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华语诗论

北岛：古老的敌意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甚至是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

大约一个世纪前，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20世纪开始的岁月，在汉堡和不来梅之间的小镇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艺术家和作家，包括里尔克。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在狂欢之夜乘马车郊游。其中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画家就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坏这对理想的双重影像。在观望中，一场混乱的追逐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里尔克选择了黑发的克拉拉，与她结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写下这首《安魂曲》献给她。

这段插曲，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里尔克的诗歌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纵观里尔克的一生，可谓动荡不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年间，他就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写照。

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对我来说有如持久的钟声，绵延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甚至是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如果卡夫卡从未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书，整天忙着算版税，他能写出《城堡》和《审判》这样改变世界小说景观的作品吗？如果保尔·策兰的父母没有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没有饱经流亡之苦，会留下《死亡赋格》、《卡罗那》等伟大的诗篇吗？

要说谁不想既过好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证，比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做过保险公司的高管，度过平静的一生，怎么也会写出《弹蓝色吉他的人》这样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其实在表面的平静中，也可以找到某种潜在的“古老的敌意”。比如，他从小想当作家，遭到父亲反对，只好去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进了保险公司。他其实一直生活在父权意志的阴影中。

我想从这两句诗出发，从三个层面谈谈“古老的敌意”。

就社会层面而言，“古老的敌意”是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作家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公共事物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构成写作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古老的敌意”，几乎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当今世界，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瞬息多变因而也更加危险。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在一个庸俗化和娱乐化主导的商业时代，我们也必须对所谓“大众”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帜下，文学艺术往往会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和视角，在写作内外作出回应。

而这“古老的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如过眼云烟。作家要有长远而宽广的视野，包括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观察与体验。

如果继续推进，必然会触及到语言层面，那么“古老的敌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语言总是处在起承兴衰的变化中，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母语带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语处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30多年前，中国人生活在某种官方话语的巨大阴影下。这种自1949年以来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的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恋爱方式。那年头，词语与指涉的关系几乎都被固定下来，比如，“太阳”就是毛泽东，“红色”就是革命，“母亲”就是祖国或者党。正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现代诗歌，向这种僵化的官方话语提出挑战，最终打破了这种语言的牢笼，承前启后，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转型与发展。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现代汉语陷入新的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行话，包括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语言泡沫，包括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这两种语言看似相反，却存在着某种同谋关系。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语言，与30年前相比，虽表现形式相反，但同样让人因绝望而感到无力。每个作家应正视这一现实，通过写作恢复汉语的新鲜、丰富与敏锐，重新为世界命名。

最后是作家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即作家对自己的“敌意”。换个通俗的说法，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还得跟自己过不去。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这是心灵的手艺，要真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一意孤行，否则随时都可能荒废。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受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目睹某些同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转变，让我深感惋惜，并借此不断提醒自己：与其说他们中很多人是被金钱被权力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其实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没有，就算是向这个世界彻底投降了，同流合污，无可救药。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敌意”为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现实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顺便提一下所谓的“粉丝现象”。这本来是娱乐圈的事，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我认为，这与我们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倾向有关。“低幼化”是从精神分析学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们自动降低智力水平的趋向。正如印度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的痛苦就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就像往常那样，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回到里尔克的《安魂曲》的诗句中：“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其实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牌后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赤贫，我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来源：南方日报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

这里，我只想谈及戴望舒的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现在谈论诗歌时，我已很少使用听起来过分的言辞，但是我仍然禁不住想说，这首诗是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 
《萧红墓畔口占》只有短短的四行：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诗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在于展露了一种诗歌的成熟。这种成熟不仅涉及到诗人的心智(特别是生与死，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对自身境况的意识)，也洋溢在诗歌的语言上(如此干净，朴素，洗练，而又富于暗示性)；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层面的成熟之间的相互协调。 
从类型上说，这首诗仿效了悼亡诗的传统，但由于诗人和被追悼者的关系只是作家之间的倾慕，所以它在借助悼亡诗的基本情景的同时，又迅速偏离了典型的悼亡诗的图式，转而探询人生的奥义。这首诗的基本场景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基前表达他的哀思。对于被悼念的对象。诗人并没有倾注过多的笔墨。比如像传统的悼亡诗那样，大肆渲染死者的品貌。在这首诗中，人们大致可以看出，作为诗人的戴望舒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萧红，是怀有好感的。这种好感最好被界定成一种作家之间的钦幕，而诗人在传达这种钦慕时，表现得非常克制，这种克制又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品质。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是现象的陈述：“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耗费六小时去给死者上坟，而且完全是步行，这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暗示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深的怀念。这里，有两个精确的细节特别强化了其中的情感意味。一是，时间的细节。诗人和女小说家之间并没有血统和亲情关系，连结他们的只是一种作家之间的友情。所以，诗人坚持步行六小时，去给另一个人上坟，便显得十分可贵。因为这种行为不出于义务，而是出于心灵深处的冲动与高贵。二是，历史的细节，或说，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它不那么直接，却对理解这首诗非常关键。这首诗写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当时整个中国正值烽火连天。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诗人默默地走上六小时去给一个亡故的友人上坟，便显得意味深长了。也正是在这里，这首诗开始偏离悼亡诗的传统范式、加入了谈论人的命运、生与死的关系以及对自身生命的意义的觉察的内涵。其次，间接的方式还表现在诗人所使用的一个隐喻：“红山茶”。这一隐喻非常生动地传达了诗人对萧红的赞美与激赏。在现代文学的传统中，“茶花”一直被赋予高洁、自然、清纯、朴素、秀逸等内涵。这首诗中，“红山茶”孕育这首诗的感情深度：细腻，深沉，节制，委婉中蕴涵着激情。 
在这首诗的前两行，还有一个对比也运用得非常巧妙。六小时的行程喻示一种“长度”(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而且诗人也点明了它的性质，它令人感到内心的寂寞。也不妨说，在这种“长度”里，还包含着一种“重”，即它通过寂寞给人带来了内心的沉郁，它指涉了我们内在意识中的生与死的关系。而“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这一句，却闪露着一种动作上的短促与轻逸，只是那么轻轻地一放，将一束美丽的鲜花点缀在墓畔。一长一短，一重一轻，透露出诗人内心情感的波折。另一方面，它们也建构了这首诗层次分明而又曲折跌宕的结构。 
“我等待着”，这是诗人对情景的现场说明，也是诗人对自己在时代与人生中所处的位置的一种解释；更进一步地，还是他对自己在那样一种位置上他所展现的人文姿态的一种省察。“等待着”什么呢?问题早已经提出，它们纷繁复杂，涉及人生，自我，生与死，时代的前景，个人的前途，心灵的隐秘的渴望。答案呢?它似乎存系于茫茫天地间。后两行诗中的转折句法，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特殊的悖论。表面上，“长夜漫漫”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时间现象，它独自流逝，超然于人生，拒不回答诗人在他的心灵里的追问与等待。而“你”，由于身处冥界，也无法应答诗人内心的期盼与疑问。但在另一个层面，作为心智成熟的诗人，戴望舒实际上懂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期待的回答(至少是部分)已存在“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这样情景之中。在这种情景中，安详、恬淡、超然，甚至某种冷淡，都构成了对人生的评价，并将这评价延展到对生与死的领悟中。此外，在这里，“闲话”一词，还给这首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反讽意味，这种意味反过来又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成熟，特别是在面对命运多舛的人生的时候。
如果非要谈新诗语言的成熟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这首诗中，戴望舒所展现的诗歌上的成熟是令人惊叹的。首先是语言简朴，干净，亲近口语，节奏按照诗人内心的情感的波纹进行了锤炼，而且非常谐调。其次，在修辞上，诗人对他早年的夸饰倾向也有所节制，隐喻的运用和诗人对人生的洞察结合得异常准确。再次是结构上的平衡。这首诗在主题上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也融有多重的对比关系，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艺术的平衡。在视觉上，它展得像一幅画，而在心理上，它展现为一种从容面对各种命运的情境。就阅读而言，它更是符合诗歌的现代趣味。它自身的蕴藉饱满、自足，有深邃的玄想，又有克制的反讽；同时，也给每一位接触它的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