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试的文字，主要包括两方面：一、八股文；二、试帖诗。
一、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大体沿用唐宋以来的制度，而变更了一些做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据《明史·选举志》上讲，这种办法是明太祖和刘基两人规定的，这个说法是否确实，已经不好考订了。这种办法，在明代就是要求考生答卷必须“代圣人立言”，只能用孔子的口吻写文章，不许发挥自己的意见。清代又加了一层限制，要求“代圣贤立言”，这个圣贤又包括了宋儒，就是除了圣人孔子，还要用贤人朱熹的口气说话。对于篇幅，明代要求四书的题目须做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须做三百字以上。清朝顺治二年（1645）规定，四书文每篇不超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1681）又宽至六百五十字。可是人们越写越多，渐成喜为长篇的风气，动辄千言，又多是肤词滥调。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会试，有个叫尚居易的，一篇文章写了一千二百多字，初拟第一名，后来决定取消他的资格。乾隆四十三年（1778），明确规定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超过此限的概不录取。
就格式讲，这种文章不能写成一般的散文，必须要用排偶，要讲对仗。这样就形成了明清时期所特有的内容僵死、形式固定的八股文。
八股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章？现在已经非常不易找到了。许多书中都有所解释，如说：八股文是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二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亦称为八比。
在我的藏书中，有几本清代刊印的当时考试人的试卷。这里我们举几个实例。
首先看一下破题和承题的写法。
光绪庚寅（光绪十六年，1891）恩科（因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次年特别开恩，例外增加的一科），会试的题目为：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这是用《论语》中的两章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题目，这种题目叫做大题（当时的题目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大题，就是用经书中的几句话或者一章、两章作为一个题目，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种是小题，只用经书的一句，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有一种叫做接搭题，就是把两句话截头去尾，如“不亦乐乎人不知”。俞曲园在河南做学政时就喜欢出接搭题，出的奇奇怪怪，后来为此受到御史的参劾，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出接搭题了。但也有人认为接搭题好，它把极不相干的话连在一起，就不只是考文字，而且可以测验出一个人的智慧。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孔子的文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而关于性和天道他却从来不讲，我们也就不得而知。子路凡是听到老师的话都要照着去做，如果做不到，他就非常害怕听见。这里讲了“闻”“行”两个方面，考生就应该把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概括起来。这次会试的第五房同门姓氏试卷中有一篇张叙宾的文章，他是这样开头的：
闻有难以言传者，无不可以行励也。（破题）盖由文章而推之性与天道，秘于言，宜体诸行也。子路之恐，亦同一励行于闻之意耳。（承题）
开头两句既点明了“闻”，又点明了“行”，将题目的要义一语道破，这就是所谓“破题”。接下来三句进一步说明了“闻”与“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承题”。
下面接着写道：
且圣教本无隐，而时欲无言，亦以道不远人，第求诸言不若实课诸行耳。行所得闻，而未闻者可默会焉；并行所已闻，而可闻者且递引焉。此其诸智者知之，勇者励之，而圣教难宣之隐与学人务实之修，类举之，无难显白于天下。[1]
这一段即是“起讲”，文章就从这里入手了。此后再分成几股，然后结束。
张叙宾为河北磁县人，时年四十一，生于1850年。会试中是第四名，殿试三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二等。即用知县。
下面再看夏寅官文：
两贤造道之深，愚柔宜勉矣。（破题）夫由易闻而知难闻，子贡之明也；由已闻而励未闻，子路之强也。愚柔其勉之哉。[2]（承题）
夏为江苏东台人，时年二十五，生于1866年。会试中式第六十四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六名。翰林院庶吉士。
另郑叔忱文：
尊所闻而行所知，两贤之学进矣。（破题）夫子贡之述所闻，子路之策所行也，均有得于既闻既行后耳。故并志之。[3]（承题）
郑系生父，时年二十八，生于1863年。会试中式第七十二名，殿试二甲一百十七名，朝考一等第七名。翰林院庶吉士。
下面再看分股的写法。
光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顺天乡试，试题为“诗曰：衣锦尚絅。”锦，是丝织品中最华丽的一种；纲，是一种麻布制作的罩褂，比较粗糙。意思是，穿着最精美的丝织品的时候，外面再加上一层粗糙的罩褂。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诗人知草衣卉服，特为上古之遗风，则入朝庙而黼黻休明，正有取朱绿苍黄之用。
诗人知正笏垂绅，悉遵一王之定制，则考绩事而设施采色，谁能掩山龙藻火之辉。[4]
这是两股。两股的字词之间完全对仗，结构完全相同。
清朝在乾隆以后，曾一度规定把中股和后股合成一股，名之为“大股”。这样，八股就成了六股了。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大股写得如何，非常之重要，评判文章的优劣，主要看大股。当然文章的开头如果不能惊人，别人也就不看下文了，因而破题、承题也有决定意义。有的文章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之后，也有再写一至三句结束全篇的，一般这几句结束语都是颂扬之辞。
八股文有没有范文读本？有的。乾隆认为，人心士习、风会所趋，关系着国家的气运，所以他下诏要编一本可供士子楷模的八股文范本，“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5]。于是，桐城派的鼻祖方苞就根据这一精神，选录了明清两朝名家的时文，编成四十一卷，题名《钦定四书文》，颁行全国。这是最早的八股文示范。嘉庆时，又有路德编选的《小题正鹄》，专选小题文章，这本书在当时和以后影响相当大。因为考进士一般出大题，考秀才一般出小题，路德的《小题正鹄》正是为适应大家考秀才的需要而编的一本模范文选，所以很受欢迎。可是那些有了出身的人，认为这类东西是不屑一看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清史稿·艺文志》也不把八股文算作著作，《小题正鹄》之类没有列入，尽管它当时最流行。只有方苞编选的《四书文》列入了《艺文志》，因为这是奉皇帝的命令编选的，前面标有“钦定”字样，他不敢不登。
八股文来源于宋朝的四六。四六和骈文不同。六朝和唐尚骈文，骈文专尚词藻和对仗，不用虚字，而四六不尚辞藻，常用虚字。另外清朝时焦理堂还有一种说法，说八股文源于元曲。[6]这种说法可能也有它的根据，因为元曲都有曲牌，若干曲牌组成一篇，和八股很相像。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人都曾猛烈地反对八股文。鲁迅特别指出八股文的坏处，说这是蠢笨的产物文章之所以要一股一股地定出格式，是为了考官看起来省力，应试人也不费事。[7]
八股文从根本上讲就不是一种好的文体。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它的批评很多。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它不仅规定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且对于书、经的解释只能以朱熹的注解和《高头讲章》为准，这就局限了人们知识的范围，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写文章本来都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八股文不允许谈自己的意见。对儒学经典，绝不允许议论它的是非。就是说它对，也只能按照朱熹的讲法，说它怎样对、什么地方对，不能另外有什么讲法。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一套是要所有的人们服从的，这就变成了一种法令。在体裁形式方面，它规定固定的模式，死板的层次，字句还要讲对仗，使人们的思想陷于僵化，陷于保守和顽固。所以到了后来，八股文越来越衰微平淡，越来越只为应考人设想，越来越趋于简易，仅仅成为一种考试的工具，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连所谓代圣人立言、概括经义都没有了。清代虽然不断有人说它不好，虽然不断进行所谓改革，但始终没有改掉。直到戊戌变法之后，形式上去掉了八股文，改为策论，但实际上还是一样。因为出的题目还是那样一种题目，写的文章还是那么一类文章，并没有超越许多，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后来又改新式学校了，八股文都不讲了，而大家所学的仍和八股差不多，尽管文体有所改变，不像原来那样死板，由八股改为策论，由按部就班的体例改为可以自由发挥，这是解放了一些。但就拿策论来说，字数仍有一定限制；可以自由发挥，但不能违背当时的政治倾向。考试的文字是这样；考试以外，像当时的《清议报》《时务报》《国际报》的文章，虽然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但还是说空话的多，讲实际的少。它们当然很有不少了不起的文章，像梁启超的文章，有的真是如同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撒开思想的缰绳，纵横驰骋，可是最后落实了，还是很空洞。所以整个看起来，八股的害处很大，不仅害了明清两朝，在清末取消八股之后，仍然长时间文风不正。后来又有党八股，也正是老八股罪状在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无论新八股、老八股，必须一律扫荡。
当然，八股文自身也有个变迁过程。就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曾不断讨论，希望有所改革。雍正就曾一再强调八股文必须做到“清真雅正”，也就是真实、明白；乾窿也曾要求做到“词达理醇”，也就是词语通达、道理纯正。乾隆说过：“古人论文，以浑金璞玉不雕不琢为比，未有穿凿支离可以传世行远者。至于诗赋不免组织渲染，亦必有真气贯乎其中乃为佳作。”[8]乾隆十年乙丑科会试，他就因为第一卷文太繁缛，不如第七卷清真，亲将第七改为第一。可见他们本来的要求还是好的，只是人们没有做到，完全照一个格式去写，越写越坏。我们如果把清朝和明朝的八股文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清朝的八股文确实十分清楚。尽管它严重束缚着思想，必须照孔子的话来写，但写得明白。我们从史书里也可以看到，清代的官方文字——上谕，没有一篇是难懂的，都是把话清楚地说出来，没有词藻、废话，从它入关直至灭亡，基本都是如此。而明朝不同，尤其是明末，那些皇帝的上谕和群臣的奏折，实在很不好懂，有一种离开事实的调子。明末的许多批红出自太监之手，成为一种“太监体”，非常晦涩。所以，就明清相比，清朝又比明朝差强一点。当然，我们说清朝比明朝好一点，并不是要提倡它，只是说明清同样以科举取士，这中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试帖诗
前面谈了八股文。八股文不能离开经义，不能离开孔子的言论，不能违背朱熹的注解，所以也叫做“帖括”。试帖诗的“帖”，和“帖经”“帖括”的“帖”，是同样的意思，即不能离开诗题任意发挥。最初，试帖诗也是根据孔孟之道来阐述的，后来发展成为用帖试这种体裁来描绘古人诗句的含义。
试帖诗有它一定的格式。
试帖诗的题目前面一律有“赋得”二字，下面接着是一句古人的五言诗，后注“得×字”，限定必须用这个字的韵，又注“五言六韵”或“五言八韵”，要求写的诗要用六个韵或八个韵，即写成十二句或十六句的五言排律一首。
什么叫“赋得”？前人有过不少解释，但都不很准确。实际上，这是由元朝以来至明初的一种白话演变出来的一个词。“赋”，就是诗，“得”，就是“合乎”的意思。就是说，要作一首诗，来描写出“五色诏初成”的意境。过去写布告，往往开头写“照得”如何如何，如“照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从元朝来的一种白话，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例行的官样文章。试帖诗用“赋得” 之成为一种习惯用语，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我们现在发现朱元璋的许多文告、信件，如他给徐达的信，很多都是用白话写的，不是当时文言文的写法。那么，为什么不说是从元朝开始的呢？因为明初的白话和元朝的白话不同，元史和元代碑铭中引录的元朝白话，多带着明显的蒙古民族的特点，而明初的白话大都是汉人的日常口语。“赋得”，这是汉人的说法。因为试帖诗题前都有“赋得” 二字，所以又称这种诗为“赋得体”。诗题后面注明“得×字”，除了必须按照这个字用韵以外，还要在诗的第二句或第四句的末尾把这个字用上，如“得成字”，末尾必须出现“成”字，出现晚了不行。作诗之前先规定用韵，所谓赋诗先赋韵，这是旧日中国文人的一个习惯。相传梁武帝有一次让人作诗，那人说，你得先给我一个韵。可见，这种习惯那时就已经有了。
试帖诗也有破题，但和八股文不同。八股文要求开头用两句话点明题意，试帖诗则要求前四句诗中一定要包含题目的全部文字。至少，如果题目是一句五言诗，也得用上四个字，如果是一句七言诗，也得用上六个字，否则，就不合格。
例如，光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顺天乡试“赋得五色诏初成得成字五言八韵”题下，其中杨恩元的一首试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的：
丹诏崇朝下，
鸿文妙手成。
十行词绚烂，
五色字晶莹。
这里，第二句末尾用上了“成”字；“成”“莹”，都是成字韵；诗题中的五个字，前四句里用上了四个字，这是允许的。
杨恩元，贵州普定人，光绪四年生，时年十六，得是年顺天乡试第七十五名。
又如，光绪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试试帖诗题为，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得山字韵五言八韵”，其中杜德舆诗的前四句是：
四处云齐合，
苍苍识旧颜；
补非拈画笔，
缺不露春山。
黄惠安诗的前四句：
一角苍崖缺，
云刚出岫间；
补来非炼石，
齐处竟成山。
杜文第四句末尾用了“山”字；“颜”“山”，皆山字韵；前四句包括了题目当中的全部七个字。黄文包括了六个字，“间”“山”亦山字韵。
试帖诗除头两句外，以下直到末尾都要对仗，这是从唐人的排律出来的。诗的结尾部分，所谓“合”，照例也都是颂扬。以上所举两例，都是如此。
作试帖诗，关键在于掌握对仗。这是怎么学的呢？原来，当时孩子从启蒙的时候就有一种“对课”，专门学习做对子。开始比较简单，如老师说个“走”，学生就对个“跑”，老师说个“天”，学生就对个“地”。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接着一个词一个词地对，然后一句话一句话地对，逐渐复杂起来。作诗先从练对子开始。蔡元培先生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就曾谈到过这种情况。
八股文有模范选本，试帖诗也有模范选本。编选《小题正鹄》的路德和别人共同编选的《七家诗》就是一种，流传很广。当时准备参加秀才考试的，除了念《四书集注》《高头讲章》，主要就是念《小题正鹄》和《七家诗》，这是他们答卷时可供模仿的直接参考书。
（汪茂和整理，原载《故官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
【注释】
[1]见《第五房同门姓氏》。
[2]见《第七房同门姓氏》。
[3]见《第七房同门姓氏》。
[4]见肖开甲文。
[5]《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53页。
[6]焦循：《易余龠录》，载《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91册，405页。
[7]鲁迅：《伪自由书·透底》，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10-111页。
[8]张廷玉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66《礼部》，《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2册，30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