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

目录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二 城镇结构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二十 结论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二 表格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注释
译名对照表

将每个问题尽可能地划分成很多个部分，对于每一个部分的思考越精确，整体就越明了。 ——笛卡尔《方法论》

修订版序言

当我的出版人第一次建议我及时对此书进行修订，以赶上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对于我而言，这似乎代表这本书很耐看：评论家们对此书持肯定观点，书中的主要说明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本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有很多学者在效仿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教师，最令我满足的是这本书对本科生的课程有所助益。实际上，过去17年以来，本书在美国成了德国历史课程中的最常用指定读物，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一个城镇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没那么困难。将涉及6 000万人的这个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放在一个小规模的社会中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不过复杂性的绝大多数相同因素依旧存在——很多美国学生也发现了这点。简言之，我遵从古老谚语的智慧：“别画蛇添足。”

另外，我也怀疑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新信息来对本书进行修订。总体上来说，关于纳粹主义的崛起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进行微观研究的要点就是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虽然可以利用从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见解，但借用这些信息又不太合适。自1965年以来，我已经从其他的地方研究中得出了相当多的参照数据，所以讨论不同德国城镇的各种调查成果是有意义的。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到相同的主要结论。对纳粹主义的微观研究所产生的细微差别进行详尽的分析可以创作一篇适合于学术杂志的优秀综述文章，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就会很无聊了。

1971年出版的对纳粹组织的地方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超越了我之前所做的分析 ^[1] ，我想要将其中的成果融合进我的研究中，但是要充分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新的信息来匹配该著作中的数据。我确信在进行研究之初已经彻底探讨过所有能得到的文件记录了，其中并没有新的发现，我认为并不会有新的材料了。（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世故事。）

尽管如此，1979年，我在德国进行研究之旅时，还是趁机调查了诺特海姆（这个城镇是我最初的研究主题）是否有关于纳粹主义崛起的新数据。我仔细检查了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柏林—达勒姆的普鲁士非公开国家档案馆和柏林文档中心的政府与政党记录。在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但是数量极少的信息。很久以前我已经说过了，我真正需要的有关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实际文件已经在第三帝国崩溃时被烧毁了。

然而，正如其他学者早就发现的，关于诺特海姆所属的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记录大部分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纳粹党的组织结构中，德国被划分为35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大区”。每个大区领袖负责其所在大区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希望找到诺特海姆地方组织和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大区领袖之间的通信。如果有信件的话，一定是保存在汉诺威的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在汉诺威，档案保管员迅速地梳理出我也许会从中发现诺特海姆和其大区领袖之间通信的文件，他说还有些关于诺特海姆的文件，我也许会感兴趣。这些文件没有被编入目录，还没有分配档案编号，也还没有被其他学者看过，足足有八大筐。结果，这些文件原来是1929—1938年诺特海姆地方组织的纳粹党之间通信的副本！还有几个条目一直涵盖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包括一千份来自诺特海姆的“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评估”，某位档案保管员还在封面上用笔写了“没什么意思”。这些都被归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区档案中，差不多都因为不重要而被埋没了，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就逃脱了成为有关诺特海姆的纳粹档案原件的命运。很明显，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证明对本书进行修订是合理的，而且也要求对本书进行修订。

对这些文件的分析证明了我最初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没有出现矛盾之处。这些文件也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数据：关于城镇上纳粹党的内部运作，关于筹资和宣传策略，关于第三帝国期间利用权力来控制城镇居民的方法，关于纳粹党的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向当地纳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导的程度。关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早期历史（1922—1929年）以及1935—1945年的历史有足够多的材料，所以我可以为本书增添几个新的部分，也能够延伸参数范围，涵盖这个城镇全部的纳粹主义经历——从开始到结束。

这些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促成了我就有关希特勒政权属性的理论进行讨论。 ^[2] 其他数据主要是对具体细节有价值，提供了关于纳粹分子日常行为的内容。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应该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纳粹的崛起和掌权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灾祸，如果不警惕的话，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详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纳粹的成功可以解释为：在有利于他们成功的环境下（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利用一系列聪明的（但可以理解的）技巧而获得的。知道纳粹掌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让我们防止再次发生相似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

熟悉第一版的读者们会发现本次修订中另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第一版中，我尽力保护城镇居民的隐私，以匿名的方式将他们的城镇称为“塔尔伯格”。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们（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城镇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德国史领域的专家们）尊重了我的努力。但是联邦德国的杂志《明镜周刊》在本书的德文译本问世后不久就“暴露了这个秘密”^[3] ，另外也辨认出了我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因此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使用“诺特海姆”这个名字了，而且第一版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也会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曾经承诺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些人以及《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没有提及的人，我会继续使用假名（参见附录一）。此外，我整合了最初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辨别，为了供未来的研究者们使用，我将它们放在了脚注中。

修订版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我要再次感谢对本书的第一版提供重要意见的那些人，还要感谢两位学者，他们的想法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耶鲁大学的亨利·阿什比·特纳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蒂莫西·W.梅森博士。我还要感谢凯伦，她梳理了我有时写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还有威尔·戴维森，他一直很耐心。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83年于纽约的水牛城

第一版序言

这是关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第三帝国初期某个德国小镇的历史。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议题之一：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沦陷为恐怖的独裁专政？我选择以研究某个小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存的纳粹革命研究没有从地方角度进行。有本书是关于布伦瑞克省的纳粹党—保守党联盟的，还有本书是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各省纳粹化的 ^[4] （在实际掌权前，这两个地方的纳粹都是软弱无力的），但在我进行现在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作品涵盖纳粹革命的整个时期或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地方。

纳粹在地方上的措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建立的关键。掌权之前，希特勒在地方党派组织的高超技巧和适应能力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933年春天的实际掌权主要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尽管希特勒身为德国总理的身份确实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而元首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最底层、在基层很成功。

单一的组织远不能充分地反映整体。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城镇。这里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这里和乡村的关系更为密切，工业化程度没有其他德国城镇那么高；这里有更多的路德派教徒；这里更早地转向了纳粹主义，比德国的其他地方更加坚定地支持纳粹主义。而这里确实有代表性：在纳粹党的激进主义方面、在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力量和弱势方面、在国家主义中产阶级的态度方面、在投票趋势方面、在政治活动和派系暴力的发展方面，也许还有其他内容，只有对其他城镇进行类似的详细研究时，这些内容才会变得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微观研究，不过这对更广泛的趋势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一研究至少明确证明了纳粹革命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容。

如果说微观研究的缺点是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其优点就是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历史学家越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的内容。可变因素是有限的，于是，对背景要有全面和相对稳定的了解。即时性和真实性增强了。人们可以将行动置于日常生活模式中，从而判断出为什么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正是这种可能性，而非其他内容，引导我去研究一个城镇的命运，要不然的话，这个城镇在一般有关纳粹主义兴起的研究中甚至都不值得做个脚注。

革命、恐怖行动、战争和侵略的破坏性结果严重限制了有关这项研究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幸亏有当地人的配合，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公开和私人文件才可以随我使用。相当多的当地人同意接受采访，因此我能询问大部分主要人物，从而找到合意的普遍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将他们的回忆、感想与当时的文件、报纸的描述相对照与核查。结果收集到了相当多的细节，其中很多细节并没有被收入本书中，但可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找到。 ^[5]

在我第一次有了进行研究的想法时，康涅狄格大学的哈里·马克斯博士给了我至关重要的鼓励，我很感谢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准许让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海因里希·爱格林博士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和实际的帮助，卡尔·罗斯坎普博士将他在错综复杂的德国税收统计方面的有益经验告诉了我。我的两位优秀的老师——明尼苏达大学的哈罗德·多伊奇教授和威廉·莱特教授，我的两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密苏里大学的戴维·平克尼教授和罗德里克·麦克格里教授，还有施罗德·L.温伯格教授以及劳尔·希尔伯格教授，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我的妻子卢埃拉·S.阿伦认真地倾听并且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我怀着感激之情对每个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我可以肯定这部作品包含的任何见解都具有一定的集体性质，但是实际的表述以及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世界上的小城镇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很少的隐私和大量的流言。在开始这项研究前，我就得出了结论：不仅应该为那些提供消息的人和主要人物的姓名保密，而且要隐瞒这个城镇的真实名字。因此，人们不可能在地图上或者百科全书中找到“塔尔伯格”。这一预防措施也是我对市政官员和受访者许下的承诺之一。想要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历史系找到这个城镇的信息以及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信息等文件。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关于受访人物的详细列表。而且，在每一个受访者的记录中都专门描述了他们第一次在书中出现的页码。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提供塔尔伯格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创造如此多的名字耗费了很多想象力，如果有读者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65年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吃吃喝喝
不要忘记上帝
捍卫你的荣誉
此外，没有人会要求你更多。
——刻在一所诺特海姆房子中的中世纪铭文

如果你打开中欧地图册，将手指放在战前德国的中心位置，你就有机会发现诺特海姆，这是一个位于前汉诺威王国的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诺特海姆仍旧是个小城镇，有大约一万人。在德国差不多有一千个这种规模的城镇，大约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这种城镇中。 ^[1]

1930年的诺特海姆是英国游客乐于探索的那种城镇：偏僻的乡下地方，半中世纪的风格，周围的环境安静而令人愉悦。它坐落在构成莱纳河谷地的众多低矮的、丛林密布的山丘之一。谷地只有几英里 ^[6] 宽，非常平坦，所以站在诺特海姆坡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丘陵；这让这个城镇有种舒适、与世隔绝的感觉，可以被保护着远离外面的世界。在诺特海姆，一条更小的河流鲁默河注入了平静的莱纳河，由此在城镇的北部形成了一个狭窄的河谷。在河流和河谷的汇流点，这个城镇诞生了，从汉萨同盟 ^[7] 那时起，这里成了东西向和南北向一个小小的交汇点。1930年，从城镇的丘陵向下看，你可以看到主要铁道线路沿着莱纳河伸展开，通向慕尼黑或者汉堡，主线就在诺特海姆的边缘；而绕着城墙的支线沿着鲁默河河谷伸展开，通向柏林。 ^[2]

在城镇周围的某些地方实际上是有城墙的。这些城墙围绕着诺特海姆在中世纪时期的核心地带。在大约600码 ^[8] 的椭圆形地带范围内，坐落着整洁但粗糙的砖木结构的房屋，这些房屋有着红色砖瓦的屋顶，房屋周围铺着鹅卵石路。有一条通向城镇的街道有三条跑道那么宽（因此也称为“宽街”）：这是主要的商业大道，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商店。城镇的中央是一个大广场，用于举行每周的商品集市以及露天的公众会议。城墙内仅有的几处空地是坐落着一座小战争纪念碑的宽街一侧、城镇政府前面的小片空间，还有一处在16世纪路德派教堂的前面。城镇内部的其他地方布满了狭窄的街道，房子都建到了边缘，一栋栋地紧挨着，每一栋房子前面都装饰着各种几何图样的木质横梁，上层是带有不规则的小窗格的窗户，所有的房子都是陡屋顶，边沿有棱角分明的山墙，上面还有烟囱。在诺特海姆的旧城区有500栋房子，几乎一半的城镇居民住在这里。 ^[3]

在中世纪椭圆地带之外是各种各样的居住区，主要是1870—1914年之间建立的。最合意的区域是旧城镇之上的山坡。这里建立了很大的家庭住宅区、学校，还有宽阔的沥青街道、广阔的草坪、遮阴的树木以及灌木丛。从这些房子的位置，可以欣赏到城镇和河谷的美景，夏天的微风也让这里比诺特海姆的其他区域更为凉爽。在这里居住的是城镇的上层阶级。

在中世纪地带的另一边，穿过铁路支线的是鲁默运河，这条运河是在中世纪挖掘的，供一个粮食磨坊使用。被鲁默河封闭起来的这片狭长的水域形成了一座岛。这里有公寓式住宅、小户型民居和一个大的圆形广场。圆形广场的一角有一个大的会议大厅，被称作“1910年代圆顶”，适用于舞会、节日庆典和群众集会。一座叫作“长桥”的桥横跨鲁默河。另一角是紧靠山丘的前军事管辖区。1930年，这里安置了很多政府机构，包括就业办事处、一个工厂、应急廉价住宅和一个青年招待所。 ^[4]

在面朝莱纳河的城镇的另一边是没什么特色的住宅区、几座工业厂房和一家制糖精炼厂（工厂丑陋的烟囱有些煞风景），以及带有大量车间和养路工房的火车站。

因此，环绕着旧的内城是城镇扩展开来的三片区域：沿着丘陵向上并面朝两条河，一片是富人区，另两片是下层阶级区。但是诺特海姆的中心和本质仍旧保留在断壁残垣围绕的中世纪旧城区。

这个城镇的历史就像它的自然环境一样，展现了隔绝和参与的相互作用。诺特海姆是在查理曼 ^[9] 时期建立的，但是直到13世纪，它不过拥有一个城堡、一个修道院和一个附加的村庄。早些时候，诺特海姆拥有过一些国家层面辉煌的瞬间，它的重要性之一是有一位足可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事领袖，不过这为他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命运。

城镇的未来取决于更多平凡领域的努力。12世纪开始，商人们在修道院的围墙前定居，在他们的带领下，诺特海姆于1252年被圭尔夫公爵授予城市特许状。接下来，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城镇建起了围墙，还有城垛、塔楼和壕沟；移民增多，人口膨胀；挖掘了鲁默运河；而且诺特海姆加入了汉萨同盟。15世纪，诺特海姆几乎完全脱离了圭尔夫公爵，甚至可以自己铸币。这是诺特海姆的繁荣时期。一个古时的版画显示出诺特海姆是当时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诺特海姆中世纪时期的繁荣和独立在三十年战争 ^[10] 时结束了。诺特海姆在宗教改革期间皈依了路德派，当被要求向蒂利蒂利（1559—1632年），三十年战争中，他是负责指挥天主教联盟的大元帅。——译者注领导下的天主教军队敞开大门时，城市议会拒绝了。之后是艰苦的两年围城战。诺特海姆内部发生了紧张的派系斗争。上层阶级支持投降，而下层阶级选择抵抗天主教军队。1627年，和平派将城镇交给了蒂利将军，因之前的抵抗，他严厉地惩罚了诺特海姆。

自三十年战争后，诺特海姆衰落了：“生存在往昔力量的阴影下。” ^[5] 它被对抗的双方入侵，被围攻、被掠夺、被烧毁。1648年，超过三百栋房子是空的，城镇中只留下了大约七百人。公爵取消了诺特海姆的权利，除去了所有独立的痕迹，在城镇里安排了永久驻军来威吓市民。

恢复很缓慢。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诺特海姆的居民数量才重新回到了14世纪时的水平——大约2 500人。虽然商人们仍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诺特海姆只是一个地方集市中心，用于手工艺产品和农产品交换。 ^[6] 直到1817年，才在城墙外建立了第一所房子。1857年，建立了贯穿诺特海姆的铁道主线；十年后，建立了穿过山脉的东西线。由此，诺特海姆成了重要的交通中心。现在，政府机关逐渐发现诺特海姆是一个便捷的地点。前汉诺威王国并入了普鲁士，为驻军带来了新的制服，也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70年代末为止，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和大学预备学院。1886年，诺特海姆被指定为县国会所在地。铁路维修车间和几个小工厂也建立起来了。诺特海姆出现了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由于教师、工匠、政府官员和铁路职员的涌入，诺特海姆建立了天主教教会。那些细长的铁轨将外面的世界带了进来。

中世纪生活方式最后的残迹在1900年消失了，那时引入了污水处理系统。在那之前，诺特海姆以每周六打开上游护城河的方式清洁街道。水顺着小斜坡流淌，流经鹅卵石，流入鲁默运河，家庭主妇和女仆们会随之用拖布清理。新的污水处理系统价格昂贵，但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1] 富有且需要繁荣的象征物。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矗立着一座古时诺特海姆伯爵的铜制雕像，花费了9 000马克。而为了纪念在1866年普鲁士和汉诺威的短暂战争中丧生的诺特海姆人所建的战争纪念碑，现在被冠上了青铜色的“日耳曼尼亚”字样。

现在的繁荣和过去的军事荣光的这些象征物很快就消失了，更多人的名字被添加到了战争纪念碑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铜像都被熔化了，用于供应德国所需的金属。作为回报，中央政府为城镇建立了一所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以及在长桥对面的常驻军事管辖区。253名诺特海姆人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献出了生命。

尽管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是对许多诺特海姆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战争失败了，这也波及了所有生活形态，随着战败而来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推翻君主的革命，之后在德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诺特海姆，1918年革命和平地完成了，因为军队直接和官员们进行了谈判协商。第二年，当地的工兵苏维埃迫使驻军司令辞职。1920年11月，军队彻底从城镇撤离了。 ^[7]

有些诺特海姆人拒绝接受新事态，诺特海姆很快就变成了极端右翼组织——“德国年轻骑士团”——相当强大的中心。1922年，在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之后，德国年轻骑士团决定在诺特海姆上演一部民族主义戏剧（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 ^[12] 2）。来自诺特海姆和其邻近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阻止戏剧的上演。作为响应，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农民们涌入诺特海姆，一群附近大学的学生们也在诺特海姆游行示威。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他们粗暴地打了起来，使用鹅卵石和啤酒瓶作为武器。在城镇恢复秩序之前，警方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宽街上几乎每家店铺的窗户都在混战中被打破了。 ^[8]

正如三十年战争期间诺特海姆因冲突和内部分歧而分裂一样，即便是在稳定的魏玛共和国中期，诺特海姆的选举数据还是展现出了政治分裂的迹象。1925年总统选举期间，社会主义者—天主教教徒候选人获得了2 080张选票；兴登堡（作为右翼分子参加竞选）获得了3 375张选票；而唯一的另一个候选人，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只得到了19票。 ^[9]

尽管这里有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并且很明显这里是偏远的地方，但是诺特海姆涵盖着魏玛德国的各种冲突分歧和紧张。接下来的十几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诺特海姆经历了德国民主的濒死痛苦。在这场旋风中，没有人能逃脱毁灭之灾。

二　城镇结构

“那么，”我说，“如果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城邦；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公平和不公？” ——苏格拉底，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即便诺特海姆是一个规模小并且明显统一的社会，它也包含着焦虑和分裂的因素。在正常时期，这些因素也许可以保持平衡；而在紧张时期，这些因素会让社会四分五裂。一个蛊惑人心的政治家也许会利用这些因素，推动现存的社会分裂。

诺特海姆因其规模和某些社会、经济特征而形成了特别复杂的社会，这促进了大萧条之后的数年里纳粹主义的发展，也促成了最后轻而易举地出现了由纳粹引导的专制改革。

这里有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歧，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差别，有稳定的和无保障之间的职业差别，有相对的新来者和旧家族之间的地域隔离，还有宗教和社会分歧。这里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城市政府；以及有凝聚力的机构，比如学校、俱乐部和利益团体；这里还有基本的忠诚团体——从家庭到亲近的朋友圈子。

除了古代遗迹外，诺特海姆主要是19世纪的产物。1871年，诺特海姆有4 700名居民；到了1930年，达到了10 000人。这一人口增长中有一半来自增高的出生率，另一半则来自移民。20世纪30年代后期，诺特海姆的人口组成大致如下，追溯至最近两代人： ^[1]

出生在诺特海姆的：25%

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26%

来自汉诺威其他地方的：34%

来自德国其他地方的：15%

乡村腹地有着强烈的传统偏见，城镇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来者和那些世代居住在诺特海姆的人之间的自然划分。绝大多数“旧诺特海姆人”住在内城区。1932年编制的一份关于诺特海姆绝大多数家庭姓氏的名单展示出这些家庭有多么混杂。除了常用的“穆勒”“迈耶斯”和“施密特”，还有109个姓氏是5—10个家庭在使用。其中的25个姓氏是10个或者更多家庭在使用。3个特别本地化的姓氏分别是22个、19个和18个家庭在使用。 ^[2] “旧诺特海姆人”相当了解彼此，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靠联姻而变成亲戚了。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既没有特殊的团体，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愿景，不过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站在统一战线上。 ^[3]

诺特海姆所在的区域给人的印象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即“stur”，也就是顽固的和保守的，就像传说中的新英格兰人一样。1930年，第一次来诺特海姆的某个人会发现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人并且被当地的社交圈所接纳，即便这个人相当外向，而且有着令人敬仰的工作。 ^[4]

如果诺特海姆人是因出身不同而分裂的，那么，他们就会因宗教信仰而团结起来。尽管19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仍旧有86%的居民是路德派教徒，只有6%是天主教教徒，剩下的是其他教派和无信仰者。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诺特海姆县的教徒所占比例依旧如此。1930年，诺特海姆只有120名犹太人，大约相当于城镇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 ^[5]

关于职业，诺特海姆将自己视为公务员城市：7 000名成年人中有大约1/3都在公共事业中就职，绝大多数就职于铁路事业。另有1/5的人是孀妇或领抚恤金者，所以整个城镇有接近一半的人有固定收入。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级公务员。稳定和对国家的高度依赖，对诺特海姆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有相当大的影响。 ^[6]

公务员占较大比例决定了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这里几乎没有工业，要么依靠乡村腹地，要么依靠铁路。政府机构将农民带到城镇里，诺特海姆的商人和工匠们向他们提供商品。只要农民富足，只要政府仍旧管理着诺特海姆，这里就能保持经济平衡。而且，在诺特海姆的生活成本很低：1931年，主要产品的人均支出比全国水平低25%。 ^[7] 许多诺特海姆人养猪或者其他动物，许多人还有小蔬菜园。只要没有大灾祸，诺特海姆的经济就是平稳的。

1930年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诺特海姆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经济影响。1929年夏天到1930年夏天之间，诺特海姆的机动车数量增长了大约15%。1930年，在城市储蓄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增加了50万马克，账户数目大约增加了500个。单单这家银行里就有接近3 600个存款账户，平均每个账户有537马克。诺特海姆的平均存款水平比整个普鲁士的高出了20%。 ^[8] 1930年，在建设新住宅方面，诺特海姆处于所有城市之首。杞人忧天者会注意到1930年开始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329人，但是这一数据总体上低于诺特海姆政府管辖的区域的平均值。 ^[9]

面对大萧条，诺特海姆似乎是安全的，因为这里几乎没什么工业。一家制糖厂、一家牛奶制品厂、一个粮食磨坊、一家啤酒厂、两家制材厂和一家罐头工厂构成了全部的工业，这些工业依赖于莱纳河河谷富足的土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两家砖厂和一家小规模的水泥厂。这些工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些工业都运作起来的话，可以雇用大约1 125人。但是有1/3到1/2的劳动人员是季节性就业，比如制糖厂会在每年的12月停工，有大约300人会没有工作。有300多人依赖于建筑业，相当于雪茄厂和罐头工厂的雇用人数，不过这两家工厂雇用的都是女人。工业是诺特海姆经济中最薄弱的因子，同时也是最小的因子。

与乡村有关的工业、许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都吸引着农民到诺特海姆来，这使诺特海姆成了零售贸易中心。1930年，诺特海姆有大约100家商店，差不多500名雇员。最大的绸缎尼龙纺织品商店雇用了大约30人。绝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家庭商店，收入适中，代代相传。

工匠商店也是家族生意。1930年，一个铁匠庆祝他家的铁匠铺开张300周年；他是服务于这个城镇的家族的第十代传人。 ^[10] 可以追溯到至少三代以上的店铺并不少见。诺特海姆的工匠由“行会”管理，行会只是它们中世纪祖先的投影，但却是重要的职业协会。1930年，有17个行会，代表着大约150家小商店。

工匠和零售商控制着城镇的商业生活，不过也有信用机构：三家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一家由名叫穆勒的犹太人拥有的地方银行、一家地方合股银行、一家县储蓄银行和一家城市储蓄银行。

诺特海姆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1930年，诺特海姆的政府机构名单很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县政府，这一机构为普鲁士政府管理着诺特海姆县的80个城镇和乡村。国家和州政府在诺特海姆还维持着9个其他的机构，比如邮政部门、地区法庭、就业办事处等，这些机构雇用了大约400人，同时为多个县服务。但是雇员数目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铁路，包括调车场、维修车间、枕木防腐和接驳系统。铁路车站一共为1 000人提供了工作，是城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

城市供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常规功能部门，如警察和消防部门、街道清扫和垃圾处理，城市还为城镇提供煤气、电力和水，还维持着一个建设办事处和一家医院。城镇上还有几家非政府企业，如屠宰场、冰库、公墓和啤酒厂。还有些赚钱的企业，它们往往会催生其他企业。在城镇上方的山丘上有大片林地，也是归城市所有，由城市进行管理，这里有一个采砾场，之后又建了一个水泥制造厂。福利办事处不仅为残疾人、穷人、失业者提供补贴，而且开办了两家小型养老院、一家赈济处，并且为那些无处栖身者提供应急廉价租房。归市政机关管理的地方医疗保险办事处被称为“红色的”医疗保险办事处，因为办事处主任正好是社会民主党。 ^[11]

这样一来，城市增加了200多名公务员，其中并不包括季节性临时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非常多，因此，他们自己建立了针对地方选举的政治党派——“公务员党”，这样就可以在城市议会中拥有决定权了。虽然全俸的公务员收入高并且在德国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并非所有的都是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被政府雇用的工人仍旧被视为无产阶级。在诺特海姆，铁路工人成了社会主义者选票的核心力量，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人都是社会民主党。

阶级结构虽然受到收入的强烈影响，但真正取决于思想观点。城市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地址簿，从每个人给自己的称谓来看，可以做出如下估算： ^[12]

下层阶级（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37%

中下层阶级（熟练工人、白领工人、农民和领抚恤金者）：32%

中上层阶级（工匠、公务员和商人）：27%

上层阶级（商人、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士）：4%

虽然以上只是粗略的估计，但是仍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诺特海姆存在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希特勒推进其运动的“原料”。相对平均的分布并不意味着在收入方面不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一个在城市煤气厂工作了50多年的老工人一年可以挣1 500马克。 ^[13] 就同一年来说，一个专业医生一年可以挣9 600马克。 ^[14] 如果一个工作表现出色的工人发现，一个工作表现一般的专业人员所挣的工资是他的六倍，那他一定会再度肯定社会民主党慢慢灌输给他的阶级斗争的概念。

在诺特海姆，与在魏玛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工人阶级形成了固定的团体，几乎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工人们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经济组织和党派：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很复杂。它由数个不同的小组组成，名义上这些小组是互相独立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小组都是共同运作的。列出各种组织的领袖名录，就会发现有很多重复的组织，因为各种实用目的，某人可以组织起由15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了所有小组的关键人员。还包括工会部长（尤其是铁路工人工会），运动协会、工人急救协会、工人合唱团、工人射击协会的主席，等等。还有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和家庭消费者合作社的人员，后者的成员包括1 275个家庭，年销售总额为33.3万马克。 ^[15] 前者建立了廉价房屋，包括128名成员，在经济大萧条的1932年，创造了超过60万马克的商业价值。 ^[16] 这里还有直接附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青年团体（“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儿童团体（“红色猎鹰”）、女性附属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扩散委员会。“国旗队”是保卫共和国的准军事化组织，理论上该组织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几乎完全由社会党控制。从婴儿救助社团到工人丧葬节约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渗入了诺特海姆的工人阶级，并且将工人阶级团结在了一起。

阶级意识并不是唯一的统一纽带，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致力于民主。此外，再加上多头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微型太阳系得以顺利运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抱负，这样一来，合作的时候就需要妥协和调整。自19世纪建立以来，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优秀的实践训练，而且也成了城镇中工人阶级的生活之道。

对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诺特海姆人而言，俱乐部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内聚力。有一句谚语：“两个德国人，进行一场辩论；三个德国人，组成一个俱乐部。”这差不多就是诺特海姆的真实情况，1930年，这里有不少于161个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在城镇中平均每60人有一个俱乐部。这里有21个运动俱乐部，47个具有经济或职业功能的，23个宗教或慈善相关的团体，25个退伍军人或者爱国主义的联盟，45个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毫无例外，这些组织都准守着城镇的阶级界线。两个足球俱乐部中，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 ^[17] 在体育俱乐部中，有两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工人的。在经济或职业功能的组织中，阶级界线更加清晰，有时会具有政治性。有上千名成员的“铁路俱乐部”既具有社交性质，也具有职业性功能，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另一方面，县农民联盟和县工匠联盟都资助右翼演讲者，最终也都公开支持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 ^[18] 然而绝大多数组织都不具有公开的政治性，一个起源于中世纪惯例的经济俱乐部甚至超越了阶级界线。

传统上而言，在城墙以内拥有房子的诺特海姆人有某些特权，比如用免费树木来修理自己家里的木质横梁，或者用啤酒厂的少量免费啤酒来弥补私人酿造权的丧失。在20世纪初的改革氛围中，这些业主感觉特权受到了威胁，于是组成了“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试图采取法律行动来维持并延伸他们的权利。比如，1930年，在一桩要求一年免费清理一次烟囱的案件中，他们使用旧文件胜诉了。至少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通过通婚而合并在一起的“旧诺特海姆人”没有政治或者经济根源，只有这种形式的凝聚力实例。 ^[19]

诺特海姆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代而言，与周围的城镇相比较，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不同寻常的。许多军事主义社团都附属于特定的武装部队分支，比如“以前的九十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或“装甲部队协会”。其他的是一般的社团，比如“战士联盟”，还有些来源于特定的经历，比如“战争伤员联盟”。也有些民族主义社团，比如“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或是青年组织，如“希尔独立带”。 ^[20] 如果某人试着整理附属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或者纳粹的组织名单，比如“钢铁头盔”和“露易丝王后协会”，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俱乐部”和“希特勒青年团”，那么他一定会发现右翼组织对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的控制程度。

所有的组织都有相当多的成员。最小的（“前炮兵协会”）有30名成员。“战士联盟”在1930年有400多名成员，有23个社团介于两者的规模之间。 ^[21] 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游行和社交聚会，以民族主义狂欢为特征。有时，他们也会进行“非党派”政治的努力，比如，1930年，他们向普鲁士教育部长请愿，希望在学校图书馆禁止《西线无战事》 ^[13] 。 ^[22]

盛大出行无疑是军事俱乐部众多活动的一部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一年中会有三四次被指望着举行带有乐队、身着制服并且有很多其他组织参与的游行活动。所有的游行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原因，有部分游行甚至公开支持民族主义党和后来的纳粹党。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和退伍军人俱乐部成了城镇中的重要社交因素。他们组织的“雄性晚会”、舞会和戏剧表演让他们备受瞩目。他们主要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狂热，并且让军国主义在诺特海姆变得受欢迎和有活力。

诺特海姆最显眼的社交社团是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尽管他们组建的特定目的是社交聚会，但是后来他们遵循着阶级界线。合唱团是这方面的明证。诺特海姆有8个这样的社团：7个属于中产阶级，1个是工人的“诺特海姆人民合唱团”。上层阶级的社团明显是“歌唱五线谱”。用非会员的话说，这个社团“是由更好的一群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交社团”。 ^[23] “歌唱五线谱”的前成员承认他是因为职业原因才加入社团的，而非热爱唱歌，他说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导演、专业人士和大企业的名人”。 ^[24]

这些歌唱社团的规模从25人到65人不等；1930年，差不多400名诺特海姆人参加了这类社团。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练习，之后就喝啤酒来给喉咙降温。一年有五六次，妻子们会被带去听音乐会，有时，社团会组织去地方音乐节旅行。只有“人民合唱团”有政治定位，通常是在共和国的节日和社会民主党的聚会上表演。

另一个有利于交流和社交的工具是“射击协会”，这是诺特海姆中世纪以来的遗留物。当时，所有市民都被各个行会召集起来去保卫城市。每年的射击节让这些兼职士兵发挥了作用。旧行会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5个射击协会。1930年，他们进行定期练习，为期三天的射击节是一年中的社交大事件，其间会举办聚会、舞会，准备奖金并且进行巡游。一位成员这样描述阶级结构：“‘1910年枪支俱乐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猎人’主要是中产阶级；‘自由射手’是上层10%的阶级。” ^[25]

虽然有很多俱乐部是无关政治的，但是许多无辜的俱乐部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思想。1930年，在“园丁俱乐部”进行的一场园艺作品展览中，某位演讲者抨击了国外竞争：“每个德国人都应接受这样的思想：吃德国的水果！吃德国的蔬菜！买德国的花！” ^[26]

就算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正规俱乐部并没有形成社会凝聚力，两种社交聚会也发挥了凝聚作用。一个是固定聚餐，另一个是啤酒俱乐部。固定聚餐是一群人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在同样的餐厅，围绕同样的桌子一起吃午餐（因此而得名）。这群人关系亲密，而且成员固定，有些是终身成员，这种聚餐的特征是亲密的友谊和自由的讨论。啤酒俱乐部与之类似，成员们进行定期会面，在酒馆聊天、喝啤酒或者玩纸牌游戏。因为城镇政治分歧，结果这些啤酒俱乐部活动的酒馆也在政治上分离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纳粹酒馆里是不受欢迎的，反之亦然。啤酒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下层阶级，而固定聚餐的成员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或者更上层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组织是城镇中最普遍、最亲密的社交组织。共同信任是它们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

许多俱乐部和协会将公民个体聚集到了一起。没有这些俱乐部和协会，诺特海姆将会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社会。不过，它们中极少有能超越阶级界线的。

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派别明确支持的机构是公共教育系统，这是诺特海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设施的一部分。这里有三所公共小学，共安排了1 200名学生，这样一来就确保了孩子们的宗教信仰。第一市立中学是路德派的，天主教的公立学校服务于天主教的孩子，第二市立中学不限宗教派别。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顾问委员会，是由学生家长选出的。通过事先和社会民主党领导讨论，工人阶级的家长可以确保在这些委员会中有代表。

中学系统涉及男子高中和女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有大学预备课程并且要学费。两所学校一共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诺特海姆。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并且绝大多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27] 想要接受职业训练的孩子可以去商业学校，这里有300多名学生，主要是工匠商店的学徒；由诺特海姆商人协会创办的商人职业学校有55名学生；一所由农民联盟控制的农业学校面向多个国家，还有一所由县政府所资助的家政学校，一年有25名女生从这里毕业。

各种各样的学校减少了诺特海姆的某些乡下习气。根据一位来自城镇的前新闻记者所说，学校的教师“控制、塑造并且指引着诺特海姆的精神文化生活”。 ^[28] 但是教师们也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薪酬和职位，而城市议会和地方教育部划分了学校董事会的职能。

诺特海姆还有其他的文化设施，不过很多都依赖于私人团体，如演讲协会或者博物馆协会的支持。城镇赞助了一个城市乐队，每周在市集广场表演，也参加公开的节日庆典。这里的公共图书馆有2 000多卷书，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工人们更喜欢他们自己在工会大厅的图书馆。诺特海姆有两家电影院，还存在过一家地方轻歌剧演出团。

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是三家日报。最古老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 ^[29] ，创办于1831年，是城镇的第一份报纸。根据该报的编辑出版商所说，这份报纸“完全是为民族主义的德国服务的” ^[30] 。实际上，它是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喉舌，其主编就是右翼政党成员。每篇文章中均有偏好，除此以外，新闻通常会晚一两天。在诺特海姆，这份报纸的读者群小而稳定，大约有600名订阅者，绝大多数是在县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明确地试图吸引农业社区。

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是《哥廷根人民报》（以下简称《人民报》）。尽管它是在临近城镇发行的，但其内容是足以和诺特海姆的其他报纸竞争的地方性新闻。《人民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但是却假装中立。相比其他报纸（除了纳粹的报纸）而言，它是丑闻集合地，充斥着严厉的评论和红墨水。大约2 000名诺特海姆人是其读者。同样由《人民报》报刊印发的是国旗队每周发行的活跃的报纸——《诺特海姆回声》，在诺特海姆县的发行量是3 000份。 ^[31]

地方上的纳粹出版物于1931年夏天出现，叫作《听！听！》。该报包括两个页面，信纸尺寸，双面印刷，使用牛皮纸（其颜色让人想起来自《人民报》的污秽猜测）。该报宣称，其目的是提供有关纳粹所作所为的消息，并且“与红色分子的谣言作斗争，这是中产阶级的媒体难以做到的” ^[32] 。该报造谣诽谤，通常有中伤性行为，并且有时会被镇压。

另一个主要的报纸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办于1909年，主要是商业企业。该报的编辑是人民党成员，报上的国家消息经常取自人民党的通讯社；但是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以此保持高销量。该报的新闻都是第一手的，通常很精准，并且涉及范围最广。在诺特海姆，其销量接近4 000份。中产阶级的冷静和高效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鲜明特征；其主编认为城市政府那种公事公办的运作是有必要的。 ^[33]

诺特海姆承袭了自施泰因男爵改革以来德国城市政府的高效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代表了市政议员和城市管理者治理的联合。投票者选出由2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该议会选出4名参议员。所有的法律都由议会批准通过，由此对管理机构形成监督。

参议员是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干预其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比如警察、啤酒厂、福利部门）。城市运转的正式工作由市长负责，他是专业的管理者。市长由参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为12年，期满后可以继续参选，任期固定可以使他远离议会的极端权力。作为专业人士，市长应该保持公正，并且薪水极高。1930年，诺特海姆的市长已经连任了27年。

谨慎的平衡体制加上长久以来的自我管理传统，使得诺特海姆的城市政府运转顺利。1930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报道，在人口相当的56个德国城镇中，平均每人负公债7.74马克，而诺特海姆完全没有赤字。1930年的预算平衡点是1 385 000马克。 ^[34]

实际上，如果有人调查诺特海姆的经济、文化和政府结构，就会发现诺特海姆是平衡、独立的个体。诺特海姆唯一没有形成和谐整体的就是社交方面，几乎在每一项活动中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派别。这个分裂因素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变得更为激进。在1930年后的许多年里，这一因素使诺特海姆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血腥暴动和民主氛围的退化，并且使纳粹掌权达到了顶峰。纳粹解决阶级分裂问题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彻底取缔。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你所惧怕的邪恶必定会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歌德：《艾格蒙特》

大规模的极端主义、党同伐异、对激进改变的极度渴望——这些是使稳定的民主政体变得不可能的因素——是难以被唤起的。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政治煽动者发现自己只能在附近空旷的大厅内发表激昂的演说。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突然意识到目前为止从未怀疑过的危险，吸引了某些将煽动者视为拯救者的观众来到这个大厅。

普通的诺特海姆人将自己视为小市民：冷静、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对生活满足、有充足的食物、适度的愿望和一种简单的秩序感。星期天下午，诺特海姆人常常和家人一起在城镇周围齐整而古朴的森林中散步，漫步于整洁的小路上，他们可以眺望莱纳河河谷及迷蒙的西部山丘。星期天消化完晚餐之后，他们会回到有中世纪房子的舒适城镇。这里的环境给人一种延续性生活的感觉；可以信赖旧的方式；稳定既是众人期望的，也是一直传承的。

但是在1930年，新的恐惧萦绕着城镇，世界大萧条蔓延开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落千丈的行情甚至影响了德国中部这个遥远的谷地。正是大萧条，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大萧条持续影响的恐惧，导致诺特海姆人更为激进，而不是因为城镇受到了大萧条的严重损害。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团体是工人；工人们失业了，在街角无所事事，靠失业救济金生存。不过，与此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仍旧支持现状，而受到经济收缩打击很小的中产阶级却致力于革命。 ^[1]

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让中产阶级免于经济拮据。商人们只损失了小部分生意。除了建筑业之外，工匠们获得了充足的工作。公务员的薪水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失业，他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而物价也相应地下降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被削弱。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的总储蓄额缓慢增长，储蓄账户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33年为止，诺特海姆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有储蓄账户，这些账户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稳定的账户：从100到500马克不等。 ^[2]

但是大萧条引发了恐慌。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的商人们担心德国的总体情况。收集贷款毫无困难的银行开始减少所有的信贷配额。 ^[3] 只有工人受到了直接伤害，而城镇中的其他人面对着失业压力，开始自问：“我会是下一个吗？”“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绝望在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听取纳粹的声音。诺特海姆之前忽视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14] （正如在主要是外来者发起的德国年轻骑士团斗争之后，诺特海姆忽视了其他的极端主义组织一样）；1928年的国家选举中，纳粹党在诺特海姆总共获得了123张选票，相当于总选票数的2.33%。1929年的诺特海姆地方选举中，纳粹党收获了5 133张选票中的213张。 ^[4] 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在诺特海姆处于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

实际上，1929年初，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只有5名成员，人数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建立“地方小组”，这是国社党最底层的正式单位。 ^[5] 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骚乱事件的遗留物。

诺特海姆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德国的战败、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他们都反对新式的东西：自由主义、世界性文化、开放的社会、有竞争性的工业化经济、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总体上，这些人构成了激进的右翼，但是并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来表达他们尚未形成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不相容理论。更准确地说，他们有太多的组织——其中没有一个是能发挥作用的——作为激进的右翼主义群体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 ^[6] 在众多的组织中，纳粹党还处于初期，在德国南部迅速发展，但是在北部，包括诺特海姆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在城镇北边，汉诺威的一个工业城市，一名驻扎在波兰的前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成了反犹太人的偏执狂，在发现希特勒的想法和自己类似之后，加入了国社党。一名失业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在中立的西班牙，回到汉诺威之后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21年夏天，他加入了那位前警察建立的纳粹地方小组。 ^[7] 在诺特海姆的南边，哥廷根的大学城区，一个后来成了庸医的人带领一群学生在1922年2月成立了纳粹党的一个分支。 ^[8] 纳粹主义的另一方面内容吸引了哥廷根的征募活动：纳粹主义有关新社会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爱国的团结一致将会取代德国严格的阶级界线。所有的分支都由坚定的中产阶级组成，都弥漫着传教士般的热情。1921年和1922年，来自哥廷根和汉诺威的纳粹鼓吹者们沿着莱纳河边的铁路游走，寻找皈依者。有些人在诺特海姆停留，虽然他们并没有征召新成员，但是他们说服了一些城镇居民，让他们相信在德国各种各样的激进右翼组织中，纳粹党是最为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纳粹党会极端地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也许来自附近城镇的纳粹传教士们可以只靠说教就逐渐在诺特海姆收获一批永久的桥头堡。那些年正赶上德国的过度通货膨胀、国耻和不断的政治动乱。一系列的地方危机引发了大事件。

1922年，德国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触发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次大危机。激进右翼组织中的好战者受到了传统保守派的公开支持。哥廷根的纳粹党从之前沉默的右翼人士那里获得了资金和宣传支持；汉诺威的纳粹党得到了传统的“泛德意志联盟”的资金支持。 ^[9] 更为重要的是，原来的相当一部分的右翼也支持由“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秘密执行的针对共和国领导人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同时，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极端左翼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起义，而这些起义令中产阶级感到恐惧。原来中立的工人们发现他们1918年革命的成果消耗殆尽，而且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被右翼恶鬼杀害了，也变得疯狂起来。早期的汉诺威纳粹党中许多人受到了工人们敌意的威胁，还有些纳粹党则变得更加疯狂了。 ^[10]

这场对立的高潮出现于1922年6月，当时自由军团的枪手谋杀了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整个诺特海姆地区的工人们都愤怒了。对于他们而言，在多样化的德国右翼组织中存在的良好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右翼看起来都像是暗杀的同盟。随着拉特瑙被杀害，莱纳河河谷陷入了反对右翼的私刑气氛中。在诺特海姆附近的城镇里，保守派领导人被打、被死亡威胁，不得不逃到警察局寻求保护。而在诺特海姆，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来自艾恩贝克的工人们和来自哥廷根的学生们在街上发生了激战。 ^[11] 战斗之后，一些纳粹党人开始随身携带手枪。 ^[12] 一些诺特海姆人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他们组织了城镇里的第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于1922年秋天。

这是一小群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出现在诺特海姆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是首批纳粹党中的典型代表。按照城镇中人的通常看法，他是一个“外来者”，因为他父亲（一个五金店老板）出生在黑尔姆斯泰特。吉尔曼于1896年在诺特海姆出生，接受的是男子高中的高水平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学，而是接受了商业培训。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是战争。他从19岁到22岁（1915—1918年）在法国、加利西亚和俄罗斯为德国服兵役；他胸部中过枪，获得了二等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中尉。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年轻骑士团和民族主义党派。他接受了路德派的洗礼，但后来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信徒”。当时的照片显示出他凹陷的下巴、薄唇、闪亮的灰色眼睛，有一张充满怨恨但年轻的脸庞（他在26岁时加入纳粹党，成了在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他的暗金色头发梳成中分，整齐而光滑。他掌控着4 294名成员。 ^[13]

恩斯特·吉尔曼的哥哥卡尔（比恩斯特大三岁）也和他一起加入了纳粹党；还有书商威廉·施潘瑙斯（35岁）、会计海因里希·伯梅（19岁）和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33岁）。他们还征召了一两个其他成员，但是没有记录。 ^[14]

诺特海姆的第一个纳粹组织刚刚建立起来，整个党派就于1922年11月17日被普鲁士取缔了。当然，纳粹党仍旧在秘密集会，但是不再收集会费或者公开宣传，于是，整个党派开始收缩。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 ^[15] 发生了，纳粹党在整个德国境内都成了非法组织。希特勒被关进监狱，党派四分五裂，各派别之间互相竞争，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无聊的学说分歧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更糟糕的是，德国从诸多危机中恢复过来了。通货膨胀结束了，恢复了政治稳定，魏玛共和国开始进入稳定时期（1924—1929年）。来自汉诺威的纳粹领袖曾经于1924年6月在诺特海姆进行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作为纳粹计划的根基的责任”，之后是“专家见证的德国的物物交换”，但是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15] 其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于1924年6月参观了诺特海姆，他报告说纳粹党在恩斯特·吉尔曼的严格控制下（原文如此）。 ^[16]

1925年2月，希特勒出狱了，重建了纳粹党。不久之后，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进行了重组，有12名成员。 ^[17] 但是地方小组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热情，陷入了停滞状态——不仅是在诺特海姆，而是整个区域。1926年1月1日，汉诺威的大区有1 860名成员；一年后总数为2 441。整个1927年和1928年，大区成员数目实际上没有增长，徘徊在2 500人左右。平均一个月有100人加入，但是加入的人只有退出的人的一半：1927年11月，34人加入和65人退出。归根结底是没有增长，或者至少没有实现纳粹主义相信的称霸愿望。 ^[18]

诺特海姆的情况是一样的。随着时间流逝，成员在减少。吉尔曼不再是地方小组的领袖；他被另一个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取代了，恩斯特精神衰弱，濒临破产，并且从诺特海姆搬到了柏林（1930年）。当时的照片显示他肥胖、粗脖子、秃头、圆脑袋，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 ^[19] 他没什么活力。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党几乎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偶尔出现只是过去骚乱的残余，这就是正处于魏玛共和国平和年代的国社党的真实模样。

然而，在平静繁荣的背后，刺激这一区域内纳粹主义重生的条件正在发展中。即便是在大萧条之前，中产阶级尤其是小农们就感觉自己陷入了麻烦中；税赋增加、信贷紧缩、现代化经济的竞争以及政府掌控在左翼手中是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 ^[20] 而且，传统的中产阶级政治党派陷入了混乱。 ^[21] 在诺特海姆周边地区，从传统政党脱胎的最大一部分保守派选民是圭尔夫派，即德意志—汉诺威党。这是州内的右翼，可能是分裂主义分子，是自19世纪开始的运动的残余。圭尔夫派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的中产阶级——农民、店主和工匠，尤其是处于旧圭尔夫领地的人”（这一区域包括诺特海姆周边地区）。 ^[22]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1924年，汉诺威省的全部选民中有大约1/4的人支持他们，当时圭尔夫派发起了将汉诺威王国从普鲁士分离出去的公民投票，在1928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圭尔夫派在诺特海姆县获得了20.4%的选票（1930年，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而1932年，获得了0.5%）。 ^[23] “圭尔夫”党派逐渐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其追随者的怨恨却一直存在着。他们的选民准备着战斗。因此，至少在诺特海姆周围的村镇，到1929年为止，潜在的纳粹党支持者出现了。

而且，纳粹党在沉寂的这些年里，调整了他们的宣传机构，再次指向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为激进的政变做好了准备。 ^[24] 1925—1928年的绝大多数时候，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工人阶级，内容上主要是反犹主义。这有助于征召那些偏执的人，但是成员的数目表明并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发动真正的大规模运动。1928年的国家选举是自1924年以来对这些策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下萨克森，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了4.5%的选票。在诺特海姆县，他们获得了4.2%的选票，而在城镇中，获得了2.3%的选票。 ^[25]

征募成员和投票数据或许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出席会议和响应演讲则是对会议和演讲主题所产生效果的相当明确的检验。纳粹有精确的出席人数记录，只有持门票者才能进入。演讲者引发的热情程度可以通过每次筹款的收益来评估。1928年选举运动之后，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发现会议的收益微薄。某位地方领袖在他所在的城镇进行了五场演讲。其中四场都亏损了，第五场盈利了，但只有2马克50芬尼 ^[16] （扣除广告宣传、场地租赁和支付给演讲者的费用）。写稿人要求113.22帝国马克 ^[17] 的津贴，令大区觉得可恶的是，他们本期望从地方小组收钱，而不是给钱。 ^[26]

因此对于纳粹党而言，在1928年年底，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改变宣传的目标和内容，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仍旧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尽管反犹主义并没有被遗弃，新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响应纳粹主义的群体和会产生影响的宣传主题。那就意味着主要是吸引小商人、商店店员和乡村人口，主要内容除了反马克思主义外，还要加上对魏玛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抨击。 ^[27]

至于使用的方法，是在重点上而非在基本技巧上发生了改变。在集会上，演讲依旧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以来，在整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方法就是让演讲者在观众面前发言。大区提供一群潜在的演讲者，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特定的话题，安排他们在地方领袖要求的日期到达指定地点。地方领袖选择一位演讲者，并且根据他们的估计来选择会吸引很多观众的话题。地方领袖必须为演讲者的交通、食物和住宿付费，而演讲者的酬金是每场演讲10—20帝国马克，他们非常乐于进行一场成功的演讲。集会的收益损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要旨。

这一体制为地方提供了机动性，保持了信息畅通，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纳粹运动变得灵活性极强。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地方领袖。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管理“演讲者办事处”，但是除了偶尔召开地方组织领袖的会议之外，他们并不会提供其他的直接帮助。大区主要管理地方小组和地区内的内部机构，并且从他们那里筹款。 ^[28] 在集会上演讲的整个宣传策略运转顺利：这是自我调整。

如此一来，从1929年开始，由于新加入的乐于倾听的选民，指向他们的宣传重点，以及在艰难中进行调整的宣传体系，纳粹党的汉诺威—布伦瑞克南部大区逐渐发展壮大。1929年的前六个月，大区仅仅失去了184名成员，却征召到了1 166名成员，净增加982名成员——在总人数上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从2 268人增加到3 250人）。 ^[29]

在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复兴开始于1929年夏天。5月22日，有4名成员决定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迟钝的鲁道夫·恩斯特做些什么。他们雇用了一个来自哥廷根的纳粹党人，每周一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的半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大厅的业主同情这些人，于是免费将房间租借给他们。恩斯特领导着他们，但实质上是集体的努力。从5月27日开始，一直到7月29日，共举行了八次“夜晚讨论会”。起初只有15人参加，后来出席者增加到平均40人，其中有15人申请加入党派，而更多的人订阅了大区的报纸。这些集会的主题基本都是有关纳粹意识形态的：
5月27日：“我们为什么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6月3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一部分。”
6月10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二部分。”
6月17日：“打破利益农奴制。”
7月1日：“超国家力量。”
7月8日：“锡安智者的规约。”
7月22日：“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7月29日：“杨格计划。”

最后一次集会之后的第二天，鲁道夫·恩斯特向大区领袖发送了一份令人欣喜的报告，索要宣传册子、申请表格以及恢复作为地方小组的身份（因为诺特海姆现在超过了最小值的15名成员）。 ^[30] 在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的三个月前，依靠成员们的积极主动，纳粹主义在诺特海姆活跃起来。

新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一个是火车司机，一个是汽车司机），其他人都是小商人或者工匠，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 ^[31] 他们为党派带来了自己的中产阶级技能和年轻活力。对演讲者的需求和对如何运转纳粹党地方小组的信息需求让省党部领袖焦头烂额。省党部领袖回复说演讲者马上会到位，他们解释说因为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日程排得很紧，他们承诺会给出建立地方小组所需要的包含指导说明和形式结构在内的文件。演讲者们来了，但是直到秋季末期文件才到，那时地方小组本身就很活跃了。 ^[32] 到10月为止，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已经征召了超过24名新成员，只有一小部分人离开或停止交会费。 ^[33] 11月，又有了16名申请者，地方小组疯狂地索要宣传海报。（大区已经没有了，于是就让他们自己即兴创作。） ^[34] 11月11日举行了一场公开集会（“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工人的背叛”），吸引了120人，他们每人付了22.9帝国马克。观众中有6人决定加入纳粹党。 ^[35] 但是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地方小组的文件混乱，其成员请求省党部领袖安排一些常驻人员来担任演讲者和组织者。 ^[36] 猪一样的鲁道夫·恩斯特很明显无法胜任，而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

因此，与前一年的12月只有5名纳粹分子并且没有集会相比，1929年，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是这样，诺特海姆的纳粹运动仍旧达不到群众组织的规模；尽管一场集会有120人确实是值得注意，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将希特勒的想法带到其他诺特海姆人面前，当时的人仍旧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纳粹分子。

这并不是因为纳粹不努力，因为新的地方小组一直在将纳粹意识推到公众面前。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国社党基本上每隔一周就召开一次集会，宣传标题如“德国工人是大国际资本家的利益农奴”或者“拯救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像绝大多数纳粹集会一样，外来的演讲者在每场集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承诺在每场演讲后进行讨论，并且索要大约30芬尼（相当于两条面包的价格）的入场费。集会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根据社会党人所说，这无非证明了纳粹的口号“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大厅很好地满足了纳粹的需求；租赁费用低，强调了纳粹和乡村人的联系，足够小，这样一来，出席的人不会特别显眼。这很重要，因为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出席集会的观众年龄仍旧相当小。 ^[37]

但是，集会并不是没有用的，这些集会为纳粹分子树立了一种形象。对普通的诺特海姆人来说，纳粹党是精力旺盛的、有奉献精神的和年轻的。一位家庭主妇清楚地说道：

国社党的队伍中都是年轻人。那些严肃认真的人都加入了进来，因为他们支持社会正义，反对赋闲。纳粹分子给人的感觉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你常常可以看到街道两边画着纳粹党党徽，或是发现他们散发的小册子。我被纳粹党的这种力量吸引住了，即使其中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38]

纳粹活动的功能之一是向诺特海姆人证明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思想。但是哪些人是纳粹分子呢？1930年，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发现这个问题还难以回答，因为纳粹分子个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至少能识别出一名希特勒党派的成员：威廉·斯潘瑙斯，宽街上一家书店的所有者。威廉·斯潘瑙斯来自古老的诺特海姆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了镇上的第一家书店。他的一个兄弟上战场，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另一个兄弟成了大学教授。威廉成了南美的一家德国学校的高中教师，从1912年到1921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之后决定回家接手书店：

正值“斯达巴克斯团”在莱茵兰起义后不久；实际上我乘坐的开往德国的火车，每个窗玻璃都被打破了，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离开德国的时候，魏玛共和国正值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党人共和政体统治下的祖国处于混乱之中。 ^[39]

在旅居海外的那些年，斯潘瑙斯很欣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18] 的作品。他听说在慕尼黑政变 ^[19] 不久前，张伯伦在一次文学茶话会上提及希特勒，“他是一个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追随的人”，所以斯潘瑙斯成了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国社党的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在诺特海姆非常讨人喜欢。他是一个宽容而有活力的人，温柔又亲切，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而且他体贴入微，值得拥有大家的尊敬。他的书店是城镇里的知识文化中心，他和镇上许多受人敬仰的作家、诗人都熟悉，他是诺特海姆演讲协会的主席。除此以外，他还是路德教会的杰出教徒。“威廉·斯潘瑙斯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是引领更多人加入国社党的榜样，”诺特海姆人评论道，“人们说：‘他参与其中的一定是正确的事情。’” ^[40]

当时，诺特海姆人对绝大多数其他的当地纳粹分子都不熟悉。到1930年1月为止，地方小组有58名成员，但其中大多数是诺特海姆附近乡村的居民。 ^[41] 这几个月中，乡村地区是纳粹发展起来的真正地点：1930年1月，诺特海姆县有超过230名的纳粹成员，但他们并不隶属于地方小组，而是演讲者们的支持者。 ^[42] 也就是说地方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每个月都会增加20名成员，但又会失去一半，因为许多人拒绝交会费，还有住所变动等。 ^[43] 记录一切超出了地方小组领袖鲁道夫·恩斯特和其志愿者助手们的能力。1930年2月，为了回应狂热的需求，大区最终派了一名纳粹“事务主任”到诺特海姆县（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必须每月向其支付100帝国马克），但是他能力不足，4月就被开除了。 ^[44] 最后，诺特海姆人自己选出了一个人——瓦尔特·施泰内克，大区领袖于5月委任他为县领袖和地方小组的代理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作为施泰内克的助手介入诺特海姆的事务，让城镇组织有效地运转起来了，而施泰内克主要专注于获利更多的县。 ^[45]

瓦尔特·施泰内克也是“外来者”（他在1889年出生于多特蒙德）。1929年6月，地方小组在诺特海姆复兴期间，他成了一名纳粹。他是农业用具经销商，因经常销售出差，对乡村腹地很熟悉。因此，他非常适合成为县领袖，他的商业经历让他成了有效率的集会组织者、纳粹宣传材料的批发商以及成员名单和会费记录的保管者。大区和地方小组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除此以外，他自己的生意有足够的收入，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国社党支付报酬了。 ^[46] 另一方面，诺特海姆人却几乎不了解施泰内克。他们从吉尔曼父亲开五金店时起就认识吉尔曼，他们还认识在1930年加入的另一个地方商人——赫尔曼·登茨勒。登茨勒30岁，在宽街上拥有一家小型纺织品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他在著名的警卫团服役，成为一名纳粹不久之后，他成了冲锋队队员，并且成了诺特海姆地区的纳粹领袖。之后，他成了纳粹党卫军领袖，最终加入了盖世太保。 ^[47] 他的举止行为像个暴徒，诺特海姆人将其和恩斯特·吉尔曼联系起来，吉尔曼的暴力性格也让城镇人很不舒服。诺特海姆人认为他们属于典型的纳粹运动的边缘人物。但是由于纳粹主义在城镇中迅速发展，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最初并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纳粹分子。将这场运动与如威廉·斯潘瑙斯那样严肃认真的人等同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

是什么样的思想吸引了威廉·斯潘瑙斯那样的人加入纳粹运动呢？对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国社党首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48] 诺特海姆人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可能不会想到共产主义者，1928年，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城镇选举中仅仅获得了5 372张选票中的28张。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社会党人是诺特海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几乎获得了45%的选票，多于排在其后的三个党派的总和。

社会民主党是非革命政党（实际上，它支持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对于绝大多数城镇市民而言很可能根本没什么重要的。社会党人举着红色旗帜。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德国辉煌的时期，有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和1918年的政治大变动相关。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下层民众、躁动不安的失业者。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他们那些坐在城市议会中的领袖都从事着听上去荒唐的职业：“涂油工”“工会干事”“巡道工”。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们，而坐在市政厅里的他们是易怒的、好斗的、苛刻的。在萧条的环境中，对抗这些宣扬公平的激进分子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产阶级的思想中有一个因素是纳粹分子能够清楚理解的。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很早就重视了纳粹的威胁。1930年3月，他们的国民卫队国旗队在诺特海姆县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激烈地反对……国社党的暴行”，要求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同志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49] 一个月后，国旗队和其他工会、社会民主党以及小型民主党派一起发起了反对纳粹分子的盛大集会。计划要求进行一系列游行，在市集广场举行示威，在开阔的射击馆“1910年代圆顶”发表演讲，主题是“独裁还是民主？”，并计划于4月27日星期天实行。这也是纳粹分子一直等着的，在社会党人发布声明的三天后，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宣布他们会在同一天举行一场集会，由一支乐队领头进行游行，在市集广场发表演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由一个纳粹的国民议会代表主持的盛大会议。而且，纳粹的计划是直接准备好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两场游行都是在下午1点开始的，两场在市集广场的示威都定在2点。 ^[50]

对于警察来说，聚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之前爆发了暴力冲突，普鲁士已经有三个月禁止了所有的公开集会和政治人物的游行示威，禁令刚刚于1930年3月30日结束。 ^[51] 在发布了两个声明的这周，诺特海姆已经爆发了两次暴力冲突。其中一场冲突发生在宽街的啤酒馆前，10个纳粹分子和社会党人打架，其中一人受伤，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另一场冲突发生在城镇上方的树林里，11人被卷入，其中一人被打伤了鼻子。 ^[52] 鉴于形势紧张，警方禁止了4月27日的两场集会。

这给纳粹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在宣传中使用了这样的文字：“就算有禁令——并没有什么用！”他们宣称会按照计划示威游行，不过地点是在离诺特海姆大约两英里的乡村。纳粹带领了大约2 000人来参加集会，吸引了整个地区的人。800名冲锋队队员进行的游行被《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为“非常具有纳粹意识”。游行过后，三辆卡车的冲锋队队员在诺特海姆四处散发传单。 ^[53] 通过明显的组织灵活性，纳粹党不仅阻碍了社会党人的集会，而且控制了舆论，给诺特海姆人留下了他们的规模和决心“强有力的印象”。他们的情绪高昂好斗，第二天的县议会上，他们激烈地质问社会党发言人，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争吵。纳粹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诺特海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全体出动庆祝1930年的国际劳动节。来自各个地区的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结成紧密的队伍参加了穿越城镇的游行示威。他们喝了很多酒，举行了很多演讲，当然还悲壮地唱着《国际歌》。 ^[54]

诺特海姆人在初期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宣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军国主义。正如城镇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所显示的，这是迈向体面之门的一步。诺特海姆人接受这些价值观的程度通过1930年5月的大事件——陆军元帅冯·马肯森访问诺特海姆——表现出来了。当时正值诺特海姆“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成立40周年之际。

陆军元帅于5月17日早上乘坐专列抵达，在诺特海姆火车站有大约1 000人列队欢迎他。诺特海姆的城市乐队演奏着激昂的进行曲，一个小女孩将一束鲜花献给了他。在地方退伍军人俱乐部视察之后，陆军元帅在站台上整合队伍，骑上一匹白马，穿越宽街，他的身后跟着乐队和俱乐部成员，包括来自邻近城镇的队伍。人群列在道路两旁，许多房子都装饰着旧的帝国装饰，市集广场上洒满了玫瑰花瓣，人们热情地欢迎着他。他关于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的直率演讲引发了民众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随后进行了三天的庆祝游行和欢庆活动。 ^[55]

仍旧沉迷于4月27日战胜了社会党人的纳粹分子几乎不可能和这样的场面相匹敌。陆军元帅到达的前一天，纳粹分子在卡特莱拍卖厅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主题是“诺特海姆怎么了？令人疑惑的新闻报道、故意的错误和4月27日禁止示威游行”。 ^[56] 在5月和6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纳粹分子一直就失业、“锡安智者的规约”和德国青年等主题举行集会。 ^[57] 但是这些集会没能引起争论，也没有给公众留下有关盛会的深刻印象。

1930年，普鲁士内政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试图限制侵蚀德国的暴力活动。街头暴力的主要参与者是希特勒的“褐衫队”，也就是冲锋队。 ^[20] 衬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鼓励着穿着的人，同时挑衅着其他人。因此，1930年，普鲁士禁止政治团体穿这样的统一服装。这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新的宣传工具。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再次鼓动周围地区发起针对普鲁士统一服装禁令的抗议游行。大约400名冲锋队队员参与了游行（所有人都穿着白色衬衫，而不是褐色的），来自距诺特海姆大约10英里的大城镇的军乐队跟着他们。市集广场上，一个纳粹分子进行了一场讽刺性的演讲，他引入了具有汉堡特色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下午的其他时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公开演讲。 ^[58]

这鼓舞着社会党人的反对行动。6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宽敞的“1910年代圆顶”发起了一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罪行”的集会。超过1 000人听取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称的关于纳粹主义的“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有一些不满之声，但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当一个纳粹分子试图反驳的时候，“提及他的个人记录，很容易就把他解决了”。这一经历一定伤害了纳粹分子，第二天，他们就分发了攻击社会民主党演讲者的单页传单。 ^[59]

由纳粹反对统一服装禁令的示威游行引发的另一个事件证明了社会党人是多么认真地对待纳粹威胁的。诺特海姆的副警察局长是议员威廉·马纳，他是市议会中右翼组织的领袖。他出席了市集广场上纳粹演讲者希望“人头将会落地”的集会。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认为议员马纳本应该让警察逮捕煽动暴力行为的演讲者。马纳没有采取行动，这证明他偏爱纳粹主义。接着，国旗队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公众集会，决定向普鲁士内政部和州长（幸运的是，这两人都是社会党人）递交诉状。马纳被州权力机构剥夺了警察权力，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派的领袖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接任了副警察局长的职位。 ^[60]

大约同时，《人民报》开始报道一些事件，暗示纳粹分子是暴力和恶毒的。例如，据报道，一个纳粹领袖对其冲锋队队员说，要暗杀那些嘲笑他们在诺特海姆的游行像“一群羊”的旁观者。后来，来自诺特海姆的一个纳粹分子搭便车去城镇时，向司机展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朝空中开了两枪，在司机叫来警察之前他就逃跑了。 ^[61] 因此即便是在1930年议会选举之前，诺特海姆的政治氛围就很紧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划清了界线。

社会党人早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竞选活动的方法；他们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诺特海姆从事竞选运动。方法就是通过大型的、引人瞩目的游行和集会来努力将工人阶级融合成一个牢固的团体，同时让外围选民相信社会民主党是可靠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1930年8月，针对9月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开始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时间正好是一年一度的宪法日假期——8月8日。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节日，也是社会民主党极为认同的节日。

早在1930年6月，国旗队就宣布为了支持这一节日会举行火炬游行，并且在“1910年代圆顶”举办舞会。除此以外，他们还强迫其他组织支持宪法日，对拒绝参与的组织进行公开批判，向那些参与庆祝的组织承诺会给予他们“荣誉证书”。为了保证有大批观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被要求一定要出席。火炬游行有800多个火炬和21个组织，包括军事俱乐部和海军协会。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这是“诺特海姆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宪法日庆祝活动”。 ^[62]

社会民主党在立法方面也很活跃。1930年6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272人，这是社会党人最关切的问题，因此他们向市议会提出请愿，并针对有限的公共事业项目提出明确的计划。8月，这些努力获得了回报，议会采纳了社会民主党的项目，并且针对扩展某些街道、建设操场和为“流离失所者”另外建立两栋应急住房的投资问题进行投票。 ^[63] 社会民主党现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与针对纳粹煽动行为的建设性行动相对立。

这对于纳粹分子而言很重要，受竞选活动的刺激，他们变得越来越活跃了。8月10日，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竞选集会，有一个外来的演讲者，主题是“11年的共和国——11年的大苦难”。一周后，纳粹分子的第二次集会上，一个大区领袖论及“抽税直到最后一分钱”。这次吸引了很多观众，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挤进卡特莱拍卖大厅。五天后的一场集会由一名普鲁士议会的成员主导，在只能站着的房间里举行，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举行了另一场。 ^[64]

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竞选集会更少，但是他们努力地让这些集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县党派纪念活动，有600名国旗队成员参加，他们分成四队，在市集广场会合。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1 200名参与者和5个军乐队进行了第二次穿越诺特海姆的游行。游行的终点是露天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演讲、歌唱、杂技表演，晚上还举行了舞会。10天后，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代圆顶”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入场费只有20芬尼（失业者免费），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一系列演讲捍卫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攻击了那些随时诘问他们的纳粹分子。 ^[65]

其他党派远没有这么努力。德国的民族主义党派举行了一次集会，规模很小。《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他们的主要竞选工具；投票前的最后两周，该报一天至少刊登五则关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及其德国国家人民党 ^[21] 的宣传广告。在选举前夜，报上几乎充满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比如，第一页上有一整幅胡根堡的照片、一首赞扬党派的诗歌以及为德国国家人民党投票的号召。人民党派也广泛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进行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前的三周至少每天一次。德国人民党 ^[22] 的总路线是“秩序、法律、道德和团结”，这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社会民主党（因为“造成了萧条”）和纳粹党（因为“破坏性的激进主义”）。这也是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一次集会的主题，在这次集会上，他们用严苛的措辞指责纳粹分子，同时赞美人民党派是已故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23] 的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中产阶级的可靠核心。这次集会进行得顺利，其参加者很克制。 ^[66] 另一场选举运动集会是在国家党的主持下进行的，国家党是僵化的民主党的保守派继承者。演讲者号召有序的、中产阶级议会统治，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根据犹太人的品性和成就授予公民资格” ^[67] 。但是这次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竞选运动的高潮发生了一个事件，不过并不是直接和选举相关的，这次事件的目标是援助民族主义事业，很可能也是援助纳粹分子。8月的最后几天，德国的小型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之一——第17步兵团在去秋季演习的途中经过诺特海姆。一个连队在城镇中驻扎一晚，兵团军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赢得了很多喝彩。各家报纸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狡猾地报道士兵们和地方的女孩子们相处得很好。第二天早上6点，很多孩子起床去看军队行军，乐队仍旧进行了演奏。 ^[68]

竞选运动的最后一段日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所有的党派都在张贴海报，分发传单。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暴力事件。在投票的五天前，三名共产主义者痛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因为这个人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这之后不久，另一个国旗队队员被两名纳粹冲锋队队员打了。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领袖们坚决要求国旗队在示威游行时不能携带棒子。州权力机关也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的集会只能进行到10点钟，如果发现参加竞选集会的人随身携带小刀或者棒子，就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 ^[69]

选举前夜，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最后的群众集会，直接号召其追随者投票给社会党人，让“非社会的资本家集团内阁”去死。纳粹分子在最后的集会上找来了一位路德派牧师，让他进行演讲，以吸引诺特海姆的有信仰者。卡特莱拍卖大厅人潮拥挤，演讲者向听众们保证纳粹分子既不是经济上的激进分子，也不是反宗教的极端人士。 ^[70]

1930年9月14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人进行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次投票。投票非常激烈：6 235人投票，其中94%的投票是有效的。在诺特海姆，和整个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最令人惊异的就是纳粹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国民议会中，纳粹代表从12个席位增加到107个。诺特海姆的国社党所获票数从123张（1928年）增加到1 742张，获得了所有选票中的28%。纳粹的收获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 246张选票）和人民党（人民党获得了788张选票，相比1928年选举只净损失了46张选票），但是投了805张“新的”选票，各种各样的小党派损失了1 000多张选票，结果就是纳粹得到了支持。 ^[71] 新选民中至少3/4的人投票支持国社党，纳粹分子所获得的选票中至少一半来自那些之前投票给其他党派的选民。这些选票尤其是来自民族主义党派和国家党。因为新的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不足350人，所以纳粹分子的收获必然来自那些不仅年轻，而且在1928年投票支持其他党派或者根本没有费心去投票的选民。

无论投票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国社党的支持率增加了15倍。诺特海姆超过1/4的成年人现在寄希望于阿道夫·希特勒。激进分子、极端主义者、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已经大批登场了。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民主经常被煽动者的傲慢无礼所腐蚀。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

1930年9月的每个星期都有大约6 000人来诺特海姆。他们来自四个县，都是来找工作或者来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领救济金。就业办事处位于城镇北部旧军营的一处营房里，其他营房充当着绝大多数贫穷的诺特海姆公民——“流离失所者”——的应急住房。这些军营的营房形成了一个四方院子，在这片小区域中，痛苦的失业者们在就业办事处的窗前时常漫无目的地乱转，等着轮到自己。难以避免的是，这里会发生碰撞、争吵，那些闲散人员压抑已久的情绪会突然迸发出来。绝大多数无业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也有很多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必然经常发生争斗。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军营的营房每天都会涌入大量饥饿和焦虑的人，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这是日益加深的大萧条所带来影响的明证。

那些看着失业者们穿越诺特海姆的市民们不只是将他们视为经济灾难和潜在社会退化的象征。比起同情，失业者们的不幸更容易激发出质疑和厌恶。某个教师回忆起的主要是“大量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站在角落里，发出很大的噪声，经常辱骂经过的行人”。某个家庭主妇也有相似的反映：“有很多失业者懒散地站着，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懒惰，不想工作而已。他们令人感到不快。” ^[1]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在找工作的——例如，每年秋天收割谷物后，诺特海姆的制糖精炼厂都还另外需要200人。1930年9月，900多人申请了这些工作。《人民报》宣称精炼厂偏向于纳粹的支持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工会。《人民报》沮丧地预测精炼厂之前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的改善都将不复存在了。 ^[2] 即便薪酬更低了，工作仍旧抢手，因为他们恢复了工人获得常规失业救济金的权利。一个工人能够获得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是一整年——取决于他之前工作多久。在常规救济金用尽之后，失业者还可以再领取35周的“紧急”救济金。之后，失业的工人还可以接受城市的福利办事处的照管，福利办事处通常是帮助孤儿、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工人名列福利办事处名册上的时间没有限制，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即可。

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资大约是一周30马克；常规失业救济金是每周15马克，“紧急”救济金只是略少而已。但是已婚者的福利救济金只有每周8.75马克，而单身者则只有一半。1930年9月决定“紧急”救济金只可以发给能够“证明需要”的人，于是，形势恶化的进程加速了。沉闷而灵活易变的概念是首要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缓解失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造成的压力。至于失业者，1930年秋天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了阶级结构，那些领取常规失业救济金的人成了不安的精英阶层。 ^[3]

商店店主和其他以前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在形势恶化阶段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没了收入，他们可以直接领取福利救济金。1930年，诺特海姆的三家工匠商店倒闭了，其中两家大约是在9月选举的时候倒闭的。 ^[4] 虽然每家商店本来都是边缘店铺，但是每一件事都会引发城镇人的反思。工匠联盟认为其成员们的困境是因为失业熟练工们的非法竞争。1930年11月，工匠联盟刊登启事，请求与诺特海姆人就他们正在计划中的修理工程签订合同，并且不要雇用非法工人。 ^[5]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同情这些市民们，反而是利用了这些倒闭事件。一个锁匠是9月破产的人之一，他碰巧成了一名纳粹分子。《人民报》偏爱残酷的细节。根据其描述，锁匠的“财产状况很糟糕。有大量的非法债务”。当锁匠的一个雇工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偷走了店里剩余的钱时，最后的打击来了。《人民报》将整个事件描述为“纳粹商业手段的最佳例证” ^[6] 。

社会党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在中产阶级的伤口上撒盐。在军队逗留诺特海姆期间，他们刊登广告，有偿征用宿舍，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者。9月选举之后不久，《人民报》揭露了这件事。《人民报》觉得奇怪的是，“拥有大房子的右翼分子”并没有为士兵们提供额外的房间，许多士兵都不得不住在大厅里。《人民报》问道：“战士联盟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无数的欢呼着的爱国者俱乐部在哪里？” ^[7] 社会民主党也毫不犹豫地公开抨击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后者不负责任地否认了这一点。有个事例是，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在1930年9月写信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说他在庄园里只雇用了几个外国的工人，他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的抚恤金却很少，社会民主党应该为高税收和失业负责。 ^[8] 诺特海姆人也不喜欢社会党人受到攻击时易怒的表现。比如，1930年，市议员库埃尔富尔特将《禁止制服法令》的油印副本寄给诺特海姆县所有的冲锋队队员，从一位冲锋队队员那里，他收到了尖刻的回复。库埃尔富尔特将其告上法庭，法庭判定这是侮辱性言论，他因此而获得了50马克的赔偿。 ^[9]

因此，许多诺特海姆人认为出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好理由，有一些理由是明显而合理的，还有些则源于对危险经济形势的普遍不安。如果市民们想要社会党人下台，他们就会辩称他们只是在恢复传统秩序。在普鲁士，1918年之前，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城镇是由封闭的富人圈子掌管的。排除其他人参与的手段是“三等级”投票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那些支付最高税收的人控制着城市议会。1918年革命清除了所有金钱选举权上的差别，引入了直接的、公平的和秘密的投票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突然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获得了主导权，这在城镇历史上是首次。 ^[10]

在纳粹主义崛起之前，使用政治工具去对抗社会党人的是“公民协会”^[24] 。如果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政党可以在地方选举中独立竞选的话，拥有大量固定投票的社会党人就会完全控制住城市政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所有支持中间偏右翼的人都加入了支持平民候选者的行列中。但是公民协会不只是一个地方政治联盟，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自己的人员、财政和按职业划分的候选人：工匠、零售商等。不过，这一组织的巩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感。 ^[11]

公民协会的主席是市议员马纳，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成员。他是坚定的路德派教徒和不加掩饰的反对改革者。从1924年到1929年，公民协会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拥有最多的代表，当时的城市议会包含8名公民协会的市议员、7名社会民主党人和5名来自公务员党的成员。1929年11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增加到了9名，而其他两个团体各丢失了一个席位。如果社会党人再获得两个席位，他们就会占绝大多数。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再次小幅增加了一些选票。领袖们开始考虑活动的新区域，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加深了城镇里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厌恶。10月即将举行诺特海姆路德教会长老选举。像城镇中其他人一样，9/10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路德派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在教会执事会中都没有代表，而且觉得诺特海姆的牧师们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因此，社会党人为长老会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

市民们将这看作无法容忍的挑衅。公民协会在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集会，市议员马纳在会上抨击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宗教的。他要求以大量的选票来击败“马克思主义者”。公民协会和福音派俱乐部的宣传控诉道：“这是第一次，反教会的社会民主党想要将党派政治的仇恨和骚动拖入教会中……” ^[12]

绝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次攻击感到难堪。在他们自己的集会上，也就是选举之前不久举行的集会上，演讲者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将政治带入教会中感到遗憾，政治是不属于教会的。然而，他坚称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路德派教徒，所以他们是有代表权的。如果右翼人士愿意和社会民主党列出一个折中的候选人名单，那么就可以避免激烈的竞选了。他希望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13]

如果说社会党人感到难堪，右翼分子感到愤怒，那么纳粹党人就会感到高兴了，因为这给了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对手的新机会。自从9月中旬赢得选举以来，他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那场选举结束10天后，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夜晚讨论会；5天后，一名国家议会的成员被邀请过来发表演讲。几天之后，放映了两场《国家社会主义的成长》，每场电影后都有一位演讲者发表演讲。最后，10月12日，举行了一场以之前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为主角的集会，他现在是国家议会的议员。因此在选举后的那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像选举前的那个月一样，尽可能多地举行公共集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他们持续的竞选活动策略。 ^[14]

持续的骚动至少部分是受到了纳粹大区办事处的鼓励。9月15日，纳粹大区的宣传部门指示地方小组继续前一天已经结束的竞选活动，不要有任何停顿。地方小组被要求至少每月举行一次集会，否则就要递交详细的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15]

9月的竞选活动教会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他们手中最吸引人的王牌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现在被应用于利用中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教会长老选举的不满中。选举前一天，国社党举行了一次以路德派牧师为主角的集会，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中的纳粹党成员。公开的主题为“谋杀德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敌人收买了”。纳粹党相信会有大量的观众，于是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这里可以容纳1 200人。入场费是50芬尼，由于这场集会的直接目标是中产阶级，所以没有提供给失业者的低价。

纳粹党人的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来参加集会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只有站着的地方。牧师的主要话题是国社党的性质，他将国社党比作旧式帝国陆军，因为这两者都是代表全部德国人民而非特定群体的。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详细论述了诺特海姆的长老选举，他所说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专制动机。他规劝大家投票支持“无党派人士”。 ^[16]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一天举行了选举。在更早的教会选举中，只有17%的路德派团体投票；这一次有大约60%的人投票。大量的投票得到了公民协会的运输机构的帮助，他们将投票者带到投票地点。社会民主党只鼓动了它平常投票力量的1/4，其候选人以5：1的劣势被打败了。一群坚决的保守派长老当选了。

尽管纳粹党人并没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们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竞选运动加重了公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纳粹党人可以声称他们的集会对社会党人的失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们在诺特海姆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群众集会。最好的一点是，市民们知道了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被打败的。为了反复强调这一经验，冲锋队队员们自那之后每周四和周日都会举行穿越城镇的游行。

1930年剩下的时间里充斥着纳粹党人频繁但相当普通的集会，所有的都是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11月9日，纳粹党人纪念那些在希特勒于1923年发动的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中丧生的人们。四天后，举行了一场夜晚讨论会，两天后，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为“9月14日的选举在外国的反响”。12月初，一场关于经济的演讲强调纳粹依靠下层中产阶级，圣诞节之前的一周举行的另一场演讲攻击了社会民主党。1930年结束的时候，纳粹为孩子们举行了一场圣诞晚会，为成年人举行了“娱乐晚会”。 ^[17]

到1930年年底，纳粹党的高层官员们为更广泛和更精练的竞选宣传策略做准备，他们9月的选举胜利所带来的资金资助和群众支持对此起到了刺激作用。大区宣传部门每月的定期通知现在向地方小组提供协调活动的指导方针、可用的演讲者（以及话题）清单，还有满足各种各样具体要求的宣传单和小册子的总目录。也可以租赁幻灯片和电影，包括一部有声电影。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从位于慕尼黑的全国总部订购，需要预先付款。

而且，“演讲者办事处”系统加强了。1931年1月1日开始，在纳粹的集会上，没有大区发的特别身份识别卡就无法成为正式的演讲者，只有通过测试的演讲者才能获得识别卡。通过测试的演讲者的标准费用是每场演讲7马克（在大萧条年代算是高薪了），再加上交通和住宿费用，许多纳粹党人都努力获得官方认证，而大区会仔细挑选。只有不到1/3的申请者能够合格。当然，这之后无论他们是否希望经常演讲，他们未来的雇佣都取决于在巡回演讲中的成功。所以，纳粹党久经考验的宣传系统需要进一步地打磨。此外，印刷的宣传材料以合理的价格不断地增加。一份4页的小册子只花了地方小组1芬尼，量大的还可以打折。海报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只印刷海报目录就要花费地方小组1马克的地步。最后，大区宣传部门会向地方小组提供对手党派最新观点的简短摘要，以及推荐的反驳观点。 ^[1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到此时为止已拥有了自己的宣传专家：一位成员负责收集、整理并且进一步传达大区宣传部门下发的信息。在诺特海姆，纳粹党人表示特别需要对抗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讲者和海报，他们想要举行持续的宣传游行，而且不仅在诺特海姆，也在附近的其他乡村。 ^[19]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除了宣传活动和闯入教会政治，还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让失业者不再流落街头。这个计划包括修缮诺特海姆的公园和街道，纳粹党人掌权后使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却很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只有一项措施通过了——在城镇拥有的森林中拓宽林中小路，而这是第一个只雇用失业工人的工程。 ^[20]

在县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着21个席位中的10个，由于和两个“中间党派”代表结盟，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议会，全部的社会民主党计划都被投票了。到10月为止，已经对工程项目投入了18万马克。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效，到12月为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让县负债累累，以至于什么也无法实施。 ^[21] 接下来的两年，县议会因财政衰弱而无能为力。自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形成后，投票一直是可预测的，议会成了参与政治家们的参谋。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对《人民报》提出忠告，而在随后的辩论中，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猛烈攻击纳粹党人，以至于全体右翼分子离席抗议。 ^[22] 增加税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仅仅是提到这一点就在1930年12月引发了一次公民协会的抗议集会，他们宣称更高的税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次集会上，诺特海姆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海因里希·沃格在公民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讲，证实《凡尔赛条约》是诺特海姆财政问题的根源。 ^[23]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日益增加的纳粹威胁同大萧条一样令人担忧。11月22日，国旗队举行了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主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演讲者将德国的民主与意大利的独裁进行对比，直接针对纳粹的计划。许多诺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险。国旗队报告说在9月选举前他们总共有100名成员，而其间有70名新成员加入。几周后，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下午，国旗队又举行了一场集会，这次是在市集广场。有五面旗帜和一个军乐队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观众。演讲者的主题是纳粹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他宣称国旗队准备好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并不会率先动手。两天后，一场成员集会宣布过去几周新加入国旗队的有39人。 ^[24] 到1931年年初为止，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总共有300名成员，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员。 ^[25] 诺特海姆的民主将不会不战而退。

社会民主党的决心既不能阻止纳粹党的意图，也不能缓解自新年以来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1931年元旦发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个明显喝醉了的纳粹党人，将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十几岁的儿子拖进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镇宾馆的房间里，殴打了他。几个国旗队的人冲进去救他，但是宾馆的老板足够冷静，由此才避免了一场混战。 ^[26] 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周，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强调纳粹党的威胁。“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他们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强调要想尽一切方法让纳粹党人无法进入政府。他准确地预言道：“一旦这群人进入政府，民主就将不复存在。” ^[27]

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一场星期天下午的集会开始的。演讲者来自汉诺威，话题很有代表性：“受束缚的司法——党国束缚下的德国法律？” ^[28] 经历过前一年的大量观众以及社会民主党最近的集会之后，这种规模的集会已经很难令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满意了。能够填满大厅的是对民族主义的号召。1931年1月1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激动地报道：“国社党会邀请著名的U型潜艇 ^[25] 艇长赫辛 ^[26] 来诺特海姆发表演讲。赫辛是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有名的U型潜艇英雄，击沉了很多艘船只。” ^[29] 纳粹的宣传也是兴高采烈的：
德国人民清醒一下！
来诺特海姆！
1月25日，星期天
下午三点在“1910年代圆顶”，将有同志发表讲话：
1.海军上校（已退役）赫辛，U-21号潜艇的指挥官。
2.著名的（奥格登堡）农业革命家布兰肯迈耶。
费用：在施潘瑙斯的书店预售价是50芬尼，售票处售价是60芬尼。
自由讨论！
与大众一起！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30]

为了给这个事件添加一些趣味，纳粹党告诉一位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纳粹集会上进行45分钟的演讲，并且国旗队的人可以随行，只是他们必须交30芬尼的入场费。集会召开前，整个诺特海姆县的冲锋队进行了穿过城镇的游行，国旗队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在纳粹集会开始前的10分钟，150名国旗队队员出现在了“1910年代圆顶”。纳粹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负责赫辛的集会，他对此有点儿震惊，声称他只能允许20名国旗队队员付30芬尼的入场费——其余人必须支付全额。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突然又出现了150名国旗队队员。纳粹党人赶快让警察关闭了大门，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到市集广场去了，并且举行了一场反示威游行。两场集会都终止后，人们的情绪仍旧高涨，冲锋队和国旗队之间的斗殴勉强被阻止了。 ^[31]

接下来的两周，国旗队队员试图阻止纳粹党的游行时，又险些爆发了两场争斗。 ^[32] 2月8日，社会民主党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以埃里克·内尔廷教授为主角，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其开始和终结”。1 000多名拥护共和国的人挤满了大厅，听他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意图：“想要在德国成功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所以，希特勒想要进入政府，并且不想再离开了。” ^[33]

纳粹党人开始感受到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内尔廷教授的集会之后不久，一个纳粹党人撕掉了一个“年轻旗帜队”成员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边一个国旗队的人击倒了。在就业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受害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纳粹党人，他们来诺特海姆领取他们的补偿金。 ^[34] 在城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提议城镇上不再通过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购买所需的教科书了，因为施潘瑙斯是一名纳粹。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公务员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协会联合起来了，因而阻止了这项提议。一个保守派议员对这一提议甚为遗憾，“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35] 。

为了回应内尔廷的集会，纳粹党人将之前计划的集会题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进入猪圈的人们”，改为“对内尔廷主题的纠正，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而且，他们降低了失业者的入场费，由15芬尼降到了免费。 ^[36] 但是，这次集会以及一周后直接指向“动手又动脑的年轻工人”的集会都没能吸引很多观众，于是纳粹党人转而利用了诺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雇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主题是“行政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演讲者是一个铁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战士、机车司机德雷埃尔，国民议会的议员”。租赁的场地是“1910年代圆顶”，而入场费用降到了30芬尼。

集会吸引了超过1 200人。一支强大的冲锋队小分队就在现场，因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而这时一群国旗队队员以紧密的列队进入大厅，高举着他们的旗帜，质问演讲者，尤其是针对他并没有谈及事先宣布的主题这一点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一篇呼吁政治稳健的社论文章中谈及此事，“随即发生了一场大骚乱，但是，双方领袖的理性维持住了秩序”。 ^[37]

在忙碌的2月，社会党人的政治活动和纳粹党人的同时进行。国旗队在忙于挫败纳粹的政变。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国旗队的地方指挥官突然造访诺特海姆时，进行了一次警报测试。只提前一小时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国旗队队员聚集到市集广场，听从指挥官那鼓舞士气的讲话，并且举行了宣传游行。第二周，社会民主党的县组织开会，说现在是战胜纳粹党人的时候了。每个社会党人都被劝告要再招募新人。几天后，国旗队的整个县组织聚集到一起，庆祝其成立7周年。这支游行队伍有900名国旗队队员，全部来自诺特海姆县，他们准备了20面旗子、两支乐队和两支军乐团。他们还在市集广场和马戏场举行演讲，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舞会。集会主题表达了对纳粹政变的普遍恐惧：“为了保卫共和国，国旗队将会变得足够强大。”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一样，一小队冲锋队队员冲进了舞会，在被警察驱逐之后，他们将椅子腿扔出了大厅的窗户。 ^[38] 这些天以来，社会党人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这是情人节时由自由工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的主题，共吸引了400名观众。 ^[39]

纳粹党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另一场大规模集会，一个前陆军中卫和另一个演讲者发表了题为“共和国的12年——自由在哪儿？”的演讲。 ^[40] 城镇中充满了政治活动。自纳粹党举行以U型潜艇英雄为主角的那次集会31天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游行、集会、会议——6次是由社会民主党进行的，6次是由纳粹党进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圆顶”，大部分事件都带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极度紧张的色彩。对政治上玩忽职守的指控也出现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引用了纳粹报纸的一篇文章，指责道：“诺特海姆城市建设办事处丑态百出。”文章声称不想参加社会民主党游行的工人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恐吓”，有个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了工作。城市建设办事处在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职权范围内，因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要求进行调查和停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议会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发现纳粹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那篇社论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报》高兴地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给这篇社论文章贴上了“另一场无耻的中产阶级骗局”的标签。 ^[41]

到1931年2月为止，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党人已经成功地应对了纳粹的挑战。冲锋队的傲慢自大与国旗队的好战相互映衬。纳粹的指责被反驳了，纳粹的阴谋被揭露了。每次纳粹会议或者集会都会被社会党人的集会反击。但是自9月选举的半年内，城镇的整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了。政治变得激进了，除了选举运动期间，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街道冲突代替了原本在诺特海姆常见的相当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动。

这种转变必然会对采取观望态度的市民有所影响。时代在急剧地变化。在将激进主义和纳粹党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会民主党并不指望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动中的每个步骤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不安情绪，让他们更易受极端主义呼吁的伤害。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库尔特·舒马赫博士（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演讲，1932年2月23日

对于社会党人而言，纳粹党人只有在试图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才是一个威胁。严肃的政治是一种理性的呼吁和积极的结果。因为国社党看似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能构成政治威胁。纳粹党的宣传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持续给社会民主党钉上了两个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和“远离人民的当权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于政客的人”，暗示着腐败）。这些标签当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难想象狂热的激进分子同时会舒服地贪污。但是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只要它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这两个词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有影响，而且它准确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 ^[1]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是他们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相处时最严重的障碍。城镇的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对社会的憎恶导致了如下情况：诺特海姆人怨恨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阶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意识的反射。与个别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城镇民众承认他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旧不信任社会民主党。 ^[2]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联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城镇中一直是右翼占据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常受到右翼的压制。尤其是1930年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分子似乎下定决心要削弱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支持纳粹党人来完成这件事。对于诺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镇的商人们看起来都是纳粹分子。 ^[3] 从传统、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看，工人们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冒着失去其主要支持者——工人——的风险来吸引中产阶级呢？如果社会民主党放松其一贯的激进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吸引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社会党人和温和的中产阶级都不愿意为和解而努力。

随着大萧条的加深，让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疏远的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诘问特征。没人相信社会党人真的在尝试进行基本的经济改变。许多人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事务上）做得不彻底，同时憎恶他们的社会结构和“调整”目标。 ^[4]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无法阻止中产阶级聚集到国社党的旗帜下，因为纳粹党被称为真正的激进分子。宣扬对民主或者共和国的忠诚是不够的。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显然认为没有理由来回应这样的呼吁。削弱纳粹党的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反对，而应该是安排有足够吸引力的计划，以此在中产阶级的内心中唤醒那些纳粹党能够唤醒的希望。

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而且是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看待纳粹党的。因此，无论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抗纳粹党的方式。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多来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传的坚定不移。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父亲一直在城镇的铁路调车场工作，在世纪之交前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还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了社会党人。因此，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无意识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就像普通的美国工人必然会加入工会体制一样。 ^[5] 纳粹主义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投票数据也显示出来了。 ^[6] 诺特海姆的工人们并没有加入或者支持纳粹党，反而是以极度反对纳粹主义而闻名。当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妻子询问他所反对的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由。” ^[7]

这种冷静的决心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他们并不是引人瞩目的人。从工会干事、消费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其他职务，他们在等级和职位上一路晋升，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认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常规工作之后的劳累时间里，有抱负的社会党人领袖会将自己年轻的精力投入学习经济学、历史或者社会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蔑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容易就表现得像“远离人民的当权者”，他们当然不是革命者。

三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他们安静的同仁中脱颖而出——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市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是国旗队领袖，不仰慕他的人称他为“野蛮和轻率的人”。 ^[8] 他个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遭遇了毒气攻击，因而声音变得嘶哑而微弱。尽管他的正式职业是医院检查员（也就是调查城镇医院中的保险收款员），但他本质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国旗队队员一起工作，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组织担任职位，他是城市议会的议长，县议会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战，因粗暴而与许多人都很疏远，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战斗中很冷静。

他的助手，同时也是国旗队青年部的领袖——弗雷德里希·哈泽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长，非常孩子气，说话时的声音清晰而动人。他曾经想成为歌手，并且接受了声乐训练，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了县政府中的一名职员。县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哈泽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为国旗队工作，不过，1932年，一个保守派人士成为县长，这样的情况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泽的脸上闪耀着诚实、谦逊和亲切；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喜欢他。

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领袖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他也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地方和县组织的主席。他是诺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评议员，县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他也是汉诺威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下设12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他就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并不是工人。他在旧城区中心拥有一家烟草店。他长得很帅，有着茶色头发，面色红润。保守派县长冯·德·舒伦堡将他描述为“具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崇尚暴力；他还将这种暴力的性格灌输到了整个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 ^[9] 。

议员库埃尔富尔特是那种少见的、完全党派化的人。他能说出那种特别油腔滑调的政治空话，而且能够成功地让这些话听起来直率而真诚。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勇气，并且镇定自若（他在战争中的履历很优秀），但也会运用精练的抨击和斥责。具有这些品质的他很善于判断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热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在模糊的未来，而且在并没有什么争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来的样子——彻底的政治家，而城镇中的工人们却将他理想化了。最后，他还拥有两个特质：完全献身于民主政治，拥有广泛的常识。他非常适合领导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超级社会党人联盟。他的对手讨厌他，也会对他表示吝啬的赞赏。很少人会低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

这就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是城镇中唯一的民主制捍卫者，也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

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1月和2月积极努力过后，不再试图为了与纳粹党竞争而举行集会了，不过在诺特海姆县，他们举行了16场公共集会，而纳粹党举行了8场。纳粹党在城镇中保持着更强的煽动节奏。3月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集会，一场“带有戏剧表演和德国舞曲的冲锋队征召新人晚会” ^[10] 。这场集会五天后，又一个名人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吸引了800名观众：“（国会议员）埃德蒙·海内斯 ^[27] ，斯德丁女性谋杀审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纪初，海内斯参加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在一场私设法庭的审判后，他“处决了”一个“叛徒”，在右翼法官进行的审判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次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根据《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当海内斯讲他射杀受害者的经历时，观众们都欢呼起来，之后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集会在掌声、欢呼声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8] 中达到高潮。 ^[11]

与这种杀人狂形成对比的是，纳粹党决定接下来激起民众对传统犹太人宰杀牲畜方法的反对。于是，他们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彩色幻灯片的方式，由汉诺威阻止虐杀动物协会主席主讲。在演讲中，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做法。 ^[12]

《人民报》很快就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党人高喊着‘残忍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宰杀方法是20世纪最大的文化耻辱’”，而他们自己也“一直说着‘人头将会落地’”。但是很明显，有些人重视了纳粹的指控，《人民报》也贡献了一篇长文，为他们指控城镇中屠宰场的拉比残忍地对待动物进行辩驳。文章中也指出“纳粹分子经常在屠宰场周围闲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粗鲁无礼”。这产生了影响：主管屠宰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告最开始指责“诺特海姆的屠宰场残忍地宰杀动物”的纳粹报纸，而诺特海姆的参议院对两名纳粹党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对犹太人粗鲁无礼，将会被禁止进入屠宰场。 ^[13]

在此期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也继续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两周一次的半公开“夜晚讨论会”，目的是教化新成员并征召新人。话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内容，讨论会的领导者是如恩斯特·吉尔曼那样的地方纳粹党人，平均每场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为止，地方小组的成员上升到191人，但是与之前一样，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诺特海姆县，而某个单独的村镇一达到最小数量的15名成员就会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组。因此，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镇中心居民的成员数量却在缩减。不过，这已足够他们举行经常的集会、散发传单和进行游行示威了。 ^[14]

接二连三的煽动将其他党派吸引到了活动中来，尤其是民族主义党派，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吁方式来获得纳粹党那样的成功。早在2月，“钢盔团”（他们在地方上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关系就像冲锋队与纳粹的关系一样）就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集会，主题是“冯·亨宁·奥夫·舍恩霍特阁下”。几乎和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他集会一样，这场集会在城镇中最好的旅馆桑尼举办，不收入场费。（这家旅馆的所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演讲者除了攻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还宣称希特勒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鼓手”，“俾斯麦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有30名新成员加入了钢盔团。一个月后，德国国家人民党举行了一场以民族主义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主角的集会。三周后又举行了一场钢盔团的集会，这次是以电影来吸引观众。 ^[15] 接着，公民协会在3月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露天集会，议员马纳在集会上抨击《凡尔赛条约》，并且预言当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德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场的乐队引导群众，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16]

共产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第一次游行和集会。他们租赁了骑术大厅用于召开集会，这个大厅很大，但并不是真正的会议大厅。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的还不到100人。 ^[17]

诺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围着，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近似于共同政治行动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纳粹党人、民族主义党派和人民党派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

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堡垒是普鲁士邦，在德国特有的联邦制中，普鲁士邦占据着德国3/5的人口和土地。普鲁士邦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统治，前者汲取了罗马天主教在莱茵兰各省的力量，后者获得了鲁尔、西里西亚、柏林和汉萨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持。只要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控制着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渡过了大萧条的第一个严冬之后，纳粹党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举行选举的话，他们能够终止联合政府的多数派。然而，要举行选举，普鲁士的国会就将被解散，掌权的联合政府拒绝这样做。《魏玛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签名请愿，就可以进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数足够多，就可以不管国会内的政府多数派而强制解散普鲁士国会。

纳粹党提出了这个想法，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支持他们了（遵循着共产国际扭曲的想法，即认为打败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民族主义党派、汉诺威的圭尔夫党派和人民党派也承诺会帮助，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诺特海姆的人民党派领袖拒绝加入这个纯粹消极的策略。 ^[18] 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混乱随之发生了。公民协会也参与了；议员马纳解释说他们虽然是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鲁士政府中发生的改变应该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

在请愿活动中，纳粹集会放慢了速度，请愿活动吸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发挥作用，这项活动需要实际收集签名；宣传还不够。不管怎样，纳粹党至少还是找到时间来举行一场盛大集会，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办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在解散普鲁士国会中的立场，以及，结束失业”。演讲者是前普鲁士公务员，他现在是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 ^[20] 在请愿活动中，公民协会的集会规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议员马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专政”。他希望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21]

社会党人对请愿活动很担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纳粹的高压手段。选民们的家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没有准备投票箱，选民们必须公开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人民报》指责纳粹党正在利用请愿名单来抵制那些不签名的商人。社会民主党特别担心在某些诺特海姆县偏远村庄中的纳粹威胁。后来进行公投的时候，《人民报》指出在某些诺特海姆县的村庄，投赞成票的人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少。 ^[22]

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回击是增加了国旗队的活动。3月24日，在请愿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国旗队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集会。德佩是主讲者，他拼尽了全力。他认为慕尼黑政变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评论了纳粹的政治暗杀，谴责杀人犯海内斯，海内斯是在纳粹党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讲者。两天后，100名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进行了穿过整个县的35公里游行，随之又在市集广场举行了演讲。几天后，据称国旗队增加了22名成员，驱逐了一名纳粹党的间谍。 ^[23]

在签名请愿活动中期，4月10日，国旗队又进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大约200名国旗队队员参与了游行，由一支军乐队领头。游行队伍直接穿过山坡上的住宅区，两次停留在公民协会办事处的前面呐喊示威。背后暗含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保守派同纳粹党勾结的愤怒。在市集广场，德佩发表了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称为针对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的“煽动性演讲”。另一场演讲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为了庆祝西班牙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 ^[29] 倒台。 ^[24] 国旗队正在制造自己的存在感。

《人民报》也指责纳粹党正在违反制服禁止法令，并且督促政府重申针对褐衫队的禁令。汉诺威省的社会民主党省长诺斯克禁止参与政治集会的人乘坐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因为好战分子（尤其是党卫军）经常被带到政治集会上，他们比地方部队更易于发起街头战斗。诺斯克也——在私人理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禁止除了官方海报之外的其他海报使用红色。 ^[25]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与日俱增的紧张感还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暴力行为。4月8日，两名纳粹党人和四名国旗队队员发生了一场打斗，纳粹党人的下场很惨。一周后，《人民报》报道称，一名纳粹党人殴打了一名国旗队队员的妻子；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不提供更多的保护，就会自行处理。在请愿运动的高峰时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两名年轻的纳粹党人虐待了一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而两名国旗队队员撕扯掉了一位女士外套上的纳粹徽章，这位女士是纳粹女性附属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国旗队的青年部成员们嘲笑去教堂的孩子们。《人民报》否认了后两件事。 ^[26]

运动的氛围也导致《人民报》进行广泛的宣传。4月1日，《人民报》报道称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而奖学金本来是给高级中学中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人民报》指出一个牧师每个月赚800马克，而一个失业者每月最多只能赚60马克；该报还邀请读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结论。两天后，《人民报》指出有三份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出现在诺特海姆县图书馆的桌子上。《人民报》发表社论：“这种颠覆分子的报纸怎么会出现在公共图书馆？” ^[27]

如果说社会党人正在到处见到纳粹党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请愿活动中，中产阶级和纳粹党勾结在一起了。1931年4月19日，所有支持请愿活动的团体参加了一场群众集会。正式发起人是钢盔团，晚间的主讲人是其青年部的成员。但是集会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请愿活动的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及诺特海姆的几乎所有右翼组织：县农业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德国军官全国协会、储蓄存款联盟、德国学徒协会，最后是公民协会。“1910年圆顶”挤满了人。钢盔团准备了一支来自邻近村庄的乐队，还有一支诺特海姆自己的军乐队，而纳粹党还组织了冲锋队小分队。主讲人一直在咒骂“不信神运动”，他所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又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是一个介乎于“罗马和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盟。集会结尾，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了《守望莱茵河》和德国国歌。 ^[28]

签名集会仅仅持续了两周，证明了纳粹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纳粹党是请愿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前十天，诺特海姆几乎有1/5（1 275人）的合格选民签名了。后来，纳粹党人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最后四天几乎收集到了同样多的签名，总数达到了2 246，占城镇中选民的1/3。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所收集的签名足够举行公投了，最后确定下的日期为1931年8月。

当然，许多诺特海姆人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收缩现象。4月2日，商业和私人银行的诺特海姆分支营业所永久关闭了。一周后，大萧条期间最不幸的灾难降临到城镇中的中产阶级身上：企业银行破产了，这是地方上的资助合作银行，也是下层中产阶级的骄傲。1931年4月9日，银行宣布破产，不过直到1933年才进行清算，这引发了相当多的怨恨。企业银行破产并不是因为总体上的经济形势，而是糟糕的管理，尤其是利率政策造成的影响。债权人的集会争论激烈，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纳粹党人宣称破产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政府的共和政体形式，而社会民主党人愉快地指出银行董事会是由民族主义党派和纳粹党人组成的，并且罗列了导致银行破产的各种重大错误。1933年之后，纳粹党默认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对银行的前经理提起了法律诉讼。

城镇中大约15%的小商人受到了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一人因此事而宣布破产。其后，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29]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更加激烈了。4月7日举行了一场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的集会，主讲者控诉“经济的美国化”，反对百货商店、消费者协会和对外出口。他劝告女性只买小经销商的商品。 ^[30] 在包罗万象的宣传中，纳粹党人承诺会援助小商人，但是直到太平时期到来，商人们依旧被迫为纳粹事业捐款。到1931年4月末为止，《人民报》指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付清账单，而且已经没钱支付了。《人民报》警告商人们不要允许国社党赊账，它还暗示说纳粹党人经常以抵制活动来威胁商人们，从而赊账或者敲诈捐款。至少有一个诺特海姆商人之后证明了这种指控。 ^[31]

商人们是最不能遭受大萧条之苦的人；到1931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就业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2 000人——是前一年秋天的两倍。其他工人们遭遇了减薪和缩短工作时间。城镇的雪茄工厂（有250名雇员）四个月来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 ^[32] 《人民报》在报道诺特海姆县一个10岁小男孩死于农业机械的意外事件时，顺带指出这个男孩挣的钱比他父亲还多。 ^[33] 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时，几乎没有工人丢下工作去参加。游行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三面红旗和一个写着“我们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语牌。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演奏了几支曲子，而这就是全部了。 ^[34]

总体上而言，在请愿活动之后政治活动减少了，不过纳粹党人试图继续施压。5月2日，他们请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吸引了260人；几周后，他们举行了有6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的游行示威、一场音乐会，并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约900人出席了集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之为“国社党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而唯一玷污了“这种成功”的实际上是纳粹党人认为增加了趣味的一件事：在游行活动中和一些国旗队队员短兵相接。 ^[35] 早在6月，他们就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其他的不同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演讲、抽奖活动和舞会。这也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650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不过“戏剧表演”中只包含冲锋队队员痛打共产主义者的场景。 ^[36] 四周后，普鲁士议会的主席代表纳粹党在诺特海姆讲话，一周后，为了符合轻松的夏天氛围，冲锋队乐队在诺特海姆外的一个旧城堡废墟上举行了音乐会。 ^[37]

民族主义党派也放松了。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征召新成员的晚会，钢盔团在这次晚会上招到了10个新成员，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1931年夏初举行了一场6月花园聚会，为了纪念他们国家指挥官的50岁生日，同时还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活动。 ^[38] 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保守派很困扰。5月，议员马纳指责社会民主党使用福利办事处的资金来放映他们的宣传电影给领取抚恤金的人员观看。马纳立即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控告了，并且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明：（1）他并没有真的提出指控；（2）他带着深深的懊悔收回前言；（3）他会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 ^[39]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速度也放慢了。6月初，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弗雷德里希·哈泽详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不幸遭遇，强调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繁荣起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被驱逐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马里奥·科菲教授。一大群人听他谈论“血腥又可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演讲的题目是“纳粹标记的国度”。一些纳粹党人出席了，但是没人试图说些什么。 ^[40]

几天后，诺特海姆涌入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利用它们的存在发起了游行，并在市集广场上召开了集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游行很壮观，他们穿着蓝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唱着歌，举着鲜红的旗帜。 ^[41] 另一件令人高兴的插曲是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举行的“工人运动会”活动。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城市乐队以及国旗队的军乐队一起游行，之后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项目。晚上，有一场火炬游行，人民合唱团演唱了歌曲，还有一场关于社会党人引入体育运动的演讲。这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高呼着“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并且高唱着《国际歌》。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尝试了更多的低调宣传，它派遣了一辆带扩音器的卡车，在诺特海姆内穿行，只进行一些口号宣传，主要是轻松的、非政治性的内容。 ^[42] 1931年6月，大萧条减轻了；诺特海姆的失业人数降到了8 000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随着炎热的夏天逐渐过去，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导致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借给德国的贷款。1931年中期，信贷危机严重起来，7月，主要的德国银行开始倒闭。政府宣布7月14日是银行假日。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银行挤兑。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 ^[43] 但城镇们的领袖很担心。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参加每年举行的射击协会庆祝活动。其理由是总体上的经济灾难让庆祝活动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决定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大众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啤酒和撞柱游戏来把注意力从大萧条中转移出来。议会在下一年没有重复这一错误，不过那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 ^[44]

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担忧，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打入失业者内部。6月，自由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讨论应对德国共产党 ^[30] 在失业者中的活动的对策。一周内，《人民报》就报道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们的努力，诺特海姆的城镇已经为自由工会准备了用于分发的土豆和其他食物，也安排了失业者自由使用城镇的游泳池。《人民报》也坚决否认共产主义者正在打入诺特海姆的“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中。 ^[45]

随着经济忧虑而来的是政治紧张感，尤其是8月8日即将发生的“针对解散普鲁士国会的公投”。7月中旬，有谣言说会有纳粹政变，而诺特海姆的国旗队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是晚上只举行了一场游行并且在市集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演讲。一周后，国旗队再次出动，针对汉诺威的国旗队队员被杀事件发起了抗议游行。诺特海姆人很可能还记得6月发生的一起恶劣事件，当时两名冲锋队队员用靴子踩踏一名社会党人，然后用镰刀切掉了他的手指。在抗议游行中，由军乐队领头的国旗队队员朝着市集广场行进，在那里聆听弗雷德里希·哈泽承诺他们会捍卫共和国，并且让德佩在民主政治“万岁”的呼声中带领着他们前进。 ^[46]

8月公投将所有支持4月请愿运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党派的宣传变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主要内容，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8月9日前连续12天登载钢盔团的广告，号召人们投赞成票。和以前一样，纳粹党人是推动力量。8月1日，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一场游行，大约有600名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支乐队。他们也有幸举行了选举前夜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七八百人参加。 ^[47] 8月5日轮到公民协会了，马纳号召“组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阵线”（他忽视了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公投的事实）。集会上，他们安排了一个车队用于拉票。 ^[48]

国旗队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诺特海姆县的偏远乡村，他们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每场在乡村中举行的集会都喊着“共和主义者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一次出行以穿过卡特莱拍卖厅的游行为结束，因而受到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警告。在市集广场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反对破坏普鲁士”，德佩强调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正在一起致力于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权威。 ^[49] 社会民主党也在诺特海姆县的偏远地区举行了集会，投入完全纳粹化的农民中。来自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经常陪同着他们以提供保护，而社会党人演讲者的妻子们会一直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 ^[50] 有一次，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只能通过拖延演讲的方式，直到城镇中的国旗队队员来支援才免于被打。事实就是这样，就在冲锋队队员开始搞破坏的时候，警察和国旗队队员同时到了。 ^[51] 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地方，社会党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中。在某个乡村里，一个22岁的工人在春天的时候死于纳粹党人的殴打，而8月，纳粹党人在同一个乡村里发动了针对国旗队队员的大规模袭击。在诺特海姆，这一事件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特别是有30名纳粹党人因他们所实施的攻击而受到了罚款和监禁128个月的处罚。 ^[52]

也有谣言说即将发生纳粹政变。这种谣言非常常见。一年前，在1930年9月选举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努力地澄清关于希特勒式政变的谣言是假的，还指出国防部长曾说他打算将所有的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 ^[53] 在这一切的背后，唯一记录在册的事实就是希特勒曾经试图发动一次政变——1923年11月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选举前的几天，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五人一组，在街上巡逻。市长，作为治安负责人，立即警告国旗队队员不要这样做。作为回应，《人民报》发表了一封好战的公开信，要求得到更好的警方保护并且拒绝停止巡逻。 ^[54] 诺特海姆的警察也禁止纳粹分子在选举前夜游行，他们担心会“对治安造成威胁”。 ^[55]

选举之前的几天，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村地区已经割好了干草，这样一来，许多冲锋队队员就能去城镇里了，政治情绪因此而高涨起来。当时的情绪到了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地步。比如，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冲锋队队员进入一家酒馆，宣称：“都让开，冲锋队来了！”一个国旗队队员立刻把他打昏了。当时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暴力行为，不过这为之后的暴力行为做了准备。同一天，一个叫作塔普曼的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用指节铜环殴打工人急救协会成员的头部，导致他到医生那里缝了好几针。 ^[56] 简言之，所有事情促成了发生在8月9日选举夜晚的主战。那段日子，国旗队和冲锋队成员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随后的审判中，纳粹的律师展示了如下的秘密指令，足以表明这一天的氛围：

黑—红—金国旗队，第10区

致第10区所有的地方组织

同志们：

第10区所有地方组织将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发现敌人有政变企图，应立即向地区领袖报告。每个地方组织（X、Y和Z）都要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以便和地区领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在9日星期天晚上7点必须出现在地区领袖的家里。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平民服装。所有地方组织要确保他们配有更多的骑摩托车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人，以防电话通信中断，地方组织必须与地区领袖保持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所有的指令都是口头传递。星期天晚上7点后只可以打电话给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地下室酒吧，号码是204。晚上10点后打给城市建设办事处，号码是357。

自由万岁！

德佩，地区指挥官，第10区 ^[57]

在诺特海姆，身着制服的国旗队队员在市政厅地下室小酒吧聚集，而冲锋队在沿着宽街直走两个街区的另一间酒吧里保护总部。8点，天色暗沉了，两群人开始在城镇中巡逻。难以避免的是，这两群人在两间酒吧中间迎面相遇了。纳粹这边是恩斯特·吉尔曼、诺特海姆的副领袖和塔普曼，国旗队一整天都在讨论塔普曼，因为他前天晚上用指节铜环攻击别人。双方争吵起来，纳粹党人先动了手。嘈杂声引起了两间酒吧的注意，不到一分钟，宽街上就充满了打架的人。双方领袖都想要停止打斗，但是国旗队队员看到他们有两个同志倒在血泊中，而已经被刀刺伤的吉尔曼一边用手杖打人，一边大喊道：“我会把你打到死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了。纳粹领袖打电话给警察，十分钟后，警察到来，这才终止了这场打斗。双方都有因刀伤和头上的伤住院治疗的人，许多人都受伤了。

警方调查之后以殴打伤害罪起诉了三名在最初的巡逻中携带致命武器的纳粹党人。由于证词混淆矛盾，需要进行两场审判。法庭认定三名纳粹党人有罪。恩斯特·吉尔曼被判两个月监禁，300马克罚款和三年缓刑。塔普曼被判四个月监禁，与此同时，另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纳粹党人逃走了。法庭在判决书中宣布正如国旗队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公投日打斗”中无罪。 ^[58]

实际的公投在整个普鲁士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继续执政。在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尽力去“争取选票”，因为没有选票就等同于投否决票。纳粹党人很努力，1 000多名诺特海姆人参与了投票，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多。然而，投赞成票的总数只勉强超过各党派在1930年9月支持解散时获胜的投票总数。

投票结果并不是纳粹胜利，因为并没能推翻政府，但是国社党对春夏请愿运动所制造的氛围非常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屈服于纳粹的领导，而且通过一项旨在确保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宪法规定，政治进程变得更激进了。诺特海姆的暴力活动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将城镇中陷入困境的市民带到希特勒那边的另一步。如果没有好的警察，独裁者什么都不是。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没有救世主会来救我们，
没有上帝，没有恺撒，也没有护民官。
如果想要从痛苦中解脱，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版本

嘴唇裂开、脑袋受伤、参差不齐的割伤和绞痛的肿块是“公投日打斗”的结果，但它至少有一个有利影响。它们清除了暴力氛围，满足了双方中暴脾气的人。8月9日之后差不多三个月再没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紧张都缓和了，因为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指责和怀疑的后果仍旧存在。公投三天后，《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控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作为投票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允许选民在投票间中随意乱写选举标语。城市议会调查了这一指控，发现指控不实，《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随即取消了指控并且进行了道歉。接着，《人民报》发出了相对温和的回击。 ^[1] 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在辩论中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民报》的冷嘲热讽，不如说是因为一个会进行毫无节制攻击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即纳粹每周发行的时事通讯《听！听！》，第一期于8月初发行，每月66芬尼。每一期都包含着各种各样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内容，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参议员职权范围内的城市运作状况，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健康保险办事处。手段就是《人民报》所熟练使用的那种反问句式，比如：“健康保险办事处怎么能派三个人和一台车去参加会议？他们不能省钱么？” ^[2]

《人民报》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议员马纳身上，因为他和纳粹合作，致力于解散普鲁士议会。《人民报》指责马纳上了纳粹的当，选举当天，公民协会的公用车队被纳粹党人用于树立自己的威望了。它还指责马纳为《听！听！》所写的文章以及将公民协会金库中的资金转移到纳粹手中。这是摧毁马纳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最终成功了。 ^[3]

另一个公投运动所产生的痛苦影响是忽视了每年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公共集会只在一所学校中举行，集会厅里只坐满了2/3的人。《人民报》抱怨道，只有极少数人大概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忠诚才出席了集会。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只有国旗队和自由工会的成员参加。《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责，因为社会党人坚持让国旗队带头游行，所以其他俱乐部和工会都不参加了。 ^[4]

还有其他的迹象表明“公投日打斗”的不良影响。在城市议会接下来的会议上，社会民主党要求为工人急救协会提供每年25马克的补贴。诺特海姆已经资助了红十字的志愿急救协会，但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威胁说如果议会不通过他的议案，他就要限制对该协会的拨款。公务员党无奈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压过了公民协会，补贴议案通过了。 ^[5]

钢盔团也采取了预备性措施。9月，一场以两名党外人士为主角的集会上，一名钢盔团领袖宣称德国将会发生一场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人和国家反对党之间”，而且“不会存在中立派”。第二天早上，诺特海姆钢盔团青年部进行了“防守运动”练习。一周后，1 000名钢盔团成员试图在诺特海姆进行同样的活动，但是警方担心有麻烦，就禁止了该项活动。这时，《人民报》激动地报道：“星期天早上，一些钢盔团成员在诺特海姆公园练习扔手榴弹，他们将之称为‘体育运动’。而凌晨2点，他们唱着歌在街上游行。警察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吗？” ^[6]

随着第一缕秋风扫过德国北部平原，这些问题被搁置一旁了，因为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迫近城镇了。失业数据随着季节而变化，在冬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到10月为止，每周有9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来诺特海姆的就业办事处。城镇中有418名失业者。这一人数并不比去年的同一时间更多，但是1930年10月时，城镇中有2/3的失业者仍旧有固定的失业补助，而到了1931年10月，只有1/3的失业者有补助；剩下的人领取紧急救济金或者福利救济金。这种重大变化是令人绝望的。

申请去制糖厂工作的人数量众多。《人民报》报道称，一个过去20年来每个丰收季都在制糖厂工作的人被拒绝了，因为他拥护共和政体。这名工人说，就业主任告诉他如果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必须改变政治派别。 ^[7]

就在失业者日益陷入困境时，出现了通过私人慈善机构来缓和这种情况的尝试。1931年10月，诺特海姆所有的慈善组织（纳粹分子和钢盔团除外）决定建立一个共同金库。这个“辅助联盟”包括路德派、天主教派和犹太慈善团体，以及包括“社会主义工人福利”在内的左派组织和包括“祖国的女子俱乐部”在内的右派组织。它也得到了诺特海姆县长和市长的支持。辅助联盟着手组织街头募捐，并分发食物、衣服和燃料。到11月为止，共募捐了1 350马克。除此之外，商人们捐赠了衣服，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承诺会每周派送食物。城镇中的犹太商人是捐赠最多的人。自由工会组织了福利晚会，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入场费用是每人75芬尼。人民合唱团和城市乐队带来了音乐。各种各样的当地喜剧演员进行演出，工人体育协会也表演了节目。辅助联盟只从这项活动中就赚了350马克，工人福利协会也举行了自制圣诞礼物售卖活动，收益全部用于帮助失业者。到1931年11月27日为止，有250名失业者申请帮助。他们也要求从自己的阶级中选出四名代表来监督援助分配情况，但是被一致拒绝了。 ^[8]

在全体努力下，煤炭经销商为所有失业者降低了褐炭砖的价格，诺特海姆面包师行会将面包价格降低了8%。促使面包师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人民报》无情地攻击了他们的定价政策，将其与邻近城镇的价格进行了不利的对比。1931年12月降价之后，《人民报》并没有喝彩，只是指出现在面包房的面包价格和消费者合作社的价格相同。因为诺特海姆的面包师“为纳粹做宣传”，因此即便没有更低的价格优势，工人们也被建议去合作社的商店里买面包。 ^[9]

城市也帮助减少了失业人数。1931年2月开始，免费的“人文”电影在一所公共学校上映。城镇在第二个秋天开始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还把城市拥有的几英亩 ^[31] 园地租给失业家庭。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天，贫穷的失业者获得了每月以低于正常价格30芬尼的价格来购买一袋煤炭的资格，这样他们每月最多能买200磅煤。 ^[10]

尽管有这么多的措施，大萧条还是更严重了。1931年有六家公司破产，是1930年的两倍，1931年12月城镇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一家纸袋厂倒闭了，准备从诺特海姆搬走。 ^[11] 冬天结束的时候，诺特海姆有704名失业者。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有超过13 000人，这就意味着每天有2 000人徒步穿过诺特海姆，到旧军营营房。似乎是为了让经济形势创造的苦难更加完整，大自然增加了灾难。1931年1月，鲁默河洪水泛滥，对铁路轨道北部区域的工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在旧军营营房为流离失所者准备的紧急住所也被洪水冲毁了。诺特海姆县的全部损失估计有25万马克。 ^[12]

银行业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迹象。随着前年夏天实行银行假日，城市储蓄银行的账户损失了5万马克。这其实还不到总数的3%，但是足以让议员马纳要求公民协会成员将钱存在城市储蓄银行中，“尽管有恶意的谣言”，但银行是绝对安全的。他要求对人了，离开银行的这些人有很大一批账户，每个账户都超过500马克。1931年年底，城市议会、县长和12个经济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告诉诺特海姆人不要把钱藏起来，而是要放在银行里，这样才是安全的。 ^[13] 尽管并没有在新闻上报道，但是这种方法奏效了；到1932年年底，不仅很多账户重开了，而且又开了许多新的小账户，以至于城市储蓄银行在大萧条的三年中实现了净增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储蓄银行有超过100马克的储蓄账户，这还不包括放在诺特海姆其他银行的钱以及投入股票和债券的钱。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除了在心理上。 ^[14]

为了进行有效的煽动，纳粹党人开始利用日益严重的大萧条。公投结束之后，又开始了旧式集会。8月末，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主角是前军队军官和前共产主义者，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朝着巨大的胜利前进了一大步！红色恐怖！”一周后，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演讲的题目是：“对年轻人的谋杀。”这之后不久，纳粹党人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关于戏剧的演讲：“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试着拯救德国艺术，再创造属于德国的艺术。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舞台团将会表演戏剧‘毒气506’……”尽管有“著名的演员；低廉的价格”这样的噱头，但是出席率依旧不值一提。很明显的是，城镇只能承受这么多的“夜晚活动”，因为9月晚些时候，纳粹党人参加了由钢盔团举行的活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15]

10月，纳粹党人开始致力于城镇所关注的经济事务。第一周举行了一场题目为“冬天将会带给我们什么？”的演讲。两星期后，首席纳粹党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菲德尔 ^[32] 来到诺特海姆，发表了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的演讲。他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到“1910年代圆顶”，包括许多对纳粹党的经济项目感兴趣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自由经济的国有化”和“有组织的经济领导”。不管怎样，这是纳粹党最有成效的集会之一。 ^[16]

纳粹党在1931年剩下的时间里进行的都是相当普通的活动：戏剧、慕尼黑政变的每年庆祝活动、福利音乐会和圣诞晚会。唯一的群众集会是在11月26日举行的，主角是普鲁士议会成员，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应该为现在的经济困境负责，并且承诺如果纳粹党掌权，他们“不会使用软弱的手段” ^[17] 。

纳粹党也不仅利用大萧条进行政治宣传。1931年秋末，他们开办了赈济处救济失业者。赈济处坐落在一家罐头公司以前的工厂，这家公司于1929年破产了；其所有人免费提供了场地。希特勒和民族主义党派于1931年10月结成联盟——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因此，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途径打开了，赈济处是纳粹党—钢盔团的联合事业。这个联盟和辅助联盟是竞争对手，纳粹党试图让人质疑城镇中总体上的救灾工作：

100年来最糟糕的冬天！省和国家都拒绝帮助！只有所有人都关注这种强烈的需求时，德国人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多地付出。以国家反对派为代表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只有团结在一起，所有人团结一致，才能控制住不幸。只能捐款给拥有我们卡片的代表。

钢盔团（阵线士兵联盟）

国社党，诺特海姆县 ^[18]

赈济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捐款，到12月中旬的时候，每天能救济200人，包括40个家庭、20个单身人士和数名冲锋队队员。大部分食物都是农民（有时是从他们那里强取的）以及诺特海姆的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捐赠的。纳粹党声称他们只向能拿出食物的人索要，而且不会针对政治派别分发食物，但是至少有一个工人因为“左翼”身份而被拒绝分发食物，《人民报》声称只有失业的纳粹党人才能得到救济。 ^[19]

1932年年底，纳粹党的赈济处分发了12 000次晚餐，但是福利活动并不是赈济处唯一的功能。有一些房间是专门留给冲锋队队员的（在1932年初，“哈尔茨堡阵线”崩溃后，钢盔团被排挤出去了），工厂成了诺特海姆冲锋队的总部和“营房”。工厂投入使用不到两个星期，纳粹党旗就飘扬在了最高的烟囱上。因为纳粹党被禁止在普鲁士展示党派标志，《人民报》很快就要求警方对此展开行动。然而，警方什么都没做，直到1932年春末冲锋队短暂解散，警方才命令将旗帜降下来，但是只持续了几天而已。在一个充满标志的国家中，诺特海姆上空持续飘扬的纳粹党旗一定会被视作让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确信纳粹党是未来政党的另一个步骤。 ^[20]

1931年年底，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回顾了这繁忙的一年。他们的集会数量并没有比前一年更多，但是他们的角色改变了。首先，国社党可以利用前年选举的国会代表的共同资金，用于地方集会。1931年出现在诺特海姆纳粹讲台上的国会代表不少于5名，除此以外还有普鲁士议会主席和该机构的纳粹党国会领袖。对于一个有1万人的城镇而言，有丰富的可选择的演讲者资源，尤其是也包括戈特弗里德·菲德尔在内，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是最高的纳粹党领袖。而且，国社党开始向诺特海姆市民强调军国主义理想。这一年，他们准备了三名前军官作为演讲者，举行了五次准军事游行。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纳粹党集会的规模。纳粹党在1930年只租赁了一次“1910年代圆顶”；1931年他们用了不少于10次，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群众集会，大约都有1 000人。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也举行了14场集会。换句话说，几乎每场集会都有很大一群观众。最后，1931年也见证了纳粹党“夜晚活动”的开端：像政治盛会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吸引力，节奏变化上明显不同于通常三到五小时的演讲。

当人们发现1933年之前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实际成员只有60人时，纳粹的活动记录变得更令人震惊了。这些活动得到了县中很多党派成员以及很多同路人的援助，但活动核心有严格限制。一旦运动受到了大批人追捧，有限制的核心就不是一个限制因素了，1930年年中的诺特海姆很明显就是这样。有很多党派成员就住在城镇外面。诺特海姆周围的乡村地带依旧是纳粹党成员最强大的来源地，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包括了那些没有自己地方小组的县成员。1931年，瓦尔特·施泰内克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据他自己所说是春天的每个夜晚）将包含15名以上成员的地区转变为独立的地方小组。到1931年12月为止，诺特海姆县有23个地方小组。当年8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地方小组从184个变为82个，因为新的地方小组蒙受了损失（再加上其他人搬走了或者不再缴纳会费了）。纳粹党中有很多农民，所以，施泰内克向大区汇报说，秋天的时候诺特海姆县的活动必须因收割而终止。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因为信仰而成为纳粹党人的；警方有证据证明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是受到联合抵制的威胁才被迫加入纳粹党的，农场工人也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加入纳粹党或冲锋队，将会被开除。农民们也为他们雇用的帮手支付会费。 ^[21] 因此，有很大一群外来者可以协助城镇中地方小组的活动。而且，很少诺特海姆人会质疑城镇中缴纳会费的成员这么少。城镇中的人都认为纳粹人数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22]

就年轻的方面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诺特海姆高级中学的学生们被纳粹强烈地吸引住了。绝大部分公开进行的活动都是由冲锋队中的年轻人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来完成的。一位诺特海姆的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绘制纳粹党旗、写人行道和墙上的标语以及分发宣传单和小册子。 ^[23] 尽管纳粹党依靠口头语言，但是他们也分发印刷品，尤其是在选举时期，比如向诺特海姆的几乎每栋房子投递党派报纸、攻击性的宣传单和参加他们集会的免费门票。 ^[24] 尽管希特勒青年团被安排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很多活动都不是直接与纳粹有关的。一名前成员这样描述1933年之前的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受到了来自父亲或其他人的压力——我自己独立决定加入，只是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希特勒青年团有露营、远足和团体会议。1930年我加入青年团的时候是诺特海姆的第九个人。这里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男孩子，不过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并没有什么社会或阶级差别，这是我最支持的。直到后来才出现了直接或明显的政治教化——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虽然没有努力招纳新成员，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我认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这个团体的理由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进行激动人心的活动的组织。这也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正派的男孩子们想要摆脱来自国外的不良影响。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政治因素并不是男孩子们加入青年团的主要原因。我们确实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讨厌社会民主党，但是这都是普遍的，并不是特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很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很重要。 ^[25]

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增加到了75人。

与希特勒青年团相对应的女性团体是“德国女孩联盟”，对10岁到18岁的人开放。诺特海姆分支是由纳粹党卫军领袖赫尔曼·登茨勒的妻子克莱尔领导的。尽管这个组织强调实践活动，比如急救训练，但它也被用于宣传工作：女孩子们在游行中和公众集会中列队。到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的德国女孩联盟有92名成员，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城镇中的居民。 ^[26]

纳粹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组织，是1931年年初建立的，开始时有22名成员。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纳粹党人的妻子。内部争吵不断是诺特海姆女性附属机构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女主席迈耶夫人的个性，因此这个组织从没有发挥过作用。尽管她不受欢迎，但是迈耶夫人得到了恩斯特·吉尔曼一意孤行的支持，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33年年初，他最终罢免了她，是因为她的领导地位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威胁到了他自己的地位。 ^[27]

诺特海姆纳粹组织真正的主力军是“风暴部”：冲锋队或者“褐衫队”。并不是所有的党派成员都是冲锋队队员，也不是所有的冲锋队队员都是党派成员，虽然有些人是重叠身份的。在诺特海姆，1933年之前，冲锋队队员不超过50人，不过在大多数城镇人看来，他们的人数比这多三到八倍。每当纳粹党举行公众集会时，他们总会从乡村叫来冲锋队队员负责保卫工作，这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锋队每天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这些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人所做的。每当他们来城镇时，他们就会聚在赈济处或者诺特海姆的纳粹总部（在宽街上的一家酒吧），除了喝酒和谈论政治，他们还可以做任何任务。有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冲锋队队员每周五晚上在卡特莱拍卖大厅接受军事训练，拍卖大厅的所有者让他们免费使用场地。 ^[28] 经常能在街上看到他们，他们通过辱骂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其他人大喊“希特勒万岁！”而让自己变得显眼。因此，这里看起来好像有比实际人数更多的冲锋队队员。 ^[29]

冲锋队队员有很多事情要做。许多纳粹集会都是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他们参与保护，包括音乐会或者娱乐活动。张贴海报也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还要进行宣传。冲锋队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要么是因为无聊，要么是因为野兽般的精力。因此1931年，两个冲锋队队员爬到一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里，在他家的门上画了纳粹党旗，还写下了如下的话：“在这个标志下，你将会流血，你这头红色蠢猪。” ^[30] 诺特海姆人很快就看到了墙上或者电线杆上的标语，“让犹太人滚出去！”或者“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这些也是冲锋队的非正式工作。 ^[31]

如果冲锋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就会设法说服潜在的亲纳粹分子。纳粹党会紧密关注那些来参加他们集会的人，之后就会努力说服这些人加入纳粹，为纳粹作贡献或者至少为国社党投票。

许多冲锋队队员都是粗野的人，有些人至少之前是共产主义者。诺特海姆的工人很可能痛打了他们，而且，冲锋队的训练经常造成无政府主义暴行。冲锋队还总是把武器藏在他们的制服中。皮革肩带是可拆卸的，带扣增加了重量。许多冲锋队队员会随身携带金属棍棒、指节铜环或者钢刀。最后还有一种巧妙的武器，是一端开口的短管子，里面有一个连接着钢球的弹簧。短管握在手里，弹簧和钢球组合成武器。旋转的时候，钢球会被弹簧弹出来，利用延伸长度来攻击，整个精巧的装置可以灵巧地放到口袋里。这群粗鲁、全副武装和烦人的冲锋队队员大部分来自诺特海姆外，他们是城镇中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 ^[32]

在纳粹党举行游行活动时，诺特海姆人经常看到冲锋队队员。报纸通常会支持他们的演习指令。但是冲锋队队员决定不只要成为好的游行战士。1931年，《人民报》已经报道称经过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人能听到军事演习的声音。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在附近的森林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演习，之后举行了“演习舞会”。1932年年底，他们开办了训练课程，冲锋队在一所废弃工厂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搬离了赈济处。 ^[33] 总而言之，到1932年年底，主要是由年轻的农民们的儿子组成的冲锋队发展成了强大的工具：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并且有庇护；英勇的、遵守纳粹党的钢铁纪律。在第三帝国初期，人们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许多冲锋队队员是失业者，买不起冲锋队的制服。纳粹的解决方法就像他们的财务安排一样，有独创性、灵活性而且是分散化的。制服可以通过赊账来购买；更为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地党派成员会被要求捐款；对于他们而言，“供养”一个特殊的冲锋队队员无疑是令人高兴的。诺特海姆富有的纳粹党人或许还会供养五到六名冲锋队队员。 ^[34] 这些钱绝不会来自城镇外，而冲锋队自己筹到的钱（无论是在街上还是集会上）都必须移交给纳粹党的地方小组，它负责冲锋队的所有费用。 ^[35] 就像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整体运作一样，冲锋队全部由当地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地方小组并不是从国家的国社党那里获得钱，而是被要求自己筹钱。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为自己的运营而使用的钱来自各种各样的手段。整个筹措资金的核心就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纳粹主义的支持、狂热的自我牺牲的成员结构和许多有小商人背景的纳粹领袖的不择手段的行为。

固定的收入来源是每个成员支付的会费，每人每月大约1.4帝国马克。其中的30芬尼交由地方小组保存，剩下的交给大区（大区转而要将其中的一半交到慕尼黑的全国总部）。 ^[36] 每月固定汇款的要求使得纳粹党的每个层级都热衷于精确记录成员数量，也使得上一层级会根据成员数量来收取钱款。任何一名纳粹党人，如果三个月没交会费，就会被自动驱逐出党——这是目前为止出现成员高流动率的主要原因。新成员也必须支付0到3马克不等的“入会费”，主要是根据其个人收入决定。除此以外，还会定期评估成员们对“各种运动的捐款”，每人最多可达15马克。例如，1933年39名加入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成员总共支付了202马克，包括会费和入会费。有两人没有支付入会费，有六人分别支付2马克，剩下的每人支付3马克。他们的竞选捐款总共97马克：一人支付了15马克，两人支付了10马克，13人没有捐款，剩下的每人捐款1到3马克。 ^[37]

经常还会要求成员们进行特别捐款。国会选举的时候，每人必须额外多支付1马克。1931年3月，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每个党派成员都必须分摊10马克的《州报》费用，这样大区都能有日报了（当然，每个纳粹党人也被期望着能够订阅）。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成员都固定分摊了购买希特勒青年团固定设备的费用。这只是国家和地区领袖正式索取的费用，还有很多地方领袖要求的相似的、非正式的费用。一切都基于纳粹党人应该为纳粹的事业做出牺牲这一想法。简言之，纳粹党成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削。 ^[38]

而纳粹党的运作方式非常商业化：预付现金是地方小组能从大区得到每一样东西的规则，从成捆的印刷宣传品费用到演讲者的费用。甚至发给向地方小组捐款的城镇人民的收据也不是免费的。有一种积木是用不同的颜色对从50芬尼到5马克的金额进行编码，大区向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索要印刷费用、邮寄费用，并且会严格核算售卖的收益。 ^[39]

地方小组对其自己的运作费用同样吝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人们都会被要求支付纳粹发给他们的传单和宣传册的费用。在每一场集会上，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都会针对每200人支付1马克的保险费，用于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可能产生的损害诉讼。所有的诺特海姆县和地方小组官员都是免费的志愿者；唯一支付的薪水是给一个打字员的每月45马克。党派的办公室位于宽街上的一家酒吧，租赁费用是每月25马克。但是他们也把接待室转租给了一个小商人，他在这里售卖纳粹的明信片、文具和贺卡，他每月向地方小组支付10马克。当地方小组必须签订如法律代理这样的外部服务的合同时，他们会向提供服务者提出一个礼貌的建议，让他考虑将应得的费用转为竞选捐款。 ^[40] 他们几乎不会错过任何节省或赚取几芬尼的机会。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群众集会：从售卖入场费到演讲结束后的募捐。通常情况下，会根据城镇的偏好精心筹备集会；从收益角度来看，这些集会可以和同一时间在美国中西部举行的复兴集会相比。当然，纳粹党非常清楚他们在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举行群众集会的娱乐价值。 ^[41] 他们也发现，当集会请来著名的演讲者时，他们的收益足够再举办一场，而再举办的这场就可以获得纯利润了。入场券和捐款通常可以达到每人1马克，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两场满座的集会明显能获得超过1 000马克。当然，结果很少会这么顺利，经常会出差错（比如晚上会下雨）。即便是身处大萧条的环境中，许多纳粹领袖依旧有获得大笔资金的想法。 ^[42]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区宣传部就如何举办集会制订了详细的规定，他们列出了所有事项的清单，从刊登广告到利用冲锋队。甚至有一个典型的脚本，里面写着在会议各个环节要使用的实际言辞，空白处还写着城镇和演讲者的名字，等等。典型的集会总是包括筹款环节。备忘录的附录是一个冗长的部分，内容是对演讲者的实际照顾和供养：他必须有安静的时间，因此不能总是参加“娱乐活动”或者社交活动；付给他的费用不能是集会上筹集的小硬币；必须严格执行他的日程表，这样他能最大限度地进行演讲；总体上而言，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对他的精心照顾将会获得同等的回报。 ^[43] 纳粹集会不仅为本场集会付出，它们所资助的其他宣传活动会增加今后集会的出席率。到1931年为止，纳粹党成了一种“金字塔俱乐部”，只要可以保持住势头，他们似乎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收益。

尽管地方领袖并没有自己保留由集会和其他资源产生的收益，但有收益就意味着这些资金之后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地方上的招新活动，而成功地建立起对纳粹主义支持的领袖将会在纳粹统治集团中获得晋升。大区在印刷关于地方小组的征召材料方面孜孜不倦（当然，必须预付现金）。有些指导方针和宣传册子是关于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幻灯片和电影，在集会上派发或者塞进邮箱里的传单，以及贴在公告栏上的海报（根据党派中的宣传专家所说，红色是最受人喜爱的颜色），还有贴在墙上和篱笆上的涂胶贴纸。有很多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联系来满足特殊的需要。还有些关于如何为“夜晚讨论会”写个人邀请函的建议，甚至分列出了举行一场群众游行所需的费用明细。 ^[44] 地方小组越是举行有收益的集会，就越能购买征召新成员和支持者的宣传材料，而反过来又可以召开更多的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回报就是成员队伍的壮大以及越来越多的纳粹选票，这两方面通过确切的统计资料就可以证实。在整个纳粹运动中，增长有助于增加负责领导人的荣光。成功很容易衡量，失败也一样。所以，不仅有持续举行活动的压力，还有关于何种活动会发挥效用的持续反馈。这种持续强化的系统是1930—1933年期间希特勒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的主要原因。

这一系统的关键即整个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是适合群众集会的方法，要有合适的演讲者，要针对地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而且，就到场人数和贡献而言，要立即衡量出哪些是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重复利用那些有效的主题和演讲者了，同时可以放弃无效的组合。如果纳粹党人发现没必要自下而上地资助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调节的宣传机制了。

运行这一系统的负担公平地落到了地方小组领袖和纳粹办公室的身上（虽然专门的宣传材料和主题是由国家纳粹党总部设计和制作的）。而大区领袖几乎没提供任何实际的指导。地方上的纳粹党人和大区领袖之间大部分的通信都是关于宣传（获得地方上需要的演讲者和印刷给地方分支的材料）、钱（主要是汇出的费用是否正确，有时是关于债务的）和组织（证实成员都有谁，确保所有地方党派的位置都有合适的人）。至于其他的，大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领袖的精力和能力，只要他们能挣钱，能增加成员和投票数，几乎就会给他们完全的行动自由。 ^[45]

在诺特海姆，纳粹的努力受到了两名官员的指导：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直到1932年年末他仍旧是名义上的地方小组领袖；以及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副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是城镇中纳粹党的实际运作者。吉尔曼理论上是施泰内克的下属，实际上他们地位相等，因为施泰内克并没有时间管理城镇中的日常运营，因此不得不让吉尔曼进行自由管理。吉尔曼极度独断，又渴望权势，他充分利用了和施泰内克的这种现状，从1930年开始作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实际领袖运营整个组织。

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在1929年6月加入纳粹党，当时正值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复兴时期。他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农具销售商，当年他刚刚搬到诺特海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好酒，他在酒上花了很多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死于酒精。他总是坐在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喝着自带酒瓶中的酒，给工人们讲着粗俗的笑话。他也为纳粹事业奉献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忽视了他自己的生意（反正因为大萧条，他的生意也衰败了），1933年他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诺特海姆的第一任纳粹领袖鲁道夫·恩斯特于1930年春天被解职之后，施泰内克接受了县领袖的职务，结果证明这是成功的。管理县组织是一项逐渐繁重的任务，但是施泰内克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得益于他的商人背景。只是从1932年年末开始，在紧张的状态下，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总是尽力和冲锋队队员们开玩笑。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总是会悲叹曾经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旧式私人集会。他虽然做事冷酷无情，但并不是一个粗鲁的人，甚至他的对手都认为在粗鲁的外表下，他有颗热心肠。 ^[46]

恩斯特·吉尔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矮矮胖胖的，有着金色头发，脸色红润，浅灰色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又固执。提及他时最友善的话语就是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同代人”，这至少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反应，包括瓦尔特·施泰内克。吉尔曼也有在其父亲的五金店工作的经历，不过他的兄长卡尔实际上管理着生意。他的另一个兄弟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恩斯特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受伤了。实际上，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迷失在他作为军官参加那场战争而获得的痛苦中，他很可能轻视了他从战争中带回家的同胞们。他冷酷、愤世嫉俗、粗鲁、无情而且残忍。他对做生意从不感兴趣，但是很有成为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天赋。成为纳粹变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党，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诺特海姆的市长。也许是因为诺特海姆长期忽视了纳粹党人，所以吉尔曼也经常忽视城镇中人。他酗酒，一喝酒脾气就变坏了。他最常见的情绪就是生气，甚至会发展成大发雷霆。在纳粹统治终结了很久之后，诺特海姆人一回忆起他那通红的脸和讽刺的语言还是会感到恐惧。吉尔曼缺乏其他的情绪，着迷于野心抱负，他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主要发展动力。

尽管恩斯特·吉尔曼从1922年就成了纳粹党，早年期间也是城镇中的领导者，但是他离领袖地位依旧很远，直到1930年，他才接管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副领袖的职位。一般不为人所知，甚至一些城镇中的党派成员也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将冷酷和强劲的个性强加给了组织。他成功地将城镇变成了纳粹大本营，因此于1932年11月受到了大区领袖奖赏，他被正式委任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到那时为止，在城镇的国社党成员中，他也有很多敌人。对于那些不是纳粹党的人来说，恩斯特·吉尔曼就是纳粹主义粗暴、不良的那面。 ^[47]

“在诺特海姆有两群纳粹分子，”一个前公务员说，“正派的和粗俗的。结果，粗俗的一方胜出了。” ^[48] 这是很多诺特海姆人的感觉，即便是投票给国社党的人也是心绪复杂。但是这里有像威廉·施潘瑙斯一样的纳粹党人，实际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诺特海姆人都是纳粹分子：一家城镇旅馆的老板、高中的理事、大约三名教师、雪茄厂老板、市集广场上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县法院的两名法官和铁路董事会的几名高级官员。当然，住在诺特海姆县的主要纳粹党人是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贵族、地主，而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放弃民族主义，转而加入纳粹党时，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头条新闻。 ^[49]

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主义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该党的反犹太主义。针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在城镇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太人是融合在各阶级界线中的：两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属于上层阶级的圈子和俱乐部，中等收入的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虽然以笑话的形式或者普遍厌恶的表达来表现抽象的反犹主义是广为流传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只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如果说纳粹的反犹主义对城镇人有任何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它的形式非常抽象，而作为一种遥远的理论，它与诺特海姆真实的犹太人日常生活无关。诺特海姆的国社党认识到了这点，因此，除了形式上以外，并没有在宣传中增加反犹主义的内容。（主要的例外是冲锋队用粉笔写下或者大吼出来的口号，农民和手工匠商店中的一些吵闹的员工接受了这些口号。）诺特海姆人之所以会被反犹主义吸引，是因为他们被纳粹主义吸引了，而不是其他的原因。许多投票给纳粹的人只是忽视了该党的反犹主义或者将其合理化了，就像他们忽视了纳粹运动中其他不愉快的方面一样。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有很多。有个人和他的妻子被“社会”原因感动了：“我们认为普通人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是少数有积累的人，因为我的生意很成功。” ^[50] 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校长主要是受到反共产主义的激励。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很快就陷入了与恩斯特·吉尔曼的“腐败行为”相关的斗争中，在第三帝国建立后，他被迫离开了城镇。战后，他写道：

1925年，我从柏林来到了诺特海姆，我在柏林已经住了30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回柏林待几个星期。我在柏林观察到了很多在小城镇中没被注意到的事情——或者说是较次要的事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危险、共产主义的恐怖，他们这群人破坏了“资产阶级的”集会，“资产阶级”党派完全无可奈何，纳粹是唯一能用反恐怖破坏恐怖的党派。我看到了“资产阶级”党派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的彻底失败（有六七百万人失业，国家银行的损失高达15%）。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有另一面，绝大多数纳粹党个人并不讨厌犹太人，许多人有犹太人朋友，但是他们担心犹太问题：绝大部分犹太人虽然已经准备完全被同化，愿意成为百分之百的德国人，但是仍旧坚持忠于他们的犹太伙伴（这些人大多来自波兰和俄国），这些伙伴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前进，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仅在贸易、银行、剧院、电影、报纸等行业占据位置，而且整个经济和关键位置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还包括医生、律师等。（犹太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影响被纳粹党人高估了。）许多人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险。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希望纳粹知道。如果他们早就猜到纳粹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加入纳粹党。 ^[51]

其他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更简单：因为看起来纳粹会胜利，而他们想要从中获益。众所周知的一个案例是高级中学的一个教师在纳粹掌权后获得了晋升。 ^[52] 还有一个开印刷厂的人因为商业原因而加入：

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生意不佳。纳粹曾经让我的父亲捐款，但是他拒绝了。结果，他丢掉了生意。因此，他加入了纳粹党。但这又导致他失去了其他客人，他对整个形势感到气馁。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很可能不会加入。 ^[53]

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绝大多数加入纳粹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要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激进方式。当然，人们也想要一个努力的、敏捷的、清楚的领导者——他们对国会政党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政治冲突感到厌恶”。 ^[54]

而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是半信半疑的。“我之前的经历证明国社党的队伍中充斥着无能者和破产者。” ^[55] 这是保守的诺特海姆县长的意见（他后来改变了想法）。“1933年之前纳粹党中主要是破产者——都是穷人、小偷，以及道德和财务上的破产者。”另一个后来加入国社党的人说道。 ^[56] 当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这种意见。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知道纳粹掌权后真正会做些什么。即便是犹太人也不知道纳粹党所说的真正意味着什么。 ^[57] 这并不是缺乏信息所造成的。任何经常去参加纳粹集会，或者读过他们的宣传册，或者看过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口号的人本应该认识到国社党粗俗、暴力的那一面。通过阅读纳粹在诺特海姆发行的出版物《听！听！》，当地人应该立刻就能发现这一点。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在嘲讽个别人，之所以具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其中的嘲讽形式非常多样。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是规则。这份报纸没有一期包含积极的想法。该报的主编是个骗子。 ^[58]

通过《人民报》的专栏，诺特海姆人可以了解到一系列关于纳粹分子都是什么人的观点。但诺特海姆人不必通过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来听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劲头十足，总是口口相传。《人民报》的故事试图证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都是荒唐、粗鲁、唯利是图和野蛮的。如果一个送货男孩在试图行纳粹礼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人民报》就会报道。 ^[59] 如果冲锋队队员将纳粹党徽贴在墓地的墓碑上，新闻标题会是“纳粹对死者的敬意”。 ^[60] 《人民报》相信绝大多数纳粹党人都是小偷，它总是报道这样的故事：“B——《听！听！》的作者……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栋梁，他刚刚因诽谤省长诺斯克被判刑三个月，现在又背叛了他的女房东，偷了她的钱。另一个纳粹也被证明是个常见的骗子。谁会是下一个？” ^[61]

除了将纳粹分子看作愚蠢的、粗鲁的和贪婪的，《人民报》还将他们描绘成暴力和品行不端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建立起了这种形象：一个4岁的男孩被他的纳粹党继父打伤住进了诺特海姆医院；一个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抢劫他的祖母时射伤了她；最不堪的是，临近村镇的一个纳粹木匠企图强奸一个已婚妇女，当时她正在城镇教堂中打扫圣坛。 ^[62] 另一份报纸没有报道这类事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编辑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对纳粹主义有好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这些新闻太粗俗了；即便是必须报道这类令人讨厌的事件，他们也会避免提及当事人的名字，而是使用其个人职业和姓氏的首字母来代替。能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读到的有关纳粹最糟糕的报道就是他们因违反制服禁令而被监禁，或者《听！听！》因诽谤而被镇压（都是经常发生的）。到1932年年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编辑愈发反对纳粹，但他也是一个谨慎的商人，不想失去发行量或者广告宣传，因为有很多人投票给纳粹。

因此，除非诺特海姆人相信社会党人的新闻，否则的话，他们几乎没什么机会得到关于国社党的不利意见，而这些新闻很可能只是给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党人的城镇人看的。纳粹党人的性格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表现得足够明显了，即便是投票给他们的人也是半信半疑，但事实仍旧是几乎没有诺特海姆人真正意识到纳粹掌权后会做些什么。诺特海姆人主要认为当时的形势糟糕，而纳粹是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人，他们一定能改变现状。

唯一能正确理解到纳粹威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1931年8月公投后，社会民主党人不怎么活跃。10月，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县的游行，12月，举行了一场有600人参加的公共集会。演讲者试图证明布伦瑞克的纳粹—资产阶级联盟对中产阶级是不利的，但是他唯一的建议就是中产阶级应该加入社会民主党。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大事件是反共产主义电影的上映。 ^[63]

但是，公共集会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所做的唯一工作。那一年，社会党人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七场成员集会，在县里举行了63场。资金来源于会费以及一些公共集会的少量入场费。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萧条这年的收入是1 841马克；支出是1 762马克，组织了三次孩子们的远足旅行，向贫穷家庭分发了206份圣诞包裹，向老年人分发了67份包裹，工人们的妻子们制作了350件衣物。这带来了2 125马克的收入，支出了1 859马克，这种努力让社会民主党派在城镇中领先于其他私人的社会福利组织。“社会主义女性团体”这一年举行了50场集会，成员增加了130名。“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举行了85场集会，展映了一些电影，在党派工作之外，他们还举办了一场“亲子晚会”。“社会民主党孩子们的朋友们运动”拜访了35个孩子，确保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政治几乎成了副业。 ^[64]

1932年是德国民主政治的最后一年。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有了危机感。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针对纳粹—民族主义党派的“哈尔茨堡阵线”，他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决定，即将所有反纳粹的群体合并为一个组织，命名为“钢铁阵线”。在诺特海姆，一个代表所有工人组织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于1月末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场群众集会。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只能站着。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飘扬着，国旗队的军乐队演奏着，两个工人合唱团演唱着。他们展映了一部卡通片《在第三帝国》。有四名演讲者，包括德佩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演讲内容主要是强硬的反纳粹，不过也有个人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和纳粹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三周后，另一场群众集会主要是指责国社党，并且预示“钢铁阵线”将会取得胜利。在2月1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县全体大会上，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纳粹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且这是与希特勒“决一死战”的一年。 ^[65]

从1932年开始，纳粹分子也将运动推向了高潮。1月25日，他们举行了一场“大型军事游行和音乐晚会”，还有体操表演，演讲者是一名冲锋队指挥官。“1910年代圆顶”直到凌晨一点都挤满了人。就在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有三名演讲者，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五个小时的演讲是关于农业、中产阶级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的。 ^[66]

纳粹分子并没有忽视诺特海姆的宗教诉求，他们得到了恐惧社会民主党的路德派的支持。据说，去年秋天，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牧师提醒虔诚的信徒要提防社会民主党，他将社会民主党描述为“从根本上反教会”的人。他的演讲得到了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的支持，他指示聚集起来的牧师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1932年2月，在诺特海姆路德派堂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另一个牧师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无神论和“自由思想意识”。 ^[67] 社会民主党只是忽视了这些指责，而纳粹分子则转而利用了这些内容。1932年2月12日，他们请来一位牧师在城镇的一家旅馆发表演讲，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观众是精心挑选的“传教士、教会长老、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演讲者宣称德国的基督教受到了魏玛宪法的冲击，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布尔什维主义。他将纳粹的目标描述为“具有民族性的、有组织的、敬畏上帝的人”。至少有一位牧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纳粹激进的计划会导致“全国性的偶像崇拜和大规模的仇恨”。但是“演讲者激烈地否认，观众们热情地鼓掌”。 ^[68]

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发展。2月12日，“1910年代圆顶”里挤满了人，来自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用了两小时时间攻击“泛欧洲”运动。 ^[69] 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桑尼旅馆举行了类似主题的集会，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在集会上描述道，如果没有国内的叛徒在背后捅刀，德国军队本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9名钢盔团青年部新成员宣誓加入，集会以演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宣誓效忠于黑白红的帝国旗帜结束。 ^[70]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次成功。自从8月公投以来，《人民报》一直在无情地攻击公民协会的议员马纳。议员在市政府中的管辖范围是诺特海姆的啤酒厂。1931年年末，《人民报》的报道称一直有传言说啤酒厂的会计员挪用了公款。社论激动地质疑：“难道议员马纳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吗？”几个月后，整个事件清楚了：自1924年以来，会计员盗用了9万马克。《人民报》激动地问道：“没有审查过账簿吗？议员马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挪用公款了吗？什么时候能举行公开听证会？”几周后，《人民报》喜不自胜地报道称会计员是德国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和议员马纳一样。 ^[71]

议员最终因《人民报》接连的攻击而陷入了绝望。实际上，每次公民协会召开会议时，他都会抱怨这份报纸，并且试图阻止诺特海姆的商人们去这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他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国社党成员，并称自己是超越党派的（“代表市民的、中立的”）。他在1932年2月26日召开的公民协会全体大会上说道，啤酒厂会计员已经偿还了所有挪用的公款，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起诉他。这次说明之后，议员马纳宣布他再也忍受不了《人民报》的攻击了，于是决定辞去公民协会的主席一职。他的同伴们都站在他这边，之后也试图重选他，但是他拒绝继续担任主席。他脱离了战斗；之后不再发表任何演讲，不再活跃了。 ^[72]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安抚《人民报》。只要马纳依旧担任参议员，对他品性的攻击就继续着。4月，有指责称啤酒厂向附近城镇的纳粹冲锋队学校提供免费的啤酒。8月，《人民报》指责称，对啤酒厂汽车的修理有差错，但是啤酒厂仍旧向车厂主支付了1 000马克。1932年12月，马纳被指责雇用了“有双份收入的人”做城市工作，而不是那些失业者。 ^[73]

对诺特海姆人而言，这些内容读起来有趣，很有可能也增加了《人民报》的销量。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投票。但是主要的影响是败坏了政治的本质，破坏了信任的基础和相互尊重，没有了这些，民主政治将无法取得成功。政治变成了诽谤和影射，最终人们会对整个进程感到厌恶。人们开始期待着超越狭隘的党派群体的强人出现。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这种情感，虽然他们大大加剧了党派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他们也率先提出“政治家”就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轻蔑和讽刺的语调发声。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选兴登堡！选最好的！
他不服务于任何党派——
他只遵循着上帝和自己的良知。
——诺特海姆德国人民党的宣传广告，刊登于1932年3月11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

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末，诺特海姆的形势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快速发展，大萧条正是其最糟糕的时候，暴力变得更加频繁，民族主义和阶级对立的双重激情在其最高峰。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了令人尊敬的和激进的人。他们被视为爱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和虔诚的人。他们显然得到了保守党的祝福。而同时，纳粹分子看起来精力充沛、有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准备使用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关键问题——大萧条。事实证明，普通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福利事业，但是只有极端措施才能终结大萧条，而只有纳粹分子被视为特别极端的。促成有利局面所需要的就是煽动新的选举运动。

当然，有利的形势并不是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有持续的活动，但他们赢得第一次的胜利是在国家层面的民主恶化之后。从1930年开始，他们就难以在国会中获得稳定的大多数，而总理布吕宁 ^[33] 通过使用兴登堡的总统紧急权力发布了针对国会首脑的法律。尽管布吕宁的法令并不受社会民主党的欢迎，但是社会党人拒绝推翻他，因为他们害怕选举骚动会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者进一步获益。因此，从1930年春天—1932年春天存在于德国的不稳定的困境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不得人心的法律，这项法律并不是基于民主的国会权威所发布的，而是基于1925年当选总统的年迈陆军元帅兴登堡的权威。

这种削弱力量的程序存在的唯一理由本应该是成功地解决大萧条。但是布吕宁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措施实际上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纳粹分子成功地给他贴上了“饥饿总理”的标签。就避免新选举的意义而言，布吕宁的半极权统治唯一的有利影响就是造成了政治上的停滞不前。1932年，兴登堡的任期到期时，这一局面才结束。纳粹在诺特海姆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现在了。

总统选举定于1932年3月13日进行。兴登堡寻求连任，从社会民主党到人民党的共和国派都支持他。纳粹党支持希特勒，而共产主义者也推举了候选人——退役的斯大林主义者恩斯特·台尔曼。民族主义党派不愿意支持兴登堡，因为他不会颠覆共和国，他们也不愿意将命运托付给希特勒，于是提名了钢盔团的副指挥杜斯特博格。还有一个叫作温特的怪人成功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将这场选举视为希特勒与兴登堡之间的重要竞争。

在诺特海姆，几乎可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暴力激增。自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以来，除了12月初在酒吧发生的打架外，城镇中没有发生过政治斗争。 ^[1] 然而，1932年2月的最后两周，在铁路车站附近发生了持刀斗殴，之后宽街上还发生了两次打架，打斗双方是纳粹分子和国旗队队员。 ^[2] 一周后，一个愤怒的诺特海姆人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说连小孩子都被卷入其中了。他发现一群男孩在新成立的纳粹选举总部前用脏话骂希特勒（这得到了他们父母的支持）。《人民报》进行了反击，报道三名纳粹年轻人尾随一些职业女性，还用污言秽语大骂她们。《人民报》指控了在赫尔曼·登茨勒商店里工作的一个男孩。《人民报》还报道了一名女性在周日早上带孩子去教会时，因为拒绝接受一个年轻的钢盔团成员发的政治传单而被一捆传单打了脸。 ^[3] 这些事件被刊登在报纸上，但是国旗队队员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嘲弄和辱骂每天都在发生。

在痛苦的背后是经济不景气，自从竞选运动开始以来，诺特海姆在大萧条期间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最多。1932年3月和4月，城镇中登记的失业人数超过700人，比照前一年的同一时间增加了几乎50%。而且从这时起，福利名册上登记的人数时常超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几乎有14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周都要郁闷地去位于旧军营的地区就业办事处，这是诺特海姆成年人口的两倍。2月出现了两次破产，政府计划降低啤酒价格，这引发了诺特海姆县酒吧管理人协会的强烈抗议，以至于当局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计划。甚至孀妇和孤儿都参加了抗议。2月初，“战争孀妇和工业事故受害者”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抗议降低抚恤金。因为集会是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存在这么多的孀妇和孤儿被归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共和国，但是观众们情绪低落。 ^[4]

也是在1932年3月，工人丧葬节约协会瓦解时，一些诺特海姆人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是由协会会计挪用公款所引发的，但是如果有新用户加入的话，协会本来会承受住这一损失的。470名成员每人所获得的补偿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放在协会中的一小部分钱。随着年老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排队走出大厅，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只拥有穷人的墓穴了。 ^[5]

这种挫败感很容易被分裂派的媒体引导为攻击性。纳粹分子关注着腐败指控，即便并没有腐败发生。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听！听！》被诺特海姆参议院指控刊登了一篇针对城市医院的诽谤性文章，被县长指控中伤一名县官员，被健康保险办事处指控发布错误的报道。《人民报》不那么笨拙了，但是相当狠毒。此外，《人民报》注意到一个诺特海姆保守派领袖（“社会党人法律的主要敌人”）让他的女儿去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民报》热切地期望就业办事处可以格外小心地调查这个事件。同样地，关于纳粹暴行的新例证被发现并发表出来了。 ^[6]

不过，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只是因为他“不太邪恶”，所以他们在诺特海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3月6日，新的“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游行，城镇乐队、国旗队的军乐队也加入了，还有25面旗帜和横幅。在市集广场上，他们几乎没说什么兴登堡的优势，而是说了很多纳粹主义的弊端，一位女性演讲者引用戈培尔 ^[34] 和施特拉塞 ^[35] 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即“在第三帝国中，女性会成为生育奴隶” ^[7] 。

社会民主党在骑术大厅又举行了一场关于兴登堡的集会，因为他们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城镇中的纳粹分子采取特别的方式一直租赁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不让其他人使用，不过花费很大。 ^[8] 尽管如此，在令人不舒服的骑术大厅举行的社会民主党集会影响还是很大。超过1 200人出席，他们听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卡尔·德佩攻击纳粹分子和公民协会，号召大家支持兴登堡的连任。 ^[9] 人民党公开支持兴登堡，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宣传广告，宣称兴登堡是超越党派的。 ^[10]

竞选活动的刺激甚至将共产主义者再次带到了诺特海姆。2月，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来城镇举行了一场游行，在酒吧前召开了一场集会。就在投票前，德国共产党举行了一场由系红领巾的10岁小男孩领头的游行。气氛变得有点儿紧张起来，因为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加入了游行；共产主义者迅速决定以铜管乐队的音乐会而非市集广场上的演讲来结束这场游行。 ^[11]

在竞选运动中，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在选民面前保持他们的认同。他们也希望通过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来重获那些被纳粹阵营吸引的前追随者们的忠诚。第一次选举集会的主角是一个中校，他对纳粹主义的立场模糊，他说德国国家人民党是“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希特勒本人”。之后钢盔团举行了一场“剧院之夜”活动，内容是百年风俗喜剧，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周还有两场政治集会。一场的主角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会议员，他谈了自己的苏联之旅，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另一场会议的出席率很低，一个钢盔团成员猛烈地攻击希特勒，声称他想要解散钢盔团，实行社会主义。 ^[12]

和纳粹的努力相比，这些大量的政治活动都不算什么。选举之前的一个月，国社党将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带到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 ^[13] 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并没有继续这项活动，而是采取了新的策略。虽然直到3月初才举行了进一步的集会，但是，纳粹分子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八天的集会。有四天晚上举行了大众集会，而白天的示威游行是为了让城镇中充满纳粹的宣传。这是一场拼尽全力的竞选运动，让希特勒对手们的努力都黯然失色了。

纳粹分子关注竞选运动并不是一项有预谋的策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经历了宣传递送系统的崩溃。早在2月初，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就向上级领导求助，因为他们没有为接下来的竞选运动预定任何的演讲者，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演讲者都很平庸；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四名在国家层面很优秀的人以及两名地方上的名人。其他的计划也显示出了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变得多么有抱负和多么放纵。比如，他们订购的传单足可以分发给整个县一半的合格选民。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宣传材料是欠考虑的，产生了反效果，尤其对那些反兴登堡的人来说。在诺特海姆县和城镇中的竞选运动要求也让他们的问题更为复杂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在县领袖施泰内克管理下的地方小组大概有30个。但是最终问题都解决了，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诺特海姆县的组织举行了40场群众集会，包括8场电影展映会。 ^[14] 3月初，城镇中的纳粹分子正在准备他们自己具有渗透性的竞选运动。更为有效的是，纳粹分子可以优先使用城镇中的集会大厅，这样一来，对手们都难以对抗纳粹联盟了。

第一场群众集会于3月6日星期天举行，演讲者包括上个月在教会导向的集会中发表演讲的牧师和一名省议会的纳粹党成员，有很大一群观众，主题是中产阶级的绝望和柏林存在的腐败。两场晚会之后，举行了一场针对工人们的群众集会，“前共产党船员马德尔同志和前共产党矿工克诺特同志”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对工人们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死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救星”的演讲。天气很不好，所以出席人数较少，这对纳粹分子来说很可能比较好，因为第二名演讲者说了关于“冷漠的中产阶级不会帮助工人们”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对诺特海姆国社党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中产阶级追随者而言，令人怀疑的话语才会有吸引力。这两场集会的入场费都打折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 ^[15]

3月10日星期四，冲锋队接手了。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所有诺特海姆县和附近区域的冲锋队队员，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游行，乐队、军乐队以及接近1 500名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加入了其中。街上挤满了朋友、敌人和好奇的人，游行者时而受到欢迎，时而被喝倒彩。市集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共产主义者。纳粹分子在行进过程中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咒骂声，他们还以《国际歌》作为回击。诺特海姆的警察在国家部队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让纳粹穿过狭窄街道的游行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褐衫队的游行以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演讲为结束。但是当纳粹分子开始往回走，穿越诺特海姆的中心时，他们发现路被铁路上的一大群人给堵住了，这群人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很大影响。人群蔑视了警察要清场的命令，于是，警察用警棍对付他们，逮捕了很多人。这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试图夺回被抓的人。面对这样一群暴徒，警方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在市集广场释放了被捕者，这些人大吼着“红色阵线！”来庆祝。整个过程中，纳粹冲锋队的队伍一直保持着极好的秩序，最终静悄悄地解散了。

社会党人对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愤怒，因为上个星期天，国旗队队员刚刚被禁止在游行中唱歌或者穿制服，而现在纳粹分子却被允许做这两件事。社会民主党认为如果警察对纳粹分子严格一些，就不会产生这些麻烦事了。这一指控巧妙地掩盖了暴力的主要影响，在中产阶级眼里，这就让纳粹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更为合理了。

不管怎样，到了晚上城镇就冷静下来了，没有再出现麻烦。国社党令“1910年代圆顶”满座，他们进行了关于“他们如何说谎”和“布伦瑞克的冲锋队游行”的胶卷幻灯片演讲，以及关于“第三帝国的金钱政策”的演讲。 ^[16]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没安排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个大事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午在去附近城镇的路上经过诺特海姆。他受到了一大群纳粹分子的欢迎，他停下车表示了感谢。前一天，气氛就高涨起来了，以至于对领袖的接待并不全是友好的。他的车被迫停在了铁路交叉道口，有一大群失业者高呼着“红色阵线”。领袖的党卫军保镖以亮出手枪的方式来清路，《人民报》反问道：“我们已经身处第三帝国了吗？” ^[17]

最后一桩纳粹事件是星期六晚上（选举前夜）的“娱乐晚会”，还有演奏会以及汉诺威大区领袖发表的关于“进入最后战斗”的演讲。出席率很高。 ^[18]

这种竞选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渗透——不一定会赢得选票。纳粹分子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究竟是这些策略的结果，还是其他因素积累的影响，很难说清楚。无论怎样，这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想象力和活力。群众集会多种多样且有趣，街道游行有秩序并且强有力、时机巧妙（从直白的演讲到纯粹的娱乐活动）。这是纳粹的煽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达到巅峰的例子。

选举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自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后，纳粹党的收获有多少。他们在诺特海姆获得了双倍的支持。希特勒获得了3 261张选票，纳粹分子现在在城镇人中拥有51%的支持率。被称为“兴登堡联盟”（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派、人民党派和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党派在1930年总共获得了差不多4 000张选票；现在他们输给了希特勒超过1 100张选票。民族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但是却发现他们的选票少了一半。共产主义者获得了67张选票（但是不到一个月就会失去全部选票）。纳粹党的支持率日益提高，他们至少赢得了300个“新选民”中的3/4的选票，还吸引了其他党派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党派。 ^[19] 国社党现在可以自夸说在诺特海姆占据绝对大多数了。

纳粹党很难超越这场竞选运动的影响了，但这确实是他们被要求做到的。在3月13日的选举中，兴登堡赢得了多数票，但并不是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希特勒只获得了30%的选票）。因此又举行了一场选举，在第一场选举之后的四个星期，也就是4月10日。自从希特勒再次竞选总统以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再次开始了竞选活动。而且，他们的竞选运动是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展开的，因为他们被发现准备武力夺取政权。

关于实施纳粹政变的谣言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有很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宣称这些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但也指出警方和国家部队已经取消了所有假期，随时准备着维护和平与秩序。这一次，国旗队队员立刻回击，加大了竞选活动的力度。到1932年年初，诺特海姆有400名受过训练的国旗队队员，这里也是国旗队第十分部（诺特海姆县加上其他三个县），总共有大约2 000名成员。国旗队的策略是认为在纳粹冲锋队发起起义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武装起来，以补充人数不足的德国军队。因此，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秘密军事演习和迅速的动员测试；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能集结起整个诺特海姆的军事力量，而且不需要电话、摩托车或者自行车，正如他们反复的“警报测试”所显示的那样。 ^[20]

在选举当天，也就是1932年3月13日，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一直处于警戒状态，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纳粹的行动。晚上，相当多的纳粹党冲锋队队员并没有去听选举结果，而是穿着制服聚集到了城镇边的森林中。国旗队队员被派去监视他们，于是，移动到距离全部冲锋队队员不到50英尺的地方。警方接到通知，立即出了城镇，解散了褐衫队。一些纳粹分子再次聚集到冲锋队的赈济处，来自附近村镇的其他冲锋队队员在此处与他们会合。大约凌晨3点，警方突袭赈济处，命令冲锋队队员离开诺特海姆。那晚剩下的时间是平静的。 ^[21]

要不是在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远的小镇上同时发生的事件，诺特海姆的事件很可能会被解读为异想天开的鬼把戏。选举当天，在附近小镇上，警方截获了一辆卡车，里面有5把来复枪、18个钢盔、18个新的帆布包（每个包里装着两天的口粮），200发来复枪子弹，还有1 000立方厘米炸弹和两根引线。帆布包上标记着当地纳粹分子的名字；因此，当地国社党总部被搜查了，又发现了28个钢盔和几千发子弹。警方也发现城镇中的纳粹分子计划在附近的森林中聚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对整个事件做了突出报道。

到此时为止，城镇中开始出现内战气氛。上个周末，国旗队和冲锋队都组织了穿过诺特海姆街道的“巡逻”，并且在各自总部里保持着常备军队，甚至在选举后也是这样。警方很紧张，于是向国家部队求援，搜查了双方的总部。除此之外，诺特海姆（以及附近城镇）的镇长和诺特海姆县长一起发布了全面禁令，禁止在政治总部中“警戒”和进行“巡逻”。因此，双方都不得不更加慎重。 ^[22]

由于在选举当天的可疑行动，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暂时受到了质疑。纳粹的官方消息立即否认知道这些在附近城镇发现的武器，并且之后宣布开除了那些有行为过失的人。当地冲锋队组织的领袖发布声明，声称冲锋队的所有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的生命安全，免受“钢铁阵线”的攻击。冲锋队领袖发誓总统选举日当天并没有计划任何政变。几天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刊登广告称他们的地区宣传领袖将会就“不是内战，而是复兴共和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入场费降到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但是诺特海姆人并没有听到这场演讲，因为他被另一个演讲者取代了，后者严厉地抨击了国际主义、共济会会员、保守派、“马克思主义”和“现行制度”。有很大一群观众，除了社会党人，没人提出关于帆布包、钢盔、子弹、炸药以及夜晚在森林中聚集等问题。 ^[23]

新的选举运动也分散了对政变恐慌的注意力。兴登堡距离连任非常之近，所以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投入太多精力。他们只举行了一场集会，得到了专设的“兴登堡委员会”的支持。演讲者是人民党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的珀西·施拉姆教授，他发表了一场平静的演讲，题为：“为什么会是兴登堡？”在讨论期间，当地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所有出席的纳粹分子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离开了大厅。一个18岁的纳粹大喊着“该死的兴登堡”，因此他立即被逮捕了。 ^[24]

其他的党派都不活跃。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选举中决定支持希特勒，为此他们仅举行了一场集会。很明显的是，这时有些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有所怨言，因为其下属的“非党派”女性附属机构——“露易丝王后联盟”——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如下独特的广告：

露易丝王后联盟

地方小组领袖号召其成员参加本周日举行的国家总统选举。

虽然联盟官方保留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其体制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却毫无压力，这一体制提供了强烈而固定的无党派身份，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投票。

第二次选举也包含在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因此，4月10日，每个人都要投票给哈尔茨堡阵线的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无论哪一个国家党派的成员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过来了。 ^[25]

没有竞选运动并不意味着暴力气氛会减弱。到1932年为止，诺特海姆就像有两个武装阵营露宿在一个封闭的、紧张的区域里。就算常规的警方保持警觉，可以阻止绝大多数主要战斗，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个人暴力，这在两次选举之间几乎没有减少过。第一次选举的两天后，警方不得不去就业办事处营救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塔普曼（他参与了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但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警察到的时候，塔普曼正在用手杖打一个社会党人。人群一直跟着警察到了城市监狱，好不容易才被驱散。一周后，发生了15人的械斗，由于警察的迅速行动，才没有发展成一场大战。双方都随身携带了武器。在第二次选举投票的清早，一个纳粹因在诺特海姆的主街道朝一个共产主义者开枪而被逮捕。同一天，一个国旗队队员因携带一把军用手枪和五发子弹而被逮捕。 ^[26]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政治游行，这就阻止了纳粹分子再举行一场冲锋队的表演。不管怎样，国社党试图重复他们的“直到最后一分钟”的竞选策略。选举日前的一周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在上一次竞选运动中发言的组合——克诺特和马德尔。这一次天气很好；他们的演讲高朋满座。两人都抨击了“马克思主义”，马德尔将之描述为（与社会党人的指控相对应）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威胁。克诺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国家的，而不是超越国家的，他声称兴登堡正在“被骗去拯救这一体制”。五天后，有一场“娱乐晚会”，还表演了四幕剧（《1914年，1918年，腐败，纳粹的胜利》）以及唱歌和跳舞。最后一场集会是选举前夜举行的，包含一场演讲，目标是纳粹从未做过特殊呼吁的唯一群体——领抚恤金者和战争孀妇。这些人免费入场，出席率很高。 ^[27]

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四场集会，其中三场是在选举前的一周举行的——但是其中确实缺少上次竞选运动那样的吸引力。特别缺少的就是群众游行的景象。不管怎样，在4月10日的投票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比照一个月前的选举多获得了435张选票。纳粹所获选票中超过一半来自他们新赢得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240张选票）。兴登堡联盟失去了12张选票，而共产主义者失去了55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流向了希特勒，而且纳粹通过积极的竞选活动获得了106张新选票。兴登堡很顺利地连任了，但是从全国而言，纳粹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支持增加到了大约37%。

这个难以置信的春天的选举活动还没有结束。还有新的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定在4月24日，大约有3/5的德国人会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终于能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候选人开展竞选运动了，他们开始认真地为布劳恩—泽韦林政府工作。两周内举行了两场集会，都获得了“诺特海姆钢铁阵线”的支持，都是在骑术大厅举行的，因为纳粹分子预先租赁的“1910年代圆顶”仍旧在有效期内。一千多人来参加了第一场集会，一个来自柏林的国会成员在会上就选举发表了演讲，而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诺特海姆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抨击了“诺特海姆人的纳粹谎言”。第二场集会因为下雨而出席率很低。身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演讲者对比了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和1932年的投票，劝告在场观众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以免失去所有已获得的好处。 ^[28]

分裂党派中有两个也加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国家党举行了题为“我们想要没有希特勒的普鲁士”的集会，但是唯一出席的人只有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他们将这场集会变成了一场反纳粹的示威游行。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国家党放弃了在诺特海姆的活动。 ^[29] 另一个在竞选运动中活跃的分裂党派是德国汉诺威党，这是一个暴躁而反动的国家右翼组织。他们竞选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德意志帝国”。 ^[30] 犹豫不决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两周的竞选运动期间举行了一场集会，强调其要求是平衡预算，结束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在普鲁士的统治。 ^[31]

纳粹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疲惫感。在最终的总统选举四天后，他们就开始了第三场竞选活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戈特弗里德·菲德尔，他前年在诺特海姆做得非常好。广告发布了，题为“普鲁士密码”。观众很多，当菲德尔使用激烈的讽刺语言去抨击刚刚连任的兴登堡时，纳粹谄媚者们响起了不绝的喝彩声。一些城镇人对此的反应明显是消极的。 ^[32] 八天后，就在选举前，有一场决定性的集会，一名国会成员在会上全力抨击社会民主党。尽管当天下雨了，但依然满座。由此，在8周的竞选活动期间，纳粹分子一共召开了10次集会，每一场的出席率都很高。

纳粹也对诺特海姆县的乡村要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他们至少举行了25场集会。 ^[33] 住在附近村镇的社会党人中几乎没人感觉受到威胁，以至于《人民报》在两周的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至少三次提醒他们的读者，投票是秘密的。 ^[34] 在诺特海姆，紧张的政治活动在选举当天达到了高峰，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都在那天早上出去张贴选举海报了，当社会党人开始撕毁纳粹的海报时，发展成了涉及25人的打斗。双方都没有携带武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拔出的栅栏当作武器了。与明确的警察命令相反，双方的准军事力量都在城镇中的不同地点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分钟内，双方都增加了六七十人。幸运的是，警方及时赶到，遏制了大战的爆发，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受伤严重。接着，五名国旗队队员因殴打罪被起诉，其中四人被无罪释放，第五个人获得了缓刑。这并没有结束破坏对手海报的行动，但是，这确实导致行动变得更加隐秘。 ^[35]

投票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的结果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总投票数只减少了15票，而纳粹党只失去了76张选票；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紧紧抓住了之前在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总数为6 585张投票中，国社党总共获得了3 620张选票，现在得到了55%的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落后于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2 024张选票，即31%的支持率（自1930年以来减少了222张选票）。剩下的14%分布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分裂党派中。

正如这些数据显示的，纳粹的胜利是以中立和相对温和的右翼党派的牺牲为前提的。1928年，这些党派拥有诺特海姆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率。但是，这些选民对不少于10个党派表示忠诚，包括像“农民、房屋和地主党派”这样内行人的组织。到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时，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减少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们所控制的选票不超过450张。到1932年夏天时，它们的选票减少到了200张，不过总的投票人数却增加了1 200多。它们从前的支持者们都投票支持纳粹了。

在诺特海姆，最重要的小党派是人民党派，即德国人民党。1928年，其在规模上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拥有834张选票。1930年，它比其他保守党派更好地抵挡住了纳粹的猛攻，只失去了46张选票。但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德国人民党也不得不向纳粹分子移交自己的选民了，只剩下154张选票。到1932年夏天，它又失去了一半的选票，只有69张选票的德国人民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平时，德国人民党在诺特海姆是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政党，这很可能是因为城镇中的公务员因素。德国人民党在现实中接受魏玛共和国，其通常不具有煽动性的特征以及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 ^[36] 之间的关系，对牢固的市民群体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德国人民党是特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在诺特海姆，人民党的领导人物是非常可靠的市民：粮食磨坊的主管、《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人和两名高级中学立备受尊敬的老师。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的眼中，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贯冷静而相当温和的立场来看，德国人民党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

对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伤害最大的是其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和对社会党人的厌恶。当德国人民党像1930年9月选举中那样公开与纳粹分子对战时，它能留住其追随者。然而，第二年夏天，德国人民党加入了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这就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放置在了对纳粹分子的厌恶之上。一年后，德国人民党再次转变立场，他们与社会党人结盟，一起支持兴登堡。

人民党派为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所举行的集会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基本矛盾。演讲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宣布反对分裂党派、肆无忌惮的激进宣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他特别反对共产主义者，反对“政治情绪”，他严厉地指责布吕宁不允许希特勒进入政府。完全不清楚他支持哪一方。 ^[36] 在接下来的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更明确了。德国人民党想要的是基于总统权力的集权国家，这会“摧毁德国国会糟糕的党派政治” ^[37] 。

德国人民党对民主事业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德国人民党确实反对纳粹分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也为各种各样过分的行为喋喋不休。就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这是个好观点，非常适合正常时期。但是此时是激进又过度的时期，正如纳粹集会的出席率所显示的那样。《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谨慎的温和态度主要是为了让其读者在晚餐后可以放松；它并不能有效地与纳粹主义作战。如果德国人民党及其机构奋力争取理性而进步的民主制度，那么国社党将会发现德国人民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危险的对手。但是由于模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的“反马克思主义”，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不仅无法解决纳粹威胁，而且很可能会拒绝承认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国社党。

1928年，诺特海姆第三大的党派是民主党派。当时，它拥有大约500张选票，接近总投票数的10%。在这方面诺特海姆是个例外，因为从全国层面而言，民主党派的表现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纳粹选举浪潮之前，它就不复存在了。它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非天主教的支持者。随着民主党派的消亡，其成员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一些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些人投给了德国人民党。 ^[38]

民主党派中存在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由此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党派，叫作国家党。在诺特海姆，国家党是反纳粹的，而且也是集权、过度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的——一种对希特勒运动的拙劣模仿。因为诺特海姆人更喜欢“原装内容”，国家党的投票总数从1930年的246张选票降到了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期的105张。到1932年秋天，只有34人投票给国家党；它只是使选票结果混乱了。

诺特海姆还有影响的最后一个分裂党派很特别，它位于原属于汉诺威王国的区域，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仇外心理。这就是德国汉诺威党或者圭尔夫派，它创立于俾斯麦时代，反对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汉诺威的目标是“纠正1866年的罪过”，也就是将前汉诺威王国的领土从普鲁士分离出去（1866年普奥战争后合并的）。19世纪党派意识的残余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管怎样，德国汉诺威党确实对其他主题有看法，而且确实有一群追随者。其立场是民族主义、保守派、极权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其追随者是粗野、暴躁和守旧的。令人惊异的是德国汉诺威党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1928年，德国汉诺威党拥有455张选票——超过总数的8%以上。随着大萧条的现状影响到诺特海姆人，这些都迅速消失了。到1932年4月为止，德国汉诺威党在诺特海姆的城镇登记在册的选票只有62张，这代表着“汉诺威先行者”的中坚力量。在周围的乡村，德国汉诺威党给纳粹主义的甚至更多：其在诺特海姆县的投票数从1928年的5 900张下降到了1932年7月的200张，到那时为止，这些选票占据了纳粹所获得选票的1/4以上。 ^[39]

德国汉诺威党对诺特海姆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与社会民主党相反，德国汉诺威党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支持纳粹分子，不过他们在1932年投票给兴登堡了。总体上而言，德国汉诺威党公开反对独裁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即便是在1932年这样重要的一年，德国汉诺威党也按照其核心政纲，提议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去。 ^[40]

因此，由于德国汉诺威党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计划背书，它有400张选票流到了纳粹分子那里——这些追随者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理解纳粹主义有什么错误。像其他的分裂党派一样，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分裂党派的主要贡献在1932年4月完全清楚了。这些是潜在的纳粹支持者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党派抵抗纳粹选举攻势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一些已经提到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理解）不足。德国中产阶级几乎不想要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继承的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纳粹主义意味着什么，或是开发出一套可替代的方案。在大萧条的可怕氛围中，由于意识形态贫乏，他们响应了构成纳粹宣传的标志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主义的发展既是两代人的民主价值观被侵蚀的产物，也是希特勒掌权那些年一系列情况的结果。

从1932年3月和4月举行的三场选举的投票总数可以发现决定性的事项。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时有115张选票，然后升到了182张，在普鲁士议会选举中又降到了117张。从这一点来看，清楚的是，至少有65名诺特海姆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向了纳粹。接下来的选举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两个党派之间来回转变立场。 ^[41]

很明显的是，到1932年为止，至少有些诺特海姆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独裁统治了，只要独裁统治能保证进行革命。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分崩离析，中心失控；
世间一片混乱，
模糊的血色潮流横行于世
纯真的礼仪被淹没了；
好人们缺乏信念，
而坏人们充满了激情。
——W. B.叶芝：《基督再临》

3月和4月的选举之后，诺特海姆相对平静下来，普通人（很可能投票给纳粹了）有时间思考自1930年以来大萧条对其城镇所造成的影响。从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事实是人们的消费变少了。在城镇的两所中学中，学生数量从1930年的472人下降到了1932年的387人。这显然是父母要省钱的问题，而同时小学人数却有所增加。 ^[37] 职业学校的学费只有一年16马克，自1930年以来入学人数下降了1/4。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父母以牺牲孩子们未来的做法来省钱。 ^[1]

诺特海姆人大幅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博物馆协会的秘书报告说其成员数量在1932年下降了12%，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每年2马克的费用。 ^[2] 诺特海姆人拥有的轿车数量在1932年下降到了143辆，这一总数又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 ^[3] 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养犬许可证的收入下降了1/3，娱乐税收也是一样的，甚至在公共浴室售卖的澡票数量也减少了。城镇中人甚至节省了城镇公墓中的墓碑和墓地费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其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 ^[4]

经济萎缩更为严重的表现是住房建设。1930年，新建了68所住房；而1932年，只有16所，其中12所是公共资助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早在1930年就有136个家庭需要新公寓，或者是因为他们和亲戚住在一起并住在危楼里，或者是登记为“流离失所者”并住在当局提供的住所里。后者中有些人住在旧军营营房里，每月要支付5马克。另一些人住在备用房子里，完全不用支付费用。1930年，每月平均有51个人是这样住的；1932年，平均人数上升到114人。将这些穷困的人压缩在一片小区域内不仅产生了极易引起争论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合理的。诺特海姆有很多大公寓因为太大了而难以租赁，如果把这些公寓再分割一下，“流离失所者”本来可以负担。 ^[5]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诺特海姆有很多可用的资本可以援助分割公寓或者建设新公寓。光是在城市储蓄银行就有至少1 500个账户超过100马克，还有800个超过500马克的账户。 ^[6]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人的储蓄都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城镇中的其他银行了。诺特海姆人越是关注大萧条，他们越是为了存钱而减少消费。因此，大萧条影响了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钱包，如果说诺特海姆的消费水平下降了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而是因为他们藏起了自己的钱。 ^[7]

有两群人受到了大萧条的伤害——与建筑相关的小工匠，还有工人们。建筑业的工匠们在1932年特别拮据，不过他们还能在缩减的基础上继续运营。到1932年夏天时，诺特海姆的工艺大师大会要求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并且严厉谴责非法竞争和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没有工匠被赶出这个行业，除了本来就效率低下的人。 ^[8]

城镇中工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已经失业的工人。通常情况下，失业者会在冬天达到顶峰，在夏天减少。1932年夏天却没有迅速地减少；高失业率持续存在。统计数据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失业者数量和领取常规或“紧急”补助金者的数量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了。而且，1932年6月，新规定生效了，即限制那些之前有固定薪资的人领取福利金。因此，许多年轻人被排除在了所有资助之外，这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9] 到7月为止，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公室中只有1/3登记在册的人实际上收到了救济金。剩下的大多数人长期没有工作，以至于他们一直受到官方慈善机构的保护——这些人已经忘记如何去工作了，这些人是没有未来的。

对于这些人而言，1932年的夏天是干燥且贫瘠的，而非多产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如此，7月，100年以来的高温纪录被打破了。那年夏天，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 ^[10]

绝望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注意，甚至是在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1932年春天的选举显示出社会民主党在大萧条时代的第一次失利。虽然只失去了222名选民（是之前总数的1/11，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明显投票给共产主义者了，不过还是有些人去了纳粹阵营），但是对一个稳定发展了几十年的党派而言是影响重大的。

对于迟钝的社会党人领袖而言，解决方法必须直击问题的根源，因此只能采取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但是诺特海姆没钱。在大萧条的前两年，城镇预算是平衡的，但这只是因为城镇在持续地削减。到1932年为止，预算只有100万马克了，而1929年还有150万马克的。即便这样，1932年也有5万马克的赤字，啤酒税和人头税都增加了。不仅福利开销在持续增长，而且税收来源也威胁着他们的收益。1931年和1932年，营业税的百分比是一样的，但是1932年利润税的收益只有前一年的一半。德国的税收体系允许税务员在利润税不足的情况下按照资本控股来收税，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利润税的下降影响到总的商业税收益，可以免除大约5%。但很明显的是，税收收入不能增加到满足日益高涨的福利成本，持续的资本税而非利润税是危险的。 ^[11] 城镇也无法为了公共事业项目借钱，因为到1932年，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紧急指令都禁止这么做。 ^[12]

不过，社会党人一直坚称启动公共工程远远超越前几年已经做的事情。1932年4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提出了一项新的详细的工程项目，主要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只需要最少的材料支出并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的项目。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成员对有关城镇金融局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5月，《人民报》刊登讽刺性的社论，要求实行社会党人的计划，并且质问之前为这种项目储存的资金都是怎么使用的。1932年6月，议会最终极为勉强地批准了涉及三项社会民主党计划的有限项目。 ^[13]

同一年夏天，中央政府计划的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志愿劳动服务”在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个单位。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型体育场，工期是5 500天。这会减少该镇的失业人数，但是1932年时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资助大型项目的可能性阻碍了地方上的行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持续讨论推迟了所有的工程项目，直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为止。他们在1933年1月获得了资助——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周前。 ^[14]

最有希望的公共工程计划来自失业者自己。这是“移居俱乐部”开发的，该组织于1932年春天在诺特海姆成立。该计划是要在归属于地方修道院办公室的荒置土地上建造廉价的独栋房子，雇用失业工人做这项工作。建造房子的工人们之后可以住在这些房子里。一个失业建筑师画了很容易建造的房子蓝图，只需要使用很少的材料。如果城市可以为每栋房子提供材料和500马克，那么中央政府将会借给每位移居者2 500马克。唯一的问题就是修道院管理层只有拿到钱才会放弃土地，而国家只有拥有自由土地才会借出钱。 ^[15]

8月，僵局被打破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为第一批30栋房子投入了资金，不过，必须要保证的是每栋房子的花费必须控制在政府借款的范围内。城市也同意提供免费的沙子、碎石和森林木材。议会中的右翼成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其他的材料必须从诺特海姆商人那里购买。下一步就是从城市议会那里获得批准，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联盟都支持这项计划。但是纳粹却非常反对。

城市议会中的纳粹领袖指责全部移居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提出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该计划。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整个社会民主党派一度因抗议纳粹分子所使用的语言而离开房间。当时，纳粹分子要求迅速进行投票，否决该计划。

这些策略后来受到了中间党派的挑战，在第二轮投票中，该计划被批准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提议为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做担保，由于纳粹党人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这项提议需要2/3的大多数人同意。在这一点上，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爆发了，他反对纳粹的演讲非常激烈，以至于县长不得不召集警察来阻止武力威胁。 ^[16]

纳粹分子后来声称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这项移居计划的，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就县里为移居提供担保而言，是对的，因为当时该县有超过20万马克的难以抵消的赤字，而且鉴于县财政即将崩溃，只能向普鲁士政府求助。赤字主要是由于高涨的福利成本。 ^[17]

由于诺特海姆县已经拒绝了，现在就轮到城镇来担保这些贷款了。社会党人再次积极地支持这项计划，而右翼则反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号召大家注意迫切的住房短缺问题，指出即便是一笔小支出，也会对城镇的经济有所帮助。右翼反对移居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们需要走过1英里才能到学校。在公务员党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打败了城市议会中的右翼，城镇变成了移居的赞助人。 ^[18]

但这时已经是1932年秋天了；时间越来越短，工程却还没有开始。失业者不得不靠着希望而活着，直到第二年春天。那时，纳粹分子已经掌权了，它推动了移居项目，并声称该项目的成功都是纳粹的功劳。

如果说城镇的工人们对他们的经济困境感到绝望，那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一半是纳粹分子因在春天的选举中获胜而激动不已，而他们在诺特海姆拥有绝对多数的武装，于是，他们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施加无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是社会党人无力抵挡的。

这一过程是更加折磨人的，因为1932年春天开始，反纳粹分子的希望被德意志政府的行动瞬间点燃了。4月，布吕宁内阁发布解散冲锋队的命令。前一天，《人民报》刚刚就冲锋队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听！听！》上，我们读到了一个便签，是希特勒让诺特海姆冲锋队承袭旧汉诺威皇家普鲁士军重骑兵军团的传统。应该笑还是哭？冲锋队的队伍中满是盗贼、骗子和更坏的人。旧卫兵们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 ^[19]

第二天，冲锋队正式被禁止。在诺特海姆，得到国家部队支持的警察突袭了纳粹总部，搜查了冲锋队和党卫军领袖的家。他们并没有发现武器，不过要不是一个警察在突袭之前几个小时向诺特海姆党卫军的首领告密的话，警方本会有所发现的。 ^[20] 社会党人满意地看到纳粹的赈济处即冲锋队营房关闭了，自前年秋天一直飘荡在诺特海姆上空的纳粹旗帜被警方拉下来了。 ^[21]

高兴还太早了。只过了几天，警方就向纳粹分子承诺重开他们的赈济处，纳粹旗帜又一次马上就升起了。而且，冲锋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解散命令发布还不到一周，《人民报》就发现：“之前的紧急命令看起来对诺特海姆没有任何影响，当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依旧穿着制服在城镇中闲逛。普鲁士内政部长的长臂何时才能伸到诺特海姆？” ^[22]

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觉得有理由进行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国旗队的军乐队一大早就沿着全城镇游行，以此提醒人们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上演奏了更多的音乐，下午，庄严的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城镇，有很多旗帜和横幅，一直走到啤酒花园。在那里，工人们听着人民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看着社会党人青年团体表演的杂技，喝着很多的啤酒。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讲给德国人和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响亮的欢呼声。《人民报》将整个事件解释为“工人们对抗纳粹主义斗争的转折点” ^[23] 。

5月的第一个星期，国社党的活动很克制，但并不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的交战。其中一个原因是春天时一系列繁忙的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疲惫感和混乱感。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贫穷：4月和5月，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既没有向纳粹党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支付要求的费用——诺特海姆县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小组都有这种玩忽职守的现象。 ^[24] 过度依赖未来增长的消费行为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尝到了恶果。由此，他们一直负担着债务，直到希特勒建立起独裁统治时，才解决了他们的财政问题。

但即便是纳粹减少努力了，也并不是完全不活跃了。5月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一场相对没那么政治化的“5月步行”活动，有25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去诺特海姆的森林远足旅行，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城市公园，喝咖啡，吃蛋糕。虽然一周后举行的纳粹第二场集会被大胆地宣传为“战斗仍在继续”，但是会上只讨论了纳粹分子会如何通过轻度通货膨胀信贷项目来解决失业问题。 ^[25] 诺特海姆的暴力行为也减少了，但是5月中旬还是发生了一场八人打斗，其中一人受伤严重，6月，一个纳粹把一个年轻人打到失去意识了。 ^[26] 然而，5月末，希望的序曲终结了，纳粹的主宰力量再次向前推动。

在整个国家层面，容克 ^[38] 和军事领袖的阴谋导致布吕宁辞职。冯·施莱歇尔将军 ^[39] 保证了右翼政权的任命，冯·帕彭 ^[40] 成了没有国会支持的内阁总理。冯·帕彭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另外他还撕毁了禁止纳粹分子穿制服的命令。

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选择在1932年春末将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其权力附属职位，尤其是学校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有效的攻击，因为社会民主党一直担心诺特海姆的学校成分。早在1930年12月，《人民报》就指出高中的学生们经常以“希特勒万岁！”来问候彼此。10个月后，《人民报》报道了两个纳粹化的高中学生将一颗臭气弹扔进了开着窗户的房子里。该报评论道：“校方将如何处理孩子们头脑里的所有纳粹思想？” ^[27] 尽管高中校长禁止学生们行纳粹礼，地方政府禁止学生们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但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松其担忧之情。1931年年末，《人民报》指控第一市立中学为“纳粹大本营”。它暗示有几个教师是纳粹分子，并指出学校周围的建筑和路灯柱“装饰着纳粹标志”。 ^[28] 因此，正是在社会党人非常担心纳粹教师影响的时候，纳粹决定将社会党人从学校咨询委员会驱逐出去。

193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项清除学校里纳粹教师的运动。《人民报》指责第一市立中学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是激进的纳粹分子，他读《听！听！》，在课上教政治，在黑板上写纳粹口号——这些都是事实。 ^[29] 因为普鲁士的教师加入国社党是违法的，所以这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几天后，《人民报》又抨击了另外两名教师，指控其中一人在凌晨3点喝醉了，踉跄着穿越诺特海姆的街道时，大喊着：“希特勒万岁！”还指控另一名教师在上课时行纳粹礼并且允许学生们在学校远足时携带纳粹三角旗。后一项指控是有目击证人的。 ^[30] 4月末，城市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正式要求将沃格和第一市立中学的另一名纳粹教师作为危险分子开除。然而，市长认为这一行为超越了议会的权限。 ^[31]

如果社会党人认为这些曝光将会为他们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他们就错了。社会民主党试图为新的学校咨询委员会选举列出一个普通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被拒绝了。正如《人民报》所说的：

中产阶级已经选定了一份“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几乎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其中也有些是转投纳粹的前共产主义者。这自然引起了工人们的反对。 ^[32]

社会民主党质疑第一和第二市立中学的选举，他们两所学校的候选人名单被称为“社会的—共和政体的进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向社会党人施加压力。两者都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向城市议会提议削减该镇对路德派教会的补贴；两者还都报道了（在当地新闻版块）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中投票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建议，即向所有收入12 000马克以上的人收税。 ^[33]

纳粹分子发起了攻击。5月末，一个路德派牧师，同时也是纳粹党的国会成员，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严厉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德国境内将其定为非法者。除了宣称宗教支持纳粹主义，他还坚称德国军队是希特勒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一周后，在“1910年代圆顶”有一场“娱乐晚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这场晚会是“真正德国化的”。投票前的一周，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了对年轻人的关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希特勒青年团会议，还有游行、乐队演奏和体育比赛。之后，在选举前夜，另一个路德派牧师在群众集会上就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发表讲话。演讲者宣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毒害着青年人，“福音派（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密不可分”，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将会庆祝它的重生”。集会以演唱《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并重复高呼“万岁”^[41] 而结束。参加投票的人很多。 ^[34]

两所学校的投票竞争很激烈。在位于山坡处住宅区的第一市立中学，纳粹分子赢得了14个代表中的10个席位。在位于铁轨北边的第二市立中学，投票结果是分裂的，社会党人和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分别赢得了五个代表席位。 ^[35]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内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为了庆祝旧日耳曼部落的夏至节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县举行了群众游行。来自三个县的三个乐队和1 200名冲锋队队员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36] 不到一个星期，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就急忙写信给省党部领袖，想要更多的申请表格以分发给急着加入纳粹党的诺特海姆人。 ^[37]

纳粹在学校选举中的胜利令人沮丧，但对社会党人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严重的问题是纳粹的经济压力。诺特海姆社会党人的核心力量是铁路工人们。1930年，在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工会以10：1的绝对大多数获胜。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开始削弱工会，强迫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接受纳粹主义。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5月中旬《人民报》的报道中。诺特海姆铁路办公室开除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工作了长达20年。终身制领薪水的工人们被迫签署同意书，变为领小时工资的工人，并且不再是终身制。九人拒绝签署，马上就被开除了。同时，薪水降到了每小时50芬尼。 ^[38] 前铁路工人赫尔曼·舒尔策描述了这个过程：

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第一次试图把铁路工人们组织起来。纳粹主义已经在管理层、控制室、办事处工人们等那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了。纳粹主义从高层职员开始，向下层做工作。从1931年开始，职员们发现那些属于褐衫队的工人们得到了特殊待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打斗。当我和工人们讨论反对纳粹分子的时候，主管要求我上班时间不要讲话……1932年春末，所有的社会党工人都被迫签署了放弃终身制的同意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可签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压力开始施加到其他工人身上，最后一步就是“要么加入（纳粹工会），要么被开除”。我是唯一一个坚持下来并且（公开）留在社会民主党的人。 ^[39]

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夏天，9月开始了新一轮的解雇，包括舒尔策在内。由于舒尔策的顽固，没有任何文件说明，他就被解雇了，这就意味着他既不能找新工作，也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调车场主任曾亲自向舒尔策承诺，只要他加入纳粹阵营就可以保住工作，但是舒尔策认为自己处境安全，因为作为工人委员会成员，从法律上而言，他并不能被解雇。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工会的全国办事处无力改变整个进程，这让其他工人认为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 ^[40]

这场斗争是无声的，因为社会党人明显不愿意暴露他们的弱势，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刊登了官方的解释，即“季节性裁员”。自由工会在7月安排了一场群众集会，会上的工人们期待着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某些抵抗。与此相反，演讲只是强调了保卫共和国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唯一与诺特海姆铁路工人们的迫切要求相关的是一个工会部长提出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号召。 ^[41]

铁路调车场的第二次解雇浪潮之后，在工人委员会的终身雇员中举行了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地方铁路办公室宣布其会在诺特海姆地区雇用1 000名工人以替代85%的被解雇的人。在选举中，纳粹代表赢得了六个席位中的四个，社会党人一个都没获得。整个地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即将成为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阵线”地方领袖的人被提名为诺特海姆的地方代表。1932年11月，诺特海姆铁路车站雇用了30名新工人。 ^[42]

总体的经济形势让社会党人很无助。成千上万名工人正在等着每一份工作，罢工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舒尔策那种情况明确的法律诉讼也会因缺乏证据而失败，工人们感到恐慌。结果，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号召抵制纳粹的商店。《人民报》公布了一系列由纳粹分子所开的商店名称，并且讽刺性地提议道：“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会确保这些商店幸存下来。” ^[43] 抵制运动并没能推行开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商人都是纳粹分子，工人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贫穷工人们根本没有以抵制措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力量，而最具政治意识的人早已通过他们的消费者合作社进行购物了。 ^[44]

不管怎样，几乎没有人能抵制铁路，这里正是工人们受苦的地方。工人们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无助感在1932年夏天转变成了一种愤怒和失望的情绪，最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而这最终帮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在1933年后毫无阻力地就掌握了权力。

那年夏天，社会党人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冯·帕彭对冲锋队的放任态度难以避免地导致在德国出现暴力行为的浪潮。冯·帕彭以这一点为借口，于7月20日在普鲁士发动政变。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权委员会。社会党人选择将这件事告上法庭，而不是与之战斗。德国民主堡垒就这样不费一枪就被攻破了。

纳粹分子不仅在1932年夏天攻击了社会民主党的下属要塞，而且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绝对多数席位渗入了保守的公民协会。这是简单的：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只要求每个党派成员加入公民协会，这样瞬间就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 ^[45] 自从社会党人迫使议员马纳辞职之后，7月，他们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大部分的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将会发现这是正确的。九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六名是纳粹，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和会计。新主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公民协会的所有成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国社党。新的副主席就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补充说纳粹分子是中产阶级可靠的保护者，而民族主义党派是由“大资本”控制着的。他的这一声明赢得了很多喝彩，但是其中很可能没有民族主义者的参与，而他们是当时这一组织的支柱。 ^[46]

纳粹进攻的最后一个层面在1932年7月到来了，就是国会选举。投票定在7月31日，但是纳粹为他们所设计好的最协调的努力所做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了。6月20日，省党部领袖将来自慕尼黑国家总部的要求传达给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告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存在不当行为，自此，“腐败”成了这场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只能汇报说他们城镇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实际上是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其腐败在于雇用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他之前被另一项公务员工作解雇了。 ^[47] ）此后不久，出现了如何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明确指示：组织、金融援助、口号和需要强调的中心议题——腐败。

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大区中的600名主要纳粹分子，包括15名县领袖、430名地方小组领袖和120名大区演讲者。其中包含了利用新技巧的明确指令：根据成员的特定领域向选中的投票者寄送手写信，针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文本。为战争孀妇、领抚恤金者、战争伤员、乡村工人、共产主义者、女性、年轻工人、工会成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妻子和“才智过人的女性”提供了示范文本。每一份文本都手抄在很好的信纸上——让其看起来像是原始文本而非复本，这样一来，接收者会确信这是私人信件——并由同一领域的某些人签名。因此，一个纳粹工会成员会写信给另一个工会成员，附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这次我想投票给希特勒，因为我厌倦了所有腐败……” ^[4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命令其各种各样的组织成员都努力做这项工作，在选举运动结束时，合适的信件已经送到了城镇中的每一个选民手中。 ^[49]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还有平时的群众集会和冲锋队队员游行，这些在过去两年经检验表现良好。即便是这样，随着投票日迫近，大区的演讲者组织还是紧张起来了。7月中旬，瓦尔特·施泰内克惊慌地写信给省党部领袖，因为他没有“大牌”演讲者了，他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的竞选活动会比纳粹分子的更加活跃。 ^[50]

选举运动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影响：暴力行为。

1932年持续的政治活动已经将城镇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分裂波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也因此陷入了混乱。家庭因为纳粹主义问题而分裂。夏天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子们在集会后不敢独自回家，只有带着反纳粹的标志（比如“钢铁阵线”的三个箭头）才能避免被攻击。政治暴力变得司空见惯。 ^[51]

1932年7月，不仅选举运动到来了，潮湿闷热的天气也来了。冲锋队最近被允许穿他们的制服了，因而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挨饿受冻地度过了”冬天的社会主义工人发现连短期工作都找不到。整个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7月1日至7月20日，普鲁士爆发了461场政治骚乱，其中有82个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严重。 ^[52]

在诺特海姆，傲慢自大的情绪环绕着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冲锋队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装起义。《人民报》在6月的时候报道称，80名穿着制服的纳粹分子正在诺特海姆的森林里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殴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当时他“碰巧晚上出来散步”。诺特海姆的警察局长要求采取行动。 ^[53] 第一次的纳粹竞选集会强调了制服的妙处：

1932年7月2日，星期六，在“1910年代圆顶”。晚上军队的游行和冲锋队征召新成员。军队游行的音乐将由44名接受了优秀的冲锋队82分队的音乐训练的人演奏。***所有的（娱乐活动）表演都由冲锋队负责。***冲锋队分队的某位领袖将就“防卫的意愿——通向自由之路”发表演讲。

冲锋队是1914年精神的传承者。

冲锋队拥有英勇的心。

晚会将以穿越城市的宣传游行作为开端。

第一党卫军82分队

冲锋队82分队

在斯潘瑙斯的店里和国社党的商业办公室有预售票。 ^[54]

这一事件实现了纳粹希望500多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举行游行的期望。“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热情的观众，他们为冲锋队的表演（体操表演）喝彩，尤其是音乐表演，按照《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拥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光环和崇高的精神”。

四天后，纳粹分子召开了另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群众集会。演讲者是一个国会议员，主题是“布吕宁——从此不再！冯·帕彭——过渡时期！给希特勒权力！”。演讲者明确地将纳粹分子从冯·帕彭的政府中分离出来，坚称“没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也发誓希特勒会合法掌权，而“11月罪人 ^[42] 和社会民主党杀人犯”将“为他们的罪行负责”。“1910年代圆顶”响起了喝彩声，结束时回荡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 ^[55]

社会党人努力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阻挡纳粹浪潮，以极端的战斗状态回应一切。冲锋队的“军事游行之夜”之后的那天，诺特海姆“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对抗游行，以城镇乐队、两个军乐队和许多装饰着三个箭头的旗帜为首。在市集广场上的演讲又是关于捍卫共和国的。五天后，共产主义者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有50人和一些红旗。第二天，社会党人又举行了游行，是由“钢铁阵线”发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战斗情绪也反映在这次事件的宣传广告中：

致诺特海姆县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7月9日星期六晚上7点，在诺特海姆：诺特海姆县拥护共和政体的工人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的街道都属于拥护共和政体者！因此，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必须参加游行！ ^[56]

游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由30个举着旗帜的人和两个军乐队带领。在市集广场上，一个演讲者严厉谴责冯·帕彭政府，在结束的时候吼道：“在国会选举中，我们不能被纳粹打败！” ^[57] 第二天，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这一次是由失业者和社会党人所控制的专设的失业者委员会发起的。接下来的一周，表达了为失业者增加工资的要求，制订了在诺特海姆进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的计划。 ^[58]

7月10日是有纪念意义的，不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因为这一天在诺特海姆，被压抑很久的暴力行为终于爆发了。一大清早，六个纳粹分子殴打了一个佩戴“三支箭”别针的“钢铁阵线”成员。这为真正的战斗做好了准备，战斗在当晚7点爆发。大约25名国旗队队员从就业办事处出发朝诺特海姆行进，就在跨过“长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从对面方向过河的60名冲锋队队员。两支队伍的首领平安无事地擦身而过，其身后的队伍却互相咒骂起来。“长桥”上的通道很窄，辱骂迅速地变成了全面战斗。双方使用了棍棒、手杖、自行车打气筒和其他的简易武器。在桥北面旧军营居住的“流离失所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冲过来帮助国旗队队员。在警方赶到并终止打斗之前，有大约80人正在用石头殴打纳粹分子。即便是警方努力让对立的双方分开，依旧发生了个人打斗，人们开始越过警方的头顶将石头扔向冲锋队的队伍。这一直持续到一个警察朝人群开枪才结束。双方终于被分开了，两名党卫军成员破坏了就业办事处那边的桥，人群将他们手中最后的石头扔了出去。党卫军急忙撤退了。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有三人住院，多人受轻伤。在受伤的国旗队队员穿过诺特海姆之前，战斗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群人的敌意，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一直被嘲笑。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也就是一个月后在诺特海姆举行的，九个国旗队队员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其中四人无罪释放，其他人被判处二到六个月的刑期。在传达判决的时候，法官宣布双方都有错，遗憾的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起诉冲锋队中的一些人。 ^[59]

“长桥”战斗的四天后，也就是7月14日的“巴士底日”^[43] ，失业者进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尽管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但是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渗入了队伍中。前一天，共产主义者举行了一场100人参加的游行，发表了演讲，呼吁与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那天晚上，警方在诺特海姆森林里逮捕了两名共产主义者，两人都携带着左轮手枪和子弹。 ^[60]

7月14日，有500名男性和女性参加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这立即就被报纸称为“饥饿游行”。游行事先制订的目标是抗议过低的失业救济金并向城市议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免费洗浴和终止义务劳动。

在穿过诺特海姆的游行之后，队伍在市政厅聚集，他们举着标牌、海报和一面黑色旗帜（象征着普遍存在的悲伤和极其痛苦的情绪，至今仍旧在整个欧洲使用）。在游行期间，失业者越来越焦躁不安，开始大喊“饥饿！”和“给我们面包和工作！”。在市政厅，呼喊声传到市长那里，要求他出来和他们谈话。他拒绝了队伍的请求之后，怨愤声四起，一个人大喊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市长？”人群大喊着回应：“绞死他！”之后，最前面的人走上台阶，进入市政厅。

警察立即抽出他们的警棍，有些人被抓住和控制住了，还有些人被殴打了，人群向前涌去，有一个人大喊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进去！”一个警察掏出了枪，一个示威者对他说：“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进入市政厅后，失业者不知道接下来能做些什么事情。人群发生了混乱，警方阻止他们向一楼以上的地方前进。示威游行最初的领导者之一，也就是工会秘书和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劝说人们离开大楼。人们出去之后再次聚集起来，有序地朝着县辖区行进，县长现身并且告诉他们，他本想提高失业救济金，但是县现在几乎要破产了。于是，游行队伍解散了。

第二天，失业者仍旧心情不好。《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讽刺性文章，生气的人们聚集到该报的编辑部，开始敲窗。警方及时到达，从而阻止了暴力的发生。这天稍晚的时候，参与“长桥”战斗的一个国旗队队员出院了，立刻被一个纳粹分子袭击，惨遭殴打。同一天，两名女性之间还爆发了政治争吵。

八名“饥饿游行者”后来在诺特海姆的巡回法院接受审判。审判拖到了11月，越来越超过限度了。法庭不得不反复地清场，法官一度威胁说要逮捕所有的观众。后来，他以蔑视法庭罪审判了其中一个被告。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辩护律师。有七名被告被认定为有罪，被判处6到9个月的刑期。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一个共产主义被告在被告席上大声呼喊着：“德国的‘下层人民’很快就会进行另一场审判。你们可以锁住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这时，法庭的观众席上唱响了《国际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警方会清场并且把人群驱散到外面去。 ^[61]

“长桥”骚乱和“饥饿游行”之后，纳粹分子变得相当沉寂。他们唯一的活动发生在7月18日，冲锋队的合唱团在为一名冲锋队队员及其新娘演唱完《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后，举行了穿越诺特海姆县的宣传游行。 ^[62] 减少活动是因为他们在准备纳粹项目中的一场最大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

1932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主流媒体的明星，希特勒的演讲就像组合狂欢节、摇滚音乐会和大联盟冠军赛一样。演讲吸引了寻求神秘交流的信仰者、刚刚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的有求知欲的人以及想要分享其他人都做了些什么的好奇者。一宣布举行演讲，票立刻就被卖光了；通常情况下，票只在当地纳粹重要人物中谨慎分配，由他们加价出售。早些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请求省党部领袖将一部分票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士，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11张2马克一张的票。 ^[63] 施泰内克还在6月中旬写信给大区，当时希特勒的行程已经定好了，哥廷根附近的城镇被挑选为希特勒的演讲地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本应选择诺特海姆的原因。 ^[64]

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地点不能轻易地选取；1932年，地方上的纳粹官员经常事先收到一套完整的印刷的指示说明，是关于如何举行希特勒的集会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希特勒要求的矿泉水牌子，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讲台上必须放一碗冰，这样他可以凉手。 ^[65] 希特勒的演讲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事业和主要的创收事业。1932年7月21日，在哥廷根举行的演讲花费了11 470帝国马克，但是卖出了15 545张票（每张票高达3马克），总收入达19 222帝国马克，净收益7 751帝国马克。即便是元首抽取一半的收益，仍旧能挣很多钱。 ^[66] 而重点是无论希特勒出现在哪里，他的演讲都极大地推动了纳粹的竞选运动。

希特勒将要发表演讲的哥廷根城镇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为了将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带到这里，铁路安排了几辆专列。集会将在露天举行，整个空间可以容纳15 000名观众。希特勒之前是威廉·弗里克教授，教授在晚上8点开始演讲，场地3点就开放。希特勒会坐飞机来。

下午很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演讲者的讲台上布置了很多纳粹标志和旗帜，讲台后面就能看到旗帜。当地冲锋队队员作为引座员，而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成群地站着。作为一种荣耀，在战争中受伤的人被带到了前排的特殊席位；之后，病人被抬了进来，包括（据称）一个声称最后心愿就是见到希特勒的濒死的人。等待期间，气氛越来越紧张。突然，8点的时候，人们呼喊起来，因为希特勒的飞机越过了布伦瑞克，他早些时候在这里发表过演讲。人们高喊着：“万岁！”当飞机飞向机场时，他们挥舞着手帕。

之后，弗里克教授开始演讲。“如果警方说他们不能保护冲锋队，我们将会自我保护。只要给我们多年来我们的敌人对付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器就行了。”9点45分，他结束了演讲，人们一边等待着，一边不停地低声抱怨着。开始下起了细雨。突然，希特勒出现在了讲台上，迎接他的是欢呼声和自发的“万岁”。说了几句粗话后，他命令把讲台上的雨伞拿走，这样一来，他就像观众们一样没有任何庇护地站在细雨中了。他大概说了如下的话：

各国历史上都会迎来各种各样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的投票并不只是一场选举，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抉择——国际主义的世界和真正德国精神的世界。人们必须在被阶级、党派、宗教分裂的德国和拥有一种意志、一个目标的德国之间做出抉择。过去的13年带来了痛苦、毁灭。本没有人能摧毁国家财富，创造数百万的失业者。所有的成分都有他们的党派，只有德国人民没有。但是国社党永远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只有国社党拥有勇气，并且愿意采取行动。

他离开讲台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又被高呼“万岁”的声音打断了，最后，人们自发地唱起《霍斯特·威赛尔之歌》。“每个人都浑身湿透地回了家，但心中充满了希望，”《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铁路车站附近的路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马克思主义者也‘断电了’。” ^[67]

尽管在希特勒的演讲之后，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会变得扫兴，但是纳粹分子仍旧不得不以选举集会来填充7月剩下的10天。他们举行了两场集会，每一场都不出彩。7月25日，一个维也纳的纳粹被邀请到诺特海姆，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讲话，选举前夜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娱乐晚会”，播放了希特勒、戈林 ^[44] 和施特拉塞的“有声”影片。 ^[68] 为了填补空白，纳粹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听！听！》上发表了诽谤性的指控。

媒体的谩骂很可能已经到了收效递减的阶段。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一年前，一群在诺特海姆邮政局工作的办事员被《人民报》贴上了纳粹分子的标签，但是随后该报就撤销了指控。而现在，1932年7月，纳粹分子抨击同样一群人为社会党人。这群办事员最终对纳粹分子提起了法律诉讼，经公证人证实，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因而恢复了平静。 ^[69]

但是纳粹的诽谤在诺特海姆健康保险办事处起效了。这一机构由社会党人管理，自1931年8月《听！听！》第一期发行以来，办事处就一直承受着纳粹分子的抨击。在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前的一周，健康保险办事处的董事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其对《听！听！》发起的诉讼已经失败了，因为法庭裁定读者们不可能从纳粹文章的扭曲语言中发现任何意义，但是《听！听！》开始了新一轮攻击，因此，董事会发起了新的诉讼。《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广泛报道了新的指控，即健康保险办事处向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承诺可以使用它的油印机。《听！听！》从一个该办事处的雇员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该雇员后来被解雇了。社会党人坚称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市政厅和县辖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每一次使用这个机器都付钱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县长和审查委员会调查了这一事件，宣布纳粹的指控是诽谤。委员会免除了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所有责任，并且支持办事处开除一开始将此事出卖给《听！听！》的雇员。但是，这一消息只在《人民报》上发表了，而且是在选举后。去投票的诺特海姆人对纳粹的指控记忆犹新，很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声音，健康保险办事处及其社会党人董事会一定有问题。 ^[70]

选举前夜，社会党人执迷于疯狂的指控，包括声称纳粹分子会给穿着冲锋队制服在城镇中行走的工人3马克，还会给成为冲锋队队员的人50马克。除此以外，社会民主党最后举行了两场集会。其中一场是由工会发起的，于冯·帕彭在普鲁士的政变之后六天举行，他们向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议。另一场是选举之前两天举行的。集会上的演讲者之一是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客观分析了纳粹分子的承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第二位演讲者是一个地方工会的秘书，他详细地反驳了纳粹对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指控。集会的内容相当不同于最初的广告宣传：“我们正在进击！奋起！攻击敌人！”不过，出席率很高。 ^[71]

其他政党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并没有发起竞选运动，只有民族主义者除外。虽然冯·帕彭并不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但是他代表了该党的一些观点，因此该党是国会中唯一支持帕彭的党派，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这给了它新的政治可能性。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投票的两天前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会上，该党成员谨慎地将其从国社党中分离出来。民族主义演讲者说他们钦佩纳粹分子的爱国主义，但是反对他们的计划，尤其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计划。他也指责希特勒想要摧毁其他党派的愿望，因为“德国文化就是通过多样性发展起来的”。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72]

7月31日星期天，6 730名诺特海姆人去投票，其中有96%的人符合条件。纳粹获得了4 195张选票，比前一年增加了500多张。他们现在代表了诺特海姆62%的选民。他们获得了所有“新”选民的支持，也吸引了其他党派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385张选票，现在只代表城镇中1/4的选民。除了纳粹之外唯一选票增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选票翻了一番，但只有285张，即所有选民的4%，这让他们成了诺特海姆的第三大政党。就算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转给共产主义者，也至少有200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分子。痛苦和无助感开始侵袭社会民主党曾经的追随者们。

民族主义者在诺特海姆站稳了脚跟。获得了200多张选票之后，他们从普鲁士议会选举时的最底端攀升上来。而这并不是让他们狂喜的原因，还发生了很多鼓舞极权保守主义追随者们的事情。冯·帕彭的政变让他控制了普鲁士邦，他现在可以清理普鲁士的社会党人政府，并且以保守主义者取代他们了。城市议会试图就谴责《人民报》一事进行投票，不过没有成功，因为中间派不同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县长被免职了，他被一个民族主义者取代了，而且县议会被解散了。 ^[73]

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虽然是一个社会党人，但却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也很客观，以至于纳粹分子对其在1932年离任也表示遗憾。即便是身处口水战中心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忘记了他们都是社会党人，并且称他为独裁者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镇定。新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是一个反纳粹的保守派，他质疑民主，厌恶社会党人。他的上任也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在县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形势结束了，因为冯·帕彭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并入临近的乌斯拉尔，保留诺特海姆的县地位，但是解散其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两名纳粹党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一名温和的右派组成。 ^[74] 社会党人又从另一个权力位置上被驱逐了。

所有改变的标志是1932年8月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并没有举行游行。只在第一市立中学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集会，所有的学校这天甚至都没有放假。下午晚些时候举行了游泳比赛，但这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为其主要年度节假日做的所有事情了。 ^[75]

考虑到整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 ——一个失业工人大喊道，他因扰乱治安而被捕，据1932年12月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

尽管社会民主党遭遇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纳粹分子在7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绝大多数，但夏季选举后，诺特海姆的政治形势陷入停滞不前。纳粹分子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但他们仍旧没有权力。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经过密切观察，纳粹在7月国会选举中赢得的230个席位的“胜利”是空洞的。国社党只获得了37%的投票——自第二次总统选举之后，这一比例就没有增加过。8月13日，希特勒向冯·兴登堡举荐自己，希望能被允许组建内阁，这位老人家不仅拒绝了，还暗示他永远都不会允许希特勒成为总理。如果不可能“合法取得权力”，毫无疑问会使用武力。冲锋队于1932年8月发动了一波恐怖袭击，冯·帕彭政府以紧急法令作为回应，按照这一法令，五名冲锋队队员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军队告诉戈林一旦纳粹试图发动政变，他们就会开枪。

在这种僵持局面中，军队似乎占据着优势。在诺特海姆，1932年秋初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这一点，因为来自第17步兵团的军队访问诺特海姆，进行了秋季军事演习。城镇热情地接待了400名士兵和6名军官。各种报纸满是关于军事演习的叙述，军乐队举行了两场音乐会，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举行了多场“演习舞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城镇中的孩子们听到老兵的歌曲很高兴，因为他们骨子里都热爱军队。为了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学校给孩子们放假，让他们去看第二天的军事演习。简而言之，整个城镇都沉浸在纯粹的军事表演中。 ^[1]

以前，在小范围内，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1930年11月，一个自行车团体访问诺特海姆并举行了“同道中人晚会”，和诺特海姆“以前的90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的成员一起喝啤酒。1931年5月，一个小型摩托车分队在城镇中因模拟演习待了两天。很明显的是，诺特海姆人非常渴望军事生活，以至于他们看到警察部队来城镇时都很高兴。1931年，为庆祝一支警察部队驻扎在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晚会，1932年6月，警察部队访问城镇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演习舞会”。人们还应该了解的是，有几个诺特海姆人是非法军队（黑色国防军 ^[45] ）的志愿者会员，这支军队驻扎在城镇东部15英里远的山丘上。 ^[2]

投入军事主义并不只是观看士兵们的游行。1930年，陆军元帅冯·马肯森 ^[46] 访问诺特海姆所引发的精彩的庆祝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前陆军元帅再次穿过诺特海姆，路上，他去拜访家宅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老朋友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当地最重要的纳粹分子）。他要求不需要小题大做的，但是150名钢盔团成员在火车站迎接他，诺特海姆露易丝王后协会为他献花。他乘着伯爵的豪华轿车穿过城镇（许多房子上都挂着向他致敬的旗帜），“长桥”上一支钢盔团卫队列队欢迎他。在被检阅和解散之前，钢盔团一直跟在汽车后直到冯·施特拉伦海姆的家。之后，当地的“骑兵俱乐部”被邀请到伯爵的宅邸喝茶，与老战士会面。当《人民报》刊登了伯爵庄园的半版照片时，对马肯森的到来很高兴的诺特海姆人几乎笑不出来了，照片中包括仆人们的住房、马厩等，题述是：“这里住着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工人们的领袖——国社党的领袖——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了。” ^[3]

在大萧条的年代，诺特海姆人持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几乎没人能像纳粹分子那样熟练地利用民族主义。甚至娱乐活动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演讲协会”经常有军队的演讲者。在1931—1932年的圣诞假期，有一部军事滑稽剧电影《舒适的后备队》打破了诺特海姆电影院的所有纪录，连续两周都满座。该电影比汤姆·米克斯和哈利·皮尔 ^[47] 那样的中坚分子更具吸引力。但该电影并不是宽容的民族主义。1931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城镇附近发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小气球，上面系着一张明信片，询问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无意义的玩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社论称，“但是，有很多人来询问关于风向、天气和发现地点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些寄送者正在调查战略信息。因此，不要把明信片寄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出，想要爬到树上拿气球的那个诺特海姆男孩的裤子被划破了；该报严肃地建议法国人给他买一条新裤子。《人民报》对这个故事没发表任何评论。 ^[4] 宗教也被利用来培养民族主义了；虽然教会并没有举行宪法日庆祝活动，但他们确实举行了纪念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庆祝活动，1932年10月，他们庆祝了冯·兴登堡总统的生日。 ^[5]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纳粹诉诸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虽然粗暴，但却有效。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指责纳粹分子崇尚军国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其中包括隐含的暴力威胁。1932年秋末，《人民报》被驱使着要求城镇政府采取行动，反对纳粹分子穿制服并高举旗帜在城镇游行。该报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在“挑起暴力”。 ^[6] 然而，城镇中的纳粹分子知道正是这样的姿态吸引了他们在诺特海姆的追随者。因此，纳粹分子并没有试图与民族主义的、以军事主义为基础的冯·帕彭政府战斗，而是将新的重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了。

9月17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举行了他们在7月31日国会选举之后的第一场集会。这场集会被宣传为“盛大的军事游行晚会”，特色是“党卫军的体育表演”。有很大一群人到场观看党卫军的表演，不过他们的“体育表演”结果是一场被委婉地称为“国防体育”的展览，即军事演习。两天后，冲锋队在诺特海姆附近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公众演习，随之还举行了“演习舞会”。这类活动比一周后举行的另一场集会更加吸引人，在集会上，“所有阶层的工人！商人！工匠！农民”都被邀请“和我们一起带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愤怒和行动来发起猛攻”！根据《人民报》所说，这次集会只有通常出席率的1/10。 ^[7]

虽然最近获得了很多成功，但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是陷入了麻烦，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都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财政。虽然有大量的资金转入，但是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反而增加了——按照预期，收益会增加。1931—1932年的“金字塔俱乐部”将群众集会的收益投入宣传，想要以此从群众集会中获得更高收益，到了1932年夏天，它已经到了极限并且开始崩溃了。再也没有大批新的希特勒追随者来供养这个循环了。而且，过分乐观的纳粹领袖期望每场竞选运动都能带来最终的胜利，于是，不断的选举导致了不计后果的浪费和难以偿还的债务，因为增长率相对下降了。

1932年8月，省党部领袖生气地催促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缴纳6月以来拖欠的会费，总计823.5帝国马克。8月末，地方小组偿还了债务，但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9月末，诺特海姆一共拖欠了555.5帝国马克，10月，又未能支付当月的261帝国马克会费。12月8日，省党部领袖提醒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自8月以来它没有支付任何会费，并要求它立即汇款。 ^[8] 不仅诺特海姆欠大区的钱，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地方小组都没能付款。 ^[9]

另一个问题是纳粹党派中的成员人数实际上在减少。1932年9月末，大区记录当月净减少了401名成员。有84名新成员，但是有330人退出，155人被开除（绝大多数是因为未支付会费）。捐款也减少了。 ^[10] 这可能是因为国社党之前对其追随者压榨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国社党变得更加“偏左了”，它试图与冯·帕彭的政府拉开距离，因而疏远了一些中产阶级追随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祥的政治问题。 ^[11]

1932年10月，诺特海姆面临一场新的竞选运动——八个月以来的第五次。7月选出的国会只召开了一次有关商业的会议，当时反对冯·帕彭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以10：1的绝对大多数通过了。冯·帕彭无意在国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于是立即解散国会，要求于11月6日进行新选举。很明显，只有冯·兴登堡的权威和军队的刺刀支持着政府，在国会内，没有其他可能的联盟能组成政府了；608个席位中有319个由纳粹分子或者共产主义者控制着。他们不能共同统治，但是可以联合起来阻止其他人的统治。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秋季国会选举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如果纳粹分子想要保持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就得加入战斗并且展示成果。大区再次下达了战术指令，并再次询问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宣传需要。瓦尔特·施泰内克不再是夏天那个挥金如土的人了，他回答道，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印刷材料了。他不再像7月选举那样要求“五个大区演讲者、三个国家演讲者和一个参加选举前夜15 000人的示威游行的重要人物” ^[12] 。省党部领袖也设计了一些能以人力而非资金完成的策略：“传教士般的”演讲者挨家挨户地进行选举宣传，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使10到20个家庭“皈依”（并且将印刷品卖给这些家庭）；再次进攻没有设立地方小组的地点；再次使用了曾经在7月用过的私人信件写作策略。竞选运动仍将使用经过检验的煽动性方法，比如群众集会。 ^[13]

10月8日举行了第一场纳粹群众集会——又是一场混合性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演讲活动。有抽奖活动，冲锋队演奏了音乐，希特勒青年团表演了题为“在敌人的金牌里”的戏剧。三天后，一个普鲁士议会的纳粹成员发表了题为“打倒富翁们的独裁统治”的演讲。他针对的目标就是冯·帕彭和民族主义者，他承诺纳粹分子会粉碎这场“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两场活动的出席率都很高。 ^[14]

随着新竞选运动而来的是令人厌烦的暴力和谩骂的日益增加。整个8月和9月，城镇都很安静。唯一的例外是9月初，当时积习难改的纳粹好斗者塔普曼殴打了一名社会党人，他因此被象征性地处罚了10马克。然而，10月23日，两名国旗队队员和一名纳粹分子打架，纳粹分子的头被打破了。同一周，一名“钢铁阵线”成员因辱骂警察而被法庭罚款，一名纳粹分子因辱骂城镇议员而被罚款。 ^[15] 在10月10日的“乐队之战”上出现了有趣的调剂。城镇乐队（纳粹认为该乐队是社会党的，因为社会民主党集会经常雇用他们）正在市集广场上举行每周的惯例音乐会，就在此时冲锋队的乐队来了。由于警方的工作疏漏，纳粹分子也被允许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表演。广场上的观众很快就将之等同于政治事件，交替大喊着“自由！”和“希特勒万岁！”。为了避免暴力，警察在广场中央画了一条线，在两支乐队猛攻彼此的时候，他们在线的旁边就位。在警方的督促下，两支乐队最后离开了，群众也安全地解散了。不管怎样，那天的诺特海姆人很可能已经听够了音乐，因为那天的早些时候，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乘着卡车穿越了城镇。 ^[16]

10月22日，社会民主党以一场大规模的国旗队队员集会开始了竞选运动。主要的演讲者是国旗队的全国领袖卡尔·赫尔特曼，集会之前，来自汉诺威的国旗队乐队在市集广场上举行了巡游和音乐会。因为全部国旗队第十区的人都为此次活动来诺特海姆了，所以这次巡游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尔特曼的演讲标题是“我们的自由岌岌可危”，是对纳粹分子的猛烈攻击。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一周后，社会民主党青年部举行了一场游行，他们高唱着歌曲，表演着反纳粹戏剧。最后的一场游行于11月4日到来，主角是奥托·格罗提渥，他在激昂的演讲中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 ^[17]

民族主义党派在竞选运动中举行了两场集会，都是在最后一周，都攻击了纳粹分子和国会政府。 ^[18]

纳粹分子以一场群众集会开始了最后的选举运动，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女孩联盟。诺特海姆的领袖克莱尔·登茨勒发表的演讲强调了“热爱祖国、人民团体、德意志意识和德国道德”。三天后举行的一场对抗的集会吸引了“收租者、领抚恤金者和战争伤残者”，还吸引了“德国的工匠和商人”。票价降到了20芬尼，这是纳粹集会的最低金额。早上，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一起去教会，中午冲锋队乐队举办了音乐会。两天后，一个路德派牧师代表纳粹分子讲话。票价再次降低了，但纳粹还有财政麻烦，他们第一次进行了公众集资。牧师抨击了冯·帕彭政府，不过像往常一样，他强调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我们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所热爱的祖国只有一个。”有很大一群热情的观众。最后，在选举前夜，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一起举办了“娱乐晚会”，有唱歌和跳舞，还有当地领袖的演讲。 ^[19] 在扣除掉啤酒的成本之后，这次活动的400马克收益表明仍旧能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身上赚钱。 ^[20]

在自1930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纳粹分子以报纸宣传来补充他们的集会。在选举之前的那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每天都出现大量的广告宣传，还包含如下的简短口号：“14年的痛苦、羞耻和丑闻！保护你自己！”“我们每天的面包是首要需要。我们想要能忍受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全党各个部分都被派出去分发印刷品和集会门票了。纳粹分子明显很谨慎。

11月6日星期天的选举表明诺特海姆对纳粹的支持率第一次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选举疲劳”；不过投票人数只减少了100人，这些一定是来自国社党的数据，总票数减少了267张。获得这些选票的主要是人民党和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共产主义者也增加了大约5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似乎呈平稳状态。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诺特海姆失去了12张选票，但实际上在诺特海姆县是有所收获的。尽管纳粹的力量有所削弱，他们仍旧控制着59%的大众选票，而社会党人只有24%。在全国范围内，国社党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230个下降到196个，而共产主义者的席位从89个增加到了100个。然而，选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仍旧保持着“消极多数”，而专制政府也在继续着。

好像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一样，冯·帕彭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选举日在德国的任何地方召开所有的政治集会，为期12天。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暴力行为；选举结束两天后，几名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发生了打斗，不过没有人严重受伤。 ^[21] 在危险的政治贫瘠中，只有一个乐观的理由。1932年秋天已经度过了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即便没有政府行动，现在人们都期待着恢复过来。诺特海姆的每份报纸每月两次刊登当地的失业数据，研究这些数据的诺特海姆人会发现1932年春天达到失业顶峰时几乎没有超过前一年。他们会注意到，秋天的失业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增长。1932年10月，该区的工业和贸易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经济正在复苏。他们向公众发布了一项声明，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这是大萧条年代第一个充满希望的声明。 ^[22]

然而，这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多少欢乐。即便是1932年秋天在制糖厂找到工作了，每周的工资也只比失业津贴多了2马克；工资水平是1929年的一半。1932年11月，一个年轻的接受福利救济的女性在市政厅大喊：“饿！”因为福利办事处没能满足她的需要。她一直呼喊着，直到警察把她赶走。11月下旬，当地法庭判处一个工人一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发现自己一大家子的失业救济金被削减了之后，生气地大吼道：“走向街垒！走向内战！”当领取福利救济金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救济金被削减了的时候，市政厅几乎发生了骚乱。12月初，一个在福利办事处的失业者非常愤怒，他拒绝离开，因而被逮捕了。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一直大喊着：“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同时，工业事故受害者和孀妇协会向政府要求更好和更公正的抚恤金。 ^[23]

城市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向失业者提供廉价的肉，如果有人有一头猪，可以在城镇屠宰场宰杀并且免费烹调加工。城市准备了一些土豆以备紧急使用，没有任何食物的人可以在城镇赈济处获得免费的餐食（1932年每天平均分发37顿餐食）。城市公共浴室以每人10芬尼的价格提供温水浴，在特别的情况下，失业者可以免费洗浴。还为失业者建了一个温暖的大厅。 ^[24] 城市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部分原因是私人慈善团体做不到这些。1931年的慈善联盟在1932年没有再出现，“主要是为了逃避他们去年遇到的困难”。政治对立的加剧使得各个慈善团体难以凝聚起来。 ^[25]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内，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一种特殊宿命论的强烈影响。自夏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不过国旗队队员仍旧在为防止纳粹分子夺权而准备战斗。他们在柏林总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短波电台，11月后全天有人值班，一旦纳粹发动攻击，他们能立刻发出信号。在诺特海姆，人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好斗。国旗队的领袖们不断警告着不能仓促采取行动。他们也渴望战斗，但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1932年12月，一个工会领袖把其成员名单烧毁了。一个来自紧挨着诺特海姆郊区的国旗队领袖难以阻止其成员发起针对纳粹分子的独立罢工，但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先摧毁了其成员名册，这件事也发生在12月。 ^[26] 一个普通工人总结了普遍情绪。他发现纳粹分子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主要是财政上的。他不会在他们面前退缩——实际上他是与一些冲锋队队员打架的领头人之一，他因而曾被判入狱——但是，他也确实觉得纳粹分子会掌权，这是他无法阻止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27] 。

城镇中人也认为纳粹必然会胜利。人们普遍相信国社党已经编制了如何在诺特海姆分配权力位置的清单。 ^[28] 非社会党人都不相信国旗队队员会战斗；他们认为其领袖是和平主义者，缺乏个人勇气。 ^[29] 不过，事实是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领袖都获得了能证明自己勇气的战争勋章（卡尔·德佩拥有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当城镇在12月和次年1月等待着第三帝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这轮毫无意义的政治活动依旧在继续着。共产主义者坚持煽动旧军事营房的失业者并且分发传单。人行道上能发现共产主义者用棕色油漆写的口号，这给清理的城市工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1月，德国共产党让大约80名参加游行的示威者拿着刻有口号的牌子：“打开橱柜！拿着煤、土豆和面包出来！”这也引发了城镇中人的一些思考。《人民报》曾两次强烈地否认德国共产党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中取得了进展。

与关于社会党人的流行观点相反，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在纳粹掌权时会进行战斗的严肃的革命者。但诺特海姆权威机构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931年，镇上的警察对一项官方调查的回应如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没人对共产主义者表示担忧。他们的地方组织只有15到20名成员，直到现在都不活跃。” ^[30] 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也不准备战斗。1932年8月，当普鲁士警察在整个诺特海姆县搜查主要的共产主义官员的家时，从14所房子里搜到的全部武器包括四根“棍子”、两把“匕首”、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副指节铜环——后者是诺特海姆城镇的共产主义者唯一的武器。 ^[31] 但是在大萧条的环境中，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替罪羔羊，给中产阶级提供了担忧的新原因，也给社会党人提供了造成围攻气氛的另一个理由。 ^[32]

纳粹分子在整个严冬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继续他们的煽动活动。12月初，他们发起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宣传电影，另一场是多样化的娱乐活动。1月，冲锋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还有一场群众集会，他们的演讲者在会上将国社党描述为“一个优等民族发出的最后一声备受折磨的呐喊”。许多可以免费入场的失业者来这里主要是因为纳粹分子宣传称“大厅非常暖和”。最后，1月末，冲锋队召开了另一场“军事游行晚会”，还表演了一出戏剧《褐衫英雄》。这些活动并不是源自他们的活力，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只是源于坚韧的决心和惯性。 ^[33]

纳粹分子的部分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尔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终正式接任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所说的“暂时的财政灾难”，尽管这实际上是一场地域性的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危机。 ^[34] 总之，12月，地方小组陷入了贫困，以至于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来举行集会了，只能租下骑术大厅，他们降到了与之前蔑视的社会民主党同等的地位。 ^[35] 他们迫切地需要资金，甚至开始敲诈他们自己的选民。吉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行一个诺特海姆各党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商业的目录。纳粹分子之后被命令只能在目录上所列的商店买东西，一共分发了2 000份。要登上目录，一个纳粹商人就必须支付4马克。吉尔曼称之为“廉价的广告宣传”，但是他几乎没给受害者们什么选择：“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被顾客读到？” ^[36]

其间，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生病了（胃溃疡已经折磨他10个星期了），他卧床不起，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亲戚们的救济来存活，他没有从大区那里收到任何官方经费的补偿。他有117帝国马克的电话账单已经过期了，他的电话会被取走。12月19日，他写信给省党部领袖，为他的过期会费申诉，他提道：“今天，在来自省党部领袖的信中，我为‘拖延会费’给出了我最后的20芬尼。”他支付费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过去几个月一直欠大区的会费，并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区演讲者的57.5帝国马克，因为这个演讲者现在“身无分文”。 ^[37] 结果显示，纳粹党人没有人能付给其他人任何东西。

除了艰难地举行集会和“娱乐晚会”之外，恩斯特·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请求上级派来“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请求大区让希特勒来。他邀请戈培尔到诺特海姆，向他讲述这个城镇的吸引力。最终，他请求省党部领袖的老同志们派来任意一个重要的演讲者，但是他们没做出任何承诺。 ^[38]

其间，在诺特海姆的国社党爆发了派系争斗。持不同政见的纳粹分子指责吉尔曼任人唯亲、财政违规和独裁。他以简单的驱逐作为回应。1月，地方小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冲锋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了。圣诞节前的一周，他们中的一个人痛殴了一个年迈的社会民主党，导致他瞎了一只眼睛。 ^[39] 没人能预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将被委任为国家总理，以及第三帝国将会出现。城镇一直在致力于纳粹事业，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续的宣传和暴力行为之外，纳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占诺特海姆选民3/5的纳粹绝对大多数（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将这座小镇带到第三帝国边缘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萧条。不过在这三年危机期间，只有工人阶级遭受了痛苦，对城镇中产阶级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担忧，即最终的灾难会降临，他们会承受和“流离失所者”同样的命运，或者社会革命会摧毁其地位。比大萧条造成的实际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强调这种痛苦的新闻报道。

在整个大萧条年代，诺特海姆只有17次破产，其中的11次规模很小，只是边缘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与大萧条无关。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破产现象，每次都涉及冗长而痛苦的法律程序，所有的内容都在新闻上如实报道。1932年4月，在失业顶峰时，只有8%的城镇中人失业，但是持续的抗议、打斗、示威游行和源源不断的面色灰白的工人们去地区就业办事处让失业问题成了城镇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纳粹的煽动吸引了这种情绪，并且加强了不安定的氛围。

失业者的绝望不仅令中产阶级恐惧和厌恶，也摧毁了工人们的自信。多年的懒散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工会权力的削弱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十多年来获得的工资收入都没有了，甚至仍旧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担心会丢掉工作。

大萧条不仅创造了纳粹分子得以蓬勃发展的恐惧氛围，而且让政治进程更加痛苦。政治对抗反过来又妨碍了可以缓和大萧条影响的合作。在诺特海姆，危机政治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战争。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从没有将社会民主党视为公共机构；现在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摧毁社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应方式是增加了《人民报》对一些诺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恶意抨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听！听！》则成功地削减了政治性，增加了紧张性。基本上，纳粹分子是最擅长辱骂的，在普通时代，这本会对他们起反作用，但是在恶意中伤的混乱中，这增加了他们的声望。在争夺党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议会中公务员团体的温和态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憎恶让诺特海姆投入了纳粹分子的怀抱。在纳粹分子摧毁了社会民主之后，几乎没有保守派人士认识到纳粹将会攻击他们从前的同盟者并且摧毁这些同盟者。

如果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没被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本不会被选为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工具。纳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操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保守派的支持。

193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特海姆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城镇，不过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对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这种现象，纳粹的宣传就是这样，但是通过操纵爱国主义象征，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将其与重要的传统惯例联系在一起了。纳粹分子同样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师作为演讲者。和纳粹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互惠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整个前希特勒时代或多或少都是结盟的。两者之间唯一真正痛苦的时期是冯·帕彭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又一次在音乐会上共演，因为希特勒政府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

纳粹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有很多共同点：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反社会主义以及致力于破坏魏玛共和国。在诺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对纳粹的成功感到高兴，不过纳粹分子常常表现出明显轻视他们的迹象。《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给予他们社论支持，经常报道和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记者是纳粹分子），并且明显提供了减价或者免费的广告宣传版面。在纳粹成长的早期，《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印刷机可以用于印刷纳粹的小册子和海报，该报的专栏是纳粹分子能直达大众的唯一途径。 ^[40]

虽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他们还有两项有益于纳粹分子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资金。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地位高的公务员、企业家，或者贵族。另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不仅其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它还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君主制的传统。最后，它还通过钢盔团和军队关系密切，钢盔团名誉上的全国指挥官是冯·兴登堡。通过对纳粹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限制对纳粹社会目标的反对（在此期间，党派间是不和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帮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很明显的是，最优秀的人是支持纳粹的，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有利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萧条而产生的渴望和需要、阶级对抗和复苏的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持续的选举意味着持续的竞选运动，而每一场竞选运动都刺激着仇恨和激进主义。从1929年11月的地方选举到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一共有九场重要的竞选运动，单是1932年就有五场。诺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选举中投票了。这遵循了整个选区的模式，这是德国35个选区中参与率第二高的地区。 ^[41] 在诺特海姆，每场重要的选举中，都有94%—97%的合格选民进行投票。因为是自行登记，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待在家里。剩下的人都被卷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说，政治热情几乎蔓延到了城镇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区域。

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纳粹在诺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势也无法解释在大萧条的三年中纳粹所获得的选票从123张飞涨到了近4 200张这一现象。 ^[42]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必须考虑到纳粹分子投入竞选运动的技能和努力。数量是首要因素。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这三年间，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分子公共集会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在日益增加。在选举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932年7月，有六场集会：三场是带有演讲的集会，两场是带有游行的集会，还有一场是“娱乐晚会”。而且，活动一直在继续；在整个三年期间，只有两个月没有纳粹集会（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 ^[43] 活力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纳粹在诺特海姆的宣传努力超越了纯粹的行动主义。持久稳固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强劲的努力，再加上对特别适合诺特海姆和城镇中每一种因素的敏锐触觉。除了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演讲外，他们的集会也是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还要考虑到诺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镇中几乎没有真正反犹主义的人，因此这一效果较弱。但是城镇中人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这被充分利用了。当纳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体时，他们会依赖于盛会、“娱乐晚会”、放映电影、演戏剧、杂技表演、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和其他取之不尽的手段。 ^[44] 他们将受苦的群众吸引到盛大的集会中，在集会中，人们会沉浸在参与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活动的感觉，在这场活动中为满足每一种需要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敌人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爱的是无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为从企业银行的崩溃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负责的“体系”。

简言之，国社党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这甚至反映在广告宣传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别是“National Soc.German 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 Germ.Workers Party”，或者是根据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混乱的宣传中，纳粹分子表现为虔诚的、严肃的、完全爱国的、在满足民族主义需要的情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而且（如果你曾经出席他们的“娱乐晚会”）很明显是友好的。但是，纳粹集会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人数来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党，那么国社党就是这样。

从远处来看，纳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来是神秘的，但是当某人分析该党派在当地的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力、成分和构成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纳粹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于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更简单的解释似乎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纳粹党由边缘现象转换为大众运动开始，他们的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获得权力。这要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员和选票来实现。所有的其他内容——比如主义上的一致性或者人类尊严——都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动员群众支持，让希特勒掌权。一个如此简单的目标，可以允许他们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种才能和活力。

其次，与以前的党派相比，纳粹党的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国社党是中产阶级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种事情。他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问题（明白如何记录分类账户，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追随者不同，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一内容就像是学外语一样），他们熟悉广告宣传、设备租赁、筹资和办公室间备忘录等。他们有交流网络（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了解各部分的业务专长，能够处理像租赁麦克风或者在一夜之间设计并印刷海报这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商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已被训练成守时、勤勉、自律、守序和节俭的人。参与战斗的人也熟知冷酷无情，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并且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纳粹领袖也有中产阶级那些偏狭、自信、易受骗和粗心大意的自以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了解如何加强和利用这些性格缺陷。

最后，1930年之前，纳粹党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通过形成多样化的书面宣传的要求清单和对各种主题的演讲者的广泛选择（1932年12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区演讲者有80名 ^[45] ），国社党的高级官员让地方的纳粹领袖几乎可以任意选择满足当地需要的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举行过一场群众集会之后，可以通过统计门票销量和筹款所得来更加精准地评估结果。未来的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反馈系统进行调整。收益是衡量一个专门的演讲者或他的主题（每一位演讲者在其最佳表现中也有利害关系）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容易的标准，收益可以用于更多的活动和宣传。因此，纳粹分子持续的竞选运动主要可以通过群众集会和筹资方法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反馈系统包括其他经常被记录和容易被统计的内容：申请成员数量和选票。因为追求权力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些内容也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奖励和强化因素。

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暗示纳粹分子是无敌的，或者他们强大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从1930年到1932年之间的大部分成功必须归因于他们求新而顺应潮流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因素无法发挥作用了，这场运动就会陷入麻烦——以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问题为例。到那时为止，诺特海姆纳粹分子能让城镇中人参加集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会变成一场“娱乐晚会”。换句话说，纯粹的政治宣传对普通的纳粹选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众的冷漠和疲惫已经取代了好奇心和热情，金融泡沫破灭了，否认了迫近胜利的期望所带来的外部关注的党派已经开始攻击自己了。纳粹的极度活跃也要求从地方层面的领袖那里收取费用；他们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鲁道夫·恩斯特和瓦尔特·施泰内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关的骑兵冲锋，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德国的国家领袖有决心和勇气取缔国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话（将全部国旗队队员转为储备军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希特勒就会走投无路了。该党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鲁士禁令所显示的，由于缺乏煽动和资金，纳粹党本会萎缩的。希特勒绝不是不可抵挡的，不过1933年开始，希特勒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让他看起来是难以抵挡的。

如果当时有任何有效的反对力量的话，纳粹分子并不会在诺特海姆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各种各样的右翼分裂党派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他们同意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高度怀疑民主的价值。 ^[46] 只有两个党派无条件地献身于民主事业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天主教中央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城镇中的宗教情况，中央党派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是很稳定——每次选举都获得了180张选票，差不多会有10张的浮动。就大萧条直接对社会党人的追随者施加了压力这一事实而言，社会党人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们才出现损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28%的支持者，但是其本身还是稳固的。社会同质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也是它无法有效对抗纳粹主义的根源。如果社会党人与非纳粹的中产阶级改善关系，他们本可以阻止纳粹主义的发展。城镇中的社会主义传统阻碍了他们。如果社会党人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他们本可以从纳粹分子手中盗走激进主义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改革传统阻碍了他们。他们在战略上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于其进行武装起义的潜在可能性。社会党人随时准备进行抵抗；他们无法抵抗的是纳粹的政治威胁。相反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消极的。

社会民主党强调纳粹主义的邪恶性，但却没有替代计划。它捍卫共和国，但是却不能允诺更好的未来。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队员或者工会集会的心境完全是防御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国竞选运动中利用群众集会来解决纳粹分子在地方层面上攻击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解决大萧条的超级武器，但是在诺特海姆，除了在《人民报》上刊登攻击个别中产阶级的粗鲁中伤外，这一武器却从未发挥作用。整体上来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具奉献精神的活动却没起任何效果的一个例证，其后没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会民主党越是努力地想在决心上赶上纳粹分子，他们就越是将中产阶级赶向纳粹的怀抱。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的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消除纳粹的吸引力。

在诺特海姆，有益于激进的右翼群众政党崛起的因素是丰富的：看起来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灾难；由于政治上的不宽容，传统的阶级划分变得更加严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事主义；不起作用但是好战的左翼；以及分裂、愤慨而且不稳定的右翼。除了其宣传外，国社党还为这种混乱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崩溃——贡献了其他要素。

从1930年到1933年，在诺特海姆出现了不少于37场政治打斗。其中四场是大规模的混战。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未遂的打斗——有几次是警方的积极行动或者对立领袖的克制阻止了暴力行为的爆发。还有几次是警方禁止召开集会，国家警察分遣队被派到诺特海姆作为增援，而报纸在报道出现或者没有暴力行为时，几乎都统一口径说是天气或者汽车意外事故。虽然有警方的规则和规定、政府的布告和紧急法令，但这些没有一项能彻底根除在德国这片有严厉法律和严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现的街头打斗。

问题的根源是将城镇中完全对立的对手分成两个组织，其中每一个都想要摧毁另一个；一个想要建立独裁统治，另一个即便是遭受了猛击也想要维持现在的民主。这种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互相的诽谤，首先是党派间的，其次是个人间的。诽谤诉讼变得司空见惯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嘲讽和辱骂助长了傲慢情绪。恐怖主义，尤其是在诺特海姆县，成了一个标准的武器；刀子、金属棒甚至是枪都成了标准装备。除此以外，还持续存在着即将发生纳粹政变的谣言，有些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诺特海姆从一个不活跃的偏远的城镇变成了暴力行为的爆炸中心。可以绘制一个由政治活动和街头打斗构成的“狂热图表”。 ^[47] 它会证明竞选运动、频繁的政治集会和肢体冲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三年是与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会宽大处理，以至于双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怂恿。1933年1月20日，这一心态达到了顶峰，当时在“饥饿游行”和“长桥”战斗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种活动。

三年来的暴力行为的遗产，打破头、撕裂嘴角和打伤眼睛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当然，任何一场打斗都没能决定什么，这些打斗与其说是政治紧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但是这些打斗为城镇积累了足够的痛苦。由于和平的解决被证明是不可能了，诺特海姆人越来越习惯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对经常发生的打斗感到厌恶，但最后却习惯了打斗。因此，这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