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论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其历史真实性在古代原不成问题。但自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疑古之风盛行，五帝时代因之基本被否定，极端者甚至有“东周以上无史说”。虽然因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考古学发现，此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乃至五帝时代，学术界的质疑声至今仍未断绝。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有紧密结合文献史学和现代考古学，并以适当的方法展开研究，才有希望逼近答案。

一、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中“三皇五帝”显然指人而非神，且“五帝”晚于“三皇”。《周礼》所载官制等基本符合西周或者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也当出自西周或春秋，而非战国以后的发明。战国时期出现“五帝”的情况增多，《荀子》《战国策》中各3处，且多与三王、五伯并举，《吕氏春秋》中有14处之多，一般连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和“三皇”有多种组合的情况不同，严格来说“五帝”说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出自《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当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国语》中也有同样的排列顺序，很可能是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的说法，后被《史记·五帝本纪》采用。其他一些曾被称为“五帝”者其实并非确指，或者属于神圣而非人王。即便真正的“五帝”就一种说法，那也应该是从众多古人中挑选的结果，同时期还存在很多其他杰出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使用“五帝时代”这个概念，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述，目前只能在商周及以后的文献中见到，被认为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五帝时代一般也就被划到“传说时代”的范畴，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谓“原史”时期。

疑古学者多视“五帝”为神话人物，基本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认为东周初年《诗经》里有天神禹，东周末年《论语》里出现尧、舜，战国至西汉伪造了许多尧、舜之前的古“皇帝”，结论是“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更早的时候，胡适也主张“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但1928年开始的对殷墟的发掘，发现甲骨文、宫殿、王陵等大量证据，确凿无误地证实晚商属于信史。这不但推翻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而且证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逻辑难以自洽。又因晚商史业已被证为信史，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也理应重新加以考虑。

其实早在1917年王国维就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定《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殷世系几乎完全合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世系。王氏明确认为尧、舜、禹属于历史人物，不应疑古太过。之后蒙文通于1927年出版《古史甄微》，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徐旭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1935年傅斯年则提出“夷夏东西说”。这些研究虽与传统的中华一脉古史观有别，但却都是在承认五帝时代真实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研究。

五帝时代的诸多人物并非出于战国西汉以后的杜撰，这在晚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献中也有所证明。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四方风”，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将帝喾（高辛氏）作为高祖，这也和传世文献吻合。刻有“天鼋”或“天”族徽的先周和周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陕西，或与轩辕黄帝的名号有关。西周图片公图片记载禹敷土浚川，春秋秦公簋记载“鼏宅禹迹”，春秋晚期的秦公一号大墓石磬上秦人将高阳（颛顼）作为高祖。战国时期金文简牍上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齐侯因图片敦铭文记载田齐的高祖为“黄帝”，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关于炎帝、祝融、帝俊、共工等的记载，清华简《五纪》关于黄帝、蚩尤等的记载，以及其他简牍上有关于尧、舜的记载。

但需要承认的是，不管传世还是出土，目前尚不见晚商以前的相关文献。换句话说，所有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都见于至少七八百年之后的文献中，它们的说服力因此大打折扣。但学人很早就提出新的解决途径：“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即便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既可以用来破坏旧古史，也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李学勤则从文献和考古结合的角度，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显而易见，探索古史真相不能仅依靠文献记载，还得和考古学结合。

二、五帝时代考古学探索的方法

利用考古学探索并一定程度上实证古史，最重要的是达成传说和考古资料这两个古史系统之间的互证互释。考古资料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百余年的工作，这个参照系已经以中国史前（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为主要内容基本建立起来。假设五帝时代为真，那么当时不同族群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包含在其中，只待与传说史料相印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就提出虞夏对应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太昊少昊对应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到了50年代，范文澜又推测仰韶文化可能为黄帝时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更多。既有对炎黄、三苗、东夷、有虞氏、陶唐氏、共工氏 等族群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探索，有对“大禹治水”等个案的研究，也有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的把握，并主要形成两类意见。第一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大体可以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对应。如严文明、苏秉琦等认为仰韶文化后期（铜石并用时代前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后期）对应尧舜禹时期，笔者等进一步提出仰韶文化前期已进入炎黄时期；许顺湛认为仰韶文化对应炎黄文化，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为颛顼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对应帝喾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对应尧舜时代。第二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和龙山时代大体对应。如童恩正认为中原龙山文化和“五帝”符合，沈长云、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对应龙山文化时期，李先登等具体提出五帝时代早期的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徐义华认为龙山时代城址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黄帝时代的战争背景相关。

总体来看，上述关于五帝时代的宏观认识，时间上不出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时代，空间上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涉及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空间范围的框定基本就是根据文献传说，时间范围则是从夏商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前溯，大致符合“从已知推未知”的逻辑思路。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确证殷墟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别为晚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基本确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或晚期夏文化，则五帝时代只能在之前的龙山时代甚至更前，但到底“前”到何时则不好确定。有些学者在基本信任文献传说的前提下，以神农氏“教民稼穑”为依据，设想当时应为农业社会，认为应该从仰韶文化开始，但实际上中国农业在距今8000多年的前仰韶时期已有初步发展。不少学者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轩辕黄帝征战四方、统一天下、置官监国为根据，设想其社会应该比较复杂高级，但到底高级到何种程度，是初步开始社会复杂化，还是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国家社会？这些其实都难以遽断。考古学上对农业起源发展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本身就存在不同意见。还有就是这种“比附”式宏观观察方式，很依赖于文献记载细节的真实性——而这本身是需要验证的。也有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比较模糊，那么与考古学的对应也自当比较宏观笼统才对，但问题是如果每一个细节和局部都得不到证实，又如何能保证整体和宏观的真实性？因此，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最终还需从细节和局部入手，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论证逻辑，找到有效的研究方法。

“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建立在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于族群、国族的前提之上。我们可以将族群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具有相同文化传统、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事实上的族群，一般和考古学文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二是当时人所认同甚至包含一定程度建构成分在内的族群，最容易在民族志中找到案例；三是文献记载中的族群。这三种族群多数情况下其主体部分应该是重合的，是以第一种情况作为基础的。国族指国家层面的族群共同体，由一个族群扩展或多个族群融合而成，因国家力量整合形成血缘、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的共性。因为文化等共性的存在，国族也会和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但情况更为复杂。族群和国族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考古学文化和族群不宜做简单对应，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五帝时代尤其如此。但从商周二代国家范围和考古学文化圈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来看， 考古学文化和国族的对证研究并非不可行，与一般族群的对证研究理应更有可能。

尽管如此，古史传说中关于特定族群的记载往往存在模糊或歧异之处，加之很难对族群和国族进行区分，而考古学文化本身通常也并非毫无异议，这就使得考古学和古史的对证很容易导向诸多难以验证的推论，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对证尤其如此。这也是很多人质疑古史和考古学能否对证研究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遵照严谨的逻辑，找到若干比较确定的关键点，再将这些关键点串联成面，而且和古基因、古语言谱系研究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增强古史对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两种研究方法，即变迁法和谱系法。

“变迁法”就是以考古学上观察到的巨大变迁来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的方法。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包括考古学文化巨变和中心聚落巨变两个方面，前者指考古学文化面貌格局发生大范围的剧烈变化，后者指中心聚落、古城等突然毁弃或者出现破坏、暴力现象，两者通常互有关联。而这些在考古学上都是相对容易识别到的。巨变往往是大规模战争和迁徙事件的产物，推测也应当是古人最倾向于记载、传承下来的内容。因此，用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对古史加以验证，相对容易且确定性也较高。而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关键认识，又可以进一步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点。

“谱系法”则是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语言谱系和族属谱系相互结合的方法。族群既然和血缘、语言、文化都密切相关，那么如将它们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推论的确定性一定会增加。如果再将四个谱系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更加确定的推论。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确立，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对古代人群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立方兴未艾，目前已经在揭示东亚现代人基因组、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迁徙与融合过程，以及汉藏、南岛和阿尔泰语系等人群的基因和语言谱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族属谱系则需要对涉及五帝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构建出上古时期族群谱系的基本框架，允许有几套可能性框架，最终以文化、基因和语言谱系来验证。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对“四谱”的互释，最佳的办法依然是结合重大历史变迁，由点及面逐渐展开。

三、考古学视野下的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有文献记载的重要战争事件，首先要数五帝时代之末的“禹征三苗”；与其大略同时的“稷放丹朱”事件，可能也有军事暴力发生；还有一个就是五帝时代之初轩辕黄帝和蚩尤之间爆发的“涿鹿之战”。考古资料显示，这些战争事件可能都真实发生过。

（一）禹征三苗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南下

“禹征三苗”事件在《墨子·非攻下》有详细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五谷变化，民乃大振……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古本《竹书纪年》对三苗灭亡前夕的天灾有类似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可见，“禹征三苗”应是趁后者发生天灾内乱之际发动的一场有计划的征服战争。

从文献记载来看，禹或夏禹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但具体地点不好遽定。史载“禹兴于西羌”、“禹会诸侯于涂山”、“禹都阳城”或“平阳”。禹的兴起或诞生地被认为在中国西部，禹会诸侯的“涂山”有被认为是在江淮地区，禹所都的阳城或平阳有晋南、豫西、豫东等不同说法。“大禹治水”“禹画九州”传说中禹的活动范围更广。禹是夏人首领，夏人主要的活动区域多被认为在晋南和豫中西地区，但也有其他观点。比较而言，三苗的居地更好确定。三苗属于徐旭生所说苗蛮集团，其活动地区虽然涉及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但到和尧舜禹发生冲突的时候，基本就是在江汉两湖地区。《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据考证，这个范围大抵东至鄱阳湖、西以洞庭湖为界、向北及于桐柏山。

夏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其主要活动年代当在距今4000年左右。距今约4100年之前，在豫西南、豫东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分布着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但之后发生文化巨变：石家河文化特色鲜明的陶器群大范围快速消失，新出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接近的陶器，出现鬶、盉等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因素，致使豫东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突变为王湾三期文化，江汉平原及附近地区突变为和王湾三期文化接近的肖家屋脊文化；聚落遗址急剧减少，如大洪山南麓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63处遗址锐减到14处；从屈家岭文化延续至石家河文化的大约20个古城，此时基本都遭到毁弃，包括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天门石家河古城；最保守的祭祀方式也发生突变，石家河文化大量用首尾相套的陶缸祭祀的现象消失，数以十万计的红陶小动物、小人、红陶杯等祭品祭器也基本消失或者数量剧减；在肖家屋脊文化当中出现前所未见的浅浮雕、透雕的小件玉器，此类玉器在更早的龙山前期晚段就出现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禹州瓦店等遗址。如此大规模的黄河流域文化南下引起的文化和聚落巨变，只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和“禹征三苗”事件吻合。此前曾有人将“禹征三苗”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江汉地区的渗透，但此说在年代上似有抵牾之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晚期夏文化了，和夏禹不能对应。

（二）稷放丹朱与北方文化的南下

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指周人的始祖弃，《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即有邰家室。”《国语·鲁语上》：“周人禘喾而郊稷。”记载中他是帝喾的嫡长子，理应最有资格成为帝喾的继承人，但他勤于农事而被封为后稷，就是当时的农官，实际继承人是和他同代的尧，这或许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关于后稷的诞生地“有邰”，汉代以来流行泾渭说，近世有晋南说。尧子丹朱的居地被认为是在豫西南丹水，其实当为被流放后的结果，之前应与尧居于一地。尧的居地又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山西说本身又有“平阳”说和“晋阳”说的分歧，还有晋阳徙平阳说。虽然后稷和丹朱—尧的居地有多种说法，但他们发生交集的地方却只有晋南。文献记载尧时已在丹水流域征服苗蛮， 《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丹水附近的陶斝极似晋南者，晋南的丹砂也可能来自丹水地区，后稷逐放丹朱于丹水比较符合情理。

按《尚书·尧典》所载，稷和禹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则“稷放丹朱”发生时间应也与“禹征三苗”接近，在距今4100年前后。从考古学上来看，当时晋南地区确实发生了一次文化和聚落巨变：大量双鋬陶鬲出现在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致使本地陶寺文化剧变为陶寺晚期文化；陶寺遗址甚至附近的临汾下靳、芮城清凉寺等地大中型墓葬，几乎都被挖毁；陶寺遗址还有宫殿废弃、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等现象。双鋬鬲是老虎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分布范围主要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一带。在陕西神木石峁、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都发现了距今4000年多年前的充满军事气氛的大型石城聚落，尤以400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最为瞩目，显示其具有强大实力。考古学上的晋南巨变应当同老虎山文化南下密切相关，和“稷放丹朱”事件能够吻合。

“稷放丹朱”的考古学实证，证明陶寺古城在该事件发生前至少有一段时间应当是陶唐氏尧的都邑，而老虎山文化人群中至少有一支参与了后稷对丹朱的战争放逐事件。据记载，后稷是轩辕黄帝的直系姬姓后裔，北狄也是，而石峁古城很可能为北狄故城，则以后稷名义发起的这起事变，有石峁人群参与也是有可能的。至于《竹书纪年》等有关舜囚尧和阻丹朱的记载，似乎和儒家历来所称道的尧舜禅让之说相去甚远，其实有相通之处，即尧、舜更迭必然是因某一重大变故而发生，这一变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稷放丹朱”或许还有舜的参与。

（三）涿鹿之战与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

《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似乎蚩尤和炎帝（此记载中误作赤帝）、蚩尤和黄帝之间的战争都发生在涿鹿，蚩尤曾一度侵凌炎帝，黄帝应炎帝所请而击杀蚩尤。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才是涿鹿之战，另有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没有提到蚩尤和炎帝之间战争的具体情况：“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战国策》《庄子》等都有黄帝、蚩尤战于涿鹿的记载。至于炎黄间的“阪泉之战”，在《大戴礼记·五帝德》《左传》《列子》等中也都有记载。但先秦汉晋以来文献记载中两场战争就已有混淆，除上述《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逐炎帝也在涿鹿，《逸周书·史记解》、《水经注》也有类似记载，近世学者也多将二者混同，不过尚不足以否定《史记》的说法。

上述文献所记涿鹿之战中的轩辕黄帝、炎帝和蚩尤，显然都是具体的个人，也有不少记载中的黄帝、炎帝和蚩尤只是部族首领的统称。当然无论是个人还是部族，都应有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只是炎、黄等的传说遍及大江南北，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徐旭生据此并结合其他材料考证认为，黄帝部族发祥于偏北的陇东陕北地区，炎帝部族则发祥于偏南的渭河上游地区，二者都属于华夏集团。此后他们向东迁徙，在路线上同样是前者偏北而后者偏南。徐旭生还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是九黎的首领，九黎的活动范围从晋东南一直延伸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但从《尚书》《国语》等相关记载看，蚩尤还是苗蛮集团的先祖，将之归入苗蛮集团也未尝不可，可见蚩尤部族活动范围很大。关于黄帝和蚩尤发生交集的“涿鹿”虽也有不同说法，但大致都在华北一带，尤其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为涿鹿古战场的观点被更多人认可。黄帝部族从陕北东向经内蒙古中南部到达冀西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炎帝部族，按照徐旭生的说法，是偏南沿着渭河流域东向发展，应该是抵达晋、陕、豫交界地带才更合情理，与冀西北相距较远，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也就更有可能发生在晋南附近。

轩辕黄帝早于后稷、夏禹的时代。从大约距今4100年往前追溯，直到距今4700多年，就能看到在陇东陕北至华北这一大片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巨变。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在仰韶晚期向庙底沟二期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仍连续发展，而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区则不然：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代替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冀西北地区老虎山文化替代雪山一期文化，冀南豫北和郑洛等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秦王寨类型衰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消亡，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当中新增不少横篮纹。这种突变当和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有关。与此同时，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这些变化可能是由黄土高原人群在大规模战争事件中的胜利而导致，很可能对应文献记载中的涿鹿之战。尤其是在冀西北张家口贾家营遗址明确存在老虎山文化前期遗存，文化面貌和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同期遗存近似，上限有可能早到庙底沟二期。崇礼邓槽沟梁甚至还发现老虎山文化的城址。冀西北被认为有可能是古涿鹿之地，张家口的这些发现为涿鹿之战的实证增加了新的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冀西北等地在庙底沟二期之前是雪山一期文化，其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海岱地区是蚩尤或东夷部族的大本营，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以蚩尤等为首的东夷部族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江汉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共性，屈家岭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或苗蛮的文化，而记载中蚩尤又是苗民的领袖，可见东夷和苗蛮关系非常密切。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期大汶口文化和早期屈家岭文化分别强烈向西向北影响，很多文化因素渗透到郑洛、晋南、关中东部各地，这或可视为蚩尤所代表的东夷和苗蛮集团大力扩张并侵凌黄河中游各部族的考古学证据。这种情况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距今4700多年恰好是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时代——庙底沟二期的开启年代，不少人认为庙底沟二期已属于广义龙山时代的早期；传承下来的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也正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

（四）五帝时代的基本时空格局

从考古学上大致实证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事件，建立了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三个基点，其基本时空格局也可由此初步推定。

禹征三苗事件的实证，进一步确定了夏禹的历史真实性和夏代的上限，证明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属于早期夏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其前身屈家岭文化等属于三苗文化。禹征三苗之后，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融为一体，奠定了夏王朝版图的基础，因此，《尚书·禹贡》的“九州”很可能记载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真实状况，基本等同于夏初疆域，而非出于战国时人的想象。

稷放丹朱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尧、丹朱、后稷可能确为真实历史人物，由此可推知《尚书·尧典》等文献记载的舜等其他人物也应当基本属实，证明晋南的陶寺文化至少有一段时间和陶唐氏尧有关。

涿鹿之战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轩辕黄帝、蚩尤、末代炎帝，以及文献所载同时期人物，都可能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推测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属于黄帝部族文化，以东华北平原直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后期、雪山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可能与蚩尤部族有关。这两大区域之间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等地区，可能就是炎帝部族的核心分布区。

由此可见五帝时代人物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尤以黄河流域为主，时间上则从4700多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又可归纳为早、中、晚三期，其中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最早，距今4700多年；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属于晚期，距今4100年左右；颛顼在中期，年代介于二者之间。《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帝喾分别为黄帝的孙和曾孙，之后紧接着就是尧、舜，似乎五帝时代不过五六代人，充其量也就100多年，现在看来应当存疑。如果承认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后稷之父，则颛顼和帝喾之间就可能间隔了20多代、500多年。

早于距今4700多年的前五帝时代的文化，在考古学上也是有线索可循的。既然距今4700多年的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有可能为黄帝部族文化，那么黄土高原或者渭河流域更早的仰韶文化理应与更早的黄帝部族有关。仰韶文化初期开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的零口类型诞生不久，即东向扩展至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联系《国语·晋语》黄炎同源而分道的记载，零口类型有可能是最早的黄炎共同的文化，此后的零口类型中晚期和半坡类型则可能是黄帝部族文化；而晋南豫西的枣园类型，以及后续的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则主要为东迁后的炎帝部族文化。黄炎之外其他部族的文化也可以循此逻辑向前追溯。

以上对五帝时代时空框架的建构主要是根据几个关键点做出的，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将文化、基因、语言和族属谱系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相信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初步发展

从现在的考古学研究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形成于距今5100年左右。因此五帝时代并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时期，而是已经进入初步发展时期。

距今5100年左右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良渚和南佐两个超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计入外城则达630万平方米，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和宫殿建筑，有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出土了大量玉器、水稻等，外围更有高低坝、沟壕等构成的大规模水利系统。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面积60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核心区由两重环壕和九座大型夯土台围成，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其中央偏北处围出数千平方米的“宫城”，主殿夯筑而成，占地7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和水稻。这两个规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宫殿建筑、壕沟水利等工程浩大，玉器、白陶、黑陶等的制作都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准，说明已出现强大的公共权力或王权。两个聚落都在继承原有聚落（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跃进式发展，超常的规模依赖于对较大范围内人力物力的统一调配，这无疑指向地缘关系对早先区域性氏族社会格局的重塑。笔者认为，王权和地缘关系的同时出现，显示两地业已迈入早期国家行列，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但两处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基本不出太湖周边或黄土高原地区，称之为“古国”或“邦国”比较合适，属于“古国文明”阶段。

距今4700多年是中华文明初步发展的关键节点。黄土高原文化的东向强烈拓展，很可能已将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区纳入一个更大的国家组织之内，甚至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可能也属于这个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而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通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轩辕黄帝已经统一天下，置官设监，监于万国。不但统治黄河流域，还“南至于江”。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吻合。距今约4500年以后，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和神木石峁石城先后在晋南和陕北地区出现，黄土高原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延续。

距今约4100年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节点。此时至少长江中游地区已经通过“禹伐三苗”事件被纳入华夏集团版图。《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九州”，很可能即真实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据此可以说，至迟在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王权。其统治特色是由夏后氏及许多其他族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从而建立起“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而所谓“九州”即统治天下“万国”的结果。这些标志着“王国文明”阶段的到来。

结语

通过对文献传说和考古学的对证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说，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其年代大抵从约4700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前后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大体自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起，继以颛顼和其后诸帝，最后为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过起源和形成的时期，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经过长期兼并融合，跨区域的王权国家在此时萌芽，早期时已至少形成对黄河流域大部的统治，晚期时更以“禹征三苗”为契机，将长江流域也纳入国家版图，夏王朝初步“一统”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五帝时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信史的头一篇章。以五帝为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其后更成为历代敬仰效法的对象，奠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文化“一体”、政治“一统”的基础，也成为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百年来对五帝时代的质疑和否定，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华历史根脉的质疑和否定。虽然考古学为复原、重建中华上古史带来了新的途径和方法，但考古学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它并不能独立解决上古时代的精神创造、制度创造、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等重大问题，而精神创造和制度创造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之所以伟大长存的核心所在，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缺乏深入论证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五帝时代，更不该轻率地把结合古史传说的研究看作考古学发展的障碍和误区。

当然，从考古学出发探索五帝时代古史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熟谙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知识系统，必须掌握严谨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比附。它更要求研究者必须认真辨析后世文献对五帝时代真假杂糅的记载；根据新的发现不断完善仍比较粗糙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大力加强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设工作；以及完善创新进行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理论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逐渐接近五帝时代的真相。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