇、社学之类），有若干供他们驱遣的人

    员，也应该有日常的经费。练正副显然就是团练公局主持者，但其余的

    都正副等与局绅是否有交叉或分界，日记没有写，笔者也没有在其他资

    料中查到。看来，有关清代基层社会士绅权力机构，还有很多细节需要

    进一步研究。

    （三）城镇的士绅

    关于清朝士绅，学者们关注的多为“乡绅”，谢放早些年提出应该也

    关注“城绅”——在城市的士绅。 [56] “城绅”并非严格的或约定俗成的概

    念，士绅应该比多数庶民更容易在城乡之间流动，不少士绅在城、乡都

    有居所，乡居士绅可能在城内有职务、职业或产业、商业，居住在大中

    城镇的士绅也有可能到乡下的公局当局绅，因此，要将某个具体的人确

    定为“城绅”或“乡绅”并不容易。一般来说，晚清大中城镇的“绅商”多

    为“城绅”，在省城、府城、州县城长期居住的绅士，也可以视为“城

    绅”。

    杜凤治的日记增加了我们对晚清广东的“城绅”的认识。

    在广东省城，官绅关系明显不同于乡村地区，也不同于一般州县所

    在的城镇。如前所述，在广东，州县以下的乡村基本上建立了士绅控制

    的权力机构——公局，省城郊区也是如此。例如，位于省河以南的番禺

    属的南洲书院，就是邻近30余乡的公局所在地。 [57]

    官府在乡村地区，不通过士绅机构就很难进行有效管治。但在省城

    则大不相同，城里文武衙署林立，官员的数量较多，且驻有绿营、旗营

    官兵，衙署有各种差役，还有数目更多的候补官员可担任各种维持治安

    的差事。省城的治安由官府、武营直接管理，并无绅士主持的具有司

    法、缉捕等权力且拥有武装的机构（省城的安良局、保甲局有官有绅，

    但由官员主持，也没有直接掌握的武力）。西关文澜书院虽被称为省城

    绅士的“公局”，但很大程度只是省城士绅议事之所，与乡村的公局很不

    相同。与城区接壤的近郊公局，也往往被认为没有必要存在。杜凤治以

    西关外的丛桂局局绅吕元勋“喜管事渔利”，下谕撤之，“并令缴

    戳”（“局戳”是公局行使权力的印章），“其地与西关保甲甚近，可以兼

    顾，办理该局绅士俱撤之矣”。 [58] 乡村地区的局绅“喜管事渔利”者亦不

    少，但都没有全局被撤，但因为丛桂局所管地域与西关城区已连成一

    片，官府可对这个地段按照城市的方式管治，就不必像乡间那样继续维

    持士绅掌控的公局。

    在省城虽也有聚族而居的家族，但远不如乡村地区普遍，官府也有

    意识在大城市限制宗族势力。大城市士绅流动的情况普遍，且地位高的

    大绅多，这就使士绅中不容易产生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例如，同治十一

    年十月，因西关发生严重劫案，安良局奉督抚之命邀集官、绅商议各街

    保卫之法，但西关士绅领袖、文澜书院大绅梁纶枢（盐运使衔、二品

    衔）、伍崇晖（道衔、三品衔）、马仪清（翰林、在籍道台）都不肯出

    头管事，理由是“说亦人不听”。 [59]

    杜凤治下乡执行公务或巡视，一般会首先召见局绅。他在外州县任

    职，到任后一两天就会拜会该州县地位较高的绅士。但他首任南海知县

    时，几十天后才搞清楚西关士绅领袖、文澜书院大绅梁纶枢、伍崇晖、

    马仪清三人的姓名，并首次拜会他们。 [60] 因为杜凤治处理公务，可随

    时就近请示城内的各级上司，无须过多顾及士绅意见。他任南海知县时

    的两任总督瑞麟、刘坤一，都曾面谕他不必害怕士绅。

    在省城的西关，官绅关系与在老城区相比又有微妙的差别。

    如前所述，清朝时期广州的政治中心在城墙内的老城区（包括内

    城、新城），但商业中心则在西关。如果按照今天“城市”的概念，西关

    自然属于广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清朝，尽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西关

    也属于省城，但它却完全处在城墙以外。西关本由乡村发展而来，始终

    没有建筑城墙，繁华的商业区与乡村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在明末清

    初，西关尚属郊区，“逾龙津桥而西，烟水二十余里”，到了清朝中期，

    西关才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著名的十三行就在西关。到同治、光

    绪之际，“绅富初辟新宝华坊等街，已极西关以西”，光绪以后西关继续向西拓展。 [61]

    在内城，城市治安基本由官府直接负责，但在西关，只有南海县

    丞、西关千总两名级别不高的文武官员常驻，故西关有普遍开办团练之

    惯例，主其事者是西关的绅商。在老城区，大绅士更多在文教、公益等

    方面发挥作用。越华、越秀、应元、菊坡等“课士、讲学、习艺”的大书

    院设立在老城区，山长都是著名大绅，督、抚等高官会定期到这些大书

    院巡视、监考，对山长都予以很高的礼遇。同治十二年，瑞麟65岁大寿

    宴请官绅，卸任在籍的原广西布政使康国器、原江南道台（曾署理布政

    使）梁佐中的座位都排在四大山长之后。 [62] 广东最大的义仓惠济仓，

    由应元书院山长史澄、菊坡精舍山长陈澧总理，但“西关绅富言：义仓

    之款，溯厥由来，还不是我们西关人捐的”， [63] 所以，西关绅商对义仓的管理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广州的城市布局，一定程度上造成士绅势力集中在西关。因为官绅

    之间需要合作，但也有矛盾与冲突，官府势力相对薄弱之处，就会留给

    士绅更大的权力空间。所以，很多在籍大绅不住在内城而住在西关，省

    城绅商的议事中心和“公同办事”的公局也设在西关的文澜书院。文澜书

    院是嘉庆年间以十三行为主的绅商捐建的，开始时也有讲学、习文的功

    能，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只是省城绅商集议和办事的处所了。文澜

    书院大绅梁纶枢、伍崇晖、马仪清均来自十三行家族。此外，一些外地

    士绅也侨居在西关，如顺德人、探花、在籍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和高

    要人、原河道总督苏廷魁等。李、苏与十三行家族士绅有矛盾，苏廷魁

    就曾向总督刘坤一表示，对梁肇煌（在籍顺天府尹，梁纶枢侄）“目中

    无人”非常不满。 [64]

    同治、光绪之际是广东绅商世代交替的时期，由于丝业的初步发展

    带动了广东商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绅商逐渐初露头角，省城九大善

    堂之首的爱育善堂在同治末年建立，商界的“集成行会”七十二行也在这

    个时期开始成为全城商界的代表。 [65] 西关新兴绅商便与居住于西关的

    外地大绅交结，对抗原来十三行家族的绅商。日记称，梁肇煌以李文田

    非西关土著排挤他，李则与爱育善堂绅董交好，官府如果信任梁而不信

    任李，爱育善堂就不踊跃捐款。 [66] 因为刘坤一曾任江西巡抚，其间李

    文田任学政，两人共事过，刘坤一很支持李文田出来办省城之事。日记

    还提到，西关绅士多不睦，同一家族士绅亦各具一心。 [67]

    广州是富庶的大城市，其中有大量可供权势者谋取的利益，官绅在

    广州也常出现“争利”的情况。光绪三年四月，北江石角围决口，威胁省

    城的安全，省城的各级官员和大绅一再开会讨论修堤之事。丁忧在籍之

    顺天府尹梁肇煌主张立即开局办理维修石角围之事。总督刘坤一开头不

    赞成，因为他担心士绅借此向居民收捐。杜凤治报告说，西关绅士想抽

    房捐、铺捐已非一朝一夕，总督刘坤一和知府冯端本都指示杜凤治要设法防止西关士绅宣称奉总督谕征收铺捐。 [68]

    佛山位于南海县境，晚清时是广东人口仅次于省城的大城镇，有佛山同知、五斗司巡检、都司、千总四个文武衙署。在清中叶以后，佛山士绅控制的大魁堂主管了佛山祖庙尝款以及公益事业的开支，并议决乡事。同治年间，大魁堂管事的有王福康（候选道，按察使衔）、李应棠（在籍知府）等人。 [69] 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有时也要同佛山士绅打交道。

    城镇街道有街正、街副，州县城也如此。杜凤治在四会任上的日记写到街正较多，下面以四会为例做些分析。

    四会县城不大，全县城就只设立街正一人、街副一人。原先四会县

    城十七街街正是“六品顶戴蓝翎附贡生徐名诰号麟堂”。 [70] 但徐诰年已

    80岁，“且钱一入手即不忍拿出，口中尚说赔垫，以故众心不服”，各店

    递禀公请廪生李方鉎做街正。 [71] 杜凤治认为李“人品尚端谨，众所悦

    服，可以接办。予因此决意退徐用李，谕签押明日即将徐诰及东门各铺

    呈禀批出。”与此同时，“徐诰递呈退街正”。 [72] 徐诰、李方鉎都是正途

    出身的绅士（徐的贡生是捐的，附生则是考的），两人的进退都经由县城及近郊铺户递禀，知县决定后再批准辞职或接任。

    新街正李方鉎接任后来见杜凤治，讨论了县城查夜问题。李还表示，他将与徐诰不同，“只办街中公事，不经理银钱，银钱另有人经手”。 [73] 稍后，因需铺户凑钱建一棚厂供驻守之安勇驻扎，李方鉎表示纠集搭棚厂的钱有困难，杜凤治托人传话：“扎勇亦为保护街坊各店居民，非我们私事，为街正而不能纠钱，安事此街正为？”[74] 因桥东地保李绍泰被窃，杜“批交捕厅协街正李方鉎详查密察，为之调处息事”。 [75]又有一次，一间杂果店发生纠纷互控，杜“判令街正李方鉎会同街副将伊等帐目清厘，应着落何人，迅速禀复再行核断”。 [76]

    从日记的记载看，杜凤治把街正李方鉎、街副李显廷（监生）都视为四会的重要绅士，予以相当礼遇。但委派他们所办事项似乎不及乡村地区局绅所办的重要。

    在南海知县任上，可能因为其他公务繁忙，日记对省城街正副的记

    载很少。同治十年，南海县署附近的马鞍街发生劫案，街众拿获案犯一

    名，是汉军旗人，送到安良局，安良局知道是旗人便不肯收受。旗营官

    员请求街众将疑犯交由旗营自行处置，街正、街副均不允，乃将案犯解

    送南海县衙。 [77] 从此案可见，省城街正副拥有一定权力。其时旗人特

    权地位虽仍存在，但官、绅、民都已经不甚惧怕，反倒是旗营官员不得

    不低声下气求街绅和街众高抬贵手。同治十一年冬，巡抚命清查各街祠

    堂、书院、旅店、烟馆，按察使与杜凤治商议，待街正、街副选定后再

    全城“挨查”。 [78] 两人也是考虑到没有街绅的配合，“挨查”是很难进行的。

    二 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

    （一）州县官与士绅的一般关系

    州县官代表清朝治理一方，绅为官民中介，州县官本身具有政治、法律权威，又通过考试、教化、祭祀建立和强化在绅士中的文化权威，还以各种手段驾驭、笼络，对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予以鼓励、授权，听取他们对地方事务的意见。另一方面，州县官对下层士绅可以拘押，可以向上司详请斥革其功名。

    局绅的人选要经州县官批准任命，杜凤治有时还直接指定公局的首事绅士。州县官向公局颁发“局戳”（木制印章）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公局比较正式的文书（如对州县官的禀）要加盖局戳。州县官与公局之间的文书往来也参照衙门行文的规范，命令局绅办事用“谕”，局绅的回复、报告用“禀”。如杜凤治再任广宁，到任不久即在各乡村贴告示，又“谕绅士团防、保甲、交匪，谕帖亦每乡一份”。 [79] 告示是对全体居民的晓谕，谕帖则相当于专门对局绅的命令。

    杜凤治下乡催征、缉匪，所到之处都会接见当地局绅和绅士，官绅

    相见的礼仪也参照官场的做法。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杜凤治到罗定的罗

    镜墟催征，“众绅上手本，分两班见”，“均不令坐”，杜凤治命将未能按

    上次承诺催完本族钱粮的张姓绅士六人收押，又申饬其他催粮不力的绅

    士，待众绅表示畏惧后方“让之两边分坐”。 [80] 局绅有事求见州县官，

    也如同下级官员见上司那样要送门包。同治六年七月，广宁局绅严凤山到县衙缴交剿匪费用400元，门包也要40元。 [81]

    在多数地方，州县官下车伊始就要拜会当地绅士首领，首任广宁

    时，接印后连续三日与广宁绅士拔贡何瑞图、举人陈应星、举人冯毓

    熊、同知衔杨承训、道衔陈应芳等互相拜候。 [82] 再任广宁时，尽管此

    前同广宁绅士有过节，但接印后次日仍拜候绅士（多数绅士表示客气挡

    驾），还特地出城拜候新进士杨桂芳。 [83] 在广宁、四会、罗定任职

    时，杜凤治接印前手头已有当地同僚、主要绅士的“官绅单”。如署理罗

    定时，“官绅单”除列出文武官员外，还有“安良局绅士梁以文、黄亨

    衢、王寓辰、苏应春、陈殿镛、黄燎炘、黄暾林、谭肇章，德义祠理直

    绅士赖洲、陈荣时、彭肇庄”。 [84] 所以，杜凤治未到任即已对主要士绅有所了解。

    在多数情况下，官员以正途出身的“正绅”为依靠对象，尤其依靠公

    局局绅。州县官会以召见、接见、公私函件往来等方式与士绅商讨公务

    及其他事务。如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罗定州局绅黄贯槎、陈晓阊便

    衣请见，同杜凤治商量了五件事：一、陈永义控梁子佐案，梁实理屈，

    兹判令充公，饬局绅饬梁子佐缴银；二、令黄亨衢等转谕县试雇请枪手

    之黄某：如捐助桥工，不仅不追究，且可与学政关说令其子入学；三、

    商议落实《帮助育女章程》；四、查复总督札谕本州办理义学情形；

    五、托以附城粮务。 [85] 这次讨论的问题涉及粮务、司法、考试、教

    育、桥工、救济等多项事务，官绅之间的讨论相当坦率务实。

    做地方官者，本人无不注重“民望”，上司对州县官的评价也是如此。一般庶民百姓文化不高，同州县官很隔膜，也难有表达对官员态度的途径；而地方士绅不仅有较多机会接触州县官，且有表达态度以及扩大影响的办法，因此，一个州县官的所谓民望，基本上就是本地士绅对他的评价。清代曾任知县的何耿绳说：“凡绅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86] 杜凤治很介意绅士、县民对自己的评价。日记中不厌其详记载了不少绅、民的奉承话以及绅民所送万民伞等礼物。如同治七年十二月四会绅士致送德政匾额、高脚牌、万民伞等物的细节，详细记下参与此事的绅士姓名、印象。 [87] 又如同治九年六月，他在潮阳县当催征委员，因为不甚暴虐，当地绅士写了几首诗为杜凤治歌功颂德，尽管杜自己也认为“诗均恶俗不佳之至”，但也在日记里全文抄录。[88]

    州县官也会注重去职后或身后之名。一般州县官虽难有机会进入皇朝的正史，但有可能在地方文献留下记录。而一个州县官在方志中的形象，基本上是由他与当地士绅，特别是与当地士绅领袖人物关系决定的。多数州县修志虽以州县官做挂名主持，但实际撰写的都是本地士绅，方志就反映了他们的集体记忆和评价。

    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州县官，杜凤治在处理与士绅关系方面可谓费

    尽心血（尤其是首任广宁之后），如广宁举人何瑞图，杜凤治私下对他

    评价不高，但何毕竟是在当地士绅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中举人后到各地

    祭祖牟利，不幸落水溺亡。其时杜凤治已调署四会，但当何瑞图棺柩路

    过四会时，杜“为之封船、拨役、发口粮送之东乡，人皆哄然传颂”。 [89]此举在广宁、四会士绅中赢得不少好感，对杜凤治后来再任广宁有一定助益。

    州县官有时还得冒着一定风险支持地方士绅。同治十年八月，南海

    石湾士绅通过安良局报来一宗抢劫案，称拿获十余名“劫匪”，乃缉拿私

    盐扒船之巡丁。 [90] 经调查，巡丁均系夜间在村内捉获，勇丁夜间入村

    本违法违规，就算确实是入村查缉私盐，事先也应该知会地方官。杜凤

    治知道，这是一起棘手案件。如果案件定为巡丁抢劫，案犯有可能被就

    地正法，缉私官员至少也要撤任。如果不是抢劫，石湾士绅则要反坐。

    但在南海县审讯过程中，石湾士绅态度非常强硬，而巡丁一方的供词和

    证人的说法都漏洞百出。盐运使钟谦钧偏袒缉私官员，要求杜凤治向士

    绅施压，让他们承认误拿勇丁，承诺不追究其误拿之罪，就此了事。杜

    凤治知道士绅们不会答应，就示意他们上控，士绅说如果上控，就不得

    不把知县也控告在内。杜凤治表示：“不妨尽言予审断不公，有心护庇

    绅士，官官互相照应，愈说得利害，愈为予卸火，绅等亦不必到案

    矣。”[91] 石湾士绅就按照杜凤治的提示办理，杜凤治推卸了责任，案件转由广州府谳局审理。此案的巡丁明显违法，人被捉获，缉私官员、巡

    丁在审理中的表现又太愚蠢，村里即使曾有私盐，证据早已消弭，石湾

    士绅处于主动地位。杜凤治在得罪盐运使钟谦钧和得罪士绅之间面临着

    选择，他没有按照盐运使意思去做，肯定做过权衡：盐运使毕竟不是

    督、抚、藩、臬等“正经上司”，对自己仕途难起关键作用，得罪了大不

    了受些气。但如果按盐运使意思向士绅施压，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士

    绅不会接受，而南海的士绅盘根错节，背后的势力多大、何人会介入难

    以预测，一旦事情闹到不可收拾，自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最聪明的办

    法是对士绅表示同情，再设法把这个案子推走，杜凤治做到了。在南海任上，杜凤治官做得比较稳，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他善于处理官绅关系。

    （二）士绅协助维持地方治安

    杜凤治两次任广宁知县，下车伊始所发的告示，都称“学校、征输、听断、缉捕为四要务”。 [92] 相比较而言，维持治安（缉捕）大概是州县官对士绅最为依靠、责成最重的一项。

    杜凤治再任南海时在劝勉各乡团练的手谕中称：“必须绅耆和衷办事，若责成于官，即化亿万千身，又如何遍历一村一乡而保护之？……绅耆中之良者，务期互相联络，乡村中绅耆有通贼为内诇、作米饭主，或民人中有素不安分常出为贼者，密禀官长，协力捆缚除灭，一面立法团防，有备无患。”[93] 州县官无法随时保护各处乡村，各乡绅耆就必须同官府合作维持地方治安。

    公局本以防卫为主要职能，很多公局还办了团练，在官府监督下士

    绅掌管了有一定规模和训练的常设或半常设武装。清王朝平时不允准跨

    州县的大团练，在杜凤治任职之州县，通常是数十人最多百余人的乡镇

    级团练。公局即使没有常设的团练，也会有零星的更练、局丁之类武装

    人员可实施防卫、缉捕等事务。前文提到，杜凤治两任广宁两次亲自率

    队会营的大规模缉捕都依靠士绅的武力。杜初任广宁缉捕谢单支手时，

    程村绅士职员伍蕃昌、秦崀绅士军功黄国芳“各有壮勇五十名候调遣”。

    [94] 在该地，一个乡镇士绅统率的壮勇比一般巡检司的弓兵多得多。杜

    再任广宁围捕黎亚林等人时，周边乡镇绅士发动的壮勇达八九百人，而且在官勇赶到前已将匪首黎亚林等人捉获。

    州县官对“正绅”建立、掌管的武力都会予以鼓励、支持。杜凤治初任广宁时，与四会知县雷树镛商讨缉捕事宜，两人都认为“如欲留兵防守，难乎为继，唯有令绅士团勇防剿”。 [95] 杜凤治在任职的地方都要求士绅设局、团练，并为之制定章程。例如，他率队到广宁县石狗缉捕著匪谢单支手，79岁的生员陈天宠等来谒见，传各铺户谕话：
    嗣后不论白日黑夜，如闻鸣锣报警，大铺出二人，小铺出一人，预备器械、灯笼，与书院丁勇齐心防捕。如避差不出或迟到，大铺罚制钱一千文，小铺五百文，倘不受罚，禀知加罚。居民人等除老幼外，所有丁壮齐出协助，均听书院总绅士陈天宠调度，又发朱谕交陈天宠转谕。又谕陈生：书院团勇仅二十人，恐不敷用，宜再团集四五十名，谢匪意存窥伺，不可不防。 [96]

    有官府的鼓励、支持，办团绅士就更有合法性，更容易解决增加团勇、征收经费、购置火器等方面的困难。

    州县官对士绅在缉捕盗匪过程中的各种违法甚至滥杀行为会采取宽

    容的态度。同治五年十一月的缉捕行动中，曲水铺绅士温良华等称，昨

    晚三更有贼匪80余人抢掠绸铺，以炮轰死一人，生擒二人，将二人及轰

    毙者首级来报。温良华以路远无轿为理由请求知县免于验尸。杜凤治立

    即起疑，坚持即使步行也要去勘验。次日，又得到报告称，另一名劫匪

    黄亚自亦被获，而典史张国恩接着报告，该处绅士以担心押解时路上疏

    失为由，已将黄亚自杀死。擅自杀死已捕获的疑匪，既违法也违背常

    理，杜凤治就猜测其中可能有隐情，杀人是为灭口或仇杀都有可能，甚

    至被杀者是否真为黄亚自也很难断定。但温良华、陈天宠等士绅在缉捕

    过程中非常合作，作为知县，杜凤治犯不着为一个疑匪被杀而破坏同士

    绅的关系。他决定只要动手杀人者与主使者及各绅士出结保证死者“实

    系黄亚自”，“恐其遁逸或被抢去，以此杀之，并非有仇，亦无他意”，

    尸亲领尸时也具结“黄亚自一向为匪，死当其罪”，就了结此案。并令典史把“姑不深究”的处理原则在勘验前转告各绅士。 [97]

    在大规模清乡行动中，绅士的参与更必不可少。同治十一年副将戴

    朝佐、候补知府林直到南海、顺德一带清乡，康有为的祖父、连州教官

    康赞修以南海西樵绅士的身份同去，戴朝佐认为：“（清乡）不可无本

    地绅士，以其深悉其人，熟识各乡绅耆也。”[98] 光绪三年四月，九江著名绅士明之纲等通过省城的安良局告急，要求再举办大规模清乡。杜凤治嘱咐安良局局绅陈朴请明之纲等“先将匪名查明，其米饭主、包庇各姓名亦查记，以便一到责成交匪”。 [99] 是年秋天，广州府为举办清乡，知府决定亲自召集两首县、四营将及大乡局局绅先面议办法。因为担心

    清乡兵勇出发前盗匪会闻风逃逸到港澳，所以“先令局绅各抒所见，或

    先捆送，或设法羁绊，俟官往拘，或悬立重赏，商定后行”。 [100] 不

    久，康国器、明之纲等南海著名大绅应邀来到省城参加会议，“各绅各

    呈章程，本府与诸君商议酌定”，明之纲等提议杀掉著匪崔亚芬。广州

    知府本以其年纪太轻拟从宽礅禁不杀，杜凤治向众绅说：“你们各必欲

    办之，到府中递禀可也。”[101] 后来就按照士绅的建议将崔亚芬处决了。

    地方上，防卫、调查、缉捕、羁押、拘传、初审、解送等很多事项

    是由公局的绅士承担的。同治六年，杜凤治在广宁森洞验尸后，除签差

    缉拿杀人凶犯外，“并谕林芹香、欧春潮等就地绅士协同兜拿，恐其日

    久远飏”。 [102] 重任广宁知县不久，杜凤治便向局绅陈应星索要“逃往德庆、高要各著匪姓名、乡村，以便行文移缉”。 [103]

    州县官经常会责令绅耆“交匪”，所交之“匪”很可能会被“就地正

    法”，所以，绝大多数“匪”不会自动投案。而既然是盗匪，必有一定拒

    捕能力，并非一般绅民可以轻易将其控制。日记很少记载绅耆是用什么

    办法把“匪”交出的，但相信部分是依靠公局团练的武力，部分或用欺骗

    手段，很多情况下所交出的“匪”只是犯有一般过失的贫穷乡民甚至是无辜者。

    为使士绅交匪，杜凤治常会采用各种逼迫手段，日记中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如同治六年，为拘捕抢案匪首程三苟、程二饱，杜命差役将

    厚街村程姓绅耆程爵官等四人传来，“责其交出三苟、二饱及全案控

    匪，将程爵官等三人交差，释一人回，指定回军要人，否则焚毁村屋，

    玉石不分”。 [104] 同治九年，杜凤治扣押罗洞绅士罗绍安、邹福昌，要

    求交出著匪罗启始释放，后由陈应星等担保暂释。 [105] 局绅陈应星报

    告，荔洞水曾村乡匪徒曾连英、曾子英、曾麻子饼三人是妙村著匪谢仲

    关凶伙，行劫多次，请求杜凤治密谕该乡绅耆曾友光等设法拿获捆交到

    案，如敢迟延，即治以庇匪通匪之罪。杜凤治即亲笔朱谕转交陈应星派

    人送交该处绅耆，限五日内立将曾连英等匪交到。 [106] 不久，曾村绅耆便把曾连英、曾麻子饼解送公局转送县衙。 [107]

    杜凤治规定各族各乡“捆送”盗匪的人数达不到数额，即遭申饬甚至惩处。对士绅要求保释的疑犯，只要不是“著匪”而士绅又出具书面保结，就予以释放。对士绅“捆送”或“保释”的人，杜凤治一般不甚关心证据是否充分。例如，同治六年永泰铺绅士来保兵勇捕获之两人，“肯交出四匪换此二人去”，杜凤治立即批准。 [108] 广宁局绅陈应星还向杜凤治建议，士绅“交匪”后，“如匪家父、兄、妻、子前往绅耆家挟诈图赖，除严密访拿外，准绅耆捆送惩办”。 [109] 这就使士绅“交匪”时更无顾忌，即使冤枉，被冤者的家属也很难申诉。

    除缉捕外，绅耆平时在本乡本村亦行使维持治安的权力。如同治九

    年十二月，广宁江屯酬神演戏三日，粮站门口灯笼上的字被人挖去，又

    发生了会真堂抢案，杜凤治除命令地保、更练查灯笼挖字之人外，“下

    谕饬差至江屯禁戏，并谕绅耆何不先禁，何以不禀？”又“谕团练顺查会

    真堂案由”。 [110] 绅耆可以自行决定禁止演戏，如果禁不了也可以禀报

    知县。抢劫案本应由知县派差役侦缉，但知县会谕令、授权公局查案。

    州县官经常依靠绅耆制止械斗、禁止赌博。光绪元年，罗定太平乡

    陈、彭二姓为争庙基事将要械斗，杜凤治除签差会营拨勇前往弹压

    外，“并谕练绅陈宗虞、彭肇庄、梁附周、周荣光等（尚有陈万基、彭

    松年又参入）调处息事，如滋事端，唯绅等是问”。 [111] 光绪三年，南

    海梧村、河滘乡因排水水道问题械斗，杜凤治“连日邀集两边各乡村绅

    耆到公局劝喻立约永远不得械斗”。 [112] 康国器曾与按察使周恒祺言及

    南海乡间赌博严重的事。周回拜康国器时说：“官何能禁赌？官到皆

    逃，官归仍赌，倘绅士及司、汛文武官不收规自无赌。绅士更着重，一

    村有一村之绅士，各自严禁自然绝矣。”杜凤治对周恒祺说，禁赌的

    事“看九江主簿属便知，绅士明立峰办局务最公正，即禁大弛时该处亦

    无赌，绅民自禁也”。 [113]

    在南海这样的大县，知县更是把维护治安的事寄托在士绅身上。再

    任南海时，杜凤治草拟了一份两千数百字的“密谕各乡村堡绅富衿耆弭

    盗御盗简便易行一稿”。其中心内容就是号召“各乡村堡绅富衿耆”公举

    若干人为董事，“遵照本县所定御盗章程会商举行”，以弭盗御盗。 [114]

    杜凤治通过这种办法把部分维护地方治安之责“外包”给了士绅，又通过章程规定了士绅的权责、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

    （三）士绅与州县司法

    如果用今天“诉讼法”的观念去看清朝的审判制度，法律明文规定最

    低层级的审判机关是州县衙门，只有州县官才有听讼的权责。但不少学

    者早就注意到，清代很多民事纠纷并不由官府审判，而在宗族、保甲、

    乡约等处得到调解和处置。这些学者对有关问题做了颇为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115] 在杜凤治日记里可看到大量民事纠纷案例，

    涉及田土、钱债、斗殴、婚嫁、家族、坟山之类。按照法律，受理词讼

    的应该是州县官，很多情况下州县官却交给士绅“理处”，当事人如果直

    接向衙门提起诉讼，州县官会要求他们先“投局”，直接到州县衙门告状甚至被视同越诉。

    杜凤治在收呈日往往会收到二三十张状纸，如果是涉及宗族，通常

    要求告状者“投族”，由族绅、族老主持调处，或根据族绅的意见处理。

    如果是其他纠纷或案件，则会谕令局绅或当地绅耆理处。对一般民事纠

    纷或案件，杜凤治经常下谕“邀公正绅士出来理处”，如同治六年广宁的

    几个争山案，他就下谕请拔贡龚经贤、生员江汝舟等理处。 [116] 同治九

    年十一月，杜凤治命当地江姓绅耆理处扶溪江昆聘与江清源争山案，判

    词称：“扶溪绅富耆老最多，生长于斯，必能深悉，着秉公查明详禀，

    以凭复断。抑或两造绅耆均同一本，念切同宗，绅等为之公平调处了

    结，则更简捷。”[117]

    民间租佃纠纷是经常发生的事，日记虽记载有租佃案件，但不算

    多。有实力的士绅地主自可依靠本身力量催租；中小地主遇到欠租，若

    走诉讼一途，催回的田租很可能弥补不了打官司的花费。对租佃纠纷，

    州县官通常也会交由宗族、公局绅耆处置，或根据绅耆的禀复做出判

    决。且中小地主与佃户的欠租纠纷，数额一般不会太大，属于“钱债细

    故”，多数就会在宗族、公局解决，不需要告到州县衙门。

    州县官没有足够的人员与资源对各种案件都进行调查取证，而且，

    即使派出书吏差役，也不能保证他们秉公办事和有能力查清案情，更难

    预测的是当地士绅对案件的态度，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士绅调查，

    依据士绅的意见判决。同治七年，四会乡民邓世信与骆仁凤争田争山，

    经几次审理，两造反复相争，最后的处置是“判仍遵前断饬差协绅丈

    量，并令该处廪生罗元华等秉公体察，拨冗悉心确查禀复核夺”。杜凤

    治把丈量田土的责任交给绅士，差役只是协助，而且明确表示将会依据

    廪生罗元华的禀复做最后的判决。 [118] 次年，杜凤治在四会审理一宗钱

    债案，债主提供了欠单做证据，但被告否认欠单是自己所写，杜凤治无

    法判断真伪，只好“判令延请就近无论四会、广宁有公正绅士本县所素

    心信者前来证明真假，再行比对笔迹核断”。 [119]

    乡民有纠纷会首先“投”士绅要求理处，根据宗族、住地会投不同的

    士绅，但士绅的理处也会有偏袒。当事者对局绅理处不服，有时也会上

    告到州县衙门，但州县官在复讯时仍不可能很快弄清案情，最后往往还

    得再令士绅理处，或根据他们的禀复判决。同治九年，广宁县民欧冠麟

    与梁觐光争山，绅士理处后不能平息纠纷，于是告到县衙。杜凤治验契

    后认为梁觐光情虚，“详细判斥令悔过具遵”，同时“谕绅耆冯绍远等

    （欧经投），李国达、黄卓时等（梁经投）两边开导劝谕销案，如梁姓不遵，限二日内禀复候复讯断结”。 [120]

    无论按照当时还是今天的法律观念，公局局绅的处理均非法定的审

    判，只是接受知县的“谕饬”调解纠纷，但公局的处理结果具有一定强制

    性。各级公局俨然成了调解、审判的一个层级。知县以“谕饬”的方式委

    托公局调查、调解、处理案件，局绅必须遵照执行，不可推卸。如同治

    十三年罗定州枫梢寨梁宽杀妻一案，梁姓绅耆、族老无人愿意出头作

    证。杜凤治便命局绅黄亨衢“作函与该处及附近村庄各绅耆即速出来秉

    公据实禀明，以便提犯研讯，如再观望不前，请将各绅耆姓名开来，本

    州按名严传，自取扰累”，黄亨衢立即作函叫各绅按知州所谕公禀。 [121]

    士绅实际上获得了民事案件甚至部分刑事案件的调查、调解、仲

    裁、初审（甚至审结）的“合法”权力，有时，士绅甚至以调解名义处置

    涉及人命的案件。杜凤治再任广宁前，岗边村因赌债纠纷，打死3人，

    前任知县曾灼光“急欲了事”，委派局绅陈应星、严凤山调处，岗边村允

    诺出200元，“尸亲”则要求200两“方肯允息”。杜凤治接任后仍默许士绅

    继续调处，只是表示：“予不管此，唯待你们十日，为日太多恐干上

    诘，十日外不息，亦只可代曾官报出去矣。”[122] 可见，即使是涉及3条人命的大案，且官、绅、民都知道案情，仍可出钱私和。知县完全委托士绅调处，其间知县、士绅获取好处是完全可能的。

    在战乱时期，官府甚至默许局绅处决人犯。在19世纪50年代平定洪

    兵起义时，顺德县的公局拘捕了“贼匪”一万三四千人，大部分在县城以

    及各乡处死。 [123] 在非战乱时期，也有个别绅士敢擅自杀人。如南海县

    石湾乡的局绅吴景星，就曾决定私刑处死一名嗜赌并殴打母亲的族人。

    [124] 公局虽没有依法判决、执行死刑之权，但因为拥有武力，会在抵

    御、清剿、拘捕盗匪时杀死嫌疑者，地方官对士绅在缉捕盗匪过程中的

    各种违法甚至滥杀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已如前述。

    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监羁关押了不少已有口供，但无事主指证，

    或者有供又翻的盗案疑犯。总督瑞麟主张对盗犯从严，获取认罪口供即

    可杀。巡抚张兆栋不以为然，按察使张瀛建议由两首县写信给各

    县：“如有犯供而无报案者，不得以查无报案率复，必须详查实在，令

    该处公局绅耆禀复方准照办，如逾两月限不查复，即作讳盗论。”

    [125]

    因为审讯盗犯必用严刑，有口供即杀肯定会有大量冤案，张瀛的意思是

    要有公局绅耆的禀复才可以定罪，公局的禀复就成为决定疑犯生死的重

    要佐证。

    从日记看，案情稍重的嫌疑人的保释也要有士绅出面。同治六年十

    月，郑绍忠带勇在广宁一带清剿，在妙村捉拿到谢亚胡、陈亚进二人。

    妙村绅士谢廷琮、陈朝显、陈进魁来保，杜凤治“面问二人向安顿否，

    佥称向不为匪，即交与三绅带去”。 [126] 次年，四会的一宗抢劫案中捉

    到榨油之郑亚添，更练指郑是匪，但审讯时郑亚添不承认，该处绅耆一

    再联名请保。绅耆中有文生员胡必康、武生员何昌彪，杜批令胡、何二

    人先到学官处验明是否冒名顶替，是否真为生员。确定两人是生员以

    后，杜即将郑亚添提出，对胡必康说：如果日后同党供出、查实郑亚添

    有罪，你们就有滥保盗匪的罪名。胡等出具的甘结也写明“如滥保甘受

    罪请办”字样。杜凤治就将郑亚添交给党正谢成德及胡、何两人，在场

    还有党副赖道忠，具体保领郑亚添的是地保赖道盛。 [127] 郑亚添虽有更

    练指攻，但杜凤治还是相信生员胡必康等人的担保，把郑亚添释放。此

    案反映了绅士保释良民的一些程序。

    在州县，士绅的意见往往是决定盗犯生死的依据。杜凤治再任广宁

    时，与前任曾灼光（华溪）的幕客李竹泉有一段对话，杜曰：“华溪拿

    到土匪有钉死者，有站死者，有解府者，何以异乎？”竹泉言：“钉死、站死者皆局绅意，用以示儆。案经通报，不得不解，故死者三人，解者五犯，为此故也。”[128] “皆局绅意”这几个字很重要。州县官非刑杀人如与士绅意见不同，日后士绅向上禀报或支持受刑者家属上控，州县官就会有麻烦。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审理拐匪邱木泰、林亚旺两

    人，严刑之下两人仍不认供。杜凤治乃授意连滩绅耆、两姓族老上禀请

    求处死两人。绅耆、族老虽希望官府把两人杀掉，但又担心他们万一逃

    脱死刑被释放回去会报复，不敢递禀留下把柄。杜凤治便让晋康司巡检

    刘嵩龄（玉峰）转告他们：“予之必要绅耆、族老公禀者，亦孟子国人

    皆曰可杀之意也”，如果怕两人日后报复，就更应该联名禀攻。 [129] 此

    案中的邱、林二人没有口供，绅耆的禀攻就成为定罪的依据。有绅耆的禀攻，上送的盗案疑犯一般很难逃脱被“就地正法”的命运。

    就算不能按绅士的意见把禀攻的盗匪正法，也可以用其他办法置其

    于死地。明之纲曾开列“匪单姓名”请求将尚未认供正法者速办，但杜凤

    治回复说如果疑犯挺刑不认供，就不可以将其处决，“惟有日日严磨磨

    死之一法”。 [130] 后来杜凤治查核明之纲所送盗匪名单，发现名单内的

    盗匪很多已经“病故”。 [131] 盗匪都是年轻力壮者，监禁以后纷纷病死，

    监禁条件恶劣是一个原因，而其中一部分估计是故意“磨”死的。

    （四）士绅与赋税征收

    在史学研究者以外的人群心目中，可能会以为清朝官吏主要逼迫农

    民（庶民）纳粮，但实际上清朝是向田土的业主征粮，而不管业主的身

    份。虽然很难找到有关清代庶民、士绅分别占有土地比例的史料，但就

    常理而言，士绅一般会比庶民拥有更多土地，尤其是在广东（捐纳门槛

    低，有钱的庶民不难捐个虚衔）。清朝对士绅并无钱粮豁免的优待，因

    此，州县官征粮的对象也包括士绅。在杜凤治笔下，州县官催征对象甚

    至主要为士绅，而且士绅还经常被责成汇征一族、一村的钱粮。

    按清朝法律，揽纳他人税粮属于违法行为，但又规定“其小户畸

    （残田）零（零丁不足以成一户）米麦，因便凑数（于本里）纳粮人户

    附纳者，勿论”。 [132] 清末，广东官府仍认为不可委托士绅征收，因士

    绅“平时武断乡曲，其行为与书差即无分别，若付以征收之权，势必恣

    意鱼肉，而挪移侵匿之弊且无所不至”。 [133] 然而，士绅早就参与了征

    收，从前文提到过的林谦留下的札记、书信，可知香山里长（士绅充

    任）早有轮流承担“督催”本图本甲钱粮之责，而粮胥、书总、图差在征

    收过程中还对里长敲诈勒索。 [134] 片山刚研究清代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

    论文，分析了宗族组织在钱粮征收中的作用，并指出：“换言之，珠江

    三角洲的图甲制，是以这种同族组织对族人的控制为基础施行的。”

    [135]

    片山刚并未特别关注士绅，但晚清广东士绅众多，尤其是南海这样的州县，能控制宗族的基本上是族绅而不是庶民族老。

    士绅与庶民花户一样，对钱粮征收既有延抗的动机，也不乏延抗的

    事例。晚清一些地方的抗粮事件，甚至由士绅带头。在杜凤治笔下，各

    地士绅乐输的罕见，延抗的则不少。如“广宁读书有功名人，往往藉以

    抗粮”，廪生樊树仪十余年从未交过粮。 [136] 杜凤治为征粮采取的缉

    拿、羁押、威胁甚至烧屋等手段，也往往以欠钱粮的士绅作为对象。江

    屯绅士江献图欠粮300余两，年底尚未完纳。杜凤治大怒，派“家人”李

    福带30名壮勇前往，杜交代说，如不将粮全迄，就把江献图带回，“如

    无钱并无人，过年不必归县，即在江献图家度岁可也”。 [137]

    杜凤治拿押欠户有所选择，如果拿押贫穷欠户，押不胜押，且威慑

    效果不大；如果拿押有地位、有影响的士绅则有可能惹来麻烦，所以，

    强制手段的对象主要是下层士绅。广宁生员樊树仪、樊树仁欠粮躲避，

    杜凤治悬赏捉拿：“无论绅民、差勇，有能拿得一名交案者，立时赏洋

    银二十大元，将二名全行拿交者，赏洋银四十大元，人到即付不误。”

    [138] 悬赏数额不低的花红，是为了威胁其他欠户，尤其是欠粮的士绅。

    再任广宁时，杜凤治的侄儿杜子楢（师侄）与绅士冯寿山商量后对杜凤

    治说：“附城各村各姓钱粮最为紧要，亦最疲玩，年内不严催，出年无

    有矣。必须将不上不下之欠户严办一二，方共知畏，可望起色。”

    [139]

    于是杜凤治“令师侄带家人、书差亲往督催，拿到欠户叶思华、叶亦香

    二名，一经拿到，粮即清讫，可见家中有钱，有心抗匿，情殊可恶，虽

    经完纳，仍然提讯交押，治以有钱不完粮之罪”。 [140] 在南海时，杜凤治也谕令粮差：“完户疲玩，准锁拿押追。”[141] 押追的对象包括士绅。上文提及催征时的革功名、封祠堂、锁木主的做法主要也是对付绅士的。

    杜凤治在自己任官的所有州县，都会谕令、逼迫士绅协助征粮。他

    首次任广宁到任不足一月，传见绅士陈天宠、严凤山等人，“谕以曲水

    铺新旧银米着落该绅等往催，必须新旧全讫。予捐廉办公非为己私，钱

    粮上司催解甚急，予以寒士作令，不能为汝等赔垫”。 [142] 杜凤治有生

    以来第一次以州县官身份下乡催征，就把钱粮的着落压在刚认识的士绅

    身上，还说了一番坦率的话，这说明谕令士绅催征是广东州县官的惯常

    做法。在石狗，杜凤治又谕令局绅严凤山“代为催粮，并令酌保一二公

    正绅耆各处帮催”。 [143] 到附城一带催征时，杜凤治在各村先后召见

    杨、陈、林、周、冯等姓士绅，对秀才杨宝珊、杨作骧说“予今将大雾

    寨一村银米均交二公身上”，限10天完纳；廪生周宜绳等4人担保“合族

    完纳不迟”。 [144]

    杜凤治着重要求族绅、局绅、大绅协助催征。南海九江著名大绅明

    之纲深受杜凤治敬重，杜“时与通信，托伊帮催钱粮”。 [145] 杜凤治也曾

    亲自写信给佛山大绅梁植荣、李应材，托其协助催征。梁、李复信说明

    两家全讫外，会向各亲友致意促其完粮。 [146] 南海“银米大半出于大

    家，往往宗祠中公业为多”， [147] 收粮更要依靠士绅，特别是掌管尝产的族绅。

    士绅协助催征是不可推卸的，不管本人是否欠粮，往往被责成催完

    合族、全村之粮，否则就会被惩罚。如广宁永泰卢姓欠粮者多，杜凤治

    就将卢姓一族之粮责成卢姓族绅兼永泰公局局绅、监生卢庆韶三日内全

    清，另一位局绅岑鹏飞为卢庆韶做担保。卢庆韶不可能清楚本族各花户

    欠粮情况，只能依据书、差所说去催，也并没有强制全族清缴的本事，

    他禀报“本家人多，粮亦零星，人心非一，不肯听从”应是实情。杜凤治

    就决定亲自带人再到永泰催征，烧欠抗者之屋，要求卢庆韶在场指引。

    但杜再到永泰时卢庆韶、岑鹏飞均躲避，只有局绅岑鹏翀（监生）、岑

    钟奇（州同衔）来迎接。杜凤治大为生气，就命将岑鹏翀、岑钟奇羁

    押，要等卢庆韶与岑鹏飞出来、“粮有起色”时才将二岑释放。 [148] 卢庆

    韶被责成催全族之粮，并被要求引领烧抗粮族人之屋；岑鹏飞因担保卢

    庆韶被追责，岑鹏翀、岑钟奇不欠粮，又非卢姓，只是因为也是局绅，

    且为岑鹏飞族人，也被无辜羁押。从此事可见催粮时对士绅责成之泛、株连之广。

    在罗定时，杜凤治为催征陈姓粮召见陈姓绅士陈彝德、陈彝教，对

    他们说了一番话，大意是“陈姓人多，官安能人人与言”，只能向有功名

    之人要粮，我是给你们面子，换了别的厉害州官，把你们收押，到时你

    们仍不得不清讫。 [149] 一个多月后杜凤治再见到陈彝教，陈解释说欠粮

    多的陈永春户“系五服外之本家”。杜凤治对他说：“我亦不管，既非你

    兄弟，你将此户的丁交出，我自押追他。”[150] 在榃白村，因陈悦来户旧欠甚多，就要人转谕例贡生陈鼎晋等完缴，陈回复说不是自己欠，是族中贫户所欠，杜凤治就说：“予安知伊贫户姓名？”陈鼎晋等人既不肯管，就发朱单拘传。无法逐一同花户打交道，所以就要责成族内有功名之人清缴，士绅收不到或不愿意承担就予以惩罚，这是州县官的逻辑，且不容分说。

    在催征中，士绅为何在多数情况下仍与州县官合作？杜凤治在潮阳

    催征时曾召集南阳郭姓绅耆训饬，说道：“读书人岂不知古什一之制

    乎？则是夏商周以来亦有完粮之事，历朝以来谁敢不遵？尔等人非化

    外，所耕皆国家之土，所居皆国家之屋，而竟以抗官为故常，抗官即抗皇上也，是情同叛逆也。”[151] 这些大道理士绅不能不认同。而不合作的士绅真的会受到惩处，仅在首任罗定时，杜凤治就以抗粮的罪名详革三名文生员、两名武生员。 [152] 而且，还有上文所写的种种逼迫手段。

    相对于缉捕、司法，征收是官、绅更容易产生矛盾的领域。士绅协助州县官征粮，是否也有回报？应该说还是有的。例如，杜凤治对催征、缉捕事务上合作的士绅都会更给面子，在讼事上更相信他们的意见，他们出面保释疑犯时会爽快应允，在县试出图排名时适当照顾他们的子侄，等等。因为包括征粮在内的几项重要公务需要获得士绅的合作，州县官对士绅在乡村地区的权势就必须予以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某些强势士绅武断乡曲。在催征这一具体事项中，士绅承担了责任，也有可能因此获得快意恩仇、优亲厚友的特权，甚至趁机索贿；有些有办法的士绅还会利用汇纳钱粮的机会牟利。

    （五）官、绅在地方事务上的合作

    各州县都有很多地方事务，如积谷备荒、兴修水利、赈济、祭祀、修桥补路等，既无常设经费，更无专管官吏，基本上靠州县官与地方士绅合作同办。杜凤治是个有心的地方官，日记记下了不少他与当地绅士同办地方事务的事例。

    积谷防饥是各州县官都要同绅士合办的要事。广东不少州县的义仓

    在咸丰、同治年间或毁于战乱，或不再储谷徒有虚名。杜凤治任广宁、

    四会时都与绅士商议过恢复义仓的事。广宁的义仓由举人陈应星主持，

    因陈是个能人，尽管其间弊端甚多，陈本人私入不少，但“伊在文昌宫

    西立仓务局已三年余，闻收款不少，谷亦买得不少”， [153] 在杜凤治任

    上算是把义仓积谷的事办成了。杜凤治与四会的绅士议论义仓之事，日

    久无成，他决意趁同治七年丰收谷贱时把此事办成，于是就指定四会富

    绅户部员外郎吴寿昌为义仓首董，并请吴“保荐公正能办事劝捐之绅士

    四五人”，杜凤治“按名往拜，或设席延请”，要求这几位绅士带头各捐

    出一二十两银作为义仓设局开办的经费，然后再“按田亩公派”。 [154] 办

    义仓是州县官必须办的一项地方事务，上司会下公文、派委员催促、检

    查，此事本与四会绅士切身利益有关，但最终还是靠杜凤治提倡，软硬兼施才得以推进。

    在罗定知州任上，因公务相对简单，日记所记同绅士合办地方事务

    的例子最多。有一次，杜凤治从罗平到太平，半途遇雨，道路即难以通

    行。杜凤治认为修理道路“便利行人固有司之责，亦近村堡绅富所宜为

    也”，“见各绅时以此谕之，谓其有钱打官司吝钱整顿道路，兹辈亦以为

    是，无言可对，唯唯而已”。 [155] 铺修道路本非难事，经知州这番指

    责，当地绅富应该会有所动作。而更大的工程，就必须地方官同绅士共

    同筹款兴办了。罗定州城东门外石桥头的板桥，“自嘉庆年间倾圮未

    复”，前任知州黄光周从绅民请，签捐兴工，工未及半，经费告匮，于

    是停工。杜凤治接任后想继续将桥修好，修桥费用尚欠二千两银，杜凤

    治便率先捐款，再在公款项下拨数百千文，还把多项罚款指定用于桥

    工，但仍不够，“又于各绅富家酌量劝谕”，终于使修桥工程再次启

    动。“一切鸠工庀材等事，仍责成安良局绅士前署龙门县教谕梁以文、

    候选训导黄亨衢等经理收支数目，职员黄乔炘督工，每月列折开报”。

    [156] 对罗定这个穷州来说，数千两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任知州都提倡并

    带头捐助，设法解决了经费，并指定局绅经管其事。官督绅办是类似工程的一般模式。

    杜凤治见到罗定男孩甚多女孩很少，得知系溺死女婴恶俗所致，但

    要设立育婴堂收养女婴则经费不足，为此，他想出了一个资助生育女婴

    家庭的办法，设立助育女婴公局，“令局绅黄亨衢、王寓宸、陈殿镛、

    黄暾林、黄燎炘、谭璧章总理其事，并请王寓宸、陈殿镛、黄乔炘专司

    其事，会同黄燎炘公定章程，并嘱立一捐簿”，“以便送与同城文武各

    官、绅士及南门外如当押暨茶桂行各从丰捐助”。杜凤治自己先捐200

    元，并将罚陈姓款200两拨入，又在章程上写上“每年则任此州者捐银一

    百元”，“各官绅商民亦照此每年捐银若干两”。对助育女婴公局的管事

    人的责任、酬劳等也做了规定。 [157] 杜凤治卸任罗定前向上司禀报具体

    办法是：“贫民生女实在无力抚养者，由婴长赴局报知，初生时给钱一

    千五百文，弥月时再给一千五百文，此后每月给钱三百文，周岁截止，

    或给人或自养，由本父母自便。如生女不报，仍然溺弃，责成邻族查

    检，按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卑职抵任已将两年，以无闲款可筹，迁延日久，至去冬始有成议，新正开办。”[158]

    顺治年间，罗定州州同金芳在南明抗清军队攻破罗定州时“殉难”。杜凤治莅任后知道金芳虽有本州绅民建立的祠庙，但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正式表彰，认为应该由当地绅士“查明据实禀请春秋祠祀并请赠爵予谥”。光绪元年六月，杜凤治请局绅黄亨衢等六人来讨论此事。黄亨衢等说已禀请两次，但“均被大宪衙门斥驳，书吏索费未曾给与之故”。杜凤治决心同绅士合作办成金芳立祠予谥之事，示意绅士再次上禀，自己在过年期间上省城再向督、抚、藩、臬等高官面禀此事。接着，他又同六位局绅讨论罗定送生员赴省城乡试宾兴酒宴之事，认为来赴宴的只有

    州城一带少数生员，不如把酒宴停办，把该项费用“添上一二十两为阖

    州诸生备买试卷”。局绅对这两件事都感到高兴。 [159] 支持绅士禀请为

    金芳“立祠予谥”可以提高本州士绅的荣誉感和认同；为应试生员支付乡

    试买卷费，全州生员都沾惠，而且知州派人统一代买，应试生员也可少

    受苛索。做这两件事出力、花费无多，但对密切官绅关系则很有帮助。

    在南海任上杜凤治也与绅士合作做了一些事。位于南海、顺德境内

    的桑园围，是西江、北江下游干流著名堤围，维护数十万亩良田。清代

    珠江三角洲面积迅速扩大，沿海沙田不断围垦，江水出海不畅，西江、

    北江遇上洪水，桑园围堤段就会出现险情，平时也要不时进行维修。光

    绪三年春夏北江大水，部分堤坝被冲垮。是年秋，九江局绅明之纲等绅

    士提倡趁冬晴水涸之际对桑园围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葺。桑园围本有

    巨额公款，但叶名琛督粤时已将该项公款挪用。布政使、广州知府认为

    全部归还堤围公款做不到，不过，可以把公款利息用于修堤。虽然大体

    上定了原则，但由何人牵头、何人具体负责、如何领款、如何施工，还

    需要官绅商量决定。明之纲应杜凤治邀请专程来到省城，送给杜凤治

    《桑园围总记》一部八本。两人计算修堤可以动用的利息有万余两银，

    但要修葺得坚固一点就要两万两以上，不足之数“于围内各乡村按田亩

    照向定章程，民视官发银数二成科派抽捐”。杜凤治将两人商议的结果

    禀报布政使，打算把自己到佛山查办私开闱姓店户的罚金万两用于补助

    桑园围的修葺，布政使表示同意。 [160] 十月间，明之纲等绅士趁赴省参

    加知府召集的清乡会议之便，也呈上维修桑园围的红禀（正式的申

    请）。 [161] 到十一月下旬，桑园围修葺开工。杜凤治为明之纲代领藩库

    发出的工程款项，又催促闱姓罚款尽快拨交修桑园围用。 [162] 因为十一

    月廿七日后日记停记三年多，所以后续情况未知，但经费既已落实，并

    已开工，此后的修葺应可继续。方志称“桑园围每领岁修官帑，之纲大

    都率先为倡”， [163] 这次也是如此。知县杜凤治与局绅明之纲关系本

    好，两人的合作是这次桑园围修葺工程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

    在南海任上杜凤治同绅士合作办成的另一件大事是清理佛山河道。

    流经佛山城区的汾江是运输要道，但隔一段时间就须疏浚，筹款施工难

    度颇大，加上城区商铺、住户往往在河道上搭建，拆除阻水建筑也会遇

    到阻力。佛山虽有文武四衙，佛山同知品级比南海知县还高，但因为南

    海知县是正印官，所以杜凤治出面要比佛山同知出面更有效。杜凤治首

    任南海时清河已开始，前后“时经六七年，款用十余万”。佛山绅士由梁

    植荣（春圃）、李应材（仲培）等组织清河公局，得到地方官的支持。

    杜凤治曾应清河公局局绅的请求亲临佛山，根据方志、石碑责令占河店

    铺拆卸让出河道，并要求各行商人捐银作为疏浚经费，不捐即不准在佛

    山营业，对态度强硬者甚至予以拘押。 [164] 杜凤治明知梁、李“太不避

    嫌怨，径遂直行，似乎倚官作势，以至怨声载道”，但仍出面为之勒

    捐、罚款。杜凤治在清河事将竣时不无自豪地在日记中写道：“大工冬

    月可竣，只我一人为彼作了多少人不能为之事，方有今日。”

    [165] 在大城镇清河涉及的利益很复杂，仅靠官力也做不成，必须有梁、李这种有地位又勇于任事、不避嫌怨的绅士同杜凤治这种比较强势的地方官合作才可推进。

    三 州县官与士绅的矛盾冲突

    （一）士绅对地方利益的争夺

    在维护清朝统治秩序这个问题上，官、绅基本上是一致的，官需要

    绅弥补官力之不足，就必须让士绅分享官员某些合法和非法的利益。士

    绅在乡村社会行使权力很自然会首先考虑本身的利益，公局局绅的行为

    有时也会超出州县官授权和允许的范围而侵蚀官权，甚至会对抗官府。

    在士绅力量特别强大的州县，官绅之间就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例如，

    道光三十年，东莞县防御公局局绅、举人何鲲被官府指责“武断乡曲，

    假公济私”，另一个局绅张金銮竟下令鞭打奉知县之命下乡催粮的粮

    差。知县饬令拘捕张金銮等局绅，但未能拿获。 [166] 东莞士绅由于具有

    经济实力和武力，所以敢于维护自己在地方上的利益，甚至挑战知县的征收、司法权力。

    一些弱势或糊涂的州县官有时会被士绅欺骗和利用。继杜凤治任广

    宁知县的是饶继惠，局绅陈应星请求饶将地丁、屯米减少，保证所有新

    旧银米全完，且于饶母生日时送匾、伞、牌等物，外送银三千两。饶继

    惠得到好处，便应允减收地丁、屯米，谁知陈应星并未兑现承诺，饶任

    上钱粮只收到六成，亏累过万。杜凤治认为他上了陈应星的大当。 [167]

    在四会，一些富绅组织了一个专门收买田亩的合发堂，“自红匪乱

    后田多出售，价甚便宜，故数姓有钱者公立此堂收买田亩，其垄断图

    利、鱼肉乡里、贪贱噬贫不问可知”，合发堂对官府的赋税征收显然有

    害，又会导致纠纷和诉讼，故杜凤治以“此等设局渔利，大干厉禁”，“饬捕厅查明封禁”。 [168]

    绅士各自设法维护、扩大自身利益，有时他们之间也会产生矛盾。

    四会县党正、武生谢瑶琮、谢瑶芳等设立租佃顶手，大致办法是业主如

    果把田收回另佃，“必要业主及新佃人每亩出顶手银一两几钱，以半与

    旧佃，半充公修庙”。四会大绅黄翰华、吴寿昌等40余人“指控谢瑶琮历

    来霸道武断，一乡听其指挥”，租佃顶手银“其实皆谢武生等入橐肥

    己”。前任四会知县雷树镛曾出示禁止谢瑶琮收受顶手，但业主、佃户

    因畏惧谢瑶琮等，依然私相授受。 [169] 下层绅士谢瑶琮等设立顶手，限

    制业主随意退佃，目的大概是要争取一般佃农的支持，在乡镇建立自己

    的权威和秩序，也为自己谋利。谢瑶琮等人只是武生，如何令“一乡听

    其指挥”？很可能有其他办法和手段。但他们既然挑战大绅、富绅对地

    方的控制，大绅、富绅不会容忍，于是齐出指讦，借助官力打压谢瑶琮

    等人。知州当然首先要依靠黄翰华、吴寿昌等大绅，且谢瑶琮等擅自向

    绅民勒收钱银也违反王法，杜凤治便态度鲜明地站在黄翰华等大绅一

    方，把谢瑶琮、谢瑶芳拘押，逼迫两人具结承认收受顶手之罪，承诺日

    后不会再收。 [170] 谢瑶琮等人敢武断乡曲，设立顶手，与其为官府认可的党正身份当有一定关系。

    有些绅士利用官府的支持成了横霸一方的“劣绅”，在杜凤治笔下，

    族绅、局绅中“劣绅”不在少数。罗定州生员林华春残杀三命一案，是劣

    绅利用管理族事、乡事之机武断乡曲、营私牟利引发大案的极端案例。

    案情大致如下：同治十二年，林光才、林亚北父子等被控诱拐转卖林黄

    氏、林廖氏之媳，此案投明林姓族绅生员林华春。林华春先将林亚北捉

    回关禁，解至州城投明安良公局，拟将林亚北送官，此时林亚北亦未认

    是拐带。因林亚北是否拐带案情不能确定，故林姓一些族人与局绅劝令

    暂不将林亚北送官，如被拐带者当面指证林亚北，即令林亚北赔钱160

    千文；如系林廖氏等误指，亦要出钱40千文与林亚北做利市。但林华春

    知道林光才、林亚北父子稍有产业，一开始就想借此事罚林亚北160千

    文。在族人、局绅议定后，林华春要求林亚北另立限约，如到九月初仍

    找不到被拐带者，林亚北也要赔钱160千文。到九月初，林华春以林亚

    北人、钱均不交，纠率族众林绍安、林光扬、林绍荣等将林亚北捆回

    村，要他以房屋地段做抵，并书写契约。林亚北之父林光才不肯听从，

    引发冲突，林绍安用条凳将林光才头颅打破，林光才旋即身死。林华

    春、林光扬等恐林亚北母子报官，事后又前往林亚北家抢夺林光才尸

    身，在纷乱中林绍荣点放火枪，误把林光扬打死。林华春见已死两命，

    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林亚北捉去推入河中淹死，然后把打死林光扬之责推

    到林亚北头上。杜凤治认为林亚北被控诱拐，“即使情真事确，其罪不

    至于死，只为林华春鱼肉视之，以为有利可渔，恃强把持，其意无非为

    一百六十千文之钱，而亦不自料事之溃败决裂一至于是也”。 [171] 诱拐

    出卖人口这类案件，州县官通常都会允许甚至责成族绅、局绅理处，本

    来林姓族人、局绅已做出相对合理的处置。但林姓“劣绅”林华春为勒索

    林光才父子，不顾族人、局绅所议定条款，闹出三命大案，此时地方官

    也无法包庇隐瞒。闹出三条人命是事出意外，否则，林华春这样的绅士

    肯定仍可继续管理族内、乡内事务，官府对绅士勒索一百几十千文的事一般都不会当作一回事。

    绅士利用管理地方事务之机舞弊牟利的事经常出现，引发士绅之间

    的纠纷。光绪元年，罗定州生员张焱等30余人禀控陈景言总理凤山义学

    公款有侵吞情弊，但“陈景言等堂呈簿籍，高有尺余”，杜凤治委派学官

    并谕饬安良局局绅梁以文、黄亨衢等和书院值事彭肇庄等“齐集公所，

    限五日秉公详悉算楚”再处置。经查，账目、借据等均有疑点，不无挪

    用、侵蚀之弊。陈景言年老不管事，均系其子陈裕基、伙伴陈存仁经

    手。杜凤治本拟将陈裕基、陈存仁押追，但陈景言谓“陈裕基、陈存仁

    押候，恐义学经理帐目无人”，杜凤治只好准许局绅黄亨衢具结保释了

    二人。 [172] 此案涉及的凤山义学公项达八九千串钱，在罗定这个穷州算

    是一宗巨款。陈景言父子弊端显然，估计杜凤治也难以搞明白，最终仍只好让陈裕基、陈存仁保释以便其继续管理账目。

    有时，州县官明知管事的绅士舞弊牟利，但出于种种考虑仍不得不

    继续予以笼络、支持。杜凤治初任广宁时的对头举人陈应星，借管理义

    仓等事务营私，获利不少。但杜凤治知道陈应星有能力，愿意出头任

    事，再任广宁时杜凤治特地予以优容，在陈应星首次来见时就给好脸

    色，邀请其同去各乡劝谕绅耆交匪，陈应星大喜过望，表现得十分主

    动，对如何对待各乡绅耆等提出种种建议，并承诺回去后即开上绅耆、

    盗匪名单。杜凤治在日记中评论说：“伊之出力乐于从事者亦有所图，

    盖欲仓务将毕本可保奖，因而竭力办匪希图开复（按：陈的功名因闹考

    事被暂革），既闻曾（按：指前一任知县曾灼光）去予来，心颇索然，

    乃予纯用笼络，乐得用之，于公事不无裨益而彼亦从此可望复故也。然以今日观之，真能人坏人也！”[173] 陈应星这种既是能人又是坏人的绅士，是州县官办事时可依靠的对象。

    在朝廷、官府控制力度薄弱的地区，遵守王法的正途士绅（尤其是文贡举、生员）往往在乡村地区缺乏实力，一些“恶绅”“劣绅”成为地方权势人物，官府甚至不得不利用“劣绅”“恶绅”完成催征等事项。杜凤治在潮阳催征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潮阳柳岗乡的陈同（陈开华）就是如此。杜凤治在潮阳时，有一吴姓廪生对他说，在柳岗，“即使读书入学，倘非强房，又不富厚，一乡之人不服约束，出言人亦不听”，官府责成也不管用。杜凤治虽然知道柳岗有正绅恩贡生陈炳坤，但又知道他“屈于陈同等强房，乡中不能一言，言亦无益”，于是“将一切责成陈同、陈朝辅、陈廷诰、陈来远、陈忠爱诸强而且富之诸不逞徒也”。 [174] 既然拥有正途功名的绅士不能建立权威，杜凤治只好利用官吏、兵勇的压力，将“完粮、交匪”的事责成“强而且富之诸不逞徒”。陈同等人虽非正途，也有捐纳职衔，仍属于士绅范畴，但他们此前同官府基本不合作，使其势力所及之乡村“俨然化外”。杜凤治迫使他们完成官府交办的事务，是希望把部分地方豪强转化为官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助力。

    （二）士绅与州县官的较量

    在州县官与士绅关系中，多数情况下州县官是主导和强势的一方，古时有所谓“破家县令”之说，如果州县官对付个别的绅士，特别是下层绅士，那自然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但如果一方士绅集体反抗，那么，即使是像广宁县那样没有多少高级士绅的县，也可以把能干的州县官如杜凤治弄得相当狼狈。

    州县官在很多公务和地方事务上需要同绅士合作，但责成士绅交匪、交粮、协助催征等，难免会损害士绅利益。例如，催收钱粮、责交族匪时往往会采用封祠堂、锁神主等手段，首先受到压力和屈辱的是族绅，甚至会被威胁、叱骂、拘押、责打，乃至烧毁房屋。州县官一旦重责了士绅，特别是士绅在羁押期间自杀、死亡，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官绅对抗。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州县官在羁押、责罚士绅时都会比较小心，刑

    责一个人之前都会查清楚其是否有功名、职衔，羁押士绅一般会押在条

    件较好的县衙，或者发交学官管押。如果误打了正途出身的士绅，有时

    会引致撤职。署理新会知县方观海，办事操切，“又为戒尺打一贡生，

    上控遂被撤”。 [175] 在四会任上，杜凤治审理一宗坟山纠纷案时生员严

    嗣寅“哓哓执讼，上堂出语倔强，形神傲慢，小施申饬，龂龂争论不服

    判”。杜一怒之下命将其押捕回衙，严表示毫不在乎，杜凤治气头上喝

    令差役掌责，差役却不敢动手。此时杜凤治已冷静下来了，立即派人请

    来正、副学官，声称要对严嗣寅予以板责，两学官配合也很默契，为严

    求情。杜凤治就顺水推舟让学官把严嗣寅带回管教。第二天，两学官回

    报“严嗣寅悔罪悟非、惧威知畏，情甘纳礼赔罪，已带来署”。但杜凤治

    不在县衙处置，命把严嗣寅带回学宫明伦堂，会同正副学官对严嗣寅申饬、掌责，严嗣寅叩头悔罪求免，又经两学官恳说，将其暂时释放。[176] 杜凤治经历过广宁官绅冲突的教训，所以这次没有任性而为，处置得比较巧妙。他让学官参与惩罚、教训严嗣寅，且不在县衙而在学宫明伦堂对严嗣寅掌责，既打压了“目无官长”生员的气焰，又让士绅找不到鼓众闹事的借口。

    在官绅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士绅会以各种方式同州县官较量。最常见的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一个州县的士绅数以百计，但如果州县官同最有影响力的绅士不合，就有可能引发相当部分的士绅对州县官不满而不合作，这样，州县官要完成缉捕、催征等公务就会比较困难。

    极少数特别胆大妄为的士绅甚至会对州县官采取违法行动来报复。恩平知县柳应乔（子谦）有“既贪且酷”的名声，催粮严酷，曾扣押廪生，是绅民都痛恨的官员。其“因案撤任，行时距城仅四十里之地，有盗匪千余人下船囊箧搜刮，抢掠一空，女眷皆赴水中，幸水浅不致淹死”。后查明“乃该处巨绅冯廷华以强奸人妻案，子谦不与脸面核实办理，冯恨切骨，故嗾无赖于其行时辱之”。 [177] 这是一个“劣绅”“恶绅”以非法行为报复州县官的极端案例。

    日记又记：同治十二年，遂溪知县白朴“为押死一贡生，偶然到乡，为贡生乡人所辱，不但辱殴，且将其须挦尽，不但拔须，且令妇女褫裤溺入其口。传闻或甚。如若所言，不堪极矣”。 [178] 白朴的日记记：当年九月十七日踏勘抢劫现场，验尸毕，“仍回北坡，忽庞姓村拥出男女百余人，拦途截殴，将予掳去，弁兵、丁役均被隔绝，掳予至沟尾村关禁”，次日方放出，在此过程中白朴手指受伤。 [179] 接任的遂溪

    知县徐赓陛在《复陈前任白令因案被殴情形禀》中所述案情大致如下：

    捐纳千总庞启清因买牛未税，书吏叶高攀将其牛拉走议罚，庞启清率众

    往夺，与叶方争殴，白朴审理此案，断令庞启清罚钱四千作为叶方养伤

    之资。庞启清不遵，在羁押于土地祠时“忽患痰迷之症”，保释回家后不

    久身死。庞的儿女姻亲生员李梦松率庞姓数十人到与叶高攀同姓不同宗

    的叶世豪等家肆行抢掠并伤人。白朴到被抢之家勘验后回署，中途被李

    梦松之父廪生李三元纠集百余人拥入该村肆行凌辱，并殴伤白之“家

    人”。 [180] 对照三种资料，可知杜凤治所记事出有因，但细节不大准

    确。在当时的乡村，如果没有李三元父子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鼓动，

    一般庶民不会有胆量掳禁殴辱县官。白朴如果平日处理好与士绅的关

    系，即使有事，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以暴力对待州县官毕竟是个别例外，而且事后肯定会被追究。在正

    常情况下，士绅会以合乎王法或稍为偏离王法的方式同州县官较量。一

    个州县通常会有在京、在外省担任较高官职者，他们同本籍士绅必有联

    系，在籍的中高级士绅，也有可能对州县官的上司进言以影响州县官的声誉乃至任免。

    赓飏曾任顺德知县，他说过：“顺德甲科最多，官中外者亦多，绅士强大，与绅不睦，真能使你不敢去。”[181] 他因为催粮严酷，得罪了顺德县士绅，特别是得罪了龙姓士绅。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便致函省中各高官批评赓飏，“谓其能催粮、能杀人，可惜顺德小县，大才小用”，赓飏于是被撤任。 [182] 另一位顺德在籍大绅尚书罗惇衍（椒生）更是对广东官员进退可以起重大影响的人物。杜凤治同广宁绅士发生矛盾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说：如果广东省的官员把广宁的举人办得太严，但未奏革，他们仍可上京会试，如果举人们制造流言蜚语，一旦罗惇衍相信

    了他们的话，“由内雷厉风行，大声疾呼，如泰山压下”，不仅杜凤治经

    受不起，道台、知府也要受牵连。 [183] 署理两江总督何璟的父亲，因儿

    子的地位也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大绅。香山知县田耀明（星五）没有按何

    老封翁的意思办事，又得罪了香山其他绅士，官职几乎不保。 [184]

    南海知县张琮是杜凤治的后任，因西樵大岗墟有积匪，张会同委员

    吴廷杰、吴其鉴前往传十三乡绅耆交匪，其中十二乡绅耆称所有著匪及

    赌匪俱在大岗墟，若要办匪，必须于墟场建一社学为十三乡公局，每乡

    公举一人，绅耆坐局。张琮先捐银500两为开办费，其余由大小村派

    捐，又查封大岗墟番摊赌馆20余家。大岗墟附近有潘姓大族（杜凤治称

    是光禄寺少卿潘斯濂家族）庇赌收规。次日，十二乡绅耆又见张，称潘

    姓不愿建社学，官回省后必背约。张即托二吴在墟监督，并借住潘姓宗

    祠，但二吴入祠后行李被打烂，轿亦被石头掷毁。张与二吴回省城拟向

    上司面禀，谁知潘绅先驶快船到省城于各高官面前捏诉反诬张琮，于是

    张被撤任，布政使挂牌另委人署理南海知县。 [185] 《申报》对此案有颇

    为详细的报道，也认为张琮因禁赌得罪大绅而被罢免，由是慨叹“为政

    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信哉斯言！”[186] 不排除此案背后是不同宗族的士绅争夺地方权益，张琮站在大绅潘姓对头的一面，终被潘姓大绅控告而撤任。

    上控也是绅士对抗州县官的常见办法。同治十一年，新会举人赵蓬

    航在羁押期间自尽，其家人京控，奉上谕交广东督、抚、臬审讯。赵蓬

    航家属控告称并非自杀，系被人毒死，又控县衙账房李某纳贿，李闻风

    逃走，知县张经赞不得不承担责任被撤。 [187] 在当时，死一个被押者是

    平常事，但死的是举人，于是知县就惹上了大麻烦。同治十二年，广宁

    知县江琛到石狗征粮，以文通书院作为行馆，与同在书院内教读的高要

    举人谢某发生争论，江琛一时官威大发，掌责了谢举人五下。谢连夜回

    高要，先邀集众举人在道、府上控，又再向藩、臬、督、抚控告。官员

    们虽对谢举人颇有看法，但江琛掌责举人违反功令，一下处于狼狈地

    位。 [188] 后来江琛在大计时被列入浮躁，仕途基本上就到了头，杜凤治评论说：“日后必民强官弱，地方官愈难做矣。”[189]

    张贴、散发匿名长红、揭帖是绅民同州县官较量的一种手段，执笔者多为下层士绅。各级上司一般不会根据匿名长红、揭帖就处置该州县官，因为怕“助长刁风”，但也会对这个官员产生负面看法，至少认为他未能和协绅民。

    士绅与州县官较量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州县试的机会发动罢

    考、闹考。咸丰元年（1851），东莞发生的“长红罢考案”（也称“红条

    罢考案”）不仅震动全省，而且也惊动了朝廷。东莞知县催粮严急，生

    员黎子骅因被控“欠粮”遭拘禁，在县衙号房自刎伤重身亡。东莞士绅就

    联名呈文控诉知县贪污，并匿名标贴“长红”鼓动罢考，又散布匿名揭帖

    攻讦知县。恰逢南海县西湖书院“因知府将书院经费改断归义仓，亦投

    书罢考”，两事联系，引起督、抚震怒。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便奏

    请“将西湖书院肄业生童并东莞阖学暂停考试”。朝廷准奏，并谕令督抚

    严厉查办、惩处罢考的东莞士绅。举人何鲲、何仁山以及一批生员

    被“详革拘办”。 [190] 东莞的方志称何鲲等人其实并未发动罢考和散发揭帖，然而，不管匿名者是何人，是否受何鲲等人指使，罢考事件毕竟反映了东莞士绅集体对知县的不满与反抗。

    士绅利用考试发动集体行动也有时机的考虑。在当时，士绅互相沟

    通、联络、发动的方法有限，全州县士绅共同采取行动不容易，但考试

    时童生、廪生都会集中并密切交往，是采取集体行动的好时机，又易于

    造成较大影响。但这种方式不一定能扳倒州县官，而士绅首先却会受到

    严厉打压，东莞的例子就是如此。无论如何，罢考、闹考都是地方士绅

    （尤其是中下层士绅）不惜以功名、身家、性命为赌注鱼死网破采取集体行动与州县官一搏的激烈手段。

    （三）广宁闹考事件

    杜凤治首任广宁知县时，初攥印把，经验不足，对士绅严厉催征钱粮，不怕损害士绅的“体面”，当地士绅乃向省级官员上控，后来还阻扰县考正常进行以示抗议。这次广宁的“闹考”事件，是官绅冲突的一宗典型案例。

    同治六年四月，广宁县的士绅到布政使司衙门联名上控书吏浮收。出头的是副贡周友元和生员刘骥、何应球，背后则是举人陈应星等人。省城官员以“劣绅刁控，挟制长官，目无法纪”的罪名将上控的广宁士绅代表拘押。巡抚蒋益澧对士绅控案的态度与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一致，主张惩办；道、府均嘱杜凤治“从严办理，切勿姑息”。上控绅士的功名被暂时斥革。 [191]

    广宁士绅虽未预见到在署理布政使处会碰大钉子（周友元是郭祥瑞当主考时录取的副贡），但他们也是有备而来，上控前设立了“革除陋规公局”，筹集上控经费。 [192] 杜凤治查获了“设局科钱”的单据，“乡间绅富粮户俱给讼费，或一百八十，或一两数钱”。 [193] 地位较高的士绅陈应星、陈益元、冯毓熊、杨桂芳等四举人躲在幕后。在周友元等人被押之后，广宁士绅展开了多方营救活动。

    广宁士绅虽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知县杜凤治，但只要上控成功，他必然要受处分。在广宁县城，士绅散发白头帖，攻讦杜凤治的幕友顾学传；省城不久也有了广宁“官幕凌虐绅士”的舆论， [194] 可见省城的官绅也有同情广宁士绅者。广宁县衙有人“时时外出，与绅士交往，走漏公事风声”； [195] 周有元等虽在羁押所，却仍有办法到巡抚幕客处打探消息。 [196] 于此可反映出广宁士绅有一定的活动能量。

    当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有矛盾，署理布政使郭祥瑞

    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更是势如水火，督、臬为一派，抚、藩是另一派。

    广宁士绅利用了这种情况，设法争取到蒋超伯的同情。杜凤治的日记记

    下署理按察使蒋超伯和发审局坐办、候补知府严伸之收受广宁士绅巨额

    贿赂的传闻。 [197] 是否属实今日自然无法查证，但蒋超伯的确越来越偏

    袒周友元等人。主张严办的抚、藩，在同督、臬的互斗中，明显居于下风，案件逐渐出现了有利于广宁士绅的转机。

    杜凤治也没有坐待事态的发展。涉案的书吏沈荣、冯才、冯殿逃走无踪，无论是否出于杜凤治的授意或放纵，也使“浮收”案无法深查。九月初，杜凤治得知“控浮（收）案大翻”及周友元等将被交保释放的消息，便放下繁忙的公务动身到省城活动。

    杜凤治先后谒见了各个省级上司，蒋超伯表示同情周友元等人，并责怪杜凤治。郭祥瑞则向杜说署臬台得钱偏袒周友元等，并鼓励杜不要怕蒋超伯，自己和巡抚都会支持他。 [198] 蒋益澧在接见时告诉杜凤治，署臬台一定要开释周友元等、要把他撤职，但蒋认为广宁官员并无过错，“皆是绅士不肖”。 [199] 在省城逗留期间，杜凤治与学政杜联见面五次，首次见面杜联即告诉杜凤治，此事对杜凤治“无大紧要”，只是藩、臬作对而已。 [200] 杜在谒见瑞麟时感觉总督对自己态度还好，心中也就踏实了。 [201]

    九月间，传来朝廷派吴棠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督、抚不和的消息，广东的高层官员担心钦差到时羁押在省城的广宁士绅继续控告，这对双方都不利。经过一番“开导”，周友元等在做出“当日呈控县书浮收钱粮一案，虽事出有因，究属一时冒昧，联名上控，今知悔悟”的具结后取保暂释。 [202] 巡抚向杜凤治授意，在书吏中惩办一人，但把主要责任推在出逃的沈荣身上，以平周友元等人之心，周等如不再控告，则日后再为他们开复功名，了结此案。杜凤治在省城曾传见周友元等人，告诫一番并表示愿意找到官绅都可下台阶的办法。 [203] 但广宁士绅却不肯善罢甘休。

    不久，周友元等“在保脱逃”回到广宁，广宁士绅策划了又一次集体

    行动，提出的诉求是减钱粮以及立时将周友元、刘骥、何应球三人功名

    开复（三人的功名是“暂革”，尚未出奏），施加压力的办法是对即将举

    行的县试搅局。按惯例，次年春天广东学政出巡，必先到肇庆府，十月

    间高要、四会县试已取齐，广宁县应于十一月内考毕。杜凤治出告示宣

    布十一月初三开考，但在初一就得知“周友元、刘骥已归，与陈应星朋

    比，有阻挠县试之说”。 [204] 他又了解到广宁士绅做了相当广泛的发

    动，陈应星、陈升元、周友元、刘骥“已要诸廪神前焚香设誓”。童生钱

    某“递一拜帖”要求“将钱粮减定立碑方考”；诸廪生“已遣抱赴府、省控

    告，请另简人考试；岑鹏飞、樊树仪（俱廪生）亦控催缴过严”。 [205]

    如果广宁县试不能如期完成，那么，肇庆府府试和学政的院试都会

    受影响，杜凤治肯定会被罢官，甚至受更重的处分。但如果事情闹大，

    对士绅来说后果更严重。按清朝法律，“借事罢考、罢市”，“照光棍

    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 [206] 广宁士绅的做法是不直接抵

    制县试，而在“廪保”上做文章。童生必须有廪生或贡举书面担保家身清

    白并无冒籍等才可参加考试。如果廪生不出保，县试就无法进行。举人

    陈应星、被革副贡周友元等出面联络廪生拒绝出保，赴考童生因无廪

    保，可能也受到陈应星等人的影响和压力，乃纷纷回乡，县试终于无法

    如期举行。清朝法律并无处罚拒绝廪保的条例，所以，士绅这一策略可

    以造成考试无法进行的事实，却避免了“罢考”的罪名。他们事前放出风声，是希望杜凤治迫于县考时限而主动妥协。

    但杜凤治决心与广宁士绅一搏，他一面说服与陈应星有隙之新科举人何瑞图劝说廪生出保；一面嘱幕友“先拟禀稿，如若辈中变，先行专足飞速赍省递呈各大宪，先发制人，缕述非罢考，实为挟制把持而闹考”。 [207] 当县试不能如期进行已成定局时，杜凤治即向各级上司呈递通禀，表示宁肯丢官也不向士绅屈服。但把事件定性为“挟制把持而闹考”，则留有一些余地；万一真的出现“罢考”，他及时报告也可减轻处分。他派出专人送信给学政杜联，“备述闹考颠末”，杜联为此专门致信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并复信给杜凤治嘱其对绅士“刚柔互用”，寻觅转机。杜凤治事前又派人到肇庆府向知府、道台禀报，道台王澍是杜凤治的同乡、亲戚、同年，授意杜“通禀劣绅闹考”，还下令，如果广宁县的士绅到府、道呈控，“即为留住解府，饬高要管押”。 [208] 这就使广宁士绅逐级上控的途径受阻。

    广宁士绅从省城抄回通禀内容，知道杜凤治已经取得主动，乃托人

    试探妥协。杜凤治提出“若辈只要令诸廪生出头，考事办妥”，则可设法

    把大事化小。 [209] 十一月廿三日，陈应星等举人通过学官求见杜凤治，

    但担心杜趁机把他们扣押，请求知县下帖召见。杜凤治这天的日记共

    3000多字，详细记录了自己教训陈应星等人的长篇大论，几位举人表示

    愿意劝说廪生出保，就在这时17名廪生（包括两名“候廪”）“请考”的禀

    单呈递入县衙。杜凤治即命陈应星等转饬廪生通知各乡童生三日后开

    考。 [210] 三日后虽未能如期开考，但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初一日终于有600多名童生赴县考（后一次是补考），杜凤治没有让步便赢了这个重要的回合。

    在清朝，闹考的罪名虽不如罢考重，但也是极为严重的事件，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奉总督、巡抚批示发下札文，下令严拿举人陈应星、副贡周友元，又称“倘杜令实有办理不善，亦即详请撤参”。 [211] 道台王澍亲到广宁处置，省里加派候补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为委员到广宁查办。

    杜凤治成功使县试完成，事情没有闹大，接下来就是怎样收场的问题了。杜凤治不想把事情做绝，“在此为官，不肯与若辈为仇也”。 [212]且案情定得越重，自己责任越大，所以也希望大事化小，但又怕与此前的通禀有出入。十二月初二日傍晚，道台王澍与周俞两委员、杜凤治、学官、典史、千总等一起召见廪生岑鹏飞等10人，王澍、周毓桂教训其一番后即入内，然后由杜凤治、俞增光两知县细问诸廪生不出保缘由，杜、俞授意他们写：“生等皆乡下人，不知城中事。因县考出保来城，在寓有一不识姓名者来寓遍邀，据云诸绅士在文昌庙坐候，请为减粮事暂时缓考。”廪生们要求把“为减粮事”改为“求杜大老爷除去浮收粮事缓考”，最后再加上“至文昌庙，不见绅士，亦不见来邀之不识姓名之人”。 [213] 这就使闹考事件成为无头公案，避免牵连具体的人。

    事情闹大，引起省、道、府各级官员查办时，被视为闹考主要的指使者举人陈应星也害怕了。“伊自知即是东莞闹考之举人何鲲，罪拟斩首，报死了事，二子亦举人，均革职，十分畏惧”，就推卸说是被其他士绅所误。 [214] 道台王澍让教官向陈应星转达：“伊一有钱举人，不要夜郎自大。我只要不要这道台，他不特丧元，唯恐家也无有矣。”又将律例说明：“罢考律例严，照光棍办理，重则枭示，即自行投首，又要充军。”[215] 在震慑了幕后的为首者之后，王澍还亲自参与第二次禀稿的草拟，强调事件“并非罢考”，只追究陈应星、周友元等几个人；但考虑到署理按察使蒋超伯一直偏袒周友元，所以禀词“语语虚空，可重可轻”。 [216] 此前，杜凤治致信杜联，“乞转恳方伯，少从容，且勿急促，将来成考，再发通禀销案，并为若辈求免罪”。 [217] 杜联告诉杜凤治署理藩、臬两人对广宁闹考案的意见分歧，以及省里将派两委员到广宁查究，嘱咐杜凤治好好“安顿”这两个委员。道台王澍嘱杜凤治致函杜联“请其探两院口吻意见”，了解总督、巡抚是否都同意“以大化小”，再做决定。杜联又授意杜凤治为被罢官的教谕洗脱罪名，呈请宽宥周友元的罪名。 [218] 按照杜联的嘱咐，杜凤治对委员都馈赠了重金。

    总督、巡抚、署理布政使对广宁士绅闹考案都主张严办，署理按察使蒋超伯则认为杜凤治“不洽舆情”，不能只惩办绅士。但巡抚、署理布政使偏袒杜，总督的批语也只说严办绅士，没有提及惩办杜凤治。 [219]道台王澍与蒋超伯关系较好，在蒋面前为杜凤治极力辩解。蒋超伯本来只是与郭祥瑞有矛盾，认为郭偏袒杜，后蒋益澧、郭祥瑞均受谴免职，而杜凤治又有杜联、王澍等人为之缓颊，蒋也就没有再坚持处分知县之说。王澍想出宽办周友元等人的办法：将陈应星、周友元提到再奏革严办，但这两人肯定会逃避，“是断提不到的”，案件就可不了了之。蒋超伯按此向总督提出，“中堂未明就里，亦即点头”。 [220]因为有硬后台且处置得当，杜凤治没有被撤职，但与士绅关系紧张，无法再留在广宁。但他如果调回省城，就必须等闹考案结才可委任新缺，这就有可能一拖几年。后来，杜联提出让杜凤治换一个地方继续当知县的建议，得到巡抚、署理布政使的同意，于是杜被调到收入少得多的四会县。总督瑞麟给朝廷的奏片，关于杜凤治调职是这样写的：“四会县知县雷树墉因病出缺，所遗四会县知县篆务，应行委员接署。查有广宁县知县杜凤治，年壮才明，堪以调署。”[221] 而新任广东学政胡瑞澜同治七年关于广东岁试的奏折，向朝廷报告各属考试顺利完成，只是广州府、肇庆府等地枪替比较严重。 [222] 广宁闹考事件完全没有惊动朝廷，杜凤治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官声”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两年后再任广宁知县，不久又调署广东首县南海。而陈应星等人也没有受到严厉追究，仍在广宁当绅士，一场官绅冲突便这样平息下来。

    不过，杜凤治在这场官绅冲突中还是有所损失，不仅从“优缺”广宁调到“瘠缺”四会，而且额外花费不少金钱。广宁士绅花费巨款，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扳倒杜凤治，反受到一番打压。杜凤治在同治九年再任广宁知县时，官绅双方都吸取教训，非常注意调整关系。杜重任广宁，“绅士莫不凛凛畏惧，祥轩（陈应星）尤甚”。杜一番优容，使陈应星等人放心。此后，陈应星等对杜凤治表现得非常恭敬，在剿匪、缉捕事务上异常配合。在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有很多陈应星来议事的记载，我们看到的都是官绅合作融洽的记录。

    士绅控告州县官的事例，清代有不少，但广宁士绅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杜凤治，杜凤治一直在士绅面前维持着“父母官”的身份。广宁的官绅互斗，虽稍有溢出王法之处，但终究在体制内进行，最后也在体制内取得了息事宁人的结果。这一方面与广宁士绅的相对弱势有关，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包括杜凤治本人，都不想、不能对士绅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广宁的官绅较量，多少反映了这两个阶层间较量时的一些“游戏规则”。

    结语

    如果在四十年前或更早，杜凤治这样的人物恐怕不易入研究者的法眼。现在研究者虽然很愿意关注这类“中小人物”，但要做深入的个案研究，足够的相关资料可遇不可求。因此杜凤治留下这部数百万字的日记弥足珍贵，这部日记是一个晚清中下级官员的“夫子自述”，通过这部日记，我们可以对杜本人及晚清官场进行深入研究。

    杜凤治当知县、知州十几年，处于整个官场的中下层。一方面，他标榜忠君孝亲、修身治平、守法循规、勤政廉洁，也算精明务实、恤孤悯贫、好学不倦；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谋取功名利禄，为当官补缺使出浑身解数，巴结上司从不怠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放过收受贿赂的机会，他时时强硬对待平民百姓与一般士绅，对敢违反王法、轻视官威的人毫不手软，惩处无辜者后也并无愧悔。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不断深入广东州县，他不无忧虑、期望抵御外侮，但同上司一样既害怕又不了解“洋鬼子”，在咄咄逼人的外国在华官商面前无能为力，不得不经常妥协退让。上述种种矛盾表现集中于杜凤治一身，其思想、行为方式在晚清士大夫、州县官中都有一定代表性。日记还记录了很多其他州县官有血有肉的形象。这些详尽的记录，为今人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如果我们要研究晚清士大夫、官员群体，乃至研究晚清社会、思想文化，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找到有用的史料。

    杜凤治是官场中人，在日记中、细致地记录了晚清官场的方方面面，从中可见晚清官场的真实生态。我们以往都知道晚清官场“无官不贪”，但贪到何种程度并不了解，日记提供了大量具体的例证。清朝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所有官员都无法靠“法定收入”（俸禄与养廉）维持正常生活与公务开支，更不用说不可缺少的官场馈赠贿赂与维持自身、家庭、家族的生活了。所以，官员们必须千方百计谋取“法外”收入。从督抚到佐杂的各级地方官员，大小武官，北京的各级京官，乃至“清贵”官如翰林以及学政、乡试主考等，无不千方百计谋取钱财，有时竟到了要钱不要名的地步。“贪”是清朝官场的常态。这部日记有关官员贪污受贿的描写，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一样生动有趣，且作为史料则更真实可信。

    清朝官场处处讲究王法、则例、规矩，官员之间也是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但又有大量与王法、则例违背的“惯例”和“规则”，在实际运作和交往中，王法、则例往往还得给“惯例”和“规则”让路。清朝成文的法规即使对传统的官僚机构运作也有很多枘凿之处，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些法规自然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使官员们时时处于被动之中。作为一个州县官，杜凤治既经常标榜自己按王法、则例办事，也时时对清朝法规的脱离实际流露出困惑和不满，还在日记中痛斥刻板地按法规办事的上司。日记记载了大量公务细节，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清朝行政效率低下到何等地步。按制度清朝各州县的佐杂、书吏、衙役人数很少，但为了州县政权的运作以及把清朝的统治延伸到基层，实际上参与管治的人数是“法定编制”的数十倍甚至更多，包括不计其数的额外书吏、帮役，再加上州县官自己的幕客、官亲、“家人”，还有已经制度化的士绅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局绅和公局的其他人员。州县衙门以及公局的运作费用绝大部分是民众在赋税以外的额外负担，除官员外，每个州县数以千计的吏役实际上由百姓供养，局绅等人也从百姓处获取多少不等的利益。如果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清朝的行政成本是极高的。但从州县政权到基层公局，其职能主要是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以及为官员、吏役、士绅带来收益，却极少为一般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作为“亲民之官”“父母官”的州县官，对一般庶民的权责也主要是管治而已。

    杜凤治日记有关“听讼”的内容十分丰富，案例数以百计，为今人研究清朝各级官员特别是州县官既在王法之内又在王法之外执法提供了大量案例。从中更可看出清朝法律制度脱离实际、落后时代之处，以及实际执法过程中官员、吏役的贪婪残暴。

    以上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朝官僚机构的实际运作、司法实践的认识，从而对晚清政治制度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杜凤治宦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20多年，广东最早遭受外国侵略，也最先接触外国新事物。作为一个关心时局、有见识的士大夫，杜凤治感受到中国和世界都处于一个大变局之中，日记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从长时段看，近代中国的变迁是迅速的，但就个人的感受而言，物质、文化生活的变化却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官制在内的政治制度、官场运作、科举制度、家庭宗族、人际关系、物质生活等都与鸦片战争前相差不大。在杜凤治笔下，多数官、绅、民对世界和中国大变局的感觉看来并不敏锐。杜凤治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走出前现代，其他人更是如此。日记全面细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

    在杜凤治宦粤期间，清朝的政治制度没有质的改变，统治阶级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极为微弱，官制、官场运作一仍其旧。他宦粤这十几年是晚清相对安靖的时期。杜凤治对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没有怀疑，勤奋做官，认真地执行公务，在其治下的州县基本上维持了清朝“正常”的统治秩序。但他一再在日记中提到“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对日后的“大乱”似有预感和担忧。他当然不会从清朝统治制度等方面寻找原因，只是认为社会动荡是广东风俗不良、人口众多等原因造成的。他不可能认识到引发动乱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更不可能想象有太平天国、洪兵、盗匪以外的新式反抗运动。虽然他所说的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没有应验，但杜凤治离粤后十几年，日记里多次出现的人物康赞修的孙子康有为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波澜；而在杜凤治来粤当年出生的孙中山在19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这些，杜凤治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他设想的广东千万“思乱”人群会被发动起来，却成为现实。广东果然成了冲击清朝统治的“大乱”发源地。杜凤治日记中大量关于社会动乱因素潜滋暗长的记载，也可使我们看到对广东后来成为近代政治改革以及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的一些远因。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6-7

    第六章　大屠杀

    1914年11月9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土耳其帝国正在自取灭亡。”德国对土耳其的示好导致德皇威廉二世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示好最终获得了成功。苏丹已经将自己托付于德国的胜利，即将对英国发动一场圣战。阿斯奎思希望阻止大英帝国内的一亿穆斯林臣民参与圣战。因此他的演讲，让英国做出了最终将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保证。[1]但是，他发表的这次演讲无意之间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拼图提供了关键的一块。因为如果推翻了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的统治，那么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填补上这处真空。

    那个时候如果出现德国若在这场正在开始的可怕战争中战败，犹太人将会从中获得好处的想法，大多数犹太人可能会觉得荒诞不经。犹太人的死敌是沙俄，而德国军队此时正在试图摧毁它。正因如此，伦敦东区的犹太人并不情愿参军与德国人为敌。每个人都会把犹太文化领袖和德国联系起来。除了极左派的和平主义者之外，所有说德语的主要犹太知识分子，以马克思·利伯曼为首，签署了一份支持德国战争目标的请愿书——爱因斯坦几乎是唯一拒绝签署的人。

    当德国军队在坦嫩贝格击败俄国军队并推进至波兰王国的时候，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救星一般迎接。其中就有泽埃夫·多夫·贝京，一位未来以色列总理[19]的父亲。除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外，他宁愿说德语，也不愿说被他称为“反犹主义的语言”的波兰语。他告诉小贝京和他的姐姐（后来的哈尔珀林夫人）：“你们看，德国人就要来了，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它跟俄国不一样。”俄国军队撤退时包围了整个犹太社区，用皮鞭驱赶他们前往西伯利亚。贝京目睹哥萨克人烧毁了犹太人的村庄。德国人到达的时候，哈尔珀林夫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对待犹太人好极了……他们给每个孩子发糖果和饼干。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德国人，一段与众不同的时期”。[2]

    即使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区，德语一般来说都是通用语。很

    多居民希望犹太学校用德语教学，而不是希伯来语。它毫无争议地被

    采纳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官方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德国办事

    处将自己视为这场世界性运动的总部，其成员正呼吁德国除了保护伊

    斯兰教信徒以外，也能成为犹太人的保护国。许多人相信，正是在萨

    洛尼卡的大型犹太社区的帮助推动下，土耳其才参战并站在了德国一

    边。[3]

    然而，观察力比较敏锐的人们意识到了英国人决定瓜分奥斯曼帝

    国残余部分具有的重大意义。其中一人就是哈伊姆·魏茨曼，自从赫

    茨尔去世后，他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西方最能发挥实际作用的

    倡议者。“现在时机到了，”他在阿斯奎思演讲后心满意足地写

    道， “ 可以公开表达—— 向世界指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态度

    了。”魏茨曼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杰出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犹太

    复国主义领袖，他在应对世界各国政治家方面得心应手，与赫茨尔不

    相上下，但除此之外，他还代表了东方犹太民众——他自己就是其中

    一员。他的家乡，莫托利的普里佩特沼泽镇，完全保留了传统风韵。

    他的父亲以砍伐原木并使其顺流而下漂至波罗的海为业，能背诵卡罗

    的法典，最喜欢的书籍是《迷途指津》。是真的，在他们家的墙壁

    上，迈蒙尼德肖像的旁边就是希尔施男爵[20]的肖像，只是“回归”被

    视为宗教性质的：当地的拉比告诉魏茨曼：“人们必须做很多，学很

    多，了解很多，承受很多，然后才配得上那个。”[4]

    无疑，仅仅为了接受现代教育，魏茨曼就不得不承受很多。他的

    家乡没有报纸。他的小学校长，一名秘密的马斯基尔，不得不以传授

    先知书为掩护，偷偷带来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希伯来语教科书。还有

    沙皇政府，它的入学规定限制文法学校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最多是

    10%，即使是在一半以上人口是犹太人的城镇。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阻止

    犹太人进入大学。魏茨曼后来写道：“年复一年，当人们读到从圣彼

    得堡流传来的难懂圣谕时，人们产生的感想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这一整套笨重的机器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编造和扩展用于

    限制其犹太臣民存在的法规条例。”所以教育涉及“无休止的欺诈、

    诓骗和羞辱”。[5]魏茨曼学会了极大的忍耐和不懈的坚持，还有孜孜

    不倦的努力，他设法进入了柏林理工大学——欧洲最好的三所理科学

    校之一，后来他又去了瑞士，在瑞士的弗赖堡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1899）。

    他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生物化学，不过正是在英国，魏茨

    曼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利用大英帝国的存在及其统治阶层的善意，

    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1910年，魏茨曼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对英

    国人的评价始终是宽容和公正，热爱自由和正义。他在他们的心中一

    点一滴地存入自己的情感储蓄，然后整取出一份可观的红利。1914年

    之前的几年，他着手结交他们。他认识了C.P.斯科特，自由党《曼彻

    斯特卫报》有影响力的编辑，又通过他认识了兰开夏郡的议员，如保

    守党领袖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以及温斯顿·丘吉尔。

    斯科特还把他介绍给自己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劳合·乔治。所有这些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

    魏茨曼还意外地寻到了一位盟友，自由党议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他一度是某个犹太机构的成员，该机构当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天下，有时还对犹太复国主义充满恶意。他的父亲创建了非常成功的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公司，他在公司里的嫡亲表兄埃德温·蒙塔古同样身处政界，是最重要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塞缪尔上过巴利奥尔学院，那里是无神论的老巢，他不得不向他的母亲承认自己在那儿失去了原先的信仰。但他表面顺从，继续向犹太会堂交纳会费，骄傲地自称为一名犹太人。因此，1909年进入内阁的时候，他是第一位入阁的犹太人。另外，他曾经在犹太白教堂区从事政

    治工作，目睹那里贫穷堕落的可怕场景之后，他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

    义者。1911年，他被马可尼案件[21]牵连并在此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反

    犹主义的残酷，即便是在宽容的英国，这坚定了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

    者的决心。

    塞缪尔冷淡、沉默、矜持；他对自己的观点讳莫如深。即使魏茨

    曼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他已经私下构思了一个对土

    耳其的介入加以利用的计划，阿斯奎思发表演讲的当天，塞缪尔就前

    往外交部拜访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那儿他们进行了一次关

    键的谈话。给犹太人一个民族家园如何？格雷说“他一直对这个计划

    怀有一种强烈深沉的感情……如果时机出现，（他就）愿意为此效

    劳”。他们讨论了细节问题。塞缪尔提醒说民族家园那片区域不可能

    包括“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因为那两个地方有大量无法被同化的非犹

    太人口”。因此，他补充说，“如果叙利亚的剩余部分被法国吞并将

    是极大的有利条件，因为对这个国家来说，跟一个欧洲强国做邻居会

    远远好于跟土耳其为邻”。这个计划将英法的瓜分具体化，英国得到

    巴勒斯坦，法国得到叙利亚——黎巴嫩，划分的依据后来写入了在凡

    尔赛生效的“赛克斯-皮科秘密协定”。但那还不意味着犹太人会得到

    他们的家园。当天晚些时候，塞缪尔转悠到财政部，争取时任财政大

    臣的劳合·乔治的帮助。他“对我说他非常渴望在那儿建立一个犹太

    人国家”。[6]

    就这样，魏茨曼和塞缪尔发起了这场运动。具有费边主义[22]倾向

    的《新政治家》在请求英国成为安置一处犹太民族家园的保护国时主

    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突然之间从理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

    问题。”[7]实际上，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当塞缪尔将自己的计划提交

    内阁却遭到他那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表兄蒙塔古激烈抵制的时候，客

    厅里的反犹分子阿斯奎思就在一边饶有兴趣地冷眼旁观。那位首相在

    给自己的女朋友维尼夏· 斯坦利的每日一信中转述了他们的会

    面。“（塞缪尔）认为，”他写道（1915年1月28日）：

    我们可以在这块还不是很有希望的领土上安置三四百万犹太人，

    这对那些留下的人（我猜包括他自己）会产生良好的影响……那读起

    来简直像是一本经过现代修订的新版《坦克雷德》。我承认我对这个

    给我们招揽责任的提议不感兴趣。不过看到赫伯特·塞缪尔那井然有

    序、条理清晰的头脑里竟然会出现这种近乎抒情的爆发，那应该是迪

    齐（迪斯雷利）最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23]——的奇妙例

    证。[8]

    1915年3月13日，他再次提到了塞缪尔关于巴勒斯坦“近乎狂热的

    备忘录”，“分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适时地从世界各地大批地回

    到那里，在适当的时候实现地方自治（多么有吸引力的社区）。说来

    也怪，这项提议仅有的另一个坚定支持者是劳合·乔治，都不用我

    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犹太人”——只希望将“不可知论、无神论

    的法国人”挡在“圣地”外面。4天后，首相告诉斯坦利小姐“蒙塔古

    表兄”或他的叫法“亚述人”，已经用“辛辣的备忘录”发动回击

    了，他在里面指责“赫伯特表弟”连自己计划的一句话都没本事翻译

    成希伯来语，那就是“一个相当冒昧和近乎亵渎神明的企图，想要抢

    在神力之前召集犹太人”。阿斯奎思承认他那些正在争论的犹太同事

    所用的措辞“相当令我吃惊”。[9]战争大臣基奇纳勋爵，唯一去过那

    儿的大臣说，“巴勒斯坦对于我们没有丝毫价值”，这证实了他的疑

    虑。

    但是，事情正朝着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向稳步发展。基奇

    纳被迫把军需大臣的职位让与劳合·乔治，使劳合·乔治与此时正在

    致力于战争努力的魏茨曼建立了直接的工作接触。后来，基奇纳在前

    往俄罗斯的航程中溺亡，劳合·乔治完全接管了陆军部。这标志着向

    地中海东部的资源转移开始，使英国人更有可能征服巴勒斯坦。魏茨

    曼发现自己更容易见到政府的资深成员了。1916年8月18日，他在外交

    部说服了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后者记录道：

    他的话非常有道理，即使在这个国家，一个犹太人也总得解释自

    己存在的理由，他既不算英国人，也不算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同样如

    此，而且还要严重得多……他说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他给我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他说：“我不浪漫，但是犹太人必须始终保持浪漫，因

    为对他们来说，现实太糟糕了。”

    塞西尔声明打动自己的是“他这种非同寻常的感人态度——能够

    让人忘记他相当令人反感甚至龌龊的外表”。[10]4个月之后，阿斯奎

    思被迫下台，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他任命贝尔福担任自己的外交大

    臣。

    此举具有决定性意义。阿斯奎思对劳合·乔治的认识大错特错。

    他既是一个亲犹太主义者，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任性放纵

    的时期也曾公然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他对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

    爵印象深刻，战争爆发后便将他和其他金融家召集到财政部。“罗斯

    柴尔德勋爵，”他开口道，“我们曾经有些政治上的不愉快。”“劳

    合·乔治先生，现在没时间回想那些事儿了。我能帮上什么忙？”过

    后，劳合·乔治说：“只有这个老犹太人讲道理。”[11]魏茨曼发现他

    和劳合·乔治“以这支小民族为共同基础产生了共鸣”。这位新首相

    是个热情的威尔士爱国者，而塞缪尔在推行他的计划时总是会强调巴

    勒斯坦是“威尔士大小的国家”。劳合·乔治也是一个《圣经》说教

    者，另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利的要点。他记录道：“魏茨曼博士

    谈论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会一直谈到地名，那些地名对我来说比西线

    的地名还熟悉。”[12]

    贝尔福是同样重要的盟友，因为他谦卑的态度后面潜藏着钢铁般

    的意志，那是战胜外交部官员和同事的犹豫不决时亟须的品质。一旦

    对一种情况确信不疑，贝尔福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他是被魏茨曼

    策反的最重要的一员。这两个人先是在1906年选举期间长谈了一次，

    当时贝尔福因为魏茨曼拒绝乌干达而责骂他。“贝尔福先生，试想一

    下，我给你巴黎，代替伦敦，您会接受吗？”“可是，魏茨曼博士，

    我们有伦敦。”“那没错，可是我们有耶路撒冷的时候，伦敦还是一

    片沼泽。”[13]1914年12月12日，他们进行了一次深入并具有决定意义

    的谈话，这次谈话值得回顾是因为它显示了魏茨曼作为一名说客的本

    领。魏茨曼拿出犹太复国主义行动方案之后，贝尔福告诉他说，在他

    看来，犹太人这个问题“始终都无法解决，直到这儿的犹太人完全被

    同化或者巴勒斯坦存在一个正常的犹太社会”。他带着捉弄意味地补

    充道，他曾在1912年与声名狼藉的反犹分子科西马·瓦格纳讨论过这

    个，而她同意了！“是的，”魏茨曼回答，“让我告诉你她到底是怎

    么说的——犹太人正在接管德国文化、科学和工业。但是，”他接着

    说：

    被大多数非犹太人忽视和构成犹太人悲剧症结的关键一点是，那

    些犹太人将精力和智慧奉献给德国人的时候将自己当成了德国人，他

    们正在让德国而不是让正在被他们抛弃的犹太人富裕起来……他们必

    须隐藏自己的犹太教，才能被允许任由德国人使用自己的智慧和能

    力。德国的强大有他们不小的功劳。这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我们不认

    为他们是犹太人，瓦格纳女士也不认为他们是德国人，所以我们就成

    为最受剥削和最遭误解的民族。

    贝尔福被感动得流出眼泪，他握住魏茨曼的手说“一个伟大和受

    难的民族走的这条路已经为他照亮了”。[14]

    贝尔福就此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坚定盟友，他在外交部争取让

    英国做出明确和公开的承诺。后面发生的事情堪称天遂人愿。1917年1

    月，英国军队开始进攻巴勒斯坦。同一个月，沙皇政权崩溃，于是全

    世界犹太人全心全意支持协约国阵线的一个最大障碍消除了。临时总

    理克伦斯基废除了俄国的反犹法规。月底，德国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

    战，致使美国无可避免地加入了协约国一方。美国政府几乎是自动成

    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有力支持者。但绊脚石依然存在。法国厌

    恶犹太人的这个想法，更何况让新教的英国而不是天主教（和无神论

    者）的法国进入耶路撒冷。据谈判保护国秘密条约的马克·赛克斯爵

    士说，他的谈判对象乔治·皮科“提到了巴黎的大屠杀”——德雷福

    斯仍然令人记忆犹新——而且似乎“很难正常对待这个议题”。阿拉

    伯人或代表他们的那些政府部门也表示反对。不过阿拉伯人的行动已

    经迟了，他们对战争努力已经做不出什么实质性贡献了，而且他们

    的“阿拉伯起义”毫不起眼；此外，领导起义的T.E.劳伦斯上校也赞

    同英国保护国和犹太民族家园计划。最难对付的对手倒是来自反犹太

    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尤其是蒙塔古，时任印度事务大臣，职位重要并

    且与此有关联。这一点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出承诺的形式是作为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写给英国犹太社会领袖

    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就双方此前的文稿达成了一致。沃尔特，

    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勋爵，与他那位在1915年年初去世的伟大父亲不

    同，他被选中参与这件犹太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是不可思议

    的。的确，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已经多多少少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

    者。但是他有语言缺陷和很多其他的顾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默

    默进行的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个人收藏上面，而不是公共和社会事务。

    他在特林的雷恩宅邸曾经是查理二世送给内尔·格温的礼物，他在此

    收集了225万只蛾子和蝴蝶、30万张鸟皮、20万颗鸟蛋，以及其他很多

    物种，包括144只活的巨型陆龟，其中一只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龟，已经

    有150岁了。他发表了超过1200篇科学论文（和著作），发现了5000个

    新物种，其中250个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一种长颈鹿、象、豪猪、岩

    袋鼠、极乐鸟、鹩哥、突眼蝇，还有一种蛔虫。谁都不知道，甚至是

    他为数不多的至交也不知道，他的财产还不间断地被一名无耻的贵妇

    及其丈夫剥夺，他们勒索敲诈了他40多年。[15]

    但是，罗斯柴尔德得到了魏茨曼等人的充分指点，1917年7月18

    日，他把英国需要做出哪些承诺的初稿交给贝尔福，其中包括三个重

    要组成部分。第一是巴勒斯坦整体作为犹太民族家园的重建；第二是

    犹太人的移民权利不受限制；第三是犹太人内部自治。这些提供了犹

    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合理希望的一切。魏茨曼直到临死那天还相信，要

    不是蒙塔古的反对，他们本可以实现全部三点：“丝毫不用怀疑，若

    不是外来干涉——完全是因为犹太人！——那份草案本可以在8月初就

    被（战时内阁）接受，基本上就按照我们提交的样子。”[16]结果却

    是，这封信直到10月31日才被内阁通过，而且已经经过了实质性的改

    动。[17]它不再将巴勒斯坦与民族家园等同，它没有提及犹太人不受限

    制的移民权利或内部自治，它还保障了阿拉伯人的权益。它的签署日

    期是1917年11月2日，而且主要段落载明：“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

    坦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而且将尽最大努力促进该目标的实现，

    但必须清楚理解的是，不可以有任何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区

    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者犹太人在其他所有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

    位的行为。”赛克斯带着这份文本从做出决定的内阁走出来的时候

    说：“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儿。”仔细阅读一番之后，魏茨曼评论

    说：“我一开始就没想要男孩儿。这不是我期望的。”[18]

    《贝尔福宣言》同样是这幅拼图的关键一块，因为若是没有它，

    这个犹太国家绝不可能出现。幸亏有赫茨尔和魏茨曼，犹太人才能及

    时跟上潮流。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正在迎来胜利。协约

    国为其统治下的民族所困扰，它们要求即将到来的胜利与和平应该在

    严格按照由人数——不论人种、语言或种族——决定的民意基础上保

    障他们的领土权利。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提出了一个基于历史的浪漫要

    求，但那是非常古老的历史，按照凡尔赛协议的适用标准，他们实际

    上什么也没有。这份宣言发表出来的时候，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人口是8.5万～10万，而那里的总人口是60万。其余几乎全是阿拉伯

    人。如果阿拉伯人在战时能够作为整体通过外交途径适当地组织起来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真要组织起来的话——毋庸置疑，这份

    宣言绝不可能得到发表。甚至只要过了12个月，那就是不可能的事

    了。事实上，魏茨曼带领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而且注

    定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幸亏有《坦克雷德》和《丹尼尔·德龙

    达》，他得以成功地呼唤起英国统治阶层的浪漫天性，因此收到了或

    许是一个强国最后的恩惠礼物，这份礼物完全有悖于精打细算的时代

    精神。

    在伦敦，劳合·乔治和贝尔福认为他们至少利用人类历史上最丑

    恶的战争得到了某种好处：给犹太人一个家园。魏茨曼与这位首相在

    停战日一同吃午餐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含泪阅读《诗篇》。劳合·乔

    治后来经常会对他说，巴勒斯坦是“战争时唯一有趣的地方”。[19]但

    是，伦敦开明的官老爷做出承诺是一回事，巴勒斯坦现场的那些人履

    行承诺又是另一回事。艾伦比将军就在宣言发布的一个月之后占领了

    耶路撒冷，他怀着崇高的谦卑步行进入了这座圣城。1918年，魏茨曼

    去见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位将军很友好，但被军事和行政问题搞得不

    知所措。“可是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得小心谨慎，不能伤到百姓

    的敏感脆弱之处。”大多数英国高级军官对那份宣言一无所知。一两

    个是支持犹太人的，有些是反犹分子，有的支持阿拉伯人，期待他们

    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屠杀犹太人。他们把当地的犹太人看作俄国来的

    垃圾。温德姆·迪兹爵士将军交给魏茨曼一些打印纸张：“你最好仔

    细读读这一切。它以后会给你带来一大堆麻烦。”那是一份《锡安长

    老会纪要》。在高加索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供服务的英国军事代表团

    把这份文件带了回来。巴勒斯坦的英国军官似乎人手一份。[20]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取得了进展，在和平谈判期间落实了巴勒斯

    坦的托管问题。[21]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工作开始进行。英国接管的时

    候，巴勒斯坦处于以下的状况。那儿的犹太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

    由学者和贤哲构成的宗教社区，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但是在

    19世纪他们的人口有了稳步增长。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靠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捐献的慈善资金过活。他们的生活圈子对《贝尔福

    宣言》茫然不解，可他们一直满腹牢骚和要求。魏茨曼去见他们的时

    候，他们要求他说服艾伦比，派一艘船去的里雅斯特，因为那里有最

    好的桃金娘，这样他们就能体面地庆祝住棚节了。[22]这让他备感恼

    火，但他们有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就像他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一

    样，而且《托拉》——没有它，民族家园毫无意义——本来就是关于

    严格的仪式的；确实可以看出，“仪式主义”在犹太教绝非一个贬义

    词。

    还有一类是农业移民，他们是在诸如蒙特菲奥里这样的慈善家的

    帮助下定居下来的。有的是近乎拥有所有权的殖民地，比如埃德蒙·

    德·罗斯柴尔德创建和提供补贴的那些。俄国1881年的大屠杀引发了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圣地移

    民潮（First Aliyah[24]），罗斯柴尔德将新来者纳入自己的羽翼之

    下。他为被称作莫沙夫的新定居点和村庄提供行政人员、学校和医

    生。它们包括犹地亚的埃克龙、盖代拉、里雄莱锡安和佩塔提克瓦

    （重建），加利利的罗什平纳和耶苏德马阿拉，以及撒马利亚的济赫

    龙雅各布。1896年，罗斯柴尔德又增加了梅图拉和俄国犹太复国主义

    者居住的贝尔图维亚。在这一阶段，为定居点提供资助的金额累计达

    170万英镑，只有10万英镑来自罗斯柴尔德自己的钱袋。他没时间关注

    被他看作政治煽动者的赫茨尔，或者魏茨曼这样的俄国人，对他来

    说，他们都是傻瓜。他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团，包括诺尔

    道在内：“这些是我的殖民地，对于它们，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

    做。”[23]不过，1900年，他还是把一切都交给了新成立的犹太垦殖协

    会，只是继续提供资金。类似雷霍沃特和哈代拉这样的定居点村庄可

    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塔沃尔村、亚夫内埃勒、梅纳海米亚和基尼烈

    可追溯至20世纪初。并非所有的定居点都是农业形式，工厂开始出

    现。雅法、海法和耶路撒冷当地增建了新的犹太区。

    从1904年开始，在俄国更可怕的大屠杀余波之中，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圣地移民潮开始了。这次移民潮带来了4万多名移民，其中一些定居在（1909）雅法的新园林城郊，那座城市后来成为大城市特拉维夫。同年，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居民在代加尼亚建起了第一个基布兹（“集体合作社”），结束了被他们视为耻辱的局面——阿拉伯雇佣劳工承担实际工作而犹太人只做管理农场的工头。沃尔夫松任命阿瑟·鲁平（1876—1943）负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巴勒斯坦办事处，在后者的指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了系统化的定居过程。自发形成的集体农场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倡议和资助的主要形式，数量最终超过200所。另外还有“工人的莫沙夫”（moshav ovdim），农业村庄的成员拥有个人所有的资产，只是合作购买设备，还有“集体莫沙夫”（moshav shitufi），成员只拥有他们的房屋，以集体形式耕种土地。鲁平出身于普鲁士犹太人，是一个经过培训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把这种深沉却不可或缺的综合素质，外加勤勤恳恳、持之以恒和对犹太人缺点的严肃认识，带到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化为现实的事业中。与其他所有人相比，他负责更多的是这个新家园的螺母和螺栓、面包和黄油等具体细节。

    保护新移民区不受强盗劫掠也是一个问题。第二次圣地移民潮中的青年人有的参加过反抗俄国大屠杀的犹太自卫团体；1909年，他们建立了舒梅林协会或民防团。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挎着子弹袋和卡宾枪，蹬着俄式靴子，裹着阿拉伯头巾，看起来像是上过大学的哥萨克酋长。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是必要的，群龙无首，而一个人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弗拉基米尔· 亚博京斯基（ 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与赫茨尔一样，他是一名作家和戏剧爱好者，他来自那座最浪漫的犹太城市——敖德萨。这座黑海岸边富裕的粮食出口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诚然，它位于俄罗斯，却具有强烈的国际性及近乎地中海的风情，拥有温暖的南方气息。亚博京斯基就很有代表性，会说俄语、德语、英语、法语和意第绪语，当然还会希伯来语。同大多数敖德萨犹太人一样——托洛茨基[25]是另一个代表人物——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到了20世纪，敖德萨有大约17万名犹太人，占据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既是最凶残的反犹主义中心，也是犹太文化的中心。不过，那里的犹太文化是世俗性质的，敖德萨是第一个由马斯基尔管理的犹太社区。正统的拉比憎恶此地，他们警告虔诚的犹太人不要踏足那个地方，他们说那里吸引了俄国犹太区的废物，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所多玛。据说：“地狱之火在敖德萨周围燃起，距离长达10帕勒桑[26]。”那座城市孕育了许多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如《自我解放》的作者列奥·平斯克、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哲学家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的犹太新闻界影响力大且态度强硬，亚博京斯基作为激进和有干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快便从中脱颖而出。他还是敖德萨自卫队的活跃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亚博京斯基被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任

    命为流动记者，奔赴中东。土耳其人正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作潜在

    的叛徒对待，他们的恐怖统治使超过8.5万的犹太人口降低至不足6

    万。亚历山大城有1万名犹太难民，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恶劣，却由于

    内部纷争而四分五裂。阿什克纳齐和塞法迪坚持各开各的施食处。来

    自特拉维夫那所新赫茨尔学校的学生们根本不合作，除非用希伯来语

    跟他们说话。亚博京斯基，对他最适合的描述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活动

    家，跟邓南遮[27]非常相像，他认为需要一支军队，既可以团结犹太

    人，也可以唤起他们摆脱对虐待的逆来顺受。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约

    瑟夫·特伦佩尔多（1880—1920），一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独臂英雄

    士兵。这两个意志坚定的人顶着英国官方的巨大阻力，为那场战争成

    功地做出了犹太人特殊的军事贡献：第一支锡安骡马队，然后是3个营

    的皇家火枪团，第38营（伦敦东区）、第39营（美国志愿者）和从伊

    休夫本地征募的第40营。[24]亚博京斯基在第38营服役，并指挥了约旦

    河的渡河行动。但让他沮丧和忧心的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当

    权派对保留犹太军团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因此英国人干脆将其

    解散了。于是他组建了一支秘密自卫组织，该组织后来成为哈加纳，

    是一支强大军队的萌芽。[25]

    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民族家园事业显而易见且日益增长的敌意加

    剧了亚博京斯基的担忧。由赫茨尔本人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贯倾

    向于低估阿拉伯人。第一次到访伦敦的时候，赫茨尔相信了十分了解

    巴勒斯坦的霍尔曼·亨特的预言：“阿拉伯人就是些劈柴挑水的人。

    甚至不用撵走他们， 因为他们可以为犹太人提供非常有用的服

    务。”[26]实际上，阿拉伯人正跟犹太人一样，发展出了民族主义精

    神，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在20年后才开始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的民

    族主义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是

    19世纪的独特现象。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20世纪亚非民族主义的一

    部分。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实质上始于1911年，当时被称为青年阿拉

    伯协会的秘密团体在巴黎成立。该组织仿效青年土耳其党，而且跟它

    一样，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战后，法国——正如我们

    所见——从一开始就厌恶英国人的托管，于是在凡尔赛谈判期间就在

    幕后搞反对的小动作，并允许青年阿拉伯协会在大马士革设立总部，

    作为反英国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中心。[27]

    少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预见到，利用巴勒斯坦解决“犹太人问

    题”可能转而会制造出“阿拉伯人问题”。1891年，在赫茨尔发起其

    运动的6年以前，去过以色列地的阿哈德·哈阿姆就撰写了一篇名为

    《来自以色列的真理》的文章。他提出了警告，他说，犹太复国主义

    者认为阿拉伯人是意识不到正在发生什么的愚蠢野蛮人，这是大错特

    错的。实际上：

    阿拉伯人，跟所有的闪族人一样，头脑敏锐，非常狡猾……（阿

    拉伯人）看穿了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和目的，但他们保持了沉默，因

    为他们暂时还不担心未来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在巴勒斯

    坦的活动发展到让这支本地民族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他们就再也不会

    轻易让步了。应对一支我们想要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族必须多么小心

    啊！向他们表达善意和尊重是多么有必要！……假如阿拉伯人判定其

    对手的行动是在压迫他们或剥夺他们的权益，那么即使他们默不作

    声，等待时机，他们的心里也一定在积蓄怒火。[28]

    这种警告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定居点的规模抬高了地价，犹太

    移民和机构发现跟阿拉伯人讨价还价很难：“我们的殖民工作需要的

    每德南[28]土地都（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魏茨曼抱怨，“随

    着我们工作的推进，价格涨到高得离谱的地步。我们每一步的进展都

    会提高那片特定区域的剩余土地价值，阿拉伯地主不失时机地大赚一

    笔。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用犹太人的黄金铺满巴勒斯坦的土地。”[29]

    因此，犹太人往往将阿拉伯人看作贪婪的业主——或者，甚至是无知

    的劳工。一想到这一点，还有阿拉伯人从犹太复国主义获益的许多其

    他方面，他们就打消了自己的负疚感。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忽视了

    阿拉伯人，只把他们当成人情风物的一部分。阿哈德·哈阿姆迟至

    1920年还记录道：“从巴勒斯坦殖民进程开始至今，我们一直把阿拉

    伯人当作不存在。”

    阿拉伯的军队为两边作战并被双方争取，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在

    战争期间活跃起来。就协约国而言，他们在战时需要人家的支持，就

    给无数的民族开出了许多远期支票。和平到来的时候，一些支票却无

    法兑现，尤其是阿拉伯人，他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代

    替建立一个阿拉伯大国的是，他们成了被保护者。在叙利亚和黎巴

    嫩，他们的保护国是法国，在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他们的保

    护国是英国。在面对和争取那个备受瞩目的“和平”时，唯一捞到好

    处的阿拉伯宗族是阿拉伯半岛的沙特王室。哈希姆家族族长埃米尔·

    费萨尔得到了英国支持，对于外约旦的情况心满意足。他对犹太定居

    点怀有好感，认为那将会提高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1919年3月3

    日， “ 我们阿拉伯人， ” 他给费利克斯· 弗兰克福特[29] 写信时

    说，“尤其是我们当中受过教育的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最深

    切的同情……我们会向犹太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欢迎回家。”[30]

    但费萨尔过高估计了阿拉伯温和派准备与犹太人合作的人数和勇

    气。事实上，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就得到了警告，如果关于犹太家园的

    传言被证明是真的，那么他们一定是自找麻烦：“在政治上，”赛克

    斯最好的阿拉伯情报提供人写道，“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对近东

    地区的持久和平来说意味着永久的风险。”[31]英国主管负责的当权

    派，艾伦比、参谋长博尔斯将军、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爵

    士，对此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他们极力打压民族家园这个想法。对于

    《贝尔福宣言》，命令是这么说的：“必须得到极为机密的处置，绝

    不能以任何形式发表。”一段时间内，他们甚至提议立费萨尔为巴勒

    斯坦的国王。[32]但这与英国当局力图安抚阿拉伯人这一事实——因此

    旋即被一些犹太人指责为反犹主义——没什么区别。战后从埃及返回

    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还有更多从乌克兰逃离白俄屠杀的人到达，标

    志着已经到了阿拉伯人，用阿哈德·哈阿姆的话说，开始感受到威胁

    的程度了。1920年3月初，加利利发生了一系列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

    点的袭击事件，在其中一次袭击中，特伦佩尔多遇害；耶路撒冷随后

    也发生了阿拉伯人骚乱。首次让自己的自卫队行动起来的亚博京斯基

    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哈加纳成员，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他

    被判处15年劳役。阿拉伯人的骚乱者也被判有罪并入狱，其中包括哈

    吉·阿明·侯赛尼，逃离了该地区的他被缺席判处10年监禁。

    在暴动之后的一片哗然声中，劳合·乔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犹太人声称英国军队在保护犹太人生命和财产方面毫无用处，力图安

    抚他们的劳合·乔治派出了塞缪尔担任高级专员。欣喜的犹太人宣布

    胜利，他们在塞缪尔刚刚到达的时候就用抱怨和要求把他淹没了。魏

    茨曼暴跳如雷。“塞缪尔先生会感到非常厌恶的，”他给巴勒斯坦犹

    太复国主义办事处的埃杜博士写信说，“然后就会拒绝帮助犹太人社

    区，就像其他人那样，那样我们的最佳时机就落空了。”[33]其实那还

    不是真正的问题。塞缪尔并不介意犹太人的纠缠。他介意的是阿拉伯

    人不公的指责，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塞缪尔总是试图做到两全其美。

    他想做一个不信上帝的犹太人，他想做一个不参与任何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的犹太人。现在他想在不得罪阿拉伯人的情况下安排犹太民族家

    园。这种事情不可能办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固有的完整观念是，巴

    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别指望在犹太人定居的主要地区享有全部权利。但

    是，《贝尔福宣言》特意提出保障“现有非犹太社区”的民事和宗教

    权利，而塞缪尔对此的理解就是阿拉伯人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

    会。他的确将这个说法视作他的使命原则。“务实的犹太复国主

    义，”他写道，“是满足这个基本条件的犹太复国主义。”[34]塞缪尔

    相信自己能够捋顺这个怪圈。他不信仰耶和华，他的《圣经》是莫利

    勋爵那部灾难性的著作《论妥协》。

    因此，正如犹太人很快发现的那样，他不是来平息事态的，而是

    来兴师问罪的。甚至在他作为高级专员抵达之前，他就把“阿拉伯人

    问题”定义为“主要考虑”。他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意识到“阿

    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和价值”，那是“实实在在的，可不是虚张

    声势”。如果有谁需要被安抚，那也是阿拉伯人：“把高压政策当作

    唯一选择，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可能被证明是失败

    的。”犹太人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1921年8月10日，他给魏茨曼

    写信称，“除非十分小心地驾驶，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这条船就会触上

    阿拉伯人的礁石失事”。他告诉巴勒斯坦的犹太领袖们：“你们是在

    自己招引大屠杀，只要你们忽视阿拉伯人，大屠杀就会发生。你们对

    他们不理不睬……在达成谅解方面，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就知道怎

    么向政府抗议……犹太复国主义在取得居民同意方面一件事都还没

    做，若是没有这种同意，移民将是不可能完成的。”[35]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

    说，困难在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段混乱时期，他们发现努力支撑

    定居点都非常困难，完全没有精力和财力向阿拉伯人做出姿态。无论

    如何，虽然提供给他们这样的建议，但塞缪尔的其他行动排除了接受

    这个建议的可能。他信仰平等，奉行不偏不倚。他没有领会到，正如

    犹太人和反犹分子之间没有平等的空间一样，你不可能在犹太移民和

    根本不欢迎他们的那些阿拉伯人之间做到不偏不倚。他的第一步行动

    就是赦免1920年的骚乱者，此举的目的是释放亚博京斯基。但平等就

    意味着宽恕率先发动骚乱的阿拉伯极端分子。

    接下来，轮到塞缪尔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了。英国人在与阿拉伯

    人打交道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他们没有官方领袖，费萨尔国王的诏

    书出了约旦就没用了。于是他们创造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这个头衔。

    1921年3月，该头衔的现拥有者，一家本地望族的族长去世了。他的弟

    弟就是臭名昭著的骚乱者哈吉·阿明·侯赛尼，如今得到赦免，并且

    重回政治舞台。任命一名新穆夫提的程序是，由当地虔诚的阿拉伯穆

    斯林选举团选出三名候选人，由政府从中批准一人。哈吉·阿明那时

    只有25岁左右，无论是年龄还是学识都没资格担任这个职位。自从

    《贝尔福宣言》发表以后，他一直是激烈的反英分子。他毕生都对犹

    太人怀有强烈的仇恨。除了他的10年判决之外，他还被警方档案列为

    危险的煽动者。选举团的大部分人是温和派，果然，哈吉·阿明的选

    票数量垫底，只获得8票。一位温和又有学问的人，谢赫·希萨姆·

    丁，被选了上去，于是塞缪尔高兴地批准了他的任命。随后，侯赛尼

    家族和民族主义极端势力——带头发动1920年骚乱的那些人——掀起

    了一场恶意的诋毁运动。他们把抨击选举团的海报在耶路撒冷贴得铺

    天盖地：“那些可恶的叛徒，你们都知道是谁，已经勾结犹太人选出

    了他们那伙儿指定的穆夫提。”[36]

    不幸的是，英国官员里有一位曾经的建筑师、罗纳德·斯托尔斯

    爵士的助理，名叫埃内斯特·T.里奇蒙，他为高级专员担任穆斯林事

    务顾问。他是一名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秘书长吉尔贝·克莱登

    爵士把他叫作“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头”。“他公然敌视犹太复国

    主义政策，几乎不加掩饰地公然敌视陛下政府的犹太人政策，”殖民

    地部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叙述，“政府……的秘书处拒绝接纳里奇蒙

    先生这样极端偏袒的人员将大有益处。”[37]正是里奇蒙，说服那位温

    和的族长退职，然后让塞缪尔确信，考虑到这次煽动事件，让哈吉·

    阿明成为大穆夫提将是对阿拉伯人的一次友好表态。1921年4月11日，

    塞缪尔见到了那位年轻人并且相信了“他的家族势力和他本人将会致

    力于稳定的保证”。3个星期后，雅法和其他地方发生骚乱，43名犹太

    人在骚乱中遇害。[38]

    在人们看来只是英国在一块无足轻重的保护领地上任命的一个级

    别不高的职位，竟然成为那个世纪最具悲剧性和决定性的错误之一。

    即便阿拉伯领导人通情达理，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合作

    协议是否可行尚不清楚。但一旦哈吉·阿明成为大穆夫提，那就是绝

    对不可能了。塞缪尔先是判断失误，又错上加错地推动组建最高穆斯

    林委员会，该组织迅速被那位穆夫提及其同伙控制，变成了一个恐怖

    的专制工具。更糟糕的是，他鼓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他们的街坊

    邻居交流，推行泛阿拉伯主义。于是这位穆夫提就可以传播泛阿拉伯

    运动，包括他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他是一个善于言辞的刽子手和

    刽子手的组织者，他的大多数受害者是自己的阿拉伯同胞。他的主要

    目标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压制温和派，而且他完全成功了。他

    成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对手，时机到来，他便与纳粹携手，坚决

    支持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是，他那失衡人格的大部分受害

    者是普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根据历史学家埃利·凯杜里的充分观

    察，“1947年以前，操纵巴勒斯坦人政治方略的正是侯赛尼家族，他

    们彻底毁了巴勒斯坦人”。[39]

    这位大穆夫提的阴暗成就就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领导阶层之间扯

    开了一道此后再也没能弥合的裂痕。他掌权的前一年，在1920年的圣

    雷莫会议上，英国托管和《贝尔福宣言》正式被确定为凡尔赛体系的

    一部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团在皇家酒店同坐一张桌子，庆祝这

    一事件。到了1939年2月，试图解决阿拉伯人——犹太人分歧的三方会

    议在伦敦召开时，阿拉伯人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与犹太人坐在一起。[40]

    这就是那位穆夫提干的坏事，而且从长远来看，未能与犹太人直接谈

    判，迫使他们开始采取单边行动，导致阿拉伯人失去了自己在巴勒斯

    坦的位置。

    不管怎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这种冲

    突指出的方向不是两个民族在其中都享有权益的统一国家，而是某种

    形式的分割。如果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得到认可，那么得到合理解决

    的机会将会大得多。遗憾的是，托管是诞生于凡尔赛的成果，那段时

    间大家普遍认为普适理念和人类兄弟般的关系可以克服更为古老而原

    始上的不和。为什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能在英国的亲切目光下和国

    际联盟的终极监督下一同和谐发展呢？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不处

    于平等的层面上。阿拉伯人已经建立了几个国家；很快还会有更多国

    家。犹太人什么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成立一个

    让犹太人觉得安全的国家。如果他们不能从某种根本程度上控制这个

    国家，他们怎么可能觉得安全？而那就意味着单一制而非二元制；只

    能犹太人统治，权力不能分享。

    这是《贝尔福宣言》中暗示的，正如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于

    1921年6月22日向帝国内阁会议解释的那样。加拿大总理阿瑟·米恩问

    他：“根据贝尔福先生的保证，您会如何定义我们关于巴勒斯坦的责

    任？”丘吉尔：“我们会尽全力地做出最真诚的努力，为犹太人提供

    自行建立民族家园的机会。”米恩：“让他们掌控政府？”丘吉

    尔：“如果历经多年，他们在那个地区占据多数，他们自然会接管政

    府。”米恩：“按照与阿拉伯人的比例？”丘吉尔：“按照与阿拉伯

    人的比例。我们做出了平等的承诺，我们不会让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

    土地或者侵犯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41]

    由此看来，巴勒斯坦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犹太移民问题。那是犹太

    复国主义的另一条原则，所有犹太人都应该自由地回到这个民族家

    园。英国政府最初接受了这一点，或者不如说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

    在以巴勒斯坦作为民族家园的所有早期讨论中，假设都是没有足够的

    犹太人愿意去那儿，而不是数量太多。正如劳合·乔治所说，“人为

    限制犹太移民好让犹太人一直是少数民族的念头从没进入过从事制定

    这项政策的所有人的头脑里。那会被视作不公平和正对我们有好感的

    这个民族的欺诈”。[42]

    不管怎样，移民很快就成了问题。这是阿拉伯人抵抗越来越集中

    的焦点。这也不奇怪，因为犹太人反对英国人想要在他们尚处于少数

    民族地位时发展代议制机构的打算。正如亚博京斯基所说：“我们担

    心，我们不想在这里要一个正常的体制，因为巴勒斯坦的局势并不正

    常。它的大多数‘选民’尚未返回这个地区。”[43]巧合的是，这种不

    讨好的主张并未经受得住考验，因为阿拉伯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样

    决定（1922年8月）不配合英国的政策。可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太

    移民是犹太人最终政治力量的关键，所以他们煽动的目的就在于阻止

    移民。塞缪尔被这个策略欺骗了。他上任之后，对阿拉伯人做出的姿

    态之一是允许《巴勒斯坦报》再次面世，这份极端主义的阿拉伯日报

    1914年因为“煽动民族仇恨”而被土耳其人停刊。这项举动、对那位

    大穆夫提的任命及类似行为直接导致了1921年5月被恐惧犹太人“占

    领”煽动起来的大屠杀。塞缪尔对骚乱的回应是暂时完全中止犹太人

    移民。从波兰和乌克兰大屠杀逃离出来的3船犹太人被送回伊斯坦布

    尔。塞缪尔坚称，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大规模移民不可行”，必

    须“得到明确的承认”。他告诉戴维·埃杜，他不会弄出“第二个爱

    尔兰”，而且“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不能强制推行”。[44]这激起了犹太

    人的诸多激烈反应。埃杜骂塞缪尔是“犹大”。鲁平说他已经沦

    为“他们眼中犹太人事业的叛徒”。1921年7月，魏茨曼向丘吉尔抱

    怨， “ 战时承诺的犹太民族家园现在已经变成了阿拉伯民族家

    园。”[45]

    这句话是夸大其词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民族家园只是发展缓

    慢，但英国人对移民的限制并非主要阻碍因素。经过第一年的磨难

    后，塞缪尔就以一个成功的行政官员的形象出现。他的继任者，普卢

    默勋爵（1925—1928），表现得甚至更好。现代公共服务系统被创建

    起来，法律和秩序发挥作用，巴勒斯坦人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开始享

    受适度的繁荣。犹太人本应顺应这一环境的东风，让1917年声明后得

    以出现的伊休夫实现快速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原因何在？

    一个原因是犹太领袖们自己都分成了两拨，双方各有目标和方

    法。魏茨曼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一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

    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基础打得越坚实，这个国家才更有可能生

    存和繁荣。他对英国托管这段漫长时间内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希望看

    到在巴勒斯坦首先出现的是本身很出色并且可以延续下去的社会、文

    化、教育和经济体系。正如他说的：“纳哈尔、德加尼亚、大学、鲁

    滕贝格电气工厂、死海特许经营，对我来说，它们的政治意味远远大

    于主要政府和主要政治党派的所有承诺。”[46]

    其他犹太领袖各有不同的优先考虑。20世纪20年代，以色列主要

    的新生政治力量是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对他来

    说，最要紧的是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及其将要建立的国家的政治和

    经济性质。他来自波兰王国的普翁斯克，与数以千计聪明、年轻的东

    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永远无法在一个资本主义框架

    内得到解决。犹太人自身必须回到他们的集体主义根源。早期的社会

    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纳赫曼·瑟尔金（1868—1924）坚持认为犹太人

    是一支拥有自己命运的离散民族，不过也主张只能在一个合作性质和

    集体主义的国家内实现这种命运。因此，民族家园必须从一开始就是

    社会主义的。本-古里安支持这种主张。他的父亲阿维格多·格里宁是

    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让自己的儿子在一所现代化希伯来学校接

    受教育，还找来私人教师教授他世俗学科。本-古里安在各个时期都自

    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他来说，由于自身教养的结果，生活的教科

    书不是《资本论》，而是《圣经》——尽管他把它当作一部世俗历史

    和指南来看。他还是一名犹太神童，不过他是那种将惊人的意志、激

    情和活力投入行动而非研究的人。14岁时，他组织了一个犹太复国主

    义青年团体。17岁时，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犹太复国工人党

    的活跃分子。20岁时，他移民到以色列地，是该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也是1906年10月该党第一份政治纲领的制定者之一。

    青年时期的本-古里安奔波于国际舞台。他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

    尔和埃及的犹太社区居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待

    在纽约，组织引导潜在移民前往巴勒斯坦的拓荒先锋机构，不过他也

    在犹太军团服过役。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始终不变地遵循三个显著原

    则。第一，犹太人必须把返回那片土地作为首要任务；“移居那片土

    地是唯一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空话连篇，

    或者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47]第二，新社区的构建目的必须是在社

    会主义的框架内促进这一过程。第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文化纽带

    必须是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从未偏离这三条原则。但他寻求实现它们的政治工具是

    多样化的，这将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特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党派始终在经历变迁，在此我们不再赘述。本-古

    里安尤其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党派缔造者和分裂者。1919年，他召开了

    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10年后（1930），他将其与犹太复国工人党某

    政治派别合并，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比较连贯持久的是犹太

    复国主义工会运动，建立了犹太工人总工会，1921年，他成为该组织

    的总书记。他把这个组织变成远远超越工会联盟的某种存在。按照他

    的原则，他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民机构、拥有并资助农业和工业项目

    的积极倡导者，后来又成为土地和产权的主要所有者、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主义机构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本-古里

    安为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了基本的制度特色。但这些耗费了

    他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他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都是加速移民进程，可

    直接结果并非如此。虽然基础设施正在成形，居住于其中的人却迟迟

    没有到来。

    那就是亚博京斯基最关心的事情。他绝对优先考虑的是尽可能早

    地让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那样的话，他们可以在政治上

    和军事上被组织起来，才能接管这个国家。当然，像魏茨曼说的那

    样，推进具体的教育和经济项目是没错。但人的数量是第一位的。像

    本-古里安坚持的那样，定居这片土地，也没错。但人的数量是第一位

    的。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坚决主张他们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移民，这种

    观点遭到了亚博京斯基的嘲笑。本-古里安想要愿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的拓荒者，从而完全摆脱对阿拉伯劳动力的依赖。他和魏茨曼都敌视

    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派别，那些人于1902年建立了米兹拉希（“精神

    中心”）党，并于1920年将他们的活动转移至巴勒斯坦。米兹拉希开

    始兴建他们自己的学校和机构网络，与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行发

    展，并开展了他们自己的移民运动。在魏茨曼看来，米兹拉希正在助

    长错误类型的犹太移民：从贫民窟来的犹太人，尤其是从波兰来的，

    他们不想在土地上劳作，只想住在特拉维夫，开设资本家的商号，而

    且要是他们还精明的话，还会从事土地投机生意。

    1922年，一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丘吉尔结束了移民禁令。然而

    他在同年发布的白皮书中首次坚称，移民虽然不能受限但必须考

    虑“该地区当时的经济容量来吸纳新来的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

    犹太人只要能够出示2500美元，就可以得到居住签证，而魏茨曼争论

    的正是这一点，结果是米兹拉希式的资本家移民占据了主导地位。亚

    博京斯基觉得这只是次要问题。人的数量是第一位的。看到魏茨曼和

    英国政府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处理问题，以确保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是

    一个拓荒者的国家，即使那需要花费上百年才能建立，他并不满意。

    他想要快速的发展，回顾起来，必须得说，对于丑陋的现实，他的直

    觉要比其他那两位都要强烈。

    亚博京斯基根本不准备接受英国的移民管理。他希望这方面成为

    犹太决策者的唯一关注点，在他看来，决策者应该把逐步设立国家制

    度作为当务之急。1923年，他据此离开了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

    两年后建立了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联盟，以便利用犹太资本的全部资

    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他在东欧吸引

    了数量庞大的追随者，尤其是在波兰，那里的修正主义青年激进派贝

    塔尔——年轻的梅纳赫姆·贝京成为该组织的组织者——身穿制服，

    接受操练并学习射击。他们的目标是以一种迅速和不可抗拒的意志行

    动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

    实际上，这3位犹太领袖全都过高地估计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移

    民巴勒斯坦的实际意愿。在战后紧接着的动乱过去之后，尤其是波兰

    和乌克兰的大屠杀，犹太人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分享了10年的繁荣，

    乘船前往海法的迫切愿望降低了下来。1920年和1921年的骚乱让他们

    望而却步。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确实翻了一番，达到

    16万。农业聚居地的数量同样如此，截至这个10年快结束的时候，110

    处农业聚居地雇用了3.7万名犹太工人，耕种土地17.5万英亩。但是移

    民的总人数只有10万，其中25%并没有留下。因此净移民数每年只有

    8000。甚至在1927年，20年代的繁荣顶峰，只有2713人来到这里，

    5000多人离开。1929年，世界经济的分水岭年度，到达和离开的人数

    大致持平。

    在这个过程中，大好机会被错失，悲剧正在酝酿。风平浪静的年

    份，巴勒斯坦相对开放，犹太人不会来。从1929年开始，他们在欧洲

    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还有他们的安全状况开始恶

    化。但是随着他们前往巴勒斯坦的渴望增强，进入那里的障碍也随之

    增多。1929年又发生了一起大屠杀，超过150名犹太人在屠杀中丧生。

    英国的反应一如既往，就是收紧移民。工党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

    毫无同情心，他的1930年白皮书是英国国家文件中第一份明明白白反

    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号。他的妻子， 贝亚特丽斯· 韦布告诉魏茨

    曼：“我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对他们民族在巴勒斯坦被杀了几十个人

    这么大惊小怪。伦敦每个星期都有那么多人死于交通事故，没人会关

    心。”[48]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比较善解人意。多亏了他，移民

    恢复了。

    如今好几十万越发惊恐的犹太人想要进入巴勒斯坦。然而与每一

    波犹太移民潮相伴随的都是阿拉伯人更加暴力的抵触浪潮。亚博京斯

    基认为每年3万人才算令人满意。1934年，这个目标被超过了，那一年

    有4万人到来。第二年，这个数字增长超过50%，达到6.2万。随后的

    1936年4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阿拉伯人起义，英国人第一次开始面

    对托管崩溃的糟糕现实。1937年7月7日，皮尔勋爵领导的委员会提交

    报告，建议将犹太移民的名额减少至每年1.2万个，而且对土地交易也

    要设定限制条件。不过该报告也提出了三路划分。沿海一带，加利利

    和伊茨雷埃勒谷地应该成立一个犹太国家。朱迪亚山脉、内盖夫和埃

    弗拉伊姆应该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将在从耶路撒冷经过利达和

    赖姆莱到雅法一带行使托管。阿拉伯人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1937

    年再次发动起义。次年，在开罗召开的泛阿拉伯会议采纳了一项方

    针，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团体据此承诺采取国际行动，阻止犹太复国主

    义国家进一步发展。英国放弃了划分计划，1939年年初，在阿拉伯人

    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不抱希望的伦敦三方会议失败之后，《贝尔福宣

    言》也被悄无声息地抛弃了。5月，一份新的白皮书公布，明确要求5

    年内还可以准许进入7.5万人，此后若是不经阿拉伯人的同意，再也不

    许移民。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应该开始逐步独立。迄今为止，巴勒斯

    坦有50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依然占据大多数。因此如果英国的方

    案得以实施，阿拉伯人将掌控新诞生的国家，现有的犹太人将被驱逐

    出去。

    这一系列不幸事件相应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带来了压力，

    因为各个派系在如何应对这些事件方面存在分歧。1931年，在米兹拉

    希的煽动下，魏茨曼被赶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职位。同

    年，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形成了三大派系，犹

    太复国主义工人党占据了71个席位中的31个，修正主义占据16席，米

    兹拉希得到5个席位。分歧延伸到了军队：修正主义者和米兹拉希，还

    有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脱离了哈加纳，组建了一支与

    其竞争的力量——伊尔贡。

    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性裂痕从出

    现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条裂

    痕正在谩骂声中加深扩大。修正主义者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与英

    国人沆瀣一气，背叛了犹太人的事业。修正主义者则被痛斥为“法西

    斯”。本-古里安把亚博京斯基叫作“弗拉基米尔·希特勒”。1933年

    6月16日，犹太事务局政治部主任哈伊姆·阿尔洛索罗夫在特拉维夫海

    岸被谋杀；该机构是1929年为协调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努力而成立。

    他是一名态度激烈的工党复国主义者，因此修正主义极端分子立即受

    到怀疑。其中两人，修正主义极端组织铁腕联盟成员亚伯拉罕·斯塔

    夫斯基和泽维·罗森布拉特被捕并被控谋杀。该组织的理论家阿巴·

    阿希梅厄被控共同犯罪。斯塔夫斯基在一名证人的做证下被判有罪，

    被判处绞刑，但上诉后被无罪释放，因为根据旧有的土耳其法律，死

    刑案件中只有一个证人是不充分的。这项罪行从未告破，它在双方的

    记忆里持续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怨恨。对工党来说，修正主义者不

    会停止谋杀。对修正主义者来说，工党已经堕落到使用外邦人由来已

    久的迫害伎俩，血祭诽谤。

    这种分歧背后是犹太人在处理方式方面存在的真实而苦恼的困

    境。一些人本以为有了《贝尔福宣言》，犹太人问题从此就可以得到

    解决，然而到头来，它仅仅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不可能选择。世界各

    地的犹太理想主义者请求他们的领袖向阿拉伯人妥协。到了1938年，

    最伟大的在世犹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依然是从乌托邦的角度看待

    民族家园的：“比起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我宁愿看到在和平共存的

    基础上与阿拉伯人达成合理的协议……我对犹太教本质的认识与一个

    有边界、军队和一定世俗权力的犹太国家相抵触，无论它多么低调。

    我担心犹太教将遭受内部损害——尤其是来自我们自己阶层内部的狭

    隘民族主义发展的损害。”[49]其他人对这种损害同样担忧。可他们更

    担忧受到冲击的犹太人没有避难国可以投奔。阿拉伯人怎会允许建立

    这样的国家呢？亚博京斯基主张犹太人必须假设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情

    绪与他们自己的一样强烈和顽固。因此：

    梦想我们与阿拉伯人之间达成自愿协议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

    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每个民族，不管文明还是原始，

    都把自己的土地看成自己的民族家园，他们都希望作为唯一的土地主

    人，永远地待在这儿。这样的民族永远不会欣然同意接受新的土地主

    人，甚至是合伙人。每个本地民族都会与外来移民斗争，只要有摆脱

    他们的希望。所以他们会做出反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会做

    出反应，只要他们心中有阻止巴勒斯坦变成以色列地的一线希望。

    他得出结论，只有一道“由犹太人的刺刀铸成的钢铁之墙”，才

    能迫使阿拉伯人接受这种无从避免的情况。[50]

    1923年，亚博京斯基发表了这项严酷声明。他那犹太人承受不起

    理想主义的主张在此后的20年间得到了越来越强的逻辑支持。那不只

    是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配备一道由刺刀铸成的钢铁之墙以确保其安全

    的问题，还是欧洲的犹太人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近乎于到处都充满

    敌意的世界上究竟能否生存的问题。

    因为《凡尔赛和约》不仅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感到痛苦失望。

    1914—1918年的那场战争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将会废除过时

    的现实政治，开创一个公正时代，扫除世代相袭的旧帝国，赋予所有

    民族它们应该分得的自治权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园就是这

    个理想主义方案的一部分。不过对大多数欧洲犹太人来说，同样重要

    的是，这份和平条约向他们提供了保证，让他们在欧洲离散期间享有

    完整的公民权。在迪斯雷利的推动下，主要国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

    上第一次尝试保障犹太人的最低权利。但该条约的条款一直被回避，

    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二次更加彻底的尝试是在凡尔赛做出的。克伦

    斯基的临时政府已经赋予俄国犹太人完整的权利。在所有被和平体系

    建立、扩大或缩小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被列出的少数民族赋予权利的条款在凡尔

    赛被写入条约。于是理论上，在类似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

    治这些设计条约的人心中，犹太人无疑是主要受益人之一：他们在巴

    勒斯坦得到了他们的民族家园，如果他们选择留在他们定居的地方，

    他们也享有完整和有保障的公民权。

    结果证明，《凡尔赛条约》是这场最严重的犹太人悲剧的关键环

    节。因为它是不用刀剑的契约。它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对年代久远

    的争端强加新的解决方案，却根本没有切实的执行手段。它随后引发

    了20年不断升级的不稳定局面，它本身的条款引起的可怕仇恨占据了

    主导地位。在这种不满、断断续续的暴力事件，以及不确定性的气氛

    中，犹太人的地位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没有保障了。就像困

    难时期总会发生的那样，犹太社区往往会成为一切不安和敌对的焦

    点。犹太人对此已经习惯了。若仅限于此，他们还能免于成为当地特

    定的仇恨目标。但如今又出现了一种敌意动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认同。

    对此，犹太人要承担一定责任；确切地说，是一个特定政治类型

    的犹太人要承担责任，他们是19世纪下半叶激进的政治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犹太人：非犹犹太人，这些人作为犹太人，却完全拒绝犹太人的

    存在。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在欧洲和

    犹太人历史中至关重要。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她来自波兰王国的扎莫希奇，她

    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她的祖先起码可追溯至20世纪的拉比，她的母

    亲是拉比的女儿和姐妹，总是没完没了地向她引用《圣经》。而且更

    没什么理由，她对犹太教或意第绪文化从未表示出一丁点兴趣（尽管

    她喜欢意第绪笑话）。按照犹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斯特里

    奇所指出的，她对社会公正不同寻常的热情和对辩证法的迷恋似乎是

    由一代代拉比学问孕育出来的。[51]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她都是一个极

    端的马斯基尔。她对犹太民众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木材

    商，把她送进了华沙一所贵族学院，里面主要是俄国官员的孩子。18

    岁时，她偷渡出境，前往苏黎世完成学业。1898年，为了得到德国国

    籍，她与一名德国画家建立了一段婚姻关系。后来，她将自己的整个

    生命都投入了革命政治活动。

    如果有可能避免，罗莎·卢森堡从不提及她的犹太人身份。她试

    图忽略加诸她身上的反犹攻击，但这经常很困难，因为德国报刊上会

    出现关于她的最丑恶的讽刺画。此外，拥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德国工会

    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攻击都带有一种强烈的反犹色彩。他们不喜

    欢她那种有智力优越感的论调，还有她对“工人们”想要什么的自以

    为是的断言。她对此毫不在意。“对马克思的追随者来说，”她写

    道，“就像对于工人阶级一样，犹太人的问题本身并不存在。”对犹

    太人的攻击，在她看来，只局限于“俄国南部和比萨拉比亚偏远的小

    村庄里面——换句话说，革命运动薄弱或者不存在的地方”。对那些

    声称她同情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的人，她无动于衷。“为什么你们要专

    门拿出你们犹太人的苦难？”她写道，“我对普图马约可怜的印度受

    害者、非洲的黑人……同样感到惋惜，我无法在内心为犹太贫民窟找

    到一个专门的角落。”[52]

    罗莎·卢森堡在道德和情感上的扭曲是试图迫使人采纳一种思想

    结构而不允许人们从实际行为方式中逐步发展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典

    型特征。东欧的犹太人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为产物。他们是真实的

    人，有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他们的悲哀同样足够真实，他们承

    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

    ——创建于1897年的“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总工会的缩

    写）。“崩得”积极地开展运动，为犹太人争取完整的公民权。但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后犹太人是否应该获得一个自治国家的问题

    上，“崩得”分子产生了分歧。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同样感到困惑，

    而且由于移民，他们的队伍始终在减员，所以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队

    伍圈限在一道意第绪民族文化的防御工事中。

    对犹太文化独特性的坚持让他们尤其为那些犹太社会主义者所厌

    恶，比如完全否认犹太人一切社会或文化特质的罗莎·卢森堡。这些

    人激烈地批判“崩得”分子的主张。他们对各个犹太政治组织的敌意

    发展成为革命左派的正统观念。

    对我们来说，如今很难回到那些非常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却相信

    这种理论的犹太人的头脑里看一看。但是他们中数以千计的人就是相

    信了。他们痛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摆脱它在道德上最能被接受的方

    式就是为革命斗争。它为他们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澎湃激

    情，因为他们相信，斗争的成功将会让他们从犹太人负担中得到个人

    解放，还会让全人类从专制中得到解放。

    首先正是在俄国，犹太人被等同于革命暴力的现象最为醒目突

    出。虽然1917年10月在那儿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专政的起义缔造者列

    宁不是犹太人，但执行代表是列昂·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龙斯坦。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乌克兰农民，可托

    洛茨基本人是敖德萨世界主义的产物（他上的学校是路德教会办

    的）。他宣称犹太教和反犹主义对他的成长都没产生什么影响。可影

    响显然是有的：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在伦敦举

    行），他对犹太崩得分子的穷追猛打就有些不正常，近乎仇恨，他们

    把这些人撵出会场，从而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抨击赫

    茨尔是“无耻的冒险家”，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对犹太人来说，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和长远的、本地区域和世界

    范围的后果全都令人震惊。试图摧毁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队把所有的

    犹太人都当作敌人。在乌克兰，内战演变成为犹太人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屠杀。出现了超过1000起涉及杀害犹太人的独立事件，波及了乌克

    兰700多个社区和俄国数百个社区。6万至7万名犹太人遇害。[53]在东

    欧其他地方，类似这种把犹太人等同于布尔什维克的现象直接导致对

    无辜犹太社区的凶残袭击。在波兰和贝拉·库恩政权倒台后的匈牙

    利，袭击尤其血腥。整个20世纪20年代，袭击在罗马尼亚断断续续地

    发生。在这三个国家，本国的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犹犹太人创建

    并掌管的，而每一次付出代价的都是贫民窟和村庄里不关心政治并遵

    守教规的传统犹太人。

    为这一切增加了悲惨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俄国的普通犹太人并

    未从革命中得到好处。恰恰相反。他们本已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里

    获益不少，得到了完整的选举权和公民权，包括组建自己的政党和文

    化团体的权利。在乌克兰，他们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一名犹太人负责

    单独的犹太事务部；他们本会受到《凡尔赛条约》少数民族条款的保

    护。在立陶宛，这些少数民族的保障实施得很不错，那里的大型犹太

    社区也许是两次大战间隙东欧最令人感到满意的犹太社区。

    借助于十月革命的爆发，《锡安长老会纪要》迅速传播，甚至在

    反犹主义只是客厅而非街头现象的英国都一度产生了破坏力极强的影

    响。《泰晤士报》驻俄罗斯的通讯记者罗伯特·威尔顿和《晨邮报》

    的维克托·马斯登全都激烈地反布尔什维克，而且同样倾向于反犹。

    两人认可被他们视为真实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说法。1919年11月

    27日，《泰晤士报》以“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题登载了一封

    信，包括一份来自“韦拉克斯”的投稿：“犹太教的本质……最重要

    的是一种种族自豪感，对他们的优越性的一种信仰，相信他们最终会

    胜利，深信犹太人的智慧胜过基督徒的智慧，简言之，就是一种与天

    生的信念相一致的态度，这种信念就是犹太人是被选中的民族，总有

    一天注定会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和立法者。”《犹太世界》发表评

    论：“韦拉克斯的信件标志着一个邪恶的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再也

    不能说这个热爱《圣经》超过一切的国家没有反犹主义了。”[54]次年

    年初，《晨邮报》的编辑H.A.格温为以《锡安长老会纪要》为基础的

    佚名书籍《世界动荡的原因》写了一篇序言。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

    能不是真的，他写道：“它们主要关注的事实是，虽然包括那些内容

    的书籍是1905年出版的，但犹太布尔什维克如今正在几乎分毫不差地

    实施《锡安长老会纪要》中概述的计划。”他强调“目前布尔什维克

    政府中95%以上是犹太人”。这份出版物列出了其中50名成员的一份名

    单，包括他们的“假名”和“真名”，并声称这些人里面只有6个俄国

    人、1个德国人，剩下的都是犹太人。[55]1920年5月8日，《泰晤士

    报》基于《锡安长老会纪要》是真实的假设，发表了一篇题为“犹太

    危险”的文章。文章问道，英国“逃过了德式秩序，难道要落入犹太

    秩序”？

    犹太人终生的朋友丘吉尔对英国海军武官在俄国首都被杀大为震

    惊。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不一般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对宗教的贡

    献“ 价值胜过其他所有知识和其他所有学说” 。但是如今， 他

    说，“这个令人惊奇的民族已经创建了另外一套道德和哲学体系，这

    一套体系充斥的恨与基督教饱含的爱程度相仿”。[56]曾经被关进布尔

    什维克监狱的维克托·马斯登带着可怕的传言回来了。“我们用问题

    让马斯登先生应接不暇，”《晨邮报》报道，“问他谁要为他遭受的

    迫害负责……他用三个字回答：‘犹太人’。”[57]《泰晤士报》的那

    位威尔顿出版了一本书，宣称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莫斯科竖起了一尊加

    略人犹大的塑像。[58]不过最后又是《泰晤士报》，在1921年8月发表

    的一系列文章中首次证实《锡安长老会纪要》是伪造的。此后，英国

    人的反犹主义浪潮迅速平息，宛若它的迅速涌起。贝洛克利用这次恐

    慌创作了一本书《犹太人》，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首次在英国掀起

    了真正的反犹主义。但是等到这本书1922年2月面世的时候，已经错过

    时机，所以反响冷淡。

    但是法国的状况又是一回事，因为反犹主义在那儿根深蒂固，是

    其自身的一种民族文化，而且它还将结出苦果。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大

    胜利给法国犹太人造成了一种最终获得接纳的错觉，这种错觉体现在

    法国犹太人为改名提出的法律请求数量显著减少：1803—1942年整个

    阶段只有377例。[59]法国的犹太意见领袖强调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外来

    的、德国式的、引进的： “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一种叛国行

    为。”犹太退伍军人们出版的小册子提出，“它们来自国外。它们是

    那些渴望内战并希望重启对外战争的人引进的”。[60]1906年，在德雷

    福斯案件胜利的高潮时期，以色列人联盟宣告反犹主义“已经死

    去”。然而仅仅过了两年，莫拉斯[30]的法兰西行动和同样反犹的出售

    保王党报纸的两个团体成立。1911年，出售保王党报纸的人在法兰西

    喜剧院组织了反对戏剧《我死后》上映的暴力示威；戏剧作者是年轻

    时做过逃兵的亨利·伯恩斯坦，骚乱的结果是这场戏不得不被舍弃。

    [61]与英国不同，反犹煽动者在法国似乎一直都拥有天然的拥护者。他

    们急不可耐地要利用布尔什维克恐慌和许多法文版《锡安长老会纪

    要》的出现引发的虚假宣传。法国反犹主义的焦点从犹太人作为“金

    钱权力”的角色转移至他们作为社会颠覆分子的角色。

    犹太社会主义者，如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从不尝试反驳

    这种观点。布卢姆以犹太人作为社会革命者的弥赛亚角色为荣。犹太

    人的“集体冲动”，他写道，“将他们引向革命；他们的批判能力

    （我使用的是这个词语的最高意义）推动他们摧毁不再符合实际或无

    法被理性证明合理的每种思想、每种传统形式”。在犹太人漫长悲伤

    的历史上，他认为，“正义必将到来的思想”支撑着他们，他们的信

    念是，世界总有一天会“被理性管理，一条法规胜过所有人，因此每

    个人都各得其所。那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吗？那是这个民族古老

    的精神”。[62]布卢姆在1901年写下了这些话。这些话在战后的背景下

    变得更加危险。然而两次大战间隙法国犹太人中间最为著名的人物布

    卢姆仍然坚称引领社会主义进程是犹太人的任务。他似乎认为甚至犹

    太富人都会参与这个进程。实际上，虽然反犹的右翼把布卢姆看作犹

    太激进主义的化身，可也有很多左翼辱骂他是犹太资产阶级的潜伏特

    务。巴黎三分之一的银行家是犹太人，所以不管谁当权，左翼最喜欢

    的论断是犹太人控制了政府财政。“他们与银行业和商业的长期联

    系” ， 让· 饶勒斯[31] 说， “ 让他们尤其擅长资本主义犯罪方

    式。”[63]战后的几年，社会主义左翼成为法国共产党，一个反犹群

    体，尽管隐讳，可还是参与了林林总总起劲的毁谤攻击，其中大多数

    是冲着布卢姆个人去的。事实上，布卢姆及法国地位最重要的犹太人

    始终低估了法国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反犹主义，然而对于整个事态

    并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在美国，布尔什维克的上台及其与激进犹太人的联系却造成

    了最严重的后果。在法国，犹太人虽然受到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抨击，

    但这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甚至20世纪30年代始终在慷慨地接纳

    犹太难民。可是在美国，布尔什维克恐慌实际上终止了无限制移民政

    策，该政策在1881—1914年一直是东欧犹太人的救星并使得大量美国

    犹太人出现。即使在战前，实施移民限额的企图也一直存在，不过成

    功地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抵制；该组织成立于1906年，目的就

    是要与这个或其他的威胁做斗争。但战争结束了美国民主扩展的极端

    自由主义阶段，它甚至开始了一段持续10年的仇外时期。1915年，为

    了控制少数群体，包括（所谓）挑战了美国社会和道德规范的犹太

    人，三K党重建。同年，麦迪逊·格兰特[32]创作了一本书，名为《伟大

    种族的消逝》，这本书由于声称美国优越的种族血统正被无限制的移

    民破坏，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一时间落得声名狼藉。美国介入战争

    后颁布的反间谍法（1917）和惩治叛乱法（1918），作用就是把外国

    人与叛国罪联系起来。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化让美国的反犹活动进一步合法化。于是，民

    主党的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帕尔默针对被他称为“出生在国外的颠覆

    分子和煽动者”发动了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他声称“有组

    织地鼓吹托洛茨基学说的这些人中有6万人在美国”，托洛茨基本人就

    是“不光彩的外国人……纽约市所知的最低下的那种人”。米切尔和

    他的盟友散布的资料大多是反犹的。一份名单显示，31名苏联高级领

    导，除了列宁，都是犹太人；另一份分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显

    示388人只有16人是俄国人，剩下的都是犹太人，其中265人来自纽约

    下东区。第三份档案显示推翻沙皇政府的决定实际上是1916年2月14日

    由一群纽约犹太人做出的，包括百万富翁雅各布·席夫。[64]

    结果就是1921年移民限额法的出台，该法案规定任何一年接收移

    民的数量都不能超过美国1910年实有少数民族存量的3%。1924年约翰

    逊-里德法案将这个数值降低至2%，将基准年份前溯至1890年。最终效

    果要达到减少总移民数量至每年15.4万，缩减波兰、俄国和罗马尼亚

    几乎完全是犹太人的配额，降至总数8879。法案有效地中断了犹太人

    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其后，犹太人的组织不得不奋力抗争，防止这

    些配额被完全取消。1933—1941年艰难的9年间，他们设法让15.7万名

    德国犹太人进入美国，他们将之视为一种胜利，而这个数字大概只与

    1906年一年内进入美国的人数相当。

    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犹太社会不该被看作身处四面楚歌之中。到

    了1925年，它的总人数超过450万，正快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富

    有和最具影响力的犹太社会。犹太教是美国的第三大宗教。犹太人不

    仅受到接纳，还正在成为美国精英的一部分，并已经为塑造美国母体

    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他们从来不具备财政影响力，而在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不时地还具备这种影响力，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

    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以至于没有一个群体，无论多么大的群体，能

    够在其中占据主导位置。但在银行、股票经纪、房地产、零售、分销

    和娱乐行业，犹太人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犹太家庭满怀热忱地抓住

    了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让越

    来越多的犹太人有可能在各行各业获得成功，这一点或许更重要。虽

    然几所大学，尤其是常春藤联盟，对犹太人实施配额限制。但实际上

    犹太人高等教育的拓展并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

    纽约市大学生将近50%是犹太人，犹太大学生在全国的总数量是10.5

    万，超过大学注册总人数的9%。

    因此，从古至今破天荒地，犹太人能够为全社会的利益施展创造

    性的立法才能了，他们的这种才能是历经如此漫长的拉比传统培养出

    来的。1916年，历经4个月的提名斗争，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成员。他还是一名

    神童，来自布拉格一个犹太开明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在哈佛

    大学法学院获得了那里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分数，40岁之前的业务就为

    他带来了超过两百万美元的财产。美国犹太人的特点是，精英们只要

    认为其切实可行，总会认为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才足够可靠，因此布兰

    代斯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改变美国

    法律体系的方向所做的努力。甚至在加入最高法院之前，他就在《马

    勒诉俄勒冈州案》（1908）中撰写了“布兰代斯意见书”，他在意见

    书中为州法律限制女性工作时间做出辩护。在这份意见书中，他主要

    依靠的不是已有判例，而是关于法律合意性的一般道德和社会论据，

    包括超过1000页的统计数据。这件事体现了开明权威政体者具备的创

    造性解释的哲学思想及用以支撑它的勤奋精神。

    身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布兰代斯可以将“社会学法学”的原则推向

    美国联邦法律哲学的中心，从而还可以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将法院变

    成富有创造性的立法机构。作为接受过正统教育并将美国的公共精神

    视为雅典和耶路撒冷相结合的开明犹太人——一位现代的斐洛，千真

    万确！——他认为最高法院不仅应该支持宗教的多元化，还应该支持

    经济制度的多元化，甚至意见的多元化。他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他裁定《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27），“阻止思想、希望或

    想象是很危险的，恐惧造成镇压，镇压造成仇恨，仇恨是对稳定政府

    的威胁，安全之路存在于自由探讨假设的冤情和提议的解决办法的机

    会，而且对恶议进行适当的纠正是好事”。[65]

    1939年，高等法院里出现了他的一位重要效仿者，费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他12岁就移民至下东

    区，从纽约市立大学升学至哈佛大学，把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

    于在现代世俗背景下辩论犹太律法的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平衡个人

    自由需要和公共需求。在向国旗行礼的问题上，法兰克福特站在国家

    一边反对持有异议的少数派（耶和华见证会）：“历史上属于最被轻

    视和最受迫害的少数派那些人不可能对受我们宪法保障的自由无动于

    衷……但是作为法官，我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

    天主教徒，也不是不可知论者……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我没有理由

    把自己对政策的个人见解写入宪法， 无论我多么深沉地珍视它

    们。”这令人欣慰地反映了美国犹太人作为联邦一分子的成熟。[66]

    不过，美国犹太人不仅仅参与了对现有体系的基础改造，如法律

    体系，还参与引进和输送新的体系。巴黎和维也纳的犹太音乐家，从

    哈莱维到奥芬巴赫再到施特劳斯家族，已经为舞台创立了全新的音乐

    演出范畴，还有使其成为可能的剧院、歌剧院，以及管弦乐队。同样

    的人才组合很快就在纽约站稳了脚跟。1863年，奥斯卡·哈默斯坦一

    世（1847—1919）到达那里，先是在一家雪茄工厂工作（与其他无数

    犹太人一样）。20年后，他的儿子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1895—

    1960），作为剧作家，在创作美国“音乐剧”，一种综合戏剧的新形

    式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罗丝·玛丽》（1924）和《沙漠之

    歌》（1926）开始，他与另一个纽约人杰罗姆·科恩（1885—1945）

    一同创作了美国音乐的典范《演艺船》（1927），之后40岁出头的他

    与理查德· 罗杰斯（ 1902—1979 ） 合作， 用《俄克拉荷马》

    （1943）、《旋转木马》（1945）、《南太平洋》（1949）、《国王

    与我》（1951）和《音乐之声》（1959）将这种或许是所有美国艺术

    形式中最具特色的体裁推上新的巅峰。这些美国音乐作家走上创作的

    道路五花八门。罗杰斯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音乐艺术学院。欧文·柏

    林（出生于1888年），一位俄国领唱者的儿子，1893年来到纽约，找

    到了一个歌唱侍者的工作，没受过音乐训练，从未学过识乐谱。乔治

    ·格什温（1898—1937）一开始是在一家音乐出版社作雇佣钢琴师。

    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是惊人的勤奋和全新的理念。科恩为104部舞台演出

    和电影写了1000多首歌曲，包括《老人河》和《烟雾弥漫你的眼》。

    柏林也创作了1000多首歌曲，为《礼帽》《飞燕金枪》等配乐。他

    的“亚历山大的爵士乐队”（1911）实际上开创了爵士时代。13年之

    后，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经保罗·怀特曼管弦乐队的演奏，让爵

    士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弗里德里克·勒韦的《窈窕淑女》、弗兰克·

    勒瑟的《红男绿女》、哈罗德·阿伦的《绿野仙踪》和莱昂纳德·伯

    恩斯坦的《西区故事》同样遵循了在严格的票房保障下不断创新的传

    统。[67]

    美国犹太人还把他们在演艺理念和演艺组织方面的才华带入正在

    发展中的新兴技术。1926年，戴维·萨尔诺夫（1891—1971）创建了

    第一家无线电集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作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服

    务部门；1930年，他成为后者的董事长。与此同时，威廉·佩利（出

    生于1901年）正在合并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机一到，他们

    二人便推出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电视。犹太人还为这些革新式的媒

    体提供了不少第一代表演人才：席德·西泽和埃迪·坎特、米尔顿·

    伯尔、艾尔·乔森和杰克·本尼、沃尔特·温切尔和戴维·萨斯坎

    德。[68]百老汇音乐剧、无线电和电视都是犹太人离散历史中一条基本

    原理的例子：犹太人在商业和文化方面开启一片崭新的领域，在其他

    同行有机会占领该领域，建立行会或行业壁垒并拒绝他们入内之前就

    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不过最突出的例子是电影产业，这个行业几乎完全是由犹太人创

    建起来的。这能否算是他们在塑造现代时期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确实尚

    存争议。因为如果说爱因斯坦建立了20世纪的宇宙学，弗洛伊德建立

    了20世纪独具特色的心理学，那么为这个世纪提供全民流行文化的正

    是电影。不过其中有些讽刺意味，犹太人没有发明电影。1888年，托

    马斯·爱迪生开发出第一台能用的电影摄影机，即活动电影放映机

    [33]，但他并不打算把它用于娱乐业。他说，它将是“宣传理性的最重

    要工具”，是为了文明民主而设计的，要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彰显

    与“东方神秘传说”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道德力量。[69]如此一项理性

    主义运动很有可能吸引犹太先驱的兴趣。实际上，他们把它变成了截

    然不同的东西。因为爱迪生的电影构想行不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对此等闲视之。在刚开始的10年间，它基本上没取得什么进展。

    于是，19世纪90年代末，贫穷的犹太移民把电影院与游乐场——

    他们为跟自己一样的人创造出来的另一种设施——结合起来。1890

    年，纽约没有一家游乐场。到了1900年，游乐场超过1000家，其中50

    家已经有了5分钱电影院。8年后，单单纽约就有400家5分钱电影院，

    而且它们正在传播至所有的北方城市。它们只收5分钱，吸引了最贫穷

    的城市贫民。当时为他们制作的数百部电影短片都是默片。那就是一

    个有利条件。因为大多数常来的观众几乎不会英语。它完全是一种移

    民艺术形式。所以这正是适合犹太企业的理想环境。

    起初，犹太人并没有涉足发明和创新领域。他们只是拥有5分钱电

    影院、游乐场、剧院。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和早期短片大多是由出生

    在美国的新教徒完成。在费城这个重要的犹太人中心从事经营的西格

    蒙德·卢布林是个例外，他或许本可以把那里变成这个行业的中心。

    但是当剧院老板们开始为了给他们的移民观众制作想看的短片而转入

    制作时，卢布林已经与其他专利拥有者合作，成立了一家大型的专利

    公司，从电影制作者那里抽取不菲的专利费。正是在那时，犹太人率

    领这个行业走上了一条新的“出埃及”之路，离开盎格鲁-撒克逊裔新

    教徒占统治地位的东北部“埃及”，来到“应许之地”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有阳光、宽松的法律，还可以迅速逃进墨西哥躲避专利公司的

    律师们。[70]刚到加利福尼亚，犹太人在合理化改革方面的本事就有了

    用武之地。1912年，那里有超过100家小制作公司。它们迅速合并成为

    8家大公司。其中环球、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兄弟、米高梅

    和哥伦比亚基本上是犹太人创建的，而且犹太人在另外两家公司联美

    和雷电华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1]

    几乎所有这些犹太电影人都符合一种模式：他们都是移民或者移

    民的下一代，他们贫穷，有的还是赤贫，许多人来自有12或12个以上

    孩子的家庭。他们中的第一位，卡尔·莱姆勒（1867—1939），来自

    劳普海姆的移民，是家里13个孩子中的第10个。他从事过文职工作，

    做过记账员和服装店经理，后来开设了一家5分钱电影院并将其变成连

    锁影院，开创了电影发行业，之后于1912年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电影公

    司——环球影业。马库斯·洛伊（1872—1927）出生在下东区，是一

    名移民服务生的儿子。他6岁卖报纸，12岁辍学从事印刷行业，然后是

    皮草行业，18岁成为个体皮草经纪，到了30岁已经破产两次，成立了

    一家院线并将其整合为米高梅。威廉·福克斯（1879—1952）出生在

    匈牙利，家里有12个兄弟姐妹，童年时从纽约的城堡花园移民站过关

    入境。他11岁辍学进入服装行业，自己创业但业务不断萎缩，随后改

    行经营布鲁克林的游乐场直到建立一家电影院线。路易·B.梅耶

    （1885—1957）出生在俄国，是一位希伯来学者的儿子，也是童年时

    期从城堡花园进入美国的，8岁开始从事废品买卖，19岁有了自己的废

    品生意，22岁开了一条院线，1915年，制作了第一部A级大片《一个国

    家的诞生》。华纳兄弟来自波兰贫穷的鞋匠家庭，家里有9个孩子。他

    们卖过肉和冰激凌，修过自行车，在游乐场招揽过顾客，做过巡回主

    持人。1904年，他们购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自己主持演出，让他们

    的姐妹罗丝弹钢琴，让12岁的杰克唱高音。他们在好莱坞实现了进入

    有声电影的突破。联美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申克经营过一家游乐

    场。萨姆·戈尔德温做过铁匠的助手和手套推销员。另一名下东区

    人，哈里·科恩，当过电车售票员，后来从事歌舞杂耍表演。杰西·

    拉斯基是个短号号手。萨姆·卡茨是个小邮递员，但10多岁的时候就

    拥有了3家5分钱电影院。多尔·沙里在一家犹太人度假村做过服务

    生。来自拉比家庭的阿道夫·朱克做过皮草推销员。达里尔·扎纳克

    也是一样，用一种新的皮草搭扣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钱。不是所有的

    先行者都能保住财产和自己成立的电影公司。有的人破产；福克斯和

    申克甚至进了监狱。

    这些人不起眼，他们的顾客也不起眼。纽约的银行过了很久才拿正眼看他们。他们的第一位大出资人是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同胞A.P.詹尼尼，他的意大利银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他们的身后是数百年的贫困，所以他们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他们身材矮小，正如电影历史学家菲利普·弗伦奇所说：“在电影大亨们聚会时，人们在离地5英尺半的高度挥舞镰刀不会伤及很多人的，有的人没准儿都听不到嗖嗖的声响。”[72]带着穷人跟着自己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力争上游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们。朱克吹嘘自己把无产阶级的游乐场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宫殿：“谁为你们清扫了肮脏的5分钱游乐场？谁为你们安装了豪华的座椅？”戈尔德温将自己的文化目标定义为把“建立在艺术和高雅的坚实基座上的画面”。他们的新电影院文化并非没有传统犹太人的特征，尤其是在批判式幽默方面。马克斯兄弟提供了不起眼的人看待传统世界的视角，更确切地说，是犹太人一贯看待主流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在《动物饼干》中审视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社会，在《歌声俪影》中审视其文化，在《趾高气扬》中审视其校园，还是在《大商店》中审视其商业或者在《鸭羹》中审视其政治，它们都展现出一种对现有制度的令人不安的入侵。它们搅乱了平静，让“正常人”陷入困惑。[73]

    但是，一般说来，好莱坞的统治者不想对社会多加搅乱。20世纪

    30年代，为来自德国电影业的犹太流散者提供了一处安全港的同时，

    他们还试图对其施加一种顺从的精神。那是他们的民族同化形式。正

    如犹太人在18世纪对零售业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并在19世纪开设了第一

    家大商场一样，他们都是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果观众不喜欢一部电

    影，”戈尔德温说，“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公众从不出错。”[74]

    因此他们极为重视市场。这里也有一种讽刺。电影是古典希腊时代之

    后第一种向全体民众展现自我的文化形式，就像所有居住在城邦的人

    都可以被纳入竞技场、剧院、学园或戏院一样，现在所有美国人差不

    多可以同时看电影。1929年，印第安纳州曼西的一份研究发现，那里

    的9家电影院每周上座数是总人口的3倍。[75]后来演变为电视形式的电

    影是向20世纪末期消费社会迈出的巨大一步，它比其他所有体系都更

    为迫切地为普通工人带来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因此，与司法部长

    帕尔默和麦迪逊·格兰特料想的相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进行程

    式化、美化和大众化的正是好莱坞的犹太人。

    美国的方式自然有其比较黑暗的一面。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犹太

    人开始贴近他们的民族形象。他们还成为这种形象中更令人反感的特

    征的一部分。正如百老汇的音乐剧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犯罪，尤其

    是种类日新月异的犯罪，是大胆的犹太人有可能涉足的领域，他们一

    开始不会遇到非犹太人的正经阻碍。在欧洲，犹太人经常被人与贫穷

    有关的一些犯罪联系起来，如买卖赃物、扒窃和不严重的诈骗。他们

    还发展出需要高度组织和远程网络的犯罪模式，如白奴贸易。19世纪

    末叶，这项生意随着犹太人极高的出生率从东欧做到了拉丁美洲，而

    且被标上了强烈的犹太特色。数量惊人的犹太娼妓遵守安息日、犹太

    节日和饮食教规。在阿根廷，她们甚至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此外，正

    因为犹太人在这个行当地位突出，正统的犹太机构竭力想要在世界各

    地消灭它并为这个目标建立了专门团体。[76]纽约的犹太罪犯，除了犹

    太人常见类型的犯罪之外，主要集中在勒索保护费、纵火和给马匹投

    毒。同样，犹太社会做出的反应是掀起预防犯罪的运动，包括建立感

    化学校。[77]对于小打小闹的犹太人犯罪，这种努力效果显著。其实如

    果没有禁酒令，犹太人的罪犯群体本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末叶缩减至

    一小撮而已。

    然而非法酒类生意为机灵的犹太人提供了非常诱人的机遇，他们

    为这种生意寻找借口并组织筹划。犹太人罪犯很少使用暴力。正如犹

    太社会学权威阿瑟·鲁平所言：“基督徒用他们的双手犯罪，犹太人

    用他们的头脑犯罪。”典型的、赫赫有名的犹太罪犯“油拇指”雅各

    布·古齐克（1887—1956）是阿尔·卡彭[34]的记账员和会计。另一位

    是阿诺德·罗特施泰因（1882—1928），大公司犯罪的先行者，被描

    绘成达蒙·鲁尼恩[35]小说中的“智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

    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梅耶·沃夫希姆。然后还有梅耶·兰斯基，他建

    立了一个在自己生前就覆灭的赌博帝国，他在1971年申请以色列公民

    身份时被拒。

    可是随着这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犹太罪犯的崛起，他们发觉自己

    同样在使用暴力。被称为“法官”的路易·莱普克·布哈尔特（1897

    —1944）被联邦调查局称为“美国最危险的罪犯”；1944年，他协助

    组织辛迪加或者说谋杀有限公司，1944年因谋杀罪在新新监狱被处

    决。根据布哈尔特的指示，辛迪加杀手谋杀了违抗指令要去杀害托马

    斯·E.杜威[36]的私彩组织者“荷兰舒尔茨”阿瑟·弗莱根海默（1900

    —1935）；而且辛迪加还要为“巴格西”本杰明·西格尔（1905—

    1947）的死亡负责，后者曾为其在拉斯维加斯组建组织，后来与他们

    决裂。最终，以“萨米紫”塞缪尔·科恩为首的犹太人组织了臭名昭

    著的底特律紫帮，后者掌控了这座城市的贫民窟，直到被黑手党接

    管。不过试图比较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犯罪情况没什么用处。

    虽然声名狼藉的犹太罪犯举办正统葬礼的人数多得惊人，但与黑手党

    在西西里不同，有组织的犹太人犯罪并非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反应，而

    且绝不会享有丝毫的公共认可。因此，它已被证明为一种暂时的现

    象。[78]

    如果说犹太社会对犹太人犯罪，特别是白奴生意，做出羞耻和厌

    恶的反应，并尽其所能地对自己人中间的犯罪分子进行再教育，那么

    还有很多美国犹太人，无论好坏，他们对具有犹太倾向的观念一概厌

    恶，竭尽全力地彻底拒绝犹太特殊主义。不只是再也不去犹太会堂和

    再也不遵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努力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

    问题。甚至布兰代斯都在1910年抨击“倾向于保持出身不同的生活习

    惯或思考习惯”是不受欢迎的，“不符合兄弟情谊的美国理想”，强

    调犹太人身份就是“不忠”。[79]但这样的努力，比如布兰代斯的情

    况，常常会在反犹经历突然而至的影响下失败。于是，他最后又走向

    了相反的极端：“要做好的美国人，”他说，“我们必须做更好的犹

    太人，要做更好的犹太人，我们必须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80]有的

    犹太人会在这两个极点之间不安地漂移不定。著名的例子是伯纳德·

    巴鲁赫（1870—1965），一个约瑟式的人物。他曾为历届总统提供意

    见，并且被认为刚好在市场崩盘之前清空股票从而在1929年大发横

    财，现在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81]查尔斯·库格林神父，底特律反犹

    广播的神父，曾经称他为“美国的代总统、华尔街的无冕之王”。巴

    鲁赫竭尽全力想要摆脱犹太人的形象。得益于他妻子是新教徒的有利

    条件，他一度进入了《社会名人录》，而这份名录当时还禁止登载席

    夫、古根海姆、塞利格曼和沃伯格家族的人物。他在非犹太人的阿迪

    朗达克聚居地度假。但这根弦随时都会被扯动，告诉他：到此为止，

    再难寸进。1912年，他受到了侮辱，他的女儿贝尔那时莫名其妙地被

    曼哈顿布里尔利学校拒绝录取，虽然她已经通过了入学考试。“那是

    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打击，”他写道，“因为它伤害了我的孩子，并让

    我此后多年的整个人生备感难过怨愤。”尽管在养马方面成就斐然，

    但他自己历经激烈斗争才得以被选入上流社会的奥克兰高尔夫球俱乐

    部，才能得到贝尔蒙特公园跑道围场的入场资格。他从没能进入大学

    俱乐部或大都会俱乐部。[82]即使在美国，一个犹太人，无论他多么富

    有、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人脉有关系，都会被推回自己的队列；正

    是这种甚于其他一切的现象让他们这个社会保持团结。

    不过一些极端民族同化主义者的确也在设法摆脱他们的犹太人身

    份， 至少要让他们自己觉得满意。沃尔特·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报纸评论家，在他那个年代跟巴鲁赫一样

    有影响力，毕生都在融入周围的环境。他的父母，来自德国的富裕服

    装厂主，送他进入上流社会的萨克斯男子学校。这家人会去埃马努埃

    利犹太会堂，他们拒绝承认懂意第绪语，他们的目标是避免成为他们

    说的那种“东方人”。成群结队的东方犹太移民让他们感到惊恐。

    《美国希伯来人》说出了他们的担忧，其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觉

    察到我们不只对那些教友有亏欠……还对我们自己有亏欠，我们将会

    被我们的外邦邻居视为对我们这些教友兄弟的天然资助者。”在哈佛

    大学，被著名的“黄金海岸”俱乐部排除在外让李普曼暂时成为社会

    主义者。但他很快判定反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犹太人把自己弄得“太

    招摇”而招致的惩罚，那是他最喜欢用的批评字眼。他写道：“相比

    于对待其他民族， 对于犹太人的错误， 我个人的态度要严厉得

    多。”[83]他抨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双重效忠”，抨击“我们美国大城

    市里富有、粗俗和自负的犹太人”，说他们“或许是降临在犹太民族

    身上的最大灾难”。[84]

    李普曼是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他只想（在他看来）避免被归类

    为犹太人。一方面，他无法让自己认同哈佛大学针对犹太人的限额，

    因为本不应该“有基于种族、信仰、肤色、阶级或地区的入学考

    试”。另一方面，他赞同犹太人超过新生数量的15%将是“灾难性

    的”。他认为解决方法是马萨诸塞州的犹太人能有一所他们自己的大

    学，而哈佛大学可以从更广泛的地区招收学生，从而稀释犹太人的比

    例。“我认为犹太人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写道，他们有“很多令

    人忧虑的个人习惯和社会习惯，这些习惯是经由一段苦难历史挑选出

    来的，又得到了一种伪善神学的强化”。非犹太人的“个人举止和生

    活习惯”“明显比犹太人普遍的举止和习惯优越”。[85]李普曼无法得

    到被他看重的所有社会奖励，这样的现实激发出了这种犹太人自我仇

    视心理。他加入了纽约的河流俱乐部和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却无

    法进入连线和尼克博克俱乐部。

    他们否认身份或克制由于身份引起的自然情感，或许这些犹太人

    最不幸的地方在于对他们由于身份遭受的苦难近乎固执地视而不见。

    半个世纪以来，李普曼也许是所有美国评论员中最聪明的——在所有

    议题上，除了那些对犹太人有影响的议题之外。与法国的布卢姆一

    样，他认为希特勒的反犹立场并不重要，只把他归类于德意志民族主

    义者。1933 年5 月， 纳粹烧毁犹太人书籍之后， 他说， 迫害犹太

    人，“满足那些觉得必须征服什么人的纳粹的欲望……是一根保护欧

    洲的避雷针”。不能用革命的恐怖评价法国，不能用3K党评价新教

    徒，或者就此而言，“不能用他们的暴发户评价犹太人”，因而不能

    用纳粹的反犹主义评价德国。他把希特勒的一次演讲说成“有政治家

    风范”，“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的真实声音”。[86]不过对纳粹和犹太

    人发表这两番评论之后，他在此后悲惨不幸的12年间对这个话题保持

    了沉默，对死亡集中营只字未提。视而不见的另一种形式是罗莎·卢

    森堡的解决方式；杰出的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

    1905—1984）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她的戏剧《双姝怨》（1934）和

    《小狐狸》（1939）是那个10年间百老汇著名的成功兼丑闻作品。她

    歪曲了自己的犹太人道主义，（跟成千上万犹太知识分子的做法一

    样），以至于根据后面发生的事件来看，她的反纳粹剧本《守望莱茵

    河》（1941）看待犹太人困境的视角非常古怪。面对本民族的命运，

    她不允许自己对正义的热爱在愤怒的抗议中寻找到它自然的表达。于

    是它被扭曲成一种用拉比的固执来捍卫的铁石心肠的正统意识形态。

    避免面对犹太人现实状况的需要导致她用虚构改编真实。只是在1955

    年，她接触了《安妮日记》的编剧工作，而这部电影实际上从这个悲

    剧中删除了犹太人的元素。

    美国犹太社会的这些困惑、分歧和迟钝，尤其是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有助于解释美国犹太人为何如此反常地无法影响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事态，甚至无法控制美国国内的舆论，尽管他们这时已经开始有了相当地位。美国的反犹主义，正如民意调查显示，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稳步抬头，到1944年达到顶峰；民意调查还显示（如1938年），70%～85%的国民反对为帮助犹太难民而增加配额。民意调查专家埃尔莫·罗珀警告说：“反犹主义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在城市中心尤其凶猛。”[87]

    我们现在必须把德国的事件放在欧洲和美国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讨

    论。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强国，它在1933—1945年

    对犹太人的攻击是现代犹太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在很多方面仍然

    是个神秘事件：不是被数量触目惊心的文件证明的事实，而是动机。

    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情况最好的国家，是第一个实现成年人全民识字

    的国家。1870—1933年，德国的大学在几乎每个学科上都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对犹太人实施规模庞大、

    组织有序却毫无意义的暴行呢？受害者的身份让这种神秘色彩更加浓

    重。19世纪，德国和犹太人的命运紧密交织。如同弗里茨·斯特恩[37]

    指出的，1870—1914年，德国人突然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活

    跃强国，与此同时，犹太人同样突然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活

    跃民族。[88]二者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扶持的。它们共同拥有的很多特

    征当中就有对学问近乎狂热的挚爱。有才干的犹太人喜爱德国，因为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地点。现代犹太文化的框架基本上是日耳曼式

    的。不过反过来，正如魏茨曼在他跟贝尔福的那次著名谈话中指出的

    那样，犹太人为德国付出他们最出色的一切努力，造就了它的伟大。

    比如，从其建国到1933年，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超过其他国家，约占

    奖项总数的30%；在德国获得的奖项里，犹太人贡献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医学上，贡献了一半。[89]所以德国攻击犹太人不只是大规模谋杀；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那还是大规模弑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呢？

    试图提出的解释已经充斥了所有的图书馆，但最后它们似乎始终都不够充分。这项历史上最重大的罪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迷雾重重。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就在他们向伟大攀登并即将抵达巅峰的时候，他们自信地踏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可怕的牺牲之后，他们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悲痛和愤怒令人发疯；对替罪羊的需要刻不容缓。

    战争还有第二个影响。它改变了德国的处世方式。战前的德国是

    欧洲最守法的国家。民众暴力闻所未闻，这不是德国的作风。虽然反

    犹主义无处不在，但对犹太人的身体暴力从未也不可能发生在德国，

    更不必说反犹骚乱。战争改变了一切。它让人们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暴

    力，然而在德国它还激发出一种绝望的暴力。1918年的停战协议并没

    有为中东欧带来和平。它只为两次巨大、公开的战端中间带来20年的

    间隔，但在那20年间，暴力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裁决方式。

    左翼和右翼全都使用暴力。犹太人在所有这些靠武力推翻现有秩序的

    企图中都表现突出。巴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包括犹太政客，

    如艾斯纳，还有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如古斯塔夫·兰道尔、恩斯特

    ·托勒和埃里希·米萨姆。右翼的回应则是组织退伍军人的私人武装

    ——自由军团。

    犹太极端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和艾斯纳，完全是被谋杀的。

    犹太对手“被处理掉”的现象不再稀奇。1919—1922年4年间，德国发

    生了376起政治谋杀，除了22起之外，针对的都是左翼人物，其中很多

    是犹太人。一位是外交部部长沃尔特·拉特诺。法庭会对那些退役的

    暴徒从轻发落，甚至几乎没有人受到审判；被判处4个月以上刑期的就

    更少了。[90]1922年，德高望重的犹太作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差点儿

    被两名反犹分子打死，法庭却认为他“不爱国的文章”构成了“可减

    轻处罚的情节”。

    正是在这种激进退役军人暴力横行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出

    现了。他是奥地利人，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巴伐利亚交界处，是

    一个小官员的儿子。他住在林茨，后来又居住于卡尔·卢埃格尔掌管

    的维也纳。他有一份卓越的战争履历，还遭受过毒气的严重伤害。希

    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1924）中宣布他是从青年时期才逐渐意识

    到“犹太人问题”的，可证据很明显，他的父亲是个反犹分子，因此

    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年都在接触反犹理念。犹太人成为而且始终是他毕

    生的执念。他的个人激情，更重要的是他超常的意志力，在德国针对

    犹太人的战争中处于首要地位。没有他，这场战争本不会发生。另

    外，如果没有德国内部让他唾手可得的破坏性因素，他也不会造成多

    大的危害。他有创造政治活力的非凡本领，能够结合两种力量来源，

    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来。就这样，他将德国工人党，与退役的

    暴徒群体紧密结合起来，为其提供一个反犹的平台，将其改造为一个

    群众性政党，纳粹党，包括其军事派别冲锋队。冲锋队为他自己的集

    会提供保护，驱散其对手的集会。接着，他把战争的两种影响——对

    替罪羊的需要和对暴力的崇尚结合起来，将结果聚焦在犹太人身

    上：“如果在战争初期或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希伯来蝎子有1.2万人或

    1.5万人被投进毒气中，就像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最好的几十万名工人不

    得不在前线忍受的那样，那么数百万人的牺牲就不会白费。”[91]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由所有老一套因素组成，从基督徒的“犹太

    猪”到伪科学的人种理论。但他的反犹主义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首

    先，对他来说，它是对这个世界的完整阐述，是一种世界观。虽然德

    国其他的政治团体也涉及反犹主义，甚至对其极为重视，但纳粹是将

    其作为自己计划的中心和目标（虽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听众改变侧重

    点）。其次，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他选择成为泛日耳曼主义者，

    1914年加入了德国军队，而不是奥地利军队；所以他的反犹主义结合

    了德国和奥地利模式。战后的德国到处都是德裔俄国难民、波罗的海

    德国人、前沙皇旧式反犹团体成员，如黑色百人团、黄衫军、俄罗斯

    人民联盟。他们无不强调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系，这一点成为希

    特勒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一个波罗的海德

    国人，成为纳粹的首席理论家。俄国人格特鲁德·冯·塞德利茨让希

    特勒得到了（1920）《民族观察报》并将其转变为反犹日报。[92]相对

    于其他一切威胁，近现代的德国，尤其是普鲁士，一直对俄国的威胁

    更为担心。希特勒如今可以把这种威胁置于貌似合理的反犹背景中。

    不过他还将其与自己在维也纳接受的那种反犹主义混合起来。那种反

    犹主义主要集中在对东方犹太人——一支败坏日耳曼血统的黑皮肤下

    等人种——的恐惧上。希特勒尤其对两个主题感兴趣，他把这两个主

    题与东方犹太人联系起来：犹太人以维也纳为中心经营的白奴贸易

    ——道德改革家就是这么断言的——和当时尚且没有抗生素可以实施

    治疗的梅毒的传播。希特勒相信并讲授犹太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

    对德国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还通过各种接触产生更深远的

    生物学威胁，尤其是与犹太民族成员的性接触。[93]

    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性学方面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他自己

    的追随者当中。它将原本只不过是怀有偏见的人转变成为可以采取任

    何行动的盲信狂热者，无论这些行为多么没有理性和多么残酷。如同

    中世纪的反犹分子把犹太人看作非人类、魔鬼或一种动物（因此有

    了“犹太猪”）一样，纳粹极端主义者吸收了希特勒近似“科学”的

    措辞，开始将犹太人视作细菌或者一种特别危险的害虫。不说别的，

    这种方式能够将所有犹太人归在一起，而不必考虑他们的具体情况和

    观念。拥有教授职位，能写无可挑剔的德文，参加了整场战争并荣获

    铁十字勋章，这样的犹太人也只是同犹太——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一

    样危险的种族污染者。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就像穿土耳其长袍的老拉

    比一样，肯定携带这种细菌，而且威胁更大，因为他更有可能传染

    或“亵渎”（如希特勒所说）雅利安女性。他对自己的追随者的灌输

    程度在1943年4月他的司法部部长提拉克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一个纯种的犹太女人在生完孩子后把她的奶水出售给了一名女医

    生，并且隐瞒她是犹太人的事实。德国血统的婴儿就在诊所里被喂了

    这种奶水。被告被控欺诈。奶水购买者已经遭受了损害，因为犹太女

    人的奶水不能当作德国孩子的食物……但是，为了不让不明内情的父

    母承受不必要的忧虑，尚未提出正式的起诉。我将就这个案子在种族

    卫生方面的问题与帝国卫生部部长进行探讨。[94]

    如果要问：这样的胡言乱语是怎么在一个像德国这样受过高等教

    育的国家成为广泛共识的，答案是希特勒在获得知识分子对他的观点

    的支持方面从未遇到任何困难，即使有时候是转弯抹角的。弗洛伊德

    及其学说的“丑闻”是纳粹得到这种待遇的重要旁证，因为（人们认

    为）他的学说解除了性关系混乱中的道德负疚，因此会助长这种混

    乱。由此弗洛伊德让犹太人得到了更多染指雅利安女性的机会。此

    时，荣格可以帮上希特勒的忙，他在弗洛伊德——犹太精神学说和其

    他学说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

    当然不能认为弗洛伊德或阿德勒就是欧洲人普遍正当的代表……

    犹太人作为相对的流浪者从未创造出，估计也绝不会创造出，一种自

    己的文化形态，因为他们的一切本能和才能都依赖于一支基本上已经

    达到文明的主体民族……以我之见，把犹太人的范畴应用于基督徒德

    国人和斯拉夫人是医学心理学的巨大错误，他们的范畴甚至无法对所

    有犹太人有效。按照这种方式，条顿人最珍贵的秘密，他们灵魂中根

    深蒂固的创造性意识被解释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幼稚水池，而我的警告

    之语在过去几十年内都被怀疑是反犹主义……受到全世界惊讶瞩目的

    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势现象能够教会他们更明事理吗？[95]人们发现，科学家中同样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成果是没有价值的“犹太物理学”。

    确实，总的来说，德国的院校不但没有成为希特勒主义的阻碍，反而对其大行其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粹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19世纪最后10年成长起来的这代教师受到了民族反犹主义的感染，而且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资深教师。[96]他们使用的教科书同样反映出这种影响。通过鼓吹用灵丹妙药和“精神复兴”而非持怀疑态度的经验论实现民族救亡，大学的学者们对纳粹势力的兴起同样立下了功劳。[97]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在大学生中取得了最大成功，他们成为他的开路先锋。在纳粹发展的每个阶段，学生的支持都领先于普通选民的支持。纳粹最开始就是通过学生的兄弟会发挥影响的，1919年，这些兄弟会采纳了“艾泽纳赫决议”[38]，在种族和宗教层面排斥犹太人。[98]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他们又通过学生联盟——20世纪20年代主导学生生活的大学圈子运动——发挥作用。最终，临近这个10年结束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生党派。纳粹的成功是由于狂热的年轻人自发地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有组织的活动，投入到该党派的平等主义和激进计划中。[99]不过，纳粹和学生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就是利用暴力示威反对犹太人。学生们率先组织了集体抵制和大规模请愿，要求将犹太人从公务员和专业人员，尤其是教学行业赶出去，而且这些行动形式很快就演变为现实中的暴力。1922年，学生骚乱的威胁导致柏林大学取消为被杀害的瓦尔特·拉特瑙[39]举行追悼会。这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最可怕的还不是暴力威胁，而是大学领导们对此低头折节的懦弱。1927年，对犹太学生和被迫放弃讲座课程的犹太教授的袭击数量增加，以至于到了政府以德意志学生自治团体支持暴力为由撤销了对它的承认。但此举无济于事，大学自身并没有采取什么果断行动来控制这些学生暴徒。教授们并不支持纳粹，但是他们反对魏玛共和国[40]，反对民主政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知学生行为有错却不敢反抗——预示着这个国家后来更普遍的懦弱。结果，纳粹在接管这个国家之前的两三年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校园。

    助长纳粹主义的现实暴力风潮本身就得到了媒体甚嚣尘上的语言

    和图像暴力的支持。人们时不时争辩称，讽刺作品，即使是最粗鲁的

    那种，都是自由社会的健康标志，不应该对其加以限制。犹太人的历

    史不支持这种观点。与其他群体相比，犹太人一直更为经常地成为这

    种攻击对象，而且他们从漫长苦痛的经验中体会到，文字暴力经常是

    血腥暴力的前奏。按照德国人的标准，魏玛共和国是极端自由主义的

    社会，自由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废除出版界的大多数限制。就像巴勒

    斯坦的极端主义者利用了塞缪尔的自由主义一样，纳粹也醉心于魏玛

    共和国对侮辱开具的许可证。反犹主义长期以来都存在色情的一面，

    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猪”的主题本身就经常成为这方面的

    征兆。只是希特勒将关于性和种族亵渎问题的强调与魏玛共和国的放

    任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特别恶毒的反犹宣传形式，典型的代表是由中

    弗兰科尼亚的纳粹老板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经营的《冲锋报》周

    刊。它帮助散播和强化反犹暴力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之一：一种即犹

    太人并非人类的观念，因而无权享有我们本能就会给予一个人的保

    护。虽然这样的出版物绝非独一无二，但它为用图像攻击犹太人定下

    了越发肆无忌惮的基调。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法律，起诉告发极端困

    难，因为施特赖歇尔享受州议会及后来的国民议会代表的豁免权。

    1927年，它似乎还只能卖出1.3万份（唯一可靠的发行数据），但到了

    纳粹爬上权力顶峰的最后阶段，它已经赢得了全国的读者。[100]

    不幸的是，媒体暴力并非单方面的。就在纳粹组织街头暴行并协

    同酝酿全国范围的暴行时，自由主义者制造出了大量的口头暴行，其

    中大多来自犹太人。讽刺是犹太人的天性。海涅在德国铸就出一个有

    力而且经常恶毒的榜样，为后来的许多犹太作家提供了灵感。1899—

    1936年，维也纳作家卡尔·克劳斯（1874—1936），跟海涅一样受过

    洗，经营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期刊，树立了过分讽刺的新标准，其

    中大多是针对犹太人的，如赫茨尔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他写

    道，“是最新型的犹太疾病”，“无意识是人类思想的隔都”。他在

    戳中痛处方面的恶毒本领广受赞誉并在魏玛德国受到效仿，并以极端

    挑衅的形式被运用，尤其是库尔特·图霍夫斯基（1890—1935）和杂

    志《世界舞台》。它的销量同样不大，只有1.6万份（1931），但因为

    蓄意攻击思想健全的德国人看重的一切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图霍夫

    斯基1929年的著作《德国，关于德国的一切》攻击司法制度、教会、

    警察、兴登堡[41]、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里面还有一幅精彩的蒙

    太奇照片，照片上是德国的将军，题为“动物们在看着你”。[101]

    从一开始，左翼的这种媒体暴力就给了反犹分子可乘之机。纳粹

    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格雷克在他的小册子《圣经中的反犹主义》

    （1920）中娴熟地利用了《世界舞台》。犹太人攻击军队尤其危险。

    犹太退役军人协会根据官方数据指出，参战和牺牲、受伤和授勋的犹

    太人数量与犹太人人口比例非常一致，但是却有许多人认为犹太人逃

    避服役，甚至在军队背后捣鬼，希特勒和纳粹分子都认同这个说法，

    而且坚持不懈加以宣传。对贵族军官阶层批判最激烈的讽刺画家乔治

    ·格罗斯[42]其实是一名非犹太人；但他跟犹太艺术家和作家往来密

    切，因此被说成“受到了唆使”。图霍夫斯基则是文字版的格罗斯。

    他的许多说法就是要故意激起人们的满腔愤怒：“德国军队没什么秘

    密是我不愿欣然交给外国势力的”，他写道。[102]但是被激怒的民

    众，尤其是如果他们还不善言辞并且无法以言辞回击的话，就会进行

    身体上的报复，或者投票给可以回击的那些人；图霍夫斯基和他的讽

    刺作家同行不止激怒了职业军官，还触怒了无数阵亡士兵的家属。反

    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版机构就是要确保图霍夫斯基伤害他人感情的

    更多抨击得到最广泛的流传。

    一些犹太人竭力还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爱国和布尔什维克形

    象。由此，犹太儿童被培养成了工匠和农民。[103]20世纪20年代，一

    名柏林律师，前陆军上尉马克斯·瑙曼博士，组建了德意志犹太民族

    主义者联盟。另外还有右翼的犹太青年组织同志会和前线犹太老兵全

    国联盟。但是，瑙曼犯了一个错误，他赞扬希特勒是能够恢复德国繁

    荣的政治天才，试图以此最大化地消除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所有

    人都幻想自己能够跟纳粹打交道。[104]没什么证据显示他们所做的一

    切真的能让犹太人更受欢迎。

    所有爱国的德国犹太人不得不应对的不可战胜的困难其实是魏玛

    共和国本身。魏玛共和国是失败的产物，不可分割地与失败联系在一

    起，而且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它与犹太人有关系，它是犹太人共和

    国。从头至尾，它都是犹太人背负的重担。可是除了一开始之外，犹

    太人在魏玛政坛上的作用微不足道。拉特瑙和1923年及1928年担任财

    政部部长的鲁道夫·希法亭是魏玛共和国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有点影

    响力的犹太政治家。犹太人的确在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了作用。

    1932年，该党提名500名候选人，当选的100人中无一是犹太人。[105]

    社会民主党由非犹太人的工人阶级工会会员管理，他们大多对犹太左

    翼人士非常反感，认为他们是不讨人喜欢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魏玛

    共和国的现行政体是比例代表制，非常有利于纳粹这样的极端主义党

    派，而在像英国那种得票最多者当选的制度下，它们绝无可能合法掌

    权。因此像图霍夫斯基这样的犹太讽刺作家对魏玛共和国的猛烈攻击

    不亚于他对纳粹的攻击。

    但是，身份认同是个问题，而身份认同的根基是文化。犹太人的

    敌人指责他们绑架了德国文化，将其变成一种全然陌生的新东西，这

    种新东西被他们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文化盗窃的概念影响力巨

    大而且极度危险，一些犹太作家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犹太人使用德

    语，用卡夫卡的话来说，是“篡夺外国人的财产，他们不是学而是

    偷，他们学得（相对）很快，但是即使挑不出一处语言上的毛病，那

    也仍然是别人的财产”。甚至在战前，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就在

    《艺术守护人》的一篇名为“德国犹太文坛”文章中警告，犹太人实

    际上正在接管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这个民族拒绝给予他们这样的权

    力。[106]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犹太人在德国文化生活中表现得越

    发突出，主要原因是与他们有关联的先进思想此时开始获得认可。例

    如，1920年，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当选普鲁士艺术学院历史上

    第一位犹太人院长。

    然而，魏玛共和国见证了犹太人接管德国文化的观念是错误的。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才济济，空前绝后。德国一直拥有杰

    出的音乐和强大的文学，如今又在视觉艺术领域一马当先。甚至，柏

    林一度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由此，柏林也备受反犹分子憎恶。沃尔夫

    冈·卡普，上一个版本的希特勒，1920年在柏林发动了一次失败的政

    变，他的口号是：“柏林变成什么样儿了？犹太人的游乐场。”[107]

    犹太人在魏玛文化中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文化奇

    观。可是他们并未处于支配地位，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绘画和建筑方

    面，他们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犹太小说家不少，如阿尔弗雷德·德

    布林、弗朗茨·韦尔弗、阿诺尔德·茨威格、薇姬·鲍姆、利翁·福

    伊希特万格、阿尔弗雷德·诺伊曼和布鲁诺·弗兰克，但托马斯·曼

    这样的领军人物并非犹太人。犹太人毫无疑问为世界和德国的音乐界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神童表演家，如亚莎·海

    菲兹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还有老牌大师，如阿图尔·施纳贝尔

    和阿图尔·鲁宾斯坦。柏林最重要的两位指挥，奥托·克伦佩勒和布

    鲁诺·瓦尔特，都是犹太人。库尔特·魏尔为布雷赫特的《三便士歌

    剧》（1928）作曲，该剧登台第一年就在欧洲各地演出超过4000次。

    他们有阿诺德·申贝格及其学派，不过他最出名的两名学生，贝格和

    韦伯恩，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德国音乐在这段时期如此丰富多彩，

    以至于犹太音乐家虽有数量和天才，却也只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

    1929年柏林音乐节的主角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卡萨尔

    斯、乔治·塞尔、科尔托、蒂博、富特旺勒、布鲁诺·瓦尔特、克伦

    佩雷尔和吉利。那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音乐是世界性的，还有柏

    林人真是幸运。

    犹太人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电影业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战

    争期间，英国、法国和后来美国的进口都被禁止。为了填充德国的

    2000家和奥地利的1000家电影院，德国制片公司从1913年的30家跃增

    至6年后的250家，而且战后，德语电影成为欧洲的主宰。1921年，它

    制作了246部故事片，跟美国旗鼓相当；1925年，它的制片产量（228

    部）是英国和法国加起来的两倍。[108]犹太人对满足德语电影的数量

    和质量要求都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由汉斯

    ·雅诺维茨和卡尔·迈耶编剧，由艾里奇·鲍默任制片人。《大都

    会》由弗里茨·朗执导。这只是其中的两部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导演

    如恩斯特·刘别谦、比利·怀尔德、马克斯·奥菲尔斯和亚历山大·

    柯尔达，演员如彼得·洛、伊丽莎白·伯格纳、波拉·尼格里和康拉

    德·维德，是创造了德国电影业黄金时代的众多犹太人才中的一部

    分，而且在希特勒崛起之后，他们带领了一批人分别前往好莱坞、伦

    敦和巴黎。不可否认，德国电影具有强烈的犹太元素，而且朗和G.W.

    帕布斯特都着迷于魔像的概念。[109]但是总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

    德国电影业光辉灿烂、大胆创新，但谈不上有政治和文化上的担当，

    而且它对德国人关于犹太人的文化多疑症起了什么作用，如今已很难

    辨明。

    受到犹太人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戏剧界，尤其是在柏林。剧作家如

    卡尔·施特恩海姆、阿尔图尔·施尼茨勒、恩斯特·托勒尔、埃尔温

    ·皮斯卡托、沃尔特·哈森克勒费尔、费伦茨·莫尔纳和卡尔·楚克

    迈尔，以及有影响力的制片人，如马克斯·莱因哈特，有时似乎主宰

    了舞台，而那时的戏剧舞台倾向于流行的左翼、亲共和主义者、实验

    性和性解放。但它肯定没有革命性，而且它属于世界，而非犹太人。

    魏玛时期唯一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犹成见的

    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该研究所的理论家以西奥多·阿多

    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尔、赫伯特·马库塞、埃里希·弗罗姆和弗朗

    茨·诺伊曼为首，宣扬一种文化重于现实政治的人本主义思想。不过

    在当时，德国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它

    最著名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很难用可发表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除了几篇文章

    和随笔、博士论文、一本格言书和几封关于德国文化兴起的有注释的

    信件之外，生前发表作品相对较少。1955年，他毕生的作品才被阿多

    尔诺整理完成并出版。

    本雅明是德国现代思想家里面最具有犹太性的一位，虽然他自己

    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正如他的好朋友，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

    指出，他的思想围绕着两个基本的犹太概念：启示——通过神圣文字

    启示的真理——和救赎。[110]本雅明一直在寻找一种弥赛亚的力量。

    1914年之前，这种力量是青年：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开创的以犹太

    人为主的激进青年运动的领袖。可是，1914年维内肯转变并表现出爱

    国精神之后，本雅明对他进行了抨击，战后他转而将文学当作弥赛

    亚。某些杰出的文字，他认为，比如《托拉》，一定要仔细阅读，用

    注释的方式探索道德救赎的关键。他把喀巴拉的一条核心原则应用于

    文学：文字是神圣的，这和《托拉》的文字与上帝存在有形的联系是

    一样的。由于神和人类的语言之间有此联系，因此人类被赋予了完成

    创造过程的责任，方式主要是通过文字（称名）和系统性地阐述想

    法。他创造了短语“语言的创造性全能”，并且表明探索文字不仅仅

    是发现它们的表面意思，还要找出它们的内在含义和结构。[111]因

    此，本雅明属于非理性和诺斯替犹太传统，就像弗洛伊德，探测存在

    于外表底下深入、神秘和诠释人生的意义。被他最早用于文学随后用

    于历史的这种方法，后来成了通用的技巧，比如，被克洛德·列维-施

    特劳斯用于人类学，被诺姆·乔姆斯基用于语言学。诺斯替主义是最

    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形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而且本雅明试验性

    发展出来这种诺斯替主义的特殊变种扩展到了结构主义，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股主要力量。

    本雅明认为，在历史的连续性上“炸开”（他最喜欢用的一个

    词）“承载现在的过去”很重要，用实现启蒙和社会民主的目标取代

    革命很重要：又名弥赛亚事件的革命活动发生时，时间停止，进入静

    止期。本雅明在自己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主张，政治不仅是控制现

    在，从而控制未来真实发生的激烈斗争，还是控制历史记录的智力斗

    争。他用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坚称“要是（法西斯）敌人获胜，即使死

    者也会失去安全”。[112]大多数的知识形式是相对主义的、资产阶级

    的产物，必须经过重铸才能确保成为无产阶级或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真

    理。这些深刻见解具有才华和破坏性，讽刺的是，尽管本雅明将它们

    看作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实际上却是犹太人非理性主义的产物

    ——他的故事是具有强烈精神信仰却不再信仰上帝的人如何发现用独

    创性的替代品代替宗教教条的古老故事。

    此外，就本雅明的情况来说，他对宗教的拒绝并不彻底。他的作

    品充斥着对时间和命运甚至罪恶和恶魔的奇思怪想。没有宗教的框

    架，他就失去了方向，自己也觉得怅然若失。希特勒崛起后，他逃到

    了巴黎。在巴黎的双叟咖啡馆，他画了一份被他称为他自己的人生图

    解，一座绝望的迷宫；如他的性格一般，他又丢失了迷宫。[113]1939

    年底，他想要进入西班牙，但被困在了法国——西班牙边界。他最要

    好的一位朋友已经自杀，自杀的还有图霍夫斯基和其他很多犹太知识

    分子，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本雅明似乎已经将自杀看成通过死

    亡救赎的一种方式，看成基督——弥赛亚。不管怎样，他自杀了，被

    安葬在波特博眺望大海的公墓中。不过没有人出席他当时的葬礼，而

    且当汉娜·阿伦特在1940年晚些时候来此寻找他的坟墓时，它已不知

    所终，此后也一直无法得到确认——一种最终的、无意识的异化和混

    淆的姿态，一种象征性的暗示，即新时代的犹太知识分子（正如我们

    已经提过的）在那个时代跟其他人一样凄凉绝望、漂泊无定。不过虽

    然本雅明从长远看来是魏玛文化革新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但在当时

    的德国，几乎没几个人听说过他。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当时谴责犹太人掌控魏玛文化完全是阴谋论

    吗？也不尽然。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报纸和出版公司。虽然德国出版

    业的大部分和柏林、慕尼黑、汉堡及其他重要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确实都在非犹太人的手中，但类似《柏林日报》《福斯报》和《法兰

    克福汇报》这样的犹太自由主义报纸却拥有最杰出的评论家和最广泛

    的文化影响力。犹太出版公司，如库尔特·沃尔夫、卡里埃和S.菲舍

    尔都是最有声望的出版公司。戏剧、音乐、艺术和图书评论家中有很

    大比例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美术馆及其他文化交易中

    心。他们看起来大权在握、引领潮流和名声在外。他们的影响力实际

    上被人与激起人们嫉妒、懊丧和愤怒的左翼知识分子势力混为一谈。

    谴责犹太人的文化独裁是希特勒发动运动实现真正独裁的一件重要武

    器。

    同样，没有大萧条，纳粹绝不可能掌权；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

    其他国家都要沉重，除了美国之外。这次危机的低谷于1932年夏季出

    现在这两个国家，而直到1933年它们才现出复苏的曙光。在这两个国

    家，选民都把惊人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政治当权派：美国的共和党、德

    国的魏玛共和国。1932年11月，这两个国家在间隔不到两天的时间内

    都举行了投票，实际上各自的结果都是更换政府。这里面有一种盲

    目、残酷的运气成分。11月6日，德国选民将33.1%的选票投给了纳粹

    （距离此前7月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两天后，F.D.罗斯福在美国获得

    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犹太人在投票时一改一向支持共和党

    （和社会主义者）的传统，将85%～90%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同样是

    渴求改变的愤怒情绪，在美国，把权力交予一个很快就被希特勒认定

    支持犹太人的人物手中，在德国则导致了选举僵局，1933年1月30日，

    僵局被打破，希特勒成为总理。

    一个反犹政权攫取了德国的权力，虽然当时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

    可避免发生的，不过一旦希特勒巩固了他个人和党派的独裁统治——

    从1933年2月至3月，只用了8周时间——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攻击

    在所难免。特别是犹太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知道他会对他们下

    手，所以大多火速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严格来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

    政策只不过是让德国回到了传统的国家反犹主义。1920年，该党的政

    策规定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包括担任公职和投票的权利；犹太

    人将变成“客人”，1914年之后进入德国的犹太人将会被驱逐；另外

    还有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含糊威胁。[114]可是在他自己的很多演讲和

    《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威胁和承诺要对犹太人使用暴力。1922

    年，在与约瑟夫·黑尔少校的私人谈话中，他更进了一步。如果他赢

    得权力，他说，“消灭犹太人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一旦针对犹太人

    的仇恨和斗争真正被激发起来，他们的抵抗势必会迅速瓦解。他们无

    法保护自己，没人会站出来保护他们”。他对黑尔少校解释自己的理

    念，所有的革命，比如他自己的革命，都需要有一个敌意的焦点来发

    泄“广大群众的仇恨情绪”。他选择了犹太人，不仅是出于个人信

    念，也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算计：“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不仅必将受到

    普遍的欢迎，而且还必将取得胜利。”与黑尔的这番交谈尤其能说明

    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希特勒反犹动机的双重性——既有情感上的厌

    恶，又有冷静的论证。他与黑尔讨论的不只是他的理论阐述，还有他

    的愤怒情绪：

    我要竖起绞刑架，比如在慕尼黑的马利亚广场，数量越多越好，

    只要交通状况允许。然后把犹太人一个接一个绞死，还要让他们吊在

    那儿，直到发臭……只要放下来一个，下一个就得补上他的位置，而

    且一直要持续到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其他的城市也要如

    法炮制，直到德国除掉最后一个犹太人。[115]

    希特勒的双重性表现为用来针对犹太人的两种暴力形式：大屠杀

    中随性、高度情绪化、不受控制的暴力，以及通过法律和警察力量显

    示出的冷静、系统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暴力。随着希特勒逐步

    接近权力和越发娴熟地利用夺权所需的策略，他把情绪化的因素推至

    幕后，开始强调合法化。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街头

    法纪缺失的政治状态。希特勒对很多德国人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承

    诺结束这种状态。但是在掌权之前，希特勒就早已调动各种手段，显

    露出他反犹特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派的街头暴徒，尤其是褐衫

    党（冲锋队），到1932年底，他们的人数超过50万人，他们习惯性地

    在街上暴打犹太人，有时甚至杀害他们。另一方面是精锐的党卫军，

    他们管理警察力量和集中营，操纵复杂的国家暴力机器对付犹太人。

    希特勒当政的12年始终贯穿着这种双重性。一直到最后，犹太人

    既是个人突发性的鲁莽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也是大工业基础上系统性

    国家暴行的受害者。在前6年的和平时期，二者之间还经常出现摇摆。

    一旦战争的黑暗和寂静压来，后者便以巨大的规模占据了主导地位。

    的确，希特勒是个经常逢事必有反应的即兴表演家和天才谋略家，而

    且他的迫害范围之广，形式之多，以至于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势头，

    但还是始终存在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总体策略和控制能力，这恰恰是出

    自他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头脑，也恰恰体现了他的反犹本性。大屠

    杀是有计划的，是希特勒制订的计划。那是整个这段恐怖过程唯一合

    理的推论。

    希特勒刚开始掌权的时候，他的反犹太政策受到两种因素的约

    束。他需要迅速重建德国经济。那意味着要避免随即没收富裕犹太群

    体和驱逐他们导致的混乱。他希望尽快重整军备。那意味着要避免出

    现大规模暴行的场面，好让国际舆论打消顾虑。因此，希特勒采取了

    14世纪和15世纪西班牙用来对付犹太人的办法。推动和鼓励个体暴力

    行为，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针对犹太人的正式、合法的措施。希特勒

    在他的双重目标上都有代理人。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是他煽动民心的维森特·费雷尔。党卫军头目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是他冷酷无情的托尔克马

    达。在戈培尔的演讲和媒体的推动下，希特勒掌权后不久，褐衫党和

    党员们对犹太人的袭击及对犹太人生意的抵制和恐吓便开始了。希特

    勒放出风说他不赞成这些所谓的“个人行动”。但他对这些行为不加

    处罚，并放任这些行为在1935年夏季达到高潮。接着，在一次重要演

    讲中，他利用它们来证明9月15日提出的纽伦堡法案的合理性。这些法

    案通过剥夺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并开启将他们与其他人口隔离的进程，

    有效地执行了纳粹1920年的最初计划。它是中世纪制度最恶劣的一次

    借尸还魂。但是这个丑恶却似曾相识的行为，让大多数犹太人（和世

    界上的其他人）受到了蒙蔽，相信纽伦堡体系会让犹太人在纳粹德国

    得到某种即使卑微低下却合法、稳定的法律地位。他们忽视了希特勒

    在同一次演讲中附带的警告，那就是如果为“分散的世俗解决方

    案”所做的这些安排失败，那么可能有必要通过一项法律，“将这个

    问题交给国家社会党来最终解决”。[116]实际上，实施这一备选方案

    的工具已经在准备了。就在希特勒掌权7个星期后，希姆莱已经在达豪

    启动了他的第一座集中营，而且希特勒从那时起就把用来镇压的警察

    机构的控制权收拢到自己手中，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在纽伦堡法案的基石上，限制犹太人活动的法规作为上层建筑不

    断加盖并逐步建造起来。到了1938年秋季，犹太人的经济权利已经被

    摧毁。德国经济再次具备了雄厚实力，德国如今已经重新武装起来。

    超过20万名犹太人逃离德国，但德奥合并后又纳入了同样数量的奥地

    利犹太人。于是“犹太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希特勒准备进行

    下一步行动：将这个问题国际化。尽管犹太人在德国的力量已经被摧

    毁，但犹太人在国外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向他开战的力量，成为在他

    的演讲中重要性日益提升的主题。1938年11月9日，一个犹太人，赫舍

    尔·格林斯潘，在巴黎刺杀了一位纳粹外交官，此时的新局面戏剧性

    地投其所好，为希特勒利用他的双重手段和他的两位代理人推进下一

    步行动提供了借口。当天夜里，戈培尔在慕尼黑纳粹领导会议上表

    示，反犹报复骚乱已经开始。依照他的建议，希特勒此前已经决定，

    如果骚乱事态扩大，也不必阻止。这被理解为党要组织骚乱。随后就

    是“水晶之夜”。党员们砸毁并洗劫犹太人的商店。冲锋队派出小

    队，烧毁了所有的犹太会堂。党卫军晚上11点零5分得到消息。希姆莱

    记录：“命令是宣传部下达的，我怀疑权欲熏心——我早就注意到了

    ——又脑袋空空的戈培尔趁着国外的政治局势非常严峻的时候发动了

    这次行动……我就此事询问元首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些事件一无所

    知。”[117]不到两小时，他下令出动自己的所有警察和党卫军部队，

    阻止大规模抢劫，并把两万名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

    毫无疑问，对重大事件始终发布口头命令的希特勒给戈培尔和希

    姆莱下达的命令相互矛盾，那是他一贯的做法。但是这一事件既有计

    划又有混乱之处。按照希特勒的打算，要利用这个事件对犹太人进一

    步采取措施。他们得为这次骚乱承担责任，而且被处以10亿马克（大

    约4亿美元）的罚款。但是大部分损失得由保险公司承担。由此产生了

    很多法律后果。犹太人向法院提出的损失赔偿主张被司法部的一条特

    别法令撤销。指控26名党员杀害犹太人的案件也被撤销。其余4名强奸

    犹太女性的人不得不被开除，因为“理想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犯

    罪行为有所区别。[118]在希特勒看来，最气恼的是，大屠杀是不受欢

    迎的，不仅在国外，最主要的是在德国也不受欢迎。

    因此他改变了策略。虽然戈培尔还在继续他的反犹宣传，但从此

    之后他不再被委任为反犹暴行中的执行角色。那项权力现在几乎完全

    交给了希姆莱。跟以往一样，“愤怒”被用作新一轮针对犹太人采取

    法律手段的借口。但是这一次，整个过程被搞得非常官僚化。每一步

    行动都是经验丰富的官员，而不是党派理论家，在事前经过深思熟虑

    设想出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化和体制化的。正如研究大屠杀最重要

    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所表明的，正是这种政策的官僚化，它才

    有可能达到庞大的规模，将大屠杀转变为种族灭绝行为。

    政策的官僚化还确保了德国政府几乎每个部门，还有大多数平民

    曾在某个时候卷入反对犹太人的活动。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成了

    全民行动。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首先必须确定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剥

    夺他们的财产，最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身份认定要求医学专业人士

    和教会同时参与。纳粹发现，通过种族实际上很难界定一名犹太人。

    他们不得不求助宗教标准。他们1933年4月11日的基本法令——当时是

    为将犹太人赶出行政部门而制定——对“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的界定

    是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人信奉犹太教。但此举导致意见出

    现分歧。1935年，该党首席医务官瓦格纳博士、德国医学工作者协会

    秘书布洛梅博士和种族政治办公室头目格罗辛博士之间举行了一场医

    学会议，决定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是德国人，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仍

    然是犹太人，因为（布洛梅说）“在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中间，犹太基

    因显然占主导地位”。但是，行政部门不愿接受这项定义。他们以宗

    教或婚姻关系来界定半犹太人。行政部门的人自行其是，因为他们实

    际上制定了详细的法规，包括1935年11月14日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法。

    前海关官员伯恩哈德·勒泽纳博士在内政部草拟了大约27条种族法

    令，可以用来精细地区分征税货物。申请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得出示雅

    利安血统的确切证明。一名党卫军军官需要出示可追溯至1750年的血

    统证明，即使政府部门的低级文员也需要7份证明文件。唯一拥有1875

    —1876年以前出生记录的教会就这样被牵扯了进来。家族调查员作为

    一种新职业应运而生。拥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人群中第三种人——混

    血儿——被区分出来，他们又被分为第一和第二等级。随着混血儿被

    界定，重新分类或“解放”的需要大大增加，而且与沙皇俄国一样，

    这种制度很快就引发出各种裙带关系和腐败。希特勒总理府的一名官

    员很讨希特勒喜欢，他是第二等级的混血儿，1938年的圣诞夜，他收

    到了元首送给他的私人圣诞礼物——“解放书”，当时他和家人们正

    围坐在圣诞树旁边。[119]

    此外，剥夺犹太人财产或者所谓的雅利安化将很大一部分商业团

    体卷进了这个体制。从1935年8月开始，包括希姆莱和施特赖歇尔在内

    并以全部国家资源为后盾的抵制委员会向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

    售出全部资产并降低售价，以便吸引德国人迅速前去收购。银行在这

    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利，而且结果经

    常是将业务据为己有。德国商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腐化并参与了

    最终解决方案，它不只是一个从邪恶法律中牟利的问题。希特勒的双

    重手段被用于每个阶段。让犹太人失去财产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暴行。

    奥地利信贷银行的一名高层人员被冲锋队带走并从一辆行进的车上被

    扔了下来，另一位则在冲锋队搜查他的房屋时被踢死，之后，法本公

    司和德意志银行吞并了这家银行及其附属企业。路易·罗斯柴尔德男

    爵被警察逮捕并被扣为人质，直到其家族同意以最低价格交出他们的

    资产。后来，德累斯顿银行给希姆莱的参谋长写信，感谢警方帮助压

    低价格。[120]

    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并与其他人群隔离，再让他们接受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这个过程也有德国人的全民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操作的过程，它要求数以万计的官僚要有几乎不亚于最后的屠杀过程本身的冷酷无情。而且，所有德国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有的反犹条例并未发表公布，但犹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了有区别的恶劣对待是有目共睹的。“水晶之夜”过后，关于性和婚姻的法律越来越严厉并得到了野蛮执行。犹太人被发现与雅利安人“亲近”必然会被送进集中营。这个雅利安人可能也会被送到那儿，接受3个月的“再教育”。与此同时，1938年11月，犹太人被赶出了所有的学校，火车、等候室和餐馆都实施隔离制度。犹太人被移送到被隔离住宅区的进程也开始了。这些行动有的是依照复杂的法规做出的，有的则毫无法律依据。自始至终，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就扑朔迷离地结合了合法和非法、体制和纯粹暴力。比如，从1938年12月开始，希姆莱为了降低犹太人的流动性，推动集中进程，便擅用职权，直截了当地吊销了所有犹太人的驾照。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便大量涌入大城市。犹太人的救济机构同样贫困潦倒，无力应对。于是，按照1939年3月的一条法规，没有工作的犹太人要被送去强制劳动。

    因此，在1939年9月战争打响之前，许多最终的恐怖已有先兆，而

    且实施这些恐怖的体制已经初具雏形。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在两个重

    要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改变了希特勒对迫害犹太人进行道德合

    理化的侧重点。这种道德合理化，虽然可能粗略简陋，但却是大屠杀

    的重要环节，因为它被戈培尔公开使用，以此确保德国民众的默许和

    冷淡，被希姆莱用来激发操作这台镇压机器本身的那些人员的热情。

    在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有观点认为，既然犹太人已经世世代代地致力于

    欺骗德国民众，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就不享有道德权利，剥夺他们

    财产的措施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补偿行为，让他们的财富物归原主

    ——还给帝国。随着战争的爆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希特勒一

    直坚称，如果战争到来，那肯定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那些犹太人干的

    好事；因此，当战争真的到来时，他就把随后出现的所有牺牲全部归

    咎到犹太人身上。这种观点的结论暗示，犹太人对他们的生命也不享

    有道德权利。的确，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战争将促成“犹太人问

    题”的“最终解决”。

    从中我们得出了战争的第二个后果。1933—1939年的执政经验让

    希特勒改进了自己普及反犹主义的观点。虽然抽象地将仇恨对准某个

    焦点很有用处，但他已经认识到针对全体犹太人的公开、普遍和身体

    暴力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至少是在和平时期。但是，战

    争造成了一种独有的紧迫感，而且它还能为许多活动罩上面纱。实施

    种族灭绝正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非但不是犹太人发动了战争，而是

    希特勒为了消灭犹太人而主观促成了战争。他要消灭的不只是德国犹

    太人，还有所有欧洲犹太人，因此为他一直以来的主张提供一个国际

    性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战争不仅是必需的，它要为

    实施这场行动提供必需的借口和幌子，而且它还得包括针对波兰和俄

    国的战争，这样希特勒就能够把手伸到欧洲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

    因此随着战争第一个阶段的开始，犹太人承受的压力迅速增加。

    从1939年9月开始，他们不得在晚上8点之前上街。接着他们的行动又

    被限制在所有区域的特定时间和所有时间的特定区域。他们被禁止乘

    坐很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在某些不方便的时间之外或者无论何

    时。他们不能拥有电话，后来还被禁止使用电话：电话亭被标上

    了“禁止犹太人使用”。犹太人特殊的身份证件可回溯至1938年8月，

    而且随着战争的到来，它们成为新的剥夺体制的基础。定量配给卡被

    盖上了“J”的印戳以便被用于各种形式的剥夺。从1939年12月开始，

    犹太人的配给量被削减，与此同时，犹太人还被限定了特定的购物时

    间。希特勒的执念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就是由犹太人的勾

    当导致本国食品经常短缺造成的。他下定决心，这一次，犹太人不应

    该多吃一口不必要的食物，粮食部在他的反犹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实际上那里的官僚们逐步实施了比原计划更为严苛的措施，目的

    就是饿死犹太人。

    与此同时，很多犹太人正因过度劳累而死去。他们被排除在德国

    劳动法的保护性条款之外。德国雇主们利用了这一点，取消了犹太人

    的假日薪水。1940年年初，犹太人的所有津贴都被依法取消。1941年

    10月，一部单独适用于犹太人的劳动法出台，允许雇主，比如，让14

    岁的犹太男孩儿不限时间地工作。犹太人被剥夺了防护服装，焊工被

    剥夺了护目镜和手套。从1941年9月起，6岁以上的所有犹太人都要佩

    戴一枚巴掌大小、黄底黑色的大卫之星，中间还有“Jude”（犹大）

    的字样。正是这样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检查犹太人

    是否违反了这些数不清的规定，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变成了警察部门和

    这场迫害的参与者，还让犹太人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战争大幕的揭开还为希特勒奉上了半个波兰和超过200万的波兰犹

    太人。而且，波兰是一个被占领国，他在那儿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

    希特勒式的双重性再次得到了运用。首先是“自发的”个人袭击，不

    过其规模和残忍程度远胜德国。于是，5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的一座犹

    太会堂被枪杀。党卫军举办了鞭打狂欢：1940年早些时候，在纳谢尔

    斯克，1600名犹太人被鞭打了一整夜。反感党卫军的德国军队记录下

    了这些事件，其中有些记录留存了下来。[121]这些暴力事件导致人们

    要求“有序”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反而成为系统性的迫害。

    1939年9月19日，希特勒决定将波兰大部并入德国，将60万犹太人

    从那儿迁入被称为“总督府”的波兰残余地区，并将那里的所有犹太

    人集中到铁路沿线的便利地点居住。另外，他还下令将所有的德国犹

    太人转移到那儿。此举让德国的铁路系统，即帝国铁路，发挥了作

    用，帝国铁路当时拥有50万名职员和90万名体力劳动者。没有铁路，

    那场大屠杀就没有可能发生。借助被他们称作“专列”的遣送火车和

    专员——这些人协调遣送计划和战争的其他行动计划——帝国铁路不

    遗余力地把犹太人精准运送到党卫军希望他们去的地方。装载犹太人

    的这些列车享有高于一切的优先权。1942年7月，266师在俄国发动攻

    势并强制禁止铁路的其他一切用途时，党卫军依然每天运行一列火

    车，将5000名犹太人运送到特雷布林卡，每周还有两班火车运送5000

    人到贝乌热茨。即使在伏尔加格勒恐慌最盛的时期，希姆莱还给交通

    部部长写信说：“如果要我尽快完成这些事，就必须有更多火车来运

    输……帮我搞到更多火车！”这位部长帮了他的忙。对火车因素的研

    究也许比其他所有研究都能更好地显示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在他的总

    体方案中的重要性，以及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推动这项政

    策走到了最后。[122]

    一旦犹太人被隔离、调动和集中在总督府，被希特勒称为（1940

    年10月2日）“大型波兰劳动营”的强制劳动计划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这是最终解决方案和大屠杀本身的第一部分，因为劳累致死是这套系

    统运转的基础。弗里茨·绍克尔，劳动力分配办公室的头目，下

    令“以最低的开销和最大的程度”来剥削犹太人。[123]劳工被迫每周7

    天从早干到晚，穿着破布，吃着面包、稀汤、土豆和时而才有的肉

    屑。第一项主要奴工作业是1940年2月沿东部新边境修建庞大的反坦克

    堑壕。[124]从那时开始，这套系统扩展到各个工业领域。工人可以通

    过电话“订购”，用货运列车运送，就像原材料一样。就这样，法本

    公司得到了从拉文斯布吕克运到达豪的250名荷兰犹太女子，还是那些

    货运列车，把200名波兰女人退回达豪。[125]奴工经常被迫跑步行

    动，“奥斯威辛小跑”，甚至是在搬运东西的时候，比如重达100磅的

    成袋混凝土。在靠近希特勒家乡林茨的毛特豪森，希姆莱在一座市政

    府采石场附近修建了一座劳动营，劳工们的工具只有镐和斧头，他们

    还要背着沉重的花岗岩石块经过186级陡峭狭窄的台阶，从采石场走到

    集中营。他们的存活时间是6周到3个月，而且还不包括意外死亡、自

    杀和被刑罚致死。[126]

    毫无疑问，强制劳动是谋杀的一种形式，而且纳粹当局也是如此

    认为的。“通过劳动消灭”的说法在1942年9月14日和18日司法部部长

    乔治·提拉克博士与戈培尔和希姆莱的讨论中反复出现。[127]鲁道夫

    ·霍斯，1940年5月至1943年12月任奥斯威辛指挥官，后任指挥整个反

    犹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室主任，他做证说，到1944年为止，德国军

    事工业有40万名奴隶在工作。“在劳动环境特别恶劣的企业里，”他

    说，“每个月有五分之一的人死去，或者因为失去劳动能力被企业送

    回集中营，准备消灭。”所以说，德国企业是最终解决方案这一方面

    的自愿参与者。这些劳工没有名字——只有被刺在身体上的编号。如

    果一个人死了，工厂经理不必说明死因：他只会申请一名代替者。霍

    斯做证说，争取犹太奴工的要求一直都是公司方面提出来的：“集中

    营没时间向企业提供劳工。相反，只会在公司对（这样的）囚犯有要

    求时，囚犯才会被送去公司。”[128]所有相关企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

    情都一清二楚，而且知道的也并不仅仅限于级别非常高的经理和那些

    参与奴工事务具体操作的人。他们前往集中营的次数也是数不清的。

    而能体现他们看法的书面记录，也只有很少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例

    如，1942年7月30日，一名法本公司雇员参观了奥斯威辛奴工的工作

    后，用很多德国人都会用的那种开玩笑的讽刺口吻给一名法兰克福的

    同事写信道：“犹太民族正在这儿发挥你能想象到的最特别的作用。

    这种人的饮食和待遇符合我们的目标。显然，他们基本从不会有体重

    增加的记录。他们若是稍有什么要去‘换换空气’的动作，子弹就会

    嗖嗖地飞过，以及很多人已经因为‘中暑’消失，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129]

    但是饿死和累死犹太人的速度对于希特勒来说还不够快。本着与

    黑尔少校进行的那番谈话的精神，他决定还是要进行大屠杀。希特勒

    很少签署什么命令；涉及犹太人的命令更少。关于犹太人政策，希特

    勒写过的最长信件可以追溯至1933年春天，那封信是回复兴登堡要求

    反犹太法令豁免退伍老兵的。[130]有关缺少书面命令的原因，其中一

    种说法认为最终解决方案是希姆莱的行为，而希特勒对此不仅没有下

    令，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31]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132]第

    三帝国的行政机构虽然经常混乱无序，但其核心原则清清楚楚：所有

    关键决策都出自希特勒。犹太人政策尤其如此，那是他关注的中心和

    毕生事业的动力。显然，他是所有纳粹领导中最执迷和最顽固反犹

    的。即使施特赖歇尔，在他看来，都上了犹太人的当：“他把犹太人

    理想化了。”1941年12月，希特勒坚称，“犹太人比施特赖歇尔描述

    得更下贱、更凶残、更邪恶”。[133]希特勒接受了形式最极端的反犹

    阴谋论，相信犹太人生性邪恶，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和象征。[134]在

    他的整个事业历程中，他都是从启示录的角度看待“犹太人问题”，

    而且大屠杀就是他的观点的逻辑结果。虽然他启动大屠杀的命令是口

    头的，但希姆莱和其他人总会根据惯例，将其作为他们不可违抗的权

    威来引用：“元首的愿望”“元首的意志”“经过元首的同意”“这

    是我的命令，也是元首的愿望”。

    最终解决方案的决定性日期几乎可以肯定是1939年9月1日；那一

    天，战争开始了。那一年的1月30日，希特勒清楚地陈述了他会对战争

    做何反应：“如果欧洲内外那些国际金融犹太人再一次成功地让这些

    国家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果不会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及犹太人

    由此获得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欧洲的灭绝。”他将这场战争视为种

    族灭绝的许可证，而且他设置了精确进程，就在战争爆发那一天开

    启。第一份试验性谋杀的计划是在希特勒的总理府构思的，而且1939

    年9月1日的最初命令是用希特勒的个人信纸发布的：这份命令批准杀

    死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这项计划的代号T-4取自总理府的地址——动物

    园街4号，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具备种族灭绝计划的特征：党卫军参

    与，委婉说法，欺骗。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被任命主持这项安乐死

    计划的人，党卫军副指挥莱昂纳德·孔廷医生，在要求得到希特勒的

    书面命令之后被解职了。另一位党卫军医生，菲利普·博伊哈勒，接

    受了口头命令，顶替了他的位置。[135]

    党卫军试验了多种毒气，包括一氧化碳和品名为齐克隆-B的氰基杀虫剂。1939年晚些时候，第一间毒气室建成于勃兰登堡的一处杀戮中心；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见证了对4名疯子的杀戮测试。他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者下令只使用一氧化碳。其他5座杀戮中心随后装备齐全。这种毒气室被称作“浴室”，受害者会被编成20或30人一组，被告知他们要去洗澡。他们被密闭在毒气室里，之后负责的医生向他们释放毒气。后来在大规模灭绝的集中营里使用的同样是这套基本流程。该计划杀害了80000—100000人，但1941年8月由于教会的抗议被叫停——他们唯一一次阻止希特勒杀人。可此时，这种方式还是被用来杀害集中营里病重无法工作的人。于是，安乐死计划被并入了最终解决方案，在方式、装备和专业人员方面都具有连续性。[136]

    应该强调的是，虽然整个1940年和1941年春季，在波兰大批杀害犹太人的行为一直在进行，但大规模灭绝阶段并未真正开始，直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此举意在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的中心，让希特勒把手伸向那时苏联境内的500万犹太人。杀戮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机动的杀戮部队和固定的中心或死亡集中营。这种机动杀戮系统可以追溯至1940年7月22日，当时希特勒首次向军队提出了涉及大规模灭绝的全面战争的想法。实际上，自从党卫军杀戮部队为了战术接受军队指挥开始，军队就深入参与了最终解决方案。1941年3月3日，约德尔将军的战争日记首篇就记录了希特勒的决定，在即将到来的苏联战役中，党卫军——警察部队将被送上前线部队区域，以便“清除”那些“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137]

    这就是别动队的由来，即机动的杀戮队伍。他们接受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麾下的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的指挥，指挥系统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这样的队伍有4支，A、B、C和D，每支队伍多达500～900人，被一一对应地分派给入侵俄国的4组集团军群。他们的军官来自党卫军、盖世太保和警察，高军衔的比例很高，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律师。指挥D队的奥托·奥伦多夫拥有3所大学的学位和法学博士头衔。恩斯特·比贝尔施泰因，C队的指挥官之一，是新教牧师、神学家和教会官员。

    1941—1942年，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有400万生活在被德军侵占的地区。其中250万人在德国人到来前就逃走了。余下的90%集中在城市，导致别动队能够更加方便地杀死他们。这支谋杀队伍直接跟在军队后面行动，在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对犹太人进行围捕。在杀戮扫荡的初期，4支队伍在1941年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的不同日期报告称他们已经分别杀了12.5万人、4.5万人、7.5万人和5.5万人。不过很多犹太人被落在了后方区域，所以杀戮分队被派去抓捕和杀害他们。军队会合作地将犹太人移交给他们，把犹太人称作“游击队员”或“多余的吃货”来安慰自己的良知。有时候，军队自己就会杀犹太人。为了给自己省事儿，他们和党卫军都鼓励屠杀。犹太人几乎没有抵抗。俄国市民很合作，不过一位当地市长因为试图“帮助犹太人”被枪毙的一幕被记录了下来。[138]人数相当少的刽子手团队就处理掉了庞大的人数。在里加，一名军官和21个人就杀了10600名犹太人。在基辅，C队的两个小分遣队杀了3万多人。1941年年底，第二次扫荡开始并持续了1942年全年，这次杀了90万人以上。大多数犹太人是在城镇外的壕沟里被枪杀的，壕沟随后变成坟墓。第二次扫荡期

    间，先是要挖万人坑。刽子手们在犹太人的脖子后面开枪，或者使

    用“沙丁鱼方式”。按照这种方式，第一层要求他们自己躺在坟墓底

    部，然后被从上射杀。第二层躺在第一层尸体上面，头对着脚。摞上5层或6层，然后，这处坟墓就会被填满。

    有的犹太人藏在地板下和地窖里，他们被手榴弹炸了出来或者被

    活活烧死。有的犹太姑娘为了活命献上了自己；她们在夜晚被享用后

    却依然在次日早上被杀掉。有的犹太人只是受了伤，还能活上几小

    时，甚至几天。期间发生了很多虐待成性的行为。但甚至在这些经过

    挑选的刽子手当中，也有人不太情愿屠杀这么多没有抵抗能力的人

    ——任何一组在一次实际的杀戮行动中都不会有一个人丧生。希姆莱

    只去视察了这项工作一次，1941年8月中旬，他亲眼目睹了100名犹太

    人被枪杀，这次视察有据可查。希姆莱发现自己无法在每次枪声响起

    的时候都看得下去，指挥官责备他说：“领袖，那只是100人。”希姆

    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看执行命令的那些人的眼睛。他

    们多么深受震动啊！这些人的余生都被毁了。我们在这儿训练的是哪

    种追随者呢？精神病还是野蛮人？”希姆莱随后向那些人发表了讲

    话，号召他们遵守“党的最高道德法则”。[139]

    为了避免射击时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的个人接触产生的影响，这

    支队伍尝试了其他方法。炸药的使用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后来他们引

    入了机动毒气车，而且很快就给各支部队送去了两辆车。同时，固定

    的中心——死亡集中营——的使用为这些机动杀人行动提供了补充。

    他们建成并装备了其中6座集中营：被并入帝国的波兰境内的海乌姆诺

    和奥斯威辛；波兰总督府的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马伊达内克和贝

    乌热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别，“死亡集中营”这

    个词会让人产生误解。共有1634座集中营及其附属区和超过900座劳动

    营，[140]它们全都是死亡集中营，数量庞大的犹太人因为饥饿和劳累

    过度死在里面，或者因为微不足道的过错或者经常根本毫无原因地就

    被执行了死刑。然而这6座集中营是以工业规模的大屠杀为目的，经过

    了慎重的规划或扩建。

    在别动队行动的同时，1941年6月，希特勒似乎已经下令在固定的

    中心实施大灭绝。不过如我们所见，大规模的毒气杀戮早就在进行；

    1941年3月，希姆莱已经指示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霍斯为此扩大集中营的

    规模。希姆莱告诉他，奥斯威辛是经过挑选的，因为它铁路交通便

    利，隔离于人口中心之外。不久之后，希姆莱指示卢布林的党卫军警

    察头目奥迪罗·格洛博奇尼克建设马伊达内克，于是这位官员成为一

    张杀戮网络的头目；这张网包括其他两座死亡集中营，贝乌热茨和索

    比布尔。指挥系统如下：希特勒的命令被传达给希姆莱，再从他那儿

    下达至各集中营指挥官。不过，赫尔曼·戈林，作为这项4年计划的头

    目，从事在行政层面安排国家各个官僚机构合作的事宜。这一点很重

    要，说明虽然大屠杀的执行机构是党卫军，但这项罪行总的说来是涉

    及德国政府、武装部队、产业及其党派的所有阶层的国家行为。就像

    希尔贝格所说：“这些阶层的合作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可能真的要

    说他们已经融入了一台毁灭的机器。”[141]

    戈林向海德里希——作为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和秘密警察头目，

    是国家和党派的交叉点——委派了负责协调的任务，并于1941年7月31

    日送交给他一份书面命令：

    为补充1939年1月24日交派给你的任务，亦即根据现况以最佳方式

    进行移民和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本人兹在此指示你，就组织、物

    资及财务等事项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势力范围内欧

    洲犹太人问题。以上行动所需的条件，若触及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

    他们必须协助参与。[142]

    海德里希转而向帝国中央保安局负责“犹太人事务和疏散事

    务”的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下达了命令。此人对大屠杀负有全面行政

    责任，而希姆莱通过他的集中营指挥官行使执行责任。正是艾希曼实

    际草拟了1941年7月31日由戈林签署的那份命令。但与此同时，希特勒

    又给海德里希下达了一份口头命令并转告艾希曼：“我刚从领袖那里

    回来：元首现在已经下令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143]

    大屠杀机器的建设持续了1941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汉堡的两名

    平民来到奥斯威辛，指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如何使用齐克隆-B，那里优

    选的杀戮方式。9月，在奥斯威辛Ⅱ区，第一次毒杀在250名犹太病号

    和600名俄国战俘身上实施。接着，这项工作从奥斯威辛主要的杀人中

    心比克瑙开始。第一座死亡集中营在罗兹附近的海乌姆诺建成，1941

    年12月8日开始运转，使用机动卡车用过的废气。帝国中央保安局关于

    这场杀戮的会议本计划次日在柏林郊区万湖的一栋别墅召开。但会议

    因为珍珠港事件被推迟，直到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到了那时，纳粹

    高层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忧虑迹象。苏联的继续存在和美国的参

    战，一定让他们很多人确信德国不可能赢了。会议重申了最终解决方

    案的目标并协调了将其贯彻到底的手段。午餐期间，当侍者分发白兰

    地的时候，几个出席者都催促要加快速度。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大屠

    杀的迫切被列到了首位，甚至超过了战争行动本身，反映出希特勒下

    定决心，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欧洲的犹太人都不得幸存。

    万湖会议之后是迅速的行动。贝乌热茨第二个月就投入运转。索

    比布尔的建设从3月开始。与此同时，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被改造

    成为死亡中心。戈培尔在听取了主管总督府集中营的格洛博奇尼克的

    简短汇报后写道（1942年3月27日）：“判决正报应在犹太人身上，

    （他们）野蛮……元首关于他们掀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预言开始以

    一种最糟糕的方式应验。”[144]

    不过这是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的倾诉。而在实际命令中，即使

    是在非常有限的传播渠道，对种族灭绝的叙述始终都以委婉的代称表

    示。即使是在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也用了代称。所有犹太人，他

    说，将被“疏散到东方”并组成劳动队伍。大多数人会“通过自然减

    少的方式消失”，而那些有能力重建犹太民族的强硬分子将会得

    到“相应处理”。最后这个意为“被杀掉”的短语在别动队的报告中

    已经屡见不鲜了。官方对谋杀的委婉说法有很多，它们被那些参与行

    动的人使用，也被行动之外的无数人清楚地了解：秘密警察措施，按

    照秘密警察的方式彻底检查，行动，特别行动，特别处理，送到东

    方，重新安置，适当的处置，净化，重大净化行动，传达特别措施，

    清除，解决，清理，释放，结束，移民，流浪，走散，失踪。

    为了尽可能减少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程度的介怀，委婉用

    法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在专业的屠杀者之间也是这样。欧洲

    国家大约有8861800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地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中。据估

    算，纳粹杀害了其中5933900人，或者说67%。波兰被杀的人数最多，

    330万人，超过90%。波罗的海诸国、德国和奥地利达到了同样的比

    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43]、斯洛伐克、希腊和荷兰超过70%。

    白俄罗斯、乌克兰、比利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挪威，犹太人被

    杀的比例超过50%。[145]6大死亡集中营构成了主要的杀戮区域，奥斯

    威辛杀害了200多万人，马伊达内克138万，特雷布林卡80万，贝乌热

    茨60万，海乌姆诺34万，索比布尔25万。它们的毒气室工作速度极为

    可怕。特雷布林卡有10间毒气室，每间一次可容纳200人。霍斯夸耀说

    他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每间可以装下2000人。使用齐克隆-B气体晶

    体，奥斯威辛的5间毒气室每24小时可以杀害6万名男女和儿童。霍斯

    说，1944年夏季，单单匈牙利犹太人他就杀害了40万（还有其他群

    体），总共“至少”有250万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毒

    气毒死并焚烧，另外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42年、1943年和

    1944年的多个月份，纳粹每周都会残忍地杀死10万多人，主要是犹太

    人。[146]

    如此规模的暴行实施于文明的欧洲，虽然是在战争期间，虽然是

    在德国军队的防卫屏障之后，但它仍然提出了很多问题，不仅是关于

    犹太人本身，还关于德国人、他们的盟友、同伙和被征服地区的行

    为，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让我们依次审视每个问题。

    德国人知道并默许了这种种族灭绝。他们光是党卫军就有90万

    人，另外还有与铁路有关的120万人。火车泄露了秘密，大多数德国人

    知道那些巨大、拥挤的火车在黑暗中嘎吱嘎吱地行进几小时意味着什

    么，就像一个人记下的言语所显示：“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他们甚至

    晚上都不让人睡觉！”[147]德国人是谋杀的受益者。从受害人那里偷

    来的数以万计的男女手表、钢笔和自动铅笔在军队中分发；仅仅6周，

    从奥斯威辛被毒杀的人中收集的222269套男士西装和衬衣、192652套

    女装和99922套儿童服装就在德国国内分发。[148]收到东西的人大致都

    知道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德国人对于犹太人正在遭受的境遇几乎毫无

    异议，也几乎从未帮助过犹太人逃走。但例外还是有的。在柏林，就

    在希特勒帝国的中心，这个城市的16万名犹太人中的几千人设法转入

    地下，变作所谓的“U型潜水艇”，逃过劫难。而每个逃脱的事件都意

    味着来自非犹太裔德国人的某种放任和协助。[149]其中一例是学者汉

    斯·希舍尔，1942年2月变作“潜水艇”。他搬进了自己的情妇玛丽亚

    ·冯·马尔灿伯爵夫人的公寓，后者是忠实的纳粹、陆军元帅沃尔特

    ·冯·赖谢瑙的小姨子。她为他设计了一张可以爬进里面的箱状床，

    还钻出了可以呼吸的孔洞。她每天给他送一杯清水和一份咳嗽遏抑

    剂。一天，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听到希舍尔正在和另一名“潜水

    艇”维利·比绍夫放声高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150]

    奥地利人比德国人还要恶劣。他们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

    出他们的人数比例。不只是希特勒，就连艾希曼和盖世太保的头目恩

    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都是奥地利人。在荷兰指挥杀害犹太人的是两名

    奥地利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和汉内斯·劳特尔。在南斯拉夫，

    5090名战犯中有2499人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在机动杀戮部队中占有

    重要地位。他们为党卫军的灭绝部队提供了三分之一的人员。6大死亡

    集中营中有4座是奥地利人控制的，杀害了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将近

    一半。[151]奥地利人反犹情绪之激烈远胜德国人。梅纳什·毛特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疾老兵，装了一条木腿，摔倒在维也纳结冰的人

    行道上，在那儿躺了3小时，向路人求助却是徒劳。他们看到他犹太人

    的星形标志便拒绝了。[152]

    罗马尼亚人不比奥地利人好多少；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恶劣。战前

    在罗马尼亚的75.7万名犹太人，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全世界最差的。罗

    马尼亚政府在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上亦步亦趋，虽说效率远远不及，但

    恶毒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0年8月开始，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财

    产和工作，让他们承担没有报酬的强制劳动。还有屠杀——1941年1

    月，170名犹太人在布加勒斯特被杀。罗马尼亚人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入侵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

    争。他们在比萨拉比亚杀了20万名犹太人。犹太人被装进运送家畜的

    卡车，没有食物和水，没有特定目的地地四处转移。或者，他们被迫

    脱掉衣服急行军，有的实际上什么都没穿，其他人只有报纸遮体。与

    别动队D在苏联南部合作的罗马尼亚军队，他们的残暴和杀完人却不掩

    埋尸体的行为甚至让德国人都感到愤慨。1941年10月23日，罗马尼亚

    人在敖德萨的军队总部被一枚地雷摧毁后，在那里实施了一次大屠

    杀。第二天，他们把成群的犹太人赶进4间大型仓库，向他们泼洒汽

    油，把他们点着：2万～3万人因此被烧死。经德国人的同意，他们从

    乌克兰争取到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作为他们对最终解决方案的贡

    献的奖励。这片杀戮区域，217757名犹太人被处决（据估算13万人来

    自苏联，87757来自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自己就处死了138957人。

    [153]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之后，罗马尼亚人是杀害犹太人的最大刽子

    手。他们更倾向于实施殴打和折磨，或者强奸，军官们比手下更残

    忍，因为他们为了放荡纵欲会挑选出最漂亮的犹太姑娘。他们还更唯

    利是图，枪杀完犹太人，他们会把尸体卖给当地农民，那些农民会剥

    光尸体的衣服。他们还愿意卖掉活的犹太人，如果得到的钱足够多的

    话。但是从1944年开始，他们的态度没那么肆无忌惮了，因为他们意

    识到同盟国会赢得胜利。[154]

    法国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提出了的意见，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希特

    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从未对1906年德雷福斯支持者的胜利释怀，

    对犹太人的仇恨又被1936年布卢姆人民阵线政府加深。与德国一样，

    反犹分子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他们当中有一位医生——

    F.L.德图什（F.L.Destouches）——用笔名塞利纳（Céline）写作。

    他的反犹檄文《大屠杀，小伎俩》（1937）使用了自己的真名，在战

    争前夕和期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宣称法国已经成为被犹太人占领

    的国家（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而且希特勒政权的入侵将是一次

    解放。这本离奇的书复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英国人与犹

    太人结成了邪恶的同盟，要摧毁法国。德雷福斯案件期间，用夸张的

    英国发音“哦，是的”这个短语就是反犹的政治口号，而且在《大屠

    杀，小伎俩》这本书里，塞利纳列出了英国人——犹太人世界阴谋集

    团的口号：“再见砰！噫！耶！天啊！国王万岁！劳合家万岁！塔于

    尔万岁！城市万岁！辛普森夫人万岁！《圣经》万岁！上帝的妓院！

    世界是犹太人的妓院！”[155]法国号召摧毁犹太人的反犹政治组织不

    下10个，其中有的是纳粹政府资助的。幸运的是，他们无法达成一个

    共同的策略。但维希政府采纳反犹政策之后，他们的机会来了。1938

    年，达基耶尔·德·佩莱普瓦成立了法国反犹联谊会，1942年5月，他

    成为维希政府犹太人问题专员。[156]大多数法国人拒绝与最终解决方

    案的政策合作，但愿意合作的人倒是比德国人还热心。就这样，希特

    勒设法杀害了9万名（26%）法国犹太人，并且在法国当局的协助下，

    将7.5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法国，其中只有2500人幸存。[157]个人仇恨在

    法国战时的反犹主义中占有很大成分。1940年，维希和德国当局就收

    到了300万至500万封告发特定个人（并不全是犹太人）的匿名诽谤

    信。[158]

    希特勒发现他的意大利盟友不太合作。从教皇国末期以来，意大

    利的犹太社会已经成为欧洲融合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正如国王维托

    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对赫茨尔所说的（1904）：“犹太人可以占据

    任何职位，他们确实……犹太人对我们来说，就是完全的意大利

    人。”[159]意大利的犹太社区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之一。贝尼托

    ·墨索里尼喜欢开玩笑说犹太人“掳奸完萨宾妇女之后还会为她们提

    供衣服”。[44]犹太人已经诞生了两位意大利总理和一位国防部长；他

    们有大学教师，还有将军和舰队司令，数量众多。[160]墨索里尼本人

    终生都在亲犹太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正是一群犹太人促使

    他转变立场，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战斗法西斯的最初创始

    人里面有5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这场法西斯运动的每个分支都表现积

    极。《法西斯百科全书》里关于反犹主义的学术文章是一名犹太学者

    写的。墨索里尼的传记作者马格利特·萨尔法蒂，还有他的财政部长

    吉多·容格，都是犹太人。希特勒掌权之后，墨索里尼以犹太人的欧

    洲保护者自居，并被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为“美好的墨索里尼”。

    [161]

    一旦这位领袖中了希特勒的咒语，他的反犹一面就会压倒一切，

    但那并没有深刻的情感根源。法西斯党和政府内部虽有一股明确的反

    犹潮流，但并非主流，与维希政权相比，影响力小得多，而且似乎根

    本没得到什么普遍支持。意大利为了回应德国的压力，在1938年出台

    了种族法律，而且战争爆发后，一些犹太人被扣留在集中营。但是直

    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意大利的一半已被交由德国军队控制，希姆莱

    才得以将其纳入最终解决方案。9月24日，他向罗马的党卫军头目赫伯

    特·卡普勒发出指令，称所有犹太人，无论年龄或性别，都要被逮捕

    并被送到德国。但德国驻罗马大使没提供任何帮助，他还同意自己的

    意大利情妇把一家犹太人藏在她的家中，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凯塞

    林说他需要犹太人修建防御工事。卡普勒则利用他的命令来敲诈犹太

    社会。就在德国大使馆发生了一场可憎的中世纪场景，他在那儿见了

    两名带头人，丹特·阿尔曼西和乌戈·福阿，要求在36小时内得到50

    千克黄金；要么就杀掉200个犹太人。两人请求支付里拉，但卡普勒冷

    笑：“那个我想要多少就印多少。”黄金在4天内被送到了这位盖世太

    保手中。教皇庇护十二世主动提出需要多少，他就提供多少，但到那

    时候，黄金已经募集够了，很多非犹太人，尤其是教区牧师，都提供

    了捐助。比较严重的损失是社区图书馆里最具有价值的犹太卷宗，被

    拿去扩充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个人收藏。

    希姆莱想要的是杀死活着的犹太人，而不是财宝，他对卡普勒大

    发雷霆，并派出了他的逮捕专家，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带着由44名

    党卫军组成的一队刽子手，去执行犹太人行动；此人在巴黎和索非亚

    执行过同样的任务。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向下令罗马神职人员开放避难

    所的教皇事先示警。梵蒂冈庇护了477名犹太人，而且还有4238人在女

    修道院和修道院避难。这次突袭失败了。卡普勒报告称：“行动期

    间，人群中反犹的那些人不见踪影，只有一大群人有时候还试图阻止

    警察追踪犹太人。”但行动还是抓住了1007名犹太人，他们被直接送

    到了奥斯威辛，除了16人幸存之外，全部被害。[162]其他意大利城镇

    也发生了袭击，不过同样遭遇了意大利人的大力阻挠。一位著名的幸

    存者是十足的学究伯纳德·贝伦松，他是一个立陶宛拉比家族的后

    代，该家族在世俗年代就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方面的世界著名权

    威。当地警察用暗语向他通风报信：“博士，德国人想去您的别墅，

    可我们不确定到底在哪儿。您能为明早的拜访给我们指指方向

    吗？”在德国占领的余下时间里，意大利人把他藏了起来。[163]

    在其他欧洲国家，党卫军几乎或完全没得到什么帮助。但这并不

    一定意味着围捕犹太人的失败。在被占领的希腊，无须当地人的任何

    帮助，他们就把人口多达6万的古老的萨洛尼卡犹太社会杀得只剩2000

    人。在比利时，尽管受到当地人的阻挠，他们还是杀了6.5万名犹太人

    中的4万人，而且几乎荡平了安特卫普著名的钻石交易区。党卫军在荷

    兰花费的气力尤其凶猛和不懈，虽然荷兰人甚至举行了大罢工来保护

    犹太人，可总共还是失去了14万人中的10.5万人。芬兰人，德国的盟

    友，拒绝交出他们的2000名犹太人。丹麦人成功地用船把他们几乎整

    个犹太社会的5000人送到了瑞典。另外，为数众多的匈牙利犹太人，

    最后的牺牲品，损失惨重：21747人在匈牙利被杀害，596260人被驱逐

    出境，其中只有116500人幸存。[164]

    匈牙利人的大屠杀发生在同盟国已经完全取得了空中优势并且快

    速推进之际。它以尖锐、实际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同盟国可曾采

    取过什么有效措施拯救欧洲犹太人？苏联人距离大屠杀最近，却在任

    何方面都从没表现出一丁点帮助犹太人的意愿。正相反：在布达佩斯

    设法拯救犹太人性命的瑞典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拉乌尔·瓦伦贝格，

    在红军到来的时候却失踪了，瑞典人则被告知：“苏维埃军事当局已

    经采取措施保护拉乌尔·瓦伦贝格先生及其财物”。从此，再也没有

    人见过他。[165]

    英国和美国政府理论上同情犹太人，实际上却受到了惊吓，生怕

    任何积极支持犹太人的政策会刺激希特勒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而他们

    自己倒是出于道义又不得不接纳。对纳粹来说，迁移出境始终是最终

    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综合证据来看，希特勒下定决心要杀

    死犹太人，而不是把他们送走，但如果他们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完全

    有能力修改他的政策来让同盟国难堪。1942年12月13日，戈培尔在他

    的日记中写道：“我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很高兴我们正在消灭犹太

    乌合之众。”虽然这并不真实。但是英美两国都没有准备接收大量难

    民，以此拯救犹太人的性命。20世纪30年代，在所有欧洲大国里面，

    英国是最不反犹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1932年发起的黑衫党运

    动失败了，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抨击犹太人。但是，政府担心大量犹太

    人移民入境必然会导致普遍的反犹主义。他们也不准备改变1939年在

    白皮书里为巴勒斯坦设定的移民限制。温斯顿·丘吉尔，始终是一个

    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接纳更多犹太人。但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

    艾登，主张开放巴勒斯坦将让英国失去那里的所有阿拉伯盟友并破坏

    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地位。纽约犹太人领袖斯蒂芬·怀斯拉比在华盛顿

    （1943年3月27日）请求他支持一份英美向德国的请愿，让犹太人离开

    被占领的欧洲，艾登告诉他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但他私下承

    认：“希特勒可能很愿意接受我们所有的这种要求。”[166]外交部反

    对接纳犹太人，甚至对犹太人涉及此事提出的要求深感不满。“部里

    大量的时间，”一名高级官员记录道，“都被浪费在处理这些哀号的

    犹太人身上了。”[167]

    美国无疑有能力接纳大量犹太难民。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只有

    2.1万人被准许入境，只是限额法案允许数量的10%。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公众的敌意。所有的爱国团体，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到海外战

    争退伍军人协会，全都号召全面禁止移民。战争期间的反犹主义比美

    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涨。民意调查显示，1938—1945年，人口

    中35%～40%支持反犹法律。1942年，根据民意调查，犹太人被视为仅

    次于日本人和德国人之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超过其他所有群体。比

    如，1942—1944年，纽约华盛顿高地的所有犹太会堂都遭到了亵渎。

    [168]从1942年5月开始，灭绝计划的消息就流传了出来，那时波兰犹太

    劳工联盟为伦敦的波兰全国委员会的两名犹太成员搞到了经过核实的

    报告。这份报告包括关于海乌姆诺毒气车的描述和70万名犹太人已遇

    害的数字。《波士顿环球报》在头条刊登了“波兰犹太人大屠杀超过

    70万人”，可正文内容却被插在第12页。《纽约时报》称之为“或许

    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却只提供了两英寸的版面。[169]总之，

    大屠杀的新闻缺乏报道，而且常常被埋没在战时恐怖故事的无尽喧嚣

    之中。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抗拒承认大屠杀的事实，甚

    至在美军已经攻进集中营地区之后。詹姆斯·阿吉[45]在《国家》杂志

    上撰文，拒绝观看有关暴行的电影，谴责它们都是宣传。家乡的人们

    拒绝相信他们看到的，甚至拒绝看他们的照片，这让美国大兵们大为

    恼火。[170]

    采取行动的主要障碍是F.D.罗斯福本人。他既是态度温和的反犹

    分子，同时又孤陋寡闻。当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

    谈论说“德国人对德国犹太人心怀抱怨可以理解，换句话说，虽然他

    们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可德国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

    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实际数字是16.3%、10.9%、2.6%和0.5%）。

    [171]罗斯福似乎完全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引导。反正他得到了犹太

    人将近90%的选票，不觉得还有什么采取行动的动力。甚至是在有组织

    种族灭绝的全部真相昭然若揭之后，这位总统在14个月的时间里也什

    么都没做。1943年4月，英美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在百慕大群岛姗姗来

    迟地召开，但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因此会议什么结果也没达成。甚

    至会议还特别警告“不要采取什么手段让希特勒放出潜在的难民”。

    [172]最后，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几乎没从政府那里得

    到什么帮助，90%的资金来自犹太人。但它还是设法拯救了20万名犹太

    人，还有2万名非犹太人。

    轰炸毒气室的问题是在1944年初夏提出来的，当时消灭匈牙利犹

    太人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丘吉尔尤其感到震惊，急于采取行动。这

    场杀戮，他记录道，“或是整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最可怕的罪

    行”。1944年7月7日，他指示艾登：“尽快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

    需我的支持请告知。”[173]行动计划是行得通的。1944年7月7日至11

    月20日，距离奥斯威辛47英里的一座炼油设施遭到了不下10次袭击

    （在此之前，大屠杀已经完成，希姆莱下令销毁死亡机器）。8月20

    日，127架空中堡垒轰炸了毒气室东边不到5英里的奥斯威辛厂区。

    [174]轰炸是否救了犹太人的性命无法得到证实。党卫军还在狂热地坚

    持杀害犹太人，无视任何客观和军事阻碍，行动确实值得一试。但丘

    吉尔是两国政府里唯一真正的支持者。两国空军都讨厌不针对摧毁敌

    军或战争潜力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部甚至连可行性都不审查就拒绝

    了这个计划。

    到了此时，我们要说到艰难和重要的一点。拒绝为专门解救犹太

    人的行动而调动军队符合战争的总方针。两国政府已经认定，并经过

    各自犹太社会的同意，迅速和彻底地击败希特勒才是帮助犹太人的最

    佳方式。这是美国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为何没有优先考虑轰炸

    事宜的一个原因。但是一旦赢得战争的胜利被认可为首要目标，那么

    就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最终解决方案了。而且，对纳粹的战争资源调

    配来说，该方案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自我伤害。在德国一边，它招致了

    理性看待战争的所有人的反对，无论是军队将领还是产业领袖。它占

    用了数以万计的军事人员。它经常让铁路系统瘫痪，甚至是在最关键

    的战斗期间。最重要的是，它杀害了超过300万高生产力的工人。这些

    人很多都技术娴熟。而且，知道了自己可能命运的犹太战时工人会拼

    命地设法让自己对战争资源供给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量的证据显

    示，所有那些与生产有关的德国人都力图留住他们的犹太员工。从许

    多个例子中只援引一个，在被占领的苏联，战争工厂的组织者报告

    称：

    几乎无法解决找到专业管理者的问题。之前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是

    犹太人。所有企业都被苏联国家接管了。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已经失

    踪。受托管理的乌克兰人没能力，不可靠，消极怠工……真正的专家

    和负责人是犹太人，大多数是之前的老板或工程师……他们会拼尽全

    力，榨取出生产的最后一点价值，而且到目前为止基本不要报酬，不

    过他们自然是希望能变得不可或缺。[175]

    但是，当然，所有这些犹太人都遇害了。因此大屠杀是希特勒输

    掉这场战争的因素之一。英国和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

    如果犹太人发起过一次抵抗运动，同盟国的算计结果或许会有所

    不同。但一次也没有。原因很多。犹太人被迫害了1500年，已经从漫

    长的经验里学会了，反抗会丢掉性命，根本救不了他们。他们的历

    史、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民俗、他们的社会结构，甚至他们的词汇，

    都训练他们谈判、付钱、请愿、抗议，而不是反抗。还有，犹太社

    会，尤其是在东欧，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大迁徙浇灭了热血，最有抱负

    的人都去了美国。最充满活力、最富有冒险精神，尤其是最好斗的，

    已经去了巴勒斯坦。最出类拔萃的人才流失一直持续到战争甚至战争

    期间。亚博京斯基曾经预测过大屠杀。但身着制服、受过训练，甚至

    持有武器的波兰犹太团体组建的目的不是抵抗希特勒，而是为了把犹

    太人送往巴勒斯坦。比如，战争爆发时，梅纳赫姆·贝京正护送一队

    1000人的非法移民穿越罗马尼亚边境，前往中东。因此他也出来了。

    [176]那也合情合理，正在抗争的犹太人想要在以色列地站住脚，他们

    在那儿有一丝机会，而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欧洲。

    留下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极为虔诚，容易受骗和自我欺骗。他们的

    历史告诉他们，所有的迫害，无论多么残酷，都会有尽头；所有的压

    迫者，无论多么苛刻，提出的要求最终都是有限度的和可以满足的。

    他们的策略总是倾向于拯救“剩下的人”。40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从

    未面对过，或者从未想象过，会有这样一个对手，不是要他们的部分

    或大部分财产，而是他们的一切；不仅要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性命，而

    是全部，直到最后一个婴儿。谁能想象出如此的怪物？与基督徒不

    同，犹太人不相信有披着人皮的恶魔。

    纳粹恰恰是无情地利用了犹太人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把反抗的可

    能性降至最低。在德国，他们利用每座城市的犹太教区，每个地区的

    地区协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帝国协会，让犹太官员自己去做最终解决

    方案的准备工作：准备名单，报告死亡和出生，传达新规定，建立向

    盖世太保开放的专用银行账户，把犹太人集中在特定的居住区，准备

    遣送的图纸和地图。在被占领的国家，正是犹太人委员会模式，不知

    不觉地帮助纳粹完成了最终解决方案。这样的犹太人委员会大约组织

    了1000个，涉及1万人。它们主要是由战前虔诚的会众人员组成。在被

    苏联占领的地区，在德国人到来之前，所有最勇敢的社区领袖都已经

    被枪毙了。德国人利用犹太人委员会找出实际或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然后立刻杀掉他们。于是，犹太人的领导阶层趋于顺从、胆怯和阿谀

    奉承。纳粹先是利用他们剥夺犹太人所有的贵重物品，然后组织犹太

    人进行强迫劳动，最后再把他们遣送到杀戮中心。反过来，他们得到

    了比自己的同胞更多的特权和权力。[177]

    这种体系最丑恶和最可怕之处从波兰最大的贫民窟就可见一斑，

    尤其是罗兹和华沙。罗兹贫民窟挤了20万名犹太人，居住密度是每个

    房间5.8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死亡中心，4.5万人因为疾病和饥饿死

    在里面。华沙贫民窟有不下44.5万名犹太人，居住密度是每个房间7.2

    人；在那儿，不到20个月，就有8.3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犹太人被集

    中在贫民窟，然后被拉出来塞进死亡火车。贫民窟内部相当严酷，由

    哈伊姆·莫迪凯·罗姆科夫斯基这样的人管理，罗兹贫民窟这位趾高

    气扬的独裁者甚至把自己的头像都印在了邮票上。他们的权力由没有

    武装的犹太警察（华沙贫民窟有2000名）强行实施，受到波兰警察的

    监督，而且每个人都会被有武装的德国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监视。贫民

    窟并非完全不开化。犹太人的社会服务部门会竭尽全力地利用他们的

    贫瘠资源。秘密的犹太学校被组建。华沙、罗兹、沃尔纳和科夫诺甚

    至有管弦乐队，不过官方只允许他们演奏犹太作曲家的音乐。那里还

    有秘密印刷和传阅的报纸。罗兹贫民窟，说是一处中世纪类型的机构

    倒更适合，还有一部编年史。[178]不过，德国人心里对贫民窟和其中

    犹太当权者的作用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它能尽力为战争资源供应做

    出贡献（罗兹有117座小型战争工厂，比亚韦斯托克有20座），然后当

    遣送集中营的命令下达时，它可以确保这个过程有序进行。

    为了把抵抗压制在最低限度，德国人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撒

    了谎，编织出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始终坚称，遣送就是前往工作地

    点。他们还打印了盖着瓦尔德塞邮戳的明信片，让集中营的犯人寄回

    家，上面写着：“我很好。我在工作，很健康。”在前往特雷布林卡

    的运输途中，他们修建了一座假车站，里面有售票处、手绘的钟表和

    一块指示牌，牌子上写着：“中转至比亚韦斯托克。”死刑室被伪装

    成浴室，门上还有红十字标志。有时候，党卫军会让囚犯组成的管弦

    乐队在犹太人排队进入“浴室”的时候演奏音乐。这些伪装一直被维

    系到最后。在一位遇难者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

    着：“经过漫长的旅程，我们到了这个地方，门口的标牌是‘浴

    室’ 。人们在外边领肥皂和毛巾。谁知道他们要对我们做什

    么？”[179]1942年8月18日，在贝乌热茨，一名党卫军消毒专家，库尔

    特·格施泰因，听到一名党卫军军官在赤裸的男女和儿童被推进死刑

    室的时候反复念叨：“没什么会伤到你们。只要深呼吸，你们的肺就

    会变强。这办法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这是很好的消毒剂。”[180]

    骗局经常奏效，因为犹太人希望被欺骗，他们需要拥有希望。党

    卫军熟练地在贫民窟里散布谣言说只有一部分犹太人会被要求遣送，

    成功地让犹太人领导阶层接受了只有最大限度的合作才有最大生存机

    会的谎话。贫民窟的犹太人不愿意相信灭绝集中营的存在。1942年

    初，两名犹太青年从海乌姆诺逃了出来，描述了他们在那儿看到的场

    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自己遭遇了什么精神错乱，他们的说法都是从

    地下刊物上看来的。直到4月，从贝乌热茨传来的说法证实了海乌姆诺

    的事情，华沙的犹太人才相信了这架死亡机器的存在。7月，华沙贫民

    窟的首领亚当·捷尼亚科夫意识到自己甚至无法拯救孩子，便吞服了

    氰化物，留下一张纸条：“我无能为力。我的心在悲痛和怜悯中颤

    抖。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的行为将向所有人证明，什么才是

    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181]但即使事已至此，很多犹太人还是紧攥

    着只有一部分人会死的希望。雅各布·根斯，沃尔纳贫民窟的首领，

    在公众集会上说：“他们问我要一千个犹太人，我给了他们。因为如

    果我们犹太人不自己送上，德国人就会来强行带走他们。那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带走一千个人，而是好几千人。交出几百人，我能救下一

    千人。交出一千人，我能救下一万人。”[182]

    犹太人的宗教教育倾向于鼓励被动性。哈西德派犹太人是最愿意

    将自己的命运当成上帝的旨意接受的。他们会引用《圣经》：“你的

    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183]他们会裹着祈

    祷披肩，背诵着《圣经》诗篇，踏上死亡列车。他们信仰为了上帝的

    荣耀而殉难。如果机缘巧合或上帝仁慈，他们幸免于难，那就是奇

    迹。哈西德派关于个人性命奇妙般幸免于难的一整套传奇故事在大屠

    杀期间逐渐形成。[184]一名社区领袖记下：“真正虔诚的人已经变得

    更加虔诚，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看到了上帝的手。”负责在释放毒

    气之后清理奥斯威辛死刑室的犹太特遣队的一名成员证实，他看到一

    群从匈牙利和波兰来的虔诚犹太人，他们设法搞到了一些白兰地，在

    进毒气室之前载歌载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即将见到弥赛亚。另外，

    比较世俗的犹太人也会在恐惧中找到欢乐，接受了上帝的旨意。一名

    荷兰犹太妇女埃蒂·伊勒桑在奥斯威辛写下的日记值得注意，展现出

    延续于大屠杀中的约伯传统：“有时候，我站在营中的某个角落，我

    的双脚长在了您的地上，我的双眼仰望您的天国，泪水流下我的面

    庞，感激的……泪水。”[185]

    随着隔离区逐渐被清空，一些犹太人确实决心反抗，不过政治分

    歧导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计划。在华沙，打着修建防空洞的幌子，犹

    太人修建了连接下水管道系统的防空壕。24岁的莫迪凯·阿涅莱维奇

    带领他们，招收了750名战士，设法搞到了9支步枪、59支手枪和一些

    手榴弹。1943年4月19日，纳粹决定派出武装党卫军摧毁这个隔离区。

    那时候，贫民窟里面仅剩6万名犹太人。在随后主要发生在地下的殊死

    搏斗中，他们杀死了16名德国人，打伤85人。5月8日，阿涅莱维奇牺

    牲，但剩下的人又坚持了8天，而在此之前，数千名犹太人已经死在了

    废墟之中。一些欧洲国家，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尚且不曾抵抗纳粹

    这么长的时间。[186]

    1944年10月7日，甚至在奥斯威辛内部都发生了一次起义。在克虏

    伯工厂工作的犹太人把炸药偷运了进去；懂行的苏联战俘把炸药制成

    手榴弹和炸弹。这次起义是由火葬场Ⅲ和Ⅳ的犹太特遣队实施的。他

    们成功地炸了火葬场Ⅲ，杀了3名党卫军人员。大约250名犹太人被守

    卫屠杀，但还是有27人逃脱了。4名带进炸药的犹太姑娘被折磨了好几

    个星期，但什么信息也没透露。萝扎·罗博陶被折磨致死，她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是：“要坚强和勇敢。”其中两人熬过了折磨，然后被吊

    在奥斯威辛所有女人的前面，其中一个死时大喊“报仇！”[187]

    但是一般来说，在灭绝过程的任何阶段根本没有发生抵抗。德国

    人总是以压倒性的力量突然下手。犹太人在恐惧与绝望中麻木不

    仁。“隔离区被一支人数众多的党卫军分遣队包围，”一名杜布诺

    （乌克兰）的目击者写道：

    人数是乌克兰民兵的3倍。接着架设在贫民窟里面和四周的聚光电

    灯都亮了……人们被驱赶出来，仓促之间连床上的小孩儿都被落下

    了。女人们在街道上呼喊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在呼喊自己的父母。那

    没能阻止党卫军沿路驱赶他们加快脚步，还会殴打他们，直到他们到

    达正在等候的货运火车。一节节车厢都被塞满，女人和孩子的哭喊

    声，鞭子和步枪射击的嗖嗖声，不断回荡。[188]

    很多犹太人死在了火车上，幸存者到达之后就直接被推进了死刑

    室。库尔特·格施泰因注意到，1942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装载6700

    名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威辛。火车到达时就已经死了1450人。他看

    到200名手持皮鞭的乌克兰人打开货运火车的车门，命令活着的人出

    来，把他们打翻在地。扬声器大喊让他们脱光。所有女人的头发都被

    粗暴地剪下。接着，这一批人被赤条条地赶进毒气室，他们被告知那

    儿是“消毒浴室”。[189]任何人都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他们能做的

    最多的就是撕碎贴身藏着的皱巴巴的可怜美元，好让纳粹没法儿使用

    它们——他们最后的、唯一的抗议动作。[190]

    没有犹太人能够从希特勒的大灾难中幸免。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

    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全是老人，是用来维持犹太人只是被“重新安

    置”的假象的。往这里送的都是所谓享有特权的犹太人、一级铁十字

    勋章及更高荣誉的获得者，所以50%是残疾的退伍老兵。然而，1945年

    5月9日，这座集中营落入同盟国手中时，被送到这里的141184人只有

    16832人还活着：超过8.8万名这样的老人和勇士，已经被毒气毒死。

    [191]没有犹太人能够因为年老而免于一死。德奥合并之后，弗洛伊德

    垂垂老矣，因为癌症而奄奄一息，被朋友们从纳粹那里赎了出来，送

    到了英国。他没有想到，或者说谁都没有想到，他那4名上了年纪的姐

    妹被留在维也纳会有危险。可她们还是被卷入了纳粹的大网：81岁的

    阿道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遇难，80岁的保利娜和82岁的玛丽在特雷布

    林卡遇难，84岁的罗丝在奥斯威辛遇难。

    没有犹太人能够因为幼小而免于一死。所有女人在抵达死亡集中

    营的时候都会被剃光毛发，她们的头发会被打包送去德国。如果还在

    吃奶的婴儿妨碍了剃发，守卫甚至会把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纽伦堡

    审判的一名证人做证说：“只有亲眼见到的人才能相信德国人干这些

    事儿的时候是多么高兴；他们只撞了三四下就杀死了一个孩子是多么

    高兴； 才能相信他们把尸体塞进母亲的怀抱时是多么心满意

    足！”[192]在特雷布林卡，大多数婴儿一到达就被从母亲那儿抢走，

    被杀害，跟病人和残疾人一起，被扔进一条沟里。有时候，那条沟里

    还会传来微弱的哭声，那儿的守卫佩戴红十字臂章，那儿被称为医务

    室。

    撞碎婴儿的头颅反映出反犹暴力双重性的持续程度，秘密、系统

    的杀戮过程与突然、自发的无法形容的残酷行为并存其中。犹太人死

    于丧尽天良的人类已知的各种方式。在毛特豪森采石场，一名有副好

    嗓子的意大利犹太人被迫站在已连接炸药的石头顶上，然后就在他唱

    着“万福马利亚”的时候被炸死了。数百名荷兰犹太人被迫从能够俯

    瞰采石场的悬崖上跳崖摔死，那座悬崖被称为伞兵墙。[193]成千上万

    的犹太人因为在集中营里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被鞭打致死：留了一

    枚硬币或者结婚戒指，没把犹太人的标记从被害者的衣服上取下来，

    有一片外边面包店的面包，未经允许就喝水，抽烟，敬礼不规范。甚

    至还有人被砍头。库尔特·弗朗茨，特雷布林卡的副指挥官，豢养了

    一群凶猛的恶犬，用来把犹太人撕咬致死。有时候，守卫会用手里的

    任何东西杀人。贝乌热茨的一名目击证人做证，关于刚到集中营

    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儿”：

    他是健康、强壮和年轻的榜样。我们吃惊于他开朗的样子。他四

    处张望，非常愉快地说：“有人从这儿逃走过吗？”这就够了。一名

    守卫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话，于是这个男孩儿被折磨死了。他被剥光衣

    服，大头朝下地吊在绞刑架上；他在那儿吊了3小时。他很强壮，还活

    着。他们把他放下来，扔在地上，用棍子往他的喉咙里捅沙子，直到

    他咽气。[194]

    最后，随着帝国的崩溃，先是希姆莱，然后是他的集中营指挥

    官，都失去了控制力，最终解决方案系统性方面瓦解或者说被抛弃，

    双重性合并成为一种无情的力量：欲望，直到可能的最后一刻都要杀

    死剩下所有犹太人的欲望。犹太特遣队、隔离区领袖，包括罗姆科夫

    斯基，还有犹太警察和党卫军的犹太密探——全部被杀。随着前方兵

    败如山倒，党卫军固执地竭尽全力带上一队队犹太人行军离开，以便

    在腾出手的时候杀死他们。在第三帝国大厦将倾不可挽回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狂热地恪守大屠杀刽子手的职责，这是人类历史

    上最可怕的奇事之一。杀人者有一次起义。在毛特豪森的卫星集中营

    埃本塞，也是德国人手中的最后一座集中营，党卫军拒绝残杀3万名犹

    太人，后者不愿意排队走进要被炸毁的隧道。然而，一些杀戮甚至在

    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还在持续。1945年4月15日，英国坦克占领贝尔森，

    但因为要继续前进行动，留下匈牙利党卫军守卫“部分接受指挥”48

    小时。可就在这段时间，他们还因为从厨房拿走土豆皮这样的过错枪

    毙了72名犹太人。[195]

    就这样，将近600万犹太人遇难。2000年的反犹仇恨，所有的群

    体，异教徒、基督徒以及世俗的人，迷信的人和理性的人，民众和学

    者，都被希特勒裹进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可怕力量，然后被他独特的干

    劲和意志所驱动，碾过欧洲犹太人无助的躯体。难民营里还有25万名

    犹太人，幸存者分散在各个地方。但是，东欧著名的阿什克纳齐犹太

    人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一次种族灭绝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得到了贯彻。

    随着集中营被打开，这场浩劫的完整画面为人所知，一些犹太人天真

    地盼望义愤填膺的人类能够理解这种罪行的严重性，用振聋发聩的声

    音说：这就够了。反犹主义必须终结。我们必须彻彻底底地把它终

    结，在这种巨大的愤怒下面画一条横线，重新开启一段历史。

    但那并非人类社会运转的方式。尤其是那也并非反犹冲动运转的

    方式。它千变万化，耗尽了旧的模样，就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大屠杀

    的主要影响是把反犹仇恨的焦点从中东欧转移到了中东。让一些阿拉

    伯领袖担忧的是，希特勒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并不是最终的。比如，

    1942年5月6日，那位大穆夫提就向保加利亚政府抗议称犹太人正从那

    儿前往巴勒斯坦。他说，他们应该被送回波兰，“被强壮有力的守卫

    看管起来”。[196]

    即使是在欧洲，人们对那些茫然无措的幸存者经常产生的情绪是

    厌恶而非同情。他们的衣不蔽体、他们在凶暴对待中养成的习惯，激

    起了新一波的反犹主义浪潮。顺从于厌恶情绪的人里面就有巴顿将

    军，他负责的犹太难民比其他所有指挥官都要多。他把“犹太类型难

    民”称为“没有半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社会教养的劣等人”。他

    说，普通人不可能“在短短4年时间就堕落到这些人表现出的丢脸水

    平。”[197]对这些可怜的幸存者表现出更强烈敌意的是他们从那儿被

    带走的国家，尤其是波兰。犹太难民们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

    们竭尽全力地抵制被遣送回国。一名从芝加哥来的美国犹太士兵不得

    不让幸存者上了开往波兰的货运火车，他叙述道：“人们跪倒在我的

    面前，撕开衬衫嘶喊：‘现在就杀了我吧！’他们会说，‘你们不如

    现在就杀了我吧，回到波兰我怎么都是个死。’”[198]在有些情况

    下，他们被证实是正确的。在波兰，1945年8月，克拉科夫爆发反犹骚

    乱并蔓延至索斯诺维茨和卢布林。从纳粹集中营回到克拉科夫的卢巴

    ·青德尔描述了8月第一个安息日她所在的犹太会堂受到的一次袭

    击：“他们大叫着说我们犯下了祭祀杀人罪。他们开始冲我们开火，

    暴打我们。我的丈夫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倒下了，满脸是子弹。”她

    试图逃到西方，却被巴顿的军队拦截。华沙的英国大使汇报称所有长

    着犹太人外表的人在波兰都有危险。战争结束之后的头7个月期间，波

    兰发生了350起反犹谋杀事件。[199]

    尽管如此，大屠杀还是以其十足的严重性，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让

    国际社会对于反犹暴力的反应方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人们普遍同

    意惩罚和赔偿必不可少，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两项都要实施。1945年11

    月20日，战争罪行的审判在纽伦堡开始，起诉书的主要罪状是最终解

    决方案。对纳粹领导的第一次审判在1946年10月1日结束，正赶上赎罪

    日，1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3名被判终身监禁，4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还有3名被无罪释放。接下来是对纳粹罪犯的12场重要审判，被称为纽

    伦堡后续诉讼，其中4场诉讼的主要罪状是策划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在这12场诉讼中，177名纳粹分子被定罪，12名被判处死刑，25人终身

    监禁，其余都被判长期监禁。在三大西方占领区各自还有很多场审

    判，几乎全都涉及针对犹太人的暴行。1945—1951年，总共有5025名

    纳粹分子被定罪，806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只有486起案件的死刑判决

    得到了执行。此外，1951年1月，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通过了一项赦免

    法令，导致美国人手中的很多德国高级战犯被提前释放。联合国战争

    罪行调查委员会准备了36529名“战犯”的名单（包括日本人），其中

    大多与反犹暴行有关。战后的头3年，同盟国8个国家对名单上的3470

    人进行了附加审判，其中952人被判处死刑，1905人被判入狱。

    许许多多国内战争罪行审判几乎在被卷入战争的所有国家进行，大约有15万人被控告，超过10万人被定罪，其中很多人是因为反犹罪行受到惩罚。成千上万参与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伙消失在古拉格群岛。1945年，德国法庭重新开始运转之后，它们也开始审判战犯，而且在最开始的25年间判处12人死刑，98人终身监禁，6000人有期徒刑。[200]随着1948年以色列建国，它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能够参与这个报应的过程了。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和传讯一直持续到大屠杀结束之后40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可能还要再持续10年，一直到参与犯罪的所有人死去或极为年老。没人能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些高层执行者失踪了，在平静或至少是躲藏中过着自己的生活。其他人得到或被执行的判决与他们的罪行没什么关系。但同样，人们对那些犯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罪行的人加以惩罚，没人能怀疑这种努力的规模宏大和坚持不懈。

    确保对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斗争造成了同样复杂的结果。1945年9月

    20日，哈伊姆·魏茨曼代表犹太事务局向4个占领国提出赔偿要求。这

    次要求毫无结果，主要是因为一般性和平条约尚未谈判或签署。西方

    三大国已经从被没收的纳粹资产出售收益中为犹太受害者预留了款

    项。但他们必须进行个人索赔，于是一项出于好意的项目变成了一笔

    官僚糊涂账。截至1953年，只有1.1万项索赔得到了处理，赔付金额

    8300万美元。与此同时，1951年1月，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

    经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了15亿美元集体索赔，根据是以色列接受了来

    自德国的50万名难民，该数字是按照人均3000美元计算得出的。此举

    意味着与德国人直接谈判，这让很多集中营的幸存者觉得非常难以接

    受。但本-古里安凭借他的口号：“不能让杀害我们人民的刽子手同时

    成为他们财产的继承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双方在8.45亿美

    元的数额上达成一致，偿还期14年，虽然阿拉伯国家试图阻止协议的

    生效，但该协议还是从1953年3月开始生效，1965年正式付清。此外，

    它还为联邦弥偿法的通过做了准备，对个人受害者或他们的受抚养者

    赔偿生命或肢体损失、健康损害，以及职业、专业、养老金或保险损

    失。它继而对自由的丧失作出了赔偿，赔偿标准是受害者被囚禁、被

    迫居住在贫民窟或佩戴犹太人星形标志，每天1美元。失去家庭经济支

    柱的人可以得到抚恤金，前公务员可以得到理论上的晋升，而且就连

    教育损失也可以得到赔偿。受害者还可以对财产损失提出要求。这份

    全面的解决方案由将近5000名法官、公务员和办事员执行，截至1973

    年，他们已经处理了427.6万项要求中的95%以上。在长达25年时间

    里，它消耗了联邦预算5%左右。在本书写作期间，大约250亿美元已经

    支付，而且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将会超过300亿美元。[201]这些补偿

    未必见得慷慨，甚至充分，却大大超过了魏茨曼或本-古里安曾经的预

    期，而且代表了联邦政府方面偿还德国罪行的真诚意愿。

    其余的赔款情况非常不尽如人意。参与奴工计划的德国工业企业

    家没有一个承认对其残暴的后果负有哪怕最微小的道德责任的。在对

    自己受到的刑事指控和民事诉讼辩护时，他们声称在全面战争环境

    下，强迫劳动的程序并不违法。他们完全拒绝赔偿，自始至终都表现

    出惊人的卑劣和傲慢。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公然声称：“认识我这些

    被告同伴和我自己的很多人里面没人愿意相信我们对人类犯了罪，再

    说没什么证据能让我们信服自己是战犯。”[202]弗利克从未支付过1个

    马克，1972年，他以90岁高龄去世的时候，身家超过10亿美元。德国

    公司总共只支付了1300万美元，不到1.5万名犹太人分到了这笔钱。奥

    斯威辛的法本公司奴工每人得到了1700美元，蔼益吉-德律风根公司的

    奴工得到了500美元或者更少。那些劳累致死的人，他们的家人什么都

    没得到。[203]民主德国政府甚至从不费心回应赔偿要求。罗马尼亚也

    没有任何回应。

    奥地利的行为最恶劣。虽然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支持德奥合并，虽

    然700万奥地利人中居然有55万人是纳粹党员，虽然奥地利人一直与德

    国人并肩战斗并且（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杀害了将近一半的犹太遇难

    者，但同盟国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却将奥地利归类为“第一个受

    到希特勒政权侵略的自由国家”。奥地利因此得以在战后的波茨坦会

    议上被免除赔偿责任。如此这般得到了法律的赦免，另外为了逃避道

    德责任和主张自己的受害人地位，奥地利所有政党订立了攻守同盟。

    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说（1946）：“应该做出赔偿的不是奥地

    利，奥地利应该得到赔偿。”奥地利虽然在同盟国的压力下通过了一

    项战犯法案，但在1963年以前甚至都没成立实施这项法案的起诉机

    关。即使成立了起诉机关，很多人还被裁决获得赦免，而那些确实进

    行过的审判一般都会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要求赔偿的犹太人被告知

    要向德国申请，除非他们能真正确定他们之前的财产就在奥地利本

    国；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了1000美元左右的赔偿。

    基督教会做出了精神赔偿的努力，虽说姗姗来迟但仍然值得欢

    迎。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反犹主义很多个世纪以来在仇恨犹太人方面贻

    害不浅，结果导致了希特勒主义。两个教会都在战争中表现不佳。尤

    其是教皇庇护十二世，明知最终解决方案的存在却从未予以谴责。为

    犹太人说话的只有一两个声音。柏林圣黑德维希天主教堂的伯恩哈德

    ·利希滕贝格尔神父，1941年公开为犹太人祈祷。他的公寓遭到搜

    查，一份尚未发表的布道笔记被发现，他打算在布道时告诉会众不应

    相信犹太人有一个杀死所有德国人的阴谋。为此他被判刑两年，刑满

    后被送到了达豪集中营。类似的情况似乎只有一例。1943年10月16

    日，在罗马发生的针对犹太人袭击的目击者中有来自德国巴登并担任

    庇护十二世告解神父的耶稣会神父奥古斯丁· 贝亚（ Augustin

    Bea）。20年之后，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作为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

    的领袖，他得到了机会，宣布彻底废除针对犹太人的指控。他负责制

    定这次会议的教令草案《关于犹太人》并将其扩展为《教会对非基督

    宗教态度宣言》，包括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他成

    功地引导会议于1965年11月正式通过了这份草案。这是一份勉勉强强

    的文件，没有贝亚希望的那样直截了当，没有对教会迫害犹太人作出

    道歉，也没有适当承认犹太教为基督教做出的贡献。关键的一段是这

    样说的：“虽然当时犹太当局及其追随者促使了基督的死亡，但在基

    督受难时所发生的一切，不应不加辨别地归咎于当时的全体犹太人，

    或今日的犹太人。教会虽然是天主的新子民，但不应视犹太人为天主

    所摈弃及斥责，那好像是由《圣经》所得结论似的。”[204]这算不上

    什么。但也聊胜于无。考虑到它引发的强烈反对，它或许甚至可以被

    视为了不起了。此外，它是更加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借由这个过

    程，文明世界正试图打压对反犹主义的制度支持。

    那是好事。但是犹太人已经领悟到，文明世界，无论如何定义，

    都不可信。犹太人从大屠杀中得到的巨大教训是，让自己得到一处永

    久的、自成一体的，以及最重要的有独立主权的庇护所绝对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以找到躲避敌人的安全之所。第一

    次世界大战使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其成为

    必要。它让绝大多数犹太人相信，必须建立并巩固这样一个国家，不

    管他们自己或其他所有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Asquith speech inThe Times，10 November 1914.

    [2 ]Interview with Mrs Halperin in Eric Silver,

    Begin（London 1984），5，9.

    [3 ]Ronald Sanders,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 ： 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New York 1984），315ff.

    [4]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London 1949），15—

    25.

    [5]Ibid.，29，44.

    [6]Sanders, op. cit.，64—69.

    [7]New Statesman，21 November 1914，article signed A.

    M.H.（Albert Montefiore Hyamson）.

    [8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 eds ） ， H. H.Asquith ：

    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Oxford 1952），406—407.

    [9]Ibid.，477—478；485.

    [10]Quoted in Sanders, op. cit.，313—314.

    [11 ]Miriam Rothschild, Dear Lord Rothschild ： Birds,

    Butterflies and History（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83），45.

    [12]Sanders, op. cit.，69，133.

    [13]Weizmann, op. cit.，144；doubts have been cast on

    this story；see Sanders, op.cit.，94—96.

    [14]Quoted in Sanders, op. cit.

    [15]For the collections see Miriam Rothschild, op. cit.

    [16]Weizmann, op. cit.，257.

    [17 ]Montagu was not present at the war cabinet of 31

    October 1917；see Sanders, op. cit. ， 594—596 ， which also

    gives text of the fnal letter.

    [18]Weizmann, op. cit.，262.

    [19]Ibid.，298；Sanders, op. cit.，481.

    [20]Weizmann, op. cit.，273—274.

    [21 ]Text of the mandate in David Lloyd 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 2 vols （ London 1938 ） ， ii

    1194—1201.

    [22]Weizmann, op. cit.，288.

    [23]Ibid.，67.

    [24 ]Vladimir Jabotinsky,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Legion （ trans. ， Jerusalem 1945 ） ；P. Lipovetski, Joseph

    Trumpeldor（trans.，London 1953）.

    [25]Yigal Allon, The Making of Israel’s Army（New York

    1970 ） ；J. B.Schechtman,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 ， 2

    vols（New York 1956—61）.

    [26]Amos Elon, Herzl（London 1976），179.

    [27]Neil Caplan, Palestine Jewry and the Arab Question

    1917—25（London 1978），74，169ff.

    [28]Quoted in S. Clement Leslie, The Rift in Israel：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Secular Democracy（London 1971），32.

    [29]Weizmann, op. cit.，316.

    [30]Ibid.，307—308.

    [31 ]Sanders, op. cit. ， 569—570 ， for full text of

    message.

    [32 ]Elie Kedourie ， ‘Sir Herbert Samu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 ， in The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 Studies（London 1970），57.

    [33 ]8 June 1920；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New Brunswick 1977），xi 355.

    [34]Quoted in Kedourie, op. cit.，55—56.

    [35 ]Quoted in Neil Caplan ， ‘The Yishuv, Sir Herbert

    Samuel and the Arab Question in Palestine 1921—5′ ，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 eds ） ， Zionism and Arabism in

    Palestine and Israel（London 1982），19—20.

    [36]Kedourie, op. cit.，60—62.

    [37]Quoted inibid.，65.

    [38 ]Bernard Wasserstein ， ‘Herbert Samuel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91（1976）.

    [39]Kedourie, op. cit.，69.

    [40]Weizmann, op. cit.，325，494.

    [41]Lloyd George, Peace Treaties，1123ff.

    [42]Ibid.，1139.

    [43]Caplan，‘The Yishuv’，31.

    [44]Quoted in Wasserstein, op. cit.，767.

    [45]Quoted in R. H.S.Crossman, A Nation Reborn（London

    1960），127.

    [46]Weizmann, op. cit.，418.

    [47]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506.

    [48]Weizmann, op. cit.，411.

    [49]Quoted in Leslie, op. cit.（1938 interview）.

    [50 ]‘On the Iron Wall’ ， 1923；quoted in Silver, op.

    cit.，12.

    [51]Robert S. Wistrich, Revolutionary Jews from Marx to

    Trotsky （ London 1976 ） ， 77ff.；see also J.P.Nettl, Rosa

    Luxemburg，2 vols（London 1966）.

    [52]Letter to Mathilee Wurm，16 February 1917，quoted

    inibid.

    [53]See K. Pindson（ed.），Essays in Anti-Semitism（2nd

    edn, New York 1946），121—144.The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v

    459 ， gives the fgure as 60000；H.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gives

    75000；the Soviet fgure is 180000—200000.

    [54]Quoted in Leon Poliakov,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vol. iv, Suicidal Europe，1870—1933（Oxford 1985），209.

    [55]The Cause of World Unrest，10，13，131—132.

    [56]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8 February 1920，quoted

    in Poliakov, op. cit.

    [57]Morning Post，6 October 1921，quoted in Poliakov,

    op. cit.

    [58 ]Robert Wilson, 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London 1920），148.

    [59]P. Lévy, Les Noms des Israélites en France（Paris

    1960），75—76.

    [60]Quoted in Paul J. Kingston, Anti-Semit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1930s ： Organization, Personalities and

    Propaganda（Hull 1983），4.

    [61]Paul Hyman, From Dreyfus to Vichy：The Remaking of

    French Jewry（Columbia 1979），35.

    [62 ]Léon Blum, Nouvelles Conversations de Goethe avec

    Eckermann（Paris 1901），quoted in Wistrich, op.cit.

    [63 ]Harvey Goldberg ， ‘Jean Jaurès on the Jewish

    Question’，Jewish Social Studies（April 1958）.

    [64]A. Mitchell Palmer，‘The Case Against the Reds’，

    Forum, February 1920；Poliakov, op.cit.，231—232.

    [65]For Brandeis’legal philosophy, see Philip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Justice for the People（Harvard 1985）.

    [66 ]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1943）.

    [67]G. Saleski, Famous Musicians of Jewish Origin（New

    York 1949）.

    [68 ]T. Levitan, Jews in American Life （ New York

    1969），96—99，199—203，245—246.

    [69 ]Quoted in Lary May, Screening Out the Past ： The

    Birth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Motion-Picture Industry（Oxford

    1980）.

    [70]See Philip French, The Movie Moguls（London 1967）.

    [71]Ibid.，21.

    [72]French, op. cit.，28.

    [73]Raymond Durgnat, The Crazy Mirror：Hollywood Comedy

    and the American Image（London 1969），150—161；78—83.

    [74]May, op. cit.，171.

    [75]Helen and Robert Lynd, Middletown（New York 1929）.

    [76]Edward J. Bristow, Prostitution and Prejudice：The

    Jewish Fight Against White Slavery 1870—1939 （ New York

    1984）.

    [77]Jenna Weissman Joselit, Our Gang：Jewish Crime and

    the New York Jewish Community 1900—1940（New York 1983）.

    [78]For Jewish gangsters see Albert Fri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ewish Gangster in America（New York 1980）.

    [79]Melvin Urofsky, American Zionism：From Herzl to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75），127.

    [80 ]Quoted in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London 1980），187.

    [81 ]James Grant, Bernard Baruch ： The Adventures of a

    Wall Street Legend （ New York 1983 ） ， 223ff. ， shows that he

    merely salvaged most of his fortune after the market broke；

    he was never worth more than between$10 million and$15

    million.

    [82]Ibid.，107—109.

    [83]Steel, op. cit.，189.

    [84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Jew’ ， American

    Hebrew，14 April 1922.

    [85]Quoted in Steel, op. cit.，194.

    [86]Quoted inibid.，330—331.

    [87]New York Times，11 April 1945；for polls see Davis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45（New York 1984），8—9.

    [88]Fritz Stern， ‘Einstein’s Germany’，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322ff.

    [89]Ibid.，324—325.

    [90]E. J.Gumpel produced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se

    murders and sentences, Vier Jahre politisches Mord （ Berlin

    1922），quoted in Grunfeld, op.cit.

    [91]Mein Kampf（1962 edn），772.

    [92 ]Walter Laqueur, Russia and Germany ： A Century of

    Conflict（London 1962），109ff.；Poliakov, op. cit.，iv 174.

    [93]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Jews and the

    Nazi Legacy（London 1986），14—19.

    [94 ]Quoted in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rev. edn, New York 1985），i 20—21.

    [95 ]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 vii （ 1934 ） ；

    quoted in Grunfeld, op.cit.

    [96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Berkeley 1961），291.

    [97 ]Fritz K.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Harvard

    1969），446.

    [98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in German

    Ideology（London 1966），196.

    [99 ]Michael S. Steinberg, Sabres and Brownshirts ： The

    German Students’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1918—35（Chicago

    1977 ） ， 6—7；P.G.J.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

    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New York 1964），285ff.

    [100 ]Dennis E. Showalter, Little Man, What Now?Der

    Stürmer in the Weimar Republic（Hamden, Connecticut 1983）.

    [101 ]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 Berkeley 1968 ） ；Harold L.Poor, Kurt Tucholsky and

    the Ordeal of Germany 1914—35（New York 1968）.

    [102 ]Quoted in Walter Laqueur, Weimar ：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London 1974），45.

    [103]Mosse, op. cit.，144.

    [104 ]Donal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 Manchester 1981 ） ， has a chapter on this

    subject，‘The Jew as German Chauvinist’，165—177.

    [105]Laqueur, Weimar，72.

    [106]Ibid.，75ff.

    [107]Mosse, op. cit.，242.

    [108 ]Roger Manvell and Heinrich Fraenkel, The German

    Cinema（London 1971），7ff.

    [109]Laqueur, op. cit.，234ff.

    [110]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 London 1982 ）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 （ New

    York 1976），193.

    [111 ]Richard Wolin, Walter Benjamin ：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New York 1982），40—43.

    [112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 trans. ， New York

    1969），255：Wolin, op. cit.，50ff.

    [113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London1981）.

    [114]Hilberg, op. cit.，i 30ff.

    [115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quoted in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31—32.

    [116 ]Max Domarus （ ed. ） ， Hitler ：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45（Würzburg 1962），i 537.

    [117]Hilberg, op. cit.，i 39.

    [118]Ibid.，46，footnote 1.

    [119]Ibid.，69—75.

    [120]Ibid.，96—107.

    [121]Ibid.，190—191.

    [122]Ibid.，ii 416；Lucy S. Dav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1933—45（London 1975），141；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86），526.

    [123]Benjamin Ferencz, Less than Slaves：Jewish Forced

    Labour and the Quest for Compensation（Harvard 1979），25.

    [124]Hilberg, op. cit.，i 254.

    [125]Ferencz, op. cit.，28.

    [126 ]Robert H. Abzug, 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

    Americans and the Liberation of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Oxford 1985），106.

    [127]Ferencz, op. cit.，22.

    [128]Ibid.，appendix 3，202ff.；Höss affdavit，12 March

    1947.

    [129]Ferencz, op. cit.，19.

    [130]Hilberg, op. cit.，i 87.

    [131]David Irving, Hitler’s War（London 1977）.

    [132 ]Gerald Fleming,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Berkeley 1984），refutes it.

    [133]H. R.Trevor-Roper（ed.），Hitler’s Table Talk 1941

    —44（London 1973），154.

    [134]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37；and see his ch.

    6，‘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108ff.

    [135]Davidowicz, op. cit.，132.

    [136 ]Ibid. ， 134；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Fred

    Mielke, Doctors of Infamy ： The Story of the Nazi Medical

    Crimes（New York 1949），114.

    [137]Hilberg, op. cit.，i 281.

    [138]Ibid.，308.

    [139]Ibid.，332—333.

    [140 ]The camps were list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Bundesgestzblatt ， 24 September 1977 ， pp. 1787—1852；the

    fgure of 900 labour camps was given by Höss.

    [141]Hilberg, op. cit.，i 56.

    [142]Davidowicz, op. cit.，130.

    [143 ]Jochen von Lang, Eichmann Interrogated （ New York

    1973），74—75.

    [144]Louis P. Lochner（ed.），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

    —43（New York 1948）.

    [145]Figures taken from Davidowicz, op. cit.，appendix

    B，402f.

    [146 ]The basic evidence for Nazi killings comes from

    Trials of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44 vols（Nuremberg 1947），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 8 vols plus supplement （ Washington DC

    1946 ） ， and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 15

    vols（Washington DC）.

    [147 ]Luba Krugman Gurdus, The Death Train （ New York

    1979）；Martin Gilbert, Final Journey（London 1979），70.

    [148]Hilberg, op. cit.，i 581；Gilbert, Final Journey，

    78.

    [149 ]For case histories see Leonard Gross, The Last

    Jews in Berlin（London 1983）.

    [150]Ibid.

    [151]Austria’s anti-Jewish war-record is summarized in

    Howard M. Sacher, Diaspora（New York 1985），30ff.

    [152]Hilberg, op. cit.，ii 457—458.

    [153]Figures from Julius S. Fischer, Transnistria, the

    Forgotten Cemetery（South Brunswick 1969），134—137.

    [154]Davidowicz, op. cit.，383—386.

    [155]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Paris 1937），126；for

    Céline see Paul J.Kingston, Anti-Semit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1930s（Hull 1983），131—132.

    [156]Jean Laloum, La France Antis mite de Darquier de

    Pellepoix（Paris 1979）.

    [157 ]M. R.Marrus and R.O.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New York 1981），343.

    [158 ]André Halimi, La Délation sous

    l’occupation（Paris 1983）.

    [159 ]Herzl’s diary ， 23 January 1904；Cecil Ro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Philadelphia 1946），474—475.

    [160 ]Meir Michaelis, Mussolini and the Jews （ Oxford 1978），52.

    [161 ]Ibid. ， 11ff. ， 408；Gaetano Salvemini, Prelude to World War II（London 1953），478.
    [162]Michaelis, op. cit.，353—368.

    [163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The Reminiscences of Walter Lippmann ， 248—250；Meryl Secrest, Being Bernard Berenson（New York 1979）.
    [164 ]Holocaust statistics vary. I have taken the Hungarian figures from Monty Noam Penkower, The Jews Were Expendable ： Free World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 （ Chicago 1983 ） ， 214.See the set of fgures, and source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889—890.
    [165]F. E.Werbell and Thurston Clarke, Lost Hero： The Mystery of Raoul Wallenberg （ New York 1982 ） ；Alvar Alsterdal，‘The Wallenberg Mystery’，Soviet Jewish Affairs, February 1983.

    [166 ]Davi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1941—5（New York 1984），97.
    [167]Penkower, op. cit.，193.

    [168 ]Charles Stember （ ed. ） ， Jews in the Mind of America（New York 1966），53—62；Wyman, op. cit.，10—11.
    [169 ]Boston Globe ， 26 June 1942；New York Times ， 27

    June 1942. The Times had an extens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n 2 July, however.

    [170]Nation，19 May 1945；Abzug, op. cit.，136—137.

    [171]Wyman, op. cit.，313 and footnote.

    [172]Ibid.，112ff.

    [173]Penkower, op. cit.，193.

    [174]Wyman, op. cit.，299.

    [175]Hilberg, op. cit.，i 358.

    [176]For Betar see Marcus,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38，271—273；Silver, op. cit.，19ff.

    [177]Hilberg, op. cit.，i 186—187.
    [178]About one-third of it has been published： Lucjan Dobroszynski（ed.），The Chronicle of the Lodz Ghetto，1941-44（Yale 1984）.
    [179]Penkower, op. cit.，292，337—338，note 10.

    [180]Gilbert, The Holocaust，426—427.

    [181]Davidowicz, op. cit.，301.

    [182]Ibid.，289.

    [183]Deuteronomy 28：66—67.

    [184 ]Yaffa Eliach （ ed. ） ， Hasidic Tales of the

    Holocaust（Oxford 1983）.

    [185]Arnold J. Pomerans（trans.），Etty：A Diary，1941-3（London 1983）.
    [186 ]For Warsaw, see Yisrael Gutman, The Jews of Warsaw ， 1939—43 ： Ghetto, Underground, Revolt （ trans. ，Brighton 1982）；Hilberg, op. cit.，ii 511—512.
    [187 ]See‘Rose Robota, Heroine of the Auschwitz Underground’，in Yuri Suhl（ed.），They Fought Back（New York 1975）；Philip Muller, Auschwitz Inferno：The Testimony of a Sonderskommando（London 1979），143—160.

    [188]Ferencz, op. cit.，21.

    [189]Ibid.，20.

    [190]Gilbert, The Holocaust，461.

    [191]Hilberg, op. cit.，ii 438.

    [192]Gilbert, The Holocaust，457.

    [193]Abzug, op. cit.，106.

    [194]Gilbert, The Holocaust，419.

    [195]Ibid.，808，793.

    [19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Document NG-2757，quoted in Gilbert, The Holocaust，578.

    [197]Abzug, op. cit.，152ff.

    [198]Ibid.，160.

    [199]Gilbert, The Holocaust，816ff.

    [200 ]For statistics of war trials,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88—302.

    [201 ]For a useful summary, see Howard Sachar, op. cit.，7—13.

    [202]Quoted in Ferencz, op. cit.，Introduction, xi.
    [203]Ibid.，189.
    [204 ]The Council debates are summarized in Bea’s own book, The Church and the Jewish People（London 1966），which gives the text of the Declaration in appendix I，147—153.

    第七章　锡安

    大屠杀和新锡安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促成以

    色列这个国家建立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符合通过受难救赎的信念，

    而这个信念是犹太人古老而强大的历史动力。数以千计虔诚的犹太人

    在被赶进毒气室的时候唱着他们的信经，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承受的

    惩罚是上帝的作为，而且本身就证明他选中了他们，希特勒和党卫军

    只是这个过程的代理人罢了。按照先知阿摩司所说，上帝说了：“在

    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1]

    奥斯威辛的苦难不是单纯的事件。它们是道德立法，它们是计划的一

    部分，它们证实了即将到来的荣耀。此外，上帝对犹太人不止感到愤

    怒，他还感到悲哀，他跟他们一同哭泣，他跟他们一同走进毒气室，

    正如他跟他们一同被流放一样。[2]

    那是从宗教和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可以

    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以色列的建立是犹太人苦难的结果。我们已经

    用拼图游戏做比喻，展示了必不可少的每一块拼图是如何各就各位

    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1648年的东方大屠杀导致犹太社会重返英

    国，并且前往美国，从而及时地形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

    这也是以色列得以建立的地缘政治背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

    1881年的大屠杀也引发了奔向同一目标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制造

    出的移民潮是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背景，该事件直接促使赫茨尔创立

    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在俄国压迫下兴起的犹太人运动

    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格局，1917年，《贝尔福宣言》从这种格局中应运

    而生，为了实施《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而希特

    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的一系列灾难的最后

    一环。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已经在不经意间

    大大巩固了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虽然希特勒最终将这个犹太国家视

    为潜在的敌人，“第二梵蒂冈”“犹太共产国际”“全世界犹太人的

    新权力基础”。[3]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曾一度积极协助德国犹

    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因此抵达这个民族家园的不仅仅是6万名犹太人，

    还有这些德国犹太人的资产，它们在建设那里的工商业基础设施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为它带来的不只是希特勒视犹太人为主要敌人

    并对他们实施毫无保留的身体攻击，还有犹太人跟随同盟国对希特勒

    实施反击的机会，正是战争，激活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最后阶段。

    从1939年战争爆发开始，尽早建立以色列国家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高于一切的目标，并且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大部分犹太社会。犹太复国

    主义者实现目标的阻力依然巨大。光打败希特勒是不够的，还必须消

    除同盟国三大战胜国的所有反对意见，英国、美国和苏联。让我们来

    挨个看一看。

    最初，英国最重要，因为它是占有此地的强国。此外，1939年的

    白皮书政策实际上否定了《贝尔福宣言》，为巴勒斯坦规划出一个并

    不由犹太人主导的未来。犹太人是英国的战时盟友，但同时他们不得

    不颠覆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本-古里安认为这些目标并行不悖：“没

    有白皮书，我们也一样反对希特勒，没有希特勒，我们一样反对白皮

    书。”[4]如果英国人允许犹太人作为目标一致的部队参战，那么他是

    对的，因为此举可在后来决定巴勒斯坦进程时派上用场。英国的军

    事、外交和殖民地当局都对这个想法怀有敌意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

    的确，1942年下半年阿拉曼战役获得胜利，德国在中东的威胁解除之

    后，那里的英国总部就对犹太人的所有军事活动投以怀疑目光。但是

    犹太人拥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丘吉尔。他对魏茨曼用现有的小规

    模犹太部队组建一支犹太战斗部队的方案青睐有加。英国军方对这个

    计划再三阻挠，但丘吉尔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1944年7月12日，他在

    给陆军大臣的备忘录里写道：“我喜欢犹太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正在

    对付在中欧杀害他们同胞的人。跟他们不和的是德国人……我无法想

    象，这么一支有牺牲精神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此时正承受其他民

    族不曾经历的苦难， 为什么他们连想要得到一面旗帜都要被拒

    绝。”[5]两个月以后，多达2.5万人的犹太旅成立。没有丘吉尔，犹

    太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次组建阶段的协作经验对以色列人4年

    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英国人仍然不打算完全改变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推翻希特勒让

    他们民穷财尽，致使他们中东油田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他们不打算放

    任犹太移民而使阿拉伯世界决然翻脸的程度。他们也不准备撤出巴勒

    斯坦，除非他们撤走后还能和阿拉伯人保持交情。因此他们制止犹太

    非法移民靠岸，如果有人非法移民，他们就设法逮捕他们并将其遣送

    出境。1940年11月，搭载了1700名被遣送人员并准备驶往毛里求斯

    的“祖国”号遭到了哈加纳的蓄意破坏。这条船在海法湾沉没，250名

    难民溺水身亡。1942年2月，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船“斯特鲁玛”号的

    靠岸请求被英国拒绝，之后被土耳其人拦截，沉没于黑海，770人溺水

    丧生。

    这些悲惨的事件并未动摇英国的决心，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甚

    至战后2.5万名犹太人身处难民营的时候，依然坚持限制移民。1945

    年，理论上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工党掌权之后，情况依然如故。

    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屈从于外交官和将军们的主张。那个时

    候，英国依然统治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它在巴勒斯坦的人数有10

    万人，而犹太人在那儿的人数只有60万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没什

    么实质性的获胜理由。但18个月之后，贝文放手了。正如伊夫林·沃

    （Evelyn Waugh）[46]在他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本书中对英国的所作所为

    发表了辛辣的评论：“出于卑劣的动机：懦弱、懒惰和吝啬，我们听

    任托管统治圣地。艾伦比在威廉二世曾经傲慢骑马的地方步行进军，

    可如今覆盖那幅场景的可悲景象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大军，在战争中

    几乎毫发未损，面对一小股持枪歹徒却要落荒而逃。”[6]这又是如何

    发生的呢？

    答案在于犹太人对塑造现代世界的另一项贡献：科学地利用恐

    惧，摧毁开明统治者的意志。虽然它在此后40年间变得司空见惯，但

    在1945年还是新鲜事物。它或者可以称之为大屠杀的副产品，因为即

    使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若非大屠杀这般规模的浩劫，也不会被逼迫至

    使用这种方式的地步。最高明的实践者是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波兰青年运动贝塔尔的前负责人。他是被大屠杀激发出的悲

    痛的化身。他的家乡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0%人口是犹太人。1939

    年，那里还有3万多犹太人。到了1944年，幸存的只有10个人，贝京的

    家人大多遇害。犹太人甚至被禁止埋葬死者。他的父亲就是这么死

    的，他在犹太人墓地给一个朋友挖掘坟墓，当场被枪杀。[7]但贝京天

    生就是顽强的求生者和复仇者。在立陶宛被捕后，他是为数不多能够

    毫不屈服地挺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审问的人，最后，审

    问他的人暴怒地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贝京后来评论说：“是

    我的信仰在抵抗他的信仰。我有需要为之奋斗的东西，哪怕是在审讯

    室。”[8]贝京被送到在北极圈巴伦支海附近一座劳工营，修建科特拉

    斯——沃尔库塔铁路。他再一次挺过去了，得益于一次面向波兰人的

    赦免，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列兵，步行穿过中亚，跋涉前往耶路

    撒冷。1943年12月，他接手了修正派的军队伊尔贡。两个月之后，他

    向英国的管理宣战。

    关于英国，犹太人分成三派。魏茨曼依然相信英国的善意。本-古

    里安尽管怀疑，但希望首先打赢战争。即使战后，他对反抗和恐怖行

    动也做出了明确区分，这一点在哈加纳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另外，

    一些极端主义者脱离了伊尔贡， 由亚伯拉罕· 斯特恩（ Avraham

    Stern）领导，被称为斯特恩帮。他不服从亚博京斯基在战争爆发时与

    英国达成的停火指示，1942年2月，斯特恩被杀害。但他的同伴在伊扎

    克·沙米尔和内森·耶林-莫尔的领导下，继续对英国发动无限制作

    战。贝京走了第三条路。他认为哈加纳太被动，斯特恩帮粗鲁、凶残

    又无知。被他当作敌人的并非英国，而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管理。他

    想要羞辱这种管理；使其难以运转，成本高昂、不起作用。他有600名

    活跃的特工，但他拒绝实施暗杀，只是炸毁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办公

    室、移民局大楼、所得税中心以及类似目标。

    三派犹太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还经常彼此怨恨。这一

    点随后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1944年11月6日，斯特恩帮杀害了英国

    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哈加纳大为震惊和愤怒，针对斯特恩分子和

    伊尔贡发起了所谓的“捕猎季”行动，逮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将他

    们投入地下监狱。更糟糕的是，他把700个人员或机构的名单交给了英

    国刑事调查局。犹太复国主义当权派提供的信息导致至少300人，或许

    多达1000人遭到逮捕。逃脱的贝京谴责哈加纳还实施严刑逼供，并且

    发出挑衅声明：“我们会报复你们的，该隐。”但他非常精明，他不

    想陷入与哈加纳的战争。就在与英国人及其犹太同伙斗争的这几个月

    里，他创建了一支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下武装力量。他认为哈加纳为了

    摆脱英国人，必须加入他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45年10月1

    日，本-古里安没有跟魏茨曼商议，就给哈加纳的指挥官摩西·斯内发

    了一份加密电报，命令他针对英军发起行动。[9]一个团结一致的“犹

    太抵抗运动”组织形成了，它在10月31日夜间开始发动袭击，炸毁了

    铁路。

    即便如此，分歧依然存在。哈加纳不想实施任何形式的恐怖行

    动，它只会在貌似可以称为军事行动的行动中使用武力。贝京一直拒

    绝像斯特恩分子在1946年4月26日将6名英国伞兵残忍地杀死在床上那

    样的杀戮行为。当时和后来，他都拒绝“恐怖分子”的标签。不过他

    甘冒道德和身体上的风险。当初若是没有约书亚，又怎能获得应许之

    地呢？《约书亚记》难道不就是令人不安地记录了以色列人为了征服

    神命赐予他们的这块土地，甘愿冒多大的危险的吗？

    在有助于促使英国退出的两次事件中，贝京都是领军人物。1946

    年6月29日，英国人对犹太事务局发动了一次黎明突袭，大约2718名犹

    太人被捕。此举的目的是推出一个比较温和的犹太人领导人物。结果

    却以失败告终，甚至，由于伊尔贡毫发无伤，此举反倒加强了贝京的

    地位。他说服哈加纳在英国部分机关所在的大卫王酒店实施爆炸，他

    们一致商定的目标是羞辱，而非杀人。但出现大规模杀伤的风险巨

    大。魏茨曼听说了这次密谋，以辞职和把辞职原因公之于世相威胁。

    [10]哈加纳通知贝京取消行动，但他拒绝了。1946年7月22日，午餐时

    分，比预定计划提前6分钟，大约700磅高爆炸药炸毁了那家酒店的一

    栋翼楼，造成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17名犹太人和其他5人丧

    生。按计划应该有一名16岁的女学生打电话示警。可是关于后来发生

    的事情，证据是互相矛盾的。贝京始终坚称已经做出充分警示，将死

    亡责任归咎于英国当局。他只为伤亡的犹太人感到痛惜。[11]可是，这

    样的恐怖行动，安装炸药的那些人必须对所有死者负责，这是犹太当

    权派的意见，哈加纳指挥官摩西·斯内被迫辞职。“抵抗运动”解

    散，其组成部分各归各位。虽然如此，这次暴行，与其他事件相结

    合，还是取得了效果。英国政府提议将该地区一分为三，但是遭到了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反对。于是，1947年2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宣布他要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置。

    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英国会迅速撤走，所以恐怖行动仍在继续。

    另一件也是贝京主使的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反对斯特恩分子的

    暗杀，但坚持认为伊尔贡对英军惩处伊尔贡成员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的道德权利。英国绞死或鞭打犹太人，伊尔贡就如法炮制。

    1947年4月，3名伊尔贡成员因为袭击阿卡监狱要塞导致251名囚犯脱逃

    而受审。贝京威胁称，如果这3人被定罪并绞死，他就会实施报复。7

    月29日，他们被定罪并绞死。几个小时之后，两名英国中士克利福德

    ·马丁和默文·佩斯为此被俘，按照贝京的指示，他们被伊尔贡的行

    动总指挥吉迪·帕格林绞死，他还炸毁了他们的尸体。对无辜的马丁

    和佩斯实施的可怕谋杀让许多犹太人惊骇不已。犹太事务局称此举

    为“一群罪犯对两名无辜者的卑鄙谋杀”。[12]（事情甚至比当时看来

    的更严重，因为35年之后才发现马丁的母亲是犹太人。）这件事在英

    国引发了不可遏止的愤怒情绪。德比郡的一座犹太会堂被烧毁，伦

    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发生了反犹骚乱——这是13世纪以

    来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反犹骚乱。这些事件转而使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决

    定性转变。英国曾经以为，任何分治方案都要由自己来监督和执行；

    否则，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完全会介入并灭绝犹太人。如今他们决定尽

    可能迅速地抽身，把局面留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3]于是，贝京的策

    略成功了，但其中蕴含着可怕的风险。

    风险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两

    种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受益于所谓的运气或天意，看你怎么想

    了。首先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的逝世。与伊本·沙特国王在雅尔塔

    会议后的会面让罗斯福在生前的最后几周转变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总统助理戴维·奈尔斯后来声称：“如果罗斯福活

    着，我对以色列能否建国深表怀疑。”[14]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S.杜

    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承诺，半是出于情感，半是出

    于算计。他同情犹太难民，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弱势群体。另

    外，对于犹太人的选票，他没有罗斯福那样笃定。对于即将在1948年

    举行的选举，他需要得到诸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些摇摆

    州的犹太组织的支持。英国刚宣布放弃托管，杜鲁门就开始推动成立

    一个犹太国家。1947年5月，巴勒斯坦问题被提交联合国。特别委员会

    受命提交一份方案，它交出了两份方案。少数派建议成立一个由两个

    民族组成的联邦国家。多数派提出了一份新的分治方案：一个犹太国

    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外加耶路撒冷国际区。1947年11月29日，借助

    于杜鲁门的强有力支持，该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在联

    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

    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得到了“国际左翼”的支持，后来开始

    相信以色列建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阴谋。但事实证明，正好

    相反。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不想要一个犹太国家。他们预见到

    如果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对于西方来说，那不啻一场灾

    难。英国陆军部同样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防部也是一样，国防部长

    詹姆斯·福雷斯特猛烈抨击犹太游说团体：“在这个国家，没有团体

    可以获准影响我们的政策以至于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15]英美的石

    油公司反对成立这个新国家的情绪更为激烈。石油利益的代表，加利

    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马克斯·索恩伯格，称杜鲁门已经“毁灭

    了美国的道德威望”，并且摧毁了“阿拉伯人对理想的信心”。[16]不

    管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推动以色列建国都无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以色列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朋友是左派。

    以色列的诞生和存在，恰当的时机绝对重要。尽管对外向反犹太

    复国主义的转变尚需更长的时间，不过决定性时刻在1948年秋季到

    来。然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存在已经安全了。随着冷战压力的增

    加，战后理想主义的思想倾向解体，杜鲁门被迫更注意听取五角大楼

    和国务院的意见，美国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如果英国再推迟一年撤

    退，美国就不会那么急切于看到以色列的成立，俄国反对则几乎是肯

    定的。所以，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恐怖行动对英国政策造成的影响也

    许是决定性的。以色列从1947—1948年短暂开启几个月的历史机缘的

    窗口中间钻了过去。那同样是运气或者说是天意。

    然而，如果说英国提早撤退的缘由是贝京的冷酷，那么让这个国

    家得以存在下来的则是本-古里安。他不得不做出一系列决定，而每个

    决定都可能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灾祸。联合国分治投票的结果一

    出来，阿拉伯人就下定决心摧毁所有的犹太定居点，而且立即对他们

    发动袭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广播中称：“那将是一

    场灭绝战争和一场最重大的屠杀。”[17]犹太指挥官们充满信心，但他

    们的资源实在匮乏。截至1947年底，哈加纳拥有步枪17600支、斯特恩

    式轻机枪2700支、机关枪大约1000挺，各阶段受训人员2万名至4.3万

    名，几乎没有装甲武器、重炮和飞机。[18]阿拉伯人集结了颇具规模的

    解放军，不过指挥权分散。他们还有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1万名埃及

    人、7000名叙利亚人、3000名伊拉克人，还有多达4500人的外约旦阿

    拉伯军团，是一支拥有英国军官的强大军队。截至1948年3月，超过

    1200名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一半是平民。捷克的武

    器开始抵达，第二个月就被部署下去。英国的托管定于5月15日结束。

    但4月初，本-古里安就做出了或许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下令

    哈加纳转入攻势，将各个犹太飞地全部连接起来，尽可能巩固联合国

    方案中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这场豪赌几乎大获全胜。犹太人占领了

    海法，打开了通向太巴列和加利利东部的线路，夺取了塞费德、雅法

    和阿卡。他们奠定了以色列国的核心，实际上他们在建国之前就已经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

    5月14日，星期五，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高声宣读了独立

    宣言。“根据我们民族的固有权利，”他说，“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

    议，我们特此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它的名字是以

    色列国。”临时政府立刻组建。当晚，埃及开始实施空袭。次日，剩

    余的英国人离开，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入侵。但是他们收效甚微，

    除了一点：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5月28

    日，犹太人放弃了那里。此举意味着犹太人在这座圣城以东的定居点

    全都撤离。以色列人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6月11日，双方达成一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阿拉伯国家大力加

    强了它们的部队力量。但以色列人不仅从捷克，还从法国，争取到了

    大量重型装备，法国提供装备主要是为了激怒英国人。7月9日，硝烟

    再起，以色列人很快就明显掌控住局势。他们拿下了利达、赖姆莱和

    拿撒勒，占领了超过分治边界的大片地区。10天之内，阿拉伯人同意

    第二次停火。但暴力事件偶有发生，10月中旬，为了打开通向内盖夫

    定居点的道路，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本次攻势以夺取贝尔谢巴作为结

    束。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人数多达10万人，装备齐全，

    它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此后从未失去的军事主权。1949年1月12日，停

    战谈判在罗得岛召开，以色列与埃及（2月14日）、黎巴嫩（3月23

    日）、外约旦（4月3日）和叙利亚（7月2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伊拉

    克根本未签署协议，而且这5个阿拉伯国家依然与以色列处于形式上的

    战争状态。

    1947—1948年的事件造就了以色列，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阿拉伯

    ——以色列问题。这个问题有两大方面，难民和边界，两方面最好单

    独考虑。根据联合国数据，巴勒斯坦托管时期的65.6万名阿拉伯居民

    逃离以色列控制的领地：28万人前往约旦河西岸，7万人前往外约旦，

    10万人前往黎巴嫩，4000人前往伊拉克，7.5万人前往叙利亚，7000人

    前往埃及，还有19万人去了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估计的总数要低得

    多，5.5万～60万人）。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四个：为了避免在冲突中丧

    生，因为管理已经瘫痪，因为阿拉伯电台广播命令他们离开、误导或

    恐吓他们，还有就是，1948年4月9日伊尔贡——斯特恩帮在亚辛村实

    施的屠杀，让他们受到惊吓并选择逃离。

    最后一个原因值得审视，因为它与以色列国的道德凭据有关。从

    1920年至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克制不对阿拉伯定居点实施恐怖袭

    击，尽管阿拉伯人数不清的恐怖袭击有时会引发严厉的报复。1947—

    1948年冬季战争开始时，亚辛村，一座人数不足1000人的阿拉伯采石

    村庄，就与附近的耶路撒冷郊区吉瓦特扫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但是附近的两处犹太定居点被占领和摧毁令犹太人复仇心切。斯特恩

    帮提议摧毁亚辛村，给阿拉伯人一个教训。伊尔贡高官耶胡达·拉皮

    多特证实：“明确的目标是瓦解阿拉伯人的士气，提振耶路撒冷犹太

    社区不断受挫的士气，尤其是因为最近落入阿拉伯人手中的犹太人尸

    首遭到了亵渎。”[20]贝京虽然同意行动，不过说必须使用广播宣传车

    给村民投降的机会，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当地的哈加纳指挥官也勉强

    表示同意，但提出了更多条件。突袭行动由80名伊尔贡成员和40名斯

    特恩分子实施。广播宣传车掉进了沟里，完全没派上用场。阿拉伯人

    选择战斗，而且实际上他们更强大，武装更优越。伊尔贡成员和斯特

    恩分子不得不要求增派一支配备一挺重机枪和一门2英寸迫击炮的正规

    排，正是靠这些才消灭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此时，突袭部队进入村庄后就失去了控制，跟他们在一起的

    哈加纳密探将后面的情况形容为“无组织的屠杀”。突袭者押了23个

    人前往采石场并枪杀了他们。一名阿拉伯目击者说还有93人在村庄内

    被杀，不过其他的描述认为被杀人数高达250人。尚未了解这次战斗的

    细节，贝京就本着《约书亚记》的精神发出了当日命令：“接受我对

    这次辉煌的征服行动的祝贺……就像在亚辛村，然后是每个地方，我

    们将攻击并摧毁敌人。上帝，上帝，你选择了我们来征服。”[21]这次

    暴行的消息以夸张的形式飞快传播，无疑在此后两个月造成许多阿拉

    伯人逃离。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效果是经过设计的，但结合其他因素，

    它将这个新国家的阿拉伯人口降至区区16万人。那就非常方便了。

    另外，犹太人或被鼓动或被迫从阿拉伯国家逃离，那里的有些犹

    太社区已经存在了2500年之久。1945年，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

    超过50万人。从1948年5月15日战争爆发至1967年底，绝大多数犹太人

    已经来到以色列避难：252642人来自摩洛哥，13118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46255人来自突尼斯，34265人来自利比亚，37867人来自埃及，

    4000人来自黎巴嫩，4500人来自叙利亚，3912人来自亚丁，124647人

    来自伊拉克，还有46447人来自也门。总计567653人，来自阿拉伯国家

    的犹太难民总数并不比从以色列离开的阿拉伯难民数量少多少。[22]接

    纳和对待难民的差别完全是政策问题。以色列政府把有组织地重新安

    置所有难民当作民族家园政策的一部分。而阿拉伯政府则在联合国的

    协助下，让阿拉伯难民待在难民营，等待遥遥无期的重新征服巴勒斯

    坦。因此，作为自然增长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难民的数

    量比40年前还要多。

    对难民态度的巨大反差源于谈判态度的根本性差异。两千年来，

    犹太人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派，从未拥有过武力的选择。因此他们不

    得不习惯于谈判，经常只是为了勉强的生存，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处于

    非常弱势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仅仅发展出了谈判技巧，还

    发展出了谈判哲学。他们会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谈判，而且已经学会

    接受谈判地位，无论是多么卑微和低下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通过

    进一步的谈判和自己的努力，这种地位会在后来得到改善。与武力相

    比，和解高于一切已经融入了他们的骨髓。即使是在证据已经无可辩

    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难以相信希特勒的滔天罪恶，这就是原因：他

    们很难理解一个人根本不想和他们和解，而只想取他们的性命。

    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征服的种族，它的宗教著作鼓舞和表明反

    对向其他民族——受到轻视的契约民——妥协的立场。为了最终解决

    而谈判，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对原则的一种背叛。停火、休

    战，或许必不可少，能够接受，因为它保留了之后使用武力的选择。

    但是签订条约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投降。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

    想重新安置难民，因为那意味着对道德资本的最终处置。就像开罗广

    播电台所说：“难民是阿拉伯与以色列斗争的基石。难民是阿拉伯人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武器。”[23]因此，他们没有讨论余地地拒绝了

    1950年联合国的重新安置方案。随后25年，他们甚至拒绝了以色列再

    三提出的赔偿建议。对于难民本人及其子孙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

    这也是阿拉伯国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它差点儿摧毁

    了约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实际上摧毁了黎巴嫩微妙的平衡

    结构。

    不同的谈判态度在确定以色列边界问题上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

    响。犹太人看待自己重新创建的国家可能有三种方式：作为民族家

    园，作为应许之地，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第一种可以被迅速排

    除掉。如果所有犹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安全无虞的地方，那么它

    可以在任何地方：如阿根廷、乌干达、马达加斯加，都是过去某个时

    段被提议过的。但是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几乎没有犹太人对这样的

    规划感兴趣。唯一有那么点儿实际吸引力的是阿里什提议，原因正是

    它靠近巴勒斯坦。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第二种看法：应许之地。不管以哪种方

    式，这一点对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犹太人都存在理论上的吸引力，除了

    坚持认为返回锡安必须是弥赛亚进程一部分的虔诚犹太人和已经被同

    化而无意于返回任何地方的犹太人之外。但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

    么？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上帝将这片土地交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并

    未对其做出任何明确的定义。[24]那么它包括以色列人实际占领的领地

    吗？如果包括，又是在什么时期的领地呢？实际上存在两个圣殿时

    期，大卫王朝和马加比王朝。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将

    这个国家看作第三圣殿。但它继承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大卫的王国

    （不是所罗门的）包括了叙利亚。马加比王朝还一度统治过广阔的区

    域。这两个圣殿时期在其全盛时期都是小型帝国，管辖的臣民有的只

    是半犹太人，有的完全不是犹太人。它们肯定不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

    国家的典范，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犹太人提供民族家园。另外，对于

    古代受自己支配的那些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要求具有一种强烈的

    情感信念。在犹太复国主义者1919年提交巴黎和会的方案中就能找到

    这样的表述。它要求给予犹太人从拉法到赛达的整段海岸，还有约旦

    河两岸，东部边界延伸至大马士革——安曼——汉志铁路以西。[25]不

    出所料，这份方案被拒绝了，但其主张一直被保留在亚博京斯基的修

    正派的计划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这种身份，犹太人实际上

    能够得到、定居、发展和保卫的领地。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是犹太复

    国主义主要团体采用的态度，实际上也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政策。这

    是一种明智的态度，因为它为犹太人的谈判技巧提供了最宽泛的可能

    性。因此犹太领袖们会说，他们愿意接受环绕被犹太人占领的地区且

    本身连贯和可以保卫的任何边界。所以在托管期间及之后的每个阶

    段，犹太人都是可以变通的，乐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合理的分治

    方案。1937年7月，皮尔委员会分治方案只给了他们从梅图拉到阿富拉

    的加利利地区，还有从加沙以北20英里的地点到阿卡的海岸地带，后

    者还被通向英国掌控的耶路撒冷周边飞地的通道阻断。[26]犹太人虽不

    情愿，但也接受了。得到巴勒斯坦四分之三面积的阿拉伯人却毫无商

    量余地地拒绝了。

    1947年，联合国再次提出一份分治方案时，定居点已经发生了变

    化，这份方案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没有把当时主要是阿拉伯人的阿卡

    和加利利西部划分给犹太人，而是将几乎整个内盖夫和死海的部分地

    区增加到犹太人的部分。尽管皮尔只给了犹太人巴勒斯坦的20%，联合

    国此时却给了他们50%。但从任何定义来看，它都不是应许之地，因为

    不包括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整个西岸地区，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

    但是犹太人，无论多么不情愿，还是接受了。多年来担任外交部部长

    的前牛津大学学者阿巴·埃班（Abba Eban）是这个新国家的主要谈判

    代表，他清晰地解释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犹太人同意放弃对他们

    具有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地区，他说，因为从犹太国家成为“具体的政

    治前景”那一刻——也就是说，国际联盟托管，“它的发展过程内部

    就存在一种分治主义的暗示”。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政策“基于避免

    与目前人口现实产生任何冲突的观念。该观念要将犹太人安置在并未

    被阿拉伯人牢固占有的地方”。由于阿拉伯定居地延续了古代以色列

    的定居地点，所以现代犹太人可以前往古代非利士人的海岸平原和伊

    茨雷埃勒谷地，那里是阿拉伯人由于疟疾而回避的地方。“犹太人定

    居的原则”，埃班说，“始终是经验主义和符合时代的，从不是宗教

    性和历史性的。”所以，在联合国的谈判中：

    我们提出将特定区域列入我们分治边界内的所有要求都是基于历

    史联系的一般前提，而并非以古代的联系为基础。由于希伯伦都是阿

    拉伯人，我们没有对其提出要求。

    由于贝尔谢巴几乎空空荡荡，我们才提出了有成效的要求。犹太

    复国主义的中心论点是，以色列地存在建立一个人口稠密的犹太社会

    的足够空间，而不必让阿拉伯人背井离乡，甚至不必干扰他们根深蒂

    固的社会凝聚力。[27]

    这种哲学让犹太人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即使据此划定边界

    的国家将极为难以管理和保卫。但阿拉伯人又一次拒绝了这份提供给

    他们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而且立即诉

    诸武力裁决。随后的战争结果，还有以色列人1948年6月至11月期间的

    战利品，让这个以色列国家最终占领了巴勒斯坦的80%，边界尽管还是

    不便，但已经能够让一个国家适合管理并且能够防御。最后，巴勒斯

    坦的阿拉伯人完全没了国家：只有加沙地带，以及由约旦管理的西岸

    地区。

    虽然之前的经验是阿拉伯人不愿意谈判，但以色列人还是试图在

    1949年停战方针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永久边界协议。这意味着将放弃一

    部分领地。如果以色列能够以此换得事情的最终解决，那也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这样的交易从来没有机会提出来。阿拉伯人拒绝与以色列

    人直接谈判。经过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谈判，很显然，

    阿拉伯人坚持要让以色列退回1947年联合国分治界线之后（那是他们

    之前从不予接受或认可的），而且甚至不会以承认这个新国家作为回

    报。以色列将停战视为和平的前奏，相反，阿拉伯人只将其看作停火

    和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发动战争的序幕。此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遵守

    各项停战协议条款。在这些停战协议幌子下，他们对以色列平民发动

    游击突袭，实施恐怖攻击，对以色列的经济进行有组织地抵制和封锁

    活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停战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战争。因此从真正

    意义上来看，从1947年11月至今，以色列一直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处

    于战争状态。

    这种状态导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性

    质。世俗拓荒者将其看作和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乌托邦，宗教先

    驱者将其看作神圣的神权政体，如今两拨人同样不得不投入精力建设

    一个戒备森严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

    这些现代定居者不得不一直在周边建造隔离栅栏，以抵御阿拉伯人的

    劫掠。在几次战争之间，这些措施逐渐变得越来越周密和专业。不过

    从1949年开始，尽管缓慢和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安全必须是

    整个国家长期以来、高于一切的优先考虑对象。以色列人不仅设计出

    越来越周密的内部安全措施，以应对阿拉伯人越来越老练的恐怖行

    动，还不得不采用对外防御的多极标准：他们的武装部队必须能够同

    时应付来自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这些考虑因素决定了这个新国家

    的预算，它们还主导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

    的确，建国之初的30年，1948—1978年，以色列始终而且有时是

    应接不暇地在为生存而战。停战被证明毫无用处。在最初的7年间，超

    过1300名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的突袭中丧生，以色列针对恐怖分子基

    地的报复性袭击日益激烈。1951年7月20日，硕果仅存的阿拉伯温和

    派，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遇刺身亡。1952年7月23日，军人集团驱逐了

    埃及君主，进而导致（1954年2月25日）致力于摧毁以色列的贾迈勒·

    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民粹主义独裁。1953年2

    月，苏联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从1955年9月开始，随着埃及与捷克武

    器协议的签署，华约集团开始向阿拉伯军队提供数量不断增长的现代

    武器。得到了新盟友提供的保证，纳赛尔总统着手实施扼杀和灭绝以

    色列的计划。虽然195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

    但埃及始终拒绝向以色列船只提供苏伊士运河的使用权。从1956年开

    始，纳赛尔还拒绝以色列船只驶入亚喀巴湾。4月份，他与沙特阿拉伯

    和也门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7月份，他没收了苏伊士运河，10月25

    日，他与约旦和叙利亚组建了联合军事指挥。感觉到脖子上的套索渐

    渐收紧，10月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空降伞兵，夺取西奈的米特拉

    山口。在随后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连同登陆运河区的英法军队，以色

    列占领了西奈全境，拿下了加沙，挫败了阿拉伯突击队员的活动，打

    通了通向亚喀巴的海洋线路。[28]

    尽管其军事意义被英法的干涉掩盖，但第二次中东战争证明了以

    色列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即使面对的是新式苏联武器。战争结束后

    的协议同样毫无结果。以色列同意从西奈撤军，条件是埃及不再重新

    武装西奈，联合国部队可以构建防护性的缓冲地带。无论多么不尽如

    人意，这份协议还是持续了10年之久。但突袭和恐怖行动持续不断。

    叙利亚也被华约集团武装起来了。1967年，重新整顿和装备军队的纳

    赛尔决定卷土重来。5月15日，他重新武装西奈，派驻10万人和装甲部

    队，命令联合国部队离开（联合国部队照办了）。5月22日，他对以色

    列船舶关闭蒂朗海峡，再次封锁亚喀巴。8天后，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开

    罗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形势迫在眉睫。同一天，伊拉克军队在约旦

    就位。于是6月5日，以色列人被迫再次先发制人。当天上午，他们几

    乎将整个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约旦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成功产生

    误解，正式站在埃及一边参战。作为回应，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解除

    第一次中东战争留下的（对它来说）最恶劣的异常状态。6月7日，以

    色列占领老城，然后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将其设为首都。次日结束之

    前，它已经占领了整个左岸。此后两天，它猛攻叙利亚戈兰高地，在

    距离大马士革仅30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此同时，它再次占领西奈

    全境。作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果，以色列第一次获得了可防御的边

    界，还有首都和一份著名的历史遗产。[29]

    但是这次卓越的胜利并未带来安全。恰恰相反，它诱发了一种虚

    幻的信心和对固定防线的错误依赖，如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的巴勒夫

    防线。逢公关必赢、逢战争必输的纳赛尔去世，继任者是他那位更难

    对付的同僚——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提高自己行动

    的自由度，1972年7月，萨达特赶走了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不过此举

    不会断绝埃及的苏联装备。他放弃了纳赛尔与其他阿拉伯强国缔结的

    蔚为壮观的政治军事联盟，安于秘密的部署协调。迄今为止，以色列

    军队理论上还很弱小。因此以色列在1948年4月、1956年10月和1967年

    6月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利用所有战术优势，出其不意地实施打

    击。如今，它认为自己强大了，可正是萨达特，与叙利亚人配合，毫

    无预兆地在1973年赎罪日（10月6日）发动攻击，反而收到了完全出其

    不意的效果。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突破了以色列防线。阿拉伯的反坦克和防空

    导弹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技术效果，重创以色列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在

    这个国家存在的25年里，以色列第一次要面对重大挫败甚至第二场大

    屠杀的可能。不过10月9日，叙利亚人进军受阻；次日，为了回应以色

    列绝望的恳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向它紧急空运先进武

    器。两天后，以色列军队开始大胆地对埃及还以颜色，越境进入运河

    西岸，造成切断西奈所有埃及先遣部队供给的威胁。此次行动是战争

    的转折点，就像1967年10月24日停火生效那次一样具有决定性，以色

    列即刻反败为胜。[30]

    以色列接受停火的意愿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心理而非军事因素的

    影响。四场战争，每一场都完全不对等。阿拉伯国家可以承受输掉很

    多场战争的后果，但以色列无法承受输掉一场战争的后果。以色列人

    的一次胜利无法赢得和平，但以色列人的一次失败就意味着灭顶之

    灾。以色列始终将埃及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有可能将对手一击倒地

    的敌人。但埃及也是以色列的对手中最具假想性的一个。它的民众并

    非真正的阿拉伯人，它要奋斗实现的是自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它要

    赢得声望，而非出于深层次的情感牵扯。以色列占领的埃及领土，无

    论多么有用（1967—1973年，那儿开发了一处产量巨大的油田），也

    不属于犹太人的历史遗产。出于这些原因，与埃及实现和平是有可能

    的。其中的阻碍是埃及受损的军事荣誉感。但1973年的初期成就可以

    弥合这种伤害，时机和宣传可以让它看起来比实际上的战果更加辉

    煌。

    另外还有一个障碍。以色列从建国以来一直由工党占主导的联合

    政府执政，其在边界问题上的灵活性从阿巴·埃班的话语中总结出来

    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可见一斑。但反对派保留了亚博京斯基在边界问题

    上毫不妥协的传统。与埃及实现和平需要以色列在领土方面做出实际

    的和潜在的巨大牺牲，那相应地需要达成一种国家共识，反对派会拒

    绝接受。因此，1977年5月，劳动党联盟在选举中失败，首次将权力移

    交给以贝京的利库德为组织形式的修正派，这种变化以民主社会常见

    的一种悖论形式，使得和平更有可能出现。贝京，正是由于他反对妥

    协的承诺，才有资格采取用土地换安全这种本-古里安以后的劳动党领

    袖无人敢于采取的方式。

    萨达特，阿卜杜拉之后第一位阿拉伯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了这

    个关键点。1977年11月9日，利库德胜选后不到6个月，他就提出和平

    条款谈判。和平的过程漫长、复杂和艰辛。这个过程由吉米·卡特总

    统监督，由慷慨的美国纳税人提供财政担保，后者是必不可少的要

    素。它如马拉松一般持续了13天，从1978年9月5日开始，地点在美国

    总统的避暑胜地——戴维营，也就是贝京极具特色称呼的“豪华集中

    营”。将达成的共识具体化并在一份详细的条约中体现的过程又需要6

    个月。

    本次达成的妥协是真实的，因此它延续了下去。埃及承认以色列

    的存在权，严格保证以色列南部边境，实际上退出了军事制衡，因而

    首次为以色列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真正安全。作为交换，以色列交出了

    西奈，包括其中的油田、空军基地和定居点，而这一切对它具有深刻

    的情感意义。它还答应通过谈判可以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甚至在耶

    路撒冷做出让步，换取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补充条约。

    但上述这些牺牲到头来也无法实现。戴维营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

    供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以来的最好机会。他们再一次，甚至都没

    试图谈判，就放弃了这次机会。那给以色列留下了犹地亚和撒马利

    亚，虽然还是作为“占领区”，而不是国际上承认的永久业权。这份

    条约，就像历史上类似的妥协一样，同样要求签署人做出重大牺牲。

    它让贝京失去了自己最长久的一些政治伙伴，它让萨达特，这个以色

    列最危险狡诈和最勇敢慷慨的对手，失去了自己的生命。[31]

    从历史背景来看，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协定的重要性不可估量，

    不仅是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于它的时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

    伯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源一直是波斯湾和伊拉克北部油田。20世纪

    70年代后半段，这种石油影响力遽然增强。20世纪60年代，石油需求

    的增长速度快于供给。1973年，中东石油国家回应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政治行动又从根本上加强了这种趋势。石油价格上涨3倍，从每桶3美

    元上涨至每桶10美元。截至1977年底，价格已经涨到了每桶12.68美

    元；1979—1980年，价格再次上涨3倍，1980年底达到每桶38.63美

    元。随着阿拉伯石油收益增长10倍以上，油价革命让阿拉伯可以斥巨

    资购买武器并为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提供资金，它还增加了阿拉伯对

    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比如，法国为伊拉克修建了一座

    先进的核反应堆，它迅速发展的战争潜力迫使以色列在1981年6月7日

    用空袭轰炸的形式将其摧毁。在阿拉伯国家压力下，一些第三世界国

    家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阿拉伯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结果，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

    义的决议。那位穆夫提的继任者，亚西尔·阿拉法特，阿拉伯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得到了联合国和到目前为止依然对以色列表示

    友好的很多国家给予的政府首脑地位。以色列真正的危险是被赶进一

    个过去由南非单独占据的国际隔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的和平协定及其在双方全面贯彻的客观事

    实是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地位的重要支撑力。如果巴勒斯坦人此

    时认真谈判，那么毫无疑问，以色列将被迫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但

    是机会在对徒劳的恐怖活动的偏好中错失，机会的窗口关闭了。从

    1981年到1985年，随着供求逐渐平衡，石油价格缓慢走低。到了1986

    年1月，价格是每桶25美元，同年4月，价格降至10美元关口以下，考

    虑到通货膨胀，比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还要低。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

    天平再次开始倒向以色列一边。到了这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

    以色列已经占有西岸长达20 年， 它的边界尽管有些地方是“ 临

    时”的，但已经开始具有长久性的气象。

    阿拉伯人拒绝谈判的潜在假设是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们一边，而非

    以色列一边，还有他们喜欢引用中世纪的十字军国家作为例证，做出

    误导性的类比，事实上，这两点都被以色列头40年的存在证明是毫无

    根据的。以色列已经成为戒备森严的成功国家，虽然还保留着谈判的

    灵活性和开国元勋的经验主义，但已无须牺牲基本的目标或自由。时

    间已经证明，它并未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而是站在以色列人一边。此

    外，阿拉伯人始终偏爱战争选择的这一事实甚至促使以色列的经验主

    义者都习惯从以色列历史边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了。1951—1952年官方

    《政府年鉴》记录：“这个国家建立在以色列地的一小部分上。”许

    多犹太人把以色列的连番胜利看成对更广阔区域的道德托管。对于虔

    诚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上帝之手，对于世俗犹太人来说，它是天定命

    运的一种形式。1968年，塞法迪首席拉比主张，不返还刚占领的领土

    是一种宗教义务。同年， 基布兹达蒂代表宗教集体为独立日吟

    诵：“拓展我们土地的边界，就像您应许我们的祖先那样，从幼发拉

    底河到埃及河。建立您的圣城，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您的圣殿

    将在那儿被建起，如同所罗门的年代。”巴尔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

    菲施博士坚称“只有一个民族，它的土地是被托付和立过约的，那就

    是犹太民族。暂时的人口变化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这是犹太人信

    仰的基石。就像一个妻子不能有两个丈夫，一块土地也不能被两个主

    权国家所有”。[32]1967年的胜利还导致了被称为“以色列地”的多党

    运动，主张只代表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国不具备放弃已征服的应许之

    地任何部分的道德权威，因为那是整个犹太民族的财产，必须为最终

    的集合或阿利亚（移居圣地）保留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新形式

    引用赫茨尔、本-古里安和亚博京斯基的论据，主张犹太世界不过只有

    五分之一定居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定是整个民族的

    回归；所以需要完整的土地才能容纳他们。[33]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意识形态政治，实际上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抵

    制。从另一个角度看，以色列国在某些方面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它

    将接纳所有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

    建国的主要目的。最早的1897年巴塞尔计划、1922年托管授权第6条、

    1948年5月14日的独立宣言，还有1950年正式实施的回归法，全都是这

    样主张的。[34]回归法4B款规定犹太人是“生母是犹太人，或者已经皈

    依犹太教并且非其他宗教成员”。但在实践中确定谁是犹太人并不容

    易。从撒马利亚人那个年代开始，它就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

    之一。随着世俗主义的发展，它变得更加困难了。在现代欧洲，犹太

    人的定义经常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出的，而是出自反犹分子。卡尔·卢

    埃格尔曾经说：“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犹太人。”大多数现代犹

    太人认为犹太人就是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可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那可不顶用。《哈拉哈》律法坚持宗教因素。这就意味着在以色列，

    异族通婚的后代，母亲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他虽然是以色列公民，

    说希伯来语，在犹太历史的精神中接受教育，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

    如果不经过皈依的特定程序，在法律上都不能被称为犹太人。另外，

    《哈拉哈》律法主张即使改宗后的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无力确定犹

    太人的纯粹世俗定义造成了内阁危机和诉讼纷争。一个天生的犹太

    人，奥斯瓦尔德·鲁费森，已经改宗加入加尔默罗修会，成为“达尼

    埃尔兄弟”，试图按照回归法移民入境，这个案子被送上了最高法院

    （《鲁费森诉内政部案》，1962）。法官西尔伯格（代表多数派）认

    为回归法是世俗的法律规定。为了实现这部法律的目的，犹太人的定

    义不应取决于《哈拉哈》，而应从普遍理解的角度出发：“在我看

    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晰鲜明——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不能被认

    为是犹太人。”[35]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定义问题。从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对

    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开放。它不仅接收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

    难民，还接纳了所有想来到这里的欧洲犹太难民。建国之后三年半的

    时间，68.5万名移民涌入以色列，使其人口翻了一番，其中30.4万人

    来自欧洲。1955—1957年是第二次移民大潮（16万人），1961—1964

    年是第三次（21.5万人）。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刺激了移民数字。

    1948—1970年的22年间，将近60万名欧洲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与来自

    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人数持平。人数最多的来自罗马尼亚（229779

    人），其次是波兰（156011人），不过来自匈牙利（24255人）、捷克

    斯洛伐克（20572人）、保加利亚（48642人）、法国（26295人）、英

    国（14006人）和德国（11522人）的移民也占了很大份额。另外有

    58288名犹太人来自土耳其，超过6万人来自伊朗，大约2万人来自印

    度。苏联一直是准移民的大型储备库，但实际上从那儿前来的人数取

    决于苏联政策的变动。1948—1970年，只有21391名犹太人从苏联到达

    以色列，但在1971—1974年的4年间，超过10万人被放了出来。[36]

    最初25年，以色列的人口从一开始的65万人增长至远远超过300万

    人，主要是因为移民。接收新来的人，为他们安排住房、提供教育和

    就业成为仅次于基本安全的优先考虑事项，是以色列预算中仅次于国

    防的最大项目。把犹太人从所谓“有压力的地区”带出来有时需要特

    别的努力，比如就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这一年里，以色列通过海

    运和空运将4.3万名犹太人带离了也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将2

    万名法拉沙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秘密空运了出来。

    军队和希伯来语是这个新民族共同体融合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件工

    具。由于阿拉伯人毫不妥协，以色列国防军继基布兹之后，成为这个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最具特色的产物，在彻底改变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

    方面发挥了最大影响力。它还成为一种让移民子弟在社会内部实现情

    感平等的方式。对希伯来语的认可是更为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叶

    以前，根本没人将希伯来语当作自己的第一语言。作为一种口头语

    言，它其实在《圣经》时代末期就已经被阿拉姆语取代了（除了用于

    礼拜仪式之外）。当然，它依然是犹太教主要的书面语言。在耶路撒

    冷相遇的犹太学者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说希伯来语，只是阿什克纳

    齐和塞法迪的不同发音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本可以不费力地说德语或意第绪语，但二者被证明非常失败。1881

    年，前往巴勒斯坦的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 Yehuda，

    1858—1922）通过他强有力的运动，使得采用希伯来语成为可能。当

    他和自己的妻子——原名德博拉·约纳斯——抵达雅法的时候，他坚

    持从此以后彼此只说希伯来语。他们是这个地区（甚至是世界上）第

    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家庭，而本·耶胡达的长子本·锡安是从古代以来

    第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孩子。希伯来语作为一种现代语言能够成功——

    其他很多语言的复兴运动，如爱尔兰语，都失败了——部分是因为使

    用希伯来语的犹太教总在无比详细地探讨实际问题：工作、住房、做

    饭、照明与取暖、旅行和居住。当然，虽然它的主要力量是作为祈祷

    语言，但它也是一种行为语言。一旦人们迫使自己说这种语言，他们

    会发现它能非常迅速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很快就能展现出一种

    有机的发展能力。托管期间，英国人决定（1919）赋予其与英语和阿

    拉伯语同等地位，戏剧性地帮助它以政府官方语言的形式发展起来。

    来自德语的竞争被希特勒摧毁了；20世纪30年代末叶有超过1000万犹

    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则因为1945年之后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塞法迪

    移民而失去竞争力。希伯来语发挥作用，因为新的军队使用它。军队

    发挥作用，因为它使用了希伯来语。因此，以色列人与所有现代语言

    社会学法则背道而驰，使得这次复兴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强横的行为，尤其是在名字方面。当然，

    自从亚伯拉罕时代以来，犹太人一直习惯于为了突出宗教、爱国或文

    化因素而改名。本·耶胡达开始了新的希伯来语实践，改掉了自己的

    名字佩雷尔曼。前三次圣地移民潮的很多移民者在开始学习希伯来语

    的同时也纷纷效仿。就这样，戴维·格伦或格林变成了戴维·本-古里

    安。后来又出现一种强制性的环境氛围，其中不无辛辣的讽刺。19世

    纪，德国和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名字条顿化。希特勒

    反其道而行之，1938年，德国犹太人禁止改姓，他们被迫恢复犹太姓

    氏。至于名字，犹太人被限定使用“官方犹太名字”，185个男性名

    字，91个女性名字。这些名字不包括德国非犹太人喜欢的某些《圣

    经》里的名字，比如露丝、米丽娅姆、约瑟夫和戴维。使用禁用名字

    的犹太人必须加上另外名字，男性是以色列，女性是萨拉。法国维希

    政权和挪威吉斯林政权通过了类似法律。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妨碍本-古

    里安，他对希伯来语有力甚至火药味十足的支持是确保其取得成功的

    因素之一。听说一艘以色列船去了南非访问，它的船长是一个名叫维

    什涅韦斯基的人，他规定，从那以后“以代表身份派往国外的官员必

    须使用希伯来姓氏”。[37]

    以色列执政当局以本-古里安为榜样。摩西·沙雷特改掉了自己的

    姓谢尔托克，埃利亚胡·以拉他是从爱泼斯坦改过来的，列维·埃什

    科尔改自舒科尼克。希伯来命名委员会组建，制定希伯来姓氏名单，

    还有改名规则，如波特努瓦改为波拉特，泰特尔鲍姆改为阿戈思，容

    格改为埃莱梅，诺维克改为哈达什，沃尔夫森改为本·泽夫。存心不

    良的奥地利官僚的恶意行为被抹除，因克迪厄（跛足）被改成阿迪尔

    （强壮），隆纳（说谎的人）被改成阿米蒂（说真话的人）。名字也

    进行了希伯来化，如珀尔变成了马加利特。比起改姓，犹太人表现出

    的改名意愿没那么强烈。戈尔迪·迈尔森，1959年成为外交部部长的

    时候，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惯例，把姓改成了梅厄，但她拒绝变成泽

    哈瓦，只是把戈尔迪改成了果尔达。希伯来名字的需求导致人们翻遍

    《圣经》寻找新名字。于是，伊加尔、亚里夫、亚埃尔、阿夫纳、阿

    维塔勒和哈吉特开始流行，甚至还有奥姆里和泽鲁巴维尔。另外还有

    生造的名字：巴尔富拉源于贝尔福，海尔兹利亚源于赫茨尔。据犹太

    名字方面的权威专家本齐奥布·卡加诺夫拉比称，这次《圣经》复兴

    导致很多犹太禁忌被故意违背，尤其是禁止使用《圣经》中亚伯拉罕

    之前的名字。以色列人违反了这一点，把他们的孩子叫作尤瓦尔、阿

    达、皮莱格，特别是尼姆罗德，《塔木德》中被用来指代整个人类历

    史上的五大恶人之一。其他流行起来的“邪恶”名字有雷摩、狄莱

    拉、阿塔莉娅、齐普尔。贝京本人的名字就是梅纳赫姆，在《圣经》

    里被说成：“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希伯来语不仅仅是一种凝聚力，它还让以色列人避免生出语言问

    题，那是许许多多国家的祸根，尤其在新国家。鉴于以色列人之间存

    在很多其他的根本分歧，这一点倒很幸运。1942年底，在华沙贫民

    窟，犹太政治党派对于如何反抗纳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表明了意

    识形态上存在的深刻分歧，这些（还有更多）分歧也都普遍存在于以

    色列。拥有总工会派别和哈加纳军队的工党（有时候被称作以色列工

    人党）和化身为自由运动、加哈勒及最终的利库德修正主义者之间的

    基本分歧因为1933年阿尔洛索罗夫的被杀及其余波而恶化。第一次中

    东战争期间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导致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本-古里安

    一直担心拒绝联合国分治边界的贝京会以战争形式开疆拓土，如果伊

    尔贡被允许作为独立军队行动的话。1948年6月1日，贝京同意将伊尔

    贡与国家军队合并，但他保留了自己的武器供应。第一次停火时，伊

    尔贡的军火船只“奥尔陶尔纳”号到达特拉维夫，可政府拒绝接收船

    内货物。本-古里安对内阁说：“不会有两个国家，不会有两支军

    队……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把权力交给贝京，或者告诉他停止分裂活

    动。如果他不让步，我们就开火。”[38]内阁指示国防部长执行国家法

    律。战斗在海滩上爆发，贝京攀爬上船，保护自己的军火。在里茨饭

    店指挥行动的哈加纳专业武装帕尔马赫的总司令伊加尔·阿隆及其副

    手伊扎克·拉宾决定炮轰这条船，将其击沉。贝京被迫游上岸，14名

    伊尔贡成员丧生，此次行动有效地终结了这个组织。贝京把工党联盟

    称为“罪犯、暴君、叛徒和弑亲者的政府”。[39]本-古里安则干脆把

    贝京叫作“希特勒”。

    从那之后，直到1977年，管理以色列的都是工党及其盟友。拥有

    基布兹、总工会、哈加纳，以及在犹太事务局内部的优势，他们在托

    管时期就组成了当权派。独立之后，他们继续组成当权派，控制武装

    部队、行政部门，并通过工会持股控制以色列的工业。以色列人继承

    了托管时期英国政治、宪法和法律的诸多制度。但在一个方面，它与

    英国截然不同。它从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借鉴了党建国家的概念。在这

    方面，它更像苏联。对于英式的议会民主制来说，职业政客和职业公

    务员的区别极为明显，这种区别在以色列人中间却几乎不存在。出身

    帕尔马赫指挥部的阿隆成为部长和副总理。拉宾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

    长，后来成为总理。其他两位以色列国防军首脑，哈伊姆·巴尔-列夫

    和戴维·埃拉扎尔也是通过工党运动崭露头角的。摩西·达扬，以色

    列国防军最著名的指挥官，出身以色列工人党的青年运动，在本-古里

    安手下掌管国防部机构的希蒙·佩雷斯也是如此，最后他本人也成为

    总理。一个人可以依次成为国会成员、将军、内阁部长、大使和国家

    电台的领导。以色列是党国体制，尽管从不是一党制国家。最重要的

    决定未必出自内阁。公务员任命通常是基于政党分肥制，这种制度会

    将他们按照选举实力进行分配。每个政党都倾向于决定谁任职，谁做

    什么，谁会在它控制的部里得到晋升。工人运动总的说来组成了工农

    移民综合体，包含大部分军工产业、住宅建设、健康保险和分配。它

    通过自身组织，在广泛的职能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些领域一般说

    来本应该是政府职能：劳资关系、教育、公共卫生和移民。其中大多

    是沿袭托管时期移居这片土地的方式。[40]独立之后，以色列的组织形

    式具有一些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缺陷，这些国家凭借强大的

    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抗活动，甚至恐怖活动的方式成立，然后变身成为

    政权。

    这种多党结构保留了民主制度。但政党在不断渗透、分裂、重

    组，重新给自己命名，组成临时的联盟。1947年至1977年，以色列工

    人党的选票从未低于32.5%，但也从未高于40%。结果是，在工党运动

    执政的整体结构中存在一种高度的不稳定性，每次选举之后，经常还

    在选举之间，都要经历艰难的联合谈判。除了1953—1955年为给摩西

    ·沙雷特让路而短暂离任之外，本-古里安在1948—1963年一直担任总

    理。他最专断的很多解职和任命——比如，对于将军——都是对内部

    政治策略做出的反应。本-古里安认为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应该为在

    埃及代价昂贵的情报惨败负责，党内和公众因素促使他对其进行了长

    期的压制。党派是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实体。它们会相应地招收成员，

    尤其是在移民中。这就要回过头来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当

    时土地移居基本上还是政党的职能。20世纪30年代初叶，关于稀缺土

    地的分配达成了一份党际协议。独立之后，对于所有具有农业倾向的

    人来说，土地实在充足，于是党内干部会去临时难民营巡防招人。还

    有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的非官方的瓜分，比如，罗马尼亚

    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去世俗党派（主要是以色列工人

    党），北非人会去宗教团体，组成联合政府的成员米兹拉希。得益于

    以色列工人党也门代表的本领，该政党实际上独占了也门移民，不过

    被米兹拉希抗议过一次之后，它的份额降至60%～65%。以色列工人党

    和米兹拉希还在10万名摩洛哥移民问题上达成协议，以色列工人党在

    阿特拉斯南部地区组织移民出境，米兹拉希在阿特拉斯北部地区组

    织。1955年，一些厌恶被霸占和被灌输的摩洛哥人发起了一次反抗，

    才让这种安排大白于天下。[41]

    魏茨曼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这些方面都感到憎恶。这个国家建

    立的时候，他担任了首位总统，但在按照美国的方式落实总统权力的

    斗争中失败了。因此他所在的位置并不能对抗党派，捍卫国家公共利

    益。所以这项工作被留给了本-古里安，公平而论，他还是试图与政党

    制度做斗争的。终其一生，他都是专业的党派活动家，直到最后，他

    都是好斗的政治巨头。但是作为总理，他竭尽全力地想要实现政党和

    国家的分离，让这个国家摆脱政党控制，他与工党运动组织（其中大

    多是他自己创建的）在政策、任命，尤其是弊病调查方面进行斗争。

    他把总理办公室、国防部、军队和学校从政党手里抢了过来。但他在

    医疗体系上遭遇了失败，后者实际上还保留在总工会手里。最后，他

    对自己的政治伙伴感到厌恶，便组建了自己的新党（1965）；新党失

    败后，他愤然退出政治，回到他在斯代博克的基布兹，自我放逐。[42]

    与赫茨尔、魏茨曼，甚至亚博京斯基不同，本-古里安没把自己看

    成欧洲人，他把自己看作中东犹太人。他信任出生在以色列并有拓荒

    者血统的本地犹太人，那些人会把以色列从欧洲殖民地变成真正的亚

    洲国家，尽管是与众不同的亚洲国家。他是怀揣严肃启示的摩西，为

    他的民族送上血与泪、辛劳和汗水。“ 这不是一个国家， 还不

    是。”1969年，他说道：

    它是一支依然在沙漠流亡并渴望埃及的“肉锅”的民族。它无法

    被当作一个国家，直到定居内盖夫和加利利，直到数百万犹太人移民

    到以色列，直到道德标准对于政治的伦理实践来说必不可少，直到犹

    太复国主义的高尚价值经久不衰。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一个

    国家。它是一支依然被拴在往昔流亡路上的民族——得到救赎，但尚

    未完成。[43]

    但生机勃勃的工党运动精神依然保留着欧洲的社会主义印记。该

    党派由一群把基布兹当作周末别墅的城市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接受过

    大学教育，是文化方面的中产阶级。对于工人，尤其是亚非的塞法迪

    移民，它表现出一副善意屈尊的面孔，耐心向他们解释什么对他们有

    好处，简直就像罗莎·卢森堡曾经试图向德国无产阶级发表讲演那

    般。他们是这个新国家天然的贵族，或者也许人们应该称呼他们为世

    俗权威。渐渐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出现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衣着差

    异，工党政治家喜欢穿朴素随意的开领衬衫，贝京的利库德则得意于

    时髦的套装和领带。同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衣着和本能的平民主

    义者之间也有所不同。

    本-古里安退休之后，工党运动对欧洲资本——一种递耗资产——

    的依赖变得更加明显。相比之下，从阿拉伯领地新来的人会倾向于反

    对派。这一点要追溯至战争之间的时期。亚博京斯基一直都在吸引黎

    凡特塞法迪犹太人的追随，他学会了说拉迪诺语，他支持希伯来语中

    的塞法迪发音。贝京轻而易举地遵循了这项传统。作为波兰犹太人，

    少数残余分子之一，他与被人从阿拉伯土地上粗暴逐出的犹太人之间

    有一种境遇方面的天然亲近感。跟他们一样，他觉得无须为身在以色

    列而道歉，他跟他们一样仇恨阿拉伯人。根据受难的道德权利，他同

    样把犹太人的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与东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阿

    拉伯人可以选择给或不给以色列存在权是对死者的侮辱。“我们的存

    在权，”他坚称，“是将近4000年前，人类文明曙光微露之时，我们

    列祖的神赋予我们的。那是在犹太人的血液中代代相传并且已经神圣

    化的权利，为了那个权利，我们已经付出了在万国的史册上无可比拟

    的代价。”[44]与工党当权派完全相反的是，他和东方犹太人有一个共

    同的宝贵特点：完全没有任何负罪感。

    工党对政权的掌控极为牢固，只是在缓慢地松动。贝京肯定是历

    史上唯一连输八届选举还能保住位子的党首。不过在相继掌权的列维

    ·埃什科尔（1963—1969）、果尔达·梅厄（1969—1974）、伊扎克

    ·拉宾（1974—1977）这几任总理的领导下，工党的竞选支持率逐渐

    下滑。它对本-古里安的警告置若罔闻，拒绝将党派与国家分离，不出

    意料，在其长期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果然被爆出了几件重大丑闻。

    于是，在1977年5月的选举中，工党终于失去了最高权力。它失去了原

    来15%的选票，只得到了32个席位。贝京的利库德得到了43个席位，他

    没遇到什么实际困难就组建了联合政府。1981年，他又赢得了下一届

    选举。他退休后，1984年，利库德与工党运动打成平手，两党之间达

    成协议，组成工党——利库德联合政府，交替担任总理，管理国家。

    于是以色列人终于算是实现了两党制。

    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即便是因为曾经暴力事

    件变得多么根深蒂固和剑拔弩张，但涉及到的只是世俗事务，因此最

    终总能让位于务实的妥协。更严重的分歧存在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

    家的世俗主义和犹太教本身的宗教狂热之间。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

    所有犹太社会，律法的要求和世界的要求都会产生冲突。只要犹太人

    可以负责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冲突就会在公开的争斗中浮出水面。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虔诚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生活在非犹太人的统治下

    会更好，但那又会让他们将身家完全托付给非犹太人的善意，现代的

    经验表明，那是不可倚仗的。新锡安的构想是对19世纪反犹主义的回

    应，直接诞生于大屠杀的余波之中。它不是犹太神权政体的蓝图，而

    是犹太人生存的政治和军事工具。简言之，情况跟先知撒母耳那个年

    代基本一样。当时，以色列人处于被非利士人灭绝的危险之中，他们

    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君主政体。撒母耳既悲且忧地接受了这种改变，因

    为他清楚地看到，君主政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与律法统治之

    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他被证明是对的。律法受到挑战，上

    帝震怒，接踵而来的是流放巴比伦。第二圣殿时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困难，同样灭亡了。所以犹太人开始离散。犹太教的真谛就是，结束

    这种流亡的将是在上帝安排的美好时间里发生的一次超自然事件，而

    不是一份由人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其实就是新的

    扫罗，说它是现代形式的弥赛亚不仅错误，还是对上帝的亵渎。正如

    著名犹太学者格肖姆·肖勒姆提出的警告，它只会再造出一个假弥赛

    亚：“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是一回事，弥赛亚理想是另一回事，二者不

    会交汇，除非是大规模集会上使用的浮夸措辞，那经常会给我们的年

    轻人灌输必然失败的一种新的沙巴泰主义风气。”[45]大多数犹太复国

    主义者是非宗教甚至反宗教人士，的确，他们借助了犹太教作为工

    具。他们别无选择。没有犹太教，没有犹太人作为一支由信仰而团结

    的民族观念，犹太复国主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古怪的派别。他们

    还求助了《圣经》，他们从中提取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寓意、运动辞

    令，以及吸引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口号，本-古里安将其作为军事战略的

    指导。但那只不过是东欧形式的犹太启蒙。犹太复国主义无处安放上

    帝本身。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犹太教只是一种国家力量和文化

    的方便来源，《圣经》不过是一本国家之书。那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虔

    诚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投以怀疑的目光或彻底的敌

    视，一些人（正如我们提到的）甚至认为它是撒旦的工作。

    但是就像撒母耳同意给扫罗涂膏油一样，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得不

    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不得不表明对它的态度。存在着几种思

    潮，每种都会随着时间而改进。所有的思潮都是正统的。犹太教改革

    派在巴勒斯坦定居和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直到1958

    年，耶路撒冷才修建了第一座改革派的犹太会堂。但正统派对犹太复

    国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建立他

    们的国家一样，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精神也

    可以被用来将犹太人带回犹太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下被任命为

    欧洲首席拉比的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

    1865—1935）认为，只要恪守教规的犹太人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中

    间新的爱国精神就能推动对《托拉》的遵守。所以在第十届犹太复国

    主义大会（1911）决定支持世俗派而不是托拉派之后，第一个宗教政

    治党派米兹拉希（Mizrachi）出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内部为《托

    拉》而奋斗。于是，在整个托管期间，它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

    从建国开始就是政府内部的合作者。它在避免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和

    宗教犹太人彻底决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更多地倾向于两大阵

    营之间的中间人，而非宗教力量本身。

    作为对米兹拉希“背叛”的回应，1912年，正统派贤哲发起了正

    教运动。该运动在英国接管巴勒斯坦之前并未形成组织，也不活跃。

    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通过宗教领袖将权力委托于少数派的古老制度被

    保留了下来，这自然有利于正统派。但根据1922年托管授权第4条，英

    国将所有犹太人的政治代表地位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全国

    委员会牢牢地掌控在世俗者的手中，只是把自己工作中的宗教方面提

    取出来，交给米兹拉希。作为回应，1923年，正教组织发动了一场大

    规模的运动，由“托拉圣贤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训练

    遵守教规的犹太人，运用他们的选票支持其候选人。就这样，第二个

    宗教党派发展起来。它在东欧极为强大，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游说团

    体，而且一直强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希特勒崛起导致移民

    签证出现恐慌性需求之后，它被迫在巴勒斯坦妥协。签证全都要通过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事务局，后者同样控制了为新定居点提供经费

    的中央资金。就像以色列人面临非利士人，现实就是正教组织不知道

    如何在面对希特勒主义时保住自己的原则。《贝尔福宣言》难道不是

    神命的逃脱方式吗？1937年，该组织其中一位领袖，伊萨克·布罗伊

    尔（Issac Breuer），著名拉比希尔施的孙子，向圣贤委员会提出了

    一个正式的问题：《贝尔福宣言》是给犹太人下达了建设一个国家的

    神命任务，还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他们无法给出一致的答案，于

    是在大屠杀背景下，他自己想出了一个答案，大屠杀让人有了更加令

    人信服的理由与犹太复国主义妥协。布罗伊尔最终的论点是，这个国

    家是上天送给可怜的以色列人的礼物，倘若它按照《托拉》的指导发

    展，可能就是“救赎的开端”。这个论点成了正教思想体系的基础。

    [46]

    因此在建国之际，正教组织要求这个国家应该以《托拉》为法律

    基础。这一要求被拒绝了。1947年4月29日，犹太事务局给正教组织写

    信：“国家的建立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如果不能保证其所有公民

    的信仰自由，如果不能明确它的意图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么就

    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这个国家必须是世俗的国家。另外，事

    务局同意在安息日、饮食律法和婚姻方面向宗教观点让步，允许学校

    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次妥协让正教组织在建国初期就加入临时政务

    会成为可能，而且作为宗教联合阵线的一员，它还是1949—1952年执

    政联盟的一部分。正教组织的观点陈述如下（1952年10月10日）：

    世界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而建立。维护并履行《托拉》是以色

    列人的责任和骄傲。以色列人注定要居住并因此维护《托拉》的地方

    是以色列。这意味着世界存在的理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的《托

    拉》政权。这个理想的基础已经奠定。如今已有犹太人居住在他们的

    家乡，履行《托拉》。但大业尚未完成，因为以色列人尚未全部居住

    在他们的土地上，（甚至尚未）全部履行《托拉》。[47]

    简言之，正教组织发誓要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犹太人的集合，

    并将集合的结果转变为神权政体。

    正如米兹拉希的妥协促成了正教组织的妥协，正教组织的妥协进

    而造就了自称圣城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ity）的严格主义组

    织。它是1935年从正教组织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坚决反对建国，抵

    制选举和其他一切国家活动，宣布宁可让耶路撒冷国际化，也不愿让

    它被犹太叛教者管理。这个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在世俗人员看来完全

    是个极端组织。但犹太人的整部历史昭示，严格的少数派通常会成为

    得意的多数派。而且，就像犹太教本身，它的成员表现出有说服力的

    逻辑一致性（姑且承认他们的首要前提）。犹太人是“命运受超自然

    神命控制的民族……不依赖于正常的政治、经济及物质上的成功或失

    败”。犹太人的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不受制于“导致

    其他国家兴亡”的因素。[48]因此，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不是犹太人

    重新进入历史，不是第三联邦，而是一次更加危险的新流亡的开始，

    因为“通过恶人的成功来诱惑，如今已有完备的许可”。他们时常引

    用一群匈牙利拉比的一番话，这些拉比在到达奥斯威辛时承认来自上

    帝的惩罚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力。带着犹太复国

    主义面具的人假装代表以色列民族，其实是在焚烧犹太人的灵魂，而

    希特勒的焚尸炉只焚烧他们的身体，却能将他们的灵魂释放获得永

    生。他们同样谴责第二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是精心策划的，

    用迷人的成功引诱犹太人投向犹太复国主义，从而踏入永恒的毁灭。

    而且这样的胜利，作为撒旦的工作，只会以巨大的失败告终。守护者

    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拯救和保护”，也拒绝其战争和战利品：

    我们不赞成任何仇恨或敌意，尤其是以任何形式针对任何民族、

    国家或语言的冲突或战争，因为我们神圣的《托拉》没有在我们流亡

    时如此指示我们，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借由我们的诸多罪过，我们

    看起来似乎参与了这些反叛（上帝）者的命运，上天不容！我们能做

    的一切就是向当受称颂的上帝祈祷，或许他可以将我们从他们的命运

    中豁免并拯救我们。

    守护者们自认为是“以利亚的时候”“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或

    向“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先知屈膝的“余数”。犹太复国主义是

    在“背叛万王之王”，他们的神学里就有暗示，这个犹太国家一定会

    在比大屠杀更可怕的灾难中灭亡。

    因此这个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从建立伊始就面对来自宗教的三

    方反对：来自联合政府内部、来自联合政府外部却在犹太复国主义共

    识之内，以及来自共识之外却在国家内部。反对的形式从幼稚的到暴

    力的，五花八门：在信件上倒贴邮票，在地址中省略“以色列”；撕

    碎身份证；抵制选举；示威；全面骚乱。以色列国就像它的希腊和罗

    马前任一样，尤其在耶路撒冷，也面对一部分人，哪怕是政府一个无

    足轻重的小小决定都会意想不到地让这些人义愤填膺。但是一般说

    来，宗教力量会在国会内部，尤其是在内阁，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

    表达自己。以色列的前四任政府遭遇了不下五次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内

    阁危机：1949年是因为进口禁忌食品；1950年2月是关于临时难民营中

    也门儿童的宗教教育问题；1951年10月和1952年9月是关于来自正统家

    庭的女性征兵问题；还有1953年5月的学校问题。以色列建国之初的40

    年间，这种模式持续存在，证明比起意识形态、防卫或外交事务，宗

    教才是联合政府内部更为重大的分歧源头。

    犹太人的宗教是丰富严格的道德神学，所以冲突领域非常广泛。

    因此，被赋予了法律和宪法地位的安息日有39类主要的和很多次要的

    禁忌活动，包括骑马和乘车旅行、写字、演奏乐器、打电话，开灯或

    接触钱。此外，还有一条最常用的犹太教法规说“公然亵渎安息日的

    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像非犹太人，他碰过的酒不能喝，他烤的面包

    视同非犹太人烤的面包，他做的饭菜视同非犹太人做的饭菜”。[49]所

    以，安息日法规及其连锁反应给武装军队、行政部门和工农业大型公

    共和集体部门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基布兹和电视节目里面出现了关于

    安息日挤奶的激烈论战，人们大量立法，为细则争执。于是，海法有

    公共汽车在跑，特拉维夫就没有；特拉维夫的咖啡馆营业，海法就不

    营业；耶路撒冷全都禁止。关于以色列航空在安息日飞行还出现过一

    次内阁危机。政府内部关于在国有航线上供应非犹太食品甚至产生了

    更加旷日持久的争斗，饮食法规是政治争议的沃土。酒店和餐馆需要

    拉比出具的“合格证书”。按照1962年的一条法律，养猪场被取缔，

    除非是在拿撒勒附近的基督徒阿拉伯地区或用于科学用途；1985年，

    关于禁止猪肉产品销售和经销的立法硝烟再起。政府和拉比们同样查

    验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野猪的证书，饲养者称这种野猪是有蹄、

    反刍的哺乳动物。内阁还出现了关于验尸和在神圣之地安葬的争吵。

    教育呈现出无比的复杂性。托管时期有四种犹太学校：综合性犹

    太复国主义学校（世俗）、总工会学校（世俗—集体）、米兹拉希学

    校（托拉—世俗）和正教组织学校（只有托拉）。1953年统一教育法

    案将这些学校合并成两类：政府世俗学校和政府宗教学校。将其学校

    撤出体制的正教组织却发现，如果未能在世俗科目上投入充足的时

    间，就会失去政府的补助。世俗主义者抱怨说正教组织的学校每周32

    课时中有18课时是《圣经》《塔木德》和希伯来语（比起男孩子，女

    孩儿《圣经》学得比较多，《塔木德》比较少），牺牲了科学、地理

    和历史。宗教人士则抱怨国立学校32课时中只有8个课时是宗教课程，

    其中3个还是希伯来语课，而且《圣经》采用的是世俗的教学方式，被

    当作神话，除了一部分被当作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之外。[50]20世

    纪50年代末，为了促进世俗学校里的“犹太人意识”和宗教学校里

    的“以色列国家意识”，内阁出台了一份混乱的折中方案，造成了更

    多的麻烦。[51]1959年，3个地方出现骚乱，反对在正统东方人的孩子

    中进行世俗宣传，其中一位拉比愤恨地抱怨：

    （他们）培养极其缺乏智慧的青年，给他们穿上骄傲的外衣，而

    将拥有智慧的长者弃入尘土。他们在学校教导孩子，在这里——在以

    色列的土地上！——无须遵守《托拉》的诫命。当孩子们从学校回到

    家，父母让他祈祷，他却回答说老师说没有必要或者教员说那是荒唐

    之举。拉比来请孩子们过安息日，他们不听，因为俱乐部正在组织足

    球赛，或者汽车正等着带他们去海滩……如果拉比哭泣着恳求，他们

    就当面嘲笑他，因为那是他们教员的指示……《托拉》的贤哲们被推

    进角落，孩子们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手里握有党员证。[52]

    正统派还对很多机构违反性别隔离的古老规定而表示愤恨。正统

    派中心区域附近出现了反对舞厅和男女混浴的愤怒场面。在女性征兵

    问题上，圣贤委员会指责说这是冒死也要违抗的法规。这是宗教势力

    得胜的多场争斗之一。

    关于婚姻的中心议题，他们也得胜了。世俗的以色列国不得不放

    弃世俗婚姻制度。按照1953年的拉比法院裁决（婚姻和离婚）法案第1

    条款和第2条款的规定，它甚至将正统派法规强加于世俗的婚姻。国会

    的世俗主义成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是因为，若非如此，以色列就会逐

    步分裂成两个彼此不通婚的社会。但这项法律导致了疑难案件的出

    现，产生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不仅涉及非犹太人和世俗化的犹太人，

    还有改革派的拉比及其皈依者，因为正统派拉比独享认可皈依的权

    力，他们不会接受改革派的皈依者。正统派的婚姻和离婚专家规定各

    类犹太移民要接受最严格的审查，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就这样，1952年，本尼以色列人（来自孟买的犹太人）中的6000个离

    婚案件经审查被判定为无效（虽然最终生效）；1984年，来自埃塞俄

    比亚的法拉沙犹太人的婚姻遭到质疑。

    关于再婚和离婚也存在许多激烈的争论。《申命记》25：5有夫兄

    弟婚（levirate marriage）的规定，要求无子女的寡妇与亡夫兄弟结

    合，除非被亡夫兄弟拒绝。但如果亡夫的兄弟未成年，那么寡嫂必须

    等他成年。如果他因为聋哑而无法说出“我不愿意娶她”，那她就不

    能再婚。1967年阿什杜德真的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且，那位聋哑人

    也已经结婚了。所以拉比安排了一次重婚典礼，并监督他们次日离

    婚。[53]婚姻中的一方若是拒绝离婚也会出现麻烦。如果是女方拒绝，

    离婚会很难，但如果是男方拒绝，那离婚就是不可能的了。比如，在

    1969年的一个案件中，丈夫因为6起强暴猥亵和3起强奸犯罪，被判处

    14年有期徒刑。妻子起诉离婚被丈夫拒绝，按照拉比法律，这对夫妻

    依然维持婚姻关系，因而妻子在以色列得不到民事救济。对于这种情

    况，前宗教事务部长泽尔哈·瓦哈夫提格拉比持宽松的观点：“我们

    的法律体系始终支持我们的民族，其中或有一些荆棘偶尔会刺痛个

    人。我们考虑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整个民族。”[54]

    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说得更好听一些，但是它道出了实情：犹太教

    是完美主义者的宗教，这也是这个新国家分歧的焦点。它有因自身缺

    点而产生的力量。因为它寻求创建一个模范社会，所以假设信奉者都

    是精英。因此对于一个像以色列这样的新国家来说，它从多方面来说

    都是一种理想的宗教，尽管它的律法在建国前大约3200年就在形成。

    由于犹太教独特的延续性，它的许多最古老的规定仍然有效，并且被

    虔诚的人遵守。它们体现的常常是宗教真理的形式，而非内容，但必

    须再次强调的是，“仪式主义”对犹太人来说并非贬义词。正如巴尔

    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菲施博士所言：

    源于新教徒的传统，英语中的“仪式”一词带有贬义。在希伯来

    语中，这个词是“教令”，无论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上

    帝的关系，这些教令具有同样的道德力量。将所谓的仪式诫命具体化

    的正是法典的后半部分，这些诫命在所有恰当的评价中同伦理诫命一

    样不可或缺。[55]

    仪式精神的本质是一丝不苟的奉行，而这同样是犹太教的力量，

    尤其适合一个新国家。所有国家都需要借助往日的威严来体现自己的

    神圣。1945年之后，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国家独立，它们不得不借用

    从前殖民统治者的制度和传统，或者根据基本上未有记载的过去发明

    制度和传统。以色列很幸运，因为它的过去最悠久、最丰富，有长篇

    累牍的编年史，由于完整连续而历久弥新。我们已经注意到，犹太人

    的著史天赋在约瑟夫斯的年代至19世纪这段时间消弭无踪了。犹太复

    国主义国家一旦建立，它不仅仅要通过历史体现出来，最重要的是，

    还要在考古学上体现出来。政治家和将军们，如本-古里安、摩西·达

    扬和伊盖尔·亚丁，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都成了或业余或专业

    的充满热情的考古学家。以色列人深入研究古代的痴迷达到了顶点。

    那是创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但它与一种宗教的生

    命力相比却微不足道，这个宗教造就了犹太民族，它今天的看守者可

    以将历代拉比一直追溯到摩西。犹太人能够存在至今，正是因为他们

    对仪式的一丝不苟，正是因为他们为了这些仪式可以奋不顾身。对严

    格奉行仪式表示尊重并以此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

    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合理的。

    犹太人对圣殿山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67年第三次中东

    战争期间，勇气和天意最终将它，还有老城的其余部分，归还给了他

    们。恢复1948年耶路撒冷犹太人被赶走的古老犹太区是一个容易的决

    定。但圣殿是个问题，它在古代就被彻底摧毁。但是连迈蒙尼德这样

    的权威都裁定称，尽管圣殿已经被摧毁，但它的遗址依然神圣，永远

    不变。舍金纳（神的显现）从未离开，那就是犹太人为何总要在遗址

    附近，尤其在传统上被认为离至圣所西端最近的哭墙（西墙）下祈

    祷。但是，因为圣殿遗址依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它同样要求犹

    太人在真正进入里面之前进行仪式上的洁净。圣殿周边的洁净规则是

    最严格的。除了大祭司之外，至圣所禁止任何人入内，即使是大祭

    司，也只能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进入。由于圣殿区被等同于摩西在旷

    野里的圣所周围的“以色列营”，所以《民数记》对洁净的规定同样

    适用于它。[56]在这卷书中，上帝向摩西说明了不洁净的原因及相应的

    对策。触碰了死尸、坟墓或人骨或者与这些同处一个屋顶下的人就会

    不洁净。然后书中补充道：“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母牛）烧成的

    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

    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

    了骨头， 或摸了被杀的， 或摸了自死的， 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

    上。”[57]

    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最重要的是，为

    了避免污秽，这个过程最关键的一步要由亚伦的继承人以利亚撒完

    成。混合物制成后要存放在“洁净的地方”备用。当局坚持要用珍贵

    而稀少的母牛：只要有两根毛不是红色的，它的灰就没有效果。至于

    当时烧了多少头母牛，他们也不能达成一致。有人说是7头，有人说是

    9头。圣殿被毁之后，准备新灰再无可能。留下的一份存货显然是在迟

    至阿摩拉时代被用来洁净那些接触过死人的人，用完后就再也没法儿

    洁净了，直到弥赛亚到来焚烧第10头母牛，准备新的混合物。因为洁

    净规则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严格，尤其是关于死人的，所以拉比们在

    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所有犹太人如今都是仪式上不洁净的。而且，

    因为没有灰可以用于洁净，所以就没有犹太人可以进入圣殿山。[58]

    关于红母牛的规定被认为是“哈加法”——没有合理解释但因是

    神明确无误的命令而必须严格遵守的犹太法令——的经典例子。非犹

    太人总是嘲笑犹太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类规则。这也是犹太人无论身处

    怎样的逆境都要坚持遵守，从而让他们保持了独特的犹太人身份的规

    则。所以，至少从1520年开始，犹太人就在哭墙祈祷，却从未越过

    它。194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陷落之后，阿拉伯人阻止犹太人使用

    哭墙，甚至不让他们从远处遥望。这种限制持续了19年之久。随着

    1967年老城被夺回，西墙再次向他们开放，那一年五旬节的第一天，

    同时有25万正统派犹太人试图在那儿祈祷。当时，墙前的整片区域都

    被打扫干净，修成广场，铺上精美的路面。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还是

    不能进入圣殿山。拉比们提出各种各样机智的理由想让犹太人至少能

    进入部分区域。但最后拉比们达成共识，整个遗址都禁止真正相信犹

    太教的人入内。[59]于是最高拉比院和宗教部张贴通告，禁止犹太人上

    圣殿山，违者以“剪除”（失去永生）论处。数千名犹太人无视警

    告，被认为证明了拉比的无能。大量虔诚的犹太人遵守着这条规则，

    虽然他们强烈地渴望进入这个地区，这一点至少同样值得注意。

    耶路撒冷的拉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还有一个间接原因。

    他们要给普通犹太人的心里将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胜利，如夺回老

    城，与弥赛亚理想的实现等同起来的思想泼盆冷水。关于重建圣殿的

    提议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任何类似计划无疑都遭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的强烈反对，因为圣殿的台地被两座历史极为悠久、艺术价值极高的

    伊斯兰建筑占据。不过拉比们还是以他们一贯的缜密细致对这个想法

    进行了充分论证。难道犹太人第一次，也就是从巴比伦流亡回来时，

    不是也按照神命重建了圣殿？如今大流散结束，难道不可以此为先例

    再次重建圣殿？结论是不可以：这个先例只适用于大多数犹太人“住

    在那地”时，而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但在以斯拉年代，即使从巴比伦

    返回的犹太人数量比现在还少，圣殿不是也重建了吗？的确如此，但

    是现在神命尚未下达；第三圣殿将以上帝直接干预的超自然方式建

    立。可这种论点不是曾经被用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且被事实证明

    毫无根据吗？而且第一圣殿，无疑是由所罗门修建的，也被归于上

    帝。这是没错；可是大卫时代无法修建圣殿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必

    须等到和平的所罗门时代才行。所以现在：在最终的和平到来之前，

    第三圣殿不能兴建。即便那时，也需要一位真正的先知对这件事做出

    启示，即便不是因为别的，耶和华用手给大卫画出来的样式也已经丢

    失了。[60]是的，它们是丢了：但《以西结书》中有第三圣殿的样式。

    也许有；但是撇开技术性的讨论不说，这一代人既没有恢复圣殿及其

    礼拜方式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意愿：那需要一种宗教觉醒。完全没

    错，要让人民产生宗教觉醒，还有什么是比重建圣殿更好的办法呢？

    [61]他们就这样一直争论下去，直到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时机

    未到。甚至举行一次逾越节羊羔祭祀仪式的提议都不予考虑了，因为

    祭坛的确切位置已经无处可寻，现代祭司的世系证明存疑，（尤其

    是）人们对祭祀服装所知甚少，无法准确再现。[62]

    圣殿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论代表的是这个宗教的过往，这种过往是

    以色列新社会一种生动的黏合力量。不过一段世俗的过往同样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逃脱那段过往。大屠杀就是它的象

    征，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还是让建国过程笼上阴影的可怕现

    实，这个现实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成为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的突出事

    实。一直以来，犹太教关注的不仅是律法，还有律法的目的（就人类

    而言）：正义。因为犹太人，还有非犹太社会不会把他们的犯罪者绳

    之以法，犹太人的流散历史中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可悲特点是，犹太

    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遭受伤害和非犹太社会未能让作恶者得到正义的

    审判。这个犹太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最大不公的回应。它的职

    能之一就是成为惩戒的工具，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终于可以进行反击，

    用自己的律法来惩罚让他们遭受不公的人。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行，

    只有我们前面讲到的纽伦堡审判及欧洲各个国家运转的其他司法机器

    显然不够。早在1944 年， 当时由未来总理摩西· 沙雷特（ Moshe

    Sharett）掌管的犹太事务局政治处的调查部门就开始搜集关于纳粹战

    犯的资料。建国后，追踪犯人并把他们带回来审判成为几家以色列机

    构的部分职责，有的还是秘密机构。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以色列人。

    很多国家的和国际的犹太机构，包括世界犹太人大会，都参与其中。

    此外还有幸存者本人。1946年，38岁的捷克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

    （Simon Wiesenthal），在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等多座集中营待了5

    年的幸存者，与其他30名集中营狱友一同成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

    心。该中心最后长期落户维也纳，专门致力于验明尚未接受审判和判

    刑的纳粹战犯的身份。深入研究大屠杀既是为了惩罚作恶者，也是出

    于学术和教育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仅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就开

    设了93门关于大屠杀的研究课程，还有6家完全致力于这项课题的研究

    中心。比如，洛杉矶的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中心借助最新技术，用40

    英寸高和23英寸宽的弧形屏幕、3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个特殊的宽银幕电

    影镜头、18台幻灯机和五声道音效，全部与中央电脑相连以便同步控

    制，营造出所谓的“多屏幕、多声道的大屠杀视听体验”。在反犹分

    子开始顽固地力图证明大屠杀根本从未发生过或只是被荒谬地夸大

    时，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将这个事件重现出来似乎并不过分。[63]

    不过， 大屠杀文献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为了正义。维森塔尔

    （Wiesenthal）本人就将1100多名纳粹分子送上法庭宣判。他为以色

    列政府对希姆莱的直接下属、大屠杀的行政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的身份确认、逮捕、审判和判决提供了大部分资

    料。1960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并秘密带回以色

    列，依照1950年的《纳粹和勾结纳粹（惩罚）法》，因15项罪名被起

    诉。[64]鉴于众多原因，审判艾希曼对于以色列人和整个犹太民族来说

    都是一件具有实际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用最引人瞩目的方式宣

    告杀害犹太人可以不受惩处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

    方都无处藏身。976名外国记者和166名以色列记者对其进行了报道，

    控诉涵盖整个大屠杀及导致大屠杀的事件，由于控诉的性质，这场审

    判成为对无数人进行的大屠杀事实教育。但它同时也在最情感化的领

    域精确展示了以色列的司法。

    艾希曼被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罪行，并承认

    犹太人有权惩罚他。1960年6月3日，他说：“如果这么做可以让赎罪

    行为更有意义，那么我愿意被公开绞死。”[65]后来，他变得不太配

    合，采用纽伦堡的辩护套路，称他只是执行其他人命令的机器上的小

    齿轮。结果控方遭遇了激烈、狡猾、顽固及或许卑鄙的辩护。国会通

    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国人（德国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

    为艾希曼辩护，由以色列政府提供经费（30000美元）。审判是一个旷

    日持久、事无巨细的过程。1961年12月11日下达的判决书尽力维护和

    主张该法庭的管辖权及其审判被告的权力——无论他被捕时处于何种

    环境，并且坚持认为调查结果具有真实根据。压倒性的证据使得裁决

    不可避免。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5月29日，他的上诉

    被驳回。伊扎克·本-兹维总统（Yitzhak ben-Zvi）收到要求减刑的

    陈情书，用了一天时间独自思考。以色列此前（或此后）从未处死过

    任何人，国内外的很多犹太人都想要绕开那条绞索。但绝大多数人相

    信判决是正义的，总统在这个案子中找不到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拉

    姆拉监狱的一个房间被专门改建为死刑执行室，地板上切开了一扇活

    板门，上面是一座绞刑架，1962年5月31日临近午夜时分，艾希曼被执

    行死刑，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被撒进大海。[66]

    艾希曼事件展现了以色列人的高效、公正和坚定，对驱除最终解

    决方案这个幽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以色列历史上必不可少的一

    个章节。不过大屠杀依然是以色列民族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事实。

    1983年5月，以色列调查公司史密斯研究中心发起了一次以色列人对大

    屠杀态度的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83%）把它看成他

    们看待世界方式的主要因素。该中心主管哈诺赫·史密斯描述：“以

    色列人的心中承受着大屠杀的巨大创伤，即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

    人。”大屠杀的观点确实直奔以色列的中心目的。绝大多数人（91%）

    认为西方领导人知道大屠杀却没有采取行动拯救犹太人；比例略低的

    人（87%）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从大屠杀中学到的是，犹太人不能依

    靠非犹太人。”大约61%的人认为大屠杀是以色列建立的主要因素，

    62%的人相信以色列的存在不会让大屠杀重演。[67]

    因此，正如受法老奴役的集体记忆占据了以色列的早期社会，大

    屠杀则塑造了这个新国家。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一种失落感。

    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三分之一，尤其是犹太教从中汲取出独特

    力量的那些虔诚和贫穷的人。从世俗角度看，损失显而易见。19世纪

    和20世纪初叶，从古老贫民窟涌出的思想解放的人才极大地丰富了这

    个世界，已经证明他们是欧洲和北美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力。这种人

    才供应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永远地摧毁了它的源头。人们永远也无法知

    道这个世界因此牺牲掉了什么。以色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个人层

    面，这么多公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童年伙伴；在集体层面，本

    可以参与国家建设的三分之一的人不在了；或许最重要还是精神层面

    的损失。犹太教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最高，甚至艾希曼被剥夺生命前，

    以色列全民都进行了长期不安的讨论，这种对生命的珍视使得如此大

    规模的杀戮，尤其是受到上帝特别关爱的穷人和虔信者的被害，成了

    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陈述这个问题甚至还需要再写一部《约伯

    记》。著名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1907—1973）很

    幸运，他就在灾难发生的前6周离开了波兰。提到此事，他写道，“我

    从撒旦的祭坛之火中得救，祭火灭绝了数百万条人命，彰显了罪恶的

    荣耀，被它吞噬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包括如此之多的人所代表的上

    帝形象、众多的人对上帝能够给予公义和怜悯的信心，以及将近两千

    年里人们心中产生和珍藏的诸多与《圣经》相关的秘密和力量”。[68]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新的锡安是带着一个没有回答或许也无法

    回答的问题诞生的。

    然而从大屠杀开始之前，犹太人的国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是得到

    了根本性改善。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建立了，当然那并没有结束他们的

    流散。如何才能让它结束呢？流散，就像阿瑟·科恩所述，不是一个

    世俗的民族国家就能纠正的历史意外；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

    的概念，是“没有得到救赎的历史系数”。[69]多数犹太人仍然在这个

    国家以外。自从巴比伦流散以来，一直如此。第三圣殿时期跟第二圣

    殿时期一样，仅仅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随着以色列走过第四

    个十年，这个比例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的迹象。尽管如此，世俗锡安

    的实现还是为世界上的犹太人提供了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一颗充满活

    力的跳动心脏。它为全球社区提供了一个中心，那是古老虔诚的居住

    地和回归的概念从未提供过的，无论它们多么受到珍视。建设以色列

    等同于20世纪的重建圣殿。与大希律王统治下的圣殿一样，它也有不

    尽如人意的方面。但它就在那儿。以色列已经存在，你可以去那里，

    你可以分享它，这个事实为离散的犹太人提供了焕然一新的维度。它

    让你关心，有时让你焦虑，还经常让你骄傲。一旦以色列建立，并且

    证明它可以保卫自己，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流散犹太人就再也不会有

    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耻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便临近20世纪，流散犹太人依然保持着它

    的特点：贫富两极分化，各色人等多得令人困惑。20世纪30年代末，

    犹太人总人口接近1800万人。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屠杀的损失

    并未得到弥补。犹太人总计1350万人，其中大约350万人居住在以色

    列。最大的犹太社会在美国（575万人），加上加拿大（31万人）、阿

    根廷（25万人）、巴西（13万人）和墨西哥（4万人）重要的犹太社

    区，还有十几个规模较小的群体，意味着如今全世界犹太人将近一半

    （660万人）在美洲。仅次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三大犹太社会在苏联，

    有大约175万人。匈牙利（7.5万人）和罗马尼亚（3万人）依然有相当

    庞大的犹太社会，东欧总共有13万人。西欧犹太人的数量略多于125万

    人，主要的社区在法国（67万人）、英国（36万人）、联邦德国（4.2

    万人）、比利时（4.1万人）、意大利（3.5万人）、荷兰（2.8万人）

    和瑞士（2.1万人）。在非洲，除了南非共和国（10.5万人）之外，如

    今几乎没有犹太人，只有摩洛哥（1.7万人）和埃塞俄比亚（大概5000

    人）有已经萎缩的犹太社区。在亚洲，伊朗仍然有大约3.5万名犹太

    人，土耳其有2.1万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犹太社会加起来还能再有

    7.5万人。[70]

    其中一些社会的历史、构成和起源极为复杂。比如，在印度，20

    世纪40年代末叶有大约2.6万名犹太人，由三大类型组成。大约1.3万

    人是所谓的本尼以色列人（意为以色列之子），他们居住在西海岸的

    孟买一带。这些犹太人已经遗失了他们的记录和书籍，只保留下一段

    关于他们移民过程的经久不变的口述历史，这段历史直到1937年才形

    成书面形式。[71]他们的故事是，在神显者安条克（公元前175—前163

    年）迫害期间，他们逃出了加利利。他们的船在距离孟买以南约30英

    里的海岸失事，只有7家人幸存。虽然他们没有宗教书籍，而且很快就

    忘记了希伯来语，但他们始终过安息日和一些犹太节日，遵循割礼和

    犹太饮食，牢记《施玛篇》。他们说马拉地语，采用印度的种姓制

    度，分成果阿（白人）和卡拉（黑人），这说明可能有两拨移民。然

    后还有科钦犹太人，一度有大约2500人，居住在沿西海岸再往南650英

    里的地方。他们算是有一份依据文件，还有两块记录特权的铜板，铭

    刻着古泰米尔文，现在可以追溯至公元974年至1020年。既然如此，移

    民肯定分为几个阶层，黑皮肤的科钦犹太人是最早的，16世纪初叶加

    入的是白皮肤的犹太人，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可能还有欧洲（以及

    中东）的其他地方。黑皮肤和白皮肤的科钦犹太人都有分支，第三大

    群体是棕色犹太人，是犹太人和被他们纳为妾的奴隶所生的低种姓后

    代。三大科钦犹太人不在一起礼拜。另外还有来自巴格达的大约2000

    名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在1820—1830年这10年间来到印度的，是20

    世纪30年代到来的最后一拨欧洲犹太难民。后面这两类人会为了宗教

    （并非社会）目的彼此交往，但他们都不去本尼以色列人和科钦犹太

    人的犹太会堂。所有白皮肤的犹太人和许多黑皮肤的犹太人说英语，

    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繁荣兴旺，以杰出的表现在军队服役，当上了公

    务员、商人、商店老板和工匠，上了孟买大学，学习希伯来语，把犹

    太经典翻译成马拉地语，毕业后成为工程师、律师、教师和科学家。

    1937年，他们中有一人成为孟买市长，那儿是所有犹太群体在印度的

    中心。但他们不太适应独立后的印度，随着以色列建国，他们大多选

    择移民，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1.5万名本尼以色列人所剩无几，

    科钦海岸只有250名犹太人。[72]

    这样的群体竟然能够延续下来，证明的不是犹太教的劝服能力，

    而是它顽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但无法否认的

    是，20世纪的大灾难事件几乎将数十个犹太社会摧毁殆尽，其中很多

    社会十分古老。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整个阿拉伯世界历史悠久的塞法迪社

    会缩减至战前规模的一小部分或者完全消失。在欧洲大片地区，幸存

    或在大屠杀灾难后返回的犹太人又有一部分选择移民，尤其是移民前

    往以色列。在萨洛尼卡，说拉迪诺语的人，1939年多达6万人，20世纪

    80年代只有1500人。维也纳数量庞大、富有创造力的犹太人，也许是

    最有才华的犹太人，从20万人缩减至不足8000人，甚至赫茨尔本人安

    葬在该城市多布尔公墓的遗体也在1949年迁出并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

    冷。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将近7万人，40年后仅有1.2

    万人。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将这座城市变成了西方的钻石中心，虽然他

    们还在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但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已经从5.5万人下降至

    20世纪80年代的13500人左右。古老的法兰克福犹太人，曾经在金融界

    赫赫有名，数量从1933年的26158人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4350人。20

    世纪20年代，由将近17.5万名犹太人造就的世界文化之都柏林，20世

    纪70年代只有大约5500名犹太人（外加东柏林的850人）。最荒凉的真

    空地带是波兰，截至20世纪80年代，战前13500人的犹太人口已经下降

    至大约5000人。那里数十座曾经拥有大量犹太会堂和图书馆的城镇，

    再也难觅犹太人的身影。

    不过犹太社会依然在延续，甚至发展。意大利犹太人凭借非凡的

    韧性在纳粹年代幸存。德国占领快结束时剩下的2.9万人在战后慢慢增

    长至3.2万人；不过这也要归因于从北部和东部到达意大利的移民。

    1965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显示，意大利社会，与其他先进

    国家的社会一样，人口状况脆弱。相比总体人口的18.3‰，意大利犹

    太人的出生率只有11.4‰。生育率和结婚率同样低得多，只有死亡率

    和平均年龄（男41岁，女33岁）较高。[73]在罗马，直到1880年，犹太

    社会的核心依然存在于特拉斯泰韦雷的古老贫民窟地区，从罗马古老

    的国王时期开始，那儿的犹太人就从事捡破烂和流动叫卖，竭力维持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里的犹太富人与最穷的人几乎比邻而居，就像

    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30个大家族，圣殿派，他们的祖先可以追

    溯至1900年前的提图斯皇帝时期，当时他们是在圣殿被毁后被锁链锁

    着押到罗马的。那座壮观的教堂轮流以利用、迫害和保护的态度对待

    他们，罗马犹太人就居住在它的阴影之下。他们力图既反抗它，又与

    它和谐相处，于是他们最重要的那座犹太会堂——位于台伯滨河路，

    就在古老贫民窟的大门外——是意大利巴洛克教堂风格的恢宏运用。

    1986年4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那儿成为第一位出席犹太会堂礼拜

    的教皇， 与罗马的首席拉比轮流朗读《诗篇》。他对犹太会众

    说：“你们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是我们的兄

    长。”他的意图良好，而且强调“兄长”有点儿太贴切了。

    在法国，战后一段时期无可否认地见证了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

    长。法国战前的犹太人口是34万人，纳粹及其维希盟友杀害了其中9万

    人；法国根基牢固和高度同化的本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量驱逐难

    民提供了合作，这种认识为这场悲剧平添怨恨。但在战后30年间，从

    伊斯兰世界大量涌入的塞法迪移民至少弥补了这种损失：2.5万人来自

    埃及，6.5万人来自摩洛哥，8万人来自突尼斯，12万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以及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人数相对较少却依

    然可观。结果，法国犹太人的数量翻了不止一番，超过67万，成为世

    界上第四大犹太社会。

    这种规模巨大的人口扩张势必伴随深刻的文化变迁。法国犹太人

    一直是最主张民族同化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使其几乎完全认同共和

    制度以来。维希政府统治时期很多法国人行为败坏，导致人们有些丧

    失信心，其中一项指标是法国犹太人在1945—1957年改名的人数是

    1803—1942年整个时期的6倍。[74]即便如此，人数也不多，极端同化

    依然是法国犹太人的突出特征，即使是在战后时期。类似雷蒙·阿隆

    等作家站在了法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安静、低调及非常老练的犹太中

    高阶层输送出了著名的总理，比如第四共和国的勒内·梅耶和皮埃尔

    ·孟戴斯-弗朗斯，第五共和国的米歇尔·德勃雷和洛朗·法比尤斯。

    不过，从非洲涌入的塞法迪犹太人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犹太人的犹太

    性。他们大多或许会讲法语，不过能够阅读希伯来语的比例很高。19

    世纪的法国犹太人有一个“三代理论”：“祖父相信，父亲怀疑，儿

    子否认。祖父用希伯来语祈祷，父亲用法语读祈祷文，儿子根本不祈

    祷。祖父过所有节日，父亲过赎罪日，儿子什么节日都不过。祖父依

    然是犹太人，父亲被同化，儿子已经成为纯粹的自然神论者……如果

    他没有变成无神论者、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话。”[75]在战后的法国，这种理论不再奏效。儿子如今可能宁可

    回归祖父的宗教，把父亲孤零零地留在他的不可知论里面。阿尔及利

    亚犹太人涌入，在南部复兴了已经或正在消亡的中世纪社会。比如，

    1970年，著名作曲家达律斯·米约为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一座新犹

    太会堂放下基石——原来的犹太会堂在战时被卖掉并被改成新教教

    堂。[76]新犹太会堂不是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性复兴的唯一标志。20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古老的世界以色列联盟的领导人倾向于成为对国内

    外犹太事业采取激进态度的虔信犹太人，遵守律法和学习希伯来语的

    犹太人比例相较过去要高得多。法国反犹运动持续不息的余波，尽管

    比20世纪30年代微弱，却让犹太人的战斗性趋于加强。等到它发现了

    议会形式，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布热德分子或80年代的国民阵线，犹

    太组织便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维护犹太人的坚定信念。1980年10月3

    日，科佩尔尼克街的自由主义犹太会堂遭遇炸弹袭击，它是当时据说

    是为促进犹太复兴服务的几座犹太会堂之一。法国犹太人即使正被非

    洲移民扩充，但本身依然鲜明地抵制犹太复国主义：法国犹太人实际

    上不会有人去以色列居住。但他们本身还是支持以色列1956年、1967

    年、1973年，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挣扎求生。如果认为法国政府做出

    了不利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利益的政策，他们就会激烈反对。他们第

    一次在法国组建了犹太人游说团体，而且在1981年选举时，犹太人的

    选票是替换掉管理法国23年的戴高乐主义右翼政权的重要因素。全新

    的、更加积极和显眼的犹太权势集团在法国出现，它意识到了自己的

    人数力量和活力，可能将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遍及流散犹太人的意见

    方面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流散犹太人中，强有力的法国声音受人欢迎，尤其是在德国声音由于希特勒的时代而近乎沉寂之后。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随着意第绪语的衰落，流散的声音定然是英语。1646年犹太人返回英国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如今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犹太人说英语，85万人在英联邦国家（外加南非），将近600万人在美国。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贝尔福宣言》和托管，犹太人历史上真正的英国时刻随之到来，也随之成为过往。英国犹太人成为且依旧是主要犹太人当中最稳定、最满足和遭受威胁最少的。20世纪30年代，它接纳了9万名难民，使它的数量达到了最高，从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30万人扩充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远超40万人。可是，与意大利犹太人一样，脆弱的人口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越发明显。比如，1961—1965年，英国犹太会堂的平均结婚率是4.0‰，而全国的平均率是7.5‰。犹太人的总数从1967年的41万人下滑至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40万人，80年代后半叶可能降至不足35万人。现代的英国犹太人不缺活力。犹太企业在金融界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娱乐、房地产、服装鞋类和零售行业举足轻重。它创建了格拉纳达电视这样的全国机构。西夫家族把成功企业马克斯-斯潘塞百货公司打造成为战后英国商业界最经久不衰（和最大众化）的成就，温斯托克勋爵把通用电气改造为英国最大的公司。犹太人在书刊报纸出版行业表现积极。他们出版了最好的流散犹太人期刊《犹太纪事》。他们越来越多地坐进了上议院的席位（虽然只是少数）。20世纪80年代中叶，坐进英国内阁的犹太人一度不下5位。但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并未体现在生儿育女上，也没有凝聚成流散犹太人中或者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作用的首要影响力。在这方面，英国犹太人表现得，或许是不得不表现得跟英国一样：把火炬传给了美国。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美国犹太人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扩展及

    巩固与以色列的建国同样重要，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更加重要。因

    为，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就为疲惫的流散犹太人提供了永远敞开

    的庇护所，用主权决定和捍卫他们的命运，那么美国犹太人的发展则

    获得了全然不同的权力，让犹太人在塑造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策方

    面发挥重要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作用。这不是宫廷犹太人那种不堪一

    击的影响力，而是民主游说和人口形势带来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

    叶，美国的犹太人口是5780960。这个比例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7%，但

    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大城市，众所周知，比起

    小城镇、村庄和乡村地区，大城市能够发挥更大的文化、社会、经

    济，甚至政治影响力。临近20世纪末叶，犹太人依然是大城市居民。

    特拉维夫-雅法有39.4万人，巴黎有超过30万人，莫斯科有28.5万人，

    大伦敦有28万人，耶路撒冷有27.2万人，基辅有21万人，列宁格勒有

    16.5万人，蒙特利尔有11.5万人，多伦多有11.5万人。但美国犹太人

    集中在城市的现象最明显。大都会纽约有199.8万名犹太人，目前为止

    都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城市。数量第二的是拥有45.5万名犹太

    人的洛杉矶。接下来是费城（29.5万人）、芝加哥（25.3万人）、迈

    阿密（22.5万人）、波士顿（17万人）和华盛顿特区（16万人）。犹

    太人口超过1万人的美国城市共有69座。在重要的州也有一种人口集中现象。在纽约州，犹太人有2143485人，占人口的12%。这个比例，新泽西是6%，佛罗里达是4.6%，马里兰是4.5%，马萨诸塞是4.4%，宾夕法尼亚是3.6%，加利福尼亚是3.1%，伊利诺伊是2.4%。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少数种族的投票中，犹太人的投票是最有组织性的、最容易响应领袖指引的，也是最有可能有效运用自身力量的。

    但是，犹太选民，无论多么经验老到，他们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可能还是被夸大了。从1932年开始，犹太人把绝大多数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有时比例高达85%～90%。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犹太人对民主党的总统或政策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犹太选民始终忠实地支持民主党似乎越来越多的是基于情感和历史，而非该群体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稍微让选举专家们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犹太人依然投票给民主党，不过票数已经降至60%左右。在1984年的选举中，他们是唯一给予民主党候选人多数支持的宗教群体（除了无神论者之外）和唯一的少数种族群体（除了黑人之外）。犹太人投票的原因不是为了公共经济或对外政策，而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尚存同情之心。[77]截至20世纪的最后25年，“犹太游说团体”的概念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说。

    犹太公民与美国整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重

    要得多：犹太少数种族成了美国社会的核心成分。整个20世纪，美国

    犹太人始终在充分利用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大门，上大学，成为医

    生、律师、教师、各类专业人员、政客和公务员，在金融和商业行业

    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风生水起。他们通常在私营企业界，印刷、出版、

    广播和娱乐业，还有精神生活方面，尤其如鱼得水。他们在某些领域

    独占鳌头，如小说创作。他们在各个地方都为数众多，事业成功。后

    来，慢慢地，20世纪后半叶，与更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精英

    一样，这个成功精英阶层的文化影响无处不在、普遍深入。犹太人在

    美国社会不再是游说团体。他们成为这个自然有机体自身的一部分，

    一只手臂，还是一支有力的手臂。他们不仅从美国主体外部向内经

    营，而且开始从内部向外经营。由于他们拥有民主、宽容和自由主义

    的历史传统，他们一定程度上在美国扮演了辉格党在英国曾经扮演的

    角色：通过为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提供开明服务以此为其特权寻找道德

    合理性的精英。简言之，他们不再是追求权利的少数派，而是授予权

    利的多数派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从影响领导

    权转变为行使领导权。

    因此，在美国文化中明确区分出犹太因素变得很困难。它们已经

    成为其中不可或缺、和谐统一的一部分。识别出所谓回应犹太人利益

    的美国政策甚至更加困难。这样的利益一般会变得与美国整体利益越

    发相连相通。这种原则对以色列的情况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无须再

    劝说美国领导人为以色列的生存权做担保。那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

    是自由民主的孤独前哨，在普遍无视这种价值观的地区支撑法治和行

    为的文明标准。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是自然和必然的，唯一的争论

    是如何最明智地提供支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现实如此，以

    色列依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盟友、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即使没有美国犹太社会的存在。

    但美国的犹太社会确实存在，而且它在流散犹太人中取得了独特

    地位，凭借的不仅是它的规模，还有它的特性。它是一个完全同化的

    社会，却依然保留着犹太人的意识。它的成员认为自己既是完全的美

    国人又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样的现象。美国发展

    和构成的独特环境使其成为可能。犹太人，永远的“外人和寄居的

    人”，最终在一个所有人都是外人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永久居所。由

    于所有人都是外人，所有人都有类似的居住权，一直到所有人都可以

    同样平等地称其为家乡。还有，美国是第一个能让犹太人居住其间并

    发现他们的宗教和宗教仪式具有优势的地方，因为所有灌输公民道德

    的宗教都得到了礼遇。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美国还以自己无所不

    包的宗教为荣，或许可以称之为民主法律，一部世俗的《托拉》，是

    犹太人可以出色遵守胜任的。出于这一切原因，把美国犹太社会看作

    流散犹太人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误导。美国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美国

    人，尤胜以色列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

    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因为除了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严格意义上的流散犹

    太人以外，美国犹太人开始形成全新的犹太巨鼎的第三条腿，整个民

    族的安全和未来同样要由它来支撑。三条腿分别是流散犹太人、已经

    集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在美国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犹太

    人。

    俄国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截然相反。在美国，犹太人促使自己成

    为国家的主人；而在俄国，国家是他们的主人。研究犹太人的历史，

    我们学到的一课是，反犹主义腐化了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它腐化了多

    明我会修士，也同样腐化了贪婪的国王，它让纳粹国家变成一个痛苦

    呻吟的腐败社会。但它对俄国的腐化作用之明显，是任何地方都无法

    比拟的。如前所述，沙皇的反犹法律让轻微的腐败行为无处不在。从

    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道德腐蚀。因为在折磨犹

    太人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变成一个习惯于封闭、压迫和高度官僚化的

    控制系统。它控制国内运动和犹太人的住处，控制他们上学的权利还

    有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内容，控制他们进入行业或机构的权利、出售劳

    动力的权利、创业或开公司的权利、礼拜的权利、加入组织的权利，

    还有从事其他各种数不清的活动的权利。这套系统运用骇人听闻、无

    处不在的控制手段，掌控一个不受欢迎、社会地位低下的少数种族的

    生活，残酷侵犯他们的家园和家庭。

    ※※※

    南非的发展是利用大规模资本将原始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杰出

    例子。19世纪60年代，金伯利发现钻石矿区，20年后，兰德发现金

    矿，南非开启了内部矿产财富的大门，在此之前，它还是个闭塞的乡

    村地区。改变南非命运的是矿业融资公司，这是一种新的金融机构，

    它可以集中所有权并在高科技深井开采方面募集和调动巨额资金。这

    种机构原本是由英国人塞西尔·罗得山发明的。但犹太人一直对宝石

    （尤其是钻石）和金银行业有所涉足，他们在南非的深层矿井和募集

    资金采矿的金融体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78]阿尔弗雷德·拜特、巴

    尼·巴纳托、路易·科恩、利昂内尔·菲利普、朱利叶斯·韦纳、索

    利·乔尔、阿道夫·格尔茨、乔治·阿尔布和阿贝·贝利等人将南非

    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富裕的矿业经济体。以埃内斯特·奥本海默

    为首的第二代矿业金融家巩固并拓展了这一成就。[79]

    犹太人在兰德的日进斗金（有时会亏本）勾起了强烈的嫉妒和愤

    恨。批评的声音中就有左翼辩论家，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时前往南非

    为《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战争的J.A.霍布森（J.A.Hobson）。霍布森

    认为犹太人“几乎毫无社会道德”，拥有“精于算计的超群智力，这

    是他们的民族遗产”，因而能够“利用所在社会的每个空子、每件蠢

    事和每项缺点”。[80]在南非，在他看来无处不在的犹太人的活动让他

    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写道，官方数据显示约翰内斯堡只有7000名犹太

    人，但“店面和商号、市场、酒馆、时髦市郊住宅‘门阶’足以证明

    那支被拣选民族的大量存在”。尤其令他感到气愤的是，他发现，证

    券交易所赎罪日关门。19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南非战争：前因后

    果》，将战争归咎于“一小撮国际金融家，主要是德国血统的犹太

    人”。“为了让由矿主和投机者组成的小型国际寡头组织在比勒陀利

    亚掌权”，英国军队浴血奋战，牺牲在沙场。“新的耶路撒冷，”他

    厌恶地写道，“不是汉堡，不是维也纳，不是法兰克福，而是约翰内

    斯堡。”[81]

    霍布森对战争根源的解释是错误的。这场冲突，可以预见，是矿

    主们的灾难。至于犹太人，整部现代史都能证明他们无论是性格使然

    还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都非常爱好和平，尤其是他们以金融家的身份出

    现时。可是，同其他阴谋论者一样，霍布森对事实不感兴趣，他感兴

    趣的只是自己的概念是否吸引人。两年后，他把自己的理论扩写成一

    本著名的书——《帝国主义研究》，揭示国际金融资本是殖民地和战

    争背后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虫”这一章是他的理论核

    心，其中包括以下关键段落：

    那些大企业——银行业、经纪业、票据贴现、融资贷款、企业推

    广——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它们被各组织之间最牢固的

    纽带连接，彼此始终保持最密切和最快捷的联系，它们位于各个国家

    商业资本的正中心。就欧洲而言，主要被背后拥有几百年金融经验的

    特殊种族控制，因此这些企业处于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独特地位。除

    非经过他们的同意或者通过他们的机构，否则大规模资本不可能迅速

    形成方向性。有没有人认真地想过，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集团坚

    决反对，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承受一场大战吗，可以发放一笔

    巨额国债吗？[82]

    ※※※

    阿拉伯人公开出版《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小册子。从20世纪20

    年代以后，这本小册子已经以无数不同的版本发表，在阿拉伯世界广

    为流传。从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诸多阿拉

    伯领导人手里都有这本小册子。纳赛尔显然是相信了，1957年，他对

    一名印度记者说：“这书你必须看看，我给你一本。它确凿无疑地证

    明，3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之间全都认识，他们掌控着欧洲大陆

    的命运，而且他们就从自己的随从中选择继任者。”[83]这本书让纳赛

    尔大为触动，以至于1967年前后，他的兄弟又出版了一种阿拉伯版

    本。阿拉伯学校的教科书和阿拉伯军队的培训资料就有这本小册子的

    节选和概述。[84]1972年，它的另外一个版本还出现在贝鲁特图书畅销

    榜的榜首位置。

    应该补充的是，这些版本都是为阿拉伯读者专门编辑的，还在巴

    勒斯坦问题的前因后果中介绍了那些长老。《锡安长老会纪要》并非

    战后阿拉伯世界唯一继续流传的反犹作品。1890年在开罗以《自由号

    角声中无辜者的哭泣》为题目出版的血祭诽谤资料，到了1962年，作

    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47]政府所谓的《塔木德人牲》的官方出版物重新

    浮出水面。[85]血祭毁谤的确会在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定期重现。[86]

    但《锡安长老会纪要》依然是最热门的，而且不只是在阿拉伯伊斯兰

    教国家。1967年，它在巴基斯坦出版，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上台以后，伊朗政府及其大使馆也对其广泛

    利用。1984年5月，他那份印制了《锡安长老会纪要》摘录的出版物

    《伊玛目》谴责英国特遣部队在福克兰遵照锡安长老的建议犯下暴

    行。[87]霍梅尼的宣传通常把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描绘成撒旦散发

    的能量，说它已经“到处活动了很多个世纪，对人类社会和价值观犯

    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滔天罪行”。霍梅尼遵循中世纪的路线，即犹太

    人是劣等人或非人类，甚至反人类，因此是一种可以消灭的生物品

    种。但他的反犹主义思路混乱，总是在简单的反犹太教、伊斯兰教宗

    派主义（统治敌国伊拉克的逊尼派穆斯林不仅自己是魔鬼，而且还是

    犹太复国主义的傀儡）和对“大撒旦”美国的仇恨之间徘徊。他发现

    很难判定是撒旦通过犹太人操纵华盛顿，还是反过来。

    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反复的口头诽谤迟早会有暴

    力行为的跟随。几个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反犹作品掀起它们的可

    怕浪头，再以犹太人的流血达到高潮。虽然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残

    暴程度独一无二，不过19世纪的反犹理论依然对此有所预兆。

    对世俗锡安的需求在其历史的最初40年有增无减。建立世俗锡安

    是为了接收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为了在大屠杀的余波中安置受到严

    重打击的幸存者。它还要负责接纳那些被赶出来的阿拉伯犹太人。单

    单已经付诸实现的这些目标就能够证明它存在的正当性。

    以色列国还需要实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目标。它是全世界处于危险

    当中的犹太人的主权避难所。它是已经在其国境内集合的犹太人的守

    护者。它是大屠杀不会再次发生的唯一有形保障。它得到了美国可靠

    的保护承诺，但一个主权国家最后一定要依靠自己的防御能力。因此

    以色列不得不掌握某种手段，可以对潜在的攻击者施以其难以承受的

    破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如果大卫不得不遭遇歌利亚，那么他必须

    有一把甩石的机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科学家在制造出第一

    批核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希特勒会率

    先研制出原子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们打造出了核能力，

    这种能力的存在虽然秘而不宣，但在它将发挥最大作用的消息渠道

    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以色列就有能力来完成形势赋予它的第

    二大新任务。

    可是，用这种残酷的腔调总结犹太人的历史是错误的。犹太人的

    历史呈现出来的是高潮和灾难的交替。它可以被视为耐心的研究、富

    有成效的勤奋和团体惯例的连续统一体，其中大多是没有记录的。快

    乐沉寂的时候，悲伤就会发出声音。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4000

    年以来，犹太人证明自己不仅是伟大的幸存者，而且得心应手地适应

    社会——在各个社会之间，他们被命运推来搡去——和不断创造他们

    可以给予的舒适的人类物质条件。让贫穷变得富足，让财富人性化，

    或者让不幸变成创新的理由，在这些方面没有人能比犹太人更有创造

    力。这种能力源于充分和精妙的道德哲学，正因为它被看作能够为共

    同拥有它的人解决问题，所以这种道德哲学千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

    古往今来，无数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负担下呻吟。但他们还是会继续背

    负着它，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知道，是它在背负他们。犹太人是

    幸存者，因为他们拥有幸存的法则。

    因此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犹太教始终要比它的信徒总和重要。

    犹太教创造了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创造了犹太教。正如哲学家莱昂

    ·罗特所说：“先有犹太教。它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份计划，犹太

    人就是实施这个计划的工具。”[88]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具体事实的记

    录，还是抽象概念的记录。犹太人相信自己是被创造出来并受命成为

    非犹太人的光，他们已经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服从。无论是从宗教

    角度或世俗角度考虑，他们的成果都卓越非凡。犹太人为世界提供了

    伦理一神论，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对神学的理性运用。在比较世俗的时

    代，他们将合理化原则运用至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经常超前于人类

    的其他种族。因而，他们散发出来的光亮既给人启迪，又令人不安，

    因为它揭示出关于人类精神及提升精神的方式的痛苦真相。犹太人是

    著名的说真话的人，那也是他们招致如此仇恨的一个原因。先知会被

    畏惧，有时会被尊崇，但他们何时会被喜爱呢？但先知定会预言，犹

    太人也会坚持追求他们眼中的真理，不管它通向何方。犹太人的历

    史，要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教导我们，人类的存在确实有一

    个目的，我们不只是如野兽那般只是要经历生死才来到这个世上。为

    了继续给造物赋予意义，犹太人会从《约书亚记》杰出的第1章中重复

    三次的训谕中得到安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89]

    结语

    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将亚伯拉罕描述为“一个非常睿智的

    人”，“比他那个年代的其他人怀有更高的善念”，因此他“决定彻

    底改变当时所有人对神的看法”。总结犹太人4000年历史的一个办法

    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亚伯拉罕不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或

    者如果他一直居住在乌尔并自己保守住更高的善念，如果没有出现这

    支独特的犹太民族，那么人类将会怎样？没有犹太人的世界肯定是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人类或许最终也会产生犹太人所有的思想，但是我

    们不能确定。所有伟大的智慧概念发现一经提出，似乎都显而易见，

    似乎都必然如此，但它仍需要一位特别的天才第一次提出系统的阐

    述。犹太人就有这种天赋。因为犹太人，我们才有法律面前——不管

    是神的律法还是人的法律——人人平等的观念，才有生命神圣和人有

    尊严的观念，才有个人良知和个人救赎的观念，才有集体良知和社会

    责任的观念，才有和平是抽象的理想、爱是正义的基础的观念，以及

    其他种种构成人类心灵基本道德框架的观念。如果没有犹太人，这个

    世界就会空洞许多。

    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对未知进行合理化解释。结

    果就是一神论和信奉一神论的三大宗教。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

    有这些宗教，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对未知的理智洞察力也不会停留在

    一神论的概念上。一神论本身的确可以被视作引导人们通向把神完全

    撇开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犹太人先是把偶像众神合理化为一个至高

    无上的存在；然后开始踏上让他合理化消失的过程。用历史的终极眼

    光来看，亚伯拉罕和摩西可能看上去都不及斯宾诺莎重要。因为犹太

    人对人类的影响千变万化。在古代，他们是伟大的宗教和道德创新

    者。在黑暗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早期，他们依然是传递稀有知识技术的

    先进民族。渐渐地，他们被推下了先锋的位置，落到了后面，直到18

    世纪末叶，他们在人类的文明队列中一直被视作衰败、蒙昧的落后分

    子。但是接下来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创造力第二次爆发。突破了他

    们的贫民窟，他们再次传递人类思想，这一次是在世俗的世界。现代

    世界的精神结构同样有很多是犹太人构成的。

    犹太人不只是创新者。他们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标本和缩影。他

    们似乎以一种突出、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所有无法避免的人类困境。他

    们是典型的“外人和寄居的人”。但是，身处这颗星球的我们难道不

    是如此？我们拥有的只是一辈子的租住权。犹太人是无家可归和脆弱

    的人类的象征。但是整个地球不过就是一座临时的难民营吗？犹太人

    是追求完美的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此同时又是渴望“肉锅”和安全

    的脆弱的男男女女。他们想要遵守上帝那些不可能做到的律法，他们

    还想要生存。古代的犹太王国中存在一种困境，想要将神权政体的美

    德和能够保卫自己国家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

    困境再次以以色列的形式出现，以色列的成立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

    想，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它只能冷酷无情，才能在敌意环伺的世界上

    生存。但这一点难道不是影响所有人类社会的老问题吗？我们全都想

    要建设耶路撒冷，我们全都想要回到平原诸城。犹太人的角色似乎把

    人类这些共同的经历集中起来并戏剧化地呈现出来，把他们注定的命

    运变成通用的寓意。但是如果犹太人扮演了这个角色，又是谁为他们

    写下的剧本呢？

    历史学家应该有意识地在事件中寻找天意模式。这些事件实在太

    容易被发现了，因为我们是轻信的生物，生来就是要相信，具有容易

    生成和重新排列数据以适应所有玄奥计划的强大想象力。而过度怀疑

    会导致严重程度不下于轻信的曲解。历史学家应该考虑各种形式的证

    据，包括那些是或者看上去是形而上学的证据。如果最早的犹太人能

    够与我们一起探究他们子孙的历史，他们会发现其中没什么可奇怪

    的。他们一直知道，犹太社会受命担任整个人类的试点项目。犹太人

    的困境、戏剧性事件和灾难，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非同一般的，但

    那似乎只对他们才是自然而然的。犹太人在1000多年以来招致了如此

    空前且实在莫名的仇恨，令人遗憾却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犹太人

    竟然还存在，在其他那些古代民族或转变或消失在历史的记忆深处之

    后，这完全不出所料。不然它会怎么样呢？上帝颁布律法，犹太人遵

    守律法。历史学家可能会说：没有天意那种东西。也许没有。但处于

    如此历史变迁之中的人类信念，如果足够强大和顽强，本身就是一种

    力量，能够推动事件的铰链，移动它们。犹太人怀着如此巨大的热

    情、如此万众一心地相信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长此以往他们也就

    真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确实担当着一个角色，因为他们为自

    己写下了剧本。也许，那里面就存放着犹太人历史故事的内核。

    [1]Amos 3：2..

    [2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180—182.

    [3 ]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 Jews and the

    Nazi Legacy（London 1986），162ff.

    [4]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1040.

    [5]Churchill to Sir Edward Grigg， 12 July 1944；Monty

    Noam Penkower, The Jews Were Expendable：Free World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Chicago 1983），ch. 1，‘The Struggle for

    an Allied Jewish Fighting Force’，3ff.

    [6]Evelyn Waugh, The Holy Places（London 1952），2.

    [7]Eric Silver, Begin（London 1984），8.

    [8]Menachem Begin, White Nights（New York 1977）.

    [9]Michael Bar-Zohar, Ben Gurion： A Biography（ London

    1978），129.

    [10]Thurston Clarke, By Blood and Fire（London 1981），

    116.

    [11]Silver, op. cit.，67—72.

    [12 ]Nicholas Bethell, The Palestine Triangle ：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British, the Jews and the Arabs（London

    1979），261ff.

    [13 ]Michael J.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Princeton 1982），270—276，for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withdraw.

    [14]Alfred Steinberg, The Man from Missouri：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S. Truman（New York 1952），301.

    [15]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324，344，

    348.

    [16]Petroleum Times, June 1948.

    [17 ]Rony E. Gabbay,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Arab-

    Jewish Conflict（Geneva 1959），92—93.

    [18 ]Edward Luttwak and Dan Horowitz, The Israeli

    Army（New York 1975），23ff.

    [19]For the course of the fghting see Edgar O’Ballance,

    The Arab-Israeli War 1948（London 1956）.

    [20 ]Jabotinsky Archives；quoted in Silver, op. cit. ，

    90.

    [21 ]For an account of the Deir Yassin affair,

    seeibid.，88—95.

    [22 ]See maps and fgures on the proven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Arab and Jewish refugees in Martin Gilbert,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 Its History in Maps （ London

    1974），49，50.

    [23]Cairo Radio，19 July 1957.

    [24]Genesis 15：1—6；12：1—3.

    [25]Gilbert, op. cit.，11，for map of 1919 proposal.See

    also map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315—316.

    [26]Gilbert, op. cit.，24，for map of Peel proposal.

    [27]Quoted in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in

    Judaism（Berkeley 1982），114—115；see also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the Jewish State（2nd edn, Harvard 1969），41ff.

    [28 ]For the Sinai War see Chaim Herzog, The Arab-

    Israeli Wars（London 1982）.

    [29]For the Six Day War see Terence Prittie, Israel：

    Miracle in the Desert（2nd edn, London 1968）.

    [30]For the Yom Kippur War see Herzog, op. cit.

    [31 ]For the Israel-Egypt peace negotiations see two

    eye-witness accounts, Moshe Dayan, Breakthrough （ London

    1981）；Ezer Weizman, The Battle for Peace（New York 1981）.

    [32]Quoted in S. Clement Leslie, The Rift in Israel：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Secular Democracy （ London 1971 ） ，

    63ff.

    [33]Amos Perlmutter, Israel： the Partitioned State：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1900 （ New York 1985 ） ， ch. 7；

    R.J.Isaacs, Israel Divided ： Ideological Politics in the

    Jewish State（Baltimore 1976），66ff.

    [34]Text of the Law of Return（as amended 1954，1970）

    is given in Philip S. Alexander,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Manchester 1984），166—167.

    [35]For this ruling see ibid.，168—171.

    [36]For immigrants from Europe see map in Gilbert, op.

    cit. ， 51；detailed immigration figures up to 1970 are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x，534—546.

    [37 ]B. C.Kaganoff, A Dictionary of Jewish Names and

    their History（London 1977）.

    [38]Bar-Zohar, op. cit.，171—172.

    [39]Silver, op. cit.，99—108.

    [40 ]Dan Horowitz and Moshe Lissak, Origins of the

    Israeli Polity：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Chicago 1978）.

    [41 ]Emile Marmorstein, Heaven at Bay ： The Jewish

    Kulturkampf in the Holy Land（Oxford 1969），142—143.

    [42 ]For Ben Gurion’s struggles see Perlmutter, op.

    cit.，15—17，131—135.

    [43]Quoted inibid.，145.

    [44]Speech in the Knesset，20 June 1977.

    [45 ]‘With Gershom Scholem ： An Interview’ ， in W.

    J.Dannhauser （ ed. ） ， Gershom Scholem ：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New York 1976）.

    [46]Marmorstein, op. cit.，80—89.

    [47]Ibid.，108ff.

    [48]I. Domb, Transformations（London 1958）.

    [49 ]Solomon Granzfried, Kissor Shulan’Arukh, ch. 72 ，

    paras 1—2.

    [50]Leslie, op. cit.，52ff.

    [51 ]Z. E.Kurzweil, Modern Trends in Jewish

    Education（London 1964），257ff.

    [52]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144.

    [53 ]Case quoted in Chaim Bermant, On the Other

    Hand（London 1982），55.

    [54]Quoted inibid.，56.

    [55]Quoted in Leslie, op. cit.，62.

    [56]Numbers 5：2—3.

    [57]Numbers 19：17—18.

    [58]N. H.Snaith, Leviticus and Numbers（London 1967），

    270—274.

    [59 ]Immanuel Jacobovits, The Timely and the

    Timeless（London 1977），291.

    [60]I Chronicles 28：19.

    [61]For the arguments, see Jacobovits, op. cit.，292—

    294.

    [62]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994.

    [63 ]Such as Richard Harwood,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 New York 1974 ） and Arthur Butz, 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1977）.

    [64]For the charges see Moshe Pearlman, The Capture and

    Trial of Adolf Eichmann（London 1963），appendix 633—643.

    [65]Ibid.，85.

    [66]Ibid.，627.

    [67 ]Hanoch Smith ， ‘Israeli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Public Opinion（December—January 1984）.

    [68]Quoted in John C. Merkle, The Genesis of Faith：The

    Depth Theology of Abraham Joshua Herschel（New York 1985），

    11.

    [69]Cohen, op. cit.，6—7.

    [70 ]See the useful map ，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1984’，in Howard Sachar, Diaspora（New York 1985），485—486.

    [71 ]H. S.Kehimkan, History of the Bene Israel of

    India（Tel Aviv 1937）.

    [72]For Indian Jews see Schifra Strizower, The Children

    of Israel：The Bene Israel of Bombay（Oxford 1971）and Exotic

    Jewish Communities（London 1962）.

    [73]Quoted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138—1139.

    [74]P. Lévy, Les Noms des Isra lites en France（Paris 1960），75—76.

    [75]Quoted in P. Girard, Les Juifs de France de 1789 à 1860（Paris 1976），172.

    [76 ]Domenique Schnapper, Jewish Institutions in France（trans.，Chicago 1982），167，note 22.

    [77]Irving Kristol，‘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America Jews’，Commentary（July 1984）；Milton Himmelfarb，‘Another Look at the Jewish Vote’，Commentary（December 1985）.

    [78]D. M.Schreuder, The Scramble for Southern Africa，

    1877—1895 （ Oxford 1980 ） ， 181ff.；Freda Troup, South Africa：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London 1972），153ff.

    [79 ]For the Jewish pioneers see Geoffrey Wheatcroft, The Randlords：The Men WhoMade South Africa（London 1985），51ff.，202ff.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see Theodore Gregory, Ernest Oppenheim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frica（New York 1977）.

    [80]Quoted in Wheatcroft, op. cit.，205 footnote.

    [81]J. A.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Its Cause and Effects（London 1900），esp.part II, ch.1，‘For Whom Are We Fighting?’

    [82]J. A.Hobson, Imperialism：A Study（London 1902），64.
    [83]R. K.Karanjia, Arab Dawn（Bombay 1958）；quoted in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 177.See Y.Harkabi’s important compilation, Arab Attitudes to Israel（Jerusalem 1976）.
    [84]For instance The Palestine Problem（1964）published by the Jordan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a handbook under a similar title put out by the Indoctrination Directorate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rmed Forces.
    [85]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138，147.
    [86 ]D. F.Green （ ed. ） ， Arab Thelogians on Jews and Israel（3rd edn, Geneva 1976），92—93.
    [87]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181.
    [88]Leon Roth, Judaism：A Portrait（London 1960）.
    [89]Joshua 1：9.

    [1]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犹太人，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还是一位小说家。
    [2]中伦敦的一个地区。
    [3]18—19世纪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支系的君主立宪主义分子。
    [4]1867—1914年土耳其政府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
    [5]1809—1898年，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4次出任英国首相。
    [6]罗马天主教行乞修士方济各修会的3个独立分支之一。
    [7]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8]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译者注

    [9]当时的德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现称弗罗茨瓦夫。——译者注

    [10]1772—1829年，德国作家。——译者注

    [11]《圣经》中提到的腓尼基等地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译者注

    [12]俄国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于1879年8月从土地和自由社中分裂而来。——译者注

    [13]指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译者注

    [14]坚信礼（Confrmation），一种基督教仪式。根据基督教教义，孩子在一个月时受洗礼，13岁时受坚信礼。
    [15]古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善语言，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面貌。——译者注
    [16]赫茨尔于20世纪初成立的一个财政机构，旨在在巴勒斯坦地区推广犹太复国主义。——译者注
    [17]阿莱维的《犹太女》（1835）创造了新的法国歌剧形式。女儿吉纳维芙嫁给他的得意门生乔治·比才，后来成为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他的侄子卢多维克·阿莱维是法国最红歌剧、比才的《卡门》的剧本作者。他的侄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利·阿莱维。参见米尔娜·切斯的《埃利·阿莱维：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哥伦比亚，1980）。——原注

    [18]犹太人服务组织，1843年成立于纽约市，在世界许多国家设有男、女及青年分支组织。
    [19]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1977年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
    [20]莫里斯·德·希尔施（1831—1896），德国犹太金融家和慈善家，犹太垦殖协会的创建者。
    [21]马可尼丑闻，发生于1912年的英国政坛丑闻（文中1911年疑为作者笔误），政府多名高官被指控以不正当方式利用政府关于马可尼公司的意向信息谋取利益。
    [22]简单来说就是渐进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支。
    [23]出自苏格兰解剖学家、动物学家、人种学者和医生罗伯特·诺克斯的《人种论》。
    [24]Aliyah，通常译为阿利亚，原意为“上行”“登阶”，指当一个人愿意成为犹太人时，他会被邀请登上讲经台读经文。后来演变为“回归以色列”的意思。自1880年代起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共有五波阿利亚运动。
    [25]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译者注

    [26]古代波斯的距离单位。——译者注
    [27]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译者注
    [28]土耳其和某些近东国家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译者注
    [29]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1882—1965），美国著名法学家，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30]查尔斯·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31]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译者注
    [32]麦迪逊·格兰特（1865—1937），美国律师，主要以作为优生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工作而闻名。
    [33]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电影摄影机可装上胶片，供一人观赏，因此摄影机与放映机实为一体。——译者注
    [34]阿尔·卡彭（1899—1947），20世纪20—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黑手党老大，绰号“疤脸”，1925—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使其成为最成功的犯罪集团。
    [35]达蒙·鲁尼恩（1884—1946），美国记者及短篇小说家。
    [36]托马斯·E.杜威（1902—1971），美国政治家，1943年到1955年担任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
    [37]弗里茨·斯特恩（1926—2016），出生在德国的美国历史学家。
    [38]1920年，德国兄弟会在艾泽纳赫召开大会，把他们的种族排斥扩展至所有嫁给犹太人或有色人种的成员。
    [39]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外长。——译者注
    [40]指1918年至1933年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及纳粹党上台执政后结束。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而得名。
    [41]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从1925年起担任德国总统，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
    [42]乔治·格罗斯（1893—1959），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新客观现实派的代表人物。
    [43]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建立的傀儡政权。——译者注

    [44]拉丁人和萨宾人同为古罗马文明的创建者。两大部族曾冲突不断，相传有一次拉丁人劫掠了大批萨宾妇女为妻，于是萨宾人进攻罗马进行报复，已为人妻母的萨宾妇女苦劝丈夫与父兄和好，最终促成两个部族的融合。——译者注

    [45]詹姆斯·阿吉（1909—1955），美国小说家、记者、诗人、编剧和电影评论家。
    [46]伊夫林·沃（1903—1966），英国小说、传记和游记作家，多产的记者和书籍评论家。
    [47]埃及的旧称。

    术语

    哈加达（Aggadah）：相对于法典本身（哈拉哈），指犹太法典《塔木德》中的非法典部分及米德拉西、轶事、民俗故事、传说，等等。
    阿利亚（Aliyah）：“升起”；移居以色列；被召唤至犹太会堂读经文。
    当地人（Am Ha-arez）：字面意思“此地的民”；意为“当地人”，有时含贬义，表示无知；大众；所有民众。
    阿摩拉（Amoraim）：3世纪至6世纪编集《革马拉》的犹太学者。

    阿什克纳齐（Ashkenazi）：德系犹太人；西欧、中欧和东欧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相对应。

    圣名拉比（Ba’al shem）：“主的圣名”；懂得如何使用“圣名”力量的喀巴拉学者；学者，通常是哈西德派教徒。

    “ 小” （ Bar ） ： 人名中“ 儿子” （ 阿拉姆语） 的意思，与“Ben”（希伯来语）同义。

    受戒礼（Bar-mitzvah）：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儿成年的受戒礼。

    拉比法庭（Bet din）：犹太教法庭。

    科恩（Cohen）：犹太祭司或亚伦后裔。

    保守犹太教（Conservative Judaism）：用来指在修改摩西律法以适应现代需要的同时规避犹太教改革派大规模变革的美国犹太教派。

    改宗者（Conversos）：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词语，指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法官（Dayyan）：拉比法庭的法官。

    流散犹太人（Diaspora）：离散和居住在以色列地以外的犹太人的总称。

    以色列地（Erez Israel）：以色列的土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

    犹太宗主（Exilarch）：巴比伦王国的犹太人世俗首领。

    加路特（Galut）：流亡者；流亡群体。

    加昂（Gaon）：巴比伦学术团体的负责人。

    革马拉（Gemara）：阿摩拉的法则等，对《密西拿》加以补充，成为《塔木德》的一部分。

    犹太会堂贮藏室（Genizah）：宗教文献的保存地点；通常指代福斯塔特（开罗老城区）的那座犹太会堂贮藏室。

    离婚文（Get）：犹太人的休书。

    魔像（Golem）：被魔法赋予生命的傀儡。

    哈加纳（Haganah）：英国统治时期的犹太防卫军队，后成为以色列军队的组建基础。

    哈拉哈（Halakhah）：相对于哈加达，拉比教义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塔木德》中涉及律法的部分。

    光明节（Hanukkah）：纪念马加比家族战胜希腊异教徒的节日。

    哈西德派教徒（Hasidim）：犹太教虔敬派教徒，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通常居住于东欧。

    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18世纪欧洲的犹太启蒙运动。其信徒被称为“马斯基尔”。

    领唱者（Hazzan）：礼拜仪式中带领祈祷的人。

    宗教学校（Heder或cheder）：犹太宗教学校。

    绝罚（Herem）：开除教籍。

    总工会（Histadrut）：以色列工会。

    伊尔贡（Irgun）：1931—1949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期间的地下军事派别。

    喀巴拉（Kabbalah）：犹太神秘主义。“实用性喀巴拉”是一种魔法。

    《圣经》派信徒（Karaite）：18世纪的犹太教派成员，拒绝口头律法和《圣经》之后的拉比教义，只坚信《圣经》。

    婚约（Ketubbah）：犹太婚约。

    基布兹（Kibbutz）：犹太人定居点，通常是农场，产权共有。

    祁福式（Kiddush）：在安息日或节日宴席前夕，用葡萄酒祈福。

    国会（Knesset）：以色列国会。

    洁食（Kosher）：符合犹太饮食教规（kashrut）的食品。

    夫兄弟婚（Levirate marriage）：没有子女的寡妇必须转嫁给亡夫的兄弟（《申命记》25：5）。

    大传教士（Maggid）：广受欢迎的哈西德派传教士。

    马拉诺人（Marranos）：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起源于被迫改宗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

    马斯基尔（Maskil）：犹太启蒙运动或哈斯卡拉运动的成员。

    马所拉（Masoretic）：根据《圣经》公认的拼写和发音传统写成的文本。

    枝形大烛台（Menorah）：圣殿中使用的七扦枝大烛台；光明节使用的八扦枝大烛台。

    门柱圣卷（Mezuzah）：犹太家庭挂于门柱上的《托拉》经文。

    米德拉西（Midrash）：讲解《圣经》的布道书。

    法定人数（Minyan）：犹太教祈祷会的法定人数，为10个成年犹太人。

    密西拿（Mishnah）：根据犹太口传律法编写的法典。

    穆汉（Mohel）：割礼执行人。

    莫沙夫（Moshav）：以色列小佃农的居民合作点。

    纳吉德（Nagid）：中世纪时犹太社会的首领。

    拿西（Nasi）：犹太教公会的大法官；犹太王子；犹太人族长希勒尔的后裔。

    口传律法（Oral Law）：相对于成典的《托拉》或《圣经》，最早的书面形式见于《密西拿》。

    犹太教正统派（Orhodox Judaism）：严格遵守律法的传统犹太教。

    犹太区（Pale）：沙皇俄国时期划给犹太人供他们永久居住的25个省。

    帕尔玛（Palmah）：哈加纳卫军中的全日制部队。

    帕那斯（Parnas）：犹太会堂的主要官员，或指经选举产生的平民领袖。

    辩经（Pilpul）：有关《塔木德》的辩论，常常很较真。

    皮尤（Piyyut）：用希伯来语写的祈祷诗。

    普林节（Purim）：犹太节日，纪念以斯帖皇后拯救波斯犹太人脱离危难。

    拉比（Rabbi）：意为“老师”，指宗教导师。

    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犹太教中主张改革律法以适应现代需要的一派。

    释疑解答（Responsum）：有关律法问题的解答。

    修正派（Revisionist）：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由亚博京斯基领导。

    岁首节（Rosh Ha-Shanah）：犹太人的新年。
    犹太教公会（Sanhedrin）：第二犹太共和国时期由宗教学者组成的最高法院。
    乞丐（Schnorrer）：职业乞讨者。
    安息日（Shabbat）：犹太节日，从星期五黄昏开始至星期六天黑。
    沙巴泰门徒（Shabbetean）：假弥赛亚沙巴泰·泽维的门徒。
    职业媒人（ Shadchan ） ： 婚姻牵线人， 其促成的婚配称“shidduch”。
    司事（Shammos）：犹太会堂的司事。
    假发（Sheitl）：正统犹太教女子在公众场合戴的假发。
    舍金纳（Shekhinah）：原意为“居留”，指上帝的临在。
    施玛篇（Shema）：犹太教徒申述信仰的祷文。
    外族姑娘（Shiksa）：犹太人对非犹太族的年轻姑娘的称呼。
    羊角号（Shofar）：礼拜仪式上使用的号角。
    屠宰员（Shohet）：宗教仪式上屠宰牲口的人。
    犹太小镇（Shtetl）：位于东欧的犹太小镇。
    舒尔汉·阿路赫（Shulhan Arukh）：由约瑟夫·卡罗编纂的著名犹太法典。
    西都尔（Siddur）：犹太教所用的祈祷书。
    住棚节（Sukkot）：犹太节日，纪念犹太人出埃及时的流浪生活。
    披巾（Tallit）：犹太教男子晨祷时用的披巾。
    坦拿（Tannaim）：对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密西拿》编注者的称呼。
    塔古姆（Targum）：希伯来圣经的阿拉姆文译本。
    经文护符匣（Tefllin）：犹太教徒祈祷时系在手臂或前额上的小匣子。
    托拉（Torah）：《摩西五经》；犹太律法和教义的总称。
    托塞夫塔（Tosefta）：编撰者对《密西拿》的讲解集。
    犹太神学院（Yeshivah）：培养拉比的犹太高等学校，其院长称“rosh yeshivah”。
    伊休夫（Yishuv）：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社区。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人的赎罪日。
    圣贤（Zaddik）：哈西德派的领袖或圣人。
    佐哈尔（Zohar）：又译《光明篇》，犹太教喀巴拉密教文献，是对《摩西五经》的诠注。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4-5

    第四章　犹太隔都

    塞法迪犹太人大规模离散——1492年从西班牙被驱逐，1497年从葡萄牙被驱逐——让各地的犹太人都开始流动起来，因为大批难民的到来通常会引发进一步的驱逐。许多几近赤贫的犹太人，因为不得进入原本就禁止犹太人入内的城市，无奈沦落为游走的小贩。“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发展成熟并非巧合。1223年的博洛尼亚编年史中首次出现这个故事——一名犹太人因攻击前往苦路受刑的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直到基督第二次再临。5年后温多弗的罗杰在他的《历史之花》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流浪者成为亚哈随鲁却是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个犹太行商的原型，年纪老迈、虬髯蓬茸，衣衫褴褛、面容忧戚，是灾难的前兆。[1]石勒苏益格的主教称他于1542年在汉堡的一座教堂见过此人；书面流传的故事版本有上百个甚至更多，他在这些故事中一再地被人遇见：1603年在吕贝克，1604年在巴黎，1640年在布鲁塞尔，1642年在莱比锡，1721年在慕尼黑，1818年在伦敦。他成了无数文学作品的话题。当然，真正的流浪犹太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文艺复兴之后的遭遇，就是再一次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为“外人和寄居的人”。

    其中的一位流浪者是所罗门·伊本·弗迦（Solomon ibn Verga，约1450—1525），这位土生土长的马拉加人，先后被赶出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后于1506年来到意大利，过着流浪的生活。他最终在哪里落脚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他在罗马逗留过一段时间。他在罗马期间写

    过一本题为“犹大的权杖”的书，实际上是在质问：世人为何仇恨犹太人？此书堪称继1400年前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后的第一部犹太史书，因为伊本·弗迦在书中最起码描写了64起迫害犹太人的事件。

    此书的创作首次表明了犹太人历史自觉意识的回归，尽管这只是一个微弱的迹象。

    然而伊本·弗迦未能将他的书在生前出版，1554年他的书才在土耳其首次出版，这正说明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社会里犹太人的窘迫处境。尽管如此，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本·弗迦仍然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强烈批判《塔木德》，嘲笑迈蒙尼德，戏仿犹大·哈勒维的思想。他运用假想对话的形式，对犹太人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大加揶揄。如果说犹太人受人欺压，那么多半也是自作自受。他们妄自尊大但同时又思想消极，过于信靠上帝；心怀希望却又过于顺服；既不重视政治科学，也不重视军事科学，因此处于“双重无措”的状态。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不愿承认对方信仰的主张，他们都相信迷信与传说。如果说基督徒不宽容，那么犹太教徒则是不妥协。他指出，通常来说，“西班牙国王、法兰西国王，达官显贵、饱学之士以及所有的体面人士，都善待犹太人”；偏见主要来自无知、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我从未见过哪个明智之士仇恨犹太人”，他写道，一名智者说，“除了普通人，无人仇视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犹太人傲慢，总是设法统治别人，你永远想不到他们是总被人赶来赶去的流亡者和奴仆。相反，他们总是设法摆出老爷和主人的姿态。所以民众嫉妒他们”。[2]犹太人为何不能低调和谦卑一些，为何不倡导宗教的宽容和理解，来打破世人的偏见呢？[3]

    伊本·弗迦用希伯来语写作，显然是面向一群受过教育的犹太读

    者，唯有他们能够理解他提出这些批评有正当的理由。因此，他提出

    的这些指控不容小觑。然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并没有显示犹太人遭人

    攻击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傲慢。引发事端的通常是外来犹太人

    的大量涌入，使得原有犹太社区的人口超过了警戒线。比如说威尼

    斯，10世纪以来它就是主要的贸易国，是犹太人天然的定居地，后来

    他们在那里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抵制。13世纪时，他们被驱赶到长刺

    岛（朱代卡岛），其他时间还曾被限制在内陆的梅斯特雷，被迫佩戴

    黄色圆徽，后来又先后改为黄色帽子和红色帽子。但那里一直有犹太

    人。他们表现不错，起码通过缴纳特别税对威尼斯的经济做出了巨大

    贡献，因此他们能够一再得到经过批准的特许状。

    1509年5月，威尼斯军队在阿尼亚德洛被康布雷同盟军击败，人们

    从内陆仓皇出逃至一些主要的岛屿。其中有5000多难民是犹太人，大

    多数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两年之后，天主教会修士通过布

    道又开始鼓动驱逐犹太人，最后在1515—1516年政府出台一个决议，

    将整个犹太社会限制在一个隔离区域内，所选地址的前身是铸炮厂，

    叫“新铸造厂”（ghetto nuovo[117]），建在中央岛屿中离圣马可广场

    最远的地方。这个新铸造厂，即隔离区，由运河隔成一个小岛屿，四

    周砌起高墙，所有朝外的窗户都用砖块封堵起来，两扇大门由4名基督

    徒士兵把守，两艘巡逻船上配有6名巡逻士兵，雇用这10人的钱，则由

    犹太社区支付，还命令犹太人以高于市价三分之一的租金签订永久租

    约。[4]

    为犹太人辟出专门的居住区并非一个新的概念，古已有之，大多

    数伊斯兰城市有犹太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犹太人常常要求与其他

    社区隔离并建立高墙，并将此作为定居城市的一个条件。但是他们强

    烈反对威尼斯的提议，这个提议明摆着就是为了从犹太人的存在中获

    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包括特别税），同时又要确保他们尽量不接触其

    他族群。实际上，他们白天可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从事商业活动，但

    是晚上却要回到隔离区被锁起来。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方便，但是威

    尼斯坚持这样做，实际上这一举措很有可能使得随后驱逐犹太人的提

    议没能获得通过。新铸造厂原来居住的主要是德裔的意大利犹太人。

    1541年，黎凡特犹太人迁入附近的旧铸造厂（ghetto vecchio）。最

    后在1633年，这一区域再次扩大，设立最新隔离区以安置来自西方的

    犹太人。[5]那个时候（1632年）隔离区有2412名犹太人，而当时威尼

    斯的总人口是98244人。随着面积的增加，到了1655年，隔离区已经可

    以容纳近5000名犹太人。[6]生活在这样封闭的地方，犹太人不仅要缴

    纳普通税款并支付通行费用，每年还要缴纳1万达克特特别年度税，在

    隔离区设立后的最初一百年里他们至少上缴了6万达克特的强制税，总

    数不少于25万达克特。[7]

    犹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耐心，忍耐这种压迫呢？在一本关于威尼

    斯犹太人的书中，当了他们57年拉比的作者辛哈·卢扎托（Simhah

    Luzzatto，1583—1663）称，犹太人那种让伊本·弗迦如此痛恨的隐

    忍，是出于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凡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能

    够觉察得到的改变……皆有更高的缘由，而非人力所为。”[8]那个庞

    大的西班牙社区，一度财富雄厚、实力强大，但是竟然对残酷的驱逐

    行动没有做出丝毫反抗，许多犹太人为此深感不安，有人甚至把先人

    的勇猛拿来作对比：犹太人为何不能表现得像祖先末底改那样呢？他

    们引用《以斯帖记》里的话说：“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

    曼……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9]但是这同一篇经文——那是犹太人

    最喜欢的经文，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告诉他们还有别的选

    择。以斯帖难道不就是听从末底改的嘱咐，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身

    份吗？正如许多马拉诺人指出的那样，她“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

    人”，隐瞒身份的犹太人，以及逆来顺受的犹太人，都和《圣经》一

    样古老。除此之外，还有在“在临门庙屈身”的乃缦。然而，犹太人

    心里清楚，《以斯帖记》是含有警告意味的，因为恶人哈曼向亚哈随

    鲁王献计屠杀全体犹太人。约瑟·伊本·叶海亚在他于1538年发表的

    《以斯帖记》评注中指出，哈曼的逻辑是犹太人“散居在民中”使得

    他们无力反抗——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同样如此。[10]

    事实上，犹太社会甘愿受人压迫，甘愿充当二等公民，只要这是

    明确规定，而不会朝令夕改、随意变动。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

    而犹太隔离区却给了他们安全感，甚至一定程度的舒适。将犹太教徒

    集中在一处隔离起来可以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律法的遵守。如果说隔离

    措施如基督教会所称的那样保护基督徒，不让罪恶的犹太人和他们接

    触，那么它也同样保护犹太人不受到俗世的污染。约瑟夫·卡洛

    （Joseph Caro，1488—1575）编纂的法典，那是多少代正统犹太教徒

    的权威《哈拉哈》文稿，或许就是针对隔离区里那种自我封闭、自我

    反省行为而写的。

    在隔离区内部，犹太人可以追求虽然独立于外界但是氛围浓厚的

    文化生活，且不同宗教的交往接触也颇为频繁。在隔离区设立之际，

    基督徒印刷商丹尼尔·邦伯格在威尼斯开设了一家希伯来语印刷机

    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改宗者同心协力，为两部《塔木德》出版了

    精美的版本（1520—1523），从此为页码编排确立了标准。犹太排字

    员和校对员可以免戴黄色帽子。其他的希伯来语印刷机构也相继问

    世，这样一来，付梓成册的不仅有宗教典籍，还有当代的犹太著述。

    威尼斯出版了卡洛大法典《备好的餐桌》广受欢迎的缩印本，1574年

    还出版了它的袖珍本，扉页上写着“以便让人藏于怀中，无论休憩或

    旅行，都能随时随地查阅”。[11]

    国家的盘剥压榨也未能阻挡威尼斯犹太社会的蓬勃发展。这个社

    会共分三个民族：来自西班牙的佩能特人、土耳其属民黎凡特人和德

    裔犹太人，其中德裔犹太人是最古老、最庞大，也是最没钱的一支。

    当时的威尼斯只有犹太人可以从事放贷业务，他们说的是意大利语，

    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甚至到了18世纪末法律还是规

    定“威尼斯的任何一名犹太人都不得申请或享受公民身份”。[12]关于

    这一点，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得一点也没错，他写到杰西

    卡说她父亲夏洛克藏着满屋的金银财宝，也似乎不无道理。成功的放

    贷人往往积累着大量未被赎回的典当物，特别是珠宝首饰。当地有禁

    奢法令限制他们佩戴这些掠夺而来的首饰；实际上犹太人自己也起草

    了禁奢规定，以避免招致“外邦人的嫉妒和仇恨，他们的眼睛总是盯

    着我们”。[13]

    然而，就算有着装上的限制，威尼斯的隔离区里也不缺少欢声笑

    语。一名同时代人如此描写欢庆圣法节的仪式：

    今晚正在举行类似狂欢节的活动，许许多多的少女、新妇为了不

    被认出，头戴面具，来到各家会堂。这时候她们被心怀好奇的基督徒

    堵在一处，有女士也有先生……在场的有来自各族的人，有西班牙

    人、黎凡特人、葡萄牙人、德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每个人都

    按着自己的唱法高歌欢唱。因为不用乐器，所以有的举手拍掌，有的

    拍击大腿，有的模仿响板打着响指，有的拨拉着紧身的上衣像装出弹

    吉他的样子。总而言之，他们喧闹着，欢腾着，狂舞着，做着鬼脸，

    扭着身子，好一派狂欢的景象。[14]

    活动上没有乐器完全是因为拉比的反对。许多拉比反对任何形式

    的艺术音乐，其理由是音乐中有大量重复祷告的圣言，尤其是上帝的

    名字——他们认为这会误导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帝不止一个，然而这

    种说法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在16、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也提出类

    似论点反对复调音乐，坚持要求每个音节只用一个音符。）在安科纳

    附近的塞尼加利亚，保存着一份记录，显示当地的拉比和唱诗班指挥

    末底改·德拉·罗卡发生过激烈争吵——拉比大量引用《塔木德》和

    喀巴拉教派书籍的原文，坚持认为音乐的存在就是为了诠释经文，其

    他的均“只是点缀”。[15]尽管如此，威尼斯的犹太人隔离区无疑在17

    世纪初期还是有一所音乐学院的。塞西尔·罗斯对文艺复兴时期威尼

    斯犹太人的考证显示，严格主义者常常不满隔离区里的犹太人生活奢

    侈、世俗化，喜欢用意大利语而忽视希伯来语，甚至有人强烈要求用

    本地语来祈祷。犹太人创作剧本，在数学、天文和经济方面著书立

    说，用的都是意大利语，他们甚至还为安息日乘坐贡多拉找到了很好

    的理由。[16]

    犹太人在隔离区内设有自己的学校，但是他们也可以到帕多瓦附

    近的医学院去攻读学位。尽管如此许多拉比还是更希望隔离区的围墙

    砌得更高一些。

    的确，虽然犹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组成了历史的基本内容，但

    在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更多困扰于内部事务，有时候内部的纷争非常

    激烈。就在威尼斯隔离区建成之际，有人要起诉伊曼努尔·本·诺亚

    ·拉斐尔·达·诺萨，这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诺萨是暴君般的统治者，费拉拉犹太社会的富人，拥有自己的专属拉

    比——大卫·皮齐盖托内，代表他裁决案件。他曾如此扬言：“我就

    在这里，坐在我的城、我的民当中。凡对我有任何不满的，都让他到

    这里来起诉我。”据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同样对他躬身行礼。亚伯

    拉罕·达·芬奇把他送上了博洛尼亚的拉比法庭后，他的恶行才晓于

    天下，后者告他骗取他5000个金弗罗林，还有红宝石和绿宝石各一

    块。诺萨的儿子称其父亲不在，拒绝接受法院令状，并骂道：“滚，

    你这坨臭狗屎。”专属拉比也拒绝出庭，并称：“我与你何干，哈曼

    的儿子？”这个案子被提交到意大利各地的6个拉比法庭，尽管大多数

    人反对诺萨，但是他却得到了亚伯拉罕·明茨的大力支持。后者的父

    亲犹大·明茨拉比曾任帕多瓦犹太神学院院长达47年之久，他本人后

    来也成了曼图亚的拉比。他们撕毁对手的来函、法院的传票，威胁拉

    比，说要把他们处以枷刑或拖到基督教廷受审，各派拉比互相指责对

    方家世浅薄、没有学识，自吹家族谱系和学术造诣，塞法迪和阿什克

    纳齐的分歧更是使这场争吵愈演愈烈。明茨指责博洛尼亚拉比亚伯拉

    罕·柯恩是“巧舌如簧的塞法迪……是搅扰这个案子的撒旦”。柯恩

    则反唇相讥：“你骂我先祖是爱吵架的祭司……我以这个名字（塞法

    迪）为傲，我们让塞法迪这个神圣的名字在世人面前变得更加神圣，

    这其中也有我的贡献，我们历经最大的诱惑……你是一个无耻之徒、

    无用之人，是满口谎言、诈人钱财的骗子……你这无知、呆笨、愚

    蠢、没有头脑的傻瓜。”他说明茨一向靠巧取豪夺为生，“全世界都

    知道他是个无赖和亵慢之人”。更有传言称明茨子承父位只是因为他

    羊角号吹得好。最后一共有五十多名拉比卷入这场争吵，其中有些来

    自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诺萨不得不屈服。这个针对诺萨的案子看上

    去很不光彩，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存的记录是由反对他的拉比整理

    的；双方的拉比之间都有姻亲关系，家族之间的世代恩怨让这些既是

    法律又是教义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7]

    诺萨一案让人觉得，意大利的犹太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善于捍

    卫自己的群体。犹太人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能够凭自己的能力

    繁荣发展。16世纪的意大利流传着各种有关犹太人如何出人头地取得

    成功的精彩故事，亚伯拉罕·科洛尔尼就是其中一位。这位1540年出

    生于曼图亚的全才，在作为工程师效力于费拉拉公爵期间，树立了卓

    越的声誉，他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精于军事装备研究，设计

    地雷、爆炸物、浮码头、折叠船、攻城用的折叠梯和堡垒。他制造了

    早期的机关枪，生产出2000支火绳枪，这种火绳枪装填一次可射击十

    次。科洛尔尼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编制乘法表，发明新的镜

    像法用于测距。他精于脱身术，写过密码学，谴责手相术。更重要的

    是，他还是个精通纸牌戏法的著名魔术师，因此他受邀来到富丽堂皇

    的布拉格宫廷，成为巫师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座上客也就不足为奇

    了。[18]

    然而，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另一些处境艰难的犹太人。在地中海

    地区，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战事频发，虽然时断时续，但是波及范

    围甚广，这些犹太人饱受战争蹂躏，甚至被卖身为奴。遇到战争，犹

    太人一贯的做法是与争战的双方都交好，15世纪90年代逃离西班牙和

    葡萄牙的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欢迎，作为回报，他们协助当地

    打造军工产业。他们巩固了奥斯曼帝国萨洛尼卡原有的犹太社会，使

    它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社会之一，到1553年有两万多犹太人居住在该

    城。在黎凡特、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一带，到处都有犹太商人的足

    迹，威尼斯的犹太人因为得益于他们和巴尔干及巴尔干以东地区的关

    系，一度控制了该城市很大份额的东方贸易。犹太人还在意大利的其

    他港口从事贸易活动，尤其是安科纳、里窝那、那不勒斯和热那亚。

    几乎每一艘商船上都有犹太商人，但是所有的商船都是奥斯曼帝国、

    基督徒战舰和私掠船的袭击目标，而犹太人则是特别有价值的人质，

    因为很多人相信（他们往往是正确的），即使人质本人没钱，也总会

    有某个地方的犹太社会同意为他们支付赎金。

    倘若有基督徒船上的犹太人被土耳其人扣押，那么一般都是在君

    士坦丁堡谈判人质释放事宜。威尼斯的黎凡特和葡萄牙犹太会众成立

    了一个专门机构，以赎回基督徒从土耳其人船上俘获的犹太人质。犹

    太商人的所有货物都要缴纳特别税款以维护这个机构的运营，这种税

    相当于一种保险，因为人人都有可能遭此风险。最大的敌人是圣约翰

    骑士团，他们把自己在马耳他的基地变成了欧洲最后一个奴隶贸易中

    心。他们总是对犹太人虎视眈眈，甚至连基督徒船上的犹太人也不放

    过，说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圣约翰骑士团将人质关押在奴隶营

    里，定期出售给投机商，后者以高于市场价买下；大家都认为所有的

    犹太人都是有钱人，总会被人赎回去的。威尼斯犹太人在马耳他雇了

    名代理人，一旦发现有犹太人质到来，只要资金到位，这名掮客就前

    去商谈，为他们争取获释。基督徒的人质持有者利用犹太人的人质解

    救制度漫天要价。有个名叫犹大·苏尔那古的75岁老人赤裸着身体被

    关在地窖里达两个月之久，以致双目失明，无法站立。他的主人说除

    非那名犹太掮客支付200达克特的赎金，否则就拔去他的胡须和睫毛，

    给他带上锁链。掮客将老人赎了出来，但是他拒绝为同样受到投机商

    虐待的罗德岛人亚伦·阿菲亚支付600达克特的赎金，他说，如果这个

    可怜的人在囚禁期间死去，他就会让投机商连本金都赔掉。约瑟·利

    维就是这样，主人为了索取更高的赎金打他，直到他死于鞭下。[19]

    这个恶劣的行当持续了300年之久。1663年，克伦威尔手下的老兵

    菲利普·斯基庞描写马耳他的奴隶监狱说：“犹太人、摩尔人和土耳

    其人在这里被当成奴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犹太人因为帽子上别

    有一块黄色的小布条而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参观监狱的那天早上，一

    名被扣了一年左右的犹太富人被主人以400斯库多[118]的价格在市场上

    出售。因为持有威尼斯护照，他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因此就袭击了买

    下他的商人，于是他立刻又被押送了回来，他们剃掉他的胡须和头

    发，给他的双脚戴上沉重的锁链，并施以笞跖刑50下。”[20]晚至1768

    年，伦敦的犹太社会还送去80英镑，帮助赎回马耳他的一批犹太奴

    隶，30年以后，拿破仑才取缔了这个行当。

    因为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犹太人在西班牙驱

    犹事件发生后，被许多意大利人当成了敌人，这也是实行隔离制度的

    间接原因。人们普遍对他们抱有偏见，比如说，有人认为他们在1565

    年的马耳他之围中帮助土耳其人攻下了马耳他。但是，在16世纪的欧

    洲，影响犹太人命运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宗教改革运动。从长远来看，

    新教的兴起大大有利于犹太人，它打破了欧洲拉丁世界铁板一块、牢

    不可破的格局，意味着基督教社会想要建立一个单一信仰的社会已是

    痴人说梦，如此一来，犹太人作为唯一非国教团体的孤立状态终于结

    束了。新教的兴起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主教修士——犹太教徒最

    痛恨的死敌——走向没落，也使得教士独身制度和修道制度等宗教习

    俗走到了尽头，这两者都严重侵害了犹太人的利益。

    这场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研究基础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还

    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希伯来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旧约》的兴趣。许

    多天主教护教士指责犹太人，特别是马拉诺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支持

    和鼓动新教思想家。犹太人自己中间也流传着一些故事，说一些势力

    强大的基督徒，甚至说西班牙国王，是马拉诺人的后代，他们暗中致

    力于颠覆基督教会；他们的编年史家将新教的兴起，比如说在纳瓦拉

    [119]的兴起，归因于马拉诺人。但是能够表明宗教改革家们因为对《旧

    约》的兴趣而亲犹太人的实际证据并不多。基督徒希伯来文学者，如

    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约

    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1522）、1528年后任

    巴塞尔大学希伯来文教授的塞巴斯丁·缪斯特，以及菲利普·梅兰希

    通（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都和任何一名多明我会的

    修士一样，强烈反对犹太教，虽然梅兰希通也谴责血祭诽谤以及其他

    过激的反犹行为。他们摒弃《密西拿》《塔木德》，事实上摒弃了所

    有的犹太评经书，只保留了部分喀巴拉思想。他们中的最重要人物伊

    拉斯谟更是连喀巴拉思想也不接受，他认为犹太学者是极其危险的人

    物——他们对信仰的危害比中世纪学者的蒙昧主义更加严重：“没有

    什么比这种瘟疫更加不利于基督。”[21]他致信给科隆的宗教法庭审判

    官时这样写道：“我们当中谁不仇视这个种族？……如果说痛恨犹太

    人的就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是基督徒。”[22]

    没错，在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欢迎宗教改革的，因为这可以

    分化他们的敌人。而路德（他尤其如此）在重新诠释《圣经》，否定

    教皇权力的时候，也的确寻求过犹太教徒的支持。他在1523年发表的

    《耶稣基督生为犹太人》一文中说，现在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

    基督而是愚蠢地期待民众主动来皈依。当犹太教徒反驳说《塔木德》

    对《圣经》的理解远远超过他，欢迎他也皈依犹太教时，路德先是痛

    骂他们顽固不化（1526），继而又在1543年对他们进行了愤怒的攻

    击。他在维滕贝格发表的小册子《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算得上第

    一部现代反犹主义著作， 朝着20 世纪的大屠杀跨出了巨大的一

    步。“首先，”他敦促说，“应烧毁他们的会堂，用土掩埋没有烧完

    的东西，不要留下一砖一石让人想起这些建筑曾经存在。”要撕毁犹

    太人的祈祷书，要禁止拉比布道，接着还应这样对待他们：“捣

    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去住牲口棚，好让他们明

    白他们不是我们国家的主人”。要禁止犹太人进入马路和市场，没收

    他们的财产，然后强制“这些毒虫”劳动，让他们“用自己的汗

    水”赚他们的面包，实在迫不得已就把他们赶出去，“永远”不得回

    来。[23]在路德指责犹太人的长篇大论中，特别针对他们的放贷行为，

    坚持认为他们的财富“都是向我们放高利贷盘剥去的”，因而并不属

    于他们，路德这样指责高利贷者：

    ……是罪大恶极的窃贼和杀人凶手……无论是谁消耗、破坏和偷

    取别人的食物，他就是犯了谋杀罪，他的罪行和饿死或杀死一人同样

    严重。放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谋杀罪，这种人本该被吊死在绞刑架上，

    偷多少钱，就让多少渡鸦来啄食他，然而他却还安然无恙地坐在自己

    的板凳上……因此，除了魔鬼，人类在这世上就没有比敛财者和放高

    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因为他想成为全人类的上帝……高利贷就是一

    个巨大的恶魔，如同恶毒凶残的狼人……既然我们对强盗、杀人凶手

    和入宅行窃者处以车裂刑和斩首，那么我们还要处决多少人呢？……

    追捕他们，诅咒他们，将他们全部斩首！

    路德还不满足于语言上的谩骂。甚至在他写反犹小册子之前，他

    就已经付诸行动。1537年，他将犹太人驱逐出萨克森；16世纪40年

    代，他又赶走德国多个城市的犹太人；1543年，他试图说服选民将犹

    太人赶出勃兰登堡，但是没有得逞。他的追随者继续在那里煽风点

    火，反对犹太人：他们在1572年洗劫了柏林的犹太会堂，并在第二年

    终于如愿以偿，整个德国禁止犹太人入境。相比之下，让·加尔文对

    犹太人则更有好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有息借贷问题上，他倾

    向于认同他们的做法。他在著述中客观地记录了犹太人的论辩，为此

    他的路德派敌人甚至指控他被犹太化了。[24]但即便如此，犹太人还是

    从加尔文派控制的城市和巴拉丁领地被驱逐了出去。[25]

    新教教会对犹太人的敌视，最终把他们推向了皇帝的怀抱。查理

    五世[120]戴着他的西班牙帽的时候，对犹太人并无好感。他在1543年说

    服教皇在葡萄牙成立宗教裁判所，7年之后又将许多马拉诺人赶出里斯

    本，1541年驱逐了那不勒斯的犹太人，还把他们赶出他在佛兰德斯的

    一些领地。但是在德国，他发现犹太人是可以利用的同盟，在分别于

    奥格斯堡（1530）、斯派耶尔（1544）和雷根斯堡（1546）召开的三

    次帝国议会上，他的保护使犹太人免遭了驱逐。天主教会的采邑主教

    [121]也发现犹太人是可以利用的同盟，他们可以和犹太人一起来对抗新

    教市民，尽管他们对此并不愿意公开承认。因此，在《奥格斯堡和

    约》中，各方达成默契，在“教随国定”这一主要条款中不提及基督

    教国家，这样，犹太人就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了。阿尔萨斯大拉比罗塞

    姆的约泽尔在这段紧张时期里充当犹太人的代言人，他谴责路德

    是“恶棍”，称查理皇帝为“上帝的使者”；犹太人在会堂里为帝国

    军队的凯旋祈祷，为他们提供资金和军需物资——从而为犹太人找到

    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生存模式。[26]

    然而尽管如此，当反教改运动爆发的时候，犹太人还是和新教徒

    一样受到了严酷的冲击。传统意义上教皇和其他亲王一样都是利用并

    保护犹太人的。即使在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事件发生之前，意大利就已

    有5万犹太人，随着难民的到来，这个数字迅速上升。和威尼斯一样，

    难民的大量涌入也引发了问题，但总的来说，教皇的政策还算宽容。

    保罗三世（1534—1549）甚至鼓励被赶出那不勒斯的犹太人前来定居

    （1541），6年之后又接收马拉诺人，并承诺保护他们，不让宗教裁判

    所找他们麻烦，尤里乌斯三世继任后继续为他们提供保证。然而1555

    年5月，枢机主教卡拉法登上教皇法座成为保罗四世后，立即取消了原

    有政策。卡拉法曾任宗教审判大法官，是犹太人、异议分子和异端分

    子的死对头。不仅在安科纳，还在许多其他意大利城市，不管是否属

    于教皇领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都随意混居，然而保罗四世却相信伊

    拉斯谟的观点，认为犹太教的影响对基督教信仰是致命的威胁。他当

    选两个月后，发布《此为荒唐》诏书[122]，在罗马推行威尼斯方案，将

    罗马的犹太人全都赶至台伯河左岸，用围墙围起来。与此同时，他还

    在安科纳发动清除马拉诺人的整顿运动，当众烧死25名马拉诺人。犹

    太隔离现象迅速扩展至教皇领地里的各个城市，1562年始，“隔离

    区”（ghetto）一词正式用于反犹法规。不仅在罗马和博洛尼亚，还

    有佛罗伦萨，都火光四起，大量希伯来书籍被烧为灰烬。庇护五世

    （1566—1572）的凶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发布《希伯来人诏

    书》（1569）驱逐犹太社会，其中有些社会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那

    里。后来的历任教皇虽然做法各异，但在教皇领地隔离犹太人，并施

    压要求其他统治者采取同样措施的政策一直保持不变。就这样，托斯

    卡纳于1570—1571年，帕多瓦于1601—1603年，维罗纳于1599年，曼

    图亚于1601—1603年，都实行了犹太隔离制度。费拉拉公爵们拒绝服

    从，但还是答应阻止犹太人印刷书籍。[27]最后，里窝那成了唯一没有

    设立犹太隔离区的城市。

    向犹太人发难的并非只有教皇。那几个最强大的君主国家传统上

    都是犹太社会最热心、最有力的保护者，但他们对异端的反对也最为

    激烈。欧洲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反教改运动，是对上半个世纪盛行的令

    人不安的思潮做出的巨大回应，是理性和秩序的回归。领导这场运动

    的虽然是上层，但是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它是对抗各种种族主

    义、颠覆活动和革新运动的原动力。犹太人，尤其是马拉诺人，被普

    遍认为是社会的不安因素。这些被迫的改宗者及其后代，脱离了犹太

    正统教的教规戒律，投靠什么都有可能，包括最让当局头痛的再施洗

    派——这个词语就是宗教不服从的总称。许多马拉诺人发明了兼具基

    督教与犹太教信仰的奇怪的混合信仰，他们是宗教怀疑论者，讥笑圣

    母马利亚和圣徒，嘲讽神像和虔诚的行为，妄自论断各种权威。马拉

    诺人和异端分子均被认为有叛国的可能——当局痛恨的纳克索斯公爵

    若昂·米格兹就足以让他们引以为鉴，他是由基督徒改宗过来的犹太

    教徒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成了苏丹本人的谋士。

    反教改运动既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世俗运动，他们最不信任的就是外来移民，其中就有马拉诺人。经验告诉当局，流动意味着麻烦。他们倒不是十分在意在本地生活已久的犹太人，能带来危险思潮的是新来的人。这种担忧是多层面的。威尼斯面包师行会公开谴责其内部的外来从业人员：“他们追随路德派的脚步，吹嘘让基督教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片混乱……如今又不惜一切地破坏这里的面包师行会。”查理五世的驻威尼斯大使更是警告威尼斯共和国说，若不取缔异端，它将会导致“亲王们为争取民心而招来的敌意……因为他们（异端）不希望任何封臣顺从亲王，试图毁灭所有领地，解放人民”。[28]庇护五世的威尼斯大使乔瓦尼·安东尼奥·法契内蒂则毫不犹豫地认为，威尼斯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失利，罪魁祸首是没有彻底清除犹太人和异端分子：此刻是上帝本人，而不是土耳其人，正在向共和国发动战争，统治者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大能的上帝觉得这个国家得罪了他？”[29]当局喜欢犹太人做财富的创造者，却痛恨他们做思想的贩卖者。

    然而这两种活动恰恰展现了人性的两面性。经验显示，流徙的犹

    太人虽然很有可能带来搅动人心的思想，但同时也很可能会带来新

    的，或者说更加有效的方式来为国家增加财富。历史不断地在告诉我

    们，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能够激发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方式，把移民变

    成更加高效的经济生产者。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希腊的穷苦牧人和

    橄榄种植者背井离乡，离开古老的土地，在地中海沿岸各地各显其

    能，成了成功的商业殖民者。19世纪，苏格兰高地忍饥挨饿的族人、

    来自克莱尔和凯里不幸的爱尔兰乡巴佬、波兰的半农奴、意大利南部

    地区的无地农民，来到安大略省和新西兰，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

    美国中西部地区，阿根廷和新南威尔士等地后，都转身成了勇于拼

    搏、努力奋斗的人。在当今时代，我们也不断地看到人口迁移的神奇

    作用，如越南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定居，古巴人到佛罗里达定

    居。

    教改和反教改运动，以及一连串的宗教战争犹如在欧洲踩踏了一

    个蚁冢，逼得一些勤劳微小的犹太社区四处逃难。有时候为了躲避骚

    扰和迫害，他们几经辗转才能最终定居下来，而接待他们的地区几乎

    毫无例外地都会得到繁荣发展。马克斯· 韦伯和R.H. 托尼

    （R.H.Tawney）曾经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宗教观念的产物，这些宗

    教观念有不同的名称，如“新教伦理”和加尔文主义的“得救恐

    慌”，二者都强调努力工作和财富积累的精神。然而这一理论遭遇了

    许多无法驳斥的反对，现在看来，通常影响因素更可能还是人口迁

    移，而不是教派信仰。尤其在英国和荷兰，以及后来的北美和德国，

    为国家经济注入动力的不仅仅是加尔文派，还有路德派、来自意大利

    北部的天主教徒，特别是犹太人。[30]

    这些流动的社群，其共同特点不是神学，而是他们对教权体制训

    谕下宗教和道德思想的国家禁锢的抗拒。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反对教权

    统治集团，支持建立由会众主持、依靠个人良知运行的宗教政府。从

    所有这些方面来说，犹太人是各移民群体中最有性格特点的一个。自

    第二圣殿被毁之后，他们就开始反对教权主义，他们比任何一个新教

    教派都更早地采用会众制，他们的社会自己选举拉比。在教条神学缺

    席和知识包容精神彰显的条件下，这种形式的权力下放是可行的。而

    且更重要的是，犹太人是经验丰富的移民专家，他们自古以来就是流

    动的民族，从祖先最早的发源地来到外乡寄居，世世代代经历了无数

    不同的环境遭遇，在此过程中使得许多“移民艺术”得到了完善，尤

    其是集中财富以便快速将其从危险地转移到新居住地的本领。他们的

    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的民间文化，以及他们的律法，都有利于这种创

    新性的流动。

    这就是初来乍到的犹太人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幸，都能获得营运资本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也常常使得他们受到当地的欢迎。犹太辩惑学家玛拿西·本·以色列（Manasseh ben Israel，1604—1657）在17世纪中叶如此写道：

    因此可以看到上帝并未离开我们；因为若是这人逼迫我们，那人

    就会对我们以礼相待；若是这位亲王苦待我们，那位亲王就会善待我

    们；若是这人将我们驱逐出他的国家，那人就会许以无数的优待邀请

    我们；意大利的多位亲王如此，名声显赫的丹麦国王、尼斯势力强大

    的萨伏依公爵也都如此。难道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接纳以色列民的国

    家会繁荣昌盛吗？[31]

    除了这些普遍的秉性特点，犹太人还要为发扬经济创新精神和创

    业精神作出特别的贡献。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中世纪时期，他们

    的城市建设能力、他们的商业技能和金融手段，都已逐渐为周围的基

    督教社会所掌握；一旦在社会、经济方面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

    再是受欢迎的人了，通常不是收到逐客令，便是遭受歧视。接着他们

    可能又会流离到经济不甚发达、仍然需要他们技术的其他地区。不然

    就是要发明新的方法，在这方面犹太人也非常擅长。他们总能在竞争

    中领先别人一步，不是通过提高原有方法的效率来降低价格，就是发

    明新的方法。但是只有到了新的地方，他们的创新精神才能发挥到极

    致，通常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新一代人可以接班。还有一点也同样重

    要，那就是犹太人对于新生事物总是反应迅速。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

    凡事都要理性。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通过不断地理性

    化，从而不断地对原有方法的混乱做出修正，继而向前推进的。这方

    面犹太人是在行的，因为尽管他们在自己那个孤立的狭小世界里极端

    保守（通常如此），但是整个大社会却于他们无份，他们对这个社会

    也并无感情，因此尽可以看着旧的传统、旧的方法和旧的制度被推倒

    摧毁而无动于衷——事实上在摧毁过程中他们还起到了带头作用，可

    以说，他们是天生的资本家。

    犹太人以局外人的身份可以相对自由地遵循理性逻辑，没有什么

    能够比他们的金钱观更好地体现这一点了。犹太人对于人类进步的最

    大贡献之一，便是迫使欧洲文化与金钱及其力量达成了妥协。人类社

    会向来极不情愿卸去钱的神秘面纱去正视它的本质：钱不过是一件普

    通的商品，它的价值是相对的。事实上，他们往往将所有商品——尤

    其是货币，因为它面值固定——都赋予绝对价值，而意识不到物品的

    价值会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他们还给钱蒙上了一层特别的道德色

    彩。为何圣保罗宣称且无数的人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贪财是万恶之

    源”？为何不说贪恋土地、羊群或马，不说贪恋房子或画作呢？甚

    或，为何不说贪恋权力呢？金钱背负如此恶名并无正当理由，而且，

    钱和其他商品之间道德之分延伸到投资理念中，对储蓄和经济发展的

    伦理框架的建设构成了极大困难。饲养牛羊是体面的，一分播种一分

    收获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要让钱为自己工作，对不起，那就是寄

    生虫，那就是靠所谓的“非劳动所得”为生。

    犹太人最初也和大家一样深受这种谬论的影响，事实上它还是犹

    太人自己的发明。但是他们采用的宗教合理化改革手段和因不愿以钱

    为营生介质而遭遇的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前

    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涉及钱的交易方面，他们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制

    定了双重标准，其中有些规定甚至沿用至今：以色列（也有其他地

    方）的许多银行都有公告，要求犹太人之间的借贷遵照宗教律法。然

    而从15世纪末起，主张宗教合理化改革的犹太人试图剥去金钱的神秘

    外衣。于1500年发生在费拉拉的一场争论中，阿维尼翁的拉比亚伯拉

    罕·法理索尔（Abraham Farissol）使用革新者的常用（颇有点欺骗

    性的）论点，坚称一切已经不同于《圣经》时代，钱已经变成纯粹的

    商品了：

    这样，就出现了新的情形和新的义务。（出于同情而白白施舍给

    乞丐那是理所应当，但）除此情形，若是有人需要什么，而其同伴又

    有富余……他就该出钱购买。因此……出钱租用房子、雇用工人，各

    有其价，这是公认的惯例……倘使我们的常理和智慧要求为所有需要

    帮助者提供帮助，为所有缺钱者提供无息贷款，那么常理也会同样要

    求，若是有人需要一所房子、一匹马或是一份工作，那么也应该无偿

    提供给他们。[32]

    法理索尔认为，约定一个价格、薪酬和利息体系有利于社会的发

    展，因为它能对有序社会里的经济关系起到温和的调节作用。从自己

    拥有的财富中获取收益和从自己拥有的土地或其他任何商品中获取收

    益一样，都是无可厚非的；“用同伴资金获利的必须回报同伴，是符

    合惯例和常理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以撒·阿巴伯内尔在他的《申

    命记》评注书（首次发表于1551年）中也做过类似的辩护：“收取利

    息并不丢人……因为利用自己的钱、酒和谷物获取利润是正当的行

    为，假如有人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钱……一个人向别人借了种子播种小

    麦，为什么收获后要照例拿10%来回报借种子的人？这是正常的商业交

    易，是正确的做法。”又说，无息的交易是为了特别有恩于我们的

    人，如确实有困难的教友。[33]

    坦然面对金钱理念，诚实理性地对待钱的问题，这在《圣经》犹

    太教和拉比犹太教中都能找到深刻的依据。犹太教并不认为虔诚和成

    功富足是对立的，它歌颂穷人，谴责贪婪，但也常常暗示生活中的美

    好事物和道德价值之间的联系。《申命记》中有一段美好的经文，其

    中摩西强调凡是遵守律法的人上帝必赐给他富足：“他必爱你，赐福

    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

    羔。”[34]以色列也必将富足：“你必借贷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

    借贷。”[35 ]“寻求耶和华的，”《诗篇》说，“什么好处都不

    缺。”[36]《诗篇》和《箴言》《所罗门智慧书》《传道书》《便西拉

    智慧书》都充满了这样的观点。《塔木德》也发出同样的声音：“人

    在匮乏时代最容易学会珍视财富。”“有七样东西与‘义人相当，与

    世界相当’，其中一样是财富。”犹太人的《哈拉哈》从来都是处理

    现实中的商业问题，而不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它所基于的假设是，正

    当的商业行为不仅完全不违背严格的道德准则，而且绝对是美德，因

    为它使善工和慈善变得可行，而善工和慈善又是犹太社会一切活动的

    中心。权威政体曾对商业活动做出切实可行的裁决和规定，因为他们

    当中参与商业活动的不在少数。迈蒙尼德和纳奇曼奈等人也从未说

    过，读书或著书立说，说过跟经商之间是绝对对立的，那是典型的基

    督教知识界的思想观点。任何聪明人都知道拉比犹太教有关商业方面

    的论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传统观念却往往将其排斥在宗教语

    篇的范围之外。

    因此，犹太人有充分的准备要利用16世纪标志性的世界经济发展

    带来的机遇；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西班牙遭受的排斥和他们在欧洲的

    教改和反教改运动中的遭遇，他们别无选择，唯有进一步流散，寻找

    发挥商业才能的新机会。向西，哥伦布航海并不是唯一有犹太人和马

    拉诺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活动。被驱逐的犹太人是最早前往美洲

    的商人，他们建立工厂、开辟种植园，如在圣托马斯，他们成了首批

    大种植园主。西班牙禁止犹太人向殖民地移民的法律并没有取得效

    果，1577年终被废止。犹太人和马拉诺人尤其喜欢定居巴西，1549年

    被派往海外的第一任总督托马斯·德·苏扎显然出身犹太家庭。他们

    拥有大部分的甘蔗种植园，垄断了宝石和半宝石的交易，1654年从巴

    西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帮助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建立了蔗糖工业。英国

    人在西方新开辟的殖民地对犹太人表示欢迎。牙买加总督于1671年拒

    绝了驱逐犹太人的请求，他是这么写的：“我认为国王陛下不可能拥

    有比犹太人和荷兰人更能创造利润的臣民；他们库存多，通讯联络方

    便。”苏里南殖民政府则宣称：“我们发现，希伯来民族已经……证

    明他们有利于殖民地的发展。”[37]

    向东，至少从希腊时代起，犹太人就活跃于俄罗斯边境地区，尤

    其是黑海沿岸。事实上，有传说称抵达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犹太

    人，就是北方以色列王国灭亡后失踪的10个支派。8世纪上半叶，可萨

    王国已皈依犹太教。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犹太人就活跃在欧亚大陆南

    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一边经商，一边规劝当地人改宗。15世纪70年

    代，在对外迅速扩张的莫斯科公国，犹太人的活动促进了一个半地下

    宗派的产生，当局称之为“犹太派”，并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即“伊凡雷帝”（1530—1584），下令溺

    死不愿接受基督教的犹太人，犹太人被正式赶出俄国，从此俄国不再

    有犹太人，直到18世纪晚期第一次瓜分波兰[123]。

    俄国设置的障碍使得犹太人无法继续向东渗透，导致大量的犹太

    人在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定居。与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一

    样，犹太人在大规模的殖民过程中也是一股关键力量，该过程的标志

    是农业和商业经济迅速扩张，人口显著增长。1500年左右波兰只有2万

    到3万犹太人，而当时的波兰总人口是500万。到了1575年，波兰总人

    口上升至700万，犹太人人口则猛增至15万，此后人口更是加速增长。

    1503年，波兰王室任命拉比雅各·波拉克为“波兰拉比”，得到王权

    支持的大拉比制度的兴起，使得犹太人的自治模式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这是自犹太宗主制度消亡之后就未曾有过的。从1551年起，大拉

    比由犹太人自己选举产生。当然，这是寡头统治而非民主管理。拉比

    在法律和财政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命法官和其他各类官员。即

    使与地方议会分享权力，也只1%～5%的犹太家庭拥有投票权。[38]君主

    之所以向犹太人下放权力，当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波兰人对犹太人

    怀有深深的敌意。比如，在地方商人阶层势力强大的克拉科夫，犹太

    人通常难以插足。君主们发现，他们可以向某些城镇，如华沙，出

    售“不容忍犹太人”的特权，以此赚取犹太人的钱。但是，如果允许

    犹太社会发展，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他们甚至可以赚更多的钱。拉

    比和地方犹太议会首先是征税机构，他们所征的税款用于国民福利和

    官员薪俸的只有30%，其余的是上交给国王的保护费。

    拉比参与公共财政，参与为社会提供资金者的商业事务，使得东

    欧犹太人，即阿什克纳齐，通过《哈拉哈》认同新的信贷融资方式，

    甚至能够比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走得更远。靠近文明社会边缘开展

    生意的波兰犹太人与荷兰和德国的犹太家族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时一种新的信贷工具——短期本票（mamram）出现，并得到了

    拉比的批准。1607年，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社会也获得授权可以使

    用“豁免合同”（Heter iskah），这是犹太人之间的一种借贷体系，

    根据这个体系，犹太人为另一名犹太人提供借贷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

    回报。律法上的合理化改革最终使得即使是思想保守的权威，如著名

    的拉比犹大·罗乌——布拉格的马哈拉尔[124]——也认可有息借贷的商

    业行为。

    因为贷款便捷，所以尤其从16世纪60年代起，犹太拓荒先驱们对

    于波兰东部、立陶宛内陆和乌克兰的开发发挥了主要作用。西欧人口

    迅速膨胀，粮食进口需求越来越大。雄心勃勃的波兰地主迫切希望能

    够满足这个需求，他们和犹太企业家合作开垦新的小麦种植区以供应

    市场，并通过水路将粮食运送到波罗的海各个港口，然后通过船运发

    往西欧。波兰商业巨头——拉齐维乌家族、索别斯基家族、扎莫厄斯

    基家族、奥斯特洛夫斯基家族、卢博米尔斯基家族——或本来就拥有

    这些土地，或通过征服取得这些土地。这些港口由德国路德派经营，

    荷兰的加尔文派拥有大部分货船，但是其他业务被犹太人包揽。他们

    管理地产，有些情况下还扣押地契作为抵押物，提供周转资金。有时

    候他们自己也租用地产，收取通行费。他们还建设经营面粉厂和酿酒

    厂。他们拥有河运商船，输出小麦，运回葡萄酒、布料和奢侈品，放

    在自己的商店里出售。他们还从事肥皂、玻璃嵌装、皮革鞣制以及毛

    皮等生意，建立新的村镇，他们自己居住在村镇的中心，而农民（在

    波兰和立陶宛是天主教徒，在乌克兰是东正教徒）则生活在郊区。

    1569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盟成立，波兰人可以到乌克

    兰定居，在此之前，乌克兰只有24个犹太人定居点，4000名居民；到

    了1648年，定居点达到了115个，登记在册的有51325人，总人口大大

    增加。这些地区大部分为波兰贵族所有，他们都是外居地主，犹太人

    则充当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人——这个角色为他们将来的

    不幸埋下了伏笔。通常犹太人实际上也是商业巨头。例如，16世纪

    末，兹洛克齐的伊斯雷尔向一个贵族财团租下数百平方英里[125]的整个

    地区，每年向这个财团支付4500兹罗提的巨额租金。他将收费权、旅

    馆和面粉厂转租给自己比较贫困的亲戚经营。[39]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纷

    纷抵达这里参与这个殖民过程。许多定居点的居民都以犹太人为主，

    他们首次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成为地方文化的主导者。不仅如此，他

    们在社会和行政机构各级也都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征税，为政府出谋

    划策。波兰每一个商业巨头的城堡里都有一名犹太顾问，为他们记

    账、撰写信函、主持经济事务。

    的确，到了16世纪末，中东欧的重要人物几乎无人“不识约

    瑟”，一类典型的犹太成功人士终于崛起。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反

    教改的意识形态运动气数已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最后一位与教

    皇密切配合的虔信君主。他在晚年的时候响应保罗四世的精神，将犹

    太人赶出了他的领地米兰公国（1597）。其他君主支持天主教事业

    （实际上是新教事业），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成为善于妥协的

    政客。教会的权力和影响逐渐式微，国家的权威与日俱增。一些最有

    影响力的法律和政治作家——蒙田、让·布丹、利普修斯、弗朗西斯

    ·培根——主张公共政策世俗化，不要让国家因宗教纷争的影响而产

    生动荡和分裂。国家的职能是合理解决纷争，促进团结和繁荣。在这

    个提倡宽容和政治务实的新氛围下，精明的犹太人凭借自己对社会所

    做的贡献受到了欢迎。[40]

    就这样，威尼斯共和国从1577年起，授权达尔马提亚的马拉诺人

    丹尼尔·罗德里戈兹建设斯巴拉多（意为“分离”）新港，因为当时

    出台了一个新政策要改变巴尔干半岛河流的经商路线，犹太人在这项

    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功不可没。[41]托斯卡纳公爵给了里窝那的犹太人一

    份包租合同，萨沃伊公爵在尼斯和都灵建立了犹太人定居点，法国国

    王签发了保护犹太商人的信函，亨利四世甚至和一个名为曼努埃尔·

    德·皮芒泰尔的犹太人玩纸牌游戏，并称其为“赌王”。在阿姆斯特

    丹，加尔文派当局不再审查马拉诺人或16世纪90年代抵达的塞法迪犹

    太人的宗教观，事实上对1620年前后移居来的阿什克纳齐，他们也不

    再过问。犹太人举行礼拜仪式，起初是非公开的。从1616年起，他们

    开设《托拉》学堂，又于17世纪20年代起自己印发书籍。对于荷兰人

    来说，犹太人是商人社会中循规蹈矩、有贡献的新增力量。[42]法兰克

    福的犹太社会也非常活跃，以至于1562年、1582年和1603年的三次拉

    比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曾经在16世纪初驱逐犹太人的德语城镇和公国，如今也开始重新

    接纳他们了。哈布斯堡王朝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允许犹太人返回波

    希米亚，1577年，他的继任者鲁道夫二世给他们颁发了特权令。维也

    纳古老的犹太社区进行了修复重建，在鲁道夫宫廷所在的布拉格，到

    16世纪末犹太人口达到了3000人。马哈拉尔、以法莲·所罗门·本·

    亚伦和以赛亚·本·亚伯拉罕·哈勒维·霍罗威茨等从事教学工作的

    著名拉比在犹太区里，与雅各·巴塞维、末底改·泽马·科恩和马库

    斯·迈泽尔等富商巨贾比邻而居。鲁道夫曾在他的皇宫里与马哈拉尔

    有一次著名的会晤，他还资助从天文学家到珠宝匠各类有天赋的犹太

    人，但是他发现犹太人最有用的地方还是在金融方面。他让迈泽尔成

    为首位“宫廷犹太人”——这类犹太人后来控制了中欧大部分地区的

    政府财政达150年之久，直到1914年仍然拥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犹太人的优点是他们善于抓住新的机会，善于辨别新的形势并想

    出新的应对方法。基督徒虽然也早已通晓如何处理传统的金融问题，

    但是他们行为保守，对新的状况反应迟缓。接近16世纪末出现的最主

    要的新状况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耗费日益庞大。鲁道夫是一位

    出了名的收藏家，迈泽尔为他贡献了不少艺术品和科学仪器，但是他

    最主要的作用还是资助皇帝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回报，皇帝不仅允

    许他经营实物（如珠宝）抵押贷款，还允许他接受本票和土地作质

    押。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精明虔诚的犹太教徒，一个是自私

    放纵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不可避免地发展为尔虞我诈的关系。

    1601年，迈泽尔去世时留下50多万弗洛林[126]的财产，尽管当时他的经

    营得到了皇帝的许可，国家还是以他从事非法交易为由没收了他的财

    产。但是迈泽尔无疑早有预料，已经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布拉格的

    犹太社区建设中。他建立了一个犹太会堂，鲁道夫赋予这个会堂拒绝

    警察入内、悬挂大卫之星和免税的特权；捐建了一座犹太公墓；成立

    了一所医院；甚至在犹太区铺设了街道。他资助波兰的犹太社区，向

    所有犹太基金捐献，包括在巴勒斯坦的。布拉格至今还留有他的墓

    碑，上面的碑文毫无疑问是他的真实写照：“所行善举，同时代无人

    可望其项背。”[43]实际上，假如王权是唯一的剥削者，但是它能保护

    犹太社会不会遭遇到其他的掠夺者，那么犹太社会的主要成员被它剥

    削还是划得来的。

    在这一时期，起码哈布斯堡王朝是信守诺言的。1614年在文森特

    ·菲特米尔茨的领导下，法兰克福的暴民袭击该市的犹太区，驱逐犹

    太人，洗劫他们的家舍，当时的马蒂亚斯皇帝宣布他们是暴乱分子和

    不法分子，并于两年之后处死了他们的头目。政府为犹太人恢复了家

    园，举行皇家仪式予以庆贺，并给予他们新的特权。犹太人对此非常

    满意，此后每年举行文森特节纪念这一事件。作为报答，犹太人对哈

    布斯堡王朝鼎力相助。1618年德国爆发三十年战争，初期哈布斯堡王

    朝几近覆灭，在犹太人，尤其是布拉格的金融家雅各·巴塞维的帮助

    之下，他们才得以保住王位。因此当哈布斯堡王朝在白山战役中反败

    为胜，帝国军队收复法兰克福时（1620），犹太社区是唯一没有遭到

    洗劫的地方，费迪南二世还亲自将两处充公的新教徒豪宅赐赠给巴塞

    维。

    这场打得德国百废不举的混战，将犹太人推到了欧洲经济的最中

    心。战场上连年维持庞大的军队，常常还要越冬。犹太人在东欧有巨

    大的粮食供应网络，可以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他们建立铸造厂和炸

    药厂，在欧洲和东方各地搜罗武器，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筹集现金

    ——他们的手段常常是通过创新的办法将帝国的闲置资产利用起来。

    1622年，巴塞维与列支敦士顿亲王和帝国将军华伦斯坦联手成立了一

    个财团，发行帝国银币。皇帝得到了巨额的战争经费，巴塞维及其同

    僚则通过降低铸币成色的办法填补亏空。巴塞维被他的社群称为“犹

    太亲王”；又被封为帝国贵族。但是1631年他的财产被充公，他在

    1634年去世时——在保护人华伦斯坦遇刺后不久——所有的特权都被

    撤销。犹太战争金融家的命运是脆弱的，但其他犹太人的命运又何尝

    不是呢？

    当战争来临时，尤其是发生像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打的

    那种新的全面战争时，打赢战争——或者说只要保命——是高于一切

    的，什么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和传统，全都靠边站。犹太人拥有非

    凡的本领，即使在一个荒凉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也能搞到稀缺物资，

    筹到现钱，因此，很快任何一方都少不了他们了。当瑞典逆转天主教

    的势头，大多数德国犹太人落到路德派手里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用强制性借贷惩罚犹太人。但是不出一年，犹太人竟成了瑞典军队

    的主要承包商，与他们跟哈布斯堡家族打交道一样，他们也为军队提

    供粮饷和军火，更重要的还有战马。而且，与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

    家族一样，路德派的军事统帅也发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作为少数

    族裔常常受到迫害，因此用赊欠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和特权

    就可以向他们购货——而对犹太人来说，拥有特权又意味着可以赚更

    多的钱。没多久，越来越多的欧洲大国卷入这场战争，莱茵区和阿尔

    萨斯的犹太人、波希米亚和维也纳的犹太人，为各方提供军需物资。

    在荷兰军队占领的埃默里希，所罗门·贡珀茨因为向荷兰军队贩卖粮

    食和烟草而大发其财，在阿尔萨斯，犹太人向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军队

    出售战马和饲料。这一切都相应地给他们带来了特权。统领法国海上

    战事的黎塞留，让葡萄牙的马拉诺人在港口拥有特别地位，尽管马拉

    诺人显然是犹太教徒而不是基督教徒。1636年，费迪南二世对其军官

    颁布命令，沃尔姆斯的犹太人不在强制贷款或部队投宿的范围之内，

    也不得以任何形式骚扰他们。事实上双方几乎不在犹太人中征兵，不

    仅帝国统帅，连瑞典和路德派也都严格禁止抢掠犹太区。在三十年战

    争中，犹太人竟然史无前例地受到了比其他人更好而不是更差的待

    遇。当德国前所未有地饱受战争蹂躏时，犹太人不仅生存下来，更是

    繁荣了起来。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这样写道：“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中欧犹太人数量在三十年战争中有丝毫的减损。”[44]

    临近战争结束之际，宫廷犹太人已然是所有军队的军需承包商，

    尽管他们只是从17世纪50年代起才拿到第一份真正的合同。而且，在

    和平时期，他们的作用和战争时期同样重要。他们成了专制君主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筹资修建庞大的巴洛克宫殿和精心规划的首府城市

    ——这些是君主国的重要标志，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以振兴国家

    经济。维也纳宏伟的卡尔大教堂和哈布斯堡家族富丽堂皇的美泉宫，

    也都是用犹太人的贷款建成的。有些犹太人实际上相当于德国王公的

    首席大臣，帮助他们实现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这不仅有利于君主，

    也有利于犹太人。当时有20多个显赫的宫廷犹太人家族。贡珀茨家族

    有三代人效力于明斯特的采邑主教，五代人效力于霍亨索伦城堡；贝

    伦德家族为汉诺威王的宫廷效命，莱曼家族为萨克森王朝效命。来自

    另一个职业宫廷犹太家族——福尔斯特家族的塞缪尔·福尔斯特是连

    续多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宫廷犹太人，耶利米·福尔斯

    特效力于梅克伦堡公爵的宫廷，伊斯雷尔·福尔斯特效力于荷尔斯泰

    因-郭托普的宫廷。高德斯米德家族效力于多位德国王公，还有丹麦皇

    室。事实上，德国犹太人，包括塞法迪和阿什克纳齐，还活跃于北欧

    的宫廷：德·利马家族和德·卡塞雷斯家族效力于丹麦人，德·桑帕

    约效力于瑞典。波兰国王曾雇用莱曼家族和埃本苏尔家族，葡萄牙国

    王雇用过达·科斯塔家族，西班牙国王雇用过博卡罗家族。[45]

    犹太人筹集和调动巨额资金的能力在17世纪下半叶的两场大战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场是哈布斯堡王朝抵抗土耳其入侵欧洲以及随

    后的反侵略行动，另一场是阻止路易十四称霸欧洲大陆的大同盟战

    争。塞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1630—1703）在这两

    场战争中都是主角。在1673—1679年的反法战争中，他是奥地利的帝

    国战时粮食征购商，在奥地利从1682年起的反土耳其战争中，他是奥

    地利军队唯一的军需承包商。他为军队生产制服，供应粮食，发放军

    饷，补给和喂养战马，开办医院医治伤员，甚至生产橡皮艇，通过河

    流系统运送枪支、马匹和人员。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皇帝仓皇出

    逃后，正是他和其它人一起并肩作战，保卫首都，围攻和占领布达佩

    斯（1686）和贝尔格莱德（1689—1698）也是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688年，奥本海默响应号召为抵抗路易十四入侵巴拉丁领地而招募的

    军队提供装备、支付军饷，以至于他有好几年的时间要为两条战线的

    战争资金奔忙，利用犹太人金融家族的巨大关系网在德国和荷兰的全

    国各地筹措资金。

    宫廷犹太人享有极大的特权：随时可以觐见君主，出行不受时间

    地点限制，在犹太法庭，通常还有地方法庭享有豁免权，受王侯法庭

    管辖。他们不仅在整个社会，而且在犹太社会也是一个特殊阶层：宫

    廷犹太人极少和其他犹太人通婚。因此，他们之间几乎都存在亲戚关

    系，然而这种联盟并非总是有效。奥本海默的侄子萨姆森·维德摩尔

    就成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死敌。但通常来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如

    此高效地筹集和调动巨额资金，还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关系。

    而且，对于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家

    族的原则往往会使犹太民族的原则得到加强。宫廷犹太人很愿意融入

    他所服务的那个繁华显赫的贵族社会，有些人除了有官职头衔，还获

    得了家族盾徽，他们可以佩剑或带枪，可以骑马，拥有马车，本人及

    其女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穿衣打扮。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随便选择生活方式和居住地。他们可以在犹太区以外，或

    甚至在犹太人禁入的城镇置房——因此奥本海默就不仅为他自己，还

    为百来个和他沾亲带故的家庭，争取到了维也纳的居住权。但是这些

    人中，尤其在17世纪时，很少有人真的想脱离犹太社会。虽然他们的

    生活方式离隔离区可能已经很远，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用自己的钱、自

    己的谈判能力去帮助犹太同胞。他们十分清楚，大难临头时，家族关

    系网和犹太同胞的怀抱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基督教的法律是靠不住

    的，基督徒暴民随时都会跳起来，而那些亲王也往往是出尔反尔、不

    讲信用之人，即便有一位是忠实可靠的，但是一旦他撒手人寰，敌人

    就会如狼似虎地扑向宫廷犹太人。

    奥本海默的经历足可引以为鉴。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贡献，无人可

    以和他相提并论，然而当《奈梅亨和约》（1679）给他留下20万弗洛

    林的债权时，奥地利财政部却拒不偿还，即使他亲自向皇帝申诉，最

    后也只拿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在他的债权达到70万弗洛林时，1692

    年，财政部对他提出不实的指控，他不得不拿出50万赎回自由。两年

    之后，他的债权高达500万，后来增至更多。然而在1698—1702年这段

    短暂的和平时期，哈布斯堡家族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的时候，就开

    始纵容暴民袭击和抢掠他在维也纳的居所，虽然当局最终采取行动，

    绞死两名暴乱分子，但是当这位老人于1703年撒手人寰时，国家还是

    拒绝承认债务。由于奥本海默本人也是举债放贷，这就让欧洲第一次

    尝到了现代金融危机的滋味，哈布斯堡家族只得放下架子向老人的竞

    争对手维德摩尔求助，以摆脱他们自己惹出的麻烦。但是他的继承人

    却分文未获，60年后，房产也被迫拍卖。[46]

    该家族的另一名成员约瑟夫·奥本海默（Joseph Oppen-heimer，

    约1698—1738），他从1733年起帮助新晋的符腾堡公爵建立一个由公

    爵本人控制经济的集权国家，但是4年之后，公爵突然身亡，他就成了

    不幸的牺牲品。当天奥本海默就遭到逮捕，被判损害社会利益和挪用

    公款，他被处以绞刑，尸体被装在铁笼里示众。奥本海默被称为“苏

    斯”，或“犹太人苏斯”，他的人生起落对于相信外邦人的犹太人来

    说就是一种警告。后来，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以他的故事为蓝本写了

    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奥本海默在他的鼎盛时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的犹

    太人身份，但是他在被囚禁期间却回归本源、严守正统，拒绝以受洗

    为条件获得缓刑，临终还在表白信仰。同时期的一幅版画显示他脸腮

    上没有胡须，不蓄须的宫廷犹太人不止他一个，但大多数拒绝剃须。

    一位萨克森选帝侯在他的宫廷里雇用了20来个犹太家族，他出5000泰

    勒[127]要求一名族长剃须，但是遭到了拒绝，愤怒之下选帝侯叫人拿来

    剪刀，亲自动手剪掉了族长的胡须。萨姆森·维德摩尔不仅蓄须，而

    且穿着打扮（宫廷侍臣说）“像个波兰人”。虽然大多数宫廷犹太人

    只和内部人通婚，但是他们为当地的犹太社会服务，充当官方谈判代

    表。名声显赫的萨姆森·维德摩尔派代理人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巴

    尔干地区各地巡游，赎回在瑞士——土耳其战争中被俘的犹太穷人，

    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社区。在宫廷服务的犹太人，不管拥有多少财富

    或多大的权力，都很清楚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而且他不用看

    得多远就会发现有犹太同胞身陷绝境。

    1648—1649年，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的犹太人陷入了灾难。这段

    时期对犹太人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若干原因我们将会在后面

    看到，但是造成的直接冲击是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处

    境是多么脆弱，权力和暴力可以毫无预兆地将他们击倒。三十年战争

    已经让波兰的粮食出口资源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犹太承包商之所以

    能够如此得力地为各方军队提供服务也是因为他们遍布波兰的关系

    网。但是其中获益最大的是波兰地主，最倒霉的却是波兰和乌克兰的

    农民，他们眼看着自己种植的庄稼越来越多的比例被人以高额利润出

    售给强取豪夺的军队。根据租赁制度，波兰贵族不仅可以向犹太人出

    租土地，还可以向他们出租面粉厂、酿酒厂、酒馆和征税站等固定资

    产，获得固定的收益，犹太人发达了，人口迅速增长。但是这制度天

    生就是不稳定和不公正的。这些常常挥霍无度的外居地主，每次续租

    都要提高租金，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向犹太人施加压力，于是犹太人又

    将压力转嫁给了农民。

    在乌克兰，这种不公平现象尤其为人所痛恨，因为天主教贵族和

    犹太中间商两个压迫阶级，跟东正教徒农民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一

    些犹太领袖敏锐地感觉到了农民的不满，也意识到了这对犹太人的威

    胁。1602年，在沃里尼亚举行的拉比和团体领袖会议上，就有人恳求

    犹太承租人，比如说让农民在安息日和犹太节日休息以示善意：“不

    要让（犹太教徒）对赐福者不知感恩，要让耶和华的名因他们而得荣

    耀。”[47]但是许多犹太人是次承租人甚至次次承租人，他们对此状况

    爱莫能助，为了偿付自己的租金，只好压榨农民。他们相信大炮的作

    用，犹太人和波兰人都加强了城镇的防御能力，会堂建了炮眼，房顶

    架了枪炮。

    1648年春夏之交，乌克兰农民在地位不是很高的贵族博格丹·赫

    梅尔尼茨基的带领下，终于起来造反，并且得到了第聂伯河沿岸的哥

    萨克人和来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响应。这次起义本质上是一场反对

    波兰统治和天主教会的运动，许多波兰贵族和神职人员都成了他们攻

    击的对象，但是主要的矛头却指向了和农民接触最多的犹太人，而且

    一到关键时刻，波兰人就总是抛弃他们的犹太盟友以求自保。成千上

    万来自乡村和犹太小村庄的犹太人仓皇逃至防守坚固的大城镇，这些

    城镇最后都成了葬送他们的死亡陷阱。在图利钦，波兰军队为了自己

    保命把犹太人交给了哥萨克人作交换；在塔尔诺波尔，守卫部队则根

    本不放犹太人进城；在巴尔，要塞落入敌手，所有犹太人都惨遭屠

    杀。纳罗尔也发生了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在涅米罗夫，哥萨克人伪装

    成波兰人闯入要塞，根据犹太人编年史的说法，他们“在城里屠杀了

    约6000人”；“好几百人被他们溺死在水里，用尽各种酷刑”。在犹

    太会堂里，他们用祭祀的刀杀害犹太人，焚烧会堂，撕毁圣书，将它

    们踩在脚下，用圣书的皮面做成拖鞋。

    我们无法确知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在这场灾难中遇难。犹太编年史

    称有10万人被杀，300个社区被毁。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则相信，大多数

    犹太人成功地逃了出来，这些惨案“只是波兰犹太民族稳定发展壮大

    过程中的一个野蛮事件，只是造成了短暂的中断，并不能说是重大的

    历史转折点”。[48]编年史上的数据无疑是夸大了，但是这些难民的遭

    遇不仅对波兰的犹太人，也对世界各地的犹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情感

    冲击。[49]

    和早些时候一样，灾难具有强化犹太教中非理性和末日启示因素

    的作用，尤其让犹太人对弥赛亚救世的迹象变得异常敏感。12世纪迈

    蒙尼德著述中反映的理性的乐观主义思想，到了14世纪末基本上不复

    存在，因为那时候几乎各地的犹太社会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犹太

    上层阶级中，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从15世纪90年代

    起，西班牙大型犹太社区毁灭后四散各地，更是强化了朝着非理性主

    义发展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让喀

    巴拉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之由原来只在知识精英中口授或通过

    手稿秘密流传的奥秘学，变成了公众谈资，大量含有《光明篇》内容

    的手稿，即喀巴拉文选，在各地的犹太社会中广为流传。犹太出版业

    的兴起犹如扬声器，起到了传播作用。1558—1560年，克雷莫纳和曼

    图亚竞相出版了两个版本的《光明篇》全集，随后各地流散犹太人纷

    纷跟进，里窝那和君士坦丁堡，士麦那[128]、萨洛尼卡，尤其是德国和

    波兰，都出版了此书。[50]通俗版的喀巴拉既包括民间迷信，又包括粗

    俗化的哈加达故事传说，这些一向是普通犹太教徒日常宗教信仰中一

    个很大的组成部分。经过一代或两代人的演绎，这些流传的故事已很

    难分清是迷信还是传说，它们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既是魔法又是

    奥秘的民间学说。

    其次，西班牙的驱逐，为喀巴拉增加了以锡安观念和弥赛亚降临

    为中心的末世论元素而使其变得更加富有生命力。喀巴拉和不断添加

    进来的迷信思想已不再仅仅是认识上帝的神秘方法，而是成为推动历

    史前进的动力，加速以色列救赎的途径，并逐渐进入了犹太教信仰的

    最中心，呈现出大众化运动某些特点。

    流亡犹太人辗转飘零来到巴勒斯坦，以及喀巴拉学校在北加利利

    的采法特兴起，对这个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位最著名的喀

    巴拉学者是从埃及移居至采法特的大卫·本·所罗门·伊本·阿比·

    齐姆拉，人称“拉德巴兹”。摩西·本·雅各布·科尔多维罗，又名

    雷马克（1522—1570），首次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喀巴拉神学。但是

    推动这场新运动的真正天才是艾萨克·本·所罗门·卢里亚（Isaac

    ben Solomon Luria，1534—1572），人称“狮子”，他的父亲是来自

    中东欧的阿什克纳齐，移居耶路撒冷后娶了一名塞法迪女子，因此在

    喀巴拉文化传播过程中，卢里亚在两个社会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卢里

    亚本人在埃及由他的包税商叔父抚养成人，后来经商专门做辣椒和玉

    米生意。卢里亚是这个犹太传统的杰出典范——生意和学问，甚至和

    冥想都互不排斥。他终其一生都在一边经商一边研究学问，从小受喀

    巴拉传说的熏陶正是表明喀巴拉的大众化，然而到了青年时期，他又

    开始钻研正教，也就是没有神秘色彩的《哈拉哈》，他的一项天赋就

    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游走自如、平衡有术。他著述很少，唯一为人所

    知的一部是评注《光明篇》“隐藏之书”。1569—1570年，他在尼罗

    河的一座岛上思索《光明篇》，晚年才移居采法特，但是一到采法

    特，他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着聚集在他身边的众多弟子。

    他们背诵他的教义，并在后来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如20世纪30年代哲

    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弟子所做的那样）。他身上不仅笼罩着圣洁的气

    质，更是散发着气势和威严，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或许就是弥赛亚。他

    似乎还通鸟语，经常和先知对话，他会和弟子游走在采法特，凭着直

    觉指认无名的圣人墓。然后，他又会回去从事他的进出口生意，在离

    开人世的三天前还谈下了最后几个客户。他英年早逝使得人们纷纷传

    说他升上了天堂，很快就有各种神迹故事自动被归在他的名下。[51]

    卢里亚最初的影响力来自他教导弟子如何通过集中全部意念于神

    名的字母上来进入深度冥想。和喀巴拉派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相信

    《托拉》所含的字母及其所代表的数字就是直接通往神的途径。这犹

    如一杯浓浓的烈酒，让人迷醉。然而，卢里亚还有一个宇宙理论与弥

    赛亚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至今仍是犹太教所有神秘思想中最有影响

    力的一个。喀巴拉认为宇宙体系分多个层次，于是卢里亚提出这样的

    观点，即犹太人的苦难是宇宙体系崩溃的一个征兆。宇宙破碎的外壳

    （klippot）是邪恶的，但是里面装着细小的光星（tikkim），那是神

    的光。这些被关在里面的光代表犹太人的流散，甚至神圣的舍金纳

    （Shekinah）也在这些被困的光里面，也受到了邪恶的影响。犹太人

    在这破碎的宇宙中，有着双重的意义，他们既是一种象征，又是起着

    积极作用的媒介。作为象征，他们受非犹太人的折磨，代表恶的力量

    对光的伤害；但作为媒介，他们肩负着重建宇宙的责任。通过严守律

    法，他们可以将受困于宇宙外壳里的光释放出来。在他们完成修复宇

    宙工作之后，光的流散将会结束，弥赛亚将降临世界，施行救赎。

    这一理论之所以吸引普通犹太人，在于它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古代，他们和非犹太人交战，与恶作

    斗——但是失败了；在中世纪，他们被动地顺从命运加给他们的不公

    平——还是没用；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而此刻，有人实际上是在告

    诉他们，一部宇宙大片正在上演，他们就是这部大片里入戏很深的演

    员，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越严重，他们就越可以肯定，戏已经演

    到了危急时刻。他们的至为虔诚可以加速危机的发生并解决危机，同

    时引发一拨巨大的祈祷和虔信的浪潮，凭借着这些，弥赛亚可以顺利

    得胜。

    尽管如此，喀巴拉的弥赛亚理念在犹太百姓中广泛传开还是花了

    100多年。迈蒙尼德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反对猜度弥赛亚的降临，试图用

    理性和几乎乏味的语言将弥赛亚时代描绘成全体犹太人热情追求知识

    的时代，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他所称的那些“乌合之众”[52]将会被狂

    热的期盼冲昏头脑而迎来假的弥赛亚，最后陷入绝望的幻灭。他的担

    心最后被证实是有道理的。1492年的驱逐被认为是弥赛亚降世前的阵

    痛。1500—1502年，拉比亚设·莱姆林在意大利北部布道宣称弥赛亚

    不久就要来临，随后有几位所谓的弥赛亚就及时地出现了。1523年，

    一位貌似可信的年轻人来到威尼斯，此人可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法

    拉沙犹太人[129]。他号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国王，

    也叫所罗门王，他的兄弟约瑟王，是失落的流便、迦得和一半玛拿西

    支派的统治者，因而他被人称为大卫·流便。他吸收了许多犹太人为

    他的门徒，一度还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王子，但是最后他却在西班牙

    锒铛入狱。在他的故事启发之下，1530年，还有一位人物——所罗门

    ·莫尔肖也在罗马自称弥赛亚，两年之后被处以火刑。[53]

    经过这些挫败——还有其他的——学者们不再有兴趣利用喀巴拉

    的方式来辨别救赎的征兆。约瑟夫·卡洛也去过采法特，他的学术版

    和通俗版法典中都有意忽略喀巴拉，也不曾做什么弥赛亚猜想。但他

    还是写过一部神秘日记，日记中出现过一位神奇的导师，或称麦基德

    ——人格化的《密西拿》。[54]大多数拉比对待弥赛亚主义比较冷静，

    因为他们完全不清楚自己在弥赛亚时代将会发挥什么作用，如果需要

    的话。卢里亚的得意弟子哈亚米·维塔尔（Hayyim Vital，1542—

    1620）显然在向民众传播其导师的理论方面没有做出丝毫的努力，他

    一生长寿，晚年的时间主要用于隐藏卢里亚给他讲授过的大部分课

    程。然而他在编写于1610—1612年的《幻景之书》中，却又明确地说

    他认为卢里亚应该成为当之无愧的弥赛亚，而且他自己也可能受到了

    召唤。这本自传记录了他近半个世纪的梦境，其中有一个梦境是这么

    写的：“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声说：‘弥赛亚将要来临，弥赛亚就站

    在我的面前。’他吹着号角，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聚集到他的身

    边。他对我们说： ‘ 跟我来， 你们将要看到毁灭圣殿得到的报

    应。’”[55]不仅如此，到了17世纪30年代，卢里亚的大部分教义（后

    经维塔尔和大师的另一位高徒约瑟夫·伊本·塔布尔修订）被出版成

    书，并被广为传诵。

    卢里亚的喀巴拉从采法特逐渐传播到土耳其、巴尔干地区和东欧

    的犹太社区。波兰境内因为卢布林等地有印刷机构，所以它在那里的

    影响非常深远，到16世纪末，卢里亚的喀巴拉在波兰被认为是犹太教

    的正式组成部分，拉比约耳·席尔克斯在释疑中作出规定，“反对喀

    巴拉学科的，应被逐出教门”。17世纪上半叶，在波兰、立陶宛和乌

    克兰人口密集的犹太小村庄和贫民窟，这一形式的犹太教，上起文化

    素养高的神秘主义和克己苦行的敬虔，下至愚昧的迷信，已然成了犹

    太社会的基本信仰。

    犹太社区里盛行的大部分迷信思想非常古老。虽然《圣经》本身

    总体上很少涉及与天使、魔鬼有关的内容，但是在拉比时代初期，这

    些内容还是逐渐渗入犹太教，并正式进入《哈加达》。有关卢里亚的

    神奇传说似乎也发生在一些早期圣哲身上。据说希勒尔也和卢里亚一

    样通晓鸟语——还有兽语，甚至树木和云彩的语言。圣哲编写各种道

    德寓言故事，据称希勒尔的弟子约哈南·本·撒该“知晓洗衣工和狐

    狸的寓言故事”。拉比迈尔被认为知晓300个有关狐狸的寓言故事。让

    魔鬼进入犹太教的正是这些圣哲。可问题是，尽管《圣经》谴责巫术

    （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埃及记》22：18），

    尽管犹太教的信仰是一切行为皆出于上帝一人的旨意，排除了一切二

    元论，但是古代黑魔法和白魔法的遗风依然在一些文字中挥之不去，

    甚至得到了间接鼓励。因此，大祭司法袍上系的铃铛就是为了驱逐魔

    鬼，可以认为，负责任、虔诚的犹太人最器重的经文护符匣也具有同

    样的作用。《圣经》里提到的魔鬼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并非没有：死

    神梅维特、盗婴魔鬼莉莉丝（有时为猫头鹰）、瘟神瑞舍夫、另一位

    疾病之神得弗尔、魔鬼首领贝利亚、领头反叛上帝的撒旦、旷野的代

    罪羔羊之神阿扎赛尔[130]。[56]因此，在公元前150年至公元300年魔鬼

    入侵犹太教并非没有先例。不用说，希勒尔还通晓魔鬼的语言。魔鬼

    形态各异，尽管阿克拉的艾萨克说他们没有大拇指。他们有的面目可

    憎、神情肃然，如撒旦和贝利亚，有的是不洁的恶灵，《塔木德》中

    称其为“邪灵”，他们附身于某个人的身上，借他的口说话。卢里亚

    门徒创作的喀巴拉文学作品中充斥有关这些可怕的活物的故事，在阿

    什克纳齐的隔离区里，尤其在波兰，这些魔鬼被称为“恶灵”。这些

    文学作品还告诉人们有学问的圣人，即美名大师，如何利用卢里亚所

    称的“光星”驱除恶灵，拯救被鬼附身的人。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凯

    西里姆（kesilim）或蓝泽姆（lezim）[131]的捣蛋鬼，他们扔东西，袭

    击打开圣书不关的人。除了莉莉丝，还有别的女魔鬼，其中一个叫示

    巴女王。隔离区的犹太人还相信，在季节交替的时节饮水是危险的，

    因为那个时候女魔鬼会将不洁的经血扔到井里或河里。

    为了对付这些魔鬼，又出现了许多天使，这同样也是得到《圣

    经》的准许。像米迦勒、加百列、拉斐尔和米达伦等天使的名字里都

    有特别的字母，来自古代的楔形文字或已经废弃的希伯来文字，字母

    中常常包含形似眼睛的小圆圈。这些字母常常用在护身符或其他咒符

    上以驱除魔鬼。或者可以念出特别的字母组合驱除这些魔鬼，其中一

    个便是魔鬼在阿拉姆语里的名字，说法和“阿布拉卡达布拉”相同；

    另一个是恶灵退散（shabriri），是致人失明的魔鬼的名字。[57]利用

    包含在特殊公式里的上帝和天使的秘名来施行的字母组合魔法就

    是“实用喀巴拉”。从理论上来说，（且不说是应该）只有非常圣洁

    的男性才能施行白魔法。然而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护身符被生产出来

    在隔离区里自由流通。除了白魔法还有通过操控“非圣洁之名”施行

    的黑魔法。根据《光明篇》的说法，这种禁忌魔法的源头是《创世

    纪》里生命树的叶子，由堕落天使阿赛尔和阿扎传授给到黑暗山学习

    魔法的巫师。有德行的喀巴拉学者有权获得此类法术，但只能用于理

    论研究。但隔离区里也有人大加实践，施念毒咒。

    最不可思议的魔法是造魔像，即假人，美名大师根据特殊公式说

    出上帝的一个秘密圣名，便能给这个假人吹入生命的气息。这个灵感

    来自上帝造亚当的故事，但是真实描写这个故事的文字在《圣经》中

    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在《诗篇》的一段神秘话语里。[58]然而，《塔木

    德》中有关魔像的传说故事却层出不穷、越来越多。据说耶利米也造

    了一个魔像，便西拉也造过一个。从15世纪至17世纪，造魔像之风越

    来越盛，以致大家认为凡完美圣洁、拥有喀巴拉学识的人，都具有造

    魔像的能力。魔像获得生命后变成具有各种行动能力，包括保护犹太

    教徒不受外邦敌人的侵犯。从理论上说，若将上帝秘名的字母顺序写

    对了，放入魔像口中，它便有了生命；如果将名字写反，它就没有了

    行动能力。但是经常会有魔像失控到处乱跑的事情发生——于是就有

    了新的恐怖故事。

    魔鬼、天使、魔像，还有其他各种神秘人物成了隔离区民间故事

    中的主要角色，催生了无数迷信活动，为隔离区的生活带来了特别的

    内容，恐怖的同时又令人欣慰，不过总是那么生动、丰富和有趣。

    1738年，伦敦出版的《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祈祷之书》一书披露了

    16、17世纪流行的一些风俗习惯。相传这本书的作者是迦玛列·本·

    比大蓿，但实际上由叛教者亚伯拉罕·米尔斯所著。书中说，飞扬的

    灰尘和垃圾堆中有恶灵存在，恶鬼会伤害独自身处黑暗中的人，若是

    两人同在，恶鬼会出现，但是不会干坏事；如有三人同行，它就无从

    下手了，有火把也行。女巫若是得到没有敲碎的废弃陶罐或蛋壳，或

    者整捆的绿色蔬菜，就会用来害人。这些故事大都与婚丧嫁娶有关。

    因此，如果希望得到死人的原谅，你可以站在棺材旁边，拉着死人的

    大脚趾祈祷，让他原谅你；如果鼻子大量出血就说明他不肯原谅你。

    婚礼上打碎玻璃杯可以驱除晦气，“未婚男子常常要设法带走一片瓦

    壶碎片，”作者写道，“相信这会让他们更快结婚。”迷信思想无形

    中也进入了民间医学：

    他们中有些女子谎称能用烟熏法治愈各种疾患，她们相信疾病起

    于邪眼，治疗方法如下：将患者穿的衣物送至所谓的女医那里，女医

    手捧衣物放在自制的熏料上方，对着衣物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快速将

    熏过的衣物送还让患者立即穿上，用此种方法，病情每每得到缓解，

    除非患者得病时日已久才将衣物交与老妇人烟熏。给小儿熏帽子通常

    一先令[132]，给女子熏衬裙两先令，给男子熏短裤半个克朗[133]。注：

    给西班牙犹太人熏衣的是德国人，因而收费更高。[59]

    隔离区的民间故事都是围绕着魔鬼和罪孽（尤其是原罪）、灵魂

    的轮回以及弥赛亚而展开。弥赛亚信仰因为得到了正统犹太教最高程

    度的认可，所以是隔离区犹太人寄托于超自然力量的极点和高潮。上

    至最博学、最有理性思想的拉比和最世故的商人，下至卑微的牛奶工

    家的半文盲妻子，都怀着巨大的热情深信弥赛亚即将来临。犹太人还

    将弥赛亚与有关消失支派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为

    复兴地上的神圣国度，弥赛亚将会召集这些支派从遥远的流亡地回到

    以色列，届时他们将会带着一支强大的军队拥护弥赛亚登上大卫王的

    宝座。描述这些支派的，不是隔离区里说故事的人，而是贝尔蒂诺罗

    的俄巴底亚·本·亚伯拉罕·雅尔，这位伟大的《密西拿》评注者写

    到过（1489）有一个人在受命于“可靠的商人，在沙漠中行走50

    天”，来到“浩浩荡荡的山姆巴顿河边”，在那里，“以色列的子孙

    过着简单的生活……如天使一般圣洁：他们中没有一个罪人。在山姆

    巴顿河的这边，以色列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子，有国王和贵族老爷，

    但是他们却没有河那边的那些人圣洁”。[60]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将组成

    军团，成为弥赛亚征服世界的大军。

    历史一再地显示，能让一个宗教思想传播得最快的方法，是对得

    救的方法做出明确无误、切合实际的描述。这正是卢里亚的喀巴拉所

    做的：它对普通的犹太人如何用祈祷和虔信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做

    出了描述。卢里亚的思想，不管是其高深的还是通俗的形式，在17世

    纪3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中传播得最广、最快。著名历史学家哥舒姆·

    舒勒姆（Gershom Scholem）毕生致力于研究喀巴拉神秘主义如何影响

    犹太社会，他强调，17世纪中叶前后犹太社会中普遍相信世界即将发

    生重大事件。[61]1648年起突然降临在东欧的阿什克纳齐身上的一连串

    灾难，直至最后于50年代末发生的瑞典战争，再次有力地唤起了人们

    对弥赛亚的盼望。越是苦难深重，对拯救的盼望就越是急切。17世纪

    五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难民等待着被安置在各地的犹太社区，为帮

    助他们而进行的募捐活动让人们燃起希望之火。然而因为卢里亚的信

    条，即使在像摩洛哥这样对波兰的灾难几乎没有耳闻的遥远社区，人

    们对弥赛亚的盼望也非常热切。虽说这波巨大的热情在萨洛尼卡和巴

    尔干地区，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各地，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尤为高

    涨，但是在像里窝那、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这样饱经风霜的商业中心也

    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饱学之士还是无知

    文盲，无论是身处危难的还是自认为安全的，都被这股热情裹挟着向

    前。到17世纪60年代，认为卢里亚的准备过程几近完成和弥赛亚将随

    时登场的这种情绪将散居在欧亚两洲的几百个犹太社区紧密地团结了

    起来。在这一点上，民间流行的迷信思想和学术界的神秘主义是一致

    的。

    1665年5月31日，仿佛适逢其会，弥赛亚出现了，他是在加沙被宣

    布为弥赛亚的，他的名字叫沙巴泰·泽维（Shabbetai Zevi，1626—

    1676）。但是策划泽维出现的幕后主导是一名阿什克纳齐，名叫亚伯

    拉罕·拿单的当地居民，人称“加沙的拿单”（约1643—1680）。这

    位年轻人学识丰富，才华出众，而且想法新奇、足智多谋。他出生于

    耶路撒冷，父亲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拉比学者和喀巴拉主义者；他娶了

    加沙一名富商的女儿，然后去了加沙；1664年，他开始潜心钻研卢里

    亚的喀巴拉，很快就掌握了卢里亚的冥想法和出神诱导。到1665年年

    初，他就能长久地产生幻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他已经开始修

    改卢里亚思想，以迎合他自己头脑里所设计的那个弥赛亚形象。具有

    丰富想象力但同时危害性极大的一类典型的犹太人物会在犹太知识分

    子世俗化的时候成为世界级的重要人物，拿单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

    表。他能够想出一套解释和预测未来现象的方式，貌似非常有理，但

    同时又似是而非、灵活可变，以便遇到新的情况——通常解释不通的

    事件——可以自圆其说。同时他还有这个本事——说起他变化多端的

    理论来头头是道、镇定自若。他的理论有一种内在功能，即能够通过

    潜移默化的过程吸纳新的现象。后来弗洛伊德也用到了类似的本事。

    拿单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认识年长自己约18岁的沙巴泰·泽

    维，但当时他并没有给予这个众所周知的狂想奇人太多的关注。然而

    在他接受了卢里亚的喀巴拉思想，并逐渐掌握——起码他自认为如此

    ——出神和预言能力后，他想起了这个人，把他拉进自己的那套理论

    体系。泽维各方面都不如拿单，没有他博学，没有他聪明，也没有他

    那么多的奇思异想，但是他拥有弥赛亚的必备条件：自我专注。泽维

    出生于士麦那，那时的士麦那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中心，他的

    父亲就在那里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公司当代理，他的两个兄弟都是成

    功的商人，而他却是个书呆子，接受拉比训练，18岁毕业后开始钻研

    喀巴拉学说。他的性格有后来所说的躁狂抑郁症的症状，忽而喜极欲

    狂、异常活跃，忽而又突发抑郁、不能自拔。这些特点在所有宗教的

    神秘人士中屡见不鲜，被认为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先是“发出光

    照”，然后“掩住自己的容颜”。因而这种突然的转变未必会减损他

    们的圣洁名声。但是泽维的不幸在于他会在躁狂症发作期间做出违法

    和渎神的事来。他说上帝的讳名，将三个节日合并起来同时庆祝，把

    《托拉》放在婚礼的彩棚下面举行神秘的婚礼。1648年的大屠杀刺激

    得他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他和许多神秘主义者一样，总想做些律法

    禁止之事，并将其合法化，因此他祈祷“允许不可为之事的上帝”赐

    福。在17世纪50年代，他在士麦那、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相继遭到

    驱逐。他也有心境稳定正常的时候，甚至还寻求过治疗，认为自己是

    魔鬼附身产生了幻想，但是病情总是反复。他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

    两次婚姻都没有圆房。1664年在开罗躁狂症发作期间，他再度与一个

    名叫撒拉的女子结婚，这个为躲避大屠杀逃难到开罗的女子名声不

    好，不过先知中倒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何西阿不就娶了一名妓女吗？

    然而这年冬天他再次决定找人帮助他驱赶魔鬼。听说一名叫拿单的年

    轻人通晓喀巴拉，有奇特的出神本领，于是在1665年春，他来到了加

    沙。

    两人会面是在4月，当时拿单刚经历过一次出神过程，他记忆中的

    这位来自耶路撒冷、自称弥赛亚的人，就清晰地出现在他的异象中。

    因此当泽维真的来到他家中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拿单断定这是天

    意。他非但没有帮泽维驱赶魔鬼，反而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竭力劝说泽维相信他的弥赛亚主张是真实的，必须坚持

    下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拿单证明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非凡本领：熟

    练地修改泽维的人生履历和性格特点，使其符合正典和次典的文字模

    式以及卢里亚理论——尤其是经自己修正后的理论中的模式。就这

    样，他把泽维拥为弥赛亚，而泽维也再一次确信自己就是弥赛亚，躁

    狂症及时地再次发作。有了热心的拿单为他撑腰，他开始对外公开宣

    称，这一次，人们相信了。不久，他就以王者的姿态骑着马在加沙招

    摇过市，还委派使节召集以色列的各个支派。

    泽维和16世纪前几位弥赛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弥赛亚资格不

    仅是在一个正统学识的背景里打造和推立出来的——他和他的幕后推

    手都拥有正统的学识，而且具体方面还在于此时的人们对卢里亚学科

    早已不再陌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先知拿单，是一盏燃烧着坚定的

    信念、散发着知识之光的“圣洁之灯”，弥赛亚泽维则显得魅力十

    足，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这两人的搭档在加沙出奇地成功，当地拉

    比纷纷起来拥护。然而在耶路撒冷他们却受到了冷遇，许多拉比（包

    括拿单过去的导师）都不承认这位新的弥赛亚，最终将他赶了出去。

    但是耶路撒冷的权威们还是很想看看再说，他们并没有发函提醒各犹

    太社区有假弥赛亚出现。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各地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拉

    比大都认为最好还是先不发声。各地的大多数拉比上当了，后来谎言

    戳穿之后又有许多人坚称自己当初就反对泽维自称弥赛亚。然而，正

    如舒勒姆所指出的那样，文献里记载的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在1665年以及166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没有发布任何

    反对这位新弥赛亚的声明。拿单写了或者说起草了一封措辞巧妙的

    信，发给世界各地的犹太社会，宣告弥赛亚的降临。这封信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当然，大多数犹太人认为弥赛亚降临会伴有神迹出现，但

    是也有可靠权威人士说——迈蒙尼德竟然也说——不会出现什么神

    迹。此外，拿单巧妙地变通了卢里亚的理论，也预料说不会有神迹发

    生。他提出说，既然弥赛亚是犹太人用祈祷和虔信召唤来的，那么他

    完成使命的唯一条件也必定是纯洁的虔信之心。因此，弥赛亚和他的

    先知都无须行神迹。事实上，拿单的谨慎是多余的，神迹还是适时地

    发生了——尽管总是在别处。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不管好事坏事犹

    太人都习惯用言辞激动的长信来传播消息，信的依据往往是传言。于

    是，君士坦丁堡写信给里窝那说开罗有奇迹发生，萨洛尼卡出现神迹

    的消息从罗马传到了汉堡，又从汉堡传到了波兰。西欧大多数犹太人

    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根本无关泽维，而是关于失落的10个支派，有各

    种传言说他们正在波斯或撒哈拉集结，朝着麦加——或君士坦丁堡奔

    来。

    1665年9月，拿单发出一份长信，对弥赛亚计划做了概述。拿单在

    信中称，弥赛亚的神工现已取代卢里亚学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代，他有赦免所有罪人的能力。首先，他将在土耳其加冕为王，让苏

    丹成为他的仆人。接着他将前往山姆巴顿河，召集那里的10个支派，

    并娶由摩西的13岁女儿转世的利百加为妻。没有他的土耳其可能会出

    现叛乱，给犹太人带来苦难，因此所有的犹太人必须立即苦修悔改。

    与此同时，泽维本人已开始朝北方胜利进发，他首先来到阿勒颇，然

    后到达士麦那，并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正在这时候，民众开始进入

    歇斯底里般的集体疯狂，而泽维的躁狂症再次复发更是给他们添了一

    把火。根据同时代一份记述，他“说上帝的讳名，吃（禁食的）肥

    肉，行其他违背上帝旨意和律法的事，甚至还强迫别人也这样做”。

    [62]如果有拉比表示反对，此刻到哪里都跟着泽维的一大群支持者就有

    可能攻击这个批评者的家。士麦那的塞法迪会堂拒绝承认他，泽维就

    亲自拿了一把斧子来到会堂门口，强行闯入，一进去就骂那些不信的

    拉比是不洁的动物，他唱着西班牙情歌拿起一卷圣书揣入怀中，宣布

    1666年6月18日是救赎的日子，称土耳其苏丹即将被废，他将世上的王

    国分给直接跟随他的门徒。当时在场的一位拉比提出异议，要求他拿

    出证据来，泽维就地开除了他的教籍，并领导暴民说讳名以证明他们

    对他的信心。接着他“解放”犹太妇女，让她们摆脱夏娃的诅咒[134]，

    派遣信使到君士坦丁堡，预备他的到来，1665年12月30日，他登船启

    程，向君士坦丁堡出发。

    1665—1666年整个冬天和次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世界都骚动

    不安。为了响应拿单苦修悔改的号召——他的劝诫书在法兰克福、布

    拉格、曼图亚、君士坦丁堡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大量印发——犹太人祷

    告、禁食，时常仪式性地洗浴，他们赤身躺在雪里，鞭抽自己。不少

    人还变卖全部家产前往圣地朝圣，以便亲眼目睹弥赛亚的尊荣。有的

    相信会有祥云载着他们到圣地，有的买船票乘船前往。犹太人亚伯拉

    罕·佩雷拉——据称是阿姆斯特丹最有钱的人——带着家眷举家前往

    巴勒斯坦，不过他的船只开到了里窝那。那时候创作的诗歌、印行的

    书籍，标注的时间都是“预言和王国复兴元年”。他们还组织公众游

    行。有些地方的热情是基督教千禧年派发起的，他们也相信1666年是

    一个奇迹年。波兰各地城市相继爆发动乱，到5月，国王下令禁止犹太

    人继续示威。伊斯兰世界也对犹太人的这股热情做出了反应，有的表

    示同情，有的则怀着敌意。土耳其当局慌了。

    1666年2月，泽维的船一抵达土耳其海域就遭到了扣押，弥赛亚戴

    着镣铐被押送上岸。不过，即便在囚禁中，他还是过着体面的生活，

    土耳其方面还允许他接见访客。为了给这些事件一个合理的说法以配

    合他的理论，拿单起初是这么解释的：弥赛亚入狱只不过是一个象征

    和表象，反映的是他的内心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这些邪恶势力使得神

    的光星无法闪耀。泽维被关在加利波利要塞里仍然自称弥赛亚，似乎

    把犹太人使团都打发得高高兴兴地回去。对于威尼斯社区的询问，君

    士坦丁堡的犹太人作出了令人放心的答复。这份被精心伪装成商业报

    告的答复是这样写的：“我们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对拉比以色列的货

    物做了检验，因为他的货物就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的结论是这些

    是非常贵重的物品……但是我们还需等到大交易会的那个日子才能作

    出决定。”[63]但是原定于1666年夏天的那个日子悄悄地过去了。9月

    初，波兰喀巴拉主义者尼希米·哈-科恩来见泽维，此人可能是土耳其

    密探，也可能是一个和他竞争的弥赛亚。他就对方自称弥赛亚之事进

    行了盘问，认为答案很不满意，于是就向土耳其人控诉泽维是假弥赛

    亚。9月15日，泽维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议会，即枢密院，苏丹也在，

    他躲在装有隔栅的一间凹室里。泽维否认自己曾经自称弥赛亚，随后

    土耳其方面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改宗信伊斯兰教，要么接受死刑。

    在苏丹的御医，一名犹太叛教者的劝说下，他接过了穆斯林头巾，改

    称阿齐兹·哈默德·埃芬迪，头衔是“宫殿守门人”，享受一天150皮

    阿斯特[135]的政府津贴。

    弥赛亚叛教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和整个使命本身一样令人深思。消

    息一经传出，犹太世界欣喜若狂的心情一下子跌至谷底，尽管起初还

    有许多人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拉比和团体领袖，不管曾经是否认可这

    位弥赛亚，都对此一致保持彻底沉默。有人认为，对此事进行任何的

    事后调查，都是挑战上帝神秘莫测的智慧，因为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

    也是上帝的旨意。同时人们还非常担心土耳其人或会针对默许此事发

    生的犹太领导人发起一场猎巫行动，毕竟这一事件本来就是反对奥斯

    曼帝国统治的一场叛乱。因此官方做出种种努力重写或者说忽略这段

    历史，假装此事从未发生过，涉及此事的民间记录也都被销毁。

    而加沙的拿单，只是再次扩大他的理论以配合新的形势。于是，

    弥赛亚叛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悖论或辩证矛盾，这非但不是变节，反

    而是一个新使命的开始：释放卢里亚所说的光星，把它们散布到非犹

    太人中，尤其是伊斯兰教徒中。犹太教徒所做的是让散落在他们自己

    中的光星复原——这还是简单的工作——而弥赛亚肩负的任务却要艰

    巨得多，他是要在外邦人的世界聚集光星。这只有他才能做到，也就

    是意味着他要屈身进入邪恶的国度，表面上他是屈服了，实际上他是

    混入敌人阵营的特洛伊木马。拿单指出，泽维一向行事古怪，只是这

    一次更古怪而已——最后一次作出牺牲，忍受叛教的耻辱，然后才向

    世人显示弥赛亚得胜的全部荣耀。凡事都有隐藏含义的这一思想对于

    喀巴拉弟子来说并不陌生。弥赛亚假意叛教的说法一旦被人接受，其

    他的一切——包括泽维后来在土耳其人监督之下的种种举动——就都

    能证实新的理论，很快拿单又从《圣经》《塔木德》和喀巴拉文字中

    找出大量文献资料来证明这个新理论。拿单还数次探访泽维，两人就

    如何给泽维的行为做出解释达成了一致。泽维的躁狂症时不时发作，

    在发病期间他有时还会重申自己是弥赛亚。泽维还有怪异的性癖好，

    以至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敌人——包括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联合

    起来说服，实际上是贿赂对泽维颇有好感的苏丹，把他流放到阿尔巴

    尼亚。1676年，泽维在阿尔巴尼亚去世。然而，即使他的死也难不倒

    拿单，后者宣称他只是“隐身”了：泽维已经升上天堂，被吸收

    到“神圣的光”里了。

    泽维去世4年之后，1680年，拿单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等到他

    也消失的时候，他的那套可变通理论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不仅泽维

    的行为，而且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尴尬事件，它都能解释得通。他认

    为，宇宙中不像卢里亚和其他喀巴拉主义者所相信的只有一种光，而

    是两种：无私的光（好的）和自私的光（普通的或可能不好的）。世

    界万物以辩证的方式向前发展，弥赛亚式人物在其中发挥着全然不同

    于常人的独特作用，甚至常常需要做出英雄般的牺牲，包括用邪恶的

    外表伪装自己以净化他人。无论泽维再次现身、派遣替身，或保持静

    默和隐身，这套理论都能自圆其说。在这个另类的喀巴拉体系，或者

    说异端的喀巴拉体系中，拿单用大量的比喻非常详细地提出了他的理

    论。

    因此，时而公开、时而转入地下的沙巴泰运动，不仅没有在弥赛

    亚叛教的混乱局面中消失，而且还继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大多数拉

    比开始痛恨这个运动，不仅是因为拿单的最终理论显然是异端，更是

    因为当泽维再现的预言破产后——如1700年和1706年里——许多心存

    失望的沙巴泰门徒改换门庭，投靠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是有些拉比

    本身就是深藏不露的沙巴泰门徒，非理性主义的犹太教徒几乎无不受

    拿单这种“牛皮糖”思想的影响。这场运动一路走来有过分裂，也偏

    离过自身的准则，最终分离出了一个新的教派，其创始人是转世的泽

    维，名叫雅各布·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

    弗兰克原名雅各布·本·犹大·莱布，父亲是一名兼任拉比的波

    兰商人。弗兰克本人是面料商，没有什么学问，常以“普通小民”自

    称。然而他在巴尔干地区经商的时候，经沙巴泰运动极端派别的信徒

    介绍，加入了他们的秘密仪式。后来成为先知，并最终声称自己拥有

    准神的地位，身上有泽维的灵魂附体。当他回到波兰以后，尽管以正

    统塞法迪犹太教徒自居——因此改名弗兰克（在阿什克纳齐使用的意

    第绪语里指塞法迪）——但是却在暗地里作为一个犹太教地下运动组

    织的头目，主持沙巴泰运动的仪式。他和他的门徒还沉迷于《托拉》

    中的禁忌行为。事实上，他们还遵照拿单所创立的方便实用的辩证理

    论，认为有普通的《哈拉哈》《托拉》和“发散的《托拉》”之分，

    并称他们可以不遵守普通《托拉》，而只遵守“更高”形式或“精

    神”形式的《托拉》，即“发散的《托拉》”。

    1756年，弗兰克被布罗迪的拉比法庭开除教籍，为躲避追捕，他

    逃亡到了土耳其，在那里他发现信伊斯兰教可以给他带来好处。正统

    的犹太教徒后来请求波兰天主教当局给予协助，驱散这个教派。但是

    弗兰克派也向天主教会求助，其理由是他们不承认《塔木德》，因而

    与罗马有更多的共同点。主教们于是兴奋了，他们组织了一场公开的

    辩论会，要求拉比和弗兰克派都必须来参加。辩论会于1757年6月举

    行，主持辩论的登博夫斯基主教宣布支持弗兰克派，并下令在卡缅涅

    茨的城市广场焚烧《塔木德》书籍。然而不幸的是，这位主教却在火

    光冲天之时突然身亡。拉比们把这当作是神作出应许的表示，于是带

    着新的热情继续为难弗兰克派。出于报复，弗兰克带着门徒加入了天

    主教，1759年接受了洗礼，甚至还协助天主教徒调查血祭诽谤。但是

    他同时又招了12位“姊妹”成为他的妾，并且作恶多端，最后锒铛入

    狱，然后又转投俄罗斯东正教。

    在拥抱犹太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同时，弗兰克

    一直在扩展拿单的宗教理论。他设计了新的三位一体， 即“ 好

    神”“兄长”和“她”，其中最后一个是舍金纳和童女马利亚的合

    体，并最终提出了这样的观念：所有主要宗教均可追求弥赛亚思想，

    因此世俗的启蒙运动或共济会也都可以。就这样，一开始以古典时代

    晚期模棱两可的诺斯替主义形式出现的喀巴拉，兜了一圈，在18世纪

    末期又回到了模棱两可的诺斯替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他的教派找到合法的掩护，弗兰克不得不

    假意拥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比一下与他同时代的塞缪尔·雅各布

    ·海依姆·法尔克（Samuel Jacob Hayyim Falk，约1710—1782）的

    行为还是很有意义的。法尔克出生于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也是一名喀

    巴拉主义者和冒险家，但是相比弗兰克，他要有学问得多。但他同样

    不守律法。在威斯特伐利亚，他差点儿被当作巫师处以火刑，最后被

    科隆大主教赶出了他的领地。1742年，法尔克来到英国，在英国，他

    的宗教事业追求似乎畅通无阻。他在伦敦韦尔克洛斯广场的一所房子

    里举办私人会堂，在旧伦敦桥上拥有一所喀巴拉实验室，他在那里进

    行炼金术试验。据说他还在大犹太会堂的门柱上刻下神奇的文字，从

    而保住它没被火烧。他在当时被人称为“伦敦的美名大师”。[64]

    像法尔克这样的犹太人能够在英国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这在

    犹太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自从开明的罗马帝国时代

    以后，犹太人第一次能够在一个国家几乎享受到了正常的公民待遇。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理解这个伟大的转折点，我们还需回到改

    变犹太人命运的那一年——1648年，当时的大屠杀事件是继第一次十

    字军东征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反犹主义大爆发，从这以后的8年里，东欧

    的犹太人饱经患难、苦不堪言。迄今为止，犹太人几百年来都是向东

    迁徙，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尽管东欧拥挤的阿什克纳齐社区人

    口继续在增长，而且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这里再也没有真

    正的安全了。出于安全考虑，一些积极进取的犹太人开始将目光转向

    西方。就这样，1648年就成了最后通向20世纪大屠杀的漫长道路上的

    一座灰暗的里程碑，但是这充满血泪的1648年——因为种种巧合，或

    被有些人称为天意——引发了一连串不寻常事件，最终促成一个独立

    的犹太国家的建立。

    这一新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媒介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著名犹太学者

    ——玛拿西·本·以色列。玛拿西出生在马德拉的一个马拉诺人家

    庭，受洗后取名曼诺尔·迪亚斯·索埃罗，他的父亲为躲避里斯本宗

    教裁判所的判决仪式来到荷兰后，全家恢复犹太人身份，玛拿西则成

    了通晓《塔木德》的神童，17岁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65]他毕生热衷

    于向非犹太世界展示犹太教的正面形象，以此赢得他们的接纳。他的

    许多著作是为信奉基督教的读者而写，他试图证明基督教和犹太教比

    大多数人所想的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而在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中享

    有很高的声誉。当1648年因大屠杀造成的第一批难民抵达西欧，玛拿

    西和其他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很担心大量阿什克纳齐难民涌入将会造

    成严重后果。他们自己在荷兰的处境也不明朗，没有公民权，不能参

    加同业公会。只要他们不声张，荷兰政府并不干涉他们信奉自己的宗

    教，事实上，荷兰的犹太社会，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欣欣向

    荣。但是这一切很有可能会因为难民的到来而受到威胁。的确，在汉

    堡，大批难民的到来就导致1649年犹太人暂时被全部逐出。玛拿西因

    此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英国何不打开国门，成为犹太难民的

    接纳国呢？

    自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逐英国犹太人以后，人们普遍都认为英国

    的法律绝对禁止犹太人定居。事实上，这几百年里英国还是生活着一

    些犹太人，尤其是医生和商人。[66]犹太人爱德华·布兰顿爵士，又名

    杜阿尔特·布兰道，是理查三世时代根西岛的总督；另一名犹太人，

    罗德里戈·洛佩兹医生，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1593—1594年发生

    臭名昭著的反犹猎巫行动和叛国罪审判，他就是受害者。[67]当乌克兰

    屠杀发生时，与英国军队签约供应军粮的5名商人中，就有一个名叫安

    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的犹太人，他于1630年来到伦敦，据

    说每年向英国输入价值10万英镑的白银。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没有正

    式准许犹太人进入。

    1649年，英国保皇党人失利，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玛拿西感觉到

    这为犹太人进入英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反对国王的清教徒，

    也就是此刻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向来是英国亲犹传统的代表，《圣

    经》是他们的时事指南，他们援引先知阿摩司谴责星室法庭[136]，他们

    说拿伯的葡萄园事件就是造船费的原型。1621年，信奉清教的普通法

    律师亨利·芬奇爵士发表了《世界的伟大复兴——犹太人的使命》一

    书，被国王斥为冒犯君主。[68]许多人相信，基督复临已经迫近，但是

    《申命记》第28章第64节和《但以理书》第12章第7节都暗示，基督再

    来要等到犹太人完成“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流散。因此，犹太人若

    不到英国，千禧年将会推迟到来。这是玛拿西和英国基要主义者的共

    同想法，因为“地极”（Kezeh ha-Arez），在中世纪的希伯来语中就

    是指英国。玛拿西相信，英国接受犹太人的到来将会加速弥赛亚的降

    临。1648—1649年的冬天，他以《为可敬的犹太民族辩护》一书为工

    具——此书他署名“爱德华·尼古拉斯”——发起运动，1650年他以

    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继续推进这个运动，他

    在《以色列的希望》一书中提出了千禧年的论点。因为第一次英荷战

    争的发生，他没有进一步采取更加具体的行动，但是1655年9月，他亲

    自前往伦敦，向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请愿，希望他撤销禁止犹太

    人入境的法令，由英国政府规定条件，准许他们进入英国。[69]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英国人典型的乌龙事件，由于这对整个犹

    太历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这里有必要做一下详细的分析。

    克伦威尔客气地收下了玛拿西的请求，将它交给了国会。1655年11月

    12日，国会成立小组委员会调查此事，并听取了法律专家的意见。12

    月4日，英国政府举行会议，25名律师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首席法官

    约翰·格林爵士和财税法院首席法官威廉·斯蒂尔。令这些政客意想

    不到的是，他们竟然宣布，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法律条文禁止犹太人进

    入英国。爱德华在1290年驱逐犹太人只是国王行使皇家特权，只涉及

    涉事的个人。可不合逻辑的是，小组委员会还是接着讨论准许犹太人

    入境的条件，但是他们却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犹太人在英国既有朋

    友，也有敌人。开了四次会议之后，12月18日，小组委员会被克伦威

    尔解散了。玛拿西万分失望，第二年就回了阿姆斯特丹。他以为这事

    没戏了。

    但事实上他是没有正确理解英国人的做事方式。英国人喜欢实用

    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方案。假如起草了一份

    协议，赋予犹太移民特殊的法律地位，他们就必然会被贴上二等公民

    的标签，那么到1660年复辟的时候，查理二世很有可能会撕毁协议，

    或者重启谈判，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会让犹太

    问题成为一个公共问题，从而触动反犹的敏感神经。最后的结果是，

    这事就按实用主义的办法解决了，没有具体协议。玛拿西还在伦敦的

    时候，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罗德里戈·罗伯斯的男子因为西班牙侨民

    的身份被诉上法庭，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交战。这名男子法律上的

    身份是马拉诺人，实际上是一名犹太教徒。1656年3月，20来个马拉诺

    人家庭做出决定，公开承认犹太教信仰，宣布自己是躲避西班牙宗教

    裁判所迫害的难民，并请求国会赋予他们在私人场所信奉自己宗教的

    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5月16日，国会下令撤销对

    罗伯斯的诉讼，并在6月25日再次召开的会议上似乎同意了他们的请

    求，但是当天的会议记录后来神秘地被人拿走了。不管怎样，8月4

    日，“一卷精致的羊皮纸律法书，有黄色的天鹅绒捆带和书罩，一块

    红色锦缎的读经台台布，还有一个衬着红色塔夫绸的香料盒”从阿姆

    斯特丹运来，伦敦的犹太人接着在克瑞彻驰巷租下一幢房子，作为他

    们的第一所会堂。

    就这样，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赋予犹太人特殊地位的问题就放下

    不提了。没有法律禁止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国会说他们可以信奉自

    己的宗教，他们就信了。1664年，当针对非国教教徒的《宗教集会

    法》获得通过时，犹太人在新拉比雅各布·萨司波塔斯的带领下，向

    查理二世表明他们的忧虑，查理二世“哈哈大笑着啐了一口”，叫他

    们不要担心；后来枢密院以书面形式确认犹太人可以“享受和以前同

    样的优待，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妥善遵守国王陛下的法律法令，不非

    议国王陛下的治国理政之道”。

    就这样，英国犹太人，可以说是因为一个疏忽就成了享有完整公

    民权的英国公民，从此就不会像天主教徒和非国教教徒那样，如果不

    愿意加入英国国教，或者对于他们来说，不愿意宣告基督教信仰，就

    会受到一些限制。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各种司法判定为犹太人确

    立了出庭辩护和出庭做证的权利，以及他们出庭时宗教情感得到尊重

    的权利。犹太人固然和其他非国教教徒一样不得担当许多公职、不得

    进入议会，但是现在法律对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做限制了。事实上，歧

    视主要来自犹太社会的内部。占犹太社会多数的塞法迪仍然没有安全

    感，他们强烈反对没钱的阿什克纳齐涌入，尤其是如果社区还要为他

    们提供资助的话。1678—1679年，他们做出规定，德裔犹太人不得担

    任公职，不得参加会议的投票表决，也不得阅读经卷。但是后来发现

    这样的规定违反犹太律法，因此必须做出修改。从英国法庭方面来

    说，犹太人似乎从一开始就享受司法公正和法律保护，英国法官总体

    上来说对勤劳守法、不给国王添乱的公民很有好感。事实上1732年的

    一项判决，针对可能危及生命的普遍诽谤为犹太人提供了法律保护。

    就这样，英国几乎在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有可能兴起现代犹太社会的

    地方。

    美洲的结果甚至具有比英国更重要的意义。1654年，法国武装民

    船“凯瑟琳号”从巴西的累西腓运送23名犹太难民到荷兰殖民城镇新

    阿姆斯特丹。和在阿姆斯特丹一样，荷兰殖民统治下的犹太人地位同

    样不确定：加尔文主义者虽然比路德派的人显得友好，但有时还是会

    压迫和仇视犹太人。新阿姆斯特丹总督皮特·斯图凡萨向荷兰的东印

    度公司提出了抗议，反对犹太人前来定居，称他们是“信仰玛门之脚

    的可怕宗教的不诚实种族”。最后虽然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没有赋予

    他们任何权利，公司和总督还联合抵制他们建造犹太会堂。1644年，

    当新阿姆斯特丹落入英国人之手变成纽约时，一切的不明朗都得到了

    解决，此后犹太人不仅享有英国公民的种种好处，还得到了额外的宗

    教自由，这是新世界的殖民主义者为自己争得的权益。

    纽约的首任英国总督理查德·尼科尔斯，在1665年发布如下声明

    时，特别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不得以宗教问题分歧为由，骚

    扰、处罚或囚禁信奉基督教的人。”这其中没有提到犹太教似乎是一

    个疏忽。英国人需要殖民者，尤其需要那些有经商头脑和良好贸易人

    脉的人。下一任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在保证为守法者提供平等的

    待遇和保护时没有提及基督教，而是说“任何宗教信仰”的守法者。

    和在英国一样，没有人提起犹太人的身份问题。犹太人只是来了，造

    了房子，享受着同样的权利，而且，在初期的选举中似乎还参加了投

    票，他们还担任了公职。[70]

    随后他们开始在其他地区定居，尤其是特拉华河谷和罗德岛，后

    者由罗杰·威廉斯创建，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限制的自由殖民地。犹

    太人想在纽约建立自己的公墓时遇到了困难。但是1677年，罗德岛的

    新港建成了一座犹太公墓——朗费罗曾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著名诗歌

    ——5年之后，纽约也有了犹太公墓。1730年，纽约的“以色列幸存圣

    徒公会”为它的第一所会堂祝圣，1763年，新港也建成了一座华丽无

    比的新会堂，今天它是一所全国性的圣地。根据英国的《航海条

    例》，只有英国公民才可以在英国殖民地和英国本土从事商业活动；

    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归化法》时，英国议会考虑到犹太人的顾忌，特

    地删去两个条款，使犹太人可以和基督徒移民一样获得公民身份。因

    此，1740年瑞典人彼得·卡姆来到纽约时，记录了犹太人“享有本

    城、本省的其他居民共有的所有权利”。[71]费城的情况也一样，那里

    从18世纪30年代起开始发展出一个重要的犹太人聚居地。

    就这样，美洲犹太人诞生了，它从一开始就显得与其他地方的犹

    太人不同。在普遍设置这样或那样宗教障碍的欧洲和亚非地区，犹太

    人总是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不是他们和当局谈判争取的，就是当局

    的规定，这使他们不管在哪里定居，都会形成一个特定的、通常在法

    律上有明确界定的社区。所有的这些犹太社区都或多或少地实行自

    治，尽管犹太人的实际状况有可能还是处境悲惨、危机四伏。在波兰

    的君主制度下，犹太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由富裕的社会成员

    选举产生的土地委员会管理政务。他们比周围的波兰人担负更重的税

    赋，没有实质上的自卫权，但除此之外，他们享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

    利。欧洲大陆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虽然程度上并不那么明显，但也大都

    如此。犹太人总是有自己的学校、法庭、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官

    员、拉比、法官、屠夫、施割礼的人、学校教师、面包师和清洁工

    人，也都由他们自己任命，自己支付薪俸；他们还有自己的商店。犹

    太人不管在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国中之国，这就是隔都制度，即

    使在阿姆斯特丹这样法律上并未规定设立隔都的地方也是如此。

    而在北美，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即使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也是如

    此。既然实际上已不存在由宗教决定的法律，那么除非涉及被认为是

    纯粹内部的宗教戒律问题之外，犹太人没有理由维护独立的法律体系

    了。既然所有宗教团体享有几乎完全平等的权利，那么组成独立社会

    也就没有了意义。人人都可参与一个共同的社会，因此美洲的犹太人

    从一开始起就和别的教会一样，奉行的是会众路线，而非团体路线。

    在欧洲，犹太会堂仅仅是包罗万象的犹太社会的一个器官。在北美

    洲，犹太会堂是管理犹太人生活的唯一机构。美洲犹太人不像在欧洲

    那样属于“犹太社会”，而是属于某个会堂，可能是塞法迪会堂，也

    可能是阿什克纳齐会堂，后者还分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波兰人

    会堂，它们在祭礼的细节上均有些许细微的不同。新教团体差不多也

    是同样的区分。因此新教徒去“他的”教堂参加礼拜，同样地，犹太

    教徒也是去“他的”会堂参加礼拜。除此之外，不管犹太教徒还是新

    教徒都是全体公民的一部分，以世俗单位的形式融合。如此，犹太人

    第一次在不放弃自己宗教信仰的条件下开始实现融合。

    当北美的犹太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个影响是巨大而

    深远的。[72]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不再是二元世界：以色列地和流散

    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确切地说，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

    面：以色列人、流散犹太人和美洲犹太人，美洲犹太人又全然不同于

    其他流散犹太人，最后它成了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立的第三势

    力。

    这是未来的事了，但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犹太人被盎格鲁-撒克逊

    势力所在地接受这件事，对于他们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开始产生越

    来越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长治久安。在不同的

    时代，古代、黑暗时代、中世纪初期和17世纪，犹太人一直都是出类

    拔萃的商人和企业家，常常能取得非凡的成功。但是犹太人的经济力

    量却极其脆弱，几乎得不到法律保障。不管在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

    兰世界，犹太人的财富随时都有可能被任意没收充公。有人可能会

    说，1933—1939年纳粹捣毁犹太人的生意，1948—1950年阿拉伯国家

    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只是对犹太人经济发动的最后和最大规模的两次

    袭击。因此，一直到17世纪中期之前，犹太人的财富总是转瞬即逝，

    或者最好的就是在转移中，他们对国际性和创业性的经济发展所作的

    贡献受到了相应的限制。犹太人在利用和转移资本方面向来是有一套

    的，但是他们一旦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立了足，有了法律保障，就可

    以同时积累资本了。因为对权利保障有了信心，于是他们开始扩展经

    济活动范围。从事量小价高商品的贸易活动，如经营容易隐藏又携带

    方便的珠宝，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犹太人认为几乎是唯一可以放心从

    事的经济活动。

    在18世纪的美洲就可以看到这种商业模式的改变。18世纪初期，

    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几乎全部集中在海外贸易这一块，包括珠宝、珊

    瑚、纺织品、奴隶、可可粉和姜。在1701年的纽约，犹太人虽然只占

    人口的1%，但是他们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界中却占到12%的比例。到了

    1776年，这个比例降到只剩1%，因为当犹太人感到自己逐渐稳定下

    来，心里有了安全感，在社会上又得到了别人的承认时，就抛弃了作

    为他们传统退路的海上贸易，开始把目光转向内陆的美洲开发。他们

    自己也成了拓荒者，交易枪支、朗姆酒、葡萄酒、铁器、玻璃、毛皮

    和各种生活物资。

    在欧洲，维持强大联盟对抗路易十四，最终推翻他在欧洲的军事

    霸主地位的金融资本——就像后来对付拿破仑那样——大部分是犹太

    人筹集的。1672年至1702年领导这个联盟的奥兰治的威廉，即后来的

    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其资金和军需物资都是由荷兰的一群塞法迪犹太

    人提供，他们主要在海牙从事经营活动。安东尼奥·阿尔瓦雷茨·马

    查多和雅各布·佩雷拉是主要的两名“总供应商”——这是威廉对他

    们的称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物，不管他们对欧洲大陆的亲

    王有多大用处，那里的经营环境都无法保障他们的金融安全和人身安

    全，比如说马查多和他的代理人若想打入科隆这样的城市，还得威廉

    和奥地利皇帝强烈施压才行。而相反，把英国作为开展生意的基地则

    要安全得多。1688年，洛佩兹·苏亚索家族向威廉提供200万基尔德

    [137]，资助他谋取英国王位，苏亚索对威廉说：“你若运气好，我知道

    你会还我钱。你若运气不好，那我就认命赔钱。”[73]威廉的王位一旦

    巩固，许多犹太金融家在佩雷拉之子艾萨克的牵头下转移到了伦敦，

    艾萨克则成了那儿的总军需官，从1690年9月至1691年8月的运输和供

    货中获得了9.5万英镑巨额利润。[74]

    在伦敦，犹太人成了伦敦金融市场的创始人，在威廉统治时期，

    这个市场开始逐渐发展。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的现象——在欧洲大

    陆，犹太人和政府之间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未完

    全杜绝。时任国务大臣的什鲁斯伯里伯爵曾于1690年2月致信市长大

    人，信中写道：“鉴于伦敦的犹太人在政府的照顾下从事着如此获利

    丰厚的商业活动”，他们“仅1.2万英镑的贡奉颇令陛下失望”；他还

    说，应该翻倍增至2万英镑甚至提高至3万英镑；“陛下经三思之后认

    为”，他们需要“重新做出决议”。[75]但是英国政府还不至于用欺压

    性的诉讼没收或掠夺犹太人的财富。海牙财团的伦敦总代理所罗门·

    德·麦地那从未因为他的诸多罪行而受到惩罚——他自己承认，从

    1707—1711年，他每年向联军统帅马尔伯勒公爵行贿6000英镑。1699

    年，威廉三世和他在里士满共同进餐，第二年封他为爵士，即使所罗

    门最后几近破产，那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失算，并不是因为反犹怒火。

    [76]

    在中欧攫夺一个奥本海默家族就引发了金融危机，而伦敦的犹太

    人，由于财产得到了保障，却能够帮助政府避免金融危机。安妮女王

    时代的梅纳什·洛普斯家族，以及最早的三位乔治国王时代的基甸家

    族和萨尔瓦多家族，都对维护伦敦金融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们躲过了南海泡沫[138]。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震惊了伦敦金融

    城，是萨姆森·基甸（1699—1762）筹集了170万英镑帮助政府平定叛

    乱，他去世时留下了50多万英镑的遗产，由他的继承人继承，而并没

    有被政府拿走——尽管基甸家族进入了上议院，并脱离了犹太教。[77]

    金融非人格化和一般经济过程合理化，这是犹太人集体潜意识中

    的本能。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任何已经确知是犹太人，或者可明确

    判定是犹太人的财产，总是面临着风险，当时在作为主要国际贸易中

    心的地中海地区尤其如此。西班牙海军和马耳他骑士团都将犹太商人

    的包租船和货物当作名正言顺的抢劫对象，因此国际贸易文件，包括

    海洋运输保险，均采用虚构的基督教徒姓名，后来这些就慢慢演变成

    了不具人格的公式化文件。除了信用证，犹太人还发明了无记名债券

    ——又一种非人格化的资金转移方式。对于财产总是面临威胁、随时

    有可能被迫迁徙的弱势社会来说，可靠、非人格化的纸上钞票的出现

    ——无论是汇票还是更重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纸币，都是极大的好

    事。

    因此，近代早期犹太人活动的全部努力就是完善这些金融工具，

    并将其普及开来。他们大力支持能够促进纸面价值提高的金融机构的

    兴起：中央银行——最早成立的是英国银行（1694年），拥有发行钞

    票的法定权力——和证券交易所。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

    中占据主要地位，他们在那里持有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股

    票，是最早大规模从事有价证券交易的人。二三十年后，在17世纪90

    年代，他们在伦敦也建立了同样的模式。阿姆斯特丹一个名叫约瑟夫

    ·德·拉·维加的犹太人（虽然名义上是新教徒）在1688年记录了最

    早的证券交易业务，犹太人可能是英国第一批职业证券投机商和经纪

    人：1697年，伦敦交易所的100名经纪人中，有20人是犹太人或外国侨

    民。没多久，1792年，犹太人帮助建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除了信用行业本身的发展，纸质证券的发明尤其是普及，可能是

    犹太人对财富创造过程做出的最大贡献。他们不仅在处境危险的地

    方，而且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都加速发展证券业，因为在他们看

    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市场。这里，流散为他们培养的全球化眼光再

    一次使他们成为行业先锋。对于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来说，世界就是

    他们的家，市场延伸得越远，机会就越大。对于10世纪就常把生意从

    开罗做到中国的民族来说，在18世纪打开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商业大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大的挑战。澳大利亚的首位批发商是蒙

    蒂菲奥里家族的人，沙逊家族在孟买成立了最早的纺织厂和制造厂，

    本杰明·诺登和塞缪尔·马克斯在开普殖民地创办实业。犹太人还在

    南极和北极从事捕鲸业务。除了这些具体的开拓行为，更重要的还是

    犹太人的这股冲劲——要为现代商业百货——小麦、羊毛制品、亚麻

    制品、纺织品、酒、糖和烟草等打造一个全球性市场。犹太人进入新

    的领域，担当起巨大的风险，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库存巨大。

    18世纪，犹太人的金融和贸易活动涉及范围之广，让经济历史学

    家们有时甚至认为他们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1911

    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发表了《犹太

    人与经济生活》，在这部非同凡响的著作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被

    排挤在同业公会之外的犹太商人和制造商，对中世纪商业的基本法则

    怀有具有破坏性的反感心理。这些原始的基本法则阻碍了发展：“公

    平”（而且固定）的工资和价格，市场份额约定不变的衡平体系，虽

    不可观但是有保障的利润和生计来源，以及对生产的限制。桑巴特认

    为，既然犹太人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他们就索性打破体制，用现代资

    本主义取而代之，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竞争没有限制，让顾客满意是

    唯一的法则。[78]因为被纳粹用作区别犹太人的商业全球化思想和德国

    民族文化的理论依据，桑巴特的书被抹黑了；桑巴特本人在《德意志

    社会主义》（1934）一书中，也为将犹太人排斥在德国经济生活之外

    的纳粹政策背书。桑巴特的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结论有点夸大其

    词。就像马克斯·韦伯在试图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加尔文主义伦理

    规范时所做的那样，它也略去了不相宜的事实。桑巴特忽略了犹太教

    所含的强大的神秘元素，他和韦伯一样，拒绝认为，凡是宗教体系

    ——包括犹太教——最强大、最专制的地方，商业都不会繁荣。犹太

    商人，如同加尔文派的商人，往往是离开传统的宗教环境，转移到新

    鲜牧场之后，生意才做得最成功。

    但是如果说犹太人对于构建现代商业体系贡献了一股力量，那么

    这股力量无疑是很有影响力的一种，他们将原先舒适而传统、常常带

    有蒙昧思想的商业过程进行了合理化改革。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倡导创新，证券市场就是一个例子，用这种

    方法来募集和分配资本以实现效益最大化，既是有效的，也是合理

    的。传统的商业利益集团因为无法区别市场的偶然过剩和基本有效

    性，所以反对证券市场。1733年，议员约翰·巴纳德爵士提出了一个

    要让“不正当的股票投机行为”非法化的议案，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波氏通用商务词典》（1757）谴责了“那些被我们恰当地称为股票

    投机商的江湖骗子”。股票投机“触犯众怒”，“给国家蒙羞”，诸

    如此类的指控，葡萄牙犹太人约瑟夫·德·品托在他的《论流通和信

    用》（1771）里都有谈到。总之，犹太人在18世纪开拓、在当时引来

    各方非议的金融创新，到了19世纪才为人们所接受。

    其次，犹太人重视销售的作用也是领先别人的。这方面他们也同

    样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大力反对。比如， 丹尼尔· 笛福（ Daniel

    Defoe）的《完全英国式商人》（第五版，1745）就痛批精美的橱窗布

    置是不道德的行为。波氏词典对于“最近的广告创新”是如此评论的

    （1751）：“登报宣传的广告行为，不管前几年被声誉良好的商人认

    为多么卑鄙无耻，眼下人们对此抱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些信誉极好

    的商人也正在这么做，认为这是让国人了解自己商品信息的最佳方

    法。”1761 年， 巴黎颁布法令， 实际上禁止商人“ 互相抢夺顾

    客”或“散发传单招揽顾客”。在商品展示、广告和推广等等方面，

    犹太人都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再次，犹太人的目标是市场最大化，他们认识到规模经济的重要

    性。与中世纪时期从事银行和放贷业务一样，他们也愿意采用薄利多

    销的营销策略，因此大力降价——这是他们的第四大贡献。他们比传

    统商人更愿意生产价廉质次的商品，以供应大众市场。这么做的并非

    只有他们。乔赛亚·蔡尔德爵士在他的《论经商》（第四版，1752）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全球性贸易，就必须向荷兰人学

    习，不仅有最好的东西，也有最差的东西，这样，我们才可以为各种

    市场、各种品位的人服务。”犹太人的低价销售能力引起了众多的非

    议，甚至激怒了许多人，更有人指控他们存在欺诈行为，或经营走私

    商品或充公物品。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又一项合理化改革。犹太人愿

    意从事零碎生意，善于利用废品，愿意接受价格低廉的原材料，或者

    发明代用品和合成材料。他们向穷人出售质量差的物品，因为穷人的

    购买能力只有这些。他们经营百货商店，在同一地点销售各类商品，

    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这种做法激怒了从事专门化经营的传统商人，

    尤其是当犹太人还用我们现在所称的“亏本商品”来吸引顾客时。最

    重要的是，犹太人在生意上比别人更相信消费者是商品买卖的最终仲

    裁者，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同业公会的利益服务，生意才

    会兴隆。顾客永远正确，市场是终审的法官。这些原则不一定就是犹

    太人首创，或只有犹太人在遵守，只是犹太人比大多数人更加善于运

    用这些原则。

    最后，犹太人特别擅长积累和利用商业智慧。随着市场在各行各

    业中成为主导因素，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形成一系列全球性的体系，

    掌握消息变得至关重要。这或许是犹太人取得商业和金融成就最重要

    的一个因素。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他们的家族经营网络在两千年的大

    部分时间里遍布越来越多的地区。相较于其他民族，他们一向是充满

    激情的写信者。在里窝那、布拉格、维也纳、法兰克福、汉堡、阿姆

    斯特丹，还有后来的波尔多、伦敦、纽约和费城——以及在所有的这

    些商业中心之间——他们都有迅速及时的信息系统，使得他们可以对

    政治军事事件，以及本地区、本国和全球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做出快

    速反应。波尔多的洛佩兹家族和门德斯家族、汉堡的卡塞雷斯家族、

    巴格达的沙逊家族、佩雷拉家族、达·科斯塔家族、科内利亚诺家

    族、阿尔哈迪布家族等，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地建立他们的商业

    网络之前很久就在许多城市开设了分部，他们属于世界上消息最灵通

    的人士。传统的中世纪商业模式往往受到所谓的“物质谬误”的影

    响，即货物和商品具有固定、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商品的价值会随

    着时间、地点发生改变，市场越大，距离越远，价值波动的幅度也就

    越大。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进到合适的商品，是获得商业成功

    的要诀，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到了18世纪，市场体量和市场规模

    越来越大，使得这一点变得尤为关键，也使商业经营的战略性决策变

    得更加重要。决策自然反映了所掌握信息的质量。这正是犹太人商业

    网络加分的地方。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犹太人对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做出了与他们的

    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但是没有犹太人，现代资本主义也不

    会缺席，在有些地方犹太人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比如，在英

    国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他们几乎没有发挥直接的影响。而在有些领

    域——筹集大规模的资本——他们的能力却异常强大。总的来说，他

    们给18世纪的经济体系带来的是一股强大的合理化改革之风，还带来

    这样的理念：现行的方法永远可以不断改进，总是可以找出，而且也

    必须找出更加价廉物美、更加快捷方便的办法。在犹太人的商业里，

    没有神秘，没有欺诈，只有理性。

    这个合理化改革过程也发生在犹太社会内部，尽管一开始显得有

    点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隔离区既培养了商业

    上的创新，又助长了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在近代早期，犹太人表现出

    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两面性。他们看待外面的世界常常有一种旁观者

    清的意味，但是每当审视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像眼睛蒙上了迷雾，视

    线模糊了。在12世纪时，迈蒙尼德曾努力试图让犹太教走到自然理性

    的道路上来，但是这个努力进行得并不顺利，14世纪更是转入了地

    下。隔离区采取各种措施不让它冒头，隔离区加强了传统权威，拒斥

    思辨，大大增强对共同反对之事的责罚力度，因为犹太教徒若是离开

    隔离区，就必定会完全牺牲自己的信仰。当然它不可能将合理化改革

    的精神赶尽杀绝，因为那是犹太教和《哈拉哈》固有的精神。即使在

    隔离区，犹太教也还是实行权威政体，社会由学术权威统治。有学者

    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学术争议和思想传播。

    隔离区还是藏书的宝库。犹太人在各地成立印刷机构，尽管时不

    时遭到充满敌意的宗教当局的查抄，他们还是积累成了不少令人赞叹

    的图书馆。奥本海默家族的一名成员大卫是1702—1736年的布拉格大

    拉比，他试图收集有史以来印刷的所有希伯来文书籍。他从叔父塞缪

    尔那里继承了一笔财富，是个非常有钱的人，绝非什么激进分子。但

    是基督教徒却指控他利用开除教籍的权力获得稀世珍宝。他甚至不得

    不将他的图书馆设在汉堡，以躲避波希米亚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的追

    查。他的藏书现在构成牛津大学巴德里图书馆希伯来文馆的主要收

    藏，一度囊括7000多册书和1000件手稿。1722年，奥本海默拉比获得

    查理六世的圣谕，全权负责布拉格的犹太研究。然而，他倾毕生精力

    收藏起来的图书馆，却不可避免地成了酝酿知识分子颠覆活动的温

    床。[79]

    尽管如此，犹太世界的理性主义精神依然发展缓慢，一方面是因

    为拥有新思想的犹太人不愿挑战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挑战

    很可能会招来打压性的反对。经验表明，改变保守的宗教模式，最行

    之有效的方法是从历史中寻找。迈蒙尼德在勾画《圣经》的现代批评

    方式时，从不借用历史的标准。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学术缺憾之一，就

    是将无关弥赛亚的历史视为“毫无实际用处，纯粹地浪费时间”。[80]

    他对历史的否定态度无疑也是犹太人迟迟不愿重新拿起笔来书写历史

    的间接原因。不过在16世纪的下半叶，他们最终还是这么做了。继伊

    本·弗迦写了一部虽显幼稚却具有开创性的史书之后，1573年，曼图

    亚人阿扎赖亚·代·罗西（Azariah dei Rossi，1511—1578）终于出

    了一部真正的犹太史书——《眼睛之光》。罗西利用非犹太史料和文

    艺复兴时期由基督徒提出的批判方式，对圣哲的著述进行了理性的分

    析。书中的语气是谦虚谨慎的，显然他无意以指出这些睿智老人错在

    哪里为乐。但是他对希伯来历法的研究却摧毁了预测弥赛亚降临日子

    的传统依据，也让犹太文化的其他方面开始被怀疑。[81]

    罗西的著述激起了正统学者的强烈憎恨。法典编纂大家、同时代

    最有影响力的学者约瑟夫·卡洛若不是因为不久后过世，差点儿就签

    署教令，下令焚烧此书；布拉格著名马哈拉尔，犹大·罗乌拉比

    （Rabbi Judah Loew），是未来一代的主导人物，也同样批判罗西的

    这部著述。他认为，罗西持怀疑的态度来考查《塔木德》的人物传奇

    和犹太历史，将会削弱权威、摧毁信仰。在他看来，罗西将两个截然

    不同的学术研究过程——神性的和自然的——混淆了起来，用探索自

    然世界的方法来理解神意的作为是荒谬可笑的。这么一来，从某种意

    义来说迈蒙尼德的思想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然而这位马哈拉尔也并非

    一个蒙昧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他对于犹太教中的许多思想潮流不

    置可否。[82]他对罗西的反对态度——罗西的书未经拉比特别许可就被

    列为犹太学生的禁书——表明知识革新者要遭遇多大的阻力。

    这种正统的力量在阿姆斯特丹的巴鲁赫（或贝内迪克特）·德·

    斯宾诺莎的悲惨遭遇中被表现得一览无余。一般讲到斯宾诺莎都将他

    视为哲学史上的核心人物，没错，他确实如此。但是他对犹太教（和

    基督教）历史的影响则更加重要，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具有危害性

    的：他引发的一连串事件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从出身来说，他是塞

    法迪难民的儿子，父亲到荷兰后成了一名成功商人；从职业来说，他

    是一名学者（可能曾经师从玛拿西·本·以色列）和镜片打磨师；从

    脾气禀性来说，他性格忧郁，清心克己。斯宾诺莎身材修长，皮肤黝

    黑，留着一头长长的鬈发，一双大眼睛乌黑明亮。除了加一点点黄

    油、拌了葡萄干的燕麦粥，其他的几乎什么都不吃：“真的不可思

    议，”他早期的传记作者，和他共居一室的路德派牧师科莱鲁斯写

    道，“似乎肉和酒他都几乎不碰”。[83]

    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所以斯宾诺莎是迈蒙尼德的追随者，

    但是他关于《摩西五经》之源所持的某些观点，似乎来自更早的理性

    主义者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1089—1164）

    著述中隐约可见的一些思想。他是一个早熟的青年，生活在当时（17

    世纪50年代）可能是世界上学术思想最激进的城市，早年加入来自不

    同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家圈子，这些人中有前耶稣会教士弗朗西斯库

    斯·范登·恩登、曾是马拉诺人的胡安·德·普拉多、臭名昭著的学

    校教师丹尼尔·里贝拉，还有形形色色的索齐尼派的、反三位一体论

    的和反教权主义的信徒。早在二三十年之前，犹太教徒乌列·达·科

    斯塔因为否定灵魂不灭，一而再地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社会。1655年，

    斯宾诺莎23岁时，前加尔文主义者艾萨克·拉·帕越尔的轰动之作

    《亚当之前的人》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斯宾诺莎无疑读过这本此前在

    各地遭禁的书。拉·帕越尔肯定不是无神论者，相反，他是信奉弥赛

    亚的马拉诺人和热心的喀巴拉主义者，对10年后沙巴泰·泽维的成名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的著作倾向于不把《圣经》作为神

    的启示来对待，而是将它作为一部世俗的史书来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受到伊本·埃兹拉和迈蒙尼德的影响，斯宾诺莎产生了疑惑，现在看

    了这本书，他心里的疑惑更深了。总之，该书出版一年以后，斯宾诺

    莎和德·普拉多就被带到了犹太权威面前。德·普拉多道歉了；斯宾

    诺莎则被当众革出教门。

    拉比声明由扫罗·利维拉比等人签署，签署时间是1656年7月27

    日。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上面是这么写的：

    议会长老知会诸位，他们已注意到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罪恶

    观点和行为已久，并通过各种方法和许诺，试图劝服其改邪归正。然

    而他们不但毫无办法，而且有关他奉行和传讲可怕的异端邪说和行罪

    大恶极之事的消息逐日增多。这些消息来自多名可信证人，他们均在

    上文提及的斯宾诺莎面前宣誓，证明一切都为他们亲眼所见，遂斯宾

    诺莎已被判罪名成立；上述之事均在拉比在场的情况下经过审查，议

    会遂遵从拉比意见，做出判决，将斯宾诺莎逐出教会，断绝他与以色

    列民族的一切联系。

    接着是诅咒：

    根据天使的审判和圣徒的判决，我们用约书亚诅咒耶利哥、以利

    沙诅咒童子之语言，以及律法上所写之各种咒语，将斯宾诺莎革出教

    门，诅咒他、驱逐他。让他白天被诅咒，夜里被诅咒，躺下被诅咒，

    起来被诅咒，出门被诅咒，进门被诅咒。愿主永远不再原谅他、承认

    他！愿主的怒火从此烘烤他，让他身上背负律法书上所写的所有诅

    咒，把他的名字从苍穹之下除去……在此警告诸位，任何人不得与他

    进行口头的交谈、书面的交流，任何人不得帮助他，不得和他共居一

    室，不得与他同在四腕尺之内，不得阅读由他口述或亲手书写的文

    件。[84]

    在宣读这道咒语之时：“大号不时吹响，传来哀声长鸣；仪式初

    始时看到的熊熊炬火，随着仪式的进行，一盏盏逐渐熄灭，直至全部

    灭尽，代表这名被革出教门者的精神生命熄灭，全体会众陷入一片漆

    黑。”[85]

    然后，24岁的斯宾诺莎就被赶出了父亲的家门，不久还被驱逐出

    阿姆斯特丹。他称有天晚上他从剧院回来时有人试图行刺他，他曾出

    示被匕首捅了个洞的外套。父亲死后，他那几个贪婪的姐姐还试图抢

    夺他的继承权，他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胜诉后又放弃全部要

    求，只要了一张床和这张床的幔帐。最后他定居海牙，靠打磨镜片为

    生。政府给他一笔不多的养老金，一位朋友留给他一笔年金。此外，

    他拒绝接受其他一切帮助，海德堡曾请他出山去当教授也被他谢绝

    了。他清贫为学、生活艰苦，然而即便他没有脱离正统，可能生活也

    是如此；他终生未婚。他绝非放荡不羁的人，衣着非常严肃持重，并

    且认为：“使我们成为贤者的并不是邋遢的举止和外表，故意不注重

    个人的容貌恰好证明了这个人思想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真正

    的智慧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处，科学也只会在这里碰到混乱。”[86]44

    岁时他死于某种结核，遗产少得可怜，她姐姐丽贝卡甚至懒得处理。

    斯宾诺莎和犹太权威之间矛盾的起因和争论的实质并不完全清

    楚。他受到的指控是否定天使的存在和灵魂不灭，否定《托拉》是神

    的启示。在“绝罚”发布不久之后，他用西班牙语为自己的观点写过

    一份辩护书，遗憾的是没有留存下来。然而1670年他发表了未署名的

    《神学政治论》，提出了他的《圣经》批评原则，他最主要的异端学

    说都包含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应该用科学的精神来对待《圣经》，

    研究《圣经》要像研究任何自然现象一样。对于《圣经》而言，必须

    用历史的态度来处理，首先从分析希伯来语入手，接着再对《圣经》

    每一卷的表现手法进行分析和归类，下一步就是历史背景的研究：

    每卷作者的生平、品行和追求，他是谁，他在什么情形、什么时

    代创作的，为谁创作，用什么语言创作……（然后是）每一卷的历

    史：最初的反响如何，落到了谁的手里，一共有多少版本，谁提出收

    入正典，最后所有卷如何作为圣书得到普遍承认并合成一整部《圣

    经》。

    斯宾诺莎接着根据自己的分析，讨论五经中哪些部分真正由摩西

    所作、以斯拉的回归者名单、正典的编撰、《约伯记》和《但以理

    书》的来源，以及这些经书的成书时间和各部分的创作时间。事实

    上，他几乎全盘否定了有关《圣经》起源和真实性的传统观点，根据

    《圣经》自身所给的证据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解释。由此拉开了《圣

    经》批判的序幕，在之后的250年里，这个批判过程将会摧毁有识之士

    原以为《圣经》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的信念，使《圣经》的地位变成了

    只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记录。[87]他的著述和影响将给基督教会的自信

    和内部团结造成无法修复的巨大伤害，并且，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那

    样，给犹太社会提出了新的、长期而致命的难题。

    犹太教中的理性主义一旦滑脱传统社会的束缚，便会产生巨大的

    破坏力，斯宾诺莎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他生前身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里，主要的宗教团体视他为无神论者，他的著作在各地都遭到禁

    止——尽管各地屡禁不止，不断重印。1671年，他致函犹太领袖奥罗

    维奥·德·卡斯特罗，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驳斥了《神学政治

    论》是反宗教书籍的指控。但是他身后出版的《伦理学》却表明他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泛神论者。尽管我们今天看来很奇怪，但是在17世纪

    的时候，有些形式的泛神论显然被认为是符合犹太教的。当时被许多

    犹太教徒认可的喀巴拉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光明篇》中多处暗示上

    帝就是万物，万物都是上帝。斯宾诺莎离辞世20年后，伦敦的塞法迪

    拉比大卫·涅托（David Nieto，1654—1728）因发表《神意论》而深

    陷麻烦，这本用西班牙语写的书把自然与上帝等同了起来。这场纷争

    被送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塔木德》著名学者泽维·阿什肯纳齐（Zevi

    Ashkenazi）那里处理，阿什肯纳齐做出的判决是，涅托的观点不仅可

    以算符合犹太教，而且在一些犹太思想家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88]

    然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问题在于，它已经到了和无神论几乎

    难以区别的程度。斯宾诺莎本人坚称他没有说过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

    物质世界就是上帝。他在《伦理学》中写道，个体无限地从属于更大

    的个体，所以“我们不难设想整个自然也是一个个体”。但是他不认

    为上帝就是一个人，他说，认为上帝有“意志”或“理智”之类的属

    性，无异于因为一颗星名叫天狼星就要让它发出嚎叫。事实上，他保

    留“上帝”的称谓只是出于历史和情感的原因。既然将上帝等同于整

    个现实世界，那么他就必须认同无神论者坚持的这个观点，即现实不

    可分成上帝的和非上帝的两个部分——他们两者都否认这之间有实质

    的区别。[89]但是如果说上帝不能独立于任何一种别的事物而存在，那

    么就不能说他有我们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意义上的“存在”。斯宾诺莎

    的意思是：“世界不存在我们历来所理解的那个上帝。”对于大多数

    人而言这就是无神论。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冯·

    莱布尼茨（1646—1716）和斯宾诺莎相知颇深，在这件事上应该能够

    理解他的思想。然而莱布尼茨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在斯宾诺莎的著作

    遭到批判时试图和它撇清关系，这种懦夫行为为他招来了诸多非议。

    但是他对斯宾诺莎的宗教立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总结，他说：“他实

    际上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不认为善恶报应是天意。”[90]

    斯宾诺莎的成果反映出犹太精神在这个方面有些过度膨胀：它具

    有不仅要理性化，还要知识化的倾向。斯宾诺莎也和有些人一样，认

    为通过逻辑过程可以解决观念上的一切分歧和冲突，达到人类的完

    善。他认为伦理问题可以用类似几何方法的证明来解决。从这点来

    说，他因循了迈蒙尼德的传统，后者认为完美的俗世平安可以通过理

    性的行为来达成——这也是他对弥赛亚时代即将到来的看法。但是在

    迈蒙尼德的想象中，当律法中凡是高尚合理之处都完全得到遵守时，

    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这要靠神的启示，通过《托拉》来实现。然而斯

    宾诺莎却不相信神的启示，他是要抛弃《托拉》。在他看来，单凭理

    智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就让他站到了反人文主义的立场。他试图要为人类找到他所谓

    的“矫治各种情感的全部方剂”。这从一定程度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斯宾诺莎希望能克服炽情，在这点上他无疑是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的

    一生，尽管可气之事不少，但他从不愤怒、从不发火，他几乎达到了

    英雄主义般的克己自律。他认为，一切罪恶都起因于无知；人类的不

    幸要结合其原因来看，要理解这是整个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旦明白

    这个道理，人就不会屈从于悲伤、憎恨和复仇的欲望。“以憎恨回报

    憎恨，憎恨则会加深，但反之能够被爱打消。为爱所彻底战胜的憎

    恨，转化成爱，这种爱于是比先前普通的爱更加强烈。”但是斯宾诺

    莎的“爱”却是个特殊的爱。他不相信自由意志，认为一切都是预先

    决定了的，因此希望和恐惧是恶的，谦卑和懊悔也是恶的。“凡追悔

    某个行为者，双重地悲惨或软弱。”一切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贤达

    者试图依照神的看法看世界，我们皆因无知，才以为我们能够改变未

    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将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

    如此，我们心里才不会有关于死的默念，而是有对于生的沉思。当我

    们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感，除去我们情感中的炽情后，我们才能爱

    神。但这种爱，当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神不是一个人，而是

    世界的万物； 爱不是一种炽情， 而是理解。神， 或者说这样

    的“神”，没有炽情、快乐或痛苦，神对谁也不爱，也不憎。因

    此“爱神者不能希图神回爱他”，或者说：“精神对神的理智爱即神

    对自己的无限爱的一部分。”[91]

    斯宾诺莎之所以吸引某类有智慧但缺少温情的哲学家，如伯特兰

    ·罗素，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冷漠，甚至令人反感，原因并不难以理

    解。斯宾诺莎像霍布斯一样——他继承了霍布斯身上的那种冷酷——

    引起了同时代人内心真正的恐惧。他还不如索性就放弃使用“神”这

    一类代名词，直接明说，或许那样还会好些。他对欧洲其他作家有着

    不可估量的影响。德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为他深深痴迷，如伏尔

    泰，如莱辛。莱辛更是说：“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外不存在其他哲

    学。”但是对于犹太人自身而言，他只是掘光了一条探索的矿脉：与

    其说他对迈蒙尼德的理想主义传统做出了逻辑总结，不如说他把它完

    全带出了犹太教。

    非理性主义的传统仍然还在。它在14世纪取得了胜利，它的喀巴

    拉得到承认被正式纳入犹太教。但是沙巴泰·泽维的变节给了它一记

    猝不及防的打击。沙巴泰主义转入了地下。雅各布·弗兰克的荒唐行

    为表明，这个非理性主义的传统还可以将狂热分子和顽固分子带出犹

    太教。17世纪60年代掀起弥赛亚运动的那些巨大的情感能量和热情仍

    然没有褪去。难道就没有办法让它在发泄出来的同时，又能拴绑住

    ——哪怕只是松松地挽住——犹太教的这辆战车，不让它脱缰吗？

    18世纪，遭遇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犹太教。1700年，工业革命尚

    未到来，但是科学革命已经在路途中了，受铁律般的数学法则支配的

    牛顿机械宇宙观已经获得胜利。在社会上层，怀疑主义不断蔓延。已

    经坐稳位置的宗教领袖冷静世故，倾向于宽容，他们已无心深究信条

    的细节，前辈们不就是为了探究这些细节不是大开杀戒就是自己被杀

    的吗？但是生活艰辛的普通民众，他们还有更多的要求。各地纷纷有

    人起来为他们主张权利，如德国有敬虔运动，英国有卫斯理兄弟和他

    们领导的循道运动，美洲有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此刻半数以上犹太人

    居住的东欧还有哈西德运动。

    波兰犹太民众的虔诚和热情不只是一股宗教力量，其中还流淌着

    激进的潜流。犹太社会是一个充满压迫的集权社会。有钱的商人、律

    师兼拉比之间互相通婚，组成寡头统治集团。议会制度给了这些精英

    分子强大的权力，而民众选举精英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寡头统治集团

    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阶层，因为教育也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

    阶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穷人也完全可以进入寡头统治集团，权

    威政体势必也是精英统治。然而大多数穷人仍旧无权无势，他们在犹

    太会堂里什么也不是，虽然也可以起诉拉比，但是如果这位拉比有足

    够强硬的家族背景，谁还会来理会穷人的诉求？相反，当地出台了许

    多法律条文惩罚那些“散布流言、取笑本城名流的人”。压迫不仅仅

    存在于社会当中，还存在于家庭内部。隔离区同时还是个族长社会。

    儿子满12岁，父亲便有权强制他学习《托拉》，满13岁便可用《申命

    记》里的“逆子条例”处置。理论上，悖逆的儿子会被送到长老那里

    接受判处，让众人用石头将他打死；即使初犯也可以给他施以鞭刑。

    虽然《塔木德》称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但是律法的阴影始终笼罩在

    儿子们的头上。女儿尚处幼年时便可由父亲包办缔结婚约，虽然理论

    上到法定年龄，即十二岁半，女儿可以悔婚，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孩子接受的教育是，尊敬父母就是尊敬上帝。[92]总之，在隔离区里只

    有服从。

    然而，犹太人却是以不温顺地服从自己任命的当权者为荣，他们

    永远都在反抗。他们的传统总是给反抗者留有余地，尽管常常显得很

    勉强；它还允许圣人越过正常的宗教范围行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美名大师，这类人最早出现于巴比伦加昂时代，从16世纪起，在阿什

    克纳齐犹太人中出过几位奉行实用喀巴拉的美名大师。有的是有真才

    实学的学者，大多数人则是写写护身符，或者用民间医学治治病——

    使用特别的祈祷、咒语、草药和一些动物，他们专治精神疾病，驱逐

    恶灵。

    大约1736年，其中一人感受到了召唤。此人名叫以色列·本·以

    利撒（ Israbel ben Eliezer ） ， 后被人称为美名大师托夫

    （Ba’alShem Tov，约1700—1760），或根据首字母缩写称“贝施

    特”（Besht）。他是一名孤儿，出生在落后的波多利亚省的欧考普。

    他先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在祭礼屠宰场打过下手，在喀尔巴阡山脉的

    黏土场打过工，在犹太会堂当过守门人和司事，还开过一家小旅馆。

    画中常常显示他手持或口衔烟斗。他起于市井，并不是正宗的拉比传

    人。他几乎没什么学问，也没有真正属于他的著作存世，由他署名的

    书信可能是伪造的，他的布道演说也是他的门徒记录下来的，他活动

    于犹太会堂体系之外，似乎从未在会堂里布过道。但是他和约翰·卫

    斯理一样在全国各地游历。他写护身符，为人治病驱鬼，事实上这些

    也是一般的圣人所为。但是他的身上多了一种非凡的感染力：在他面

    前，男人女人都会感到自己可以实现更高的理想，可以实施更纯洁的

    行为。他神妙的治病方式，他能够准确预测事件的梦境，他神秘莫测

    的状态，还有人们认为他所行的神迹，更是让人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虽

    然普通但是非常强烈的神性光辉。[93]

    如此一来，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他名声渐起，他开始像著

    名的拉比一样主持法庭，人们慕名远道而来求见。然而促使他成为一

    场运动创始人的则是他的创造力。他有两个新的发明创造。一是他重

    新提出古老的“义人”概念——义人，即优越的人类，优越的原因是

    他们追随上帝的特殊能力。这个概念的由来与挪亚一样古老，但是美

    名大师托夫又赋予了义人一个特殊的身份。沙巴泰·泽维的叛教使得

    弥赛亚主义背上了污名，贝施特可没有时间理会弗兰克主义或是哪个

    偏离犹太一神论的弥赛亚教派。正如他说的：“舍金纳哀哭说，肢体

    若连在身体上就还有救，但是如若肢体切断就再也无法还原，每一个

    犹太人都是舍金纳的肢体。”因此他没有兴趣在切割肢体的路上继续

    行走下去，但是他承认，那位消失的弥赛亚在犹太人的心中留下了一

    个空洞，他要让义人复活来填补这个空洞。他宣称这位义人从高处而

    来，犹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在美名大师托夫的教义中，义人不是弥

    赛亚，但也绝非普通的人——他介于两者之间。而且，既然义人并没

    有自称弥赛亚，因而义人可以有许多位。就这样，一种新的宗教人物

    又兴起了，将这个运动继续和传播下去。

    二是他发明了一种革新性的大众祈祷形式。这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普通卑微的犹太教徒也可以尽到自己的力量。卢里亚的喀巴拉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广大民众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祈祷和虔诚的信仰来加快弥赛亚的到来。美名大师托夫通过他和后继者所宣讲的新的祈祷理论，也差不多达到了同样普遍的参与程度。他强调说，祈祷并非人类的活动，更多的是超自然的行为，通过这种超自然行为，人可以突破实际存在的障碍，进入神的世界。那么人如何来做这个呢？拿着祈祷书，把全部意念集中在书中的字母上，不是读，而是通过意志发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字母本身的形状消失了，而字母中隐藏着的神的属性——这是典型的喀巴拉主义思想——就会被精神感知，这就好比透过透明的物体来看东西一样， 贝施特称之为“ 进入祈祷文的字母”或“天国的殿堂”——人在“穿过祷告的殿堂”时就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94]

    贝施特宣称，为了进入，人要抛弃人格，把自己变空。这样他又发明了真空概念，这个真空要用类似于神的一个存在来填补，代表人来行事说话。当祈祷书的文字变得模糊汇聚成一个点时，奇妙的变化就发生了，人的活动停止了，口中的话语不再是他从下面传上去的，而是由上往下传到他的口中。他的口继续在说话，但是提供思想的是灵。贝施特说：“我让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95]他的继任者，第二代哈西德派领袖多夫·巴尔（Dov Baer）解释称，之所以存在这种精神力量使得神灵附体成为可能，是因为《托拉》和上帝原本就是一体，精神的力量实际上就储存在《托拉》的文字里，而成功的静思祷告能够将这种能量释放出来。多夫·巴尔还用了另一个比喻：“读经或祈祷时，须集中全力，就如一道精液从他体内喷薄而出，这时候他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那道液体上面。”[96]

    因此，哈西德派的集会仪式场面非常喧闹。他们嘲讽会堂，设有

    自己的祈祷室，会众身穿粗布衣服、头戴宽大的毛皮帽子聚集在祈祷

    室，有的兴之所至就抽烟喝酒。祈祷时常常大声呼叫，同时摆动身

    体，拍手鼓掌，唱着一首名为《无言歌》的曲调，随着节奏起舞。他

    们有自己专门的祷词，融合了波兰阿什克纳齐和信奉卢里亚的塞法迪

    的祷词。这些是穷苦的粗人，他们的行为震惊了犹太当权派，尤其当

    他们信仰活动波及波兰各地，并扩散到立陶宛时。不久，他们就被指

    控为地下的沙巴泰运动，愤怒的呼声四起，要求打压他们。

    早期的哈西德派遇到了一名坚定的反对者——维尔纳加昂以利亚· 本· 所罗门· 扎尔曼（ Elijah ben Solomon Zalman ， 1720-1797）。这位加昂即使以犹太人的神童标准来看也是非同凡响，6岁时他就在维尔纳[139]的犹太会堂布过一次道，他学富五车，世俗学问、宗教学问样样精通。18岁结婚使他拥有了独立的财富，于是他在维尔纳郊外买了一栋小屋，在那里潜心钻研学问。他的儿子说他一天睡眠从不超过两个小时，一度还不足半个小时。为了排除干扰，即使白天，他也关上百叶窗秉烛而读。为了不让自己睡着，他关掉取暖设备，把脚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在维尔纳越来越高，学问研究也越来越投入。他并不反对喀巴拉，但是一切都要服从《哈拉哈》的要求。哈西德运动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他说，他们所称的狂喜、神迹和异象全是谎言和妄想，所谓“义人”就是偶像崇拜和凡人崇拜，更重要的是，他们用祈祷理论取代了学术，这是对学术——那是犹太教的全部——极大的不敬。维尔纳加昂本人是权威政体的代表，当有人问到他该如何处置哈西德运动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压制他们。[97]正巧，哈西德派这时已经开始在祭祀的屠宰中使用非正统的屠刀，于是1722年，正统派第一次向他们发布“绝罚”，当众烧毁他们的书。1781年第二次发布“绝罚”：“他们必须带着妻儿离开我们的社区……不得为他们提供住宿，禁止他们屠宰，不得和他们有生意的往来，不得和他们通婚，不得协助他们处理丧事。”加昂写道：“以各种折磨的方式对待他们，断绝和他们来往，追击他们，压制他们，这是每一位有信仰的犹太人的义务，因为他们内心有罪，是以色列民身上的毒疮。”[98]

    但是哈西德派的回应是他们也宣布把对方逐出教会，他们发行小册子为自己辩护。在立陶宛，尤其是维尔纳，这位加昂在前往以色列地安度晚年之前，建立了一个《哈拉哈》正统学说团体，但是在其他哈西德派为自己在犹太教中确立了永久性的重要地位，并似乎成了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向西传入德国，再从德国传向了世界。正统派要摧毁哈西德运动的努力没有成功，事实上不多久他们就放弃了努力，因为学者和热心分子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共同的新敌人——犹太启蒙运动，或称哈斯卡拉运动。

    虽然哈斯卡拉运动是犹太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马斯基

    尔”（即启蒙犹太人）也是犹太教里特有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犹太

    启蒙运动不管怎样也还是欧洲整体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不过它和德国

    的启蒙运动有着更紧密的联系，理由非常充足。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

    动都是为了审视和调整人对上帝的态度，但是在法国，它倾向于否定

    或者说降低上帝的地位，倾向于驯服宗教，而在德国，它是在真正寻

    求重新理解人类的宗教精神，并与之达成和解。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璀

    璨耀眼的，但从根本上说是轻率任意的；德国的启蒙运动则是严肃认

    真，富有创造性的。因此吸引犹太启蒙思想家的是德国版的启蒙运

    动，后者对他们的影响最大，而相应地，他们对德国启蒙运动也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99]这或许是犹太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德国文化产生了

    一种真切的亲近感，但同时也在他们心里播下了可怕幻想的种子。

    对于基督教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言，启蒙运动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

    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在日趋世俗化的文化中发挥作用，那么他应该发

    挥多大的作用？而对于犹太教徒而言，这个问题是：如果世俗知识在

    上帝的文化里发挥作用，那么它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犹太人的视域

    仍然局限在中世纪时候那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社会。的确，迈蒙尼德曾

    极力主张接纳世俗科学，而且也证明了科学如何可以与《托拉》相辅

    相成、互为统一，但是他的论证没有说服大多数犹太人。即使性格相

    对温和的布拉格马哈拉尔也攻击罗西，就因为他用世俗标准来衡量宗

    教问题。[100]有些犹太人，比方说，虽然在帕多瓦的医学院上学，但

    是晚上一回到隔离区就转身背对《托拉》以外的世界，这实际上与犹

    太商人无异。当然，也有许多人头也不回地去了外面的世界，不过那

    样的事历来有之。斯宾诺莎的骇人例子满足了大多数犹太人的心愿，

    它告诉世人，一个人喝了外邦人井里的知识之泉，他的犹太生命就一

    定会受到致命的毒害。所以说，隔离区不仅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

    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学术圈。

    到18世纪中期，这种状态导致的结果已尽显无遗，到了令人悲哀的程度。早在15世纪初的时候，托尔托萨争端就已经暴露了犹太知识阶层的落后愚昧，如今300多年过去了，犹太人在受过教育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徒看来，就是可鄙又可笑的人，衣着古怪，禁锢在古老又滑稽的迷信思想中，和他们失落的支派一样远远地脱离现代社会。非犹太人对犹太学术一无所知，更无意关心，他们和过去的古希腊人一样，甚至意识不到犹太学术的存在。对于基督教欧洲来说，“犹太人问题”始终存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如何阻止这个反动的少数族群玷污宗教真理，扰乱社会秩序？如今这个问题已无须担心，起码对于非犹太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共同的人性出发把这些可怜之人从无知和黑暗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1749 年， 年轻的新教剧作家戈特霍尔德· 莱辛（Gotthold Lessing）推出独幕剧《犹太人》，这几乎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次将犹太人表现为有教养、有理性的人类。这一宽容举动受到了和莱辛同龄的一名德绍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的热烈回应。两人相识后一见如故，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将这名犹太人引进了文学圈。因为驼背的原因，门德尔松性格羞怯内向、隐忍谦逊，但是他身上充满了惊人的能量。他跟随当地拉比接受了良好教育，学过账目管理，毕生从商。但是他具有非凡的阅读能力和渊博的世俗学问。在莱辛的帮助之下，他开始发表哲学著述。腓特烈大帝向他授予了柏林的“居住权”。他常常语惊四座，是沙龙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101]虽然从年龄来说，他只比维尔纳加昂小10岁，比贝施特小不到30岁，但是他和这两人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一个是狂热的《塔木德》学者，一个是神秘主义的热心实践者，一个是都市化的理性主义者——现代犹太历史都将围绕着这三个原型人物来书写！

    最初，门德尔松并未觉得启蒙运动与犹太人有何相干，他不过是

    想享受启蒙运动的乐趣。可是在非犹太世界到处遭遇到的对犹太教的

    无知和诋毁，驱使他不得不站出来公开表示他坚定的犹太教信仰。传

    统的非犹太世界说：管好犹太人，要不就将他们赶出去。启蒙的非犹

    太世界则说：我们怎样来更好地帮助这些可怜的犹太人，让他们不再

    是犹太人呢？对此，门德尔松答道：让我们一起分享共同的文化，但

    也请让我们继续做犹太人吧。1767年，他发表《斐顿篇》一书，模仿

    柏拉图对话录，对灵魂不朽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做了辩护。当德国的

    文化人仍然常用拉丁语或法语、犹太人用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写作

    时，门德尔松就随同莱辛一道，努力让德语成为知识分子的话语工

    具，发掘德语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门德尔松的《斐顿篇》语

    言优美，充满了来自经典而非《圣经》的典故——这是马斯基尔的标

    志。该书在非犹太世界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是门德尔松却颇感失

    望。即使是他自己的法语翻译也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宣称说（1772），

    鉴于作者“出生并成长于一个粗俗无知而死气沉沉的民族中间”，这

    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102]瑞士一位聪明而年轻的牧师，约翰·卡

    斯帕·拉瓦特，称赞了该书取得的成就，他写道，显然作者已经准备

    好改宗——这是向门德尔松发出挑战，要他公开为自己的犹太教辩

    护。

    就这样，尽管并非本愿，门德尔松被迫为犹太教做起了理性主义

    的辩护，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向世人证明犹太人如何在坚守基本信

    仰的同时，也可以融入欧洲的整体文化。门德尔松以各种形式展开工

    作。他将《摩西五经》翻译成德语，在德国犹太人中推广希伯来语以

    抗衡意第绪语，后者被他批为粗俗不雅的方言。随着他声望渐起，他

    发现自己还在帮助当地犹太社会对抗非犹太当局。他抗议德累斯顿对

    犹太人的驱逐，反对瑞士新出台的反犹法律，翔实地驳斥了犹太教的

    祈祷是反基督徒的普遍指控，向世俗当局解释犹太教的婚姻法和盟

    誓。但是他一方面将犹太教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外面的世界看，另一

    方面也在内部积极寻求变革，去除其糟粕。他厌恶发布“绝罚”的做

    法，尤其是18世纪50年代发生在阿尔托纳的针对沙巴泰信徒的迫害行

    动。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义务社会，教会是建

    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自愿组织。不应强迫一个人加入教会，但是也不

    应违反本人意愿将其驱逐出教会。[103]他认为应该取消犹太人的独立

    司法权，反对非犹太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支持犹太法庭的做法。他呼

    吁停止一切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行为，并且宣称他相信当理性获

    得了胜利，这就一定能实现。但同样地，他认为犹太人必须抛弃那些

    限制人类合理的自由，尤其是禁锢思想的风俗习惯。

    门德尔松犹如行走在钢丝上，步履小心。他害怕步斯宾诺莎的后

    尘，对有人拿后者来和他比较感到不安。他担心，万一他在公开辩论

    中为犹太教辩护时对基督教做了不中听的批评，就会招来基督徒的怒

    火。与拉瓦特辩论时，他指出，质疑绝大多数民众的信条是危险的，

    又说：“我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员。”其实他相信基督教的非理性

    程度远远超过犹太教。他始终一边急于保护连接启蒙运动的桥梁，一

    边和信仰坚定的犹太民众维持着联系，因此时常试图两面讨好。他的

    观点很难清楚地做出总结。他追随迈蒙尼德的思想，认为宗教的真理

    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但是迈蒙尼德是想通过神的启示来强化理性的真

    理，而门德尔松却是要抛却启示。犹太教不是启示宗教，而是启示法

    典：摩西从西奈山上领受律法，律法是犹太人获得精神快乐的途径，

    这是历史事实。真理是无须神迹来验证的。“ 聪明人， ” 他写

    道，“已经被真正的哲学论证说服，对至高神明的存在确信无疑，他

    更能被自然事件而非神迹所打动，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辨别自然

    事件和整体的关联。”（1753年3月16日笔记内容）[104]然而为了证明

    上帝的存在，门德尔松依赖于古老的形而上学：先验性的证据（或称

    本体论论证）和后验性的证据（或称宇宙论论证）。但是一般认为，

    此两种论证都被康德在门德尔松晚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

    （1781）推翻了。

    然而门德尔松为犹太教的辩护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事实是，犹太教中有太多的东西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比如说上帝的选民的说法、犹太人对全人类所负的使命、应许之地。门德尔松似乎认为犹太教只是适合某一特定民族的信仰，应该用尽可能理性的方式私下信奉，所有的文化能容进《托拉》的说法在他看来是荒谬可笑的。犹太人应该在家信教，而走出家门来到外面的世界时，就应参与欧洲的整体文化中。但是这个逻辑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个犹太人都将属于他正好所处的那个文化。这样一来，1500年来不管遭遇多大的不幸都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团结的犹太人就会逐渐走向消亡，只留下私下里宣告的信仰。因此， 犹太教著名的现代护教士以西结· 考夫曼（Yechezkel Kaufmann，1889—1963）称门德尔松是“犹太教的路德”——他割裂了人和信仰的联系。[105]

    但是门德尔松似乎未曾意识到他否定《托拉》文化的必然结果。

    被“民族文化”同化的犹太人也会逐渐丧失对犹太人的上帝的信仰，

    他看到了一定会痛心不已。虽然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可以携手共

    进，如果后者可以克服其非理性元素的话，但是他极力反对犹太教徒

    为了解放自己而改信基督教。在他的鼓动下，普鲁士官员克里斯蒂安

    ·威廉·冯·多姆发表了用意良好的《论犹太人民权状况的改善》

    （1781），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呼吁解放犹太人，但是门德尔松对此书

    的口吻颇为不满。实际上，多姆的意思是：犹太人是非常讨厌的民

    族，但本性不坏；不管怎么说，那是基督徒的迫害和他们自己的迷信

    思想造成的。犹太人“过分趋利，不择手段地赚钱，喜欢放高利

    贷”，这些“缺陷”因为“宗教戒律和拉比谬论导致的自我隔绝”而

    变得更加严重，于是出现了“违反国家限制交易的法律、进出口违禁

    品，以及伪造货币和贵金属的行为”。多姆提倡政府实行改革，“使

    他们改掉腐败的毛病，成为更好的人和更有用的公民”。[106]但是其

    言下之意当然是，犹太教也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基于这个原因，门德尔松发现有必要发表《耶路撒冷：论宗教权

    利和犹太教》（1783）一书，表明他对犹太人社会角色的态度。书中

    他为犹太教做出辩护，称它是非教条的宗教，它给人立下行为的规矩

    和生活的法典， 但并非要控制人的思想。“ 信仰不接受任何命

    令，”他写道，“它只接受通过理性说服的东西。”为了追求幸福，

    人需要探寻和发现真理。任何民族、任何信仰的人都能够获得真理。

    犹太教并非上帝揭示真理的唯一途径。所有人，包括犹太人，都应该

    有追求真理的权利：“让每一位不妨碍公共福利、遵守法律、公正待

    人、公正对待自己伙伴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都可以按自己或

    其先祖的方式向上帝祈祷，都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宗教里寻找永恒

    的救赎。”这套方案的确可以让犹太人受到礼遇，但这不是犹太教。

    事实上从宗教角度来说，这是自然宗教和自然伦理学方案，犹太人当

    然会在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仅此而已。摩西的雷霆之威早已一去

    不复返了。

    而且，假使犹太人在接受启蒙思想的过程中，需要放弃犹太教的

    某些特定主张，这就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得到平静的生活吗？最接近门

    德尔松理想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启蒙运动有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英

    国的议会制度和宽容的宗教多元化政策。就在门德尔松写《耶路撒

    冷》的那一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

    笔记》（1782）中写道，多种符合伦理的理性宗教的存在，是物质和

    精神进步及人类自由的最好保障。门德尔松对解决“犹太人问题”提

    出的二元方案——后来被诗人犹大·莱布·戈登精辟地概括为“在外

    是人，在家是犹太人”——和美洲的宗教观非常契合。和所有人一

    样，美洲的犹太人中大多数人支持独立运动，尽管有些人亲英，有些

    人保持中立，还有一部分人积极参与了斗争。1789年，费城举行新宪

    法庆功宴，专门备设了一桌符合犹太教饮食规定的食品。[107]

    犹太人的确需要庆祝。鉴于他们的历史，他们从新修的美国宪法

    那里能够得到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好处——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

    更不用说还有所有的公职任命都取消宗教考核。宪法也赋予了犹太人

    同样的自由，尽管有些州还是拖了后腿。在新教控制的北卡罗来纳

    州，对犹太人的最后限制条件，尽管微不足道，直到1868年才得到废

    止。但是犹太人在美国感到了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受

    人尊重的。孜孜不倦地追求信仰和坚持参加礼拜，在美国非但没有像

    在欧洲那样成为他们的障碍，反而为他们赢得了尊敬——在美国，所

    有传统的虔诚信仰都会被认为是社会的支柱。犹太人虽没有在美洲找

    到新的锡安，但至少他们找到了永久的居所和自己的家园。

    在欧洲，启蒙运动为他们带来的希望终究化为了泡影，带给他们

    的机会也演变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有些地区，理性法则根本行不

    通。通过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3、1795），迄今为止严禁犹太人

    迁入的俄国因为对领土的贪婪获得了100万犹太人口。现在俄国给犹太

    人发放居住权，但是却将他们限制在“栅栏区”内，栅栏区人口迅速

    增长，贫困程度不断恶化，限制也越来越多。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

    此，最起码在教皇辖地，犹太人的处境在反犹教皇庇护六世（1775—

    1799）时期每况愈下，庇护六世在位时间很长，他一上台就颁布针对

    犹太人的敕令，直接导致许多犹太人被强制受洗。犹太人按法律规定

    不得不听鄙视和侮辱犹太人的布道，犹太儿童一旦接受过某种形式的

    洗礼——可能是天主教徒接生婆暗地里干的——教会日后就有权称他

    （她）是教会的人，然后将他（她）带至慕道会，要求他（她）认同

    信仰（如是成人），这个人同意信仰也许就是为了逃脱出来。对犹太

    人来说一度自由的费拉拉，如今的状况比罗马更糟。迟至1817年，安

    吉洛·安科纳的小女儿还被大主教特别法庭雇用的武装人员强行从她

    的父母身边夺走，理由是5年之前，在她两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奶妈私

    下里让她受了洗，后来奶妈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这件事的发生使费

    拉拉的隔离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下。[108]

    自认为更开明的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只是稍好一些。奥地利女王玛

    丽亚·特蕾莎迟至1744—1745年竟然还从布拉格驱逐犹太人，尽管3年

    以后他们还是被允许回到那里。腓特烈大帝尽管被传闻他个人支持启

    蒙运动，仍然在1750年颁布了一条区别对待“普通”和“例外”犹太

    人的法令，后者不能将自己的居住权下传，即使前者也只能够将居住

    权传给一个孩子。犹太人必须缴纳“保护”税和罚金才能免服兵役，

    必须强制性购买国产货品，只能从事某些商业活动和职业。中欧最早

    的、真正的改革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从1781年开始发

    起的，然而即使是这些改革措施也是喜忧参半。约瑟夫一方面废除了

    特别人头税，取消了佩戴黄色标徽的规定，以及犹太人进入大学学习

    的禁令和一些商业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又禁止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

    被用于商业和国家记录，取消拉比的司法权，在犹太人中实行义务兵

    役。犹太人在维也纳等地居住依然受到限制，而新赋予他们的权利也

    常常被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官僚剥夺。

    事实上，这些犹太改革方案和《宽容法案》，常常在一些稗官小

    吏的操作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些对犹太人充满仇视的官员担心，

    不久的将来犹太人就会来抢夺他们的饭碗。例如，1787年的奥地利法

    律规定，犹太人必须取德语发音的姓和名。虽然塞法迪犹太人早已采

    用西班牙人的姓氏，但阿什克纳齐却非常保守，仍然沿用古老的起名

    方式，在本人名字后加上其父亲的名字，并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

    语的拼写——如雅科夫·本·伊扎克（Yaakov ben Yitzhak）。可是

    现在希伯来语发音的名字一般会被禁用，官员们列了一张“可接

    受”的名字清单。如要获得“好的”姓氏就需行贿官员——如利林塔

    尔（Lilienthal，百合）、埃德尔斯坦（Edelstein，雪绒花）、戴蒙

    特（ Diamont ， 钻石） 、扎菲尔（ Saphir ， 蓝宝石） 、罗森塔尔

    （Rosenthal，玫瑰）等来自花名和宝石名的姓氏，克鲁格（Kluger，

    智慧）和弗罗利希（Frohlich，幸福）这两个名字则需要花大价钱。

    大多数犹太人被无聊的官员野蛮地分成四类，按照他们各自的长相特

    点起名：怀斯（Weiss，白色）、施瓦茨（Schmalz，黑色）、格罗斯

    （Gross，大的）和克莱因（Klein，小的）。许多犹太穷人被用心不

    良的办事员起了很难听的名字，如格莱根斯特里克（Glagenstrick，

    绞绳） 、伊塞尔科普（ Eselkopf ， 驴头） 、塔施恩格雷格

    （Taschengregger，扒手）、施迈茨（Schmalz，油脂）、欧根尼科特

    （ Orgenicht ， 不要借） 。祭司或利未人的犹太后裔可以取科恩

    （Cohen）、卡恩（Kahn）、卡茨（Kartz）、利瓦伊（Levi）等姓氏

    的， 被迫要将其德国化， 改成卡茨曼（ Katzman ） 、科恩斯坦

    （Cohnstein）、阿隆斯坦（Aronstein）、利文索尔（Levinthal）

    等。许多人的姓是按照出生地取的：布罗迪（Brody）、爱泼斯坦

    （Epstein）、金兹伯格（Ginzberg）、兰多（Landau）、夏皮罗

    [Shapiro，地名施派尔（Speyer）]、德雷富斯[Dreyfus，地名特里尔

    （Trier）]、霍罗威茨（Horowitz）和波斯纳（Posner）。[109]虽然

    他们知道，政府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方便在他们中间征税和征兵，但是

    也无法消除这个过程给他们带来的羞辱。

    所谓“开明君主”的内心矛盾，在法国旧制度最后几年实行的犹

    太政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784年1月，路易十六废除了犹太人的人头

    税；6个月之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却又遭遇“改革”，这个改革限制

    犹太人放贷和从事牲口、谷物交易的权利，要求他们结婚要得到国王

    的特许，下令对犹太人进行人口普查，以便驱逐无居住资格者。[110]

    这是法国东部反犹情绪的直接体现，当时那里生活着数量巨大的阿什

    克纳齐，他们承受着非犹太社会的普遍仇恨。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没有彻底解决这种矛盾的社会心理。理论上

    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人人平等，包括犹太人。相应地，犹太

    人也必须放弃任何的分裂主义思想。这是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斯塔尼拉

    定下的调子，他在1789年9月28日有关“犹太人问题”的第一场辩论上

    提出了“不可能有国中之国”的观点，因此“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

    每件事情上应当被拒绝，但是，作为个人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被允

    许”。但是这番动听的话只代表了开明精英人士的声音，普通民众的

    声音则截然不同。阿尔萨斯的左翼激进议员让-弗朗索瓦·鲁贝尔，代

    表他那些“受尽非洲游牧部落残酷欺压和践踏的无数努力勤奋、诚实

    守信的不幸同胞”，极力反对赋予当地犹太人平等权利，国民议会力

    排众议才通过了彻底解放犹太人的法令（1791年9月27日），但是这项

    法令有一条不怀好意的附加条款——法国政府将监督法国东部犹太人

    的债权。[111]

    不过，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现在，法国犹太人获得了自由，历

    史已经无法再回头。况且，凡是在法国人能用拳头来传播革命精神的

    地方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解放运动。在教皇统辖的阿维尼翁

    （1791）、尼斯（1792）和莱茵兰（1792—1793），人们闯入犹太人

    隔离区和封闭社区。革命蔓延到荷兰，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使那里

    的犹太人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1796）。1796—1798年，

    拿破仑·波拿巴解放了意大利的大部分隔离区，法国军队、年轻的犹

    太人和当地的狂热支持者徒手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围墙。

    从此，原本一直只有雏形的新原型——革命的犹太人——开始从

    暗处走向明处。意大利的教权主义者发誓要与“高卢人、雅各宾派和

    犹太人”斗争到底。1793—1794年，雅各宾派犹太人在巴约讷的犹太

    郊区圣埃斯普瑞建立革命政权，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传统主义者再

    次看到了《托拉》和颠覆行动之间的危险联系。犹太革命者被描绘成

    各种形象，多为残酷的漫画形象，偶尔也作为滑稽形象出现。在英

    国，这个形象通过行为古怪的乔治·戈登勋爵鲜活地再现出来，这位

    勋爵原是一名狂热的新教徒，他手下的暴民在1780年发动暴乱，震惊

    伦敦。3年后，他倒向犹太教，但是遭到杜克广场大犹太会堂拉比大卫

    ·希夫的拒绝，于是他又来到汉堡罗犹太会堂，他们收留了他。根据

    华生博士（狄更斯在描写这些动乱事件的小说《巴纳比·拉奇》中将

    其塑造为盖什福）的记录，穷苦犹太人“视他为摩西第二，怀着他是

    上帝派来带领他们回到祖先之地的美好愿望”。[112]1788年1月，戈登

    因诽谤法国王后被判刑两年，关进新门监狱[140]，他在那里被安排了一

    个舒适的住处，改叫尊敬的以色列·巴尔·亚伯拉罕·戈登（以色列

    人亚伯拉罕的儿子），墙上挂着希伯来语的十诫，包里装着经文护符

    匣和晨祷时用的披巾。“那里不像牢房，更像一所僻静房子里的隐士

    书房。”约翰·卫斯理说。除了卫斯理，前往监狱探访戈登的还有其

    他无数名声显赫的人物，包括王室贵族约克公爵和克拉伦斯公爵。他

    还有一名犹太女佣兼情人波莉·利瓦伊，他拥有华丽的餐桌，和他一

    起用餐的客人从来不会少于6个，有时还有乐队助兴。他拒绝保证自己

    的行为良好，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法庭一直将他关在狱中，他又

    是用风笛吹奏激进的挽歌，又是招待霍恩·图克等革命者，大张旗鼓

    地欢迎这场革命的到来。埃德蒙·柏克在他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

    中向巴黎新政权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你们把你们的巴黎大主教交

    给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新教徒拉比交给你们。”玛丽·安托瓦尼特

    在断头台上被处死几个小时以后，戈登死在狱中，临终前还高唱着革

    命歌曲：“一切都会好——将贵族带到灯塔，吊死他们！”[113]

    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后最早实施的举措之一便是禁止这首歌曲。

    也是为了让理性时代与秩序要求实现统一，他努力地把犹太人作为真

    正的公民纳入社会，而不要让他们成为潜在或实际的革命者。在他得

    胜的年代里，其他君主也纷纷效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普鲁士，1812年3

    月11日，普鲁士承认原有犹太居民为享有全部权利的正式公民，取消

    各种限制和特别税。起码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有这样一个共

    识，法国为他们所做的超过了其他国家，这种情感存在了100年之久，

    直到被德雷福斯事件[141]彻底粉碎。

    然而，犹太人还是明智地不去掺和法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法

    国大革命的恐慌在英国引发了一拨汹涌的仇外浪潮，还推动了1793年

    《移民法》的出台，在这种环境下，英国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

    己的处境。伦敦葡萄牙犹太会堂管理局要求拉比做一次要求犹太人必

    须效忠国王和宪法的布道。拉比所罗门·赫切尔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获

    胜后所做的感恩布道是大犹太会堂第一篇刊登出来的布道演说，《绅

    士杂志》发文称这篇布道散发着“真心的虔诚、极大的忠心和普适的

    仁爱”。[114]犹太人纷纷加入伦敦志愿者行列，乔治三世在海德公园

    接见他们时，用他一贯的方式惊叹道：“这么多的动物名字，什么狼

    啊熊啊狮子啊——厉害，厉害！”在欧洲的另一端——俄国，哈西德

    派却不想要法国式的启蒙运动和财富。正如一位拉比所言：“倘若拿

    破仑获胜，以色列人的富人必将增多，以色列的杰出人物也必将被高

    举，但是这些人必将带着以色列的心远离天父。”[115]

    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世人对待他们的激进态度。革命女神

    伸手递来的是一个长了蛀虫的苹果。1789年的大事件是法国启蒙运动

    导致的直接后果，带着强烈的反教权思想，而且从本质上说对宗教怀

    有深深的敌对态度。于是问题来了。虽然在18世纪的法国，有才华的

    作家几乎可以畅所欲言，但是直接批评天主教会还是会招致危险。这

    个时候，他们发现斯宾诺莎的著作特别有用。潜心研究用理性主义的

    态度来看待《圣经》真理的斯宾诺莎，不可避免地将拉比宗教的迷信

    和蒙昧暴露于天下。他也在尖锐地批判基督教，但是他在这么做的时

    候也为控诉犹太教收集了证据。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很

    愿意追随他的脚步批判基督教，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还是全力以赴批判

    犹太教更加安全。就这样，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奥古斯丁的观点——

    犹太教是基督教真理的见证，他们认为恰恰相反，犹太教是它所捏造

    的事实、它的迷信、它的弥天大谎的见证。他们把犹太教看成讽刺画

    版的基督教，现在他们要全力以赴丑化它。他们坚称，这就是宗教奴

    役对一个民族造成扭曲的典型例子。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56）中认为，现代欧洲社会的基本法

    律和信仰要向犹太人借鉴，这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在巴比伦和亚历

    山大城的生活，纵然使个人获得了智慧和知识，但是对于整个民族而

    言，这段经历只教会了他们如何放高利贷……他们是一个无知透顶的

    民族，多少年来，他们不仅吝啬到让人鄙视，迷信到令人反感，而且

    还对那些宽待他们的民族抱有强烈的憎恨。”“但是，”他转而又好

    像恩赐似的说，“也不能把他们放在火刑柱上烧死。”[116]法国《百

    科全书》主编狄德罗的批评虽没有那么恶毒，却在他的《犹太人的哲

    学》中断定，犹太人拥有“一个无知、迷信的民族特有的所有缺

    点”。霍尔巴赫男爵则更是过分，他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尤其是在

    《犹太教的精神》（1770）中，把摩西描写成一个残暴制度的始作俑

    者，这个制度不仅败坏了基督教社会，更是将犹太人变成了“人类的

    敌人……犹太人向来蔑视哪怕是最清楚明白的道德规约和国家法

    度……他们奉命令变得残酷、不人道、不宽容，成为小偷、叛徒和背

    信弃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喜悦的行为”。[117]基于这样的反

    宗教分析，霍尔巴赫把所有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商业问题全都嫁祸

    于犹太人。

    因此，法国启蒙运动在短期内促进犹太人精神奋扬的同时，也给

    他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法国作家，尤其是伏尔泰，在

    欧洲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还有人效法。不久以后，德国的第

    一批理想主义者，如费希特，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伏尔泰等人的著

    述，是现代欧洲知识界的契据，是基础性的文件，却包含着恶毒的反

    犹条款，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悲剧。于是，历史久积的反犹论调

    又多了一层，在以异教徒为基础、以基督徒为主要楼层的这座反犹大

    厦上面，现在又多了一层世俗的上部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最上

    面的一层尤为可怕，因为长久以来由基督教狂热维持活力的憎犹怒

    火，即使如今在宗教精神衰微后还将生生不息。

    不仅如此，这个新生的世俗反犹主义几乎一诞生就形成两条明确

    的主线，理论上互相排斥，但实际上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恶势力。一方

    面，正在崛起的欧洲左派势力在伏尔泰的影响下，开始觉得犹太人是

    反对人类一切进步的蒙昧者；另一方面，嫉妒犹太人从旧制度崩溃中

    获利的保守势力和传统势力，开始把犹太人描绘成无政府状态的支持

    者和策动者。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也不可能成立，但都有人相信。

    拿破仑意在亲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善意举动无意之中又助长了第

    二种传言的气焰。1806年5月，拿破仑颁布命令，召集法国（包括莱茵

    区）和意大利各地的犹太人参加“犹太名人会议”，他的设想是要按

    照他和天主教徒、新教徒已经达成的思想路线，确定这个新国家和犹

    太人之间的永久关系。这个由犹太社区领袖选出的组织人数多达111

    名，从1806年7月到1807年4月举行会议，回答了当局提出的12个问

    题，涉及犹太人的婚姻法、对国家的忠诚、内部的组织和高利贷等。

    根据他们的回答，拿破仑用所谓的“教会议会”取代了原来的公众组

    织，这是管理犹太人行为的犹太总法规的一部分，如今这些犹太人已

    不再被视为犹太人，而是“信仰摩西宗教的法国公民”。[118]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仍不失为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拿破仑在这个世俗机构之外还组建了一个由拉比和世俗学者组成的平行会议，为“犹太名人会议”在《托拉》和《哈拉哈》方面提供技术指导。犹太教传统势力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拿破仑无权发明此类宗教法庭，更不用说召集此类法庭。但不管怎样，1807年2月至3月，拉比和学者如期举行会议，场面还颇为隆重体面。这个机构又被称为“大犹太公会”，[119]受到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那场严肃的世俗集会本身，在拿破仑的犹太政策被人淡忘了很久以后，欧洲人还一直对它念念不忘。右翼政治势力原本就因为犹太人或真或假的激进目标而对其活动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假公会的集会——真公会已经消失了1500年之久——就是犹太人阴谋的强力佐证。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原本一直在地下举行集会的秘密集团，现在可以公开举行合法的会议了吗？记忆中关于犹太人秘密举行国际集会，据称是每年要选择一个城市进行活人献祭的说法又开始搅得人心惶惶。就这样，一个新的阴谋论横空出世了，它是巴吕埃尔神父同年在他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一书中抛出来的，后来引发有关“锡安长老”及其秘密阴谋等流言的大部分荒诞之说出自此书。公会还引起了新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注意，中欧和东欧的独裁政府为对付激进行为专门成立了这些组织，此时激进行为被认为是对传统秩序的长期挑战，后来出现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从秘密警察这帮人中来的。

    因此，当隔离墙倒下，犹太人从隔离区走到自由的天空下时，他们发现自己又进了一个新的隔离区——一个用怀疑和不信任垒筑起来的无形却又同样充满敌意的隔离区，他们摆脱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限制，但换来的却是现代的反犹主义。

    [1]1英里=1609.344米。——编者注

    [2]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3]古犹太教教派，犹太教中的“狂热派”，又称匕首党。——译者注

    [4]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5]《塔木德》被认为是继《圣经》正典之后犹太民族编撰的又一部极为重要的文化典籍，是大约700年内（从公

    元前200年至公元500年）在以色列地和巴比伦流传的犹太教口传律法及其解释的权威文献总汇。——译者注

    [6]喀巴拉（kabbalah），希伯来文音译，意为“接受传授之教义”，表示接受根据传说传递下来的重要知识。

    自13世纪以后，泛指一切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及其派别与传统。——译者注

    [7]《圣经》词语，与希腊语词汇“基督”是一个意思，在希伯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受膏者”，指的是上帝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
    [8]古希伯来重量单位，1舍客勒约相当11.25克。
    [9]以上均为罗马神话或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10]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在苏美尔人中流传，经过千百年的加工提炼，终于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用文字形式流传下来。
    [11]古代文献，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地，使用苏美尔语书写。目前发现的总共有16份，互相之间基本相同，是现存最完整的王表。
    [12]乌尔（《圣经》中的吾珥）的早期统治者。
    [13]指两河流域东西部的西亚、北非地区的一连串肥沃的土地，从地图上看其整体好似一弯新月，因此得名“新月沃土”。
    [14]安息日是所有犹太节日中最为特殊也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希伯来语中的发音为“Shabbat”，意为“休息”“停止工作”。根据犹太传统，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每逢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犹太人必须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不许工作。
    [15]安息年是犹太教每7年一次的“圣年”。据《利未记》和《申命记》记载，上帝在西奈山训示摩西：以色列

    人到迦南地后，应该6年耕种，第7年让土地休息，不可播种、耕作，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息年。田中自然生产的东

    西，应救济贫民，以色列人之间互相借贷的债务应予豁免。——译者注

    [16]禧年是犹太教每隔49年一次的“圣年”。在7个安息年后的第一年，即第50年，被认为是大喜之年，故名。据《利未记》记载，此乃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定。该年全国实行大赦，所有卖掉的田地应全部归还原主；释放所有希伯来籍奴隶，使之获得自由。如同安息年，亦为休息之年。——译者注

    [17]约瑟夫斯（约37—100），犹太史学家和军人。——译者注

    [18]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享年不明），古希腊诗人。——译者注

    [19]苏美尔神话中的月亮神。——译者注

    [20]犹太教规定，每个犹太男婴出生后的第八天，家人要为之行割礼，即用刀割损婴儿的阴茎包皮，作为立约的标志，表明他继承了亚伯拉罕与上帝所订立的契约，成为“上帝拣选的特殊子民”，标志着他将作为犹太人生活。——译者注

    [21]《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译者注

    [22]据《圣经》记载，约柜是一只装饰华丽的镀金木柜，内存刻有上帝与摩西在西奈山所定之约的两块法板，也被称为“上帝的约柜”。它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特殊关系的象征。
    [23]原意分别为“光”和“完全”，引申为“启示和真理”，是古代希伯来人在遇到问题或难处时，用以显明上帝旨意的一种预言媒介。
    [24]英制1加仑=4.54609升（用于液体和干散颗粒），美制1加仑=3.785411784升（只用于液体）。
    [25]1英亩=4046.86平方米。
    [26]基路伯又称为智天使，它在《旧约》中被描述为有翅膀、服从上帝的天物。——译者注

    [27]《圣经》故事中的一种天降食物。吗哪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译者注

    [28]巴力是迦南宗教里东地中海沿岸黎凡特地区西北闪族城市男保护神的头衔。——译者注

    [29]耶户应为宁示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疑作者笔误。
    [30]犹大国第九代国君。——译者注

    [31]古代长度单位，指手肘到中指顶端的距离，约为45～55厘米。——编者注

    [32]逾越节是犹太节日中最古老和最著名的节日，自犹太教历1月“尼散月”（公历3—4月）14日晚起至21日晚止，庆祝8天，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的苦难以及在上帝的指引下摆脱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事件。
    [33]现在流传的全本《塔木德》主要是印刷本，共有两种：《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发行于1520—1523年，《耶路撒冷塔木德》发行于1523—1524年。——译者注

    [34]从公元前956年前后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兴建圣殿，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毁灭圣殿，这一时期在犹太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圣殿时期”。
    [35]又作基色娄月，犹太教历9月、犹太国历3月，大约是公历11月到12月。——译者注

    [36]犹太教历12月，犹太国历6月，通常是在公历的2月至3月。——译者注

    [37]《圣经》记载：约雅敬去世，他的儿子约雅斤（Jehoinchin）继位，在位3个月被掳至巴比伦。疑作者笔误。——译者注

    [38]据《利未记》记载，从逾越节算起，7个星期之后，到第50天，犹太人要把新收获的谷物献给上帝，故称之为“五旬节”。五旬节原是个农业性节日，到拉比时代，人们把该节日与摩西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传授《十诫》联系起来，成为人们纪念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与以色列人集体立约，从而创立了犹太教的日子。——译者注

    [39]住棚节自犹太教历7月提市黎月15日开始，庆祝7天或9天。在此期间，除老弱病残外，人人都要住在临时搭起的棚舍中。该节日最初也是农业性节日，后来同逾越节和五旬节一样也渐渐与犹太人的宗教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以此纪念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前的40年里在西奈旷野漂泊所经历的帐篷生活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庇护。
    [40]赎罪日是所有犹太节日中最神圣和最重要的节日，在犹太教历7月提市黎月9日晚至10日晚庆祝。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赎罪日还是个“禁食日”，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并到犹太会堂祈祷，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或可能犯下的罪过。——译者注

    [41]公元前198年，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打败了托勒密王朝，统治了巴勒斯坦。安条克四世时期，强行推行希腊

    化政策，残酷镇压犹太人，激起了哈斯蒙尼家族领导的犹太人起义。哈斯蒙尼家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巴勒斯坦

    建立起犹太教神权政体的哈斯蒙尼王朝（公元前142—公元63年）。——译者注

    [42]公元前40年，罗马皇帝马库斯·安东尼废黜了哈斯蒙尼王朝的统治者，任命伊都美人大希律为国王。此时，犹大王国名义上是个国家，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个罗马行省。——译者注

    [43]犹太知识分子。——译者注

    [44]面对犹太人的大流散，拉比中的代表人物最初在一个被称为贾布奈的犹太学院聚集，带领犹太民族从文化层面入手，把犹太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既不再是主要以种族为取向，也不再是以地域或政治体制为根基，而是以文化生活方式为自我认同标准的民族。——译者注

    [45]德国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46]引自《阿摩斯书》3：6。——译者注

    [47]苏格兰作家、评论家（1795—1881）。——译者注

    [48]描述犹太人在公元前2世纪努力复国故事的书籍。——译者注

    [49]原文为“schooled in lust”，但此处照《圣经》中文版。——译者注

    [50]其成员主要来自以农牧民为主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但信仰虔诚，多避居偏僻山区和死海沿岸。——译者注

    [51]主要由当时以解经为生的文士阶层组成，可以说是犹太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译者注

    [52]由犹太民族中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的一个阶层。——译者注

    [53]公元前436—前338，希腊古典时代后期著名的教育家。——译者注

    [54]指敬拜耶和华以外的神。——译者注

    [55]又称为哈努卡节，从犹太历9月25日开始，延续8天。——译者注

    [56]出自19世纪的英国诗人J.W.柏根。——译者注

    [57]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一位君主，公元前1020—前1000年在位。——译者注

    [58]《圣经》中指耶稣出生时希律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译者注

    [59]1英寻=1.829米。——编者注

    [60]也称腕尺，古代长度单位，指手肘到中指顶端的距离，约为45～55厘米。——编者注

    [61]1磅=453.59克。——编者注

    [62]即《以诺一书》，其最完整的抄本用埃塞俄比亚文写成，故名。——译者注

    [63]指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译者注

    [64]约公元前550年至前476年，希腊旅行家。——译者注

    [65]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66]圣杰罗姆（约340—420），牧师、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而闻名。——译者注

    [67]意为“规则”，是犹太教口传法规。——译者注

    [68]意为“宣讲”，由犹太教拉比讲解《塔纳赫》（包括《托拉》《先知书》和《圣录》共计24卷）中的各种传奇、逸事、历史、民族风情、礼仪传统、神学争论及其奥秘的含义和众多拉比内心的悟解等和叙述性的布道两部分组成。——译者注

    [69]“坦拿”一词来源于阿拉米语，含义为“教师”。犹太教认为，坦拿是著名犹太哲人希勒尔和山迈的直接继承人，是最早将犹太口传律法记录下来并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人，其活动年代为公元20年至拉比犹太亲王年代（公元200年前后）。在拉比犹太亲王的领导下，以犹太人口传律法为主要内容的《密西拿》编撰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坦拿时代的结束。——译者注

    [70]“阿摩拉”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意为“代言人”。阿摩拉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密西拿》，对《密西拿》的遗漏部分进行补充，完成了法律释义汇编《革马拉》。《密西拿》和《革马拉》共同组成《塔木德》。——译者注

    [71]中世纪伟大的犹太旅行家。1159年，本杰明从家乡图德拉出发（西班牙北部的小城），开始了他为期14年的世界旅行。——译者注

    [72]加昂是对耶希瓦（犹太经学院）院长的一种尊称，尤其是对苏拉和蓬贝迪塔耶希瓦院长的尊称，后泛指巴比伦和巴勒斯坦耶希瓦里才华出众的学者、有广泛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译者注

    [73]从nathin一词而来，指基遍人后裔。——原注

    [74]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译者注

    [75]犹太法学家对有关犹太法律和礼仪的释疑解答。——译者注

    [76]原文有误，应为《申命记》23：20。——译者注

    [77]意为“解释”“阐述”，是犹太教中解释、讲解《塔纳赫》的布道书卷。——译者注

    [78]14世纪法国哲学家、《塔木德》研究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译者注

    [79]古代基督教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的教会。在经典、教父著作和礼仪中主要使用拉丁文。基督教产生后不久，逐渐形成了东西派；罗马帝国设立东西二都后，两派间的分化日益加剧。西都罗马逐渐成为西派教会的中心。东西教会大分裂后，西派教会基本上成为天主教会。——译者注

    [80]指中世纪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里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译者注

    [81]波斯皇帝。——译者注

    [82]大约3世纪，巴勒斯坦阿摩拉。——译者注

    [83]2世纪的犹太拉比。——译者注

    [84]谢洛莫·多夫·戈伊坦（1900—1985），德国犹太人种学者、历史学家、阿拉伯语学者，以研究犹太人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的生活著称。——译者注

    [85]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最主要的著作。——译者注

    [86]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译者注

    [87]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88]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译者注

    [89]12世纪德国犹太神秘主义运动“德国虔诚派”领袖。——译者注

    [90]史学界俗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中世纪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91]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译者注

    [92]彼得（皮埃尔）·阿伯拉尔，法国著名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般认为是他开创了概念论之先河。——译者注

    [93]长度单位，约为5557米。——译者注

    [94]诺斯替主义名词，指自至高神溢出的一批精灵或存在物。——译者注

    [95]旧制长度单位，1厄尔约为1.143米。——译者注

    [96]犹太人在祈祷时佩戴在胳膊上与头上的两个黑色的皮质小盒子，盒子内放有四段手抄《圣经》经文。——译者注

    [97]艾戈巴德（约779—840），出生于西班牙的神父，里昂大主教。——译者注

    [98]圣游斯丁，亦称殉道者游斯丁，2世纪基督教的护教士之一，于165年前在罗马殉道。——译者注

    [99]此处疑原文有误，根据后文和史实，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时间为1215年。——译者注

    [100]1盎司=28.3495克。——编者注

    [101]马克，古代欧洲的货币计量单位，最初1马克相当于249克纯银。——编者注

    [102]英镑，英国的本位货币。——编者注

    [103]达克特，“一战”以前欧洲贸易专用金币，12世纪由西西里王国发行，1达克特相当于3.4909克纯度为98.6%的黄金。——编者注

    [104]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05]引用有误，应为《申命记》32：21。——译者注

    [106]海厄姆·麦科比（1924—2004），英国犹太学者、剧作家，专门研究犹太教和基督教。——译者注

    [107]基督教认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化成肉身，即为耶稣基督，基督为神性和人性的结合。——译者注

    [108]索里达，古罗马发明的金币，1索里达等于4.5克。——编者注

    [109]在罗马天主教会内，对立教宗，或称敌对教皇、伪教宗、反教皇，指由具争议的教宗选举出的可以成为教

    宗的名誉之人。——译者注

    [110]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译者注

    [111]即前文提到的斐迪南国王与伊莎贝拉女王。——译者注

    [112]约瑟夫·卡罗（1488—1575），最后一部著名犹太律法汇编的作者。——译者注

    [113]以图表形式出版的、供航海使用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出版物的统称。——译者注

    [114]亚伯拉罕·扎库托（1452—1515），塞法迪犹太人天文学家、占星家、数学家、拉比和历史学家，葡萄牙若昂二世的王室天文学家。——译者注

    [115]约瑟夫·贝辛霍，葡萄牙犹太人，15世纪末叶的宫廷医生和科学家。——译者注

    [116]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译者注

    [117]ghetto原意为铸造厂，因为犹太人被隔离于此，因而有了“隔离区”的意思。——译者注

    [118]意大利16—19世纪流行的货币。——译者注

    [119]中世纪时期的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王国。——译者注

    [12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121]或称亲王主教，是指中世纪时以教会诸侯的身份治理一个或是多个公国，同时拥有政教二重权力的主教。——译者注

    [122]以诏书的首句为名。——译者注

    [123]发生在1772年，造成波兰立陶宛联邦灭亡的三次瓜分波兰之中的第一次。这次瓜分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扩展俄罗斯帝国势力。
    [124]Maharal的音译，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我们的老师”。——译者注

    [125]1平方英里=2589988.110336平方米。——编者注

    [126]弗洛林，一种金币，最早于1252年在佛罗伦萨铸造。——编者注

    [127]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译者注

    [128]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Izmir）的旧称。——译者注

    [129]即信奉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人。

    [130]在犹太教的赎罪日，祭司会用仪式和咒语，将众人的罪转置于一只羔羊上（代罪羔羊），并将之驱往旷野中，交予恶鬼阿扎赛尔，借以满足他的需求，也借以消除众人的罪恶。——译者注

    [131]凯西里姆与蓝泽姆是西方文化中的两种魔鬼。凯西里姆出现在17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喜欢误导与捉弄人；蓝泽姆大概出现在其后的文学作品中，是比较低级的魔鬼，喜欢乱扔家用物品。
    [132]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编者注

    [133]克朗，旧时英国及其多数殖民地、属地的货币单位。1克朗=5先令。——编者注

    [134]即女性怀胎的苦楚。——译者注

    [135]土耳其辅币名。——译者注

    [136]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最高司法机构。——译者注

    [137]基尔德，德语国家或地区的一个货币单位。——编者注

    [138]指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脱离常规的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译者注

    [139]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过去英语里常称Vilna。
    [140]伦敦著名监狱。——译者注

    [141]1894年法国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直至1906年才被判无罪。——译者注

    [1 ]G. K.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London 1965）；S.W.Baro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 2nd edn, New York ， 1952 ） ， 11177—182；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59—263.

    [2 ]Quoted in Lionel Kochan, The Jew and his History （ London 1977 ） ， 39；see also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12ff.

    [3]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1203—1205.

    [4]Cecil Roth, Jewish Communities：Venice（Philadelphia 1930），49ff.

    [5 ]Cecil Roth ， ‘The Origin of the Ghetto’ ，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 （ Philadelphia 1961），226ff.

    [6]Roth, Venice，106—107.

    [7]Ibid.，46.

    [8 ]Simhah Luzzatto, Essay on the Jews of Venice（trans.，Jerusalem 1950），122—123.

    [9]Esther 2：3.

    [10]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1976），691.

    [11]J. Bloch, Venetian Printers of Hebrew Books（London

    1932），5—16；Encyclopaedia Judaica, v 197；xvi 101；iv 1195

    —1197.

    [12 ]Quoted in Cecil Roth ， ‘The Background of

    Shylock’，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237ff.

    [13]Quoted inibid.，250.

    [14]Ibid.，288—289.

    [15 ]Israel Adler ， ‘The Rise of Art Music in the

    Italian Ghetto’，in Alexander Altmann（ed.），Jewish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Harvard 1967），321—364.

    [16]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3.

    [17 ]Alexander Marx ， ‘A Jewish Cause Celebre in

    Sixteenth Century Italy’ ，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Booklore（New York 1969），107—154.

    [18 ]Cecil Roth ， ‘The Amazing Abraham Colorni’ ，

    inPersonalities and Events，296ff.

    [19 ]Cecil Roth ， ‘A Community of Slaves’ ，

    in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12ff.

    [20]Quoted inibid.，114—115.

    [21 ]W. L.Gundersheimer ， “Erasmus, Humanism and the

    Christian Kabbalah’ ，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26（1963），38—52.

    [22]Quoted in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Oxford 1985），15.

    [23]Cf. W.Linden（ed.），Luther’s Kampfschriften gegen

    das Judentum（Berlin 1936）.

    [24]Baron, op. cit.，xiii 281—290.

    [25]Israel, op. cit.，13.

    [26]Ibid.，16.

    [27]K. R.Stow, Catholic Thought and Papal Jewry Policy 1555—1593（New York，1977）.

    [28 ]Brian Pulhan, The Jews of Europe and the Inquisition of Venice 1550—1670（Oxford 1983），ch. 2.

    [29]Ibid.，21.

    [30]See, for instance, H. R.Trevor-Roper,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London 1967）.

    [31]Manasseh ben Israel，‘The Hope of Israel’（London 1652），printed in Lucien Wolf（ed.），Manasseh ben Israel’s Mission to Oliver Cromwell（London 1901），50—51.

    [32]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391.

    [33]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244—256.

    [34]Deuteronomy 7：13.

    [35]Deuteronomy 15：6.

    [36]Psalms 34：10.

    [37 ]Quoted in Werner 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trans.，London 1913），36.

    [38]Ben Sasson, op. cit.，670—679.

    [39]Israel, op. cit.，27—30.

    [40]Erhard Oestreich, Neostoicism and the Early Modern

    State（Cambridge 1982），45—56；Israel, op. cit.，38.

    [41 ]Roth, Venice ， 305—306；Benjamin Ravid, Economics

    and Toler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enice （ Jerusalem

    1978），30—33；Israel, op. cit.，47—48.

    [42]H. I.Bloom,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of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London 1937）.
    [43 ]O. Muneles, The Prague Ghetto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London 1965）.
    [44]Israel, op. cit.，96；88—90；102ff.；117.

    [45]S. Stern, Court Jew（London 1950）.

    [46 ]For Oppenheimer see Israel, op. cit. ， 123ff.；

    Stern, op.cit.；M.Grunwald, Samuel Oppenheimer und sein

    Kreis （ Frankfurt 1913 ）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1431—

    1433.

    [47]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402—405.

    [48]Israel, op. cit.，121.

    [49 ]B. D.Weinryb, The Jews of Poland ：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Poland from 1100

    to 1880 （ Philadelphia 1972 ） ， 192—199；Encyclopaedia

    Judaica, v 480—484.

    [50 ]See Gerhard Scholem ， ‘Zohar ： Manuscripts and

    Editions’，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11—212.

    [51 ]For Luria see Gerhard Schole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 New York 1965 ） ， 244—286 ， 405—415；and

    Sabbatai Sevi：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76（trans.，London

    1973），28—44.

    [52]Quoted in Scholem, Sabbatai Sevi，18.

    [53]For Reubeni and Molcho, see Roth, Venice，72ff.

    [54 ]R. J.Z.Werblowski, Joseph Cro, Lawyer and

    Mystic（Oxford 1962）.

    [55]Quoted in H. H.Ben Sasson，‘Messianic Movements’，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 1426.

    [56 ]Isaiah 28 ： 15—18；34 ： 14；Habakkuk 3 ： 5；

    Chronicles 21：1；Leviticus 16：8. J.Trachtenberg, The Devial

    and the Jews（Philadelphia 1943）.

    [57]J. Trachtenberg, Jewish Magic and Superstition（New

    York，1939）.

    [58]Psalms 139：14—16.

    [59]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78ff.

    [60 ]Quoted by Ben Sasson,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

    1425—1426.

    [61]Scholem, Sabbatai Sevi，3ff.

    [62]Quoted inibid.

    [63]Quoted in Scholem,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v 1235.

    [64 ]Cecil Roth, Essays and Portraits in Anglo-Jewish

    History （ London 1962 ） ， 139—64；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1159—1160.

    [65]For his life see Cecil Roth, Life of Manasseh ben Israel（London 1934）.

    [66 ]‘Jewish Physicians in Medieval England’，Roth, Essays and Portraits，46—51；Lucien Wolf, The Middle Ag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 1290—1656（London 1888）.
    [67 ]P. M.Handover, The Second Cecil（London 1959），ch.xiii，‘The Vile Jew’.

    [68]Cecil Roth，‘Philosemitism in England’，Essays and Portraits. 10—21.

    [69]For this episode see Cecil Roth，‘The Mystery of the Resettlement’，in Essays and Portraits，86—107.
    [70 ]Joseph J. Blau and S.W.Baron, The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40：A Documentary History，3 vols（New York 1963），i, Introduction, xviiiff.

    [71]Quoted inibid.，xxi.

    [72]Ibid.，xxixff.

    [73]Quoted in Israel, op. cit.，134.

    [74]Ibid.，129.

    [75]Quoted inibid.

    [76 ]Ibid. ， 130；O. K.Rabinowicz, Sir Solomon de

    Medina（London 1974）.

    [77]For the Salvadors, J. Picciotto, Sketch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 （ London 1956 ） ， 109—115 ， 153—156；for Gideon, A.M.Hyamson, Sephardim of England（London 1951），128-133.

    [78 ]The book is translated as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London 1913）.

    [79 ]Alexander Marx,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Booklore（New York 1969），‘Some Jewish Book Collectors’，198—237.

    [80 ]Commentary to Mishnah Sanhedrin, x 1 ， quoted in

    Kochan, op. cit.，20.

    [81]Ibid.，55—57；M. A.Meyer（ed.），Ideas of Jewish

    History （ New York 1974 ） ， 117ff.；S.W.Baron ， ‘Azariah dei

    Rossi’s Historical Method’ ， History and Jewish

    Historians（Philadelphia 1964），205—239.

    [82 ]Byron L. Sherwin, Mystical Theology and Social

    Dessent：The Life and Works of Judah Loew of Prague（New York

    1983）.

    [83]For the biography, see R. Kayser, Spinoza：Portrait

    of a Spiritual Hero （ New York 1968 ） ；R.Willies （ ed. ） ，

    Benedict de Spinoza：Life, Correspondence and Ethics（London

    1870）.

    [84 ]Text from Willies, op. cit. ， 34—35 ，

    and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275—284.

    [85]Willies, op. cit.，35.

    [86]Quoted inibid.，72.

    [87 ]L. Strauss,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trans.，New York 1965）.

    [88 ]For documents, seeChronicon Spinozanum ， 3

    vols（Leiden 1921—3），i 278—282.

    [89 ]Jonathan Bennet, A Study of Spinoza’s

    Ethics（Cambridge 1984），32ff.

    [90]Quoted inibid.，34.

    [91 ]For an appreciation of Spinoza’s thought see

    Bertrand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London

    1946），book iii, part 1，ch. 10.

    [92 ]Deuteronomy 21 ： 18—20；Sanhedrin 8 ， 5；71a；

    Yebamoth 12，1—2；quoted by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London 1961）.

    [93]J. R.Mintz, In Praise of Ba’al Shem Tov（New York

    1970 ）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049ff.；Martin Buber,

    Origins and Meaning of Hasidism（London 1960）.

    [94]R. Schatz，‘Contemplative Prayers in Hasidism’，in

    Studies in Mysticism and Religion Presented to Gershom

    G.Scholem（Jerusalem 1967），209ff.

    [95]Quoted inibid.，213.

    [96]Ibid.，216.

    [97]L. Ginzburg, The Gaon, Rabbi Elijah（London 1920）.

    [98]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653.

    [99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20ff.
    [100]Quoted inibid.，24.

    [101]Isaac Eisenstein Barzilay，‘The Background of the Berlin Haskalah’，in Joseph L. Blaudet al.（eds）：Essays on Jewish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 1959）.
    [102]Quoted in Cohen, op. cit.
    [103 ]Alexander Altmann, 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Brandeis 1981），and Moses Me$$$delssohn ： A Biographical Study（University of Alabama 1973）.
    [104]Quoted in Altmann, Essays.

    [105]Cohen, op. cit.，27—29.
    [106]Quoted inEncylopaedia Judaica, vi 153.
    [107]Blau and Baron, op. cit.，xxii-xxiii.
    [108]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256—270.
    [109 ]See B. C.Kaganoff, A Dictionary of Jewish Names and their History（London 1977）.
    [110 ]Herzberg,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the Jews（New York 1968）.
    [111 ]Z, Sjakowski, 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1830 and 1848（New York 1970）.
    [112 ]Quoted in Cecil Roth ， ‘Lord Geroge Gordon’s Conversation to Judaism’，in Essays and Portraits，193—194.
    [113]Quoted inibid.，205.
    [114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Great Synagogue（London 1950），214ff.
    [115]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1390—1432.
    [116 ]Quoted in Ben Sasson,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745；see Herzberg, op. cit.
    [117 ]Quoted in Ben Sasson,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118 ]See R. Anchel, Napoléon et les Juifs （ Paris 1928）.
    [119 ]F. Pietri, Napoléon et les Israelites （ Paris 1965），84—115.

    第五章　解放

    1817 年7 月31 日， 少年老成的12 岁男孩本杰明· 迪斯雷利[1]（Benjamin Disraeli）在西姆布莱毕牧师的主持下，在霍本[2]的圣安德鲁教堂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男孩的父亲艾萨克·迪斯雷利和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之间的一场争执画上了句号。他们所争的是一个涉及犹太人的重要准则。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犹太教会中，服务社会不是一种选择或特权，而是义务。1813年，经济富裕的迪斯雷利先生当选为执事，或称“帕尔纳斯”，选举过程完全符合贝维斯马克斯圣会的规定，这令他非常气愤。他一向是尽责守规的，作为一名古文物研究文献作者，他还写过《犹太教的天才》一文。但是相比之下他的重要成果是关于殉道者查理王的五卷传记。他对犹太教和犹太教徒都没有太大好感，甚至在《文苑搜奇》（1791）中称《塔木德》是“犹太人野蛮知识的大集成”，认为犹太人中“没有什么天才或有才华的人，犹太人的天才10个手指都数得过来，1000年还没出过10个伟人”。[1]因此他致函长老会，说他是一个“惯于过清净生活”的人，“一向不受你们监管”；像他这样的人绝对无法胜任“一向让他排斥的固定职务”。[2]最后他被罚了40英镑了事。可是3年以后，这事再次出现，这一次迪斯雷利不干了，他索性退出犹太教，让他的几个孩子都接受了基督教洗礼。这次决裂对于他的儿子、对于英国来说——当然还有别的，都具有非凡意义。因为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得到法律承认，可以进入英国议会，如果没有受洗，迪斯雷利永远不可能当上首相。

    皈依基督教是犹太人对解放时代做出的一种反应。接受基督教洗礼向来是犹太人躲避迫害的一种方式，解放就意味着洗礼再无必要。但事实上，自18世纪末起，犹太人接受洗礼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受洗

    不再是令人愕然的叛教行为，也不再意味着那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

    世界的转变。随着所有宗教的社会作用都在下降，改宗更多的是一种

    世俗行为而不是宗教行为，甚至可能还有可疑的动机。海因里希·海

    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对这种行为表示非常不屑，称其

    为“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1832年他也接受了洗礼。19世纪，中

    东欧至少有25万犹太人购买了这张“入场券”。[3]德国历史学家特奥

    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是犹太人的好朋友，他说，与其说基

    督教是一种宗教名称，还不如说它是“最能体现当今世界文明特点的

    一个词语，在这个多民族的地球上，无数的人团结在这个文明里”。

    [4]19世纪，皈依基督教是一种需要，就像20世纪的人觉得必须学英语

    一样，不仅犹太人如此，许许多多非白色人种的原住民也都如此。

    对犹太人而言，保留犹太人身份就是在物质上的牺牲，除了美

    国，在全球各地都是如此。奥地利小说家、报社编辑卡尔·埃米尔·

    弗兰佐斯（Karl Emil Franzos，1848—1904）说，这种状况让犹太人

    产生了分化：“一类犹太人不愿意作出牺牲，他们接受了洗礼。另一

    类犹太人虽然作出了牺牲，但是内心觉得信奉犹太教是一种不幸，由

    此产生了怨恨。第三类人正是因为牺牲太大，反而更加亲近犹太教

    了。”[5]受洗有时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英国从18世纪中叶以来就为

    犹太人消除了阻碍他们上升至最高层的最后一道障碍。百万巨富萨姆

    森·基甸尽管自己愿意作出牺牲，但是他不想让他的儿子也这样做。

    因此，当小萨姆森·基甸还在伊顿公学上学的时候，他就设法让他加

    封为准男爵，后来这个男孩进入了议会，成了爱尔兰贵族。玛拿西·

    洛佩兹伯爵受洗后当上了议员，大卫·里卡多也是；还有一名改宗的

    犹太议员是拉尔夫·伯纳尔，官至委员会主席（副议长）。

    在欧洲大陆，犹太教信仰不仅一直是仕途的障碍，更是参与许多

    经济活动的绊脚石。即使是拿破仑，也对犹太人采取（1806）过法律

    上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1815年被中止，波旁王朝复辟后竟然没有恢

    复这些措施，也算是他们做的一件好事；但是直到1831年，当犹太人

    和基督徒平权后他们才感到有了法律上的保障，犹太人原有的誓约又

    延续了15年。德意志邦联条款的出台（1815）剥夺了犹太人在拿破仑

    时代可以享有的许多权利，尤其是一度完全禁止犹太人入内的不来梅

    和吕贝克这两个城市，以及汉堡、法兰克福和梅克伦堡。普鲁士的犹

    太人依然需要缴纳每年征收的人头税、登记税和“ 居住递增

    费”（lodging increment）。他们不得拥有土地，不得经商或从事某

    项专业性职业，只能从事行业公会不愿染指的“经授权的紧急业

    务”或借贷业务。1847年，普鲁士进一步推行改革，次年发布“德国

    人民的基本权利”一览表，从非宗教角度确立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

    将之写进德国大多数邦州宪法中。但是大多数邦对犹太人依然实行居

    住限制，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将其取消。在奥地利，犹太人直到1867

    年才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全面解放。在意大利，拿破仑的垮台致使几乎

    各地的犹太人的政治地位都出现了倒退，过了一代人，18世纪90年

    代，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利才得以恢复。托斯卡纳和撒丁岛的犹太人直

    到1848年才获得永久性的解放，之后是摩德纳、伦巴第和罗马涅

    （1859）、翁布里亚（1860）、西西里和那不勒斯（1861）、威尼斯

    （1866）和罗马（1870）。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犹太人的解放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间几经波折，几度反复。因此，甚至在西

    欧，法国始于1789—1791年的解放过程如果单是法律上就经历了80年

    名义上才告完成，而往东去，尤其是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依然

    限制重重。

    正是因为有这些推延和不确定性，所以大量的犹太人通过受洗来

    换取进入欧洲社会的“入场券”。但是在19世纪，依然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解决犹太人的“身份问题”。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

    家族发明的办法是最理想的。私人银行是18世纪金融行业的新生现

    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了其最杰出的代表。许多犹太人都创办此类私

    人金融服务机构，他们大多是宫廷犹太人的后裔，但是唯独罗斯柴尔

    德家族既躲过了洗礼，又避免了生意上的失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的家族，他们设法同时做成4件不仅难度大而且一般来说互不相容的事情：用诚实守信的方法快速获得巨额财富；将财富分布到各地而依然能够获得许多政府的信任；不断地赚大钱花大钱却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感；在法律上，大部分人在精神上也是，依然保持犹太人的身份。他们是最会赚钱、最会挥霍和最受人欢迎的犹太人。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神秘，没有一本书能够准确地揭示他们

    的真相，[6]关于他们的无数本书不过是胡言乱语。之所以如此，主要

    原因还在于他们家族自己。曾有一名女作家计划写一本书，名为《关

    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谎言》，但最终放弃了。她说：“识别谎言易如

    反掌，但真相无处可寻。”[7]这个家族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这是可

    以理解的，他们是私人银行家，需要为无数的大腕人物、多国政府保

    密。身为犹太人，又特别容易遭遇毁灭性的诉讼。他们从不保留不必

    要的文件证据，出于种种私人的或公务的原因，他们一律销毁文件。

    他们尤其关心不让生活方面的细节被人用来激起反犹主义情绪。因此

    这个家族若有人离世，销毁的私人文件之多甚至不亚于维多利亚女王

    家族的人。该家族最晚近的一名历史学家米里安·罗斯柴尔德相信这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档案室，对自己的历史没有兴

    趣。他们对祖先保持应有的尊重，对未来怀揣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

    生活在当下，并不太在意过去或未来。[8]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些基本事实却是清楚无

    误的。与犹太人早期的大规模融资是三十年战争的产物一样，罗斯柴

    尔德家族是拿破仑战争的产儿，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同

    样的原因：在战争时期，犹太人的创造力开始显露，非犹太世界的偏

    见开始隐退。这个家族的财富最主要是由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在

    伦敦创下的，其中的经过如下：18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大革命前

    夕，欧洲的商业银行业务主要控制在非犹太人手里，如伦敦的巴林家

    族、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和法兰克福的贝特曼。战争的爆发使融资

    市场迅速扩大，从而为新投资者打开了机遇的大门，[9]这些新投资者

    包括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奥本海默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海涅家

    族、门德尔松家族。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起源于该家族16世纪居住在

    法兰克福犹太区时在房子上的“红盾”标记。族长梅耶·阿姆谢尔

    （Mayer Amschel，1744—1812）做买卖古董和古钱币的生意，同时也

    兼兑换钱币，后来涉足纺织业，这意味着他有英国方面的人脉关系；

    他还因为向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威廉四世出售古币而成了他的主要金

    融代理人，威廉四世是因为向英国军队提供雇佣军而大发其财。这是

    英国方面的另一条人脉关系。

    1797年，梅耶·阿姆谢尔派遣儿子内森（Nathan）到英国打理生

    意。内森来到曼彻斯特，这里是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工业中心，也是

    迅速发展的棉纺业世界贸易中心。内森自己不生产棉布，而是向小纺

    织工收购，然后外发出去印染，跳过交易会，把成品直接出售给欧洲

    大陆买家，由此开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后来从事纺织业的其他犹

    太家族也纷纷效仿，如利兹的贝伦斯家族、布拉德福德的罗森斯坦家

    族。[10]内森的直销模式包含三个月的赊欠期，这意味着他又可以涉足

    伦敦的货币市场。他已经在父亲的关系户利维·巴伦特·科恩那

    里“拜师学艺”，并娶了科恩之女汉娜为妻。1803年，他将总部迁到

    伦敦，随着战事扩大，他及时地介入了政府借贷业务。当时英国政府

    每年需要发售2000万英债券，市场无法直接消化如此巨大的数额，因

    此有一部分债券出售给承销商，由承销商寻找客户。此时内森·罗斯

    柴尔德的汇票已经在纺织行业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他一方面参与这些

    承销财团，另一方面又作为承兑行兑付国际汇票。[11]他在获取营运资

    本方面拥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势。耶拿战役惨败后，黑森-卡塞尔选帝

    侯将他的钱交给伦敦的内森，让他投资英国证券，内森在为威廉四世

    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借此在伦敦金融城建立了良

    好的声誉。不过，犹太人的老本行——在困境中快速、安全地运送金

    条——他也干得同样出色。1811—1815年，罗斯柴尔德与英国总军需

    官约翰·赫里斯合力将价值4250万英镑的黄金安全运送到在西班牙作

    战的英国军队手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黄金运输是内森本人或其弟詹

    姆士坐镇法国指挥的。[12]滑铁卢战役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

    金达到了13.6万英镑，其中9万英镑掌握在伦敦的内森手里。[13]

    詹姆士在巴黎的生意始于1811年，标志着家族生意的网络分布开

    始扩大。1816年，第三个兄弟所罗门·梅耶在维也纳设立分支机构，

    1821年，第四个兄弟卡尔·梅耶在那不勒斯设立分支机构。1812年，

    老罗斯柴尔德去世后，长子阿姆谢尔·梅耶成为法兰克福大本营的掌

    门人。这对1815年开启的和平时期金融业务来说是非常理想的网络布

    局。为军队的开支筹集巨额资金的做法，促成了一个建立在票据和信

    用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诞生，现在政府发现可以让其服务于各

    种目的。1815—1825年的10年间，证券发行超过了前100年的总量，内

    森·罗斯柴尔德逐渐替代巴林银行，成为伦敦最高金融权威机构和主

    要商业机构。他和局势尚不稳定的拉丁美洲政权没有来往，而是主要

    和政权稳固的欧洲独裁政府打交道——被称为“神圣同盟”的奥地

    利、俄国和普鲁士，1822年为它们筹措了一笔巨额资金。1818—1832

    年，26国政府在伦敦的贷款，有7个国家的贷款是他筹措的，还有一个

    是与别人合作筹措的，总金额达2100万英镑，占全部贷款的39%。[14]

    在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哈布斯堡王朝出售债券，为梅特涅

    献计献策，在奥地利修建了第一条铁路。法国的第一条铁路由巴黎的

    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修建，该公司还相继为波旁家族、奥尔良派[3]和

    波拿巴家族筹资，还为比利时新国君提供融资。在法兰克福，他们代

    表德国王室发行债券。在那不勒斯，他们为当地政府、撒丁王国、西

    西里王国和教皇国筹措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总额稳步增长，

    1818年达到177万英镑，1828年达到430万英镑，到了1875年，他们已

    经拥有3435万英镑资金，其中690万英镑由伦敦分支机构掌握。[15]这

    张广泛分布的关系网大大提升了公司实际的资金调动能力。他们充分

    发挥传统犹太人的看家本领——情报收集和传送的能力，到了19世纪

    中期，犹太人几乎将银行变成了通讯社。1848年，保罗·朱利叶斯·

    路透（1816—1899，原名伊斯雷尔·比尔·约瑟夫）离开其叔父在哥

    廷根的银行，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通讯社。阿道夫·奥佩尔（1825—

    1903），自称阿道夫·奥佩尔·德·布洛维茨，以《泰晤士报》驻巴

    黎记者的名义，成了欧洲最厉害的私人情报网络中心，必要时还有私

    人电报线路。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更好的重要金

    融信息来源。晚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仍然在福克斯通一带招募情报

    员，这些人的祖辈都曾是滑铁卢战争时期用快艇传送急报到海峡对面

    的水手。[16]

    和原来的宫廷犹太人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创立的新型跨

    国银行不会受当地冲击的影响。1819年，似乎是为了证明犹太人新获

    得的权利迄今为止只是一个幻想，德国多地爆发了反犹暴力行为，即

    所谓的“嗨嗨”骚乱（或许是十字军的战斗口号，或者更有可能是弗

    兰科尼亚赶羊人的叫唤），暴乱分子袭击了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

    行，然而并未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在1848年革命的再次袭击中也没

    遭受损失。因为钱已经不在银行，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是票据。对于

    犹太人钻研了几百年的这个问题——如何避免合法财产遭遇暴力抢劫

    ——罗斯柴尔德家族终于给出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自此以后，他们的

    真正财富远非暴民所能触及，甚至贪婪的君主也无法染指。

    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这个创造了公司财富的金融天才，于

    1836年在法兰克福辞世，当时他正在参加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

    婚礼，新娘是他的弟弟、那不勒斯分行的负责人卡尔的女儿夏洛特。

    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总是近亲结婚：他们所谓的“对外联姻”不是和

    非犹太人通婚，而是和家族之外的人通婚。家族内部通婚是为了肥水

    不流外人田，把新娘的嫁妆继续留在公司，尽管有人说妻子的财产通

    常是男人不想要的股份，如南美铁路公司的股票。[17]莱昂内尔和夏洛

    特的婚礼在这个家族位于法兰克福犹太巷的老宅里举行，当时84岁高

    龄的女族长仍旧居住在那里，女族长本名居迪勒·施拉普纳，共育有

    19名子女，她还将长寿10年。内森去世自然是重大事件，派往伦敦送

    信的信鸽在布莱顿上空被人击落，据说信鸽携带的是一条密文：“人

    已去。”[18]但是他的N.M.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实力的核心所在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伦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罗

    斯柴尔德家族是它最可靠的支柱。就这样，在1860—1875这16年间，

    外国政府在伦敦筹集了7亿多英镑的资金。在参与融资的50家银行中，

    犹太人的银行占了10家，其中包括汉布罗、塞缪尔·蒙塔古和赫尔伯

    特·瓦格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19]而罗斯柴尔德银行是这50家银行中

    发挥作用最大、扮演角色最多的一家。

    如此强大的金融实力必然为他们带来政治影响力。小迪斯雷利率

    先提出这样的观点，说犹太人和保守党是天然的同盟。他指出，伦敦

    金融城在1841年6月和1843年10月这两场关键性的选举中，犹太人的票

    数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后面的那场，他说，为了给反谷物法同盟的自

    由党人争到席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让犹太人星期六都出来投票！

    [20]莱昂内尔作为家族的掌门人，也于1847年赢得了伦敦的席位（尽管

    到1858年最终取消限制后他才得以进入议会就职），保守党领导人乔

    治·本廷克勋爵致信J.W.克劳克时指出了这次选举的重要性：“伦敦

    选莱昂内尔为代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舆论的倾向，因此我认

    为，保守党作为一个党派再提反对犹太人对自己不会有任何益处。就

    像克莱尔郡选了奥康奈尔，最终解决了天主教问题，约克郡选了威尔

    伯福斯，最终解决了奴隶买卖问题，现在伦敦也解决了犹太人问

    题。”[21]

    但是精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件事上并不急于求成，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他们知道时间站在自己这边，愿意耐心等待。他们不想滥用自己的金融影响力，或者说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总是在利用这个资源。整体来说，这个家族一向符合人们的预期，爱好和平；分别来说，各分支机构也同样符合人们的预期，倾向于支持所在国家的政策目标。[22]在他们若愿意便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力的英国，最近的证据研究发现，事实上他们很少主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23]在涉外事务上若无把握，他们通常会请求政府的指示，比如说在1884年的埃及危机期

    间。

    事实上，他们对待钱的态度是非常地道的英国人方式，并不把钱

    财本身当回事——总是不屑地称其为“铁皮子”——但是他们用钱建

    立起了社会地位。他们分别在城区和乡村打造了两个富丽堂皇的犹太

    区。城市犹太区位于皮卡迪利街和公园路相连的那一端。这个置业过

    程是老内森在1825年开始的，那年他从银行家库茨的遗孀手里买下皮

    卡迪利街107号后就搬出了位于伦敦圣瑞辛巷新场2号，不再住在“商

    铺上面”。其他家族成员，包括英国的和欧洲大陆的，都跟着他一起

    在这里置业。19世纪60年代，老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在阿普斯利邸宅

    的隔壁建造了皮卡迪利街148号的豪宅，里面有全伦敦最豪华的舞厅：

    乔迁之喜也是他女儿大婚的日子，新郎是她的表兄维也纳的费迪南，

    为新娘致辞祝福的是迪斯雷利。费迪南自己购置了皮卡迪利街143号，

    同样有一间著名的全白色舞厅，隔壁的142号住着他的姐姐爱丽丝，后

    面是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购置的汉密尔顿街5号，拐角的那边，

    希摩尔街1号，其主人是著名的花花公子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

    德。汉娜·罗斯柴尔德继承了老内森最早购置的107号，她的丈夫是罗

    斯伯里勋爵。[24]

    至于乡下的宅邸，老内森于1835年花了两万英镑，买下了阿克顿

    附近的冈纳斯伯里，不过这里并没有真的发展起来，直到他的遗孀在

    白金汉郡买下了位于艾尔斯伯里谷蒙特摩附近的一座房子，家族的人

    才陆续来到此地定居，后来慢慢地扩大到附近的赫特福德郡。梅耶·

    罗斯柴尔德男爵仿造渥拉顿庄园的式样建造了蒙特摩庄园。安东尼·

    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搬入阿斯顿克林顿。1873年，莱昂内尔用25万英

    镑买下了赫特福德郡的特灵，他在霍尔顿还有1400英亩地产，后来归

    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德所有。还有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

    位于莱顿巴泽德附近维英的阿斯科特宅邸。19世纪70年代，费迪南男

    爵建起沃德斯登庄园，他在莱顿巴泽德和上温琴登还拥有别的宅邸。

    他的姐姐爱丽丝拥有伊斯罗普修道院。就这样，艾尔斯伯里谷就成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下，他们在那里一共拥有3万英亩土地，从1865年

    到1923年都代表这个地区在议会里拥有席位。

    乡下宅邸的大本营是特灵，特灵在莱昂内尔的儿子兼继承人内森

    （Nathan）的手里扩大到1.5万英亩，他成了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和

    白金汉郡治安长官。他按照真正的犹太人传统，将特灵建成了一个微

    型福利国家。他为当地居民供水供电，配备消防站、阅览室，提供小

    块园地、医疗服务，甚至还建了一个公共墓地，供居民掩埋狗的尸

    体。员工福利有度假营、养老金计划、实习、失业金计划、礼品篮和

    员工聚会。庄园里还饲养牲口、植树造林、举办赛羊会、进行保育试

    验等。[25]

    罗斯柴尔德勋爵的父亲莱昂内尔掌握多项政府融资，用于赈济爱

    尔兰饥荒，资助克里米亚战争，购买赫迪夫[4]在苏伊士运河的股份；

    他在伦敦和公共生活中都和迪斯雷利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远远

    超过了两人方便承认的程度。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宁愿放弃200万英镑的利润也不愿意为反犹的俄国政府融资1亿英镑。

    [26]他和格莱斯顿[5]及其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交情很好，但是和保守

    党的关系也同样不错。他让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从一个一贯攻击犹

    太“既得利益者”的人变成了著名的亲犹人士，他还把A.J.贝尔福争

    取了过来，使他成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得力的英国朋友。从1879年，

    即他父亲去世的那年起，直到1915年他自己去世，他都是伦敦的非正

    式发言人。他的侄孙女米里安·罗斯柴尔德在其书中称，他很有可能

    是全世界自古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犹太人。[27 ]“我想请问诸

    位，”1909年劳合·乔治在莱姆豪斯发表演讲时反问道，“难道罗斯

    柴尔德勋爵是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吗？”其实他不是什么独裁者：只不

    过是一个有慈善影响力的人。1915年，他临终躺在皮卡迪利街148号的

    病榻上时，临时负责外交部的霍尔丹勋爵来访，请求他阻止一艘中立

    国的船运送黄金到德国，“小事一桩。”他边说边在一个信封的背面

    写了一句指示。[28]

    罗斯柴尔德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他那些阔绰的善举不仅精明

    细致，而且采用的方法稀奇古怪。儿童朝他的马车挥挥手很有可能会

    遭遇一阵金光闪闪的金币雨。他的妻子埃玛指责他这种做法“不顾别

    人感受，带有侮辱性”，但是他回答说孩子们不会这么想，而且他是

    对的——特灵的一位老妇人告诉米里安·罗斯柴尔德说，这样的事情

    让她终生难忘。英国人大多喜欢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因为他们赛马

    场办得非常成功，而且还因为“他们从不硬拽他们的马”。因此普通

    老百姓也不会介意罗斯柴尔德夫人的大厨大格罗斯特芬——可能是世

    界上最好的厨师——一年单是买鱼的账单就是5000英镑。圣诞节罗斯

    柴尔德会给伦敦东区他用过的出租车司机每人送上一对野鸡，他去世

    时，街头小贩都在他们的手推车上系上黑纱。《帕尔摩报》如此写

    道：“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的这一生，英国才没有出现种族情绪的积

    压……那种情绪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让多少国家蒙受了耻辱。他是

    以色列的王子，更是让全英国引以为豪的英国公民。”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就是毫不做作地尽情利用犹太人特有的才

    能，包括赚钱的本领——他们赚了钱也同样尽情地挥霍，最早发现这

    种方式有好处的是迪斯雷利。他在事业刚起步时就感受到了冈纳斯伯

    里庄园的热情好客，在给妹妹汉娜写信（1843）时他说：“我们的老

    朋友艾米把我照顾得非常好，她还给我带来了一只品种极好的海龟，

    这种龟恐怕一辈子也是难得一见的。”[29]在迪斯雷利看来，罗斯柴尔

    德家族是犹太民族的巨大财富，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进行充分宣传。

    1844年，迪斯雷利发表了小说《康宁斯比》。小说中那位洞察一切的

    人生导师名叫西多尼亚，是一名完美的犹太人，迪斯雷利表明他的原

    型就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并把他描写得非常完美。不过，迪斯

    雷利总是有意夸大罗斯柴尔德的智慧和远见，同时把他们的活动描写

    得富有神秘性和戏剧性。1876年购买赫迪夫股份这一事件就是迪斯雷

    利自己的炒作，关于这个家族的许多荒唐而迪斯雷利却看作珍贵而富

    有创造性的神秘传说都是从他那里流传出来的。

    当然，迪斯雷利肯定也不会否认，把罗斯柴尔德的成功故事写成童话般的神奇传说，也只有在像英国这样政治、社会氛围都十分友好的国家才可行。当1826年所有限制都被取消之后，不管哪里的犹太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来到英国。对于入籍后的犹太人的地位，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在1833年是这样归纳的：“国王陛下信奉犹太教的臣民生而享有国王陛下其他臣民享有的一切权利，除非法律另有规定。”[30]这些限制条件确实存在，犹太人常常用试错的方法来发现问题。一旦发现问题，经过不断争取，议会或者相关机构通常就会做出行动，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就这样，1833年，就在布鲁厄姆发表声明的那一年，犹太人获准可以从事律师职业，13年后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有利于他们的法令，解决了他们是否可以拥有私有土地这个争论了很久的问题。

    不仅如此，英国早已准备好了不仅欢迎和接受犹太人，而且还要

    帮助英国以外的犹太人。第一次是在1745年，当时玛丽亚·特蕾莎驱

    逐布拉格的犹太人，她的盟友乔治二世就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1814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指示他的特使克兰卡蒂伯爵“敦促德

    国对信奉犹太教的个人采取全面宽容政策”。无疑是因为考虑到了罗

    斯柴尔德家族，他为法兰克福犹太社会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在亚琛会

    议上，英国也同样是帮犹太人的。[31]

    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为了犹太人的利益做出了非常

    积极的努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因为他的岳父

    沙夫茨伯里勋爵，后者坚信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将会加速基督的复

    临。[32]1827—1839年，主要是因为英国方面的努力，耶路撒冷的人口

    从550人增加到了5500人，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万——这

    是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真正开始。1838年，帕默斯顿任命W.T.杨

    出任耶路撒冷首位西方副领事，嘱咐他“为犹太人提供全面的保

    护”。[33]两年后，他致函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指示他

    给土耳其施加压力，要他们允许犹太人从欧洲返回巴勒斯坦。他后来

    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资金的支持下，勤劳的犹太定居者“极有可能

    会为土耳其帝国增加财富，促进当地文明的进步”。“上帝已拣选帕

    默斯顿，”沙夫茨伯里写道，“要他为上帝的古老民族作公义之

    器”；帕默斯顿给庞森比的信“相当于居鲁士颁发的诏书”。

    帕默斯顿对帮助西方富裕犹太人解救他们苦难中的犹太同胞也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840年2月，1名嘉布遣会[6]修士及其仆人在大马

    士革突然惨遭血腥谋杀，让中世纪流传的“血祭诽谤”又沉渣泛起。

    当地的嘉布遣会立即做出反应，称这两人是被犹太人所杀，其目的是

    要用他们的血为逾越节作准备。土耳其政府和法国领事袒护基督教社

    会，相信这个指控属实，并以此展开野蛮的调查。一名犹太理发师所

    罗门·尼格灵在严刑逼供下供出别的犹太人，致使其中两人死于酷

    刑，一人皈依伊斯兰教得以幸免，而其他人提供的信息又导致更多的

    犹太人被捕。这次暴行发展到最后导致63名犹太儿童被带走，他们将

    这些儿童扣为人质，逼他们的母亲说出藏血的地方。[34]

    由于被捕的犹太人中有一名奥地利公民，所以这件事引起了一些

    大国的直接关注。在伦敦，帕默斯顿在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主席摩

    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1784—1885）的请求

    之下决定出手相助。蒙蒂菲奥里出生于里窝那，是伦敦金融城12

    名“犹太经纪人”之一，因为娶了朱迪丝·科恩，成了内森·罗斯柴

    尔德的连襟，他也是后者的股票经纪人。1824年，他退出生意以便全

    身心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受压迫的犹太人提供帮助。或许他是最后一位

    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向施加迫害的政府说情的知名犹太人。蒙蒂

    菲奥里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好友，女王在孩童时代住过他在拉姆斯盖特

    的“海上公馆”，后来册封他为爵士；也许是因为他，维多利亚女王

    尤以亲犹太人著称。在帕默斯顿帮助下，蒙蒂菲奥里组织了一个西方

    犹太人代表团，其中包括著名的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米厄（1796—

    1880），前往亚历山大求见叙利亚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蒙蒂菲奥

    里及其同僚不仅让被俘的犹太人于1840年8月获得释放，而且还说服土

    耳其苏丹颁布敕令，禁止散播血祭诽谤和以此为由逮捕犹太人。此次

    任务圆满完成后，蒙蒂菲奥里和英国外交部又在其他多次事件中为犹

    太人伸张正义，[35]蒙蒂菲奥里一直活到100多岁才去世。不过英国政

    府也主动干预过此类事件：1854年帮助瑞士犹太人，1856年帮助巴尔

    干犹太人，当时外交部指令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特使，“鉴于犹太人的

    特殊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文明社会的保护”；在1876年的柏林会议

    上，迪斯雷利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平等的宗教权利。[36]

    然而迪斯雷利却从不满足于只为他们伸张正义。他相信，犹太人

    凭借其优秀的品格和辉煌的历史，理应享受特别的尊重。他凭借自己

    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倾力为他们争取这样的尊重。迪斯雷利

    从小作为基督徒被抚养长大，但是1830—1831年到地中海和圣地的游

    学旅行经历，激起了他对自己民族的兴趣。他看到叙利亚各地的犹太

    人尽管面临各种条件限制，依然克服困难，脱颖而出，这令他感到深

    深的折服，他称他们是“东方的罗斯柴尔德”。他在那里收集了许多

    材料，这些日后都将出现在他的小说里。他注意到，帕夏[7]喜欢聘用

    犹太金融专家，因为必要时就可以牺牲掉他们：“他们用希伯来语记

    账，书写模糊，难以辨认”，后来他在《坦克雷德》中塑造了这样一

    个人物——亚当·贝索。[37]耶路撒冷是他的最爱，就在这部小说里

    （发表于1847年），他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城市在15年前留给他的印

    象，这是他所有小说中自己最钟爱的一部，被贴切地称为“维多利亚

    时代的精神自传体小说”。[38]

    迪斯雷利从来不用“犹太人不比其他民族差”的说辞来为他们辩

    护，他认为犹太人更加优秀。他说他鄙视“现代认为人生而平等的那

    种有害观点”。有的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迪斯雷利本质上是一个马拉诺

    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39]他身上集中了塞法迪最早的傲慢、自负和

    浪漫，他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有这些特点。阿什克纳齐总是自暴自弃

    地认为犹太人遭受类似《圣经》中的苦难是他们罪有应得，这种说法

    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认同塞法迪的观点，即以色列如同人

    体的心脏，被迫不公平地承担着全人类的邪恶。犹太人一旦获得解

    放，他们的天赋必将散发耀眼的光芒，让世人为之震惊。[40]这些天赋

    是属于以色列民族的天赋，“一切都是民族的，”他笔下的完美犹太

    人西多尼亚说，“别无其他的真理”。

    所以说，种族优越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让它流行起来、在希

    特勒玷污它的名声之前，迪斯雷利早就在宣扬了。他在《康塔里尼·

    弗莱明》一书中说，他是“世界最古老民族的直系后裔，祖先是与其

    他民族严格隔绝的、纯正的贝都因民族，他们在英国还赤裸半身在林

    里采食橡实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41]“西多尼亚和

    他的弟兄，”他在《康宁斯比》中写道，“拥有撒克逊人、希腊人，

    以及其他高加索民族都已丧失的特征。希伯来民族是一个纯正的民

    族”。这是希伯来人和沙漠阿拉伯人——“唯一骑在马背上的犹太

    人”——共有的优点。迪斯雷利认为，摩西“从各个方面说都堪称高

    加索人的完美典范， 几乎和伊甸园里上帝初造的亚当一样完

    美”（《坦克雷德》）。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衰亡势在必然，除

    非他们深居沙漠，从来不和别的民族混血”，如贝都因人。犹太人的

    种族纯净性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外族的迫害和经常性的流动和迁

    徙：

    摩西的阿拉伯人（犹太人）虽然不是唯一却是最古老的、血统纯正的城市民族！一个一流组织的纯正民族，就是自然界的贵族……西多尼亚认为，他们之所以长期以来未被那些混血民族同化，是因为高加索人种如同清澈的水源没有受到污染，更是因为那位伟大的立法者与众不同的天才设想。那些原本意欲迫害他们的混血民族，总是渐渐地自行消亡，而受迫害者却依然强盛，焕发着纯正的亚洲人种的原始活力。（《康宁斯比》）这一思想他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再次重申：“刑罚和酷刑都不起作用，施迫害的混血民族在哪里消失，受迫害的纯正民族就在哪里傲立。”

    那么，迪斯雷利的基督教信仰又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这个问题他

    也用悖论做出了机智的回答，他总是说，“我是插在《旧约》和《新

    约》之间的那张空白页”。他乐此不疲地一面批评基督教徒不认识犹

    太教的好处，一面批评犹太人不理解基督教是“完美的犹太教”。他

    在1849年为《康宁斯比》所作的前言中写道：“笔者认为，我们在维

    护基督教会有给人以新生的权利的同时，应该做点什么，还这个创立

    了基督教的民族以公道。”犹太民族贡献了摩西、所罗门和耶稣基

    督，他们是“最伟大的立法者、最伟大的治国者和最伟大的改革者

    ——有哪一个现存或已经消亡的民族，能够产生三位像他们这样的伟

    人？”然而，同样地，他也认为犹太人“只承认犹太宗教的前半部

    分”是荒唐的。他在休恩登的文件中留下了下面这段话（写于1863年

    左右）：

    我认为教会是现存的唯一犹太机构——别无其他……若不是因为教会，还有谁知道犹太人。教会是犹太人创立的，它忠于自己的出身。教会让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学得以广为人知……公开宣读自己的历史，让它的公共特性鲜活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把它的诗歌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的一切皆因有了教会……犹太人的历史若不是发展的历史它就什么也不是。[42]

    迪斯雷利认为保守党反对允许犹太人担任议员的议案是不合逻辑

    的，因为塞法迪相信传统，相信权力等级，相信宗教精神必须贯穿于

    一切世俗生活中，这些从本质上来说也都是保守党的思想观念。他在

    《乔治·本廷克勋爵传》中提到，1847年提出犹太人议案时，只有4名

    保守党人投了赞成票——他本人、本廷克、托马斯·巴林和米尔恩斯

    ·盖斯凯尔，“议会中他们这一派人中这几个是最有口才的”。本廷

    克就是因为这一次维护犹太人权益的演讲才失去了下议院保守党领导

    人的职位。于是又出现了迪斯雷利乐于见到的一个悖论——保守党惩

    罚本廷克为犹太人说话，却反而把迪斯雷利推上了领导人的位置。不

    过这在迪斯雷利看来才是正确的：他相信贵族和精英的联合可以产生

    巨大的能量，而犹太人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迪斯雷利不仅仅骄傲地指

    出知名犹太人士的杰出成就，更是发现犹太人的天才无处不在。第一

    批耶稣会[8]会士都是犹太人，拿破仑的手下名将苏尔特和马塞纳（他

    称其为“玛拿西”）是犹太人，莫扎特也是犹太人。

    迪斯雷利的亲犹太宣传在欧洲大陆就不可能行得通，欧洲的犹太

    人绝不可能跟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走。尽管如此，19世纪初的犹太

    学者还是坚决反对将犹太教描绘成中世纪蒙昧主义的遗风，他们试图

    努力改变伏尔泰在斯宾诺莎的思想基础上为坚守信仰的犹太教徒塑造

    的可憎形象，代之以知识型的美好形象。这么做首先必须在拉比学问

    的精华和世俗学界架设一座桥梁。斯宾诺莎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认

    为，犹太教研究得越深越会令人反感，对于这样的普遍看法，门德尔

    松根本无力驳斥：他对传统犹太文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比他更为激

    进的追随者也无意去驳斥这些观点。拿弗他利·赫兹·霍姆伯格和哈

    特维希·维塞利等人虽然力挺学习希伯来语，却想要摒弃传统的犹太

    宗教教育，抛弃《托拉》和《塔木德》，拥抱一种自然宗教的形式。

    然而在第二代马斯基尔中，有些人既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又通晓

    犹太教的学问，他们忠于信仰，同时又精通世俗之道。一名来自德国

    中部的学校校长伊萨克·马库斯·约斯特（1793—1860）写了一部共9

    册的以色列历史，该书采取的是一种介于犹太传统和现代世俗之间的

    折中方法。这是同类著作中第一部在非犹太世界中造成巨大影响的

    书。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孜孜不倦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的利奥波德·聪

    茨（Leopold Zunz，1794—1886），他把漫长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犹

    太学问：更新过时的犹太知识，用现代的“科学”精神将它展示出

    来。

    聪茨和后拿破仑时代的他那些朋友称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犹太教

    科学”，这项雄心勃勃的伟大工程始于1819年，不久之前发生的“嗨

    嗨”骚乱表明，即使在充满现代意识的德国，犹太人要被世人接受是

    多么艰难。他们成立了犹太文化科学协会，旨在用科学的方式来探索

    犹太教的本质，展现犹太知识的普适价值。他们有一个机构，主办有

    关犹太思想和犹太历史讲座，还有一份刊物。他们设想的基础是，犹

    太人对世界文化有过巨大的贡献，只是后来逐渐式微，陷入狭隘的宗

    教复古主义，现在必须让犹太学问再次展现生命力，“犹太人必须再

    一次表现出勇于参与全人类共同事业的决心”。其中的一位创始人伊

    曼纽尔·沃尔夫在他们办的第一期刊物中写道：“他们必须提高自

    己，提高自己的行为准则，达到科学的水平……将来若是有一条纽带

    将全人类联合起来，那么这条纽带必定是科学的纽带，是纯粹理性的

    纽带。”[43]

    这是非常美好的设想，但还是招来了汹涌如潮的批评。首先是一

    个非常现实的问题。1819年，德国犹太人尚未完全获得解放，一个人

    可以追求世俗学问并保持他的犹太人身份到何种程度呢？爱德华·甘

    斯（1798—1839），犹太文化科学协会最热心的创始人之一，这位才

    华横溢的年轻人是历史法学专业的讲师，拥有柏林大学的讲师职位，

    他的课非常精彩，但是他的学术前途受到了犹太教信仰的严重阻碍，

    其他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纯粹理性的纽带”尚未产生，对大多数

    人而言，犹太教让他们作出了太多的牺牲。1824年5月，犹太文化科学

    协会解散，第二年甘斯接受洗礼，继续谋求教授职位，追求功名。协

    会的多名优秀成员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于是，不少从一开始就对整个

    活动持怀疑态度的正统犹太人，似有先见之明地点着头说：世俗化的

    结果总归如此——总会导致信仰的消失。

    然而聪茨没有放弃。他翻译了大量的犹太文学，尤其是米德拉西

    和礼拜诗歌，详尽地提出了他对犹太历史的见解，他还为百科全书供

    稿，遍访各大图书馆搜集材料，却发现自己被梵蒂冈图书馆拒之门

    外。然而他的学术研究招来了对“犹太科学”的第二种反对声音：这

    岂不违背真正的犹太教精神吗？实际上聪茨设想的是一部囊括犹太知

    识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里，比如说犹太文学，它将会

    和世界其他的伟大文学并列其中，并成为同类中的巨擘。他说他要把

    犹太写作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提升到历史的角度”，[44]但是这“历

    史的角度”包括什么呢？事实上历史的角度就是要像聪茨那样承认犹

    太人的历史和犹太文学的主题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德国

    其他人一样，聪茨也受到了黑格尔从低到高的发展观影响，不可避免

    地将这个辩证法应用到了犹太教上。他说，犹太人历史上只有过一个

    时期，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达到了统一，当时他们是世界历史的中

    心，那就是古代的圣殿时期，此后他们就落入了外邦民族的手中，其

    内部历史就成了思想史，外部历史就是一部漫长的苦难史。聪茨认

    为，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发展高潮终将到来，届时所有历史发展进程

    都将汇聚在一起——那就是他所理解的弥赛亚时代。等到那个时候，

    《塔木德》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都将变得无关紧要。与此同时，犹太人

    必须表现出他们通过他们新的历史科学，对实现这个过程做出了贡

    献，他们有义务确保犹太思想遗产经过凝练后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共

    同财富。[45]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愿景，但这不是犹太教。虔信

    的犹太教徒——也只有他们——否认存在两种知识：圣学知识和世俗

    知识，在他们看来，知识是唯一的，而且，获取知识的正当途径也是

    唯一的：发现上帝的真实旨意以便遵从它。因此，“犹太教科学”这

    门错位的学科，和犹太教信仰背道而驰，和犹太人真正的治学观念更

    是南辕北辙。正如海以亚拉比在公元4世纪所说：“一个人学习律法却

    无意服从律法，他活在世上还有何意义？”[46]真正的犹太人并不认为

    犹太历史是世界历史中自成一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平

    行，对他们而言，犹太历史就是全部的历史。他们相信，如果没有以

    色列，就不会有世界，也不会有历史。上帝曾经创造了许多世界，因

    为不满意而逐个将其毁灭，如今的这个世界他是为《托拉》而造，为

    他带来了喜乐。但是如果以色列拒绝了上帝交予他们的《托拉》——

    在一些《塔木德》学者看来以色列人差不多已经拒绝《托拉》了——

    那么世界就会回到从前的混沌状态。因此第二圣殿的毁灭和巴尔·科

    赫巴起义的失败不是犹太历史，而是人类历史的两个篇章，上帝说

    （根据坦拿记载）：“那些犯罪的民有祸了，我已因他们犯的罪，毁

    了我的殿，烧了我的圣所，将他们流散到世界的百姓中去。”[47]自此

    以后，犹太人不再书写历史，他们认为已无历史可写，历史的脚步已

    经停止，唯有弥赛亚降临历史才会继续，中间的过程转瞬就被遗忘，

    拉比拿单比喻说，就像远嫁的公主一到等待迎娶她的国王的国度，就

    忘了自己在航海途中经历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因此，尽管聪茨以“科学”的方式将犹太历史和犹太学识呈现为

    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这种做法或许给非犹太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印

    象，但是“科学”，顾名思义，就是要和犹太教的绝大部分一刀两

    断。这遭到了19世纪正统教的杰出代言人，拉比萨姆松·拉斐尔·希

    尔施（Rabbi 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的无情批判，而

    且从宗教角度来说，这种批判无从辩驳。这位当了37年法兰克福拉比

    的汉堡犹太人并非一个反启蒙者，首先，他的德语写得非常优美，他

    为年轻人所作的犹太教信仰介绍， 以《论犹太教的十九封信》

    （1836）的书名发表，非常有说服力。他并不反对世俗教育；相反，

    他引用拉比迦玛列的话说，《托拉》知识和世俗知识都是理当学习

    的。完美的“以色列人”，他说，是“既开明又守规的犹太教徒”。

    [48]但是，他认为，犹太人利用世俗知识和世俗知识吸收犹太教，这两

    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以色列不是世俗社会，而是神圣社会，因

    此，凡是涉及犹太社会的科学都必定是一种神学。犹太人的经历和遭

    遇不可能是世俗历史的一部分，它们是上帝旨意的展现，自然属于神

    的启示。普通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并无冲突：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

    事。将二者混为一谈，反而对犹太教有损无益；如果融合犹太历史和

    世俗历史，就是剥夺犹太教的神性，扼杀它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而那

    才是它的主题。

    希尔施用一段措辞激烈、铿锵有力的话，解释了这么做将意味着什么：

    摩西和赫西俄德、大卫和萨福、底波拉和提尔泰奥斯、以赛亚和荷马、德尔斐和耶路撒冷、德尔斐神殿的三脚祭坛和饰有基路伯的至圣所、先知和神谕者、诗篇和悲歌——对我们而言，他们都已作古，在墓中安息，他们都是同样的起源，同样的存在意义——人生短暂，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待到云消雾散时，我们先祖的泪水和叹息不再充盈我们的心田，而是我们的书房。先祖温暖的心跳，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他们热情的生命气息，已化为我们书架上的纤尘……逝去的先人会因为今天我们文学上的作为而欢欣，而感谢我们这一代人吗？他们会承认谁是他们真正的继承者？是那些还和他们做着同样的祈祷却忘记他们名字的人，还是已忘记如何祈祷却只记得他们名字的人？[49]

    同一世纪稍晚时候，尼采说得更加坚决：一个宗教的历史一旦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那么这个宗教就已经死了。

    然而，如果按照希尔施的逻辑，犹太人等于又回到了启蒙运动以前的那个起点。他们会时不时地被迫区分两种知识，虽不至于如戈登所言的“在外是人，在家是犹太人”，但却是“生意（或娱乐）需要世俗知识，真正理解内涵要靠犹太知识”，这将是阻碍犹太人为普通社会所正式接受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是否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呢？

    一名加利西亚犹太人就是在努力寻找这样的办法。纳赫曼·科罗赫马尔（1785—1840）是科学运动的最初成员之一，但他并不赞同科学运动关于犹太人的知识同化是容易实现的观点。他也算是黑格尔的信徒，但是受到迈蒙尼德理性主义的影响更多。事实上，他还试图修订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虽然他非常谨慎，未将其发表出来。最后，他的手稿由聪茨进行整理，1851年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科罗赫马尔认为犹太启蒙主义者和冥顽不灵的正统派同样是不可取的，前者使犹太教失去生命力，后者使它变得面目可憎，二者都在19世纪的社会环境中造成许多人背离信仰。深究其中的问题就会发现，这两类犹太人都缺乏犹太历史意识。启蒙主义者认为犹太历史只是小时候学习的历史，长大成人后就要转而学习世俗的、“成年人”的历史。而正统犹太教徒则完全无视历史——正如他说所，“《托拉》中，一切都不分先后”。他的提议是要创建一个犹太人历史哲学体系，他采用了黑格尔的发展观，但他并没有将其改头换面，而是加入了犹太教的元素。他将犹太历史分成产生、发展和衰亡三个阶段，以表明“当衰亡和毁灭实现时，我们当中总会产生新的精神和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跌倒，我们还会兴起，我们的思想将会受到激励，我们的神不会抛弃我们”。显然这不仅仅是世俗的历史，它和中世纪类似于命运之轮的历史，或者20世纪中期被阿诺德·汤因比普及的发展和衰落的循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是科罗赫马尔还加入了黑格尔的思想元素：每个循环都有进步——这是人类认识从立足于纯粹自然到最终认同纯粹精神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过程，但其他民族昙花一现，犹太人却是永恒的，因为他们和“绝对精神”（上帝）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犹太教的历史就是意识教育的历史”——有开始、经过和结束。[50]

    然而遗憾的是，科罗赫马尔的历史哲学观并不能让正统派犹太教

    徒满意，原因是他未能，或者说没有将弥赛亚时代纳入他的理论体系

    中，除非是从某个含糊的隐喻角度来看。非犹太人对他的研究更是没

    有兴趣。不过，犹太人中还是出了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非常

    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就是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

    1817—1891），不仅开明的犹太人读他的书，相信他的思想，非犹太

    人也读他的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的思想。从1856年到1876

    年，他相继发表11卷《犹太史》，这是19世纪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世界各地推出了各种缩编版，还被翻译成了无数种语言，这部书至今

    仍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51]但是从这部书的体系架构来说，它还是犹

    太的而非世俗的著作：它主要从《托拉》和《托拉》研究的角度来讲

    述犹太人的历史。而且，作者的历史观也是宗教的历史观。在他看

    来，犹太人显然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宗

    教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托拉》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圣地是这个民

    族的身体”。这位犹太代表人物将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戏剧性角色。在该书第四卷的前言里，格雷茨这样描写肩负历史和神

    圣使命的犹太人：“一面是被奴役的犹大，手拄拐杖，肩上背着朝圣

    者的包袱，神情忧戚地仰望天空，他的四周是牢狱的围墙、各种刑具

    和发着红光的烙铁；另一面还是同一个人，他身处一个摆满各种语言

    书籍的书房，容光焕发的面容，探询的目光……他是拥有思想者骄傲

    的奴隶。”[52]格雷茨参考了各种语言的大量文献，但是他对犹太人的

    看法却根植于《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尤其是“受苦的仆人”这个思

    想。他认为，犹太人“在寻找有关人类拯救的宗教和道德真理方面，

    一向富有成效和影响力”。犹太教是（受神意启示的）自创性宗教，

    从这点来说，它不同于其他的著名宗教，它的“火光”点亮了基督

    教，它的“种子”结出了伊斯兰教的果子，从它的思想中还可以追寻

    到经院哲学和新教的源头。[53]不仅如此，犹太人的命运还在继续发

    展。在格雷茨看来，弥赛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犹太人就是一

    个弥赛亚的民族。他和黑格尔一样，也相信完美国家的概念，认为犹

    太人的最终使命是订立一部宗教国家宪法，这样的宪法将会开启一个

    黄金时代。

    这样介绍格雷茨对他来说并不公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很难

    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因为随着他想用“犹太人的方法”来解决世界

    问题的热情时增时减，对于犹太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的思想有很

    大的起伏。他时而认为犹太人将是实际的世界领袖，时而又觉得犹太

    人只是道德的楷模。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他都将犹太人描绘成优等民

    族。他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绝对算得上犹太民族主义者，他在

    提出犹太人主张时，不像迪斯雷利，以浪漫的悖论引人入胜，而是连

    犹太人也觉得他咄咄逼人，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非犹太人，尤其是德

    国人的反感。因此，格雷茨的著作，尽管于犹太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永

    久性的重要意义，但是对如何在犹太教和世俗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的问

    题，依然没有做出回答。作为历史，它是有价值的，但是作为哲学，

    却得不到任何群体的认可。事实上，被它激怒的并非只有德国的民族

    主义者。格雷茨似乎对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所知甚少，他极其鄙视喀巴

    拉和哈西德派教徒，当时的哈斯卡拉学生被他称为“思想僵化的波兰

    《塔木德》主义者”，他说意第绪语是滑稽可笑的语言，因此他不可

    能给广大东方犹太民众传递什么实实在在的信息。可是，受启蒙思想

    影响的正统派对他也不满。格雷茨起初是希尔施的门徒，1836年，他

    读了那位拉比的《论犹太教的十九封信》，这本书拯救了这位年轻人

    的信仰。格雷茨认为自己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犹太人的思想观念，但是

    希尔施却认为他的著作“既肤浅又荒诞”。看来他真的是谁也不讨

    好。

    假如在如何让犹太文化和世俗文化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找不到满意

    的解决方法，那么信奉犹太教是否还能与现代社会保持协调呢？这也

    是当时人们试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犹太教改革（我们当代的叫法）

    就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犹太社区首次受到了解放运动和

    启蒙运动的全面影响。和其他所有试图让犹太教与世界建立新关系的

    努力一样，这也是一场主要由德国主导的运动。塞森和柏林分别在

    1810年和1815年进行了最早的改革试验，1818年，汉堡成立了一所改

    革派会堂。这些都是在当时人们认为新教必胜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世

    界各地的新教国家似乎都出现了繁荣。信奉新教的普鲁士逐渐成为德

    国势力最强、效率最高的一个王国；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征

    服了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商业帝国的中心；美国也是新教国

    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经过改革的基督教信仰与显示上

    帝恩惠的繁荣迹象之间的这种联系，难道不是宗教社会学的宝贵一课

    吗？在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法国，许多政治作家纷纷发声表达了他们

    对新教即将主宰世界的忧虑，以及天主教应学习新教中最有益于社会

    的特点的迫切愿望。但是哪些特点是值得学习的呢？焦点都集中在看

    得见的外部标志上：礼拜仪式。新教礼拜仪式大都庄严而得体，简单

    而不失隆重，其主要特点是诵读经文使用本国语言，布道论证充分有

    力。相比之下，天主教依然还是中世纪，实际上是古代的那套令人尴

    尬的虔诚的礼拜方式：香烛、明灯、古怪的礼服、圣人遗物和雕像，

    几乎无人能懂的礼拜语言。有人提出，这一切都需要改革。然而这些

    改革的呼声在权力集中和实行强权的天主教会内部根本无人理会，不

    仅如此，传统的天主教还不乏有力的捍卫者，如夏多布里昂，他的

    《基督教真谛》（1802）为新的天主教民粹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

    英国，作为新教堡垒的牛津运动，非但没有为天主教提供指导，不久

    后反而求助于天主教。实际上，天主教总的来说并没有任何自卑情

    结，在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的重要国家尤其如此。如此一来，这场

    改革被推迟了150年之久，直到20世纪60年代，罗马才陷入明显的混

    乱。

    对犹太人而言情况又不同了，尤其在德国和其他的“先进”国

    家。开明的犹太人对传统的礼拜方式感到自惭形秽：沉重累赘的过

    往、知识内容的缺失、正统教徒喧闹而有失体统的祷告方式。在新教

    国家，基督徒光顾犹太会堂相当流行，他们看到这样子心中不免产生

    鄙视和同情。因此，犹太教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其崇拜形式中的

    荒唐之处，其目的是要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合理的宗教思想，当时它

    的口号是“启迪”和“虔诚”，他们还借用了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改

    革家约瑟夫·沃尔夫（1762—1826）是德绍的一名教师和社区秘书，

    门德尔松的忠实信徒，他就是以德国最杰出的新教徒演说家为榜样。

    犹太人一向善于学习新事物，很快便掌握了这种布道方式。不久，柏

    林会堂就以它精彩的布道引得新教牧师也前来聆听学习，双方互相交

    换意见。[54]他们还引入了管风琴音乐和欧洲风格的合唱，其中前者是

    德国新教的另一大特点。

    到了1819年，也就是在犹太科学协会成立的同年，汉堡会堂开始

    使用新的祈祷书。美学上的变化扩大到了更多的基本性事务上。如果

    礼拜方式因为令人难堪就可以改变，那么荒唐、不合时宜的信条为什

    么就不可以改变？弥赛亚的话题放下不提了，回归圣地的话题也不说

    了。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样，犹太教改革的目标也是要净化犹

    太教，让它焕发新的活力。[55]但遗憾的是，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

    区别。路德不会总是环顾左右，效仿别人的做法，不管结果如何，他

    是被自己内心一股天然的强大力量驱动着，正像他说的，“我别无选

    择”。他自成一家，他的新型基督教有其特定的信条和特殊的礼拜方

    式，完全是他的首创和独创。犹太教改革派却没有这么强大的信念支

    撑，它更多的是被社会理性思想和让它变得更加文明的愿望推动着，

    它的精神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它和19世纪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

    世界语等许多理想主义方案一样，意图是良好的，但却是一种人为的

    构造。

    如果这次改革运动能出现一位像东欧哈西德犹太人中所盛产的宗

    教奇才，结果可能就会两样。但是他们没有等来马丁·路德那样的人

    物，勉强算得上一个的是拉比亚伯拉罕·盖格尔（Rabbi Abraham

    Geiger，1810—1874），他相继成功地领导了布雷斯劳[9]、法兰克福

    和柏林三地的改革运动。[56]盖格尔精力充沛，信仰虔诚，学识渊博，

    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或许理智过头了，因而缺乏自命不凡的胆魄和

    摧毁旧体制的积极性，而这正是宗教革命者所需要的品质。他在1836

    年的一封私人书信中写到过，犹太教必须废除所有旧的体制，在一个

    全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却感到无能为力。他反

    对用希伯来语进行祈祷，却又无法在礼拜中废除用希伯来语祈祷；他

    认为割礼是“野蛮的放血行为”，却又反对废除割礼；他一定程度上

    允许人们不遵守安息日禁忌，却不愿完全废除安息日规定而采纳基督

    教主日的做法。他略过有关返回锡安等在他看来是过时的历史条件的

    段落，却又无法让自己放弃摩西律法的规定。他试图从历史累积的庞

    大的犹太教信仰体系中提取他所谓的宗教普适元素，这么做在他看来

    意味着要抛弃必须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的必然假设——因此在抗

    议大马士革暴行的行动中他表现得并不积极。但是随着年岁渐增，和

    自古以来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一样，他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

    传统犹太教的吸引，改革的热情也就随之渐渐消退。

    如果改革者们能够制定一个明确的信仰纲领并坚持下去，或许会

    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盖格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找不到信仰的最终支点

    的人，主要的改革家们意见也不统一。拉比萨穆埃尔·霍尔德海姆

    （Rabbi Samuel Holdheim，1806—1860）是波兹南人，最后当上了柏

    林改革派新会众的领导人，起初他是个温和的改革派——只是希望改

    变吟诵《托拉》的方式，可是渐渐地他走向了极端。盖格尔相信上帝

    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借此，犹太教的信仰方式必须随着上帝意图的逐

    渐显明而定期作出调整。霍尔德海姆则是想一下子完全废除圣殿和仪

    式化的犹太教，《塔木德》的大部分内容也必须废弃：“在《塔木

    德》时代，《塔木德》是正确的；在我这个时代，我是正确的。”他

    认为传统的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成为四海皆兄弟的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是

    个阻碍，而这个大同世界在他看来代表的就是弥赛亚时代。因此他认

    为，犹太教徒可以不行割礼，一个人的工作职责优先于严守安息日。

    事实上，在柏林，他不仅彻底改变了礼拜形式，最终还将礼拜时间也

    改到了星期天。他过世后甚至出现了是否可以将他埋在公墓拉比区的

    争吵。

    霍尔德海姆的改革并不是除盖格尔之外唯一的改革运动。法兰克

    福出现了一个反割礼组织，伦敦的一场改革运动接受《圣经》，拒绝

    《塔木德》，他们认为前者是上帝的作为，后者是人的作为。随着改

    革运动延伸到国外，它呈现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些团体与正统

    派依然维持着联系，有些则和他们完全脱离了关系。拉比会议虽然照

    常举行，但是已经意义不大。新祈祷书的印发又引起了新的争议。不

    管哪一种形式的改革都充分反映了成千上万犹太有识之士的宗教精

    神。比如说在英国就有两个教派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一个是倾向于传

    统意识的改革派犹太教，另一个是比较激进的小团体——自由派犹太

    教。我们还将看到，在即将成为全球犹太巨鼎第三条腿的美国，保守

    派和自由派的改革运动也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次改革运动和“犹太教科学运动”一样，也没有解决犹太

    问题。它并没有让犹太人正常化，因为它代表的从来都只是一小部分

    人的声音。它最多提供了接受洗礼和完全同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选

    择了这条道路的人，他们的信仰，或者说他们的虔信程度，坚固得足

    以让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宗教，却不足以让他们有勇气来挑战这个世

    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情况更是如此，显然它不可能取代犹太

    教，即使是在开明的德国。19世纪末，改革运动起码在有些国家得到

    了足够的制度支持使它得以继续下去，但那个时候其创造力业已消耗

    殆尽。传统主义作家约翰·莱曼在1905年写道，“今天，改革派已经

    完全失去了兴趣，很难想象曾经有人视之为毕生的事业，全心全意投

    入犹太教改革事业，乃至认为自己就是马丁·路德、慈运理或加尔文

    的缩影”。[57]

    希望完全融入现代世界又不愿丢失自己信仰的犹太人之所以找不

    到可行的方法，是因为他们对表达这种方法的语言无法取得一致的意

    见。在这个阶段他们有三种语言可供选择：一是犹太教使用的古老的

    僧侣语言，即希伯来语；二是他们所在国家的语言；三是大多数犹太

    人实际使用的通俗语言，即意第绪语。或者还有可能是这三种语言的

    结合体。犹太启蒙运动人士希望复活希伯来语，事实上，“哈斯卡

    拉”这个他们用来标识自己身份的词，就是希伯来语，意思是知识或

    理性：他们以此来表示诉诸理性而非启示、视理性为真理之源的决

    心。他们用希伯来语撰写教育书籍，还创办了一家出版机构。然而他

    们的计划仍然缺少活力，这存在诸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中很少有人擅

    长用希伯来语写作——他们的领袖门德尔松也只会写一点点希伯来

    语。他们选择希伯来语不是因为想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是这

    样的话他们更喜欢使用德语。也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尊重它，而是认

    为它显得有文化，就像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基督教欧洲的古代文化遗产

    一样，希伯来语也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现代语文学研究

    已经迎来曙光，欧洲各地学者专家都忙着编写语法书，将方言写成书

    面形式，并赋予它们语法和句法——芬兰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

    语、爱尔兰语、巴斯克语、加泰隆语等都从地方方言提升到了“现代

    语言”的地位。马斯基尔希望希伯来语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从

    逻辑上讲，他们应该选择的是意第绪语，这是犹太人实际在使用的语

    言，但是马斯基尔却厌恶意第绪语，认为它不过是非标准的德语，代

    表了隔离区和抱残守缺的犹太教中最令他们反感的一切：贫穷、无

    知、迷信、邪恶。他们说，只有警察才认真地研究意第绪语，因为他

    们需要知道小偷的黑话。

    就这样，马斯基尔让希伯来语复活了。可是用希伯来语来写什么

    呢？他并没有概念。他们最大的工程就是把德语单词写成希伯来文，

    出了一部语言混杂的《圣经》。效果倒是不错。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尤其是老一代没有上过世俗学校的犹太人，利用这部《圣经》来学习

    书面德语。但是这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希伯来语没有用得更多，

    而是更少了。犹太人掌握了德语，就掌握了世俗文化，他们对希伯来

    语的兴趣自然减少或者干脆消失；许多人甚至连犹太教也不要了。即

    使没有放弃信仰的，也发现希伯来语用处不大，因为礼拜和祈祷书都

    开始使用本国语言了。

    事实上，文学中还是勉强保留了一些希伯来传统，但是马斯基尔

    们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认为这也是令人厌恶的。中世纪的一些大

    学者如迈蒙尼德使用阿拉伯语写作，但是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传统还是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保留了下来，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

    利，希伯来语再次复兴。17世纪，有些意大利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写得

    非常漂亮，后来这一传统又出现了一位天才——摩西·海隐·卢查托

    （Moses Hayyim Luzzatto，1707—1746），这名杰出人士来自来帕多

    瓦，他的家族是意大利犹太人中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卢查

    托自幼聪颖，有最好的老师教他，上过很好的大学。除了精通全部犹

    太学问，他还学习世俗科学、古典著作、现代意大利语，他拥有非凡

    的写作才能，既会用非常学术的文风写出深奥的内容，也能用简单的

    方式向普通读者阐述复杂的问题。他还精通古今的各种语言，其中一

    本著作用的就是阿拉姆语，即《光明篇》最早版本使用的语言。但是

    他的惯用语言还是希伯来语，他创作了大量希伯来语诗歌，有宗教

    的，也有为友人而作的世俗诗歌，遗憾的是前者没有留存下来。他还

    创作了3部希伯来语诗歌剧，最重要的是，他还写了一部伦理著述《正

    义之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东欧犹太世界所有

    希伯来语书籍中影响力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58]那么他是不是就是

    希伯来语复兴运动的理想先驱呢？对开明的德国犹太人来说，不是

    的。恰恰相反，他正是他们要谴责、消灭的一类人。

    因为卢查托是喀巴拉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更糟的是，他可能还

    是个隐秘的沙巴泰信徒。他自己也承认，他喜欢加沙的拿单那些能够

    解释任何非理性举动、具有强烈影射含义的书。在帕多瓦，他似乎吸

    引了一批尝试危险思想的青年才俊。威尼斯的拉比们派人抄他的家，

    搜出他从事魔法的证据。为了躲避争议，他来到阿姆斯特丹，但是在

    那里他同样被禁止信奉喀巴拉，最后他到了圣地，在阿克拉染上了瘟

    疫。[59]因为名字叫摩西，又娶了一个名叫西坡拉的女孩，所以他似乎

    认定自己就是摩西及其妻子的转世。东方的许多犹太人相信他是摩西

    转世，至少把他奉为圣徒。然而开明的德国犹太人绝不会相信这种事

    情，而且，即使不管他自己所主张的身份，他所提出的伦理内容对于

    马斯基尔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的《正义之路》以及后来的《心

    之知识》这两部书中，他对上帝在这个世上的意图、犹太人的角色、

    圣约以及大流散，做了精彩的概述，确切地表明犹太人今天在世上的

    作用，以及他们该如何为自己辩解。他总结了一个不容妥协的人生目

    标：

    人生在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遵守诫命、敬拜神、抵制诱惑。人不

    应将尘世的快乐看作比奉献更加重要，因为他有了内心的满足和平安

    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义不容辞的侍奉。他应该全心全意地侍奉当称颂

    的造物主，他的一切行为，无论大小，都应为着与当称颂的神靠近，

    都应为着消弭他和主之间的隔阂。[60]

    这位作家以希伯来语为工具，提出了一套虽然严峻却合乎逻辑的

    哲学体系，激励了无数的犹太人，直至今日，这些思想依然是犹太教

    中鲜活的传统。但是启蒙思想家们却不以为然，因为它非但没有利用

    希伯来语将原隔离区的犹太人吸引到现代世界中来，帮助他们在现代

    世界获得体面、受人尊敬的地位，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叫犹太

    人转过身去把目光紧盯上帝——如虔信的犹太人一贯所做的那样。因

    此就这样来说，这个充满活力的希伯来语传统实际上无法被纳入启蒙

    运动的宏伟蓝图。他们试图实现希伯来语与德语并举的计划也因此毫

    无进展，犹太人只是照样学习德语，尽可能融入当地的社会。后来希

    伯来语竟以惊人之势再次进入犹太人的生活——而且还成了犹太复国

    主义的工具，这是马斯基尔们始料不及的。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

    义和神秘的弥赛亚主义同样讨厌。

    足够讽刺的是，19世纪发展最快，而且完全是自发性发展的犹太

    语言还是意第绪语。遗憾的是，马斯基尔们几乎不懂意第绪语，德语

    说写能力是他们进入启蒙状态的凭证。意第绪语不只是犯罪隐语，也

    不仅仅是不标准的德语。对虔信的犹太人而言，它是一种“临时”语

    言，因为这是（用犹太人的话来说）非神性、非历史的语言。一旦历

    史的车轮再次启动，随着弥赛亚时代的逼近，犹太人可能还会恢复使

    用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是《托拉》的语言，是宗教仪式、学术和公共

    事务管理等重要场合使用的语言。但是作为一种临时性语言来说，意

    第绪语是非常古老的语言，几乎和欧洲的一些语言一样具有悠久的历

    史。意第绪语最早在犹太人从法国和意大利向德语区的洛赛瑞及亚迁

    移之时，从德国的城市方言发展而来。古代意第绪语（1250—1500）

    显示了说德语的犹太人和说迦南语的斯拉夫犹太人之间最早的接触。

    1500—1700这两百年间出现的是中古意第绪语，越来越接近斯拉夫

    语，越来越方言化，最后到了18世纪发展成为现代意第绪语。在1810

    —1860年这半个世纪里，在东欧离散犹太所生活的城市，随着意第绪

    语报刊杂志的纷纷涌现，和世俗意第绪语图书生意的繁荣，现代意第

    绪语的书面形式发生了彻底改变，语言学者和语法学家对其进行了梳

    理，到1908年它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足以让倡议者在切尔诺

    夫策举行世界意第绪语大会了。随着东欧犹太人口的增长，使用意第

    绪语的人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人达

    到了1100万左右。

    意第绪语是一门丰富而鲜活的语言，是城市居民闲谈漫聊的生活

    用语。它的语汇来源有一定的局限，它只有非常少量的动物和鸟类词

    汇，军事词汇几乎为零，这些不足就借用德语、波兰语和俄罗斯语进

    行弥补。意第绪语尤其擅长借用外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阿拉

    姆语，凡是用得到的任何一种语言。另外，它也为其他语言做出了贡

    献：希伯来语和美式英语。然而意第绪语最大的优点还在于它微妙的

    表达能力，尤其在描写人物类型和情感时。[61]它是街头智慧的语言，

    是机智的下层人语言，是表达悲痛、无奈和不幸的语言，它用幽默、

    强烈的讽刺和迷信安抚人们。它最伟大的实践者艾萨克·巴什维斯·

    辛格指出，意第绪语是唯一从未被掌权者使用过的语言。

    意第绪语是复兴的犹太民族天然的语言，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而始

    终保持鲜活。19世纪后半期，它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出产了大量文学作

    品，包括故事、诗歌、剧本和小说。但是种种原因促使它无法完成肩

    负的使命。它的角色充满了矛盾。不少拉比认为意第绪语是女性的语

    言，女性因为智力不足或教育程度不够而学不了希伯来语，才选择意

    第绪语；德国的马斯基尔则认为它是正统派的语言，使用意第绪语会

    助长落后、迷信和非理性。比如，在匈牙利庞大的犹太社会，日常交

    流使用当地语言，意第绪语则是宗教教育用语，犹太男孩必须将希伯

    来语和阿拉姆语翻译成意第绪语——因此它属于正宗正统教的语言。

    然而在俄国的栅栏区和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意第绪语多为世俗化语

    言。在19世纪后半期，东欧大凡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区都拥有一批无

    神论者和激进分子，他们把意第绪语作为表达异见的语言，阅读迎合

    自己观点的意第绪语书刊。但即使在犹太人以说意第绪语为主的东

    方，也并非所有非宗教事务都使用意第绪语，政治激进分子逐渐趋向

    于使用德语，后来又转向俄语。其他非政治性的世俗化运动人士则通

    常像真正的马斯基尔那样，赋予希伯来语极高的地位。提出这个观点

    的是曾将左拉、福楼拜和莫泊桑译成希伯来语的纳胡姆·斯劳施，他

    说：

    在已经获得解放的西方犹太人用寄居国的语言取代希伯来语的时

    候，在拉比们不信任宗教以外的一切的时候，在有钱的资助人拒绝为

    进不了上流社会的文学作品提供资助的时候——在所有这些人都置身

    事外的时候，地方小镇的马斯基尔，“知识分子”，以及波兰作家，

    这些被人轻看和不为人知的人，常常成为自己信念的殉道者，他们尽

    自己所能全心全意、体面地维护希伯来语的文学传统——只有他们忠

    于《圣经》语言自最初以来的真正使命。[62]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意第绪语作家是为了自己而怀着

    同样的英雄主义悲情，至少他们坚守犹太精神的呼声同样强烈。

    总之，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因为深深植根于历史和信仰，犹

    太人未来的语言发展前景充满了困惑和迷茫。这只是他们所面临的文

    化困惑的一个方面，而这种文化困惑又来自犹太人内部日益凸显的宗

    教困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犹太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呢，还是它的

    全部？如果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和现代性达成妥协还是有可能

    的，只是那样的话，犹太人就很有可能渐渐消失在大众社会中。如果

    它是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只是用知识的隔离墙取代了石头的隔离

    墙。那样的话，大部分犹太人还是会选择挣脱牢笼，永远弃律法于不

    顾。在这个严峻选择的强大逻辑面前，我们所说的所有妥协都变得毫

    无意义。

    因此，19世纪上半叶，犹太人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一个大家都认

    同的计划或统一的领导。其他受压迫或起义的民族可以打着民族主义

    和独立的旗号全力以赴，而犹太人的反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

    说，他们知道自己反抗什么——他们所在的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社会，

    即使能够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也是百般不情愿，还有隔离区令人

    窒息的犹太教——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尽管如此，犹太

    人的反抗虽然尚处于朦胧阶段，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个体缺少共同

    的目标，但人人都是威猛的勇士，构成了善与恶的巨大力量。至此我

    们看到的都只是解放运动的一个方面：犹太人从隔离区解放出来后如

    何适应社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同样重要：社会如何适应解放了的犹

    太人？

    这个巨大的问题，因为犹太社会在过去的1500年里就是以培养知

    识分子为目的。虽然他们是服务于上帝《托拉》的僧侣知识分子，但

    是他们具备普通知识分子的一切特点：不惜以人为代价追求新的思

    想；尖锐无比的批判精神；巨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犹太社会全力以

    赴为他们提供支持。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社区拉比拥有委

    任状，被任命为“本区的大人”，他享受精神上的摩西后裔的最高荣

    誉，是当地犹太人的楷模，是充满个人魅力的贤哲。他毕生钻研深奥

    的知识，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消化吸收。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当地寡

    头的财富资助。在这种做法还没有成为西方国家福利的数百年之前，

    犹太人就资助他们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钱的商人娶贤哲的女儿为妻，

    犹太学校的优秀学生，有人会给他们找一个有钱的新娘以便他继续深

    造。因而这种由贤哲和商人共同管理社会的制度不是让财富得到了巩

    固，而是对它进行了重新分配。这种制度还能确保社会可以涌现大量

    的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享有各种机会追求思想。突然之间，在1800

    年前后，这台古老而高效的生产知识分子的社会机器开始改变产品品

    种。它不再将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全部倾销给与世隔绝的拉比学术

    圈，而是将很大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比例释放出来，贡献给世俗

    社会。这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就是这个新现象的代表人物。他

    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商人家庭，若是早50年，他无疑会成为一名

    拉比或《塔木德》学者，而且毫无疑问是优秀的拉比或学者。然而，

    他是革命风暴的产儿，16岁的时候，虽然不曾离开出生地一步，却已

    六度改变国籍。他的家族是已经有些解放的犹太人，母亲佩拉·冯·

    戈尔登希望他在世俗社会飞黄腾达。拿破仑军队进来时，她梦想儿子

    走上仕途，成为宫廷侍臣、元帅、政治家，抑或总督；法国人撤退

    后，母亲转而希望儿子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富商。[63]

    她让他稍微接受了一些犹太教育，就送他到天主教会中学去上学。海

    涅在个人、宗教、种族和国家方面都缺乏身份意识。他的犹太名字是

    海因，小时候叫哈利，后来自己改名海因里希，但是他书上的署名是

    H.海涅，而且他讨厌把“H”这个音发出来。[64]小时候生活在拿破仑

    建立的伯格大公国，因此自称他的精神是法国的。然而童年时候对他

    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没有任何一本书比

    此书更具有德国特色。1831年，他移居巴黎，从此除了有过两次短暂

    的停留，再也没有返回德国。但是他从来没有申请法国公民身份，尽

    管他可以申请。他所有的书都用德语写。他认为德国人虽然大多邪

    恶，但是思想更加深刻；法国人则生活虚浮，他们的诗歌不过是“喷

    了香水的凝乳”。[65]

    海涅对犹太教信仰模棱两可的态度将会充斥他的许多著作，其实

    许多书里已经有所显现。[66]他读不懂希伯来语，憎恨自己是犹太人，

    曾撰文痛斥“贫穷、痛苦和犹太性这三种社会弊病”。1822年，他

    和“犹太科学协会”有过短暂的联系，但是什么贡献都没有，他不相

    信这样的犹太教，视之为反人类的力量。第二年，他又写道：“我将

    为犹太人权利和他们的平权热心奔走，我承认，在不可避免的困难时

    刻，德国的暴民将会听到我的声音响彻德国的啤酒馆和皇宫。但是作

    为实证宗教天然的敌人，我绝不支持那个最早培养了挑人类毛病的习

    惯的宗教，这个习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67]但是如果说他拒

    绝信仰《塔木德》犹太教，那么他也鄙视新的改革派犹太教。改革派

    就像是“手足病科的医生”，“试图用放血疗法，用理性主义密如蛛

    网的捆绑，笨手笨脚地治疗长在犹太教这个躯干上的毒瘤，以色列一

    定会流血至死……我们已不再有力量蓄须、禁食、仇恨、因为仇恨而

    隐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机”。整个运动，他嘲讽说，就是要“将

    小小的新教变成一家犹太公司，他们用上帝羔羊身上的羊毛做披巾，

    用圣灵的羽毛做背心，用基督的爱做内裤，他们破产后，后继者就被

    称为上帝与基督公司”。[68]

    但是如果说海涅不喜欢正统派和改革派教徒，那么他对马斯基尔

    的厌恶可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他们就是朝洗礼奔去的

    投机分子。他说门德尔松的6个孩子有4个改宗成了基督徒。他女儿多

    罗特娅的第二任丈夫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0]，她成了保守派天主

    教徒。他的孙子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是基督教音乐的著名作曲

    家。“门德尔松所做的最具犹太特色的一件事就是成了基督徒。”此

    话不一定出自海涅之口，但他肯定说过：“倘使我有幸成为摩西·门

    德尔松的孙子，我绝不会用我的天赋为羔羊撒尿谱曲。”[69]爱德华·

    甘斯改宗时，海涅指责他是“败类”，犯了“重罪”“背叛罪”，比

    布尔克还不如（在海涅看来，布尔克是革命事业的大叛徒）。他还写

    了一首言辞激烈的诗《致叛教者》，专门记录甘斯的受洗。

    然而几个月前，在海涅拿到博士学位3天后，他自己也皈依新教，

    成了基督徒。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世俗的原因，根据1822年8月的一项

    法令，犹太人不得在国家学术岗位任职——这是专门针对甘斯出台的

    一条法规。10年后，海涅为自己辩护，说他改信新教是“对社会不公

    的抗议”，那是他的“战争热情，这股热情催动我参与这个激进教会

    的斗争”。然而这并非实话，因为他还说过，新教精神毫无宗教性可

    言，“新教就是提香油画里丰满的胴体，它更主要的主题是维纳斯腰

    间的肌肉，而不是德国修士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所张贴的教义”。

    他受洗那会儿写信给他的朋友摩西·莫泽说：“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接

    受洗礼是好事，请你相信，就算我们的律法允许我们偷盗银匙，我也

    不会去偷。”[70]受洗是“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成了他臭名昭著的

    名言。[71]

    那么，既然他自己也这么做，为何还要谴责甘斯呢？这个问题没

    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海涅的内心有一种破坏性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久

    在获得解放和脱教后的犹太人中十分普遍：这是一种特别的自我仇恨

    情绪，他攻击甘斯实际上就是攻击自己。后来他常说后悔受了洗礼，

    他说，受洗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利益。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也不愿让别

    人说他是犹太人。1835年，他谎称自己从未踏入犹太会堂一步。他之

    所以发表众多反犹言论，除了出于自我仇恨的心理，还因为他想否定

    自己的犹太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他的攻击对象，他指责他们为

    反动强权筹集贷款，这起码是他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他把最恶毒的

    攻击留给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和他的妻子，在巴黎这对夫

    妇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他说他亲眼见到一个股票经纪人对着男爵的尿

    壶鞠躬，他称他为“巴黎的夏洛克”，他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上帝，而罗斯柴尔德则是这位上帝的先知”。他说犹太人一度用来

    抗击罗马的《塔木德》，如今再无需要，因为现在每逢季度结账日，

    教皇的使节都必须为詹姆斯男爵送来贷款利息。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妨

    碍他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大量资助，也不妨碍他吹嘘他们之间的关

    系“如同家人”。[72]

    事实上，海涅就是指望有钱的犹太人资助他，尽管他并不是拉比

    的学生而是一个世俗知识分子。父亲的生意一败涂地，而他凭自己的

    那点本事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所以就一直依靠他的叔父接济。叔父所

    罗门·海涅是汉堡的一名银行家，欧洲富豪之一。海涅总是缺钱，不

    管别人给他多少。他甚至不惜屈身接受路易-菲力普政府暗地里提供的

    每年4800法郎的救济金。不过他通常都是向叔父伸手要钱，而且很不

    礼貌：“你身上最大的优点，”1836年，他写信给叔父说，“是有和

    我一样的姓。”叔父也怀疑他的能力，“但凡他有一技之长，就不至

    于需要去写书卖文”。他觉得这个侄子就是个二流子，是职业犹太乞

    丐。但是出于对古老传统的尊重，他还是掏钱给他。1844年叔父过世

    时还给海涅留下一笔遗产，但是他有个条件，就是要求诗人不再攻击

    他和他的家人。钱比海涅预期得要少，所以他和堂兄因为遗嘱问题长

    期不和。[73]

    海涅的惊世之才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年代，

    他取代拜伦，成为欧洲最受热捧的诗人。1827年，《诗歌集》的发表

    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诗集中收集了《罗蕾莱》《乘着歌声的翅膀》

    等著名诗作。德国人开始承认他是继歌德之后最伟大的文豪。他定居

    巴黎后又被捧为欧洲文化的英雄。他的散文也和诗歌一样才华横溢，

    受人追捧。他的旅行札记妙趣横生，可以说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国文学

    体裁——小品文。他的大部分精力浪费在舌战和人身攻击上，那是他

    发泄自憎情绪（或任何情绪）的出口，他的夸张之势常常反而引起人

    们对被讨伐者的同情，但是他的名声逐渐远扬。他感染性病影响到脊

    椎，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只能被困在沙发上。但是他后期的诗作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如此，他的诗歌更被完美地改编成德国新兴

    的艺术歌曲，此刻已经席卷欧洲和北美，以致从舒伯特、舒曼开始所

    有著名作曲家都开始为他谱曲。那个时候，或者说从此以后，海涅的

    影响无处不在，德国人尤其难以抗拒。他的著作甚至在他生前就已进

    入德国的教科书。

    很多德国人很不愿承认这位犹太人有着和他们一样完美的耳朵。

    他们妄图证明他身上有“犹太人的浅薄”，并非真的像德国人那样深

    刻。然而这样的指控无法成立，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就像一个超

    级才能潜伏在隔离区多少代人的身上默默地逐渐发展壮大，遗传密码

    越来越强大，然后突然找到了19世纪初的德语，作为它完美的发泄工

    具。现在可以这么说：犹太人和德国人在文化上存在一种特殊的关

    系。德国犹太人是欧洲文化的新生现象。对德国的反犹分子而言，这

    个现象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情感问题，这个问题在海涅身上得

    到了集中体现。他们不能否认他的天才，可是他们无法容忍他用德语

    来表现他的天才。他幽灵般地出现在德国文坛的最中心，逼得纳粹分

    子气急败坏，做出了破坏捣乱的幼稚举动。他们封禁他所有的书籍，

    然而无法删除诗集收集的他的诗歌，只好强制重印并给它们署上“佚

    名”，连小学生都知道那是谎言。他们没收了他的一尊雕像，拿去当

    射击练习的靶子，这尊雕像曾经为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所有。1941

    年，希特勒亲自下令捣毁蒙马特尔公墓里的海涅墓。然而这些都无济

    于事。在最近40年里，尤其在德国，与任何一位他们自己的文学人物

    相比，他的作品受到了更加广泛和热烈的讨论。

    在梅特涅的坚持之下，海涅的书生前也被封禁——不是因为他是

    犹太人，而是因为他具有颠覆性。这又是一个悖论，而且是典型的犹

    太人悖论。犹太人获得解放后，就受到了双重指控，他们一方面谋求

    讨好传统社会，试图进入并主导这个社会；另一方面又试图彻底摧毁

    这个社会。这两项指控都有一定的道理，海涅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们是全欧洲除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向上流动最快的一个家族——罗

    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6个国家封给他们的头衔。海涅的弟弟古斯塔夫被

    封爵成为冯·海涅-格尔德恩男爵，另一个弟弟马克西米利安通过婚姻

    进入了俄国贵族家庭，被称为冯·海涅，外甥成了冯·恩布登男爵，

    外甥女嫁给了意大利一位亲王，海涅的一位近亲成了米拉王妃，还有

    一位嫁给了当时的摩纳哥亲王。[74]而海涅本人则是欧洲文坛新型人物

    的典型代表：激进的犹太文人，他的才华、名声和知名度让传统知识

    分子的自信受到了打击。

    然而海涅并非毕生都是一名激进分子。他至少在私下里总是认为

    像他这样的文人有别于那些严肃的政治进步分子。他看不惯他们的清

    教主义作风，他曾写信给其中一人说：“你们要的是简朴的穿着、有

    节制的行为和不合时宜的享受；而我们却相反，我们需要美酒佳肴、

    紫色的斗篷、迷人的芳香、感官的享受和物质的奢华，我们要欢歌笑

    语的舞蹈、音乐和喜剧。”[75]同样也是私下里，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变得日趋保守。当他最后长期缠绵病榻（他称之为“我的床褥

    之墓”）之时，他似乎有些回归犹太教信仰，事实上，他坚持这个说

    法，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隐瞒我的犹太教信仰，我不是回

    归，因为我从未离开过。”（1850）。他最后创作的，也是他最伟大

    的诗作《罗曼采罗》（1851）和《各种作品集》（1854）标志着他回

    到了宗教主题，有时带有犹太教思想倾向。和从古至今无数才华横溢

    的犹太人一样，他也开始认识到希腊式知识分子的冒险精神需要健康

    的体魄和强大的力量，可是年岁和病痛使他只能转向简单的信仰。他

    写信给一位友人说：“我已不再是趣味丰富、营养良好的希腊人，还

    能冲着忧郁的拿撒勒人微笑，我现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犹太人，一个

    形容憔悴的可怜之人，一个不幸的人。”又说：“我已厌倦无神论哲

    学，现在又重拾普通人的谦卑信仰。”[76]

    尽管如此，海涅的公众形象还是非常激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一

    直如此。对世世代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一生和他的著作就是

    奔向自由的诗，尤其对犹太人来说，他将法国的进步传统当作人类进

    步的现实故事，所有青年才俊，无论男女都应在各自的时代推动人类

    向前迈进一步或两步。以下这段话几乎是他对信仰的公开声明：

    自由是新的宗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基督若不是这个宗教

    的上帝，那也是这个宗教的大祭司，他的名犹如圣洁的光照进门徒的

    心坎。不过这个新的宗教，蒙拣选的是法国人民，他们的语言写成了

    最早的福音书和教条。巴黎是新的耶路撒冷，莱茵河就是分隔自由的

    圣地和非利士人土地的约旦河。

    海涅甚至一度还成了圣西门的门徒，确切地说是他自认为是他的

    门徒。海涅身上有种嬉皮士“花孩儿”的气质：“鲜花和夜莺与革命

    密切相连， ” 他写道， 并引用圣西门的格言说， “ 未来属于我

    们。”海涅从未认真地提出什么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在巴黎他

    和不少试图创建此种理论的人来往，这些人大都是犹太人出身。

    ※※※

    犹太人之所以一旦参与了社会政治就会势不可挡地出现先投奔自

    由派后倒向极端左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批判是

    《圣经》的传统，即所谓的“阿摩司综合征”。历来就有能言善辩的

    犹太人决心要揭露社会不公，表达穷人的疾苦和需求，呼吁当局采取

    行动改变现状。除了《圣经》传统外，公共福利是《塔木德》传统。

    公共福利也是来自《圣经》的传统，这是现代国家集体主义的初步形

    式。19世纪变身为社会主义者、攻击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财富分配不均

    的犹太人，正在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述一个已有3000年历史、早已深

    入人心的犹太原则。

    但是，如同迪斯雷利所说的，犹太人也同样非常尊重权威，尊重

    等级制度和传统秩序，难道不对吗？此话虽然不假，但是有非常重要

    的限制条件。前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从不认为任何属于人的机构拥有

    绝对权力，统治权属于托拉，而人代理的权力是有限和临时的，随时

    可以被收回。犹太教永远也不可能像拉丁基督教那样发展出君权神授

    的理论来。他们绝对尊重基于伦理的法治，忠实拥护宪政体制，他们

    在美国和英国就是这样。从这点来看，迪斯雷利说得没错，犹太人是

    天然的保守党，但他们同时也是专制和暴政、悖理或过时权威的天然

    死敌。可是他错了，罗斯柴尔德给君主专制政体贷款，其目的不是巩

    固暴政，而是消灭暴政，尤其是给犹太人争取更好的待遇。19世纪的

    犹太金钱权力，只要有全面政治方针的，一般都趋于和平，拥护立

    宪。“和平、紧缩和改革”是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提出的著名口号，也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座右铭。

    不仅如此，迪斯雷利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误解了犹太人的影

    响。他倾向于认为典型的犹太人是塞法迪。塞法迪的确非常尊重古老

    的历史习俗，因而符合他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但是被他的论点有意

    忽略的阿什克纳齐，要比塞法迪不安分得多，其革新意识、批判甚至

    颠覆精神也远远超过他们，而且人口也越来越多地超过他们。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把解放了的犹太人推向左派怀抱的第二股力

    量：人口力量。1800—1880年，大致即迪斯雷利生活的年代，塞法迪

    占犹太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下降到了10%，大部分集中在亚非的地中海

    一带，那里的卫生条件在整个19世纪都还是非常原始落后的。举例

    说，在阿尔及尔，莫里斯·艾森贝特就其人口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发

    现，犹太人口在16世纪最多的时候只有5000人，到1700年前后上升至

    高峰，达到了1万～2万人，但是到1818年，人口再次降至5000人。[77]

    1800—1880年，非洲和亚洲的犹太人口整体是增长了，但只是从50万

    增长到了75万。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犹太总人口从200万猛增至700

    万。犹太人，尤其是阿什克纳齐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人口革命

    中获得了好处。人口革命最早发生在欧洲，但犹太人超出了欧洲的平

    均水平。他们结婚更早，男性15—18岁、女性14—16岁成婚是普遍现

    象。几乎每个犹太女孩都结婚，而且往往一过青春期就开始生儿育

    女，她们往往悉心照顾孩子，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扶持下，犹太人的婴

    儿死亡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欧洲平均水平。犹太人的婚姻更加稳定，

    寿命也更长。例如，在法兰克福，185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犹太人的

    平均寿命是48岁零9个月，而非犹太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零11个月。

    [78]东欧的差异更加明显。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犹太人的死亡率为

    14.2（每年每千人），甚至低于富裕的新教少数族群的死亡率，不到

    东正教多数族群死亡率（31.8%）的一半。其结果是，在1880—1914年

    人口增长最快的这段时间里，犹太人数量平均每年增长2%，远远高于

    欧洲平均数，使犹太人口总量从750万增加到了1300多万。

    这些“新”犹太人基本上以阿什克纳齐为主，主要集中在大城

    市。1800年，很少有人口过万的犹太社会——全球也仅有三四个。到

    了1880年，华沙有12.5万犹太人，维也纳、布达佩斯、敖德萨和柏林

    有5万多犹太人，纽约大致也有这个数量，而且从此时起，欧洲犹太人

    口有很大的比例流向了美国，尽管如此，人口还是继续增长。到1914

    年，俄国和奥地利这两大中东欧帝国拥有了800万犹太人，他们几乎全

    部生活在城市里。简言之，犹太人口统计体现了欧洲的人口革命和城

    市化进程，只不过夸张了一点。就像早年人口密集的隔离区强行灌输

    犹太人的普遍宗教信仰一样，此时新兴城市或城市新区人口拥挤的工

    业区，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滋生出了强烈的世俗犹太

    激进主义。

    第三个原因是犹太人的社会不公意识永远不会消停。就像在十六

    七世纪各地犹太人灵敏的触角能快速捕捉到关于弥赛亚传言的信号，

    19世纪也一样，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发生什么对犹太人不公的事件，

    就会在犹太人所在的城市中心引起骚动。此时有几百家犹太人报纸可

    以报道这些暴行，犹太人几乎人人识字。在世俗化的知识界，已经不

    再会把民族的痛苦和不幸归结于人的罪，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1840年发生在大马士革的血祭诽谤案是犹太人激进化道路上的一座重

    要里程碑。1840年5月21日，15岁的拉萨尔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下面这

    段话：“就连基督徒都惊异于我们的冷血，惊异我们没有起来反抗，

    宁愿酷刑加身也不愿战死沙场……犹太人若是起来反抗，放火焚烧大

    马士革的每一个角落，炸毁火药库，和迫害者决一死战，还有哪里的

    革命比这有更正当的理由？ 懦弱的人哪， 你们不配有更好的命

    运。”[79]此类事件让世俗化的犹太青年下定决心，不仅要和发生在犹

    太人身上的，还要和凡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做斗争，

    利用日渐增多的政治机会，彻底消灭此类现象。拉萨尔进而成立了德

    国首个主要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无数的犹太青年都走上了

    相同道路。

    这一切并非毫无来由。比如，在1858年6月23—24日的晚上，一个

    名叫埃德加多·摩尔塔拉的6岁男孩被天主教会警察强行带到罗马的慕

    道会。男孩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博洛尼亚，他家的一个基督徒佣人做证

    说5年前她看到男孩生命垂危，就给他施了洗礼。根据教皇国法律，警

    察和教会有权这么做，孩子的父母毫无办法。此事遭到了全球各地不

    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基督教会神职人员、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但是

    教皇庇护九世拒绝作出让步，男孩继续被天主教会控制。[80]这起恶劣

    事件最后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直接导致了法国以色列世界联合会的成

    立。该联合会成立于1860年，其宗旨是要“捍卫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

    宗教信仰自由”，其他各地也纷纷设立专门的犹太机构。然而这件事

    也更加深了犹太人对专制主义的世俗仇恨。

    然而犹太人受迫害最深、最严厉的是在沙皇俄国。事实上，沙皇

    政权对各地的激进分子而言都代表了专制政治最邪恶和最根深蒂固的

    一面。对于对专制政府深恶痛绝的犹太人而言，这是驱使他们投向左

    派的第四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俄国对犹太人实施的

    令人发指的迫害行为，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必须进

    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必须了解的是，沙皇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犹太人怀

    有无法消解的敌意。别的专制政府，如奥地利、普鲁士甚至罗马，都

    对犹太人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复杂心理，有时是保护和利用，有时是剥

    削和压榨，还时不时地迫害他们一下。然而俄国人就一直把犹太人当

    成不受欢迎的异客，直至1772—1795年波兰三次遭到欧洲列强的瓜

    分，他们几乎一直成功地把犹太人挡在国门外面，但是从他们因对波

    兰土地的贪婪而获得大量犹太人口的那一刻起，沙皇政府就开始将其

    称为“犹太人问题”，要通过同化或驱逐出境的办法来“解决”。

    俄国人所做的是社会工程学的第一项现代课题——把人（这里指

    犹太人）当作土或者混凝土一样从周围铲除。首先他们把犹太人限制

    在被称为“栅栏区”的地方。栅栏区于1812年建成，范围包括从波罗

    的海到黑海的25个省。除非有特别许可，犹太人不得在栅栏区以外地

    区旅行，更遑论在栅栏区以外地区生活。然后，他们出台了一系列法

    规，这些法规从1804年开始实施，对犹太人可以在栅栏区的哪些地方

    居住、他们可以在栅栏区内从事哪些活动做出了规定。最致命的一条

    是犹太人不得在乡村居住和工作，不得向农民出售酒，这等于摧毁了

    三分之一犹太人的生计，这些人有的在乡村有租约，有的经营乡村小

    旅馆（还有三分之一经商，其余的大都是手艺人）。理论上这么做的

    目的是要迫使犹太人成为土地上的“生产劳动者”，但那里几乎没有

    可以耕作的土地，所以其真实的意图是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或者离

    开俄国。实际上，这种做法导致了犹太人的贫穷，穷人源源不断地涌

    入栅栏区的城镇。

    1827年，尼古拉一世颁布《征兵法令》，导致势态进一步恶化，

    尼古拉一世是最野蛮的独裁者之一。该法律规定所有12—25岁的犹太

    男性都必须应征入伍，年幼者须进入兵站的军校里学习，在那里有可

    能被强制洗礼，有时整个班级或连排被迫受洗。同时政府还急于摧毁

    犹太学堂，当局几次三番地强制犹太儿童进入只用俄语、波兰语和德

    语授课的国立学校就读，其目的同样是推行洗礼。1840年成立了“犹

    太人促进会”，以推动被公众认为是行为不良的准犯罪社会的“道德

    教育”。犹太宗教书籍受到审查或被销毁，只有维尔纳和基辅的两个

    犹太印刷机构可以继续经营——3年后，基辅的犹太人全部被赶走。政

    府还使出计谋分裂犹太社会，挑起马斯基尔攻击正统派。例如，1841

    年，他们让马斯基尔马克斯·利连索尔（1815—1882）负责新的国立

    犹太学校，正统派称它们实际上是处心积虑的反《塔木德》机构，旨

    在将他们的儿童献祭给“哈斯卡拉的摩洛神”[11]。但是利连索尔发现

    自己无力应付接踵而来的激烈纷争，4年后潜逃出境，移民到了美国。

    政府还禁止犹太人穿戴民族服饰，如小圆帽和黑袍，还将他们划分

    为“有用的犹太人”和“无用的犹太人”，后者的征兵人员配额被提

    高到3倍。

    渐渐地，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有了大量歧视犹太人、监管犹太

    人活动的法规，有些法规从未真正执行过，不少则因为钱权交易而名

    存实亡。有钱的父母可以买通其他犹太儿童代替自己的孩子入读国立

    学校或应征入伍，他们可以出钱购买允许他们旅行、到城市生活、从

    事被禁行业的特许证。这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反而造成了，

    确切地说极大地加重了另一个问题：沙俄政府积习难改、让国家腐烂

    到心的官僚腐败行为。[81]除此之外，政府还经常朝令夕改，政策从来

    不会持久，而且还总是在开明和压制之间举棋不定。1856年，新的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有过一段相对宽容的时期，一些长期服役的军

    人、大学毕业生或“有用”的商人获得了某些权利，但是1863年波兰

    爆发起义，加之亚历山大遇刺，这段宽容时期随之宣告结束。19世纪

    70年代还有一段宽容时期，但再次因为亚历山大遇刺而结束——这一

    次行刺成功了，亚历山大身亡。自此之后，俄国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

    下。

    在俄罗斯帝国的最后半个世纪，官方的犹太法规是人类的残酷、

    愚蠢和徒劳的极致体现。《金普森犹太人法令集》（1914—1915）是

    最晚的注本，全书长达近1000页。[82]英国历史学家吕西安·沃尔夫

    （Lucien Wolf）编著的犹太人处境介绍，确定了以下几个事实。[83]

    犹太人占俄国总人口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有大约95%的人口被迫生活

    在占俄国疆土二十三分之一的栅栏区，绝大部分人被困在只占疆土面

    积两千分之一的城镇和犹太小村庄。犹太人的护照上写明他是犹太

    人，可以在哪里居住。即使在栅栏区内，大部分地区也都禁止犹太人

    进入，而“合法”区域也常常被蚕食。犹太人不得进入塞瓦斯托波尔

    和基辅。顿河区被突然划出栅栏区，接着是高加索地区的库班和捷列

    克，后来雅尔塔疗养地也被划了出去，法令生效时一名患肺病的犹太

    学生治疗了一半就被驱逐了出去。犹太人若想使用高加索矿泉必须接

    受军官的审查。有些疗养地虽然“开放”，但是有名额限制，因此，

    任何一个季节只允许20个犹太家庭进入达尔尼齐亚。栅栏区的其他疗

    养地犹太人一律不得进入。

    有些犹太人群体享有特殊待遇，他们可以在栅栏区以外地区旅行

    甚至生活，这些人包括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有用的商人”，还

    有“从业中的技师、酿酒商和工匠”。但是他们需要特殊证件，获得

    这些证件非常困难，而且还需要经常更新。但就是这些类别，其范围

    也渐渐缩小，尤其在1881年之后。这样一来，享受特殊待遇的退伍军

    人范围一下子缩小到仅限于1874年以前服役的人员，商人也在突然之

    间被禁止携带文员或仆从，享受特殊待遇的工匠中被剔除出去的有烟

    草工人、钢琴调音师、屠夫、补鞋工、瓦工、木匠、泥水匠和园艺

    工。对于女工的限制特别严苛，妓女除外（妓女一旦停止接客很快就

    会被警察发现，被遣返回隔离区）。[84]拥有在栅栏区以外地区行医资

    格的犹太接生婆不得将孩子带在身边，除非其丈夫也同样是“享有特

    殊待遇的人”。

    因俄国的大学设有反犹太名额限制，有些学生只得留学国外来获

    得学位，但这些学生无权享受特殊待遇。在高加索地区，只有所谓

    的“山地犹太人”才享有居住权，这些人声称其先祖是公元前597年被

    尼布甲尼撒国王驱逐到这里来的，但是他们不得前往其他任何地方。

    居住在栅栏区以外的特权犹太人甚至不可以留宿儿女，除非儿女也

    是“享受特殊待遇的人”。事实上，特权犹太人在栅栏区以外还面临

    更多的限制，如果违反规定，初犯罚款，再犯就要被赶出去。法律在

    这些方面错综复杂，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立法机构的投

    票、政府部门的文件、地方政府的法规，以及上上下下官员心血来潮

    的决定都会改变法律的规定。

    执行这些变化不定的法规对所有相关者来说都犹如梦魇，除了那

    些贪腐的警察和官僚。西方游客吃惊地看到凌晨时分大街上有成群惊

    恐万状的犹太人被武装警察驱赶，那是夜袭中被赶出来的人。警察可

    在夜间使用任何武力手段闯入民宅，要求每个居民出示居住权证明，

    不分年龄、性别。凡不能立即出示者就被带往警局。犹太人经常当着

    非犹太邻居的面被人羞辱，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与众不同、低

    人一等的人种，并永远心存迫害犹太人的欲望。即使是在高级宾馆，

    警察也会拦住疑似“犹太面孔”的人盘问，他们还会把一些外国知名

    人士也挡在门外，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奥斯卡·施特劳斯就遭到了

    这样的待遇。犹太钢琴家可以参加圣彼得堡的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

    赛，但晚上不得在那座城市过夜。

    有时候，警察还组织大规模的“搜捕犹太人行动”。在巴库，警

    察包围证券交易所，逮捕每个犹太人，将他们带到警察局盘查，要求

    他们证明自己有合法的居住权。1909年，斯莫伦斯基地区波奇诺克的

    警察包围全镇，但是只搜出10个“非法居留者”；他们又在林中展开

    大搜捕，搜出了74人。[85]定居法腐蚀了整个警察队伍，他们向犹太人

    敲诈勒索，大捞好处。生意萧条时，警察局长们会鼓动基督徒起草请

    愿书，以犹太人“引起当地社会不满”为由呼吁驱逐犹太人，结果是

    没钱的遭到驱逐，有钱的遭到勒索。穷人回到栅栏区，成为一个越来

    越大的社会问题，如在敖德萨，超过30%的人依靠犹太人的慈善救济。

    然而定居法只是犹太人苦难的开头。政府要求地方社会按定额提

    供犹太义务兵员，但是不考虑外来移民。犹太人的征兵额理应不超过

    4.13%，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达到6.2%，最后他们提供了近5.7%，于是

    官员们抱怨“犹太兵员数额不足”——进而挑起了反犹喧嚣，说犹太

    人躲避义务兵役。事实上，他们提供的义务兵已经超出了他们应承担

    份额的20%～35%。[86]从1886年起，不服义务兵役的家庭须承担法律责

    任，遭受重罚；若不重金行贿，根本躲不过去。但尽管这是政府强制

    规定的兵役，他们还是给犹太人的去向限定了很小的范围。犹太人不

    得在卫兵队、海军、边防或检疫部门、宪兵队、军需部门和文书职系

    服役。1887年，他们不得入读所有军事学校和参加军队考试，等于被

    剥夺了晋升军官的资格；1888年被禁止进入军队医务处；1889年被禁

    止进入军乐队。

    犹太人一律不得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任何政府机构任职。从理

    论上说，持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犹太人可以在其他地方担任某些职

    务，但是根据沃尔夫记述，“如果没有经历过受洗仪式，犹太人几乎

    不可能符合被政府雇用的所有必备条件”。[87]国立学校中没有一名犹

    太教师，大学里也没有犹太教授，只有为数很少的讲师，司法部门也

    没有犹太人，没有检察官，只有一名法官（是最后一段“宽容”期里

    任命的）。部门通告禁止任命犹太人担任督察：他们只能当间谍或线

    人。6个主要地区的城市人口均以犹太人为主，一些城镇也是犹太人占

    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不可以参加市政府的选举或竞选公职；在栅栏

    区，政府可以“任命”他们，但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犹太人不能

    参加陪审团，不得进收容所或孤儿院的管理委员会。从1880年起不得

    当公证员，1890年起不得当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除非有特别许可

    ——沃尔夫称有15年没有发过一份特别许可。他们不得购买、租用或

    管理栅栏区村镇直属区域以外的土地，甚至不可以购买土地用于修建

    公墓。与服兵役一样，他们被指控不愿耕种土地，但实际上这是法规

    使然，已经建成的仅有的几个犹太农业居住点也遭到了破坏。而且，

    因为担心犹太人可能会通过第三方交易规避财产法，政府又出台了不

    少法规，对合作和合资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许多公司甚至禁止犹太

    人持有他们的股票。根据法律规定，犹太人还不得从事采矿业，进一

    步设置的法规还试图阻止他们从事黄金、石油、煤炭和其他矿产交

    易。

    除了居住限制，犹太人最痛恨的是教育方面的反犹法规。一些顶

    尖的教育机构完全排斥犹太人，如圣彼得堡民用工程师学院、军医大

    学、圣彼得堡电气工程学院、莫斯科农学院、圣彼得堡戏剧学院、哈

    尔科夫兽医研究所以及各类矿业学院。犹太人入读初中和高中都有名

    额限制，栅栏区学校不得超过10%，栅栏区以外的学校只有5%的名额，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只有3%的名额。拥有30万学生的2.5万所犹太宗教小

    学被禁止教授俄语，目的是不让孩子接受初中教育。这些措施导致的

    一个结果，便是高级中学的犹太学生数量大幅下降，家长想尽一切办

    法送孩子入学，往往需要贿赂非犹太校长，他们都有固定的收费等

    级。

    因此，沙俄反犹法规的主要成绩是把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都腐蚀

    了。这些法规是过去和将来的奇异混合体——回头看是中世纪的隔离

    区，向前看是沙俄的奴隶制国家，就是没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事

    实上可以这么说，这些法规通过把犹太人逼上激进的道路，解决了俄

    国的沙皇专制问题。尽管犹太人四处受到限制，但有些人照样取得了

    很大的成功。犹太人受到歧视纯粹来自宗教方面的原因，通过受洗他

    们完全可以避免被人歧视，起码理论上来说是如此。如俄国乐坛的安

    东· 鲁宾斯坦（ 1829—1894 ） 和其弟尼古拉· 鲁宾斯坦（ 1835—

    1881），他们的父母是改宗的犹太人，兄弟俩多年领导圣彼得堡和莫

    斯科音乐学院，是俄罗斯交响乐和歌剧黄金时代的乐坛霸主。即使没

    有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也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取得了成功，最主要表现

    在酿酒、烟草、皮革、纺织品、谷物、银行、货运、铁路等行业，还

    有石油和采矿——尽管这两个行业是被禁止的。[88]

    因此，政府的法规对消减反犹主义没有做出丝毫贡献，反而起到

    了相反的效果。虽然受过洗和精明的犹太人干得不错，但是这些法规

    让另一些人陷入贫穷或走上犯罪道路，因此俄国各民族对犹太人的态

    度是既羡慕又鄙视，他们指责犹太人一边喷着香水一边邋遢肮脏；既

    是奸商又是乞丐，贪得无厌，同时又食不果腹；既无耻又愚蠢，一半

    无用，另一半又太“有用”了。俄国人的反犹主义里掺杂了各种要

    素。沙皇政府除了迫害犹太人，也没有放过其他少数族群，而是更擅

    长挑起他们之间互相攻击，尤其煽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

    和哥萨克人起来攻击犹太人。实际上，在此时的欧洲，俄国是唯一一

    个把反犹主义作为政府官方政策来推行的国家。俄国的反犹主义有无

    数的表现形式，从组织集体迫害事件到捏造并出版《锡安长老会纪

    要》，无一不有。

    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尽快、尽可能大幅地减少犹太人口。沙皇

    政府当时的心态可以从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日记中窥

    见一斑。1903年，赫茨尔在圣彼得堡拜会了几位政府部长，希望得到

    他们对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支持。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是谢尔盖·

    维特伯爵，按沙皇政府的标准算是一位开明自由派人士，他对赫茨尔

    说：

    你不得不承认犹太人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产生敌视。他们身上有着

    犹太人特有的傲慢，然而大多数犹太人是穷人，而且因为贫穷，所以

    肮脏邋遢，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还从事各种不堪的行当，如

    拉皮条、放高利贷。所以你看到即使是犹太人的朋友也难以为他们辩

    护，而我就是犹太人的朋友。

    （对此赫茨尔的评注是：“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不需要敌

    人。”）维特抱怨说很多犹太人参加革命。赫茨尔问他：“你认为原

    因何在？”维特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政府之过。犹太人受压迫太

    深，我曾向已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建言：‘陛下，如果可以把600万或

    700万的犹太人全部沉入黑海，我绝对表示赞成。但既然这是不可能

    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给他们一条生路。’那么你希望俄国政府做什么

    呢？”赫茨尔说：“些许的鼓励。”维特说：“可政府是给了犹太人

    鼓励啊——移民。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在屁股上踹一脚。”[89]

    现代俄国对犹太人的第一次集体迫害发生在1871年的敖德萨，事

    件主要是希腊商人挑起的。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骚乱事件大都有种族

    因素在里面，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尤其激烈。但是1881年亚

    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国家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在屁股上踹一脚”的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1881年4月29日开始的大规模集体迫害事件是一

    名狂热的亲斯拉夫人士——内政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挑起，或者说是他

    纵容或策划的。100多个地方爆发迫害事件，持续将近一年，有些事件

    有大批的暴民参与，卷入的不仅有政府，还有警察和无数的少数民族

    人群。极左翼也参与了迫害，1881年8月，革命派民意党人[12]喊着“打

    倒沙皇，打倒犹太人”[90]的口号煽动乌克兰人杀害犹太人，屠格涅

    夫、托尔斯泰等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却保持沉默。事件发生后，反犹

    主义法案《五月法》出台，事实上，这些集体迫害事件被用来为这个

    法规辩护，理由是，罪有应得的犹太人受到暴民袭击，表明这个反社

    会的少数种群引起了极大公愤，有必要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当

    然，政府一开始是鼓励并允许暴民行为的，其无非为了恢复自己日渐

    式微的声望而找个“软柿子”来捏。纳粹后来也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手

    法，即利用暴力事件来立法。因此，1881—1911年这31年里有一长串

    的反犹事件：1882年，《五月法》出台；1886—1889年，限制犹太人

    进入专业领域，缩减栅栏区面积；1891年，1万多犹太人被驱逐出莫斯

    科；1893—1895年，大量犹太人被驱逐出栅栏区以外地区；1894—

    1896年，推行酒类垄断政策，对犹太人而言这是经济灾难；从1903年

    起，出现一波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恶浪，其间犹太人不仅被抢劫还惨遭

    杀戮；1905年，基什尼奥夫有50名犹太人被杀，500人受伤；1905年，

    敖德萨发生一起持续4天的屠杀事件，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在比亚韦

    斯托克，警察和军队都加入了1906年的迫害行动；1908—1911年，更

    大规模的驱逐事件发生。

    因此从1881年起，对俄国犹太群体施加的越来越汹涌的恶性压

    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俄国犹太人纷纷惊慌逃往西

    方，于是1881年成了犹太历史上自1648年以来、确切地说自1492年西

    班牙驱逐犹太人以来最重要的一年，从其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来看，

    绝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关键一年。第一波外逃热潮是1881—1882年，

    此后离开俄国的犹太人平均每年在5万至6万。随着莫斯科驱逐事件的

    发生，1891年和1892年分别有11万和13.7万犹太人离开俄国，在1905

    —1906年的集体迫害事件中，有超过20万犹太人离开俄国。犹太人外

    逃不仅仅发生在俄国，1881—1914年，超过35万犹太人离开奥地利的

    加利西亚，在犹太人同样受到迫害的罗马尼亚，更多的人移民到别

    国。然而东欧犹太人的数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1914年，俄国仍有550

    万犹太人，奥地利帝国仍有250万犹太人，这个运动只是带走了人口自

    然增长的数量——大约250万，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对犹太人和

    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我们也需要来探讨一下。

    在这些移民当中，单是前往美国的人数就超过了200万，所以说，

    一个最显著的影响是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犹太社会。这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现象，而且就发生在突然之间，它最终还改变了全世界犹

    太人力量和影响力的均势。美国原有的犹太社会规模小，发展慢，迟

    至1820年，美国还只有4000左右犹太人，最初的13个州中只有7个州给

    予他们政治上的承认。很难理解这里的犹太社区为什么增长缓慢，我

    们前面已经了解，美国对犹太人的发展几乎没有设置法律上的障碍。

    北卡罗来纳州原本禁止所有非新教徒担任公职，1809年，一个名为雅

    各布·亨利的犹太人发表了著名演说，维护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即担

    任本州众议院议员——得到了众议院的支持。马里兰州也禁止非基督

    徒担任公职，或从事律师职业。另一个犹太人所罗门·埃廷从1797年

    开始发起运动，坚持不懈地为消除这道障碍而努力。1826年，他的努

    力终于获得成功后，立即入选巴尔的摩市议会。关于安息日和星期日

    的分歧，也发生过纠纷。1816年，亚伯拉罕·沃尔夫在宾夕法尼亚州

    因“在一般称为星期日的主日从事俗务”而被判有罪，他提出上诉，

    但是输了。不过相较于旧世界困扰犹太人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和巨大的

    不公现象，这些就微不足道了。1820年，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一所新

    犹太会堂落成典礼上，内科医生雅各布·德·拉·莫塔充满感激地发

    表布道说：“在这个地球上，以色列人在哪里可以享受到更大的恩惠

    和更多的特权，或者在职业上有更高的地位，在体面的岗位更加受人

    尊敬？……难道这样的理由还不够让我们欢欣鼓舞吗？”[91]

    1826年，埃廷获胜的那年，美国有6000名犹太人；1840年，发生

    大马士革事件时有1.5万人；内战前夕达到了15万人。新港或诺福克等

    老定居点没有发展。新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说德语，他们来自巴伐利

    亚、德国北部和波兰的德国犹太人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贫穷老

    实，勤劳肯干，许多人起初当小贩，后来渐渐发展，开设商铺或成立

    小公司。他们有的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雪城、布法罗和罗切斯特落

    脚定居，还有的到了芝加哥和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密尔沃基。辛辛那

    提一度成了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犹太中心，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

    斯、路易斯维尔和新奥尔良也都成了犹太人聚居中心，19世纪40年代

    的淘金热期间，约有1万人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内战爆发时，纽约有

    4万人的犹太社会，费城居于其次。犹太人显然在美国感到了安全，其

    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的社会积极鼓励更多的犹太人来美国加入他

    们。亲戚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口口相传的故事，犹太人刊登在德国当

    地报纸上的成功故事，无不激励着欧洲移民。1836年，班贝格的达斯

    ·福霍恩这样写道：

    一名来自巴伐利亚的犹太烘焙工，勤劳肯干，他走遍德国和邻近

    国家，可是10年里难得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下去连生活都难以维持，

    去年夏天，他去了北美。如今他在寄给父母的家书中称，他一到那里

    就在彼得斯堡的一家面包房找到了打短工的机会，每周收入40弗洛

    林，此外还有免费的膳宿和洗衣服务。真是一个自由和繁荣的福地！

    [92]

    在美国，犹太人发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融入新的生活方式。他

    们和美国的新教徒一样，也开始实行会众制，建立大量的犹太会堂以

    符合他们不同的宗教趣味。他们在抗议大马士革事件中开始产生的自

    我意识，使他们首次作为一个民族团体联合起来。不过大多数时候，

    他们仍然走自己的路。和其他的少数族群或宗教团体一样，他们也建

    立了一些乌托邦式或农业垦殖区；和其他团体一样，他们中也有先驱

    和怪人。美国有个船长致函华盛顿，抱怨圣托马斯号上的副领事，结

    尾是这么写的：“又及，这位N.利维是犹太人，他和一名黑人女子同

    居，两人经常牵着手走在街上，令所有被迫见此情景的美国人都甚感

    羞愧。”但是利维领事并没有因此而被革职。[93]

    更有意思的是末底改·诺亚的情况。诺亚是首位拥有外交身份的

    犹太人，1815年，詹姆斯·门罗以“阁下所信奉之宗教是阁下行使领

    事职责的障碍”为由，罢免了他作为美国驻突尼斯领事的职位。诺亚

    不甘被罢免，为此专门写了个小册子。他是美国犹太人中的第一个传

    奇人物，若是晚100年，他必定能成为电影界的泰斗。他1785年出生于

    费城，父亲是一名破产的小贩。他先后做过镀金工匠、雕刻师、美国

    财政部职员、政客、查尔斯顿《城市公报》主编，突尼斯任期结束后

    （他被控挪用公款）担任纽约《国家鼓动报》主编、纽约治安长官，

    1824年任坦慕尼协会会长。

    一年以后，他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尼亚加拉河上、

    布法罗对面的一座岛屿上建立一座“犹太人避难城市”。为了让这个

    计划获得资金支持，他写信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的犹太银行

    家、世界各地的拉比和大拉比，提议向全球的每一名犹太人每年征

    收“3个谢克尔银币或1个西班牙元的人头税”，“由各会区司库负责

    收取”。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布这个新的定居点，“一座商业城

    市”，将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因为过去的不宽容行为和政府恶

    政而被剥夺的和平、舒适和幸福”，这些人包括“《圣经》派信徒和

    撒马利亚犹太人、印度和非洲的犹太黑人，还有科钦和马拉巴尔海岸

    教派的犹太人”，他还补充道：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极有可能是

    被亚述王虏为俘囚的以色列失落支派的后裔，他将采取行动让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处境，最终与他们的弟兄——被拣选的民族复合。诺亚身

    穿“上好的真丝长袍”，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自称“美国公民、美国

    驻突尼斯前领事、纽约治安长官、法律顾问，感谢主的恩典，还是以

    色列的总督和士师”。他遭到了其他报纸主编和欧洲犹太人报纸的嘲

    笑，计划无果而终。后来他又成立美国印第安人党（一无所知党的前

    身），组织犹太人抗议大马士革暴行，支持1836年的得克萨斯起义。

    最后他成了一名法官。[94]

    犹太移民的美国特性之一就是在各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如诺亚是

    北方的反废奴主义者，在南方，美国犹太人就是地道的南方人，他们

    家中拥有奴隶。查尔斯顿拍卖商雅各布·雅各布斯在他的遗嘱中指

    示：“在我死后，全部财产留给上述所说的，我的爱妻凯蒂·雅各布

    斯。我拥有的全部黑人与托比、西皮奥、杰克、珍妮和她的3个孩子彼

    得、约翰和伊娃，芙洛拉和她的两个孩子蕾切尔和露西，以及我名下

    的其他奴隶，在我死后都将恢复自由。”一名南方犹太人在他的宗教

    和尊严遭到侮辱时会做出南方人的反应。1832年，出身萨瓦纳犹太望

    族的菲利普·米尼斯，在卢丁顿酒吧遭到佐治亚州一名立法人员詹姆

    士·J.斯塔克的辱骂，后者叫他“该死的犹太人”“该死的以色列

    人”，还说“让他滚蛋”。两人协商道歉不成，又说要决斗，最后在

    城市酒店的公共酒吧，斯塔克还在拔枪的时候，米尼斯就开枪打死了

    他。米尼斯因谋杀罪受到了审讯，但是最后被判无罪——这是让南方

    决斗者满意的解决方法。[95]

    美国犹太人支持自己所在的地方，因此他们在内战期间的立场因

    州而异不足为奇。7000左右的犹太人为北方军队效力，3000犹太人为

    南方军队效力，他们极少联合行动，即使有过，那也是因为他们的权

    利受到了侵犯而做出的具体反应。内战中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那是

    1862年12月17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在田纳西州发布了一道命

    令：“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违反了财政部颁布的各项贸易法规及本

    部命令，本部特此通知，将其从本地区驱逐出境。”这项驱逐令立即

    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而且反对的不仅仅是犹太人；1863年1月6

    日，在林肯的指示下，格兰特被迫撤回命令。

    这段时期美国犹太人传承了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风格，自由、乐

    观、理智、理性、爱国，不虚伪做作，显得非常可敬。犹太移民说的

    英语常常带有德国口音，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星期

    天上犹太学校），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大卫

    ·爱因霍恩、塞缪尔·赫希、艾萨克·迈耶尔·怀斯和塞缪尔·阿德

    勒等进步拉比的推动下，改革派犹太教在美国迅速传播，美国犹太社

    会的著名人士对弥赛亚和锡安没有兴趣；通往救赎的道路，在他们看

    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传播道德一神论的信息，这和美国宗教的基调

    完全一致。除此之外，尤其在已成为犹太教主要发展中心的费城，还

    有一种比较保守的思潮。在费城，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精力过人的艾

    萨克·莱泽尔（1806—1868）拉比，推出了第一部由犹太人翻译的英

    文版《圣经》，翻译了阿什克纳齐和塞法迪的祈祷书，创办了第一家

    成功的犹太报纸《西方报》（1843），后来又成立了美国首家犹太出

    版协会，出版大量的美国犹太教材供学校使用。[96]但是在美国犹太人

    的犹太人德商主导阶段，改革派犹太教占据了主导地位。

    改革派犹太教最有可能吸引的是成功的犹太富商，这些人现在开

    始逐渐兴起为美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如银行家约瑟夫·赛利格曼

    （1820—1880），格兰特总统曾邀请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雅各

    布·亨利·希夫（1847—1920）于1885年成为库恩——洛布公司的总

    裁。和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一样，美国内战也让许多犹太银行

    家、承包商和服装供应商的组织能力和融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从

    19世纪60年代起，犹太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商业界一枝独秀。他

    们大规模的慈善捐赠为犹太教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制度框架，同时

    也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自由倾向。1873年，美国希伯来会众协

    进会成立，两年后希伯来联合学院创建；1889年，美国拉比中央会议

    成立。由考夫曼·科勒拉比起草的《匹兹堡纲领》（1885）直到1937

    年一直是改革派犹太教的正式信条，这个纲领摒弃了《托拉》中“不

    符合现代文明观念和习惯”的一切规条，废除了饮食禁忌、洁净和服

    饰方面的古老规定，声明犹太人“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社

    会”，否定复活、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抛弃回归锡安的思想，将弥赛

    亚主义表述为现代社会对真理、正义和公义的追求——它将与其他宗

    教和所有怀有美好愿望的人们一起，共同参与到这个社会中去。[97]

    因此在这个大移民潮时代，美国犹太人似乎必然成为新世界宗教

    信仰的又一个有机部分，然后再不知不觉地渐渐消失在整个社会中。

    然而，1881年灾难所引发的恐慌却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前景。在

    1881—1892年这12年间，犹太人以每年1.9万人的速度抵达美国；在

    1892—1903年这12年间，每年来美人数猛增至3.7万；在1903—1914年

    这12年里，平均数上升到了7.6万。这200万犹太难民与迎接他们到来

    的心情日益紧张的25万已有犹太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后者经济富

    裕、富有教养，他们信奉改革派犹太教，思想美国化。而那些难民，

    他们绝大部分人说的是意第绪语，信奉的是正统教或哈西德教派，他

    们思想偏激，受了惊吓，迷信而且极度贫穷。美国犹太人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害怕新来者，尤其是这么惊人的数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

    为，反犹反应的产生是无法避免了。

    迄今为止，美国主流的新教徒社会，和以前的英国一样反天主教

    徒，但并不反犹太教徒，但是自从内战爆发，当犹太人被认为靠战争

    大发其财的时候，反犹主义开始逐渐抬头。1876年，新泽西海岸的一

    家宾馆在报纸上刊文公开宣布不接受犹太人入住，第二年，约瑟夫·

    赛利格曼本人就在萨拉托加度假地的著名宾馆被拒。犹太商人接着买

    下了萨拉托加的数家宾馆，最后出现的结果是，整个纽约地区的度假

    宾馆分成了接受犹太人和不接受犹太人两种。后来这种做法扩大到共

    济会会馆、乡村俱乐部，一些中小学和大学也像俄国那样开始实行名

    额限制。

    贫穷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大量抵达纽约自然导致这种新的反犹太

    亚文化快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给美国的犹太群体注入了

    焕发新生命的活力。他们将其从注定朽坏的上流社会的人变成一支崭

    新而充满活力的自由民族，这个民族在包容的国度里孕育出来，却在

    城市的楼顶大声宣扬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本性，这个城市，在他们的

    改造下，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犹太城市。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避难

    之城”，不仅如此——它还是权力的核心，届时将为全球犹太人的利

    益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富裕的纽约犹太人却还没有抓住欧洲犹太人的出逃所带来的

    机会。如果说和犹太历史上的诸多其他事件一样——比如说1648年的

    屠杀——此次事件最终也可以解释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要让他们从

    苦难当中得胜，那么此时他们尚未意识到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来。公正

    地说，他们抑制着恐惧的心理，尽自己一切所能来欢迎和接纳来自东

    方的大批移民。而有些人则具有更加细腻的洞察力。在沃德岛犹太移

    民救济中心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名年轻的女诗人名叫埃玛·拉扎勒斯

    （Emma Lazarus，1849—1887），爱默生发现了她的才华并对她进行

    栽培。她对古今的犹太文化燃烧着火一般的浪漫主义热情，她翻译了

    中世纪伟大诗人犹大·哈勒维的诗歌，翻译海涅的诗歌，她推崇朗费

    罗令人感动的《新港犹太墓地》一诗，但是不满诗中轻看犹太民族的

    结尾：“灭亡的民族国家将永不复兴。”这是不对的！犹太民族必将

    复兴！埃玛·拉扎勒斯出身一个古老、富裕的塞法迪家族，但是她从

    带着历史的负重在美国移民之路上艰难行走的穷苦的阿什克纳齐犹太

    人身上看到了一支未来的军队——一支将会在美国或以色列——或者

    两地，重建耶路撒冷的军队。她在《新世纪》杂志上驳斥反犹污蔑，

    为犹太人辩护（1882），对于美国思想和美国现实对欧洲受压迫穷人

    的真正意义，她或许比当时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加了解。当自由女神

    像在纽约港入口竖起的时候，她的十四行诗《新巨像》为自由赋予了

    不朽的声音：

    把你们那些疲惫困顿的人，

    你们那渴望自由呼吸的拥挤不堪的人都给我，

    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

    在这金色的大门旁，

    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更重要的是，埃玛·拉扎勒斯理解美国对于世界犹太人的意义。

    今后这些“拥挤不堪”的人难道不会站起来，不会强大起来，从新世

    界向旧世界伸去有力的援手吗？她的《犹太人的旗帜》是一首犹太复

    国主义诗歌，她的《致希伯来人书》（1882—1883）预告犹太文明在

    美国和圣地的共同努力下将会得到复兴。在拥挤在纽约贫民窟的那

    些“无家可归”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身上，埃玛·拉扎勒斯看到的不

    仅是生命，还有希望。[98]

    当然是生命，其数量之多令人望而生畏。当新来的移民涌入纽

    约，一座座新式的德式会堂渐渐扩散到曼哈顿上城。难民拥挤在下东

    区，这里只有1.5平方英里，以包厘街、第三大道、凯瑟琳街、第14街

    和东河为界。到了1910年，有54万犹太人被塞在所谓的“哑铃公

    寓”里，这些公寓都按照1879年市政府规定的式样建造，当时的规定

    要求楼里建有通风井。每栋楼高5—8层，宽25英尺，进深100英尺，每

    层楼面14个房间，只有一间有自然采光。纽约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是

    超高密度的第十区，这里分散在超过46个街区的1196栋旧式公寓居住

    着74401人（1893），人口密度相当于每英亩701.9人。这里也是缝纫

    行业的集中地，大部分移民受雇于这个行业，裁剪和缝制成衣，每周

    工作70小时，每间小屋挤着12名工人。到了1888年，纽约的241家制衣

    公司已经有234家是犹太人的公司。到了1913年，制衣业成为纽约最大

    的产业，16552家工厂几乎全都是犹太人所有，雇用的工人达312245

    名。

    这就是所谓的血汗劳动，但它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绝好

    途径。初来乍到的难民诚惶诚恐，任人摆布。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写道

    （1884）：在我们德国犹太贵族的慈善机构里，你可以看到装饰一新

    的办公室和精美的办公桌，但是这里的人们却表情严肃紧张。每个人

    都可怜巴巴地受到犯人一样的盘问，被人看轻，这些不幸的人失去了

    自尊，颤抖得像片叶子，仿佛在他面前的就是一名俄国官员。[99]20年

    后，这种顺服精神不见了，一个完全由犹太人领导的劳工运动诞生，

    通过四场大规模罢工，巩固了势力。东欧犹太人运用他们手中的缝纫

    针也走上了通往独立和获得尊严的道路。犹太移民在下东区的平均生

    活时间只有15年，然后他们继续流动，先来到哈林区（曾是富裕的德

    国犹太人聚居区），接着又来到布朗克斯和华盛顿高地，然后到康尼

    岛、弗拉特布什、博罗公园和东公园大道。他们的孩子进入大学深

    造，不少人成了医生和律师，有些成了小企业主，然后渐渐做大生

    意。曾经的犹太小贩，如今成立了邮购公司，遍布美国各地，其中以

    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为代表。在纽约，犹太人

    把小规模的商店和作坊渐渐扩大，变成了大型百货公司，来自巴伐利

    亚的本杰明·布卢明代尔家族，在1872年开了一家纺织品商店，到了

    1888年，他们东区商店的雇员达到了1000人。奥特曼兄弟公司的雇员

    有1600人。伊西多尔和内森·施特劳斯收购了梅西百货公司。其他家

    族集团创建了金贝儿兄弟公司、施特恩兄弟公司和布鲁克林的亚伯拉

    罕-施特劳斯公司。到了20世纪初，拥有100万说意第绪语人口的纽

    约，有了全球最大的意第绪语媒体，每天发售60万份报纸，四大报纸

    分别是《真理报》（激进，民族主义）、《犹太早报》（正统，保

    守）、《前进日报》（社会主义）、《犹太日报》（正统，犹太复国

    主义）。但是不久，纽约的英语新闻出版业也被犹太人控制了，阿瑟

    ·苏兹贝格和阿瑟·奥克斯经营《纽约时报》，多萝西·希夫和J.大

    卫·斯特恩经营《纽约邮报》，后来又相继出现一些著名的犹太出版

    公司——贺瑞斯·利弗莱创建利弗莱&博尼出版公司，乔治·奥本海姆

    和哈罗德·古因斯伯格创办维京出版社，理查德·利奥·西蒙和林肯

    ·舒斯特创办西蒙-舒斯特公司，贝内特·瑟夫兴办兰登书屋，艾尔弗

    雷德·诺夫创办诺夫出版公司。此时，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分别有超过

    60万人的犹太社会。布朗克斯的犹太人是总人口的38%，纽约的总人口

    中犹太人占了29%，是至此为止最大的种族。纽约共有164万犹太人

    （1920），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和说意第绪语的）城

    市。1880年，在总人口5000万的美国，犹太人数量只刚刚超过了25

    万；而40年以后，在总人口1亿1500万的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大幅增至

    450万，增幅达18倍。

    要让这个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就这样融入并消失在美国社会中是不

    可能的。这里是全球犹太人的缩影，其中有一些最狂热的信徒信奉的

    是最严格形式的犹太教。1880年，在美国200多座犹太会堂中，90%左

    右是改革派组织，但是随着新来者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运用自己的

    力量，他们的统治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1883年，希伯来联合学院

    的首届毕业典礼上发生了一个尴尬事件——希伯来联合学院是美国由

    改革派控制的主要拉比学院——餐桌上出现了虾和其他非犹太食品，

    宴会厅里顿时一片混乱，许多著名拉比拂袖而去。此事发生后，美国

    犹太人很快重新结盟。1886年，保守派成立了自己的犹太神学院，正

    统派也形成了组织框架，甚至到1890年，在533个美国犹太教区中，有

    316个属于正统派。最后犹太教形成了一个三重格局，保守派居于首

    位，正统派位居第二，改革派屈居第三。到了1910年，各种形式的犹

    太教在美国遍地开花。较富裕的改革派会堂，布道者身穿英国国教式

    样的礼袍，举行英国式的礼拜仪式，还有男女混合的座次、合唱团和

    管风琴。那一年，新式的以马内利会堂的犹大·马格内斯拉比不无自

    豪地告诉他的纽约会众说：“一位来自其他城市的著名基督徒律师对

    我说，星期天上午他在礼拜开始时来到这里竟然没有发现他是到了犹

    太会堂，直至布道者偶然的一句话暴露了事实。”[100]但5英里以内就

    可以找到分别让布拉格的马哈拉尔、美名大师托夫或者维尔纳加昂同

    样备感亲切的集会。那个时候，美国犹太团体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世俗

    化的犹太教，尚不能够有力地指明一个方向，遑论领导全世界的犹太

    人，但是它也开始变得有组织了：1906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成立。

    一旦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未来达成多数共识，他们就开始积累人口、

    金融、经济，以及尤为重要的政治实力。这一切都是1881年悲剧产生

    的直接结果。

    然而1881年悲剧所产生的结果还不止于此。历史就如同慢慢地完

    成的一场很大的拼图游戏，将一个个拼块分别归置到位。美国犹太人

    也是其中的一块，下一块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1881年事件对这一

    块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俄国的集体迫害事件发生之前，绝大多数犹

    太人认为他们的将来无非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当地社会同化。

    然而灾难发生后，一些犹太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犹太人思考的轴心

    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和自信，而是变得焦虑不安

    ——因此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俄国的恐怖事件让犹太人

    产生了这样的思考：难道不能成立一个理想的犹太社会？在这个社会

    里，犹太人不仅安全，而且没有痛苦，甚至能受到宽容对待，还能感

    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如同在家一样——一个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当

    家做主的地方。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并非一个崭新的思想，早在犹太人

    被流放巴比伦时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思想，《诗篇》中是不是就有“我

    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的诗句？[101]在1500

    多年里，每一代犹太人，每一个犹太社会中都会出现一个或两个将锡

    安视如梦想的人。有的亲回锡安实现个人的梦想：回到提比利亚，回

    到采法特，回到锡安。有的设想建立小规模的教区或聚居区。然而这

    些全都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加速

    弥赛亚行动的发生。德国拉比泽维·希尔施·卡利舍（1795—1874）

    就怀有这样的设想。1836年，这位拉比请求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

    族出资从阿拉伯人那里购买以色列地——或者至少耶路撒冷，以启动

    集合进程。1840年，在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和阿道夫·克雷米厄成

    功营救大马士革犹太社会之后，贝尔格莱德附近塞姆林的犹大·阿勒

    卡莱拉比（1798—1878）提出一个设想——可以将这一次特别行动作

    为参考模式，照此将世界上更多的犹太人团结起来，使之凝聚成国家

    的力量，把现代希伯来语作为这个国家的语言，把巴勒斯坦作为未来

    的弥赛亚王国，他认为，弥赛亚几乎时刻都有可能到来。他写了无数

    的小册子来宣传这个计划，为了表示诚意，他自己也移居到了以色列

    地。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世俗化的犹太人也梦想回到锡安。摩西·赫

    斯（Moses Hess，1812—1875）从黑格尔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但是

    不久他就退出了（对他而言）缺失灵魂的集体国际主义运动。和许多

    犹太人一样，人到中年，他也开始回归根本，只是他重拾犹太教的表

    现形式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他开始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历史发

    展形成的自然单位，因此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人竭尽全力与社会彻

    底同化，是背叛自己的本性。1859年，另一个长期处于分裂的古老民

    族意大利恢复国族认同，这让赫斯备受鼓舞，犹太人为何不能发动自

    己的民族复兴运动呢？在他的《罗马和耶路撒冷》这部伟大著作中，

    赫斯提出了犹太人可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观点。[102]他的这个观

    念，既避免马斯基尔矫枉过正的行为——他们是要让犹太人和当地社

    会同化直至消失，又排斥正统派对世俗世界完全视若无睹的做法。它

    将促使犹太人，借由自己创建的国家——既反对基督教的迷信，又反

    对伊斯兰教的东方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犹太思想，从而成为非

    犹太人的政治明灯。同时也将使他们实现自身的救赎，不是通过摧毁

    传统经济职能这种消极方法来实现，而是通过建设理想国的积极行动

    来达到目标。[103]

    但是所有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以及其他种种思想——都是

    设想在耶路撒冷或耶路撒冷附近建立某种类型的定居点，甚至末底改

    ·诺亚到最后也转变思想，认为他理想中的犹太社区应该是在约旦河

    沿岸一带，而不是在尼亚加拉河。总有少量的犹太人定期地前往巴勒

    斯坦，但即使阿勒卡莱也未能在那里真正建立起一处聚居地。然而没

    有一个初始的殖民过程，新的锡安，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抑或二

    者兼而有之的，又如何能建立起来呢？犹太人一旦想到殖民化的办

    法，就自然地想到了英国。英国是19世纪的殖民强国，此时它正走在

    征服地球表面四分之一面积的道路上，而且英国特别愿意接受犹太人

    的理想主义，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英国

    著名外长帕默斯顿勋爵积极支持温和的回归巴勒斯坦运动，著名首相

    本杰明·迪斯雷利更是将目光放得长远，他的小说《阿尔洛伊历险

    记》描写了主人公探寻如何让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手里。这个主题在

    他更加具体的犹太小说《坦克雷德》中再次出现，当然，也可以说迪

    斯雷利不过是有点浪漫情怀和丰富想象力的塞法迪，他实际上是务实

    地追求自己的政治仕途。但是迪斯雷利很有能耐，真的实现了他那些

    不切实际的理想。他在印度将一家商业公司变成了一个光华四射的商

    业帝国，虽然他没有对外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实际方案，但这些方案

    是确实存在的。1851年，在海威科姆，他和同事斯坦利勋爵在卡林顿

    勋爵家的林地里散步，斯坦利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天很冷，尽管他通常对天气的影响非常敏感，但此时他的心是火

    热的，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这寒冷的气温。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

    他停下脚步，站立在农场的一侧，解释他的具体计划。他说，（巴勒

    斯坦）有充足的天然便利条件，那里唯一缺的是劳动力和保护劳动力

    的措施，土地所有权可以向土耳其购买，钱是现成的，罗斯柴尔德家

    族和希伯来大资本家们都愿意伸出援手。土耳其帝国已经分崩离析，

    为了钱，土耳其政府什么都愿意做，唯一要做的就是建立有土地所有

    权、没有迫害的殖民地。国家地位问题可以留待这些都实现了再说。

    他还说（犹太）民族对这些想法很有兴趣。能够帮助他落实这些计划

    的就是下一个弥赛亚，是他的民族真正的救主。

    斯坦利补充说：“尽管这以后我多次看到他生气或者开心激动，

    但是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兴奋却是仅此一回。”[104]迪斯雷利很有

    可能临终时在病榻上还在想着这个计划，据说他弥留之际还在喃喃自

    语地说着希伯来语。[105]

    迪斯雷利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不仅体现了他的种族

    背景，更说明他也传承了英国的亲犹传统。英国的作家从小阅读钦定

    版《圣经》，对犹太人的过去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往往对他们

    如今的遭遇抱有深深的同情，拜伦的《希伯来歌集》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也有作家总是喜欢在小说中把犹太人写成令人讨厌的反社会角

    色，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1837—1838年连载）中忍不住

    就这样做了，小说中坏蛋费根被残酷地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尽

    管他的犹太人特点并不明显。伦敦的犹太人犯罪率很高，贫穷的阿什

    克纳齐社区尤其如此。最早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就有犹太人，1852年

    这个制度取消时，起码有1000名犹太人遭到了流放，其中有一个名为

    艾萨克（“艾奇”）·所罗门斯，人称“篱笆王子”，[106]据说狄更

    斯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费根。但是狄更斯极其痛恨有人说《雾都孤

    儿》是反犹小说，几乎是为了驳斥这种说法，他在《我们共同的朋

    友》（1864—1865年连载）中把莱亚先生塑造成他笔下最圣洁的人物

    之一，称他是“温柔的犹太人，他的民族怀有深深的感恩之心”。

    犹太人作为虚构人物出现在小说中是否作者有意为之，有时并不

    清楚。在维多利亚时代，犹太人常常使人联想到邋遢的红头发，以及

    拥有这一特征的一些讨厌人物，如《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尤赖亚·

    希普，安东尼·特罗洛普所作的《巴彻斯特大教堂》中的奥巴蒂安·

    斯洛普。特罗洛普有时候被批评塑造了坏犹太人的角色，无疑他不喜

    欢迪斯雷利（在他的政治小说中，迪斯雷利被塑造成达本尼先生），

    不过狄更斯、萨克雷等许多人都不喜欢迪斯雷利，这也未必是因为种

    族关系。迪斯雷利以牙还牙，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恩迪米昂》

    （1881）中对狄更斯和萨克雷大加嘲讽。特罗洛普创作了大量小说，

    塑造了无数外国人形象（他是19世纪游历最广的小说家），但是仔细

    阅读他的书就会发现他对犹太人并无偏见，在他多部政治小说中一再

    出现的马克斯·格斯勒夫人，是一名极其可敬的女子，《妮娜·巴拉

    塔卡》中的安东·特伦德尔松是令一个颇受特罗洛普同情的犹太人，

    即便是《如今世道》（1875）中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金融流氓奥古斯

    特·梅尔莫特，事实上他也没有说他是犹太人，在特罗洛普的心里，

    这个人物身世不明，但是他的原型显然是艾伯特·格兰特。格兰特，

    原名亚伯拉罕·戈特海默，1831年出生于都柏林，是一名商贩的儿

    子。此人成了基德明斯特议员，是伦敦莱斯特广场的开发商，伦敦不

    动产信贷公司和动产信贷公司及多家票据欺诈公司的总经理，1899年

    去世时一文不名。[107]

    然而，梅尔莫特的例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时英国社会在对待

    犹太人的态度上恰好处于一道分水岭。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受

    过教育的人士一般都亲犹，但是在这10年里，英国经济普遍下行，个

    人破产频频发生，社会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70年

    代中期开始，许多人认为伦敦大规模的市场操纵行为就是犹太人所

    为。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也同样能感觉到态度

    的变化，但是那里原本就存在反犹情绪，只不过现在更加激烈了。而

    在英国，反犹主义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了亲犹人士的不

    安，部分人士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承认这

    个“犹太人问题”的存在了。其中一个就是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爵

    士，他是第一个挖掘出耶路撒冷圣殿墙的人。1875年，也就是梅尔莫

    特这个人物问世的那一年，沃伦发表《应许之地：或土耳其的保证》

    一书。主要在英国的帮助之下，圣地的犹太人数量慢慢出现了上升，

    19世纪40年代超过了1万人。现在沃伦提出了一个大致符合迪斯雷利构

    想的建议，成立一个英国特许公司，向巴勒斯坦输送移民（作为交

    换，承担土耳其政府的部分国家债务），“其公开宣称的目的只是渐

    渐地输入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最终将占领并治理这个国家”。沃伦认

    为，大规模的资金和系统、科学化的开发，最终可以让这个国家供养

    1500万人口。

    同年春季，沃伦的声音得到了《黑森林》杂志一个更具影响力的

    声音的附和——该杂志开始连载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

    达》。这本书现在读者甚寡，从艺术性来说即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失

    败之作，但是从其实际作用来看或许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犹

    太复国主义的拼图游戏又拼入了重要的一块。乔治·艾略特自从17岁

    那年读了约瑟夫斯的历史著作后，就热切地关注犹太人的命运，对于

    《圣经》的评注和批判很有见地，她翻译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斯

    宾诺莎的著作。反犹玩笑令她反感，她说不清楚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

    意是“出于不敬还是因为愚蠢”。1866年，她结识了一名博学的犹太

    人，大英博物馆图书编目员艾曼纽·多伊奇，后者刚刚在《评论季

    刊》上发表了一篇向基督徒读者介绍《塔木德》的著名文章，试图在

    两个宗教之间建立起互相了解的桥梁。他用希伯来语给她上课，并在

    1869 年访问巴勒斯坦后成为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东

    方！”他从耶路撒冷写信回来：“我的疯狂念头终于全部得以实

    现！”[108]多伊奇死于癌症，在他患病期间，乔治·艾略特经常前往

    探访，多伊奇被他的热情深深地感动。19世纪70年代初，她开始参加

    一个任务庞大的读经并参加会堂礼拜的课程，以期创作一部犹太小

    说。她感到“必须以我的天性和知识所能达到的同情和理解来对待犹

    太人……我们这些在基督教里被抚养长大的西方人对希伯来人怀有一

    份特别的亏欠，并且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和他们之间在宗教或道

    德情感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共鸣”。[109]

    小说的创作和连载完成于1876年，这个过程对乔治·艾略特而言

    是一段巨大的情感经历，她是“含泪”写完这部小说的。书中的精神

    导师、犹太复国主义空想家名叫末底改，这位生命垂危的学者就是以

    多伊奇为原型，是“一个穷困潦倒、籍籍无名的人，因为疾病缠身而

    身体虚弱，死亡步步紧逼，如影相随，他深知自己的状况，却仍然热

    烈地生活在看不见的过去和将来中”。乔治·艾略特借多伊奇-末底改

    之口，表达了她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如果以色列受益，世界也将

    受益，因为东方的前锋将会有一个社会承传每一个伟大民族心中都深

    藏的文化和共同情感；将会有一片土地致力于化解各方的仇恨，如同

    比利时是西方的中立之地，以色列将是东方的中立之地。”这段名言

    对1914年那代人而言带上了悲哀的讽刺意味，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更是

    如此；但对当时而言，它表达了亲犹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即重建锡

    安将会给一个野蛮之地带来和平与文明。同时，这种思想也需要一个

    《坦克雷德》中那样的弥赛亚式人物，乔治·艾略特在其小说的主人

    公、由末底改指定的丹尼尔·德龙达身上成功地塑造了这样的人物。

    在故事的结尾，丹尼尔和米拉结为夫妻，准备前往东方，重树“我民

    的政治存在，为他们重新立国，为他们建立英国人那样的民族中心，

    尽管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风靡全球，销量巨大。19世纪的所有小说家

    中，她是最受知识分子敬重的一个，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都是如

    此。对他们所有人而言，尤其是成千上万被同化了的犹太人而言，这

    个故事第一次向他们展示了重回锡安的希望。迪斯雷利是少数几个没

    有读过此书的人之一，当有人问他是否看过这本小说时，他回答

    说：“我如果要看小说我就自己写。”但是其他人几乎全都看了。在

    纽约，它鼓舞了年轻的埃玛·拉扎勒斯；在《大英百科全书》著名的

    第11版（1911），“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条目里，吕西安·沃尔夫将

    会这么写，这部小说“让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受到了自沙巴泰·泽维以

    来最强烈的刺激”。[110]这本书在政治圈尤其被广泛阅读，对阿瑟·

    贝尔福这一代人来说，是这部小说让他们首次知道有犹太人问题的存

    在。[111]贝尔福认识乔治·艾略特是在1877年，也就是小说出版的第

    二年。但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谁将是真正的丹尼尔·德龙达？他将

    会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确，这就像是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1895年1月5日，在巴黎军事学院天寒地冻的庭院里，真正的丹尼

    尔·德龙达出现了。当时那里正在举行仪式，公开革除阿尔弗雷德·

    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上尉军职。德雷福斯是在法国陆军总

    参谋部服役的唯一犹太人，他被指控向德国人泄露机密而受到了审

    讯，而且——根据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在场

    旁观的有维也纳自由主义日报《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西奥多·赫茨

    尔（1860—1904），他是少数几个获准进入现场的记者之一，两周之

    前，他旁听了此案的庭审，目睹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此刻他站在一

    旁，看着德雷福斯被带到达拉斯将军面前，达拉斯大声斥责：“阿尔

    弗雷德·德雷福斯，你不配佩枪，我们以法国人民的名义革除你的军

    职！”德雷福斯当即大声回应：“战友们！无辜的人被革职！战友

    们！无辜的人受到了侮辱！法国万岁——陆军万岁！”随后，一名没

    有军衔的高级军士撕下他的肩章和纹饰，在膝盖上折断他的军刀。囚

    犯被押着在大院里游行示众，依然高喊他是无辜的。军事学院外面，

    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听到德雷福斯的喊声，人群开始吹起口哨，喊

    响口号。当赫茨尔离开军事学院的时候，他们开始高喊“处死德雷福

    斯！处死犹太人！”[112]之后不到6个月，他完成了将启动现代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进程的那本书——《犹太国》的草稿。

    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和赫茨尔向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变，都见证了

    犹太历史发展的重要进程，它们又是拼图游戏中的两块，都必须加以

    详细的探讨。首先，德雷福斯事件以及它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彻底地

    结束了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被同化了的西方犹太人

    乐观地以为欧洲社会对他们的接受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而且这个过

    程即将宣告完成。1871年，格雷茨几乎是用胜利的口吻结束《犹太

    史》的第十一卷，即最后一卷：“我比任何前辈都更加幸福，因为我

    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结束我的这部史书，犹太民族终于不仅在文明社

    会中获得了正义和自由，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此时，犹太民族

    终于有无限的自由可以发挥其才能，这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经历无尽

    的苦难后获得的权利。”

    这种日益增强的安全感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法国，犹太人

    享受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留下的自由主义历史遗产，人口数量也相对

    较少。讽刺的是，1870年法国战败后丢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失去了最

    大、最不受欢迎的阿尔萨斯聚居区，那里都是说德语的阿什克纳齐犹

    太人。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际，法国犹太人不足8.6万，而当时法国

    的总人口将近4000万。[113]犹太社会由政府资助的犹太中央议会管

    理，该机构属于宗教事务部，负责制定拉比选举规则，设定并承担拉

    比的薪俸。因此法国犹太教带有国家教会的某些特点——它的表现也

    的确像国教。犹太教的祈祷书上的“为法国祈祷”是这么写的：“以

    色列和全人类的保护者，全能的神，如果在所有宗教中，我们的宗教

    你看为最重，因为它乃是你亲手的作为，那么在所有的国家中，法国

    你最为喜悦，因为它最配得上你的喜悦。”结尾是：“愿（法国）不

    是独享宽容和正义，这样的独享虽是法国的荣耀，却是别国的耻辱。

    愿多国效法她，让她在和世界分享她的品位、她的语言、她的文学、

    她的艺术的同时，也让她分享自己的原则，毫无疑问后者更加重要和

    必要。”[114]

    1891年，当J.H.德雷福斯被立为巴黎大拉比时，他的主旨就是要

    在“法国精神”和“犹太教基本精神”之间建立联系，尤其是“在两

    个民族之间建立道德伦理上亲和关系”，因为法国是“现代的被拣选

    民族”。尼姆的卡恩拉比将法国大革命喻为“我们从埃及的出逃……

    现代的逾越节”。兰斯的赫尔曼拉比则说法国“受上帝选派为人类的

    命运指路……向全世界传播正义、平等和博爱这些伟大而美好的思

    想，这些思想原本是以色列独有的祖先遗训”。与美国的改革派犹太

    教颇为相似的是，法国犹太教也竭力融入当地的宗教环境。拉比的着

    装几乎和天主教神父一样，他们甚至考虑将安息日礼拜改到星期天，

    为儿童举办类似洗礼、初次圣礼的仪式。灵柩上的鲜花，奉献盘，临

    终探望，唱诗，管风琴，布道——这一切都是仿照基督教的做法。据

    估计，当时全法国大概只有500人是名副其实的正统派犹太教徒。

    犹太平信徒在保持同样低调姿态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谄

    媚的爱国主义。他们积极参与角逐法国政府提供的光华四射的奖项：

    考入精英大学，参加比赛，进入研究院，争夺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列

    昂·哈勒维写道：“所有（犹太）人都必须在习俗和语言上变成国家

    和制度层面的法国人……犹太人只是附加的身份，他们的主要身份是

    法国人。”[115]而欧内斯特·克雷缪-福厄这样写道，“让这个社会再

    也没有犹太人和基督徒之分，除非在祷告的时候！”詹姆斯·达梅斯

    特泰当上了高等研究院院长后心怀感激地说，以色列文化和法国文化

    从本质上说是相同的。法国大革命体现的是犹太教的意识形态，这两

    个对进步怀着坚定信念的被拣选民族，将会加快弥赛亚时代到来的步

    伐，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正义的全面胜利”。这些人都认

    为，反犹主义只是从德国来的舶来品，在法国表面上或许有人倾听，

    但绝无立足之地。

    但遗憾的是，事实远非如此。19世纪是一个伪科学种族理论风行

    的时代，法国也深陷其中。虽然最早的确是德国的语言学者在探索语

    言起源之时将发端于梵文的雅利安人种或印欧人种与发端于希伯来语

    族的闪米特人种作了区分，但是将这些观念普及开来的却是法国人，

    他们把语言和人种的概念混淆了起来。1853年，法国外交官约瑟夫·

    德·戈比诺伯爵（1816—1882）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人种不平等

    论》，称雅利安人是高尚的人种，闪米特（和拉丁）人是腐朽败坏的

    人种。这篇文章成了德国反犹分子的指导手册，对理查德·瓦格纳等

    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思想顽固的博学家欧内斯特·勒南（1823—

    1892）对法国人也产生了同样影响，他的《闪米特语言通史与比较体

    系》于1847年获得沃尔奈奖，他还有一部更重要的著作是《耶稣传》

    （1863）。《耶稣传》是19世纪这100年里法国出版的最成功的书，反

    教权主义者读了沾沾自喜，天主教徒读了惴惴不安。他认为，“闪米

    特人种相较于印欧人种是劣等人种”；他笔下的耶稣，这位人文主义

    英雄，之所以如此富有戏剧性，正是因为他被写成“几乎全无其种族

    的缺陷……又恰以无限的精致为首要特征”。爱德华·德吕蒙把勒南

    关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理论和图斯内尔认为犹太民族擅长金融诈骗

    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写成上下两册的《犹太人的法国》（1886）

    一书，这是所有反犹专著中写得最好、貌似最言之成理的一部，短时

    间内就有上百个版本出炉，为他成立“反犹联盟”和创办恶毒的反犹

    日报《自由宣言》（1889）提供了条件。

    因此，法国反犹主义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伪科学的，第二个层面就

    是嫉妒。既然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他们为何如此成功？因为他们欺

    骗，他们有阴谋。法国中上阶层的犹太儿童往往囊括所有奖项，朱利

    安·班达将会在若干年后这样写道：“在我看来，班达兄弟们在大赛

    上获奖是导致我们15年后不得不忍受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不管犹太

    人意识到与否，这样的成功对于其他法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侵犯行

    为。”[116]天赋异禀的赖纳赫三兄弟：律师兼政治家约瑟夫（1856—

    1921）、考古学家所罗门（1858—1932）和古典学者西奥多（1860—

    1928），又是获奖神童三人组。他们在法国人的学术文化竞赛上一次

    次击败法国人，拿下奖项。但是在1892年，巴拿马丑闻爆发，这是一

    个涉及金融操控和诈骗的巨大谜案，他们的叔叔雅克·赖纳赫男爵深

    陷其中。赖纳赫男爵的神秘死亡，或者是自杀，反而加重了法国社会

    不安，让反犹人士在愤怒之余更感到了满意——原来他们一直在干欺

    世盗名的勾当！1882年的总联邦银行丑闻和1889年的贴现银行丑闻

    ——两个事件都涉及犹太人——只是这个复杂谜案的序幕，似乎证实

    了德吕蒙书中的金融阴谋论，几乎每天都为《自由宣言》的“调查记

    者”提供了发布反犹报道的机会。巴黎是欧洲除伦敦外最大的金融中

    心，其银行家的花名册上密密麻麻地列着犹太人的名字：多伊奇、班

    伯格、海涅、李普曼、佩雷尔、埃弗吕西、斯特恩、比绍夫海姆、希

    尔施，（当然还有）赖纳赫——这足以说明一切！[117]

    法国的反犹主义还存在第三层：教权层面。在19世纪的后25年

    里，罗马天主教会统治集团与法国政府争斗不止，内部混乱不堪。他

    们对神职人员几乎没有控制权，对修会，尤其是圣母升天会成员更是

    无权干涉，后者由教皇选派，由教皇撑腰，通过组织大量群众前往罗

    马及卢尔德等新的奇迹发生地朝圣，意图“复兴法国的基督教”。圣

    母升天会成立于1847年，是最早采用大公司的做法来进行宗教复兴运

    动的修会，他们租用专列召集大量人群，创办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出版

    社——美好出版社——和发行量巨大的日报《十字架报》（1883）。

    [118]和之前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一样——在某些方面他们很

    像——他们也需要对手，他们找到了3个互相关联的对手：新教徒、共

    济会成员和犹太人。作为极端天主教徒的阴谋论，共济会阴谋的出现

    远远早于“科学”反犹主义的出现，在法国至少可以追溯到1789年。

    不少关于共济会的传说和仪式都与犹太教的喀巴拉有关，出现在天主

    教会大量的小册子和书籍中。而且，因为圣母升天会相信自从16世纪

    以来许多新教徒都是隐秘的犹太教徒和马拉诺人，所以要把这三类人

    绑在一起成为一个魔鬼三重组合并不难。1882年，天主教徒的银行机

    构总联邦银行破产，圣母升天会认定这就是它们的阴谋所致。第二

    年，他们成立报社以对抗这个阴谋，次年，他们的保护人利奥十三世

    正式谴责共济会是魔鬼的工作。《十字架报》发誓要与“这三个仇

    敌”作斗争……这三个仇敌分别是：新教，其目的是要摧毁天主教，

    即法国的灵魂；犹太教，其目的是要抢夺国家财富，即法国的肉体；

    还有就是共济会，它是前两者的自然组合，其目的是要同时摧毁法国

    的灵魂与肉体！[119]

    在这个精心策划的仇恨和诽谤大背景下，1881年的俄国事件及其

    影响，让法国老百姓，尤其是巴黎普通市民，亲身感受到了“犹太人

    问题”的存在，这让法国固有的犹太社会受到了一记致命打击。在一

    代人的时间里，法国接收了12万犹太难民，使法国犹太人的人数增加

    了一倍以上。这些贫穷而又庸碌无为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显然符合

    德吕蒙和《十字架报》所宣传的犹太人形象。而且，与此同时还有源

    源不断地从阿尔萨斯社会来的不甘忍受德国占领的犹太人，包括1871

    年抵达巴黎但是生意关系还留在米卢斯的德雷福斯家族，这家人是热

    切得近乎狂热的法国爱国主义者，获得法国陆军部的军衔是阿尔雷勒

    德·德雷福斯从小的梦想。在陆军总参谋部终于进行了改组，其社会

    基础得以扩大后，德雷福斯成了选拔进总参谋部任职的首个犹太人，

    这对他而言是无上的骄傲。但是阿尔萨斯犹太人的爱国情结很有讽刺

    的意味。19世纪90年代，法国因为战争失利和领土被抢依然耿耿于

    怀，一方面急切地寻找报复机会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进一

    步侵略，因此在这个多疑的国家，凡是和德国稍有关联的人都成了可

    疑人物，阿尔萨斯的犹太人也不例外。1894年1月，法国与它的新盟友

    沙俄暗中签订了第一个军事协定，此举让犹太人在法国人眼里变得更

    为可疑，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最恨沙皇政权。法国犹太人尽了自己最大

    努力。在反犹最激烈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诞辰那天，全巴黎的犹太会

    堂都举行专门的祷告会为他祈福，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起作用。犹太人

    的每一个爱国举动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反犹分子的怀疑：“他们干得

    出来，不是吗？”

    1894年7月，当时指挥第74步兵团的少校埃斯特哈齐伯爵勾结德国

    大使馆，次月，这名挥霍无度的赌徒交给大使馆看门人一封信，上面

    列了一份清单，是他为了换钱准备向德国提供的文件。9月26日，这封

    信落到了总参谋部“统计科”（反间谍机构的掩护）休伯特·亨利少

    校手中。尽管总参谋部改组不久，但内部人员依然办事能力低下，管

    理混乱，统计科尤其如此，这个科室几乎不做任何记录或登记，他们

    常常伪造安插文件，但是又不做记录，因此真假文件混淆的事情时有

    发生。有一回卖了个旧保险箱，买主发现里面竟然还有绝密文件，类

    似事件频频发生。统计科哪怕稍有点儿业务能力也不至于发生德雷福

    斯事件，因为埃斯特哈齐是个极不专业的间谍。关于这封便笺，所有

    证据都指向他，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总参谋部的人干

    的，有些证据直接就排除了德雷福斯上尉。但是统计科的负责人让-康

    拉德·桑德赫尔上校虽然也来自阿尔萨斯，但是痛恨德国人，而且是

    个皈依天主教的反犹分子。当另一个反犹分子亨利上校提出德雷福斯

    的名字时，桑德赫尔上校拍着脑门惊呼道：“我早该想到的！”[120]

    尽管如此，陆军部并没有针对德雷福斯的反犹阴谋，所有相关人

    员都表现出了诚实的行为，只有亨利除外，他甚至还伪造了不利于德

    雷福斯的证据。挑起这个事端的是德吕蒙和圣母升天会，《自由宣

    言》率先报道一名犹太军官因叛国罪被秘密逮捕的消息。1894年11月9

    日，离审判还有几个星期，它就宣称“叛国事件”是“犹太人”干

    的。《十字架报》也加入了迫害运动。包括五名陆军上将在内的犹太

    社会领袖惊骇了，他们试图平息此事，当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并被送往

    魔鬼岛服刑时，他们相信了，而且感到深深的羞愧，更想让事情快点

    过去。德雷福斯的家人却坚信他无罪，他们聘请言行谨慎的律师在背

    地里默默地收集证据，希望为其平反。这是犹太人在遭遇不公时做出

    的一贯反应。

    然而，赫茨尔并非唯一被激怒并做出行动的犹太人。另一人就是

    来自尼姆的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1865—1903），一名

    年轻的象征主义作家，相信犹太人应与当地社会完全同化，甚至还是

    个无政府主义者。此刻，他首次为犹太人的事情感到不安，他着手调

    查此事，但是德雷福斯家人的反应很是冷淡。这样的事件竟然没有引

    起犹太人的公愤，这让他义愤填膺，他写道，这是“过去一贯受迫害

    而形成的可悲习惯——他们任凭挨打从不反抗，只会躬身自保，只会

    坐等暴风雨过去，只会装死免得被雷打”。通过自己的调查，他确信

    德雷福斯是清白的，是受到了诬陷。1896年年底，他在布鲁塞尔发表

    了一份小册子——《一宗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真相》，首次以犹太

    人的立场提出反犹问题：“因为是犹太人，他遭到了逮捕；因为是犹

    太人，他被判有罪；因为是犹太人，为他发出的正义的声音、真理的

    声音得不到倾听。”对拉扎尔而言，德雷福斯是典型的犹太殉道者：

    他身上不仅体现了这个受压迫民族几百年来的苦难遭遇，更是代

    表了他们今天的痛苦。通过他，我看到了俄国犹太人在监狱里苦苦煎

    熬……罗马尼亚犹太人被剥夺了人权，加利西亚犹太人被金融信托机

    构榨尽血汗，被牧师煽动变得疯狂的农民抢劫财产……阿尔及尔犹太

    人遭人殴打抢劫，纽约和伦敦贫民窟里的不幸移民在饥饿中死去，对

    生活的绝望驱使他们所有人来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寻求庇护，他们终

    将在那里找到正义，这样的正义，也是他们中的精英为全人类提出的

    主张。[121]

    发表小册子后，拉扎尔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恳请犹太知名人士

    参与此案，谋求重审。他早早地将一个关键人物——著名犹太律师约

    瑟夫·赖纳赫争取了过来，这让正义的天平开始向犹太社会倾斜，现

    在事情变得严重了。许多犹太青年起来投身于这场运动，马塞尔·普

    鲁斯特就是其中一位。“ 我是第一个德雷福斯派人物， ” 他写

    道，“是我去找阿纳托尔·法朗士签字的。”[122]签字就是为“知识

    分子请愿书”签字，目的是争取著名作家支持这次行动。此举是成功

    的，因为它吸引了非犹太进步人士对事件的关注。其中一位便是爱弥

    尔·左拉，当时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左拉对事情进行调查后写了一

    篇长文，为德雷福斯辩护，文章被送到当时的政坛新秀、自由派报纸

    《震旦报》的负责人乔治·克里孟梭那里，而将这篇文章以《我控

    诉！》的标题刊登在报纸的头版（1898年1月13日）则是克里孟梭的主

    意。至此，德雷福斯事件算是真正开始了。4天以后，南特爆发了反犹

    骚乱，蔓延至南锡、雷恩、波尔多、图尔农、蒙彼利埃、马赛、图卢

    兹、昂热、勒阿弗、奥尔良以及其他多个城市。在法国本土，这场运

    动不过是学生和地痞流氓打砸犹太人的商店橱窗，可是在阿尔及尔，

    骚乱持续了4天，整个犹太社区都遭到了洗劫。带头者没有一个遭到逮

    捕。

    如果德雷福斯事件升级，那恰恰是犹太统治集团所害怕的。但是

    什么也阻止不了势态的两极分化。当陆军部被要求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时，他们统一口径，拒绝认错。当他们中的皮卡尔少校拿出证据指向

    埃斯特哈齐时，被捕和入狱的却是皮卡尔。左拉也遭到了审讯，被迫

    逃亡国外。1898年2月，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成立全国性组织“人权联

    盟”，为争取德雷福斯获释而努力。以作家夏尔·莫拉斯为首的德雷

    福斯的反对者则成立“法兰西祖国联盟”作为回击，以“捍卫陆军部

    和法国的名誉”。拉扎尔和德吕蒙进行了一场决斗（无人受伤）；因

    为这件事，至少还发生了32起决斗，一名犹太人被杀。1898年1月，法

    国众议院里面，让·饶勒斯在台上发表演讲，台下则是有人抡起拳头

    打成一片的恐怖场面，外面暴民群情激昂。外交官保罗·康朋从君士

    坦丁堡回到巴黎时抱怨道：“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会被人归为

    犹太人的敌人或朋友，或是陆军部的敌人或朋友。”[123]

    德雷福斯事件震动了法国社会整整10年之久，不仅是犹太历史上

    也是法国历史上， 甚至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 知识分

    子”（intelligentsia）一词由此诞生，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阶层，

    成为欧洲社会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中解放了的犹太人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时候还起着主导作用。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不仅仅

    是法国的问题：谁来领导我们的文化？法国的无产阶级坚决置身事

    外，暴民都是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我不得不承认，”克列孟梭坦承

    道，“工人阶级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124]但是对知识阶层来

    说，这件事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卡朗达什作了一幅餐厅里家

    具被砸乱、客人在地上对打的漫画，它的题目是：“有人提到了这件

    事。”巴黎社会，包括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分成了两大阵营，这场

    冲突一再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普鲁斯特的《让·桑德伊》、左拉的

    《真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企鹅岛》和《贝日莱先生在巴

    黎》，以及拉夫顿和多奈的剧本，夏尔·莫拉斯、罗歇·马丁·杜伽

    尔、夏尔·佩吉以及《约翰·巴卢瓦》都描写过这场冲突。[125]布里

    萨克公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和吕内公爵，以及于泽斯公爵夫人领导的

    贵族季刊《巴黎郊区》大力支持反德雷福斯运动，许多作家也加入了

    他们的行列，如保尔·瓦雷里和莫里斯·巴莱斯；大画家埃德加·德

    加发现自己和所有的犹太朋友产生了分歧。法兰西祖国联盟（1899）

    的会员分类显示，70%以上的人拥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依次）由学

    生、律师、医生、大学教师、艺术家和文人组成，名单中有87人是法

    兰西公学院和研究所的成员，26人是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共40名成

    员）。[126]德雷福斯反对者的社交中心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

    华》中斯万夫人的原型——马特尔伯爵夫人的沙龙。[127]他们都坚决

    相信有个由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无神论者组成的（神秘的）秘密组

    织， 他们称之为“ 辛迪加” 。波利尼亚克亲王曾经问普鲁斯

    特：“哎，那个老牌的辛迪加如今在干什么？”

    站在德雷福斯这一边的有普鲁斯特小说中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原

    型——吉纳维芙·施特劳斯夫人主持的沙龙。施特劳斯夫人出生于哈

    勒维家族——中产阶级上层新教徒犹太家族中最大的一个，她交往的

    都是艺术、音乐和文人圈子里的人，[128]她利用自己的沙龙组织了这

    次知识分子请愿活动。沙龙的主角是赖纳赫，此刻德雷福斯阵营由他

    负责。他有“ 一副木头和皮革般的嗓子， ” 莱昂· 都德这样写

    道，“常常从一把椅子跳到另一把椅子，追逐那些裸着酥胸的女宾，

    勇猛得像一头洋洋自得的大猩猩。”不过都德的说法颇有成见，普鲁

    斯特则较为温和：“他很滑稽，但是人不错，尽管我们不得不假装他

    是西塞罗转世。”支持德雷福斯的另一位女主人是圣维克托夫人，被

    人称为“我们的修订夫人”，还有一位是梅纳德·杜利安夫人（普鲁

    斯特笔下凡尔杜兰夫人的原型），她在费散德里路主持被称为“德雷

    福斯运动堡垒”的极左翼沙龙，那个认为是教权集团和军方策划了德

    雷福斯案的（同样神秘的）亲犹阴谋论就是在这里出炉的。不过有些

    沙龙的女主人，如敖德农夫人，对两派人士都表示欢迎，她喜欢听他

    们争吵。当有个拒绝支持德雷福斯的客人进门的对手问她：“你怎么

    对付你的犹太人？”她回答道：“我继续留着他们。”[129]

    但是在这些社交活动表面的背后，真正的——最终对犹太人来说

    是悲剧性的——问题开始渐渐显现。德雷福斯事件是一桩简单错案被

    两边的极端分子利用的典型例子。德吕蒙和圣母升天会对德雷福斯被

    判罪一事大做文章，借势发起了反犹太人的运动。犹太知识青年和他

    们不断壮大的激进盟友队伍，开始只是要求正义，最后却要寻求全面

    的胜利和报复。在此过程中，他们向敌人有力地展示了犹太和亲犹知

    识分子的力量。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初，反犹分子一如既往地掌握着

    全部的好牌，尤其是在出版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1881年出台

    的自由新闻法让德吕蒙那块恶毒的反犹主义招牌变得合法了。这个新

    闻法原本是为了解除之前不允许批判宗教团体的禁令，目的是让天主

    教会接受新闻记者的调查。新闻自由，最起码从一开始来说是对犹太

    人不利的（后来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是这样）。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

    之前，犹太人为了回应《自由宣言》而创办的唯一一份报纸《真实宣

    言》（1893）遭遇了尴尬的失败。一开始，报界是一边倒的反德雷福

    斯，除了那些反犹报纸——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在20万到30万，常见

    的报纸，《小日报》（110万份）、《小巴黎人报》（75万份）和《日

    报》（50万份），也都支持既有秩序。[130]

    自1897年起，随着《震旦报》和女性主义日报《投石党报》的创

    办，犹太人及其盟友也开始进行反击。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案件无疑让

    他们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但是他们展现这个好处的能力却是逐渐

    发展起来的。世俗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团结起来亮明自己的观点尚属

    首次。他们借助摄影、电影等新媒介作为宣传工具，拍下了阿尔及尔

    迫害犹太人事件的连续镜头。[131]早在1899年就有电影制作先驱乔治

    ·梅里爱制作了11个短片，展现德雷福斯事件的场景，这些短片每次

    放映都会在观众中引发打斗。[132]当中立报刊在他们身后左右摇摆的

    时候，德雷福斯派开始渐渐地让媒体的天平朝着自己倾斜。在法国以

    外，他们在各地都占领了明显的舆论优势；在法国国内，他们的媒体

    力量逐渐增强，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被

    一些奇怪的意外事件推动着往前，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德雷福斯派

    而言让事态真正出现转机的，是1899年2月16日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

    突然病故。这位对德雷福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总统在和情妇玛格丽特

    ·斯坦海尔幽会时突发脑溢血，倒下时紧紧抓住她的头发不放，当时

    斯坦海尔赤身裸体——是她惊恐的尖叫声让工作人员破门闯入被他上

    了锁的书房。

    此后，反德雷福斯阵营开始做出让步。德雷福斯被人从魔鬼岛带

    回来，此时的他已经头发花白，还染上了疟疾，几乎丧失了语言能

    力。法院对他进行了复审，依然判他有罪，但是同意给予特赦。迫于

    家庭和老资格的犹太当权派的压力，他接受了特赦。这让正从德雷福

    斯运动中得益的那些人，克列孟梭等激进的政客，犹太和非犹太的新

    知识分子感到非常气愤。“我们愿意为德雷福斯一死，”夏尔·佩吉

    愤怒地写道，“可他自己却不愿意。”[133]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似

    乎和许多犹太前辈一样已经意识到，将这场官司打到底就是激化和坐

    实法国的反犹主义，最后还会让它制度化。据都德说，他曾对站在他

    这边的狂热分子说：“自从离开魔鬼岛我就没有过片刻的安宁，”或

    者“你们都给我闭嘴，不然我就认罪。”[134]他甚至还带着犹太人的

    讽刺口吻说：“你知道，无风不起浪啊。”但是此时文字和激进左翼

    联合产生的新力量已经失控，它要继续寻求报复和全面胜利，最后两

    个目的都达到了。圣母升天会被踢出了法国，左翼在1906年的选举中

    大获全胜，德雷福斯恢复军职，成了一名将军，皮卡尔当上了战争部

    部长。现在由德雷福斯支持者控制的政府对教会发起了一场毁灭性的

    运动。就这样，极端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仅成功地挑起了这个

    事件，而且还打赢了这场战争。[135]

    但是代价还是有的，而付出代价的还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已经制

    度化，夏尔·莫拉斯创建的“法兰西祖国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变成了一个亲法西斯和反犹运动组织，成为1941—1944年维希政

    府内最邪恶的元素，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协助将成千上万的法国本地

    或前来避难的犹太人送上死亡之路。德雷福斯支持者的胜利让许多法

    国人确信，犹太人的阴谋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赘言，所谓的阴谋论纯

    属无稽之谈，犹太人也绝无任何阴谋。约瑟夫·赖纳赫不仅证明了当

    事人的清白，而且还第一个写下了这一事件的完整经过，他在第六

    卷，即最后一卷里表示了他对支持者过激行为的反对和担忧。[136]这

    件事也没有谁在幕后策划，最接近幕后主使的是有着超级精英风格的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吕西安·赫尔，但他是新教徒圈子

    而非犹太人圈子里的主要人物。[137]然而，德雷福斯事件让犹太知识

    分子的力量得以展现，犹太作家此刻信步法国知识界的从容姿态，以

    及围绕这一事件的大量文学作品十有八九支持德雷福斯的事实，都让

    总体上认同犹太人观点的法国人产生了不安。在新教徒小说家安德烈

    ·纪德的日记里，1914年1月24日关于其朋友莱昂·布鲁姆的一段文字

    具有重要的价值。布鲁姆是支持德雷福斯的犹太青年领袖，后来当上

    了法国总理。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布鲁姆显然打算时刻偏袒、关心犹太人……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犹

    太民族是优等民族，他们的命运长期以来受别人主宰，如今受到召唤

    要起来主宰别人，他以全力以赴取得胜利为己任……他认为，犹太人

    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重要的是要承认和确立犹太人在各个领域，在

    艺术、知识和工业等各个方面的优越性。

    接着纪德对在他看来法国文化已被犹太人主宰的现象表示了反

    对；犹太人难道不能用别的语言写作吗——他们为什么非要用法语来

    写？

    今天的法国文学不是法国文学，而是犹太文学……如果说要以它

    的重要价值作为代价，那么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与我何干呢？当法国

    人缺乏力量，那么他宁可消失也不要让粗蛮人以他的名义来越俎代

    庖。[138]

    这正是赫茨尔所开始担心的论点。犹太人因为大举进入欧洲文化

    领域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而招致越来越多的抵制，事实上正是这方面

    的忧虑一步步地将赫茨尔逼上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即使那个时候他尚

    未亲眼目睹德雷福斯在1895年那个彻骨寒冷的早晨被革除军职。因为

    在他的故乡维也纳，犹太人“入侵”当地文化的现象比法国更为明

    显，他们遭遇的仇恨也远比在法国更深。他本人也是其中的当事人之

    一。

    赫茨尔是犹太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和迪斯雷利一样，他那

    戏剧性的浮夸作风掩盖了内心的悲情。有关他的文献资料数量众多，

    他把自己写过的每一张小纸片，甚至账单和门票都保存了下来。[139]

    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他的近乎百万富翁的银行家父亲，在

    1873年的大股灾中变得一无所有；他的母亲是德国的人文学家和民族

    主义者，是个严厉的人，人称“格拉古兄弟[13]的母亲”。在一个“东

    方犹太人”成为最恶毒的谩骂的国家，这家人自称塞法迪，事实上他

    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阿什克纳齐（来自西里西亚）。他只受过一点

    犹太教育，对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一无所知，他的受戒礼被称为“坚

    信礼[14]”，从小就渴望自己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成

    为一名成功的剧作家，妻子是石油大亨尤利·纳斯切尔之女，她带来

    的丰厚妆奁使他成了一名闲暇的文人。他总是穿着考究，蓄着亚述人

    那种浓密黑亮的大胡子，黑亮的眼睛闪着浪漫的光芒。他和年轻的阿

    图尔·施尼茨勒走过维也纳城堡剧院时向他夸下海口：“总有一天我

    会进到那里面去。”然而从外表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像奥地利剧作家，

    倒更像是一位拿西，即犹大王子。他的面容，马丁·布伯写道，“被

    弥赛亚的目光照亮了”。连无神论者马克斯·诺尔道都说那是“神的

    杰作”。弗朗茨·罗森茨维格说他的脸“表明摩西是真实的人物”；

    弗洛伊德称他在遇见赫茨尔之前就梦见过这位奇人。[140]其他人没有

    如此夸张，他的表弟劳乌尔·奥尔恩海默说他看上去“像一个受了侮

    辱的阿拉伯酋长”。

    赫茨尔喜欢讲一些好笑的反犹笑话来弥补他的相貌。他从奥斯坦

    德写信给父母：“海滩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不少，其他度假

    者都面容可亲。”“昨日特雷特尔夫妇家大聚会，”这是他从柏林的

    来信，“三四十个猥琐的犹太男女，不忍直视。”维也纳的犹太人专

    爱搞黑色幽默，用反犹话语自嘲。当奥地利首相爱德华·塔弗问加利

    西亚议员约瑟夫·布洛赫，奥莫茨采邑大主教西奥多·科恩博士是否

    已经改宗时，布洛赫是这么回答他的：“放心吧，首相大人，如果他

    还是犹太人就不会再叫科恩了。”他们会开玩笑说：“反犹主义直到

    犹太人推了一把才开始成功的。”[141]有些犹太人有意不生儿育女，

    为了不让“犹太人问题延续下去”，有些则像赫茨尔一样也考虑受洗

    改信基督教，“我自己是绝不会去改宗的”，他写道：

    但是我支持改宗。对我来说就算了，但是对于儿子汉斯，我十分

    苦恼。我也问过自己，我是否有权利要让他也像我那样过着不幸和黑

    暗的生活……所以说，一定要让犹太男孩趁早改宗，在他们必须为自

    己作出考虑之前，在他们有能力反对之前，在他们认为改宗是懦弱的

    表现之前。他们必须消失在人群中。[142]

    但是，犹太人能够消失在人群中吗？在日耳曼世界，尤其在南

    部，反犹主义依然有着强烈的宗教基础；反犹主义在普通民众中间仍

    然以“犹太猪”为符号。但是社会等级越高，越世俗，它便越是与文

    化和种族有关，受洗也不起作用。19世纪德国对犹太人的憎恨又多了

    一个民族基础，一开始它是反对拿破仑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个重要

    事件是1817年德国兄弟会在瓦尔特堡举行大型集会，焚烧所谓的“毒

    害民族文化”的“外国”书籍。[143]这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的德国和

    奥地利逐渐盛行，认为（良性、有机和自然的）“文化”和（腐化、

    人为和贫瘠的）“文明”具有重要的区别。每种文化都有灵魂，这种

    灵魂是由当地的风貌来决定。因此，德国文化与世界的和外来的文明

    的对立是永恒的。谁来代表文明的原则？为什么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文化的犹太人？它的理由是典型的犹太

    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对的观点。他们若是抱着隔离区的犹太教不放，就

    会被说成异族人；他们若是世俗化，“经过启蒙”，就会被说成外来

    文明。这种对犹太人的民族排外心理表现为各种形式。它催生了“青

    年运动”组织，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到处漫游，在篝火边弹吉他唱

    歌，他们拒绝接受犹太人加入，犹太人只得自己组织了一个青年运

    动。这个排斥犹太人的学生组织控制了在德国社会越来越占据重要地

    位的学生阶层；他们将犹太人赶出俱乐部——赫茨尔还没来得及自己

    退出就遭到了“开除”——他们甚至拒绝和犹太人决斗，其理由是犹

    太人没有“尊严”可以丢失。它还促进了绿党鼻祖环保运动组织的成

    立，他们反对工业，反对大规模金融（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反对

    不断扩张的大城市——培育世界性犹太人的温床：柏林和维也纳这两

    个“犹太人的城市”尤其为民众所痛恨。他们将《土地与人民》一书

    奉为《圣经》，该书的作者是慕尼黑大学教授和博物馆馆长，此人意

    欲在德国重建类似中世纪的小镇，消灭“无根的”（他最喜欢用这词

    骂人）无产阶级，尤其是流动工人，更重要的还有犹太人，是他们缔

    造了大城市，即“日耳曼主义的坟墓”。

    民族形式的反犹主义运动纷繁复杂，互相矛盾，互不调和，无处

    不在。其中有许多小说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如威廉·冯·波棱茨的

    《农夫比特那》（1895）和赫尔曼·罗恩斯的《狼人》（1910），都

    把犹太人描绘成不择手段赚钱的无良掮客和商人，他们欺骗农民，窃

    取他们的土地；德国农民联合会是强烈反犹的组织。民族反犹主义还

    包括以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为首的一派历史学家，他们指控犹太

    人的外来侵入破坏了德国“自然的”历史发展进程，首次让反犹主义

    在学术圈里变得堂皇体面起来。参与反犹运动的还有那些误用达尔文

    研究成果，创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和伪科学家。所谓的社

    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认为不同人种之间互相竞争，“适者生存”。当

    时艾尔弗雷德·克虏伯赞助了一个论文奖项，主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国家政策中的运用，获奖作品均主张推行严厉政策，保护本族人

    民，如将犹太人等“劣等”民族送到前线充当炮灰。它还包含了一种

    新的元素，即德国新异教主义。因此，保罗·德·拉加尔德反对基督

    教——犹太人保罗的错误发明，希望用德国特有的民族宗教取而代

    之，这种宗教将发起十字军运动驱逐犹太人，让他们随同其国际性的

    实利主义阴谋从德国的神圣土地上消失，他预言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

    将爆发一场大决战。另外还有聚集在理查德·瓦格纳周围、从19世纪

    70年代起主宰德国乐坛的那个音乐圈，吸收了先是戈比诺、后是休斯

    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人种学说，认为德国异教民族文化是“纯

    粹”的，而世界性思想受到了犹太教的侵蚀，已经腐败，二者在艺术

    方面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些观点的表达方式都蕴含非常可怕的暴力情绪。德·拉加尔德

    原名波提切尔， 他竭力主张对犹太“ 寄生虫” 发动物理上的战

    争：“寄生虫和细菌，我们不可能和他们谈判，他们也无法接受教

    育，必须尽快彻底地消灭他们。”瓦格纳也主张让犹太人没落。“我

    认为犹太人种是纯洁的人性以及人类所有高尚品格的天然敌人；德国

    人必将在他们面前沉沦。犹太教已经开始控制一切，或许我是最后一

    个知道作为艺术爱好者如何站起来和犹太教对抗的德国人。”这段话

    出现在他的《宗教与艺术》（1881）一书中，出版的那一年正赶上俄

    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引发了一波新的难民潮，大量“东方犹太人”涌

    入中欧。瓦格纳对反犹主义的强化作用，尤其在中上阶层中影响特别

    巨大。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个人立场，而且还因为他反复地提出这个观

    点——并援引无数的例子来说明——犹太人正在逐渐“攻克”德国的

    文化堡垒，尤其是它的音乐，甚至他们所称的“天才”，他坚决认为

    ——贾科莫·梅耶贝尔、门德尔松或海涅——都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

    人，与此同时，一群犹太掮客控制了重要的评论媒体、出版业、剧院

    和歌剧、画廊和艺术代理机构。瓦格纳的著述让欧根·杜林义愤填

    膺，后者在19世纪80年代这10年里连续发表多部向犹太人发起种族攻

    击的书，这些书拥有大量读者。“犹太人问题，”他宣扬说，应该

    用“屠杀和灭绝”的方法来“解决”。

    犹太人四面楚歌，批评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左翼的，也有来自

    右翼的；有来自贵族的，也有来自民粹主义者的；有来自工厂的，也

    有来自农田的；有来自学术机构的，也有来自贫民区的；有来自音乐

    界的，也有来自文学界的，科学界当然是不用说了。面对这些攻击，

    犹太人该怎么办？犹太性真如海涅尖刻所言的那样，是不可救治的疾

    病吗？他们无论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都会受到攻击。“你怎样都可

    以，”阿瑟·显尼支勒写道，“你可以无所谓、麻木不仁或者厚颜无

    耻，也可以神经过敏、小心翼翼，总是一副受迫害的心情。”[144]根

    据1881—1882年俄国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一名俄国犹太人利奥·平

    斯克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自我解放》（1882），他在书中指出，让

    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同化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身为犹太人，你无论如

    何都会受人攻击：“在活人眼里，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眼里，他

    们是异客，是流浪者；在拥有财产的人眼里，他们是乞丐；在穷人眼

    里，他们是靠剥削别人发财的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眼里，他们是没有

    国家的人； 在所有阶级的人的眼里， 他们是受人憎恨的竞争对

    手。”[145]这一点维也纳犹太人比谁都更清楚，正如雅可布·瓦塞尔

    曼后来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说法，犹太人对于变化多端的反犹主义毫无

    办法：

    你想默默无闻也不行，他们会说，看这懦夫，心里有鬼，就悄悄

    地躲起来了。你想走到他们当中伸出援手也不行，他们会说：他凭什

    么可以这样随意给别人压力？你想当他们是战友或同胞、得到他们的

    信任也不行，他们会说：他是普罗透斯[15]，会随时变脸。你想帮助他

    们挣脱奴隶的枷锁也不行，他们会说：他一定觉得这样做有利可图。

    你想解个毒也不行。[146]

    随着反犹思想渗透至政治，在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中，越来越深的

    绝望情绪更是得到了强化。19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丑闻、80年代

    从俄国地区出逃的东方犹太人的大量涌入，让反犹主义火上浇油、愈

    演愈烈；到了90年代，反犹主义更是堂而皇之地进入议会，反犹法规

    呼之欲出。1879年，汉堡无政府主义政治手册作家威廉·马尔成

    立“反犹联盟”，借此将“反犹主义”一词纳入了政治词汇。同年，

    柏林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说服他那个规模不大的基督教社会

    主义工人党采用反犹党纲。1882年，首届国际反犹太人大会在德累斯

    顿召开；卡塞尔（1886）和波鸿（1889）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同

    时，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激进人士卡尔·鲁伊格在维也纳一带纠集声势

    浩大的反犹运动。1886年，德国选出首名官方的反犹议员；到1890

    年，这样的议员增加到了4名，1893年增加到16名。到1895年，反犹分

    子几乎成了下议院的多数派，在维也纳，鲁伊格所在的基督教社会党

    拥有56个席位，而自由党是71个席位，许多德语区城市都有报道称有

    袭击犹太人和反犹学生阻挠犹太学者讲课的事件发生。

    赫茨尔就是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开始放弃他的同化主义

    立场。早年他有过让犹太人被社会接纳的各种疯狂计划，其中一个便

    是对犹太人进行社会再教育的庞大计划，其目的是要让犹太人产生他

    所称的“对荣誉等产生细腻和特别敏感的感情”。另一个计划就是和

    教皇签订合约，根据这个合约，他将发起一场反对反犹主义的运动，

    作为“所有犹太人自由、体面地改信基督教的大规模运动”的交换。

    [147]但是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犹仇恨，这些计划不久便无果而终。赫茨

    尔开始创作剧本《新隔都》，反映新的偏见之墙如何取代了旧的石

    墙，竖立在犹太人的周围。他逗留法国的经历使他同化的幻想彻底破

    灭。和其他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人一样，他一向视法国为宽容的堡

    垒，可事实上，他发现法国的反犹主义也十分猖獗，从他在巴黎的报

    道可以看出他的焦虑与日俱增。[148]后来就发生了军事学院的可怕一

    幕。事情无论祸福，赫茨尔总是从戏剧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最后让赫

    茨尔下定决心的是德雷福斯被撤除军职的这出可怕的戏，还有他绝望

    地独自咏叹自己清白的声音。德雷福斯岂不是新隔都典型的受难者？

    如果连法国都与犹太人为敌，他还能指望欧洲的哪个地方接受犹太

    人？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一点，法国众议院差点儿就通过（268—208）

    了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反犹动议。

    1895年，赫茨尔尚预见不到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将会获得胜利。经

    过了一个世纪再来回顾这件事，我们现在可以认为19世纪90年代就是

    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高峰，这波反犹浪潮是俄国恐怖事件导致的难民

    潮引发的，并不像当时所表现的那样势不可挡。但是赫茨尔无法预知

    事件的未来，当时反犹分子似乎胜利在望。1895年5月，鲁伊格当选维

    也纳市长，犹太人眼看就要被从欧洲各地驱赶出去，为犹太人另谋出

    路成了当务之急。犹太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1895—1896年冬，赫茨尔完成《犹太国》一书的书稿，阐明他的

    纲领。1896年1月17日，伦敦《犹太纪事报》首次发表该书摘录。书的

    篇幅不长，只有86页，它的诉求很简单：

    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整体。我们曾在各地真诚地尝试融入当地

    社会，唯希望保持自己的信仰。然而没有人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

    努力在艺术、在科学上创造成就，为祖国带来荣耀，在商业上做出贡

    献，为祖国创造财富，然而仍然徒劳无益……我们被斥为异乡人……

    唯愿他们能给予我们宁静……但是看来他们不会。

    所以，赫茨尔提议授予犹太人对一块适当的土地主权，其面积要

    足以容纳他们整个民族，在哪里没有关系。可以是阿根廷，富商莫里

    斯·德·希尔施男爵（1831—1896）已在那里的一些农业垦殖地安置

    了6000名犹太人。巴勒斯坦也可以，那里已经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出资

    建立的类似垦殖区。重要的是要获得犹太人的舆论支持，他们相信宣

    传。1896年2月，《犹太国》首先在维也纳印行成书，后来出现了80个

    版本，被译成18种语言。[149]

    《犹太国》的发表，让丹尼尔·德龙达离开书本，大步踏上了历

    史舞台。没错，就是一个舞台。赫茨尔不可能扮演迈蒙尼德那样谨慎

    理性的犹太政治家角色，用智慧的语言默默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他给

    犹太人的世界政治带来了表演艺术的做法，这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

    在。在即将上演的以色列人回归应许之地的这出大戏中，他既是演员

    又是剧团总监；尽管书上的计划纲要直接、简单，但是伟大的细节全

    部存在他的脑子里和笔记本上。他们将会有一个“占据这片土地”的

    巨大的“远征运动”，会有一部以威尼斯法律体系为基础的贵族宪

    法，当选总督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希尔施或可任副总统。将会

    有像圣马可广场或巴黎皇家宫殿那样富丽堂皇的广场。他还设计了加

    冕典礼，甚至细化至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警卫团——赫茨尔胸甲骑兵

    团，古犹太区将整体迁移重建，将建设国际性剧院、马戏场、有歌舞

    表演的咖啡馆、香榭丽舍那样的繁华大街，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座国

    家歌剧院：“男士身穿燕尾服盛装出席，女士衣着极尽奢华……我还

    会在重大节日训练盛大的游行队伍。”他的大多灵感不是来自别人，

    正是瓦格纳，那个时候他经常去听瓦格纳作品的音乐会。“只有没有

    瓦格纳作品演出的晚上，我才怀疑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又一次回归

    应许之地，他吹嘘道，“摩西的出埃及与之相比，就像忏悔星期二上

    演的剧本与瓦格纳的歌剧相比！”[150]赫茨尔的伟大计划，多少存在

    一分迪斯雷利式的幻想，事实上赫茨尔有时甚至还有末底改·诺亚那

    种高调作秀的味道。

    赫茨尔有些戏剧性特点一直伴随着他直到最后。比如，他坚持每

    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都必须庄严隆重，即使是上午11点钟，代表们

    也都必须穿晚礼服盛装出席。以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身份正式拜见要

    人时，他对行头非常讲究：精心护理的高顶礼帽、白色的手套、无可

    挑剔的大礼服，而且，他还要求随行的犹太人也都必须和他一样。他

    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消除隔离区犹太人悲哀可怜、穿着工作服、拖着

    脚走路的旧形象。他总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筹备各种会议，但是

    随着工作量的明显增加，他的戏剧表演热情逐渐消失，他生活和个性

    中的悲剧性色彩也越来越明显。

    赫茨尔原以为犹太国的建立方式还是会像在巴比伦流放时期那

    样，由上层的犹太富人为其他犹太人做出最好的选择，然后推行下

    去。然而他发现这种做法现在行不通了。在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欧

    洲，各地的犹太当权派都反对他的计划。正统派拉比或是指责他，或

    是对他不予理会。对改革派拉比而言，他放弃接受同化，视之为行不

    通的道路，等于否定了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富人对此不屑一顾，或者

    怀有深深的敌意。罗斯柴尔德勋爵，这位犹太世界的最重要人物，根

    本不愿见他，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公开表示拒绝的。在巴黎，已经

    在巴勒斯坦经营着九个农垦区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虽然接待了

    他（1896年7月19日），但是他坦率地说，赫茨尔这些华而不实的计划

    在他看来不仅没有实现的可能，反而会影响已经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他一再强调：“人不可以眼高手低。”希尔施男爵也见了他，但是认

    为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空论家，他对赫茨尔说，犹太人的移民计划需

    要的是好的农业劳动者：“我们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犹太人心气太

    高，我们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然而知识分子也不喜欢赫茨尔，尤其

    是在这位预言者的家乡维也纳。有个笑话说：“我们犹太人等待犹太

    国两千年了，非要让我遇上吗？”赫茨尔自己所在的《新自由报》尤

    其反对，掌握报社财政大权的莫里茨·贝内迪克特（1849—1920）气

    愤地警告说：“任何个人都无权擅自引发这种雪崩式的灾难，这是一

    个巨大的道德责任。没等我们建成犹太国，我们连现有的国家都会失

    去。”[151]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维也纳犹太学生领袖纳坦·比恩鲍姆，实际

    上“犹太复国主义”（Zonism）一词就是他在1893年创造的。还有英

    帝国阿什克纳齐的首席拉比赫尔曼·阿德勒，他将赫茨尔比作德龙达

    （当时赫茨尔并未看过此书），维也纳首席拉比莫里茨·古德曼虽然

    对赫茨尔的计划表示怀疑， 却对他说： “ 或许你就是蒙召的一

    位。” 最重要的是赫茨尔得到了哲学家马克斯· 诺尔道（ Max

    Nordau，1849—1923）的支持，1892年诺尔道发表切中时弊的《堕落

    论》（英文版1895年在伦敦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他看来，

    反犹主义就是时弊的症状之一，他对赫茨尔说：“如果你疯了，那么

    我们一起疯——相信我！”[152]诺尔道指出，为了避免和土耳其政府

    对立，应该用“家园”来代替“犹太国”的说法，最终让英语里产生

    了“民族家园”一词——从如果要让计划得到接受，这个区别很重

    要。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中许多具有实际意义的计划也是诺尔道起草

    的。

    尽管如此，赫茨尔还是很快就发现，犹太教的活力不在于西方的

    精英，而在于那些“拥挤不堪”而又贫穷的东方犹太人，对于这部分

    人，他在刚开始发动运动的时候一无所知。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是在伦敦东区对犹太穷人和难民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们称他为“小民

    的代言人”，“我坐在讲台上……五味杂陈，我耳闻目睹我的传奇故

    事在这里诞生”。在东欧的穷人中，他一下子就成了神话般的人物，

    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回忆道，他10岁在波兰王国的时

    候，听到这样的谣传：“弥赛亚已降临世界，他是一个高大英俊、学

    识渊博的维也纳人，而且至少还是博士。”和西方精明的中产阶级犹

    太人不同的是，东方犹太人没有选择，无法将自己当成俄国人甚或波

    兰人，他只知道自己是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什么都不是——他们的俄

    国主人绝不会让他们忘记这一点——而就在此时，赫茨尔为他们带来

    的是能让他们成为某个地方真正公民的唯一希望。对当时还是柏林二

    年级学生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而言，

    赫茨尔的提议犹如“晴空的一道闪电”。索非亚的首席拉比甚至宣布

    赫茨尔就是弥赛亚。消息传出后，赫茨尔发现经常有衣衫褴褛、心情

    激动的犹太人远道前来求见，这令他追求时尚的妻子很不高兴，久而

    久之，她连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都听不得。然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了

    复国主义军团的步兵、军士和军官，赫茨尔把他们称作他的“乞丐部

    队”。

    这支“部队”第一次集结是在1897年8月29日，地点是巴塞尔城市

    赌场音乐厅。[153]这次会议自诩为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与会

    的有来自16个国家的代表，这些人大多是生活贫困的穷人，赫茨尔不

    得不自掏腰包资助这次大会，但他还是要求他们必须好好打扮：“开

    幕式上必须穿黑色正装，戴白色领带。”当天他们穿戴整齐地高喊犹

    太人的古老口号“国王万岁”向他致意。许多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都有

    意淡化这次会议——《新自由报》压根儿拒绝报道此事，还故意着重

    报道在牛津召开的、讨论女自行车手合理着装的犹太裁缝会议。但是

    赫茨尔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为他的首届会议招来了来自26家媒体的

    记者。当1898年第二届会议在瓦格纳令人振奋的《唐豪瑟》序曲中拉

    开序幕的时候，这个大会已然是一个正式的机构，除了他的台柱诺尔

    道（他是拟写政策文件的）外，他还吸引了一些得力的助手，有来自

    科隆的木材商、后来接替他的位置成为该组织领导人的丹尼尔·沃尔

    夫松，自1898年大会起还有魏茨曼。这些人和赫茨尔不同的是，他们

    都非常了解东方犹太人。沃尔夫松为复国主义旗帜选择了蓝和白这两

    种颜色，这是“我们祈祷巾的颜色”。他们了解犹太群众内部的宗教

    和政治动向，魏茨曼已经开始遭受来自犹太学生运动内部社会主义反

    对派的强烈攻击， 他还击说： “ 普列汉诺夫先生， 你不是沙

    皇。”[154]他们的想法是要让赫茨尔置身于犹太人内部派系斗争的激

    流之外。“他不懂犹太人眼前的事，”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梅纳赫姆

    ·色乌什金写道，“因此他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有外部阻力，

    没有内部阻力。我们不应让他知道真相，这样他才能保持强有力的信

    仰。”[155]

    最后照例接管这场运动的职业政客和组织者，嘲笑赫茨尔的牌子

    是“披着长大衣的犹太复国主义”。然而这是拼图游戏的关键一块。

    正如赫茨尔意识到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很容易变成又一场污迹斑斑

    的国际运动，在世纪之交，这样的运动不计其数。为了让这场运动得

    到别人的尊重和认真的对待，私人层面的高级别外交是必需的，而这

    正是他所擅长的。渐渐地，他得到了欧洲所有重要人物的接见，他结

    交土耳其、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大人物。他有勤快记日记的习惯，

    记录了这些会面的精彩细节。[156]甚至反犹分子也成了可利用的对

    象，为了赶走“他们的”犹太人，他们往往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成立

    复国主义项目。对犹太人充满恶意的俄国内政大臣、集体迫害事件的

    策划者文策尔·冯·普列维对赫茨尔说：“您这是向已经改宗的人说

    教，多此一举……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独立犹太国的成立，它能够吸收

    数百万的犹太人。当然我们不想失去全部的犹太人，我们希望留下高

    智商人士，比如赫茨尔博士您就是最杰出的例子，但是我们不要那些

    智力低下、几乎不名一文的犹太人。”[157]德国皇帝也支持犹太人第

    二次“出埃及”：“我全力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他们走得越早

    越好。”威廉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为赫茨尔向苏丹说情，后来苏丹在耶

    路撒冷正式会见他，对他表示支持。这对赫茨尔而言是一个重要时

    刻：他坚决要求他的代表团在炎热的正午穿着正式的晚礼服，还仔细

    地检查他们的靴子、领巾、衬衣、手套、套装和帽子——其中一个人

    不得不换上一顶更好的礼帽，沃尔夫松不得不换掉袖口脏兮兮的衬

    衣。但是即使德国皇帝提高了赫茨尔的国际地位，但依然不能说服土

    耳其人给犹太人一个民族家园。而此时德国人又在积极寻求和土耳其

    人结盟，自然放弃了这个计划。

    现在就剩英国了，赫茨尔恰当地称其为支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杠

    杆的“阿基米德支点”。英国的政治精英显示了足够的诚意，不少人

    读了《坦克雷德》，读过《丹尼尔·德龙达》的更是不在少数。而

    且，俄国犹太难民大量涌入引起了人们对反犹主义及移民配额受影响

    的担忧。1902年，政府成立皇家移民委员会，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委

    员会成员之一。赫茨尔被要求前往英国做证，现在罗斯柴尔德终于同

    意见他了，几天前他们悄悄地见了一面，目的是确保赫茨尔不会发表

    强化拒绝犹太难民入境呼声的言论。罗斯柴尔德从激烈的敌对态度到

    友好的中立立场的转变，对赫茨尔而言是重大的胜利。作为交换，他

    非常乐意地告诉委员会（1902年7月7日），英国应该接收更多的犹太

    移民，但是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让

    他们自己来寻找一个得到法律承认的家园”。[158]

    赫茨尔此次现身英国使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政府高层，尤其是殖

    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二位原则上都支

    持建立犹太人家园。但是在哪里建立家园呢？他们讨论了塞浦路斯，

    后来又提到了埃及边境上的阿里什。赫茨尔认为可以考虑“在巴勒斯

    坦附近找个地方，成为犹太人的聚合点”，他写了一份文件提交给英

    国内阁，首次提出一个虽然危险但是强有力的观点：“英国一下子可

    以获得一千万隐蔽但是忠心的臣民，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

    业。”但是埃及人表示反对，调查结果显示不令人满意。然后张伯伦

    从东非回来后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乌干达。“我一看到它，”他

    说，“就想，‘这正是赫茨尔博士要的土地。不过当然了，他心有所

    系，想去的是巴勒斯坦附近的地方。’”事实上，赫茨尔对此刻正在

    俄国发生新一轮更加血腥的屠犹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倒也愿意接受乌

    干达。因此兰斯多恩写了一封信：“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犹太殖民）

    信托[16]和委员会都认为合适而且英国政府也认可的地点，兰斯多恩勋

    爵将愿意为有条件地建立犹太定居地出谋划策，这些条件能让定居地

    人员遵守其民族习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转机，等于一个初步的犹

    太国得到了外交上的承认。赫茨尔的一个精明举动激发了一位正在冉

    冉升起的年轻的自由党政治家戴维·劳合·乔治的兴趣：让他的律师

    事务所为垦殖地草拟宪章。他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宣读兰斯

    多恩的信，与会者“对英国表现出来的大度颇为惊讶”。但是许多代

    表认为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背叛，俄国人退出了。赫茨尔最后总结

    道，“巴勒斯坦是我们民族可以落脚的唯一一块土地”。[159]在第七

    届大会（1905）上，乌干达遭到正式否决。

    但那个时候赫茨尔已经英年早逝，享年44岁。他的个人生活非常

    不幸，10年艰苦卓绝的忙碌和艰辛压垮了他的身体，也毁掉了他的婚

    姻，他留下的家产少得可怜。妻子茱莉亚只比他多活了3年，女儿波林

    染上海洛因，1930年死于吸毒过量。儿子汉斯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治

    疗，没多久也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特露德在纳粹集中营里活活饿

    死，她的儿子斯蒂芬也在1946年自杀身亡，赫茨尔没有留下一个后

    代。但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他的子孙后代。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对斯

    蒂芬·茨威格说：“我错在开始得太晚了……你不知道我想到失去的

    那些年心里有多么痛苦。”[160]事实上，到赫茨尔过世之时，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英国是其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从

    1895年开始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比与之对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

    动早了将近20年，后来证明这对事件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可以说，不早不晚就在那个时候促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启动的德

    雷福斯案，也是神意的作为——就像1648年和1881年的灾难一样。

    尽管如此，在赫茨尔辞世之时，犹太复国主义仍然只是犹太宗教

    和世俗历史洪流中的一股涓涓细流，其主要的对手就是全然的冷漠。

    但是也有活跃的敌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地绝大多数拉

    比，改革派的、保守派的或正统派的，都强烈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

    义运动。在西方，这些人认可被同化了的世俗犹太人的观点，认为这

    场运动是对他们固有地位的威胁，会使人怀疑他们作为公民对国家的

    忠诚。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拥有拥护者最多的东方，尤其是俄

    国，宗教势力的反对非常强烈，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它将对以色

    列国的最终诞生产生重要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部分创始成员不仅

    是西方人，（在正统派的眼里）还是无神论者。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

    大会召开前夕，赫茨尔和诺尔道一道参加了安息日礼拜，那是他们成

    年后第一次参加礼拜——还得有人教他们如何祝祷。[161]正统派最清

    楚这些，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会招致和启蒙运动

    一样的各种反对，不仅如此，它还要面临一个更强大的反对声音，那

    就是，它是对最重要、最神圣的犹太教信仰的亵渎和歪曲。说宗教意

    义上和世俗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无道理。对怀

    有宗教情感的犹太人而言，返回锡安是上帝以犹太人为试验实施全人

    类计划的一个步骤，它与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后者是用人类的办

    法（建立世俗国家）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犹太人不被世人接受和没有

    家园的问题）。

    到19世纪末，中东欧的虔诚犹太教徒明显分成三种传统。第一个

    是美名大师托夫的哈西德传承；第二个是道德主义传承，此传承以立

    陶宛的正统派贤哲的著述为基础，经过伊斯雷尔·撒兰特（1810—

    1883）的发扬，由犹太学校传播开来；第三个就是萨姆森·希尔施

    的“文明托拉”传承，他们以自己拥有的现代知识为武器攻击世俗化

    运动，（用希尔施的话来说）致力于“将时代提高到托拉的水平，而

    不是将托拉降格到时代的水平”。希尔施的儿子和孙子一辈向世人证

    明，接受世俗教育不一定就会失去犹太教信仰，他们还帮助组织了以

    色列正教运动。该组织寻求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托拉组织，协调各方犹

    太宗教势力，反对世俗化。促成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原因是，为俄国

    集体迫害受害者募集的救援基金落入了世俗人员之手，被他们用于排

    斥虔诚派犹太教徒。但是这三个派系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尤其反对它日甚一日地要为全体犹太人代言的主张。[162]

    东欧的贤哲强烈反对任何可能会让犹太复国主义者获益的行为，

    甚至包括对以色列地的访问。其中，卢布林的撒督（1823—1900）写

    了一段非常典型的话：

    耶路撒冷是最神圣的所在，是以色列的心之所向……然而我却生

    怕我启程前往耶路撒冷会被视为对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支持。我祈求

    我主，我的灵祈盼他的言语应许我，救赎的日子将要来临。我悉心留

    意期盼受膏者的到来，纵有300铁鞭抽打，我自屹立不动。因为犹太复

    国主义者，我绝不上耶路撒冷。[163]

    正统派的观点是，撒旦用迫害的方式引诱以色列不成，本已绝

    望，可现在又获准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进行尝试，除了启蒙运动的一切

    罪恶外，还包括将圣地纳入他邪恶的偶像崇拜计划里。犹太复国主义

    远比假弥赛亚事件更加恶劣——这完全是假的，是撒旦的宗教。更有

    人说，这个世俗的犹太国将会唤起民众的无神论思想，这和上帝要求

    摩西走寡头统治道路的精神背道而驰： “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

    老” （ 《出埃及记》3 ） ；“ 上帝保佑， ” 考那斯的两名贤哲写

    道， “ 但愿民众不会对涉及公众普遍需求的会议或观点说三道

    四。”[164]1912年5月11日，正统派贤哲在卡托维兹成立正教党运动，

    协调应对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反抗活动。的确，也有正统派犹太人相

    信可以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让它为宗教目的服务。亚伯拉罕·艾萨克

    ·库克拉比（1865—1935）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种新的“以色

    列民族精神”可以用来敦促犹太人站在爱国的立场遵守《托拉》，传

    扬《托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他最终当上了耶路撒冷的

    首席拉比。但是对大多数原本就在以色列地的虔诚犹太人来说，他们

    一听到犹太复国主义就惶恐不安。“那些弃绝独一无二真神及其神圣

    《托拉》的罪恶之人，”约瑟夫·海隐·索南菲尔德拉比（1848—

    1932）写道，“如此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有能力加快以色列民的救

    赎，聚集分在各地的人们，这在圣地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当赫茨尔

    来到圣地时，他又写道，“罪恶也跟着他一同来了，我们尚不知如何

    来对付这些以色列的毁灭者，愿上帝怜悯我们。”[165]虔诚的犹太教

    徒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广泛反对，虽然还称不上是全面的反对，不

    可避免地将使其更加坚定地投入世俗激进分子的怀抱。

    然而绝大多数世俗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并无兴趣，对有些人

    而言更是如临大敌。在俄国，迫害犹太人的运动还在继续，而且更加

    穷凶极恶，犹太人想要逃离俄国的愿望与日俱增，不管他们是正统派

    还是世俗派，不管他们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的

    一个出路。但是在受了启蒙的欧洲犹太人中，19世纪90年代反犹浪潮

    引发的恐慌已经开始消退。德雷福斯支持者在法国大获全胜再次证实

    了这个观点，即至少在法国，犹太人不仅获得了安全感，更是获得了

    机会和政治文化上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德国也是一样，反犹热情已

    逐渐降温，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再次达成共识，

    犹太人和当地社会同化是可行的。的确，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夕，德国犹太人向“祖国”表示忠诚的心情最为迫切，德国和犹太

    人之间的文化渊源也最显著。

    事实上，尽管德国长期保持着恶毒的反犹传统——尽管犹太人被

    称为“犹太猪”——犹太人还是在德国感到非常自在。德国社会尊重

    和崇敬学者，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的价值观就是犹太人权威政体的价

    值观。犹太人从犹太学校毕业可以很自然地融入德国的大学，此时他

    们无论是研究还是学术成就都处于黄金时期。犹太人非常珍惜一个能

    够公平评定学术成就并对之予以极大尊重的国家渐次向他们开放的机

    会，德国犹太人非常努力，不久他们开始拿走新的诺贝尔奖：两个医

    学和生理学奖，四个化学奖，两个物理学奖，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获奖。[166]费迪南·尤利乌斯·柯恩创建了细菌

    学，保罗·埃利希是化学疗法的先驱，弗朗茨·博厄斯开创了文化人

    类学学科。德国的犹太人都是工作狂和急性子，爱德华·德弗里恩特

    这样描写他的朋友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他在母亲的调教下养成了

    连轴转的工作习惯，这让其他人难以忍受”，他总是在看表。[167]古

    斯塔夫·马勒常常是从家里一路跑到他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办公室；为

    了节省时间，他一进家门就吹起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开头几小节的口

    哨，宣告他已回来，午饭可以上了。

    犹太人知识分子不仅习惯和德国人相同，思想也和德国人一样。

    许多德国犹太人都非常赞同政治家加布里尔·里塞尔（1806—1863）

    的说法，后者坚称：“如果我们不是德国人，那么我们就是没有祖国

    的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犹太人，不管是像拉萨尔这样的社会主义

    者，还是像爱德华·拉斯克（1829—1884）和路德维希·班贝格

    （1823—1899）那样的自由党领袖，都感到犹太人的理性精神和现代

    德国的自由目标有着深深的联系，都在耐心地探索如何用理性的方法

    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有才华的德国犹太人无不从康德和黑格尔那

    里汲取营养，获得快乐。

    犹太宗教思想家尤其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正处

    于基督教神学大复兴前夕，犹太作家被这股巨大的力量裹挟着向前

    走。马尔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1842—

    1918）可以说是迈蒙尼德的最后一位追随者，他有力地提出这样的观

    点：犹太教是第一个具有他所称的“理性宗教”之基本思想的宗教，

    只是它没有统一公式。一个国家一旦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愿意

    接受“理性宗教”。他认为，在所有现代国家中，德国是理性和宗教

    情感最容易调和的国家，那也正是因为拥有唯心主义哲学的德国及其

    对纯粹宗教和伦理人道主义的尊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犹太历史的重

    复。他否定德国文化和犹太世界主义之间所谓的冲突，认为这是源自

    无知的无稽之谈。他反对特赖奇克教授将犹太人与德国人进行逐一比

    较的那些论据，并驳斥他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这句名言是违

    背真理的谎言。事实上，德国精神蕴含了犹太人的理想，这些理想是

    新教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新型的现代宗教人士，基督教新教徒也

    好，开明犹太教徒也好，归根结底都来自犹太人《圣经》中所蕴含的

    宗教理想和力量。因此，和反教权理性主义者的观点——世俗启蒙运

    动是不得人心的法国精神——恰恰相反，德国犹太人对《圣经》的伦

    理解读使之成为人类进步的工具而非障碍。[168]

    科恩的演讲再次点燃了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对犹

    太教信仰的热情，使他变成现代最伟大的犹太神学家之一，他早前就

    差点儿皈依犹太教。他和与自己同龄的堂兄尤金·罗森斯托克-胡絮关

    于改宗问题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笔战，他的堂兄已经改信新教。他

    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通信”反映

    了犹太教思想流派和新教思想流派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犹太人怎样

    才能在德国哲学的思想假设中前进。[169]即使是攻击基督教并强调犹

    太教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德国犹太思想家们，如利奥·拜克（1873—

    1956），也能在德国的参照范围内前进。1905年，拜克发表《犹太教

    的本质》，对新教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的《基督教的本质》

    （1900）做出了精彩的回应，他在回应中辩论称，犹太教是理性的宗

    教，基督教却是浪漫的非理性宗教。圣保罗是元恶；但是马丁·路德

    不也说过：“凡信基督的人必是没有理性的人；不然他无法受信仰的

    支配，因为理性与信仰势不两立。”然而对基督教的这种批评显然可

    以在德国的怀疑主义中找到根源和盟友，尼采已经为攻击圣保罗准备

    好了指导原则（圣保罗不经意间成了德国几代反犹分子最喜欢的攻击

    目标）。神学辩论实际上显示了犹太人能够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德国的

    精神世界里，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那场摧毁身心的、将人类所有问题都变

    得更加复杂和危险的全球性灾难发生之前，能干的犹太人以惊人的数

    量融入充满竞争的大众生活。他们在德语区的贡献最多样、最引人瞩

    目。从他们的成就来看，我们不禁会认为，这些杰出的犹太人内心都

    觉得德国是犹太优秀人才安家立业的理想之地。难道德国不是自信满

    满地渴望成为世界文化的领袖吗？难道犹太人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甚

    至最重要的作用，帮助德国实现这个面向所有人的挑战吗？难道这不

    是犹太人的古训——犹太人是“照亮外邦人的光”真正、现代和世俗

    的含义吗？

    犹太人似乎从各个方面帮助德国担当起世界领袖角色。此时的德

    国不仅是世界领先的知识大国，更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在德国推动

    的人类进步事业中，还有谁能比犹太人将这两方面的特性更好地结合

    起来？这两方面都是犹太人的强项，因为漫长的痛苦历史告诉他们，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敏锐的思想可以创造和引导经济实力。瓦尔特

    ·拉特瑙（1867—1922）就是敏锐地嗅到其中机会的人。他接替其父

    亲的位置，成为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的掌门人，后来在担任德国外交

    部长的短暂任期内惨遭暗杀。他不仅是德国重要的实业家，更是德国

    最受热议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作家之一——他的论文集多达五卷——

    此外他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空想家。他和其他人一样深受德国反犹主

    义之害，“在每一位德国犹太人的青年时期，”他写道，“都会有这

    样一个终生难忘的痛苦时刻——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来就是一

    个二等公民，无论多少才情和成就都无法让他从这种境况中解放出

    来。”[170]然而拉特瑙并不绝望，他对同化深信不疑。他认为，德国

    反犹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贵族阶层的创造，随着贵族阶层领导地位

    的终结——它必将为新的工人阶级统治所取代——反犹主义也将消

    失，[171]紧接着就是最后的彻底同化。犹太人与当地社会同化反过来

    又可以使金融和实业中的犹太因素以美国的方式，或者更好的方式，

    为新的富裕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这个新的富裕社会里，无产者将

    会消失，自由和宽容之风将会盛行。

    而对于拉特瑙之辈而言，洗礼和犹太复国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

    方法，而是逃避责任的懦夫行为。犹太人应该坚定地表明自己的人文

    主义和日耳曼主义信念，应该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作为一个德国人的

    担当。勇敢不是犹太人的性格特点，那么就让它成为一个！在决斗

    中，犹太学生比异教的容克贵族更加暴烈，他们成了被人恐惧的对

    象，以至于异教学生的俱乐部不得不编造出意识形态和种族方面的理

    由，拒绝接受他们的挑战。他们参加训练，参加竞技。在奥运会刚恢

    复的20年里，德国犹太人在花剑和佩剑项目中夺得13块金牌和3块银

    牌。德国女子击剑冠军海伦·梅耶是两块金牌的得主，人称“金发海

    伦”。事实上犹太人进不了军官队伍，但是他们依然尽力而为。1914

    —1918年，犹太男子奔赴前线，获得了31500多枚铁十字勋章，然而在

    他们祖父所说的意第绪语中甚至都没有“战争”这个单词。[172]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代犹太人对德国产生身份认同

    的时候，欧洲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朝着很不一样的方向发展的

    文化和科学革命，而犹太人被认为是这场革命的掌舵人。军事上的军

    备竞赛让欧洲日渐分化和兴奋，与此同时进行的文化上的“军备竞

    赛”却让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分化。对艺术、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

    生影响的现代化运动声势日渐浩大，已然势不可挡。传统和保守势

    力，尽管并非坚不可摧，却仍在负隅顽抗，在1914年前的最后10年

    里，随着现代主义的要求充分显现，抵制行动变得越发气势汹汹。犹

    太人和其他人一样，也分成两派，参与了这场冲突。虔诚的犹太人，

    不管是正统派还是哈西德派，在抵制艺术和科学变革方面，是欧洲最

    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但是在非犹太教世界，没有人注意到他

    们，甚至知道他们的存在，或许只是当他们是一件传统的家具。在他

    们眼里，犹太人和犹太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支持现代主义，哪怕是以最

    极端的形式。

    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犹太人获得解放后走出隔离区融入文化艺术

    的主流，大大加快了正不顾一切向欧洲奔来的变革的步伐。犹太人天

    生就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专家，他们像先知那样驾轻就熟、凶狠痛快地

    砸毁、推倒传统模式的一切偶像。他们打入传统上排斥或禁止犹太人

    进入的领域，而且很快就成为主要推动力。

    比如，犹太人有着比欧洲其他民族要古老得多的音乐传统。音乐

    历来是犹太人礼拜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唱者是犹太地方社会几乎

    与拉比齐名的中心人物。但是犹太音乐家，除了改宗的几个，对欧洲

    音乐的发展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在19世纪中期的那几十年里，犹

    太作曲家和演奏家大举进军音乐界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而备受

    瞩目。犹太教并不是问题。有些音乐家已经改信基督教，如门德尔

    松，有些则是被同化、在宗教上没有倾向的犹太人，如雅克·奥芬巴

    赫（1819—1880）。少数的几个则是忠实或恪守教规的犹太教信徒，

    如雅克·阿莱维[17]（1799—1862）和贾科莫· 梅耶贝尔（ 1791—

    1864），但是音乐界已经注意到他们的犹太性和影响力，他们不仅是

    作曲家，还是乐团、学会、歌剧院、音乐剧场的指挥。而且，一般人

    认为还有更多的音乐家都有犹太人血统。1839年在法兰克福罗斯柴尔

    德家族的那场著名婚礼上出场的罗西尼，普遍认为他是犹太人。维也

    纳著名音乐世家的创始人约翰·施特劳斯，他的父亲就是受过洗礼的

    犹太人，在布达佩斯经营一家小旅馆，甚至瓦格纳也担心自己可能是

    犹太人（不过没有根据）。还有人怀疑音乐上的突破性创新主要是犹

    太人做出的。

    1860—1914年，民众对改革创新的抵抗情绪日益增强，尤其是在

    维也纳，这里是欧洲的音乐中心，民众对待音乐的态度极其严肃。正

    如一位音乐史学家所言，音乐风格的变化节奏越来越快，能够欣赏音

    乐的民众数量也越来越多，导致“艺术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由通常的

    紧张变成了病态”。[173]音乐家有意挑战民众口味，民众则时而做出

    强烈反应，犹太人的反传统元素让音乐家的挑战和民众的反应都更加

    走向极端。1897年，当马勒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总监时，维也纳愤怒

    了。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总监可能是德国乐坛最重要的职位，马勒凭借

    实力获得了这个职位：他是德国最重要的音乐指挥家之一，歌剧院在

    他任职的10年里推出的各类精彩纷呈的辉煌之作，足以证明他担任此

    职当之无愧。但是为了获得担任这个职务的资格，他不得不改信天主

    教，这在痛恨他的音乐创新的那些人眼里，不但没有帮他除去犹太人

    的污名，反而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上面。“他从来不曾欺骗过

    自己，”他妻子写道，“他知道人们不会忘记他是犹太人……他也不

    指望人们会忘记这一点……他从未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相反，他总

    是强调自己是犹太人。”[174]

    马勒在维也纳音乐界的领导地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恶意的

    阴谋最终迫使他离开欧洲，去了纽约。这一切都还是在没有他的交响

    曲挑战民众的情况下发生的，他的交响曲在他生前很少演奏，或者说

    从未演奏过。在阿诺尔德·勋伯格（1874—1951）身上又是另外一种

    情况。勋柏格是出生在维也纳的犹太人，但是作为天主教徒被抚养长

    大。他在18岁时改信新教（1933年又回归犹太教）引起了轩然大波。

    1909年，他的第11号作品——第一钢琴曲完全抛弃了传统的调性。两

    年后，主要在马勒的举荐之下，他在维也纳皇家音乐学院获得一个低

    微的职位，这引起了奥地利议会的强烈不满。他们的理由是，这里是

    维也纳，它是欧洲的音乐之都，是世界文化王冠的守护者——难道要

    把它交给一个轻视他人的犹太人吗，管他是曾经的犹太人还是曾经的

    天主教徒？这种文化上的不满情绪比反犹主义本身更为厉害；或者更

    确切地说，它将原本从不表露此类情绪的人也变成了反犹分子，至少

    眼下就是如此。引发这种情绪的正是反传统的犹太人。1913年2月，当

    勋伯格的大型传统清唱剧《古雷之歌》上演时，观众给了它长达15分

    钟的掌声。次月，同样在维也纳，他的《第一室内交响曲》（第9号作

    品），以及随后他的非犹太学生阿尔班·贝尔格的《阿尔滕贝格歌

    曲》却引发了一场恶性骚乱事件，警方不得不介入。首先是马勒，然

    后是勋伯格，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些人教坏了像贝尔格那样年轻的雅

    利安作曲家——就是这理由。

    当艺术创新与情色沾上关系时，它再次掀起了波澜。这正是莱昂

    ·巴克斯特（1866—1924）给俄罗斯芭蕾舞团注入的元素，俄罗斯芭

    蕾舞团主要由犹太人创建。巴克斯特的父亲是一名行商，他背着全部

    家当从格罗德诺一路做生意来到圣彼得堡，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靠

    做军服发家。巴克斯特一头红发，他怀有深深的犹太情结，相信大多

    数著名画家——如伦勃朗、雷斯达尔等都有犹太血统，他的定制信笺

    上印着大卫星。他因一幅参赛作品《圣母为基督哭泣》而被圣彼得堡

    艺术学院开除，画上是一群立陶宛隔离区的犹太人，以此强调基督及

    其母亲的犹太性，气得评委直接在他的画上狠狠地打上两道红杠。

    [175]

    巴克斯特是帕芙洛娃和尼金斯基的服装设计师，将尼金斯基引荐

    给佳吉列夫的也是巴克斯特。剧团组建之时一个名为加布里埃尔·阿

    斯特吕克的犹太人提供了资金，后来又由沙皇的宫廷犹太人冈茨堡男

    爵出资。巴克斯特除了设计场景和戏服，还设计芭蕾舞剧。他将强烈

    的男女情色带入他的冒险活动中，通过遮和抑的手法和面纱的运用将

    其表现得更加强烈。1909年5月19日，他的芭蕾舞剧《埃及艳后》在巴

    黎夏特莱大剧院上演，他在该历史剧的首演上述说：“尼罗河两岸巨

    大的神庙、柱子、闷热的天气。东方的香气，美女如云，个个身材曼

    妙。”他让典型的犹太美女伊达·鲁宾斯坦担当主角，演出开始，鲁

    宾斯坦除去面纱，身着巴克斯特亲手设计的戏服在他亲手设计的场景

    中隆重登场。用谢尔盖·里法的话来说：“俄罗斯芭蕾舞团一开始吸

    引巴黎的是油画。”[176]鲁宾斯坦双腿修长，闪米特人的轮廓，东方

    人的形象，用阿诺德·哈斯克尔的话来说是“巴斯克特的活油画”。

    [177]次年他创作《舍赫拉查德》，这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经典中的经

    典，表现后宫美妾与身强力壮的黑奴发生不伦关系，纵情声色的故

    事，最后在血腥的复仇中结束。这是整个这段时期欧洲遭遇的最大的

    文化冲击。

    如果说巴克斯特的感官趣味属于犹太性，那么他对色彩的感觉也是犹太性的，他关于色彩的道德理论更是具有犹太性。他说他利用了某些色彩的宗教意味（有妓女的蓝色和淫乱女子的蓝色）让观众产生他想要的情感。[178]他将这个理念传授给他的得意门生马克·夏加尔（1887—1985）——他有段时间在圣彼得堡办过学校，夏加尔的祖父是犹太仪式的屠夫。犹太艺术家的到来又一次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虽说数百年来犹太艺术作品中表现了不少动物（尽管人物表现很少）：《托拉》经幔上的狮子，犹太钱币上的猫头鹰，迦百农会堂柱顶的兽，建于5世纪的突尼斯纳罗会堂喷泉基座边缘的鸟；东欧的木结构会堂也有动物雕刻——事实上犹太木雕师是现代犹太造型艺术家的先驱。有一本意第绪语的民间装饰书籍，1920年在维帖布斯克出版，很像夏加尔本人的动物寓言集。但是在20世纪初，敬虔犹太教徒反对艺术家描绘活物形象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决。当年轻的哈伊姆·苏蒂纳（1893—1943）——其父是信奉哈西德教的穷苦裁缝——凭着记忆画了斯米洛维奇拉比的一幅画像时，遭到了父亲的一顿鞭打。夏加尔的父亲，一名靠搬运鲱鱼为生的工人，当儿子开始跟着肖像画家耶胡达·培恩学画时虽然不至于打他，但是他将5卢布的学费狠狠地掷在地上表示不满。[179]因此在当时艺术家们想要脱离宗教背景的愿望非常强烈，想要离开俄国的愿望也同样强烈。夏加尔因为无特许证就进入圣彼得堡在牢里待了数星期；巴克斯特晚至1912年仍然不得进入圣彼得

    堡（尽管其父亲是“享有特权的犹太人”），那时他已享誉世界。

    就这样，犹太画家到了巴黎，而且随即就表现出了他们的反传统

    精神，成了艺术冒险的先锋。夏加尔1910年来到巴黎，住在离沃日拉

    尔路不远的艺术家聚集地著名的木制“蜂房”里，这里接待过莱热、

    亚历山大·阿尔奇片科等众多名人，他在这里遇见了犹太雕塑家奥西

    普·扎德金（1890—1967）和雅克·利普契兹（1891—1973）。莫依

    斯·基斯林（1891—1953）也在巴黎。这些艺术家都是来自波兰或俄

    国的阿什克纳齐，但是也有塞法迪人：罗马尼亚艺术家朱勒·帕斯金

    （1885—1930）和来自里窝那的意大利艺术家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

    （1884—1920），后来苏蒂纳来后就和莫蒂里安尼共享一张单人小

    床，三人轮流睡在上面。这时候已经有犹太人活跃在艺术前沿：卡米

    耶·毕沙罗（1830—1903）和他儿子吕西安（1863—1944），还有将

    印象派绘画带到德国的马克思·利伯曼（1847—1935）。但是这些年

    轻的犹太新人都是狂野不羁之辈，除了夏加尔毕生向往新锡安，其他

    人都几乎无视他们的宗教传承。苏蒂纳后来甚至否认自己是犹太人，

    否认自己出生在维尔纳，他在遗嘱中留了100法郎给拉比的孩子们，让

    他们买糖果，并让他们在他的坟墓上跳舞。但是他们都有着一股犹太

    人特有的冲劲，那就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文化领域中。

    并非犹太人有拥抱现代主义的普遍倾向。犹太人并不具备全球性

    的眼光，更不用说向世界推行现代主义计划。一位文化史学家甚至写

    道，把现代主义归因于犹太人是“反犹主义的偏见或亲犹主义的狭

    隘”。[180]犹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确定无疑的创新者，但是在其

    他各个方面他们往往是非常保守的，因此画作一度震惊德国的马克思

    ·利伯曼——他的《小耶稣在圣殿讲道》（1879）表现耶稣是一名犹

    太男孩——吹嘘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住在父母原来生活

    的房子里，“我准时吃饭、喝酒、睡觉、散步和工作，准得就像教堂

    的钟”。[18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或许是最有创新精

    神的犹太人，他厌恶几乎一切形式的“现代主义”，尤其鄙视现代艺

    术，指责那些创作者“视力有先天缺陷”。[182]他喜欢自己收集的古

    代埃及、中国、希腊和罗马的雕像，他坐在书桌前，周围摆满了这些

    东西，就像亚伯拉罕和他的神像，但是这些雕像没有一个是早于文艺

    复兴时期的东西。和利伯曼一样，弗洛伊德每天、每星期、每月，甚

    至每年都有严格的生活规律，因此，早上8点至下午1点接待病人，1点

    至2点是午餐时间，这是正餐，必须准时，下午2点至3点是保健散步

    （天气不好时以及晚年他在宽敞的家庭公寓各处散步），接着是下午3

    点到4点的诊疗时间，然后接待病人，晚餐后再次保健散步，然后写作

    到凌晨1点。每个星期的日程也同样有规律：每隔一周的星期二参

    加“圣约之子会”[18]的会议；星期三是他的专业团体；星期四和星期

    六晚上到大学讲课，星期六上课结束后进行唯一一次娱乐活动——4个

    人玩塔罗克纸牌，星期天上午探望母亲。[183]门徒想要见他需要预

    约，不然就在他经常散步经过的某个地方等他。他不让他的女儿接受

    教育或出去工作，而是把她们留在家里培养成淑女，让她们做女红、

    画水彩画、弹钢琴，弗洛伊德采用家长制的做法管理他的大家庭，并

    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放在家庭和家人身上实践。弗洛伊德是长子，母亲

    非常强势，他和母亲两人对他的5个妹妹颐指气使，后来他的妻子也对

    他百依百顺。生活上她为他包办一切，甚至帮他挤好牙膏，就像旧时

    期的贴身仆人。他从不和妻子探讨他的想法，妻子私下里总说：“女

    人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不需要用什么精神分析来克服这些问题。过

    了更年期，她们就会更安静、更顺从了。”他的思想也不用在孩子身

    上，他让儿子跟家庭医生学习了解性知识。他自己的行为总是极其正

    派。[184]

    这里探讨弗洛伊德不仅因为他具有巨大的内在重要性，更是因为

    他的研究工作一再地呼应了犹太精神和犹太历史中的许多伟大主题。

    事实上，他身上有最典型的犹太人特征。弗洛伊德不是一个有信仰的

    人，更不用说他会相信《托拉》。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集体的癔

    症，他的全部作品都倾向于表示宗教信仰（及其他信仰）完全是人类

    的发明。关于他对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掌握，证据有些出入，[185]

    他接受的不是犹太教，而是欧洲的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他的德语写

    得非常好，他的写作风格为他赢得了歌德奖。但是他的父母均是来自

    信仰哈西德派的加利西亚，他母亲来自布罗迪，一个信奉极端哈西德

    派的城市。他的几个孩子中没有一人改宗或与非犹太人结婚（儿子欧

    内斯特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本人一向同情犹太人，他在生前

    的最后10年都宣称自己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犹太人。

    他认识赫茨尔，而且对他心怀敬意，他的著作译成希伯来语或意第绪

    语时，他从不收取版税。他的传记作家欧内斯特·琼斯写道，他“认

    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很少有朋友不是犹太人”。[186]当

    他的研究发现影响了他的声望时，他求助的是“圣约之子会”，正如

    他后来解释的那样：“在我遭遇孤立的时候，我的内心渴望出现一群

    经过特别挑选的、思想高超的人，他们不会在意我曾经的恣意妄为，

    愿意友好地接纳我……你们原是犹太人对我来说只会更好，因为我原

    本也是犹太人。我一向认为， 否认这一点不仅无耻而且绝对愚

    蠢。”[187]

    然而，弗洛伊德回归本源并不只是为了寻求安慰。他认为犹太精神具有伟大的力量。“如果不把儿子作为犹太人来培养，”他对马克斯·格拉夫说，“你就夺走了他获取力量的来源，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但是犹太人不仅拥有无限的力量——这是备受弗洛伊德欣赏的一个品质，而且还非常重视思想，这在他看来更为重要，“我们通过思想保持团结，”他写道，“因为思想，我们的民族才能延续到今天。”他相信犹太人的权威政体，即思想的最高权威，并说雅布奈学院“于我而言一向是我们犹太历史最有意义的一种表现”。[188]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横空出世，让他从内科医生到心理治疗师

    的身份发生转变，这有点类似改宗的味道，而且是犹太人改宗的那种

    味道。他在35岁左右之前是一名医学家，后来突然之间就对传统医学

    失去了兴趣。犹太人的传统向来是人到中年开始显出对神秘事物的兴

    趣。迈蒙尼德虽然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是他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也

    是到中年以后才治疗精神病例。36岁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年龄，如美名

    大师托夫36岁那年开始出道。实际上，欧内斯特·琼斯将1887年年末，即弗洛伊德31岁那年，至1892年《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的发表——那年他正好36岁，确定为他的“蛰伏期”。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却将这个时间往后挪了3年，他相信科学发现就是突然发生的奇迹。他说应该在自己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梦的房子里竖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应该这么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于1895年7月24日在这里揭开了梦的秘密。”琼斯认为弗洛伊德在做出这个发现之前先有性格上的变化。现在我们知道，从这时候起，弗洛伊德就在完全重新诠释人类应该如何看待自己。按琼斯的话来说，他是在探索“人为何如此这一宏大问题”的答案，“人的内在本质的奥秘”这一终极目标。[189]

    这从本质来说也是宗教探索。和所有新宗教创始人的做法一样，

    弗洛伊德也很快就疏远了以前的同人。“他在新的事业中每走一步都

    会让他的同事觉得更加陌生了一些。他们已看不出他在医学研究上扎

    扎实实、硕果累累的那些年和他新的兴趣和方法之间有任何关

    联。”[190]思想的火花渐渐绽放，形成一套全新的信仰。“起初只是

    精神病理学中一条小小的线索，”他的同事汉斯·萨克斯写道，“但

    是在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人专注执着、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这几个

    小小的线索渐渐发展，最终形成心理学、人类文明，乃至所有有机体

    发展的一个基本概念。”[191]

    毋庸置疑，弗洛伊德具有宗教创始人，或者说异教创始人般的劲

    头。“因为我原本是犹太人，”他说，“我可以不受许多偏见的影

    响， 若是别人， 这些偏见就会影响他们发挥才能。” 他又这样

    说，“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圣殿所

    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

    刻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他曾对友人威廉·菲利斯吐露，他不

    是科学家、实验家，甚至也不是观察者，而是一个行动者：“从性格

    上说，我只是一个征服者、一个冒险家……我有此类人身上所具有的

    那种好奇心、胆魄和坚忍的意志。”[192]在他的心里，是摩西创立了

    犹太教，而不是亚伯拉罕，他深深折服于这位伟大的立法者，位于罗

    马的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尤其让他痴迷：“1913年9月那孤独的3个

    星期里，我每天都来到教堂，在雕像前面仔细地观察、测量、描绘，

    直至我对它有了真正的理解。”[193]他还将自己比作约瑟，那个做梦

    的人、说预言的人，总是喜欢说，会解梦的人都成了亚历山大大帝最

    重要的谋士。

    弗洛伊德从犹太教中汲取了许多元素。他的释梦技巧从某些方面

    来说类似于《光明篇》中使用的方法。[194]他（在给荣格的信中）所

    称的“我的神秘主义中最神秘的本质”，更重要的还有他对数字的含

    义及数字预测的兴趣，都来自他的朋友菲利斯。[195]他相信甚至惧怕

    类似“分身”（Doppelganger）的概念，“我是躲着你的”，他写信

    给一个叫阿瑟·施尼茨勒的人说，令后者非常吃惊，“因为我不想遇

    见面容和我酷似的人。”他有极度的死亡焦虑（Todesangst）。[196]

    如果说弗洛伊德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迷信，如果说它具有加沙

    拿单那样的救世喀巴拉的自圆性——能够容纳不符合预期出现的事件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来自同样的背景：西方的科学更多的是

    表面而不是实质。但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犹太元素主要不是哈西德派

    的，而是摩西的。弗洛伊德想要创建一个新的准宗教的律法体系，一

    个隐含一切力量的、意味着永恒的律法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没有一位宗教领袖比他更加武断。

    [197]

    这个新学说的犹太性还表现在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上。首先，它的

    《托拉》、它的重要文献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著述和案例，它们就像

    《圣经》一样，是神化的短篇故事。用故事来表达一个主题，这是犹

    太圣哲的典型手法，它在哈西德主义中再次兴起，弗洛伊德又赋予了

    它科学和世俗地位，它在当时是，从某种程度上今天依然是，弗洛伊

    德之所以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谈到他写于1901年的

    《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时，他不无自豪地说：“这是我

    写的最微妙的书，将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惊人影响力。”[198]正如史蒂

    文·马库斯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一向坚决否认他写作中的文学意

    图，“如果我只是一个为了写故事而编出一种精神状态的文人，而不

    是作为医学工作者对其进行分析，”他圆滑地说，“那么我得考虑我

    是不是有病了，但是我绝不会这样想。”又说，“我还是觉得奇怪，

    我写的病历竟然读起来像小说，甚至有人说它们缺乏科学性。”[199]

    事实上，凡是他准备发表的案例，无论形式和文风他都大费周章，这

    和同时代其他的医生兼作家，如阿瑟·柯南·道尔、萨默塞特·毛姆

    所做的没有两样——只是弗洛伊德还在其中加入了《列王纪上》作者

    那样对真理的确信、自命不凡的语气和最基本的信仰，朵拉、鼠人、

    小汉斯、施雷伯和狼人这5人的病例是他所揭示的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其次，弗洛伊德学说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主要是犹太人。常常有人

    称他的学说来源于他给维也纳的犹太贵妇进行的精神治疗，这不是事

    实。但是约瑟夫·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的“施洗者约翰”——如果他

    有这样一位先驱者的话[200]——是一名犹太人，最早的精神分析学家

    也都是犹太人。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意义在于，他是他所能吸引到的

    第一位重要的非犹太追随者。正因为如此，在1910年于纽伦堡召开的

    第二届精神分析大会上，他力排众议，推举荣格为终身主席：

    你们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因此无法为这个新的学说争取来朋友。

    在当今时代，犹太人必须满足于当个铺路者的角色。我要和普通科学

    世界建立联系，这是至关重要的。如今我年事已高，也厌倦了无休止

    地被人攻击。我们大家都身处危险……这位瑞士人（荣格）将会拯救

    我们——拯救我，也拯救你们所有人。[201]

    对于公义的确证，弗洛伊德采取了和摩西一样的做法。犹太人的

    另一个传统——对多头领导和不同观点的包容——没有引起他的兴

    趣。小汉斯的父亲马克斯·格拉夫说，弗洛伊德书房里的气氛就

    是“宗教大本营”的那种味道，病人是“门徒”，而弗洛伊德自己，

    虽然他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心地善良、体贴周到的人，但是“在推行

    自己的观点时态度强硬，毫不留情”。[202]和哈西德派圣哲一样，他

    也有一个小小的议事庭，成立于1902年，在这个议事庭上，他绝不容

    有人对他提出强烈反对。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最杰出的成员之一的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曾经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他

    不是被当成一个提出批评意见的同事来对待，而是被当成异端，被当

    成“变节者”。格拉夫说：“这是一场审判，罪名就是异端邪说……

    弗洛伊德就像一个教会头领，驱逐了阿德勒，不让他进入正式的教

    会。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我经历了教会历史的全部发展过

    程。”后来还经常用到“天条”，尤其是在荣格这件事上——荣格是

    最大的“异端创始人”。和荣格决裂让弗洛伊德尤为痛心，因为用琼

    斯的话来说，荣格和他的关系就像“约书亚之于摩西”，他“一谈到

    荣格就喜笑颜开：‘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对他非常满意’”。“如

    果我建立的帝国有一天失去了父亲，”他写道，“那么必须是荣格来

    继承这一切。”[203]

    发现和驱逐“异端分子”的过程总是充满了仇恨。正如萨克斯所

    言，弗洛伊德的心“坚硬锋利如钢铁，一个深切的仇恨者”。他骂

    《儿童性生活》一书的作者亚伯特·莫尔是有着“讼棍般的智商和道

    德的畜生”，（将他赶出书房时）说他“把房间熏得跟魔鬼本人一样

    臭”。阿德勒是“垃圾”，“满身的恶毒和卑鄙”；“我养大了一个

    小人”。另一个“门徒”威廉·斯泰克尔是“天文学家头上的一只虱

    子”——这是弗洛伊德从海涅（另一个仇恨者）那里窃取的骂人话。

    荣格成了“异端分子”“神秘主义者”，“荣格分子”成了弗洛伊德

    词汇中最损人的一个。对于曾经的支持者，街上遇到他们，他佯装不

    认识，新版的书中也不再提到他们，或者称其为“原精神分析师”。

    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件也“丢失”了许多年。[204]在这些激烈的争

    吵中，弗洛伊德再次引用海涅的话：“人必须原谅他的敌人，但是要

    在他被绞死之后。”绞刑的证据倒是不缺，但是没有原谅。1937年，

    当阿德勒客死阿伯丁时，当时已80多岁的弗洛伊德写信给阿诺尔德·

    茨威格说：“我不理解你对阿德勒的同情。一个从维也纳郊区出来的

    犹太男孩死于阿伯丁，这本身就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履历。”[205]

    如果说弗洛伊德身上有以斯拉那样容不得异说的狭隘心理，以及

    权威政体那些典型的毛病，那么他身上还有一些英雄主义的美德：捍

    卫他视为真理的东西时无所畏惧的勇气，追求真理时充满激情的勤奋

    探索，毕生孜孜不倦的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面对死亡时显

    示的高贵尊严—— 他拒绝使用吗啡缓解慢慢折磨着他的癌症病

    痛：“我宁愿忍着病痛思考，也不愿让自己无法清醒地思考。”[206]

    阿瑟·库斯勒在他临终时看望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小脆弱”的

    圣哲，身上有着“希伯来族长一般坚不可摧的生命力”。[207]弗洛伊

    德传承的是非理性主义的犹太传统，这是纳奇曼奈或美名大师托夫的

    传统，而不是迈蒙尼德的传统。但是，或许是因为如此，他成了20世

    纪知识结构体系的中心支柱，这个结构体系本身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

    是一座非理性主义的大厦。换个比喻来说，他给了人类一面新的镜

    子，从来没有人如此彻底和不可逆转地改变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甚

    至谈论自己的方式，因为他改变了“内省”一词的内涵。

    如果说弗洛伊德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那么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1879—1955）是改变了人类看待宇宙的方式。爱因斯坦正是

    因为这个而成了20世纪的中心支柱，或许21世纪仍然是，因为历史表

    明，新的科学定律的伟大发现，如伽利略、牛顿或达尔文，将会持续

    影响社会很长时间。爱因斯坦是来自乌尔姆的犹太人，父亲经营一家

    电化学工厂。他在位于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上班， 狭义相对论

    （1905）和广义相对论（1915）就是在那里提出的。他和弗洛伊德一

    样，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的；此后他一直坚持

    不懈却徒劳地在探索可以容纳量子物理学的广义场论，他对量子物理

    学的提出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08]

    爱因斯坦似乎从来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虔诚犹太人，在这一点上

    他有点像弗洛伊德，但和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不认为人类对上帝的

    信仰是一种幻觉；相反，他试图重新定义信仰的概念。从学问的角度

    来说，他完全继承了迈蒙尼德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传统。他是一个

    极其严谨的实证派科学家，提出理论就是为了让精确的验证成为可

    能，而且坚持他的观点必须验证后才有效——这和弗洛伊德的武断几

    乎完全相反。但是他也做好了准备，承认不可验证的真理是存在的，

    从这一点来说他比弗洛伊德更加实事求是。弗洛伊德一边否定神秘真

    理的存在，一边却允许自己根本就是个神秘主义者。爱因斯坦自始至

    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并不否认有一个神秘领域存在。他认

    为“这种奥秘”——在他看来是精神的而非实体的——“站在真正的

    艺术和真正的科学摇篮上”，越过“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

    还有我们所不能洞察的真理存在，这种真理“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

    为我们所感受到”。他认为，这样的认识才是真正的宗教情感，“在

    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

    情感的人”。[209]

    最后一个声明其实就是对迈蒙尼德观点的重申，即感知真理有两

    种互补的方式：理性和启示。但是，就否定启示这点而言，爱因斯坦

    更接近于斯宾诺莎，他非常仰慕后者。他确实说过，形成一个伟大的

    科学概念，直觉的思考是必需的，就是在浩大的理论概括过程中先要

    贸然地跨出一步。[210]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国犹太哲学家亨利·柏格森

    （1859—1941）有许多共同之处，后者也强调科学（以及时间和物质

    的互动）中的确存在神秘和直觉的因素。[211]不过在爱因斯坦的观点

    和著作中，一旦直觉孕育了思想的要素，接下来就是科学和理性的事

    了。“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他说——这几乎是一

    个神秘主义的目标。但是知识必须通过数学表述来获得，通过天文学

    来求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因斯坦所做的正是喀巴拉主义者所尝

    试的——用数字来描述宇宙，只不过后者的数字是直觉、是魔法，是

    无法求证的，而爱因斯坦的数字经过理性的思考，可以通过天文望远

    镜来求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魔法——他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现了宇

    宙的奥秘：宇宙并非人类假定的那样混沌无序，而是在时空法则的作

    用下有序地运行着。这些法则或许时不时地需要修正，就如他修正牛

    顿定律，但基本上在人类智力可达的范围之内。他说：“‘奇迹’就

    藏在这里，随着我们知识的进步，它藏得越来越深。”[212]

    爱因斯坦相信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受同样的法则支配，将会有一

    个支配所有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而他的广义相对论最终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届时用几页方程式就可以准确地描述物质世界的各种物理关

    系。他觉得自己与斯宾诺莎有很深的缘分，后者也同样“绝对相信各

    种现象之间存在偶然的依存关系，然而那个时候试图认识自然现象之

    间的偶然关系，成功的可能性仍然非常有限”。他比斯宾诺莎晚了300

    年，或许可以有所成就。这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探索，因为驱动它的

    是一个强大的需求——寻找关于概括一切的宇宙真理法则，即科学的

    《托拉》。与普遍性理论相对的是不确定性，这是一个让犹太人尤为

    厌恶的感念，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所有的伦理，或者历史、政治和律法

    的确定性。[213]因此爱因斯坦40年的探索，终究没有得出最后的结

    论。迈蒙尼德在他的法典、注释和《迷途指津》中，试图将庞大的犹

    太教遗产浓缩成一部清晰合理的中等规模的知识体系——犹太知识大

    全，爱因斯坦也和他一样，追求极致的简单化——用一部科学知识大

    全来帮助人类清楚地了解宇宙。[214]

    事实上，爱因斯坦的成就止步于相对论的确立。相对论已经多次

    得到证实，在过去60多年或者更长时间一直是人类科学知识宝库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大部分人的心里，它带来的不是简单化，而是复

    杂化，因为相对性和相对主义常常被混为一谈，尤其涉及道德的相对

    主义时。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联手出击，至少在大众的理解中，给了

    犹太-基督教伦理的绝对确定性一记毁灭性的打击，而无论如何，爱因

    斯坦对这种伦理深信不疑。[215]许多思想阴暗者又把这笔沉重的债记

    到了犹太人账上。相对论面世后，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不再关注科学发

    现了。犹太作家兼哲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注意到了

    这个影响：

    我们大多数人被这种思维模式所抛弃——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习以

    为常地被说成现代特有的成就——这必然伤及我们知识分子的自尊。

    对于此种羞辱，我们一致同意保持沉默；但我们可否提出这样的疑

    问……它真的将质疑和疏离这样的重要元素带进我们的思维生活了

    吗？质疑和疏离是由当今思想财富形成的任何一个观点中都必须考虑

    到的元素。[216]

    因此，这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狂热的知识分子运动和文化创新活

    动——犹太人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仅引发了进步分子

    和保守分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而且还导致了普遍的迷惘和焦虑。

    新的犹太世俗知识分子对此有同样强烈的感受，尽管他们的作品对造

    成这个局面功不可没。追寻准确的记忆是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水

    年华》的原动力之一。在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的作品中，

    弥漫着一种莫名的错位感。“我现在在这儿，”他的一部短篇小说是

    这样结尾的，“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手，

    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217]勋伯格也有同样的感受，

    他用了一个奇怪的比喻来总结他的一生：“我犹如坠入热水翻滚的汪

    洋大海，不会游泳……我用尽所能划动手脚……从没放弃……可是在

    汪洋中，我又怎么能放弃呢？”[218]表现主义诗人雅可布·冯·霍迪

    斯（原名汉斯·戴维森）在1910年写了一首题为“世界末日”的短

    诗，这首诗不仅反映而且还加深了当时的这种迷惘情绪，它在德国一

    时间成了名声最响也最臭的一首诗歌，诗人在表现派领袖库尔特·希

    勒尔（自称是希勒尔拉比的后裔）主办的诗歌晚会上朗诵了这首诗，

    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帽子从市民的尖头上飞走了”，顿时为拥护者

    和反对者总结了现代主义，让后者感到出离愤怒，这在现在看来是令

    人费解的。[219]1914年，这位年轻的诗人精神失常，紧接着几乎整个

    欧洲都陷入疯狂，沉浸在毁灭的狂舞之中。在这之后，犹太人的未来

    和境遇都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1]Quoted in M. C.N.Salbstei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in Britain（New Jersey 1982），98.

    [2 ]Quoted in W. F.Moneypenny,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6 vols（London 1910），i 22.

    [3 ]Emile Marmorstein, Heaven at Bay ： The Jewish

    Kulturkampf in the Holy Land（Oxford 1969），32.

    [4]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826.

    [5 ]Erstlingswerk （ Leipzig 1894 ） ， 233；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

    [6 ]The best is Bertrand Gille,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2 vols（Geneva 1965—7）.

    [7]Quoted in Miriam Rothschild, Dear Lord Rothschild：

    Birds, Butterflies and History （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83），295—296.

    [8]Ibid.，301.

    [9]David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London 1958），ch.1.

    [10 ]Harold Pollins,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East Brunswick 1982），95—96.

    [11 ]S. D.Chapma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glish

    Rothschilds，1793—1811（London 1977），20ff.

    [12]See Edward Herries, Memoirs of the Public Life of

    John S. Herries （ London 1880 ） ；Gille, op.cit. ， i 45ff.；

    F.Crouzet, L’É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1806—13（Paris 1958），842.

    [13]Gille, op. cit.，i 458.

    [14 ]Pollins, op. cit.；K.Helleiner, The Imperial

    Loans（Oxford 1965）.

    [15 ]Gille, op. cit. ， ii 571；see Pollins, op.cit. ，

    245，table 5.

    [16]G. Storey, Reuters（London 1951）；F.Giles, Prince

    of Journalists （ London 1962 ） ；Ronald Palin, Rothschild

    Relish（London 1970），quoted in Pollins, op.cit.

    [17]Miriam Rothschild, op. cit.，9.

    [18 ]Cecil Roth, The Magnifcent Rothschilds （ London

    1939），21.

    [19 ]L. H.Jenks,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London 1963）.

    [20]Salbstein, op. cit.

    [21]Quoted inibid.，165.

    [22]Gille, op. cit.，ii 591—616.

    [23 ]Richard Davis, The English Rothschilds （ London

    1983）.

    [24]For details, see Roth, op. cit.

    [25]Miriam Rothschild, op. cit.，298.

    [26]Ibid.，33.

    [27]For an account of 1st Lord Rothschild, see ibid.，

    30—50.

    [28]Ibid.，40.

    [29]Quoted in Roth, op. cit.

    [30]Quoted in Salbstein, op. cit.，44.

    [31 ]Cecil Roth, Essays and Portraits in Anglo-Jewish

    Histroy（London 1962），18—20.

    [32 ]Geoffrey Finlayson, 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London 1981），112—116，154—159 etc.

    [33]Quoted in Ronald Sanders, op. cit.，5.

    [34]L. Loewe, The Damascus Affair（New York 1940）.

    [35 ]For Montefore, see Lucien Wolf, Sir Moses

    Montefore（London 1885）.

    [36]Roth, Essays and Protraits，19—20.

    [37 ]Robert Blake, Disraeli’s Grand Tour ： Benjamin

    Disraeli and the Holy Land，1830—1（London 1982），107ff.

    [38]Daien Schwarz, Disraeli’s Fiction（London 1979），

    99—100.

    [39 ]‘Benjamin Disraeli, Marrano Englishman’ ， in

    Salbstein, op. cit.，97—114.

    [40 ]This was the view of Judah Halevi；see H. J.Zimmels, Ashkenazim and Sephardim（New York 1959）.
    [41]Quoted in Blake, op. cit.，126.
    [42]Quoted in Salbstein, op. cit.

    [43]M. A.Meyer,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Jew（New York

    1968 ） ；Wolf’s article‘On the Concept of a Science of

    Judaism’（1822）is i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II（London

    1957）.

    [44 ]Quoted in Lionel Kocham, The Jew and his

    History（London 1977），66.

    [45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46.

    [46]Quoted in Kocham, op. cit.，66.

    [47]Babylon Talmud, Berakhoth 3a, quoted inibid.

    [48 ]For Hirsch’s writings see I. Grunfeld （ ed. ） ，

    Judaism Eternal，2 vols（London 1956）.

    [49]Ibid.，i 133—135，quoted in Kocham, op. cit.

    [50 ]Kochan, op. cit. ， 79—80；Cohen, op.cit. ， 34；N.Rotenstreich, Jewish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s （ New York 1968），136—148.
    [51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Bloch, is in 6

    vols（London 1892—8）and 5 vols（London 1919）.

    [52]Quoted in Kochan, op. cit.

    [53 ]H. Graetz, Historic Parallels in Jewish

    History（London 1887）.

    [54]Alexander Altmann，‘The New Style of Preach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Jewry’ ， in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Brandeis 1981）..

    [55]W. D.Plaut, Rise of Reform Judaism（London 1963）；

    D.Philipson,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New York 1967）.

    [56 ]M. Weiner （ ed. ） ，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New York 1962）.

    [57]Quoted by Marmorstein, op. cit.，36.

    [58]English translation by M. M.Kaplan（2nd edn, London

    1964）.

    [59 ]S. Ginxburg, The Life and Works of

    M.H.Luzzatto（London 1931）.

    [60 ]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 ， who gives a

    summary of Luzzatto’s teaching，5—11.

    [61]See Leo Rosen, The Joys of Yiddish（Harmondsworth

    1971），xviff.

    [62 ]The Renaissance of Hebrew Literature ， 1743—

    1885（New York 1909），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

    [63 ]Laura Hofrichter, Heinrich Heine （ trans. ， Oxford

    1963），1—2.

    [64 ]Jeffrey L. Sammons, Heinrich Heine ： A Modern

    Biography（Princeton 1979），40.

    [65]Ibid.，171.

    [66 ]The most important is S. S.Prawer, Heine’s Jewish Comedy：A Study of his Portraits of Jews and Judaism（Oxford 1983）.

    [67 ]Heine to Moses Moser ， 23 August 1823；quoted in

    Sammons, op. cit.
    [68 ]Heine to Immanuel Wohlwill ， 1 April 1823；quoted

    inibid.
    [69 ]Heine to Ferdinand Lassalle ， 11 February 1846 ，

    quoted inibid.
    [70 ]Heine to Moser ， 14 December 1825 ， quoted in

    Hofrichter, op. cit.，44.
    [71 ]Ernst Elster （ ed. ） ， Heines samtliche Werke ， 7

    vols（Leipzig and Vienna 1887—90），vii 407.
    [72]Sammons, op. cit.，249—250.

    [73]Ibid.，288.
    [74]Ibid.，25—26.

    [75]Ibid.，166.
    [76]Ibid.，308.

    [77]Quoted by S. W.Baron，‘Population’，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866—903.
    [78]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

    [79 ]Paul Lindau （ ed. ） ， Ferdinand Lassalles Tagebuch （ Breslau 1891 ） ， 160—161；quoted in Wistrich, op. cit.

    [80]A. F.Day, The Mortara Mystery（London 1930）.
    [81 ]For Jews under the Tsars see J. Frumkin et al.（eds），Russian Jewry 1860—1917（London 1966）；S.W.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New York 1964）.
    [82]See Alexis Goldenweiser，‘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ussia’，in Frumkin, op. cit.

    [83]Lucien Wolf（ed.），Legal Sufferings of the Jews in

    Russia（London 1912）.

    [84]Ibid.，41.

    [85]Ibid. 44—46，71—76.

    [86]Ibid.，2—6.

    [87]Ibid.，9.

    [88 ]I. M.Dijur ， ‘Jew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 in

    Frumkin, op.cit.，120—143.

    [89]Quoted in Amos Elon, Herzl（London 1976）.

    [90]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

    [91 ]Joseph L. Blau and S.W.Baron, The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40：A Documentary History，3 vols（New York 1963），ii 576.
    [92]Ibid.，iii 809.

    [93]Ibid.，ii 327.
    [94 ]A. B.Makover, Mordecai M.Noah （ New York 1917 ）；I.Goldberg, Major Noah ： American Jewish Pioneer （ New York 1937）；text of his proclamation in Blau and Baron, op.cit.，iii 898—899.
    [95]Ibid.，176—181.

    [96 ]For Leeser, see Murray Friedman, Jewish Life in

    Philadelphia 1830—1940（Philadelphia 1984）.

    [97 ]Text in full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570—571.

    [98 ]H. E.Jacobs, The World of Emma Lazarus （ New York 1949）；E.Merriam, Emma Lazarus：Woman with a Torch（New York 1956）.

    [99]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1092.

    [100]Richard Siegel and Carl Rheins（eds），The Jewish

    Almanack（New York 1980），509.

    [101]Psalms 137：1.

    [102]Moses Hess, Rome and Jerusalem（trans.，New York

    1918）.

    [103]Cohen, op. cit.，57—59；for Hess, see also Isaiah

    Berlin,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Moses Hess （ Cambridge

    1959）.

    [104 ]J. R.Vincent （ ed. ） ， Disraeli, Derb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 The Political Journals of Lord Stanley（London 1978），32—33.
    [105 ]J. A.Gere and John Sparrow （ eds ） ， Geoffrey

    Madan’s Notebooks（Oxford 1984）.

    [106 ]J. J.Tobias, The Prince of Fences ： The Life and

    Crimes of Ikey Solomons（London 1974）.

    [107 ]L. Hyman, The Jews of Ireland, London and

    Jerusalem（London 1972），103—104.

    [108 ]Emily Strangford, Literary Remains of the Late

    Emanuel Deutsch（New York 1974）.

    [109 ]Gordon S. Haight, George Eliot （ Oxford 1968 ） ，

    487.

    [110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London 1911 ） ， xxviii

    987.

    [111 ]For the influence of George Eliot, see Ronald

    Sanders,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 ： 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New York 1984），14ff.

    [112]Guy Chapman, The Dreyfus Case（London 1955），99.

    [113 ]For French Jewry during the Dreyfus case see

    Michael R. Marrus,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 The French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 Oxford

    1971）.

    [114]Quoted inibid.，118.

    [115 ]Léon Halévy, Résumé de l’histoire des juifs

    modernes（Paris 1828），325—326；quoted in Marrus, op.cit.，

    90.

    [116 ]Julien Benda, La Jeunesse d’un clerc （ Paris

    1936），43；quoted in Marrus, op. cit.

    [117 ]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

    1914（New York 1965），33ff.

    [118]For the church see R. P.Lecanuet, L’église de la

    France sur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 （ Paris 1930 ） ， 231—

    233；Robert L.Hoffman, More Than a Trial ： The Struggle over

    Captain Dreyfus（New York 1980），82ff.

    [119 ]La Croix ， 13 November 1896 ， quoted in Pierre

    Sorin, La Croix et les Juifs 1880—1899（Paris 1967），117.

    [120]Chapman, op. cit.，59.

    [121 ]L’Aurore ， 7 June 1899；quoted in Marrus, op.

    cit. ， who has a chapter on Lazare ， 164—195；B.Hagani,

    Bernard Lazare（Paris 1919）.

    [122]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2 vols（London

    1977），i 210.

    [123 ]Paul Cambon, Correspondence ， 2 vols （ Paris

    1945），i 436.

    [124]Quoted in Chapman, op. cit.，199.

    [125]Christophe Charles，‘Champ littéraire et champ du

    pouvoir ： les écrivains et l’affaire Dreyfus’ ， Annales ，

    32（1977）.

    [126]Jean-Pierre Rioux, Nationalisme et conservatisme：

    la 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 1899—1904（Paris 1977），20

    —30；quoted in Marrus, op.cit.，148—149.

    [127]Painter, op. cit.，i 220.

    [128 ]Alain Silvera, Daniel Halévy and his

    Times（Cornell 1966）.

    [129]Painter, op. cit.，i 214ff.

    [130]Janine Ponty，‘La Presse quotidienne et l’Affaire

    Dreyfus en 1898—99′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21（1974）.

    [131 ]Found in a scrapbook compiled for Drumont and

    now（along with a mass of other Dreyfus case material）in the

    Houghton Library at Harvard.

    [132 ]Frederick Busi ， ‘The Dreyfus Affair and the

    French Cinema’，Weiner Library Bulletin，39—40（1976）.

    [133]Painter, op. cit.，i 226.

    [134]Ibid.，233.

    [135 ]R. D.Mandell ， ‘The Affair and the Fair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losing Stages of the Dreyfus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September 1967）；Douglas Johnson, 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London 1966）.
    [136 ]Joseph Reinach, Histoire de l’Affaire Dreyfus ， 6 vols plus index（Paris 1901—8）.
    [137]Chapman, op. cit.，359；Charles Andler, La Vie de Lucien Herr（Paris 1932）.
    [138 ]André Gide, Journals 1899—1949 （ trans. ，Harmondsworth 1978），194ff.
    [139 ]Of the many books on Herzl, I have chiefly followed Elon, op. cit.
    [140]Ibid.，9.
    [141]Quoted inibid.，66.

    [142]Ibid.，115.
    [143]For the rise of völkisch anti-Semitism, see George L.Mosse, The Crisis in German Ideology（London 1966）.
    [144]Quoted in Elon, op. cit.，64.

    [145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Autoemancipation ： An Admonition to his Brethren by a Russian Jew（New York 1906）.
    [146 ]Quoted in Walter Laqueur, Weimar ：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London 1974）.
    [147]Elon, op. cit.，114.
    [148]Pierre van Passen，‘Paris 1891—5：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odor Herzl’s Life’ ， in Meyer W. Weisgal（ed.），Theodor Herzl, Memorial（New York 1929）.
    [149]Der Judenstaat：Versuch einer modernen Loesung der juedischen Frage（Vienna 1896）；H. Abrahami and A.Bein, The Editions of the Jewish State by Theodor Herzl （ New York 1970）.

    [150]Elon, op. cit.，142—147.
    [151]Ibid.，175ff.

    [152 ]For Nordau see A. and M.Nordau, Max Nordau（trans.，London 1943）.
    [153]I had the privilege of addressing 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Zionists and Christians from this same platform in August 1985.
    [154]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London 1949），71.
    [155]Elon, op. cit.，186.
    [156]HisTagebücher, trans.Harry Zohn, ed.R.Patai, were published New York 1960.
    [157]Elon, op. cit.，379—380.

    [158]Sanders, op. cit.，29—30.
    [159]Ibid.，37—38.

    [160]Elon, op. cit.，405—406，397.
    [161]Ibid.，237.

    [162]Marmorstein, op. cit.60—70.
    [163 ]Quoted in I. Domb, Transformations （ London 1958），192—195.
    [164]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71—72.
    [165]Quoted inibid.，79—80.

    [166]T. Levitan, The Laureates： Jewish Winners of the Nobel Prize （ New York 1906 ） ；see list of Jewish Nobel prize winners in Encyclopedia Judaica, xii 1201—1202.
    [167 ]Federick V. Grunfeld, Prophets Without Honour（London 1979），10.
    [168 ]For Cohen see Cohen, op. cit. ， 70ff.；Alexander Altmann，‘The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Jewry’，in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169]For Rosenzweig and Rosenstock-Huessy see Altmann, op. cit.，and N.N.Glatzer（ed.），Franz Rosenzweig：His Life and Thought（2nd edn, New York 1961）.
    [170]Quoted in Grunfeld, op. cit.，17.

    [171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 ed. ） ， Walter

    Rathenau：Notes and Diaries 1907—22（Oxford 1985），98—99.

    [172]Quoted in Grunfeld, op. cit.

    [173]Charles Rosen, Schoenberg（London 1976），16—17.

    [174 ]Alma Mahler, Gustav Mahler ： Memories and

    Letters（trans.，New York 1946），90.

    [175]Charles Spencer, Léon Bakst（London 1973）.

    [176 ]Serge Lifar,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Ballet（London 1954）.

    [177]Quoted in Spencer, op. cit.，127.

    [178 ]For Bakst’s moral theory of colour see Mary

    Franton Roberts, The New Russian Stage（New York 1915）.

    [179]Sidney Alexander, Marc Chargall（London 1978）.

    [180]Peter Gay,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 Oxford 1978），21.
    [181]Ibid.，101ff.

    [182]Letter to Karl Abraham, quoted in Jack J. Spector, The Aesthetics of Freud（London 1977），22.
    [183 ]Paul Roazen, Freud and his Followers （ London

    1976），192—193.
    [184 ]Ibid. ， 75ff.；for Freud and his wife see letter from his daughter Matilda Freud Hollitscher to Ernest Jones，30 March 1952 ， in the Jones archives, and Theodor Reik，‘Years of Maturity’，Psychoanalysis, iv I（1955）.
    [185]David Bakan, Sigmund Freud and the Jewish Mystical

    Tradition （ Princeton 1958 ） ， 51—52；Sigmund Freud, Preface

    toTotem and Taboo（1913）.

    [186 ]Ernest Jones,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 3

    vols（New York 1953—7），i 22，184.

    [187]‘On Being of the B’nai B’rith’，Commentary（March

    1946）.

    [188 ]Max Graf ， ‘Reminiscences of Sigmund Freud’ ，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xi （ 1942 ） ；Jacob Meotliz ， ‘The

    Last Days of Sigmund Freud’ ， Jewish Frontier （ September

    1951）；quoted in Bakan, op. cit.

    [189]Jones, op. cit.，i 25，35.For Freud’s own account, see M.Bonaparte, A.Freud and E.Kris（eds and trans.），Freud,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Letters to Wilhelm Fliess, Drafts and Notes 1887—1902（New York 1954），322；Bakan, op.cit.
    [190 ]E. Stengel ， ‘A Revaluation of Freud’s book“On Aph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54）.
    [191 ]H. Sachs, Freud, Master and Friend （ Harvard 1944），99—100；quoted in Bakan, op.cit.
    [192]Jones, op. cit.，i 348.
    [193 ]Ibid. ， ii 367；Sigmund Freud ， ‘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Collected Papers, iv 251—287.
    [194]Bakan, op. cit.，246—270.
    [195 ]Robert S. Steele, Freud and Jung ： Conflicts of Interpretation （ London 1982 ） ；W.McGuire （ ed. ） ， Freud-Jung Letters（Princeton 1974），220.
    [196]Max Schur, Freud Living and Dying（London 1972），337.
    [197]Jones, op. cit.，ii 148.
    [198 ]Steven Marcus, Freud and the Culture of Psychoanalysis（London 1984），50—53.
    [199]Quoted inibid.，83.
    [200 ]For Breuer, see Sigmund Freud ，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xxi（1910），181；Roazen, op. cit.，93—99.
    [201 ]Fritz Wittels, Sigmund Freud （ New York 1924 ） ，140；quoted in Bakan, op. cit.
    [202]Quoted in Roazen, op. cit.，197.
    [203]Jones, op. cit.，ii 33.
    [204]For Freud’s rows, see Roazen, op. cit.，194ff.，204ff.，220ff.，234ff.etc.
    [205]Jones, op. cit.，iii 208.
    [206]Ibid.，iii 245.
    [207 ]Arthur Koestler, The Invisible Writing （ London 1955）.
    [208]For Einstein’s contribution to quantum theory see Max Jammer，‘Einstein and Quantum Physics’，in Gerald Holton and Yehuda Elkana （ eds ） ， Albert Einstein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Princeton 1982），59—76.
    [209]‘What I Believe’，Forum and Century 84（1930）； quoted in Uriel Tal ， ‘Ethics in Einstein’s Life and Thought’，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297—318.
    [210]Einstein, Physics and Reality（New York 1936）.
    [211 ]Henri Bergson,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trans.，London 1935）.
    [212 ]Einstein to Solovine ， 30 March 1952 ， quoted in Yehuda Elkana ， ‘The Myth of Simplicity’ ， 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242.
    [213 ]Milic Capek, The Philosophical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hysics （ Princeton 1961 ） ， 335ff.；see also William James，‘The Dilemma of Determinism’，in The Will to Believe（London 1917）.
    [214]Yehuda Elkana, op. cit.
    [215]For this, see my Modern Times：The World from the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 New York 1983 ） ， ch. 1 ， ‘A Relativistic World’.
    [216 ]Lionel Trilling, Mind in the Modern World （ NewYork 1973），13—14.
    [217 ]‘The Hunter Graccus’. Graccus or graculus is Latin for jackdaw, Czech kavka, and Kafka’s father, whom he hated, had a jackdaw sign over his shop.See Lionel Trilling, Prefaces to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Oxford 1981），118-122.
    [218]Quoted in Rosen, op. cit.，10.
    [219]Grunfeld, op. cit.，23—24.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2-3

    第二章　犹太教

    在公元前597年被迫流亡到巴比伦的第一批犹太精英中，有一位年长而博学的祭司，叫以西结（Ezekiel）。以西结的妻子死于最后的围城之战，他孤身一人流落异邦，生活在巴比伦附近的迦巴鲁河边，[1]最后孤独地客死异乡。以西结坐在河岸上，在愁苦和绝望中，他见到了神的异象：“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2]这是《圣经》上首次出现的带有强烈视觉效果的景象描述，其独特之处在于具有强烈的色彩和炫目的光耀，以西结穷尽词语对其进行了描绘：有黄宝石、蓝宝石和红宝石的色彩，明光闪耀，光芒四射、火花四处迸溅，炫目而灼热。以西结的这部长书，通篇都是梦幻似的场景和恐怖的意象，充满威胁、诅咒和暴力，内容含混，令人费解。以西结是《圣经》最伟大的作者之一，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之后也是。但是他让自己置身于各种神秘的事件中，几乎又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他总是自问，“为何我总是用谜语说话呢？”

    然而，这个古怪而充满激情的男人，实质上是要传递一个强有力的神谕：达到宗教的纯净是唯一的拯救方法。国家、帝国和宝座，从长久来看都无关紧要，它们最终都要在上帝的力量中消亡，重要的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以西结写到上帝如何将他带往遍布骸骨的谷地，并问他：“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接着他惊恐地看到，这些骸骨发出声响，震动着互相联络：上帝使骸骨长出筋络和肌肤，最后吹入气息，“于是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3]后来基督徒将这可怕的景象解读为死者复活，但是对以西结和他的追随者而言，这是以色列的复兴，而这个以色列将会比以往更加亲近和依赖上帝，上帝所造的每一个男女，每一个个体都对他负责，从出生起，终生遵守他的律法。如果说耶利米是第一位犹太教徒，那么以西结和他所见的异象便是犹太教创立的一记有力的推动。

    流亡异邦势必造成一个民族与过去的历史割裂。的确，犹太人中

    的10个支派已经消亡。与何西阿、以赛亚和耶利米一样，以西结也坚

    信，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是他们违背律法的罪恶直接造成的，

    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虽然早期的史书和预言总是强调集体负罪感，认

    为是王和首领的恶行使得上帝降怒于所有人，但是此时这些流亡的犹

    太人除了自己别无他人可以指责。以西结写道，上帝不再因首领的罪

    恶而责罚所有人，也不再因祖先的过失而责罚现世的人。“我指着我

    的永生起誓，”上帝的声音振聋发聩，以色列的这句俗语“父亲吃了

    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已不再是真理。这句话已经过时，应

    该抛弃了。“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上帝对以西结说，每个人都

    要单独对他负责：“犯罪的，他必死亡。”[4]当然，摩西的宗教已存

    在个体的概念，它已包含在每个男女都是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信念之

    中。以赛亚的教导使个体概念得到了有力的强化，到了以西结时代，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更是超越了其他一切， 从此个体当责之说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成了犹太人信仰的基本核心。

    这种个体至上的信念导致了许多事件的发生。从公元前734年到公元581年，就有6次明确的以色列人被驱逐事件，还有更多的人逃往埃及和近东。从这时起，大部分犹太人常年散居在应许之地之外。犹太人就这样四处飘零，没有政府可为他们提供援助，他们只好寻求其他出路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于是，他们转向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律法以及历史的记录。往后我们将更多地提到抄经士。迄今为止，他们只有像巴录一样记录伟人言语的文书，现在这些文书成了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着手书写口头的传说，誊抄从圣殿废墟抢救出来的宝贵经卷，整理、校订和阐释卷宗。他们的重要性一度超越祭司，因为如今已没有圣殿可以突出祭司的荣耀。流亡异乡反而有利于经卷的整理工作。犹太人在巴比伦受到了善待。在古城伊西塔门附近发现的石板上刻有发放给俘囚的配粮，其中就有“耶胡德王雅钦”（Yauchin, king of the land of Yahud）的名字——雅钦即约雅敬。有些犹太人成了商人，开始陆续出现犹太移民成功的故事。商人用取得的财富资助经卷整理和保护犹太人的信仰。如果要求个体遵行律法，那么他首先必须通晓律法。因此，仅仅整理和誊抄律法是不够的，还要讲授律法。

    故此，正是在流亡期间，普通犹太百姓才首次受到约束要进行定

    期的宗教礼拜。他们被要求严格施行割礼，用这个永不磨灭的印记来

    使自己有别于周围的异教徒。割礼成为一种仪式，成为生命和礼拜仪

    式的一部分。他们从巴比伦天文历法中所学的知识大大强化了“安息

    日”的概念，这一天也成为犹太人一星期中最重要的日子，沙贝塔伊

    是他们在流亡时期所起的最流行的新名字（来自“安息日”这个

    词）。现在犹太民族的一年首次定期穿插着各种节日：逾越节庆祝犹

    太民族建立，五旬节[38]纪念律法颁布，即纪念犹太教的创立，住棚节

    [39]纪念犹太人在旷野流浪（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结合是在旷野里完成

    的）。同时，随着个人当责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犹太人也开始庆祝新

    年，纪念上帝造天地万物，庆祝赎罪日[40]，期待最后的审判。而且，

    巴比伦的科学和历法计算技术也有助于使年度宗教活动框架得以常规

    化和制度化。正是在流亡期间，他们的这些信仰规条才显得尤为重

    要：关于纯净性、洁净以及饮食的规定。现在，有人开始研习律法，

    诵读律法，背诵律法。或许《申命记》中的律例是从这时候开始出现

    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

    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与你的城门

    上。”[5]亡国的犹太人在流亡地形成了一个法治社会——他们自觉服

    从靠大家共同遵守的律法的统治。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犹大王国的最后沦陷到流亡结束，仅持续了半个世纪，然而这

    一时期却显示了犹太人巨大的创造力。我们现已来到犹太历史上的一

    个重要时期。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在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之间存在

    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宗教层面来说，犹太历史经历了四个伟大的形

    成阶段：亚伯拉罕时代、摩西时代、流亡和后流亡时代，以及第二圣

    殿被毁后的阶段。前两个历史时期是耶和华信仰的产生阶段，后两个

    时期是耶和华信仰的发展成熟阶段，最后形成了犹太教。但是在这些

    历史时期中，犹太人都没有拥有过独立的国家，虽然在摩西时代也不

    曾有异族统治过他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在实现了繁荣

    稳定的自治以后，反而难以保持宗教上的纯洁和廉正。约书亚征服迦

    南后不久，堕落和腐败接踵而至；所罗门时代，以及南北分治时期，

    尤其在富有而强大的国王统治时期和盛世年代，他们又重蹈覆辙；后

    来在哈斯蒙尼王朝[41]和大希律[42]之类的君主统治时期，历史再次重

    演。在自治和兴盛时期，犹太人似乎总是要被附近的其他宗教吸引过

    去，不是迦南人的宗教，就是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要不就是

    希腊人的宗教。唯有在逆境中，他们才能坚守自己的原则，才能发挥

    异常的宗教想象力和独创性，才能保持他们的纯粹和热情。或许，他

    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反而更好，因为只有在异族要来统治他们时，他们

    才会想到遵守律法，敬畏上帝。第一个发现亡国和美善可能存在某种

    联系、异族统治或胜过自治的是耶利米，他甚至认为，国家本身就带

    有与生俱来的恶。

    这些观念深植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拿细耳人和利甲族

    人。这是耶和华信仰本身所固有的，因为统治者是上帝，而不是人。

    《圣经》有时似乎也暗示，正义的总体目标是推翻人所制定的现行法

    令：“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6]在《撒母耳记

    上》第2章中，他的母亲哈拿欢唱赞美诗，颂扬以上帝之名进行的颠

    覆，颂扬神的革命：“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

    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7]童女马利亚（the Virgin Mary）后来

    在尊主颂（Magnificat）里也呼应了这一主题。犹太人是分解现行秩

    序的酵母，是促成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所以他们自身怎么可能是秩

    序和社会呢？[8]

    因此我们注意到，从那时起，犹太人身上总有一种流散情节。巴比伦帝国不久就被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所缔造的波斯和玛代联盟取而代之，居鲁士无意继续囚留犹太人。但是仍有许多犹太人，宁愿继续留在巴比伦，因此巴比伦成为一个很大的犹太文化中心，长达1500年之久。其他犹太社会则迁居到埃及，他们没有像耶利米那样只是跨过边境，而是沿尼罗河而下，一直来到第一瀑布附近的象岛。在那里留存的众多文献中，有一封是写在莎草纸上的信函，信中讲述犹太社会请求重建圣殿。[9]即使在那些已经回到犹大的人中，仍有一部分人怀有流亡思想，他们相信耶利米的观点，认为流亡中有美德，直到完美纯洁的那天到来。他们生活在旷野的边缘，在他们称为“大马士革地”的地方，认为这是保持了内心的流亡，“大马士革地”象征着被驱逐，那里有耶和华的圣所。他们在那里等待上帝的安排，到时候将有一颗星星指引，有一位圣洁的领袖带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这些流亡者是利甲族人的后代，库姆兰（Qumran）教派的先驱。[10]

    鼓动犹太人回归的很有可能是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波斯帝国统治阶级的信仰，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普适主义的信仰，他们不像早期的那些帝国强权。居鲁士本人就是祆教教徒（Zoroastrian），信仰永生、仁慈、独一的神，“借由圣灵创造万物的造物主”。[11]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波斯人制定了全然不同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帝国宗教政策，他们很乐意尊重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信仰，只要这些信仰不妨碍这些民族归顺自己。居鲁士致力于纠正前任统治者驱逐犹太人和摧毁圣殿的恶行。在19世纪发现于巴比伦宫殿废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居鲁士圆柱上，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策略：“我是居鲁士，世界的王……伟大之神马杜克（Marduk），喜悦我虔诚的作为……我召集他们所有的子民，将他们领回原来居所……众神……我奉伟大之神马杜克之命，将他们供奉在至圣所得享欢乐……愿所有被我送回至各城的神（每日祝福我）在世久长。”[12]而根据约在同一时期编撰的《以赛亚书》第二部分记载，居鲁士拯救以色列人是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居鲁士在这卷书中被称为“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13]在记述以色列人回归的《以斯拉记》中，居鲁士诏告巴比伦的犹太人：“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上帝与这人同在。”[14]

    尽管有居鲁士的支持，公元前538年，末代国王约雅敬之子设巴萨

    （Shenazar）带领的第一次回归却没有成功，他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抵

    制。第二次回归是在公元前520年，当时得到了居鲁士的儿子大流士

    （ Darius ） 的全力支持， 有一个名正言顺的首领—— 所罗巴伯

    （Zeurubbabel），这名大卫的后裔在被任命为波斯的犹大总督后威信

    大增。《圣经》上记载跟随他回归的有42360名流亡者，其中有大量的

    祭司和文士。由此，一个全新的犹太正统教登上了耶路撒冷的历史舞

    台，它以独一的中央圣殿作为合法的敬拜场所。圣殿建设立即动工。

    《哈该书》第2章第2节中说，新殿比所罗门的圣殿建得简陋，虽然香

    柏木也是从黎巴嫩运来的。撒马利亚人和被视为异教徒的其他犹太人

    未被允许参与这项工作：“你们和我们无干。”他们对这些人说。[15]

    或许是因为这些返乡人士的排外行为，他们的聚居区没有兴旺起来。

    公元前458年，第三波回归运动使定居点得到了巩固。这一次返乡由以

    斯拉带领。以斯拉是一位有学问和威信的祭司兼文士，他试图解决由

    异端、通婚和土地争端引起的法律问题，然而收效甚微。终于，公元

    前445年，以斯拉得到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的协助。领导这支军队的

    是著名犹太领袖人物、波斯帝国的杰出官员尼希米（Nehemiah），他

    奉命担任犹大省的省长，治理犹大，并将其建成帝国版图内的一个独

    立政治实体。[16]

    第四批回归终于让定居点稳固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尼希米，这

    位有强大行动力的外交家兼政治家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

    墙，从而占领一个安全据点，指挥回乡民众的安置工作。他在回忆录

    中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那是一部经典的犹太史书，里面写到了夜间

    对被毁城墙的首次秘密视察，显示建设者及其成就的功勋榜，阿拉伯

    人、亚扪人等对工程的竭力阻挠，工程如何在武装卫兵保护下继续进

    行——“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17]——还有建设者每天夜晚归城

    的情景（“我们都不脱衣服，除了脱下来换洗”），以及最后的胜利

    竣工。尼希米说工程耗时52天。重建的耶路撒冷比所罗门时期的规模

    小，生活贫穷，而且更主要的是人口稀少。“城是广大，”尼希米写

    道，“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但是他们通过抽签决

    定，让犹大各地的住户迁居至耶路撒冷。尼希米的才干和智谋，在20

    世纪犹太活动家重新定居巴勒斯坦时，还会成为一种激励。但是随着

    工程的结束，突然，一切归于平静，耶路撒冷完全沉寂了。

    公元前400—前200年的这段时期，是犹太历史中失落的两个世

    纪，他们没有记录下什么大事件和大灾难，或许这段时间他们生活得

    很幸福。在所有的统治者中，犹太人无疑对波斯人最有好感，他们从

    来没有反抗过波斯人，犹太雇佣军反而还帮助过波斯人镇压埃及人的

    叛乱。在犹大，或波斯帝国的任何一地，犹太人都可以在家中自由信

    奉宗教，不久，犹太定居点广布各地：《多俾亚传》记述的就是这种

    散居生活，其背景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玛代。其他记录包括650封用

    楔形文字写的商业文件，这些文件作于公元前455年至前403年的尼普

    尔城，靠近以西结生活的地方：文中的人名有8%是犹太人的名字。[18]

    象岛聚居区流传下来两份犹太家庭档案也反映了当地的生活和宗教。

    [19]我们所知离散中的大多数犹太人，似乎都生活美好，信仰虔诚。而

    更重要的是，他们信仰的是新的正统宗教：犹太教。

    这失落的200年虽然是一段沉默的历史，但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现在的《旧约》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已经出现。尼希米和以斯拉在重建后的耶路撒冷将以色列人的信仰确立为新的犹太教，使《旧约》的出现成为必然。《尼希米记》第8章记述全体市民聚集在水门旁边，倾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诵读“摩西律法书”。受到经文的启示，民众大为感动，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犹太人，男的女的，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发咒起誓，立下严肃的新的誓约。[20]

    简言之，这份可以说是正式创立犹太教并赋予它合法地位的新誓约，不是基于神启或布道，而是基于一份书面的文本——一份经认可和审核、内容准确无误的官方版本，而这又意味着要将犹太人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大量历史、政治和宗教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和校订。他们在很早阶段就已识字。《士师记》中记录，基甸在疏割捉住一个年轻人向他询问这个地方，年轻人就将此地所有首领长老的名字写下来给他，一共“七十七个人”。[21]很有可能当时的大部分农人略微识字。[22]城市里的识字程度高，许多人都能写点东西，他们将自己听到的或亲身经历的，写成宗教或者世俗性质的故事，无数先知也记录自己的言语，形成数量巨大的史书、年表。以色列人虽不是杰出的工匠、画师或建筑师，但写作却是他们的民族习惯，而且近乎一种迷恋。他们创作的古代文献，卷帙浩繁，或许是品质最优秀的，而《旧约》只是

    冰山一角。

    然而，犹太人认为文学是服务于全体的教化行为，而不是个人的癖好。虽然《圣经》大部分书卷有单独的作者，但是对于他们认可的书，犹太人自己就会授予其集体认可和权威。其文学的核心一向是属于公众、受制于社会的。约瑟夫斯在他为犹太人信仰辩解的《驳阿皮翁》（Contra Apionem）一书中对此有描述：

    我们这里并非人人都可以修史……唯先知有此特权，他们通过神启得到远古时代的历史知识，并清楚地记录自己所在年代的事件……我们很少有内容混乱的史书，数量不多，内容统一，得到公认的有22部，包含了所有时期的历史记录。[23]

    约瑟夫斯所谓的“公认”，就是“正典的”（canoncial）的意

    思。“canon”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在苏美尔语中是“芦苇”的意

    思，“正典”一词取其“笔直，正直”之意；于希腊人而言，它的意

    思是规范、界限或标准。犹太人首次将该词用于宗教文本，对他们来

    说，它代表神谕，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或者是神启的先知书。故

    而，凡要收入正典的书，都必须有一个得到承认的真正的先知为其作

    者。[24]《摩西五经》成书后，正典开始出现。《摩西五经》即后来犹

    太教徒所称的《托拉》，其最原始的版本可能成于撒母耳时代，但是

    我们现有的版本却是5个或可能更多底本的汇编：南方底本，称上帝

    为“耶和华”，最早为摩西时代所作；北方底本，称上帝为“以罗

    欣”（Elohim），也是非常古老的作品；《申命记》或其部分内容是

    约书亚改革时代在圣殿里发现的“失落的”经卷；另外两部单独的法

    典， 学者称《祭祀法典》（ Priestly Code ） 或《圣洁法典》

    （Holiness Code），都来自宗教崇拜正规化和祭祀阶层受到严格约束

    的时代。

    《摩西五经》不是一部前后统一的著作，但也非德国批判传统的

    有些学者所称是后流散时代的祭司对历史的有意歪曲。我们切不可让

    黑格尔思想、反教权主义、反犹主义以及19世纪的学界思潮所滋生的

    学术偏见，影响我们对这些文本的正确理解。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潜

    心汇编这些著述的那些人，以及返乡后汇编正典时誊抄这些著述的文

    士，绝对相信这些古代文本来自神启，他们在誊抄时心怀敬畏，并力

    求准确，虽然其中还包含他们也显然无法理解的内容。五经的确两度

    用上帝的话语发出不可篡改律法的严厉告诫：“所吩咐你们的话，你

    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25]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当时的抄经士或文士—— 希伯来语中称“sofer”——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他们对自己所负的使命极其严肃认真。“文士”一词首次使用是在《底波拉之歌》中，不久我们就听到了世袭的文士组织， 即《历代志上》中所称的“ 众文士家”（families of scribes）。[26]文士们最光荣的任务就是保护正典神圣的完整性。他们从摩西的文本入手，为方便起见，分别将其誊抄在五个经卷上，故名“五经”（Pentateuch，该词本身为希腊语，各卷经书也以希腊名命名）。在《摩西五经》之后，又加入了《圣经》第二部分，即先知书，在希伯来语中称Nevi’im。先知书又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者是以记叙为主的历史著作，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后者是先知演说家的著述，分成两个部分：3部大先知书，即《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所谓“大”是就其篇幅而言，而非其重要性——以及12部小先知书，即《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第三部分为诗歌智慧书（Ketuwim）或“文集”，常被称为“圣录”，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及两本《历代志》。

    这种三分法并非有意的归类，而是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随着

    宣读经文成为犹太教礼拜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不断有更多的文

    本添加进去，由文士进行妥善誊抄。《摩西五经》或《托拉》早在公

    元前622年已被立为正典，后又逐渐加入其他经卷，整个过程大约在公

    元前300年完成。除了《托拉》，其他书卷按何种标准被编为正典，我

    们不得而知，但是大众的品位，以及祭司和学者的评判，似乎起了一

    定的作用。被称为“ 节日五书卷” （ megillot ） 或“ 所罗门之

    歌”（Canticles）的五卷书，在重大的节日里向公众诵读，如逾越节

    读《雅歌》（所罗门之歌），五旬节读《路德记》，住棚节读《传道

    书》，普珥节读《以斯帖记》，纪念耶路撒冷被毁的节日读《耶利米

    哀歌》。最后这些经书广为传诵，所以被收进了正典。《雅歌》除了

    与所罗门王有关，显然就是一部情歌集，把它收入正典并无正当理

    由。拉比[43]学派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正典最终得到确定的时候，阿

    基瓦拉比（Rabbi Akiva）曾在雅麦尼亚会议（或称贾布奈会议，

    Council of Jamnia or Jabneh）[44]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天的重

    要程度可以与以色列拥有《雅歌》的那天相提并论，所有的经书都是

    圣书，但《雅歌》却是圣书中的圣书。”但是他又补充警告说：“凡

    是将《雅歌》作为淫歌歌唱娱乐的，来世必没有他的位置。”[27]

    将文学作品收入正典，是确保它流传下来的唯一可靠的办法，因

    为在古代，除非不断重抄，否则不出一代人的时间手稿就有可能会消

    失得无影无踪。“众文士家”的《圣经》维护工作持续了至少一千年，后来马所拉学士（masoretes）继承了他们的工作，专门从事《圣经》的书写、拼写和正音工作，官方的犹太教正典正是出自他们之手，被称为“马所拉本”。

    然而正典并非只有一部，因而古本也较多。撒马利亚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脱离犹大，因而他们只保留了《摩西五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准予参加后来那些经书的立典工作，所以他们也不承认这些经书。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即《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是希腊时代由亚力山大城的流散犹太人所编，其中包括希伯来《圣经》的全部经书，只是归类有所不同，此外还包括次经和伪经，如《以斯得拉一书》，所谓的《所罗门智慧书》《便西拉智慧书》（也就是《德训篇》）《犹底特书》《多俾亚传》《巴路克书》和《马加比书》，然而这些经书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看来是不洁或危险的。此外，我们现在还有库姆兰教派保护下来并进行誊抄的古经卷，这些经卷是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被发现的。

    死海古卷大致印证不同年代所抄的《圣经》都是准确的，尽管也

    存在许多错误和差异。撒马利亚人称他们的卷本为亚伦的曾孙亚比书

    所作，显然非常古老，而且基本无讹误，尽管有些地方反映的是撒马

    利亚人而非犹太人的传统。它与马所拉本的五经存在约6000处不同，

    其中约1900处却与七十士译本一致。马所拉抄本也存在不同版本。现

    存最早抄本中一本，是藏于开罗犹太会堂的一部装订成册的先知书，

    由本·亚设（Ben Asher）誊抄于公元895年，亚设是著名的马所拉学

    士家族一个支族的族长。通过该家族五代人的努力而完成的亚设本，

    由一位名叫塞缪尔·本·雅各布（Samuel ben Jacob）的马所拉学士

    抄成于1010年前后，现存于圣彼得堡。另一份著名的马所拉本由本·

    拿弗他利（Ben Naphtali）家族整理，在1105年的罗伊希林抄本中留

    存了下来，现藏于卡尔斯鲁厄[45]。现存最早的基督教版本是公元前4世

    纪的梵蒂冈抄本（藏于梵蒂冈），4世纪的西奈山抄本（不完整）和5

    世纪的亚历山大版本，后两者藏于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份叙利亚抄

    本，其手稿可追溯到公元464年。然而最古老的《圣经》手稿存在于

    1947—1948年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其中包括正典中全部24部希伯来文

    经书（除《以斯帖记》以外）的残卷、《以赛亚书》全卷，以及七十

    士译本的部分残卷。[28]在犹地亚沙漠和埃及很有可能还会发现更早的

    抄本，完整抄本的搜寻工作毫无疑问将会继续下去。

    世人对《圣经》给予的关注，包括对真本、解经本、注经本和评

    经本的寻找，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兴趣。但这并不算过

    分，毕竟《圣经》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书。犹太人作为古老的著述

    者，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他们首创了推论性的、内容翔

    实的评注性历史。有观点说，犹太人是从另一个很有历史意识的民族

    ——赫人那里学会了编写历史，但是显然他们很早就对自己的过去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自知是特别的民族，不仅是从一个未曾记录的

    遥远过去发展而来，而且是由于神的一系列作为而存在的，并负有某

    种特定的使命，他们将查明神的这些作为并进行记录、评述和思考视

    为他们集体的责任。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尤其在那个远古时代，显示

    出如此强烈地想要探索自己来源的迫切愿望。《圣经》中不断出现显

    示他们具有历史探索精神的例子，如艾城的城门口为何有一大堆石

    头？吉甲的12块石头是什么意思？[29]这种寻根问底的热情渐渐扩展开

    来，有更多的人养成了从历史的角度来思索现在和未来的习惯。犹太

    人希望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

    旨意。既然上帝在他们的神学中是万事的唯一发端——阿摩司如是

    说：“灾祸若降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46]——因而他就

    是历史的创作者，既然他们是上帝为他这部大戏选派的演员，那么记

    录历史和研究历史也就成为了解上帝和人的主要途径。

    因此说，犹太人首先是历史学家，而《圣经》从本质上说从头至

    尾就是一部史书。犹太人比希腊人早500年掌握了用简明的语言和戏剧

    性的手法叙述历史的能力，而且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补充历史，所以

    又培养出了古希腊人难以企及的历史观。人物刻画尤其如此，《圣

    经》史学家的那种洞察力和人物描写能力，即使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最

    优秀的历史学家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关于大卫王的娴熟描写，显

    然出自宫廷的一位亲历者之手，即使是修昔底德也难与之媲美。《圣

    经》中有大量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常常寥寥数语就能把一个小人物

    写得栩栩如生。然而对演员浓墨重彩的描写绝没有让这部伟大的神人

    剧的稳步推进有丝毫的失色。犹太人和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在

    写传记和讲故事之间，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圣经》的大部分经卷

    有一个历史框架，而一切又都关联着另一个更大的框架，我们或可将

    其称为“神与人的关系史”。但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历史意图的作

    品，即便是诗歌，如《诗篇》，也频频出现历史典故。所以说，命运

    的脚步，从天地初始不可阻挡地迈向所谓的“末日”，一直在这样的

    背景中回荡。

    古代犹太民族的历史，既有强烈的神灵色彩，又有鲜明的人文色

    彩。历史是神造就的，他或独立成就大业，或借由人来实现。犹太人

    不关心也不相信自然的力量，他们对万物形成的物理法则，并不像古

    代任何一个有文字的民族那么好奇。除非为了表现《圣经》这部神人

    剧，他们无意关心自然，他们无视自然的表现力。地理或经济的巨大

    力量决定历史进程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圣经》中不

    乏对自然界的描写，其中有的具有震慑人心之美，但那不过是这部历

    史剧的舞台布景，不过是人物的背景衬托。《圣经》充满了生命的活

    力，那是因为这完全是一部关于鲜活生命的书，而上帝，虽然也是活

    的，但是人无法描述甚至无法想象他的样子，所以全书关注的重点一

    直是人。

    因此，古代犹太文学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就是用语言来表现人性

    的丰富和复杂。犹太民族最早用文字来表达人类最深层次的情感，尤

    其是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焦虑、精神上的绝望和孤寂，也最早用文字

    来表达人类用智慧发明的用以解决这些不幸问题的办法——希望、毅

    力、相信神的帮助、对纯洁和公义的认识、悔过、悲痛和谦恭。正典

    《诗篇》中收录的150首短诗中，约有44首属于这一类别。[30]其中不

    乏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能唤起心灵共鸣的经典之作：《诗篇》第

    22篇是呼求帮助，《诗篇》第23篇是完全的信托，第39篇表达内心的

    不安，第51篇恳求怜恤，第91篇是让人得安慰的好诗，第90、103篇和

    104篇歌颂造物者的大能和威名，以及神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第

    130、137篇和139篇直探人类最深的苦痛，同时带来希望的福音。

    犹太民族对人类心灵的洞察不仅反映在这些热情洋溢的诗歌中，

    还体现在丰富的通俗哲学中，其中有些还进入了正典。犹太人在这方

    面并非独树一帜，因为格言和警句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起在古代的近

    东地区，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有记录，这些智慧文学有些

    还享誉国际。犹太人无疑对埃及的著名经典——《阿孟尼莫训诲》

    （The Wisdom of Amenope）并不陌生，因为其部分内容直接借自《箴

    言书》。[31]然而犹太民族的智慧书从整体来讲比早前的智慧书具有更

    高的水平，对人性的洞察更加敏锐，伦理道德也更加统一。由传道者

    所作的《传道书》是古代无与伦比的一部光辉杰作，书中冷静的、持

    疑的，时而几近愤世嫉俗的口吻，与《诗篇》中诚挚的热情形成鲜明

    的对比，展现了犹太文学精彩纷呈的多样性，在这方面唯有希腊人可

    以与之比肩。

    然而，即便是希腊人也不曾写出像《约伯记》那样神秘而又凄楚

    的文字（很难将其归类）。这部关于神义论（theodicy）以及罪恶问

    题的伟大著作，吸引并困惑学者和普通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卡莱尔

    （Carlyle）[47]称之为“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在《圣经》的所有经卷

    中，《约伯记》对其他作者的影响最大，然而，这是一部什么书，它

    来自哪里、作于何时，却无人知晓。书中有100多个单词不曾出现在书

    中其他任何地方，无疑给古代的译者和抄经士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

    些学者认为《约伯记》来自以东——但我们对以东语所知甚少，有些

    则认为它可能来自大马士革附近的哈兰。巴比伦文学中有略微相似的

    作品。早在4 世纪时， 基督教学者来自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

    （Theodore）就认为此书来源于古希腊戏剧。还有人说此书译自阿拉

    伯语。来源说法之多和影响的范围之广，反而印证了这部书的普适

    性，毕竟《约伯记》追问的是一个困惑全人类，尤其困惑那些笃信者

    的最根本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约伯

    记》是为古代写的，也是为现代写的，尤其是为那个被拣选了、饱受

    苦难的犹太民族写的，更是为20世纪的大屠杀写的。[32]

    《约伯记》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部辉煌巨著，如此一贯到底的雄

    辩滔滔，《圣经》中唯有《以赛亚书》可以与之媲美，这是和它的主

    题——上帝的公义相称的。作为道德神学作品，这是一部失败的书，

    因为作者本人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深受神义论问题的困扰。但正因

    如此，作者才能将问题放大，提出一些涉及宇宙万物、涉及人类应如

    何看待宇宙万物的问题。《约伯记》一书充满了用诗歌形式进行的自

    然历史描写，展现了众多有关生命、宇宙和气象的奇妙现象。比如，

    第28章对古代采矿业做了精彩的描述。这卷书通过展现这个画面，提

    出了人类拥有几乎无限的科学和技术潜能的观点，然后让它与人类无

    比软弱的道德力量形成反差。《约伯记》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世界

    有两套秩序——物质的和道德的。只理解、只掌握物质世界的秩序是

    不够的：人类还必须接受和遵守道德的秩序，因此他必须掌握智慧的

    秘诀，这个秘诀全然不同于，比方说，采矿技术。智慧的得来，如约

    伯隐约所知的，不是靠深究上帝给人类带来苦难的原因和动机，而是

    靠顺服上帝。顺服上帝是道德秩序真正的根基：“他对人说，‘敬畏

    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个观点，便西拉在他的智慧书《德训篇》的第24篇中也提出

    了。他说，人类堕落后，上帝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将他的这个秘诀在

    以色列找了个居所。[33]犹太人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顺服上帝来获得智慧

    并教导其他人也这么做，要推翻现行的、物质的和世俗的秩序，代之

    以道德秩序。同样，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犹太异端圣保罗看似矛盾的有

    力响应。保罗在他所作的《哥林多前书》戏剧性的开场白里，引用上

    帝的话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又

    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神拣

    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

    的羞愧。”[34]这还是和《约伯记》一样的隐晦含糊和令人困惑，因此

    我们又听到了犹太人担当神圣角色的声明——推翻现行秩序，改变世

    俗的世界观。

    《约伯记》在当时属于主流的犹太哲学：这个主流如今已成为一

    股强大的洪流。犹太教变身为首个“圣书宗教”（religion of the

    Book）的过程经历了两百年。公元前400年前的历史，没有一处提到正

    典，到了公元前200年，它已赫然存在。当然此时的正典尚不完善，也

    未最终确定，但是已经开始快速成型。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

    正典中不鼓励添加新的书卷了。先知和预言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马加比一书》[48]提到“不再有先知的那天”。[35]那些试图说预言

    的人被认为是假先知。当西蒙·马加比被推为首领时，他的任期是无

    限期的，直到“有真正的先知出现”。《撒迦利亚书》中有长文指责

    先知说：“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

    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先知“从幼年做人的奴仆[49]”。

    [36]稍晚于公元前200年进行写作的犹太哲学家便西拉吹嘘说，“我将

    再次颁布信条，如同预言，施与后代的子孙”。[37]但是犹太人没有将

    他的书加入正典，稍晚时候作书（约公元前168—前165年）的但以理

    也被排除在外。立典工作同样也不鼓励写史，但是犹太人的热情并未

    因此完全消失殆尽，未来还将有无数作品问世——如《马加比书》，

    如约瑟夫斯的著作。但是这股巨大的动力逐渐消减，当正典在基督教

    时代初期最终得到官方认可时，作为古代荣耀之一的犹太史书，从此

    将止步不前，黯淡1500年之久。

    但是如果说立典造成的一个影响是扼制了犹太人圣书文学的创造

    力，那么另一个影响便是极大地提高了犹太人口的知识水平和正典文

    本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得到官方认可、大量复制和广为传播的经书，

    如今开始进行系统的教学了。犹太民族从此开始接受教育，这的确也

    是他们担任祭司圣职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教史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革

    命性机构：系统地研读和讲授《圣经》的犹太会堂（synagogue）——

    教堂（church）、小教堂（chapel）和清真寺（mosque）的原型。此

    类场所很有可能在大流散之前就已问世，是约西亚时代的改革成果，

    但无疑是大流散期间成熟起来的，当时的犹太精英没有圣殿。回归

    后，所有的宗教活动严格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进行，外省的圣殿

    和高坛最终消失，犹太会堂接过使命，传讲正典《圣经》里包含的圣

    殿正统教理。[38]

    这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影响。随着圣书文学被纳为正典，正典

    又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系统讲授，犹太教就越来越趋于统一，这种统

    一带有明显的清教徒式的严厉和基要主义的味道。在犹太历史上，总

    是严格主义者获胜。摩西，这位严厉的唯律法独尊者强制其他部族接

    受他的耶和华信仰；在约西亚改革时期又是严格主义者获得了胜利；

    在帝国入侵时期得以生存下来的也是强硬的犹大，而非善于妥协的以

    色列；在结束大流散返乡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所有犹太人的也是

    苛严的巴比伦犹太社会，他们一边将许多人拒之门外，一边又迫使许

    多人归顺自己。正典和会堂成了推行严厉政策的工具，并且取得了更

    多的胜利。这个在犹太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过程，可以一分为二地来看

    待：一方面，净化犹太教，使它犹如浊世中的一朵青莲，出淤泥而不

    染；另一方面，也是极端主义行为，推行排外政策，向他人推销狂热

    主义信仰。

    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犹太教的这种严厉做法，不仅给犹太

    民族自己，也给他们的邻族，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问题。波斯帝国施行

    仁政，因此在犹太文献中备受赞美，在他们统治期间，犹太民族开始

    恢复元气并繁荣兴盛起来。《以斯拉记》中说，流亡归来的会众共有

    42360名，还有男女仆人共7337名，“歌唱的男女”200名。重建的犹

    大省人口应不足7万人。然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单是耶路撒冷的人口

    就有12万人。[39]因为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还有对律法的尊重，使得

    犹太人既自律又勤奋，他们的人口扩散到犹大省的接邻地区，尤其是

    加利利、外约旦以及海滨地区。散居地逐渐扩大，犹太教徒殷勤地说

    服人们改宗，开始形成一股劝诱改宗的势力。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帝

    国时代的一个小族群，是这个艰难的大世界中一个坚强不屈的宗教文

    化群体。

    这些问题从公元前332年就已开始显现，当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大帝不费吹灰之力消灭波斯帝国，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真正地入侵亚

    洲。在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以及随后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欧亚两洲并不存在明显的分化：海洋作为巨大的黏合力，使双方很大

    程度上拥有了共享的国际文化。随后是公元前12世纪至前11世纪的无

    政府主义和漫长的黑暗时代。随着人类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东西方文

    化开始出现分化，西方出现了一股空前强大的文化势力——古希腊城

    邦（Polis）文明。

    希腊人口不断过剩，他们遍布各地开展海洋贸易，在地中海沿岸

    开拓殖民地，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又继续向亚洲和非洲推进。然而亚历

    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后继者瓜分：托勒密夺得埃及，塞琉古分得叙

    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后来阿塔罗斯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从公元前332

    年到公元前200年，统治犹太人的是托勒密王朝，随后是塞琉古王朝。

    新的统治者在犹太人心中激起了敬畏与恐惧，希腊人拥有令人闻风丧

    胆、在当时战无不胜的武器——希腊方阵（phalanx）。他们不断建造

    强大的战争机器——高耸的攻城器械、庞大的战舰和巨大的堡垒。

    《但以理书》从犹太人的角度如此描写古希腊人的军事威力：“第四

    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

    用脚践踏。”[40]犹太人深知希腊人的厉害，因为他们不仅当过波斯人

    的雇佣军，还当过希腊人的雇佣军。希腊人的军事训练从运动场上开

    始，运动场是希腊城邦最基础的教育设施，但教育并非其唯一的功

    能，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促进希腊文化的发展，就和每个城邦都有的

    其他设施一样：体育场、露天圆形剧场、表演场、学园和集市。古希

    腊人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又是雕塑家、诗人、音乐家、剧作家、哲

    学家和辩论家。他们举办精彩绝伦的表演，又擅长经商，所到之处，

    经济腾飞，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传道书》反思希腊人统治时期人们

    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作者问道，积聚巨大的财富有什么益处呢？[41]然

    而，大多数人却又认为，财富若是自己的，自然大有好处。就像19世

    纪时亚洲和非洲发现西方文明进程难以抗拒一样，希腊经济和希腊文

    化也对相对简单的近东社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因此，希腊殖民者纷纷涌入西亚，在各地建立城邦，并得到了愿

    意分享财富、学习希腊人生活方式的当地人的响应。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就是具有强烈希腊殖民色彩的地区，当地居民迅速希腊化，而海滨

    地区则很快就完全希腊化了。希腊统治者给予这些希腊式城市，如推

    罗、西顿、加沙、斯特拉顿塔、比布鲁斯、的黎波里等城市极大的自

    由和特权，而这些城市又在内地建立卫星城市：示剑有一个，南部的

    马里萨也有一个，还有几个在非拉铁非（Philadelphia，今安曼）和

    约旦河对面的杰马勒。不久，犹太人控制的撒马利亚和犹大的周围，

    形成了这些住满希腊人和混血希腊人的城市，而撒马利亚和犹大，则

    被他们认为是落后的农村山区。希腊殖民轨道上大量存在这些奇怪

    的“圣殿国家”，这些古老的民族，不合时代的人，很快就被希腊人

    的思想和制度这股抵挡不住的现代潮流席卷而去。

    那么，对于这既是机会，又是诱惑和威胁的文化入侵，犹太人将

    会如何做出反应呢？答案是，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虽然以前获胜的

    都是严格主义者的做法，在大流亡期间如此，回归后亦是如此，并且

    通过正典的讲授保持了下来，但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个人良知越来越受

    重视的趋势，形成了一股抵消力量。精神个人主义酝酿分歧，使得犹

    太教中一直暗流涌动的宗派主义变得越发强烈。极端情况下，希腊人

    的到来将更多的基要主义者逼进沙漠，加入信奉神权绝对论的团体，

    后者奉行利甲族人和拿细耳人的传统，认为耶路撒冷的堕落已经无法

    挽救。库姆兰社区发现的最早文本可追溯至公元前250年前后在犹大周

    围的希腊城市开始收紧管制的时候。这些人所持的思想是先退居到旷

    野，重新找回摩西时代朴素的热情，然后重返城市。有些人，如艾赛

    尼派（the Essenes）[50]，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用语言的教化来达

    到目的，他们在沙漠边缘的村子里传道：施洗者约翰后来就属于这一

    派。另一些人，如库姆兰社会，则相信武力：他们用象征12个支派的

    结构，组织起来准备作战，打算一俟结束旷野生活的神示出现，就像

    约书亚那样向城市发动袭击，颇似今天的游击队运动。[42]

    而在另一个极端，不少犹太教徒，其中有的非常虔诚，痛恨孤立

    主义思想及其培养的狂热分子。他们甚至借由《约拿书》的形式为正

    典做出贡献，《约拿书》尽管内容荒谬，充满矛盾，实则是恳求对外

    来者实行宽容、施与友善的呼吁。在该书的末尾，上帝反问约拿：宽

    恕尼尼微（Nineveh）和它满城的人，“那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唯

    一的罪孽是无知的人，难道不合乎理吗？[43]这预示了基督的话：“父

    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时也是呼召将《托

    拉》传给外邦人，规劝他们改宗。这显然是散居地那些恪守教规的许

    多犹太人，或者说是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这些犹太侨民为了生意平

    时学习希腊语，并在适当的时候将《圣经》译成希腊语——七十士译

    本——这是人们改宗，或者说“犹太化”的主要方式。比如，在亚历

    山大的希腊体育场最早是为了防止希腊殖民者出现文化退化，吸纳当

    地语言和习俗而建立的，但是它也向非希腊居民开放（埃及人除

    外），犹太人便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个优势，以致后来犹太哲学家斐洛

    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富贾子弟都要在那里接受教育。[44]犹太人或取希

    腊化名字，或两者并用：外出和经商用希腊名字，在宗教仪式上和家

    里用希伯来名字。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世界中也存在同样的趋势。一些铭文和涂鸦上

    显示有用希腊语拼写的希伯来阿拉姆语犹太人名。许多受过良好教育

    的犹太人发现他们被希腊文化深深地吸引。《传道书》显示了作者面

    对异邦思想和他所继承的虔诚信仰，面对批判精神和保守思想时内心

    的矛盾。希腊化对于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启

    蒙运动对18世纪犹太隔都（ghetto）的影响，它唤醒了这个沉睡中的

    圣殿国家。它不仅是精神上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它是一股世俗化和

    物质化的力量。[45]

    巴勒斯坦和被希腊人征服的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上层阶级、富人

    和大祭司最有兴趣效仿他们新的统治者。这是各殖民地普遍存在的现

    象。掌握希腊文化是成为头等公民的通行证，就如后来的受洗。犹太

    人中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功故事，就像当初约瑟成为法老的宰

    相，如今精明进取的犹太人也在帝国的官僚机构中升官发达。约瑟夫

    斯的《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包含一个公元前2

    世纪的文本，其中讲到来自上层阶级的多比雅家族（Tobias family）

    的约瑟（其母亲是大祭司的姐姐）如何前往亚历山大参加托勒密家族

    举办的征税权竞拍会：“正巧当时所有显贵和统治者从叙利亚和腓尼

    基的城市赶来投标承包税收，因为每年国王都会将收税权出售给各个

    城市最有权势的人。”约瑟凭借指控对手形成联盟压价，从而赢得了

    竞标；他持有合同达22年之久，“使犹太人脱离贫困，过上了更好的

    生活”。这位约瑟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法老时代的那位同名

    者，他创造的是另一种成功模式，成了第一位犹太金融家。[46]因此，

    约瑟代表的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犹大存在的希腊化思想。

    处于孤立派和希腊化派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遵守约西亚、以西

    结和以斯拉传统的广大虔诚的犹太群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原则上并

    不反对希腊人的统治，这和之前他们也不反对波斯人的统治一样，因

    为他们倾向于接受耶利米的观点，认为异教徒的腐败统治反而可以使

    他们的宗教更加兴旺，信仰更加敬虔。他们也不反对向征服者缴纳赋

    税，只要能让他们在自己家中太平无事地从事敬拜活动。从这一思想

    传统中兴起的法利赛派（the Pharisees）[51]后来就明确提倡这种做

    法。敬虔派犹太教徒在一定程度上也乐意向希腊人学习，并吸收了大

    量的希腊文化思想，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在摩西的律法和神学

    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元素，这种元素在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下，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强化。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创立了本质上为理

    性主义的口传律法，将古老的摩西律法应用于当下的现实世界。值得

    注意的是，法利赛派的死敌，恪守律法、不容诡辩的撒都该人（the

    Sadducees）[52] 却说法利赛人的逻辑必将导致人们尊崇“ 荷马的

    书”（他们指的是希腊文学）甚于“神圣经书”。[47]

    然而，一个希望加快希腊化步伐的犹太改革派的兴起，使希腊人

    与犹太人相安无事、比邻而居的可能性彻底破灭了。我们对这一改革

    运动所知甚少，因为书写这段历史的是他们的对头、最后获胜的基要

    派。改革劲头最大的是犹大的统治阶层，这些已经半希腊化的犹太人

    渴望将这个圣殿小国拖进现代化时代，他们的动机主要出于世俗和经

    济上的考虑。但是改革派中还有一些宗教学者怀有更加崇高的理想

    ——这些人从某些方面类似于1世纪的基督教徒。他们想要提升犹太

    教，推动它在已经开始的逻辑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神论中隐含着普

    适主义，《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则将其说得非常明确。在普适一神论

    中，犹太人向世界贡献了一个伟大的新思想，如今希腊人也要贡献一

    个：普适主义文化。亚历山大缔造的帝国就是一种理想：他要融合各

    个民族，“命所有的人把世界当作自己的故乡……将好人当成自己的

    亲人，把坏人当成外邦人”。伊索克拉底[53]提出，“‘希腊人’这一

    名称已不再指出身，而是指一种观念”；他认为通过教育而成为希腊

    人的人比“以出身来分的希腊人”更具有公民资格。[48]希腊人大一统

    世界（unified oikumene）的概念难道就不能与犹太人的上帝是普适

    之神的观念相融合吗？

    而这正是改革派学者的意图。他们重新审读史书，试图摒除其狭

    隘的地域思想。难道亚伯拉罕和摩西，所谓的“外人和寄居的人”，

    不是这世上的伟大公民吗？他们首次对《圣经》提出了质疑：如今的

    这些书面律法并不是十分古老，显然也不是来自摩西。他们认为，原

    初的律法远比如今的律法更具有普适主义思想。如此一来，改革运动

    的范围扩大了，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律法的攻击。改革派发现《托

    拉》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寓言故事和做不到的清规戒律，但是他们遭

    到了正统派的反对和诅咒。斐洛对那些“对祖宗所立法典表示不满，

    不断指责律法的”人进行了谴责；预言家们更是说：“喂养猪的人，

    愿他受诅咒，用希腊人的智慧教导自己儿子的，愿他们受诅咒。”[49]

    改革派并非想完全废除律法，而是要去芜存菁，剔除阻碍他们融入希

    腊文化的元素——如禁止裸露身体这一项使得敬虔派犹太教徒无法进

    入运动场和体育馆——只保留其中的伦理核心，从而实现普适化的目

    标。为了推进让犹太教成为世界宗教的这一终极目标，他们希望犹太

    人的那位道德之神立即进驻希腊城邦。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希腊人信仰多神教而非

    一神教，他们在埃及学会了宗教融合，也就是说，他们将许多职能重

    叠的神明进行合理化组合，创造出一系列的复合神，如将阿波罗、赫

    利俄斯和赫尔墨斯合而为一成为太阳神，将他们的酒神祭祀仪式和埃

    及的伊西斯神秘教结合；他们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有埃及的伊姆霍

    特普的影子；将最高级别的神宙斯等同于埃及的阿蒙神、波斯的阿胡

    拉·马兹达，还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等同于犹太人的耶和华。但是事

    实是，虔诚的犹太人可不这么看。他们当然认为希腊人的神明观太低

    级了，根本无法和犹太人的神权无限观念相提并论。犹太人在神和人

    之间的区分是绝对的，而希腊人却总是不断地将人提升到神的高度

    ——他们是普罗米修斯般的人物——而降低神的位置。对他们而言，

    神不过是受人敬仰和功成名就的祖先，大多数人是神明的子孙。因

    此，神化君主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很大的跨越，他们一旦开始拥抱东方

    便着手这一工作。为什么凡人不能神化？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如果一国中出现一位具有超凡美德之

    人，没有其他任何公民的美德和政治才能可与之媲美……这样的人应

    被列为人间之神。”毋庸说，此种观念在任何犹太教徒看来都是断然

    不可接受的。的确，犹太教和这样的希腊宗教毫无融合的可能，所以

    改革派们想做的只是通过让犹太教渗入希腊文化的办法来实现它的普

    适化，而这么做就意味着要拥抱希腊的城邦社会。

    公元前175年，犹太教改革运动找到了一个热心而又危险的同盟者

    ——新的塞琉古国王神显者安条克（Antiochus Epiphanes）。安条克

    急于在他所统治的领地加快希腊化进程，既因为这是一项总方针，也

    因为他认为这么做可以增加税收——他长期缺乏战争资金。因此他给

    予改革派全力的支持，撤换正统派大祭司奥尼阿斯三世，让耶孙接

    替，耶孙是约书亚的希腊名，单是名字就足以表明他的立场。耶孙着

    手将耶路撒冷改造成希腊式的城邦，将其改名为安条克，并在圣殿山

    的山麓建立运动场。《马加比二书》中气愤地记录了圣殿祭司的行

    为，说他们“对祭献的礼仪已不感兴趣，甚至轻慢圣殿，忽略祭献，

    一听到掷铁饼的信号，就急忙跑去参加运动场上的违法运动”。[50]下

    一个举措就是将原本用于耗资巨大、永无止境的献祭活动的圣殿资金

    划拨给城邦的各项活动，如国际竞技和戏剧表演比赛。公众纳税经由

    大祭司上缴给包税者（这些人是异族通婚），因此大祭司掌控着公共

    基金，圣殿金库就相当于国家为国民开设的储蓄银行。安条克关心的

    是要让他那些控制圣殿的亲希腊盟友贡献越来越多的资金供他打造三

    桨座战船（triremes）和战争机械，因此他做出了让步。这样一来，

    改革派不仅支持占领国，而且认同苛刻的赋税。公元前171年，安条克

    发现必须废黜耶孙的大祭司之职， 以更加亲希腊的迈内劳斯

    （Menelaus）取而代之，并建立卫城控制圣殿，以此加强希腊人在耶

    路撒冷的权力。[51]

    公元167年，一项法令的出台使得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冲突达到了顶

    点。这项法令基本上废除了原有的摩西律法，以世俗的法律取而代

    之，并将圣殿降级为众教合用的普通崇拜地点。也就是说，他们在圣

    殿里设立了一位跨派系之神的雕像，他的希腊名字是奥林匹亚宙斯，

    严格主义者犹太教徒将其称为“孤寂的可憎者”。出台这条法令的不

    太可能是安条克本人，一来他对犹太教没有兴趣，二来希腊政府也极

    少会打压某一种宗教信仰。有证据表明，发起这个行动的是以迈内劳

    斯为首的极端犹太改革派。迈内劳斯以为，这样的严厉举措，是一次

    性消除死守律法和圣殿崇拜这种蒙昧荒唐行为的唯一途径。这不像异

    教信仰亵渎圣殿的激进理性主义行为，倒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派

    自然神论者的反基督教行为。拉比学者中流传着一个关于米利暗的故

    事。米利暗和迈内劳斯来自同一祭司家族，她的丈夫是塞琉古王国的

    一名官员。米利暗闯入圣殿，“用她的鞋子敲击圣坛一角，对它

    说：‘狼啊狼，你挥霍了以色列的财富。’”[52]

    然而，希腊人和迈内劳斯本人都高估了他的支持者。他在圣殿的

    所作所为引发了一场骚乱，祭司中也出现了分歧。文士和大多数敬虔

    派犹太教徒，即哈西德派教徒（hasidim），支持迈内劳斯的正统派反

    对者。站在改革派一边的，也有很大一群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当地

    人”，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贫苦大众。在犹太精英结束流亡回归之

    后，以斯拉以波斯帝国为强大后盾推行严厉的宗教政策，当时这些当

    地人是主要的牺牲品。以斯拉倨傲地将正义、敬畏上帝的“被掳归回

    的人”（bnei hagolah）和“当地人”加以分别，后者几乎都是非犹

    太教徒，因为许多人在他看来是无效婚姻家庭的子女，他毫不留情地

    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53]从那以后，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不通律

    法的人，不是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就是被排挤出去。如果严格主义

    者失利，律法合理化，首先受益的将是这些当地人。然而，这些以富

    裕阶层和官吏为主的改革派，如何越过严格主义者来吸引普通民众

    呢？尤其是，当他们支持让穷人受苦最深的高赋税时，又怎能希望达

    到这些目的呢？这些是无解的问题，因此，在群众基础上实现普适主

    义也就失去了机会。

    于是，迈内劳斯寻求通过政治力量来实行从上至下的改革。为了

    推行法令，单是禁止原来的圣殿献祭是不够的——许多人是欢迎这么

    做的，还要让敬虔派犹太教徒用新的方式，在他们眼中的异教祭坛上

    进行象征性的献祭。改革派认为，这些仪式象征着那位独一的真神是

    无所不在的，人类不能将他困囿于某个人为建造的处所，然而哈西德

    派却对这种思想表示不屑；对于敬虔派而言，这种新的普适思想无异

    于过去圣书中一再谴责的巴力崇拜[54]。因此，他们拒绝低头，并且以

    死相抗。改革派只得牺牲一些人，如90岁的以利亚撒，这位被称

    为“主要文士之一”的老者被人殴打致死，还有《马加比二书》中记

    载的遭血腥屠杀的七兄弟。事实上，殉教的概念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出

    现的，最早的殉道故事出现在《马加比书》中，这些虔信者的遭遇成

    了宗教纯洁性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宣传资本。

    因此，能够利用深植于民心已然成为本能的《圣经》教导来推翻

    现行秩序，将宗教纷争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反抗运动的，不是改革派，

    而是严格主义者。和大多数反殖民斗争一样，这次反抗运动不是从攻

    击卫戍部队开始，而是先杀害该政权在本地的支持者。在犹地亚山地

    中位于吕大以东6英里的摩丁城，一名犹太改革派在监督按新规矩举行

    的献祭礼仪时被玛塔提雅·哈斯蒙所杀，玛塔提雅是从圣殿的“守殿

    人耶何雅立”一族来的一个古老祭司家族的首领。随后，这位老人的5

    个儿子在犹大·马加比，即“铁锤”犹大的带领下，向塞琉古帝国的

    军队及其犹太支持者发动了游击战。公元前166年至前164年，他们将

    耶路撒冷周遭地区的希腊人全部驱逐出去，而在耶路撒冷城内，他们

    将改革派和塞琉古人一同围困在阿克拉城堡，清除圣殿里一切渎神的

    行为，并于公元前164年12月举行庄严仪式，使圣殿恢复耶和华敬拜。

    犹太人至今仍用光明节（或称净殿节）[55]来庆祝这一事件。

    此时，祸患不断（其中包括罗马的崛起）的塞琉古人做出的反应就像20世纪中期的现代殖民国家一样，在残酷镇压和逐渐放权之间摇摆，而起来造反的民族主义者又得寸进尺，要求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公元前162年，“神显者”的儿子和继承人安条克五世向“所有邪恶的根源”迈内劳斯发难并将他处死，用约瑟夫斯的话说，迈内劳斯曾“说服他父亲强迫犹太人放弃他们自古以来对上帝的敬拜”。[54]公元前161年，哈斯蒙尼家族（Hasmonean family）做出反应，与罗马缔结盟约，根据盟约，罗马承认哈斯蒙尼家族为独立王国的统治家族。公元前152年，塞琉古人放弃用武力对犹大进行希腊化的努力，承认此时为哈斯蒙尼家族首领的约拿单为大祭司，此后哈斯蒙尼家族将占据这个职位长达115年之久。公元前142年，塞琉古人以免除犹地亚税赋的方式，基本上承认犹地亚的独立地位，西门·马加比在其兄弟之后继任大祭司，成为犹地亚的统治者：“民众于是在文书及契约上，开始写：‘犹太人的大祭司、大元帅、领袖西门元年’”。[55]这样，以色列在长达440年之后终于恢复独立，尽管在阿克拉城堡中已到穷途末路的改革派直到第二年断粮投降后才被驱逐出去。随后哈斯蒙尼家族进入城堡，他们“拿着棕榈枝，弹着琴瑟，敲着铙钹，拉着提琴，唱着诗歌……因为大仇敌已从以色列肃清”。[56]

    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宗教问题已被推至次要位置，但是摆脱希腊普适主义影响的长期斗争，在犹太人的性格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从攻击律法开始到改革派最后被逐出阿克拉城堡，这中间是34年的深仇大恨和腥风血雨。一些人对律法的狂热攻击激起了另一些人对律法的狂热信仰，缩窄了犹太领袖人物的视野，将他们更深地推入以《托拉》为中心的宗教崇拜中。[57]改革派遭遇失败后，民众不再相信改革，甚至不相信任何有关犹太宗教性质和方向的讨论。从此，此类讨论在所有的官方文本中均被斥为是叛教变节，勾结外国侵略者，其结果是，那些温和人士，以及那些具有国际意识、能够越过正统犹太教的藩篱看得更远的传道者，也得不到被倾听的机会。哈斯蒙尼王朝为犹太教内部的极端保守精神代言，他们从固守远祖遗风和迷信中获得力量，这力量来自充满禁忌和神明野蛮干预的以色列远古时代。从此，任何对圣殿及其圣所的外部干预，都会立即在耶路撒冷激起一群穷凶极恶的宗教极端分子，并不断有群情激昂的乌合之众加入进来扩充他们的队伍。此刻这些暴民成了耶路撒冷的一道重要风景，使得这个城市乃至犹地亚全地，不管由谁来治理——希腊人或亲希腊派也好，罗马人或其分封王（tetrarchs）也好，都难以驾驭，更不用说犹太人自己。

    在这种宗教暴民实行“知识恐怖”迫害的背景之下，希腊运动场

    和希腊学府里风行的世俗精神和知识自由精神，被犹太教徒的学习中

    心拒之门外。为了对抗希腊式教育，敬虔派犹太教徒从公元前2世纪末

    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民族教育体系，除了原有的书吏学堂，逐步兴办地

    方学堂，起码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犹太男孩要进地方学堂学习《托

    拉》。[58]这一进步举措对于犹太会堂的扩张和巩固，对于以普及教育

    为根基的法利赛运动（Pharisaism）的出现，对于最后拉比学派

    （rabbinate）的兴起，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学堂推行的是纯宗教性

    质的教育，排斥律法以外的任何知识。不过，至少这些学堂的律法讲

    授具有一定的人文精神。他们信从这个古老的说法——因为《申命

    记》中有一处含义隐晦的经文，“传给他们”[59]——除了书面律法，

    上帝还向摩西启示了口传律法，博学的长老可以遵照这些口传律法对

    神的指令作出解释和补充。口传律法的应用使得摩西法典顺应时势做

    出修改，并在实际中得到合理的执行，成为可能。

    但是，以撒都该人（大卫时代最高大祭司撒督人的后裔）为主的

    圣殿祭司却坚持，所有的律法必须是书面的，自古以来不变的。他们

    有自己的补充文本——《法令集》（the Book of Decrees），其中规

    定了各种惩罚措施：什么人要用石头打死，什么人要被烧死，什么人

    要被砍头，什么人要被绞死。但这些也是书面的而且是神圣的：他们

    不承认口头教义可以对律法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因为他们对摩西遗训

    的顽固坚守，也因为他们认为圣殿是犹太人唯一统治中心的思想观

    念，以及他们在圣殿作用中的世袭位置，撒都该人就成了新的哈斯蒙

    尼家族大祭司们的天然盟友，尽管从出身来说后者也并非名正言顺。

    撒都该人很快便认同哈斯蒙尼王朝对圣殿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按照

    这个制度，世袭的大祭司实际上是世俗的统治者，由长老组成的犹太

    公会则担当了他的宗教法律职责。为了显出圣殿至高无上的地位，西

    门·马加比不仅捣毁阿克拉城堡的围墙，还（据约瑟夫斯说）“将城

    堡所在之山夷为平地，让圣殿站得比它更高”。

    西门是马加比兄弟中的最后一位。马加比家族的人勇敢、狂热而

    不顾一切，而且思想顽固、行为暴烈，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

    历《约书亚记》的故事，有耶和华作后盾，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应许

    之地”。他们与刀剑共生死，冷酷无情，却又不乏虔诚。这些人的家

    族中多数人死于非命，西门也不例外，他被托勒密家族的人背信弃义

    地杀害，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西门虽然嗜杀成性，但他行

    事体面，也不谋求个人私利。尽管他已荣登大祭司和行政统治者的宝

    座，却依然保持着游击队宗教领袖的风骨；他的魅力在于他充满英雄

    主义的敬虔。

    继位的三儿子约翰·西卡努斯（John Hyrcanus，公元前134年至

    前104年在位）却全然不同于西门：他是一名天生的统治者。他发行了

    自己的钱币，上面印有“大祭司约翰和犹太社区”字样，其子亚历山

    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103—前76年在位）甚至

    在他发行的钱币上自称“约拿单王”。虽然政府和王国的重建最初表

    面上是立足于纯粹的宗教基要主义——捍卫信仰，但过去君主国的那

    些固有问题没多久便又卷土重来，尤其是国家的目标和统治手段与犹

    太宗教本质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个冲突就体现在哈斯蒙尼家族

    内部的历史中，这个家族的兴衰故事是研究狂妄自大的品性不可多得

    的好材料。他们起初是为了给殉道者复仇，最后自己反倒成了宗教迫

    害者；他们率领一支狂热的游击队上台掌权，最终却在雇佣军的包围

    中结束统治；他们的王国，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最终却消亡在对上

    帝的不敬中。

    约翰·西卡努斯满腹基要主义的思想，相信他复兴大卫王国乃是

    上帝的旨意。他是第一位将《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缩叠起来，

    从《圣经》的古老历史文本中寻求军事灵感和地缘政治指导的犹太

    人。他完全相信巴勒斯坦全地是犹太民族得自上帝的产业，征服巴勒

    斯坦不仅是他的权利更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建立

    了一支由雇佣军组成的现代化军队，不仅如此，征服行动还必须像约

    书亚时期那样肃清异邦宗教信仰和异端教派，必要时还要屠杀那些固

    守那些信仰的人。约翰的军队踏平撒马利亚，拆除了撒马利亚人建在

    基利山上的圣殿。经过一年的包围，约翰攻下了撒马利亚，“他彻底

    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引水将它淹没，因为他挖了沟渠将它变成一片汪

    洋和湿草地，掠走了凡是能显示这个城市曾经存在的一切标记”。[60]

    他还同样洗劫并烧毁了希腊式城市西多波利。约翰的火与剑之战，其

    特点就是屠杀城市居民，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会说希腊语。以土买地

    区也被攻克，其两个主要城市阿多拉和马里萨的居民不是被迫改信犹

    太教，就是因为拒不服从而被杀害。

    约翰的儿子亚历山大·詹尼亚斯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个奉行扩

    张和强行改宗的政策。他入侵低加坡里，那是约旦一带10个说希腊语

    的城邦联盟；横扫纳巴泰，攻取佩特拉——“一座玫瑰红的城市，几

    乎和时间一样古老”[56]；进军高拉尼提斯省。哈斯蒙尼王朝向北推进

    至加利利和叙利亚，向西抵达地中海沿岸，往南、往东进入沙漠。他

    们在边境以内地区，通过改宗、屠杀或驱逐的方式清除了大量的非犹

    太教徒，这样一来，犹太民族的领土和人口迅速扩张，但是也因此吸

    收了大量名义上虽为犹太人，实际上已经半希腊化的人口，有许多还

    是异教徒甚至是未开化之人。

    不仅如此，哈斯蒙尼王朝在统治和征服天下的同时，还遭遇了权

    力的腐蚀。约翰·西卡努斯在犹太历史传说中似乎享有相对较高的名

    望。约瑟夫斯说上帝认为他“配得拥有这三大特权：治理这个国家的

    权力、担任大祭司一职的荣耀和说预言的本事”。[61]但是亚历山大·

    詹尼亚斯，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来看，变成了暴君和恶魔，被他杀

    害的人中，甚至有他的家族中曾经借势而起的敬虔的犹太教徒。他和

    当时近东的所有统治者一样，也受到了强大的希腊文化的影响，鄙视

    耶和华信仰中被希腊人视如野蛮的奇怪做法。在耶路撒冷庆祝住棚节

    时，身为大祭司的亚历山大却拒绝遵照礼俗主持奠酒仪式，敬虔派犹

    太教徒纷纷用柠檬砸他。“对此，”约瑟夫斯写道，“他大为愤怒，

    杀了他们约六千人。”事实上，亚历山大发现自己和他所痛恨的两位

    前任耶孙和迈内劳斯一样，也面临严格主义者发动的内乱。约瑟夫斯

    说这场内战持续了6年之久，夺去了5万犹太人的性命。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首次听到了“法利赛派”（Perushim or

    Pharisees）这个名词，它的意思是“将自己区别开来的人”。这个教

    派拒绝与王族的宗教势力及其大祭司、撒都该派的贵族和犹太公会往

    来，将宗教戒律摆在犹太民族主义前面。拉比学派的资料中记录了君

    主和这一教派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宗教矛盾，也是社

    会和经济矛盾。[62]如约瑟夫斯所言：“撒都该人只从富人中吸纳信

    徒，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而法利赛人却有广泛的同盟。”他讲到

    内战结束时，亚历山大带着被他俘获的众多犹太敌人胜利返回耶路撒

    冷，然后他“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他一面当着全城人的面同嫔

    妃们宴饮，一面下令将八百人钉在十字架上，并在他们断气之前，命

    人当着他们的面将他们的妻儿割喉”。[63]库姆兰经卷中有一卷提到了

    这一暴行：“狂暴的狮子……他将人活活吊死。”

    因此，在他（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因酗酒而精神失常”后于

    公元前76年病逝时，整个犹太世界处于分崩离析中，虽然扩大了许

    多，但是其中有许多半犹太人，他们对《托拉》的热心是有所保留，

    值得怀疑的。哈斯蒙尼王国就像它所效仿的大卫王国一样，是在帝国

    更迭的间歇中发展起来的。在塞琉古王朝一蹶不振，罗马帝国尚未有

    足够实力取代希腊人之时，哈斯蒙尼王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然而到

    亚历山大病逝之时，罗马帝国的推进已逼近他们的边境线。犹太人在

    反抗原来的希腊帝国时，罗马曾是他们的盟友，罗马是能够容忍弱小

    王国存在的，甚至给予它们相对的独立地位。但是奉行扩张政策和民

    族统一主义思想的犹太王国，却强迫它的邻居改信自己苛刻严格、不

    容异己的宗教信仰，这是罗马元老院无法接受的。和当初的塞琉古帝

    国一样，罗马也在等待时机，准备在犹太王国因内部分裂而不堪一击

    时再出手。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遗孀撒罗米（Salome）统治了一段时

    间。撒罗米识破了罗马人的动机，于是请法利赛人进入犹太公会，允

    许将他们的口传律法纳入王族的司法体系，试图以此来恢复民族团

    结。但是公元前67年，撒罗米去世，她的儿子们为了争抢继承权开始

    发生内斗。

    其中的一个自称有王位继承权的叫西卡努斯（Hyrcanus），他有

    一个势力强大的总督安提帕特（Antipater）。安提帕特是以土买人，

    他的家族在哈斯蒙尼王朝统治期间被强行改宗。他是个半犹太、半希

    腊化的人。这样的人自然与罗马新贵达成妥协，后者既拥有战无不胜

    的军事技术，又接受了希腊人的文化。安提帕特发现和罗马达成协

    议，总比发生内战好，而且这样一来，他的家族，还有其他权贵的家

    族，也可以在罗马人的保护之下兴旺起来。因此，公元前63年，安提

    帕特与罗马将军庞培达成妥协，犹地亚成为罗马的附庸国。安提帕特

    的儿子大希律（Herod the Great）称王后，将犹太人牢牢地纳入罗马

    帝国的统治范围内。

    希律是犹地亚和其他多地的实际统治者，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37

    年到公元前4年。他的统治是犹太历史上对犹太史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来说都难以认同的一段时期。希律既是犹太人，又是反犹分子，既是

    希腊罗马文明的拥护者和赞助人，又是残忍无比的东方暴君。他是才

    能出众，在某些方面英明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人慷慨豪爽，富有

    建设性，办事雷厉风行，但同时又天真迷信，极度放纵，常常处于精

    神失常的边缘——有时就是精神失常。他身上集有扫罗[57]的悲剧和所

    罗门的物质主义——显然他以所罗门为偶像。无比遗憾的是，他的身

    边缺少一位具有《列王纪上》的作者这般才华的人来记录他的个性和

    事业。[64]

    希律在他父亲时代担任加利利总督期间开始扬名。在加利利，他

    以真正的罗马统治精神，消灭了由希西家带领的一支半宗教性质的游

    击队，未经任何形式的犹太宗教审判，独断专行，下令处死了游击队

    的首领。这在犹太律法中是死罪，希律被犹太公会传讯，但是他的卫

    队一出现就震慑住了庭上的人，判决无法进行下去。时隔四年，公元

    前43年，希律故伎重施，又处死了一名激进的犹太教徒马里卡，此人

    毒死了他的父亲。希律家族无疑是支持哈斯蒙尼家族以西卡努斯二世

    为首的这一派别，他自己也与这一家族联姻，娶米利暗为妻。但是公

    元前40年，以其侄子安提柯为首的另一派别，在帕提亚人的帮助下攻

    占了耶路撒冷。希律的兄弟、耶路撒冷总督法赛尔被捕后在狱中自

    尽，西卡努斯则因身体残废无法担任大祭司，是安提柯亲自咬下了其

    伯父的双耳。

    希律差点儿就没命了，但他逃到了罗马，向元老院陈述了自己的

    情况，元老们让他当上了傀儡国王，正式头衔是“盟邦的国王和罗马

    人民的朋友”（rex socius et amicus populi Romani）。然后他带

    着一支罗马军队——步兵3万名、骑兵6000名——回到东方，夺回耶路

    撒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他推行的政策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干左右逢源，不管谁当政他都

    能得到罗马的支持。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发达时，他们既是

    朋友又是同盟；安东尼一倒台，他又即刻与屋大维交好。在奥古斯都

    称帝的时代，希律是罗马东方卫星国中最忠诚可靠的国王，清海盗、

    除恶匪，干脆利落、毫不留情，罗马的所有战事纷争都能得到他的支

    持。他也是得到回报最多的一位国王，在罗马的支持下，王国疆域扩

    大到甚至超越了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的版图，他的统治也更加稳固了。

    希律的第二个政策是全力以赴消灭哈斯蒙尼家族。他将安提柯交

    给罗马人处死；据约瑟夫斯说，希律深爱妻子米利暗，即亚历山大·

    詹尼亚斯的曾孙女，但是充满了嫉妒。最终他与妻子及其娘家人反

    目，命人在耶利哥将妻弟阿里斯托布鲁斯按在游泳池里，将其淹死。

    他还指控米利暗试图下毒谋害他，在他的家族法庭上给她判罪，并将

    其处死。接着他又指控米利暗的母亲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谋反篡

    权，也将她处死。最后，他指控他和米利暗所生的两个儿子谋害他，

    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审判，并被处以绞刑。约瑟夫斯这样写道：“如果

    真有一个满怀亲情的男人，那人必是希律无疑。”他对待自己一方的

    家族确实如此，因为他所建的城市均以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命

    名，但是对哈斯蒙尼家族，或任何以先祖之名提出王位诉求的人——

    如大卫家族的人——不仅猜忌多疑而且心狠手辣。屠杀婴孩[58]的故事

    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却有基于其本人的所作所为的历史依据。

    希律的第三个政策是实行政教分离，让散居地的犹太人发挥作

    用，以此来削弱严格主义者犹太教的破坏势力。公元前37年，他在耶

    路撒冷掌权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处死犹太公会的46名主要成

    员，这些人在审判他和其他人的时候试图维护摩西律法在世俗事务的

    作用，如此犹太公会便成了纯粹的宗教法庭。希律甚至没有去争取大

    祭司职位，而是将它从王权中分离出来，设为一个官职，他可以行使

    君权对其进行任免，并主要是从埃及和巴比伦的侨民中选任。

    希律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具有历史头脑，显然他要效法所罗

    门，要让自己名垂千古。为此，他大兴土木，慷慨捐赠、广行善举，

    并大力投入公共服务建设。如此，他又成了另一类犹太人的原型——

    追逐利益的慈善家。希律的一生都在大肆盘剥、大肆挥霍。他和所罗

    门一样，利用他在贸易路线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征收商税，自己又从事

    商业生产。他向奥古斯都大帝租下塞浦路斯的铜矿，其中一半的产出

    归自己。他包下广大地区的征税权，和罗马分享获利。约瑟夫斯说希

    律总是入不敷出，因此对待臣民非常苛刻。无疑，他积累了巨大的个

    人财富，这主要是通过没收被他宣布为国家公敌的那些人的财产——

    当然最主要的是哈斯蒙尼家族的财产。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得益于外

    和内安的社会环境，以及贸易的发展，巴勒斯坦总体更加繁荣了。各

    地犹太人的人口数量，包括出生的和改宗的人口，都大量增加。根据

    一个中世纪的传说，在克劳狄乌斯时期，公元48年有过一次人口统

    计，当时在罗马帝国版图内，约有694.4万犹太人。除此之外，在巴比

    伦等地还有约瑟夫斯所称的“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有一个统计称，

    在希律时代，世界各地共有大约800万犹太人，其中居住在巴勒斯坦的

    有235万到250万。这样的话，犹太人占整个罗马帝国人口的10%左右。

    [65]这个在不断扩张的民族以及遍布各地的流散犹太人，正是希律获得

    财富和影响力的源泉。

    确实，希律之所以推行他的政策，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犹太人和

    犹太教正在蓬勃兴起，他在民族和宗教上拥有一种自豪感，他的政策

    就源于这种自豪感。和之前的希腊化犹太人一样，希律也认为自己是

    一个勇敢的改革者，设法将一个顽固保守的近东民族拖进已经启蒙的

    现代文明中（以当时视角）。罗马在其首位皇帝统治下国力昌盛、民

    族团结，使一个世界和平、国际通商的新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而这

    正是经济发展迈入黄金时代所需的基础，希律也希望他的臣民一同参

    与这个时代。为了让犹太民族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里获得应有的地

    位，他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历史包袱，尤其要打破犹太社会和犹太宗

    教中自私的家族寡头统治，他们从社会和宗教中都捞到了好处。他孤

    身作战，固然思想偏执、手段残酷，却不乏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同时，希律也想向世界表明，犹太人中也有不少有才干的文明

    人，他们有能力为地中海文明中新的扩张主义精神做出重要贡献。为

    此，他将目光投放到比耶路撒冷更远的地方，转向散居地的犹太侨

    民，因为耶路撒冷只有暴民和狂热分子。希律是奥古斯都手下大将阿

    格里帕（Agrippa）的密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使分布在罗马控制范围内

    庞大的犹太社区都得到了特别保护，这些社区分散在各处，时不时遭

    受着各样的威胁。流散犹太人将希律视为最要好的朋友，他还是最慷

    慨的保护人，提供资金兴办犹太会堂、图书馆、浴场和慈善机构，并

    且鼓励别人也这么做，因此在希律时代，犹太人首次因为在亚历山

    大、罗马、安条克、巴比伦等地的犹太社区中建立微型的福利制度而

    闻名于世，他们接济贫病者、孤儿和寡妇，探望犯人、埋葬死者。

    但是希律也不至于愚蠢到只对流散犹太人慷慨解囊。他还在帝国

    东部的许多多民族城市广施善举，支持并资助各类希腊式文化机构，

    尤其是体育馆，希律本人就是个热心的体育运动爱好者——他是大胆

    的猎手和骑师，热爱标枪和射箭，同时还是个热心的观众。他凭借自

    己的财富、组织能力和旺盛精力，一手挽救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它

    免于衰败，并确保它定期隆重、体面地举行——此举为他在许多希腊

    小岛和城市赢得了尊贵的名望，也为他赢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终身

    主席”的称号。在民生和文化方面，他捐出巨资赞助雅典、吕西亚、

    帕加马和斯巴达，重建罗德岛的阿波罗神庙，重修比布鲁斯的城墙，

    分别在推罗和贝鲁特建立广场，在老底嘉修建沟渠，在西顿和大马士

    革建造剧院，在托珞麦斯和的黎波里修造运动场，在阿斯卡隆修建喷

    泉和浴场。在当时近东的最大城市安条克，铺设了2.3英里长的主要街

    道，并全程修建柱廊为市民遮挡风雨，这项宏大的工程最后用抛光的

    大理石加以修饰。这些地方几乎都有犹太人居住，有了这位既敬奉耶

    和华又慷慨豪放的同胞，他们全都跟着沾光。

    希律试图在巴勒斯坦也推行这种慷慨豪放和普适主义的政策，将

    受到排斥和非正统的人群也纳入他的泛犹太主义概念中。撒马利亚这

    个被约翰·西卡努斯夷平并用水淹没的城市，也在希律的帮助之下进

    行了重建，用他的保护人奥古斯都的希腊名将其重新命名为塞巴斯蒂

    （Sebaste）。他修了圣殿、城墙和塔楼，以及一条柱廊街。他还从埃

    及运来花岗岩，在地中海沿岸的巴尼亚斯建了一所圣殿。在地中海沿

    岸，在斯特拉顿塔的遗址上，兴建了一座巨大的新城——凯撒里亚

    （Caesarea）。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建设这项工程需要设计一个规

    模比希腊的“比雷埃夫斯还大”的人工港。希律的建筑工程师们“在

    20英寻[59]深的水里放置巨石，这些巨石多数长近50英尺、宽10英尺、

    高9英尺，有的甚至更大”，这是一座200英尺宽的巨大防波堤的坝

    基。城市占地200英亩，拥有一个剧院、一个市场和一座市政楼，全用

    石灰岩建造，还有一座豪华的圆形竞技场，每四年举办一场隆重的运

    动会。希律还在安条克立了一尊巨大的恺撒像，据约瑟夫斯说，这尊

    像并不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小，后者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希律

    死后，他的帝国分裂，安条克自然就成了罗马人控制的犹地亚行省的

    首府。巴勒斯坦各地建有希律的城堡和宫殿，包括耶路撒冷的安东尼

    亚城堡，这座城堡矗立在哈斯蒙尼家族的巴里斯要塞之上，后者由约

    拿单·马加比所建；但是新的城堡更大、更坚固、更奢华，有着名副

    其实的希律风格。除此之外还有希律堡、耶利哥附近以他母亲命名的

    塞浦斯城堡、死海东面的马卡鲁斯城堡，以及梅察达的岩石上开凿修

    建的庄园城堡，后者立于旷野之上，蔚为壮观。

    对于希律而言，在耶路撒冷建造安东尼亚城堡（Antonia）部分是

    出于政治，或者几乎可以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公元前37年他借

    助罗马军团的力量刚攻取耶路撒冷之时，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的罗

    马盟友不要全部驱逐城内居民、摧毁这座城市，罗马人早已预料到这

    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地方。希律打算将耶路撒冷改造成一座国际化的城

    市，迁入新的犹太群体，以解决原有群体存在的一些问题，让耶路撒

    冷成为不仅是犹地亚，而且是整个犹太民族的首府。在他眼里，流散

    犹太人比巴勒斯坦人更加开化，更愿意接受希腊和罗马人的思想，更

    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倡导与当时世界相匹配的宗教崇拜形式。他任命犹

    太侨民在这座首府担任公职，鼓励其他的犹太侨民经常光顾耶路撒

    冷，以此来提高前者的威信。从理论上说，律法要求犹太人一年三次

    来圣殿朝圣——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66]希律决定鼓励朝圣行

    为，尤其在流散犹太人中，为耶路撒冷配备罗马——希腊化城市中应

    有的一切设施，更重要的是重建圣殿，将其建成了一座值得观赏的宏

    伟建筑。希律不仅是著名的慈善家，更是一位卓越的宣传家和极爱出

    风头的人。

    他有条不紊、富有远见卓识地在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上最多疑、最

    躁动不安的城市开展重建计划。安东尼亚城堡的建成给他带来了有形

    可见的优势，他又修建了三座坚固的塔楼来加强他的控制：法赛尔塔

    （后称大卫塔）、希皮库斯塔和米利暗塔（在他杀害妻子之前完

    工）。这些塔楼建成之后，他总算感到安全，可以修建剧院和竞技场

    了，尽管这些建筑明智地建在圣殿区以外的地方。然后，在公元前22

    年，他召集了一次国民议会，宣布他的毕生事业：重建圣殿，而且要

    大规模地重建，甚至要超越所罗门王的荣耀。他用接下来的两年召集

    和培训了1万名建筑工人、1000名监管的祭司，这些祭司同时还是某些

    禁区的工匠。这些精心准备是必需的，那是为了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放心，旧殿拆除工程只是一个序幕，未来他们还将建成一个更好的新

    殿。[67]希律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触犯严格主义者的宗教禁忌，如祭坛

    及其甬道使用未经打凿的石头，避免和铁器接触。圣殿用于献祭的主

    体部分只用了18个月就建成，其间圣所用精美的帷幔隔离以防亵渎的

    目光偷窥。但是整个巨大的建筑需要46年来完成，在公元70年它被罗

    马人摧毁不久前，工匠们还在做最后的装饰工作。

    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和《犹太战记》（Jewish Wars）[68]，

    以及《塔木德》中的“ 尺寸书” （ Middot ） 、“ 连续献祭

    书”（Tamid）和“赎罪日书”（Yoma）——都对希律的圣殿作了描

    述，最近的考古发现又让我们有了更多了解。为了达到理想中的宏伟

    效果，他修筑巨大的护墙，用碎石填充空隙，由此将圣殿山的区域扩

    大了一倍，这样就有了一个宽阔的前院，他又在前院的周围建起柱

    廊，柱廊各处有桥直通上城。平台的一端是圣所，其宽度和高度都远

    远超过所罗门修建的圣殿（前者为100肘[60]，而后者为60肘）。但希律

    不是出身于祭司家庭，因而甚至不能进入内院。所以他在圣殿内部花

    费不多，至圣所虽然用黄金镶边，却是光秃秃的。而圣殿外部的装修

    和殿门，他则不惜斥巨资将它们镶满金片和银片。约瑟夫斯说所用的

    石头是“极白的”，石头闪闪发光，金子熠熠生辉——在骄阳下光芒

    四射——游人极目远望就叹为观止。

    巨大的平台占地35英亩，外墙长达1英里，当初的高度是如今从谷

    底看过去的两倍，因为现在底部用巨石铺就的通道堆积着几百年的垃

    圾。约瑟夫斯说有些巨石“长45肘，高10肘，宽6肘”，均由异国的工

    匠打造，工艺极其考究。顶部的平台高40英尺，它的下面是拱廊，上

    面即平台主体，是回廊，矗立着数百根从哥林多运来的石柱，这些石

    柱高27英尺，用约瑟夫斯的话说，3个男人都合抱不过来。约瑟夫斯说

    圣殿非常高大，从回廊往下看你都会感到头晕目眩。

    每逢重大节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巴勒斯坦全境和散居地赶

    来，汇聚在耶路撒冷，他们经过巨大的阶梯和主桥登上平台。围墙内

    的外院向所有人开放，门口和回廊上有兑换银钱的人将世界各地的钱

    币换成用于缴纳入殿费的“圣币”——正是这些人引起了耶稣的愤怒

    ——还有用于献祭的鸽子出售。在外院里面，用墙和栅门围起的是女

    院，墙上和栅门的石头刻着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告示，禁止非犹太人继

    续入内，违者以死论处。女院内有专门给拿细耳人和麻风病人停留的

    区域，再往里是“以色列庭院”，犹太男子可以入内。每个内院都高

    高在上，可由台阶上去，还有一段更高的阶梯通往献祭的区域，即祭

    司庭，圣所就位于祭司庭。

    成千上万的祭司、利未人、文士和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圣殿里面

    和圣殿区各司其职。祭司负责祭祀活动，主持各种仪式。利未人既是

    歌手和乐师，又是清洁工和工程人员，他们分成24班轮岗，遇重大节

    日活动繁忙时，还会有祭司家人或利未人的男人从巴勒斯坦各地和散

    居地赶来施以援手。祭司的首要职守是看护圣所。犹太人向埃及人学

    习，也有保持祭坛圣火长明不灭的传统，这就意味着要让圣所里诸多

    的灯台一直亮着，并经常给它们添油。还有一个习俗也来自埃及，就

    是在最暗和最隐秘处经常燃香。圣殿一年消耗600磅[61]名贵的香，这些

    香由一个叫阿提那（Avtina）的祭司家族用秘方调制而成，为了避免

    有贪污的嫌疑，该家族的女眷是禁止使用香水的。这些香由贝壳粉、

    采自所多玛的盐、一种特殊的仙客来、没药、乳香、肉桂、山扁豆、

    甘松香、番红花和香树脂多种材料共同制成，还有一种神秘的材料

    叫“马拉赫阿尚”（maalah ashan），它可以使香烟升起时产生美妙

    的形状。

    圣殿平时还举行普通的日常献祭，每天清晨和日暮各祭两头羔

    羊，分别需要13名祭司参与。普通犹太男子当然是不能进入圣所的，

    但是献祭时中殿门敞开，他们可以在门外观看，每次献祭结束有奠酒

    仪式，还要诵读经文，唱赞美诗和诗篇。给唱诗歌手伴奏的乐队，有

    双排管、12弦竖琴、10弦里拉琴和铜钹，还要吹银号和羊角号宣告祭

    祀仪式进入不同的阶段。祭祀仪式在外来游人看来是奇异甚至原始

    的，因为大多数异地的人是在节日期间赶来，那时候献祭的物品琳琅

    满目，非常丰富。每逢这个时节，内殿就是个十分恐怖的地方——献

    祭牲口的惊叫、献祭的号令，以及号角的巨响，各种声音交织混杂，

    鲜血四处流溢。《阿里斯狄亚书简》的作者是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犹

    太人，他在朝圣时看到共有700名祭司执行献祭，他们默默地工作着，

    专业而熟练地处理着这些沉重的动物尸体，并丝毫不差地将它们放置

    到祭坛的准确位置上。

    因为动物数量巨大，屠宰、放血和切割这些过程必须快速完成。

    为了处理大量的污血，平台是空心的，就如一个巨大的清洁设备，共

    有34个蓄水池，最大的一个叫“大海”（Great Sea），可以储存200

    万加仑的水。冬天这些蓄水池储存雨水，夏天多余的水顺着引水渠从

    西罗亚池排至南面。有无数的管道将水输送到平台表面，洪流般的污

    血经由无数的水渠排放走。阿里斯狄亚写道：“祭坛底部有许许多多

    唯有执行献祭的祭司才看得到的缝隙，大量的污血归集到一处瞬间就

    排走了。”

    每逢节期，圣殿周围人群熙攘、川流不息，圣殿各处的大门不得

    不在半夜里就打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这天才可

    进入。但是节日期间，至圣所的帷幔就会卷起，前来朝圣的犹太男子

    可以从圣所的门外看到里面，各样的圣器也摆放出来以供瞻仰。每一

    位朝圣者都至少献上一件个人祭品——因此献祭的动物不计其数——

    非犹太教徒也能享受这一特权。照约瑟夫斯的话来说，希律的圣殿举

    世闻名，备受尊崇。非犹太权贵贡献祭品，不仅表示自己的虔诚，也

    是为了向犹太教的思想观念妥协。譬如说，在公元前15年，希律的好

    友马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就高调地举行了百牲祭（用

    一百头牲口来祭祀）。[69]

    圣殿财富惊人，至少在没遭洗劫的时候就是如此。外邦的君王和

    政治家从亚达薛西（Artaxerxes）到奥古斯都大帝都向它献上大量的

    黄金器皿，存放在圣殿最隐秘处专门的保险库里。来自四面八方的犹

    太侨民向圣殿捐赠大量的金钱和金银餐盘，一如现今他们向以色列慷

    慨解囊，约瑟夫斯说，圣殿成了“犹太人存放全部财富的共同宝

    库”，如西卡努斯，就“将整个家族的财富都存放在那里”，他是多

    比雅家族的首领，该家族从事税赋征收工作，富甲一方。[70]但是圣殿

    主要的固定收入来源，是每个年满20岁的犹太男子缴纳的半舍客勒银

    子的丁税。

    希律对圣殿出手特别大方，整个重建工程都是他自掏腰包。圣殿

    大祭司是受人憎恨的撒都该人，希律降低了他的地位，这样就自然提

    升了副祭司监督的地位。这名祭司监督是法利赛人，他控制着圣殿所

    有的常规运作，确保即使是撒都该人大祭司也照着法利赛人的方式主

    持礼拜仪式。希律和法利赛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所以一般来说他尽量

    避免圣殿和他的政府发生冲突，但是在他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这个

    联盟宣告破裂。根据他的装饰设计，他在圣殿主门的正上方摆放了一

    只金鹰，犹太侨民们对此非常满意，但是耶路撒冷的敬虔派犹太教

    徒，包括法利赛人在内，却表示强烈反对，一群学习《托拉》的学生

    爬上去砸碎了金鹰。病中的希律当时在他的耶利哥王宫修养，但是他

    的反应还是一贯的强悍和心狠手辣。大祭司被废除，学生经人指认遭

    到了逮捕，他们戴着镣铐被押至耶利哥，在罗马剧院里接受审判后被

    活活烧死，为他受伤的善心和仍在膨胀的自尊心做了活人献祭。活祭

    的烟火尚在空中弥漫，希律就被抬至卡里尔霍的温泉治病，公元前4年

    春，他在那里病逝。

    希律为保持王国延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继

    承人，即他和第一位纳巴泰妻子豆瑞丝所生的儿子都是无用之才。他

    把犹地亚留给了亚基老（Archelaus），但是公元6年，罗马人不得不

    废黜亚基老，随后犹地亚相继由几位地方行政长官从凯撒里亚直接管

    辖，而地方行政长官则向安条克的副总督汇报。老国王的孙子希律·

    亚基帕（Herod Agrippa）是位能人，公元37年罗马人将犹地亚交与他

    治理，但是公元44年他的过世，使罗马人不得不再次恢复直接统治。

    因此，大希律王的死，实际上终结了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最后一个阶段

    的稳定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有逐

    步升级的势态。这在罗马人的治下是极不正常的。罗马帝国实行的是

    开明统治，只要不和他们的基本利益冲突，他们都会尊重当地的宗教

    习俗、社会制度甚至政治体制。尽管难得的几次反抗都遭到了严厉的

    大力镇压，但是大多数地中海和近东的民族在罗马的统治下得到了繁

    荣发展，他们也认为罗马人的统治更适合自己。这也是600多万散居地

    犹太人的想法，他们从来不给当局添乱，只有在亚历山大城的那次除

    外，当时他们是受了巴勒斯坦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很有可能，即使是

    在犹太故土，许多犹太人，或许是大多数犹太人，并不认为罗马人是

    压迫者或是宗教仇敌。但巴勒斯坦仍有少数人与“ 基提

    人”（Kittim，即罗马人）水火难容，尽管暴力反抗的必然后果是严

    厉的惩罚，他们还是时不时地以身试法。公元6年，加玛拉的犹大起兵

    造反，抗议大希律死后罗马人实行直接统治。还有一次也是出于同样

    的原因—公元44年希律·亚基帕死后罗马恢复了直接统治，当时为首

    的是一个名叫丢大（Theudas）的人，他带领一群暴民开赴约旦河谷。

    第三次是腓力斯（Felix）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公元52—60年），当

    时橄榄山上聚集了4000民众，他们担心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会像耶利哥

    的城墙一样倒塌。最后是公元66年和135年的两次大起义。这两次起义

    都声势浩大，震动了整个东方帝国，是罗马帝国所有属地中最大规模

    的反抗行动。

    犹太人为何如此不安分？这并非因为犹太人是个不易对付、好战

    而又充满部族意识的落后社会，会像帕提亚人那样经常在东部边缘区

    域生事滋扰罗马人，就如帕坦人和阿富汗人在印度的西北边境骚扰英

    国人一样。相反，犹太人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太先进的民族，有太

    强的文化意识，以致难以接受异族的统治。希腊人和罗马之间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地理上臣服罗马，却在文化上征服罗

    马。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罗马帝国是希腊的，东部区域尤其如此。受

    过教育的人说希腊语，用希腊语思考；在艺术、建筑、戏剧、音乐和

    文学等方面，希腊人的模式就是标准。因此希腊人从未觉得他们在文

    化上归顺罗马。

    而这正是犹太人的麻烦。他们拥有比希腊人更加古老的文化，虽

    然在艺术等方面难以与希腊人比肩，但是他们的文学从各个方面来说

    都超越了希腊人。在罗马帝国中，犹太人的数量与希腊人相当，而且

    犹太人识字的比例更高，然而罗马帝国的文化政策却掌握在希腊人手

    里，后者根本不认同希伯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希腊人纵然热心于探

    索自然，善于学习国外的技术和艺术手法，对别国的语言却几乎毫无

    兴趣，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埃及一千年，也只学了点儿用于经商

    的通俗文字；毕达哥拉斯似乎是唯一懂点象形文字的希腊学者。希腊

    人对希伯来语，对希伯来文学，对犹太人的宗教哲学，也是同样视若

    无睹。他们忽视它的存在，只从不确切的传闻中了解一二。希腊方面

    的这种文化歧视，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希腊文化又恨又爱的

    情结，正是犹太人和罗马人关系持续紧张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古代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19

    世纪与20世纪初期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不能作太深入

    的比较。希腊人和犹太人具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如他们的普适主义

    思想、他们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他们的宇宙神圣秩序观念、他们

    的伦理情感，以及他们对人类自身的浓厚兴趣——但是最终这一切还

    是敌不过他们之间因误解而加大的分歧。[71]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声称并

    认为自己信奉自由，但是对于希腊人而言，自由本身是一种目的，拥

    有自由意志的自治群体能够自己选择律法、自己选择神明就是实现了

    自由；而于犹太人而言，自由不过是一种途径，它要确保神命定、人

    不可改的宗教义务不会受到干扰。倘若犹太人有可能与希腊文化达成

    妥协，那么唯一的情形就是如果他们能征服希腊文化——他们最后做

    到了：用基督教来征服。

    因此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犹太人表面上的反罗马行动，本质上

    是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来自书籍。当时

    伟大的文学只有两种：希腊文学和犹太文学，以希腊文学为模板的拉

    丁文学尚属新起之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希腊人和犹太人，

    他们已经拥有提供基础教育的学堂。当时作家辈出，名家无数，我们

    所知的希腊作家多达上千，犹太作家也开始声名鹊起。此时已经有了

    大规模的图书馆，既有国立的也有私人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达

    70多万卷。希腊人的文学是文明社会的国际性文学，而犹太人做得更

    多的则是一丝不苟地抄写、传播和研读圣书。

    确实，希伯来文学在许多方面远比希腊文学更具有活力。希腊文

    学自荷马起，都是品德的指导、行为的准则和思想的规范，而希伯来

    文学则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可以变成实际的行动。不仅如

    此，这个充满活力的元素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带有宣传的

    意图、论战的语气，而且彻底仇外，尤其是对希腊人怀有深深的敌

    意。受马加比斗争的影响，希伯来文学强调殉道保节是显而易见的。

    典型的一部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马加比二书》这部经典，这部作品

    最初共五卷，由昔兰尼人耶孙所作。尽管全书用尽希腊散文中的各种

    修辞手法，但却是一部反希腊人的讽刺作品，一部充满煽动性的殉道

    史。

    比这些殉道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启示文

    学（martyr stories），它填补了从马加比时代起因预言衰落而出现

    的犹太意识真空。所谓启示就是“神的揭示”（revelation），启示

    文学作品试图传达常人知识经验范围之外的神秘信息，经常借用已故

    先知之名来增加其真实性。自公元前2世纪起，同样也是因为马加比危

    机的压力，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末世论主题：它将犹太人对

    历史的执着带到了未来，并预言“末日”的情形，那时上帝将终结这

    个历史时期，人类要进入清算的时代。到那一刻，天地剧烈震动，末

    日之战来临，如库姆兰经卷中一处所写：“上天之主发出巨大的声

    音，大地的根基将会震动，天上至高者的战争将遍布世界各地。”[72]

    这些事件都带着这些特点：极端暴力，善（虔诚的犹太人）与恶（希

    腊人，后指罗马人）势不两立，迫在眉睫的暗示。

    在这些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但以理书》。这部成于哈斯蒙

    尼时代初期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是因为它被收入了正

    典，二是因为它是许多其他著作的范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包括亚述帝

    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时代的历史事件，激起民众对所有异教的

    帝国主义，尤其是对希腊人统治的仇恨。它预测帝国将会消亡，上帝

    的国度将要兴起，而带领人们建立上帝国度的，可能是一位具有英雄

    主义色彩的解放者——人子（Son of Man）。全书回荡着仇视外族的

    呼声和殉道的召唤。

    这些启示文学作品，可以从不同的现实层面来解读，而且犹太人

    也是这么做的。自耶利米和以西结时代以来，思想温和、信仰敬虔的

    犹太教徒，即大多数犹太人，已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可以

    在，或可能最好是在相对宽容的外族统治下，信奉自己的宗教。因

    此，对于他们来说，但以理许诺的不是复兴历史上那个实际的王国，

    如大卫王国，而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末日大事：死者复活，个人得永

    生。让法利赛人尤为震惊的是《但以理书》结尾的论断：在末日那

    天，“本国的民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

    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73]但以理的这个想法在所谓

    的埃塞俄比亚本《以诺书》[62]中说得更加明确。该书作于公元1世纪，

    书中说到“末日”和“审判日”，那些“被拣选的”将会优先进入他

    们的王国。

    死后接受审判、善者得永生的说法，在1000多年前的埃及就早已

    有之，它不是犹太教里的概念，因为它不在《托拉》里，而严格遵照

    经文的撒都该人，又似乎完全不认同来生的概念。但是《以赛亚书》

    中一旦萌发了这个思想，法利赛人便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启示的观点

    为己所用，因为这正好契合他们那种强烈的伦理正义观。《约伯记》

    中已经表明，俗世是无法解决神义论问题的；但是倘若公义不在这个

    世界，那必定是在下一个世界，届时上帝施行审判，义人得赏赐，恶

    人受刑罚。末日审判的观点，与犹太人律法统治的整体概念非常合

    拍。正是因为法利赛派宣扬这样的信条，还有遵守律法可以使人得救

    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他们在虔诚的穷苦大众中吸引了广大的信徒，这

    些人有过惨痛的教训，深知今生获得幸福的希望是渺茫的。[74]

    但是如果说法利赛人是将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区分开来（如

    圣奥古斯丁后来所做的那样），那么其他人对启示文学的解读则更多

    的是字面上的。他们相信，正义的国度是有形的、现实的、近在眼前

    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加速它的到来。其中最暴力的团体就是罗马占领

    军所称的“匕首党”（Sicarii），他们身藏匕首，尤其在节日里人多

    拥挤的时候，暗杀勾结罗马的犹太人。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极端恐怖

    分子的边缘组织，它隶属于一个自称“奋锐党”的运动组织。奋锐党

    之名来自《民数记》中非尼哈（Phinehas）的故事。非尼哈用标枪刺

    杀了一个邪恶之人和他的妻子，以此止息瘟疫，拯救了以色列，从而

    被说成是“为神有忌邪的心”。[75]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该组织成立

    于公元6年，发起人是加利利的犹大，那时他策划了一场反抗罗马人直

    接统治和征税的起义。犹大可能属于早期拉比，他宣扬犹太社会是神

    权政体这一古老信条，只承认上帝的统治。

    约瑟夫斯认为“奋锐党”有别于其他三个主要教派。前者主张并

    实行暴力，而另外3个教派，即他所称的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赛尼

    派，似乎大体已接受外邦统治。[76]但是犹大的副手撒督又是一位法利

    赛人，又说明这个界限很难分得清楚。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敬虔派

    犹太教徒，如法利赛人，似乎也认为有些时候暴力是不可避免的。然

    而，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我们这位主要的权威约瑟夫

    斯，也是参与者之一。他认为“奋锐党”是一个光荣的头衔，若是他

    认为他们的活动带有恐怖主义或反社会性质时便避开这个叫法。当时

    对于其他抗议形式失效时恐怖主义是否合法的讨论，和现在一样激

    烈。1世纪时积极参与每一场暴力起义的奋锐党和匕首党，究竟起了什

    么作用，成了学者争相猜测的话题。[77]

    而围绕着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各种千禧年派的争议则更多，约瑟夫

    斯（还有斐洛和普林尼）将其统称为艾赛尼派。但事实上千禧年派包

    含了许多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姆兰修士（Qumran monks），因为

    G.L.哈丁（G.L.Harding）和佩尔·德·沃于1951—1956年挖掘出了他

    们的死海修道院，他们有无数的作品正在被全面地研究分析和出版。

    库姆兰僧侣夏住帐篷，冬居山洞。他们的中央建筑里有精心布置的管

    道用于祭礼净化。我们还发现有厨房、烘焙房、餐室、陶器作坊和会

    议室。从这个教派我们看到了这些极端组织对文献的重视，因为那里

    有精美的写字间，有大量的藏书，在公元66年的起义中该社区受到罗

    马人威胁时，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藏书被装入高大的缸里，藏至附近

    的山洞。但同时它也反映文学可以助长暴力，因为除了含启示意味的

    正典文本（如《以赛亚书》），修士们还自己创作了带有革命性，实

    际上是军事性的末世论著作。他们的文献被称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

    子之战”，里面不仅有隐约的启示意味，而且还包含了完备的战斗训

    练指导，他们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他们的营地布局具有很好的防御

    效果，还设置了瞭望塔，在公元66—70年那个“末日”来临之时，这

    个营地似乎确实遭到了罗马人的袭击，并被摧毁。[78]

    然而，这些激进的库姆兰修士仅仅是众多艾赛尼社区中的一个。

    所有艾赛尼派的人都受到启示文学的影响，但并非人人崇尚暴力，其

    中有一些完全是倡议和平的。有些是穴居山洞的隐士，如特拉普提派

    （Therapeutae），他们来自埃及，那里的沙漠社区至少存在了2000年

    之久。叙利亚的马格里派（Margherian）也是穴居山洞的修士。其他

    的山洞修士还有生活在约旦河附近的几个施洗派，其中最出名的是施

    洗者约翰和他的门徒。

    施洗者约翰生活和活动的中心是在加利利和比利亚一带，此时居

    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但它是在马加比时代被犹地亚用武力

    ——还有强行改宗的方法吞并的。这里既是一个正统信仰狂热同时又

    异说林立的地方，也是一个宗教热情和政治热情燃烧的地方，其大部

    分已在希律死后接踵而至的反叛和6世纪的起义中惨遭摧毁；这位伟人

    的儿子，被罗马人任命为总督的希律·安提帕斯（Herod Antipas），

    试图重建这一地区，按照希腊人的模式建立新城。公元17年至22年，

    他在加利利湖畔的太巴列建成一个新的行政中心，为了解决人口问

    题，他强迫周围乡间的犹太人放弃农田迁居到这里，征调过来的还有

    穷人和曾经的奴隶，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怪象：唯一一个犹

    太人占多数的希腊式城市。安提帕斯招致批评还有别的原因。首先他

    母亲是撒马利亚人，因此他的犹太教信仰的正统性受到了怀疑。其次

    他娶了兄弟之妻，因而违反了摩西律法。施洗者约翰正是谴责他的这

    个罪行才招致了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79]不过，根据约瑟夫斯的说

    法，安提帕斯杀害约翰是因为他才感到约翰的门徒发展得太强大了，

    恐会引起叛乱。

    施洗者约翰信奉犹太人所称的弥赛亚，他的传道使命主要围绕两

    本书——《以赛亚书》和《以诺书》。他不是隐士，也不是分裂分

    子，更不是排外分子，相反，他向所有犹太人宣讲审判的日子即将到

    来，所有的人必须认罪悔改，用水受洗赎罪，从而准备好接受最后的

    审判。他的到来是要响应以赛亚的号令，“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

    路”，[80]宣告末日的到来和弥赛亚的降临。那位弥赛亚就是被以诺称

    为“人子”的人。根据《新约》记载，施洗者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亲

    戚，他为耶稣施洗，并指明他就是人子。耶稣开始自己的使命是在约

    翰被处决不久之后。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使命？耶稣又把自己看作谁

    呢？

    犹太人的弥赛亚信条起源于这个信念，即大卫王是耶和华膏立的

    王，所以他和他的子孙必将统治以色列全地直到永远，也必将统治外

    邦的民。[81]王国衰落后，他们的信念成了先知的盼望：大卫家族的统

    治必将奇迹般地复兴。[82]在此之上还加入了《以赛亚书》中对于这位

    未来君王的描述——他是施公义的人，而这或许是这个信念中最重要

    的元素，因为《以赛亚书》是所有《圣经》卷册中被读得最多、最受

    喜爱的一卷，当然这也是因为它是写得最好的一卷。公元前1世纪和2

    世纪期间，出自大卫家族的统治者再次降生施行公义的说法，与《但

    以理书》《以诺书》等启示文学中关于末日和最后四件事情——死

    亡、最后的审判、地狱和天国——的说法非常一致。正是在这个相对

    较晚的时期，这位神所拣选的、富有号召力的人物首次被人称为弥赛

    亚（Messiah）或“受膏者”。“Messiah”一词最早来自希伯来语

    （当时的阿拉姆语），直接音译成希腊语就是“messias”，但是“受

    膏者”在希腊语中是“christos”，即基督。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

    头衔是希腊语而非希伯来语。

    弥赛亚的信条，其来源既复杂又互相矛盾，在犹太人心中产生了

    极大的困惑，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弥赛亚是一位政治军事领袖，他

    的出现将会迎来一个地理上的俗世国度。《使徒行传》中有一节重要

    的经文就是描写希勒尔之孙， 曾任公会领袖的长老迦玛列

    （Gamaliel）如何劝说当局不要惩罚早期的基督徒，他认为，要验明

    弥赛亚的真假可以看这些人的行动是否成功。他说，以前有过丢大的

    例子，“自夸为大”，但他被杀后“附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

    有”，此后，“报上名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他也灭

    亡，附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因此迦玛列说，不要去管这些基督

    徒，就任凭他们，他们所行的若不是有神的应许，“必要败坏”。[83]

    其他的犹太长老被迦玛列的观点说服了，因为他们心里也在盘算

    发动叛乱，意图推翻政府。大希律听到有弥赛亚或基督降生时，就像

    王位受到了威胁，反应非常激烈。任何一位犹太人听到有人自称是弥

    赛亚，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此人必定怀有某种政治和军事图谋。罗马政

    府、犹太公会、撒都该人，甚至法利赛人，也都以为弥赛亚会改变他

    们所属的现有秩序。犹地亚和加利利的穷苦百姓也相信，宣传彻底变

    革的弥赛亚不会，或者不会只是空谈精神和形而上的东西，而是会触

    及权力的现实——政府、税收和正义。

    但是从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拿撒勒人耶稣不符合以上任何一种

    救世主模式。他不是一个犹太民主主义者，相反，他是犹太普适主义

    者。和施洗者约翰一样，他也受到了艾赛尼派温和势力的影响，但是

    他也和施洗者一样，相信悔改和重生的信息应该传给广大民众，就如

    《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那样。他认为，公义的导师不应藏身于

    沙漠或山洞，也不应像公会那样端坐于权力的宝座之上。他的使命就

    是在上帝面前怀着谦卑的心，教诲所有的人，而这位上帝，很可能会

    要求他承受非人的痛苦。《以赛亚书》中所写的那一位，必须是一

    株“嫩芽”，很可能会要求他承受非人的痛苦，“被藐视，被人厌

    弃” ， “ 多受痛苦” ， “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

    伤”，“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这位上帝“受苦的仆

    人”将会“受欺压和审判”，“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与恶者同

    埋葬，“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位弥赛亚不是暴民的领袖，不是民主

    人士，也不是游击队的首领，更不是未来的地上君王和世界统治者，

    他是神学家，他是献祭品，他是用他的言语和榜样、用他的生和死来

    进行说教的宗教导师。[84]

    倘若耶稣是神学家，那么他的神学理论是什么，他的理论又是从

    何而来？耶稣来自一个非正统的犹太教家庭，他生活所在的加利利也

    日渐希腊化。父亲是木匠，公元28年或29年在耶稣受洗之前就已过

    世。在希腊文《新约》中，约瑟是个希伯来名字，但是耶稣的母亲叫

    马利亚，是“米利暗”的希腊译名。耶稣有两个弟弟取了希伯来名

    字，他们是犹大和西门，但是另外两个弟弟却没有，一个是詹姆士

    （James），即希伯来名字雅各（Jacob），另一个是约西（Joses），

    即希伯来名字约瑟（Joseph）。耶稣（Jesus）这个名字也是希腊名，

    在希伯来语中叫约书亚（Joshua）。这个家族自称是大卫的后裔，很

    可能大都是恪守教规的人，因为《新约》隐约提到耶稣的教义引起家

    庭关系的紧张。然而在他死后，家人继承了他的使命，弟弟雅各成了

    耶路撒冷教派的领袖，雅各受撒都该人迫害殉道后，耶稣的表亲西门

    继承了他的事业。弟弟犹大的几个孙子，是图拉真（Trajan）在位时

    加利利基督教社会的领袖。

    我们现有的证据表明，虽然耶稣受艾赛尼派教义的影响，而且还

    可能和他们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他个人与施洗派有着密切的联

    系，但他实质上属于智慧派（hakamim）——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敬虔派

    犹太教徒。在所有教派中，他最接近法利赛派，这个说法容易令人迷

    惑，因为耶稣曾公开指责法利赛人，尤其说他们“假冒为善”。但是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谴责，根本没有福音书里说得

    那么严厉，也并非针对所有人；实质上它相当于艾赛尼派和后期拉比

    圣哲对法利赛人的批评。在那些圣哲眼里，智慧派全然不同于“假法

    利赛人”，他们视前者为自己的先驱，而后者在他们看来是犹太教真

    正的敌人。[85]

    真实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虔诚的犹太社区（其中包括各种倾向的

    法利赛人）中各派之争日益激烈，耶稣也参与其中。智慧派运动的目

    的是提高神圣性并将它推而广之。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辩论

    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圣殿的中央性和不可或缺性以及律法的遵守。在

    第一点上，耶稣明确支持认为圣殿阻碍神圣性广泛传播的那些人，因

    为在有形建筑物集中崇拜，以及它所附带的等级、特权（大多为世

    袭）和财富，形成了一道与民众割裂的屏障，一道将民众拒之门外的

    高墙。耶稣在圣殿讲道，但是反对圣殿却也在圣殿讲道的也不乏其

    人，著名的有以赛亚和耶利米。犹太人可以不需要圣殿的说法并不新

    鲜，而是古已有之，可以这么说，早在有圣殿之前，真正的犹太宗教

    并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耶稣和其他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一样，认为

    神圣性可以通过基础学堂和犹太会堂传给整个民族，但是他比大多数

    人走得更远，将圣殿视为罪恶的源头，预言它的毁灭，虽然没有明

    说，但是心里鄙视圣殿权贵，鄙视犹太教的整个行政和律法的集中体

    制。[86]

    第二点，即律法须遵守到何种程度问题上，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

    最初的分歧是，前者只承认已经成书的五经，而后者却传授口传律

    法。到了耶稣时代，又增加了智慧派和法利赛派之争。由煞买长老

    （Shammai the Elder，约公元前50——约公元30）领导的一个学派持

    非常苛严的态度，尤其关于洁净与否的问题更是一个雷区，因为它对

    普通贫苦人群是否有能力达到洁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煞买学派的苛

    严做法，最后的确导致他的后裔和信徒彻底退出了拉比犹太教的历史

    舞台，像撒都该派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派是希勒尔长老的学

    派。希勒尔和煞买生活在同一时代，是散居地的犹太侨民，后人称其

    为“巴比伦的希勒尔”。[87]他对《托拉》的解读带有更多的人性关

    怀。在煞买看来，《托拉》的精髓在于它的细节，除非精确解读细

    节，否则这一套体系便毫无意义，难以成立。而在希勒尔看来，《托

    拉》的精髓在于它的精神，如果精神领会正确，就不必拘泥于细节。

    传统研究总是将煞买的愤怒和迂腐同希勒尔的谦恭和人性关怀进行对

    比，但是其中最为世人所铭记的重要一点，就是希勒尔迫切地要让遵

    守法律变得人人可行，不管是犹太教徒还是改宗者。曾有异教徒说，

    如果他可以单脚站着学习律法，他就愿意改宗成为犹太教徒，对此，

    希勒尔据说是这样回答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托拉》的

    全部，其他的一切都是解释——去学吧。”[88]

    耶稣属于希勒尔学派，有可能还听过他讲学，因为希勒尔有过许

    多听课弟子。耶稣多次重复希勒尔的这句著名言论，可能还有别的警

    句——希勒尔是著名的格言家。当然如果从字面直接理解，希勒尔有

    关《托拉》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

    样对人”，这不是《托拉》的全部。《托拉》作为伦理法典只是它的

    一个方面，从其实质来说，它还是一系列绝对主义的神命，涉及各种

    活动，其中许多无关人际关系。“所有其他的都是解释”这一说法也

    不正确。若其他的都是解释，那么其他民族，尤其是希腊人，接受它

    就不会如此困难了。“其他的一切”，从割礼到饮食规定，再到接触

    和洁净的规定，都远非只是“解释”，而是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禁

    令，它们是横亘在敬虔派犹太教徒和世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不仅对犹

    太教的传播，更是对实现犹太教徒人人都可实施宗教仪式的目标，构

    成了巨大障碍。

    耶稣在他的讲道生涯中还将希勒尔的格言警句转化成了一套道德

    神学，并在此过程中将律法精减到只保留了它的道德伦理元素。耶稣

    这么做并非不严格，恰恰相反，他在某些方面比许多圣哲更加严格。

    比如说，他禁止离婚，这条教义在后来变得非常重要，甚至今天依然

    如此。但是，如同圣殿在上帝和人类追求圣洁的行为之间成为阻碍

    时，耶稣就藐视圣殿一样，当律法对人类接近上帝起到的不是帮助而

    是阻碍作用时，他也藐视律法。

    耶稣对希勒尔的教义进行这样严格主义的逻辑推导，他就再也不

    是正统的圣哲了，确切地说，他不再是犹太教徒了。他创立了自成一

    家的宗教，这门宗教被准确地称为“基督教”。他在他的伦理犹太教

    中融入了一些非凡的思想，这些思想既有他从《以赛亚书》《但以理

    书》《以诺书》中汲取的末世论，又有他从艾赛尼派和施洗派中获得

    的他认为有用的思想材料，从而能够清楚明晰地提出关于死亡、审判

    和来生的观点。他把这个新的神学送给在他使命范围内的每一个人：

    敬虔派犹太教徒、当地人、撒马利亚人、不洁净的人，甚至异教徒。

    但是，和许多宗教改革者一样，耶稣也有两套信条——面向大众的公

    开信条和只对身边门徒宣讲的秘密信条。后者围绕的主题是他作为一

    个人在世时和死后的遭遇，就是在这个秘密信条里他自称是弥赛亚

    ——他不只是“受苦的仆人”，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耶稣的教导和活动，我们研究得越多，就越明显地感到，它在许

    多方面给了犹太教致命的打击，因此他遭到犹太当局的逮捕和审判是

    必然的。他对圣殿的敌意，即使是开明的法利赛人也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后者来说圣殿崇拜可谓犹太教的中心活动。耶稣拒绝律法，这是

    根本性的改变。《马可福音》中写道，他“叫众人来”，郑重地对他

    们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

    人。”[89]这等于是在否定律法和得救称义的关系，以及它所起的作

    用。他断言，人可以和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哪怕他是穷人、无知的

    人或有罪的人。而反过来，上帝做出回应也不是因为人类对《托拉》

    的顺服，而是因为上帝赐予人类，至少是信他之人的恩典，这个恩典

    使得人可以遵守他的诫命。

    大多数有学识的犹太教徒认为这是错误的信条，因为耶稣否定

    《托拉》的作用，并坚持认为，对于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而言，得救

    靠的不是遵守律法而是信心。假如耶稣的行动只限于外省，他或可安

    然无恙，但是他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公开讲道，这势必会遭到当局的

    逮捕和审判，尤其是他对圣殿的态度——他的仇敌向他发难也是集中

    在这一点上。[90]传假道者通常会被驱逐到遥远地区，但是耶稣因着他

    在审判时的表现，却让自己遭受了更重的惩罚。《申命记》第17章，

    尤其是第8节到12节，似乎讲到，遇到法律和宗教上有争议的地方，应

    进行全面调查，达成多数人的裁决，如果当事者不服从判决就可以被

    处死。在这个生活在律法统治下、善辩而又顽固的民族中，这条“长

    老叛教罪”（rebellious elder）被认为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基础。耶

    稣是博学之人，所以就在他被捕之前犹大称其为“拉比”。因此，当

    他被带到公会前——或不管是什么法庭——接受审判时，他的确表现

    得像个叛教的长老；他拒绝申辩，不仅使自己背上了藐视法庭的罪

    名，更因为沉默而获得了有罪判决。无疑，受到耶稣信条威胁最大、

    想要按照经文所载除掉他的，就是这些圣殿祭司、煞买派法利赛人，

    还有那些撒都该派。但是耶稣并未犯罪，至少没有后来迈蒙尼德在他

    的犹太法典里所描述的那些罪行。犹太人或许无权作出死刑判决，为

    了解决这些疑虑， 耶稣以叛国的罪名被带到罗马执政官彼拉多

    （Pilate）那里受审，然而并无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罪名成立，当时唯

    有一个假设，说自称弥赛亚的人迟早都会起来造反——这些人如果生

    事到一定程度一般会被解送到罗马当局那里接受处理。彼拉多虽然心

    有不愿，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还是给耶稣定罪了。因此，耶稣

    没有按照犹太律法被石头击打致死，而是被罗马人钉上了十字架。[91]

    当时审判耶稣的场景，即《新约》福音书里所描述的情形，似乎不太

    寻常，[92]不过我们对当时的其他审判也所知甚少，一切似乎都不太寻

    常。

    然而这一事件中重要的不是耶稣受难的前因后果，而是竟有如此

    之多的人顽固地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而且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不仅

    对他的道德和伦理教义，而且对他自称“受苦的仆人”的说法以及他

    特别的末世论，都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耶稣身边的门徒意识到他

    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将之视为“新约”，或者说是对上帝

    安排的见证，以此为基础，每个个体都可以与上帝建立新约。不过，

    门徒们为传播这个福音所做的，也只是重复耶稣的话语，讲述他一生

    的故事。真正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是来自大数（Tarsus）的保罗。

    保罗是来自基利家的犹太侨民，祖籍加利利，回到巴勒斯坦后师从迦

    玛列长老。他接受的是法利赛派教育，能够理解耶稣的神学，于是他

    立即开始对其加以阐明——他相信耶稣复活是事实，相信耶稣自称基

    督是正确的。常常有观点认为是保罗将基督的伦理教义融入一种新的

    神学里，从而“发明”了基督教，而那种新的神学利用了希腊化流散

    犹太人的知识理念。保罗对“肉体”与“心灵”的区别被比作斐洛的

    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93]还有人认为，保罗思想中的“基督”大约相

    当于斐洛的“逻各斯”（logos）[63]。但是斐洛所说的是抽象的东西，

    对保罗而言，基督却是真实存在的。[94]斐洛所谓的身体和灵魂是指人

    性中的内心挣扎，而保罗所谓的肉体和心灵指的是外部世界——人是

    肉体，心灵则是上帝——或者说是基督。[95]

    但真实情况似乎是，耶稣和保罗都以巴勒斯坦的犹太教为根基，

    他们都没有借鉴希腊化流散犹太人的思想观念。两人都在宣讲新的神

    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同一种神学。耶稣预言他要通过“为许多人”流

    血与上帝立约，预言他死后将复活。[96]保罗则宣讲基督的预言已经完

    成，基督已化身耶稣，因此新约已经立成，对它有信心的人都可以得

    到。

    耶稣和保罗都不否认律法的道德或伦理价值，他们只是剔除了历

    史背景中两人都认为已经过时的基本内容。说保罗宣讲的观点是得救

    要靠恩典而不是善工（守律法），这是过于简单化了。其实保罗的意

    思是，善工是承当新约的条件，但光有善工是不够的，得救还要靠上

    帝的恩典。耶稣和保罗将宗教看成连续的历史事件，从这一点来说他

    们是真正的犹太教徒。但是再增加一个事件时，他们就不再是犹太教

    徒了。如保罗所言，当基督化身为耶稣，《托拉》的根基就被废除

    了。犹太教徒最早与上帝所立的圣约原是他们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

    可是保罗说如今这个约定已不再适用。上帝的计划已经改变，如今得

    救的方法是《新约》，是对基督的信心。《旧约》中上帝与亚伯拉罕

    立约应许的不再对他现在的后裔有用，而是对基督徒有用：“你们既

    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97]耶

    稣所挑战的，也是保罗特别反对的，是犹太教中最基本的得救过程：

    拣选，立约和遵守律法。如今历史已经翻篇，这些都不起作用，被取

    而代之了。这个复杂的神学形成过程，可以简单归纳为：耶稣创立基

    督教，保罗传扬基督教。

    如此，基督和基督徒就传承了犹太教的思想和精神遗产。耶稣基督本人也在谋求履行预言的神圣使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保罗则将这个福音深深地带入流散犹太人中，也带到了和他们比邻而居的非犹太社区中。他不仅认同耶稣在巴勒斯坦实现普适主义的逻辑，并将其转变成全人类的普适主义，而且还否认旧范畴的存在。“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神的拣选以及律法已经“脱去”；“穿上了”《新约》和它新的选民，是照着也只照着上帝形象造的“新人”。人类唯有通过自身的条件才可获得信心和恩典，“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98]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像塞琉古时期希腊化改革家所推

    行的普适主义改革计划。但是，迈内劳斯和他的知识分子盟友寻求的

    是自上而下的普适化，他们联合的是权贵、富人、军队和税吏——因

    此不可避免地将广大民众，尤其是穷人，推向了恪守《托拉》的严格

    主义者的怀抱。而耶稣和保罗的普适化是自下而上的。耶稣自己是饱

    学之士，却又说学识并非必需，他认为律法的精髓在于精神，而非字

    面的意义，因此他接纳没学问的人、无知的人、受鄙视的人，还

    有“当地人”，让他们切实地成为他的特别支持者。保罗则索性将这

    个信息传给了律法之外的人。确实，不同于那些希腊化改革家，他能

    唤起并利用深埋在犹太教、古老的耶和华信仰中的一种情感，一种几

    乎可说是圣约信仰之本的力量——这个信仰就是，上帝必将推翻世界

    的既有秩序，使贫穷的变得富有，软弱的变得刚强，他偏爱无知的甚

    于智慧的，提升低微和谦卑的。在这个主题上，任何犹太教徒，甚至

    耶稣本人，都不及保罗的口才。所以说保罗所宣讲的宗教，不仅是普

    适性的，更是革命性的——只是这场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非暴力

    的革命。

    对这个福音翘首以待的大有人在。流散犹太人数量庞大，保罗等

    人游历各地，热心传播福音。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说，

    犹太人到哪里都会成为强大的民族。他们单是在埃及就有100万人口，

    在亚历山大这个或许仅次于罗马的世界第二大城市，犹太人是多数族

    群，占据了五分之二的人口；在昔兰尼和贝勒奈西，在帕加马、米利

    都、撒狄，在弗里吉亚人的阿帕梅亚、塞浦路斯、安条克、大马士革

    和以弗所，还有在黑海两岸，都居住着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他们在罗

    马居住了200年之久，如今已形成一个巨大的聚居地；他们又从罗马扩

    散到意大利的所有城市地区，来到高卢和西班牙，然后又跨过海洋进

    入非洲西北部。这些犹太侨民中有许多是过于虔诚的教徒，会坚定地

    严格遵守《托拉》，但另一些人却在观望中，他们等待有人来说服自

    己，即使放弃割礼，放弃古老的摩西律法中使他们难以融入现代生活

    的大部分教规，他们信仰中最本质的东西也能够保持不变，或者甚至

    可以得到加强。比他们更加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还有一大批虔诚的非犹

    太教徒，他们和散居地的犹太社会比邻而居，却因无法接受其教规迄

    今仍和他们毫无往来，可如今基督徒却说这些教规无须遵守了。如此

    一来，原本慢慢扩散的这门新宗教如今加快了速度。伦理一神论的时

    代已然到来，这个原本属于犹太教的思想，基督教徒们把它拿过来带

    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抢走了其与生俱来的权利。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离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犹太教徒自身的行为导致的。改革计划被马加比家族镇压后，犹太教进行了整肃运动——加强摩西律法的执行力度。这次整肃运动对犹太基督教的诞生和崛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时代背景。同样地，犹太教的严格主义逐渐走向暴力的势态，以及后来在公元66年至70年和希腊罗马世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正面冲突，最终导致基督教脱离了犹太教的主干。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最早的一批门徒无疑认为自己还是犹太教徒。甚至他们中最极端的司提反（Stephen），也不过只是想复兴旧有改革计划中的一些理智原则。他在公会面前发表的长篇申辩中，呼应改革派的观点说不可将上帝限制在圣殿里：“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但是他接下来立即又称那些指控他的人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行为不端的犹太教徒——他所受的攻击，以及被石头砸死的处决，都没有越过犹太教这个框架。[99]《使徒行传》第15章明确指出，保罗初期传教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中有许多法利赛人，他们坚决认为即使外邦人改宗也应行割礼，保罗好不容易为他的信徒争取到可以免行割礼。[100]在犹地亚，基督的犹太门徒——他们无疑是这么自称的——继续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的许多方面，直到公元66—70年的灾难来临。

    犹太人两次反罗马统治的大暴动，都不应简单地认为只是殖民地

    人民受宗教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而起来的反抗，而是犹太人与希腊人之

    间的宗族和文化冲突。公元前2世纪以来的犹太文学中明显的仇外情绪

    和反希腊文化倾向在这两次起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回应。说古代有反犹

    主义虽然有失妥当，因为这个说法于1897年才创造出来的，但实际上

    反犹主义的存在毋庸置疑，而且越来越受世人瞩目。从远古时代

    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外乡人和寄居的”，而且他们也自

    认如此。像这样的群体有很多——哈比鲁人（这族人包括以色列人）

    只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但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的

    敌意，则是在公元前的最后500年里出现的，是犹太一神论的作用及其

    社会后果。犹太教徒不能承认也确实不承认有其他神明的存在，更不

    愿意尊敬他们。即使是在公元前500年，犹太教也是非常古老的信仰，

    依然保留着其他各地早已淘汰的古老习俗和禁忌，但是犹太教徒，在

    越来越苛严的领导阶层的驱策下，依然忠实地遵守着这些习俗和禁

    忌。割礼使他们成为异类，被希腊罗马人视为野蛮落后和令人反感的

    行为。不过割礼还不至于妨碍他们的社会交往，但是古老的饮食规定

    和洁净规定却会妨碍他们的社会交往，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招致人

    们对犹太人的敌意。总之，“古怪”一词自古以来就是反犹主义的根

    源：犹太人不仅是外来移民，还将自己隔离于其他人之外。[101]

    因此，阿布德拉的赫克特斯（Hecataeus）[64]虽然在许多方面认同

    犹太人和犹太教，但是却对他们那种非同常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批

    评，并称之为“不友好、反人性的生活方式”，[102]他写作的时候是

    在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犹太人和塞琉古人的冲突还要晚150年后才发

    生。随着希腊人的人类一体性思想的传播，犹太人视非犹太人为仪式

    不洁、禁止与外族通婚的做法，遭到了人们的厌恶，被认为是反人道

    的；“厌恶人类”（misanthropic）一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他们。值得

    注意的是，在尚未有希腊思想渗入的巴比伦，其中的大型犹太社会的

    与世隔绝并未招致人们的厌恨——约瑟夫斯说那里不存在反犹情绪。

    [103]希腊人认为他们的大一统世界，即希腊思想大行其道的文明世界

    （相对于外面的混乱世界），是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社会，凡拒绝

    接受的，都是人类的敌人。神显者安条克冒犹太教之大不韪，发誓要

    废除“无益于人类的”犹太律法，并在犹太圣书上面献祭猪。[104]公

    元前133年，塞琉古统治者锡德的安条克就有谋士建议他摧毁耶路撒冷

    并消灭犹太人，原因是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拒绝和其他族群交往的

    民族。

    反犹情绪被写进文献，大都是因为犹太人所写的宗教历史让人觉

    得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公元前3世纪，说希腊语的埃及祭司曼涅托写过

    一部埃及历史，其中一些文字在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中保存了下

    来，他就指责犹太人对“出埃及”这段历史的描写不公正。显然，曼

    涅托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非常反感，他们以牙还牙，进行

    了回击。曼涅托所写的“出埃及”历史就没那么富有神奇色彩了，他

    的笔下是一群麻风病人和其他受感染的人群被逐出了埃及。曼涅托也

    表现出了希腊人那种认为犹太人厌恶人类的思想，他指责摩西（他书

    中称奥萨西夫，是一名变节的埃及祭司）下令，犹太人“除了自己团

    体，不可与其他任何人联系”，埃及的反犹主义显然在希腊人征服埃

    及之前就有了。从曼涅托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反犹造谣和诽谤行为已

    经初露端倪。希腊作家纷纷应和，并且添油加醋地说犹太教徒有摩西

    律法特别授命不得对人，尤其不可对希腊人表示善意。哈斯蒙尼王朝

    的建立及其对希腊异教城市的宗教迫害，使得犹太人所受的攻击更是

    倍增。埃及人的诽谤四处流传，甚至有观点说，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没

    有真正的主权——他们历来都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在犹地亚的寄居

    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片段。犹太人则做出回应，反驳说以色列地

    （Eretz Israel）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次经中的《所罗门智慧书》

    （写于公元前1世纪）第12章斥责原初的居民，说他们屠杀婴儿，吞食

    人的血肉，杀人，进行无法形容的邪恶祭祀，是“从起初就是被诅咒

    的后裔”。[105]

    就和现在的时代一样，过去也有各种关于犹太人的传说莫名其妙

    地被生造出来，然后被人不断地重复着。关于犹太人崇拜驴、圣殿里

    供着驴头的说法，至少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冒头。阿波罗尼乌斯·莫

    洛是第一位撰文专门批判犹太人的人，他也引用了这个说法，后来这

    个说法又出现在波希多尼、德谟克利特、阿皮翁、普卢塔克和塔西佗

    的著述中。塔西佗明知犹太人从来不拜任何偶像，可他还是照引不

    误。[106]另一个传说是讲犹太人在圣殿里秘密进行活人献祭：禁止任

    何人进入圣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的说他们禁食猪肉是因为他们

    得麻风病的概率更高——正是应和了曼涅托的污蔑。

    除此之外，也是和现在的时代一样，不仅有恶俗的谣言，而且还

    有知识分子的蓄意宣传，为反犹主义火上浇油。可以肯定的是，1世纪

    日益高涨的反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作家，多为希腊作家的作

    为。罗马人一度是犹太人的盟友，起初他们赋予大城市的犹太社区某

    些特权——如安息日可以不做工。[107]但是随着帝国的奠定和皇帝崇

    拜活动的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便加速恶化。犹太人拒绝行国家祭祀

    礼仪，这不仅被认为是犹太人排外和无礼的民族特性——希腊人总是

    这样指控他们——更被认为是对帝国的极为不忠。罗马官员对犹太人

    的敌意在希腊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动下越发加深。有着规模宏大的犹太

    社区，而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的亚历山大城，成了反犹宣传

    的中心。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利西马科斯就是著名的麻烦制造者。在

    那里发生了一场骚乱之后，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尽管承认犹

    太人的权利，但同时还公开警告犹太人要更加公平合理地对待其他民

    族的宗教。[108]他给亚历山大城下的一道写在莎草纸上的谕令保留了

    下来，谕令警告当地的犹太社会，如果他们有敌视异教的行为发生，

    他将视他们为“向全世界传播瘟疫”的人群——这再次应和了曼涅托

    的说法。[109]希腊的反犹知识分子不仅像阿皮翁那样散布这些指控，

    更是有计划地荼毒统治者的思想。例如，尼禄皇帝（Emperor Nero）

    个人对犹太人并无恶感，《塔木德》中甚至有一篇传说故事写他皈依

    了犹太教，但他的希腊老师卡埃莱蒙却是著名的反犹分子。

    尼禄皇帝死后，犹太人和罗马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了他的孙子统

    治犹地亚时恶化的势头才稍有停歇。事实上，若不是大搞皇帝崇拜的

    卡里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在位）幸好被人刺死，很有可能

    在他在位期间就爆发起义了。犹太末世民族主义论调的兴起无疑也是

    其中一个因素，如塔西佗明确宣称：“大多数犹太人确信，古代的祭

    司书上写着，到那个时候，东方将兴起，世界将属于来自犹地亚的

    人。”[110]但是希腊和犹太人之间与日俱增的仇恨心理也是同样重要

    的因素。希腊化的异教徒是巴勒斯坦的精英，富人和商人辈出的是他

    们，而不是犹太教徒。他们成为当地的公务人员和税吏，罗马卫队的

    大部分士兵来自凯撒里亚、撒马利亚人的塞巴斯蒂等这些希腊化的城

    市。和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一样，巴勒斯坦希腊人也因为他们的反犹主

    义而臭名昭著：卡里古拉采取反犹举措就是被贾布奈和亚实基伦说希

    腊语的那些人鼓动起来的。[111]罗马人愚蠢地坚持要从说希腊语的异

    教徒地区选任犹地亚执政官——最后一位也是最麻木不仁的格西乌斯

    ·弗洛鲁斯（Gessius Florus），他来自希腊人治下的小亚细亚。公

    元1世纪，罗马人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混乱无序，非常失败。不仅如此，

    罗马人还长期入不敷出，还以犹太人没有纳税为借口袭击圣殿金库，

    这是激起民愤的主要原因。社会上无数盗匪逍遥法外，破产者、政治

    上的不满者不停地加入扩充着这些人的队伍，许多农户债台高筑，希

    腊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城市经常气氛紧张。

    事实上，公元66年起义的始发地并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凯撒里

    亚，起因是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场诉讼。希腊人在诉讼中获胜，

    他们的庆贺方式是在犹太人区进行了一场种族屠杀，但是说希腊语的

    罗马卫队对此却听任不管。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整个城都

    骚动了，而弗洛鲁斯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抢夺了圣殿金库里的钱，反抗

    情绪更加激昂。战争爆发了，罗马军队洗劫了上城，圣殿祭司暂停正

    在为人民和罗马皇帝举行的献祭，求和派和主战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

    争论。耶路撒冷挤满了来自其他城市准备复仇的愤怒的犹太难民，他

    们的社区已被人多势众的希腊人侵占，家园已被烧毁。现在局势变得

    对极端派有利了，他们开始攻击并杀戮罗马卫队士兵。所以说，这场

    大起义是发生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国内战争和种族战争，但它同

    时也是犹太人内部的战争，因为——和马加比时代一样——以希腊化

    犹太人为主的犹太上层阶级支持希腊人的恶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

    旦控制了耶路撒冷，便把矛头指向了富人。他们最先采取的行动之

    一，便是焚烧圣殿卷宗，让所有的债务记录毁灭殆尽。

    公元66年的大起义和耶路撒冷围城是犹太历史上最为重大、最为

    恐怖的事件，但遗憾的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严重缺失。塔西佗对

    这场战争有过长篇叙述，但是现在留存的只有一些残片。拉比的陈述

    由奇闻轶事构成，历史背景语焉不详，或者完全属于虚构。碑文或考

    古证据也为数不多。[112]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唯一的权威几乎就是约

    瑟夫斯一人，而他的记录也充满了偏见和矛盾，完全不可信。只能说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耶路撒冷的卫队士兵遭到屠杀后，罗马的

    叙利亚总督卡斯提乌斯·加卢斯（Cestius Gallus）在亚加召集一支

    大军奔赴耶路撒冷。大军到达城郊的时候，遭遇了犹太人的强烈抵

    抗，受挫后他下令撤退，最后全军覆灭。接着罗马方面接管战事，进

    行了大举反攻，至少有4个军团——第五、第十、第十二和第十五军团

    集中兵力围攻犹地亚，罗马还派了久经沙场的老将提图斯·弗拉维乌

    斯·韦斯巴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指挥作战。韦斯巴芗并不

    着急，一开始几乎将耶路撒冷置之一边，直到他扫清了沿海的抵抗

    军，建立联络，攻克了犹太人控制的大部分要塞，并在乡村地区驻扎

    了下来。公元69年，韦斯巴芗被拥立为皇帝，同年年末他返回罗马，

    留下29岁的长子提图斯指挥最后阶段的战斗——包围并攻克耶路撒

    冷，围攻从公元70年的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

    约瑟夫斯也在这场战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留下两个不同

    的记录。《犹太战记》从马加比时代以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历史写

    起，对公元66—70年发生的事件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这部书大部分完

    成于韦斯巴芗的继任者提图斯在世的时候。接着大约20年后，约瑟夫

    斯又完成了《犹太古史》，记述了从创世以来直至公元66年的全部历

    史（主要根据《圣经》），但是书后附了一个《自传》。《犹太战

    记》和这个《自传》存在多处不相符的地方。[113]大多数古代史学家

    修史带着有个人倾向的动机，而约瑟夫斯的问题是，他在写这两部书

    的中间，动机发生了转变。比如，他的《自传》是回应犹太作家、太

    巴列人犹都士（Justus）对他进行的人格攻击。[114]然而他改变立场

    的主要原因，是千百年来犹太人中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即青年时期

    精明能干，接受现代思想和世道的复杂，到了中年后期复又回归犹太

    人的根。约瑟夫斯的写作生涯，从罗马辩护者的身份开始，以犹太民

    族主义者的身份结束。

    因此，近代有人分析约瑟夫斯说，否定他写的历史的真实性不

    难，但是要以真实可信的资料取而代之却又谈何容易。[115]那么从约

    瑟夫斯的记述中，我们对犹太人这一段悲剧性的历史可以了解到什么

    呢？一个最主要的印象就是，犹太人历来派系林立，难以调和。当初

    屠杀罗马卫队士兵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作为，只有当西斯丢·加卢斯溃

    退并全军覆灭之后，犹太权贵才决定召集军队对抗罗马人，而即使是

    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他们的目标似乎是要继续执政掌

    权，伺机而动。因此，他们铸造了铜币——一舍客勒的，半舍客勒

    的，还有面值小的零钱。权贵以利亚撒·本·亚拿尼亚家族门下的高

    级祭司约瑟夫斯，被派往加利利征兵备战，同去的还有另外两名祭

    司。约瑟夫斯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大部分人反对战争，农人痛恨盗匪

    （包括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也同样痛恨城市，他们不喜欢罗马

    人，但是也不想和他们作战。而城市中，色何利城亲罗马，提比里亚

    意见分裂不统一，加伯勒支持起义军首领吉斯卡拉的约翰。约瑟夫斯

    说他试图联合城市、农民和盗匪，但是他失败了；农民不愿参军作

    战，一入伍就当了逃兵。约瑟夫斯无奈退至希律古老的约塔帕塔要

    塞，象征性地抵抗了一番后，便向韦斯巴芗投降，从此效力于罗马，

    起初在耶路撒冷围城时充当翻译官，后来从事宣传工作。他和耶路撒

    冷第一次陷落时的耶利米想的一样：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罗马人只

    是上帝成就大事的工具；因此反抗罗马人不仅愚蠢，更是有罪的。

    [116]

    约瑟夫斯将这次历时长久、损失惨重的野蛮战争归结为双方一小

    部分人的恶意所为也许是正确的，后来他也开始意识到犹太人对宗教

    和政治权利的要求是何等强烈，他们要马加比王朝得到尊重，他们以

    拥有上帝的特别恩待而感到自豪和喜乐。然而他当初认为耶路撒冷进

    行抵抗有违常理的观点，却是正确的。提图斯拥有6万大军和最新的攻

    城设备，可以利用断粮的方式，利用犹太人的分裂，实现自己的目

    标。而守军仅有2.5万人，还派系林立：以利亚撒·本·西门领导的奋

    锐党人控制着安东尼亚城堡和圣殿，极端分子西门·本·乔拉和他的

    匕首党控制着上城，还有吉斯卡拉的约翰领导的以土买人和其他死硬

    派。大部分民众和难民无可奈何地成了这些激进分子的囚徒。约瑟夫

    斯详尽地描述了围城最后阶段的恐怖细节。罗马人一路作战，捣毁了

    安东尼亚城堡，拿下圣殿并将它付之一炬，一个月后又攻占了希律城

    堡。人民或被出售为奴，或惨遭杀害，即使当时保住了性命后来也死

    于凯撒里亚、安条克和罗马的竞技场内。西门·本·乔拉被活捉后带

    到罗马，在提图斯的凯旋队列中被游街示众，然后在广场上被处死。

    提图斯凯旋门至今仍屹立在罗马，大理石浮雕上刻着他从圣殿掳来的

    烛台。他还在他的宫殿里保存着至圣所的帷幔和一本《圣经》——

    《圣经》竟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耶路撒冷陷落后，犹太人只剩3个抵抗据点：希律堡，不久之后也

    被攻克；马卡鲁斯城堡，于公元72年被攻克；梅察达，这座雄踞犹地

    亚沙漠边缘1300英尺高的巍峨巨岩，在公元前37—前31年被希律王改

    建成一座巨大的要塞，用约瑟夫斯的话说，只有通过“一条羊肠小

    道”才可抵达。公元66年，犹太人用“计谋”占领了它，这段历史的

    英雄是米拿现，他的父亲是奋锐党创始人、后遭处决的革命者加利利

    的犹大。[117]但是米拿现深陷于耶路撒冷的权力之争，最终被人杀

    害，梅察达的指挥权落在了他的侄子以利亚撒身上。公元72年罗马将

    军弗拉维乌斯·席尔瓦（Flavius Silva）最终攻下梅察达时，里面有

    起义军和难民，男女老少共960人。1963—1965年，伊加尔·亚丁带领

    一支庞大的考古队伍和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助手，对这一遗

    址进行了彻底的考古发掘，生动地还原了围城时的细节。席尔瓦指挥

    整个第十军团，外加辅助部队和充当劳工的无数犹太战俘。攻打这样

    的要塞是罗马人最拿手的，梅察达的失守不可避免。以利亚撒知道大

    势已去，便软硬兼施，要求剩余的守军集体自杀，约瑟夫斯记下了据

    说是他最后一次的讲话。两名女子和她们的5个孩子躲进一个山洞得以

    幸存。碎布、鞋子、骨头、整副的遗骸、篮子、个人物品的残片——

    储物室原封不动，向罗马人表明他们集体自杀并非迫于饥饿——民族

    主义者的钱币、盔甲鳞片和箭矢，这一切无声地见证了围城的经过，

    证明了守军孤注一掷的英雄气魄，其说服力远远超过了约瑟夫斯的文

    字描述。出土的陶片中似乎有最后10人抽签决定谁先杀死其他9人然后

    自杀所用的签；要塞会堂里大量的礼拜证据、14卷《圣经》经书、宗

    派书籍和次经的部分残存，表明这是一支敬畏上帝、激进好战的守卫

    部队，受到了犹太文学中那股可怕力量深深的影响。[118]

    围城之后，耶路撒冷沦为废墟，圣殿被摧毁，城墙成了碎石瓦

    砾，但是这七年的血腥灾难所带来的痛苦经历，并没有结束希腊人和

    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未能阻止宗教情绪继续发挥作用，这种情绪激

    励着虔诚的犹太人，无论老幼，无论多么绝望，都要誓死捍卫他们的

    信仰。反犹情绪继续扩散，耶路撒冷的陷落被说成是上帝仇恨犹太人

    的证明。菲洛斯特拉托斯（ Philostratus ） 在他的《诡辩家传》

    （Vita Apollonii）中称，提图斯攻下耶路撒冷后，犹地亚的海伦向

    他献上胜利花环，但是他拒绝接受，理由是消灭一个被自己的神所遗

    弃的民族算不上功劳。此言不太可能出自一个和顽强的敌人进行了一

    场艰苦奋战的职业军事指挥官之口，但这是典型的反犹宣传，那时到

    处都有类似的言论。贺拉斯和马提雅尔的批评尚算克制，但塔西佗却

    极尽希腊人诽谤之能事。从大约公元100年起，对犹太人的指责更是甚

    嚣尘上，说他们搅动了下层社会的秩序，说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新观

    念——古往今来都回荡着这样的指控。[119]因此，犹太侨民城市总是

    事端频发，尤其在公元115—117年。

    最后一拨犹太人起义是哈德良[65]皇帝（Emperor Hadrian）在位期

    间，因政府对犹太人的敌意引发的。这位皇帝在公元128—132年居留

    在东方，起初同情犹太教，但后来可能是受了塔西佗等人的影响，态

    度大变，开始仇视起犹太人来。他开始讨厌所有的东方宗教，尤其厌

    恶割礼，并视之无异于阉割——一种违者以死论处的自残行为。哈德

    良在东方各地推行泛希腊主义的政策，其中一个方案便是在耶路撒冷

    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异教城市，并在圣殿山上建立朱庇特神庙。

    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是这段时期史料的

    主要来源，他说哈德良驻守东方期间，犹太人不敢起来反抗，但是他

    们秘密武装自己，建立隐秘的防御工事。当时罗马有两个军团驻守在

    那里。哈德良一走，犹地亚的犹太人就开始行动了，狄奥说：“整个

    世界的犹太人都起来加入他们的行动，公开或非公开地为罗马人制造

    了许多麻烦，甚至非犹太教徒也来助一臂之力。”[120]起义历时四

    年，狄奥说罗马人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从帝国的各地，包括不列颠

    和多瑙河，调集军团到巴勒斯坦，最终，犹太人面对的是至少12个罗

    马军团。罗马人采用的战术还是那样有条不紊、稳扎稳打，他们分割

    和孤立叛军，用断粮的方法迫使边缘地区的分队投降，然后逐渐逼近

    其余的抵抗中心。犹太人一度占领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城墙的耶路撒

    冷易攻难守。他们占据了许多要塞，如在希律堡发掘出来的地道。叛

    军的总部似乎在当时的贝塔尔城，位于耶路撒冷西南面的犹地亚山

    区，这个最后的据点于公元135年被罗马人攻陷。

    反抗行动能够达到这样的影响力，初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

    因为这一次犹太人，或者说起码他们当中主战的各方是团结合作的，

    而且是在一个强人领袖的统一领导下。“星辰之子”西门·巴尔·科

    赫巴（Simon bar Kokhba）或称科西瓦（Kosiva）是犹太人史上最神

    秘莫测的人物之一，单是他的名字就在学者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然而终无定论。更大胆的犹太起义者，如加利利的犹大，自称他们是

    弥赛亚，以吸引更多人的支持——这是罗马人同意用十字架处死耶稣

    的主要原因。根据优西比乌主教（一位怀有敌意的基督徒作者）的说

    法，西门确实自称弥赛亚，其名字中的科赫巴（星辰）就是指《民数

    记》中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

    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121]一位拉比学者称，当时最伟大的学者

    阿基瓦·本·约瑟夫拉比（Akiva ben Joseph，约公元50—135）承认

    西门为弥赛亚。[122]阿基瓦的出现是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他出身卑

    贱，是贫穷的“当地人”，家里没有读书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如他所说）厌恶学习，以牧羊为生。后来他成了饱学之士，但是依

    然热心地关切穷人，这或许是他参加起义的原因（如果他真的参加

    了：这一传统说法存疑）。但是其他拉比却无法苟同。根据《耶路撒

    冷塔木德》，当阿基瓦说到西门时，“这是国王弥赛亚”，另一位拉

    比约哈南·本·托塔回应说：“阿基瓦，就算你的口中会长出草来，

    大卫之子也不可能出现。”[123]

    西门并不自称“星辰”，而是自称“科塞瓦”，他发行的钱币上

    也没有提及弥赛亚的说法，只是称他为“以色列拿西（王子）西

    门”。他主要的精神导师不是阿基瓦，而是他的叔叔莫丁的以利亚

    撒，后者的名字也曾出现在西门发行的一些钱币上；但是到起义的最

    后阶段，叔侄二人反目成仇，以利亚撒最后被侄子所杀。[124]从我们

    现有的零星证据来看，西门在有学识的犹太人中支持者甚寡，最后他

    失去了一切。1952—1961年，考古学家在犹地亚沙漠地区从事发掘工

    作，在多处遗址，尤其是被称为“书信洞穴”的地方，发现了一些与

    这场起义有关的物件。这些希伯来文、阿拉姆文或希腊文的信件，都

    是以西门的名义代写和代签的。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起义军是

    正统的犹太教徒，尽管身处绝境，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坚守摩西律法

    ——如守安息日，庆贺节日，履行祭祀仪式等，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

    西门自封弥赛亚、受膏者或是什么精神领袖。这些信件表明他的辖地

    很广，关心的事务涉及农田租契、农资补给、调动农村地区的人员和

    储备粮食备战。他完全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如他信中自称的“拿

    西”，严厉、务实、决不妥协、心狠手辣，“我叫上天来见证……我

    会给你戴上脚镣”，“你若不去行必将受到惩罚”，“你生活优裕，

    吃着喝着以色列家的产业，却不顾弟兄们的死活”。[125]后来拉比中

    流传的关于“星辰之子”的传说似乎没有事实依据。西门更像现代犹

    太复国主义斗士的原型：没有传奇色彩的职业军人，一个纯粹的游击

    队员和民族主义者。

    西门最后在贝塔尔战死。阿基瓦被俘，囚禁在监狱里最后被折磨

    致死，血肉被人用“铁梳”从身体上撕扯下来。狄奥说起义军中“很

    少有人活下来”。罗马人的报复令人闻风丧胆，50个前哨据点以及985

    个城镇、乡村和农业定居点被夷为平地。狄奥写道，58万犹太人战

    死，无数人“死于饥饿、大火和刀剑，犹地亚几乎全地荒废为墟”。

    [126]4世纪末，在伯利恒的圣杰罗姆（St Jerome）[66]记录说，当时有

    传言称，起义失败后，大量犹太人被当作奴隶进行买卖，价格跌到比

    马还低。

    哈德良不顾一切地推行要将已成废墟的耶路撒冷改造成一座希腊

    化城邦的计划。他用碎石瓦砾填埋旧城的低洼处，把它变成平地；在

    旧城以外的地方，移走碎石垃圾，开采下面巨大的石料，用于在填平

    的场址上建造公共建筑。这个新城大致就是现今耶路撒冷古城最早的

    布局，北面的主路穿过今天的大马士革门，东面的正门就是后来所称

    的圣司提反门，上方还有一座残留的凯旋门。哈德良将他所建的城市

    称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希腊人迁居进来，而

    犹太人却被禁止入内，违者以死论处。但是这条规定可能未被严格执

    行，到了4世纪中期就被叛教者朱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取消

    了。不管怎样，犹太人还是想方设法在每年旧城被毁的日子重访遗址

    的一隅，就是现在称为“哭墙”（the Wailing Wall）的地方。杰罗

    姆在他的《西番雅书注解》（Commentary on Zephaniah）中，描写了

    一幅动人的残酷画面：

    每逢耶路撒冷毁灭的日子，可以看到面容悲戚的人们纷纷前来纪

    念。老弱瘦小的妇人和老翁，衣衫褴褛，背负着岁月的沧桑，无论身

    体衣着无不昭示主的愤怒。一群可怜之人聚集在这里，当主的绞刑架

    散发炫目的光耀，主的复活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带有十字架的鲜艳

    旗帜在橄榄山上飘扬，他们对着圣殿的废墟哭泣。然而这些人并不值

    得同情。[127]

    公元70年和135年的这两场浩劫，令这个犹太古国的古代史实际上

    到此就结束了，并直接导致了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后果。首先是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最后分离。保罗的写作时间是公元50年前后的10年

    里，他实际上是否定摩西律法的称义和得救作用，此举（我们前面已

    经看到）和耶稣的教义是一致的。在和犹太——基督教领袖在耶路撒

    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为他的非犹太信徒争取到权利，可以免受犹

    太教规的约束。但是这些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开始

    认为他们的信仰互相排斥，各自的信徒互相为敌。《路加福音》，或

    作于公元六十几年，从某些方面来看很像散居地希腊化犹太人的著

    述，其对象是有可能皈依犹太教的人。路加的目的似乎是要归纳和简

    化律法，他认为律法书是犹太习俗的智慧集成——一支特定民族的伦

    理观。保持敬虔之心在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中都是一样的：都是灵

    魂准备接受福音的途径。非犹太教徒也有他们自己的优良习俗，上帝

    不会歧视那些没有律法如犹太习俗的人。上帝也不会歧视犹太人。犹

    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都能通过信心和恩典得救。[128]

    非犹太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可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超级宗教来接纳

    的思想，没有在公元66—70年的这些事件中幸存下来，耶路撒冷原有

    的基督——犹太教会实际上在灾难中覆灭了。[129]大多数信徒已经死

    亡，幸存下来的也分散各处，他们的信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不

    再是主流的基督教，而是成了一个不起眼的教派——伊便尼派（the

    Ebionites），并最终被宣布为异端。在因此而形成的真空中，希腊教

    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其影响就是使基督教信仰更加

    专注地集中于保罗的讲论，即基督的死和复活乃是得救的途径——这

    在耶稣的教义中是有明显预示的——更加集中于这位受膏的救世主的

    本质。基督自称什么呢？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人子”，其他人亦是

    如此称呼他。“人子”这一叫法或许有多重含义，或许毫无意义——

    耶稣不过是说自己是普通人，或担负他这个特别使命的人而已。[130]

    可以说，耶稣认为自己不过是富有感召力的哈西德派教徒。[131]但是

    耶稣的复活和他对这一神迹的预言，以及后来向门徒显现等事件中所

    隐含的耶稣是神的观念，是使徒基督教会成立之初就有的。除此之

    外，和这个思想同时这么早就出现的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耶稣创立

    了圣餐礼，预料到他将为世人赎罪而死，并且死而复生。在圣餐礼

    中，耶稣的肉和血（祭品）用饼和酒来代替。基督徒用圣餐礼来取代

    犹太教中所有的献祭方式，这一“神圣而完美的献祭”的出现，确立

    了耶稣神格化的信条。对于耶稣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基督徒是这样来

    回答的：都是。公元70年以后，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而且越来越肯

    定。如此一来，和犹太教完全脱离已经不可避免。犹太教徒能够接受

    圣殿的去中央化——其实许多人早已接受，而且不多久全部接受了，

    能够接受对律法的不同解读，但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一向所信的神与人

    之间的绝对区别也被废除，因为那是犹太教神学的精髓，是最能体现

    他们有别于异教徒的信念。不承认这个区别特征，基督徒就等于是让

    自己彻底脱离犹太教信仰，再也无法回头了。

    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在脱离犹太教信仰的过程中让这两个一神教

    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也无法调和的激烈对抗。犹太教徒不可能否定

    自己的中心教义来承认耶稣的神性，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基督徒也

    不可能否定自己这场运动的本质和目的来承认耶稣不是神。如果基督

    不是神，基督教便什么也不是；如果基督是神，那么犹太教便是错误

    的。在这一点上，两者绝无妥协的可能，因此互相都是一个威胁。

    除了这本质上的区别以外，这两种信仰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相

    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激烈。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带走

    了五经（包括它的道德伦理体系）、先知书和智慧书，还有更多犹太

    教徒没有准备纳入正典的次经，带走了礼拜仪式，甚至圣餐礼也是来

    源于犹太教。他们带走的还有安息日和各种宗教节日，香和长明灯，

    诗篇、赞美诗和合唱音乐，圣服和祷告，神职人员和殉道士，圣书诵

    读和会堂（改为教堂）。他们甚至还带走了教权概念——但不久之后

    犹太教就修改了——将大祭司改为主教和教皇。早期教会中的一切，

    无不是在犹太教的轮廓里面，唯有基督论（Christology）除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基督徒是从犹太教的文学传统中起家的，

    因此他们所继承的东西中还有犹太教的圣学辩论。我们前面已经看

    到，圣学辩论是马加比时代殉道行为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在1世纪时

    期的犹太著述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初期的基督教著述都有各犹

    太教派之间那种针锋相对的语气。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一旦出现难以

    弥合的裂痕，他们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便是辩论。不久之后成为基督

    教的《托拉》的四福音书，就体现了犹太教教派辩论的传统。从这点

    上说，它们的语言和死海经卷的有些卷册非常相似，同样可以被视为

    犹太教徒之间的争论。“犹太人”一词，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

    音》中分别出现了5次，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分别出现了

    6次和71次。这并不一定是因为约翰是在更晚时期作书因而对犹太教怀

    有更深的敌意。事实上《约翰福音》的原始版本还可能是最早的福音

    书。《约翰福音》中的“犹太人”似乎有多重含义——撒都该人，法

    利赛人，或兼指两者，圣殿差役，犹太当权派，犹太公会，犹太统治

    阶层——还指犹太民众，但是最常见的含义是“耶稣教义的反对

    者”。[132]《约翰福音》只是与异端的辩论。库姆兰修士笔下的“魔

    鬼之子”指的是犹太教内部的反对者，和《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如出

    一辙：“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同样地，库姆兰经卷的大马士

    革版本所用的“犹太人”“犹太地”“犹大家”的说法，和《约翰福

    音》一样，也是指当前掌握着话语权的犹太反对派。[133]尽管《马太

    福音》有时被说成《新约》中最“维护犹太人”的一卷，福音书中最

    伤害犹太人的文字，事实上就出现在《马太福音》中。那是在彼拉多

    洗手后，“众人”呼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

    上”，[134]这里毫不掩饰地表明犹太人同意耶稣的死由他们的子孙来

    担责。次经《彼得福音》里写耶稣受难的那一段，对这件事进行了更

    加着重的描写。[135]

    遗憾的是，这些专业的宗教辩论，这些反映神学家之间的互相憎

    厌的文学作品（odium theologicum），被断章取义，成了基督徒全面

    攻击犹太人的依据。伊拉斯谟后来说，应该避免这种争论，“因为长

    期的舌战和笔战最后会变成用拳头说话”。《马太福音》提出的集体

    犯罪指控，《约翰福音》中关于“魔鬼之子”的指控，两者合而为

    一，成为反犹主义中一条基督徒支流的核心，经过移花接木，与古老

    的异教反犹传统相结合，后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仇恨力量。

    公元70年以后犹太基督教会的解体和希腊教会的胜利，使犹太教

    徒也开始谴责基督徒。犹太教徒每日针对异端信徒和反教者的祈祷始

    于公元前2世纪推行希腊化改革计划的时候——严格主义者教徒便西拉

    所作的智慧辩论集《德训篇》如此祈求上帝（匕首党将之刻在梅察达

    要塞上） ： “ 求你大发雷霆， 发泄义怒， 铲除敌对， 消灭仇

    人。”[136]这个原本为“祝福你，使傲慢人降卑的主啊”的针对异端

    信徒的祷词，成了犹太教徒每日立祷（阿米达，Amidah）的第12条祷

    文。这条祷文一度只针对撒都该人。拉班迦玛列二世（ Raban

    Gamaliel Ⅱ ， 约公元80—— 约115 ） 统治时期， 第12 条祷文， 或

    称“异端祝祷”，针对基督徒被做了修正，基督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

    门徒似乎也是在那个时候被逐出会堂的。到公元132年起义爆发之际，

    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已被认为是公开对峙的两派，甚至成了仇敌。巴勒

    斯坦的基督教社区的确请求罗马当局给予他们有别于犹太教徒的独立

    宗教地位，基督徒作者、居住在奈阿波利斯（纳布勒斯）的殉道者游

    斯丁（Justin Martyr，约公元100——约165）称，西门·巴尔·科赫

    巴的追随者不仅屠杀希腊人群体，还屠杀基督徒，也就是从这时候

    起，犹太评经书中开始出现反基督徒的论辩。

    犹太教作为国教最终式微，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犹太教活动的

    本质和范围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元70年开始，犹太教不再是一种看

    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宗教了，犹太教徒失去了庇护。公元135年以后更

    是如此。相反，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变成了和研习、遵守《托拉》同等

    的概念。犹太人的历史很难归入哪个民族和宗教发展进程的一般分

    类，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确实，犹太史学家经常会遇到在其他

    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历史进程划分问题。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对《托

    拉》的专注是从大卫王国的末期开始逐步加深的。约西亚改革、大流

    散、流散回归、以斯拉的成就、马加比家族的胜利、法利赛人的兴

    起、犹太会堂、学堂的建立、拉比的兴起——这些历史进程依次推

    进，首先确立了《托拉》在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

    位，然后逐步加以巩固，这样就削弱了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其他制度的

    力量。公元135年以后，《托拉》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因为那时候其

    他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严格主义者将其他的一切都消灭了，一半是

    他们的计划，一半是他们挑起的灾难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切是否出于天意呢？从2世纪较短时段的视角来看，犹太人这

    个强大的民族和宗教团体似乎自作自受，自己招致了毁灭。在1世纪的

    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不仅占整个罗马帝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大

    城市比例更大，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拥有超越时代的新观

    念：伦理一神教；他们几乎人人识字；他们是当时唯一一个拥有福利

    制度的民族；来自各个社会群体、包括最高阶层的人改宗皈依犹太

    教；弗拉维王朝起码有一个皇帝很可能改信了犹太教，就如250年以后

    的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约瑟夫斯的夸耀不无道理：“无一城市，无

    论希腊的还是未开化的，无一民族，不守安息日、不禁食、不点

    烛……上帝无所不在，律法也同样在每个人的心里。”一个世纪后，

    一切都颠倒了过来，耶路撒冷已完全不再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市了。在

    曾经犹太人占全部人口40%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约瑟夫斯、塔西佗、狄奥等作者引用的关于两次起义的巨大伤亡数据

    或有夸张之嫌（塔西佗称单是在公元66—77年的斗争中，就有119.7万

    名犹太人被杀或被卖为奴），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教徒人口迅速下降

    是显然的。在散居地，不断壮大的基督徒群体，不仅窃取了最好的犹

    太神学和社会观念而成为“外邦人的光”，而且还越来越多地渗入犹

    太教徒内部，散居地的犹太侨民是基督教主要的信徒来源。[137]

    不仅故土和散居地的犹太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而且犹太人的视野

    也明显变窄了。在大希律王时代，犹太人就已开始在新帝国的文化和

    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像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aeus，约公

    元前30—公元45）这样的人，出身于亚历山大城最富裕、最有国际情

    怀的犹太侨民家庭，读着七十士译本长大，能说一口漂亮的希腊语，

    能用希腊语写一手好文章，在家读的都是希腊文学，既是历史学家又

    是外交家，独树一帜的世俗哲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多产

    的解经家，涉及的经卷不仅有《摩西五经》，还有全部的犹太律法

    书。[138]斐洛代表的是犹太理性主义最杰出的传统，后来的基督教学

    者对于《旧约》的理解，尤其是对其寓意的理解，都极大地受惠于

    他。斐洛对于犹太教精神的阐述是深刻独到而富有见地的。而他似乎

    并不懂希伯来语的事实，也正说明了到基督教时代来临之际，有知识

    的犹太人在不牺牲自己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已经在为世界文明和世俗

    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到2世纪中期，像斐洛这样视野宽广的人

    才，可能已难以在犹太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处。犹太人已不再书写历

    史，已不再从事任何形式的思辨哲学研究。其所有的传统文学形式

    ——智慧书、诗歌、诗篇、寓言、历史小说、启示文学——都被他们

    抛弃了。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到一种文学

    形式上：宗教律法书的评注。他们就这样坚持不懈地持续了几百年，

    忘记了自己曾经有更加丰满的过去，也觉察不到外面知识界的风起云

    涌。

    然而犹太教的自我封闭，和700多年越来越紧的苛严制度所得到的

    必然结果，或许正是犹太教能够生存下来，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群

    体能够生存下来的条件。犹太教徒没有像近古时期许多其他民族那

    样，在人口变迁的剧烈震荡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没有淹没在中

    世纪的新兴群体中从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特身份——像罗马人和希腊人

    那样，像高卢人和凯尔特人那样，或者甚至像散居地皈依基督教的无

    数犹太人那样。犹太教和犹太教的遗存在《托拉》这块千年琥珀中保

    存了下来。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历史现象。犹太民族之

    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经过这段时期的深刻内省，他们的知识界

    领袖才得以将《托拉》扩大成一套条理十分清楚、具有逻辑一致性和

    社会效力的道德神学体系和共同体法。犹太人失去以色列国后，就将

    《托拉》当成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他们是安全

    的，甚至是满足的。

    这项社会性的形而上学的伟大事业始于微末，是在公元70年耶路

    撒冷陷落的劫后余波中开始的。世袭的祭司家族，以及整个传统的犹

    太上层阶级，全都消逝在城市的废墟之中，从此以后犹太人就自觉形

    成权威政体（cathedocracy）：接受学术权威的统治。犹太教一向有

    此传统——上帝不就是通过先知来教导他的子民吗？只不过现在更加

    直截了当了。传说法利赛拉比、公会副首领约哈南· 本· 撒该

    （Johanan ben Zakkai）在围城之时被装进棺材偷偷运出耶路撒冷。

    他曾经反对起义，代表犹太教中的传统势力，他们相信没有国家的拖

    累和腐败，人们可以更加虔诚地侍奉上帝，保持信仰。约哈南从罗马

    当局获许在耶路撒冷以西的海岸城市贾布奈建立犹太宗教事务管理中

    心。在贾布奈，犹太公会、国家被埋葬在历史烟尘之中，取而代之的

    是拉比集会，集会或在鸽舍附近葡萄园，或在某个人家的上室里举

    行。拉比和会堂成了犹太教的规范机构，犹太教从此从本质上来说也

    成了一种会众信仰（congregationalist faith）。贾布奈的学院制定

    犹太教年历，继续《圣经》的立典工作，还规定：虽然圣殿被毁，逾

    越节晚餐等仪式仍须定期举行。学院还确立公祷形式，制定禁食和朝

    圣礼规。新的犹太教精神显然是对狂热分子和民族主义暴力行为的回

    应。“ 不要急着拆毁外邦人的祭坛， ” 据说拉比约哈南曾这么

    说，“免得你要被迫亲手重建它们。”他又说：“如果你在种树，而

    有人告诉你说弥赛亚来了，先种好树苗，再去迎接弥赛亚。”[139]在

    贾布奈，刀剑已被遗忘，笔的统治已经建立。这个制度是一个自我延

    续的寡头统治，学院根据学识和品德选任或“任命”新拉比。但是权

    力往往落入学问博大精深的家族手中，没多久拉比约哈南的后裔就被

    拉比迦玛列二世赶下台，后者的父亲曾是圣保罗的老师，罗马人承认

    他是拿西（nasi），或者说是族长。

    这些学者拒绝加入巴尔·科赫巴的起义，但是，他们当然也受到

    了影响，学者们经常不得不秘密集会。贾布奈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

    起义失败后，拉比机构就转移到了加利利西部的乌沙城。大多数拉比

    生活贫穷，他们要做工，而且通常是体力劳动。我们现在很难构建那

    个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因为那时他们自己已不再修史，偶有传记等资

    料，但也无法在《哈拉哈》（律例规条，halakhah）[67]的章节，或哈

    加达（aggadah）[68]的故事传说中找到相应的根据。犹太学术团体有时

    人员冗杂，缺乏自我约束力。贾布奈的大学者之一，以利沙·本·阿

    布亚（Elisha ben Avuyah）就成了异端信徒，而其弟子、2世纪最杰

    出的学者拉比迈尔（Meir），则可能是改宗者。女性也在其中扮演角

    色，迈尔的妻子布鲁瑞就是《哈拉哈》的主要权威。犹太教徒时而受

    罗马当局骚扰甚至迫害，时而无人问津，时而又与罗马愉快合作。他

    们的领袖接受帝国的土地赏封，享有很大的司法统辖权。基督教学者

    奥力振（Origen，185—254）称拿西甚至可以判罚死刑，无疑他还有

    权征税。生活在2世纪后半叶和3世纪初的拉比犹大·哈拿西（Judah

    Ha-Nasi），或称犹大亲王，是有卫兵护卫的巨富，几乎就是加利利和

    南部地区犹太社区的世俗君主。虽然并不完全如此，但他几乎就是这

    样的人：慷慨解囊资助学者，将能人志士奉为座上宾；免除学者的赋

    税，转由劳动者负担；如遇饥馑，则向学者开仓放粮，无文化之人除

    外。即使他的女仆据说也懂希伯来语，能解释生僻词含义。犹大是最

    坚定的知识精英主义者，他曾经无情地说：“给世界带来患难的是那

    些没有文化的人。”[140]

    即使是第二圣殿时期也存在权威政体王朝，他们被称为“组格

    特”（zugot），也就是“双领袖”（pairs）的意思。一共有五对主

    要的学者组合，最后一对是基督的老师、大名鼎鼎的希勒尔和他的对

    手煞买。他们的后裔和追随者，以及在精英之列的其他学者，被称为

    坦拿（tannaim）[69]。希勒尔的孙子迦玛列长老，是六代学者中的第一

    位，犹大·哈拿西是最后一位。紧接着的一代，大约公元220年开始，

    第一位是拉比贺雅·拉巴（Hiya Rabbah），开启了阿摩拉[70]时代

    （age of the amoraim）。这个时代在犹地亚持续了5个世代，直至4

    世纪结束，在巴比伦持续了8个世代，直到5世纪结束。巴比伦及其周

    围地区当然自大流散时期就已形成庞大的犹太社区。自巴比伦犹太人

    认同耶路撒冷当局及后来贾布奈的历法计算后，两地之间就接触不

    断，只要有可能，巴比伦的犹太人还会到耶路撒冷朝圣。法利赛教派

    或拉比犹太教传到巴比伦是巴尔·科赫巴起义直接导致的结果，当时

    有一批学者从犹地亚逃难到当时的帕提亚人属地，并建立了学院。这

    些学堂集中在苏拉（今巴格达南部）及其西面的蓬贝迪塔两地，一直

    活跃到11世纪。巴勒斯坦的西部学院分布在各地，在犹大·哈拿西时

    代，他将所有的学术研究集中在贝特·舍阿里姆（Bet Shearim），但

    是在他过世后，凯撒里亚、提比里亚和吕大都出现了重要的学院。

    这一段时期的犹太历史没有留下特别的物理痕迹，犹太考古学家

    当然也无法考察位于伊拉克的遗址。位于苏拉的犹太定居点早在12世

    纪70年代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71]造访时就已完全

    消失，本杰明在书中写道，城市已成一片废墟。他倒是在贝特·舍阿

    里姆发现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社区，但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后信息。

    另外，1932年的考古挖掘，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罗马商队城市杜拉·

    欧罗普斯（Dura Europus）发现了公元245年的一处犹太会堂遗址，还

    有阿拉姆语、希腊语和巴列维——帕提亚语的碑刻。那里的犹太聚居

    地似乎建立于北方王国覆灭后百姓开始流亡时期，但是公元66—70年

    和公元132—135年起义后又有更多正统的犹太教徒来到这里。但即便

    如此，这里仍是一个非正统信仰的社区，可能当时很多都是这样。那

    里的建筑是希腊式的，这没什么大不了，但令人惊讶的是竟有约三十

    来块的画板（现藏于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都反映了弥赛亚主题，

    包括回归、复国和得救，画面内容有族长，有摩西出埃及，有约柜的

    失而复得，还有大卫和以斯帖。学者们认为这些画属于据信是二三世

    纪时期的插图《圣经》，这表明基督教艺术也发端于犹太教。显然当

    时的图像教规并未得到严格遵守，起码并未在所有犹太群体中得到严

    格遵守。[141]

    巴勒斯坦现在还留存着圣哲时代的一些犹太会堂和墓冢。在加利

    利湖畔的提比里亚有座4世纪建造的会堂，它的马赛克地面上也拼有人

    和动物的形象，还有十二星座的符号。提比里亚城不远处的山上，是

    殉道者阿基瓦拉比和约哈南·本·撒该的墓冢，沿湖行2英里，便是拉

    比迈尔的墓。在迦百农，有仆人得到耶稣医治的那位百夫长曾建有一

    座犹太会堂，1905—1926年，这座二三世纪进行过重建的会堂被考古

    学家挖掘出来，一起出土的还有羊角号和枝形烛台、煮吗哪的锅、棕

    榈树和大卫王之盾。叙利亚和以色列北部也发掘出三个会堂，拿撒勒

    至海法的公路不远处就是犹大·哈拿西的贝特舍阿里姆学院中心，附

    近有附属会堂、地下墓穴和公墓——公墓里具象艺术作品云集，犹大

    本人的墓穴也隐藏在这里的某处。[142]

    但是，这一时代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他们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

    就还是犹太圣学著述。犹太圣学研究应该分为几个层面，每个层面依

    次相承。首先是《摩西五经》本身，五经的编撰在大流散之前就已基

    本完成，尽管一些校订工作显然在回归后还在继续。五经是犹太教书

    面律法的主体，其他的以此为基础。然后是先知书、诗篇和智慧文

    学，我们从前面可知，这部分立典工作是在约哈南·本·撒该的主持

    下于公元70—132年完成的。此外还有研究犹太宗教和历史必不可少的

    各种非正典著述：《圣经》希腊文译本，或称七十士译本；约瑟夫斯

    的著述；次经经卷和各种莎草纸文献。

    第二层面或第二阶段是整理积累了数百年的口传律法并汇编成

    书。这一步被称为“密西拿”（Mishnah），意思是“重述和学习”，

    因为口传律法最初是通过背诵和概括掌握的。《密西拿》由三个部分

    组成：《米德拉西》（midrash）是讲解五经以明确律法要点的方法；

    《哈拉哈》是具体观点上达成一致的法律裁定；《哈加达》，或称

    《讲道集》，包括人物轶事和传奇故事，用以向普通民众传授如何理

    解律法。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些经释、裁决和解说逐渐以书

    面形式沉淀了下来。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拉比犹大·哈拿西和他

    的学派将这些材料进行整理，最终在2世纪末将其汇编成书，称为《密

    西拿》，即“重述”的范本。全书共计六卷，每卷包含数量不等的若

    干篇。第一卷是“种子卷”（Zera’im），共11篇，涉及祝祷、什一

    奉献和名号。“节期卷”（Mo’ed）共12篇，涉及安息日和犹太节

    期。“ 妇女卷” （ Nashim ） 共7 篇， 涉及结婚与离婚。“ 民事

    卷”（Nezikin）共10篇，处理民事不法行为和侵权行为，以及法官、

    惩罚和证据的问题。“神职卷”（Kodashim）共11篇，是关于献祭和

    渎圣的规定，与第一卷略有重叠。最后是“洁净卷”（Tohorot）共12

    篇，涉及不净和仪式的规定。[143]除了《密西拿》，还有坦拿编撰的

    格言和判令集《托塞夫塔》（Tosefta），其篇幅是前者的四倍。《托

    塞夫塔》的准确来源、成书时间和汇编过程——以及它和《密西拿》

    的确切关系——在长达1000多年里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目

    前尚无定论。[144]

    当然，《密西拿》一旦成书，后世的学者们就开始对其进行评

    注。这些学者以真实案例为依据建立律法理论，当为世人铭记。此

    时，拉比学派的注经方法已传至巴比伦，因此当时有两个注经中心，

    一个在以色列地， 一个在巴比伦的学院。两地都出版《塔木

    德》，“塔木德”有“研读”或“学习”之意，由一代代阿摩拉

    （amoraim）完成汇编。《耶路撒冷塔木德》，更正确的叫法是《西塔

    木德》，完成于4世纪末，《巴比伦塔木德》则比它晚一个世纪，两者

    分别都有对《密西拿》各篇进行多页的评注。这是圣学研究的第三个

    层面。

    后来又进行了第四层面的工作： 对两部《塔木德》的评注

    （Perushim），其中最优秀的是11世纪拉希对《巴比伦塔木德》所做

    的评注；新律（Hiddushim）则是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材料进行比较和整

    合，写成新的律法条文，也就是《哈拉哈》。经典的新律是12世纪至

    13世纪根据《巴比伦塔木德》编写的。它还有一个层面，是律法解

    答，是主要学者对提问所做的书面解答。最后一个层面则是将这些浩

    瀚的材料简化后编成法典，担当此任的是11世纪至16世纪的一些杰出

    学者，包括以撒·阿尔法西（Isaac Alfasi）、迈蒙尼德、雅各布·

    本·亚设（Jacob ben Asher）和约瑟夫·卡洛（Joseph Caro）。5世

    纪至11世纪被称为加昂（gaon）[72]时代，那时候，学者们致力于推出

    具有学院权威的集体裁定书和文献汇编。后来的拉比时代，法律裁决

    去中央化，主导律法演变转移到个体学者身上。之后，从16世纪至18

    世纪末是后学者时代。

    与此同时，犹太社会在整个近东和地中海地区拓展，最终广布中

    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法庭解决大部分法律问

    题，因此这些多层次的著述，不仅是他们长期潜心钻研、探索《圣

    经》真谛的结晶，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涉及真人实例的通用法典。从

    西方人角度来看，这就是一部自然法，是《圣经》律法、查士丁尼法

    典、教会法规、英国的普通法、欧洲的民事法、议会的法令章程、美

    国宪法和拿破仑法典的集合。直到19世纪许多犹太人获得从传统律法

    中的解放、犹太社会不再拥有司法自治时，对犹太《哈拉哈》的研究

    才开始成为学术——而即便在那时，它仍然对发达社会的犹太人婚姻

    法，以及落后地区的其他许多生活方面具有支配作用。

    此外，世界历史上尚无一个国家体制能探索如此之久，寻求将道

    德伦理的教义结合到民事、刑事法学的具体实践中。这些道德教义一

    向存在诸多不足，这也是犹太基督徒唯有在从中脱离出来之后才实现

    了普适主义的原因所在。最终到了启蒙时代，人们才开始觉得它无可

    救药地落后过时，非犹太社会，以及许多受过教育的犹太教徒甚至觉

    得它可恶至极。当然，它也不乏众多非凡之处，毕竟它带给犹太人的

    道德观和社会观是文明而实用的，而且事实证明，还特别地绵延长

    久。

    人是上帝照着自己形象所造，因而生命是神圣的概念，是犹太伦

    理体系的基本准则。前面已经讲到，它从最初开始就影响着犹太刑事

    法典的各项条规律例，圣哲及其后来人又对其中的含义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解读。万事万物都从上帝而来，人类对于这些恩赐只有暂时的使

    用权，因此，比如说，人类必须辛勤耕种，但还须考虑到子孙后代还

    能延用土地。上帝的恩赐还包括人类自己的身体，希勒尔长老因此还

    教导说，人类有义务保持身体健康强壮。斐洛和许多受到希腊思想影

    响的学者一样，在道德方面对身体和灵魂做出区分，甚至称身体是和

    理性的灵魂作对的“阴谋家”，是情绪化、非理性的。但是作为主流

    的拉比犹太教并不认同这种身体和灵魂二元论，就像他们否定诺斯替

    派所谓的善恶两种势力对立的说法一样。拉比犹太教教导说，身体和

    灵魂是一体的，二者一起犯罪，也要一起受罚，这一点是基督教和犹

    太教的重要区别特征。基督教思想认为通过禁欲和禁食削弱身体的力

    量可以增强灵魂的意志，而这对于犹太教徒而言无异于诅咒。1世纪他

    们尚有苦行派，但是一旦拉比犹太教确立了主导地位，犹太教徒就彻

    底摒弃了修道、隐居和苦行。公开禁食代表公开赎罪，虽然是必须

    的，但个人禁食却是有罪而遭禁止的。戒酒，如拿细耳人所行的那

    样，也是有罪的，因为这是拒绝上帝赐给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素食主

    义几乎是不被主张的，禁欲也是——这是和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

    拉比学派的态度是：“《托拉》戒规岂不足多，汝等欲增之乎？”总

    而言之，照着上帝形象而造的身体，行事要有度，待之也要有度。在

    一切的人类行为上，犹太教的主张是节制有度，而不是戒而绝之。

    [145]

    既然人属于上帝，那么自杀就是渎圣行为，无谓地拿自己的生命

    冒险亦有罪。对于一个没有国家给予自己保护、经常面临迫害的民族

    而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千年后的大屠杀期间成

    了首要问题。圣哲裁定说，人无权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致他人死亡，

    但也无须为拯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哈德良时期的迫害运动

    中，吕大（Lydda）的圣哲作出裁定，犹太教徒为拯救自己的生命，除

    三条戒律之外，其他皆可违犯。这三条戒律是：不可拜偶像，不可奸

    淫和乱伦，不可杀人。当涉及人的性命时，数量的因素不是重要因

    素。个体若是无辜，别人就不可为了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他。《密西

    拿》中有一条重要原则：每个人都是全人类的代表，杀害一人从某种

    意义上说便是践踏这条生命原则，同样，拯救一人便是在拯救人类。

    [146]阿基瓦拉比似乎还认为，杀人便是“脱离同类”，即离开人类。

    斐洛称杀人是最大的渎圣罪，亦是最严重的刑事罪。“赎罪绝不可

    行，”迈蒙尼德写道，“即便杀人者愿倾尽世上所有钱财，即便原告

    同意释放杀人者还他自由， 因为被杀之人的生命…… 属于圣

    者。”[147]

    因为人无一不归上帝所有，所以凡针对同类的犯罪，上帝都是受

    害者。侵犯上帝罪孽固然深重，但是侵犯同类更是罪加一等，因为侵

    犯同类的同时也侵犯了上帝。上帝是“看不见的第三者”，因此，不

    信守诺言，否认上帝是唯一证人的口头协议，比违反书面协议更加恶

    劣；公开抢夺轻于暗中行窃，因为暗中行窃者更加敬畏的是俗世的力

    量，而不是上帝的神圣报复。[148]

    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平等地创造出来的，所以人人平

    等是最基本的概念。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中奴隶的消失正是在法利赛

    人兴起的时候，这并不是巧合，因为法利赛人坚持认为，上帝是法庭

    的真正法官，所以法庭之上，无论国王、大祭司、自由民和奴隶，人

    人平等。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主要分歧之一。法利赛人反对主

    人要为奴隶和牲口的行为同样负责的观点，因为奴隶和所有人一样有

    自己的思想，这就赋予了奴隶在法庭上的地位，一旦奴隶拥有了法律

    地位，奴隶制就难以维系。法利赛人在掌握了公会之后还坚持国王犯

    法与庶民同罪，他们要向公会解释自己的行为并接受它的审判——这

    是公会和哈斯蒙尼王朝、希律王朝的重大分歧之一。国王们虽然借助

    暴力慑服了法庭，但是法利赛人的理论却留存了下来，并且全面获胜

    ——犹太《哈拉哈》的律法惯例正在被纳入《密西拿》，让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观念成了犹太教中一条不容辩驳的真理。这里虽然和犹太

    国王是“耶和华所膏立”的说法——后来基督教理论家提出君权神授

    的信条就是以此为依据——有冲突，但是犹太教徒却从未承认受膏具

    有法律上的意义。凡是大卫王独断专行的所作所为，《圣经》都加以

    严厉谴责，亚哈强占拿伯的葡萄园也被描写成弥天大罪。这就是为什

    么君权不能干涉犹太教事务的原因：犹太人心目中的国王，要担当王

    的全部职责，却不能有王的任何权力。的确，许多人内心从来都不相

    信国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他们确实相信国王是上帝拣选的，似

    乎后者的说法出现得更早。斐洛也相信国王、士师等当权者是上帝拣

    选的，他引用《申命记》里的话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

    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149]

    约瑟夫斯则接受基甸的观点：除了上帝别无其他统治者，倘若必须有

    一位国王，此人必须出于犹太民族并服从律法。

    事实上，犹太社会真正具有统治地位的是法庭，这在受神圣律法

    统治的社会里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强调的是法庭而不是法官，因为人

    不能单独作为审案的法官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不要独自审判，因

    为除了那唯一者以外无人能独自审判。”[150]裁决只有在多数人同意

    下才有效，死刑案件则必须达成至少两个人赞成的多数。这个多数人

    原则也适用于《托拉》的解读。犹太教之所以历经千百年依然能够完

    整地保留下来，也是因为它不仅坚决遵守多数人决定的原则，而且还

    坚持一旦做出合理的裁决，拒绝服从者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与

    此同时，服从但持有异议者有权要求将自己的意见记录下来提出申

    诉，这是《密西拿》确立的一项重要规条。在法庭上和学者团体中实

    行的是指派而不是选举，因为学识是必要条件，唯有有学问者才可审

    判——犹太人是第一个按受教育程度建设参政权的社会——但在实际

    操作中，“我们任命社区的长官必先和社区人们商议”。[151]不仅仅

    是法庭，律法也有最基本的民主基础。还有一个专门的团体查明某一

    社会通行的惯例是什么，以供法官判决时参考，这个团体和后来盎格

    鲁-撒克逊的陪审团不无相同。律法必须得到社会认同的原则，隐含在

    犹太法学当中，有时则是直接显明的：“法庭颁发的法令，若是得不

    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同，就是无效的法令。”[152]

    人作为个体是权利的主体，作为社会成员又是义务的主体。历史

    上没有其他的司法体系如此一以贯之地协调个体和社会角色，并在总

    体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也是犹太人面对其他人或许无法忍受的

    压力时能够保持团结的又一原因。社会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

    是对个体最有可能起作用的保障——然而社会，尤其是一个不断受到

    迫害的社会，在这个大的平等框架之内，有它自己的优先考虑。下面

    是圣哲们的一些著名判决：

    拯救男人的性命先于拯救女人的性命……遮盖女人的裸体先于遮

    盖男人的身体。支付女人的赎金先于支付男人的赎金。有被性侵危险

    的男人，先于有被性侵危险的女人。祭司先于利未人，利未人先于以

    色列人，以色列人先于异族通婚者的孩子，通婚者的孩子先于尼提宁

    人（natin[73]），尼提宁人先于改宗者，改宗者先于奴隶……但通婚者

    的孩子若是通晓律法而大祭司不通律法，则通婚者的孩子先于大祭

    司。[153]

    学者比愚昧无知的人，如“当地人”，更有社会价值，因而学者

    出庭可以就座。但倘若诉讼的另一方是“当地人”，那么按照人人平

    等的原则，他也必须就座。圣哲是最早赋予每个人捍卫尊严的权利的

    法学家，他们这样裁定：“一人若是伤害其同类，那么他就要补偿对

    方以下5个方面的损失：所受的伤害、所受的疼痛、治疗费、损失的时

    间以及丧失的尊严。”然而，丧失尊严的程度，却是按社会地位来评

    定等级的。[154]

    不仅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每个人的身体也是自由的。圣哲

    和拉比们极不情愿以囚禁（不同于审判前的限制人身自由）作为处罚

    的手段，人人拥有行动自由之基本权利的观念是深植于犹太教教理之

    中的，这也是犹太人成为最早废除奴隶制的古代社会的原因所在。但

    是如果要说一个人从身体角度来说是自由的，那么从道德角度来说他

    绝对不是自由的。相反，他必须对社会尽各种各样的义务，尤其是他

    必须服从合法的当权机构。犹太律法绝不姑息反叛者，反叛者可以被

    判处死刑。在近古时代，各犹太社会实际上由会众集体管理，一个由7

    人组成的理事会制定薪资、物价、度量衡和计量标准以及细则条文，

    并有权处罚违反者。缴纳共同税赋不仅是宗教义务，也是社会责任。

    除此之外，慈善也是义务，在希伯来语中，“zedakah”一词包含了正

    义和慈善的双重含义。古代犹太国的福利制度是其他国家福利制度的

    原型，它不是以自愿为基础的，男子必须按其财产比例缴纳共同基

    金，违反者法庭可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迈蒙尼德甚至裁定，逃避按

    财产比例缴纳的共同基金应以反叛论处。其他的共同义务包括尊重隐

    私，睦邻友好（出售土地时给予邻居优先购买权），严格禁止噪声、

    异味、破坏公物和污染行为。[155]

    这些共同义务需要放在犹太神学的框架里进行理解。圣哲教导

    说，犹太教徒不可将这些社会义务视如负担，而应将其理解为使他们

    有了更多的方式来表示对上帝的爱、对公义的爱。犹太人有时被指责

    不如希腊人那样理解自由的含义，但实际上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更加正

    确，他们领会了这个要点：唯一真正的自由是道德良知——这是圣保

    罗从犹太教带走并用于基督教的一个概念。犹太教徒认为罪和美德既

    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圣经》反复表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都会因着自身的行为得到奖赏或惩罚。《托拉》将所有的犹

    太人捆绑在一起，将其视为一体的身体和灵魂。[156]个体既受益于社

    会，也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希勒尔长老如此规定：“不可脱离社会信

    靠自己，直至死亡的那天。”即使像迈蒙尼德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告诫

    人们，一个远离社会的人，即使他在其他方面敬畏上帝，将来的世界

    也不会有他的份。

    《圣经》里隐含着这样一个整体观念，即个体的罪无论多小，都

    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整个世界，反之亦然。犹太教从不允许个人犯罪个

    人接受审判的原则完全凌驾于更加古老的集体审判原则之上，无论前

    者有多么重要。让两者同时并存，才有了一个复杂精细而又经久不衰

    的社会责任信条，这是他们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之一。作恶者是人类

    的耻辱，圣人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在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中，斐洛

    如此写道：

    每一位智者都是愚者的赎价，若无智者怀着同情和预见保护着愚

    者，他们将片刻都难以坚持。智者犹如医者，为病人医治疾病……故

    而每每听闻智者逝去，我心充满悲伤。我不为逝者难过，因为他生活

    喜乐，死得体面。不——我乃是为了活着的人忧愁。智者用有力的臂

    膀保护他们，带给他们平安，如今斯人已逝，他们就被抛弃在无边的

    苦海里，不久就能尝到这痛苦的滋味，除非上天会为他们兴起新的保

    护者。[157]

    智者须向社会贡献智慧，就如富人须向社会贡献财富。因此，当

    需要时若不服务于社会也是一种罪。为他人祈祷也是一种责任。“凡

    能为同伴向上帝乞求怜悯却不去行动的就是罪人。”每一位犹太教徒

    都是另一位教徒的担保人，如果看到同伴犯罪，他必须提出告诫，如

    有可能还要阻止他的行为——否则他也是在犯罪。如果有人公开犯

    罪，那么社会也有责任。犹太教徒必须时常留意反对作恶的行为，尤

    其是公开的罪大恶极的行为。但正是因为反对别人作恶如此重要，所

    以失实和恶意的指控尤为令人憎恶，故意败坏他人名誉是重罪之

    一，“猎巫行动”则是集体的大恶。

    《托拉》及其大量的评注文献既是一个道德神学体系，又是一部

    实用的民法和刑事法。因此，虽然有些地方拘泥于具体问题和法律的

    细节，但它总是试图诉诸精神因素和精神支持来强化法庭暂时的权

    威。司法再严厉也不为过。犹太人首先提出了忏悔和赎罪的概念，后

    来也成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圣经》多处提到“ 心意的改

    变”——“一心归向我，”《约珥书》中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

    撕裂衣服。”而《以西结书》中的训谕是“自做一个新心”。律法和

    法庭试图超越赔偿，让争讼的双方达成和解，其目的就是要让犹太社

    会凝聚起来。因此律法和圣哲的裁决都是积极促进和谐，有预见性地

    消除可能出现的争端，促进和平比维护名义上的正义更加重要。遇到

    难以决断的案件，圣哲们总会引用《箴言》里有关智慧的这句格

    言：“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全是平安。”[158]

    和平是美好的状态，又是崇高的理想，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人类

    得以生存的条件，这个思想又是犹太人的一大发明。这是《圣经》尤

    其是那部最优美的《以赛亚书》的伟大主题之一。《密西拿》中

    说：“有三样东西维系着这个世界——公义、真理和平安。”全书的

    结语是：“和平是上帝赐予以色列的最大祝福，因为经上写着：‘耶

    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

    姓。’”[159]圣哲们认为，知识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用律法来促

    进和平，促进夫妻之间的和平，促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和平，更广泛

    地说，促进社会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为和平祈祷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一

    日三次祝祷的重要内容，圣哲们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那报佳

    音，传平安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160]他们声称，弥赛亚要

    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宣告世界和平。

    犹太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使犹太教有别于以色列

    原始宗教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越来越重视和平。公元135年以后，犹太

    教实际上放弃了哪怕是正义的暴力——这其实含蓄地意味着放弃了国

    家——将希望寄予和平上。犹太民族的英勇气魄和英雄主义作为经久

    不衰的民族主题被推向后台，犹太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心态走向前台。

    对于世世代代的犹太人来说，贾布奈所发生的一切远比在梅察达所发

    生的一切更具有重要意义，那里学者们终于从勇士的手中接过了统领

    民族的大权。的确，失守的城堡已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直到

    20世纪大屠杀骇人的烈焰中，取代了贾布奈的民族神话被再次想起。

    专注于外部和平与内部和谐，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一个

    没有国家保护的弱势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也是《托拉》评注

    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几乎可以说是奇

    迹。《托拉》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没有一个民族的公共法律和

    信条能如此有效地服务于它的人民。从2世纪起，曾是第二圣殿时期一

    大特色的教派主义几乎销声匿迹——起码在我们看来是如此，所有旧

    的派系纳入了拉比犹太教的体系。虽然《托拉》研究这一领域依然是

    一个充满激烈争论的角斗场，但它是在多数人共识的框架之内进行

    的。对犹太教的发展而言，没有国家，反而是大幸。

    同样重要的还有犹太教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信理神学（dogmatic

    theology）的相对缺失。因为起源问题，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

    就纠结于信理问题，它信奉一个神，但是它的一神论却受到了基督神

    性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提出了基督二性论和三位一体的教

    义——后者即三个位格集于上帝一身。然而此举又导致了更多的问

    题，致使2世纪以后产生了无数的异端邪说，造成基督教在整个黑暗时

    代动荡不安，内部纷争不断。《新约》因为耶稣的神秘宣言和保罗的

    隐晦——尤其在《罗马书》里——成了危机四伏的雷区。圣彼得教会

    的制度及其中央权威信纲，导致罗马和拜占庭之间争议不断，最终走

    向决裂。圣餐礼的真正意义之争致使罗马教会主体在16世纪进一步出

    现分裂。制定信理神学——教会应该如何宣讲上帝、圣礼及教会自身

    ——成了基督教专业知识分子关心的重要问题，到今天依然如此，20

    世纪末的圣公会主教们依然在围绕着童女生子的问题进行争论。

    犹太教徒却躲过了这种不幸，他们的上帝观非常简单明了。有些

    犹太学者认为犹太教其实也有许多信理。如果从它的许多禁例来看，

    的确如此——最主要的一条是反对偶像崇拜。但是犹太教徒通常规避

    那种由神学家自以为是创造出来的、最后带来无尽麻烦的积极信条。

    比如，他们从不相信原罪之说。在所有的古老民族中，犹太人或许是

    对死亡最没有兴趣的一个，这给他们省却了不少麻烦。没错，相信复

    活和相信来世的生命是法利赛人的主要区别标志，因此也是拉比犹太

    教的信仰基础。整个犹太教第一条明确的教条声明在《密西拿》中确

    实也是这么说的：“所有以色列人都将有份于来世，除了那些说律法

    没有提到复活的人。”[161]但是犹太教徒却喜欢专注于生命而将死亡

    ——以及有关死亡的信条——推至一边。单重和双重预定论，死后涤

    罪说，赎罪券，为死者祈祷，圣徒代祷等——这些造成基督徒不和的

    困扰问题，几乎或根本没有给犹太教徒带来任何烦恼。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基督教在建教之初就开始制定教规，

    但在萨迪亚加昂（Saadiah Gaon，882—942）制定最早的犹太教信条

    （共10条）时，犹太教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直到很久以后，迈

    尼蒙德的13条教则才成为犹太教明确的信仰声明，但并无证据表明这

    个声明得到过任何权威机构的讨论和背书。最初的13条出现在迈尼蒙

    德给《密西拿》第10章“公会篇”的评注中，包括以下内容：信仰上

    帝是存在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信仰上帝的一体性；相信上帝是无

    形无体无相的；相信上帝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相信上帝是唯一值

    得敬拜之主；相信先知的预言皆真实可信；相信摩西是最伟大的先

    知；相信《托拉》是神圣的；相信《托拉》是不可改变的；相信上帝

    是无所不知的；相信上帝在来生有奖罚；信仰弥赛亚必将来临；相信

    死者能复活。这些信条，后经重新表述，成为Ani Ma’amin（“我

    信”），被印在犹太教的祈祷书上。这些信条几乎没有引发什么争

    议。的确，信条规则一向不是犹太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犹太教并不

    十分注重教义——这是大家公认的——它注重的是行为；法典比教义

    更加重要。

    犹太圣哲们的一项不朽成就，就是将《托拉》变成一部永不过

    时、全面统一的普适原则，指导着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托拉》成

    为犹太信仰中仅次于一神论思想的基本要义。甚至在1世纪，约瑟夫斯

    就能够在他的著述中情有可原地夸张说，大多数民族的人民对自己民

    族的法律所知甚少，直到发现自己已经触犯法律了，但是“我们犹太

    民族的每个人，只要问到律法问题，他都能如数家珍。自智慧的曙光

    开始闪耀，我们就有透彻的律法教育，因此我们的律法深深地铭刻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上，现在如此，过去亦是如此。因而极少有人

    违背律法，更无人能以无知为由逃脱惩罚”。[162]这种状况在学院和

    圣哲时期更是明显，因此通过律法来认识上帝成了犹太教的一切，它

    使犹太教变得内向封闭，但同时也给了它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生存

    下去的力量。

    世界的敌意因时因地而异，却总是有增无减。黑暗时代最幸运的

    犹太人是生活在巴比伦的那些人，领导他们的是犹太宗主。这些犹太

    亲王比巴勒斯坦的拿西更有影响力，也更加世俗，他们自称是犹大王

    国君王的子孙，是大卫的直系后裔，他们住在王宫里，过着体面的生

    活。的确，在帕提亚人统治时期，犹太宗主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高级官

    员。拉比侍立其左右，受宠幸的拉比还能和宗主同席共餐，在他的庭

    院里坐而论道。随着3世纪初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到来，

    以及他们的民族宗教——祆教（Zoroaster）的复兴，犹太社会的宗教

    压力越来越大，犹太宗主的权势日渐衰落，学者的影响力却逐渐上

    升。3世纪苏拉学院有多达1200名学者，在农闲季节这个数字还会上

    升。因为躲过了那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战争浩劫，巴比伦的犹太社

    会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就。不管怎样，巴比伦犹太人总是自视为最正

    统的犹太传统的宝库，拥有最纯正的血统。《巴比伦塔木德》声

    称：“如果说以色列地是酵母，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只是面团，但是和

    巴比伦相比，以色列地只是面团。”[163]虽然巴比伦在历法的制定上

    依赖于西方，耶路撒冷可以经由一连串信号灯接收各学院向其传达的

    信号，但是《巴比伦塔木德》仍然比耶路撒冷的版本内容更加丰富

    ——两者都没有留下完本——更是长久以来被认为更加权威，在整个

    中世纪各地的犹太人（唯独巴勒斯坦除外）都主要接受来自它的指

    令。

    然而巴比伦对犹太人来说也并非安全之地，关于萨珊王朝统治时

    期的迫害行为和殉道事件的记录不在少数，但是文献证据匮缺而且内

    容也都不可信。445年，塔兹迪加三世下令废除安息日，（根据舍里拉

    ·加昂拉比的一封信）“拉比们宣布禁食，是晚，圣者派去一条鳄

    鱼，将躺在沙发上的他吞吃了下去，于是法令作废”。但舍里拉是蓬

    贝迪塔学院的院长，该学院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是在约906—1006年，他

    写这段话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450年了。犹太传说称塔兹迪加的儿子和

    后继者菲鲁兹为“那个恶人”，指责他逼迫宗主殉道。在他死后，出

    现了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其间犹太宗主玛尔·组特拉二世（Mar

    Zutra II，约496—520）率领400勇士成立自治国家，定都马哈撒；但

    是7年之后，犹太人的道德堕落给了波斯人可乘之机，波斯人获胜后，

    宗主被斩首并钉在十字架上。579—580年，又爆发了一拨迫害运动。

    不过也有的波斯君主对犹太人心存好感，有意思的是，624年波斯人入

    侵巴勒斯坦、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还受到了当地犹太人的热烈欢

    迎。[164]

    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在巴勒斯坦和西方的犹太侨民散居地，犹太

    人的处境比这艰难多了。313 年， 君士坦丁大帝（ Emperor

    Constantine）接受基督教，成为基督的信徒，结束了政府的迫害行

    为，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宗教普遍宽容时期。然而，从4世纪40年代起，

    基督教开始显示出国教的样子。第一批禁止异教崇拜的法令就是在那

    个时候颁发的。4世纪60年代，尤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在位期

    间异教徒有过短暂的反抗，但是接踵而来的一场严厉而全面的运动就

    把异教信仰给彻底肃清了。由此基督教成了全民宗教，在地中海东部

    地区，它往往还是暴民的信仰。有名望的宗教领袖举行大型的火炬

    会，会上人群愤怒地高喊口号：“绞死那个加略人！”“伊巴斯玷污

    了西利耳的真正教义！”“打倒亲犹派！”最初召集这些暴民是为了

    威胁参加教会集会的人，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砸偶像，焚烧异教神

    殿，他们转而针对犹太教徒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了。4世纪末期，基督教

    成了罗马帝国各地的普遍信仰，异教信仰开始消失。当异教信仰消失

    的时候，犹太教徒开始变得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庞大有序且相

    对富裕的少数族群，教育程度高，信仰敬虔，他们拒绝接受基督教不

    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他们的顽固不化。对基督教来说，犹太教徒成

    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不受暴民欢迎，后者认为基督徒受帝国

    皇帝迫害时这些人助纣为虐。尤利安在位时，异教信仰一度复兴，犹

    太教徒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尤利安在犹太传说中不是叛教者，而是被

    称为“希腊人尤利安”。4世纪80年代，在狄奥多西一世（Emperor

    TheodosiusⅠ）统治时期，实现宗教统一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政策，

    一条条法规条例纷至沓来，一致针对异端信徒、异教徒和各种非主流

    教派信仰者（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与此同时，基督徒暴民攻击犹太

    会堂也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这与帝国的公共政策背道而驰，因

    为犹太教徒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体面正派的社会群体，一贯支持合法

    的政府。388年，一名基督徒暴民在当地主教的煽动下，放火烧毁了幼

    发拉底河岸边城市卡利尼古姆的犹太会堂。狄奥多西一世决定试探一

    下，下令用基督教会的财物来重建会堂，但是遭到了米兰大主教安布

    罗斯的强烈谴责。这位主教是所有高级神职人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

    位，他致信狄奥多西皇帝，告诫他说这道谕令严重损害了教会的威

    望：“在显示法纪与宗教的大义名分之间，”他质问道，“究竟哪一

    项更为重要呢？与宗教利益相比，维护民法是次要的。”他在皇帝面

    前发表布道，摆明他的这个立场，皇帝只好灰溜溜地撤回谕令。[165]

    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时，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犹太教徒被剥夺了

    大部分的公共权利和全部特权，他们不得就任政府职位，不得入伍。

    凡诱劝基督徒改宗或与基督徒通婚的，都可以死论处。但是有担当的

    基督教领袖从来没有把武力消灭犹太教作为他们的使命。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354—430）是所有拉丁神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

    位，他说，犹太教徒的存在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真理

    的见证者，他们的失败和屈辱象征着基督教堂已经击败犹太会堂取得

    了胜利。因此，教会的政策是允许小的犹太社会在困窘潦倒中生存下

    去。然而希腊教会因为继承了希腊反犹主义的全部衣钵，所以他们对

    犹太教徒怀有更深的敌意。5世纪初期，重要的希腊神学家金口若望

    （John Chrysostom，354—407）在安条克发表8篇“反对犹太人的布

    道演讲”，这些布道尽可能引用（甚至误用）《马太福音》和《约翰

    福音》中的主要段落，成了反犹太长篇演说的经典范本。这样，基督

    教徒这个特定群体的反犹主义——将犹太教徒描绘成杀害基督的凶手

    ——又被嫁接到了关于异教徒的无数恶毒诽谤和谣言上。此时，犹太

    社会在所有的基督教城市的处境都岌岌可危。

    在巴勒斯坦，从4世纪初的头几十年开始，耶路撒冷以及其他与耶

    稣有关的地方都被基督教化了，教堂、修道院相继建成。小的犹太社

    会生存了下来，尤其在加利利。《耶路撒冷塔木德》就是在这里完成

    的，当时是在圣杰罗姆的时代。杰罗姆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私人

    修道团体，专门见证犹太教徒的贫穷和苦境。在他死后不久，一群叙

    利亚修士在巴扫马这位狂热信徒的带领下在犹太巴勒斯坦实施一系列

    大屠杀，焚烧犹太会堂，甚至整个村子。事实上在中世纪黑暗时代，

    巴勒斯坦因为宗教冲突，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人口日益减少。贝拉基

    主义（Pelagianism）、阿里乌主义（Arianism），以及后来的基督一

    性论之争，把基督教会内部也搞得四分五裂。每个派别上台都会对其

    他派别极尽迫害。4世纪时，撒马利亚人迎来了复兴：那个时候至少新

    建了8座会堂。但是他们的势力增长招致了拜占庭当局充满敌意的关

    注。438年，狄奥多西二世（Emperor Theodosius Ⅱ）针对他们颁布

    了反犹太人法令，大约45年以后，撒马利亚人发动叛乱，屠杀基督教

    教徒，焚烧教堂。拜占庭出兵镇压，撒马利亚人失去了在基利心山上

    的古老圣所，后来那里成了圣母大教堂。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期（527

    —565），撒马利亚人再次起来反抗。这位统治者是更加严厉的正教

    徒，只允许受过洗的人获得公民身份，凡不服从卡尔西顿会议决议

    （Council of Chalcedon）的都予以放逐——哪怕是基督教教徒。查

    士丁尼对撒马利亚人进行了血腥报复，几乎把这个民族和信仰彻底消

    灭，此时的犹太教徒很低调，没有给撒马利亚人提供任何援助。但是

    在7世纪上半叶，福卡斯和希拉克略两位皇帝受到一些修士身份的激进

    分子的压力，试图强行在犹太人中推行洗礼——那些人警告他们说，

    帝国会被那些行过割礼的人覆灭。

    宗教纷争此起彼伏，不仅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内部实力，也招来

    了外部侵略。首先是611年波斯人入侵巴勒斯坦，3年后，在围城20天

    后，他们夺取了耶路撒冷。犹太教徒被指控是波斯人的帮凶。但是如

    果说波斯人真像基督徒所说的那样承诺将圣城还给犹太人作为回报，

    那么他们无疑是食言了。不管怎样，629年希拉克略收复圣城，紧接着

    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教徒的大屠杀。但这是希腊人的势力在巴勒斯坦

    的最后一次行动。630年，穆罕默德征服麦加，636年，拜占庭在耶尔

    穆克河之战中彻底大败，在不到4年里，穆斯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以

    及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卡尔西顿派（Chalcedonians）和基督一性论

    派（ Monophysites ） 、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 ） 和科普特派

    （Copts）、塞琉古人和亚美尼亚人、拉丁人和希腊人、撒马利亚人和

    犹太人，所有的这些人都淹没在了伊斯兰教的洪流中。

    伊斯兰教最初受到犹太教教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渐行渐远，形成

    独立的门户，尔后很快发展出自己的活力和特色。犹太人很早就出现

    在阿拉伯世界。南面即现在的也门，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犹太经商者

    的足迹，而北部即汉志（Hijaz）则还可追溯到更早。有一则阿拉伯历

    史传说称犹太人定居麦地那是在大卫王统治时期，而另一则传说又将

    其提早到摩西时代。1956年于巴比伦出土的碑刻显示，犹太宗教社会

    最早进入汉志是公元前6世纪，甚至更早。[166]但是最早可确信的证据

    是墓志和涂鸦上的犹太人名，它们显示犹太人出现在阿拉伯世界尚且

    无法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以前。但是无论怎样，在基督教时代初期，犹

    太教传入了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当地的有些部落成了犹太教徒。有证

    据显示4世纪在麦地那（Medina）一带的犹太诗人非常活跃，此时甚至

    有可能还出现了犹太人统治的国家。根据阿拉伯的资料显示，在麦地

    那及其附近地区，大约有20个犹太教部族。

    这些定居绿洲的部族既是牧民又是商人，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

    一个半城市化的商人宗教，而非沙漠宗教。但沙漠也是重要的，因为

    居住在沙漠边缘，或像拿细耳人为了摆脱城市生活的腐败堕落而遁入

    沙漠的犹太教徒，他们信仰的从来都是更严格的犹太教，尤其是在一

    神论问题上决不妥协。这一点很吸引穆罕默德。基督教在穆罕默德看

    来并不能严格算一神教，因此对他的影响非常微不足道，起码在初期

    阶段是如此。此刻他的目标似乎是要摧毁这个绿洲文化里的多神异教

    信仰，而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用阿拉伯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将阿拉伯犹太人的伦理一神教传给他们。穆

    罕默德承认犹太人的神，承认他们的先知，承认圣书所包含的律法是

    不可改变的，也承认要吸纳宗教法庭所采用的口传律法。和犹太教徒

    一样，穆斯林一开始也不愿意将口传律法汇编成书，和犹太教徒一

    样，他们最终还是这样做了。和犹太教徒一样，他们也有拉比——他

    们叫穆夫提（muftis）——负责有关教法问题的解答，最早的教法解

    答似乎有意采用犹太教的形式。还是和犹太教徒一样，穆斯林也遵守

    饮食、祭礼纯净和洁净等既严格又烦琐的规定。

    但是穆罕默德发现，麦地那的犹太人尚未准备好接受由他创造出

    来的一神教，于是他就开始另立门户，独立发展伊斯兰教。不管怎

    样，穆罕默德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信仰。他改变了安

    息日的性质，并将时间挪到星期五，他将朝拜的方向由原来的耶路撒

    冷改为麦加，还修改了主要节期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他宣布犹太教

    徒的大部分饮食规定只是因过去的犯罪行为所受的惩罚，所以他废止

    了这些规定，但是保留了禁食猪肉、动物血和自死动物的规定以及部

    分屠宰规定。这些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出现一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融合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两者在伦理或教义的基本原则上有

    多大程度的一致；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不久还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教

    义理论，很快，和基督教一样，神学辩论——这导致了激烈的宗派之

    争——也在伊斯兰教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迅速建立了一套理论。伊斯兰教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席卷了近东、整个地中海南部地区、西班牙，以及亚洲的广大地区。到18世纪初，在希腊和拉丁世界依然处境艰难的犹太社会，发现自己已被庞大的伊斯兰教神权政体重重包围了。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发明终又摒弃的神权政体，如今正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幸而此时他们又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维持系统——《塔木德》，以及独特的自治模式——权威政体（cathedocracy）模式。

    [1]For Ezekiel, see G.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I（1965），220—237；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1078—1098.

    [2]Ezekiel 1：3

    [3]Ezekiel 37：1—10

    [4]Ezekiel 18：1ff

    [5]Deuteronomy 6：6—8

    [6 ]Isaiah 40 ： 4；see also 10 ： 33；14 ： 12；26 ：5-6；29：18；47：8—9.

    [7]I Samuel 2：1—10.

    [8 ]S. W.Baro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2nd edn, New York 1952），i I 22.

    [9]B. Porten, Archives from Elephantine：The Life of an Ancient Jewish Military Colony（New York 1968）.

    [10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Judaism（Berkeley 1982），70.

    [11]For Cyrus’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sequences see W. D.Davies and Louis Finkelstein（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Cambridge 1984），i 281ff.

    [12]Quoted inibid.，287.

    [13]Isaiah 45：1

    [14]Ezra 1：1—4

    [15]Ezra 4：1ff

    [16]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70—74，135—136

    [17]Nehemiah 4：18

    [18]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344

    [19]Ibid.，398—400.

    [20]Nehemiah 10：28

    [21]Judges 8：14

    [22]Baron, op. cit.，i I, footnote 8，323.

    [23]Contra Alpionem，1：37

    [24 ]R. K.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1970）

    [25]Deuteronomy 4：2，also 12：32

    [26]I Chronicles 2：5

    [27]Sanhedrein 12：10

    [28 ]C. D.Ginsburg, Introduction to the Maseretico-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1966 edn by H.M.Orlinsky ） ；H.B.Swe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London 1968）；F.G.Kenyon, 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 （ London 1965 ） ；M.Gaster, The

    Samaritans ： Their History, Doctrine and Literature （ London 1925 ） ；Harrison, op.cit.；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814-36；V 1396ff.

    [29]Joshua 8：29；4：20

    [30]Psalms 3，5，6，7，9—10，13，17，22，25—28，31，35，36，38，39，41，42，43，51，52，54—57，59，61，63，64，69，71，77，86，88，102，120，123，130，140—143

    [31]Proverbs 22：17 to 23：11

    [32]For Job see especially H. H.Rowley，‘The Book of Job and its Meaning’，in From Moses to Qumran：Studies in the

    Old Testament （ London 1963 ） and his Submission in Suffering

    and Other Essays （ London 1951 ） ；Harrison, op.cit.；

    E.F.Sutcliffe ， Providence and Suffering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London 1955）；for the lit-erature on the Book of

    Job, see C.Kuhl inTheological Review，21（1953）.

    [33]Ecclesiasticus 24：3—10

    [34 ]I Corinthians 1 ： 19—27；see Gerhard von Rad,

    Problems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trans.，Edinburgh

    1966）.

    [35]I Maccabees 9：27.

    [36]Zechariah 13：3ff.

    [37]Ecclesiasticus 24：33；Enid B. Mellor（ed.），The

    Making of the Old Testament（Cambridge 1972）.

    [38 ]Roland de Vaux, Ancient Israel ： Its Life and

    Institutions（trans.，New York 1961），343—344；for earliest

    references,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579—581.

    [39 ]Ezra 2 ： 64—65；pop. of Jerusalem in Pseudo-

    Hecateus, quoted by Josephus ： Contra Apionem ， 1 ： 197；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870.

    [40]Daniel 7：7.

    [41]Ecclesiastes 5：8ff.；6；see Martin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trans.，2 vols, London 1974），i 14—31.

    [42]Davies, op. cit.，61；Harrison, op.cit.

    [43 ]Jonah 4 ： 11. See Michael Grant,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London，1984），194—195.

    [44]Hengel, op. cit.，i 65—69；ii 46，notes 59—61.

    [45]Ibid.，i 55—57.

    [46 ]E. Bickermann, From Ezra to the Last of the

    Maccabees：The Foundations of Post-Biblical Judaism（New York

    1962）；Hengel, op.cit.，i 270.

    [47]Jad. 4：6（frst century AD）.

    [48]Isocrates, Panegyr， 4： 50；H. C.Baldry, 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Cambridge 1966），69ff.

    [49]Sota 49b；quoted Hengel, op. cit.， i 76；see also

    ibid.，300ff.

    [50]II Maccabees 4：12—14.

    [51 ]H. 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202ff.

    [52]Sukk，56b.

    [53]Ezra 7：26.

    [54]II Maccabees 13：3ff.；Josephus, Antiquities，12：

    384.

    [55]I Maccabees 13：45.

    [56]I Maccabees 13：51. For details of the crisis, see

    Ben Sasson, op.cit.，202—216.

    [57]Hengel, op. cit.，291ff.

    [58 ]E. Ebner,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Ancient Israel

    during the Tannaitic Period（New York 1956）.

    [59]Deuteronomy 31：19.

    [60]Josephus, Antiquities，13：280.

    [61]Ibid.，13：300.

    [62]Sanhedrin 19a；Sot. 47a；Kid.66a.

    [63]Josephus, Antiquities，14：380.

    [64]For Herod see Stewart Perowne,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rod the Great （ London 1956 ） ；F. O.Busch, The Five

    Herods（New York 1958）.

    [65]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871.

    [66]Deuteronomy 16：16；Exodus 23：17.

    [67]For Herod’s Temple, see Joan Comay,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 Mount （ London

    1975 ）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 London

    1974）；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383—385；XV 961ff.

    [68]Antiquities，15：380—425，Wars，5：184—247.

    [69]Josephus, Wars，4：262；5：17；Antiquities，16：14.

    [70]Josephus, Wars，6：282.

    [71 ]For Greeks and Jews, see Hengel, op. cit. ，

    esp.310ff.；W.W.Tarn and G.T.Griffth, Hellenist

    Civilization（3rd edn, London 1952）.

    [72 ]Thanksgiving Psalm from Qumran Cave One；cf.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179ff.

    [73]Daniel 12：1—2.

    [74 ]Enoch 1—5；37—71. See H.H.Rowley, 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London 1947）.

    [75]Numbers 25：7—17.

    [76]Josephus, War，2：118.

    [77 ]See, for instance, S. G.F.Brandon, Jesus and the

    Zealots （ London 1967 ） and The Trial of Jesus of

    Nazareth （ London 1968 ） ；W.R.Farmer, Maccabees, Zealots and

    Josephus（London 1956）.

    [78]A. Dupont-Sommer, The Jewish Sect of Qumran and the

    Essenes（New York 1954）；H.A.Butler, Man and Society in the

    Qumran Community（London 1959）.

    [79]Ben Sasson, op. cit.，253—254；C.F.Kraeling, John

    the Baptist（London 1951）.

    [80]Isaiah 40：3.

    [81]II Samuel 7；23：1—5；22：44—51.

    [82]For instance, Psalm 18；Amos 9：11—12；Hosea 11：

    10；Ezekiel 37：15ff.

    [83]Acts of the Apostles 5：34—40.

    [84]M. Hooker, Jesus and the Servant（London 1959）.

    [85 ]John Bowker,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 Cambridge

    1983），esp. 1—20.

    [86]G. F.Moore, Juda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 London 1927 ） i 72—82；Bowker, op.cit. ， 32—33.
    [87 ]Pes. 66a；Suk.20a；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282—285.

    [88]Shab. 31a.
    [89]Mark 7：14—15；Bowker, op. cit.，44ff.
    [90 ]E. Bamel （ ed. ） ， The Trial of Jesus （ London 1970），esp.‘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ity of the Sanhedrin Trial’.
    [91]J. Blinzner，‘The Jewish Punishment of Ston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Period’ ， and E.Bammel ， ‘Crucifxion as a punishment in Palestine’，in E.Bammel, op.cit.，147—161 and 162—165.

    [92]Encyclopaedia Judaica, X 12—13 and bibliography；H. Cohn, The Death of Jesus（New York 1971）；S.G.F.Brandon, The Trial of Jesus of Nazareth（London 1968）.

    [93 ]By, for example, E. R.Goodenough ， ‘Paul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 in J.Neusner （ ed. ） ，Religions in Antiquity（Leiden 1968），22—68.
    [94 ]Samuel Sandmel, Judaism and Christian Beginnings（Oxford 1978），308—336.
    [95]E. P.Sanders,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London 1977），555—556.
    [96]Mark 14：24—28.

    [97]Galatians 3：29；Romans 4：12—25.

    [98]Paul to the Colssians，3：9—11.

    [99]Acts of the Apostles，7：28—60.

    [100]Acts 15：5ff.；Galatians 2：6—9.

    [101 ]J. N.Sevenster, The Roots of Pagan Anti-Semitism

    in the Ancient World（Leiden 1975），89ff.

    [102]Quoted inibid.，90.

    [103]Cotra Apionem，1：71

    [104 ]Diodorus, Bibliotheca ， 34 ： 1 ， 1ff.；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87ff.

    [105]Wisdom of Solomon 12：3—11.

    [106]Sevenster, op. cit.，8—11.

    [107]Josephus, Antiquities，14：187，190ff.

    [108]Ibid.，19：286ff.

    [109]Quoted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90.

    [110]Tacitus, Histories，5：13.

    [111]Ben Sasson, op. cit.，296ff.

    [112]Shaye J. D.Cohen, Josephus in Galilee and Rome：

    His Vita and Development as a Historian （ Leiden 1979 ） ，

    appendix 1，243ff.；253ff.

    [113]Listed inibid.，3—23.

    [114]Ibid.，238—241.

    [115]Ibid.，181.

    [116]For analysis of Josephus’account, seeibid.，230ff.

    [117]Josephus, Wars，2：408，433.

    [118 ]Yigael Yadin, Masada ： Herod’s Fortress and the

    Zealots’Last Stand（London 1966）.

    [119 ]For Tacitus’anti-Semitism, see Histories ， 5 ： 1—13；Annals ， 15 ： 44；see also Juvenal’s poem, Saturae ， 14 ：96ff.

    [120]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book 69.

    [121]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4：6，2；Numbers 24：17.

    [122 ]Jerusalem Talmud, Ta’an 4 ： 7 ， 68d；quoted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 488—492.

    [123 ]For Akiva see L. Finkelstein, Akiva, Scholar, Saint and Martyr（New York，1962 edn）.On the question of his joining the revolt see Chaim Raphael, A Coat of Many Colours（London，1979），190—198.
    [124]Ta’an 4：68d；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603.
    [125]Yigael Yadin, Finds from the Bar Kokhba Period in the Cave Letters（New York 1963）.
    [126]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book 69.
    [127 ]Quoted in Comay, op. cit.；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128]S. G.Wilson, Luke and the Law（Cambridge 1983），103—106.

    [129 ]S. G.F.Brando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2nd edn, London 1957）.
    [130 ]Barnabas Lindars, Jesus Son of Man ： A Fresh Examination of the Son of Man Sayings in the Gospel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Research of Judaism（London 1983）.
    [131 ]See, for instance, Geza Vermes, Jesus and the World of Judaism（London 1984）.
    [132 ]Franz Mussner, Tractate on the Jews ： The Significance of Judaism for Christian Faith （trans.，Philadelphia 1984），180ff.
    [133]4 Q Fl 1：8，quoted in Mussner, ibid.，185；John 8：37—44.
    [134]Matthew 27：24ff.
    [135 ]E. Hennecke and W. Schneemelcher, New Testament Apocrypha（Philadelphia 1965），1：179ff.
    [136]Ecclesiasticus 36：7.
    [137]Wayne A. Meeks,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Yale 1984）.
    [138 ]Philo’s Complete Works, ed. and trans.F.H.Colson and G.H.Whitaker, are in 12 vols （ Cambridge 1953—63 ）；E.R.Goodenough, Introduction to Philo Judaeus（London 2nd edn 1962）.
    [139]Aboth Derabbi Nathan B，31.
    [140 ]G. Bader, Jewish Spiritual Heroes（New York 1940），i 411—436.
    [141 ]Rachel Wischnitzen, The Messianic Theme in the Paintings of the Dura Synagogue（Chicago 1948）.
    [142 ]C. Hollis and Ronald Brownrigg, Holy Places（London 1969）；Moshe Perelman and Yaacov Yanni, Historical Sites in Israel（London 1964）.
    [143 ]For the full list of subjects covered,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751.
    [144]Ibid.，1283—1285.
    [145]Leviticus Rabbah 34，3；Philo, Leg. All.3：69；De Pot.19—20；Taanit 11a；Yer.Nedarim 9 ， 1 （ 41b ） ；quoted in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London 1961）.
    [146]Sanhedrin 4，5

    [147]Hilkot Rozeah 1，4.

    [148]Sifra on Leviticus 22：6；Mekilta on Exodus 22：6；quoted in Belkin, op. cit.
    [149 ]Deuteronomy 17 ： 15；Philo, Spec. Leg. ， 4 ： 157 ，quoted in Belkin, op.cit.
    [150]Abot 4，8.
    [151]Berakot 55a.
    [152]Yer. Shabbat 3d.
    [153]Horayot 3，7—8，quoted in Belkin, op. cit.
    [154]Baba Kamma 8，1.
    [155 ]Baba Bathra 2b；Baba Metziah 108b；Baba Bathra 6b，21a. Quoted in Belkin, op.cit.
    [156]Belkin, op. cit.，134ff.

    [157]Philo, De Sacr. Ab.，121—125.

    [158]Proverbs 3：17.

    [159 ]Psalms 29 ： 11；Tractatus Uksin 3 ： 12；quoted in Meyer Waxman, Judaism, Religion and Ethics（New York 1958）.

    [160]Isaiah 52：7.

    [161]Quoted in Waxman, op. cit.，187—190.

    [162]Contra Apionem, ii 177—178.

    [163]Kiddushim 71a.

    [164]Ben Sasson, op. cit.，373—382.

    [165 ]F. Holmes Dudd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 Ambrose，2 vols（Oxford 1935）.

    [166 ]Charles C. Torrey, The Jewish Foundation of Islam（Yale, new edn 1967）.

    第三章　权威政体

    1168年，一位观察力非凡的西班牙犹太旅行者——或许是一位珠宝商——造访宏伟的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若不是他写了一本关于1159—1172年他在地中海北部和中东多地旅行的《游记》（Book of Travels），我们对这位图德拉的本杰明几乎一无所知。它是在中世纪创作的游记中最实用、最客观和最可靠的一部，早在1556年就出版发行，其后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成为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一份主要的原始资料来源。[1]

    本杰明对他停留的犹太社区做了细致的记录，不过与其他地方相比，他似乎在君士坦丁堡待得更久，因此他对这座大城市——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描述尤其详尽。他发现那里有大约2500名犹太人，并分为两个不同的团体。占多数的2000人是遵循拉比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认可《密西拿》《塔木德》和全部的具有多层次的评注。其他的500人是《圣经》派信徒，他们只按照《摩西五经》行事，拒绝口传律法及其所有的衍生内容。从8世纪开始至整个流散期间，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群体；拉比派犹太人对他们的敌意之深，以至于在犹太社区的两部分人之间都竖起了高高的栅栏。

    本杰明写道，犹太人是“丝绸手艺人”和各行各业的商人。他们中有“很多富人”，但法律不允许他们任何人骑马，“除了国王的医生、埃及人所罗门拉比之外。由于他，犹太人得以免受很多压迫——他们生活在沉重的压迫之下”。根据《查士丁尼法典》和后来的法规，拜占庭的犹太人，与异教徒和异端分子不同，享有法律地位，至少是理论上享有，犹太会堂是受法律保护的礼拜场所。该国还承认犹太法庭，而且法庭裁判官可以在犹太人中执行他们的裁决。从事合法生意的犹太人应该很安全，因为法律明确禁止反犹行为并且规定“犹太人不得因为身为犹太人而被践踏，不得因为其宗教信仰而遭受侮辱……法律禁止私人报复”。[2]但犹太人还是二等公民，实际上几乎不能算公民。425年，他们完全失去了在政府任职的权利，虽然他们被迫要在市议会担任什长（decurions），因为那需要花钱。犹太人不被允许新建任何犹太会堂。他们不得不更改逾越节的日期好让它始终排在基督教的复活节之后。犹太人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坚持用他们的希伯来语来阅读经文也算犯罪。法律为犹太人改变信仰尽可能地提供便利，虽然受洗程序要求每个犹太改宗者都要发表他们不曾受到威胁或利益诱使的声明。任何骚扰改宗者的犹太人都要被活活烧死，若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恢复他的信仰则会被视为异端分子。[3]

    本杰明还暗示，犹太人在职业上遭遇的普遍敌意与宗教上差不多：“针对他们的仇恨大多是由于硝皮匠把他们的脏水倒在自己屋外从而污染了犹太社区。希腊人为此仇恨犹太人，无论好坏，并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他们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支使犹太人干繁重的工作。”即便如此，本杰明总结：“犹太人依然富有、宽容、慷慨。他们遵守经文诫命，心甘情愿地承受压迫的枷锁。”[4]

    图德拉的本杰明的游历经过西班牙东北部、巴塞罗那、普罗旺斯，然后途经马赛、赫罗纳和比萨，抵达罗马。他到访萨莱诺、阿马尔菲及其他意大利南部城镇，然后经由科孚，到达希腊，见识过君士坦丁堡之后，渡过爱琴海，到达塞浦路斯，接着经过安条克，进入巴勒斯坦，穿过阿勒颇和摩苏尔，进入巴比伦和波斯。他访问了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经由西西里岛，返回西班牙。他详细记录了犹太人的状况和职业，虽然他也描述了克里萨的帕尔纳索斯山上的一个犹太农业聚居区，但他提供的绝大多数是有关城市人的写照——阿勒颇的玻璃工、底比斯的丝织工、君士坦丁堡的硝皮匠、布林迪西的染工，以及各地的商人和经销商。

    有的犹太人一直是城镇居民，但是在黑暗时代，他们几乎只能成为城镇居民。他们的欧洲定居地非常古老，几乎都在城镇里。《马加比一书》列出了散布在地中海周边的犹太聚居地。正如历史学家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所说，犹太人在文化上可以被称作第一批欧洲人。[5]在罗马帝国初期，北至里昂、波恩和科隆，西至加的斯和托莱多都有独具特色的犹太社区。黑暗时代期间，它们继续向北和向东扩展——进入波罗的海和波兰，向南进入乌克兰。虽然犹太人遍及各处，但他们的人数还是不多。基督时期大约有800万，包括罗马帝国10%的人口，到10世纪时，他们的人数已经下降至100万到150万。当然，这段时期，所有前罗马领地的人口均出现了下降，但犹太人人口减少的比例远远高于总人口的减少比例。比如， 在提比略（Tiberius）[74]统治时期，仅罗马就有5万至6万犹太人，而城市的总人口为100万，另外，意大利还有40个犹太人定居地。在帝国晚期，意大利犹太人的数量骤降，到1638年甚至总数还不足2.5万，只占总人口中的0.2%。人口减少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整体经济和人口因素。

    在所有地区和所有时期，犹太人一直被周边居民同化和融合。[6]然而，犹太人的社会重要性，尤其是在欧洲的黑暗时代，与他们不起眼的人数相比要重要得多。不管城镇在哪里延续，或城市社区在哪里兴起，犹太人迟早会确立起自己的地位。2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

    经历了最近一次的毁灭后，犹太农村社区的幸存者成为边缘化的城镇

    居民。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巴比伦的大型犹太农业社区逐渐被

    高额的税赋拖垮，因此那里的犹太人也陆续进入城镇，成为工匠、商

    人和经销商。每个地方的这些城市犹太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所以

    除非遭遇刑事法律或身体暴力等不可抗力，他们都能设法定居下来。

    的确，犹太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城市生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

    色。虽然证据很难获得，但从祈祷文文学中可以收集到不少资料。在

    许多方面，犹太人都是罗马古城和中世纪初叶新兴城镇公社之间唯一

    的现实联系——确实，有人认为就连“公社”（commune）这个词都是

    从希伯来语“卡哈尔”（kahal）翻译过来的。[7]犹太人具备某些基

    本技能：计算汇率和书写商业信件的能力，以及或许甚至更重要的，

    利用他们分布广泛、纵横交错的家族和宗教网络递送信件的能力。尽

    管有许多不甚便利的禁令，但他们的宗教无疑对他们的经济生活起到

    了促进作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始终在为他们提供努力工作的强烈

    动力。随着其发展成为犹太教，它越发强调工作的重要性。随着公元

    70年以后拉比犹太教的出现，它的经济影响力越发增强。历史学家们

    经常会注意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教权主义（clericalism）的

    削弱往往会激发经济活力。2世纪，犹太社会的教权主义几乎荡然无

    存。一种由国家资助的宗教，它的圣殿祭司、撒都该人、形形色色的

    仆人全都销声匿迹。代替了教士的拉比并非寄生的特权阶级。虽然确

    实有一些学者受到社区的资助，但即使是学者也被鼓励习得谋生手

    段。拉比作为整体，也有须得如此的专门规定。的确，拉比经常是最

    勤奋能干的商人。他们传达决定和“答问”（responsa）[75]的渠道也

    是商业渠道。拉比犹太教是工作的福音，因为它要求犹太人尽可能地

    充分利用上帝的恩赐。它尤其需要健康的身体和勤勉认真的态度，这

    样他们才能履行自己的慈善职责。对智力的要求也就顺理成章。因

    此，犹太人的经济进步是合理化的产物。拉比犹太教本质上是一种方

    法，古老的犹太人凭借这种方法以一种理性化的过程适应了现代和其

    他不同的环境。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群伟大的理性化改革者。我

    们将看到它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不过最早期的一个影响，按照世

    俗的意义来看，就是将犹太人变成了有条不紊、能够解决问题的商

    人。黑暗时代和中世纪，犹太人将他们大量的法律学识投入确保商业

    行为公平、诚实和高效方面。

    其中的一个大问题是高利贷，更确切地说是有息借贷。这是犹太

    人为他们自己和为起源于犹太教的两大宗教制造出来的问题。古代近

    东的大多数早期宗教体系以及从中产生的世俗法典并未禁止高利贷。

    这些社会将没有生命的物体视为和植物、动物与人一样有生命的东

    西，而且认为其能够自我繁殖。因此如果你借出了“食物货币”或者

    各种货币凭证，收取利息就是合法的。[8]早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也

    许更早，就有橄榄、枣子、种子或牲畜形式的“食物货币”出借。楔

    形文字文献显示至少从汉谟拉比时期就有票据形式的固定金额借款

    ——债权人通常是神庙和王室官员。巴比伦楔形文字记载表明利率为

    银币10%～25%，谷物为20%～35%。在美索不达米亚人、赫梯人、腓尼

    基人和埃及人之间，利息是合法的，而且经常由国家确定。但犹太人

    对此看法不同。《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主张：“我民中有贫穷人

    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这显然是一句

    年代很早的经文。如果犹太律法是在比较复杂的王国时代草拟的，那

    么利息就不会被禁止。但《托拉》就是《托拉》，永远有效。《出埃

    及记》的这句经文在《利未记》第25章第36节得到补充：“不可向他

    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在《申命记》第23章第24节[76]得到阐

    明：“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犹太人从而受到了一条宗教律法的困扰，该律法禁止他们彼此之

    间进行有息借款，但对外人可以。这条规定似乎是为了保护和团结贫

    穷社会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集体生存。因此借款应归为慈善行为

    ——但你无须对那些不认识或不在意的人慷慨。于是利息成为敌意的

    代名词。作为巴勒斯坦的定居社会，犹太人当然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彼

    此借钱。《圣经》记录显示这条律法始终在被规避。[9]来自埃勒凡泰

    尼（Elephantine）犹太社区的一张莎草纸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宗教

    权威试图严格执行该律法。他们主张，犯罪的不只是高利贷交易的本

    人，还有所有同谋。隐性利息也是错误的。借款人提供的免租前提、

    礼物赠予、有用的信息——所有这些被称作“利息的灰尘”并被禁

    止；《塔木德》的法规展示了多年来为了对付狡猾的放款人和不顾一

    切的借款人设计出来的逃避手段，付出了惊人的努力。[10]

    与此同时，《塔木德》决疑者（talmudic casuists）力图实现公

    平的商业交易，而且这些交易要在他们看来，不违背《托拉》。这些

    办法包括提高偿还价格，将出借人当作需要支付工资的业务伙伴或向

    他们提供分红，或者允许出借人借钱给非犹太人再让其转借给犹太人

    的手段。但是如果犹太法庭发现明显的利息交易就可以对债权人进行

    罚款；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债务将被宣布为不可执行，放债者这样

    的人被禁止在法庭上做证，并面临下地狱的威胁。[11]

    但是，法律的执行和遵守越严苛、越明智，对于犹太人与外界的

    关系来说越是灾难。因为，在犹太人人数不多且其社区分散在异教徒

    世界的情况下，它就不仅仅是允许犹太人成为面向非犹太人的放债

    者，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明确地鼓励他们这样做。有些犹太权威的确

    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对其加以反对。斐洛完全清楚原始的律法为何要

    区分教友和外人，认为高利贷的禁令应推广到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和

    公民，不论宗教。[12]有一项法规称，如果可能，应向犹太人和异教徒

    同样提供免息借款，不过犹太人拥有优先权。另外一项法规表扬了一

    个不向外人收取利息的人。还有一项法规不赞成向外人收取利息并称

    只有在犹太人没有其他方式谋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才是合法的。[13]

    另外，有的权威强调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不同。《申命记》经文

    的米德拉西[77] （ 《圣经》注释） ， 或许是由民族主义者阿基瓦

    （Akiva）拉比撰写，似乎就说犹太人有义务向外人收取利息。14世

    纪，法国犹太人莱维·本·格尔肖姆（Levi ben Gershom）[78]表示赞

    同：让异教徒承担利息是明确的诫命，“因为人们不应让崇拜偶像者

    获益……在不偏离正义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他们造成损失”；其他人

    采用了这一方针。但最常见的辩解都是出于经济需要：

    如果我们现在允许从非犹太人那里收取利息，那是因为国王和部

    长们强加于我们的束缚和负担无穷无尽，我们所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

    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所需；不管怎样，我们被判定住在这些国家之

    中，除了与他们进行金钱交易之外，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谋生；因

    此收取利息不应被禁止。[14]

    这是其中最危险的论点，因为犹太人遭遇的金融压抑通常出现在

    最不欢迎他们的地区，而且如果犹太人的反应是专门放债给非犹太

    人，那么这种不欢迎——当然还有压力——还会增加。于是犹太人成

    为恶性循环中的一环。基督徒基于《圣经》规定，强烈谴责收取利

    息，从1179年开始，这样做的人将被逐出教会。但基督徒又让犹太人

    承受了最严酷的经济负担，犹太人的应对办法就是从事一种基督教法

    律对他们做出不利歧视的生意，于是他们就与遭人憎恶的放债行业联

    系在了一起。15世纪下半叶，了解法国和意大利情况的约瑟夫·科隆

    拉比（Rabbi Joseph Colon）写道，这两个国家的犹太人几乎不从事

    其他任何职业。[15]

    中世纪初期，在阿拉伯——穆斯林的领地，包括西班牙大部分地

    区、整个北非，以及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以南的近东，犹太人的

    生存环境一般相对宽松。适用于非穆斯林的伊斯兰法律以穆罕默德为

    汉志的犹太支派所做的安排为基础。如果他们拒绝承认他的先知使

    命，他就实施他所谓的吉哈德（jihad）原则，即圣战原则。于是世界

    分成了两个部分：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即接受律法统治

    的伊斯兰教和平领地和暂时受非穆斯林控制的战争地区（dar al-

    Harb）。吉哈德就是对抗战争地区必需和长期的战争状态，只有当整

    个世界都服从于伊斯兰教时才能结束。穆罕默德用吉哈德对付麦地那

    的犹太人，打败他们后，将他们的男人在公共广场上斩首（除了一个

    改宗的之外），把他们的女人、孩子、动物和财产分配给他的追随

    者。其他犹太支派受到了比较宽容的对待，只是这个权力掌握在穆罕

    默德手中，因为上帝完全将处置异教徒的权利赋予他，如同耶和华允

    许约书亚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迦南的城市一样。然而，穆罕默德

    有时发现与被他打败的敌人签订吉玛（dhimma，契约）很明智，按照

    契约，他可以留下他们的命，允许他们继续耕种绿洲，只要把一半收

    益交给他。吉玛最后有了更为复杂的形式，齐米（dhimmi，契约民）

    即屈服的人，缴纳特别的税款可以得到生存权和信奉自己宗教的权

    利， 甚至得到保护， 这些特别税款包括交给统治者的哈拉吉

    （kharaj，即土地税）、吉兹亚（jizya，即人头税），比正统信徒更

    高的商业或旅行税，还有随统治者心意交纳的特别税。而且，契约民

    的地位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吉玛只是推迟了征服者杀戮被征服者

    和没收其财产的天赋权利；因此只要穆斯林统治者愿意，就可以单方

    面取消它。[16]

    理论上，当时犹太契约民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地位应该要比基督徒

    统治下更恶劣，因为他们信奉自己宗教的权利，甚至生存的权利，随

    时都有可能被任意剥夺。但实际上，7世纪和8世纪轻易就征服半个文

    明世界的阿拉伯战士并不想消灭受过教育又勤勉的犹太社会，犹太人

    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税收收入，用数不尽的方式为他们效劳。犹太

    人，连同基督徒契约民，在阿拉伯广阔新领土的行政知识阶层占据了

    很大比例。阿拉伯穆斯林并没有很快对犹太人产生宗教上的敌意。在

    穆斯林看来，犹太人因为拒绝穆罕默德的要求犯了罪，但他们并未将

    他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一神论与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同样纯粹。犹

    太人没有冒犯性的教条，他们的饮食和清洁律法在很多方面大同小

    异。此外，伊斯兰的宗教作品中也几乎没有反犹太的争论。阿拉伯人

    没有继承希腊异教徒大量的反犹主义的文字材料，或在上面添加他们

    自己的变化。最后，犹太教不同于基督教，从未像东罗马拜占庭和后

    来的西派教会（Latin West）[79]那样，对伊斯兰教构成政治和军事上

    的威胁。鉴于所有这些原因，犹太人发现在伊斯兰领地生活和发展更

    容易。有时他们还能繁荣兴旺。除了重要的学院之外，伊拉克犹太人

    还在新城市巴格达形成了一个富人区，而这座城市就是建立于762年的

    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设立的都城。犹太人可出任宫廷医生

    和官员。他们学会了说和写阿拉伯语，先是作为通俗的交易工具，后

    来成为学者的一种语言，甚至神圣的注释语言。犹太人大量说阿拉伯

    语，就像他们曾经学过说阿拉姆语（Aramaic）一样，不过希伯来的一

    些知识在几乎所有犹太家庭都受到珍视。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都是商人。从8世纪到11世纪初叶，伊斯

    兰国家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主导，犹太人是其主要商贸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从东方进口丝绸、香料及其他稀缺商品，从西方带回异教

    徒奴隶；这些被基督徒俘获的奴隶被犹太人称为“迦南人”，在伊斯

    兰世界售卖：825年，里昂大主教亚哥巴德声称奴隶贸易由犹太人经

    营。穆斯林资料和犹太人的“答问”都显示，在这个时期，犹太商人

    在出产大多数奢侈品的印度和中国开展生意。从10世纪开始，尤其是

    在巴格达，犹太人成为服务于伊斯兰王室的银行家。他们接受犹太商

    人的存款，然后将大笔钱财借给哈里发。鉴于犹太人契约民身份的脆

    弱地位，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即使拒绝偿还债务，甚至砍掉债权

    人的头，哈里发也不会感到羞愧——就像时而发生的那样——但留下

    这些银行家会更便利。来自银行的一部分利润可以支持学院，银行的

    负责人则可以在幕后控制学院。犹太人在宫廷里非常有影响力。他们

    的犹太宗主（exilarch）受到阿拉伯人的礼待，他们称他为“我们的

    主，大卫的子孙”。1170年，图德拉的本杰明来到巴格达的时候，他

    说他发现有4万名犹太人在那里安全无虞地生活着，那里有28座犹太会堂和10所犹太神学院。

    另一处犹太人的繁荣中心是突尼斯的凯鲁万（Kairouan），这座城市建立于670年，相继成为艾格莱卜、法蒂玛和齐里德王朝的都城。这个城市最早的定居者可能是从埃及迁来的犹太家族和科普特基督徒，整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初期，犹太商人成为地中海地区和北欧、西欧最有效率的城市移民。8世纪，巴比伦心怀不满的学者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学院，此后250年间，凯鲁万既是重要的犹太学术中心之一，还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纽带，成功的犹太商人同样让丰富的学术生活在这里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犹太人还为王室提供医生、天文学家和官员。

    不过，从8世纪至11世纪，最成功的犹太定居地区是西班牙。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和拜占庭一定程度的统治之下，这里的犹太社区繁荣起来，但在西哥特的国王们统治时，施行了一套系统的反犹主义政策。在托莱多召开的一连串王室教会会议废除了东正教的政策，不是颁布法令对犹太人进行强制洗礼，就是禁止割礼、犹太仪式及安息日等节日。整个7世纪，犹太人被鞭打、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承担重得离谱的税赋，被禁止做买卖，有时还会被拖到洗礼池去。很多人被迫接受基督教，但私下里仍继续遵行犹太律法。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这些秘密的犹太人，后来被称为马拉诺人（marrano）[80]——西班牙、西班牙基督教和西班牙犹太教无穷烦恼的源头。[17]

    因此，711年，阿拉伯军队进入西班牙的时候，犹太人帮助他们迅

    速占领西班牙，他们经常在前进的阿拉伯军队后方帮助驻守已被占领

    的城市。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托莱多和塞维利亚也是如此，这些地

    方很快就建起了富裕的大型犹太社区。阿拉伯地理学者后来确实将格

    拉纳达以及卢塞纳和塔拉戈纳称作“犹太城市”。科尔多瓦成为自立

    为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Ummayid dynasty）的首都，他们对犹太人出

    乎寻常的友善和宽容。犹太人在这儿，就像在巴格达和凯鲁万一样，

    不仅能做工匠和商人，还能做医生。在著名的倭马亚哈里发阿卜杜-拉

    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Ⅲ，912—961）统治期间，他的犹太御医

    希斯代·伊本·沙普鲁特（Hisdai ibn Shaprut），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犹太学者、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使其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犹太文化中心。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的西班牙，不少于44座城镇内有殷实富裕的犹太社区，其中很多有自己的犹太神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社会与思想开明的哈里发之间建立起的融洽关系令人回想起居鲁士[81]时代，为西班牙犹太人带来了舒适、富有成效和令人满足的生活，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或许到19世纪才有这样的待遇。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威胁。政治的动荡在于由有关严格和纯洁的教义争端而激化的主要宗教朝代的冲突，越是富裕和开明的伊斯兰朝代，越容易受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嫉妒和狂热的攻击。如果它被推翻，受其庇护的犹太人立即就会暴露于他们契约民地位的邪恶逻辑下。1013年，未开化的柏柏尔人（Berber）占领了科尔多瓦，倭马亚王朝不复存在，犹太名人被暗杀，在格拉纳达甚至发生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基督徒军队向南推进，柏柏尔人迫于他们的压力，寄希望于凶猛、狂热的战士，而不是悠闲的文化资助人。11世纪最后几十年，另外一个柏柏尔王朝——穆拉比德（Almoravids）——开始统治西班牙南部。他们凶残暴躁，难以捉摸。他们以强制改宗威胁卢塞纳富有的大型犹太社区，后来勉强同意接受巨额赎金。犹太人善于用手段高明的贿赂和交涉打发柏柏尔人，他们凭借财政、医疗和外交技巧，为接连不断的每一拨征服者效犬马之劳。他们作为税吏和顾问，还有医生，服务于新主人。但是从这段时期开始，在基督徒统治的西班牙，犹太人有时还会更安全一些。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小亚细亚，与做契约民相比，那里的拜占庭人或许能为犹太社区提供更多的安全。

    早在12世纪，一股新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就在阿特拉斯山兴起，开创了一个狂热分子的朝代——穆瓦希德（Almohads）朝代，他们的目标是消灭伊斯兰世界的堕落和退步。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消灭了在非洲北部和西部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基督教社区，犹太人也面临或改宗或死亡的选择。从1146年开始，穆瓦希德王朝把他们的狂热带进了西班牙，犹太会堂和犹太神学院被关闭。由于在西哥特基督教徒统治时期，犹太人被刀剑逼迫改变信仰后经常私下信奉他们的宗教，因此受到了当政者的怀疑。他们被迫穿上一种特别的蓝色长袍，上面有宽得滑稽的袖子，戴的是一种长长的蓝色头巾，形如驴子的驮鞍。如果他们得到豁免， 不必穿戴这种服装或佩戴被称作“ 夏坷拉”（shikla）的丑恶的特殊标记，那么他们的服装也得是黄颜色，只是式样正常。他们被禁止进行交易，除非数额很小。西班牙南部显耀的犹太人定居地无法在这种迫害下幸存，至少无法完全保持它们原先的体面和显赫，许多犹太人向北逃入基督徒领地。其他人则迁往非洲，寻找更宽容的穆斯林统治者。

    难民中间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名叫摩西·本·迈蒙，更为人知的叫法是迈蒙尼德， 或者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拉姆巴姆（Rambam），取自摩西·本·迈蒙拉比（Rabbi Moses ben Maimon）的首字母缩写。1135年3月30日，他出生于科尔多瓦，是一位学者的儿子。穆瓦希德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他只有13岁，已经是一个拥有惊人学问的神童。他和他的家族在西班牙游荡，可能还到过普罗旺斯，1160年，最终在费斯定居。5年后，强制改宗再次兴起，他们被迫继续迁徙，先是渡海前往阿卡，从那里出发，迈蒙尼德进行了一次圣地之旅，然后到达埃及，他们在那儿定居在开罗的老城福斯塔特。在那儿，迈蒙尼德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作为医生和学者——哲学家的地位。1177年，他被公认为福斯塔特社区的领袖，1185年被任命为宫廷医师，用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话说，“智慧、学问和地位非常之高”。他的学术作品类型繁多，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都令人钦佩。他由主要从事珠宝生意的兄弟大卫资助，大卫去世后，他开始自己做生意或依靠诊金生活。1204年12月13日去世时，按照他的指示，他的遗体被送到太巴列（Tiberias），他在那里的陵墓依然是虔诚犹太人的朝圣之所。

    迈蒙尼德值得人们细致研究不仅是因为他自身的重要性，还因为

    在中世纪的犹太社会，再没有人能更好地阐明学问至高无上的重要

    性。他是典型的和最伟大的权威政体者。在拉比犹太教中，统治管理

    和知识密切相关。当然，当时所谓的知识基本上就是《托拉》的知

    识。《托拉》不只是一本关于上帝的书。它在创世之前就存在，就像

    上帝一样。实际上，它是创世的蓝图。[18]阿基瓦拉比认为它是“创世

    的工具”，似乎上帝宣读它就像魔术师读自己的书一样。西米恩·本

    ·拉基什（Simeon ben Lakish）[82]说它的存在比世界还早2000年，埃

    利泽·本·约斯（Elizer ben Yose）[83]则教导称它在上帝的怀抱中存

    在974代后被上帝用于创造宇宙。一些贤哲相信它曾经同时以70种语言

    传达给70个不同国家，但均遭拒绝，只有以色列接受了它。因此从特

    殊意义上说，它不仅仅是律法和宗教，还是以色列智慧和犹太人统治

    管理的关键。斐洛称其为哲学家的理想律法，因为摩西是理想的立法

    者。他在自己关于摩西的书中写道，《托拉》“被盖上了自然的印

    章”，是“最完美的宇宙政体（cosmic polity）写照”。[19]顺理成

    章，《托拉》的知识越丰富，统治管理的权力越大，尤其是对犹太人

    的统治管理权力越大。

    于是，理想的方式是，每位公众人物都应该是杰出的学者，每位

    学者都应该帮助管理。犹太人从未持有过这样的观念——那种受到盎

    格鲁-撒克逊精神爱戴的观念：才智，对书籍和阅读的热情，会莫名其

    妙地削弱人们履行公职的能力。正好相反，与局外人倾向于的看法不

    同，他们并不认为《托拉》学问枯燥、空洞和远离现实生活。他们认

    为它恰好可以提升管理民众所需要的那种智慧，同时也能灌输谦卑和

    虔诚的美德，以防止权力的腐败。他们引用《箴言》里的话语：“我

    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20]

    在犹太人看来，问题是如何将学问与管理运作结合起来。在哈德

    良迫害时期，吕大的贤哲开会讨论他们岌岌可危的社会面临的最紧迫

    的问题，被他们列在最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知和行哪个更重

    要？”听完辩论后，他们一致投票给阿基瓦拉比的观点，即知先行

    后，因为“知引导行”。从精神价值的角度来说，通过学习获得智慧

    并运用其满足公共需求同样被裁定为值得赞赏的。但是贤哲们说如果

    一名寡妇或一名孤儿向一位贤哲寻求建议，他却答复说他忙于学习无

    法提供建议，那么上帝就会生气地说：“我归罪于你，仿佛你已摧毁

    整个世界。”一位埋头于书籍的学者会被指责为“导致世界被摧

    毁”——因为犹太人相信没有实用智慧的世界将支离破碎。利未人或

    许可以在50岁退出实干的生活，专心治学，但权威学者必须提供服

    务，直到逝世为止。斐洛严肃地写过关于学习和公共服务的要求相互

    矛盾的内容。他的一生就是恰当的例子，因为除了创作丰富的著作之

    外，他还得担任社区领袖，至少参加了一次前往罗马的使团。他这样

    一位著名的学者，尤其是还拥有广泛的声誉，向他寻求建议的访客络

    绎不绝。幸好，斐洛可以与他的兄弟——流散期间最富有的人之一，

    也就是约瑟夫斯提到的首席行政官——一起承担管理的职责。[21]

    两兄弟互相帮助，解决了相互冲突的要求：一方面是研究和评

    注，另一方面是司法行政及其他公共职责；犹太人的权威政体通常是

    家族事务，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观念。起源于文士家族的学者王朝

    （scholarstic dynasties）在公元前2世纪已成为犹太人生活的特

    征。在一些犹太社会，它们沿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还要往

    后。

    在巴比伦，犹太宗主一定要出自大卫家族，而学院和犹太神学院

    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得选自公认的学术家族圈子。“出身不是学者家

    族，而是商人家族”，这种说法表示轻蔑——尽管是商人的钱维系着

    学院的运转。在巴比伦，加昂（每所学院的校长）都来自六大家族，

    而在巴勒斯坦，他就得出身于希勒尔、文士以斯拉或者大卫家族。学

    识渊博的外人也可以获得接纳，但非常少见。在学院的等级制度内

    部，出身通常也具有决定性。当然，根据起源来看，与其说举足轻重

    的世界性学院是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倒不如说是协会团体——词

    语“犹太神学院”就是“委员会”和“犹太教公会”的希伯来语形

    式。实际上，中世纪初期，在正式的《托拉》文献里，它们还被叫

    作“大公会”。巴勒斯坦学院还自称“公义会”。它们是学者们坐在

    一起发布权威裁定的地方——集学院、议会和最高法院于一身。

    就在迈蒙尼德时代之前，来自巴比伦一所学院的一位学者正在埃

    及写作，他对这种学问的等级制度描述如下。犹太人普通的受教育群

    众学习《摩西五经》和祈祷书，其中还包括关于口传律法、安息日和

    其他节日的内容。学者们则还必须掌握《圣经》其余部分的内容，以

    及“规条”和成文法律。博士们则要通晓所有这些，外加《密西拿》

    《塔木德》及注释。一位学者应该能够布道，撰写评注性书信体诗

    文，担任助理法官。只有拥有“院士”头衔的博士才能理解律法的来

    源及对其进行详细说明的文献，才能做出有见地的判决。[22]

    学院由博士和高级学者组成。在巴比伦，负责管理的三巨头是加

    昂、担任其副手的法庭庭长，以及书写判决的书记员。整个学院面朝

    加昂而坐，共有7排。每排10个座位，每排最著名的学者被称为“行

    首”。依据地位高低，学院的每位成员都有固定的座位，最初是由出

    身决定。不过根据表现，成员将升级或降级，薪俸也会发生相应变

    化。但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归属学院并非全职工作。他们还

    要担任服务社区的行政人员，或者靠手艺或生意维持生计。全院每年

    集合两次，每次一个月，分别在夏末和冬末。初春召开的全体会议讨

    论和宣布来自各处的问题裁决，好让逾越节后即刻动身的商人们传达

    解答。两次全体会议也包括教师集会，加昂将在会上亲自向2000名蹲

    坐着的学生讲解《塔木德》的章节，他的转述者或“图格曼”（该词

    语作为“口译译员”的意思依然存在）为他大声传话。教师分为不同

    等级，最低级的是“背诵者”，经常是天生的盲人，他们经过训练，

    可以牢记背诵大段经文，吟诵、停顿和重读准确无误。博士如果对一

    处有争议的经文感到迷惑，就可以请来背诵者，背诵者会将其准确地

    吟诵出来。这种公共学习大多是凭借记忆，在嘈杂的齐声念诵中进

    行。直到最近，摩洛哥的犹太学童甚至还能凭记忆背诵希伯来语和阿

    拉姆语混杂的冗长法律裁决，甚至到了今天，也门的犹太人还拥有一

    种口头复述的传统，让他们得以保留欧洲犹太人失传很久的古代经文

    的准确发音。[23]

    巴比伦学院的世袭等级由经过细致分级的贤哲组成，学院吸收了

    东方宫廷的不少风格和顺从的礼节。他们遵从犹太宗主的指示，犹太

    宗主可以说是学院的管理者。希伯来编年史家约瑟夫·本·艾萨克·

    萨姆巴里（Joseph ben Isaac Sambari，1640—1703）引述了一段10

    世纪的传说，这样描述拿西：

    他可以凭借宗教领袖的权威全面统治所有的犹太社区。犹太人和

    非犹太人都要对他起立致敬。无论是谁，在他面前不起立，都得被鞭

    笞100下，因为哈里发就是这么下令的。他每次前去拜见哈里发，必有

    骑兵在前面开路，用阿拉伯语大喊，“为我们的主，大卫的子孙让

    路”。他自己骑马，身穿刺绣丝袍，裹着大头巾，头巾上还披着有项

    链的白色领巾。等他到达哈里发的宫廷时，王室宦官出来迎接他，快

    步为他引路，直到他抵达正殿。拿西前面的仆从带着一袋向哈里发表

    达敬意的金子。到了哈里发面前，拿西自己拜倒在地再起身，表示他

    身为奴隶的谦卑。接着，哈里发会示意宦官，让拿西坐在左侧离自己

    最近的椅子上，问他有何请求。提出请求后，拿西会再次起立，祝福

    哈里发，然后离开。他向商人征收固定的年度税，他们还会从遥远的

    地方给他带来礼物。这就是他们在巴比伦要遵循的习俗。[24]

    学院的加昂和他们的高级博士有权得到类似的待遇。他们拥有响

    亮的头衔，可以实施复杂的祝福和诅咒。他们组成了世袭的祭典——

    学术贵族阶层，跟中国的达官贵人没什么不同。

    在黑暗时代，这种巴比伦权威政体同样是一种世袭的司法制度，

    所有流散犹太人上诉的终审法院。严格来说，它没有有形的执行力量

    ——没有军队，只有一种地方治安组织。但它有开除教籍的权力，一

    种令人敬畏甚至恐惧的仪式，至少可以追溯至以斯拉年代。它还有自

    己的学问权威。然而，实际上，巴比伦权威政体者的权力仅在这个庞

    大的伊斯兰帝国的统一时期得以维系。随着巴格达哈里发领土势力的

    收缩，他们的势力也不得不缩小。以来自这些古老学院的移居学者为

    中心，西班牙和北非也涌现出当地的权威学术中心。比如，1060年前

    后，得益于凯鲁万的纳拉伊·本·尼西姆（Nahrai ben Nissim）和著

    名宗教导师犹大· 哈科亨· 本· 约瑟夫（ Judah ha-Kohen ben

    Joseph）的到来，开罗成为《哈拉哈》（教义规则）中心。接下来的

    一代，他们的权威传至西班牙学者艾萨克·本·塞缪尔（Isaac ben

    Samuel），根据当时的一份文献所载，“他的手中，掌管着全埃及的

    安宁”。这样的人通常都声称是某所大型学院加昂的后裔。另外，他

    们经常还是成功的商人或者是此类成功商人的亲属。但是，如果不能

    经常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杰出学者的话，即使最重要的学术家族也无法

    保持其威望，无论它多么有钱。因为犹太社区实际上无法自我管理，

    除非定期获得《哈拉哈》规则的帮助，这些规则被当作权威，接纳恰

    恰是因为它们来自那些学问不容置疑的人。简言之，正如一位历史学

    家所说，想要得到权力，家族很要紧，商业成功也有用，但学问才是

    必不可少的。[25]

    迈蒙尼德这三样都有。在他的一本关于《密西拿》的评注著作

    中，他列出了自己的七代祖先。多数犹太人会这么做，这种习俗在也

    门犹太人家庭一直保留至今，即使是非常贫穷的家庭。保存这些纪念

    性谱表的目的是显耀自己有学问的祖先，而且他们通常会将知名的学

    者放在最前面。女人不会被列入，不过她们的宗族谱系可以被列出，

    如果足够有名的话。迈蒙尼德的岳父就是这种情况，他母亲的家系往

    前追溯，列出了十四代，而他父亲的家系只追溯了六代，尽管也相当

    了不起。赢得名声的途径多种多样，但学问是护身法宝，犹太人对学

    问的信念不可动摇。从迈蒙尼德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一句注释

    是：“该文献必定准确，因为作者的父亲是犹太神学院院长的外

    孙。”[26]迈蒙尼德本人对他的家系可能也相当满意：列出的七代人中

    就有4位重要的学者——法官。

    他的家庭还是一个能够自足的家庭，可以凭借经营生意为身为学

    者的家族成员提供支持。一般来说，我们对2世纪至现代初期的犹太人

    个体甚至整个犹太社会的认识都是七零八落的。犹太人已经不再著

    史，他们动荡不安、漂泊无依和经常被迫害的生活意味着文献资料基

    本难以留存。然而，我们碰巧对迈蒙尼德及其所处的12世纪埃及犹太

    人的背景知之甚多。所有的犹太会堂都有一个贮藏室用于储存陈旧的

    礼器和祈祷书，它们虽然无法使用，但因为上面有上帝的名字，所以

    根据犹太律法不可损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半神圣的废品中也会有

    大量文件，包括世俗文献。潮湿和腐坏使得它们经过一两代就难以辨

    认。可是气候异常干燥的埃及，以能保存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一个千年

    及更早时期的纸张和莎草纸碎片在学者中闻名。在福斯塔特，迈蒙尼

    德会到以斯拉会堂礼拜和授课；这座会堂于882年建于犹太人买下的一

    座科普特教堂的废墟上。它的贮藏室在阁楼，里面数量庞大的中世纪

    文献几乎原封未动，直到19世纪末叶，著名的犹太学者所罗门·谢克

    特（Solomon Schechter）才开始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修复。大约10万页

    被送至剑桥大学图书馆，还有10万页或者更多被存放于世界各地的学

    术中心，其中披露的信息几乎无穷无尽。著名学者S.D.戈伊坦[84]

    （S.D.Goitein）曾经用它们出色地再现了构成迈蒙尼德著作和思想背

    景的11世纪和12世纪社会。[27]

    开罗的犹太会堂贮藏室保存了至少1200封完整的商业信件，展现

    了埃及犹太人，包括迈蒙尼德的弟弟大卫，进行了行程十分遥远的商

    业旅行，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染料是犹太人的特色生意，但他们还

    经营纺织品、药品、宝石和金属，还有香水。最近的贸易地区是上、

    下埃及以及巴勒斯坦海岸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福斯塔特的大商人摩

    西·本·雅各布经营果脯、纸张、油、药草和钱币，因为他在该区域

    内频繁地四处走动，被称为“通勤者”。不过迈蒙尼德的儿子亚伯拉

    罕手稿中的一份笔记显示福斯塔特的商人甚至远赴马来西亚，他还处

    理过一个死在苏门答腊的男人案子。这个时期的犹太人生意规模同样

    可观：11世纪的巨贾约瑟夫·本·奥卡尔一次就装运了180捆货物，他

    的生意网络可以让他充当巴比伦两所大型学院的官方代表，将它们的

    裁决带到犹太世界各地。因此位于印度群岛的小犹太社区也能与其保

    持联系，即使一个决定要花费很长时间——开罗到苏门答腊是4个月。

    [28]

    大卫·迈蒙尼德就是在这样长途跋涉的路上去世的。他给哥哥写

    的信留存了下来，叙述了在上埃及的各种挫折，他要从那里直接前往

    红海，乘船去印度。此后再无音信。迈蒙尼德写道：

    降临在我这一生中的最大不幸，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幸，就是

    这位圣徒（愿他的记忆是幸福的）的死亡，他在印度洋溺亡，带着属

    于我、属于他及属于其他人的大量钱财，给我留下一个小女儿和他的

    遗孀。得知这个可怕消息的那天，我病倒了，卧床大约一年，遭受疮

    疖、发烧和抑郁之苦，险些离开人世。大约八年过去了，我依然悲

    痛，无可慰藉。我该如何自我安慰呢？他在我的膝边长大，他是我的

    兄弟、我的学生，他在市场上做生意赚钱，我才能安坐家中。他精通

    《塔木德》和《圣经》，精通（希伯来语）语法，我生活中的喜悦就

    是看着他……无论何时，看到他的手稿或一封信件，我的心就会翻江

    倒海，所有的悲伤再次浮现。总之，“我将下到阴间，让我儿服

    丧”。[29]

    这封充满温情和愁思的信非常有特色。我们可以忽略迈蒙尼德卧

    床一年的说法，他总是喜欢夸大他的疾病和身体的虚弱，但他实际上

    是一个极度活跃的人，创作产量惊人。我们不知道这位中世纪最著名

    的犹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1744年出版的他的文集第一卷使用的肖像

    纯属虚构，尽管从那之后不断被复制。但是他的信件和书籍，以及在

    犹太会堂贮藏室发现的资料，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的信息。他是伟

    大的12世纪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分子，那段时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真

    正走出黑暗时代，对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欧洲都产生了

    影响。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用阿拉伯语写作，但也熟悉其他语

    言，通常用对方的语言回复来信者，终其一生，无所不读。他在一封

    信中声称自己已经读了关于天文学已知的所有论文，在另一封信里断

    言他在偶像崇拜方面已经无所不晓了。[30]

    迈蒙尼德掌握大量深奥的宗教或世俗资料的能力形成于早年间。

    同样是在那个时候，他决心将这些资料以合理有序的方式重新呈现给

    犹太世界。完成《逻辑论》的时候他还不到16岁。随后，1158年，他

    接着创作了天文学著作《历法论》。22岁，他着手创作第一部主要作

    品《密西拿评注》，并于1168年在福斯塔特完成。这本书相当于基督

    教经院学者的《神学大全》[85]，囊括大量关于动物、植物、花和自然

    历史，以及人类心理的世俗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在他和他的家庭试图

    寻找安全的容身之处的过程中写成的：“我从世界的一端被驱赶至另

    一端，”他记录道，“……上帝知道，我在路途辗转之间解释了一些

    章节，其他的则是在漂泊的船上。”[31]其后，他开始进行的主要任务

    是编纂14卷的《密西拿托拉》，这项工作耗费了他10年，于1180年完

    成。到了那个时候，大卫的死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行医。他还是一位积

    极的法官，并且没过多久就成为埃及犹太社区的领袖，虽然从未有过

    正式的纳吉德头衔。犹太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通过信件向他请教，

    他那400多封释疑解答的希伯来信件已经出版。1185年，他方才抽出时

    间开始创作他最著名和最杰出的著作，三卷本的《迷途指津》，解释

    了犹太教的基本神学和哲学体系；该著作大约于1190年完成。

    迈蒙尼德对待自己的医生职业态度极为严肃，这是他闻名于非犹

    太人世界的主要原因。他撰写了大量关于饮食、药物和治疗的文字：

    他的医学著作现存10部，或许还有更多。除了犹太宗教和法律之外，

    他还讲授生理学和治疗学。他为萨拉丁的维齐尔[86]奥法迪·奥拜萨米

    看病，后者以年薪形式支付给他薪酬，后来他又给萨拉丁的儿子看

    病，后者于1198年成为苏丹。他谢绝了出任“法兰克国王”（不是英

    格兰的狮心王理查，就是耶路撒冷的阿马尔里克国王）宫廷医生的聘

    请。阿拉伯资料清楚地表明，他被认为是世界名医之一，在治疗身心

    病症方面拥有特殊的本领。一句流传的阿拉伯诗句是：“盖仑[87]的药

    只能治肉体，可他（迈蒙尼德）的药既能治肉体也能治灵魂。”[32]

    他过着崇高勤勉和为公众服务的生活，因为他会前往大型公共医

    院看望病人，还会在家中接待他们。他对自己最喜爱的学生，约瑟夫

    ·伊本·阿克南（Joseph ibn Aknin），这样写道：

    我在大人物中间名气不小，如首席法官、埃米尔[88]、奥法德家族

    以及其他城市贵族，他们付的钱不多。普通人觉得福斯塔特太远了，

    不能来见我，所以我得花上些日子看望开罗的病人，回到家时，我疲

    惫不堪，难以继续我在医学书籍上的研究——你知道在我们这一行，

    一个认真的人需要多少时间来检查他的资料来源，才能确保他的所有

    陈述都能得到论据和恰当根据的支持。

    1199年，他对另一位通信者塞缪尔·伊本·提博恩（Samuel ibn

    Tibbon）写道：

    我住在福斯塔特，苏丹住在开罗城内，两地间的距离是犹太教徒

    安息日可走路程的两倍（1.5英里）。我对苏丹的责任重大。我必须每

    天一大早就拜见他。如果他觉得不舒服，或者他的哪个孩子或嫔妃生

    病了，我只能在宫里待上大半天，不能离开开罗。如果某位宫廷官员

    病了，我就得在那儿待上一整天……即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也得下

    午才能返回福斯塔特。于是我又累又饿，发现家里的院子里都是人，

    形形色色，外邦人、神学家和法官，在等着我回去。我下了马，洗了

    手，恳请他们等我吃个饭，24小时里我唯一的一餐。然后，我给病人

    看病。他们排着队，一直到天黑，有时直到深夜两点。因为体力不

    支，我得躺着跟他们说话。天黑之后，我有时疲倦得说不出话来。所

    以，以色列人只有在安息日才能跟我私下交谈。于是他们都会在仪式

    过后来找我，我建议他们下周应该做什么。然后他们学习片刻，直到

    中午才离开。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回来学习，直到傍晚祈祷。这就是

    我的日常工作。[33]

    写完这封信的次年，迈蒙尼德就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亲自拜见苏

    丹，只能给他的医生们发布书面指示。但他还在继续处理医疗、法律

    和神学事务，一直到年届70岁的他在1204年去世为止。

    迈蒙尼德的一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为犹太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

    上来说，也是献身于整个人类社会。这符合犹太教的核心社会宗旨。

    然而仅仅帮助福斯塔特社区——甚或更大范围的开罗非犹太社区——

    是不够的。迈蒙尼德意识到自己拥有卓越的才智和同样重要的让才智

    发挥出富有成效作用所需要的精力和专注力。创造犹太人是为了发酵

    人类的面团并启迪非犹太人。他们没有政权，没有军队，也没有广阔

    的领土。但他们有头脑，智力和推理是他们的武器。因此在他们的社

    会，学者拥有出众的地位，而且身负如此特殊的责任；主要的学者身

    负着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繁重的责任——他必须身先士卒，遵循神

    圣和完美的智慧，将野蛮和非理性的世界转变为理性的世界。

    犹太人理性化的过程开始于一神论的引入，也开始于将其与伦理

    相联系，这主要是摩西的工作。迈蒙尼德有代表性的做法不只是赋予

    摩西独特的地位——唯一与上帝直接沟通过的先知——还把摩西看作

    一种能在混乱中建立律法的重要的智慧规范力量。显然，犹太人持续

    的职责就是推进理性的边界，永远为上帝的精神王国开疆拓土。斐

    洛，在很多方面是迈蒙尼德的先驱，他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犹太学问的

    目标。对理性化过程而言，它首先是犹太人的保护伞，因为他们是代

    表人类向上帝求情的“恳求的民族”；其次，它是一个极度非理性的

    世界得以文明开化的途径。斐洛对未经改革的人类状况持忧虑观点。

    他曾经在亚历山大城经历过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在自己的历史

    著述《在弗拉库斯》和不完整的《拜见盖尤斯的使团》中对此作了描

    述。缺乏理性让人变成怪物，禽兽不如。反犹主义就是人类邪恶的一

    种范例，因为它不仅本身不合理，还拒绝上帝，简直是愚蠢的象征。

    但犹太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写作与愚蠢斗争。这就是他为何在《摩西

    传》中竭力向非犹太读者展现犹太人的理性，为何在《寓意解经法》

    中使用寓言为犹太读者合理化解释《摩西五经》中比较奇异的元素。

    [34]

    迈蒙尼德站在斐洛与现代世界之间。与斐洛相同的是，他对不信

    神、非理性状态的人不抱幻想。与斐洛不同的是，他不曾从宏伟的亚

    历山大图书馆中林林总总的希腊理性主义那里受益。但亚里士多德的

    学说以阿拉伯人为媒介——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5）和与迈

    蒙尼德同时代且较年长的西班牙人阿威罗伊（ Averroes ， 1126—

    1198）——再次得到传播。此外，他是犹太人千年注释的受惠者，其

    中大部分注释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主义。

    而且，迈蒙尼德从性情上来说同样是理性主义者。与斐洛一样，

    他的作品流露出谨慎、节制和对狂热的不信任。他始终渴望避免争

    吵，特别是“神学家之间的憎厌”：“即使人们侮辱我，我也不介

    意，只是用友好的言语礼貌地回答，或者保持沉默。”他略微自负但

    绝不高傲：“我不会坚持说自己从不犯错。相反，如果我发现错误，

    或者被其他人指出错误，我乐意改正我的作品、我的方法甚至我的性

    格中的一切。”针对法国南部学者对他的《密西拿托拉》所做的评

    论，他在一封著名的回信中承认了错误，说他已经做了一些修正，还

    会增加其他的修正，而且强调他们对他的作品提出质疑是天经地义

    的：“你们不要自谦。你们即使不是我的老师，也是跟我平等的人和

    朋友，你们所有的问题都有提出的价值。”[35]他无疑是一位精英主义

    者。他说自己宁愿取悦一位智者，也不讨好一万个傻瓜。但他也很宽

    容：他认为所有虔诚的人都会得到拯救，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

    非常温文尔雅，爱好和平，冷静明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追求真

    理的科学家，坚信真理最终会取得胜利。

    迈蒙尼德对于真实的和理性的——从而是神圣的——社会应该是

    什么样子有明确的看法，它不会包括肉体和物质的满足，终极幸福存

    在于思考上帝的人类智慧的永恒存在。[36]他在《密西拿托拉》的最后

    一章中对弥赛亚的社会做了描述：“他的统治将被牢固地确立，于是

    智者可以自由地研究律法及其智慧，到那时，没有饥饿和战争，没有

    憎恨和对抗……人世间没有辛劳，只有对上帝的认识。”完美社会的

    保障就是神圣律法。从定义上说，好的国家是律法统治下的国家；而

    理想的国家则是神圣律法统治下的国家。[37]

    当然，那得等待弥赛亚的到来，而迈蒙尼德作为谨慎的科学家，

    最不愿提出末世愿景。但与此同时，他相信律法可以产生好的社会。

    他在《迷途指津》中陈述了自己对《托拉》极具理性主义的看

    法：“律法总的来说以两件事为目标——灵魂的福祉和躯体的福

    祉。”第一个目标在于发展人类的智慧，第二个目标在于改善人类彼

    此间的政治关系。律法实现目标的途径是确定提升智慧的正确主张和

    制定指导人类行为的规范，两个方面相互影响。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越

    稳定和平，人们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健全他们的思想，进而

    拥有进一步改善社会的智力水平。如此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不

    会出现没有律法社会的那种恶性循环。[38]有人不禁猜想，迈蒙尼德认

    为弥赛亚时代的来临不会是平地起惊雷式的突如其来，而是人类理性

    不断发展和非奇迹式进步的结果。

    因此，普遍改善人类状况——尤其是保证犹太先驱的生存——的

    最佳方式就是传播律法知识，因为律法代表理性和进步。迈蒙尼德虽

    然是精英主义者，但他思考的立场是不断扩充的精英阶层。按照他的

    想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学者。在一个热衷于读书的社会，这并非不

    可能。有一句犹太格言是：“人们应当卖掉自己的所有去买书，因为

    正如先贤所说：‘他的书增加，他的智慧就增加。’”借出自己的

    书，尤其是借给穷人，这样的人会得到上帝的赞许。“如果一个人有

    两个儿子，一个不喜欢借出他的书，而另一个乐于借书，这个人应该

    将他的所有藏书留给后者，即使他更年幼。”与迈蒙尼德同时代的雷

    根斯堡的犹大[89]写道。虔诚的犹太人将天堂看作一座巨大的图书馆，

    大天使梅塔特隆是图书馆管理员：书架上的书籍会自行靠拢，为新来

    的书腾出地方。迈蒙尼德不赞成这种拟人化的谬论，但他同意未来的

    世界将是天国学院的抽象形式。他也同意犹大的实用性忠告，即不可

    跪在大对开的书上紧固扣环，或者用笔当作书签，或者把书当成责打

    学者的投掷物或工具——用他的绝妙箴言来说：“人们应该尊重书籍

    的荣誉。”[39]迈蒙尼德对治学以外的一切都有所克制，他热爱书籍，

    希望所有犹太人都能分享书籍。

    “所有犹太人”包括女人和有职业的男人。迈蒙尼德说女人学习

    不是必需的，但如果她们学习，也会获得赞许。每个男人都应该根据

    自己的能力学习：所以，聪明的手艺人可以花3小时做生意，留出9小

    时学习《托拉》——“3小时学习成文律法，3小时学习口传律法，3小

    时思考如何从一条法规推论出另一条”。这种精细的分配被他称

    作“学习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勤奋标准。[40]

    然而，要求犹太人学习的同时却不尽一切可能让这种学习发挥出

    作用，那只是徒劳。尽管他确信理性和律法是犹太人拥有的唯一防御

    工具，是世界变得更文明的唯一途径，但迈蒙尼德也痛苦地意识到，

    经过1000年的合法增补和不协调的注释，律法本身就处于令人震惊的

    混乱状态，渗透了极端非理性的元素。因此他毕生的事业分为两部

    分：使律法恢复秩序以及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呈现它。为了实现

    第一个目标，他撰写了《密西拿评注》，首次明确了《密西拿》立法

    的基本原则，他编纂了《塔木德》律法，目的如他所说，为了在“浩

    如烟海的《托拉》中”迅速方便地找到判决方法。迈蒙尼德评论

    说：“要么写注释，要么编法典——两个是各不相同的任务。”作为

    智慧出众的人物，他两方面都做。他在犹太人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就

    像他所看到的）怀着紧迫感在写作：“在当前这样的迫害年代，”他

    说，“人们缺少心灵的平静而无法投身于复杂的研究，几乎每个人都

    会发现，想从早期编纂者的作品中得到清晰的结论难乎其难，因为它

    们的编排与《塔木德》本身一样缺乏体系。能够直接从《塔木德》的

    资料来源推论律法的人则更为稀少。”他的创作清楚、有序、简明，

    没有充斥没完没了的资料出处，但它并未如他希望的那样具有决定

    性。同其他对律法下结论的尝试一样，它仅仅是再次引发了一场大部

    头书籍的大雪崩——1893年，一份书单（本身还不完整）汇集了220项

    关于迈蒙尼德法典的主要评注著作。[41]但它卓有成效：同时代的一个

    西班牙人说，法官反对这部作品恰恰是因为它能让外行人都能来检验

    他们的判决。那正是迈蒙尼德对于律法——犹太人的刀剑和盔甲——

    的希望，希望它成为所有犹太人都可以运用的财富。

    在编纂和注释的每个阶段，他都在进行合理化解释。此外，他还

    撰写了《迷途指津》，表示犹太人的信仰不只是神的命令和拉比权威

    强加的一套专制主张，还可以通过理性加以推论和证明。他追随了苏

    拉学院有争议的著名加昂萨迪亚· 本· 约瑟夫（ Saadiah ben

    Joseph，882—942）的脚步，后者是斐洛之后第一位试图将犹太教置

    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对萨迪亚加昂的《信仰和意

    见书》并不全盘认同，但这本书激励了他将自己交付于犹太人的信仰

    和哲学。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对于伊斯兰教做了相同的工作，不久，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为基督教做了这样的工作。但

    是，迈蒙尼德是他们所有人当中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比如，在预言

    这个关键议题上，他使用了隐喻、类比和寓言，将先知与上帝的交流

    以及他们的神迹解释为“合乎自然的”。他提出了一个发散理论，即

    先知可以传导神意的发散。帮助制造异象的所谓的天使是先知想象力

    的体现；他用小天使这个词来表示智慧。[42]

    然而，迈蒙尼德的理性主义止步于一处。他认为自己必须将摩西

    区别于其他先知。他认为其他先知不是模棱两可就是似是而非，但摩

    西“不像其他先知，靠寓言来预言”；他与上帝进行了真实的对

    话，“是作为一种存在面对另一种存在，不通过中间媒介”。他试图

    为摩西的独特性辩解，声称人类自然达到的最高完善性必须体现在某

    个个体身上——而那个人就是摩西。实际上迈蒙尼德做的是缩小犹太

    教中的非理性领域，而非消除它：他隔离了信仰中理性无法解释的特

    定核心区域——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他还是承认某些问题几乎超出

    了人类的理性力量。在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明显矛盾中，他引用了

    《传道书》：“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43]在他的作品

    中，有些段落既赞同遵循或违背律法的绝对自由意志，也赞同严格的

    决定论，甚至，他攻击渲染律法无用的占星家。另外，他的13条信仰

    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一切都是上帝所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

    来。”[44]在他的浩繁卷帙中，其他的矛盾之处也有可能被指出，虽然

    数量出奇地少。

    迈蒙尼德竭力要做的是通过剥离迷信和用理性支撑余下的内容来

    巩固信仰。不过，在此过程中，他自然要对信仰的神秘形式提出并普

    及一种批评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诱使人们走得更远。理性一旦从单

    纯的信仰之瓶中释放出来，就会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迈蒙尼德

    是犹太人未来的伟大预告者，甚至算人类未来的伟大预告者，他的

    《迷途指津》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在转变犹太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总

    是朝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犹太教发挥的作用与伊

    拉斯谟（Erasmus）[90]对基督教发挥的作用一样：他产下了危险的蛋，

    而这枚蛋后来被孵化了。他为医学带来了身心一体、精神和物质统一

    的犹太教义，这些教义使他对心理疾病有了重要的了解，为弗洛伊德

    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他为神学带来了信仰和理性可以相容的信心，这

    个信心契合他自己那种冷静和崇高的思想，但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将

    斯宾诺莎[91]彻底带出犹太教。

    当时很多有学问的犹太人对迈蒙尼德为犹太教引领的方向感到忧

    虑。在普罗旺斯，基督教被阿尔比派异端分裂，多明我会宗教裁判所

    （Dominican Inquisition）这个新机构被打造出来强行推行正教，很

    多拉比希望犹太权威们采取类似的做法。他们厌恶迈蒙尼德对《圣

    经》做出的寓言解释，想要查禁他的书。1232年，多明我会竟然介入

    犹太人的这次内部争论，真的烧毁了他的书籍。但这当然会引起理性

    主义者的反击。“人们的心灵”，迈蒙尼德的追随者写道，“不会被

    哲学和致力于哲学的书籍拒之门外，只要他们的躯体内有灵魂……他

    们想要为这位伟大的拉比及其书籍的荣誉而战，他们将会向他的神圣

    学说献上他们的钱财、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灵魂，只要他们的鼻腔里

    还有生命的气息。”[45]

    尽管这种口头讨伐烜赫一时，但几乎没什么实际打击效果。理论

    上，犹太律法对于异端极为严苛——如果有两个犹太人做证说他们目

    睹一个人崇拜偶像，那这个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由于它

    处于权威政体而非独裁政体，因此在极其宽泛的领域内允许出现不同

    的观点。即使一个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异端也不会遭受身体惩罚，除非

    他有组织地试图让其他人改信他的观点。因此，理性主义和迷信在不

    稳定的和谐中持续共存，有时候还会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身上。

    考虑到犹太人经常被迫经历的苦难和恐惧，非理性主义的挥之不

    去也不足为奇。迈蒙尼德将智慧和理性视为犹太人的最佳武器，而且

    它们的确是——对于自信的精英来说。可对于普通的犹太民众，过去

    的神迹传说，未来还会出现神迹的希望，才是困难时期更可靠的慰

    藉。犹太神圣文学迎合了这两种需要，因为庞杂的哈加达故事、皮尤

    （诗歌），以及孩子们在母亲膝边听到的不计其数的古怪迷信与理智

    上令人信服的注释方法并存。犹太人被迫害和受到的经济压迫越厉

    害，他们越要求助于神圣的神话故事。“曾经不缺钱的时候，”一条

    米德拉西注明，“人们渴望听到《密西拿》《哈拉哈》《塔木德》。

    如今缺钱的时候，而且更糟糕的是，不堪奴役的时候，他们只想听到

    祝福和安慰。”[46]

    在其他宗教的包围中，犹太人不胜其苦。阿伯拉尔（Ab-elard）

    [92]的一名学生羡慕地评论：“一个犹太人，不管多穷，如果有10个儿

    子，就会让10个儿子都去做学问也会让他们全都识字，不是为了像基

    督徒那样获得好处，而是为了理解上帝的律法——而且不仅让他的儿

    子如此，连女儿也是如此。”[47]虽然这或许是真的，但是，迈蒙尼德

    提倡的那种犹太理性主义实际只适合于上层阶级，而且主要属于上层

    阶级所有。根据犹太会堂贮藏室里面的文献显示，被迈蒙尼德厌恶和

    谴责的那种民间宗教就在福斯塔特，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盛行起来。犹

    太人既使用白魔法，也使用黑魔法。他们玩火焰把戏，让鸟儿停止飞

    翔后再飞，在有时持续一整晚的仪式上用魔法召唤善灵和邪灵，然后

    再举行熏烟集会摆脱它们。他们进入出神的状态。他们召开降神会，

    旅途平安，家宅除虱，让男女陷入爱河，或者“宣誓就职天使”，都

    有咒语符咒。甚至还有用犹太——阿拉伯语写的秘密手册，声称要带

    领犹太人去寻找古埃及人的神秘墓葬宝藏。[48]

    然而这样非理性的宗教方式并不局限于犹太民众。它对上层阶级

    也有吸引力，它在他们中间的表现形式是神秘主义。迈蒙尼德自己的

    妻子就是一个情绪冲动的信徒，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虔敬——神秘主

    义家族。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亚伯拉罕跟他的母亲更相像，而非父亲。

    虽然他似乎一直致力于纪念他的父亲，积极地捍卫他的观点，但他自

    己的代表作，一部被称为《虔敬者的完整指南》的巨著，将虔敬主义

    或哈西德写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针对理性主义的反科学。[49]他被人

    称为“哈西德派领袖”，即“所有虔敬主义者的领袖”，收到和吸引

    了来自犹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信徒。这些虔诚者整日禁食，整夜站立

    祈祷。亚伯拉罕甚至还说比起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更称得上以

    色列先知的信徒。[50]此举肯定会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连犹太神秘

    主义的著作都想取缔，更别说其他的那些了。

    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神秘主义在犹太教中根深蒂

    固，甚至也许可以说犹太教根植于耶和华崇拜。上帝除了将《摩西五

    经》中成文法律交给摩西之外，还给了他口传律法，这一思想为宗教

    权威提供了便利。但它也极端危险，因为它导致人们相信关于上帝的

    大量特殊知识是通过口头私下流传的，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可以获

    准学习。《塔木德》里的词语“喀巴拉”简单来说的意思就是“接受

    的（教义）”或“口传”——《圣经》中《摩西五经》后面的部分和

    口述教义。然而，它逐渐成为秘传教义的意思，能够让享有特权的少

    数人要么直接与上帝交流，要么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获得上帝的知识。

    《箴言》第8章和《约伯记》第28章，通过隐喻和类比，将智慧论述为

    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力量，提供了通向上帝和宇宙的钥匙，似

    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权威证明。后世理性主义的犹太人不管何时想要

    否定神秘主义，就会发现其倡导者总会向他引用《圣经》。

    他们还能更多地引用《塔木德》，因为犹太教到了那个阶段已经

    吸收了大量的神秘元素。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神秘元素是在流亡期间从

    波斯习得的；似乎更可信的是，其他学者认为它们来自希腊诺斯替主

    义（gnosticism）。诺斯替主义或者神秘知识体系的传说是一种在不

    知不觉中发展出来的寄生产物，它像一种有毒的藤蔓，缠绕在主流宗

    教的健康躯体上。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不得不拼命斗争，以防止其掐灭

    基督教信仰。它同样侵害了犹太教，尤其是在流散期间。斐洛在《沉

    思生活》中记述了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教派，这个教派提出了

    《托拉》是活的身体的说法，那是一种典型的诺斯替思想。[51]它渗透

    了巴勒斯坦通常来说很反对希腊思想的宗教圈子——法利赛人、艾赛

    尼派、库姆兰教派，以及后来的坦拿和阿摩拉。约瑟夫斯说艾赛尼派

    有一种巫术文学。它第一次的真正繁荣就在启示文学领域。

    这些作品的作者将真实的身份隐藏在以诺、摩西、挪亚、巴录及

    其他伟大历史人物的后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充斥着排外

    和民族主义要素，且具有煽动性，是受压迫民族愤怒和怨恨的慰藉

    ——他们呼唤洪水和飓风降临在他们全副武装的敌人身上。他们写到

    天使、魔鬼、地狱、天堂、火焰风暴和时间的终结，希腊人和罗马人

    会在那时被摧毁。这些经文涉及神秘的知识，除了最可靠和最狂热的

    犹太人，其他人一律不得接触这些知识——狂热的库姆兰僧侣通常都

    拥有希伯来文和阿拉姆语的《以诺书》——还涉及能够被召唤出来击

    败基提以及上帝其他的可恨对手的隐秘力量之源。《以诺书》第14章

    涉及的神秘的战车宝座——本身来自《以西结书》第1章的暗示——导

    致出现了一整套梅尔卡巴（战车）神秘主义派别。他们向轻信的犹太

    民众灌输关于“站在战车前面的”天使、从上面降下的火，以及虔诚

    的灵魂经由出神升上战车的信息。与在喧闹的吟唱中公开进行的《托

    拉》教学不同，战车知识是低声地向特别挑选出来的学生隐秘传授，

    那些学生必须展示出一些特别的道德品质，具备特定的面相，拥有让

    手相家满意的手掌。传说的阐述者经常要被火焰或光圈包围，或者进

    入出神状态。他们会像以利亚那样奇迹般地进入天堂——一个人

    是“看了就死了”，另一个人是“看了被迷住”，还有一个人“平安

    地上去又平安地下来”。[52]有志于进入迷狂状态的人们要将头埋于两

    膝之间，背诵关于荣耀宝座的诗歌或早期圣诗。

    除了通过神秘状态直接与上帝交流的实用法术之外，从1世纪开始

    流传的这些秘传书籍倾诉了大量关于神和天堂的信息。因为《托拉》

    是神圣的，所以文字是神圣的；数字也是神圣的；如果找到钥匙，就

    能获得神秘的知识。一把钥匙是《诗篇》第147章第5节：“我们的主

    为大，最有能力”，被用来传达上帝的身量——使用字母——计算类

    似236乘以1万天国里格[93]这样的代码，以此提出头和四肢的基本尺

    寸，还有它们的神秘名字。上帝的这些神秘的名字——如阿迪尔伦、

    扎沃迪、阿赫特里尔、塔扎什、若哈拉里尔——非常重要，因为它们

    构成了让天国守门人给上升的灵魂放行进入一连8座向上通往天堂的奇

    异宫殿的口令。“8”是从希腊诺斯替信徒那里窃取来的神秘数字，还

    有战车，即上帝的力量和发散，等同于希腊的移涌[94]。不过，22，希

    伯来字母表的字母数，也是个神秘的数字，因为造物本身就是通过希

    伯来文字组合实施的，所以这些密码一旦被发现，就会揭示宇宙的秘

    密。

    贤哲对这种异乎寻常的迷信既着迷又排斥。测量上帝身体的拟人

    观有悖于上帝不可被塑造和不可知的犹太教基本教义。贤哲劝告犹太

    人专注于律法，不要去探究危险的神秘事物：“无论是谁思考四件事

    ——上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时间之前是什么，时间之后是什么

    ——那么他还不如从未出生。”可是，随后他们自己却继续从事那些

    事；而且，作为精英人物，他们倾向于赞同特别的知识要传达给被选

    出的人这一观点：“创世的故事不应该在两人面前阐释，战车的章节

    甚至不能在一个人面前阐释，除非他是贤哲并且已经对该内容有了独

    立的理解。”这就是《塔木德》；事实上《塔木德》和其他神圣的作

    品包含了大量这种可疑的内容。

    因此迈蒙尼德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倍感难堪，甚至被他们从《塔木

    德》中找出的不少内容激怒。比如，“神的身量”将《雅歌》解释成

    上帝爱以色列的神圣寓言，并且非常详细地给出了上帝的四肢尺寸及

    其神秘名称。完全拒绝《塔木德》犹太教的《圣经》派信徒嘲笑这段

    经文并用其抨击拉比。他们宣称它测量出来上帝的面孔向下至鼻间为

    5000厄尔[95]。虽然这是一种捏造；但书中却还有同样糟糕的内容。后

    来的一位注释者试图为其辩解，说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宇宙的尺寸。迈

    蒙尼德对不得不讨论这种经文的厌恶可想而知。起先，他想回避这个

    问题，说：“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百页。”然后他又把它划掉——他

    那份出现此处的《密西拿评注》手稿得以幸存。后来，他说服自己相

    信这整件事“不过是一个拜占庭传教士的所为”，并将它痛斥为伪造

    出来的东西。[53]

    迈蒙尼德代表的理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秘传文学的发展及其对犹太知识生活渗透的反映。而且理性主义的确具有一定的作用。12世纪和13世纪，它迫使主要的神秘主义者，至少是那些要求像知识分子一样得到尊重的人改进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教义文集，清除掉神秘的渣滓和几个世纪以来诺斯替式的杂乱内容，使其成为连贯的体系。12世纪下半叶，比较高级的喀巴拉，就像我们对它的称呼，开始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出现。它取材于许多因素，一个因素是诗歌，尤其是西班牙伟大的抒情诗人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1075—1141），他已知的800首诗歌包括350首皮尤。哈列维是有宗教情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称锡安主义者），这在那个年代还不太常见，他最著名的34首抒情组诗就被命名为《锡安之歌》。他认为西班牙的生活，无论在迫害爆发的间隙是多么舒适，与巴勒斯坦真正的犹太人生活相比，都是受奴役的生活，最终他还是去了巴勒斯坦。他把犹太人看作悲惨和受伤的民族，还把自己的一部哲学著作称作犹太教的辩护书，“为这个受歧视的宗教进行辩护”的一本书，它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理性以及基督教的抨击。而且他坚定地认为，对于受难的人类来说，尤其是受到残酷对待的犹太人，演绎推理出来的完美的世界无论多么令人满意，都不能代替对上帝的直接体会。[54]即使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犹太人来说，在遭受迫害的时候，这都是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于是毫无疑问，每当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收紧缠绕犹太人的网时，神秘主义的吸引力就更加强烈。

    普罗旺斯的神秘主义者还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发展出他们自己

    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理论——即使迈蒙尼德也被迫承认他们中的一些

    人学识渊博。一个是亚伯拉罕·本·大卫，或称赖拜德，写了一本抨

    击迈蒙尼德的《密西拿托拉》的学术著作。亚伯拉罕的儿子，盲人以

    撒（约1160—1235），以十重天或上帝品德为基础开创了一种近似于

    喀巴拉的连贯体系，还创立了一种理论，认为所有造物过去和现在仅

    仅是一种语言的发展，是神圣言语的具体化。这里用到了新柏拉图主

    义的概念“逻各斯”（正如“约翰福音”开篇中的“道”），只是从

    《托拉》研究和祈祷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重塑。神秘的喀巴拉从以撒居

    住的纳尔博纳向南传播，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传至赫罗纳、布尔戈斯

    和托莱多。在伟大的摩西·本·纳曼（Moses ben Nahman）拉比的支

    持下，喀巴拉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摩西·本·纳曼，又称纳奇曼

    奈（Nah-manides）或拉姆班（1194—1270），他年轻时开始改信这种

    体系，后来跃升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司法权威。

    纳奇曼奈至少创作了50部作品，多数是《塔木德》和《哈拉哈》

    的评注，而且他在晚年时还写了一本关于《托拉》的著名评注。其中

    虽然没有专门涉及喀巴拉，但自始至终都在暗示这种体系，尤其是在

    《圣经》的评注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喀巴拉带入了正统犹太学问

    的主流，尤其是在西班牙。纳奇曼奈使得喀巴拉主义者有可能伪装成

    保守主义者，将他们的观念源头回溯至《圣经》和《塔木德》，并且

    为最精彩和最古老的犹太传说提供了支持。正是这些理性主义者成了

    创新者，将《托拉》的研究引到了古希腊人的异教思想。从这个方面

    来看，反对迈蒙尼德作品的运动可以被描述为反希腊化犹太人的最后

    机会。

    纳奇曼奈本人从未参与过对理性主义的围剿——相反，他反对这

    种围剿——但他让喀巴拉主义者有可能逃脱类似异端的指控，那些指

    控实际上本可以被落实得更稳固。因为喀巴拉不仅引入了完全有异于

    《圣经》伦理一神论的诺斯替概念，而且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截然

    不同的宗教：泛神论。它的宇宙起源说——描述如何用上帝的语言孕

    育造物——和神圣发散的理论导致出现了万事万物均包含神圣元素的

    逻辑演绎。13世纪80年代，西班牙最重要的喀巴拉主义者，瓜达拉哈

    拉的摩西·本·谢姆·托夫（Moses ben Shem Tov），创作了喀巴拉

    主义全部知识的汇总——《光明篇》，通常被称为《佐哈尔》，这本

    书成为该主题最著名的专著。该著作基本上是鲜明的泛神论：它反复

    坚称上帝“就是一切”，一切统一于上帝，“正如神秘主义者所

    知”。但是，如果上帝存在于一切，一切存在于上帝，那么上帝如何

    能够成为唯一和独特的存在，就像正统的犹太教一直坚持强调的那

    样，无法被塑造，完全与造物分离？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唯一清楚的

    答案就是佐哈尔——喀巴拉是最有害的那种异端。但是实际上，这种

    神秘主义泛神论对非常聪明的人具有奇特的吸引力，而他们通常的思

    考方式却是冷静理性的。借由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将斯宾诺莎带出

    犹太教的这种思辨潮流也会将他带向泛神论，于是他成为迈蒙尼德理

    性主义及其对手反理性主义二者最终的产物。

    但那是在未来，在宗教权威广泛分布的中世纪犹太人中，这些相

    互竞争的潮流能够同时存在。在严酷的世界里，穷人们向迷信和民间

    宗教寻求慰藉；富人们，如果他们有思考的力量，就会求诸理性主

    义，如果没有，则会求诸神秘的喀巴拉。犹太教有太多的外部敌人，

    它不想因为强制实行一种没有人真正想要的均一而使其内部和谐面临

    风险。的确，人们可以将中世纪犹太教看作从根本上旨在维系犹太社

    会在面临众多危险时——经济灾难、瘟疫、专制统治，尤其其他宗教

    的攻击——保持团结的体系。

    国家一般来说都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

    教国家，甚至经常还是它们最好的朋友。出于宗教原因和简单的利己

    主义，犹太人对正当合法的当权者忠心耿耿：他们是依靠统治者保护

    的少数派。1127—1131年的会堂贮藏室文献显示，在祷文出现在犹太

    祈祷书的200年之前，犹太人就定期为伊斯兰统治者做公开祈祷了。与

    同时代伊斯兰文献形成对照的是，贮藏室文献并未出现对当权者的批

    评。统治者作出了回应，他们视犹太人为极为守法且能够创造财富的

    社会组成部分。当权者越强大，犹太人安全无虞的可能性越大。在基

    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度，宗教狂热浪潮出现的时候，灾祸就会到来，

    那时基要主义教士的势头压过了统治者或者更糟糕的是，把统治者变

    成了狂热的皈依者。

    犹太人无法确定这些时刻何时到来。他们要为应对这些时刻做准

    备。2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宣布放弃武力抵抗，直到20世纪才在巴勒斯

    坦恢复使用武力。不过他们有其他的办法。一个办法是他们最出色的

    成员选择让自己既对他们所寄居的社会有用又能让他们保持机动性的

    职业。在伊斯兰教国家，这一点通常不难。有能力的犹太人可以成为

    医生，伊斯兰统治者需要他们的日常效劳；地位低的人如果可以，也

    会需要他们，甚至会为了小毛病咨询他们，比如便秘和腹泻，就像会

    堂贮藏室保存的医药处方能派上用场。在埃及，每座城镇都有一位犹

    太医生，在犹太人定居的地区经常每个村庄都有一位犹太医生。犹太

    医生很受欢迎，他们会在大型公立医院坐诊，经常还会开设自己的私

    人小诊所。他们能去任何地方，接触任何人。所以他们几乎总是犹太

    社区的领袖。埃及纳吉德的第一家族全都是医生。行医不仅是迈蒙尼

    德的职业，也是他儿子的职业，或许还是他的孙辈和曾孙辈的职业。

    安曼家族8代医生，其中一代的父亲和一共5个儿子都从事这一职业。

    女儿们偶尔也是一样，至少也是眼科医生。犹大·哈列维是医生，纳

    奇曼奈同样是医生。这些医学世家还会从事相关商品的生意：药物、

    鸦片、草药、香料以及科学书籍。因此，成熟的生意网络可以让医学

    世家无论何时都可以在受到迫害威胁的时候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

    国家。犹太医生在各个地方都受欢迎，除了在宗教狂热时期之外——

    当然，那时他们经常会被指控下毒。[55]

    将家族企业团结在一起是犹太人最好的防御手段。大家庭比核心

    家庭重要得多，贮藏室文献显示忠诚主要存在于父子、兄弟姐妹之

    间，而非配偶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信件要比夫妻之间常见得多。女

    人的格言是： “ 丈夫可以找， 孩子可以生， 但好兄弟哪里能找

    到？”[56]遗嘱显示，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去世后，他的房产会被留给

    他的兄弟或者“父系家族”里最亲近的成员，而不是妻子，妻子只能

    得到她自己的嫁妆。正如一份遗嘱所示，“剩余的房产重回我父亲的

    家族”。[57]

    为了保持家族的强盛，婚姻实际上是男性和育龄女性的义务；犹

    太会堂贮藏室文献没有出现“老姑娘”这种词汇。拒绝一夫多妻是犹

    太教的一种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摩西五经》实际上并未禁止一

    夫多妻，但《箴言》第31章第10—31节看起来像支持一夫一妻制，而

    且从流亡后时期它开始成为规定；从格尔肖姆（Gershom）拉比（960

    —1028）时代开始，欧洲犹太人重婚和一夫多妻会受到逐出教会的最

    严厉惩罚。[58]重婚在埃及也会导致被逐出教会，即使是在夫兄弟婚的

    情况下，迈蒙尼德支持这种重婚，但条件是每位妻子能够得到平等的

    对待——“一夜与这位，一夜与那位”。[59]男性13岁成年，从那时起

    他可以被算作礼拜仪式上的法定人数，可以佩戴经匣[96]，从13世纪初

    叶开始，受戒礼开始标志成年，意思是他已经受到诫命的束缚。[60]此

    后他就会结婚，越快越好——像迈蒙尼德就是特例，年过30才结婚。

    婚姻是一场社会和商业交易，旨在维持社会凝聚力，所以婚约会

    在仪式上读出，而且为了避免争端或为了解除婚约时没有争议，婚约

    起草得就像合伙协议。这里有一份日期为1028年1月26日的《圣经》派

    信徒婚约：

    我，赫齐卡亚，新郎，将为她提供服装、住房和食物，尽我所能

    最大限度地满足她的需求和愿望。我会做到对她付以诚实和真诚、爱

    情和亲情，我不会让她悲伤，让她烦恼，会让她拥有食物、服装和犹

    太男人提供的典型婚姻关系……新娘萨尔纳，听到了赫齐卡亚的话

    语，愿意嫁给他，在上帝的纯净和神圣及对上帝的敬畏之中成为他的

    妻子和伴侣，听他的话，尊敬和珍惜他，做他的助手，在他的家中承

    担品行端正的犹太女子应承担的职责，对他付以爱情和关心，接受他

    的管理，恋慕于他。[61]

    《圣经》说“神说……休妻（离婚）是我所恨恶的”，[62]但是倘

    若婚约起草得当，离婚很容易，这是大家庭相对于核心家庭而言的优

    势之一。会堂贮藏室文献显示，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离婚在埃及犹

    太家庭比在欧洲或美国犹太家庭中间更普遍。[63]在离婚问题上，《密

    西拿》偏向于男性：“不论女方同意与否，均可与她离婚，但要与男

    方离婚必须得到他的同意。”[64]亚非伊斯兰国家的犹太女性比基督教

    欧洲的犹太女性地位更低，但会堂贮藏室记录暗示她们的权利经常比

    表面看上去的更大。如果她们挨了打，可以上法庭，而且有时候，丈

    夫还不得不因为妻子的强势向法庭寻求保护。很多信件清楚地表明妻

    子们会在丈夫出外做生意的时候打理他们的业务。女性代理人和经纪

    人很常见。记录中描述的一个女性事实上就被起了“经纪人”的绰

    号，她经营一份合伙事业，虽然自己被开除出了犹太会堂但被列入了

    公共捐赠者名单，去世时很富裕。[65]

    女性在教育系统中也发挥了作用，该系统是犹太世界真正的黏合

    剂。他们有自己的女班——通常由盲人学者授课。《圣经》女教师很

    常见。女性也可以管理学校，虽然难得一见。但教育方面的主要工作

    还是被托付于由社区支持的男性。实际上，跟村庄相对，犹太人对城

    镇的法律定义是至少要有10个“不出去工作的人”，他们要放弃私

    利，代表社区研究学习。11世纪末叶，福斯塔特有29人，开罗有14

    人，包括雷伊斯或犹太领袖（在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首席学者和

    宗教权威拉比诺（大师）、两名法官、5名犹太神学院学者、3名宗教

    导师、6名祈祷文领诵人、1名教师和5名执事。[66]

    社区以学校——犹太会堂综合设施为中心。开罗——福斯塔特被

    认为风气宽松，甚至十分舒适。厌恶音乐的迈蒙尼德不赞成在礼拜仪

    式时唱皮尤，但民众喜欢，于是他的裁定是由于会引发太大的怨气所

    以无法禁唱。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谴责在犹太会堂中使用大垫子和靠

    枕，但民意这次同样获胜了。但即使是在风气宽松的福斯塔特，每天

    也要有3次礼拜仪式，安息日有4次。[67]安息日和饮食的教规必须严格

    遵守。严格的犹太律法导致人口持续向主流社区渗入，虽然大多没有

    记录， 但也正是这种纪律维持了犹太人的团结和骄傲。安息日

    （sabath，原形动词是shabath）意为中断。一切工作都要禁止，《出

    埃及记》明确禁止生火，《密西拿》就列出了39种生火中会用到的工

    作。口传律法以竖起“律法四周的栅栏”为原则，以此避免即使是意

    外的违规行为，将禁止的范围扩展得更为广泛。所以，因为你不能折

    断树枝生火，所以你不能骑马，即使马不是你的（你拥有的动物也得

    在安息日休息），但你可能会折断树枝当作鞭子。因为《耶利米书》

    第17章第21节禁止在安息日担担子，所以《密西拿》用了两个章节来

    讨论携带物品的最小重量，还用了大量注释讨论允许搬运一些东西的

    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的区别。由于《出埃及记》第16章第29节禁止人

    们“第七天从自己的地方出去”，因此出现了关于走路的大量注释。

    [68]

    受雇的公职人员会监督这些禁令的实行情况。他们在饮食教规方

    面甚至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由于食物是宗教的一部分，进食是与上

    帝的交流，所以食材不仅要来自获得准许的种类，在宰杀时也要遵照

    规范的程序，还要有出声的祷告。必须用刀割下家畜和家禽的食管和

    气管，刀要轻蹭手指三次，轻蹭指甲三次，以保证其洁净和锋利。宰

    杀后的肉要被检查是否有疾病迹象，尤其是肺部，然后含有血液的血

    管，连同后部禁止食用的脂肪和筋，均要被去除。屠宰员由拉比指

    定，会堂贮藏室的一份信件显示他们会从三个方面对屠宰员进行审

    查，是否信仰虔诚、行为端正、学问良好——正如戈伊坦已经注意到

    的，这是犹太人倾向于将技能提升至学术领域的一个好例子。[69]全部

    工作完成后，包括血液也清除完毕后，就由一名守卫看管，确保准备

    好烹制前没有人触碰，届时肉要在水中浸泡30分钟，用盐腌1个小时，

    确保没有血液残留。这名守卫还会监督挤奶和奶酪制作，那都要符合

    洁净规则。一个作为犹太人洁食的鸡蛋不能沾血，要一头圆，一头椭

    圆，蛋黄四周包裹蛋白。因为《圣经》禁止用母羊的奶烹煮山羊羔，

    所以注释者将此演绎为禁止肉奶同食，除非一种与另一种的比例超过

    60:1。那接下来又导致人们要使用两套用具制作和盛放饭菜。[70]

    因此社区屠宰有助于犹太教区居民的团结。此外，虽然犹太穷人

    也得严格饮食，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缺少食物，因为每周五他可以收到

    足够的钱（或等价物）支付全家14顿饭菜。从圣殿时期开始，捐款箱

    成为犹太福利社区的中心，迈蒙尼德叙述道：“我们从未见过或听过

    一个没有捐款箱的犹太社区。”[71]每个捐款箱有3位可靠的市民作为

    受托人，因为慈善是犹太律法中规定的义务，所以对于不捐赠的人，

    他们有权没收其物品。福利的提供形式有仔细的分类，分别有各自的

    基金和负责人：为穷人提供的服装和教育，为贫穷女孩提供嫁妆，为

    穷人、孤儿、老人和病人提供逾越节食物和酒，安葬穷人、囚犯和难

    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犹太人从基督诞生之前就采用并始终

    践行的理念，即使是在整个社区境况窘迫的时候。有偿付能力的犹太

    人在入住社区1个月后就得向捐款箱捐赠；3个月后要向施食处捐赠，6

    个月后要向置装基金捐赠，9个月后要向安葬基金捐赠。[72]不过由于

    帮助穷人是向上帝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代替了古老的圣殿献祭，所

    以虔诚的犹太人会超过最低义务限度地多加奉献，福斯塔特的犹太会

    堂里会挂上长长的、精心书写的捐献者名单——让上帝看见，也让众

    人看见。犹太人憎恶依赖福利的行为，他们引用《圣经》的话：“你

    必须根据穷人的需要帮助他”，但又补充说，“你没有义务让他富

    有”。[73]《圣经》《密西拿》《塔木德》注释，随处可见关于工作和

    实现自食其力的训诫。饭后的谢恩祷告祈求：“我们恳求您，我们列

    祖的神啊，让我们不需要血肉的恩赐……只让我们依靠您丰满、敞

    开、神圣、充裕的手，好让我们不会感到羞耻。”贤哲指示：“如果

    有必要，就在市场剥动物皮，领取工钱，不要说‘我是大人物，做这

    样的事情有辱我的尊严’。”[74]

    不过会堂贮藏室文献——如受捐者和捐助者名单——显示事实上

    福利不得不大规模地派发。在迈蒙尼德到达福斯塔特的时期（约1150

    —1160），3300名犹太人里面有500人可以养家糊口，130个家庭靠施

    舍为生；1140—1237年，平均每4个捐助者要帮助一个赈济受助者。

    [75]贫困经常不可避免。比如，1201年2月，饥荒和瘟疫让福斯塔特的

    人口减半，留下穷困的寡妇和孩子。会堂贮藏室文献显示，统治者征

    收吉兹亚（人头税），那是穷人真正恐惧的，执行起来极为残忍无

    情，未履行缴税义务的，亲属要为其负责，要外出的必须出示完税证

    明才能出行。

    反犹主义的威胁始终隐藏在暗处，犹太会堂贮藏室文献用的

    是“仇恨”（sinuth）一词。最可怕的迫害发生在11世纪初叶，在狂

    热疯狂的法蒂玛哈里发哈基姆统治时期，他先是把矛头指向基督徒，

    然后就是犹太人。另一位狂热的统治者是萨拉丁的侄子马利克，他自

    称也门的哈里发（1196—1201）；1198年8月来自也门的一封信件讲述

    了犹太人如何被召集到这位统治者的谒见大厅被强制要求改变信

    仰：“于是所有人都放弃了信仰。一些虔诚的人（后来）叛离伊斯兰

    教，都被斩首了。”对于犹太人来说，哈里发统治的一些地方比其他

    地方情况更不佳。摩洛哥很狂热，叙利亚北部也是如此。排斥契约民

    的条例，如节制法规，经常被严格执行，以便向犹太社区敲诈金钱作

    为了结。1121年的一份会堂贮藏室文献描述了巴格达的敕令，对犹太

    人穿着作了强制规定：

    两枚黄色徽章，帽子上和衣领上各一枚。此外，每个犹太人脖子

    上必须悬挂一件（重3克的）铅制品，上面有“契约民”字眼。还必须

    系腰带。女人必须穿一只红鞋、一只黑鞋，脖子或鞋上要有一只小铃

    铛……维齐尔指派蛮横的男人监督犹太男性，指派蛮横的妇女监视女

    性，用咒骂和侮辱伤害他们……他们会嘲笑犹太人，暴民和年轻人会

    在巴格达的所有街道上痛殴他们。[76]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埃及还是相对安全的

    地方，尽管亚历山大城的反犹主义传统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希腊化

    时代。在犹太会堂贮藏室里的一份信件中，作者叙述了那里发生的一

    个反犹事件，一位犹太长老被污蔑实施强奸，作者还补充道：“反犹

    主义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为了表达他们的仇恨，城镇里的每个人

    都变成了监视犹太人的警察。”[77]不过贮藏室文献显示，在福斯塔特

    和开罗，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杂居，发展为普通的生意伙伴关

    系。戈伊坦总结说，没有证据支持，起码是在埃及，反犹主义盛行或

    严重的观点。此外，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统治的埃及是世界各地

    受迫害的犹太人（及其他人）的避难所。

    如果说犹太人的待遇在哈里发统治下各地各时各有不同，那么在

    拜占庭的统治下则是始终恶劣。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在1095年第一次

    十字军东征布道之前，情况还算过得去；此后，几乎每个地方的犹太

    人状况都开始恶化。与伊斯兰教地区一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当权者总是会优待犹太人。他们是最好的城市移民，拥有有用的

    交易网络，具备少有的技能，能够迅速积累财富，是方便的征税对

    象。他们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期间繁荣兴旺。大概在825年，虔诚者路易

    皇帝给他们签发了许多鼓励定居的特许状。里昂的艾戈巴德

    （Agobard）[97]的信件表明，他们不仅享受皇帝的保护，还被允许修建

    犹太会堂。间或有麻烦发生——比如，1007年法国发生的迫害；1012

    年，美因茨的强制改宗。但总的来说，犹太社区发展良好，规模扩

    大，尤其是在莱茵河流域各处和1066年之后从下莱茵地区到英格兰的

    区域。迟至1084年，当时在位的施派尔主教才给予他们一份权利特许

    状，内容包括在他们的居住地区四周修建防御墙，以此吸引犹太人在

    他的城市定居；1090年，亨利四世皇帝续签了这份特许状，还为他们

    提供了一份沃姆斯的新特许状。

    不过，官方对犹太人的态度越来越矛盾。世俗君主倾向于将犹太

    人当作可以收割的个人财产；不只是他们的收入，必要的时候，还可

    以侵吞他们的资本。教会首领，作为城市的统治者，重视犹太人存在

    的经济价值；但作为牧师，他们憎恶犹太人的存在。大教皇格里高利

    （590—604年在位）保护罗马的犹太人，但同时又创建了基督徒反犹

    太教的思想体系，那将直接导致对犹太人的人身袭击。实际上他的观

    点是犹太人并非看不到基督教的主张，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上

    帝的儿子，但他们从前拒绝他，现在依然拒绝他，因为他们的心灵堕

    落了。情况历来如此——对犹太人不利的证据全都在他们自己写的

    《圣经》之中。[78]当然，对于犹太人来说，其中还存在一个可怕的问

    题。他们最重要的天赋之一就是批判能力。他们一直拥有这种能力，

    这是他们的理性之源，将他们率先带到一神论的因素之一，因为他们

    的批判意识不允许他们接受多神论的愚蠢。但是他们不只有批判能

    力，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擅长自我批判。而且，或者说至少在古

    代，他们是出色的历史学家。他们看到了关于自己的真相，有时是丑

    恶的真相，并记在《圣经》之中。其他民族创作民族史诗都是为了宣

    扬和提升自己的自尊，而犹太人却是为了找出他们的历史错在哪里，

    对在哪里。正因如此，《圣经》中才随处可见表现犹太人是有罪民族

    的文字，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的律法，却往往心怀恶念或者思想顽固

    而拒绝接受它，事实上，犹太人是自证其有罪。

    基督教护教士基本上并不认为犹太人应该为他们的祖先杀害基督

    的罪过受到惩罚，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已

    经见证了他的神迹，目睹了预言的实现，却因为他的贫穷和卑微而拒

    绝承认他，他们的罪仅在于此。但从那时起的每代犹太人还是一直表

    现出同样的顽固不化，就像《圣经》里面那样。他们不断地掩盖真

    相，篡改事实，或者隐瞒证据。圣杰罗姆指责他们删除了先知书里提

    到的三位一体。圣游斯丁（St Justin）[98]说《以斯拉记》和《尼希米

    记》里面的线索被他们抹除了。编纂《塔木德》的老拉比知道真相，

    甚至用隐秘的形式将其记录了下来——那是基督教辩论家试图用来支

    持自己观点的一个理由。甚至连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都撰写了关于

    耶稣的真相（实际上那明显是插入的文字，那时手稿的流传途径都在

    基督教的控制之下），但犹太人就是坚决反对。那不是愚昧，那是恶

    意。这里是12世纪历史学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的一段评论：

    甚至对于他们历史学家的证词——他们拥有这位历史学家的希伯

    来文书籍并认为它们是可靠的——关于基督的部分他们也不接受。但

    我们见过的那位牛津的圣弗丽德丝维德修道院的罗伯特院长年长可

    靠……擅长经文，通晓希伯来文。他派人去了英格兰犹太人居住的各

    个城镇，从他们那儿收集了许多约瑟夫斯用希伯来文写的书籍……他

    在其中两本发现了这段关于基督的证词，写得充分详尽，但好似刚刚

    被划掉了；不过其他所有的书删除得更早，就好像从未存在过。将这

    个出示给专门被召集起来的牛津犹太人时，他们承认有罪，并对这种

    针对基督的欺骗性恶意和不诚实感到困惑不解。[79]

    基督教这条论证路线的悲剧在于它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反犹主

    义。犹太人知道基督教的真理却仍然拒绝它，这种行为太过分了，简

    直不是常人所为。于是就有了犹太人不同于常人的观念，他们关于食

    物、宰杀、烹饪和割礼的律法更是加强了这种观念。还有传言说犹太

    人有隐藏的尾巴，身患血痢，身上有异味——一经受洗，这些毛病就

    会立即消失。这转而导致传闻称犹太人为魔鬼效力——那可以解释一

    切——在神秘邪恶的仪式上与魔鬼交流。

    在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在克莱蒙费朗发布之前，反犹

    情绪便似乎已经积压了一段时间。基督徒在圣地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

    数传闻引发了十字军东征的浪潮。穆斯林是这些传闻中的主要反派，

    不过犹太人也经常被编排在内，成为阴险的帮凶。那是一个基督教基

    要主义的时代，教皇制度进行了改革，西多会等严格主义者的修道会

    相继出现。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和基督复临迫在眉睫，人们迫切地想

    要为自己获得恩典和释罪。集结在欧洲西北部的武装人员为各种各样

    唯信仰论的行为提供了机会，正常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变卖资产

    或者借钱以支付他们的东征费用。他们期望将债务一笔勾销，犹太

    人，少数有周转资金——现金——的群体之一，成为容易招致攻击的

    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狂热的十字军战士也不会攻击自己街坊

    的犹太人，他们知道那里的居民是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可一旦开始

    行军，他们就会随时攻击其他城市的犹太人。接下来，被卷入狂热和

    劫掠欲望的基督教城镇居民有时也会参与其中。当地统治者被这种突

    如其来的暴乱震惊得措手不及，失去了控制力。

    我们有一份12世纪犹太编年史家所罗门·本·桑松拉比的屠杀报

    告。[80]屠杀从法国鲁昂开始，1096年春季蔓延至莱茵兰城市。随着经

    常跟暴徒差不多的十字军大量聚集，进军沿途的所有犹太社区都岌岌

    可危。施派尔主教用派遣军队和绞死元凶的方法迅速阻止暴乱：“因

    为他是外邦人中间的义人，那位永恒的存在通过他来拯救我们。”[81]

    科隆大主教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但在美因茨，大主教都不得不逃命自

    保，犹太人竭力反抗还是被打败。男性或被屠杀或被强制改宗，孩子

    们惨遭杀戮，以防止他们被培养成基督徒，而女人们则躲藏在大主教

    的城堡里集体自杀——共有1000多人丧生。莱茵兰古老、富裕和人丁

    兴旺的犹太社区被摧毁，大多数犹太人被杀或被拖去洗礼池。其他人

    对同镇居民突如其来、令人费解的仇恨感到恐慌，四散逃离。他们已

    经认识到保护特许状除了用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封盖罐子”，已

    经没有别的用处了。

    推动激发第一次十字军暴乱的反犹思想体系和民间传说被证明只

    是柱基而已，在它的上面，一座有敌意的谣言谬论的大型上层建筑被

    修筑起来。1144年，东安格利亚的诺威奇发生了一起不祥的事件，那

    里当时是英格兰最富有、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犹太人在盎格鲁-撒克逊

    的英格兰为数不多，他们是在征服者威廉入侵后随着其他许多佛兰芒

    移民一同前来的。他们半数住在伦敦，但犹太社区在约克、温切斯

    特、林肯、坎特伯雷、北安普敦和牛津陆续出现。虽然没有出现犹太

    居住区，但通常也会有两条犹太街道，一条居住着富有的犹太人，另

    一条住着穷人：如在牛津阿尔代街附近就有犹太大街和犹太小巷。[82]

    犹太人为自己修筑了很好的房屋，为了安全，经常要用石头砌成。林

    肯市如今甚至还留有两栋12世纪的犹太人房屋（一栋可能被用作犹太

    会堂），可算英格兰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此类房屋之一。[83]诺威奇有莱

    茵兰犹太人定居，但没有大型犹太社区：最多200人，英格兰的犹太人

    总人口最多也不超过5000人。不过V.D.李普曼的研究充分探究了他们

    的活动。[84]诺威奇的犹太人住在市场和城堡附近（为安全起见），不

    过是与基督徒杂居。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以土地和租金为抵押放款。他

    们还是典当商，一些英国犹太人是医生。[85]与英格兰其他17座有犹太

    人居住的城镇一样，这里有一个相当富裕的家族，朱尔奈特家族可以

    上溯五代人。他们在伦敦有生意伙伴，足迹和业务遍布全国，处理的

    资金数额巨大。位于国王街的石砌大房子与其他犹太人的房屋不在一

    处。他们资助《塔木德》学问家，而且其中一些本身就是学者。[86]

    1144年，这个小社区被一项骇人听闻的控诉推到了风口浪尖。3月

    20日，复活节和逾越节前不久，一个名叫威廉的男孩失踪了，他是一

    个殷实农民的儿子、皮革匠的学徒。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进了一栋

    犹太人的房子。两天后，也就是圣周的星期三，他的尸体在城市东边

    的索普森林被发现，“身着他的短上衣和鞋子，头部被剃去毛发，有

    无数刺伤”。我们所了解的细节主要来自一本圣徒言行录《诺威奇圣

    威廉的生平和神迹》，由诺威奇修道院的僧侣、蒙茅斯的托马斯于此

    后不久集结编辑。[87]据托马斯说，男孩的母亲埃尔薇拉和一个名叫戈

    德温的当地牧师指控诺威奇的犹太人谋杀了男孩，说这种罪行是基督

    受难的重演。后来，在一个犹太人家工作的基督徒女佣说那个男孩是

    在犹太会堂的礼拜仪式结束后被绑架的。他嘴里塞着布，身上绑着绳

    子，头上扎满了刺，然后被绑成像在十字架上的姿势，左手和左脚被

    打上钉子，肋部被刺穿，并被滚烫的水从头浇遍——他们声称是透过

    门缝看到这个场景的。一群犹太人在教会法庭上被指控亵渎神圣，但

    当地的郡治安官宣称他们是国王的财产，拒绝让他们受审，并迅速将

    他们送到诺威奇城堡里保护起来。

    到此，与这个男孩尸体有关的第一拨神迹开始出现。最初，当地

    教会势力跟世俗当局一样，对整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可两年后，一名

    支持这种祭仪说法的僧侣被任命为诺威奇主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这座修道院的正式当选为一场反犹太示威提供了机会。同年，埃利埃

    泽尔，当地的一名犹太放债者，被一位欠他钱的西蒙·德·诺弗爵士

    的仆人们杀害。传闻慢慢流传开来。在复活节杀害基督代替者的祭祀

    契合了官方认为犹太人明知真理却拒绝它的观点。接下来，有人指出

    那场谋杀被发现的那天，3月22日，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次日。众所周

    知，犹太人要为逾越节制作特别的无酵饼。有一个反犹传闻说，自他

    们对彼拉多高喊“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之后，所有

    的犹太人都患有痔疮，贤哲告诉他们只有用“基督的血”才能治愈

    ——也就是说，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却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并接受了

    这条建议。为了得到必不可少的血，用来制作他们用于治疗的逾越节

    面包，他们就得每年杀害一位基督代替者。剑桥的西奥博尔德，一名

    犹太教的改宗者，把这个传闻与威廉被杀结合起来，宣称西班牙的犹

    太人会议每年会抽签挑选必须实施这种祭仪谋害的城镇，而1144年就

    抽到了诺威奇。[88]于是，从这一宗犯罪产生了两项针对犹太人的各具

    特色却相互交织的指控——祭仪谋害的指控和血祭诽谤。[89]

    这段插曲对犹太人的安全尤其具有毁灭性打击。男孩威廉凭借死

    于祭仪的性质，获得了基督的一种神圣要素和行神迹的能力，于是神

    迹接连发生——每一件都是对犹太人恶意的进一步证明。追封圣徒那

    时尚未由罗马中央掌控，而是由大众的呼声决定。因此，这类令人激

    动的圣徒尸体吸引来了朝圣者、礼品和捐赠资金，给拥有它的教堂带

    来了财富，所以一旦有孩子在犹太人居住地附近被杀且情况可疑，就

    容易出现祭仪谋害的指控——1168年在格洛斯特，1181年在贝里圣埃

    德蒙兹，1183年在布里斯托尔。新的十字军布道总能让反犹情绪沸反

    盈天。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于1189—1190年发起，英格兰在这次东征中

    表现突出，因为狮心王理查领导了东征，而且煽动了已经被祭仪谋害

    指控激怒的暴民们。1189年，出席理查加冕礼的犹太富人代表团被一

    群人攻击，接着是伦敦的犹太人被袭击。第二年临近复活节的时候，

    大屠杀爆发了，约克的情势最严重，那儿的犹太富人区遭受血洗，尽

    管他们向城堡寻求了避难。诺威奇当然也成为牺牲品，一位编年史家

    记录：“赶往耶路撒冷的人里面，很多人决定先奋起反抗犹太人……

    于是2月6日，诺威奇所有在自己家里被发现的犹太人都被屠杀；有的

    人躲进城堡避难。”[90]

    这是消灭拉丁犹太人的又一重大事件。12世纪，有组织的异端兴

    起导致越发有专制主义和必胜主义倾向的教皇对宗教活动的所有非正

    统形式都持怀疑看法，尤其是犹太教。中世纪最大的中央集权者英诺

    森三世（1198—1216任教皇）在1216年[99]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颁布

    了一系列反犹太法令，批准创立两个布道修道会——多明我会和方济

    各会——特别赋予它们在城市中巩固正教信仰的职责。多明我会更是

    被委以镇压异端的职责，方式是调查可疑的行为，审问和审判嫌疑

    人，将那些被判有罪的人移交给世俗权力机关惩罚。

    作为基督论的补充表现形式，英诺森推出了新的圣餐礼拜。这转

    而创造出反犹主义的另一个层面。1243年，柏林附近的犹太人被指控

    偷窃了一块圣饼并将其用于他们自己的邪恶目的。这种做法同样非常

    符合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明知真理却与它对抗的观点。他们的确相信圣

    饼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偷走它、折磨它，让它再次体验

    基督的苦难，就像他们偷走基督徒的孩子并在恶魔般的仪式上杀害他

    们一样。正如所有的阴谋论一样，只要丰富的想象力迈出第一步，其

    余的就会伴随令人兴奋的逻辑接踵而来。1243年之后，拉丁欧洲各地

    都有关于偷窃圣饼的报告。根据诉讼案件所示，它们被曝光出来，是

    因为圣饼会在极大的痛苦中创造神迹：它升到空中，引发地震，变成

    治愈瘸子的蝴蝶，现出天使和白鸽或者——其中最常见的是——像孩

    子一样在痛苦中尖叫或哭泣。[91]

    所有的这些诽谤都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有的指控可能是因为真的

    误解。比如，1230年在诺威奇，犹太人被指控强行割去一个5岁男孩的

    包皮。1234年，该案件最终上了法庭，犹太人被监禁和罚款，而且这

    件事似乎还在次年引发了一场市民针对诺威奇犹太人的暴力袭击。大

    约在1240年，几名与这个案件有关系的犹太人被绞死。最有可能的解

    释是这个犹太家族要让本族一名改宗者的儿子回归信仰。[92]大多数针

    对犹太人的指控纯属捏造，而且每当基督教会真正开始调查时，调查

    结果总能证明犹太社区的清白。[93]

    当然，看待这些诽谤必须结合犹太人的放款背景，这种背景影响

    了相当广阔的社会范围。来自13世纪法国南部佩皮尼昂的证据显示，

    借款人65%由乡村居民构成，尽管他们的借款数额只占总数额的43%；

    城镇居民的这两个比例是30%和41%；骑士和贵族的比例是2%和9%；神

    职人员是1%和5%。[94]英格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大修道院和地位较高的

    贵族虽然要用到犹太人，但比例相对较小。两个国家的主要借款人都

    是贫穷的乡绅——最有可能在反犹激进主义浪潮中打头阵的阶层。一

    个有名望和威信却没有钱、又将失去土地的乡绅就可以煽动起一群暴

    民。整个历史都是这样的教训，即放款会在乡村社会制造麻烦。13世

    纪英格兰的一份犹太婚约显示，有息放款预计每年可以带来不少于

    12.5%的收益。[95]按照中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似乎并不算高。不幸的

    是，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放款人之间的协议非常复杂，经常会形成

    多层借贷的联合组织形式；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被犹太人的规定以及

    规避这些规定的企图、基督徒的规定以及规避这些规定的企图弄得复

    杂难解。最后的结果就是提高了借款人必须支付的最终利息，而且最

    重要的是，法律问题密集出现，以至于每一起争端都几乎必定会出

    现“这就是抢劫”的指控。犹太人内部和基督教法庭都会对这些事件

    进行处理。记录显示，“犹大，布里斯托尔的犹太人，因犹太人例行

    会议对一名犹太人是否应向另一名犹太人收取重利的问题所做的调查

    而欠下两盎司[100]黄金”；还有一次，约克的亚伯拉罕·本·约书亚告

    诉“犹太人的法官”，“犹太人可以借基督徒之手获取重利，如果对

    方觉得不公平，那就让他到例行会议的律法专家面前，到那儿起诉

    他，因为这种涉及律法的事情只能在那里解决”。[96]对于这些情况，

    城市的商人们可以理解，可乡下的骑士们就难以理解了。

    理论上，常常也是实际上，国王从庞大、繁忙的犹太社会获得了

    巨大的利益。在12世纪的英格兰，安茹王朝的国王们无疑从富有的犹

    太借贷者那里收益颇丰。那时有一个特别的犹太财政署，在每座有犹

    太社区的城镇设有金库。每座金库由两名犹太人和两名基督徒共同管

    理，他们会记录所有的债务协议。总署有一名犹太人和一名基督徒法

    官，以及一名提供建议的拉比。[97]国王实际上要从犹太人的所有商业

    交易中抽成，所以他需要知道谁欠了哪位犹太人多少钱。林肯市的亚

    伦，中世纪英格兰最成功的犹太金融家，当他在1186年去世的时候，

    为了处理他的财产甚至专门建立了一个财政署。作为整个犹太人历史

    上引人瞩目的讽刺之一，亚伦为极端严格主义的西多会的大规模扩张

    提供了资金，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借给他们总计6400马克[101]，这笔借款

    在当时看来数额非常庞大。国王继承了他的债权，尽管其中一些被转

    售给了他的儿子伊莱亚斯。[98]

    如果类似这种飞来横财能够经常出现，那么英格兰的国王们一定

    会保证犹太社区的存在。可是亚伦的成功出现在12世纪90年代的反犹

    爆发之前，后者摧毁了约克及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99]从那以后，英

    国犹太人赚钱越来越难。1215年，拉特兰会议的反犹法规更是让他们

    雪上加霜。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大宪章”的缔

    造者之一——“大宪章”本身就包含一项反犹条款——试图组织一场

    联合抵制犹太人生意的运动。整个13世纪，英格兰犹太人的经济始终

    在下滑。约克的亚伦曾对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说，他上缴给国王的

    钱超过了3万马克，然而1268年他去世的时候却一贫如洗。[100]

    爱德华一世，这位前十字军战士和“凯尔特人之锤”，对金钱的

    需求永无止境。在他统治时期，犹太人的经济下滑开始加速。犹太人

    作为向大人物放贷的群体，他们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被耶路撒冷的圣殿

    骑士团及其欧洲辖区所取代，那些人是第一批真正的基督徒银行家。

    犹太人被推向底层市场，从事小规模借贷、钱币兑换和典当业。对于

    爱德华来说，系统地榨取犹太人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他想要痛下杀

    手，迅速没收他们的资产。1275年，他通过了一项反犹太法令，让高

    利贷成了非法行为；后来高利贷罪行又被与更严重的罪行亵渎神明联

    系在一起。1278年，一批批犹太人在全国各地被捕，许多人被关进了

    伦敦塔。一位编年史家记载有300人被绞死。他们的财产进了国王的腰

    包，这些到手的钱诱使爱德华变本加厉。下一步便是控告犹太人惯于

    剪除硬币的边缘，诺威奇有十几个人因为这项罪名而被绞死。最后，

    13世纪80年代末，爱德华发现自己需要一大笔现金赎回他的堂兄弟，

    萨莱诺的查理。他没收了加斯科涅犹太人的财产，1289年将犹太人彻

    底驱逐。次年，以犹太人普遍逃避禁止高利贷的法律为借口，他又把

    他们全部赶出英格兰，夺走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诺威奇最富有的犹太

    人带给他300英镑[102]的收益。11座城镇的犹太人共产生了9100英镑的

    收益，18个家族就提供了其中的大约6000英镑。虽然这种收获令人失

    望，但到此时为止，犹太社区已缩水到只剩下其规模最大时的一半

    ——只剩下2500人可以驱逐了。[101]

    到了这个时候，中世纪基督教各政府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犹太

    人问题”，而驱逐就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被尝

    试过：1012年在莱茵兰部分地区，1182年在法国，1276年在上巴伐利

    亚。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这个策略在英格兰或多或少地奏效了，

    不过在分散着数千块领地的欧洲大陆，驱逐很难实施。尽管如此，在

    意识形态的持续压力下，各政府依然会采取反犹太措施。英诺森三世

    在他的拉特兰法令中提出，由于他们寡廉鲜耻地使用金钱的力量，犹

    太人已经颠覆了自然秩序——自由的基督徒已经沦为犹太奴隶的仆人

    ——政府必须强行设置障碍，以恢复原本的状态。[102]于是各政府开

    始行动。从12世纪开始，犹太人对于王公诸侯来说逐渐失去作用了。

    基督徒已经学会了他们做生意和理财的技能。虽然这是一个建造新城

    镇的大时代，但犹太人作为城市移民已经不再被需要——基督徒可以

    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了。于是当权者对犹太人的存在不再那么宽容，而

    且拜血祭和祭仪谋害的诽谤所赐，犹太人成为不时发生的骚乱源头。

    他们还开始由衷地担心犹太人为令人不安的思想扩散推波助澜。在中

    世纪末叶，异端经常与激进主义有所关联。异端分子偶尔会联络有学

    识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与他们讨论《圣经》经文，借书给他们。犹

    太人总是有书，经常还有一些被当局视为具有颠覆性的书籍。如果教

    会缴获了那些书，犹太人还会把它们像奴隶一样赎回去。1190年，他

    们的约克社区遭遇屠杀后，他们就设法把自己的书运到了科隆，准备

    卖给那儿的犹太人。[103]

    理论上，按照基督教律法和他们自己的律法，犹太人被禁止上大

    学，但他们会聚集在大学城。学生们是反犹主义一如既往的急先锋。

    在都灵，学生们有权在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用雪球扔砸犹太人，除

    非他们支付25达克特[103]的赎金；在曼图亚，“罚款”是糖果和书写

    纸，在帕多瓦是一只肥鸡。在比萨的圣凯瑟琳节日那天，学生们可以

    把他们能找到的最胖的犹太人拉到秤上，然后“罚”整个社区与他的

    体重等重的糖果。在博洛尼亚[104]，犹太人不得不举行一场学生宴会。

    在有医学院的地方，犹太人必须提供尸体，或者交钱，而这种行为有

    时会造成犹太人的墓地亵渎神圣。[104]所有这些都表明，犹太人被接

    受为大学社区的一部分，即使不受欢迎。他们经常在那儿教书，如

    1300年，雅各·本·玛吉成为蒙彼利埃医学院院长。15世纪初叶，伊

    莱亚斯·萨博大师在帕维亚教授医学（还被召到英格兰为亨利四世治

    病），改宗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校园里声势显赫。有时候，正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改宗者成为他们从前教友的灾难；更为经常的

    是，特别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知识界组成一个批判的、

    探究的和令人不安的群体。教会确认阿尔比运动或15世纪波希米亚的

    胡斯派是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而绝非空穴来风。犹太人在最终打破

    了教会垄断的两股力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都很活跃，他

    们是发酵的酵母。在中世纪，民粹主义者对犹太人提出控告无一例外

    都是虚幻的想象，但宣称他们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倒是有可信之处。

    维也纳犹太小说家雅可布·瓦塞尔曼在他的著名自传《我的德国犹太

    人生活》中提出了这个观点：

    不幸的事实是，迫害者，受人推动也好，自发也好，都能找到理

    由，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相。每一个反传统事件、每一次动乱、每一个

    社会问题都能看到犹太人冲在第一线；无论哪里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

    革命，无论哪里的政府需要将转型的思想转化为狂热的行动，都有犹

    太人冲锋陷阵。

    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105]

    中世纪的拉丁国家不允许他们奢望领导权力，但他们的导师地位

    完全不容否认。

    因此，中世纪下半叶，神职人员想尽办法抵制他们眼中的犹太人

    颠覆活动。在他们中间一马当先的是修道士。13世纪，多明我会和方

    济各会的修道士主宰了大学生活，他们还占据了重要的主教职位并在

    拉丁国家监控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认为奥古斯丁相对宽容的

    态度再也站不住脚了——依靠这种态度，犹太人被当作“证人”保全

    下来并获准奉行他们的宗教；他们想要剥夺犹太人的所有权利。[106]

    1236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被说服封禁《塔木德》，实际上证明他们

    的态度发生了明确的转变，不再认同奥古斯丁的宽容行为，尽管这并

    非此举的目的。[107]修道士们并非一开始就是反犹分子。圣方济各对

    犹太人没有敌意，而圣多明我，根据在其封圣仪式上的宣言，他

    们“爱所有人，富人、穷人、犹太人、异教徒”。[108]起初，他们专

    注于严格的神学问题，甚至试图阻止祭仪谋害的指控。

    不过修道士被他们所聚集的城市环境所改变，已经变得粗俗不

    堪。对背教的基督徒，对异端分子，尤其是对犹太人，他们采取强硬

    的态度劝说其改宗。他们在城镇举办“布道会”，在会上竭力鼓吹正

    教和狂热行为，煽动严格主义者的热情。他们倾向于在犹太街区或附

    近开设修道院，作为骚扰的据点。犹太人对他们的恐惧超过了对其他

    基督教团体的恐惧。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摩西在《申命记》第32章第22

    节[105]威胁所称的灾难的化身“不成子民的”。[109]他们的策略逐渐变

    成让犹太人转变信仰或者让他们离开。在英格兰，方济各会修道士藏

    身在剥夺犹太人购买城市不动产的王室敕令后面，一直是落实驱逐他

    们的一群人。[110]不久，他们就彻底倒向了反犹主义。1247年，两名

    方济各会修道士在瓦尔雷阿斯帮助传播血祭诽谤，导致了一场血腥屠

    杀。1288年，在特鲁瓦出现血祭诽谤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道

    士联手煽动了一场针对当地犹太人的大屠杀。

    即使在到了中世纪后期还对犹太人态度相当宽容的意大利，方济

    各会修道士也是一股招灾引祸的势力。那里的市政当局允许犹太人在

    遵守规定的情况下开设银行，作为回报，当局可以收取大笔钱款或年

    税，犹太人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利息是15%～20%，比基督徒的

    利息低。方济各会修道士专门研究了城市和商业问题，对放款问题尤

    其感兴趣。他们密切监视犹太人，一旦发现他们有一丝一毫的违规，

    就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宣扬爱，但那不适用于犹

    太人，“就抽象和普遍的爱而言”，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修道士主

    张： “ 我们可以爱他们。但是， 我们对他们不可能有具体的

    爱。”[111]方济各会修道士为了削弱犹太人的地位，把他们排挤出行

    业，组织抵制活动并设立了“虔诚基金”；然后他们就可以强烈要求

    驱逐他们。方济各会一些反犹分子，如卡皮斯特拉诺的约翰，奔走于

    阿尔卑斯山两侧的广大地区，他向露天聚集的民众所做的布道经常导

    致屠杀。他的门徒，贝尔纳迪诺·德·弗莱彻，方济各会第三代煽动

    家，1475年在特伦托进行了一次传教活动，炮制出犹太人谋杀了一名

    两岁男孩的指控。在随后的骚乱中，整个犹太社区被逮捕，很多人被

    折磨，被处死，剩下的人被驱逐。

    黑死病的爆发，从地中海向北传播，为欧洲各地的反犹上层建筑

    又加盖了广泛适用的一层。黑死病原因不明，加之其史无前例的影响

    ——四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丧生——使人们产生了它是一种人为恶意

    传播的疾病的想法。调查集中在犹太人身上，特别是在受到威吓的犹

    太人屈打成招之后。1348年9月，在日内瓦湖畔的希永堡，犹太人承认

    这场瘟疫是萨瓦一个名叫约翰的人制造的，他接到拉比命令：“看，

    我给你一小包，半拃大小，里面是一份毒药和毒液制剂，装在一个窄

    窄的皮囊里。你要去威尼斯和其他所到之处，往井里、水池里和泉水

    里投放。”[112]这种离奇的传言迅速传播，尤其是在越来越多不堪折

    磨的犹太人供认不讳的情况下——比如，在弗赖堡，一个犹太人承认

    动机是“因为你们基督徒杀死了那么多犹太人……还因为我们也想做

    领主，因为你们作威作福得够久了”。每个地方的犹太人都被指控往

    井里投毒。1248年9月26日，教皇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发布教皇诏

    书，反驳这种指控，将黑死病的责任归咎于魔鬼：他认为犹太人遭受

    的苦难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一样。查理四世皇帝、阿拉贡的彼得四世

    国王及其他统治者发布了类似声明。即便如此，1096年开始的这波最

    大规模的反犹主义浪潮吞噬了300多个犹太社区，尤其是在德国、奥地

    利、法国和西班牙。根据犹太人的资料，美因茨有6000人死亡，斯特

    拉斯堡有2000人死亡。[113]查理四世不得不给杀害了犹太人的城市发

    布赦免状：“（准予）宽恕涉及杀害和灭绝犹太人的一切过犯，犯下

    这些过错是因为领头市民缺乏正确知识，或者无知以及诸如此类的情

    况。”赦免状可以追溯至1350年，那个时候黑死病非犹太人之过已经

    众所周知。不幸的是，反犹主义一旦传播，就挥之不去；一旦街坊四

    邻学会暴力袭击犹太人，这种情况就可能会一再发生。黑死病在各个

    地方开创了先例，尤其是在德语国家。

    中世纪初叶，甚至迟至14世纪初叶，对于犹太人来说，西班牙都

    是拉丁地区最安全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

    间更多的是口头交锋而不是刀剑相见，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和犹太专

    家学术论战的概念来自西班牙。得益于海厄姆·麦科比[106]的作品，我

    们如今对那些辩论的复杂过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114]公开辩论的历

    程始于1240年的巴黎，是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查封《塔木德》的直接结

    果。在写给欧洲君主的信件中，他要求犹太人在大斋节的第一个周

    六“趁犹太人在会堂聚会时”没收所有禁书，将缴获的图书“交给我

    们的爱子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道士保管”。[115]十字军战士和反犹

    分子路易九世是唯一配合格里高利运动的君主。因此，1240年的对抗

    与其说是辩论——路易曾经说与犹太人辩论的最好方式就是拔剑刺他

    ——不如说是对《塔木德》的审判。检察官是尼古拉斯·多宁，这位

    曾经的犹太人如今是狂热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是他最先唆使格里高利

    发动了这场运动。犹太发言人耶歇拉比，实际上还是辩方证人，因

    此“辩论”就是对他的审讯。由于多宁熟知《塔木德》，他给这位拉

    比指出了《塔木德》中所有可能会招致或者已经招致基督徒反对的段

    落——在全书中只占很少的比例：那些侮辱基督的，或亵渎圣父的

    （表现他哭泣或被驳倒的），或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交往的。关于最

    后一点，耶歇可以证明真正阻碍交往的正是基督教的法律，尽管大多

    数犹太人心里确实将拉丁人看作蛮族人。耶歇坚称：“我们把牛卖给

    基督徒，我们与基督徒合作，我们允许自己单独与他们在一起，我们

    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基督徒奶妈，我们还把《托拉》传授给基督徒——

    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牧师都能阅读希伯来书籍。”[116]然而，这些书

    籍在1242年被付之一炬。官方政策承认《塔木德》总的说来并非异

    端，而是含有亵渎神明的段落——因而应该接受审查而不是被销毁。

    多宁提出的意见迅速成为教士们反犹主义的常规武器。[117]

    在西班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辩论更为名副其实，而且涉及广

    泛的领域。主教教堂比圣殿更好吗？教士或拉比应该结婚吗？“为什

    么非犹太人更多是皮肤白、长相好，而大多数犹太人又黑又丑？”对

    此犹太人的回答是，基督徒妇女在月经期受孕，所以将血液中的红色

    传至他们孩子的肤色上，而且非犹太人受孕时，“他们四周都是漂亮

    的绘画，所以生出了类似的孩子”。[118]1263年7月20日至31日，正是

    西班牙人，或者准确说来是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国王，在巴塞罗那举

    办了最为出色的辩论。这个主意同样出自曾经的犹太人，巴勃罗·克

    里斯蒂亚尼（许多犹太改宗者会选择“保罗”作名字），支持他的是

    多明我会的阿拉贡宗教裁判所领袖、修道会主持人雷蒙德·德·佩尼

    亚福特和西班牙方济各会主教彼得·德·雅努。犹太人只有一个发言

    人，但也是最出色的——纳奇曼奈，学识渊博、谈吐流畅，出身名

    门，满怀自信。他同意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辩论，因为他知道任用了许

    多犹太人的詹姆斯国王态度友好，起码可以保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

    由。詹姆斯身材高大，有众多情妇和私生子，因为声明与第一任妻子

    断绝关系而触怒教皇，会毫不犹豫地打断赫罗纳主教的讲话。他对教

    宗提出辞退犹太官僚的要求置之不理。

    辩论的具体过程扑朔迷离，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对此叙述相互矛

    盾。基督徒的版本显示，纳奇曼奈前后矛盾，被辩得无言以对，最后

    狼狈逃走。纳奇曼奈本人的记录则写得更明白、更清晰。基督徒的攻

    击旨在表明，根据《塔木德》的《哈加达》和说教段落，弥赛亚确实

    出现过，他兼具人性和神性，而且已经为了拯救人类而死，因而犹太

    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纳奇曼奈的回应是，质疑强加给这些段落

    的意思，否认犹太人必须接受《哈加达》，坚称弥赛亚的教义对于犹

    太人来说并非至关重要的。他反击称，对耶稣的信仰被证明是灾难性

    的。罗马，曾经的世界之主，刚接受基督教就走上了下坡路。此外，

    他补充道：“从耶稣时代至今，世界始终充斥着暴力和不公，基督徒

    杀的人已经超过了其他人。”关于“道成肉身”[107]，他说：“你们信

    仰的教义，你们的信仰基础，无法为理性所接受，大自然没有为它提

    供理由，先知们也从未表达过这个意思。”他告诉国王，想要说服一

    个有理性的人说上帝是从人的子宫里生出来的，居住在世间，被处

    死，然后又“回到他原先的地方”，除非被灌输一辈子才行。[119]根

    据犹太人的叙述，基督教教士意识到辩论局面正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

    向发展，只能先确保让这次行动无果而终。接下来的安息日，国王来

    到犹太会堂，发了言并倾听了纳奇曼奈的回答，然后赏赐他一袋300索

    里达[108]的金币，送他回家。

    很有可能，双方相互矛盾的叙述都是想展示自己原本想要说的，

    而非实际所说的。[120]一些犹太学者认为纳奇曼奈的版本是宣传的结

    果，同样缺乏诚意，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哈加达》解释的重视

    程度超过他在辩论中所承认的。根据这种观点，巴勃罗清楚地意识到

    犹太人内部理性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矛盾；辩论议程经过

    巧妙的设计，要利用这一点让纳奇曼奈陷入矛盾或者逼他否认之前的

    观点。[121]不过，正如麦科比指出的，辩论大多数时间是双方各说各

    话。犹太教内部关于弥赛亚众说纷纭，以至于在这个话题上它几乎不

    可能成为异端。[122]犹太教更多是关于律法，关于律法的遵守；基督

    教则更多是关于教条，关于神学。犹太人可能会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荒

    唐可笑的，关于安息日应该遵守的细节问题而陷入麻烦，而基督徒可

    能会因为持有某种关于上帝的观点而被活活烧死，但所有的犹太人都

    认为那是只是正当的意见分歧。让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巴塞罗那对他们

    信仰中有分歧的核心问题进行真诚辩论显得困难重重，因为他们连核

    心问题是什么都无法达成一致。

    犹太人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辨识危险逼近的迹象。纳奇曼

    奈勉为其难地参加了这场辩论：举办这场辩论本身就是不祥之兆。这

    种辩论对犹太人毫无益处，可是对基督教教士非常重要，既是为他们

    的狂热分子做的宣传活动，也是一次摸底调查，以了解犹太教在逻辑

    论证方面还存在哪些他们尚不知晓的缺陷和薄弱环节。辩论之后的第

    二年，雷蒙德·德·佩尼亚福特成为审查《塔木德》亵渎神明的委员

    会主席，1265年，他参加了对纳奇曼奈的审判，因为他发表了关于辩

    论的陈述。他被判有罪，虽然只受到了国王轻微的惩处，但他决定永

    远地离开西班牙，并前往巴勒斯坦。就这样，西班牙犹太教的擎天巨

    柱被拔除了。

    在纳奇曼奈时代，西班牙犹太人依然能够理直气壮地将他们自己

    视为智力超群的群体。他们的技能对于基督教统治者虽然并非那么不

    可或缺，但也仍然非常有用。基督徒正在急起直追，到了13世纪末

    叶，他们已经自行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写出了他们自己的《神学

    大全》，而且在商业和行政方面，他们的表现与犹太人全都不相上

    下。14世纪，甚至在西班牙，犹太人也处于相对持续衰落中，他们的

    经济地位被反犹法律所削弱。他们的人数被强制改宗而削减。此外，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对于一个胸怀大志又聪明的犹太人来说，欣

    然接受洗礼似乎也说得过去：他正在加入更广阔的先进文化。剩下的

    犹太人则在喀巴拉、哈加达故事、迷信和诗歌中寻求慰藉。这是非理

    性的胜利。迈蒙尼德及其他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虽然并未被烧毁，但已

    经边缘化。在黑死病和迫害犹太人的无数暴行的余波中，将这些灾难

    归咎于理性主义和其他得罪上帝的罪过成为正统圈子的风气。

    于是，11世纪和12世纪一直处于知识前沿的犹太教开始闭关自

    守。迈蒙尼德虽然已经将对弥赛亚的信仰列为一项犹太信条，但他始

    终谴责启示文学和弥赛亚主义为“乌合之众的神话”。“不要以

    为，”他在他的《密西拿托拉》中写道，“弥赛亚将要行神迹……

    《托拉》及其所有律法和规条永远有效，里面什么也不会再添加或删

    除。”“事物的自然进程不会被违背，注定的秩序不会发生任何变

    化”——《圣经》中有悖于此的所有暗示只不过是“修辞手法”。

    [123]随着犹太社区的苦难不断加深，启示文学和弥赛亚主义开始复

    兴。天使和魔鬼层出不穷，顾虑不安和古怪的献身行为也屡见不鲜。

    雅各·本·亚卡尔拉比曾经用他的胡子清扫了约柜前面的空地；奥地

    利的沙洛姆拉比在一个房间吃肉，在另一个房间吃乳制品，而且坚持

    要让给他送水的非犹太人穿上白袍子。大家普遍相信虔诚会加快弥赛

    亚的到来，如此便能够粉碎压迫者的千军万马。犹太人开始了对告发

    者的内部迫害，每到安息日就诅咒他们，如果抓住他们有时还会把他

    们处死。在某些方面，他们却异常宽容：在较小的社区，觉得自己被

    冤枉了的犹太人可以通过打断祈祷或《托拉》阅读的方式实施被称

    为“特许有辱教规”的行为。但逐出教会的手段被越来越多地采取。

    惩罚分为不同级别： 纳齐法（ nazifah ） ， 仅开除7 天； 尼得兑

    （niddui），与社区隔离；绝罚（herem），更为严厉的开除形式，那

    或许意味着受到了基督徒王室官员的干涉并没收冒犯者的财产。迈蒙

    尼德列出了24项被贤哲认为应受尼得兑处罚的冒犯行为，从侮辱学者

    （即使是在学者去世后）到豢养恶犬不等。但是随着中世纪的向前发

    展，惩罚越来越复杂和严厉，而且受到基督教作风的影响，逐出教会

    本身就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可怕仪式。在犹太会堂，严厉的绝

    罚会伴随羊角号的声音，在敞开的约柜前面，或在宣布者手持一份

    《托拉》卷轴的时候宣布；判决一经宣布，所有的蜡烛都会熄灭，那

    名罪人就会被开除教籍，并受到诅咒。

    然而，随着基督教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加，内部纪律无法阻止改宗

    造成的犹太教徒的大量流失。甚至在13世纪行将结束时，因为偏袒犹

    太人或遏制他们不够有力，阿拉贡的基督徒国王们被自己的主教向罗

    马打了小报告。1282年，王储桑乔王子发动针对他父亲的叛乱，为了

    纠集教士站到自己的一边，他打出了反犹这张牌。[124]服务王室的犹

    太人逐渐被打发走。黑死病混乱过后，随着血祭诽谤及其他反犹谣言

    成为这支民族的紧箍咒，犹太人在西班牙的整体地位开始急剧下降。

    比如在塞维利亚，1378年发生了反犹骚乱，1391年发生了一次彻底的

    大暴动。

    这些骚乱经常被归咎于后来被封圣的多明我会著名传道士维森特

    ·费雷尔（约1350—1419）。不过从犹太人的视角来看，他扮演的角

    色要狡猾得多，阴险得多。的确，他促成发展出的反犹主义模式将雷

    鸣般地回荡于20世纪。他的公开讲道确实经常与反犹的歇斯底里和暴

    行联系在一起。但他不鼓励暴乱；相反，他谴责暴乱。他公开谴责

    1391年的暴乱。他认为暴民们擅自治罪是不合基督教教义的邪恶行

    为。采取法律行动应该是国家的职责。骚乱明显表明，犹太人给社会

    造成了一个“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因此，费雷尔及其教

    士同行推出了一系列反犹政策，并得到了西班牙人支持的对立教宗[109]

    本笃十三世的批准，他们还选立了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由他开始

    实施这些政策。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已经脱离了暴民之手，成为教会和

    政府的公务。[12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413—1414年，托尔托萨举行了犹太人

    ——基督徒的最后一场大辩论。那并非一场真正的辩论，更像是一次

    公开表演——甚至可以说是公开审判。费雷尔虽未正式参加，但他在

    幕后发挥了作用。他的目的似乎是煽动大众对基督教的热情，将其当

    作唯一正当的宗教；在大规模公开场合驳倒犹太教的主张；然后，与

    他背后的教会、国家和民众一道，还有丧失信心的犹太人，实施一场

    大规模改宗行动。犹太领袖们不想跟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但在很多

    情况下，拉比们别无选择，只能出席。担任主持的是费雷尔后来宣布

    与其划清界限的对立教宗。费雷尔选出的国王斐迪南掌控着政治机

    制，红衣主教、主教及其他大公得到了大概70个座席。本笃在刚开始

    时就宣布这不是平等双方之间的讨论，而是要用《塔木德》的资料证

    明基督教的真理。那实际上是对犹太人宗教的审判。公诉人是约书亚

    ·洛尔基，费雷尔的一名改宗者，改名为赫罗尼莫·德·桑特菲。参

    加的犹太人大约有20人，包括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教义辩护文作者约瑟

    ·阿尔博，他后来写了一篇关于犹太宗教原则的著名论文《原则之

    书》。然而，他们完全不享有纳奇曼奈在巴塞罗那似乎还享有的自

    由，他们一开始就受到了赫罗尼莫的威胁，原因既有“犹太人的固

    执”，巧妙的是，还有本可以直接交给宗教裁判所的基督教内部异

    端。[126]

    辩论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证明弥赛亚耶稣出

    自犹太人的资料，尽管也讨论了原罪和流散的原因，而且从基督教的

    立场提出了许多关于犹太经文的专业问题。基督徒这时早已谙熟此

    道，而且赫罗尼莫既博学又聪慧。会议总共举行了69场，历时超过21

    个月，而且就在拉比们待在托尔托萨这段时间，费雷尔和他的修道士

    们就穿梭在他们群龙无首的社区煽动改宗。有时候，改宗者被带到托

    尔托萨抛头露面，以此与基督徒在辩论中的宣传得意地一唱一和。由

    于辩论过程拖沓，阿斯特鲁科·哈勒维拉比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我们离开了家。我们的钱财正在减少，几近耗尽。我们不在的时

    候，我们的社区里出现了重大损失。我们不知道妻儿的遭遇。我们在

    这里难以为继，甚至食不果腹。我们承担了异常高昂的成本。为什么

    承受如此不幸的人还要为他们的辩论负责，与此同时，还要应付富足

    奢靡无比的赫罗尼莫以及其他人？[127]

    阿斯特鲁科拉比主张，当重复古老的争论再也没有意义时——这

    是各人的信仰问题，大家应该达成一种观点。一场在敌意背景下被幕

    后操纵的辩论能证明什么？ “ 一个住在撒拉逊人土地上的基督

    徒，”他说，“会被一个异教徒或撒拉逊人的论点击败，但那并不意

    味着他的信仰已经被推翻。”[128]辩论后期，犹太人声称他们不理解

    那些问题，尽可能保持有尊严的沉默。

    尽管如此，托尔托萨对于犹太教来说也是一次宣传上的失败，某

    种程度上来说，同样是理性的失败。在西班牙，犹太人首次被视为在

    一种优秀文化中形成的蒙昧落后、非理性的孤立小团体。同法律和经

    济压力，以及修道士推行高压改宗引起的恐惧一样，该事件掀起了一

    拨改宗的热潮。所以，费雷尔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他的目标。遗憾

    的是，改宗并未解决“犹太人问题”。正如西班牙当局很快发现的那

    样，它所做的就是将这个问题表现为更不容易控制的新形式。因为这

    个问题如今已经不仅是宗教的问题，而且还是种族的问题。教会一直

    把犹太人说成精神上的威胁。从12世纪开始，流行的迷信还把他们看

    成社会和身体方面的危险。可至少就其本身而论，犹太人是公开的危

    险：他们为人所知，他们住在可以辨认出的社区，他们被迫穿戴有区

    别的标志和服饰。但是等到他们成为改宗者或者民众称呼的马拉诺人

    之后——这是来自西班牙词语“猪猡”的贬称，[129]他们变成了一种

    隐藏的危险。西班牙城镇居民知道，很多改宗者，或许是大部分改宗

    者，是不情不愿的。他们由于恐惧或者为了得到好处，表面上不再做

    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他们要承受严格的法律限制。作为改宗者，他

    们理论上可以拥有与其他基督徒一样的经济权利。因此，马拉诺人比

    虔诚的犹太人更加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是生意和手工艺行业的闯入

    者，是一种经济威胁；而且既然他们可能是秘密的犹太人，那他们就

    还是伪君子和潜在的颠覆分子。

    忠于信仰的拉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提出了警告。伊扎克·阿拉马

    拉比告诉改宗者：“你们在外邦人里找不到安宁，你们将命悬一

    线。”他预言被迫改宗者：“三分之一要被烧死，三分之一要奔向这

    里躲藏，剩下的人会生活在夺命的恐惧中。”[130]耶胡达·伊本·韦

    尔加拉比将被迫改宗者视作三对斑鸠：第一对会留在西班牙并被“拔

    掉毛”，会失去他们的财产，被屠杀或被烧死；第二对也会被“拔掉

    毛”——会失去他们的财物——不过糟糕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能靠逃跑

    保住性命；第三对，“将会最先逃走”，会保住性命和财物。[131]

    这种悲观看法很快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西班牙犹太人发现他们

    无法通过改宗躲避反犹的敌意。即使像许多人那样搬到另一座城镇，

    他们改宗后的基督教徒身份甚至会变得更加可疑。他们的基督徒迫害

    者会随之改变策略。随着改宗的进行，反犹主义逐渐显现出种族性而

    非宗教性的特点，但反犹分子发现，就像他们的继任者在纳粹德国发

    现的那样，想要通过种族标准识别和隔离犹太人是相当困难的。他们

    不得不回到那些古老的宗教标准，就像纳粹将要做的那样。在15世纪

    的西班牙，不能直接用宗教不同的借口迫害犹太人，因为一个犹太人

    天生就是犹太人或者他的父母是犹太人；必须证明他仍在以某种方式

    秘密信奉犹太教才行。据称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裁定：“犹太

    人出身的改宗者不得在托莱多及其辖区担任公职或享受圣职薪俸，因

    为他们对基督的忠诚受到怀疑。”[132]

    如何证实这种怀疑呢？ 历史学家哈伊姆· 贝纳特（ Haim

    Beinart）对雷阿尔城改宗者的困境做了详细的调查，首次指控出现在

    1430年，指控一名“新基督徒”秘密参与诫命活动。这些前犹太人通

    常工作努力，急于出人头地，聪明机灵；他们的财富增加、公职升

    迁，麻烦就出现在平等权利方面。15世纪40年代，托莱多爆发了第一

    次反改宗者骚乱。1449年，骚乱在雷阿尔城持续了两星期。改宗者奋

    起反击，组织了一支300人的武装队伍，杀死了一名旧基督徒；冲突

    中，22人丧生，很多房屋被烧毁。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

    手中，所以犹太人的宿敌拜占庭不复存在了；许多犹太人相信弥赛亚

    立刻就会到来，一些改宗者觉得他们很快就能回归他们原先的宗教

    了。[133]他们甚至打算前往土耳其，大大方方地作为犹太人重新生

    活。雷阿尔城于1464年、1467年和1474年发生了骚乱，最后一次尤其

    严重，这也许是因为受到了一支半职业性的反犹分子团体的操纵。该

    团体迁入城市并在对他们友好的隐修院里投宿。1474年，雷阿尔城的

    改宗者失去了房屋和家具、他们在郊外的牲畜、他们在城里的商店和

    货物。暴徒销毁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应收账款清单——这是老招数

    了。惊恐的改宗者逃到行政首长或地方长官的城堡寻求保护，但是

    （详述官方证词），“暴民猛攻城堡，摧毁了中间的塔楼，杀了很多

    人；行政首长及很多改宗者被赶了出去；城镇向他们关闭，没人被允

    许再进去”。[134]一些人逃到科尔多瓦附近的帕尔马，向一位仁慈的

    贵族寻求保护，他们在那儿待了3年。

    针对改宗者的骚乱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一样，同样导致了一连串

    事件。国家害怕出现骚乱，认为这是民心动荡的征兆。但是他们无法

    阻止骚乱，甚至无法实施应有的惩罚，于是就寻求通过攻击改宗者的

    方式来消除骚乱的根源。这个做起来并不难，很多人的确是秘密的犹

    太人。同时代的一名犹太人描写道，那些逃到帕尔马的人公开遵循诫

    命，庆祝安息日和节日，在赎罪日斋戒和祈祷，庆祝逾越节和其他节

    日，“不亚于犹太人，不输于犹太人”。方济各会狂热分子阿方索·

    德·埃斯皮纳，本人就是改宗者或者一名改宗者的儿子，汇编了一卷

    《信仰的堡垒》，列出了（其中）25条“犯规”，可以以此确定虚与

    委蛇的改宗者。其中不仅包括犹太人的秘密习俗，也许更容易注意到

    的是，还有不称职的基督徒的迹象：逃避圣事，礼拜日工作，回避用

    手在胸前画十字，从不提耶稣或马利亚，或者出席弥撒时敷衍了事。

    他还往这些内容里面补充了所有被普遍归于犹太人的罪行（如偷窃圣

    饼），连同一些新罪行，如“进行哲学讨论”。我们又一次看到，对

    犹太人的恐惧，尤其是他们隐藏在改宗者身份后面时，在社会上挑起

    的混乱、分歧和怀疑。

    弗拉·阿方索（Fra Alfonso）是反犹主义下一个阶段的理论家。

    他在论证了不必以种族而是以宗教基础分辨出秘密犹太人确实可行之

    后，提出了解决方案：孤立和隔离。民众应该避开可疑的改宗者，国

    家应该在他们和真正的基督徒人口中架设物理屏障。与此同时，教会

    和国家应该联合查出和消灭改宗者中那些因为信奉犹太教而被法律认

    定的异端。以13世纪古老的宗教裁判所为基础，他极为详尽地描述了

    可以采用的方式和惩罚措施。但他暗示应该建立一种适合西班牙特殊

    国家需求的新形式。[135]

    这个国家适时地接受了弗拉·阿方索的所有计划。1480年，托莱

    多议会颁布了隔离法令。与此同时，西班牙设立了专门的宗教裁判

    所。第一批审判官，包括多明我会的代理主教，接受了任命，主要负

    责由塞维利亚方面管辖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调查。调查工作从1481年1

    月开始，此后8年，700多人被烧死在那儿的火刑柱上。有的资料认为

    这个数字高达2000。[136]同年，全国宗教裁判所代替了阿拉贡传统的

    教皇宗教法庭，而且从1483年2月开始，整个机构归属中央控制，其实

    际掌权者是多明我会的一名院长——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不到

    12年，宗教裁判所以秘密进行犹太教活动的罪名，将大约1.3万名男女

    改宗者定罪。宗教裁判所虽然搜索各种各样的受害者，但其中的主要

    部分还是秘密犹太人。在机构整个存在过程中，宗教裁判所一共确定

    了总数约为34.1万的受害者。其中，超过3.2万人被烧死，17659人的

    肖像被烧毁，29.1万人受到了较轻的惩罚。绝大多数被杀害的人，是

    在1540年之前的前五任审判庭长的手中遇难的，大约有20226人，这些

    庭长大多是犹太人出身。可信仰审判还在不断地制造受害者，直到

    1790年。[137]

    1469年，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与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女王结婚，

    托尔克马达院长成为后者的告解神父；两人的结合使得两个王国于

    1479年合并。反犹太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两位君主的个人创意，

    他们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有许多内外反对者。一个是女王的秘书费尔南

    多·德尔·普尔加尔，他本人就是改宗者。在写给首席主教——托莱

    多的红衣大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并用于发表的一封信

    中，他抱怨隔离法令阻止改宗者在吉普斯夸居住并与其民众通婚，阻

    止在石匠行业当学徒；他承认一些改宗者会恢复信仰，但也指出在安

    达卢西亚，如有1万名年轻的女性改宗者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家，只是沿

    袭她们父亲的生活方式——把她们全烧死惨绝人寰，而且只能逼得她

    们逃走。对此，托尔克马达的同伙回复称烧死一些无辜者也比允许异

    端传播要好：“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于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

    火里。”[110]唯一的结果就是普尔加尔从王室秘书的职位上被贬至王室

    的编年史家。[138]

    教皇同样反对宗教裁判所，部分原因是它是教宗权力之外的王室

    和国家工具，部分原因是它显然违反了天赋正义。1482年4月，西克斯

    特四世要求罗马应享有受理上诉的权利，被告应该被告知敌意证人的

    名字，无论怎样，类似私敌和从前的仆人这样的身份应该被取消证人

    资格，悔改的异端应该被准许忏悔和接受赦免以代替面临审判，还有

    他们应该享有选择辩护人的权利。斐迪南断然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在

    回复中坚持认为由他任命审判官必不可少，因为如果单单由教会管理

    这个体系，异端肯定会兴旺发达。教皇不断提出反对，但收效甚微。

    [139]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女王声称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正统和天主

    教的热忱。他们当时的敌人和此后的历史学家提出的指控是他们想要

    没收被定罪的异端的财产，两人对此提出激烈的驳斥。在写给她的罗

    马代理人的信中，伊莎贝拉坚决表示她从未碰过被没收财产的“一枚

    金币”——部分钱财成为宗教裁判所受害者子女的婚嫁基金——谁要

    声称她的做法是因为爱钱，那就是撒谎：她扬言，从她热情地献身信

    仰开始，她已经让王室的城镇沦为废墟，导致人去城空，整片区域荒

    无人烟。[140]斐迪南虽然同样强调了王室收入的损失，却说在做出通

    过全国运动推行宗教裁判所的决定之前，他就细致考虑了所有的因

    素，而且他们将“为我们的耶和华神服务置于为我们自己服务之

    上……（而且）优先于任何其他理由”。[141]事实似乎是，两位君主

    的动机兼顾宗教和财政，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在自己千差万

    别、各行其是的领地上强制推行集权化和情感的统一。但是最重要的

    是，他们陷入了反犹主义本身的邪恶、冷漠的逻辑。历史记录屡次显

    示，这种逻辑会自行发展出一种势力和力量。

    哈伊姆·贝纳特对雷阿尔城的研究揭示出一幅人类堕落的可鄙景

    象。隐藏敌意证人的名字，目的是避免家族血仇，但它向宗教裁判所

    提供了其最邪恶的一面，尤其是因为许多告密者是出于恶意，专门针

    对富有和有名的人。于是，服务两位国王的秘书胡安·冈萨雷斯·平

    塔多自然树敌不少：他为此被活活烧死。更为卑鄙的是丈夫出卖妻

    子、妻子出卖丈夫，还有儿子出卖父亲、兄弟出卖姐妹的证词。最坏

    的告密者之一是费尔南·法尔孔，他的父亲似乎是当地秘密犹太人的

    社区领袖，他在对自己的父亲死后审判上做证：“审讯中所有针对他

    的陈述都是真的，而且不止这些——能填满一张纸。”法尔孔是1483

    —1485年雷阿尔城所有审判的证人，他形容被告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

    是“地道的犹太人”。关于一个叫卡罗琳娜·德·萨莫拉的人，他

    说“就算要他下地狱跑30圈，他也要让他们烧死她”，他针对的，居

    然是他的母亲；而让他母亲最为寒心的，是知道实际上她最恶毒的证

    人是她的僧侣儿子，他发誓要亲眼看着她被烧死——尽管她最后只是

    受了鞭刑。很多被指控的女性实际上既有学问又虔诚。莱昂诺尔·冈

    萨雷斯设法逃到了葡萄牙，法庭授权她的儿子胡安·德拉谢拉前往葡

    萄牙劝她回来。他真这么做了，她回来后接受了审判，被判有罪，最

    后被活活烧死。有的人成功逃脱，有的人在逃时被抓。城中最富有的

    改宗者，桑乔·德·休达，买了一条船，带着全家驶往巴伦西亚，可

    是风又把他们吹了回来，他们被抓住后全家都在托莱多被烧死。成功

    出逃者则由模拟人像代替接受审判和火刑，所有人的肖像都被烧毁。

    如果一个人死后被定罪，他的遗骸也要被掘出来烧掉——据说是他在

    地狱里承受痛苦的一种象征。[142]

    少数人逃过了惩罚。但通常情况是，证据无处不在，在这段时期

    的雷阿尔城，只需加倍用刑就行。被定罪的那些人很多明显是严格的

    犹太人。一个女人被捕是因为有人看见她在安息日前夜点了根蜡烛，

    她是不想在第二天生火；另一个人被捕是因为她拒绝跟一个刚吃了猪

    肉的人用同一个杯子喝水；对仪式性屠宰律法的严格服从把很多人送

    上了火刑柱。并非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发誓弃绝犹太教信仰的改宗

    者可能会被关押一段时间——可能是终生——如果他有钱，可以交纳

    罚款换取减刑。但他必须穿戴有两个黄色十字的粗麻布衣，至少一

    年，有时候是永远，而且如果他没做到，就会被打上“再犯”的标签

    被烧死。他还要履行向宗教裁判所告密的特殊义务，如果不履行就会

    被打上“反抗教会”的标签被烧死。对于这类人，各种正面的和负面

    的惩罚加起来有长长的一串：他不得享有一切圣俸，不得担任街头公

    告员以上的一切公职，不得从事医生、律师或公证人职业，不得当

    兵，不得收款或收货，不得刻石、开酒馆、骑马或乘坐马车旅行，不

    得佩戴金银、珍珠及各种珠宝，不得穿着丝绸锦缎，不得蓄须。[143]

    子女要沿袭这些禁令，女性沿袭至第一代，男性要沿袭至第二代。

    [144]

    这种残忍的迫害第一拨持续了12年，波及西班牙的每一个犹太人

    社区。这种不幸的境况和造成的损失令人震惊，但一切后果所起的作

    用就是显示“犹太人问题”在当权者眼中的重要性。它正好赶上了对

    古老的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的最后征服阶段，1492年1月2日，“天主

    教双王”[111]耀武扬威地进入了那座陷落的城市。格拉纳达的垮台把更

    多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纳入了西班牙国家版图。对付公开的和秘密的

    犹太人如今差不多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所有的监狱人满为患，成千

    上万的人受到软禁，经常挨饿。“双王”对使用审判调查的惯用手段

    中断改宗者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丧失了信心，在急于劫掠的贪婪追随

    者的怂恿下，他们下定决心拿出一份“最终解决方案”。3月31日，他

    们签署了一份“驱逐法令”，宣布一个月以后，所有不接受立即改宗

    的犹太人将被驱逐出西班牙。

    那时王国内还有大约20万名犹太人。数量众多的人，包括地位较

    高的拉比和大多数主要家族，选择受洗，这种情况体现了犹太社会状

    态萎靡，以及犹太人对西班牙仍然怀有依赖感，他们过去在这个国家

    享受了最大程度的舒适和安全。大约10万人跋涉穿越边界，进入葡萄

    牙，4年后他们又被驱逐出那里。大约5万人横渡海峡，进入非洲北

    部，或者乘船前往土耳其。到1492年7月底，驱逐过程宣告结束。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对西班牙犹太人的杀害驱逐是2世纪中叶之后

    最重大的事件。从古典时代初期，也许甚至从所罗门的年代开始，西

    班牙就有犹太人，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出显著的特色。黑暗时代和中世

    纪初叶，流散犹太人倾向于分成两大群体：与巴比伦学院有联系的和

    与巴勒斯坦有联系的群体。在迈蒙尼德的福斯塔特就有两个这样的社

    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犹太会堂（第三所是《圣经》派信徒的会

    堂）。但是，从14世纪开始，更准确的说法是西班牙或塞法迪犹太人

    ——这个名词是一个西班牙古称的讹用——和从莱茵兰向四周扩散的

    阿什克纳齐或德系犹太人。[145]塞法迪犹太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犹太

    ——西班牙语——拉迪诺语，一度使用后期希伯来语草体字母书写，

    与现代的希伯来草体字母（源于阿什克纳齐）完全不同。他们有学

    问、精通文学且富有，对自己的家系无比自豪，老于世故、喜欢享

    乐，并不过分严格，遵循约瑟夫·卡罗[112]的自由主义法典汇编。他们

    是拉丁世界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桥头堡，反之亦然，是古典科学和哲学

    的传递者。塞法迪犹太人是贵金属和宝石行业出色的手艺人，也是数

    学家，他们会制作精密仪器，绘制精确的地图和航海表[113]。

    如今这个规模庞大、富有才华的人群被驱散至地中海和世界各

    地，在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流散时，又被从葡萄牙驱散至法国和欧洲

    西北部。很多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其中获得了成功。比如，克里斯托

    弗·哥伦布，从法律来说是热那亚人，但不会书写意大利文，可能来

    自犹太人出身的西班牙家庭。哥伦这个名字在居住于意大利的犹太人

    中间很常见。他吹嘘自己与大卫王的关系，喜欢犹太人和马拉诺社

    会，受到犹太人的迷信影响，他在阿拉贡宫廷的赞助人主要是新基督

    徒。他用的航海表是亚伯拉罕·扎库托[114]制作的，用的仪器是约瑟夫

    ·贝辛霍[115]改良的。就连他的通译，路易斯·德·托雷斯都是犹太人

    ——尽管在他们启航前往美洲前刚刚受洗。因此犹太人在旧世界中失

    去了西班牙，又在新世界中助其重建。[146]塞法迪犹太人还去了法

    国，他们在那里发挥影响的典型是成就辉煌、温文尔雅的米歇尔·德

    ·蒙田[116]，他的母亲安托瓦妮特·卢普是西班牙犹太人的直系后裔。

    [147]西班牙有所失，其他地方有所得；从长远来看，流散塞法迪犹太

    人被证明极具创造力，而且在犹太人的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但是对

    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那是一场无从缓解的灾难。

    而且也不是唯一的灾难。欧洲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犹太人

    的中世纪尚未结束，直到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才结束——犹太人已经

    不能再为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做出重要贡献了，至少是暂时不能了。他

    们变得可有可无，结果就是被驱逐。在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前，德国

    和意大利已经发生过多次驱逐事件。1421年，犹太人被赶出维也纳和

    林茨，1424年被赶出科隆，1439年被赶出奥格斯堡，1442年被赶出巴

    伐利亚（1450年再次被赶出），1454年被赶出摩拉维亚的王权城市。

    1485年，他们被佩鲁贾扫地出门，1486年被维琴察驱逐，1488年被帕

    尔马赶走，1489年被米兰和卢卡逐出，而且随着亲犹太人的美第奇家

    族的衰落，1494年，他们被赶出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所有地区。15

    世纪90年代末，他们又被纳瓦拉王国轰了出来。

    一次驱逐势必激起另一次驱逐，因为难民涌入城市，而城里容纳

    的犹太人已经超过了其统治者此时想要的。15世纪末叶，他们在意大

    利唯一的作用就是从事典当业和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即使在发展迟

    缓的罗马，犹太银行家发挥的作用也在减弱。[148]只要基督徒银行家

    和工匠的行会足够强势，他们就会查禁犹太人。在意大利、普罗旺斯

    和德国，到了1500年，犹太人几乎已经被排斥在大宗生意和产业之

    外。所以他们继续向东，迁入不太发达的地区——先是进入奥地利、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然后继续进入波兰，前往华沙和克

    拉科夫，进入利沃夫、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立陶宛。阿什克纳

    齐犹太人的人口轴心自行向欧洲中东部和东部移动了几百英里。在那

    里也有麻烦——1348—1349年、1407年和1494年，波兰都发生过反犹

    太骚乱；次年，他们被克拉科夫和立陶宛驱逐出境。这些迁移伴随着

    驱逐。不过因为东方更需要犹太人，所以他们设法落下了脚；到了

    1500年，波兰被认为是欧洲对犹太人来说最安全的国家，而且它很快

    成为阿什克纳齐的中心区域。

    犹太人在欧洲的贫困落魄，使得他们在中世纪末期对经济和文化的贡献变小。按说这种贫困落魄即便不能摧毁竖立在他们四周的仇恨之墙，也至少能起到侵蚀的作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与非理性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反犹主义不会顺应经济规律。相反，与某些邪恶的有机体一样，它自行繁殖出了新的变种。尤其是在德国，它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排斥图腾——犹太猪。

    中世纪思想乐于将宇宙的方方面面归于形象化。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生活全景的一部分，这些矛盾被尽数表现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教堂的墙壁上。不过雕刻家是从单纯的神学角度展现它的。最受欢迎的一组图像是得胜的基督教堂和悲伤懊悔的犹太会堂，表现方式经常非常气派。中世纪的雕刻家并未涉及反犹主题；他们从未将犹太人刻画成放高利贷者，刻画成一种在井里投毒、谋害基督徒青少年或折磨圣饼的邪恶生物。

    然而在绘画艺术中却有其他代表犹太人的形象：金牛犊、猫头鹰、蝎子。在中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德国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形象：母猪。想出这类图形最初并不是为了攻击谁，但是逐渐地，它开始象征所有不道德的人、罪人、异端，尤其是犹太人。[149]似乎只出现在受德国文化影响的地区；不过在那里，它成为针对犹太人最常见的图形，成为一种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持续性的侮辱式刻板印象。[150]它呈现出无数种令人反感的形式。犹太人被刻画成崇敬母猪，吮吸母猪的乳头，拥抱母猪的后肢，吞食母猪的粪便。它为那种粗俗的流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展示出一个攻击对象，针对这个对象，审美和得体的常规原则完全不适用，最粗鲁的淫秽行为不仅为人接受还受到了肯定的褒扬。的确，这种图像的粗野下流显然正是其流行超过600年的主要原因。随着印刷术的传播，它迅速扩散，在德国无处不在。它不仅出现在书籍中，还出现在无数印刷品、蚀刻版画、油画和水彩画、拐杖的手柄、釉陶和瓷器上。它的无限复制推动德国踏上了一个将要变得极为悲惨的重大进程：对犹太人的非人化。犹太人明知真理却拒绝它，宁愿与黑暗势力合作——因此不可能是基督徒意义上的人类——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犹太人与犹太猪之间的非正常和非常人所能想到的联系更是巩固了这种观念在德国民众心中的地位。而且如果特定的一种人不是人类，它实际上就可以被社会驱逐出去。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因为随着“隔都”（犹太隔离区）在欧洲的出现，仇恨的隔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真正的隔墙所替换。

    [1 ]A. Adler （ ed. ） ，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London 1840—1，reprinted New York 1927）.
    [2]Andrew Sharf, Byzantine Jewry 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London 1971），21.
    [3]Ibid.，25—26.
    [4]Quoted inibid.，136.
    [5 ]Cecil 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Philadelphia 1961），‘The Jew as European’.
    [6]Ibid.，40—44.
    [7 ]Irving A. Agus, Urban Civilization in Pre-Crusade Europe，2 vols（Leiden 1965），i 9.
    [8]Fritz M. Heichelheim, 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2 vols（trans.，Leiden 1965），i 104—156.
    [9]For example, I Samuel 22：2；II Kings 4：1；Isaiah 50：1；Ezekiel 22：12；Nehemiah 5：7；12：13.
    [10]BM 5：11，75b；Yad, Malveh 4：2；BM 5：2；BM 64b；BM 5：10，75b；Tosef, BM 6：17.
    [11]BM 65a，68b，104b，61b；Tosef, BM 5：22，5：23；Sanh. ： 3；BM 61b ， 71a etc.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244-256；xvi 27—33.
    [12]Philo, De Virtutibus，82.
    [13]Mekhilta of R. Ishmael on Exodus 22：25；Mak，24a；BM 70b.
    [14]Tos. to BM 70b.
    [15]Responsa Maharik 118，132.
    [16 ]Bat Ye’or, The Dhimmi ： Jews and Christians Under Islam（London 1985）45—55.
    [17 ]S. Katz, 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Cambridge 1937）.
    [18]Proverbs 8：22ff.；Ecclesiastes 1：1—5，26；15：1；24：1ff.；34：8.
    [19]Avot 3：14；Lev. R.19：1；ARN 31：91；II Moses 2；14，51.
    [20]Proverbs 8：14.
    [21]Sifre, Deuteronomy 41；Ex. Rabbah 30，10；Tanhumah, Mishpatim 2；Philo, Spec.Leg. ， iii 1—7.Quoted in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 ： 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 （ London 1961 ） .E.R.Goodenough ： The Politics of Philo Judaeus （ Yale 1938），16ff.
    [22 ]S. D.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 California 1971），ii The Community，205—206.
    [23]Ibid.，198—199.
    [24]Quoted in Mark R. Cohen, Jewish Self-Government in Medieval Egypt（Princeton 1980），7—9.
    [25]Ibid.，94ff.
    [26]Goitein, op. cit.，iii The Family，3—5.
    [27 ]Ibid. ， i 1—28 ， and S. D.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 Leiden 1966 ） ， 279—295；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 404—407；xiv 948—949.
    [28 ]S. D.Goitein, 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Princeton 1973），227—229.
    [29 ]Genesis 37 ： 35；letter quoted in Goitein, 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207.
    [30]‘Moses Maimonides’，in Alexander Marx,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Booklore（New York 1969），42.
    [31]Quoted Marx, ibid. 38.
    [32]Ibid.，31.
    [33]Ibid.，32—33.
    [34]Goodenough, op. cit.，8—19.
    [35]‘Maimonides and the Scholars of Southern France’，inibid.，48—62.
    [36]Arthur Hyman，‘Maimonides’Thirteen Principles’，in Alexander Altmann （ ed. ） ， Jewish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Harvard 1967），119—144.
    [37 ]Erwin I. J.Rosenthal ， ‘Maimonides’Concep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 in Studia Semitica ， 2 vols （ Cambridge 1971），i 275ff.
    [38]Guide of the Perplexed，3：27；Hyman, op. cit.
    [39 ]Cecil Roth ， ‘The People and the Book’ ， 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172ff.
    [40]Isadore Twersky，‘Some Non-Halakhic Aspects of the Mishneh Torah’，in Altmann, op. cit.，95—118.
    [41]Marx, op. cit.，38—41.
    [42 ]Guide of the Perplexed ， 2 ： 45；Alexander Altmann ， ‘Maimonides and Thomas Aquinas ： Natural of Divine Prophecy’，in 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Brandeis 1981）.
    [43]Ecclesiastes 7：24.
    [44]‘Free Will and Predestination in Saadia, Bahya and Maimonides’，in Altmann, op. cit.
    [45]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545.
    [46]Shir Hasherim Rabbah 2：14；quoted inibid.
    [47]Quoted in Beryl Smalley,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1952），78.
    [48]Norman Golb，‘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Jewish Life in Medieval Egypt’，in Altmann, op. cit.，1-18.
    [49 ]Samuel Rosenblatt （ ed. ） ， The Highways to Perfection of Abraham Maimonides （ New York 1927 ） ， i Introduction.
    [50]S. D.Goitein，‘Abraham Maimonides and his Pietist Circle’，in Altmann, op.cit.，145—164.
    [51]Some scholars think Philo himself was a mystic and dealer in symbols. Cf.E.R.Goodenough, Jewish Symbols in the Graeco-Roman Period，12 vols（New York，1953—68）.
    [52 ]For kabbalah, see G. Scholem’s article in the Encyclopedia Judaica, X 489—653 ， and his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New York 1965）.
    [53 ]‘Moses Narboni’s“Epistle on Shi’ur Qoma”’ ， in Altmann, op. cit. ， 228—231；G.Scholem, Jewish Gnosticism, Merkabah Mysticism and Talmudic Tradition（2nd edn, New York 1965），36—42.
    [54 ]R. Kaiser, Life and Times of Jehudah Halevi （ New York 1949）.
    [55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The Community，241—245；255—264.
    [56]Ibid.，iii The Family，17—35.
    [57]Ibid.，46.
    [58 ]Meyer Waxman, Judaism ： Religion and Ethics （ New York 1958），‘Marriage’，113ff.
    [59]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209—211.
    [60]Waxman, op. cit.，118 footnote.
    [61]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50.
    [62]Malachi 2：16.
    [63]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260ff.
    [64]Yevamot，14，1.
    [65]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352.
    [66]Ibid.，ii 211.
    [67]Ibid.，148—160.
    [68]Waxman, op. cit.，32—36.
    [69]Ibid.，108ff.；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225.
    [70]Waxman, op. cit.，112.
    [71 ]Mattenot Aniyim 9 ： 3；quoted in Israel S. Chipkin ， ‘Judaism and Social Welfare’ ， in Louis Finkelstein（ed.），The Jews，2 vols（London 1961），i 1043—1076.
    [72]Baba Batra 8a.
    [73]Quoted in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142.
    [74 ]Baba Batra 110a；Pesahim 113a；quoted in Chipkin, op. cit.，1067.
    [75]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138—142，and appendices A, B，C.
    [76]Ibid.，ii 287.
    [77]Ibid.，ii 279.
    [78 ]B. Blumenkranz, Juifs et Chrétiens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430—1096（Paris 1960）.
    [79 ]Quoted in Cecil Roth ， ‘The Medieval Conception of “The Unbelieving Jew”’，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80 ]A. M.Haberman （ ed. ） ， Massacres of Germany and France（Jerusalem 1946）.
    [81]Ibid.，94；quoted in Ben-Sasson, op. cit.
    [82 ]Cecil Roth, The Jews of Medieval Oxford （ Oxford 1951），83.
    [83]Nikolaus Pevsner and John Harris, The Buildings of England：Lincolnshire（Harmondsworth 1964），158—159.
    [84]V. D.Lipman, The Jews of Medieval Norwich（ London 1967）.
    [85 ]Cecil Roth,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of Medieval English Jewry（British Academy, London 1949），65，gives list of doctors.
    [86]Lipman, op. cit.，ch.6，95—112.
    [87]Augustus Jessop and M. R.James（eds），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St William of Norwich by Thomas of Monmouth（Cambridge 1896）.
    [88]Lipman, op. cit.，54.
    [89]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62—66，and his The Ritual Murder Libel and the Jews（London 1935）；see also G. I.Langmuir, Speculum（1972），459—482.
    [90 ]Ralph de Diceto, Imagines Historiarum, ii 78 ，quoted in Lipman, op. cit.
    [91]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61—62.
    [92]Lipman, op. cit.，59—64.
    [93]Roth’s book on ritual murder prints the refutation by Pope Clement XIV in 1759.
    [94]Richard W. Emery, The Jews of Perpignan（New York 1959），ch.4.
    [95]M. D.Davis, Shetaroth：Hebrew Deeds of English Jews Before 1290 （ London 1888 ） ， 298ff, quoted in Lipman, op.cit. ， 88；Lipman prints a number of debtbonds and quitdeeds，187ff.
    [96]Quoted in Lipman, op. cit.
    [97]Ibid.，68.
    [98 ]H. G.Richardson, English Jewry under the Angevin Kings（London 1960），247—253；127—173.
    [99]J. W.F.Hill, Medieval Lincoln（London 1948），217-222.
    [100]Richardson, op. cit.，184—186：M.Adler, Jews of Medieval England（London 1939）.
    [101]Ibid.，313—333.
    [102 ]Solomon Grayzel, The Church and the Jew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New York, new edn 1966），108.
    [103 ]‘The People and the Book’ ， in Cecil 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74—175.
    [104]‘The Medieval University and the Jew’，inibid.，91ff.
    [105]Translated，1933，My Life as German and Jew.
    [106 ]Jeremy Cohen, The Friars and the Jews ：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Anti-Semitism（Cornell 1982），14.
    [107]Ibid.，242.
    [108 ]Pierre Mandonnet, St Dominic and His Work（trans.，St Louis 1944），61.
    [109]Cohen, op. cit.，13.
    [110 ]A. G.Little，‘Friar Henry of Wadstone and the Jews’ ， Collecteana franciscana 11 （ Manchester 1922），150-157；quoted in Cohen, op.cit.
    [111]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
    [112]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1063—1068；P. Ziegler, The Black Death（London 1969）.
    [113 ]See map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1066 ， for towns where atrocities occurred.
    [114]Hyam Maccoby（ed. and trans.），Judaism on Trial：Jewish-Christian Disputations inthe Middle Ages （ New Jersey 1982）.
    [115]Quoted in Grayzel, op. cit.，241，note 96.
    [116]Quoted in Maccoby, op. cit.，32.
    [117]Ibid.，25ff.
    [118]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557—558.
    [119]Maccoby, op. cit.，54.
    [120 ]Cecil Roth ， ‘The Disputation at Barcelona’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xliii（1950）.
    [121 ]Martin A. Cohen ， ‘Reflections on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Disputation at Barcelona’ ，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 1964 ） ；Y.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 2 vols （ trans. ， Philadelphia 1961—6） ，i 150—162.
    [122]Maccoby, op. cit.，50.
    [123 ]Quoted in Gershom Scholem, Sabbatai Sevi ： 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76（trans.，London 1973），12.
    [124]Peter Lineham, Spanish Church and Society（London 1983）.
    [125]M. M.Gorce, St Vincent Ferrer（Paris 1935）.
    [126 ]For Tortosa, see Maccoby, op. cit.；A.Pacios Lopez, La Disputa de Tortosa，2 vols（Madrid 1957）.
    [127]Quoted in Maccoby, op. cit.，84.
    [128]Ibid.，86.
    [129 ]A. Farinelli, Marrano ： storia di un vituperio（Milan 1925），36.
    [130 ]Quoted in Haim Beinart, Conversos on Trial ： The Inquisition in Ciudad Real（Jerusalem 1981），3.
    [131]Quoted inIbid.，3，footnote 4.
    [132]Quoted inibid.，6.
    [133]Baer, op. cit.，ii 292.
    [134]Quoted in Beinart, op. cit.，66.
    [135]Ibid.，10—19.
    [136]Ibid.，34，footnote 40；H. C.Lea, 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4 vols（New York 1906—7），vol.i for origins.
    [137 ]For detailed fgures see Elkan Nathan Adler, Auto da Fé and Jew（Oxford 1908），esp.ch.viii，39ff.
    [138]Beinart, op. cit.，36—42.
    [139]Lea, op. cit.，i 178.
    [140 ]G. A.Bergenroth （ ed. ） ， Calendar of Letters……from Simancas （ London 1861 ） ， i Henry VII, xxxivff.；quoted in Beinart, op.cit.，28.
    [141]Quoted in Baer, op. cit.，ii 382.
    [142]Beinart, op. cit.，130—135；204—231.See also his Records of the Trials of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in Ciudad Real，3 vols（Jerusalem 1974—80）.
    [143]Lea, op. cit.，iii 83ff.
    [144]Beinart, op. cit.，194.
    [145 ]For distinctions see H. J.Zimmels, Askenazim and Sephardim（New York 1958）.
    [146 ]M. Kaiserl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Jews in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Discoveries（London 1907）；Cecil Roth ， ‘Who Was Columbus?’，in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92ff.
    [147 ]Cecil Roth ， ‘The Jewish Ancestry of Michel de Montaigne’ ， 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 212ff. ， prints his family tree on p. 324.See also Chaim Raphael，‘The Sephardi Diaspora’in The Road from Babylon：The Story of Sephardi and Oriental Jews（London 1985），127—158.
    [148 ]Leon Poliakov, Les Banquiers juifs et le Saint Siège du xiii au xvii siècles （ Paris 1965 ） ， 80—84 ， 147-156.
    [149 ]Isaiah Shachar, The Judensau ： A Medieval Anti-Jewish Motif and its History（London 1974）.
    [150]H. C.J.Duijker and N.H.Frijda,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Stereotypes（Amsterdam 1960）；see also H.Fiscg, The Dual Image（New York 1971）.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1

    前言
    第一章 以色列人
    第二章 犹太教
    第三章 权威政体
    第四章 犹太隔都
    第五章 解放
    第六章 大屠杀
    第七章 锡安
    结语

    前言

    我为何要写一本犹太人的历史？原因有四。
    首先，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在写作《基督教史》期间，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犹太教对基督教有巨大影响。与我一直以来学习和产生的认识不同，并不是《新约》代替了《旧约》，而是基督教对一种古老形式的一神论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然不同的宗教，但保留了其中不少道德和教条神学、礼拜仪式、制度，以及对于祖先的基本概念。于是，我决定，如果有机会，我要写写这个创造出我的信仰的民族，沿着他的历史长河探源溯流，寻找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并对于他的作用和意义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当今世界，犹太人倾向于被看作古代的一个独立种族，他们在《圣经》中留下了记录，接下来过着长达好几个世纪不见天日的生活，终于等到拨云见日，却又惨遭纳粹屠杀，最后终于在备受争议和八方树敌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而，这些只是一些突出的插曲，我希望能够将它们串联起来，发现并研究其中缺失的部分，将其整合，从而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原因之二在于犹太人漫长的历史跨度让我感到兴奋。从亚伯拉罕至今，将近4000年的时光跨越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四分之三以上。作为历史学家，我相信连贯性，并从追溯连贯性中获得乐趣。与几乎所有现存的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更早地形成了具体且有区分性的身份认同。在骇人听闻的逆境中，他们将这种身份认同保持至今。这种非凡的忍耐力源自何处？让犹太人与众不同并保持为同一类人的那种强烈信念的特殊力量是什么？这个民族的延续能力是由于它的一成不变，还是它的适应能力，或者两种均有呢？这些是需要全心投入研究的重要主题。
    原因之三则在于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涉及广阔的地域。犹太人已经融入许多社会当中并在其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撰写一部犹太人历史几乎就是撰写一部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从非常独特的角度来写，从一个博学智慧的受难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历史罢了。因此，把握犹太人眼中的历史可以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深刻见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身处纳粹监狱的时候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1942年，他写道：“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自下而上，如何从那些被排斥、被怀疑、被虐待、被压迫、被歧视却无能为力的人，简言之就是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他发现那是“一段无比宝贵的经历”。这位历史学家在讲述犹太人的故事时也发现了另一种价值：它为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受压迫者的史实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
    最后，借助于对将近4000年历史的研究，这本书让我有机会重新客观地思考所有人类问题中最难解的疑惑：我们究竟为何存在？历史仅仅是一连串加在一起毫无意义的事件吗？人类的历史与蚂蚁的历史在道德上是否没什么根本差别？或者，是否存在一个天定的计划，而我们人类是这个计划足够谦卑的代理人？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始终坚定地秉持这样的信念：历史自有其目的，人类自有其命运。在犹太人群体形成的初期，他们就相信自己已经察觉了神对人类做出的安排，而他们就是这种安排的引领者。他们不厌其详地制定了自己的角色。面对非人的磨难时，他们凭借艰苦卓绝的毅力坚持这种信念。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相信这一点，另一些人则将其转变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努力，用纯粹的人类手段改善我们的环境。犹太人的设想成为许多类似的人类伟大设计的样板，不管这些设计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在给人类以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的长期努力中，犹太人是中流砥柱。他们的历史能否说明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还是这只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徒劳无功？我希望，下面的讲述，即我自己的探究结果，可以帮助读者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章　以色列人

    犹太人是历史上最顽强的民族。希伯伦（Hebron）的存在就是证明。这座城市坐落于耶路撒冷以南20英里[1]的朱迪亚山脉（Judaean　hills）海拔3000英尺[2]处。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h）里有着犹太列祖的墓冢。根据古老的传说，一间极为古老的墓室内保存着犹太教的创始人和犹太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尸骸，旁边是他的妻子撒拉的坟墓。该建筑内还有他的儿子以撒及其妻子利百加的坟墓。内庭的另一端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及其妻子利亚的两座坟墓。建筑外是雅各与利亚的儿子——约瑟【1】的坟墓。目前人类已发现的4000年犹太人史就是在这里起源的。

    希伯伦的美雄浑庄严，它具有古老圣殿一般的宁静。然而，这座城市的石头无声无息地见证了无休无止的冲突和长达4000年的宗教和政治纷争。它依次作为希伯来圣地、犹太会堂、拜占庭教堂、清真寺、十字军教堂， 后来再次成为清真寺。大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围绕它筑起了雄伟的城墙。城墙由粗削的巨石砌成——有的巨石长达23英尺。这段围墙如今依然屹立，高度将近40英尺。萨拉丁（Saladin）用一座讲道台装饰了这处圣地。希伯伦折射出犹太人漫长而悲惨的历史，还有他们在不幸中谋求生存的非凡能力。大卫就是在那里受膏为王，先是成为犹大家的王（《撒母耳记下》2：1-4），而

    后成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下》5：1-3）。耶路撒冷陷落之后，

    犹太人被驱逐，以东人在此安家落户。耶路撒冷先后被希腊和罗马征

    服，被迫改宗，遭奋锐党徒（Zealots）[3]掠夺，被罗马人付之一炬，

    又先后被阿拉伯人、法兰克人、马穆鲁克人占领。1266年以后，犹太

    人被禁止进入麦比拉洞祈祷。他们只被允许登上东墙旁边的7级台阶。

    他们在第4级台阶的石头上凿出了6英尺6英寸[4]深的洞口，塞进他们致

    上帝的请愿书，用棍子把纸张捅落洞中【2】。即便如此，请愿者们还是

    处境危险。151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了一场针对希伯伦犹太人的可怕

    屠杀。不过，由虔诚的学者们重整旗鼓重建的社区历经不同时代，终

    于在风雨飘摇中得以延续。这个社区由正统的《塔木德》[5]研究者

    （Talmudists）、神秘喀巴拉（kabbalah）[6]体系的学生，甚至犹太

    苦行者组成。那些苦行者会毫不留情地鞭挞自己，直到他们的鲜血染

    红神圣的石头。犹太人在那儿先后迎来的有：17世纪60年代，假弥赛

    亚[7]沙巴泰·泽维（Shabbetai Zevi）；18世纪，第一批基督教现代

    朝圣者；19世纪，世俗的犹太居民，以及1918年的英国征服者。1929

    年，这个人丁始终不兴旺的犹太社区遭到来自阿拉伯人的袭击。1936

    年，阿拉伯人再次来袭，几乎将它夷为平地。1967年，“六日战

    争”（Six Day War）期间，以色列士兵进入希伯伦的时候，犹太人已

    经整整一代未踏足那里了。1970年，人们在希伯伦重建了一个规模不

    大的定居点。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恐惧和未知，它还是发展繁荣起来。

    因此，历史学家造访今天的希伯伦时，会问自己：曾经掌控此地

    的那些人，而今何在？迦南人何在？以东人何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

    人、拜占庭人、法兰克人、马穆鲁克人、土耳其人何在？他们已经无

    可挽回地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但是，犹太人还在希伯伦，依旧如

    故。

    因此，希伯伦象征了犹太人4000年以来不屈不挠的精神，还显示了犹太人对拥有和占据土地所怀有的不同寻常的矛盾心理。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对大地上的某个特定角落在情感上保持如此强烈的依恋，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而执着的迁徙本能以及将自己连根拔起并移栽的勇气和本领。事实上，难以理解的是，在作为民族存在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内，大多数犹太人始终居住在他们声称属于他们的土地之外。今天，他们依然如此。

    希伯伦是有记录以来他们首次获得的土地。《创世记》第23章讲

    述了亚伯拉罕在妻子撒拉去世后如何决意买下麦比拉洞和周边的土

    地，作为她和自己最终的安葬地点。该章节在整部《圣经》中至关重

    要，体现了犹太人所坚守的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毫无疑问，对他们而

    言珍贵无比、举足轻重。也许这是《圣经》首个通过长篇口述来见证

    和描写真实事件的章节，因而留下了可信的细节。关于买地的谈判和

    流程，这段文字描述得详尽细致。虽然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居住了很

    久，但那时候他还是被看作外人。为了永久拥有那里的土地，他不仅

    需要有购买权，还需要得到当地社会的一致认可。这块土地属于赫人

    （Hittite）权贵以弗仑（Ephron），一个有赫人血统的西闪米特人

    （West Semite）和哈比鲁人（Habiru）【3】。亚伯拉罕首先得与“赫

    人”（the children of Heth）即“土地上的人民”达成正式的交易

    协议，接着还得与以弗仑商议价格——400舍客勒[8]（shakel）银子，

    然后将这些“买卖通用的银子”上秤证明足量，当着族长的面交给以

    弗仑。

    这个发生在小范围内的事件值得铭记，因为它不仅涉及所有权的

    转让，还代表地位的变化：按照仪式下拜、装腔作势和假客套、苛刻

    和讨价还价，均在《圣经》中被表达得活灵活现。然而，让读者印象

    最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亚伯拉罕在交易开始前那句令人心酸

    的话语：“我在你们中是外人，是寄居的。”还有最后对那块地由当

    地人“定准归与亚伯拉罕”（《创世记》23：20）的反复强调。在犹

    太人历史上首次发生的这一真实事件中，这个民族的不安定和焦虑的

    心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位亚伯拉罕是谁？他来自哪里？《创世记》及《圣经》中的相

    关章节是他存在的唯一证明，而这些文字也许还是在他辞世（如果真

    有此人的话）1000年后才出现的。《圣经》作为历史记录的价值，200

    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直到1800年前后，学者和普通人的主流观点还

    是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的观点：也就是说，《圣经》的叙

    述是受神的启示而作，整体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不过，几个世纪以

    来，很多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坚持认为早期书籍，尤其是《圣经》中

    的许多章节应该作为象征或隐喻而非字面事实来理解。19世纪初叶，

    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越来越专业的“批判性”解释路径，主要来自德

    国学者的工作，他们认为《旧约》并非历史记录，其中大部分应被划

    归为宗教神话。如今，《圣经》的前五卷，或者说《摩西五经》

    （pentateuch），已经被当作希伯来各部族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大

    约在大流散（the Exile）之后，即公元前的500年里才形成书面形

    式。这种观点认为，这些精心编选、整理和改编的传说故事，其目的

    是为结束流散之后的以色列社会的宗教信仰、活动和仪式提供历史依

    据和神的应许。早期书籍中描写的个体并非真实存在的人，而是神话

    英雄或代表整个部族的缀合的人物形象。【4】

    因此，不只是亚伯拉罕和其他列祖，还有摩西和亚伦、约书亚和

    参孙，都将隐退至神话，成为和赫拉克勒斯和珀耳修斯、普里阿摩斯

    和阿伽门农、尤利西斯和埃涅阿斯[9]等同样不真实的人物。在黑格尔

    及其学术追随者的影响之下，《圣经》中所写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启示

    被重新解读为一种决定论的社会学发展——从原始部落的迷信发展至

    复杂的城市教会学。犹太人受神命定的独特角色退居幕后，摩西一神

    论的成就逐步被弱化，对《旧约》历史的改写充斥着不易察觉的反犹

    太教特点，甚至带有反犹主义的色彩。德国《圣经》学者们的著作成

    为学术正统，其中尤利乌斯·韦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

    1918）的学说在说服力和复杂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作品

    《古以色列史绪论》（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于1878年首次出版，反响巨大。【5】韦尔豪森及其学派在《圣

    经》研究领域占据主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甚至在今天，历史学家在

    阅读《圣经》时还会受到他的诸多观念的影响。20世纪的一些优秀学

    者，如M.诺特（M.Noth）和A.阿尔特（A.Alt），依然保持基本怀疑的

    态度，将征服迦南前的传说视为不予考虑的神话，认为以色列人是在

    迦南成为一支民族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12世纪；征服本身大致也是

    神话，主要过程其实是和平渗透。【6】其他人则提出，以色列起源于迦

    南人中的一群宗教狂热者，他们认为迦南人已经堕落，于是他们退出

    了。【7】这些及其他理论须得放弃《士师记》之前所有的《圣经》历

    史，将其全部或绝大部分看作虚构作品，而《士师记》本身也是真实

    与虚构的杂糅。有人认为，以色列人的历史直到扫罗和大卫年代才有

    了坚实的事实基础，那个时候《圣经》才开始反映真实的宫廷历史和

    记录。

    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很少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做到客观。《圣

    经》历史涉及基督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信仰或偏见，触及我们存

    在的根源，因此在这个领域即使能够做到客观也非常困难。此外，学

    术领域也存在专业角度上的曲解。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

    间，《圣经》的历史都被经文学者掌控，他们的本能和受到的训练始

    终都是拆解《圣经》故事，找出汇编故事中那些人的来源和目的，在

    此基础上挑选少数可信的片段，然后从比较历史的视角重建事件。但

    是，随着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发展，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开始出现，即

    利用古代文献的指导，求证于实物遗迹。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对特洛

    伊、克诺索斯、克里特岛上的其他米诺斯遗址、伯罗奔尼撒的迈锡尼

    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连同对其中一些地方出土的古代宫廷记录的破

    解，让《荷马史诗》恢复了历史记录的地位，让学者们注意到传说的

    外表下面越来越多的真实成分。因此，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对古代

    遗址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经过复原以及转译的法律和行政记录已经强有

    力地倾向于恢复《圣经》前几卷的历史叙事价值。特别是W.F.奥尔布

    赖特（W.F.Albright）和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的工

    作，让我们对《旧约》前几卷描述的地点和事件的真实存在重拾信

    心。【8】同样重要的是公元前两三千年的档案被发现，给迄今为止晦涩

    难解的《圣经》章节带来了新的亮光。就在50年之前，《圣经》前面

    的章节还被视作神话或象征，而如今，举证责任已经转移：越来越多

    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经文至少蕴含了事实的萌芽，并以培育这株萌

    芽为自己的工作。但这并未让《圣经》的历史解读变得更容易。基要

    主义和“批判”的路径还是简明得令人快慰。现在，我们认为《圣

    经》文字作为寻找真相的指南太复杂与太模糊，但不管怎样，它还是

    提供了指南。

    如此，犹太人就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记录自己起源历史的民族之

    一，而且记录他们起源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年代。尽管这些记录中的

    很多地方非常晦涩难懂。将《圣经》塑造成如今这个模样的犹太人显

    然认为他们的种族尽管是由亚伯拉罕创建，但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至

    更早，一直到人类的始祖亚当。按照目前的知识水平，我们必须假设

    《创世记》开头的章节具有提要和象征的意味，而非描述事实。第1章

    至第5章出现了诸如智慧、邪恶、羞耻、嫉妒和犯罪，与其说是真实的

    事件，不如说是解释说明，即使中间也夹杂着残存的回忆。比如，若

    说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完全是杜撰，很难令人相信；该隐的回答“我岂

    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听起来像确有其事，而且这个蒙受耻辱和惊恐

    不安的人身负有罪的记号，他的形象极具感染力，以至于很容易让人

    觉得这就是历史事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异教徒的宇宙起源论相

    比，犹太人对创世过程和早期人类活动的描写，显然对世界及其生物

    按照何种机制诞生缺乏兴趣，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讲述者却被这

    种兴趣引入了超自然的歧途。犹太人仅仅假设预先存在一位无所不能

    的上帝，他实施行动却从未被形容和描述，他拥有自然本身的力量和

    不可见性：值得注意的是，《创世记》的第1章，就不同于古代其他所

    有的宇宙起源论，从本质上来说，倒是与现代科学对宇宙起源的解

    释，尤其是大爆炸理论若合符节。

    并不是说犹太人的上帝在任何意义上都等同于自然：恰恰相反。

    尽管始终不曾形象化，上帝被表现为一个人却是再明显不过的。比

    如，《申命记》竭尽全力地将崇拜自然和自然神灵并受到轻视的异教

    徒与崇拜上帝本人的犹太人加以区别，警告他们“又恐怕你向天举目

    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

    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它”。【9】此外，这位人化的上帝从一开

    始就为他的生灵制定了无比清晰并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因此犹太人

    早期的人类道德范畴从一开始就存在且必不可少。这又让它与所有的

    其他宗教的论述迥然不同。因此，《圣经》的史前部分奠定了一种道

    德基础，整个事实结构全都以此为基础。即使最原始的犹太人也被描

    述成绝对能够明辨是非的人。

    在物质宇宙上叠加道德宇宙的观念决定了《圣经》对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历史事件的处理手法，即《创世记》第6章对洪水的描写。而

    今毫无疑问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曾经发生一次大洪水。1845—1851

    年，A.H.莱亚德（A.H.Layard）在库云吉克（Kuyunjik）的西拿基立

    宫殿（Palace of Sennacherib）图书馆内发现了楔形文字泥板；1872

    年，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在上面找到了大洪

    水的说法，《圣经》的叙述第一次得到了证实，而在亚述巴尼拔宫殿

    （Palace of Ashurbanipal）里发现的泥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0】

    这种说法其实存在于亚述帝国后期（late-Assyrian），而更早的史诗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10]的末尾对此也有所补充。这首史诗的

    主人公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古代苏美尔的一位乌鲁克（Uruk）国王。

    巴比伦人和相距遥远的苏美尔人都在亚述人之前留下了大洪水的记

    忆。20世纪20年代，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找到

    并发掘了乌尔（Ur）—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的苏美尔重镇，《圣

    经》史前部分的结尾处曾提到这座城市。【11】在乌尔考察早期考古层面

    的同时，伍利花费了很长时间致力于找出大洪水的实物证据。他发现

    了一处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的8英尺冲积层。他还无意中

    在舒鲁帕克（Shuruppak）发现了另一处引人注意的冲积层，在基什

    （Kish）的类似地层中也发现了一处18英寸的冲积层。但这些冲积层

    的年代与乌尔的年代并不相符。【12】马克斯·马洛温爵士（Sir Max

    Mallowan）在测量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勘探的各处遗址后得出

    结论，这里确确实实发生过一场大洪水。【13】1965年，大英博物馆在其

    馆藏中进一步发现：巴比伦城市西巴尔（Sippar）的两块泥板提到了

    洪水，它们书写于公元前1646—前1626年的阿米萨杜卡国王（King

    Ammisaduqa）统治时期。

    最后，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让我们能够重点关注挪亚（诺

    亚，Noah）这个人物本身。因为它讲述了神在创造人类后如何后悔造

    人并决定用洪水淹没人类；但水神恩基（Enki）将这场灾难的计划透

    露给一位名叫朱苏德拉（Ziusudra）的祭司，祭司造了一艘船并因此

    幸免于难。【14】朱苏德拉无疑是真实存在的人，是大约公元前2900年巴

    比伦南部城市舒鲁帕克（Shuruppak）的国王，苏美尔王表（the

    Sumerian king-list）[11]中最早的一根上记录了他的身份。舒鲁帕克

    遗址内也有大洪水出现过的证据，只是与伍利在乌尔发现的洪水年代

    不符。【15】朱苏德拉的拯救者形象在《圣经》中以挪亚出现，由此为一

    位《圣经》人物的真实存在提供了第一个客观证明。

    但是，《圣经》对洪水的描述与巴比伦——苏美尔的史诗有根本

    性的区别。与朱苏德拉不同，挪亚是道德人物，深植于《创世记》刚

    开始就确立的价值体系。另外，《吉尔伽美什》史诗叙述的孤立事件

    缺少统一的道德和历史背景，而犹太人的版本则将每个事件都与道德

    问题扯上关系，再用所有事件共同印证一种天意设计。这是世俗文学

    和宗教文学的差别，是单纯的民间传说作品和有意识的决定论历史的

    差异。

    而且，挪亚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个真实人物，他的故事预

    示了犹太人宗教的重要元素。这里出现了犹太人的神对方舟建造和装

    载细节的特别重视，还出现了义人（righteous man）的概念。更为重

    要的是，此处表现出犹太人对人的生命至高无上的强调。人与上帝之

    间具有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出现在《创世记》第9章关键

    性的第6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

    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一点或许可以被视为犹太人信仰的核心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洪水——第一个从《圣经》之外获得证实的历史

    事件——是紧接着出现的。

    涉及洪水的章节还首次提到了神约（covenant），而且最早提及

    了迦南的土地。【16】不过，在我们顺着洪水之后的王表找寻列祖的过程

    中，这些主题将以更加显著的方式反复重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关

    于亚伯拉罕的身份和出身的问题。《圣经·创世记》第11章至25章说

    道，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Abram），其祖先最后可追溯至挪亚，他

    从“迦勒底的吾珥（乌尔）”迁出，先到达哈兰，然后抵达迦南的多

    个地方，因为饥荒行至埃及，然后又回到迦南，最后在他第一次买下

    土地的希伯伦辞世。

    《圣经》这段内容叙述的是历史。此处提到迦勒底年代有误，因

    为迦勒底人是在将近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叶时才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南

    部，而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要早得多，更接近初叶时期。这里写到迦

    勒底人是为了让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圣经》读者辨认出乌尔。【17】不

    过，对《圣经》所言的亚伯拉罕来自乌尔根本毋庸置疑，伍利及其继

    任者的工作成果，已经告诉我们许多与他有关的内容。首先，它将亚

    伯拉罕与一座重要城市而非沙漠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信徒，如韦尔

    豪森及其学派，怀着从原始到复杂、从沙漠到城市的决定论发展理

    念，认为希伯来人最先是那种最简单的牧民。然而，伍利发掘的乌尔

    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他在“ 美地的英雄麦斯卡拉姆杜

    格”（Meskalamdug, Hero of the Good Land）[12]的坟墓中发现了一

    顶纯金打造的精美头盔，头盔上有发绺形状的浮雕。墓中还有宗教游

    行队伍使用的旗帜，上面饰有贝壳和青金石。他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

    金字形神塔（ziggurat），这座塔庙矗立在多层平台的上方，猜想它

    是受到巴别塔故事的启发也不为过。塔庙的修建者是第三王朝的乌尔

    纳姆（Ur Nammuof the Third Dynasty，前2060—前1950），一个伟

    大的立法者和建造者，他还把自己拿着锄头、铲子和丈量尺的工匠形

    象绘制于一块石碑上。现在还存有石碑的一块残片。

    亚伯拉罕有可能是在这位国王的统治年代之后离开乌尔的，因此

    将通天的金字形神塔及更早以前的洪水的故事带到了迦南。他是什么

    时候踏上行程的呢？列祖的年代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样无法确定。当

    然，《创世记》中大洪水之前的年代确定只是一个大概，而非确切，

    但宗谱与其他古代早期的王表一样不容轻视。生活在大约公元前250年

    希腊时代（Hellenistic times）的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等人

    就提供了这样的法老世系表，这些资料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将埃及历

    史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第一王朝。与曼涅托身份大致相当的巴比伦

    祭司伯诺索斯（Berossus）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类似的美索不达米亚王

    表，而且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其他王表。如果仔细查看《创世记》中

    大洪水前后的名录，我们就会发现两组各有10个名字，虽然接近源头

    的希伯来马所拉经文（Hebrew Massoretic text）、希腊文译本（the

    Greek Septuagint）和撒马利亚五经（the Samaritan Pentateuch）

    中所涉及的年代有所不同。这些组合与《圣经》以外的书面记录大同

    小异，《圣经》中“久远”的年代与洪水以前舒鲁帕克的苏美尔国王

    生活的年代差不多。最早的王表上只有8位大洪水之前的国王，不过伯

    诺索斯记录了10位，与《创世记》正好相符。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许就

    是亚伯拉罕，是他带来了这个传说。

    虽然与埃及的王表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表难以锁定确切的时

    间，但目前的普遍共识是认定萨尔贡和古阿卡德时期为公元前2360—

    前2180年，认定立法者乌尔纳姆和乌尔第三王朝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

    末叶或第一个千年初叶，并将真实性毋庸置疑的政治家和法典编纂者

    汉谟拉比在位的年代精确至公元前1728—前1686年。证据显示，《创

    世记》中的列祖故事应发生在乌尔纳姆和汉谟拉比之间的年代，大致

    是公元前2100—前1550年，即青铜时代中期。他们所处的年代显然不

    可能晚至青铜时代晚期，因为那样的话，就到了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而列祖部分并未提及迦南地区有埃及帝国的存在。奥尔布赖特职业生

    涯的大部分时间在纠结亚伯拉罕所处的年代问题，始终在公元前20世

    纪和前17世纪之间摇摆，最终得出结论，亚伯拉罕不可能生活在公元

    前20世纪以前或前19世纪以后。他的年代推定看起来很合理。【18】

    大致确定列祖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将他们与现有的叙利亚和美索不

    达米亚青铜时代的考古记录和各种书面档案联系起来。以上这些至关

    重要，因为它们不仅能让我们确定还能让我们解释列祖故事中的事

    件。这些考古发现有凯瑟琳·凯尼恩对耶利哥（Jericho）城外路旁的

    坟地所做的调查研究，那些坟地类似于《创世记》第23章和35章第19

    —20节描述的墓穴，还有纳尔逊·格卢克（Nelson Glueck）对内盖夫

    （Negev）的考古调研，内盖夫出土了许多青铜时代中期列祖时代的定

    居地点。【19】格卢克注意到其中很多定居地点毁于公元前1900年之后的

    某段时间，这与我们在《创世记》第14章看到的劫掠破坏的线索不谋

    而合。

    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数量非常巨大，而且提供了很多信息。1933

    年，A.帕罗（A.Parrot）对位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以北17英里处

    的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马里古镇（Mari，今泰勒哈拉里）进行考古发

    掘，发现了一份包括两万项条目的档案。【20】一份类似档案的泥板抄本

    随后在基尔库克（Kirkuk）附近的努济（Nuzi）被发现。古代的努济

    是胡里特人——也就是《圣经》中的何利人的城市，胡里特人属于米

    坦尼王国。【21】第三份档案包括1.4万块泥板，在叙利亚北部的埃勃拉

    （Ebla，今泰勒马尔迪赫丘）被发现。【22】这些档案的时间跨度相当

    大，埃勃拉的档案比列祖时代稍早，努济档案的时间在公元前16世纪

    和前15世纪前后，较之略晚，而马里泥板大概在公元前19世纪末叶至

    前18世纪中叶，完全符合最有可能的那个年代。它们共同帮助我们绘

    制出一幅列祖时代的社会画卷，起到了解释《圣经》经文的作用。韦

    尔豪森及其他人认为，《圣经》头几卷是为了契合年代要晚得多的宗

    教信仰而汇集编选的。对这种观点反对最激烈的一种意见始终是：其

    中的很多事件并不是这样的。它们所体现的风俗对于公元前第一个千

    年的后来编者来说显然是陌生和无法解释的；那些编者对流传下来的

    经文和传说心怀敬意，完全照抄，并没有试图进行合理化的解释。有

    的章节对我们来说依然神秘难解，但借助于泥板，其他不少章节如今

    已得到解释。

    埃勃拉和马里泥板都包括行政和法律文书，其中提到了列祖式的

    人物名称，如亚伯兰、雅各、利亚、拉班、以实玛利，还有很多有启

    发性的表达方式和来自希伯来语的外来词。【23】而且，公元前第二个千

    年初叶的这些身份不明的诉讼当事人与《圣经》中的同名人物一样，

    恰好同样也面临由于无子女、离婚、继承和长子名分而造成的困境。

    因为没有子嗣，亚伯拉罕无望地打算让他的一名仆人当他的继承人，

    提议收养以利以谢作为假定继承人。这种做法与努济抄本里的说法差

    不多。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的约定、因撒拉不生育而纳使女夏甲为妾

    的做法，甚至后来家中出现的不愉快，努济的泥板里都有相应的描

    述。努济的婚姻契约甚至对这些意外事件做了明确规定。努济的一块

    泥板还显示，确有哥哥将长子名分卖给弟弟得了3头羊这类事情发生，

    就像以扫用他的长子名分向雅各换了一碗汤。【24】还有一块努济泥板提

    供的事例表明，以临终祝福的形式对财产进行的口头处理是具有约束

    力的——这就解释了《创世记》第27章那个著名场景：雅各和他的母

    亲利百加串通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得到了他临终指派的继承人名分。

    也许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努济档案对《圣经》中关于雅各和拉班

    之间令人费解的关系描述做出了解释，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常见的收养

    问题。拉班没有继承人，于是收养雅各当他的儿子，还让他做了自己

    的女婿；后来，拉班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块努济泥板上面这样写道：

    阿尔申尼之子纳什维的收养碑牌。他收养普希申尼的儿子乌

    鲁……纳什维死后，乌鲁将成为继承人。如果纳什维生下儿子，此子

    将与乌鲁平分继承权，但纳什维的神像由此子继承。但是纳什维若无

    儿子，那么就由乌鲁继承纳什维的神像。纳什维已将女儿努呼亚嫁与

    乌鲁为妻。如果乌鲁再娶妻，他必须放弃纳什维的土地和房屋。【25】

    努济泥板显示，家中的神像类似所有权契据，具有象征性的法律

    价值。现在我们能理解拉结偷了拉班家中供奉的神像就是为了纠正她

    认为不公的法律条款。马里泥板也提供了一些以屠宰动物的方式确定

    契约的法律仪式的例子，类似于《创世记》第15章第9—10节中亚伯拉

    罕与上帝的立约。【26】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开始将亚伯拉罕及其后代放入真实的历史

    背景中。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叶，地中海文明世界的社会因为来自东

    方的入侵而受到干扰。这些入侵者给埃及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而在稳

    定的亚洲，考古证据显示，诸如乌加里特、比布鲁斯、米吉多、耶利

    哥和古加沙这些城镇的延续性被打破，有遭到掠夺和弃城的迹象。【27】

    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往地中海的这些民族说的是西闪米特语，希伯来语

    就是其中的一种。美索不达米亚泥板和铭文的表意文字SA.GAZ提到了

    一个特定的人群，他们又被称为希伯鲁人（Hapiru）、哈比鲁人

    （Habiru）。青铜时代晚期的埃及资料也提到了阿比鲁人（Abiru）或

    哈比鲁人。根据这个称谓来看，它们指的不是贝都因人（Bedouin）或

    从那时延续到现在的沙漠居民，因为这一类人另有称谓。哈比鲁人似

    乎是一种贬称，指四处流浪、难以对付而又具有破坏力的非城市居

    民。他们不是寻常的部族，常常随着季节更替和牧群一同迁徙，今天

    在小亚细亚和伊朗的有些地方的人们依然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且，他

    们的文化要优于大多数沙漠部族。正是因为他们很难被分类，才让非

    常清楚如何与真正的游牧部落打交道的埃及当局感到困惑和恼火。他

    们有的当雇佣兵，有的成为政府雇员，有的为人奴仆，有的当修补匠

    和小贩，有的是赶着大篷车四处流动的商旅，还有的是普通的商人。

    有时候，他们会获得以羊群和家臣形式来体现的可观财富；然后他们

    可能会尽力定居下来，获得土地，建立小王国。

    每群哈比鲁人都有一位酋长或酋帅，他们有时能够带领多达2000

    名部众发动攻击。如果他们有机会得以定居并开始建设，首领就会自

    封为王，并且依附于该地区的大君主。除了埃及这个古老得甚至可追

    溯至公元前19世纪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以外，没有哪个国王能单单

    依靠自己强大起来。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始终有10位或15位国王臣服于

    他。对于一个地区的君主来说，允许哈比鲁国王定居并成为（实际上

    的）封臣还是打退他们，是一个需要好好判断的问题。【28】

    已经在当地有根基的小国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是先前移

    民浪潮的一部分。亚伯拉罕是一个哈比鲁移民群体的首领，一个名副

    其实的酋长，拥有“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在《创世

    记》第12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埃及的权贵打交道；在《创世记》

    第14章里，他和他的手下成为小势力所多玛王（King of Sodom）的雇

    佣兵。他与大大小小有根基的当权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不安定的因

    素，带着欺骗，如他再三假称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妹：现在，我们从泥

    板得知，妻子若是拥有姐妹的法律地位，可以比普通妻子获得更多的

    保护。【29】牧场有限，淡水经常不足。如果一个哈比鲁群体在定居地繁

    荣兴旺，它的大量财富就会成为冲突的源头——这几乎离奇地预示了

    后世流散犹太人的问题。《创世记》第13章第6—11节表明，亚伯拉罕

    和他的侄子罗得不得不分开：“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

    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创世记》第21章第22—31节显示亚伯拉罕

    在别是巴（Beersheba）与当地国王亚比米勒（Abimelech）的仆人发

    生水权争执，后来用献祭动物的方式立下了解决争执的契约。亚伯拉

    罕与亚比米勒之间，尽管有时关系紧张，甚至出现法律纠纷，但他们

    的关系还是和平的。有时候，有根基的国王容忍哈比鲁人是出于利益

    考虑，因为可以将他们当作雇佣兵。然而，如果这些“外人和寄居的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当地国王就得让他们搬走，否则就有自

    己被打倒的危险。于是，我们发现亚比米勒告诉亚伯拉罕的儿子以

    撒：“你离开我们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30】

    《创世记》涉及移居、水井和契约，以及长子名分的内容多引人

    入胜，因为它将列祖扎实地放入他们的历史情境中，证实了《圣经》

    历史悠久、真实可信。但其中交织着其他两类内容：在道德背景下刻

    画这支民族的祖先个体，更重要的是，刻画他们与上帝集体关系的开

    端和发展，这是《圣经》故事的真正目的。在这些古老的故事里生动

    真实地刻画列祖及其家庭或许是这部作品最引人注意的方面，这在远

    古文学中绝无仅有。里面有人类的典型，如以实玛利——“他为人必

    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31】——但并不脸谱

    化，一个个人物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更精彩的是给予女性的笔墨，包括她们经常扮演的主要角色、她

    们的鲜活个性和情感力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历史记录中第一个

    发笑的人。她在年老时被告知会生出梦寐以求的儿子，她不相信，只

    是“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

    呢？’”（《创世记》18：12）。她的笑苦乐参半，带着悲伤、讽

    刺，甚至愤世嫉俗的味道，预示着犹太人古往今来诸多这般的笑。然

    而，儿子以撒降生后，“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

    喜笑”——她的欢喜、得意跨越4000年的距离传达给我们。接下来的

    故事是深爱母亲撒拉的以撒，一个温和而又喜欢思考的男人，如何争

    取到一位妻子——腼腆、善良和富有爱心的利百加——以取代母亲地

    位的故事；这是《圣经》中第一个打动我们的故事。更震撼人心的是

    《路得记》，虽然严格说来那并非列祖的时代，描述了两个悲伤孤独

    的女人拿俄米和她的儿媳路得之间的亲情和奉献。这些情感传达得如

    此细腻真实，以至于人们本能地相信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女性。构成

    《士师记》第5章的“底波拉的歌”（the Song of Deborah）包含众

    多女性形象，对女性的力量和勇气进行了成功的辩护，毫无疑问，一

    定是女性的抒情作品。不过从内部证据来看，它显然是《圣经》最早

    被写下的部分之一，看起来在不迟于公元前1200年，就差不多成为现

    在的样子了。【32】《圣经》开端的这些记录证实了女性在塑造希伯来社

    会时发挥的创造性作用，也证实了她们的智慧和情感力量，以及她们

    极为严谨的态度。

    不过，《圣经》的开端首先是一份神学表述：讲述这个民族的领

    袖与上帝之间直接且亲密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亚伯拉罕发挥的作用

    是决定性的。《圣经》将他写成希伯来人的直系祖先和该民族的创始

    人。他还是善良和正直的人的典范。他热爱和平（《创世记》13：8-

    9），但也愿意为原则而战，成功后不失宽容大度（14：22），对家庭

    一心一意，对陌生人热情好客（18：1），关心同胞的幸福（18：

    23），当然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和服从神的命令（22：12；26：5）。

    但他并非十全十美。他是个有血有肉、非常现实的人，有时担心害

    怕，犹豫不定，甚至多疑，不过最后总会忠实履行上帝的指示。

    如果亚伯拉罕是希伯来民族的创始人，那么他也是希伯来宗教的

    创始人吗？他在《创世记》中似乎开创了希伯来人与唯一全能的上帝

    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是否可以被称为第一位一神论者，对此我们尚不

    清楚，但我们可以不再考虑韦尔豪森那种黑格尔式的观点，认为以亚

    伯拉罕为代表的犹太人是从原始沙漠环境中走出来的民族。亚伯拉罕

    熟悉城市、复杂的法律概念，以及相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复杂精细

    的宗教意识。著名犹太历史学家萨洛·巴伦（Salo Baron）把他看作

    最初的一神论者，来自由盛行的月亮崇拜正转变为原始一神论的中心

    区域。他的家族的很多名字，如撒拉、米迦、他拉、拉班，都与月亮

    崇拜有关。【33】《约书亚记》里隐晦地提到了亚伯拉罕有盲目崇拜倾向

    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侍奉别神。”【34】重现《圣

    经》中其他章节曾记录的古老传统的《以赛亚书》说道，上帝“救赎

    亚伯拉罕”。【35】闪米特人沿着“新月沃土”[13]西行通常被描述为迫

    于经济压力而进行漂泊。不过理解亚伯拉罕被迫漂泊是出于宗教的原

    因至关重要：他响应了他认为来自伟大全能、无所不在的上帝的敦

    促。可以认为，虽然他脑子里的一神论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但他正努

    力地追随它，而正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在精神上陷入了死胡同，

    他才选择离开。【36】

    形容亚伯拉罕为单一主神教者（henotheist）或许最为准确：信

    仰属于某特定民族的唯一上帝，但也承认其他民族对他们自己神灵的

    依赖。凭借这样的资质，他就是希伯来宗教文化的创始人，因为他开

    创了这种文化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与上帝的神约和受赠土地。神约的

    概念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想法，在古代的近东地区绝无仅有。的确，亚

    伯拉罕与上帝的契约是个人行为，尚未达到摩西代表整个民族与上帝

    立约的复杂程度。但其基本要素已然具备：一份用顺从换取特别恩惠

    的约定，有史以来首次意味着有一位道德化上帝的存在，他充当了一

    位仁慈的立宪君主，受到他自己订立的公正协议的约束。【37】

    《创世记》的描述中有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断断续续的对话，显

    示亚伯拉罕对于契约的重大意义是逐渐领会和接受的，这个例子说明

    上帝的旨意有时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正如《创世记》第

    22章所述，上帝命他献祭独生子以撒作为考验时，亚伯拉罕终于完全

    明白了这个道理。【38】该章节是《圣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整个宗教

    史上最具戏剧性和最令人费解的一段，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神义论

    （theodicy），即上帝的正义感问题。很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认为

    这段内容不合情理，因为亚伯拉罕受命去做的事情不仅本身残忍，也

    有悖拒绝活人献祭的传统，这是希伯来伦理体系和后来的犹太——基

    督教各种敬拜方式的基石。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们奋力地让这个故事符

    合犹太人的伦理。斐洛（Philo）认为，它说明亚伯拉罕摆脱了习俗和

    其他所有的强烈情感，只保留了对上帝的热爱，他认可我们必须把自

    己最珍惜的献给上帝，深信上帝是正义的，我们并不会失去自己最珍

    惜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认同这是一次考验，是对上帝有权索

    取的极端的爱和敬畏的考验。纳奇曼奈（Nahmanides）把它看作神的

    预知和人类自由意志互容的第一个例子。【39】1843年，索伦·克尔凯郭

    尔（Sören Kierkegaard）发表了他对这一章节的哲学研究《恐惧与战

    栗》（Fear and Trembling），他在其中将亚伯拉罕描绘成一位“信

    仰的骑士”，为了上帝不仅可以放弃自己的儿子，还可以放弃他的伦

    理观念。【40】大多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家反对这种观点，因为

    它暗示上帝的旨意和伦理观念之间存在令人不能接受的矛盾，但其他

    人也同意该章节是一种提醒——宗教未必就反映了自然主义伦理学。

    【41】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完全讲得通。因为亚伯拉罕，正如我们从同时代的档案中得知，所处的法律背景必须用动物献祭来订立合同或契约。与上帝的立约如此至高无上，以至于提出的要求更高：献祭真正的最爱，尽管因为献祭的对象是人，所以献祭被阻止了，但依旧有效，只是需要的是形式和仪式而非实际发生。以撒被选为祭品不只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最珍贵的财产，还因为按照契约，他是上帝的特别馈赠，依然属于上帝，就像上帝给人类的其他馈赠一样。这一点强调了献祭的全部意义，是一次象征性的提醒，即人所拥有的一切均来自上帝，也都可以被他收回。这就是亚伯拉罕为何向上帝做出完全顺服的举动，并将其进行未完成献祭的地方称为“耶和华的山”，那是对西奈（Sinai）及更大契约的预示。【42】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圣经》故事首次将普适主义（universalism）的论调纳入上帝的承诺。他不仅承诺让亚伯拉罕后代人丁兴旺，而且当时补充道：“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43】

    这几乎就是选民观了。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即《旧约》主要不

    是讨论抽象概念的正义。它涉及的是上帝的正义，这种正义是上帝通

    过特别的行为来彰显的。《创世记》向我们提供了各种“ 义

    人”（just man）的例子，甚至只是在讲“义人”：比如，在挪亚和

    大洪水的故事中，在毁灭所多玛的故事中。亚伯拉罕也是“义人”，

    但没有迹象表明上帝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唯一的“义人”或者不管从哪

    方面来说是因为他的优点。《圣经》不是理性的作品，它是历史的作

    品，其中涉及的事件对我们来说神秘莫测甚至无法解释。它与做出取

    悦于上帝的重大选择有关。【44】对于被他创造出来的万物，上帝拥有不

    受限制的所有权，犹太人对此始终看得很重，理解这一点对理解犹太

    人的历史来说必不可少。很多犹太信仰的目的在于渲染这一核心事

    实。选民观成为上帝强调他拥有万物的意图的一部分。在这个示范过

    程中，亚伯拉罕是个关键人物。犹太先贤教导说：“应当称颂的圣

    者，有五种财富是他专门创造的。它们是：《托拉》（Torah）、天

    地、亚伯拉罕、以色列和圣所（Holy Sanctuary）。”【45】先贤们相信

    上帝慷慨地献出他所创造的万物，但保留了（可以说是）一切的所有

    权和他与选民之间特殊的独占关系。于是，我们发现：

    上帝创造日子，带给他自己安息日[14]；他创造月份，带给他自己

    节日；他创造年岁，为他自己选择安息年[15]；他创造安息年，为他自

    己选择禧年[16]；他创造民族，为他自己选择了以色列人……他创造土

    地，带给他自己以色列地，作为其他所有地的举祭，正如经上所

    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46】

    在《圣经》呈现的历史中，亚伯拉罕及其后代受上帝眷顾，与受赠土地密不可分。此外，两份馈赠都是租赁的性质，并非永久拥有：犹太人蒙拣选和获得土地是上帝的恩惠和眷顾，这些权利随时可以被收回。犹太人身上特有的脆弱和焦虑，亚伯拉罕既是真实的例子，又是永恒的象征。他是“ 外人和寄居的人” （ stranger and sojourner），即使被上帝选中之后，即使他煞费苦心地购买了麦比拉洞之后，他依然是这样的人。他的所有后代子孙继承了这种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圣经》反复向我们提醒这一点。因此，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又或者，这个民族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还有，在《诗篇》中大卫王也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47】

    无论如何，向亚伯拉罕应许土地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它出现于

    《圣经》最古老的层面：“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

    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

    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48】关于

    土地的边界有些混乱，因为在稍后的章节中，上帝只许诺了其中的一

    部分：“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

    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49】另外，后面的这份馈赠

    是“永远为业”，此处及后面章节的言下之意是：拣选以色列人是永

    不会被撤销的，尽管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忤逆而中止。由于上帝的承诺

    不可撤销，所以就算以色列会在一段时间内丢掉它，它终究还是会回

    到以色列人手里。【50】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概念是以色列人

    的宗教特有的，对于以色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它都是宗教中最重要

    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让《圣经》的前五卷，即《摩西五

    经》，成为他们的托拉或信仰的核心，因为这五卷涉及的是律法、有

    关土地的应许和应许的实现。后来的经书虽然内容精彩，易于理解，

    但绝无这样的中心意旨。与其说它们是启示，倒不如说是对启示的注

    释，其中心主题是应许的实现。【51】土地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亚伯拉罕奠定了这些基础，那么创建了一支独特民族的是

    他的孙子雅各。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也是雅各的另一个名

    字。【52 】如何称呼犹太人的先祖始终是个问题。“ 希伯来

    人”（Hebrews）不尽如人意，虽然经常有必要使用这个词，因为“哈

    比鲁人”（Habiru）这个称谓——“希伯来人”或许来源于此——更

    多的是描述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特定的族群。而且，“希伯来人”含

    有轻蔑的意味。“希伯来人”确实出自《摩西五经》，意为“以色列

    之子”，但只被埃及人使用，或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的自称。大

    约公元前2世纪，便·西拉（Ben Sira）如此使用之后，“希伯来

    人”被运用到《圣经》的语言及后来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著作中。就

    这样，这个词渐渐地失去了贬义色彩，以至于犹太人自己和同情他们

    的非犹太人都觉得，作为种族的称谓，“希伯来人”比“犹太人”更

    可取。比如，在19世纪，它被广泛用于美国的改革运动，所以我们现

    在有了希伯来协和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和美洲希伯来会众

    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这样的机构。

    但是犹太人的先祖从未自愿选择自称为希伯来人。当他们对民族身份

    有所意识的时候，他们使用的称谓，即《圣经》中的规范用法，

    是“以色列人”或“以色列之子”，而此称谓恰恰赋予雅各以最重要

    的意义。

    《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称谓的章节，应该是整部书最神秘晦涩的地方，雅各与天使的彻夜搏斗，雅各在那个时候被神改名为以色列——那个时刻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诞生之时。这一点很奇怪，而且始终有些难解的困惑围绕着犹太人的身份和命名。“以色列”这个称谓或许意为对抗众神的人，为上帝而战的人，上帝与之战斗的人，或者受上帝统治的人，上帝的正直子民。人们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还没有人能就这一事件的意义给出满意的解释。显然，《圣经》最初的编者和抄写者对此同样不理解。但他们认识到它是他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所以非但没有按着自己的宗教理解对其加以改编，反而将其逐字重现，因为它是托拉，是神圣的。雅各的生平在《创世记》中有详细的描写，确实非凡。他与祖父亚伯拉罕截然不同：一个伪善者、权谋家、战略家，而非战士、政治家、经营者，或者梦想家和有远见的人。雅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相比生活更加殷实。他最终要求把自己安葬在祖先陵墓的旁边，与此同时，他还在广阔的范围内设立柱子或建造神坛。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依然被描述成迦南的“外人”。【53】确实，他的所有儿子，除了最小的便雅悯之外，似乎都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或叙利亚。但是，在他生前的时候，他们与东方和北方的联系最终断绝，而且，他的族人开始认为他们以某种永恒的方式与迦南存在联系，于是即便他们是在遭遇饥荒时前往埃及，他们还是一定会回来，这是天命。

    拥有为民族冠名的民族领袖的身份，雅各——以色列也是理论上

    组成这个民族的十二支派的祖先。根据《圣经》传说，这些支派——

    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

    利、迦得、亚设、以法莲和玛拿西——全是雅各和他儿子的后裔。【54】

    在我们曾提到的非常古老的“底波拉的歌”里只列出了十支派——以

    法莲、便雅悯、玛吉、西布伦、以萨迦、流便、基列、但、亚设和拿

    弗他利。当时正处于争战状态，底波拉没有列出西缅、利未、犹大和

    迦得，或许是因为他们并未参与战斗。数字十二或许是一种传统：以

    实玛利、拿鹤、约坍和以扫的儿子都达到了这个数目。【55】在青铜时代

    晚期的地中海东部和小亚细亚，十二支派（有时是六支派）的划分很

    常见。希腊人叫他们“近邻同盟”（amphictyons），源于一个意

    为“居住在附近”的词语。使他们联合的因素或许不是他们共同的祖

    先，而是对某个特定圣地的共同奉拜。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经文学

    者放弃了这些支派同为雅各后裔的观点，宁愿将这些自发组织起来、

    相隔遥远而且出身不同的部落群体视作那个时候正在修建的以色列圣

    地周边的近邻同盟。【56】可是，迁入迦南的所有西闪米特群体异派同

    源，互相关联；他们拥有共同的记忆和传说，以及共同尊崇的祖先。

    即便有资料，但想要弄明白《圣经》中提到的所有群体的确切部族历

    史，其复杂程度之高也是难以想象的。【57】要点在于，雅各——以色列

    与以色列人刚开始意识到他们共同身份的年代有关，他们的共同身份

    嵌入部落制度的结构内，对他们而言已是既古老又珍贵。宗教的联系

    和家庭的联系同样强大，而且在现实中密不可分，在整个犹太人的历

    史中都是如此。在雅各的年代，虽然人们还会随身带着家里的神像，

    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神开始出现在信仰中。亚伯拉罕尽管有他自己的宗

    教信仰，但作为“外人和寄居的人”，他殷勤地向一般被称为“埃

    尔”（El）的当地神明进贡。于是，他在耶路撒冷向“至高神”（El

    Elyon）支付什一税，他在希伯伦承认“全能神”（El Shaddai），在

    别是巴承认“永恒神”（El Olan）。【58】雅各接受以色列的名字标志

    着此时亚伯拉罕的上帝已立足于迦南的土地，与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

    产生了联系，并很快成为全能的耶和华（almighty Yahweh），一神论

    的神。

    耶和华作为以色列宗教中凌驾一切的中心，现今所有犹太人、基

    督徒和穆斯林崇拜的唯一神的原型，他的统治地位是在该民族历史的

    下一个阶段——迁入埃及和戏剧性地逃离埃及人奴役——逐步奠定

    的。以约瑟去世作为《创世记》的结尾，然后再在《出埃及记》的开

    端，从由此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开始继续这个故事，《圣经》这部分故

    事似乎暗示整个民族都去了埃及，但这是带有误导性的。很显然，即

    使在雅各的年代，很多哈比鲁人或希伯来人——如今我们必须称之为

    以色列人——就开始在迦南长期定居了，甚至还凭借武力抢占领土。

    在《创世记》第34章，我们可以读到，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成功地

    对示剑的国王及城市进行了一次猛烈袭击，这暗示以色列人第一次占

    领了颇具规模的城镇，这座城镇本来很有可能成为这位民族神最早的

    宝座。【59】公元前19世纪，示剑已经是一座城市，因为塞索斯特里斯三

    世（Sesostris Ⅲ，前1878—前1843）统治时期的一份埃及档案中提

    到过它，后来这里还修建了巨石城墙。它其实是《圣经》（《创世

    记》12：6-7）中提到的第一座迦南城市，也是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

    的地方。示剑在现在的纳布卢斯（Nablus）附近，这个名字来自韦斯

    巴芗（Vespasian）在公元72年夺回巴勒斯坦后修建的新城市，即奈阿

    波利斯（Neapolis）。我们可以根据约瑟夫斯[17]（Josephus）和尤西

    比乌斯（Eusebius）在各自的著述中提到的事件确定这个地点，前者

    的写作时间是公元90年左右，后者的写作时间是公元340年之前。尤西

    比乌斯说古代的示剑在奈阿波利斯郊外，位于雅各井的附近。显然，

    示剑并不只是被夺取，而且一直在雅各家族的手中，因为他在临终时

    还把它传给了儿子约瑟：“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

    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60】

    可以肯定，为数不少的以色列人留在了迦南，而且外部资料确认，他们活跃好战。被称为“阿马尔奈文书”（Amarna Letters）的埃及档案出自埃及新王国的法老时代——那时的法老虽然在巴勒斯坦已经失势，但名义上仍是那里的君主——可精确追溯至公元前1389—前1358年，该文书涉及当地的诸侯及他们在本地区的敌人。有的文书提到了一位被称为拉巴亚（Labaya）或“狮人”（Lion Man）的希伯来人；其他文书实际上是他所写。他给埃及当局及其盟友制造了大难题；从埃及方面的经验来说，他和其他哈比鲁人一样，是个很难控制的麻烦。他最终在法老奥克亨那坦（Akhenaten）在位期间死于非命。但他生前控制着示剑附近的一个小王国，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地盘。通常认为，在他们的同胞被埃及人奴役那段时间，以色列——希伯来人实际上一直控制着示剑。没有资料提及它在约书亚征服时期被攻占，可以色列人侵入耶路撒冷北部山区后，他们就立即在示剑举行，或者说再次举行立约仪式，那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之处。【61】此举想要表明的是，这块土地原本而且早就掌握在被他们视为信奉同一宗教而且还有种族血缘关系的族人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示剑是最初的中心圣地和以色列人的迦南首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从亚伯拉罕族人最早抵达这里至从埃及返回的这段时间，巴勒斯坦一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以色列人，就使得《圣经》中显然只描述了该民族一部分人的《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讲述的征服更为可信。【62】埃及的以色列人一直知道他们还有个可以返回的家园，那里有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天然盟友；而反过来，那片土地上的这支内应也让一群漂泊之人夺取迦南的企图显得没那么绝望冒险。

    因此，寄居和逃离埃及，以及随后的沙漠漂泊，只涉及以色列民

    族的一部分人。然而，这个阶段在他们的宗教和伦理文化的演变中至

    关重要。的确，它就是他们历史中的核心事件，而且犹太人也一向认

    为如此，因为这段历史第一次见证了他们崇拜的独一无二的上帝形象

    出现于超然显赫之中，见证了他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把他们从世上

    最强大的帝国中拯救出来，又给了他们一块属于自己的丰饶土地；而

    且，这段历史还显示，作为回报，上帝对他们提出了诸多的严格要

    求。前往埃及之前，以色列人还是个与其他民族差不多的小民族，虽

    然他们已经得到了必将伟大的珍贵承诺。返回之后，他们已经成为有

    目标和计划，并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息的民族。

    开始和终结这段时期的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两个人物——

    约瑟和摩西，他们是凭借实力和成就一再照亮犹太人历史的典型人

    物。两人都是幼子，《圣经》似乎有颂扬这个群体的特殊用意——这

    个群体还包括亚伯、以撒、雅各、大卫和所罗门。《圣经》表明，大

    多数领袖出生时没有地位和权力，但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这

    些，他们本身就是由神的恩典而来。【63】《圣经》看到了无权无势中的

    特殊美德，正适合一个不常拥有权力并由于权力行使而遭遇太多痛苦

    的民族；但它也看到了成就中的美德，并将成就视为美德的标记，尤

    其是对于那些曾经无力和卑微的人而言。约瑟和摩西都没有出生的权

    利，勉强熬过了多灾多难的童年或青年时期；但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

    的品质，让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伟大。

    不过，他们两人的共同点也仅此而已。约瑟是服务于异国君主的

    卓越大臣和伟大的政治家，这是此后3000年里许多犹太人的人生道

    路。他聪敏机智、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是个梦想家，但又不只是梦

    想家，还是个有创新能力的人，这种能力可以用来解释复杂的现象、

    预料和预知、计划和执行。沉静、勤勉，能够处理所有经济和财政事

    务，并且掌握多种神秘知识，他清楚地知道如何为权力服务，如何利

    用权力为自己的民族谋福祉。正如法老对他说的，“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有智慧”。【64】约瑟在《创世记》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他显

    然吸引了早期的经文抄写者。那些人先是整理出这么多故事，又使用

    极为强烈的艺术性和对称性将它们糅合。不过，关于他的历史真实性

    是毫无疑问的，甚至他生平中的一些比较浪漫的事件能在埃及文学中

    找到呼应。波提乏的妻子试图勾引他，遭到拒绝后勃然大怒，于是诋

    毁他，让他身陷囹圄；被称作《两兄弟的故事》的古埃及故事中就有

    这个情节，而这个故事的书面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225年的莎草

    纸手稿中。外来人经常能够在埃及朝廷上高步云衢。公元前14世纪，

    一个名叫严哈姆的闪米特人也达到了约瑟的事业高度，成为法老奥克

    亨那坦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宰相。后来的公元前13世纪，法老梅内普

    塔朝廷的元帅就是一位名叫本·厄曾的闪米特人。【65】在约瑟的故事

    中，大多数与埃及有关的细节看上去真实可信。

    西闪米特人大量进入埃及是确凿无疑的。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

    末叶，他们就开始向尼罗河三角洲渗透。这些移民通常以和平的方式

    前来；有时是自愿来寻找贸易和工作机会的；有时是迫于饥荒而来

    ——因为尼罗河为粮食的盈余提供了最有规律性的保障——有时则是

    沦为奴隶。一张埃及莎草纸上有一段著名的章节，说的是埃及边境的

    士兵向阿纳斯塔西六世报告一支经过的部族正在寻找牧场和水。存于

    圣彼得堡、编号为1116a的莎草纸显示，一位仁厚的法老向被认定来自

    亚实基伦、夏琐和米吉多的酋长捐助小麦和啤酒作为口粮。公元前18

    世纪至前16世纪，埃及确实一度有一个名为希克索斯（Hyksos）的外

    来统治王朝，其中似乎有闪米特人的名字——如希安、亚库赫。1世

    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试图证实《出埃及记》的故事，他援引曼

    涅托的记录想要将这个故事与希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的最终

    被驱逐联系起来。但是，《圣经》中涉及埃及的细节与后面的时代更

    为契合。

    的确，有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受埃及迫害这段时间接近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最后250年，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前1304—前1237）统治时期。埃及的迫害最终迫使以色列人反抗和逃离。《出埃及记》开头说到埃及人：“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66】拉美西斯二世，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的统治者中最伟大的建造者——确实是古王国时期金字塔建造者之后最高产的建造者——在比东和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拉美西斯或皮拉美苏大兴土木，前者即今图米拉特干河的泰勒拉塔巴，后者即今尼罗河塔纳特狭湾的桑哈杰尔。【67】十九王朝的这些法老出身于三角洲的这一地区，他们将中央政府迁至此处，也就是《圣经》中的歌珊地（Goshen）附近。大量受压迫的劳工和奴隶被征发。一份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莎草纸——莱顿348——这样陈述：“向运送石料至拉美西斯巨塔的士兵和哈比鲁人分发口粮。”【68】然而，“出埃及”这件事不可能是在拉美西斯统治时期发生的。以色列人在拉美西斯的继任者麦伦普塔时期逃走似乎更有可能。这位法老的一块胜利石碑幸存于世，这块石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220年。石碑上面讲述他在西奈那边的迦南打赢了一场仗，把落败的一方称为“以色列”。他或许根本没打胜仗，因为法老们经常把失败或僵局粉饰成胜利，但很显然，他在自己的领土之外与以色列人交了手，所以他们应该是已经离开了。这是除了《圣经》以外第一次提到以色列。结合其他证据考虑，如《列王纪上》第6章第1节和《士师记》第11章第26节，【69】我们有理由确定“出埃及”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完成于大约公元前1225年。

    埃及瘟疫的故事和其他在以色列人逃离之前发生的奇迹和神迹，成为我们阅读《出埃及记》时关注的重点，结果有时反而忽略了这个古代唯一有记载的被奴役民族成功反抗和逃离的单纯事实。对于参与这一事件的以色列人来说，它是压倒一切的记忆。对于那些听说和后来阅读它的人来说，“出埃及”逐渐代替了“创世故事”的地位，成为犹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主要事件。埃及边境发生的事情使目睹的人相信，上帝已经直接果断地干预了他们的命运。对这件事的叙述和记录方式让后代确信， 上帝为他们特别显示了自己的大能（mightiness），这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件。

    尽管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在哪里将以色列人从法老军队的手中解救出来的。【70】关键词是“在芦苇海”或“在海上”。这里的意思可以是某个咸水湖，或者苏伊士湾北端，甚或亚喀巴湾顶端；还有一种可能是西奈北部的塞波尼斯大沼泽（西尔博尼斯湖），实际上是地中海的一处环礁湖。【71】据我们所知，边界处处防守严密，到处都有监管。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怒火中拯救出来，这个事件被他们视作神圣的救赎，它是如此了不起，以至于成为他们及其后裔整个精神存在的动力。摩西对他们说，自从神造人那天起，你们扪心自问，“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之前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争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在《出埃及记》中，摩西请求上帝本人施行惊人的神迹，并说明这些神迹与他为他们这个民族安排的计划之间的关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72】

    与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匹配的是靠自己成为以色列反抗运动领

    袖的非凡人物。摩西是犹太人历史上的支柱人物，是其历史发展的中

    枢。如果说亚伯拉罕是该民族的祖先，那么摩西实质上就是创造的力

    量，是这个民族的缔造者；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他，他们成为一支独

    具特色的民族，拥有了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和约瑟一样，他是犹太

    人的典型，不过与约瑟全然不同，他更令人敬畏。他是先知和领袖，

    行为果断、威势赫赫，他会勃然大怒，也能无情决断；但他也是一个

    颇具灵性的人，喜欢在偏远的乡村独自与上帝交流，目睹异象、主的

    显现和天启；然而他并非隐士，而是拥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力量，痛恨

    不公，热忱地寻求建立一个乌托邦，他不止扮演了上帝和人的中间人

    角色，还具有将最强烈的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家风范，能将崇

    高的观念转化成日常生活的细节。最重要的是，他是立法者和法官，

    一种强大框架的工程师，这种框架要将公众和个人行为的方方面面纳

    入正直的体系——他是精神上的极权主义者。

    《圣经》中叙述摩西事迹的各卷经书，尤其是《出埃及记》、

    《申命记》和《民数记》，都将他表现为一条巨大的通道，神的光辉

    和思想就是由这条通道灌输进入该民族的心灵和头脑的。可我们还必

    须将摩西看作一个具有极强独创性的人，通过骇人听闻和思想升华的

    经历，逐渐成为一种强烈的创造力量，他要颠覆这个世界，要把世世

    代代的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日常概念改造成为全新的东西，要让这个

    世界完全变样，要让人们再也无法回头用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他阐

    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直认可的观念，即人类

    向来都不是以难以察觉的步伐前进的，而是时而需要一次巨大的飞

    跃，这种飞跃经常要由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积极推动。这就是为什么对

    韦尔豪森及其学派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种观点认为摩西是后世的虚

    构，认为摩西律法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后半叶流放后时期的祭司伪造

    的——如今的一些历史学家依然秉持这种观点，这种怀疑主义已经到

    了狂热和对人类记录肆意践踏的地步。摩西这个人物不可能是人类凭

    空的想象，他的能力在《圣经》中跃然纸上，正如其曾经对一支执拗

    和分裂的民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一样，而这个民族几乎就是一群惶惶

    不安的乌合之众。

    摩西虽然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但绝非超人，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

    要。古代有一种神化创始人物的强烈倾向，对其表示反对的犹太作家

    和先贤经常煞费苦心地强调摩西身上的人类弱点和缺点。不过这没什

    么必要，一切都有记录。《圣经》陈述中最令人信服的地方或许是它

    对摩西的描写，摩西被表现为迟疑不决近乎达到怯懦的地步，他误

    解、执迷不悟、愚蠢、急躁，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

    的不足之处。伟大人物很少会这样坦承：“我本是笨嘴拙舌的。”【73】

    缺乏表达能力大概是立法者和政治家最不愿承认的缺陷吧。更引人注

    目的是摩西的形象，一个孤僻、相当绝望和效率低下的人，痛苦地担

    当着自己的角色，勉强接受下来却又坚决地想要推托。《出埃及记》

    第18章说，他认真地坐着审判，从早到晚，倾听百姓向他提出的案

    件。他的岳父叶忒罗造访时气愤地问：“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疲惫

    地回答：“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

    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

    度。”对此，叶忒罗答道：“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

    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于是，他建议建立一个

    受过训练的固定的司法制度；摩西在很多方面是个谦逊的人，胸怀宽

    广，愿意征求和接纳好的建议，所以他便照着这位老人的建议行事。

    【74】

    《圣经》向我们展示的摩西是个极富魅力的结合体，既是英雄又是凡人。他行事自信果断，掩盖了他内心的各种疑惑和时而产生的极度迷茫。由于他的地位，他不得不保持一副无所不知的勇敢外表；因为他不得不把有分裂倾向的一群人团结起来，所以即便没有自信，他也必须自信地厉声怒喝，在民众面前表现出他自己心里都不曾感受到的义无反顾。所以他的形象是严厉的，他的口号是“让律法压弯山吧”。毫无疑问，在早期哈加达传说（aggadic tradition）中，是亚伦比他这个更加伟大的兄弟更受欢迎：亚伦死时，所有人都哭泣，但摩西死时，只有男人表示哀悼。【75】有了《圣经》的记录，今天的读者或许能比实际上追随他的那些男男女女更加清楚地了解摩西的完整性格。

    摩西不仅是基督以前所有古代犹太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还是唯一对古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希腊人把他与他们自己的神和英雄混为一谈，尤其是其中的赫耳墨斯和牟西阿斯；甚至将被视作腓尼基字母和希腊字母前奏的希伯来文字的发明也归功于他。欧波来姆斯（ Eupolemus ） 说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哲人。阿塔帕诺斯（Artapanos）认为是他组织了埃及的政府体系，发明了各种军事和工业器械。阿里斯托布卢斯（ Aristobulus ） 认为荷马和赫西俄德（Hesiod）[18]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而且许多古代作家有一种共识，认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尤其是希腊文明，从他的思想中受益匪浅。【76】因此古代犹太作家支持将摩西看作古代文化主要缔造者的这种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约瑟夫斯说他发明了那时在希腊还不为人知的词语“律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立法者。【77】斐洛指责哲学家和立法者剽窃或抄袭他的思想，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就是罪魁祸首。【78】更引人注意的是，异教徒作家、阿帕梅亚的努梅尼乌斯（Numenius，公元前2世纪）断言柏拉图就是说希腊语的摩西。【79】古代作家们不仅对摩西的存在确定无疑，还把他看成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之一。

    但是，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开始，异教徒作家中也出现

    一种倾向，认为摩西是个邪恶人物，创造了一种陌生、狭隘、排外和

    反社会的宗教。摩西与有计划反犹主义的最初萌芽密切相关。阿布德

    拉的赫卡塔埃乌斯（Hecataeus，公元前4世纪），这位写过一本埃及

    历史（已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就指责摩西让自己的追随者与其他

    人隔绝，鼓励仇外。曼涅托（约公元前250年）首次宣扬了一个流传时

    间极为长久的传说，即摩西根本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是赫利奥

    波利斯的一个叛变祭司，他指挥犹太人杀掉埃及所有的神圣动物，确

    立了异族统治。【80】变节的埃及祭司带着包括麻风病人和黑人在内的流

    浪汉造反，这种想法成为反犹主义——乌尔的毁谤——的基本起源，

    并持续不断地被渲染和重复了几个世纪之久。【81】奇怪的是，绝对不是

    反犹分子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将他最后一部作品《摩西与一神

    论》（Moses and Monotheism）的基础建立在曼涅托那个摩西是埃及

    祭司的故事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许多摩西的宗教思想来源于奥克亨

    那坦一神论太阳崇拜的粗俗推测，以及他自己的许多伪装成事实的胡

    言乱语。【82】

    无论摩西是从其他哪个地方获得的想法，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法律

    的（当然，二者在他的思想中是不可分割的），那一定不是在埃及。

    摩西的工作甚至可以被看作对古埃及所代表的一切的全盘否定。正如

    亚伯拉罕从乌尔和哈兰迁入迦南一样，我们不能假设以色列人离开埃

    及纯粹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驱使，这不只是逃离困苦。《圣经》里甚至

    暗示这种困苦是可以忍受的；摩西那群人经常向往“埃及的肉锅”。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埃及的生活（一般说来）要比古代近东其他

    地方都舒适。“出埃及”的动机无疑是政治。以色列人是埃及一支人

    数众多、地位尴尬的少数民族，而且人口还在增长。《出埃及记》一

    开始就有法老对“他的百姓”说以色列人正变得“比我们还多，又比

    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以免他们多起来”。【83】埃

    及人害怕以色列人的数量才是他们压迫以色列人的主要动机，压迫以

    色列人就是为了压制他们的地位。法老残酷的奴役，跨越遥远的时

    空，隐约预示了希特勒的苦役计划乃至他的大屠杀：它们之间有令人

    不安的相似之处。

    所以，逃离埃及是一种政治上的分裂和反抗行为；但最重要的，

    它还是一种宗教行为。以色列人的与众不同，以及让埃及人认为他们

    与众不同并感到害怕的，正是因为他们拒不接受埃及那些古怪的、多

    如牛毛的众神，以及整个埃及的宗教精神，这种精神与以色列刚刚出

    现的宗教一样，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具有强烈的表现性，而且渗透力极

    强。就像亚伯拉罕觉得乌尔的宗教已经走进了死路一样，比其他人看

    得更清楚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领袖摩西也发现埃及的宗教信仰和宗教

    活动令人窒息、不可忍受、面目可憎而且邪恶。离开埃及，他们摆脱

    的不只是身体的奴役，还有密不通风的精神牢笼：埃及以色列人的肺

    部渴望真理的凛冽氧气以及更纯净、更自由和更负责的生活方式。埃

    及文明非常古老，也非常幼稚，以色列人逃离它是为了追求成熟。

    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以色列人自然要付诸行动，从长远看来，

    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将来的整个人类。一神论的创造，不

    只是一神论，还有唯一的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创造，是历史上的重大转

    折点之一，或许是最重大的转折点；而且受到伦理原则驱使的上帝一

    直有条有理地力图将这些原则施加于人类。考虑到被以色列人拒绝的

    那种埃及世界观，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点有多么伟大。虽然埃及人心

    灵手巧，审美品位无可挑剔，但他们的知识观念非常陈旧。他们难以

    掌握，甚至无法掌握普通的概念。对于时间，他们的意识不是积累，

    而是重复，所以无法真正掌握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是不

    可思议的。他们对生与死，人类、动物和植物世界的概念区分脆弱而

    不稳定。他们信仰轮回，更像东方和非洲的泛灵论宗教（animistic

    religions），而非我们西方习惯所称的宗教。天和地的不同不在于性

    质，而在于等级，天由一位化身造物主的王统治，法老则是他的世俗

    化身。天地的社会稳定静止，而且必须如此，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是反

    常和邪恶的。这个静态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它没有客观律法的意识，

    因此也就没有法典，更不用说成文的律法了。法老就是律法之源，律

    法之主，他的法官们坐在那儿（当然法庭是有的）充当代表，发布他

    的任意裁判结果。

    公元前第三和第二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世界观是截然不

    同的。它动态得多，但也混乱得多。他们拒绝唯一的神是力量本源的

    观念。与一遇到神学问题就不断地往万神殿里增加新神的埃及人不

    同，他们相信所有的主神已经被创造出来了。神灵集体行使最终权

    力，他们会选出万神之首（如马杜克），在需要时让普通人获得永

    生。因此与人类社会一样，天堂也始终处于躁动不安中。一个其实是

    另一个的复制品，金字形神塔就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人类君主并

    不神圣——在这个阶段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相信神王（god-kings）

    的还不多见——他们也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只是向神负责而已。

    【84】君主不能任意制定和颁布律法。实际上，个体受不可更改的宇宙法

    则所保护。【85】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社会通行的观念呈现出动态，提供了

    一种发展观，比埃及的一潭死水要好上许多。它们提供希望，完全不

    同于亚非道德准则中的顺从和认命，而埃及就是顺从和认命的突出典

    型。金字塔是死去神王的陵墓，而金字塔庙就是天地之间的活纽带。

    另外，这些观念没有为生活提出伦理道德的基础，就神代表什么或想

    要什么而论，它们造成了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喜怒无常，无法

    解释。人类只能通过不断和盲目的献祭来安抚他们。

    逐渐扩散至西方的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在一个重要方面变得越发复杂起来。他们正在发展出一种比埃及象形文字及其派生文字更有效率的字母体系，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创造是力量的源泉。所以他们相信，写下律法就会加强律法的力量，使它神圣庄严。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叶开始，法律体系日益精细和复杂，不止体现在大量单独的法律文献中，还体现在成文律法中。阿卡德字母（Akkadian script）和语言的传播促使相隔甚远社会的统治者都开始编纂律法，如埃兰和安纳托利亚、胡利安人和赫梯人、乌加里特和地中海沿岸。

    据我们推测，摩西律法（Mosaic code）的最初版本发布于公元前1250年前后，从而成为本就古老的传说的一部分。第一部法典，发现于伊斯坦布尔古代东方博物馆的文稿中，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2050年，是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乌尔纳姆的著作。除了其他方面外，这部著作陈述，神祇南纳（Nanna）[19]选择乌尔纳姆进行统治，他罢免了不诚实的官员，确定了准确的度量衡标准。亚伯拉罕一定熟悉这部法典的条款。另一部法典——亚伯拉罕或许也知道——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1920年：现存于伊拉克博物馆的两块泥板——来自古代王国埃什嫩那，用阿卡德语书写——列出了由提萨帕克神定下并经由当地国王转达的大约60条财产权规定。大部分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公元前19世纪初叶的泥板更加全面，它是伊迪国王李普特-伊什拉尔颁布的法典，用苏美尔语书写（与乌尔纳姆一样）；最伟大的是《汉谟拉比法典》，1901年发现于巴比伦以东的苏萨，用阿卡德语写在6英尺高的闪长岩石板上，可追溯至公元前1728—前1686年，现存于卢浮宫。【86】另外，后来的法典还有亚述中期的一套泥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在卡拉特——舍加特（古阿舒尔）发掘出土，或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年代也许与最早的摩西律法最为接近。【87】

    因此，在收集和编纂以色列人律法方面，摩西拥有充足的先例。

    他成长于宫廷，他有文化。将律法付诸文字，将其刻在石头上，是从

    没有成文法律的埃及逃到那时已有成文法传统的亚洲解放行动的一部

    分。虽然这个意义上的摩西律法是近东传统的一部分，但它依然与其

    他古代律法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差异，是一种全新的律法。首先，其他

    律法虽说是神授，但都是由国王各自颁布，拟成文字，如汉谟拉比和

    伊什塔尔，因而可以废除，可以修改，本质上是世俗的法典。而在

    《圣经》中，律法是上帝单独撰写的——贯穿《摩西五经》的法律全

    归他所有——没有一位以色列国王可以制定，甚至试图制定一部律

    法。摩西（以及很久以后的以西结，律法改革的传达者）是一位先

    知，不是国王，是神圣的中间人，不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者。因

    此，在他的律法中，没有宗教和世俗的区别——全都是一体——也没

    有民法、刑法和道德法的区别。【88】

    这种不可分割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按照摩西的法理，触犯律

    法均是冒犯上帝。所有的犯罪都是罪恶，正如所有的罪恶都是犯罪一

    样。违背律法是绝对的恶行，是人类无法独立宽恕或洗刷的。向受到

    侵犯的人做出赔偿是不够的；上帝还要求他们赎罪，可能是严厉的惩

    罚。古代近东的大多数律法都以财产为中心，人本身也是可以估价的

    一种财产，摩西律法则以上帝为中心。比如，在其他律法中，丈夫可

    以原谅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而摩西律法坚决主张两人必须被处死。

    【89】又如，在其他律法中，即使是死刑案件，国王也拥有赦免权，而

    《圣经》中却没有这样的挽救措施，它其实在死刑案件中否定了“有

    钱人的法律”，杀人者无论多么富有也不能以钱抵命，即使被害者只

    是仆人或奴隶，而且还有其他罪行，只有经济赔偿无法平息上帝的盛

    怒。但是，如果不是有意伤害或致人死亡，或有意严重犯罪，而是不

    当行为无意中造成的伤害，那么对上帝的冒犯就没那么严重，可以适

    用赔偿的法规，违法者应当“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按照摩西律法

    规定，这一条用于男子殴打女子致其流产的案件，或意外事故致人死

    亡的案件，对于较轻情节案件的处置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

    手还手，以脚还脚”【90】，这是一段备受误解的经文，其实它的意思只

    是造成伤害必须严格做出赔偿。但是意外伤害如果情节严重，构成了

    犯罪，则必须处以死刑。如此，牛把人顶死只会被没收，其主人不会

    被罚；但如果主人明知其有危险却不采取适当措施，而导致有人丧

    生，那么主人必须被处以死罪。【91】

    上面这一条款被称为“触牛律法”（The Law of the Goring Ox），证明摩西律法对人的生命极为重视。所有死刑从伦理来说都存在悖论，这里也一样。按照摩西的神学，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他的生命不仅宝贵而且神圣。杀人就是严重冒犯上帝，所以一定要对杀人者给予最高处罚，即剥夺他的生命；赔偿金钱远远不够。死刑的可怕强调了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按照周边社会的世俗律法，许多犯罪者只需要对其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做出补偿即可，但是按照摩西律法，他们就要被处死。

    但是作为同一种公理的结果，相反的说法也成立。其他律法会对

    侵犯财产处以死刑，如趁火打劫、闯入他人住宅、夜间擅闯私宅且情

    节严重、强占他人妻子等，但摩西律法对于财产侵犯没有死刑。如果

    只有财产权受到侵害，那么人的生命更加神圣。它还规定不可代受惩

    罚：父母犯罪不能由子女代受惩罚，或者丈夫的罪行不能由出卖妻子

    来抵偿。【92】而且，人不仅生命神圣，身体（如同上帝的形象）也是宝

    贵的。比如，亚述中期的律法列出了一系列对身体的重罚，包括残毁

    面容、阉割、穿刺和鞭笞致死，而摩西律法尊重人的身体。身体伤害

    被降至最低程度。即使鞭笞，也只限40次，而且必须在审判官的“当

    面”执行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93】实际

    上，摩西律法比其他律法都更加人道，因为以上帝为中心的律法自然

    也是以人为中心的。

    摩西律法的核心是十诫（Decalogue），是摩西转述的上帝的话语

    （《申命记》5：6-18），被称为“十条诫”（the ten words or

    utterances，《申命记》4：13）。据说这些指示最原始的版本出现于

    《出埃及记》第20章第2—14节，经文中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和晦涩难

    懂之处。很有可能这些诫命的原始版本非常简单，甚至只有寥寥数

    语，到了后来才变得详尽起来。摩西直接颁发的最早的十诫已经做了

    如下的重新整理，自然而然分成3组，第1条至第4条涉及上帝与人的关

    系，第6条至第10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5条则是这两组之间的

    桥梁，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诫是：“我

    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

    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

    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94】在

    这些伦理法规中，有些也普遍存在于古代其他近东文明：比如，在一

    份被称为“无罪声明”的埃及档案中，一个死人的灵魂在最终审判时

    列举了一连串他没有犯过的罪行。【95】但是，十诫全面总结对待上帝和

    人的正确行为，并将其提供给整个民族并被他们接受和铭记在心，在

    遥远的古代，再没有什么能与其相提并论了。

    摩西十诫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基础，先是由亚伯拉罕和上帝

    立约，后来由雅各接续，如今摩西和整个民族再次严肃公开地与上帝

    续约。现代研究显示，摩西之约在《出埃及记》第19—24章简单提

    出，在《申命记》中进行了完善，它参照了古代近东契约的形式，如

    赫梯人草拟的那些契约。它的开头有一段说明历史背景的序言，表明

    立约的意图，接着说明立约的本质，神的见证、利益和诅咒，正文和

    书写泥板的存放。【96】但是，摩西之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国家

    之间的约定，而是上帝和民族的盟约。神约实质上是古代以色列社会

    为了换取保护和繁荣，将自己的利益与上帝的利益相结合，并认可上

    帝为极权统治者，让上帝的旨意指导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摩

    西十诫只是《出埃及记》、《申命记》和《民数记》中设立的神圣律

    法的周密体系的核心。古代晚期，犹太学者将律法整理出613条诫命，

    包括248条必须服从的诫命和365条禁令。【97】

    这份摩西律法的内容包罗万象。并非所有内容都来自摩西时代，更不用说流传到我们现在的形式。比如，其中有些涉及定居农业，一定是从征服迦南之后的年代才有的，据推测，这部分内容是借鉴了迦南律法，归根结底来源于苏美尔、巴比伦和赫梯的律法。【98】只不过以色列人的法律意识已经很强，他们极具创造性，或者说很擅长把身边发现的概念加以转换；这种转换之彻底甚至可以构成新鲜的事物。原有的认为摩西律法的内容大部分传承自流放后时期的这种理论如今可以被摒弃了。《利未记》是专业性的经卷，极具仪式性，为以色列人有序的宗教生活和平民生活提供了法律基础，非常契合我们所了解的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的政治历史。《申命记》——《利未记》中祭司文章的大众版，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也一样，除了律法，还涉及饮食、医学、基础科学和专业实践等事项。大部分内容极具独创性，不过全都与其他涉及同类话题的非《圣经》资料的内容相一致，那些资料或创作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近东，或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

    不过，虽然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某些方面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但也开始表现出某些明显的特征。摩西律法在两性问题上就有非常严厉的规定。比如，在拉斯珊拉泥板上显示的乌加里特律法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婚前性行为、通奸、兽奸和乱伦。【99】赫梯人允许一些形式的兽奸（尽管禁止乱伦）。埃及人认为血亲关系相对而言不太重要。但是以色列人却禁止一切非常规的性行为，有些婚姻关系是被禁止的，包括姻亲之间和血亲之间的婚姻。【100】

    以色列人的饮食律法似乎是沿袭埃及人，但也有诸多不同。与埃

    及人一样，以色列人禁止食用无鳍或无鳞的海洋生物。敬神的埃及人

    据说根本不吃鱼，但他们可以而且也确实食用多种水禽，而以色列人

    是禁止的。但与埃及人一样，他们可以吃鸽子、鹅及其他家禽、山鹑

    和鹌鹑。多数摩西法规似乎有某种原始的科学依据，而不是单纯的迷

    信。猛兽和食肉动物被视为危险的， 所以要禁止食用； 总的来

    说，“干净的”动物大体上是食草性动物、偶蹄动物和反刍动物——

    摩弗仑羊、羚羊、雄獐、野山羊、扁角鹿和瞪羚。禁食猪肉是因为猪

    身上有寄生虫，猪肉若未完全煮熟食用是有危险的。以色列人也不会

    吃猛禽或秃鹫。骆驼是珍贵动物，因而也被归为不洁动物而禁食。禁

    食野兔和穴兔则比较难以理解。

    以色列人关于卫生方面的法规一般是遵循埃及的习俗。在摩西律

    法的内容里，医学知识的篇幅甚巨，其中大多来自埃及，埃及的医学

    传统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650年前后的印何阗（Imhotep）。4份埃及

    最重要的莎草纸医学文献，甚至包括已有的副本，都早于或者与摩西

    同时代。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古代律法书中——如比摩西时代还早上

    约五百年的《汉谟拉比法典》——经常会记录医学上的经验。但《圣

    经》中涉及麻风病的著名章节为专门一类祭司设定了诊断和治疗的职

    责，这是绝无仅有的。

    同样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摩西时代就由来已久的是以色列人对割

    礼[20]的重视。迦南人或非利士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没有割礼这种

    习俗，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有这种习俗，埃及人也有。但是，

    这些群体没有赋予这种习俗以超乎寻常的重要性，一般认为这种习俗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已经基本消失。这本身就证明了以色列人这种习

    俗的古老，首次提到割礼的是亚伯拉罕第一次与神立约时将其作为仪

    式的一部分。法国著名学者佩尔·德·沃（Père de Vaux）相信，以

    色列人最初是将其作为婚前的成人礼。【101】对于实施割礼的古代社会

    来说，这就是它的作用，行割礼是在13岁左右。然而，摩西的儿子刚

    出生就被他的母亲西坡拉割去包皮（《出埃及记》4：24—26），于是

    出生8日割除包皮的仪式被庄严地载入摩西律法（《利未记》12：

    3）。这样一来，以色列人解除了这种仪式与男性青春期的联系，依照

    他们先前那种将习俗载入史册的趋势，使其成为一份历史契约中无法

    抹除的标记和天选民族的身份象征。【102】他们还保留了行割礼必须使

    用古老的燧石刀的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至亚伯拉罕时代。【103】其他

    早期社会早已经抛弃割礼的律法，但是以色列人将其视为他们的民族

    和信仰相结合的永恒标记保留了下来。它不仅仅是为了像塔西佗

    （Tacitus）嘲笑的那样让犹太人显得与众不同。不过它也的确起到了

    这个作用，让正处于发展中的反犹主义模式又多了一种要素。【104】

    安息日是另一项重要的古老习俗，它不仅让以色列人有别于其他

    民族，也为他们播下了日后不受欢迎的种子。安息日观念似乎来源于

    巴比伦的天文学，但是《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有多种不同的解

    释：纪念上帝造物之后的休息，纪念以色列摆脱埃及的奴役，以及将

    博爱仁慈之心给予劳工，尤其是让奴隶和驮兽有歇息的机会。休息日

    是犹太人对人类的舒适和愉快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不过，安息日不

    但是休息日，还是圣日，该民族在内心将其与上帝拣选民族的信仰越

    发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至于到了最后，以西结让上帝提出它，旨在区

    别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

    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105】于是这就

    更让其他民族认为犹太人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以色列人已经走上了越发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某些重要方面，他们在精神上领先于时代。不过，在公元前1250年，按照先进社会的标准看，他们仍然是一支原始民族。他们在精神上甚至还留存了不少落后的元素，而且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既注重历史又尊重律法，他们确实有意于坚守古老的迷信并使之形式化。比如，他们有很多与性、血液和战斗有关的禁忌。【106】对法术的信奉随处可见，并成为惯例。

    摩西不只是与上帝面对面交谈，而且主持了惊人的神迹的发生，他还表演了法术。杖变成蛇，古代近东魔术这种粗俗的老生常谈，也进入以色列的宗教，从摩西和亚伦那个时代开始就被神圣化了。早期的先知起码被认为是会表演法术的，而且还经常穿着术士的行头。我们读到过以利亚穿着后来被以利沙继承的、有神赐能力的披风或斗篷。西底家给自己造了一对神奇的铁角。【107】参孙的故事说明人们相信头发是力量的汇集地，这在具有仪式性的削发中得以体现。【108】先知们表演灵魂出窍状态，可能还要使用焚香和麻醉药来制造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109】单单《圣经》的其中一卷记录的法术表演就有：关于磁铁的法术、关于水的法术、让人发病、给人治病、解毒药、起死回生、招来雷击、扩充油瓶和为众人提供食物。【110】

    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仍然是第一个凭借理性系统化地解决宗教问

    题的民族。从摩西时代开始，贯穿他们的历史，理性主义一直是犹太

    人信仰的一个核心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核心要素，因为一

    神论本身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如果超自然、不属于世间的力量存

    在，那怎么可以说它是从树木和泉水、河流和岩石中显现出来的呢？

    如果日月星辰的运动可以预测判断，而且符合一般规律，那么它们既

    然也是自然的普通一部分，怎么会成为超自然权威的来源呢？那么，

    力量来自何处？就像人们学会凌驾于自然、动物和物体之上，神圣的

    力量，更有理由，难道就不能是有生命的或与人有关的？如果上帝存

    在，那么他的权力怎么能随意和不公地被众神瓜分呢？能力有限的

    神，这一观念就是一个矛盾。只要推理应用于神学，那么理所当然的

    结果就是出现唯一的、无所不能的和与人有关的上帝的观念，上帝的

    能力及美德无限地高于人类，他的行为始终遵照系统化的伦理原则。

    站在20世纪的角度回顾，我们把犹太教视为最保守的宗教。但在它的

    起源上，它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伦理一神论一出现，就打破了古老的

    世界观。

    承认唯一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概念之后，以色列人肯定地推断他不

    可能像异教徒的神那样，是世界的一部分甚或全部；他不是维持宇宙

    的力量之一甚或全部。他的维度无限巨大：整个宇宙只是他的创造

    物。于是，与其他古代宗教相比，以色列人归于上帝的力量要巨大得

    多。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从地震到政治和军事灾祸。没有其他力

    量之源，恶魔的生命也是上帝赋予的；神性不可分割、无与伦比、独

    一无二。而且，因为上帝不仅比这个世界大，而且还无限地大于这个

    世界，所以想要代表他的念头是荒谬可笑的。【111】那么，制造他的偶

    像自然也是对他的亵渎。以色列人禁止偶像的做法虽非他们宗教中最

    古老的内容，但也是非常古老的传统，从一神论崇拜确立不久就产生

    了。它成为该宗教清教徒式基要主义者的显著标志，成为他们最难向

    整个民族推行的方面，成为以色列宗教和其他宗教之间最显著可见的

    区别，成为让世界上其他人最憎恶的教义，因为它意味着保守的以色

    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不可能尊敬其他人的神。它不仅与以色列人的排

    他性紧密相连，还与攻击性有关，因为他们被告知不仅要抛弃偶像，

    还要摧毁它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她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她们的神行邪淫。

    出自《出埃及记》的这段话反映出一种极度的敬畏和狂热。【112】

    此外，以色列人错误地认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认为——使用

    偶像是宗教幼稚症的一种形式。大多数古代近东宗教并未将木头、石

    头或青铜偶像当作神祇本身，而是将神像看作平凡普通的崇拜者借以

    将神形象化、与神实现精神交流的一种实用方式。这一直是罗马天主

    教关于圣像使用的依据，不仅是上帝的圣像，还有圣徒的。在摆脱异

    教信仰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坚持要更大程度地赋予神理智并使其趋向

    于抽象概念，这显然是正确的，这是他们宗教变革的一部分。但是，

    理智化的过程很困难，以色列人自己也不能轻视直观辅助的作用，虽

    说只是存在于语言意象层面的偶像，《圣经》对神的拟人化处理比比

    皆是。

    这是一个更深入的矛盾。如果上帝的形象无法想象并因此被禁

    止，那么人又是如何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呢？但是人是按照神的

    形象创造的，这个观念在该宗教中的地位与禁止偶像一样重要。可以

    这么说，它是其道德观的基础，是一条极为广泛认知的原则。【113】由

    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属于上帝；这个概念有助于人理

    解，既然对自己都没有真正和永久的所有权，更不必说上帝所赐的其

    他的了。他的身体是租来的；他对身体做什么和用身体做什么都要向

    上帝负责。但是，这条原则也意味着身体，也就是说人，必须得到尊

    重甚至体面地对待。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确实，摩西律法不仅是义

    务和禁令的律法，也是人类权利律法的萌芽形式。

    它还不止于此：它是一份原始的平等宣言。不只是作为类别的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有个体也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概念上的平等；在某种极为重要的意义上说，它是真实的平等。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他的律法面前也是平等的。正义属于所有人，无论是否可能存在其他的不平等。摩西律法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特权，但在本质上，它并没有对各种信徒区别对待。而且，所有人都要共同接受契约；这是一个大众化甚至算得上民主的决定。

    因此以色列人正在创建的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约瑟夫斯后来用了一个词语“神权政体”（theocracy）。他将此定义为“将所有主权归于上帝”。【114】先贤称之为“套上天国之轭”。【115】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有了这样那样的裁判官，但他们的统治只是代理，因为律法是上帝制定的，而且他还不断干预以确保律法得到遵守。上帝统治这一事实意味着实际上是他的律法在统治。而且因为所有人同样受律法管制，该制度首次体现出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双重优点。斐洛称其为“民主”，他将其描述为“最守法和最好的政体”。但他所说的民主不是所有人一起统治的意思；他对民主的定义是“尊重平等，让律法和公正做其统治者”的政府。【116】他可能会将犹太人的制度更精确地叫作“民主神权政体”（democratic theocracy），因为它本质上确实如此。【117】

    在摩西时代，那时的以色列人就在强化和巩固我们已经注意到的

    一种颠覆现有秩序的趋势。他们是受奴役的民族，起来反抗他们的埃

    及统治者，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专制的王权。他们逃进沙漠，不是在某

    座存在已久的城市，而是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在民众大规模集会时从

    一位甚至没有自称为王的狂妄领袖那里获得律法。我们不知道摩西的

    西奈山在哪儿，它可能是一座仍然活跃的火山。如今西奈的修道院一

    直是基督教遗址，无疑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或许还要早上大约200

    年。可即便如此，距离摩西下山也有1450年了。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

    后，摩西所到的西奈很可能一直是代代相传的朝圣地点。但是，这项

    传统最终消亡，这个地点被人遗忘，而且早期基督徒是最不可能前往

    那个地方的。不管怎样，这个悲壮凄美、充满戏剧性的地方，现在充

    满了诗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一支革命性的民族开始成型，他们没有认可那个年代的城市、权力和财富，他们能够察觉到一种高于世界秩序的道德秩序。后来，《旧约·以赛亚书》[21]在一段具有戏剧性的段落中表述犹太人以“主的受苦仆人”的身份从软弱中被抬举，他们最终会胜利；再后来，犹太宗派主义者圣保罗更是问道：“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并引用《圣经》：“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118】然而这项传统的根源则是开启于西奈。【119】

    以色列人拥有长期作为外人和寄居者的经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逃离埃及，在西奈的旷野漂泊流浪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段或许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经历奠定了他们的独特性、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和孤立感。很奇怪，就像犹太历史学家萨洛·巴伦指出的那样，他们崇拜的上帝虽然在西奈山显现，但就像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却一直是随他们同行的：他居住于约柜（Ark）[22]，或者待在帐篷的帐幕里，或者通过抽签、乌陵（Urim）和土明（Tummin）[23]发挥影响力。【120】在圣殿时期，上帝居无定所的说法就一直存在，在圣殿陷落后，这一说法很容易就再次出现，并从此被犹太教奉为真理。它与犹太人那种上帝普遍存在、无处不在却看不见的概念契合得更为自然。它也反映出这个民族超凡的适应能力，还有他们落地生根、连根拔起又另起炉灶的巨大本事，以及无论何种环境下都能坚守目标的令人钦佩的顽强意志。正如巴伦所言：“犹太人信仰和实践的基石是坚持不懈的宗教和伦理力量， 而非扩张和征服的政治力量。”【121】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再次强调，以色列人虽然常常处于不安

    定的状态，但从起源和性格倾向来看，他们并非沙漠游牧民族。他们

    即使在西奈漂泊，也并非真正的游牧。《出埃及记》的大部分叙述，

    时间跨度大约37年，主要讲述如何征服加低斯或卡叠什。那个地方很

    富裕，水源充足，属于定居的亚玛力人。《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其

    他几个地方已经得到暂时确认。但在地图上标出漂泊的线路得到的不

    过是推测，虽然经常有人尝试而且确实很有趣。【122】一个有趣的理论

    是，摩西本人所属的而且不久就被宣布为专门执掌祭司权力的利未支

    派最先定居在加低斯并在那里发展了这种新宗教。其他支派原本就在

    迦南。最后闯入应许之地的是来自埃及的约瑟支派和已经被摩西改造

    成热切崇拜耶和华的工具的加低斯的利未支派。在其充满活力的推动

    下，以宗教为催化剂，新的以色列社会形成了。【123】这个理论貌似有

    理，但无法证明。

    然而，随着《圣经》记录得到越来越多考古证据的证实和解释，

    进入和征服迦南这个历史事件的脉络开始清晰起来。用以色列第一位

    伟大的军事指挥官命名的《约书亚记》现在基本上可以被确认为历史

    记录，虽然要加上重要的限定条件。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约书亚作为

    摩西的侍卫首领，在西奈担任摩西的贴身侍卫，负责帐篷的守卫。他

    是在集体漂泊的过程中，在利非订遭遇亚玛力族长统率的一队人马而

    陷入绝境时，确立起自己的军事威望的。摩西命令约书亚“出去和亚

    玛力人争战”，而他本人则“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亚

    伦与户珥扶着这位年老先知的手，鼓舞战士的士气，“他的手就稳

    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124】

    摩西去世前将领导地位传给了约书亚，在庄严公开的仪式上“立他治

    理会众”。因此他不仅是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先知：“嫩的儿子约书

    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摩西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125】

    就这样，约书亚开始征服迦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迦南

    的征服。他可能尚未统率所有的以色列人，至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没有实施全面入侵，定居过程大多采取渗透或者为附属部族提供

    增援的形式。这些部族，我们从前面看到，已经占领了示剑之类的城

    镇。但还是有不少小规模的战斗和几场壮阔的围城战。迦南人的物质

    文明高于以色列人，除了用石头修筑的坚固城市，肯定还有精良得多

    的武器。以色列人的征服过程弥漫着绝望的情绪，这就解释了他们在

    占领城池后为何如此残酷。

    渡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攻陷的第一个地方是耶利哥，全世界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凯瑟琳·凯尼恩的发掘和碳年代测定表明，它可以追

    溯至公元前第七个千年。这座城市在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拥有高大的

    城墙，对其防御强度的描述成为《圣经》中最生动的一段文字。先知

    ——将军约书亚命令祭司抬着约柜，拿着羊角绕城连续6日；第7

    日，“祭司吹角的时候”，他命令所有人：“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

    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便大声呼喊，城墙塌陷，百姓便

    上去进城”。【126】由于城市受到了侵蚀，凯尼恩的研究没能搞清楚城

    墙遭遇了何种破坏；她认为可能是一场被以色列人归功于神圣干预的

    地震。《圣经》的叙述是：“他们又将城中所有的，不论男女老少、

    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凯尼恩女士确定这座城市是在这段时期被

    烧毁的，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定居，这符合约书亚不许任

    何人重建它的决定，还有他的威胁：“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127】

    约书亚尽量避免攻城，他更愿意通过谈判劝降，最好能结盟，以

    和平解决。比如，在基遍（Gibeon）就是这样。但他发现，那里的居

    民在契约的条件上蒙骗他，所以虽然约书亚使他们免于受到以色列人

    的报复，还是让“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128】《圣经》

    称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

    考古学家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Pritchard）最终确定了它的确切

    位置。《圣经》至少有45次提到基遍，普里查德能够对其中很多处加

    以确认。它位于一处优质的葡萄酒产区中心，地下酒窖里有用9加仑[24]

    木桶储存的葡萄酒。在其中至少25个酒桶的桶柄上，普里查德发现了

    字母“gb’n”——基遍。【129】这座城市的陷落引起了多方关注，以至

    于5 位亚摩利城主想要夺回它。约书亚从吉甲（ Gilgal ） 赶来解

    围，“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他如今拥有一小支正规军

    ——他们冒着冰雹，经过一场激战，击败了亚摩利人：“他们被冰雹

    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根据《圣经》的记载，随后

    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约书亚需要日光才能彻底摧毁亚摩利军

    队，所以他向耶和华祷告天气晴朗：“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

    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

    仇。”【130】

    约书亚接下来取得了一场更重要的胜利——打败了想要在迦南北

    部结盟抵御以色列入侵的夏琐王耶宾（Jabin, King of Hazor）。耶

    宾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多如海边的沙”，但是耶和华“用

    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转回夺了夏琐，用刀击杀夏琐

    王……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尽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

    一个；他又用火焚烧夏琐”。【131】1955年9月，以色列首席考古学家伊

    加尔·亚丁（Yigael Yadin）对夏琐进行了全面发掘。他发现了一座

    庞大宏伟的城池，低处面积为200英亩[25]，堡垒面积24英亩，大概可容

    纳超过5万人。城门坚固，城墙高大。这里也有在公元前13世纪被焚烧

    和破坏的迹象，正是在以色列征服的时期，完全符合《圣经》记载。

    亚丁在残骸中发现了一块遭到故意损毁的殿碑，上面是月亮神巴尔·

    哈曼（Baal Hamman），举起的双手象征他的妻子塔尼特（Tanit）；

    很明显，约书亚的部属执行了“拆毁他们的祭坛”的命令。【132】

    约书亚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他去世之前，征服迦南的过

    程还远未完成。整合以色列人定居地点，缩减剩下的城镇，以及最终

    占领海岸，用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即公元前1200—前1000年，直到统

    一的以色列王国在那个千年的末叶出现后才算完成。以色列不同支派

    彼此独立行动，有时还会发生争战。他们四面受敌：被包围的迦南

    人、入侵的贝都因部族、来自海岸的新威胁—— 非利士人

    （Philistines）。他们还得接替被他们打败的迦南人，重建城市，耕

    种土地。在《约书亚记》中，上帝对他们说：“我赐给你们土地，非

    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

    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133】这一点得

    到了考古发掘的充分证实，这些发掘显示，以色列人在民用技术方

    面，与迦南原住民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尤其是建筑和制陶。【134】

    以色列之子还有很多尚需学习。

    此外，巴勒斯坦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地区差异很大，有40个不同

    的地理和气候单元。【135】这种多样性赋予了这片土地非凡的魅力和美

    丽，但也让各部族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妨碍了统一的步伐。以色列人

    已经根深蒂固的平等、共同协商和激烈争论的传统让他们对中央集权

    的国家概念充满敌意，因为那就要为一支常备正规军支付重税。他们

    更喜欢无须交税的部族征兵服役的形式。时间跨越定居之后最初两百

    年的《士师记》给人的印象是，以色列的领导者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准

    备忍受的数量。相继掌权的“士师”（judges）并非国家的统治者。

    一般来说，他们每人只管理一个支派，有的可能还是同时代的人。所

    以每一次军事结盟都需要临时商议，用拿弗他利的基低斯的首领巴拉

    向女战士兼先知底波拉说的话作总结：“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

    不同我去，我就不去。”【136】《士师记》虽是史实无疑，皆是青铜时

    代晚期关于迦南的引人入胜的信息，但又添加了神话内容和幻想，呈

    现出一种混乱的风格，因此这段时期的连贯历史很难厘清。

    这或许没什么要紧的，因为《士师记》传达的信息更为重要。它

    首先阐释了以色列社会民主和精英化的本质。这是一卷关于具有超凡

    魅力的英雄的经书，这些英雄大多数出身低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蒙

    神惠赐的能力取得进步。所以，当“占据棕树城”的绿洲族长、摩押

    王伊矶伦压迫便雅悯人，“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即“左手便利的”以笏（Ehud）；在那个年代，左撇子可是一种严重

    缺陷，尤其是对于穷人来说。以笏地位低下，没有武器。所以他“打

    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把它藏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带着当

    地以色列人去送礼物，借此获允去见那位族长。伊矶伦“极其肥

    胖”，“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笏拿出自制的武器，刺入这位族

    长的肚子，“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

    身”。实施这次政治暗杀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本领，暗杀成功让以笏随

    即成为当地的首领，继续征服摩押：“国中太平八十年。”【137】

    不只是左手便利的贫穷男人，甚至连女人也展现出英雄气概，成

    为统帅。另一位绿洲国家的人物底波拉是狂热的宗教神秘主义者，会

    预言和歌唱。她“住在棕树下”，当地民众“都上她那里去听判

    断”。这位非凡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名叫拉比多的人（不过我们对他一

    无所知），组织了一支联军对抗迦南诸王之一的耶宾，并摧毁了他的

    军队。似乎这还不够，被击败的迦南将军西西拉躲避到更加凶狠的以

    色列女人、“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杀人者）的帐篷中。雅亿给他

    提供了床铺睡觉，然后拔出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

    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138】于是，底波拉

    用先知特有的标志性的抑扬音调唱起一首胜利的赞歌、一首残暴美丽

    的诗歌，来评论这件骇人听闻、杀机重重的暴力事件。

    然后是所有人中地位最低下的耶弗他，他是妓女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母亲的身份被哥哥们赶出了父亲的房子。耶弗他别无他法，只能住在不毛之地并聚集了一帮人：“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139】亚扪人攻来的时候，当地以色列社会的长老找上了这位强盗头子，请求他做他们的元帅，这逆转了以色列人的典型历史。耶弗他答应了，条件是在不打仗的时候也要继续做他们的领袖。经过一番出人意料的和平协议谈判——《士师记》的故事每次必有不同寻常的转折，而这一段则蕴含了对当代外交——宗教程序的初窥门径，极为引人入胜——耶弗他为寻求上帝的帮助而发下重誓。得到帮助后，他在战斗中打败敌人，攻取了20座城池，“大大杀败他们，于是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但他发的誓是，等他回到家时，第一个从家里出来迎他的，不管是谁，都将被献祭给上帝。结果出来迎接他的正是他的独生女儿，她“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就这样，在这个奇特可怕的故事里，耶弗他觉得必须履行誓言，牺牲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则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是要求延期两个月，好让她“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140】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无辜、不幸的少女叫什么名字。

    最奇怪的是《士师记》中讲述参孙的人生起伏和殉道而死的这三

    章。参孙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社会成员，他是拿细耳人，头发又长又

    乱，以某种我们如今难以理解的方式奉献给了神。尽管这段历史故事

    中的神话元素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大力神，但他毫无疑问是个真实的

    人，一个不良少年和英雄、壮士和智力不全者的奇妙组合，有点儿偏

    执性的暴力倾向，热衷于搞破坏和纵火，喜欢低俗、放荡和恶毒的女

    人。《士师记》再三表明了一点，即上帝和社会经常需要身负罪过的

    人、罪犯和与别人格格不入的人来服务，他们凭借自己的功绩成为民

    间英雄，然后适时地成为宗教英雄，而参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虽

    然以色列依靠其宗教性质成为清教徒式的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上

    帝是如何经常将目光投向罪人或者在他们求助于他时仁慈地回应。因

    此参孙在蒙受耻辱、双目失明和铜链加身的时候大叫：“主耶和华

    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

    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141】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上帝显然做

    出了回应。参孙的一些功绩在《士师记》的记录中看起来是最不可信

    的，但他的故事背景是真实的。来自海岸的非利士人的威胁就是在那

    时刚刚开始显现，但他们与以色列人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参孙也不用

    带领军队。相反，他们之间经常进行交流和贸易，甚至通婚，这已经

    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如在以色列城镇贝特谢梅什发现的非利士

    器物。【142】《士师记》的奇事始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这就提出了关于这段时期的第二个要点。以色列人正在拓展我们

    已经注意到的想象力才能，从这一角度来看，《士师记》是整个世界

    文学中最伟大的短篇故事集之一。这些故事有潜在的统一主题，但又

    题材丰富、行文简洁，人物描写形象生动，短短的一两句描述便使之

    跃然纸上；精心选取的细节让故事背景栩栩如生；叙事流畅，笔法娴

    熟。

    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在此首次注意到的《圣经》特色：繁冗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细节。因此，在第12章中我们看到，逃跑的以法莲人在约旦河渡口被捉住时被迫要说“示播列”（Shibboleth）这个词，因为基列人知道他们无法发出齿擦音“示”（sh）；所以若他们说“西播列”就会暴露身份而被杀掉。【143】无论如何，这个细节对于故事都不怎么重要，但它强有力地触动了叙述者——正如它触动我们一样——因此他不忍放弃它。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少年大卫的故事中再次发现了这种冲动，他在迦特王亚吉面前装疯，于是他“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 使唾沫流在胡子上” ， 惹得亚吉怒不可遏地批评：“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144】再有，撰写《撒母耳记下》的这位优秀作者认为他一定要给我们讲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关于耶何耶大的儿子、所罗门的官员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145】

    这种冲动并非仅仅或者主要地表现在文学方面：它还表现在历史

    方面。以色列人如此深爱往昔，以至于他们的叙述充满绘声绘色的信

    息，甚至是在说教目的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时候。《士师记》和《撒母

    耳记》中的故事不只是短篇小说，它们是历史。的确，在《撒母耳

    记》中，这些故事正在成为宏大的历史。以色列——犹太这段时期的

    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异教神话和历史中的盲目性，写作的目标非常明

    确，那就是要讲述一个民族与上帝关系的故事，或鼓舞人心或威胁恫

    吓，而且因为目标严肃，所以故事必须准确无误——换言之，作者内

    心必然相信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它是历史，而且由于其涉及体制演

    变，以及战争和征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历

    史。

    《士师记》在某些方面固然天真，但在另外的方面确实是关于政体发展的政论文章，因为它展现了以色列人如何为严苛的现实所迫，不得不修改他们的民主神权政体，一直到建立有限的王权。这一卷的前面部分，第6—8章讲述了基甸的故事，又是一个贫穷低下的人，他“在酒醡那里打麦子”，被上帝提升成为“大能的勇士”。基甸最初是手下只有300人的小首领，但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获赠世袭王权的人：“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回答：“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个善良谦逊的人拒绝王冠是要强调以色列仍然是神权政体。

    即便如此，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如果不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后

    来丧失人性，犯下在整部《圣经》中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屠杀了他父

    亲的70个儿子，那么基甸家族还是会成为以色列的王族。【146】那件事

    让不幸的基甸家族失去了资格，但《士师记》其余大部分在暗示支派

    分裂的体系难以令人满意，并为此反复说教：“那时以色列中没有

    王，各人任意而行。”耶弗他的故事末尾插入了一段简短激烈的以色

    列内战。该卷的最后三章叙述某个利未人的小妾在基比亚的便雅悯城

    镇被残忍地强奸致死，导致便雅悯人和其他支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残酷

    无情的纷争，类似小规模的特洛伊战争。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各支

    派之间的争斗，非利士人的威胁在不断增加。事实呈现的方式或许是

    保皇主义者的事后宣传，就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但事实本身足够

    简单。外部敌人让各支派走到一起，为了应付外敌，以色列人采取了

    集中体制，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与被以色列人逐渐赶走或奴役的迦南本地人相比，非利士人是可

    怕得多的对手。《圣经》其实多次暗示以色列人对抢占迦南人的土地

    心怀愧疚，【147】奇特地预示了以色列对20世纪末叶无家可归的巴勒斯

    坦阿拉伯人怀有强烈的不安。但以色列人将所有的懊悔隐藏于一种信

    仰，即征服是虔诚行为的信仰中，也就是“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

    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148】相形之下，非利士人本身就是侵略

    者，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们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最具掠夺性的种

    族，属于所谓的“海上族群”，他们破坏了克里特岛留存的米诺斯文

    化，差点儿打下了埃及。埃及第十九王朝的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三世

    （Rameses Ⅲ）凭借卡纳克神庙描绘的那些壮观战斗将他们赶出了尼

    罗河区域，于是这些“普勒斯人”（Pulesti）转向东北，在如今依然

    保留他们名字的海岸巴勒斯坦立足。他们在那儿修建的5座大城——亚

    实基伦、亚实突、以革伦、迦特和迦萨——尚未经过系统化的发掘，

    关于他们的文化尚有不少需要了解。但他们的好战是毋庸置疑的。他

    们已经拥有铁制武器，受封建军事贵族管理，纪律严格。公元前1050

    年前后，他们消灭了沿海的迦南人，开始向那时主要由以色列人占领

    的内陆山区大规模迁移。他们似乎已经攻克了南方犹大支派的大部

    分，但还没到约旦河以东或加利利北部。便雅悯支派遭受他们的侵害

    最深，于是带头抵抗。【149】

    从与非利士人进行民族战争开始，文献资料极其丰富，到那时，以色列已经发展出著史的喜好。这些材料大多已不复存在，《士师记》提到的这些失传的年代记录令人心痒难耐。我们还听说过《以色列诸王记》《犹大列王记》《所罗门功行记》等其他著作，但是现存的著作，尤其是两卷《撒母耳记》和两卷《列王纪》，在古代所有伟大的著作中，可谓壮阔的宏观历史。它们在某些地方收录了来自王室档案的资料，如政府官员及省长的名单，甚至王室厨房的菜单。【150】从那时起，《圣经》提供的国王名录和《圣经》以外的资料，如埃及法老法典和亚述名年官表（Assyrian limmu or eponym lists），可以建立起对照性历史年谱。这些能让我们精确地确定年代。君主政治时代初期的误差范围大概是10年，但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得到差不多准确的时间。因此我们十分肯定，扫罗是在约公元前1005年被杀，大卫的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966年左右，所罗门卒于公元前926年或前925年。

    此外，《圣经》记录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这场民族大戏中的

    主要演员，这些刻画较之500多年后最出色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描述也有

    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物被牢牢地固定在一以贯之的伦理背景下。但

    这些历史性的道德观念不只是好和坏而已；这里还有行为的每种色

    调，特别是哀婉之情、悲痛之意、人与人之间的爱，尽显其错综复杂

    ——人类在此之前从未付诸笔端的情感。其中还有对抽象制度的敬

    奉、民族抉择意识和体制问题的关注。

    根据记载可知，虽然以色列人为了应对被非利士吞灭的威胁而勉

    为其难地求助于王权， 但他们还是要拿早期的先知制度

    （prophetship）作为媒介。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

    这是以色列人最古老的权威地位，在他们眼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

    他们这种神权政体下，上帝要通过先知发布命令，所以先知被提升至

    社会的中心位置。“nabhi”（先知）一词起源不详，意思可能是“被

    召唤的人”或“滔滔不绝的人”。《撒母耳记》的一段重要经文

    说，“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roeh）”。判定先知肯定是

    因为他们的预言能力。这样的人在古代近东比比皆是。从公元前第三

    个千年初叶开始，古埃及历史最重要的一项条目就是神使和先知的角

    色。从埃及传播到腓尼基人，然后传到希腊人那里。根据柏拉图的

    《斐德罗篇》（Phaedrus），预言不需要人类的推理，因为被神附身

    的人只是代理人：他的状态被称为“狂热”或神圣迷狂。以色列先知

    同样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在被神灵附身或迷乱的时候，他们会抑扬

    顿挫地唱出他们神圣的幻象，有时是尖叫。这些状态可以由音乐催

    发。撒母耳本人描述过这种过程：“必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下来，前

    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151】以

    利沙也提过音乐的要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

    候，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152】然而，先知们也使用，有

    时是滥用熏香、麻醉药和酒精，正如以赛亚指出的：“祭司和先知因

    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默示，谬行审

    判。”【153】

    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先知远不只是进入迷狂状态并试图预言未

    来的人而已。他们履行了各种各样的精神职能。他们是宗教士师，就

    像摩西和底波拉。他们组成了隶属于圣殿的团体，类似示罗的那座圣

    殿，撒母耳小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哈拿寄托在那儿。在那儿，他“还

    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实际上就像

    祭司。他的母亲每年给他送来一件新的祭司小袍子，“同着丈夫上来

    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154】所以，祭司和先知公会在许多圣殿并

    肩工作，他们之间没有必要出现冲突。可是几乎从一开始，先知们就

    更重视宗教内容而非形式，于是他们开启了犹太人历史，其实是世界

    历史的一项重大主题。正如撒母耳自己所言：“听命胜于献祭；顺从

    胜于公羊的脂油。”【155】他们代表的是宗教的清教徒式和基要主义元

    素，而非祭司们空洞的仪式和没完没了的献祭。但就在祭司们倾向于

    堕入僵化的宗教时， 先知们则可能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主义

    （ sectarianism ） 。撒母耳其实跟参孙一样， 都属于拿细耳教派

    （Nazarites），一群不剃头发、衣不蔽体、外表放荡不羁的人。这些

    教派可能会分化成为异端，甚至成为一种全新的宗教。拿细耳人与极

    端严厉可怕的利甲族人（Rechabites）有不少共同点，那些人只要一

    有机会就会屠杀“退后的人”。这种教派是最极端的一神论者和反对

    崇拜偶像者。他们常常在沙漠边缘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因为一成不变

    的地方才适合严格的一神论。

    当时，先知层出不穷，其中很多是被《圣经》不断强调的那种假

    先知。若想保持影响力，一位先知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极端方式，与

    以色列人的主流生活保持联系。他最重大的职责就是扮演上帝和人之

    间的中间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撒母耳长

    大后，他游历全国，担任审判官。【156】非利士的强大军队攻进以色列

    人居住地区的腹地，使他们遭受了奇耻大辱的失败，甚至约柜也被俘

    获，示罗的圣殿（似乎）也被破坏，人们自然要向撒母耳求助，而他

    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决定绝望的以色列人是否应该接受以及如何接

    受王权。

    《撒母耳记上》让我们得以兴奋地一窥由这个问题引发的令人不

    安的体制争论。显而易见的候选人、便雅悯支派游击队的首领扫罗是

    典型的以色列领袖，他们魅力非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神的恩惠从一

    无所有中发迹。可是扫罗是南方人，缺乏安抚北方人的外交手腕，而

    他也从未获得北方人全身心的支持。《圣经》精彩地描述了他忧郁阴

    沉的个性：一个无法捉摸、东方式的强盗头子，时而宽宏大量，时而

    怒不可遏，或许是躁郁症的表现，勇往直前，天资卓越，但经常处于

    癫狂的边缘，时不时还会滑过那个边缘。对这个人施以膏油之前，撒

    母耳犹豫不决也是对的。他还提醒人们，他们从未有过国王——先知

    的职责之一就是讲授通俗历史——而且，以色列这样的神权政体选择

    国王统治就是拒绝上帝的管理，那是有罪的。【157】他概括了这个民族

    的体制历史，“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换言之，将其存

    放于圣殿。【158】他愿意为作为有感召力的领袖或为首的（nagid）扫罗

    涂膏油，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但对让他成为王（melek）或世袭的王

    犹豫不决，那个地位意味着拥有向各支派征募的权力。【159】他告诫人

    们君主政体的所有缺陷——正规军、苛捐杂税、劳役。关于扫罗应该

    拥有的具体权力，他似乎还多次改变主意。但到了最后，扫罗前期的

    胜利和俊秀的外表——他特别高大英俊——让民众难以抗拒，撒母耳

    只能勉为其难地遵从，祈求神的指引：“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

    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160】

    以色列人对于王权的早期体制尝试在灾难中结束。扫罗加冕后一

    年，非利士大军穿过埃斯德赖隆平原，在基利波山击溃了新组建的王

    室军队，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被杀。扫罗显然缺乏将自己的国家团

    结起来的意识，但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必不可少的军事背景。他

    不过是个小规模抵抗运动的领袖，虽然作为国王，他开始招募一支雇

    佣军，但统率大型正规军显然超出了他的能力。甚至在最终的灾难到

    来之前，扫罗就已经失去了神职人员的支持和撒母耳的信任。《撒母

    耳记上》第15章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生动场景，老先知因为这位国王处

    理战利品时违背宗教的做法而斥责他；国王羞愧，承认他的罪过，但

    祈求撒母耳在百姓面前支持他。撒母耳照做了，他却把愤怒、懊恼的

    矛头指向了不幸被俘的亚玛力王亚甲（Agag King of the Amalekites），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但撒母耳在圣坛上“将亚甲杀死”。撒母耳一直有一种狂热的倾向，尤其在针对他要求消灭的亚玛力人方面。【161】他拒绝再见扫罗王。虽然如此，记录补充道，撒母耳在扫罗被杀时还是为他哀悼：“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是扫罗招募的一名雇佣兵，这是他的策略：“扫罗遇见有能

    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162】不过按照实际情况来说，

    《圣经》经文混淆了大卫军事生涯的两个不同阶段。他一开始是牧羊

    人，是谦卑、迷人的摩押女人路得的后裔。刚开始被选去当兵的时

    候，他对武器一窍不通。他挎上刀，穿上盔甲，“试试能走不能走，

    因为素来没有穿惯”。【163】他用了一把比较简单的武器——弹弓，赢

    得了他的首次重大战绩，杀死了非利士壮士歌利亚。另一种说法是，

    大卫得到扫罗的关注是因为他“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

    合宜，容貌俊美”。【164】实际情况似乎是大卫是在不同时期为扫罗效

    力的，但他是在给非利士人当雇佣兵的时候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

    他学会了他们的作战方式，包括使用他们的铁制新武器，他成长到了

    连迦特王亚吉都要奖赏给他一块采邑的地步。他或许已经完全认同自

    己是非利士人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犹大的王座。一边是非利士首

    领，另一边是浮躁的扫罗的对头，他创建了一支发誓效忠于他的正规

    部队，里面有骑士，也有步兵，这支部队依附于他个人，并期望能够

    受封土地。这让他能够在扫罗死后成为犹大王。接着，他等待北方王

    国以色列爆发纷争，扫罗的继任者伊施波设在那儿被杀。到了这个地

    步，以色列的长老便根据章程盟约将北方的王位交给了他。大卫的王

    国不是一个和谐的国家，至少一开始不是，只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与他

    个人单独订了约，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165】

    大卫成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最成功、最受欢迎的国王，是国王和

    统治者的榜样，以至于在他死后2000多年，犹太人还是把他的统治时

    期当作黄金时代。然而在当时，他的统治始终岌岌可危。他最可靠的

    军队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他个人的外国雇佣兵护卫——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他的权力依托于正规军，必须用能够成为他们采邑的土

    地作为奖励供养手下。可要拿出土地，他必须先占领土地，而这可不

    能总是靠征服。因此就有了一系列反抗他统治的叛乱和阴谋，最严重

    的一起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Absalom）发动的。各支派依旧凭借

    本能各行其是。他们抱怨大卫的战争开销，或许还抱怨他加速推动的

    中央集权的趋势，抱怨他引入的东方王权机制——宰相书记处、后

    宫、徭役，一个复杂精致的宫廷。这些乡下人觉得他们没有在新王国

    分到一杯羹， 于是就应和便雅悯人示巴的痛苦叫喊， 他“ 吹角

    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哪，你们各回

    各家去吧！’”【166】得益于大卫的军事机器，所有这些叛乱都被镇

    压；但他在位40年也并非风平浪静，后宫针对继承权的阴谋——与君

    主的一夫多妻制密不可分——一直持续到最后。【167】

    大卫依然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原因有三。

    第一，他在某种程度上合并了帝王和祭司的角色，这对于扫罗来

    说绝无可能。撒母耳没有直接继承人，他的精神权威多半移交给了大

    卫。大卫虽然偶有恶行，但显然是个宗教情感深厚的人。与他的儿子

    和继承者所罗门一样，他也有不少天赋，包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关

    于他是音乐家、诗人和赞美诗作者的传说极具说服力，难以否定。

    《圣经》记载他亲自参加仪式舞蹈。他似乎还把由野蛮的军事需要创

    建的王权改造成为结合宗教法令、东方式的奢华和新型文化的辉煌制

    度。保守的乡村首领或许不喜欢它，但普罗大众觉得它令人兴奋和满

    足。

    第二，大卫作为国王兼祭司的地位似乎已经得到神的祝福，因为

    单是他的军事成就就无可匹敌。他决定性地击败了非利士人，把他们

    永久地压制在沿海的狭窄地带。扫罗对减少迦南人在以色列居住区域

    内尚存的独立地盘颇有建树，但完成这个过程的是大卫。接着他向

    东、向南和向北扩张，在亚扪、摩押、以东、亚兰——琐巴，甚至遥

    远东北方的亚兰——大马士革，树立了他的权威。外交结盟和王朝婚

    姻让他的军事成就更显圆满。这个以色列小帝国的新兴在某种意义上

    取决于一个历史意外。南方的帝国埃及已经收缩，东方的帝国亚述和

    巴比伦尚未崛起，在这段真空期，大卫的王国繁荣了起来。但让这种

    扩张成为可能的是他个人的能力和经验、开阔的见识、他的游历，以

    及他对经济要素的掌控。他看到了在重要的地区贸易路线上树立权威

    的重要意义，开启了与富裕的城邦推罗（Tyre）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以色列的早期领袖全都是目光狭窄的地方主义者，而他是个国际主义

    者。

    第三，大卫建立了国家和宗教的首都，这也是他个人的征服。两

    百多年里，以色列人未能占领耶路撒冷，尽管它是内陆战略意义最重

    要的城市，“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太人不能把他们赶出

    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同住，直到今日”。耶路撒冷控

    制着内陆南北要道，此外，它还是南北之间的天然连接点。未能占据

    耶路撒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现两个独立的以色列人群体——北方的

    是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王国，南方的是犹大王国。大卫相信，通过占领

    耶路撒冷，他可以将这两个部分融为一体，所以围城显然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政治和军事行为。只有“王和他的臣仆”——正规的王室禁卫

    军，而非各支派的征兵——参加，从而保证了大卫可以宣布这座城市

    是他的个人战利品。实际上，这座城市被永久命名为“大卫城”。他

    借助一次大胆的行动，一举攻下这个地方，这次攻城的英雄是他的将

    军约押。我们如今所知的耶路撒冷老城建在三座山谷中，欣嫩谷（西

    边）、汲沦谷（东边）和提若坡阳谷（中间），在南边汇流为汲沦

    溪。规模小得多的耶布斯城只占据东翼，唯有此处可以从基训泉得到

    可靠的水源。得益于凯瑟琳·凯尼恩的发掘和《撒母耳记下》，我们

    可以准确地知道大卫围城的过程。耶布斯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巴勒

    斯坦城市——如基色、基遍和米吉多——的居民一样，已经修建了一

    条连接城内和泉水的秘密隧道，所以他们即使遭遇围城也能确保供

    水。他们把这种设计当作自己的优势，对抵抗大卫信心十足，所以派

    出了由盲人、瘸子和其他残疾人组成的不可思议的仪仗队伍去激怒以

    色列人。但这反而证明了他们的软弱，因为这位国王知道隧道的存

    在，于是召集自告奋勇的人：“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

    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168】约押和他的手下实

    施了这次壮举，攀上水渠，翻入城墙，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座城市。

    【169】

    大卫在耶路撒冷后来的表现证明了这个观点，即这座城对他具有

    无与伦比的政治重要性。他没有屠杀居民，也没有驱逐他们。相反，

    他好像一直渴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他修补了城墙和阶地

    或者说米罗（Millo），占据了要塞或者说当时所称的锡安，为他

    的“勇士”修建了营房，为自己修建了宫殿，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从这

    座城市的前任统治者那里购买了可以建造中央圣殿的土地。然后他运

    来约柜（以色列人拥有的最珍贵的宗教圣物和他们团结的象征），放

    置在城中，由他的王座和私人军队保护。这一切举措是为了巩固他的

    个人地位，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与国家宗教、整个民族和王权等同起

    来。

    然而，他没做的与他做了的同样重要。与扫罗或他自己的其他继

    任者相比，大卫似乎更加意识到了以色列宗教和社会的本质。同基甸

    一样，他深知以色列其实是神权政体而非正常的国家，因此国王永远

    不可能成为常见的东方形式的绝对统治者。甚至这个国家，无论怎样

    管理，都永远不可能实现专制。这是以色列律法与生俱来的，即便是

    在现阶段，虽然每个人对社会整体负有责任和义务，社会——或其代

    表、国王或国家——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拥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无限权

    力。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上帝。犹太人与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不

    同，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国家和社会这样的概念是具有法律人格和

    权力及特权的抽象概念。你会对人犯下罪过，当然，也会对上帝犯下

    罪过；而且这些罪过是犯罪；但对于国家却没有类似犯罪或罪过这回

    事。【170】

    这造就出以色列和后来的犹太宗教及其与世俗权力关系的根本困

    境。这种困境简单地说就是：在不严重削弱另一个的情况下，两种制

    度可以共存吗？如果强行实施宗教的要求，那么国家的运行权力就微

    乎其微了。反之，如果允许国家正常发展，按照其性质，它就会把宗

    教的部分实体纳入自身，使其不起作用。每一个都有寄生在另一个身

    上的内在趋势。如果以色列人试图完全作为宗教社会存在而不需要国

    家的形式，那么他们迟早会受到攻击、溃散并被当地的异教同化。那

    样的话，对耶和华的崇拜就会因为外部的攻击而消亡。当然，在非利

    士人入侵的时候，这种情况险些发生，而且如果以色列人不求助于世

    俗王权和统一的国家，那还会发生。另外，如果王权和国家成为常

    态，它们不可避免的特质和需要将逐步蚕食宗教，对耶和华的崇拜就

    会因为内部的腐坏而消亡。第一圣殿时期和第二圣殿时期自始至终都

    没有解决这一困境；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一困境依然没能得到解决。

    一种解决方式是，以色列人只在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如非利士

    人入侵，才接受王权和国家。有证据表明大卫本想采取这种方式，但

    意识到这不切实际。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和他们的信仰，为了在面对外

    敌时保证二者的安全无虞，他不仅要开创王国——国家（kingdomstate），

    还要约束住周边的民族。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建立和巩固大卫

    王朝，以耶路撒冷为都城和中心圣殿。但他不能简单地把他的王权当

    作正常的王权。他了解耶和华的宗教；他自视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他

    有时还要扮演先知——祭司的角色，经常以先知——祭司的身份表演

    他的音乐、诗文篇章和舞蹈。意义深远的是，他建立了世袭王权却没

    有认可长子继承制。3个本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年长儿子，押沙龙、暗嫩

    和亚多尼雅，全都与他决裂并死于非命。大卫年老时指定了继承人。

    从摩西的传统看，他选择的儿子所罗门不是能干的将军，而是学者

    ——士师（scholar-judge），但却是他的儿子中唯一能够履行王权的

    宗教职责的，大卫显然认为那对维持以色列的体制平衡必不可少。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尽管大卫将约柜迁至耶路撒冷以赋予他的首

    都受宗教认可的地位，但他并没有修建一座与他的王权和王室家族有

    关的宏伟圣殿来放置约柜。约柜是一件简陋的宗教设备，最初用于放

    置神约。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无比珍贵，提醒他们自己出身卑微，

    象征纯洁的正教和他们的神权教义的纯净。对于大卫没能为它修建圣

    殿，《圣经》的记录后来如此解释：上帝不准许他做，因为他首先是

    个战士，是“流人血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忙于作战，无暇顾

    及。【171】第一个理由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战争和以色列宗教密不可

    分。祭司们的号角有独特的战争动员作用；约柜可以，而且有时候已

    经，被带上战场，作为战争的徽章；大卫的战争由神认可，受到其最

    高程度的祝福。【172】第二个理由貌似更讲得通，但大卫统治耶路撒冷

    33年，其间很长时间是和平时期，他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如果他想

    要修建圣殿，完全可以把它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理由可能是他并不想

    改变以色列宗教内部的性质和平衡，而他觉得一座王室中央圣殿恰恰

    就会导致这种结果。

    从前，约柜一直是以色列人崇拜的有形中心。它是神权民主的象

    征。他们刚刚定居迦南，以色列人就在“邱坛”（high places）感恩

    和献祭，在丘陵和高山上开设祭坛；或者在更精致的历史圣地，在那

    里修建带屋顶的建筑或圣殿。我们知道的大概有12个地方：示罗、

    但、伯特利、吉甲、米斯巴、伯利恒、希伯伦，以及5个规模较小的地

    点。它们的位置从北往南沿着这个国家的脊柱中心分布。它们保证了

    以色列人崇拜活动的非中央化和对历史的延续——因为这些圣殿——

    圣地（temple-shrines）会让崇拜者产生重要的联想。可能大卫虽然

    过去急于保证社会的充分集权化以提供有效防御，但并不想进一步阉

    割它的民主根基。因此他不情愿效仿他那个年代的其他君主政体的专

    制者，将以色列变成一个王室圣殿国家。人们怀疑，也正因如此，他

    才在临终时向他指定的继承人下令，让博学的所罗门完全遵守摩西律

    法：“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他补充说，那是王座得存的唯

    一方式——以确保律法的充分和严格，来平衡新国家的需求。【173】后

    代们领会了大卫深沉的宗教冲动，那让他的政治才能熠熠生辉。这也

    许就是他们崇敬追念他并希望回到他的统治时期的最终原因；所以他

    在《旧约》中占据了比其他君主更大的篇幅并非偶然。

    但大卫的继任者所罗门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大卫热情、急躁、固

    执，犯有罪过又悔过自新，意识到了罪恶，最终实现内心纯净并敬畏

    上帝。所罗门则是个世俗的人：内心深处，他是那个世界和那个年代

    的人。《圣经》中被认为是大卫所作的诗篇，其风格和内容本质上是

    精神性的；它们贴近耶和华宗教的核心。另外，与所罗门有关的《圣

    经》文学作品，包括《箴言》和撩人的诗歌《雅歌》，尽管在同类作

    品中堪称杰作，但更接近那个时期古代近东的其他作品；它们缺少以

    色列人——犹太人的超验主义思想（transcendentalism）和上帝意识

    （God-awareness）。

    所罗门成为才干出众的近东君主。但他的智慧声望是建立在冷酷

    无情的意志之上。虽然他在他的父亲生前就被指定为国王，但大卫的

    辞世让他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之后，他便清除了父亲从前的所有大臣，

    有的还是通过谋杀，这标志着政体和方向的转变。他还对军事政策做

    了决定性的变动。《撒母耳记下》在讲述押沙龙反叛大卫的时候，将

    从支持儿子的古老的支派所征集的士兵，即“以色列人”（the men

    of Israel），与理所当然捍卫国王的雇佣兵，即“大卫的臣仆”，作

    了区分。【174】同样是这些“臣仆”确保了所罗门的唯一继承权，让他

    得以在统治初期排除异己。大卫虽然创建了一支雇佣军，但依然会起

    用“犹大人”（the men of Judah），即南方的支派征兵，作为他的

    主力军队核心。然而，北方的支派征兵或“以色列人”对王权依然保

    持中立或敌意，所以所罗门决定将他们全部革除。

    取而代之的是，他引入了徭役或强制劳役，施行于迦南地区和王

    国北部——犹大支派自己得以免除。作为一种国民服役，徭役没有征

    兵服役那么光荣却更加艰苦；因此招致了更大的怨恨。为了他的建设

    项目，所罗门在广大区域内施行这一政策。《列王纪上》引用政府记

    录，称采石场有8万人，由3300名官员领导和监督，7万人将石头拉到

    工地，还有3万人分批轮流被派到黎巴嫩伐木做梁，每批1万人。【175】

    建设工程包括对大卫那份基础的方案进行扩充和改善，以便将耶路撒

    冷变成民族——宗教的王室中心。不过其中也包括在全国的不同地方

    新建三座王室城堡：“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

    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多， 并基

    色。”【176】

    这三座具有战略地位的城市实际上是所罗门从无到有重建的，沉重的劳动由以色列人承担，但技术性工作由从国外招募的石匠完成。发掘表明其技艺完全超出以色列人已经体现出来的水平；这也揭示了这些城市的主要用途是军事——为所罗门新的战车部队提供基地。【177】大卫从未拥有过战车部队，那是那个年代的大国象征。所罗门在多个养马场拥有大约1500辆战车和4000匹马。【178】其中战略地位最重要的米吉多在后来所称的哈米吉多顿平原上居高临下，他在那儿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王室防御驻地，有着无比坚固的门楼，还有可容纳150辆战车和400匹马的建筑。夏琐，一座被废弃的城市，同样修建了王室驻地、门楼、城墙和巨大的养马场。基色，他从嫁妆中得到的城市，控制着通向埃及的路线，他将其改造成为又一座王室战车——城池。【179】这些守卫森严的王室驻地凌驾于城市的普通房屋之上，它们的存在是对以色列人神权民主的冒犯。所罗门需要他精心打造的战车部队保护他的贸易线路，防御针对他的领土的外部攻击。不过，它们的用途显然还包括维持内部秩序，而且在这方面它们功效巨大，因为各支派都没有战车。

    为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所罗门需要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金钱。于是，他又向各支派征税。大卫实施了一次人口普查，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他一直因为此举违背以色列宗教而受到激烈的抨击，而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过。这段插曲是他以信仰为代价建设国家的犹豫和矛盾心理的典型代表。所罗门没有这样的顾虑。根据普查统计表，他将整个国家分成12个纳税区，进一步实施征税，为他的战车——城池和其他王室兵站提供物资。【180】可是，王国的资源不足。所以所罗门对其父的征服进行了合理化处置，撤出防御成本高昂的大马士革，又在西北给推罗王希兰让出领土，使他成为自己的坚定盟友，以换取熟练的工匠和物资。不过他也扩大商贸，让“王的商人”代表自己从事大规模贸易，并鼓励国内外商人使用他的线路，如此便可以对他们征税。

    近东的经济那时已完全进入铁器时代——我们发现的第一件用于

    犁地的铁铲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富裕。所罗门

    用他的行动确保了他的王室从这种新兴繁荣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他通

    过与邻国王公诸侯的女儿结亲来扩大贸易，他的口号是“贸易跟着新

    娘”。他“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他因此得到了

    基色。《圣经》向我们讲述了其他联姻结盟，说他“在法老的女儿之

    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

    顿女子、赫人女子”。【181】他的外交和贸易交织在一起。南阿拉伯的

    示巴女王来访也与贸易有关，因为所罗门控制了阿拉伯贸易，主要是

    没药、乳香和香料。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所罗门与推罗王希兰——另

    一位伟大的贸易君主——举办了猜谜比赛。在铁器时代初期，这并非

    不同寻常的外交交流，涉及的赌注金额巨大——有时是城池——是易

    货贸易的一部分。所罗门和希兰共同经营一支船队，从南方的以旬迦

    别一直开到俄斐，俄斐是他们对东非的称呼。两位国王经营珍稀的飞

    禽走兽、檀香木和象牙。另外，所罗门还从事武器的买卖。他从基利

    家购买马匹，然后卖给埃及，换回战车，再把战车卖给北边的王国。

    所罗门实际上是近东大部分地区的武器供应商。美国考古学家纳尔逊

    ·格卢克在所罗门的以旬迦别港口附近发现了他兴建的炼铜厂，位于

    赫贝特尔卡拉菲岛，那里的常年强风可以让简陋原始的高炉的烟道得

    以运转。这里不仅炼铜，还炼铁，而且制造成品。【182】

    所罗门将从贸易和税收中获得的大部分财富投入那座王室都城。他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王宫，宫内的多柱式大厅仿照孟菲斯、卢克索及其他地方的法老宫殿，香柏木屋顶由45根巨大的木柱撑起，《圣经》称之为“黎巴嫩林宫”。他为自己的埃及王后修建了独立的宫殿，因为她要保持自己的异教信仰：“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183】宫殿和王室驻地、营房和内部防御工事靠近新的圣地或圣殿， 将大卫城向东延伸250 码（228.6米）才将其整个容纳。

    所罗门的耶路撒冷如今已不可见了，因为它要么被埋在大希律王后来修建的巨大圣殿建筑之下，要么被罗马人挖空。【184】我们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完全仰仗于《列王纪上》第6—7章的书面资料。但其中提供的细节显示，它类似于青铜时代晚期拉吉和伯善的迦南圣殿以及在叙利亚泰勒泰恩特（Tel Tainet）发掘的一座年代稍晚的公元前9世纪的圣殿。就像这些宫殿一样，所罗门的圣殿有三座宫室，每间宽33英尺，位于一条轴线上：乌兰（Ulam）即门廊，长16英尺，海卡尔（Hekal）即圣所，长66英尺，还有至圣所（Holy of Holies），33英尺见方，里面始终要保持一片漆黑，就像埃及神庙的内室。

    这座建筑的建造和配备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相当陌

    生。腓尼基泥瓦匠装饰了石柱。推罗王希兰还派来一位青铜方面的行

    家，与自己同名的人，为圣殿铸造礼器。它们包括“有轮的盆”，安

    设在盆座上的铜盆，与在米吉多和塞浦路斯发现的异教器具类似，还

    有巨大的“铜海”，可容纳2000个浴盆的水，用于祭司在献祭前净

    身， 矗立在12 只铜牛上。两根铜柱波阿斯（ Boaz ） 和雅斤

    （Jachin），每根高近40英尺，或许是对应矗立在迦南邱坛的独石，

    保护着有10根金烛台的金坛。至圣所的屏风也悬挂金链。地板和墙壁

    以香柏木为衬。至圣所由镀金木制的基路伯（Cherubim）[26]守卫，用

    于摆放古老的耶和华宗教的尊贵祭仪圣物，首要的是，约柜，还有

    （根据《塔木德》传说）摩西的杖、亚伦的杖、吗哪[27]罐、雅各梦见

    梯子时枕的枕头。【185】然而，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时，这些东西

    早就无影无踪了，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起初是否在那里出现过。

    显而易见，所罗门圣殿的宏大和壮观，还有它地处王室上城或卫

    城的防御城墙内的位置，都与摩西从旷野中带出来的耶和华的纯洁宗

    教没什么关系。虽然犹太人后来开始将所罗门圣殿视作早期信仰的基

    本部分，但那时王室圈子以外的虔诚人士似乎未必如此。诸如徭役、

    税区、战车，都是新事物，很多方面简直就是在模仿地中海沿岸或尼

    罗河谷更为先进的异教文化。所罗门难道不是接受了异教信仰？还有

    他的外国妻子，他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他对古老支派的冷酷方式。

    他的圣殿难道不是崇拜物品的拜偶像的地方？约柜本身看起来肯定与

    富丽堂皇的环境格格不入。它只是个木箱子，长4英尺，深2英尺6英

    寸，有杠穿过每侧的圆环，里面存放着律法石版。在严格的以色列信

    仰中，约柜只是存放上帝诫命的容器。它不应是接受崇拜的祭仪物

    品。但他们在这一点上困惑不已，就像他们信仰上帝虽然不可描绘却

    用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一样困惑。位于但（Dan）的一座古老原始的圣殿

    内其实就有一尊上帝的塑像。【186】尽管约柜是被造来存放律法石版

    的，但以色列人似乎认为上帝的话语有神圣的力量，所以他们在某种

    意义上相信神住在约柜里。他们也是这样描述旷野中的一段段岁月

    的：“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

    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

    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187】

    所罗门就利用这种困惑，推动他的宗教改革朝着王室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即由国王控制唯一的上帝可以得到有效崇拜的神殿。在《列王纪上》第8章，所罗门强调上帝就在圣殿中：“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可所罗门也不是纯粹的异教徒，因为如果他是的话，就意味着他不会费心地把他的异教徒妻子排斥在圣地之外。他了解自己宗教的神学，因而问道：“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通过假设全能神的象征性存在而非有形存在的形式，他在国家需要和他对以色列一神论的理解之间实现了妥协：“愿你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这也是后代将圣殿与信仰融为一体的方式，单单上帝之名在至圣所的存在就能发出强大的神圣之光， 被称为“ 舍金纳”（shekhinah），即神的显现，它会摧毁所有未经许可想要靠近的人。

    然而，当时的许多以色列纯粹主义者对中央王室圣殿的观念表示反对。他们组成了第一个分离主义宗派——利甲族（Rechabites），耶和华宗教后来还衍生出许多这样的宗派。【188】许多北方人同样厌恶耶路撒冷的宗教集中化及其王室圣殿，因为主事的祭司很快就提出了专制的要求，称只有他们的仪式才正当合法，而从族长统治时期就受到崇敬的古老圣地和圣殿、邱坛，以及祭坛都是异端和邪恶的巢穴。这些主张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圣经》正统。但是那时却在北方遭遇了阻力。

    对所罗门的宗教改革的敌意，与其专制方式和苛捐杂税加在一起，让其父创立的统一王国难以长久维系。所罗门的手腕和成功将其黏合在一起，可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甚至就出现了崩裂的征兆。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往昔岁月历历在目，对他们来说，强制劳役制度尤其可憎，因为它让他们想起埃及人的奴役。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宗教密不可分。将祭仪集中至耶路撒冷，所罗门降低了类似与亚伯拉罕有关的示剑，与雅各有关的伯特利等北方圣地的地位。于是，对于北方人来说，所罗门和他的家族越来越被视作精神破坏者和世俗压迫者。

    因此，在所罗门于公元前925年或公元前926年去世后，北方人拒

    绝承认他的继承人罗波安在耶路撒冷的统一加冕，坚持要求他北上示

    剑加冕为他们的王。在所罗门统治时期逃走的人，如耶罗波安，也返

    回国内并要求实现合乎章程的统治，尤其是要解除徭役征发和高税

    赋：“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

    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189】发生在示剑的似乎是一场全面

    的政治协商，在那里，罗波安征询了前朝谋臣的建议，之后却拒绝了

    他们的和解建议，倚仗自己的精锐骑兵，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告

    诉北方人：“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

    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190】

    这次严重的误判摧毁了这个统一的王国。罗波安并没有凭借武力

    维持统一的军事手段和能力，北方人脱离王国并迎奉了他们自己的王

    室，就在这个帝国崛起的时代——先是巴比伦，后是亚述——这两个

    小王国，南方的犹大和北方的以色列，各自踏上了它们的穷途末路。

    不过衰落的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在此过程中，以色列的宗教文

    化出现了重大变迁。首先是北方王国的兴盛。北方比南方人口稠密，

    拥有更肥沃的土地，更靠近那个年代的贸易中心。摆脱了南方的桎

    梏，它越发富裕，却自相矛盾地沿袭了所罗门认为必要的体制和宗教

    发展模式，而这些制度在南方人实施的时候还被北方抵制过。与大卫

    王朝一样，北方的暗利王朝（House of Omri）成为中央集权主义者，

    在政治和祭仪形式上模仿那些成功的邻国。暗利本人就是一位令人畏

    惧的国王，1866年被发现并被命名为“摩押石碑”的一块为摩押的神

    基抹（Chemosh）所立，碑文悲痛地叙述了他的功绩：“以色列的暗利

    王……压迫摩押很多日子，因为基抹对他的土地生了气。他的儿子继

    承了他，还说我将继续压迫摩押。”

    暗利，与所罗门一样，通过精明的异国联姻巩固自己的权力。他

    让自己的儿子亚哈迎娶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将他的内陆王国连接至

    海边及其贸易线路。同所罗门一样，他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在撒

    马利亚可以望见20英里以外大海的一座山上兴建了一座新城：我们甚

    至可以将其建成的时间溯至大约公元前875年。与所罗门的王城一样，

    城内也有设有防御工事的王室卫城。亚哈也是个伟大的建设者。他在

    撒马利亚修建了《圣经》所说的“象牙宫”，宫殿的正殿衬以浅浮雕

    象牙——在那个年代只有最富有的国王才能拥有的奢华物品。1931—

    1935年，在撒马利亚被发掘时，这些象牙装饰在碎石中一片片被发

    现。亚哈就像他的父亲暗利一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征战国王，在位

    25年，两次击败大马士革的王。按照《圣经》所言，直到在一次战车

    战斗中“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那人的箭

    插入亚哈的盔甲缝隙，让他受了致命的伤。【191】

    暗利王朝的世俗和成功不逊于所罗门，但同样激起了来自社会和

    道德方面的强烈怨愤。王朝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贫富差异扩

    大，农民负债累累，无法偿还的时候就会被没收财产。这有悖于摩西

    律法的精神，尽管没有完全违背其字面意思，因为律法坚持的是你不

    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192】国王们反对精英阶层对穷人的压迫，因为

    他们需要穷人参军和做劳工；但他们实施的措施成效甚微。示剑、伯

    特利及其他圣地的祭司可以领取薪俸，与王室关系密切，他们沉浸于

    仪式和献祭，对穷人的疾苦不感兴趣——批评他们的人如此声称。在

    这样的情况下，先知们再次出现，发出社会良知的声音。与撒母耳一

    样，他们因君主政体而感到不安，认为它本身就无法见容于民主神权

    政体。在暗利王朝统治时期，不可思议的人物以利亚（Elijah）在北

    方迅速地振兴了先知传统。他来自一个被称为提斯比的不明地点，位

    于约旦河以东的基列，就在沙漠边缘。他是利甲族人，是那个极端清

    苦禁欲、外形不羁的基要主义宗派成员，“他身穿毛衣，腰束皮

    带”。如同几乎所有犹太英雄一样，他出身贫寒，代表穷人说话。传

    说称他住在约旦河附近，靠乌鸦供养。【193】毫无疑问，他看起来跟一

    千年后的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没什么不同。他为穷人行

    神迹，在百姓受苦的干旱和饥荒年头影响最大。

    但是，以利亚与其他严格的耶和华信徒一样，对暗利王朝的不满

    不仅是出于社会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宗教原因。因为亚哈忽视耶

    和华崇拜，渐渐随自己的妻子信崇巴力[28]：“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

    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行了最

    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194】同样正是耶洗别撺掇亚哈仗着专横的

    权势霸占了拿伯的葡萄园，拿伯被害死，这是一桩违反以色列神权政

    体精神特质的罪行。

    很明显，以利亚能够吸引来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在干旱无雨的苦

    难年头。他成为令人敬畏的公开宣道者。《列王纪上》第18章描述了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他在迦密山召集大批以色列人，挑战巴力的

    祭司和“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先知”比赛降雨。他的目的是一劳永逸

    地确立民族宗教，他对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

    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巴力的祭

    司举行了全套仪式，“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可什么

    也没发生。然后，以利亚筑起祭坛，向耶和华献祭，即刻“耶和华降

    下火来，烧尽燔祭”。于是所有人“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

    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和他的民众抓住了异教祭司，带到基顺

    河，“在那里杀了他们”，在迦密山山顶进一步祈祷后，以利亚召

    唤“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很快，“天因风云

    黑暗，降下大雨”。

    虽然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但以利亚自己还是无法根除异教

    或者推翻暗利王朝，不过他预言了它的垮台。他是个单枪匹马的人

    物，拥有超凡魅力并能够左右大批民众的人，但不是一个能够自立门

    户建立门派或宫廷派系的人。以利亚代表个人的良知，也许是犹太人

    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上帝对他说话不是摩西时代的声若惊雷，

    而是用“微小的声音”。在他因为拿伯被害而诅咒亚哈家族的时候，

    他支持国王的行为不应有别于平民的原则：行为应该以道德原则为指

    导。政治与权力相关，而非强权。虽然是反对派的首位先知领袖，但

    以利亚不是政治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被追杀的逃亡者，他的临

    终几日是在荒野中度过的。《列王纪下》第2章讲述了他为自己的继任

    者以利沙涂膏油，然后就被旋风卷起，乘着火的战车升天去了，给他

    的继任者留下他的神圣斗篷用以穿戴。

    但以利沙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圣经》故事中有他不同寻常的事迹：在伯特利附近被“童子”（或者可能是十几岁的无赖）嘲笑时，他从森林里召唤出两头母熊，将至少42名不良少年撕裂。【195】不过以利沙可不是单枪匹马。他组建了有组织的追随者队伍——一个先知团体，他还与世俗机构的成员合作，以实现以利亚所寻求的宗教改革。亚哈已经维修扩建了所罗门在北方的战车城池。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拥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那是强大和衰落的根源之一。宁示的儿子耶户[29]就是一位战功显赫的战车将军，“车赶得甚猛”。以利沙与耶户进行了一场宗教——军事共谋，膏他做未来的王，就这样发动了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政变。【196】耶户让耶洗别的宦官把她从宫殿的窗户扔了出来，“她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她践踏了”。亚哈的70个儿子被斩首，而且“首级在城门口堆成两堆”。耶户血洗了整个亚哈王族，“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接着，他集合并屠杀了所有的巴力祭司，“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197】

    这种残酷的宗教整肃或许一度重新确立了耶和华崇拜的正式和唯

    一的地位，但无法解决保持宗教正统以维护民族团结与符合世界潮流

    以维系国家生存之间的长期矛盾。耶户，一如可预见得到的，行事很

    快就与暗利王朝同样专制；甚至，实际上所有的以色列国王迟早都会

    与宗教纯粹主义者分道扬镳。为了保住权力，一位国王不得不做些让

    耶和华真正的追随者无法认同的事情，至少看似如此。拿伯的葡萄园

    事件就是恰当的例子，是精神——世俗冲突的象征。有一个著名的片

    段，上帝授意以利沙对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

    的产业吗？”而亚哈回答，“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198】仅让耶

    户及其儿子们取代亚哈及其儿子们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8世纪的《阿

    摩司书》（Book of Amos）用迥然不同的方式重申了这个问题。这卷

    书与后荷马时代希腊的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 Works and

    Days）同属一个时代，对抽象的正义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不过阿摩司

    的例子直接与耶和华崇拜有关联。他是出身犹大的南方人，是个修剪

    桑树的，北上以色列宣扬社会正义。他不厌其烦地声明自己不是天生

    的先知，不属于任何团体，只是一个看到了真理的劳作之人。他抗议

    祭司们在北方圣地伯特利举行的繁复仪式，说在穷人遭受践踏和挨饿

    的时候它们只是笑柄罢了。他借上帝之口说：“我厌恶你们的节

    期……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

    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199】伯特利的祭司首领亚

    玛谢竭力反对阿摩司的行为。他辩称，圣地是国王的礼拜堂，是国王

    朝廷的一部分；祭司的职责是用适当的礼仪支撑国家宗教，玩弄政治

    和干涉经济并非他们的职责。他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

    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在国王那边，他抱怨阿摩

    司实际上是在王国内部筹谋对抗他，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他

    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200】

    这种争论确实很重要。后来的犹太预言者，以及大多数基督教道德神学家，支持阿摩司的观点。《塔木德》主张：“正义的戒律比所有戒律加在一起都要重。”【201】但《塔木德》信徒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们倒是能够负担得起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这种奢侈了。但是在亚玛谢[30]的年代，既然想维持国家的存在，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妥协就必不可少。如果允许南方的先知以上帝的名义四处挑唆阶层冲突，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然后只能任凭想要完全彻底摧毁耶和华崇拜的外敌摆布。那就是他说这国担当不起阿摩司这样怨言的意思。

    在整个公元前9世纪，亚述的势力一直在发展。撒缦以色的黑色方尖碑显示，即使在耶户时代，以色列就一直被迫纳贡。以色列一度出钱安抚住了亚述人，或者通过与其他小国结盟遏制住了他们前进的势头。可到了公元前745年，残暴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登上亚述王位，将他的好战国家转变为帝国。他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实施驱逐民众的政策。公元前740年，他的年鉴记载：“米拿现（以色列王）惊慌失措……他逃走并向我奉上……银、彩色毛织服饰、亚麻服饰……我接受了他的进贡。”公元前734年，他突破至海岸，然后沿海岸向“埃及河”进发。所有的精英、富人、商人、工匠、士兵被送至亚述，在那里重新定居；在他们的地方已经有来自巴比伦的迦勒底和阿拉姆的部落成员前来定居。接着提格拉向内陆推进。由于内部深受宗教和社会分歧的困扰，北方的以色列王国无力抵抗。公元前734—前733年，提格拉·帕拉萨征服加利利和约旦河外，仅撒马利亚得存。公元前727年，提格拉去世，但他的继任者撒缦以色五世在公元前722—前721年冬季占领撒马利亚，次年，他的继任者萨尔贡二世荡平了北方王国，驱逐了整个精英阶层，派遣殖民者进入，萨尔贡在廓萨巴德年鉴中记录道：“我围攻并占领撒马利亚，掳走居住其中的民众27290人。”《列王纪下》悲鸣：“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马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马利亚，住在其中。”【202】这次灾难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撒马利亚王室驻地被彻底摧毁。米吉多被夷平重建，亚述风格的建筑在碎石上拔地而起。夏琐的城墙被推倒。示剑荡然无存，得撒亦是如此。

    这样便发生了犹太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惨剧，它还是一场连

    最后的复兴都无法挽回的惨剧。以色列北方民众的结局是遭遇杀戮，

    流离失所。他们被迫踏上前往亚述的末路，北方的10个支派在这段时

    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成为神话。它们存在于后世犹太的传说中，

    但现实中却完全被周边的阿拉姆人同化，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

    语言；阿拉姆语作为亚述帝国的通用语言向西传播，掩盖了他们消失

    的痕迹。以色列的农民和工匠还留在撒马利亚，并与新的居民通婚。

    《列王纪下》第17章记载了这些悲惨的事件，称流亡亚述的精英依然

    崇拜耶和华，他们派回一名祭司住在伯特利，教导群龙无首的民众，

    但在其中补充道：“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自为自己制造

    神像，安置在撒马利亚人所造有邱坛的殿中。”它随后描述了一幅可

    怕的场景，北方王国崩溃，沦为异教混杂的境地。北方崇拜耶和华的

    方式在犹大王国一直备受怀疑。对北方正统地位的怀疑折射出以色列

    人在进入埃及时就出现的分歧，这种分歧在离开埃及和征服迦南之后

    其实从未弥合。在耶路撒冷及其祭司眼中，北方人一直与异教徒缠夹

    不清。北方王国的沦陷和流散，以及剩下的人与异族通婚，被他们用

    来否认撒马利亚人最初拥有的以色列传统。从此以后，他们自称上帝

    选民的一部分以及想要居住在应许之地的理直气壮的要求再也没能得

    到犹太人的认可。

    不过北方也为南方留下了遗产，为耶和华宗教的新阶段孕育了萌

    芽，并在古代耶路撒冷的最后时日在南方开出花朵。撒马利亚陷落

    时，一些逃难的学者免于被掳，到了南方，被收留并在耶路撒冷重新

    定居。其中一位随身携带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先知何西阿（Hosea）的

    作品，这部作品后来在一位南方人手中完善成形。【203】在北方王国被

    摧毁的前夕，何西阿一直在预言和写作。他认为上帝选民遭遇的军事

    和政治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异教信仰和道德堕落受到了上帝无可避免的

    惩罚，他是第一个明确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他用才华横溢和富有诗

    意的文字预言了撒马利亚的陷落。上帝会把他们的偶像砸成碎

    片：“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他警告所有有罪过的耶和

    华崇拜者：“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204】

    何西阿是个神秘人物，从某些方面看，他的作品是整部《圣经》中最令人费解的。他的语气经常阴郁悲观。他可以传达出苦难中仍要保留一丝不曾熄灭的希望火花的感觉，这种能力将会成为众多犹太作家的特色。他或许是改过自新的酒色之徒。他悔恨哀叹：“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205】性欲尤其会引起他的强烈嫌恶。他说上帝吩咐他迎娶淫妇歌蔑，与她生孩子——歌蔑代表的是异教神庙仪式中的妓女和以色列自己，她背弃了耶和华，转而侍奉巴力。他谴责北方的所有制度，他甚至认为北方根本不应存在，因为以色列和犹大本就是一体。政治上的解决措施毫无用处；耶户的整肃是邪恶的。结成组织的祭司令人难以忍受：“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示剑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王室圣地和其他地方的先知团体也好不到哪儿去：“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作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206】

    所以，以色列及其存在的制度难逃厄运，将会被掳至异国。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上帝爱他的子民。他惩罚，但也宽恕：“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接着，他用一句醒目的预言补充道：“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207】重要的并非物质的准备，而是人心的改变。保证以色列获得救赎，并且能让洗净罪恶的“余剩的民”（remnant）保留信仰直到未来的，只有热爱上帝并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惊恐于北方邻国的崩溃，惧怕于面临相似的命运，犹大接受了这个非同一般的启示，而以色列思想家在此似乎第一次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和有组织的社会，开始正视心灵的宗教。与北方相比，犹大更贫穷，更农业化，军权——政治不占优势，而且更靠近耶和华崇拜的根基，虽然《圣经》的叙事和1961—1967年对耶路撒冷的发掘也提供了异教信仰故态复萌的证据。那里本地的普通民众具有重要的地位。公元前840年，他们首次在历史上亮相，推翻了篡夺王位并将巴力崇拜迎进圣殿的暴虐太后亚他利雅。《列王纪下》清楚地表明，在后来恢复纲纪的过程中，神权民主的概念复兴。因为领导民众起义的正是宗教人物耶何耶大， 他坚决认为应该把民众当作一股政治和体制力量：“耶何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208】在那个时代的近东甚至在很久以后的希腊，没有一个国家能起草出这样新颖的协议。随着帝国阴影的迫近，危机同样笼罩在犹大的头上，而此时，当地人确实被赋予了在王位继承存疑的情况下选举国王的特殊权利。

    以色列沦陷时，犹大希西家王的正规军兵微将寡，较之北方古老的战车军队尚且望尘莫及，他在当地人的支持下加固耶路撒冷，在西翼修建了一道新的城墙，他“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他还掘通了西罗亚隧道，以应对亚述的围城；这条沟渠可以将基训泉水引入岩石凿成的水池，再让水流注入汲沦溪。这座城市可以使用这座巨大的水池，而围城军队对此将毫无察觉。这在《圣经》中也有描写，【209】而且在1867—1870年隧道被勘察时也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同时代的铭文，即城墙上发现的希伯来文字，记录了这项工程的完成：
    隧道凿穿贯通的经过记在下面：（挖掘隧道的人举着）锄头，朝着同伴的方向挖去，当（还有）3腕尺[31]就要凿穿时，（他们听到）一个人呼唤同伴的声音，因为右边的岩石有裂缝，（左边的）也有。贯通的日子，挖掘隧道的人各自向同伴的方向敲击，相对而挖。水开始从源头流入水池，全程共1200腕尺。【210】

    实际上耶路撒冷确实熬过了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立的猛烈围攻。拯救他们的工具与其说是新城墙和水池，倒不如说是黑死病的大暴发，老鼠携带的病菌袭击了亚述营地，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后来也提及了此事。《列王纪下》将其看作神迹：“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万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211】犹大的统治者为了寻求安全还多方结盟，结盟周边小国，甚至与虚弱的大国埃及，“压伤的苇杖”，就像亚述人对它的嘲讽，“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212】

    然而，犹大的统治者和百姓越来越将他们最终的政治和军事命运

    与他们当前的神学和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个民族似乎只能靠信仰

    和劳作得救的观念大行其道。但是用宗教解决国家生存问题的理念本

    身——与非利士人入侵时期促使以色列成为王国的想法截然相反——

    将犹大推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如何有效地平息耶和华的愤怒？耶路

    撒冷圣殿的祭司们主张只能通过一劳永逸地摧毁古老邱坛和地方圣殿

    可疑的祭仪活动，独将崇拜集中到耶路撒冷，在此保持最纯粹的正

    统。公元前622年，在修复圣殿的同时，这个进程开始加快，大祭司希

    勒家找到了一卷古书，也许是《摩西五经》的原本，也许只是《申命

    记》，上面有上帝和以色列的神约，而最后第28章是令人惊骇的诅

    咒。这次发现制造了恐慌，因为它似乎证实了何西阿预言的警示，暗

    示北方的命运将会降临南方。国王约西亚“便撕裂衣服”，下令对祭

    仪进行全面改革。所有的偶像被摧毁，邱坛被关闭，异教、异端和非

    正统的祭司被屠杀。这次基要主义改革形成了隆重的逾越节[32]全国庆

    典，这是在耶路撒冷从未举办过的。【213】因此，由所罗门采用类似异

    教的创新所创建的耶路撒冷圣殿，以一种古怪的自相矛盾的方式，成

    为这次国家宗教历史寻根运动的主要受益者。祭司们的权力与日俱

    增，成为国家——或者至少是官方层面上的——一切宗教真理的裁决

    者。

    但在这段大难临头的日子里，一支非主流、非官方的思想流派开

    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提出的拯救方向截然不同，并且最终被证明是

    正确的方向。何西阿已经写下了爱的力量并呼吁人心的改变，同时代

    比他年轻的一个南方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想法。以赛亚生活在北方王

    国被宣判死刑的年代。不同于《圣经》中大多数的英雄人物，他的出

    身并不贫寒：根据《巴比伦塔木德》[33]，他是犹大王亚玛谢的侄子。

    【214】可他的思想却是平民主义或民主主义。他对军队和城墙、国王和

    宏伟的圣殿没有信心。他的作品标志着以色列宗教开始了自身的精神

    化，从时空的特定位置转移到普救论（universalist）的层次。它被

    分成两部分：第1章至第39章是他在公元前740—前700年的生平和预

    言；第44章至第66章或者说《以赛亚书》则需追溯至很久之后，二者

    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清晰，不过这些思想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

    以赛亚不只是最卓越的先知，他还是最杰出的《旧约》作家。他

    显然是一位庄严的传道者，但或许也把自己的话语付诸笔端。他的语

    言肯定很早就形成了书面形式，一直是所有神圣作品中最受欢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库姆兰发现的文稿是一份羊皮卷，长23英尺，

    用50竖行的希伯来文全面介绍了以赛亚，是我们现有的保存最完好和

    最长的古代《圣经》手稿。【215】早期犹太人喜欢他才华横溢的散文和

    绝妙的配图，其中很多已经传播进入文明国家的文学中。然而比语言

    更重要的是思想，以赛亚正将人性推向新的道德探索。

    以赛亚的所有主题相互关联。同何西阿一样，他关注于灾难的警示。“守望的啊，夜里如何？”他问，“守望的啊，夜里如何？”愚蠢的人置若罔闻：他们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或者他们相信防御工事和同盟。而他们应该服从上帝的命令：“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这意味着一种心灵的道德转变，个人和社会的内在变革。目标必须是社会正义。人们必须停止以追逐财富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上帝不会容忍对弱者的压迫。他质问：“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216】以赛亚的第二个主题是忏悔。倘若内心转变，上帝总会宽恕。“耶和华说： ‘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 必变成雪白。’”上帝想让人做的是承认和回应他的神圣——“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而且以赛亚想象天使用火炭触碰人的嘴唇烧尽罪恶。当罪人内心转变，追求的不再是财富和权力而是神圣时，以赛亚引入了他的第三个主题：和平时代的观念，那时人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在那个和平时代，“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217】

    但以赛亚并非仅仅宣扬一种新的伦理体系而已。出身于一支具有历史视野的民族，他看到了上帝的意志、原因和结果、罪恶和悔改，都是按照明确的线性方向发生。他提出了一种对未来的愿景，卓越人物齐集的一幅愿景。此时，他引入了自己的第四个主题：这个观念不仅是关于集体放弃罪恶，而且涉及一位特定的救赎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特殊的婴儿将成为和平年代的代理人：“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而他也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218】

    以赛亚不仅写作，还在圣殿讲道。但他不谈论官方崇拜的宗教、

    无休止的献祭和祭司仪式，他谈论的是关于心灵的伦理宗教：他越过

    祭司直面民众。一个令人信服的《塔木德》传说称他在崇拜偶像的玛

    拿西王（King Manasseh）统治期间被谋杀；不过正统的祭司和圣殿机

    构也不欢迎他。在以色列作品中，殉道的主题开始越来越多地持续出

    现。《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他似乎与第一部

    分的救赎者有关：受苦的仆人，他身负整个社会的罪恶，通过牺牲自

    己，洗涤罪恶，形成人格化的力量，将国家的使命引向胜利的结局。

    【219】这位受苦的仆人是以赛亚自己的声音和命运的回响，这卷作品的

    两部分协调一致，即使成文间隔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总的说来，《以

    赛亚书》明显标志着耶和华宗教的成熟。此时它涉及正义和审判：审

    判国家和审判个人灵魂。在支派、民族和国家的主张以外，《以赛亚

    书》尤其强调个人是信仰的承载者。不仅以利亚，我们每个人、所有

    人都能听到良心“微小的声音”。所有这些是个人探索的一部分，在

    人类自我认识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希腊人很快也走上了同样的方

    向，但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不久后对他们的称呼——犹太人，才是先

    驱。

    此外，与希腊人不同，受以赛亚启发的以色列人正在走向纯粹的

    一神论。《圣经》较为靠前的部分有许多段落，与其说里面的耶和华

    被视作唯一的神，还不如说是最强大的神，可以在其他神的地盘上显

    示威力。【220】但《以赛亚书》不仅否认了其他神灵在实践中的存在，

    还否认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中的存在：“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

    我以外再没有真神。”【221】另外，如今已经清楚地表明，上帝普遍存

    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是贯穿历史的推动力量，也是唯一的

    推动力量。他创造了宇宙；他操纵它；他还会终结它。以色列是他的

    规划的一部分，但接下来其他的每个人都是。所以如果亚述人进攻，

    他们也是按照他的指令行事；如果巴比伦人掳走整个国家，那也是上

    帝的意志。摩西的旷野宗教开始成熟，成为一种复杂的世界信仰，成

    为全人类都可以求助于它寻求答案的信仰。【222】

    我们不能怀疑，以赛亚的启示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就渗透进了这

    个民族的意识。不过在灾难降临前的数十年，他的有力声音里就掺入

    了当时其他人的声音，虽然没那么富有诗意但同样有穿透力。相比于

    流放前时期的其他作家，我们对耶利米（Jeremiah）的了解更多，因

    为他的学生巴录（Baruch）抄写记录下了他口述的宣道和自传。【223】

    他的一生与自己国家的不幸历史紧密交织。他是便雅悯人，出身祭司

    家庭，来自耶路撒冷东北的一座小村庄。公元前627年，他开始因袭何

    西阿讲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因袭以赛亚的方式。他认为这个国家不幸

    犯了罪过，还在加速走向毁灭：“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与何西

    阿一样，他轻视宗教机构，不管是祭司、文士、“智慧人”，还是圣

    殿先知：“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

    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224】他认为约西亚统治时期支

    持圣殿的大规模宗教改革一败涂地，公元前609年，这位约西亚国王死

    后不久，他前往圣殿慷慨讲道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结果他险些被杀

    并被禁止靠近圣殿区域。他所在的村庄，甚至他的家人，都反对他。

    他无法或不愿结婚。在众叛亲离的孤寂中，他的作品表现出偏执狂的

    迹象，如果按照我们对这种情况的叫法。他写道：“愿我生的那日受

    诅咒！”另外还有：“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

    医治，不能痊愈呢？”他觉得周围都是自己的敌人，他们“设计谋害

    我”，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225】耶利米不仅被

    禁止讲道，连他的作品都被焚烧了，如此看来倒有几分道理。

    这种不受欢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北方的敌人”，正如他所说，尼布甲尼撒及其军队，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王国内的所有人都在竭力寻找化解劫难的办法，耶利米倒好像在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民众及其统治者因为他们的邪恶，本身就是其危难的始作俑者。敌人只是上帝怒火的工具，因而一定会获胜。这像悲观的宿命论，于是出现了《耶利米哀歌》。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忽视了他的启示的其他部分，继续怀有希望的理由。因为耶利米说王国的毁灭无所谓。以色列依然是被上帝选中的。它在流亡离散中和在自己的小国家里都可以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即使经历失败，以色列与上帝的联系也会继续存在，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不会被破坏。耶利米宣扬的不是绝望；相反，他是让以色列同胞准备面对绝望并克服它。他正试图教导他们如何成为犹太人：屈服于征服的力量并让自己适应，利用逆境，心中始终坚信上帝的正义。

    这样的教训很有必要， 因为第一圣殿时期（ First Commonwealth）[34]已经日薄西山。耶利米在圣殿宣道的三年前，亚述帝国突然崩溃，巴比伦新势力填补了它留下的真空。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在决定性的迦基米施战役中获胜，击溃了埃及军队，也就是那根“压伤的苇杖”。公元前597年，耶路撒冷陷落，如今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巴比伦历代志记载：“七年，基斯流月[35]，（尼布甲尼撒）调集大军，行至哈提地，包围犹大的城池，亚达月[36]二日破城，俘获国王。他按照自己的选择为那里任命一个国王，收取大量贡品，并（将它们）送至巴比伦。”这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日期，3月16日。《列王纪下》补充道，犹大王约雅敬（Jehoiakim）[37]带着“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被掳至巴比伦，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人留下。圣殿的金器同样被“切成碎片”并带走。【226】

    犹大的悲哀还没有结束。西底家（Zedekiah）是巴比伦人任命的以色列管理者，已经向他们发誓效忠，而在他统治期间，这座城市发生反叛， 于是再次被围。1935 年， 考古学家J.L. 斯塔基（J.L.Starkey）发掘了拉吉的门楼，在那儿发现了如今被称作“拉吉书信”（Lachish Letters）的刻字陶片。它们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589年秋季，是从前哨发送给一位拉吉参谋的，上面提到了耶路撒冷享有自由的最后阶段。其中一块提到“一位先知”，或许就是耶利米。另一块陈述耶路撒冷、拉吉和亚西加是以色列仅剩的地盘。公元前587年或586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打破，这座忍饥受饿的城市投降。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是，西底家的子孙们在他面前被杀，在他亲眼目睹这个可怕的场面后，他的双眼被挖出，那是对背弃誓言的封臣通常的惩罚。圣殿被拆除，城墙被拆毁，宏伟的城市房屋被破坏，可以追溯至大卫征服前的米罗城的旧城陷入沟壑。【227】

    不过，巴比伦征服犹大和亚述突然袭击北方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巴比伦人没那么残忍，他们没有开拓殖民地。没有异地的部落从东方迁入，用异教圣地占据这块应许之地。本地的穷人虽然群龙无首，但还勉强能够坚持他们的宗教。此外，似乎已经在公元前588年归顺的便雅悯人没有被放逐，他们的城市基遍、米斯巴和伯特利得以完整保留下来。但这个国家还是东零西散。这是一次离散，也是一次流亡，因为许多人逃到了北方的撒马利亚，或者逃到以东和摩押。一些人逃至埃及，其中就有耶利米本人。在耶路撒冷最后的日子里，他的表现极为固执和大胆，坚持认为抵抗无用，尼布甲尼撒是上帝的代理人，被派来惩罚有罪的犹大。所以他们逮捕了耶利米。城市沦陷后，他本想留下与穷人一同生活，但一群市民拉着他一起离开，越过埃及边境定居下来，晚年的他在那儿继续谴责招致上帝惩罚的罪恶，寄希望于见证他的话语被历史证明的“余剩的民”和“极少的人”。第一位犹太人的声音就在那儿渐渐减弱，直至消失。【228】

    [1 ]For a description and plan of the tombs, see L.H.Vincentet al.，Hebron：Le Haram El-Khalil.Sépulture des Patriarches（Paris 1923）；Encyclopaedia Judaica, xi 671.

    [2 ]G. L.Strange, 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 （ London 1890），309ff.

    [3 ]E. Sarna, Understanding Genesis （ London 1967 ），168ff.

    [4 ]Herbert Han, updated by H. D.Hummel, The Old Testament in Modern Research（London 1970）；R.Gra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New York 1963）.

    [5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shed Edinburgh 1885；New York 1957.

    [6 ]M.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2nd edn, London 1960）；A.Alt, Essays on Old Testament History and Religion（New York 1968）.

    [7]G. Mendenhall and M.Greenberg，‘Method in the Study of Early Hebrew History’，in J.Ph.Hyatt（ed.），The Bible in Modern Scholarship（Nashville, New York 1964），15—43.

    [8 ]See W. F.Albright,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3rd edn, Baltimore 1953）and Yahweh and the Gods of Canaan （ London 1968 ） ；Kathleen Kenyon, Archaeology in the Holy Land （ 4th edn, London 1979 ） and The Bible and Recent Archaeology（London 1978）.

    [9]Deuteronomy 4：19.

    [10 ]R. D.Barnett, Illustrations of Old Testament History（London 1966），ch.1，‘The Babylonian Legend of the Flood’.

    [11]Genesis 11：31.

    [12]L. Woolley et al.，Ur Excavations（British Museum,

    London，1954—）；L.Woolley, The Sumerians（London 1954）.

    [13]M. E.L.Mallowan，‘Noah’s Flood Reconsidered’，Iraq

    26（1964）.

    [14 ]W. G.Lambert and A.R.Millard, Atrahasis ： The

    Babylonian Story of the Flood （ London 1970 ） ；E.Sollberger,

    The Babylonian Legend of the Flood（3rd edn, London 1971）.

    [15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 i （ 3rd edn 1970 ） ，

    353ff.

    [16]Genesis 9：18.

    [17 ]Encyclopaedia Judaica, v 330；Michael Grant,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London 1984），32.

    [18 ]For a summary of the calculations, see R.

    K.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London 1970）.

    [19 ]See Kenyon, Archaeology of the Holy Land （ London

    1960 ） ， for the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Middle Bronze Age

    tombs outside Jericho and the Cave of Machpelah；Nelson

    Glueck ， ‘The Age of Abraham in the Negev’ ，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8（1955）.

    [20]A. Parrot, Mari, une ville perdue（Paris 1935）.

    [21 ]D. H.Gordon ， ‘Biblical Customs and the Nuzi

    Tablets’，Biblical Archaeologist 3（1940）.

    [22 ]P. Matthiae ， ‘Ebla à l’Époque d’Akkad’ ，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compterendu（

    Paris 1976）.

    [23 ]A. Malamat ， ‘King Lists of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nd Biblical Genealogie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 1968 ） ；‘Northern Canaan and the Mari

    Texts’ ， in J.A.Sanders （ ed. ） ，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Garden City, NY 1970 ） ， 167—177；

    and‘Mari’，Biblical Archaeologist，34（1971）.

    [24]Genesis 23：29—34.

    [25 ]Quoted in R. K.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London 1970）.

    [26 ]C. H.Gordon ， ‘Abraham of Ur’ ， in D.Winton

    Thomas （ ed. ） ， Hebrew and Semitic Studies Presented to

    G.R.Driver （ Oxford 1962 ） ， 77—84；E.A.Speiser, Genesis,

    Anchor Bible （ Garden City, NY 1964 ） .See also

    M.Grunberg ， ‘Another Look at Rachel’s Theft of the

    Terraphin’，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81（1962）.

    [27]Kenyon, The Bible and Recent Archaeology，7—24.

    [28 ]J.-R. Kupper, Les Nomades de Mésopotamie au temps

    des rois de Mari（Paris 1957）；I.J.Gelb，‘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15（1961）.

    [29]E. A.Speiser，‘The Biblical Idea of History in its

    Common Near Eastern Setting’ ， in Judah Goldin （ ed. ） ， The

    Jewish Experience（Yale 1976）.

    [30]Genesis 26：16.

    [31]Genesis 16：12.

    [32]J. L.Myers, The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Form of the

    Book of Ruth（London 1955）；Albright, Yahweh and the Gods of

    Canaan，1—25；S.Daiches, The Song of Deborah（London 1926）.

    [33 ]S. W.Baro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 2nd edn, New York 1952 ） ， i I 44.Grant,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32ff.

    [34]Joshua 24：2.

    [35]Isaiah 29：22.

    [36]Speiser, op. cit.

    [37]G. E.Wright，‘How Did Early Israel Differ from Her

    Neighbours?’ ， Biblical Archaeology 6 （ 1943 ） ， Baron,

    op.cit.，i I 48.

    [38]Genesis 22：2 says‘thine only son Isaac’，meaning

    of course by Sarah.

    [39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 480—486；Philo, De

    Abrahamo ， 177—199 ， 200—207；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 3 ： 24；Nahmanides, Works, ed. C.B.Chavel （ London

    1959），i 125—126.

    [40 ]Fear and Trembling （ trans. ） ， Penguin

    Classics（Harmondsworth 1985）.

    [41 ]Ernst Simon in Conservative Judaism 12 （ Spring

    1958）.

    [42]Genesis 22：14.

    [43]Ibid.，22：18.

    [44 ]This theme is ingeniously discussed in Dan

    Jacobson, The Story of the Stories：The Chosen People and its

    God（London 1982）.

    [45 ]Abot 6 ： 10 （ baraita, Kinyan Torah ） ；quoted in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London 1961）.

    [46]Midrash Tehillim 24：3.

    [47]Leviticus 25：23；I Chronicles 29：15；Psalms 39：

    12.

    [48]Genesis 15：1—6.

    [49]Genesis 17：8.

    [50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Judaism（Berkeley 1982），9—17.

    [51]Gerhard von Rad, The Problem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 （ trans. ， Edinburgh 1966 ） ；J. A.Sanders, Torah

    and Canon（Philadelphia 1972）.

    [52]In Genesis 32：28 and 35：10.

    [53]In Genesis 37：1.

    [54]Genesis 29：30；35：16—18；48：5—6.

    [55]Genesis 25：13—16；22：20—24；10：16—30；36：10

    —13.

    [56]W. F.Albright，‘The Song of Deborah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 62 （ 1936 ） ；H.M.Orlinsky ， ‘The Tribal System of

    Israel and Related Groups in the Period of Judges’ ， Oriens

    Antiquus，1（1962）.

    [57 ]O. Eissfeld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ch.xxxiv，‘The Hebrew Kingdom’，537ff.

    [58]Genesis 14：18—20；17：1；21：33.

    [59 ]For Shechem, see W. Harrelson, B.W.Anderson and

    G.E.Wright ， ‘Shechem ， “Navel of the Land”’ ， inBiblical

    Archaeologist，20（1957）.

    [60]Genesis 48：22.

    [61]Joshua 8：30—35.

    [62]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14—317.

    [63]Baron, op. cit.，i I 22.

    [64]Genesis 41：39.

    [65]Encyclopaedia Judaica, x 205.

    [66]Exodus 1：11.

    [67]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1—322.

    [68 ]H. 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42ff.

    [69 ]I Kings 1 ： 6 refers to‘the 480th year afte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com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in the

    fourth year of Solomon’s reign over Israel…….’Solomon’s

    reign is the frst in Israel’s history for which we have

    absolute dating.

    [70]B. Couroyer， ‘La résidence Ramesside du Delta et

    la Rames Biblique’，Revue biblique 53（1946）.

    [71 ]Ben Sasson, op. cit. ， 44；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2—323.

    [72]Deuteronomy 4：23—24；Exodus 19：4—6.

    [73]Exodus 4：10ff.

    [74]Exodus 18：14—24.

    [75]Sifra 45d；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568.

    [76]Eusebius（died c. 359 AD）summarized much of this

    tradition in his Praeparatio Evangelica，9：26—27 etc.

    [77]Josephus, Contra Apion，2：154.

    [78 ]Philo, Questiones et Solutiones in Gesesin ， 4 ：

    152；De Providentia，111.

    [79]Numenius, Fragments（ed. E.A.Leemans，1937），19，

    32.

    [80 ]Reproduced in Josephus, Contra Apion ， 1 ： 228ff；

    Theodore Reinach,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romains rélatifs

    au Judaisme（Paris 1895）.

    [81 ]Marx to Engels ， 10 May 1861；30 July 1862 ： Marx-

    Engels Works, vol. xxx，165，259.

    [82]Moses and Monotheism（London 1939）.

    [83]Exodus 1：9—10.

    [84]C. J.Gadd, Ideas of Divine Rul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London 1948）.

    [85]Speiser, op. cit.

    [86 ]Enid B. Mellor （ ed. ） ， The Making of the Old Testament（Cambridge 1972）.
    [87 ]For examples of codes see James B.Pritchard （ ed. ） ，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3rd edn, Princeton 1969）.
    [88 ]Moshe Greenberg ， ‘Some Postulates of Biblical

    Criminal Law’，in Goldin, op. cit.

    [89]Deuteronomy 22：22—23；Leviticus 20：10.

    [90]Exodus 21：22ff.

    [91]Exodus 21：29；See A. van Selms，‘The Goring Ox in

    Babylonian and Biblical Law’，Archiv Orientali 18（1950）.

    [92]Deuteronomy 24：16；5：9；Exodus 20：5. There are,

    however, examples of the law of talion applying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s, for example Saul’s sons.Joshua 7；II

    Samuel 21.

    [93 ]Deuteronomy 25 ： 3；E. A.Hoebel ：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Harvard 1954）；G.R.Driver and J.C.Miles, The

    Babylonian Laws ， 2 vols （ Oxford 1952 ） ；

    W.Kornfeld ， ‘L’Adultère dans l’orient antique’ ， Revue

    biblique 57（1950）.

    [94]J. J.Stamm and M.E.Andrew,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Recent Research（New York 1967）.

    [95]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35.

    [96]G. Mendenhall, Biblical Archaeology 17（1954）.

    [97 ]Set out conveniently, with Biblical text

    reference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 763—782.

    [98 ]Exodus 21 ： 1 to 22 ： 16；O. Eissfeldt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ch.xxxiv ， 563 ： see J.P.M.Smith,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Hebrew Law（Chicago 1960）.
    [99]A. van Selms,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in Ugaritic

    Literature（New York 1954）.

    [100]D. R.Mace, Hebrew Marriage（New York 1953）.

    [101 ]Roland de Vaux, Ancient Israel ： Its Life and Institutions（trans.，New York 1961），46—47.
    [102 ]J. M.Sasson ， ‘Circumcis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85（1966）.
    [103]Exodus 4：25；Joshua 5：2—3.

    [104]Baron, op. cit.，i I 6—7.

    [105]Ezekiel 20：12.

    [106 ]Leviticus 17 ： 14；Genesis 9 ： 4；Genesis 38 ： 24. See I.M.Price ， ‘Swine in Old Testament Taboos’ ，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44（1925）.
    [107]I Kings 22：11.

    [108]II Kings 2：23.

    [109]A. H.Godbey，‘Incense and Poison Ordeals in the Ancient Orient’ ，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46（1929—30）.
    [110 ]See examples with references in George Fohrer,

    History of Israelite Religion（trans.，London 1973），233.

    [111 ]Von Rad, op. cit. ， ‘Some Aspect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View’.

    [112]Exodus 34：13—16.

    [113]This was the view of the Mishraic sage Simeon ben Assai；Sifra on Leviticus 19：18.
    [114]Contra Apionem（Loeb Classic 1951），ii 165.

    [115]Berakot 2，2.

    [116]De Specialibus legibus（Loeb Classics 1950），iv

    237.

    [117]Belkin, op. cit.，15—18.

    [118]I Corinthians 1：19—20.

    [11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site of Mt Sinai, se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4ff.
    [120]Baron, op. cit.，i I 48—49.

    [121]Ibid.，i I 23.

    [122 ]Cf. W.F.Albright ， ‘Exploring in Sinai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pedition’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109（1948）.
    [123]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7.

    [124]Exodus 17：8—13.

    [125]Numbers 27：15—21；Deuteronomy 34：9.

    [126]Joshua 6：16—20.

    [127 ]Joshua 6 ： 21 ， 26；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Jericho（London 1957）.
    [128]Joshua 9：27.
    [129 ]James B. Pritchard, Gibeon, Where the Sun Stood Still：The Discovery of a Biblical City（Princeton 1962）.
    [130]Joshua 10：9—13.

    [131]Joshua 11：4—11.

    [132 ]Yigael Yadin, Hazor ： The Rediscovery of a Great

    City of the Bible（London 1975）.

    [133]Joshua 24：13.

    [134 ]W. F.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Baltimore 1946），194，212，and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3rd edn, Baltimore 1953），3，102.

    [135]Baron, op. cit.，II 55.
    [136]Judges 4：8.

    [137]Judges 3：15—30.

    [138]Judges 4：17—21.

    [139]Judges 11：1—3.

    [140]Judges 11：37.

    [141]Judges 16：28.

    [142 ]See A. van Selms in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9（1950）.

    [143]Judges 12：5—6.

    [144]I Samuel 21：13—14.

    [145]II Samuel 23：20—21.

    [146]Judges 9.

    [147]Joshua 24：8，13；Judges 11：17ff.；II Samuel 7：

    23；Numbers 33：50ff.

    [148]Deuteronomy 9：4ff.；see also 18：9—14，29：22ff.

    and Psalms 44：3.

    [149 ]T. Dothan ， ‘Archa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hilistine Problem’，Antiquity and Survival 2，2/3（1957）.
    [150 ]J. A.Montgomery ， ‘Archival Data in the Book of Kings’，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53（1934）.
    [151]I Samuel 10：5.

    [152]II Kings 3：15.

    [153]Isaiah 28：7.

    [154]I Samuel 2：19.

    [155]I Samuel 15：22.

    [156]I Samuel 7：16—17.

    [157]I Samuel 10：17；12：1—25.

    [158]I Samuel 10：25.

    [159 ]S. Mowinckel ， ‘General Oriental and Specific Israelite Elements in the Israelite Conception of the Sacral Kingdom’，Numen, iv（1959）.
    [160]I Samuel 8：22.

    [161]I Samuel 5：3.

    [162]I Samuel 14：52.

    [163]I Samuel 17：39.

    [164]I Samuel 16：18.

    [165]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579—580.

    [166]II Samuel 20：1.

    [167]Albright,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158ff.

    [168]II Samuel 5：8.
    [169 ]Kathleen Kenyon, Royal Cities of the Old Testament （ London 1971 ） andDigging Up Jerusalem （ London 1974）；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379—1382.
    [170]Belkin, op. cit.，117.

    [171]I Kings 5：3.

    [172]De Vaux, op. cit.，253—265.

    [173]I Kings 2：3—4.

    [174]II Samuel 18：7.

    [175]I Kings 5：13—16.

    [176]I Kings 9：15.

    [177 ]Kenyon, The Bible and Recent Archaeology, ch.4，‘Palestine in the Time of David and Solomon’，44—66.
    [1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589.
    [179]Kenyon, Royal Cities.
    [180]I Kings 4：7—19.
    [181]I Kings 11：1.
    [182 ]See Nelson Glueck’s findings in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1938—40）；I Kings 9：26.
    [183]I Kings 7：1—12.
    [184]Kenyon, Royal Cities.
    [185 ]Joan Comay,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 Mount（London 1975）.
    [186]Haran, Temples and Temple Service，28f.
    [187]Numbers 10：35—36.
    [188]De Vaux, op. cit.，305ff.
    [189]I Kings 12：4.
    [190]I Kings 12：14.

    [191]I Kings 22：34—37.

    [192]Deuteronomy 27：17.

    [193]I Kings 17：3—4.

    [194]I Kings 21：25—26.

    [195]II Kings 2：23—24.

    [196 ]Grant,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ch.11，‘Northern Prophets and History’，122—134.
    [197]II Kings 10.
    [198]I Kings 21：19—20.
    [199]Amos 5：21—4.
    [200]Amos 7：10—13：
    [201 ]Baba Batra 9a；Shalom Spiegel ， ‘Amos V.Amaziah’，in Goldin, op.cit.
    [202]II Kings 7：23—24.
    [203 ]For textual analysis of Hosea, see 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1010—1025.
    [204]Hosea 8：7；10：13.

    [205]Hosea 4：11.

    [206 ]Hosea 5 ： 9；4 ： 5；9 ： 7. See Grant,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129ff.

    [207]Hosea 6：1—2.

    [208]II Kings 11：15—17.

    [209]II Chronicles 32：3—5.

    [210]Kenyon, Royal Cities.

    [211]II Kings 19： 35；Herodotus, Histories, book II ：

    141.

    [212]II Kings 18：21.

    [213]II Kings 23：21—23.

    [214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44—71；O. Eissfeldt,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London 1965），301—330.

    [215]Grant,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148—149.

    [216]Isaiah 21：11；22：13；38：1；5：8；3：15.

    [217]Isaiah 1：18；6：3；2：4；35：1.

    [218]Isaiah 7：14；11：6；9：6.

    [219]H. H.Rowley, The Faith of Israel（London 1953），

    122；Isaiah 42：1—4；49：1—6，etc.

    [220 ]II Kings 3 ： 27；Psalms 89 ： 6—9；Genesis 20 ：1ff.；12：10ff.；Exodus 7：8ff.

    [221]Isaiah 44：6.
    [222]Fohrer, op. cit.，172ff.，324—325，290；see also N.W.Snaith，‘The Advent of Monotheism in Israel’，Annual of Leeds Univ.Oriental Society, v（1963—5）.
    [223 ]J. P.Hyatt, Jeremiah, Prophet of Courage and Hope（New York 1958）.
    [224]Jeremiah 5：23；5：31.
    [225]Jeremiah 20：14；15：18；11：19.
    [226]II Kings 24：14ff.
    [227]II Kings 25：18ff.
    [228]Jeremiah 4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