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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大法官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47年特设的,专事宪法解释和统一解释法令(以下合称法令解释)的法律机关。[1] 中国古代素有官方释律的传统,但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解释法律则为近世移植西法的产物。[2] 在移植对象方面,以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界,此前效法德日,民国大理院与司法院先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此后则是以美国为师,法令解释不仅扩展到宪法领域,而且出现了专门机关——大法官会议来行使相关职权。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中国解释宪法的初步尝试,也被视为司法改革由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的标志。[3]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对民国法令解释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大理院、司法院时期,在法令解释方法、制度与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 相比较之下,学界对大法官会议本身则关注较少,虽已有部分学者作出探讨,但相关研究或述多于论,重在描述其沿革历史与组织架构,疏于分析制度变革背后蕴含的原因,或仅涉及论题之下的部分面相,如宪法解释等,未及制度全貌。[5]

事实上,在“法律民族化”的背景下,大法官会议并非对美国联邦大法官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经本土化调试后的产物。历次宪草对大法官会议的不同定位,亦证明其背后蕴含了多方博弈与现实考量。本文在挖掘立法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追溯大法官会议模式的变迁过程,认为其偏离制宪初衷具有历史必然性:“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三级三审”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大法官会议不可能以最高法院的形态进入国家的政治秩序中。此外,台湾地区所藏《审查报告》,汇集了1948年至1949年大法官会议初审的65件法令解释案,[6]使本文得以从动态层面考察这一时期大法官会议的运行实效,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仅作出两件宪法解释的定论。[7] 概言之,本文以《审查报告》为基础史料,辅之以民国制宪人员、学者与民众对大法官会议的论述,试图还原大法官会议制度移植时的异议碰撞,并结合其运行实践之得失,拟为当今中国统一法律适用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二、 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由来与变迁

“二战”结束后,司法改革领域掀起了“学美之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模范,将司法院改造为最高审判机关,由大法官会议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与法令解释权。然而,从政协决议到《司法院组织法》的修订,大法官会议制度反复易辙,这不仅体现在推展过程的起伏,也体现在理论方面的论争。在各方博弈下,司法院延续了行宪前的旧制,唯增设大法官会议专司法令解释,这一结果与制宪初衷相去甚远。

(一) “政协宪草”中以美为师的制度构想

大陆法系国家,对各级法官并无称谓之别,但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则有“Judge”和“Justice”的 区 分,例 如 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称 作 “Justice”,一 般 法 院 法 官 则 称“Judge”。[8] 就职权而言,联邦大法官除拥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的上诉审理权,[9] 还可以行使司法审查权来否决联邦和州的法律,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10] 通过运用强大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联邦与州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争议的仲裁者和终极权威。

鉴于联邦大法官制度对促宪法政治的良好作用,且“二战”期间中国的盟友大多为英美法系国家,敌人则为大陆法系之日、德,因此社会上有一种思潮,认为之前采大陆法系制度,今后应考虑改采英美法系之制度。1946年,在政协会议讨论修改宪草期间,具有留美背景的罗隆基提议司法院改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模式,由若干名大法官掌理司法权。[11] 该提议经《五五宪草修正原则》采纳后,[12]正式确立于《五五宪草修正案草案》(史称“政协宪草”)。其中,第81条“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宪法之解释”和第82条“司法院设院长一人,大法官若干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13],可谓基本贯彻了《五五宪草修正原则》中对司法院的体制设计与定位。

从法律文本来看,此前司法院直辖之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均改为其内部法庭与组织,由司法院院长和大法官行使相关职权。其用意为:司法院直接处理审判事务,避免因直辖机关复杂而导致情事隔阂、效率不高的局面。此外,“政协宪草”虽未明确司法行政权的归属,但根据《五五宪草修正原则》,司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推知该权力将由行政院继续行使。

(二) 制宪实践与初衷的逐步偏离

“政协宪草”提出后,由于“国民大会召开期迫,政府特指定王宠惠、吴经熊、雷震就协议之修正草案为文字之整理校正。复经孙科、王宠惠、吴铁城、邵力子、陈布雷、雷震再就校正稿加以研究,除文字略有修正外,余均维持原修正案。”[14] 11月28日,国民政府将该修正案(史称“政府宪草”)提交制宪国民大会审议。据政府所述,除文字略有修正外,[15]有关司法院和大法官的规定与此前“政协宪草”并无不同。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政协宪草”第86条规定:“司法院及其以下各级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调整后的“政府宪草”第87条载:“司法院及各级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显而易见的是,后者看似省去了“其以下”三字,却是模糊处理了司法院及各级法院组织的隶属关系。此种微小的“文字修正”不容忽视,为司法院继续作为只司理相关行政工作而不直接负责审判工作的司法机构提供了组织规范的可能性。[16]

随着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第四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政府宪草”中的司法内容,其中关于司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抑或是“最高司法机关”的争论尤为激烈,这并非简单的文字之争:依政协决议,司法院应效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纯粹的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权由行政院继续职掌。然此决议遭到多数国民党籍代表反对,其主张司法院除审判权外,应握有司法行政权,以完成司法权力的统一。[17] 因“每个小组所有之代表人数,国民党皆占绝对多数,以票决修改条文,自易通过”。[18] 司法院最终被定位为“最高司法机关”,从而基本推翻了政协会议所达成的修宪共识。

在进入宪草二读程序后,国大代表江一平称:“普通法官,其职责将在审判,但大法官则有解释宪法与法律及命令之权”。[19] 这一表述既明确了普通法官与大法官定位不同,又限定了大法官的职权范围:仅有解释宪法与法律命令之权。在得到与会多数代表同意后,宪草二读修正稿改变了此前确定的条文顺序。原第86条,在二读时改列为第83条,文字修正为:“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原先的第83条改为第84条,增加“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前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的表述。[20] 因此,大法官掌理的职权就由原第82条规定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宪法之解释”,变为二读宪草第83条“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至此,“政协宪草”关于司法院仿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设计,经由国大分组审查后,变成大法官不再掌理审判,只行使抽象的规范审查权(解释权),造成审判权与解释权相互分立,司法院与大法官结构分殊的结果。[21]

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公布,第77条规定:“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第78条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之权,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基本遵循了宪草二读时针对司法体制所作的改动。

(三)《司法院组织法》的出台和修订

为配合宪法实施,国民政府于1947年3月31日公布《司法院组织法》,但吊诡的是,该法并未理会宪草二读以来针对司法体制所做的微妙调整,而是重新回归“政协宪草”方案,将司法院定位为最高审判机关。其中第3条“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以大法官9人组织之,行使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职权”,乃仿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之设。第4条“司法院分设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裁判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前项各庭会之组织,另以法律定之”,[22]明确司法院直接以分庭的方式掌理审判,取代此前下设最高法院掌理审判的传统。换言之,大法官既可依《司法院组织法》组成大法官会议行使法令解释权,也可以在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另组审判庭(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理审判权(惩戒权)。[23]

《司法院组织法》与宪法精神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该法由立法院通过,而立法院长孙科早在制宪前,就曾主张:“司法院就是最高的司法裁判机关,院长就是最高的法官,下面可以不必再设最高法院。”[24]该主张与政协决议基本一致。此外,由于孙科即将接任行政院院长,维护政协决议也意味着司法行政权继续由行政院职掌,孙科本人自然对此乐见其成。

但该法公布后,便受到最高法院院长在内的法界人士的反对。由于当时所谓的“截乱”形势较为严峻,司法应采该取何种制度,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既然有激烈的反对,政府便在原定的实施日对该法予以修改。[25]1948年6月24日,修订后的《司法院组织法》正式施行,“除增设17名大法官组成大法官会议专司释宪和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权外,仍沿袭训政时期司法院下设三院(会)分掌普通(民刑)诉讼、行政诉讼与公务员惩戒等旧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模式的构想,至此彻底破灭”。[26] 最终,大法官会议成为司法院下设机构之一,其职能仅限于解释宪法和统一解释法律命令。

(四) 大法官会议模式的变迁逻辑与原因

纵观制宪历程,大法官会议究竟采何种模式,与司法院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基本逻辑为:司法院若为纯粹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权则继续交由行政院职掌,大法官会议即取代原有之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理司法院全部职权;反之,司法院若为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权则由行政院改隶司法院职掌,而大法官会议只能作为其下级组织,与原有之三院(会)并存,仅掌理法令解释权。从这一逻辑出发,便不难理解最高法院群体对“政协宪草”和《司法院组织法》的反对——乃在于大法官会议将取代最高法院,威胁其既有权力与地位。

当然,除上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司法院之所以不能作为纯粹的审判机关而进入国家的政治秩序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在“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五院各自行使治权,互不统属。司法院作为五院之一,具有与其他四院同等的独立性,应当掌握审判、司法行政、公务员惩戒等全部司法权力,以避免行使权力时受到其他机关的限制与干预。换言之,“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要求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总揽司法权力的机关。[27] 但事实上,统一司法权力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其中又以司法行政权为甚。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司法行政部的隶属关系在司法院和行政院之间反复易辙,特别是1943年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后,司法行政权为行政系统所垄断,行政院直接掌握司法人事的任免与考核、司法经费分配、司法监督等重要权力,对法官独立审判与司法改革构成较大威胁。相比较之下,司法官沦为行政官的附庸,司法院无法对全国各级法院行使监督权,最高司法权有名无实。“司法行政部的归属,不但涉及到司法行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如何处理好6五权体系》中6五权》关系的问题。”[28]

而根据“政协宪草”,司法院一旦成为纯粹的审判机关,大法官负责审理具体案件,则司法行政部仍将沿袭旧制,由行政院继续统属,司法权力势必无法统一。因此,司法群体内部对该决议的反对尤为激烈,主张变更“政协宪草”关于司法院和大法官会议的规定,如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全体同仁所称:“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之宪草修正原则第四项,虽谓司法院为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然制宪之国民大会既接受中山先生遗教,制定五权宪法,其赋予司法院之职掌为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又远非最高法院仅司民刑诉讼之审判所可比拟。”[29]最终,这种基于政治制度的呼声使“政协宪草”理念付诸东流,司法院回归行使治权之一的五院地位,不再直接行使最高审判权,也使得大法官会议区别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不负责审理具体案件,而是专职行使宪法第78条规定之法令解释权。

其二,将大法官定位为职司审判的法官确实存在实际困难。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依照该法第22条规定,最高法院是唯一的第三审法院,对地方上诉而来的案件进行法律审。[30]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前由各省高等法院第三审的案件,现在全部转由最高法院办理,以致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激增。面对积牍如山的状况,除扩大最高法院规模、增加推事数量外,别无他法。而案多人少的问题在抗战胜利后愈演愈烈,由于惩治汉奸的需要,以及剧烈的通货膨胀导致第三审上诉利益数额形同虚设,加之沦陷区诸多亟需重新审判的案件,最高法院愈发不堪重负。[31] 1948年,据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瀛洲称:“当年积存民刑事未办案件,几达三万件,每月新收案件,亦在二千件至三千件之间。”当时最高法院共设民、刑事庭三十庭,内有一百二十五名推事,每名推事年平均办案数达三百件以上。[32] 而同一时期,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数不过一千一百余件,大法官年平均办案数,亦在一百二十件左右。[33]

推事数量如此众多的最高法院尚且不堪重负,若按照“政协宪草”构想,改最高法院为司法院内设法庭,由大法官代替最高法院推事,审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及行使法令解释权,则难以想象人数如此有限的大法官该如何履职。正如张知本在制宪国民大会中所言:“现在最高法院推事约有百余人,掌理全国诉讼,尚感人力不敷,倘将来设大法官百余人,甚为困难。”[34]倘若增加大法官人数以解决讼累,则又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人制”大法官模式相去甚远。事实上,大法官会议建立之后的实践证明,即使其仅负法令解释之责,十七名大法官亦觉任务繁重,不得不严格限制申请解释条件。因此,“三级三审”的审级制度,决定了大法官会议不可能效仿美国式联邦最高法院。换言之,在未对司法体制进行根本变动的情况下,大法官会议不具备同时掌理审判与法令解释权的现实可行性。

三、 大法官会议制度的具体构建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司法院组织法》与《大法官会议规则》从微观层面构建起大法官会议的制度框架:既承袭、改造了自清末以来的统一解释法令制度,对法令解释权进行自我限缩;又在“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发展出特设机构释宪模式。总体观之,大法官会议制度虽有一定缺陷,但瑕不掩瑜,是推动近代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创新。

(—) 大法官的选任

根据修正后的《司法院组织法》,担任大法官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曾任最高法院推事十年以上者;(2)曾任立法委员九年以上者;(3)曾任大学法律学主要科目教授十年以上者;(4)曾任国际法庭法官,或有公法学或比较法学之权威著作者;(5)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35] 前四项条款对大法官任职资格要求较高,第五项条款则略显笼统。此外,《司法院组织法》还规定具有上项任何一款资格的大法官,其人数不得超过总名额的三分之一,以期多方面产生大法官。

1948年7月3日,经过反复考虑与慎重选择,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向监察院提出洪文澜等17名大法官人选,并对各人的学养经验大加赞赏。但因大法官行使法令解释权,关乎宪政发展与社会进步之命运,所以监察院对大法官人选的审查显得格外挑剔。7月14日投票通过时,在17名大法官人选中,仅江庸、燕树棠、黄右昌、郗朝俊、张式彝、李伯申、胡伯岳、洪文澜、张于浔、林彬、刘克傭、沈家彝12人得票过半数获监察院同意,而刘通、张映南、周蜀云、史尚宽、徐一清等5人未获同意。[36] 此后,由于江庸、郗朝俊二人辞不就职,[37]实际任职并从事法令解释的大法官仅为10人。[38]

作为行使国家法律职权的法律职业者,大法官自身的专业性,将直接影响法令解释制度的实施效果:其不仅要对申请解释的各类案件进行判断,正确适用解释规则,而且应该对解释条文的理论基础、立法意图有着深彻的领悟,并做出合乎法理的说明。“这不限于对个别条文的咬文嚼字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刻意追求法律体系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对于规范的合理性涵义的推敲和综合操作,留心于确认法条背后的共通规则和指导原理。”[39]这就意味着大法官必须接受系统、专业的法学教育,拥有扎实、深厚的理论修养。

从教育背景来看,担任大法官者无一不是本国司法界的精英。据1948年的《第一届大法官略历》所载,当选的12位大法官均为大学法科毕业生,其中本国法政大学卒业者4人(直隶法律学堂、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浙江法政学校、北京大学各1人),日本各大学法政科卒业者5人(早稻田大学1人、日本法政学校1人、东京帝国大学2人、明治大学1人),欧美大学卒业者3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各1人)。[40] 其中翘楚如燕树棠、刘克傭,曾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此外,法令解释不是闭门造车。如果大法官“囿于传统的观念,运用纯粹的逻辑,而为盲目的解释”[41],忽视国家与民族的现实生活,那么再精良的法令解释于社会进步也毫无益处,甚至可能造成国家动荡、民生凋敝。换言之,大法官行使职权,不仅限于确定现行法律为何,还应当结合社会实际,推进司法改良乃至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大法官群体构成来看,担此职任者约分为三类:一是从事法律实务的技术官僚,如最高法院推事张式彝、张于浔,立法委员黄右昌、林彬;二是执教于知名学府、著作等身的法学家,如燕树棠、刘克傭、洪文澜;[42]三是历任政府要职,深谙权力运作状况的政治家,如李伯申、胡伯岳等。他们或长期行使国家法律权能,或积极从事法学教育,对法律实践有着躬体力行的深切体会,能够担当法令解释的重任。

（二) 特设机构释宪模式

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宪期间,就世界范围而言,已出现四种释宪模式: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立法机关释宪模式,在“议会至上”原则的指导下,由议会行使最高宪法解释权;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释宪模式,由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各任命三位成员,与卸任总统组成委员会,对颁布之前的法案进行事先审查;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释宪模式,各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立法、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四是以奥地利为代表的特设机关释宪模式,由宪法法院对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43]

从机构设置来看,根据《司法院组织法》第3条,大法官会议名义上是司法院的下设机关,与最高法院等共同受司法院管辖。但事实上,司法院对大法官会议并无实质意义的管辖权,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大法官的选任上,国民政府总统享有大法官的提名权,监察院享有大法官的任命权,司法院无权干涉大法官的人事安排;二是大法官行权时,对申请解释事项采集体表决制,司法院院长若不并为大法官,则只有主持会议的权力,并无最终表决权。这样的设计,使司法权无法渗透到大法官会议的组织与行权过程中。因此,从职权与定位来看,大法官会议基本偏离了美国式司法释宪模式,实际上更接近于奥地利式特设宪法法院,于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外而独立存在。

这种特设机构释宪的做法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由于释宪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因此一国释宪机制必然受制于该国政治制度。”[44] 在“五权宪法”和“权能区分”理论的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将国家治权交由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分别行使。这种权力结构虽与美国奉为圭桌的“三权分立”学说有共通之处,但后者的核心要旨不仅在于国家权力的分立,更在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而五院制设计,则只是借鉴西方三权的表现形式,并未采取其中的权力制衡思想,更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45] 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精神内核,司法机关并未获得对立法、行政等机关实质的制约权力,大法官会议便无法在司法体系下,对立法、行政等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比较可能的选择是,设立专门的释宪机关单独管辖宪法案件。在审查模式方面,释宪权与司法权,特别是其中的审判权相互分离,因此,大法官会议难以效仿美国的“附随性审查”,而是转向“抽象审查”,即根据提请要求,直接对法律条文进行审查,在程序上不依附于某一具体案件。[46]

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会议并非照搬奥地利宪法法院模式,二者在释宪情形与申请主体方面均有所不同。《大法官会议规则》第3条载:“中央或地方机关,于其职权上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或适用法律命令发生有无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可以申请宪法解释。”具体而言,启动宪法解释有两种情形:一是各国家机关对涉及自身职权的宪法条文产生疑义,需要大法官会议进行解答;二是国家机关对正在适用的法令的合宪性有所质疑,需要大法官会议进行审查。前者针对的是宪法条文本身,后者针对的是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而在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中,规范审查是其核心任务,即宪法法院负责判断法律法规、国际条约等规范是否违反宪法条款,不负责宪法条文的解释问题。[47]

此外,在申请释宪的主体方面,奥地利宪法法院允许公民等私法主体向其提出审查请求,并以私权利直接被法律、行政命令所侵犯为条件。[48] 大法官会议则完全排除了个人申请释宪的主体资格,此规定似有违宪之虞。《中华民国宪法》第23条载:“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宪法在列举人民权利的同时,设置了保障权利的兜底条款,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或损害公共秩序、利益者,法律皆不能加以限制。事实上,宪法只赋予了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的权力,并未限制请求解释的主体资格。即使大法官会议有补充立法之权,其行权范围也应以宪法为界,不应伤及人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法律应为人民所共同信守者也,人民既有遵守法律之义务,自应有了解法律的权利,当其权利于受损之际,却不许有请求解释之权,无疑会造成权利救济体系的漏洞。

(三) 自我限缩的统一解释法令权

统一解释法令制度肇始于清末,在基层司法人员专业素养普遍不高的背景下,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解释其他机关提请的法律疑义,以保障法律理解与适用的整齐划一。民国时期,大理院、最高法院和司法院先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然“行之既久,请求解释者日繁。往往诿卸其自身研究之职责,或藉以延宕案件之进行,不无流弊”[49]。行宪后,大法官会议的统一解释法令职能,必须与其他机关适用法令时保持一种制度上的默契,才能突显其价值,否则将产生新的制度流弊:司法实践中的法官对于法令意义的判断自由会因此受到限制,法院审判权威被削弱;其他机关的责任心减弱,遇有法令上的疑问,即使属于其分内之事,亦卸责于大法官而请求大法官会议解释,其结果将使得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法令事件堆积如山。[50] 因此,为撇清自身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权责差异,大法官会议不得不自我限制统一解释法令权。

与司法院时期相比,大法官会议在申请主体、事由和层转程序方面均做出严格限制。《大法官会议规则》第3条:“中央或地方机关,于其职权上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或适用法律命令发生有无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声请解释。”将申请主体限定为中央或地方机关,公民个人、公署公务员以及法令所认许之公法人均被排除在外。在申请事由方面,《大法官会议规则》第4条:“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其职权上适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见解,与本机关或他机关适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时所已表示之见解有异者,得声请统一解释。”排除了各机关单纯对法令条文有疑义的情形。若未表示本机关内部或不同机关对法令理解的歧异之处,则大法官会议应拒绝解释。在层转程序方面,为防止统一解释法令权侵蚀其他机关应有之职权,《大法官会议规则》第5条要求:“声请解释机关有上级机关者,其声请应经由上级机关层转,声请解释不合规定者,上级机关不得为之转请。”[51]即主管机关负责对下级机关的法令解释申请进行初审,若属于自身管辖范围,则不得代为提交大法官会议进行解释。

在此制度设计下,大法官会议将自身定位成统一法律分歧的裁判机关,而非指导法律适用的司法机关,避免了此前最高司法机关以释法之名行立法之实,或代替地方法院审理案件的问题。[52] 通过自我限制,大法官会议试图厘清统一解释法令权与其他权力特别是司法审判权的边界,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与此同时,该制度设计也存在标准模糊等问题,给统一解释法令实践留下隐患。

举例言之,根据《大法官会议规则》第4条,是否满足法令解释的条件在于:申请事由是否属于对法令理解的歧异,其中既包括本机关内部的理解歧异,也包括不同机关的理解歧异。后者较为容易判断,只需在申请文本中,表明两个及以上机关在适用同一法令时的不同观点即可。前者却颇难判断,如会字第214号解释,内政部呈请大法官解释“国家银行职员能否兼任参议员?”[53]既可解读为单纯的法律疑义,不应由大法官会议解释,又可解读为该机关内部存在“国家银行职员可以兼任参议员”和“国家银行职员不可兼任参议员”两种理解歧异,属于大法官会议解释范围。由于区分标准过于模糊,大法官在受理统一解释法令案件时便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不同大法官之间,甚至同一位大法官在不同时期,对类似案件做出迥异的裁判,损害了统一法令适用的预设效果。

四、 新旧龃龉：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相关运行

因大法官会议制度对维护宪法、保障民权的重要作用,加之首创此制原型的美国彼时被视作民主政治的典范,故官方与民间对于施行大法官会议制度多抱有期待,时人称“中华民国将来能否成为一个纯粹的宪法统治的国家,我们司法院这种解释大权的运用,将为重要的决定因素”[54]。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大法官会议制度的最终建构不仅与美国模式有所偏差,而且结合台湾地区所藏“审查报告”,可以发现其运行中还呈现出了新旧龈龋的面貌:一方面,大法官群体力图摆脱政治约束,坚持从专业角度解释法令;但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不足、旧有的法律观念等因素都影响了大法官会议的运行实效。

(一) 由“监察院提案权”之争透析宪法解释

1.“监察院提案权”之争议过程

提案权是参与立法的一种权力,训政时期,纳入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机关都可以通过各自的渠道提出法律案参与立法。行宪之后,监察院为行使宪法赋予之职权,拟定了监察法草案,并“咨请立法院迅即完成立法程序”。但立法院审议该草案后,认为监察院所提之草案,并无宪法条文之依据,故不予审查。由于双方争执不下,1948年7月10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召集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会商监察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问题。对于上述争论,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并未明确支持或反对监察院的观点,而是强调“宪法内容规定如何完全周到实不可能,宪法虽未规定监院可向立院提案,但也未规定不能提案,此事须加解释”。三方会商的结果是“监察院提出法律案问题,须由关系院作成决议案,方能贯彻,其手续上之复杂过于大法官之解释,故本案仍以交大法官解释为妥”。[55]

在呈请解释的文书中,监察院的意见可归纳为三点:一是认为提案权是其行使监察权的重要手段;二是认为宪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亦无明文禁止其行使提案权;三是诉诸传统,认为“五五宪草”中亦未规定各院享有提案权,但《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有此规定,行使提案权实际上已成各院之惯例。[56]10月14日,大法官会议对该案进行初步审查,共有三名大法官参与讨论,其中,胡伯岳与黄右昌支持了监察院的申请,燕树棠一人表示反对。三位大法官的意见分别如下:

胡伯岳认为,训政时期,为保证各院充分行使职权,《国民政府组织法》补充了“五五宪草”之不足,赋予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四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权,该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宪法只赋予行政、考试两院提案权,于监察院、司法院则付之阙如,显为规定之缺漏。既然行政院与考试院有提案权,根据当然解释,同为五院之一的监察院亦应有此职权。并且,监察院就其所掌事项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乃为应实际之需要,对监察院本身职权并无所增,对立法院职权亦无所损。[57]

黄右昌主要从解释方法层面,论证了监察院行使提案权的合法性。他认为,解释宪法有两种方法:一曰文理解释,二曰论理解释。当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发生冲突时,应以论理解释为准。因为“文字不过为立法者表示其意思之符号及方法,不得以方法而左右表示意思之本体也。故法规之解释,确定立法者之意思,不得仅依文字以为断”。今宪法并无立法委员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明文,《立法院组织法》第15条补充了这一缺漏。若单纯依文理解释,则该条必与宪法抵触而归于无效,但这种文理解释显然不符合宪法原理。因此,黄右昌认为:“司法监察两院,关于所掌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正可借大法官会议之有权解释,而以论理解释方法中之类推解释以弥补之。”[58]

燕树棠对二人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解释法律并非制定法律,其首要目的“在于求取制法机关之意思及其所已表示之意思之意义”。就宪法第九章关于监察院的各项规定而言,无一字一句明示其有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权。即使按黄右昌大法官所言,“解释宪法,不应只拘泥于文字,并应确认宪法之精神;不应只限于局部之规定,并应考虑宪法之全部,以及宪法所涵容之大原则”。宪法所授予监察院之一般大权为监察权,应该“推敲宪法全部之精神与意义,以确定提案权是否默示的色彩含于监察权之内”。然考证宪法第九章之规定,其所用文字及语气显示“监察权行使之要义,全在现法之维护,不在新法之制定”。并且,成文法中如果 “对于某种或某类事项,有明文之列举规定,而却对于与之类似之事项,则未加规定而无明文。此项未加规定之事项,名为6无规定之事件》。凡无规定之事件,在法理上即认为立法机关有意不加规定,不得认为缺漏”。因此,监察院之提案权,宪法上既无明文规定,又无默示涵义,大法官会议自不得以释宪之名行修宪之实。[59]

2.不同宪政观下宪法解释的差异

如上所述,三位大法官从不同层面,对监察院提案权问题做出解释。无论是其对于立宪精神的解读,还是对解释方法的阐释,抑或对现行体制的论述,都是基于法律本身而言,寻求法律规范与法律方法上的依据,而非基于政策或政治纲领来解释宪法。就此而言,相较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体现出更强的专业性,其行权方式也更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但值得关注的是,双方虽然都是依法行权,但解释意见却大相径庭,这一结果或与其对公权力的认知密切相关。

作为留美归国的法学博士,燕树棠深受近代立宪政治的影响,“在一般意义上,立宪政治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法律和制度性设计,对政治权力施加规范和限制的政治秩序。立宪主义从人性与权力的运行规律出发,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观”[60]。而在公权力领域,立宪主义思想衍生出“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该原则视公权力为防范的对象,必须用宪法(或法律)加以限制,这种限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授予权力和限制权力并行列举法,即宪法通过逐项具体列举的方式,将一些权力授予相应国家机关,同时也通过此举宣示授予的权力以此为限。第二种限制权力的方法是直言禁止法,即直接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如何、禁止如何等。[61] 因此,在燕树棠看来,《中华民国宪法》既然未明确列举监察院享有提案权,应视为有意不加以规定。否则,如果公权力不以列举为限,那么同完全不列举便没有区别。

而胡伯岳、黄右昌作为学者型官僚,其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多受国民政府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特别是孙文的“万能政府理论”:孙文“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62] 他提出政治权力为善还是作恶,关键要看其操之于何者手中,如果权力掌握在“不会谋私利的好人”手中,那么它不但不会带来危害,反而会加快理想社会的建设。从这一逻辑出发,孙文虽然已经认识到有人利用政治权力作恶的可能性,但防范的重点在于防止恶人把持权力,而非对政治权力本身进行限制。[63] 因此,相较于西方的有限政府观,这种“万能政府”理论很难推导出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这种对公权力的认知差异,导致此案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意见:胡、黄二人以宪法规定缺漏为由,支持监察院行使提案权。燕树棠则认为宪法有意不对此加以规定,反对监察院行使提案权。由于史料所限,大法官会议最终以何方意见为准,今日未能得见。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黄二人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制宪初衷。考诸制宪史,在综合小组审查“政协宪草”期间,国民党代表曾新增若干条文:有监察院、司法院与考试院均可向立法院提出法案的规定。但由于民盟等党派的强烈反对,大会秘书长洪兰友报告综合委员会撤销该三条新增条文,监察院与司法院有关的代表皆未表示异议。[64] 行宪后,监察院却以“法无明文禁止”为由主张行使提案权,或有借助大法官会议而恢复训政旧制之意。

此外,就五权宪法精神而言,中央层面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行使治权,各院之间并非相互制衡,而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故《中华民国宪法》第五章至第九章关于提案权之规定,对立法院则曰“有议决法律案”之权,对行政院则曰“须将应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对于考试院则曰“关于所掌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而对监察院及司法院则全无提案权之规定。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宪法关于提案权之有无与限度,乃是根据立法院与四院的关系而定,如行政院执行立法院制定的法律,其对于法律施行效果最为清楚,宪法第58条给予行政院之提案权的范围便最为宽泛,以使行政机关参与立法,推进立法的准备与完善。

因此,解释宪法时,便不能将五院职权等量齐观,赋予监察院超出宪法原意的提案权。概言之,大法官虽有解释宪法之权,但这一权力并非漫无边界。“尽管一种宪法理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允许日后的解释者考虑不同时期日益变化的需要并使他们能够应对新出现的无先例的问题,但是出于保护一部宪法的精髓及其基本的完整性之必要性,这种灵活性与适应性就必须有其范围的界限。”[65]这一界限应以宪法精神或宪法规定为准,不得随意以宪法条文之缺漏而要求解释宪法。胡、黄二位大法官却未能考诸制宪历史,探寻宪法本意,不得不说是宪法解释上的一次缺憾。

(二) 频遭驳回的统一解释法令申请

从现存“审查报告”来看,1948—1949年大法官会议仅完成7件宪法解释、5件统一解释法令,其余53件皆因不满足申请程序而遭驳回,占比高达81.5%。

1.频遭驳回的类型

一是申请主体不适格,通常表现为个人与人民团体申请统一解释法令。如会字第49号解释,申请人金子和为与杨伦房屋涉讼事件,请就法律问题为统一解释。大法官洪文澜拟具解释意见:“声请本院统一解释法律或命令,按诸宪法第七十八条之本旨,非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其职权上适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见解与本机关或他机关适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所已表示之见解有异者,不得为之。人民依宪法第十六条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自无许其声请本院统一解释法律或命令之理由。本件声请人金子和与杨伦因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及返还房屋事件,现正系最高法院关于该事件之法律问题,应候该法院解决,兹乃声请本院统一解释,于法不合,未便照办。”[66]概言之,大法官认为人民在宪法上享有的诉讼权,可以通过法院进行救济,无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

二是申请事由不合法,通常是申请者未表示法令理解上的歧异。如会字第87号解释,江西省高等法院赣县分院首席检察官提请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第六条规定法律疑义”,大法官洪文澜在“审查报告”中指出:“(该声请)仅列甲乙两说,未据说明何说为该首席检察官所持见解,亦未谓其所持见解与本机关或他机关适用同条时所已表示之见解有异,依本院释字第□号解释所载理由,自应不予解释。”[67]此类解释在大法官会议的“审查报告”中相当常见,例如会字第22号解释、第68号解释、第129号解释、第133号解释等,均因该理由而遭驳回。[68]

三是未遵行层转程序。根据《大法官会议规则》,申请法令解释者如有上级机关,必须经上级机关层转。一般而言,地方司法机关由本省高等法院转送,行政机关由当地省政府转送,中央机关则由其所属的五院代为转达。溯其根源,类似规则产生于大理院时期,[69]但并未得到严格贯彻。行宪后,各机关对此程序性规定亦不重视。其中有未经层转,径行向大法官会议提起法令解释者,如会字第2号解释,浙江於潜县司法处申请解释“国大代表可否在当选所在地充任官吏疑义”,大法官沈家彝以其未经上级机关层转(应经由高等法院转呈部院),做出不予解释的决定。[70] 亦有层转错误者,如会字第62号解释,兰溪县商会“电请采纳商店顶首权习惯转请解释”,本应由司法行政部转送,却错将浙江高等法院当作其上级机关,致使大法官沈家彝做出不予解释的决定。[71]

2.频遭驳回的原因分析

统一解释法令申请的大量驳回,一方面显示出大法官会议尊重法律程序、严格执法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制度运行欠佳的现实。其原因不仅在于制度本身的设计问题,更与制度运行的整体环境密切相关。从“审查报告”来看,时人对变动后的法令解释制度知之甚少,导致其提请的法令解释多因程序违法而遭驳回,无法充分发挥统一解释法令的制度效用。如会字第204号解释,胡玉班请求解释《银行战前存放款清偿条例》与宪法第十五、十六条是否抵触,其在原函中称:“钧院行宪伊始,虽未规定何人可请解释,依照民主政体之原则,虽一介平民,似有请求解释之可能,为此声请钧院对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之限制人民财产权及诉讼权,是否与宪法抵触,应否依宪法一七一条规定认为无效予以解释。”[72]该案情涉及立法院通过之法规,与宪法规定之人民财产权是否抵触的问题,大法官会议正可借机进行合宪性审查,并由此迈出保障民权的重要一步。然而,无论是《大法官会议规则》,还是此前已做出的法令解释案,均明确限定了申请解释的主体资格,并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外,胡玉班以个人名义提出解释申请,导致此案尚未至实体法律讨论环节,便直接遭到大法官沈家彝的驳回。

事实上,不仅普通民众如此,国家公务人员对相关规定同样一知半解。在会字第70号解释中,林泽民代表江西省宜春县政府提出申请:因春季粮荒严重,该县机关主管人员购谷八十万元,候至谷价升涨后变卖,除加退原垫谷价八十万元外,余数悉充员工福利之用,并无丝毫侵占行为。问前情是否触犯贪污条例各条之规定。然而,一项行为是否触犯法律规定,本属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与统一解释法令并无干系。此外,林泽民在原函中称:“查宪法第七十八条,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查阅法令,并无非公务机关不得请求解释法律之硬性规定,兹谨将有关法律疑义呈请解释。”[73]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基层公务人员的能力相当有限——其既不了解申请统一解释法令的主体资格,又混淆了统一解释法令与普通审判的关系,导致该案同样因程序不合规定而遭驳回。

当然,在宪政实施初期,由于法律制度草创,人民对法律规范一知半解,司法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此际正宜发挥法令解释的指导作用,大法官会议却严格限制其申请条件,使法令解释制度几乎成为常人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

五、 结语

考诸制宪历史,从“政协宪草”到《司法院组织法》的修订,大法官会议之所以逐步偏离制宪初衷,从美国式司法审查转向欧陆式特设机关模式,其直接原因在于法令解释权与终审权的分离:在缺乏终审权加持的情况下,大法官会议难以效仿美国“附随式审查”模式,于具体个案中审查法令规范,而是仅对涉及违宪的法律条文进行抽象审查。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三级三审”的审级制度。在法令解释实践中,大法官会议的行权方式蕴含了现代法治的特征,但制度设计的不足、新旧法律观念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大法官会议本身应有的进步性。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整体法制环境不佳,影响了大法官会议的运行实效。

不过,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大法官会议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大法官会议虽然偏离了制宪初衷,但以功能主义视角观之,其毕竟迈出了近代中国解释宪法的第一步,并在解决国家机构权限冲突、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传播先进法律理念等方面,在当时都颇具创造性和进步性。正因为移植时因应本国政治土壤而行变通,才使得该制成功扎根。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根植于普通法传统 [74] 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虽然当时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制度有所向往与追逐,但面对与自身土壤完全迥异的移植物时,立法者们最终还是较为清醒,并未盲目效仿美国式司法审查,强行把大法官会议以最高法院的形态嵌入到宪法秩序中,进而将整个司法体制推倒重塑,而是把大法官会议纳入既存的组织结构中,即在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院之下,令大法官会议与最高法院分别掌理法令解释权与终审权。这种变通因应于社会现实,既延续了清末以来解释抽象法令条文的传统,又避免了司法体制根本性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生命力不容小觑,移植时虽与制宪初衷有所偏离,但正是因应时代土壤的变通,才使其得以在这种土壤中传承和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谓是一种制度的创造。

其实,不仅大法官会议制度如此,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大多同样如此。在移植外来法律、改造传统旧律的过程中,被视为优秀的外来法律文化,并不总是如人所愿地在本土全面生根发芽,往往会发生排异反应甚至无法生存。因此,法律移植与其说是借鉴、继受外来的法律制度与精神,不如说是借助异质法律文化催生本土法治胚芽的过程。进而言之,真正的法治不可能仅仅依靠变法或移植就能建构,而是必须结合中国的本土资源进行一种演性化创造才有现实可能,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75]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下,民国大法官会议制度与实践,对于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的宪法解释制度、合宪性审查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

本文转自《南大法学》2025年第3期

在中世纪，大多数欧洲法院使用民法以及习惯的混合规制体系。在法国，国王要求不同社群将自己的“习惯法”汇总成法典。1510 年，《巴黎习惯法》出版，并成为法国各地适用的标准。与此同时，巴黎的法院采用了罗马—教会法诉讼程序，即由教会根据罗马先例制定的教法程序。新的专业律师阶层随之出现，以执行这些程序。在西班牙，君主下令出台新的法律汇编，用来补充以《民法大全》为蓝本的《七法全书》。习惯法的规范和程序仍然很重要，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彼时，后者依旧主宰着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统治的，是一个由日耳曼诸侯国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大多数成员都拥有自成一体的司法体系，并且经常援引伦巴第王朝制定的封土法。

渐渐地，情况发生了变化。罗马皇帝颁布了若干一般法，特别是关于皇帝的选举和选举者的职责。1495 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试图通过禁止世仇和其他未经官方允许的暴力以实现“永久和平”。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最高司法机关，即帝国枢密法院，负责受理来自帝国各地的上诉。几十年后，以意大利的法典为先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在 1532 年颁布了《加洛林法典》。他要求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向学者寻求建议。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的法学家如今声名日盛，这一举措既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也增强了罗马法的权威。这一时期，许多渴望建立更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德国王公，将民法视为建立官僚政体的有力工具，并以之对抗境内更强大的封建领主的独立地位。后来的皇帝们认识到民法可能让他们治下的不同领土实现统一，进而要求帝国的法官必须是训练有素的法学家，并沿用罗马—教会法的相关程序。随着职业律师群体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社会权威和自命不凡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有影响力的改革者盛赞罗马法克制宗派主义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罗马法就代表着和平与公正的秩序。

在 1618 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德国大部，以及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捷克和波兰等地。其下辖的各君主国、公国、亲王国、教区、郡县、皇家修道院和村庄可能都有自己的法院，但这些法院都承认民法。律师们在巴黎、巴拉多利德和维也纳的法庭上长篇累牍地引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苏格兰，詹姆斯五世也下令确认，应由受过民法训练的法官主持庭审。苏格兰法官接受大陆法系的书面程序，并用其代替普通法的救济手段；他们也从查士丁尼的文本中借鉴了所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作为苏格兰法律的补充。民法已经成为众多地方法院、统治阶层、风俗习惯和法律程序的参考指标，并为之提供了共同的原则。

在苏格兰边境以南，情况却大不相同。在 16 世纪中叶，英格兰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还无足轻重，其法典、法院、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亦然。自 12 世纪亨利二世建立中央法院以来，英格兰君主及其议会不断颁布法令，以完善治理结构，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与经济。但是，高等法院适用法律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令状决定的。令状是诉讼当事人在陈述案件时必须使用的语言形式，而这种“普通法”还远远不够全面。普通人基本上遵循地方风俗生活，并期望其他人同样遵循这些风俗。

即使是那些普通法貌似渐成体系的中央法院，其下辖法庭的组成和管辖权也各不相同，不同法庭有时甚至会争夺特定的案件。王座法庭的法官审理涉及王室的案件；民诉法庭负责审理私人纠纷；财政法庭负责处理税收问题。在每年两次的巡回审判中，12名王室法官在全国各地巡回审理当地案件。御前大臣是王室大臣中位阶最高的一位，他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即衡平法院。其中，提诉方所需要遵循的程序比国王法庭的严格令状形式更为灵活，财政法庭和负责审理小额诉讼的小额债务索赔法庭也是如此。还有高等骑士法庭，以罗马法程序审理关于荣誉事务的诉求；以及皇家海军大臣法庭，拥有海事管辖权。

实际上，大臣管理人民生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中央法院也无法解决所有的争端。是教会法庭在颁发结婚证，授予遗嘱认证，审理婚姻纠纷，征收什一捐，并审议性行为不端的指控，尽管它们受到王室权威的制约。庄园法庭继续审理当地案件，记录土地交易，在法律层面承认地方习惯和制度，尽管其逐渐被建立在城镇中的自治市法庭所替代，后者审理了大部分的债务偿付诉求。在这些城市法庭中，治安法官还负责审理对轻微犯罪的指控，而其他各种地方法庭则处理围绕市场、集市和森林发生的纠纷。

然而，律师和法官在陈述和辩论案件时，或者在利用令状和诉状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时，都会谈到“国家的法律和习惯”。如果进一步追问，大多数法官可能会同意，普通法存在于法律专业人士的知识中，以及他们在高等法院使用的推理中。15世纪，民诉法庭法官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撰写了《土地保有论》，尝试梳理复杂的土地所有和租赁制度。该书提到了“律师的共同认知”和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同样在15 世纪，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撰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法律的颂词，后者实际上是对引入新法院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了英格兰法律推理的品质，强调了法官用法律格言表达的基本原则。法学家克里斯托弗·圣·吉尔曼在1523年创作了另一篇批判亨利八世的资政托马斯·沃尔西的文章，将普通法与上帝的意志及其永恒的法则联系起来。尽管可能并不系统，但学者和法官都热衷于强调英国普通法的品质及其悠久的历史源流。

就连下级法院的法官也动辄谈及英格兰法律的“卓越”，及其所维护的人民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考虑的是司法程序中的保障措施，尤其是陪审团审判。17 世纪初，律师兼政治家弗朗西斯·阿什利宣称，每一个感觉受到威胁或压迫的英格兰人都会想到“没有自由人（应当）”（nullus liber homo）这个表达。《大宪章》第 39 条宣称，没有自由人应当在未经其同侪裁判或本地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流放，或以任何方式受到伤害。该条款至今仍是事关英国人自由的基本宣言。

到了17世纪初，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末尾，英格兰的地方法官已经可以查阅大量关于法律及其历史、衡平法和法理学的廉价论文集，还有实用手册和法规摘录。这些出版物就法律程序提供了指导，而这恰恰是治安法官最需要了解的信息。此外，它们也讨论了法律的实质。此时的法院人满为患，人均提诉占比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即使是高等法院适用的普通法，也还几乎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规则和原则体系。没有哪本法律教科书试图做到全面深入，而庭审的成功取决于是否使用正确的令状。程序就是一切。在律师学院的训练中，法学生听取有关法规的诵讲，讨论模拟案例，并在他们的“年鉴”和诉状集上记录法律论点，而法官认为自己应该遵循前辈的推理和判决。然而，当时的案件报告仍很粗略，用早先判决约束后来法官的判例制度远未稳固。

尽管此时的英格兰法律体系仍不完善，但人们仍然感觉法律是重要的，是具有自身权威的存在。这导致在17世纪初，英格兰君主和司法机构之间的政治关系异常紧张。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都试图加强王室特权，借助枢密院发布宪章和公告，进而绕过甚至架空议会。伊丽莎白利用枢密院向商人授予专营权，并借此让这些商人垄断了某些类型的国际贸易。她还动辄以外国入侵或者国内动乱相威胁，扩大她所控制的法庭，也就是星室法庭的管辖范围。星室法庭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简易的司法形式，并公然宣称“非常规的违法行为不受普通法程序的约束”。但她并没有完全抛弃普通法机制。甚至连坚决捍卫女王至高无上地位的神职人员理查德·胡克也认为，应该是法律引导女王（或国王），而不是让王室主导法律。他声称，作为国家的英格兰应像“竖琴或其他悦耳的乐器，其琴弦由一个人来调音和处理”。这为其他人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可以利用法律挑战不受欢迎的王室倡议。

17世纪初，詹姆斯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他的政治手腕显然不如前任娴熟。詹姆斯一世宣称，国王是所有法律的源头，他拥有法律，并有权定义、规范和管理法律。议会和国王法官显然都无法接受上述主张，就连詹姆斯一世的枢密大臣埃尔斯米尔法官和弗朗西斯·培根爵士也认为，国王的法律权力最终来自普通法。爱尔兰总检察长约翰·戴维斯爵士夸张地将法律称为“王国的共同习惯”，强调其历史悠久且永垂不朽。紧随其后的是国会议员托马斯·赫德利，他在1610年辩称，普通法是人类理性和远古习惯的产物，这些习惯是根据英国及其人民的特殊经历发展演变而来的。赫德利坚持认为，是普通法确立了议会制定法律的权力。

同年，民诉法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审议了关于伦敦医师学会管辖权的争议，即博纳姆医生案。在本案的判决书中，柯克宣称，法院不会执行任何“违背公理和理性、令人反感或无法执行的”议会立法。他还声称，普通法将“管辖这些议会立法”，并“判定其无效”。此前，柯克爵士与詹姆斯一世已经就法律管辖权进行了争论。在辩论中，柯克爵士宣称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法律保护了国王”。这意味着将首席大法官的权威置于国王的权威之上，因此激起了詹姆斯一世的“极大愤慨”。根据当时的一篇报道所说，柯克爵士不得不向詹姆斯一世道歉，“跪倒在地”以乞求谅解。但两人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1616年，在一场围绕王座法庭和枢密院的管辖权展开的争斗中，冲突达到了顶点。在托管圣俸案中，其他法官被柯克说服，宣布国王阻止他们做出决定的企图是无效的。詹姆斯一世怒不可遏，他召集法官，撕毁了他们的判决书，并宣布他知道普通法是“对国王最有利的”。面对压力，其他法官卑躬屈膝，请求国王原谅，但柯克却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决捍卫其所认为的真理，遂被免去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后世研究者可能夸大了柯克对抗君主、抵制王室专制主义的决心，但毫无疑问，法官确信普通法的优越性。此后数十年间，通过法律限制国王权威，即提倡法治的思想，在法律界和政治界继续引发共鸣。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柯克的论点也将引起轰动。

在上述辩论和争议中，有一些人也表达了担心，认为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普通法变得错综复杂，亟待加以整合。但是，爱德华·柯克爵士抵制编纂法典的呼声，坚持认为普通法的灵活和精细使其优于民法。被褫夺法官职权后，柯克在《英格兰法律总论》中着手描述“这个国家古老的普通法框架”。该书的标题显然是受到查士丁尼的启发。《英格兰法律总论》的首卷于 1628年出版，涉及财产和继承，主要参考了利特尔顿的《土地保有论》。第二卷阐述了“宣示英格兰基本法的主要基础”的成文法令。第三卷讨论刑法，第四卷则为读者展示了一张司法管辖的“地图”，包括“国王陛下的王国和领地内所有崇高、尊贵、可敬和必要的法院和法庭”。在书中，柯克承认教会法和民法，也承认森林法、捕拿抵偿法（law of marque）和商人习惯法，还包括泽西岛、根西岛、马恩岛的法律和习惯。除此之外，还有锡矿区法律，英格兰东部、西部和中部边境的法律，以及习惯的权威。

就英格兰法律的整理而言，柯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出了法条的体系和规则，但其他学者认为，按字母顺序排列法条才是前进的方向。此外，还有人在试图整合法律程序，以解决法庭诉讼中臭名昭著的拖沓冗长。呼吁编纂法典的呼声仍在继续，但到了 17世纪后期，试图对英格兰法律做出系统性概述的学者却都绝望地放弃了。法官马修·黑尔爵士辩称，在14世纪，爱德华三世就已从各种习惯法和地方法中提炼出了“整个王国都要遵守的唯一法律”，后者业已成为“作为国家的英格兰的面貌和宪法”。但是，正如他哀叹的那样，“这一法律的细节如此之多，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此之繁，必须承认，无法把它简化成一个精确的逻辑方法，所以需要声明，在第一次，乃至第二次、第三次的尝试中，我确实感到绝望”。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著作问世，柯克的研究才被超越。

到了17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采纳了民法的部分要素，尤其是在程序方面。但是，当身兼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的詹姆斯一世试图在罗马法的基础上统一两地不同的法律传统时，他遭到了两国法官们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格兰有自己的“普通法”，也就是“王国的共同习惯”，它保护了所有英格兰人的自由。这是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延伸到苏格兰人身上。早前，在巩固了对威尔士的统治之后，亨利八世通过了《威尔士法律法案》，宣布“英格兰域内的法律、条例和法规”将取代威尔士的“不同和矛盾”的法律和习俗。但对于苏格兰，法官显然持有不同看法。1608年，法官判定，苏格兰人可以向英格兰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在英格兰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但英格兰的法院不能对苏格兰的土地行使管辖权。当英国君主派遣移民横渡大西洋时，这项判决引发了很大麻烦。殖民地的法律和习惯会发生什么变化？远渡重洋的新移民能否继续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继西班牙和荷兰探险家的开拓活动之后，16世纪末，英国探险家也开始组织北美远征。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允许英国人建立海外定居点的特许状。詹姆斯一世有样学样，1606年，他授予伦敦公司特许状，允许后者在弗吉尼亚建立永久定居点。该公司有权“制定、任命和建立一切形式的命令、法律、指令、指示、规章和仪式，只要它们对该殖民地而言是合适和必要的，并且与该殖民地的治理有关”。这些移民通常是贵格会教徒和清教徒，他们很快也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小型社群，根据特许状，他们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只要这些新法的内容与英国法律“接近”“兼容”且“不抵触”。

17 世纪中期，英格兰内战爆发，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力，殖民地几乎一度可以实现自治。许多殖民地发展出强调非正式性和共识的司法形式。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大多数殖民地还是建立了遵循英国模式的法院，并选择当地领导人担任治安法官。早在1618 年，伦敦公司就已经在殖民地引入了遵循普通法原则的财产保有制度，而到了此时，弗吉尼亚的律师也开始在财产纠纷中参考利特尔顿和柯克的法律著述。他们还在英格兰边境地区议会制定的法律中找到了有用的判例。事实上，在北美殖民地的律师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科班训练。许多人只是对法律感兴趣的门外汉，阅读过一些英国司法执业手册和法律评论，而治安法官学习的是为其编写的指南和关于遗嘱继承的论文集。不过，殖民者仍然意识到这些新设立的法院很有用，并纷纷向之求助。在 17 世纪，马萨诸塞殖民地法院审理了大量案件，起诉人包括商人、债务人、债权人、瑞典人、贵格会教徒、农民、工匠、仆人，甚至奴隶。

回头看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地位颇受争议，主要在于议会是否对殖民地拥有管辖权，或者王室是否可以直接管理这些领土。这一问题夹杂在以 1649 年查理一世被处决为顶点的英王和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别具一番意味。一些法官支持国王，认为后者对国家的统治不受任何约束，而这种观点一度被认为可能会削弱柯克曾极力强调的普通法的权威及其控制君主专制的能力。在 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中，托马斯·霍布斯就曾发出著名的呼吁，希望由强大的统治者用法律维持秩序。但普通法及其法官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奥利弗·克伦威尔承诺他和他的政权将维护普通法，尽管学者们就其是否“篡夺”了王位争论不断。毕竟，他需要普通法赋予的合法性。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被废黜，其女玛丽和她的丈夫奥兰治亲王威廉继位，自此，议会开始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讨论并通过新的法规。但是王座法庭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权威，并开始尝试扩大其管辖权。他们接管了更多传统上由教会法庭处理的案件，并制定了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法律，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欧洲大陆适用的法律相融合。这意味着王座法庭能够管辖商人习惯法的应用，也就是商人长期遵循的法律惯例。衡平法院和海事法庭仍然保有独立管辖权，但王座法庭的法官成功地限制了二者的职权范围，并最终将它们纳入普通法体系。

本文选编自《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尼布楚交涉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 录
之一：资料评叙
之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之三：释“俄罗斯察罕汗”
之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加增。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般绅士觉得烟禁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俱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的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的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惟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加严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先没有办过’夷务’，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藉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在还不是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成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他可是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作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二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慌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与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强的：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作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成立《南京条约》。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段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将所有外国绑在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惟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粤官绅仇视外国人，是因为条约断绝了他们财源）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的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那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夷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于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双方愈闹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二年后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国家事看的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馀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即加尔各荅）。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陆路进北京。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厄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奕訢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作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訢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定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訢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约有二千万；（按：作者有误，此二千万应为人丁，而非人口。）到了嘉庆五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满清有计划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的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作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那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傜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西历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作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宜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图湖南。他在长沙遇着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进攻。他在岳州得着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到咸丰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运动是怎样应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他们又顺从官军，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满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并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感觉太平军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官军及太平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则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排满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土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馀，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庭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作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作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作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主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翼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翼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朝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作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朝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清朝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它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他的不键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作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李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玉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那末，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作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育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必说了。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末，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对我的侵略，还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亚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分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定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向。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华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朝廷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俱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一六○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那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作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的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一、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一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r）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和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即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利益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的方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作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满清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瞳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份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他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他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一九○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一九○六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七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宜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摸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藉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老古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那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室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桀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朝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朝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清朝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第七节 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 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 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强。民国七年，俄 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 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作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同志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革命的重担大部分从此就遗到蒋介石同志的身上了。

　　从十五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蒋先生的事业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有三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

　　第一，现任国民党总裁的蒋先生在最近十余年之内的事业一贯的以中山先生遗教为 本。他认定偏左的共产主义和偏右的军阀都是误国的。他所领导的政军始终不离开三民主义。最初误会的人很不少，慢慢的他们认识了他的政策，由认识而生敬仰， 终则一致的拥护。所以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团结于他的领导之下，一致抗战。

　　第二，近年蒋先生鞭策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 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已踏上 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第三，九一八以来，国人有些为 感情所冲动要求中央早战，有些反动份子另怀阴谋，以为向日抗战，就能消灭中央势力，于是假借爱国之美名，鼓动早战。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七年宝贝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追随蒋先生，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附录一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从顺治到咸丰）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我族在东北的历史虽变故多端，概括说，可分为两大时期。满清以前，在东北与我族相抗的，不是当地的部落，就是邻境的民族，其文化程度恒在我族之下。最近三百年的形势就大不同了。从清初到现在，这三百年，东北最初受了远自欧洲来的俄罗斯之侵略，最近又遭了西洋化的日本之占据，而其他列强亦曾插足其中。现在东北已成所谓世界问题。纵不说最近三百年的侵略者之文化高于我族，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国力有非我们所能比抗。

　　俄国的历史颇有与我相同的。在13世纪，蒙古人一方面向南发展，并吞了华北的金及华南的宋；另一方面又向西发展，简直席卷了中央亚细亚及俄罗斯，直到波兰。我国受蒙古人的统治不满百年，即由明太祖在14世纪的下半叶光复了祖业。俄国终亦得到解放。惟蒙古人在俄国的施政并不如在中国那样积极，而同时俄人民族的观念亦不及我族发展之早，故俄国的光复运动到15世纪始由马斯哥王国率领进行，其完成尚在16世纪宜番四世的时候。总计起来，俄国的光复比我国迟了二百年。

　　俄国反蒙古人的运动虽较迟，其发展之积极及持久反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我族自明成祖以后，保守尚感不足，遑论进取。俄国则不然。

　　俄人初越乌拉山而角逐于西比利亚者为雅尔马克，所带队伍仅840人；其时在公历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1638年（崇祯十一年），俄国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西比利亚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俄国在西比利亚的拓展并未与我国接触，所以无叙述之必要。但其经过有两点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后中、俄初次在黑龙江的冲突，不能不略加讨论。

第一、俄国在西比利亚发展之速得了天然交通的资助。西比利亚有三大河流系统：即俄比（Ob River System）系统，也尼赛（Yenisei）系统，及来那（Lena）系统。俄比、也尼赛、及来那三大河虽皆发源于南而流入北冰洋，但其支河甚多，且大概是东西流的。一河流系统之支河与其邻近河流系统之支河往往有相隔甚近者，且二者之间有较低的关道可以跋涉。俄人过乌拉山就入俄比系统；由俄比系统转入也尼赛系统；再转入来那系统，就到极东了。

　　俄人在西比利亚所养成的交通习惯与日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黑龙江及其支河可说是亚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统。其他三大河皆由南向北流，惟独黑龙江由西向东流入海。所以在自然交通时代，黑龙江是亚洲北部达东海最便捷之路。并且俄人有好几处可以由来那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黑龙江上流有一支河名石勒喀（Shilka）；石勒喀复有一支河名尼布楚（Nertcha，尼布楚城因河得名）。尼布楚河发源之地离威提穆河（Vitim）发源之地甚近。威提穆河就是来那河上流之一支，这是由来那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道路之一。黑龙江上流另有一支河名额尔必齐（Gorbitsa），其发源地与鄂列克玛河（Olekema）之发源地相近，雨鄂列克玛河也是来那河的一支，这是由来那转入黑龙江的第二条路。黑龙江的中流有一支河，我国旧籍称为精奇里河，西人称为结雅河（Zeya River）。精里奇发源于外兴安之山阳，其流入黑龙江之处，在其东现在有俄属海兰泡，亦名布拉郭威什臣斯克（Blagoveshchensk），对岸稍南即我国的瑷珲。自来那河来者可溯雅尔丹河（Aldan）或鄂列克玛河之东支而转入精奇里河上流的支河，这是由来那系统入黑龙江系统的第三条路。在清初的国防上，这条路尤其要紧，因为最毗近东北的腹地。

　　第二，俄国17世纪在西比利亚拓展之速多因土人无抵抗的能力，俄人用游击散队就足以征服之。彼时西比利亚户口稀少，土人文化程度甚低，政治组织尚在部落时代，其抵抗力还不及北美的红印度人。比较有抵抗能力的要算俄比河上流的古楚汗国（Kuchum Khanate）。这国就是蒙古大帝国的残余。雅尔马克（Yermak）于1583年夺取了其京都西比尔（Sibir），西比利亚从此得名，马斯哥王亦从这时起加上西比尔主人翁的荣衔。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俄人在西比尔附近建设拖博尔斯克大镇（Tobolsk）。雅尔马克原来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他的绿林同志。立了大功之后，马思哥王不但宽赦了他，且优加赏赐；为国事捐躯之后，俄国教堂竟奉送他神圣尊号，雅尔马克遂成了俄罗斯民族英雄之一。事实上，他无疑的是俄国拓殖西比利亚的元勋。自他在俄比河战胜古楚汗国之后，直到鄂霍次克海，俄人再没有遇着有力的抵抗。

　　雅尔马克及其同志，论人品及作事方法，皆足代表17世纪俄人在西比利亚经营者。历17世纪，先锋队大都是凶悍而惯于游牧生活的喀萨克（Cossack）。他们数十或数百成群，自推领袖。在俄国政府方面看起来，喀萨克的行动虽常不遵守政府的命令，确是利多而害少。他们自动的往前进，成功了，他们所占的土地就算是俄国的领土，他们从土人所收的贡品几分之几划归政府；失败了，不关政府的事，除非政府别有作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害处也有，这种游击散队只顾目前，不顾将来；只顾当地，不顾全局。喀萨克过于残暴，因此土人已不心服，且被杀戮者就是当地的生财者。在西比利亚作惯了，到了黑龙江流域，他们依然照旧横行，不知道这地的形势有与西比利亚不同者。

　　俄人发展到来那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几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皆曾入明之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之旧业快要亡了。但满清遂乘机收归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时候，满人连年东征北伐。其战争及交涉的经过，我们无须叙述，但其收复的部落及土地不能不表明。因为17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马洛夫（Romanov）朝代，我国方面有新兴的清朝：可说是棋逢对手。

　　兹将清太祖及太宗所收的东北的部落及区域列表如下：
　　[1]窝集部（亦名窝稽达子，鱼皮达子）。居牡丹江（亦名呼尔哈河，瑚尔哈河）及松花江下流两岸，距宁古塔北约四百里，其中心在现今之三姓。
　　[2]穆棱。居乌苏里江及其支河穆伦河的两岸。
　　[3]奇雅，居伊玛河的上流，伊玛河（Niman，Iman，Imma，Ema）是乌苏里江东的一支河。
　　[4]赫哲（亦名黑金，赫真，额登）。居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
　　[5]飞牙喀（亦名费雅喀）。居黑龙江下流。

　　[6]奇勒尔。居黑龙江口沿海一带。

　　[7]库叶（亦名库页）。居库页岛。

　　[8]瓦尔喀。居吉林东南隅及俄属滨海省的南部及海山威附近的熊岛。

　　以上皆东境的部落。

　　[9]索伦。居布特哈（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流域）。

　　[10]达呼尔。居嫩江以东到黑龙江一带。

　　[11]鄂伦春。居黑龙江东之精奇里两岸。

　　[12]巴尔呼（亦名巴尔古）。居呼伦贝南。

　　以上皆北境的部落。

　　满清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1640年），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

　　入关以前，满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驻兵最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虽然，俄人入黑龙江的时候，除当地土人的抵抗外，尚有大清帝国的后盾，其形势与西比利亚完全不同。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俄人到了来那流域以后，不久就感觉粮食缺乏的大困难。他们从土人听说精奇里河流域产粮甚多，这种传说形容未免过度，好像一到外兴安的山阳就是一片乐地。俄政府于1632年在来那河的中流设立雅库次克城（Yakutsk），派有总管，俄人所谓Voevod。1643年（崇祯末年），总管官彼得果罗文（Peter Golovin）派探险队到精奇里河流域去调查真相。队长是波雅哥夫（Vasili Poyarkof）；队员有喀萨克一百十二名，猎夫十五名，书记二人，引导一人。军器带有大炮一尊，枪每人一杆。他们于是年7月中从雅库次克动身，逆流而上，由来那河入雅尔丹河。11月，未抵河源而河已结冰，不通舟楫。波雅哥夫在河边筑了过冬的土房，留了四十三个队员及辎重，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跋山而南。行了两星期的旱路之后，他们找着精奇里的支河布连塔河（Brinda）。上流仍是一片荒土，到了中流，才发现少数鄂伦春住户，波氏派了七十人到村里去搜粮食。村民起初尚以礼相待；俄人求入村，未蒙允许，就动武了。村民竭力抵抗。到了天黑，俄人空手而归。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喀萨克不惜执杀土人或互相残杀以充饥。1644年春，留在山北的队员赶上了，于是合队而行，由精奇里入黑龙江。沿途的土人皆骂他们为食人的野蛮人，有些逃了，有些就地防堵。秋季波氏到了黑龙江口，就在此过冬，强迫奇勒尔供给粮食。

　　俄人入黑龙江的那一年正是满人入关的那一年。受其扰害的鄂伦春、达呼尔、赫真、飞牙喀及奇勒尔是否曾向其宗主求援，如果求了满人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的缺乏，无从答复。在入关之初，就是东北边境有警报来，清廷亦无暇顾及。波雅克夫此次的成绩并不好，除了没有发现新乐园以外，他留给土人永不能忘的坏印象。虽然，经过这次的失败，雅库次克的总管知道了传闻的虚实，而波雅克夫仍不失为第一个西洋人入黑龙江者。他在江口过冬以后，由海道北返。几年之内，雅库次克的总管不再费事于南下的企图。

　　1649年（顺治六年），雅库次克的一个投机的富商哈巴罗甫（Yarka Pavlov Khabarof）呈请总管许他用自己的资本组织远征队到黑龙江去。是时俄人已从土人探知由鄂列克玛河的路比由雅尔丹河的路容易。总管佛兰士伯克甫（Franzbekof）对此事虽不甚热心，但哈巴罗甫的提议既无须政府出资，万一成功，政府反可借私人的力量收征黑龙江流域土人的皮贡，就允许了哈氏的呈请。其实政府的批准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呈请之先，哈氏已组织好了远征队，大有必行之势。4月初，他率领队员前进，溯鄂列克玛河直到河源，于是跋山而转入黑龙江的支河乌尔喀（Urka）。此河近额尔必齐，惟稍东。哈巴罗甫到黑龙江的时候，两岸的村落已闻风远逃。哈氏对所遇的少数土人虽竭力巧言诱吸，土人总以喀萨克是食人的一语答之。除在土坑里发现匿埋的粮食外，其余一无所获。虽然，在其给总管的报告书中，哈氏仍夸大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及积粮之多。他深信有六千兵足以征服全区域，征服之后，雅库次克的粮食问题可得解决，而皮贡的收入可大加增。

　　哈氏初次的远征虽无直接的成绩可言，他确信亲自到了黑龙江，知道了当地的实在情形。他决志组织第二远征队并改良行军的方法。1650年的夏季，他就出发，所走的路线大致与第一次相同，这次他行军极图迅速，以免土人的迁徙。在雅克萨附近，他袭击了一个村庄，土人与之相持一下午，终究弓箭不抵枪炮，雅克萨遂为所占。土人乘夜携带家眷牲口逃避，哈氏即夜派135人去追截。次晨就赶上了，一战之后，喀萨克夺了117只牲口，高兴的返归雅克萨。哈氏在雅克萨建筑了防守的土垒，留下了少数的驻防队，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及枪炮，乘用冰车驶往下流。十天之后，于11月24日他遇着使马的鄂伦春。此处也是弓箭不抵枪炮，一时土人惟有屈服，遵命贡送貂皮。哈氏的投机总算得了相当的收获，于是回雅喀萨过冬。

　　次年6月2日，哈氏带着300余名喀萨克，配齐枪炮，出发往下流去。此次要求迅速，以图攻人之不备。正队以前，他预备了八只小船以充先锋。连行四日不见人烟，沿岸的村落皆迁徙一空。第四日晚间，在黑龙江折南的角段发现尚未迁徙的吉瓜托村（Guigudar）。此处居民约有一千，并有五十名八旗马队适在该处收征贡物。我国的记载全不提及，故其虚实难明。哈氏乘夜进攻。据俄人的记载，交火之初，满人就逃了。次晨村落失守，土人欲逃不能。死于炮火之下者约660人，女人被掳者243，小孩118，马237，其他牲口113。俄人死4名，伤40名。哈氏的得意可想而知，可惜我方关于此事全无纪录以资对证。

　　哈巴罗甫在吉瓜托村约留了六星期。他派出的调查队均说直到精奇里河口，土人早已迁徙，惟闻在河口尚有未迁徙的村落。哈氏乘坐小船赶到现在瑷珲城左右，土人事先全无所知，既不能逃，又不能战，大部分都成俘虏。哈氏命土人的长老召集会议。到会者300多人，均说刚向中国皇帝进了贡，余存无几，一时只能奉送貂皮60张，以后当陆续补送，哈氏令土人以貂皮赎俘虏。他的投资又得着红利了。土人竭力应酬他，好像他们已甘心投顺喀萨克。但9月3日全村忽迁徙一空，仅留下两个当质者及两个老女人。此举给哈氏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原拟在此过冬，不料周围忽然变为全无人烟之地。他们把四个未逃的土人付之火中，遂开拔向下流去了。

　　9月29日，哈氏行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合流之处。此地现有哈巴罗甫城，即纪念哈氏之功绩者，我方命名伯力。哈氏在此建筑土垒，准备过冬。赫真人表示和好，因之哈氏不为设防，时常派遣队员出外捕鱼。10月8日，赫真人忽乘虚进攻。相持之际，适外出的队员归来，加之军器相差太远，赫真人大受挫败。从此喀萨克作了当地的主人翁。

　　按俄国的纪载，黑龙江的土人受了两年的扰害之后，均向中国求保护。我方的纪载亦提及此事，但不详细。《平定罗刹方略》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稍失利。’俄国方面的纪录说：海色带有2020骑兵。至于战争的经过则各说不一。海色与哈巴罗甫的战争是中、俄初次的交锋。我国史乘从顺治九年起始有’罗刹’之乱之纪载。按’罗刹’这名词是索伦、鄂伦春、达呼尔诸部落给俄人的称呼。这一战，俄国方面的人数至多不过四百人；我方加入战争者必较多，但是否有二千余名，颇难断定。顺治十四年，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一员。康熙元年，昂邦章京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十年，宁古塔副都统移驻吉林。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而于宁古塔设副都统。从这年起，吉林将军领兵2511名，宁古塔副都统领兵1320名，从此看出我国东北边境驻军首重宁古塔，后移重心于吉林。惟顺治十四年以前，究有兵多少，不容确定。战争的经过，我方的纪录仅说’稍失利’。俄方的纪录则分两说，一说：

　　1652年3月24日（俄历）黎明，满洲兵到达俄国土垒之前，俄人正在酣睡之中，倘满人不即施放火枪–他们放枪大概是要示威–哈巴罗甫或将不能生还。幸而他被枪声惊醒了，即时设备。满人又把炮安置以后，就向土垒开火。不久打穿一个洞口，冲锋者即向洞口猛进。俄人火速在洞口之后安置一炮，向冲锋者开放极有效力的弹子，冲锋者因此止住了。而150名俄人从营垒冲出来，以短兵相接。他们从满人夺取了两尊太近的炮。满人的火枪大半被毁之后，俄人就成了战场的主人翁。除上文所说的两尊炮外，俄人尚得着十七杆火枪，八面旗帜，830匹马及几个俘虏。满兵死者听说有676人遗留在战场之上，俄人仅死10名，伤70名。

　　另一说则谓：

　　交锋之初，中国人得了胜利，一时好像他们能把俄国营垒攻下来。后不知因何原故–或者因为中国的主将过于自信，或者因为他遵守训令–在俄人受迫最紧急的时簇，他忽然下令，要他的兵士不杀也不伤喀萨克，只活拿过来。这一战的最要关键即在此。俄人了解这种形势之后，决志不被活拿。于是一面宣誓，一面冲锋，步步的把中国人赶退了。一个军队不能一面受敌人之火，一面又被禁还火，而保持其地位。中国兵从此丧失战斗精神，向后退避，留下十七杆枪，二尊炮，八面旗帜，八百三十匹马及许多粮食。俄人死十名，伤七十八名。哈巴罗甫从土人–不可靠的来源–听说中国兵死了676六名。

　　这一战，中国确是败了，但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策略或有关系外，尚因军器不及敌人。至于战败的程度很难说了。此战以后，俄国方面的报告多说喀萨克一听见某处有中国兵，就戒严不敢前进，而且从这时起土人又敢抵抗了。

　　顺治九年，乌扎拉之战以后，哈巴罗甫率领全队逆流而上，途中遇着雅库次克总管派来的补充队，共计一百一十七名喀萨克及军需。8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队员内哄，致分为二队，一队二百一十二人仍服从哈氏，另一队一百三十六人则自树一旗，从此黑龙江上下有二队喀萨克游行抢掠。以往哈巴罗甫及雅库次克总管给马斯哥的报告已引起俄国政府相当的注意和热心，当时拟派兵三千前来黑龙江，以图永久占领。同时，俄国政府对喀萨克的暴行亦有所闻，遂决定先派小援队并调查实况。十年，援队抵黑龙江以后，哈氏返俄复命，但一去未回，他从此就离开历史舞台了。俄国政府亦未实行大队远征的计划。

　　哈巴罗甫的继任者是斯德班乐甫（Onufria Stepanov）。斯氏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春天进松花江，5月24日遇着中国军队。喀萨克自己的纪录说他们火药用尽，故就退了。虽然，退的时候，喀萨克心志慌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从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玛尔河口，就此筑垒防御。我国军队也追到这地。顺治十二年春，遂围呼玛尔营垒，经三星期之久，无功而返。《平定罗刹方略》说：’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晌匮’是很自然的，因为经过罗刹数年扰乱之后，地方居民已经迁徙他处；且清廷又令土人行清野之法，使罗刹不能就地筹饷，而呼玛尔偏北，路途甚远。这是当时在东北行军最大的困准。

　　顺治十三年及十四年，斯德班乐甫多半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败之于尚坚乌黑；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翰两江之间。’十四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纪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十五年（1658年）的战争，俄国的纪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战后，斯德班乐甫及二百七十名队员不知下落，余二百二十名逃散了。我方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北隅，斯氏是否在内，不得而知。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十七年（1660年），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虽然，雅库次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也尼赛，隶属于也尼赛总管。从顺治九年起，也尼赛的俄人常有小队到拜喀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顺治十二年（1655年），也尼赛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他于次年7月18日从也尼赛城动身，带有五百六十六人。他由也尼赛河转其支河昂格勒（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顺治十四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会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人经营黑龙江上流的根据地。不久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德班乐甫的探员全无结果。顺治十八年，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也尼赛，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

　　也尼赛总管在黑龙江上流的失望正如十二年以前雅库次克总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当时雅库次克因失望遂不愿继续进行，于是有私人哈巴罗甫出而投机。也尼赛亦复如此，此地的私人投机者是柴尼郭夫斯奇（Nikifor Chernigovsky）。柴氏是个盗匪头子，因为杀了一个总管官，他遂率领他的绿林同志跋山投雅克萨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筑土垒，强迫土人交纳贡品，且自行种植粮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时其他喀萨克有在额尔古纳河筑垒收贡者，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骚扰者。我国边民亦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顺于俄国者，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根忒木尔。我国屡次索求引渡，俄人始终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间中、俄的关系更趋紧张。

　　康熙帝原来不想以武力解决罗刹问题。他屡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去送信，令俄人退去。同时俄国政府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六年亦屡次派使到北京来交涉，因路途相隔之远，文书翻译的困难，罗刹之不听政府命令，及中国在邦交上之坚持上国的地位，凡此种种均使外交的解决不得成功。（战前及战后的外交留待下节叙述，本节限于军事的冲突。）等到三藩之乱一平定了，康熙帝就决定大举北伐。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帝派’副都统郎坦与彭春率官兵往达呼尔索伦，声言捕鹿，因以觇视罗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郎坦等的报告以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乃下谕曰：

　　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吉林）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教之演习者。于瑷珲、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锡伯、乌拉之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

　　康熙帝在筹划此次征役的时候，最费苦心的莫过于粮食的接济，他以为往年的失败都由饷匮，以致罗刹不能肃清。

　　二十一年算为觇探敌情之年。二十二年起大事预备，筑瑷珲城为后路大本营，修运船、战船，通驿站，运粮食，调军队，联络喀尔喀的车臣汗，共费了三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国旧历），彭春始带兵抵雅克萨城下。其部队自吉林、宁古塔调去者三千人，自北京调去的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自山东等省调去的官一百零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自福建调去的藤牌兵三百余人，索伦兵约五百人，总计不过五千人。此外尚有夫役、水手。俄人说此次中国军队有一万八千之多，与实数相差一倍以上。

　　俄人虽早已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且竭力预防，但等到兵临城下，雅克萨的防守队连商人、猎夫、农民及喀萨克部包括在内，不过四百五十人，不到中国兵数的十分之一！我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战斗力的比较，从康熙年间到现在，究竟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呢？彭春第一着发表康熙帝的招抚书：

　　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城内的罗刹置之不答。彭春遂开始攻击。

　　我方关于战争的纪录甚简略：

　　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额里克舍等势迫，诣军稽颡乞降。于是彭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咸加收集，雅克萨城以复。

　　俄国的纪载大致相同，惟有数点可资补充。第一日的战争结果，俄方死百人。经数日后，教士率居民向总头目官额里克舍拖尔布残（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战，额里克舍见势已去，遂允所请。他派代表到中国军营议投降条件，所要求者即许俄人携带军器輜重回国。我方接收，事实上有二十五人甘愿留居中国，数目与我方的纪录不同，未知孰是。雅克萨投降的俄人后亦安置于北京城内之东北隅。

　　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额里克舍的后退全由于势力的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也尼赛总管已派有援军在途，共六百人，由普鲁斯人拜丁（Afanei Beiton）率领。额里克舍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百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额里克舍到了尼布楚仅五天，拜丁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也尼赛总管派拜丁额里克舍复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六百七十一人，五尊铜炮，三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络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我国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清廷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我军抵雅克萨。十月底，俄人防军仅剩一百一十五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三、尼布楚交涉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五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马思哥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据此纪录，则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十二年（1655），第二次在十三年，第三次在十七年。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亚尔班（Seikul Albin）。他不过是公使背喀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背喀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背喀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俄王要背喀甫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使通商，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比利亚所产的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背喀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背喀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背喀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1658年，俄国又派亚尔班及浦尔费里叶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的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继续说：’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喀萨克的侵扰外，中、俄之间又加上根忒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忒木尔乃达呼尔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亦曾授以佐领职衔。俄人占据尼布楚以后，根忒木尔遂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呼玛尔之役，他率部助清，但临阵不曾前。战后，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及九年，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至尼布楚索根忒木尔。俄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王的臣民。双方所以这样重视根忒木尔的缘故，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管亚尔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于九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报聘。背喀甫出使的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之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乐番乐甫（Ignashka Milovanoff），一个不识字的喀萨克！亚氏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亚里克含米海罗韦赤（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乐番罗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作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廷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不相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果的。

　　康熙十一年，清廷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国送回根忒木尔。这信是用满文写的，尼布楚及马思哥均无人能翻译，但俄国政府根据尼布楚的报告，以为中国要求俄国派使来华交涉。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俄王遂派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斯氏有出使日记及报告与函件，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关系史的好史料，且间接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如三藩战役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识的贡献。本文限于中、俄在东北的冲突，故可从略。斯氏于康熙十五年六月抵北京，交涉共历三月，绝无成绩而返。中国对斯氏要求二事：送回根忒木尔及令喀萨克退出雅克萨；斯氏对中国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这是双方的实在目的。但斯氏在北京的交涉可说未入正题就被种种仪节问题阻止了。最初斯氏坚持亲递国书于皇帝，后虽退步而呈递于理藩院，但陛见的时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简直未进行。在归途中，斯氏曾致书于雅克萨的喀萨克，嘱他们不要骚扰，但未见发生效力。

　　等到中国大举进攻雅克萨的消息传到马斯哥的时候，俄国政府始知道黑龙江流域非西比利亚可比，土人之后尚有一个大帝国须对付，而这帝国决不让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究竟黑龙江一带的地理如何，俄国政府并不知道。与其出师于万里之外来与一大邻国争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不若和好了事，以图通商之发展。在中国方面，康熙帝素性不为已甚。三藩战役之后，中国亟须修养。且外蒙古尚有厄鲁特问题，其他部落亦未倾心向我，倘我与俄为已甚，则俄、蒙可相联以抗我。俄人军器的厉害及战斗精神的坚强，这是康熙帝所深知的。所以在未出师之前，康熙帝对于军备是慎之又慎，以策万全的。外交虽已试过而未见效，康熙仍不绝望。所以他一面派彭春率师往攻雅克萨；一面又致书于俄国政府，一封由传教士转递，一封由荷兰商人带去。俄国政府既已有言归于好之心，康熙帝的信正为外交的进行辟了大路。二十五年九月，俄国要求停战的使者米起佛儿魏牛高（Nicefor Venukiov）及宜番法俄罗互（lvan Favorov）到北京，声明俄国愿与中国和好，且已派有全权大使在途。康熙帝即时下谕：’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使至后定议。’换言之，这是无条件的停战。

　　俄国所派的全权大臣是费要多罗亚列克舍维赤果罗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俄国政府于1686年初颁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根据此训令：边疆应以黑龙江为界，如不得已，可以拜斯特尔（Bystra）及精奇里二河为界；再不得已，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人须能在黑龙江及其支河通商，并且通商除纳关税外，不应有限制。如果罗文能使中国派公使及商人到马斯哥更好。俄国政府派了一千五百兵同行，以备万一，且教果罗文设法联络外蒙古以助声势。果罗文于1686年正月26日（俄历）在马斯哥起程；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10月22日始抵拜喀尔湖南外蒙古边境之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训令：如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龙江流域包括雅克萨，可认为中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引起战争；倘交涉失败，他可向中国提议双方再派公使从新协议。

　　喀尔喀土谢图汗把俄人抵境的消息报告给北京以后，康熙帝遂令在雅克萨的军队退瑷珲。次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 Perey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

　　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康熙帝当时批准了这个交涉大纲。我代表团所负的使命全见如此。我们若以俄国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中、俄的目的抵触甚多，因为双方都要黑龙江的上流从尼布楚到雅克萨，若以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双方所争者仅尼布楚城。

　　我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果罗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1689年）4月26日，我使团复由北京出发。此次代表中没有阿尔尼及马齐，但添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及理藩院侍郎温达。此次所带的兵有北京八旗二千人，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倘总计军中夫役及官员的仆从，全代表的人数约在八千左右。中国外交史上出使之盛，没有过于此次者！康熙帝增加使团的兵数是否因为果罗文也带有兵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当时的人，如我们一样，觉在外交应有武力的后盾，但他们的后盾未免过于放在前面了！康熙帝虽对于军备主积极，而对于交涉目的则主退让。使团出发以前，曾拟议交涉大纲应仍旧，康熙帝大不以为然：

　　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俄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康熙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蒙古问题。大纲经此修改以后，实与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无所抵触。倘尼布楚的交涉失败，则其故并不在两国政府目的的悬殊。

　　六月中，我代表团抵尼布楚。俄人见我方军容之盛，不知我方实意在议和，抑在交战。果罗文迟到二十天。因为双方军备甚严，一时空气颇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功夫，遂决定开议形式：双方可各带七百六十兵赴会，但其中五百须留会场外，二百六十可入会场，站在代表后面。会场形式岂不有点《三国志演义》的风味？

　　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果罗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果罗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须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我代表遂提议双方签订正式会议纪录，以俾各返国复命。这等于宣布会议决裂。次晨，果罗文派人来声明接收此项提议，但要求再开会议一次，我方不允。张诚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许可，以私人的资格往访果罗文。张诚等的疏通，据其日记有如下状：

　　马斯哥人实际渴望和平不在我们（中国代表团）之下，对于我两人的访问，他们表示愉快。我们起头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雅克萨及附近的土地，那末，他们用不着再费事了，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使曾得着明文的训令，非得此地不立约。至于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地方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大使们可退让到什么地步。马斯哥的代表可一斟酌他们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萨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大使因为渴望和平，必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马斯哥的全权代表回答说：既然这样，他就请我们的大使把最后的决定通知他。

　　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额尔比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果罗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蒙、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这个支节过去以后，俄方又提出一个要求：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俄人可搬回国。这点我方于七月十三日就答应了。这样，和议似乎已成。不料这时果罗文反要求雅克萨及其以西的土地应归俄国。张诚及徐日升面斥果罗文之无信义。在他们努力疏通之初，他们就说破，倘俄国放弃雅克萨则不必费事；何以此时又旧话重提？张诚等向萨布素报告俄国尽反前议以后，我代表团即时召集全国文武会议，决定当夜全军渡河，以便包围尼布楚城；同时一面派人去鼓励四周的蒙古人，一面调少数军队回雅克萨去铲除禾苗。俄代表见势不佳，即派人来，微示可让雅克萨之意。我代表团复开会议，不进呢，恐俄人行缓兵之计；进呢，又怕因军事行动断绝和平的希望。代表团请张诚及徐日升发表意见，他们答以身为教士，不便也不能参与军事。代表团终决定按原定计划进行，惟对俄方则说移动人马专为求水草之方便！

　　七月十四日，我军全抵尼布楚城下的时候，俄代表正式承认我方所提出之界线。萨布素等遂派张诚去作最后的交涉。次日果罗文提出三种新要求：第一，中国以后致俄王的信应书俄王的全衔，并且信中不可有不平等的词句；第二，两国应相互尊重公使，并许其亲递国书于元首；第三，两国人民如持有政府护照，应许其自由往来贸易。关于第一条，我代表等答以国书中的称呼及词句是皇帝所定，为臣子者不敢擅允；关于第二条，我方答以中国向不派驻外公使，倘俄国派使来华，接待的礼仪必从优；至于自由通商一节，我方以为无问题，惟买卖小事，似不必载诸条约。果罗文得了自由通商的权利，实已完成其主要使命，此节他不能不编入约款。最后关于界线的东段，双方发生稍许争执。外兴安脉之东段分南北二支：北支绕乌特河（Oud River）之北而直抵海滨；南支在乌特河之南而不到海滨。若以南支为界，则近海一带须另划界；若以北支为界，则乌特河流域将全属中国，其地面积甚大，且产最上等的貂皮，而其海岸又多产鱼。果罗文向我代表索解释的时候，我方答以约稿系指北支。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十九日，俄方竟无回音，我代表以为是功亏一篑，颇为之觉急。因为乌特河流域非朝廷训令所必争，倘因此偾事，朝廷未必不责备。张诚从旁劝我代表不必坚持，于是萨布素等遂决派张诚去提折中办法，把乌特河流域由两国均分。适俄方亦派人来，带有果罗文致我代表的信，恳求我方完成和议，信中也提出折中办法，即暂不划分乌特区域。我代表当时接受，和议算告成了，所余者仅条文的斟酌及约本的缮写。

　　《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历1689年9月7日，俄历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中国代表在一份满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俄国代表在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所以仅拉丁文的约本是由双方签了字盖了章的。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其国主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上帝，万物之主’作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以资庆祝。张诚说康熙帝曾有明令，要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为惟独这样可以使俄人永远遵守，所以这约的签订是经过鸣炮誓天的。

　　《尼布楚条约》在我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目的，故此约得实行一百六十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根据此约，我们的东北可称为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到八十万方英里，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均有海岸线，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的自然界线–国防上及交通上她是完全的。吾国当时所以能得此成绩，一则因为俄国彼时在远东国力之不足，关于远东地理知识之缺乏及积极开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则因为康熙帝处置此事之得法，军事上有充分之准备，而外交上又替俄国留了余地。其结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朝我国在外蒙古的军事曾未一次受俄国的牵制。’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永远忘记不计。’这是条文的第三款。这一层完全做到了：中、俄两民族曾未因17世纪的冲突而怀旧怨。关于将来，此约虽未永久有效，基督徒虽亦不计’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监誓而不守信，但确立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谊的基础。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算得一个有悠久光荣历史的。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额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cith的实地调查，在额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1844年，俄国国立科学会（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丁多甫（A.Th. Von 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急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特河之间，是在乌特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的放弃了二万三千方英里的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三十八年，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的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复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廷疏于防备。历18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约在四万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一万九千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九千六百余人，黑龙江将军所辖者一万一千四百人。黑龙江西境设有十二卡伦，每卡伦驻兵三十二名，三月一更；北境设有十五卡伦，每卡伦驻兵二十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惟巡边实亦不到极边。

　　我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颇难稽考。惟《东华录》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因为停止贸易，乾隆帝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教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富僧阿的奏报如下：

　　据往探额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额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里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河，计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匆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额尔必齐河，照此三年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柘植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惟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Peter the Great）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18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斯及奥斯抵亚争波兰。18世纪末年及19世纪初年，欧西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漩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18世纪初年，俄人占据堪察克；以后继续前进，过比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拿斯喀（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年），测量家邵比耳晋（Sholelzin）及舍梯罗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急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喀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合种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家俄罗斯及通古斯的合种。19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少佐斯塔夫斯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杜尔藏宁罗甫（Turcyahin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佐垃底神斯奇（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有鄂西罗甫（Rusinov）及色尔可甫，在嘉庆二十一年有瓦西利叶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米丁多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纪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17世纪的前半，俄人初到来那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18世纪亦复如是。得了堪察克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次克到堪察克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次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克。雅库斯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克，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1741年（乾隆六年），西比利亚历史家米来尔（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1746牟，大探险家比令（Bering）的同事齐利哥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1753年（乾隆十八年），西比利亚巡抚米也梯雷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哥备（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18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拿佩罗斯（Lapé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蒲闹哈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1803年（嘉庆八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库鲁孙斯德（Krusenston）领导。库氏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安义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果罗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堪察克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清廷得到果罗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果氏自库伦迳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果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特河之间的土池就够了。伊尔库次克的巡抚哥尔尼罗甫（KorniLof）因果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险家米丁多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特河区域，当地的形势及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大引起俄国朝野的注意。

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17世纪末年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惟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19世纪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斯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的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菲列得尔菲尔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1821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比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阿里根（Oregon）。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184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甚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1846年，英、美终定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1848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19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17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Ⅰ）当政的时候（1825至1855年），俄国同时向三方面发展：近东、中亚细亚及远东。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壮军人木里裴岳幅（Count Muraviev）为西比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百数十年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画和企图，到了木里裴岳幅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木氏第一步派军官万甘罗甫（Vaganof）带喀萨克秘密越境来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万氏曾随登多甫到过恒滚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后，绝无音信，木氏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将行凶的五人治罪。同时木氏又派海军舰长聂维尔斯哥叶（Nevilskoi）从堪察克往南去调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聂氏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查不确。他于1851年（咸丰元年）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可赖富斯克（NicoLaievsk）及马隆斯克（Mariinsk），即我国旧籍的阔吞屯。

　　木氏于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木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木氏的思想：

　　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

　　此时俄国外长聂索洛得（Nesse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木氏的计画。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丰三年，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画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国派员与木氏协立界碑及划分无界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额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我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1853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其。这个所谓克里蒙战争（Crimear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木里裴岳幅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倘西方无克里蒙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蒙战争促进了木氏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堪察克的彼得洛彼甫罗甫斯克（Petropavlovsk）已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惟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木氏在伊尔库次克及尼布楚积极的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咸丰四年春，他遂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木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木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作到了。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一只，木船五十只，木筏数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三十五只，兵约一千，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该将军惟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著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木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教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巴拉第（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木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

　　该夷……复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客，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淫’的满清并不之信，惟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的浩大还在现今共产军之上，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咨意住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对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生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四年五月，木里裴岳幅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木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春会齐前往与木氏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木氏。初十、十一、十二，木氏称病不见。二十三日，木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木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木氏一意进行；到了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五年，木氏尚未布置妥贴，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克里米战役于1856年结束。俄国在1854及1855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1857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初，木里裴岳幅回俄署，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1858年春（咸丰八年），木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作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人求利。木里裴岳幅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木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木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木氏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木氏要求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额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惟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木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不接受的意思。木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木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木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作主。’木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木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木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木酋忿怒回船后，夜间了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原故是极明显的。第一，木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木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作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著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作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惟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待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作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她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及十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木里裴岳幅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例。……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木里裴岳幅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费雅哈，’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山威，足证彼时海山威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著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木里裴岳幅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置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作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木里裴岳幅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勘，又不敢挡住俄人的进行，结果木氏的委员伯多郭斯启（Lt.-CoL.C.Budogoski）于九年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丕业罗福斯奇（Pierre Perofski）于八年冬抵北京，我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涉。九年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丕氏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可惜《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之又一变：

　　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我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的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止’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业幅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氏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未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咸丰九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谕旨：

　　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著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著即革任，并著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词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一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木里裴岳幅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惟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九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业幅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桂良及花沙纳给普提雅廷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

　　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岸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惟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者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在咸丰年间，英、法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退去。至于东北海岸，英、法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氏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作此谣语，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木里裴岳幅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地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踞，我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时候，伊氏面请肃顺阅读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伯多郭斯奇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氏遂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词同样的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作过的事，此时也能再作。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氏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弃，历夏秋二季，屡次向军机处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亦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俄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人欢迎俄人去解除他们从满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的反对割让，全是北京闭门捏造的。十年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

　　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复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职，吉拉明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倘该国前往占踞，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藉以措词，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业幅将此复文知照木里裴岳幅，恐其向该将军询问，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加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伊氏于十年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复说：

　　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至，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伊格那提业幅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这时，木里裴岳幅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不幸十年的夏天，我国另起了风波，把对俄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之仇，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业幅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的离开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法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的顽固与不守信义，西洋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

　　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访等密探。旋据报称……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者凿。谆告普鲁斯（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前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坚。

　　我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业幅已先到，并带有兵船四只。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Ward）亦带有两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会，询问《中俄天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尹氏颇为失望，遂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天津，桂良与英、法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氏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等到英、法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氏嘱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要求许他进京。我方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见我方防备伊氏到什么程度。

　　英、法军队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氏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伊氏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帝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著恭亲王等迅即饬令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法的条件。伊氏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条件。英、法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及宣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已逃避热河，北京官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末，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法压迫太甚，清廷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法因为意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原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部分由二百万两减到一百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详，而伊格那提业幅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月《英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业幅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我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折：

　　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臣等复息英、佛（法）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祟厚等面称，允给英、佛（法）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佛（法）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

　　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我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氏挑拨之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月二十日的奏折说：’且英、佛（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伊氏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既以速决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11月14日）签字。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条文如下：

　　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到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指距不过二十里。

　　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土地割让的纪录。我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十三方英里。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只多一千四百方英里。法、德两国的面积，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六千五百三十一方英里。俄国从我国得着这大的领土不但未费一个子弹，而从始至终口口声声的说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友谊的代价不能不算高了！

　　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由，无论有无前两个原由，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

附 录

之一：资料评叙

　　中文著作中尚无一种与本文范围相同的。西文中有三部著作其范围与本文大致相同，其中两部均因19世纪中年俄国在远东发展之速有所感触而著的。两部均是1861年出版的。[1]E.R.Ravenstein：The Russians on the Amur，its Discovery，Conquest，and Colonization（London，1861）。著者用了不少俄国方面的材料，可借甄别似欠功夫，且不详细注明出处。书后附有简略史料目录。[2]C. de Sabir：Le Eleuve Amour-Histoire，Geographie，Ethnographie（Pari，1861），此书与前书的范围完全相同。资料大致相同，两书著者均系地理学家，两书前半皆叙历史，后半讲地理。[3]F.A.Golder：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著者精通俄文，且专治史，他审查史料的严密远在前两个著者之上。书后附有详细书目至为可贵。此外尚有北平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之[4]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New York，1924）。此书实即一部东北外交史。西文著作论东北问题而参用中西的材料，据我所知，以此书为最早。

　　本文论《俄国的远东发展》的一节不过作背景的叙述，故极简略。欲作进一步的研究者应参看[5]G.E.MGller：Sammlung Russischer Geschihte，9 vols（St. Petersburg，1732-1764）。此书出版几将两百年。批评者、抄袭者、继起者不少，但至今此书有读的必要，因为著者所见及所用的原料实不少。[6]J.E.Fiseher：Sibirisehc Geschiehte，2 vols，（St. Petersburg，1768）。此书即抄袭前书者之一，不过著者深知西比利亚的历史，在重编前人著作的时候亦有所发明和纠正。关于满人向黑龙江的发展，至今尚无专著。《皇清开国方略》、《太祖高皇帝实录》、《东华录》及《盛京通志》等官书皆记有某年某月伐某部族或某部落来贡一类的事实，但对满人的武功不免夸耀过实，且所举地名及部落名称间有不可考者。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收了他自己所著的[7]《东海诸部内属述略》及[8]《素伦诸部内属述略》。前书述清太祖、太宗征收牡丹江、乌苏里江、珲春河、黑龙江下流及库页岛各部落的事迹；后书述同时征收黑龙江上流各部落的事迹。两书皆根据咸丰以前的官书，不正确，其简略，但有系统。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的主要资料即《朔方备乘》内的[9]《平定罗刹方略》。此亦官书之一，过于夸耀朝政，但其中保有几件重要谕旨及奏折。在事的人如郎坦、萨布素诸人的传见于《清史列传》、《碑传集》，《清史稿》的’列传’类，皆无声无色，惟[10]《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五十三之《郎坦（亦作谈）传》诚为至宝之史料。[11]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有一段纪’逻车国人造反’事，形容俄人炮火的厉害，大可补官书之偏。著者随其父在宁古塔戍所多年，其父亦被调往征’逻车’者之一，故所记皆亲历的事

　　《尼布楚的交涉》的主要史料当然是张诚的日记。张诚即康熙帝所信任的传教士之一，原名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其日记见于[12]J.B.du Halde：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chinoise，4 vols，（La Haye，1736）.康熙二十七的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三至一九五）仅记路程，与外交无大关系；次年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九六至三○一）记尼布楚的交涉甚详。张诚是耶稣会的会员，不敢也不愿开罪中国；同时耶稣会正求俄国许其会员假道西比利亚来华，故亦不敢开罪俄国。他及徐日升无疑的作了忠实的疏通者。不过日记言其调停之功过甚，因为双方政府最后的训令并没有冲突。《八旗通志》的《郎坦传》及《平定罗刹方略》大可补充张诚的日记。[13]Gaston Cahen：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sous Pierre le Crand，1689-1730（Paris，1912）．著者是法国的一个俄国史专家，且专攻中、俄的关系，俄国已出版的及未出版的史料，关于中、俄这时期的往来的，他曾研究过，于书后备有详细目录。本书第一章论尼布楚交涉，其他各章论中、俄在北京的通商。关于尼布楚以前的交涉，我国旧籍过于简略，且多不实。最好的史料是[14]J.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7 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A.D. 1602-1676. 2 Vols.（London，1919）。上卷大半是著名的叙论，说明俄国17世纪以前的历史，俄人入西比利亚的经过及西比利亚的地理。下卷则几全为史料，中有曾未出版者，内包括俄人出使中国的记录及报告（页一三○至一六九，一九五至二○三，二四二至四二五）。书后有极好的目录。[15]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康熙二十七年代表团的行程，亦可资参考。

　　尼布楚以后，咸丰以前，东北的状况除《盛京通志》及《吉林通志》外，尚有[16]萨英额的《吉林外记》（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及[17]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出版同上）两书的叙述。《吉林外记》述事到道光初年止，《黑龙江外记》到嘉庆末年止。因其不为体裁所拘，这二书的史料价值反在官书之上。至于19世纪的前半，列强如何竞争太平洋的海权，我们从[18]Foster Rhea 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New York，1932）可窥见一斑。书后附有很详细的目录。

　　咸丰一朝，中、俄关于东北的冲突及交涉当以[19]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主要史料。书共八十卷四十册，民国19年出版。因此书的出版，在此书以前的著作均须根本修改。咸丰朝，我方主持中、俄交涉者–奕山、景淳、特普钦、桂毅、恭亲王奕、文祥诸人–的文稿均于《夷务始末》初次发表。关于伊格那提业幅的挑拨，[20]Henri 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Notes et documents.（Paris，1906）及[21] Henri 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3 vols.（Paris，1901）之第一册第六章有不少的材料，可惜法国人不知伊氏的狡猾。

　　俄文的资料必甚多，可惜著者因为文字的困难不能利用。在未直接利用俄方资料之前，我们谈不到东北外患史的最后定论。

之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草此文时，亟思参考人类学家的著作，以决定所谓索伦及窝集诸部的种类，于是向清华同事史禄国教授（Professor S.M.Shirokogoroff）请教并参用了他的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Commercial Press，1929），我们参考了几张详细地图并审查了许多名字。我们的结论大概如下：巴尔呼即西人所谓Bargut，是蒙古种类的；索伦即Solon；鄂伦春即Orochun，均是北通古斯种类的。达呼尔即Dahur，其语言是蒙古语言的一种，其种类是蒙古种类或通古斯种类尚待考。窝集部的’窝集’实即满文的森林；此部支派甚多，按其风俗及区域大概是Goldi，奇勒尔即Gilak；库叶即居库页岛的Gilak。赫真及飞牙喀大概也是Goldi。穆伦、奇雅、瓦尔喀大概是Udehe。

之三：释“俄罗斯察罕汗”

　　’察罕’或’察汉’并非任何俄皇的名字，亦非Tsar的译音。二字实即蒙古文之白色的’白’字，’察罕汗’就是’白汗’。这是当时蒙古人给俄皇的称呼而我国抄袭之，正如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Bogdikhan而俄人借用之，光绪年间总理衙门曾因Bogdikhan一字向俄国提出抗议。凡此足证中、俄两国最初的相识是以蒙古文及蒙古人为媒介的。

之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现今最有权威的中国条约集是海关总税务司所出版的Treaties，Conventions，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2 vols.（Shanghai）。书中所载之《尼布楚条约》有中文、法文及英文三种。其法文稿录自张诚的日记，中文稿录自《通商约章类纂》。按《类纂》所录者即《平定罗刹文略》所记的界碑碑文，此碑文原用汉、满、蒙、俄及拉丁五种文字，但所刊的并非条约全文，不过其撮要而已；且界碑并非中、俄两国共同设立，乃中国单独设立，其无权威可知。旧外务部所刊的备朝条约有碑文，亦有条约全文，碑文录自《罗刹方略》，约文系录自《黑龙江外记》。著者西清明说（卷一页十一）他得着条约的满文稿，再由满译汉，所以中文的《尼布楚条约》仅有这《外记》所录的。以《外记》的条文来比张诚日记的条文，不符之处颇多。原来《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本为正本，是两国代表所同签字的。这拉丁文本是张诚撰稿的，日记的法文本是张诚自己所译的，所以最有权威的是拉丁文本，其次要算日记的法文本。兹特从这法文本译汉如下：（原文见Du Halde，vol.Ⅳ，pp.242-244）

　　大皇帝钦派领侍卫、议政大臣、内大臣萨额图，内大臣、一等会、都统、国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市楚城附近会同俄国全权大臣果罗文，为要禁绝那般越界捕猎及抢掠杀人滋事的不法之徒，并要确实划清中华及马斯哥两帝国的边界，更要建立永久的和平及谅解，双方一意的议定下列诸款：

　　第一款。自北流入黑龙江的绰尔纳河（Chorra，Shorra）即满文的乌鲁木河最毗近的额尔必齐河即作为两国的边界，处于额尔必齐河河源之上的而且绵延至海滨的山脉亦作为两国的边界；从这山脉之南流到黑龙江的一切大小溪河及山脉峰脊之南的一切土地皆归中华帝国所有；山脉之北的一切土地溪河皆归马斯哥帝国所有。但这山脉及乌将河之间的土地暂不划分，等到两国大使返国，得了决定此事的必须知识，然后或由大使、或由函札再行决定。

　　此外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也作为两帝国的边界：这额尔古纳河以南的一切土地均属中华帝国；以北的一切土地均属马斯哥帝国。在眉勒尔甘河（Meritken）流入额尔古纳河之处，在南岸已有的房舍均应迁至北岸。

　　第二款。马斯哥人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垣应尽毁灭。马斯哥帝国的臣民在雅克萨居住的，连同他们的财物应撤回至马斯哥王的领土。

　　两国猎户，无论因何事故，均不得超越上面的疆界。

　　如有一二小人越界游行，或为捕猎，成为窃盗，应即行擒拿，送交两国边境的巡抚或武官。该巡抚审知罪情后，应给以相当的惩处。

　　如十人或十五人以上聚群携械，越界去捕猎，或抢掠，或杀地方的人民，应奏报两国的皇帝。所有犯这类的罪的人，审明属实，应处以死刑。但不得因私人的暴行引起战争，更不得因此而致大流血。

　　第三条。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忘记不计。

　　第四条。自两国宣誓成立本永久知约之日起，两国绝不收纳对方的逋逃。如有人从一国逃到对方国去，应即擒拿送回。

　　第五条。马斯哥臣民现在中国者及中国臣民现在马斯哥国内者，概仍留如旧。

　　第六条。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执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两国边境的争执既已如此结束，再两国之间既已成立忠诚的和平及永久的友谊，如双方切实遵守本约明文所定的各款，以后不应发生任何争执。

　　两国大使将本约盖印后，互换两本。并且两国应将此约用满文、汉文、俄文、拉丁文刻上石碑，在边界上树立，以作永久纪念，俾不忘两国间现有的谅解。

评《清史稿•邦交志》　

　　中国旧有之正史皆无’邦交志’一门，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时代变迁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国惟有藩属之控制驭夷怀远诸政，无所谓邦交。春秋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过等于西洋封建时代诸侯之争斗；虽远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国际交涉；然时代之局势与精神，实与19世纪中外之关系迥然不同。李氏鸿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宁》及《天津条约》为古今之大变局一语，激时人之图自强，此可谓知时之言也。故清史尚无’邦交志’，则清史无从理解，即今日中国之时局亦无从探研。主持《清史稿》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虽为新创，然《邦交志》之书法及其根本史学观念则纯为袭旧。批评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语加之，亦不为过当。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何在？其变迁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问题也。至于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同治修约、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瓜分与排外、东三省之国际问题等，皆《邦交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说明各案之所以成问题，又不指定各案结束之得失，其史学上之价值可想而知。

　　或谓《邦交志》既循旧史体裁，不可以新史学之眼光评论之。所谓时代之背景及时代之变迁，皆旧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专以责难《邦交志》也。虽然，旧史界对于史事真确之审定及事与事之轻重权衡，自有其严密之纪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实比比皆是，后当列举。至于史事轻重之缺评断，请就’英吉利’部论之。

　　《邦交志》共为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国为一卷，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日斯巴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合为一卷，奥斯马加、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又合为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为最多，共二十八页，页二十六行，行三十字（共21840字）。《邦交志》对于中、英关系之轻重评断，可从下表知其梗概：

　　论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论鸦片战争者，百零五行。

　　论马加理案及烟台条约者，五十二行。

　　论中央缅甸交涉者，前后共四十六行。

　　论鸦片税则者，四十四行。

　　论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关系者，四十行。

　　论咸丰七年至十年之战争者（内包括广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条约》、通州之役、外兵入京、圆明园之被焚及《北京条约》）共三十六行。

　　论马凯条约者，三十二行。

　　论沪宁铁路者，二十三行。

　　论同治时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论庚子拳匪者，九行。

　　论德宗大婚英赠自鸣钟者，三行。

　　论九龙租地之扩充者，半行。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钟上所刻之祝辞（’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见《邦交志》二第十七页）非字字载诸史乘不可；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轻重颠倒，史家之判断何在？《邦交志》于记事既无轻重之权衡，于史事真确之审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细加考察，则又知其不然。兹特列举数端，以供读者参考：

　　甲、俄罗斯部：

　　（1）俄罗斯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第一页第二行）。

　　按欧洲北境不属俄者，尚有瑞典、娜威、不列颠诸国。如其说俄有欧之北境，不若说俄有欧之东半，盖东半仅博耳干半岛不属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第一页第七八行）。

　　会荷兰贡使至（第一页第十行）。

　　三十三年遣使入贡（第一页第二十行）。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国派使来华以通和好者凡十数次。每次均携有本国元首致中国皇帝或宰相文书及礼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实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饰以欺上，概称外邦之公使为贡使，公文为奏折，礼物为贡物；甚至翻译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书为奏禀，史家似不应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谬误类此者，不胜枚举，下不复赘。

　　（3）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第二页第一行）。

　　按俄国无近大西洋之边界。

　　（4）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第二页第二十二行）。

　　按咸丰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国联盟称兵之事，无四国联盟称兵之事。英、法屡求美国加入盟约，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联盟称兵。俄国事先向英、法声明，中国既未违犯《中俄条约》，俄无宣战之理，且向中国自称为中国惟一之友。

　　（5）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龙江（第三页第二至第三行）。

　　按尼伯尔斯克（Nevelsky）与木喇福岳福（Muraviev）并非同时同路入黑龙江。尼氏之任专任探险，由勘察加南驶，路过库页岛，发现库页实系一岛非半岛，后由黑龙江口溯流而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木氏率舰队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龙江顺流而下，事在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路对东西，时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龙江’乎？

　　（6）十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帝狩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定《北京续约》（第三页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行）。

　　按是役伊格那提业福之外交，非’出任调停”让与俄以为报’二语足以传其实。伊氏告英、法公使曰：’中廷态度顽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与中国之执政者颇相识，愿竭力劝其就范。’同时又告恭亲王曰：’英怀叵测，吾愿调度以减其锋。’迄中、英《北京条约》既定，英兵有不即撤之势。伊氏又言于恭亲王曰：’英之野心于此可，见吾往说之，或可挽回。’后数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实则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全无违约不退兵之意，其不即撤者，一时交通之困难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挟此要索，而恭亲王不察，遂割吉林省之海岸以报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岂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之奸诈以告国人。（参见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rede l860，Paris，1906，PP.121，187，209，241。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2vols。London，1900 Vol，1，pp，157-359）

　　（7）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饬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龄等，将各条分别酌核密陈。于是李鸿章及一时言事之臣交章弹劾，而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力（第九页第三至五行）。

　　按当时言事之臣诚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弹劾’，张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极刑，然李鸿章之议论则反是。其复议《伊犁条约》奏折虽明陈通商与分界之弊，然谓通商一项可在用人行政上补救，分界一项则势难争，即争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难守。李之主旨在承认崇厚之条约也。其致总署及朋僚书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败在势不在人。李氏对伊犁之态度始终一贯，当同治末年、光绪元年政府议海防塞防孰缓孰急之际，李氏即主暂弃新疆以重海防。新疆尚可弃，何况伊犁之一隅？无怪以后于崇厚之约，李氏与言事之臣大相径庭也。（参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页十，又卷十六页五、页七、页十二、页十七，又卷十七页十八；’译署函稿’卷十页十七。当时言论不止分主和与主战两派，可参看《刘忠诚公文牍》八页二十八至二十九。）

　　（8）（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路权（中略）。俄皇谓许景澄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光绪二十四年中略）限三月初六日订约。（中略）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示，限中国官吏交金州城。中国再与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定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第十七页第一至十一行）。

　　按中国之租旅大与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压迫，即《邦交志》所谓舰队入旅顺口率兵登岸，兵屯城外诸行动是也。然不尽然。近苏俄政府所发表帝俄时代外交公文中有二电稿，颇能补吾人知识之不足。是年俄人在北京主持交涉者系署理公使巴布罗福（Pavloff）及户部大臣威特（Witte）之代表博可笛洛夫（Pokotiloff），二月十六日（西历三月九号）博氏致威特电云：’今日吾偕署使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吾告以倘旅大之事能于限期之内俄国未施极端手段之前签订条约，愿各酬银五十万两。彼二人均诉其地位之艰难，云近日中国官吏大为旅大事所激动，中国皇帝接收无数奏折，力主勿许俄之要求，中国驻英公使电告总理衙门：英廷反对俄之条款。’二月二十三日（西历三月十六号）博氏又密电威特云：’吾今日面交银五十万两与李鸿章，李甚欢悦，并嘱吾代为致谢阁下。吾同时发电与洛第斯坦恩（Rothstein银行家），吾尚无机会交银与张荫桓，张氏之行动甚谨慎。’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势不能免，五十万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与俄国订同盟密约（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为事实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已在华府发表其条款），而俄国又以助华防护为口实，则俄国碍难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防护者，俄人之以定约在限期未满之先为纳贿之条件者，其故即在渡过此外交之难关。旅大之丧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传之简单也。

　　博氏二密电见于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1927.P71。

　　（9）前清末年东三省之外交（第二十至二十一页）。

　　按东三省之外交，尚有一重大变迁为《邦交志》所未提及者，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资本家极望投资于东三省铁路。初议由美收买南满铁路，事将成，而日政府忽翻案。后美国又拟借款与中国，以筑锦瑷铁路。日、俄见美国资本家之野心，乃立一九○八年之协约，划内蒙古之东部及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馀为俄国之势力范围，互相协助，以防第三者之侵入。此条约即日本以后二十一条之雏形也。《邦交志》于日、俄、美三部均不提及此事，何疏略一至于此？

　　乙、英吉利部

　　（1）而贡使罗尔美都……（第二页第二行）。

　　英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粤（同页第十四行）。

　　按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派遣来华之公使原名Lord Amhersto，中文译为’罗尔美都’。盖以’罗’译Lord，而以’尔美都’译Amherto也。道光十四年，英国派遣来粤之领事，原名Lord Napier中文译为’律劳卑’。盖以’律’译Lord，而以’劳卑’译Napier也。译法载于前清档案，固非《邦交志》所独创，若不加以解释，学者实无法领会也。

　　（2）及事亟，断水路饷道，义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偿以茶叶五斤。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结。于是烟商失利，遂皆觖望。义律耻见挫辱，乃鼓动国人，冀国王出干预。（中略）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第二页第二至七行）。

　　按鸦片战争为中外关系史上最要之一章，《邦交志》论战争发生之原因仅此数行，细审之，不外’义律耻见挫辱’及’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二语。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己见，然非全无理由。试读义律致林则徐之《抗议书》，及巴马斯登（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书》，即知其理由何在。英人承认禁烟乃中国之内政问题，然谓禁烟须有其法。中国不能因禁烟而封锁一切外商于洋行，撤其仆役，绝其粮食，即领事亦不稍示优待。且中国之烟禁忽严忽弛。在严禁之时，中国官吏又与中外商人朋比为奸，视国法如同虚设。林则徐一至广东，即用超然强硬之手段，使欲悔改者亦无从悔改。文明国之政治措置宜如是乎？英国更进而辩曰：战祸实起于中国之攘外政策，中国始终闭关自守，不与外人互约通使，致两国间情息不通，交涉莫由。且中国限外商于广州一埠贸易，而关税无定章。于广州又有公行之设，使外商必须与行商交易，无所谓贸易自由。是以中国对外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故英人决然称兵而不顾焉。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

　　冬十月，天培击败英人（第三页第十五行）。

　　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林则徐曾奏报提督关天培在穿鼻尖沙咀屡次轰夷船。但英国将校之报告及士兵之记载，均谓英胜华败。

　　（4）夏五月，林则徐复遣兵逐英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益兵（第三页第二十至二十一行）。

　　按义律（Captain Elliot）充驻粤英领，起自道光十六年冬，直至二十一年秋，先后共五年，五年内并无回国之行。请兵者，以书牍请也。后偕英国舰队来华之交涉员虽与义律同名，实其从兄，非一人也。吾国档案名此交涉员为懿律以别之。

　　（5）英人见粤防严，谋扰闽（第三页第二十二行）。

　　按道光二十年夏以前，林则徐屡与英舰战，虽未大胜，亦未大败。是夏，英派新舰队来华，不直攻广州，仅封锁之，遂北犯厦门、定海，似则徐必有一制英人者。迨则徐罢职，琦善主政，尽撤海防，于是英人得逞其志，而大势去矣。此中国八十年来论鸦片战争者之公论，亦《邦交志》之所雷同者也。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道光二十年夏以前，英国大兵未至，在中国洋面者仅二三军舰。所谓九龙及穿鼻之役，英人不认为战争，只认为报复（Reprisal），胜之不武，况并未大胜乎？英舰队抵华后，又不攻广州者，英廷之训令也。英政府之意，以为未宣战以前，倘派舰队至华北耀武扬威，据地为质，或者中国即将屈服，而交涉可在天津进行。且广州远离京都，中国虽败，朝廷必以为边陲小失利，无关大局。必也侵中国之腹地，而后中国得就英之范围。故英人始终以攻入长江为其作战根本策略，彼固不料林氏竟因此而得盛名也。（英廷致驻华代表之训令见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1910.VOL.Ⅰ.Appendix B.）

　　（6）八月，义律来天津要抚。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其国巴里满衙门照会中国宰相书，遣人诣大沽口上之（第三页第二十六行）。

　　按所谓巴里满衙门当即英国之国会。义律所递之照会，乃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马斯登爵士（Lord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之书，与巴里满毫无关系。义律之旨在交涉，在送哀的美敦书，非要抚也。

　　（7）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

　　按《东华续录》记镇江事云：’京口陷时，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殉节。’《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卷亦云：’海龄及全家殉焉。’英人之记载更详，云：’海龄系自焚，搜其尸仅得数骨。英军有叹者曰：’若海龄之节操多见于疆场，中国何至战败。”是则海龄确系自尽，非为英人所杀明矣。（参看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London，1844，p.282.）

　　（8）初，英粤东互市章程，各国皆就彼挂号始输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属’，不肯从，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第六页第十七行）。

　　按鸦片战争之前，法商、美商并无就英人挂号始输税之事。战后中、英立通商条约，法、美于是要求利益均沾及最惠待遇。耆英、伊里布诸人以为不许法、美之请，其商人必附英商而合从以谋我，许之则惠自我取，法、美反可成为我用，故与定商约如英例。（参看外交部出版之《道光条约》卷四页二至四，又卷五页二至三）。

　　（9）（咸丰）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书叶名琛，请循江宁旧约入城，不许。英人攻粤城，不克逞，复请释甲入见，亦不许。冬十月，犯虎门横档各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乃驰告其国（第七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六年六月初九，两广总督叶名琛派兵上亚鲁号船捕海盗。亚鲁船属华人，是时泊广州，且所捕者亦系华人，故名琛未先照会英人，径派兵上船捕获。英领事巴夏里则谓亚鲁船系在香港注册，悬英国旗，非得英领事之事先许可，华兵不得上船捕人。巴夏里要求名琛即送还被捕者至领事馆审查，且须正式道歉，限期答复，名琛不允。英人遂于九年二十四日炮轰广州，此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导火线之一也。是年正月，法国教士闪蒲德林（Pere Augnste Chapde Laine）在广西西林遇害。法人称系西林官吏主谋，属与名琛交涉，不得要领，遂决与英联军，此战事导火线之二也。此二者即咸丰末年战争之近因。其远因则以加增通商口岸及传教机会为最要，许外人入广州城次之。《邦交志》仅述其次要者，于其他则一字不提，未免失实过甚。

　　（10）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第七页第十五行）。

　　按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之际，中国外交公文上常见里国太或里国泰之名。此人原任职上海英领事馆，善华语。咸丰四年，上海道与外国领事订《海关行政协定》，许外人充税务司。英领初荐威妥玛，威任一年即辞，继之者即里国太。八年，里以中国税务司资格兼任额尔金之翻译，《天津条约》大半出自其手。桂良、花沙纳及耆英恨之入骨。后升总税务司，因代中国创海军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合，遂革职。里国泰原名Horatio Nelson-Lay，《邦交志》谓其为嘉应州人，世仰食外洋，不知有何根据。（参看Morse，Op.Cit，Vol.Ⅱ.Chap.Ⅱ）

　　（11）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及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第七页第十九至二十行）。

　　按此次察看沿江形势者，即全权公使额尔金，非领事也。

　　（12）巴夏里入城议约（中略），宴于东岳庙。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以昭诚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愤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沁，擒送京师，兵端复作（第八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十年七月，桂良、花沙纳以全权大臣名义，赴天津与英、法公使定条约八款。约甫定，英，法忽探知中国交涉实无全权，愤受欺，遂停止交涉，调兵由杨村河西坞迫通州。于是朝廷改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出与议和。载垣于七月二十七日致书与英、法公使，告以中国完全承认天津八条，望即退兵，英、法答以兵须前进，议和须在通州，屡经交涉，乃定议外兵进至张家湾南五条为止。八月四号，英、法各派翻译官及侍从至通州，与载垣、穆荫面议进京换约觐见、呈国书诸事。英翻译官巴夏里坚持公使入京，须携卫队千人，且云’中国前已允诺，不可失信’。后巴夏里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参看Cordier，Op.Cit，Chap.XXI）

琦善与鸦片战争　

　　*据团结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2006年1月第1版补入。–CTJ121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澳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藉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宜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闻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云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芬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须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月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日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惟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二十年十二月和二十一年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藉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堤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庭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两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一旦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大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如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l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如Welles levs，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惟独《Chinese Repository》日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做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藉蒙伸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惟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理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泳，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铜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以前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凯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即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著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治理边疆及其他民族地区的基本策略，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羁縻政策的发展脉络作一系统梳理，对羁縻政策在古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一初步考察。

一、历代政治家对羁縻政策的认识

“羁縻”一词被引入政治和民族关系范畴，较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文云：“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这里比较形象地说明“羁縻”具有笼络和控制边疆民族之意，当然也有歧视意味。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羁縻”和“羁縻之道”大都具有这一意涵。当然，文献中也有联络和笼络的史例，如汉成帝时西汉对西域康居的羁縻，就具有联络和笼络之意。康居虽向汉朝贡，但“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为此都护郭舜多次上书，建议解除汉与康居的羁縻关系，但“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这里的“羁縻”具有联络和笼络之意，西汉王朝希望以羁縻方式与康居保持关系。前秦皇帝苻坚较早提出了“羁縻之道”的概念，揭示了“羁縻之道”的精神实质、核心内容及目标要求。历代政治家在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羁縻政策体系。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自然条件不一，西部有帕米尔高原，北部有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西北有阿尔泰山，西南有青藏高原，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自古就活跃着诸多民族或部族。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在饮食、居住、服饰、语言、习俗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接受信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致使中央王朝的治理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如何治理远在边陲、高山峻岭、深山密林及人迹罕至之地的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及地方官员等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主要采取“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

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了“因俗而治”思想，也即《礼记·王制》中所说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在边疆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中央王朝允许其有限度的自治，保留其原有的组织结构、社会经济制度、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

此后，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基本在这一思想框架下谋划和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制定相关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东汉时期，针对出兵匈奴之事，侍御史鲁恭上疏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在鲁恭看来，边疆族群与中原人众在多方面存在差异，采用羁縻方式是自古以来的良策。鲁恭的意见得到了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等多数大臣的赞同，说明羁縻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

唐朝政治家对羁縻政策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唐高祖李渊在四处征战中，曾得到突厥等部族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他对如何治理民族地区以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更有感悟，在建立唐朝的次年（619）就主张实施羁縻政策，认为“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贞观年间，中书侍郎颜师古对实施羁縻政策的原因作了分析：“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忽，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今遽欲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颜师古认为，在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时候，不宜改变边疆民族的生活和社会特点，如果边疆民族还没有达到主动要求改变的程度，强行改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在情理上也很难讲得通，况且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因此，羁縻政策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比较理想的方式。

两宋时期，朝廷仍以羁縻思维处理民族关系，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宋淳化元年（990），南丹州蛮首领洪皓与其弟洪沅发生矛盾，对此宋太宗提出了“以蛮夷之俗，羁縻而已，不欲为之兴师报怨”的思路和主张。宋真宗即位后，经常向官员解释实施羁縻政策的重要性，反复告诫防守在边疆地区的大臣，治理边疆民族只能“用本土之法”，不能套用治理中原的办法，“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在宋真宗看来，采用边疆民族的惯用方法治理当地，即“用本土之法”为“羁縻之道，正在此尔”。

元朝崛起于朔方，崇尚佛教。元世祖忽必烈鉴于西北、西南地区“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八思巴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成宗时期出任安西路总管，元武宗时期任中奉大夫、陕西行台侍御史的赵世延，因有平定乌蒙蛮酋反叛的经历，对治理民族地区有丰富经验，因此在处理边疆问题时，主张“蛮夷事，在羁縻”。赵世延出身边疆族群，其父赵黑梓曾兼文州吐蕃万户达鲁花赤，他本人又有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所以他的认识颇具代表性。

明朝是羁縻政策比较成熟的时期。明成祖对实施羁縻政策的原因说得非常清楚，在针对女真诸部实施羁縻政策时称：“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自昔扰边，至宋岁赂金币，卒为大患。今既来朝，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捐小费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朝廷在给女真诸部的敕谕中称：“尔等若能敬顺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授以名分、赏赐，俾尔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在给蒙古兀良哈部的敕谕中称：“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按照明成祖的认知，实施羁縻政策是迫不得已之举，边疆部族首领只要诚心归附，就能继续行使其职权，治理其辖地。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杨名时针对持续用兵苗疆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御夷之道，贵在羁縻”的建议。杨名时曾任云南巡抚，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面经验丰富，他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

羁縻政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精神财富。不仅中原政治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阐述“羁縻”“羁縻之道”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面的价值，而且边疆民族的政治家也将这一概念引入民族关系和政治思想领域，比较娴熟地用羁縻政策治理所辖地区。王莽时期，乌桓和丁零官兵屯守代郡，乌桓因水土不服，担心“久屯不休”，“遂自亡畔”。匈奴见此机会，“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前秦皇帝苻坚对羁縻政策有着深刻认识，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羁縻之道”的政治家。建元十九年（383），他告诫出征西域的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针对乌底改有“不顺服之意”，向大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朕尝思之，招徕远人，于国家殊无所益。彼来则听之，不来则勿强其来，此前世羁縻之长策也。”这与传统的“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治策的底线”吻合。由此可见，羁縻政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精神财富，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及民族关系良性发展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和有效运行模式。

二、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

根据历代政治家的言说及其实践，可以将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一是羁縻对象多为中央王朝一时尚无力直接管理的边疆以及其他边远地区部族。夏商周时期五服制中的“要服”和“荒服”，秦朝的属邦，两汉时期的“五属国”，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隋唐两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县，元朝的土官土司，明朝的羁縻卫所，清朝的土司等，都设置在西北、西南、岭南和东北等边疆民族地区。历代政治家在谈及羁縻政策时，都会强调边远地区。如唐玄宗时期的许国公苏颋建议对远在西南地区的吐蕃“羁縻御之”。在他看来，“古称荒服，取荒忽之义，非常奉职贡也。故来则拒，去则勿逐”。这种认识与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二是羁縻对象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和自己的“藩臣”身份，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承担纳贡、纳赋和服兵役的义务。如汉宣帝时期君臣在讨论接待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规格和仪式时，萧望之认为：“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再如唐朝贞观年间李大亮曾对唐太宗说：“臣以为诸称藩请附者，宜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怀德，永为藩臣。”从秦朝的属邦到元明清的土官土司，尽管在其管辖范围内拥有很大自主权和有限度的自治权，其官位可以世袭，但嗣立或变更必须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由中央王朝赐予“印绶”或“王印”，其官爵名号，只有得到朝廷册封和认可，才有效。同时，他们还要定期赴京朝觐、遣使赴京进贡以及接受中央王朝的调遣，这些都是“藩臣”的标志，而能否按时朝觐和进贡是评判其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能否听从调遣、“奔走惟命”是其对帝王忠诚度的重要表现。

三是采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式。中央王朝的统治者非常清楚，对于一时还难以直接统治的边疆民族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和因时制宜，保留其原有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保证其首领的权力，“以其故俗治”。如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和朝廷许多大臣因“蛮夷率服”，建议“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尚书令虞诩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汉顺帝没有采纳虞诩的意见，结果澧中、溇中蛮以“贡布非旧约”为由，杀害乡吏，“举种反叛”。唐睿宗时期，在如何对待已经归降的姚州西贰河蛮问题上，监察御史李知古主张筑城，加重征税。黄门侍郎徐坚则认为，“未得同华夏之制”，应“羁縻属之”。唐睿宗采纳了李知古的意见，令其调动剑南军队前往筑城，“将以列置州县”，结果“蛮众恐惧，乃杀知古，相率反叛”。北宋真宗对此认识更加深刻，认为如果套用中原的办法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则必致生事”。而宋神宗则想让羁縻州内的民众“出租赋如汉民”，遭到强烈抵制。宋徽宗时期，朝廷试图将羁縻州改为郡县制，使溪蛮、洞民成为编户齐民，也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只好“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继续沿用羁縻州县制。由此可见，羁縻政策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是治理边疆以及其他边远民族地区比较有效的方略。

四是以恩为主的恩威并施。羁縻政策虽对边疆民族上层给予一些特权和赋税等多方面的优惠待遇，但多数是在中央王朝控制的地区或边疆民族主动归附地区实施的，因此以恩为主的恩威并施是羁縻政策的主要手段。如秦惠王在灭巴国的基础上，以巴氏为君长。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设置“五属国”安置来降的数万匈奴人，并“因其故俗”而治之。西汉王朝在“诛羌，灭南越”基础上，在番禺以西至蜀南设置的17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曹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而已”。北魏时期的高闾认为，恩与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南朝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都设在已经归顺的“蛮夷”之地。唐太宗击败突厥后，在其地设置羁縻府州，并按照“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思路处理民族关系。李大亮建议，羁縻归降的突厥使其“永为藩臣”的方式，就是使他们“畏威怀德”。五代后晋时史学家刘昫等人认为，隋文帝对突厥“修王道，肃军容，示恩威以羁縻之”。唐朝之所以“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宋人更是从恩和威两个方面认识羁縻政策，如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外臣部·助国讨伐》云：“古先哲王，怀之以恩信，惊之以威武，长辔远驭羁縻不绝而已。”元武宗时期的大臣赵世延认为，“蛮夷事，在羁縻，而重烦天讨，致军旅亡失，诛戮省臣，藉使尽得其地，何补于国？”清朝顺治皇帝谕令，“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令其得所，秋毫无有所犯”。恩威并施，以恩为主的手段，是历代羁縻政策有效推行的坚实基础。

五是册封边疆民族各级官吏。册封是中央王朝加强与边疆民族政权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与羁縻政策紧密相连，如《册府元龟·外臣部·册封一》所云：“中国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加以侯王之号，申之封拜之宠。”册封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内涵，所谓册是册立新首领，主要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谓封是封给中央王朝官爵。在多数情况下，既册又封，有时只册不封。中央王朝从稳定边疆、加强统治着眼，高度重视册封事宜，在边疆民族首领变更时，大都立即册封，通过册封建立起边疆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如刘宋在“诸蛮”地区册封当地首领为地方长官，借其力量进行统治。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等刘宋帝王，都曾对边疆民族首领进行册封，如宋文帝封爨龙颜为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宋孝武帝封合浦俚帅陈檀为龙骧将军、高兴太守，宋明帝封蛮帅田益之为辅国将军。高凉首领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永定二年（558），南朝陈武帝册封冼夫人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守。西突厥咄陆可汗主动“诣阙请降”，唐太宗将其册封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对于一些长期以来世袭的边疆民族首领，如西南诸蛮“历代以来，自相君长”，中央王朝一般都予以认可，如《旧五代史·钱镠传》所载，“四夷远藩，羁縻册拜”。明朝正德元年（1506），四川巡抚刘洪建议，对环布松迭两河的“土官已故子孙自相承管，未尝请袭”情况进行核查，凡是“有原降印信者必请而袭”，对于“自相承管者别为处置”。刘洪认为，这样做能够“以尽羁縻之道”。明武宗同意刘洪的主张，调查、登记及确认等事宜随之展开。

三、羁縻政策在古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羁縻政策，虽在不同时期的名称有所变化，实施背景、实施范围及实施手段不尽相同，但其思想渊源则一脉相承，政策出台的动机、目标追求及其重要作用基本一致。在其实施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显现出中央王朝对边疆及其他民族地区统治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由近及远、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松散到紧固、由间接到直接的走向。

夏商周的五服制，是古代王畿外围由近及远所分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区域，反映了当时中央王朝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格局、朝贡制度及治理结构，其中将南部的“苗蛮”和东部的“东夷”等要服以及迁徙无常、“政教荒忽”的“戎狄”等荒服纳入五服和王朝的朝贡体系之中，是夏商周王朝统治不断加强、疆域不断扩张的结果。孔子曾言：“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在五服制中，处于要服和荒服的边疆部族定期朝贡，象征着他们对夏商周王朝的臣服及从属关系。

秦统一六国之前，属邦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秦在边疆民族地区虽然设置了郡县，委派守令，但“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通过他们实现对边疆民族的治理，即“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中央管理模式的一元化，属邦所辖机构及“臣邦人”称谓均发生了变化，“臣邦君长”改称“蛮夷君长”，“臣邦人”成了“徼中蛮夷”，原来黄河以南故塞外的“外臣邦”，被称作“故塞徼外蛮夷”。这些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秦朝郡县一体化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

两汉时期由属国负责处理归附的边疆民族事宜。所谓属国即对归降的边疆民族在保留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基础上，使其隶属汉朝，接受汉朝的统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正义”曰：“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释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属国除了体现“属于汉”及“属汉朝”外，文献中还有“诸外国属汉”的意思，如《汉书·西域传》就记载：“属国谓诸外国属汉也。”

西汉时期通过实施羁縻政策，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汉朝将匈奴降者分徙到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外，设置“五属国”，“因其故俗”进行管理。为了安置和管理氐羌，汉朝设置了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和金城属国。为了安置和管理西域的龟兹归降者，汉朝设置了龟兹属国。在西南地区，汉朝设置了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和蜀郡属国。

东汉时期，由于归降者已经稳定下来，边疆形势比较缓和，边疆民族管理机制逐步完善，属国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变成与郡并列的地方行政机构，其突出标志，一是在属国前冠以郡名，二是把原来的部都尉改为属国都尉，其实质就是属国都尉逐步取得治民的权力。关于属国前冠以郡名，文献中就有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涿郡属国等记载，关于将原来的部都尉改为属国都尉，《后汉书》中就有广汉属国都尉、张掖属国都尉、辽东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等记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时期的属国与郡并列，标志着此时的属国已步入郡县化轨道。西汉武帝时期在边郡设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并不干预属国的民政，其民政由原来的首领负责。东汉时期，不仅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即在属国前冠以郡名，属国都尉的地位与郡太守相当，而且属国都尉逐步管理属国的内政。据《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属国都尉“治民比郡”，说明属国与郡的管理职能没有多少差别，属国都尉与郡太守同样具有治民的权力。直到东汉末期及三国时期，才“多以诸部都尉为郡”，属国与郡处于并列地位，完全步入郡县化轨道。

左郡左县是南朝在“蛮人”聚居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建制，其名称当来自“蛮左”。南朝刘宋和萧齐均在“蛮族”聚居地设置“蛮郡蛮县”，被称为左郡左县，以此加强对“蛮族”，特别是其上层的有效管理。南朝羁縻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在已经归顺的“蛮夷”地区均设置了左郡和左县，在僚人和俚人聚居地设置了僚郡和俚郡，如在益州僚人聚居地设置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等僚郡。南朝左郡左县制的另一特点是，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依据“蛮夷”部落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居住地域而划分。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相关条目时就说，宁蛮府领郡“盖因群蛮部落分署为郡也”。在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体制下，尽管边疆民族仍然保持聚族而居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习俗上的一些特点，“但已被纳入了政府不同程度的掌控之中，有利于向政府编户转化，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最终完成”。

隋唐王朝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民族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大力实施羁縻政策。唐高祖时期设置的羁縻府州，因“天下初定”，“权置州郡”属权宜之计。唐太宗时期，羁縻府州的设置范围不断扩大，数量迅速增加，在东北、西北和中南等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和南方设置了大量羁縻府州。

唐朝羁縻府州制的鲜明特点，就是“华官参治”和监领制。所谓“华官参治”即为中央派官员到羁縻府州任职，与当地首领共同治理。如总章元年（668）唐朝平定高句丽后，唐高宗“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又重新设置安东都护府，选拔其酋豪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官参治”。所谓监领制，就是中央王朝在保留边疆民族原有的组织机构、承认其首领统治地位的同时，派中央官吏予以监督。如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在黑水靺鞨设置黑水都督府，仍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

隋唐时期的羁縻府州制，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王朝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建制之中，打破了边疆地区部族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宋元乃至明清时期的疆域，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二是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增强了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共同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皇帝颁给西北边疆民族首领的玺书，“皆称天可汗”。“可汗”是古代北方民族首领的称号，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承认唐太宗既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是边疆民族的“可汗”，是各民族的最高首领。从此之后，“夷人率谓天子为天可汗”。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登利可汗在给唐玄宗的《贺正表》中称：“顶礼天可汗如礼诸天，奴身曾祖已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今新年献月，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正是由于各民族承认唐朝皇帝是他们的共同首领，因此会积极响应唐朝征召，参加唐朝主导的军事行动。

两宋时期，面对辽夏金等北方民族所建政权，宋朝主要采取战争与和好的手段处理与北方民族的关系；而对南方边疆的其他民族，主要沿袭和完善隋唐时期的羁縻府州制，设置羁縻州县洞，“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两宋时期对羁縻州县洞的管理更加规范，管理制度越来越完善，对土官的管控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入京进贡作出明确规定。朝贡标志着羁縻州县只是地方政权，必须接受中央王朝的领导。因此，中央王朝对此高度重视，对入京进贡有明确规定：其一，登记造册，规定年限和人数；其二，持有释卷；其三，皇帝召见和回赐。由于朝贡是边疆民族首领归顺中央王朝的象征及加强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朝贡人员会得到皇帝的大量赐物，故都希望得到朝贡机会，带着庞大队伍入京朝贡，其中“西南夷”的朝贡人数最多。

二是对土官承袭范围和承袭程序作了规定，“州将承袭”由都誓主召集各部酋长合议，从子孙、弟、侄及亲党中议定当立者，然后联名具保，经申钤辖上报，朝廷赐以敕告、印符作为信物，承袭人北望谢恩，正式就职。经过这一整套程序，承袭才算正式合法。

三是将土官调离本地，以防止其势力膨胀。如乾德五年（967），北宋以溪州团练使彭允足为濮州牢城都指挥使，溪州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牢城指挥使，珍州录事参军田思晓为博州牢城都指挥使。宋太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措施，主要因为彭允足等溪洞酋豪占据山险，“持两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

四是用誓约方式约束土官。在传统社会，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誓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宋朝也会通过盟誓订约的形式，对土官加以约束。如《武经总要》记载：“咸平中，转运使丁谓招抚蛮人，每有诚谕，并歃血为盟，置铁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这一现象在隋唐时期未曾有过。

元朝是历史上又一大一统王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羁縻政策发展到元朝，初步形成了土官土司管理制度，并对明清时期的羁縻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土官土司制的最大特点和最突出成效，就是促进了此前羁縻府州的内地化，如《元史·地理志》所言：“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也是元朝中央王朝加强对边疆地区有效统治的突出表现。

明朝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司郡州县”，即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众多土司；“额以赋役”和“听我驱调”，即规定土司的基本义务。明朝与元朝一样，土司的主要义务有三项：一是朝贡，二是纳赋，三是出土兵。

明朝土司的显著特点，就是土流参用、土汉共治。在西南地区，“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一般而言，在土司势力较强的地区，土官为正，流官为副；而在土司势力较弱的地区，流官为正，土司为副。这种安排，主要是加强对土司的监督和制衡，督促“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在土流参用的府州县，实施与内地相同的赋税制度。

清朝因袭明朝的土司制度，对各处土司提出了不得“自外王化”的基本要求，并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土司土官的管理力度：一是由中央统一授予官职，颁给标志土官权力与身份的印信与号纸，使其牢记自己是朝廷命官，时刻要服从中央政令；二是对土司的职衔品级予以调整，有的土官只有虚衔品级而不管理峒寨，土知府由明朝的正四品改为从四品，土副长官由明朝的从七品改为正七品；三是土官需接受流官的节制。清朝土司统一由当地流官管辖，绝大多数土司隶属府、州、县。康熙时期，四川等地“凡镇臣所驻地方，境内土司，俱应属其统辖”。各地土司，“应并听该镇节制，以便防御”。这一规定使土司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只能做些巡捕及征粮工作，使土司的地位越来越低，只能遵循流官的旨意办事，“见同知甚恭，称公祖，自呼曰治晚生”。

结语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治理边疆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基本策略，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承认自己的臣服和从属地位的前提下，对其采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以实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都从国家战略和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羁縻政策的重要意义，把“羁縻之道”视为“圣王之制”和“御夷之道”，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政策。

羁縻政策的实施及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及其他民族地区统治不断加强的趋势。其中，五服制将南部的“苗蛮”和东部的“东夷”等要服及荒服纳入王朝的朝贡体系，使夏商周王朝的统治不断加强、疆域不断扩张。秦朝的属邦制反映了秦朝郡县一体化不断强化的趋势。两汉时期的属国制使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其中东汉时期的属国与郡并列，标志着属国已步入郡县化轨道。南北朝时期在“蛮”、“僚”和“俚”聚居地设置的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不同程度地将其纳入政府的掌控之中。唐朝在各地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建制之中，增强了其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两宋对土官的管控进一步加强。元朝的土官土司制将此前羁縻府州内地化，进一步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明朝不仅要求土司服从中央的调遣，而且还采用土流参用、土汉共治等方式，加强对土司的监督和制衡。清朝要求各处土司不得“自外王化”，并采取相应措施，持续加大对土司土官的管理力度。总之，羁縻政策的实施及发展，加强了古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推动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

本文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

我们所说的考古资料泛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甲骨、金文、简牍等类文字资料以及各种器物和遗迹，并不一定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而获得的资料；传世古籍主要指传世的先秦秦汉古籍，因为考古资料对这些著作时代早的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显得特别重要。

古代学者很早就在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使用考古资料了。例如：西汉时代的有些学者曾用景帝时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战国时代经书抄本，即所谓古文经，来校正流传的今文经。西晋时代的有些学者在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冢的竹书发现后不久，就用其中的一种编年史，即所谓《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对非文字的考古资料，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古代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例如汉魏之际的经学家王肃，曾据魏太和年间鲁郡（今山东曲阜）出土的铸成牛形的古铜尊，纠正前人认为经书里提到的牺尊、象尊是由于其花纹或装饰得名的错误说法，指出牺尊就是牛形尊，象尊应为象形尊（见《诗·鲁颂·閟宫》正义）。北宋时发现了铸成象形的古铜尊，王肃的说法完全得到了证实（参看《博古图》7·10“周象尊”）。

清末以来，由于传统的金石学的发达以及考古学的兴起，古代文物大量发现，其中并包括很多重要的文字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汉简和敦煌卷子等等。同时，照相、印刷等技术的进步，为学者们利用各种考古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清末以来的学者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建国后，考古事业发展得非常迅速，对整理研究古籍有用的考古资料不断发现。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一些西汉墓葬和一座秦墓里发现了大量竹书、帛书。例如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里发现了《吴孙子》《齐孙子》《晏子》《太公》《尉缭子》等竹书的残本，1973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后期的中山王墓里发现了《论语》《文子》等竹书的残本，同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的三号墓里发现了《老子》《周易》等大批帛书和一些竹书，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里发现了《秦律》的部分抄本和《日书》等竹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前期的汝阴侯墓里发现了《诗经》《仓颉篇》等竹书的残本，1983至84年间在江陵张家山西汉前期的247号墓里发现了《汉律》的部分抄本和《奏谳书》等竹书。这些竹书帛书，有的是长期失传的重要佚书，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的现存最古抄本，价值比过去在敦煌发现的六朝和唐代的古书抄本高得多。因此，考古资料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就愈来愈突出了。

考古资料在传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有助于研究古籍的时代和源流；二、有助于校正、解读古籍。下面先谈前一方面的作用。

地下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铜器铭文，是丝毫未经后人窜改的商周时代文献，可以用作检验某些传世古籍的时代的标准。我们现在所以能够断定《尚书》里过去被视为我国最古文献的《尧典》、《禹贡》等篇《虞夏书》的编定时代不能早于战国，而过去被怀疑为战国时人伪作的记武王灭商之事的《逸周书·世俘》篇，却基本上是可信的实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通过甲骨、金文等资料获得了很多关于商周时代的语言、历史和思想等方面的可靠知识，可以用作判断这些传世古文献时代的依据。例如：西周春秋铜器铭文总是以“妣”与“祖”配，“考”与“母”配（《诗经》亦同），“考”、“妣”相配是战国以后的事，而《尧典》却有“百姓如丧考妣三载”之语，其时代便可想而知了（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19—21页）。《世俘》所记武王征伐时杀戮、俘获敌人的数字以及田猎获兽、祭祀用牲的数字都非常大，而且还有用人为牲之事。这类内容过去被视为夸诞不经，甚至被斥为战国时人对古代圣王的诬蔑，事实上却跟殷墟甲骨文所反映的这一时代的情况正相符合，“以后人头脑，就要夸张也夸张不到的”（郭沫若《十批判书》，《全集·历史编2》23页。参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之七，《全集·历史编1》299—301页）。

自从疑古的学风在宋代兴起以来，有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钞本为好几种这一类古书恢复了名誉。例如：今本《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称“晏子”）、《六韬》（由《艺文志》的《太公》分出）、《尉缭子》，都有人怀疑它们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但是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里却发现了这几种书的部分抄本，内容跟今本基本相同。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几种书的著作时代应该不会晚于战国。今本《鹖冠子》过去也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马王堆三号墓所出西汉前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有很多跟今本《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看来这部书大概确是战国末期的著作。从定县中山王墓出土的《文子》残简来看，今本《文子》也不会象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主要根据《淮南子》编成的一部伪书。

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书时代也是有用的。例如有的考古工作者把《仪礼》的《士丧礼》和《既夕礼》所记的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跟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实际情况对照，认为《仪礼》所反映的大约是战国初期的情况（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4期）。这对于判断《仪礼》的时代就很有参考价值。

在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方面，地下发现的时代较早的抄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例如：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里发现的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代的《仪礼》木简、竹简，证明《仪礼·丧服》的《传》本来是单行的。通过简文用字的特点，还可以断定《丧服传》原为古文本（看沈文倬《汉简<服传>考》，《文史》24、25辑）。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次序跟今本完全不同，经文也有出入，易传有部分内容多于今本的《系辞》，章节次序跟今本略有不同，多出部分包含今本《说卦》的前三节。这些情况对研究《周易》源流和易传“十翼”的形成有重要价值。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银雀山竹书《晏子》，也为研究这两部书的篇章的分合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地下发现的有些佚书，对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也很有用。例如：银雀山竹书中的《王兵》篇是一篇佚书，但是其全部内容分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等篇，文字基本相同。经过对比研究，可以断定《参患》等篇是由《王兵》篇加上其它一些作品的内容改编而成的（看《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1976年12期）。这为研究《管子》的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竹书、帛书的全面观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来的早期古书没有专用的书名，不署作者之名，多以部分篇卷或单篇别行等特点，找到了很多实证。通过把古书的流传之本、类书引文和敦煌写本等跟竹书、帛书本对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竹书、帛书本要接近得多。

考古资料有助于研究传世古书的时代和源流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多举了。下面谈谈考古资料在校正、解读传世古籍方面的作用。

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佚书，但是跟传世古籍有某些共同的内容（由于古代的书常常抄来抄去，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它们都是可以用来校读传世古籍的极好资料。如：《孙子·计》篇有一句话，今本作：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银雀山竹书本则作：
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

今本脱落了“高下”这两个很重要的字。又如上面提到了竹书《王兵》篇，也解决了《管子》各篇文字上的一些问题。即使是跟传世古籍没有上述那些关系的佚书和其他文字资料，在校读传世古籍方面也能起重要作用。在传世古籍里，有不少词语和通用字由于罕见而不为后人所理解。这是我们读不通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词语和通用字，有一些在考古发现的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文字资料里却是常见的、易于理解的，也有一些虽然并不常见但意义是明确的，或者跟传世古籍对照起来看，意义就明确了。传世古籍文字上的有些错误，也可以通过跟这些文字资料相对照而得到纠正。我们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和《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年6期）两文里，已经举出不少例子，在这里再稍作补充。先举两个利用甲骨、金文校读《尚书》的例子。《尚书·费誓》记鲁侯跟徐戎作战前的誓师之辞，有如下一句：
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

《伪孔传》释末一句为“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把“商”解释为“商度汝功”，有增字解经之嫌，而且从情理上说，鲁侯在当时也没有必要去强调进行赏赐必须先“商度汝功”，《伪孔传》的解释显然难以相信。在殷周金文里，常常用“商”字来表示赏赐之“赏”这个词。《费誓》的“商赉”无疑应该读为“赏赉”，就是赏赐的意思。这一点清末研究金文的学者方濬益和刘心源都已经指出来了。如刘氏就说：“商用为赏，古刻通例……不见雅训，惟《费誓》云‘我商赉汝’，仅存古文。后儒不识通假，乃以商度解之，非也。”（《奇觚室吉金文述》1·27下）这是利用金文释读古书中后人不理解的通用字的一个例子。后来，于省吾《尚书新证》、杨筠如《尚书覈诂》也都持与刘氏相同的见解。但是1982年出版的《尚书译注》却仍然把“商赉”之“商”解释为“度量”（288页），新版《辞源》在“商”字第一义项“计量”下也仍然以“我商赉汝”为例句，未免对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太不重视了。《尚书·君奭》：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伪孔传》把“予不惠若兹多诰”解释为“我不顺若此多诰而已”，简直不知所云。殷墟甲骨文里有一个常用的虚词“”，

作用跟“惟”（甲骨文一般作“隹”）相似，古文字学者大都认为这个字应读为“惠”，当可信（参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431—1432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02页。下文引用此字时径书作“惠”）。殷墟甲骨文里的有些占辞（卜问后判断卜兆所示之意之辞）以“不惟”与“惠”或“惟”与“不惠”对言：

王曰  ：。惟庚。不惟庚，惠丙。（《殷墟文字丙编》84）

王曰：吉，。惟甲，不惠丁。（同上42）

《君奭》也是以“不惠”与“惟”对言的，可见《君奭》的“惠”就是甲骨文里的虚词“惠”。这个虚词后人已不熟悉，所以《伪孔传》就把它错释为“顺”了。在甲骨文的虚词“惠”被释出之前，杨筠如《尚书覈诂》已经根据《酒诰》有“予不惟若兹多诰”之语，并以“不惟”与“予惟”对言的现象，指出《君奭》的“惠”与“惟”同义，可谓卓识。但是他认为“惠”“当作惟”，“古惠、惟声近相假”（253页），还是不够妥当的。如果“惠”和“惟”所代表的确是同一个词，上下句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字呢？还有人认为“惠”是“惟”的声近误字（曾运乾《尚书正读》234页），同样难以讲通。紧接的两句为什么一句误一句不误呢？而且这种以“不惠”与“惟”对言的句子，不但见于《君奭》，也见于甲骨文，显然不能以误字等偶然原因来作解释。“惠”和“惟”应该是一对音、义皆近的虚词，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还有待研究（很多古文字学者认为甲骨文“惠”“惟”用法无别，是不对的）。《诗·大雅·云汉》有“曷惠其宁”语，吴闿生《诗义会通》认为“曷惠”“犹曷维也”（《邶风·绿衣》有“曷维其已”语）。这个“惠”跟《君奭》的“惠”应该是一个词。上面提到过的《尚书译注》把《君奭》的“不惠”读为“不慧”。1980年出版的《诗经今注》、1981年出版的《诗经全译》、1985年出版的《诗经译注》，都把《云汉》的“惠”解释为“赐”。这些书的作者对甲骨文的虚词“惠”恐怕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秦汉的传世古籍里的某些问题，可以根据考古发现的秦汉的文字资料来加以解决。如：《盐铁论·复古》中提到“扇水都尉彭祖”。汉代并无“扇水”地名，扇水都尉是什么官从来没有人知道。三十年代初在甘肃和内蒙的额济纳河两岸地区发现了大量汉简，从这批简文知道西汉时曾在这一地区的北部设居延都尉，南部设肩水都尉，都属于张掖郡。劳榦认为《盐铁论》的扇水都尉“或为肩水都尉之误”（《居延汉简考释序》，《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250页），显然是对的。这是根据考古资料校正古书错字的一个例子。《盐铁论简注》说“有人说扇水就是居延汉简的‘肩水’，是不可信的”（42—43页），可是丝毫也没有提出否定此说的理由，实在太主观武断了。有时候，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还能帮助解决古书里比较重大的问题。例如：《荀子·非十二子》责罪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思、孟所谓五行究竟是什么？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悬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的第一篇，专讲儒家的五行说。通过这篇佚书，才弄清楚思、孟所谓五行就是“仁、义、礼、智、圣”，从而为思想史家深入研究思、孟学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要弄清楚古书里提到的各种器物的形制和某些制度（如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等），往往需要借助于非文字的考古资料。本文开头曾举过王肃根据出土古铜器解释“牺尊”“象尊”的例子，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宋代金石学家按照古书里的器物名称，为多种古铜器定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根据出土实物研究古书所记器物的形制。《汉书·律历志》所记的嘉量之制，如果没有王莽嘉量的实物可供参考，就很难完全解释清楚。古书里屡次提到的贵人墓葬里的题凑之制，也只是在七十年代发现了比较完整地保存着题凑之制的汉代大墓以后，才为大家所真正理解的（参看《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辞海》新版“题凑”条仍袭误说）。《盐铁论·散不足》说：“唯瑚琏觞豆而后彫文彤漆。”《简注》把“彤漆”解释为“红色的漆”（228页）。这是由于不注意考古资料而造成的一个错误。出土汉代漆器绝大多数里面是朱红色的，外面是黑褐色的。汉代人单说漆，往往指黑褐色的漆。《散不足》的“彤漆”无疑是指涂红漆和黑褐色漆而言的，决不可能单指涂红漆（参看朱德熙、裘锡圭《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文史》10辑68—70页）。

本文转自《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在古代中国，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代表国家主权，是最高司法（立法与审判）和最高治权（行政权）的集中代表。但是，皇帝的诸多权力不可能亲自执行，历朝历代都委托官府行使权力，而宰相则是中央机构的首脑，是最主要的行政代理人。历朝历代的宰相制度不尽相同，延续与创新俱在，这是研究者的共识。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影响较大的朝代，宰相制度有其发展演化的过程。关于此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并非题无剩意。本文略陈己见，请方家指正。

一、政事堂：兼职宰相时期

关于唐代宰相之制，历史文献通常从两个方面进行描述。一是宰相担任者，二是宰相的会议空间。宰相担任者，在唐代除三省长官外，还有多人参与，一时不易概括，而从宰相会议场所入手更方便概括。宰相会议场所在开元十一年（723）之前叫做政事堂，之后叫做中书门下。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把唐前期宰相制度分作政事堂和中书门下两个时期。

唐初，宰相会议在政事堂召开，政事堂因此成为朝廷决策的一个重要场所。政事堂最初在门下省，高宗驾崩后被迁移到中书省，开元十一年更名为中书门下。因此，政事堂时期的宰相制度，我们也可以依会议场所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宰相会议场所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政事堂的记载，《中书政事堂记》《通典》《唐会要》《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诸多传世文献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基本情况大同小异。我们以李华的《中书政事堂记》为例，考察相关记载的内容：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徵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关于政事堂议事之制出现的时间，《中书政事堂记》记作“自武德以来”，《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记作“旧制”，而《资治通鉴》记作“故事”，其中只有《中书政事堂记》的“自武德以来”最为具体。《中书政事堂记》所举的人物典故，《资治通鉴》等文献都有延续，长孙无忌、房玄龄和魏徵都是贞观时期存在政事堂议事之制的证据。因此，关于宰相政事堂议事之制的出现时间，有学者认为是贞观时期。

在政事堂时期，有门下省政事堂和中书省政事堂之别。《中书政事堂记》之所以记作“中书政事堂”，是因为政事堂设在中书省，所以此前也可以称其为“门下政事堂”。此变化发生在高宗驾崩之后，具体时间《中书政事堂记》记为“高宗光宅元年”，《唐会要》记为“永淳三年七月”，而《通典》《旧唐书》则记为“永淳二年七月”。具体时间虽有所差别，但都记载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裴炎从侍中迁中书令后，将政事堂迁移至中书省，这表明了中书省地位的提高。

裴炎原任门下侍中，担任中书令后“以中书执政事笔”，所以政事堂被迁至中书省。关于“执政事笔”，《中书政事堂记》记为“执事宰相笔”。诸多文献都强调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皆知门下省事”，意在强调他们都曾主持政事堂议事，“执政事笔”和“执事宰相笔”的含义应该是一致的。

高宗驾崩是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而改元弘道就是此月之事，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宗就是在宣布改元弘道的当天夜里驾崩的。如果用此前的永淳年号表示，就是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改元弘道，高宗驾崩。十日，中宗即位。二十一日（甲戌），“裴炎为中书令”。《资治通鉴》在记载裴炎被任以新官职后写道：“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征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关于裴炎任中书令的时间，《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具体。《旧唐书》没有相关记载，《新唐书·裴炎传》记载：“调露二年，同中书门下三品。进拜侍中。高宗幸东都，留皇太子京师，以炎调护。帝不豫，太子监国，诏炎与刘齐贤、郭正一于东宫平章政事，及大渐，受遗辅太子，是为中宗。改中书令。”在高宗驾崩前后，裴炎是唐朝最重要的大臣，中宗即位之后改任其为中书令。《新唐书》也是在裴炎改任中书令之后才开始记载政事堂及其被移至中书省的史实。

如此，裴炎任中书令以及政事堂从门下省移至中书省的时间为弘道元年十二月，发生在高宗驾崩、中宗即位之后。此时，中宗虽然已经即位，但是尚未改元。下月，即明年正月，中宗改元嗣圣。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永淳三年七月、永淳二年七月和光宅元年（684）说，皆不准确。而裴炎之所以改变政事堂的位置，是因为他从侍中改任中书令，而他是高宗的顾命大臣，受命辅佐新皇帝，在一众大臣中居于主导地位。关于“执政事笔”的问题，裴炎并不是被任命为中书令后才执政事笔，他在任侍中时已然如此，所以这也是政事堂随裴炎迁移到中书省的重要原因。

那么政事堂如何议事呢？相关史料记载并不丰富。在一定程度上，议事的主席大体上可以被看作宰相群体的领导，称呼也十分特别，诸多文献记载时举长孙无忌等为例，称作“知门下省事”。《中书政事堂记》举例的顺序是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而《唐会要》举例的顺序则是长孙无忌、魏徵、房玄龄。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年（636），“夏六月，以侍中魏徵为特进，仍知门下省事”。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正三品；特进，文散官正二品。同月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侍中”。杨师道的侍中之任，显然是补魏徵为特进之后的侍中空缺，可以理解为门下省的常规工作是由侍中负责的，而“知门下省事”的魏徵是门下省更高级的长官。那么“知门下省事”负责门下省的什么工作呢？关照前后文，应该负责政事堂会议。诸多文献关于裴炎都有“执事宰相笔”“执政事笔”的相关记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裴炎以“中书令”的身份“执政事笔”比较特殊，而门下省的长官“执政事笔”就很正常。

贞观十六年（642），因为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多有疑义，于是唐太宗拜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关于魏徵拜太子太师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太宗本纪下》记为“九月丁巳”。因为《旧唐书》在记载魏徵“知门下省事”时，并未解释其具体职能，现在我们据《中书政事堂记》和《唐会要》得知这个职事与政事堂有关。《中书政事堂记》记载的魏徵“知门下省事”是在担任太子太师之后，显然是不准确的，至晚到贞观十年魏徵已从侍中岗位卸任为特进，开始“知门下省事”了。

那么，房玄龄何时起复授左仆射并知门下省事呢？《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唐太宗立新太子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丙戌（7日），拜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的时间是四月己丑（10日）。《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七年七月，“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以母忧罢职”，“冬十月丁巳，房玄龄起复本职”，罢职时间不足3个月。贞观二十二年（648）二月太宗幸玉华宫，房玄龄因病重，“诏令卧总留台”，但房玄龄“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而在此前一个月，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房玄龄此次一病不起，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去世。长孙无忌因房玄龄的重病接任知门下省事。

贞观元年（627），“秋七月壬子，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贞观二年（628）春，“尚书右仆射、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从一品的最高文散官。结合《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的“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可知长孙无忌的新任职是以解除右仆射为前提的。不久，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贞观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去世。随后李靖、温彦博和高士廉相继出任尚书右仆射。从贞观二年开始，长孙无忌不再担任实职。《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贞观七年（633）“册拜司空，无忌固辞，不许”。唐太宗并没有允许长孙无忌的辞让，所以司空之任开始于此时。司空是三公之一，正一品。贞观十六年，“秋七月戊午，司空、赵国公无忌为司徒，尚书左仆射、梁国公玄龄为司空”。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三月“以司徒、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赵国公长孙无忌”等随行，这里并没有记载长孙无忌与“知门下省事”相关的信息。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司徒、赵国公无忌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关于长孙无忌知门下事的记载，不仅知门下省事，而且知尚书省事，兼任检校中书令证明他还负责中书省的事，三省尽归其掌握。但这时的长孙无忌已经不是司空，早就是司徒了。长孙无忌“知门下省事”是在房玄龄病重之时，明显是接替房玄龄的。

知门下省事可以看作是政事堂运作的重要职事，后来也写作“执政事笔”等。因为政事堂是宰相们的议事场所，而宰相来自三省等多个机构，所以主持政事堂会议便是他们重要的工作。贞观时期知门下省事，先是魏徵，然后是房玄龄，最后是长孙无忌。至于裴炎执政事笔，是高宗末期之事。总之，在贞观时期，“知门下省事”是宰相政事堂议事的主持者，高宗之后，政事堂迁至中书省，中书令则成为政事堂议事的主持者，称作“执政事笔”。

宰相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主要是三省长官，其他部门的长官参加须加一定称号，如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新唐书》有一段总结性文字，颇为研究者所重视。其文如下：

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始起于此。其后，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佗官居职者犹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后改易官名，而张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自是以后，终唐之世不能改。

在政事堂时期，不管什么职务担任宰相，宰相都是兼职的，这应该就是《新唐书》和《文献通考》所谓“唐世宰相，名尤不正”说法的来源。政事堂会议是宰相议事场所，并非宰相办公场所。议事结束后，中午会食，下午又要返回本司工作。

至于宰相兼职之事，唐朝人应该已经习以为常。上文所谓“自高宗已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似乎并不关乎仆射。对此，《资治通鉴》在神龙元年（705）六月有如下记载：

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宰相的兼职性质，没有疑问。而在门下政事堂时期，三省在宰相兼职问题上，已经明显以中书、门下为主，即使是仆射也需要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才是宰相。尚书省在宰相问题上已经被边缘化。

袁刚十分称赞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指出：“唐宰相虽多，但起初却并没有专职的宰相，所有宰相几乎都是兼职。”这个判断很准确，当时宰相皆以三省官员兼任，没有任何人的宰相之职不是兼任的。总之，我们认为，政事堂时期就是唐朝兼职宰相制度的时期。

二、中书门下：专职宰相时期

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中书门下设立了“五房”，关于此事文献记载清晰。《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

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资治通鉴》对此的记载是“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司马光曾讨论唐朝宰相制度的变迁，认为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唐初，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相承，至于国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势不可复分也。向日所谓中书者，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

为什么“理势不可复分”？按照司马光的思路，因为中书与门下的“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所以设立政事堂，两省可以先行讨论，统一思想，然后奏闻。如此，两省的纷争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为什么要再设立中书门下呢？事实上，政事堂的宰相会议解决的是兼职宰相制度下的争议，而到开元时期，遭遇的是兼职宰相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宰相的工作日益繁剧，兼任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中书门下取代政事堂，不是中书与门下两省之间的分合问题，而是国家需要专职宰相的全力以赴地工作。

根据《旧唐书·杨国忠传》的记载，专任宰相是从开元时期开始的，其文为：“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兵部尚书、侍郎亦分铨注拟。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比较以前的宰相任职，午前政事堂议事，午后归本司决事，现在不再回本司办公，自然就成了专职宰相。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设立“五房”等机构，正是适应这个新变化。宰相的议事场所，进一步变成宰相的常设办公机构，设立“五房”，分工明显与尚书六部衔接，配合协助宰相的日常工作，储存文书资料，以便随时调取查阅。中书门下开启了唐代宰相制度的新时期，兼职宰相制度由此被专职宰相制度所取代。

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确切时间不太清楚，《旧唐书·玄宗本纪》和《旧唐书·张说传》也没有相关记载，《资治通鉴》在“是岁”之下叙述此事，也不知月份。张说在开元九年（721）“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后又担任朔方军节度大使，镇压康待宾余党反叛有功，建议消减边兵20万，重建宿卫军队以及请玄宗祭祀后土等，都获得玄宗支持，“及祀后土礼毕，说代张嘉贞为中书令”。《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一年四月“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所谓“正除”，是因为张说在此以前是“兼中书令”的。

宰相机构的正式建立，尤其是“五房”的设置，使得其办公条件一一具备。那么，中书门下建立之后，三省与中书门下的关系如何呢？这显然是需要厘清的问题。吴宗国指出：“中书门下不仅继续具有原来政事堂决策的权力，而且由于办事机构的设立，开元初年政事堂兼掌行政的权力也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并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中书门下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唐初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这就是说，因为中书门下的设立，三省制改变了原有特征。

那么，在中书门下体制之下，三省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曾经尚书左右仆射在制度中有左右相之称，体现了仆射的重要性。《唐六典》记载尚书左右仆射“光宅元年更名左、右相，神龙元年复为仆射。开元初，改为左、右丞相”，“左、右丞相掌总领六官，纪纲百揆，以贰令之职，今则专统焉。（初亦宰相之职也。开元中，张说兼之，后罢知政，犹为丞相。自此已后，遂不知国政。）”左右仆射名义上继续称丞相，但实际上仅仅领导行政部门，“六官”可以直接理解为“六部”。所谓“专统”，是对照尚书令而言，原来的仆射是尚书令的“贰令之职”，因为不设尚书令，仆射则成为领导。注释中更直接说明“不知国政”了。这里仆射的名实不符很明显，却很恰当地说明了唐前期宰相制度的变迁。中书门下的建立，使得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成为当然的宰相。“中书门下”的名称应该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即强调中书省与门下省，那么尚书省的情况如何呢？此前尚书省已经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至此则被予以排除，不再与宰相存在关联。

《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此时中书门下早已建立，所以《唐六典》有关其执掌的记载，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737）职员令的内容。关于侍中的执掌，《唐六典》记载为：“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中书令的执掌为：“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一为“佐天子而统大政”，一为“佐天子而执大政”。这无疑都是对宰相职掌的描述。

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这是宰相制度的重大变化。在前一个时期，三省长官兼任宰相，尚书仆射因为品阶高，具有一定的优势。“知门下省事”的存在，对仆射有一定的平衡意义。长孙无忌第一次担任尚书右仆射时，很快就因为揽权而离职。在贞观后期，箫瑀曾攻击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除了箫瑀的性格外，这次攻击与房玄龄长期担任仆射等重要官职是有关系的。在政事堂时期，宰相皆为兼职，显示了决策与行政的统一性。随着仆射与宰相关系的渐行渐远，决策与行政的分离也越来越明显。中书门下宰相机构建立后，宰相专职化意味着决策与行政相脱离。

在政事堂时代，议事之后的决定应该有文书记录，所以政事堂是有自己印章的，改为中书门下之后，印章也有相应改变。《唐会要》的记录是：“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至德二载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这不仅记录了印的问题，还交代了宰相后来分“直主政事”和“执笔”的问题。分别的执笔问题，通常会被看作是君主分相权的措施。事实上，这里的执笔即值班，轮流值班是分担体力劳动，而中书门下的事权并不体现在值班上。

宰相轮班当值，即轮流执政事笔，这是理解中书门下日常运作方式的重要问题。在传统的三省制度下，三省的排序传统是尚书、门下、中书。在中书门下时期，在尚书省缺席的情况下，依然是门下省排在中书省之前。作为宰相机构的中书门下，核心人自然是两省的长官。后来，两省长官不常设，侍郎则成为宰相的头衔。大历二年（767）九月，门下侍郎与中书侍郎都升为正三品，十一月，侍中和中书令升为从二品。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变得更加重要，侍中和中书令显然是随着侍郎升迁而升迁的。

中书门下来自政事堂，其设立之后，在文献的记载中，仍然有“政事堂”的称呼，这可以被看作是重视传统的表达方式。因为中书门下是宰相的办公机构，自然是重要的政治场所。根据《李岘传》的说法：“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时海内多务，宰相元载等见中官传诏命至中书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岘为宰相，令去其榻。”这里的政事堂，当然就是中书门下，不邀客是权力重地的表现。元载之所以特意为中官（宦官）设置座位，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毕竟宦官来自宫内，不敢得罪。元载曾经独揽大权，代宗决定废元载，抓捕元载的所在就是政事堂。“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后，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各留系本所，并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及载男仲武、季能并收禁，命吏部尚书刘晏讯鞫”。中书门下是宰相的办公场所，于是元载等在中书门下被抓捕。

政事堂原属中书省，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仅仅是名称改变，并不是易地重建。在常衮执政时，他曾经堵塞了政事堂的一道后门，《旧唐书》记载为：“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衮又塞绝其门，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这条记载很充分地证明了中书门下与中书省的关系，其原来就是中书省的一部分，甚至与舍人院仅仅一墙之隔，且有往来门径。但常衮所为，不能仅仅看作是“尊大”。中书门下原来属于中书省，与中书省的各部机构存在空间上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已经是宰相的办公重地，不再是中书省的一部分，所以有所隔断是更合理的，并非不正当。

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宰相不再回原来的部门办公，那么中书门下与中书省和门下省是什么关系？常衮的行为表明，如今的中书门下与中书省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单位，塞门是为了阻止像原来那样随时任意沟通的行为。另一件事也印证了这个问题。杨绾去世后，常衮独自任相，《旧唐书·常衮传》记载的一件事充分表现了常衮的贪权：“时既无中书侍郎，舍人崔祐甫领省事，衮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牍，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竞。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选事，所拟官又多驳下。”

中书省在没有中书侍郎的情况下，中书舍人“领省事”，即实际领导。常衮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宰相可以总管中书省，受到了崔祐甫的抵制，于是常衮就找机会给崔祐甫制造麻烦。

在中书门下背景下，原来的中书省逐渐演变为以起草王言为中心职掌的机构，史书常称之为“舍人院”。门下省如果不设他官为“知门下省事”，则由给事中负责省事。在唐后期，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常有封驳诏书故事发生，这都与两省职掌的变化有关。两省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传统关系，两省的建设也依然在进行。乾元三年（760）四月二十六日，唐肃宗颁布敕令：“诸司使、诸州府进奏文状，应合宣行三纸已上，皆自写宣付四本。中书省宣过，中书省将两本与门下省。”不仅如此，建中三年（782）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此前两省竟然没有本司印，而置印很能说明两省的职权更加明确，且需要独立的省印表达责任。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门下和中书两省因为侍郎晋升为三品而缺少四品官，建议将谏议大夫提升为四品下，获得唐武宗批准，正常的建设依然在继续。

根据刘后滨的研究，在中书门下体制形成之后，尚书左右丞逐渐成为尚书省的实际领导人，门下、中书两省的实际领导人则是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位于三省之上。中书门下的宰相名义上是门下、中书两省的首长，但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则与门下、中书两省渐行渐远。宰相头衔最初是两省长官，后来则为两省的副长官，再后来“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唯一署衔。中书门下的专职宰相继续向首相制发展，到长庆（821—824）以后，宰相以馆阁职的加衔为依据，两省侍郎已经不是当然的宰相。

三、唐宋之际：首相制时期

在中书门下体制下，唐朝后期出现了首相制，这可以看作是中书门下宰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宋人的观点，他们称宋代是首相制，并认为这个制度是继承唐朝的。宋敏求作为宋代研究唐史的重要史学家，曾经编写过唐朝武宗以后的实录，又整理过《唐大诏令集》，是当时很权威的唐史专家。在宋敏求生活的北宋时期，是唐史资料保存极其丰富的时代，他对唐史的研究理应值得信赖。他在《春明退朝录》中，如此记载：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领焉；集贤，次相领焉。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而颇以昭文为重，自次相迁首相乃得之。

依宋敏求意见，宋朝有首相、次相之分，并且源于唐朝。《宋会要》也有如下记载：

中书门下。国朝中书门下题榜止曰中书，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二员以上即分日知印。官至仆射以上，书敕中不着姓。缘唐制，领馆职：昭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首相领之；集贤殿大学士，次相领之。又尝令首相领玉清昭应宫使，亦如唐领太清宫使也。后罢之。中书舍人以上至尚书为参知政事，贰宰相之任也。

宋敏求的观点得到了《宋会要》的印证，北宋的首相制来自唐朝应该是宋人的基本看法。

从唐朝的文献中，我们确实能够找到一些“首相”的记载。《资治通鉴》记载永贞元年（805），“自叔文归第，王伾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胡三省解释道：“杜佑时为首相，故请之。”按《旧唐书·杜佑传》：“（贞元）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寻进位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时王叔文为副使，佑虽总统，而权归叔文。……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传末评语有“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与王叔文相比，这里写作“佑虽总统”与“位极将相”都含有首相的特指。

中和元年（881），《资治通鉴》记载王铎事迹：“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旧唐书·王铎传》可以与之相印证。

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继寇盗结集，内官田令孜素闻铎名，乃复召铎，拜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贼陷江陵，杨知温失守，宋威破贼失策。朝议统率，宰相卢携称高骈累立战功，宜付军柄，物议未允。铎廷奏曰：“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臣愿自率诸军，荡涤群盗。”朝议然之。五年，以铎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诸道行营兵马都统。

《资治通鉴》称其为首相，《旧唐书·王铎传》称“宰执之长”，二者含义是一样的，证明王铎本人对自己的首相之位是清晰明白的。

昭宗时，李茂贞跋扈，昭宗决心发兵讨伐，令杜让能筹划，杜让能认为朝廷没有这个能力，并担心自己落得晁错的下场，于是他对昭宗说：“陛下必欲行之，则中外大臣共宜协力以成圣志，不当独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戚，无宜避事！”在元辅一词之下，胡三省注曰：“杜让能时为首相。”

黄巢之乱被平叛后，杜让能随僖宗回京，对此《旧唐书·杜让能传》记载：“京师平，拜特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进封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昭宗篡嗣，赐‘扶危启运保乂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封晋国公，增邑千户，仍赐铁券。诛秦宗权，许、蔡平定，加司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昭宗郊礼毕，进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食邑一千户。明年，册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户。”

在五代时，首相的记载并不鲜见。著名的常乐老冯道就是首相。《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在唐明宗时，冯道为司空，“及晋祖入洛，以道为首相”。刘继勋是后晋官员，“始少帝与契丹绝好，继勋亦预其谋，及契丹主至阙，继勋自镇来朝，契丹责之。时冯道在侧，继勋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邺，道为首相，与景延广谋议，遂致南北失欢。臣位至卑，未尝措言，今请问道，道细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事人，无相牵引，皆尔辈为之。’”可见，冯道在几个朝代都担任首相之职，《旧五代史·冯道传》直接记载冯道“为首相”，而同僚刘继勋则当面称其为“首相”。

《宋史》中关于首相的记载更多见，宋代宰相制可以概括为首相制。但是，唐朝的首相制开始于什么时候呢？刘后滨的意见很重要：“尽管中书门下体制下还是集体宰相制度，但宰相裁决政务，实行宰相轮流秉笔决事的制度，并逐渐向首相制度过渡。穆宗长庆（821—824年）以后，宰相的身份有了新的等级标志，即以馆阁职的加衔作为依据，不再以两省侍郎为宰相分工的依据。此后展开的两党之争，实际上是一种首相轮流组阁的形式。”这个意见符合宋敏求提出的依据，首相之始可以从长庆年间开始计算。

袁刚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即开元天宝及后来，唐朝出现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不仅奸相专权擅政，贤相也专权自恣”，何以如此？“‘中书门下’既已高度集权，却又居于禁外，皇帝难于控制，在纲纪堕毁，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若假宰相以大权，就势必造成专权，而不管是奸相还是贤相都在所难免”。对此，虽然他没有看到首相之制这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但是已经认识到宰相权力集中的问题。事实上，从制度的发展来考察，从中书门下体制走向首相制，这是无法忽视的。首相与次相是宰相内部的再分工，为什么要如此明确？应该是资历与责任的缘故。首相拥有核心的行政权，次相与之配合。李德裕后来的罪名之一是揽权，其实皇帝的信任和首相的职责才是其揽权的关键。即使个人性格会影响政治，但在政治与制度的运行中，我们理应探索的是制度特色，制度才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底色。

结　　语

关于宰相制度的研究，向来被学界所重视，因为其反映君相关系，与皇帝制度紧密连联。如何总结中国的政治制度，近代以来，论著汗牛充栋，而把中国制度归结为君主专制是主流观点。古代中国不仅是君主专制体制，而且这个体制还是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的论证角度就是宰相制。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宰相权力则在不断削弱。本文且不涉及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几乎是就事论事。就唐代宰相制度而言，从长时段的视角观察，发现制度的发展变化并不难。从最初的政事堂宰相兼职制，到中书门下的宰相专职制，最后走向首相制，这个过程清晰可见。如果从君相关系入手论证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唐朝的宰相制度似乎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唐宋关系向来有“唐宋变革论”，重点强调唐宋的不同。如果认同首相制的存在，同意宋代的首相制来自唐朝后期，那么本文提供的论证则不是“唐宋变革论”而是唐宋继承论。

本文转自《史学集刊》2025年第1期

一、古人缺乏历史观念

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史料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作严密的审查，不使它僭冒，也不使它冤枉，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人的任务。

所谓伪，固有有意的作伪，但也有无意的成伪。我们知道作伪和成伪都有他们的环境的诱惑和压迫，所以只须认清他们的环境，辨伪的工作便已做了一半。

我们研究学问的先决问题，第一是了解从前人的工作的结果，第二是认识我们今日所负的责任。现在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史，而中国的史料不可信的甚多，尤其是古史，又不曾经过整部的严密的审查，其中待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兴趣，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所以我略略搜集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的事实，作成这一篇，希望读者认识这两种对抗的势力，以及批评精神与辨伪工作的演进，好藉此明白自己所应处的地位。

在述说这问题之前，我们该得知道，所谓“历史观念”，在现在看来虽是很平常的一种心理，但其发展的艰难却远过于我们的想像。“致用观念”，在石器时代已有了，否则人类就不会制造出这些器具。这个观念从此发达下去，成就了今日的精致和奇伟的物质文明。但历史观念超出现实，它的利益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所以非文化开展到了相当程度，决不会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将来不可知；截至现在止，它还只限于少数人的使用。古代当然更不必说。这少数人既已有了这个观念，一定忍不住，要发之于言行；然而敌不过多数人的懵懂，于是终被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致用观念所打倒。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剧！若要这种悲剧不发生，只有两条路。其一，大家逢到一件事情，就肯想一想，不尽跟人家跑。其二，看到不如己意的议论和著作肯宽容，不要党同伐异。能彀这样，历史观念的发达自然一日千里，而无用之用也定必超过致用观念所收获的实惠了。

只为古人缺乏了历史观念，所以最不爱惜史料；因而写不成一部可靠的历史。很古的时代如何，我们的智识不够，无从提起。且从武王克商说起罢。当他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本纪》；《逸周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牦、豕等约一万头。《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近年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又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所以想不到开办一个“故宫博物院”。他们看盘庚以来二百余年卜用的甲骨，正如我们看一大堆废纸似的。说到这儿，真令我暗暗地叫一声惭愧。十余年前，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嫌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堆积得太多了，又占房屋，又费功夫，觉得讨厌，所以就把其中不整齐的装了八千麻袋，卖给纸厂，作为造还魂纸的原料。司法部中藏有明朝的刑部老档，总长朱深看它是过时货，下令烧了。七年前，国都南迁，蒙藏院的档案无人保管，全数散出，卖给摊贩包花生糖果。究竟甲骨的用处不如纸张，不能制造还魂纸，也不能包裹糖果，周武王觉得不能获利，扔下了。后来康叔封于卫，他也许嫌这种东西讨厌，但它又不像纸张的容易烧毁，只得留下了。谁想过了三千年，这种废纸竟沾了人们的历史观念的光，忽然发生了用处，害得许多考古家和古董商费了全副的精力去搜求，腾起很高的行市！又谁想现在人们的历史观念，只会应用于数千年前的档案，甲骨。而不会应用于数百年中的档案！唉，人类的进步是这样慢的。

因为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现在再讲一个故事。曹植做了鄄城侯，那边有一座旧殿，是汉武帝的行宫，他拆毁了。因为有人假借了神话来反对，他就下令道：

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况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是以咸阳则魏之西都，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建阳而建泰极。况下县腐殿，为狐狸之窟藏者乎！……《文馆词林》六九五引。

他的话说得多么爽快，有了新朝就该把旧朝的东西完全摧毁了！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在这种观念之下，只有时行的留存与不时行的销灭两件事。然而不幸，历史所记是十分之九属于不时行的呵！

凡是没有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罢，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罢，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罢，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罢，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而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既经研究了历史，谁不希望得到真事实？既经做了研究工作，谁不希望早日完工？可是古人给我们的难题太多了，这个回答不好的责任是应当由古人担负的，我们只有使尽自己的力量以求无愧于心而已。

二、战国秦汉间好古者的造伪

我们在前面既知道古人没有历史观念，不爱惜史料了，但从别方面看，则中国民族又有一种癖性，是喜欢保留古代的语言方式。我们现在尚闹白话与文言之争，好古者还想拿西元前数百年的白话作为二十世纪的通用文字。古代也是如此。我们在《左传》里读到周王的说话，就知他和春秋时一般人的口语有别。例如僖十二年，齐桓公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说：

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

又如哀十六年，卫庄公使鄢武子告嗣位于周，王说：

肸以嘉命来告余一人。往谓叔父：余嘉乃成世，复尔禄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虽然文气卑弱，必不能像殷、周间文字的朴茂，但春秋时有摹仿古文字的风气，即此可以推知。文既仿古，当然有伪造古书的。《孟子·万章篇》上有一段话：

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此文易“谋”为“谟”，易“皆”为“咸”，易“功”为“绩”，又省去许多动词，如“牛羊，父母”，“舜在床琴”等句，显见作者要表示其为唐、虞的真传，所以有意不循战国的语法。其他《孟子》中所引尧、舜事，又有“祗载见瞽瞍”、“瞽瞍厎豫”。“舜尚见帝”等句，也都用了古字易去今字。在这种空气之下，《帝典》就出现了，邃古的名人也都有著作传下来了。作者没有新发见的史料，也没有时代的观念，只凭了个人的脑子去想，而且用了貌似古人的文体写出，拿来欺骗世人。战国、秦、汉之间，这种东西不知出了多少。其后赖仿古而成名的甚多，扬雄的《太玄》和《法言》最能表现这个特征。又如司马相如作《封禅文》，把“揆其所始，至于所终”写作“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把“大道于是成”写作“大行越成”，把“深恩广大”写作“湛恩厖鸿”，把“化蛮夷为文明”写作“唵昧昭晰”，简直不讲文法，专堆生字，到了画符念咒的地步。

他们既已为了没有历史观念，失去许多好史料，现在又为了没有历史观念，喜欢用古文字来作文，引出许多伪书。在这双重的捣乱之下，弄得中国的古书和古史触处成了问题。从前君主时代，君主的权力的基础建筑在经书上，于是“非圣无法”可以判死罪，例如嵇康以“非毁《典谟》”而受诛。大家死心塌地，不敢去想，倒也罢了。现在呢，君主是倒了。从前人没有学术史的眼光，以为最古的人是最聪明的，例如黄帝发明了几十种东西，做了几百卷书。什么事情都是老早就规定妥当，不必由我们去想，倒也罢了。现在呢，知道智识由于积累，后人的本分是应追过前人了。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哪能不起来问，哪能不起来干。如果不这样，我们简直辜负了这时代。何况，在从前极束缚的环境之下，尚有起来问、起来干的，我们如果在这大解放的日子里还作无怀、葛天之民，试问有什么面目对着他们？

三、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中国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知道是《六经》和孔子。《六经》的问题复杂，我们先来看孔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私家著作。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出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这原是后来的儒家推尊他为始祖而已，他并没有创立一种主义，也没有定出什么具体的政治计画来。他虽常提起夏、殷，但夏、殷的历史差不多没有说到。《八佾篇》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他说夏、殷之礼的“不足征”由于他们后裔杞、宋二国的“文献不足”，似乎很能注意到史料上。但为什么对于夏、殷之礼又两云“吾能言之”呢？既已没有史料，他怎么去讲历史呢？这不彀人疑惑？由我猜想，恐怕那时人对于夏、殷的故事都随便说，孔子也不能免。所谓“不足征”的，是史料。所谓“吾能言”的，是传说。照这样讲，孔子口里的夏、殷之礼就有问题了。

他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这两句话里，可见他的心目中的夏、殷的礼对于周代人的效用只在“留备择取”的一点。他只拿了致用观念来看夏、殷，而不拿历史观念来看夏、殷，这个意思表示得非常清楚。要是他用了我们的态度，就得问：“夏、殷的礼究竟是怎样的？”“夏、殷的礼是怎样构成的？”“夏、殷的礼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什么实用价值？”在这种观念之下，与周有关的尚可仅凭传说，而与周无关的自然更不妨让它澌灭了。

制度既已只备择取，史事当然只备劝惩。在《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们说话时称引的人，只是把人类的性质品行分成数类，每类举出几个最有力量的代表。例如做人君的要无为如尧、舜，勤俭如禹、稷，知人如舜、汤；做人臣的，要能干如周公、管仲，忠直如史鱼、柳下惠，识见如伯夷、蘧伯玉。他提起古人，不是传授历史知识，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这种观念原是当时人所通有的。因为日久流行在口头的缘故，所以好人会尽量好，坏人会尽量坏。其实岂但当时人，就是现在，除掉研究历史的专家以外，提到古人，谁不只记得几个特别好的和特别坏的。你随便走进一个戏园或评书馆，就可以听得能干的姜太公和诸葛亮，勇敢的薛仁贵和杨继业，奸诈的曹操和秦桧，方正的包龙图和海瑞；以及武松、黄天霸等义士，李太白、唐伯虎等才子，杨贵妃、崔莺莺等美人，妲己精、潘金莲等淫妇。这些演员和听众，并不要求知道这班古人的年代先后与其特殊的环境，只觉得古来的人，或善或恶，其翘然特出于人群的不过这几个而已。有了这几个，他们说话或唱戏时就尽够引用了，要寻一个人物作自己的模范时也有所取资了。当时子贡究竟是一个智识分子，他听了抑扬过甚的传说不免引起了怀疑。他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这句话的反面，就是说：“周公之才之美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居上流者，天下之善皆归焉。”也就是说：“中流者非无善恶也，天下之善恶皆不归焉。”这实在是一句聪明话，是我们的辨伪史中的第一句话。

古时只有代表人物而没有史。今日则既有留存于民众心目间的代表人物，又有为学者们所保存研究的历史材料。这是古今的一大区别。古时虽以孔子之圣知，也曾起过“文献不足”的感叹，但究竟受时代的束缚，惟有宛转牵就于致用的观念之下而已。

四、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

孔子的思想最为平实，他不愿讲“怪、力、乱、神”，所以我们翻开《论语》来，除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二语以外，毫无神话色彩。这二语本是很可疑的。其实那时的社会最多神话，试看《左传》，神降于莘，赐虢公土田，庄三十二年。太子申生缢死之后，狐突白日见他，僖十年。河神向楚子玉强索琼弁玉缨，僖二十八年。夏后相夺卫康叔之享，僖三十一年。真可谓“民神杂糅”。历史传说是社会情状的反映，所以那时的古史可以断定一半是神话，可惜没有系统的著作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以《楚辞》中的《天问》为最能表现那时人的历史观，但已是战国初期的了。此文必非屈原著。

《天问》是一篇史诗，用了一百八十余个问题来叙述当时所有的上下古今的智识。篇中先问宇宙的着落，再问日月的运行，这就是所谓开辟的故事。于是问到人了，第一个是鲧，问他为什么治洪水时要听鸱龟的话，为什么上帝把他永远监禁在羽山。第二个就是禹，问他在极深的洪水中怎样的填起土来，应龙又怎样的帮他治水。第三个是康回，就是共工，问他怎样一怒，土地就塌陷了东南一角。于是问到地方：东西南北哪边长，太阳哪里照不到，昆仑、黑水在何方。从此顺了次序问起夏、商、周的历史故事，其中也很多大可怪异的传说，为儒家的典籍里所没有的。

在《天问》中，禹是一个上天下地、移山倒海的神人，鲧是给上帝禁压在山里的。洪水是开辟时所有；平治水土不是人的力量，乃是神和怪物合作的成绩。有了这个了解，再去看《诗》、《书》，那么，玄鸟生商的故事，履帝武生稷的故事，“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殛鲧于羽山”之文，均不必曲为解释而自然发现了它们的真相。

不但如此。《史记·秦本纪》说秦祖女修吞卵生子，中衍鸟身人言，也可信为当时确有的史说。《山经》记陕西西部至甘肃一带是一个上帝的国家，而黄帝便是那边的上帝，即此可知秦祀黄帝的缘故，又可知道黄帝陵所以在桥山的缘故。其它如《书》中的“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金縢》的“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以及《赵世家》中的《秦谶》，《大宛列传》中的《禹本纪》，拿那时人的眼光看来，正是家常便饭，无所用其疑怪。

我们可以说：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我们不能为了孔子等少数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时的真相埋没了。

五、墨子的托古

到了战国，情形就大变。战国以前整个社会建筑在阶级制度上。《左传》上说“人有十等”，昭十年。士以上为四等，皂以下为六等，为的是要使他们“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桓二年。但后来因为交通的便利，商业的发达，庶民就有了独立的地位。又因诸侯的吞并，地方的开发，大国益增富强，管理国家的事不是几个精神衰老过惯舒服日子的世家大族所能为，庶民中的贤者就起而挤倒了世官。大家要夺政权，就大家要有智识。这样的社会组织的大变动，当然对于思想学术有剧烈的影响，古史传说遂更换了一种面目。

学术界中第一个起来顺应时势的，是墨子。他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他的第一个主张是“尚贤”，他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的第二个主张是“尚同”，他说：“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置以为三公。”这样说来，一切封建制度，贵族阶级，他们是准备全部打倒的；谁有本领谁做官，哪一个最有本领就请哪一个做天子。这等坚决的主张当然会博得民众的多数同情，所以就是和他势不两立的儒家，也不能不采取他的学说。《大学》里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里说的“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以及《尧典》的“克明峻德”一章，《皋陶谟》的“日宣三德”一章，都是儒家承受墨家学说的证据。

但当时人最没有时代的自觉，他们不肯说“现在的社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只肯说“古时的社会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恢复古代的原样”。然而，战国的时势是从古未有的创局，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来呢？这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事。但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容易得很。他们说：舜是从畎亩之中举起来的，伊尹是从庖厨之中拔出来的，傅说是从版筑之间解放出来的，膠鬲是从鱼盐的商场中挑选得来的，所以农夫也可以做天子，厨子、囚徒、鱼贩们也可以做大臣。他们又说：尧把天子让与舜，舜把天子传与禹，所以天子之位不是世袭的，一个天子老了就应当在他的臣民中选择一个最有本领的人，把天下交给他管。这就是所谓“禅让说”。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贤主义，然后会发生尧、舜的禅让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从墨家中流传到儒家，而我们小时就在《四书》中熟读，认为至真至实的古代史了。

不过，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讲兼爱，儒家则讲亲亲。墨家主张彻底尚贤，儒家还要保全贵族的世禄。所以从墨家的平等眼光看来，除了举贤无第二法；从儒家的等差眼光看来，传子比了举贤还重要。因此，禅让的故事，儒家虽因时势的鼓荡而不得不受，但总想改变其意义。这一个苦衷，我们若小心读《孟子》就可明白。

当禅让说极盛的时候，燕王哙听得着了迷，一心想追踪尧、舜，就把国政完全交给他的相子之。有人对他说：“禹本来是传天下与益的，但因他的儿子启在政治上也有权力，启纠集党羽攻益，把天下夺回来了。照这样看，禹在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其实是令启自己夺取。现在你虽把国家交给子之，然而官吏大都是太子手下的人，实在还是太子用事呵！”燕王哙是真心效法尧、舜的，就把官员的印一起收了，交给子之，由他任用。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做了他的臣。这样三年，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合谋，起兵攻子之；齐宣王又从外边打进去，把子之打掉，燕王哙也死了。事见《战国策·燕策一》及《史记·燕世家》。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之下的大牺牲。当燕国乱时，有人询问孟子的意见，他答道：“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则可乎！”《公孙丑下》。以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而对于热心模仿尧、舜的子哙、子之反持这种冷酷的态度，实在令人无从索解。倘使他用了同样的句法，说“尧不得以天下与舜，舜不得受天下于尧”，禅让的偶像岂不是就此打碎了吗？

有一次，万章问他：“尧把天下传给舜，有这件事吗？”他用了批评燕事的态度回答道：“没有，天子是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当然把这件故事推翻了。于是万章再问道：“舜的天下是谁给他的呢？”他回答一句空洞的话：“是天给他的。”万章这人真利害，又反问他一句道：“天把天下给他的时候是明明白白的对他说话吗？”这话要是问在西周时，那时的人当然回答说，是的，因为《大雅》里就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以及“帝谓文王，‘予怀明德……’”《皇矣》。等句，天和人直接谈话的事是很寻常的。但孟子的时代和他的学说已不容他这样神道设教了，所以他答说：“天是不说话的，但借了人事来表现他的意思而已。”万章再逼进一层，说：“怎么借了人事来表现呢？”问到这样，他再没有什么办法，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杜造出一段故事来，说道：“舜相尧有二十八年之久，这是天意。尧崩，三年之丧完了，舜避到南河的南面，好让尧子继承了天子之位，然而朝觐的诸侯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打官司的也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歌颂功德的又不歌尧子而歌舜。舜被臣民爱戴到这样，他不做天子也不成了。这就是从人事上表现的天意！”《万章》上。这些话虽然讲的是尧、舜，其实是针对燕王哙的让国说的。倘使子之能相子哙二十余年，哙死之后他也离去燕都，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禅让了。然而这和《尧典》所谓“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诸文能相合吗？《尧典》中分明说尧直接让位于舜，而孟子偏说舜是由臣民拥戴起来的，与尧无干，这不够矛盾吗？这样看来，孟子所说的是儒家的尧、舜，而《尧典》所记的竟是墨家的尧、舜了！

岂但孟子反对禅让，荀子的态度更要激烈。他在《正论篇》里大声疾呼道：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也：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他的话说得何等决绝，径断禅让说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比了孟子一方面说唐、虞不是禅，一方面又说“唐、虞禅”的扭扭捏捏、藏藏躲躲的态度，高明了多少？再拿荀子的话来和《尧典》比较，则“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岂不是“老衰而擅”；“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岂不是“死而擅之”；而“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又岂不是“尧、舜擅让”呢？《尧典》所言竟没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对的。堪笑后世读书人都自居于儒家，而对于孟、荀二大师之说似乎不曾看见，确认禅让是唐、虞之事，这是粗心呢，还是不敢提出这问题呢？

孟、荀二氏都不愿意听禅让之说，然而想不到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他们的反对不能成功。倘使他们能找出这传说的源头，说“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我们儒家不该盲从”，岂不就连根划去了？推求他们所以不说这话的理由，就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自身又被包围于这样的空气之中，所以虽觉得这些话不对，而竟找不出辨伪的方法来。

由墨家的主义下所造成的故事，除此之外，可以推测的还有二端。

其一，“命”本是古人所最信仰的，到墨子始因激厉人们奋斗的勇气，主张非命。但现在《尚书》中，《汤誓》载桀之言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西伯戡黎》载纣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那么，这两位亡国之君都是主张信命而被人打倒的。固然这也许是周代史官的垂诫之作，但也大有从非命之说出来的可能。看《非命上》篇说：“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乃曰“吾民有命”’，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可见他确把桀、纣当做定命论者的偶像，而作为他的攻击的目标的。

其二，墨子提倡尚贤，又注重实利与节俭，所以他把各种器物都定为圣人或圣王所作，见得当时创造的艰难，现在使用的人应当郑重。《节用中》篇说，“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圣王……为宫室之法”，把百姓日用的东西一起归于明王圣人的德惠。其他《辞过》、《非儒》诸篇中也都有同样的制作说。这原是他矫正世俗侈靡的好意。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提示，创造事物的传说就觉得有整理编排的必要，《世本》的《作篇》应时而兴，把任何事物都确定了一个创始者。主张改制说的人见了，又利用这一套话作为改制的根据，表示任何时代都可创造新事物：这就是《淮南子·氾论训》上的一段话。《易》学专家见了，也想把这一说应用到《周易》上，恰好《易传》中有“以制器者尚其象”之文，就选取了十三卦分配制作，而有庖牺氏取《离》作网罟等等的故事。

墨子是创造理论以顺应战国时势的第一人；因为他鼓吹的最早，所以由这一学派发生的故事最为深入而有力，一般人也忘记了这是墨家所创造的了。

六、种族融合过程中造成的两个大偶像

在战国的时势中又有一个大运动，其性质的重要或者还超过了阶级的破坏，这是种族的混合。本来“诸夏”和“蛮夷”的界限分得很严。所谓诸夏，是夏、商之后和由西方入主中原的姬、姜两大族。在这四族以外的，都被看作蛮夷。虽有很高的文化的楚国，奄有西周旧畿的秦国，中原人还是用了蛮夷的眼光看他们，而他们也自居于蛮夷。吴国，中原人都已承认他们为泰伯之后了，然而《春秋经》还称其王为“吴子”，和赤狄的潞子一例。燕国，分明是召公奭之后，但因离中原稍远，与鲜虞、山戎比邻，故当张仪说燕王时，燕王还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燕策一》。可见除了种族的关系以外，还有地域的关系。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呵！

其实，就是诸夏的基本团体，夏、商、姬、姜四族，他们也何尝出于一家。夏的一族的来源固不可知，但商族是自以为“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商颂》。周族是自以为上帝凭依了姜嫄而生下来的。《大雅》及《鲁颂》。这些事情的真不真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先，都以为由于上帝的命令而出现，这个观念的存在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有了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承认始祖的前一代是人，他们不承认本族和别族有共同的祖先。至于姜姓的人，他们自己说是四岳之后，而四岳是共工的从孙，也不曾和其他三族认做本家。

当春秋时，居今河北省南部的有白狄，居今山西省南部的有赤狄。这是说一个大概，白狄也有在陕西的，赤狄也有在河北的。其他以戎为名的，陕西有犬戎、骊戎、大戎，河北有山戎，湖北有卢戎，河南有陆浑之戎及扬拒泉皋伊雒之戎。以夷为名的，山东有莱夷，江苏与安徽间有淮夷。淮夷或者是一个总名。那时江、淮之间，种族部落至复杂。姓嬴的有江、黄、徐诸国。姓偃的有六、蓼、桐、英氏及舒蓼、舒庸、舒鸠诸国。不详其姓的又有州来、钟离、钟吾诸国。更往南行，又有群蛮和百濮。这些部落各有其历史的文化；不幸他们不是诸夏，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古史乃是诸夏传下来的，所以找不到材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那时的部族是说不尽的交错复杂，问题之多乃远过于我们的想像呢。

但是过了春秋，越灭了吴，就统一了东南部；楚东向灭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就统一了淮水和长江两流域。秦灭义渠和蜀，就统一了西北和西南两部。齐向海上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部开拓，又统一了许多异民族的地域。剩下韩、魏，虽困居腹地，不得发展，也能融化中原诸戎狄。他们各为求富强，打了无数回仗。战争的结果，他们开辟了无数地方，这些地方是向不受中原文化的浸润的；他们并合了无数部族，这些部族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这样地工作了二百余年，于是春秋时的许多小国家和小种族全不见了。再经秦、汉的统一，于是他们真做了一家人了。

现在我们的邻邦要用最刻毒的手段来消灭我们的民族，然而嘴里唱的还是“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一类甜蜜的口号。战国时的帝国主义者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主义。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颛顼。了。本来秦是玄鸟陨卵，女修吞而生子的，到这时也是颛顼的苗裔了。赵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和赵就同祖了。本来越是纯粹南方部族，和诸夏没有丝毫关系的，到这时也是禹的子孙了。本来匈奴在极北，越在极南，无论如何联不起来的，到这时都成了夏的后裔了。禹是被称为颛顼之孙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同祖了颛顼了。田齐自称舜后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他们也就与秦、赵、楚、越、匈奴为一个系统下的分支了。这几个有名的国家如此，许多被并的小民族当然都熔化于一炉了。

以上说的是颛顼一系，还有帝喾一系。自从甲骨卜辞发现以来，从里边寻得了“高祖夋”和“于夋”诸文，研究的结果知道夋即是帝夋，也就是帝喾。王静安先生说。而帝喾即是命玄鸟下凡的上帝，简狄乃是下界的女子，二者有神和人的区别。《天问》里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即是说的这事。帝喾为商族的宗神，可无疑义。但周族是兴于西方的，从初兴到灭商也不过十数代，比了商的世系有四五十代的，历史的长短相去悬殊。而且他们的文化有种种差异，显然是两个很不同的种族。周的始祖后稷虽也说是上帝之胤，但那时的上帝是很多的，看《山海经》可知。商的宗神当然不即是周的宗神。然而到了种族混合大运动的时候，这两个仇雠的种族忽然结成了亲兄弟了。他们说：帝喾是一位人王，他的元妃是姜嫄，产了后稷；他的次妃是简狄，产了契。不但如此，他还有一个次妃，叫做庆都，产了帝尧。在这几句话里，埋着不知多少的矛盾，只消细心读书便没有不觉得的。

据他们说，自古以来的朝代只有唐、虞、夏、商、周五个。照这样分配，虞、夏属于颛顼系，唐、商、周属于帝喾系，似乎组织民族史的任务已告终了。但他们还觉得不满意，以为这两枝必须并到一干上才好。黄帝本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上帝，于是他们就把他从天上拉下来了。他们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这是一支；黄帝生玄嚣，玄嚣生[ ]极，[ ]极生帝喾，这是又一支。靠了这一句话，颛顼和帝喾就成了同气连枝的叔侄。二千余年来，大家都自以为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可惜逝者已矣；若能把战国以前人从地下唤了起来，问他们这件事，他们一定摸不着头脑呢。

记载这样的世系的，有《五帝德》、《帝系姓》诸篇，今在《大戴礼记》中。司马迁虽说这二篇“儒家或不传”，但他自己毕竟相信，所以全载入《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

他们岂仅把上帝拉做了人王，使神的系统变作了人的系统；而且把四方小种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如伯夷，本是姜姓一族的祖先；皋陶，本是偃姓一族的祖先；益，或伯翳。本是嬴姓一族的祖先：见《左传》及《国语》。他们都请来放在《尧典》里，使得他们和夏祖禹，商祖契，周祖稷成了同寅，于是这一班人的时代整齐划一了。太皞，是任、宿、须句、颛臾诸国的祖先；少皞，是郯国的祖先；共工，是齐国的祖先；大庭氏，是原住在鲁国之地的：见《左传》及《国语》。他们取来一齐说为古帝王，于是颛顼、帝喾之前又堆上了许多的王者了。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

又不但此也，因种族的融合而使古代的疆域也随着发展。本来所谓中原，不出黄河下流及济水流域。夏、商、周千数百年间的都城，只有西周因旧国所在，建都于渭水流域，其它哪一个不是在黄河下流。势力所及，西不度陇，南不越淮水、荆山。所以《商颂》虽夸言武功，而说到邦畿，只有“千里”。孟子以王道为其理想中的最高成就，他说到古代疆域，也不过是“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荀子·强国篇》中又说：

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

这里说的是秦未灭六国时的疆域，把现今的地方来编排，除了陕西、四川两省较为整齐外，其余在湖北、沙羡。河南、临虑。山东、圉津。河北苓。的都是些零星小块，然而荀子已诧叹为“广大乎舜、禹”，可见就是到战国之末依然不曾把古代的地域放大。其后始皇二十六年成了统一的功业，丞相王绾等上帝号议云：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到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官，仆射周青臣进颂道：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这都是说五帝的地方不及秦始皇的大，当时为“诸侯”而今日为“郡县”，当时“不能制”而今日“由一统”。这是秦代公认的事实，还不曾改变旧日的地理观念。所以《琅邪台刻石》云：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这不是夸口，是事实。哪里知道，古代的疆域竟因始皇的赫赫之功而改变了！

我们先看《淮南子》罢。他说古代的圣王，是：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主术训》。

他说古代的暴君，又是：

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泰族训》。

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氾论训》。

在这种思想之下，于是凡秦臣向始皇进的颂辞都成了“古已有之”的了。说《淮南》不足信吧，再看《五帝德》：

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

帝喾……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

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这不是把《琅邪刻石》之文生吞活剥了吗？大约齐、鲁儒生对于始皇的功业看得眼红了，不忍不把这一套话套在古圣王的头上，好使五帝的地方不止千里，五帝的威德也追得上始皇。倘对此说还有疑惑，试想一想《尧典》和《禹贡》就更明白了。我们不必管九州和十二州的大规模的地方制，只须看“同律度量衡”不是“器械一量”吗？“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不是“西涉流沙、东有东海”吗？假使始皇之世已有了《尧典》、《禹贡》，这些“不师古”的君臣为什么偏要钞写古帝王的老账？

禹在古代的传说中，本是平地成天的一个神人。到了这时，既由始皇统一的反映，逼得古帝王的土地必须和他一样广，于是禹的偶像遂重新唤起，而有《禹贡》一篇的著作，把当时的境域分做九州，硬叫禹担此分州的责任。其后《尔雅》有《释地》等四篇，不管里面的话和《禹贡》有无冲突，亦于篇末记云：“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即此可见，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集团里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所以虽不会很缩小，也不会很扩张了。

七、孟子的托古

战国是一个尽想升级的时代，平民要求高升做官，诸侯也要求高升做王。到宇内有了八九个王时，王位又不尊了，就再进一步称帝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旧制度已崩坏，新制度又急待创造，这是很费经营筹画的一件事。加以史料散失，更有无从取材之苦。例如孟子，北宫錡问他，周朝的爵禄是怎样排列的，他答道：

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这原是很老实的话。当时的诸侯为要适应时势，创立新制，而苦于守旧的人的反对，所以先把古代传下来的文籍消灭了。在历史观念没有发达之际，受了致用观念的压迫，出此残暴的手段，也在情理之中。孟子既已看不到古籍，自己承认不知道，也就完了。但他又说：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万章》下。

他所说的制度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知道，他根据的是《春秋》。在《春秋经》里，宋称公，齐、鲁、卫、陈等称侯，郑、曹、秦、燕等称伯，楚、邾、鄫、吴等称子，许和宿称男，非常的固定，使人一看就可知道周王封建时所定的等次是如此的。《春秋》称为孔子所作，还在诸侯去籍之前，当然可以说是真事实。所以二千余年来，大家对于孟子的话从不觉得有可疑之点。不幸得很，这几年来金文研究发达，在彝器里找出来的五等爵的材料，或者是和《春秋》不合的，如燕、曹称侯，秦、邾称公，鄫称伯，许称子；或者是乱称一起的，如燕称公又称侯，邢称伯又称侯，芮称公又称伯，邶称伯又称子。这就把人们对于《春秋经》的信仰动摇了。不但如此，《大盂鼎》说“殷边侯田”，新出土的《矢令方彝》说“眔诸侯侯田男”，这就令人想起了《康诰》里的“侯甸男邦采卫”。加以研究，才知道《尚书》里的“侯甸男”就是脱掉了侯字的重文，当时大国称侯，小国称侯甸男或简称为男，而公为通称，伯是长义，子是国君之子或是还有问题的国君，如蛮夷酋长这些名词并不和侯与君同列在一个系统。说详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至于采卫，乃是疏远之封，所以《郑语》引史伯之言曰，“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即此可知“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不是传讹，便是作《春秋》的人有意定出来的阶级，与真正的古制不合。《春秋》一书本和孔子没有关系，所以《论语》中一字不提。大约到了战国的中期，一班儒家受了时势的鼓荡，要想替将来的天子定下制度，他们在鲁国的史官处找到一堆断烂的记事竹简，就来“笔则笔，削则削”，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骗人道：“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是天子之事。”

从《春秋》的著作看来，可知那时的儒家是怎样的为这大时代打算。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是借了过去的事实来表示的，所以他们口里的古史就是他们对于政治的具体主张，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是水中的倒影。当齐宣王问孟子王政的时候，他答道：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文王的史料流传到战国的怕也只有《诗》、《书》中的一点，但《诗》、《书》中的文王哪曾有这种事。这分明是孟子自己的王道政策，拉了文王下来担承这个名义而已。

你们不信孟子会做这种事情吗？请听我说下去。孔、孟二人虽然相去只一百多年，孟又自承是私淑孔的，但因为这一百多年中社会变动得太剧烈了，个人当然不能跳出社会而独立，所以他们的见解就无法一致。孔子只到过几个诸侯之国，观周的话是不可信的；就使真到了周，而那时的周王已凌夷得像诸侯一样了。他心目中的模范政治家是帮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以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把他抬举得简直成了救世主。不过孔子的阶级思想很深，他看“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对于其不知礼与不俭表示反感而已。一到孟子，就不然了。他那时，富强的诸侯都自立为王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也是王道了。管仲虽有本领，但他究没有使齐桓公升为王，所以孟子就瞧不起他。当齐宣王问他“桓、文之事”时，他竟敢当面撒谎，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如果齐宣王当场把《论语》翻给他看，不知他有什么话说？他既把“桓、文之事”压了下去，于是接着说：“无已，则王乎！”这一抑一扬之间就抬高了他自己的王道。他说：“诸侯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这是他向各国君主写的包票。他又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这是他自己门面上挂的牌子。因此，尧、舜、文王的历史就成了他的王道主义下的历史。为他陈义太高，齐宣王不敢接受，推托自己有好勇的毛病，他立刻举出文王、武王的好勇的故事，说这样正可以走上王业的路；宣王再推托自己有好货的毛病，他又举出公刘好货的故事；宣王更推托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他又举出古公亶父好色的故事，——他处处证明了那时的王者有实现他的王道的可能。梁惠王有一座园囿，他就劝他“与民偕乐”，效法文王的灵囿。滕文公对付不了大国的诛求，他就劝他“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效法太王的迁国。经他这样一讲，于是古代的王公都有了“圣圣传心”的事实。在孔子的说话中，只把历来名人的性格加以批评，虽有传闻之误，却不致有何装点。孟子呢，他简直不管古代的事实究竟如何，例如古公亶父是否好色，灵囿是否文王所筑。只尽力把古代的王公硬装到他的王道的模型里去，好借着他们的牌子做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手段。我们读了他的书，所以深深的印着古圣王都十分相似的形象，那就是他把一副板子上印出来的东西填上了不同的人名而送给我们的效果。

孟子最喜说古事，但他却最没有地理、历史的常识。他最喜引《诗》、《书》，但他所引的《诗》、《书》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正如《緜篇》，不过说古公亶父到了岐下，娶姜女以立室家而已，他就断章取义作为他好色的证据，然则不好色者难道就绝了夫妇之伦吗？因为他的说话太随便了，所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句，《诗》上已说明是赞美“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的僖公的，他偏会归给周公。淮水是入海的，泗水是入淮的，他偏会说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这种事由我们看来，他本是一个志在救世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他的话说错了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只要取其理论而舍其引证，也就买到他的真珠了。不幸后世读书的人拜倒于圣贤的名义之下，捧住了他的话当作古代的真事实，于是就发生了许多的伪史。例如他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也不过随口讲讲而已，他原不曾做过一番时代的考据。但后人咬定了这句话，以为《诗》确是《春秋》前的东西了！毛公释《诗》，有“平王之孙”的《召南》也说为周初诗，而云“平，正也，武王女”。有“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的《小雅》也说为西周诗，而云“诗人知其必灭周”。这些曲解是怎么来的？原来就来自孟老先生没有历史的知识而偏做了历史的权威上。

孔子虽慨叹夏、殷文献无征，还喜欢把三代制度作比较。到孟子时，古文献更无征了，但他一样的会比较，而且比得更详细。例如滕文公问为国时，他就说：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养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三代间的变迁之迹，他举得这样清楚。但我们早已知道，他表面上虽说的是古事，实际则是发表自己的政见，所以在他叙述了三代田制和学制之后，就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仍是写包票的办法。

三代的制度，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愈讲愈多。试看《礼记·明堂位》所记的礼器，说到车，则是：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说到旌旗，则是：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说到马，则是：

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

说到尊，则是：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

说到爵，则是：

夏后氏以[ ]；殷以斝；周以爵。

说到勺，则是；

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说到黍稷器，则是：

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说到俎，则是

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说到豆，则是：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献豆。

这样那样，一件一件地搬了出来，好像那时真有一个历史博物院，保存着四代的器物，故说得如数家珍。但倘使果真这样了，孔子又何必兴“文献无征”之叹呢？

八、阴阳五行说所编排的古史系统

上面所讲的礼乐制度，我固然说它出于战国、秦、汉间人之口，很不可信；但我也敢作保证：这是不会全假的。我们前边提起过许多古代的帝王，分析的结果知道只是把各族的祖先归到一条线上，把原有的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这种礼乐制度正与相类，他们把各地不同的器具礼法，依了他们的想像，再加上一点杜造，分配到虞、夏、商、周去，算作四代的不同的制度。这样做法，固然也很随心，但终须费一番搜集材料的工夫；在这大规模的创立制度的时代，那些“为王者师”的野心勃勃的人物还耐不住这麻烦。于是有一种学说顺应这需要而起，使得改制的人只须懂得了这种方式，便可不必操心而自然千变万化。这就是阴阳五行说！

这种学说，是从阴阳的观点，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分列为阴性和阳性两类；又从五行的观点，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物性分配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阴阳五行的本身既交互错综，阴阳与五行又交互错综，就引起了许多的变化。他们用了这种变化，说明自然界的状态，更进而说明社会的状态。他们以为这是天和人的一致的规律，是宇宙间的最高的原理，于是，计画政治制度时要使用这原理，编排历史系统时又要使用这原理。

阴阳五行说始于何时，尚难断定。看《论语》记孔子的话这等多，而始终不曾提起过这个问题，可知在孔子时还没有这一说：就算已有，那么至少在孔子时大家还看得不重要。《荀子·非十二子篇》云：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遂受而传之。

从这条看，五行之说是子思造出来的；子思是战国初期的人，似可决定此说的发生年代。但那时何以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孟子书中何以全未提及此事，这些疑问没有消除时，此说终是很可疑的。

这种学说的占有势力，始于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说他看许多国君不讲德行，专喜奢侈，于是细细的研究阴阳消息之理，著了十余万言的书，说的话很奇怪；王公大人听了害怕，自愿归向到仁义节俭。他的学说中的一种是五德终始说，大意是帝王将兴时先会有豫兆。所以黄帝为土德，在他那时就有大螾大蝼的祥瑞；禹是木德，草木畅茂；汤是金德，银由山溢；周文王是火德，赤乌衔丹书从天而下。见《吕氏春秋·应同》及《史记·封禅书》。他把五行支配帝王，所以朝代迭易，五行也就依次旋转下去。五行的次序是讲“相胜”的，木克土，所以夏继五帝；金克木，所以商继夏。但邹衍时的历史系统还没有放得很长，所以虽说终而复始，而第一回的五德的轮子尚没有转完。后来秦始皇做了皇帝，就依据了他的学说改定制度。因为克火的是水，所以他继周而自居于水德；水色为黑，所以衣、服、旄、旌、节、旗都上黑；水数为六，所以符和法冠都是六寸，舆和步都是六尺，乘是六马。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用了他的说法，简直从始有人类到人类灭绝，一切不用费心，因为什么事情都是命定的，你只要随着它转去，照办它应有的事情就好了。

不知何时，这五德说分了一支叫做三统说。这一说也是循环的，不过把范围缩小了些。他们说，帝王递嬗是依了三个统的次序：这三个是黑统、白统、赤统。夏为黑统，殷为白统，周为赤统，继周者又为黑统。《礼记·檀弓篇》说：

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 ]，牲用骍。

这是很清楚的三统说：夏时什么都黑，商时什么都白，周时什么都赤。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有这一说的详细记载：

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礼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正赤统者，历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董仲舒说，继周的应该是黑统，所以孔子作《春秋》，把这一部书当作一个新的王朝，一切按照了黑统的规律去订立政治制度。汉不继秦而继周，所以《春秋》是假想的黑统而汉则是现实的黑统。因此，孔子作《春秋》就是为汉制法，这班《春秋》学家也就自居了汉朝的立法委员的资格。在董氏的书里，什么三统，什么四法，讲得天花乱坠，真使人觉得阴阳五行永远地那么样转，又觉得我们所有的一切全可从这些公式里推排出来。可惜我们不是汉代人，这二十世纪已不容再作如此的信仰，否则我们真可以委心任运了！

制度既可这样推出，历史当然也不会成例外。董氏这篇书中，说“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就表示从周到神农共历九代。周是本代；殷是前一代，应当“亲”的；夏是前二代，应当“故”的：这是“三代”。虞是殷所“故”的，到周时就推出了三代以外，改称为帝；从此推上去，自尧、喾、颛顼、黄帝，合为“五帝”。神农是黄帝的前一代，称为“九皇”，九是代数，皇是称号。为什么有王、帝、皇之别呢？他说：“远者号尊，近者号卑。”所以周是称王的，但经过了两个别的朝代，他就可改号为帝了；再过了五个朝代，他就可改号为皇了。在这种议论上，证明了历史事实是永远在变动，只有做这变动的原理的循环说是不变的。

到了西汉之末叶，刘歆作《世经》，又另创了一种五德终始说，从伏羲的木德为始，以五行相生说为次：木生火，故炎帝以火德继；火生土，故黄帝以土德继；土生金，故少皞以金德继；金生水，故颛顼以水德继；水又生木，故帝喾以木德继；木又生火，故帝尧以火德继；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继；……这样排下去，从伏羲到汉，这五德的系统共转了两次半，比较邹衍的原说，内容丰富多了。文见《汉书·律历志》。因为中国一切学问都是到东汉时才凝固的，所以他的话非常占势力，所有讲古史的书不提伏羲则已，一提到则未有不说他“以木德王”的。直到这四十年中，康有为提出少皞本不列帝王位次之说，见《新学伪经考》。崔适又提出“刘歆欲明新之代汉犹舜之继尧”之说，见《史记探源》。我们方才明白这一说的出现是有作用的。因为汉代的五行思想太浓重了，所以王莽就变了这一套把戏来夺取汉的天下。他的意思是：“我是黄帝的子孙，也是舜的子孙，这两位都是‘以土德王’的，所以我也有‘以土德王’的资格。汉是火德，他的祖帝尧也是火德。火德的尧是禅位与舜的，所以火德的汉也应禅位与我。”这原是一个有计画的骗局，王莽为主谋而刘歆为助谋。但从黄帝到尧，以前的史说，中间只有颛顼和帝喾两代，用相生说的“土、金、水、木、火”的次序排来，黄帝为土则尧只能为木，尧如为火则黄帝将为金，无法印合於汉新禅让的前定说。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在黄帝、颛顼之间插下一个少皞，使他居于金德的地位，于是王莽的戏法就变成功了！至于他的戏法为什么不跟他的政权一齐失败呢？这是因为光武帝利用了他说的汉为火德的话，将错就错，自称以《赤伏符》受命，东汉的国命既明定为火德，如果不用他的历史系统即无法把汉排列在火德之下，所以只得承受了。

王莽只有把汉、新的世系往上推，其它的世系还没有提起。想不到到了东汉时，王符做了一部《潜夫论》，他把同德的帝王一起说作祖孙，更加密了他们的关系。钞在下面，让大家看看五德终始说下的历史是这样整齐的：

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世号太皞……其德木。……后嗣帝喾代颛顼氏。……后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弃。……太妊梦长人感己，生文王。……

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龙感女媪，刘季兴。

大雷绕枢炤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德土行。……后嗣握登见大虹，意感生重华虞舜……尧乃禅位……世号有虞。……

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生白帝挚青阳，世号少皞，代黄帝氏……其德金行。……后嗣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舜乃禅位……世号夏后。……

摇光如月正白，感女枢幽防之宫，生黑帝颛顼……身号高阳，世号共工，代少皞氏；其德水行。……娀简吞燕卵，生子契。……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生黑帝子履……身号汤，世号殷。《五德志》。

你们看，他排列得多么整齐：（1）帝王禅代，是依着五德次序的；（2）帝王世系，是后五德承接着前五德的；（3）然而受命而王的天子却又来自天上的。他把每个帝王说成有三个父亲：其一是感生之父，如伏羲之大人迹；其二是母所承之帝，如尧出于神农后嗣的庆都；其三是名义上的父，如文王的“以王季为父”。一定要在这三个系统中都做了儿子，方有做帝王的资格，帝王真神秘得不可思议了！

这种话如果只当笑话讲，倒也有趣。可惜直到现在，还有人不愿意把它当作笑话！

九、道家的托古

以上纷纷扰扰的，都是墨家和儒家的主张；现在还留下一个——道家。

道家和儒、墨一样的提倡复古，复他们理想中的古。墨家以为从古尚贤，儒家以为从古就有一定的制度，道家则以为从古就是无为的。他们的理想说得最简单而清楚的，是《老子》中的几句话：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这一段话里有很显著的冲突，一方面破坏物质文明，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一方面又要享受物质文明，甘其食，美其服。但他已捉住了战国时的痛苦的根源。战国时，因为交通太便利了，所以发展的欲望日高，弱者对于强者的经济侵略和武力侵略都无法避免，不论相隔得怎么远。他恨透了，所以宁可回复到闭国的时代，把器械、舟车、甲兵、文字全取消了。取消了这种东西之后，他以为必能再过甘食美衣、安居乐俗的生活。他暗示古代人过的日子是这样的快乐。

因为有了这一个暗示，所以后来的道家就一味造出具体的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庄子》这是一部从战国到汉的道家的丛书，里面也许有几篇庄周的亲笔，但非庄周作的一定比它多的多《缮性篇》说：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这作者对于古代的观念表示得何等清楚：古人本来是最快乐的，因燧人、伏羲变“无为”为“有为”，德就衰了；神农、黄帝之世更衰了，唐、虞之世简直是胡干了。这真是俗语说的“一蟹不如一蟹”呵！

《淮南王书》是汉文、景时至武帝初结集的，那时正是道家学说独霸的时代，所以《本经训》里有洋洋一大篇痛骂物质文明和政治组织的文字，阐明了社会进化就是痛苦加增这一个意义。这原是大乱以后的一种愤激之谈，是对于战国人信任知力和技巧的一种大反动。他们形容古代的快乐，甚至于说：

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本经训》。

于是就一代一代的衰败下去了：

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怀和，被施颇烈，而知乃始昧昧啉啉，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姑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跛，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俶真训》。

在这一段里，把他们自己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因为提倡一种“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之学，所以要说出许多古初的事情作为修养的目标。他们因为要证明“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这一个见解，所以一定要说成一代不如一代，从至德之世到伏羲、神农时道德如何的低落，从伏羲、神农到尧、舜时道德又低落了多少。其实，他们何尝真知道古初，也何尝定要戏侮黄帝、尧、舜，他们只想向“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的儒、墨之徒作一个致命的攻击。他们看儒、墨之徒都喜欢“托古改制”，而结果闹得一团糟，所以他们起来“托古改人生观”，把对方的古制讥笑得一钱不值。这两方面所鼓吹的“古”都曾经迷蒙了许多时候的人们的眼。大家读了儒、墨的书，尧、舜的禅让为的是爱民，汤、武的征诛也为的是爱民，感觉到爱民是古帝王的一成不变的主义。回过头来读道家的书，神农之世是“卧则居居，起则于于”的，泰氏之世又是“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的，古帝王的一成不变的主义乃是无思无为。究竟哪一种是真事实呢？以前的史家只会兼容并包，说头上几个帝王是无思无为的，后来就变成勤政爱民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儒、墨的古史系统短，当儒、墨起来时，古史系统只有这一点。道家的古史系统长，道家起来时，古史系统已放长了。逼得古史家于前段采用道家说，于后段采用儒、墨说。二千年来，一班士流一想到皇古，谁没有一个《庄子》和《淮南》所写的幻影立在目前，于是羲皇时人的生活就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今苦而古乐的观念也就成了正统的古史观。到现在，我们才清切地知道，他们和儒、墨的主张都是受着”时代的影响，都是当时救弊的方术，但他们所说的古人、古事则与儒、墨同样的不可信。

一〇、战国与西汉的疑古

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画，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曲礼》上说：“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这几句话真是说尽了那时人说话的态度。你们想，古昔先王的事情如果都有客观的真实，那么他们的说话正和我们做考据文字一样，应当无一字无来历，如何能不剿说与不雷同呢？既不雷同而又“必”则古昔，这不是创造是什么？但我们不像崔东壁先生那样，骂百家之言为要不得的异端邪说。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出这些说话虽是最不真实的上古史，然而确是最真实的战国、秦、汉史，我们正可以利用了这些材料来捉住战国、秦、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就此在战国、秦、汉史上提出几个中心问题。这真是历史的境界的开拓！一般人对于我们常起误会，以为我们要把古代什么东西都去推翻，愿他们能平心静气想一想这个道理。

可是无论如何，这些最不真实的上古史，当时和后世一班庸众毕竟受了他们的欺骗，错认为最真实的上古史。他们的学说既纷歧而混乱，所以我们的上古史也随着它而纷歧而混乱。于是一班比较有理性的人时时举出其怀疑之点，虽然在“信而好古”的空气之中，虽然在“非圣无法”的禁制之下。

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战国、秦、汉的学者杜造了这些古史，当时曾发生了什么反应？在历史观念极不发达时，当然对于他们的话只有“好，不好”的感觉，而没有“真，不真”的分析。所以《淮南子》的《脩务训》里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责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这描写当时的情形何等活现！为了要动听，所以托之神农、黄帝。为了来路远，所以看得重。为了盲目的信仰，所以留神地听，用心地念。伪史就这样地流传下去了。

但是战国时未尝没有聪明人，所以就有几个人表示坚决的不信。例如荀子，他在《非相篇》里说：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他主张不法先王，为的是那时的典章制度已不可知了，不如法那有“粲然之迹”的后王。其实，在他那时，五帝之外的传人出来了不知多少，例如无怀、葛天、风后、力牧。五帝之中的传政也出来了不知多少，例如封禅、巡狩、授时、分州。禹、汤的传政和周一样多，为的是在五德三统说之下早已替三代分配得一样齐整。但他偏不承认五帝时有历史传下来，又不承认夏、商时有详细的历史传下来，这真强悍得出奇！他在《正论篇》里反对禅让之说，已见上引；这一篇中还有一段反对象刑之说的，是：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战国人描写古代的安乐情形，以为当时只用特别的衣服冠履来表示罪人所受的刑罚；他坚决反对，以为这是“起于乱今”的“世俗之说”。若把这话扩而充之，简直可以把当时口头流传的古史一笔勾销了。

同时，韩非在他的《显学篇》中也对于儒、墨二家建设的古史根本破坏。他道：

孔子、墨予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使谁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他把“言必称尧、舜”的人定为“非愚则诬”，断得何等痛快。尧、舜尚且如此，尧、舜以前的许多古帝王当然更无存在的价值了。在战国的怒涛激浪之中竟有这样独立批评的议论，真不能不令人钦服。

淮南王安集合了一班博学的门客，著了一部书，里边虽也把古史讲得天花乱坠，毕竟有些拆自己壁脚的聪明话。《缪称训》云：

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又《氾论训》云：

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

他把“道先称古”譬之“画鬼魅”，真是把当时的古史传说一椎打碎了。即此可见那时人的头脑也有很清醒的，只是少数的清醒敌不过多数的糊涂而已。

除了正面反对之外，还有因神话传说的不合理而强辞以解释的。例如战国时传说“黄帝四面”，这当然说他一个脖子上长着四张脸。因为这是神话，就有人替它解释：

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太平御览》七十九引《尸子》。

经此一解，“四面”的神话就成了“四人治四方”的人事了！又如那时传说，云“黄帝三百年”，这当然说他活了三百岁或做了三百年的皇帝。又有人觉它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经此一解，“三百年”就成了“发生三百年的影响”了。又如那时传说，有一种兽名为夔，“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声如雷，……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山海经·大荒东经》。因为有这雷声鼓的传说，于是讹传夔为乐官，《左传·昭二十八年》。仍说这位乐官是一足。有人觉得它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吕氏春秋·察传》。

经此一解，“一只脚”就成了“一个就够了”。从这三个例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的智力已不能再信神话，他们和我们的怀疑正在同一点上出发。不过他们的胆子小，不敢明说它假，于是替它设法解释。而又因胆子小，不敢自己负解释的责任，于是把这些解释的话推托在孔子的身上。因此，出发点虽在辨伪，但是结果则反而成了造伪：造了孔子的假话和古代的伪史来破除神话。不过这样总比胡乱信仰的好一点，因为它已经有了别择真伪的萌芽了。

自从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战国文化受了一次大摧残。汉惠帝时，始除挟书之律。文帝时，刚想到《尚书》，寻得了伏生，传下二十八篇。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令刘向、任宏等共同编校。西汉的皇室用了二百年的力量，把许多古籍和当代著述作一次大结集。汉人本是最缺乏历史观念的，只因校书的人看见的东西多了，不由得不因比较而生判断，于是许多书籍就被定为伪书。今将《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录下：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文子》九篇——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颜《注》引《别录》）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颜《注》引《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 ]》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鬼容区》三篇——黄帝臣，依托。

这样的举发它们的依托和增加，明定它们的时代和作者，更和今日的我们的态度相像。不过他们批评的范围只限于诸子百家语，而我们今日则要扩而充之以至于《诗》、《书》而已。

最有辨伪的眼光，且已把战国时的伪史作一番大淘汰的工作的。是司马迁。他生值汉家全盛时代，又有很好的家学，又居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官职，《太史公自序》：“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再加以好游历的习性，亲见过许多历史遗迹，民情风俗，于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写成了一部空前的著作——《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整个历史记载。他对于上古的事情都不勉强充做知道；把觉得可疑的都删芟了。他的审查古史料的标准，曾在《伯夷列传》上宣布出来：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许由不受尧禅，这个传说自战国至汉流传得普遍极了，司马迁并且亲在箕山上见到他的坟墓，论理真不应不信。但是他决定不为立传，原因是为有了三个负面的理由：（一）此事不见于《虞书》，禅让事也不该这等草率；（二）孔子列举让国的圣贤太伯、伯夷等，但不及于许由；（三）许由没有文辞传下来。因为他已不信逃尧禅的许由，所以就联带及于逃汤禅的卞随、务光。从我们看来，他的思想固然还不及荀子彻底，但其敢于打破传统信仰的胆量已大足使人钦服。试看后来，哪部《高士传》中没有许由们，谁不信他们的逃隐是真事实？即此一端，可见司马迁的眼光是怎样的卓绝。诚然，《史记》这部书也常被人批评为不谨慎，但他的“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中的史料比较还算纯粹，著作时代也是比较的早呵。

《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

他虽承认有黄帝，而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所以他说：

予曾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

似乎可以在他自己书中排出一个综合的年表来了，然而他决绝地说：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同上。

他因为把各种年表比较的结果，没有一种相同，觉得与其任意选取一种，不如干脆缺着，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

他既定下了这样的标准，就随处把它使用。我们在《史记》里，可以看到以下的许多话：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三代世表》。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历书》。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

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龟策列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迷虞、夏以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自序》。

他一说到上古，就叹一声“尚矣”，于是接着说，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这种老实承认不知道的态度，试问比了一班儒者自以为万事万物都能明白，虽是文献无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来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

司马迁以前，讲古史的人多极了。三代以前固然是“尚矣”。但正因它“尚矣”，所以才有话说，才有说不尽的话。我们只要一看《汉书·艺文志》，便可知道在司马迁之世是时代愈古则材料愈多的。但他竟决意把历史范围最小的《六艺》做标准，合于这个标准的收进来，不合于这个标准的打出去，于是这一大堆灿烂夺目的古代材料都成了历史的异端外道。他不肯收受这时代给与他的聪明，而只会读平凡的书，使无数瑰玮的故事失去了历史的地位，这不是他的大魄力是什么！

一一、司马迁与郑玄的整齐故事

上面说的，是战国、秦、汉间人的辨伪；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应为功首。下面说的，是两汉的儒生和经师因整理材料而造伪；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固非罪魁，但也应当担负一部分的责任。

“考信于《六艺》”固然不失为一个审查史料的标准，但倘使没有别的附加条件，这标准也会嫌太简单的。他所谓《六艺》，是包括经和传而言的，然而这些文字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牴牾，经和经又自相牴牾；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应取怎样的态度呢？何况经传的材料不够用，他毕竟要登用诸子百家之言，又要采取传说；这里边矛盾冲突之处当然不知有多少。他倘使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虽是志在“考信”而依然无济于事。

不幸，他为时代所限，不能得着很好的方法。他在《自序》里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就是他的方法。《六经》的异传，他要调和；百家的杂语，他要整齐。他不能把记述一事而互相差异的材料，断定这个真，那个伪；他只能说这个那个一齐对，把那些杂异之处想法安插的得当。这种“整齐故事”的方法，是汉代的儒生和经师的基本方法，其结果不知为学术界中缠上了多少葛藤，真所谓“治丝而棼之”。例如三代的天子本皆称王，所以合称则为“三王”，这本是无疑的事实。但司马迁也许为了想不出舜把帝位禅禹，为什么禹要改称为王，也许因看见商代的王有帝甲、帝乙、帝辛，就觉得夏、商之君的阶位亦当为帝，所以他就一个一个地代他们加上尊号为帝某某，甚至于“夏后启”一名已有“后”字表明了他的阶位，而亦重床叠屋地称为“夏后帝启”。到了周代，他看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直称为王，不好再称他们为“帝某王”了，于是在《殷本纪》的末尾记上一笔，“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照他所说，三代中只有一代称王，云何而称为“三王”？又为什么虞、夏、商、秦均为帝，只有夹在中间的周贬称为王？这不是因整齐故事而造出的伪史吗？又如周人称王自太王始，其后为王季、文王，原是《诗》、《书》中很明显的事实。但他相信了当时《诗经》学家的话，以为“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于是称王自文王始，而太王、王季俱为追尊。既为追尊则当时不得称王，所以他称太王为“古公”，王季为“公季”。“古公”二字还算有根据，“公季”则直是杜撰之名。这不又是为了整齐故事而造出的伪史吗？其他如《左传》中的“四凶族”和《尧典》的“四罪”，明明是一事的异说，但他为要厥协整齐，遂载四凶族于《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于《尧本纪》舜摄政时，逼着舜重演了一回。又如《鲁世家》中，既已从《金縢》之说，说武王病时，周公请以身代，又从杂说，说成王少时病，周公在神前自己认罪：好像他老是自愿替死似的。又如《孔子世家》中，既从《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又集录《国语》中的许多关于孔子的神怪之谈，好像他真有二重人格似的。这都是他碰到了冲突牴啎的材料时，不懂得别择而只懂得整齐的成绩。这样做去，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他虽不是有心造伪，而只缘他所用的方法会随时引诱他造伪，所以他传给我们的困累并不比战国人减少。

东汉之世，学者们的智慧群趋于训诂一途，论理应当作些客观的研究。但因当时的历史观念不够，所以训诂的方式不是随文敷义，就是附会曲解。他们的目标在于贯通群经，而实际则是张冠李戴，错配鸳鸯，弄得一塌糊涂。训诂中最有权威的是郑玄，他曾遍注群经，学问最博，而留下的新问题也最多。《六经奥论》中《六经注疏辨》曾批评他道：

大抵郑氏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故先注《礼》而后笺《诗》；至于训诂，又欲一一求合于《周礼》，此其所以失也。如注《定之方中》“[ ]牝三千”，则举天子之制十有二闲。如注《采芑》“其车三千”，则举《司马法》兵车之数。如注《甫田》“岁取十千”，则举井田一成之制。如注《棫朴》“六师及之”，则曰“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如此之类，则束缚太过；不知诗人一时之言，不可一一牵合也。康成长于《礼》，以《礼》言《诗》，过矣。

他为什么要这样？只因他与司马迁抱着同样的心思。《后汉书》载郑玄的《戒子书》云：“但念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可见他一生的才力全用在“思整不齐”上了。他不想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为什么老要这样的削足适履呢？

他的经注，可驳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诗》、《书》首篇中数事以见其大概。

《尧典》开头说“曰若稽古帝尧”，足见作者承认自己远在尧后，并不想冒充唐、虞时代的著作。但郑玄一定要认为唐、虞时作，而又碍于这样明显的证据，于是异想天开，说：

稽，同也；古，天也：言尧上同于天也。

这样一来，也就混过去了，《尧典》就真成了唐、虞时的著作了。《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尧典》中则有九官，又有四岳，又有羲、和，和《周礼》不合。他一心要打通这个隔阂，好使周公的制度即是尧、舜的制度，如此一方面可以抬高《周礼》的地位，一方面又见圣圣传心的事实。于是他说：

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

这样一来，“羲、和”就和“四岳”合为一了。他又说：

此命羲、和者，命为天地之官。

这样一来，“羲、和”又即是“天官、地官”了。他又说：

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六官之名见也。

于是伯夷为“春官”，皋陶为“秋官”，垂为“冬官”，合上羲、和便是六官了。后世编辑唐、虞官制的人，根据了他的说法，就可径把《周礼》六官写上去了。这是不是又新添了一笔伪史？固然从我辈看来，《尧典》的本身已伪，所载的官制必不可信，但这总还不失为《尧典》作者的一个独立的理想。独奈何把绝不相干的《周礼》硬配上去，逼得它成为非驴非马的一种东西呢？而且《尧典》命官，皋陶既诛剿“寇贼奸宄”，又制止“蛮夷猾夏”，若依《周礼》来说，他乃兼任夏、秋二官，然而他的官名只有一个“士”字。郑玄既把士定为秋官了，然则夏官又在《尧典》的哪里呢？所以，即此硬配的工作，他也未能做好。

提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那更可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我们的话说来，“美好的女子，是公子哥儿们所喜欢追求的”，原是一句很寻常的话。《毛传》说“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把动词的“好”解作形容词，把无限动词的“逑”解作名词，已嫌牵强，但还勉强说得过去。一到郑玄的《笺》，他说：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

这简直令人堕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站在那一边的还是君子；但站在这一边的有后妃，有善女，三夫人以下。又有众妾之怨者，真不知道这一大群女子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下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就成了：

后妃将共供。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

而“寤寐求之”亦就成了：

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已职也。

求了来怎样呢？

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

本来是一首男女慕悦的诗，现在慕悦者成了后妃，被慕悦者成了助后妃祭祀的贤女，中间又插入了和好众妾之怨的三夫人。这是不是空中楼阁？依照他的《诗谱》，这是文王时诗，这位后妃岂不成了太姒？后世作周史的人，根据了他的话，自然太姒要做梦求贤，求了来要共供荇菜，要上下之乐皆作以盛其礼了。这是不是又添上了一笔伪史？

像这样的胡闹话，一部《十三经注疏》里不知有多少。经书，是地下实物没有进入学术界以前的惟一古史材料；注疏，又是国家颁行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一班读书人，谁不受它们的影响？二千来年学术界的所以乌烟瘴气，它们不能不负绝大的责任。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有意指摘他们，我只望具有一点现代的理性的人们去把他们的书读一下。我写到这里，正读《尔雅·释地》，就把这篇中的“九州”举出来做个例罢。

九州之制，《尚书》中的《禹贡》和《周礼》中的《职方》各有一个而不相同。《禹贡》既言禹，照前人之说当然是虞、夏时事。《职方》既在《周礼》，照前人之说当然是周时事。这两篇所说的九州不同，一般人当然看作夏制和周制的不同。商呢，书上没有提起。所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的叙论上说，“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可见到了东汉的初年，学术界还承认商的九州即是夏的九州。当王莽之世，出了一部《尔雅》，其中《释地》一篇多半钞袭《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而成。因此，其中的九州之名和《吕氏·有始览》全同，只有一个州名不同：《吕览》说“东方为青州，齐也”，《尔雅》说“齐曰营州”。然而青州、营州之名虽异，而它对象的齐则相同。齐没有二国，所以营州即是青州，——不过从五行上定名，东方为青色，齐在东，故曰青州；从都邑上定名，齐都营丘，故曰营州而已。《吕览》的九州既没有指出是哪一代的制度，《尔雅》之说当然和它一样。不幸《尔雅》是《六艺》的附庸，诵读的人既多，附会之说就起。东汉时，李巡作《尔雅注》，就直断这九州为殷制。《经典释文》引。所以然之故，当然因为它和夏制和周制都不同。“既不是夏，又不是周，那不是殷吗！”这是他的感觉。从此以后，孙炎、郭璞继继绳绳，都说是殷制，这件故事就这样地实定了！这是一件。

《尧典》中有“肇十有二州”之语；这十二州的名目，书上没有写，所以在西汉人的解释中都不曾具体指出。就是班固的《地理志》，也只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举不出十二个州名来。自从《尔雅》在学术界上占了地位，于是马融首先说：

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他的根据，第一是《禹贡》上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第二是《职方》增出的“幽、并”，第三是《尔雅》异名的“营”。他说，禹定的本是九州，舜嫌冀州太大，分为冀、并二州；又嫌东方辽远，更在冀、兖、青间分出幽、营二州：九州加了三州，恰成十二，这不是奇巧的事吗！从此以后，郑玄、《伪孔》依声学舌，舜的十二州名就这样地实定了！这是又一件。

《尔雅》作者嫌“青”的一名不固定，山东半岛固以居东方而名青，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徐州也在东方，何尝不可名青。所以援用冀、雍的力、法，以邑名为州名而改为营。想不到就为这一个“营”字，竟注定了殷的九州名和舜的十二州名！这不但是虞、夏、商、周的人想不到，就是《尔雅》的作者也何曾想到。然而唐、宋以来，讲地理沿革史的人又哪一个敢违背了这些东汉人所决定的事实？因此，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地图，就尽多了《虞舜十二州图》和《尔雅殷制图》。“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经学家给我们上的当，我们已是够受的了！

一二、东汉的疑古

在这漫天的乌烟瘴气之中，我们的学术史是不是已堕入了黑暗时代？那也不尽然。“跛者不忘履，瞽者不忘视”，这辨伪的一线曙光总是存在的。现在随便举几个例。

《泰誓》，战国时本来有的，所以诸子书中屡屡引到。不幸伏生的《尚书》没有这一篇，直到武帝之世方说在河内发现。当时的儒生把伏生的二十八篇上配二十八宿，把《泰誓》一篇当作北斗，《论衡·正说》。可见此篇地位之高。但最善附会的马融忽然理性发现，批评道：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榖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书正义·泰誓》篇首引马融《书序》。

这一段文字有见解，有证据，宛然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缩影，几乎使我不信为汉人文字。他的话说得这样有力，所以后来伪造《古文尚书》的人重作《泰誓》时就把他所反对的神怪之语一齐删削，又把他所提出的古书中所引的《泰誓》一齐收入了。

《月令》，为天子居明堂的大政，由战国至西汉酝酿了数百年而撰成的大文字，我不信为《吕氏春秋》所原有，理由太长，俟别论。在东汉时占有极大的势力。因此，这篇东西既录入《逸周书》，又录入《小戴记》。事情真奇怪，那位最长于拉扯牵合的郑玄偏会提出异议。他道：

《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礼记正义·月令》篇首引郑玄《三礼目录》。

他又道：

凡此车马衣服……非周制也。《周礼》，朝、祀、戎、猎，车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时为异。又《玉藻》曰：“天子龙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视朝”，与此皆殊。《孟春》“衣青衣，服仓玉”下注。

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孟夏》“命太尉”下注。

话说得这样决绝，也迥异于他的“思整不齐”的常态。推原其故，就为他熟读了《周礼》，拿所谓周公作的《周礼》和又一所谓周公作的《月令》相较，就呈露了很多的牴啎；他既决认《周礼》为周公作，只得反对《月令》为周公作了。可见一个学者只要肯把多种材料作比较的研究而不想穿凿附会，他自然会得走上了辨伪的一条路。

其他，如卢植的疑《王制》，临硕的疑《周礼》，何休的疑《左氏》和《穀梁》，都是东汉时的佼佼者。至于王充《论衡》，对于古籍和传说无所不疑，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那更不用我介绍了。

我现在想特别介绍的是两部书，一是许慎的《五经异义》，一是王肃的《孔子家语》。读者要疑我举得太不伦不类了吗？请听我讲下去。《后汉书·许慎传》云：

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

可见他著书的着眼点在于比较同异。本来《白虎通德论》也是由比较同异来的，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于白虎观考论《五经》同异，作《白虎通德论》，见《后汉书·杨终传》及《班固传》。但那书在比较之后作主观的取舍，乃是求取信仰的正鹄；而这书将各家同异之点一一胪陈，目的乃在显示他们的真相。固然在显示了真相之后也要加以别择，但这就是批评的态度而不是信仰的态度了。可惜这书已亡，虽经清代学者细心搜集，总不能完全。不然，我们研究汉代学术史时不知便利了多少呢。

这里不便详引，摘写数条以见其方法：

《今尚书》欧阳说：春曰“昊天”，夏曰“苍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总为“皇天”。《尔雅》亦然。《古尚书》说云：天有五号，各用所宜称之：尊而君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称“旻天”，仁履慜下则称“旻天”，自上监下则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谨按：《尚书》，尧命羲、和“钦若昊天”，总敕四时，知“昊天”不独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称“旻天不吊”，时非秋天。《周礼·大宗伯疏》等引。

《公羊》说“讥二名”，谓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说：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后改为熊居，是为二名。许慎谨案：文、武贤臣有散宜生、苏忿生，则《公羊》之说非也。《礼记·曲礼上》《正义》引。

《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按：《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毛诗·生民〉正义》引。

这样的先叙今文学说，次述古文学说，再提出证据，加以批评，实在是一种有组织的辨伪著作，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固然，他也许挟了家派的成见，站在古文学的立场上来驳今文，也许他的证据很薄弱，批评很陈腐，但无论如何，这种方式和态度确是值得称赞的。尤其在东汉的乌烟瘴气的时代，他能有这种分析的头脑，我们不该不尊敬。

《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我现在把它列在辨伪类里，似乎是笑话。但读者须知，这是王肃的造伪以辨伪的手段。在王肃的时代，郑玄的学说正极昌盛，王肃眼见他的说话有许多错误，然而一班学者把他捧作教主，有什么法子可以打倒他？他只得假托圣言，造此一书。既作此书，遂作《圣证论》，拿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固然里边夹着许多好胜的私见，但也未尝没有公义。

郑玄是最信谶纬的，他常用谶纬之说来注经，把几部经书染上了很浓重的神话色彩。例如《礼记·大传》里有两句话：

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固然“祖”和“祖之所自出”的分别是一个含糊的问题，但并没有涉及神怪。郑玄作注，就说：

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

这种迂怪之谈，使得理智较强的王肃忍受不下。所以他在《家语》的《五帝篇》里写道：

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又自己作注释道：

五帝，五行之神，代天生物者。后世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

这就把灵威仰，赤熛怒等的奇怪名字扫除了。又写道：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羲。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

又自注道：

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而诸说乃谓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为蔽惑无可言者也。

这又把郑玄的“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的说话打破了。郑氏说王者的祖先是天上的五帝，上帝们把自己的血统降到世上，就成了人间的五帝；王氏说五行之神为五帝，和人间的明王本没有联属的关系，人间的明王死了之后，后人把他们上配五帝，他们方发生了关系：这是二家的根本歧异之点。五行是自然界的现象，并非怪物；明王死了才配五行之神，也没有什么神秘；明王既非感五帝之精以生，当然有他们人世的祖先：这是王氏的一贯的见解。因此，他在《圣证论》里就有下面一段话：《圣证论》已佚，这是《礼记正义》作者所引的。

《祭法》：“有虞氏禘帝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案《圣证论》以此“禘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纪》，黄帝为虞氏九世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虞氏七世祖。以颛顼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这种话看似平常，而骨子里则是对于谶纬的大反动，不知肃清了多少迷信。清代的经学家因为尊重郑玄的缘故，把王肃做了攻击的目标。我在这儿，敢平心地说一声：王肃的见解实在远出于郑玄之上。

一三、结论

上面所说的战国、秦、汉间的造伪和辨伪的事实固嫌太略，但大致也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来。战国是一个大时代，什么都须创新，然而“创新”的事业却掩护在“复古”的口号之下，所以那时无论什么制度和思想都会反映到古代去，好像水上楼台的倒影，于是战国的灿烂成为古代的灿烂，战国的矛盾冲突成为古代的矛盾冲突。到了秦，他们虽不唱复古的口号，但秦、汉间的好古的学者们仍把秦的制度和思想往上推，一直推到了皇古，逼得“事不师古”的始皇竟处处追踪了古人。汉代承袭秦制，创新不多，所以除了王莽一朝之外，伪托的古也不多；但因那时是消化古文化的时候，而历史观念不发达，一班学者没有学得整理的技能，偏任了头一批整理的工作，遂把古代文籍史事弄得一塌糊涂，要待我们将来费了不知多少力气之后才有恢复原状的希望。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国大都是有意的作伪，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的成伪。我们对于他们一概原谅，我们决不说：“这是假的，要不得！”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

附言

这篇文字原是《崔东壁先生遗书序》的一部分。《东壁遗书》是民国十年以来所标点的，到十四年本已完工；不幸我好求完备的习性祛除不了，总觉得应当加些新材料进去。继续搜访，到今十年，新材料居然加进不少，而书则至今未能出版，无以餍一般爱读者的期望，歉仄已极。去年春、夏间，逼着自己做一篇序文，要把二三千年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鸟瞰，使读者们明白东壁先生在辨伪史中的地位，从此明白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不幸人事太多，找不到整段的时间作此长文，旋作旋辍，只写成了战国、秦、汉间的一段，而很重要的谶纬则尚未叙及（在这一年中，必作为专文发表）。其后西北旅行，盘桓逾月，家母病逝，丧居一年，始终没有能续写。今春在苏州，颇想动笔，而一切材料都不在手边，空中楼阁搭不起来，只得把整理《东壁遗书》的经过写一短序，送沪付印，这篇未完之稿就搁下来了。这次回平，承《史学年报》索稿，因把此序略加修饰，易为本题发表。将来倘有时间，许我续作，那么这篇“造伪和辨伪史”自必做完，因为汉以下的材料我已收集了些，其中的问题不多，只要有时间总是可以写下去的。

年来颇少作议论文字，此篇直是破例；而且因为牵涉太广，以致有的地方太粗浅，有的地方有罅漏，自己也觉得不能满意。请读者诸君千万当作谈话看而不要当作论文看，使我可以减轻一点罪戾！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发表我的两种牢骚；如果读者们不厌其烦，请看下去。其一，我这几年真太忙了，不但想作的文不能作，就是想读的书也不能读。固然也缘我自己好事，这样那样都想做，但社会上加给我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使得我不喜欢做的这样那样也只得做，我真有些支持不下了！如果读者们是真实的爱我而希望我在这一生中完成了我所应做的工作的，那么，凡是可以不压在我肩上的事情还是不再送给我罢！其二，五六年来，时时看见诋斥我的文字，固然我很愿意虚怀接受，但有许多简直是不该接受的。我有时也很想回答，稍尽彼此琢磨之意，可怜我再没有时间作此等事，也就搁下来了。现在把我的意见写几句在下面，算做总答覆。以前中国的上古史材料只限于书本的记载，记得我在幼时就把马骕《绎史》看作上古史的全部，恐怕那时存这心理的不止我一个人吧。我开始辨古史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既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从现在看来，固然可笑，但论世知人，知道了那时的环境是怎样的，也就不必对于我作过分的责备。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虽因职务的束缚，未得多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我深知道兹事体大，必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克负荷，所以马上缩短阵线，把精力集中在几部古书上。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决不敢说，也决不敢想：中国的上古史可由我一手包办。事实具在，只要一看《古史辨》第二册以下的自序便知。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别方面的成绩我也应略略知道，以备研究时的参考，我决不愿阻挡别人的走路。我自视只是全部古史工作中的某一部分的一员，并不曾想夺取别人的领导权而指挥全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应有的一部分，决没有废弃的道理；如果这一部分废弃了，无论是研究考古学或唯物史观的，也必然感到不便。建筑一所屋子，尚且应当有的人运砖，有的人畚土，有的人斫木，有的人砌墙，必须这样干了方可有成功的日子。各人执业的不同，乃是一件大工作下面必有的分工，何尝是相反相拒的勾当！若以为工作既异，便应相打，心眼儿如此窄隘，只配去三家村里做小手工业，那可到大都市办大工厂！所以除非说考证古文籍的工作是不该做的，才可使顾颉刚的工作根本失其存在的理由；倘使不这样说，那么这项工作就决没有推翻的可能，至多只有在某一考证问题上应当驳正，某一考证材料上应当订补而已。我深信，在考证中国古文籍方面不知尚有多少工作可做，尽我们的一生也不过开了一个头而决不能终其事。这条路遥远得很，个人的生命终嫌太短，没有恒心的人和急功的人不必来走，不来走的人也不必对我们干生气。我更希望人们，彼此应当知道学问领域之大而自己能力之小，不要像河伯一般，看见泾、渭之间不辨牛马，就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能够这样，彼此才有合作的可能，而中国的学术界也才有了发扬光大的日子！

廿四，七，廿六，顾颉刚记。　　

原编者后记：
此文原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七册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来顾师在他自存的一本《古史辨》第七册上，又作过一些校订。收入本书_{（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古史辨自序》）}时，都照改了。每节前原来没有标题，在他自存的这本《古史辨》上，曾为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加了标题，说明他后来想为每一节都加上标题，只是没有全部拟定加上。为此，我也就援例为第一节至第八节各拟补了一个标题。特此说明。——王煦华

一、西汉豪族的发展

中国两晋及南北朝是阀阅统治时期。阀阅在政治上包办高级官吏，与君主“共天下”，在经济上领有大的庄园，庇荫着许多“佃客”及“衣食客”，对政府都免却课役。阀阅中人不与庶民同婚姻，而且一举一动，都不屑与庶民接触，说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确非虚语。

这些阀阅的势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们有个很长的孕育时期，在两汉，尤其是在东汉。他们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

汉朝的创立是大流氓刘邦。他打败了先秦贵族的最后余孽项羽。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应当使从战国就兴起的一般非贵族的富商地主满意。因为在旧的氏族社会之中，阶级是生下来就固定的。这般新兴人物，虽是经济上的权威者，政治上还没有地位。无论他们怎样富，总是属于“小人”阶层，上面还有很多已经穷了的“君子”（自然这种层在战国时已经显得不很明朗）。现在有了平民出身的天子，把旧日身份，一扫而空。大家都在一人之下，应徭纳税，万民平等。哪怕是丞相的儿子，轮到戍边也不能逃脱。

汉朝初年，又接连有功臣、外戚及宗室之乱。中央只得专心对付。这些变乱实际上也没有真心打几仗，富人们正好乘机发展他们的工商农业。在这三条路上，依《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记载，有种种投资方法，收入都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即每年二十万钱。还有一位大“子钱家”，在七国乱时，借钱给政府征发出去抵御的长安列侯封君因此取得十倍的利息。

直到汉武帝时候，内部问题，大体上都已解决，才大举向西北两方面发展，用费很多。黄河又大闹水灾，政府穷困。富人们则一面得以入钱入谷入奴婢给官家“买复”（买成复民，免除徭役），一面凭借他们的资产，迫蹙小民。连一般受封的公主列侯，也因为收入减少，钱不够用，要向他们低头仰给。

武帝想不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只好起用东郭咸阳、孔仅等一般大盐铁家。这般人物虽说很富，从来没尝过做官滋味。这一下子大概是得意忘形，为保持自己及其朋友的禄位，居然不惜出卖本阶级的利益，就提出通货膨胀、盐铁专卖等办法，一一实行。其中最给富商大贾以直接打击的是税商人资产的“缗钱”制度。商人所有的资产，都要自己报价（即所谓占），隐匿不报及报价不实的没收。到官报告的人分他一半。此外又令商人不得兼有田地，否则没收他的田地及奴隶。这一来取得人民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卷三○《平准书》，《前汉书》卷廿四下《食货志》同）。商人们气得很，有些就大讲究其吃和穿，不肯多存钱了。

推想此时必有许多人弃商就农去作大地主。因为缗钱之税不及于田地，而汉朝田税，普通是三十税一。地主则能取佃户十分之五，大概全西汉都差不多。武帝时董仲舒曾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王莽诏书也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俱见《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这种情形，对地主非常有利，此后通汉代的最大问题，即是土地问题，大地主兼并问题。可知此时富人的投资倾向，必是趋重农业了。

汉朝另有一种打击富豪的办法，就是迁徙。这方法是秦朝传下来的。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朝的办法是班固《两都赋》上所说“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所谓三选，是“选三等之人，谓徙吏二千石及高赀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后汉书》卷七○下《班固传注》），但是“自元帝以后不迁”（同上），所以只是七迁，即高惠文景武昭宣。这七代都是政府强盛的时候，尤其全盛的武帝时候迁徙特多。元帝以后，中央衰弱，就无力再作了。汉初同后来的迁徙也有些不同。高帝所徙，重在六国遗族。刘敬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高帝就听了他。武帝时六国遗族多已零落，这迁徙的办法就用来打击新豪族了。

但武帝一时的打击，并不能阻住富豪的发展。昭宣以后，政府渐渐无力，大地主更得痛施兼并。因此到成哀之际有师丹的限田之议。师丹在哀帝时建言：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

话说得很婉转。后来大臣们拟定的办法是：

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同上）

限三年达到此种标准，也似乎不算严，但地主名田逾限的很多，闻讯都急急出卖，一时田宅奴婢价为减贱。有些在朝的地主则极力反对。尤其与哀帝有断袖之情的董贤，他的赐地就有二千余顷，更不高兴师丹老头子这个主意，不久哀帝又下诏“且须后”（同上），这一后就后得无踪无影了。

当时大地主的经济势力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趋势是要凭着经济地位取得政治地位。所以师丹的改革计划，虽很温和，仍旧行不通。不料又出来一位“动欲慕古，不度时宜”的王莽，硬要彻底的来一个“土地王有”。他在篡位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

他能看到根本的所有关系，可称卓见。但是这样大的改革，决非一道诏书所能收效。当时政府力量不够，官吏品行更差，“制度不定”，“吏源为奸”，结果弄得天下骚然，人人叫苦。王莽见事不好，过了三年，只得下令许人民买卖王田私属，改革从缓。但是王莽这个人物，只会胡思乱想，手下官吏一味贪污，加上匈奴入寇，天下旱蝗，“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为存”，纷纷起来革命，王莽的政权终于被地主军与农民军合起来推翻了。

二、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

在新莽的革命中，地主的活跃很可注意。成了功的光武帝即属于地主阶级。

光武帝家在南阳郡内。南阳包有汉代一大都会的宛，大富豪非常多。当时南阳荒饥，光武家里，还有许多谷运到宛去出卖，《东观记》说：“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后汉书》卷一上《光武本纪》注引），可见他的田必是好而且多，所以能有余谷，因为旱天不会单找刘秀的田落雨。也许这是谅辞，那就应该是光武囤积了许多谷，待价出售。在天下荒乱的时候，地主们都是善于趁火打劫的。

光武的外祖樊家，更是大地主，《东观记》说他家里可以“闭门成市”，《后汉书》卷六二《樊宏传》记得比较详细：

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土田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使焉。

富豪是要与富豪通婚的。光武的姊丈邓晨，历代作二千石，也非常有钱。后因随光武起事，被抄了家。宗族骂他说：“家里本来富足，为什么跟着媳妇家里人去下热汤锅”（《后汉书》卷四五《邓晨传》）！

当时地主起事，所领的基本军队，是宗族宾客。宾客就是战国食客一类人，多半是无业游民投靠富豪，替他作点事，找碗饭吃。主人用到他们的时候，比如要杀人报仇，对他们还优待一二，平时大概有点像高等听差。宾客普通是目无法纪的。比如光武的同族刘玄为报仇结客。他很优待他的宾客，让他们陪他请来的游徼（乡里掌捕盗贼的官）饮酒。客喝醉了就唱：“朝烹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后汉书》卷四一《刘玄传》）。游徼听了大怒，把客缚起来捶了几百下，还不肯干休，要找主人刘玄算账。刘玄吓得逃走。吏又把刘玄的老太爷捉住。后来亏得刘玄藏起来装死，才放他父亲出来算了事。

宾客没钱用的时候，会仗着主人的势力胡作非为。天下乱了，他们还出去作小盗。各家宾客多数如此。光武就因为哥哥刘img4的宾客劫了人，避吏走开。据《后汉书》卷一○七《董宣传》，光武“为白衣时，藏亡纳死，吏不敢到门”。势头不小，本应该不怕吏，这时想是宾客闹得太不像话，所以只好带他们出走，顺便到宛县卖谷。也许是在交易场中罢，他遇到宛县大富豪、“世以货殖著姓”的李通。通告诉他“有谶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也许应在我们俩人的身上”。二人说得投机，就会同率领宗族宾客起兵。

起初光武势力尚小，就与一支农民军共奉刘玄来合作。这支农民军，包有盗贼亡命流氓，其中大概也有少数豪族，但以饥民为主。原起于荆州绿林山，后来分成两支，一支西去南郡，叫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叫新市兵。另外有一支起自平林的农民军。光武初与新市、平林合兵，奉刘玄为更始将军，后又立更始为天子。刘玄虽然是光武的族兄，大概是早已衰落的皇族；虽结过客，大概自己也同客一样带流氓气。他只能做农民军的领袖。光武的地主兵同他合不来。光武的哥哥又被他杀掉。光武就离开他北渡黄河，在河北平定了与赵国大豪同起事的卜者王郎，得了北方大都会邯郸。更始则同他的臣子由洛阳西入长安。

更始的兵，只晓得掳掠。更始遇到从外面走来的诸将，也只就问他们“抢了多少东西，发了多少利市”。看见汉家宫殿的威仪，吓得不敢抬头。他封的大臣，多是“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人就造出一套口号：“宠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更始究竟被另一支农民军赤眉所败。

赤眉，起于山东。他们的情形见于《后汉书》卷四一《刘盆子传》：

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

三老等都是乡里小官，地位同前面说所的游徼差不多。最尊的才叫三老，可知赤眉本无大志。他们向西攻过淮水流域，到洛阳投降了更始刘玄。后来赤眉中的山东哥们都要回家，赤眉的首领怕他们散了，就领他们离开刘玄，西行入关大掠，立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刘盆子为帝。这时更始已经衰弱，只好反回来投降赤眉。更始为刘盆子所杀。赤眉又为光武所平。

当时不但农民军劫掠，地主军的残暴也可与他们媲美。光武的兵，劫掠稍少，比较最受欢迎。平赤眉后，又平定了山东江淮等地的其他豪强军队，最后经营西方。西方的割据首领有隗嚣、窦融、公孙述，都是豪强地主。光武费了很大力气，与他们时战时和，又结交了大牧畜主兼地主马援，才把他们平下来。马援的经济势力在北地，有马牛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役属着归附的宾客达数百家。由此可知宾客之依附豪族是可以以“家”为单位的。

史书上记载常称饥民流氓为“盗贼亡命”，称强宗富族则为“豪杰”，起事者的阶级可以由此看出。饥民流氓，没有组织，亦无大志。当时若专凭他们，恐怕不能够打倒王莽。但强宗富族，也照样反对新朝，一同发难。在到处残破之后，刘秀这支地主军能收拾天下安定人心，政权稳稳地就落到他们手里。

在这次革命中，有一件事可注意。即是赵翼《廿二史劄记》所说“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上面说过的刘秀、刘玄、刘盆子都因姓刘而被拥起。王郎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公孙述初起兵时，也“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后汉书》卷四三《公孙述传》）。诚然这是“人心思汉”，但不见得是思刘氏，实在是思汉的制度。《后汉书》卷一一○《索卢放传》，记太守索卢放对更始（刘玄）说：“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王莽时有句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五铢是西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后来光武真把来恢复了。

光武更恢复了一种有利大地主的制度，即是田租三十税一。但他并不完全放纵豪族的发展。功臣外戚不能不封，却不封给太多的土地。只使他们享受富裕的生活，却不肯多给他们政权，美其名曰“保全”，实则是温和的压制。他本身虽是地主，但为保持自己特别优越的地位，决不愿其他地主作无限制发展，所以是“政在抑强扶弱”，希望“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前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他屡次下诏提高奴婢的待遇，又诏免青、徐、陇、蜀、益、凉等州人民被掠卖为奴婢的平民（由此可以看出在动乱中豪族曾收买许多奴婢）。纠弹公主的强项令董宣，因为一句话点明了为天子与为一般豪族之不同，竟得免死，且得赐金。

光武帝为确定土地所有权，曾下诏检覈田亩。但官吏度田不实，农民横被侵夺，起来暴动。光武也肯惩治一点贪官污吏以谢天下。关于度田不实，有个很有趣的故事，见于《后汉书》卷五二《刘隆传》：

（建武中）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img5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种情形。一是近臣近亲田宅逾制，至于十二岁的小皇子都晓得，可知是多逾得利害。二是东汉对大地主的所有田宅，是有所谓“制”，而且光武有意维持这“制”。但光武对整个大地主的态度是半推半就下不即不离。这种态度，是当时情形下开明君主所必须采取的。只是这种态度，最难维持。而且开明君主不能常有。所以只东汉初两三代君主真能掌握大权。以后政权落到外戚宦官手中，可算是转入豪族自由支配时期了。

三、东汉豪族概述

在详细说明东汉豪族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发展以前，先概括地把他们考察一下。

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

有些豪族，是先有了政治地位，然后建树起经济势力。有的则是先有了经济势力，再取得政治地位，这政治地位又帮助了经济势力的发展。

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举例如：

寇恂，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从光武，“所将皆宗族昆弟”。（《后汉书》卷四六《寇恂传》，以下各人只写本传卷数）

岑彭，南阳棘阳人。曾“将家属”又“将宾客”。（卷四七）

吴汉，南阳宛人。虽家贫尚有宾客。后来“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卷四八）。想是发了点财。

耿弇，扶风茂陵人。先世以吏二百石被徙。（卷四九）

祭遵，颍川颍阳人。“家富给”，曾结客报仇。（卷五○）

刘植，钜鹿昌城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卷五一）

耿纯，钜鹿宋子人。“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卷五二）

其他不在二十八将之数的如马援、李通、邓晨，都是豪族，上面已经提及了。这些豪族，虽然有些本己作过官，但开国以后封侯受邑，更为得意。概括地说，可算是豪族用经济势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

东汉的豪族，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

宗室封王或公侯。王的诸子不能袭爵的封王子侯。依据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诸侯王可考知的共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数量虽说不少，势力并不见大。他们普通只能衣食租税。光武初年，禁网疏阔，诸侯王多交结宾客，培植势力。后来因为沛献王辅的宾客，替更始的儿子刘鲤杀了刘盆子的哥哥刘恭，来报刘盆子杀更始的仇。光武帝知道了，就下诏令郡县捕王侯宾客，坐刑罚而死的数千人。这时是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以后诸侯王都不敢再放纵。虽有很富的如济南安王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后汉书》卷七二《武十王列传》），但不等他造反，就先被削了五县。到明帝封诸子为王，则租入限于几千万，自说吾子不敢与光武诸子相比（《后汉书》卷八○《明帝八王列传》）。再以后封王的事情也就很少了。

外戚，许多本来已经是豪族。东汉“采女”的制度是：
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序》）

这些中大夫掖庭丞相工等很容易与豪族联络，或受贿赂。《皇后纪》所载诸后及贵人，十九出于豪家，还有许多是公主的女儿。如明帝马后，是马援女。章帝窦后，是窦融曾孙女，泚阳公主女；章帝梁贵人是舞阴长公主侄女。献帝伏后是阳安公主女。只灵帝何后，家里本是屠者，以金帛贿遗主者，得以当选入宫，想来何氏必很有钱。

如光武帝阴后，即阴丽华。素有美名，光武在未纳她之前，常自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氏在西汉已有几代很富。宣帝时候有位阴子方，大概是阴后的曾祖。从他起就“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阴后的前母兄阴识，有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阴氏既为外戚，封侯者凡四人。

据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外戚恩泽侯凡八十九人。外戚在东汉政治上势力之大，远过于宗室。如窦氏、梁氏，都两度选后，尤为贵盛，这两族的详细情形，后面再说。

宦官成为豪族，是东汉后期的事。宦官封侯，始于和帝时候首谋诛梁冀的郑众。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养子有时是乞来的，有时是卖来的。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刘瑜上疏：“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卖儿市道。”（《后汉书》卷八七《刘瑜传》）

顺帝之许养子，恐怕只是已成事实之公认。因为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郑众死去，众的养子闳就嗣封了。

宦官的势力，如桓帝时候的曹节、王甫等：
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宅，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郡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

灵帝时候，张让、赵忠等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纛害”，竟成为引起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当时有人上书说：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后汉书》卷一○八《张让传》）

亲身篡汉的曹氏，正是中常侍曹腾、曹嵩之后，可知宦官的势力，足以亡汉。依《后汉书补表》，宦者侯凡七十九人。

高级官吏同地方豪族，很难分开。如前面举出的二十八将，都可为此类豪族的例。

豪族的所在地域，差不多遍及全国。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册列举了不少：

北海有大姓公孙丹。河东有大姓马氏。清河有大姓赵纲。渔阳有大姓阳球。京兆世族张纯第五伦。汝南名族袁闳。颍川著姓韩稜。家世衣冠如郭躬。上党雄豪陈龟。弘农世族杨震。犍为公子张纲。山阳豪族王龚。洛阳有财三千万之种嵩。下邳有历世著名之陈球。敦煌有家世二千石之盖勋。太原有世为冠盖之王允。“赵魏豪右，往往屯聚”。

此外我们可以补充的还有很多。如“西州豪右并兼”见于《陈宠传》（《后汉书》卷七六），左雄“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又如：

王丹，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后汉书》卷九一《王丹传》）

赵熹……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熹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拷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熹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贳出子春。（《后汉书》卷五六《赵熹传》）

可知大姓之力足以交通侯王，为他乞命。

豪族有的历数百年不衰，如：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径徙焉。……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后汉书》卷六一《廉范传》）

廉范是明帝时人，上距廉颇三百余年。又如江东陆氏，在三国时候有吴丞相陆逊，以连营一炬破刘备著名。逊的儿子抗，为吴大司马荆州牧。抗的儿子陆机、陆云在晋以文学显。朱、张、顾、陆，并为大族。陆氏在光武时候，已是豪族，见《陆续传》（《后汉书》卷一一一）：

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面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陆续的孙陆康，是陆逊的从祖，即是怀橘遗亲的陆续的父亲。从陆闳到陆逊，也二百多年了。

又如涿郡崔氏，章帝时候有崔骃，被大将军窦宪辟为掾属，与其他故刺史二千石相比。骃的高祖父崔朝昭帝时官到侍御史。朝的儿子舒，历任四郡太守。舒的儿子发，在王莽时官到大司空。发是骃的伯祖父。骃的儿子瑗，是大政论家崔寔的父亲，官到济北相。《后汉书》卷八二《崔瑗传注》引《华峤书》：

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闻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宾客。而反以获讥，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后勿过菜具，无为诸子所蚩。”终不能改，俸禄尽于宾飨也。

可知当时一般人并不特别优待宾客。崔寔这一支并不富，但寔的从兄崔烈，在灵帝公开卖官爵的时候，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灵帝后来还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崔烈曾历位郡守九卿，到此落了个“铜臭”的名儿。崔氏若从昭帝时崔朝算起，到汉末也约有三百年。

四、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

豪族的依附有政治的与经济之别。

经济的依附很早就有，依照东汉初桓谭的话，当时已经有自由人依附豪商及高利贷者而为他们奔走了！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同上，《崔骃传》）

依附大地主的更多，如前面所说役属宾客数百家的马援，就是好例。重要的依附恐怕还是这种因为比上述的中家子弟更像臣仆了。自由人所以不得已而依附地主的情形，桓帝时候，有前面举出的豪族崔寔，作了一部《政论》，其中有一段说得很详细：

始暴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纲纪，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乌氏以牧竖致财，宠比诸侯；寡妇清以攻丹殖业，礼以国宾。于是狡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无所踌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尤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全后汉文》，崔寔）

自由农生活的困苦，是从战国以来就如此的。《汉书·食货志》引有李悝为农夫作的预算：

令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于甚贵者也。

总之是入不敷出。西汉的情形，《食货志》又引文帝时晁错的话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照旧是入不敷出。元帝时候，兼并更甚，农夫更苦。贡禹说：

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槀税。（师古曰：槀，禾秆也。）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师古曰：言乡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去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师古曰：卖田与人而更为商贾之业。）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后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东汉以后，小农困苦的情形如故。崔寔祖父崔骃，和帝时与班固、傅毅齐名，作了一篇《博徒论》。其中有博徒讥笑农夫的一段，很生动，也很凄惨：

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之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步行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骸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全后汉文》，崔骃）

农人要比于草木禽兽了。但是劳苦如此，还没有活路，只好另打主意。上面贡禹指出来的两条路：一条，卖了地业商，对于小农，这是梦想，地卖掉还不够还债呢。另一条，为盗贼，这倒容易，只是被捉时受不了，地方上官吏很多。非到万不得已，这条路也不能走。小农走的，是另外两条道路，一是投附豪家，一是作仰赖官家廪给的流浪者，就是作盗贼的预备军。

通汉代流民都很多，大半都是遭遇天灾人祸而离村的农民。政府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饭吃，即所谓廪给；或设法送他们回本乡。西汉时候，据《汉书·石奋传》的记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有二百万口之多。东汉如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流民有数十万户（《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而且从章帝起，就下诏实覈受廪人。诏中说：

流民欲归本者，县其实廪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由此可知廪给有种种私弊。此后诸帝常有廪给流民的诏书。如和帝诏：

流民所过郡国，皆实廪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我们要知道章、和两帝还是东汉盛时，流民已成为诏书上的大问题了。就区域说，仅和帝一朝所赈贷的已达数州数十郡。和帝在位共十七年，据《后汉书·和帝纪》，赈贷凡下列各地：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

永元六年，遣谒者分行廪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

永元八年，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永元十二年，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

永元十四年，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

永元十五年，诏赈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

地域几遍天下，此外未注明地域的赈贷尚有多次。但是流民有加无减。和安以后，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记，洛阳的“虚伪游手”，人数百倍于农夫。其中有技术的能作些手工艺术品，或作些小儿玩具泥车瓦狗之类。这些人大半是离村的农民，所营的生业都非久计。大概比待廪的流民差不甚多。后来在黄巾的大暴动中，流民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司徒杨赐至于认为“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后汉书》卷八四《杨赐传》）。可以为证。

五、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

小农的第二条路，是依附豪族。

被依附的豪族，仲长统称作“豪人”，在他所著的《昌言》中，描写豪人生活很详细：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损益篇》）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隶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理乱篇》）

所谓“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徒附万计”，都是来投靠的家族或个人。

小农单独生产，结果虽是入不敷出。但把土地集合到大地主经营之下，而由依附的小农耕种，结果便不相同。因为田广人多，可以有种种生产及分配上的便利。耕牛种子，都不至于缺乏。又可依照土地之宜选择作物。如崔寔《四民月令》（《全后汉文》有辑本）所记大地主的情形，作物除了黎稷稻麦等以外，有胡麻、大小葱、苜蓿、芜菁、瓜、瓠、葵、豆、蓼、芥、蓝、韭等数十种。树木有竹漆桐梓松柏杂木。他们可以试用种种新耕作方法，如赵过的代田法，氾胜之区种法等。又在魏晋以后，水碓的地位非常重要，这种新生产工具在东汉或已发明，可惜书阙有间，不能详考。只在《太平御览》八二九引《桓谭新论》有这么一段：

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践椎，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桓谭是东汉开国时人，那么东汉的大地主一定是利用水碓。又《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章怀太子贤注“水舂即水碓也”。亦可为证。

大地主更有一桩便宜事，是可以农而兼商。汉朝虽禁二业，实际恐怕无甚结果，上引仲长统的两段话可以看出大地主不但兼大商人，且与大牧畜主为三位一体。在《四民月令》中，亦记有大地主囤积货物买贱卖贵的方法：

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

三月，可粜黍买布。

四月，可粜穬（大麦之无皮毛者）及大麦、敝絮。

五月，可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收缣缚。（本条见唐鸿学辑本《四民月令》）

七月，可粜大小麦豆（唐辑本作粜大小豆，籴麦），收缣缚。

八月，粜种麦，籴黍。

十月，卖缣帛敝絮，籴粟豆麻子。

十一月，籴杭（编者注：今作粳）稻粟豆麻子。

一年中有九个月要做生意。交易的都是衣食必需品。夏天收布絮缣帛，冬天卖出，自然是大赚钱，粮食在春天大宗卖出，四月麦一熟立刻买进来。他家里自己也织布帛，田地的农产物一定有很多剩余，大概都加入出卖。

农地的耕作，大概以地主家的男子及依附的小农为主。奴隶多数只作手工业，如织布帛等，恐怕只有少数参加农事。上引《昌言》“奴隶千群，徒附万计”，千万两字不可泛泛看过，从事手工业及服役家事的奴隶在量上是不及从事农作的徒附的，也许有十倍之差罢。奴隶是完全不自由人，可以买卖；徒附则是半自由人。

富豪役使着奴隶徒附，得到很多的收入，自然要享受很丰富的生活。自己家里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昌言·理乱篇》）。“且其徒附仆妾，皆服文采”（《潜夫论·浮侈篇》）。至于成为风俗。蔡邕《女诫》：

而今之务在奢丽，志好美饰。帛必薄细，采必轻浅。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从庆移坐，不因故服。（《全后汉文》，蔡邕）

衣服穿得如此讲究，食住自然都与此相称。此外人生大事的嫁娶送终，也都尽奢华之能事：

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维竟道。骑奴侍童，夹谷并引。（《潜夫论·浮侈篇》）

谢承《后汉书》记东京大族袁氏嫁女，正是如此：

送女奢华。奴婢百人，皆被罗縠。辎img6光路。

送终的更不得了：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良家造茔，黄土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潜夫论·浮侈篇》）

崔寔《政论》有同样说法：

法度既堕，舆服无限。婢妾皆戴填揥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亦大无法度。至用檽梓黄肠，多藏宝货。飨牛作倡，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耻不相逮。（《全后汉文》，崔寔）

“飨牛作倡”是宰了牛请倡优来歌舞，这种风俗，西汉已有（见《盐铁论·散不足篇》）；东汉恐怕更甚，至于遭受县令的禁止，如应劭作营陵令时，曾下令申约吏民“不得杀牛，远迎他倡，赋会宗落，造设纷华”（《风俗通·怪神》）。

六、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

豪族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在政治上不一定就有地位。他们虽可破费些财产，把自己买成“复民”他们所主有的奴隶，庇荫的徒附，仍旧不能免除对国家的义务。这在他们像是损失，很想取得政治地位，更来帮助他们经济的发展，比如后来晋朝允许萌客免课役的办法，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但在汉朝的统治未推翻之前，制度自然不能大改。豪族只好先交结官府，运动选举，来争取政治地位。

取得政治地位，就是做官。汉朝入仕途的方法主要的大概有下面三种：

1.选举　有各种科目，如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即秀才，避光武讳改），是前汉就有的。“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论》）。

选举可分固定的不固定的两种。固定的如孝廉，依郡国人口多少规定每年应举人数：

凡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本注》）。

（和帝永元四年）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后汉书》卷六七《丁鸿传》）

永元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又茂才，据《后汉书·百官志》注，郡太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不知是否亦依照人口增减。

其他科目，多半是不固定的，在君主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可以下诏令公卿大臣察举。例如：

（建武七年）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公车，门名，公车所在，因以名焉。《汉官仪》曰：公车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征召，皆总领之），朕将览试焉。”（《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安帝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被选举的人，不一定是布衣，常常原已做过小官，然后被选。他们无论是否固定的选举，大概都必须经过考试，以定等第。普通考后，可以做“郎”。东汉取士，孝廉最多。我们随便找几个东汉人的碑志，很容易发现“举孝廉除郎”几字。郎是一种候补官，好的能补郡国首相，次等补县的令长丞尉。

考试有时候由皇帝亲自主考，所谓“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的便是。普通考试孝廉，选任郎官的责任，有时归于尚书，有时归于三公。因为可以拔擢任用很多人，所以这两方面常争取这种权力，而且争得很利害。比较起来，以权在尚书的时候为多。

2.辟除　汉时各公府同州郡衙门里都有许多“曹”，分掌各项职务，像现今的“科”一样。公府有十二曹，即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州郡只有十曹，即除去十二曹中的东西曹。曹各有“掾”，像现在的科长或主任。下面有史及令史，则像科员。

这些掾史，都由公府或州郡自己辟除，即自己选任。汉朝初年，还要“上言”，即报告一下。后来连报告也免掉了。有时朝廷也令三府辟召某人，那就要有尚书的敕（《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州郡辟除，不过做地方小吏，不一定有多少希望。被公府辟召，则上司是中央大员，位高言重，自己只要得到垂青，一帆风顺，立刻可以转任大官。所谓公府，有二府、三府、四府、五府等。二府是太尉府、司徒府；加司空府为三府；再加大将军府为四府；加太傅府为五府。很有些人曾被四府或五府一同辟召。

3.任子　这有点像荫袭。西汉初就有“任子令”。办法是二千石以上在职满三年的，可以任子或同产（兄弟）一人为郎。想来利用此项特权的一定为数不少。东汉如安帝时候，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是重申前令。舍人即太子舍人，位置比郎低一点。有时候三公的孙子，得拜童子郎。可知依恃父兄甚至祖父的地位，都可以与选举所取的人，一同为郎。

这几种制度，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

选举的人，同被选举的人，常常因选举之恩而发生关系。比如太守举孝廉，在送孝廉应选之前，太守常对他们表示好意，如宴请赠送之类。三国名将周瑜，他家里在东汉就是豪族。瑜的从祖父景，景的儿子忠，都做过汉朝的太尉。东汉末党祸中的名流陈蕃、李膺、荀琨、杜密、朱寓，都在周景为刺史时被辟召为别驾或从事。《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注引张璠《汉纪》载有周景连络所举孝廉的情形：

景历位牧守，好善爱士。每岁举孝廉，延请入上后堂，与家人宴会。如此者数四。及赠送既备，又选用其子弟。常称曰：“移臣作子，于政何有！”先是，司徒韩縯为河内太守，在公无私。所举一辞而已，后亦不及其门户，曰：“我举若可矣。不令恩偏称一家也。”当时论者或两讥焉。（《后汉书》卷七五《周景传》略同。但只说“举吏”没有说明举孝廉。论者即应劭，见《风俗通·十反》）

被举的孝廉同牧守，普通大概算是有君臣之谊。但周景要移臣作子，看待得同儿子一样亲密。韩縯则全然不理。一个太过，一个不及，所以论者两讥。可知当时多数太守与孝廉都有相当的连络，宴会虽不必数四，想也该有一两次。

至于在某一长官之下作过掾史的，则一定有君臣之谊。将来长官虽改任或去职，他们仍算是他的“故吏”，在这个名义下面继续保存着隶属关系。长官死后，故吏常集起来出钱替他立碑，并刻上自己的爵里名姓，以为关系的证据。故吏有为长官服丧的，多者至于三年。据《廿二史劄记》“东汉尚名节”条：

太原守刘瓆以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王允为郡吏，送瓆丧还平原，终三年乃归。（允传）……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归葬，持丧三年。（恂传）乐恢为郡吏。太守坐法诛。恢独行丧服。桓典以国相王吉诛，独弃官收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典传）袁逢举荀爽有道，爽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传）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从厚者也。

两汉时候，为父母服丧，还没有定制。为长官却已经有服三年丧的，可知君臣之谊很重。但这不过是一个起头，据《廿二史劄记》“长官丧服”条：魏晋以后，长官丧服，反有定制。普通服斩，过葬而除。北魏孝文帝改定为齐衰三月，可见为长官服丧是君主所不禁的。

三府及州郡所辟召，没有谒署的，普通不得称故吏。但到后来为依附的方便，虽未就也愿称故吏甚至肯为举主服丧，如上引的荀爽就是。这样既表现自己清高，又不断绝隶属关系，真是一举两得。到东汉末这种情形想已很多，孔融就引据经传来上书请求“三府所召，虽未就职，便为故吏”了。

另外有门生，也是一种依附。并不一定受业，只是假借名义，与有力者造成隶属关系，希图任用。在东汉门生已有为师长服丧的，见于《隶释》的证据很多。又有弟子、门童，意思大略相似。《集古录》说：“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为门生。”《隶释》说：“以久次相传授曰门生，未冠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门生。”这都是专就意义异同说明的。顾炎武、赵翼则能阐释“门生”的依附的意义。顾在《日知录》中说：

《后汉书·贾逵传》“皆转逵所造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郅寿传》“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窦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权财务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

赵翼《陔余丛考》：

汉时门生非弟子之称，《后汉书·杨厚传》“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曰上名录，则不必亲受业，但习其学即是也。《郑康成传》“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问答诸弟子之词，依《论语》为《郑志》”。以弟子问答之词，而门生撰述之，盖如《论语》所谓门人受业于弟子者也。《李固传》“固下狱，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其枉。及固死，陈尸于路。固弟子郭亮，负铁锧乞收固尸”。曰门生，曰弟子，又可见门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亲受业，但为其学者皆可称门生，于是依势趋利者，并不必以学问相师，而亦称门生。盖即后世拜门生之陋习也。

徐干《中论·谴交篇》说得更清楚：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

到两晋南北朝，门生地位，已经下同僮仆，称所依附的人为“主人翁”，为他奔走服役。《日知录》同《陔余丛考》，都讲论很多。

东汉的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只就杨氏的门生说，杨震做太尉，被谮罢免回本郡时，有许多门人还追随着。在震气愤饮鸩自杀之前，门人与诸子同听遗嘱。死后有门生二人“诣阙追讼震事，朝廷皆称其忠”（《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

震大概有四子（《隶释·太尉杨震碑》，本传则说有五子）。牧、让、秉、奉。牧的儿子统，让的儿子著，官都不大。只秉子赐，赐子彪，都做太尉。后来曹操嫌忌这个大族，就杀了彪的儿子杨修。说是忌修之才，恐不尽然。杨秉一支做太尉的，自然都有门生。杨统虽是小官也有门生。杨震的碑就是统的门人所立。门生不止是一个人的门生，并且是一家人的门生。不但要替师的祖父立碑，还有时替师的儿子立碑。如《隶释·童子逢盛碑》，就是门生所立的。杨著官到高阳令，他的碑阴题名有“后公门生”同“沛君门生”。《隶释》说：

沛君，沛相统也。后公，太尉秉也。杨震拜于前，故以秉为后。沛君者，著之从兄；后公者，著之季父。

大概杨家这几代人，没有门生的很少。这正是杨氏所以为“东京名族”的一大理由。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

经济上的依附，只要富了就有人来；政治上的依附，则非贵不可。所以富而未贵的豪族就运动选举，让自己贵起来；已经贵了的要让自己更贵并依附者也都贵起来，这样大肆运动，结果从东汉初就闹“选举不实”。

选举不实，西汉武帝时已有，《前汉书》卷一七《功臣表》记元朔五年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但数量不多。到元帝时候，诏言始有“二千石选举不实”的话，见《前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

东汉第二世皇帝明帝，刚一即位，就下诏说：

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此诏所说实是光武帝时的情形，这正是东汉初豪族势力已经深入政治的证明。明帝虽有意纠正，实在未生效力，我们看章帝即位后一年的诏书就可明白：

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欤。……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和帝初即位时，窦氏专政。即位四年，诛窦宪等。所以第五年才下诏：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由这次诏书可以看出章帝也没有能够改良。而且有一桩弊病可注意的，是选举多取年少，希望他将来贵显可以报恩。这种情形也发生得很早。光武的表兄弟樊儵（即大地主樊宏之子）在明帝初即位时，就上言：

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后汉书》卷六二《樊儵传》）

这些选举不实的情形，经过几代，都不能改。到顺帝时候，有一位名臣左雄，提出“限年试才”法，才算遇到一度整顿。

左雄时候，政治已经十分腐败了。左雄等一派士大夫实在看不过，所以要挺身而出，他上书给顺帝，痛陈时弊：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疚。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于此。（《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

皇帝很感动，但因为宦官擅权不能照他的话改革。后来他又提出改善选举制度，说：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同上）

当时也有人反对，如胡广等上疏说：

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陈平所出）。郑（子产相郑）阿（晏婴化东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甘罗十二为秦上卿）奇（子奇年十八主齐东阿）显用，年乖强仕。终（终军年十八说降南越）贾（贾谊十八为博士）扬声，亦在弱冠。（《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

虽然举出许多典故，顺帝早已听了左雄。胡广等因为顺帝先已下诏应许，又让他们参议，还引经据典，发了许多怨言，说皇帝不该这样不慎重。顺帝看了，想是更不高兴。后来胡广作济阴太守，竟因举吏不实免黜。

顺帝下诏的第二年，就有人因为诏书末尾注有例外，想来偷巧。有广陵孝廉徐淑，不够四十岁。典选举的尚书郎很奇怪，就诘问他。徐淑说：“诏书上说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所以我来了。”尚书郎不能屈他。还是左雄，不愧为尚书令（尚书郎的首领），问他：“从前颜回闻一知十（见《论语》），孝廉你闻一知几呢？”徐淑没话说。于是左雄骂了一顿，叫他回去。从此威风大振，选举从严。以前是“茂才孝廉，岁以百数”，现在只汝南陈蕃、颍川李膺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后汉书·左雄传论》）。

陈蕃等都是后来在党锢之祸中反对宦官的要人。左雄又征举海内名流为博士，奖励有志操的弟子，因此来京师就学的极众。左雄实在已经像一位党人领袖。他这“限年试才”的一炮足使宦竖胆寒。顺帝以前选举实在太荒谬，《后汉书》卷八六《种嵩传》有个故事可以为证：

（种嵩）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于大阳郭，遥见嵩，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

六个孝廉之中，有一个不受请托，便算难得。当时豪族势力之大，可以想见。这种势力，决非左雄等一时的纠正所能阻止。

豪族不但请托地方，而且请托中央。左雄以后，中央的势力，不在外戚，就在宦官。外戚宦官本身是大族，地方豪族与他们结纳。选举的情形更坏，东汉末的情形，如王符的话：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img7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

《抱朴子·审举篇》引当时人的口号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懦如鸡。

如此选举，如此官吏，当时政治之腐败可想。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较循规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财力较差的——及希望通经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们就结合起来，先于小民而向腐败的政府抗争。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

东汉末的政权在外戚同宦官手里。

外戚与宦官，是两种豪族。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密。如外戚，普通原来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如宦官，本来多不是豪族，得势之后，有许多人来依附，再发展，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

外戚与宦官，都是所谓“幸进”。尤其宦官的发展，是一步登天的突然发展。他们多数是不学无术，父兄们“攀龙附凤”不需要读书；子弟们生下来就娇纵，也不会读书。他们没有政治眼光，更没有政治经验。不明白逆取顺守的道理。只晓得要这突然的发展再更迅速的扩大开来。这样，他们除掉剥削小民以外，更要打击其他豪族，夺取他们的资财官爵。这对外戚宦官的发展非常方便，因为大鱼吃虾米总不及吃小鱼养料丰富。

外戚宦官的急进，引起保守派豪族的不满。保守派豪族有许多在朝大臣，是一般士大夫的领袖。他们读过书，懂得孟子“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的道理。所以除掉因为急进派豪族不肯与他们共存共荣而自危之外，并反对急进派的“竭泽而渔”政策。他们晓得任急进派干下去汉朝的政权要动摇了，于是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合并了为公为私两种动力，他们就起来抗斗。

急进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并不很显明，也不是突然就显出的。他们所以能够各自团结，就因为宗亲宾客门生故吏等等关系，原已造成许多豪族。豪族因为共同利害而渐渐团结起来争斗，争斗越紧张，团结就越密切。

有人认急进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为中央豪族与地方豪族的争斗。这有些道理，但不能包括。因为外戚宦官虽是中央豪族，也不能一口都吞下一切地方豪族。他们对地方豪族的一部分也有联络。他们联络与自己相类的豪族而吞并异己的，这是很自然的情形。

外戚宦官的性质，是“富而甚无知”；其他士大夫，则是“不甚富而有知”。这两种性质的豪族渐渐的分化开来。但外戚并不全是“富而甚无知”，有时也与士大夫结合，所以不便称为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士大夫常以“清”自许。我们可以称“不甚富而有知”（即保守派）者为“清流”，而称“甚富而无知”者（即急进派）为“浊流”。清浊渐渐分的显明，政争就日趋激烈。

浊流之所以有地位，是因为能把握住君主。君主之所以有力量则因为光武以后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并非始于光武，我们可以说从西汉武帝即已实行，但光武更把制度确定了。光武集权的因果，仲长统说得很明白：

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昌言·法诫》）

集权中央实在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精明的时候，可以利用它来压制豪族；在君主黯弱的时候，仍旧要被豪族取去，反来劫制君主。

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自己无力执掌的时候，自然要找极可靠的人来托付。在无知的君主想来，自然是亲戚最可靠。在东汉许多皇帝都不永年，又少子嗣。每每需要外藩入继，太后因为外藩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不肯相信，常是选立幼君，自己临朝听政，把大权交给自己娘家人才算放心。这样大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到外戚手里。

外戚平时多受赏赐，本已很富。此刻得到政权，更要大大的搜括一下，以便挥霍。如和帝时候的窦宪以外戚专权。窦氏，在西汉有文帝窦后，已经是外戚，后来历代都做二千石。因为是豪族，宣帝时，被迁徙到关中。光武中兴时候宪的曾祖父窦融，割据在河西甘肃一带。势力很大。后来投降光武，入京师的时候，“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被野”（《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皇帝更加恩遇，窦氏同时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祖孙三代，都作大官。“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同上）。

窦融的儿子窦穆，因为要发展自己的地盘，假作诏书，后来又赂遗小吏而被诛，窦宪的父亲，即窦穆的儿子窦勋也因而被杀。但这不过是东汉初压制豪族的一番动作。实际上汉与窦氏仍是若即若离。窦宪的妹妹作了章帝的皇后，窦宪又得宠幸，竟仗势夺公主的园田，被章帝骂他是臭老鼠。稍微敛迹。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宪遂执掌大权，计无不从。宪带兵大破匈奴之后，封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宪有许多爪牙心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也延揽一般文人，如班固、傅毅之类，置之幕府。他的“奴客”都倚势欺人，强夺财货，妻略妇女。后来窦氏居然图谋篡弑。和帝只好与“谨敏有心几”的宦者郑众定谋，出其不意，发守卫京师的兵，闭城收捕窦氏党羽，又把窦宪等逼死。宗族宾客仗窦宪作官的一概罢免。郑众被封为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是宦官参政的第一声。

安帝时候，宦官势力更大，有时与外戚联络，有时与外戚斗争，总之是欺骗君主，夺取政权。

安帝之后的顺帝，封梁商的女儿为后。桓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商的儿子梁冀做大将军辅政。梁氏又是豪族。西汉时候，梁氏因为资产在十万以上，曾被迁徙。梁商的曾祖父梁统，为酒泉太守，与窦宪的祖父窦融一同起兵。后归光武。梁统的儿子梁松，得尚光武的女儿舞阴长公主。因为“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下狱而死，作了豪族压制政策下的牺牲者。

但梁冀作大将军时的权威，又有过于窦宪。宪只封二万户，冀则封三万户。冀妻孙寿也被封阳城君，岁入五千万。梁氏可算是浊流豪族的典型。虽已富倾天下，还要设计吞并其他豪族。他派出去的官吏，都使宾客登记所属各县富人，诬陷他们下狱，讨钱来赎。出钱少的就被杀或徙边。梁冀自己也会这些办法。当时有个家产一亿七千余万的富豪，叫士孙奋，非常吝啬。梁冀送他四匹马，向他借五千万。士孙奋也不识高低，只肯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就告到郡县，说士孙奋的母亲原是他家的“守藏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现在找到了。郡县就收拷士孙奋，兄弟都死在狱中。收没士孙奋的家财，除了先前要借的五千万以外，另外一亿二千余万也都归了梁冀。

梁冀在朝廷上势力也极大，目无君主。朝中十九都是他的党羽。桓帝被梁氏欺压得利害，实在不平，只得也袭用和帝的故智。在厕所里同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宦者合谋。也用中央卫兵，围住梁冀府，逼他夫妇自杀。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大小都弃市。其他连带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共数千人。故吏宾客被免黜的三百余人。朝廷因此显得空虚无官。冀的财产斥卖了，还得三十多万万。国库得此一笔大收入，遂减收天下租税之半。梁氏这一大豪族，又算断送在宦官手中。

宦官虽然打倒外戚，自己也不是清流。单超等五人同日都得封侯，因此被称为“五侯”，比郑众的乡侯又高一级了。单超二万户，徐璜、具瑗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左悺、唐衡各万三千产，赐钱各千三百两万。单超不久即死。其余四侯，都很专横，天下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作唐两堕，此从注所谓“诸本”）。回天是力可以旋转乾坤，独坐是骄贵得无人敢比，卧虎想是威猛如虎，卧着都可怕，雨堕许是流毒天下、如雨之密的意思。他们没有后代，就“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同上，《单超传》）。

《后汉书》卷一○八《宦者列传》序说他们势力：

府署第馆，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韦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以自炫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

他们虽没有血缘的子孙，却有许多依附，可算是变态的豪族。这些人更没有知识，所以浊得利害。清流与他们不能两立，就合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固然是“专树党类”，清流也有“门生故吏”的依附。清浊正面冲突，就造成两次的“党锢之祸”。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前面已经讲过，清流是“不甚富而有知”。他们的经济势力，不及浊流。但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

东汉确是有所谓“清议”，清议的发出者正是清流，即小康的知识分子，如太学生之类。章炳麟说汉时地方上有“议民”：

成哀之末，纲纪败于朝，吏理政于府。至于元始，户口最盛矣。其县邑犹有议舍。槀长蔡湛碑阴曰，贱民议民，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异列。议民者，域外以为议员，良奥通达之士，以公民参知县政者也。贱民者，西方以为私人，厮役扈养，不及以政，不得选人，亦不得被选者也。（《检论·通法》）

这话未必可靠，或是太炎要提倡议会政治，因此托古改制。议民二字，在别的汉碑，还没有见到。不过“义民”两字，很有几处见到。义民的解释，金石家说法不一。但我据《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记程包的话：

板楯（一种蛮）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义人二字，《华阳国志》卷一，作义民）。

然则义民，即是复除徭役的复民。议民的意思，或亦相类。假如是发出议论的人，那亦一定是有特殊地位的。可惜此碑阴只著录于《金石录》，全文未见，不能详考了。

选举与乡里的议论既有关系，有些人就会矫情作伪来求名誉。其中有的成了功，如许武已举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还未成名，就分家，故意少分给两弟。人都称两弟能让，因此俱得选举。武又说明夺产苦心，把自己的产业全分给两弟，一无所留。人又大称赞他（《后汉书》卷一○六《许荆传》）。有人则成功而又失败，如赵宣葬亲，不闭墓道，自己就住在坟里，行服二十余年。乡邑都称他的孝，州郡屡次礼请。但后来陈蕃查出他在服中生了五子，把他痛骂，还治了罪（《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有人需要批评，就产生出批评家，如东汉末年汝南许劭为本郡功曹。功曹正是执掌选举的一科。他同从兄许靖，都有高名，喜欢评论乡里人物。每月发表一次，叫作“月旦评”。曹操还没有抖起来的时候，曾卑辞厚礼，求许劭批评。许劭看不起曹操，不肯答应。曹操找了个机会逼他，他不得已只好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虽然捧中带骂，曹操已经大喜而去。但许劭同许靖有些不睦，劭仗着自己是功曹，排挤许靖，不肯选他。许靖穷得仗着马磨给人磨粮食为生，他一定大说许劭的坏话。别的批评家因此看轻许劭。

许劭也因为常爱说人坏话，得罪人多。所以后来被人看轻。另外一位批评家郭太，与他齐名称“许郭”的，则谨慎得多。郭太是太学生首领。当时太学生厌倦经书；多数喜欢游谈，又常臧否人物评论政治。郭太特别会奖拔人物，专说人好，不说人坏。他在太学里名气极大，当时清流领袖河南尹李膺，非常看重他。有一次郭太从洛阳回家，衣冠儒者送到河上的有车数千辆。郭太独与李膺同舟过河，大家看了羡慕，以为神仙。

三公辟召，常征询到批评家。与许郭同时又有两位批评家，一个汉中晋文经，一个梁国黄子艾，二人倚恃才智，到洛阳来炫耀。假称养病，卧在家里，不见宾客。好些公卿大臣都派门生去问病，在门口坐候，还不得见。三公要选举某人时，命掾属去访问他们，随他们的批评来作决定。同时太学生符融师事李膺。李膺极赏识他，每次见面，就谢绝别的宾客，专听符融谈论。谈到好处，李膺每每捧手叹息。郭太之结识李膺也是符融的介绍。这时符融看晋、黄二人，派头虽大，并不像很高明的，就到太学里对李膺及众太学生说：“他们两人没有什么德行事业。不过弄些宾客徒从来摆架子，竟能骗得大臣的信用，这种人要不得！”话传开去，两人名誉一天天衰减，来访的人也少了。不过十几天，都惭愧逃走。这两人后来果然成为所谓“轻薄子”，都因罪废弃。黄子艾，名允，他的轻簿行为见于《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

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世。

符融的话被证实，符融的名气就更大起来了。

太学原是一条仕进之路。从西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都得复免徭役。弟子由太常选择，或郡国荐举。每年课试一次，及格的补文学掌故缺，优等高第可以补郎中。后来弟子员额渐增，元帝时增到三千人。平帝时，增加元士（六百石）之子，可以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但不必计算到三千人内，是额外又有增加。此时每年课试，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东汉初诸帝，都奖励经术，承袭西汉的制度。安帝以后，渐渐忽略。博士不讲书，弟子也怠散。太学破坏，成为菜园，还常有牧儿樵童跑来。顺帝听了大臣的话，才重修太学。共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增加课试甲乙科各十人。此后游学增盛，至有三万余学生，为西汉时的十倍。

多数太学生之来，恐怕不是为读经而是为作官。当时经学确是太琐碎了，解说经上几个字，动辄用数万言，其中恐怕无甚兴趣。所以太学生多数不讲章句，只尚浮华，重谈论，务交际。他们也可算是一种议民，常常批评政治，讲论人物。公卿有的怕他们贬议，至于亲自到门来同他们结交。太学生乐得藉此交通权贵，于是或为朋友，或称门生。如郭太、贾彪等乃率领三万余太学生，与李膺等互相褒重。太学生把他们所称誉的人造出七字句来唱为口号，如称李膺“天下模楷李元礼”，第四字同第七字叶韵，这是当时的习惯。

这样太学生与清流大臣就结成了党，后来因为同宦官斗争而被禁锢。不过党锢的事情，并不始于东汉，至迟在王莽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前汉书》卷六七《云敞传》：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师古曰：更以他人为师，讳不言是章弟子。）

后来宦官们也许正是师王莽的故智罢。

东汉开始有党，大概始于甘陵郡的南北部。甘陵周福，在桓帝为侯的时候给桓帝讲过书。桓帝即位，拔擢他为尚书。同时同郡河南尹房植在朝很有名。植的乡人为他们造出两句口号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周福有些不敬，从此周、房两家的宾客互相讥揣，各自连结朋徒，渐渐结了仇隙。于是甘陵有了南北部的对立。部就是党的意思，可知党的分子中，宾客朋徒非常重要。

东汉结交宾客的风气非常盛。宾客还有战国传下来的任侠风气，对主人真肯卖命。门生故吏也都一样。结交宾客的情形，如徐干所说：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脱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中论·谴交》）

门生故吏，受了恩，也就同主人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赵翼所说：
是时（东汉）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史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被戮，故掾杨匡守其尸不去，由是皆显名（固、乔二传）。第五种为卫相，善门下掾孙斌。种以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也。斌知种往必被害，乃追及种于途。格杀送吏。与种俱逃以脱其祸。（《廿二史劄记》）

李、杜都因触犯梁冀被陷害，当时梁冀气焰熏天，并且严令禁止人看他们的尸首，郭亮等居然敢冒死前去。这种精神足可使身在清流的主人有所依恃。清流与浊流既难并立，清流又有部党的支撑，名誉的鼓励，自然要挺身而起与势倾朝野的浊流相抗，造成轰轰烈烈的政争。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

前面说过，桓帝因诛梁冀，而封宦官五人为侯。五侯之中，单超先死。剩下回天、独坐、卧虎、雨堕四侯，十分骄横。另外有中常侍侯览，非常佞猾，假托有诛梁冀之功，也得封侯。览与小黄门段硅都有田地产业近济北（国）界。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是个清流，都把来收捕，杀了几十人，陈尸在大道上。览、珪大怒，诉于桓帝，把滕延罢免。侯览的哥哥参为益川刺史。人民有丰富的，他都诬以大逆，诛杀而收没财产，前后所得以亿计。太尉杨秉，即杨震之子，是清流领袖，参奏侯参，槛车运京。参在路上自杀。检查他的车三百多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因此侯览也被免职，但不久又得复官（《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

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奏“左回天”。左悺同悺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害怕都自杀。縯又奏“具独坐”。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赃罪，微恭到廷尉定罪，具瑗贬为乡侯。其他宦官，也有很多贬爵的。浊流的势力，为之一挫（同上，《单超传》）。这时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死了，陈蕃为太尉。

在前几年，李膺做河南尹，早已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有了清流的结合。“共同心志，纠罚奸幸”（同上，《李膺传》）。这时有个浊流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罢官回家，臧罪狼籍，又因为郡舍厕所里有些奇巧的设备，也载了回去。李膺表奏要治他的罪。羊元群向宦官行赂，李膺反倒得罪。正巧冯绲因为杀了宦官的兄弟，刘祐因为没收宦官的田业，都被了罪。三人同时输作左校（作苦工）。幸而司隶校尉应奉上疏说“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同上，《李膺传》）。一捧一吓，桓帝方赦免了他们三个。

第一次党锢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那时李膺新做司隶校尉。李膺到官十日，就杀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朔原做野王令，贪残无道。野王正是司隶所属。朔听说李膺的利害，就逃回洛阳，藏在张让家里的合柱中。膺知道了，不肯放，率领吏卒破柱取朔，交付洛阳狱，审问后就杀了。张让诉给桓帝。帝召膺来责问。但膺答得有理，桓帝只好放他出去。此后诸黄门常侍都鞠躬屏气，虽休沐也不敢出宫。桓帝怪问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

同时，汝南太守宗资委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范滂作事非常正直。滂的外甥李颂，为人很差，滂不用他。颂转托“唐雨堕”唐衡请宗资用他。宗资就用他为吏。但范滂是功曹，他给压下来不去召用。宗资知道了迁怒而捶打书佐朱零。零说：“范滂的办法是对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宗资自己信托范滂已久，也没办法。当时人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郡守如此信托掾属，其关系之密，可想而知。实在当时冒犯浊流是出生入死的事，没有这样的优遇谁肯去呢（《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岑晊的公正也有表现。宛县有富贾张汎，是个工艺家，最会雕镂玩好之物，常送些给宦官，因此得到显位，用势纵横。岑晊劝成瑨捕他。不久遇赦，但岑晊竟诛死他。一并收杀汎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杀后方奏闻。这种遇赦先杀的办法，是清流所常用的。太原太守刘瓆就在赦后杀了贪横放纵的小黄门赵津。又名士张俭做山阳太守翟超的督邮，因为宦官侯览大起坟墓，张俭举奏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得不到回复，俭竟自破坏他的家宅，收没财物。“徐卧虎”徐璜的兄子宣为下邳令，抢了故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给射杀了，把尸首埋在衙门里。东海相黄浮正管着他，听到报告，就收宣的家属拷打。掾史劝他，他说：“徐宣是国贼，今天杀他，明天就因此而死，我也瞑目。”竟把宣杀了（《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

这几案都发生在延熹八九年间。宦官们纷纷向桓帝告发。成瑨、刘瓆、翟超、黄浮同时得罪。有司承奉宦官的意思瑨、瓆定为“弃市”，超、浮则“髡钳输作左校”（《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太尉陈蕃等屡次上疏营救，无效。

延熹九年秋天，成瑨、刘瓆都死在狱里，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下狱（《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告发人名叫牢脩。大概是延熹八年，李膺还做河南令的时候。有河南张成，善说风角。据他推占不久要大赦，就教他儿子去杀人。李膺派人收捕，果然遇赦。李膺大怒，竟把他们杀了。张成原仗着风角交通宦官，连桓帝也有时候请教他（这恐怕是他杀人遇赦的真正原因）。此时被杀，宦官正不高兴，李膺又升官作司隶校尉，杀了张让的弟弟。宦官们受不住，就叫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弛，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诏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共二百余人，有逃走的，悬赏追寻。此案经过三公府，太尉陈蕃说：“要考案的都是海内人所称誉忧国忠公的臣子，此等人虽以后十代有罪，都该赦宥。现在罪名不彰，岂可就收掠他们呢？”他不肯连署。桓帝更怒，把李膺等都下了狱。陈蕃又谏，不听。桓帝说他辟召不得其人，把他免职（《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下狱的人，有汝南功曹范滂在内。入狱时，狱吏告诉他们入狱的都祭皋陶。滂不肯，说：“皋陶是直臣，要知道我无罪，必到天帝处为我洗刷。我若真有罪，祭也无用。”于是别人也都不祭。范滂为人非常义气，见同囚的多在害病，在狱吏拷打时，常请先受打。后来桓帝使宦官王甫审问他们为何结党。滂大概是因为官小，在后面，越次而对，说：“要使好人同好人在一起显得更好。联合起来一同把恶人除掉。”王甫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滂说：“古人为善，自求多福。今人为善，身陷大戮。我死之后，请埋我在首阳山旁。我是清白的。上不负皇天，下不负夷齐。”王甫在宦官里要算好的，听了很是感动（《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清流之中有一派很谨慎的，看党祸不解，连累很多，只得出头。如颍川贾彪就到洛阳请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諝等上疏说情。窦武是外戚，比较有力。同时李膺等多攀引宦官子弟，说是同党。宦官们怕起来。也就请求桓帝，说天时宜赦。第二年，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天下。党人都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禁锢即是不许作官的意思。第一次党祸就这样结束。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

第一次党锢不过是一个序幕，清流浊流的正面大冲突还在后面。

就在永康元年，桓帝死了，没有子嗣。陈蕃、窦武等，定计迎立幼主灵帝，窦太后临朝。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窦氏这一族在窦宪被诛时虽曾受一大打击，余势仍旧存在。武的姊姊立为桓帝皇后。常受赏赐，窦武都把来散给太学生。太学生在党锢之前，最称誉李膺、陈蕃、王畅三人。后来最尊的天下名士，为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蕃。君是一世所宗的意思。三君的口号是：

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袁山松《后汉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六朝诗》卷五引）

窦武这时封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刘淑是宗室，桓帝时对策为天下第一，很得信用，名气极大，窦武、陈蕃等又起用李膺、王畅等，其他名士，有许多也都得着作官。

太学生等所标榜的名士，三君之下，还有八俊，俊是人之英的意思。八俊的口号：

天下模楷李元礼（长乐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畅）。天下良辅杜周甫（太仆杜密）。天下冰凌朱季陵（司隶校尉朱寓）。天下忠贞魏少英（尚书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條（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刘伯祖（大司农刘祐）。天下才英赵仲经（太常赵典）。（袁山松《后汉书》）

其次有八顾，是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袁山松书没有范滂，有刘儒。每人也有一句赞，都是天下什么，与八俊相同。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顾是能以德行引人的意思。再次有八及，是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袁书没有翟超，有范滂。每人一句赞，是海内如何如何，例如“海内贵珍陈子麟”、“海内謇谔范孟博”。及是能导人追宗的意思。再次是八厨，即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袁书没有刘儒，有刘翊。每人一句海内什么，同八及一样。例如“海内珍奇胡毋季皮”。厨是能以财救人的意思。四八三十二加三君共三十五位。除去郭林宗一个“有道”，其余都是作官的。差不多越在前面的官越大。

陈蕃、窦武等既为三十五位清流的领袖，得到太学生的拥护。又身居显位，自然该有所表现，努力铲除浊流。但这般清流，与浊流政见虽然不同，也是为争地位。现在已经大体得手，窦武尤其得意，兄弟父子，并封三侯，旬月之间，积财以亿计，办事就不免迟钝。陈蕃因同宦官结了深仇，屡次力劝窦武根本铲除宦官，告诉武“我以八十老年，还想替将军除害，你很可以下决心了”。武入宫奏知太后。太后也不主张全废掉宦官，所以事情久未发动。

这时还是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决意要诛宦官，走漏了消息。宦官曹节、王甫等在夜里就先下手，逼着十二岁的灵帝升殿。劫了太后的玺绶，矫诏收捕窦武等。

陈蕃闻变，率领属官诸生（是门生吧）八十余人，都拔刀突入承明门。同王甫等对骂一阵，蕃被围数十重，大打一阵，终于被捉下狱，即晚被害死。

窦武没有接受伪诏书，骑马跑去召集一部分京师卫兵，有数千人。到天明，王甫也领一部分卫兵，约千余人与他相抗。王甫又利用方才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与他合兵，势力也很盛。就在宫前对垒。但窦武的卫兵向来怕宦官，这时王甫又告诉他们先降的有赏，就纷纷倒戈。窦武见势不好，要跑，被众兵围住，只好自杀。窦氏的宗族、宾客、姻属都定了罪。窦武及陈蕃的家属都被迁徙。门生故吏，都被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的开始，窦、陈两豪族先被牺牲。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接着有人奉承侯览的意思，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其中张俭是八俊的首领，次有八顾八及_{[原文如此]}。因为当时已经都知道太学生所称美的三十五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别相署号”。“图危社稷”同现在“危害民国”的意思相似，是当时宦官苦心想出来加给党人的罪名。灵帝问他们为何收捕党人的时候，他们也拿这四个字作答复的。

灵帝下诏收捕张俭等，同时曹节授意有司奏捕前次已赦的党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巴肃、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下狱。诏书下来，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不肯，竟拷死在狱中。膺的门生故吏都被禁锢。当时老师收门生都有名籍登记。侍御史景毅的儿子，师事李膺，但名籍上漏脱了。宦官是据名籍找人的，景毅因此未被罢免。但景毅因为佩服李膺，竟自己声明，免官而去。

受命捕范滂的人到县，不肯下手，抱着诏书不公布，自己闭门哭泣。范滂听了说：“一定是为我。”就自己去投案。县令劝他逃走。他说不愿连累老母及县令，不肯。滂的母亲来同他诀别说：“你现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享令名，又想长寿，哪能够呢？”滂拜受教，回头同他的儿子说：“我要使你为恶，恶不可为。要使你为善，可我要没有作恶呀！”路人听了为之流涕。滂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

张俭与李、范不同，亡命逃走。许多人都重他声名，破家相容。辗转北逃，走出塞外。宦官追捕。凡他所经历的人家，被诛杀的有数十，宗亲都灭绝。郡县为之残破。夏馥（八顾之一）不赞成他这样逃法，说是“一人逃死，祸及万家”，就是逃活了又有何意思？自己剪须改装，逃入山去。

党祸的牵连，虽很利害，废禁的达到六七百人。但仍有谨慎的清流未曾被祸。如郭林宗听到党人死亡，只在暗地悲叹，并不发表言论，他平日就不肯得罪人，所以无人诬陷，虽然名列八顾，竟自漏网。也许因为他没有作官，用不到禁锢罢。

现在清流的余党只有太学生了。太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已有很久的历史，至迟在西汉末已经有一次。

鲍宣……哀帝时为司隶，坐拒使者下廷尉，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欲救鲍宣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前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鲍宣为官清正，据《列异传》，宣及子永、孙昱，三世都做司隶，只乘一匹骢马。京师人为他作歌说：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

假如当时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分别，他一定是清流。

东汉第一次太学生运动是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十三年。当时清流有冀州刺史朱穆，因为奏劾贪污，被宦官诬害，论输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辩理，并称愿替他作苦工。结果圆满，桓帝放了朱穆（《后汉书》卷七三《朱穆传》）。

第二次是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六年_{[原文时间如此]}。平羌名将皇甫规入朝。规在边时曾奏免交通宦官的贪污官吏。入朝后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求财货，他不肯给。宦官也诬他以罪，输作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为他申冤。恰巧遇赦。又算成了功。第一次党锢时因被害的都是天下名士，皇甫规耻于自己未得参与。上书称自己是党人，就以太学生曾营救他为证。但皇帝正需要他对付羌人，竟自放过不理（《后汉书》卷九五《皇甫规传》）。

但这两度禁锢中太学生遭难的似乎不多，大概是太学生领袖郭太（林宗）、贾彪（伟节）为人都很谨慎，所以太学生没有大举起来做运动。也许是他们所追宗、所敬佩的人都遇了害，自己不敢出头。也许与陈蕃同入承明门死难的八十余人里有太学生，不过数目不算多。

太学生虽然没有举动，心里总是不平。这情形宦官也知道。窦太后从陈、窦遇难，就被软禁。到此是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太后忧病而死。不久，有人在朱雀阙上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诏书搜捕，结果太学生被系的千余人，这是太学生受了一次大牺牲，作了党祸的结尾。

此后替党人说话的，都不得好结果。宦官等一派浊流，十分得意。宗亲宾客，布满州郡，宰杀天下。人究竟不是鱼，不能听人杀尽，黄巾的暴动于是起来。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有一位明白点的宦官吕强，劝灵帝开禁，以免党人与黄巾合伙。灵帝就下诏大赦党人。诛徙之家，都归故郡。这时黄巾已起事一年了。

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形虽很复杂，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他们能够争斗，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团结，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更表现出力量。他们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如在汉末之乱：

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与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都于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曹丕《典论·自序》）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州县，拥兵自守。太祖忧之，以（满）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座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魏志》卷二六《满宠传》）

许褚，谯国人也。……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魏志》卷一八《许褚传》）

西晋末，永嘉之乱，胡人横行中原，这时豪族结有庄坞，屯聚流民：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晋书》卷一○○《苏峻传》）

永嘉之乱，（郭）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船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甚众。（《晋书》卷六三《郭默传》）

曹魏时候，政府允许公卿有免疫的“客户”：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西晋就详细规定了荫客的制度，到东晋数目更有增加。豪族的特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两晋南北朝的阀阅统治于是开始。

本文原载《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年10月

一

1235年（窝阔台七年）春，皇子阔出率蒙古大军南下进犯南宋荆襄战区。当年十月，驻守德安府（今湖北安陆）的将领叛降蒙古，十馀万当地人口被掳掠北上。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德安有过激烈抵抗，按照“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的蒙古军法，“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元史 ·赵复传》）。所幸的是，杨惟中、姚枢随蒙古军南下，奉诏沿途募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人才，约有千馀名儒生由此逃脱被杀或沦为军驱的厄运。日后在理学北传过程中扮演历史性角色的大儒——江汉先生赵复也被姚枢收留（参周良霄《赵复小考》，《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0—198页）。时隔多年，姚枢的侄子姚燧追记二人初次见面的情形：

得故江汉先生，见公（姚枢）戎服而髯，不以华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纥亦知事此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序江汉先生事实》）

这场乱军之中的邂逅，始于一场误会，赵复把武夫装束、留着胡子的姚枢认成了一个“回纥”，惊讶一个蕃将竟然也好弹琴、读书，附庸风雅。在当时，“回纥”既指畏兀儿人（唐代回鹘人后裔），也泛指西域的伊斯兰教徒，后者更常见，所以记录同一事件的《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就将这句话转述为“西域人知事此乎？”在姚燧笔下，本已绝望的赵复认清了蒙古军营中的“蕃将”其实是雅好诗书的北方汉人，也就在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黑暗时代看到了一线文明的微光，仿佛古代围城中的鲁国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在姚燧的妙笔下，赵复的心理预期发生了第一次戏剧化的改变，为接下来姚枢成功劝说他放弃轻生念头、北上传道埋下了伏笔。

细究起来，这段记载还有一个未发之覆：何以一见之下，赵复会将“戎服而髯”的姚枢误认成西域人？军中必多介胄之士，美髯则是自古男性“姿容之美”的特征之一。乍看起来，“戎服而髯”难以构成一组种族性的区分，武将关羽在宋元时期的民间形象早就是“三缕髯把玉带垂过”（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第三折）。解开谜题的关键，正在“髯”字上。在古书中，胡人确实以“深目、多须髯”著称（《汉书 ·西域传》）。所谓“琉璃宝眼紫髯须”（张说《苏摩遮》），除了深目高鼻等五官特征，有一部分西域人群的须发，比起中原人要浓密许多，这经常可以得到大量墓葬壁画、陶俑所见胡人形象的印证（参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197—314页；朱浒《胡貌异征：魏晋南北朝考古图像中的胡人外貌》，《形象史学》2015年第 1期）。分开说，在唇上曰“髭”，在颔下曰“须”，在脸颊曰“髯”；合起来说，“须”或“髯”单用又泛指胡须，兼包上述三个部位。不过，西域胡人的形象特征主要还不在髭、须的长短，而在狭义的髯，即脸颊处长有十分浓密的胡须，并与其他部分的胡须虬结到一起，形成一部大络腮胡。这种艺术形象也为元人熟悉。关汉卿创作的两出公案剧，主人公钱可就由于长了一部大络腮胡而被认为具有西域面相：“老夫自幼修髯满部，军民识与不识，皆呼为波厮钱大尹”（《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第一折），“为因老夫满面胡髯，貌类波斯，满朝中皆呼老夫波斯钱大尹”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三折）。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中，有一幅是赵孟頫之子赵雍于至正十九年（1359）所绘，画中有一名头戴长穗帽，身披长袍的马夫。有趣的是，赵雍笔下的马夫，不但延续了宋人李公麟《五马图》中的胡人马夫形象，并且将虬张浓密的络腮胡表现得极其夸张（图 1）。2002年西安市曲江元墓出土的“色目人牵驼俑”（图 2），同样为元代西域人的“修髯满部”提供了一个直观而鲜明的印象。

言归正传，赵复眼中的“戎服而髯”的姚枢，应该有一张很不普通的面容，他蓄着一部西域人典型的大络腮胡，气概不凡，酷似蕃将，而绝不类儒雅之士。至于赵复，他身为一个南方儒士，在德安陷落前未必见过多少北族人，更多是依据传统艺术图像中胡人的标签化形象，误判姚枢是个“回纥”。好在他很快就克服了最初的容貌障碍，将姚枢引为“知己”，“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元史·赵复传》），将他毕生穷研的学问传授给了这个大胡子。

二

胡须是古代中西仪容文化中共享的审美元素，所以元代的风俗史、社会生活史和形象史学研究对此一向并不关注，而把重点放在了发式、帽饰、衣衽等方面。不过，以“髯”为切入点，也能解开某些元代史料隐含的有趣谜题。

至元十九年（1282），王著、高和尚等人趁忽必烈往上都避暑的机会，合谋冒充皇太子诛杀了留守的权相阿合马。据说，刺杀事件还在大都城内引发了暴乱，“是夜，变乱大作，被杀死者甚多，契丹人多出走”（〔波斯〕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72页）。马可·波罗还有一段奇特的记载：

王著、陈著同谋以后，遂以其谋通知国中之契丹要人。诸人皆赞成其谋，并转告其他不少城市友人，定期举事，以信火为号，见信火起，凡有须之人悉屠杀之。盖契丹人当然无须，仅鞑靼人回教徒及基督教徒有须也。（《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324—325页）

根据这个说法，阿合马遇刺也成为当时汉人与色目人之间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故事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永和五年（349）冉闵下令诛胡、羯，“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资治通鉴》卷九八）。在两个故事中，胡须都是分辨胡、汉的一个简易的种族标记。

马可·波罗说，“鞑靼人回教徒及基督教徒有须”，自然是事实：西域人素以须髯浓密著称，蒙古人也蓄须。第二次西征（1235—1243）期间，察合台之孙不里、窝阔台之子贵由二人，与西征军统帅拔都发生了口角冲突，二人如此辱骂拔都：

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蒙古秘史》第 275节）

不里把拔都蔑称为“撒合勒壇额蔑格惕”（saqaltan emeged）——虽有胡须而柔弱如诸妇人，相当刻薄。联系到贵由骂人的“带弓箭的妇人”，不难推断，在古代蒙古人观念中，蓄着胡须和携带弓箭，都属于草原社会中男性气质（masculinity）所必须的、常见的外表特征。但是，当时蒙古人的胡须可能通常短而疏，尤其少见有满脸大络腮胡。教皇使节柏朗嘉宾（ Plan Carpin）就说，他见到的蒙古人“几乎没有任何人长胡子，虽然有些人在上唇和下巴有一些髭须，而这些髭须不加修剪”（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页）。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评点成吉思汗及其将相的容貌，说其他人身材偏矮，须发稀少，只有成吉思汗特殊一些：“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惟今鞑主忒没真者，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元朝历代君主的御容有不少保存至今，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太祖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帝后像册》，以及各种织物、古画中的元朝君主形象（如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综合来看，除了太祖本人须发略多以外，其馀元朝皇帝大都符合柏朗嘉宾的观察。

在马可·波罗的说法中，令人疑惑的似乎是“契丹人（即汉人）当然无须”。北方汉人自来就有蓄须的习俗，《南村辍耕录》还记载了一则“染髭”的趣事：

中书丞相史忠武王天泽，髭髯已白。一朝，忽尽黑。世皇（忽必烈）见之，惊问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对曰：“臣用药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览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上大喜。（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

史天泽这种独树一帜的表忠方式，可同波斯文史书记载的阿合马逸事参看。《史集》说，阿合马得知有人要不利于他，便准备了一个黑盘子，盛满珍珠，上面放着一把匕首，盖上红色绸缎，忽必烈好奇询问时，他回答：“昔者，当我［先前］进身效力于合罕之时，我之髭须如此盘，以勤劳王事，今则斑白如珠矣!”（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270页）元世祖这两位重臣皆在胡须上大做文章，却一正一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如何，蒙古人、西域人和汉人都蓄须，只因为习俗和体质因素，胡须的样式和疏密有异。根据同时代的文献和图像资料，西域人浓密的络腮胡最为显眼，汉人惯以长须为美，可排在其次，而蒙古人的胡须更稀疏一些。关键是，是否有着显眼的络腮胡即“修髯满部”，容易构成区分西域人和其他族群（蒙古人、汉人）的外表特征。大概马可·波罗并未在大都亲历阿合马死后的动乱，而是事后由某个西域人向他转述了事件始末，于是，西域人当时害怕被牵连和针对的忧惧心理，也经由“凡有须之人悉屠杀之”一语流露无遗，严格说来，“凡有须之人”的真正意思大概是“凡有髯者”。

三

西域人的“髯”，或者说浓密的络腮胡，起初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观察，进入汉魏以降的修辞文化和图像艺术以后，累积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一些其实并不具备这种外表特征的北方民族也被刻画成同样形象。然而，随着元初中亚、西亚人群大批东来，这类相貌再次在现实中有了大概率的分布。以下从元代西域人传记中略举数例：

札八儿火者，赛夷人。赛夷，西域部之族长也，……长身美髯，方瞳广颡，雄勇善骑射。初谒太祖于军中，一见异之。（《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完者都，钦察人。……广颡丰颔，髯长过腹，为人骁勇，而乐善好施，听读史书，闻忠良则喜，遇奸谀则怒。岁丙辰，以材武从军。（《元史 ·完者都传》）

拜降，北庭人（北庭即回鹘故地）。……郡守每旦望入学，见拜降容止讲解，大异群儿，甚爱奖之。比弱冠，美髭髯，仪表甚伟。……及引见，世祖遥识之，喜曰：“黑髯使臣复来耶！”（《元史·拜降传》）

公讳哈珊，畏兀人，世王高昌，在唐为回鹘。……公实出伯氏，而养于叔室，后赞其绪。□长身，美须髯，辩给而明于事物，沉谋有威，知本国文字兼长骑射。（赡思《哈珊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二一）

所谓“美髯”，属于雅言和修辞套话，很难体现出时代性和种族特征。就上述几位西域人（特别是武将）而言，多半不止有几绺舒朗、优雅的长须，而是留着一部大络腮胡，无碍其中一部分下垂很长。著名的赛典赤·赡思丁据说是“隆准丰额、碧眼环须”（马注《咸阳王赛典赤 ·赡思丁公茔碑总序》），明显是络腮胡了；西域画家高克恭在友人圈子中有“回纥长髯客”（朱德润《题高彦敬房山图》）、“房山紫髯叟”（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等雅号，很可能是络腮胡加长胡子。这种样式美则美矣，若是文人还好，武将的大长胡子，看顾不周，可能被敌人扯着，在冷兵器时代的近身搏杀中变为“阿喀琉斯之踵”。金末蔡州之战，蒙古军前锋“答答儿”（西域人或蒙古人）“与金将战，金将捽其须”，副官连忙上前营救，“进斫金将，乃得脱”（《元史 ·苫彻拔都儿传》）。

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不论是“大胡子”还是“长胡子”，绝非某一族群独具的生物性特征，汉人当中也有少数人须发发达，这原是常识，不必多说的。张弘范“身长七尺，修髯如画”（《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许楫“美髯魁伟”（《元史·许楫传》）。搜检历代古人传记，不难发现一些与须髯有关的、形容异相的固定搭配，最频繁出现的有“广额修髯”“方面修髯”“长身（或长干）修髯”“丰颐修髯”“白皙修髯”等等，至少也得有“隆准”或“广眉”。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匀称和适宜的美学。说白了，要留大胡子或长胡子的人，得有撑得起这副异相的底子，要么身材颀长，要么面庞开阔，要么五官深邃，至少也得肤色白皙，足以衬托。没有这些条件，却非要留一把长胡子或大胡子，无异于矮个子穿长款风衣，小脑袋套大帽子，成了东施效颦。若赵珙的数据正确，古代蒙古人平均“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那就只能艳羡像身长八尺的“吾图撒合里”（urtu saqal，耶律楚材的别号“长髯人”）。同理，汉人很少有高鼻深目的，配上一把大胡子通常并不美观。相反，由于人种体质的关系，有这样条件的西域诸族人应该多如牛毛，稀松平常。图 3是一幅出自《史集》手抄本的插画，借此可一窥大胡子的出场比例。

最后，元代资料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献，就是《荣祭酒遗文》，相传为元成宗时期担任过国子祭酒的元代大儒荣肇所著。学者已考证出，元代并无“荣肇”其人，《遗文》收录的十来篇文章，包括卷首附加的《荣祭酒传》等传记性文献，几乎都是清代书商为了欺骗海宁本地藏书家而有意伪造的。更有意思的是，“荣祭酒”竟是以元代真实存在的一位华化的西域人荣僧（字子仁）及其父“歪头祭酒”为原型胡乱编造，造就了“半伪的作者，全伪的著作”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遗文》中还有一篇撰者题为宋濂的《荣祭酒像赞》：

先朝之老臣，当世之巨儒。桥门清贵，左图右书。元君宠显，后拥前驱。连城之璧，照乘之珠。修髯大颡，此诚魁梧。峨冠博带，可肃薄夫。噫！孟轲氏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谁乎？

研究者初步判断，《像赞》内容简短，语意含混，文辞鄙夷，不为传世的宋濂文集收录，也有伪作之嫌；同书收录的一幅题为李印摹写的荣祭酒肖像亦不靠谱（华喆、张帆《〈荣祭酒遗文〉辨伪》，《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5—234页）。但是，歪头祭酒被元人称为“高昌歪头公”（危素《危太朴集》文集卷五《兵部续题名记》），高昌即指畏兀儿人，他还迎娶了康里贵族之女。从前面讨论的“髯”来看，《像赞》将“歪头祭酒”形容为“修髯大颡”，不论是否偶然，倒颇为契合一个元代西域人的外表特征。“修髯”是文雅的含混说法，实际上有一定可能是隐射须髯浓密，像他的同族拜降、哈珊，或姻族（康里、钦察）的完者都。如此尊容放在一个祭酒（儒者）身上或是不常见的，也值得一提。《像赞》或许出自明代佚名作者一篇谀辞，被附会成了名人宋濂作品。至于肖像，毫无西域人五官或须髯的特征，大概是在临摹（或绘像）时淡化了异族的相貌。

本文转自《文史知识》2025年第4期

一、问题的提出

昆仑本为传说中的一座著名神山，经由历史时期不断的书写与重构，早已成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不仅古代文献中对其的记载浩如烟海，今之学界也已在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领域，积累了以昆仑为核心的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代表成果如顾颉刚所作题为《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的长文，此文汇聚了顾先生对昆仑问题的一系列探索，就昆仑的文化渊源、所依据的世界观、昆仑的位置等作了多角度考察。岑仲勉《昆仑一元说》则讨论了昆仑的辞源，以及历史上数处被称作昆仑的山岳之间的联系。苏雪林《昆仑之谜》放眼世界文化，讨论了昆仑的神话原型，列举了国内外数处可称作昆仑的山岳。冯时立足本土，通过考古材料讨论了昆仑如何影响巴比伦文化。周运中通过比对史料所载昆仑山环境特征与现代地理知识，认为昆仑山当在今新疆、西藏一带。刘宗迪主张昆仑的原型并非实在的山，而是承担观象授时之能的明堂。兼有学者一反惯常认知，将昆仑置入中东部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如何幼琦认为泰山即昆仑山，李炳海将昆仑山归入东夷文化区之西限，提出昆仑山位于前河套地区。不过，在西部地区寻找昆仑依然是相关领域内的主流取径。

昆仑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颇受学界关注。如丁山就探讨了昆仑神话与印度佛教须弥山神话间的渊源关系，日本学者海野一隆从地理思想史的视角探究了昆仑四水说、六水说与佛典、《圣经》思想的关系，罗燚英探讨了昆仑神话对汉唐之间道教世界观的影响，汪桂平则宏观地讨论了昆仑与道教文化的关系。王煜则结合图像与传世文献，系统探讨了昆仑在汉代升仙信仰中的呈现，亦兼涉其与佛教、早期道教的关系。沈婉婷、刘宗迪《须弥与昆仑：佛教神话宇宙观的中国化》则梳理了昆仑神话与佛教须弥山、阿耨达山神话相结合的具体历程。昆仑与堪舆思想的关系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周星在《三“座”昆仑山与中国“大风水”》中提出了“风水昆仑”之说，沈婉婷考察了宋明时期的堪舆学知识对确立昆仑龙脉观念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已有学者认识到昆仑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杨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的喀什形象与昆仑文化研究》一文，概述了昆仑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及对喀什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鄂崇荣、张前《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昆仑文化的传承与流变》一文对民族歌谣、民间故事等内容中传承的昆仑记忆作了梳理，认为昆仑对打造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具有多重价值。不过，总体而言，学界对此一方向的探究目前仍嫌浅泛。针对昆仑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天然联系、各区域民族参与塑造昆仑符号的过程及意义、昆仑符号认同的广度、昆仑符号对大一统观念的表达等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其实，昆仑符号发展至今，本就由中华民族共同成就，堪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力的象征。昆仑符号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于中华文化意义的多层次性。比如早期文献中，昆仑既是聚集百神、出产百物之地，又是黄河的源头所在。历经长久发展并与来自不同传统的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昆仑符号更拓展了内涵的广度，并造成跨地域、跨群体的广泛影响。本文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考察中国古代的昆仑符号如何一步步扩充内涵，又如何受到不同群体的接受与认同，如何影响王朝法统的构建，并成为国家大一统的一种象征。

二、昆仑符号的西部来源

昆仑符号由来已久，自战国秦汉以来，传世文献对其记述甚多，可知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过，昆仑起初并非中原山岳，在早期文献的记载中，其与西部地区关系密切。对昆仑山的记载可追溯至《山海经》等文献，在《五藏山经》排布的山岳秩序中，昆仑位处西山区之列，是西部诸神山中的一座。据《西次三经》载，昆仑山在槐江之山以西，“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海内西经》则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为“百神之所在”，充溢着神异气息。这里昆仑在西北的说法与《尔雅》一致。《大荒西经》则将昆仑山置于西海一带，为赤水与黑水所夹，具有分水岭意义，所谓“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大荒北经》在描述神树若木时也提及昆仑，称“青叶赤华，名曰若木，生昆仑西附西极”，言昆仑山切近经文所及之地域范畴的西限，遥远非常。可见在《山海经》中，虽然对比不同参照系来看，昆仑山的相对位置或在西南，或在西北，甚至西极，似难确定其具体所在，但昆仑山位于西部地区，这一点当无疑问。

不仅《山海经》，在《穆天子传》的叙述中，昆仑山同样位于疆土之西。据《穆天子传》言，西周时期周穆王曾行至昆仑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与《山海经》相比，《穆天子传》神异内容较少，所言相对务实。昆仑山在其中亦为西部山岳，是周穆王西征途中曾登临参访古宫殿遗迹的地方。《竹书纪年》也对周穆王前往昆仑山的传说有所记录，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此言昆仑山乃西王母之国所在地，但其国具体地望已不可得。《列子·周穆王》则将周穆王观览古宫殿与参访西王母这两件事串联在一起，叙述了周穆王于昆仑观黄帝宫殿后又于其上拜访西王母之事：

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

昆仑地处西部是两汉时人的普遍观念，构成了后世昆仑认知的基础。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言“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汉书》谓“黄帝使冷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由此可见，虽然昆仑山缥缈难觅，且所涉史事久远不可详考，但昆仑山处于疆土的西方当为时人所共识。

除“在西北”“附西极”一类宏观模糊的描述外，早期文献也以西部民族的活动区域为参照，标识昆仑的方位。比如《尚书·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之语，伪孔传言此四处皆“在荒服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禹贡》语境下的荒服，为五服圈层构想中距离王畿最为遥远的一层，是王道教化几乎无法触及的地方。《禹贡》将昆仑归入西戎活动范畴之内，这意味着时人记忆中的昆仑不出于中原而出于遥远的西部。

《山海经》也记载了与昆仑山地理位置相近的族群的名称。《海内东经》就说昆仑山在西胡以西：“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不过，《山海经》中虽记有白玉山、苍梧等地，但这些地点的具体所在与昆仑一样并不明确，故而依此难以判断西胡的活动范围究竟如何。王国维《西胡考》提出，《海内东经》多载汉代郡县之名，因而此篇应为汉代时添入的内容，并指出汉代人称葱岭以东之国为西胡，认为所谓位于西胡以西的昆仑山即今喀喇昆仑。若如此，则西胡即先秦两汉时期活动于今新疆地区的民族。不论西戎还是西胡，皆表明昆仑意象当出自西部民族的文化传统。曹魏时王肃注《禹贡》，另提出“昆仑在临羌西”的观点，又将昆仑与西羌联系在一起。

《山海经》《禹贡》等早期文献对昆仑与西部民族关系的叙述，也引起了晚近代以来学者的关注和对昆仑文化渊源的讨论。顾颉刚认为，昆仑在《禹贡》中为一处西戎国名，而《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所载昆仑神话则出自西北民族的虚构，其中的地理内容有着西北地理的实际背景，并以昆仑出自西北民族文化为基点，推论“羌对华夏的历史关系一定非常深切，就经典资料看，至少在商汤时已有往来”。闻一多《神仙考》认为，昆仑山及燕齐神仙学说皆源自居于西部的古羌人。饶宗颐对昆仑文化来源的判断与顾、闻二氏有着相近之处，其虽认为昆仑意象源出古印度，但也指出这类知识的传播媒介或即生活在西边的姜戎。钟宗宪则根据早期神话中“昆仑”在西的表述，提出昆仑意象出自本生活在陕甘一带周人的信仰观念，后逐渐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周运中利用早期文献中对昆仑水系、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再结合现代自然地理，认为昆仑山为今和田、阿里一带的高原山地，并提出汉籍中昆仑山和佛典中阿耨达山的地理特征相似，二者可能皆来自高原游牧民族的知识。

一些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也将昆仑符号的源头指向西部民族。如岑仲勉认为昆仑为于阗语南方之意，但昆仑的范围并不局限在于阗之内，乃概指帕米尔南部余脉，亦包括葱岭。林梅村提出，昆仑与祁连属于同名异义，为吐火罗语词汇。姚大力根据贝利对“睹货逻—吐火罗”之名辞源的研究，提出昆仑或源出伊朗语词汇的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则认为，昆仑即藏语中的“雪山”。此外，有学者还通过比较神话学的研究，试图将昆仑的源头追溯至古代两河流域，但此观点难以实证。

综合以上来看，昆仑符号确与早期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民族渊源甚深。不论其出自西戎、西胡、西羌等，还是来自更西的古印度、古两河流域等处，在进入中原及其他地区，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环的过程中，西部民族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或为昆仑符号的发明者，或为昆仑符号向东传播和推广的媒介，在与中原等处人士的往来互通中，不仅使各地文化得以交流互鉴，还塑造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基因底色。

三、王朝法统建构中的昆仑叙述

昆仑符号由西部东进后，影响力不断提高，在一些对王朝法统的构建中，昆仑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象征。此一情势的产生，源于早期文献中昆仑与古帝王以及“帝”“上帝”“黄帝”等至高神崇拜的紧密联系，时人以其为至高神居住或休憩的宫殿之所在。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昆仑山是帝神在下界的都城：“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亦言帝神的“下都”位于昆仑山上，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并说其“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氛围极庄严，神圣非凡。昆仑山作为黄帝圣地的意义，早期文献也多有提及。《庄子·天地》就言，“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至乐》篇则说：“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昆仑山在此是黄帝遨游、休憩的场所，具有御苑的性质。与《山海经》近似，在《穆天子传》的叙述中，昆仑山也为帝神的宫殿，只不过《山海经》中的“帝”在此书作“黄帝”，山中的神秘气氛也减少了许多。据《穆天子传》言：“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丰隆，郦道元《水经注》称“丰隆，雷公也”。此处，昆仑山是古时黄帝宫殿的修建地点，也是雷神遗迹之所在。其山作为黄帝宫城的性质，与《山海经》所谓昆仑山为“帝之下都”的表述如出一辙。虽然没有开明兽守护，亦不见百神聚集，但依凭黄帝与雷神带来的神圣性，在《穆天子传》中，昆仑山同样地位崇高，是周天子祭祀的对象，也是其辖下的重要山岳。

通过对周穆王游历经过的书写，《穆天子传》一方面对昆仑山上的景观作了具体的描述，另一方面也通过书写周穆王对昆仑山上黄帝及其他古神遗迹的封守祭祀，衬托了穆王作为天子的权威：

乃献白玉□双，□角之一□三可以沐。乃进食□酒十□姑劓九□亣味中糜胃而滑，因献食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瑶。

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仑丘。

周穆王以白玉、兽角、牲畜、酒食等物祭祀昆仑山，行分封以守其上的黄帝宫殿等要地，又多次行赐守臣。简言之，《穆天子传》昆仑山的神圣性与周穆王的天子地位互成表里，周穆王是昆仑圣地的拥有者，昆仑山是周天子重要的祭祀场所和神圣空间，是其崇高权力的象征。战国中晚期，黄帝逐渐发展为五方帝中司掌中央之神，如《月令》称“中央土。其曰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稍晚于这一过程发生的，是昆仑山获得中央之极地位。据《淮南子·时则训》载：“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时则训》按五方将天下分为五极，其中，昆仑为中央之极的西部起点。昆仑山上升为中央区域，与黄帝司掌中央之说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同步性。在与黄帝相关的神话中，昆仑山被反复提及。昆仑之崇高得以强化，或与彼时黄帝地位的不断抬升有关。

此外，昆仑山也被表述为太帝的居所。在屈原《远游》刻画的规避俗尘以登仙界的行旅路线中，昆仑山顶部即为天之所在，是寻仙之路的终点：“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阊阖为昆仑山门。《淮南子·地形训》载：“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太帝，据杨宽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上帝”“天帝”“皇帝”皆指黄帝，且黄帝与“太帝”“泰帝”有所合并。《远游》讲的正是自昆仑山阊阖之门上行，登入仙界，进入帝宫的历程。屈原所述固然是想象的历程，却也是战国两汉时期流传的昆仑升仙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在马王堆汉墓帛画中同样有所体现。《远游》虽未提及昆仑是否为“帝之下都”，但很明显，由昆仑山可直接通往居住于天上的帝神的宫殿。汉代纬书还将昆仑山与名为天皇的神明联系在一起。据《春秋命历序》载：“定天之象，法地之仪，法作干支，以定明度，共治一万八千岁，天皇被迹在昆仑山下。”昆仑山在此被描述为天皇法天象地定制法度的地点。

两汉时期，昆仑始终与至高神保持着对应关系。如纬书《紫阁图》曰：“太一皇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郑玄注《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一句时称：“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尚书纬》亦言：“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天帝巡游四时，两至日分别在北极与昆仑。可见这一时期昆仑仍保留有帝神居住的意味，其与帝神关系的牢固亦由此可知。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在燕齐方士的鼓动下，昆仑作为帝神尤其黄帝的象征，进入到武帝封禅改制、重塑正朔的过程当中。据《史记·孝武帝本纪》载：

（元封二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封禅活动本质上是君王上承天命改元革新之政治意图的体现，《史记》有言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又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汉武帝在历法、正朔、服色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推陈出新，又引入黄帝传说大行封禅，以昭告其革新的完成，彰显自身法统的合法性以及帝王权威的可靠性。

方士所上明堂图之所以用昆仑命名祭拜上帝的高楼，司马贞《索引》解释道：“言其似昆仑山之五城十二楼，故名之也。”前已述，早期传统中，昆仑山为黄帝宫殿所在，此山直通天界，为天帝居所。在《穆天子传》中，昆仑山是黄帝的宫城所在，在《山海经》《远游》《淮南子》中，昆仑山山巅即天帝宫宇所在，是沟通天地的场所。应劭言：“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仙人之所长居也。”方士们推崇黄帝与昆仑，公玊带所上黄帝明堂图则经由昆仑的存在，将黄帝与上帝对应起来。正是基于这种昆仑与黄帝、天帝等神的联系，汉武帝仿照黄帝明堂图建造昆仑明堂用于封禅仪典，借助黄帝与昆仑的神圣性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据《吴越春秋》记载，昆仑作为王权合法性的象征，也在越地流传。昆仑山在时人眼中的象征意义，由越王勾践与范蠡之间的对话可窥一斑：

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闻昆仑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禀受无外，滋圣生神，呕养帝会，故帝处其阳陆，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国也，扁天地之壤，乘东南之维，斗去极北，非粪土之城，何能与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见外，未见于内。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

其时，勾践才由吴国归越，欲建国都，重兴霸业。范蠡为支持越王称霸，特地仿照昆仑的样式设计都城，以达到“昆仑故出，越之霸也”的效果。在此，昆仑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被范蠡用来构建越王勾践称霸的合法性。《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修杂史，其中的观念虽未必完全反映春秋时代的认知，但至少在书成前后的时段内已具有普遍意义。在此，昆仑为古帝王居所，是沟通天地、滋圣养神之地，因而可用以象征王权大统。

前凉张氏政权亦借助昆仑来支持其法统。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

骏二十一年（穆永和元年），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车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室（二字一作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禹贡》昆仑在临羌（一作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禆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乃为立祠祀之。

酒泉南山即祁连山，马岌认为祁连山上有石室玉室、王母堂等于西王母信仰相关的祠庙景观，是古西王母之国的所在地，化用周穆王登昆仑山访西王母的典故，通过古帝王与西方位神明的双重加持，喻示张骏权力之正。

由此可见，至晚到汉晋时期，昆仑已获得了象征权力合法性的意义，并在礼仪实践中得到落实。早期传说多向度地赋予了昆仑神圣意涵，不仅令其在对至尊神的信仰中作为通天之山与神的居所，也使其进入古史叙事，成为古帝王登临游观、祭祀问神的场域。凡此种种也意味着，昆仑符号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

四、多民族共寻的黄河之源昆仑山

除与神灵、帝王的联系外，昆仑也因其黄河源头的身份受到广泛关注。早期文献对黄河源头所在的记载并不一致，其中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二：一为黄河源出积石山，即《尚书·禹贡》“导河积石”之说；二为黄河出于昆仑山之说。黄河源自昆仑的说法在《山海经》中已见其迹，据《西次三经》言，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河水即黄河，其水自昆仑山流出后，注入到无达河中。在《山海经》的叙述中，有多条河流由昆仑山发源，黄河为其中之一。《海内西经》则言黄河出自昆仑山东北方，“以行其水，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从而将昆仑山与积石山接续在了一起。这种调和的说法也为《淮南子》所收录。黄河源出昆仑的说法又为汉之纬书一类的文献继承，其言多夸诞。

此说影响虽盛，但因为昆仑本身的神秘特征，也受到时人质疑。司马迁评论《禹本纪》所载河出昆仑之说，谓：“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言之也。”虽然河出昆仑被批为怪诞的河源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将现实中寻得的黄河源头命名为昆仑山。自张骞凿空西域，武帝时汉廷曾派出多批使臣寻找黄河源，最终确定为于阗南山，并命名此山为昆仑山。原文为：“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就今人的黄河知识来看，这些“穷河源”的汉使并未实际到达黄河之源，其所报奏的“河源出于阗”的消息，很可能是在当地道听途说的。其后，汉廷的力量逐渐深入西域。宣帝神爵三年（前59）设西域都护府，由此对西域诸国的了解日益详细，对西域山川脉络的了解也随即增多。继于阗南山后，黄河源头又被追溯至深居西域腹地的葱岭。据《汉书·西域传》载：“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一出于阗。”葱岭因而作为昆仑流传后世，“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禹记》所云昆仑者焉”。无论于阗南山还是葱岭，其被视作黄河源头昆仑山，无疑得益于与西域诸国间的知识交换。

黄河源与昆仑山位置的更新，往往伴随着地理视野的开拓。唐代时中原与吐蕃的交流增多，时人对青藏高原地理知识的掌握为前代所不及。唐廷曾多次派遣使臣探寻黄河源头，所得结果皆指向吐蕃辖内，这与两汉时期黄河源头在西域的认知大相径庭。杜佑《通典》言此道：

且汉时群羌种众虽多，不相统一，未为强国，汉家或未尝遣使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宁有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

唐人关于河源和昆仑的知识，除遣使考察所得外，还有由吐蕃传递而来的部分。《通典》就说：“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之西南，则河之所出也。”可见，黄河源与昆仑山位置具体何在的问题，此时已不仅唐廷单方面重视，吐蕃对此也颇加关注。唐穆宗长庆年间，刘元鼎以唐使身份入蕃会盟，在与吐蕃人交流的过程中，获悉了更多有关黄河之源昆仑山的信息：

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刘元鼎提到，早期文献中记载的黄河所出之昆仑山，当地人呼为“闷摩黎”，译言紫山。其还对此昆仑山的位置、距京城道里之远近及黄河上游水体环境作了详细描述。刘元鼎回报唐廷的这一处黄河源头昆仑山，无疑是唐蕃双方共同寻得的。

唐人的河源昆仑认知至元朝初年被推翻，此次知识更新甚至引发了对黄河源头与昆仑山关系的重审。事起于至元十七年（1208），女真人都实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以招讨使身份西行访求河源，“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都实一行的溯源历程，潘昂霄《河源志》有详细记载。据其述，都实经过实地考察后，确定星宿海为黄河源头：“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黄河既然源流自星宿海湖泊群，昆仑山是否在其近旁？都实之行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朵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也。”河源在朵甘思西部，而昆仑山在朵甘思东部。都实的溯源活动在确定黄河发源于星宿海的同时，也否定了昆仑山的河源意义，将河源与昆仑分置两处，同时亦未采信源自《尚书》传统的积石山河源说。都实等人贡献了昆仑河源说与积石山河源说以外的第三种黄河源认知，摆脱了两汉以来主流河源观念的窠臼，这一现象十分特殊。在黄河源头与昆仑山分离的背景下，元人也开始反思昆仑河源观。

不过，至明代，对河源的追寻已回归传统，仍以昆仑山为终点。新的河源昆仑认知发轫于明初。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宗泐禅师奉命前往西域求经，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回朝。值得注意的是，宗泐禅师不仅带回了佛经，也带回了西番人士对黄河源的看法：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犛牛河为必力处，赤八者为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犛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予西还宿山中尝饮其水，番人戏相谓曰：汉人今饮汉水矣。

在宗泐的见闻中，黄河并非源出元人所谓星宿海，而是出自抹必力赤巴山。黄文弼认为，此山即唐人刘元鼎所言土语作“闷摩黎”的昆仑山，对应今巴颜喀拉山。宗泐禅师从西番人士那里得知，有两条河流从这座抹必力赤巴山发源，即犛牛河与黄河。宗泐通过对西番地区的深入探访，结合当地人给予的经验性知识，为明廷带回了黄河源出抹必力赤巴山的说法。作为河源的抹必力赤巴山，至徐霞客生活的年代，已以昆仑为名。《江源考》言此道：“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北流经积石”，“发于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所谓犁牛石，即宗泐所言犛牛河。在徐霞客的行旅中，犁牛石发源于昆仑山南部，都实认定的河源星宿海发源于昆仑山北部。清人胡渭已指出，此昆仑山即抹必力赤巴山。抹必力赤巴山成为昆仑山，当因其黄河之源的身份，肇始于明初洪武年间宗泐等人的西域行，同样是番汉河源知识汇通的产物。

宗泐和徐霞客的河源昆仑观念并未令后世完全信服，清圣祖时期，关于河源昆仑的知识再次更新。有感于彼时河源知识流传的混乱，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圣祖决定派遣拉锡等人作为使臣寻找河源。与元代都实等人相同，拉锡一行人也将黄河源追溯至星宿海一带：“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山之至高者视之，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也。”不过，拉锡之行并未分置黄河源与昆仑山，其进一步上溯了星宿海的源流，并将海子周围的群山视为昆仑。这种河源昆仑认知较以往历代，在形式上有着显著不同。拉锡寻得的昆仑至少囊括了星宿海周围不同方向上的多座山岳，其以群山合称昆仑，赋予了昆仑新的形式。乾隆年间，随着回疆的平定，朝廷再次开启追溯黄河源的行动，并提出应当按照两汉旧例，在西域腹地“溯昆仑之古源，寻树枝之旧派”。乾隆四十八年（1783），黄河于河南青龙冈决口，清高宗派遣阿桂之子阿弥达追溯河源并祭祀河神，以使黄河安流。阿弥达行至星宿海，发现其西南有一条蒙古语作阿勒坦郭勒的河流，又发现阿勒坦郭勒以西，有一处巨大的石山，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有泉流自其上汇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不过，阿弥达溯得的这一处河源并未被清高宗采纳，其仍坚持当在回疆寻找河源昆仑的认识，称：“又因《汉书》河出昆仑之语，考之于今，昆仑当在回部中。回部诸水，皆东注蒲昌海，即盐泽也。盐泽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在清高宗的坚持下，朝臣也开始论述昆仑当在回部的合理性，详述于《钦定河源纪略》之中。《钦定河源纪略》以葱岭为黄河的总发端处，将葱岭以东的于阗南山、北山皆视作黄河之源，合此诸山为昆仑山脉，铸造了黄河发源于回疆昆仑山脉的观念，称“伏考昆仑山脉，绵亘辽远不知纪极，回部诸山皆从之结体，而大河之源见焉”。昆仑山脉这一概念的提出，尽管与事实上黄河源头之所在存在相当大的偏差，却也再次刷新了古人的河源昆仑认知，拓展了昆仑符号的内涵。

从虚无缥缈的神山，到现实地理层面的诸处山岳，作为黄河之源的昆仑经历了由神话意象向现实地物的转变，也经历了由于阗南山、葱岭等单体山岳向山群及山脉的转变，甚至一度与河源剥离，仅作为黄河流经的一座山峰。通过以上可以看到，在河源昆仑形式与位置嬗变的过程中，多个民族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影响着昆仑符号的历史走向。

五、高山出玉与昆仑符号的广泛接受

昆仑符号进入现实地名，还与昆仑山在神话中高峻非常且盛产美玉的特征有关。首先说作为高山的昆仑。早期文献皆言昆仑山高峻非常，如《尔雅》就以昆仑代表最高之山岳：“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昆仑的具体高度其时并无定论，《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禹本纪》言“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论衡》则称“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只有《淮南子》所载最为精确，其言昆仑“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但其依据为何并不明确。应当指出，早期文献所述昆仑山的高度是不断增长的，东汉高诱甚至将昆仑山拔高到了“九万八千里”。

昆仑因为这一特征，在汉代就已成为景观命名的一种素材。彼时，敦煌地区有城障名为昆仑障。河西走廊酒泉至玉门段上城障的修建始自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汉廷在“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昆仑障的建立当在此后。关于昆仑障名称的来历，史籍中几无解释。考城障为汉代的一种军事防御设施，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昆仑障既是军事防御重镇，又是宜禾都尉治所所在，所谓“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还北连五船道，是汉军西进北征的桥头堡和大军的集结地，当具备相当规模。此障以昆仑为名，应为对其规模和战略重要性的反映。其时，昆仑也被用于命名域外景观。据晋人张华《博物志》载，大秦之地有山名为小昆仑山：“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位于大秦西海海滨的山岳被冠以昆仑之名，当因其高度与广度，与传说中昆仑的高峻宽广十分相似，但因其并非真正的昆仑山，故而呼为小昆仑。通过敦煌昆仑障和西海小昆仑的例子可以看到，昆仑符号不仅可用于称呼黄河发源之山，还可用来命名其他高大的自然或人文景观。

汉晋以后，昆仑作为地名逐渐开始在南方地区大量出现。比如扬州之广陵，唐宋时已更名昆仑。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广陵又名昆仑冈，当时的扬州州城就建于陵上，因“《尔雅》曰：‘大阜曰陵。’一名阜冈，一名昆仑冈”。又邕州有昆仑山，“在宣化县东九十二里，昆仑关在焉”。此山被命名为昆仑的具体时间不明。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此山“巉岩峭拔，高出群山，有道极险阨。古设关于此，以扼蛮洞，”则其以昆仑为名可能即因“高出群山”的特征。《舆地纪胜》载，福建路兴化军亦有“昆仑山，在莆田县”。将地方高山雅作昆仑的做法经久不衰。明弘治年间所修《八闽通志》言泉州永春县有昆仑山，“山势峻拔，盘据数里，人以拟于昆仑仙山焉”。清人顾彩曾于改土归流前游访田氏土司管辖下的容美地区，并著《容美纪游》，其中记载当时的容美土司田舜年亦尚昆仑。容美之昆仑山在宣慰司行署附近：“司署前大街，巨石铺砌，可行十马。西尽水砂坪，东至小昆仑，长六里。”这处小昆仑高大陡峭，是田舜年的藏书之处，书橱众多，顾彩为之赋诗曰：“兹山峻极比昆仑，俯视茫茫势欲吞。”由此可见，昆仑作为高山典范的象征意义受到了广泛认同。

再说作为美玉产地的昆仑。因产玉而得名昆仑的地方亦有多处。如《方舆胜览》所载蜀地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一带）有“昆山，在城东四十里，出璞石”；《舆地广记》载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一带）“有昆山，吴陆氏之先葬此。后机、云兄弟有辞学，时人以玉出昆岗，因名之”。华亭之昆山虽非因产出自然玉石得名，但以美玉比喻陆机、陆云兄弟并将二人活动的地方，借玉出昆仑的典故命名为昆山，这同样体现了对昆仑作为顶级美玉产区的普遍接受。与河源昆仑、昆仑峻极的观念相近，昆仑出玉的观念同样渊源甚早，至晚在汉代已普遍流传。比如《山海经》言昆仑山上有琅玕树、珠树、文玉树、玗琪树等各种玉质树木。昆仑玉因产地遥远，在诸种玉石中最属难得。《尸子》言此道：

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烛。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

此处描述的玉的特征与今和阗白玉颇似。彼时，璆琳琅玕被视为玉中极品，千金难得，十分珍贵，而昆仑山尤以出产此类玉石闻名天下，所谓“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可见玉出昆仑的观念在彼时深入人心。

昆山出玉的观念影响甚大，汉武帝寻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依据之一就是南山产玉。《史记》载曰：“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昆仑山既是黄河的发源地，又是传说中的美玉产地，于阗南山在时人看来刚好符合这两个特点，故而被视为昆仑山本体所在。即便后来黄河源头又被推至葱岭、闷摩黎山等处，南山因是玉石的大宗产地，仍在很长时间内沿袭着昆仑之名。后晋时张匡邺、高居诲于天福三年（938）奉使于阗，作《行程记》，仍称于阗之山为昆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北宋名宰庞籍之子庞元英言《朝贡录》中记载“于阗国城之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其源同出昆仑山”。汉学家薛爱华曾言，对唐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于阗是主要的玉石产地。玉出昆山的观念，也是用以支撑清高宗河源昆仑山在回疆地区这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前节已述，清高宗罔顾事实，执取回疆山岳为河源昆仑。为使其观点合理化，纪昀等朝臣修《钦定河源纪略》时就利用了早期文献对昆仑产玉的记载而加以说明：

回部极西为葱岭，稍南为和阗，其水玉隆哈什、哈喇哈什二河皆产玉，是即所谓璆琳琅玕。而西南诸山冈岭蟠亘，则即所谓昆仑山下之基也。回部在中国西北，故云西北之美。此昆仑为河源在今回部之确证。

可见，汉以后，于阗南山仍得冠以昆仑之名，最大原因并非黄河自其中发源，而是其山丰富的玉石资源。

早期传说赋予昆仑的峻极和产玉的特性，使渺远神秘的昆仑得以成为人们心目中象征崇高广大意象，以及玉石产地的代名词，从而作为地名进入现实地理空间，将昆仑之名播撒至四方。昆仑之名在各地的出现，意味着昆仑的这两方面内涵业已获得普遍认同，既反映着人们如何通过自然与人文景观体认昆仑符号，也提供了如何扩大昆仑符号影响力的路径。

六、山川之祖与昆仑符号的大一统内涵

昆仑符号最为重要的内涵，是对版图一统的象征，这引申自早期文献中昆仑为疆域西极的观念。对昆仑为西极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若木，生昆仑西附西极”的记载，意指若木生长于昆仑山以西靠近西极的地方。此处虽提到西极与昆仑山地理位置接近，但尚未将昆仑等同于西极。以昆仑为西极的观念，汉代时已经产生。《淮南子·地形训》将世界按圈层分为九州、八纮、八极等部分，以九州为内，八极为外，八纮则在二者之间。八极即八座山，分别表示八方的尽头，其中西极即昆仑山，所谓“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阊阖之门在昆仑山上，《地形训》言悬圃、樊桐皆“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高诱注解说：“阊阖，昆仑虚门名也。”《地形训》虽未明言西极之山就是昆仑山，不过，由西极之山上有阊阖之门的记载，再结合上下文，即可明白这里所谓西极指的就是昆仑。王逸注《楚辞》亦称昆仑山为西极：“若木在昆仑西极。”可知汉代时，昆仑已被视作大地的西限。

如果说两汉时期，昆仑为西极的认知尚在肇始阶段，历经长时间的政权并峙，至隋再次实现统一，昆仑已作为标识疆域西界的地标出现在称颂国威的话语之中。隋炀帝时，裴矩掌管与西域通商之事，并撰修《西域图经》献与炀帝。其在序文中言及隋之威势时，先言大禹九州与秦王朝版图的局限，称“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临洮”，后陈本朝国力之壮，“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汎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碍于突厥和吐谷浑的阻隔，隋廷其时尚未实现对西域的完全掌控，裴矩为使隋廷实现“混一戎夏”的局面而继续出谋划策，并于末尾言“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炀帝对裴氏所言大为认可，不久后隋廷打通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西域向来为中原王朝心结之地，裴矩以跃马昆仑譬喻开通西域，“混一戎夏”，昆仑在此已被赋予了大一统的内涵。

隋唐以后的大一统王朝，多有借西极昆仑表现疆域开拓、版图完整的例子。比如元世祖就试图通过追溯黄河源彰显国家的统一：“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元人认为，历代之所以久寻河源昆仑而不得，是因为天下一统尚未实现：“汉、唐之时，外夷未尽臣服，而道未尽通，故其所往，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究其极也。”后经都实等人的考察，虽得出河源较昆仑更远的结论，但这同样意味着昆仑已被元廷纳入版图：

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肃等城，秋取西凉府，遂过沙陀至黄河九渡。按昆仑当九渡下流，则昆仑固已归我职方氏矣。

纳西极昆仑，辟封疆，正因为有此功绩，世祖时元廷才能完成汉唐王朝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追溯黄河源头的愿景。元明易代之际，昆仑同样作为大一统的象征用于明人对疆域的表述。洪武元年（1368），徐达向明太祖献《平元都捷表》，其中有言曰：“五百年而王者典，仰圣人之在御。大一统而天下治际，景命之维新”，“所以聿彰鸿裂，耆定武功。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迩，莫不尊亲”。这里直言西极昆仑是大一统事业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将四方宾服作为天下大治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昆仑为西极之山的认知，在“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的天形地势认知下，昆仑还延伸出了“地首”的意义，为后世堪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与“西极”蕴含的疆土之终点的意义差别较大，所谓“地首”指地脉的发端处，尤指中国大地的发端。对其的记载可追溯至汉代纬书，所谓“昆仑为地首，上为握契，满为四渎，横为地轴，上为天镇，立为八柱”；“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言中国在昆仑山东南，疆土由昆仑发脉而来。托名张子房所著的《赤霆经》亦有类似之说，所谓“昆仑柱天，为万脉由起，西北绵亘，幽寒莫讫”。纬书等文献在以神话的方式阐述地脉走势的同时，也为王朝疆土划定了理想中的西部边界。

唐宋时期，堪舆思想渐有兴起之势，昆仑作为地首，也被赋予了万殊一体的意义。时人对中国山川脉络的梳理，至宋已发展出成体系的理论。在堪舆理论中，首先昆仑为中国诸山的发脉处，后又成为天下水道的策源地。蔡发《地理发微》就阐述了昆仑当为众山之祖的理念：“凡山皆祖昆仑，分支分脉，愈繁愈细，此一本而万殊也；凡水皆宗大海，异派同流，愈合愈广，此万殊而一本也。”在《地理发微》的建构中，山脉与水脉尚未同源，仅言昆仑为众山之祖，大海是诸河之宗。蔡发活跃于南宋时期，其时宋廷版图已失北方，更遑论追溯山脉至昆仑处，其说显然脱胎自纬书等所载昆仑为地首的观念。昆仑为理想中疆土的西端，蔡氏所言“一本而万殊”，意为昆仑之下各支脉殊途同宗。蔡发之后，吴澄继续阐发这一理念，并认为山水皆当发源于昆仑，所谓“天下之山脉，起于昆仑，山脉之所起，即水原之所发也”。明人王鏊亦言：“山与水同原。天下之山起于昆仑，天下之水出于昆仑，无疑也。”由此可见，至晚到明代，昆仑已成为时人眼中的众山水之祖，是中国山川共同的起点。

然而，此时昆仑作为山水之祖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落实在地面。至康熙年间，清圣祖出于对山水脉络的关切，“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试图探明黄河、长江等诸水的源头，令使臣“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先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遣使，至星宿海周围寻得昆仑。康熙五十六年（1717），圣祖皇帝又遣使至西藏测量地形，见冈底斯山最为高峻，为天下之脊，众山根脉。康熙五十九年（1720）一统西藏后，经过对藏地山川的进一步测量后，圣祖亲谕冈底斯“犹云众山水之根”。冈底斯山由此获得了山水之祖的地位，因而也被视为祖山昆仑，“圣祖仁皇帝圣谕，以冈底斯尼玛伊冈里阿林为天下山水之祖，实古之昆仑”。不过，以冈底斯山作为天下山水根脉的构想并不完美，比如黄河的源头就无法追溯至此。故而相较于实际的天下山水之源，冈底斯山作为祖山，更接近一个政治符号，象征着清朝版图大一统历程的推进。至乾隆年间回疆平定，清高宗追思两汉，固执地认为昆仑山应该在回疆腹地而非藏地。其《热河考》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认为“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今葱岭以东之和阗、叶尔羌诸水”，潜流至星宿海出而为黄河。昆仑重回西域，其实透露的是高宗突显其大一统功业的意图，也就是《钦定河源纪略》所强调的“惟我圣朝，疆理西极，殊域一家，自昆仑以下既已尽载图经”。昆仑以下的疆土皆入于版图之内，标志着大一统业已完成。

虽然在高宗意志主导下产生的回疆昆仑，与圣祖皇帝的祖山昆仑冈底斯有所冲突，但清人也提供了多种说法以图调和。比如将冈底斯山与回疆昆仑连接起来，视其为昆仑正脉：“盖自康熙间戡定西藏，圣祖仁皇帝谕为冈底斯为众山水之根，其地与回部和阗相接，则昆仑正脉先入版图。”董佑诚又通过扩大昆仑所指范围的方式，缓和前后说法之异：“盖自冈底斯山东，皆昆仑之脊，古所称昆仑墟即在乎此。”至此，无论是西极、地首还是祖山，无论昆仑究竟为冈底斯山还是葱岭等诸山，昆仑符号的大一统内涵，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实践，已逐渐深入人心。

七、结  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昆仑符号大体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观看：一为文化昆仑，指神话传说对昆仑的描述，比如峻极于天、是帝神都城等；二为地理昆仑，指昆仑符号在现实地理中的落实，比如汉武帝依图籍确定的于阗南山及其后的葱岭等处。文化昆仑为地理昆仑的确立划定方向，为人们命名景观，将昆仑符号推广至各地提供依据；地理昆仑也反哺文化昆仑，提升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绘制了中国古代昆仑符号的立体图景。

与此同时，昆仑符号多层次内涵的形成，实得益于不同文化传统提供的多元思想资源。昆仑符号出自西部民族，先秦以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其的关注从未间断。因为昆仑与至高神、古帝王间的对应关系，构建王朝法统的仪式和话语将其引入。黄河源出昆仑的观念，引导着多个民族参与到追寻河源昆仑的历程中去。神话中昆仑峻极、出产美玉的特征，使各地的人们愿意以其名号命名身边高广陡峭或出产玉石的山岳。昆仑又是西极和地首，因而可作为山川脉络之祖和国家大一统的象征。可以看到，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昆仑符号不断传播，不断更新，不断扩充其本身的内涵。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昆仑符号的外延和内涵，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塑造的。

本文转载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6期

在先秦时代，“姓”和“氏”含义和用法并不相同。今天所谓的“姓”，其实是上古的“姓”和后世的“氏”混同的产物。“姓”的起源很早，上古的姓很多都是从“女”旁，说明“姓”应当和女性生育、繁衍有关。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之间互相通婚，姓被用来作为氏族血缘关系的标志，以防止同氏族内通婚。《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是“人所生也”，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姓是由母亲所给，也可以理解成姓取自所生息繁衍之地名。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先秦古姓如姬姓、姜姓，在黄帝时代就已经陆续产生并分化。《国语·晋语》提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黄帝的姬姓，炎帝的姜姓，皆是取自所居之处的水名。黄帝的二十五个儿子，分姓十二姓。

而氏是姓的分支。《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孔颖达疏曰：“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在周代宗法制度下，大宗和分出去的小宗都是同姓，便需要一个区别标记以对这些大小宗进行区分，氏便承担了这个功能——姓仍用来“别婚姻”，氏则主要用来“别贵贱”。有土者斯有氏，氏是有封地的男性贵族才有的，诸侯国的国君以国为氏，而未能继承国君的小宗则以封地为氏。比如，春秋时郑国国君郑武公，其妻子叫武姜，生有郑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武姜是姜姓申国之女，以“姜”姓冠以郑武公的谥号“武”为官称。除此以外，将姓和自己的排行、国名或者丈夫的氏组合，也是当时女性常用的称法。郑庄公名“寤生”，作为长子继承郑国国君之位，故史书中以国名“郑”为氏。共叔段名“段”，“叔”表明他是次子，曾封于京邑，所以称“京叔段”；因兵败逃亡卫国，被安置在共地，所以又以“共”为氏。又如，秦国虽是嬴姓，但秦国的祖先造父为周穆王驾车有功而被封于赵，所以其后人以“赵”为氏——故北大汉简《赵正书》中记载“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称秦始皇称为“赵政”。除了以采邑为氏，氏还有其他的来源，比如以祖、父之名、字为氏，以官为氏等。又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贵族，子姓，名“嘉”，字“孔”，“父”为男子的美称，其后人以孔父嘉的字“孔”为氏。

自春秋时期开始，同姓不婚的规则慢慢被打破，姓“别婚姻”的功能也慢慢失效。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器吴王光鉴和蔡侯申盘，其铭文记录姬姓的吴王光之女与同姓的蔡国通婚之事，并令“子孙勿忘”“永保用之”，可见同姓同婚在当时已是常态。至战国时期，许多贵族在争斗兼并中，沦为庶民，氏不再承担“别贵贱”的作用，转而开始和姓混同，这便是所谓的“姓氏合流”。《通志·氏族略》记载：“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兹姓与氏浑而为一者也。”

最晚至西汉，文献记载姓与氏的界限已经不十分清晰了。《谷梁传》解人名“南季”曰：“南，氏姓也。”“氏姓”其实应该是原先的“氏”，说明姓、氏的概念已经开始混用了。又《史记》称秦始皇“姓赵氏”，称汉高祖“姓刘氏”等，亦是此类情况。

梳理完姓、氏演变的历史，可试为先秦古人正名。以问题最多的商末周初时人为例，后世的通俗作品往往称武王为“姬发”，太公为“姜子牙”等，是典型的以今法称古人。《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文王“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文王的儿子里，诸如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鲜”“度”“振铎”为名，“叔”表明了小宗次子的身份，“管”“蔡”“曹”是他们的封邑，也是他们的氏。武王名“发”，天子无氏，“武”为生称的尊号，王是其身份。周公名“旦”，初受封于鲁，史书本应该称“鲁叔旦”。而事实上周公并未就封，而是留佐武王、成王于周，故后人以“周公”尊之。武王和周公虽然是姬姓，但按照周人的习惯，应该称“武王发”和“周公旦”，而不是“姬发”“姬旦”。武王在灭商称王之前，可以称“仲发”。文王的王号“文”是武王在其死后追封，生前曾为商朝西伯，可以称“西伯昌”。

而文王长子伯邑考是一个特例，古今对他的称呼一致。“伯”表明其嫡长子身份，“邑考”是后人祭祀用的尊称。《说文解字·卪部》：“邑，国也，从囗。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囗（wéi）”是四面包围的城墙，“卪（jié）”是一个跪跽、臣服的人形，有城、有臣，便可以建立“邑”。“考”字原本象手持木杖“丂（kǎo）”的长发老者(“考”“老”本一字)，引申出年长、长者之义，甲骨文里用来表示死去的父辈。《礼记·曲礼下》：“父曰皇考……生曰父……死曰考。”《逸周书·世俘解》说：“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称“考”是因为伯邑考作为嫡长子若未早夭，本应继承王位，武王追尊之以示其宗法制的正统地位。故“邑考”的意思是“邑地的祖考”。

齐太公历来有姜尚、吕尚、吕望、吕渭、吕涓、吕牙、姜子牙、姜太公、太公望、太师望、师望、师尚父、吕尚父等众多称呼，出土简帛中又有“帀（师）上（尚）父”（上博简《武王践阼》）、“郘（吕）上（尚）甫（父）”（清华简《耆夜》）等异写，其实是杂糅了姓、氏、名、字、号、职官的各种组合。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其人为姜姓，吕氏，名“尚”。“太公望”的称呼，根据《史记》记载，因为文王出猎前占卜，卜兆显示将猎获“霸王之辅”，之后果然与太公在渭水之阳相遇，并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得称“太公望”。这种说法包含附会的成分，不足以信。“太公”类似于周之“太王”，吴之“太伯”，是齐人对开国之祖的尊号，“望”是其名。而“师尚父”则是职官加上字的尊称。《诗·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师”，又称“太师”，是西周掌管征战与教育贵族的职官，“尚”是太公之字，“父”是对年长男性的尊称。而太公名“渭”的说法出现较晚，其实是取自太公和文王相遇之渭水名，又误写作了“涓”，和太公其名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太公名“牙”、字“子牙”等说法，先秦文献仅见《孙子兵法·用间》“吕牙”一例，其他记载均是出自唐以后的文献，时代太过晚近，可信度存疑。综合来说，太公是姜姓，祖籍在吕，以“吕”为氏，名“望”，字“尚”，故称“吕望”“吕尚”；因为周之太师，被尊称为“师尚父”；受封于齐地后，作为齐国首任君主被尊称为“太公”。

《尚书·牧誓》称商纣王为“商王受”，清华简《封许之命》中称“殷寿”，这是周人的叫法。甲骨文里商朝自称“大邑商”，商晚期的金文里也称“商”不称“殷”——“殷”是盘庚迁都后商都城的所在地之名，周人据此把商朝称为“殷”。但是商王朝并不自称“殷”，更不可能以“殷”冠于帝王名前。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人的先祖名“契”，子姓。甲骨文里商贵族提及男性先祖称“父”“且（祖）”，后面接日名，如“父乙”“祖丁”“妣壬”；或可以美称“文”“武”与日名相组合，如“武乙”“文丁”；也可以用“帝”贯于日名之前。商纣王日名为“辛”，在甲骨文里叫“帝辛”。而“受”或“纣”，则是他的称号。《尚书正义》引郑玄说：“纣，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爱而欲立焉，号曰受德。时人传声转作纣也。史掌书知其本，故曰受。”又《尚书·周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一语，《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作“纣有亿兆夷人”，所以“纣”其实是“受（寿）”的音转，最初并非恶谥。《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所谓“残义损善曰纣”，则是周公制谥法时根据纣王所行而冠予的内涵。因此，若按商人的习惯，纣王应当称“帝辛”，按照周人的习惯可称“商王受（纣）”。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4月19日）

第十一章 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

布伦迪西翁的和约已经达成，安东尼也迎娶了奥克塔维娅。现在，三头同盟可以继续为士兵们分配土地，并且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提升名望、壮大势力了。东方正在召唤着安东尼。他带着新婚妻子奥克塔维娅去了雅典，然后开始准备大举东征帕提亚人。安东尼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为公元前53年战败被杀的克拉苏报仇，同时完成尤里乌斯·恺撒生前的东征计划。而此时的屋大维也有紧迫的事情要处理。首先，他需要完成分配土地的承诺。其次，伟大的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仍然是一个问题。虽然三头同盟已经和塞克斯图斯·庞培达成了和解，但他仍然拥兵自重，在西西里岛割据一方，这种和平脆弱无比。

剿灭海盗之王

差不多是在他的父亲被恺撒击败以后，塞克斯图斯·庞培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此时，他盘踞在西西里岛，并且由此建立了海上霸权，控制着西地中海的重要航道。以前，庞培为安东尼提供了海军支援，还协助安东尼的家人完成了撤离，让安东尼欠下了人情债。于是，安东尼帮助庞培与三头同盟签订了和约，但李必达因此吃了一些亏。[280]这份和约还准许了那些被流放的贵族返回罗马。尽管和解还未达成，但至少这些已然失败的贵族得以摆脱流放生活。

屋大维和庞培之间的和平打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持续多久。他们的关系本就很紧张，同时，没有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他们化敌为友。屋大维控制了意大利的丰富资源，这就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竞争必定会以屋大维的胜利告终。庞培及其追随者应该也能看清这一点。此外，屋大维肯定一方面知道夺取西西里的田地能够带来多么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深知庞培的舰队不容小觑。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既可以让屋大维有机会来发展自己的海军，也可以削弱庞培的势力，因为舰队的建造和维持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培的资源会越来越紧张，其追随者也会相应地减少。

屋大维提出的宣战理由是庞培的海盗行径。不过，最终战争的到来还是因为庞培麾下的一名比较重要的舰队统帅米诺多洛斯(Menodoros)投靠了屋大维。现在，屋大维有了一支足以与庞培一战的舰队。公元前38年，战争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发生于意大利南部库马伊(Cumae)附近的海域，屋大维的舰队告负。海战本身其实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损伤，但是屋大维这边的舰队统帅经验相对较少，遇上了风暴，许多船只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毁的。屋大维就这样失去了在海上与庞培对抗的能力，而庞培的制海权令其可以自由地劫掠意大利的沿海地区，这让接下来一年时间里的屋大维深感无奈。[281]

到了公元前36年，屋大维再次有了可堪一用的舰队。安东尼造访了意大利，给屋大维带来了一百二十艘船只。而屋大维需要相应地给他提供两万名士兵，支援他对抗东方的帕提亚人。李必达则得到了指示，让他自7月1日开始从北非发起协同攻击。这一次，屋大维的部队又遇上了糟糕的天气，李必达的攻势也不顺利。[282]但是，庞培的处境还是不可避免地恶化了。李必达的十二个军团最终成功地登陆了西西里，并且围住了位于岛上西端的城市利吕拜翁_{[Lilybaeum，今天的马尔萨拉(Marsala)]}。现在，庞培必须在西西里岛上直面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而且，屋大维的部队也即将到来。

阿格里帕是屋大维的密友。从屋大维踏入政坛开始，他就一直站在屋大维这边。在佩鲁西亚战争期间，阿格里帕也有出众的表现。此时，他已经在意大利本土西面的埃奥利群岛(Aeolian Islands)上建立了前沿基地。接着，他率军大致朝着正南方航行，在西西里岛东北部的缪莱(Mylae)附近和庞培的舰队相遇。此次交手是屋大维的部队第一次在海战中占上风。虽然这场战斗本身并没有产生重大的战果，但阿格里帕的胜利让他得以登陆西西里，把第二支三头同盟的军队带到了岛上。而且，就在庞培专注于北部的战斗之时，屋大维乘机开始从东部的陶洛米尼翁_{[Tauromenium，今天的陶尔米纳(Taormina)]}登陆西西里。

然而，屋大维所部的登陆行动受到了阻碍。庞培的海陆军队撤离缪莱以后沿着海岸经过梅萨纳_{(Messana)[今天的墨西拿(Messina)]}，往南遇上了正在登陆的屋大维。他们早已料到屋大维会尝试登陆。既然已经无法阻止阿格里帕的行动，那么他们就果断地放弃，转而试图出其不意地进攻屋大维。于是，屋大维麾下人数较少的这支部队被打乱了，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不过，他最后还是稳住了阵脚。其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夜幕已经降临；其次，庞培的部队消耗了过多的体力。当天夜里，屋大维抓紧时间巩固了营地的防御工事。第二天，双方开始对峙。[283]

不过，屋大维的这个营地毕竟独木难支。所以，他召集海军登上了小型船只，试图突破庞培的阻拦，转移到别处去。虽然庞培击败了屋大维的舰队，但屋大维本人成功地逃到了意大利的海岸上。如果庞培能够在这场战斗里抓住屋大维，那么战争的走向也许会发生剧变。不过，最终找到屋大维的是一些一直在山丘上围观战斗的当地居民。他们帮助了屋大维，令其得以顺利地与部下会合，并且开始组织后援部队。

与此同时，屋大维留在陶洛米尼翁的军团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营地的位置不是很理想。而且，驻扎的部队有一万九千人，但他们的补给却不多，尤其缺少饮用水。负责指挥的将领是科尔尼非奇乌斯。他试图与对方展开战斗，但庞培等人深知己方的优势，拒绝出战。因此，科尔尼非奇乌斯只好率领全军出去寻找饮用水和援军。[284]他顶着敌方的骚扰，向西西里岛的内部挺进。他们途中需要经过埃特纳火山(Etna)附近的熔岩平原，这是一块崎岖、干燥的荒芜之地，当地居民通常只会在夜里来此。对于军队而言，在这种地方行进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庞培的人还在不停地干扰科尔尼非奇乌斯的行动。他们一面阻挡在某些路线上，一面派出部队来进行骚扰。庞培的骑兵熟练地保持着距离投射火力，致使许多人负伤，进而拖慢行军的速度。路上的每一个庞培派据点都阻碍着科尔尼非奇乌斯的行军，让士兵们越发渴望水源，同时还增加了伤员的数量。就这样，在这仲夏之时，科尔尼非奇乌斯等人既没有据点也没有充足的饮用水，只能步履维艰地在西西里岛的熔岩平原上缓慢前行。这支部队可以说是朝不保夕。

终于，他们发现了一处泉水，但是旁边还有不少的庞培派军队。如果他们无法快速地突破敌方的防线获得水源，那么这支部队就很可能会因疲劳和干渴而崩溃。就在他们前进的时候，又有一支相向而来的军队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但是，由于双方距离过远，他们无法分清敌我。如果这是庞培方的援军，那么科尔尼非奇乌斯等人就彻底失去了得救的希望。不过，位于泉水处的庞培方部队距离这支军队较近，他们应该已经通过斥候探得了情报。这支靠近的部队属于阿格里帕，他正在寻找科尔尼非奇乌斯的下落。于是，庞培的部队离开了，科尔尼非奇乌斯等人得救了。[285]

屋大维带来的军团和阿格里帕会师以后，庞培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三头同盟的强大陆军业已在西西里岛上展开了行动。庞培的最大优势原本是他的舰队，但现在，他已经无法完全掌控海洋。当然了，他还可以守住一些城镇，但已然无力阻止敌方自由行动。李必达正在逐步地控制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阿格里帕和屋大维的部队则正在东部虎视眈眈。庞培现在的最佳策略就是寻求海上决战。如果他能摧毁敌方的海军，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切断敌方和意大利的联系，给敌方的补给造成巨大的压力。公元前36年9月3日，庞培的舰队出航了。对此，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卓有自信地接受了挑战，双方舰队会战于缪莱以西的瑙洛库斯_{[Naulochus，大概在今天的斯帕达福拉(Spadafora)]}。

罗马人的海战有一套标准的模式。在古老的三层划桨战船时代，海战的目标是用己方的船只迅猛地撞击对手，以期击毁敌方船只。相比之下，罗马人的海战更为稳健，也更加缓慢。他们更看重近距离的缠斗和接舷战。[286]因此，罗马人倾向于建造特别高大的船只。船上还会有高高的塔楼以供士兵们在塔楼上向对手投射火力。同时，他们还会准备厚重的防护板，用以阻挡敌方的火力。在这种设计思路下建造起来的船只都是笨重的庞然大物，载着大量的士兵和装备。这些宏伟的海上堡垒还会整齐地排列为一条线，以免让对手抓住侧翼的破绽甚至找到落单的船只。在这个阶段，船员的目标就是让友方船只尽可能紧密地靠在一起，不给对手插队的机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不同船只的桨碰撞在一起。战斗打响以后，双方的船只就会开始缠斗，互相投射火力。撞击船会反复地进出，以期逃离敌方的攻击或者发起下一轮冲锋，从而保持己方的阵形或者摧毁敌方的阵形。船上的士兵必须在瞄准对手的同时闪躲敌方的火力。他们还会注意抓钩，避免让自己的船被旁边下沉的船只拖下水。他们也会挑选看起来比较弱的对手，避开强敌。等到合适的时机来临，他们就会纵身扑向对手，开启接舷战。总而言之，海战是漫长的消耗战。

在瑙洛库斯海战当中，阿格里帕运用了一种新设计的抓手。随着双方船只的靠近，他们把这种抓手伸到了庞培的舰队的甲板上，用来拨走敌方士兵或者毁坏甲板上的防御工事或者火力投射装置的引擎。也许，这种武器的主要效果其实只是引发敌人的骚乱。因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武器，庞培的士兵们都没有准备长杆子来进行反制。三头同盟的舰队大概由此而获得了些许的优势，并且将优势逐步扩大为胜利。

此时，庞培和他的陆军正在营地里观看战局。渐渐地，他们的舰队难以支撑下去了。在这一天的战事结束的时候，三头同盟的海军唱起了胜利的颂歌，屋大维的军团也在岸上附和。庞培派陷入了绝望。庞培本人当即离开，回到了梅萨纳的基地。据说，他在基地里一言不发，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他的军团看不到未来，选择了投降。[287]

庞培本人还有一些挣扎的余地，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他一边召集部队，一边逃往东方，然后请求安东尼看在他之前曾经为其效劳的分儿上出手相助。与此同时，庞培还派出使者前往帕提亚，想要再寻一条后路。安东尼接见了庞培的信使，承诺只要他怀着善意前来就会认真地考虑他的请求。然而，此时的庞培毕竟已经丧失了谈判的资本，安东尼没有理由与他交涉。所以，当庞培落脚于小亚细亚以后，安东尼就开始调遣海陆部队过来包围庞培。而庞培派往帕提亚的使者也被拦截了下来，他只好尝试着作战。他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他已经深陷重围。最终，他烧毁了剩下的舰船，准备沿陆路逃往帕提亚。他的势力彻底失败了。他的部下们也都明白了这一点，纷纷离他而去。最后，庞培被俘，并且在不久以后遭到了处决。[288]

西西里局势的走向有些奇怪。庞培的残部并没有投靠屋大维，反而投奔了李必达，令其顺势宣布自己才是西西里的主人，由此提出了提高自身在三头同盟当中的地位的要求。于是，他们二人的部队与其展开了对峙。然而，此时的广大士兵仍然像公元前40年那样不愿自相残杀。至于庞培的军团，他们都是败军，早已没了士气，当然也不会愿意为了李必达而战死沙场。屋大维带人来到李必达的营地旁边，宣布对方士兵主动来降可以免罪。然后，双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打斗。屋大维的一位朋友在打斗中受了伤，于是，他匆忙下令撤退。不过，李必达的一部分士兵已经听到了屋大维的话，他们的战意越来越少。接着，李必达的部下开始三三两两地跑到屋大维那边去。此情此景，李必达非常熟悉，当初面对安东尼的时候他就经历过这一幕。于是，他换下了戎装，亲自去会见屋大维。他鞠躬以示谦卑，请求屋大维饶过自己的性命。屋大维则转身离去，让部下去欢迎李必达加入己方的阵营。就和当年一样，他的对手展示了自己的仁慈，留下了他的性命。屋大维或许想要以此向所有的恺撒派人士表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往日的交情始终是存在的。同时，屋大维的举动还可以说明他根本不认为李必达会威胁到自己。之后，李必达被剥夺了军权，只保住了最高祭司这个最重要的神职。归根结底，李必达的那点政治影响力实在是不值得让人动手杀他。[289]

不过，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屋大维就遇到了兵变。士兵们要求得到腓立比之战以后那种规格的奖赏，屋大维不太情愿，并且试着坚持己见。这种态度激怒了与会的士兵，他们开始反叛。一个名叫奥非里乌斯_Ofellius的军官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屋大维被迫撤回了自己的军帐。第二天，他较有信心地回到了士兵们的面前，表示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并且承诺要带领大家前去讨伐伊利里亚人_(Illyrians)。然而，奥非里乌斯失踪了。据说，屋大维的人在夜里悄悄地杀死了他。不管怎样，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代表不见了。于是，屋大维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加以威胁，他宣布不服从者再也没有参军的资格。屋大维这是在强调自己的权威，逼迫士兵们做出选择—要么永远地离开三头同盟的关系网络，再也没有分得奖赏的机会；要么服从这张关系网络的规矩。最终，屋大维恢复了自己的权威。或许，他确实依赖于这些军人，但这些军人无疑也依赖于屋大维。[290]

这是屋大维的光辉时刻。他成功地取得了对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控制权，保证了罗马城能够拥有稳定的粮食供应。他不仅为三头同盟击败了割据一方的庞培，还能凭着在粮食供应方面立下的功绩赢得广大平民的感激。贵族的观点或许有所不同。一些人应该是刚刚从庞培那里返回，还有一些也许仍然忠诚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理念。但是，屋大维这次取得的胜利再一次说明了这些人根本无关紧要。

屋大维毫不客气地利用了这份战功。平民会议表决让屋大维有权坐在保民官的座位上(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同时也给了他等同于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_{sacrosanctitas}的权利。从此，伤害屋大维就是在犯罪。当然，这个权利只是一份荣誉。真正的刺客肯定不会在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长期有效的特权都把屋大维和保民官联系在了一起。[291]由此，屋大维将自己塑造为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宣布自己对人民负有义务，同时强调了人民也依赖于他。

屋大维还在罗马城的正中心建造了一座独特的纪念柱，用以长期纪念这次的胜利，并且警告那些妄图与自己作对之人。按照罗马的古老传统，海战胜利的纪念物就是敌舰的船首和撞击锤。屋大维命人截下了敌船的撞击锤，然后将其添加到罗马城广场中心新建的纪念柱上。这座建筑物(未能保存至今)占据了罗马城内最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纪念柱的顶端还有屋大维的金色雕像。

一般来说，只有神灵才会享有贵金属制成的雕像，屋大维这是在尝试为自己塑造合适的公共形象。他是手握重权的人民守护者，位居罗马新秩序的中心，享受着军人的拥戴和平民的感激。现在，他足以比肩神明。

唯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之人远在海外—位于亚历山大的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不过，在屋大维庆祝胜利之时，三头同盟的制度看起来前所未有地强大而稳固。毕竟，真正终结了庞培的是安东尼，他之前还曾给屋大维提供作战所需的舰船。而且，无论他和克莱奥帕特拉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安东尼仍然是奥克塔维娅的丈夫、屋大维的姐夫。当然，安东尼和屋大维应该都不怎么想念李必达与他们分享权力的日子。战后，屋大维归还了安东尼借给他的舰队。其中的一部分船只已经毁于战火，屋大维对此做了相应的补偿。[292]此外，安东尼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也得到了认可：罗马城中举办了庆祝安东尼杀死庞培的赛事；罗马城广场的演讲台附近立起了安东尼乘坐战车的雕像；和谐女神庙(Temple of Concord)里也有了安东尼的雕塑；新铸的货币上同时描绘着屋大维和安东尼两人的头像(如图3)；安东尼本人和他的妻子(奥克塔维娅)、儿女都获得了在神庙里举办宴会的权利。[293]总之，屋大维认可了安东尼的重要地位，他们二人团结一致。心存怀疑的元老都不妨去看一看广场上的安东尼像，深刻地感受一下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互相依赖、合则两利的关系。此时此刻，他们二人想要做的不是自相残杀，而是自古以来罗马人最为擅长的一件事情：开疆拓土。

安东尼的东方霸业

自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卡莱遭遇大败_{[指卡莱战役。在这次战争中，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被杀，七个罗马军团全军覆没，罗马军队的军旗被夺。这是罗马与帕提亚帝国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也是罗马的一次重大失败]}以来，帕提亚人就成了罗马人的心腹大患。当时被击败的罗马远征军由七个军团和相应的辅助部队组成，其统帅是马尔库斯·克拉苏。他们被帕提亚人找到了行踪，然后在对方的骑兵手下吃了大亏。罗马的重步兵难以应对帕提亚的重甲骑兵和轻装弓骑兵。一般说来，罗马人在遇到这种失败的时候只会迎难而上，继续投入兵力。然而，当时西部的政治局面动荡不断，令罗马人暂时无法把资源调集至东方。后来，公元前44年，恺撒在大致平定西部乱局以后就开始准备复仇之战。不过，他在奔赴东方之前就遇刺身亡了。时至今日，罗马的国内秩序终于再度恢复，帕提亚当然就成了安东尼用以建功立业的对象。

在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安东尼就致力于平定东部的领土。除了埃及以外，东部的地方势力都曾经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伍。在这个过程当中，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政治联盟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克莱奥帕特拉的对手遭到了清洗。安东尼先从希腊各地收取了资金，然后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地。[294]

就在这个时候，帕提亚人出兵了。也许，他们意识到了罗马人在政局稳定以后就会发动入侵。帕提亚军队的统帅是王子帕科鲁斯(Pacorus)和流亡至帕提亚的罗马人拉比恩努斯，他当初是恺撒在高卢的得力助手，但在内战期间投靠了庞培。后来他成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派往帕提亚的使者。当腓立比之战的结果传到帕提亚之时，他选择了留在帕提亚。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这种改换门庭的行径虽然并不多见，但还不是什么难以设想的事情。

在拉比恩努斯的劝说下，帕提亚人决定主动出击。东部的罗马驻军大部分还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留下的，他们不会坚定地效忠于安东尼，这让帕提亚军队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叙利亚地区长驱直入，阿帕梅亚(Apamea)和安条克(Antioch)相继沦陷。然后，拉比恩努斯西进至奇里乞亚，帕科鲁斯则南下犹地亚，控制了耶路撒冷。就这样，帕提亚人迅速地占领了黎凡特地区(Levant)的大块罗马领土。[295]然而，安东尼还没来得及发起反击就被迫带兵返回了意大利。

公元前39年，安东尼得以抽身回来处理帕提亚人的问题。他派出了共同经历过穆提纳战役的老朋友文提迪乌斯，命他率领一支大军先行。安东尼自己则途经希腊，落后一些。对此，我们的各位史家秉持一贯的态度，将其归因于安东尼的性格缺陷—懈怠。然而，安东尼的作战计划还是一如既往地取得了成功。

拉比恩努斯在和文提迪乌斯交上手之前都没有得知对方靠近的消息。随他进入小亚细亚的只有他自己的罗马士兵，而这些部队是无法抵挡文提迪乌斯的。安东尼或许就是知道了这个情报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拉比恩努斯只好向叙利亚撤退。但是文提迪乌斯留下了重装部队，只带着骑兵和轻装部队快速行军，拦下了拉比恩努斯。接着，双方都开始等待援军抵达。

帕提亚的骑兵和罗马的步兵同时到达了。文提迪乌斯的军营在地势较高处。拉比恩努斯和帕提亚人前来叫阵，但文提迪乌斯并不想让己方部队暴露在帕提亚骑兵面前。[296]为了吸引对方出战，帕提亚人越来越靠近罗马军队的营地。最终，他们朝着文提迪乌斯设置在上坡的工事发起了冲锋。于是，文提迪乌斯下令出击。遭受突袭的帕提亚骑兵连忙转身逃跑，以求尽快远离罗马步兵。在一般情况下，这其实是正确的做法。但这一回，帕提亚骑兵直接撞上了文提迪乌斯安排好的骑兵。接着，罗马步兵也赶到了，帕提亚人被打得溃不成军。拉比恩努斯带着残部向西边转移，但无济于事。为了逃跑，他把部队化整为零，试图由此避开文提迪乌斯的部队。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未能逃出生天。拉比恩努斯本人一度乔装成平民，藏匿于奇里乞亚。但这种花招并不能拯救他，最后，拉比恩努斯被找了出来，遭到处决。[297]

帕提亚人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他们动员起来的部队已经被击溃，还有大量的骑兵战死沙场。现在，他们既不能与罗马人展开野战，也没有足够的驻军来打守城战。黎凡特地区的诸位国王既然可以接受帕提亚人占领他们的土地，那么就同样可以接受罗马人的再次进驻。一旦罗马军队进入了叙利亚，帕科鲁斯就几乎只能选择撤退了。[298]

在安东尼收复失地的过程中遇害的最著名的人物是统治着犹地亚的国王安提柯(Antigonus)。他曾经与帕提亚人为伍，后来又试图抵御罗马人的入侵。在罗马人围攻拿下耶路撒冷以后，安提柯被绑在了十字架上遭受鞭打。他或是立刻或是没过多久就被处死了。在他以后统治犹地亚的是出身于其他家族的希律，也被称为大希律王(Herod theGreat)。犹地亚社会的传统精英阶层是神职人员，在这些人眼里，希律算是一个异类。但是，对罗马人来说，希律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附庸国王。他有从军的履历，不惜动用严酷的手段来维持公共秩序，但他的地位归根结底来自罗马人的扶植。[299]

公元前38年，帕提亚人主动进攻了。文提迪乌斯如法炮制，再次引得帕提亚重装骑兵靠近了他的据点，然后先用火力扰乱敌方的军阵，接着出动部队进攻。这一次，帕科鲁斯被杀死了。帕提亚骑兵奋勇作战，夺回了他的尸体，但他们的败局已定。罗马军队成功地将其击退，文提迪乌斯又取得了一场大胜。[300]

战事暂停了，安东尼需要巩固罗马人对叙利亚的统治。同时，他还在分心关注屋大维和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至于帕提亚人，他们现在不仅无力再次发动攻势，还又一次深陷于同室操戈的泥沼。大概在公元前37年，老国王奥罗迪斯(Orodes)去世了。在帕科鲁斯也已亡故的情况下，王位传到了另一位王子普拉提斯(Phraates)的手中，而这位王子还有不少的竞争对手需要解决。他杀死了科马基尼(Commagene)国王安条克_{[即科马基尼王国国王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的女儿和奥罗迪斯所生的儿子。安条克对此表示抗议。于是，他把安条克国王也给杀了。接着，至少有一部分帕提亚贵族举起了反旗，比如莫奈西斯(Monaeses)。[301]

现在，安东尼成了主动进攻的一方。他让奥皮乌斯·斯塔提阿努斯(Oppius Statianus)指挥大多数的士兵和辎重车队，自己则带着一股规模较小的部队朝着普拉斯帕(Praaspa)进发。这座城市位于今天伊朗的西北部，在当时是米底王国的一座重要城市。安东尼的计划其实是不差的，因为帕提亚人正在自相残杀，他想要趁此良机推动帕提亚帝国解体。但是，就在罗马人学习如何对抗帕提亚人及其盟友的同时，东方的诸位国王也逐渐掌握了与罗马人战斗的技巧。米底国王阿尔塔瓦斯迪斯(Artavasdes)深知一旦被罗马人围困在城里就必败无疑。所以，他在普拉斯帕留下了一些驻军，然后就主动出击。他避开了安东尼，找到了正在行军的斯塔提阿努斯，趁其不备，将其一举击溃。

安东尼的后援部队和辎重车队都被歼灭了，但他仍然拒绝撤退。接着，阿尔塔瓦斯迪斯开始骚扰安东尼的补给线。于是，安东尼尝试着在普拉斯帕附近就地收集补给，但他派出去的人手遭到了米底人的抵抗。渐渐地，安东尼的补给越来越少，他只好无奈地选择战略转移。途中，米底人趁机对其发起了攻击。安东尼带着一部分军队来到了亚美尼亚，但另有一部分人先是偏离了寻常的道路，然后就失去了方向。有一次，面对米底弓箭手的攻击，罗马步兵摆出了龟甲阵(testudo)，把盾牌紧密地靠在一起，抵挡住来自所有方向的火力。米底人从未见过这种战术，他们以为自己的箭雨已经奏效，便贸然发起了冲锋，被重整阵形的罗马人打得大败。接着，罗马军队得以继续撤退。[302]

安东尼回到了埃及过冬，并且向屋大维和克莱奥帕特拉求援。屋大维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策—派奥克塔维娅和援军一起去安东尼处。但安东尼并不打算让两位妻子一起陪伴自己，他让奥克塔维娅回到了罗马。尽管各位史家依然有些偏颇地强调了安东尼在公元前36年的行动是比较大的失败，但身为当事人的米底国王阿尔塔瓦斯迪斯并不觉得自己有望赢得这场战争。大约在公元前35年底之前，米底人加入了罗马人的阵营。[303]第二年上半年，安东尼入侵了亚美尼亚，俘虏了亚美尼亚国王，并且击退了发起反攻的帕提亚人。[304]至此，安东尼已经赢得了战争：他驱逐了侵占叙利亚的帕提亚人，杀死了帕提亚的王位继承人帕科鲁斯，迫使米底王国依附于罗马，占领了亚美尼亚。后世的传统观点对安东尼怀有偏见，认为这场战争失败了，还以此来证明安东尼是一位沉溺于温柔乡的不称职的将军。然而，安东尼毫无疑问地取得了一连串的政治、军事胜利，将一大片广阔的土地纳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同时还削弱了这一地区其他政权的实力。安东尼或许的确没能实现他原先设立的远大目标，但他仍然完全有资格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之后，他返回了亚历山大去庆祝自己建立的功业。

胜利返回亚历山大标志着安东尼在东方的霸业登上了巅峰。就在安东尼征服东方之时，屋大维也在忙着东征西讨。在塞克斯图斯·庞培死后，屋大维最先想到的是去安抚原本属于李必达的阿非利加行省。他抵达了西西里，但接着就改变了主意。达尔马提亚出现了一些问题，给了屋大维扩张领土的机会。于是，他召集了部队，准备作战。或许就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用兵，屋大维派往东方的援军数量没有完全符合安东尼的要求。[305]

公元前35年，达尔马提亚的战事开始了。罗马人早就在这个地区拥有了很强的影响力，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制海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越往内陆推进，他们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屋大维本人也在一次围城战中受了伤。不过，到了那一年的战事大体结束之时，屋大维似乎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306]他离开了达尔马提亚，转而赶往高卢。据说，他想要入侵不列颠。[307]但是达尔马提亚人还没有认输，战火再次引燃。于是，屋大维就回到了达尔马提亚，再次负了伤，又带领罗马军队取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地区仍然在不屈不挠地反抗着罗马人的统治。不管怎样，屋大维也算是取得了胜利。基本已经被驯服的元老院为他举办了凯旋仪式，表达了感谢之情。[308]

时至公元前33年，屋大维和安东尼面前都已经没有亟待解决的军事问题了。当然了，只要有心，他们肯定还能找到可以扩张势力范围的地方和相应的出军理由。然而，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关系正在不停地恶化，其原因尚不明确。在勉强维持了十年的合作关系以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身边的人都开始相互攻讦。这种现象的根源不是很明显。也许，他们其实未必走向决裂。此时的罗马毕竟已经大大不同，没有人像卢比孔河畔的恺撒那样骑虎难下。不过，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简化成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私人关系。罗马的确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坠入了内战的深渊。等到尘埃落定，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双头统治就将蜕变为奥古斯都一人执掌大权的君主制。

[280] Appian, Civil Wars , 5.71-75.
[281] Appian, Civil Wars , 5.78-92; Dio, 48.46-47.
[282] Appian, Civil Wars , 5.96-100; Dio, 49.1.
[283] Appian, Civil Wars , 5.98-110; Dio, 49.3-5.
[284] Appian, Civil Wars , 5.111-112.
[285] Appian, Civil Wars , 5.113-114; Dio, 49.6-7.
[286] 关于罗马人的战船，读者可以参考Michael Pitassi, Roman Warships(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1)。
[287] Appian, Civil Wars , 5.117-121; Dio, 49.9-10.
[288] Appian, Civil Wars , 5.133-144; Dio, 49.11; 49.18.
[289] Appian, Civil Wars , 5.123-126; Dio, 49.12.
[290] Appian, Civil Wars , 5.128; Dio, 49.13-14.
[291] 后来，奥古斯都以非保民官之身取得了保民官的权力，对罗马宪法做出了创新，发展出元首制。此时的这两项特权或许可以被视作元首制的先声。
[292] Dio, 49.14-15.
[293] Dio, 49.18.6-7.
[294] Dio, 48.24.
[295] Dio, 48.25-26.
[296] Dio, 48.39-40.
[297] Dio, 48.40.
[298] Dio, 48.41.
[299] Dio, 39.22.
[300] Dio, 49.19-21.
[301] Dio, 49.23.
[302] Dio, 49.27-30.
[303] Dio, 49.33.
[304] Dio, 49.39-40.
[305] Dio, 49.34.
[306] Dio, 49.35.
[307] Dio, 49.37.
[308] Dio, 49.38.

第十二章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爱情

和与爱为敌之人

罗马革命已经改变了罗马政治的本质。在公元前40年9月的布伦迪西翁，屋大维和安东尼避免了交战，让三头同盟得以稳固地统治着罗马。无论还有多少共和国的制度、机关、传统保存了下来，罗马人都已经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由三头同盟来掌握。而且，安东尼和屋大维都不太可能会主动放弃这种权力。我们或许可以把布伦迪西翁和约的签订视作罗马共和国的谢幕。不过，一般说来，我们会立刻把目光转移到历史舞台上的下一个剧目—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间引人入胜的故事。

后人或许会凭着后见之明认为阿克提翁海战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势必发生的总清算。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亲密的好朋友，还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阿克提翁海战就是公元前44年至公元前40年以来的种种恩怨爆发的结果，同时也是向君主制演变的一个必要环节。但是，在公元前40年，几乎没有人能够断言三头同盟必将消亡。他们恐怕也难以想到罗马的社会、经济问题最终会被奥古斯都时代的那种君主制给画上一个句号。从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2年，三头同盟的政权一共经历了佩鲁西亚战争、屋大维和塞克斯图斯·庞培之间的战争、安东尼在东方遇到的波折、屋大维后来发动的战争以及李必达的失势。这个时间跨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很多现代的政权。在此期间，屋大维和安东尼还有他们身边的其他参政者之间难免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但这并没有伤及大局，没有哪一方看起来早就准备着与另一方开战。当然，双方之间肯定充满了防备之意，两位领导者有可能只是在互相虚与委蛇。但是屋大维的确为安东尼在帕提亚的战事而派出了一些援军，安东尼也给屋大维提供了对抗庞培所需的舰队。我们固然不能说三头同盟毫无问题，但是这个政权的稳定性确实也没有那么弱。所以，我们有必要探寻屋大维和安东尼最后究竟是怎样走向决裂的。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故事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却未免有些可疑。这大体上要归因于后人。在当代的我们和这对古代的爱侣之间隔着两千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形形色色的电影、戏剧、画作、小说等等。而且，即使我们排除了这些东西的影响，恐怕也不能触及“真相”，因为就连最早的相关文本也都有着一种虚构的色彩。看来，很可能在他们二人还统治着亚历山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许多神奇的事在人们口中流传。[309]关于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我们主要参考的是普鲁塔克和狄奥的文本。但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距离他们二人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各种谣言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产生、演变。他的《安东尼传》是后来莎士比亚编写戏剧《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的根据。至于狄奥，他著述的时间比普鲁塔克还要晚一百年。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普鲁塔克编写《安东尼传》的主要目的既不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也不是探究政治形势。他的主旨是以史为鉴，用历史上的教训来提升大家的道德水平。所以，有关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各种谣言其实正好有助于达成他的编写意图，贴近于历史真相的评价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除了普鲁塔克以外，还有很多人也把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故事当作道德说教的案例。因此，有大量的相关文本都把叙述的重心放在了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上。换言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权力斗争，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如何完善自我，但只有个别人才会去考虑如何治国理政。此外，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是可以被树立为反面典型的，而这种反面人物更能引发大家的兴趣。身处两百五十年后的史家狄奥就把各种古代文献的内容精炼为一句话：“克莱奥帕特拉的妖术让安东尼成了欲望的奴隶。”[310]

总之，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被塑造为爱情故事的主角，而爱情基本上与政治无关。我们通常把这种情感划入非理性的领域，同时认为政治生活必然需要理性，而且一般由男性主宰。早在莎士比亚写出相关的戏剧之前，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就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悲剧角色了。不过，现代人一般认为这段关系的主导者是邪恶的克莱奥帕特拉，她凭着东方女子的魅力迷住了安东尼。但是在古代，人们往往认为安东尼的道德缺陷才是引发这场悲剧的关键。随着安东尼和克奥帕特拉成为痴迷于爱情的典型人物，伟大的屋大维等人自然就成了爱情的敌人。在非黑即白的思想影响下，罗马的历史就被简化为爱情对帝国、情感对理性的道德对抗史。不过，这种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对比确实让很多后人引以为然。

但是，如果审视一下安东尼的具体行动，我们会发现他似乎不是一个合格的爱情的奴隶。从公元前40年起，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置身于意大利、小亚细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米底。亚历山大或许确实是安东尼的过冬之所，但总体说来，这对据说沉溺于爱情的夫妻有相当长的时间分居异地。那么，我们或许不应该把接下来的这场战争归因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妖术或者安东尼的欲望。此外，我们也不太能相信屋大维等人竟然在九年以后才察觉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安东尼本人似乎也认为他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不会影响到他和奥克塔维娅的婚姻。这也难怪，毕竟他的这种状态维持了将近八年都没有引发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问题。

在现代社会里，家庭私事通常与政治无关。但是在罗马人看来，这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事情。婚姻是政治化的。当然，性生活和婚姻不同。性生活是私事，但婚姻是公事，或者说政治关系。不过，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似乎越来越反对女性干政，这大概是因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包括提比略(Tiberius)、卡里古拉(Caligula)、克劳狄(Claudius)和尼禄(Nero)]的宫廷政治给人们留下了教训。后来，这种视婚姻为公事的观念还进一步延伸到了性生活上，很多人都关心罗马皇帝的性生活对象是谁。然而，在共和国时代，我们似乎很难说真的有人会这么在意谁和谁上了床(除了当事人和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在战争来临之前，安东尼就自己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给屋大维写了一封信。[311]他的这些文字同样反映了前文所提的论断：
你怎么了？就因为我和女王上了床吗？她是我的妻子。我不是九年以前就和她这样了吗？你难道只和德鲁茜拉(Drusilla)一个人上床吗？提尔图拉(Tertulla)、提兰提拉(Terentilla)、鲁菲拉(Rufilla)、萨尔维娅·提提森尼娅(Salvia Titisenia)或者别的什么女人，你难道没和她们上过床？在什么地方和谁一起享受欢愉有什么关系呢？

鉴于苏埃托尼乌斯引用的部分很简短，我们得审慎地考虑一个问题：屋大维对他抱怨的到底是什么？按照安东尼的说法，屋大维抱怨的是他和多个女性保持性关系。然而，从后来的史料来看，屋大维抱怨的很可能是安东尼被克莱奥帕特拉“支配”了。毕竟，这才是他的开战理由。不管怎样，安东尼都是在佯作不知。他的意思是，利用他人的性生活来发起政治攻击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本来就是罗马人的惯用手段，虽然后面的这些才是比较常见的名目：同性恋、通奸、溺爱情人或者因私生活(尤其是和地位较低的女性)而玩忽职守。

况且，克莱奥帕特拉绝非寻常女子。安东尼自己也在信件的开头就提到了—她是女王。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还组建了家庭，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罗马人采用一夫一妻制。不过，就像其他的许多奴隶制社会一样，一夫一妻制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只能有一个性生活的对象。而且，在罗马人看来，性生活不是一种罪，而是很正常的一种活动。需要用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只是传宗接代的事情—每个罗马男性只能拥有一位妻子来为他生育合法的后代。

此外，妻子也是家庭的核心人物。一方面，她的地位和人脉可以为其丈夫所用。安东尼以实际行动向所有的罗马人证明了他是有能力和一位女王组成家庭的男人。另一方面，对于安东尼这样的大人物而言，妻子还是他的政治伙伴。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夫妻二人是会互相支持的。[312]在晚期罗马共和国，虽然男性往往是家庭的支配者，但是女性显然也能发挥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像奥克塔维娅和安东尼那样的政治联姻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出现的。

这种婚姻关系的缔结基础是政治考虑，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爱情甚至往往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或许正是如此，至少精英阶层的罗马人还比较能够容忍婚外情。他们并不是不知爱情为何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很明白个中三昧。在罗马革命时期就诞生了某些异常热烈的情诗。但是，罗马人一般不会指望着在婚姻中找到这种浪漫的感情。

显然，奥克塔维娅和安东尼之间的联姻最终未能保住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盟友关系。但是，这段婚姻关系的终止是他们二人之间政治关系破裂的结果，而非其原因。虽然乍一看可能有些奇怪，但是安东尼真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维持住了他和克莱奥帕特拉组成的王室家庭以及他和奥克塔维娅组成的罗马家庭。

安东尼在信里列举了他觉得有可能和屋大维上过床的女性。她们都不是地位低下的女子(没有人会在意屋大维是否和那种女性发生过婚外性关系)，而是屋大维身边最亲密的朋友的妻子。安东尼的意思是，就连屋大维侵害他人家庭的通奸行径都不足为奇，他自己的行为就更不应该受到指责了，因为他的两个性生活对象都是他的合法妻子。

根据罗马的法律，每个罗马男性都只能和一名罗马女子维持一段婚姻关系，组建一个家庭。不过，身为三头之一，安东尼掌握着莫大的权力。克莱奥帕特拉也是地位超然的女王，他们不太可能会拘泥于寻常的法律规定。后三头的权力让他们甚至可以不顾应有的法律流程，随意地杀死任何一位罗马公民。这样的权力肯定也能解决婚姻法的问题，让安东尼如愿以偿地和克莱奥帕特拉拥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因此，安东尼完全可以有底气地宣称克莱奥帕特拉就是他的合法妻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合乎法律的，他和奥克塔维娅的关系也是如此(就算这是重婚)。

然而，让安东尼得以摆脱传统束缚的这份权力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家人的政治地位。成家确实是一件从头到尾都很实际的事情。例如，在三头同盟时代的早期，富尔维娅凭着安东尼的权力而享有了罕见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掌权的男性会听取妻子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妻子则会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同时对外代表着丈夫的意志。在共和国时代，家庭内部的这种决策过程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因为罗马官员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还需要进一步和同僚们展开讨论。但是，在三头同盟时代，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家人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

所以，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遭到诟病不是因为人们忽然想要把男女私情夸大为严肃的政治问题，而是因为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组建家庭本身就是影响深远的政治行为，他们二人的政治未来由此被绑在了一起。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双方都从中受益了。对于这段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并不介意对外声张，他们甚至还在货币上描绘了彼此之间非常相像的形象(如图5)。通过与安东尼联姻，埃及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获得了罗马世界的权力。所以，罗马世界的政治人物势必要对安东尼的这段关系加以审视。屋大维的通奸行为确实如安东尼所说，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情人能够影响屋大维的决策。但克莱奥帕特拉完全不同。她原本就有着不小的权势，罗马有可能会为她所掌控。当然，要除掉威胁着罗马人的克莱奥帕特拉就意味着要攻击安东尼。

我们在前文强调了爱情并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安东尼在信件里所写的愤怒、简短而明确的文字来看，我们也无法完全忽视埃及女王的异域魅力以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安东尼最后还提出了这个问题：“和谁一起享受欢愉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无论他有多么讨厌人们把他的风流韵事摆上台面来加以严肃的政治讨论，无论这种事情在罗马的历史上有多么罕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安东尼和谁一起享受欢愉真的是个大问题。而且，安东尼自己也一定是明白这一点的。

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

公元前34年，为了庆祝他对帕提亚人取得的胜利，安东尼在亚历山大举办了游行仪式。身为战俘，亚美尼亚国王被戴上了银质的镣铐，然后跟着安东尼的游行队伍在城里走了一趟。安东尼本人则乘着战车，一边前进，一边向民众致意。埃及人民簇拥着一个银色的高台，其上有一个金色的宝座，他们的女王就坐在这里。此次庆功仪式的高潮就是把俘虏和战利品都献给克莱奥帕特拉。[313]接着，安东尼为亚历山大城内的军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然后对大家发表了讲话，宣布克莱奥帕特拉为统治诸王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和尤里乌斯·恺撒的儿子恺撒里昂为王中之王。这种波斯风格的头衔让他们至少在名义上成了东方的主人。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所生的子女也得到了封赏：托勒密得到了叙利亚；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拿到了昔兰尼加(Cyrenaica，埃及以西的土地)；亚历山大则获得了亚美尼亚以及东至印度的土地。[314]

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并不符合罗马的传统。当然，游行以及在市中心献出战俘还算是效仿了传统的凯旋仪式。但是，这次活动的举办地点和克莱奥帕特拉扮演的角色都是全新的设计。这场封赏仪式足以说明公元前34年的罗马政治已经与之前的时代大不相同。此外，这种公开的仪式是执政者在人民面前塑造政权形象的一种手段，并且因此具备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执政者可以通过这种仪式向特定的受众宣传某种世界观。显然，安东尼以及克莱奥帕特拉都不可能在民众面前把自己包装成之前统治埃及的各位将军或者法老，埃及女王和罗马三头之一组成的王室是史无前例的，无论罗马人还是埃及人都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不得不去探寻可用的政治象征，然后对其加以改造，进而发明出新的仪式。例如，他们以神话为基础，把克莱奥帕特拉塑造为伊西丝(Isis)，把安东尼描绘成奥西里斯(Osiris)或狄俄尼索斯。[315]

不过，这种尝试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象征其实是在给人们展示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同时也会让人们有机会去展开独立的思考。如果权力的运行方式已经不能顺畅地融入既有的政治文化，那么执政者就需要对政治文化进行创新。他们可以在公开的仪式上向民众展示新的象征，获取民众的认可，从而成功地树立新的政治文化。但是，对于执政者提出的新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民众或许会表示怀疑乃至否定。

一般说来，罗马的将军取胜以后会向元老院提议在战败者的土地上建立起殖民地。然而，这一次，安东尼不仅没有采用罗马人的传统做法，还公然任命自己的家人去统治这些土地。这是足以让罗马人深感震惊的新颖事物(虽然熟悉希腊王族传统者大概立刻就能明白安东尼在做什么打算)。而且，这些封赏的意义也不明确，克莱奥帕特拉和她的儿女们看起来不会去实际地统治这些地方。克莱奥帕特拉本人的角色显然是很被动的。在封赏仪式上发表讲话的是安东尼，预先做出这些安排的也是安东尼，这次封赏事件体现的完全是安东尼的权力。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是一场政治秀。安东尼等人采用了罗马的凯旋仪式里的一部分内容，但也吸收了埃及和近东王权的一部分传统，因为这种形式更能引起当地居民的文化共鸣。包括安东尼和最为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内，东方的征服者们往往会以当地居民认可的传统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王权。安东尼这次的宣传受众既有罗马人也有东方诸国的人民。这些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历史。所以，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对安东尼的封赏仪式感到陌生，他们都能够明白其寓意。

安东尼当然不是法老，也没有把自己宣传为法老。他也不同于托

勒密王朝的希腊国王，克莱奥帕特拉没有尝试着把安东尼塑造为埃及

的君主，他的形象没有和克莱奥帕特拉一起出现在埃及的神庙上。克

莱奥帕特拉更倾向于宣传自己和恺撒里昂一同出现的样子，安东尼则

仍然是外来的罗马人。不过，这次的封赏仪式毕竟体现了安东尼享有

永久的统治权，克莱奥帕特拉及其子女在仪式上获得的头衔都彰显着

安东尼的权威。封赏仪式还宣布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子女后代都

可以统治东方的土地，这种声明全然违背了共和国的旧制度。不过安

东尼却仍非国王。他既没有给自己加冕，也没有采用新的头衔。[316]

总之，安东尼改造了既有的宣传权力的方式，从而将其化为己

用。无独有偶，屋大维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如前文所述，屋大维击败

庞培以后在罗马城广场上立起了自己的金色雕像。由于恺撒已经被尊

奉为神明，屋大维还命人铸造了称其为“神子”的货币。我们很难说

他们二人此刻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区别，安东尼涉嫌效仿希腊化时代

的东方君主；屋大维则自比于神明，在罗马城内竖立起自己的金色雕

像。如果在罗马的共和制度坚如磐石的年代，他们二人的举动显然都

会遭受猛烈的抨击。安东尼和屋大维都是在以全新的方式宣传自己的

权力，试图让自己在理论上也摆脱元老和罗马传统的束缚。他们的做

法无疑都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晚期罗马政治的新形势。不过，安东尼在

亚历山大举办的封赏仪式还反映了他和屋大维之间的关键差异。这场

仪式显然说明了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已经在私人和政治层面上合二

为一，他们的权力中心则位于亚历山大。身处东方的安东尼仍然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罗马人对他的支持，并且对这些支持者予以奖赏。

然而，在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距离罗马有两三个月的路程，克莱奥

帕特拉女王和意大利政界的联系也不是很密切，这样一个以亚历山大

为中心的私人关系网络难免不能及时而广泛地照顾到位于意大利的支

持者。而如果关系网络不能满足其成员的需要，这些人或许就会择木

而栖。更何况，屋大维的关系网仍然立足于意大利。

安东尼的个人及政治命运都已经和克莱奥帕特拉维系在一起。她为安东尼生下了三个孩子，就算安东尼在宣传自己的权力之时未曾把克莱奥帕特拉当作核心人物，他也不可能简简单单地把克莱奥帕特拉给抛在一边。况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安东尼觉得自己有必要做这种事情。此时，这段婚姻给他带来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女王和无与伦比的财富与地位。克莱奥帕特拉是安东尼政权里的关键角色。

三头同盟的终结

时至公元前33年，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获悉，但他们显然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了争执。安东尼要求屋大维派出援军；屋大维则要求分享一半的战利品，同时还抱怨安东尼擅自举行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安东尼接着质问了屋大维取消李必达的权位，并且入主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就很难取信于人，但屋大维还是对安东尼声称他原本打算饶恕塞克斯图斯·庞培，进而指责安东尼杀死庞培。他也对克莱奥帕特拉和恺撒里昂表示了不满，暗指安东尼在亚美尼亚的战争有违道德。[317]他们基本上都在围绕着旧闻展开争论。

双方的交流大体上处于保密状态。当然，某些贵族也许曾经不慎泄露过机密。在此期间，信使们来来往往，为这两个人传递着令彼此都埋怨不已的消息。或许，罗马的贵族们已经在不停地讨论着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但是，双方依然没有大打出手，他们还没有遇到什么不得不立刻解决的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虽然后三头的权力即将在公元前33年末抵达法定期限，但这两个人看起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回归“正常”的政治地位。

公元前32年，安东尼的密友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和盖乌斯·索西乌斯成了执政官。在1月1日的传统就职典礼上，多米提乌斯借机赞颂了安东尼，并且对屋大维加以批评。屋大维本人并不在现场，但他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召集了元老院会议，然后带兵与会。两位执政官只得静静地听着屋大维驳斥他们所做的批评。接着，会议就结束了。

于是，这两位执政官连夜逃离了罗马。[318]三头同盟的正式终结和屋大维此次动用军队的行为或许的确让很多人深感不安，担心之后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就算如此，战争也未必不可避免，此时还远远没有真正达到足以引发战争事端的地步。

不过，在某些人看来，站队的时机已到。一部分人离开了罗马去

投奔安东尼，另一部分人则从亚历山大来到了屋大维这边。抵达罗马

的这些人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克莱奥帕特拉的不满，还暗指安东尼想要

把罗马献给克莱奥帕特拉。除此以外，或许还有很多人期待着有同时

忠于双方的人能够从中斡旋，再一次化解两边的矛盾。然而，逃至罗

马的变节者让屋大维得知了安东尼的遗嘱就被保管在维斯塔贞女

(Vestal Virgins)手中(罗马人常常把文件和财产存放在神庙里，因为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神明的保护)。于是，屋大维全然不顾法律的

约束，强行取走了安东尼的遗嘱，然后对元老们宣读了其中的内容。

这份遗嘱里有一项看似无关紧要、实则非常致命的条款—安东尼希望

自己死后能够和他的女王一起被葬在亚历山大。为此，元老们断然披

上了战袍，表决同意对克莱奥帕特拉开战。[319]

屋大维提出的宣战理由是克莱奥帕特拉正在窃取罗马的最高权力。安东尼的遗嘱可以算作一种证据：安东尼已经想要抛弃罗马，彻底投入克莱奥帕特拉的怀抱。而且，他们之间的婚姻也可以视作克莱奥帕特拉对罗马东部领土主权的篡夺。由此，罗马和亚历山大之间有了裂痕。罗马城本该是国家的唯一中心，享有最高的权威。但现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如果有安东尼相助，克莱奥帕特拉有可能让所有的罗马人都臣服于她。而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已经证明了安东尼确实打算和克莱奥帕特拉建立长久的关系，甚至还要把权力传承给子女后代，开创一个新的王朝。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屋大维要求意大利的城镇社区立誓以他为领导(dux)，随他一同作战。他由此宣布整个意大利都在支持他。[320]屋大维让意大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了某种统一性，从而成为支撑起一个大帝国的根基。在古老的共和国时代，罗马城以外的地方都不重要，只有罗马城的政治生活才值得重视。然而，屋大维造就了新的权力版图。老兵们定居的城镇和殖民地、与屋大维达成一致的社区都被包括在内。意大利成了国家的中心。屋大维对意大利的重视说明了，身为三头之一，他的私人关系网，亦即他的势力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罗马城。此外，强调意大利的支持有助于表明他现在和东方的异国埃及站在对立面上。

当然了，这场战争其实是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战争。意大利境内还有不少安东尼的支持者。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倾向于支持安东尼的人或许还留在意大利，和安东尼一起历经多场战役的老兵们可能也对他留有不错的印象，政治宣传往往有别于现实。但是安东尼毕竟不能召集起留在罗马和意大利的支持者，这些人无法给安东尼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因此，屋大维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政治宣传：意大利的资源会被他调集起来对抗安东尼及其埃及盟友。

阿克提翁之战

在两位执政官逃跑以后，安东尼和屋大维先做出了一些谈判的姿态，然后就在公元前32年末展开了军事行动。不过，到公元前31年春，双方才准备就绪。屋大维的海陆军队集结于意大利南部的布伦迪西翁，安东尼则率军来到了位于其势力范围最西端的希腊。安东尼让舰队停驻在阿克提翁，又往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派出了驻军。

希腊西部的安布拉奇亚湾(Ambracian Gulf)深入内陆约五十公里(请参考地图5)，它和伊奥尼亚海以一条窄短的水道相连。阿克提翁就坐落于这个入口的南岸，它是希腊西海岸的少数良港之一。虽然阿克提翁的陆路交通受到了崎岖的山地的阻碍，但它和意大利以及伯罗奔尼撒的海路交通是很便捷的。因此，驻扎在这里的舰队有着不小的行动空间。安东尼的意图是直接威胁亚得里亚海沿岸归属于屋大维的城镇或部队。其实，安东尼的这个策略在佩鲁西亚战争以后就曾经实施过一次。当时的他以希腊西部为基地，利用己方的海军优势主动向布伦迪西翁发起了进攻。然而，公元前31年的屋大维已经今非昔比，他的舰队现在有能力和安东尼竞争海洋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次，阿克提翁不再是安东尼进攻意大利的跳板，他甚至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困在了安布拉奇亚湾。

阿格里帕决定先发制人。他绕过了阿克提翁，直接攻下伯罗奔尼

撒半岛西南部的米托涅(Methone)，进而对安东尼的领地发起了一连串

的劫掠行动，骚扰着安东尼的部队。屋大维则横渡亚得里亚海，大概

登陆于今天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境内某处，准备进攻安东尼部署在

阿克提翁的舰队。[321]接着，就在安东尼赶来与其大部队会合之时，

屋大维经由帕克索斯岛(Paxos)南下至安布拉奇亚湾北岸，在阿克提翁

以北数公里处安营扎寨。屋大维试图和安东尼的海军或陆军交战，但

是安东尼在海湾入口的两岸都建好了防御工事。如果强攻，屋大维势

必会面临不小的风险。此时，安东尼还有部队大概在沿着曲折的陆路

赶赴阿克提翁，他不愿在这种时候应战。于是，双方都开始一边积攒

军力，一边等候良机。[322]

不过，阿格里帕向来热衷于主动出击。他趁此时机在伯罗奔尼撒

大肆劫掠，还在琉卡斯(Leucas)[1]建立了据点，让屋大维控制了阿克

提翁以南的交通要道。至此，屋大维已经从海上包围了安东尼。而

且，阿格里帕的舰队现在掌控着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可以直

接威胁安东尼的陆路交通，[323]安东尼的后勤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

响。在海路被截断的情况下，他的补给队只能沿着曲折又漫长的陆路

前进。

希腊的这个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有可能会变得异常酷热，当地的气

候还很潮湿。位于低地的安东尼大概尤感不适。而北边的屋大维所部

驻扎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每天下午都能享受到清爽的海风。现代的安

布拉奇亚湾南岸分布着很多沼泽。而在古典时代，这里疟疾频发。在

当地获取清洁的饮用水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安布拉奇亚湾的水体流

速较慢，几乎不可能被用来处理营地里产生的垃圾。因为补给线受到

了骚扰，安东尼帐下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饥饿之苦。总而言之，安

东尼的部队在酷暑时节承受着食物、燃料、饮用水的匮乏，居住在肮

脏又潮湿的环境里。没过多久，疾病就来袭了。安东尼已经受困，他

的军队危在旦夕，他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地图5：阿克提翁及其周边地区

于是，安东尼来到北岸向屋大维发起了挑战。可形势已然逆转，

屋大维现在更愿意坐等安东尼的军队不攻自破，他肯定已经知道安东

尼此刻急需做出决断。摆在安东尼面前的大概有三条路：首先，他可

以尝试着与屋大维的陆军展开决战，将其一举击溃；其次，他可以让

海军尝试突围；最后，他的选项就只剩下先烧毁己方的全部船只(同时

也是安东尼的主要军备)，然后带着他饥病交加的部队，顶着敌方海陆

军队的骚扰，沿着崎岖的山路撤退。如果要展开陆军决战，安东尼就

必须来到海湾北岸靠近今天的普雷韦扎(Preveza)的那块平原上。因

此，他率军出动，在屋大维的据点前摆好了阵势。双方发生了一些小

规模的冲突，但屋大维还不想与他展开陆军决战。

这一定是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兼权熟计的结果，他们想要让海战来决定此次战役的胜负。屋大维拒绝出营应战的态度让安东尼也明白了这一点。此前，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以海战击败了塞克斯图斯·庞培，而安东尼还没有海战的经历。看起来，他们二人大概觉得己方的海军能够稳占上风。

既然屋大维无意展开陆战，安东尼便撤走了海湾北岸的部队。这

一举动充分说明了此时的主动权掌握在屋大维手中。有史料称，安东

尼此时召开了一场作战会议。这则记载又一次突出了克莱奥帕特拉的

角色，声称她才是最高决策者，而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凶兆给吓坏

了，认为他们现在应当竭尽全力地撤退。[324]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到

了这个时候，安东尼等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商议的了，他们的主

要军备就是这支舰队。更何况，他们的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堪称休戚与

共。[325]假如安东尼能够在海战中大败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他就能确

保对希腊的掌控权，进而再次以希腊为跳板进攻意大利，乃至彻底扭

转局势，让屋大维也尝到失去补给的滋味。就算安东尼仅仅是让自己

的舰队大致完好地撤离了此地，他也可以有重整旗鼓、来日再战的机

会。比如，他可以把舰队派去竞争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也可以把这

一批陆军撤走，还可以从东方的领地召来更多的后援军。总而言之，

无论是取胜还是打平，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都至少能够摆脱阿克提

翁的困境，改善己方主力部队的作战条件，从而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在安东尼的部队离开了海湾北岸以后，双方都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海上

决战。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花了几天的时间来等待合适的风况和海

况。公元前31年9月2日，他们率领舰队离开了阿克提翁的水道。屋大

维和阿格里帕正在等待着他们。安东尼的舰队就在海湾入口之外。他

们排好了紧密的阵形，组成了一堵木质高墙，以免敌方战舰穿插进

来。双方都在等待，没有人轻举妄动。屋大维也许期待着安东尼的舰

队会朝南方的开阔海域逃跑，以致露出侧翼并且加大船只的间距，但

安东尼没有犯下这种错误。于是，屋大维下令延长阵线，同时派出小

股部队去包抄敌舰。面对着遭到多方夹击的威胁，安东尼选择了利用

敌方调整阵形的时机发起进攻。[326]

安东尼的舰队有着更大、更重的船只，它们不仅火力更强，而且具备高度优势。屋大维的战船更小、更轻，因而更加灵活；但这种船只如果被困住了就很有可能被敌方强行攻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场海战都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两边都无法给对方造成严重的损伤。但是，因为比较笨重，安东尼的舰队基本不可能逃离敌方的攻击。

传说，在战况依然僵持不下的时候，克莱奥帕特拉受到了惊吓，

连忙逃跑，安东尼也随她而去。[327]也就是说，决定了战局走向的是

脆弱的克莱奥帕特拉和过于信赖、爱护克莱奥帕特拉的安东尼。但这

个传说很可能是不实的。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此战的目标是至少突

围离开海湾，进入开阔的外海，从而完成撤退，以求在日后另寻良

机。在中午以后、傍晚之前，风力渐渐增强了。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

拉一定在密切地关注着风况，想要借助风势，一口气摆脱敌舰。但

是，挑选扬帆的时机并不容易。就算风力和风向都合适，安东尼的船

只也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才能拉开距离，真正地逃出生天。[328]而

且，所有战舰都必须整齐划一地开始行动，因为放弃作战、进行转向

或许会导致阵形破裂或者露出侧翼。那样一来，屋大维就很有可能找

到可乘之机。而只要安东尼的大多数舰船未能逃离，屋大维就算是取

得了胜利。也许，安东尼甚至应该安排一定量的殿后部队来掩护大部

队扬帆撤退。

时机一到，克莱奥帕特拉便下令撤离。安东尼本人的行动也很顺

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战舰都没能突围。不过，尽管我们可以认为

胜负已分，但是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安东尼的舰队还在作战。这本

身就足以表明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撤离是早就安排好的。克莱奥

帕特拉没有像传说里描写的那样因恐惧而慌乱地逃跑；安东尼也没有

被爱情冲昏头脑，不顾一切地追随爱人而去。就算克莱奥帕特拉和安

东尼已经相继离去，剩下的舰队也不见得就毫无希望，他们仍然在努

力地寻找突围的机会。

安东尼方舰队的阵形依然比较完整，屋大维等人无法将其打乱。但随着白天渐渐过去，他们逃生的希望越来越小。在临近夜晚的某个时间点上，风势会完全消失，然后，他们就会彻底失去打破僵局的机会。此时，屋大维的进攻已经使得安东尼方舰队的阵形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难以逃跑。于是，屋大维开始派人去准备火攻。

屋大维下令向敌舰射出了装着木炭和沥青的罐子。在火箭的配合下，安东尼的木制舰队陷入了火海。船员们赶紧开始灭火。他们先把自己的饮用水泼到了沥青上，然后开始用海水。安东尼的部下或许不太熟悉这种海战秘技。沥青是不溶于水的，对着燃烧的沥青泼水只会让火势进一步扩散开来。于是，他们开始击打火焰，甚至试图用尸体来扑灭火势。但这也无济于事，火焰不停地扩散开来，很快就彻底失去了控制。在此期间，屋大维的海军就在旁边看着安东尼的舰队化为灰烬。[329]战斗结束了。

安东尼的陆军正在撤离，但他们几乎不可能顺利逃生。他们的其中一条可选路线是经由陡峭的山路朝着马其顿前进。或者，他们可以顶着阿格里帕的海军骚扰的压力，沿着科林斯湾撤退。无论哪条路都充满了艰难险阻，而且很漫长，就算他们能够挡住屋大维等人的进攻，补给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对于一支已经饱受疾病侵袭的部队而言，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逃生几乎无望，那么安东尼的军团自然就选择了投降。[330]

穷途末路的爱情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也许在逃跑之时曾经短暂地停留了一阵

子，以便察看己方陆军是否能够撤离。但在得知投降的消息以后，他

们便朝着埃及航去。对于地位较高的俘虏，屋大维在斟酌以后或杀或

饶。接着，他把一部分军队调回了意大利，表现出充足的信心。屋大

维在自己的军帐所在处建造了一根巨大的胜利纪念柱，饰以安东尼战

船的船首，并且将其献给阿波罗。后来，这里更是有了一座纪念此次

胜利的城市—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也就是胜利之城。它坐落在山

坡上，注视着屋大维曾经取胜的那片海域。屋大维还下令要求每五年

就在此举办运动赛事，让罗马世界每五年都来庆祝屋大维的胜利，同

时铭记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命运。屋大维把阿克提翁之战渲染为

决定了整个罗马世界前途的重大事件。

此战以后，罗马世界里的几乎所有人都看清了局势。仅从理论上

来说，安东尼还掌握着非常充足的资源。他有很多军团还驻留在叙利

亚和阿非利加。有不少附庸国王还理应对他效忠，派兵前来支援他的

后续行动。克莱奥帕特拉也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战船，虽然她的舰队位

于红海。然而，阿克提翁之战干系重大。凡知晓战况者都不难看出这

场战争其实已经结束，没有必要白白葬送自己的性命。安东尼已败，

屋大维即将获胜。安东尼的盟友纷纷叛变，东方的各位国王以及由安

东尼委派至各个地方省份的罗马总督都开始向屋大维求和。最后，只

有埃及还处在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掌控之内。

他们二人肯定也能看清现在的战略形势。此时的屋大维可以调用

巨量的资源，他们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于是，他们返回了亚历山大，

等候征服者的到来。他们派出了使者，尝试以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却

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已经失去了谈判的资

格，屋大维没有理由跟他们讲和。就在这个时候，屋大维遇到了一场

兵变，已经退役的士兵又在要求得到奖赏。屋大维只好回到布伦迪西

翁去安抚哗变的士兵。不过，这只是推迟了结局的到来而已。安东尼

和克莱奥帕特拉由此得到了冬春两季的喘息时间。他们竭力召集部

队，准备抵抗到底。此外，为了逃避大难临头的压力，他们在冬天花

了大量的时间在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上—挥金如土，举办奢华的晚

宴，展示自己的富有。他们还特意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共

赴黄泉”的享宴团体。[331]公元前30年，屋大维的军队即将抵达埃

及。

埃及的沙漠让这个国家有了抵御外敌的天堑，但是安东尼此时需

要同时抵挡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入侵(请参考地图6)。之前，安东尼曾经

任命一位骑士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去负责指挥西边的昔兰尼加的军

队。安东尼也许认为地位低一级的贵族更有可能为自己尽忠。然而，

伽卢斯还是选择了叛变，甚至还率军向埃及发起了进攻。至于屋大维

的部队，他们很可能从东边的佩鲁西翁(Pelusium)而来。安东尼本想

去东方应敌，但现在却必须到西边处理叛军，因为伽卢斯已经攻下了

一座边境城市帕莱托尼翁(Paraetonium)。安东尼一度认为自己或许可

以说服士兵们回心转意。然而，他失败了。接着，安东尼在帕莱托尼

翁城外驻扎了没多久就得知了屋大维终于抵达了埃及。[332]

于是，安东尼转而率军向屋大维进发。他的骑兵在亚历山大的外围地带遇到了屋大维的部队并且将其击退。然后，安东尼派出了步兵乘胜追击，但他没能给屋大维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他还是深感振奋，声称自己就算是在此刻这样的绝境之中也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但是，四面八方都有无数敌军袭来。安东尼不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有机会逃脱死亡的命运。第二天，他命令海军离开亚历山大。当这支舰队遇到屋大维的优势海军以后，他们举起了船桨，选择了投降。陆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安东尼带着步兵投身于战场，却遭遇了失败，被迫退回城内。[333]

地图6：埃及

克莱奥帕特拉获悉了己方部队叛变和安东尼被击败的事情，她知道结局将至。此前，她已命人把一部分财物运到了自己的陵墓里。现在，她前去陵墓之内，关上了大门。埃及的女王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

很快，全城的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安东尼也不例外。他得到的情报大概是克莱奥帕特拉已死。因此，安东尼拔剑自刎。但就在他倒在地上流血不止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称克莱奥帕特拉还活着。于是，安东尼命人将他抬去和女王相会。他穿过了亚历山大的街道，抵达了陵墓外，然后被送到窗口处，在克莱奥帕特拉及其仆人的帮助下进入了陵墓。终于，安东尼回到了克莱奥帕特拉的身边，在她的臂弯中离开了人间。[334]

克莱奥帕特拉并没有立刻随安东尼而去。屋大维的使者进入了亚历山大，他们看起来愿意开启谈判，甚至有可能饶恕克莱奥帕特拉及其子女的性命(最后除了恺撒里昂以外，他们确实都没有被杀)。这些使者进入了陵墓，抓住了克莱奥帕特拉，夺下了她打算用以自裁的匕首。然后，克莱奥帕特拉被带回了王宫。屋大维的人小心地看守着她，等待屋大维本人前来。[335]

关于克莱奥帕特拉和屋大维的会面，有一个虚构的故事流传至今。据说，长于诱惑男性的克莱奥帕特拉试图对年轻的征服者屋大维故技重施。但屋大维充满了男子气概，毅然拒绝了。他不是恺撒，更不是安东尼。他有着更加强大、更符合罗马道德标准的自制力。但是，我们基本没有理由相信克莱奥帕特拉会忽然放弃自杀的意图。[336]她先为安东尼举行了丧礼，然后就回到了王宫。接着，她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宴席，穿上了女王的华服，向屋大维送出了一封信。及至屋大维收到这封信件之时，克莱奥帕特拉已然死去。屋大维破门而入，只见克莱奥帕特拉的两名侍女正在为她们的女王戴上冠冕。这是精心筹划的自杀。克莱奥帕特拉有意让罗马人发现即使是死她也秉持庄严的王家风范。克莱奥帕特拉的侍女也和她一样中了毒。

这位埃及女王的具体自杀手段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有史料暗示克莱奥帕特拉用了一枚带毒的别针。但在传说当中，她更有可能死于毒蛇之口。一条或数条毒蛇被藏在一堆无花果或是水罐里带进了王宫。伊西丝本就是和蛇有关的女神，对于最后的法老暨伊西丝的化身而言，这种死法或许确实特别合适。[337]最后，克莱奥帕特拉被葬在安东尼旁边。由此，安东尼的愿望实现了，他真的和他的女王一起被葬在了亚历山大。

帝国及其敌人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死既意味着人们即将开始进一步虚构相

关的传说故事，也标志着君主制的帝国时代即将到来。然而，阿克提

翁之战其实不是决定了罗马世界走向何方的事件，他们二人的自杀就

更没有改变历史的面貌了。即使阿克提翁之战的胜者是安东尼，罗马

世界看起来也不太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安东尼和屋大维所在的

关系网络已经掌控了罗马。这场战争解决了位于亚历山大的安东尼和

克莱奥帕特拉以及位于罗马的屋大维形成的两个难分高下的权力中枢

问题。就算安东尼取得了胜利，他也几乎不可能损害这张关系网对罗

马的统治权。如果说罗马必定要从共和国走向帝国，那么从安东尼的

所作所为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其实比屋大维更加激进、更加急

切。当然，安东尼也许会让亚历山大在他的帝国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他和克莱奥帕特拉所生的子女大概也会构成帝国的第一个王朝。

但是，罗马和意大利终究是帝国的地理中心。无论安东尼对克莱奥帕

特拉的爱意有多么深刻，他应该还是会在罗马度过不少的岁月。

因此，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死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人们所虚构

的那些故事。[338]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正好可以被重塑为帝国的敌

人。而且，他们二人与帝国的对立关系要体现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生

活方式当中。于是，他们就成了为爱痴狂、沉迷于色欲、女性化、东

方化、必定灭亡的人物，这些属性也被渲染为同帝国与罗马相对立的

属性。随着罗马皇帝对政治和社会的掌控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全面，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便逐渐代表了帝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敌人。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历史意义就是让他们的

敌人成为与爱为敌之人，又让爱侣成了帝国的敌人。

[1]今名莱夫卡扎(Lefkáda)。—译者注

[309] 请参考Sally-Ann Ashton, Cleopatra and Egypt (Malden, MA: Blackwell, 2008), xi，她直言自己未能成功地找到“真正的”克莱奥帕特拉。彻底剥除相关文本中的虚构成分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勇敢地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努力，比如， Michel Chauveau, Cleopatra: Beyond the Myth,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Joann Fletcher, Cleopatra the Great: The Woman Behind the Legend(London: HarperCollins, 2009); Stacy Schiff, Cleopatra: A Life (New York: Little,Brown, 2010)，他在作品的第7页写下了这样的话：“在探寻克莱奥帕特拉的本来面目之时，我们需要一边排除那些许多人信以为真的假象和老生常谈的宣传话语，一边抢救那些所剩不多的真相。”相比之下更为实在一些的作品是Stanley M. Burstein, The Reign of Cleopatra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4)。关于这些谣言和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请参考Robert A. Gurval, Actium and Augustus: The Politics and Emotions of Civil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Diana E. E. Kleiner,Cleopatra and Rom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她认为克莱奥帕特拉就好像是罗马世界的“明星”，同时代的人会对其生活产生无限的遐想。关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形象，请参考Peter Higgs and Susan Walker, Cleopatra of Egypt: From History to Myth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1)。
[310] Dio, 49.34.1.
[311] 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 69，他只引用了一部分。
[312] 请参考Riet van Bremen, The Limits of Participation: Women and Civic Life in the Greek East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Amsterdam: Gieben, 1996)，此书指出，男性和女性都会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公共生活。
[313] Dio, 49.40.
[314] Dio, 49.41;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54.
[315]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24和54提及克莱奥帕特拉被宣传为伊西丝。
[316] 请参考Rolf Strootman, “Queen of Kings: Cleopatra Ⅶ and the Donations of Alexandria”,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in the Near East , 139-157, edited by Ted Kaizer and Maria Facella(Stuttgart: Steiner, 2010)。他对封赏仪式有着相似的解读。
[317] Dio, 50.1.
[318] Dio, 50.2.
[319] Dio, 50.4.
[320] Res Gestae , 25.
[321] Dio, 50.11.
[322] Dio, 50.12-13.
[323] Dio, 50.13.
[324] Dio, 50.15.
[325] John C. Car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Augustus Caesar(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0), 213-214，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326] Dio, 50.31.
[327]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66; Dio, 50.31-33.
[328] Car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 217-223对于这场战斗中风况所起的作用展开了推测。
[329] Dio, 50.34.
[330] Dio, 51.1.
[331]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1.
[332] Dio, 51.9.
[333] Dio, 51.10;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6.
[334] Dio, 51.10;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6-77.
[335] Dio, 51.11;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8-79.
[336] Dio, 51.12.
[337] Dio, 51.14;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86.
[338] 关于这些故事，请参考Lucy Hughes-Hallett, Cleopatra: Queen, Lover,Legend (London: Bloomsbury, 1990)。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阿克提翁之战并不意味着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了安东尼阵营的全面崩溃：所有人都明白了谁会败亡，问题只是那一幕要怎样上演而已。对于屋大维而言，他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处理。这场战争把恺撒派势力撕成了两半，安东尼的密友和部下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置呢？而且，屋大维极少在东方建功立业，东方人几乎不知道屋大维是何等人物。

罗马的西部领土大多被划分为各个省份，由中央派出的总督进行

统治。东方领土的安排则更加复杂，今天的希腊以东的那些土地很多

都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下，

罗马人不愿意把这些新领土划分为直属于中央的省份，反而更热衷于

扶植当地的附庸国王，让他们替罗马中央执掌权威。这种做法尤其盛

行于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的征服以后。一般说来，这些君主都很依

赖罗马的支持。为此，他们需要出兵协助罗马展开军事行动，还要用

金钱来体现他们的忠诚，虽然这些资金往往会被罗马的将领克扣一部

分。

对罗马贵族来说，这样一套让各地君主依附于罗马人的地方统治

体系是有一些好处的。例如，他们可以和这些君主建立良好的私交(安

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私交就非常深)。这种私人关系可以大大提升他

们的名望，因为和国王们结伴而行显然可以体现他们的突出地位。此

外，附庸国王的存在还给贵族们提供了赢利的空间。这些君主会对罗

马“朋友”慷慨解囊，以便让他们出手帮助自己维护利益。但是，当

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发生内斗之时，这套体系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这

些远居各地的君主必须小心翼翼地考虑自己应该加入哪边的阵营。然

而，无论考虑得多么仔细，他们还是很有可能站到失败者那边去，这

是所有面对内战之人都难以避免的厄运。具体而言，在安东尼和屋大

维相争的这次内战当中，东方的诸位国王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过

去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处于安东尼的势力范围内。安东尼肯定

已经除掉了所有不忠于他的君主，中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和

屋大维作对是很有风险的事情，他素有绝不手下留情的名声，这些国

王难免担心屋大维取胜之后杀人灭国。

除了附庸国王以外，罗马东部领土的政治版图当中还有不少希腊

城邦(póleis，单数为pólis)的存在。希腊城邦内部的政治结构比较独

特：首先，官员们会组成统治城邦的委员会，但官员的任期一般不

长；其次是议会，其成员通常是地主贵族；最后是公民大会。简而言

之，希腊城邦和罗马的政体差异主要在于官员的权力。希腊官员的权

力较小，更依赖于贵族议会和公民大会。大多数的城邦都算是民主政

体，但城邦内的富人往往拥有更加强大的权威。所以，我们可以称之

为有限度的民主政体。每一个城邦一般都只控制着较少的土地，这个

地区的政治版图就是由大量的小城邦构成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

以后，希腊的城邦开始活动于当地的数个王国(它们是这个地区的军事

强权)的范围之内，城邦和王廷之间的关系网就这样诞生了。

屋大维给这些城邦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之前，罗马派出的总督

就好像只是某个大国的外交使节一样。在罗马的统治下，各个城邦还

是能够运用它们早已熟悉的外交手段。它们会派使者去罗马的精英圈

子里打点关系，用荣誉来收买人心。然而，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权力现在集中于屋大维一个人身上，传统的罗马国家机

关似乎已经失去了实权。既然屋大维才是最高决策者，那么寻求罗马

元老的支持看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且，屋大维不会像之前的总督那

样在短暂的任期结束以后就失去权力。总而言之，希腊的城邦现在需

要和它们的新主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赢得阿克提翁之战的屋大维仍然马不停蹄。众所周知，他之前在

取得胜利以后都不留情面地对敌人施以报复。就算是以当时的血腥标

准来看，其手段也不可谓不残酷。至于那些和安东尼为伍的罗马贵

族，我们不清楚屋大维具体是如何处置的，只知道他或杀，或罚，或

饶。其中被处死者的遭遇让人不禁回想起屋大维击败卡西乌斯、布鲁

图斯以及赢得佩鲁西亚之战以后的做法。他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再度

表现得像是一个暴戾恣睢、草菅人命的独夫。后来，贵为皇帝的奥古

斯都把阿克提翁之战描绘为意大利和东方之间的对抗，还把自己塑造

成捍卫传统、维护秩序的人物。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屋大

维看起来丝毫不打算掩饰自己手中生杀予夺的大权。

现在，屋大维把他的影响力施加到了东方，各地的附庸国王必须

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年，安东尼曾经因人力、物力不足而在战争中向

这些君主寻求帮助。之后，他投桃报李，让这些国王得到了很多好

处，许多君主都扩张了自己的领地。但是，既然屋大维已经来到了东

方，那么当初安东尼赠予的利益就都不算数了。此外，有三位国王被

罢黜，一位被处死。没有遭殃的君主大概会感激屋大维不杀不废之

恩，庆幸自己还能保住权位，不会介意自己的领土发生怎样的变动。

况且，屋大维还把被废黜的国王的领地转交给了那些对他示以忠诚、

友好的君主。

在东方的诸位国王当中，统治着犹地亚的希律是除了埃及的克莱

奥帕特拉以外最为显赫的君主。在他之前的王朝因追随帕提亚人而被

安东尼麾下的将军索西乌斯给消灭了。之后，安东尼就扶持希律上了

台。希律原先并不算是犹地亚上流社会的一员。因此，犹地亚的传统

权力关系网络看起来不太愿意坐视希律入主犹地亚，他面对着颇为强

大的反对势力。然而，希律坚信安东尼会给自己提供可靠的援助，便

果断出手铲除了所有的政敌和对手，包括圣殿里拒不合作的大祭司。

希律还和马尔库斯(Malchus)的阿拉伯君主国展开了斗争，大胆地尝试

扩张自己的王国。正是因为忙于和马尔库斯作战，希律才未能亲自赶

到阿克提翁去支援安东尼。在得知了屋大维已经取胜以后，希律杀死

了现任大祭司，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比较安全的沙漠堡垒马萨达

(Masada)，然后就动身前去拜见屋大维。

屋大维在罗德岛上接见了希律。这位来自犹地亚的国王既没有换

上丧服，也没有卑躬屈膝地摇尾乞怜，而是秉持自尊、身着盛装而

来，虽然他还是除去了象征着王权的冠冕。接着，希律开口了。他声

称自己是安东尼的挚友，若非阿拉伯的战事缠身，他必定会去阿克提

翁和安东尼并肩作战。而且，他虽然未能亲自参战，但还是为安东尼

提供了不少的粮草和资金。也就是说，希律自称会对朋友和恩人尽

忠，值得像屋大维这样的大人物对他加以信赖。假如屋大维愿意和他

缔结友谊，他同样会对屋大维鞠躬尽瘁。[339]

如果这则记载属实，那么希律就是很精明地把政治现实摆到了屋

大维的面前。东方国王们的政治手段一直很简单，屋大维肯定很快就

能想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应该已经知道犹地亚有很多人反对希

律，这位国王是凭着反复的大清洗才保住王位的。如果屋大维选择处

死希律，那么(经受了多次清洗的)犹地亚就没有人能够稳住局面了，

内战在所难免。最后，屋大维保留了希律的地位，而希律也没有辜负

屋大维的期待。当屋大维日后来到犹地亚之时，希律为他献上了丰厚

的礼物。屋大维的军队乃至其他有可能帮上希律的人都享受到了类似

的待遇。显然，让希律感恩戴德比砍下他的脑袋更有意义。

从公元前31年夏末到第二年初，屋大维基本都在小亚细亚和希

腊。他应该是在忙两件事，一件是准备去埃及结束这场战争，另一件

就是和希腊的各个城邦建立友好关系。城邦的精英们早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讨好这位新的恺撒了。而屋大维的主要需求是资金，曾经花钱和

安东尼缔结友谊的这些城邦现在必须也向屋大维提供大量的资金才能

讨得他的欢心。不过，渐渐地，屋大维和希腊城邦发展出了新型的政

治关系。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流行于东方的土地之上，这就是帝国

政治的运行方式。

亚历山大之城

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在埃及初见端倪。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被

击败以及克莱奥帕特拉自杀以后，托勒密王朝迎来了终结。屋大维根

本不可能让克莱奥帕特拉的后代继承王位、延续王统，因为这场战争

乃至相应的宣传战都过于激烈，让屋大维失去了宽恕的余地，他不得

不把埃及降格为罗马的一个省份。这种事情有一套传统的流程。屋大

维需要指定一位总督，然后先给埃及做好临时的安排，再把各项事宜

通报给元老院，让元老们加以审核。大概还会有专门的一项法案出

台。不过，在设置省份之前，屋大维仍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亚历

山大的命运。

罗马军队有毁灭城市以儆效尤的传统。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地区已经有许多极其雄伟的城市都被罗马人夷为平地。迦太基在被摧毁以后的一百年内都是一片荒地，古老而壮观的科林斯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最负盛名的雅典同样被苏拉的部队洗劫一空，西边的西班牙和高卢地区也有不少城市沦为废墟，虽然史书往往对这些城市着墨不多。总之，肯定有很多人担心亚历山大也会遭遇毁灭。

亚历山大是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建筑、规模(不

下于三十万人口)、文化都出类拔萃。它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罗马)，摧毁这样的一座城市会让屋大维的敌人和东西方的各

个势力都为之震撼。在后来的征服战争当中，屋大维并没有拒绝这种

惩戒性施暴的手段。更何况，按照屋大维的说法，此次战争的敌人非

同寻常。后来流行的文本浓墨重彩地把这场战争描写为不同的神明和

不同的道德之间的战斗，称其为捍卫罗马、意大利文化的战争，克莱

奥帕特拉和埃及的“威胁”得到了大量的渲染。所以，毁灭亚历山

大、抹除托勒密王朝的这座大都会是合乎道理的。然而，屋大维并没

有选择这条道路，他放过了亚历山大城。

对此，屋大维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对这座城市的神明

的尊重。塞拉皮斯(Serapis)是一个特别的神，他同时具备希腊和埃及

的属性。有些人怀疑他是托勒密王朝专门为了新兴的亚历山大而捏造

的新神，但希腊人和埃及人并没有这种想法。而且，对于神灵，他们

往往只会做出某些发现或者在故事里加以详细的描写，而不会有意地

创作出新神。塞拉皮斯比较复杂，他的形象和宙斯最像。有时候，人

们会把他们相提并论。但埃及古都孟菲斯(Memphis)的公牛神阿匹斯

(Apis)、羊神阿蒙(Amun)、伊西丝的丈夫奥西里斯也都和塞拉皮斯相

似。埃及人相信法老具有神的某些性质，对其加以崇拜。塞拉皮斯就

凭着与众多神明相关的属性而为法老所用。此外，安东尼一度被塑造

为奥西里斯的化身。这说明罗马人并不怎么介意把人和神联系在一

起。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套象征体系。安东尼走过的路，屋大维也可

以走。

对伊西丝和塞拉皮斯的信仰不只存在于埃及，在公元前1世纪初，

罗马人也接受了这种崇拜。三头同盟成立之初就曾经颁布法令在罗马

城内建造一座新的伊西丝和塞拉皮斯的神庙。今天的我们恐怕永远也

不能完全理解罗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塞拉皮斯的。而且，对塞拉皮斯

的供奉显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罗马人内部有着不同的意见。塞

拉皮斯大概更受平民的欢迎，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安东尼和屋大

维都有意成为塞拉皮斯信仰的支持者。总之，屋大维决定尊重塞拉皮

斯，把自己和这位少见的在地中海沿岸世界拥有众多信徒的神灵联系

在一起，而他的所有言行都会很快地被传回罗马。

不毁灭亚历山大城的第二个理由是屋大维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

敬。屋大维早就开始利用亚历山大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名望，因为当

时的罗马人几乎可以说是痴醉于这位年纪轻轻就征服了东方的君王。

例如，关于亚历山大，尤里乌斯·恺撒的传记里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

事。公元前67年或公元前66年，恺撒正在西班牙。第一个版本的故事

称恺撒在阅读亚历山大的生平时骤然落泪，因为在亚历山大征战四方

立功无数的年纪，恺撒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另一个版本里，恺撒

同样表达了这种伤感之情。只不过，这一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伽迪斯

[Gades，加的斯(Cádiz)]遇见了亚历山大的雕像。[340]

这个故事大概率是捏造出来的，其作用就是为恺撒后来的伟大事

业做好铺垫。不过，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当时有抱负者会以亚历山大为

榜样。比如，伟大的庞培[他的这个“伟大”(Magnus，即Great)的名

号也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有关]在出征东方得胜归

来以后，认可了人们给他肖像上有些发福的圆脸配以和亚历山大相似

的发型。此外，在阿克提翁之战打响以前，屋大维也已经开始尝试把

自己的形象和阿波罗以及亚历山大联系在一起。在阿克提翁之战以

后，亚历山大看起来就更加适合于年纪尚轻的屋大维了。他是深受诸

神庇佑的东方征服者，他肆意地动用武力，他的伟大甚至令其跨越了

凡人和神明之间的分界线。

屋大维在亚历山大之城命人按照亚历山大的形象给自己塑造了一

些雕像，其中有一尊被称为密罗伊(Meroe..)头像，现藏于大英博物

馆。这尊头像就把屋大维塑造成了亚历山大。在绝大多数的肖像里，

亚历山大的脖子都会扭出一个比较大的角度，这大概是象征着他在遥

望神灵。而屋大维的密罗伊头像也扭了类似的角度。此外，其发型也

和亚历山大的标准发型相似，虽然稍短了一些。我们或许可以推断，

屋大维在埃及人面前就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他用这些肖像把自己描

绘成了新的亚历山大。

身处亚历山大之城的屋大维还造访了亚历山大的陵墓。当然，这

也是托勒密诸王的墓穴。屋大维命人取来了遗体，然后打开石棺，以

便审视亚历山大的面庞。他给亚历山大的遗体戴上了金冠，然后为他

献上了散落的花瓣。不过，亚历山大毕竟已经死了将近三百年了，就

算是有最好的防腐手段，他的遗体也难免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新的

亚历山大把旧的亚历山大的鼻子给碰掉了一块。这幅景象或许让亚历

山大之城的居民倍感紧张，这可是他们最宝贵的君王遗体。于是，他

们询问屋大维是否想要看一看托勒密诸王的尸体。对此，屋大维表

示，他想要看的只是国王，而不是尸体。[341]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所

以他后来又用了一次。有人问他是否要去看一看公牛神阿匹斯(埃及人

会用动物来表现神灵，这在古典时代堪称独树一帜)，屋大维的回答

是，他通常只会膜拜神明，而不是牲畜。

第三个不毁灭亚历山大城的理由是屋大维和阿雷欧斯(Areios)之

间的友谊。当时的大多数罗马贵族都通晓希腊文化。而且，从公元前2

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的时候开始，罗马人还特别欢迎希腊的哲学家来

访，以至于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贵族文化氛围。哲学家们常常受邀与罗

马的权贵为伴，到意大利南部越建越多的豪宅别墅里参加学术讨论。

拥有一个过从甚密的哲学家已经成了精英地位的标志，就好像拥有别

致的庭院、希腊(或希腊式)雕像和文雅的谈吐一样。因此，我们毫不

意外地发现屋大维和亚历山大的哲学家阿雷欧斯相识。此外，这种现

象还提醒了我们不应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冲突理解为近现代的民族国

家之间的概念。在阿雷欧斯的影响下，亚历山大的居民窥见了屋大维

的学术修养，得知他珍视希腊的教育和文化。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一

个野蛮的征服者。

屋大维还对亚历山大人民发表了演说，亲自解释了这一点，虽然

听众大概在之前就已经有所耳闻。屋大维在演说时非常罕见地使用了

希腊语。征战四方的罗马人(和历史上其他的征服者一样)向来致力于

让被征服者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会用拉丁语对战败者讲话。然

而，此时的屋大维不仅对亚历山大的哲学家阿雷欧斯示以尊重，还使

用了希腊语对亚历山大人民发言。由此，屋大维发出了一个鲜明的信

号：希腊人可以与他和谐共处。这其实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传统，希腊

人对此很熟悉。

屋大维迅速地接手了埃及统治者的既有传统。虽然他也许说过自

己不会膜拜牲畜，但是在上埃及地区的布奇斯(Buchis)神庙里，我们

可以看见有关于屋大维膜拜公牛神布奇斯的史料。而且，这份史料是

一系列铭文的一部分，它们都描写了埃及的统治者在向传承逾千年的

诸神献上祭品。也就是说，屋大维不仅把罗马的资金投入了埃及的神

庙和祭坛里，他本人还在神庙的铭文里得到了法老一样的待遇。埃及

的小城市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有一份来自“恺撒元年”(公元

前30年或公元前29年)的文档，显示当地的某个神庙里有四个点灯人在

起誓为神庙效劳的时候提到了“身为神以及神子的恺撒”。[342]自尤

里乌斯·恺撒成神以来，屋大维就一直在使用类似的头衔。他在货币

上的称谓是“神子恺撒”(CAESAR DIVI FILIVS)。俄克喜林库斯的这

些点灯人显然知道这一点，把这个头衔纳入了自己的誓言。但他们同

时还延续了埃及的传统，把屋大维本人也当作了神。

为了庆祝自己与亚历山大人民化干戈为玉帛，屋大维给这座城市注入了一大笔建设资金。有关此事的最佳史料来自罗马，而不是接受资助的亚历山大。今天，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方尖碑，而这座方尖碑原本和其他的方尖碑一起在埃及的赫利俄波利斯(Heliopolis，太阳之城)伫立了许多个世纪。这是人们献给太阳的礼物。后来，人们把它迁到了亚历山大。然后，大概在卡里古拉皇帝的命令下，这座方尖碑来到了罗马。最终，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它才在圣彼得广场中央安家落户，挺立至今。在对这座碑加以考察之后，人们发现这座方尖碑上有一些原本镶嵌着铜字的槽。这段铭文的内容大概是：
奉皇帝、神子恺撒之令，工程长官(Praefectus Fabrum)、格奈乌斯之子盖乌斯·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建造了这座尤里乌斯广场。

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就是之前受安东尼之命去镇守昔兰尼加，接着反而率军在公元前30年从西边进攻埃及，帮助屋大维引走了安东尼的兵力之人。我们稍后还会提及他的事情。

亚历山大的尤里乌斯广场大概建于公元前30—前29年。当时，亚

历山大得到了大规模的改建，尤里乌斯广场就是其中的核心项目。此

外，恺撒庙(Caesareum)也是兴建于此时的标志性建筑，虽然建造这座

庙宇本来或许是克莱奥帕特拉的意思，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毕竟是她

的情人，也是恺撒里昂的生父。亚历山大的恺撒庙和屋大维在罗马建

造的尤里乌斯神庙(Temple of Divus Julius)形成了遥相辉映的一

对。不过，埃及的这座恺撒庙会成为供奉每一位恺撒的庙宇，把成神

的尤里乌斯·恺撒和他的继承人都囊括在内。

屋大维走在了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上，他的这种做法利用了东方

人神化统治者的传统。埃及人对法老的膜拜自不必说，其他希腊化的

东方国度大多也有类似的习俗。而且，罗马的宗教传统里其实也有相

像之处。罗马的建城始祖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都被尊为神明。不久前

成神的尤里乌斯·恺撒则复苏了这种传统。所以，俄克喜林库斯的那

几位点灯人不是奇怪的泥古之人。他们不是没能理解新来统治埃及的

罗马政权，也不是不懂罗马人的异国习俗，而是遵循了屋大维的意

愿，将他奉为新诞生的神明恺撒。

公元前30年末或者公元前29年初，屋大维开始返回罗马。他没有

直接航向罗马，而是选择了环地中海而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各个城

镇纷纷派出使者来拜见屋大维。以弗所(Ephesus)和尼西亚(Nicaea)人

民请求获许把神庙献给罗马女神(Roma，象征着罗马城)和尤里乌斯·

恺撒。帕加马(Pergamum)和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人民恳请把他们的

庙宇献给屋大维本人(可能还有罗马女神)。帕加马还获许举办赞美屋

大维的运动赛事。之前也有人享受过这种近似于神的待遇，比如希腊

化时代的诸位国王以及某些罗马总督。但他们的规模都无法与屋大维

相提并论，也不像屋大维这样堂而皇之。[343]

对于在深厚的一神教传统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把一个人尊

奉为神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反而有点邪教的色彩。但对古典时

代的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向来相信人有可能成为神，最著名

的例子就是赫拉克勒斯。大多数人还相信诸神会时常造访人间，他们

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而灵魂是有一定的神性的。埃及人更是认为法

老就是某个神圣的灵魂的化身。因此，法老仿佛就是神明。类似的思

想观念在近东地区盛行了许多个世纪：国王和神明之间有着特殊的关

系，而且这就是他们为王的原因。不过，尽管有着这些统治者崇拜思

想的铺垫，但像屋大维那样直接宣布自己有着神的属性乃至把自己当

作神明供奉起来还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屋大维表明了自己不同于之

前罗马政坛上的所有人物。

罗马人和东方人早就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后者肯定已经很清楚

罗马的状况了。毕竟，罗马和希腊城邦的构造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

统治罗马的无非就是由地位大致相等的贵族们组成的议会(元老院)。

然而，在安东尼彻底落败以后，各地的城市做出了前文所提的种种创

举。这说明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屋大维全然不同

于寻常的罗马元老。而且，他也不同于那些继亚历山大以后统治东方

的君王。屋大维独一无二。他是神。不过，虽然这些使者看起来纯粹

是东方的各城市议会自主派出的，但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不谋而合地

想到这种如出一辙的主意，还同样在这个时候派出了使者，也许他们

在暗中收到了指示。

看到整个东方都无比热切地向自己表达了忠心，权威得到确认的屋大维便满载着埃及的财富，渡过亚得里亚海回到了意大利。自阿克提翁之战以来，元老院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好好地准备迎接凯旋的屋大维。现在，元老们即将为他献上与其相称的隆重表彰。

庆功

在赞美屋大维这件事情上，元老们表现得特别积极。在阿克提翁

战役结束以及亚历山大陷落之后，元老们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系列歌

功颂德的决议：他们表决同意为屋大维击败了克莱奥帕特拉而举办一

次凯旋仪式；布伦迪西翁是屋大维奔赴战场的起点，也是他凯旋的港

口，因此元老们决定在这座城市建造一座凯旋门，还要用战争中缴获

的武器来加以装点；罗马的广场上也要兴造一座凯旋门；尤里乌斯神

庙(或许尚未竣工)将被饰以在阿克提翁之战中缴获的敌舰的船首；每

五年还要举办一次歌颂屋大维的庆典，虽然其具体内容不明，不过，

这种节庆想来应该会有祷告、献祭、比赛(大概是角斗)和戏剧这些常

见的感谢神明的公共活动；屋大维的生日和他的捷报被公之于众的日

子都被定为感恩日(同样会有祭祀活动)；元老们还宣布维斯塔贞女、

元老还有其他的罗马居民(包括儿童在内)都会前去大道上迎接屋大维

胜利返回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将一起向屋大维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344]亚历山大陷落的日子被定为幸运日，而且，亚历山大的居民必须

从那一天开始重新计历。显然，这象征着新时代的到来。

罗马的宪法有了一些微调，屋大维得到了保民官的一部分权力。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保民官是罗马平民的权益的捍卫者。此举相当于宣布他要成为平民的新的代言人。之后，在司法领域，屋大维将拥有最高的决定权；在宗教领域，祭司们在祈求神灵祝福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之时必须提及屋大维的名字。屋大维已经成了罗马的第三大组成部分。罗马当局甚至还宣布在所有的晚宴上都要准备一份专门献给屋大维的祭酒。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特殊荣誉。

公元前29年夏，屋大维回到了罗马，同时迎来了又一轮的荣誉加

身。赞颂诸神的圣歌里加入了屋大维的名字。他有权像参加凯旋仪式

一样头顶桂冠出席所有的节庆活动。他可以任意地指定神职人员加入

祭司团，无论当时是否有职位空缺。元老院还关闭了雅努斯神庙

(Janus)的大门，表示战争已经结束。[345]整个城市都来迎接屋大维凯

旋(虽然他事先声明了平民不必前来)。执政官献祭了公牛以庆祝他的

归来，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宗教仪式。接着，屋大维对罗马人民发表了

讲话。他宣布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可以得到四百赛的奖金，这个数额足

以让一个人安度整整一年。屋大维称赞了统率舰队立下大功的阿格里

帕，士兵们也得到了奖赏。屋大维还代表他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的外甥

马尔凯卢斯向罗马城内的儿童发放了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展露出想要

构建一个王朝的意图。屋大维没有收下意大利各地人民为他收集的金

币。但就算如此，罗马城也已有了无数的财富。除屋大维赠予罗马人

民的奖金以外，随他一同返乡的士兵们也带来了埃及的大量财宝。据

说，在他们返回以后，罗马城的利率从平时的百分之十二降到了百分

之四，物价也有所上涨。[346]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得到了“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的

地位，也就是元老院的第一人。这意味着在元老们商讨事宜的时候，

他的意见最为重要。“首席”(princeps)即“第一人”。这个称呼有

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之前也曾有一些名望较高的元老被称为“首

席”，享有全国第一人的美誉。但当时这个称呼基本只是荣誉头衔，

不包含实权。到了后来，至迟在奥古斯都时代的末期，这个头衔才具

备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奥古斯都的地位其实是由各种权力和头衔拼凑

起来的，他没有某个统括一切的头衔。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皇帝”

(emperor)这个词的原型只是罗马人对战功赫赫的将军(imperator)的

赞美之词而已，其最初的适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元首”(princeps)

这个称呼算是以一种不太正规的方式表明了屋大维独特的显赫地位。

后来的罗马人使用的“principatus”(principate)这个词既可以指代

某个人领导国家的时期(“某某人时代”)，也可以用来指代早期罗马

皇帝统治国家的制度(所谓的“元首制”)。[347]

然后，屋大维举办了凯旋仪式。他和他的部下在长达三天的时间

里游行于罗马城内各处。在此期间，他们既向诸神献上了祭品，也向

全城的居民展示了极其丰厚的战利品。第一天的凯旋仪式是为公元前

35—前34年的达尔马提亚战争而举办的。在此之前，屋大维一直无暇

以凯旋游行来庆祝这一次的胜利。第二天纪念的是阿克提翁之战。游

行队伍看起来还带上了描绘着此次胜利的巨幅宣传画。第三天则庆祝

了埃及战事的胜利。按照传统，这一天的重头戏本该是让戴上镣铐的

克莱奥帕特拉跟着游行队伍走遍全城。但既然埃及女王已经自杀，他

们只好用塑像来替代了。不过，她和安东尼所生的龙凤胎亚历山大·

赫利俄斯和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都在游行队伍里面。而她和恺撒所

生的儿子恺撒里昂当然已经死去。一般说来，俘虏都会在游行结束以

后遭到处决。但这一次，屋大维展现了仁慈之意。来自埃及的财宝也

被装在车里跟着游行队伍供所有人观赏。接着，屋大维本人乘着战车

游遍了全城。另一位执政官和诸位元老都跟在他的身后。[348]严格说

来，屋大维可能只举办了两天的凯旋仪式来纪念达尔马提亚和亚历山

大的战事，因为庆祝内战的胜利不是很光彩的事情，第二天的活动只

是游行而已。不过，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似乎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349]屋大维的庆功活动还没有结束。他把一座庙宇献给了密涅瓦

(Minerva)。大概进行了好一阵子的元老院翻修工程现在已经结束，其

名称按照尤里乌斯·恺撒的名字被更改为尤里乌斯元老院(Curia

Iulia)，时人想必也能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元老院里还添置了一座

来自他林敦(Tarentum)[1]城的古老的木质胜利女神像，上面装点着来

自埃及的战利品。每当元老们召开会议之时，他们就会为胜利女神献

上祭酒，同时再度回忆起屋大维击败了安东尼。取自埃及的战利品有

很多被放在了古老的罗马城广场中心的尤里乌斯神庙里。此时，这座

庙宇已经完工且得到了祝圣。还有一些财宝被送至罗马城内最为古老

也最受尊崇的卡皮托里翁三神庙—供奉着朱庇特(Jupiter)、朱诺

(Juno)和密涅瓦。

屋大维还在庆祝胜利的运动赛事上大肆挥霍。各种家养或野生的动物都被送入竞技场遭到屠杀，其中包括罗马居民从未见识过的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罗马贵族们亲自走上了跑马场进行比赛，甚至有一位元老参加了角斗。在屋大维的命令下，来自苏维汇(Suebi，日耳曼人)和达契亚(Dacia，多瑙河以北)的俘虏之间展开了一场战斗。[350]屋大维还发明了一种叫作“特洛伊游戏”(Lusus Troiae)的新型赛事，让贵族青年比拼马上的功夫。

节庆、建筑、运动赛事、凯旋游行、各种形式的荣誉，还有发放给全体罗马居民的奖金，这一系列庆功活动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如此盛事的映衬下，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屋大维东征归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些庆功活动的背后其实别有深意。随着阿克提翁之战结束、安

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死去，屋大维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罗马政坛的主

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难免有些畏

惧，因为屋大维完全有可能像某些前人一样发动新一轮的清洗。元老

们表决同意向屋大维颁发种种特殊荣誉的原因与其说是对战胜者的感

激，不如说是深深的畏惧。他们极其迫切地想让屋大维看见自己的忠

心。与此同时，屋大维则以种种举动来安抚元老和罗马人民。其中，

象征意义最大的或许就是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依据传统，每当罗

马人民走向战争之时，这座神庙的大门就会被打开。鉴于罗马历史上

内外战争频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些门其实很少有关上的机会。

但是关闭大门就象征着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

究竟是由哪方做出的(也许经过了协商)，但双方都愿意接受这个结

果，愿意以此来表示他们衷心地希望战争就此结束，所有人都能够回

归正常的和平年代。

不过，虽然战争或许真的结束了，但是过去的事情并没有被遗

忘。屋大维没有抛弃他的一贯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巩固他和平

民的关系，屋大维大方地向罗马平民送出了巨额的奖金，让他们知道

屋大维确实是平民的保护者与大恩人。对于让罗马社会四分五裂的内

战，屋大维不仅不加掩饰，反而以各种手段来庆祝自己的胜利，不给

败者留丝毫的情面。凯旋仪式或许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但今后长期存

在的感恩节庆日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屋大维的胜利摆到人们的面前。罗

马城内的各种胜利纪念建筑和纪念品也会让人们永远铭记阿克提翁和

亚历山大的战事。更何况，元老们还颁布了法令，要求人们在私人宴

席上为屋大维准备祭酒。这条规定不一定能够强制落实，但它光是存

在就已经有了意义。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战死者的亲朋好友们面对这

条规定会作何感想。

在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城，安东尼的踪影被抹去了一些，但人们依

然能够在很多场合感受到克莱奥帕特拉的存在，这让人不禁觉得有点

奇怪。各座建筑内摆放着的埃及工艺品以及展示于尤里乌斯神庙前的

船首都让人联想起这位埃及女王。各神庙里的埃及宝物也一边给庄严

的罗马圣地增添了光彩，一边彰显着克莱奥帕特拉的存在。诗人们依

旧公然传颂着她的故事。最为关键的是，以克莱奥帕特拉为模型的维

纳斯金像依然保留在恺撒建造的维纳斯母神庙内。所有人都知道，当

他们过来瞻仰维纳斯女神的仪容之时，他们看到的其实是克莱奥帕特

拉，她不会为人们所遗忘。屋大维需要克莱奥帕特拉在帝国政权的宣

传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反面角色，帮助屋大维在多年以后把他的政权

塑造得正气凛然。

当然，尽管克莱奥帕特拉没有淡出罗马人的视野，但屋大维显然

更是无比突出的存在。他获得了很多宗教方面的荣誉，让罗马人不仅

要在圣歌中赞颂他，还要为他献上祭品。屋大维在帕拉提翁山上为自

己建造了一座新居，还令其和旁边新建成的阿波罗神庙构成了一个整

体。阿波罗是受屋大维偏爱的神祇，阿克提翁之战的胜利就被他归功

于阿波罗。公元前28年，这座阿波罗神庙在盛誉之下开放了。[351]这

些挺立于山坡之上的白色大理石柱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纪念品，它

们为阿波罗提供了新的安身之所。维斯塔神庙也加入了这片建筑群。

我们不难想到，屋大维的本意或许就是让人觉得有三位神明共居于帕

拉提翁—阿波罗、维斯塔还有屋大维。

在战神广场上，阿格里帕正在建造一座宏伟的新神庙—万神殿。在公元前27年，阿格里帕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之时，这座神殿举办了落成典礼。他们的初案是让屋大维的雕像屹立在万神殿的中心。那样一来，万神殿就会成为供奉着活人的庙宇。显而易见，他们就是想让罗马人把这位年轻的罗马之主看作神。除万神殿里的计划以外，屋大维的密友和罗马人民还已经用铸造神像的黄金和白银在罗马城内竖立了一些屋大维的雕像。[352]

罗马共和国属于罗马公民，其政治文化强调的是平等。当然，他

们的平等在现代人眼里难免显得有些古怪：国家领导人享受着“更加

平等”的地位；全国的居民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但罗马共和国至少还

承认理论上的平等，身为全国之精英的元老就是这种观念的最佳代

表。无论他们内部有着多么巨大的分歧、何等激烈的竞争，他们基本

上都认为元老之间理应彼此尊重，认可他人的成就，互相建言，携手

并进，一起为罗马而努力。共和国时代确实有伟人诞生，个别人似乎

还太伟大了一些。但是，就连马略、苏拉、庞培乃至恺撒都无法与屋

大维相提并论。屋大维是非常特别的，他的超然地位让其他的罗马人

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语言来加以描述。所以，我

们大概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屋大维奉为神明，而屋大维又为什么

要尝试着把自己塑造为人间之神。在神的面前，共和国的基本框架自

然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人能够和神并驾齐驱，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是，和神共处并非易事，当人间之神也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后来的卡里古拉皇帝就是例子。所以，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屋大维开始调整自己的名分。万神殿成了供奉所有神明的庙宇。屋大维的雕像被放在了入口处，而不是中央。身为万神殿建造者的阿格里帕也得到了一座雕像。至于屋大维的金银雕像，它们都被熔掉，然后铸成了货币。至此，在阿克提翁之战以后一度被屋大维采用，并且在他巡视东方之时仍然受到重视的神化计划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屋大维需要一个更加合适的新形象。他一边寻找政治伙伴(虽然起

初可能只有阿格里帕)，一边考虑传统的问题。他开始对共和国的平等

理念示以尊重。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自愿地做出这种改变。他当然已经

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整个罗马都唯他是从，胆敢挑战者大多已死。

他还用各种各样的纪念建筑、物品、仪式来不停地彰显自己的权威，

改变罗马的面貌。但是，屋大维遇到了阻力，并非所有人都像官方公

告里声明的那样对这位新的恺撒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必须妥善解决自

己的前途问题。三头同盟已亡，安东尼和李必达都已死去。或许，他

可以让罗马继续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假装他还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战，

从而继续把持着莫大的权力。但这种做法未免太过拙劣。于是，为了

在正常时期保持着既有的特殊地位，屋大维必须建立一种新秩序。公

元前28年，屋大维陷入了前人在内乱之后所遇到的那种困境。几乎别

无选择的屋大维似乎不得不恢复旧时代的制度。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动

荡以后，共和国显然已经死去，但现在，它仿佛还能死灰复燃。

共和国复苏

即便是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也还面临着反对派的威胁。假如是

在几年以前，元老院里或许就会有反对的声音，某些知名政治人物可

能还会离开罗马，以此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但到了这个时候，屋大

维的反对者只能隐秘行事了。从表面上看，此时的罗马政界无比团

结，所有人都对屋大维一片丹心；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被这种假象欺

骗。当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分辨异己是比较困难的。其中或许有一

些人敢于直抒胸臆(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大多数人都披着伪

装，只在某些时候趁机给屋大维政权使绊子。我们只能借助于蛛丝马

迹，隐约地看见屋大维的新政权和反对者们展开了争论和交易，以求

排除道路上的阻碍，但我们几乎看不到足以牵动全局的重大事件。

大约在公元前30年，马尔库斯·李必达被除掉了。据说，他和布

鲁图斯的姐妹尤妮亚密谋在恺撒返回罗马之时行刺。尤妮亚的身份使

得这个据说存在的密谋和当初的那些行刺者联系在了一起，让人觉得

有人想要再为罗马除去一个暴君。这位李必达的父亲就是三头之一的

那位马尔库斯·李必达。自从屋大维在公元前36年夺走他的军权以

后，仅保留最高祭司一职的李必达就过上了流放的生活。屋大维似乎

经常对李必达加以羞辱，一直到他约在公元前12年去世为止。[353]小

李必达是个比较有声望的政治人物，他或许不满于自己的父亲所受的

待遇。而尤妮亚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她的家族背景和旧日的人脉让她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屋大维派驻于罗马的代表麦奇纳斯(Maecenas)

发现了阴谋以后，李必达大概甚至都没有经过审讯就遭到了处死，尤

妮亚则结局不明。[354]

第二个事件比较复杂。公元前30年或公元前29年，罗马将军马尔

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在马其顿作战。这位克拉苏是那位著名的

庞培和恺撒的盟友克拉苏的同名孙子，与他敌对的是某些异族部落—

巴斯塔奈人(Bastarnae)、默西亚人(Moesians)和吉泰人。在和巴斯塔

奈人交战之时，身为将领的克拉苏罕见地亲自上阵，还杀死了巴斯塔

奈之王戴尔多(Deldo)。这几乎堪称罗马人前所未有的壮举。克拉苏有

资格凭此得到一项特殊的荣誉—“丰获”(spolia opima)，而屋大维

对此加以阻挠。

屋大维利用了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克拉苏是被屋大维派去马其顿

的，严格说来，他只是屋大维的代表。于是，屋大维声称只有独立掌

握军权者才有资格得到“丰获”。听闻此言，人们连忙去遍稽群籍，

然后找出了一个史例。在浩如烟海的罗马传说故事当中，有一个叫作

科苏斯(Cossus)的人曾经被授以“丰获”，所有相关资料都显示科苏

斯当时是一位保民官，受制于另一位高级官员。但是，有一次，屋大

维正在监督朱庇特·菲利特里乌斯神庙(Temple of Jupiter

Feretrius)的修复工作(据说，科苏斯当年就是把“丰获”献到了这座

神庙里)，就在工程进行之时，人们发现了一块亚麻布。上面的文字显

示，科苏斯是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献出“丰获”的。想必很少有人会

相信这么一份内容正合屋大维所愿的史料只是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

至少身为史家的李维(Livy)是不相信的。然而，没有人能够指责屋大

维捏造文本。[355]

这个故事里的屋大维看起来未免有些患得患失，他不希望让身为

贵族子弟的克拉苏得到一个连他也未曾拥有的特殊荣誉。显而易见，

克拉苏既不是屋大维的反对者，也不可能拥有足以挑战他的实力。克

拉苏的军权来源于屋大维的信任，他的职位也是由屋大维亲自指定

的。但就算如此，屋大维也不能容忍他来妨碍自己垄断所有的荣誉。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开始把自己的特殊地位化作罗马政治的常

态。这一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一同担任执政官。之前，在处于紧急

状态下的公元前31年、公元前30年和公元前29年，屋大维也都担任执

政官。当时的他几乎一直身处海外，留在罗马的另一位执政官不得不

独自管理这座城市。然而，在返回罗马以后，屋大维似乎基本上无视

了同僚的存在。每位执政官原本都有三十名扈从，他们手执法西斯(棍

棒和斧子的组合)，以此代表执政官拥有惩戒罗马公民的权威。但是，

自从公元前31年屋大维开始连任执政官以来，他执意要求所有的扈从

都随他出行。两位执政官本应是共掌权力的同僚，而屋大维的这种做

法直观地反映了这种理想状态的消亡。而且，这是他有意为之的象征

性举动，其意义就是展示他大权独揽的地位。不过，在公元前28年，

他改变了主意。

六十名扈从不再全部跟随着屋大维，古老的习俗得到了恢复。阿格里帕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都与屋大维并列为执政官，并且正常地享有三十名扈从。其实，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扈从分配的恢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然而，这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罗马政治往正常的状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公元前28年的某个时间点上，屋大维正式宣布持续了十余年的紧急状态就此结束。[356]

严格说来，这次的国家紧急状态和三头同盟挂钩。他们三人理应只是为了重建共和国才接受极大的权力的。一旦三头同盟消亡，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也就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很难说清楚现在仍处于紧急状态的原因是屋大维以执政官的权力下达了命令，还是元老院颁布了对抗安东尼的法令。不过，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在乎这种事情。但是，在公元前28年，屋大维决定着手结束紧急状态了，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恢复，屋大维还专门铸造了纪念此事的金币(请参考图6)。金币上刻画的屋大维脚边有一盒卷轴，他正在把其中的一份交给一位感激不已的公民。金币的一面印着“皇帝·恺撒神子·执政官·第六次”(IMP·CAESAR DIVI·F·COS·Ⅵ)，另一面则是“他恢复了罗马人民的法律和权利”。同为执政官、积极参与政事的阿格里帕根本没有被提及。屋大维依然没有准备好让其他人也和他一样走上台前，就算是最受他信赖的阿格里帕也不行。不过，至少正常的法律得到了恢复。这就意味着再也不会有不经审判而处死公民以及没收公民财产的事情了。战争结束了，三头同盟的使命想必已经完成。

公元14年，屋大维给罗马人民留下的遗言—《圣奥古斯都行述》(Res Gestae Divi Augusti)—在他亡故以后面世了。这位开创了帝国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内战之火已然熄灭，全国一致听我号令。于是，我把共和国还给了罗马元老院和人民。[357]

屋大维和阿格里帕首先需要确认共和国现在有条件自行处理各项事务。他们开展了人口普查(结果为四百零六万三千名公民)，[358]为罗马人民举办了一次净化仪式，还整顿了元老的队伍。

公元前28年的元老人数或许超过了一千，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是按照传统途径从低级官员开始逐步升入元老院的。但还有不少人在恺撒或者三头同盟执政时期得到了提携，直接成了元老。屋大维公开表示要审查元老们的资格，并且希望有人能够主动让位。无论原因如何，有一些人确实很配合。接着，屋大维和阿格里帕要求元老们互相担保彼此都有资格继续担任元老。他们希望某些人会因此感到尴尬，进而主动辞职。最后，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亲自审视了剩下来的元老，除去了一些他们觉得不合格的人。

这一套流程的设计是为了让这件事情看起来不那么偏颇，但还是难以避免地引发了争论。被迫离开元老院的人深感不满。据说，屋大维一度要穿着胸铠、在十位密友的保护下去主持元老院会议。离去的那些人其实很多是当初为恺撒或者屋大维效劳才成为元老的，屋大维现在的做法相当于背叛了他们。[359]但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依然认为有必要让元老院恢复一定的威望，为此，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一部分追随者。

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来到了元老院。他交出了执政官的职位，然后依照罗马传统，宣誓声称自己在任期内处事公正、谨遵法律。在此之前，他从未遵守这个传统，因为当时的他不受法律的约束。随后，在刚刚恢复了地位的元老们面前，屋大维第七次受任为执政官。他的同僚阿格里帕则是第三次。

1月13日，屋大维对元老们发表了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

时刻。根据现存的史料，此次讲话标志着罗马政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

步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屋大维交出了地方省份的控制权，元老院和人

民能够决定地方总督的人选了。这一步同时意味着屋大维放弃了手中

的庞大军队和巨额的财富。为此，元老们给屋大维颁发了新的荣誉。

他的新居会被饰以橡树叶冠，得到这项荣誉的通常是拯救了罗马公民

的性命之人。而他的门旁会种上月桂树，这是阿波罗和胜利的象征

物。元老院里还会摆放一块金色的盾牌，宣示屋大维身上最为根本的

四项美德：勇(virtus)、仁(clementia)、义(iustitia)、忠

(pietas)。[360]

这次事件几乎必定早在屋大维的计划之内。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和阿格里帕已经做了至少一年的准备。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安

排，还有一些事情尚未解决。三天以后，元老们再度相会。这一次，

他们展开了更加详细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屋大维有权控制西班牙

的绝大部分地区、高卢、日耳曼尼亚、叙利亚、塞浦路斯、埃及、腓

尼基(Phoenice，叙利亚沿海地区和黎巴嫩)和奇里乞亚。除了马其

顿、达尔马提亚和阿非利加(今天的突尼斯)以外，这些由屋大维掌控

的省份已经包括了所有时常面临军事威胁的地方。之后，元老们又给

屋大维颁发了一项殊荣—他们让屋大维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一年1

月16日，以奥克塔维乌斯之名出生、以恺撒之名立业的那个男孩成了

奥古斯都。[361]

从公元前28年开始，到公元前27年1月最终协议的出台，屋大维成

功地重塑了自己的权力。三头同盟时代的特殊权力被他抛到了一边，

元老院得到了改革，法律的权威得以恢复，共和制度全面复苏，屋大

维认可并恢复了元老院和人民的最高权威，元老院则报之以无上的荣

誉。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察觉到奇怪的地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刚刚

得名的奥古斯都会离开政坛。他仍旧是地位超然的政治人物，统治着

无比广大的领土。他依然担任着执政官的职位，并且会不间断地担任

到公元前23年6月为止。

从古典时代开始，包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在内的很多后人都把

公元前27年1月庆祝共和国恢复的元老院会议视作帝国诞生的标志。

[362]不过，狄奥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现实往往是复杂、混乱

的，政治就是如此。共和国的恢复确实意味着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又

回到了罗马，但罗马的政治精英们还得再花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来掌

握如何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政局里行事—重新确立的共和制度与一个拥

有巨大权威的人物并存。公元前27年1月，罗马人创制了奥古斯都。接

下来，他们还须切身体会这件事情的意义。

[1] 即今天的塔兰托(Taranto)。—译者注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339] Josephus, Antiquitates , 15.6.约瑟夫斯的记录很详细，但某些

内容有可能是他编造的。

[340] Suetonius, Caesar , 7; Plutarch, Life of Caesar , 11.

[341] Dio, 51.16; Suetonius, Augustus , 18.

[342] P. Oxy . 1453.

[343] Dio, 51.20-21.

[344] Dio, 51.19.狄奥的文字看起来像是在引用罗马的官方布告。

[345] Dio, 51.20.

[346] Dio, 51.21.

[347] Dio, 55.9. Res Gestae , 14; Res Gestae , 7. Res Gestae ,

13有奥古斯都本人运用“元首”（princeps）这个词的实例。

[348] Dio, 51.21.

[349] Fasti Triumphales Barberini记载了古典时代举办的历次凯旋仪

式，其中有公元前 29年8月13日和8月15日纪念达尔马提亚和埃及战事的凯旋仪

式，却未曾提及有关阿克提翁的凯旋仪式。

[350] Dio, 51.22.

[351] Dio, 53.1; Propertius, 2.31.

[352] Dio, 53.22; 53.27.

[353] Res Gestae , 10; Dio, 54.27；也可参考54.15。

[354] Velleius Paterculus, 2.88.

[355] Livy, 4.20; Dio, 51.23-37.

[356] Dio, 53.2.

[357] Res Gestae , 34.

[358] 罗马人之前所做的普查只统计男性人口。而屋大维和阿格里帕的这次很可能有一些调整，其具体情况尚无定论。不过，综合各方意见以后，我们大概可以说他们这次普查统计了女性人口，同时或许把儿童人数也计算在内。
[359] Dio, 52.42; Suetonius, Augustus , 35.
[360] Dio, 53.2-11; Res Gestae , 34; Ovid, Fasti , 1.589-90; Fasti Praenestini(January 13) .

[361] “奥古斯都”的含义大概是“尊敬的”，但这个词也有“增长”“壮大”的意思，暗示着奥古斯都会让罗马发展壮大。
[362] Dio, 53.17.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公元前27年1月16日，罗马元老们亲身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节点。也许，他们会深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这也难怪，因为在这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起见证了罗马政治传统的恢复、共和国的重生。然而，奥古斯都依旧是罗马政局里独一无二的角色。对于罗马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奥古斯都的存在就和他的养父当年一样格格不入。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次达成的协议仿佛是历史的重现。在过去的

一百年里，共和国遭遇了许多次震动整个罗马的大危机，但在每次危

机以后，罗马的政治制度总是能够大致恢复为原来的模样。罗马政治

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人民主权和贵族统治，罗马革命对这种秩序发起了

挑战。士兵们颠覆了共和国，以恐怖的手段对待贵族阶层，许多贵族

或是被杀或是被夺走了财产。在三头同盟时期，意大利地区的财富经

受了大规模的再分配，意大利的人口分布也随着老兵们入驻殖民地而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时至公元前30年，屋大维已经成为一张巨大的政

治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他由此控制了无数的资源，成为地中海世界

毋庸置疑的主人。

然而，就算奥古斯都已经是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他也还面临着具

体如何统治罗马的问题，他还是需要地主、贵族们来担任军官、祭

司、法官、市长和较低级的官员。他手中的确凝聚了莫大的权力，他

大概可以凭此扫除五百年共和国历史积攒下来的种种传统，然后从零

开始。但是，奥古斯都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的罗马人，他也是在保守的

等级制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罗马不仅指代着意大利半岛中部的那座

城市，还意味着那一套守旧的文化和传统，要扫除元老院和被元老们

奉为圭臬的传统，就势必要给罗马的古老秩序也画上一个句号。这也

就相当于抛弃罗马的光辉历史，建立另一座全新的城市。严格说来，

创造一个全新的罗马并不是完全不可设想的事情。但是，安东尼或许

就是前车之鉴。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政治、文化、宗

教、经济中心，像安东尼那样转而以亚历山大为首同样不是不可设想

的事情，却非常难以实现，有些人大概就是因此才选择了对抗安东

尼。

不过，罗马的政治精英们未必会一味地因循守旧。除了罗马本身

的历史以外，他们还能借鉴于希腊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城邦、联盟、王

国。虽然未免有些雾里看花之嫌，但是罗马人确实对别国的政治传统

有所了解，还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加以效仿。如前文所述，奥古斯都

曾经尝试着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神。他参考了君主制的埃及、波斯和

希腊化诸王国，仿照了它们神化统治者的传统。但他最终效仿出来的

结果非常新颖，具备罗马的特色，不同于这些君主国，甚至还发展出

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罗马的君主有着更加强大也更加血

腥的权威，他们受到的约束较少。而且，罗马的君主制在很大程度上

违背了传统。公元前27年，在罗马城的中心，奥古斯都的周围是这座

城市的各个纪念建筑，它们就像是传统的化身。奥古斯都的面前则是

身着紫边白底托加袍的列位元老以及古老的神殿和诸神。此时的奥古

斯都是否已经大胆地设想出一整套全新的罗马之道了呢？

极少有史料能够表明奥古斯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思想家。古代的

史家喜欢想象奥古斯都为属于他的全新国家设计未来蓝图的景象，甚

至还会把他最亲近的顾问阿格里帕和麦奇纳斯也加进来，设想他们在

一起抽象地讨论着该如何治理罗马。然而，奥古斯都很可能并不是一

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制度设计师。他和其他的绝大多数革命者一样，深

受过往历史的束缚，常常试图从过去汲取智慧，用以解决当下的问

题。他和其他的绝大多数政治人物一样，忙于应付眼前的麻烦，通常

只能就特定的问题找到特定的解决办法。而罗马人则和其他民族一样

需要在政治生活中体会到安全感。在动荡的时期，他们需要得到安

抚。革命会造成很多问题，因为整个世界都会因革命而变得上下颠

倒，让人们难以用传统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生活。人民需要安

定，但只有他们所能理解的社会、政治秩序才能让他们感觉到安定。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套熟悉的秩序。奥古斯都承诺过要为罗马人民

带来和平，但光凭内战的结束(以雅努斯神庙大门的关闭和凯旋仪式的

举办为标志)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奥古斯都必须让社会秩序稳定

下来。

但是，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的罗马政局显然有着内在的矛盾

之处。奥古斯都遇到的是根深蒂固、干系重大的全新问题，他不能选

择忽视，因为这些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下，罗马政

治的模式不得不改变，罗马人不得不经历一场革命。罗马革命纯粹是

实事求是的结果。它不是在某个伟大的乌托邦理想的引导下产生的，

其根源就是罗马社会内部的政治斗争。军队摧毁了元老们的权力，为

三头同盟的掌权做好了铺垫。而包括后三头同盟在内，所有的政治领

导人都必须处理好两件事—如何满足追随者的需要、如何维持住自己

的权威。正是为了解决这种极其现实的问题，安东尼和屋大维才采用

了有别于罗马传统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因此，尽管安东

尼和屋大维之间的确有着不少的差异，但他们身上的相似之处更是多

得引人注目。

然而，渐渐地，屋大维还是转向了比较保守的做法，恢复旧貌成

了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核心。不论是重建神庙、政治机关，还是重塑

道德风气，奥古斯都把自己塑造为保守的政治文化的代表。差不多自

屋大维得名奥古斯都开始，就有一些保守的思想家倾向于仅从表面上

看待奥古斯都的所作所为，把屋大维的新名字看作新时代的标志，把

保守的奥古斯都政权和屋大维时代的暴力统治割裂开来。如果以鼓吹

道德教化的保守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忽视奥古斯都政权的矛盾之

处。奥古斯都或许确实说着传统的话语，以传统的方式统治着罗马，

但他本人的存在、他在罗马政治当中的核心地位、他的一言一行显示

出的莫大权力都全然违背了罗马的传统。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似

乎忘记了奥古斯都的过去，忘记了他的权力基础，反而专注于他巩固

了地位以后的举动。但是，当时的罗马人恐怕不会这样健忘。

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的共和国的恢复只是屋大维新出台的保

守政策的第一阶段。为了让旧时代的政治文化复苏，屋大维必须同时

恢复元老院的权威，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的正常运转是离不开元老院

的。他们是执政官的顾问和后盾，为执政官的行为赋予了道德的力

量，而要让元老们发挥出这个作用就必须先让元老院具有权威。但

是，让元老们重获权力又难免会导致奥古斯都的地位遭遇质疑。于

是，虽然奥古斯都政权有必要恢复元老们的权力，但这件事的最大阻

碍恰恰是奥古斯都本人的权力。

影响奥古斯都政权立足的最大难题就是这个矛盾，奥古斯都必须

妥善地解决自己的地位问题。他现在拥有的权势就算纵观罗马历史也

无出其右者，但他无意像苏拉那样在复古改革完成以后急流勇退。在

公元前28年1月，屋大维的统治依据是紧急状态下虽然不明晰但毋庸置

疑的莫大权力。当然，屋大维的权力归根结底来自听命于他的强大军

队和平民大众对他的支持。但紧急状态的存在让他合法地掌握了凌驾

于法律之上的权力，虽然他在运用这种权力之时还是利用了执政官的

传统身份。然而，在他宣布紧急状态结束之后，这种权力就显得不合

时宜了。异乎寻常的权力总是难以在正常时期找到存在的依据，这是

个让很多独裁政权都困扰不已的问题。因此，在开启奥古斯都时代的

过程当中，屋大维抛弃了这种权力。不过，奥古斯都的权力本就不依

赖于法律的认可，他的根基是金钱和暴力。这种宪法层面上的调整几

乎不会影响到他的实权。

法律是为政权提供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传统手段。但既然法律无能

为力，奥古斯都政权就把自己的统治正当性的来源解释为人们对奥古

斯都的一些个人品质的尊重。换言之，他正是凭着这些个人品质才打

破了元老之间人人平等的惯例，成为超群绝伦的存在。我们必须带着

这种观点去看待元老院颁发给奥古斯都的荣誉：其宅邸的特殊标志、

他和神明的联系、元老院里的那个赞颂其美德的金色盾牌。奥古斯都

本人也对这种变化做出了解释。他声称在公元前27年以后，他的权力

和其他官员是相等的，他胜于旁人的地方不在官职，而在于他的“权

威”(auctoritas)。[363]“权威”既是政治属性，也是个人属性。奥

古斯都的统治依据从三头同盟时代合法取得的违法权力变成了他凭着

自己的优异品质而获得的个人权威。

奥古斯都的统治经由多年连任执政官而得到了巩固。执政官的连

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著名的例子大概就是马略，他在公元前2世纪

末多次连任执政官。但是，之前的例子都是为了应对危机才出现的，

马略得以连任是因为国家需要他凭着出众的能力和声望来解决国家的

危机。而在公元前27年，我们很难说罗马遇到了什么威胁。奥古斯都

连任执政官的理由看起来似乎不太充分，他在紧急状态结束以后继续

统治罗马的理由只能是他具备了特别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领导才能。但

是，元老治国的核心就是分享官职以及让元老们(在同一等级内)保持

平等。因此，奥古斯都依然是让元老们头疼的异常存在。

不过，把政治个人化还造成了一些别的影响。既然奥古斯都拥有

的是个人的道德权威，那么他就需要让人们看到他的道德约束力和领

导才能。因此，在整个奥古斯都时代，我们都能看到他在努力地以各

种方式展示这些与政治挂上了钩的个人品质。他的主要手段是在战场

上建功立业，但他也曾试图在宗教和家族领域显示领导能力。奥古斯

都时代的罗马新秩序需要严格的约束，需要剔除那些导致了百年动荡

的混乱因素，只有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还罗马以和平。

但这种和平是有代价的，这是奥古斯都政权不愿让人了解的事情。奥古斯都政权的严格约束压制了共和国自古以来的自由。虽然听起来或许有些别扭，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其实是民主(或伪民主)制度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政治本就是有些混乱的，竞选犹如战斗，精英之间时常爆发非常激烈的竞争。剔除旧制度当中的混乱因素等同于摧毁传统政治的一大支柱。罗马得到了和平与秩序，而代价就是失去自由，接受奥古斯都的统治。

属于军队的政权？

传统的罗马政治史偏爱讲述贵族之间的故事，但其他的政治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元老们是在屋大维的胜利纪念品环绕下展开政务讨论的，他们每时每刻都能由此回忆起(虽然他们应该永远也忘不了)屋大维的敌人最终都落得怎样的下场。不过，最让他们噤若寒蝉的还是奥古斯都手中的军权。

奥古斯都受命掌控了许多地方省份，其中的绝大部分都驻扎着为

数众多的军队。让这样规模庞大的军队继续听从奥古斯都指挥的理由

是这些省份都频发战事，而奥古斯都既有崇高的威望又有充足的军事

经验。当然，他分身乏术，不可能直接指挥所有地方的军队，他会派

精心选出的亲信去代表他统率部队。不过，虽然有代表的存在，但奥

古斯都和阿格里帕还有后来奥古斯都家族里的核心角色都长期身处地

方省份，和军队待在一起。毕竟，这些军团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

总之，奥古斯都成功地维持住了对军队的掌控。

罗马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需求。二十八个军团共十四万的罗马男

性需要离开意大利，去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为国效力。而且，其时

限长达十六年。他们的报酬是定期发放的薪水和不定期发放的奖金，

虽然奖金后来也有了固定的发放规定。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此时的

罗马公民总数为四百万出头。也就是说，罗马的人力有大约百分之十

一在军队里，这些人就是最直接受益于奥古斯都的统治的群体。而

且，在之前的内战结束以后，有不少的老兵退伍后拿到了殖民地里的

大量土地。这两部分军人相加就构成了一股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势

力。

除了军团以外，奥古斯都还有别的部队。在公元前27年的最终协

定出台以后，他首先在意大利设立了一支卫队，其薪水是普通军团士

兵的两倍。这种卫队早有先例，共和国时代的将军们也曾设立过这种

部队。尤里乌斯·恺撒就有一支规模较大、发挥过许多作用的卫队。

而奥古斯都的卫队很可能有大约五千人，具备比较强的实力。虽然这

些卫兵大多被奥古斯都分别派往意大利的各座城市，留在罗马的人数

其实很少，但这毕竟是突破了共和国时代惯例的事情，一般的执政官

可不会有这样的直属军队。他们的存在非常直观地表明了奥古斯都的

权力究竟来自何方，同时也说明了军队仍然是罗马政局里相当重要的

一股力量。[364]

公元前27年1月的事件标志着罗马政治的程序恢复了正常，但罗马

政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罗马政治运转的方式和不少的政治文化都

保留了共和国时代的风貌，以贵族阶层的传统和价值观为核心。然

而，奥古斯都还牢牢地把持着大权。不过，这种矛盾的状态至少给政

治讨论提供了空间，因为奥古斯都政权需要遵守旧时代的规矩，以免

奥古斯都被当作独夫。但共和国时代的规矩显然不会允许有奥古斯都

这样独揽大权的人物存在。因此，在公元前27年1月，元老们并不确定

自己究竟促成了什么，也说不清新的政治秩序的本质。不过，就是这

种不确定为政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空间。

共和国恢复以后的政治局面

公元前27年下半年，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准备开始治理他的省

份。他先去了高卢，打算入侵不列颠，[365]但这个计划因故被搁置

了。于是，奥古斯都转而在高卢展开了人口普查。这年末，他离开了

高卢，来到西班牙亲自指挥比利牛斯山区的战事，一直到公元前24

年。虽然在这期间，他都担任着执政官的职位，但他从未觉得有必要

返回意大利。[366]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让一部分军人退役，在西

班牙设立了一个殖民地。

在奥古斯都外出之时，意大利的事务看起来大多是由阿格里帕来

处理的。他正忙于在罗马的战神广场上兴造建筑，其重点项目是尤里

乌斯会堂(Saepta Julia)。这是罗马选民们集会表决法案、选举低级

官员的场所。在为会堂命名之时，阿格里帕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而

是使用了奥古斯都的名字。同样在这一时期，阿格里帕建造了一座浴

场(罗马城内耗资最多的公共建筑之一)和一个被称为尼普顿大厅

(Basilica of Neptune)的建筑。这个尼普顿大厅里展示着纪念奥古斯

都海战胜利的画作。阿格里帕还主持了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亚和奥古

斯都的外甥马尔凯卢斯的婚礼。此外，阿格里帕在他自己的居所遭遇

火灾以后，入住了奥古斯都在帕拉提翁山上建造的宅邸。阿格里帕不

只是奥古斯都的左右手，他还分享了奥古斯都的权力。奥古斯都的这

幢宅邸当然已经在公元前27年得到了元老院颁发的荣誉，但随着阿格

里帕的迁入，它看起来越发像是一座皇宫了。[367]

然而，奥古斯都等人面对的事情并不总是这么简单。大概在公元

前25年的时候，负责治理埃及的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因政治斗争而丧

命。当初，公元前30年下半年，屋大维在动身返回罗马之际任命他为

埃及总督。这或许是个合乎实际的决定，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伽卢

斯恰巧是一位知名的诗人，但他不是元老，而是次一档的骑士。而一

般说来，像埃及这样规模较大、地位重要的省份都会由元老来管辖。

伽卢斯一度忙于管理刚刚成为罗马省份的埃及。他既要在埃及主

持建立罗马的统治秩序，还要前去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到了公元

前29年4月15日，伽卢斯已经在命人制作纪念胜利的铭文。他自称在十

五天内制服了叛军，占领了五座城市，然后率军跨越了埃及的边界，

进入埃塞俄比亚，并且在当地建立了罗马的霸权地位。[368]伽卢斯的

总督生涯似乎非常成功。然而，他的敌人已经蠢蠢欲动。

一个叫作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Valerius Largus)的人对伽卢斯

发起了控告，他提出的名目让人感到有些费解。他声称伽卢斯在埃及

竖立自己的雕像，还制造了吹捧他自己的铭文。这当然都有可能是真

的。但按照罗马法律，这种自吹自擂的行为很难称得上是犯罪。经过

一番争论，奥古斯都和伽卢斯决裂了。然后，伽卢斯又因一个含糊的

罪名而遭到了起诉，他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可思

议，但这一回，据说伽卢斯在暗中策划革命。之后，他被定了罪，遭

到了流放，他的财产被转交给奥古斯都。接着，伽卢斯自杀了。据

悉，在听说伽卢斯的死讯时，奥古斯都流下了眼泪。考虑到他一生中

明明杀人如麻，这种动情的表现让人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成功除掉了伽卢斯的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的

喜悦。有一次，有一个人带着一个书写板，在一堆朋友的陪伴下靠近

了拉尔古斯，然后问他是否认识自己。拉尔古斯表示他不认识。然

后，这个人就叫他的那一群朋友都过来见证拉尔古斯的回答。此外，

有一个名为普罗库莱乌斯(Proculeius)的人也有类似的举动，他是奥

古斯都身边的圈子里的人。每次偶遇拉尔古斯之时，普罗库莱乌斯都

会用手紧紧地捂住嘴巴，以此表示在拉尔古斯面前说话是很危险的。

[369]

伽卢斯之死让我们得以看到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罗马还未完全稳

定下来，奥古斯都政权随时准备动用暴力。不过，伽卢斯的政治地位

不是很高，他是不可能威胁到奥古斯都政权的。也许，他说了某些不

该说的话，然后被拉尔古斯汇报了上去。伽卢斯是极受奥古斯都信赖

之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得到埃及总督这样重要的职位。但是，包

括他在内，有许多人都会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逐渐发现，帝国时代有

了新的规矩。无论伽卢斯究竟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至少他让奥古

斯都感觉到有必要惩处一下这位朋友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元老们介

入了。伽卢斯不属于元老之列，他是奥古斯都政权的受益者。在当时

的政治条件下，反对奥古斯都之人不会公开挑战他本人。因此，虽然

元老们在斥责伽卢斯之时表现得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但其中某些人

很可能只是想要铲除这么一个奥古斯都政权培养起来的新贵而已。

帝国时代的政治让友谊的面貌也不得不发生改变，而友谊是罗马

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伽卢斯事件反映出的是一个相当重大的

转变。罗马精英们向来珍视畅所欲言的自由，但伽卢斯事件宣示了言

论自由的时代已经结束。无论伽卢斯受到了什么指责，支持奥古斯都

的那些元老都只能附和，以此展示他们对奥古斯都的忠诚，因为此时

公开站在伽卢斯那边就相当于宣布自己是现政权的敌人。而且，奥古

斯都当时不在罗马，他几乎没有干涉这件事情。伽卢斯是在一种可怕

而强大的推力下走向死亡的。时人或许少有察觉，但当奥古斯都表明

他反对伽卢斯之时，伽卢斯就已经死了。

公元前24年上半年，在离开了将近三年以后，奥古斯都开始从西

班牙返回罗马，得知此事的元老们纷纷表决同意给奥古斯都颁发更多

宗教和政治领域的荣誉。这几乎要成为一项新传统了。元老们要建造

一座奥古斯都和平圣坛(Altar of Augustan Peace)，用以庆祝他胜利

回归。奥古斯都还得到了免受法律的强制要求的权利。虽然他的权力

并没有因此而增长，但这项特权进一步凸显了他的特殊地位。此外，

元老们还给莉薇娅(Livia，奥古斯都之妻)的儿子提比略、奥克塔维娅

(奥古斯都的姐姐)的儿子马尔凯卢斯颁发了荣誉，仿佛在宣布现在这

个共和国的本质其实是君主制。提比略获许提前五年满足各项公职的

年龄限制，并且即刻被选入了元老院。马尔凯卢斯刚刚和奥古斯都的

唯一后代尤莉亚成婚，元老们直接任命他为第二档次的罗马官员(裁判

官)，将他选入元老院，同时允许他提前十年参选执政官。[370]在自相

矛盾的奥古斯都的共和国里，传统的共和国官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

成了奥古斯都政权的门面。但这些官职都会被元老院交给奥古斯都的

家族成员，其唯一理由就是褒奖这位实际上的君主。

奥古斯都政权矛盾的本质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他宣布了共和国已经得到恢复，却依然手握重权，他的家人甚至也得到了荫庇。所有人，尤其是元老，都不可能不知道这两种现象是互相矛盾的。罗马的保守政治文化不停地受到挑战，人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奥古斯都的本质是一位专制君主。当奥古斯都的共和国在公元前27年1月被创造出来之时，人们肯定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后来，奥古斯都没过多久就离开了罗马，让这种本质得到了些许的掩盖。然而，随着他的归来，人们不可能再假装这个共和国还是以前的那个共和国。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这种潜在的不满情绪会酝酿出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

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危机

公元前23年1月，年仅三十九岁的奥古斯都第十一次就任执政官。他已经史无前例地连任了九年。在这一年较早的某个时候，罗马又一次受到了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病魔当然不会在意人的社会地位。奥古斯都患病了，而且一时之间高烧不退，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下去。看起来，他很有可能会一命呜呼。于是，他把亲信和一些国家官员召到了身边，然后把各种官方文档交给了另一位执政官，其中包括了详细的军队部署和财政方面的记录。由此可见，另一位执政官之前无权查看这些文档。奥古斯都还把自己的玺戒交给了阿格里帕。这些举动显然意味着他决定把民政权力交还给正规的国家官员，同时让阿格里帕成为他的私产及政治继承人。[371]

随着病情的恶化，奥古斯都的医生安东尼乌斯·穆萨(Antonius Musa)变得越来越焦急。最后，他拖着奄奄一息的奥古斯都去洗了一次冷水浴，这种快速降温的手段居然成功地让奥古斯都退了烧。

这次疾病让许多人开始考虑奥古斯都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元老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打算把整个国家交给他指定的继承人。当然，从法律规定和实际运作来看，共和国是不可能被这样转交出去的。共和国的官员依法掌权，也势必要依法卸职。奥古斯都固然可以像恺撒一样指定私产继承人，但这种做法不是转移政权所属权的公认程序，其政治意义是不明确的(虽然无疑会有很大的意义)。但如果指定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那就相当于宣布罗马现在就是一个君主国。

对于这种传言，奥古斯都不得不做出回应。他带着遗嘱来到了元老院，提议宣读遗嘱。没有人表示同意。首先，要求他读遗嘱会显得自己不信任这位权势滔天的大人物。其次，他既然主动提出要宣读遗嘱，那么肯定不会读出什么不利于他的内容。而且，遗嘱是私密的文件，理应在订立者死后才公之于众。罗马人会在遗嘱里把财产分享给朋友，表明自己是个忠于友谊之人。换言之，遗嘱是订立者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因此，罗马人认为遗嘱是非常重要的。元老们当然不愿意公然强迫奥古斯都宣读这么一份私密之极的文档。

此时，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者”的有两个人：其一是年纪尚轻

的马尔凯卢斯，其二是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阿格里帕。如果以后来的

皇位继承案例来看，即使马尔凯卢斯没有官职，也没有政治、军事经

验，他也应该会继承皇位，因为他既是和奥古斯都关系最近的男性亲

属，也是奥古斯都的女婿。但奥古斯都向来不感情用事。就算是在公

元14年，他似乎也计划着让权力最大、经验最足因而也最有个人权

威、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亲属来成为第一位接手皇权之人。因此，在公

元前23年的政治环境下，奥古斯都只会选阿格里帕来当他的政治继承

人。

阿格里帕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也在罗马城内主持兴造了许许多多的建筑。而且，中下层的罗马人看起来也很爱戴他。当奥古斯都身处西班牙的时候，阿格里帕实际上在代表奥古斯都管理罗马。虽然他的家族背景比不上马尔凯卢斯，但马尔凯卢斯的经验毕竟太少。阿格里帕得到大多数军人拥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况且，奥古斯都把玺戒传给了阿格里帕。

我们不清楚传玺戒这种举动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当时的罗马人

或许也难以做出定论。但至少，这种举动留下了政治猜想的空间。阿

格里帕起码由此得到了某种超然于法律之外的权威。看起来，玺戒的

传承意味着就算奥古斯都去世了，罗马也不会脱离恺撒派势力的掌

控，因为阿格里帕会凭此而有权继承奥古斯都的政治地位。不过，如

果说奥古斯都政权还能勉强算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例外，那么其继承者

的出现就让它显得不像是例外，而是某种可以承继下去的制度创新

了。随着罗马的政局变得越来越紧张，阿格里帕便奉命到东方去替奥

古斯都巡视诸省，他又一次成了奥古斯都的代表。阿格里帕的东方之

行就好像是奥古斯都之前去高卢和西班牙逗留的那三年。他的离去让

他得以完全避开旁人的攻击，也让那些执着于共和制度的元老暂时安

分下来。[372]

奥古斯都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公元前23年7月，他离开了罗马，到城郊的一处圣地去庆祝“拉丁节”(Feriae Latinae)。7月1日，奥古斯都在节庆上辞去了执政官的职务，指定卢奇乌斯·赛斯提乌斯(Lucius Sestius)为继任者。赛斯提乌斯是布鲁图斯的拥护者，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公开地赞扬布鲁图斯诛杀暴君的行为。这个继任的人选不太可能没有经过事先的挑选。奥古斯都想要由此来表明共和国真的恢复了，现在的政府就是正常的共和政府。

然而，实际情况依旧有别于共和国时代，奥古斯都取得了保民官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他并没有担任保民官，但他拥有保民官的权力和职责。由此，奥古斯都宣示了属于他的政治版图。他会按照宪法和法律，以人民守护者的身份限制执政官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举动让奥古斯都政权回到了三头同盟时代。当时，后三头提出的兴兵理由就是反对一小撮元老侵犯人民的权利。而现在，元老们或许成功地让奥古斯都交出了执政官的职位，但他不会就此放弃。

正当政坛上风云变幻之时，奥古斯都不幸遭遇了一场悲剧：马尔

凯卢斯病逝了。他也和奥古斯都一样发了烧，穆萨也试着给他洗了冷

水澡，但这一次没有见效。就算阿格里帕会在奥古斯都万一病逝之时

继承他的政治地位，马尔凯卢斯也仍然是未来的继承者，他的死亡让

奥古斯都失去了所有的男性近亲。马尔凯卢斯得到了火葬，其骨灰被

放在了台伯河畔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陵墓当中。这座陵墓会成为奥

古斯都的家族公墓，在未来的五百年里纪念着罗马的第一代皇室(请参

考图7)。卡皮托里翁山脚尚未完工的一座剧院被命名为马尔凯卢斯剧

院(请参考图8)，即使经过了两千年的岁月洗礼，这幢宏伟的建筑也依

然让人惊叹不已。

四五年后，维吉尔的伟大作品《埃涅阿斯纪》问世了。这是一部

讲述罗马建城史的神话史诗，其中有一幕预言的场景。维吉尔让主人

公埃涅阿斯来到地下世界，看到了一系列领导着罗马从难民聚居的小

城镇成长为征服世界的大帝国的英雄人物。[373]想来，维吉尔最后应

该会以光荣无限的奥古斯都时代收尾，他在其他的预言场景里确实就

是这么安排的。但在这一幕当中，最后出现的是年轻的马尔凯卢斯的

亡魂和他在战神广场上的葬礼。这一幕的寓意是，马尔凯卢斯原本会

成为最伟大的罗马人，但就连诸神都为此感到嫉妒，出手夺走了他的

性命，让罗马人民失去了一位英雄。一般说来，很多人都青睐于英年

早逝、天妒英才之人，畅想着这些人如果活了下来，实现了自己的抱

负，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让历史产生“另一种可能”。但是，

维吉尔为马尔凯卢斯所写的这个故事看起来和皇室很有关系，尤其是

考虑到马尔凯卢斯在去世的时候还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

(和其他的这类人物不太一样，比如，遇刺的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

迪)。

尽管奥古斯都政权能够大张旗鼓地纪念去世的马尔凯卢斯，把他

的名字长久地留在罗马的建筑上，但奥古斯都对权力的掌控开始显得

有些脆弱了。马尔凯卢斯之死震动了奥古斯都政权。如果说维吉尔是

抓住了一些民众在马尔凯卢斯的葬礼上表露出来的态度，那么这场葬

礼本身则清晰地宣示了罗马已经拥有了君主制的基础。许多人，尤其

是平民表现得仿佛罗马已经是一个君主国了。虽然公众表达出这样的

态度可以算是对奥古斯都政权的支持，但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参加

了葬礼、目睹了这一切的元老们都知道马尔凯卢斯还只是个孩子，他

们会清楚地意识到奥古斯都交给他们的这个所谓恢复了的共和国里有

一个皇室一般的家族存在，公众为这样一个年轻而几乎没有政治经验

的男孩深切哀悼，正是证明了他们愿意让这个家族以皇室之身统治国

家。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君主制与共和制并存的双重性质暴露无遗。

我们或许可以把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职务的举动视为一场正在发展的政治危机的结果，把阿格里帕派去东方可以让他免于和元老们发生正面冲突，也表明了阿格里帕在帝国政权中的独特地位。可是，皇位继承人和恢复了的共和国格格不入，就连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如此。如果共和国真的已经恢复，那么辞去了执政官职位的奥古斯都就没有理由再留在罗马了。他本就有治理地方省份的职务在身，逗留于罗马只会让他成为君主制本质的最好证明。自公元前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以来，元老院的权力一直都处在个别强权人物的严重干扰之下。假如元老们真的能够让奥古斯都离开罗马，他们就可以重获久违的统治地位。

虽然现在的政治局势已经比较复杂了，但奥古斯都还遇到了一场

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审判。这次审判的直接当事人是曾经担任马其顿总

督的马尔库斯·普里穆斯(Marcus Primus)，他应该是克拉苏的继任

者。马其顿是个战事频发的省份，普里穆斯在任期间和当地的奥德吕

赛人(Odrysians)发生了冲突。他的作战很成功，但他在作战之时率军

跨越了自己的省界。严格说来，这是违法的。大约在公元前23年，他

回到了罗马，然后立刻就受到了指控。普里穆斯和奥古斯都走得很

近，他掌控的马其顿是一个很重要的省份，驻扎着大量的军队。奥古

斯都显然不太可能会坐视一个有可能与自己为敌的人掌握马其顿。为

普里穆斯辩护的就是和奥古斯都关系很亲密的卢奇乌斯·穆雷纳

(Lucius Murena)。不过，普里穆斯的自辩词有可能给奥古斯都带来一

些麻烦，他声称自己走出省界是因为马尔凯卢斯(这大概会被看作在代

奥古斯都传讯)或奥古斯都本人传来了命令要求他这样做的。

然而，不管是奥古斯都还是马尔凯卢斯都没有下达这种命令的权威。以罗马的标准来看，马尔凯卢斯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公职的男孩，他没有权力对普里穆斯这样的高级官员下达指示。奥古斯都其实也不行。如果马尔凯卢斯确实参与其中，他的角色会十分有力地证明奥古斯都真的正在罗马共和国里打造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王朝。如果传讯的是奥古斯都本人，情况会稍微好一些，因为奥古斯都当时还是执政官。但这还是有君主制作风的嫌疑，因为共和国的军事政策向来由元老院掌握。

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其目的是摧毁普里穆斯的政治生涯。如果陪

审员们对他的说法表示认可，宣判他无罪，那么这几乎相当于宣布奥

古斯都和马尔凯卢斯就是事实上的皇族。如果他们表示反对，那么和

奥古斯都交好的普里穆斯的政治前途就毁了。让所有人深感意外的

是，奥古斯都出庭做证了。他宣称普里穆斯所说的命令根本就不存

在。穆雷纳大怒，他质问是谁传唤奥古斯都出庭的，奥古斯都又为什

么要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奥古斯都回答：“共和国。”他在捍卫共和

国。然而，其实他只是想要保护不宣之秘。他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自

己无视了元老院的权威，遑论马尔凯卢斯分享权力之事。接着，陪审

员们开始表决。一些人投了无罪票，但大多数人并不打算用这种方式

来宣布奥古斯都在撒谎。普里穆斯完了。[374]据我们所知，普里穆斯

是奥古斯都的朋友，他肯定也和帝国的其他高层人物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然而，奥古斯都依旧选择了牺牲他的政治前途。

不久以后，大概在公元前22年，有人密谋刺杀奥古斯都。我们永

远也不可能了解这种阴谋的真相。不过，这次的两个主要嫌疑人分别

是法尼乌斯·凯皮奥(Fannius Caepio)和上文提及的卢奇乌斯·穆雷

纳。他们都在被捕之前逃离了罗马。于是，他们遭到了缺席审判。负

责此案的是莉薇娅(奥古斯都的妻子)之子提比略，[375]这也是他第一

次处理重要的公务。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提比略也无法让陪审员

们一致同意判决有罪，这使得奥古斯都出台了法案，规定今后每一位

陪审员的判决都会被公之于众。这项新法非常有助于让各位陪审员在

这种政治审判中做出有罪的判决。凯皮奥在逃亡途中被抓回了罗马遭

到处死。之后，凯皮奥的父亲解放了所有在凯皮奥的逃跑路上出手保

护过凯皮奥的奴隶。某个背弃凯皮奥的奴隶还被在脖子上挂上了告示

牌，被带到罗马广场上示众，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凯皮奥的父亲

这是在向所有人宣布他相信凯皮奥无罪，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奥古斯都

的抗议，暗指奥古斯都蓄意杀害凯皮奥。

相比之下，我们不是很确定穆雷纳究竟是如何死去的。穆雷纳的

人脉很广，他的家族和帝国高层的关系很近。他的兄弟普罗库莱乌斯

是当初亲手抓住克莱奥帕特拉的人，也是科涅利乌斯·伽卢斯的朋

友。穆雷纳的姐妹提兰提娅(Terentia)是麦奇纳斯的妻子，而后者又

是奥古斯都身边的亲信。不仅如此，我们一般还认为提兰提娅是奥古

斯都的情人。穆雷纳还有一个兄弟本来会成为公元前23年的执政官，

却在即将受任之时去世了。[376]另外一个兄弟还曾在一些年前指挥过

阿尔卑斯山区的军队。

普里穆斯和穆雷纳(伽卢斯或许也算)的下场都充分表明奥古斯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抛弃朋友。长期与奥古斯都共事之人应该不可能不知道他会干出这种冷酷的事情，但罗马人通常还是认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依托于私交网络和彼此之间的恩情而存在的。穆雷纳的倒台尤其令人吃惊，奥古斯都的追随者因此产生了分裂。麦奇纳斯跟提兰提娅说了她的兄弟正遭到调查，然后提兰提娅就告知了穆雷纳，让他逃跑。[377]

麦奇纳斯和提兰提娅或许展现了家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关系，但在当时，家族和政治基本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行为可以被视作背叛。

在之前的两场重要的政治审判当中，各位陪审员至少是不相信奥古斯都的。现政权露出了獠牙，实现了自己的某些目的，但代价就是让许多人看清了共和制度其实没有恢复。一些元老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反抗的意图，发轫于公元前28年的奥古斯都共和国看起来即将终结。

奥古斯都仍然有选择的余地，他有军队和资金。但动用军队会让罗马再次陷入内战，还会让奥古斯都被大多数人当作独夫。以权力的实质(金钱、军队)来看，奥古斯都占着上风。元老们也都明白奥古斯都掌握着庞大的政治资源，所以愿意认可他的显赫地位。但是，回首晚期共和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元老们向来不会因此放弃他们的原则。元老们相信自己的权威和传统，相信自己有权利统治这个国家，相信元老治国是罗马的唯一出路。为了让罗马延续下去，奥古斯都需要和元老们达成和解。这是一场互相恐吓的政治比拼，一边的底牌是暗杀，另一边则是重新开启大规模的内战。不过，无论如何，在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正准备前去地方省份。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一些元老认为己方正在逐渐获胜，奥古斯都的权力正在衰落。

但是，三年后，奥古斯都回来了。那时，他的地位已经变得无比稳固，自以为即将取胜的那些元老将再一次切身地体会到政治斗争是何等的现实而残酷。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363] Res Gestae , 34.

[364] Dio, 53.11.

[365] Dio, 53.22.

[366] Dio, 53.28; Res Gestae , 12.

[367] Dio, 53.23; 27.

[368] Friedhelm Hoffmann, Martina Minas-Nerpel and Stefan

Pfeiffer (ed.), Die dreisprachige Stele des C. Cornelius Gallus: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369] Suetonius, Augustus , 66.2; Dio, 53.23-24.

[370] Res Gestae , 12; Dio, 53.28.

[371] Dio, 53.21.

[372] Dio, 53.22.

[373] Aeneid 6, 752-885.

[374] Dio, 54.3. Velleius Paterculus, 2.91.

[375] Suetonius, Tiberius , 8.

[376] 穆雷纳的兄弟瓦罗（Varro）的故事比较复杂，有一些文本没有把瓦罗包括在执政官的名单当中。不过，Fasti Capitolini把瓦罗·穆雷纳视作公元前23年1月的执政官。但是，他接下来遇到了某些事情（铭文残缺，不得而知）。
[377] Suetonius, Augustus , 66.3.

第十五章 罗马的混乱与奥古斯都的权力

执政官选举通常开始于前一年的年中。刚刚辞去公元前23年执政官职务的奥古斯都并没有竞选公元前22年的执政官，治理罗马的职责传到了其他人手里。虽然他或许做好了相应的计划，但奥古斯都并没有随阿格里帕一起去地方省份。自公元前32年以来，这是元老院第一次在不包括恺撒的两位执政官带领下展开传统的新年宣誓和献祭仪式。

公元前22年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冬季的风暴十分强烈；台伯河河水泛滥成灾；罗马本身也受到了雷暴雨的侵袭，一些著名的雕像被闪电击中；洪水还带来了疾病；罗马的粮食储备消耗殆尽，城市陷于饥饿之苦。

于是，平民发起了暴动。他们拿下了广场，把元老们围困在元老院里，并且要求元老们让奥古斯都担任独裁官，不然就火烧元老院。手持法西斯的执政官扈从被平民带出了元老院，一起去找奥古斯都。两位执政官就这样被夺走了权威的象征。找到奥古斯都以后，人们请求他来担任独裁官，掌管罗马的粮食供给。奥古斯都夸张地撕破了自己的衣服，露出了胸膛，以此表示自己如果担任独裁官就会遭遇刺杀。不过，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处理粮食供给的问题。毕竟，他是平民的保护者，也是他们在危难之际的避难所。五天以后，粮仓满了。[378]

奥古斯都一直都在细心地维持着他和罗马平民的关系。自他步入政坛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努力地把自己塑造为平民利益的捍卫者，试图将自己与保民官的权力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代表和保护者。早在公元前36年，他就使用了一些保民官的象征。公元前23年，他还在卸任执政官的同时取得了保民官的权力。由此，奥古斯都表明了自己就算不再是元老院的领导者也会继续保护人民的利益。

奥古斯都丝毫不吝于用金钱来宣示自己的立场。凭着尤里乌斯·

恺撒的遗产，他给至少二十五万人送出了每人三百赛的奖金。公元前

28年，他又给类似规模的群体发放了每人四百赛的奖金作为阿克提翁

和亚历山大战事的胜利纪念。公元前24年，他从西班牙归来，再一次

送出了每人四百赛的礼物。这个数额的资金大概足以支撑两个人以比

较低的消费水平在罗马度过一年。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给每位罗马

居民提供了十二份粮食配给，受惠者数目同样至少有二十五万人。

[379]

奥古斯都直接送给罗马城居民的经济利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庞

大的规模。三次奖金的总额分别是七千五百万赛、一亿赛和一亿赛，

他在公元前23年购入的粮食则价值四千万赛。[380]也就是说，在阿克

提翁之战结束以后的六年时间里，奥古斯都花费了两亿四千万赛的资

金来直接援助二十五万罗马平民。每位登记在册的罗马男性都得到了

九百六十赛，每个罗马人勉强维持生活的费用为每年两百到三百赛。

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给罗马的贫困家庭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但奥古斯都给罗马经济注入的资金还远远不止这些，他和阿格里

帕实施了规模极其浩大的建筑计划。许多罗马自由民都需要工作，而

在机械化到来以前的时代，搬运、建筑业往往提供了非常多的就业岗

位。[381]在一般情况下，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八的城市男性居民工

作于建筑行业。[382]但帝国时代开头的这几十年并不一般，阿格里帕

和奥古斯都正在让罗马改头换面。当然，以工资形式来到平民手里的

资金并不像前文所提的奖金那样轻松、直接。但是，各行各业的工作

者—切割、运输石块者，搬运木材和砖块者，砌墙者，装潢者，制作

神像者，制作金属配件者，制造、修复建筑工具者—都不难看出这些

浩大的工程的存在基本要归功于奥古斯都。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食品

和其他商品的贩卖者，他们是第二大受益群体。如果奥古斯都不在

了，这些支撑着他们生存的工作也会随之消失。

新工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用以装饰或纪念的建筑，比如剧院、凯旋

门、纪念碑、神庙以及奥古斯都本人的宫殿，但也有一些非常实用的

建筑。阿格里帕就致力于建造水渠，他修复并改良了马尔奇乌斯渠

(Aqua Marcia)，新建了尤里乌斯渠、少女渠(Aqua Virgo)和阿尔西艾

提努斯渠(Aqua Alsietina)，让罗马城的供水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多。[383]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新鲜、干净的水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居

民都受益良多，无论他们富贵与否。罗马的居民数量在前一百年里增

长了很多，已经远远超出了既有基础设施的承载范围。供水量的不足

难免会导致罗马城的居民被迫使用脏水，用水量受限，还要花不少的

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运输可用的水。水渠是当时横贯意大利乡间的主

要设施，许多峡谷里都建有高架渠，所有从新的水渠中受益之人都能

切身地感受到阿格里帕对罗马人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些水渠

等同于他们的政治声明，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能以这种非凡的手笔来帮

助罗马城的平民。

精英阶层的各位史家习惯于把这种皇家政策蔑称为“面包与马

戏”，令其看起来像是收买人心(也就是说是一种腐败)或是意在让广

大群众忽视政治形势的麻痹政策。然而，当时的罗马社会是极其不平

等的。在这种社会里，很多人都非常贫穷，他们的生计真的是一个大

问题。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则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愿意用国家的资

源来帮助平民，大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23

年之间，他们二人把令人瞠目的大量资源投入了民生领域。其他的任

何一名元老甚至整个元老院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这种肚子政策的根本原理是很简单的：全体人民越穷就越渴望生

活补助，也就越支持为他们提供了金钱、食物和水的人。对于穷人而

言，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政治精英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依赖于穷人，然后主动通过社会补助来赢得穷人的支持。奥古斯都在

罗马平民身上投入的巨量资源，相当于认可了罗马公民都有权分享国

家的财富。但如果认为这是大公无私的奉献之举未免又太天真了一

点，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确实是在用这些资源换取平民的支持。显

然，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能够在未来与元老发生冲突之时得到罗马平民

的助力，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具体会遇到怎样的冲突，但有智

慧的政治家总是会未雨绸缪。

动用巨额资金来赢得平民的爱戴，其实就是把广大平民纳入奥古

斯都的私人关系网络，军队和平民由此都成了奥古斯都的追随者。与

奥古斯都的行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元老都只会秉承多年的传

统，对罗马平民不屑一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自己的地位依

赖于贵族同伴，而不是贫穷的平民。但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却知道，

元老是不可靠的盟友。从公元前22年开始到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将

收到这笔巨额投资的回报。

公元前24年，奥古斯都给罗马人民发放了礼金。如果以小费视

之，其规模未免太大了一些，但看起来，他花这笔钱是有政治意图

的。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给罗马人民提供了额外的粮食。这次的慷

慨之举并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政治事件，奥古斯都看起来只是想要帮助

大家弥补去年意大利歉收造成的供粮漏洞而已。歉收一般会导致罗马

市场上的粮价上涨，有可能会让某些市民承受饥饿之苦，进而带来政

治动荡。我们没有可以用来揣测公元前23年收成的信息，不过大概在

公元前22年较早的时候，台伯河谷遭受了洪灾，特大降雨有可能冲毁

了比较早的那批作物。在这相邻的三年里，罗马人民经历了两次甚至

三次歉收。

罗马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罗马农民会种植很多种类的作物，会

尽量抵御某些农业风险，也会购买一些实用的工具。他们有酿造葡萄

酒、生产橄榄油的设备，也有保存、运输食物的手段。但是，世界上

所有地区的农业都难以承受异常的降水和气温带来的打击，地中海沿

岸地区尤其如此。降水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农作物难以正常生长。一

般说来，大约每四年就会有一次普通的歉收，每十年更是会有一次几

乎颗粒无收的情况出现。连续出现的歉收还会让农民没有时间和资源

来恢复正常的生产。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会不得不暂时离开自己

的田地，去其他地方寻找食物和工作。[384]而在难民眼里，最明显的

去处就是罗马城。

罗马人民成功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让罗马的政治精英们为罗马城准备了价格稳定的粮食供给。这项政策从晚期共和国开始，在帝国时期也一直延续了下去。但是，这部分粮食并不能满足全城人口的需要。受惠的大概只有二十万男性，他们的家人和很多不在名册上的人都得依靠粮食市场来维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某个田产不多的农民在年成一般的时候

卖一半吃一半，那么在收成下降一半的那些年里，他就只能把当年的

全部收成都用于自身的消费了。如果某个农民通常卖七成吃三成，那

么在减产一半的时候他就得吃这一年收成的六成，只卖剩下的四成，

但市场上看到的是，他卖出的粮食只有平时的二成了。所以，农业产

出的一点小波动都会严重地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大地主面临的局面

是类似的，因为他们在歉收之时必须把更高比例的作物用于供养他们

的佃农。

此外，无论是拥有小规模田地的自耕农还是大地主一般都想在灾

年提高粮价以弥补这一年的损失。同时，由于粮食供给确实减少了，

粮价难免会如他们所愿地上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市场有可能

彻底崩溃。农民(其实更可能是粮食商人)会仔细地考虑在什么时候把

粮食带到市场上去，然后又要以什么价格卖出。就算对供求法则只有

相当粗浅的认识，他们也很可能会伺机把价格抬得非常高。接下来会

发生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是相当糟糕的：这些粮食有可能会

因为买家不愿购买高价粮食或根本就买不起而卖不出去；或者粮食以

虚高的价格被卖出去了，从而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囤积粮食，抬高粮

价。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粮仓里存着粮食，市场上甚至也有粮食(至少高

价可以买到)，但许多人却饿着肚子的景象。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为罗马居民提供粮食的举动证明了他认可

罗马城居民获得食物的权利，也宣示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愿意为其人

民提供生活所需。他买来了食物，将其分发给大家。农民得到了钱，

罗马市民得到了食物。但在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已经不再是执政

官，而继任的两位执政官没有出手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他们或许是

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许是没有看到人民的需要，或许只是不愿意出

手。毕竟，元老们都是大地主，而且向来不怎么同情挣扎在水深火热

之中的穷人，他们很可能处于粮食商人的立场上。罗马平民也能想明

白这些事情。在古典时代因食物短缺而爆发的起义当中，平民的攻击

目标始终是富有的地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大地主有意囤积粮食，以

便趁着人民遭受苦难之际大发一笔国难财。

这两位执政官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显而易见，几万名饥肠辘辘、愤怒不已、支持着奥古斯都的平民突然出现在广场上会给执政官造成巨大的压力。但也许几千人就足以困住各位元老，迫使他们屈服。唯一有条件轻松制止这些民众、保护诸位元老的是奥古斯都，因为他有自己的卫队。然而，他看起来不太愿意让卫兵们去广场上保护元老，打压这群想要让他来拯救自己的民众。

被困在元老院里的两位执政官放弃了象征着他们的权威的扈从。

民众把这些扈从带到了奥古斯都(他肯定在罗马城内)面前，请求他来

担任独裁官。当然，这群民众不是经由正规的程序组建起来的，他们

不是平民会议那样的合法机关。但是，共和国制度的首要原则就是人

民主权，而这次的事件显然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奥古斯都大可以按照人民的意愿，接受独裁官的职位。法律上的细节

想必会有办法解决的，困居元老院的元老们大概很快就会同意批准奥

古斯都担任独裁官。然而，奥古斯都露出了他的胸膛，以这种戏剧般

夸张的方式拒绝了民众的请求。

当时的世界毕竟没有话筒，也没有大众传媒，和一大群愤怒的民

众沟通确实需要用一些夸张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算是一种政

治默剧。奥古斯都的意思很清楚：受任独裁官等于他的死亡。我们或

许可以将其解读为他对宪法极其尊重，宁死也不愿担任独裁官。这种

看法还符合了许多人心中的奥古斯都的形象—试图在自己的权力和罗

马的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位宪法改革家。后来，奥古斯都本人则暗

示他当年的拒绝是在谦让，以求符合罗马的道德传统。[385]

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让人信服。奥古斯都很可能是在以展露胸膛

的行为来表示自己会步前一位独裁官恺撒的后尘，惨遭元老们的毒

手。[386]他想要让人们相信他是站在平民这边的，他是人民的保护

者，愿意对抗威胁着全体人民的元老。他正是以人民保护者的身份再

次出手处理供粮问题、干涉罗马政务的。奥古斯都的谦让是属于伟人

的谦让，他拒绝担任独裁官是因为真正的权力不在此处。这也是他精

心考虑的结果：受任为独裁官就会坐实其对手的批评，让政治形势倒

退回三头同盟末期的状态，毁掉奥古斯都恢复的共和国，更有可能导

致非常不理想的恶果。

奥古斯都解决了粮食供给的问题。为此，他发明了一个供应粮食

的新职位。在他的介入下，罗马的粮食供应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就恢

复了正常。这种惊人的速度让人不禁想要加以思考，就算奥古斯都在

接受请求以后就立刻开始着手准备，向各地省份发出了请求供粮的消

息(尤其是阿非利加、西西里、萨丁尼亚)，他的信件也几乎不可能在

五天之内抵达目的地。更何况，他们还得临时准备紧急供粮的船只，

把粮食装上船，然后运到普提欧利(Puteoli)或奥斯蒂亚，接着再用车

辆或者驳船运到罗马。这一系列流程一般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那

么，奥古斯都究竟是如何在五天之内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的呢？

这里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首先是阴谋论。鉴于奥古斯都控制着

重要的粮食产地西西里，有大量的粮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粮食危

机渐渐加重之时，奥古斯都猜想元老们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便有意

地减少了进入市场的粮食数量。第二种可能性是，奥古斯都成功地说

服了意大利的那些粮食商人、农民、地主，让他们放弃了囤积居奇的

打算。毕竟，拒绝奥古斯都的要求向来都有很高的风险。还有一种可

能性是，随着奥古斯都宣布要出手管理粮食供给，手中存着粮食的那

些人很自然地认为奥古斯都会强征存粮，或是会很快地找到其他渠道

的粮食来供给罗马的粮食市场。无论如何，粮价都会在不久以后恢复

正常。也就是说，现在就该出手存粮了。

不管奥古斯都到底做了什么，这次的粮食危机终究是结束了。而且，他飞快的解决速度很可能会让平民们更加相信这些元老不是无能就是歹毒，人为地抬高了粮价，只为谋取私利。总而言之，公元前22年初，罗马政坛上再次出现了两极对立的景象。在此期间，奥古斯都证明了他确实是人民的权利的捍卫者，会为人民挺身而出，对抗元老。

缺席之策：没有奥古斯都的奥古斯都共和国

在年中将至之时，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前去西西里。但他的离去并没有给罗马的政局带来和平。在粮食起义的暴力冲突和凯皮奥及穆雷纳的阴谋发生以后，罗马深陷于混乱之中。[387]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政治热点事件是执政官选举，这次的选举应该是被推迟到了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因为奥古斯都当时肯定不在罗马城内。

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暴力冲突。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但这次的起因

不是竞选者之间的矛盾，而是没有参选的奥古斯都的支持者发起的骚

乱。负责选举执政官的是以百人团(centuria)形式组织起来的罗马公

民会议，他们在投票时也要按照顺序经过“桥”。这种会议是有可能

失控的，因为虽然主持会议的官员会尽量维持现场的秩序，但他的声

音有可能会被选民淹没。这一次，选民们扰乱了会议的正常流程。他

们或是投票给没来参选的奥古斯都，或是只愿意选举一位执政官，因

为他们想把另一个位置留给奥古斯都。[388]

人民的意志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极少有人敢于一边顶着冒犯奥古斯都的风险，一边公然对抗民意。此时正在西西里岛上的奥古斯都很可能见到了使者又一次前来请求他担任独裁官，接受另一个执政官的职位，但奥古斯都拒绝了。不过，罗马人民至少已经表明了他们不满于公元前23年的安排，他们希望奥古斯都能够继续扮演罗马政治的中心角色。为此，他们不惜用武力来强迫元老们让步。

对于元老们而言，公元前22年发生的事件极其糟糕。奥古斯都展

现了他的权势，而各位元老却只能忍气吞声，还得被广大民众指责为

无能之辈。接下来的公元前21年也未见起色，新执政官马尔库斯·洛

里乌斯(Marcus Lollius)是独自上任的。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召开选

举，给自己选出一位同僚。这些选举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奥古斯

都收到了消息，请求他从西西里回到罗马来恢复秩序。但他并没有同

意，反而把各位竞选人召到了西西里，嘱咐他们在投票期间暂时离开

罗马，躲避风头。最终，(在又一轮暴力冲突之后)其中一人当选为执

政官。罗马之事本应由罗马的官员，尤其是执政官来负责，但洛里乌

斯却无法控制住局面。奥古斯都把各位参选者召集到西西里的行为充

分说明了奥古斯都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威，这些竞选人犹如他的下

属，而他则是国家的监管者。

奥古斯都不愿返回的原因或许和罗马的政治形势无关。如果在公

元前21年返回，奥古斯都的地位会比公元前23年更高，他可以再一次

向元老提出条件。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从公元前24年开始困扰他的政

治问题，奥古斯都共和国的矛盾依旧存在。他有一个更加大胆的计

划。在公元前23年，为了处理帕提亚人带来的麻烦，奥古斯都派阿格

里帕去了东方。帕提亚人既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奥古斯都建

立战功的机会。于是，阿格里帕被召回，奥古斯都开始航向希腊。

公元前21年，当初匆匆离开的阿格里帕终于回到了罗马。后世的

历史学家们猜想他的离开是因为他敌视马尔凯卢斯，想要争夺皇位。

然而，与奥古斯都患病一事相关的史料表明，事实也许恰恰相反，阿

格里帕才是当时更有可能继承奥古斯都的政治地位之人。不管怎样，

马尔凯卢斯后来没过多久就病逝了。阿格里帕此行或许是一种政治策

略，用以避开那些比较倾向于共和制度的元老，但他也在莱斯沃斯岛

上(Lesbos)代表奥古斯都有效地治理了东方的省份，并且为奥古斯都

的大规模东征做了准备。在阿格里帕返回罗马以后，他被顺理成章地

确立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阿格里帕迎娶了奥古斯都的女儿、马尔凯

卢斯的遗孀尤莉亚。他早已是奥古斯都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现在，

他更是进入了王朝的中心。这桩婚姻同时也印证了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23年对阿格里帕做出的安排。

虽然阿格里帕回来了，但罗马人民依旧时常与元老们作对。公元

前21年，罗马城内要选举一位在某个节日期间管理城市的临时官员。

人们因此发起了暴动，甚至直到节日结束以后也没有罢休。[389]同年

召开的下一年执政官的选举活动很可能也受到了影响，罗马人民这一

次也只选出了一位执政官。在公元前20年，盖乌斯·森提乌斯·萨图

尔尼努斯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奥古斯都再次被选为另一位执政

官。到了第二年，萨图尔尼努斯只得独自上任。阿格里帕应该已经在

公元前21年离开了罗马。他先去了高卢，然后到了西班牙，因为奥古

斯都在几年前取得的胜利看起来还不足以完全稳住局面。[390]

罗马的暴力事件仍未停止，萨图尔尼努斯得到了一队卫兵的保

护。奥古斯都则又接见了一位使者。这一次，他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做

法—指定自己的代表去担任执政官，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以什么

名义按照什么程序来做这种事情的。又一次，罗马平民向元老们表明

了国家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奥古斯都的权力，而奥古斯都则又一次用他

的权力给罗马城带来了稳定。[391]奥古斯都的这种实质性统治地位并

无法律依据，但重要的是，罗马离不开他。而且，他有足够的权威来

贯彻其意志。

从公元前22年到公元前20年，平民频繁地出现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拥护奥古斯都，不惜动用暴力，给罗马带来了混乱。元老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诉求。看起来，奥古斯都有可能在背后鼓励平民的活动。毕竟，这些平民总是拒绝选举第二位执政官，我们不禁要怀疑他们是有组织的。

在离开罗马的日子里，奥古斯都的权势不断地增长。元老们难以

成功地应对作乱的平民，还不得不反复地看他们展示自己对奥古斯都

的忠诚。对元老们来说，每一次事件都是教训。民众对元老的威胁能

够直接有效地巩固奥古斯都的地位。相比之下，虽然元老们肯定还记

得奥古斯都掌握着大量的军队，但戍边的士兵终究离罗马太远。在平

民的威胁下，罗马随时有可能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而奥古斯都

的权力可以维持住秩序。奥古斯都能够把执政官竞选者召到面前，对

他们下达指示，甚至还能指定执政官。共和国的基本运作流程显然受

到了奥古斯都的破坏，但同时却又离不开他。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无法

在没有奥古斯都的情况下运转下去。

公元前19年，元老们的权威即将迎来又一次或许更加强大的挑战。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奥古斯都已经在东方战场的“胜利”荣光之中踏上了归途。

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的“阴谋”

关于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Egnatius Rufus)，我们所知甚少。公元前21年，他当选为建筑官，登上了政治舞台。建筑官的职责是维护罗马的建筑、举办各种运动赛事，这两件事情都非常有助于赢得民心。身为建筑官，鲁弗斯设立了保护城市的消防队。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让他走上了激进的政治道路，甚至最终走向死亡。

对于罗马而言，火灾是个不小的威胁。因为罗马的供水量有限，

而且也没有高压水枪，就算是小规模火灾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扑灭的。

况且，罗马的建筑是比较拥挤的。多层的住宅楼之间有可能只以一条

窄窄的小巷(最窄为七十厘米)相隔，火势很容易就蔓延到相邻的建筑

上去。此外，当时既没有消防条例，也没有上层的紧急逃生通道。在

大型火灾发生之时，人们往往需要拆毁附近的建筑，以便构成火障。

但就算如此，火势也有可能直接穿过这些由瓦砾构成的火障区。更何

况，当时没有正规的消防队。每当火灾发生，受灾者就只能指望邻居

们自行组织起来，备好水桶，找到附近的水源，带上斧子和其他工具

来挽救自己的家。但凡火势稍大一些，人们就很难迅速地将其扑灭，

只能接受惨淡的现实。

鲁弗斯设立消防队的举措拓展了建筑官维护罗马城建筑的职责。

他让自己的奴隶成了消防队员。为了及时救火，他肯定要在全城各地

安排人手。而且，消防队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所以，他也出资招收了

其他人进入消防队。[392]鲁弗斯其实可以把这支队伍用到各种政治会

议上去。此外，消防队给鲁弗斯赢得了不少的人气，罗马人民开始拥

戴他。

任何寻求平民支持或者说试图组织起非精英群体的政治人物都会

被政治精英们怀疑为企图煽动民众犯上作乱的野心家。但是，鲁弗斯

的成功让他信心大振，开始竞选更高一级的裁判官。严格说来，连续

任官是违法的(虽然这条法律没能阻止奥古斯都连任)，但在民意的要

求下，这条法律被忽视了，人民主权依旧是罗马政治生活的第一信

条。在卸任建筑官的时候，据说鲁弗斯声明自己把罗马城完好无损地

交到了继任者手里。为此，政治精英们深感不悦，因为从理论上说，

他们都对罗马城负有责任。[393]

接下来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年，鲁弗斯宣布了他有意参选

执政官。主持选举的是森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此时，他还是唯一

的执政官[在奥古斯都指定的卢克里提乌斯·维斯皮洛(Lucretius

Vespillo)回来上任以前]，并且已经通过投票表决获得了一队卫兵。

对于鲁弗斯的竞选意向，萨图尔尼努斯公开表示他不会给鲁弗斯参选

的资格。严格说来，负责主持选举的官员必须允许他人参选。但萨图

尔尼努斯有权这么做，虽然他同时也违背了平民的意愿。或许，我们

可以把他的行为看作在顶着民众的压力宣示执政官的权力。然而，鲁

弗斯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萨图尔尼努斯还禁止了几个人参选裁判

官，我们很难不去猜想这些人可能都和鲁弗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

萨图尔尼努斯的这种做法导致了罗马城中再次爆发暴力事件。一位名

为维莱乌斯·帕泰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史家把萨图尔尼

努斯比作历史上捍卫罗马共和国的那些英雄，但其实我们并不确定事

情的真相。[394]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让人难以捉摸。据说，有人发现鲁弗斯正在密

谋刺杀奥古斯都。于是，鲁弗斯还有他不知名、数目也不确定的支持

者就都被杀死了。我们恐怕永远也说不清古代的这些阴谋究竟是真事

还是为铲除政敌而捏造的借口。在鲁弗斯的这次事件里，如果“阴

谋”属实，那么他至少得计划在奥古斯都于公元前19年10月12日返回

罗马以后再动手。然而，在那个时候，鲁弗斯的敌人森提乌斯·萨图

尔尼努斯已经死了。这难免会引人怀疑。虽然萨图尔尼努斯或许是自

然死亡的，但如果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那么维莱乌斯把他

比作古代英雄的说法就太过夸张了一些。没有史料明确提过有执政官

遇害(如果有就肯定堪称大事)。鲁弗斯的罪名是预谋对奥古斯都不

利，而不是谋杀。但萨图尔尼努斯之死至少算是对鲁弗斯有利。

奥古斯都恰巧也能从中获益。因为从萨图尔尼努斯的表现来看，

他有才干，也有一定的独立思想，并且有能力团结其他的元老。他的

死亡让奥古斯都得以安排自己的人去替代这样一位独立、自信、有影

响力的人物，在公元前19年末的这几个有重要意义的月份担任执政

官。萨图尔尼努斯的继任者为马尔库斯·维尼奇乌斯(Marcus

Vinicius)。维尼奇乌斯是一位著名的奥古斯都派将领，曾在日耳曼尼

亚建立大功。[395]他的出身并不显赫，其家族步入罗马政坛的时间不

久。[396]后来，维尼奇乌斯和奥古斯都在一起玩骰子，他的子孙也都

出人头地。[397]显然，他和奥古斯都走得非常近。

我们必须设想一下鲁弗斯行刺奥古斯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绝

无可能像奥古斯都那样控制军队。即使他在平民当中的人气也许能和

奥古斯都相比，他也不可能迫使元老们同意让他也享有特殊的待遇。

反观奥古斯都，他铲除鲁弗斯的动机是完全合理的。鲁弗斯挑战了他

对平民的掌控，奥古斯都不可能容忍他的存在。而且，杀死鲁弗斯可

以向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发出一个信号。就人民而言，奥古斯都可以由

此凸显自己的权力，让他们明白自己不会容忍这种三心二意的行为。

平民需要奥古斯都的关系网络，他们理应效忠的对象是奥古斯都，而

不是其他人。就算奥古斯都政权和平民之间有着互相依赖的关系，这

张政治网络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其中的下属应当服从奥古斯都和阿格

里帕的领导。

而对于各位元老来说，奥古斯都此举的意义比较复杂。首先，无

论鲁弗斯的阴谋是真是假，将他杀死都可以展现奥古斯都的权威。只

要奥古斯都愿意，他随时都可以除掉一位人气较高的知名政治人物。

其次，杀死鲁弗斯可以表明奥古斯都愿意和元老们合作。鲁弗斯在之

前的这几年里一直在威胁着各位元老和执政官，而奥古斯都出手除掉

了他，恢复了政治秩序。这说明元老们可以倚靠他的力量。或许，我

们可以更加露骨地说，元老们需要奥古斯都的保护。在公元前1世纪20

年代早期，元老们看起来在尝试着摆脱奥古斯都的阴影。但到了公元

前23年以后，元老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当中发现自己既没有能

力控制住自己的同伴，也无法约束罗马平民。就在这种情况下，奥古

斯都表示愿意尊重各位元老，并且为他们恢复稳定的秩序。可以想

见，元老们很可能对此报以感激之情。但是，奥古斯都的庇护不是没

有代价的。

鲁弗斯之死为新的政治协定的诞生铺好了路。奥古斯都即将从东方带着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归来。元老们毫不迟疑地为他准备好了又一轮的荣誉，再次表示自己大力支持并且忠诚于他。公元前24年归来的奥古斯都还可以算是对元老治国的最大威胁，但在公元前19年，元老们已经不得不紧张地防范着罗马的平民。此时的奥古斯都反而是秩序的捍卫者。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依然是自相矛盾的。奥古斯都本人的地位仍旧有违共和制度的传统。然而，现在看来，这种矛盾并不是从三头同盟时代不幸保留下来的偶然现象。公元前23—前19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存在是有必要的，是奥古斯都化解了罗马平民的革命情绪，也是奥古斯都让军队安分地驻守于地方省份。奥古斯都成了罗马社会等级制度的捍卫者。古代的那个罗马共和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延续了下来，现在的罗马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奥古斯都拥有着君主的权力。但是，如果没有奥古斯都的存在，扎根于旧日的共和国的那一整套社会等级制度就会崩溃。现在，罗马的守旧派已经看清了形势，虽然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想。

东方的胜利

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接见了来自帕提亚的普拉提斯的使者，与普拉提斯竞争王位的提里达提斯(Tiridates)更是亲自来到了罗马。他们二人都被带到了诸位元老面前说明来意。显然，提里达提斯希望罗马人出兵助他对抗普拉提斯，而普拉提斯当然希望罗马人不要出兵。正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到来，阿格里帕才被派去了东方准备大举入侵帕提亚。[398]

奥古斯都推迟了他本人的行程。不过，在公元前21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动身了。他先在斯巴达待了一阵子，然后来到雅典。接着，他和当地人发生了一些冲突。雅典娜神像上有血溅到了他的身上。至少，据说如此。于是，奥古斯都及早离开，去了萨摩斯岛(Samos)过冬。反正他本来就要去东方的叙利亚。[399]

此时，普拉提斯已经得知奥古斯都即将率军前来。帕提亚政治史

的详细情况大多未曾被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猜测他和提里达提斯之

间的争斗尚未了结。同时，至少有一些帕提亚贵族认为提里达提斯有

可能取胜，便选择了反对普拉提斯。因此，普拉提斯的地位岌岌可

危。为了保住王位，他只好向奥古斯都求和。公元前53年被帕提亚人

缴获的罗马军旗完璧归赵。当时被俘虏的罗马人也被送了回来，虽然

其中的某些人或许已经在帕提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毕竟，这中间隔

着足足三十年。罗马人还试图干涉亚美尼亚(这是罗马和帕提亚相争的

区域)的政事，想要扶植一位亲近罗马的国王。为此，提比略受命率军

去贯彻罗马的意志。接着，奥古斯都开始着手于东方的整体布局。他

扶植了一些小国的附庸国王。

此次东征虽然有雷声大雨点小的嫌疑，但还是给奥古斯都带来了

一场大胜。普拉提斯保住了他的王位，却被迫做出了外交上的让步。

最重要的是，罗马的霸权地位得到了承认。奥古斯都得以宣布东方边

境上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十年的冲突就此告终，罗马建立了霸权。这

是克拉苏和安东尼都未能取得的成就。虽然按照罗马的传统，凯旋是

需要经过战斗的，但普拉提斯未经交战就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也是很能

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罗马人看来，帕提亚人是波斯人的继承者，他们

传承的是一个伟大的古代帝国。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就曾经受到他们

的威胁，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和一百多年以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都是古

典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时刻。现在，奥古斯都让古老的波斯帝国屈服

于罗马的霸权(至少，他是这么宣布的)，让罗马人又朝着征服世界的

终极目标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奥古斯都仅在抵达叙利亚以后的短短

数月之内就光凭武力威胁完成了这一壮举。

奥古斯都大事渲染了此次胜利。他曾经在世界西端的高卢和西班牙取得过胜利，现在他更是把自己的威名传到了遥远的东方。被带回来的那些军旗将被放置在完工以后的罗马城中心大广场上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Mars Ultor)里。在广场和神庙竣工以前，这些军旗会被暂时保存在卡皮托里翁山上的另一座马尔斯神庙里。[400]奥古斯都又得到了一些荣誉：他的生日成了节日，人们会在那一天举办献祭仪式和庆祝的比赛；他返回罗马的10月12日也被定为奥古斯都节(Augustalia)，同样会有献祭仪式；奥古斯都进入罗马城的那扇大门处会设立一座旅人庇护者幸运女神(Fortuna Redux)圣坛。[401]在进城之时，奥古斯都骑着马，带着队伍展开了游行。这不是传统的凯旋仪式，但他显然想表现得像是一次凯旋。对于这套赞美归来的征服者的仪式，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配合。人民和元老都谨遵安排，热烈地欢迎奥古斯都归来。后来，这还形成了一项传统。

在公元前19年返回的奥古斯都有着非常稳固的地位。这几年时间

里反复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让元老们苦不堪言，平民的种种举动无疑

表明了他们不信任元老，希望奥古斯都来统治他们。执政官选举活动

多次失控，元老们甚至不得不请奥古斯都来为他们指定执政官。与此

同时，奥古斯都则在一帆风顺地处理各地城市、王国的事务，并且把

罗马的势力延伸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缘。从公元前23年开始的混乱状

态，充分说明了元老们已经无力掌控局面，只有奥古斯都才有维持秩

序的权威。现在，奥古斯都回到罗马来向各位元老提供他们自己无法

获得的东西：安全和秩序。但是，要获得这种秩序就必须接受帝国制

度的新规矩。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即将和奥古斯都展开划时代的政治谈

判，用自由换取安全，并且接受奥古斯都以君主的身份统治罗马。

[378] Dio, 54.1; Res Gestae , 5; Suetonius, Augustus , 52.
[379] 一份配给相当于养活一个成年男性的食物量，十二份粮食配给的价值大约为八十赛。
[380] Res Gestae , 15.
[381] 虽然奴隶很可能被雇来建造建筑，但奴隶是比较昂贵的资产。自由民更适合这种不定期出现的临时工作。
[382] Janet DeLaine, “Bricks and Mortar: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Building Techniques at Rome and Ostia”, Economies beyond Agricultu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 271-296, edited by David J. Mattingly and John Salmon (London: Routledge, 2000).读者也可参考Janet DeLaine, The Baths of Caracalla: A Study in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s of LargeScale Building Projects in Imperial Rome , Portsmouth (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997), 201。
[383] Romilda Catalano, Acqua e acquedotti romani: Fontis Augustei aquaeductus(Naples: Arte Tipografica, 2003), 60.
[384] 请参考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om W. Gallant,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Domestic Economy (Oxford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5] Res Gestae , 5.
[386] 这是狄奥在54.1当中对此事的解读，虽然他不是很明白奥古斯都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政治秀，因为狄奥认为奥古斯都从公元前31年开始就已经是一位专制君主了。
[387] 关于各个事件发生的日期，我们主要依靠于卡西乌斯·狄奥的文本，但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狄奥不是很确定公元前22年至公元前19年各事件的发生日期，我们只能用各种资料拼凑起这几年的时间线。
[388] Dio, 54.6.
[389] Dio, 54.6.
[390] Dio, 54.11.
[391] Dio, 54.10.
[392] Dio, 53.24.
[393] Dio, 53.24.
[394] Velleius Paterculus, 2.91-92.
[395] Res Gestae , 12记载了罗马城中要员和执政官卢克里提乌斯曾经前往坎帕尼亚迎接奥古斯都归来。Res Gestae , 11提及在维尼奇乌斯和卢克里提乌斯担任执政官的 10月12日举办了献祭仪式。奥古斯都在Res Gestae ,6中声称他在此二人担任执政官期间得到了风纪官（Cura Morum）的职责。看起来，当奥古斯都返回意大利之时，萨图尔尼努斯已经不是执政官了。而维尼奇乌斯在10月12日或者稍晚一些的时候已经受任为执政官。
[396] Dio, 53.26.
[397] Suetonius, Augustus ,72.
[398] Dio, 53.33.
[399] Dio, 54.7; Plutarch, Moralia 207 F（罗马谚语）。
[400] Dio, 54.8; Res Gestae , 29.
[401] Res Gestae , 11.

第十六章 奥古斯都的秩序

时至公元前19年，元老们已经熟知他们应当为得胜归来的奥古斯都准备好什么东西。在阿克提翁战役结束和克莱奥帕特拉死后奥古斯都返回罗马之时，他们都表决同意给他献上了诸多荣誉。当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4年从西班牙胜利返回之时，元老们又给他颁发了新的荣誉。所以，在公元前19年，元老们群策群力、绞尽脑汁地给奥古斯都准备了神庙、献祭和其他宗教类荣誉。也许有很多人曾经在公元前22年暗自庆幸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但现在，所有人都至少得表现得无比欢迎奥古斯都带着“幸运”返回意大利。

在奥古斯都回到罗马的第二天，元老院表决同意给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的两个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Drusus)颁发荣誉。提比略出生于公元前42年11月16日，其家族为赫赫有名的克劳狄乌斯家族。公元前39年，他的母亲莉薇娅在屋大维的要求下和当时的丈夫离婚了。同时，屋大维也和他当时的妻子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就在她产下屋大维的唯一后代尤莉亚的那一天)离了婚。然后，莉薇娅和屋大维结成了夫妇。当时，莉薇娅还怀着德鲁苏斯，并且于公元前38年初将其产下。提比略的政治生涯开始于公元前22年凯皮奥密谋行刺奥古斯都一案。后来，他奉命率军去干涉了亚美尼亚的政务。[402]到了公元前19年末，虽然提比略已经有了一些军事经验，但他的政治生涯仍然只能算是刚刚开始。然而，他还是获得了裁判官的地位(拥有担任过裁判官之人的待遇)。德鲁苏斯则获准提前五年参选各个公职。[403]这些都是构建王朝的行为，就好像公元前24年马尔凯卢斯得到的拔擢一样。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被认为是奥古斯都政权未来的关键人物，对他们的提拔非常有助于宣示公元前19年10月的奥古斯都已经重返罗马政局的中心。

第三位和构建王朝有关的人物当然是阿格里帕。他现在是尤莉亚

的丈夫，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于公元前20年。之后，他们还生下了

几个孩子，包括公元前19年的尤莉亚，公元前17年的卢奇乌斯，公元

前14年的阿格里皮娜(Agrippina)，还有公元前12年的阿格里帕。阿格

里帕早在奥古斯都返回罗马之前就已经去了高卢。他先打了一场小规

模的战争，然后就去了西班牙，对付一个本应已经被制服的部落—坎

塔布里(Cantabri)。这场战争并不容易，阿格里帕还得带着纪律不佳

的士兵作战。不过，他还是终结了这场战争，并且获许举办一场凯旋

仪式，但他拒绝了。虽然在奥古斯都共和国时代曾经有其他人举办过

凯旋仪式，但是从公元前19年起，我们忽然就再也看不到皇帝以外的

人享受这种传统荣誉了。[404]阿格里帕的行为给未来的将军们立下了

范例。从此以后，只有皇帝才能享有军事胜利的荣光。原先杰出的将

领都能得到的赞美之词“imperator”也渐渐地成了君主的专属称呼。

不过，拒绝举办凯旋仪式并不意味着阿格里帕要急流勇退。他既

不是在谦让，也不打算退隐。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萨尼娅(Vipsania，

之前的一段婚姻里所生)和提比略成了婚，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王朝当中

的地位。公元前18年，屋大维在公元前23年取得的保民官权力失效

了。这份权力固然堪称独一无二，但还带着共和国官制的陈旧规矩—

由选举产生、任期有限，虽然不像其他官职一样有同僚。这种缺憾在

公元前18年得到了弥补。这一年，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一起得到了保

民官权力，阿格里帕就此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而且，他也

处在王朝的中心。在奥古斯都死后，这个王朝也将延续下去。或许，

人们不确定如果奥古斯都死于公元前23年的疾病，他的政权会遭遇怎

样的命运。但是，公元前19年的安排无疑说明了就算奥古斯都逝世，

他的家族也会继续统治罗马，阿格里帕会成为掌舵者，提比略和德鲁

苏斯会从旁协助。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的安排还厘清了他和两位执政官之间的关系。在公元前22年之后比较动荡的那几年时间里，并非执政官的奥古斯都常常表现得就像是拥有执政官的权力一样。公元前19年，他取得了执政官权力的名分。当然，他其实早就有了执政官的权力。[405]公元前19年和公元前18年的改革标志着罗马政治的转型。一些研究罗马宪法的历史学家认为此时有第三份重大的协定，修改了之前公元前27年和公元前23年的两次协定。然而，这第三份协定其实不存在。首先，我们看不到明显的协商过程。奥古斯都看起来没有和另一方势力展开谈判。而且，此时的两位执政官都是奥古斯都的人，他们帮助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末异常迅速地完成了奥古斯都的改革。等到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8年取得保民官权力之时，奥古斯都早已安排好了构建王朝、确立全新政治秩序的计划。

时至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已经掌握了传统政治生活里的所有领域。而且，奥古斯都政权在坚定不移地公然构建王朝。当初马尔凯卢斯的擢升或许还让奥古斯都感到有些窘迫，但年轻的提比略和更加幼小的德鲁苏斯看起来并没有遇到类似的麻烦。这当然也和阿格里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的儿子都是奥古斯都的直系后代。当初有传言称他和马尔凯卢斯相争，但现在没有人再谣传阿格里帕要打压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共同领导着这个皇室，而提比略和德鲁苏斯都是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罗马的政治前途就在奥古斯都的皇宫里，奥古斯都的家族正打算世世代代地统治下去。

买下罗马

奥古斯都的权力向来源于他对自己的政治根基的掌握，而这种控制力又和他对国家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换言之，资金是奥古斯都政权的稳定性之源。在公元前44—前43年的战争结束以后，三头同盟的私人关系网络垄断了罗马的权力和资源。到了公元前19年，已经有整整一代的罗马人依附于这张关系网络而成长起来了。一百年以后，史家塔西佗对奥古斯都的崛起之路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奥古斯都以赏赐拉拢军人，以粮食收买民心。他对所有人都许以闲适的美好生活。其势力逐步壮大。他顺利无阻地将元老院、民选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揽于己身，因为他的大敌都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或者成了公敌。剩下的贵族们更愿意当他的奴隶，他们拿到了各种荣誉和财富，在新的秩序里沉溺于安逸的日子。地方省份也对这种新的状态感到很满意，它们本就畏惧着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既担心高层人物相争会波及自己，也不愿成为贪婪的高官眼中的鱼肉，因为就连法律也不能阻止他们动用暴力、人脉以及最强大的金钱来为所欲为……[406]

把国家的资源分发给人民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殖民。[407]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罗马人一般在军团士兵退役之时设立殖民地。奥古斯都也曾在战争结束以后让老兵们定居在殖民地里。[408]不过，他还设立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多少军人定居的殖民地。[409]奥古斯都时代的殖民规模极大。我们没有掌握完整的殖民地名单，意大利以外的殖民地只有一部分为人所知。但整个奥古斯都时代设立的殖民地很可能不下于六十个，涉及的殖民者为三十万到六十万男性，其中应该还有一些不是罗马公民。

就算内战已经结束，奥古斯都也得投入大量资金来满足军队的需要。他声称为了给老兵们寻找土地，他花了八亿六千万赛。因为设置殖民地比较困难，老兵们退役的报酬渐渐地从土地转变为现金。某些老兵或许会更喜欢现金，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返回意大利和家人相聚，用这笔资金来自行挑选定居地，而不是迁居至地方省份的殖民地。从公元前7年开始，奥古斯都又花了四亿赛来给老兵们发放奖金。[410]在奥古斯都时代一共有不下于三十万名老兵退役并得到了金钱或土地报酬。但奥古斯都的慷慨并不仅限于此。他在《圣奥古斯都行述》中称自己在公元前29年给所有的殖民者都发放了一千赛的奖金，用以庆祝阿克提翁之战的胜利。他还有可能在后来时不时巡视意大利的时候也大方地发放了奖金。[411]

奥古斯都还得解决平时的军费支出问题。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14

年，奥古斯都一般都掌握着二十八个军团大约十四万人的军队。这个

数目稍多于罗马成年人力的十分之一。在奥古斯都统治末期，因为潘

诺尼亚(Pannonia)的叛乱和日耳曼尼亚的战事的存在，这个比例有所

上升，也许达到了总人力的百分之十四。[412]服役的相关规定也变得

更加固定了，通常时限为十六年，后来延长到了二十年。[413]最后，

奥古斯都专门新设了一个军费管理部门来负责为士兵们提供薪水和奖

金，其第一笔资金就出自他自己的资产。同时，他开始为了军费而征

收百分之五的遗产税。富人们并不喜欢这个举措，因为他们不认为自

己应该把财产分享给军队。[414]

奥古斯都也继续支持着平民。继公元前23年以后，他在公元前11年(每人四百赛)、公元前5年和公元前2年(每人两百四十赛)都给平民送出了礼物。[415]在他死后，罗马人民(大概是罗马的平民)又得到了每人一百六十赛总额四千万赛的奖金。奥古斯都一生给罗马人民发放的奖金加起来超过了五亿赛。这个数字肯定会让元老们深感震惊。而且，这还没算上他在粮食供给、修建水渠还有各种庆祝活动上花出去的钱。

用金钱换取士兵(及其家人)和平民的支持是比较直白的事情。相比之下，罗马精英们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元老们秉承传统，认为自己理应是罗马的统治者。但现在，奥古斯都夺走了他们的统治权。不过，当时的政治是比较松散的个人化政治。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有着怎样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又是否与其家族威望相称。

这种松散的性质让奥古斯都有了掌控精英阶层的余地，他需要做

的就是让这些精英感觉自己得到了认可与尊重。于是，他让贵族们分

享了皇权带来的好处，让他们得以免受革命的威胁，安然享受财富。

贵族的地位由此和奥古斯都本人及其政权都挂上了钩。为了让贵族们

感受到尊重，奥古斯都还得做一些小事。他需要记住人们的名字，送

生日礼物，对他们的家族活动示以尊重，在参加讨论的时候平等相

待。总而言之，他要致力于和贵族们维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以便相应

地维持住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从而巩固他的政权。

奥古斯都控制着公职的任命权。也就是说，他有权决定他人的政治前途。他既可以让人擢升至高位，也可以轻易地打压别人。不过，他大概很少觉得有必要去用这种权力铲除某些可能对现政权有异心之人。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后期，执政官的职位常常由出身名门者担任。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取得这样的高级职务恰恰证明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可以平稳地运转下去，出身显贵的元老们可以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拥有光明的政治前途。[416]

奥古斯都凭着他的权力把某些交游甚广的贵族纳入了他的关系网络，进而使得任何反对奥古斯都的举动看起来都像是在自取灭亡。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奥古斯都最终对元老们采用的策略都顺应了元老们原有的等级秩序。他没有必要把元老院里的人都换成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大可以用权力来对元老们施恩。最后，元老院里的人不是已经受过奥古斯都的恩惠，就是正在求取这种恩惠。

奥古斯都只有在威胁到元老们的个人地位之时才会遇到明显的阻

力，比如，他当初审定元老资格的时候。[417]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

改革了元老院的人员组成。这是他恢复共和国的举措之一。在公元前

18年，他再度开始考虑元老的资格问题。这一次，他设计了一套比较

复杂的元老选举制度。奥古斯都会挑选出三十个人，而这三十人每人

会再选出五个人。然后，这里获选的一百五十个人要进行抽签。剩下

来的只有三十个人，他们就是第一批合格的元老。而之前奥古斯都选

出来的三十个人会回到未获选的名册里去。接着，第一批合格的三十

名元老要按同样的程序选出一百五十人，经过又一次抽签，得出第二

批合格的三十人。然后第二批元老又要再选一轮。这整个流程会一直

持续到产生了三百名合格的元老为止。如果说有人想要把奥古斯都当

作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最好首先来看一看奥古斯都设计的这套制

度。这套制度导致的结果是无比的混乱和腐败，它让很多适合担任元

老的人因为被人遗忘或者没抽到签而落选。某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发现

他的儿子还在担任元老，而他自己却被开除了。于是，他撕破了自己

的衣服，向人们露出他在为罗马效劳的岁月里留下的伤痕(共和国时期

也有这种例子)。还有一位元老恳求辞去自己的职务，让他落选的父亲

得以留在元老院里。后来奥古斯都本人也察觉了这套流程的失败之

处，于是便拿起了名单，亲手挑选(或开除)元老。[418]

五年后，奥古斯都想到了一个新点子，他调整了在人口普查中被

评为元老的财产要求。共和国时期的元老资格大概是十万赛，奥古斯

都把它抬到了一百万赛，然后立刻就发现了问题。他肯定是想通过抬

高标准来排除那些财力相对较弱、名望相对较低的家族。[419]但是，

他似乎没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到哪些家族会被排除出去，有些声望较高

的家族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当元老的资格。于是，奥古斯都感觉到有

必要资助这些虽然较穷但是很受敬重的元老。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依

靠奥古斯都的资助来维持元老的地位应该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

[420]

奥古斯都实施这些改革的目的并不是除去那些和他作对之人，而是提高元老院的威望。虽然某些元老或许因为一度失去了元老的资格(无论是由于意外还是有意)而感到有些不满，但是元老们的整体地位是得到了提高的，因为他们经过了更加严格的筛选。给奥古斯都带来政治压力的是对个别元老的冒犯。奥古斯都政权因人们追求各自的政治前途而团结了很多人，但在改革元老院的事情上，这种现象反而让他遇到了一些阻力。

奥古斯都的权力限制了元老院的政治地位，但他让元老院在行政

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设立了很多官职来负责具体的职务，一般是

让多名官员共同管理一项事务。公共建筑、道路、水渠、台伯河堤与

行洪渠(台伯河素有在冬季因暴雨而泛滥的恶名)还有罗马城的粮食供

应都有了专门的元老官员来负责处理，元老的职业生涯因此变得更为

复杂了。同时，这也是他们在公众面前的新形象。在奥古斯都时代，

元老们通过官职(而不是政治、军事成就或者家族背景)来显示自己的

地位。而这种对于官职的需求让他们深陷于奥古斯都的制度当中，他

们需要奥古斯都的制度来为他们提供地位。[421]罗马精英的本质在不

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

军人、平民、元老都渐渐地融入了奥古斯都的新制度。他们或是越来越依赖奥古斯都为他们提供金钱，或是为各种荣誉所征服。奥古斯都的权力的本质就在于这张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关系网络。正如塔西佗所说，奥古斯都把他的支持者都团结在了一起，又对所有的反对者加以利诱。帝国的权力收买了共和国的所有遗产，让自己的地位变得稳如磐石。于是，政治革命成功、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奥古斯都开始在文化领域发起另一场与之相称的革命。

文化领域的革命

革命是很奇特的事情。现代的革命者想要改造世界，为此，他们

会夺取政治权力，颠覆原来的政权，还会大力地扫除旧政治秩序的任

何一点残余。但是，掌权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改变政局，砍掉国王

的脑袋或许并非难事。但要真正地改造世界就得给整个社会带来一场

深刻的革命，改变人们的旧思想，从而铲除原先让国王和朝廷得以存

在的根基。文化领域的革命比政治革命要难得多。很多政权都在这个

阶段遭遇了挫折，陷入无边无际的苦海，导致无数人流血死亡。

和现代的革命不同的是，在奥古斯都的革命当中，没有某种引领

人们前进的意识形态。至少据我们所知，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并非因改

造世界的意识形态承诺而行动的。不过，这不是在说他们认为罗马的

社会已经完美或趋近完美了。他们毕竟才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

乱，奥古斯都的胜利本身就是这一百年历史发展到顶峰的结果。这足

以说明罗马的政治制度有着一些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当时的罗马人同

样认为他们遇到的是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我们有一些

差异。我们最好把他们自己指出的根本性问题称为“道德滑坡”。

在罗马人眼里，道德是政治美德和习俗的根基。道德滑坡意味着

人们的社会、政治行为都变得恶劣起来。道德的范畴涵盖了人和神、

家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道德是一个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文化的堕

落是因为罗马人征服四方建立霸权，获得了太多的利益，导致罗马社

会发生了转变。财富催生出奢靡之风，对财富的渴望扭曲了政治决策

的过程。贪恋财富的罗马人不再是合格的公民，反而互相争斗不已。

而且，这种转变影响了罗马社会的所有阶层。

其实，这种关于罗马人道德败坏的说法是不太可靠的。这种理论

首先设想了一个存在于道德滑坡之前的黄金时代。然而，罗马人或许

认为这个黄金时代大概就在公元前3世纪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但至少

在我们看来，罗马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堪称这种黄金时代。不过，这

种精心炮制出来又简单易懂的说法往往能够引得很多人相信。相比之

下，真相反而没有那么可信了。历史学家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毫无胜算

的辟谣之战，因为如果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遇到的混乱不是一个简单的

集体道德败坏的问题，那么人们很可能就得面对一个更加难以理解、

难以捉摸也更加复杂的问题了。简单的故事能够慰藉人心。而且，道

德败坏论还很合罗马精英的口味，因为这种理论同时指明了一条简单

的解决之道：恢复以往的道德。

罗马的政治思想家们难以设想出新世界的模样，却可以比较轻易地给旧世界蒙上新的面纱。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就尝试着恢复一种旧的道德秩序。他改革了元老院的人员构成，开展了人口普查，举办了相关的仪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公元前28年修复了一些神庙。这都表明了他愿意恢复一种古老的社会、宗教秩序。这些大体上算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此外，我们还能在一首情诗当中发现奥古斯都的其他想法。

普罗佩提乌斯的优美诗作曾经生动地帮助我们理解了奥古斯都时

代早期的文化。此外，他还有一首诗反映了他的女友君提娅在某项

“法律”被撤除之时深感喜悦。曾经，这对爱侣因为这项法律会迫使

他们分离而潸然泪下。但最后，普罗佩提乌斯得意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语：“恺撒能征善战，但他的战功在爱情面前分文不值。”[422]我们

无法确切地得知什么样的法律会让这对情侣分开。也许，这项法律要

求所有罗马人必须结婚，甚至规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以至于普罗佩

提乌斯这样坚定的不婚者也不得不违背本心。或许，这项法律还让通

奸被归入了刑事犯罪。普罗佩提乌斯想象了他的庆婚队伍经过君提娅

宅前的景象，为自己失去了爱情而流下了悲伤的泪水。普罗佩提乌斯

和君提娅似乎不可能结婚，因为像他们这样痴迷于爱情之人是不可能

接受婚姻的。

普罗佩提乌斯还在诗篇里明确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区别。这项法律和军事有关，其目的是强制要求罗马人生下合法的孩子，以便为罗马的军队提供更加充足的人力。普罗佩提乌斯则声称：“我的血脉不会成为军人。”他认为爱情是超然于恺撒的权力以外的事物。恺撒固然有军队，但他不能控制爱情。在普罗佩提乌斯所写的诗作里，爱情的领域是自由的，它不受奥古斯都的掌控。

其他人看起来也有普罗佩提乌斯这样的想法，那项法律没能在会议上得到通过。罗马的情侣们或许在法律被撤除以后的那天晚上以情侣专有的方式进行了庆祝。普罗佩提乌斯的这首诗面世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中期，未能出台的那项法律肯定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初。不过，虽然普罗佩提乌斯热烈地庆祝了爱情对恺撒的胜利，但恺撒并不是轻言放弃之人。公元前19年以后，地位更加稳固的恺撒即将着手进行道德改革，向普罗佩提乌斯和其他的情侣证明，恺撒的大权同样可以控制爱情。

奥古斯都的立法工程涉及的范围极广。公元前18年出台的一些早期的法案在后来得到了修改或者延伸。而且，帝国政权十分注重宣扬道德教化。帝国皇室被推出来成为优秀道德的榜样，以身作则，行为世范。他们鼓励人们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罗马的传统价值观，对道德模范人物加以褒奖。奥古斯都本人似乎还声称他家族里的女性会给他制作衣服(织衣是罗马已婚女性的传统)，虽然传统文献并没有提及皇室女性对这种强制的劳动作何感想。[423]此外，奥古斯都还立法对下列事情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规定：解放奴隶、过度铺张、衣着、元老及其子孙的婚配、遗产分配、性行为、叛逆。

对性生活加以规定是因为罗马人在这方面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有

着很大的区别。罗马人结婚只是为了生育子女，传宗接代，爱情和婚

姻毫无关系。奥古斯都立法鼓励罗马人结婚。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

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离异女性应当于六个月内再婚，丧偶者可以有一

年的宽限期。后来，在公元9年，这项法律得到了修订，让离异者有了

一年半的宽限期，丧偶者则是两年。看起来，违反这项法律的惩罚和

继承、分配遗产有关。[424]未婚男性同样会遭到类似的惩罚，其继承

权也会受到限制。奥古斯都还实行了一项财产税，尤其针对未婚者的

财产。此外，未婚者似乎不得观看戏剧。[425]

生育了后代的男女则会得到奖励。一般的罗马女性需要有男性代

表才能参与法律事务，而拥有三个孩子的女性(得到自由身的奴隶需要

有四个)会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拥有孩子的男性元老可以更快地在政

治道路上得到晋升。而且，这种奖励不只局限于政治精英阶层。有一

次，奥古斯都正在巡视意大利各地区。大概他是在访问各地的殖民地

和其他聚落，同时也是在巩固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此时，他宣布给

所有为人父者发放奖金，每拥有一个孩子就可获得一千赛。鉴于当时

一名罗马军人的年薪是九百赛，这次的奖金数额堪称非常巨大了。而

且，整个意大利的儿童公民大概有一百万。所以从帝国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虽然这应该只是一次性的奖金。[426]

这一系列法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某些人为此而集会示威，公然表示抗议。奥古斯都不得不对法条做出了修改，而且有可能是两次。[427]有一次，在奥古斯都统治末期，人们正在剧院示威。面对示威者，奥古斯都把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和阿格里皮娜放在膝盖上玩耍，用以展示天伦之乐。[428]公元9年，又有人在剧院里示威。于是，奥古斯都把骑士阶层召集到了广场上，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429]奥古斯都还曾于公元前18年在元老院里宣读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提卢斯·马其顿尼库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在公元前131年发表的演讲词“论增加人口”。[430]留传下来的文字寥寥无几，但我们还能从中看出全文的基调：
罗马的公民们，和妻子共处着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如果可以，我也愿意赞成不娶妻。但是，大自然的安排便是要我们不得不放弃短期的欢愉，为长远的种族延续而忍受下去。[431]

奥古斯都宣读这份演讲词的目的是把他的改革和罗马的传统道德

观念联系在一起。即便梅提卢斯当年没能成功地说服大家改革罗马婚

俗，他的演说词也能让奥古斯都的改革看起来有着熟悉的传统面貌，

掩盖掉其中的创新气息。因此，面对批评者，奥古斯都可以有底气地

声称自己干涉公民私生活的做法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先例。狄奥还记录

了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对不生育者发表的演讲。虽然我们不确定其准确

性如何，但从他的文本来看，奥古斯都重申了梅提卢斯当年的核心思

想，批评不生育后代者是在威胁罗马的未来，把个人私欲放到了生儿

育女的职责之前。[432]

奥古斯都还出台了一项法律，宣布通奸入刑。在此处，通奸的定

义是已婚女性和自己的丈夫以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双方都会被判定

为有罪。但已婚男性可以合法地与自己的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性关

系，只要该名女性未婚即可。性工作者是不受该法律约束的，她们只

需依照这项或者另外某项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通奸入刑既约束了一

些年轻人的行为，也有助于促进合法后代的诞生。[433]根据这项法

律，通奸者会被剥夺财产，遭到流放。奥古斯都还宣布丈夫都有义务

起诉有嫌疑或者确实犯下通奸罪的妻子。假如丈夫不曾起诉，那么在

该名女子被指控的六十天以后，其他人也可起诉。如果罪行属实，那

么她的丈夫就必须与她离婚，不然就会遭到起诉。[434]

这些法规未免有点道德恐怖的嫌疑。虽然那些鼓吹道德教化者总

是在大肆抨击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他

们的说法通常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依据。例如，就罗马而言，他们似

乎并没有统计过各个时期曝光的通奸案例数目，也就无从展开数据分

析，但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代之初，人们在卧室里做的事情显然比

在古典时代(或后来的其他时代)的其他时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既然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哪个时代的通奸行为比较多，那么奥古斯都之所以

立法严惩通奸或许并不是因为通奸行为真的变多了，而是因为人们普

遍担心通奸行为发生而已。

诞生于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作和其他时代一样热衷于讲述政治人物

的爱情故事，而且同样秉持爱情不受婚姻关系的限制，爱人不限于配

偶的理念。诗人们笔下的爱情往往和传统道德观念推崇的生活方式形

成鲜明的对比。关于当时的大人物尤里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还

有奥古斯都本人的那些逸闻都会着重描写他们自由地追逐异性的行

为。不论是以罗马人的标准还是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这些逸闻都经常

涉及通奸。[435]有传闻称奥古斯都尤好处女，有专人寻来非常年幼的

女子以供他淫乐。[436]还有一些相当露骨的传闻称他和麦奇纳斯的妻

子提兰提娅有着长期的情人关系。在惹得众人不满的通奸法出台以

后，甚至有传言称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6年一度急着离开罗马，去高卢

处理公务，以便和提兰提娅一起躲开旁人的视线。[437]如果这种说法

属实，那么奥古斯都就和他的朋友的妻子维持了至少十五年的半公开

的情人关系，甚至在通奸入刑以后成了罪犯。然而，我们不难想象，

奥古斯都出台的约束私生活的法律大概使得很多罗马人都开始怀着恶

意去对他本人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无论其本人是否有此类行为，从古至今很少有政治人物会公然主张保护通奸者的权利，但奥古斯都时代的这些法律的意义并不在于打压不正之风。重要的是，奥古斯都在宣扬某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并且在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实现这种图景。无论男女，罗马人都有繁衍后代的义务，他们理应为国家生儿育女。男孩子将来要成为战士，女孩子将来要生出下一代的战士。罗马人关心他们的人口数目，担心罗马人会越来越少乃至没有新生代的战士来捍卫他们建立的这个大帝国。

因此，所有罗马人的私生活都不得不服从于帝国的约束。关于婚姻的规定是把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了公民的家中，这些法律之所以不受欢迎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切实地影响了罗马人的生活。当然，拒绝结婚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私人原因。但我们同样必须注意的是，罗马人实行的是均分继承制。也就是说，每一位合法的子女都可以继承到等额的家产。在这种继承制度下，如果一个家族长期只有两个左右的孩子，那么保持家族的地位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其难度会逐步地提高。况且，婚姻关系的缔结是以双方的地位为依据的，而地位又最终取决于财富。所以，独生子女很有可能与出身更加高贵者成婚。总而言之，均分继承制大体上意味着较小的家族比较容易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较大的家族比较容易没落。

应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好好地安排婚姻。然而，奥古

斯都却出台了法律强迫大家尽快成婚。有些人本来会有意地推迟结

婚，以便积攒起更多的财富，和出身更好的对象成婚，或者通过晚婚

来尽量避免生育过多的子女，个别人甚至还需要照顾到某个子女过多

的兄弟姐妹。但在奥古斯都出台新法以后，他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打算

了，不然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失去继承家产的资格。在这种限制

下，大家族的子弟难以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于是，一些或者说很多

罗马人开始试图规避法律的约束。他们会定下期限较长的婚约，或者

和年纪太小、无法成婚的女孩子订婚。但在后来，奥古斯都补上了这

些漏洞。或许有些人因此便尝试了一些在结婚后限制家族规模增长的

手段，比如堕胎、杀婴、减少性行为、避孕，虽然我们几乎对罗马人

的夫妻生活一无所知。

关于奥古斯都的新法遭到反对的原因，除了上文所提的这些非常

实际的考虑以外，观念问题至少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一些人也许和

梅提卢斯的观点一致，认为娶妻是大自然强行施加于己身的不幸之

事，妻子的存在会妨碍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因为罗马女性一般都会

在家庭里拥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至少有一部分女性是反对丈夫拥有情

人的。某些罗马男性或许真的过着当时的情诗里描写的那种生活，和

别人的妻子有着私密之极的关系，结婚大概不利于他们保持这样的放

浪作风。还有一些罗马人也许是难以忍受国家的权力以这种方式运

行。罗马的历史或许看起来像是在鼓吹克己奉公、为国献身的爱国精

神，但要求罗马人为了罗马的利益而繁衍后代仍然堪称令人震惊的侵

犯个人自由之举。更何况，生下来的男性还要为奥古斯都的政权在奥

古斯都的军队里为奥古斯都而战。这恐怕不是很能激发罗马人的性

欲。普罗佩提乌斯就曾经声称他的后代决不会为奥古斯都的帝国梦而

战，其他人或许也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奥古斯都的婚姻法还让罗马人的房中事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之前，一个人大概只能散布谣言说他的对手的妻子人尽可夫，但在奥古斯都时代，他或许就可以把她送上法庭了。男女之间的友情也有可能遭到歪曲，乃至毁掉双方的人生。我们也许还会好奇，对于这种事情，法庭究竟该如何判定证据的有效性。当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专人在酒店附近等着拍照做证。一般说来，法庭是不会对“没有合理证据”的事情做出判决的。不过，光是闹上法庭所引发的恶意流言或许就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了。曾经关上门来解决的家务事，现在有可能被公之于众，损伤家族的颜面，甚至导致失去财产，惨遭流放。史家塔西佗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民众变得更加可怕了，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被告密者毁于一旦。[438]

奥古斯都的这些法律看起来秉持着古老的道德观念，对人民加以冠冕堂皇的约束，让人难以公然表示反对，同时也是皇权套在罗马人民身上的枷锁。[439]

黄金时代

公元前17年5月23日，元老院在执政官盖乌斯·西拉努斯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讨论恺撒·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阿格里帕主张庆祝的时代节(Secular Games)。这个节日标志着一个时代(saeculum)的结束，同时当然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充斥着战争和内乱的一个时代结束以后，奥古斯都政权要为罗马人民献上的是一个满溢着希望与和平的全新的黄金时代。

有很多古老的传统在共和国晚期被搁置了起来，时代节也是如此。这项节庆的具体规定尚有争议。据我们所知，罗马人的上一次时代节是在公元前146年，再往前则是公元前249年。这项节庆有可能就是在公元前249年被创造出来的。当时，罗马人深感迦太基人的威胁。他们或许觉得罗马已经失去了诸神的祝福，自己必须做出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赢回神明的宠爱。于是，他们去查了神谕书，最后认为罗马人得罪的是冥界诸神和罗马的先祖。因此，公元前249年时代节上的仪式庄严肃穆，类似于丧礼，其主旨就是为罗马的列祖列宗和冥界的神明献上敬意。此外，神谕还要求两次时代节之间要有一百零五年或一百一十年的间隔。这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一生都最多只能参加一次时代节。也就是说，这项节庆的举办标志着有一整代的罗马人已经离世。现在，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即将改造这个原本规模较小而且比较庄重的活动。[440]

元老院在5月23日颁布了法令，试图尽量增加参与此次时代节的民众数目，将其打造为一次盛大的公共节庆。元老们允许各阶层的未婚者及本应受到婚姻法惩罚之人参加时代节。他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到场，因为这毕竟是所有人一辈子都只可能参加一次的节日。他们还命人用铭文记下了这次庆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残缺的版本。[441]

我们掌握的史料始于5月31日夜里的献祭仪式，人们向诸位命运女神献上了九只绵羊和九只山羊。作为主持仪式的祭司，奥古斯都以其铿锵有力的声音带领着大家展开了祈祷。奥古斯都请求诸神让罗马人民的帝国得以继续扩张，变得更加伟大；让罗马人民和罗马军团都享有胜利与安康；让十五人祭司团(主持时代节的祭司)、罗马公民、奥古斯都本人及其家人都得到祝福。接下来是某种表演活动。然后，人们举办了一次神圣的宴会，享宴者是从罗马公民家中选出的一百一十位人妇。

第二天，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向朱庇特献上了公牛。接着是戏剧表演。然后，十五人祭司团宣布降低公民之妻为亡夫服丧的时间要求。在夜幕降临以后，奥古斯都主持了又一场献祭仪式。这一次，他向生育女神埃雷图娅(Ilithyia)献上了糕点。6月2日，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向朱诺献上了母牛。接下来是一场代表罗马女性的祈祷仪式，其流程几乎和前天夜里奥古斯都主持的那一场一模一样。这天晚上的献祭仪式是把一头怀孕的母猪献给伟大的母亲(Magna Mater)。到此为止的活动都谨遵时代节的传统，举办于台伯河畔的某个区域。

6月3日，庆典的中心转移到了奥古斯都的宅邸所在的帕拉提翁山上。人们向阿波罗和狄安娜(Diana)献上了糕点。五十四名少男少女合唱了由诗人贺拉斯(Horace)专门为此创作的一首圣歌。接着，人们转移到了卡皮托里翁山上。在那里，合唱团又唱了一次圣歌。然后，人们观赏了戏剧表演和马车竞赛。在这一天的活动即将结束之时，十五人祭司团宣布接下来有为期七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戏剧表演。到6月12日，还有在竞技场里猎杀野兽的表演和马车竞赛。及至这一系列活动告终，人们的生活大概才恢复正常。

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把时代节改造成了一场极其隆重的庆典，其

中的寓意也发生了变化。庆祝时代节不再是为了安抚亡者，而是为了

展望罗马的未来。祈祷仪式是为帝国的扩张、为军团和罗马人民而举

办的，奥古斯都及其家人也得到了祈祷，这显然说明了奥古斯都的王

朝已经成为罗马的一大核心(我们也可以发现元老院和各位官员似乎都

没有被提及)。此外，这次的时代节不仅没有像以往一样为冥界的神明

献祭，反而把祭品献给了生育女神。这是在强调女性和生育的重要

性，赞扬那些即将给罗马生下子孙后代并且为其提供道德指引的母

亲。儿童的地位则体现在歌唱贺拉斯的圣歌的那个合唱团身上。6月3

日，这些宗教活动的举办地点及其本质都有了彻底的变化，节庆的焦

点转移至奥古斯都下令建造的阿波罗神庙。这座庙宇和阿克提翁之战

的胜利有关，而且和奥古斯都本人的居所相邻。此外，十五人祭司团

的领导地位看起来也是全新的设计，其首要目的就是让祭司团内的两

位领导者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得以主导节庆的流程。毋庸置疑，此次

时代节是属于他们二人的庆典。

儿童合唱团(两度)演唱的圣歌名为《时代之歌》(Carmen Saeculare)，其内容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它的作者贺拉斯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以抒情诗歌与讽刺诗著称。他看起来和麦奇纳斯的关系比较好，因而进入了奥古斯都身边的社交圈子。这首《时代之歌》开篇提及的是阿波罗和狄安娜，而不是冥界诸神。其主题显然也有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特色：它请求诸神爱护人母，让青年茁壮成长，为奥古斯都要求人们生育后代、尽早结婚的法律赋予力量。然后，《时代之歌》请求命运女神和伟大的母亲让罗马的田地变得肥沃多产。接着，歌词的内容变成了罗马的建城史。不过，贺拉斯对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着墨不多。他主要描写了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定居于意大利的故事。之后，《时代之歌》表示希望奥古斯都继续开疆拓土。最终，在比较和缓的曲调下，贺拉斯展望了和平、繁荣的未来。

时代节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关键的主题：军事胜利、和平、罗马的繁荣、繁衍生息、神明的祝福、法律对罗马人民的约束。节庆活动的核心是对传统的罗马历史加以改编，然后呈现在大家面前。时代节本就标志着某个时代的所有罗马公民都已经离开了人世。这种比较罕见的节庆和希腊人对时代的认识有关。在希腊神话当中有所谓黄金时代的概念。据说，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无须劳作而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一切，世界和平犹如天堂。然后，这种原始的理想社会渐渐消亡，后来的时代每况愈下。最终出现的是黑铁时代，充满了暴力与战争。

在诞生于晚期共和国的拉丁诗歌当中，我们常常能看见这种说法。堪称晚期共和国最优秀的诗人的卡图卢斯(Catullus)以及在奥古斯都时代创作了伟大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维吉尔都曾经运用过黄金时代的概念。[442]卡图卢斯虚构了一个他所处的世界在堕落之前的模样。而维吉尔则畅想了历史的进程会不可思议地逆转，人类会在某位救世主的带领下重新进入黄金时代。

这种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变得越发糟糕、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说法非常悲观。罗马人一度十分担心自己还会堕落到怎样的境地，但奥古斯都的时代节标志着罗马人的态度焕然一新：时代节即将开启的新时代并不是更加可怕的噩梦，而是再度出现的黄金时代；时代节展现的主题是生育、和平、青春和多产(人和田地)—这些积极向上的内容让人不禁想起了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美好图景。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由此宣布了历史即将重新开始，他们会带领人们开启新的元年。

《时代之歌》提及埃涅阿斯是因为奥古斯都尤其重视这个建城传说，奥古斯都时代有很多艺术作品都刻画了埃涅阿斯的故事。例如，罗马城中心的奥古斯都大广场和公元前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建成于战神广场的那个小巧却别致的和平圣坛。在圣坛墙上的浮雕当中，意大利娅女神(Italia，或和平女神)的形象周围充满了象征着生育的图景，意味着奥古斯都会带领大家再次进入一个和平且生机盎然的时代(如图9)。

奥古斯都政权致力于宣传埃涅阿斯主要是因为尤里乌斯家族自称起源于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而且，在公元前19年，维吉尔发表了他的史诗著作《埃涅阿斯纪》，重新全面地讲述了埃涅阿斯的传说。这部作品是拉丁语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堪称最具影响力的拉丁语诗。其主要内容是描写埃涅阿斯如何克服了艰难险阻，从特洛伊来到意大利，并且在意大利顽强奋斗，带领其人民定居于拉提翁(Latium)。

《埃涅阿斯纪》呼应了《荷马史诗》中的内容，与《伊利亚特》

(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很相像。显然，维吉尔写作的用意不

是为人们提供信史，这部史诗的意义在于以其虚构的罗马建城史来促

使人们反思真正的罗马历史。埃涅阿斯的形象不只是意大利半岛上这

座新社区的创建者，他更是所有罗马人的缩影。埃涅阿斯开拓新土地

的故事能够让人回想起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罗马男性，激起人们对个人

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命运的本质的思考。为了寻找新的定居之所，埃涅

阿斯必须背弃他的故乡、妻子和爱人。他失去了父亲，还目睹了自己

的朋友遇害。他必须为一座将在许多个世代以后建立起来的城市而

战。他常常被视作一个有缺憾的英雄，人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教训，

进而深思一个罗马人应当怎样处事。埃涅阿斯几乎总是被描写为一个

尽忠尽责(pius)之人，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诸神、人民以及

那个未来即将成立的国家。他的命运让人不禁联想到他的后代及继承

者奥古斯都。罗马刚刚摆脱一场浩劫，在这种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有

关于罗马的故事显然能够引人遐想。虽然其中的寓意并不是很直白，

但人们总是能够意识到其存在。

奥古斯都为罗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开端，但他并不打算掩饰自己开创的新罗马的本质，奥古斯都给时代节创造的新传统表明了新时代属于专制的君主。参加庆典者或许会感觉这些宗教仪式都是古老的罗马传统。然而，现在的罗马是由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统治的新罗马，他们二人代表的皇族则是新罗马的核心。

奥古斯都声称他在尝试着把罗马恢复到一种古老的理想状态。在《圣奥古斯都行述》中，他写下了这些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语：
许多古老的传统现已没落。我便以新法使其复苏。而且，我还在许多领域内创制了值得子孙后代沿袭的新规。[443]

奥古斯都罕见地实行了既创新又复古的改革。就算是在公元前131年，梅提卢斯本人也不过是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而已。身为一名古代的保守派，他所提出的主张并不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他似乎只是一位和常人意见相左的少数派人士而已。至少在我们看来(罗马人自己或许也深知)，罗马人远远没有某种统一的道德观。罗马的意识形态是很复杂多样的。而奥古斯都和梅提卢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用权力把这种古老的少数派主张化为现实，他试图运用国家的权力来重塑罗马社会及其道德。

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公共庆典都描绘着一种理想的新社会的图景。奥古斯都政权想要以这种新社会的价值观来教育人民。他们想用各种庆典和《埃涅阿斯纪》来教育人民对诸神和奥古斯都尽忠尽责。人民应当为奥古斯都政权献身；男子应当结婚，应当奔赴战场；女子应当为奥古斯都的军团而生育后代。奥古斯都政权呈现在人民面前的未来是一个繁荣、和平的黄金时代，生活于其中的罗马人都要为奥古斯都的帝国效劳。就算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也是极权主义的景象，历史上有许多好大喜功的独裁者都追求过这种梦想。

大概在二十年以后，诗人奥维德(Ovid)曾经抱怨当时的女性不再珍视他的诗作了：
她们仍然会赞美诗篇，却更想得到贵重的礼物。
只要富有，即便是野蛮人她们也毫不介意。
啊，现在确实是黄金时代：
黄金既能带来官位，也能招致爱情。[444]

就像历史上其他的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基本上是在画饼充饥。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为他们所欺骗。罗马社会是很复杂的，而大多数复杂的社会都以权力和金钱为基础。奥维德就以上文的诗作嘲弄了奥古斯都政权营造出来的假象。他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怀旧之情，追忆着道德滑坡以前的时代，想象着身为诗人的自己在那种时代里可以凭着精妙的诗歌来赢取异性的芳心。因为在奥古斯都的新时代里，诗作不值一提，金钱才是通往闺房的捷径。就算政客们许诺社会的道德水平会得到提高，就算姑娘们盛赞诗文里的真情实意，最终决定一切的还是金钱。无论政治精英们怎样地哀叹，怎样地追求复古，罗马人都不会重拾某种古道热肠。现在的罗马社会太过复杂，再也无法恢复朴素的模样了。在奥维德描绘的社会图景里，身处于这个黄金时代当中的罗马人都汲汲于钱财。政客、军人、平民、女子，无一例外。这样的图景当然与奥古斯都政权所宣传的不同，但恐怕更加符合实际。

[402] Suetonius, Tiberius , 8-9.
[403] Dio, 54.10.
[404] 此前举办凯旋仪式者为公元前28年的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Calvisius Sabinus）、盖乌斯·卡里纳斯（C. Carrinas）、卢奇乌斯·奥特隆尼乌斯·派图斯（L. Autronius Paetus），公元前27年的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公元前26年的塞克斯图斯·阿普莱乌斯（Sextus Appuleius），公元前 21年的塞姆普罗尼乌斯·阿特拉提努斯（Sempronius Atratinus）以及公元前19年的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Cornelius Balbus）。
[405] 奥古斯都甚至都没有在Res Gestae 里提及此事。
[406] Tacitus, Annales , 1.2-4（节选）。
[407] Res Gestae , 28.
[408] Dio, 53.25-26.
[409] 请参考Nicola K. Mackie, “Augustan Colonies in Mauretani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 32(1983): 332-358，他认为这些殖民地是用来安置在西班牙的战争之后退役的老兵的；Barbara Levick, Roman Colonies in Southern Asia Min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Dio, 54.7, 54.23; Andrew Burnett, Michel Amandry, and Pere Pau Ripollès Roman Provincial Coinage(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Vol.1, From the Death of Caesar to the Death of Vitellius (44 b.c.-a.d.69)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1650; Harikleia Papageorgiadou-Ban, The Numismatic Iconography of the Roman Colonies in Greece: Local Spirit and the Expression of Imperial Policy (Athens: Research Centre for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2004); Suetonius, Augustus , 25。
[410] Res Gestae , 16.
[411] Res Gestae , 15.
[412] Velleius Paterculus, 2.113，这些比例的计算基础是认为当时的罗马成年男性人口有一百三十万。不过，关于罗马人口总数，学界有着不小的争论。这里的一百三十万基于对意大利人口的保守估计，比较大胆的估算会认为罗马人口大概有四百万（意大利人口也会相应地提升两倍）。这两种说法的支持者人数是差不多的。我个人采用保守的数字是因为我在参考了埃及的人口比例以后，认为意大利的奴隶人口应该占了意大利总人口的两成以上，那么如果高值估算是正确的，公元前28年的意大利自由公民（除西西里以外）就有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意大利半岛的总人口相应地就达到了一千七百万。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奥古斯都统治末期的意大利人口就要超过两千万了，而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也只拥有两千万人口。因此，我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人口没有这么多。
[413] Dio, 54.25.
[414] Dio, 55.25; 28.
[415] Res Gestae , 15.
[416] Peter A. Brunt, “The Lex Valeria Corne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51(1961): 71-83.
[417] Suetonius, Augustus , 53-57.
[418] Dio, 54.14.
[419] Dio, 54.26.
[420] Dio, 55.13.
[421] 其证据之一就是元老们越来越热衷于在铭文中列出自己的官职。请参考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 914; 928; 932。
[422] Propertius, 2.7.1-8.
[423] Suetonius, Augustus , 73.
[424] Ulpian, Rules , 13-14.
[425] Gaius, Institutes , 2.111;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 , 24-32; FIRA I, 40.
[426] Suetonius, Augustus , 46.
[427] Dio, 56.1-10.狄奥声称在公元9年有一次大型法律改革，但他有可能是把两次改革合为一次看待了。
[428] Suetonius, Augustus , 34.
[429] Dio, 56.1-10.
[430] Livy, Periochae , 129; Suetonius, Augustus , 89.
[431]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 1.6.1.
[432] Dio, 56.2-9.
[433] Dio, 54.16-17.
[434] 和这项法律有关的文字分散在一些文献当中，不是很容易拼凑起来。请参考Michael H. Crawford, Roman Statutes , II (Londo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1996), 781-786, n. 60。
[435] Suetonius, Augustus , 69，值得一提的是，苏埃托尼乌斯把奥古斯都的通奸行为视作政治需要而不是欲望驱使下的产物。换言之，奥古斯都和这些罗马政界知名人物的妻子睡觉是为了了解她们的丈夫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我觉得所有的政客都不妨采用这个说辞。
[436] Suetonius, Augustus , 71. 除了热衷于给处女开苞以外，苏埃托尼乌斯还描写了奥古斯都对骰子的喜爱。他对这两件事情的着墨力度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由此看出罗马人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
[437] Dio, 54.19.
[438] Tacitus, Annales , 3.25.
[439] Tacitus, Annales , 3.28.
[440] Zosimus, 2.6.其文本显然出自奥古斯都时代对当年的神谕的描述。
[441]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 6.32323.
[442] Catullus, 64; Virgil, Eclogue , 4.
[443] Res Gestae , 8.
[444] Ovid, Ars Amatoria , 2.275-279.

第十七章 帝国时代

到了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政权已经表明了自己是专属于一个家族的政权。族中地位较高的男性越来越频繁地以政权高层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还有共和派人士心存幻想，认为奥古斯都只是自公元前50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上偶然出现、转瞬即逝的意外，那么奥古斯都身边逐渐形成的宫廷应该能够迫使他们丢掉幻想，清楚地认识到残酷的现实。现在，国家大权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身边亲信的手中。而且，这个宫廷属于奥古斯都的家族。罗马显然面临着君主制的未来。以奥古斯都为首的政权高层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权力的，而在奥古斯都的关系网络以外的那些人则很难聚集起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来挑战奥古斯都等人。

奥古斯都政权自称为帝国政权。他们给罗马带来了秩序，并且以

严格的纪律来帮助罗马实现其扩张的使命。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控

制着全国的所有军队。在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27年的协定当中，屋大

维和阿格里帕暂时交出了军权，以便把自己的特殊地位化作国家的常

态。但政治权威的正常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权威。在公元前27年，奥古

斯都受命掌握了巨量的罗马领土，其中包括构成今天的西班牙的三个

省份当中的两个，四个高卢省份，叙利亚、腓尼基、奇里乞亚、塞浦

路斯，还有埃及。元老院掌控的阿非利加、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还驻

扎着大量的罗马军队，但其他的元老院省份都没有多少军力，也就是

西班牙的一个省份、努米底亚、克里特(Crete)、昔兰尼加[利比亚

(Libya)]、亚细亚、比提尼亚(Bithynia)、本都(小亚细亚的四个省份

之中的三个)、希腊和萨丁尼亚。[445]后来，这份协定有了改动。奥古

斯都放弃了塞浦路斯以及最靠南也最和平的一个高卢省份(纳尔博高

卢)，但他拿到了达尔马提亚。因为罗马正在往多瑙河方向大举扩张，

而这里就处于战线的中心。

很可能有不少罗马精英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将军。或许，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少公然出现，却显然潜伏于当时的政界。毕竟，在元老院的领导下，罗马已经从一个微小的城邦发展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既然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那么有人怀疑君主制度会妨碍罗马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此，奥古斯都向人们许下了征服世界的承诺。后来，至少他宣称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圣奥古斯都行述》是他临终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辩解，这份文本的序言充分说明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本质是和武力扩张分不开的：
以下为神圣的奥古斯都的一生功业的记录。他由此为罗马人民征服了世界。[446]

罗马的国家资源是奥古斯都政权的财力之源，而武力扩张就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核心。

从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开始，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就

长期投身于战争之中。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前往高

卢，打算入侵不列颠。不过，西班牙的事务让他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公元前26年，罗马人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事：阿尔卑斯山

区(指挥者为提兰提乌斯·瓦罗)；西班牙，对抗阿斯图尔人(Astures)

和坎塔布里人(指挥者为奥古斯都)；日耳曼尼亚(指挥者为马尔库斯·

维尼奇乌斯)；阿拉伯沃土(Arabia Felix，指挥者为埃里乌斯·伽卢

斯，此战或许并非发生于公元前26年)；也许还有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

亚(指挥者为马尔库斯·普里穆斯)。虽然罗马方面宣布这些战争都以

胜利告终，但其中不少地区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22年或公元前

21年才真正结束，个别地方甚至持续得更久。[447]

身处后方的罗马人则反复地看到奥古斯都政权在宣扬历次胜利，这种行为或许可以打消某些人的疑虑。但其实，奥古斯都时代的各位罗马将领所干的事情和共和国时代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会去细究被击败的异族是否真的已经彻底臣服，只会尽早送回捷报，以求获得各种奖赏。军功既可以带来荣耀，也可以为政治权威提供依据。奥古斯都政权强调了罗马的历史使命就是征服扩张。维吉尔还让他笔下的朱庇特预言罗马人会得到(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止境的帝国”。[448]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再度宣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而他的依据就来源于这几年内史无前例的军事胜利。

除了宏大的纪念建筑和史诗以外，奥古斯都政权还有别的宣传载体。奥古斯都统治末期，有一幅精美的石雕作品诞生了，我们称之为奥古斯都之石(gemma augustea)。在这幅作品当中，取得了胜利的圣奥古斯都在诸神的簇拥下，向后倚靠着，欢迎一位得胜归来的将军。下面的另一个场景则刻画了罗马的扩张所造成的代价：罗马士兵粗暴地拉扯着女子(显然在暗示强奸)；俘虏即将被充作奴隶或者遭到处决；蛮族人流下了泪水。由此可见，罗马人固然会庆祝自己的胜利，把战争粉饰为光荣之举，却不会掩盖其阴暗的一面。

公元前16年，奥古斯都的立法工程已经展开，时代节也已结束。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再次投身于开疆拓土，他们的主攻方向是西部和多瑙河流域。提比略和他的弟弟德鲁苏斯被派去了阿尔卑斯山区，以便积累军事经验和功绩。他们的对手是许多个互不统属的小部落，罗马人称这个地区为雷蒂亚(Rhaetia，主要位于今天的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部落民遭到讨伐的原因是抢劫以及杀害了俘虏的罗马男

性，虽然其中有些所谓的罗马男性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们不知道他

们用了什么神奇的方法来预测其性别。德鲁苏斯和提比略不仅征服了

这些部落，还开始彻底摧毁当地的政治、社会结构。无数的部落民被

迁走，或是沦为奴隶。许多地方的人口数都有明显的减少。[449]战争

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4年以后。不过，我们不太清楚后期的战况如

何。公元前6年，奥古斯都在阿尔卑斯山脉滨海区的拉蒂尔比[La

Turbie，位于今天的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Nice)以东]为他们竖立了一

座三十五米高的胜利纪念塔，这是比较罕见的纪念建筑，塔身的铭文

列出了四十五个被征服的部落名。[450]

从公元前17年开始，罗马对日耳曼尼亚的大规模入侵也揭开了序

幕。而且，奥古斯都亲自上场指挥到了公元前13年。[451]据说，这场

战争的起因也是当地居民的野蛮暴行：三个日耳曼部落组成了联盟，

捉拿进入他们的疆界内的罗马人，将其钉死，并且闯入了高卢大肆劫

掠。[452]在奥古斯都离开以后负责日耳曼尼亚战事的是德鲁苏斯，他

大概刚刚从阿尔卑斯山区赶来。[453]公元前12年，德鲁苏斯率军跨越

了莱茵河。我们很难复原他的具体行军路径，因为我们对当时日耳曼

尼亚境内的地名知之甚少(如地图7)。但据说，德鲁苏斯来到了北海

边。他有可能取道于今天的荷兰，然后在不来梅(Bremen)以南建立了

一连串的据点，其位置距离莱茵河畔的罗马要塞大概有三百公里。

[454]

地图7：罗马的北部疆域

公元前1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部落朝着地中海南下，东边的马其顿同样遭到了外敌入侵，色雷斯的罗马附庸国王也面临着异族的进犯。我们不确定为什么这些部落会同时行动，也不清楚他们相互之间是否有联系。不过，多瑙河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上游和下游居民之间是有理由保持外交联系的。而在他们看来，罗马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强敌。到了这个时候，罗马人已经在这块区域施压、扩张了不下于十年了。屡战屡败的当地居民或许想要联合起来抵抗罗马，但他们没有成功。罗马人反而把战线推进到了多瑙河，宣布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和马其顿。[455]然而，军事基地和行省的建立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和平，[456]罗马人的统治并不稳定。

公元前14年末，罗马人再一次宣布了胜利，但仅在第二年，阿格里帕就受命前来管理此地。据说，这是因为潘诺尼亚人又在谋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此时的潘诺尼亚整体上还不稳定，当地人随时都有可能举起反旗。至少，罗马方面的判断就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管制。阿格里帕抓紧时间在冬天发起了进攻。罗马人有着精良的部队、坚固的工事，还有完善的后勤，具备很大的优势。阿格里帕的军事行动巩固了罗马人对多瑙河南岸的掌控。随后，完成使命的阿格里帕踏上了返回罗马的旅程。

然而，这一次，他未能回到帝国的首都。公元前13年，阿格里帕在坎帕尼亚去世了。[457]自公元前44年以来，阿格里帕一直都是奥古斯都的亲密战友，他们一同经历了对抗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塞克斯图斯·庞培以及安东尼的战争。阿格里帕或是统率一支偏师出战，或是陪同在奥古斯都身边。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共和国关键的酝酿期，阿格里帕也在以执政官的身份支持着奥古斯都的

计划。他还曾为奥古斯都平定高卢和西班牙，去东方准备出征帕提

亚。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中期，当奥古斯都本人身处西班牙之时，阿

格里帕一度是他的代表。在公元前23年以后的那些艰难岁月里也是如

此。罗马城内有许多极其雄伟、壮观的建筑都是在阿格里帕的主持下

完工的。在马尔凯卢斯死后，阿格里帕更是迎娶了尤莉亚(奥古斯都的

女儿)，直接成了皇室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段婚姻也让奥古斯都有了几

个外孙和外孙女。阿格里帕还曾与奥古斯都一起举办时代节，庆祝新

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在公元前18年，他被授予了保民官的权力。其时

限同样在公元前13年得到了延长。至迟在公元前13年，他还得到了和

奥古斯都一样统治地方省份的大权。严格说来，阿格里帕的权力和奥

古斯都是相等的，在他去世之时，他和奥古斯都是分享权力的政治伙

伴。

奥古斯都亲赴坎帕尼亚看望亡友。然后，他领着丧葬队伍回到了

罗马城，把阿格里帕的遗体暂时摆放在城中心的广场上。接着，他为

阿格里帕发表了吊唁词。1970年，人们在科隆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

有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上记录着这篇吊唁词的一部分内容。这份史料

以希腊语写就，是拉丁语原稿的直译本。看起来，奥古斯都很有可能

把这份吊唁词正式地分发给了各地的省份。[458]从这份残缺的文本来

看，奥古斯都强调了宪法赋予阿格里帕的权力：没人拥有比阿格里帕

更高的权位，就连奥古斯都自己也不例外。不过，虽然他在致辞时强

调了宪法，延续了一贯的作风，但同时，他也凸显了其政权的统治地

位。之后，阿格里帕被火葬，其骨灰被送入了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

陵墓里。

据说，阿格里帕在遗嘱里把他的田产赠给了奥古斯都(这不仅包括

意大利的田产，还涉及阿格里帕设法在地方省份获得的资产)，人民则

得到了免费的公园和浴场。阿格里帕还要求给每一位平民分发四百赛

的资金。此外，城内举办了吊丧的运动赛事。按照罗马传统，角斗是

其中的主要内容。在五年后的公元前7年，这些比赛又举办了一次。

[459]这种高规格悼念阿格里帕的举措与活动不仅说明了他的重要地

位，还体现了奥古斯都政权成功地垄断着国家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够

与阿格里帕的履历相媲美，他的官职、军事生涯、主持过的建筑工程

让许多人难以望其项背。但他的生涯不同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在

帝国时代，所有人都无法与皇帝相比，阿格里帕始终次于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失去了他的首席大将和政治伙伴。如果在二十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奥古斯都政权或许就要遭遇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公元前12年，提比略(如图10)和德鲁苏斯都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都可以接替奥古斯都的老友阿格里帕的位置。虽然看似有些过于焦急，但提比略和维普萨尼娅(阿格里帕的女儿)的婚姻关系被终止了，尤莉亚(阿格里帕的遗孀，奥古斯都的女儿)被许配给了他。这场婚姻标志着提比略成了皇族之中仅次于奥古斯都的第二人。此外，帝国扩张的步伐也没有因阿格里帕之死而暂停。[460]

在日耳曼尼亚，马尔库斯·洛里乌斯受到了攻击，损失了一个军

团。[461]不过，德鲁苏斯继续战斗至公元前10年。在这一年，奥古斯

都和提比略一度在高卢与他会师。[462]德鲁苏斯是公元前9年的执政

官。大概是他先返回罗马出席了就职仪式，然后很快就回到日耳曼尼

亚去指挥新一年的战斗。这一回，他很可能是顺着之前建立的一连串

据点，渡过了威悉河(Weser)，向东前进了大约一百公里，抵达易北河

畔。德鲁苏斯由此成了第一位如此深入日耳曼尼亚(如地图7)的罗马将

领。有传说称，他在横渡易北河时遇到了一位身形极高的女子。此人

预言他即将死去，命令他就此返回。于是，德鲁苏斯把他的战利品竖

立起来，用以庆祝自己的胜利，然后就谨遵神谕，开始返回。然而，

在路上，德鲁苏斯如同预言所说的那样患上了疾病。原本大概正在潘

诺尼亚作战的提比略闻讯之后连忙赶来看望他的弟弟。在提比略抵达

之时，德鲁苏斯还活着，但他终究未能再一次回到莱茵河的左岸。

[463]

日耳曼人也许会觉得德鲁苏斯之死能够让罗马人就此收手，把资源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然而，提比略从多瑙河流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奥古斯都本人也重返高卢督战。显然，罗马方面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日耳曼人派出使者前来求和，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把他们当作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处理了，要求所有的部落都同意遵守和平协议。最终，日耳曼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其实也很难想象这么多不同的部落要如何达成一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便把日耳曼使者囚禁了起来。日耳曼人现在已经无力抵抗了。[464]但提比略第二年还是身处战场，虽然他在冬天一度回到了罗马就任执政官。[465]

多瑙河流域的居民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阿格里帕之死并没有导致

罗马人暂缓攻势。潘诺尼亚人确实发动了叛乱，但提比略来了。他刚

刚接受了与阿格里帕的遗孀成婚，或许现在更加乐意地接手了阿格里

帕的军事职责，在潘诺尼亚展开了作战。潘诺尼亚人再度被击败。接

着，提比略再次运用了他和德鲁苏斯几年前在雷蒂亚采用的手段，把

潘诺尼亚人迁走，或是充作奴隶。[466]然而，就连这种手段也未能让

潘诺尼亚得到和平。公元前11年，提比略先是南下至达尔马提亚镇压

一场叛乱，然后返回潘诺尼亚投身于另一场战斗。[467]虽然提比略在

公元前10年来到了高卢，但多瑙河流域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达契亚

人会在未来的一百二十年间给罗马人造成不小的麻烦。而在此时，他

们跨河来犯，让潘诺尼亚又陷入了动乱。提比略只得再度返回维护罗

马的权威，这一次的战斗持续到了公元前9年。然后，罗马人又一次宣

布他们取得了胜利，恢复了和平。[468]

德鲁苏斯之死对奥古斯都的王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同样得到了国丧的待遇，国家给他的生母莉薇娅颁发了荣誉以表慰藉。[469]距离阿格里帕之死还不足五年，罗马人民再度陷入了悲痛之中。不过，这一次，他们并不是在哀叹一位出色的国家领导人的离去，而是在痛惜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皇室的忠心。他们和奥古斯都的家人之间仿佛是挚友一般亲密，德鲁苏斯的丧礼自然又一次展现了罗马人民的团结一致和皇室的莫大权威。

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的相继逝世让皇室的处境变得有些危险，奥

古斯都政权至少需要有一位潜在的继承人，此人必须有充足的经验和

政治地位才能成功地从奥古斯都手中接过政权。简而言之，在这个时

候恐怕骤然就有了不少人想要密谋作乱，因为在公元前12年之前，夺

权成功的条件当然是除掉(夺走权力或者杀死)奥古斯都、阿格里帕、

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四个人，而在公元前9年以后，需要铲除的人一下子

就少了一半。不过，帝国的新一代潜在的领导者正在涌现出来。

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盖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20年，他的弟

弟卢奇乌斯小他三岁。这两个小男孩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里。而且，他们都在公元前17年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虽然这或许意

味着他们有资格直接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但他们毕竟太年幼了，

罗马人希望由久经考验的领袖来担任皇帝。幼年皇帝要到几百年以后

才开始为罗马人所接受。安东尼娅(Antonia)和德鲁苏斯的长子日耳曼

尼库斯出生于公元前15年5月24日。多年以后，日耳曼尼库斯和他的父

亲一样在御前效劳，但现在还为时尚早。卢奇乌斯、盖乌斯、日耳曼

尼库斯以及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生于公元前13年10月7日)都有潜力

成为罗马的领导者，但他们也都还需要时间。此时，奥古斯都只能把

皇权传承到提比略手中。

不满之人

公元前19年以后，奥古斯都政权的反对者看起来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不过奇怪的是，据说奥古斯都经常穿着胸铠进入元老院，以防有人行刺。而且，大约在公元前18年的时候(后来也有)，有“很多人”被指控对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图谋不轨，某些人还遭到了处决。[470]从公元前16年到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各地的军务上，但他同时也面临着内部阴谋的威胁。虽然我们既

不知道有哪些人牵涉其中，也不知道阴谋的具体内容，无从判断奥古

斯都究竟面临着多么严重的威胁，但至少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因此修改

了法律，加强了他对罗马政治精英的束缚。为了获取犯罪证据，罗马

人通常会对奴隶严刑逼供，他们似乎认为只有经受了酷刑的奴隶说出

的口供才是有效的。但是，用这种手段获取的有关该名奴隶的主人的

犯罪证据是不合法的。这条法律确保了各位奴隶主在家里所说所做的

都不会在日后成为危及己身的罪证。然而，在帝国时代，一切利益都

要服从于国家。这条法律被规避了，奥古斯都会下令把受怀疑者的奴

隶转交给国家。然后，这些奴隶被刑讯逼供出来的证词就可以被用于

证明其原主人的罪行了。由此，奥古斯都一举让密谋者身边的奴隶都

成了潜在的罪证来源。[471]

这种情况显然会导致一个问题—真正的阴谋和某些不妥当的危险

言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皇帝需要辨别单纯的不满者与真正的

谋逆之人。大动干戈地铲除密谋者是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所有人都

会因此知道有反对的声音存在，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表象会被撕得

粉碎。一些尚未找到同伙的不满之人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其他人也

许会深受鼓舞，前赴后继地走上反对现政权的道路。而且，以暴力消

灭政敌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还会延续到未来，让后继的皇帝都背负上沉

重的历史包袱。这种行径不仅不能根除政敌，反而会证明自己就是暴

君，让密谋者看起来像是正义的一方。

我们比较了解的只有一起阴谋。公元4年，据说格奈乌斯·科涅利乌斯正在图谋不轨。此次事件的曝光正是因为奥古斯都违背了他的一贯政策。他没有杀掉科涅利乌斯及其党羽。这不是因为一路走来杀人无数的奥古斯都突然感觉到良心不安，而是因为他想要摆脱无休无止的暴力。1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和3世纪的史家卡西乌斯·狄奥为我们保留了某一段子虚乌有的对话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据说，在莉薇娅的建议下，奥古斯都把密谋者召到了面前，对他们加以警告，然后就放他们走了。[472]科涅利乌斯甚至还担任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年的执政官。无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我们都可以看出奥古斯都政权深受反对派的困扰，而且难以摆脱这个泥沼。

有关婚配和性行为的法律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公元9年，骑士阶层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示威。奥古斯都到场对示威者发表了讲话，称赞了其中已经生育后代者，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嘉奖或荣誉，也许还有奖金。对于那些尚无子女者，奥古斯都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指责这些人是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罗马利益的登徒子，还把他们比作杀人犯和神庙的窃贼，因为他们让自己本可以来到人间的后代失去了降生的机会，也就无从接替其父辈去供奉诸神。[473]不过，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还是出台了一项法律，修改现行法律中的条款，把重点从惩罚未婚者改为褒奖已婚者—这就是《帕皮乌斯和泊派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巧合的是，这两位执政官都未婚。

我们可以在文学领域看到对奥古斯都政权的抗议。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位著名的诗人奥维德在晚年遭到了流放，其罪名有二：第一个罪名和他的一首诗有关，第二个罪名是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错误”。这是奥维德在一首长诗中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哀怨集》(Tristia)的第二首诗。[474]在这首悔过求饶的诗中，奥维德捉弄了读者。他不肯说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因为他不想揭开过去的伤疤。当时的一些读者大概有所耳闻，他们能够明白奥维德在说什么，而像我们这样毫不知情的读者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会让奥维德这样的知名诗人面临死刑的威胁，然后遭到流放呢？

不过，第一个罪名里的那首诗是明确的：《爱情的艺术》，即奥维德的爱情指南。在这首诗中，奥维德扮演着“爱情导师”的角色，指导阅读此诗的男男女女去寻找爱人。奥维德当然不是在做媒。婚姻是家族大事，结婚与否取决于双方的财富、社会地位、前途以及结亲的联盟效益。奥维德这首诗的主题是寻找私密的性伴侣。他警告读者们不要犯下通奸之罪(“我们歌颂的是安全的性爱；我的诗篇里不会有罪行”[475])，但这个警告看起来只是套话。这首诗的所有内容都暗含通奸的本质(“没有哪个女人真的绝不沦陷”[476])。男方必须到女方的家里，所以，他必须先和对方的丈夫交好；女方则要设法转移丈夫的注意力。[477]《爱情的艺术》就是一本通奸教程，而且正好诞生于通奸属于刑事犯罪的时代。

不过，在《哀怨集》的第二首诗中，虽然奥维德整体上先是低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请求得到原谅，并且为皇室献上了祈祷，但他似乎也有些失态，一度显得有些愤怒。他引用了《爱情的艺术》里的文字，指出自己明确警告了读者们要对已婚女性敬而远之(故意忘记了他也说过所有女性都能手到擒来)。他怀疑奥古斯都是否真正读过他的诗，他还援引了罗马传说里和性、暴力有关的大量内容，他也一一列举了罗马城内男女有可能相遇的地方—剧院、竞技场、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用以装饰罗马的奢华柱廊，以及朱庇特、朱诺、马尔斯、伊西丝的神庙。他指出，这些地方明明都还在正常地运转，整个罗马城到处都是有可能引发犯罪的地点。罗马文化与性爱密不可分，奥维德开始着手揭下这座性爱之城的面纱。他引述了神话传说里有关性爱与强奸的故事。他列举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名列其中的都是写过有关爱情与通奸之事，却仍然广受尊重的诗人。奥维德有理有据地质问奥古斯都为什么要来管这么一篇消遣之作，惩罚一个无足轻重的诗人，他明明还需要去征服潘诺尼亚人、色雷斯人和帕提亚人，有诸多要务缠身的奥古斯都竟然会在意一首爱情诗？

奥维德的致歉词演变成了控诉。他攻击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奥古斯都的暴君本质。在他的笔下，奥古斯都残忍而为所欲为，就好像是随心所欲的诸神一样。奥维德还指出了罗马从古至今都很堕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就连他这样的小人物都会因为描写了不合现政权心意的两性之事而成为国家的敌人。当奥维德审视奥古斯都及其政治权力、财富和军队之时，他看见的是一个超乎常理之外的政治人物，他甚至觉得奥古斯都仿佛就是人间的神明。对于奥古斯都政权而言，奥维德的《爱情的艺术》固然不合其意识形态，但也只能算是蚍蜉撼大树而已。然而，这棵大树回击了，奥维德遭到了流放。

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权力总是需要用意识形态来说明其正当性。质疑某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质疑这个政权对社会的意义，对其发起反对就会遭到排挤。在极权政权统治下，许多人或许会遵循官方提出的伟大理念，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认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些人应该也能明白，跟着政权走是有好处的。奥古斯都政权把人民纳入了其政治结构当中，让他们加入帝国的计划，邀请人民与自己同呼吸，为其成功而喝彩，为其损失而悲哀。庆祝战争的胜利和哀悼皇族成员的离世都是例子。奥古斯都政权会向人们提供许多的利益，以便让他们默默地顺从于现在的政治秩序。例如，某个元老或许还在怀念共和制度，但他同时还能看到，在帝国时代，自己和家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还能享受到安全的和平时光，取得地方或中央的权位，或许皇帝本人也会对自己以礼相待。如此一来，他就有可能不会直言自己厌恶现政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现政权的敌意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或是激化为阴谋，或是弱化为讽刺，而官方对于这两种行为的容忍度都十分有限。我们或许可以和奥维德一起佯作不知，质问像奥古斯都这样备受尊敬、拥护者无数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来严惩一位调皮的诗人。但所有的罗马人都知道其原因：帝国政权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

宫廷危机：提比略失势

虽然反对派的身影不断出现，给奥古斯都政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之死也是不小的噩耗，但是，奥古斯都政权依旧掌控着权力。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延续了公元前18年的宪政安排，得到了为期十年的保民官权力。提比略在公元前7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为了表示庆祝，奥古斯都向士兵们和殖民地里的各位老兵送出了礼金，巩固了他和军队的关系。提比略获准举办了一次凯旋仪式，他得以游行于罗马的街道上，宣示自己是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一位伟大的罗马将军以及未来的皇帝。[478]但奥古斯都本人也得到了新的荣誉。每到奥古斯都的生日，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内便会举办比赛。罗马历的6月(Sextilis)[1]被重新命名为奥古斯都月，就好像5月(Quintilis)[2]被改名为尤里乌斯月一样。这些通常都是属于诸神而非凡人的特殊待遇。

随着公元前6年的两位新执政官就职，卸任的提比略获得了保民官权力。现在，他拥有了等同于当年的阿格里帕的地位，成为稍低于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提比略正准备离开罗马，前往亚美尼亚，因为在国王死后，亚美尼亚就陷入了混乱。这块土地也是提比略当年初次执行军事任务的地方。此外，向东方发起一场伟大的远征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提比略的政治地位，并且再一次体现罗马需要皇室来维持其大国霸权。

但提比略因故未能成行。皇室内部想必发生了争执，而提比略落了下风。然后，他并不打算静候时机卷土重来，反而恳求获准退隐。这场争论很快就变得众所周知。不过，罗马的政治精英们本就消息灵通，政界的大小事务很容易扩散开来。为了自己的儿子，莉薇娅试图出面帮助他和奥古斯都达成某种协议。而奥古斯都则公然批评提比略这种背弃职责的行为，拒绝了提比略的退隐请求。接着，提比略绝食四天。奥古斯都只好屈服。

提比略从罗马来到了罗德岛。之前，他曾经在前往东方的途中落脚于此，对这座岛屿颇有好感。他没有像通常的罗马大贵族那样享受着豪华庄园里的生活，而是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他还经常去镇子上漫步，与镇民攀谈。看起来，他真的退隐了。[479]

提比略的引退之举必定给罗马政坛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事情几乎毫无先例，以往只有非常年老或者已经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政治人物才会退出政坛。提比略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于这两类人。对于像他这种地位的罗马人而言，参与政治生活可以说已经不是人生选择的问题了，而是与其本人身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退出政界相当于否认罗马的根本性社会价值观念，否定了罗马的等级秩序。而且，这种行为可以被解读成，或者说，其可行的理由是国家已经腐败之极，秉持正义者只能远离肮脏的政坛。后世有人猜测提比略此举是因为他的妻子尤莉亚与人通奸，令其震惊不已。然而，在公元前6年，尤莉亚依旧安然处于皇室的高层。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夫妻关系遭到了猜疑，提比略看起来不太可能会选择退隐。

公元前6年正好也是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登上政治舞台的年份，提比略引退一事恐怕与此相关。当时，年仅十四岁的盖乌斯受任为祭司。对于罗马元老而言，这是一项比较重大的荣誉。而且，在公元前5年执政官的选举活动中(应当开始于公元前6年夏)，罗马人民选举盖乌斯为执政官，虽然我们不知道此事发生于提比略离开之前还是之后。无论如何，他的高人气都很可能助长了提比略的不满之情。

选举如此年幼之人担任执政官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此时的盖乌斯甚至比屋大维当年刚刚继承恺撒的遗产、步入罗马政坛之时还要年轻。对此，奥古斯都遵循了共和国的传统，加以拒绝，还批评人民在选举中支持年轻的盖乌斯。[480]此外，奥古斯都在人民面前强调了他本人依然健在，罗马无须让这样年轻的后辈来担负责任。他也一度公开批评了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看起来，他们二人都不太符合罗马道德标准。不过，虽然这些事情或许让奥古斯都感到有些尴尬，但我们同样可以从中看出平民的意愿和罗马政治的前进方向。人们不在乎盖乌斯的年纪，此时罗马宪法的共和制表象并没有明显影响选民的行为，他们只在乎盖乌斯是奥古斯都的外孙。此次选举充分说明了平民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倒向了君主制。

对于提比略而言，盖乌斯有很高的人气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以共和国的传统而论，他们二人之间现在不可能存在竞争关系。提比略已经两度出任执政官，有着多年的带兵经验，他自成年以来就一直处在奥古斯都政权的核心圈子当中。而盖乌斯还只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小男孩。然而，民众的意愿再明显不过。奥古斯都这一次或许成功地约束了民众的行为，当然，他有可能也是为了顾及其他元老的意见。但不管怎样，这一次的选举已经证明了盖乌斯和他的兄弟卢奇乌斯迟早会成为众望所归的奥古斯都继承者。

一旦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成了新一代的奥古斯都，那么提比略就只

能成为他们的助手兼顾问了，也就是又一个阿格里帕。显然，身为资

历较深、地位较高的政治人物，提比略大概不想拥有这样的命运。位

居这两个如此年轻的孩子之下或许可以算是对提比略的尊严的冒犯。

就算提比略是在盖乌斯得到人们的选票之前离开罗马的，身为一名经

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也不太可能不知道罗马的政治形态将走向何方，

他应该知道这场争端只会有一个结果。随着这两个小男孩渐渐长大，

提比略的地位只会越来越脆弱，他很可能会不得不坐视他妻子的两个

孩子取代自己的位置。

公元前6年的这个问题既和特定的个人有关，也和奥古斯都政权的

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罗马已经有长达五百年的共和制历史了。

当然，罗马人深知君主制的运作方式。他们知道希腊世界里那些古老

的君主国是怎样运行的。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没有直接采用君主制的

外衣，奥古斯都用共和国官职的表象掩盖了其权力的本质。即使是在

奥古斯都去世以后，罗马的皇位也是经过了法律批准的，保留了共和

国的假象。在奥古斯都的共和国里，皇权看起来应该被传给资历较深

之人，而提比略显然很合适。然而，事实上，提比略却面对着一个小

男孩的威胁，其掌权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外祖父是奥古斯都。所以，

此时困扰着奥古斯都政权的问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统治正当性的

体系都在运行。

尽管许多元老或许支持提比略，但他们原本就是因为这个体系问

题而被夺走了统治权。共和国(至少从理论上说来)以个人成就来论定

人们的地位，而君主国(也是从理论上说来)论血统。如果奥古斯都共

和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么提比略就会被

认作成就更大、地位更高者，他的预期就能得到满足。但那些把选票

投给了盖乌斯的民众显然已经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君主国里，他们更

希望让国家大权随着皇室血脉而传递。考虑到奥古斯都共和国的本质

确实就是自相矛盾的，无论君主派还是共和派看起来都不能说自己的

主张一定正确。但无视提比略的个人预期同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提

比略的既有地位并非源于他自己的才华，奥古斯都早就成了他的继

父，提比略能够拥有现在的国家第二人的地位恰恰就是因为奥古斯都

政权有着君主制的本质。他的问题是这一套把他擢升至高位的政治文

化现在又想要让他位居人后。不过，无论是否有道理，提比略已经在

公元前6年离开了。

此时，奥古斯都的年纪是五十七岁。他还不算太老，但恐怕已经

不能长期担任罗马政坛的一线角色了。然而，他并不打算像继子提比

略一样引退。公元前5年，他亲自出任执政官，再一次宣示了自己的权

威，表明他仍然是罗马的领导者。他利用执政官的权力提携了盖乌斯

和卢奇乌斯。盖乌斯被引荐给了元老院。这位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

将跟在奥古斯都的身边，获得历练。第二年，卢奇乌斯也获得了早早

地进入元老院的特权。盖乌斯还被选为了执政官，不过，是在五年后

出任，那个时候他就有二十岁了。卢奇乌斯同样提前获得了未来的执

政官职位。虽然允许皇族成员提早参选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拔擢手

段，但让盖乌斯真的当选仍然称得上是一种罕见的创新。这可以反映

出罗马的政治局势在提比略引退之后变得不太稳定。奥古斯都有必要

通过这种手段向人们证明，未来的罗马也还是会由尤里乌斯王朝来统

治。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由此被指定为罗马政坛未来的领导者，他们的

当选可以表明罗马人民依旧大力支持着奥古斯都政权和皇室的子孙。

这是对某些心存侥幸之徒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奥古斯都充分运用了各种仪式性手段来强调他的王朝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就在公元前5年(也可能是在公元前4年)，骑士阶层正在召开某种私下的聚会。据说，他们自发地称赞了盖乌斯，显示出他们的拥护之意。卢奇乌斯或许也得到了他们的赞美。此时，他们二人都拥有所谓“第一青年”(princeps iuventutis)的名号。这个头衔和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得到的“第一元老”(princeps senatus)相呼应。[481]

奥古斯都还试图再次确保平民对自己的支持。在过去的十几年

里，他给平民花钱的场合很少。在公元前13年，他按照阿格里帕的遗

愿送出了礼金。公元前12年，他为了庆祝自己当选为最高祭司而给不

下于二十五万的罗马平民发放了每人四百赛的奖金。而在公元前5年，

为了庆祝他的两个外孙登上政治舞台，奥古斯都决定给罗马城内的三

十二万人提供每人两百四十赛的礼物。[482]然而，奥古斯都政权的地

位依旧很脆弱，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仍显稚嫩，奥古斯都则至少需要活

到他们成年。现在，他们二人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毫无政治经验和

政治地位。假如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年之前忽然去世，那么提比略也许

就会迅速返回罗马，取得皇位。简而言之，未成年的盖乌斯和卢奇乌

斯仍然不是足以服众的皇位继承人。提比略所受的待遇也可以说明这

一点。尽管他和皇室之间已经有了公开的嫌隙，但奥古斯都仍然给他

留下了一条返回罗马的道路，提比略在离开罗马之前刚刚得到的保民

官权力并没有被收回，尤莉亚也仍然是提比略的妻子。所以，严格说

来，提比略依旧是皇室的核心人物。就算尤莉亚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开

始踏上仕途，奥古斯都也没有正式地把提比略的引退化为流放。

但奥古斯都并没有早早离世。公元前2年，他第十三次出任执政

官，并且又一次给平民送出了礼物，其数额仍是每人二百四十赛。但

这一回，他只把礼金送给了有资格获得定价的粮食供应的那二十万男

性。此次的名目是庆祝奥古斯都广场和广场中心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

终于开放。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如图11)是属于尤里乌斯家族的纪念建

筑。早在四十年前，奥古斯都就起誓要修建这座庙宇，用以感谢马尔

斯帮助他向行刺恺撒者复仇。奥古斯都广场用于庆祝罗马历史上诸位

英雄的赫赫武功，是他们引领着罗马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成长为称

霸地中海世界的强权帝国。[483]整体说来，这座广场体现了奥古斯都

对罗马历史的阐释—武力扩张。广场中心的马尔斯神庙则展示了奥古

斯都的家族史。

奥古斯都还着手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比如马车竞赛。罗马城

的贵族青年们表演了“特洛伊游戏”，负责管理这项赛事的就是青年

们未来的领导者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以及他们的弟弟阿格里帕·波斯图

穆斯(Agrippa Postumus)。有两百六十头狮子在竞技场中被杀死。其

他地方则有角斗比赛。他们还重演了一次波斯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海

战，应该是萨拉米斯海战(Salamis)，“雅典人”再次取得了胜利。最

后，人们往一座竞技场里灌了大量的水，然后在表演中猎杀了三十六

头鳄鱼。[484]

这些赛事的奢侈程度展现了罗马帝国的财富和权力。当然，在激烈的搏斗中，有人丧命。把大量的水运到城里来模拟一场海战本身就堪称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成就。但我们同样应该着眼于被杀的动物。狮子应该是从阿非利加运来的。罗马人需要设法用陷阱抓住狮子，然后将其制服，再通过海路运送到意大利，接着把狮子搬运到罗马城内。这一切都要在没有镇静剂的情况下完成。而那些鳄鱼原先肯定栖息于尼罗河。这些来自远方的生物就是帝国的权势的象征，因为这表明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那些遥远的土地，有能力把这种奇异的野兽运回罗马，用以娱乐大众。换言之，罗马帝国可以用武力夺取全世界的资源来满足罗马人的娱乐需要。鳄鱼还代表着埃及，猎杀鳄鱼就意味着让观众再次感受到奥古斯都先是征服了埃及，然后让他的家族统治了罗马。奥古斯都政权邀请观众一起为帝国、征服、罗马还有奥古斯都的家族进行庆祝。

人们的回应一如事先所安排的那样。奥古斯都本人的描述如下：
元老院、骑士阶层以及全体人民都称我为国父(pater patriae)。这个称号被铭刻于我住所的入口处、元老院以及奥古斯都广场内元老院表决为我而立的驷马战车的下方。[485]

也有史料称这是平民的主意：当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待在安提翁(Antium)之时，平民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向他献上国父的称号。奥古斯都拒绝了。但当他来到剧院的时候，有一群戴着桂冠的人再次请求他接受。接着，瓦列里乌斯·梅萨拉在元老院里又一次提议让奥古斯都接受这个头衔。这一回，奥古斯都含泪同意了。[486]

奥古斯都广场成了罗马人举办某些仪式的场所：当男孩子们获得了参军资格之时，他们会被召集到这座广场上，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领略辉煌的罗马军事史，鼓励他们主动参军。[487]各地总督和罗马军团的统帅们会从奥古斯都广场出发前往地方省份；元老院会在这座广场上讨论是否要举办凯旋仪式；而获准举办凯旋仪式者要把凯旋头冠献给这座广场上的神庙里的马尔斯。[488]帕提亚人在公元前20年归还的罗马军旗被献给了马尔斯，后来被转移到广场上的神庙里。奥古斯都广场成了尚武的罗马帝国举办各种仪式的核心场所。

公元前2年的一系列活动让罗马看起来国泰民安。所有人都顺从于国父奥古斯都的领导，而他则掌控着帝国的大量资源并且慷慨地将其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奥古斯都政权的信心得到了巩固。盖乌斯将被派往多瑙河流域积累带兵的经验，卢奇乌斯当然迟早也会随他同去，这两位少年都已经成长到可以出任公职的年纪了。政权的继承问题得以解决，皇室的统治地位再次稳如磐石。而且，奥古斯都本人也还健在。随着时间一年年地流逝，他的两位养子都越来越像是合格的领导者，政权的未来也变得越发光明。暴风雨看起来已经过去，王朝的传承危机仿佛已然解决，提比略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罗马人民，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向于君主制者似乎已经可以开始畅想年老的奥古斯都把国家大权平稳地传递到两位前途无比辉煌的外孙手中。

接着，事态急转直下。

[1] 即现在的8月。—译者注
[2] 即现在的7月。—译者注

[445] Dio, 53.12.
[446] Res Gestae , Preface.
[447] Dio, 53.22-26; 53.29; 54.3-5; 54.11; 54.29; Strabo, 16.4; Res Gestae , 26.
[448] Virgil, Aeneid , 1.261-296.

[449] Dio, 54.22; 54.24.

[450] L’Année épigraphique (1973), 323.

[451] Dio, 54.19.

[452] Dio, 54.21.

[453] Dio, 54.25.

[454] Dio, 54.33.

[455] Dio, 54.20.

[456] Dio, 54.24.

[457] Dio, 54.28.狄奥的意思是，阿格里帕正在返回罗马。但是，从巴尔干出发，途经坎帕尼亚返回罗马似乎绕得有点远。
[458] 关于这份吊唁词，可以参考Michael Haslam, “Augustus’ Funeral Oration for Agrippa”, Classical Journal , 75, (1980): 193-199。
[459] Dio, 54.29; 55.8.

[460] Dio, 54.31.

[461] Virgil, Aeneid , 2.97.

[462] Dio, 54.36.

[463] Dio, 55.1-2.

[464] Dio, 55.6.

[465] Dio, 55.8.

[466] Dio, 54.31.

[467] Dio, 54.33.

[468] Dio, 54.34; 55.2; Virgil, Aeneid, 2.98，他提及色雷斯似乎有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
[469] Dio, 55.2; 55.5.

[470] Dio, 54.12; 54.15. Suetonius, Augustus , 19，他列举了很多参与密谋者的名字，其中既有像李必达、凯皮奥和穆雷纳那样的政界名人，也有其他地位较低的人物，比如据说犯过伪造罪的卢奇乌斯·奥达修斯（Audasius）、出身于伊利里亚的阿西尼乌斯·伊皮卡杜斯（Epicadus）、某个自认为即将当上皇帝的奴隶提里普斯（Telephus）。他还提到了某个不知名的士兵的一位不知名的仆人忽然带着一把大型匕首出现在奥古斯都的卧室里。这份名单的内容让人不敢恭维。
[471] Dio, 55.5.
[472] Dio, 55.14-22. Seneca, De Clementia , 1.9.
[473] Dio, 56.1-10.狄奥详细地记录了奥古斯都的言论。Suetonius, Augustus ,34表示确有此事。显然，奥古斯都还把他的改革和古老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了一起（请参考Suetonius, Augustus , 89）。Dio, 54.19还记载了之前不满者的行为。
[474] Ovid, Tristia , 2.
[475] Ovid, Ars Amatoria , 1.32-34.
[476] Ovid, Ars Amatoria , 1.269-270.
[477] Ovid, Ars Amatoria , 1.579-580.
[478] Dio, 55.6; Res Gestae , 16，狄奥记载，奥古斯都是在公元前8年给士兵们颁发奖金的，而奥古斯都本人则在Res Gestae 中称他在公元前 7年给老兵们送出了礼物。

[479] Suetonius, Tiberius , 10-11; Dio, 55.9.
[480] Dio, 55.9.

[481] Res Gestae , 14; Dio, 55.9.

[482] Dio, 55.10; Res Gestae , 15.

[483] 请参考Joseph Geiger, The First Hall of Fame: A Study of the Statues in the Forum Augustum (Boston: Brill, 2008); Paul Zanker, Forum Romanum: Die Neugestaltung durch Augustus (Tübingen: Wasmuth, 1972); 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 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94-195。关于这座广场和文学的具体信息，读者可以参考 Torrey James 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 123-138,edited by Kurt Raaflaub and Mark Toh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484] Dio, 55.11.
[485] Res Gestae , 35.
[486] Suetonius, Augustus , 58.
[487] 我们不太确定他们具体是怎样举行这个仪式的。希腊城邦有专门的学校（gymnasium，γυμνάσιον，本义大致为赤裸地训练）来教育年轻人（ephebus，ἔφηβος），他们会举办毕业仪式，但罗马人并没有这样一套集中的教育系统。不过，也许奥古斯都想要采用希腊人的做法。
[488] Dio, 55.10.

第十八章 皇帝之死

公元前2年的某个时候，一位裁判官被派往元老院宣读奥古斯都的信件。恐怕没人能够想到其中有着怎样的内容—奥古斯都表示他已经放逐了自己的独女尤莉亚。她离开了罗马，被囚禁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上的一座监狱小岛潘达提利亚(Pandateria)。其罪名骇人听闻：尤莉亚举办了过于放荡的聚会；她和伙伴们在广场，甚至演讲台上痛饮狂欢；她还与人通奸。而且，这不是寻常的通奸。据说，尤莉亚极其淫乱，并且偏爱名门之后。与她有染者包括马克·安东尼之子尤卢斯·安东尼乌斯、著名的格拉古兄弟的族人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知名的卫道士昆图斯·克里斯皮努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和西庇阿家族的某个成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传统文献未曾列举出名字之人。其中既有元老，也有骑士。[489]尤卢斯·安东尼乌斯同时被指控谋逆，遭到了处死。其他人则按照通奸罪论处，被判流放。孤岛上的尤莉亚只能过着朴素的生活。岛上还几乎没有男性，任何男子都必须经由奥古斯都批准才能前去。其中的寓意就是，尤莉亚的欲望太过强烈，就连岛上的看守也有可能为她所诱惑。[490]此外，奥古斯都代表提比略和尤莉亚离了婚。

这个事件既与性爱有关，也是宫廷政治运作的结果。古代的史家大多着眼于性行为的那部分，但君主制度下的性和政治显然是难分彼此的。尤莉亚本人的那几段婚姻就是由明显的政治目的促成的。她正好出生于公元前39年屋大维和她的母亲离婚的那一天。自那以后，尤莉亚一生都是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重要人物。所以，她应该不太可能没有成熟的政治思想。我们很难相信她会认为自己的性行为是一件私事。同时，与她有关系的男性也应该都知道和奥古斯都之女发生非法的性关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尤莉亚毕竟是有夫之妇。

指控知名的女性生活作风不检点是一种很实用的攻击手段。其背后隐藏着对女性的恶意揣测，认为但凡想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而想要维持男性朋友圈子的女性都会以性爱为手段捕获某些不设防的不幸男子。攻击者很容易泼出这种脏水，但当事人却很难有效地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时期的罗马女性不必深居简出。她们可以结交朋友，参加聚会，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地位较高的女性通常还会处理私底下的政治事务。尤莉亚很可能享有一处独立的住所，而且大概很豪华。她的朋友想必大多来自罗马社会的顶层，有男有女，都有一定的地位和独立性。这些朋友构成了尤莉亚的权势的一部分。当然，她和奥古斯都以及其他显赫的皇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最重要的。她的两个儿子很可能会继承这个帝国，尤莉亚很明显就是罗马政坛上的权力中介人，某些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大概会考虑借助于尤莉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难想象，她的身边很容易积累起一个势力较大的圈子，其成员大概想在奥古斯都去世之时分享尤莉亚的政治资源。在公元前2年毁于一旦的就是这个圈子。

尤莉亚的倒台没有明显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很多人其实都不相信关于尤莉亚的淫乱行径的说法。尤莉亚身边一位得到了解放的前女奴菲比(Phoebe)在尤莉亚的污名传播开来以后选择了自杀，此事被视作尤莉亚的卑劣道德品质污染了其家人。尤莉亚之母斯克里波尼娅则陪同尤莉亚一起前去潘达提利亚，这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仿佛在说通奸之事并不属实。对于奥古斯都提出的说法，众人还须审慎地思考一番。五年以后，罗马人民示威支持尤莉亚，要求把她召回罗马，她在人民心中并不是那么不堪。但奥古斯都拒绝了。[491]

在皇室内部，提比略和尤莉亚及其儿子之间有着深刻的裂隙，双方的矛盾非常激烈。即使是在十四年以后提比略登基之时，他也血腥地收拾了尤莉亚的残党。不过，在公元前2年，就算我们很想推测提比略和尤莉亚的倒台有关，也不能忽视提比略本人此时还隐居在罗德岛上。他的影响力一直在衰减，恐怕难以和尤莉亚等人展开竞争。提比略的时代看起来已经过去了。况且，提比略并非尤莉亚倒台的直接受益人，他依然留在罗德岛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戴上了绿帽子的丈夫忽然归来。所以，我们很难说提比略获得了什么好处，也就无从断定是提比略的支持者策划了尤莉亚的失势。

此次事件最有可能源于尤莉亚和奥古斯都之间的矛盾。此时的奥古斯都已经年逾六十，这在当时算是比较老了。而尤莉亚正在贵族中拉拢支持者，以便应对奥古斯都的突然驾崩。这种准备需要做得很妥当才行，但尤莉亚的做法也许显得太急切了一些。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可以理解年事渐高的奥古斯都或许会觉得有些反感。从政治角度而言，尤莉亚的政治集团或许看起来在热切地期盼着奥古斯都时代落下帷幕。不过，光凭这一点，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奥古斯都要采用那样残酷的手段，尤莉亚必定做了让奥古斯都认定她在背叛自己的事情。

指责其作风淫乱确实是毁掉皇族女性的最佳捷径，但如果尤莉亚

的倒台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者说她在图谋不轨，那么我们就不得

不考虑一下为什么奥古斯都要指责她通奸了。毕竟，通奸的罪名让此

次事件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很多。奥古斯都有必要让他的两位继承者的

母亲被视作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吗？只将她定位为奥古斯都的政敌或

许已经足够。如果通奸纯粹是尤莉亚的对手炮制出来的罪名，那么奥

古斯都怎么会没能识破这种花招呢？虽然相关史料看起来只是逸闻，

我们不能全盘相信，但奥古斯都似乎真的认为尤莉亚犯下的不是政治

问题，而是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尤莉亚和她的朋友们究竟是否犯下了

通奸罪，我们都不能认为性丑闻只是一个借口。恰恰相反，这就是此

次事件的核心。

控诉尤莉亚在性生活方面有违道德规范是具备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的。奥古斯都政权长期致力于把道德教化和自己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早在公元前28年之时，奥古斯都就试图展开道德改革。在公元前18年以后，奥古斯都政权把这种尝试付诸实践。他们认为重新树立古老的道德观念有助于根除内乱，促进帝国的扩张。这些道德改革是奥古斯都为他自己和他的政权寻求统治正当性的途径_{[实行道德改革时，奥古斯都是监察官(censor)，或者说“法律和习俗的维护者”]}，[492]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把自己塑造为传统的捍卫者。显然，他因此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不难想象，尤莉亚等人在道德问题上要比奥古斯都宽松得多。君主制度让统治者的家族得以通过奢侈的生活作风来展示其高人一等的统治地位，[493]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走过的道路未必不能为罗马皇室所用。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道德约束是比较严苛的，尤莉亚及其支持者有可能利用人们对奥古斯都的政策的不满，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行为展示出罗马皇室的另一种可能的形象。因此，放纵的生活方式具备了政治意义。对待性行为的宽松态度可以被视作一种不同的政治道路的标志，让尤莉亚更接近于普罗佩提乌斯和奥维德，而不是古老的共和国传统。这必定会引发争议。

我们恐怕不能把尤莉亚遭到流放的原因单单归结到某一个点上。奥古斯都和她是父女，他们的关系难免公私并存。宫廷政治无疑和迷宫一样复杂，他们二人之间的争执有关皇室的未来、道德以及罗马政治文化的本质。奥古斯都通过流放尤莉亚再次申明了他将近三十年来宣传的图景仍然不会发生变更。奥古斯都时代的宫廷政治确实非常残酷，奥古斯都不惜用流放独女的极端手段来消除人们质疑其政策的声音。同时，这也再次显示了奥古斯都的权力。无论尤莉亚及其亲信看起来多么有权有势、人脉深厚，只有奥古斯都才能决定罗马皇室乃至罗马前进的道路。

不过，鉴于这个问题干系重大，尤莉亚的流放并没有真的消除反对的声音。后来，人们为了支持尤莉亚而集会示威。我们可以将其与反对婚姻法的示威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示威的参与者都是在反对奥古斯都宣传的意识形态当中的核心要素。

尤莉亚的污名并没有对皇权的传承产生明显的影响，此时的两大可能性分别是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继承奥古斯都的位置或者提比略成为皇帝，而尤莉亚的突然失势没有妨碍她的两个儿子继续擢升。较为年轻的卢奇乌斯·恺撒被派往高卢去拜访地方上的知名人物，并且熟悉一下帝国的重要省份。盖乌斯则被派往多瑙河流域，但他很快就转去了东方。自提比略受命出征的公元前6年以来，亚美尼亚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结成了同盟，威胁着罗马的霸权，虽然奥古斯都并不觉得有必要在盖乌斯堪当大任之前派人前去。盖乌斯的任务就是去威吓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人。此次事件和公元前20年如出一辙，帕提亚人又一次面对着一位渴望在战争中赢得荣耀的皇子。于是，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求和。不过，亚美尼亚决定应战。[494]

盖乌斯的东征不仅仅威胁到了帕提亚人。虽然提比略看起来像是

已经安于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应该没有人会相信他真的打算在罗德岛

上度过余生。提比略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罗马也没有彻底

遗忘提比略。前往东方赴任的各位总督一般都会明智地落脚于罗德

岛，拜见这位曾经的皇位继承人。不过，随着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渐渐

长大，提比略的待遇越来越差。高卢地区的内毛苏斯(Nemausus)的公

民决定推倒当地的提比略像。一般说来，这种明显具有政治意味的行

为可以被视作造反，但卢奇乌斯看起来对他们的做法至少有一些赞

同，他让当事者免受惩罚。[495]远在高卢的卢奇乌斯并不能直接影响

提比略，而盖乌斯却在东方掌握着大权，想必他也不能在未经奥古斯

都许可的情况下伤害提比略。

有谣言称提比略正在策划阴谋。据说，他想要收买百夫长来行刺盖乌斯。假如盖乌斯“察觉”了提比略想要杀害自己，那么他或许就可以不请示奥古斯都而将其处死。提比略离开了罗德岛，亲自过来拜见这位年轻的恺撒。年长的提比略不得不忍受屈辱，向他求饶。这充分说明了权力的天平已经逆转。[496]当时有传闻称，在盖乌斯举办晚宴之时，有某个人曾经站起来自告奋勇，要去罗德岛上替盖乌斯把“流亡者”的头颅给带回来。对于提比略而言，东方越来越危险了，于是他请求返回。奥古斯都同意他在公元2年回到罗马。其条件是，他必须继续远离政事。

然而，公元2年，年仅十九岁的卢奇乌斯患上了急病，在8月20日死于马赛。[497]提比略是这件事情的明显受益者，他因此成了各种谣言的主角。而且，事态进一步地恶化了。此时，盖乌斯正在亚美尼亚作战。驻防据点的某位敌将诱骗他前去会谈，然后趁机攻击了他。盖乌斯受了伤。罗马人继续围攻，并且最终击败了亚美尼亚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按照罗马传统，获得了胜利的盖乌斯被部下尊为“大将军”(imperator)。但盖乌斯的伤情每况愈下。[498]他派人传讯给奥古斯都，请求暂停职务，以便养伤。奥古斯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要求盖乌斯返回罗马。公元4年4月23日，盖乌斯去世了。

流亡者归来

奥古斯都现在几乎别无选择，他收养了提比略以及阿格里帕和尤

莉亚最年幼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提比略被要求收养了他的

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后者的妻子则是尤莉亚和阿格里帕的女儿阿格里

皮娜。这一轮家族关系的重组确立了三个潜在的皇位继承人，但只有

提比略具备足够的资历和权威。现在，奥古斯都对他以政治伙伴相

待，提比略很快就被派往日耳曼尼亚去再次展现奥古斯都政权武力扩

张的本质，但是他同时也是罗马政务的核心人物。帕提亚国王派使者

前来罗马，以求修复他和奥古斯都的关系。奥古斯都和元老院接见了

这些使者，但要求他们必须也去拜见提比略。[499]

日耳曼尼亚当时是罗马扩张的主要方向。提比略把罗马的边界推

进到了更加靠东的地带。但是，在公元6年，多瑙河流域的省份爆发了

叛乱。为了给日耳曼尼亚的战事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提比略在达尔

马提亚召集了部队。于是，达尔马提亚人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虽然严

格说来这支部队应该服从于罗马)和一位领导者—一个名为巴托(Bato)

的人。巴托号召这些刚刚集结起来的部队一起反抗罗马统治者，他们

在初期取得的一些成功还引得潘诺尼亚的布留奇人(Breucian)也加入

了造反的队伍，这个部落的领导者同样名为巴托。默西亚总督塞维鲁

(Severus)率军去镇压叛乱，但他的所谓“胜利”的结果是，潘诺尼亚

人依旧为所欲为，而他却撤离了。达尔马提亚的那位巴托带兵南下，

据说罗马人同样击败了他。然而，这些“得胜”的罗马军队也撤离

了。

帝国需要提比略。他领军从日耳曼尼亚回到了南方，以便保护意

大利。战争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有一个罗马殖民地遭到了毁灭，罗

马人估计叛军有八十万之众。[500]日耳曼尼库斯也受命出征，他所得

到的那支部队是紧急征召而来的，其中除了自由民以外还有奴隶和前

奴隶。[501]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明明已经达到

了可以参军的年纪，却没有得到任用。[502]此时，提比略手中控制的

军队包括十个军团(五万人)、七十个大队(三万五千人)、十四个骑兵

单位(七千人)、紧急应征的一万老兵以及色雷斯的附庸国王派来的征

召兵。这些部队加起来至少有十万两千人，而整个帝国平时的军队总

数也不过是二十五万人而已。

这场战争说明了奥古斯都十分依赖于提比略。此外，无论他具体

是如何实现的，提比略成功扫除了其继位道路上所剩无几的障碍。尤

莉亚仍在流放中，盖乌斯和卢奇乌斯都已去世。现在，最有可能挑战

提比略的就是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虽然奥古斯都也把他收作了养

子，但他的处境还是非常危险。很快，他就遭到了政敌的攻击，被逐

出了罗马，[503]其罪名和他的道德品质有关。据说，他的品行不佳，

比较暴躁(会让人联想到疯狂)、粗野。[504]我们不难想象，阿格里帕

也许只是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任命而感到愤怒。阿格里帕的姐姐尤莉亚

同样被除掉了，她被指控通奸。而她的丈夫，出身豪门的卢奇乌斯·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则因谋逆而获罪。[505]奥古斯都还把尤莉亚在帕

拉提翁山上的住所夷为平地。[506]尤莉亚被流放之时有孕在身。于

是，奥古斯都命人杀死了他的曾外孙。尤莉亚本人则于公元29年去

世，她在死时仍然是一名流亡者。[507]

时至公元8年末，潘诺尼亚战事进展顺利。提比略便以征服者的英

雄身份返回了罗马，年逾七十、越来越瘦弱的奥古斯都离开了皇宫，

亲自出城相迎。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是年老的现任皇帝在陪伴未来的

皇帝返回皇城。[508]日耳曼尼库斯继续在达尔马提亚作战到了第二

年。这年夏天，提比略重返前线，最终和他一起结束了这场战争。

[509]然后，日耳曼尼库斯回到了罗马，向人民汇报胜利的喜讯，元老

们则又一次报之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获准举办凯旋

仪式，游行于罗马的街道上，虽然他们也许表示过推辞。[510]元老们

还表决同意了建造凯旋门，这些都是比较重大的荣誉。相比之下，日

耳曼尼库斯得到的奖励规格不高，但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关注。此时，

他只有二十四岁，还很年轻，却得到了裁判官的待遇，这是仅次于执

政官的高位。他还获得了在各位前任执政官之后第一个发言表达意见

的权利，这种荣誉和之前的马尔凯卢斯、提比略、德鲁苏斯、盖乌斯

还有卢奇乌斯一脉相承，是属于皇族成员的快速擢升。[511]

随着日耳曼尼库斯开始崭露头角，皇室的未来看起来再次有了保障。奥古斯都现在已经过于年老，无法亲自上阵打仗，但五十一岁的提比略仍处于其政治、军事生涯的盛期。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在支持着他。而且，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很快也可以受任军职了。皇室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虽然在罗马人宣布庆祝潘诺尼亚的胜利之后仅过了五天，日耳曼尼亚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噩耗。

日耳曼人叛乱

日耳曼尼亚这些年的战争已经让罗马的边界线从莱茵河推进到了

易北河，今天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了帝国的领土。公元9年，罗

马人没有展开战事，这大概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转而致力于建

立政治和其他领域内的秩序。新任总督瓦卢斯(Varus)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将领，他和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关系也很近。此时，他认为已经可

以正式地展开日耳曼尼亚的行政工作，征收税款了。[512]为此，瓦卢

斯召来了日耳曼尼亚的重要人物，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顾问。此前或

许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日耳曼首领聚集在一起，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

佳的密谋时机。

叛乱的领导者名为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他和瓦卢斯的关系

很近。叛乱者的计划比较细致，并且凝聚了多方的力量。他们让瓦卢

斯得知日耳曼尼亚境内某个偏远的地方爆发了一场叛乱。于是，瓦卢

斯召集了部队，打算和日耳曼盟军一起去解决这场看起来规模不大的

小骚动。然而，在行军时，同行的日耳曼人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陆

续离开。与此同时，更加偏远处的小型罗马据点也受到了攻击，其中

的士兵遭到了屠杀。当瓦卢斯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大规模叛乱

之时，他已经深陷于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他只得下令全军开始争取

撤回莱茵河畔。士兵们带上了奴隶、家眷和财物，顶着这些负担在日

耳曼尼亚的森林里缓慢前行。

日耳曼人知道瓦卢斯的行军路线。他们砍断了大树，用以拦住罗马人的去路。罗马人的队列很长，日耳曼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可能的薄弱点，发起进攻。罗马军队能够组织起来应战，却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513]随着负伤士兵越来越多，行军的速度变得更慢了，就连瓦卢斯本人也受了伤。绝望之中，他们加强了某个据点的防备，然后烧掉了自己无力再保住的货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轻装简行，更快地撤离。然而，四天以后，他们仍旧被困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里。

瓦卢斯召集了高级军官来商量对策。在审时度势之后，瓦卢斯及其下属军官选择了自杀。罗马军队崩溃了。一些人试图逃跑，但日耳曼人将其砍倒，任由其尸体在林间的道路上腐烂。还有一些人被抓住，受到了折磨，或是被献祭给了神灵。[514]总共三个军团及其辅助部队、奴隶、家眷以及随军商贩尽数覆没，遇害者总数在两万到三万人之间，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领土全部丧失。[515]

这个噩耗令罗马人深感震惊，奥古斯都换上了丧服。据说，他曾经一边用头撞击门框，一边呼喊着：“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Quinctilius Varus)，还我军团!”[516]提比略立刻被派去了莱茵河畔。[517]同时，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征兵。不过，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应征献身于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他们设法避免了被征召入伍。因此，奥古斯都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财产。奥古斯都还鼓励老兵们重新入伍参战，并且把得到了解放的前奴隶也招入了军队。这些匆忙召集起来的部队被派去了高卢，支撑着莱茵河防线。[518]公元11年，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率军再次出击，这是罗马人唯一的战斗方式。[519]

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这场叛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

战争，罗马的军事资源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潘诺尼亚的叛乱被镇压

了下去，当地的领土失而复得，但日耳曼尼亚的战争让罗马人遭遇了

一场大败。罗马军队的人员伤亡相当惨重，而平定潘诺尼亚叛乱已经

让罗马人消耗了不少的人力，他们很难迅速地补上日耳曼尼亚的缺

口，奥古斯都的征兵活动非常不受欢迎。此后，罗马人再也未能夺回

丧失的土地。

不过，尽管这些叛乱给皇室的军功簿上增加了一个污点(虽然传统

观点把绝大部分责任都归结到了无能的瓦卢斯头上)，但从长远来看，

帝国政权并没有遇到一场政治灾难。恰恰相反，奥古斯都政权得以由

此向罗马人民说明，罗马仍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强大军队，提比略

得以再次展现其军事能力。日耳曼尼库斯则在平叛时初次掌兵，并且

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军事胜利。在镇压了潘诺尼亚叛乱以后，提比略和

日耳曼尼库斯可以将自己塑造为意大利的拯救者。在公元11年的日耳

曼尼亚战事以后，他们更是成了罗马军队名誉的恢复者。在公元14

年，帝国政权完全可以把日耳曼尼亚和潘诺尼亚的战事宣传为说明帝

国政权存在的必要性的正面例子。而且，提比略就是那个能够带领罗

马人民维持大国霸权的领袖。

奥古斯都之死

公元13年，奥古斯都宣布自己不再出席公共宴会。他要求各位元老不要再来他的家中致以问候，或者，至少不要频繁拜访。[520]第二年，他离开罗马，去为再度出征北方的提比略送行。途中，奥古斯都患上了疾病，转而前去他在坎帕尼亚的庄园休养。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提比略便踏上了旅途。接着，奥古斯都来到了纳波利(Neapolis)观看比赛。然而，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康复，再度变得虚弱的奥古斯都回到了位于诺拉(Nola)的祖宅，并且命人召来提比略。

奥古斯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派人去召集自己的亲朋好友来陪伴自己度过最后的时光。他对他们吟诵了一首希腊语诗，要他们为一位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之人喝彩。接着，他便让他们离去了，最后陪伴在他床边的是他的妻子莉薇娅。公元14年8月19日，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一生经历了七十五度春秋又十个月二十六天，在他死后十三天就是阿克提翁海战的四十四周年。[521]

提比略也许未能及时赶到诺拉来见奥古斯都最后一面。不过，当他和莉薇娅一起对静候讣告的帝国臣民传达丧讯之时，他们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提比略在控制了禁卫军以后开始准备返回罗马。早在丧礼举办之前，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禁卫军长官以及供粮官就已向提比略起誓效忠；某些会议上的平民和罗马的驻军或许也已发誓要为提比略效劳；他给帝国境内各地的军团和总督写了信件；他所到之处都有士兵随行。[522]罗马政局的新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提比略一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地位。

共和国没有恢复，也没有人想要使其恢复。罗马城内无人可以反对提比略的继位，唯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是他的族人，但他很快就将其抹除干净了。尤莉亚仅剩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杀死了，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位受害者。[523]提比略还派士兵去杀死了塞姆

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据说他是尤莉亚的情人。提比略显然认为就算

经过了十四年的流放，他也应该遭到处死。[524]尤莉亚则自杀了。多

瑙河流域以及日耳曼尼亚境内都有罗马军队哗变。日耳曼尼库斯一度

看起来有一些机会争夺皇位，但这位年轻人对皇室忠心耿耿。[525]就

算这些士兵真的成功了，他们也只会让日耳曼尼库斯给他们提供报酬

并且索取更好的待遇，绝不会让共和国复苏。无论人们私底下怎样看

待奥古斯都的一生，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诸位元老和骑士、平民和士

兵都在为奥古斯都的离去而悲痛不已。新任皇帝提比略平静地看着人

们把奥古斯都从罗马的第一人升格为皇室的第二位神明—神圣的奥古

斯都(Divus Augustus)。

此次和平的政权更迭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成就。作为后人，我

们或许会觉得提比略的上台是奥古斯都时代理所当然的结果。毕竟，

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是第一位罗马皇帝。而罗马帝国的历史至少延续到

了公元475年，东罗马帝国甚至延续了更久。我们知道在他把提比略

(他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收入尤里乌斯家族以后就有了我们所知的尤

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而这个家族里还涌现了盖乌斯·卡里古拉、

克劳狄、尼禄[1]这些皇帝。但是，在公元前28年，当屋大维和阿格里

帕着手构建奥古斯都共和国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切。

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存在也许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但至少这种矛盾很有用，帝国政权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即使是在盖乌斯·恺撒去世，提比略重返罗马政坛前台以后，他和奥古斯都也还在小心翼翼地宣传着共和国的遗产。提比略的继位是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莉薇娅仅剩的儿子、奥古斯都家族的中流砥柱，但也同样是因为他是同代人当中最杰出的将领，他曾经领军作战于亚美尼亚、雷蒂亚、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他不仅击败了叛乱的潘诺尼亚人，还在日耳曼尼亚的战场上恢复了罗马人的荣耀。以军事化的罗马政治文化来看，提比略毫无疑问是名望最高、功绩最大的将军。

提比略也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他曾经在公元前13年和公元前7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也曾在“退隐”之前和之后与奥古斯都一起掌握保民官权力。当奥古斯都去世之时，提比略已经重返政坛十年了。他完全可以卓有自信地宣称自己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是唯一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权威去继承奥古斯都之人。

不过，就算提比略试图以其履历来说明自己继位的正当性，让更

加保守、更加拥护共和制度的那些人感到有些亲切，罗马政治现在的

实质也无疑是君主制。在奥古斯都时代末期，罗马人民已经充分表明

了他们愿意拥抱君主制度。元老院给奥古斯都颁发的无数特殊荣誉也

足以说明他和元老之间绝非共和国时代平等共事的关系。盖乌斯和卢

奇乌斯的迅速擢升也是罗马转向君主制度的明证，因为如果以共和制

度的眼光来看，他们二人只是别无特殊长处的两个年轻人。尤莉亚及

其子女的生活方式奢侈无比，更接近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宫廷生活，而

非古代罗马的卫道士们推崇的简朴之道。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纯粹是因

为不幸才未能取代资历更深的提比略。

公元14年，或许提比略在奥古斯都的赞同下选择了利用奥古斯都

确立的这一套制度中共和制的成分，也许这是为了说明为什么继位者

是他而非其他的皇室成员，也许这是为了再一次强调罗马需要有一位

强大的领袖来带领人们与边疆的潜在敌人作战。于是，提比略陷入了

共和君主制的悖论，在其统治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顺从于诸

位元老。这大概反而让元老们感觉到有些困惑，因为元老们同样能够

认清皇权的实质：提比略控制着军队和帝国。他所掌控的财力、军力

以及政治资源远超其他元老的想象，所有人都必须如临深渊地对待提

比略，没有人胆敢冒犯他。无论他对元老们说了什么，无论他表现得

多么尊重元老们的集体智慧，罗马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提比略在罗马的漫长历史上享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在所有的

史料当中，他都是一个深深浸染着罗马传统道德、思想的人物。然

而，当他最终继承奥古斯都的地位之时，罗马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他置身于帝国时代，共和国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虽

然这份记忆仍然具备一定的力量，许多人或许还会怀念那个时代，某

些元老也许还曾幻想过要恢复共和制度下的自由与荣耀。不过，就算

在公元14年以后真的有人曾经将这种梦想付诸实践，发起了一场恢复

共和国的政治运动，他们也未能在史料中留下自己的身影。[526]罗马

经历了一场革命，没有人能够倒行逆施。

罗马革命

自恺撒遇刺到奥古斯都去世，在这五十七年当中，绵延将近五百

年的罗马共和国被扫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

“革命”的存在。认可这一说法的一部分困难在于，我们通常会以国

家机关的变迁来鉴别政治的形态—这是承继自希腊人的习惯。今天，

我们一般认为革命就意味着政府的整体框架发生了变化，国王会被送

上断头台；或者君主的军队和代表会被遣散，民主政权或许会从中诞

生。然而，罗马革命并没有带来国家机关的革命，元老们仍然正常地

召开会议，官员的人数和权力大致如故，选民们依旧集会表决。如果

仅仅着眼于这些国家机关，我们甚至很难分辨出公元14年的罗马和五

十年以前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罗马确实经历了革命。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恺撒血淋

淋的尸体旁边高举匕首之时，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罗马的政治秩序

能够恢复过去的面貌，期待着元老们能够再次统治这个国家。在接下

来的岁月里，罗马的军人们成了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罗

马的贵族阶层遭到了三头同盟的蹂躏，旧时代的政治秩序倒在了血泊

当中。公元前28年以后的复苏只是有条件的部分恢复，元老们再也无

法控制罗马的军队、财富和平民。渐渐地，随着奥古斯都垄断了权力

的实质(金钱与暴力)，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到了元老们身上，他能

够决定元老们的升降。

元老们之所以没有被铲除，是因为他们顺利地融入了奥古斯都的新政权。奥古斯都并没有事先准备好某种宏大的计划或蓝图，帝国政权对新秩序的要求只是：国家大权必须高度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亲信手中。任何反对这一点的机关或个人都会被铲除，所有人都不得不服从。自公元前43年起，一张私交关系网络便成形了，它最终统治了罗马政治的方方面面。迫使罗马经受了一场革命的就是这张关系网络，而不是某个机关或者某个不满的群体。但是，它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后人眼中的奥古斯都时代是相当辉煌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以后，奥古斯都政权转而致力于维护秩序与和平。它鼓励人们创作优秀的艺术品，主持兴造了许多建筑，给罗马城和皇室都增添了光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拥护奥古斯都，平民和士兵几乎没有理由哀悼共和国时代的逝去。不过，这种和平与秩序是有代价的，帝国制度以暴力和腐败的手段换来了人民的认可。或许自由公民

的权利与特权在共和国时代会被滥用，但在帝国时代则几乎失去了意义。帝国政权控制了巨量的资源，使得其权力几乎毫无限制。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以后，这种几乎无限的权力便孕育出了暴君。唯一能够限制他们任意妄为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想象力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他致力于控制公民的生活，让他们帮助自己实现帝国扩张的目标。在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人们需要服从于铁一般

的纪律，就连他们的卧室也成了促进帝国延续的战场。帝国政权的反对者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被迫以阴谋或者文学讽刺的形式来表达其敌意。为了支持帝国在边疆展开的军事行动，罗马的政治秩序得到了重塑。军队始终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支柱。人们也许会认为军队是一股很少现身的政治势力，当权者们会尽量让这个不受欢迎的组织隐藏起来。然而，奥古斯都及其家人既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是

功绩卓著的将军。他们正是靠着军队才赢得了无人能及的权威、名望和财富，然后统治了罗马。在奥古斯都政权与罗马人民展开的政治交易当中，奥古斯都为人们提供的不仅是和平，还有军事胜利和大帝国的荣耀。西班牙、雷蒂亚、日耳曼尼亚、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色雷斯、亚美尼亚和阿非利加的人民都为他的这个承诺付出了代价。

在评价奥古斯都的成就之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因他而丧命的那些人，内战、追杀公敌、铲除密谋者以及罗马帝国的扩张战争让无数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失去了生命。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都赞美过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并且尤其推崇奥古斯都时代。但是，在欣赏各位恺撒和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还应该仔细地思考一下罗马人民为了帝国的利益而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应当记住那些与主流不合、常常遭到打压的声音，比如基督徒。我们也许还会想到那些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失利遇害的贵族。我们还应看到，罗马帝国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社会，贵族与奴隶、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思索人们为了所谓的和平的帝国时代而失去的自由的价值。

[1]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其中，卡里古拉、尼禄都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编者注

[489] Velleius Paterculus, 2.100; Dio, 55.10.
[490] Suetonius, Augustus , 65.
[491] Dio, 55.13.
[492] Res Gestae , 6.
[493] 请参考Catharine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Rom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94] Dio, 55.10A.

[495] Suetonius, Tiberius , 13.

[496] Dio, 55.10A; Suetonius, Tiberius , 12.
[497] 请参考Fasti Antiates 。

[498] Dio, 55.10A.

[499] Suetonius, Tiberius , 15-16.

[500] Dio, 55.29-30; Velleius Paterculus, 2.110.

[501] Dio, 55.31.

[502] Dio, 55.22.

[503] Dio, 55.32.

[504] Tacitus, Annales , 1.3; Dio, 55.32; Suetonius, Augustus ,64-65.
[505] Suetonius, Augustus , 19.据说和尤莉亚私通者中有一人为迪奇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他遭到了流放，但在提比略时代获准返回罗马。其条件是，他必须远离公众的视野。读者可参考Tacitus, Annales , 3.24。

[506] Suetonius, Augustus , 72，他以摧毁这幢房屋为例，表明奥古斯都在居住方面比较简朴。

[507] Tacitus, Annales , 4.71.

[508] Dio, 55.33-34; 56.1.

[509] Dio, 56.16.

[510] Res Gestae , 4.

[511] Dio, 56.17.

[512] Dio, 56.18;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118.

[513] Dio, 56.19.

[514] Tacitus, Annales , 1.60-62.

[515]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

[516] Suetonius, Augustus , 23.

[517] Velleius Paterculus, 2.121.

[518] Dio, 56.23.

[519] Dio, 56.25.

[520] Dio, 56.27.

[521] Suetonius, Augustus , 100; Dio, 56.29-30; Tacitus, Annales , 1.5; Velleius Paterculus, 2.123.
[522] Tacitus, Annales , 1.7.
[523] Tacitus, Annales , 1.6.
[524] Tacitus, Annales , 1.53.
[525] Tacitus, Annales , 1.16-54.
[526] 在盖乌斯·卡里古拉遇刺以后，元老们似乎一度考虑恢复共和国，但他们无法掌控军队，所以，这个主意很快就被放弃了。

年表

重要人物简介
本名单只列举了本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按照这些人物最为人所知的名字的拉丁字母先后顺序而定。例如，提比略·克劳狄乌斯皇帝会以提比略的名字排序，虽然他的家族名是克劳狄乌斯。

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奥古斯都的亲密战友。他后来成了奥古斯都的副手暨指定的继承人。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奥古斯都的外孙，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
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女，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
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艾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曾经是塞克斯图斯·庞培麾下的舰队统帅，后来投靠了安东尼。
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 Helios)：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之子。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Lucius Antonius)：马克·安东尼的弟弟。他在佩鲁西亚战争中与屋大维交战。
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三头之一。

巴托(Bato)：达尔马提亚人。他带领达尔马提亚军队发起了反抗罗马的叛乱。
巴托(Bato)：潘诺尼亚的部落酋长。他领导了一场反抗罗马的叛乱。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Junius Brutus)：刺杀恺撒行动的领导人。

法尼乌斯·凯皮奥(Fannius Caepio)：公元前22年的谋逆者。
恺撒里昂(Caesarion)：克莱奥帕特拉与尤里乌斯·恺撒之子。
昆图斯·卡里努斯(Quintus Calenus)：安东尼的支持者及代表。
迪奇穆斯·卡尔弗里努斯(Decimus Carfulenus)：屋大维军中的著名军官。
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刺杀恺撒行动的领导人。
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公元前63年的谋逆者，其谋逆被西塞罗成功镇压。
(小)加图(Cato)：著名元老及卫道士。在恺撒与庞培的内战中支持庞培，于乌提卡之战失败以后自裁。
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苏拉时代以后的重要人物。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著名的政治家、演讲家。在尤里乌斯·恺撒遇刺以后成了元老们的领袖。
卢奇乌斯·秦纳(Lucius Cinna)：在马略和苏拉的争斗中支持马略的执政官。
克莱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Ⅶ)：埃及女王，尤里乌斯·恺撒的情人，马克·安东尼之妻。
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Cleopatra Selene)：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之女。
克洛狄娅(Clodia)：克洛狄乌斯与富尔维娅之女。她一度是屋大维的妻子。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深受平民拥戴的政治人物。他与西塞罗、米洛不和，在公元前52年遇害。
科涅莉亚(Cornelia)：秦纳之女，恺撒的第一任妻子。
格奈乌斯·科涅利乌斯(Gnaeus Cornelius)：庞培的亲戚，在公元4年谋逆。
科尔尼非奇乌斯(Cornificius)：屋大维军中的将领，曾经参与西西里的战事。
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著名政治人物。他曾与斯巴达克斯交战，后来与恺撒、庞培结盟。在公元前53年死于卡莱之战。
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著名将领，在马其顿战事中功绩卓著。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行刺恺撒者。后来领导共和派军队与安东尼作战，一度被围困于穆提纳。
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斯·多拉贝拉(Publius Cornelius Dolabella)：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马克·安东尼的盟友。
德鲁苏斯(Drusus)：莉薇娅之子，提比略的弟弟。

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Egnatius Rufus)：深受平民拥戴的政治家，据说密谋对奥古斯都不利。

富尔维娅(Fulvia)：克洛狄乌斯之妻，后改嫁于马克·安东尼。

伽比尼乌斯(Gabinius)：共和派叙利亚总督，曾出手干涉埃及的王室争端。
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奥古斯都的外孙(后来被他收为养子)，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
科涅利乌斯·伽卢斯(Cornelius Gallus)：埃及的第一任总督，著名诗人。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初与奥古斯都失和，后来自杀。
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德鲁苏斯的长子，阿格里皮娜的丈夫，提比略的养子。曾在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尼亚作战。
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在公元前123年和公元前122年担任保民官，着手展开改革。
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改革家，保民官。在公元前133年遇害。
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Sempronius Gracchus)：据说为大尤莉亚的情人，提比略的敌人。

希律(Herod)：统治犹地亚的国王，其任命者为安东尼。后来，屋大维保留了他的王位。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在穆提纳之战中领兵作战。

尤莉亚(Julia，1)：马略之妻，尤里乌斯·恺撒的姑母。
尤莉亚(Julia，2)：奥古斯都之女。
尤莉亚(Julia，3)：尤莉亚与阿格里帕之女，奥古斯都的外孙女。
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在内战中击败了庞培。独裁官。在公元前44年3月于罗马城内遇刺。
尤妮亚(Junia)：布鲁图斯的姐妹。大约在公元前30年涉嫌谋逆。

昆图斯·拉比恩努斯(Quintus Labienus)：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支持者。后来逃亡至帕提亚，并且在帕提亚人的支持下与安东尼交战。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1)：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他发起了对抗苏拉派的叛乱，遭到了庞培的镇压。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2)：三头之一。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3)：三头之一的李必达的儿子。在公元前30年消失。
莉薇娅·德鲁茜拉(Livia Drusilla)：奥古斯都之妻，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之母。
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盖约·格拉古的竞争对手。
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奥古斯都的外孙(后来被他收为养子)，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
麦奇纳斯(Maecenas)：屋大维的政治顾问，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一员。
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Claudius Marcellus)：奥克塔维娅之子，奥古斯都的外甥，尤莉亚(奥古斯都之女)的丈夫。由此成了著名的政治人物，但在公元前23年英年早逝。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2世纪末崛起的著名将领。他和科涅利乌斯·苏拉展开了内战。
米诺多洛斯(Menodoros)：塞克斯图斯·庞培麾下的舰队统帅，后来投靠了屋大维。

提图斯·阿尼乌斯·米洛(Titus Annius Milo)：与克洛狄乌斯作对的政治人物。他最终杀死了克洛狄乌斯。
莫奈西斯(Monaeses)：投靠了安东尼的帕提亚贵族。
卢奇乌斯·提兰提乌斯·瓦罗·穆雷纳(Lucius Terentius Varro Murena)：据说在公元前22年谋逆。他和奥古斯都政权的高层人物有着很近的关系。
安东尼乌斯·穆萨(Antonius Musa)：奥古斯都的医生。

奥克塔维娅(Octavia)：奥古斯都的姐姐，一度是安东尼的妻子，马尔凯卢斯之母。
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保民官。曾经威胁要以否决权阻碍提比略·格拉古出台土地法，并且因此遭到了罢免。
卢奇乌斯·欧皮密乌斯(Lucius Opimius)：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他带领着元老们一起和盖约·格拉古作对。
奥维德(Ovid)：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诗人，以其爱情诗著称于世。晚年遭到流放。

帕科鲁斯(Pacorus)：帕提亚王子。曾领军与安东尼作战。
维比乌斯·潘萨(Vibius Pansa)：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在穆提纳之战中带领共和派部队参战。
昆图斯·裴迪乌斯(Quintus Pedius)：屋大维的朋友与亲戚。在公元前43年末当选执政官。
普拉提斯(Phraates)：帕提亚国王。
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Munatius Plancus)：恺撒旧部，但是在屋大维进军罗马之前一直支持着共和派。
格奈乌斯·庞培·玛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伟大的庞培Pompey)：晚期共和国的著名将领，在内战中被恺撒击败。
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伟大的庞培之子。他以西西里为基地，和屋大维等人对抗。
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将军，安东尼的朋友。

马尔库斯·普里穆斯(Marcus Primus)：将军。在色雷斯建立了战功，但在回到罗马以后遭到了起诉。他引发了凯皮奥和穆雷纳的阴谋事件。

盖乌斯·普罗库莱乌斯(Gaius Proculeius)：屋大维的朋友。曾经和他一同前去亚历山大。在帝国时代早期地位显赫。提兰提娅(麦奇纳斯之妻)和卢奇乌斯·提兰提乌斯·瓦罗·穆雷纳的兄弟。
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诗人。著有四卷挽歌集，其中许多都与爱情有关。

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共和国晚期的拉丁史家。
萨尔维迪伊努斯·鲁弗斯(Salvidienus Rufus)：支持三头同盟的将军，在佩鲁西亚战争后遭到处决。
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公元前100年的保民官，遭到了马略的打压。
盖乌斯·森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Gaius Sentius Saturninus)：公元前19年的执政官。他与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不和。
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元老，最高祭司，提比略·格拉古的反对者的领导人。
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屋大维之妻，尤莉亚之母。
塞多留(Sertorius)：马略派将领。在公元前1世纪70年代于西班牙发起了一场叛乱。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ius)：来自色雷斯的角斗士，领导了一场奴隶起义。
科涅利乌斯·苏拉·菲利克斯(Cornelius Sulla Felix)：将军，独裁官。在公元前88年发动了政变，打响了内战，并且取得胜利。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齐乌斯·鲁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保民官。与苏拉相争，导致苏拉第一次进军罗马。

提兰提娅(Terentia)：麦奇纳斯之妻，奥古斯都的情人。
提比略(Tiberius)：第二任罗马皇帝，莉薇娅之子。
提里达提斯(Tiridates)：帕提亚王位的竞争者。

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Valerius Largus)：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告密者。
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Quinctilius Varus)：日耳曼尼亚总督。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叛乱，并且大败。
普布利乌斯·文提迪乌斯(Publius Ventidius)：安东尼之友。在公元前43年代表安东尼召集了部队，后来曾经在东方为安东尼作战。
马尔库斯·维尼奇乌斯(Marcus Vinicius)：公元前19年的执政官，奥古斯都的近友，著名将领。
维普萨尼娅(Vipsania)：阿格里帕之女，提比略之妻。
维吉尔(Virgil)：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农事诗》(Georgica)、《牧歌集》、《埃涅阿斯纪》的作者。

Richard Alston《ROME’S REVOLUTION: DEATH OF THE REPUBLICAND BIRTH OF THE EMPIRE》

前言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的怪象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第三章 共和国的危机
第四章 恺撒与庞培
第五章 穆提纳：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第六章 失去的胜利：元老院的失败
第七章 革命开始
第八章 血洗罗马
第九章 三头同盟的胜利
第十章 属于军人的和平时代
第十一章 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
第十二章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爱情和与爱为敌之人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第十五章 罗马的混乱与奥古斯都的权力
第十六章 奥古斯都的秩序
第十七章 帝国时代
第十八章 皇帝之死
年表
重要人物简介
注释

前言_[节]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一群罗马元老刺死了尤里乌斯·恺撒。他们相信此举能够把罗马从独裁暴君的手中解放出来，恢复共和国的旧貌。但是，他们反而迎来了罗马帝国的时代，让古老的共和国制度就此结束。这是罗马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本书会带领读者们审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划时代的革命。

让共和国转为帝国的是一场充满了血腥味的革命：罗马人自相残杀，血亲之间争斗不已，敌人的头颅被割下来放在罗马城中心示众。在这场革命中，政治权力的黑暗之处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恐怖的暴力事件，两千年来的无数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不禁陷入了沉思。

罗马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在许多人心里，罗马意味着文明、辉煌、伟大。多年以来，罗马一直都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的范例，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长期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古典时代的雅典内部矛盾不断，还有一些人煽动民众，胡作非为；相比之下，至少在共和国走上末路之前，罗马看起来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弊端。由此，罗马共和国在不下四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稳定的政局，并且从意大利的蕞尔小邦逐步扩张为疆域辽阔的地中海大国。同时，像西塞罗和加图(Cato)这样的演说家与政治思想家得以在国家的重要会议上畅所欲言。

今天，自由和公民权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两千多年以前的罗马人早已走在这条道路上。历史上有许多人都曾为了心中的罗马共和国而奋斗不休：17世纪的英格兰人起身反抗国王的统治；18世纪的美国人战胜了远居海外、古老而强大的英国，取得了独立和自由；法兰西人更是掀起了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

但是，无论世人心中的罗马共和国有着多么理想的面貌，我们都得面对历史上共和国的终结。这场血淋淋的革命足以说明罗马共和国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对外取得政治和军事胜利的同时，罗马的社会风气和内政局面每况愈下。几百年的努力奋斗让罗马人拥有了宝贵的自由、安全和财富，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打响了血流成河的内战，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

本书会再次回顾这场生灵涂炭的罗马革命，并且试着对其做出分析。此次事件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节点。16世纪以来，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致力于解释罗马共和国为何以失败告终。因此，这场革命值得我们仔细地考察一番。不过，我最看重的是让大家重新意识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暴力成分。

如果按照传统，我们会说共和国的灭亡与帝国的诞生是未曾流血的和平事件。看起来，这只是一次政体改革。帝国与共和国一样，都是贵族们理性地统治国家的黄金时代，中间的过渡时期最多只不过是短暂的动荡而已。但是，这种看法歪曲了历史真相，将其粉饰为文明。我要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紧紧地围绕着政治的基本要素—权力、金钱、暴力展开。

生活于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往往着眼于政坛人物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细小的差别，很容易就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破坏力，也难以看到政治权力日复一日地满足国民基本需求的一面，许多人都说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事务琐碎无趣。然而，倘若某个国家的作为远远未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需要，那么政治想必就不是一个枯燥的话题。

这是特定条件下具体视角的问题，对于罗马革命过程中残酷的斗争，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读者也许身处巴黎、华盛顿、伦敦或是纽约，坐在家中或是图书馆里舒适的座位上，衣食无忧，不知饥饿与寒冷的滋味。这些读者可能会对罗马人的暴力行径感到大惑不解，感叹人类灵魂当中黑暗的一面居然会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共和国撕成碎片，让国家陷入混乱。看到新生的帝国政权势不可当地一步一步积攒起巨大的权威，读者或许会为自由的共和国时代感到惋惜。也许，读者会庆幸自己出生于当代，离这种可怕的故事很远。在某些读者看来，这本书里的故事大概和其他的历史一样，早已与现代世界无关，只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往事。但对于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地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仔细地探究这样的两个现象：在特定的条件下，平时十分理性的普通人愿意拿起武器杀死比邻而居的同胞；政府几乎完全理所当然地用手里的资源收买人心，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老在罗马共和国的地位极其优越，他们负责司法、祭祀、领军作战、为国家做出重大的决策。然而，在公元前44年，他们几乎根本不知道既有的罗马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一个全新的政权将会上台掌控这个世界。某些悲观之人或许预见了共和国的终结，但几乎没有人曾经设想过这个世界将会迎来怎样的新秩序。最后，旧的制度化为齑粉，新的秩序得以建立。面对全副武装、虎视眈眈的罗马军团士兵，元老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出自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罗马的基础并不是所有人的民主协商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支撑起罗马社会秩序的是武力。毕竟，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在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罗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土地，这样的一个社会当然是充满暴力的。在我看来，暴力并非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般模式。我不认为我们天然地倾向于互相残杀，人类的心灵没有那么黑暗。不过，确实有许多社会充满了暴力或者具有爆发武力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政治秩序都是以大欺小的产物，其核心就是让弱势者温驯地替他人服务，维持这种秩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以及武力威胁。

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最初原因是想要改变人们对于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这段历史的看法。关于罗马革命这个话题，我已经从事了许多年的教学工作。但是，我并不喜欢我的学生们读的那些书，也因此担心他们所写的论文出现问题。传统的说法实在是太过完美：这段历史当中全都是“协议”“共识”“恢复”“和平”，还有最糟糕的“文明”。罗马人对于这场革命的叙述明明就和这种美好的图景完全不沾边：当时的罗马人震惊无比，他们留下的史料让后人也为之屏息。换言之，现代人的看法与古代史料中的记录有了出入，这当然是让历史学家忧心忡忡的状况。于是，我开始思索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场变革中的暴力要素并且写出怎样的文字，思考罗马为何充斥着暴力。我们和罗马人之间当然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但我无法将罗马人的这种暴力也视作偶然现象。随着对于罗马时代暴力行为的思考，我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代的暴力。在20世纪后几十年，可怕的种族灭绝事件频频爆发。在和平的国家的居民看来，这种现代的暴力或许只是源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然而，我们只要稍稍仔细地察看事情的原委就会有些惊异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许多常见的当代政治术语都来自古典时代：“民主”、“公民权”和“自由”(至少在某些意义上与古代相同)。于是，某些人有时候会认为古典时代的国家与现代的西方国家很像，都已将自己压迫人的一面隐藏了起来。毕竟，历史学家在想象其他社会的状况之时，难免会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也会考虑文化差异)。但是，倘若我们转变视角呢？罗马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再是西方政治思想鼓吹的范例。这个国家有着压迫人的一面，它的政权主要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极其贫穷，并且处于严重的依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思路，那么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需要再次审视一番。我们要背离多年以来的主流观点，将视线从西塞罗、公民权以及罗马的政治文化转移到营房里的士兵和城市或者乡村里的贫民上。归根结底，他们才是在内战中奋斗至死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在他们心里，罗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罗马公民权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下层的民众为国效力能够换得什么回报？在身处罗马上层的政治精英们眼里，他们真的有价值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探究他们看重的事物、他们与罗马政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理解他们在罗马的土地上日复一日生存下去的方式。对于我们的绝大多数祖先而言，国家、政治哲学、自由的本质都不重要，他们最关心的是养活自己的一家老小。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明说，但食物才是历史的真正主角。

权力与食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罗马社会内部的矛盾，由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备受古典史家和政治思想家推崇的罗马共和国之死无法令多少人感到惋惜。伟大的思想、深刻的讨论、大人物身上的精彩故事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内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次要的。我们固然无法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但人类的生存首先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食物、燃料、衣物以及安身之所。

今天的许多人都可以在闲暇时间安然品评历史往事。罗马的光辉之处很容易就会蒙蔽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忘记古代罗马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其实，这种物质需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发达的西方国家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政治或许真的只是小事。然而，对于其他地方的几十亿较为贫穷的人民而言，政治仍然至关重要。本书将要探讨的就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食物、金钱以及暴力。

本书的内容肇端于恺撒之死(第二章)，止于第二任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登基。由此，我们得以仔细地考察这个历史过程，明白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终结延续了五百年的共和国，并且代之以君主制的帝国。第一章包括了与罗马政治相关的一些话题和一些具体的理论。我还会在这一部分介绍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解释为什么我们说奥古斯都时代有着非常奇特的本质。此外，读者应当已经察觉，我在本书中较为宽泛地使用了“革命”这个十分激烈的词语来形容奥古斯都时代，第一章也会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

从第二章开始，我会带领读者穿梭在那个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当中。我们既能看到恺撒遇刺(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也能看到罗马社会迎来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年轻的屋大维和他的盟友们战胜了旧秩序的权威，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帝国制度。这个新制度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绝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即便是在屋大维将名字改成奥古斯都以后，这个新政权的框架也仍然未变。奥古斯都用武力镇压自己的敌人，用钱财收买人心，帝国的大量财富都被用于支撑中央的新政权。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第二位罗马皇帝即位。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永远地化为人们心中若有若无的回忆。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的怪象

距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死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这么多年以来，奥古斯都和尤里乌斯·恺撒一直都是最令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古代政治人物。每逢追忆历史之时，我们的思绪都难免会萦绕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并且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后世的人们甚至还将一种政治思想命名为“恺撒主义”_(Caesarism)。这是一种有所改革的专制主义思想，其拥护者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让整个社会都焕然一新，从而改变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政治史上得风气之先，拿破仑只能算是走在恺撒走过的道路上。往后即便是到了20世纪，我们也还能看到许多狂妄自大、杀戮无数的独裁者在东施效颦。

但是，恺撒其实一直都有缺憾。他确实征服了高卢，令其成为后来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他所建立的政权或许最终能够转型为君主制政权；他自己写出的战记_{[《高卢战记》(Commentariide Bello Gallico)]}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天资卓越的伟大将领。然而，很少有史料能够证明他显著地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充满了激烈的争斗，或许恺撒有意让这种局面彻底稳定下来，但他却在掌握大权之后没过多久就遇刺身亡。因此，历史学家们为了寻找恺撒的改革方案而煞费苦心。最终真正引领罗马实现变革的是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人们后来称其为奥古斯都。

也许，奥古斯都确实是更值得人们仰慕的历史英雄。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共和国完成了政治变革，重获新生。然而，我并未发现有多少史料能够说明奥古斯都真的理解这些政治变革的本质。他和政坛上的许多人物一样，只是勉强应付过去而已，其决策都是根据非常具体的特定政治环境而做出的。当然，奥古斯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我们这些后人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一样熟悉当时罗马政治的运行状况。他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帝国政权，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在临终之际，躺在床上的奥古斯都说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他无疑建立了辉煌的功业，罗马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也都在奥古斯都时代迎来了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赞扬并不能掩盖奥古斯都政权的另一面。

革命时代的罗马有着不少的怪象。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_{[指从罗穆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53年建国开始，到公元前509年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出罗马为止，罗马共经历7位国王]}结束，自那以后诞生的罗马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大约从公元前350年开始，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罗马人先征服了意大利，继而占据了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然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政局动荡的罗马人居然抛弃了共和国，转而采用了帝国制度。这着实是一件怪事，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很少有理论家认为帝国制度是合理的优秀制度。

公元前44年3月，尤里乌斯·恺撒遇刺身亡，这个事件直接导致罗马开始进行重大的革命。虽然恺撒被共和国尊为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但行刺者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共和国才将其杀死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刺杀共和国的民选高官恺撒是为了保护罗马所有民选官员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将恺撒视作暴君，而暴君会肆意杀人、践踏罗马公民的权利。因此，谋杀恺撒是为了预防恺撒将来滥杀无辜。为了捍卫罗马的法律，这些行刺者直接自命为法律的化身。尽管恺撒向来以仁慈著称，在不久以前的内战结束后，他宽恕了自己的对手，而且他一直都坚定地捍卫着罗马公民走上法庭的权利。然而，行刺者依然将恺撒给杀死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深究这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共和国解放者”的领导人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_{Marcus Junius Brutus}，他曾经是恺撒的朋友。通常认为，布鲁图斯的母亲塞尔维利亚_Servilia是恺撒的情人。或许，布鲁图斯当年初次结识恺撒的地方就是塞尔维利亚的房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状况，布鲁图斯完全有可能会选择把自己政治生涯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恺撒的身上。然而，布鲁图斯却有意效仿传说中在公元前509年终结罗马王政时代的祖先_{[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在公元前509年领导罗马人们推翻了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的统治，后被推举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换言之，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追随政界高层的大人物，但布鲁图斯却选择了让传说故事再现人间。

这非常值得我们玩味，当代的哪个政治人物会像这样用传说故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呢？不过，这些人刺杀恺撒并不只是为了向历史致敬，他们希望这次谋杀能够让共和国像历史上一样焕发生机。看起来，布鲁图斯认为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过去的460年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行为能够让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历史重演一遍(虽然当年的那位布鲁图斯只是驱逐了暴君_{[一般认为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是一位暴君，被称为“傲慢的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Tarquin the Proud)]}，并没有将其杀死)。行刺恺撒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但他们都很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谋杀来恢复罗马共和国的旧貌。

在这些行刺者看来，恺撒和他的大敌庞培之间的内战只是暂时压制了共和国的存在罢了。这场内战爆发于公元前49年_{[这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决定性战役，也是罗马内战中最后的一次大型战役。此战以屋大维胜利、安东尼失败而告终，罗马共和国也随之落幕。详见本书第十二章]}，虽然双方已经在公元前48年8月的法萨卢斯_Pharsalus之战当中决出了胜负，但战火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5年才结束。然而，恺撒并没有在公元前44年变回一个普通人，他仍然把持着莫大的权威。暗杀正是因此而起，行刺者想要由此让罗马的政局回到内战以前的状态。他们有可能期待着罗马人民在事后热情地感谢他们为共和国而战，也许还幻想着自己能够像当年的布鲁图斯一样以共和国英雄的身份永垂不朽，自己的雕像也能光荣地立在广场上。

确实，他们的名字在史册里面永垂不朽。但除此以外，这些行刺者想象中的感谢和雕像全都落空了，他们没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对于这些人的那一小部分支持者而言，他们当然是解放者。但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国贼，是危险的杀人犯，并且愤而将其逐出罗马。战争随之而来，但他们落败了，这导致罗马人彻底投向了君主制的怀抱。总而言之，这群人为了恢复共和国时代的政治秩序铤而走险，结果却直接催生出罗马帝国，这堪称咄咄怪事。

新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度同样异乎寻常。公元前27年1月，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样标志性的时刻，开辟了新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却宣布自己已经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貌。而且，就算是死后，奥古斯都也不打算抛弃这个观点。他下令在自己的陵墓入口处竖立起巨大的青铜柱，上面记录了他一生取得的成就，在此他也依然坚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功臣。然而这个陵墓是罗马城里最气派的建筑之一，且多年以来都是家族公墓。可以说，这个墓穴本身就是他们一个家族统治罗马的明显象征。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统治显然是有悖于共和国制度的，当时的许多罗马人大概也有同感。

罗马的这场革命一直打着共和国以及罗马传统的旗号：奥古斯都的政权自称致力于恢复旧时代的思想、自由和做法，他们以共和国的历史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奥古斯都的社会改革旨在复古而非创新，他曾经大事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按照政权官方的说法，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新时代，而是恢复了旧时代面貌的新时代。然而，现在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有了彻底的变革，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奥古斯都的说法也骗不了同时代的罗马人，许多人都能看出奥古斯都的政权不是守旧的政权，并且对此加以讽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探讨过这场革命的本质，他们全都认为这无疑是完全改变了罗马历史的事件。

确定“奥古斯都革命”这个说法并非易事：这次的革命者没有枪毙沙皇，也没有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他们也没宣布自己扫除了压迫民众的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罗马人没有在某个“伟大的思想”指导下完成彻底的政治变革。然而，我坚信罗马经历了一场革命，因为控制全国的中央政权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没有某个“伟大的思想”在鼓舞着人们行动，但是原来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受到了重创，掌握权力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权。公元14年，许多罗马政坛高层人物的祖先曾经在六十年前也手握重权。然而，此时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政治体系已经与公元前50年有了天壤之别。这场大变革来之不易，旧的制度异常顽固，罗马人经历了内战、官方支持的暴力事件、城市里的叛乱、旧时代精英的彻底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后，罗马的上层精英们终于明白，罗马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在帝国中生活下去，掌握新时代罗马政治的规则与模式。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政治文化的转变。

政治化的文化

罗马社会尊重传统，罗马元老也是如此。历史与传统让罗马的等级制度备受尊崇，过往的历史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肩负重担。

在共和国延续的最后一百年里，罗马人遭遇了无数次危机，但共和国总是能够攻克难关。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1年，罗马内部爆发了至少十一次大型暴力事件(不含叛乱在内)，其中有几次甚至升级为内战。共和国的韧性由何而来呢？是政治制度，还是罗马人对政治传统的尊敬呢？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在于整个罗马社会的结构与其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罗马人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基本是一体的，关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我们都需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并且为其准备专门的术语。

罗马有着“政治化的文化”，罗马人的政治地位基本等同于社会地位。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细分为许多领域，它们彼此之间关联不大，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人士(例如，媒体界、商界、民间团体、政界、宗教界)。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对于罗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罗马社会里的元老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罗马人当中最富有的群体，也是罗马人在文化领域内的佼佼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作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神明面前代表罗马人民，在法庭上为其他公民审理案件，在战争中指挥军队，同时也掌握着罗马的政治权力。罗马的传统和多年以来的屡次胜利更是为元老的权威地位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要让元老们失去权力，想必就得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来彻底摧毁罗马社会的等级次序。罗马的传统会被丢到一边，罗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因此陷入混乱。既然罗马社会与其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那么每一个罗马人都首先学会了如何在共和国制度下生存。他们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罗马公民的文化生活，并且尊重罗马社会生活当中的等级次序。没有了共和国制度，罗马似乎就不是罗马了。对于罗马来说，颠覆其政治秩序就意味着让罗马人丢掉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罗马势必会陷入无法无天的乱局。在罗马人看来，这只会成为一场毁灭罗马的灾难。[1]

罗马人政治化的文化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达成了共识，政治领域的等级次序被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精英们看来，这种文化优越无比，似乎可以“统合一切”，罗马社会里当然有许多人互相竞争，但没有人公然从根本上反对既有的这种状况。

不过，除了上层精英以外，罗马社会还有其他的群体。罗马城是意大利的中心，其人口超过了一百万，而意大利的总人口更是不少于五百万。这些很少在史料中留下声音的“普罗大众”是否有着不同于上层精英的政治观点呢？想来，他们大概确实会有不同的视角、利益和看法。就算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我们恐怕也不能认为罗马社会下层较为贫穷的民众会与上层的罗马人有着相同的观念。[2]

罗马革命的本质

“革命”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争议。在20世纪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论战中，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用了这个词语，使其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含义。在古典时代，革命的含义只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政体更换。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Polybius)、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等人一脉相承的古典政治理论认为政体有三种基本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种形式都有各自的美德，但它们都会腐化：君主制堕落以后会出现暴君，贵族会沦为寡头，民主制也会变成暴民政治。如果公民认为既有政体已经腐败之极，那么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堕落的政府会被推翻，人们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具有美德的政府。

然而，从19世纪开始，“革命”有了不同的含义。一场革命不仅要改变政府的形态，还意味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有时候，这种革命被视作进步的象征，代表着更加美好、更加先进的历史阶段。自那以来，革命的定义众说纷纭，世界各地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更是让无数人洒下了热血。

革命通常是非常激烈的。很多时候，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既有秩序或者消除其中某些看起来不合理的部分，建立新秩序有时候不是革命者关心的重点。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或许主要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他们大概向往着新的政体。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可能已经让旧政权逐步丧失了继续统治国家的正当性。但是，总体说来，光靠意识形态很难组织起真正的大规模暴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大规模革命往往发生在暴动以后。

无论如何，倘若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大问题，那么革命之火就很容易蔓延开来。[3]一般情况下，革命只是一些缺乏组织、比较混乱的暴力事件，其参加者的主要目的往往只是反抗既有的秩序。只有过了一阵子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秩序以及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牢牢地扎下根。很多时候，这套新秩序还会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公元前43年，后三头同盟进军罗马，掌握了大权。罗马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罗马的传统已经被抛弃。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前32年(即后三头同盟时期)，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早期，罗马社会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但罗马并没有就此毁灭。最后，在旧时代的遗迹上诞生了新的政治秩序。

现代的历史学家往往不太赞同罗马革命这个说法。在共和国存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罗马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民选官员在暴动中丧命；共和国以武力镇压叛乱；集会上出现暴力事件；著名的政治人物遇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健康地运行。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发现罗马人根本没有打算做出改革或者以别的什么手段根治这种乱象。

罗马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的计划。现代的历史学家总结了晚期罗马共和国内乱的潜在因素(下层民众的贫困境况、意大利农业经济的变化、小贵族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贫富差距的扩大、军队的报酬问题、土地分配问题)，但罗马人自己却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些根本问题，[4]更没有考虑过要展开相应的改革。

面对政治困境，罗马人的想法非常保守。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的问题是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了威胁，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道德败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想办法让罗马人重新拥抱古老的道德与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想用全新的社会、经济态势来调整社会关系，也无意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其实，据史料记载，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基本都不认为复兴传统道德观念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深知罗马的疆域已经远超当年。在此基础上，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早已发生了巨变，罗马的政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换言之，只要罗马人不丢掉这些年来积攒起来的大量财富和广阔的领地，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就无法回到过去。[5]

总之，罗马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革命。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奥古斯都革命以后的公元14年，罗马帝国也仍然与共和国时代藕断丝连，甚至让人觉得罗马社会的秩序仿佛并没有发生剧变。在公元14年，罗马帝国当中最有权势的是掌握土地的贵族，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曾经也是共和国的贵族。[6]这场“革命”没有改变罗马的社会结构：在三头同盟期间，元老们可以照常集会，立法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官员的选举大体如常，罗马政府也仍然在运转。对于某些人而言，“革命”流于表面，只不过是弥补了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漏洞而已。[7]一般说来，稳重的历史学家们接下来就会去大事称赞奥古斯都时代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新政权的领导下，混乱的政局已经消失，国家的行政变得井井有条。[8]现代的研究者认为罗马的强权政治由此转变为文化政治，激烈的暴动让位于稳健的变革。[9]既然没有史料表明罗马人进行过全面的意识形态讨论、彻底的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机关的改动，那么共和国末期的暴力事件看起来只是罗马人的失误而已，社会危机、彻底的改革、革命运动似乎都不存在。[10]

但是，这种说法难以解释某些独特的现象。在公元前40年掌权的人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一批，而且他们与统治罗马几百年的元老们大不相同。他们用以获取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不一样的，通过革命上台的新政府无情地镇压了反对派。他们杀死了许多敌人，并且极力提拔自己的追随者，尤其是他们在军队里的部下。这与之前的共和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公元前43年，屋大维派去与元老们谈判的高级军官受到了侮辱。在元老们看来，他们不仅有资格这么做，更是有必要通过羞辱比自己低下的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以及政治尊严。然而，三年以后，这些曾经被羞辱的军人已经成了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依然有元老，但是在公元前40年以及接下来的几百年内，元老不再是罗马的统治者。

为了准确地分析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抛弃现代的传统思路，并且为罗马时代的政治找到新的范式，阶级、制度、宪法、政治结构都得让位于权力关系网络的概念。

革命关系网络

理论界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才逐渐认可了“关系网”这个概念在当代的政治意义。我们早已习惯于运用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阶级和民族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显得有些渺小，我们又有必要开始注意商界一直都很在意的“关系网络”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把罗马社会看成是多重关系网络的复合体。在共和国时代，关系网是罗马社会等级次序的“黏合剂”。不过，当时的关系网很多而且很小，只是罗马上层精英之间的“友谊”关系，这些关系网并不涉及多少资源。[11]有一个事物有可能破坏共和国的统治秩序—军队。在有必要的时候，一位民选官员会奉命召集军队准备作战。这位官员通常是执政官(consul，主持元老院会议的高级官员)或者具有执政官地位的人。征召军队的任务一般会由级别较低一些的民选官员具体执行，他们会按照指定的人数组建军团。接下来，军团会前去地方省份执行任务，有时候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军团有可能会习惯于听从统帅的命令，甚至开始效忠于统帅本人。得胜归来的军队往往会在拿到金钱报酬以后退役，而土地报酬是比较少见的。

胜仗很可能给领兵的将军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毕竟那些与他一起作战的士兵能够安然返回罗马，并且变得更加富有，某些取得土地、外出殖民的士兵还能让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军事关系网络变得稳固起来。但即便如此，军队关系网也不曾转变为强大的政治集团，晚期共和国的所有伟大的将军都没有豢养起“私军”来帮他们维持武力威胁以及提供选票。看起来，战场上的胜利最多只能用来维持一个好名声。如果有选举，民众往往更愿意信任有战功的人。如果罗马政局动荡，遇到了危机，需要动用武力，那么曾经追随将军出战的士兵以及其他的民众或许也更愿意在其麾下效力。

但是到了共和国即将终结的时候，军队关系网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尤里乌斯·恺撒的关系网至少包含了五万名旧部。此外还应计算在内的起码有这些军人的家眷和密友，为恺撒的军队提供食物、衣物、装备、营房的商人，恺撒提拔的军官，在战争中获利的奴隶贩子。晚期共和国的庞大军队可以说是养活了一整个配套产业，让许多人从中获利。共和国的征服战争让巨量的财富流入一张囊括了无数人的关系网络。[12]我们可以估计罗马城中大约有两成的人口都直接受益于恺撒的军事行动。而且，这种关系网络是有可能代代相承的。这样一来，就会有一股势力几乎独自掌控了无比庞大的各种资源(经济、社会、政治)，没有对手能够与之抗衡，它有可能进而夺取罗马的中央政权。不过，尽管这种类型的军队关系网确实有着统治罗马的潜力，但是在后三头同盟时代到来之前，没有关系网能够长期地保持自己的稳定。它们固然可以在短期取得不低的政治地位，但却始终没有机会更进一步，成长为新的政府。倘若没有资源不断地流入其中，这种关系网会自然地消解，因为如果不能获取资源，很少有人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关系网基本上与意识形态无关，它们的根基不是“伟大的思想”。

然而，恺撒之死改变了这一切。简而言之，在恺撒遇刺以后，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Lepidus)带着他们的军团夺取了罗马的国家大权。长时间的冲突和大量流入的资源让这张军队关系网变得稳定起来，其领导者屋大维与安东尼掌握了十多年的军政大权。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内战结束以后，屋大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并且在内部做出了一定的等级划分。公元前27年以后，得名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又取得了重要的资产—著名的帝国行省，奥古斯都让他的关系网络永远地控制了罗马。换言之，三头同盟以及后来的奥古斯都实现的政治成就是将革命暴动促成的关系网络变成了罗马政治生活里长期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套代代相传的关系网不仅包括军人，到了最后，罗马社会里许多截然不同的成员都被囊括在内。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恰恰是这套关系网络取得成功的基础，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让谁控制着什么资源。在它面前，传统罗马政治关心的意识形态、法律乃至宪法都不重要。

伟大的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经描述过这个关系网络：奥古斯都以赏赐拉拢军人，以粮食收买民心。他对所有人都许以闲适的美好生活。其势力逐步壮大。他顺利无阻地将元老院、民选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揽于己身，因为他的大敌都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或者成了公敌。剩下的贵族们更愿意当他的奴隶，他们拿到了各种荣誉和财富，在新的秩序里沉溺于安逸的日子……国内看起来风平浪静。民选官的头衔没有改变。年轻人都出生于阿克提翁(Actium)海战[5]以后，即便是许多年长的人也出生于内战期间。到底还有多少人亲眼见识过共和国的本来面目呢？[13]

虽然古老的机关仍然存在，民选官的名称也保留了原样，但是共和国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留下来的只不过是表象。政坛上风平浪静是因为反对派基本已经被消灭了，再做反抗只是自寻死路、徒劳无功。在武力、荣誉、金钱的联合作用下，元老们再无二心。共和国成了历史，奥古斯都的霸权才是现实。属于单个家族的国家取代了共和国，军人、平民、元老都被收买为这个新国家的一分子，奥古斯都的私人关系网络掌握着真正的权力。[14]

在三头同盟时代，罗马城本身也有了变化。在帕拉提翁山(Palatine Hill)上，人们开始用大理石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罗神庙。尤里乌斯·恺撒被奉为新的神明，其庙宇即将坐落在罗马的广场上。不远处，一座大剧院已经开工，它将被冠以屋大维的外甥马尔凯卢斯(Marcellus)的名字。在稍远一些的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阿格里帕(Agrippa)正在主持建造万神殿(Pantheon)，其中还有屋大维的雕像。此外，年轻的屋大维业已命人在河畔建造自己的陵墓，其规模远胜于之前的所有墓穴。总之，随着新政权的上台，罗马城有了新的面貌。

在内战发生的一百年以后，罗马诗人卢坎_Lucan在追忆恺撒与庞培之间异常激烈的战斗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世界的支柱就此崩塌，末日到来，我们回到了原初的混沌之中。群星将会带着烈焰落入五湖四海，掀起汹涌的惊涛骇浪。日夜也将颠倒，整个宇宙都不再和谐。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一切法律都将被颠覆。[15]

旧秩序、旧规则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罗马政局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卢坎认为这种变革发生于恺撒的时代，但这场革命最终还是要到后三头同盟时期才得以实现。正如卢坎所说，旧时代的星辰从天而降，坠入海洋；全新的星座取而代之，排列在天空之中。对于奥古斯都的革命而言，这岂非最好的比喻？

[1] 参见Aloys Winterling,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ome (Malden, MA:Blackwell, 2009)。
[2] 在19世纪，人们通常认为晚期罗马共和国政坛上存在两个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平民派（populares），另一个是贵族派（optimates）。人们认为这两个派别反映了当时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差异。西塞罗在Pro Sestio 中看起来已经断定平民派与贵族派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相关的说法错综复杂。或许，我们最好直接将其理解为“民主派”与“贵族派”。不过，虽然这两个派别的观点有时会互相冲突，但毕竟罗马共和国的政权是公民支撑起来的，所以这两个派别归根结底都可以算是民主派。同时，按照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政坛上的领袖人物其实都是贵族派。也就是说，这两个政治派别终究都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框架内，所谓的平民派并非“来自外部的声音”。关于这个问题，读者也可参考Magaret A. Robb, Beyond Populares and Optimates : Political Language in the Lat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0)。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启用贵族派和平民派的划分方式（这是19世纪的做法）。我想强调的是，当时有许多的罗马公民很可能被主流的政治文化排除在外，或者说处于主流的边缘地区。因此，主流的政治文化对这些人的影响应当是较小的。
[3] 革命者运用的语言经常来自过去的历史。例如，印度起义者很看重印度的宗教传统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的印度，他们将其化为政治运动的旗帜。读者可以参考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anajit Guha,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 45-84, edited by Gayatri Spiva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指出，罗马人几乎从不讨论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曾就此展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彼得·A.布伦特（Peter A. Brunt）在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的第273-275页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团结农民，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计划。罗马的领导者都无意……主动地设计社会改革的方案。”埃里克·格林（Erich Gruen）在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当中认为，终结了罗马共和国的是偶然的事件，而非社会问题或者不同的意识形态。读者也可参考Josiah Osgood, Caesar ’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参考李维（Livy，即Titus Livius，古罗马史家）本人所作的“Preface” 和Sallustius, Bellum Jugurhinum 。
[6] Peter A. Brunt, “The Lex Valeria Corne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51 (1961):71-85; Peter A. Brunt, “Augustus” e la “Republica”, La Rivoluzione romana: Inchiesta tra gli antichisti , (Naples: Jovene, 1982), 236-244.布伦特直言奥古斯都时代与共和国时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罗马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也可参考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 9。关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历史，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在20世纪写下了一本伟大的著作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他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评论：“从古至今，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所有政府的形式和名称都只是表象，掩盖着寡头统治的本质。共和国也好，帝国也罢，罗马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第7页）
[7] 如Karl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An Interpretive Introdu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Thomas Rice Holmes,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8] Pierre Renucci, Auguste l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Boutique de l’ histoire, 2003); Klaus Bringmann, A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7); Francisco Pina Polo, La crisis de la República(133-44a.c.) (Madrid: Editorial Sí ntesis, 2004)，他们都对奥古斯都表示赞扬。
[9]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 的第一章标题为“The Augustan Evolution”。读者也可参考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Introduction”, in The Roman Cultural Revolution , xv-xxi, edited by 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vi; Andrew Wallace-Hadril, “Mutatio morum : The Idea of 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Roman Cultural Revolution , 3-22, edited by 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w Wallace-Hadrill, Rome ’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关于和罗马相关的革命理论，请参考论文集La Rivoluzione romana: Inchiesta tra gli antichisti (Naples: Jovene, 1982)。
[11] 曾经有人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政局上存在多个贵族关系网络，每一个关系网都是一个政治派别，贵族领袖们可以通过关系网来控制选票。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足以表明罗马人曾经以这种派别的形式活动。读者可以参考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Republic: An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search (Princeton, NJ, and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我并不是想要旧话重提。在我看来，巨大的关系网络是罗马帝国时代利益再分配的系统，有许多来自不同阶级的人都由此得到了好处。
[12] Daniele Manacorda, “Le anfore di Pompeo Magno”, in Studi di archeologia in memoria di Liliana Mercando , 137-143, edited by Marina Sapelli Ragni (Turin: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archeologici del Piemonte e del Museo antichità egizie, 2005). Michael H. Crawford, “States Waiting in the Wing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Republic”, in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300 BC-AD14 , pp. 631-643, edited by Luuk de Ligt and Simon Northwood(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论证了晚期共和国大贵族的个人势力近似于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的生产能力。
[13] Tacitus, Annales , 1.2-3.
[14] 当代阿非利加国家也有这种分配权力和其他资源的“私人关系网络”。可以参考Patrick Chabal and Jean-Pascal Daloz, eds.,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Patrick Chabal and Nuno Vidal, Angola: The Weight of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7)。在三头同盟的关系网络掌控罗马以后，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废除罗马的传统机构了。
[15] Lucan, Pharsalia , 1.72-80.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也就是月中节_{(ides of March，古罗马的节庆日)}这一天的早晨，罗马的元老们披上郑重的白底紫边托加袍_(toga)，按照习俗向诸神献上鬯酒(或许也是为了求神灵赐下启示)。接着，他们与家人道别，然后召集各自的扈从，准备离开自家气派的宅邸。绝大多数的元老大概都步行于喧嚣的街道上；还有一些元老坐着轿子，让奴隶们抬着自己，因为他们年老体衰，或者身体不适，或者执意要在民众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

这些元老的目的地是罗马城中心西北方的庞培剧院。渐渐地，某些元老在路上相遇。他们互相寒暄，客套了一番，然后开始闲谈，讨论今天的议题和某些有趣的流言蜚语。罗马城总共有一百多万居民，但是元老只有六百多人。罗马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传统、权威、政治经验全都凝聚在这些精英的身上。终于，他们抵达了约定的地点，准备汇聚一堂，进行元老院会议。

这次会议本身四平八稳，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元老们通常都在规定的日子里会面。不过，如果有特殊的急事，他们也会临时召开会议。而从共和国已经延绵四百五十年之久的历史来看，这一次会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尤里乌斯·恺撒很可能以独裁官的身份与会监督，这个官职享有罗马宪法赋予的独特地位，从理论上说只可能出现于危及罗马存亡的紧急状态下。

然而，到公元前44年3月为止，这次的紧急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回首共和国历史早期，当初的传奇人物辛辛纳图斯[1](Cincinnatus)只不过担任了十五天的独裁官而已。而且，尽管恺撒已经当了这么久的独裁官，但是罗马的紧急状态似乎并不会马上结束，恺撒本人看起来完全无意放弃手中的大权。如果考虑到这个背景，那么这次的元老院会议其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因为恺撒即将在3月19日奔赴东方的战场实现他的新蓝图。[16]也就是说，3月的月中节以后，他在短期内不会再参加公共会议。倘若要尽快除掉恺撒，这就是最后的良机。

此次会议召开于庞培剧院。这是一座巨大的石质建筑，其建造者是恺撒的大敌庞培·玛格努斯(Pompeius Magnus)，也可称作“伟大的庞培”。这个地点本身就象征着几十年来罗马共和国政坛动荡不安的局面。元老院会议并非一定要在元老院进行，只要负责的官员通知大家具体的地点即可，场所不是关键。不过，此时的罗马元老大概确实不能在元老院(Curia)开会，因为八年前的民变[2]已经将其摧毁，而重建工作尚未完成。可以说，正是这次将元老院付之一炬的暴力事件让恺撒最终得以走上独裁的道路。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内部的动乱搅得罗马四分五裂。公元前52年1月，颇得民心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遇害。愤怒的民众将此归咎于元老院，他们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率众杀死克洛狄乌斯的是一个叫作米洛(Milo)的人，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亲信。而西塞罗又是元老院里的重要人物，并且与克洛狄乌斯之间有着很深的嫌隙。公元前63年，有一伙人密谋夺权[所谓的“喀提林(Catilina)阴谋”]。

事后，西塞罗下令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不久，克洛狄乌斯力主推行了一条针锋相对的新法律，导致西塞罗被流放在外。为了庆祝，克洛狄乌斯还烧毁了西塞罗的房子，代之以一座自由圣坛。除了西塞罗以外，其他的一些人也受到了牵连，比如西塞罗的弟弟和米洛。后来，形势有了变化，西塞罗得以返回罗马。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再次来到了台面上，但这一阶段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其实发生于克洛狄乌斯和米洛之间。最后，这一连串的激烈斗争终于抵达了高潮。克洛狄乌斯丢了性命，米洛遭到流放。[17]

接下来的事件中心是西塞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西塞罗写的许多演说词、信件、哲学著作，他无疑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罗马作家，我们对晚期罗马共和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构建于西塞罗的言辞与观点之上。然而，西塞罗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凭着出众的文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也因此遇到了许多的麻烦。罗马人大都热衷于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博取赞誉，西塞罗就是一个典型。然而，他时不时就会为言所困。某些时候，政治人物非常需要公众忘掉自己无奈说出的不妥之词。但是，如果这些话语或者当时的场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众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将其忘却了。所以，西塞罗时常在政坛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更为致命的是，西塞罗的行事方式让人难免觉得他特别极端，尤其是考虑到他曾经践踏过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喀提林阴谋事件让西塞罗给人留下了一个敢于无情地杀死政敌的印象。西塞罗的确擅长说服民众。然而，事后回想起来，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西塞罗的提议其实有些过于极端、暴力，让人产生悔意。在喀提林阴谋事件当中，西塞罗未经司法流程就下令处决了所有密谋叛乱者。这让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罗马公民最珍视的就是免受官员暴力伤害的权利，西塞罗的行径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许多人都将其视作潜在的独夫，认为他会毫不犹豫地以武力侵害其对手的公民自由权。克洛狄乌斯之死只不过是证明了西塞罗确实会以暴力对待人民的领袖。无论西塞罗究竟是否与这起暴力事件有关，他的名声都已经毁了。

暴动其实是罗马政治生活的常客，不过这场与克洛狄乌斯、西塞罗、米洛相关的暴动特别严重。参加暴动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平民，他们占领了罗马的广场、大街小巷乃至元老们集会议事之所。元老院的大火表明元老们未能迅速控制住局面，也足以说明这次暴动的规模之大。于是，元老们决定向战功赫赫的庞培求援。接到消息以后，庞培开始召集部队。此前，他已经率军征服了东方的许多土地，让罗马人的势力遍布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追随他东征的沙场老兵在战后拿到了土地，分散在罗马附近的意大利各个地区。现在，庞培需要军队，这些老兵就离开了自己的农田，再次前来为他们的将军效力。

暴动群众完全无法抵挡军队的威力，罗马城很快就重归元老院的掌控之中。由此，庞培破格成为唯一的执政官，打破了每年两位执政官的成例。多年以来，庞培一直都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此刻，他更是与某些泥古的元老也达成了一致。为了携手恢复罗马的秩序，他们愿意让庞培掌握大权。

米洛被驱逐出城以后，罗马的民众随之平静下来。接着，庞培及其盟友不得不开始考虑尤里乌斯·恺撒的问题。恺撒此时尚在高卢，但早在奔赴北方之前，他就已经是罗马政界的重要角色。公元前63年，对于参加喀提林阴谋的叛乱者，恺撒冒险站出来反对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处死。纵然是在这种敏感的危险时刻，他也仍然勇于公开反对元老院的主流意见，捍卫罗马的法律以及罗马公民的权利。他的举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过，罗马城中确实有不少民众不满于元老的傲慢之举，恺撒在公元前63年的仗义执言无疑让他赢得了这些人的拥戴。

恺撒的擢升之路势不可当。公元前59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并且趁此机会组建了前三头同盟。另外两人分别是名声在外的将军庞培(他或许早在公元前60年就已经与恺撒达成了协议)以及据说是罗马城首富的克拉苏(Crassus)。这一年，恺撒代表三头同盟执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例如，他推行了殖民计划，让庞培麾下的老兵们拿到了土地。恺撒的这些措施是他通过发挥个人魅力或者施加武力威胁来实现的，其程序有时候并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严格要求，另一位执政官也常常表示反对。因此，恺撒在元老院里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到了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恺撒奉命赴任高卢总督。

接下来，恺撒在高卢待了十年。离开罗马城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地位显然是不如庞培的。然而，他无疑是罗马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作为招致许多人的敌意，但他在高卢的军事生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威望和权力，其政治影响力因高卢而突飞猛进。罗马城里的某些元老也开始支持恺撒。归根结底，恺撒的权力来源于军功、从高卢人手中夺来的大量财富以及麾下士兵的耿耿忠心。高卢人一度是危及罗马人生存的大敌，所以，恺撒在高卢建立的功勋让他不逊色于罗马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将军。[3]到了公元前49年，已经没有人不认为恺撒(图1中的雕像将其刻画为凯旋的将军)是有资格与庞培一较高下的政治人物。

公元前52年的暴动[4]以后，许多敌视恺撒的人都成了庞培的盟友。这些人早就想要消灭恺撒，但是庞培之前与恺撒结盟，这让他们无从下手。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罗马政坛上的这两位罕见的人杰终于走到了互相竞争的道路上。现在，这些人有了攻击恺撒的机会。现任民选官员是不受起诉的，但恺撒的总督任期即将告终。一旦恺撒卸下高卢总督之职返回罗马，进攻的时机就成熟了。起诉的具体罪名基本上不重要，有米洛的事例在前，恺撒担心的是自己也会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下接受审判，最后的裁决结果全由庞培的政治考虑而定。[18]恺撒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之心上，他不愿让庞培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想要直接从总督转为执政官。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受到起诉了，而且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还有机会再次担任地方总督。然而，庞培和少数位高权重的元老并不同意。双方开始谈判，但终究未能达成协议，元老院里的多数人要求反对者做出让步。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想要为难恺撒。这种直接转任另一官职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程序上当然有一些小麻烦，但是只要操作者愿意，这种细节问题是可以规避的，肯定有办法让大家都接受这种安排。罗马人民拥戴恺撒，人民的代表保民官(tribune)也是恺撒的人。

然而，双方最后没能讨论出一个让彼此都满意的折中方案。在现代人眼里，两边的理由看起来都不是很充分。恺撒要维护自己的尊严(dignitas)，某些元老想要保护罗马宪法中还没有先例的领域。为此，罗马世界竟然就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19]

公元前49年，恺撒或许有些无奈地率领他的军团来到了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旁边[5]。据说，此时的恺撒虽然已经带兵驻扎在河畔，但是仍然忧心忡忡。他的面前摆着一个攸关罗马命运的重大抉择：他是否真的要把自己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泥潭呢？这种道德困境想来确实会让他踌躇不前。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体形魁梧、器宇不凡的身姿出现了—他大概是前来指引恺撒的神明。当地的牧羊人纷纷聚集过来，士兵们也前来一睹他的风采。此时，这位神明从士兵手中取走一只号角，然后跑到了河对岸。随后，恺撒的士兵们也跟着渡过了河，他们就这样跨过了边界线。罗马人素来相信神明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征兆来给他们以启迪，带领他们前往正确的方向。据说，恺撒说：“骰子已经掷出。”游戏开始了，神明将决定最终的胜负。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20][6]

五年以后，恺撒成了罗马的主人。为了追击庞培的部下，恺撒的军团曾经深入西班牙，也曾横渡亚得里亚海。在法萨卢斯之战当中，恺撒击败了庞培，令其逃往埃及。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三世(Ptolemy )杀死了庞培。但是，恺撒最后仍然选择了帮助托勒密的姐姐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废黜托勒密十三世。途中，恺撒与托勒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一度被声势浩大的敌军围困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7]。然而，托勒密终究战败身亡，恺撒则安然在绮年玉貌的克莱奥帕特拉女王的臂弯里治愈战争的创伤。最后一股有威胁的反对派势力也被消灭于北非的乌提卡(Utica)。这一仗以后，反恺撒派领袖加图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而选择了自杀，为共和国殉葬。

有不少反恺撒派人士从败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些人已经不足为患。恺撒完全可以大方地饶恕他们，向所有民众展现出自己仁慈的一面，他主动邀请这些敌人回到罗马城。

此刻，就算纵观罗马的整个历史恐怕都无人能够与恺撒相匹敌：他成功征服了罗马的老对手高卢人，把罗马人民的势力拓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疆域上；他甚至跨过了海洋，侵入传说中的不列颠岛，虽然他并没有在此逗留多久；他在亚历山大展开的战斗令罗马人牢牢地控制了埃及；他还在内战中取得了大胜，扫除了所有试图与其对抗的军事、政治势力。

在亚历山大的战斗结束以后，埃及并没有直接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但是埃及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非常依赖于恺撒的力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克莱奥帕特拉确实坚定地忠于恺撒，即便是在恺撒死后也依然如故。无论他们二人之间到底有几分真情实感，这段亲密的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裨益良多。克莱奥帕特拉让恺撒亲身感受到了埃及人的浪漫风情，她的尊贵身份也有助于提升恺撒的威望；而对于克莱奥帕特拉而言，恺撒背后的罗马势力让她得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之前的埃及君王只不过是勉强在罗马人的威胁下保持独立而已；现在，克莱奥帕特拉将托勒密王朝的命运紧紧地与罗马人绑在了一起，双方之间的关系相当稳固。公元前44年，克莱奥帕特拉本人就居住在台伯河西侧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恺撒还在罗马城中修建了一座新的广场，并且在广场上兴造了维纳斯母神殿(Temple of Venus Genetrix)。这座神庙里维纳斯的雕像是按照克莱奥帕特拉的模样制作的。或许，恺撒就是刻意要让罗马人同时膜拜女神维纳斯和自己的情人及唯一子嗣的母亲—克莱奥帕特拉。

恺撒甚至还有可能建立更加伟大的功业。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东方遭遇了惨败。[8]后来，遇刺之前的恺撒正打算为罗马一雪前耻。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中期，庞培曾经在东方征服了许多土地。但是倘若恺撒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那么他不仅能够替前人复仇，还能让庞培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改变了地中海东岸世界的历史，摧毁了原先的帝国，又创建了新生的王朝，恺撒想要效仿的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英雄。

当然，罗马国内还是有某些人想要与恺撒作对。毕竟，恺撒打赢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成功建立了独裁统治，他势必因此树立不少的敌人。就连他对敌人的宽恕其实也是在彰显自己的霸权，引来他人的敌视。那些被恺撒原谅的人无疑应当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感激，但是他们的心中不太可能真的充满谢意。没有恺撒的仁慈之举，他们或许会落得凄惨的下场。然而，获得宽恕的代价就是必须对恺撒感恩戴德。这反倒让他们反反复复地回想起自己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在这一时期，恺撒本人的地位显然有违共和国的常态，但又很稳固，这或许也让某些人倍感不满。在罗马共和国的框架下，恺撒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法律地位是独裁官，从理论上说，这个官职原本只是共和国为了解决某些紧急的政治或军事问题才设立的。而恺撒担任的是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这是罗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职。看起来，罗马还是一个共和国，罗马人民依然在选举官员。然而，这些官员都是恺撒预先指定的，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的任命权都掌握在恺撒手里，他还让自己的许多拥护者成了元老。恺撒的这种权力和地位根本不符合罗马的传统，而传统是罗马人的文化与政治生活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恺撒的创举很可能引得许多罗马人愤恨不已，这大概就是那一出政治表演的原因所在。牧神节(Lupercalia)是罗马人的狂欢节。按照传统，贵族男性会在节日期间不着片缕或者只穿很少的衣服。接着，他们会在城市里到处奔跑，寻找年轻的女子。罗马人认为，这种节庆仪式会让被找到的女性多子多福。公元前44年，就在牧神节的庆祝活动迎来高潮之时，恺撒的亲信部下马克·安东尼向恺撒献上了一顶王冠。[21]罗马人民对此表示反对，恺撒也拒绝了。除了恺撒的地位与权力，某些人或许还会埋怨恺撒不尊重元老院。有一次，元老们想要颁布一些巩固恺撒威信的法令。此时，恺撒正坐在维纳斯母神殿里处理事务。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元老，恺撒并没有站起来向他们致以问候，元老们因此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22]此外，尽管恺撒看起来无意称王，但是有传言声称只有国王才能征服东方。

对于罗马人来说，国王其实并非什么稀奇的事物。罗马人自己的王政时代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509年。那时，傲慢的塔奎尼乌斯国王被推翻，罗马人夺回了自由。除了自己的国王以外，罗马人也深知希腊和蛮族都是有国王的。然而，罗马人现在的政治文化不接受国王的存在。他们深信，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会变成肆意妄为的暴君，让罗马人民来之不易的各项权利付诸东流。

前车可鉴，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罗马人民不愿意做君王的臣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反对恺撒执掌大权。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罗马人民最终接受了让某个人单独享有近似于君主的权威。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知道恺撒死于刺杀，但我们不应由此认定很多罗马人都是在一边按捺自己的愤懑之情，一边等待起义反抗独裁者的机会。在传统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人心里的罗马人民有着相当崇高的形象。似乎有许多罗马人都坚决反对君主制，愿意不惜一切地捍卫共和国的理想。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没这么简单。某些元老确实有着为共和国殉葬的决心，但大多数的元老和平民恐怕都没有这么在乎政体的问题。他们想要的基本上只是富足、安全的生活，而恺撒确实让许多人过上了好日子。可以想见，应该有不少人其实并不介意恺撒长期统治罗马，个别人或许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王政时代了。反正东方人早就大多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几乎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罗马或许也不妨顺势转变成王国。

总之，恺撒之死让今天的人们产生了无数猜想。但是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公元前44年3月，恺撒本人很可能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没有什么政治势力逼迫他放弃权力和头衔，反倒是有人劝进，希望他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元老们固然有一些牢骚，但是单纯的牢骚不值一哂，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其他的场合都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反对势力。恺撒本人的表现也是明证。他向来不在意同僚们对他有着怎样的看法，总是勇于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五十五岁的恺撒不太可能突然开始在这种事情上患得患失。不过，假如他真的想要爱惜羽毛，那么他就不应该再提高自己的实际地位。然而，此时的恺撒依旧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攻打帕提亚人的远大计划。他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着充足的信心，绝不是想要用军功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不过，或许恺撒确实听说过某些人在暗中图谋不轨。最终行刺恺撒的不是什么独来独往的杀手，而是至少有六十名元老参与其中。[23]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种阴谋都是小团伙的秘密行动，但是，恺撒之死其实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果。行刺者并不是少数的几个叛乱分子，而是一大群彼此之间过从甚密的罗马贵族。他们平时有着正常的社交生活：在罗马城内的住宅或者城外的庄园里互相做客；参加晚宴、生日聚会、家族特殊聚会、文学聚会；结伴参加节庆活动—简而言之，就是结交新朋友，并且巩固自己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这种私交行为是罗马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密谋谈判的绝佳场合。

元老院会议和广场集会这种公共场合是用于辩论的，权力斗争的真正战场其实是半私人的场所。有心人很容易在这种环境下拉帮结派，策划出巨大的政治阴谋。或许，当时的某一天，有一群元老聚在一起抱怨恺撒的种种行径。就在此时，某个人大概真的动了杀心，对大家说：“必须有人站出来。”不过，这种场合的谈话可能也很容易走漏风声，让恺撒得知消息。毕竟，罗马政界人物之间常见的闲言碎语就是谁和谁见了面、谁去了谁的家里、哪位元老在晚宴上喝醉以后不小心说了什么话。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闲谈恰恰掩盖了真正的大阴谋，因为所有人都不停地在私底下盘算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相关的信息过于庞杂，要找出真正值得注意的阴谋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罗马的诸位皇帝还以亲身经历证明，倘若有人真的想要从传闻当中查出关键的密谋，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催生出大量的流言蜚语，反而让人越发难以厘清头绪。所以，罗马政界高层的大人物必须学会无视这些其实没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定有人向他人建言过恺撒必须死。罗马的政坛毕竟充满了血腥味。然而看起来，密谋刺杀政敌并不是常见的做法。在公元前44年3月以前，罗马人铲除政敌的方式一般是组织暴动或者率众前去袭击对方乃至悍然发起内战。更何况，恺撒绝非常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都无疑是罗马的英雄：他赢得了许多场战争；他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他还是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大概是当时罗马最重要的宗教职位。此外，在罗马上层精英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恺撒的朋友(恺撒向来热爱交友)，罗马的平民也特别爱戴恺撒。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罕见的优秀人物。

而且，所有罗马公民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选官员尤其如此。攻击官员基本等同于挑衅罗马的权威，未经法定程序而杀死罗马公民就是在蔑视罗马的法律和宪法。不仅如此，对恺撒动手还会被视作可耻的叛徒，因为许多行刺者都曾经被恺撒当作朋友或者被恺撒赦免了罪行。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都受过恺撒的恩惠，罗马人民恐怕并不会支持这种叛徒掌权。

既然杀死恺撒以后很有可能受到罗马人民的围攻，那么行刺者就需要事先拉拢很多亲密可靠的朋友，组建起非常强大的势力。不然的话，一旦罗马人民发现恺撒遇刺，行刺者就无法控制住罗马城。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成功掌握了罗马城，他们的统治地位也仍然摇摇欲坠。总而言之，刺杀恺撒必定要冒着异常巨大的风险。

但是，罗马和希腊一样有着英雄人物诛杀暴君的历史传统，其中最著名的那个例子就与450年前共和国的诞生息息相关。这个罗马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与暴君塔奎尼乌斯的儿子有关。据说，他故意在一位罗马贵族科拉提努斯(Collatinus)外出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家中。虽然男主人不在家，但是罗马的贵族女性也是需要承担一些公共责任的。更何况，他们不能把王子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拒之门外。于是，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雷蒂娅(Lucretia)接待了小塔奎尼乌斯。

卢克雷蒂娅的举止端庄得体。到了这天晚上，在为小塔奎尼乌斯安排好下榻之处以后，卢克雷蒂娅回到卧室准备歇息。黑暗之中，小塔奎尼乌斯悄悄潜入卢克雷蒂娅的房间，持刀强奸了她。等到小塔奎尼乌斯终于离开了科拉提努斯家，卢克雷蒂娅立刻向她的丈夫和父亲呼救。很快，他们就带着各自的朋友赶到了。其中有一人就是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控诉完小塔奎尼乌斯的罪行以后，卢克雷蒂娅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自杀明志。随后，布鲁图斯取出了这柄匕首，立誓要为卢克雷蒂娅复仇。他召集起一支大军，向塔奎尼乌斯父子发起了攻击。暴君的统治就此被推翻，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成为公元前509年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届执政官之一。[24]到了公元前44年，另一位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决定接过祖先的光荣衣钵，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把公元前44年的刺杀与公元前509年的起义联系在一起。然而，之前的那位布鲁图斯开启了绵延将近500年的共和国时代，令无数罗马人肃然起敬，可是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斯却亲手迎来了共和国的末日—恺撒之死成了500多年帝国时代的前奏。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大多告诉我们恺撒遇刺之前已经有许多凶兆出现：他的妻子梦见了恺撒倒在血泊里；在那天出门以前，恺撒本人也曾经从神灵那里问来了噩兆；[25]某个名为斯普林纳(Spurinna)的祭司提醒过恺撒要当心3月的月中节(3月15日)。[26]据说，恺撒真的感到了畏惧，一度想要取消这次元老院会议。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史料显示，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乎都有很多的征兆，而且罗马历史上的征兆从来都是应验的。由此可见，征兆的本质就是“马后炮”。

无论如何，恺撒终究没有取消元老院会议，我们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恺撒知道有人想要加害于他。就在遇刺的前一天晚上，恺撒在自己的家里款待了一名主谋。暗杀发生的当天早上，还有一个主谋是和恺撒结伴前往元老院的。另外还有一人想必知道刺杀的计划，但是，恺撒仍然照常和他一起聊着天进入了会场。

随后，恺撒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各位元老纷纷互相致以问候。一般说来，权势较大的人旁边会围着一群想要求他帮忙或者只是想要预先打点好关系的人。就在这种有些杂乱的环境里，罗马的元老们竭尽所能地为自己广交朋友、求得好处。此时，一位名叫秦贝尔(Cimber)的元老来到恺撒身边，他恳请恺撒准许他被流放的兄弟回到罗马。恺撒不同意，事情一时无法解决。但是秦贝尔不愿就此离去，他紧紧抓住了恺撒身上宽大的托加袍。对此，恺撒表示严正抗议：“你这是滥用暴力!”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恺撒身后的卡斯卡(Casca)动手了。不过，他并没有刺中。恺撒站了起来，一把将秦贝尔推开，并且抓住了卡斯卡的胳膊。忽然，又有人刺了过来，击中恺撒的面庞。接着，其他人也纷纷过来围攻。恺撒一直在奋力抵抗，但是敌手实在太多。终于，布鲁图斯现身了。据说，在看到布鲁图斯以后，恺撒用希腊语说出了这样的遗言：“连你也要杀我吗，孩子？”(kai su teknon)然后，他默然用托加袍蒙住了自己的脸。

恺撒最后身受二十三处创伤而死。他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边，其鲜血洒满了周围的地面。庞培和恺撒在互相残杀之前曾经是朋友，恺撒的临终景象乍一看让人以为元老们是在替庞培复仇，死在庞培雕像附近的恺撒就像是人们献给庞培的祭品。然而，行刺者拥护的并非庞培。在离开会场的时候，尤尼乌斯·布鲁图斯高举手中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

恺撒的遗言是对布鲁图斯说的。布鲁图斯的母亲是恺撒的情人，不过，恺撒并不是布鲁图斯的生父。鉴于罗马贵族有时候会在家里说希腊语，恺撒用希腊语说出的这句著名遗言足以证明他和布鲁图斯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家人。然而，布鲁图斯还是选择了刺杀恺撒，统治罗马的独裁者恺撒就这样死于自己情人的儿子之手。

后果

人们的想法深受时代的影响。在行动之前，人们通常会预估未来的结果，但是如何行动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于往事的理解还决定了人们会形成怎样的是非观。然而，作为后人，历史学家是在知道事件结果以及后续历史的情况下考察历史事件的。因此，他们的看法不像古人一样单单立足于事件发生之前的历史。具体而言，以这种后人的眼光来看，暗杀恺撒的行动很像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了内战，君主制的罗马帝国很快就诞生了。在后续的几百年里，罗马都是一个君主国，而尤里乌斯·恺撒恰恰是一个近似于君主的政治人物。并且，恺撒的名字还成了罗马皇帝的头衔。由此看来，罗马共和国在最后一百年里遭遇的混乱就仿佛是对君主制的呼唤，似乎恺撒确实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

但是，行刺恺撒的元老们并没有这种远见。那一天，他们成功地让恺撒倒在了血泊里，此时的他们难以正确地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们看来，恺撒之死很可能意味着罗马历史上一个特别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大概可以恢复常态。从行刺者及其盟友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相信共和国依然能够恢复旧貌，而且认为这才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无论罗马的政局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恺撒的拥护者会作何反应，无论平民和军队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些谋杀恺撒的元老都自信地认为共和国才是罗马的唯一前途。

最终，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大谬不然，他们甚至都未能认识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不过，他们的信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刺杀以后发生的事件能够按照他们设想的轨迹进行，那么也许共和国的旧貌真的能够恢复，他们也真的会成为大家敬仰的英雄。

接下来，本书要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恺撒遇刺的同一年，内战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穆提纳_{Mutina[即今天的摩德纳(Modena)]}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成为埋葬罗马社会旧秩序的一场革命。十七年以后，恺撒年纪轻轻的甥外孙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意识到罗马已经变天了，以奥古斯都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掌握了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个关系网触及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定居于意大利各地的老兵、罗马的平民以及其他的许多人。奥古斯都有意地把各种资源用于赢得人心，很多人直接受益于此，成为这个关系网中的一分子。由此，奥古斯都成功地控制了罗马政局乃至整个社会，并且进一步凭着这种权力成为皇帝，让罗马走上了君主制的道路。在那以后，曾经统治罗马的元老们风光不再，元老的身份退居二线。他们当然还可以享有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现在源于他们在这个私人关系网当中的地位。所有的罗马人现在都必须以皇帝为尊。

然而，几乎没有历史文献表明革命前夜的罗马人曾经预见到后来的这种政治变迁。当然，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骚乱不断的景象确实让很多罗马人忧心忡忡，或许一些人真的担心过罗马会灭亡，但是所有人都浑然不知罗马即将迎来一套新的权力系统。共和国末期固然有着大量的暴力冲突，但也有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共和国总是能够凭着无比的韧性渡过难关，重焕生机。正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让那些元老敢于刺杀恺撒。

公元前44年3月，行刺者在喜悦中迅速离开了庞培剧院。他们欢庆自己取得了胜利，殊不知他们的举动恰恰让延续了四百多年的罗马共和国就此走上末路。

[1] 公元前458年，罗马军队被围困，罗马城受到威胁。已经隐退的辛辛纳图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独裁官，率领罗马军队迅速击退敌军。危机解除后，他就辞去了独裁官的职务。—编者注

[2] 指下文提到的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在与米洛的冲突中死亡，此事件引发民众攻击并烧毁了元老院。也可参见第四章“庞培的时代”一节。—编者注

[3] 恺撒在高卢展开了8次军事远征，从而使高卢被纳入了罗马版图。—编者注

[4] 即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编者注

[5] 指位于今天的意大利中部的卢比孔河(Rubicon)，因为意大利北部在当时是所谓的山内高卢。—译者注

[6] 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将军不得率士兵渡过卢比孔河。面对罗马内部的形势，恺撒选择了渡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由此展开了与庞培的内战。一般认为，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罗马历史上的转折点。内战之后，罗马共和制衰亡，元首制得以确立。—编者注

[7] 即亚历山大港战役。庞培被杀之后，恺撒宣布埃及由托勒密十三世与克莱奥帕特拉共治，这引起了托勒密的不满，战争也随之爆发。在亚历山大港战役中，托勒密兵败身亡，之后克莱奥帕特拉则成为埃及女王。—编者注

[8] 指罗马败于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也称安息帝国)，罗马执政官被杀，军队军旗被夺。—编者注

[16] Appian of Alexandria, Civil Wars , 2.111.
[17] Cicero, Pro Milone .
[18] Suetoniu, Divus Julius , 30.此处的观点据说引自恺撒本人之口。
[19] 恺撒本人反复强调了尊严问题，可以参考Caesar , Bellum Civile , 1.7-9。
[20]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32;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32包含了这句习语，但没有记录这个与神灵相关的故事。
[21] Suetonius, Augustus , 79.
[22]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78.
[23]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80.
[24] Livy, 1.56-60.
[25] Appian, Civil Wars , 2.115.
[26]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81.

第三章 共和国的危机

公元前100年_{[或公元前102年]}，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一个长期活跃在罗马政界的贵族家庭。当时的贵族通常都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谱系，尤里乌斯家族也不例外。据他们所说，尤里乌斯家族的起源早在罗马建立(通常认为是公元前753年)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荷马史诗》的传说时代。有人认为他们的名字或许源于尤卢斯(Iulus)，而尤卢斯这个名字又和特洛伊的别名伊里翁_Ilium很像。凭着这种在词源学上发明创造的才能，尤里乌斯家族很容易就把自己和传说中的埃涅阿斯_Aeneas联系到了一起。而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因此爱神维纳斯成了尤里乌斯家族的祖先。

恺撒的贵族血统或许确实很独特，但是他们家族从共和国中期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么辉煌了。恺撒的父亲曾经当选裁判官(praetor，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官职)，后来又去担任了亚细亚总督，最终死于公元前85年。恺撒的叔叔塞克斯图斯·尤里乌斯·恺撒是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后来在同盟者战争_{Bellum Sociale[在通过和平方式争取罗马公民权失败后，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反对罗马统治者而发起了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多，以罗马胜利而告终，但意大利同盟者也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早期阶段去世。这场战争在公元前90年的时候爆发于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盟友(socii)之间。多年以来，这些盟友都在罗马军队中效力。或许他们占了罗马兵力的一半以上，但是并未能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平等地分享到利益，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仍然是低于罗马人的。

对于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来说，他早年的政治地位主要得益于家族中的女性，而非他的父亲或者叔叔。[27]恺撒的姑母尤莉亚(Julia)的丈夫是伟大的马略(Marius)将军。虽然马略的出身不如尤里乌斯家族那么高贵，但是他曾经连续担任多年的执政官，并且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罕见的大胜。这一桩婚事让双方结成了同盟，恺撒的叔叔由此在仕途中获得成功。然而，公元前88年，罗马政坛陷入了混乱。执政官苏拉(Sulla)与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Sulpicius)发生了纠纷，双方的矛盾很快升级为当街斗殴。接着，苏尔皮齐乌斯向马略求援，同时企图把东方的一场重要战事的指挥权从苏拉那边转移到马略手里。于是，苏拉策划了一起政变，成功地把马略及其支持者都逐出了罗马。此举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意大利的战火在公元前81年就结束了，但是地方省份的战斗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公元前72年。

最终，苏拉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家族下错了注。所以，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自从成年起就知道自己对于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来说其实是一个碍眼的家伙。

像恺撒这样出生于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都不得不面临严重的政治动乱—这个充满暴力的血腥时代肇端于公元前133年保民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遇害身亡。历史也许不会重演，但是过往的经验毕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参考的范例。恺撒在公元前49年决定渡过卢比孔河之前肯定根据自己对于罗马政治的理解而预判了对手可能做出的反应，恺撒的对手也依照自己的认识而采取了行动，双方都估计了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过，共和国在这一百年里的遭遇并不只是影响了立于顶端的政治人物，军人和平民也是需要做出政治决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内乱让罗马社会的秩序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每一次的暴力事件都让人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制暴。

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开头就是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遇害。几百年前，保民官这个职位在人民的呼声中出现了，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随着王政时代的结束，治国理政的大权被交到了高级民选官员的手里—执政官与裁判官。依照罗马的法律，这些高官有权惩处罗马公民，他们甚至可以省略正常的司法程序。这种权力势必会引发人们的抗议。毕竟，在罗马人眼中，政治自由就是让自己免于武力侵犯的自由。因此，罗马人一度设立了十位保民官，让他们来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罗马人民的权利。这些保民官有权召开平民会议，并由此出台法律。对于其他官员的行为，保民官拥有否决权(英语中的否决“veto”就是来源于拉丁语的借词，其本义是“我反对”)。而且，在任职期间，保民官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如果情况实在紧急，保民官还可以用肉身去保护公民免受官员的侵害。因此，用武力攻击身为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堪称蔑视罗马政治传统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元老和其他罗马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约定。然而，对于恺撒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罗马人而言，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乃至后来的内战恰恰构成了他们耳濡目染的政治史。

保民官和元老院之争：格拉古兄弟之死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在西班牙打了许多年的仗。格拉古兄弟面对的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公元前136年，罗马军队挺进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与努曼提亚人展开了作战。这个部落的势力中心是一个坐落在山上的城镇努曼提亚[Numantia，今天的加赖(Garray)，位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萨拉戈萨(Zaragoza)之间]。努曼提亚人在战斗中击败了罗马军队，然后将其困在一个山坡上。此时，这支罗马军队无力突围，也无望等到援军。接下来，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一次史上罕见的大败，承受惨重的伤亡。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随军任职的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站了出来。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提比略的父亲也叫作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而这位提比略·格拉古是备受尊敬的将军，以其老派的操守与德行而著称。他曾经在西班牙征战，赢得了处事公正的美誉。于是，年轻的这位提比略·格拉古凭着父亲的名声与敌人开启了谈判。在努曼提亚人的要求下，罗马士兵交出了武器装备，屈辱地向敌人表示投降，但是格拉古至少保住了大家的性命，并且签订了和约。[28]

然而，当和谈的情况传回罗马之时，元老们深感不满，拒绝了这份和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否能够成功，这些士兵都应该再次尝试突围。签订和约的提比略因此受到了鄙夷。

于是，罗马人开始征集一支新的部队。除了某些几乎处于赤贫状态(proletarii)或者已经随军作战多次(大概十六次)的居民以外，所有成年的罗马男性都有参军的义务。从理论上来说，征召兵员的过程相当于告诉所有罗马男性，履行公民义务的时刻到来了。然而，我们不能假定，罗马男性都会积极地在指定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国家主动征兵的效率高于公民自发参军，也能确保招到足够的数量。不过，如果民间多有抗议，那么想必国家不能顺利地征到兵员，但是罗马人大规模征兵的行为一直都不曾激起明显的反对声，许多士兵在入伍以前大概都是拥有少量农田的自耕农，他们通常很贫困。而军人既可以拿到薪水，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战利品。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参军。[29]

然而，如果遭遇了战败，不少人都会死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也很有可能失去某些装备，而这些装备大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个人财产。罗马军人为钱财而战，要让人愿意在军中效力，就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比较有可能取胜并且活下来。之前在提比略的带领下侥幸生还的士兵们基本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大概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提比略·格拉古受到政界高层的排挤。因此，当元老们下令为西班牙的战事征集新军的时候，许多人表示了反对。后来，深受大家信赖的老将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受命负责此次战役，这才让士兵们的反抗情绪得以平息。[30]

但是这次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西班牙的战争暴露出罗马社会与政治的根本问题。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决定采取一系列改革，其核心是《土地法》(Lex Agraria)，他想要通过这项法律把公有土地(ager publicus)分配给罗马公民。

分地其实是罗马政治的一项传统。传说中，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慕斯(Remus)在建立罗马的时候就曾经把土地分给公民。拥有土地与公民权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参军的义务(属于公民)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相对应。换言之，没有土地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军的。[31]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曾经分过地。[32]在征服意大利的时代，罗马通常会在击败敌人以后没收对方的一部分土地，将其分配给罗马公民。[33]公元前393—前177年，罗马人建立了不下于四十处殖民地。虽然我们无法做出非常精确的估算，但是很可能有至少十六万名罗马男性被派往这些殖民地。[34]

参军或许不一定就意味着获得土地，因为军人并不一定会被派去殖民。但是，罗马人确实频繁地把大量的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罗马人参军的比例也很高。由此看来，参军和分地之间显然是有关联的，这就构成了影响罗马政治的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军，同时也有权利获得土地作为回报。为了实现这种权利，罗马必须不停地向外扩张。然而，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元老院不再分配土地了。公元前194—前177年，罗马人设立了十九个殖民地。但是自那以后的六年时间里，罗马都未曾建立新的殖民地，而且六年以后也不过是在维莱亚(Veleia)设置了仅仅一个殖民地而已。此后，罗马或许曾经派人去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北部定居，比如某些罗马老兵。但是，公元前194—前177年的那种殖民盛况并未再现。[35]殖民活动的减少让罗马贫民难以再通过入伍参加对外战争来获得土地，削弱了罗马政治中非常关键的那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提比略·格拉古力主推行《土地法》就是想要恢复罗马的古老传统，让罗马公民和士兵再次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36]

然而，这项法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意大利的征服战争已经是至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意大利的公有土地并不多。[37]其次，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其实并不是无人耕作或者说无人占用的。因此，各地的意大利聚落以及某些有权有势、设法掌握了公有土地的罗马富人都愤怒地站出来反对格拉古的计划。[38]

在元老们看来，这些公有土地理应是属于自己的财产。于是，他们让十位保民官之一的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动用了否决权，企图阻挠提比略出台《土地法》。提比略及其盟友一度尝试说服这位保民官收回成命，但是他拒绝了。不过，提比略仍然有别的办法。保民官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利益，而奥克塔维乌斯的行为有违这一宗旨，提比略以此为由要求平民会议表决是否要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的保民官职位。

组成平民会议的是三十五个部落。所有部落都要依次走过木桥，登记表决票。这个过程相当烦冗，但只要有足够的票数形成了有效决议就可以提前结束。在投票的时候，每一个部落都选择了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等到第十七个部落也走过了木桥的时候，格拉古暂停了投票流程，再次试图说服奥克塔维乌斯改变主意。然而，他还是拒绝了。于是，又一个部落投出了表决票，奥克塔维乌斯被罢免了。格拉古的《土地法》得以顺利通过。[39]

但是元老们并没有就此放弃。罗马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这是对其权力的一种限制。提比略深知有不少元老想要破坏他的《土地法》，所以他决定竞选第二年的保民官，追求连任。对此，许多人深感忧惧，特别是考虑到提比略正打算对阿塔卢斯(Attalus)送给罗马人的王国下手，因为这种做法在元老们看来是在侵犯他们多年以来把持对外政策的权力。

于是，选举会议上爆发了暴力事件。第一天，选举被推迟了。等到第二天，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先控制了作为会场的神庙区。现场的景象有些混乱，所有人都担心矛盾双方会动武。关于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并没有给出确切无疑的描述，这也算是此类事件的一个特色了。提比略·格拉古的表弟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时任最高祭司(罗马祭司之首)，同时也是反格拉古派的领袖。他调集了大量人手，然后直闯会场。其中一些人或许自备了武器，剩下的有一些人就地把会场附近的木椅给拆了，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从提比略·格拉古的贴身护卫身上夺走了武器。接着，西庇阿等人开始攻击格拉古派，格拉古被迫带人退到了卡皮托里翁(Capitolium)山上。然而，卡皮托里翁的陡坡也不足以保住格拉古派，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据说，有“三百多”人在斗殴中死去(虽然双方都没有使用剑刃)。格拉古本人先是被击倒在地，然后被活活打死。[40]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杀死保民官都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因此，尽管双方爆发了这种大规模冲突，并且我们的两份主要史料当中也有一份认为反格拉古派有意为之，但是提比略之死仍有一丝可能是意外。[41]设立保民官本就是为了提防权贵飞扬跋扈，捍卫公民的人身安全。在之前的三百年里，就是这种政治约定较为有效地缓和了上层富贵群体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蓄意杀害罗马公民基本等同于直接攻击罗马政治秩序的一大支柱。也许，在得知提比略·格拉古遇害的消息以后，元老们会感到有一丝懊悔，甚至可能会震惊不已，毕竟提比略和他们一样都是贵族。然而，实际上，他们似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没有人觉得有必要与对方和解。在官员的命令下，一些格拉古派人士未经正常的法律流程就被流放了。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提比略的弟弟)、出身名门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显赫的家族)以及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Fulvius Flaccus)都没有被流放出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权势太大、人脉太广，元老们不愿轻举妄动，但这三个人的影响力无疑都受到了限制。总之，元老院恢复了罗马的旧秩序，重新掌握了政局。然而，他们为此而悍然杀害了许多罗马公民乃至一位保民官，这种不尊重其他公民的蛮横做法最终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提比略·格拉古本人之死并不意味着他的《土地法》就此流产。提比略的岳父是著名的元老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他和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都早已受命负责分配土地。不过，《土地法》的实行仍然困难重重，重新分配土地的事项陷入了僵局。提比略·格拉古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自行消失。公元前124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为公元前123年的保民官，然后继续投身于他的哥哥提比略未竟的事业。盖约重启了罗马的殖民计划。不过，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个举动是剑指政坛，向人们展示他的政治权威。既然当年杀害提比略的那些人丝毫没有手下留情，那么盖约也不打算对他们留什么情面。他出台新法，流放了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的人。此外，他还开始实行一项新颖的长期扶贫政策：罗马士兵的服装得到了免费供应；尤为关键的是，他主持通过了一个关于罗马城粮食供应的法案。[42]

盖约提出的供粮计划开了罗马历史上定价供应粮食的先河，引得自那以后的几乎所有保守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极力地对其加以抨击。[43]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前，向城市地区供应粮食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更何况罗马是一座少有的大城市。罗马的粮价急剧上涨会给绝大多数居民带来特别严重的恶果，其受益者几乎只有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元老。然而，这种事情当年很可能经常出现。[44]盖约的供粮计划实施以后，罗马居民至少能够以某个稳定的价格获得一定量的粮食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价飞涨造成的民生问题。

盖约还提议再度开始对外殖民，[45]其主旨在于让人民拥有赖以为生的土地。显然，这才是盖约的核心政策。公元前123年，他提议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两个大型殖民地：一个是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奈普图尼亚(Neptunia)；另一个是密涅维亚(Minervia)，也就是今天的斯奎拉切(Squillace)。同时，他主张在迦太基设立一个叫作尤诺尼亚(Junonia)的殖民地。[46]我们几乎没有掌握关于这两个意大利殖民地的信息，不过尤诺尼亚似乎是按照六千人规模筹划的大型殖民地。[47]所以，这三个殖民地的总规模或许达到了两万人，这个数字有可能占了罗马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五。

盖约后来又成功当选为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然而他碰到了一个意外的问题：元老院看起来正在大力支持另一位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此人提出的计划甚至比盖约更激进，他想要设立多达十二个三千人规模的殖民地，[48]这个计划会涉及至少百分之九的罗马男性。如果罗马人同时实施了德鲁苏斯和盖约的殖民计划(德鲁苏斯的计划或许已经把盖约的计划包括在内)，那就意味着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罗马男性可以从中获益。

此时摆在盖约面前的政治难题还不仅仅是和德鲁苏斯之间的竞争问题，尤诺尼亚的殖民地看来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个殖民地的规划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坐落于阿非利加(Africa)，定居在尤诺尼亚的殖民者会远离罗马以及他们的家人。不仅如此，这个殖民地还跟迦太基有关。在这个时期，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那三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依然让罗马人记忆犹新。_{[即三次布匿战争，因罗马当时称迦太基为“布匿”(Punici)，故名。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前241，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前146年，总共持续100余年。三次战争均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结果是迦太基被灭，罗马在其地设立了阿非利加行省]}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有人认为在迦太基的土地上建立的任何聚落都会危害罗马；还有传言称一群野狼(罗马的象征)撕碎了这座新城市的界标，表明神灵也反对罗马人在此定居。[49]无论是否真的有这么一群肆意毁坏公物的野狼，反对设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声音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前122年的一位执政官是卢奇乌斯·欧皮密乌斯(Lucius Opimius)，他是盖约·格拉古的私敌。当选执政官以后，欧皮密乌斯宣布要废除有关建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此时的盖约正在阿非利加监督殖民地的建设工作，有可能同时也在猎杀当地那些与他作对的野狼。得知欧皮密乌斯打算取消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消息之后，格拉古很快就回到罗马，与新上任的这位执政官展开了争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按照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正当盖约在会议开始之前整理思绪的时候，一个叫作安提卢斯(Antyllus)的人靠了过来。他似乎想要伸手抓住盖约，但是盖约走开了。此时，盖约身边的一名卫兵出手杀死了安提卢斯。[50]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意见不同的各派人士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发生了冲突。与欧皮密乌斯交好的安提卢斯侮辱了福尔维乌斯(他是格拉古兄弟多年以来的盟友)的拥护者。混乱之中，有人用在蜡版上刻字的那种尖锐的笔把安提卢斯给刺死了。[51]

对于盖约而言，安提卢斯之死无疑是一个噩耗。就算这确实是无心之失，旁人也会因此怀疑盖约真的想要当独夫。安提卢斯的尸体被摆在了广场上示众。欧皮密乌斯极力呼吁元老们发起还击，他命令骑士们(罗马社会秩序当中仅次于元老的阶层)每人至少带着两名拿着武器的扈从在第二天早晨集合。与此同时，盖约和弗拉库斯都从卡皮托里翁山上撤回了各自的家中。他们大概是想召集人手，并且商量对策。这天夜里，罗马城中心的广场上聚集起一群守夜的民众。

第二天早晨，欧皮密乌斯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召集起一支队伍，盖约和弗拉库斯则来到了阿文提努姆山(Aventine Hill)。现在的这座山丘是罗马城中一个僻静的去处，上面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教堂、修道院以及豪宅，某些外国大使也居住于此。但在古典时代，这里很可能是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盖约的忠实拥护者。而且，这座山丘比较陡峭，尤其有利于防范从卡皮托里翁山过来的敌人。

欧皮密乌斯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来元老院认罪受刑。他们当然拒绝了，然后派弗拉库斯的儿子作为使者前去谈判。欧皮密乌斯接见了弗拉库斯的儿子，但他完全不愿意妥协。他再次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本人到广场上自首。然而，格拉古派几乎不可能相信对手会好心地让自己在所有人面前解释清楚安提卢斯之死的原委，投降基本就意味着死亡。弗拉库斯派他的儿子继续去和元老们谈判。但欧皮密乌斯深知自己处于优势，他逮捕了弗拉库斯的儿子，然后下令开始进攻。

这场战斗毫无悬念，早有防备的欧皮密乌斯甚至安排了一些克里特弓箭手。而格拉古派很可能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或许猜到了对手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们只准备了一般情况下暴动里使用的棍棒，根本没有配备盔甲。于是，漫天箭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格拉古派四散而逃。弗拉库斯在浴场里被人抓住以后当场击杀；盖约本人则试图渡过台伯河逃跑，却遭到了埋伏。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他接下来到底是自杀，还是命令手下的奴隶杀死自己，抑或是被欧皮密乌斯的人杀死，但是无论如何，盖约终究是死于这一次的暴力事件。

欧皮密乌斯曾经许诺，带回盖约的首级者可以得到与其头颅等重的黄金。后来在称重的时候，人们发现盖约的头出奇地重。原来，他的大脑被人挖掉，换成了铅。[52]但是欧皮密乌斯还是谨遵诺言，支付了等重的黄金。

对于守旧的罗马元老而言，格拉古兄弟的死亡当然是一场胜利，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此以后，人们明确地知道元老们不惜用武力来消灭与其作对的罗马公民，并且会宣称这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在元老们心里，共和国就应该是完全由他们来支配的。然而，元老并不是共和国的全部。军人、罗马城内的平民、乡村的贫民都是罗马政治的一分子，这个国家同样属于他们。格拉古兄弟看到了这一点，想要造福于较为贫穷的这些公民。他们由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积攒起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让元老们将其视作威胁罗马传统政治秩序的敌人。分配土地的法律实现了罗马公民应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主张分地的两位保民官就都被杀死了，公民的权利再次遭到了践踏。不仅如此，武力击杀保民官的这种行为更是直接侵犯了罗马公民不受暴力伤害的基本权利。

不过，格拉古兄弟毕竟失败了。他们没能组织起一股强大到足以与其敌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格拉古兄弟的势力也在他们本人身死之后烟消云散。这种失败本身就可以说明元老们的势力仍然是罗马政局的执牛耳者。我们或许可以说格拉古兄弟的例子证明了保民官这个职位有着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引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他们二人的相继失败也足以说明保民官的局限性。在解决掉格拉古兄弟以后，保守的元老们看起来更有权势了。他们击败了政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权威。

对于恺撒等人来说，格拉古兄弟留下的教训就是元老们会毫不留情地弹压那些反对或者威胁到他们的人。平民则由此得知守旧的元老们基本没兴趣来管平民的苦难生活，也毫不在乎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不可能轻易地拿到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罗马人还会反反复复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当中体会到这些教训。

将军崛起

罗马的保守势力成功镇压了格拉古派，再次掌握了政局。然而，困扰着罗马社会的问题依旧存在。暴力依然是常见的政治手段，罗马政局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公元前100年，为了打压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元老们求得马略将军的帮助，将罗马公民武装起来与之对抗。

不过，虽然时不时就会发生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团体(政党)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固然引发了政局动荡，却未能孕育出团结一致的政治团体。罗马政治的核心依然是个人和等级，而非意识形态。或许正是因为个人因素过于重要，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往往四分五裂。

一些古人看起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大约在公元前41年的时候，罗马史家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把罗马政局的动荡溯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十年，后来打响内战的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将军都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他们首先都投身于对抗阿非利加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朱古达(Jugurtha)的战事。这场艰难的战争耗时颇久，其战场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_{[公元前113年，朱古达在努米底亚的王位争夺战中击败了由罗马人支持的对手。由于朱古达在其后的战争中涉及杀害罗马人，使得罗马与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公元前111年，罗马元老院向朱古达宣战。但由于当时的罗马军队腐败、士气涣散，罗马屡战屡败。公元前107年，马略当选执政官，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公元前106年，马略与部将苏拉进军阿非利加。公元前105年，马略击败朱古达，朱古达被俘后死于罗马狱中]}在回首朱古达战争之时，萨卢斯提乌斯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将描绘这场罗马人民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宏大、激烈、曲折的战争。但我尤其看重的是，从这场战争开始，傲慢的贵族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的斗争让人间乃至神界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人们完全失去了理智。政治分歧竟然催生出蹂躏意大利全境的战争。[53]

萨卢斯提乌斯还痛斥了共和国最后一百年里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深深的失望让他不得不主动退出政界，转而致力于撰写史书。

在这种动荡的时代，所有的公职都让我感到厌恶不已，因为官职不再归属于有德之人，恶人反倒更能占据权位。这种官员既得不到人身安全，也不会受人敬重。其权力或许足以匡扶正义，但其来源归根结底是暴力。一切改革都难免走向屠杀、流放乃至恐怖的战争，所有的挣扎、努力都是徒劳，反倒会在人们心中播撒无尽的恨意。人的自由和荣耀感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罕见的疯子或是痴迷于作恶之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仅仅服务于少数人。[54]

原先统治国家的民选官员备受人们的尊敬，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然而，后来掌握实权的只是“少数人”。真正的共和国就这样消失了。这场革命以后，能够得到回报的是恶而非善。公职失去了权力和尊严，在暴力的胁迫下，原本自由的人们屈从于少数的统治者。

萨卢斯提乌斯认为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贵族(nobilitas)的“傲慢”(superbia)以及人们对这种傲慢的挑战。在罗马人眼里，傲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傲慢之人会在其他公民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仿佛其他公民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与其平等的参政者。傲慢是暴君的共性，它并不仅仅是讨人厌的个人品性，更意味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贵族”这个说法非常宽泛，萨卢斯提乌斯具体指的是罗马顶层的那些贵族。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一些特定的家族长期把持着高级官员的职位。这些家族凭着政治权威积攒起巨量的财富，并且帮助家族子弟也走上顺利的仕途。其他的家族并不是不能跻身于元老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官职，但想要当上执政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总之，虽然这些顶层的大贵族并没有垄断罗马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就算不能直接继承政治权力，他们也完全可以像世袭贵族一样傲慢。多年以来执掌大权的历史更是让这些贵族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等于共和国的延续，马略、恺撒还有后来的屋大维所对抗的就是这种观念。

萨卢斯提乌斯选择了叙述罗马人和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继承权纠纷，罗马人是被卷入其中的。朱古达战争引发人们关注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参战的罗马将领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并且这场战争还暴露出罗马政界的腐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古达都可以通过贿赂他人来为所欲为，比如说谋杀意大利商人。[55]最终，失望的罗马选民们决定把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新人”盖乌斯·马略。

马略来自阿尔皮努姆(Arpinum)。这个小镇位于罗马的南面，西塞罗的出生地也是这里。虽然马略的家族可能比较富裕并且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是阿尔皮努姆是沃尔斯奇人(Volscian)的城镇，当地居民一直到公元前188年才成为罗马公民，[56]从来没有阿尔皮努姆人担任过罗马的高官要职。马略在刚成年的时候就自愿参加了罗马军队，他在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指挥下征战于努曼提亚，并且有着优秀的表现。除了西庇阿以外，他还和凯奇利乌斯·梅提卢斯(Caecilius Metellus)家族有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马略开始踏入政坛。担任保民官期间，马略和元老们发生了争执，但也制止了免费供应粮食的提议。[57]接下来，他尝试竞选更高一档的建筑官，然而未获成功。不过，他并不气馁，后来又去竞选了仅次于执政官的裁判官。这一回，他的票数刚好足够。[58]

当选裁判官并非易事，很少有“新人”能够获选担任这样的高级职位。不过，既然马略只是勉强当选，那么他的仕途很有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接下来，马略先是被任命为西班牙总督，然后返回了罗马，随后加入军队，前去进攻努米底亚。

在阿非利加待了一年以后，马略又回到了罗马竞选执政官。这一次，他在选战中大获成功。马略是一名军人，他曾经英勇地率领士兵们征战沙场，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大概在马略的有意引导之下，罗马士兵们纷纷开始认为只有马略才能带领罗马在这场战争中走向胜利，许多罗马选民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59]后来，经由保民官提议，罗马人民任命马略为统管努米底亚战事的将军。

接下来，马略的表现确实不负众望。随着罗马方面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朱古达的盟友决定倒戈。他们协助马略的部下科涅利乌斯·苏拉抓住了朱古达，战争结束了。

马略真的给罗马带来了胜利。回到罗马以后，他领着部下在城中行进，享受着无比光荣的凯旋仪式，罗马人民对他赞不绝口。作为罗马人的战果，朱古达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大量来自努米底亚的金银财宝都跟在游行的队伍里。之后，被俘虏的努米底亚国王和王子先被囚禁在罗马城中心的监狱里，然后遭到了处决。[60]

然而，就在罗马人庆祝阿非利加战争的胜利之时，一场更加可怕的危机浮现于罗马的北方—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这两个日耳曼部落都来到了高卢。为此，罗马人召集了大批的军队，将指挥权交给执政官格奈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以及前任执政官昆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凯皮奥(Quintus Sevilius Caepio)。公元前105年10月，分为两支的罗马军队在阿劳西奥[Arausio，即今天法国南部的奥朗日(Orange)]遇到了日耳曼人，然后被打得溃不成军，付出了十二万人死亡的沉重代价(包括身为罗马人的军团士兵、盟友的士兵以及随军行动的商贩和杂役)。[61]

马略又一次成为人心所向。他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并且顶着不小的压力成功连任了好几年，因为有些人担心他把持大权过久。公元前102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马略率军给日耳曼人造成了重创。第二年，在米兰附近的维尔凯莱(Vercellae)，他又取得了一场大胜。战争结束以后，欢欣鼓舞的罗马人民第六次选马略为执政官。

不过，尽管马略的履历确实辉煌得引人非议，但既然没有危机要处理，那么马略当然就没有那么特殊了。归根结底，马略能够掌握权力是因为人们极其不满于腐败而无能的贵族。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算是元老们的敌人。然而，他从来不曾试图通过创立新制度来把自己手中的大权化为罗马政治的常态，他无意对抗元老治国的传统。因此，公元前100年，在保民官引发的争端当中，马略选择了与保守的元老们站在一起维护元老院的权威。

在马略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展开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改革。阿劳西奥的失败让罗马人亟须补充大量的兵员。为此，马略废除了参军的财产要求。现在，无论多么贫穷，所有罗马自由民都有了参军报国的资格。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会认为此次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国家与军队的相互关系，因为罗马军队的主体从此变成了没有什么财产的贫民，而这些人几乎完全不认同罗马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于是，罗马军队蜕变为只认钱财的雇佣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废除参军的财产要求很可能满足了许多民众的需要。罗马社会底层的贫民终于可以加入罗马军团，某些几乎走投无路的穷人由此得以维持生计。但是，马略并非第一个降低参军门槛的人。公元前2世纪，在马略改革之前，罗马人已经至少降低了两次财产要求，把门槛从早先的五千赛斯提尔提乌斯(sesterce)降到了一千六，乃至三百七十五。拥有五千赛的财产大概意味着此人可以养活自己，而一千六已经非常少。等到下降至三百七十五以后，我们只能说理论上还存在着财产要求，马略仅仅是把最后的这一点点限制给取消了。更何况，财产要求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只有底层的穷人才会去参军。军队的人员来源和政治态度都不太可能骤然发生巨变。[62]此外，虽然军队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出手干预了政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的传统被打破了。马略动用军队攻击萨图尔尼努斯的行为其实是捍卫既有政治秩序的守旧之举。

整体而言，马略的一生足以表明军事将领有潜力跻身于大多数元老之上。一位才华卓著、魅力超凡的将军很容易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支持，这是传统贵族难以企及的优势。相反，他们的腐败、无能、傲慢只能招来人们的厌恶之情。只要危机来临，罗马人民就有可能会抛弃这些贵族，转而寻找一位新的领导者。不过，在这一时期，贵族们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权。对于他们来说，马略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例外，同时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工具。他将罗马人团结在一起，带领大家战胜了危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在那以后，他就要理所当然地从职位上退下来，泯然众人，与其他元老平等地坐在一起。

公元前99年1月1日，马略的第六次执政官任期结束。此时，人们还不知道罗马即将迎来巨大的灾难。

第一次内战：马略对苏拉

公元前90年，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骚乱以后，罗马人的意大利盟友叛变了，同盟者战争揭开了序幕。可以想见，罗马人又一次希望马略站出来平定乱局。然而，马略现在年事已高，他的谨慎之举让胜利的荣光落到了旁人身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涅利乌斯·苏拉，也就是曾经在马略麾下效力、抓住朱古达的那一位。凭着在同盟者战争期间建立的功勋，苏拉和另一位将军昆图斯·庞培当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为了取得同盟者战争的胜利，罗马让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从此以后，他们也能参与投票了。不过，罗马公民受到的政治保护或许是更为关键的权利。

身为执政官，苏拉得到了远征东方的机会。就在前一年，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本都(Pontus)国王密特里达提(Mithridates)进犯罗马领地，他大概是想趁着罗马人忙于同盟者战争的时候浑水摸鱼。东征密特里达提的战斗很可能会被传为佳话，在希腊和亚洲展开的作战或许还能给全军带来不少的财富。想来，苏拉应该能够轻易地召集起足够的士兵。

然而，在苏拉动身之前，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给两位执政官带来了麻烦，双方展开争论的中心点是通过同盟者战争取得了投票权的意大利人。传统贵族想要尽可能地削弱意大利人的影响力，而苏拉本人在同盟者战争中的表现是以残忍闻名的，他应该也很想打压意大利人在罗马政局当中的地位。反观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他的想法与传统贵族恰恰相反，矛盾双方很快就大打出手。随后，执政官们以宗教传统为由暂且搁置了这个问题。于是苏尔皮齐乌斯带着大批人手走上了街头，马略也加入了苏尔皮齐乌斯这边。街头的暴力导致一些人不幸死亡，暴动民众在罗马城里到处追寻苏拉的下落。[63]苏尔皮齐乌斯还进一步提议取消苏拉的指挥权，换马略出征东方。马略本人对此表示接受。

然而，苏拉其实正躲在马略的家里，虽然他后来说自己只是去找马略商量事情。在马略的协助下，苏拉逃出了罗马，前去坎帕尼亚(Campania)寻求军队的支持。尽管马略出手相助，但苏拉仍然愤怒不已。他指责苏尔皮齐乌斯犯下了暴行，怒斥马略对他加以羞辱。军官们选择了离开，但士兵们愿意追随苏拉进军罗马。此举的公开理由是恢复罗马的秩序、捍卫执政官的权利。然而，其主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争夺东征密特里达提的军权。[64]

这场政变史无前例，马略等人完全没有想到苏拉竟然会调动军队进攻罗马。马略和苏尔皮齐乌斯尽可能地集结了人手，顽强地与苏拉对抗，但双方武力悬殊。不出所料，苏拉率领的军团取得了胜利。[65]马略不得不开始四处逃亡。为了藏身，他一度被迫躲在一堆落叶之下。最终，他乘船来到了阿非利加。曾经六度当选执政官的马略现在必须静候良机。[66]

重新掌权的苏拉出台法律拿回了进攻密特里达提的军权，但意大利的局面仍然不太稳定。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庞培支持苏拉进军罗马，然而却被士兵们给杀死了。无论如何，苏拉最终离开了罗马，率军东征密特里达提。[67]

苏拉留下了卢奇乌斯·秦纳(Cinna)和奥克塔维乌斯这两位执政官，但政局还未稳定下来，被苏拉流放之人还有不少政治伙伴活跃在罗马政坛上。而且，许多人对苏拉进军罗马的举动深感震惊。因此，在苏拉离开以后，秦纳与奥克塔维乌斯决裂，和马略走到了一起。马略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部队(没有迹象显示他有旧部“私军”)回来了，他开始充分运用自己手头的所有人脉。苏尔皮齐乌斯曾经奋力为意大利人争取权利。同盟者战争以后，意大利东南部的萨谟奈人依然心有不甘。于是，马略和这些人联合了起来。他攻占了奥斯蒂亚(Ostia)，切断了罗马城的粮食供给线。然后，这位七十岁的老将率军向罗马进发。[68]

奥克塔维乌斯有心抵抗，但大多数的罗马人并不站在他这一边。而且，罗马本身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不便于防范强大的敌人。更何况，马略已经控制了罗马的粮食供给线。在这种情况下，据守罗马并不明智。因此，奥克塔维乌斯开启了城门，邀请马略和秦纳返回罗马。看起来，奥克塔维乌斯深信自己这样的高级官员是不会受到伤害的。马略和秦纳的营地设置在罗马城西的亚尼库鲁姆山(Janiculum)上，身着华服的执政官奥克塔维乌斯带着侍从来到了亚尼库鲁姆山附近。他坐着自己的车椅(执政官的官椅)，等候马略和秦纳前来。然而，最后过来的只是取他首级的骑兵。随后，他的头颅被摆放在罗马城中心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69]

入城以后，马略和秦纳开始复仇。在悬赏的诱惑下，罗马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捉拿政敌。罗马的贵族遭到了清洗，[70]秦纳和马略都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这是秦纳第二次、马略第七次当选。然而，马略大限将至。公元前86年，这位老将军去世了。

等到了公元前84年，苏拉已经准备好返回罗马。他无情地碾碎了东方战场上的敌人，把密特里达提的势力重新压回了原先的范围。这场战争让苏拉麾下的士兵得到了许多的财富，比如洗劫雅典所得的战利品。因此，苏拉牢牢地掌握了他们的忠心。马略派领导集团准备在希腊阻击苏拉，但是他们麾下部队的士气不像对手那么高昂，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临阵倒戈。秦纳本人就在整顿军纪的时候引得士兵们叛

变，将其杀死。于是，在这一年，苏拉成功登陆了意大利。他的对手固然人多势众、严阵以待，但是支持苏拉的元老也不在少数。日后大放异彩的格奈乌斯·庞培就是其中的一员。此时，苏拉本人麾下的军队大约有四万人。[71]另一边，马略派的执政官们大概调动了足足十万人。

绝大多数的罗马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场内战出现，但是双方的分歧终究无法在谈判桌上和平地解决，暴力斗争和暗杀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失败者几乎一定会被杀死。不过，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作战。例如，有一次和谈失败以后，马略派一支部队全员倒向了苏拉。[72]这场战争没有通过一次决战迅速地分出胜负，双方的多支部队在意大利中部分散地展开了对决。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坎帕尼亚，苏拉取得了本次的胜利，迫使另一边的执政官带领部队撤退，据说马略派损失了六千人。[73]但是这场战斗发生于这一年比较晚的时候，内战主要还是展开于接下来的两年内。[74]

到了战争末期，双方在罗马城的山门(Colline Gate of Rome)附近打响了最后的一战。这天下午，两边的军队相遇。苏拉军队的左翼被击溃，匆匆逃往罗马城中，许多人都在逃跑的路上被杀死。但是苏拉的右翼取得了胜利。之后，交战双方一直从傍晚打到了夜里。等到午夜来临，苏拉派成功地突袭了对方的营地。马略派将领或是被俘或是被杀，剩下的官兵选择了投降。然而，苏拉并没有饶过他们，八千名俘虏全部遭到了处决。加上战死者，这天晚上一共有五万八千人失去了性命。[75]

苏拉宣布某些人是应当被处死的。这种绕开司法程序的新型杀人途径被称作“宣布公敌”(proscription)，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相应的赏金。至少有四十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稍低一级的骑士被列为公敌，曾经效忠于马略派的意大利聚落也受到了惩罚(虽然苏拉一度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苏拉从它们手里夺走了一定量的土地和资金，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部下。此时，逃离意大利的某些马略派人士依然想要负隅顽抗。其中最成功的是塞多留(Sertorius)，他后来在西班牙建立了一股独立的势力。不过，无论如何，苏拉无疑已经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场内战，史料中给出的伤亡数字是八万九千人。但是，这场战争的规模让人更愿意相信有不下于十五万的意大利人战死沙场。除此以外，我们还难以估计到底有多少平民在攻城战中遇害，有多少土地难以避免地被战火毁灭。[76]

这就是恺撒初涉政界的时代。作为政治人物，恺撒属于高层的贵族，拥有广泛的人脉，但此时的他年纪尚轻，甚至还在一场内战中站错了队。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本人则迎娶了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Cornelia)。既然苏拉才是最终的胜者，那么恺撒就有必要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决裂。然而，他拒绝了。于是，苏拉派自然就给恺撒的首级也标上了价。换言之，早在恺撒担任官职之前，掌控罗马的高层人物就已经想要杀死恺撒了。

[27] 罗马人会传承父辈的名字，所以尤里乌斯·恺撒的儿子仍然叫作尤里乌斯·恺撒，女儿则会被称为尤莉亚（Julia）。如果有多个儿子，他们会分别得到不同的第一名（塞克斯图斯、盖乌斯、马尔库斯），但是多个姐妹经常有着完全相同的名字。
[28]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5-7.
[29]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2和5描述了罗马士兵们贫穷的经济状况。至于农民的贫困生活，我们的判断主要基于考古证据。可以参考Dominic W. Rathbon, “Poor Peasants and Silent Sherds”,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300 BC-AD14 , 305-332, edited by Luuk de Ligt and Simon Northwoo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William V. Harris, “Poverty and Destitu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Rome ’s Imperial Economy: Twelve Essays , 27-54, by William V.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关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可以参考Alan E. Astin, Scipio Aemilian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从血缘上来说，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属于埃米利乌斯家族（gens Aemilia，即Aemilii，他们家族的第二名多为Aemilius），这个家族与罗马对希腊的征服有关。而在被领养以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属于科涅利乌斯家族西庇阿分支（Cornelii Scipiones）。

[31]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罗马人向来注意土地兼并问题，警

惕个别人手握大量土地的现象。Pliny, Natural History , 18.7认为在最早的

时候，罗马人规定一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两优格（iugera）的土地，也就是半公

顷。Varro, Res Rusticae , 1.10以及Livy, 6.36和8.21都曾经提及这个数

字。也可参考Emilio Gabba and Marinella Pasquinucci, Strutture

agrarie e allevamento transumante nell ’ Italia romana (Ⅲ-Ⅰ

secolo a. C.) (Pisa: Giardini,1979), 55-63。两优格明显是不足以养家糊

口的。

[32] 参考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 4.13。

[33] 参考Saskia T. Roselaar, Public Land in the Roman Republic: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ger Publicus in Italy, 396-89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公元前393年，托斯卡纳的维依

人（Veii）的领土被罗马人没收了，这是最早的史例之一。请参考Livy, 5.30。

[34] 关于殖民地的土地分配，请参考Gianfranco Tibiletti,

“Richerche di storia agrarian romana”, Athenaeum 28 (1950): 183-

266; John K. Evans, “Plebs Rustica : The Peasantry of Classical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5 (1980)： 19-47, 134-

173; Edward Togo Salmon, Roman Colonization under the Republic

(London and Southampt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95-109。

[35] 参考Fiona C. Tweedie,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Veterans:

Roman 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 Historia , 60 (2011)： 458-473。

[36] 对于提比略·格拉古的动机，人们众说纷纭。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8-9引用了盖约·格拉古的宣传口径。根据他的说法，提比略·格拉古推行《土地法》的原因是他看到了托斯卡纳的人口明显减少，同时发现在田间劳作的是蛮族奴隶。普鲁塔克（Plutarch）还引用了提比略本人的一篇演说词。在这份文本当中，提比略强调了罗马士兵们困苦的经济状况。这两种说法是并行不悖的。

[37] Appian, Civil Wars , 1.7.
[38] Appian, Civil Wars , 1.8声称提比略·格拉古规定每一个罗马人最多只能持有五百优格的公有土地，如果有儿子，则每一个儿子可使其多持有二百五十优格。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罗马权贵其实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公有土地。
Appian, Civil Wars , 1.7提到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已经完全被视作私产了。
[39]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10-12; Appian, Civil Wars , 1.12-13.

[40]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18-20; Appian, Civil Wars , 1.16-17.

[41]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19.

[42] Appian, Civil Wars , 1.21, 1.23;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5-7.

[43] 每一莫迪乌斯（modius，将近九升）的粮食大概通常定价为六又三分之一阿斯（as，一种小额铜币）。请参考Livy, Periochae , 60; Cicero, Pro Sestio , 55。Livy, 30.26还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城中曾经有过每一莫迪乌斯卖四阿斯的价格。请参考Fik Meijer, “Cicero and the Costs of the Republican Grain Laws”, De Agricultura: In Memoriam Pieter Willem De Neeve ,153-163, edited by Helena Sancisi-Weerdenburg (Amsterdam: J. C. Gieben, 1993)。第一个数字看起来与同一时期希腊的粮价并没有很大的差距。请参考Kenneth W. Harl, Coinage in the Roman Economy, 300 b.c.-a.d. 700(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5, n.10。这种供粮计划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长期提供低价的粮食来救助贫民，而在于保证市场上一直都有合理价位的粮食供给，从而帮助贫民应对意外的粮价飞涨以及某些人有意哄抬粮价的情况。

[44] 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7. 稳定的粮食供应首先显著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其次，作为公共工程，盖约的供粮计划和军装免费供应计划为罗马的经济注入了资金。整体看来，他的做法与现代国家的扶贫政策很像。请参考Jean Drèze, “Famine Prevention in Ind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Ⅱ, 13-122, edited by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9; Velleius Paterculus, 1.15; Salmon, Roman Colonization , 118-120. 位于罗马城南面的法布拉提里亚（Fabrateria）也有设立殖民地的痕迹，其占用的土地大概是罗马人在公元前124年的一场叛乱以后取得的。
[47] Appian, Civil Wars , 1.24.

[48]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9.

[49] Appian, Civil Wars , 1.24;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11.

[50] Appian, Civil Wars , 1.25.
[51]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13.
[52]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16-17; Appian, Civil Wars , 1.26.

[53]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5.

[54]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3.

[55]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26.

[5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

[57]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

[58]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5.

[59]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7. 马略似乎还取得了罗马贸易据点乌提卡的支持。乌提卡是位于阿非利加的重要港口，当地的居民肯定很多，他们有可能都很同情之前在战争中被杀的商人。读者可以参考萨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63。

[60] Livy, Periochae , 67.
[61] Livy, Periochae , 67.

[62] 罗马人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会根据财产多寡做出等级划分。请参考Dominic W. Rathbone, “The Census Qualifications of the assidui and the prima classis”,De Agricultura , 121-152, edited by Sancisi-Weerdenburg; Arthur Keaveney, The Army in the Roman Revolution,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7)。
[63]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4-35; Life of Sulla , 7-9; Appian, Civil Wars ,1.55-56.

[64] Appian, Civil Wars , 1.57.

[65] Appian, Civil Wars , 1.58-60.

[6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8-39.

[67] Appian, Civil Wars , 1.62-64.

[68] Appian, Civil Wars , 1.64-70;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1-42.

[69] Appian, Civil Wars , 1.71.

[70] Appian, Civil Wars , 1.71-74;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3-44.

[71] Appian, Civil Wars , 1.79-80.

[72] Appian, Civil Wars , 1.84-85.

[73] Appian, Civil Wars , 1.84-85.

[74] Appian, Civil Wars , 1.87-91.

[75] Appian, Civil Wars , 1.92-94.

[76] 史料中记载的某些数字有可能只是猜测所得，某几场战斗的数据还是欠缺的，而且大部分数字只反映了马略派的伤亡。

第四章 恺撒与庞培

公元前82年末，苏拉在罗马城中庆祝自己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九年前的同盟者战争开始，意大利半岛的居民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境地，时人想必希望苏拉的胜利能够开启意大利的和平时代。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罗马社会频频发生暴力事件。任何罗马人都不难察觉，罗马已经遇到了严峻的问题，一再出现的暴力事件很难被当作偶然现象。因此，苏拉不仅想要杀死对手，还想改革罗马政治，根除这些乱象。

苏拉的办法是恢复旧秩序。他认为罗马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就是症结所在，保民官不应该拥有不受元老院限制的权力，平民会议不应该掌握独立于元老院的立法权，元老们难以控制的大人物(比如马略和苏拉本人)也不应该出现。

于是，苏拉的改革限制了保民官的权力，尤其是立法权。他对元老的具体担任要求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各地总督必须向元老院负责。无形之中，苏拉把过去几十年内暴力冲突的责任归结于平民大众以及那些寻求民众支持的政治人物，元老院仿佛就是为罗马贮藏公共责任、军事经验、智慧和政治权力的宝库。苏拉改革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设计出强大的贵族制政府。罗马有着走向民主制的可能性，但这种潜力早已被罗马社会的政治实践给限制住了。苏拉的改革更将为其套上又一重枷锁。[77]

苏拉改革的局限性反映了罗马人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作为现代人，我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认为政治动荡的出现是因为有社会问题导致了某些群体心存不满。然而，罗马人一般都认为政治动荡要归因于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政治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等级的问题。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查明究竟是哪些社会、政治群体在破坏罗马政治的旧秩序，却没有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78]就连罗马军队也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群体，许多士兵都来自相对贫穷的农村地区。军队本身也算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结构，同时还给士兵们提供了集体认同感，塑造了他们的纪律性，并且让他们有了相同的利害关系。但即便如此，军队也向来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在内战中，不同的政治派系显然分别得到了一部分军人的支持，有不少士兵都愿意坚定地为上层人物作战。而且，这些军人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会无条件地听从上层领导的指挥，他们完全有可能以最强硬的手段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哗变。

罗马人没有根据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建立相应的组织，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社会方面的想象力。这是罗马的政治文化所导致的结果，罗马人的处事方式就是这样。现代的西方人习惯于见到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它们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但是罗马人从来不组建这种机构，他们办事情靠的是私交网络。[79]

这种私人关系网有助于巩固人们的社会地位。权贵自然拥有同为权贵的朋友，其他人则竭力地攀附权贵。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以及相互的评价高低构成了另一套无比复杂的等级体系。[80]与此同时，这种社交网络也是利益分配的渠道。有权势者会通过这条渠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给地位相近或者地位更低一些的朋友，以求巩固自己的势力。广交好友的上层人物总是能够求得其他权贵的帮助，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年轻者需要年长者的引荐和支持，从而获得理想的职务。而受人提携者当然有投桃报李的义务，应当反过来提携其恩人的子孙或是朋友。

罗马的上层精英通常会广泛地结交精英阶层的朋友，但他们的视线并不局限于此，就算是大富大贵也不可能真的完全脱离社会中下层。穷人往往都想要知道哪里有工作机会、怎样能接触到富人手里的资源，他们迫切地需要别人的援助。而富人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让人为自己办事或者提供信息(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年代，信息比现在更加宝贵)。这种利益交换的模式通行于罗马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骑士是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的精英人群，其中至少有某些人本就长期与国家机关打交道。但即便如此，对于骑士来说，高级官员的支持也仍然是相当有分量的筹码。地方上的商人乐于结交中央的高层人物，因为可以受到不少的恩惠。相应地，中央的高层人士无疑也能通过这些商人获取地方上的信息、人脉或者金钱。

举例而言，如果某人想要担任某个军职，他必须证明自己具备了相应的品性与经验，而这种东西只能通过旁人之口来证明。所以，他首先得拥有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今天，在某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人脉关系依然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些地方的人们会注意自己认识哪些人，其中又有哪些人可能会为自己提供怎样的渠道或者资源。罗马的情况近似于此，关系网络跨越了不同的阶级。身处其中的罗马人虽然极其明白各自的社会地位，却并不会用阶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将领和士兵相互依存；农民需要取得地主的许可才能耕作土地，而地主需要农民来提供劳动力；罗马公民需要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又需要公民为其提供选票。

不过，尽管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群并没有被排斥在外，但这种关系网终究更有利于罗马的精英们团结在一起。[81]精英们之间的个人友谊通常会很自然地演变成家族之间的关系，联姻就是一种巩固关系网的常见手段。为了缔结牢固的家族联盟，罗马的社会精英们常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同辈人(也有例外)。这种婚姻以家族利益为本，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目的是结成联盟以及传宗接代。在这种大环境下，罗马人一般认为罗马男性就应该迎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未婚的罗马男子往往也会考虑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家里是否有合适的结婚对象。

罗马社会的关系网络既能巩固社会等级秩序，也能推动人们形成一致的社会、政治观点，并且让罗马的社会与政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既然家族是罗马人开展社交活动的重要平台，那么不断延续下去的家族自然就会给一代又一代的成员带来相应的地位。由此，罗马的社会等级秩序得以和罗马人的家族一起长存。而某些家族的历史难免让一部分权贵认为自己理应享有某种独特的地位，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力就这样融为一体，精英阶层之外的人很少能够出人头地。像马略和后来的西塞罗那样的所谓“新人”(homines novi)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他们的家族本就属于贵族，只是阴差阳错地没有出过高官而已。这些数量很少的“新人”或许确实不像其他贵族那样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但是其他的政治精英并不介意让他们担任要职。

正是罗马政治精英的这种高度统一的状态让他们在内战中做出了尤为残忍的暴行，因为在罗马人眼里，个人身份、社会地位、国家的价值观念都紧紧地依附于既有秩序和关系网络。换言之，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基本等同于直接威胁其政治对手的个人地位。因此，罗马政坛上的重大政治分歧往往会演变成紧张的个人恩怨。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政治环境里，动用武力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苏拉派和马略派都冷酷地杀死了许多人。然而，一旦大开杀戒，高压政权就很难停下手来，他们很难说清楚自己杀人与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而罗马的政治精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人不能像现代人一样用政党来划分敌我。内战固然迫使他们选择了阵营，但没有人会完全只效忠于某一边。无数的罗马贵族或是死于政治斗争或是遭到了流放，然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苏拉派元老的朋友或者家人。总是有人想要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但同时也有人担心被流放者归来以后会威胁到自己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胜负，所有人都在斗争中受到了伤害，所有人都永远地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在《荷马史诗》的传说当中，海伦在战争结束以后给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喝下了忘川(Lethe)水，让他们得以忘却战争之苦。但罗马人无缘喝上这种神奇的水，无法忘记内乱带来的莫大痛楚。

一般说来，在内战结束以后，胜者会劝说败者接受现实。但是，罗马人刚刚经历的这场内战让太多的人死于非命，败者很难就这样善罢甘休。更何况，胜者还肆无忌惮地欢庆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明明给罗马的街道、广场以及意大利的原野都带去了死亡，却声称这场血腥的杀戮恰恰拯救了饱受威胁的罗马社会。内战就这样给罗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败者虽然咽下了这口气，但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暂时不得不如此而已。

恺撒和马略

内战给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出生于公元前100年，在内战爆发的时候还很幼小，所以没有直接地牵涉其中。大概在公元前84年，恺撒迎娶了卢奇乌斯·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而这位秦纳是马略将军故去以后马略派的一号人物，娶科涅莉亚为妻让恺撒和马略派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显然是政治联姻，罗马贵族男性一般不会这么早结婚，很可能是某个人替恺撒定下了这桩婚事。虽然后来的恺撒几乎一直都沐浴在胜利的荣光之中，但这一次，他站在了失败者那一边。不过，尽管苏拉派和马略派的矛盾激烈到孕育出一场残酷的内战，但苏拉派仍然难以把恺撒的婚事怪罪到他本人头上。毕竟，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苏拉试着劝说恺撒和科涅莉亚离婚。识时务者或许会接受苏拉的提议，但恺撒拒绝了。这个决定就必须由恺撒本人来负责了。[82]

假如我们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恺撒也许真的爱上了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的科涅莉亚。然而，恺撒并不是一个忠于妻子的模范丈夫。恺撒的第二任妻子仅仅因为和某个渎神事件沾上了关系就被恺撒给休了，我们都知道恺撒有不少的情人。既然恺撒和科涅莉亚的婚姻是政治联盟的产物，那么他拒绝离婚的决定背后当然也有着政治目的。此时的苏拉派已经凭着武力成功地掌握了罗马政权，我们可以说恺撒公然违逆苏拉的行为展露了他的雄心壮志。接受苏拉的提议、背弃失败的马略派大概能够让恺撒的早年生活过得更加轻松一些，但是这种倒戈的做法会让他失去自己现在的非苏拉派朋友。更何况，就算恺撒真的选择了背叛马略派，苏拉派的许多人恐怕也还会怀疑恺撒的忠诚，恺撒未必能够顺利地融入苏拉派。因此，恺撒选择了继续忠于现在政坛上的边缘派别。

于是，恺撒当然就被苏拉列为需要杀掉的公敌。恺撒的这种叛逆行为让他有了一些恶名，引起了罗马政坛上许多人的关注，违逆苏拉是有很大风险的豪赌。不过，尽管恺撒本人被迫开始流亡，但苏拉派的内层圈子里还有恺撒的朋友。有人请求苏拉赦免恺撒，但这位独裁者起初并不愿意。最后，苏拉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也请求他宽恕恺撒。于是，苏拉大概和恺撒一样仔细地做了一番政治考虑，然后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据说，苏拉还曾痛心疾首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位恺撒抵得上无数个马略。”[83]

苏拉赦免恺撒的决定是非常现实的，他本来就不可能铲除所有和马略或秦纳有关系的人。但是，让年轻的恺撒重归政坛确实有着一定的风险，马略派或是同情马略派的遭遇者可能会由此看到希望。他们大概会想，等到恺撒羽翼渐丰，他也许能够打破苏拉留下来的政治局面。公元前68年，恺撒在他的姑母尤莉亚的丧礼上致辞，而尤莉亚正是马略的遗孀。[84]两年以后，时任建筑官的恺撒下令展出了马略的半身像。[85]显然，苏拉无法阻止人们追忆他的大敌马略。不过，在这个时候，苏拉本人早已离世。

苏拉死后

苏拉在公元前80年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就正式放弃了公职。公元前78年，苏拉寿终正寝，他的死亡导致罗马政坛遭遇了一场短暂的内乱。就在公元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和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发生了冲突，[86]矛盾很快升级为武力斗争。然而，捍卫苏拉的政治遗产的卡图卢斯得到了年轻的格奈乌斯·庞培的支持。而我们所熟知的这位伟大的庞培此时恰好掌握着一支军队，李必达被轻易地击败了。接着，庞培进军西班牙，准备对付那里的强敌。[87]

正当庞培在西班牙作战之时，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在公元前73—前71年领导的奴隶起义震动了意大利。虽然时至今日，斯巴达克斯都还是英勇反抗奴隶主暴行的象征，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斯巴达克斯以及他所率领的奴隶。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最后终结了这场叛乱。之后，从西班牙得胜归来的庞培消灭了剩下的一部分奴隶叛军。

斯巴达克斯败亡，庞培凯旋，罗马的政局再度稳定下来。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执政官。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无可挑剔的苏拉派人士，而且还立下了辉煌的战功。[88]此时，罗马的元老们对自己的权势充满了信心。既然马略派引发的危机已经过去，元老们就决定撤除苏拉对保民官施加的过度限制，让人民的代表再次有权为人民发声。被流放的马略派人士也回到了罗马。换言之，在苏拉离职仅仅十年以后，罗马的宪法就恢复了苏拉掌权之前的旧貌。不过，这个时期的罗马元老有着更大的权威、更多的人数，他们的信心也胜于往昔。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元老们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着罗马。尽管仍然有不和的声音，但元老们大体上还是秉持着宽容的态度。例如，恺撒追忆马略的行为或许引得某些人提高了警惕，但至少这一时期的恺撒无法威胁到元老们的统治地位，那么元老们也就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对于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而言，马略和苏拉已经是历史上的往事，跟现在的罗马政治没有多少关联。然而，这最后的一代人同样经历过内战，他们不太可能会忘记罗马社会曾经承受的暴力伤害，其中至少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义务消灭所谓的共和国之敌。

内战本身就足以说明罗马政治精英们具有强大的韧性，因为传递着政权影响力的私人关系网并未毁于内战。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社会没有别的运行政治权力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很灵活，可以因需而变。既然如此，那么罗马的政治精英们依然可以掌握权力。而且，他们还是保持着非常一致的状态，敌视异类，追求高度统一的文化。他们的政治讨论仍然以德为本，充满了老旧的话语。从政者几乎都因循守旧，尊重其他元老的权威。罗马的政治常常回顾祖先们留下的道德传统，而这种道德规范往往鼓励人们随大溜、反对创新、顺从于其他元老的价值观念。元老群体内部的竞争必须符合罗马的主流传统。虽然我们看到的史料经常渲染元老之间的道德、文化差异(所有文化高度统一的小型群体都经常如此)，但是罗马政治精英的最大特点其实还是统一性。倘若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些政治精英恐怕都会果断地选择动用武力。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力已经帮助元老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庞培的时代

在苏拉的时代结束以后，最有权势的罗马人是格奈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也就是伟大的庞培。他在苏拉第二次进军罗马之时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在内战当中，庞培表现出色。及至苏拉取胜，庞培被派往阿非利加镇压负隅顽抗的马略派残党。回到罗马以后，他与卡图卢斯联手击败了李必达，然后又马上率军去西班牙对抗塞多留及其盟友。公元前71年，庞培再次返回意大利，刚好有机会处理某些试图逃离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残部。到了公元前70年，庞培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杰出将领。所以，他当选为这一年的执政官，为其本就不同寻常的履历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卸任执政官以后，庞培并没有再次奔赴战场，而是留在了罗马。但是，在公元前67年，罗马面临着危机。有许多海盗特别频繁地活动于地中海，他们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边的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地中海各岛屿以及沿岸的小聚落都受到了这些海盗的洗劫，他们神出鬼没，游走在地中海的各个区域。地方省份的总督难以将其绳之以法。这些猖獗的海盗甚至还有可能袭击罗马官员。据说，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被海盗劫持过。当然，他们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89]为了根除海盗的威胁，罗马人出台了《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组建了一支有权在地中海各地行动的特别部队，奉命指挥这支部队的就是庞培。他需要在最多三年的时间内清剿这些横行霸道的海盗，为此，他可以调动巨量的资源。对于这条特殊的法律，许多元老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原本就最为出众的庞培看起来可以在剿灭海盗的途中积攒起更加可怕的声威。

仅在三个月以后，庞培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奇里乞亚海盗被瓦解了。[90]凭着罗马的军事霸权，庞培从统治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us)国王_{[即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十三世(Antiochus )]}那里夺取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新的殖民地，把至少一部分的奇里乞亚海盗安置在殖民地里。

此后，胜利的庞培直接朝着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军事目标前进。多年以来，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提给罗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苏拉当年就曾经出兵攻打密特里达提。自那以后，罗马将军卢库鲁斯(Lucullus)率军逐步打压了密特里达提的势力。但是，卢库鲁斯后来和部下闹翻了。密特里达提趁机进攻，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

看起来，这场战争一时之间难以分出胜负。于是，罗马人民想到

了庞培。公元前66年，《曼尼利乌斯法》(Lex Manilia)授权庞培负责

指挥东方的战事。[91]三年后，庞培极大地拓展了罗马人的势力。他

击败了密特里达提，攻占了本都，吞并了叙利亚，进入了犹地亚

(Judaea)，洗劫了耶路撒冷。庞培建立的光辉功业标志着亚历山大的

继业者们创建的各个希腊化王国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只有统治

着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在一边与罗马修好，一边苦苦支撑。

这一时期的罗马政局扑朔迷离。庞培有不少竞争对手和敌人，许

多地位显赫的元老不愿看到庞培长期手握重兵，比如卡图卢斯。他们

担心庞培立下的伟大功绩会让其他人难以匹敌，损害元老之间相对平

等的地位，创造出又一个马略，进而威胁正常的政治运作。公元前62

年，庞培凯旋。对于庞培在东方做出的安排，元老们充满了质疑。庞

培设立了一些省份，比如著名的叙利亚省，他还扶植了一些国王。至

少，这些君主除了罗马共和国以外同时也效忠着庞培本人。此时的庞

培就好像十年以后的恺撒一样，人们很怀疑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是

否能够与共和国的传统并存，他莫大的权威和巨量的财富是否会威胁

贵族制的存在呢？

面对充满敌意的元老，庞培决定和尤里乌斯·恺撒联手。在公元

前6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他支持了恺撒。此外，庞培还拉拢了克拉

苏。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联盟。当选为执政官的恺撒

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安排，让庞培的老部下得到了土地。恺撒则成了

高卢总督。

恺撒的举措是顶着不小的压力强行做出的，苏拉似乎一语成谶。

在公元前60年之前，恺撒并不算是罗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直都

勇于对抗专断的元老，捍卫罗马人的自由，但他从未得到过重要的兵

权。而且，恺撒看起来既不会也不能动员平民的力量来对抗元老。到

了公元前60年，庞培和某些元老之间的不和终于让恺撒抓住了一个罕

见的良机。他得到了庞培这样强大的盟友，然后理所当然地替庞培办

了事。恺撒的执政官生涯或许算是证明了他确实非同小可，而恺撒的

高卢之行更是让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庞培依然是罗马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一

起街头暴力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镇压完暴动以后，庞培在公

元前52年当选为前所未有的唯一执政官。这次事件的“背景”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在那一年，西塞罗是执政官，他在之

前的选举中战胜了另一位知名的罗马贵族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

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于是，喀提林在公元前63年继续参

选下一年的执政官，但西塞罗表示反对，喀提林再次失败了。选举结

束以后，西塞罗发现了一个阴谋。据说，喀提林正计划着颠覆元老

院、谋杀西塞罗，从而夺取权位。[92]喀提林只好逃离了罗马，去找

集结于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一支军队。喀提林的拥护者也试图在夜

里出城，但被西塞罗的人给拦住了。他们的信件暴露了喀提林联系高

卢部落阿洛布罗基人(Allobroges)一起造反的企图。既然证据确凿，

西塞罗就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宣布喀提林阴谋败露。[93]

在之后的又一次会议上，元老们讨论了被逮捕的这些喀提林党羽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94]一些元老主张立刻将其处决，因为国家正处于危亡之际，加图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恺撒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囚禁起来，等到平定风波以后再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来处理，但他没能说服大家。[95]许多元老都在赞美西塞罗，而他本人显然还期待着第二年归来的庞培将军也会认可自己的做法。毕竟，西塞罗是庞培的忠实拥护者。[96]然而，庞培正受到这些元老的排挤，他无意在这种时候主动去和元老们站在一起。西塞罗大概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困境，他对喀提林阴谋所作的演说词很快就出版了，但他的名声依然不见起色。他还想找一位听话的诗人来歌颂自己的成就，却再次失败。[97]他只好亲自创作了一首长诗，描写自己在执政官任上的所作所为。不幸的是，这首诗的内容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98]

察觉到西塞罗的地位不稳以后，他的对手开始进攻了，克洛狄乌

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背后的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名门。

[99]克洛狄乌斯和西塞罗之间的矛盾源于当年的一起渎神事件。据

说，克洛狄乌斯现身于只有女性能够参加的善良女神(Bona Dea)节。

[100]因此，他被诉以渎神之罪。倘若罪名成立，他会被判处死刑。尽

管西塞罗和克洛狄乌斯原本是朋友，但西塞罗却给出了证据证明克洛

狄乌斯确实在犯罪现场。据说，克洛狄乌斯最后花了很多钱收买陪审

团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后来，克洛狄乌斯推行法律流放所有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者(很像格拉古当年出台的法律)。看起来，他这项法律的主要针对目标其实就是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还纠集人手控制了会场和城里的其他公共场所，不少贵族都抨击他的这种做法，但保守的元老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制措施，庞培和恺撒也都没有站出来为西塞罗说话。西塞罗只得开始流亡。

为了庆祝西塞罗的离去，克洛狄乌斯摧毁了他的房子，在原址上

设立起献给自由的圣坛。这个举动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101]克洛狄

乌斯在保卫罗马人民自古以来的自由，罗马人最看重的权利大概就是

免受专横的官员施暴的权利。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全都很仇视喀

提林及其党羽，但喀提林的阴谋似乎确实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伊特

鲁里亚地区的叛乱或许可以被视作证据。虽然即刻处决喀提林党羽的

行为发生在所谓的紧急状态下，但普通的罗马公民仍然有可能认为这

是暴行。

公元前57年下半年，凭着庞培的帮助，西塞罗在懊悔中回到了罗

马。就在之前的这一年内，庞培和克洛狄乌斯发生了矛盾。所以，西

塞罗的返回大概主要是因为庞培想要西塞罗回来帮助他限制克洛狄乌

斯。现在，西塞罗还有了一位叫作阿尼乌斯(Annius)·米洛的元老朋

友可以一同对抗克洛狄乌斯，正是米洛的人阻止了克洛狄乌斯妨碍西

塞罗回归罗马。[102]

公元前53年，克洛狄乌斯和米洛都在参加竞选。于是，暴力事件

再度发生，并且最终导致克洛狄乌斯遇害。西塞罗在《为米洛辩护》

(Pro Milone，这篇演说词出版了，但西塞罗或许并没有公开演说过)中

声称米洛并非有意前去寻衅，只是恰巧和克洛狄乌斯等人一起走在前

往罗马的路上。然后，双方开始斗殴。据西塞罗所说，米洛的拥护者

在自卫的时候意外杀死了克洛狄乌斯。[103]消息传到了罗马，克洛狄

乌斯的拥护者们群情激奋，怒而进攻元老院。他们大概怀疑许多元老

都在暗地里支持米洛的杀人恶行(或许确实如此)，元老院被烧毁了。

元老们只好任命庞培为公元前52年的唯一执政官，让庞培带兵镇压街

头的暴动群众。之后，米洛受审并被放逐。也许他是被元老们当作牺

牲品给推了出来，而庞培则又一次成了罗马政治秩序的捍卫者。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促成了庞培和较为保

守的那部分元老之间的和解。元老们现在承认庞培是享有独特地位的

将领及政治领袖，共和国的安全需要庞培来加以维护。不过，就算到

了这个时候，庞培也仍然只是共和国众多伟大将领中的一员。他和西

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并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庞培一直都坚决支持独裁者苏拉的政治遗产，维

护着元老院的权威。他或许是最伟大的元老，但他终究还是一位元

老。

然而，没过两年，罗马又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公元前50年下半年，恺撒率军南进。此前，他已经在高卢征战近十年，取得无数战果。现在，凯旋的恺撒在卢比孔河畔安营扎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从他统治的省份来到了意大利。罗马即将迎来又一场内战。

恺撒的意外之战

以传统的“伟人”视角来看，尤里乌斯·恺撒堪称伟人中的伟人。19世纪的一些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偏爱历史上的明星人物，在他们眼里，恺撒审视了晚期共和国的所有危机，洞察了举步维艰的罗马政权，然后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1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恺撒是体现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历史人物。[105]然而，到了20世纪，追随伟大领袖的美好梦想反而孕育出种族灭绝的骇人噩梦。这些暴虐的独夫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恺撒，而人们眼中的恺撒也被塑造成了暴虐的独夫。[106]

恺撒天资过人，他是出色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卓越的演说家，也是才华横溢的将军。和其他的许多罗马人一样，他接受过完备的教育，拥有远大的抱负。但恺撒的志向更胜常人，[107]很少有人真的想要立下匹敌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绩。幸运的是，也很少有人真的拥有追逐这种梦想的机会，而恺撒恰恰二者兼备。或许，恺撒之无情也胜过旁人。作为一个伟人，恺撒的一生充斥着死亡与毁灭。公元前49年的事件导致一场大战爆发，进而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局面，乃至将其终结，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许，恺撒打响内战的原因是他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打算给罗马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但从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其他有关恺撒的著述来看，我们很难说这种想法到底是什么。

恺撒的确实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在公元前46年以后，

因为这个时候他终于有时间来好好地处理一下军务以外的事情了。例

如，他改革了历法、元老院，还招募了大量的新元老。也许更能体现

他雄心的是市中心新广场的建设，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献给维纳斯

的神庙。对于自己的拥护者，恺撒也很大方，他调整并且提升了大概

三百年前定下的军队薪酬水平。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原先是高卢人的土

地，恺撒让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他还设法保障了粮

食的供应，并且做出了一些改革，令有资格享有粮食供给的公民数量

从三十二万下降到了十五万。这个举措或许不太受人欢迎，但恺撒又

推出了新的殖民计划，让他的老部下和某些意大利的罗马贫民从中受

益。[108]然而，恺撒的政策终究是相当保守的。在他最终打赢了内

战，击败了绝大多数的庞培派势力以后，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合传统

的计划，而是主张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进攻叙利亚以东的帕提亚帝

国。

内战之火引燃于公元前49年1月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时，随后蔓延

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标志着内战终结的事件大概是公元前46年4月加图

自戕，或者公元前45年3月西班牙的蒙达(Munda)之战。我们不禁会

想，领导权的争夺究竟为什么会演变成内战呢？恺撒给出的理由乍一

看有些荒谬。在公元前50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此

时，恺撒的代言人是保民官。随着事态渐渐明了，这些保民官意识到

双方无法达成妥协，于是就逃跑到恺撒那里去。恺撒最初说他率兵进

攻就是为了维护这些保民官的权利。然而，假如这些保民官一开始就

不站在恺撒的立场上，那么他们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前，元老们召开过一次会议。除了二十二

名元老以外，所有人都赞成让庞培等人与恺撒和解。换言之，我们可

以说绝大多数元老都不希望双方之间的矛盾升级为内战。随着战争的

阴影越来越近，公元前50年的核心分歧点已经缩小到恺撒的尊严

(dignitas)问题。显然，拉丁语的“digintas”可以翻译为英语的

“dignity”，表示“尊严”。但这个译法没有抓住拉丁语原文的全部

内涵，“地位”或许更为贴切。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是罗马社会运行

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

义。没有地位的人什么也不是，既无法出手帮助自己的朋友，也无力

打击其对手。也就是说，恺撒绝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整个罗

马世界都拖入了内战的泥沼。[109]

十年以前，恺撒才刚刚开始征服高卢。他固然和庞培、克拉苏结

成了政治同盟，但他显然是较为弱势的一方。等到十年过去，这三个

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和帕提亚人交战之时死

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卡莱(Carrhae)；庞培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政治

实力；而恺撒则在战争中得到了财富，并且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征服

者。对于罗马人而言，高卢人几乎是来自传说故事里的奇特敌人，他

们的服饰、语言、文化都和罗马人截然不同。[110]从高卢凯旋的恺撒

已经是一位富有而伟大的人物，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像罗马历史上的其

他征服者一样得到万分的尊崇。

然而，在公元前50年，恺撒究竟要怎样归来成了一个大问题。元

老院里有不少人敌视恺撒，这些人还颇有信心地与庞培联起了手。假

如恺撒不以官员之身回到罗马，那么他很可能会遭到起诉。但如果他

以执政官的身份返回，他的敌人就完全无从下手了。早在公元前52

年，米洛和克洛狄乌斯的暴力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候，十位保民官就出

台了一项法律，允许恺撒享有不在场参选执政官的特权。倘若恺撒真

的能够顺利地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当选，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新的疑问，

因为恺撒的这种做法会让他在事实上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律恰恰是

共和国的基石。元老们向来有权质疑官员的行径、起诉违法的官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给予恺撒特权的法律本就是用来制衡元老的。

也就是说，让恺撒破例的话会令恺撒超然于共和国制度之外，但如果

不让恺撒破例就违背了共和国制度(至少在明面上)的终极原则。

不过，这些法律细则的背后终究是政治。恺撒及其追随者们担心他的对手这次打算给其施以致命的一击—羞辱恺撒，摧毁恺撒的政治及个人影响力。元老院则担心恺撒这样地位极高的个人会不服从元老们的集体决定，不合于苏拉时代以后共和国制度的主导方针。元老们已经勉强给捍卫元老院三十年的庞培破了一次例，但恺撒的敌对势力更强。而且，先上位的庞培现在成了元老们可以倚靠的支柱，因为庞培不会允许其他人享有和他一样的地位。

恺撒要求免受私敌攻击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作为高卢的征服者，恺撒当然希望共和国能够给予他应得的尊重与荣耀。而在恺撒的对手看来，恺撒早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在高卢赢得的财富、威望、人心(尤其是大量部下的忠心)只会被用来攻击元老(以及庞培)所掌控的共和国。否认元老或者元老院的权威就等同于挑战共和国(res publica)本身，也就等同于发起革命当独夫。然而，如果恺撒真的按照其对手的要求放弃了官位，那么他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者真的丧命。毕竟，过去的历史早已反复地证明了元老会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任何挑战其权威之人。

恺撒的地位并不是只与恺撒本人有关的私事。他已经在身处高卢期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络。士兵、军官、提供补给的商贩、蒙受过恺撒恩惠之人、在元老院里代表恺撒利益之人全都位于这张关系网内。许多人都为恺撒出过力，他们期盼着恺撒能够继续向其输送政治利益。如果恺撒遭受了羞辱或者失去了他的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些人就得不到回报了。所有罗马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的地位都关乎他人的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恺撒决定站出来反对元老们践踏保民官的权利就是因为如果他倒下了，还有很多人必定会受到牵连。恺撒等人深知历史上元老们动用武力的先例，他们这次的对手看起来也不会手下留情。归根结底，妨碍着恺撒归来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政治互信。

罗马人走入了僵局。一些元老或许确实想要开战，但他们的准备严重不足。随着战争的逼近，元老们开始匆匆忙忙地召集部队，但直到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们的兵力都还很弱小。疏于防备的原因大概是过度自信，也许他们觉得恺撒最后一定还是会妥协的。然而，恺撒凭着他著名的“迅捷”(celeritas)行动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不过，就算恺撒已经率军行进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他也仍然试图和对手展开谈判。这场危机出其不意。元老们低估了恺撒。

恺撒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意外。恺撒进军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应该如何在共和国里自处。他们从未威胁过共和国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受到元老院内一个派系的排挤和威胁以后为自己的利益发声而已。这场战争仅针对个别人，庞培派人士很快就逃离了意大利，而罗马的其他元老并未受到伤害，恺撒和这些人没有矛盾。在内战中获胜的恺撒与之前的苏拉或者马略都完全不同，他原谅了自己的敌人，希望求得和平。他没有杀人树敌，而是让这些失败者回到了元老院，像以往一样正常地议事，因为这些人都属于元老院，是共和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恺撒无意毁灭共和国。当然，恺撒的独特地位会损害其敌人的利益，让他的朋友获得好处，但这本就是共和国生活的常态。

五年后的公元前44年3月，恺撒长期统治罗马的地位给他招来了祸害，一些人严重质疑恺撒掌握的莫大权威是否能够与共和国制度并存。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共和国政治的运行已经因恺撒的存在而发生了扭曲。不仅如此，恺撒更计划着在东方大动干戈。假如他能够胜利班师，那么他的权势就足以逼迫共和国的所有传统精英都屈服在他的面前(虽然他们可能已经屈服了)。恺撒就是问题所在，解决之道一目了然，恺撒之死想来会让共和国的政局恢复原貌。元老们的顾虑一以贯之：在公元前49年，他们因此不愿让恺撒以执政官之身回到罗马；在公元前44年，他们同样因此悍然刺杀恺撒。

得手以后，行刺者离开了庞培剧院，高高举起手中染血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他们让西塞罗来掌舵并非只因为他是名声在外的资深元老，还因为西塞罗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传统。刺杀恺撒的行为近似于西塞罗当年清除喀提林党羽，都是为了在非常时刻挽救共和国而采取的血腥手段。西塞罗认为自己的做法延续了自格拉古时代以来的暴力传统。将近一百年以前，提比略·格拉古被人殴打致死；现在，卡西乌斯(Cassius)和布鲁图斯再次继承了元老的传统，谋杀了一位共和国的官员。在行刺者看来，谋杀恺撒只是又一次体现了罗马人不惜以武力保卫罗马秩序的光荣传统。

[77] 这些年来，人们对罗马政治的本质争论不休，开启这场讨论的是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罗马的宪法形式以及政治实践都属于民主制。请参考Fergus Millar,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lassical Roman Republi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4(1984): 1-19; “Politics, Persuasion and the People before the Social War (150-90 B.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6 (1986): 1-11; “Political Power in Mid-Republican Rome: Curia or Comitium？”,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9 (1989): 138-150。米勒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已经遭到了有力的反驳，例如Henrik Mouritsen, 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Republic: An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search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78] 例如Christopher S. MacKay, The Breakdown of the Roman Republic: From Oligarchy to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Laurence Keppie,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Roman Legions (49 BC-AD 69)”,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 65 (1997): 89-102; Arnold Toynbee, Hannibal ’s Legacy: The Hannibalic War’s Effects on Rom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此外，Peter A. 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对早期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值得参考。

[79] 既然罗马社会里不存在现代的各种民间组织，那么私交网络大概就是罗马人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渠道了，其地位很可能比现代的民间组织更高。关于通过私交网络治理国家的例子，请参考Patrick Chaba and Jean-Pascal Daloz, eds.,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Oxford 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trick Chabal and Nuno Vidal, Angola: The Weight of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7)。关于当代阿非利加的私交网络，请参考Salwa Ismai, Political Life in Cairo’s New Quarters: Encountering the Everyday State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80] 关于等级和社会地位，请参考Francis X. Ryan, Rank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Republican Senate (Stuttgart: Steiner, 1998), 52-71。

[81] 我们或许可以设想罗马的中下层民众会借助于这种关系网来组成某些活动于特定社会经济群体内部的互助组织。

[82]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1.

[83]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1.

[84]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5.达到一定年纪、拥有一定地位的罗马女性有时候有资格享有丧礼献词。

[85]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6.

[86] Appian, Civil Wars , 1.105-106.

[87] Sallust, Historiae , 1.77; Appian, Civil Wars , 1.108-115.

[88] 庞培的履历很独特。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担任过较低级的官员，所以理论上没有参选执政官的资格。罗马的精英们灵活地应用了罗马宪法，省略了一般的法律要求，让明显不合要求的庞培得以当选执政官。
[89]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1-2.

[90] 关于古代的海盗，请参考Ph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1] 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大多来自西塞罗为这条法律所做的演

说De Imperio Cn. Pompei 。

[92]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1; Cicero, In Catilinam , 1.

[93] Cicero, In Catilinam , 3.

[94] Cicero, In Catilinam , 4.

[95] 这场争论是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的核心内容。

[96] 请参考西塞罗《论格奈乌斯·庞培的军权》（De Imperio Cn. Pompei）和《论土地法》（De Lege Agraria ） 。
[97] Cicero, Pro Archia .

[98] Cicero, De Consulatu suo .

[99] 关于克洛狄乌斯，请参考W. Jeffrey Tatum, 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100] Suetonius, Caesar , 9-10; Plutarch, Life of Caesar , 9;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 28-29.

[101] Cicero, De domo suo . 西塞罗还对克洛狄乌斯的姐妹展开了异常猛

烈的人身攻击，Pro Caelio 。

[102] Cicero, De domo suo 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103] Cicero, Pro Milone .

[104] 例如James A. Froude, Caesar: A Sketch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890)。

[105] Geor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Cosimo, 2007 [German ed., 1899]), 19-20.

[106] Christian Meier, Caesa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18-20.

[107] 关于恺撒的抱负，请参考Montaigne, Essays Ⅱ 36, Michael

Andrew Screech, ed. and trans., Michel de Montaigne: The Complete

Essay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855。

[108] Suetonius, Caesar , 40-44. 也可参考Martin Jehne, Der Staat

des Dictators Caesar (Cologne: Böhlau, 1987)。

[109] Caesar , Bellum Civile , 1.7-9. Meier, Caesar , 18-20.

[110] Caesar , De Bello Gallico, 1.1的开头就是一句特别著名的拉丁语“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高卢人被分为三部分）。这句话的内容很明确，语气很果断，但其实说明了罗马人对高卢人的地理分布一知半解。

第五章 穆提纳：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公元前43年春，尤里乌斯·恺撒死后一年，五支罗马军队集结于意大利北部平原城市穆提纳(今天的摩德纳)附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被困在城中。围攻此城的是马克·安东尼，他指挥着至少四个军团的精兵和一大批应召入伍的新兵。此时的屋大维年纪尚轻。他本是恺撒的甥外孙，在恺撒死后成为恺撒的养子。他和执政官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组成了联军，在一旁骚扰安东尼，等待解救布鲁图斯的机会。在他们的东南方，另一位执政官维比乌斯·潘萨(Vibius Pansa)正在小心地率军靠近，准备向他们增援。希尔提乌斯、潘萨和屋大维计划在会师以后与安东尼展开决战。公元前43年4月，他们击败了安东尼。

罗马的元老们大事庆祝了一番。看起来，安东尼战败意味着他们已经顺利地实现了暗杀的战略目标，终于摆脱了尤里乌斯·恺撒的阴影，恢复了自己应有的权威。穆提纳之战似乎标志着恺撒之死引发的政治风波已然结束。自苏拉上台以来，罗马人古老的传统秩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一次仿佛也不例外。但元老们错了，穆提纳之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再度返回正轨，意大利北部平原上的这场战斗未能彻底清除恺撒的遗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元老们目睹了胜利骤然化为失败的惨状，穆提纳之战竟然成了风雨飘摇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恺撒的遗产

尤里乌斯·恺撒以终身独裁官的身份统治了罗马，共和国高级官员以及地方总督的“选举”都由恺撒主导，他已经提前指定了未来几年的人选。前文提及的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战略要地山内高卢(Gallia Cisalpina)的总督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都是由恺撒亲自任命的。然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恺撒死后，这两位执政官也都率军去支援他对抗自命为恺撒继承者的安东尼。恺撒对于地方省份的安排最后反倒帮助了那些和恺撒或者所谓恺撒继承者作对之人，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曾经与恺撒本人非常亲密，比如希尔提乌斯。随着恺撒的死亡，他生前建立的政治关系烟消云散。现在，每个人都必须重新站队。

恺撒之死让罗马的局面变得云谲波诡。马克·安东尼仅在名义上控制着罗马，他是恺撒的副官，也是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凭着暗含武力威胁的政治压力，安东尼说服行刺者们撤离了罗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他肯定知道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会直接前往山内高卢，控制当地的军团。换言之，安东尼放任自己的敌人获得了武装力量。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其他行刺者们离开罗马以后，安东尼有了准备的时间。

安东尼的政治资源不多，而密谋刺杀了恺撒的是一股拥有军队的强大势力。安东尼缺乏组织、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多少资金。他只能勉强与行刺恺撒的元老们保持脆弱的和平状态，暂且拖延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罗马的稳定。身为恺撒的亲信，安东尼稍有不慎就会沦为众矢之的。

既然行刺者们已经离开，罗马的局势便得以平静下来。即使是在

恺撒遇害以后，罗马的平民也仍然忠于恺撒，对行刺者们充满敌意。

但后者的离去让平民无从下手，矛盾的爆发被推迟了。各方势力开始

运用自己的手段，展开各种各样的交涉。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到5

月，大家甚至都不是很确定自己需要加入某个“阵营”。似乎各方势

力很有可能在恺撒死后达成一致，确立一个稳定的政局。也许，人们

会原谅行刺恺撒者，安东尼的政治前途也不会遇到阻碍。恺撒死后的

罗马已经没有了牢固的政治同盟，曾经受到恺撒恩惠或者与恺撒亲近

之人不必听从安东尼的指挥，罗马精英群体当中几乎无人想要为恺撒

报仇或者把行刺者送上法庭。罗马政治变幻莫测。人们选择阵营的原

因是很难料定的，安东尼不能简单地断定当初听命于恺撒的人现在也

会接受他的领导。许多人很有可能更愿意看到恺撒死去，因为他们终

于不必向恺撒效力了。他们也许本就期待着摆脱独裁者的掌控，享受

元老的传统地位。

刺杀恺撒的主谋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仍然留在了罗马城附近。4月下旬，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抵达了山内高卢。在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这块土地仍被高卢人占领。后来，这里成为恺撒征服高卢乃至集结军力南下意大利的基地，驻扎在这里的军团离罗马最近。在恺撒死后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下，山内高卢无疑特别重要。

就在行刺者们静观其变的时候，安东尼正在竭力寻找可用的资金，比如恺撒的个人资产以及罗马的国库。军事资源是更大的问题，他试图联系分散在意大利各殖民地的恺撒旧部。此时还很可疑地恰好有谣言称色雷斯(Thracia)的吉泰人(Getae)正打算入侵罗马，这让安东尼得以在马其顿组建起一支应急部队。[111]而且，马其顿本就是恺撒集结东征部队的地点。

掌控了马其顿的军团并且确认了吉泰人不会前来入侵以后，安东尼不必亲自奔赴马其顿。他派人替自己去把士兵们带回意大利。到了10月，安东尼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意大利南部的布伦迪西翁[Brundisium，即今天的布林迪西(Brindisi)]港。

此时，罗马的政局已然变得较为明朗，脆弱的和平即将终结。公

元前44年5月24日，恺撒遇刺的两个月后，有传言称安东尼想要推翻恺

撒对各个省份的安排，夺取地方的权力，掌握当地的大军，然后彻底

铲除异己，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6月初，安东尼

开始行动。[112]他成功地通过平民会议的投票剥夺了迪奇穆斯·布鲁

图斯的权力，卡西乌斯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都被派去负责处理粮食

供给的事务，必须离开意大利。另一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

斯·多拉贝拉本有可能给安东尼造成很大的麻烦，但他得到了统治叙

利亚省五年的权力，享受着这份难得的荣耀。马其顿被正式地移交给

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安东尼乌斯(Gaius Antonius)，而安东尼本人

则取代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成为山内高卢的总督。此时，如果单

论合法兵权，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掌握的军力是非常充足的。

按照传统，安东尼做的这些事情原本都应该由元老来决定。因此，元老们怒不可遏。但这两位执政官顺利地压住了元老的反对意见，元老们无力发动群众来攻击安东尼，而安东尼却可以通过平民会议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或许，他真的很受民众支持；或许，他成功操纵了民意。凭着执政官和平民会议的权威，安东尼让罗马的宪法为己所用，他的对手几乎不能合法地加以阻碍。于是，许多元老都开始拒绝出席元老院会议，以此表示抗议。

安东尼的这一系列举动必定反映了他的政治判断。他认为他的对

手并不打算放过他。也许，暗杀恺撒只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

安东尼的总督职位让他得以远离罗马，避免受到敌人的起诉，安全地

等待政治气候的变化。不仅如此，高卢还有可能成为安东尼的基地，

让他复制公元前59年以后恺撒的人生轨迹，最终向罗马发起进攻。他

的敌人也许把安东尼看作了第二个恺撒，而安东尼或许也意识到了自

己的危险处境。行刺恺撒者恐怕不会介意再诛杀另一个暴君，脆弱的

和平就此崩溃。

在3月的月中节，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高高举起了手中沾满鲜血的

匕首，呼喊着西塞罗的名字，但西塞罗本人很可能会感到意外。从保

存至今的大量信件与演讲稿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西塞罗知道他们打算

刺杀恺撒。更何况，西塞罗向来不是一个羞于自矜自伐之人。如果不

是真的不知情，他大概不会只字不提。暗杀发生以后，西塞罗一度离

开罗马又再次返回，他难以决定自己是否要逃离意大利。不过，西塞

罗同时也在积极地与各派势力打交道。他一边尽量地帮助行刺者，一

边又在公共场合与安东尼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这种亲密只是表象，

他完全不信任安东尼。

9月1日，安东尼坚决要求所有元老都来参加会议。西塞罗据说有

要务缠身，只得在第二天安东尼缺席的时候来到元老院。趁此良机，

他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篇《反腓力辞》(Philippicae，全十四篇，出版于

公元前44年9月至公元前43年4月末)中的第一篇，向安东尼发起了攻

击。他将这些演说比作三百年以前古希腊演说家、政治家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驳斥，所谓的“反腓力辞”就

是由此而来。当年，狄摩西尼为了希腊的自由慷慨陈词；现在，西塞

罗也宣称他是为罗马的自由而战。

在9月的这篇演说词中，西塞罗尚且表示自己与安东尼是朋友，彼

此之间多有友好往来。然而，这次演说无疑是宣战声明。在后续的演

说当中，西塞罗的言辞更是变得越发尖锐。[113]他企图把元老们团结

起来，带领他们战胜安东尼，彻底颠覆恺撒开创的政治局面，让元老

们重新主宰罗马政治。也就是说，暗杀恺撒并没有实现元老们的既定

目标，而西塞罗想要完成这项未竟的事业，恢复元老的统治地位。安

东尼成功地在元老们反对的情况下重新分配了各地方省份的支配权，

这就足以说明行刺恺撒的目标确实尚未达成。现在，妨碍旧秩序复原

的罪魁祸首是安东尼。于是，西塞罗打算摧毁安东尼的政治权力，他

也许已经决意要再度动用暴力。

过了一阵子，安东尼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在罗马人看来，元老和元老之间应当是团结友爱、互相尊重的。因此，罗马政界人物的言辞通常都比较和善。然而，安东尼和西塞罗其实已经正式决裂了。发表演说以后，西塞罗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以免在罗马的街道上与安东尼等人发生暴力冲突。西塞罗已经公然表示，等到安东尼在年末卸任执政官以后，他对行刺者做出的举措必定会遭到追究，他对地方省份的安排也会以威胁共和国论处，人们不会坐视安东尼独揽大权，西塞罗及其追随者都会勇敢地在罗马城中捍卫自由。

根据6月平民会议表决的结果，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得到了要求他

离开山内高卢的命令。可以想见，布鲁图斯不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军

权。但是，按照法律，他的总督任期已经结束。他还接到了不得不遵

守的执政官命令，拒绝服从就意味着打响内战。他在罗马的朋友们劝

他不要放弃高卢，但他宣布自己会遵从法律的要求，带领军队回到意

大利。既然如此，他率领的军队就成了“正常”行进中的合法军队。

他可以顺利地进入山内高卢的每一座城市，享用当地提供的住宿场所

和食物。然而，当布鲁图斯来到穆提纳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穆提

纳坐落在一片肥沃而广阔的平原之上，城市的西、南、东面都有河

流，十分有利于防守。此外，穆提纳也是这片地区当中颇有规模、比

较繁荣的一座城市。布鲁图斯下令购买了粮食、宰了牛、腌了肉。现

在，布鲁图斯有了防备完善、补给充足的据点，他开始等待敌人的到

来。

正当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据守穆提纳之时，马尔库斯·布鲁图斯

和卡西乌斯开始在东方召集部队。卡西乌斯试图从多拉贝拉手中夺取

叙利亚，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则着眼于马其顿。此时的安东尼仍然在

罗马城中寻找资金，但他发现一位新的恺撒成了自己的心头大患。

尤里乌斯·恺撒在遗嘱中指定他年轻的甥外孙屋大维作为自己的

继承人，并且将其收为养子。屋大维立刻开始按照罗马的传统自称为

恺撒，当时的史料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不过，现代的文本往往还是称

其为屋大维。[114]抵达罗马以后，他看起来不甘于仅仅成为恺撒的私

产继承人(他要求安东尼归还其擅自使用的资金)，更想要成为恺撒的

政治继承人。他毫不吝啬地用金钱去换取恺撒的政治遗产，并且要求

制裁那些行刺其养父之人。这些举动令其和安东尼产生了竞争。在公

元前44年，有人主张尊奉恺撒为神明。领头的有可能是安东尼，但受

益最多的大概是屋大维。既然恺撒是神，那么屋大维就可以自命为神

子(divi filius)，更有力地团结起那些仍然忠于恺撒之人。屋大维试

图取得罗马平民和恺撒旧部的支持，并且向安东尼展露出了敌意。对

此，安东尼的回应很友善。[115]然而，早在公元前44年6月，屋大维就

让西塞罗知道了自己更倾向于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站在一起，表现

出要引领恺撒派与行刺者和解的姿态。[116]

到了这一年10月，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紧张，屋大维甚至已经开始召集恺撒的旧部。他用极其丰厚的待遇表达了自己的诚意，每个士兵或许都得到了多达两千赛的巨款(他们一整年的薪水也不过九百赛而已)。屋大维慷慨解囊的手笔、恺撒继承人的身份、善待恺撒旧友的行径至少让一些恺撒旧部愿意与他为伍。

但是，安东尼已经从马其顿调来了军团。自暗杀事件发生以来，

他第一次拥有了较大的军事优势。如果有必要，安东尼可以用这些部

队击垮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然后掌控意大利半岛全境。然而，当安

东尼来到布伦迪西翁视察这五个军团的时候，他发现士兵们不太愿意

听从他的指挥，因为安东尼给出的奖励只有四百赛。[117]这反倒惹得

安东尼动用了严厉的手段。罗马人对于叛乱士兵的传统惩罚措施是所

谓的“十一抽杀”，即随机处决十分之一。安东尼命人逮捕了带头叛

乱的军人，然后抽签处死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并没有严格地按照

传统杀死十分之一那么多。[118]恢复了秩序以后，安东尼选出一些士

兵作为自己的个人卫队，接着命令剩下的部队沿着意大利东海岸线北

上至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里米尼(Rimini)]，他本人则返回了罗

马。从恺撒遇刺开始，直到现在，安东尼终于掌握了军队，有了强大

的力量。看起来，安东尼或许可以无视掉让他如芒在背却过于年轻、

根本未经世事的屋大维。

此时的罗马城中发生的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增强了安东尼的信心。

在安东尼出城的时候，屋大维从恺撒的殖民地带回了一些老兵。然

而，尽管屋大维做了一番颇有煽动性的演说，但他未能说服这些军人

跟着他一起行动。[119]他们来此是为了替恺撒复仇，而不是与安东尼

相争的。这些人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恺撒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不会被剥

夺，而安东尼最有可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几乎没有人认为除掉安东尼

会有助于扩大恺撒旧部的影响力。更何况，安东尼现在仍然大权在

握。于是，屋大维聚集起来的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他似乎已经无望

成为恺撒的政治继承人。

但是，安东尼的麻烦其实才刚刚开始。屋大维的出现让恺撒派有

了一个另择明主的机会，而被安东尼施以抽杀的军团正好有意报复。

马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都选择了叛变，在北上的途中擅自脱离队伍，

朝着罗马进发。他们止步于亚平宁山区的阿尔巴·福肯斯(Alba

Fucens)，位于罗马城东面一百公里处。安东尼在实行抽杀的时候以为

这些军团没有别的政治路径可选，然而现在这些军团正在离安东尼而

去。他调动了所有的军力一同出城前去解决叛乱问题，但叛军只以箭

矢相迎。于是，安东尼退避至罗马城东北方三十公里处的提布尔

(Tibur)。

这场叛变给安东尼造成了重重的一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军队确实有着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且，在恺撒的时代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他们大有机会充分地表明其立场。不过，此时的安东尼实力尚存。在提布尔等待着他的是一些恺撒的旧部，他们想必是安东尼派人去召集来的。有不少元老也出城来会见安东尼，向他致意，表示自己仍然忠诚，愿意为他效力。但另一边，屋大维正在前往阿尔巴，迎接这支刚刚归附于他的军队。

接着，安东尼率军离开了提布尔，准备前去阿里米努姆和其他的军团会合。他现在掌握的军团至少有第二军团、第三十五军团和云雀军团(Alaudae)这三支部队，约一万五千人。非常规手段召集起来的恺撒旧部不下于六千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新兵。在公元前44年12月，安东尼向穆提纳进军，开始围攻这座城市。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据守穆提纳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军事考虑。他

所率领的部队(大约一万六千到两万人)并不算少，但这些士兵不是安

东尼麾下身经百战的精锐。如果正面交手，布鲁图斯几乎必定会被击

败。然而，就算考虑到罗马人攻城的精湛技巧，防守据点也仍然是非

常有利的作战环境，进攻方势必要付出异常巨大的代价。罗马人攻城

的技术恰恰可以被用来守城。而且，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有着充分的

时间来好好地布防。不过，虽然躲在城内的布鲁图斯暂时安全了，但

他终究还需要援军的帮助。根据他的政治判断，安东尼在元老院里的

对手一定会动员起足够规模的军队来解救他。为了赢得战争，布鲁图

斯必须让他和安东尼之间抢夺地方省份控制权的斗争迅速地升级为一

场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他需要让政局偏向于自己。

政治风向转变：西塞罗的号召

执政官是元老院会议的主持者，而安东尼已经勾结了另一位执政

官多拉贝拉。因此，在公元前44年12月之前，元老院并没有什么明显

的动静，西塞罗的抗议看起来只是极个别的例外。至于平民会议，民

众基本上都支持着安东尼，忠于已经逝世的恺撒。所以，安东尼在这

一时期较为牢固地控制着罗马的政治机关，但他未能实现真正的团

结。从6月开始，一些执意与安东尼作对的元老经常不参加会议，无声

地表达着反对意见。这就是安东尼一度敦促元老们前来与会的原因。

然而，在公元前44年将尽之时，多拉贝拉乃至安东尼都离开了罗马

城，于是西塞罗等人乘机抓住了政治主导权。12月20日，西塞罗发表

了第三篇《反腓力辞》。元老院发表决议声称应当取消安东尼对地方

省份的安排，同时要求安东尼停止攻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并且指

示安东尼前去他自己的省份(马其顿)。但是，根据罗马宪法，元老院

最多只能向执政官建言而已(虽然这两位执政官恐怕都不会采纳他们的

建议)。而且，尽管元老院可以对平民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却无法取

消其实际效力。

公元前43年1月1日，元老院召开了会议，见证两位新的执政官宣誓上任—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和维比乌斯·潘萨。他们二人的官职都由尤里乌斯·恺撒亲自指定，他们也是恺撒生前的密友，人们通常认为恺撒对亚历山大战争的描述其实是希尔提乌斯代笔写就的。然而，这两个人都不怎么喜欢安东尼。元老院即将就北方的紧张局面展开讨论，作为执政官，他们二人都是会议的主持者。此外，西塞罗等人也打算好好地利用这次发表意见的机会。

远在穆提纳的安东尼既不能控制元老院，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不过，他毕竟有很多朋友可以代劳。关于这次会议，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详细的记录。据史料记载，这次讨论持续了很久，双方争执不休，时而口出羞辱之词。[120]维护安东尼者以昆图斯·卡里努斯和卢奇乌斯·皮索为首，他们强调了安东尼有着平民会议的支持。而另一边的西塞罗把安东尼描绘成了危害国家的心腹大患。即使安东尼本人没有机会亲自过来辩解，西塞罗也认为应当宣布安东尼为公敌，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西塞罗当年处理喀提林阴谋的做法。

罗马的法律有利于安东尼，西塞罗的提议是不合宪法的。12月末，西塞罗在第四篇《反腓力辞》当中甚至把安东尼和斯巴达克斯相提并论，用以说明罗马应当绕开法律和公民权利，对安东尼采取非常措施。[121]西塞罗的攻击重点在于安东尼处决布伦迪西翁叛乱士兵的行为，他将其渲染为独夫残杀公民的暴行，他明显是把维持军纪的合法行为与非法的暴力行径混为一谈了。假如西塞罗能够让元老和人民相信安东尼在布伦迪西翁的行为确实是攻击罗马人民的暴行，那么他或许也有可能让安东尼被认定为国家公敌。

西塞罗还明确提及要为保护共和国而授权执政官采取特殊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元老院最后通牒”(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122]换言之，他在明确地要求元老院复制过去的八十年间一次又一次打压人民领袖的暴力手段，他本人在公元前63年处决喀提林党羽的行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西塞罗一方面认为这次的危机尤其严重，另一方面也认为元老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应对经验。

西塞罗的这种言论显然不太可能赢得多少民众的支持，甚至那些

比较讨厌安东尼的元老乃至西塞罗自己的“团体”都不是很认可他的

观点。最后，西塞罗等人提出要颁布一条实质上对安东尼宣战的法

令，但这项提议在表决流程开始之前就遭到了某位保民官的否决。然

而，保民官只能拖延时间罢了。今天的会议固然结束了，但元老们第

二天还会再次齐聚一堂。等到那个时候，元老们恐怕还是会颁布对安

东尼不利的法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内战看起来就在眼前，但是安东尼的家人以

及许多拥护者都还留在罗马城内。他们觉得自己仍然是比较安全的。

这天晚上，安东尼的家人穿上了丧服，极力为安东尼拉拢人心。他们

的积极活动最终取得了成效，第二天的会议没有按照西塞罗等人的设

想进行。或许，元老们终究难以下定决心采取那样极端的措施，因为

很多元老都是安东尼的朋友。毕竟，元老院是一个狭小的精英圈子，

元老和元老之间无论敌友都是交往多年的熟人。[123]在出版的第五篇

《反腓力辞》当中，西塞罗设想了元老们支持安东尼的原因：“他是

我的朋友”“他是我的亲戚”“我还欠着他的钱”。欠钱的这个理由

其实是个笑话，因为安东尼花钱之多可谓臭名昭著，他一直都缺钱。

无论如何，西塞罗的这种描写很好地反映了罗马精英阶层之间的政

治、社会关系。安东尼或是以本人身份或是以恺撒亲信的身份在元老

院中长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元老都是安东尼的朋友或者愿

意向他效忠。更何况，安东尼酷爱交际。虽然他的对手将其贬为酗酒

者，但以他为中心的那一张社交关系网络必定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曾经试图把罗马人的关系网络给梳理清楚，但最后只能不了

了之，因为这种网络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网络的所谓中心

和边缘也只是焦点不同所致。就算我们只截取某个特定的部分，比如

安东尼的朋友或者西塞罗的朋友，网络之间的重叠也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某些人在某个阶段互相视若仇雠(例如西塞罗、克洛狄乌斯、安东

尼)，但他们很可能一度是密友。举例而言，身为安东尼的盟友及其同

年执政官的多拉贝拉其实是西塞罗的女婿。每当动用人脉的关键时刻

来临，身处关系网内的人们就得做出选择，或是出手相助，或是袖手

旁观，或是为了另一个朋友而对这一个朋友倒戈相向。在罗马人的政

治—社会生活当中，像西塞罗对安东尼那样宣布与某人为敌会划出一

道深刻的裂痕，因为原本将大家包括在内的整个关系网络现在必须分

裂开来，安东尼的朋友不可能再与西塞罗为友。

一些人或许认为安东尼的所作所为才是正确的，对西塞罗的激烈

言行持怀疑态度。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西塞罗的盟友，比如

那张年轻气盛的新面孔—屋大维。西塞罗的第二篇《反腓力辞》虽然

只以书面形式宣传了他的观点，但是任何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些文字中

蕴藏着炽热的情感。西塞罗极力为自己做了辩护，并且猛烈地攻击了

安东尼。他宣称安东尼有龙阳之好、沉溺于酒色、腐败堕落，即便是

在拜访老兵的时候也不忘带上一位女演员，让自己“沉浸在温柔乡

中”。[124]作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怀疑这种针对安东尼的人身攻击

是否真的足以引发一场内战，但我们在看到这些辱骂之词的同时也应

该注意西塞罗在二十年前曾经也满怀着热情主张省略司法程序，处死

喀提林阴谋的参与者，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保卫国家。而安东尼恰恰

在这一点上和西塞罗有着严重的矛盾，安东尼认为西塞罗以政治顾问

的身份向行刺者们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而参与了谋杀恺撒的行动。

西塞罗又一次和绕开法律程序的暴力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或许

还颇为自豪。

罗马公民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免受专横暴行的侵害，如果安东尼

真的成了公敌，他本人乃至其追随者的公民权都会被抛在一旁。西塞

罗鼓吹的就是为了预防安东尼侵害其他公民的安全而侵害安东尼的安

全。这至少是一件看起来十分古怪的事情，光凭恺撒死后发生的那一

系列事件还不足以让人们普遍接受对安东尼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毕

竟，安东尼在勉强掌控罗马的时候并未大开杀戒，人们不觉得他是一

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杀人怪物。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权力。共和国是否

容得下安东尼呢？恺撒和庞培尸骨未寒，如果在这个关头轻举妄动，

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又一场血淋淋的内战。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太愿意宣布安东尼为公敌。相反，在某些

人眼里，西塞罗派的极端言论或许才是威胁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最大祸

害。

在这种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面前，意识形态和政治投机心理或许

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但罗马元老毕竟已经是罗马政治、社会结构中的

赢家，不管是论财富还是论权力都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像他们这样

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会首先担心失去既有的利益而不是汲汲于不确

定的未来收益，内战势必会迫使人们做出艰难的选择，与亲朋好友刀

兵相见。罗马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错综复杂，人们很难迅速地判断出

彼此在内战中的政治归属。例如，某个人或许对西塞罗更有好感，甚

至深深地认同其观点，但他的朋友或者亲人有可能已经决定效忠安东

尼。那么，即使他基本赞同西塞罗的说法，也不一定愿意为此而与自

己的朋友打得你死我活。

大部分的元老很有可能处在这两个人的中间，没有明显的偏向，

难以决定要支持哪一方。罗马人早已熟知内战所带来的灾难：许多人

的家人朋友都会被杀死，他们的财产会被剥夺，内战的最终结果更是

难以预料。借助于这种疑虑和恐惧，安东尼的支持者们奔走呼号，让

第二天的会议偏向了安东尼，[125]西塞罗鼓吹的强硬措施并未得到大

多数人的赞同。不过，元老院还是向安东尼下达了一份最后通牒，屋

大维的军权有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此时，他正在

阿尔巴，和两个军团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待在一起。最后通牒的起草者

是西塞罗，他敦促安东尼撤离高卢，服从元老院的权威。[126]

安东尼做出了回应，声称自己当然会在任何事务上采纳元老院的

建议，但他现在必须遵从法律的要求，对抗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127]公元前43年1月，西塞罗发表了第七篇《反腓力辞》。他描绘了执

政官们调集部队的景象，并且提到了罗马城中的军工厂。西塞罗丝毫

无意与安东尼妥协。一些元老尚未下定决心，他们不确定有开战的必

要。其中或许有一部分人依然试图寻求和平，但和平就意味着要保证

安东尼的人身安全。西塞罗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宣称罗马已然身处

战争之中，和平是不可能的。他担心犹豫不决的元老有可能干扰执政

官们集结兵力，妨碍战争的进行。

2月3日，元老们收到了安东尼的回复。他提出了一个实现和平的妥协方案，代他发言的是他的亲戚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Julius Caesar)。安东尼表示自己可以撤离山内高卢，但前提条件是让他统治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高卢的中北部)，在五年的时间内掌握六个军团。同时，他要求元老院认可他在担任执政官期间颁布的法令，包括为恺撒旧部设立殖民地的命令。

西塞罗认为，就算元老院满足了安东尼的要求，战争也依然不可避免，只是稍稍延迟了一阵子而已。他援引了尤里乌斯·恺撒当初担任高卢总督的先例。在地方上统治了十年以后，恺撒反而积累起了更加庞大的资源，进而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培。西塞罗强烈要求元老们抛弃幻想。终于，元老院拒绝了妥协，决定开战。安东尼麾下的士兵得到了短暂的赦免期，在此期间主动离开就可以免于获罪。元老们的决心也让西塞罗在接下来的演说当中首次充满了信心。

双方的谈判看起来是有可能得出结果的。他们似乎并不是在假惺惺地走流程，只等获得出兵的借口。山内高卢换长发高卢的提议非常实在，因为安东尼对穆提纳的围攻有着不小的风险。此外，虽然意大利有很多恺撒旧部支持着安东尼，但他大概还是认为求得短暂的和平更有利于自己进一步增强兵力、提高威望。而且，就算这五年的和平真的很脆弱，双方也仍然有可能趁此时机通过反复的谈判来解决分歧，让所有人都免受战争之苦。

然而，此时的局势异常紧张。行刺恺撒者以及西塞罗派都不愿意信任安东尼。换言之，安东尼的处境很像是公元前49年的恺撒。考虑到罗马政治史上血淋淋的先例，安东尼不太可能不选择恺撒走过的道路。尽管西塞罗看起来未免有些过于好战，但他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安东尼完全有可能真的只是在拖延时间。

而且，拖延时间无疑有利于安东尼。他派人渗透了穆提纳。据说，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找出了一些间谍。他把人们聚集到广场上，让军人和平民分别站到两边。安东尼的间谍们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算是军人还是平民，于是就被抓了出来。[128]不过，就算这些史上罕见的笨拙间谍被抓住了，城内的消息也还是轻易地传到了城外。冬去春来，城内储存的食物越来越少。如果安东尼能够在元老们下定决心开战之前顺利地拿下穆提纳，这个既成事实会大大地改变元老们的想法，因为掌握了穆提纳的安东尼没有后顾之忧，完全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

走向战争：调兵

宣布安东尼为公敌以后，元老们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

施，西塞罗派就此取得了政治胜利。现在，西塞罗开始组建一个乍一

看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既然战争已经爆发，元老们就宣布罗马

进入了紧急状态，要求执政官们调集军队。元老们自己也把托加袍换

成了战袍。屋大维被提拔为罗马官员，并且得到了一座属于他的荣誉

雕像。[129]元老们还把东方的一些部队交给了马尔库斯·尤尼乌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式对其先前的非法调兵行为表示了支持，让

行刺者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元老院站在一起。获得合法地位的还

有庞培的残党，他们现在的领导者是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

庞培。这个松散的联盟至少在名义上服从于元老院的指挥。此外，元

老们也向西部的各位总督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发兵攻打安东尼。其

中有位于西班牙、掌握四个军团的著名的马尔库斯·李必达，手握三

个军团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和控制着四个军团的

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Munatius Plancus)。

这三个人不一定忠于元老院，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之前都和恺撒走

得很近。不过，自恺撒遇害以来，他们一直都不曾采取任何行动，他

们手下的军队也未曾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原先忠于恺撒之人仿佛

已经作鸟兽散，元老们下达的命令其实是寓意深远的警告，西部的各

位总督现在必须决定自己究竟要站在哪一边。过去的阵营固然不会毫

无影响，但这些将领及其部下更加关心的还是那些比较实际的因素。

比如，谁获胜才最有利于自己、谁有可能在战后掌权。当然了，如果

执政官和屋大维能够在高卢、西班牙的军团登场之前就解决掉安东

尼，那么这些总督的选择就不成问题了。兵贵神速，这场战争尤其如

此。

西塞罗等人的策略一以贯之，非常明确。他们想要尽快消灭安东

尼。到了公元前43年2月，行刺者们看起来已经渐渐掌控了东方的局

面，让西塞罗等人大为放心。布鲁图斯控制了马其顿；安东尼的弟弟

盖乌斯沦为俘虏；多拉贝拉的亚细亚、叙利亚远征化作了灾难，他在

行刺者的军队夹攻之下无望突围，被迫选择了自杀。除了克莱奥帕特

拉的埃及以外，东方的所有土地都落入了行刺者的手里。西边的李必

达和普朗库斯看起来也决定了要对元老院效忠，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

们的忠心到底经得住怎样的考验。众所周知，波利奥是安东尼的朋

友。然而，他无法为安东尼提供实质性援助，因为李必达控制的省份

就阻挡在他的面前。公元前43年1月，西塞罗提议褒奖李必达。这说明

李必达的军队原本有可能改变意大利的力量对比关系，但他并没有出

手干涉。[130]

看起来，西塞罗深信自己能够凭着元老院的权威让安东尼陷于孤

立无援的窘境，让所有的前恺撒派人士都不敢联合起来挑战元老院一

方的势力。而且，西塞罗等人似乎还认为年轻的屋大维已经彻底融入

了自己这一边。公元前44年12月，屋大维设法控制了两个精锐军团以

后，西塞罗不吝言辞地对其大加赞美。在他看来，屋大维可以领导那

些不愿支持安东尼的恺撒派，让他们与西塞罗派实现和解。屋大维的

价值不仅在于他手中的精英部队，还在于他的身份。恺撒继承人和元

老院站在一起的政治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西塞罗等人想必从中看到了

巨大的价值。相比之下，安东尼仿佛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各地的部队早在元老院赋予其合法性之前就已经集结起来了，但

这个授权的过程遵循了罗马宪法的传统。共和国的军队理应服从元老

院的领导，由元老来做具体的指挥工作。两位执政官在2月正式宣战以

前固然做了不少的准备，但只有在宣战以后才迅速地做出了大动作。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前去与刚刚获得了大量兵力的屋大维会合，接手

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既然屋大维已经被拔擢为官员，执政官也亲自

前来指挥，那么这支部队就正式成了共和国的军队。另一位执政官维

比乌斯·潘萨则前往乡间征兵。这两位执政官都直接掌握着兵权，遵

从了元老院的意志，延续着共和国的悠久传统。共和国的军队代表着

共和国作战。

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率领着军队缓缓地向北行进，他们计划在维

比乌斯·潘萨赶上来以后再展开大规模的行动。然而，有消息称迪奇

穆斯·布鲁图斯的部队危在旦夕。于是，他们只好加快了脚步。希尔

提乌斯和屋大维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穆提纳东南方大约四十二公里处的

博诺尼亚[Bononia，今天的博洛尼亚(Bologna)]，却发现这块平原上

的河流正在泛滥，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察觉到敌人靠近的安东尼派出

了骑兵，双方部队展开了多次小规模冲突。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暂时

还无法直接进攻安东尼，但他们的到来提振了穆提纳守军的士气。现

在，意大利北部已经有了四支部队，而第五支也即将抵达。[131]

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正在罗马城中利用自己的权威为战争做准

备，他们开始征收新的税款。罗马公民已经有至少一百二十年未曾交

过直接税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方省份。但是，多年的动荡

让罗马的国库变得空虚。而且，就在尤里乌斯·恺撒遇刺之前，他很

可能为了备战帕提亚而把一大笔资金从意大利转移到了希腊。后来的

安东尼也竭尽所能地为战争搜集了一些资金。因此，为了筹集军费，

元老院开始对所有元老的财产征收百分之四的税款，并且要求元老们

根据自己在罗马城内房产的屋面砖块数缴税。狄奥(Dio)称之为“四奥

波勒斯(four-obol)税”，这是每一块砖对应的税额。[132]

后面的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定下的，一块屋面砖的四奥波勒斯税

款相当于一名罗马军团士兵一天的薪水，古罗马社会的不平等可见一

斑。这些税款全都由元老承担，这可能是因为罗马的传统就是由富人

在危难之际出资救国。也许，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国内的政治纠

纷。或许，这是为了强制要求元老们以“捐款”的形式对重获新生的

元老院表忠心。倾向于支持安东尼的元老们本来可以安坐在罗马城

中，默默等待战争的结束。然而，西塞罗等人征收的税款让他们不得

不为此而付出代价。据说，有安东尼派嫌疑的元老需要缴纳额外的数

目。[133]

罗马的局面尚未稳定。在前一年的12月，许多元老都去了提布尔，在安东尼面前宣誓效忠。但到了此刻，他们反而出资对抗安东尼。有意选择安东尼的元老们想必忐忑不已，因为无论是投奔安东尼还是留在敌方控制的罗马城中都有着不小的风险。不过，最后留在城内的安东尼派元老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西塞罗等人表现了他们对法律的尊重，这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实在不愿意再次目睹几十年前苏拉和马略相争造成的那种血流成河的景象。[134]

此时的西塞罗等人还没有牢牢地把控住罗马城的局势。曾经效忠恺撒、现在支持安东尼的普布利乌斯·文提迪乌斯(Publius Ventidius)逃到了坎帕尼亚，试图聚集起恺撒的旧部。很快，多达两个军团的士兵就来到了他的旗下，文提迪乌斯顿时掌握了罗马城附近最强大的部队(因为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都到了北方)。他作势要进攻罗马，令许多人恐慌不止。其目标大概是西塞罗，但西塞罗成功地逃走了。接着，文提迪乌斯率军北上，跨越了亚平宁山脉，打算与安东尼会师，罗马城并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然而，元老院的军队拦住了文提迪乌斯的去路，迫使他撤退至意大利东部的皮齐努姆(Picenum)。这是文提迪乌斯的故乡，他在这里又召集了一个军团，并且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战事做准备。随着他的到来，意大利的北部已经有了六支部队。

穆提纳：共和国的胜利

时至这一年4月，潘萨已经召集了一万六千人到两万人。然后，他动身前去和穆提纳城外的军队会合。4月13日，为了防范安东尼出兵拦截援军，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派出了麾下最精锐的马尔斯军团和屋大维的个人卫队。这些士兵大概一共有一万人，他们将在迪奇穆斯·卡尔弗里努斯(Decimus Carfulenus)的带领下护送援军抵达穆提纳城外的营地。但是，第二天，安东尼的部队早已埋伏在潘萨等人必经的堤道两侧的沼泽地中。卡尔弗里努斯的人察觉了敌方埋伏的踪迹，但就在他们进一步判断形势的时候，安东尼的贴身卫队包了过来。然后，卡尔弗里努斯的部队分成了两部分，分别向沼泽地里的安东尼部队进攻。阿庇安(Appian)为我们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这场战斗：

地图3：意大利北部

在怒火与私利的驱使下，士兵们奋不顾身地扑向对手，坚信他们不只是为将军，更是为自己而战。身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不会大声吼叫，因为呼喊声是吓不倒这些对手的。无论战况如何，他们都不会在交手时发出任何毫无意义的声音。沼泽与沟渠让双方都无法发起冲锋或者调兵攻击对方的侧翼。同时，无论哪一方的士兵都不能迅速地击退另一方。于是，他们只得纠缠在一起，仿佛在用剑刃摔跤一样。这些士兵的每一次攻击都很精准。但受击者不会痛苦地哀号，只会硬着头皮承受下来，直至死亡，最多只不过是重重地喘息而已。倘若有人倒下，他的同袍会立刻将其抬走，另一位战士会过来填补空缺。这些百战精锐不需要他人的鼓励。他们的经验令其足以成为自己的督战官。疲惫之时，他们会暂且后撤。等到体力恢复，他们又再次开始缠斗。看到这样严明的军纪和安静的战场，新兵们不禁赞叹不已。[135]

老兵部队之间的战斗是井井有条的血腥厮杀。古代的战斗就是这

样残酷的肉体对抗竞赛，被敌人吓倒乃至后撤就有可能导致阵线的全

面崩溃。因此，可怕的装扮、战吼、冲锋的声音是常见的心理战手

段。无论总兵力如何，被吓倒的敌人就会后退，而后退距离溃败只有

一步之遥。不过，在穆提纳的这场战斗当中，双方的士兵都深知对手

和自己一样谨遵纪律，不会被轻易地吓跑，因为他们都久经战阵。所

以，这第一场战斗是士兵之间硬碰硬的较量。双方都没有施展战术的

余地，只能让士兵们展开残酷的生死搏斗。

即使潘萨带来了新兵，战斗也未能迅速地分出胜负。终于，潘萨

的负伤打破了僵局。他的部下保护着他撤离了战场，回到博诺尼亚。

然后，没有了将领坐镇指挥，经验不足的新兵们开始动摇了。先是少

数人退缩，然后很快就演变成集体溃逃。老兵们也不得不跟着撤退，

只不过他们还能保持秩序，可以尽量地掩护新兵后撤。在此之前，没

有直接参战的那些人已经预先造好了营地。于是，被击败的士兵们来

到了刚刚筑就的据点。总之，虽然卡尔弗里努斯带来的老兵并未受到

严重的损伤，但前来支援的新兵被安东尼的精锐施以重重的一击。接

着，得胜的安东尼部队似乎已经满足，无意乘胜追击。[136]

安东尼的士兵们转而朝着穆提纳的方向前进，却在路上遇到了带

着一整个军团生力军的希尔提乌斯。虽然刚刚才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战

斗，但安东尼军队的去路已经被截断了，他们不得不应战。这一次，

希尔提乌斯的军团粉碎了安东尼的阵线，将对手逼入了沼泽。夜幕降

临以后，安东尼的骑兵部队过来搜寻幸存者，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作

高卢广场(Forum Gallorum)的小镇。这个镇子早已做足了防备工作，

安东尼的部下可以安然过夜。第二天，他们回到了穆提纳城外的营地

里。某个叫作伽尔巴(Galba)的人曾在4月20日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

声称希尔提乌斯此战缴获了两面军团鹰旗和六十面百人队军旗。如果

他所言不虚，安东尼的军队几乎已经被尽数歼灭。但从后续的事件来

看，伽尔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137]

自古典时代以来，在大约两千年的岁月里，这附近的地理面貌很

可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这次交手时双方的各

场战斗究竟发生在哪些地方。潘萨先把部队聚集于博诺尼亚，然后试

图沿着四十二公里长的埃米利乌斯大道(Via Aemilia)直达穆提纳。如

地图3所示，众多细小的河流从西南面的亚平宁山区流往东北方的亚得

里亚海，把意大利北部的这块平原分割得支离破碎。博诺尼亚城外几

公里处现在有几块湿地，大约就在雷诺河(River Reno)旁边。但这些

湿地距离博诺尼亚太近了，当年双方交战的沼泽应当在稍微远一点的

地方，那样才会使潘萨的军团需要在途中的营地里休息，而潘萨本人

则可以直接撤到博诺尼亚城内。因此，今天的萨莫贾桥[Ponte

Samoggia，当年或许被称为“半程点”(Ad Medias)]附近的湿地更有

可能是当初的战场，这个地方大约就在博洛尼亚和摩德纳之间的中点

上。安东尼的部队在返回营地的路上被拦了下来，然后据说撤到了高

卢广场，他们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摩德纳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

个小镇究竟在哪个地方，但当地人似乎认为今天距离摩德纳十四公里

远的艾米利亚自由堡(Castelfranco Emilia)就占据着高卢广场的旧

址。

兵力遭受损失以后，安东尼所面临的战术、战略形势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他开始避战，穆提纳守军的处境只会不断地恶化，安东尼完

全可以安然等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走投无路。现在，需要出手打破

僵局的是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但他们不能莽撞地冲向安东尼的营

地。4月21日，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带兵绕道去攻击了一个可能比较薄

弱的据点，以求一举突破安东尼的包围圈或者引他出来，安东尼果然

出兵还击。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安东尼的军队力不能支。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安东尼的兵力不得不分散在城市周边的各个营地里维持

包围圈。等到远处的部队集结完毕，早先投入战斗的两个军团已经落

败。希尔提乌斯成功拿下了安东尼的一处营地，但他本人却在安东尼

的后续部队抵达以后不幸战死。接着，受到巨大压力的希尔提乌斯所

部被赶出了营地，但屋大维下令发动了又一次进攻，夺回了希尔提乌

斯的遗体，然后再度被迫撤离。

事后，屋大维宣布他们又取得了一次大胜。然而，安东尼依旧维持着包围圈。他的营地也安然无恙。而且，三位过来夹击安东尼的将军一死一伤。安东尼依然拥有主动权，不过他并不打算继续围攻穆提纳、诱使屋大维主动进攻自己的据点，而是决定撤退。

尽管安东尼夺回了自己的营地，击退了敌方的攻势，但他依然身

处困境。据史料记载，安东尼在第二次交战以后才决定离开穆提纳，

但其实，他有可能早已做出了这个决策。当然，安东尼可以一直等到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被迫投降，但就算占领了穆提纳，他麾下的士兵

也未必还能击败屋大维和潘萨的联军，他甚至有可能反而被围困在补

给已经耗尽的穆提纳城中。简而言之，穆提纳的军事意义越来越小。

纵观全局，此时的文提迪乌斯正处于博诺尼亚南面。穆纳提乌斯·普

朗库斯和李必达将从北边抵达，波利奥稍远一些，但也在奔赴意大利

的路上，这些人的意图尚不明确。但如果安东尼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

经遭遇大败，那么他们恐怕不会为他雪中送炭。反之，假如安东尼得

以摆脱元老院的军队与他们会合，那么他就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

持。毕竟，现在掌控着高卢、西班牙军团的这些统帅曾经与安东尼共

事，他们之间几乎必定已经展开了联络。正如之前希尔提乌斯和屋大

维要先等待潘萨到来一样，此刻的安东尼也想要先结交更多的盟友，

提升自己的胜算。倘若他能与各位总督结成联盟，他就可以拥有一支

令人生畏的大军。因此，安东尼放弃了攻城，选择了保持己方部队的

机动性。穆提纳之围解除了。

穆提纳的两场战斗的胜者是以传统方式组建起来的元老院军队，执政官负责指挥作战，军队服从元老院的权威。然而，从此以后，再无罗马军队像这样严格地遵循着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当安东尼匆忙地率军北上之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罗马共和国竟然已经打完了自己的最后一仗。

[111] Appian, Civil Wars , 3.7; 25.
[112] Cicero, Ad Atticum , 15.4.
[113] Philippic , 1.11.
[114] 屋大维在出生时得名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被收养时按照罗马习俗改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奥克塔维阿努斯（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现代人往往用他名字里面最后的这一部分来称呼他，以免混淆。
[115] Appian, Civil Wars , 3.9-39.
[116] Cicero, Ad Atticum , 15.12.
[117] Appian, Civil Wars , 3.43.
[118] Appian, Civil Wars , 3.43-44.
[119] Appian, Civil Wars , 3.29-39.
[120] 除了Philippics 4 和5以外，Cassius Dio, 46.1-28以及Appian, Civil Wars ,3.50-60也都是值得参考的文献。
[121] Cicero, Philippic , 4.15.
[122] Cicero, Philippic , 5.22; 34.
[123] 元老的人数不是固定的，恺撒无疑让许多追随他的人都成了元老。到了公元前 30年，元老的总人数也许已经达到了九百。在这之前，元老院有可能又难得地招募了一次新人。不过，史料中的数字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
[124] Cicero, Philippic , 2.30-62. 此处引用的说法出自61部分。西塞罗的拉丁语原文为“in sinum quidem et in complexum tuae mimulae”。“complexum”是相当露骨的词。
[125] 关于事件的结果，我们参考的两份主要史料有着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人更认可阿庇安的说法，因为他的描述更加详细、通顺，同时看起来更加关注后续事件的发生时间。
[126] Appian, Civil Wars , 3.61. 在人们总结元老院会议结果的时候，西塞罗发表了第六篇《反腓力辞》（Philippics 6），指出这份最后通牒实质上等于宣战。
[127] Appian, Civil Wars , 3.63. Dio, 46.30提及安东尼曾经表示希望让刺杀恺撒的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朗基努斯（Longinus）担任执政官（这肯定是在讽刺他们），同时要求给自己麾下的士兵提供与屋大维类似的奖励。阿庇安和狄奥的叙述都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128] Dio, 46.36，安东尼的间谍大概在普通市民面前装作军人，又在军人面前装作平民。因此，当城内的军人和平民分成两部分以后，这些间谍的身份就暴露了。
[129] Appian, Civil Wars , 3.63.
[130] Cicero, Philippic , 5.38.
[131] Appian, Civil Wars , 3.65; Dio, 46.36.
[132] Dio, 46.32.
[133] 不过，元老们并不打算独自承受战争的全部代价，罗马城内的一部分劳工被拉进了军队。
[134] Dio, 46.32.
[135] Appian, Civil Wars , 3.68.
[136] Appian, Civil Wars , 3.68-71.
[137]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0.

第六章 失去的胜利：元老院的失败

安东尼急速行军离开了穆提纳，但元老院一方并未马上派出追兵。战后的局面有些混乱。元老院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赢得了胜利，然而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许多士兵显然都在艰难的战斗中负伤了，这让元老院的将军们很难迅速地组建起一支合适的追兵队伍。更为关键的是，虽然穆提纳之围业已解除，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仍然急需补给，运输士兵和装备的驮畜也依然不足。而且，就算人手与后勤的困难都得到了解决，他们还面临着指挥权的问题。

所以，当安东尼北上离开穆提纳的时候，屋大维不仅没有跟进，反而南下朝着博诺尼亚进发。潘萨正在城内养伤，但他的身体状况未见好转。他们二人分别向元老院发送了捷报。5月9日，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在信中提及，他当初想要和潘萨讨论一些事务，因此推迟了追击安东尼的时间。屋大维、潘萨、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需要商量的是希尔提乌斯死后原先归他指挥的那些军团应该听谁号令。潘萨是在场的高级官员，他的权威很重要。屋大维资历较浅，级别较低，但他很可能想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总之，这三位将领需要好好地谋划下一阶段的战事。[138]然而，在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抵达博诺尼亚之前，潘萨死了。

一堆新问题随之冒了出来，元老院恐怕没有准备过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预案，两位执政官双双丧命是非常少见的(罗马的将军本就很少战死沙场)。现在，他们必须解决作战任务和军团指挥权的分配问题。屋大维应该能掌握自己带来的部队，但他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还需要重新分配原属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的两支规模不小的军队。

屋大维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不太好。毕竟，后者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据说，他们二人没有会面，只是通过信件和使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甚至还曾站在河边特意地大声念出了元老院的信件，声称自己拥有统治高卢的权威，而屋大维不得出兵追击安东尼，也不得跨河进入穆提纳。[139]不过，这种说法看起来或许是艺术夸张的结果。至少在4月、5月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屋大维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没有公然决裂。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没有会面。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自己的说法出自前文所提的5月9日的那封信件，他没有多提会面的细节。不过，稍早一些的5月5日的另一封信件证明了他们二人之间发生过摩擦。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抱怨屋大维不服从他的命令。[140]然而，屋大维确实允许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带走一些潘萨的部下，后者写给西塞罗的信件也没有表明屋大维对其持有敌意。无论如何，最终受命去追击安东尼的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指挥权固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或许还是布鲁图斯所部的状态。穆提纳的战事让共和国的各支部队都受到了重创。希尔提乌斯、潘萨和屋大维的部下或许稍好一些，但两位执政官带领的部队恰恰是最缺乏作战经验的。而屋大维的军团想必以恺撒旧部为主，他们应该不会愿意让一个刺杀了恺撒的人来指挥自己作战。

布鲁图斯需要让自己的守城部队尽快准备好追赶急速撤离的敌人。为此，他必须补充食物、驮畜，也许还得准备一些装备。刚刚从艰难的围城战中解放出来的士兵或许不能立刻开始强行军。他们的人数较多。这种规模的军队行进需要繁杂的后勤工作来支撑。等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终于准备就绪的时候，安东尼早已领先了几天的路程。而且，布鲁图斯本人也承认过他的行军速度不是很快。[141]

4月20日，旗开得胜的消息已经传回了罗马，令西塞罗及其支持者们欢呼雀跃。[142]他对罗马人民宣读了潘萨的战报(看起来可以体现西塞罗此时的显赫地位)，但只对元老院念了屋大维的信件。[143]之后，罗马人民还可以享受为期五十天的感谢神恩节庆活动。

卡皮托里翁山是罗马人庆祝胜利的传统场所。为了表达谢意，西塞罗来到这里向神明献上了祭品。国家的紧急状态中止，元老们脱下战袍，换回了代表正常统治时期的普通托加袍，共和国得救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胜利的过程符合共和国的标准：统筹全局的是元老院；领兵作战的是执政官；军队也是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召集起来的。此次胜利故而属于保守派，古老的制度再次以古老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再度充满了信心的元老院出台决议，重申了自己在罗马宪法中的权威地位。元老们权力的一根支柱就是制衡罗马官员、防止个别不听指挥的“强人”出现的能力。因此，元老们颁布了法令，宣告各个官职的任期再次被确定为一年。这意味着官员们很快就会离任，然后面临罗马法律的约束。元老们还重申了各个官职的年龄限制，现在，按照顺序逐步晋升的罗马人最早也得到四十二岁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关于这一点，当时就有一个突破常规的例子—屋大维。公元前43年，十九岁的屋大维拥有了裁判官的地位，并且获许提前十年参选官职。但就算凭着这种特权，屋大维也得再等十二年才能有资格竞选最高级的官职—执政官。[144]

不过，元老院的当务之急还是处理穆提纳城外的各支部队。就在捷报传回罗马以后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潘萨死于博诺尼亚、希尔提乌斯死于穆提纳的消息也抵达了。[145]这两位执政官的部队现在都没了统帅，元老院必须尽快分配好指挥权，并且决定由谁来追击西塞罗眼里所谓的安东尼残部。人选有两个：屋大维享有裁判官的地位，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级别相当于执政官；布鲁图斯掌握着山内高卢的军权，拥有直接听命于他的部队，而屋大维的军权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从属于两位执政官的。

元老院选择了把军队转交给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后世有历史学家对此感到讶异。他们觉得这是元老院在刻意冷落、打压屋大维，乃至最终促使屋大维变节。有一份史料甚至声称潘萨在死前留下了秘密遗言，让屋大维知道元老院打算有朝一日将其除掉。[146]这显然是虚构的，当时的各位当事人看起来并没有对军权分配问题产生很大的疑虑。元老院本就致力于遵从罗马宪法的要求，让罗马官员掌控军队。那么，把指挥权和追击任务交给此时地位更高的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是理所当然的。屋大维似乎也没有试图抗命，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顺利地接收了各个军团(或许早在元老院做出决策之前就已经接管了)。年轻的屋大维手里剩下的只有他当初自己召集的以及选择投奔他的那些部队。[147]而且，屋大维至少在这几个月以及进一步遭到数次刺激之前看起来都不怎么介意。

领受功劳和荣誉的主要是三位级别最高的指挥官：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按照罗马的军事传统，指挥作战的官员会在出征前执行宗教仪式，确认神明的旨意，从而正式地对接下来的战斗负起责任。相比之下，无论中低级军官的具体地位如何，他们都不太可能拥有主将的荣誉。就穆提纳而言，既然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已死，那么享有胜利荣光的当然非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莫属。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也是在故意羞辱屋大维，或许是因为元老们不愿意让恺撒的继承人跻身高位。确实，他们的庆功活动看起来相当奢侈，对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赞美甚至有些谄媚，而屋大维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作为后来人，我们或许会觉得元老院的做法有误。但是，这看起来是符合罗马传统的。

元老院军队的战略处境其实正在恶化，安东尼等人分秒必争。我们一般认为罗马军队有能力一天行进最多三十公里(十八九英里)，但无论军队规模如何，长时间以这样快的速度行进会给后勤和士兵们的体力造成巨大的压力。安东尼首先朝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帕尔马(Parma)。他似乎还在行军路上解放了一群正在干苦役的奴隶，并且把他们招进了军队。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为了补充食物、驮畜、劳力等资源，安东尼的军队给沿途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抵达帕尔马以后，安东尼又下令洗劫了这座城市，也许是为了给士兵们提供奖励，恢复他们的士气，同时再一次补充资源，以便继续急行军。[148]然后，安东尼率军再度踏上旅程。他们先后途经普拉肯提亚_{[Placentia，今天的皮亚琴察(Piacenza)]}、戴尔托纳_{[Dertona，托尔托纳(Tortona)]}、吉努亚_{[Genua，热那亚(Genoa)]}，然后沿着海岸线来到了瓦达·萨巴提亚_{[Vada Sabatia，瓦多利古雷(Vado Ligure)]}。有一封5月5日的信件提及安东尼已经抵达，[149]也就是说，他带着士兵们在最多十四天的时间里行进了三百公里(一百八十五英里)之遥(参见地图3)。

此时，文提迪乌斯已然带着三个军团来到了瓦达。他之前的行踪并不明确，我们只知道他一度在皮齐努姆停留过。就算他直接从皮齐努姆出发，朝着瓦达行军，这期间的路程也是特别艰难而漫长的，共有大约六百公里(三百七十英里)，会耗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既然文提迪乌斯在5月5日的时候已经身处瓦达，那么他至迟在4月5日就应该已经离开了皮齐努姆。这个时间点甚至都远早于4月14日的第一场穆提纳之战。看起来，文提迪乌斯有可能在4月的时候往北方的穆提纳靠近了一点儿，或许来到了阿里米努姆甚至是更接近博诺尼亚的地方。如果他确实曾经位于博诺尼亚南侧，那么穆提纳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以后，他的处境就不容乐观了，因为他和安东尼之间横亘着两支共和国军队，其中有一支还占据了博诺尼亚。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安东尼不和他一起朝着博诺尼亚靠拢，我们很难想象文提迪乌斯的部队要怎样与穆提纳城外的安东尼会合。因此，他和安东尼有可能在第一场战斗发生以后就已经共同决定让文提迪乌斯绕开共和国的军队。

即使是从博诺尼亚南侧出发来到瓦达，文提迪乌斯所部的行军路程也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他或许直接跨越了亚平宁山区，从佛罗伦提亚_{[Florentia，佛罗伦萨(Firenze)]}抵达比塞_{[Pisae，比萨(Pisa)]}。之后，他也许沿着海岸线往北行进了四百二十五到四百八十公里(两百六十五到三百英里)。这段路程通常会耗费二十到二十四天。但是以急行军的速度，他们大概可以在十六天以后抵达目的地。因为文提迪乌斯得先接到安东尼的消息然后再下令行军，所以如果安东尼在4月21日或22日，也就是第二场战斗以后才决定离开穆提纳，那么文提迪乌斯出发的时间几乎必定晚于4月23日。然而，他必须在第二场战斗尚未爆发的4月20日之前动身才能在5月5日以前来到瓦达·萨巴提亚。也就是说，安东尼应该在第二次战斗发生之前就已经决意要放弃围攻穆提纳了，他的撤军之举绝非因营地遭到猛攻之后惊惧不已而做出的决策。

第一场穆提纳之战结束以后，安东尼想必已经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在穆提纳的平原上一战击垮共和国了。这里的地形和兵力对比都不利于他，暂时撤退、重整旗鼓才更为高明。第二次交手无足轻重，就算安东尼确实在战斗中失利了，希尔提乌斯之死也已经为他大大拖延了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总体说来，安东尼依然掌握着两支动员完毕的部队，还有可能得到高卢或者西班牙军队的大力支持。他的实力仍然很强大，元老们的庆功宴未免办得太早了一些。

身处罗马的西塞罗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4月27日，他给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写信通告了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的死讯，但表现得很轻视安东尼。他似乎认为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可以轻易地消灭安东尼的部队。[150]罗马政坛向来充满了竞争，罗马将军一般都不会谦虚地描述自己立下的功绩。照理说，西塞罗应该是熟知这一点的。相比之下，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本人就不像西塞罗那么自信了。在4月29日的一封信件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李必达和波利奥的忧虑。他很怀疑李必达的忠心，同时还认为波利奥会竭力与安东尼会合。至于安东尼本人的部队，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担心。[151]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本有可能在安东尼和文提迪乌斯会师之前追赶上去。然而，从4月29日，也就是战后第八天的信件内容来看，他只往穆提纳北方前进了行军一天的路程。也许，他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收集必要的补给品和驮畜。西塞罗在看到他信件中记录的所在地的时候，或许也会感到有些不安。就在这一天以后，布鲁图斯行军的速度显著地加快了。等到5月5日，他已然抵达了戴尔托纳，位于吉努亚海岸北方大约七十五公里(四十五英里)处。但他距离安东尼还有大约一百一十公里(七十英里)，布鲁图斯的军团落后了五天的行程，并且未能阻止安东尼和文提迪乌斯会师。[152]或许西塞罗对此表示了不满，在5月9日的信件中，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为自己做了辩解，用以说明他为何没能把控住局面、追上安东尼。[153]布鲁图斯抱怨了客观条件，强调自己既没有驮畜也没有骑兵。此时，考虑到安东尼的部队机动性更强，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开始担心自己会遭到对方骑兵的埋伏。毕竟，当初穆提纳的第一战就是安东尼发起的伏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完全无法预料安东尼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他发动攻击。他还详细地记叙了安东尼派兵突袭波兰提亚(Pollentia)的事情，他成功地保住了这座城镇，并且将其描绘成又一场值得纪念的大胜，虽然这次行动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佯攻而已。[154]

5月5日的信件已经足以证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信心有所减少，[155]安东尼的军力绝对不容小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需要做的远远不止西塞罗眼里的“打扫残敌”。6月初，波利奥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西班牙的情报或许有些落后)，为我们概括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波利奥声称安东尼麾下拥有四个军团(其中有一个装备较差)和五千骑兵，而文提迪乌斯还指挥着三个军团，其中至少有两个军团都是由老兵组成的。总之，安东尼这一边的兵力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虽然布鲁图斯的表面实力是十个军团，但这些部队的质量很有问题。波利奥直接说出了他的疑虑，认为布鲁图斯手下真正有作战能力的只有四个军团，并且其中还只有一个军团具备比较充足的作战经验。此外还有史料指出，布鲁图斯的部下此时正受到疾病的侵袭，这是从当初的围城战延续下来的恶果。[156]尽管波利奥其实是安东尼的拥趸，他有理由去低估布鲁图斯的实力，但倘若波利奥所言不虚，那么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就应该极力避战，因为一旦交手，他的部队就会惨遭对方的屠杀，令安东尼取得一场奠定大局的胜利。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正期待着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援助。此人虽然之前属于恺撒派，却对元老院表现出难得的忠心，他的四个军团会从北边抵达。不过，就算有了普朗库斯的支持，布鲁图斯也不能轻易地获胜。在一封日期不明的信件当中(必定是写于4月末的)，普朗库斯提到了一次兵变。他麾下的精锐第十军团想要投靠安东尼，但他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157]由此可见，普朗库斯指挥的士兵不像他那样忠诚于元老院。如果安东尼跨越了阿尔卑斯山，普朗库斯并不能确信自己的四个军团真的能够抵挡安东尼的攻势。他或许可以平安无事地带兵南下，然而，一旦置身于战场，这些士兵的心思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显然，普朗库斯不得不考虑第十军团临阵倒戈乃至带动其他部队一起叛变的可能性。

假如安东尼能够顺利地煽动普朗库斯的部下哗变，与李必达和波利奥结成稳固的同盟，他就能得到最多十一个身经百战的强大军团，其总兵力更是会达到足足十八个军团。无论西塞罗怎么想，安东尼的力量绝对非同小可，他完全有可能集结起足以碾压元老院部队的强军。

安东尼重整旗鼓

关于安东尼阵营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掌握的信息不是很多。毕

竟，他们不会像布鲁图斯那样在信件里跟西塞罗交流情报。迪奇穆斯

·布鲁图斯曾经在解释自己行动的一封信件里对西塞罗说自己难以断

定安东尼打算在和文提迪乌斯会师以后采取怎样的行动。安东尼或许

会继续北上，进入高卢，与李必达会合。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更担

心安东尼等人会掉头南下，来到伊特鲁里亚补充更多的兵力，然后直

接进军罗马。[158]乍一看这样的计划不太可能实现，也许布鲁图斯只

是在为自己的犹豫不决找借口而已，但其实不然。据布鲁图斯所说，

有消息称文提迪乌斯麾下的军团拒绝离开意大利。不过，他没有解释

其原因。从古至今都有许多人认为士兵们的顽劣想法没有参考的价

值，但就文迪提乌斯的部下而言，他们此刻应该非常迫切地想要与敌

方一战，因为他们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老兵，而

且其中不少人还根本没有参加上个月的战斗。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大可

以轻而易举地击败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然后夺取整个意大利。这种

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安东尼看起来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接下来的计划。朝南进攻有助于控制罗马、补充人力，并且可以进一步获得意大利南部的资源，同时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也会因此失去外援。但是安东尼还面临着几个不得不注意的未知因素，其中正在慢慢靠近的李必达最为关键。此刻，恐怕就连李必达自己都不能确定他要在这场内战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李必达决定隔岸观火，那么安东尼和共和国军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没有那么悬殊了。此外，安东尼知道普朗库斯会与自己作对。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他甚至还想为此而报复普朗库斯。另一个有可能改变局面的人物是屋大维。假如他仍然执意要阻挠安东尼，那么南下就不是很明智的选择了，反而会让安东尼不便于争取从北而来的潜在盟友，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也许会再度发生逆转。

安东尼派兵北进，朝着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波兰提亚发起了攻击。这座城镇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通往戴尔托纳以及更远处帕尔马的河谷。但布鲁图斯先到一步，进入了波兰提亚，让安东尼难以迫使布鲁图斯与他交战。这次佯攻看起来气势汹汹，展露了新获盟军以后安东尼的自信心，同时也是对布鲁图斯的警告。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安东尼的这次主动求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部下，让他们知道己方部队并不是在惊慌失措地逃跑，而是在做战略撤退。

安东尼固然有优势，但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与对手交战。所以，安东尼离开了意大利，朝着高卢的李必达进发，他大概认为李必达及其部下都会心甘情愿地加入自己这边。

李必达那边没有什么动静。他和几位主要人物保持着联系，比如离他比较近的普朗库斯。大概在5月中旬的时候，普朗库斯向罗马方面汇报了李必达的士兵曾经在会议上提出，既然两位执政官都已死去，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罗马公民不应该再互相残杀。这种说法或许可以表明李必达的军团不愿与安东尼交战，[159]但李必达仍然没有做出决定。他派出了先头部队去守住阿尔卑斯山的通道，阻碍安东尼进军。然而，他手下的两位高级军官库里奥(Culleo)和西拉努斯(Silanus)都叛变了，让安东尼顺利无阻地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这不禁让人越发怀疑李必达的军团也许真的会倒向安东尼。[160]

时至5月15日，安东尼已经和他的弟弟卢奇乌斯会合，并且抵达了尤里乌斯广场(Forum Iulii)，这里距离他和文提迪乌斯会师的瓦达·萨巴提亚有两百公里(一百二十五英里)之远。据普朗库斯所说，李必达当时位于二十四罗马里(不到四十公里)外的沃柯尼乌斯广场(Forum Voconii)。[161]此刻，事态仿佛暂停了：李必达和普朗库斯还在商量事情；西塞罗正在敦促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向安东尼发起决战；布鲁图斯则在写回信，强调自己手头没有足够的兵力，或者说部队的经验不足，[162]他一定很担心安东尼向他进攻，因为他很可能会招架不住，而他如果失败了，西部的各位将军几乎不可能继续对元老院效忠。

李必达向西塞罗写信通报了安东尼到来的消息，并且声称安东尼那边陆续有士兵叛逃到他那里。鉴于安东尼曾经派人渗透过穆提纳城，所谓“叛逃”到李必达军中的士兵或许也有秘密任务在身。更何况，李必达的部下同时也在叛逃到安东尼那边去，[163]库里奥和西拉努斯的叛变就足以证明李必达军中的官兵很有可能改旗易帜。

李必达还是在以非常慢的速度朝着安东尼靠近。到了5月22日，他终于抵达了尤里乌斯广场西边的阿尔让河(Argens)。[164]李必达所部蜗牛一般的行进速度可以说明他的确一直沉吟不决，不过，他还是在阿尔让河畔写了一封信给西塞罗，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165]现在，两支势均力敌的大军开始对峙，看起来，战斗一触即发。

八天以后的5月30日，李必达给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写了一封信：
元老院的长者们，我恭请诸神与万民明鉴。我对共和国满怀敬意，我最看重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自由。我本愿立刻以行动证明，但命运让我无法执行我的计划，我的所有部下都已变节。他们想要维持和平，保护广大罗马公民的生命。我不得不从。[166]

李必达失去了对其军队的掌控，他的士兵们早已做出了决定，打算支持安东尼。李必达的信件最后请求元老们尊重罗马公民的生命，其中的含义很明确：元老院输了；安东尼赢了。元老们现在可以选择在内战中被击败，或者主动承认安东尼的统治地位。

李必达的信件向元老院解释了自己的处境，他宣称自己一直都忠于元老院，却为时势所迫。然而，就算如此，李必达也始终不愿意主动地做出抉择。时至5月30日，无论他的心态究竟是怎样地游移不定，李必达也已难免要被判定为安东尼派。之前，李必达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企图置身事外。西塞罗等人一直怀疑李必达的忠心，因此李必达也担心西塞罗主导下的罗马政局会对自己不利。他固然没有那么支持安东尼，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他人终于替他做出了最后的那个决定。

正当李必达以离奇的慢速朝着尤里乌斯广场前进的时候，安东尼率军出动了。他驻扎在李必达所部的附近，然后开始煽动对方士兵倒戈。李必达麾下的第十军团曾经直属于安东尼，现在也忠诚于他。这支部队似乎成了安东尼的代言人，替他去拉拢了李必达的其他部队。[167]于是，军官们意识到了军团有可能叛变，并且提醒了李必达。但李必达并不打算做出应对，他把士兵划分为三批，让他们去执勤，接着就去睡觉了。

夜里的最后一批警卫打开了营地大门，然后派人去接安东尼过来。面对着安东尼和严阵以待的军队，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李必达仓促地穿好了衣服。接下来，安东尼做了一通政治表演，要求李必达接受和谈。[168]

即使安东尼不确定自己能够争取到李必达本人的支持，他也有把握赢得李必达军中官兵的拥护。李必达麾下的军官们看起来很有可能在给安东尼通风报信，或许恺撒时代建立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安东尼的部队实力雄厚，而李必达的士兵们既可以选择与之作战，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中。总体说来，他们没有什么理由讨厌安东尼，其中某些人甚至倾向于投靠他。所以，临阵倒戈的决定或许真的不难做出。更何况，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士兵对发生于意大利的事件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但他们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愿意与西塞罗等人为伍。选择对抗安东尼就等同于选择支持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其他行刺恺撒之人。而且，也许在这些士兵看来，安东尼很可能会大方地赏赐自己。总之，他们利己的政治考虑让安东尼受益匪浅。

对于李必达，安东尼本可以将其罢免甚至杀死，但他在政治作秀当中求和，塑造了珍视罗马公民生命的形象。在两位执政官相继死于穆提纳之战以后，李必达的军团士兵们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安东尼求和的姿态或许是为了号召其他的前恺撒派人士与自己联起手来，以避免发生冲突。这位失去了军心、匆忙地在营地中央穿起衣服的李必达将军仍然有他的价值。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地位，因为安东尼想要以他为标志，向所有人表示自己打算为罗马人带来和平。这个做法相当于宣布安东尼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战，更是代表着法律和秩序。

在一个星期以后，即6月上旬，李必达和安东尼联手的消息必定已经传回了罗马。西塞罗在写给卡西乌斯的信件中称其为捍卫共和国的唯一希望。[169]的确，西塞罗等人现在堪称身陷绝境。因此，元老院传令阿非利加的军团返回意大利，保卫罗马。[170]此外，波利奥在6月6日的时候尚未正式加入安东尼派。他还跟西塞罗通报了安东尼试图调用他手下三个军团中的一个，并且想要收买其他两个军团。但是，所有人都认为波利奥一有机会就会叛变到安东尼那边去，而他后来也确实不出所料。[171]不过，普朗库斯的立场是很坚定的。6月10日，他率军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会合于库拉洛_{[Cularo，格勒诺布尔(Grenoble)]}。[172]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他们二人依然还在库拉洛，最多只是稍微挪动了一点点位置。7月将尽，普朗库斯给西塞罗写了一封诚恳的信：
虽然我深知我们万分需要取得一场大胜，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准许我们继续执行现在的策略。因为，如果这支部队遭遇了不测，共和国还能依靠谁来抵御那些犯上作乱之人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有着怎样的部队。我的帐下有三个老兵军团和一个新兵军团(或许也堪称新兵中的精锐)，(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麾下有一个老兵军团、一个服役满一年的军团和八个新兵组成的军团。所以，我方士兵的总数固然很可观，但细细看来，其实力仍显孱弱，我们都很明白新兵的实战表现如何。倘若阿非利加的老兵或者恺撒的部队能够赶到，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走上战场，与对方争夺共和国的控制权。据我们所知，恺撒[1]是最近的援军。因此，我不停地派人请他出手相助，他也每次都说自己已经在马不停蹄地赶来。然而，他其实另有打算。[173]

普朗库斯和布鲁图斯统率着十三个军团，其总人数不下于五万五千。但是，他们很担心这些部队质量不足。安东尼那一方的人数或许近似于此。我们不是很清楚穆提纳之战给他造成了多少损失，也不确定波利奥派出了多少援军，但安东尼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远在阿非利加的军团或许可以改变战局，但如果调动部队的命令是在6月中旬发出的，那么至少在8月之前，他们难以回到罗马，遑论投入北意大利战场。因此，屋大维成了影响局势的关键。然而，关于此时的屋大维以及他的部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西塞罗的信件里很少有信息能够说明屋大维正在盘算着什么，他仿佛已经被人遗忘了。

屋大维的政变：进军罗马

在我们上一次提到屋大维的时候，他才刚刚打完第二次穆提纳之战，回到了博诺尼亚。布鲁图斯带兵前去追赶安东尼，而屋大维还在城内。此时，他也许有机会追击文提迪乌斯的军团。不过，他并没有动身，或者只是象征性地追了一阵子。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称屋大维既不愿也不能调动其部队：“但无人能指挥恺撒，恺撒也无法指挥其军队：二者都非常恶劣。”[174]看来，士兵们自有其想法，他们正在考虑穆提纳之战以后的出路。

终于，5月中旬，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给西塞罗写了一封和屋大维有关的信件。他抱怨了罗马城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十人委员会被组建起来负责审查安东尼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所作所为，给老兵建立殖民地的事情也被包括在内。布鲁图斯的士兵们惶惶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此时掌握最高权威的是西塞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退役以后的主要依靠。在信中，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恳求西塞罗满足这些老兵的要求。他或许只是在说自己的部队，但屋大维帐下的老兵无疑也和布鲁图斯军中的老兵一样焦虑不已。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还询问了一句出自西塞罗之口、和屋大维有关的妙语：“laudandum adulescentem, ornandum, tollendum.”。我们可以本着善意将其翻译为“我们必须表扬、奖励、提拔这位年轻人”。但“tollendum”既可表示“提拔”，也可表示“除掉”。西塞罗想必觉得屋大维不足为虑，放心地说出了这句话，公然表示想要排挤屋大维。[175]

西塞罗挥洒自如的文采为他赢得了许多盟友，但也让他树立了不

少敌人。即使身负追击安东尼的任务，布鲁图斯也很快就得知了西塞

罗的这句话。布鲁图斯显然认为西塞罗这次是在愚蠢地卖弄小聪明。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类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某些现象亘古未变。政治

人物的个别特殊言论很容易广为流传，被人们反反复复地嘲弄。名言

的力量就在于朗朗上口，纵使原来复杂的语境已然被遗忘，名言本身

也会被人们铭记于心。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共和国还是在现代美利坚人

的共和国，负面的名言往往都会化作他人手中的利器，长期困扰着那

些不慎失言的政治人物。在西塞罗写给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回信

里，他本人看起来倒不是很担心自己的这句名言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又或许，他只是已经接受了驷不及舌的现实。[176]

西塞罗的这句话符合他对这位年轻的恺撒的一贯态度。他确实支

持屋大维，或许甚至带头提议了要对其加以赞扬和擢升。而屋大维虽

然有一些较为激进的计划，但看起来还是会咨询西塞罗的意见，并且

表现出需要西塞罗支持的样子(这让西塞罗感觉很放心)。西塞罗仿佛

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位新的恺撒约束在罗马宪法传统的框架内，他也许

认为这个“年轻人”的既有政治力量或者政治经验不足以令其成为一

股独立的强大势力。或许，在西塞罗看来，此刻的屋大维面前没有多

少选择：既然屋大维已经在公元前44年参与了对抗安东尼的行动，那

么他就必定只能站在元老院这一边了。然而，更加了解屋大维及其部

下的布鲁图斯并不像西塞罗那样有信心。布鲁图斯大概明白，无论屋

大维的处境如何，他毕竟有着至少一万五千名精锐老兵的拥戴，轻视

这样的人物或许是要付出代价的。

直至公元前43年7月末，屋大维依然没有让人知道他究竟打算做什

么。他也许一直都在征兵。据阿庇安所说，屋大维统领着八个军团和

一些其他的部队，有五六万的总人数。[177]他第一个明显的动作是往

罗马派出了士兵，让他们作为使者去向元老院索取资金。元老院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然而，最终的拨款数额只达到了要求的

一半，甚至还没有发到屋大维军中，反而发给了迪奇穆斯·布鲁图

斯。[178]之后，大概过了一阵子，第二个同样由百夫长领头的使团来

到了元老院。他们先把剑放在了一边，然后进入元老院要求元老们让

屋大维取代希尔提乌斯或者潘萨成为执政官。元老们拒绝了，强调屋

大维过于年轻。但这些百夫长显然熟读罗马历史，援引了之前的史

例，比如，汉尼拔战争时期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受命出征过西

班牙的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和在公元前348年担任执政官、当时年仅

二十三岁的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科尔乌斯[Marcus

Valerius Maximus Corvus，或者科尔维努斯(Corvinus)]。双方的争

论变得越来越激烈。面对这些不敬元老的军人，一位或者多位元老斥

责或者动手击打了一位百夫长。据狄奥所说，至少有一位百夫长转身

带着剑准备离去。他大声喊道：“如果你们不让恺撒担任执政官，这

个东西(指剑)会让他当上的。”据说，西塞罗的回答是：“如果你们

要以这种方式提出诉求，那么他确实会得偿所愿。”(指剑)[179]但即

使到了这个时候，西塞罗和其他的元老也仍然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发

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先假定屋大维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这次的事件似

乎就很好解释了，他无非在让士兵们替自己做铺垫。但是，我们不能

忽视士兵们自己的意愿。穆提纳之战以后，屋大维的军团看起来并没

有停下来歇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认为他们不受屋大维的控制。这

些老兵有自己的主见，击败了安东尼，但他们的根本政治诉求是什么

呢？元老们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布鲁图斯看起来才是穆提纳之战的

真正赢家。他的军队不仅摆脱了穆提纳之围，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但

这位布鲁图斯也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位于罗马的西塞罗等人正在

审查安东尼为恺撒旧部设立的殖民地，而屋大维的军团也是直接相关

的当事人，他们的经济利益很有可能受到损害。既然我们能发现屋大

维的军团有能力让元老们落败，那么这些士兵自己也很有可能已经看

清了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有着怎样的政治力量，也不吝于运用

这种力量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当然，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里，屋大维

并不是被动受益的角色，但他的个人利益归根结底是和士兵们绑在一

起，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于这些士兵的。

西塞罗和支持他的那些元老对此时的政治、战略形势显然有着非常独特的判断，他们仍然认为士兵理应遵从元老的命令。在他们看来，那些百夫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他们提要求，也没有资格与他们争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合于罗马社会、政治秩序的僭越之举。以传统的等级制度来看，低级的军人威胁最高级的元老，甚至于军人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事情都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元老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士兵有可能脱离旧秩序的框架，然后创造出一套新的秩序。元老们对恺撒旧部土地分配问题的审查既是在践行元老的权威，也是在运用意大利地主精英的传统权力满足罗马社会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念要求。从我们的视角(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或许也有所察觉)来看，元老们的这个政策很有魄力，简直让人以为他们是天真无知才做出了这个决策。但在元老们眼里，这种等级秩序恰恰是他们奋斗的目标。强化这种秩序有助于巩固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也可以增强意大利精英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对抗安东尼等人。

元老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空中楼阁。他们自以为很安全，坚信诸神都在支持他们统治罗马。因此，他们才会无畏地去计较士兵们获得的土地和金钱，才会胆敢驳斥前来与其谈判的百夫长，殊不知自己的命运其实恰恰掌握在这些人手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罗马革命的规模有多大，罗马元老的政治误解有多严重。

屋大维的士兵和元老们最早也得在7月[罗马人原先称这个月为5月(Mensis Quintilis)，后来，为了纪念尤里乌斯·恺撒，7月被改为尤里乌斯月(Mensis Julius)]末才有可能展开第二次争论，但更为准确的时间或许是8月[当时的6月(Mensis Sextilis)，后来被改为奥古斯都月(Mensis Augustus)]初。当百夫长们回到营地，向屋大维汇报了谈判的情况以后，屋大维命令士兵们排好队列，进军罗马。

可以想见，元老们难免表现得有些慌乱。他们承诺不仅会给屋大维麾下在穆提纳作战的那两个军团提供报酬，还要给其他的所有部队都发放奖金。他们也表示愿意让屋大维来担任执政官—毕竟，这总比让他率军攻下罗马要好得多。但就在谈判的时候，元老们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因为他们之前传唤的两个军团已经从阿非利加返回了罗马。此外，他们还有潘萨留下的一个军团。同时，他们开始软硬兼施地招募尽可能多的人手。凭着这些兵力，元老们认为自己可以一直守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回援。西塞罗在听说屋大维进军罗马以后就躲了起来，现在他再度现身，前来领导大家抵御屋大维。

然而，罗马的防御其实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屋大维的军团很快就来到了城郊。罗马是一座杂乱无章地向外铺开的巨大城市，其防守条件远不如相对较小的穆提纳。罗马守军必须分成许多小队，分别据守各个关键点。然而，在屋大维的军队驻扎于罗马城外以后，城内的元老和其他重要人物纷纷改变了主意。双方的军力对比显而易见，一部分人决定出城来迎接罗马的新主人。第二天，屋大维仅仅带着卫兵进入了罗马城，他大概不觉得还有多少人会站出来反对他。元老院的抵抗意志已经崩溃，两个从阿非利加赶来的老兵军团都叛变了，因为他们曾经是尤里乌斯·恺撒的部队。他们的将领选择了自杀，新上任者放弃了防守城墙的任务。

最后，西塞罗亲自前来向他的老朋友致以问候。据说，他发表了一段长篇大论，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支持着屋大维。西塞罗无意出版这次演讲的内容，我们只能猜想他究竟把历史扭曲成了什么模样。屋大维听完了这位长者的演说，然后冷冷地指出，西塞罗是最晚过来会见他的。[180]这是政治作秀，以艺术夸张的形式展现了罗马革命。无论西塞罗在欢迎屋大维进入罗马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解释，无论他多么成功地把自己描绘成忠实地拥护屋大维的亲密友人，无论他把自己优秀的口才发挥得多么出神入化，他的政治生涯都走到了终点，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一点。屋大维的军队已然掌控了罗马，此刻的西塞罗再也无法违背他们的意志。在西塞罗的理想中，这座城市应当由传统的元老贵族来统治。他们秉持着传统价值观念，遵循着传统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但是，这个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了。现在，西塞罗不得不在屋大维面前低眉顺眼地为自己辩解。屋大维其实没有必要倾听这位伟大的执政官打算作何解释。按照罗马社会的传统等级秩序，年轻的屋大维理应尊重西塞罗。然而，此刻屋大维对西塞罗的尊重纯粹出于屋大维自己的意愿。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不必对西塞罗以礼相待，这位最近才被西塞罗用俏皮话嘲弄过的“年轻人”现在只是在对西塞罗施以恩惠而已。任何目睹了这一幕的元老都必定能够明白，曾经的元老领袖西塞罗已然失势，罗马的大权无疑已经落入了屋大维的手中。他的权力并非源于官职、传统或是罗马社会生活的古老等级制度，而是来自拥护他的军人。

屋大维安排自己当选为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并且对其敌人示以宽容。这种政策势必会让人们想起屋大维的养父尤里乌斯在他与庞培的内战结束以后同样选择了用仁慈来求和平。这种相似性恐怕只会让元老们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一位新的恺撒已经掌控了罗马，元老们还能保全自己的权利、权势乃至性命都只不过是因为这位新的恺撒愿意如此而已。我们不禁会想，这些元老在向新上任的年轻执政官屋大维发出问候的时候，是否会回忆起穆提纳之战刚刚结束之时的景象。那时的他们欣喜若狂，抬着西塞罗去卡皮托里翁山上向诸神表达了谢意，还表决同意开启了感恩节庆日，共和国的最后一战以胜利告终。然而，仅仅在四个月以后，屋大维成了执政官，共和国的战争失败了。

[1] 此处的恺撒指的是屋大维。—编者注

[13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39] Appian, Civil Wars , 3.73.
[14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1.10.
[14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42] Cicero, Ad M. Brutum , 1.3.
[143] Appian, Civil Wars , 3.74.
[144] Dio, 46.39.
[145] Cicero, Ad M. Brutum , 1.4 (April 27).
[146] Appian, Civil Wars , 3.73-76. 还可参考Dio, 46.40。
[147] 厘清这段时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比较麻烦。罗马距离穆提纳有四百四十公里。如果两地之间消息传递所需的时间是五天，那么就算元老院在潘萨负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划分军权，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屋大维也不太可能在4月26日之前收到元老院发出的指示。假如元老院是在希尔提乌斯死后才做出决定的，那么元老院的指令大概要到4月30日前后才能抵达穆提纳。因此，潘萨所部的归属问题应该是布鲁图斯和屋大维自行决定的。
[14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b.
[14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0.
[15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9.
[15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3] Cicero, Ad M. Brutum , 1.10.西赛罗似乎在责怪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搞砸了穆提纳之战的收尾工作。
[15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5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6] Appian, Civil Wars , 3.8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4.
[157]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1.
[15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5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1.
[16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
[16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17.
[16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2.
[163]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
[16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a.
[16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a.
[166]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5.
[167]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察觉，普朗库斯在Ad Familiares , 10.11中声称他制止了自己麾下第十军团的叛乱。尽管罗马军团的编号是严格按照顺序制定的，两个同样死忠于安东尼的第十军团的存在似乎也未免有些可疑，但确实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第十军团。当然，最省事的解释是史料的记载出现了谬误。
[168] Appian, Civil Wars , 3.84.
[16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2.8.
[170] Appian, Civil Wars , 3.85.
[17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2.
[17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a.
[173]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4.
[17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Appian, Civil Wars , 3.80.
[17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20.
[176]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21.
[177] Appian, Civil Wars , 3.88. Cassius Dio, 46.39-43把各个事件糅合在了一起，并且认为早在5月29日李必达与安东尼联合之前，屋大维就与安东尼和解了。但从7月末之前西塞罗收到的信件来看，我们看不出他们和解的迹象。如果和解属实，西塞罗不太可能得不到这种消息。而且，假如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的矛盾早就化解了，那么春末夏初之际的屋大维为什么无所作为呢？
[178] Appian, Civil Wars , 3.86.阿庇安声称有两批使者，其中第一批为钱而来，第二批为屋大维的政治地位而来，但狄奥声称只有一批。
[179] 本书在这里的叙述结合了Appian, Civil Wars , 3.88以及Dio, 46.43的内容。虽然他们的具体说法有差异，但大体上看来，他们二人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其描述的方式也是类似的。
[180] Appian, Civil Wars , 3.92.

第七章 革命开始

随着屋大维占领罗马，内战的第一阶段结束了。西塞罗努力打造的屋大维与元老院的联盟已经土崩瓦解，屋大维对罗马的进军让西塞罗等元老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角落里。但是，除了回天乏术的元老以外，剩下的各方政治势力不一定都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安东尼仍然和李必达一起停留在高卢，与其对峙的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安东尼派控制了西班牙和大部分的高卢土地，屋大维则支配着意大利。

此时，伟大的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正统治着西西里(Sicily)。[181]他在其父亲被尤里乌斯·恺撒击败以后幸存了下来，逃到了西班牙，然后召集起军队一边流窜一边作战。他还组建了一支舰队，用以开展海盗活动。为了清除庞培余党，恺撒派出了李必达和波利奥。他们二人不负众望，成功地把塞克斯图斯逐出了西班牙。但是塞克斯图斯乘着舰队转移到了西西里岛，而且西西里岛更适合塞克斯图斯等人活动。现在，他们可以派人去劫掠意大利的海岸，更可以在近处观察罗马政治气候的变化，静候良机。

西西里岛上还有一些由大量奴隶支撑起来的大庄园。据塞克斯图

斯的对手所说，他招募了很多奴隶来补充人力。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是

为了攻击塞克斯图斯的名誉，但缺少人手的他的确不太可能忽视岛上

人数众多的奴隶。除此以外，他还在意大利等地招募了一些心存不满

的自由民。恺撒死后，为了保住罗马的政权，西塞罗等人显然需要尽

力为塞克斯图斯·庞培恢复合法地位和名誉。所以，在穆提纳之战以

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塞克斯图斯·庞培喘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之

后，屋大维上台了。身为尤里乌斯·恺撒的养子，他无意化解这段恩

怨。于是，塞克斯图斯只能再一次沦为海盗之王。

在东方，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建立了强大的势力。他

们先是拿下了马其顿和叙利亚，然后把势力扩张到了整个小亚细亚。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他们遭遇了不少的抵抗。对于一些拒不合作的希

腊城邦，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力。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着强大的海

军，除了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以外，地中海东岸已经没有势力能够挑

战他们。克莱奥帕特拉仍然忠于已经亡故的尤里乌斯·恺撒，她随时

准备支援安东尼和屋大维。不过，尽管她的海军力量很强，但埃及的

地理位置距恺撒派的主要势力范围太远，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已经

威胁到了埃及的东部边境。

总而言之，此时的罗马世界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军事集团：屋大

维，安东尼和李必达，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迪奇穆斯·

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塞克斯图斯·庞培，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无

论哪个集团都没有独力压倒其他人、统治罗马的实力。安东尼、李必

达、屋大维就是在这一共识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他们需要团结起来

才能击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但是他们三人建立的联盟一共持续了

十一年，这足以说明这个联盟还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联合不只

是为了消灭那些谋杀恺撒的刺客，还为了确保战后的土地分配能够顺

利地进行。分地的主要受益者是军人，联盟的延续让他们得到了不少

的利益。

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军人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极其罕见之事。当屋大维带兵来到罗马城外，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快就认清了形势，贵族的统治结束了。在发生内战的这种特殊时期，任何事物都很容易被颠覆。因此，虽然罗马政治、社会等级制度遭到了挑战，但这或许只是政治动荡导致的偶然现象。等到革命结束，传统的力量对比以及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大概都会迅速地恢复。罗马的精英们也许就是这么想的。考虑到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的历史遭遇，这一次的动乱说不定真的会再次走上老路。然而，恺撒派没有放弃权力。从此，罗马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恺撒的遗产以及革命的开端

屋大维几乎未动干戈就占领了罗马，其影响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

能完全显露出来。他对元老们的态度很和善，让罗马城得以享受暂时

的和平。尽管士兵们帮助屋大维夺取了权力，但人们还不知道屋大维

对身处意大利以外的武装势力打算采取怎样的政策。早在屋大维还在

为共和国建立汗马功劳之时，元老院就显得相当不愿意褒奖他。时至

今日，屋大维恐怕更难相信这些元老会默默地接受他掌权的现实。他

必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元老们以多么动听的话语来表达善意，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都想杀死自己。假如时机来临，这些人会毫不

犹豫地化身为杀人凶手。毕竟，当初刺死恺撒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朋

友”。而且，第一次政治暗杀或许还算是有悖于罗马政治常态，让某

些人不愿动手。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先例在前，许多人大概更愿

意采用这种手段了。

然而，屋大维在这一阶段没有对元老院里的敌人下手。与他作对的元老也没有逃离罗马，他们觉得屋大维不会开始排除异己。这种奇怪的判断让人费解。当年，尤里乌斯·恺撒进军罗马以后，许多反对他的人依然能够安全地生活在意大利。看来，元老们仍然相信屋大维会寻求和解。就算他们曾经对屋大维两面三刀、加以羞辱，就算他们已经对恺撒和其他恺撒派人士悍然动用了极端的暴力，这些元老看起来还是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虞。就连西塞罗也留在了意大利，静静地观察事态发展。

屋大维的第一个举动是奖励手下的士兵。他夺走了元老院为了对抗安东尼而收集起来的资金，将其分发给自己的部下。接着，他设法把两个执政官的职位都控制在自己这边。除了他本人以外，昆图斯·裴迪乌斯也被选为执政官。此人几乎从屋大维在公元前44年抵达意大利以来一直都坚定地站在屋大维这边。选举的过程本身是比较平静的，不过，屋大维派了士兵来监督大家把票投给该投的人。单从基本流程来看，这样的选举还算是遵照了罗马共和国的宪法。政治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但共和国法律规定的流程延续了下来。至少，这种状态和下一个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

当选为执政官以后，屋大维召开了一种特殊的会议—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这种会议的起源非常古老，但到了这个时代，众

议会基本只具备仪式性作用，其规模也只剩下三十名跟随着执政官的

扈从(lictor)。这些扈从带着的武器被称为法西斯(fascis)，由捆绑

在一起的多根棍棒和一把斧头组成，代表着暴力，象征着执政官拥有

处罚或杀死罗马公民的权威。不过，现代人对“法西斯”这个词的认

识或许更多地源自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屋大维生活的

年代，众议会仍然拥有批准勋贵(patrician，一个古老的贵族阶层)之

间的收养关系的权限。于是，在屋大维的授意下，一条新的众议会法

(lex curiata)出台，正式认可了尤里乌斯·恺撒对屋大维的收养行

为。其实，当时的罗马人本就一直都将屋大维称作“恺撒”，因为大

家都知道尤里乌斯·恺撒在遗嘱里写了收养关系。或许众议会的召开

并没有必要，但是这条法律至少向所有人表明了屋大维忠于恺撒，

[182]这就是有意义的。毕竟，正如安东尼所说，屋大维的权威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恺撒”这个名字。

在恺撒遇害以后，屋大维起先指责安东尼不为恺撒报仇，反而试

图与行刺者和解。[183]这当然是为了拉拢那些仍然忠于恺撒之人。但

是，恺撒的旧日部下们显然没有蜂拥而至，聚集在屋大维的麾下群情

激奋地要求杀死行刺者。换言之，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接着，屋大维

和元老院结成了同盟，一起公开支持行刺者、反对安东尼。我们可以

说屋大维和元老院、行刺者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紧张。

但就当时而言，他们的关系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当然了，行刺者们

显然不太信任屋大维(或许算是有先见之明)。然而，没有史料证明他

们觉得屋大维已经有了固定的政治立场，他们不觉得屋大维对恺撒的

政治遗产的继承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能猜想屋大维和西塞罗派已

经认为二者的和解是可行的。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审视一下恺撒的遗产的本质。显然，恺撒不是一位革命者，其所作所为都没有展现出要建立新秩序的迹象。行刺者们或许确实认为自己在“恢复”自由，但是恺撒似乎本就想要与其对手重修于好。他固然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他其实无意颠覆共和国的传统[包括自由(libertas)]。由此观之，刺杀恺撒的行动很有问题。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反对恺撒统治罗马的极端行径。然而，恺撒的政治举措似乎不该引发这种反应，行刺者对罗马政治的认知过于极端。

也就是说，刺杀恺撒的举动并不是反革命行为，因为首先就不存在革命行为。既然如此，在恺撒死后，屋大维也并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革命遗产可以继承。人们也许认为恺撒的继承人能够与罗马社会的传统权威通力合作，因为他看起来并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屋大维能够与行刺者达成和解，那么他们之间应该就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了，双方唯一的意识形态矛盾就产生于刺杀恺撒。也许，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屋大维真的能够搁置争议、和平共处。毕竟，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西塞罗都已经成功地与屋大维展开了合作，虽然一开始还有一些摩擦。

在公元前44年末至前43年初，安东尼才是麻烦的根源，年轻的恺撒不是问题。屋大维的地位确实有些异乎寻常，但以公元前43年的元老们的视角来看，他既算不上威胁，也没有妨碍到元老院行事。只有等到屋大维带着士兵们掉头进军罗马以后，元老们才如梦初醒。

如果理解了元老们心中的成见，我们就能够明白，元老们在公元前43年的判断和做法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于只有元老才是重要角色。然而，他们的这种成见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合实际了。政治的要素是金钱与武力，军队就是武力。元老们的财富或许确实远超罗马社会里的其他任何一个群体，但安东尼和屋大维能够用军队来夺走所有的财富。

罗马的元老们恰恰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这些军人备受鄙夷，他们或许来自罗马社会里最为弱小、贫穷、微不足道的阶层。在元老们眼里，军人的力量不值一哂。就算失去了政治地位，元老们似乎也依然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思考，以为自己还有能力管控军队，殊不知他们正在目睹罗马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屋大维的崛起史无前例，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这只是恺撒遇刺带来的结果之一。恺撒留下的最大遗产当属元老院和恺撒麾下军团之间的决裂以及这些军团士兵给罗马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如果说革命必定由心怀不满的叛乱者发起，那么罗马革命中的叛乱者就是恺撒的旧部。

重返穆提纳：三头同盟形成

新任执政官屋大维和裴迪乌斯立刻开始了行动，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屋大维确实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核准养父子关系相当于公然承认了屋大维的政治、个人影响力要归功于恺撒，同时也是再一次宣布屋大维才是恺撒的真正继承人。此外，裴迪乌斯还推行了一条法律，宣布流放行刺恺撒之人。[184]之前元老们赦免行刺者的法令就此失效。而且，除了直接参与谋杀恺撒的那些元老以外，知情或者稍微有一些关系的人也获罪了。这条法律难免波及一大批人。屋大维的某些对手也牵涉其中，因为他们当初或许早就知道暗杀恺撒的计划。

行刺者全都遭到了指控。这一天，审判开始了，虽然他们本人并

不在场。主持审判的是屋大维，陪审团大概包括了不下于五十名出身

于较高阶层的罗马人。不出所料，他们都投票认定行刺者有罪。只有

一位陪审员站了出来反抗年轻的恺撒，投了无罪票。他叫作西里奇乌

斯·科罗纳(Silicius Corona)，是一位元老。他勇敢地与现政权作斗

争，捍卫着元老们的独立性。[185]暂时，西里奇乌斯还安然无恙。这

些法律措施是屋大维为战争而做的铺垫。不久，他就要与马尔库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打响内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纵使内战即将来

临，屋大维也仍然觉得自己有必要寻求法律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屋大维和安东尼还处于敌对关系当中，后者依然是

罗马人的公敌。而且，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以及他们麾下

的强大军队也还驻扎在意大利的北方边境上，谁也说不清接下来的局

势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在屋大维发动了政变的消息抵达库拉洛以

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并没有马上下令撤退。他或许想要静观其

变，看一看这位年轻人究竟打算做什么。但是，既然屋大维已经决定

要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以及卡西乌斯开战，那么恺撒派人士之间的

和解几乎就是必然了，因为无论是屋大维还是安东尼的势力都不可能

独自战胜这些行刺者。所以，屋大维和裴迪乌斯说服元老院撤销了之

前颁布的针对李必达和安东尼的法令，为双方的和解打好了基础。

由此，屋大维发出了想要开启谈判的信号。[186]得知法令撤销以

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想必都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变得非

常尴尬。此时，波利奥也已经加入了安东尼等人的队伍，他们正朝着

普朗库斯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进发。而南面还有规模更大的一支部

队即将到来。既然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并且无望取胜的绝境，那么普

朗库斯当然就开始寻求与对方和解。安东尼一直不满于普朗库斯不顾

老交情，坚定地站在西塞罗派那边的做法。不过，普朗库斯毕竟是恺

撒的老部下，安东尼身边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也都是普朗库斯的好友。

而且，与普朗库斯和解总比和屋大维和解要简单一些。在波利奥的居

中调解下，安东尼和普朗库斯重归于好。至于普朗库斯的部下，他们

本来就没有誓死效忠于元老院的打算，现在则顺利地加入了安东尼的

军队。

然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不像普朗库斯那样有恺撒派的朋友替

自己牵线搭桥。更何况，他是谋杀恺撒的刺客，几乎不可能得到原

谅。既然普朗库斯已经离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唯一生路就是投

奔东方的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他最直接的路径是跨越阿尔卑斯山，

横穿意大利北部，通过阿奎莱亚(Aquileia)那一带进入巴尔干。但

是，屋大维已经往北部派出了部队。安东尼更是处于非常靠近的位

置，很容易派兵追上他。如果往阿奎莱亚逃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大概不是被屋大维拦下，就是被安东尼追上。因此，他另辟蹊径，想

要从北侧绕过阿尔卑斯山。但这条路线的风险很高，来到阿尔卑斯山

北侧之后，他还需要渡过莱茵河，然后在罗马国境外前行一大段路

程。

他的士兵们当然不愿意跟他走上这条未知的漫漫长路，他们几乎全部叛变了。潘萨曾经指挥过的那些新兵带头离去，准备投奔屋大维，资历更深一些的选择了安东尼。最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身边只剩下了高卢骑兵卫队。他遣散了绝大部分卫兵，然后乔装打扮，隐秘行事。

队伍的规模缩小了以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路线也做了一些

调整。他决定先潜伏于意大利，然后再设法前去投奔马尔库斯·布鲁

图斯。然而，阿尔卑斯山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数的小部落。它们或许在

明面上从属于罗马，但其实基本是独立的势力。当地的一伙劫匪盯上

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一行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然后，劫匪们意

识到自己抓到了大人物，将其交给了部落的酋长卡米卢斯(Camilus)，

此人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朋友。虽然有些为难，但卡米卢斯很快

就认清了形势。他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固然有一些交情(大概只是为

了政治利益而缔结的友谊)，但他的部落几乎不可能挡得住安东尼率领

的罗马军团，他没必要为自己树立这么强大的敌人。于是，这位酋长

派人去向安东尼汇报了情况。安东尼命令他处死了迪奇穆斯·布鲁图

斯。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点反抗的火星熄灭了。[187]

屋大维率军返回了博诺尼亚，[188]安东尼和李必达也已经在穆提纳安营扎寨。双方就这样回到了之前的战场，回到了同一块平原。尽管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多有嫌隙，但是，现在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

这三个人想必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就早已明白，他们必须把彼此

的资源汇聚在一起才能战胜东方、西西里以及罗马城内的敌人，他们

的视野不能局限在彼此之间的分歧和恩怨上。或许，安东尼从决定撤

离穆提纳开始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期待着恺撒的亲戚故旧

能够团结一致。虽然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三个人之间仍然有着尖锐的

矛盾，但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必须先搁置这些矛盾。而且，除了他们以

外，他们麾下的士兵似乎也十分希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其中的一部分士兵甚至已经宣布过不愿意自相残杀了。这些老兵想要

保护自己分到的土地，得到应有的报酬，并且巩固自己刚刚获得的影

响力。他们要求恺撒派联合在一起。

李必达、安东尼和屋大维会见于穆提纳附近拉维努斯河(Lavinus)中的一座小岛上。谈判的最关键内容大概是三人权力的具体运作问题：如何组建联盟、各方势力的活动范围、三方权力的基础、下一步的计划。经过两天的讨论，他们达成了这份必然达成的和解协议。按照约定，屋大维会辞去执政官的职位，然后和其他两人一起担任罗马宪法中从未出现过的全新官职，享有莫大的权威。[189]然后，他们朝着罗马进发了。

三头统治

这三位恺撒派人士已经瓜分了罗马世界：屋大维有权掌控阿非利

加、萨丁尼亚(Sardinia)、西西里；李必达分到了西班牙和纳尔博高

卢(Gallia Narbonensis，法国南部)；安东尼控制着剩下的高卢土地

(既有山内高卢，也有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地)。他们约定让李必达当

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率领三个军团掌控意大利。同时，李必达会把

其他的军团都交给安东尼和屋大维，让他们两人分别统率着足足二十

个军团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对抗。三头(triumvir)，有权派出代

表统治地方省份。由此，他们既可以保证自己拥有基于各地省份的大

量财富和权力，进而展开政治、军事活动，也可以用这些职位来笼络

人心。[190]

他们三人在一次大会上向士兵们宣布了这份协议的要点。士兵们表示赞成，不过同时还要求年轻的屋大维迎娶安东尼的继女克洛狄娅(Clodia)。她是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Fulvia)和西塞罗的老对手克洛狄乌斯所生的女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罗马贵族的圈子确实不大。

三头未对士兵们宣布的是铲除政敌的内容。就在他们朝着罗马靠

近的时候，罗马城内有四个名声显赫的重要人物或是在晚上用餐时被

杀，或是横死街头。没有相关的法令、声明，当然也没有经过法律程

序。罗马城的居民往往是通过道听途说来获取消息的，上层人物很快

就通过紧密的社交关系网获得了情报。据悉，有一群拿着武器的人在

夜里找人，但旁人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究竟是谁或者到底有多少。

就算是到了后来，遇害者的人数也难以确定。有人说是十二人，有人

说是十七人。在一片漆黑的夜幕中发生的骚动难免会让人恐惧，留在

城内的执政官裴迪乌斯试图稳定局面。他派人去安抚民心，然后在凌

晨的时候违背了三头的意愿，公布了他们要消灭的对象，声称这些人

就是导致内战的祸根。不久以后，裴迪乌斯死了。尽管看起来就很可

疑，但据说他的死因是在这天夜里操劳过度。于是，公元前43年一共

有三位执政官死去。[191]

很快，三位恺撒派巨头进入了罗马，每个人都分别带着卫队和一

个军团。然后，保民官马尔库斯·提提乌斯(Titius)在他人授意下向

人民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法案的提出和表决之间要

有三次集市日，也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差。然而，这一回，法案公

布的当天就开启了投票表决流程。公元前43年11月27日，《提提乌斯

法》(Lex Titia)正式生效了。新的所谓“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的官职随之出现，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翻译为“支撑起

共和国的三位官员”。[192]

我们对《提提乌斯法》的条款所知不多。[193]这项法案为三头的

官职规定了五年的任期。看起来，三头拥有无比巨大的权力。至少，

他们拥有执政官一般的权威，还可以控制地方省份。或许我们可以根

据这三个人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来重新构想法案的内容，猜测其中有关

于任命官员以及剥夺罗马公民权利的条文。但是，这项法律更有可能

是非常简短的，就好像是任命独裁官的法令以及元老院最后通牒那

样。比如，后者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让执政官有权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

共和国。后来的《皇权法》(Legesde Imperio)里面的授权条款宣布凡

是皇帝认为有必要的举措都是合法的，也许《提提乌斯法》也有类似

的条款。总之，这个官职的名称或许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三人是共

和国的三大支柱。

“共和国”(republic)这个词来自古罗马，现在表示属于全体公

民的政体，用以区别于君主专制和其他独裁政体。然而，其拉丁语原

型“res publica”其实只是“公务”的意思。与之相对的是“res

privata”，也就是和家庭、家人相关的“私务”。罗马人心中“共和

国”这个概念的含糊与暧昧反映的是不严格的罗马宪法。维持着罗马

运转的传统习俗只有一部分被尊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基本依赖于罗马

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实践。对于罗马政治来说，这种灵活性既可以

被视作长处，也可以被视作短处，其优点是让罗马人的政治制度能够

应对不同的形势，因需而变；其缺点则是让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人物

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罗马人既没有明确的正式规则，也没有像独立

的司法系统或者最高法院那样的机构来解释不成文的规则应当是怎样

的。那么，很多问题就有了争辩的余地，一些政治人物完全可以援引

罗马宪法的“精神”来否定既有的惯常做法。

然而，“共和国”概念的宽泛性并不影响罗马人频繁地运用这个

词语。“共和国”与其他的重要政治概念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自

由”(libertas)和“虔敬”(pietas，指敬重诸神和先祖)。这两个概

念也很难阐释清楚，但仍然具备不小的道德约束力。可以说，正是因

为没有成文的宪法，并且依赖于杂糅了习俗、实践、法律的治国方

式，罗马才会需要模糊的“共和国”概念。于是，“共和国”有了

“处理公务的方式”的含义。虽然他们或许会时不时地发生争论，但

是整体而言，罗马人有一套公认的处事方式，即所谓的罗马共和国宪

法，或许称之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更为贴切。“共和国”当

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罗马的政治人物往往怀着满腔的热情去反复地

宣扬这个词语，更有无数人愿意为共和国战死。

《提提乌斯法》为了“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而新设立了三头的官职。这个描述难免让人想起公元前82年苏拉的独裁官职位，他的头衔大概是“立法及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的独裁者”(dictator legibus faciendis e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或者没有提及立法的“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的独裁者”(dictato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194]苏拉的头衔很可能是新创的，因为之前的独裁官都是为了召开选举或者处理危机(一般是军事问题)才获选的。

三头的全称其实暗示了旧的政治制度已经崩塌，所以三头才要站出来将其支撑起来。[195]不过，这种崩塌与共和国的各个机构无关，它们全都还在正常地运转。此外，三头的官职是经由共和国的法律程序设立起来的。虽然《提提乌斯法》出台的流程有些异常，但这个设立的方式依然足以表明罗马人民享有最高的权威，因为表决同意出台这项法案的是代表着人民意志的机关。后来，三头在掌权期间还与元老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至少在某些法案上征求了元老院的意见。[196]

无论如何，传统的政治生活必然已经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阿庇安为我们保存了三头对此的看法。

马尔库斯·李必达、马克·安东尼、屋大维·恺撒受民之托，为共和国拨乱反正。我们在此声明：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罪魁祸首当属那些卑劣的叛徒，他们因恺撒的仁慈才得以在战败之后保全性命，乃至获得官职、荣誉和赠礼。但是，他们竟然恩将仇报，密谋杀死了恺撒，并且对我们加以羞辱，甚至将我们列为公敌。恺撒和我们的亲身经历无疑已经证明了，这种恶人是无法用善行感化的，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这绝非不义、残暴或不当之举，请大家再次想一想恺撒和我们都遭受了怎样的暴行。恺撒是独裁官、最高祭司，也是一位征服者。他击败了罗马人民最为畏惧的民族，并且将其纳入我们的国家。他还史无前例地勇闯赫拉克勒斯之柱(Columnae Herculis)以外的海域，发现了罗马人此前闻所未闻的土地。然而，就在神圣的元老院内，就在诸神的注视下，这些恶人给恺撒造成了二十三处可怕的创伤，残忍地将其杀害。他们原本是恺撒的俘虏，蒙恺撒施恩才保住了生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被恺撒指定为一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在这桩恶行发生以后，一些人居然无意令其接受应得的惩罚，反而把他们升至高位，让他们用共和国的资金和军队来对抗我们。这些暴徒用武力裹挟了一些普通人，他们甚至还与那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野蛮人为伍……现在，我们还需要跨海去对抗那些刺杀了恺撒的恶人。此行恐怕势必会遭遇艰险，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挑战。在我们外出作战之时，一些敌人或许会趁机作乱。但是，我们依然在毫不迟疑地准备出征，因为我们必须尽快铲除这些刺客，因为他们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197]

这段话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像恺撒这样为罗马立下了无数的功

劳、担任着无与伦比的高级官职的大人物竟然遇刺了，这足以证明罗

马的政治制度出现了大问题。三头自己的遭遇只不过是再度证实了这

一点。刺杀恺撒的那些人曾经在内战中与恺撒作对，然而在战败以后

得到了宽恕，重新融入罗马政坛，得到了尊重，甚至还成了恺撒的继

承人之一。他们对其恩人及密友恺撒的背叛说明了罗马人无法与这些

人和平共处，他们的恶行严重违背了罗马人政治、社会传统当中对于

友谊和报恩的要求。换言之，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其所作所为不

容于罗马的政治文化。他们的暴力行径已然给无数罗马公民带来了巨

大的伤害，接下来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也会致使生灵涂炭。这些行刺

者背弃了罗马的传统，公然蔑视罗马的政治文化。这种现象又可以反

过来说明罗马的政治文化出现了问题。

后来，把持大权多年的屋大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然后把他做的总结留在了陵墓入口处和全国各地。对于公元前44—前42年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十九岁时，我有志于捍卫共和国的自由。于是，我凭着私人的资源召集起军队，击败了威胁自由的那个派系。为此，元老院对我大加赞誉，让我享有执政官的投票权，并且赋予我军权，让我以代理裁判官的身份跟随执政官盖乌斯·潘萨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行事，“去保护共和国免受伤害”。而且，就在同一年，在两位执政官都死于战争以后，人民选我担任执政官，然后让我成了支撑起共和国的三头之一。我流放了那些杀死我父亲之人，以合法的正当手段令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这些人对共和国发动了战争。因此，我又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198]

虽然屋大维的这些话是在五十年后说的，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他也

许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做了一些修改，但他的总结显然符合罗马政

治的传统说法。他对安东尼的攻击被定性为恢复自由之举，他在为共

和国而战，罗马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关(元老院与人民)也认可了他的

优良德行。为了让政局恢复正常，他挺身而出，致力于反抗个别派系

的暴行。他对行刺者采取的行动符合罗马法律，遵从了正当的流程，

接下来的战争也是为了保卫共和国。这段话以及前文所提的三头颁布

的法令都具有浓郁的保守色彩。尽管晚年的罗马皇帝屋大维声称年轻

时的自己是一个在危急存亡之秋勇敢地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但当时的

这场危机看起来与宪法或者国家机关无关，其根源在于个别人的政治

行径。

身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认为宪法的要义在于设计制约与平衡的

关系，让行政权力受到限制，确定各方的职责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

在现代的西方国家，立法机关监督着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各个机关

的工作流程都遭受着审查，保持着适当的透明度。整体而言，立法者

和行政者都会公平合理地办事。然而，罗马的情况截然不同。高级罗

马官员集司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他们甚至有权采取极刑。从

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公民争取到了一些在官员面前保护自己的手

段，比如向人民申诉的权利(或许是通过保民官实现的，因为他们会为

公民说情，甚至有可能以自己的肉身去阻挡官员，保护公民)。自公元

前17年以来，罗马皇帝成了保护公民免受官员侵犯的角色。[199]但

是，真正约束着官员的是罗马政治的传统习俗。按照传统，罗马官员

应该行事得体、从善如流(比如咨询元老院)、尊重所有的罗马公民。

三头主张的是解决政治道德的问题，之前也有恺撒派人士表达过

类似的观点。李必达的部下曾经宣称两位执政官之死就代表着战争的

结束，大家应该放下武器，以免再有罗马公民失去生命。当李必达危

如累卵之时，安东尼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与自己和谈。李必达

本人也曾经建议元老院接受安东尼获胜的军事、政治事实，以免再造

杀孽。公元前43年末，三头同盟向罗马人民提出一份和平倡议，要求

重新组建共和国，恢复罗马的“处事方式”，治愈公元前44年3月以来

的累累伤痕。但在罗马人民重获和平与安全之前，在这个过渡的时

期，罗马必须先经历纯粹的权力斗争，那些显然有害于和平之人必须

铲除。这与宪法和法律无关，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文化。恺撒之死以及

安东尼和屋大维所受的侵犯让罗马人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那么，

剥除了文化的罗马政治现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暴力。

[181] 如果想了解现代学者对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评价，请参考Anton Powell and Kathryn 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London: Duckworth, 2002); Kathryn Welch, Magnus Pius: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Roman Culture in an Age of Civil War (Swansea: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12)。
[182] Appian, Civil Wars , 3.94.
[183] Appian, Civil Wars , 3.9-20; 32-39.
[184] Velleius Paterculus, 2.69.5：“此时，执政官裴迪乌斯（恺撒的同僚）出台了《裴迪乌斯法》，禁止人们为那些刺杀了老恺撒之人提供水和火。”所谓的“禁止提供水和火”是罗马人的说法，其含义等同于把人流放到意大利以外的土地上去。
[185] Appian, Civil Wars , 3.95; 4.27; Dio, 46.49.5.
[186] Appian, Civil Wars , 3.96. Dio, 46.50-55看起来非常困惑于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
[187] Appian, Civil Wars , 3.97-98; Dio, 46.52-53.
[188] Appian, Civil Wars , 3.95-96; Dio, 46.47-48.
[189] Appian, Civil Wars , 4.2; Dio, 46.54-55.
[190] Appian, Civil Wars , 4.3; Dio, 46.55-56.
[191] Appian, Civil Wars , 4.6.
[192] Appian, Civil Wars , 4.7.
[193] 我们对于罗马法的认识基本上要归功于编纂法典的后人，他们为我们保存了早期罗马法的内容。但是，《提提乌斯法》并没有被沿用下来。所以，后来的法典没有收录其内容。
[194] 苏拉的头衔见于残缺的铭文 CIL VI 40951 = VI 31609，其内容为“[L. Cornelius L. f. Sulla] Felix d [ic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虽然方括号里的内容都是后世学者推测的结果，但这个推测是很合理的。较长的那个头衔见于Appian, Civil Wars , 1.98，不过不太可信。
[195] Carsten H. 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23认为《提提乌斯法》应该明确提出了三头同盟的目的：惩处刺杀恺撒者、结束内战、恢复国家的秩序。无论如何，三头官职的名称里只提及了最后的这一点。
[196] 例如， Joyce Reynolds, Aphrodisias and Rome (Londo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Roman Studies, 1982), 8 提及的法令。
[197] Appian, Civil Wars , 4.8-10.
[198] Res Gestae , 1-2.
[199] 请参考Peter Garnsey, “The Lex Iulia and Appeal under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6 (1966): 167-189。

第八章 血洗罗马

三头同盟颁布的法令篇幅很长。他们愤怒地宣告了一场屠杀即将到来：
我们不会怒而伤害平民，也不会报复所有曾经反对过我们或者试图与我们作对的人，更不会攻击那些只是富裕或者德高望重之人。当年，有一位独裁者像我们一样在内战期间掌控了这座城市，拥有了莫大的权力。人们因其功绩而称其为菲利克斯(Felix)。但我们不会像他一样大开杀戒。虽然我们三个人的仇敌加起来想必比他一个人的要多，但我们要追究的只有罪大恶极之人。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大家，因为在我们相争之时，所有人都难免受到损伤。而且，我们的敌人还曾触怒军队。因此，我们的举措也是为了安抚军心。虽然我们现在有权直接逮捕任何人，但我们还是决定采用宣布公敌的方式。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因为震怒的军人也许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现在，除了特定的那些人以外，其他人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是何等幸事!请大家不要以任何形式帮助下列名单中的这些人。凡窝藏、协助、同谋者都会被我们一并列入名单，无论缘由如何。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奖赏：自由民可凭每个头颅获得两万五千阿提卡德拉克马(Attic drachmas)；奴隶可获得自由、一万阿提卡抓以及其主人的公民权。提供情报者可得到同等奖赏。此外，获赏者的名字都不会被登记在册。[200]

在《提提乌斯法》出台的当天晚上，三头同盟就颁布了这条法令，并且附上了一百三十个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添加了一百五十个。这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罗马城广场的两块白板上。其中一块专门用于记录元老的名字，另一块记着非元老。这种区分看起来是为了给这场屠杀营造一种郑重、有序的氛围，却未免显得颇为奇怪。死亡面前本该人人平等，然而这两块白板却还是保留了人们的地位差异。当时的罗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讽刺的现象。[201]

公元前81年，苏拉在内战将尽之时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公布名单，凭死亡证据领赏。这些证据，也就是头颅会被展示在广场上。不过，苏拉当初似乎还是记录了提供情报以及杀死公敌者的姓名，将他们记作公共奖励的获得者。而三头同盟则提供了匿名保护，以免这些人遭到受害者亲戚朋友的报复。他们大概希望以此来帮助人们放下心理负担，大胆地动手消灭公敌。

据各家史料所述，接下来罗马城中发生了无数触目惊心的事情。阿庇安的记录最为详细、广博，但狄奥以及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警世言行录》(Memorable Deedsand Sayings)也并不逊色。最后的这部作品是难得的逸闻趣事集，其中的故事往往没有历史背景介绍，其排序依据是某些政治或者道德品质(爱国精神、奴隶的忠心等)。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事例又会被进一步划分开来。瓦列里乌斯收集这些逸事的目的大概是让罗马人以史为鉴，提升大家的道德水平。瓦列里乌斯反反复复地为我们讲述了三头同盟宣布公敌所引发的种种事件。阿庇安声称有许多书籍都记载了宣布公敌的后果，他叙述的只不过是他所掌握的冰山一角而已。[202]宣布公敌导致的恶果让无数世代的人们记忆深刻。

在三头颁布的法令当中，他们把接下来的这场屠杀设想为一次井

井有条的定点清理行动。如果他们所言不虚，受到影响的只会是极少

数顽固不化、执意要反对恺撒及其继承人的罗马精英。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整座罗马城都被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虽然三头同盟宣布

了士兵们不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不会让罗马城陷入混乱，但我们

看到的记录和他们所说的大相径庭。[203]罗马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崩

溃，杀人的暴行随处可见。按照罗马人的等级制度，一家之主对其家

人(familia)拥有莫大的权威。对家奴而言，家主就像是专制君主一

样。妇孺的待遇相对好一些。然而，在三头同盟宣布公敌以后，这种

权力遭到了颠覆。因为奴隶和妇女有可能去通风报信，他们现在反倒

掌握了家中的权力。而且，邻居、债主、身受社会道义约束的“朋

友”、寻仇者、不满者、嫉恨者、贪财者、嗜杀者都有可能变成杀人

凶手。

古罗马的这种景象让我们不禁想起现代社会的类似事件，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近邻忽然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下，社会矛盾、相互之间的竞争、蕴藏在日常交往当中的不满情绪就以仇杀的形式爆发了出来。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人们秉持着一定的互信，但是在内战这样尖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种互信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当整个社会都失去了秩序，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同流合污反倒是一种有效的自保手段。

公敌的名单还有更改的余地，人们可以提请删除或者添加某些名

字。换言之，就算某人一开始不在名单上，他也随时有可能被追加为

公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劝说三头把自己的名字也加到名单

上去，过往恩怨、地产纠纷、婚姻不和甚至尽早继承家产的欲望都有

可能成为诱因。既有的社会关系瞬间崩塌，人们纷纷开始在恐惧中互

相怀疑。被宣布为公敌者会立刻失去所有权利。从理论上说，其财产

会被充公。但其实，在一片混乱的罗马城中，没有人还有义务、责任

或兴趣去保护他人的财产(尤其是公敌名下的)。所以，邻居、熟人乃

至察觉到有机可乘的路人都会来分一杯羹。奴隶们大概也会暂时溜走

甚至一去不返，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候几乎不可能还会有人过来依

法收取逃亡奴隶应缴的罚金。

后三头还把原先的某些亲戚朋友也列入了公敌名单，尤其有力地证明了原本正常的社会关系已然变质：安东尼列了自己的舅舅；李必达列了自己的弟弟；屋大维列了某个贴身卫兵。此外，还有一些与高层关系较近的人物也被列入了公敌名单，比如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岳父和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兄弟。面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想必很少有人还会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博取同情来逃过一劫。[204]

阿庇安对各个故事的排序依据是当事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低和亲缘关系的远近(亦即腐化变质之深)。这是帝国时代罗马人(和希腊人)近乎本能的思维方式。首先，他讲述了罗马官员被杀的故事，然后是子弑父、兄弟阋墙、奴隶告发主人、妻子除掉丈夫。不过，除这些骇人听闻的惨状以外，阿庇安还为读者描绘了家人之间互相扶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美好画面—某些官员或者曾经的将军被忠诚的老部下施以援手，妻子帮助丈夫藏身并逃脱，父子兄弟齐心协力试图逃亡，奴隶忠心为主甚至献出生命。

当后三头正朝着罗马城前进的时候，保民官萨尔维乌斯(Salvius)正在举办一场晚宴。[205]就在此时，一位百夫长带着部下闯入了萨尔维乌斯的宅邸，喝令大家不得轻举妄动。然后，他过去一把抓住萨尔维乌斯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接着，萨尔维乌斯的客人被迫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东道主人头落地。

裁判官阿纳里斯(Annalis)原本正在拉选票，忽然他得知自己已经被宣布为公敌。他的随从一哄而散。他本人则赶紧逃到了城郊，去求助于一位获得了自由身的前奴隶。然而，阿纳里斯的儿子猜到或者得知了他的下落，领着士兵们去找到了阿纳里斯。于是，他的儿子得到了阿纳里斯的财产，却在后来的一次酒后斗殴之时被同一群士兵给杀死了。前裁判官托拉尼乌斯(Thouranius)在被捕时恳求士兵们暂缓行刑，以便让他的儿子去找安东尼为他说情。可士兵们却对他说，他之所以被列为公敌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了尽早继承家产而去找安东尼做了手脚。[206]

那位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西塞罗及其儿子都被抓了起来，同时遭到处死。另有一对父子被行刑者一击砍下了两颗头颅，他们相拥的身体同时失去了首级。巴尔布斯(Balbus)和他的儿子成功逃出了罗马城。他让儿子先走一步，但他的儿子最终在海里淹死。接着，巴尔布斯本人主动回到了罗马，去迎接自己的死亡。阿伦提乌斯(Arruntius)之子本不愿抛下父亲独自苟且偷生，但随着杀人者越来越近，他同意了前去海边。然而，他终究还是淹死了。阿伦提乌斯的妻子在为被杀的丈夫举行了丧礼之后，也随着他们二人而去。

有一对兄弟躲藏在灶台里。被他们家的奴隶发现以后，其中一人遇害，另一人逃脱。侥幸逃生的这一人不愿在兄弟死后独活，从一座桥上跳了下去。有一些渔夫救下了他的性命，并且有意帮他逃跑。但士兵们看到了这一幕，过来砍掉了幸存的这一人的脑袋。有一人试图保护他的兄弟，表示愿意替兄弟去死。但是，百夫长告知他，他们两人都是公敌，然后斩下了这对兄弟的头颅。

有个人被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却被妻子的奴隶知晓了。这个奴隶出卖了他们夫妻二人，然后去广场领取了奖赏。最后，这位妻子绝食而死。还有一个叫塞普提密乌斯(Septimius)的人逃亡至妻子那里，殊不知妻子早已与他人私通。她先表示愿意帮助塞普提密乌斯，然后把他锁了起来。就在军人们过来杀死她的丈夫以后，她立刻在这一天和情夫结了婚。

斯塔提乌斯(Statius)是一位年长的元老。他在发现自己上了公敌

名单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周围的邻居，然后走回家中，放了一

把火，与自己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纳索(Naso)有一位身为前奴隶的

爱人。然而，他正是被这位爱人给告发了。于是，在受刑之前，纳索

先奋力挣脱了抓捕者的束缚，杀死了告密的爱人。曾经在苏拉时代搜

捕公敌的拉比恩努斯(Labienus)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口，等待新一代

的死亡使者前来取走自己的生命。埃米利乌斯企图为一名受害者分散

一位百夫长的注意力，却浑然不知他自己也已被列为公敌。他们二人

都被百夫长给杀死了。曾经勇敢地给布鲁图斯投无罪票的那位西里奇

乌斯在逃离罗马的途中发现城门有士兵严加看守，于是混入了一群抬

棺人当中。然而，士兵们察觉到人数不对，西里奇乌斯被供了出来。

鲁弗斯(Rufus)曾经在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名下的地产附近拥有一片

房产。富尔维娅一度想要买下他的房子，但鲁弗斯当时拒绝了。等到

安东尼掌权以后，虽然鲁弗斯早已同意了把这个地区的房产交给富尔

维娅，但他的名字还是赫然出现在公敌名单之上。后来，安东尼把鲁

弗斯的头送到了富尔维娅那里。后者又特意将其摆在了那块起初引发

了双方矛盾的地区。[207]

除了这些以死亡告终的事例以外，阿庇安还列举了成功脱逃或是

一家人同舟共济的事例。虽然安东尼的舅舅被列为公敌，但他的姐

妹，也就是安东尼的母亲公然以死相逼，誓要保护自己的兄弟。里奇

努斯(Reginus)扮成了烧炭工，顺利地离开了罗马。他的妻子就坐在他

身后的轿子里，有个士兵想要搜查这个轿子，于是里奇努斯出面来说

情。这位士兵认出了里奇努斯，但还是放他们夫妇二人离去了，因为

他曾经在里奇努斯帐下效力。吉塔(Geta)先为父亲举办了假丧礼，然

后一直尽心尽力地帮助父亲藏身。卡珀尼乌斯(Caponius)之妻为了替

丈夫求情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安东尼。奥皮乌斯(Oppius)的儿子效

仿了传说当中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城火海的事例，侥幸协助其父亲逃

出了罗马城。[208]

最为详细的一个故事出自一段被称为“图莉亚颂”(Laudatio Turiae)的碑文。其篇幅不下于一百二十行拉丁文，不过并不完整。其主旨是赞颂一位特别忠诚于丈夫的妻子。[209]当她的丈夫被列入公敌名单以后，她和她的姐妹以及丈夫的兄弟一起把他藏了起来，然后请求屋大维将其撤出公敌之列。屋大维同意了，但李必达坚决反对。这位一心救夫的妻子出示了屋大维下达的命令，却遭受了殴打。然而，她仍不放弃，最终改变了李必达的心意。

在被宣布为公敌的诸多受害者当中，西塞罗是最为知名的人物。

他企图逃离意大利，但天气不佳，未能成行。然后，西塞罗就一直踌

躇不决。随着搜捕者的逼近，他乘上了轿子，想要逃往海边。西塞罗

为之辩护过的一个叫莱纳斯(Laenas)的人发现了西塞罗的行踪，带着

士兵们过来捉拿他。西塞罗的奴隶展开了反抗。莱纳斯知道自己的人

手不够，就假装在呼叫援手，吓跑了西塞罗的随从，然后把他从轿子

里拖了出来。关于六十三岁高龄的西塞罗的最后下场，不同的文献有

不同的说法，而且很有可能在流传的途中几经修改。遭受了三次斩击

之后，西塞罗身首异处。他曾经用来撰写《反腓力辞》的右手也被砍

了下来，这两部分都被送往罗马，放在广场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此

处正是西塞罗生前多次对安东尼发起猛烈抨击的地方。[210]

根据这些残杀公敌的故事，我们可以大致地猜想这场屠杀是怎样

展开的。名单大概首先被公布于广场，然后才被传播开来。宣布公敌

的消息流通得并不是很快，一些人甚至会在尚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奉命

前来的士兵抓住。这种不知何时就会被军人找上门来即刻处决的情

况，想必加深了罗马城居民的恐惧感。当士兵们开始杀气腾腾地满城

搜寻目标时，恐怕没有人敢去广场看一看自己是否被列入了名单。除

了被派去搜捕公敌的士兵以外，还有一部分军人负责镇守着罗马城的

大门和桥梁。看起来，奉命去处死公敌的士兵都能很快地认出目标。

这只能归因于罗马人公开展示政治生活的文化：大家都有机会从旁目

睹重要的政治人物前去广场、庙宇、法庭以及接下来具体从事公共活

动的景象。换言之，被搜捕的公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公众人物。

相应地，追捕正是因这种知名度而顺利展开的。

我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宣布为公敌，又有多少人侥幸逃脱。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个人(在后三头进入罗马之前遇害的那十二个或十七个人大概也一样)应该都是罗马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不然就不会引来后三头的敌视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属于元老之列。想来，在展开的清洗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受害者：试图帮助公敌逃跑的人，后来被列入名单的人，以及受到公敌的“意外损伤”而死的人。

狄奥声称经常有人来抹掉白板上的公敌名字，然后加上新的名字。[211]阿庇安给出的遇害者总数是三百名元老和两千名骑士。但这毕竟只是估算所得，因为后三头自己显然不会去好好地统计遇害者人数。元老和骑士阶层以下的遇害者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212]也许，有很多人都逃去投奔了布鲁图斯或者塞克斯图斯·庞培。无论流亡者、被杀者到底有多少，这一次宣布公敌的行动都必定让罗马的政坛变得空旷了许多。[213]

没有人试图去掩盖杀害公敌的残忍之处。公敌们既没有悄悄地

“消失”，也没有像现代的某些囚犯那样被暗中运往专门的处刑地。

事实恰恰相反，这场屠杀的恐怖证据被赫然展出于整个罗马城中最为

重要的公共场所—广场。而且，这些头颅的数量甚至还在不停地增

加，让所有人都能极其直观地感受到此时的罗马政治在以怎样的方式

运转着，无比有效地说明了三头同盟享有何等庞大的权势，令所有居

民都充分地明白了罗马城正处于军队的严厉管控下。西塞罗的头和手

还被特意摆放在演讲台上，构成了无声但血淋淋、异常雄辩的警告。

对于罗马人来说，死亡其实是家常便饭。罗马社会崇尚武力，并

且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观看他人的死亡甚至是罗马人的娱乐项目。但

无论如何，展出政敌的首级依然是非常极端的举动，会给自己的政权

树立起尤为暴力的形象。前文所提的那些故事或许有些夸大了事实，

刻意描绘出一幅三头同盟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权力的画面—他人的生

死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睚眦必报，而且是报以死刑；为救丈夫，一

位妻子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与暴力相伴的是恐怖，令人不敢与现政权

作对，因为这场清洗已经让所有人都很清楚公然反对现政权者会落得

怎样的下场。在屠杀的高潮结束以后，仍然能鼓起勇气上台对罗马人

民发言的演说家们想必会发现西塞罗的人头就在自己的旁边。面对这

幅景象，他们也许会汲取这位前辈的教训。即使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

遗体残部已被移除，这次缀连不断的人头展也会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最为关键的是，每当来到罗马城的公共场所，他们恐怕都会想起这场

世所罕见的残酷屠杀。在诸位元老的心里，罗马城广场特为尤甚。

这次的暴行有着较深的寓意。广场是罗马政治乃至国家的标志，

这座广场上汇聚了罗马政治文化的种种象征。在现代，每当有电影想

要表现出现代政治制度迎来了末日，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白宫化为废

墟，英国议会大厦陷入火海，法国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在罗马城广

场展示出政敌的头颅也是类似的效果。这种景象代表着国家遭到了革

命的颠覆，象征着罗马政治文化(尊重公民、元老以及其他重要人物)

的核心场所化作了毁灭的宣言，其震撼力几乎相当于在白宫门口的草

坪上摆出一连串被长矛贯穿的人头。

这场暴行有革命的成分。公民权利和政治习俗都被抛到了一边，

而且这种紧急的状态并不会转瞬即逝。某些动乱或许为期不长，可以

很快地被人们抛诸脑后，但这一次的紧急状态还没有到此结束。李必

达一度对元老院发表了讲话，让元老们感觉这次的紧急状态即将终

结，罗马会渐渐地恢复常态。然而，据说屋大维明确地表达了不同的

意见。他声称，最紧张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但他仍要保留再度宣布

公敌的权力。换言之，残杀公敌的恐怖阴影只是暂时被驱除了，日后

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214]三头同盟手中的政治权力几乎没有边界，

而屋大维还不想让元老们忘记这一点。

革命的资金基础：金钱与权力

除了极端的暴力以外，相关史料并没有忽视政治权力的另一个层面—金钱。为了确保军队对自己效忠，后三头给士兵们开出了很高的价码。但这种大方的做法并不只是贿赂，更是对资源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几乎就等于权力。随着传统贵族的财富流失以及新的富裕群体的出现，三头同盟既给自己建立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也大大削弱了对手的实力。

公敌的财产会被充公，但据狄奥所说，公敌的儿(十分之一)女(二

十分之一)都能够分得一些补偿，公敌之妻也能得到等于其嫁妆价值的

资金。[215]在罗马共和国，财富是地位的最佳保障。大部分财富以土

地的形式存在。体面的罗马人往往都会希望能够把父辈传给自己的财

产至少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让儿女们起码足以保持和自己一样的

社会地位。这份世代相传的馈赠在每一代都能得到女方的嫁妆及其他

财产的补充。财富和地位的继承性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说来，持有土

地的罗马富人本身就是积累了无数个世代的财富的领受者，同时还理

应把这些财产继续传承无数个世代。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代的富人

其实都是这份财富的租用者。在享受其价值的同时，他们有着保护祖

产并且传之后人的责任。

宣布公敌不仅会导致某个家族的领袖人物遇害，而且会给他们家

的财产造成致命的一击。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公敌的遗孀和继承人是

否真的能够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资产。毕竟，三头同盟恐怕不太可

能愿意厚待受害者的近亲。若是在平时，某个家族如果遭受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他们可以去找亲戚朋友来救助自己。但公敌的范围很广，

而且恰恰针对掌握着权力和影响力的罗马精英圈子。就算确实有某些

人还保留着较多的财产，并且敢于伸出援手，他们恐怕也很难帮助自

己的亲朋好友很快地走出困境，因为即便是名声显赫的大家族，经历

残杀公敌这样的灾难之后也几乎不可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恢复之

前的家境。

这场排除异己的政治运动催生出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土地市场的崩盘。地主们准备资金的能力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三头同盟难以把新获得的大量地产转化为足以应对军事需求的巨额资金。

买家的减少大概是土地价格剧跌的原因之一。此时的三头同盟正好急缺资金，在这种时候购买地产显然会吸引三头同盟的注意力。[216]还有一些人或许感觉在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际趁机低价购入地产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此外，有财力买下大量地产的本就是罗马社会当中最富有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有不少都成了公敌，被杀死了。更何况，在许多人被杀、大量财产被充公的这种人心惶惶的动荡时期很难准备好一大笔资金来买地。就算一些人手头恰好有钱可以外借，他们恐怕也不愿意让人知晓。总而言之，现金短缺、买家不足、供过于求，价格的崩盘看起来势不可遏。[217]

三头同盟也许对市场的变化感到有些意外。当年，苏拉通过宣布公敌收集了三亿五千万赛，[218]后三头收集到的资金据说比他们的目标少了两亿赛。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目标究竟是多少赛。虽然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有许多都在帝国诞生途中获益匪浅，但原来的富人大概不在此列。位居元老的财产标准很可能被迫下降了不少，或许降到了两百万赛到五百万赛之间。三头同盟在宣布公敌之后对资金的迫切需求由此可见一斑。[219]他们一度试图对女性收税，但未获成功，于是转而对人口普查中拥有四十万赛以上的人口征收了百分之二的财产税。这样一来，第一年的税率翻倍。[220]

公元前42年，三头同盟开始征收另一项税款。这一次，他们要求更为富有的一个群体上缴百分之十的财产税。二者相加以后，这一群富人几乎要交出相当于其财产名义价值百分之十五的税款，这个数字或许等同于他们整整两年的收入。同时，土地市场状况不佳，那么富有的罗马人只得以较低的价格大量出手土地。[221]

三头征收起来的资金基本都成了军费。之前，罗马人往往只需要维持不到十万人的军队，其每年消耗的资金或许在九千万赛以上。这几乎肯定是罗马共和国最庞大的一项财政支出了。[222]然而，在公元前43年，就算除去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三头同盟也还需要每年为十九万三千人的军队募集一亿七千三百七十万赛的资金。也就是说，三头同盟的中央政权现在需要为了军队而提升一倍多的财政收入。除此以外，屋大维还早就许诺过要给他的部队提供每人两万赛的奖金，[223]安东尼和李必达想必也对自己的部下做过类似的承诺。而他们三人的军队包括了至少四十三个军团，这一笔奖金支出加起来多达三十八亿七千万赛。[224]而且，此时的三头同盟无法动用东方的资源，因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还盘踞在那边；西西里则在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手中；阿非利加的资源大概也无法调用。因此，三头同盟必定无比迫切地需要可用的资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各家史料齐齐指责三头同盟只把富人当作提款机。那么，从征税的角度来看，三头同盟加剧了政治危机。[225]

在三头同盟麾下效力的士兵们得到了巨量的资金。一位普通军团士兵的年薪是九百赛，这个数目的资金应该可以满足他一年的基本需要。所以，两万赛的金额远超一个普通士兵的想象，这是他多年服役都未必能够挣回来的巨额钱财。更何况，这笔奖金比平时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那所谓的九百赛年薪还需要被进一步投入食物、装备以及其他后勤物资上去。倘若大多数的士兵都来自不太富裕的阶层，那么这一笔巨款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此外，追杀公敌者也拿到了相当可观的奖励。而且，受益者大概以普通的士兵为主。三头宣布的公敌悬赏额是十万赛。根据当时罗马人口普查的阶层划分标准，这个金额刚好是“第一阶层”(prima classis)的底线。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士兵只要杀死一个公敌就必定能够升入罗马的上流社会(虽然奖金或许经常是发给一群士兵的)。如果遇害的公敌有两千三百人，那么悬赏金的总额就有两亿三千万赛之多。

由此，后三头把罗马社会的富人掌握的巨量资金转移到了士兵们手里。公元前43年和公元前42年转移的资金也许超过了四十亿赛，这笔庞大的财富足以让四千多个一文不名之人直接拥有元老级别的财富。[226]最终得到这些钱的或许主要是三头麾下的士兵，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直接受益者可能达到了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的家里应该还有妇女、儿童。如果把这些连带的受益人也算上的话，那么三头同盟的暴力举措就使得一共七十万罗马人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当时罗马自由民的总数只有四百万出头。[227]尽管后三头的暴力行径给我们留下了不胜枚举的恐怖事例，但他们的确让许多人从中获益。我们很难不将他们的做法认定为大肆收买人心的政治行为。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后三头同盟这次残杀公敌的事件构成了罗马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财富再分配。既有的精英们也许会十分鄙夷这些暴发户，对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感到恐惧，不愿意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社交圈。但无论如何，金钱最终还是会带来相应的地位。

内战可以塑造出忠实的追随者。血腥的内战和屠杀既能孤立或消灭敌人，也能以特殊的方式让参与杀戮者较为坚定地站在同样的道德、政治立场上。一起协力杀人的共犯之间往往拥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会忠诚于支持乃至奖励他们杀人的政权，他们得到的金钱和地位还会进一步把他们与这个政权捆绑在一起。后三头就这样借助于暴力培养出一大群手上沾满鲜血、比较富有、权势较大的可靠拥护者，为自己建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根基。接下来，这些通过革命掌握了财富和权力之人显然还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后三头同盟带来了一场波及整个罗马社会的革命：[228]大量富人被杀；原属于他们的资源被瓜分一空；等级森严、尊重传统的罗马社会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莫大混乱之中。罗马人固然早已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后三头残杀公敌的行径依然能够让一百多年以后的史家都心有余悸。而且，即使他们的军团已经动身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作战，意大利的问题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200] Appian, Civil Wars , 4.8-11.有人怀疑这条法令的真实性。不过，就算阿庇安（他写的是希腊语文献，并且还少见地说明了这是他翻译拉丁语原文的产物）采信了伪造的拉丁语史料，我们也仍然可以由此看出三头同盟的想法。
[201] Dio, 47.3. Livy, Periochae , 120只记录了前面的一百三十个名字。也许，他只有第一份名单。
[202] Appian, Civil Wars , 4.17.除了下文引述的事例，还可以参考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尤其是5.7.3; 6.7.5-7; 7.3.8。
[203] 显然，三头颁布的法令里信誓旦旦的言论和后来发生的事情迥然不同。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怀疑这条法令的真实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熟知政客们会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施暴。这是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景象。
[204] Appian, Civil Wars , 4.12.
[205] Appian, Civil Wars , 4.17.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杀害保民官既是政治罪行也是宗教罪行。
[206] 这些故事同样被收录于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9.11.6-8。
[207] Appian, Civil Wars , 4.12-30.
[208] Appian, Civil Wars , 4.36-45.
[209] ILS 8393.读者也可参考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6.7.2; Josiah Osgood, Turia: A Roman Woman’s Civil Wa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0] Appian, Civil Wars , 4.19; Dio, 47.11; Livy, Fr. 60;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 48;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 5.3.4.
[211] Dio, 47.13.
[212] Appian, Civil Wars , 4.5.也许，他的这个“三百名元老”只是把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人和之前遇刺的那十七或十二个人相加以后所得的结果。
[213] 重要的元老或许只有一百人。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元老总数据说为三百，奥古斯都时代之初“多于一千”，后来被削减到六百。
[214] Suetonius, Augustus , 27.2.
[215] Dio, 47.14.
[216] Appian, Civil Wars , 4.31.
[217] 阿庇安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主要从道德角度展开。他认为这是一小撮人引发大家的厌恶与恐惧之情，进而导致的结果。我们不必拘泥于他的看法。
[218] Livy, Periochae , 89.
[219] 读者还可以阅读Israel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Brussels: Latomus, 1975)。
[220] Appian, Civil Wars , 4.32-34. Dio, 47.14记录了更为复杂的一种税，但和阿庇安描述的不矛盾。
[221] Dio, 47.16.此外，三头同盟把某些奴隶征入了海军。
[222] 关于罗马人的征兵活动以及人力资源状况，请读者参考Peter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lio Lo Cascio, “Recruitment and 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rst Century B.C.E.”, Debating Roman Demography , 111-137, edited by Walter Scheide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1)。
[223] 屋大维的这个承诺见于Appian, Civil Wars , 3.43-44; 3.48; 3.90. Appian,Civil Wars , 4.3更提及屋大维还表示过要把十八个意大利城镇里的一部分土地划拨给这些军人。我们尚不知晓这些土地是否会被折算为两万赛奖金的一部分。
[224] Appian, Civil Wars , 4.3.一个军团四千五百人，四十三个军团为十九万三千五百人。每人两万赛，总额自然就达到了三十八亿七千万赛。
[225] 请参考Luciano Canfora, “Proscrizioni e dissento sociale nella repubblica Romana”, Klio 62 (1980): 425-437。
[226] 读者可以参照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中收录的数据。
[227] 这个数字基于公元前28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四百万自由的罗马公民当中，大致应该有一百万成年男子和三百万妇孺。
[228] Appian, Civil Wars , 4.16. Dio, 47.7-8试图替屋大维开脱，但他的说法令人难以苟同。

第九章 三头同盟的胜利

通过宣布公敌，后三头完全掌控了罗马城。这场血淋淋的斗争彻底堵死了和谈的道路，有太多的人死于非命，幸存者都会深深地记住这场噩梦。三头的权力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对士兵们许下的诺言，三头从权贵手中没收了大量土地。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都无法回头了，只能沿着这条政治路线继续前进。

罗马城的动乱对三头的敌人有一定的帮助。阿非利加的一位元老总督昆图斯·科尔尼非奇乌斯被顺利地除掉了，但塞克斯图斯·庞培接收了那些逃离意大利的流亡者，增强了实力。[229]当初，行刺者们起兵对抗安东尼的原因就是怀疑掌握政权的安东尼会对罗马公民施以暴行。现在，三头同盟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不仅验证了行刺者的判断，还远远超出了所有元老的想象。某些本来犹豫不决或者暗中支持行刺者的人终于得以看清：后三头的政权的的确确带来了革命，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命。在三头同盟看来，恺撒之死和穆提纳之战说明了罗马共和国需要重塑。而在其对手眼里，三头同盟的暴行已经颠覆了共和国。

宣布公敌、排除异己是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开战的必要铺垫，后三头同盟希望以此来确保罗马城和意大利的稳定。等到意大利的反对势力得到打压以后，安东尼和屋大维踏上了奔赴东方的征程。

行刺者落败：腓立比

安东尼和屋大维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虽然他们的军队规模庞大，但这些部队需要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今天的希腊北部地区作战。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距离的部队运输和后续的补给不会给罗马人造成什么大麻烦，但此时的形势非同寻常。

以西西里岛为基地的塞克斯图斯·庞培控制着意大利半岛附近的海路，东方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掌握着强大的海军。后三头可以寄希望于克莱奥帕特拉，她的埃及海军也很强大，有可能挑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海上霸权。不过，地中海地区的海战往往胜负难料，天气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当时的人们只能通过用肉眼仰望天空来做出预测。如果只有一艘小船，那么躲避恶劣的天气并非难事，可以藏身的港口俯拾皆是。然而，对于一整支海军舰队来说，很少有适合它们避难的港口。尽管克莱奥帕特拉朝着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派出了舰队，但她的舰队遇上了风暴。由于舰队受损严重，她不得不下令返航。接着，因为重建舰队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克莱奥帕特拉短期内无法再参与作战了。[230]

三头同盟的海军实力完全处于下风。他们固然成功地渡过了亚得里亚海，但也只不过是因为侥幸避开了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舰队而已。部队登陆希腊以后，意大利方面就难以为其提供后勤或者援军了。

此时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忙于处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战事。由此可见，他们大概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快就遭到攻击。也许，他们甚至都没想到安东尼和屋大维能够顺利渡过亚得里亚海。看起来，他们原先的计划是巩固对东部领土的控制，然后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不过，既然三头同盟的入侵部队已到，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很快就开始从小亚细亚长途行军返回希腊。

他们重新回到了欧洲的土地，然后沿着海岸线从色雷斯赶往马其顿。他们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山地和沼泽，有些山脉甚至直抵海洋。屋大维和安东尼想要妨碍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行动，于是派出了八个军团的先头部队去扼守交通要道，其统帅是两位深受信赖的高级军官卢奇乌斯·迪奇狄乌斯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走了特别的路径。而且，他们还有一支海军部队可以用来包抄三头同盟的先头部队。因此，诺尔巴努斯和迪奇狄乌斯撤退了。随后，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下山来到了腓立比(Philippi)。这个小镇坐落在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的边缘，附近的主要城镇是今天的兹拉马(Drama)。

地图4：腓立比及其周边地区[图上左边的腓立比(Philippi)是右边的腓立比(Philippoi)的原址，后遭废弃。]

古代的腓立比位于克里尼德斯(Krenides)村的旁边，与其现址相距数英里。“腓立比”这个名字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马其顿人建造这座城镇的目的有二：一是镇守附近的山间通道；二是开采附近的金矿。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量泉水来确定腓立比的具体位置，因为“克里尼德斯”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泉”。腓立比很可能有一部分较老的城区建设在山丘上。附近的山区或许还分布着一些较小的聚落，就好像今天的情形一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营地都在腓立比的城镇中心以外两英里多一点的位置，二者的营地之间又相隔一英里远。[231]而且，他们似乎都驻扎于腓立比的西侧，背靠着山脉。周边这块平原的南部是大面积的沼泽地。当地的主要道路大致上从北向南穿过了山脉，直达海边，构成了一条便捷的补给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制海权意味着他们可以较为安全地通过这条补给线，把东部的资源运输到自己的营地里。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到来出乎诺尔巴努斯和迪奇狄乌斯的意料，三头同盟的先头部队几乎就要被对方包抄后路。现在，他们二人向西退到了距离腓立比大约六十公里远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他们既可以凭此守住敌方西进的主要通道，也可以就地搜集补给。于是，他们开始在安菲波利斯等待安东尼和屋大维赶来。

抵达安菲波利斯以后，安东尼立刻开始大胆地执行主动出击的策略。他只在安菲波利斯留了一个军团防范敌方海军骚扰自己的补给线，其余的部队都跟着他一起朝着腓立比进发。最终，他在非常靠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地方停了下来，双方之间大概只有一英里远。他下令在这块比较潮湿的低地上安营扎寨，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营地则处在较高的区域。安东尼的进军很有魄力，充满了进攻性。而此时的屋大维身患疾病，带着部队以较慢的速度跟在安东尼的后方，接着在安东尼所部的旁边驻扎下来。

交战双方堪称势均力敌。双方各有十九个军团。布鲁图斯的部下或许人数较少一些，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两万骑兵，而安东尼和屋大维只有一万三千。无论如何，在这块平原上，后三头同盟的十万将士和行刺者的十万部队开始了对峙。

在古代战场上，任何微小的优势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自认为处于战术劣势的一方总是会尽可能地躲在防御工事后面避战。因此，在古代战争当中，交战双方有时候会预先约定好交手的时间和地点，开阔的平原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双方都可以在此摆好阵势，全力以赴，公平地决出战争的胜负。腓立比附近的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双方都布置好了防御工事以便在战况不佳的时候有撤退自保之所。同时，两边展开了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不过，大规模的战斗并未发生。安东尼和屋大维每天都领兵出来叫阵，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迟迟不肯应战。或许，三头同盟这一边的士气由此得到了提升，因为他们的对手似乎畏惧不已。

缓兵之计有利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他们的营地位于高处，看

起来不会被强行攻破。而且，他们拥有制海权，还控制着东部的大量

省份。也就是说，他们的补给非常充足。反观安东尼和屋大维，他们

勉强渡过了亚得里亚海，来自意大利的补给受到塞克斯图斯·庞培和

行刺者的舰队的威胁。在地形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屋大维和安东尼

很难把希腊南部的资源运输到北方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获取补给

的最佳途径就是海运。但既然没有掌握制海权，那么他们就只能依赖

于粮食产量相对较多的帖撒利亚(Thessaly)和马其顿了。十万士兵及

其战马的食物和装备还有运输队的安排都绝非易事，在当时，这相当

于为三座巨型城市供应粮食。而且，军队的补给还不像城市那样拥有

运行多年的妥善安排。更何况，马其顿和帖撒利亚的补给当然是有限

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民间商人。如果时机成熟，他们很可能会

用“饥灾价”提高军队买粮的成本。所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完全

可以坐等安东尼和屋大维的粮食消耗殆尽，从而迫使他们及早强攻防

备完善的据点，或是眼睁睁地看着其部下慢慢地在饥饿中丧失体力和

士气乃至叛乱并撤退。[232]

然而，安东尼并不是一个畏首畏尾、当断不断的将军。他派出一

支小部队进入了沼泽地，探出一条直达腓立比南方山丘的路径，在卡

西乌斯察觉之前建立了一系列威胁敌方补给线的前哨点。然后，卡西

乌斯通过建设军事工程实施了类似的策略。他命人在沼泽地里建造堤

道，试图由此截断安东尼和前哨点的联系。在此期间，双方的部队发

生了冲突。最终，卡西乌斯成功切断了安东尼的部下探出的路径，困

住了南面的前哨点。但是，卡西乌斯在沼泽里展开的行动意味着他和

他的部下就此离开了营地。于是，安东尼乘机向对方营地和沼泽堤道

相接的那部分较干燥的地段发起了进攻。如果他能截断卡西乌斯的堤

道，那么卡西乌斯本人和他的一部分士兵就会被困在沼泽地里，无法

与营地里的部队会合。这其实就是卡西乌斯之前想要对安东尼施展的

战术。安东尼将计就计，然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他的目标甚

至更高。安东尼所部原本大概面对着东方，但为了进攻卡西乌斯，他

们要转而对着东南方前进。此时，布鲁图斯的军队看到了机会。其中

的一部分人开始进攻安东尼所部露出来的侧翼，另一部分则冲向了屋

大维的部队。至此，双方终于在这块平原上展开了战斗。

屋大维的部下或许有些措手不及，很快就被迫后撤。布鲁图斯所

部占领了屋大维的营地，然后开始专注于掠夺对方留下来的宝贵补

给、装备和某些私人财物。他们现在大概非常需要补充这些物资。此

时，安东尼的部队已经在南边攻下了堤道。于是，安东尼有了两个明

显的战术选择。他可以沿着堤道进逼沼泽地里的卡西乌斯，或者扭头

去进攻布鲁图斯，试着夺回屋大维刚刚失去的营地。但是，安东尼独

辟蹊径，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命令侧翼部队挡住布鲁图斯，并且派

人把卡西乌斯和他身边的那部分士兵继续困在沼泽地里。而安东尼自

己则冲锋在前，率军对卡西乌斯的营地发起了攻势，战死士兵的尸体

填平了敌方的壕沟。终于，安东尼硬生生地突破了敌方的防御工事，

击败了卡西乌斯的部队，取得了不逊色于布鲁图斯的战果。

无法返回营地的卡西乌斯转而朝着东方前进，来到了腓立比所在

的山丘上。他试着在此厘清战况。不过，战场喧嚣纷乱、尘土飞扬，

更何况双方的装备还非常相似，光靠远观很难获得有意义的信息。于

是，他派出了一名军官去寻找布鲁图斯。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

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也许，卡西乌斯得知了布鲁图斯取胜的消息，

但他因为自己打了败仗而羞愧难当，要求一名奴隶割断了自己的喉

咙。第二种说法是，卡西乌斯派出去的军官遇上了一群骑兵。卡西乌

斯认为这些骑兵都是敌人，他的军官被俘虏了。然后，他回到了自己

的军帐，在一名奴隶的协助下自裁而亡。[233]

第一场战斗到此为止。传统的观点似乎往往认为双方打成了平手，因为每一边都有一支部队被击败了。但是，就算这场战斗还没有决出胜负，双方所面临的战术形势很可能已经发生了相当关键的变化。接下来，屋大维和安东尼试图通过调整己方据点的位置来切断敌方的补给线，让布鲁图斯陷入困境。不过，他们自己也很缺乏补给。秋天将至，即使他们真的能够围住布鲁图斯，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断定哪边的补给会先一步耗尽。

10月23日，布鲁图斯带兵出战。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为什么决定冒着彻底失败的风险出来作战。阿庇安猜想布鲁图斯的部下因为战胜了屋大维的部队而沾沾自喜，迫不及待地想和对手交战，同时还认为即使战况不利也可以安然撤回至防御完备的据点。阿庇安甚至认为布鲁图斯担心如果自己不出战，士兵们或许会哗变。[234]

战斗即将开始。双方实力难分伯仲。他们各自摆好了阵形，然后

向对手发起了冲锋。谁也没有运用什么巧妙的战术，这是一场罗马军

团之间硬碰硬的战争。一线士兵体力不足之后就会后撤，让二线士兵

上场，接着是三线的士兵。然后，休息完毕的一线士兵又会重返最前

沿。各排士兵的轮替就是这样进行的。在激烈无比的古代战场上完成

这样的战术需要士兵们能够极其严格地执行军纪。最终，后三头的部

队稍胜一筹。在巨大的压力下，布鲁图斯的阵线渐渐后退。这幅景象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士兵在努力地推动某个沉重的物体。布鲁图斯的

第一线士兵被迫贴到了第二线士兵的身上。然后，敌方的压力终于突

破了他们的极限，令其再也无法维持井井有条的三排阵列，无法完成

正常的轮替战术。他们的阵形开始崩溃了。这是敌方加大进攻力度的

良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倒下，仍在奋战的士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敌人的夹击，防御的压力变大了。最后，布鲁图斯的士兵已经无法抵

挡对方的进攻，彻底失去了阵形，然后开始转头逃跑。但是后三头的

军团紧追不舍，甚至一路追到了布鲁图斯的营地门口。守门的卫兵开

始投射火力，但这些追兵依然不肯放弃，一直在攻击逃跑的对手。而

败北的士兵已经无力还击，只能竭力朝着狭窄的营地大门冲去。到了

最后，这支落荒而逃的部队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有些人逃往海边，

有些躲到了山丘上，还有一些退回了营地。

战斗结束了。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追击了逃跑的敌兵，攻打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平原上设置的哨点，对布鲁图斯的营地展开了围攻。布鲁图斯本人未能逃回营地。他带着一些部下撤到了山区。也许，他想要跑到海边或者翻山越岭而去，但安东尼仍在追踪他的下落。到了傍晚，布鲁图斯已经被围住了。[235]据说，安东尼就藏身于堆积成山的尸首后面，静静地等待着。

天亮以后，布鲁图斯再度审视了当前的局面：他还剩下四个军

团；大营虽然被围住了，但暂时还没有被攻破；他的唯一选择就是杀

出重围，一路突破安东尼和屋大维的阻拦，回到大营。然而，这个计

划极难成功，不论成败都会导致大量的伤亡。士兵们宁愿放下武器投

降，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据说，布鲁图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既然

他们去意已决，我便再也无法为国效力了。”然后，他请求一位叫伊

庇鲁斯的斯特拉托(Strato of Epirus)的朋友来杀死自己，但斯特拉

托拒绝了。布鲁图斯就叫来了一名奴隶。然而，斯特拉托又觉得不应

该让一个奴隶来为布鲁图斯送行，于是，他动手了。布鲁图斯则毫不

退缩地接受了这一击。[236]

我们对于这场战斗的详细认知大多源于阿庇安的描述。他敏锐地

认识到了地形和后勤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不过，我们也许还是应

该秉持怀疑的态度。阿庇安的文字看起来有些像小说，个别地方我们

甚至能感觉到他在刻意地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古代的某些史家偏爱

于为了艺术效果而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一些“肯定是这样”的虚构内

容。关于卡西乌斯的自杀，阿庇安给我们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说法，这

或许就说明了他所接触到的文献已然经历过前人的文学加工。后来，

在许多人心目中，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是为共和国献身的烈士。在

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每当一些较为专横的皇帝在位，有些人就会尤

其怀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奉他们为榜样。腓立比周边的激烈战斗

可以说是必定会引发后人满怀热情地展开文学创作。事到如今，我们

几乎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史料当中的虚实真伪。腓立比之战仿佛成了一

个传说故事，描绘了共和国的最后一群拥护者无力回天的景象。这些

文学创作的目标是给腓立比的战斗赋予象征意义，将其塑造成共和国

濒临灭亡之际最后一次悲壮的挣扎。所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必

须以烈士的形象为崇高的共和国殉葬。

面对这种史料，我们无法简单地去伪存真，只能尽量仔细地加以

分析。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当然是主角。无论是面对战败还是死亡，

他们都始终秉持大无畏的精神(虽然卡西乌斯自杀的时间点好像太早了

一些)，为后来帝国时代的一些罗马人树立了标杆，后人还给他们精心

准备了表达爱国情怀的遗言。甚至在整个故事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

斯的表现都几乎无可指摘：他们都是智珠在握的杰出将领，几乎总是

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相比之下，安东尼的形象就显得残暴嗜杀、鲁莽

草率，甚至有些疯狂。一开始，他直接行军到了距离布鲁图斯和卡西

乌斯的营地非常近的地方。然后，他轻率地对卡西乌斯的部队发起了

攻击。最后，他还不顾布鲁图斯的存在，冲向了卡西乌斯的营地。在

史料中，安东尼所到之处尽是死亡。他不在乎部下的生命，也不尊重

战死者的遗体。唯一的例外是死去的布鲁图斯。据说，安东尼对布鲁

图斯的高贵品质表示了尊重，用紫袍包住了他的尸体，为他举行了体

面的丧礼，然后把骨灰还给了布鲁图斯的妻子。

安东尼的胜利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安东尼是这些人当中经验最丰富的将领，是他打破了僵局，也是他击败了卡西乌斯，拿下了敌方的营地，大大改变了战局。我们看到的史料以屋大维的失败为由，认为安东尼在第一次交手时取得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但这种结论难以解释卡西乌斯为什么要自杀。安东尼对敌方补给线的骚扰也被史家一笔带过，但正是他的这个策略迫使卡西乌斯带兵离开了营地。而且，在第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安东尼应该也还在不停地骚扰布鲁图斯的补给线。

第二场战斗被归咎于布鲁图斯麾下士兵的急躁，是他们强烈要求

明智的布鲁图斯出来打了这么一场失败的战斗。然而，某些接受过良

好教育的精英往往喜欢描绘出充满理性的精英形象，然后再塑造出缺

乏理智的地位较低者，令二者构成对比。英明的布鲁图斯和不明事理

的大多数士兵就完美契合于这个模型，让我们不禁怀疑这种说法的真

实性。第二场战斗打响之前，布鲁图斯及其部下或许更有可能在担心

屋大维和安东尼会逐步把自己包围起来。而且，第一场战斗毕竟给他

们这边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他们不太可能充满了完全不合实际的自

信。假如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包围圈得以顺利地形成，那么布鲁图斯就

既不能逃至海边，也无法再通过山路撤退。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

能与对手比拼补给储备或是付出惨痛的代价来突围。也就是说，在第

一场战斗结束以后的这三周时间里，他们大概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

如出来背水一战。

把第二场战斗的责任归结到士兵们的身上还可以与士兵们第二天拒绝追随布鲁图斯的表现相呼应。这样一来，布鲁图斯就完全没有责任了，这些奋勇作战如此之久、失去了无数同袍、拒绝去送死的士兵接下了全部的责任。其实，这些士兵只不过是不愿意为不属于他们的共和国事业而殉葬，不愿意追随他们的将军一起去死，不愿意在布鲁图斯的悲剧故事里面扮演自杀的配角而已。经过谈判，他们加入了后三头的军队。按照精英们编写历史的传统，这些品性低劣的士兵背离了他们志向高洁的将军，让我们又多了一个无奈的失败者的史例。

在阿庇安的眼里，这次的战斗就是最终之(内)战。[237]虽然零星的反抗依然存在，尤其是西西里的塞克斯图斯·庞培，但我们很难反驳阿庇安的结论，因为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恺撒的大仇已报，安东尼和屋大维(还有在背后支持着他们的李必达)成了罗马世界的主人。而且，我们也很难否认阿庇安的另一个观点—腓立比之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次的战斗证明了罗马社会的权力已经易主。当然，站在罗马社会顶端的具体人物发生了变化。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在的这个中央政权建立之初，是士兵们在为自己行使着政治权力。直到后来，这个政权的基础才扩张为更加广阔的皇家关系网络。

反抗新秩序的斗争失败了，守旧的元老们只得无数次地回忆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自杀殉道的情形。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罗马再也容不下真正的共和国的英雄。精英们只能无奈地用文学想象来美化过去，因为在新的世界里，中央的政治权力永远都与他们为敌。

[229] Appian, Civil Wars , 4.53-56; 4.83-86.
[230] Appian, Civil Wars , 4.82.
[231] Appian, Civil Wars , 4.106.
[232] Appian, Civil Wars , 4.107-108.
[233] Appian, Civil Wars , 4.111-113.
[234] 阿庇安或者阿庇安所参考的史料看起来有可能在替布鲁图斯洗脱责任。除了这一战以外，据说当年庞培的部下也不顾他的想法，执意求战，以致酿成了法萨卢斯之战的失败。
[235] Appian, Civil Wars , 4.128-130.
[236] Appian, Civil Wars , 4.131.
[237] Appian, Civil Wars , 4.138.

第十章 属于军人的和平时代

凯旋的后三头同盟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李必达被局限于阿非利加，屋大维得到了西班牙，高卢到了安东尼的手中。而且，安东尼还去巡视了东方的各座城市和附属王国，接受他们的效忠，让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支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仅剩的一些反抗势力也被安东尼扫除了。关于这一时期的安东尼，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和克莱奥帕特拉在奇里乞亚的会面。之前，他们二人曾经见过几次。比如，在克莱奥帕特拉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安东尼追随着伽比尼乌斯的军队来到了亚历山大。后来，身为恺撒的情人，克莱奥帕特拉一度居住于罗马。普鲁塔克(Plutarchus)在《安东尼传》当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相会的场景。当时，克莱奥帕特拉正乘船沿着居德努斯河(Cydnus)而上：

她乘着紫帆金首的船只。在簧管和里拉琴的陪伴

下，船员们挥动着银色的桨。她本人则居于绣金帷幕

的后面，放松地倚靠着，犹如画中的女神阿佛洛狄

忒。随侍的奴隶男孩正在用扇子为她消暑，他们每一

个看起来都像是厄洛斯。处在船舵和绳索旁边的俏丽

女奴们打扮得仿佛是水中的仙女(Nereides)或美惠女

神(Gratiae)。无数的香料甚至让两侧的河岸都充满了

芬芳。下船之时，她的随从分列左右，一路护送。城

中居民纷纷前来围观，原本熙熙攘攘的城市广场渐渐

变得空空荡荡。最后，只剩下安东尼自己高坐在演讲

台上。很快，市民们都在说阿佛洛狄忒为了亚细亚而

来此纵情狂欢，庆祝狄俄尼索斯的节日……

据我所知，她的美貌其实并非真的举世无双。她

没有那种足以折服所有人的绝色容颜。但是，她的存

在依然总是能够引人注目，因为她的谈吐、气质、身

段和音色确实撩人心弦。而且，她的舌头仿佛是一个

多弦的乐器，可以自如地奏出多种语言的声音。因

此，她极少需要翻译员的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她

完全可以顺畅地与各地的居民展开交流。埃塞俄比亚

人、穴居人(Troglodytae)、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叙

利亚人、米底(Medes)人、帕提亚人都不例外。[238]

安东尼并不打算拒绝这位来自埃及的女王。光阴荏苒，克莱奥帕特拉为安东尼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 Helios)和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Cleopatra Selene)。她和尤里乌斯·恺撒生下的儿子恺撒里昂(Caesarion)就这样有了一对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成了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浪漫故事，东方国度的神秘女王成功地诱惑了原本痴迷于权力的冷面将军。

相比之下，屋大维此时的经历就不像他的同僚这样愉快了。早在腓立比之战打响以前，他就患上了疾病。战后，他也因此推迟了返回的计划。直到公元前41年，屋大维才终于回到了意大利。这一年的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塞尔维里乌斯和安东尼的弟弟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屋大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两年的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他得兑现后三头同盟对士兵们许下的承诺。

士兵们有一项传统的要求—分配土地。按照罗马人运转多年的殖民制度，一些人会被派去迁居到指定的聚落里，通常是在刚刚征服的领土上。这种聚落是“国家的堡垒”(propugnacula imperii)，拱卫着意大利中央的罗马，抵挡着各地的叛军和境外的入侵。[239]早期的罗马人通过征服战争没收了许多土地，在意大利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然而，随着意大利全境都被罗马人收入囊中，这种老方法难以为继。现在，只有通过强行没收他人土地才能在意大利设置新的殖民地。早在三头同盟成立之时，他们就已经选定了十八个城镇。[240]

三头同盟夺取了他人的财产，但他们无意给受害者提供补偿。失去了土地的难民和想要申诉之人顿时云集于罗马，受到损失的城镇希望中央能够让更多的地方也来分担它们的压力。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屋大维并没有多少变通的余地。除此以外，那些分到土地的士兵几乎不可避免地开始侵占邻近的土地。毕竟，他们有着强大的武力，军人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241]

就是在这个时候，正经的反对势力有些出人意料地现身了。其中心人物是安东尼的弟弟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和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要正确地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得先确定他们二人的动机。

传统的观点倾向于支持屋大维，反对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大力指责富尔维娅。狄奥的文本通篇都在贬低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把富尔维娅描写为真正的主谋。[242]阿庇安给出的描述有所不同，他认为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关系其实很差，二人对殖民政策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然后，一个叫马尼乌斯(Manius，在阿庇安的笔下，这个人经常来给安东尼乌斯和富尔维娅提供匪夷所思的糟糕主意)的人提议富尔维娅去和屋大维作对，以求让身处东方、拈花惹草的安东尼赶回来帮助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想让读者们相信富尔维娅是因为不满于丈夫在外面和其他女子寻欢作乐而悍然挑起了一场战争。[243]

当初在穆提纳商量组建三头同盟的时候，屋大维同意了迎娶富尔维娅的女儿克洛狄娅。但是，随着他同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与富尔维娅之间的关系恶化，屋大维决定离婚。他还发誓保证克洛狄娅仍然是一位处女。不过，我们很难看出屋大维的这个誓言意义何在，后世的史家也深感疑惑。[244]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军队以及革命时代的罗马政治

传统的观点对富尔维娅的政治行动加以严重的贬低。相比之下，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形象要更加客观一些。卢奇乌斯曾经坚定地

支持着马克·安东尼，对其子女也曾伸出援手。据说，卢奇乌斯甚至

把“Pietas”(除了前文提及的敬神以外，还有对家族尽忠的含义)加

到了自己的名字里。然而，据说他同时也是共和国的拥护者，反对三

头同盟的存在。[245]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悖论：拥护共和国的卢奇

乌斯宣布要为了自己的兄弟、身为三头之一的马克·安东尼而对三头

同盟发起叛乱。

不过，相关的文献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合乎情理的宝贵信息。

比如，因为殖民计划而失去土地的那些人和卢奇乌斯有联系。[246]身

为执政官的卢奇乌斯收到了他们提出的不满意见，然后为他们举办了

一场听证会。他大概是此时唯一敢做出这种举动的政治人物了。[247]

由此，他和分得土地的士兵们有了矛盾。富尔维娅有可能也不赞成他

的做法。[248]不过，卢奇乌斯看起来并不反对殖民计划本身，他所不

满的是这些军人毫不节制地以暴力手段夺取土地的行为。[249]据说，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顾问马尼乌斯声称屋大维在分配土地的时候

违背了原则，把那指定的十八个城镇以外的某些意大利土地也给夺走

了，而且他分配的对象除了事先说好的二十八个军团以外还有六个军

团。[250]给军队分地的计划失控了，屋大维被指责为纵容军队抢夺土

地的罪魁祸首。卢奇乌斯一方面想要让殖民计划重归官员的监控之

下，另一方面还想在实施殖民计划的时候凸显安东尼的功劳。

屋大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于是，富尔维娅带着安东尼的子女现身于士兵们的面前，大概在罗马的兵营里。他们要求士兵们去请求屋大维，让安东尼得以享受到帮助军队分得土地的荣光。这份荣耀不仅属于安东尼本人，还属于他的家人。屋大维同意了他们提出的要求，让安东尼的一些支持者加入了负责分地的委员会。这反映了屋大维此时受到的压力之大。[251]

但是，屋大维和卢奇乌斯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屋大维动身去

监督殖民地的设立以后，卢奇乌斯以及安东尼的子女也跟了过去，他

们想要去出席新的社区成立之时举办的宗教仪式。然而，卢奇乌斯在

南下的时候受到了屋大维的一队骑兵的惊吓，躲到了一座名为提阿努

姆(Teanum)的小镇里。就在此处，军官们试图推动卢奇乌斯和屋大维

达成和解。[252]卢奇乌斯声称自己畏惧屋大维，转移到了普莱奈斯提

(Praeneste)。双方再度尝试和解，但同时也都开始召集部队准备开

战。

卢奇乌斯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哥哥才与屋大维作对的，导致他们不和的第一个问题或许确实有关于马克·安东尼在殖民地设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是，第二个问题看起来有关于殖民地本身。根据阿庇安的描述，卢奇乌斯满怀激情地发表了演说，强调自己从不反对设立殖民地，控诉屋大维诋毁了他在士兵们心中的形象。他的主要诉求是参与到殖民计划当中去。[253]他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取消殖民计划，而是为了恢复共和国的政治秩序。[254]

卢奇乌斯不可能去反对安东尼和屋大维的统治地位。不过，他也许仍然认为他们二人的这种显赫地位处于罗马传统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这种政治文化需要维持秩序，要求执政官来负责意大利的各项事务、捍卫法律的尊严。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士兵们接受某种形式的约束。

相比之下，屋大维的立场和想法截然不同。他丝毫不打算拘泥于共和国政治的条条框框，也根本不想受制于法律。屋大维的根基就是这些掌握了权力的军人，后三头同盟宣布开启的紧急状态完全符合屋大维的利益。更何况，约束这些士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屋大维试图与元老们和解，他似乎有意让元老的财产免受进一步的征用。然而，士兵们发动了叛乱。他们杀死了百夫长，甚至直逼屋大维，令其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士兵们的亲戚，包括在内战中被杀死的那些人的父亲或者儿子都不会被没收财产了，屋大维向元老们抛出的橄榄枝很可能也被他们收了回来。

史料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例可以证明士兵们的叛逆之心。有一名

士兵曾经在剧院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座位，于是就决定坐到骑士们身

边去。当时，屋大维正好在主持这次活动，他命人驱逐了这名士兵(这

符合罗马社会的旧秩序)。事后，有谣言称这名士兵被囚禁了起来，甚

至还有流言声称他被杀死了。这种传闻让士兵们怒而哗变，直到被赶

走的那名士兵露脸才平息下来。还有一次，一群士兵正聚集在战神广

场上等待分配土地的通知。屋大维来迟了，致使这些焦急的军人议论

纷纷。此时，一位叫作诺尼乌斯(Nonius)的百夫长出面想要维持军

纪，但士兵们拒不服从，反而开始朝着他砸东西。诺尼乌斯赶紧逃

跑，纵身跃入了台伯河。然而，士兵们不肯善罢甘休，硬是把他从河

里捞了上来，然后将其杀死。当屋大维终于抵达之时，诺尼乌斯已经

成了一具尸体。[255]

屋大维需要安置的是至少二十八个军团大约十四万人。按照流

程，士兵们会先来到罗马，等待具体的安排通知。为罗马这样人口逾

百万的大城市供应食物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现在，不断涌入

的大批士兵以及失去了土地的难民更是加大了罗马城的负担。而且，

此时的塞克斯图斯·庞培依然拥有制海权，令罗马无法得到西西里和

北非的粮食供应。而意大利的农业想必受到了战争的干扰。不过，对

其影响最大的或许正是此次的分地计划。既然士兵们很快就要来夺走

土地，那么谁还愿意乖乖地种田耕地呢？罗马城自然遇上了粮食紧缺

的问题。[256]为了争夺食物，罗马平民和士兵们大打出手。士兵们控

制了街道，但暴动群众还在屋顶上负隅顽抗，用碎砖块远远地攻击对

方。[257]此时，一场火灾爆发了。在古代，如果一座拥挤的大城市没

有充足的水源，那么火灾就会变得特别可怕。与罗马城历史上发生的

其他火灾相比，这场火灾算得上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受灾者因而得到

了租金减免的待遇。

此时大概有很多人会觉得罗马城已经彻底失控了，因为在传统的

精英们眼中蛮不讲理、反复无常、愚蠢不堪、徒有武力的军人竟然主

宰了这座城市的命运。[258]然而，这些士兵对屋大维做出的违逆举动

可以说明，他们其实是有一贯的政治立场的。如果屋大维和富人们达

成了和解，那么士兵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就会受到威胁，而他们恰恰是

凭着这种强大的权力才得以保证自己能够分到土地、获得奖金并且保

住这些既得利益的。如果屋大维真的让精英们的土地免于被征用，那

么设立殖民地的重担就压到了地产较少的那些农民身上。而大多数士

兵正是来自这个群体，让这个群体的利益受损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士兵

们的亲族。那样一来，士兵们最终得到的利益就没有那么多了。因

此，这些军人纷纷站了出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知道自己必须

团结起来。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大概想要恢复旧秩序，并且与传统的精英们(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已经离世了)和解。而屋大维则坚持着革命的立场，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描述了他在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做出的举动：[259]

胜利并没有抚平他的心境。他命人把布鲁图斯的

首级送回罗马，将其摆放在恺撒的雕像下面。然后，

他立即开始对那些重要的俘虏释放自己的怒火，同时

还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加以羞辱。有个人谦卑地请求他

让自己死后得到安葬，据说，他回答称葬礼没有意

义。还有一对父子恳求他饶命，据悉，他同意了饶恕

一个人的性命，但至于具体谁生谁死，他让这对父子

抽签或猜拳来决定。于是，父亲主动提出要替儿子去

死，然后就被杀死了。接着，悲痛的儿子也选择了自

杀。而奥古斯都就一直袖手旁观。因此，包括那位酷

爱模仿加图的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Favonius)在

内，剩下的俘虏在被带出来的时候都只恭敬地向安东

尼乌斯敬礼，称其为大将军(imperator)，却对奥古斯

都恶语相加。[260]

这种冷酷无情的作风和之前残杀公敌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尊重

对手就意味着认可正常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价值观念。例如，恭敬地

称安东尼乌斯为“大将军”就是在表示自己认可他是一位杰出的罗马

将军。这是罗马人公认的属于胜者和败者的礼节。[261]根据罗马的传

统观念，优秀的统治者应当具备中庸的品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

成功地团结各派势力，让罗马的政治制度继续顺畅地运行下去。屋大

维在此时采取的暴虐做法相当于宣布这场战争并未随着行刺者的身亡

而结束。他还不会选择和解，还不会开始治愈战争留下的伤疤。

公元前41年，屋大维返回了罗马。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一次罗马

政治要如何恢复旧貌。在过去的九十年里，罗马人内乱不断，但每次

的动荡乃至内战结束以后，罗马政治总是能够拨乱反正。换言之，那

些富裕的地主每次都能重新掌握治国理政的大权。然而，这次有所不

同。就在公元前41年，有人询问屋大维是否可以下令让元老们的财产

不受侵犯。据说，屋大维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们要如何给老

兵们提供报酬呢？”他无意拒绝士兵们的要求，或许，他其实也无法

违背军队的意志。

佩鲁西亚

此时的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因此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得以顺利地召集起一支军队。他和这些士兵大概有着不同的打算。也许，这些士兵想要对安东尼尽忠，从而获得更多的奖赏。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很有胜算，但他们对卢奇乌斯和屋大维之间的矛盾没有什么兴趣。

随着战争的临近，八支部队聚集于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其中三

支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分属于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文提迪乌斯和卡

里努斯。他们都效忠于安东尼。在这个时候，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

麾下的部队很可能有着最大的规模，他直接带兵向着罗马进发。原本

位于罗马的屋大维带着大概四个军团的兵力朝着东北方撤离。[262]除

了这五支部队以外，还有两支忠于屋大维的部队。其中的一支有两个

军团，由萨尔维迪伊努斯·鲁弗斯指挥，位于意大利北部，他们原本

正在前往西班牙的路上。另一支部队的统帅是屋大维的密友马尔库斯

·阿格里帕，他还在召集新兵。最后，据说还有第八支部队在意大利

中部骚扰着屋大维的行动。

虽然卢奇乌斯这边的军队总规模更大，但是屋大维和萨尔维迪伊

努斯·鲁弗斯阻断了他和北边的安东尼派军队会合的路径。卢奇乌斯

离开了罗马，向北行进，也许他想要设法绕开屋大维等人。萨尔维迪

伊努斯和屋大维控制了连接着穆提纳和博诺尼亚的埃米利乌斯大道。

阿格里帕则进军至伊特鲁里亚，拿下了罗马以北五十公里处的苏特里

翁[Sutrium，苏特里(Sutri)]，然后布防阻止敌方向意大利西北部转

移。卢奇乌斯只得放弃北上的计划，转而前往伊特鲁里亚城市佩鲁西

亚[Perusia，佩鲁贾(Perugia)]。接着，他驻扎于此，等待援军抵

达。

佩鲁西亚或许看起来很适合据守以后静观事态发展。这座城市位

于山丘顶部，易守难攻。而且冬天将至，卢奇乌斯大概觉得自己躲在

温暖的城市里会很安全，而围城方会遭受较大的损失。但是，屋大维

等人依然开始构筑包围圈，准备将卢奇乌斯困死于佩鲁西亚。最后，

他们构建起来的包围圈长达七英里，沿途有一千五百座哨塔，旁边列

着桩子的壕沟足有三十英尺深。他们还进一步建造了第二道包围圈，

以防有敌人从外部发起进攻。同时，他们往城内投射了小型铅弹。虽

然威力不足，没有造成多少损伤，但是这些弹丸上刻着文字。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针对富尔维娅的污言秽语(虽然她本人并不在城内)。屋大

维的意图很明显，他就是要耗死卢奇乌斯。

卢奇乌斯一定期待着能够有援军赶来解围，但他的期望落空了。

文提迪乌斯和波利奥还在北方，或许卡里努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此时，从南方进军的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构成了第九支部队，他已

经抵达了斯波莱提翁(Spoletium)。不过，这些部队都没有对屋大维采

取真正有效的行动。而且，他们等得越久，屋大维等人构筑的包围圈

就会越紧密、越坚固。在新年的前夜，卢奇乌斯一度试图率军突围，

但很快就被迫放弃。[263]后来，文提迪乌斯以及波利奥来到了距离佩

鲁西亚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点起了烽火，以便让卢奇乌斯知道他们已

经靠近了。但是，接下来，他们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因为他们

或是不能或是不愿突破屋大维等人的包围圈。[264]卢奇乌斯在夜里发

起了第二次突围，但再次被击退。然后，他又在白天发起了第三次突

围，但同样被屋大维的人给打了回去。[265]为了节省所剩不多的粮

食，卢奇乌斯已经不再给奴隶供应食物。突围无望的绝境迫使大量守

军开始叛逃，屋大维将其如数收下，向剩余的守军表明了态度。卢奇

乌斯别无他法，只得选择了投降。

当时，屋大维在己方的营地里等待敌方来降。首先抵达的是敌方的军队。他们依据各自的军团序列在屋大维面前排好了阵形，然后遵从其命令放下了武器。无论屋大维原本有着怎样的想法，他的部下们纷纷主动离开了队伍去热情地拥抱对面的同袍。这些同属于三头同盟的军人再次团结在了一起。[266]

叛乱的带头者就另当别论了。卢奇乌斯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的

身后是追随他的元老和骑士，然后是佩鲁西亚的城市议会成员。元老

和骑士在受到接待以后被悄悄地逮捕了。议会成员先被拘留，然后被

处死。佩鲁西亚也在被士兵们抢掠了一番以后付之一炬。之后，士兵

们依然极力要求复仇。于是，屋大维下令处决了一部分元老和骑士。

[267]据说，被杀死的一共有三百名骑士和很多位元老，处决地点就在

某个供奉尤里乌斯·恺撒的祭坛前面。[268]苏埃托尼乌斯声称有人请

求屋大维饶命，而屋大维对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回答：“你必死无

疑。”(moriendum esse)他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其分配给士兵。

[269]我们可以说，屋大维仍在为恺撒之死而报复权贵，这几百名罗马

贵族只是新的祭品。不过，卢奇乌斯得到了赦免，虽然我们完全不知

道他接下来还做了什么事情。

战争尚未结束。安东尼派虽然未能解除佩鲁西亚之围，但是他们的部队仍有一战之力。而且，安东尼本人也会给战局带来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安东尼回来之前，没有人愿意战斗。意大利北部的军队暂时离去了。

化敌为友：布伦迪西翁和约

当战争爆发之时，安东尼还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他需要把士兵

们召集起来，然后带着他们渡过东地中海回到意大利。此时正是冬

天，在这个季节完成这种调度并不容易。他先后经过了地中海东岸的

数个地点：提尔(Tyre)、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小亚

细亚(他在这里得知了佩鲁西亚之战的结果)、雅典(他在这里与富尔维

娅会合了)。史料未曾记录他们夫妻二人重聚之后有没有讨论过安东尼

在亚历山大度过的风花雪月的日子。[270]在此之前，富尔维娅和安东

尼的母亲尤莉亚都是由塞克斯图斯·庞培派人护送到希腊的。他联络

了安东尼，表示希望建立同盟。此外，一位名为多米提乌斯

(Domitius)的舰队统帅还直接投奔了安东尼。此人曾经在腓立比之战

结束以后控制了伊奥尼亚(Ionian)海岸。[271]在公元前41年和公元前

40年，虽然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没有对庞培造成什么有效的打击，但是

庞培的确感受到了压力。而且，从长远来看，他的唯一出路就是与三

头同盟和解。对于庞培派来的使者，安东尼做出了友好的回复—假如

发生了战争就结盟，不然就和解。[272]如果这个回复确切无疑，那么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安东尼此时仍然觉得自己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意大

利发生的这些事情。

安东尼和庞培之间的往来让其他曾经支持行刺者的那些人看到了

和平回归罗马政坛的希望。曾经在庞培军中担任要职的卢奇乌斯·多

米提乌斯·艾诺巴尔布斯在凯法洛尼亚(Cephalonia)加入了安东尼的

队伍，并且随他一同在布伦迪西翁附近登陆了意大利。屋大维的部队

就驻扎于布伦迪西翁，艾诺巴尔布斯的存在有可能激发了他们的反抗

之意，因为艾诺巴尔布斯曾经带兵来这个地区展开劫掠。安东尼围住

了这座城镇，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开始率军南下。在行军途中，阿格里

帕仍然在招募新兵，但同时也有士兵叛逃，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战。

[273]屋大维的部队规模更大，但他未能突破安东尼的防线。与此同

时，安东尼可以运用制海权来攻击屋大维的后方。双方一时陷入了僵

局。

就在这个时候，与两边都交好的卢奇乌斯·科奇乌斯开始帮助双

方展开了谈判。身为屋大维的亲戚，安东尼的母亲尤莉亚也在牵线搭

桥。军官和士兵们也出面去联系了安东尼。[274]在这些沟通的基础

上，士兵们进而邀请屋大维和安东尼会面协商，双方士兵都没有兴趣

交战。最后，尽管安东尼和屋大维都难免心存芥蒂，但他们也都没有

执意挑起战争的打算。双方仍有合作的可能，而士兵们需要一个团结

一心、能够保证他们得到其应得奖赏的政权。既然士兵们无意开战，

那么安东尼和屋大维就必须保持和平。

在布伦迪西翁达成的协议又一次划分了罗马世界的势力范围：越

来越无足轻重的李必达仍然保有阿非利加，其余的西部领土都归屋大

维掌控—高卢、西班牙、萨丁尼亚、达尔马提亚(Dalmatia)，安东尼

则拥有东方的土地。[275]此次结盟还伴有联姻。富尔维娅已经病故于

希腊，让安东尼得以(暂时忘却克莱奥帕特拉)迎娶屋大维的姐姐，也

就是同样刚刚丧偶的奥克塔维娅(Octavia)。达成共识的屋大维和安东

尼一起向罗马前进，准备去庆祝秦晋之好。不过，这次的协议还是夺

走了一些人的性命：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顾问马尼乌斯被双方认

定为此次战争的元凶；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身处高卢的萨尔维迪伊努

斯·鲁弗斯也在被召回之后以不忠之罪遭到处死。

双方就这样通过调整盟约的内容终结了战争。这是士兵们一致要求的结果。之后，双方还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派别达成了和解。一部分公敌得到了赦免，一些曾经在庞培那里避难之人趁着庞培与安东尼重修于好的机会设法回到了罗马。但是，三头同盟仍然掌握着罗马的大权，安东尼(虽然他大部分时间不在罗马)和屋大维仍然是罗马的统治者，盟约调整以后的安排仍然极其有利于这对刚刚结成姻亲的姐夫和内弟。当然，三头同盟的专制政权的稳固也有利于那些以分地为根本利益的军人。

佩鲁西亚的战争是取缔三头同盟、回归罗马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尝试。在这场战争中，一位执政官试图与三头之一对抗，用武力终结国家的紧急状态。对于资历较深的安东尼而言，因为他早已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就算罗马政治恢复旧貌，他所承受的损失也是较少的。相比之下，年纪轻轻、经验不足还惹得不少人畏惧的屋大维更加愿意维持现状。但是，无论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罗马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他们在内，军人们、李必达以及与他们交好的那些盟友都是如此，这些人几乎都不会想要回到过去。

牧歌：爱情与土地之歌

在各家史书以及《言行录》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宣布公敌所造成的恶果。至于佩鲁西亚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分地问题，我们可以在诗歌当中觅得其踪影。维吉尔(Virgil)写出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Ae neid)，但他的早期作品是篇幅较短的传统牧歌。《牧歌集》(Eclogues)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名为阿卡迪亚(Arcadian)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乡间的牧羊人会用歌声来一较高下，也会自由地追逐爱情。但这个虚构的美好世界同样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不敬神明的军人入侵了这片土地。在第一篇牧歌里，提提鲁斯(Tityrus)和梅里波伊乌斯(Meliboeus)讨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梅里波伊乌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

有一些不敬神明的士兵会拿走我精耕细作的土地。
一个野蛮人夺取了我的田地。国内的动乱给我们带来了灾难。[276]

而提提鲁斯被真实的罗马世界给拯救了，他遇到了屋大维。据他所说，屋大维是一位神明，并且帮助他拿回了自己的土地。[277]第四篇牧歌的格式和基调都有了变化，维吉尔不再歌颂牧羊人的故事，而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更加宏大一些的事物”。他提到了很多东西，但这一篇的核心是声称在公元前40年的时候，新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有一个孩子会揭开这个时代的序幕，他会见证历史的重演。又一位阿喀琉斯(Achilleus)会航行至特洛伊，又一艘“阿尔戈号”(Argo)会前去寻找金羊毛。土地不需要耕作就能有产出，船只再也不需冒险出航，公牛可以安然在雄狮身边躺下休息。最后，绵羊会变为紫色，维吉尔则会开始吟诵一首伟大的诗歌。这部作品描绘了开启全新的黄金时代的孩子。这种祈盼救主的内容引发了很多人的遐想，不过，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此。整体说来，这些牧歌表达了维吉尔的这种看法：未来其实没有希望，真正的希望应当寄托于某个奇迹，这个世界的时间线会随着奇迹的到来而终结，过去的历史会重现人间。等到这个奇迹出现，紫色的绵羊也在山坡上悠然进食之时，维吉尔就会动笔写出他伟大的诗篇。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以前，维吉尔都会躲藏在那个虚构的阿卡迪亚田园世界里面，抗拒着太过不堪、难以入诗的现实。

另一位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有着与维吉尔迥然相异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名为《莫诺比布洛斯》(Monobiblos)，开篇就阐明了主旨。

我从不曾为欲火所侵袭。但君提娅(Cynthia)的双眸让我就此沦陷(可怜的我)。从此，我原本骄傲的神色再也没了踪影。爱情占据了我的心灵，让我手足无措。现在，我无比憎恶矜持的美德。[278]

此后还跟着足足二十首情诗。他成了爱情的奴隶，只为这名女子而活，欲望之火焚烧着他的灵魂。在这段关系当中，普罗佩提乌斯完全无法保持冷静，他无法像一些男性那样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花丛间。这是无比强大、主宰一切的爱情，除此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再重要。对于深陷爱情之中的普罗佩提乌斯而言，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世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意义。他的这种状态看起来仿佛就是生活于美好的阿卡迪亚世界的那些牧羊人。然而，到了作品的末尾，这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色彩以及他的爱情都不见了。最后，他给我们留下了两篇显然互相关联的诗作。

在伊特鲁里亚的战壕里负伤的士兵啊，你已经逃离了我这样的命运，又何必因我的悲哀而落泪呢？你我曾经并肩作战。现在，快跑，保住你的性命，让你的父母还能享受天伦之乐，让一位姑娘能够明白你的眼泪为何而流。让她知道，伽卢斯(Gallus)逃脱了恺撒的兵锋，却未能躲开某个不知名的敌人。如果来到这伊特鲁里亚的山区，她会发现散落四处的尸骨。让她知道，这就是我的遗骸。

图卢斯(Tullus)，朋友，你常常问起我故土的神灵来自何方。你是否知道佩鲁西亚的坟墓呢？那是罗马公民互相残杀的非常时期。当时的丧礼就是如此—托斯卡纳的土地啊，你曾经让我的亲族暴尸荒野，现在，为我而哀悼吧—富饶的翁布里亚(Umbria)。就是这块与平原相接的土地孕育了我。[279]

这部歌颂爱情的诗集最后以死亡收尾，他悼念了一位亡友伽卢斯。因为其尸骨还散落于托斯卡纳山区，伽卢斯的鬼魂不得安息，只能到处流浪。因为还未举办丧礼，伽卢斯的爱人只得不停地追忆往昔。普罗佩提乌斯在诗作中提及他的故乡、亲戚乃至整个意大利都被毁灭了，这相当于委婉地承认了他来自佩鲁西亚。他所作的情诗掩盖着悲伤之情，托斯卡纳的尘土下面另有他物。意大利的土地里埋藏着人们的鲜血、骸骨以及痛楚。

佩鲁西亚之战结束了，但人们心中的伤痕犹存。

[238]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26-27 (trans. Robin Waterfield).
[239] Cicero, De Lege Agraria , 2.27.
[240] Appian, Civil Wars , 4.3只列举了卡普阿（Capua）、雷吉翁（Rhegium）、维努西亚（Venusia）、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努奇里亚（Nuceria）、阿里米努姆（Ariminum）、维博（Vibo）。除了阿庇安以外，还有一些史料提到了设立这些殖民地的事情。更为详细的是《土地调查汇纂》（Corpus Agrimensorum ）中《殖民地篇》（Liber Coloniarum ）收录的一份名单。这应该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奥古斯都所设殖民地。读者还可参考Pliny, Natural History ,3.46-63。
[241] Appian, Civil Wars , 5.12.
[242] Dio, 48.4记录了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在公元前41年1月1日，也就是他担任执政官的这一天给自己举办了凯旋仪式。这种双重成就少有先例，他本人似乎援引了马略将军的例子。狄奥对此嘲笑不已，因为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根本就不足以和马略相提并论。
[243]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4] Dio, 48.5.3.
[245] Dio, 48.5.罗马人的名字分为三大部分：前名（praenomen，比如卢奇乌斯）、族名（nomen gentilicium，比如安东尼乌斯）和缀名（cognomen）。缀名既可以由他人授予，也可以由自己选取。“Pietas”的含义有“对家族尽责”“忠于国家”“可靠”“敬重神明”。关于卢奇乌斯对共和国的支持，请参考Appian, Civil Wars , 5.19，5.39 and 5.43。
[246] Dio, 48.10-13.狄奥记录的内容更加通顺。看起来，他所参考的是偏向于屋大维的资料。
[247]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8]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9] Appian, Civil Wars , 5.14.
[250] Appian, Civil Wars , 5.22.
[251] Appian, Civil Wars , 5.14.
[252] Appian, Civil Wars , 5.20.
[253] Appian, Civil Wars , 5.39.
[254] Appian, Civil Wars , 5.43-44; 45.阿庇安表示他的这些描述翻译自拉丁语版本的纪要（hypomnemata）。这种文档用于总结官员的行为。也许，阿庇安真的准确地记录了卢奇乌斯当时强调的理由。
[255] Appian, Civil Wars , 5.15-16.
[256] Appian, Civil Wars , 5.18.
[257] Dio, 48.8-9；狄奥声称整个意大利都发生了这种暴力冲突。
[258] Appian, Civil Wars , 5.18.
[259] Suetonius, Augustus , 1.
[260] Suetonius, Augustus , 13.
[261] 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士兵们会欢呼“大将军”（imperator）。之后，元老院会确认（或否认）这个头衔的授予。
[262] Dio, 48.13.
[263] Appian, Civil Wars , 5.34.
[264] Appian, Civil Wars , 5.35.
[265] Appian, Civil Wars , 5.36-37.
[266] Appian, Civil Wars , 5.46-47.
[267] Appian, Civil Wars , 5.48-49.
[268] Dio, 48.14.4，罗马人很少用人牲。所谓“三百”，看起来很像是估计的结果。不过，所有的史料都认为屋大维对这些人发起了复仇。
[269] Suetonius, Augustus , 15.
[270] Appian, Civil Wars , 5.52.
[271] Dio, 48.16.2.
[272] Appian, Civil Wars , 5.52.
[273] Appian, Civil Wars , 5.56-57.
[274] Appian, Civil Wars , 5.59-63.
[275] Dio, 48.28-30; Appian, Civil Wars , 5.65.
[276] Virgil, Eclogue , 1.70-73.
[277] Virgil, Eclogue , 1.6; 18.
[278] Propertius, 1.1.1-6.
[279] Propertius, 1.21-22.

一、 引言：从红军“三大任务”说起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走上了独立掌握武装力量进行军事斗争的革命道路。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发言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有赖于武器装备的保障，也有赖于后勤给养的供给。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军事力量，自然也深知后勤给养对军队的重要性。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今井冈山市龙市镇）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②其中，“打土豪筹款子”一方面是为了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后勤给养中，粮食的供给是极为重要的。井冈山地区山多地少，物资匮乏，能否保障红军的粮食给养，直接关系到红军日常的军需民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

关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军事战争和政治权力，而较少关注军队的后勤给养。近年来，一些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档案史料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促使学者们更加重视中共军队的后勤给养以及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问题。③一些较早出版的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的著作中，也有论述红四军打土豪，发动土地革命，开展农业生产与经济建设的内容。④有些文献还专门讨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保障粮食给养的措施。⑤关于红四军的研究，已有文献较多关注其内部的权力结构演变、政治委员制度、领导机构演化以及第四纵队的整编，⑥对红四军的给养问题则研究较少。实际上，红四军的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影响了红四军的战略战术选择。⑦后勤给养不仅关系到军队的战略方向选择，还影响到官兵民伕关系乃至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应星就认为红四军以正规化军事武装为基础，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⑧值得指出的是，“军事地方化”概念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军事给养，统合军队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展土地革命、关联发展，都是与红军“打土豪筹款子”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是红军中发展最早、战斗力最强、治军理念最独特的军队。那么，面临粮食给养的困难，红四军从1927年至1930年间开创了哪些方式、制度和原则来统筹和分配有限的粮食，以摆脱以往军队单纯军事主义的弊病，而又不给地方和民众增加额外负担？这些方式、制度和原则给中共军队制度带来了哪些深刻影响呢？基于此，本文将分别讨论上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这三个时期的红四军粮食的筹集、运输和分配，以深入研究红四军粮食给养问题。

二、上井冈山前朱毛红军的主要构成与给养来源

1929年9月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四军的历史”介绍说：“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由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⑨叶贺残部以及湘南农军都是由朱德带领上井冈山的，可视为朱德带领的红军。因此，朱德和毛泽东各自带领的红军，是红四军成立之前主要的两股力量。红四军内部后来的争议，固然与领导者个人观点的差异相关，但很大程度也与各部队的成分有关。不同的来历和成分，塑造了不同的特点，也形成了两支部队不同的给养方式，由此引发了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争议。因此，为更好地理解红四军后来关于给养问题的分歧，首先需要考察朱毛红军上井冈山之前各自的主要构成与给养来源。

（一）秋收起义部队的构成与给养

1927年8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回到长沙，18日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和秋收暴动等问题。毛泽东认为，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并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⑩中央最初计划在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区域发动暴动，但在毛泽东主张的影响下，与会同志最后达成共识：“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11实际上，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湖南省委7月23日给中央的信就报告了军事经费面临的巨大困难：“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枝枪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只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有坚强负责之省军部专力计划应付。（二）中央须相当的接济饷项……前发之二万元已用去一万，如无饷，姑无论抢劫不到（同志不愿抢，无家伙抢），抢得到亦会因害人太多站脚不住，故必须多少有点接济做本钱，有买卖做再斟酌情形做一点乃可”。12可见，枪还不是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军饷。若无饷，部队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期立足。

1927年8月底，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报告，得知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的情况后，于30日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八月三十日开会决定泽东去前线指挥，泽东要三千元才动身，不然不愿去，结果是去了，礼容等亦不赞成泽东去前线。”13这说明毛泽东深知经费是发动起义的重要保障。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后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计六千余人，下辖3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县的部队及附近农军，以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第二团为安源工农武装及附近农民，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为骨干；第三团为驻铜鼓县的工农武装，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这些武装力量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湘东进击，以会攻长沙。149月上旬，各部队发动起义，之后陆续失利。

秋收起义部队的失利，与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方向错误有重要关系，但也不可忽视起义部队成分混杂、给养不足这些因素。起义部队的三个团，以警卫团为骨干的第一团力量为最强，是三路进攻中的主力军。当时警卫团的枪支弹药非常充足，“合计共有枪一千三百馀枝，机关枪两艇（挺），子弹每人平均约百发”。15不过，该警卫团未能赶上南昌起义，随即向赣西北转移参加秋收起义。“因在铜鼓水土不合，三分之二以上官长发生疟疾，兵士也病了三分之一。毛泽东到后，便去信调余洒度一团人参加作战，等了几天余没有到”。16作为会攻主力的警卫团因官兵多有生病，未及时赶来参与作战，也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尚有1500余人。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会议，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转移。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把支部建在连上，在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17新改编的团部设有特务连、辎重队、卫生队、军官队等机构，其中辎重队负责部队的后勤给养，队长是范树德。范树德具有黄埔军校经理科专业的学历背景，在国民革命军警卫团、秋收起义部队时一直负责管理部队的后勤工作，此后也长期负责管理红四军的后勤工作。18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军队的经济收支，这不仅确立了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民主原则，也确立了经济上的民主原则。“三湾改编”确立的废除军饷、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制度和精神，对红军此后的军事后勤工作影响深远。

（二）湘南起义部队的构成与给养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失败。10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抵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因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干部、战士思想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包括师长、团长。部队抵达安远时只剩七八百人。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中只剩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一人”。1910月底，部队在大余县进行整编，包括重新登记党员、团员，把一部分党员、团员分配到连队中。11月上旬，部队抵达赣南崇义县一带山区继续进行整训，包括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以及开展军事训练。20与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相比，朱德带领的叶贺残部尽管也进行了整编，也派党员、团员到连队工作，但并未明确建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更未建立官兵平等、废除军饷以及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两支部队的差异由此可见。

经过失败、溃散和整编之后，朱德带领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部队急需休整和补给。1927年11月21日，朱德率部队与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会面，获得了难得的补给和休整。朱德回忆说：“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21然而，中央得知此事后，12月21日给朱德及“军中全体同志”发去指示信，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严厉要求朱德部立即从范石生的军队中分化出来，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会合。指示信特别强调了部队的给养问题：“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22中央的严厉措辞，既表达了对朱德部接受国民党军队物资帮助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指明中共的军队应通过打土豪解决军事给养。

1928年1月，朱德率部队进入湘南，12日攻打宜章县城发动湘南起义。“收缴团防局的枪械，砸开监狱，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地方豪绅的粮仓和库房，把粮食、财物分给穷苦群众。”2313日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31日部队大胜许克祥部。朱德回忆说：“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24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说，朱德部“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澜、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了两倍”。25可见，范石生的补给及缴获许克祥部队的物资，直接帮助朱德部“起了家”。这些优良的枪炮武器，成为朱德部上井冈山后的突出优势。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率万余人到达井冈山，其中约八千人是湘南农军。这些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呢？曾志回忆说：“在这支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哭哭啼啼的孩子，更多的是一大群衣衫不整、神情恐慌的妇女。队伍中，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篮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扛着梭标的，那上头挑着包袱、衣衫，甚至尿布，简直像一支逃难的队伍。这条走走停停缓缓往前蠕动的长龙，首尾相距十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生火做饭，四处火光熊熊，哭声吵闹声混成一片。”26大量的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增加了红四军的人员数量，也给红四军的生活给养和军事训练带来了难题。后来，湘南农军两次返回湘南，很大程度就与粮食给养有关（下文详述）。

（三）两支部队给养风格的差异比较

两支不同的部队在井冈山一碰面，就产生了分歧。据《朱德年谱》记载，“4月下旬，（朱德）与陈毅觉察到两支部队会师后一些南昌起义的同志和秋收起义的同志存在互相有点看不起的问题”。27两支部队何以“互相有点看不起”呢？何长工回忆说：“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同志发现南昌起义部队有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胜仗。个别人瞧不起秋收起义的部队，认为他们多是湘南（应为“湖南”——笔者注）的学生兵，文质彬彬的。而秋收起义的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军阀作风太重，是‘油子兵’，纪律差。因此，有时出现不团结的苗头。”28两支部队会合成立红四军后，朱德带领的部队被编入二十八团，毛泽东带领的部队被编入三十一团。其差别不仅表现在战斗力和政治素养方面，也表现在穿着上。何长工回忆说：“我们二十八团有的战士认为三十一团多是学生兵，善辞令，多刁滑；三十一团有的战士则说二十八团有的战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样子。会师时二十八团穿的不是一身军装，而是杂色衣服，碰上什么布做什么服装，帽子也有软有硬，鞋子有布有草，虽然外观不雅，但能打仗。三十一团的衣服尽管是一色的浅灰色，但战斗力比不上二十八团。”29

秋收起义部队为什么被朱德部认为是“善辞令，多刁滑”呢？这与秋收起义部队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警卫团，其成员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政治性很强。据范树德回忆：“警卫团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都是由党派去的共产党员。士兵以及基层干部多系来自湘、鄂、赣等省的工农积极分子和原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30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党在军中的成份比较，普遍约为1/2弱，三十一团党的成份约3/5，二十八团约1/2尚不足……三十一团的党虽较好，但下级干部多黄埔军官学生出身，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很浓厚，这是他的缺点。”31可见，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三十一团，其党员比例明显高于朱德部改编的二十八团。

作为秋收起义部队主力的警卫团，政治意识普遍较强，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突出的政治意识和领导才能，秋收起义部队整体的政治素养更高一些。当政治意识较强的秋收起义部队，遇到政治意识较弱但战斗力强的朱德部，自然会产生很多分歧（体现在枪支弹药、给养方式和政治素养等方面）。面对这些差异，红四军成立后如何统筹粮食等物资，就成了一个难题。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军粮食的征收、运输与分配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从莲花县退往宁冈县砻市，“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32部队后勤给养问题已达极限，千余人的部队到井冈山，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1928年4月朱毛会师正式组成红四军，人数约万人，粮食以及给养问题更加紧迫而困难。本节就先一一讨论红四军粮食给养的筹集、运输与分配。

（一）征收：打土豪筹粮与分田地的初兴

毛泽东带领的千余人部队上井冈山后，粮食的给养和保障是最现实的问题。时任辎重队队长的范树德回忆说：“几个月来匆忙奔驰在广大地区，部队是相当疲劳的。除了部队需要休整，还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时正好是秋收季节以后，任何地方的农村都有稻米。但是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到井冈山时人马枪一千多，一下子来到井冈山，而五大哨口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要常年供应部队粮食是不可能的事。”33毛泽东深知后勤给养的重要性，1927年10月6日带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送了一百支枪，10月27日送王佐部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34关于赠送王佐枪支换取粮食的情况，据范树德回忆：“王佐接受了我们枪支后，对我们说：我这里有一份存粮，够部队用一个时期，共约有500担稻谷……我们当时就用这500担稻谷对付了一段时期，大约吃了多久呢？那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二十四两，老秤算，十六两为一斤。每人一天需一斤半。一个月需要四十五斤，以一千人一个月计算共需45000斤，一担稻谷出来70斤米，500担稻谷可供一千人吃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样子，这样部队不仅住下来了，而且也解决了吃饭问题”。35

虽然这五百担稻谷解决了部队近千人近一个月的粮食给养问题，不过，当换取的粮食吃完后，又如何保障粮食供应呢？在与王佐换粮之后不到半个月，毛泽东于1927年11月上旬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以开拓新的粮食获取渠道。据范树德回忆：“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围有五百五十华里，分属六个县。过了大院是酃县（今炎陵县——笔者注），下了黄坳是遂川，出了下茅坪是宁冈，翻越了七溪岭就是永新县境，这么大的范围里有土豪，家里也肯定有存粮。我们一到某地后就派出一支小支队去打土豪，反动派叫‘吊羊’、‘绑票’。”36当时，对于“谁是土豪”的识别和认定还很模糊，并未形成一套明确的程序惯例。范树德说：“有的群众与地主豪绅有冤仇，主动来找我们反映情况，比如他们父母被谁杀过，谁给反动统治者关押过，谁家是大地主，每年收租多少……”37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主要包括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六县以及井冈山山区，这个区域内的土豪数量是有限的，打完后就没土豪可打了。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中说，“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000元作伙食费，米还是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酃县、遂川土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须远一点去，要远一点就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通得过，所以打一次土豪就必须大的部队出发。”381928年年底，由于红色割据区域内已无土豪可打，红四军生活困难。若要打更远的土豪就必须突破该区域，派部队远征打硬仗，军事上非常冒险。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打土豪之后，也初步开展了分田地的斗争。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分土地。不过，在实践中，究竟如何区分大、中、小地主的问题始终没有作为“阶级”问题展开，总体上依旧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分”的方式来完成革命。39此外，在分田中也出现了很多纠纷。杨克敏的报告中提及，“富的（农）瞒田，地主的阴谋等等，在在皆是，所以田常常分不清楚，如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气（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分田多采取以乡为单位的办法，以其易于调查易于分配的原故。不过有田多，有田不够分的者，如宁冈山上的田少，平地田多，则须以区为单位或县为单位。宁冈的田分了三次还没有分好，到我走时还在那里分”。40

此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后，每个人的耕作能力也有差别，若未能组织民众，很可能出现撂荒和产出不足等问题。鉴于这些情况，湘赣边界党和政府还发公告动员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1928年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工农政府出示布告，指出“瓜分地主粮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种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41面对这些情况，组织土地耕作和农业生产也是红四军和地方苏维埃此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运输：红军中挑粮及搬运物资的挑伕

在山下打土豪筹集到的粮食，需要运输才能上山。井冈山山路崎岖，蜿蜒曲折，马匹运输受限，人力搬运是最主要的方式。“每次打土豪，银元，布匹，药材等全部运回山。粮食除了带走的，大部份给了当地老百姓……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附近土豪都打了，于是必须向外发展，有时由较大数量的部队出发，并请挑夫前往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大部分运回井冈山。战士每人背20—30斤，挑夫每人挑60斤，往往要3—4天才能返回井冈山。”42能搬运的劳动力，除了战士就是挑伕。战士需行军作战，可以说，挑伕就是红军中挑粮及搬运物资的重要劳力。

搬运一趟不仅极耗体力，成本也非常高。“挑夫尽是红区内的强壮劳力，力资的算法有2种：一是挑60斤粮油物资给大洋1块；另一种是挑谷子按六四分成即挑者得四成。挑豆子为10斤得1斤，挑油是20斤得1斤，可由自己选择。由于力资费用公允，挑夫踊跃前往。”43但挑伕不足的情况也常有发生。范树德作为辎重队队长，负责保护和运输战场物资，就遇到过战场所获物资没有足够挑伕而敌人快要临近的情况。如有一次在战场缴获300担现洋，加上其他辎重品（被服、装备、公文等物资），相当沉重，他到处请当地农民挑，但请不到。“这种银洋不等于挑一担别的东西，它挑起来没有弹性，挑担时弹不起来，只是往下加重。许多农民不愿意挑银元，他们宁肯挑别的行李。哪怕多挑十斤都可以……如何动员这么多农民挑着担子跟着队伍走呢！对我来说是一件最痛苦不易解决的事情。”44通常，挑伕完成工作后，红四军会开具证明，盖上条章，证明其为革命队伍挑送了担子，证明“是服务了三天、八天还是十天后，光荣回家的，不是逃回来的”。45有时挑伕不够，红四军的军官士兵也要挑粮、背粮。曾志回忆说：“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首先是缺乏粮食，这里吃的粮食完全靠下面运上来，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通讯班的战士下山背一袋粮上来，经常需要三五天的时间。后来前委领导作了一条规定，部队休整时都要给山上运粮食。毛委员和朱军长都亲自带头，和战士一起运粮食。”46

1928年年底，面对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做了大量的备战工作，粮食物资的储备就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关于“军事根据地问题”，特别提出要巩固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使这三件事切实的完成，乃是边界党应该努力担负的”。47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即《井冈山的斗争》）详细说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备战情况：“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惟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石，军粮全靠宁、永、遂三县输去……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48红四军军官士兵发起“挑粮运动”，从山下往山上挑粮、背粮，“朱德的扁担”就是在此运动中流传的故事。据记载，“黄洋界高15里，从山脚挑到山上的五井，约30多华里，每人每天挑2次约120斤……粮食大部分是从大陇挑上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整个挑粮运动共2次，第一次为1928年10月底至11月初；第二次为1929年元月上旬，陆续计半个月，共存粮约40余万斤稻谷，南瓜3万余斤、红薯约4万余斤，其它豆类及油脂也有一小部分，数量不大”。49

（三）分配：给养的统筹机构与供需矛盾

红四军的两支部队在装备力量和给养方式上差异明显，若不能建立统一的给养统筹机构和分配原则，这些差异会越来越大，进而导致内部分歧，影响部队团结。红军初创时期，各地起义部队后勤机构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的称经理处，有的称军需处，有的称为辎重队”。50“三湾改编”时，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团部有特务连、辎重队、卫生队、军官队，下设两个营七个连，其中“辎重队有几十个人，有传令兵，有饲养员、炊事员”51。红四军成立后设司令部，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等。其中，军需处主要负责红四军的后勤给养，“下设财政、会计、被服、粮秣4个科，和运输连、被服厂（驻茨坪）、造纸厂（驻茨坪）等分队。其任务是负责财、粮、被服的筹措与分发，作战时随部队行动”。52军需处处长是范树德。红四军各团均设有辎重队、卫生队，负责本团的物资供应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

在红四军的组织中，士兵委员会负责监督军队经济收支。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规定：“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须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查，审查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彻底公开。”53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陈了“四军的经济组织”：“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54红军的经济民主制度由此形成。尽管井冈山红军生活困难，物资匮乏，但军官士兵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毛泽东1928年11月给中央的信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吃穿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点伙食尾子作零用（每人每日约分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使士兵特别满意。”55

然而，红四军尽管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领导机构，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权限，各部队之间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分配仍存在很大差异。关于枪支弹药占有不均的情况，1928年6月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红四军内“现在人数约6000，有步枪2200余支……现有这四团枪枝极不均，二十八团有近千的枪，二十九团仅300余，（有百多的不能用），三十一团仅600余，三十二团仅300余。党要拨一部分武装给农民，都很难实现，因此就可看到一部分同志的不明白”。56除此之外，另一个占有不均的物资就是粮食。红军自上井冈山先后选点建立了两个粮食仓储点，分别是土岭二十八团粮仓和大井留守处粮仓。其中土岭二十八团粮仓，原为广东客商所建的土木结构房子，楼上被二十八团征为粮仓，容量可达12万斤。“该粮仓配备3个人1匹马。接受从遂川和宁冈方向来的粮食……驻军多时，粮食供应紧张，也派整连的战士去突击背粮，通常保持有5—6万斤稻谷。”57另一个是“大井留守处粮仓，容量约15万斤，但主要是供应大小五井红军、红军医院、留守处机关及红军家属用粮食”。58二十八团建立了单独的粮仓，而三十一团并未建立，这也反映出两支部队在粮食物资的仓储和占用上的巨大差别。

当然，在固定的割据区域，粮食给养分配更重要的难题还在于粮食供需关系的矛盾。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后，人员数量增至万人。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59其中，八千人的湘南农军，不仅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带着不少家属，这是新成立的红四军在粮食给养上面临的极大难题。1928年5月2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中便略有不悦：“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八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好……”“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天除米三分洋外，别的不消说。不过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60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敌人“围剿”压力，由湘南农军组成的三十团、三十三团，上井冈山不到一个月因给养困难返回湘南，部分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镇压。

第一批湘南农军离开后，红四军仍有五六千人，每日的粮食给养问题依然困扰部队，成为部队战略方向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1928年6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及湘赣两省委，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三个理由，并提出“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61，三个万难。然而，湖南省委于6月19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信，表示不同意红四军坚守宁冈大本营，要求向湘南出击，其中第一个理由就关乎给养：“你们应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策略，一切经济的（米粮布匹……）军事的（如洋元）困难问题，都可解决。目前只有宁冈一县完全在赤色政权之下，而宁冈全县周围不过百余里……如此宁冈则‘孤立无援’，四方八面在敌军包围之中，异常危险”。62可见，湖南省委认为红四军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在军事战略和经济给养上均会受到很大限制。

对于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湘南出击的理由，毛泽东极不赞同。1928年7月4日，他给湖南省委写信，从红四军的改造、敌情、地势、战略、经济、伤病六个方面，一一陈述了红四军不宜出击湘南的六个理由。其中，关于经济方面，毛泽东指出：“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63可见，毛泽东非常清楚湘南各县的经济已经破产，再去湘南无法解除红四军的经济给养困境。事实上，毛泽东也深知以宁冈为中心建立革命大本营在军事和给养上的限度。早在1928年6月底龙源口大捷红军三占永新之后，他就提出“大力经营永新”的方针：“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64永新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显得极为重要。65红四军自1928年上半年就在永新县西南边境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修建营房、修筑工事、储备粮食等。在粮食储备方面，“从1928年5月开始，四县地方武装和九陇山人民不断到潘阳、梅花等村搬运粮食上山，前后达3个月之久。在四县地方武装的军营里、在九陇村的祠堂里和各家各户的木棚里储藏了大量的粮食”。66

然而，在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时，受湖南省委指示的影响，加上乡土观念,仅剩的一个由湘南农军编制而成的二十九团，于1928年7月12日晚擅自离开湘赣边界返回湘南，结果，损失惨重。由于红军主力二十八团去追赶二十九团，8月上旬敌人趁机向井冈山发动猛烈进攻，作为红军大本营的宁冈遭到敌人的报复和烧杀，史称“八月失败”。之后，红军退出永新，宁冈也丧失了，边界的割据区域只剩井冈山上的一小块地方，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趁机大肆报复，粮食损失惨重。杨克敏的报告说：“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67此时粮食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年底时红四军面临的粮食困难。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八百余人上井冈山与红四军汇合。人数增加，再加上冬日严寒，物资严重缺乏，部队在井冈山的生活极为困难。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敌军联合发起第三次“会剿”，4日至7日毛泽东主持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二十二团留守井冈山。68红四军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的战略选择，除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外，最重要的因素即粮食以及经济困难。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说：“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得）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去年冬天，棉衣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此士兵动摇起来了，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所以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69

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之所以去赣南，经济给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赣南从交通、物产和敌我力量对比来说，都对红四军有利：“一是山区路近；二是物资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三是距大城市较远，敌人聚集困难；四是赣敌战斗力较弱，外省军队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一带有江西红军二、四独立团，可以相互配合和策应；六是中央6月4日来信中，亦有向赣南发展的指示”。70事实上，毛泽东早先并不主张红军向赣南发展，认为赣南只有经济意义。1928年11月25日，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71这说明，毛泽东亦十分清楚赣南经济富足，只不过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给养尚未完全陷入困境，因此没有立即转移到赣南。当第三次“会剿”来临时，红四军的经济给养断绝，就不得不往赣南撤离了。

四、下井冈山后红四军粮食的征收、运输与分配

从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到1930年6月改为红一军，这段时间红四军的粮食给养有如下几个重要变化：第一，地势环境从崇山峻岭的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丘陵平原地带，这对红四军的行军作战和后勤给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第二，比起井冈山地区，赣南、闽西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红四军的给养压力得到极大缓解；第三，红四军在闽西召开了重要的古田会议，建立了集中化的领导体制，其中包括建立对后勤给养的集中化统筹。因此，本节将分别讨论红四军粮食给养的筹集、运输与分配，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前文分析过的红四军在井冈山的军粮给养问题在赣南、闽西的发展变化。

（一）征收：打土豪筹粮与分田地的深入

赣南、闽西商业经济比较繁荣，比起井冈山时期，打土豪筹粮与土地革命斗争方面都有了一些深入的变化。

首先，红四军到赣南、闽西之后，筹粮的主要方式还是打土豪，粮食给养已不成问题。王观澜回忆说：“为了解决红军的供给，打土豪是当时的主要来源。在井冈山，因为地主不多，供给较困难，到了赣南，比较富庶，红军给养就好多了。”72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克汀州后，“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73汀州是闽西的商业中心，也是红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所攻克的最大的县城。红四军占领汀州城后，不仅获得大量谷子、财物，还“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得款子三万余元”，“收买子弹（不多）找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造军衣四千套”，“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74

其次，“分田地”的实践不断深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打土豪，已不像此前在井冈山基于群众“冤仇”的指认方式，而是对地主的稻谷数量予以一定的量化标准。1929年6月，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在寻乌县贴出的布告规定：“凡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稻谷及大公会（义仓另外）的稻谷一概没收，发给贫农；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的稻谷，必须半价出粜，但米谷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粮食不在此例”。75在闽西，红四军还把群众从“分谷斗争”逐渐引到“分田斗争”上。1929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报告说：“各地斗争一开始便是杀土豪、缴枪，接便是分谷，烧田契，债券。这些斗争告了结束，便□时节，各处农民经我们的宣传及群众会的决议，知道是不还租而且要分田，因而斗争口号便转到分田上来。”761929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主持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1930年6月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真正提出了土地革命中的富农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红四军提出了新的政策法案，但“分田地”只在有限的地方真正实践，实际更多是强调“平分一切土地”，而不涉及乡村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直到中央苏区进行“查阶级”才深入开展。77

再次，红四军在闽西提出了粮食调剂和农业生产的措施。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了农民在土地生产力方面面临的困境：“农民受了种种剥削，劳苦耕田不够衣食，结果只有雇工挑担以补不足，因此无力而且不愿意购买肥料改良农具，因而田地不能改良，生产方法不能进步。结果田地变瘠，生产力日坏一日，若与人口增殖比较恰好成反比例”。78决议案还列举了农民耕田多有抛弃者，无力整顿水利等现象，提出要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此外，1929年10月5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提出关于粮食调剂的办法：“由县委政府筹集基金在市场高价收买粮食，或向要领（钱）用的农民买米贮藏起来，或运去粮食缺少、米价较高地方发售，如此俟收贷期过米价便可调节下来”。79闽西苏区建立粮食合作社和粮食调剂局的经验，随着1932年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到中央苏区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后，开始在中央苏区推广。80

（二）运输：红军编制中的“长伕”及赤卫队搬运

闽粤赣地区商品经济繁盛，常年有大量的挑伕等苦力工人从事货物运输工作。“在边区的传统商道上，活跃着众多的挑脚夫、排夫、船工与搬运工等‘苦力’。他们成为清末民国间三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群体之一。”81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打土豪一直是红军粮食物资的主要来源，陆上运输是其主要的运输渠道，挑伕对于红四军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搬运仍然非常重要。

挑伕所用的主要工具是扁担、抬杆，这是苏区各县自古代以来民间运输的主要工具之一。“扁担多用竹子为料，也有木质的，长不到2米，中间宽，两头窄，可系挂钩，可衬箩筐、篮盆等。抬杆长约3米，由结实硬木所制，主要用于搬运比较笨重的货物，一般为两人抬杠。”82叉口、络脚是扁担头上最轻便的装载工具，是赣西南一带最普遍、最适用的运输用具。“叉口就是袋口分叉的大布袋，可以装粮食七八十斤。两只叉口挑成一担，就可运载一百五六十斤。络脚是用麻绳结成网状的袋子，用来装载大件物品。”83此外，用扁担还可挑篮盆、箩筐，“这两种工具都是用竹篾编成的，是担运货物的主要工具。粮食、茶子、食盐、百货、弹药皆可用箩筐装运，比较轻的货物则由篮盆挑运”。84在反“围剿”战争中，苏区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扁担队”，为红军挑运粮食和弹药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最初也采用临时雇佣的“短伕”来挑运物资，不过这种方式雇佣成本高，且不稳定，后逐渐发展出雇佣“长伕”的方式。“长伕多是党秘密动员去的，其待遇同红军一样，甚至比红军更高。最多时一个月发给过大洋8块，一般也有四五块钱。另外，每个月有一块钱的草鞋费，所以动员群众去当长伕一般都愿意去。”85此外，长伕是可以转为红军的，除了雇佣长伕，红四军仍会雇佣少量短伕，二者相互配合。“随军挑担的民伕，都组织在红军部队的运输队里。运输队的民伕是各地经过挑选送去，长期的（一年左右）为长伕，短期的为短伕，实行军事编制。有的长伕不到一年又转为参加红军，于是又要从地方上补充长伕。长伕什么时候都要一点，不带一点长伕，在火线上的运输就不好办。火线上重要的东西必须靠长伕运，短伕一般在第二线。”8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伕是列入红军正规编制的，对红四军的编制和战斗极为重要。当时，红四军的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上机炮连或特务队”。87可见，此时红四军仍采用“三三制”，即每连三排，共九个班，约百人。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尤其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两点：

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抬；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抬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伕子及政治工作人才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才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支，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88

红军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战胜利后需要有人及时搬运缴获的枪械等物资，同时红军生病，也需要人抬，所以说，“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红军的编制是人多于枪，需要更多的徒手兵，这是非常不同于国民革命军的地方。红军每团人数有两千人而枪不足千支，就是这个道理。陈毅的报告还具体说明了红四军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为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佐夫役等”。89这些伕子，有的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而来的农军，有的是俘虏或当地招募而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改造军队中党的组织问题，改造的第一条就是“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90，也指出发展党员应重视这些伕子等非战斗兵。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级武装体制。在三级武装体制中，作为群众性武装力量的赤卫队非常重要，其既是地方红军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是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红四军在使用长伕、短伕搬运物资之外，还大量依靠赤卫队的群众武装力量来运输粮食等物资。1929年年底，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各级苏维埃都设有土地、财政、经济、社会保险、交通赤卫诸部或委员。交通与赤卫是联在一起的，是红色政权中工作最为繁重的一个机构，成天为红军雇伕子、运粮食、放哨、打路条，进行赤色戒严、赤色清乡等。”91“（闽西）到1929年底，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县、区、乡都成立了赤卫队或暴动队。仅龙岩一县就有赤卫队30个以上……据统计闽西的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的近4万人。”92这些赤卫队平时除了生产任务，还承担站岗放哨和各种战斗勤务工作，担负着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打仗等重要任务。

（三）分配：给养的相关争论与集中化统筹

如前文所述，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尽管建立了后勤给养的管理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调度的制度和权限，各部队之间占有的弹药和粮食也不均衡，分歧和争议一直延续到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后。1929年在赣南、闽西的游击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关于军队建设中党的领导与个人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等重大问题就发生过激烈争论，其中也涉及红军给养。如1929年5月28日的湖雷会议，有人就提出：“‘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93以此质疑军队中党的集中领导。这些问题，关系到红军给养的分配和统筹。

首先，是关于官兵民伕物质待遇的“绝对平均主义”争论。红四军内部实行经济上的民主主义，官兵民伕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在物质待遇方面仍有差别，由此出现了红四军内部“绝对平均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说：“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94可见，“绝对平均主义”的争论尤其体现在官兵民伕的物资供给和待遇分配上，包括伤兵费、骑马、分物品、背米、住房子、做勤务，等等。

关于纠正方法，毛泽东指出：“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95这就是说，实际中红军物质分配根据具体需要会有分配差别。《古田会议决议》也指出，尽管某些物质待遇上官长可能会高一些，但实际工作中官长要更关爱和重视普通的士兵、伤病员和伕子，通过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军官在另一个方面又与普通士兵、普通伕子，达成了民主主义和官兵平等。

其次，是关于待遇分配的“小团体主义”争论。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过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问题，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红四军军需制度的建立情况。从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到1928年9月，“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96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东固的红二团、红四团党对军需的领导制度给红四军很大的启发：“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97这也说明，红四军内部给养的分配不均，未能建立统一的军需领导制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红四军内部长期争论的12个问题，其中一个即是“军需制度问题”。98萧克回忆说：“决议还对若干制度进行说明，认为由个人支配经济转到团体支配经济，并经士委会的审查，这种军需制度是应该确定的；决议明确没收土豪的财产由政治部统一指挥。”99不过，这些讨论并没有形成最终的决议。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筹款的指挥权隶属于政治部，军事部不得干涉。“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100熊寿祺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过去这个工作归军需处去作，政治部派人帮助，往往弄些乱子出来。军需只懂军需的需要，不懂得政治，实在弄不好，有时烧屋杀人，同政治部闹起来了。后来才划归政治部来管，由政治部保卫科去筹款……从前军部指导筹款，九次大会后，才决定由政治部指导筹款，政治部才正式组织保卫科代替军需处筹款，这也是一个大改变。”101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规定由政治部而不是军需处负责筹款，实为红四军建立集中化军需制度的一大改变。

尽管红四军九大通过了相关决议案，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因此大大减少，但小团体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物资占有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红四军九大之后还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倾向之一就是“小团体主义倾向”，“这种表现是各纵队、各支队（部）、各大队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晓得自己这一个团体，没有看见整个的革命集团。如像一个纵队内，要往各支队去拨人拨枪，各支队就不大愿意拨，拨些有病的人和损坏了的枪支出来给别人，自己把枪留下。甚至有些部队把人、枪藏起来，使你考查不到”。102可见，红四军九大虽建立了党集中领导军需的制度，但事实上仍然存在物资占有不均的情况。

五、结语

自晚清“地方军事化”以来，私人领兵的军事武装力量不断出现，从湘军、淮军再到北洋军，愈演愈烈。陈志让认为，在北洋军阀时期，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管理系统，各个军阀自筹军饷，筹饷和养兵某种程度成为军阀首领的主要任务。103国共两党都曾试图建立以党领军的模式来取代私人领兵的模式，然而，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完全建立以党领军的体制。104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共产主义文明”105，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后，中共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同时也需面对军队的给养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一直面临粮食给养的困难，也非常重视粮食和经济给养。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一部分即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其中第五点“经济问题”指出：

在白色势力四面包围中，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乃是迫切的需要。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则在敌人势力继续稳定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时，则割据的前途是很困难的。这经济问题之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的注意。106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再加上充足的经济给养，这构成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几个重要条件。面对粮食给养困难，红四军通过废除军饷，实行官兵平等，打土豪筹粮筹款，开展土地革命，重视普通民伕，建立集中化的给养统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分配难题，也重塑了官兵民伕的关系。当然，红四军的粮食给养也面临如下三重张力，是红军此后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

第一，粮食给养与军事作战的内在张力。在红军的三大任务中，“打土豪筹款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红四军人员数量的多少与粮食供应的增减，直接关系到部队日常的粮食给养、战略方向的选择和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不过，红四军毕竟要行军作战，若把大量人员和精力都投入到经济给养上，势必会影响部队的日常训练和行军作战。这就需要红军协调前方作战与后方供给、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的关系。尤其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部队人数大量增加，面对连续五次反“围剿”斗争，作战频次和激烈程度都远超此前，这对红军的经济给养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粮食给养与革命根据地资源的负担限度的内在张力。在红色割据区域内，当土豪被打完时红军就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来筹粮筹款，如果征收过度，势必引发矛盾。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和党政机关的人数倍增，加之连续五次反“围剿”斗争，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压力也倍增。尽管红军采取了查田斗争、粮食统一调剂、发动农业生产等措施，但根据地的资源供给后期还是陷入极大的困境。其时，“由于国民党军的全面封锁，中央苏区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人力、物质、经济、政治资源都日显匮乏，中共在苏区的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作战资源成为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的最大难题”。107

第三，粮食给养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内在张力。红四军内部朱毛两支部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给养方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仍在探索建立集中化的军需领导机构和分配制度，确立了废除军饷、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精神原则，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筹款的指挥权隶属于政治部等重要制度原则。尽管建立了集中化的军需领导制度，但实际上红四军各部队之间的物资占有仍有不均。即使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军队仍采用军事发包制的方式，“财经的自给自足”是各根据地军事财政来源的重要方式，而并不是完全的集中化统筹。108如何处理经济给养统筹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内在张力，也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此后需探索的问题。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4TC068）的支持。本文相关内容曾在2023年7月上海大学“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第十二届社会理论工作坊”报告，感谢与会师友、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③刘荣琴、何家伟：《首届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潘晓霞：《新世纪以来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④张泰城、刘家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张蓉、陈新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载《中国纪念馆研究》2016年第2辑，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黄惠运：《中央苏区粮食工作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⑥王建强：《红军由党代表制度到政治委员制度的变化——兼论红四军政治委员制度的由来》，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载《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刘水展：《党内分歧视角下中共武装整编研究——以1929年红四军第四纵队整编为中心》，载《苏区研究》2022年第3期。

⑦徐进：《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载《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

⑧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48页。

⑩同注②，第208页。

11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12同上，第36页。

13《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暴动计划谈话记录》（1927年10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年—1931年），1984年，第1页。

14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20—1949）》，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32页。

15同注11，第113页。

16同注11，第123页。

17同注②，第219—220页。

18王健英：《红军人物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20同上，第94页。

21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6月），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去湘南发动农民起义给朱德等的信》（1927年12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813页。

23同注19，第101页。

24同注21，第5页。

25同注⑨。

26《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7同注11，第112页。

28《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29页。

29同上，第164页。

30同注11，第133页。

3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63—264页。

32同注11，第78页。

33《范树德谈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后勤工作》，载黄仲芳、罗庆宏（主编）：《井冈山斗争口述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34同注②，第221、223页。

35同注33，第339页。

36同注33，第345页。

37同注33，第340页。

38同注31，第265页。

39孟庆延：《从“打土豪”到“查阶级”：赣南闽西土地革命再考察》，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40同注31，第275页。

41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78页。

42江西省井冈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井冈山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页。

43同上，第441页。

44同注33，第335页。

45同注33，第347页。

46同注26，第72页。

47毛泽东：《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23页。

48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第45页。

49同注42，第439页。

50乔光烈（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51同注33，第332页。

52同注50，第8页。

5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03页。

54同注⑨，第455页。

55同注48，第41页。

56同注53，第129页。

57同注42，第440页。

58同上。

59同注⑨，第449页。

60毛泽东：《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921年1月—1928年12月），东京：苍苍社1984年版，第301—302页。

61《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6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244页。

62同注53，第138页。

63毛泽东：《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921年1月—1928年12月），第307页。

64同注31，第251页。

65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66江西省永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永新苏区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5页。

67同注31，第256页。

68同注65，第102—103页。

69同注31，第265页。

70同注65，第358页。

71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04页；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第64页。

72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载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73《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88页。

74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册，1984年，第168页。

75赣州地区粮食局（编）：《赣州地区粮食志》，1988年，第55页。

76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年—1936年）》， 1984年，第127页。

77孟庆延：《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载《社会》2018年第5期。

78同注76，第71页。

79同注76，第153页。

80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页。

81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82《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编写组：《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1页。

83同上，第71页。

84同上。

85同注82，第105页。

86同上。

87同注⑨，第454—455页。

88同注⑨，第455页。

89同注⑨，第467页。

9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6页。

91同注82，第20页。

92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9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224页。

94同注90，第731页。

95同注90，第731—732页。

96同注93，第222—223页。

97同注93，第223页。

98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第163页。

99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00同注90，第760页。

101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30年5月），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102同上，第335页。

10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0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05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106同注47，第22—23页。

107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108应星：《军事发包制》，载《社会》2020年第5期。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5年第2期

辽朝早期，大量汉地官员入辽，并逐渐进入辽朝统治阶层，全面参与政治建设。辽朝统治者确立尊儒崇佛的文化政策、推行科举取士等，为汉官在辽朝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契合了汉人入仕的传统路径，为入辽汉官跻身于辽朝统治集团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保证。早期入辽汉官从最初“水土不服”到最后成为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恰恰是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

《辽史》有传的汉人屈指可数，且阙漏错讹甚多。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考古发现及墓志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有关辽朝汉官的研究日益深入。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辽史》有传的高层汉官，除此以外由于史家研究旨趣以及史料的限制，有关中下层汉官的研究略显不足。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出土的大量汉人墓志为深入研究辽朝中下层汉官提供了可能，而且与传统文献记载不同，墓志资料记载墓主人的内容往往更加丰富具体。因此，本文从墓志资料入手，对入辽汉官群体进行整体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谬。

一、早期入辽汉官情形分析

据墓志资料，早期入辽汉官主要来自梁、唐、晋各政权，当然也包括幽州地区的汉官，其入辽原因和途径又各不相同。王善军认为汉人分为境内原住汉民、被俘、来降、地界割让、扣留使节五类。史怀梅将入辽汉人分为自愿、与辽联盟造成的越境（质子）、被迫、非自愿四类。本文则将其分为被动入辽和主动归降两种情况（参见表1）。

被动入辽的汉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战争期间被掳掠至辽。唐亡以后，各割据势力多拉拢契丹，契丹军队趁机多次南下掳掠大批人口北归。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专事征讨，次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又与李克用会盟攻打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燕王刘守光被晋王李存勖围于幽州时，“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916）八月，《辽史·太祖本纪上》记载了契丹军队南下攻略的情况：“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在此过程中，大量汉官被掠至契丹，如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耿去，仕后唐庄宗，历任营田使、卢龙军使节度押衙，“旋值契丹国雄图大振，奇锋莫当，一旦深犯边疆，遂遭掳掠，因兹将家入国”，一同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耿崇美。神册二年（后梁贞明三年，917），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刺史卢文进因不满李存勖向其征兵而叛附契丹，引契丹兵寇新州，“自是戎师岁至，驱掳数州士女”；吴令均也因“新州失律，民庶播迁，沉绝域以不还”。第二类是出使契丹被扣留的汉官。韩延徽原在刘仁恭手下任幽都府文学，奉命出使契丹时，因阿保机“怒其不屈，留之”。道宗朝相国贾师训的高祖贾去疑，先仕后唐，太祖时“奉使来贡，因留之”。第三类汉官是晋亡后被辽太宗耶律德光北迁的后晋臣子。关于这部分史事，《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辽史》《契丹国志》都有记载。后晋败亡后，北迁的除末帝和后妃，还有诸司僚吏、方技、百工等人，其中也包括冯道、李菘、和凝、李澣、徐台符等官员。一些辽代墓志对此亦有记载。如《石重贵墓志》谓石敬瑭死后，末帝石重贵“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辽太宗）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金人韩玉的五世祖韩继宁“仕石晋为行军司马，从出帝北迁，居析津，曾孙知白，仕辽为中书令”。

主动归降的汉官也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一类是主帅率部下一同归降。唐天祐四年（907），刘守光囚父自立，其暴虐统治导致“军士多归于契丹”，其兄刘守奇率部下数千人降奔契丹。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晋王李存勖讨伐镇州成德军留后张文礼，新州防御使王郁而北结契丹，“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引契丹大军入居庸关，“分兵略檀、顺、安远……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任顺州刺史的石延祚举城投降，遂“移家北关”。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赵德钧父子为获得辽太宗支持而达到称帝中原的目的，多次与契丹周旋，最后降于契丹。另一类是因将帅不和而北投契丹，道宗朝平州观察判官王用仁的先祖王绍“因与燕王刘仁恭构隙之年，屡困战敌，遂慕义向风，自南徂北”。

二、早期入辽汉官的政治参与

以上所举几类入辽汉官是辽朝早期汉官群体的主要来源，也是辽朝汉人官僚体系建立的基础，这一群体对辽朝政治参与，关乎辽代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辽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早期部分入辽汉官，起初对辽朝统治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如辽神册五年（后梁贞明六年，920）冬九月，契丹略云内和天德（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后唐天德军节度使宋瑶投降，契丹撤军后宋瑶复叛。而且这种投降之后复叛的现象不是个例。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正月，时任大元帅的耶律德光攻陷平州，裨将张崇被擒，而在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6）七月叛入后唐。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张砺初仕后唐，从赵延寿与契丹战于河东，兵败投降契丹，受到重用，可他却以“水土不服”为由试图逃走。辽太宗援助石晋，高唐英投降，被“升为国通事”，太宗北撤后命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固守契丹北撤的通道相州（今河南安阳），而他收到刘崇建立北汉的消息以后，遂“举镇请降”。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受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影响，在中原汉人眼里，强大的契丹不过是“夷狄”，“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奉天承运的中原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随着辽朝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追随与承袭，越来越多的入辽汉官选择入仕辽朝，参与辽朝的统治。

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入仕为官，主动为辽朝建设贡献力量。幽州人韩延徽，原在幽州刘守光手下任职，出使契丹时因不拜而被阿保机扣留，命其放马，后被阿保机召至帐前，询问政事，命其参与军事。在阿保机攻党项、室韦，征服诸部过程中，韩延徽出谋划策，贡献最大，深得阿保机信任。韩延徽还帮助阿保机治理汉地，建立城郭，减少汉人逃亡。其间，韩延徽曾逃归李存勖，欲命其为幕府掌书记，遭到时任掌书记的王缄嫉恨，韩延徽不自安，借省亲为由复投契丹。阿保机大喜，“待之益厚”，“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正如韩延徽自己所言：“彼（阿保机）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对有才能汉人的重视程度。韩延徽历仕三朝，做到南府宰相，“设张理具，称尽力吏”，在中原无法施展的才华和抱负，在辽地得以展现，成为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韩氏“轩裳照世，钟鼎传家”，子孙横绝、冠盖相属，成为贯穿辽金元三代而不衰的世家大族。较韩延徽晚几年入辽的赵思温，同样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用，从太祖攻打渤海，随太宗讨伐后唐援立石晋，立下显赫战功，其诸子除去早亡者，多官至节度使、刺史以及侍卫亲军、随驾仪銮副使等职。元人王恽在《卢龙赵氏家传》中称，“赵氏自五季迄今三百余年，子孙繁衍，几于千人”，与韩延徽家族同跻身于辽燕京“四大家族”。

韩知古家族不仅通过入仕，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参与辽朝政治。韩知古是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县）人，与其他入辽汉官相比，出身较低，太祖攻蓟州时被淳钦皇后兄欲稳掳掠至契丹，后来作为陪嫁随述律平至迭剌部。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可因得不到阿保机赏识而“怏怏不得志”，后来得到阿保机召见，受到信任，逐渐参与政事，为“彰武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辽史·韩知古传》记载：“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天显中卒，为佐命功臣之一。”其第三子韩匡嗣因善医得以亲近阿保机和述律平等契丹上层贵族，景宗时期任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而该家族早期与契丹贵族高度融合的表现则是与契丹族通婚。韩知古妻欧妮·迈札夫人，韩匡嗣之妻欧妮·拏思夫人的祖父讳解里，父亲讳辖麦。韩知古第五子韩匡美与萧氏的两桩联姻，则是典型的契丹族侄续姑的婚姻习俗，李胡死后，其妃即淳钦皇后侄女嫁给了韩匡美，封为邺王妃，后又娶邺王妃的侄女。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韩匡嗣之子韩德让被赐以国姓，出宫籍，隶季父房，赐陪葬之地，该家族以皇族耶律氏身份完全融入辽代社会。另一与契丹贵族联姻的家族是耿氏家族。高阳人耿去和耿崇美父子，原仕后唐，耿去“以宿德大勋，累受节钺，加至同三事”，耿崇美因通晓契丹语被阿保机任命为“国通事”，在“万方入贡，中夏来朝”期间，“宣传圣旨，引领使车”，耿崇美相继任武定军节度使、行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等职，为契丹南下中原、灭晋伐汉冲锋陷阵，骁勇无比。崇美之子绍基和绍邕分别任太后宫通事和国通事。耿氏家族参与辽朝政治的另一表现则是与契丹贵族通婚，从崇美开始到第四代，与契丹贵族和被赐姓耶律的韩德让家族联姻的案例共六例，如耿绍忠之女是圣宗淑仪，表现了该家族对辽朝政治的高度参与。

以上汉官家族通过仕宦和联姻逐渐成为辽朝汉官上层。而在墓志资料当中，记载了更多的汉官，他们入辽后，在各州、军、县等地方任各级官吏，也成为辽朝汉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城县（今河北河间市）人陈万，原在燕王刘守光治下任职，后投降晋王李存勖，“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并在国舅相公萧阿古只的头下领地任豪刺军使，因立有战功，太宗时为豪州刺史，“除涿州刺史，官加司徒”。他的长子陈延煦任豪州提举使，次子陈延贞为燕京青白军使兼山西巡都指挥使。在乾亨三年（981）《陈公墓志》中，陈万另三子分别为陈延□（陈公）、陈延濬和陈延昭，陈延□为“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据太平六年（1026）《李绍俞墓志》记载，李绍俞在入辽前，其大致活动在梁唐之际，“属以中原未暇，哲后遄征。既逢睿圣之君，寻効归授之便”。投降契丹以后，李绍俞未任实职，但其子李唐玉和李唐辉分别任辽东头供奉官和通事；李绍俞的孙辈李继荣和李继赟，分别任辽彰武军节度衙前都知兵马使和彰武军教练使；李绍俞的重（曾）孙辈7人，记有官职的有两人，长曰李德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任马军厢主，次曰李德玄，任左班殿直；李绍俞的季（玄）孙辈有17人，“或束带立朝”“或文章满腹”，并以此为傲，将之比附孔子学生子游和子夏。墓志记载了李绍俞本人、子、孙、曾孙和玄孙共五代人的家族为官经历，仕太祖阿保机到圣宗耶律隆绪六代君主，长达百年的历史。可见，李氏家族应该是军功起家或荫补武职入仕，随着辽朝科举制度的施行，到了第五代时，李氏逐渐展露以文入仕的头角。李氏家族虽然都是品阶不高的武官，但家族绵延数世，子嗣相继，已经在辽地落地生根。平州卢龙县破卢里人张建立在太祖时期入辽，最后任职为榆州刺史，兼蕃汉都提辖使，天显五年（930）去世。其家族在辽的发展也“胤子孙荣”，其子张彦英继其父任榆州刺史、西南路都提辖使，英年早逝的张彦勝也担任过榆州刺史，张彦英之孙张文煦、曾孙张守节和张守恒皆任榆州刺史，其家族成员在榆州世代为官，多人以荫补入仕榆州刺史。

总而言之，早期入辽汉官群体，其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在辽初复刻中原制度，“借才异代”的政治环境下，很多入辽汉官得以施展治国理政才能。原幽燕世家名门的汉官子弟，主要通过军功和荫补出仕辽朝，家族地位得以巩固发展，甚至进入权力中枢，升为辽代社会的高官望族；有的跻身于五京留守、地方诸州军节度、刺史、各级武官等汉官队伍。汉官群体通过参政议政、军事征伐、联姻贵族、治理地方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辽代社会当中。汉官从早期入辽到世代仕辽为官，逐渐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或影响一方的官宦之家，促成了辽朝南面官体制的形成，在汉族官僚体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官家族地位在辽朝的嬗变，意味着汉官群体与辽朝统治阶级逐渐融合。

综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发展，那些因各种原因入辽的汉官群体，经过权衡利弊，逐渐放弃了“落叶归根”，而选择了“落地生根”。

三、早期汉官融入辽朝社会的原因阐释

早期入辽汉官能够接受辽朝的统治，并逐渐融入辽代社会之中，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分析，这与辽朝统治者积极接受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密切相关，而从历史的宏观序列中去分析，这也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必然趋势。

首先，辽初统治者“楚才晋用”的用人方式，为汉官群体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康鹏在论述辽朝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特征时指出，相对于中原政权各项规章制度完备的情形，辽朝创设机构和职官时大多是依据当地、当时的情形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对于早期以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为中心的契丹统治者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意识到，由于大批汉人的涌入，尤其“燕云十六州”广大领土的并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新并入领土的稳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巩固对汉地的有效统治，利用一切条件包括原地的汉人维系和保持汉地的稳定和繁荣，赢取汉地人民的认同，建立政权的威信和合法性。

一方面，要争取新并入的燕云地区世家大族的归附与支持，以便减少可能发生的由于政治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和反抗。韩延徽入辽前已是当地的仕宦之家，“昔自起家，世居于蓟”，其父韩梦殷为“太子庶子”，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韩延徽入辽后，受到阿保机信任，命他“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韩延徽）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京兆万年（今西安长安区）王郁任李晋新州防御使，在其父后梁义武军节度使、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北平王王处直的授意下，率“所部山北兵马”举室投降，据《唐明宗实录》云：“庄宗未即位，卢文进、王郁相继入辽，皆驱率数州士女，为虏南藩，教其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虏中悉备。契丹所以强盛侵凌中国者，以得文进、郁之故也。”梁援四代祖梁文规致仕后寓居燕台（今河北易县），《旧五代史》所载的历经梁、唐、晋三朝官至吏部尚书的梁文矩是梁文规之弟，那么梁氏无疑也是当地官宦世家，所以已经致仕的梁文规也得“授幽州军都指挥，宠遇殊厚”，可见辽朝统治者很好地利用了梁文规当地望族的身份，起到了号召的作用。总之，辽朝统治者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对初期入辽汉人的宽容与重视，是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一大前提，客观上为汉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辽朝统治者使用汉官加强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人们不再思归，逃亡者逐渐减少，实现了辽朝对汉地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从辽朝统治者对叛逃汉官及其后代的宽容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求贤若渴的心情。辽初统治者对国家体系和统治机构的运行缺乏治理经验和完备的规章制度，“国初制法，有出于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势方张，礼之用未遑也”。面临的复杂局面使其对掳掠来的尤其具有一定影响的汉官比较宽容。对韩延徽和张砺的叛逃，契丹主非但没有责难，之后反倒加以重用。据刘守奇后人刘从信墓志记载，刘守奇在守光囚父自立后“领兵投上国，后河东通好，被留不放回”。其实是刘守奇叛回后唐，跟随一同逃离的还有他七岁的儿子，即刘从信的曾祖，庄宗以为养子。太宗灭晋后，“却将入国，授得沧州节度使”，沧州横海军原属刘氏旧壤，刘守文和刘守奇都任过横海军节度使，刘从信曾祖继任，刘氏在该地的名望足以引起契丹主的重视。刘守奇另一子刘承嗣、孙刘宇杰、曾孙刘日泳，以及入金的后人刘元德皆有墓志出土，刘守光子孙从五代时期入辽，再由辽仕金，家族繁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汉官的友好和重视。高唐英因谋划投奔北汉而被杀，但其后人高嵩和高元父子在辽地似乎未受到影响。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辽初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也为汉官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

其次，初期统治者为入辽汉官群体创造了多民族共存的思想文化环境。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重视。辽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耶律倍曾对阿保机言：“孔子大圣，万世所尊”，阿保机便命人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奠定了辽朝统治的思想基础。燕云仕宦所秉持的华夷有别和儒家忠孝理念，即使到了辽中期依然“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其文化和思想儒风不减。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终辽一代，始终重视儒学教育。辽于上京、中京分别设置国子监，五京设置五京学，分设博士、助教，地方上也有建府州县学、修文庙之举。渤海人大公鼎为良乡县尹，“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涿州刺史高公移建孔庙，蓟州三河县（今河北三河市）县令刘瑶倡议“移位修建”文宣王庙，达成“阐扬儒教，辅助国风”的心愿。这些尊崇儒学的行为客观上为汉官创造了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

二是辽初就确立了崇佛政策。据《旧五代史》记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虽然阿保机后来听从耶律倍的尊孔建议，但也在汉城修建“佛寺三，僧尼千人”，并在安置汉人的各头下州开始建立佛寺。前文已提到，早期入辽的石延祚北迁至辽，家于霸州（今辽宁省朝阳县），过起退隐生活，“广重儒风，多崇佛学。高住宾客，咸尽礼以筵容；来往僧尼，悉倾心而信施”，成为其在异国他乡的精神寄托。入辽的“燕云十六州”原本就有佛教传统，在辽南京地区，会同九年（946）的陀罗尼经幢和会同十年（947）的宋晖造像题记，则说明辽初统治者对五代时期该地区佛教传统的继承。而中京地区佛教传统更加悠久，早在前燕时期，慕容皝在龙山（今朝阳市凤凰山）营建龙翔佛寺，之后的后燕、北燕及北魏时期，佛教在该地区发展起来，龙城逐渐成为佛教繁盛之地，被誉为“四世同堂”的朝阳北塔就是最好的证明。据考证，它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最早称为思燕佛图，是北魏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为纪念其祖父北燕王冯弘所建，此后历经隋唐重建，辽初和重熙年间又重新加以修建。事实证明，辽代佛教是在继承中原崇佛传统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壮大的。终辽一代，佛教俨然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的一种精神信仰。因此，佛教的发展，有助于辽朝社会的文化融合。

再次，辽早期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契合汉人入仕的传统观念，促进了辽朝文教的发展。辽建国之初，并未采用中原王朝的科举取士之法，直到“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朝获得大片农业领土和儒家文化较高的汉族士人，“制度渐以修举”，这为科举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客观环境和人才储备。扩充汉官队伍，效法汉人制度治理汉地和汉族人口，科举取士是必然选择。据研究，辽太宗会同初年便已施行开科取士。《儒林公议》有云，“契丹既有幽、蓟，及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南京人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石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地给辽，“岁开贡部”；幽州人宋琪为太宗会同四年（941）“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侍读”；刘晞为后唐周德威从事，后陷于契丹，“天福中，契丹命晞为燕京留守，尝于契丹三知贡举”。以上史实表明，辽朝统治初期的开科取士制度也是早期入辽汉官入仕的途径之一，虽然其较之早期荫补或军功，还不是主要的入仕方式，但科举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至景宗恢复贡院，科举逐渐向正规化迈进，到圣宗时期，科举逐渐制度化，有记录的科举考试进行了30次，取进士564人。科举制度的施行为汉官子弟除荫补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仕途径。辽中期以后，尤其道宗朝，早期入辽汉官家族有很大一部分子弟皆以科举入仕。以部曲身份入辽的刘奉殷的后代刘祜的两个儿子分别为“擢进士第”“举进士”；而梁文规家族除第五代梁援登进士甲科外，族人还有三人登进士第，一人举进士，一人业进士。对儒学的尊崇，科举取士的施行，形成了华夷同风的良好局面，辽道宗甚至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献皇太后。科举制度的施行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早期入辽汉官积极参与政治。

综上所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广大汉官的帮助下称帝建国，随着“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朝统治者积极使用汉官参与政治建设，吸收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在辽朝200余年的统治当中，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和举措，官分南北、设置郡县、发展农工商贸、尊孔崇儒、开设科举等，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既来自汉官，同时又为汉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入辽汉官及其后人在辽代的表现，反映了这一群体融入辽朝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

本文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国》第一卷中最早提出的。其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对这一定义，李希霍芬的学生阿尔伯特·赫尔曼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把丝绸之路西段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另外，最近又有学者考证，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之前，德国相关的地理文献中就已出现过13次之多。而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早在1838年，他在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学》第8卷中就已提到“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王冀青：《“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应为李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7日）。

过去，由于传统史料的阙载和模糊，我们对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的整体认知一直处于朦胧状态。一个多世纪以来大批西北汉简的发现，为秦汉史、西北史地、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等研究带来了巨大变化。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汉简，就是当时丝绸之路历史的原始档案和实时记录。纪年简的时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时间上同李希霍芬的定义大致吻合。空间上除了记载西域诸国（天山南北）外，还记载了如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以及罽宾等。也就是说，从空间范围看，悬泉汉简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也与李希霍芬的定义相吻合。因此，不管“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这一定义同悬泉汉简记载的情况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十分契合。悬泉汉简等新发现，使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信史阶段。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边疆治理

《汉书》中有“设四郡，据两关”的记载，还有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4郡35县地理和人口的记载。但对河西走廊的军事设防、行政管理、经济开发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比较粗疏。出土汉简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军事方面，根据汉简的记载，敦煌地区有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居延地区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军官，负责边疆地区的军事驻防。都尉以下有若干候官，秩比六百石。敦煌地区玉门都尉下属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中部都尉下属有平望、破胡、吞胡、万岁等四个候官（王国维认为还有步广候官）；宜禾都尉下属有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等五个候官，阳关都尉下属有博望候官和雕秩候官。居延都尉下属有殄北、甲渠和卅井候官，肩水都尉下属有肩水、广地、橐他、仓石、庾等五个候官。候官下属有若干候部，候部下面有若干烽隧。根据李均明《甲渠候官规模考》（《文史》第34、35辑）研究，甲渠候官所辖部隧的戍卒总数在240~300人之间，其他候官亦可据此推知。留存至今的汉塞烽隧在河西走廊蜿蜒1500多公里，被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从最西面榆树泉盆地的广昌隧、凌胡隧、厌胡隧到居延地区最北面的殄北隧、鉼庭隧，相当一部分汉代烽隧都可指认其当年的名称、驻防戍卒和发生过的相关事件。《塞上烽火品约》还详细规定了不同敌情下如何燃放烽火、升降各种预警信号，以确保边防军事信息的准确传递。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出土汉简得到的新知。

在行政管理方面，郡县乡里完整的机构设置和治理体系，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根据汉简的记载，我们几乎可以罗列出历任敦煌太守和玉门都尉的任职名单和任职时间，为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治理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根据汉简中的材料可以列出如效谷县下属的乡、里组织和相关名称，详细了解对基层社会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和地方事务的高效处理，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通过大量的汉简材料，可以了解官僚体制下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确保了行政运作的准确高效。所有这些，在传统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同样，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出土汉简都提供了一些翔实记录。

西域都护府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

西域，是汉匈长期争夺的战略重点。“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西域传》）。后来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成为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关于日逐王归汉，汉简中的记载从出土文献档案的角度，实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此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汉简中关于历届西域都护的记载、西域都护下属官员和戍卒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以及西域都护给朝廷上书的记载，提供了大量微观、具体、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更为详细地实证了西域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说明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西汉王朝先后在西域的轮台、渠犁、伊循、车师和乌孙赤谷城屯田积谷，以发展生产和保障西域驻军的后勤供应。汉简中对西域屯田的记载弥补了传统史籍的不足。从规模、区域、管理、人员等方面可以看到，西域屯田是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西域统治的重要措施。屯田戍卒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迅速转化为战斗力量，既减轻了内地军队的负担，又增强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使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更加稳固，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地区的安宁。《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如果按36国（此处的“国”沿袭史书的记载，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概念）计，悬泉汉简记载了其中的24国到京师朝拜、进贡、受封、纳质、通使、和亲的活动。来京师长安的人员有国王、王后、质子、贵人、官员、使者以及商人和其他人员。这样的记载，反映了西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丝绸，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的几个世纪就曾出现在多个西方国家的记载中，考古发现亦有证据。比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托勒密的《地理学》以及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大墓中的出土文物。但中西对接的正式标志，还是从张骞开始。上文提到，悬泉汉简中记载的两汉丝绸之路，同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在时间、空间以及内容上完全吻合，因而我们的讨论从汉简的记载开始。

居延汉简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20个地名，从长安出发一直到河西走廊中部。悬泉汉简中也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从古浪峡到酒泉的14个地名。两者行进的路线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可以把东到长安、西到敦煌的这段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里程简中记载的驿置机构、停靠站点、行走方向、沿途经过以及里距长短，为研究丝绸之路东段路线提供了准确细致的描述，从空间范围实证了丝绸之路的诸多细节。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仅敦煌郡东西三百公里的地面上，如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就有九座。每座相隔30公里左右，横贯敦煌全境，进入西域地区。

悬泉置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驿置机构。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有房屋28间左右。定员有官卒徒御37人，传马40匹，传车10多辆，包括了厨、厩、传舍、驿等多个单位。作为驿置机构，悬泉置承担着公文、邮书的传递任务。汉简中邮书传递的记录涉及邮书传递的方向、种类、数量、发文单位、收文机构、传递时间、经手人、邮书保存状况以及传递过程等诸多方面，确保了汉代政令的快速传达和信息的及时沟通，保障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有效联系。作为官方接待机构，还负责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设有专门的传舍，供客人住宿；设有厨房，以不同标准的饮食，满足不同身份、不同规模过往人员的需求。从简牍文书中可以了解过往人员的身份、同行人员、所带牲畜和物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任务、吃了几顿饭、吃了什么食品、花了多少钱等。此外，还要根据不同情况，为过往使者、官吏、商旅更换和补充交通工具，如驿马、传车等，以方便他们继续前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各类过往人员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和往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这条道路上与汉朝互通使者的中亚国家，首先是大宛（现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属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求取汗血马不果，便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最后订城下之盟，岁献天马二匹。汉简中有大宛使者进献天马的记录。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长史多次出使大宛的记载和大宛贵人、使者来汉的记录。如“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91DXT0309③:97）来汉的记载以及“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等记载，说明汉朝与大宛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丝路交往的主流形态。

其次是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中心驻地卑阗城，在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张骞出使西域造访的第二个国家就是康居，康居的态度极为友好，派车派向导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在汉简中，有汉朝送康居质子的记录，说明当时康居王纳质于汉王朝。还有一条比较完整的记载：“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太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0214③:83）这是甘露二年（前52年）派使者、贵人来汉朝进贡的记录。一个76人的外交使团，浩浩荡荡进入中原，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密切。还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全册七简，编绳尚存。内容是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等5人，从康居国东往汉朝京师贡献骆驼。结果一行人入关后发现与以往不同，从敦煌到酒泉一路上无人照应。到达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进献的骆驼单方面作出评估，本来是膘肥体壮的白骆驼却被评定为羸瘦体弱的黄骆驼。使者认为“不如实，冤”，因而上告中央。朝廷要求沿途地方彻查此事。文件下达到敦煌后，敦煌太守府再下达到效谷县，效谷县依次下达到悬泉置，要求悬泉置将相关经过在三天之内上报县廷。就是这样一份文件，让后人看到了康居与汉朝关系的起落。此时的敦煌、酒泉地方当局之所以轻慢康居，估计同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后与康居结成联盟、互为翁婿的事件有关。

月氏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但到匈奴冒顿单于时，势力反转，约在公元前174年左右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伊犁河流域。经过40多年后又再迁阿姆河流域。至公元前后，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统一全国建立了贵霜帝国，势力发展到印度西北。汉简中保留了贵霜帝国建立前，大月氏和汉王朝来往的丰富记录。1978年，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比尔甘发现的黄金大墓，出土了21000多件精美文物，其中包括希腊神灵雕像、罗马金币、安息银币、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的黄金饰品。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填补了从大夏灭亡到贵霜王朝建立的历史空白，展示了大月氏与周边文化的广泛互动，为我们理解古代中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悬泉汉简中记载大月氏历史的简文年代先后与此吻合，两者互相映照，成为照亮这段“黑暗时期”的星光。

乌弋山离位于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一带，包括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这里原来是大夏的领土，后被安息（帕提亚波斯）吞并。其政治中心在锡斯坦，即今阿富汗与伊朗之间的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大月氏西迁迫使安息北部的塞人南迁，占据了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安息王为驱逐塞人收复失地，便派贵族苏林前往镇压。苏林经过十年战争降服塞人，却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地区称为乌弋山离。“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如此“绝远”的地方，汉简中记载的乌弋山离资料十分珍贵，说明当时的丝绸之路已延伸到了伊朗高原的东南部，接近波斯湾。汉简中有一枚折垣王献狮子的记载。有学者研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有桃拔、师子、犀牛”。汉简中的“折垣”就是对乌弋山离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所谓折垣王献狮子就是乌弋山离向汉朝进献狮子的记载，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罽宾的大致范围在今阿富汗东部至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和克什米尔西部。其首都为循鲜城（在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附近）。张骞第二次西使曾派副使到过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关都尉文忠出使罽宾，联合希腊裔军阀阴末赴推翻乌头劳之子，扶立阴末赴为新王，接受汉朝的册封。《汉书》中记载的罽宾使者“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实利赏赐贾市”。可以说明罽宾与汉朝的来往主要是在贡赐名义下的商贸往来。另外，塔克西拉一直是印度西北的佛教圣地，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产生于此，悬泉汉简关于罽宾的记载是丝绸之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实物见证。“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记载中每顿饭都有酒招待，反映了当时接待外宾的礼遇。

总之，出土简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档案，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既可以发挥纠史、补史的功能，还是国家信史的实物佐证，其所提供的详细、具体、微观的诸多细节和史实，刷新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具有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