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C. Perdue《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6-11

第六章过度扩张的清帝国和奋力求存的准噶尔，一七○○至一七三一

噶尔丹之死并未终结准噶尔国的势力。正好相反。在噶尔丹的侄子兼继任者策妄阿喇布坦（一六七七至一七二七年在位）的统治之下，准噶尔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一七二七至一七四五年在位）不仅一肩撑起了准噶尔帝国，还成功伏击了一支清朝大军，令清军羞辱而归。然而，在噶尔丹策零去世后仅短短十五年内，准噶尔帝国及其人民便彻底消失了。内部领导权的斗争破坏了准噶尔的团结，而年轻的乾隆皇帝抓住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虽然乾隆的胜利事出突然，但绝非命中注定。在十八世纪上半叶，三大帝国维持着不稳定的共存状态，其间的贸易互动仍多过于战争。

从一七○○年到一七二二年康熙去世，突厥斯坦的边境保持相对稳定。然而，清朝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竞争舞台。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驾崩，一七二五年彼得大帝病逝，以及一七二七年策妄阿喇布坦死亡，标志着一七二○年代对三个国家来说都是过渡时期。新任统治者打算继续贯彻前任统治者的政策，不过力量却大不如前。在三位接班人当中，噶尔丹策零的统治时间最长，也获得最大的成功。雍正皇帝起初谨慎又严厉，但却在蒙古高原发动了一次招致惨败的鲁莽攻击。他不情愿地接受休兵，转而对对中央欧亚民族施加经济压力。俄罗斯人获得期待已久的机会，得以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在一七二七年开放了边城恰克图。但与中国的贸易成果却令俄罗斯人失望。噶尔丹策零保持国家团结，聚集商业资源，维持住夹在两大帝国之间的位置。

现代的中国史学家在讨论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往往显露颇具讽刺的暧昧立场。尽管他们必须将准噶尔描绘成破坏中国各民族团结的“分裂主义者”，但他们却也赞扬策妄阿喇布坦抵抗俄罗斯“侵略我族”──我族显然包括蒙古人。俄罗斯史学家则反过来认为策妄阿喇布坦抵挡了满清的扩张主义。事实上，我们很难替这三个政权安上“单方面扩张”的罪名。民族主义对统一的看重，以及对二元博弈所采取的零和观点，模煳了不同竞争民族之间的多重互动。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充满惊喜与意外。

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

策妄阿喇布坦是僧格之子。当初就是僧格被暗杀，才导致其弟噶尔丹从西藏赶回准噶尔。早在二十多岁时，策妄阿喇布坦就敌视叔叔噶尔丹，因为噶尔丹绑架了与自己订婚的公主，并曾派刺客想对他不利。为逃避噶尔丹的追击，策妄阿喇布坦逃到博尔塔拉山谷，并在一场激战中成功挡住噶尔丹的攻势。1当噶尔丹于一六九○年东移，干预喀尔喀人的内部斗争时，策妄阿喇布坦趁着叔叔不在的机会，将势力拓展到噶尔丹后方的科布多。噶尔丹的实力在乌兰布通之战受到重创，而策妄阿喇布坦则变得更为强大，不过他分割准噶尔帝国的提议遭到拒绝。2 在噶尔丹为一六九六年与清朝的下一场战斗做准备时，策妄阿喇布坦则与清朝展开秘密接触，承诺捉捕并交出噶尔丹。作为回报，他要求清朝送还所有从噶尔丹阵营逃到清朝国内的穆斯林商人。他获准向北京派遣多达三百人的朝贡使团，这为他提供了珍贵的贸易商品。

随着噶尔丹于一六九七年去世，策妄阿喇布坦正式取得对国家无庸置疑的控制权。由于缺乏成吉思汗世系血统，策妄阿喇布坦无法顺理成章地自称为准噶尔“大汗”。他在一六九四年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额尔德尼左立克图珲台吉”（Erdeni Zoriqtu Hongtaiji）的头衔。俄罗斯人称他为“孔台沙（Kontaisha）”。3他没有试图对抗势如中天的满人，而是专注于打击西边的哈萨克斯坦人。一六九八至九九年，他对额尔齐斯河和锡尔河下游的哈萨克斯坦人发动了一连串攻势。4 虽然他的宣战借口是哈萨克斯坦人阻挡了准噶尔贸易使团，但攻击背后的原因却不仅如此。噶尔丹的败仗使准噶尔人失去了大片牧场，而且康熙拒绝将这片草场归还。准噶尔人进入西部的信道又为哈萨克斯坦人阻挡，而沿着西伯利亚地区河流而上的俄罗斯聚落又可能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动线。5

比起叔叔噶尔丹致力于争取其他蒙古部落的效忠，策妄阿喇布坦必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维护领土与贸易路线之畅通。他越来越不像无拘无束的游牧征服者，而是被其他国家团团包围且领土固定的君主。界定准噶尔的边界，带来较稳定的生活，有助于聚落成长。策妄阿喇布坦利用来自突厥斯坦、俄罗斯乃至瑞典的俘虏，发展农业、手工艺和工业生产。他发放土地给穆斯林领主，换取给国家的实物支付，借以维持对突厥斯坦的控制。他还与迁居到伏尔加格勒河的遥远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人）发展更密切的联系。清朝也派出图理琛（Tulisen）远行，试图争取土尔扈特部的阿玉气汗支持，组成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联盟。当阿玉气之子桑札布（Sanjib）离开伏尔加格勒河，带着一万至一万五千户前往策妄阿喇布坦的地盘时，反而因此让策妄阿喇布坦获得了一大群士兵与牛只。桑札布已脱离了他的父亲，起初他是打算返回蒙古夺取策妄阿喇布坦的王位。不料策妄阿喇布坦打败了桑札布，将他遣返回国，并将他麾下的可用之兵据为己有。6

直到一七一五年之前，准噶尔最严重的外患并非满清，而是俄罗斯。俄罗斯人在十八世纪早期开始迁徙至克拉布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以南，引发了来自准噶尔军队的攻击。双方争夺着当地西伯利亚部落的毛皮进贡。一七一○年，准噶尔人摧毁了位于比亚河（Biya）与哈屯河（Katun）之间的俄罗斯堡垒巴瞰（Bakan），袭击了巴拉巴（Baraba）和库兹涅茨克，并迫使巴拉宾斯克（Barabinsk）的居民纳贡。7 彼得一世于一七一三年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Matvei Gagarin）去谈判，试图终止这些冲突。然而，策妄阿喇布坦始终拒绝承认俄罗斯人对这块领土的所有权，并命令他们放弃克拉布斯诺亚尔斯克、库兹涅茨克和托木斯克的堡垒。直到准噶尔国灭亡之前，双重纳贡一直是俄罗斯人和准噶尔人之间的问题。在他们的蒙古邻居被清朝剿灭之前，俄罗斯人都无法在西伯利亚行使无可争议的专属岁入征收权。

一七一三年，双方对立情势加剧，因为准噶尔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俄罗斯沙皇耳中。8噶噶林总督向“布哈拉人”（Bukharans，即突厥商人）购买黄金样品，得知阿姆河畔的“埃斯克尔”（Eskel）有丰富矿藏（很可能其实是指叶尔羌，叶尔羌不在阿姆河边）。彼得大帝迫切希望能替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筹措财源，他的座右铭是“黄金即是国家的心脏”。他命令一支探险队从额尔齐斯河溯游而上，进入准噶尔的心脏地带，并沿着此河河畔、巴尔喀什湖、亚梅什湖和斋桑泊（Zaisang）建造堡垒。这支探险队由前俄罗斯卫队队长布赫霍尔茨（Ivan Buchholz）中校带领，将尝试夺下叶尔羌，调查该区的黄金来源。二千大军于一七一五年七月自托博尔斯克启程，于十月抵达亚梅什湖，在那里建造第一座堡垒。俄人带着一支瑞典炮兵和采矿工程师小队随行，其中包括雷纳特（J. G. Renat）中尉。此人日后将被准噶尔俘虏，并替准噶尔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9 噶噶林向策妄阿喇布坦保证，俄罗斯人是心存善意前来，只要不受干涉就会支持策妄阿喇布坦。但策妄阿喇布坦的回复是派遣其兄弟暨同族最优秀的大将策凌敦多布（Tsering Dondub）率一万大军围攻俄罗斯人，他们在一七一六年二月九日勐攻并摧毁了堡垒。受饥饿和瘟疫打击的不幸俄罗斯人，不得不朝额尔齐斯河上游撤退，并在那里建造了防御更完善的鄂木斯克堡垒（Omsk）。

在此同时，另一名俄罗斯特使回到了圣彼得堡，带着在“蓝湖”（库库淖尔）周边收集的黄金样本，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的贪婪。俄罗斯人不停地向东探索并建造堡垒。他们重建亚梅什的堡垒，并于一七一八年打造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俄罗斯人无视策妄阿喇布坦的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正忙着抵御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人的攻击，还得要支撑哈密与吐鲁番的绿洲抵抗来自中国的压力。一七一九年，利哈列夫少校（Ivan Mikhailovich Likharev）再次穿越了准噶尔的地盘，在斋桑泊建造了一座堡垒。准噶尔军队一开始担心俄中联手，所以不打算进攻。但当准噶尔人得知中俄双方并没有结盟时，便出动两万大军展开攻击。利哈列夫的小部队使用重炮挡住了准噶尔大军，直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策妄阿喇布坦在哈密和吐鲁番的失利，以及他在西藏的溃败，意谓着他此时不能冒险与俄罗斯全面交战。由于担心清朝入侵，他必须放任俄罗斯人建造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堡垒，以换取俄罗斯撤军与帮忙对抗满人的承诺。10 俄罗斯的黄金探险队最终没缴出任何成果：想在突厥斯坦发现“黄金之国”的诱惑，证明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直到二十世纪在此发现石油为止）。但由于当时仍有发现黄金的可能，准噶尔人再次有了争取俄罗斯人加入其阵营的机会。

为了争取盟友来对抗满清，策妄阿喇布坦接受俄罗斯修筑防御工事。可是他却没有足以媲美北京皮草贸易的矿藏资源。满洲特使图理琛成功说服俄罗斯人不要支持策妄阿喇布坦；而策妄阿喇布坦则拒绝以附庸姿态归顺中国或俄罗斯。终其在位期间，策妄阿喇布坦顽强但成功地维护了准噶尔人的自治权。

三位中央欧亚旅人

当多数军事行动暂告停止，外交活动便蓬勃发展。对付噶尔丹的艰困军事行动已耗尽了清朝的资源，清朝皇帝也无意立即发动新的征战。策妄阿喇布坦打算藉黄金探勘换取俄罗斯军事援助的机会，以在此平静时期增强自身防御。当俄罗斯与清朝在一六八九年稳定边界后，俄罗斯从往后二十年的西伯利亚到北京的皮草旅行商队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俄罗斯预期一七二七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将带来更多利润。11三方都对彼此相互监视、试探和探索。

三位不同国籍的旅人各自留下了精彩记述，为我们照亮这段跨文化交涉的时期。中国史学家最熟知的是满洲特使图理琛（一六六七至一七四一年），他自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被派去见土尔扈特部的阿玉气汗。他以满文写下出使报告，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汉文版本。第二位旅人是苏格兰人贝尔（John Bell），他受沙皇之命从西向东跨越中央欧亚展开任务。第三位则是俄罗斯人温科夫斯基（Ivan Unkovskii），他在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展开出访策妄阿喇布坦大本营的任务。除了提供珍贵的地理信息之外，这些记述也显示出三名中央欧亚人（分别是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俄国沙皇的外国仆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国。

每位旅人都兼具私人和官方身分。贝尔随伊思迈罗夫（Leon Vasilievich Izmailov）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出行，旨在获取有关中国军事能力和商业交流可能性的情报。图理琛的表面任务是促成阿玉气侄子阿喇布珠尔（Arabjur）从中国边境返回伏尔加格勒河畔的新土尔扈特家园。他预期阿玉气汗会提议组成对抗准噶尔国的联合远征，但他却被指示要一概拒绝这种联盟。阿玉气的确对屈从俄罗斯感到不满，他告诉图理琛，自己和满洲统治者比和俄罗斯人更亲近，并要求清朝协助自己改善与俄罗斯和蒙古人的关系。图理琛还趁穿越俄罗斯领土的机会，查看该帝国的商业与战略资源，并为可能受邀觐见沙皇预作准备。图理琛和贝尔在色楞格斯克相遇，后来图理琛护送贝尔从边境抵达北京。两位特使来自欧亚大陆两端，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代表即将形成伟大新帝国的民族，皆因促进帝国利益而展开成功的生涯。12

对照之下，温科夫斯基的出使则代表俄罗斯人尝试与准噶尔蒙古人联手对抗清帝国。策妄阿喇布坦考虑像阿玉气一样成为沙皇附庸，他让俄罗斯人进入突厥斯坦寻找沙漠中的可能金沙，以换取俄罗斯人的二万人军队和武器支持，保护他不受清朝的攻击。

这三份文本各自代表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对中央欧亚逐渐增长的大清势力的不同回应方式。每份奏报都混合了旅游、谍报和外交文献，结合了探险、地理绘测、情蒐、外交会面，以及对所见景观的个人反应。这三份文本用四种不同的语言（满文、汉文、俄文和英文），对中国在西北边疆扩张的性质，提供了四种不同的观点。图理琛和温科夫斯基的写作伪装成官方报告，以便呈给各自的君主，可是文本本身又带有私人日记的特征。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处游记》（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是私人记述，直到他回国近五十年后才付梓。

十七世纪初期，土尔扈特人已穿越大草原迁徙了数千英里到伏尔加格勒河下游，并在那里被接纳，为俄罗斯沙皇效劳。13 他们与准噶尔保持亲族联系，但从未同意接受后者支配。土尔扈特人与俄罗斯人维持沉重的关系。沙皇豁免他们的税，但迫使他们参加军事行动。在所有蒙古人中，他们迁移了最远的距离，寻找不受限制的生活空间。但就连他们也无法逃过周围农业帝国势力的影响。土尔扈特人与西藏保持联系，保有他们的佛教信仰。他们如今被称为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联邦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他们是佛教触及的欧亚大陆最西端。

图理琛出使的理由，和清朝与准噶尔、俄罗斯和西藏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密切相关。14伏尔加格勒河畔土尔扈特部大汗阿玉气（一六七三至一七二四年在位）的侄子阿喇布珠尔，曾在一六九八至一七○三年间前往西藏朝圣，但却因阿玉气与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爆发战争而无法返回伏尔加格勒河。康熙皇帝提供他庇护，允许他在西北放牧。后来，阿玉气在一七一二年俄罗斯旅行商队正准备从北京出发之际，要求交还阿喇布珠尔。这是清朝皇帝利用俄罗斯人脉与远方土尔扈特人创建联系的大好机会，于是康熙要求俄罗斯人护送五名帝国特使带话给阿玉气，讨论阿喇布珠尔的返还问题。图理琛不是该使团的团长，但他是唯一将出使形诸笔墨的人。他的著作成为有关中央欧亚篇幅最长的满文书写之一，揭露出清朝对该地区政策的关键面向。然而，阿喇布珠尔没有加入使团，而且最终不曾被遣返回国。清朝的目标远不止是将一个蒙古人送还他的部落。

清帝国给图理琛的指令，堪称清朝掩饰其意识形态意图的代表作。康熙对阿玉气下了一道特别谕令，谕令中既回应他的诚心进贡，也表达皇帝想让阿喇布珠尔与叔叔团聚的心愿。然而，康熙深知阿玉气和策妄阿喇布坦关系不睦，也预期阿玉气会提议联手对抗策妄阿喇布坦，于是给了图理琛如何应对的具体指令：

如果阿玉气说：“让我们联合起来，想办法两面夹击策妄阿喇布坦。”你绝对什么都不能回。就说：“策妄阿喇布坦与大汗[康熙]的关系[非常]好。他一直以来派了无数使者向大汗问安。大汗也感动地回予恩宠。虽然有人可能认为他的实力很弱，认为他需要帮助，或者认为他已筋疲力竭，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贤君都不会攻击他。但这是好事。身为特使，我们若考虑这项提议是不对的。虽然你要求我们告知我们的贤君，但我们知道主君只会说：‘愿天下苍生和睦安康。’我们可以强烈保证，皇帝完全无意搅扰策妄阿喇布坦。”15

换句话说，使节们得声称康熙无意摧毁策妄阿喇布坦，并且拒绝了对他不利的明确结盟。尽管康熙一再呼吁剿灭噶尔丹及其准噶尔国，他如今却改口声称自己放弃了干预遥远大草原的野心。土尔扈特部方面对这支使团的看法截然不同。

同时，特使们被指示正面回应任何觐见俄罗斯沙皇的邀请。他们还被告知，务必保持弹性以适应俄罗斯风俗：

[如果沙皇送来一名特使]按照其国家行为规范会见他是可以的。对沙皇派遣的人说：“过去贵国的尼果赖来到我国时，表现得很糟糕。我们可不像尼果赖⋯⋯”在你觐见沙皇之后，倘若他问说：“你们国家重视什么？”就答：“我们的生活方式，忠诚、孝顺、仁爱、礼义和诚信为重。我们在修身与治国两个层面，都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死生无所惧。我们只会说，‘若我们死亡’⋯⋯因为我们的国家把像是忠诚[等等]的原则摆在优先，我们没有战争，没有重刑。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和乐安康。”16

这个使团为康熙皇帝提供了一个机会，将他理想中的治理形象透过帝国扩张传播给接触到的新民族。在对外宣传上，帝国统治代表着和平、忠诚和仁慈。皇帝没有向俄罗斯人夸耀其军事征服，不像他对自己臣民所做的那样，也没有大谈外交结盟或贸易。但他对和平的渴望，也包括了回应威胁的承诺：“如果俄罗斯派遣部队至边界，我们可能会起疑并也派出我们的部队。我们两国长期以来相处和睦。我们打算保持这种关系。然而，‘一旦部队被派往边境备战，他们必将上阵。千万不要怀疑。’”不过，他也要求使者们应当强调任何重大武装冲突的艰难：

我相信俄罗斯人肯定会问起我们有什么类型的大炮。如果他们确实问起，就说：“由于距离很远，要把它们带到边境是非常困难的。沿途有很多山岭、悬崖、树林、密林，险阻和窄道。我们绝对没办法把它们运到那里。我们不认为有使用大炮的需要，而且携带大炮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按照我国的行为规范，这种事情绝不能在边境发生。我们的禁令非常严格。即使我们的贤君下令如此，他也绝对无法取得成果。”17

特使还被告知，由于俄罗斯的习俗堕落腐败，他们应避免任何过度饮酒或失序行为。大多数帝国指令旨在向那些不谙世事者呈现爱好和平、纪律严明的形象。与此同时，使者们将在穿越该国时一并收集各种相关信息。图理琛回国后为皇帝准备的西伯利亚地图，其详细程度几乎可以媲美俄罗斯和西方绘测师制作的地图。18

图理琛提供了他对俄罗斯态度的有趣个人见解。在他的记载中，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称赞康熙的仁慈，并拿康熙和他效忠的沙皇做厚彼薄此的比较：

[噶噶林]接着说：“你们的中国皇帝确实是极为优秀、神圣的一号人物；他忙于促进帝国富强，以及维护四方和平，诸位阁下则无疑愉快且不受干扰地追求你们的理想⋯⋯在这个帝国，当已故察罕汗（Chahan Khan[彼得一世]）*仍在世时，我们无需劳动，也不用小心翼翼。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得以安息⋯⋯但是后来，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的帝国持续参与不间断的战争；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得喘息地持续战斗与竞争⋯⋯中国是目前唯一享有和平与安宁的帝国。我们的现任察罕汗，即使还只是个孩子时，也总是和作他玩伴的孩子们打斗和竞争。那些孩子如今成为了他阵中的将军。如果他当初追寻父亲的脚步，我们现在应该仍处于休息状态。”19

噶噶林的意思是，彼得大帝幼时确实曾参加军事练习，不该被拿来与康熙相比。康熙有远见的仁慈，不用发动军事攻击就实现了和平。究竟这是离莫斯科天高皇帝远的西伯利亚总督的真诚看法，还是图理琛曲解了他的原话？噶噶林很可能认为，彼得大帝因为忙于欧洲战事而无法专心捍卫西伯利亚，并与中国谈判有利条件。毕竟，中国透过购买西伯利亚毛皮，为俄罗斯国库带来的财富更多于欧洲国家。尽管图理琛以完全正统的清代修辞表达噶噶林的观点，但图理琛和西伯利亚总督观点趋于一致也并不是全无可能。但噶噶林似乎不大可能在图理琛面前公开批评沙皇。无论如何，一如贝尔，图理琛也利用俄罗斯的证词来支持大清皇帝宅心仁厚、爱好和平的形象。

图理琛回到色楞格斯克之后，给噶噶林捎了一封讯息截然不同的信。策妄阿喇布坦那时已开始进攻哈密。这封信解释说，策妄阿喇布坦曾是忠诚的藩属，受到“极大善意与同情”，但“策妄阿喇布坦生性诳骗虚假[满文：banitai koimali holo]。他的本性如此，且绝对不会改变。在调查策妄阿喇布坦的罪行时，我们已派遣一支军队与他作战”。20 倘若策妄阿喇布坦及其追随者为了躲避清军攻击而越过边界寻求庇护，图理琛敦促俄罗斯人务必将其逮捕。21

在清朝眼中，策妄阿喇布坦拒绝帝国的仁慈，因此已不再可能得到任何赦免，应该被消灭。汉文文本使用“征剿”（正义的消灭作战）这个词汇称呼清朝行动，满文文本只使用了“dailambi”（进行战争）。22“消灭”是清朝统治者面对坚持自治的准噶尔领导人时反复使用的词汇。康熙用了“斩草除根”来比喻消灭准噶尔人，乾隆则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消灭准噶尔国最后残余的必要性。精心雕琢的中国仁慈形象，被用来说服俄罗斯人拒绝提供逃难蒙古人庇护。

图理琛也准备回答阿玉气汗的问题。大汗问了许多关于清朝的问题，尤其是满洲统治者的举措。阿玉气汗知道皇帝经常在首都北方狩猎，在热河另有行宫，然后在盛京有个行政中心。他还知道满文书写体来自蒙文。阿玉气的结论是满人和蒙古人居然如此相似，他们一定曾是“同源”（满文 emu adali）。阿玉气想知道两者后来是如何分开来的。图理琛承诺回国后将从皇帝那里取得更多信息。在图理琛的报告中，阿玉气指出尽管土尔扈特是“外国之人”（满文 turlergi gurun-i niyalma），但在习俗和服装服方面却与中国（满文 dulimba-i gurun）之人非常相似，与俄罗斯人则截然不同。23 当他强调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似处时，阿玉气显然想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清朝统治者还可以提供阿玉气与西藏更紧密的联系，因为达赖喇嘛经常会派使节到清朝。阿玉气对从西藏获得药物特别感兴趣，其取得管道如今被俄罗斯人挡住了。因此，图理琛可以有效利用清朝的多元文化影响力，包括藏人、满人和蒙古人，吸引另一个蒙古大汗到他所属阵营。

图理琛的报告最初以满文写成，标题为《关于我被派往的[帝国之外]偏远边疆地方的随笔》（Lakcaha Jecende takûraha ejehe bithe），在一七二三年以汉文出版，名为《异域录》。其内容令人着迷，欧洲人很快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一七二六年出现了法文译本，十八世纪世纪晚期出现了德文译本和两种俄文译本，还有一八二一年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相当不精准）的英文译本。当时和现在的欧洲观察家都将图理琛出使视为一个非凡事件，因为中国（在他们看来）几乎不曾将其官方代表派到帝国之外。他们偏狭的焦点，使他们看不到在清帝国早在遭遇欧洲人之前就有过许多异国接触。在中央欧亚的脉络下，图理琛的使团只是探索远征队悠久传统的一员：包括汉武帝为获得费尔干纳汗血宝马的远征，张骞在西元前二世纪通西域的任务，或唐朝皇帝先后派遣僧侣到印度。获取关于中央欧亚民族的情报，特别是出现在边界的新部落，向来是那些面向西北的帝国（像是汉唐）的重要目标。清朝使团出发的时候，诸如英国与俄罗斯等世界性的帝国也派遣使节、商人和旅人展开探索任务。和同时代人一样，清朝使节结合了战略、地理和商业的目标。

我们仍不清楚使团的确切目标。康熙皇帝是否希望与阿玉气缔结军事同盟，共抗策妄阿喇布坦？由于清朝先前曾与策妄阿喇布坦结盟对抗噶尔丹，因此完全可以合理猜想他们想再次尝试以夷制夷。尽管帝国指令要求图理琛一开始要拒绝阿玉气的提议，但这只是最开场时的谈判立场。如果阿玉气真能贡献军事力量，康熙便有可能改变观点。清朝曾与策妄阿喇布坦同盟的事实，则被巧妙的隐藏起来。土尔扈特人这方将与清朝同盟视为这次任务的目的，而图理琛派往北京的特使，可能在他要求交还阿喇布珠尔时，提出这样的联盟。24 一七三○年，俄罗斯特使格拉祖诺夫（Glazunov）认为康熙的目标是劝说土尔扈特人回到大清领土。但在一七一二年，策妄阿喇布坦尚未攻击清朝领土，康熙也无意发动军队攻打他。土尔扈特人确实在日后的一七七○年代回到了清朝边境，但当年图理琛来访时他们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诚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否接受这些离去已久的蒙古人回归，则成了乾隆在位时期一项争议问题。

比起创建直接联盟，更重要的是蒐集情报。在图理琛的报告中，俄罗斯和东部蒙古比阿玉气汗本人更为重要。清廷愿意对俄罗斯习俗做出许多让步，以便获得和沙皇会面的机会。图理琛还向清廷提供了关于西伯利亚的宝贵信息。他这份报告是该时代旅行文学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对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的精辟观察。它既是帝国民族志，也是用于指导外交政策的情报文件，并对清朝统治者介绍其国际环境。对俄罗斯和准噶尔意图的战略担忧，促成了这次遥远的探险行动，报告本身则拓展了满人菁英的视野。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二○年向东跨越中央欧亚的贝尔，也为他的俄罗斯主子完成了类似的工作。

贝尔（一六九一至一七八○年）于一七一四年离家，为俄罗斯沙皇效力，就像他许多苏格兰同胞一样。一七一九年，他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北京，途经西伯利亚，以及布里亚特与喀尔喀蒙古人的地盘。许多年后，他在一七六三年出版了《从俄国彼得堡到亚洲各处游记》。某位评论家在一八一七年形容这本书“可能是最棒的英文旅游书写范本”。25贝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从圣彼得堡到北京之旅”，始于他离开俄罗斯首都，结束于他抵达清廷之时。他钜细靡遗地描述横越中央欧亚时一路上所见的地形、动植物群和民族，结合了个人日记、政治与自然历史的讨论。

除了对所经之处的习俗和当地历史感到好奇，贝尔非常敏锐地洞察了军需后勤对主宰大草原的重要性。俄罗斯人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对大草原民族的认识大多“来自一位别出心裁、富有洞察力的绅士，他在此地[托博尔斯克]担任公职，被已故西伯利亚总督多次邀请后雇用”。26 然而，他对清朝与蒙古人之间关系的评论，也密切反映了清朝的官方观点。

在一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抵达色楞格斯克后，贝尔指出：
蒙古民族人数众多，占地甚广，从此地延伸到喀尔干（译按：张家口），那意谓着永恒之墙，或称中国长城⋯⋯我们很容易想像，根据蒙古人占据的大片土地，他们一定人数众多；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生活在健康的气候中，并且没有参与任何战争，因为他们被征服了，一部分由西方的俄罗斯人，一部分由东方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而言，这些部落如今都是藩属。在过去，蒙古人是令中国人困扰的邻居，建长城就是为了抵抗他们入侵。
中国现任皇帝康熙是制服这些强壮鞑靼人的第一人。由于这些人是自由的强烈爱好者，康熙皇帝以仁慈作风和人道对待他们，更甚于用剑对待。俄罗斯人对他们的臣民，也采取了同样温和的对待。在两个强大皇帝的保护下，他们承认自己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且比过去受他们的君长统治过得更加自在。27

贝尔笔下的“蒙古人”是指喀尔喀人，或东部蒙古人，特别是受土谢图汗领导的那些人。喀尔喀人对康熙的感激之情，源自后者干预了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之间的争端，这场争端导致噶尔丹的入侵。康熙的“仁慈作风”最初是指为蒙古内斗的难民在中国境内提供庇护，并赈济饥饿的蒙古人。但作为回报，喀尔喀人被编进旗制，牧场被仔细画界，大汗和其他贵族的继承权受清朝监督，而且他们必须提供马匹支持清军作战。俄罗斯对臣属蒙古人的统治没有那么制度化，但却更加繁重。西伯利亚总督和哥萨克人的征贡更为任性，但蒙古的“自由”并没有太过受制。蒙古人的“新自由”，其实是指不受战争危险的自由，但他们却失去了过去习惯的随心所欲迁徙和放牧的自由。俄中之间签订的边界条约，阻止他们逃离模煳画分的边界，躲避一方或另一方的过度征索。有些人，比如根忒木尔和土尔扈特人，避开了这些限制，但多数人都受其约束。

贝尔的评论反映了定居帝国与特定蒙古菁英如何看待蒙古与中国、蒙古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他在一七一九至一七二○年写下这些纪录时正值康熙皇帝的晚年，当时康熙似乎实现了透过“仁慈作风”解决蒙古争端的目标。毕竟他竭力除去准噶尔国如今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贝尔同时掌握了俄罗斯对和平商业关系的渴望，也掌握了清朝自认是仁慈公正仲裁者、希冀不同民族和睦共处的自我形象。贝尔还评论清朝和策妄阿喇布坦的战争。在写下他于一七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托博尔斯克后，贝尔写道：
前些时候，中国皇帝为了一些边城和孔台沙交战，因为后者占领了这些城镇，并以大军维持对城镇的所有权。皇帝派遣了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去对付他，由皇帝的第十四子指挥，他被认为是皇帝所有儿子当中最好的将军。尽管中国人在数量上有优势，但孔台沙在几次作战中击败了他们。皇帝认为最好接受彼此的分歧，于是双方同意维持和平。28

这段叙述指的是策妄阿喇布坦在一七一五年试图入侵哈密。29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胤禵被指定为抚远大将军，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没有三十万）前往甘肃和蒙古，征讨策妄阿喇布坦。双方没有发生重大战斗，但清朝确实收复了哈密和吐鲁番，后来双方又达成停战协议。贝尔版本的资料来源不清，但“孔台沙”（衍生自“珲台吉”）是俄罗斯人对准噶尔统治者的习惯称呼。这大概是托博尔斯克的俄罗斯官员给贝尔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对清朝与准噶尔之间关系的理解。后面将讨论的文本也暗示，俄罗斯人倾向认为清军素质不佳，但他们也承认清朝皇帝是有远见且仁慈的。为北京政权打造出相对弱小但仁慈为怀的形象，符合俄罗斯创建主要以贸易为基础之外交关系的目标。

贝尔进一步指出：
必须说，中国人由于必须通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穿越长城西边的荒芜贫瘠之地；又受到大炮和装载整支军队远征补给品的沉重运输车的阻碍；在和敌人交锋之前，力量就已被大大减弱了。另一方面，孔台沙得知中国派出大军前来对他不利，在他自己的边境耐心地等待，直到敌人出现在距离他营地几天路程的距离之内，才派出轻骑分队放火烧牧草，将当地化为焦土。他日以继夜地骚扰，使中国军队无法专注目标，再加上缺乏物资补给，最终导致他们损失惨重地撤兵。30

这个评论一定是指一七一八年十月五日，满洲指挥官色楞（Seleng）和额伦特（Elunte）与策妄阿喇布坦部队于哈尔乌苏河的战役。清军由二千绿营兵、一万当地“土司”军，以及少数满人部队组成，却被包围而后重挫。31直到这次令人惊讶的溃败后，康熙才指定他的第十四个儿子领导军队。贝尔的观察非常敏锐，察觉清朝及其游牧对手之间的战争性质，或说一般定居农业政权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本质。类似的撤退和焦土战术，也被克里米亚鞑靼人用来对抗俄罗斯帝国的向南扩张，也被安息人（Parthians）拿来对付罗马帝国。贝尔评论说：“这种透过焦土从事战争的方式，是非常古老的鞑靼人传统，并且为从多瑙河以东的所有鞑靼人实践。这形势使他们成为一般部队的大敌，因为他们将因此欠缺所有生存必须品，反观鞑靼人总有许多多余的马匹能杀来吃，完全不会因此欠缺补给。”32诚如前述讨论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所指出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必须解决大草原这项根本后勤补给问题。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制造了大量的“移动堡垒”（tabory），即由防御部队包围的粮车，在鞑靼人撤退时缓缓向前推进。33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人才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形上，创建出从甘肃边界延伸到新疆的一连串弹药库要塞。贝尔认知到大草原后勤的普遍问题，以及游牧民族在作战时有效利用后勤特性的攻击方式。

炮兵队长温科夫斯基在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间的准噶尔任务，是俄罗斯诱使准噶尔大汗屈服的最后一次徒劳尝试。尽管布赫霍尔茨和利哈列夫探险队失败了，沙皇彼得还是想在准噶尔寻找金矿。策妄阿喇布坦已驱逐了两支俄罗斯军队，不过他仍表示有兴趣与俄罗斯结盟对抗中国。温科夫斯基被派去继续谈判。他在一七二二年二月离开莫斯科，不过直到十一月才抵达策妄阿喇布坦的营地，恰好在康熙驾崩后。策妄阿喇布坦此时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对哈萨克斯坦人发动进一步攻击，而且重申俄罗斯人放弃堡垒的要求。温科夫斯基于一七二三年九月离开时并未完成任务。然而，他确实收集了大量有关准噶尔的宝贵信息。他的日志极具启发性，提供了几乎难得一见的和中央欧亚统治者的个人对话。34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名高级贵族从策妄阿喇布坦阵营前来与温科夫斯基会面，并带了一系列来自大汗的提问。日记列出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大臣（宰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温科夫斯基的答复。这次交流的有趣之处，在于提供了双方看待中国的差异观点：

宰桑：切拉多夫（Cheredov）曾经告诉[大汗]，堡垒城镇[gorody]是俄罗斯沿额尔齐斯建造的，以便沙皇对中国发动战争。

温科夫斯基：切拉多夫没被授权那么说；这些城镇不是为战争而造，是为了寻找矿石⋯⋯

宰桑：切拉多夫谈到寻找金矿。

温科夫斯基：我则是被命令[就此次搜索]寻求孔台沙的许可。若探勘金银有成，你们会有很大收获，诚如我对孔台沙[策妄阿喇布坦]的详细说明。

宰桑：孔台沙请求让蒙古人接受沙皇陛下的仁慈保护，像阿玉气汗那样，我们将为此欢欣，我们还要一支二万人的军队支持，[用来]对抗中国大汗。此外别无所求。

温科夫斯基：关于这点我向孔台沙详细解释过，只要他像阿玉气汗一样拿出书面协议，沙皇陛下就会把你们当他的臣民来保护，不受你的敌人伤害；不过，他首先会以他的旨意尝试说服中国大汗不要伤害你们，假使中国大汗不从，那么他会想办法给你帮助。35

这番对话的“直来直往”令人耳目一新，罕见于官方的外交谈话。准噶尔人显然期待自己对沙皇的臣服，能换到俄罗斯提供对抗中国的军事援助。他们甚至要求俄罗斯人帮忙制服喀尔喀蒙古人，就像俄罗斯曾帮助阿玉气取得对其邻国的支配。准噶尔人提起与前任特使切拉多夫（Ivan Cheredov）的口头讨论，借此试图迫使俄罗斯人提供明确的援助承诺。然而，温科夫斯基避免给予直接支持的承诺，将问题推给进一步谈判。

策妄阿喇布坦并不知道阿玉气对屈从俄罗斯的不满（阿玉气曾向图理琛透露此事），也不知道阿玉气和清朝结盟的提议。策妄阿喇布坦最终拒绝成为俄罗斯藩属，因为他得知康熙皇帝去世的消息，也意识到让俄罗斯军队进入准噶尔的土地将削弱自身地位。他告诉温科夫斯基，自己曾接待过雍正皇帝前来议和的使节，还接见过来自喀尔喀蒙古与和硕特的使团，而他觉得中国的地位已开始衰弱。策妄阿喇布坦在一七一八年对清军的胜利，以及一七二二年对清朝达诚的休兵协议，或许都使他高估了自身实力，更误解了他的孤立程度。36

尽管如此，策妄阿喇布坦依旧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关系展现出好奇心。他一再对温科夫斯基询问彼得大帝的舰队、他与突厥人和瑞典人的战争、俄罗斯宗教信仰的本质，以及俄国人喝不喝茶。在与温科夫斯基的第二次私人对话中，他试着理解中国的实力：

孔台沙：中国人吹嘘说，没有民族比他们更强大、更勇敢，而且所有民族都向他们进贡[俄文dan’ ]。

温科夫斯基：我希望我接下来说的话，不会让你会错意，但沙皇陛下命令我带各式各样的东西给你：你认为它们是贡品吗？还是别的东西？他[策妄阿喇布坦]回答说，沙皇赠礼是感谢他的仁慈，而不是作为贡品。我说，中国大汗的情况也一样，各民族送的是礼物[俄文podarki]，不是贡品。

孔台沙：你认为土耳其苏丹和中国大汗谁比较强大？

温科夫斯基：我们认为土耳其人比中国人更有胆量，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很差。在那之后，我告诉他[策妄阿喇布坦]，在所有民族中都有不好的人[带来我们不该相信的不可靠消息]。37

这种有关一国献礼给另一国的讨论，让人想起该世纪末马戛尔尼所面临的难题。提供给他国的物品是否应被视为“贡品”，表明赠送者主动臣服于收受者，抑或作为“礼物”，表示一种友谊的单纯展现？这个问题在中央欧亚特别复杂，因为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三方关系。伊思迈罗夫到北京的使团（贝尔是成员之一），按照清朝仪式进行了磕头，而且没有公开反对清朝将中俄贸易描述成“朝贡”。尽管俄罗斯人与中国签订了以朝贡为名目的商品交换条约，但并不想让准噶尔蒙古人以为他们自认是中国的下属。若显示自己与中国有着紧密关系，将危及俄罗斯人希望在准噶尔找到金沙的机会。他们因此将自身以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一概粉饰为友好的“礼物”交换，而非朝贡的阶级关系。

俄罗斯特使也不忘贬低中国的军事力量。策妄阿喇布坦显然从噶尔丹的经历了解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也知道中国摧毁了阿尔巴津的俄罗斯堡垒，因此俄罗斯人不想让人怀疑他们缺乏在必要时面对中国的能力或意愿。一方面，策妄阿喇布坦可能很高兴听到俄罗斯不认为中国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因此被误导，对自己独立面对中国的生存机会变得过度自信。他最近才对清军赢得了一场军事胜利，加上康熙皇帝过世可能导致清朝采取较不积极的策略，策妄阿喇布坦因此拒绝成为俄罗斯臣民。这一决定实际上断绝了获得任何俄罗斯军事援助的机会。俄罗斯人最终做出了正确的经济选择：与北京的毛皮交易。这证明比突厥斯坦虚幻的金沙更有利可图。

派驻准噶尔的十个月期间，温科夫斯基经常与大汗及其宰桑们接触，并被邀请参加宗教仪式和骑马比赛。尽管沙皇和准噶尔大汗的利益相互冲突，特使却可以和策妄阿喇布坦妥协在“中间地带”──根据怀特（Richard White）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共同联系和共同意义的世界”，双方对彼此的好奇心和地缘政治利益在此启发两个文化更深入认识彼此。38 像图理琛和贝尔一样，温科夫斯基向他的君主报告了有助国家利益的真确信息，但他的日记却提供给后世远远超出外交礼仪限制的详细个人叙述。历史上曾有过这个短暂时刻，俄罗斯面向东方的程度就和面向西方相当，而清朝则放宽对中间地带的主导。透过促进这一广阔空间内的信息交流，三位特使帮助欧亚世界构建了一幅共同的图像。

深入突厥斯坦与西藏

在康熙统治的最后几年间，清朝对准噶尔和西藏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将帝国疆域向更西边延伸。这次扩张以一七二○年的拉萨远征告终。清朝对西藏的干预，往往被独立看待成与西藏内部政治有关，但它其实与消灭准噶尔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它源自康熙消灭噶尔丹继任者策妄阿喇布坦的失败尝试。康熙失败是因为策妄阿喇布坦离得太远，但他在西藏则因西藏内斗而获得了成功，也因为清朝可以从库库淖尔进入西藏。

策妄阿喇布坦避免与清朝公开冲突，直到西藏发生由库库淖尔（青海）和硕特蒙古拉藏汗（Lazang Khan, 1656?-1717）煽动的分裂。拉藏（藏文Lha bzang）是藏族喇嘛伟大施主顾实汗的孙子，他在一七○○年杀死了哥哥，并夺下大汗领导权。拉藏汗在中国的支持下，意欲在噶尔丹失败后恢复和硕特部对西藏的控制权。西藏成为这些敌对蒙古领导人之间的广阔竞逐地，但鹬蚌相争最终使清朝渔翁得利。39

长期以来，西藏国的权力就在不同教派的寺院佛教徒之间分配着，而每一个教派都非常依赖蒙古施主的支持。国家的最高阶层是由达赖喇嘛、他的蒙古施主和世俗管理者第巴三方分权，世俗管理者还会在历任达赖喇嘛起步时担任摄政。十七世纪中叶，“格鲁派”（藏文dGe-lugs-pa，或称“黄帽喇嘛”）在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的护持之下于拉萨掌权，胜过了敌对的“噶玛巴派”（Karmapa，或称“红帽喇嘛”）。* 40 顾实汗（Gusri Khan，为Gush Khan的异写）支持达赖喇嘛镇压反抗其权力的叛乱，允许他在寺院执行纪律，并对纳税人口进行普查。顾实汗去世后，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Nag-dban-blo-bzan）变得更强大，因为顾实汗的继任者实力不足。达赖喇嘛从世俗权威引退，将权力让给他的儿子兼西藏摄政桑结嘉措（藏文Sangs-rgyas-rgya-mts’o）。

诚如前文所说，第巴桑结嘉措对清朝隐瞒了达赖喇嘛死于一六八二年的消息，自己统治西藏直至噶尔丹落败。第巴打算创建一个“真正专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并将西藏对外开放。许多外国游客，包括印度人、中国人、蒙古人和穆斯林，带来了金、银、布匹和其他贸易产品，刺激了经济成长。第巴利用这笔收入修建道路和桥梁，并支持学术研究。41 就在第巴转而面向外界之际，康熙谴责他与噶尔丹结盟，而且违抗达赖喇嘛的指示。一六九七年，第巴被迫透过正式服从于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Tshangs-dbyangs-rgya-mtsho），好安抚愤怒的中国皇帝。42 事实上，摄政保有他的权力，并让年轻的喇嘛沦为“放荡青年，沉迷于每一项恶习，彻底堕落”（源自耶稣会士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的形容），纵情酒、女人和写情诗。43 第巴还抵制了和硕特与喀尔喀蒙古人想控制拉萨的尝试，他们是噶尔丹的主要竞争对手。

然而就在一七○五年，拉藏汗在康熙的支持下入侵拉萨，杀死了第巴摄政并自立为西藏中部的主要统治者，同时还将几个周遭小王国统一在拉萨的中央政权之下。在拉藏汗的领导下，西藏似乎正重十统一与自治。一如康熙皇帝，拉藏汗欢迎外国传教士来到宫廷，暗示他可能皈依基督教，并以他的世故、慷慨和好奇心让耶稣会士德西德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44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康熙授予拉藏“翊法恭顺汗”的称号。康熙将西藏的一切混乱怪罪到篡权的第巴头上，担心第六世达赖喇嘛会成功联络上策妄阿喇布坦，再次延续准噶尔与藏人的联盟。

康熙支持拉藏驱逐第六世达赖喇嘛，希望借此根除准噶尔在西藏的影响力。康熙下令拉藏抓住“假”（第六世）达赖喇嘛，把他送到清廷治罪，但第六世达赖喇嘛在戒护下途经库库淖尔时却去世了。虽然他可能是因病去世，却始终有谣言暗示他是被拉藏的人给谋杀了。45 拉藏汗把自己的人选推上达赖喇嘛的宝座，但西藏人仍忠于他们先前的宗教领袖，他曾预言自己死后将转世于库库淖尔。很快消息就传来，有个小孩真的在一七○六年于康区（Kham）东部边境的理塘出生，而且还是个“呼毕勒罕”（Khubilghan，译按：蒙古语的“自在转生”、“再来人”等意），也就是前达赖喇嘛的转世活佛。拉藏和他的僧侣副手否认这孩子展现出真正的转世征兆，禁止他到拉萨；中国人则配合地以“保护”之名将这名男孩徒刑在西宁一座要塞里（和今天西藏的班禅喇嘛闹双胞，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

此时策妄阿喇布坦开始对西藏事务产生兴趣，以回应中国对拉藏汗的支持与黄帽喇嘛的吁请──黄帽喇嘛讨厌拉藏汗的统治。他在一七一五年攻击哈密，是为了施压中国人与和硕特蒙古人不要染指西藏，但这也让康熙警觉到中国西北边界有被侵占的危险。当清朝开始准备一支大军来驱逐策妄阿喇布坦，却得到一次意外的胜利：穆斯林伯克和大约二百名清军将策妄阿喇布坦的二千部众驱逐出哈密。伯克得到清朝户部一万五千两的奖赏。清朝如今将统治权扩展到绿洲穆斯林以及东部蒙古。46 康熙立即开始准备下一次军事远征，意欲像对噶尔丹一样“剿灭”策妄阿喇布坦，以“除恶殆尽，长治久安”。47 这次出征的费用估计约为三百万至四百万两，可支持三支各一万人的军队，长途跋涉至西部蒙古的策妄阿喇布坦大本营。据报策妄阿喇布坦约有四万兵力，加上一万名从阿玉气汗之子那里俘虏而来的土尔扈特人。清朝这边除了满汉蒙旗人之外，还从喀尔喀蒙古盟友那里吸收了一万五千兵力。

尽管此次远征试图复制征讨噶尔丹的模式，但各方条件都已有很大的变化。康熙如今年事已高、病痛缠身，不能亲自率军出征。自从康熙以行为不检为由废黜皇太子胤礽以来，他就在一七○八年和一七一二年两度罹患重病。他的手抖得无法提笔写字，而且受昏厥之苦而无法好好决策。由于无法决定继任者，他反复指示儿子们不要密谋加害彼此，却无济于事。民政和军事管理的素质也逐渐下降。腐败高官向小吏强索资金，后者于是对百姓施压，引发武装反抗。在远征行动期间，负责为部队提供粮饷户部侍郎色尔图（Seertu）盗用公款，对满蒙汉士兵人等的粮饷偷工减料。48

和先前一样，康熙试图以议和引诱策妄阿喇布坦靠近北京，然后威胁若其逃脱将惩罚相关人等。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康熙，不断回忆二十年前鼎盛时期的大胆决定和丰功伟业。49 然而，这一次，距离和后勤供应的问题远远胜过征剿噶尔丹之时。哈密远在乌兰布通以西近一千二百公里、肃州西北五百多公里外的丝路上。肃州是最近的主要军事供应基地，也是长城尽头嘉峪关的驻军基地。由忠于清朝的伯克统治的哈密，只是策妄阿喇布坦王国的东部边界。在最雄心壮志的计划中，真正的目标是往西边再五百公里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远在阿尔泰山脉的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康熙鼓励将领的扩张野心，使他们策画出超乎想像的后勤与军事工程。实际上，他们距离实现梦想还很远，不过他们确实卓有成果地加强了补给路线、商业活动，以及进入该地区的管道。这些行动打开了清朝对大突厥与蒙古地区的渗透，这个区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新疆。

他们首先在哈密以北一百公里处的巴里坤（Barköl）创建补给站，作为进一步向西推进的基地。头两万石的粮食将以马车运输，用三千辆车、分十二阶段载运物资从嘉峪关到哈密。但到了一七一六年三月，这些补给物资显然无法支撑驻军，五千部队不得不返回甘肃。席柱将军因没顾好补给而被解雇，尽管他抗议说“我但统领兵丁，运米之事与我无涉”。50

各族裔在先前的作战中各自分摊了不同责任：汉人将领负责后勤支持，满蒙将领则负责率领部队，但如今这种角色分际已然模煳。满人将军得学习粮食运输的乏味细节，也有好几名汉人展现出显著的军事天赋。特别是汉军镶黄旗的年羹尧，作为四川总督，他在监督补给供应方面非常出色，这使他被拔擢为负责四川军务的总督。负责新疆作战行动的满洲将军富宁安（Funingga），获益于过去担任粮仓监督的经历。51 清军也同时在前进过程中一边烧毁草场，使策妄阿喇布坦的骑兵缺乏补给。诚如贝尔所指出的，这残忍手段被蒙古高原到克里米亚的游牧战士采用，但现在清朝和俄罗斯人都学会了如何还以颜色。52 几年之内，兵部侍郎李先复已可自夸其手下对运送物资到偏远驻军非常熟悉。过去与世隔绝的沙漠绿洲，现在部队可定期到达；从哈密到巴里坤的道路已成了一条“高速公路”。53 李先复受到称赞，他是学会无惧于供给边境部队困难的“汉人”。在这案例中，军事合作促进了满汉团结。

其他官员继续批评出征的花费和风险，可是康熙皇帝不容许任何反对。刘荫枢多次警告不要以边境运输折磨士兵与马匹。他声称从赣州到巴里坤的路线积雪三到四英尺深，但却因能力不足遭革职，皇帝声称这些困难是他编造的谎言。54 刘荫枢被皇帝多次责难并遭判处死刑之后，后来得到赦免并被送到边境在军事监督下屯垦。师懿德提督在被赦免之前，也因声称花二十五万两供给这些驻地是浪费钱财而面临死罪。康熙对此评论道：“[他〕不知朕于军机事务并不惜钱粮，已动用过数百万两。”55

尽管做了很多规画，恶劣环境的限制迫使清军一再延迟大战。由于将军们专注于在巴里坤累积物资，一七一五年的行动被取消了。由于担心策妄阿喇布坦再次袭击哈密，他们加强防御。隔年，他们又再推迟进展，因为许多人表示运输困难。56 康熙皇帝日渐沮丧，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后勤的障碍尚未克服。

随着军队西征，清朝对其自然边界的认知也不断扩张。哈密自从击退过策妄阿喇布坦的攻击并要塞化后，如今已被认为“与中原没有不同”。到了一七一七年四月，在巴里坤的八千五百名士兵已准备出发夺取吐鲁番，希望将这个位于突厥斯坦东部边缘的重要绿洲，一劳永逸地“纳入国家版图”。即便如此，胜券并非在握，而且有令人不安的消息称“小人如伪造浮言摇动众心”。57 另一个比较温和的替代方案是先不控制吐鲁番，而是以军力对策妄阿喇布坦的支持者发出警告，希望能引诱他的蒙古盟友来降。第二支军队将抱着类似目标前往乌鲁木齐。这个计划呼应康熙的鄂尔多斯远征，当年康熙虽然没有直接实现军事目标，但仍给当地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不同于鄂尔多斯，吐鲁番和乌鲁木齐是哈密以西三百五十至五百公里外的沙漠绿洲，附近并没有能够争取支持的牧民。58

两支军队都推进得够远，足以遇见准噶尔巡逻队，他们在木垒（Mulei）和辟展（Pizhan）绿洲东边的两场战役击败了这些巡逻队。康熙闻讯大乐，起初敦促富宁安继续西进，追踪所有能找到的准噶尔人。指挥官傅尔丹甚至打算全面朝策妄阿喇布坦的大本营前进直到伊犁河或额尔齐斯河。但在吐鲁番以东，却有三百名准噶尔人展开反击。他们发射鸟枪，并在撤逃前杀死了一名重要的蒙古王公。此时有消息传来，策妄阿喇布坦正准备入侵西藏，新疆远征于是被取消。和征讨噶尔丹的战役一样，比起占领几个偏远的绿洲，打败蒙古领袖本人更加重要。59

虽然将军们拟定了明年再继续“正义剿灭”的计划，但中央的战略重心已转移到了库库淖尔和西藏，使计划难以实现。两年后，富宁安终于在两次小型冲突中击败准噶尔人，占领了辟展，并率军开拔至吐鲁番，收降穆斯林伯克。进一步深入新疆的行动被取消了。清军现已将帝国的触角延伸到长城以外的突厥穆斯林地区。千年以来，首次有来自东北和华北的军队征服了突厥斯坦的一座主要绿洲城市。在吐鲁番之外，汉唐留下的高昌和交河军事要塞依然屹立至今，提醒着他们前人的成就。60

野心勃勃的移民实边计划是衍生自供给军事行动之需求。自汉朝以来，军事屯田一直是历史悠久的做法。61 耕种的部队可使驻军自给自足，同时又在边境常驻。占领哈密后不久，军方便提出在肃州、巴里坤和哈密发展受军事监督的屯垦计划。遭流放者和士兵将成为第一批来自中原的屯垦者。62 高级官员因促进整地而得到奖赏。一七一七年，傅尔丹将军报告，他已播下种子并开挖渠道，各类新作物都正在萌发。在乾隆于十八世纪征服突厥斯坦后，这个整地屯垦的计划将被更大规模地发展。

清朝将领还打算在科布多、乌兰古木（Ulan Gumu）与其他喀尔喀地盘的大草原上兴建带有城墙的要塞。流放者也将被安排在此整地。这些军事聚落透过转驿站与内地相连。63蒙古高原上的定居聚落，始于十六世纪蒙古人皈依藏传佛教。第一批城镇创建在寺院周边，包括始建于一五五五年的呼和浩特，以及十七世纪初以来蒙古主要佛教僧侣总部乌尔嘎（Urga，今乌兰巴托）。64 清军的驻屯规模介于二百至一千名士兵，如今成为放牧之地的第二大聚落中心。指挥官在广阔平原上寻找邻近的充足水源、牧草和木材的战略位址。这些聚落守卫着通往阿尔泰山和外蒙古的路线，并充作粮食和武器仓库的基地。这些聚落占地相当于二千间（jian），建有大型的木制围篱，由内地派来的工人在此停留至少一年建造而成。这些营地逐渐从军事和流放殖民地，演变为平民聚落。

在库库淖尔，清军开始在蒙古牧民附近建造城墙堡垒。他们在选好了整地位址后，就将剩下的牧草留给蒙古部落，并“画下一条不可跨越的明确界线”，将屯垦者与当地牧民分开。65 忠于清朝皇帝的库库淖尔蒙古人，并没有跟新来的定居者计较这些面积不大的土地，但无情的渗透过程已经开始。

清朝在大草原建造堡垒，令人想起先前的俄罗斯进军西伯利亚，只不过两者的渗透过程大相迳庭。在两个案例中，驻军都建造了散落在异乡领土的小型防御单位，军事占领为更大规模的平民农业聚落和商业聚落事先铺路。然而，俄罗斯人首先在森林区域扩散，避开草原和沙漠，并且在进入满人领土之前没遭遇强大阻力。他们几乎没遭遇什么武装冲突就从部落民族手中榨取毛皮。相比之下，清朝首先得面对军事力量庞大的草原蒙古人，然后才透过一个由堡垒和屯垦者组成的网络成功进驻该区域。当他们开始安顿时，周遭民族似乎既温和又忠诚。不过日后历史上的反叛和冲突，显示清朝对放牧地区的渗透仍然相当脆弱。

清朝统治者在西藏的影响力，如今取决于他们扶持的拉藏汗。拉藏汗在拉萨任命了自己的达赖喇嘛。清朝还留着西宁的新呼毕勒罕以防万一，但没有自作主张解决分裂的信仰领导权，而是静观策妄阿喇布坦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七一六年，清朝统治者击退策妄阿喇布坦对哈密的进攻后开始将部队调往西宁。66 尽管策妄阿喇布坦应该很快就会进入西藏，但他究竟会成为拉藏汗的盟友或敌人仍属未知。拉藏汗之子娶了策妄阿喇布坦之女，策妄阿喇布坦也曾承诺军事上支持拉藏换取黄金，帮助他保卫准噶尔国对抗俄罗斯人和哈萨克斯坦人。67但是拉藏汗也接受了清朝授予的头衔及支持。他是否会与策妄阿喇布坦联手攻击库库淖尔，或代表清朝守护库库淖尔？康熙警告拉藏汗关于策妄阿喇布坦的背叛行为，不过无论发生哪个情况，清军都距离拉萨太远无法提供支持。许多朝臣建议采观望态度。

一七一七年夏天，策妄阿喇布坦派出阵中最优秀大将策凌敦多布，率领一万名部下对抗拉藏汗。策凌敦多布率领部队从“绝对的不毛之地”翻越“世上最高的路线”，历尽艰辛地朝拉萨开征，迫使拉藏汗躲在布达拉宫（Potala，宫殿绘画参见彩色插页）。68 策凌敦多布入侵时人正好住在拉萨的耶稣会士德里西里，称其“热情、专业，而且自豪、大胆、勇敢且好战”，甚至拿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69 师懿德指出策妄阿喇布坦的将军率领了三千士兵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进到西藏，翻越“三大雪山⋯⋯在一年当中长征一万里。兵士们食狗肉，而且没有任何后援部队或供给。在每人仅有一匹马的情况下跋涉到西藏攻打拉藏汗”。准噶尔军队的壮举吓到了师懿德，他“不可置信”（满文ferguweme giyangname）地通报这些士兵的坚忍卓绝。康熙皇帝拒绝退让，为达消灭策妄阿喇布坦的终极目标，不计任何代价。70

然而，四川和西宁的近十万清军并未移动。他们预计策凌敦多布的士兵们会被大雪折磨到疲惫不堪，因此抵达拉萨时将虚弱无力，即使他们前来的途中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71 直到拉藏汗绝望地请求帝国援助，清朝才动员起来。拉藏声称倘若他失去拉萨，整个黄教（编按：格鲁派黄帽喇嘛）将被消灭。康熙命令满洲将军额伦特（满文Erentei）带着七千士兵（主要是汉人和穆斯林），从西宁穿越沙漠取道北路前往拉萨，并派出那木扎尔（Namujar）将军则率一万唐古特军取道四川西部打箭炉这条较远但较安全的路线出征。在他们出发之前，收到了准噶尔军劫掠和屠杀的可怕消息。一七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策凌敦多布下令洗劫城市与寺院，将财宝搜刮殆尽。策凌敦多布曾是隶属敌对寺院札什伦布寺（Shigatze monastery）的僧侣，如今在凶残军队的帮忙下报复了拉萨的特权喇嘛。三天后，他攻打布达拉宫，杀死了拉藏汗，并抓住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走北路的清朝援军前进至喀喇乌苏（Kela Usu），位于距西宁一千多公里的萨尔温江（Salween）河畔。准噶尔人在那里将他们包围，杀死了额伦特，对粮食供给将尽的他们进行围攻。一七一八年九月，整支持军全军覆灭。富宁安本人没收到关于这次惨败的消息，只得徒劳无功地向一名策妄阿喇布坦的特使询问最新消息。72 康熙随后指定他的第十四子胤禵担任抚远大将军，从西北带领三支大军进西藏。73 借由这次军事任命，年迈的皇帝暗示如果胤禵在战斗中崭露头角，就可能成为新的皇位继承者。

当胤禵在西宁集结三十万大军之际，深知地形艰难的四川总督年羹尧主张，策凌敦多布说不定会向清朝投降。根据清朝的情报，策凌敦多布与副将关系不睦，担心被生性善妒的策妄阿喇布坦报复。年羹尧提议与策凌敦多布秘密谈判，不过提议遭拒。74新活佛（呼毕勒罕，或他的代理人）也担心清军可能对他的国家造成破坏，即使他还要靠清军护送回到拉萨。库库淖尔的蒙古众台吉仍害怕遭策妄阿喇布坦报复，同时又担心会过度依赖清朝。多数满人与汉人重臣皆主张只要卫戍四川和库库淖尔的边界就好，但康熙对这些担忧全都置之不理。他认为西藏的骚乱显然会影响到四川边民，因为他们是“一类”。他坚持发动全面作战，同时打击在突厥斯坦的策妄阿喇布坦，以及他在西藏的将领策凌敦多布。呼毕勒罕获得了新头衔“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预计会在库库淖尔众台吉的支持与军队护送下，登上拉萨的宝座。在康熙看来，眼前局势就像乌兰布通战役重演：非常时期唯有独断才能成事，胆怯和优柔寡断只会破坏他的大胆出击。75

一七二○年二月，康熙之侄延信与将领噶尔弼（Galbi）率军离开西宁，胤禵则留在西宁争取和硕特部的支持与保护达赖喇嘛。新任达赖喇嘛在五月跟进。清军在一七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夺下拉萨，因为准噶尔人早已逃跑。支持准噶尔干预的五个大喇嘛遭处决，达赖喇嘛也进驻布达拉宫。西藏人簇拥士兵，弹奏音乐，拜倒在地，宣称：“自从准噶尔人抢劫蹂躏以来，我们以为再也看不到阳光了。”76 过去长期以来西藏神职人员与中央欧亚统治者之间维持的典型“喇嘛—施主”关系即将转变，因为清朝已成为“该区的支配军事力量”。77

但清军不能久留。由于补给几乎告罄，马匹也疲惫不堪，年羹尧只得以最短路线率领胜利之师回国。年羹尧与胤禵在此次西藏行动中创建的紧密关系，将在康熙皇帝去世后的神秘继承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两人从此受到雍正皇帝猜疑。雍正甫即位，胤禵就被召回首都软禁，直到一七三五年雍正去世才被释放。78

在官方史料的描绘下，和硕特蒙古人与清军创建团结的联盟，以排山倒海之姿进入西藏，驱逐了野蛮的作乱准噶尔人；西藏人民高兴不已，迎接来自外部干预的解放。然而，其他史料（例如胤禵被封锁的奏章）则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这些史料显示，过去与准噶尔关系良好的和硕特蒙古人，其实是很不情愿地加入远征。多年来和硕特都未能按照清朝的命令与清军合作。年羹尧通报了（被康熙皇帝谴责的）和硕特部之间的分歧。一七一九年七月一日，皇帝向和硕特要求一万士兵，罗卜藏丹津（Lobzang Danjin）虽然渴望支持清朝，却羞于承认他的兄弟们不会派兵。79

胤禵的奏章还透露了西藏游击队在此役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是被康臣（Khangchen）首领康济鼐（Kancennas，本名镇南结布[Sonam Gyapo]）动员而来。康济鼐领数千名战士伏击了准噶尔巡逻队，并成功阻挡了准噶尔的撤退路线。康济鼐在一场宴会上杀死了六十五名准噶尔使节，还因此得到康熙皇帝称赞。

再一次，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留给后世的印象相反，准噶尔军队其实早在清军抵达之前就已开始从拉萨撤退。准噶尔部队已遭受重大打击，部分是因为康济鼐的游击行动凸显当地居民对他们抱持敌意；还有许多人生了病（可能是高原反应）。当准噶尔人听说有支介于十万到一百万人的和硕特与清朝联军即将带着库库淖尔的达赖喇嘛到来，而且回家的路还被封死，顿时陷入绝望境地。“一名准噶尔士兵正在西藏丹津的家里喝酒哭泣。丹津问他：‘你哭是因为想家了吗？’他回答：‘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的苦。’现在在阿里（Gari）的康济鼐[等人]率领三千名士兵，挡住了我们回家的路。我们无法撤退。而且康熙的儿子兼大将军正率领数十万部队前来，库库淖尔的部队也打算把达赖喇嘛送回王位。我们少少的士兵怎么抵御得了这样一支大军？’”80 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准噶尔人成功逃回家乡。

因此，清朝成功出征西藏是综合多方参与者各自复杂动机的结果，包括分裂的藏人、争吵的和硕特人、绝望的准噶尔人，以及由皇帝儿子领导的纪律严明的满蒙汉军队。

为了纪念征服武功，清朝隔年便在拉萨设立一座石碑，讲述简化过后的故事。它描述自第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以来发生在拉萨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摄政第巴夺权，以及他十六年来没将达赖喇嘛死亡的消息通报清朝。接着拉藏汗在和硕特人的支持下消灭了摄政，并“复兴佛法”（兴法）。策妄阿喇布坦则是来此掠夺和摧毁寺庙，并且屠杀喇嘛。虽然策妄阿喇布坦也声称“复兴佛法”，但他其实是在“摧毁佛法”（所有争夺西藏权力者都辩称其军事行动是为了“兴法”）。康熙皇帝随后派了数千人的满蒙汉部队，勇敢穿越瘴疠的丛林来到西藏。他们杀死敌人，“平定”西藏，而后（真正地）振兴法教。根据石碑铭文，这些古所未闻的成就超越历朝历代，众蒙古及西藏人皆称赞皇帝的英明神武。81

在写给清朝皇帝的书信中，策妄阿喇布坦本人也声称自己抱持许多相同的理想。他也希望西藏和平，出兵干预只是为了阻止与黄教作对的僧侣从事异端邪教，以及终止拉藏汗的压迫。他“摧毁了偏离法道的红帽教派”，并抓住了拉藏汗的妻儿。82 策妄阿喇布坦表示愿意与清朝皇帝合作，就像噶尔丹在世时那样──前提是康熙不会积极干预蒙古或西藏。但如今康熙皇帝心中已有了更宏大的计划。

石碑扼要地总结了清帝国想传达给新征服地区的讯息：是清朝的力量恢复西藏人尊崇的教法，证明了清朝皇帝的神圣使命。康熙超越了过去所有统治者，在蒙古人、满人和汉人之外，还接纳西藏的宗教等级制度。皇子胤禵协调联盟成员的技巧被轻描淡写，现在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皇帝本人的勇武。清帝国每一场军事胜利背后的冲突与偶然，都离不开皇帝全知全能的法眼掌握。

清朝在西藏的成功激发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富宁安提议立即带着来自巴里坤的一万七千士兵展开为期三个月的行动，永久消灭准噶尔基地，预计花费将超过三十五万两。胤禵和大将军傅尔丹与富宁安等于京师共商剿灭准噶尔国之大计。胤禵热切赞成立即入侵。康熙起初同意，不过随后将攻击行动推迟了一年，认定要在遥远的伊犁捕获策妄阿喇布坦是不可能的任务。83 谣言陆续传来，传言策妄阿喇布坦已死，或谓准噶尔已陷入严重分裂。一名落网的准噶尔士兵在拷问下表示，策妄阿喇布坦已徒刑了女婿噶尔丹丹津（Galdan Danjin），准噶尔人正遭到西边的布鲁特人（Burut，译按：即吉尔吉斯斯坦人）与哈萨克斯坦人攻击而损失惨重，更有许多牛只死于疾病。准噶尔人纷纷感慨：“中国人肯定对我们施加了诅咒。”那名落网的士兵承认自己的同胞“不分老少皆悲伤地对彼此说：‘汉人肯定已遣使给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布鲁特人，现在他们将联手对我们发动攻击。一旦他们攻来，我们该如何自保？我们的牧地会是如何下场？’”84

康熙决定派蒙古的主要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会见策妄阿喇布坦，邀请他向清朝归降。策妄阿喇布坦将必须交出受其庇护的拉藏汗*，并承诺永远不再打扰清朝的边界。倘若策妄阿喇布坦拒绝谈判，清朝将展开军事行动。

这一回，清朝诸将有自信可以击败敌人，因为准噶尔人只有有限的火药和大炮供应，而且缺乏纪律。清朝大将们对火药武器左右胜败的力量越来越有信心。他们还认为可以借由派遣多股骑兵包夹攻击，克服游牧民的军事优势。85 然而，他们仍然担忧巴里坤的军队补给问题。这个以吐鲁番为中心的绿洲地区，粮食收成非常有限。军队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必要在突厥斯坦创建军事聚落。巴里坤和吐鲁番的部队和相关人员总数超过三万三千人，每月耗粮六千六百九十石，加上阿尔泰山地区的二万五千士兵每月所需的五千石，每年总共需要十四万二百八十石。而巴里坤的收获只有二万石，吐鲁番更少。86 补给吃紧意谓部队必须迅速推进，抑或在行动之前先致力于储备补给。因此，当胤禵从边境返回时清朝仍没下定决心出兵。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胤禵突然被召回首都。消息传来，其父亲康熙皇帝驾崩，而且兄长胤禛已登基，是为雍正皇帝（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在位）。胤禵在康熙去世前关键的最后几天不在京师，使得胤禛得以在九门提督隆科多（Lungkodo）支持下登上大位。隆科多编造康熙遗命，假传遗诏由雍正继位。史学家自此便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争辩不休。87

康熙皇帝曾两度废黜行为不检的二子胤礽，但却未能指定该由谁继人。由于他许多儿子都组党结派争夺继承权，边疆战役便左右老皇帝倾向由谁出线，因为康熙认为军功是评估是否适宜统治的关键。即使在一七一二年第二次遭废黜之后，胤礽也想办法让自己被任命为西北边疆军队的大将军，以便重获父亲青睐。88 陪伴父亲三次出征的长子胤禔原本极被看好，直到他被指控从事巫术对胤礽下咒。第八子胤祀的声势也不小，因为他曾陪伴父亲参加一六九六年的噶尔丹征讨。当胤祀因从事密谋被拔除爵位，胤禵身为西北征战大军的总指挥，“被许多人认为是皇帝心目中继承王位的真正人选”。89

胤禵的哥哥胤禛则从未率军作战，只有过在北京练兵的经验。康熙皇帝也视仪礼为成功统治者的另一项技能，而胤禛在代表康熙主持朝仪方面表现极佳。他参加了二十二场仪式，是所有皇子之最，还积极参与京师的朝议。冯尔康认为胤禛不是一个不被看好的篡位者，而是和胤禵同样合情合理的王位候选人。90 事实上，胤禛是最高等级的宗室王子（亲王），相较之下，胤禵最初只是个贝子，后来才成为第二等级的宗室王子（郡王）。然而，许曾重则强调自从满清征服明朝以来，军功向来是统治的最重要资格，因此胤禵在军事上的成功，显然使他成为下一任皇帝的最佳选择。在（九子）夺嫡的最后一次政治斗争中，经常在外征战的活跃军人，输给了从未离开首都的文职礼仪与政策专家。91

有些人认为胤禵被送离首都是刻意安排，是胤禛继承阴谋的其中一环。其他人则争辩说，皇帝召胤禵回京，就是为了防止他在边境取得成功，从而加强他继承王位的正当性。尽管对谁该继承一事有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谣言，但我认为胤禵在边境有合理的任务待执行：帮助老皇帝康熙再次策画对抗准噶尔人的灭绝行动。皇帝驾崩时他不在京师完全是偶然。雍正继位后声称胤禵失职且缺乏军事经验，而且诚如前文所述地试图抹灭胤禵在西藏的军事成就。究竟康熙皇帝最后指名由谁继任，甚或有无指名继承人，用黄培的话来说，大概将永远是个“无解之谜”。不过很显然的，边境扩张同时改变了王位继承和清史书写。92

雍正皇帝改变策略

雍正皇帝继位，让清朝扩张进入一个目标矛盾混杂的新阶段。在突厥斯坦，雍正继续他父亲当初对策妄阿喇布坦采取的姿态，鼓励他稳定边界，并向北京派朝贡使团。一七二三年，享年九十岁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他作为蒙古黄教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清朝的忠实支持者，曾在噶尔丹叛乱时带领喀尔喀人归降满清。他也是清朝与西部蒙古部落之间的宝贵联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后，雍正皇帝直接和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节往来，并向他们保证清朝“无意于殄灭尔国也”。雍正只要求交还叛贼拉藏汗 *。但雍正皇帝也警告使节们：“如欲广我圣祖皇考之仁恩，惟尔台吉，欲振我圣祖皇考之武烈，亦惟尔台吉。”93

雍正持续威胁策妄阿喇布坦，若拒绝其慷慨提议就将受惩罚。尽管如此，雍正却也暗示自己对删减军事冒险预算更感兴趣，开始计划从遥远边境撤军。起初雍正宣布库库淖尔根本不需要驻军，因此打算将军队集中在巴里坤。一七二三年爆发的罗卜藏丹津叛乱破坏了这一目标，但雍正仍持续将部队合并，集中至数量较少、较靠近内地的要塞。雍正自有他的考量：长时间驻军使部队筋疲力尽，应当安排他们定期轮流回到内地，同时也降低当地居民承受供应驻军需求的过度负担。精简军事规模的背后，是雍正内政紧缩和制度改革的计划。94 他于一七二三年四月将部队撤出西藏，集中至西宁和四川。直到年羹尧抗议后，他才同意在打箭炉以西的路上建造小型防卫堡垒。95

当新皇帝决定和谈时，富宁安显然相当沮丧。他在康熙在位的最后几年积极率军攻打准噶尔。这位直言不讳的将军，本来因出色的军事能力受到称赞，肯定是在回归首都时冒犯到雍正，因为他很快就被派到陕西一处不重要的据点。富宁安在一七二八年被剥夺了贵族爵位，原因不明。96

此时年羹尧开始在突厥斯坦施行新的防御战略：仰赖静态防御，减少兵力，促进军屯。巴里坤只留下二千兵力，吐鲁番一千五百，哈密二千。年羹尧在布隆吉尔（Bulongjir，距离嘉峪关五百里）建造了能容纳五千兵力的新堡垒。这个大型要塞在一七二五年成为安西镇。97 当雍正镇压了西藏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后，同样帝拒绝了年羹尧要求在打箭炉以西增加六千名士兵的要求。清朝仅靠着西藏主要贵族的支持与拉萨的一支小规模驻军来控制西藏。

吐鲁番的穆斯林此时成为清朝与准噶尔这两个敌对国家激烈争夺的对象，因为策妄阿喇布坦试图将他们向北迁，而雍正则试图让他们向南移。对雍正皇帝来说，吐鲁番与其说是战略资产，倒更像是战略负担：粮食供应太稀少，无法支应大型驻军加上当地人口。要塞化的军事城镇巴里坤或许是更适合的战略据点。当准噶尔人于一七三一年重启突袭时，岳锺琪将军要求部队增援，但却被雍正斥责其组织资源失败，被勒令将防御集中在甘肃。吐鲁番问题是令雍正苦恼的肉中刺，他想撤回军队，降低开支。雍正宁愿把人迁回，更胜派兵出去。98

尽管有违初衷，但新的内部冲突很快便迫使雍正皇帝勉强同意对西藏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干预。清军曾于一七二○年在拉萨设立了军政府，并受到西藏人欢迎──他们很高兴看到残暴的准噶尔军被赶走。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被准噶尔人劫掠，在清帝国的支持下得以重新修缮。摄政的职位被废除，而新的第七世达赖喇嘛（年仅十二岁的男孩）则成为主要西藏贵族统治的傀儡。最强大的贵族有二，一位是康济鼐，另一位则是西部西藏颇拉（Polha）的首领琐南多结（Sonam Stöbgyal，以颇罗鼐〔Polhanas〕之名为人所知）。99 两人都曾组织民众抵抗准噶尔人。100 三名满洲侍郎（Asahan Amba）* 以三千驻兵监督政府。但在区域统治者无法创造出堪用的中央议会（编按：此指噶厦）下，政局依然不稳定。

中国占领军对藏人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尽管清朝花大把银两从数千公里外的内地运输粮食至此，仍旧导致当地市场粮价上涨。年羹尧将军和康熙之侄延信皆赞成康熙在世时的看法，认为应尽速缩减在拉萨的军队。101 而雍正为了实现财政紧缩的计划，也以维持与准噶尔和平与减轻百姓负担为由下令立刻全面撤军。康济鼐在军队开拔离境时敦促皇帝三思。

自顾实汗时代以来，和硕特台吉已习惯实质影响西藏。然而清朝在干预后又突然撤离，使他们顿失对西藏的影响力。在没有摄政或和硕特蒙古保护者的情况下，西藏人本身得治理西藏。这打破了原本蒙古人作为军事保护者、达赖喇嘛作为精神领袖，以及摄政作为世俗管理者的古老三方平衡。如今三方失去了两角，不稳定和混乱随之而来。几名和硕特人决定邀请策妄阿喇布坦介入，期望能恢复自己对西藏的影响力。102 他们认为清朝背叛了康熙当初的承诺，没有让和硕特蒙古人成为西藏大汗。

罗卜藏丹津台吉（藏文Blo-bzan-bstan-dsin）乃顾实汗之孙。顾实汗是强大的库库淖尔首领，曾支持中国干预拉萨。103顾实汗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另一个来自不同家系的孙子察罕丹津（Chaghan Danjin）。在雍正的支持下，察罕丹津似乎扩张其领土至罗卜藏的地盘。一七二三年七月，罗卜藏攻击了三名和硕特台吉，也都是顾实汗的孙子，其中包括败逃后请求清朝保护的额尔徳尼额尔克托克托鼐（Erdeni Erke Toghtonai）。年羹尧建议清朝不要介入：“如果[库库淖尔台吉]如今忘记他们对我国的感激之情，杀死自己的亲族，那与我们无关。”他很清楚清军推进“只会浪费我们部队的力量，蒙古人则是骑着他们肥壮的马儿逃到不见踪影”，一如在游牧战事中经常发生的情况。104但新皇帝驳回年羹尧的建议，命令他保护额尔徳尼额尔克──如果他逃到清朝领土的话。清朝对逃离蒙古的难民的支持，和当初康熙被卷进喀尔喀和准噶尔内部纠纷的过程极为类似。罗卜藏丹津将获得忏悔并臣服清朝的机会，但若拒绝清朝就将派出一支正义的征剿大军对付他。不出所料，罗卜藏拒绝了清朝出面斡旋和平协议的好意。清朝特使常授通报，罗卜藏意图击败察罕丹津，然后召集库库淖尔的所有台吉称他为大汗。准噶尔人很快就会进入库库淖尔的谣言四起。105

年羹尧和雍正随后达成了一项秘密计划，以“定”库库淖尔。106 他们最害怕不满的台吉们可能结盟反对清朝统治，并正面回应策妄阿喇布坦的呼吁。雍正以亲王头衔（和罗卜藏同级）授予察罕丹津，以鼓励他和罗卜藏分裂。诚如所料，清朝改变支持对象的举动，促使罗卜藏于一七二三年九月十六日攻击察罕丹津。罗卜藏自称达赖珲台吉，有意像在顾实汗时代那样统一所有的和硕特蒙古人。这为清朝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口实。年羹尧的态度依然谨慎，相信察罕丹津可能会抵抗罗卜藏，但雍正命令他即刻出师。一七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清军在塔尔寺（Kumbum monastery，距今日西宁二十公里）外与罗卜藏交战并将其击退。十一月二十七日，罗卜藏试图围攻新城（Xingcheng）堡垒，攻击甘肃走廊沿线的甘州和凉州驻军，不过很快就被打败。战争在一个月内结束。

准噶尔对罗卜藏的援助从未抵达，因为策妄阿喇布坦正忙着抵挡俄罗斯人和哈萨克斯坦人。他从来就无意支持库库淖尔的诸台吉，但当罗卜藏逃来避难时，他确实庇护了罗卜藏汗。

雍正曾在清军出兵之前下令军队切莫骚扰当地居民，不该强奸妇女，侵犯坟墓，抢劫投降者的财产，或是摧毁房舍、寺庙和寺院。107 然而清军却在征服之后对曾支持诸台吉抵抗的喇嘛和村民挟怨报复。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摧毁罗卜藏丹津及其全数追随者。他们杀死了数百名手无寸铁之民，烧毁了一百五十座村庄，而且无情地摧残罗卜藏盟友章嘉呼图克图（lCan-skya Khutukhtu，可参见彩色插页）的大本营郭隆寺（Gonlun monastery），杀死六千名僧侣并放火烧寺。108

庆祝这次军事胜利的盛大仪式在首都举办，盛大程度与平定三藩之乱和剿灭噶尔丹相当。109 官员正式向京城周围的十一座寺庙通报这场胜利，包括天坛、地坛、太庙、社稷，以及诸先皇之陵。国子监刻下一块石碑，将罗卜藏丹津描绘成邪恶的反叛者，“狼心枭性”，称赞年羹尧杀死其“狂悖”的追随者，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数十万人投降。110 尽管这次行动比起攻打噶尔丹或镇压三藩之乱为期更短，难度也较低，但雍正可以光明正大地宣称，清朝再度取得对另一片广大领土的永久控制。库库淖尔诸台吉再也不能享有不受清朝干预的真正自治。

镇压库库淖尔之后，官员严格推行已在蒙古实行的旗制和札萨克管理制度。在年羹尧的监督下，整并和重建该领土的详细计划于焉展开。诸台吉现在成了札萨克，也就是旗的指挥官，受到清军人员的监督。他们被允许每年朝贡三次。库库淖尔的喀尔喀蒙古人被编入不同旗制之下，使他们不再从属于和硕特人，让清朝得以借此平衡和硕特蒙古人。诚如年羹尧的建议，这块领土现在成为“内地”的一部分。当地藏人（番）将由受清朝驻军监督的土司治理。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将被切断，不再能向库库淖尔的藏人征税，但每年将获得五千斤的茶叶作为补偿。而被年羹尧形容是“藏垢纳污之薮”的寺庙，原本是接受追随者纳贡的自治机构。除了进行宗教活动，也用于储藏武器粮食。如今官方限制寺庙规模不得超过二百间，喇嘛至多三百名，而且每年稽察两次。111

清朝对罗卜藏丹津开战的理由始终备受争议，但我们显然不该像雍正和其将领一样迳自认定这是对清朝统治的“叛乱”。“叛乱”一词为清朝和当代中国史学家使用，暗示曾经“忠诚”的一群人拒绝了帝国恩典，然后直接挑战皇帝的权威。112 但在一七二三年之前，和硕特蒙古人尽管曾与清帝国有过短暂联盟，实际上向来不受清朝权威的影响，拥有很高的自主性。他们当中许多人加入了拉萨的远征，尽管有些人其实非常不情愿。加藤直人主张，库库淖尔诸台吉当中分成了拥清派和反清派，而罗卜藏丹津对察罕丹津的攻击，代表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但石滨裕美子的论点更为有力：她认为争斗的台吉间没有明确派系之分，而且众台吉差点一度在准噶尔的支持下组成对抗清朝的联盟。113 雍正皇帝看到台吉间的分裂，利用这项弱点发动军事行动，意图将整个库库淖尔置于清朝的控制之下。清朝镇压罗卜藏势力，永久消灭了库库淖尔台吉的自治权，并拔除他们对西藏的影响力。清朝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担心这些台吉及其追随者可能与准噶尔人结盟，或迁移到准噶尔的领土。罗卜藏不曾想将一支清朝大军卷入，他的对手察罕丹津过去曾支持准噶尔入侵西藏，也不是清朝之友。但由于两人的内部冲突，让雍正皇帝得以抓住机会，在清军于西宁基地的附近迅速得胜。

雍正皇帝在此案例中强行贯彻其侵略政策，不顾年羹尧和岳锺琪将军的谨慎反对。不过，一旦授命出征之后，年羹尧和岳锺琪便展现出了不起的果断、铁血和成功。雍正起初在告敕中大赞年羹尧，称赞任何扩张军事政策都得仰赖这位坚决的汉人武将。不过年羹尧很快就失宠。一七二六年，他因九十二条渎职、贪污和阴谋叛国的大罪被判死罪后赐死。岳锺琪帮忙提供了“罪证”。年羹尧的迅速垮台，和他掌握了雍正继承王位不可告人的情况密切相关，他可观的军事成就使他既不可或缺又充满危险。没有了年羹尧，雍正便发现自己无法再进一步扩张。此事超出其力所能及，以致惨败。114

清朝对库库淖尔的控制仍不稳定。一七二七年的西藏骚乱差点蔓延到库库淖尔蒙古，但没有爆发任何公开叛乱。然而，罗卜藏还躲在伊犁，仍可以从那里施展吸引力。由于策妄阿喇布坦的继任者噶尔丹策零也拒绝将其交还，清廷担心部分库库淖尔蒙古人会抛下他们对清朝的义务，试图迁徙到准噶尔地区。库库淖尔诸旗现在积欠清军马匹：这些马匹本该被以市价购买，但地方官员却施加了额外的税赋负担。当和硕特台吉拉察卜（Rajab）试图迁移牧场以避开沉重马税，他被命令掉头返回，雍正还下令当地官员彻查。一七三一年，被派去防御准噶尔入侵库库淖尔的台吉诺尔卜（Norbu）反抗清朝，掠夺十天后向西奔逃，却很快就落网。115 多数库库淖尔王公都积极支持清朝镇压此一叛乱。然而，雍正仍然担忧库库淖尔诸王公的忠诚，并给他们发去一道长篇诏令，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接受清朝许多恩惠的顾实汗的后代。而且清朝支持黄教，准噶尔人则是信仰破坏者，绝对是为了惹事生非而来。雍正告诉王公们，如果他们试图逃离或加入罗卜藏，“路途如许遥远，马畜必致疲毙，彼岂能为⋯⋯准噶尔四面皆成雠敌，终岁争战不休。凡用兵之处必置尔等于前，虐使任意。岂若各守祖父基业，永享太平之为得乎？”116 虽然和硕特诸王台吉原本只是从准噶尔地区迁徙至库库淖尔的蒙古人，但雍正鼓励他们将库库淖尔视为祖居地。只要他们愿意放弃迁徙自由，雍正保证让他们在清朝治下过着和平安定的日子。

叛乱结束后，清朝恢复撤军计划。原先做为替军事行动筹措财源的捐纳制度，如今则被取消了。117 然而，西藏很快就因西藏贵族间分歧日增，再度成为冲突的舞台。118 能干的康济鼐是清朝倚重的反准噶尔总督，他在其他大臣间引发越来越强烈的敌意，最终在一七二七年八月五日被谋杀。119 满洲副都统颚齐（General Oci）要求立即增援镇压。同时，颇罗鼐迅速动员部队消灭他的竞争对手阿尔布巴（Napodpa）。左都御史查郎阿（Jalangga）和副都统迈禄，组织了一万五千名来自陕西、四川和云南的军队进入西藏，于一七二八年六月十三日从西宁开跋。七月三日，颇罗鼐在清军抵达之前占领拉萨，并逮捕了阿尔布巴和其他反抗者。120 他持续对清朝皇帝通报他的活动，很快便在内战中赢得清朝的支持。清军迅速穿过库库淖尔，其解决后勤需求问题的方式，便是让每名士兵随身携带两个月的粮食，加上购买更多粮食用的四两银子。121当查郎阿于一七二八年九月抵达拉萨时，他和颇罗鼐以谋杀康济鼐的罪名审判阿尔布巴等人。西藏史料记载，叛逆的大臣们自我辩护并指控康济鼐和准噶尔人暗通款曲。122 但满人法官不以为然，决定支持颇罗鼐，并判处反叛大臣们凌迟之刑。颇罗鼐被任命为东部和西部西藏的总督，并获得皇帝厚赏。查郎阿撤军时一并将无能的达赖喇嘛从拉萨带走。他在拉萨留下了两名满人的昂邦（amban，驻札大臣）和两千驻军，因为雍正明白一支庞大部队的后勤补给对贫困的藏人来说是沉重负担。

西藏内战时的竞争双方都试图将内乱链接到准噶尔人。诚如魏源的《圣武记》所载，清朝的官方说法便是指控准噶尔人与西藏叛乱分子勾结。123 但诚如毕达克（Luciano Petech）的结论（该说得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里对当年的记载证实），这场反叛其实是西藏的内部事务，并非意图拒绝当清朝的保护国。准噶尔参与其中的指控其实是事后才提出，以便为清朝的干预辩护。直到一七二九年，当雍正皇帝实施更具侵略性的反准噶尔政策时，才试图暗示准噶尔人有参与西藏战争。在第二次军事干预成功之后，雍正对自己“找到永远解决西藏事务之道”感到自豪。124 然而，他在蒙古事务上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七二七年，策妄阿喇布坦去世，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接掌权力。与清朝相对和平的关系仅维持了一年，双方都小心翼翼地摸索和对方的新关系。清朝以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与俄罗斯的边界，终于解决了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以来的争议。俄罗斯人受到对中贸易特许权诱惑，不会支持准噶尔人，还将控制西伯利亚和满洲之间的游牧民族，把他们固定在一处。《恰克图条约》同时也确定了西伯利亚和（如今属清朝控制的）喀尔喀蒙古人之间的边界，延伸长达二千六百英里。任一方都不会庇护难民或罪犯，然后以界石标志边境。俄罗斯特使弗拉季斯拉维奇（Sava Vladislavich）称这条边界是“两大帝国之间永恒的分界线”。125

如果噶尔丹策零同意与清朝确定边界，他同样也能定期派遣朝贡贸易使团到中国。他在一七二八年派遣一支准噶尔使团访问北京。但清朝却开出了两项严格条件，限制了和平的可能性：一是清朝切断准噶尔与西藏任何正式关系的决心，二是将罗卜藏丹津交由清朝监管。当噶尔丹策零请求准许派人为拉萨的僧侣举行奉茶仪式（称为煎茶或熬茶）以帮助传播佛教信仰，却遭到雍正皇帝轻蔑地拒绝：“准噶尔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释教之广行与否，岂关尔之煎茶设供耶？”126 这些礼仪使团、随行的贸易商队与喇嘛，是所有蒙古人与西藏的重要精神链接与商业链接。当年在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期间，清朝也曾剥夺一位蒙古札萨克的爵位，因为他让策妄阿喇布坦的特使穿越地盘到西藏煎茶。127清朝的政策如今旨在维持稳定，但同时也要孤立准噶尔国，将他们同蒙古人和藏人等文化上最亲近的邻居隔离开来，并阻止他们寻求俄罗斯的潜在援助。交出罗卜藏丹津，就能消除库库淖尔蒙古人效忠对象不明的问题，更加孤立准噶尔人。但也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噶尔丹策零不愿意切断自己和库库淖尔与西藏的脆弱链接。

一七二九年，雍正放弃了和平政策，决意以侵略行动消灭准噶尔国。他回顾准噶尔人自噶尔丹时代以来犯下的滔天大罪，试图解释自己的新决定。雍正认为，所有蒙古人如今都已归顺清朝，只有准噶尔人顽固拒降。康熙皇帝当初战胜噶尔丹之后，本来已打算消灭准噶尔人，是因为担心被批评“穷兵黩武”而作罢。直到后来康熙提供策妄阿喇布坦赦免却被拒后，便誓言要将其消灭。雍正也提出要赦免策妄阿喇布坦的罪，但后者对哈密的袭击与对西藏的干预，显示他对清朝带有敌意。噶尔丹策零现在说，他希望与清朝和平共处，但雍正指控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提出了他和西藏叛民相互勾结的新指控。尽管贤能的君主会试着避免穷兵黩武，总是把动武视为最后手段，但是雍正皇帝发誓要完成康熙的未竟之志。消灭这些偏远部落不会为清朝带来军事荣耀，可是允许他们活着就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128

雍正援引康熙来替自己的出征辩解，但他的语气比较提防，出于愤怒而非自信。若从清帝国的角度来看，激发顽固蒙古人由衷感谢并促进其民生昌盛的仁慈政策，只换来了暴力以对。准噶尔这般反复不守承诺的举动，让清朝逐渐自我证成对其采取极端暴力的回应手段。和明朝不同，清朝认为蒙古人是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行动者。明朝统治者则把蒙古人看作受贪婪和暴力驱使的野兽，因而无法受帝国控制。吊诡的是，明朝与蒙古人的疏离，以及相信他们没有人性的观点，反而导致明朝采取偏向防御的政策。由于蒙古人被视为更像是不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力量，因此明朝统治者也不会极力消灭这些游牧民。因为试图消灭他们就好比想消灭狼群或洪水一样，只会徒劳无功。相比之下，清朝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却导致清朝倾向于消灭那些顽固且拒绝屈服于帝国之人。在清人眼中，那些选择抵抗清朝开出条件的人仍然是人类，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被“征剿”，旨在为世界恢复理性秩序。129

然而，天下太平与仁慈的概念，和支持暴力镇压颇为扞格。相较于康熙在位时期，这两种性格的紧张关系在雍正朝更为凸出。雍正一再提及“穷兵黩武”，显示他深知儒家的贤明统治者应该以德服人，而非以武力征服。相较之下，康熙更亲近中央欧亚的传统，这种传统重视战场上的个人英勇，以及有效的管理和道德权威。这三个价值在他当政时较为连贯的结合在一起，让他的统治扩张带来相对较稳定的和平，以及对满清政权的较积极支持。雍正则面临较大的紧张局势，清帝国如今濒临行政与后勤资源的极限。雍正对此最常见的反应是紧缩开支，仔细管理资源，以及从事长时间的谨慎准备。透过撤军和合并部队，来达成减轻国库和当地人民负担的主要目标。军事介入罗卜藏丹津与库库淖尔只是短暂例外，而且成果显著。但准噶尔国的持续存在就像个开放性伤口，持续侵蚀清帝国的统一感。只要有任何传统上属于蒙古、西藏、穆斯林和满人等中央欧亚世界的成员仍然坚持拒绝满清对天下的主权，清帝国统治者就无法心满意足。雍正对准噶尔人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矛盾，既蔑视他们是“西北隅一小部落”，又将他们视为对整体社稷安全的一大威胁。他在一七二九年的新一波侵略行动并非立基于传统战略逻辑，其自负野心是源于清帝国的新兴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必须将和平落实到帝国全境。当然，清朝不是唯一会把小国视为重大国安威胁的帝国。130 尽管如此，雍正皇帝对发动新一波远征仍旧感到犹豫不决，因为除了要求归还罗卜藏丹津之外，他并没有正当理由。131

一七二九年四月，傅尔丹被任命为靖逆大将军，负责北路军。岳锺琪则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率领西路军三百二十四名军官和二万六千五百名士兵。两军分别在六、七月出发，各自朝噶尔丹策零在伊犁的基地前进。132 一七二九年六月，北京举行了一次大型阅兵。结果雍正皇帝和他的兄弟突然都患上了流感，后者于一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去世。雍正皇帝失去一位兄弟兼重要顾问（编按：其弟胤祥）。133 然后噶尔丹策零派出一名特使前来，承诺交出罗卜藏丹津。134 雍正抓住这次和谈机会，将两位大将军召回京师，并延迟发兵一年。傅尔丹和岳锺琪于一七三一年一月返抵首都。

就在他们返抵京师时，准噶尔的小部队已开始劫掠库库淖尔和巴里坤的边境要塞，抢走大量马匹。他们被从吐鲁番驱逐后，转而包围库库淖尔的战略信道噶斯（Gas）。岳锺琪坚持派出五千名士兵增援边境驻军，但雍正并没有采取任何侵略行动。他坚持把主力部队留在甘肃走廊和西宁，而不派大军到塞外。他遗憾地拒绝了岳锺琪增强前线驻军的十六项提议，表示他尊重岳锺琪想消灭偷走这么多马的敌人的激愤之情，不过承认“目前并非进剿之时”。他其实觉得岳锺琪支持吐鲁番“没道理”，而且“竟无一可采取之处”。135 幸运的是，吐鲁番的驻军成功击退了准噶尔人并收回了被盗的马匹，而蒙古札萨克也成功守住了库库淖尔。这和康熙当年与指挥官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是谨慎的皇帝，拉住积极侵略的边境将领。雍正说：“我无法下定决心⋯⋯此刻根据天意和局势，我们只能静静等待。”136

春天的到来使雍正和将军们重十信心。时至一七三一年三月，河川和道路上所有的冰都已融化，使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听闻噶尔丹策零前去攻击哈喇沙尔（Halashar，位于吐鲁番西南二百公里处的小型穆斯林聚落），岳锺琪再次请命发动进攻，可是皇帝要他留在巴里坤，做好防御准备。137

雍正此时对军队补给政策非常敏感，有批评认为军队的补给政策导致陕西当地市场价格上涨。雍正偏执地把这些民怨归咎于宿敌胤禵、年羹尧和延信，幻想他们“造作妖言暗中煽动”。他公开表示：“未来，我们对军事供给的需求将更大，价格将不可避免上升。* ”他谴责“愚民无知，惑于邪说，溺于私情”，看不见这次军事行动带来的更大利益。再一次，雍正的冗长自我辩解和对批评的恐惧，和康熙凶恶镇压异议人士形成鲜明对比。他并没有拔除任何异议者的官职，而是派官员到陕西“化导”人民接受供给军需的负担，同时也警告当地官员皇帝将会惩罚任何对百姓的勒索。138

面对准噶尔持续骚扰吐鲁番，雍正终于允许岳锺琪攻打乌鲁木齐（位于吐鲁番西北一百七十公里），并在那里修筑堡垒，彻底消灭敌人的“巢穴”。139 占领乌鲁木齐这个更大的绿洲，也可能解决吐鲁番无法支持大军粮草供应的难题。皇帝现在听从岳锺琪对当地情况的理解，表示：“朕在数千里之外，你必须在现场做决定。*”雍正和康熙不同，完全没有御驾亲征的兴趣。但他同时也暗示自己对岳锺琪能否同时进攻乌鲁木齐与防御吐鲁番表示怀疑：“殊失朕信任倚赖。”140

傅尔丹的北路军此时已推进至科布多，并开始在那里建造堡垒。这是所有曾西进蒙古的清军当中推进得最远的一支军队。据说噶尔丹策零有一万名士兵守卫着与哈萨克斯坦人的边界，同时也派出策凌敦多布父子这两员忠诚大将率三万大军攻打清军。另一位将领罗卜藏策凌则与噶尔丹策零分道扬镳，带领他自己的三千户向南前往与库库淖尔接壤的边界。傅尔丹认为这次分裂为清朝提供绝佳的进攻机会，他派出三个师共计一万兵力去与准噶尔交战，留下七千三百名士兵戍守科布多。有消息指出小策凌敦多布只率领一小支部队，就在行军三天的距离以外。一七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傅尔丹发现敌兵两千，于是便用自己的三千兵力向前将其击退。

傅尔丹其实正走进陷阱。准噶尔部队分成小股，采用骚扰突击的方式诱使清军前进，自己的主力则躲在山里。七月二十三日，准噶尔人从山头一涌而出，在和通泊（Hoton Nor，科布多西边二百一十公里处的一处小湖泊）以二万大军将清军团团包围。141 傅尔丹在激战后得以在七月二十七日突围，率部退回科布多。第一批消息传回首都，通报傅尔丹失去整支部队，后来的消息则说他显然受到重挫。只有两千人返抵科布多。142 高达八成的清军消失了，更失去几乎所有蒙古盟军。

傅尔丹坦承自己推进过于轻率，极力恳求雍正判他死刑。雍正斥责傅尔丹，但免他一死，称赞他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撤退，然后执意要他专注防御科布多。傅尔丹开始积极兴筑科布多的防御工事，规画一座周长七公里、墙高近五公尺、能够容纳一万六千人驻军的大型堡垒。由于这座堡垒位于最近的清朝基地察罕苏尔（Chahan Sor，靠近乌里雅苏台〔Uliyasutai〕）以西一千五百里（八百七十公里）处，补给困难且距离太远，难以立即支持，军机处最后决定放弃这座堡垒，将部队撤回更容易戍守的察罕苏尔防线。143

唯一值得雍正些许欣慰的，便是岳锺琪对乌鲁木齐的成功袭击。傅尔丹遭遇大批准噶尔部队的消息一传来，岳锺琪即刻朝乌鲁木齐开拔，希望此举会迫使准噶尔人分兵救援。但傅尔丹溃败得太快，这招佯攻来不及发挥效果。岳锺琪无法留在乌鲁木齐，不久就退回巴里坤。

一七三一年的军事形势逆转使雍正皇帝陷入绝望。在给岳锺琪的一道特殊敕令里，他倾吐了万般痛苦，这也是历任清朝统治者写过最激昂、最自我揭露的文件之一。一切全都不如预期。他的军队违反了最基本的军事战略原则，导致惨败之灾。雍正最终不得不承担责任。诚如他自己所言：“朕诚慌诚恐，痛自省贵，一一皆我君臣自取之咎。”（参见附录B）至高无上的天子发现自己被难以捉摸的敌人困惑，被残酷的天命遗弃。天下似乎一片混乱。眼下只有岳锺琪和雍正皇帝掌握了灾难的全貌，但他们需要制订更长远的计划。雍正考虑彻底放弃征讨准噶尔的行动，但这意谓着放弃他祖父展开的伟大事业：彻底终止游牧威胁。他决定坚持下去，不过态度更加谨慎，静待更有利的时机到来。吐鲁番可以放弃，但需要先经过一战。除了尽可能杀死越多准噶尔人越好这项逻辑，雍正皇帝已别无其他策略。

噶尔丹策零在胜利的鼓舞下，派军前去掠夺科布多东南方的地区，希望削弱清朝和喀尔喀的抵抗。他还呼吁喀尔喀人，身为成吉思汗的共同后裔，应该要和他一起对抗满人。他给喀尔喀人的信宣称：“尔等系成吉思汗之后裔。并非人之属下。何不将游牧、仍移于阿尔泰。与我会居一处。共享安乐。以联旧好。如有兵戎。协力相距。”144 但喀尔喀人拒绝，而且在靠近额尔德尼召寺（蒙古最高等级活佛的所在地）之处，加入对抗准噶尔人的战役。喀尔喀的领袖策棱（Tsereng）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在一七二五年被任命为新汗国三音诺颜（Sayin Noyan）的统治者，作为效忠清朝的奖励。是役超过一万名准噶尔人被杀，但残军逃到了阿尔泰山以西。145 雍正心怀感激，任命策棱为乌里雅苏台的军事长官，还为他造了一座有宫殿的城市，更在他去世后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太庙立有纪念碑的蒙古人（历史上仅两人有过此一殊荣）。因为战斗主力是雍正的喀尔喀盟友，因此他不能对这场胜利居功。但如今双方战得筋疲力尽，准备进行谈判。

雍正的侵略野心招致了军事大灾难，这是清军对准噶尔人的第一次重大挫败。在超越父亲丰功伟业的野心驱使下，雍正违背了自己谨慎缩编的直觉。游牧战术又一次通过时间的考验，成功引诱中国军队深入补给不及之地，再将其一举摧毁。缩编和稳定边界，因而成为往后二十年清政策的主要口号。

第七章最后一击，一七三四至一七七一

新皇帝乾隆继位后，与准噶尔持续了十多年的短暂和平。清朝的战术转向贸易和朝贡，使用汉朝和匈奴时代的经典“五饵”战术来改造准噶尔人，或削弱他们以利征服。新皇帝从未放弃消灭敌国的目标，只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同时，准噶尔领袖们竭力从北京、拉萨、中央欧亚商人和俄罗斯寻找盟友和资源，以维系他们脆弱的国家。但继承危机于一七四五年爆发，有派系趁机邀请清军进到准噶尔地区，最终导致准噶尔国和其人民的灭绝。致命的个体主义，确实致命。

透过贸易驯服蛮夷

一七三四年九月，雍正派大臣到准噶尔和谈，商议喀尔喀和准噶尔地盘的分界。谈判没有结果，因为噶尔丹策零偏好在杭爱山脉（Khanggai Mountains）画界，清朝使节则主张沿着阿尔泰山脉和额尔齐斯河画界。1 尽管未能签署和约，雍正仍下令制作边境地图，并立即开始减少驻扎在边境的部队数量。一七三五年，噶尔丹策零派遣他的第一个朝贡使团前往北京，但雍正皇帝就在那年去世。雍正的继承者乾隆皇帝弘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在位）拒绝了第一个使团，但他最终决定继续实施休战政策。清帝国在雍正治下花费超过五千万到六千万两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上，但却未能将他们剿灭。2西北经济也受到战争严重摧残，三分之二的准噶尔人没有牲口。3 和平、边境稳定和贸易关系，对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然而，商业贸易从来都不能和国家安全利益彻底分割。

在十七世纪时，噶尔丹也曾推动更密切的贸易关系。他在一六七一年派出了第一个贸易使团，双方交易量随着使团接连不断而持续上升至一六八八年。4 由于准噶尔与喀尔喀人的冲突日益加剧，康熙皇帝限制多数贸易仅能在边境进行，随着噶尔丹入侵喀尔喀领土，贸易也全数随之中断。策妄阿喇布坦也曾申请前往北京的商业许可，但他这番努力也在入侵西藏后付诸东流。

乾隆利用准噶尔从事贸易的强烈欲望，作为议定最终边界的筹码。双方在一七三九年达成休战协议，并创建起常规贸易关系。5 接下来十五年里，清朝和准噶尔的经济紧密相连。从清朝的角度来看，这种官方管制的“贡品”贸易允许三种类型的使团：前往首都的使团，在甘肃西部肃州的边境贸易，以及途经西宁提供给西藏喇嘛的“熬茶”。大量的档案史料，让我们得以详细调查这些贸易路线。虽然它仅持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不过这些贸易能帮助我们认识清朝与所有边境（无论是西北或其他地方）“蛮夷”贸易关系的本质。6

诚如清朝总督庆复所言，贸易的目标是借由提供内地商品换取和平关系来“向化”（编按：使归顺服从）蛮夷之邦。7 准噶尔人获准每四年派遣一次使团，分别是一七三八年，一七四二年，一七四六年，一七五○年，依此类推；并在一七四○年，一七四四年，一七四八年，一七五二年在边境互市，以此类推。基本规则和俄罗斯贸易商队依循的原则相同，不过前往首都的使团会和俄罗斯人前来的年份错开。准噶尔人出售的主要商品是牲口（马、羊、牛和骆驼）、毛皮、特定药品（卤砂和羚羊角）以及突厥斯坦的葡萄干（参见表1）。清朝则提供织锦、茶、大黄作为交换，并在必要时提供银子。边界互市的使团规模限制在一百人内，到首都的使团规模则介于二百至三百人之间；商人可在边境停留至多八十天以完成业务，使团人数和货物数量必须事先提出。火药、金属和武器禁止出口。8

在乾隆皇帝的命令下，官员们非常努力地确保贸易顺利进行，以及使团受到良好对待。他们为在首都生病的蒙古人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一项重要的服务，因为众所皆知游牧民易患天花和其他城市疾病。9 尽管两个社会才刚结束将近五十年的战争，他们都没为了磕头和礼节先例争吵。蒙古人和满人了解彼此，而且乾隆皇帝把准噶尔视为疆域的一部分，并将准噶尔人视为抚绥的对象。

然而，肃州贸易成长迅速，超出预期，挑战官方的极限（参见表2）。从一七三八年的一万两，跃升至一七四一年的十万五千两。此外，这些数字省略了官方呈报贸易以外的可观私人贸易。准噶尔商人不断要求放宽贸易限制，要求每年朝贡，也希望前往首都的使团能获准在边界贩卖贡品之外的商品。边界官员很意外看到大群牲口和大批人群出现在要塞前，使原本仅是堪用的地方牧场不堪承受。他们并未承担起将这些人挡在边界的责任，反而准许在休市之年也进行贸易。如图表所示，尽管有官方限制，但在一七三八到一七五四年间每年都有贸易进行，只有一年例外，而且有时商人一年还来两次。官订年份的贸易量较高，而且在进贡首都的那些年最高，但每年的贸易量都相当可观。当准噶尔人要求到肃州西北八百七十五公里处的哈密贸易时，官员们为了缓解压力而不情愿地同意了。10 商人为牲口开了高价，导致官员们讨价还价了好几周，他们延长在边界的时间，等待更多货物到达。11

到北京的第二次朝贡，生动地描绘出朝贡商人给边防官员的压力。12噶尔丹策零的亲戚吹纳木喀（Chuinamuke），率领四十二人的旅行商队，六百三十四包袱的货物，以及五千只羊，在一七四二年提早来到了边界。吹纳木喀立即请求准许到哈密或肃州贩卖牲口，此举违反了朝贡规定。安西的军事指挥官永常决定宽大为怀，遵循皇帝“怀柔远人”的政策。绝大多数的使团成员、动物和五百多个包袱都留在肃州，由清朝支付其住宿，然后一个十五人的小团上北京进贡。永常提供他们谷物、茶和烟草，并于三月三日送他们启程。乾隆皇帝同意补偿朝贡商人任何在进贡途中死掉的牲口。

然而在一个月后，尹继善总督决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认为朝贡商人是“心性狡诈”的野蛮人，拿“无用之出产，易中国之货财”，并密谋窥探内地的情况。一七三九年，陕甘的地方官员购买了一万七千斤的葡萄干。由于缺乏需求，他们最终只得以原购买价的三分之一抛售，致使国库损失一万两。尹继善同意官员们应该“权衡重轻”，但也要坚定控制商人的“无厌之求”。商人们去年就曾以向西藏呈熬茶为由，带了大量商品到西宁，然后就掉头回家去了，压根没进西藏。他们显然“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然而，当代表团从北京归来，总督最终在进一步讨价还价后同意收购未售出的商品，并要商人前来协商特价拍卖。当朝贡商人回到他们的“巢穴”时，尹继善显然松了一口气。他再次发泄愤怒情绪：“夷人诡计百出。”他抱怨道，对待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秉持“于宽厚之中仍寓节制之道”。13一七四八年旅行商队抵达边境，上演一场愤怒官员和不坦率商人之间得有趣谈判，这则故事被以白话文记载了下来（参见附录C）。再一次，狡猾的旅行商队成员带了额外人员随行，据称是“医生、厨师和簿记”，试图以不合理的天价兜售多余商品，请求官员帮忙销毁生病的牲口，并对皇帝的仁慈恩惠表达由衷感激。暴躁的官员最终屈服于多数请求，朝贡商人则承诺不再违规。14

当年还发生另一起事件，表示贸易关系在准噶尔领土确实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15 来自吐鲁番的两名年轻突厥斯坦人阿济把尔第（Ajibardi）和尼牙斯（Niyasi），骑着偷来的马奔向边境，恳求庇护。小时候被准噶尔人俘虏的他们，被主人奴役，并遭殴打。他们发誓：“与其回去死在准噶尔里头，不如死在中国做鬼也到好处了。”阿济把尔第的双亲被发现还活在瓜州 *，于是被移交给吐鲁番的伯克额敏和卓（Emin Khoja），尼牙斯则被送往首都。几个月后，又有一位三十岁的准噶尔人逃离奴役，听说他可以在清朝统治下“过好日子”。官员虽然有些怀疑这些叛逃者的动机，却也发现这些人是有用的情报来源，而且给他们庇护有助宣扬皇帝宽容大度的声誉。和平的贸易关系似乎真的削弱了准噶尔帝国的支持。尽管官方明令禁止，士兵和商人仍在边界进行私人交易。16 尽管边界贸易令人恼火，但却能替清朝带来更大的政治收获，只要中国内地的财富能够引诱准噶尔百姓抛弃政权。

边界贸易不仅改变了准噶尔的内部关系，也开始改变与边境商人的关系。边界官员意识到商人比政府更能掌握价格，于是决定与他们合作。他们创建了“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的制度。17 十九世纪的自强运动倡导者，后来称这种制度为“官督商办”。准噶尔人带到边界的商品数量，超过了当地市场的承受量。葡萄干，以及从突厥斯坦的矿区和蒙古牧场取得的罕见药品，如卤砂和羚羊角，在没有人能负责经销的情况下，在仓库里堆积成山。牛羊比较符合当地需求，因为它们可用来养活驻军。即便如此，这些牲群也超过了地方需求。此外，准噶尔人经常坚持收白银，因此有可能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边界官员手边没有太多的茶与布，如果什么都用银子购买，只会耗尽财库。乾隆皇帝决意控制帝国境内的白银，以维持货币稳定。找商人出面，就能够解决需求有限、白银外流和朝贡使团坚持贸易的问题。

事实上，“准噶尔”使团里多是经验丰富的中亚商人，他们沿古丝路移动大宗商品和货币。例如一七四八年，使团全员一百三十六人中有四十六名蒙古人，以及九十名突厥穆斯林（缠头回）。旅行商队的四名首领有三名是突厥人。18 旅行商队的成员混合了外交使节、准噶尔官员、牧民、商人，当然也有一如清朝所怀疑的间谍。这些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为准噶尔国创造收入，重振遭破坏的放牧经济，以及蒐集强大邻国的情报。清朝的政策旨在尽可能减少跨文化接触，借由限制逗留与军队护送，防止准噶尔人遭遇任何喀尔喀蒙古人。但贸易规模日渐扩大，迫使官员引入其他参与者，他们有着不同于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

然而，西北商人很少有足够资金经营大量商品的生意。商人需要至少十万两来从事这门生意，但军队复员动摇了肃州经济的主要来源。甘肃几乎没有富商，而绝大多数的陕西商人经营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小当铺。然而，李永祚于一七四四年从西安抵达，接手边界贸易。总督借给他二万八千七百四十一两，补充其资本，期望他明年偿还。此后，政府不得不继续提供诱因吸引来自内地的贸易商。包括资助他们运输费用，并提供过去用于军事补给的推车。当商人抱怨无法预期准噶尔人带来的商品数量，官员会同意借钱给他们补足差价。19 当“无用的”高价药品只能以贱价抛售，导致商人赔钱，官员也会出面补偿他们的损失。

甘肃巡抚黄廷桂主张，扩大市场需求至关重要，因为这桩贸易是“国家公事”，帝国各地都不得置身事外。他将经销处理商品的责任，主要发配给西北各省──甘肃三○％，陕西七○％──不过他敦促直隶、河南、山东和山西等省分也动员他们的市场。这些省分拥有密集人口和丰厚商业资本，不像西北地区在“天末之穷边”。20 他们有责任替西北纾解供过于求的过剩商品。倘若在华北地区卖不掉，都该在帝都的主门崇文门出售。

贸易渐渐变得更有系统，以满足准噶尔贸易商的需求。当他们指定所需的布料和茶叶种类时，边界官员会招募商人并出借资本，再到江南取得所需商品。21 这些无息贷款确保准噶尔人能够快速脱手商品，同时让商人有足够资金支付他们。然而，这往往导致户部在贸易季结束后损失资金。

对白银外流的担忧，促使国家本身积极参与商业交易。白银在一七三八年仅占出口总额的六％，但其占比逐年上升。一七四三年，准噶尔商人接受了以白银支付的半数毛皮款项，黄廷桂总督却认为这样太过分了。他认为准噶尔人应该是要“给其所无，并非利其所有”，也就是用羊交换日常用品，而不是用葡萄换白银。22 一七四六年，准噶尔人要求四○％的白银支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接受了二○％。23 黄廷桂等各省总督试图将与准噶尔人的贸易导向易货贸易。简言之，借由提供商人资金，清朝向内地经济注入白银，以便支撑边界的易货贸易。这就是受到许多欧洲政治家支持的重商主义，或称“金银通货主义”（bullionism）。

一七五○年，准噶尔人带来了价值十八万六千两的货物，是有史以来最大宗。他们交换了价值十六万七千三百两的布和茶，余额为银。忧心财富损失的尹继善总督，再次敦促严格限制贸易。乾隆皇帝如今一改前念，转而认为损失的白银和贸易带来的政治利益相比，影响不足挂齿。24 尽管如此，清廷仍决定将其削减至一七四八年的水准，即八万两。但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的内部动荡已开始损害商业。一七五○年的大量贸易，发生在噶尔丹策零的继任者遭暗杀之后，可能代表准噶尔国领导权竞争者们极力试图累积岁入。贸易商在边界告诉清朝官员，继位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Tsewang Dorji Namjal）“发了疯”，直到好转前权力都由他哥哥喇嘛达尔扎（Lama Darja）掌握。25 后来当大权落到达瓦齐（Dawaci，参见彩色插页）身上时，清朝便在一七五三年关闭一切贸易，引诱他屈服。清朝认为达瓦齐的贸易使团请求是为了蒐集情报。一七五四是最后的贸易年份，清军就在隔年占领伊犁，终结统一的准噶尔国。

准噶尔和西藏的“熬茶”贸易（参见表3）比边界贸易更触动清朝的敏感神经，因为它给了准噶尔人进到西藏寺院的直接管道。26 广义来说，熬茶意谓着一群朝圣者带着蒙古人的宗教捐献给西藏喇嘛，并于沿途从事贸易。27清朝在休战期间允许准噶尔前往西藏的三大使团通过其领土，但由于双方目标不同，每次使团都造成愤怒的争议。对于准噶尔人而言，与西藏贸易既能和佛教神职人员及库库淖尔的和硕特蒙古人重建联盟，也是赚取商业利润的机会。对清朝而言，这种伪装成仪式表演的贸易，可能使蒙古人在藏传佛教的教会组织之下团结起来，但后者却是清朝护持的对象。这项贸易清楚展现了佛教护持和商业如何深受安全问题的影响。

经过西宁的熬茶贸易路线，早在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三年就已确立。当时和硕特蒙古人入侵拉萨，支持达赖喇嘛所属的黄教，给了蒙古人比翻越昆仑山脉更安全的进藏路线。28 当清朝终于在一七二○年代控制了库库淖尔的和硕特蒙古人，所有贸易使团都得通过其管辖范围。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地区掌权后，在一七二八年向雍正皇帝要求派遣熬茶使团到西藏的许可，以表达他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诚如前文所提，雍正轻蔑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罗卜藏丹津还在准噶尔的手里。拉萨当时仍处于内战之中，而雍正怀疑反清派背后受到准噶尔的支持。

到了乾隆时期，在双方于一七三九年协议休兵后，噶尔丹策零再次请求允许派遣使团到西藏。这一次，乾隆有条件的同意了。使团上限三百人（起初乾隆试图将规模限制在一百人内，但却在准噶尔人称这样的人数不足时心软），必须先行经哈密和肃州，才能到达西宁郊外的东科尔寺，并被允许在东科尔寺互市。使团将受严密的军事护送，并得避免与和硕特蒙古人有任何接触，后者也被从使团途经路线上撤离。29 五百名士兵获得三万两的运费和粮食费，负责陪同使团前进。噶尔丹策零声称他的人对天花没有抵抗力，可能在驻军城镇遭感染，因此试图将使团直接派至西宁，避免经过哈密和肃州，但被乾隆不满地拒绝。最终，使团在一七四一年抵达东科尔，带来了牲口、毛皮和葡萄干。在那里，商人以总值十万零五千四百七十六两的价格卖出商品，其中八万两是以白银支付。30 然而，当他们想到附近的拉卜楞寺（Labrang monastery）和塔尔寺进行供养时，却遭到拒绝。这些寺院是和硕特部的重要集会处，塔尔寺则是罗卜藏丹津当初的叛乱据点。诺尔卜在一七三一年的叛乱显示，受清朝控制的库库淖尔蒙古人依然躁动不安，因此清朝不希望准噶尔人和这些地方扯上关系。

到了一七四一年八月，准噶尔使团做完生意后要求不要前往西藏，直接返家，声称西藏的天候太热，或太冷。使团于一七四二年抵达边界时，永常将军斥责商人背叛皇帝信任。他强烈怀疑熬茶使团掉头的原因纯粹是他们认为到西藏从事贸易没有利润。盛怒的乾隆皇帝谴责他们违反帝国命令，发誓未来再也不放行任何使团。31 假设使团的目标是与库库淖尔的喇嘛寺院与和硕特部落创建联系，他们如今已意识到清朝紧密严防这种情况发生。他们的出使达成了商业目标，但认为外交任务没有前景。

尽管有过此一风波，第二支使团仍旧在清朝严格戒护下于一七四三年交易了价值高达十万两的商品。32 一七四三年出团的旅行商队确实抵达拉萨，并为达赖喇嘛献上大量礼物。支持清朝的西藏统治者颇罗鼐，对杀害拉藏汗的准噶尔人没有好感，但他仍接受了这个使团，但同时也派出军队在首都以防万一。33 这次出使任务使清朝获得一项意外收获，就是逮住了行踪成谜的罗卜藏丹津。罗卜藏本想趁机陪同使团从准噶尔地区返乡，但却被逮捕后遣送北京。

第三次使团在一七四七年出发。那是噶尔丹策零去世后，由继任者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派来代表已故领袖参拜。此次商人交易了价值十六万四千三百五十两的商品，清官员拨了十六万两做护送费用。34 一七四八年初，他们在拉萨举办一场盛宴，献给达赖喇嘛一大块黄金。清朝官员担心准噶尔人从事间谍活动，可能会创建起西藏和四川西部的金川叛民之间的联系，西藏人则抱怨这些使团的开销高昂。乾隆皇帝宣布他将不再准许准噶尔跟西藏接触，这项联系最终也在一七五○年代西藏和准噶尔的内部混乱中结束。

尽管存在相互猜疑，双方仍有理由继续贸易。如果噶尔单策零召回第一支使团的理由是出于清朝的严格限制，那他显然不仅考虑商业目标。与库库淖尔和拉萨的喇嘛寺院定期接触，显然是他国家的重要支柱。他也可能担心清军正在回到科布多地区，所以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35 噶尔丹策零够精明，并不指望和平关系天长地久。他利用贸易漏洞延伸与藏人的链接，而清朝则努力限制其与不可靠属民的接触。清朝的预防措施便是仰赖颇罗鼐（他们在西藏的盟友）对准噶尔人的敌意，加上大型军事护送。如果准噶尔人利用使团侦察西藏的情况，清朝护送者也可以展现他们对西藏统治者的支持，同时鼓励西藏在严格控制下与内地发展经济联系。马林认为，尽管熬茶使团“有助发展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团结”，但它们规模有限而无法产生太大的经济影响。36 然而，此一贸易确实实现了清朝的战略目标：将西藏和库库淖尔共同置于西藏佛教寺院的保护下，展示了天子护持的力量。

准噶尔国被消灭后，熬茶使团仍以较小的规模持续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37 使团若少于十人则不需要官方许可，但中央政府仍批准和硕特和土尔扈特蒙古人派出更大规模的队伍定期到西藏向喇嘛致敬。这些队伍多数是由喇嘛组织的，而不是世俗贵族。贸易和宗教朝圣仍旧相互关联，但关联已不若以往紧密，因为如今已没有与清朝竞争的中央集权国家利用它们来实现自身目的。清帝国增加与西藏的交流，确实开始将边疆地区联系在一起。而皇帝也透过支持僧团贵族来平衡世俗领主的势力，并强化其控制。分而治之的原则，有效地破坏了任何潜在的反对势力。

清朝的态度并未真的因为与准噶尔维持和平而软化。尽管清朝认为这些野蛮人贪婪、暴力，而且不值得信任，但也相信皇帝的恩典会使这些人变得温和，以致愿意适应帝国的统治。蛮夷天生就有“无厌之情”，而且“贪利无耻”，但借由控制其行为并“怀柔”以待，清朝可以驯服他们。38 清朝以贸易联系将准噶尔菁英与内地绑在一起，降低他们攻击边境的可能性。39 这种“羁縻”政策是处理西北游牧民的手段，历史悠久。边境贸易因而是一种“国家安全”事务，帝国各地都该为此贡献心力，即使经济收益微不足道。然而，商业问题并非无关紧要：边境官员应限制白银外流，并与内地商人合作提供准噶尔人想购买的商品，同时确保准噶尔商品分销到内地市场。

官员们不断将这贸易关系描述为“贡”，但这个词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含义。40 若我们使用费正清（John K.Fairbank）概括所有清朝贸易关系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一词来理解，很可能会有误导嫌疑，即便从字面上来看是正确的。诚如米华健（James Millward）等人指出，“贡”这个词在明清两朝都涵盖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贸易和权力关系。41

准噶尔人的角色在这种关系下显得相当暧昧而模煳不清。一方面，他们显然不像欧洲人或俄罗斯人是新出现的陌生民族。满人统治者很清楚蒙古游牧民的习惯，而且清朝的一部分治理联盟也包括他们。准噶尔人也不是日本和越南那样的忠诚藩属国，以身为广大东亚网络的一份子参与朝贡贸易。42 满人不同于明朝，如今已控制了大草原并赢得数量可观的蒙古部落支持，因此没有给游牧入侵者钜额保护金以暂时免受袭击侵扰的必要。户部的确在这项贸易中损失了一些钱，另外还有护送费用，但其净经济成本其实很低。

另一方面，准噶尔人并非大清忠诚的蒙古子民，即使它们被视为“内地”的一部分。边境贸易更像一种试验，用来检验准噶尔人是否值得清帝国保护，以及他们是否能与伟大的满清帝国共存。诚如巴菲尔德所说，大型游牧联盟经常与中央集权帝国政权同步崛起，透过掠夺或贸易将后者作为收入来源。43 北京的统治者有意保持游牧联盟的统一，因为经由单一统治者疏通商品比较容易──前提是其权力不要过大。狄宇宙主张匈奴袭击汉朝是匈奴部落酋长无法控其贵族的结果。44 明朝统治者在西北边境遭受经济损失，既是因为蒙古部落不统一，也是因为他们的防御性堡垒无法保护边境不受袭击。清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大草原画出一条明确界线，透过贸易促进休战来达成短期的稳定关系。准噶尔人或已成为一个依赖清朝但维持部分自治的国家，经由贸易和佛教护持而与清朝和其他蒙古人相连。但只要准噶尔人一出现分裂迹象，满清统治者已准备好采取军事选项，回到他们剿灭准噶尔国及其人民的初衷。

准噶尔国的丧钟

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的死，导致准噶尔国陷入内部分裂与走向毁灭。在他去世的五年内，内部冲突使国家分崩离析，斗争落败的一方转而寻求清朝支持。噶尔丹策零有三子一女，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在一七四六年继位，成为珲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为人凶暴、乖张、偏执，据说只对喝酒和杀狗感兴趣。45 他把试图约束自己行为的姐姐乌兰巴雅尔（Ulan Bayar）关起来，担心其他人试图夺权。他的担忧不虚。他那位更受拥戴的哥哥喇嘛达尔扎与乌兰巴雅尔的丈夫赛音伯勒克（Sayin Bolek）密谋，打算在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于一七五○年打猎时暗杀他。结果事迹败露，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率兵攻打兄长却反遭击败。他的眼睛被弄瞎，并和弟弟达什达瓦（Dashi Dawa）一起被关押在阿克苏（Aksu）。达什达瓦的追随者随后降清，被安置在察哈尔。

清官员密切关注准噶尔地区的事态发展。他们带着疑虑，允许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遣使到西藏举办纪念父亲的法事。一七四七年西藏的颇罗鼐过世，差点就使西藏再次陷入混乱。幸而准噶尔使节最终毫发无伤地返国。西藏随后爆发叛乱，清朝将领班第（General Bandi）不得不带军到拉萨，任命一个可靠的继任者。清廷拒绝喇嘛达尔扎与西藏接触，切断准噶尔地区与其精神根源的联系。

与此同时，喇嘛达尔扎正与两位头号战将爆发冲突：一位是准噶尔贵族达瓦齐，他是准噶尔最著名的大将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另一位则是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他是拉藏汗之孙和策妄阿喇布坦的后裔。达瓦齐以塔尔巴赫台为基地，拒绝喇嘛达尔扎追捕达什达瓦部众到清朝领土的命令，甚至也决定归降清朝。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逃过喇嘛达尔扎的追捕，逃往哈萨克斯坦领土，然后一同回到塔尔巴赫台和喇嘛达尔扎正面对决。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喇嘛达尔扎被自己揭竿起义的部下杀害，达瓦齐被推举为准噶尔“大台吉”，并杀死所有喇嘛达尔扎的手下。但掌权后的达瓦齐成了醉汉和野人，逐渐仇视阿睦尔撒纳。由于阿睦尔撒纳不属于准噶尔贵族，因此仰赖达瓦齐的地位来维持自己对准噶尔人的影响力。但他透过联姻和谈判，逐渐在和硕特人、杜尔伯特人和辉特人之间获得影响力。他向达瓦齐提议，由他俩瓜分准噶尔土地。达瓦齐拒绝并袭击了阿睦尔撒纳，迫使他向东逃。在九月或十月时，阿睦尔撒纳抵达科布多，并和清朝订下致命的浮士德交易：如果清朝愿意任命他为准噶尔国元首，他和五千名手下将臣服于清朝。

其他准噶尔领导人也从内斗逃离，希望得到清朝庇护。他们得到了大方款待，受封王公头衔，并得以到乾隆皇帝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享用盛宴。但所有来自蒙古的难民都被安置到清朝境内，并受严密控制。阿睦尔撒纳是在清军支持下返回准噶尔地区的第一人。乾隆皇帝抓住这个机会，在一位主要权力角逐者的邀请下直接干预边界之外的准噶尔事务。到了一七五四年底，乾隆已决定派遣两支部队共计两万五千人对抗达瓦齐：北路军经由乌里雅苏台，西路军则从巴里坤出发。46 班第将军率领北路军，以阿睦尔撒纳为副手；永常和萨拉尔（Salar）率领西路军。一七五五年三月，部队带着两个月的口粮开拔，预计在博尔塔拉会师（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7）。

乾隆为出征之举提出了详尽理由。他援引康熙攻打噶尔丹的亲征，但赞扬噶尔丹策零对边界的信守与进贡。他声称达瓦齐只是一介篡位者，其暴力导致许多准噶尔人出逃，迫使清朝供养他们。他还担心长期和平削弱了满人战斗的意志：“我满洲旧俗尚义急公，一闻用兵，无论老壮咸以不得与为耻，承平日久，习于晏安，擐甲执兵，冲锋陷阵，不免视为畏途。”47 如今清朝不得不抓住这个机会，以保护喀尔喀人，并确保边界安全。乾隆将这场军事行动视为巩固蒙古边境之道，也是维持日渐安逸文静的旗人其作战士气的手段。

这场十八世纪“大博弈”正上演到最终幕，所有演员如今皆动员各自支持者。清朝施压其喀尔喀盟友支持即将到来的战役，准噶尔人则向俄罗斯寻求援助。初登场的哈萨克斯坦人则同时收到来自清朝和准噶尔使节的请求。俄罗斯人只有少数士兵散布在几个偏远堡垒，深知自己面对清朝大军处于弱势。他们拒绝接受准噶尔难民，并试图让准噶尔人和平共处。他们接受人民同时向俄罗斯和准噶尔纳贡，但拒绝喇嘛达尔扎摧毁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畔堡垒的请求。48

哈萨克斯坦中帐（译按：中玉兹，玉兹指地区）领袖阿布赉（Ablai）曾经保护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不受喇嘛达尔扎追击。然而，当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反目成仇时，他也和清朝一样抓住机会夺取准噶尔国破裂的领土和牲群。

这场战役很快就分出胜负。达瓦齐丧失盟友还被左右夹攻，无法有效回应清军进逼。他的支持者分裂成许多不协调的小团体，他自己多数时候都酩酊大醉。49 到了一七五五年中，达瓦齐底下许多宰桑都已经降清。西路军经过乌鲁木齐，与阿睦尔撒纳和北路军会合，并于一七五五年六月抵达博尔塔拉。听闻清军到来，达瓦齐逃到了伊犁西南一百八十里处的格登山（Gedengshan），并率一万兵力与清军最后一搏。一七五五年七月二日，达瓦齐人马被一支小型巡逻队夜袭后溃散，迫使他越过天山向南逃，最终被乌什（Ush）的伯克霍集斯（Hakim Beg Hojis）俘虏，被押赴北京。结果达瓦齐被封为亲王，并与皇室结成亲家。

清朝的成功来得很快，但对军队的支持不可能太长久。将军们赶紧撤军，只在伊犁留下五百士兵。据说乾隆起初不愿动武，但现在却吹嘘自己永久解决了游牧民的安全威胁，暗示他在康熙和雍正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他称赞傅恒支持出征，认为反对出征计划者皆过于胆怯。他强调准噶尔问题需要长期处理，但也指出这次行动的花费相较过去几次更低。

消灭一名准噶尔领导人，只会再次制造新的问题。阿睦尔撒纳恭贺皇帝的胜利，并以清朝支持者的身分获得将军头衔（尽管他其实没有实际参与战斗）。他现在希望能够获得唯一有意义的准噶尔人头衔：也就是大汗。阿睦尔撒纳早在西征结束前便已提出了这一要求，但乾隆没有立即答复，因为分而治之才是他的真实目的。他只愿意让阿睦尔撒纳当辉特部的汗，与其他三汗地位相等。阿睦尔撒纳拒绝了这项提议，主张准噶尔人只需要一位统治者。他拒绝使用清朝赐予的官印和衣服，而是使用噶尔丹策零的国玺，也就是最后一位官方认可的全准噶尔领袖。统一蒙古国的幽灵，再次笼罩大草原。50

由于阿睦尔撒纳一边聚集更多兵马，一边推迟正式臣服，许多令人不安的谣言开始蔓延。有人宣称阿睦尔撒纳已受到五万哈萨克斯坦人的支持，这是错误情报；但阿睦尔撒纳确实拿钱给西藏喇嘛，换取喇嘛支持他统率全准噶尔人的主张。另有消息指出，阿睦尔撒纳试图与布鲁特人、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结盟。尽管怀疑情绪日增，乾隆皇帝却犹豫不决。他邀请阿睦尔撒纳到承德面见，与其他三汗一起接受头衔，但却遭到阿睦尔撒纳拒绝。也许是担心过度依赖盟友，乾隆起初拒绝了喀尔喀蒙古人额磷沁多尔济（Erinchindorj）将阿睦尔撒纳强行抓到皇帝跟前的提议，但后来同意让额磷沁多尔济护送阿睦尔撒纳到承德。一七五五年八月二十日，乾隆下令班第捉拿阿睦尔撒纳，但阿睦尔撒纳早已先一步预料。阿睦尔撒纳逃离额磷沁多尔济的监护，并在班第到达前逃往额尔齐斯河。

清军四散在伊犁，尚未准备好面对重大叛乱。班第试图占领伊犁，却在反遭包围后自尽身亡。永常迅速从伊犁撤退，并请求增援。他未能守住乌鲁木齐，只得退回巴里坤。乾隆将永常革职，用策楞（Tseleng）取而代之。乾隆宣布阿睦尔撒纳的部队必须被俘虏与消灭，向协助追捕行动的蒙古部落酋长悬赏，并坚持要哈萨克斯坦的阿布赉在阿睦尔撒纳出现时将其拿下。乾隆发布焦土政策的命令，摧毁了所有反叛游牧民的牧场。

在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喀尔喀王公青磙杂卜（Chingünjav，遥远的蒙古西北地区和托辉特〔Khotogoits〕统治者兼清朝的重要盟友）拒绝了清廷命令并弃守岗位。51一七五六年夏天到一七五七年一月，青磙杂卜发动的叛乱堪称清朝史上最严重的喀尔喀蒙古人反叛。青磙杂卜的反抗，反映了满人紧抓控制所导致的紧张局势，也显示出清朝要求支持攻打准噶尔的行动对外蒙古人造成多么沉重的负担。清朝将领不得不放弃对付阿睦尔撒纳，转调多数兵力回头确保喀尔喀部的稳定。清朝在喀尔喀的控制十分脆弱，而且许多蒙古人正受到贫穷折磨与官方压迫。然而，青磙杂卜的叛乱也凸显喀尔喀蒙古人无法有效团结对抗清朝宰制，就像他们的准噶尔同胞。

喀尔喀蒙古人自从一六九一年在多伦诺尔会盟上臣服清朝后就被纳入“旗”制，这项制度让清朝得以强化行政控制与强化他们的军事组织，并得以在强调他们对王朝的忠诚时一并削弱他们的力量。然而，这些旗制的功能完全不同于创造清朝征服菁英的满汉蒙八旗制度。52 每旗（蒙文khushuu）都由一名王公或札萨克为首，其职位需要皇帝的确认。传统上喀尔喀蒙古人拥有三个艾马克（aimaq，译按：即“部落”），并在彻辰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的氏族联盟统治下宣称拥有共同祖先。如今他们被分成许多旗，而不是个别氏族。起初有七个旗，但札萨克的数量很快增加。到了一七五五年，四个喀尔喀艾马克共计有八十多个札萨克（清朝在一七二五年创立了另一个艾马克的三音诺颜）。这些新札萨克的权力来自清朝，破坏了艾马克大汗的世袭继承权。艾马克已经变成领土单位，而不是从属于汗的联盟。透过津贴、印玺，仪式义务和朝觐的要求，朝廷密切监视这些名义上独立的统治者，同时确认他们对其氏族的权威。蒙古人从此不能在部落内自由移动，被限制在固定领土，受到密切监视。

清朝设在乌尔嘎的地方官僚机构增加了蒙古人的负担，迫使他们在守卫岗哨和邮政转驿站服徭役，并将他们的牲畜卖给官员以供军事行动之用。地方官员经常以低于市价购买牲口，迫使蒙古人向中国放贷人借钱养活自己。诚如过去曾在内蒙古所做的那样，中国商人渗透喀尔喀领土，利用蒙古人对布匹、茶叶等商品需求，将他们与债务合同绑在一起。固定边界、徭役义务，以及放牧清帝国的马匹等要求，加上静态寺院据点的兴起，增加草场的压力，也减少了可用于饲养牲群的人力。

从康熙晚期到雍正期间，清朝和准噶尔人的战争进一步摧毁了经济。根据一项估计，在一七一五到一七三五年间，清朝向喀尔喀人征用了四百万头牲口，每只羊却仅支付七两银。53为了支应准噶尔难民，让草场的承载力增加更多压力。一七五一年，乾隆禁止喀尔喀人和准噶尔人之间在边境贸易。为了清偿债务，喀尔喀被迫进一步向中国商人借贷，然后又为了偿还中国债务而不得不贱价出售牲口换取白银。因此，原本来去自如的喀尔喀游牧民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见证了经济被中国资本强行货币化，草场承受供应清军出征的牲畜需求的压力，其活动范围被严密的官僚被限制在僵固的行政边界之内。

青磙杂卜并不情愿当个顺从且定居的新理想游牧民。身为成吉思汗的合法后裔，他继承了父亲对和托辉特部的控制权并得到清朝承认。尽管在地方政府中升至高位，他多次与清朝官员发生冲突，被指责为怠忽职守。作为札萨克图汗艾马克的札萨克贝勒，他因“懒惰”而遭到弹劾，后来更被皇帝抨击，因违抗不可与准噶尔人从事边境贸易的禁令而被降级。青磙杂卜的桀骜不驯激怒了满洲人上级，但我们似乎颇有理由将这位蒙古官员的行径视为羡慕“真游牧民”（拉铁摩尔语）的自由。54 来自喀尔喀最偏远的区域，他重视自己的独立远胜于官僚规定。

青磙杂卜不情不愿地加入阿睦尔撒纳的行列，挥军攻打达瓦齐，但一七五五年冬天的酷寒使他的喀尔喀族人难以提供任何物资。额磷沁多尔济遭到清廷处决，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哥哥，曾经负责押送阿睦尔撒纳，但被人怀疑刻意让阿睦尔撒纳逃脱。青磙杂卜最初也受到怀疑，他被拔除官职并被逮捕了三次，但最终洗刷清白。清朝还需要他的效忠，但也需要代罪羔羊。朝廷于是紧抓额磷沁多尔济不放。根据部分记载，一七五六年五月，青磙杂卜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被迫在北京观看额磷沁多尔济的公开处刑（后来的说法声称额磷沁多尔济获准自杀）。

一七五六年七月，青磙杂卜拒绝了清朝追捕阿睦尔撒纳之令并返回牧地。不久之后，边境沿线的喀尔喀人全逃离了哨所，于是清廷宣布青磙杂卜谋反，敦促喀尔喀贵族保持忠诚。青磙杂卜细数自己的不满：清朝夺取喀尔喀人的马和牛，压迫喀尔喀人，而且还处决了额磷沁多尔济──他是所有喀尔喀人之先祖成吉思汗的后裔。55 乾隆否认他的军事行动压迫了喀尔喀人：他的人用白银购买牲口。乾隆也坚持无论一个人的血统家系多么崇高，都不能因此豁免于惩罚。但乾隆也知道青磙杂卜的反抗可能会吸引所有心怀不满的喀尔喀贵族。经过一番犹豫，乾隆决定先严厉镇压喀尔喀人，然后再终结阿睦尔撒纳。他从追捕阿睦尔撒纳的军队调兵遣将，授命另一位喀尔喀蒙古人成衮札布（Tsengünjav）负责弭平骚乱。由于蒙古暴徒在守卫岗哨和转驿站劫掠中国商店，满人地方官员和札萨克于是请求朝廷恢复秩序。

青磙杂卜未能成功利用不满情绪。虽然他以蒙古人同为成吉思汗后裔为诉求呼吁推翻满清统治，却少有贵族加入他的行列。他也未能与阿睦尔撒纳协调搭配。虽然他找色楞格斯克的俄罗斯总督求助，俄罗斯人却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认为遵守一七二七年与清朝签订的条约会比支持无望的起义更有利。反叛能否成功的关键，仰赖蒙古主要佛教僧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动向，因为他最受蒙古人民爱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起初摇摆不定，不确定是否该呼吁俄罗斯援助，还是充当青磙杂卜和清廷之间的调解人，但他最终被清朝的权力所震慑。他对喀尔喀诸领袖说：“在我看来，当我们被噶尔丹博硕克图逼到窘迫境地时，是皇帝怜悯我们，并向我们喀尔喀人伸出援手，而且年年施予各种重要恩惠。”并敦促他们回到戍守的岗哨。56 在一七五六年冬天的关键几个月，青磙杂卜只能吸引不到两千名支持者。一七五七年一月，他的部队在清军的勐烈攻势下溃不成军，自己也被俘虏，并连同其家属遭到处决。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也做出关键的退让，宣布不会使用任何喀尔喀军队镇压阿睦尔撒纳。清朝结合小恩小惠和严厉惩罚，成功撑过了这个“不受控的事件”。这场叛乱最后已变成一系列思虑不周的擅离职守和抢劫行为，而不是有组织的抵抗活动。57

这次反叛最重大的长远结果，是清朝宣布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日后转世时的化身，只能现身于西藏而非蒙古。诚如乾隆日后对西藏的做法，借由不让地方喇嘛参与大喇嘛的挑选仪式来控制佛教阶级。

现代蒙古史学家将青磙杂卜的反抗视为蒙古民族对抗清朝压迫的英勇民族抵抗运动，而中国史学家却罕有提到这起事件，或者只将它视为一场盗匪之乱。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评估则是介于两者之间，认为的确有证据显示经济和行政剥削造成蒙古人对清朝统治的普遍愤慨，但也认为蒙古人再次受害于“致命的个体主义”，其效忠对象是部落和重要领袖，程度远远胜过民族统一。58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是现代民族主义时代错置的产物，也反映了后来史学家对整场准噶尔战役的扭曲。蒙古人对外侮的反抗在自身的内部分裂下瓦解，导致社会门户洞开并任凭中国商人渗透。讽刺的是，这也预示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命运。

乾隆在追捕阿睦尔撒纳期间，一再对他的战地指挥官感到失望：若非攻势不够勐烈使难以捉摸的敌人逃脱，就是找借口避免危险的正面交锋，或是未能相互照应，让敌人从他们协调不佳的部队之间熘走。从未带兵踏出北京宫殿的乾隆习惯纸上谈兵，对战地大将们实际上面临的限制几乎没有什么理解或同情。阿睦尔撒纳从伊犁成功逃跑，使清军将领招致来自北京的严斥重罚。

玉保将军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他被指责让阿睦尔撒纳逃脱。59 玉保表示他仅有少少的两千兵力，研判驻军在仅剩下四五天口粮与几匹马的情况下缺乏火速追捕的资源，所以才掉头回伊犁。乾隆怀疑玉保有所掩饰，遂将其解职，但允许他留军中将功赎罪，展示战时的“权宜伦理”。玉保在次月获赦免与降级，但又在下一个月后被押送京师接受处罚。

皇帝的怒火很快就转向玉保的同僚策楞，他在阿睦尔撒纳从伊犁逃跑时担任定西将军。策楞宣称部队缺乏补给，违抗了迅速追击逃跑的阿睦尔撒纳的命令，但乾隆却谴责他个人：“部队将领应与部队同甘共苦，而不是纵情铺张浪费。”对比之下，达尔党阿（Dardanga）因积极投入而升官。达尔党阿率兵深入哈萨克斯坦领土，策楞却坐在营地等待新的物资抵达。然而，乾隆却把所有新物资都送给了斗志更坚决的达尔党阿。得知阿睦尔撒纳仅带着极少数人逃离时，他斥责策楞的增援请求。策楞想在伊犁留五百士兵后才推进，并撤回他已派出的小队。策楞面对供给问题的谨慎态度或许没错，不过乾隆认为他“拘泥办理”的行为令人恼火。策楞在撤回玉保的部队并让他们去牧马后，接着也下令达尔党阿撤军。他因军事上缺乏作为而遭受弹劾。“从来用兵之道，有进无退。”乾隆皇帝训斥：“此次追擒叛逆，在庸懦无识之人。”策楞岂可声称补给不足阻止推进，甚至需要撤回已前进的部队？难道将人马来回调度不会耗费更多补给吗？60 走西路的策楞明明比达尔党阿早二十天到达营地，但达尔党阿还有余粮时策楞却已耗尽。策楞行军途中还曾停下脚步向附近的蒙古部落购买牲口，而不是采用从巴里坤送来的牲口。策楞和玉保被捕，双双送往首都治罪。两位不幸的将军在被押送回京的途中遭到准噶尔人攻击与杀害。

相较之下，违抗上司命令的达尔党阿，则因为采取积极乃至鲁莽的主动攻势而获得极大赞誉。乾隆支持他的不服从与好斗，于是将本属于策楞的最高统帅职位作为奖励。尽管达尔党阿因为杀死和俘虏许多哈萨克斯坦人而得到赞扬，但倘若他也未能抓到阿睦尔撒纳，他很快也就会成为皇帝对大草原战事不切实际期望的牺牲品。冬天的来临迫使乾隆不情愿地同意撤军。哈萨克斯坦首领阿布赉否认知道阿睦尔撒纳的下落，却也可疑地拒绝提供相关证据。乾隆强烈威胁阿布赉，若他不交出阿睦尔撒纳，大军将在明年春天返回后彻底剿灭他的部落。达尔党阿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在没达成任务的情况下撤退。

即便是达尔党阿，在乾隆眼中也开始显露不作为的迹象。达尔党阿派遣一名特使与阿布赉谈判，并将两名哈萨克斯坦人留做人质，但哈萨克斯坦人却因看守不牢而逃脱。一七五六年十一月，达尔党阿和指挥官哈达哈（Hadaha）把军队聚在一起过冬，但未能协调好他们追捕阿睦尔撒纳的责任。他们因为这个错误丢了乌纱帽。乾隆皇帝展示了策楞先前未能推进的另一个动机：比起表示自己无力追捕阿睦尔撒纳，大力追捕却失败反而更可能招罪。这正是达尔党阿的命运。

清廷只要指责玉保和策楞是出于懦弱才让阿睦尔撒纳逃跑，就能避免面对大草原的现实限制。从清朝的角度来看，若是能由对的将领负责，那么光靠意志力也能克服最艰困的条件。如此一来失败就是因为“心存畛域”，而非物质限制。61 乾隆接受部队每年都因冬季天候恶劣而不得不撤军，尽管接受得极不情愿。他每年都希望歼灭敌人，都想把征战期危险地向冬天延伸。

到头来，达尔党阿和哈达哈其实也不比前人更成功。两人都未能捕获阿睦尔撒纳，而且还让背信弃义的阿布赉逃脱。乾隆痛批他们“为贼所愚”，后来更发现达尔党阿的军队离阿睦尔撒纳只有一两里，相距之短“不及驼载”。但由于不知道阿睦尔撒纳的确切下落，达尔党阿选择原地等待阿布赉将阿睦尔撒纳擒来。哈达哈实际上还碰见了阿布赉，但却没有将他以变节之名逮捕。清军捕获阿睦尔撒纳的侄子，并拷问出这两名将军其实和抓住阿睦尔撒纳的机会擦身而过。阿睦尔撒纳知道大军预计在冬天撤军，于是尾随着他们撤回他的老地盘。事实上，比起全副武装的清军，他在大草原上行动的速度更快。阿布赉当初碰上仅三十名部队时就投降了。若再多努力一些，可能早在一年之前就能逮到他。达尔党阿和哈达哈一如他们之前的将军们，在组织行动上协调不良。达尔党阿被谴责“煳涂无能”，哈达哈被批评议而不决，双双接受军事审判并被痛斥“玷辱满洲”。他们被革职，发往热河“披甲效力”。62

乾隆皇帝决意在明年出征时把军队推进到更“偏远、险峻”的哈萨克斯坦地盘，远比当年策楞更加深入。63 新任指挥官兆惠和富德必须彼此合作，绝不能重蹈策楞和玉保不愿承担责任的覆辙。

一七五六年刚开始时，两位最有影响力的蒙古领导人阿睦尔撒纳和青磙杂卜同时发动对清政权的叛乱。两人都威胁动员更多支持者。阿睦尔撒纳起初否认有任何反叛意图，声称他只是想回到噶尔丹策零时代创建的和平。这项不坦率的诉求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蒙古盟友。后来阿睦尔撒纳的大本营博尔塔拉爆发天花疫情，迫使他逃往哈萨克斯坦领土，并在那里寻求盟友。乾隆下令全面搜查，同时对阿睦尔撒纳抛下的牧地采行焦土战略。他最担心的是阿睦尔撒纳有可能与哈萨克斯坦结盟，哈萨克斯坦是他所知最遥远、也因此最难恫吓的游牧部落。清朝统治者比较希望争取哈萨克斯坦成为盟友，但在实际上采行恩威并济的策略：如果哈萨克斯坦人俘虏并遣返阿睦尔撒纳就能获得丰厚奖励，如果不照做则会被大军消灭。

乾隆在一七五六冬天到一七五七年初时十分沮丧。他的军队拥有从华北平原到新疆大草原的巨大补给供应链支持，成功将阿睦尔撒纳的人马赶到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让他们被迫拆散成许多小队伍逃进山里，还俘获与纳降了数千名阿睦尔撒纳的追随者。然而，反抗的大汗仍然在逃。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背叛愤怒不已，拒绝对其追随者从宽发落，因为此等敏感地区已是两度叛乱。他下令屠杀所有准噶尔俘虏：“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前此两次进兵皆不免过于姑容，今若仍照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他在另一份谕令中说：“如果擒贼自效，率众归诚，必其人亲至军营叩辕吁请，今并未见其人，而但遣人来往，其为缓兵之计无疑，着传谕成衮扎布等带兵前进时，应将此等诡称擒献贼人先行斩戮，慎勿轻信贼言。”64

乾隆显然已经克服当地军事指挥官对屠杀的抗拒，从他多次下达重复命令，一再使用“剿”这一字眼可以看得出来。兆惠将军因通报屠杀受到称赞，还因此加官封爵。唐喀禄（Tangkelu）也是如此，他抓住了辉特部策卜登多尔济（Chebudeng Dorji）并“将其属人剿灭”。唐喀禄被允许将敌人的家族和牲口纳入自己的部落。然而，哈达哈和阿桂等其他指挥官，则因仅占领准噶尔牧场但让准噶尔人逃跑而受到惩罚。阿睦尔撒纳的残党就算逃到俄罗斯领土，也躲不过追剿。65

乾隆皇帝刻意屠杀青壮，以便摧毁准噶尔民族。当策布登扎布将军捕获一群辉特人时，本来打算将这些人赏给忠诚的喀尔喀人。但乾隆却下令要策布登扎布把“将丁壮人等悉行诛灭，其妇女酌量分赏喀尔喀”。66 就连在部落长老战败后选择投降的准噶尔青年也不得幸免，因为“伊等祖父世为头目”。他们必须被处决，或成为征服者的仆役。67 清廷曾在一七五六年建议用粮食、茶叶和牲口等食物赈济投降之人，以赢得准噶尔民心，如今乾隆皇帝暗示采用饥饿策略：“剿灭叛贼很容易，因为他们已耗尽了必需品。”68 老人、孩子和女人得以幸免，但他们将失去部族身分，被送给其他蒙古部落和满洲旗人做仆役。他们不能保留部落（otoq，编按：史料称鄂拓克）的名字或头衔，例如宰桑。清朝任命值得信赖的蒙古人监督这些残余势力，并封以总管和副总管等中国官称。69

颁布这些圣旨后，很快就有消息指出清军正在追捕乱党，成千上万地大肆屠杀。帝国谕令坚持这些俘虏不能按照一般处理匪徒的规则对待：“岂寻常偷窃牲畜贼匪可比。理宜一经拏获，即行正法，又何必分别首从？但此部落内盗贼甚多；若不剿灭净尽，于蒙古商人等，亦属不便。”清朝的目标不仅仅是弭平叛乱，而是对准噶尔抵抗势力“以绝根株”。70 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总督听说满人军队屠杀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一个也不放过。71

直到一七五七年中，清朝才开始逐渐转向宽容政策。因为此时阿睦尔撒纳统一准噶尔的尝试显然已彻底失败，再也无法构成重大威胁。此外突厥斯坦的大小和卓（编按：清朝称回部）的叛乱也迫在眉睫，意谓着清朝必须避免将更多准噶尔人推向突厥斯坦的阵营。72 尽管大批准噶尔人正在向清朝投诚，但清朝对他们仍有很大疑虑。那些看起来“毫无可疑”之人，被准许在一七五七年九月之后迁徙至内地牧场，但只要稍有不忠迹象就得被剿除。乾隆皇帝澄清道，他“从前本无如此办理[剿灭准噶尔的]之心。因伊等叛服无常不得不除恶务尽也”。73 尽管如此，兆惠和舒赫德（Shuhede）将军在同一个月内仍因为没有热心投入征剿叛贼而被皇帝批评。尽管不断受到乾隆催促，他们显然回避了大规模屠杀。

有别于对准噶尔人的政策，乾隆皇帝对彻底消灭黄教的西藏喇嘛有所犹豫。他对喇嘛颇为生气，认为他们煽动蒙古人反抗。他命令成衮札布铲除在伊犁发现的那些喇嘛。但到了一七五七年七月，四个准噶尔部都已投降，朝廷担心屠杀喇嘛会造成准噶尔人不必要的惊慌。反叛的尼玛（Nima）试图宣传满清“正在消灭黄教”来激起其他蒙古人的愤怒之情。乾隆很快就宣布涉入尼玛叛乱的喇嘛都可能被处死，不过目前拖延才是上策。74 战术性地暂缓全面屠杀行动，只是为了赢得潜在蒙古盟友的支持，并未根本改变清朝的基本目标：消除蒙古自主与抵抗的一切可能性。

现代学者几乎完全忽视了清朝刻意采取的大屠杀手段。75 大屠杀政策明显不同于先前清朝处理蒙古关系的方法。截至目前为止，清朝统治者主要采用历史悠久的“以夷制夷”外交手段，轮流支持不同的游牧民族派系彼此作对，或者处决个别的叛乱元凶。但他们先前从未尝试种族灭绝。76 透过此一政策，清朝成功对（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中国西北边疆问题强制施行“最终解决方案”。准噶尔人的国家与民族就此消失，准噶尔的大草原从此也几乎杳无人迹。魏源估计准噶尔人口约为六十万，他在清军出征史《圣武记》中指出：“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77 准噶尔成了一片空白区域，等着被数百万汉人农民、满洲旗人、突厥斯坦绿洲移民、回族和其他人，经由国家支持的垦殖运动将此地再次填满。

无论是此前或之后，以大屠杀进行种族灭绝都不是典型的清朝政策。“剿”字在过去曾被用来描述对非汉族野蛮人的适当行动。当然，满人也曾在长江下游对中国城市使用恐怖策略作为警告手段，一六五四年在扬州为期十天的大屠杀是最恶名昭彰的例子。78 后来镇压国内叛乱也让很多人丢了项上人头，但多半都是在经过审讯和司法程序之后。一般状况下皆奉行区分主犯和“被胁迫的追随者”的原则，旨在尽量减少处死人数。许多人的判决在秋审覆查后获得赦免。

相较之下，中央欧亚过去比较常有大规模屠杀敌对部落的习惯。但即便如此，多数杀戮也只针对反抗的年轻男性战士。如果一个部落投降，它的人民通常会被纳入胜利者的部落，因为游牧征服者需要战士。许多人会成为奴隶或仆役，但他们有机会保有部落身分，或与胜利者通婚。很少有一个部落的目标是铲除敌人的所有生产劳动人口。在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战斗者稀缺且宝贵。每次征服后，妇女、孩童和年长男性往往也不会被消灭。

然而，对待准噶尔人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内反叛分子（特别不能像对待汉人反叛者）。清军不需要更多的中央欧亚战士，因为已经有了满人和温顺的喀尔喀蒙古人。准噶尔不再遥不可及，不再受后勤限制所保护。康熙把准噶尔的桀敖不驯当作他和准噶尔领袖噶尔丹之间的个人斗争，并把所有精力都专注于消灭他这号人物，锺情于在大草原展开个人对决（当然双方的距离没有近到面对面）。相反的，留在首都的乾隆指挥着远方战地的将军。他于是想到用一套非常井然有序的官僚主义方案来解决难以控制的大草原：消灭一切活物，创造一片空白。

不同于东部蒙古人，准噶尔人是中央欧亚诸民族当中，唯一坚持保有自治权不受中国统治的民族。东部蒙古将权利让予清朝，让清朝分配牧场、分发赈济粮食、解决纠纷，并向他们征用战争所需的军队和动物。他们允许中国移民渗透其领土，并为此付出代价：汉族商人腐化了贵族，汉族移民引入天花等疾病造成人口大幅减少，但他们的民族因而得以保全，并在二十世纪成为独立国家（编按：指蒙古国）。相反的，准噶尔人完全消失了。唯有民间记忆保存了他们的奋斗过程。

最后的这场大屠杀，使乾隆皇帝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他声称自己是一视同仁的统治者，意图在和谐之国内包容不同的民族。但抵抗帝国怀抱的那些人却得面临灭绝。乾隆在这个时期颁布的诏令，暴露了清朝中叶存在于仁慈理想和镇压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以极度防卫的语气为自己辩护，对抗认为出征既浪费钱又残酷的无名批评者。他断言“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但却也坚持“夫准噶尔夷众本非劲旅”，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将他们平息：

特外间无识之人又不免妄生议论，必谓此事原不当办，即经办矣，仍复生变，何如不办之为愈，殊不思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籓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以为边陲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庥，适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后，既已机有可乘而乃安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耶？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79

皇帝在乎个人尊严和流传后世的声誉，试图确保会获得他人赞誉，因为他做的是长期战略规画，而不仅仅是出于对荣耀的热爱。他还捍卫剿灭政策，视之为保护“我们的喀尔喀部落”不受攻击，主张他原来只打算使用典型的“羁縻”政策，让边境部落保有高度自治权，但阿睦尔撒纳与“无知的”追随者拒绝接受和平，为自己招致毁灭并违背乾隆的“本怀”。最后，他主张不能因为撤军而抛弃在边境的重大胜利，然后让游牧威胁死灰复燃。他还指出战役总成本仅为一千七百万两，远低于雍正时期花费的五千万至六千万两。他最后总结道：自己致力于这个行动“并非舍逸而好劳，实由于事势之不可已”，因为“人君日理万几国计民瘼，实深干惕”。80 在对军事计划的详细辩护中，皇帝恳求认为昂贵的边境远征毫无用处之人的同情。借由把自己摆进康熙以降的征服者阵容中并强调不断拓展的成就，乾隆承诺将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安全问题画下句点。他借此证成彻底消灭挡路者的正当性。

到了一七五六年十月，清军已战胜支持阿睦尔撒纳的哈萨克斯坦人，并抓住了他底下一名宰桑。阿睦尔撒纳西逃，仍然受到哈萨克斯坦的阿布赉的保护。到了十一月，冬天的寒冷迫使清军撤离，等待明年到来。哈萨克斯坦人对阿睦尔撒纳保持模棱两可的模煳态度。阿布赉一方面向清朝进贡，承诺擒拿阿穆尔萨纳，但另一方面落网的阿睦尔撒纳宰桑却表示阿布赉也支持反叛分子。81 一七五六年夏天，阿布赉曾短暂庇护了阿睦尔撒纳，提供他一点人马以便抗清。但当意识到他没有任何胜算后，很快就将他逐出哈萨克斯坦领土。当阿布赉向兆惠臣服时，他声称曾试图捉捕阿睦尔撒纳，但阿睦尔撒纳却偷他的马逃跑了。他对清朝的援助表示感激，承诺所有哈萨克斯坦人对清朝的归顺。不到一个礼拜后，哈萨克斯坦的尼玛被捕，而其他哈萨克斯坦人一听说阿布赉的归顺就投降了。

失去一切盟友的阿睦尔撒纳，如今表示若沙皇能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之间为他建造一座堡垒作为攻击清朝的基地的话，就愿意臣服于俄罗斯。沙皇拒绝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然后表示阿睦尔撒纳若同意重新安顿在伏尔加格勒河并与其他卡尔梅克人一起生活，他愿意提供保护。

一七五七年初，兆惠禀报阿睦尔撒纳从俄罗斯边境掉头回来。阿睦尔撒纳尚不知道青磙杂卜的下场，于是孤注一掷地盼望能向东与青磙杂卜联手。尽管冬季严寒，但乾隆认为现在是捕获阿睦尔撒纳的绝佳机会，两支军队应竭力将他逮捕。由于中俄有条约协议，他假定阿睦尔撒纳无法逃向俄罗斯。清军兵分四路，搜索阿睦尔撒纳踪迹。七月，阿睦尔撒纳出现在俄罗斯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堡垒，并向俄罗斯指挥官投降。俄罗斯人发现他患有天花且病重将死，赶紧将他送到托博尔斯克，并将他隔离在城外。阿睦尔撒纳在一七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过世，享年三十五。

俄罗斯人隐瞒了阿睦尔撒纳来逃和死亡的事实，希望以持有其尸身作为筹码。他们告诉清朝使节，阿睦尔撒纳在横渡额尔齐斯河时溺毙。82 清朝官员在河里打捞了一个月却一无所获。他们开始怀疑俄罗斯人。一七五七年十月，兆惠确信阿睦尔撒纳已逃往俄罗斯领土，而俄罗斯人谎报他的死亡。事实上，俄人已将他埋葬在色楞格斯克。中国人再三要求归还阿睦尔撒纳未果。直到一七五八年二月，俄罗斯代表才承认阿睦尔撒纳已死于天花，并邀中国人到色楞格斯克的堡垒或恰克图边境见尸。

尽管阿睦尔撒纳的尸体此时可能已腐烂得无法辨认，而且俄罗斯人完全没提到和阿睦尔撒纳一起被捕的其他追随者，乾隆仍决定派两名代表前往边境。不仅是为了认尸，还要将尸体带回。在收到俄罗斯消息的两天后，乾隆终于有信心宣布阿睦尔撒纳之死。可是俄罗斯人拒绝归还尸体，而乾隆坚持一定要取得阿睦尔撒纳的尸体：“况国家之所期必获者，不过一阿睦尔撒纳耳，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准噶尔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83

与俄罗斯人争夺阿睦尔撒纳的尸体归还，造成持续多年的重大外交冲突。清朝多次致函圣彼得堡要求归还尸体，俄罗斯人则认为双方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腐烂骨头破坏友好关系。清朝对俄罗斯施压，将东正教修士软禁在北京，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并威胁要切断贸易。清朝声称，根据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俄罗斯有义务遣返任何逃过边境的难民；但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一七二七年尚未确定与准噶尔的边界，阿睦尔撒纳及其追随者也不算是“难民”。俄罗斯采取如此顽固的态度，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其他中央欧亚人民眼中的帝国形象。他们密切关注两个帝国之间的势力平衡。显然，乾隆皇帝最终没能取回阿睦尔撒纳的尸体。84 不同于祖父康熙能够骄傲地展示噶尔丹的人头，并在北京的阅兵场上粉碎他的骨灰，乾隆只能接受没有最终结果的胜利。

中国史学家如今声称，俄罗斯人是想利用阿睦尔撒纳（无论死活），将他们的控制权扩张到准噶尔地区。他们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主要归咎于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人曾试图分裂“自古团结”的中国蒙古民族。在他们看来，阿睦尔撒纳应得到“彻底的负面历史评价”，因为他让蒙古人变得更加分裂。相比之下，俄罗斯史学家则认为阿睦尔撒纳的行动是蒙古民族在中亚抵抗清朝侵略扩张主义的英勇之举。85 再一次，双方的民族主义颇为异曲同工。中俄都把蒙古人视为本质上统一的民族，并将冲突归咎于外来阴谋。中国指控俄罗斯侵略，俄罗斯则反控清朝扩张主义。诚如清朝最后一位准噶尔对手的命运即便在去世后仍含煳不清，后人对他反抗的最后岁月的历史诠释也始终没得到解决。

征服突厥斯坦

清朝的战事并未随准噶尔国的毁灭而结束。另外还有一项更深入中央欧亚的军事行动，到了天山山脉以南的绿洲。我只能简要描述这些行动，但它们是帝国持续扩张的顶点，将大量突厥裔的绿洲居民纳入清朝控制。86

南部突厥斯坦的绿洲向来拥戴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的和卓（Makhdūmzāda Khojas），此家族声称拥有十五和十六世纪苏菲兄弟会著名且神圣的谢赫（shaykhs）血统。准噶尔统治者认可他们对突厥斯坦的控制，而且非常仰赖他们的食物供应，但密切监控他们。策妄阿喇布坦曾宣布玛罕木特和卓（Khoja Mahmut）是全突厥斯坦领袖，但噶尔单策零却把他徒刑在伊犁。在玛罕木特去世和一七五五年的第一次伊犁入侵后，清军释放了他的儿子波罗泥都（Burhān ad-Dīn）和霍集占（Khoja Jihān），将大和卓波罗泥都送回叶尔羌，但把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小和卓霍集占后来加入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但为躲避清军追捕逃往叶尔羌，并鼓吹哥哥掀起反抗：

如果听清廷之令归顺，我们将被关押在北京，就像准噶尔人一样。我的祖先好几世代都受人控制。如今机会偶然，强大的[准噶尔]国家瓦解，没有人压迫我们。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创建独立国家，我们将永远成为奴隶。那将是一大灾难。中国现在已拿下了准噶尔地区，但还未决定[对突厥斯坦]的政策。它的军队无法来到这里，而且就算他们来了，我们将抵抗直到他们的补给耗尽。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击溃他们。87

和准噶尔国创建者一样，霍集占同样表达了自治的渴望，以及仰赖地处偏远和补给不易的地理优势。他的战略盘算几乎都是对的。大和卓同意，发动一场由当地伯克和阿訇（ahunds，伊斯兰要人）掀起的反叛。大小和卓集结了一支大军，并在库车（Kucha）设防，库车是东方进入该区域的重镇。乾隆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给他一万人围攻库车。雅尔哈善期待能轻松得胜，没有会遭遇反击的心理准备，还把时间都花在下棋。一七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里，突厥军队从库车城冲出并向西突围。皇帝召回雅尔哈善，将他处死。

然而，大小和卓并没有获得阿克苏穆斯林的支持，当地的伯克曾帮清朝捕获达瓦齐。他们只好继续向西，占领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他们修墙整地，摧毁周围土地，将当地居民赶往城里，确保敌军抵达时得不到任何资源。如今乾隆派出他最好的边将兆惠（曾经成功镇压准噶尔人），向南推进到东突厥斯坦边缘，围攻叛乱分子。但在叶尔羌外的黑水营地一役，小和卓的军队以四比一的优势包围兆惠的清军，并让他们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绝望围城。所幸清军可以掘水，还发现埋在地下的谷物储存坑，才能撑到乌鲁木齐的援军抵达。

此时大和卓的据点喀什噶尔遭到吉尔吉斯斯坦人的攻击。喀什噶尔的前阿奇木伯克（hakim beg，编按：突厥斯坦阶位最高的伯克）和什克（Khwush Kipäk），帮兆惠建议了最佳入侵路线。88 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Badakhshan），在那里被俘并被杀害。再次，清朝将领与巴达克山的统治者素勒坦沙（Sultan Shah）吵着要取回两个叛贼的尸体。89 经过进一步威胁，他们终于取得小和卓霍集占的头颅和大和卓波罗泥都的尸体，运回北京。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宣布平定准噶尔，昭告“中外臣民”，随着准噶尔地区“入版图”，加上取得了叛贼大小和卓的首级，他已实现了“边陲宁谧各部落永庆安全”。90 *

突厥斯坦战役成为了长达一世纪准噶尔事业的缩影。大小和卓试图创建一个自治的统一国家，地处偏远而不受清朝势力侵扰，但却灭亡于绿洲社群之间的内部分歧，以及清军军需官的惊人后勤成就。同样与现代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相反，并不存在统一的“维吾尔”民族认同，遑论其是否渴望一致抗清或加入大清。尽管清朝迅速取胜，但部分将领的表现极为无能，像是雅尔哈善。兆惠虽然打得艰苦，但主要是运气不佳而非领导无方。清军是货真价实的多族部队，包括满、蒙大将，汉人军需指挥官，甚至部分投降的准噶尔部队。虽然清军现在已有远征边境行动的丰富经验，乾隆再次表现得“急于宣布胜利然后撤退”。91 他仍试图将边境成本降至最低，即使可能冒着让小型部队被消灭的风险。也许对阿睦尔撒纳的轻松胜利，让乾隆皇帝与诸将认为在条件大不相同的天山以南地区也能轻松应对。

中央欧亚爆发的最后一次起义表示，此地边界仍不完全平静，预示着十九世纪将出现更大的麻烦。92 一七六五年，位于回部（六城，Altishahr）南部、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乌什爆发叛乱。此地先前的伯克曾捉住达瓦齐，并拒绝援助大小和卓，但乾隆皇帝还是怀疑他的忠诚，用哈密的外来官员取代了他。新伯克勒索谷物，侵犯前任伯克的妻妾，酒醉的军事指挥官却没出面制止。二百四十名突厥斯坦搬运工拒绝徭役压迫，开始反抗。他们聚集了地方支持者，带领二千至三千名叛乱分子与地方部队作战，还击败东方一百公里处阿克苏派来的增援部队。乾隆担心浩罕的伯克可能趁机介入，于是下令从伊犁和喀什噶尔调派更大规模的部队。清军征用流放罪犯，试图爬上围城乌什的墙。伊犁和喀什噶尔的指挥官未能相互合作，推延围城，致使许多叛贼逃脱，但该城最终在一七六五年九月投降。清军指挥官杀死了三百多名叛民，并将数万人遣送伊犁。然后他们从头开始重建这座城市，对阿奇木伯克的漤权严加管制，并试图落实汉人和穆斯林人口的严格隔离。

与青磙杂卜的蒙古人一样，乌什叛乱分子既不满清朝加诸的徭役，也讨厌漤权的汉族官员和极尽剥削能事的商人。两者都试图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但邻近的城镇或部落大多拒绝合作。无情镇压在蒙古和新疆都导致更严格的管控，但骚乱在新疆一触即发。醉酒的犯罪流亡者在一七六八年引发了昌吉之乱；十九世纪初的张格尔（Jahangir）从新疆以西带来了一支新的叛军。来自浩罕的鸦片走私，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同样困扰南部沿海各省的镇压行动。93 突厥斯坦加入清帝国是平定准噶尔的副产品，但消灭准噶尔本身并不保证能牢牢控制该区域。

土尔扈特的回归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在十九世纪早期观察到：
在现代历史上，或许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的历史上，从最早有记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件，比一支主要鞑靼民族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向东逃亡，穿越无尽亚洲大草原，更不为人知，或者更超乎想像⋯⋯从它骤然开始，疾速进行，我们看到从事迁徙者的粗野性格。链接无数意志的统一目标，以及盲目但准确无误地瞄准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不禁让人想起那些驱使燕子和旅鼠迁徙和蝗虫过境的至高本能。94

德昆西根据土尔扈特蒙古人从伏尔加格勒河畔回到蒙古故土的史诗长征，创作了一部英国文学的冷门经典。这本历史小说在戏剧性场景、生动角色，以及夸张冲突方面都和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不相上下。事实上，并非所有德昆西的描述都是虚构。他仰赖的文本是贝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的《卡尔梅克的游牧入侵》（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此书参考了不在官方记载中的俄罗斯和蒙古口述史料。尚未有人充分使用蒙古文、满文、俄文、中文和西方文件来写成土尔扈特的完整历史，此处也没有足够篇幅叙说。95 我只能强调土尔扈特对清帝国不断演进的愿景，以及对欧亚最后一个自治蒙古部落之终结的重要性。

现代中国史学家往往把土尔扈特的迁徙形容成清帝国一支失落的民族，在俄罗斯压迫下“回归”投入皇帝的仁慈拥抱。伏尔加格勒河上的土尔扈特人确实受到俄罗斯军事负担和其他定居者侵犯之苦，但他们在悲惨旅程之后被纳入清朝却并非注定。事实上，有部分土尔扈特人至今仍留再原地。他们被称为“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一个自治的共和国里。在一七七一年抵达清朝边境的那些人，并未得到一致的热烈欢迎。土尔扈特人在俄罗斯支配下的经历，已有考达尔考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的详细描述。我在此只会详述他们刚抵达清朝边境时，曾引起是否准予进入帝国的辩论。辩论透露这些迁徙游牧民最初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及清朝、俄罗斯和准噶尔三方互动的遗绪，如何影响清朝决定是否接纳“亚洲史上最后一批大出走的游牧民族”的残余势力。96

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当初会带领人民离开蒙古西部，是为了躲避十七世纪早期大草原的动荡，并找到他们可以自由生活的牧场。虽然沙皇伊凡已征服了阿斯特拉罕和喀山，俄罗斯仍未完全控制伏尔加格勒河下游。就像顿河的哥萨克人，土尔扈特人（或俄罗斯人口中的卡尔梅克人）在首领领导下形成近乎自治自主的社群。虽然他们宣誓效忠沙皇，但其地位比起附庸，更像是独立盟友。他们在最伟大的领袖阿玉气汗（一六六九至一七二四年）领导下，控制了里海以北的大草原，领土更从三十万增至四十万平方英里。

他们在这个时期与蒙古和清朝都保持联系。他们派出朝贡使团，也获准加入到库库淖尔的“熬茶”使团。一六九八年，阿玉气汗的儿子阿喇布珠尔在清廷许可下，带了五千人到拉萨。一七一二年，图理琛出使阿玉气，表面上是为了促成阿喇布珠尔的归返，但看在土尔扈特人眼中则是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努力，不过土尔扈特人不愿承诺结盟。他们不时探索返回故土的可能性，但只要准噶尔势力仍然强大，而且和清朝与哈萨克斯坦交战，大草原的情况就动荡到难以迁徙。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俄罗斯政府日益侵蚀土尔扈特的自治权，军事征召需求与干预地方行政之事不断增加。俄罗斯对大草原的渗透，就和清朝渗透蒙古类似：每当有俄罗斯人或汉人移民进入蒙古领土，蒙古酋长就发现自己受到的限制与日俱增。俄罗斯人虽然没有严厉束缚的清朝旗制，土尔扈特人也能更自由地移动，但俄罗斯向附庸国榨取大量的军事服务。在这方面，土尔扈特人和哥萨克人等大草原边境的流动人口并没有不同。

土尔扈特人一七七○年离开伏尔加格勒河的决定，源自社会逐渐累积的压力和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达尔考夫斯基发现“俄罗斯对卡尔梅克行政事务的控制越来越强，对卡尔梅克骑兵的过分征用，上等牧场因军事和农业殖民地扩大而丧失，以及对强制协议和胁迫的恐惧，都是造成卡尔梅克人决定启程往准噶尔的关键因素”。97 一七六二年，俄皇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II）宣布土尔扈特大汗不再能自由选择顾问委员会，必须获得沙皇批准。而要求卡尔梅克骑兵在一七六八年为另一场与鄂图曼人的战争效劳，则成为压倒土尔扈特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凯瑟琳大帝傲慢地要求总人口才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帐的卡尔梅克人必须派出二万骑兵，无视卡尔梅克人还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来自邻近哈萨克斯坦人和库班地区（Kuban）之袭击。98 只有一万名卡尔梅克人加入一七六九年的作战，而且他们抗命并提前在九月回家，以便照顾牲群过冬。

土尔扈特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有影响。卡尔梅克贵族策伯克多尔济太师（Tsebek Dorji Tayishi）认为自己有权继承汗国，但卡尔梅克人在俄罗斯的压力下选择了年轻又优柔寡断的渥巴锡（Ubashi）。策伯克多尔济为了报复俄罗斯人，并希望在俄罗斯境外创建自己的政权，他拉拢渥巴锡一并策画大胆逃脱行动。策伯克多尔济在卡尔梅克贵族的重要会议上宣布：

在所有方面，您的权利受到俄罗斯人的限制。他们的官员不仅未善待卡尔梅克人，而且其政府似乎打算将这些独立的草原人民变成定居农民。乌拉河两岸到处都是哥萨克堡垒；北部边界住着移民的德国人，很快，您将被迫从顿河和捷列克河（Terek）、库马河和伏尔加格勒河搬走；您的游牧生活将被限制在没有水源的区域，您的牧群将被摧毁。未来，在奴役的枷锁下，您若不屈从，就得迅速离开俄罗斯帝国，以免被消灭。您做出的决定，将决定您的命运。99

渥巴锡汗计划在一七七一年初大出走，因为此时俄罗斯士兵尚未全数从鄂图曼战役归来。他想等待伏尔加格勒河冻结，以便西岸的卡尔梅克人也可以一道加入。但计划却被俄罗斯总督发现，他只得被迫提前出发。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超过三万帐土尔扈特人（大约十五万至十七万人）朝准噶尔地区出发。渥巴锡汗带走了将近四分之三的游牧民。尽管渥巴锡汗告诉清朝官员自己不得不抛下一万三千帐，因为伏尔加格勒河没来得及冻结；但留下来的人主要是杜尔伯特部或辉特部的族人，而他们并不同意大迁徙。100 到了一七七一年六月，移居队伍已抵达巴尔喀什湖，成功逃离俄罗斯的追捕，但受尽寒冬霜冻、饥饿、疾病和哈萨克斯坦突击之折磨。当他们兵疲马困地在巴尔喀什湖停下来整顿时，却遭到哈萨克斯坦人包围与重创。等到渥巴锡汗和驻伊犁的官员联系上时，他只剩下一万五千帐的约七万名族人。101

在这史诗般的长征中，渥巴锡汗已失去了至少十万人，他想自由自在放牧的梦想也已被粉碎。诚如巴克曼（C. D. Barkman）指出：“很明显，土尔扈特人并无意向中国人投降，而是期盼能在准噶尔地区独立生存。”102 直到抵达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古老卫拉特牧场，他们才意识到大草原上已没有多余空间。清军已消灭了准噶尔国，并劝说哈萨克斯坦人向清朝进贡，同时俄罗斯的堡垒在西伯利亚各地边界矗立。“卡尔梅克人逃过俄罗斯的魔爪，最后却陷入中国人的魔爪。”103

然而，清朝边境指挥官非常抗拒让这些消失已久的游牧民跨越边界。满文文件中有一份讨论土尔扈特人的特别档案，透露出强烈的怀疑和抗拒。104 科布多的满人指挥官伊勒图（Iletu），最早在提到在一七七一年六月十四日，从俄罗斯收到有关土尔扈特动向的通报，指出哈萨克斯坦人阻挡土尔扈特前往边界。俄罗斯人要求清朝不要接受这些“无赖和叛徒”，他们是逃避从军的俄罗斯子民。105 根据《恰克图条约》，越过边境的难民、逃兵或罪犯应当被遣返。伊勒图犹豫不决。若以强硬手段遣返土尔扈特人，势必引发一场新的战争，但又难以在伊犁附近安置他们。于是伊勒图提议把他们送往更东边的察哈尔地盘。乾隆皇帝立刻斥责伊勒图对边境情势的无知，认为他居然没看出把土尔扈特人和其他西部蒙古的卫拉特部族混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乾隆派出曾镇压乌什叛乱的舒赫德，接管伊犁并限缩伊勒图的职责至地方防御。106

吁请清朝援助的，还有正在与土尔扈特人交战的哈萨克斯坦人。他们夸大土尔扈特的实力，宣称其有八万到九万帐，并期待作为清朝藩属国而获得军事支持，因为土尔扈特人已掠夺了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斯坦牲口。阿布赉巧妙地援引最近与大小和卓的战争，呼吁迅速采取军事行动，以防叛乱分子逃向鞭长莫及的大草原深处，届时将不得不派出庞大部队追捕他们。107

清朝还需要考虑到舍楞台吉（Prince Shereng）也是土尔扈特的移民之一。舍楞曾加入阿睦尔撒纳的反抗，失败后逃亡。如今，他陪同渥巴锡汗，作为土尔扈特兀鲁思的其中一位领导者回归。他宣称想要臣服，但清朝该信任他吗？伊勒图抱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舍楞拒绝承认罪行。乾隆不理会这层担忧，认为舍楞是真心投诚。

乾隆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土尔扈特人身为准噶尔的最后残余，既然如今已被接纳为“我们的蒙古人”，就应让他们在帝国内避难。乾隆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理由是俄罗斯曾拒绝归还舍楞和其他阿睦尔撒纳的支持者。108 尽管土尔扈特人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离开，但乾隆认为他们并不是难民，而是清朝的属民。乾隆将清朝透过军事确立的边界回溯，将历史上所有蒙古人都纳入势力范围。他知道“如果伊犁空着，土尔扈特人可能会想恢复他们过去的牧场”，但现在伊犁到处有军队驻扎和防御城市，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让清朝帮忙决定落脚之处。109 他也拒绝了哈萨克斯坦的求援，建议阿布赉不要趁危“渔利”。虽然他认为九成的土尔扈特人是忠诚的，但承认有必要防止那一成不忠之人造成破坏。然而，当巴图济尔噶朗（Batu Jirgelang）指挥官想征用二万士兵戍守边界，乾隆却以要求太过而拒绝。他认为一万人以内就绰绰有余。边防指挥官多半记得青磙杂卜的叛乱，因此特别担心来自喀尔喀部落的战士，乾隆于是停止征召喀尔喀人。110

一七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已决议将土尔扈特人安置在帝国境内。他下令官员安排渥巴锡汗到承德觐见，并寻找安置他们的土地。他派人从安西、巴里坤和乌鲁木齐送二十万银两，支付赈济物资和旅费。对土尔扈特有利的论点进一步表示他们和正教俄罗斯格格不入，而且皇帝宣称，俄罗斯不允许他们派使团到西藏。相反的，清朝会允许土尔扈特人在通知理藩院后，自行选择派熬茶使团到西藏的时间。当准噶尔人拥有独立国家时，对熬茶使团的控制，是限制他们和拉萨接触的关键工具；如今，却被用来引诱土尔扈特人更靠近内地，远离不确定的边界。在清朝看来，既然现在西藏已“入版图”，黄教就不再会让蒙古人与帝国疏离，反而能将他们结合得更紧密。111

尽管边境官员奉命行事，他们并非全都被说服。一七七七年，满人七十一写下边务记述（译按：《西域闻见录》），展现对土尔扈特人忠诚的深刻怀疑。他的纪录替后人留下一种有别于“帝国凝视”采取的仁慈观点：比较以动荡边境的地方经验为依据，而不是来自首都一昧安抚人心的陈腔漤调。我将在后面的章节探讨他的看法。

清朝至少立下三座纪念碑颂扬土尔扈特人的回归：一座位于伊犁，两座位于承德（朝廷位于北京以北的夏宫）的小布达拉宫入口。112 小布达拉宫的两座以满、汉、藏、蒙四种语言写成，不过满文似是该文本的首要语言。翰林学士于敏中奉承但正确地表示：“皇上发现了一种深奥的艺术，以很少的文字涵括许多事实，并赋予这些文字极为宽广又深刻的含义。”113于敏中同时也是乾隆的亲信与御制诗校刊。纪念碑题名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简明扼要描述了土尔扈特人来到边境的故事，以及皇帝力排众异接纳他们。据说乾隆只花了一刻钟就完成这篇文章，但精辟捕捉了事件精髓。铭文坦率地谈论了对反叛者舍楞的疑虑，前线指挥官要求更多部队，以及皇帝相信只要提供物资并小心观察，土尔扈特人不会造成伤害。碑文将土尔扈特出乎意料和完全自愿的“归顺”（满文 jihe bahaha），当作天命对仁慈皇帝的赞同。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这类石碑如何透露清帝国对自身历史定位的认识。清人终于完成从康熙时代征讨噶尔丹以降的伟大计划，康熙的孙子现在可以令人信服地声称“西域已被巩固，而且将蓬勃发展”。乾隆期待边境永久和平，因为“在所有蒙古部落中，没有一个不是大清的臣民”。114

诚如俄罗斯人所言，土尔扈特的回归成了纳入清朝怀抱的最后“民族集合”，写下定居帝国与大草原间千年斗争的第二个结局：一支民族被彻底消灭，另一支复活并重返老家。复兴发生在消灭之后，对帝国大业而言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未来的民族主义者将反复引用“回归”的概念，作为描述各民族统一在新兴民族国家之下的隐喻。帝国和民族国家将历史视为出走后回归的循环，合法化其支配多个民族的主张。

不同于帝国呈现的形象，土尔扈特人长远来看过得并不顺遂。渥巴锡到承德觐见皇帝时享受了丰富盛宴，收到皇帝赐与的许多礼物，而且保留了大汗头衔，不过不再能控制他的人民。为了确保这些蒙古人永远不会联合起来挑战帝国，他们被拆成四盟十旗分散在新疆北部的数百公里。115舍楞底下的两个旗在科布多附近定居，另外四个旗在焉耆（Karashahr）以南定居。清官员强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事农耕，以便防止他们增加人数。七十一在一七七七年发现，很多男人当起盗匪，妇女则从事卖淫。

事后看来，离开伏尔加格勒河究竟是不是个好选择？与留下来的同胞相比，土尔扈特人真的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来过游牧生活，保存习俗，以及实践佛教信仰”吗？116 一九四七年，中国境内约有五万七千名重新安置的土尔扈特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被纳入一般的蒙古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族裔身分。117相较之下，一万三千名留在伏尔加格勒河的卡尔梅克人如今在俄罗斯拥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二○○四年人口为三十万。118我们可以论辩他们的选择是否明智，但显然当这最后一批自由的游牧民也进入周围大型农业帝国的统治之下，大草原时代就告终结，也终结了世界历史的一页伟大篇章。

第三部帝國的經濟基礎

第八章骆驼背上的火炮：生态结构与经济局势

如前所述，后勤限制屡次束缚了清朝的将军，让他们无法施展身手。例如，假如费扬古在乌兰布通没有幸运碰上了撤退的噶尔丹军队，那么他的军队很可能就饿死了。边疆的遥远、荒凉与贫瘠也保护了游牧民，并阻挡了历代企图在该区域施加影响力的中国政权。1

然而游牧民也要面对补给的限制。虽然他们可以在草地上自给自足（中国军队做不到这点），但是当冬季大风雪将草地覆盖时，则会致使他们的畜群倒毙。草地也限制了大型游牧军队的规模与行动能力，他们仰赖快速突袭与撤退，且避免长期而静态的防御。如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学到的，在清朝首都附近开战是一大失策，但他仍然能够往西边脱逃。然而，康熙在后来的战役中，展现出他能领军直达色楞格河与土拉河，而那里已经接近蒙古势力心脏地带。距离不再是保护游牧民的屏障了，千年以来对中国势力的结构性限制已经开始瓦解。

战略上的考量迫使双方改变自然环境。就在清朝开始深入西北的同时，准噶尔也开始开发他们的领地。许多新疆开发的记述都忽略了从牧业经济到定居经济的重要转变，但是准噶尔部也如同许多他们的前人一般，仰赖牧业、农业、商业与矿业资源来创建其国家。

巴图尔珲台吉在基布克赛尔（Kibaksarai，或作和布克赛尔[Kobuk Saur]）附近创建都城，农田则环绕周边。2一六四四年，他创建了三座砖造城市，包括寺院在内，并且向沙皇请求提供鸡、小猪、阉猪、木匠、石匠与商人。由于他切断与中国和东蒙古的关系，依赖突厥斯坦和俄国提供粮食和劳动力，而“布哈拉人”（从突厥斯坦掳来的战俘）则作为农业劳力与关键的中亚贸易链接为其效力。3前往莫斯科的商队从贸易中获利甚丰，直到一六四七年俄国人叫停为止。一六七○年代，僧格扩大利用俄国人从事贸易，并用更多突厥斯坦俘虏来耕田。准噶尔军队要求俄国军队得先跟他们贸易，才能进入盐湖。4一六七七年准噶尔跟清朝恢复外交关系后，噶尔丹增加了前往北京的贸易使团。他一年派遣两批进贡使团以便用毛皮与马匹换取丝绸、棉布与金钱。一六八三年，清朝将进贡使团的人数从数千人缩减至两百人，并强制其余的人留在边境贸易。北京对贸易使团的限制也让噶尔丹心怀不满，成为他于一六八八年进攻喀尔喀的理由之一。噶尔丹有理由相信，北京给予喀尔喀人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只为了拉拢他们。

建国者噶尔丹

明遗民经世学者梁份在西北游历了将近十年，探究了噶尔丹早年如何努力创建他的经济基础。5梁份在《秦边纪略》（约成书于一六八七年）中描述了噶尔丹如何为军队获取矿产与火药：“于是富庶甲于西域，⋯⋯嘎尔旦取沙油汁，煮土成硫磺，取泻卤土煎硝，色白于雪。铜、铅、镔铁之属出地中。碛岸产金珠，则屏而不用。马骏而番庶，四方莫或过之。”（如本段所言，他似乎已经透过联络东突厥斯坦而掌握了波斯的炼铁技术。）

梁份也提到：

资用极备，不取给远方，乃悉巧思，精坚其器械。做小连环琐琐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回[包含俄国人与突厥斯坦人]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櫜驼驮大炮，⋯⋯远近闻之咸慑服。6 *

“骆驼背上的火炮”（櫜驼驮大炮）显示噶尔丹已经超越了抢掠，为其军队装备了用来进行永久征服的重武器。他在游牧民军队的机动性上增加了强大的军事威力，从而征服了突厥斯坦与俄罗斯的领地。根据梁份的记载，噶尔丹也创建了一套初步的税收体系，派遣一名转运使（译按：名之为“圈头”）向边疆部落抽取马、牛与羊等赋税（译按：即“添巴”），并且对收支进行密切控管。这个“圈头”，“或曰是嘎尔旦耳目所寄；或曰为网罗人物。”7

为了确保平时收入，噶尔丹要求每年定居人口的三分之一须轮番服劳役，并且限制其属下蒙古部落的移动。在突厥斯坦南部，他要求自治的和卓头目纳贡，但禁止贩卖奴隶，因为此举会剥夺其人力。8

策妄阿喇布坦继承了噶尔丹的国家富强计划，增加地方经济的生产资源，并且推动贸易，但是他也因此更加倚仗清朝。如前面的章节所言，就在康熙皇帝威胁要切断商队贸易后，他将噶尔丹的骨灰送往北京。虽然与俄国之间就贡品征收、逃人以及俄国军力向南扩张等问题上不时产生矛盾，但是准噶尔商队仍频繁穿梭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托博尔斯克与亚梅谢夫（Yamyshev），并在西伯利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参见表4）。9

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策零也发展农业。他们在伊犁、额尔济斯河与乌鲁木齐引入突厥系的绿洲居民（塔兰奇，Taranchi），这些人掌握了高产量的灌溉农业技术。根据一位于一七三一年被策妄阿喇布坦俘虏的清朝士兵报告，他见到了广阔的农田与园圃，甚至有部分准噶尔人自己也开始务农，模仿清朝所实行的屯田。10

最后，讨论准噶尔创建自身的经济与技术基础时，不能忽略炮兵军官雷纳特准尉及他的瑞典同僚们非凡的曲折旅程。11 在一七一一年前，已有八百余瑞典人（他们在两年前的波尔塔瓦会战（Battle of Poltava）中被俄国人俘虏）分散在西伯利亚各地。他们提供了沙皇有益的信息，并且特别擅于绘制地图。12雷纳特后来加入了布赫霍尔茨前往亚梅什湖的淘金探险队，他跟其他的瑞典人在那里于一七一六年被俘。他直到十七年后才回到瑞典。

准噶尔的俘虏中有许多民族。他们包括了俄国人、瑞典人、满洲人与汉人，可能还包括了一些在康熙命令下由耶稣会士所派出的调查员。13 策妄阿喇布坦用他们建工厂生产天鹅绒、布匹与纸张；雷纳特则被分派去进行军事生产。在他停留的时间里，他监督当地的劳役工人，生产了至少十五座火炮以及二十座迫击炮。他也教导蒙古人如何炼铁制造子弹、开采金银，还有如何印书。

雷纳特也支持了攻打鲁克沁（Lukchun，吐鲁番近郊）的五千名准噶尔军队，在阿尔泰山地区对抗清军，在准噶尔人击败傅尔丹的胜利中出了一臂之力。俄国派往噶尔丹策零处的使者乌格里莫夫（Major L. Ugrimov）提过雷纳特也照塔兰奇突厥人的方式种植自己的园圃，里面有果树，外有砖墙围绕。14

更重要的是，雷纳特帮噶尔丹策零绘制了第一份准噶尔地图（噶尔丹策零一点也不像是个原始的游牧首领，据说他带着一百头骆驼扛书）。15 雷纳特回到瑞典时带着两幅地图，上面有蒙文地名，如今被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16其中之一似乎是一幅原创的蒙文地图，由噶尔丹策零本人绘制。而第二幅则是在巴里坤或吐鲁番从中国那边缴获的地图副本。这些是首幅中央欧亚的蒙文地图，其准确与细节超越任何一幅十八世纪的俄国或中国中央欧亚地图。虽然学界仍在争辩这些地图受到中国与俄国的影响有多大，但它们是独特的混合文化物品，结合了瑞典制图术、中国地图形式与蒙古地方知识。它们展示了制图术对于军事策画者的重要性，以及他们透过讯问当地人所获得的极度准确知识。17

总而言之，与清朝竞争迫使准噶尔朝“自强”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就像许多过去的游牧帝国，它们创建城市、发展农业、扶持贸易而且带来税收，但是其原初动机并非要“同化”入“定居社会”的风俗，而是动员资源以做防卫之用。然而，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过世后的内部动乱删减了这方面的投资。迟至一七四八年，随着准噶尔人恢复四处抢掠与自相残杀，金属工厂就因为无用而废弃了。18 十年之内，清军就趁着准噶尔内部失序，而将其一举消灭。

年羹尧与并吞青海

就在准噶尔的领袖徵调各路资源维系脆弱的国家之时，他们的对手清朝也在强化对新获领地的控制。在蒙古之后、库库淖尔（即青海）成为下一个清朝意图并吞的对象。有别于对蒙古的逐步并吞，对库库淖尔的系统计划显示了清朝将边疆并入帝国的重要方式。

如前所述，当库库淖尔的和硕特蒙古人威胁要统一在罗卜藏丹津的旗下，并且要恢复对西藏的控制，雍正皇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以平定这场“叛乱”。年羹尧在一七二四年痛击罗卜藏丹津的军队后，草拟了一份计划重建库库淖尔并纳入帝国版图。条文罗列了有关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行政改革诸项，用意是确保库库淖尔由过去蒙古部族所统治的自治领，变成清朝的永久领土。19 年羹尧的提案如同清帝国形成过程的典型案例，故值得仔细讨论。他首先强调和硕特人世代受清帝的恩惠，使得清朝有权将罗卜藏丹津属下所有部众（同类）视为清朝的属民。首要任务是定功罪而行赏罚。罗卜藏丹津本人脱逃。三名协助清朝平叛的王公获得晋封。被罗卜藏丹津胁从者免罪，但在叛乱中主动协助的领袖则应处决。年羹尧向和硕特诸王清楚解释了清朝的决定，详述了不该被赦免的八人之罪状。然后将这八人拖至诸王会盟前斩首，“以正国家之法”。20

接着，他画定了蒙古部落的领地。在他看来，因为明朝并未控制该地，当地的蒙古与西藏世系头人向来维持自治，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抢掠与冲突。如今这些叛贼已经被消灭，对待当地蒙古人应该仿效内札萨克蒙古，分隶佐领（牛录）。而游牧草地则应画定分界，而蒙古诸首领则立为札萨克：而各旗长则由清廷任命。每个部落各自分有自己的游牧地，不得互相侵扰。依照传统，每年盟长需主持和硕特会盟。罗卜藏丹津利用他世袭盟长的地位来巩固他的支持度，但是年羹尧决心防止另一个统一者的出现。如今由清朝官员来挑选盟长。

分类是第三种有效的控制技巧。年羹尧利用画分蒙古以达成帝国的一统。部分喀尔喀蒙古并未于一六九○年多伦诺尔会盟时归顺清朝，而是往南逃到了和硕特部处乞求保护。如今清朝已经控制了这个区域，这些喀尔喀人有机会接受清朝统治以便脱离和硕特人的控制。他们的首领会变成札萨克，他们还可以占据从罗卜藏丹津的叛逆同党手中没收的领地。年羹尧清楚表示：“不惟可分西海之势，而喀尔喀等之台吉永免为西海奴隶之耻，且乐于自成部落。”21 这些喀尔喀人清楚地被定义为新的部落，而且与库库淖尔的和硕特人分居。如此一来，清朝建构新的民族群体以便分而治之，就如同其对外政策“以夷制夷”一般，以此夷治彼夷。

类似的区分也用在库库淖尔的藏人（西番）身上，这些人被年羹尧视为当地的原住民。他们“蜂起”抗清，并称“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但如今，年羹尧声称他们已然“皆我百姓⋯⋯西番之地皆我田畴，彼西番各台吉何为而得役属之耶？”22 这些西番土著必须与喇嘛庙和蒙古王公断绝关系，以变成直接为皇朝效力的顺民。他们成为这个区域里另一批被界定的人。借此，年羹尧意图挑出原先对不同上级负有义务的多种人群，而将他们定义为仅服从於单一至高权力的各个群体。

强化对当地西番的控制也意谓着，利用分割西藏的领土边界来挑战达赖喇嘛的宗主权。年羹尧再度以历史来将这次分割的举动正当化。在唐古特四大部落中，卫、藏两部在西藏的西部，属于达赖喇嘛管辖范围，但是位于西藏东部的库库淖尔（西海）与康区（喀木），因为它们过去受顾实汗所统治，所以应当得到特殊分类。23 在罗卜藏丹津失败后，康区就依附于邻接的云南和四川内地省分。年羹尧并不认为这样的重新安排是从达赖喇嘛手中夺走领地；其西边的“香火田地”仍旧在其掌控之下，不过，清朝确实将这些人移出达赖喇嘛的管辖，以“救十数万之番民使出水火之中”。24 为了补偿达赖喇嘛的税收损失，清朝将每年给予赏赐，并且允许他在四川边境的打箭炉进行贸易。清朝画分西藏文化区域的方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的行政边界相当接近。

为了进一步控制库库淖尔，喇嘛寺院的权力需要严格限制。这些寺院在整个西藏地区是最大的几个机构，拥有高达三千名喇嘛及互相链接的建筑。25 它们是重要的权力中心，受当地西番纳租所支持。就年羹尧看来，这些喇嘛寺院并非真正的宗教机构，因为它们收容了许多“奸徒”，潜藏兵器，而且支持叛乱。“势不得不火其居而戮其人。”嗣后应当限制喇嘛寺院规模，喇嘛不得超过三百名，所有人都必须要在官府登记，而且须每年稽查两次。番人纳租不得直接归于寺院，而须缴给地方官后再分配给寺院。

总而言之，在消灭了一小股“叛军”后，清朝官员将这些幸存的“被胁从者”组织为固定的“部落”，并且画定其领地与行政单位，其头人则由政府任命。他们与不同群体混杂在一起以便互相制衡，区分“土著”与后来者，并且将多线的忠诚以对单一权威的效忠取代。

在这些边疆，清朝统治者面对着与其他欧亚帝国相同的挑战，并且运用着相同的手段。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也在十八世纪时画定了稳定的边界，并且加强了对不同民族的分类，而大英帝国则在十九世纪对印度实行了同样的措施。26 它们都对新领地进行了民族志调查，确认身分以便征税与维持地方秩序。27 他们以固定、以阶序决定的官方职位，取代了自治的游牧社会中不时波动的联盟。然而，这种国家意图廓清、看见其民族的驱力，并未抹除所有的差异。官僚结构必须适应边疆的情势；它并未复制内地制度的统一性。札萨克既非穿着蒙古服装的县令，亦非满洲旗人（后面我会以更多例子来讨论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多样性）。

在同一时间，年羹尧也鼓励移民，以创建和内地的链接，并且创造一个更为和平的定居社会。他提议遣送一万个满洲与汉人移民家庭到库库淖尔以“稀释”蒙古人的势力，并且引导他们从事定居农业。这些政策部分与政府极力主张简化的做法有所冲突。一方面，地方官员在有秩序的行政架构上，创造分隔的领地与亲属实体来消解部落链接；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借由添加可能与原住民爆发冲突的新民族，而将更复杂的多样性引入这个区域。年羹尧在库库淖尔的政策，具体而微地包含了某种向外极大扩张后维系帝国的张力。

年羹尧同样也推展贸易以便结合边疆与中心。就年羹尧看来，在征服之前，蒙古人可以任意贸易，“以无用之皮毛易我有用之茶布。”“汉人贪其利，使入内地习焉。不察习则玩，玩则奸心生矣。”* 28 自由的贸易关系也让罗卜藏丹津得以在叛乱以前窥探内地虚实。因此边疆贸易应当受到管制。蒙古人应当分为三班；每班三年一次轮流入贡北京贸易。过了九年，则所有人都得到了贸易机会。一般的边市贸易则一年开放两次。军队应当巡查市场以确保无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跨越边界。

这些中央欧亚的先例为其他条约设定了模式。年羹尧在一七二四年的提案预示了清朝与俄罗斯于一七二七年协商的种种贸易规定，当中规定边界贸易被限制在恰克图，而前往首都的进贡使团仅有在官方许可下才能进行。十八世纪末处理西方商人的广州贸易体系也体现了相同的原则。如傅礼初所表明的，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租界是一八三五年和浩罕可汗谈判的结果。其条文中关于治外法权、商人自治，与常驻政治代表都同样应用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英国。29 年羹尧的提议展现了稍早时期的情况也相同：在库库淖尔受管制的贸易安排设定了俄罗斯与英国条约协议的架构。

最后，年羹尧提议沿着库库淖尔的北界，建造大型的设防边墙。他设想有一系列链接的堡垒，而这座堡垒实际上能够将长城的防御线延伸到甘肃走廊之外，直达甘州与安西，并切断库库淖尔与北方准噶尔的联络。他会清除这块区域的蒙古人并且引进大量的移民以充实驻军城镇。如年羹尧所言以及像清朝后来在新疆所发现的，因罪遭流放充军的罪犯是最理想的耕种者。

年羹尧的宏大理想并未全数实现。清朝并未建造无必要的边墙，而移民库库淖尔的速度也相当缓慢。然而他的提案冥冥中预示了清朝、民国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边疆的基本手段。镇压、拓殖、国家简化、移民与商业整合总结了这三个政权的政策。然而清帝国并未完全贯彻这些手段，因此显得较为仁慈。清朝镇压库库淖尔的叛乱虽然残酷，但并非肆无忌惮。大型喇嘛寺院遭到解体而且在有规模受限的情况下重建，其影响力也随之缩减，但是它们并未被消灭。与后继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比，帝国意识形态对藏传佛教本身并不具有敌意；它在意的是其制度本身具有创造抵抗中心的潜力。在适当的限制下，只要将皇帝放在这个阶序的顶端，这些僧侣便能促进帝国的控制。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库库淖尔的情况与当下西藏的情况出奇的相似。30 两者都存在敌对的转世喇嘛，一个由正统的僧侣集团所支持，另一个则由中国所支持；利用强行介入对拉萨施行解决方案；避免国家控制成为抵抗的焦点。但是清朝从未针对西藏的宗教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运动；毛泽东对达赖喇嘛所说，那句恶名昭彰的（或伪造的？）“宗教是毒药”的言论永远不会出自任何一个清朝皇帝的口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千计的寺院被红卫兵摧毁，而且许多僧侣遭到羞辱与杀害。满洲人仅对抵抗的喇嘛进行严厉粗暴的打击，在此之后他们仍旧容许这个制度继续存在。除了在七至九世纪藏人拥有本身武力独霸的帝国以外，他们总是处在一个不幸的位置：在不尽满意、暴虐或冷淡的保护者之间做选择。十六至十七世纪间，蒙古施主确实协助了达赖喇嘛创建中央集权的政府；但是十八世纪准噶尔介入其内部纷争，给藏人留下了唯一的保护人选项：即北京的清朝皇帝。然而在一七二○年代后，西藏、蒙古与库库淖尔在清朝松散的宗主权下仍旧维持着和平。直至二十世纪，革命党人的动乱才给清朝治下的藏人与蒙古人带来新的威胁。

治理边疆

清朝统治者消灭了敌对的蒙古国家，因此在西北地区增添了广大的领土。他们要花上一整个世纪才能消化新的土地与民族。其中许多的土地被归入甘肃省既有的行省行政体系内。在西北的宏观区域（macro-region）中，甘肃是最为边缘的部分。而西北的宏观区域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定义下包括了甘肃、陕西、山西西部与四川的一部分。它成为链接核心区的一般行政结构与边疆地区的新需求之间的枢纽。帝国的谷物供应、税收与军事政策都必须针对这个边疆的特殊情况进行调适，而且当更远方的西北异域被纳入帝国，这些政策也跟着向外延伸。但是这些在甘肃超出官僚常规的变通做法，为新疆更大的实验提供了范本。我在这一节将探讨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在帝国整体当中的位置，以及这个行政扩张与经济变迁的过程如何将新疆拉近内地。31

随着帝国扩张，官员创造了新的行政单位，并且重新改组旧的行政单位以适应新的需求。他们除了利用物品流动，也借着改变地域行政的结构来重新导向官僚资源。施坚雅与罗兹曼（Gilbert Rozman）都曾经利用行政层级分布与城市阶序的关系，来分析清帝国的制度结构。32 特别是施坚雅，他已经说明官僚职位正式任命的许多方面都依照两个重要功能来分配：即税收征集与军事防御。然而，施坚雅的模型是一种静态分析，基本反映的是一八九三年的帝国结构，虽然有部分估计是一八四三年的资料。我们也需要检视官僚职位如何改变，以回应领土与经济活动的扩张。

总督为中国本部行政阶序的顶端，这个位置在清代首次成为常设职。33 他通常监督两个或更多的省分，并且同时担任其中之一的巡抚。自清朝肇建至一七六○年间，总督的数量与辖区经常改变，直到固定在总额为九名为止（八名在中国本部，一名在东北）。如表5所示，西北地区是特别不稳定的。在清初，甘肃与陕西被放在一起称为陕西三边，在此同时四川总督的辖区包括了湖广。一六五三年，四川与湖广分开，并进陕西与甘肃，但一六六一年它又再度被分出来，并且有了自己的总督。山西则短暂并入到陕西与甘肃，而四川又再度包含湖广。但到了一六七四年，山西并没有总督，陕西与甘肃放在一起，而四川则与湖广分开。这最终会是个稳定的配置，但是在未来八十六年中，辖区则一再改变，四川有时会加入陕西与甘肃，而有时则分开。在征服新疆的最后几年间，甘肃短暂有了自己的总督，但在一七六○年，责任的画分最后分解为三个不同的总督：陕甘、四川与湖广。西北这个高度易变的分区显示了这个地区总督责任的改变。

此处总督因负有军事责任，故得以支配较为弱势的巡抚。出于同样的原因，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只有满洲人能够出任山西、陕西与甘肃各省的巡抚。34 变化的边界清楚反映了西北军事需求的改变，诸如一七四九年在四川的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以及一七五○年的入侵新疆。在这段时期后，甘肃省就没有巡抚了。总督任所移至兰州，并且掌握了主要的军事与经济功能：沿甘肃走廊输送物资至中央欧亚边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后，大多数的行政边界都依照十八世纪中叶的决定固定下来。

总督的分布揭示，清朝最高行政层级如何回应自然地理限制。一七六○年以后，大多数中国本部（东北除外）之八名总督辖区的边界，与施坚雅所描述的八个自然地理宏观区域密切相符（参见表6）。35 可以确定的是，一如施坚雅所坚持的立场，在任何层级的市场阶序中，行政边界永远不会完全符合自然地理区域。两者间最不相符的情形是直隶与两江总督的辖区。直隶总督并未统辖整个华北平原，尽管山西、河南与山东完全未设置总督。两江总督辖区仍包括了江苏、安徽与江西，即便江苏和安徽北部属于华北平原，而江西属于长江中游宏观区域（或自成一个宏观区域）。然而大抵来说，一七六○年后其他的总督辖区都与既存的自然地理区域相符，而那些最相符的辖区都位于帝国边缘。由于总督的主要功能在统整协调军事与后勤，因此这些人对帝国在边疆的扩张特别珍贵，因为他们能有效分配资源。

然而在清初，当职位时常调动显示领土扩张所产生的不稳定压力时，这些单位并不会与自然地理的宏观区域密切重合。要经过一个世纪的边界改动后，才能将经济结构与行政阶序达成大致相符的情况。自一六六一至一七六○年，总督的名额最多达十五名，最少为六名（参见表5）。值得一提的是，清初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会试验不同的配置：康熙短暂增加了总督的职位达十五个，而雍正则将其减少至九个。乾隆则将总额控制在八个，但是将四川总督来回更动，并且曾短暂将云南与贵州的总督分立。

针对西北总督职位的争议表明，边界的决定时常受到相互冲突的逻辑拉扯。一七五九年陕甘总督杨应琚上奏要求调整西北的军事负担。36 他主张征服西部区域一事已经使其职责过重，因此他提议仅任命其为甘肃总督即可，并且将陕西归于四川总督之下，改变许多军事单位的辖区。杨应琚希望在跨省调度上能确保协调更加密切，事权更为集中。他坚持在各省之间的沟通应当由总督经手，排除各省巡抚之间的平行通讯，并且所有的军需财务事项都应该得到陕西总督的批准。37

议政王大臣会议否决了杨应琚的提案；战争还在持续中，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们并不想制造纷扰。固原提督张接天提议让新的甘肃总督驻于肃州，该地位于甘肃省的极西端，因此能确保对西域进行更密切的监控。但是皇帝认为此议“甚属冒昧”，并且更偏好让官方总部维持在东部人口聚集之处：“恐以凉州地近腹里，商贾云集，居处乐就便。安若肃州，地在千里之外，较此殊为窎远，因而腾其口说，该镇为其所怂恿，即据以入告。⋯⋯此又武途之习气所不能免者。殊不知就甘肃内地而论，则凉州固为适中，若就统驭新附各部落而言，则肃州犹为近地，而凉州则相距转遥。但徇庸众私情，岂能远计国家大体。”38 实际上，皇帝拒绝了这些仅仅基于军事安全考量所做出的论断，而更加偏好从东部人口较为密集之处征收更多税收。他跟高级官员都知道税收与安全是行政边界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它们的规则常常互相抵触。在阶序的最高层与最低层中，清朝时常对行政边界与职位进行调整，以便回应这两种需求。

回到省级行政上，我检视了甘肃省的变化，以说明清朝在十八世纪如何创建一套边疆行省结构，这次经验又如何为十八世纪末合并新疆这个更大的任务提供范本。甘肃省原属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清初陕西分设左右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在一六六七年以后成为甘肃省。39 甘肃省下设四个府，军事单位的结构也沿袭明代的卫所系统，沿着西北边疆设置一系列独立自主的驻军指挥部。清朝逐渐将这些单位纳入民政体系中。在明代陕西西部地区有四十九个卫所。顺治年间裁撤了十二个，康熙初年又裁撤了四个。雍正朝则进行了规模最大的缩编，共裁撤三十一个卫所，这些卫所后来都被并入民政体系（参见表7）。卫所的缩编呼应了雍正的政策：将更多领地改由文官控制以缩减军费。40

清代地域行政的两个关键要素为“管辖幅度”（span of control）与职位的策略任命。管辖幅度指的是上级单位所管理的下级单位数量。编注：此处借用了管理学的概念，原指管理者能有效控制的受雇者人数，这里用来指行政体系中上级单位控制的下级单位数量。施坚雅使用这个词仅指称府之下的县级区画数量，但是它可以使用在任何层级上。41 在清朝，中央的管辖幅度（总督或行省的数量）就总督的数量而言从九到十五，而就行省的数量而言则是从十五到廿二。在这个阶序中的每个层级里都有数种不同的职位，每个职位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参见表8）。在任何层级要创设新的单位都会增加上级单位的管辖幅度，但是也会在官僚体系中增添额外的官员并且缩减下一个层级的管辖幅度。因此，创设新的行省（例如一八八四年设立新疆省或一八八五年设立台湾省）都会增加了首都的管辖幅度（因为巡抚增加了），但缩减了省的管辖幅度（因为省管辖的府变少了）。设立新的府则会增加省的管辖幅度，但缩减了每个府所管辖的县级区画。增加有薪俸的官员之数额是中国各朝代都不情愿做的举措，因为这会增加其财政负担。但是缩减管辖幅度可以增进安全，因为每个官员所负责的所属单位变少了。再一次，财政与安全考量互相抵触，难以两全其美。

帝国官僚的行政单位在最基层非常稳定，但是在高层则相当易变。县级区画的数量改变很少：三世纪的秦帝国有大约一千个县，而今日的中国有着更加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则有二千一百四十三个县级区画，其中有许多县的边界几乎一模一样。42 然而像清朝这样一个扩张的朝代，必须将更多的领土纳入民政体系中，因此它将军事统治的地区转为新的民政单位。这个过程在最高层级中以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和一八八五年台湾建省而达到顶点，但是在较低的层级中，类似的改变自十八世纪起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跟设立新行政单位相比，改变行政单位的层级更为常见且更有吸引力，因为即便官员品级跟薪俸可能因此改变，但官员数量不会增加。此举的动机常常是为了加强监管战略要地。当县改成直隶州或直隶厅就直属于巡抚，无须中间再隔着一个知府。而直隶州厅的长官会由巡抚指派特别有经验的人来担任。

根据施坚雅所言，职位任命与管辖幅度随着地区不同而有所改变，而这与帝国的两大考量息息相关：征税与防御。管辖幅度在区域核心必须要大，在边陲则必须要小，以便能在最富庶的地区征到最多税收，并且在边陲的战略要地进行最高度的官方监控。直隶州与厅集中在边陲地带，因为它们直属于巡抚，具有特殊地位。

然而，当甘肃于一六六七年从陕西省被画出成为独立一省时，一点也不符合这个模式（参见表9）。它是帝国最边陲的省分，但是拥有四个府与卅七个县。平均每个府管辖幅度高达九．二五，这个数值相当高。43它完全没有州或厅。实际上，其行政分为两个平行的阶序：军事单位的卫所与民政系统。施坚雅的概括更适用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正常化”帝国，此时帝国已经消化了新获得的领土，而这要归功于早期的清帝国。在十七世纪，像甘肃这种新的省分仍旧十分异常，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其行政单位逐渐调适并且更加接近正常的结构。这些调整在中国西北部特别常见。

在清代，直至清末以前，短暂的雍正朝也许是重构行政单位最为密集的时期。在甘肃，雍正从原先的驻军中设立了四个新的府，并且将四个下级的州提升为直隶州。在陕西，雍正也将九个州提升为直隶州，而且新设了两个府。44

而在阶序的较低层级中，设立新的府级区画可能有两种动机：安保或征税。甘肃的新行政单位就属于这两种范畴。即便甘肃整体只是西北宏观区域的边陲，这个省本身也根据不同的市场密度而分层。

东部的三个直隶州──泾州、秦州与阶州──都明显位于更具生产力的地区。阶州事实上是最具生产力的府级区画，有最佳的降雨量、位于该省的最南端，完全不属于西北宏观区域，而属于长江上游宏观区域。设立这三个行政区增加了巡抚的管辖幅度，也提升了他们在这些富有生产力区域征税的便利性。平均每个直隶州控制了四．三个县级区画。

然而，设在西部的五个直隶州则是出于战略考量，从军事单位改组而来。每个直隶州平均控制三．六个县级区画，而且包括了全省五个厅当中的三个。宁夏府则居于中间，控制了四个县级区画，合并了两种考量。黄河的支流为田地提供了大量灌溉用水，但是这个府的边界基本上是沿着长城而画定的，与蒙古相邻。它不仅经常为其他县提供谷物，也同时供给了大量的军队。

之后从十八世纪初叶至中叶，甚至在最后消灭准噶尔汗国以前，清朝的行政结构就如同一条大蟒蛇，开始消化其新获得的领土。大多数的新获领土都保持在正常的民政体系之外，但是有部分已经开始从军事区转变为县级区画，而在这个新的西北省分中新设的府也在税收与安全需求中保持平衡。许多其他的行政与社会变迁在地方层级中接踵发生，例如建筑城墙、城市发展，以及官方与半官方职位的增加。在清朝向西北扩张的初期的甘肃经验，已经为该世纪末吞并新疆的重要任务做好了准备。

第九章拓殖与屯田

年羹尧主张把军人与平民移民到库库淖尔的提案，继承了长久以来的帝国传统。原则上，屯田有许多好处。当士兵轮流进行开垦与防守时，屯田在经济上就可自给自足，故能节省开支。一旦他们带上家人一起，这些军人移民就构成了常设性屯垦的核心。商人随之而来，将这些驻军与内地的贸易网络链接起来。然后，农民到来，减轻了贫困内地省分的人口压力，减少了饥荒或叛乱的可能性，而且使非汉民族与来自内地更加忠诚的移民杂处。若用中文来说的话，屯田是个一举两得的政策。

事实上，常设性屯田面对极大的困难。在西元二世纪时，汉朝（以及唐朝和其他朝代）在长城外设立了屯田，但是要维持这些屯田相当耗费金钱。在西元八十一年的盐铁大辩论中，文士所攻击的盐铁专卖政策，便是为了支付汉朝在西北边疆屯田的花费而设。1

位于吐鲁番的交河与高昌驻军城遗迹，留下这些帝国在殖民上短暂努力的明证。2 交河在唐代最高时人口达五千人。其故城如今位于吐鲁番西边高耸的山崖顶，南北长达一千七百公尺，而东西长达三百公尺。高昌则更为广大，起初也是汉朝的驻军城，而且到了七世纪时扩张为一个大型的佛教社群，在九世纪时成为哈喇和卓（KaraKhoja）回鹘王国的中心。十四世纪，蒙古入侵摧毁了这两座城市。二十世纪在德国考古学者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与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重新发掘后，高昌为这些现代冒险家与盗匪出产了大量的写本、马赛克画、壁画与雕塑。附近的柏孜克里克（Bezeklik）千佛洞中之著名画作的命运──被勒柯克带回柏林且部分毁于二次大战中的美军轰炸──可以做为这些失落的中央欧亚城市脆弱性的缩影。

明朝皇帝与官员为了发展大规模的屯田而费心尽力。不过他们很快就失败了。3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屯田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是在西北与辽东。在他在位的末期，三万三千五百名士兵开垦了超过一万六千顷（约为四百平方英里）的甘肃省土地。朱元璋吹嘘他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在陕西，三分之二的士兵被下令开垦田地，其余的则执行战备任务。但是军队养出来的都是拙劣的农夫。到了一三九二年，三分之二的人都逃走了。边疆土地的低产量、农业劳动的辛苦以及官员侵占资金使从军变得非常不具吸引力，而且造成无望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军队食用。在十五与十六世纪，改革者一再提议革新，以便恢复生产并减少腐败，但是都未能奏效。如林霨所指出的：“屯田就是办不起来。”4

屯田无法自给自足，官僚需要提出创新的商业政策。商人支持的屯田能带来移民以及银两流入边疆，让军队得以购买谷物。结果明朝官僚创建了一支昂贵的雇佣常备军，而非开国者所设想的，自给自足且预算低廉的勤奋自耕农军队。他们从草原上的有利据点撤离，创建了长城以屏障殖民者，并且靠着来自内地的商业补给线支持。这与汉唐两代孤悬在外的驻军恰恰相反。著名的改革派内阁首辅张居正试图在十六世纪中叶复兴屯田。至一五八二年，他已经增加了名目上的区域达六十万顷，或是一万五千平方英里。5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初期，这个系统已经完全崩溃──游牧民族入侵赶走耕种者，许多政府土地与水池被改为私用，加上不公平的税赋与差役负担迫使士兵逃走。私营耕种者比屯田士兵获利来得更高，特别是当那些指挥官自己将驻军用地租给土地投机商人时更是如此。明朝的防御战略对内受困于获利的动机，对外则受扰于经常性的抢掠，因此从未在帝国传统的先例中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不过，清朝屯田的努力规模更大，时间也更长。早在一六九二年，康熙皇帝已经坚持要驻在长城以外的军队开垦土地以自给，以免造成当地人民的负担。6 他首度讨论过屯田一事在一七一五年，清朝绥服喀尔喀蒙古之后。得到喀尔喀诸汗的同意后，清军在东蒙古调查最适合农业开垦的地方。他宣称这些屯田“不特省挽输，兼可尽地利。使虏离居就贫破之势，而我过师有枕席之安。”再一次，这些屯田结合了经济发展与安全的目标。它们甚至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谷物给蒙古盟友。像在乌兰古木与科布多等地，一千人左右的小型驻军一开始需要从内地运输大量的谷物，直至他们能够靠着自己的田地自给自足为止。7

而被发配充军的罪犯（无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前往边疆的极佳非自愿移民。8 例如贵州巡抚刘荫枢反对皇帝对突厥斯坦用兵，虽然免去一死，但却被发配蒙古去垦荒。9

到了一七二○年，将军傅尔丹报告，在开凿灌溉水渠、清理田地以及种植作物上，都有持续进展。土地相当肥沃，产量较原先播种的数额增长了二十倍，但是他急需铁犁来清理土地。10 在像乌兰古木、察罕廋尔，以及科布多以南的地区，都有丰富的水与木材，清朝的将军们可以在蒙古进行大规模的筑城计划。这些堡垒能够容纳数以千计的军队，他们可以屯田并担任守卫任务。11

前已提及，清朝的筑城计划与俄罗斯入侵西伯利亚在某些层面上相似：透过哨兵将这些驻军链接在一起，军队就能以相对较少的人力而控制一大片地区；而透过开垦田地，它们能够减轻自内地输送补给的负担。然而俄罗斯人面对着较为简单的经济条件以及较弱小的土著人民。他们从西伯利亚土著部落征收毛皮贡赋而获利，而这些毛皮能够送往北京的市场上销售。清朝在蒙古并未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喀尔喀蒙古虽然至少是暂时臣服的盟友，但是不安全感依旧持续，而且蒙古的草地与零星散布之森林与农地资源的丰沛程度也远远逊于西伯利亚森林。

雍正年间，另一个屯田的主要标的则是从甘肃走廊延伸到东突厥斯坦的绿洲，从嘉峪关远至哈密（Qomul）、吐鲁番与巴里坤。雍正提倡屯田支持了帝国安全政策的大转向：军队在重要据点的集中防御、创建堡垒、军力强化以及降低开支。这些前哨基地极为脆弱，经常遭到策妄阿喇布坦的军队劫掠，而且缺乏足够的补给支撑主要部队在此集结。清朝的主要军事基地巴里坤，位于吐鲁番东方三百公里处，那里有足够的补给，且新开垦的土地收成可期，但是军队并不必然能及时抵达吐鲁番以击退敌人的强烈攻击。12 有个解决提案是透过广泛开垦，以创建吐鲁番的农业资源。

在甘肃走廊内，肃州、沙州、瓜州、敦煌与安西都易于发现可耕地；主要的任务在于促进移民。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间，这些城镇各自有三至四千名官兵被送往当地（在安西则有五千人），以便振兴这些被遗弃的屯田。然而，官方更偏好从陕西与甘肃这些西北省分来的农民移民，因为他们有在旱地务农的经验，而且他们是自愿前来的。13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些早期的殖民努力并未吸引私营商人前来，因此政府对谷物市场仍维持严密控制。但是已经有商业利益的迹象出现了。将军查郎阿就曾担心，安西“口内囤户奸民兴贩射利”，会买入多余的补给米谷，因此他下令屯田耕种者只能把米谷卖给政府官员。皇帝批准了这个政策，但强烈要求官员只能以市价购入，而且将余粮储藏在谷仓里。即便在这么遥远的绿洲，都有一个谷物市场，吸引了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内地商人们。14

撤出吐鲁番

以屯田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创建一道防线的努力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有关最大的绿洲吐鲁番的辩论说明了突厥斯坦在军事补给与防御上的严酷限制。15 如第六章所言，一七一五年策妄阿喇布坦对哈密与吐鲁番的袭击打开了新的冲突时期。一七二○年清朝对绿洲的征服代表自唐朝以来首次有中华帝国的管辖能扩张到突厥斯坦。

但事实证明要维持这些领土相当困难。万一策妄阿喇布坦变得具有敌意的话，雍正的撤军将会使吐鲁番面对袭击时特别难以防守。皇帝的政策仰赖的前提是：即如果清朝给他们机会经喀尔喀的土地派遣贸易与进贡代表团，那么准噶尔就会维持合作。但是准噶尔持续袭击吐鲁番，同时也清楚显示吐鲁番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支持当地的人口与实质驻军。一七二二年，当军队自己的粮食补给耗尽时，他们尚需要向当地人借粮补给。

同时，策妄阿喇布坦企图把吐鲁番人迁往哈喇沙尔，因为这些农民对他的政府而言是宝贵的谷物生产者。16 许多吐鲁番人反而向东逃去，寻求清朝的庇护。当策妄阿喇布坦隔年撤军后，清朝的将军们在经过几番商议后，决定不在吐鲁番设立大规模驻军。而是在六至七天路程以外的巴里坤维持驻军。但是补给在巴里坤依旧吃紧，而这些军队无法在吐鲁番人的牲畜遭到劫掠时及时抵达。17

在种种考量下，有人提案将吐鲁番的穆斯林迁移到更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他们提议在安西与肃州附近安置四至五千人（约吐鲁番半数人口）；安西离长城尽头之外仍有二百二十五公里之遥，但是已经从边界向内靠近了六百六十五公里。康熙欢迎他们前来，并称之为“我民”，誓言要保护他们免受准噶尔侵扰，但是继任的新皇帝并不愿意花大量军事资源在遥远的绿洲上。18 事实上，仅有极少数的吐鲁番人接受迁移。即便清军的撤离使得他们更加脆弱，但只有六五○人离开绿洲，前来新的家园。这些移居肃州的人苦于收成不佳以及地方官员的苛政，这使得他们负债累累。然而在一七三一年，当准噶尔恢复劫掠时，在吐鲁番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动荡。驻军如今有三千人，但它无法自给自足，而且官员还必须发放救济品给当地人。19

为了达成对东突厥斯坦进行大型军事占领，岳锺琪概述了极具雄心的十六条建言。20 首先他极力主张派遣大军对乌鲁木齐发动一场全面性的攻击，只留一小股驻军在吐鲁番。如果他成功了，他可以将边疆的防卫线向西推一七五公里远，减轻吐鲁番的补给负担，并且摧毁准噶尔的军队。然而皇帝对他能否成功抱持怀疑的态度。最终，雍正决定授权给岳锺琪进行这个计划。

之后岳锺琪要求增加军力、扩大屯田，以及从内地输送物资。在巴里坤所集结之准备进行军事远征的三万军队将移往吐鲁番，而来自宁夏与鄂尔多斯的一万八千余人将会取而代之；两万人将会从吐鲁番进攻乌鲁木齐，而一万人将会从巴里坤进击。若是得胜，将有一万八千人驻守在乌鲁木齐守卫该城。岳锺琪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所需的补给提供了详细的预估。他预期凭借吐鲁番所开垦的地亩能支持一万大军，而该地区较小的城镇则至少能支持五千人以上。以当时在吐鲁番、巴里坤、塔尔纳沁（Tarnaqin）的收成总额为大麦五万石，仅能磨粉制面，但是大麦对军队而言不易消化。每年需要从肃州另外运送口粮小米三万石以跟大麦混合。这支扩编的军队还需要马匹总数六万匹，包括战马与驼兽。巴里坤有四万匹可用，八千匹可从直隶、河南与山西购得，而其余所需马匹可要求蒙古盟友提供。进攻的军队将会需要三万四千头骆驼以运送六万石粮食，以及二十万头羊，另外每个士兵自己还得背负两个月的粮草。21

岳锺琪的精心估算表明了要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需的大规模准备。他了解一场认真的军事努力需要至少花上三至四年，而且将会将这些蒙古人从它们遥远的老巢彻底根除，同时又能在绿洲留下足够的军队以便抵御袭击。但令人遗憾的是皇帝拒绝了岳锺琪的请求。他理解岳锺琪的驻军面对游牧民的袭击只能维持防御态势是多么的不体面，但现今并非打一场决定性战役的正确时机。22 岳锺琪后来确实对乌鲁木齐发动了一场突击，但是他未能守住该城。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吐鲁番的首领额敏和卓（Imin Kwaja）遭受准噶尔的围攻，急需清朝援救，故他开始从吐鲁番组织一场大规模迁徙。在赶走准噶尔的军队后，他率领将近一万人于一七三三至一七三四年间踏上一场跨越七百公里向内地进发的长征，最后落脚在新瓜州，其位置就在安西镇的西边。为了奖励其努力，他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而其属民则被编为一旗，而额敏则担任旗札萨克，他也是获此荣勋的首名回人。之后二十年间，这些住在当地的吐鲁番人贫困交迫，如同住在难民营，在此同时，他们的家园则受到战火的摧残。他们于一七五四年获准迁回家园，与此同时，清朝正准备对分崩离析的准噶尔进行最后一击。当他们迁回吐鲁番后，他们留下了二万亩耕地以及他们所建的四千八百所小屋。由于他们的回归，发生了进一步的冲突。另一位吐鲁番的清朝旗札萨克，莽噶里克伯克（Mangalik Bek）支持准噶尔，反抗清朝给予额敏和卓在绿洲跟他同等的权力。当莽噶里克伯克的反抗遭到镇压后，额敏和卓作为旗札萨克王公，成为吐鲁番不受挑战的统治者。吐鲁番维持了此一特殊体制，成为唯一具有札萨克旗组织的突厥斯坦绿洲，这是肇因于它在准噶尔战争中的高度参与。

就额敏的属民选择保护自身免受准噶尔攻击而放弃其家园而言，吐鲁番人可以算是“自愿”向边界迁徙的。但是在他们的决定当中的重要因素乃是清朝拒绝保证为绿洲抵御攻击。对于突厥斯坦绿洲的大型驻军而言，补给的限制意谓着军队无法长期停留在一处；他们必须勇勐出击，或是撤退。长久之计是建设突厥斯坦的生产资源，如此一来便能够同时支撑增长的人口与军事机器。在十八世纪中期后，这种发展才因为清朝在新疆大力提倡屯田而出现。23 大多数清朝在新疆的屯田研究都从后期开始研究，但是早年在吐鲁番屯田的经验却相当具有启发性。再一次，它显示了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有多么不稳定，这对积极扩张又造成了多少的限制，又对当地的安全与经济生计造成多少困难。

这个半自愿的人口移动仅是清朝所推动的诸多迁徙计划之一。透过强制性与物质性的鼓励，当清朝的统治者们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领地并入国家时，他们不仅调动军队，也调动了帝国周边数以千计的农业移民。从原先一个十七世纪初位于满洲地区的“掠夺性国家”开始，清朝就已经利用驱赶以及大规模掳掠来创建其人力资源基础。一如皇太极于一六四三年所言：“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24 如今清朝劝诱移民迁往帝国的边界，以便将更多的民族纳入扩张中的帝国。这些十八世纪初期的协商为此后积极深入突厥斯坦作好了准备。

拓殖新疆

在消灭准噶尔后，清朝开始更加积极地推动在突厥斯坦的殖民。25 这个殖民计划已经被中国学者详细研究过了，而且英文也有一些短篇著述，特别是由米华健（James Millward）所作的优秀研究。这里我聚焦于清朝的殖民计划如何导致了帝国的文化多样性，并且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生态。26

研究新疆拓殖的现代学者，延续了从魏源的《圣武记》以降到其他十九世纪作品当中的传统。他们强调清朝政策对帝国整合的贡献以及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主张现代中国形成“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从这些“统一”计划中顺利产生的。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学者都采取非常相似的取向。在陈祖源的博士论文（一九三二年完成于法国）中，一开头就提到孙逸仙预言要派出一千万名的士兵与移民到新疆与蒙古：“这是清代在本省的土地开垦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可以为中国政府未来如何利用这块土地提供有用的信息。”27 他讨论了地方政府组织、土地拓殖的劳力来源、聚落的地点与数量、通讯与运输路线的发展、税收，以及新疆建省后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许多后来的研究都采用同样的模式。

采用这个模式的中国历史学者，就如同特纳看待美国西部拓荒一般，视新疆拓荒为“边疆开发”。汉人移民带着国家提供的补助，提升了土地的生产力，这些土地原本是荒地或是仅用于产量较低的活动，例如放牧。就像新世界的北美移民一般，现代历史学家与其清代先人都把密集农业取代放牧一事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28 固定的聚落、稠密的人口以及高农业产出吸引了商人。愈发密集的商业道路将新的殖民地区与内地更加紧密地链接起来。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殖民对于将中国的少数民族整合为中华民族有所贡献。

这些历史学者所描述的拓殖过程大抵正确，但是叙述背后的缺省则是问题重重。他们将新疆“自然地”属于中国政府统治一事视为理所当然，而从“反叛的”准噶尔手中收复新疆则满足了事先存在的国家领土定义。对他们而言，帝国扩张将现代新疆完整建构为“多民族”且有清晰边界的自治区。他们把清朝描绘成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致力于促进其全体属民的经济生计，并且将他们统一在汉民族的领导下。

身处在后民族主义与后殖民时代，为这个迷人的主题带来了新的视角，引入族群与政治多样性、生态限制，以及殖民主义的社会紧张等主题。清朝仅是十八世纪在欧亚大陆上数个扩张的殖民帝国之一。29 此外，由于新疆仅是清朝扩张的数个边疆之一，我们需要从整体观点来看待清朝的边疆政策。皇帝、军机处、以及大半生涯效力边陲的特殊官员群体定义了潜藏的目标。许多官员的生平，诸如阿桂、那彦成、陈宏谋、年羹尧和松筠，都值得更进一步的分析。30 由于他们的共同兴趣与天份，使得他们不同于那些在内地供职的官员，他们为帝国的计划提供了一贯性。虽然并没有通用于整个帝国的单一政策，但边疆面对的问题举世皆同。这种清朝作为统一帝国的特殊视野需要仔细检视。

不同于现代历史学者的是，清朝的统治菁英并未设想为一个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定义的统一民族，他们也并未宣称新疆自古就属于中国。他们相当清楚这些征服前所未有，而殖民则需要新的政策。清朝真正的动机其实更加简单：安全与自给自足。主要目标是让这个地区能财政自立，包括能支撑常设的大型驻军。部分学者宣称从这些新开垦的地亩所得的收益已经足够，但正如米华健指出，光是粮食补给远不足以满足所有的军事成本。大量的银两从内地运入新疆以便支付薪俸、用具、服装以及建设成本。即便开采了金矿与玉矿，新疆从未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经济发展也从未成为首要目标。

由于新疆是如此仰赖内地的大量援助，以至于防务支出总是充满争议。内地的江南士人批评在新获领土上花费大量金钱时，总会遭遇皇帝的严厉训斥。而比皇帝的敌意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这些批评者的声音如此公开与有影响力，这表示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有关新疆价值的争议，事实上是在讨论何谓适当的帝国边界与认同。对清代的议论者而言，征服并非显而易见──持续扩张至固定边界──的结果。边界在征服的过程中被建构，而且需要持续合理化。

历史提供了一种将征服正当化的手段。如同今日，历史学者描绘了一个从汉唐驻军至今持续有汉人居住于绿洲的景象。现代地图（例如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借由绘制帝国领土管辖的清晰界线，而使这个神话永存不朽。这个历史地图集作为另一个民族建构的重要成分，支持了一个方便的虚构：即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固定实体，具有清晰、连续且长存的边界。透过一块地方一种颜色，这些地图隐藏了国家对边疆领土的有限控制、行政管理的不同类型，以及帝国与贸易路线的迁移，如何造就城市的繁荣然后倾颓化作废墟。31 一如赫定（Sven Hedin）与其他人所发现的，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不稳定而隔绝的聚落相当常见，而清代始建并留存至今的常设军事与民政体制，事实上是前所未有的，并非是早先扩张的线性发展结果。

与其将殖民新疆放在从汉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长河当中，不如问问是什么原因让清朝得以突破那些让早期帝国努力受挫的种种限制。虽说军事、制度、外交与文化的变迁都使这个突破成为可能，但是十八世纪的经济仍旧是帝国控制的基础。

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财政结算的条件使得政府没有可能清楚知道地方的农业状态。在十七世纪初期，为了赢得汉人菁英的支持，满洲征服者同意保留大部分的明朝财政体系，取消了大部分繁重的苛捐杂税，并且他们也放弃了早先打算进行的全国土地清查计划。32 政府以银两计算所征收的定额税赋，而这个额度则是基于十六世纪末所设定的土地配额而来。理论上新开垦的土地应该要上报以便课税，但是菁英与地方官员串通，几乎成功地隐藏所有的新垦土地。从一七五三至一九一○年间，即便已开垦的耕地约成长了三十三％，但中国有登记的土地却几乎没有增长。33即便一再谴责，但是顶层官员极少能得知这些被隐藏的新垦土地。只有在某些明目张胆的例子，例如某地的河口沙洲造成某个重要城市的洪患威胁，那么北京才有可能注意到这些情况。34 这种财政安排虽然让经济史家感到挫折，但对于帝国统治却有益处。这不仅确保了大量而稳定的税收，使它足以支撑一个薪俸低廉的官僚体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及一个豪奢的皇帝家族，统治者还仰赖更多地方菁英的合作以确保地方秩序。

但边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当地并没有根基稳固的士人阻挠国家巩固权力。另一方面，当地的建制派菁英绝少同情帝国官员，而且他们通常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为不再受限于深层的社会结构，军事与民政官员便有空间能尝试新的控制方式。对于这些先行的边疆官吏来说，被征服的准噶尔地区就像一块白板一样。35他们的经验显示了官僚在摆脱社会限制之后所能有的抱负。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观察殖民计划，不是仅仅视其为军队的经济支持，或是国家建构计划的高峰，而是殖民者得以在开放的边疆实现其梦想。简单来说，它与全球的帝国创建者的计划同步进行。学者已经开始从比较观点来考察“帝国张力”在亚洲与非洲的情况，聚焦于英国、法国与印尼的经验。清帝国也应当被加入该名单中。36

一如其名，新疆即“新的边疆”是帝国想像下的产物。然而新疆仅是十八世纪被纳入清朝控制的诸多区域之一。一六八三至一七六○年间，新疆、台湾、西南各省、蒙古、库库淖尔以及西藏都成为清朝所获得的永久领土。这个短暂却具有爆发性的扩张时期打开了对帝国性质的新思维。我们不能孤立考虑任何一处而忽视其他地区，因为边疆统治的问题也是单一论述的一部份。

清朝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新领土究竟有什么理想？有些学者将清朝的计划称为“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可跟法兰西帝国的目标相模拟。37 从这个观点来看，帝国官员遵循传统儒家的责任，企图化蛮夷为文明人，以便创造一个统一而规整的阶序。但是清朝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那么简单。这种“化”只是一个目标，它被另一个同样强烈的责任所抵销：即保护原始民族不因跟文明接触而受到腐化。38 此外，这个从中央或高级官员产生的理想，总是在施行的过程中因为极度不同的地方情况而遇到阻碍。这些不一致的理想与地方行政实务操作之间的落差，则是帝国另一个主要张力的来源。

帝国计划本身就内生差异，既是因为这种想像并不认可统一性，也是由于地方抗拒理性化。同时，官僚效率的驱力又推动行政常规的标准化。满人作为少数统治者而治理多数汉人帝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对于抹除差异一事特别敏感。一个完全理性化与开化，而且一体对待所有臣民的帝国将会抹去满洲身分的所有标志。认可清朝“汉化论点”的学者就如此宣称：满人完全被汉文化所同化，而其统治正当性则完全仰赖于创建秩序以及遵循天命上。39 但是这个论点忽略了清朝统治的许多重要面向。它忽视满洲菁英所关切的是维持他们与多数汉人的分别，这表现在其通婚政策、住居分离、宗教仪式，特别是旗制，这是满人控制的基础。40 除此之外，汉化论点，就如教化使命论点一般，忽略了清朝持续在其所属人群的一致性当中重新刻画差异。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张力虽同样适用于汉人与非汉人群，但是在边疆特别明显。在此，文化多样性并非透过继承，而是建构而来。

一七六○年，清朝把整个新疆设为一个军营，由驻于宁远（后迁惠远）的伊犁将军，以及驻于辟展—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清水城）、塔尔巴赫台（绥靖城）、乌什与喀什噶尔的办事大臣统辖。41 这个事实本身就把新疆与帝国的其他地方给区分开来了。作为一个完全由迅速的军事征服所取得的地区，它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受到军队的控制。蒙古加入清帝国乃是一个谈判投诚与军事征伐的渐进过程，时段则从满洲兴起至一七六○年为止。在西藏与库库淖尔，清军进行了短暂的突袭并且留下了小股的驻军，但是仍旧仰赖地方上的西藏与蒙古菁英来统治。在台湾与西南中国，明代大量的汉人移民早于清军的到来。在新疆，除了哈密与失败的吐鲁番屯田，在一七六○年以前，极少有汉人进入这个地区。这些驻军的人数从一万至二万三千人之众，驻扎在新疆各地，他们本身就引入了相当程度的多元性。这些人包括了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察哈尔蒙古人、幸存的准噶尔人、从伏尔加格勒河回归的土尔扈特人、锡伯（Xibo）与达斡尔（Daghurs）等满洲部落，还有来自甘肃与陕西的绿营兵丁。

除了军事指挥官以外，还有数种不同的民政体系，于一七五九至一七七三年间经常改组。一七五九年由甘肃的安西府管辖新设的哈密与巴里坤直隶厅，到了一七七一至七二年间，辟展（吐鲁番）与奇台（Qitai）也被纳入安西府辖下。乌鲁木齐与镇西于一七五九至一七六○年间成为直隶厅，一七六四年伊犁也成为直隶厅。他们都是甘肃布政使司的官方辖区，直到一七七三年，巴里坤被升级为镇西府，统辖哈密、辟展与奇台，而安西被降格为直隶州时为止。迪化直隶州则是设置来管辖乌鲁木齐与新设的县，如昌吉、阜康及绥来等。在一八八二年以前，一般民政体系在新疆东部仅包括了一府与一直隶州，以及伊犁直隶厅。广大的领土则落在这些辖区之外。

即便在新疆东部也存在着多种的管辖区域。哈密与吐鲁番的穆斯林被非常态地编入旗，而其首领则被任命为札萨克，对其属民有自治管辖权。其他在这个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受札萨克管辖。此外，屯田士兵则受各旗或绿营长官所控制，而民人（汉人与塔兰奇人）以及被流放的犯人则支撑了驻军，并且受各自的民政长官所管辖。

在六城地区，即环绕塔里木盆地的诸多绿洲城市，则是由伯克独立统治，而受当地驻札大臣监督。在此地，清朝将军队集中在小型的兵营中，而与土著人群隔绝，并且经常轮调以避免永久定居。他们也尽可能不让移民和汉商进入此地。地方行政则由突厥斯坦人掌管，而司法审判则采用伊斯兰教法审理。然而，清朝的影响仍旧显而易见。伯克本身不再是世袭贵族，服从清朝的回避制度，他们也蓄辫，着汉服。他们会像县官一样漤用权力，包括了收受贿赂、操纵价格与债务束缚，不过随着他们一起的则是宗教体制的兴盛，而且清朝不会插手。库库淖尔的情况则构成了难以想像的对比，例如在当地喇嘛佛寺就遭到刻意拆除。

简而言之，在这个区域从东到西存在一种行政结构的坡度，变得跟内地民政体系越来越不相似，而随着汉人在当地越来越少，中央欧亚惯例变得越来越占优势。有三种不同的民政体系──郡县、札萨克与伯克──每种都起源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汉人、蒙古与突厥）。在民政体系的顶端则是军事驻防，集中在北部的伊犁，在那里有将近十万人的军队及其眷属，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一带也有重要佈防，而在南部最少，在当地并无常驻军队。军事结构则分为八旗与绿营，八旗自身则吸纳了眼花撩乱的多种族群。当清朝统治者在这块大地上佈署有限的军队时，这种不同的土著、民人与军事行政体系能够彼此平衡。这并未反映单一文明化计划或是民族主义式的兼并，而更像是官僚、强制力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多方协商。42

税负义务与财产权也反映了这个区域的多样性。屯田的汉人仔细调查其耕地，评估收成量，将其收成谷物上交给国家以交换薪饷。相比之下，旗人更像自耕农。他们的八旗组织理论上以集体名义拥有土地，但是在十九世纪旗地改为私有。他们理应靠自己的生产度日，虽然实际他们将其耕种权租给移入的汉人农民或商人以便得到定额租金。被发遣到此的屯田犯人并无耕地所有权；其所有的拓垦区都归其所属的军屯所有。他们所分得的田地比士兵来得少，通常较为贫瘠，而且所有收成归官员所有。户屯（汉人屯户）每户平均可分得三○亩地（约五英亩），并且隶属于跟内地相同的里甲征税体系。他们理论上必须偿还开始屯田时所借贷的种子、工具与牲畜。即便在刚开始的前六年内，他们不需缴税，但是谷价低下的结果很快就导致他们拖欠这笔债务。最终政府减少或豁免了他们的债务款项。通常他们的税率跟甘肃相同，这些人也大多来自甘肃。相较之下，穆斯林屯垦民的收成并非以每块耕地的产量来计算，而是以收成与播种的种子数量的比值来计算的。这种计算收成的方式是传统穆斯林农业的特征，是对产出低而采粗放耕作地区的适应方式。43

那些讨论这些税捐体系的官员们对于能提升农业产量的动机予以持续关注。许多地方官员试图为每个团体设计适当的税捐政策，而这将能确保耕作者的动机以增加生产并且增加盈余以便上交给国家。清朝政府原先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拿走四○％的谷物实物税，因为这些土地被认为是国有土地。钦差大臣阿桂主张把税捐改为定额租金以方便征收并且能提升生产动机。在兵屯的土地上，全部剩余均归国有，定居者则附属于土地。收成产量被仔细计量，而奖赏与薪俸则被发放给军官与士兵以增加产量。一七七六年阿桂主张增加奖赏给那些将产量提升高于平均值的士兵们。

相比之下，旗人集体拥有自己的田地，这些田地则作为其驻军的一部分。但是在一八○○年代初期清朝实行了一次土地改革计划，给予八旗兵丁世袭的地权。如同松筠在一八○四年的报告指出，集体所有权导致“懒惰”，所以他建议分配土地而且期待每个人都能自给自足。他相信这会刺激每个耕种者生产更多超过其家庭所需的盈余，并提供赈济穷人的谷仓所需的谷物。事实上，满洲旗人一开始就从未对农耕感兴趣，他们很快就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与塔兰奇佃农了。私人的与商业性的土地关系因此发展起来，包括有利息与抵押品的借贷。

汉人与塔兰奇移民也负担在城市建筑工程与修路的劳役。突厥斯坦移民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对国家有缴税与服劳役的义务，也没有离开其土地的自由。相较之下，汉人移民的组成比较多样，有从被发遣的罪犯（完全没有自由）到完全独立的地主，甚至还有商人地主。在准噶尔地区，清朝并未创建单一且统一的土地权体系。这些屯垦区的多样性反映在对每个团体的分别安排上。

在东突厥斯坦与南疆，远在清朝征服以前就已经存在行之有年的土地体系。地方的伯克们乃是大型的世袭地主。那些背叛清朝的伯克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但是那些忠于清朝的人手上的土地则有所增长，包括了这些土地上的农民，这些都是透过没收而得来的。伯克们也被纳入行政体系。就像其他清朝官员一样，他们也能支取“养廉银”的补助，但是是以土地和人民的形式，而非现金。在这里农民的地位近乎奴隶。新的统治者将他们自身安插在旧有的阶序顶端，承认大多数地方统治者的权利，而让农民关系维持原貌。

殖民与屯垦

我们现在回到农业生产的物质细节上。清朝推动军事殖民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人。鼓励殖民的决定乃直接出自于官员体认到在战场上补给军队的困难所致。中央欧亚的殖民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最终征服这个地区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这两大基本动机来自于在绿洲聚落增加谷物生产以提供军队稳定的补给，以及减轻中国西北部最贫穷的地区之人口压力，救济受到干旱侵袭的农民并且避免社会动荡。第三种通常不大公开表明的动机则是透过在当地创建新的移民社会，以确保帝国对这个区域的永久控制，并创建与内地移民混合的社会。

殖民一开始纯粹由军队所支持，而定居的士兵则是首批屯垦的耕作者，但是民人很快就跟上他们的脚步。随着时间过去，民人的人口增长了，而士兵则开始将他们的土地非法出租给这些投资的民人，创造事实上的平民化与私有化之趋势。清朝官员鼓励这种转向，相信给予小农土地权会鼓励更多的密集耕作。但是军事控制衰微的最终结果削弱了帝国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十八世纪由于拓垦造成的社会紧张在军事行政占优势时还能得到抑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军力的衰微，许多在上个世纪所创建的新结构崩溃了，这使得新疆变成持续动荡不安的来源。

清朝也欣然接受许多边疆移垦的多种形态，包括了军人与平民。出于不同的原因，它将不同的军事单位带入了新疆，而且后来又把充军的罪犯送到此地接受军事监管。移民过来的平民大多数是来自西北的汉人农民，在不同形式的农业制度下工作，其范围从近似农奴制到完全独立的所有权都有。此外，突厥系的移民则从南疆被迁徙到北疆，并且带来他们自己独特的结构与地方领袖。因此清朝在新疆北部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远较过去来得多元复杂许多。这种逐渐演化的殖民计划在早先的民族与结构上叠上了新的一层民族与结构，造就具有多层制度与社会群体地复合体。

在攻打噶尔丹时，运输粮食的高昂成本激起康熙皇帝对于军屯历史的兴趣。一七○○年他告诉下属，深入研究汉代将军赵充国的经验，赵充国是最早在边疆实行屯田的人。44 一七一五年后，他开始积极设立屯田，地点在东方的吐鲁番、哈密、安西与巴里坤以及北方的科布多、其他邻近额尔济斯河之处、鄂尔浑，以及土拉河等地。北方屯田的目标在于保护清朝的喀尔喀盟友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报复。在东方，每次想利用士兵来屯垦的企图都仅能短期维持而已。巴里坤，作为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主要军队集结点，于一七一六年创建了一个约五百人的小型军屯，但是该军屯于一七二六年被废弃。一七二九年恢复该军屯以后，岳锺琪随即提出以五千人整理出十万亩地的建议，但是皇帝拒绝了这个提案，而且大多数的军队于一七三四年被撤离。清军于一七一五年占领吐鲁番并且于一七二二年派遣了五千名移民前往该地，但是一七二五年除了留下一千人在当地以外，其余的所有人都移驻巴里坤。他们曾于一七二九年短暂回归，但是清军无法牢固掌控绿洲。相反地，如前所述，吐鲁番人则被迁移到内地。比较靠近边界的哈密与安西则维持较久，但即便年羹尧建议应该投资扩大屯垦区，到了一七四二年它们仍旧遭到废弃，原因是收成不佳。

在早期，当士兵准备作战时，他们在开辟土地时仅能暂时地支持主要驻军。在准噶尔战争期间，军队的基本目标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将军力用于作战。让士兵分心去从事农业工作则是次要目标。即便这个区域之生产的经济收获能够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康熙与雍正皇帝两人都选择不要投入必须性的长期投资。具急迫性的战略考量比岳锺琪与年羹尧的远见来得重要。

自一七五八年起，清朝官员开始认真而持续地推动密集的农业拓垦。各种屯垦形式都有特殊的财政与农业特点。

在征服的进行期间与完成之后，有五种不同的移民进入新疆。首先登场的是两种殖民者，即满洲旗人与汉人绿营。第一批主要的军屯创建于乌鲁木齐；它们向西扩张，屯田士兵达到了总数一万三千四百人的规模。45 在更加西边的伊犁，叛乱迫使清朝放弃了它早先的努力，但是从一七六一至一七七二年间，它逐步创建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再强调一次，军事殖民并非中国（或清朝）所独有。十九世纪初期，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及其将军阿拉克切耶夫（Alexis Arakcheev）那恶名昭彰的残酷殖民计划，则是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例证。46 尽管如此，清朝在新疆的殖民地仍旧比过去的中国朝代以及其他的帝国政府更为成功：它们维持了更久，逃跑的士兵较少，而且它们发展为永久性的聚落。虽然它们从未自给自足，但也没有让国库破产。

第三个登场的是被发遣的罪犯。一五八七年之后，清朝开始经常把犯人送到这个新征服的地区。一般的犯人会变成汉人驻军兵丁的奴仆。被免职的官员则可免于繁重的劳动并且与平民分别居住，但是在其暂时的流放期间，他们通常得担任地方上的行政职位。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已经叙述过发遣制度的法律、政治与象征功能。47 犯屯对于土地拓垦仅有非常小的直接影响，因为犯人的数量并不多。然而他们是来自中国不同社会阶层所混合的一群人。抗税者、秘密结社成员、逃兵、腐败的官员，以及在政治风波中受牵连的干练官员都共享着边疆的严酷环境，至少是暂时性的。在这些士人中，这种共通经验足以锻造忠诚的纽带，在他们回到内地后仍旧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此一来，流放创造了跨越地区、文化与阶级边界的网络。

第四批是从一七六一年后开始屯垦的汉人平民。这个屯垦计划由国家赞助，主要对象则是甘肃的贫困小农。甘肃为频繁的旱灾所苦；农业产量在中国内地省分中也最低；税收基础非常低；而小农则经常得面临饥饿的威胁。48 这个屯垦计划的设计是透过鼓励最贫穷的小农移居乌鲁木齐，来做为甘肃的安全阀。到了一七八一年已经迁居将近二万户。他们获得了官方在各方面的支持，诸如运输支出、牲畜、农具、种子与房舍。官方在一七八一年以后就停止组织拓垦，但是其他的汉人农民持续自力前往边疆。

第五批则是从南疆来的穆斯林移民。清朝官员理解到当地艰困的农业条件需要特殊专门技术，征集了在南疆（六城）绿洲城市的突厥语穆斯林居民，将他们迁至北疆已开辟新的土地。他们在干旱土地上灌溉的专长别具价值。这些被称作塔兰奇的人创建了个别的回屯，特别在伊犁。他们不仅带着它们的农业技术，也带着他们当地的政治体系来到当地。他们的世袭穆斯林领袖（即伯克）被清朝承认为具有品级的官方社群代表。虽然他们来自南疆，他们还是移民，跟满兵与汉民一样。唯一的“土著”准噶尔人已经被消灭殆尽。穆斯林的宗教、语言、地方领袖、税捐义务与财产权都与汉人和满人移民大相迳庭。

这样的行政与文化多样性对帝国的统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清朝的问题跟各地的帝国大同小异：如何说服极度多样的民族团体服从单一权威。正是帝国的扩张首先造成了这个问题。军事力量与能干的民政官员能够遏制张力，但他们也需要其他的技术。

随着甘肃、哈密与巴里坤的土地得到收复，兵屯的屯垦工作于一七五七年开始，其后于一七七○年代在乌鲁木齐与伊犁谷地又有新的开垦区。49 这些士兵来自于驻扎西北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丁。

这里的基本聚落单位为屯，其标志为以夯土墙建成的城堡，能容纳十五至二五○人。这个城堡包括了供士兵及其家属住的房间、农具间、谷仓，以及地方公署。它不仅是一个防卫据点，还是一个完整的行政与生产“单位”（unit），就像现代中国的“单位”一样（编按：“单位”是中国组织机构的代称，如“机构单位”、“企业单位”）。每个屯田地区都由一名屯田大臣管理，并向乌鲁木齐都统回报情况。平均每个士兵会分得二○亩地，加上牲畜、工具，以及种子。他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无法选择自己想种的作物。国家仅给这些殖民者土地使用权，而且规定种植何种作物。主要的作物为小麦，还有少部分的大麦、小米和芝麻。盈余将会以两种方式分配。在安西，作物由国家与殖民者对半均分。在其他的殖民地，耕种者缴给国家定额的作物，而剩下的则可留下供其家人所需。一般而言，后者提供了较大的动机来增加产量。在乌鲁木齐，标准定额为十二石，但是能上缴十五石以上给国家的耕种者与官员则可得到奖赏。一七八四年福康安（Fukangan）驳回了提高乌鲁木齐上缴定额的提案。他主张劳力供给已经相当吃紧，而索要更多谷物将会使人从军事职责分心；这将会导致他们扩大军事用地，并干扰私人生产。他认为现有的土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粮食给驻军兵丁。军队所需为三万石，前一年的收成为九万石，而且仍有八十万石存粮。在当时的时间点上似乎屯垦的运作相当成功。50

乌鲁木齐与伊犁城也有特别的粮仓供军事使用。如《三州辑略》所记载：“顾内地之仓以济民食为主，而新疆之仓以裕军糈为要。”51 唯一的非军事用途则主要是分配种子给新的屯田移民。谷物盈余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赚取收入；但是不像内地的民人粮仓，这些粮仓并非用来平衡粮价或用来赈济饥荒的。52 我们对于民人的粮仓体系运作有充分的信息，但是对于军用粮仓的规模与用途仍旧不大清楚。研究乌鲁木齐的军用粮仓将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个平行的体系。

十九世纪，军屯与其谷仓的效力衰微。一八二○年代军队撤离了这个地区以应付内地的逐渐紧迫的军事需求，而许多的军事用地则改为民用。53 虽然谷仓的存粮在一七八○年代相当丰富，但是许多谷物在后来的数十年内都霉烂了。随着种植的规模减低，军队对于市场售卖的粮食依赖加深了，但是民人的移入也使市场价格降低。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伊犁有二十万平民，开垦了一八○万亩地。54 吴达善于一七六六年曾经做过计算，一支六百人的驻军，如果不计入其家人，每五年与其他军队轮调一次，才有办法自给自足而且有谷物盈余供储藏，但是他的估算有赖于一个条件：即能将多余谷物以每石一．六两银的高价卖出。这是一七六二年的市价，但是到了一七七○年，这个价格已经降到小麦每石○．五至○．七两银。以这个价格，个别的军队无法维持下去。由平民家庭或是重新定居的士兵从事农耕的情形正是意识到此一亏损所造成的。在另一层意义上，军屯的“衰微”是清朝在这个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证据，因为它从一个军事驻军区变成了由私家农夫所主导的市民化经济。

其他士兵则出于其他的原因而来到新疆。旗屯的创建是用来保全八旗军队的士气与军力。旗人以满人和蒙古人为主，他们也是过去征服军队的主力。55在征服之后，西北的八旗军队疏于军事演练，并且受到周围的民人生活影响而变得更加“腐化”。由于旗人薪饷不足以自给，他们变得更加贫穷，而且他们还被禁止从事农业与商业。旗人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引起朝廷的关注，但是如今也扩散到那些离西北边疆最近的旗人身上。新疆原先被视为相对受损程度较轻的地区，还可以保存旗人的士气。在一七六四至一七七四年间，约有十一万五百名军人被送到当地。起初，他们并未下田耕种；而是领取实物支付的薪饷度日。这些收入来自位于乌鲁木齐的国营钱庄。清朝官员因此利用繁盛的商业经济资源来支撑这些纯正（如果不是穷困的话）旗人的固有美德。然而到了嘉庆朝，高涨的生活成本使得这些收入左支右绌，而旗人则被下令要下田耕作以自力更生。到了该世纪末，他们在惠远与惠宁开辟了十二万亩地。突厥耕作者提供他们种子，而国家则大量投资于挖掘灌溉渠道以使这些土地适合生产。

与兵屯不同的是，旗人本身从不耕地。这些工作由余丁来进行，即旗人家中未能继承其父亲职位的儿子。而对于这些产出的所有权也有所不同。首先，这些土地都是集体耕作。所有的谷物都需上缴国家，然后才透过八旗指挥部来进行分配。在离主要驻军较近之处，耕种者努力工作，视他们自己为驻军福祉一部分；但是在其他较远的土地上，他们就忽略这些耕地，仅仅视其为国家的土地。一八○四年，伊犁将军 * 松筠将惠远八万亩与惠宁四万亩集体用地转为私有土地，取消了对旗屯屯丁的补助，同时创建了特别的国家粮仓来收购他们的生产营馀。他主张将土地占有权改为私有能够提升工作的动力：“若仍令其伙种，将所获粮石分赡八旗，未免视为官产，久而生懈，⋯⋯况满营旗人意以地如种成，将来必有奏请裁汰口粮者，因此相习趑趄。今再三开导，乃皆欣然领地耕作。”56

在这个反集体主义的农业改革下（让人联想到一九七九年以后的中国），边疆官员的目标从原先的维持集体的八旗身分，转向为确保每个士兵都能以私有地主自力更生。事实上，八旗耕作者自己也非法招徕佃农来为他们耕地，到一八三○年，土地出佃的禁令已遭废止。57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清朝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区域创造了一群土地菁英，一群仰赖汉佃的满人与蒙古阶层。

另一个不同的屯田士兵群体也进入了这个区域：来自张家口与满洲地区的索伦、察哈尔、锡伯与卫拉特驻军。就像满洲与蒙古旗屯的殖民者一样，他们也能得到薪俸，虽然待遇低了点，而且他们当中的某部分人也持续成为独立的地主。锡伯驻军的成员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群。直至清末，他们逐渐取得经济力量，扩张土地占有，维持他们特别的繁荣屯垦区。他们也是今日唯一维持使用满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58

被流放的犯人则组成了另一批非自愿的移民。虽然过往的朝代再次提供了先例，但是清朝手上有着更大的领土。前往新疆的遣犯来自帝国的各个地方，其社会阶级也五花八门。学者王希隆曾经列举了六十六个面临发遣的犯人作为例子，以下简单列出几类：包括了伪造铜钱者、武装抢劫者、杀害因非法性关系所生之子女的父母、以药迷人图财者、械斗的宗族成员、绑架者、纵火者、诬告者，以及逃避兵役者。59 在秋审期间，许多干犯死罪者都被改为发遣。遭弹劾与获罪的官员则是另一个不同的群体。一般来说，被发遣者一开始都成为驻军兵丁的奴仆，而非农业劳动者，但是自一七一六年起他们可以选择去种地。劳动力短缺提供了运用这些遣犯从事生产的强大动机。根据一项估计，一七五八至一九一一年间，约有十六万名遣犯前往新疆。60 就像这些屯田的士兵与民人一样，他们也可获得农具、种子，以及高达三十亩的田地来安身，但是由于他们能拥有土地的机会很小，他们的生产量明显较低。61

打从一开始，这些遣犯就进行反击了：他们于一七六八年发动了新疆的第一场主要动乱。一名屯田官员为他的几位遣犯友人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他提供了许多烈酒，并且找了许多男男女女一起聚会。当这名醉酒的官员强迫女人唱歌时，他们的丈夫怒不可遏，引发了一场暴乱，这名官员被杀，并且抢了军械库的武器，占领了这座城。有了一千人的兵力，它们出城对抗一批仅有一五○人、从乌鲁木齐派来的接防部队，但是当双方交火时，遣犯一方的马匹未经训练而逃跑了。所有的叛军都被杀了。62

遣犯们有时会贿赂士兵让他们逃跑。在这场暴乱显示出管理的松散后，官员加强了管控。在犯人脸上刺上罪名与流放地使得侦查容易许多，而那些逃跑的人则会面临就地正法的处罚。63 然而在经过五年的农地劳动，随后接着八至十年的开矿劳动后，罪犯能够加入平民。很少有人能够完成这个艰钜的目标，但是政府确实提供资金给这些遣犯的家人让他们能够团聚，以此来鼓励他们定居。有些能够加入军队，如果他们能在战役中获得特别的功勋，他们则能够被释放回到家乡。然而，几乎所有的遣犯一辈子都留在这个地区。

第二种的流人虽未犯下如此的滔天大罪，但是最终也卷入了新疆的地方骚乱。官员们将在湖北危害地方的吴姓大族近百人，以及意图逃往越南的一千名位处西南边疆的矿工发遣新疆。64 这些屯田者成群来到了新疆，然后分散在新疆各地；他们由民政官员负责管理，不属军队管辖，并且表现与屯田民人无异。他们只是许多开垦荒地之不同群体的另一群人罢了。

许多被贬谪的官员也被流放到新疆，但是他们并不从事农耕。有超过五十名涉入一七八一年甘肃冒赈案的官员被流放到新疆，十三年后才得复归。65 著名学者洪亮吉在一七九九年直言批评乾隆皇帝后，虽免获死刑，但仍被发遣伊犁，三个月后才得到赦免。无法免于赤字、管理外国人失当，或是部属犯事等罪名都足以让官员惹上麻烦。一七五八至一八二○年间有超过十％的总督曾被流放新疆。66 从最高至最低的所有文武官员最终都可能免不了被流放到这里的命运。新疆因此也成了来自内地之中国社会缩影的样本，而且还要加上早已在当地的突厥斯坦土著、军事长官以及游牧民。

民屯成为移入新疆的新移民的大多数。在征服新疆之前，官员已经开始在甘肃西部鼓励移民。在此地，在确定一种提供最大的私人动机来增加生产的方式以前，清朝也在试验数种不同的土地分配。在甘肃西部，官员有一度曾经创建某种佃耕制，这种制度将总收成在新移民和政府之间五五分帐或四六分帐。67 雍正年间，甘肃移民提供了许多谷物给那些仍在新疆战场上的军队。然而，到了一七三六年，由于收成欠佳，这种佃耕制被取消了，而这些移民的地亩变成了私有地，而他们则向政府付固定的赋税。在甘肃西部，如今它已安全地成为内地的一部分，新的农民则被同化为常住人口。国营农场则由佣工来经营，在安西开垦了约五万亩地──这是第二种试验──但四年后就终止了。

最成功的计划仰赖于一种契约劳役，它很类似开垦新世界的方式。移民会得到旅费、衣物、食物、种子、器具、牲口、创业贷款，以及三○亩地。他们必须在那块地上工作五年，但是无须缴税。五年后，当他们开始缴税，他们便成为独立的地主。在伊犁，他们在三年后每亩征银一钱直到他们还清债务，此后每亩征银五分。68 这种制度特别吸引西北的贫穷小农们，他们缺乏资本来开垦自己的土地。一七二六年，岳锺琪宣称已经在甘肃沙州移入了三千三百个贫户。自一七六○年代起，大量贫户从甘肃西部移入新疆。69 最早的移民是单身汉或无地的劳工，但是很快地大多数移民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过来，特别是在官员大肆宣传鼓励移民之后。到了一八○三年，超过十五万五千名民人在巴里坤和乌鲁木齐开垦了一○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亩地。到了一八二○年，包括伊犁在内，得到开垦的农地总计超过一○八万亩。70

这种由国家支持的移民计划吸引了许多其他来自内地的人口，他们蜂拥至新疆，渴望改善他们的生活。陕甘总督文绶于一七七三年游历了这个地区，热切详述了商铺聚集的景象：“城关内外，烟户比栉而居，商贾毕集”，而小农则忙于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在他看来，新疆是一片“乐土”，提供这些新来的人许多的机会，而且他极力主张政府应鼓励进一步的开垦。71 来到此地的佣工也满足于高工资──每月可得银一至二两──而且粮价甚低，因此他们可以节省金钱而且不久后就能购买土地。

带来大量资本的商人可以立即投资土地，并且聘雇佣工来开垦这些土地，而且此举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这些商户组成了另一群重要的民屯。当中有些人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例如在伊犁，卅二名商人拥有总计三万九千六百亩的土地。一七七八年在乌鲁木齐，有一千一百三六个商户即便他们自身并不真的从事耕作，但还是获得了跟小农移民一样的土地和种子贷款。杜曼（Lazar Duman）主张，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存在使得新疆变成一个高度阶层化的社会，而且由地主—官员菁英所主宰，但是大多数商户开垦的地亩并不如伊犁一般广大；平均数额似乎为每人五○亩地。72 总督文绶并不害怕从内地蜂拥而至的商贾，而是提供他们投资机会，以便使他们成为定居的地主阶级。

除了这些商人以银两缴税以外，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以实物缴税。文绶所订的税率为每亩纳细粮八升，或是每块地平均纳粮二．四石。考虑到他们有五年时间能够让自己自立，这对大多数的耕种者而言是个合理的数额。一旦它们成为纳税者，他们就享有所有定居农民的完整财产权。

突厥农民则是支持清朝征服的最后一群贡献者。73他们是唯一一群经验丰富，熟悉特殊形式的新疆绿洲灌溉农业的耕作者。他们被称为“塔兰奇”（Taranchi），这个字源自突厥语，而清朝则借自蒙古语的“农夫”（tariyaci，卫拉特语tarän）一词。74 如前所述，当准噶尔人占领了伊犁河谷时，他们从南方的绿洲带来许多塔兰奇人，以便展开他们的开垦计划。在准噶尔人带往北疆的两到三万人当中，塔兰奇人构成了重要的一部分。75 当他们于一六八○年拿下叶尔羌时，它们将大多数的当地人遣送到北方做为奴仆，为准噶尔国从事生产工作。

就在同时，其他的塔兰奇人则协助清朝。在一七一八年清军将准噶尔掠夺者逐出哈密后，哈密的伯克就推行开垦地亩。清朝官员帮助他挖掘灌溉渠道。一七一九年他送了六○八石谷物给巴里坤驻军。一七三○年，他报告说在四至五百名新移民的工作下，收获了三千至四千石的谷物；而一七三○至一七三六年间，他送了总计二万七千五百石的谷物给清朝驻军。清朝为他提供给驻军的谷物每石支付一两银。第二个回屯则始于一七三九年，地点在蔡把什湖（Caibash），但是清朝自一七四二年起就停止支付银两，而这些地亩则被改为回民屯，每年收成需缴纳四成给清廷。到了一七五三年，由于收成不佳，沟渠淤积，因此两处屯田都遭到废弃。

在吐鲁番，清朝官员和地方伯克意图照哈密之例设立屯田，直到一七三一年全部人口移入内地为止。一七三三年，超过八千名吐鲁番人迁到了甘肃瓜州。清朝官员为了安置他们而创建了五堡，并且给了他们八千石种子以种植四万亩地，此外还蠲免（即免除、减免）他们的赋税与劳役。但是收成不佳使得他们无法偿还债务，因此一七三八年他们的债务最终被豁免。一七五五年他们回到了吐鲁番，而清朝则征集了其他农民前来接管这些熟地。

在清朝征服新疆后，在清廷的支持下，伊犁成为回屯的主要地区。在伊犁，塔兰奇人是最大群的耕种者（参见表10）。战争几乎将这个地区的人口一扫殆尽，但是将军兆惠在此创建了一千户的塔兰奇回屯以便供给其四五千人的驻军。移民则来自南边阿克苏、喀什噶尔、乌什、沙雅尔（Shayar）、叶尔羌、和田（Khotan）和赛哩木（Sailimu），以及东边的吐鲁番和哈密。到了一七六八年，六千三百八十三个塔兰奇回户提供了大量驻军所需的谷物。清朝官员体认到需要给这些耕种者鼓励以便使地尽其利。例如，阿桂奏请将地租从过去的比例制改成定额制，他说道：

若将伊等耕种所得米谷每岁收取，但照种地兵丁支给口粮，则虽收获甚丰，伊等不能多得利益，或致废弃田功，即严行督察，而人众地多，不能周遍，且恐耕种时既潜行侵蚀，收获后复私自存留。若额定每岁交谷数目，将盈余者听其自取，不但事无烦扰，伊等亦知力勤耕种，生计日优。76

因为收取定额地租在荒年时会有造成上缴谷物不足额的情形，阿奇木伯克创建了义仓以便农民有需求的时候能够贷给谷物。在作物尚未萌芽时的初春所借出的谷物，可以从秋季的收成中以增收十％的方式偿还。

官员也支持试验地，采用不同的种植方式试图增加产量。在伊犁，将军明瑞就从辟展带来了特别优良的谷种进行试验。他发现越粗放的播种能够带来越高的产量：在每亩下种二升五合的情况下，种地四十三亩，收获五十五石三升；另一块地，在每亩下种一升五合的情况下，种地六十六亩，收获一百零一石。在认识到新疆的农业条件和内地大为不同的情况下，他建议将这些种植方法推广到其他地方。77

伊犁的产出超过其所需的数量。每个伊犁的耕种者会得到三十亩地以及一．五石的种子，当中有小麦和黍，并且应交十六石给当地驻军。78 在丰年时，一．五石的种子能够产出四十石的谷物，因此这些移民要缴纳其收成的四成三给军队──这比哈密的四成比例要来得高。驻扎在惠远与惠宁的两万四千名士兵与官员总共需要十六万六千六百石的谷物，其中塔兰奇提供了十万三千石，即所需谷物总额的六十二％。察哈尔、厄鲁特、索伦和锡伯驻军需自力更生，绿营军队须自产一半的粮食，但满人军队则完全仰赖回屯。一七八二年，谷仓中存有五十万石，但是到了嘉庆年间（一七九六—一八二○），其库存降至二十八万二千石。

虽然塔兰奇人不被允许离开，而且有些人因为逃跑而受罚，但是许多其他的佃农从南边蜂拥到伊犁来耕作当地的沃土。与统治南方的伯克任意反复征收的小额地租相比，他们更偏好清朝的定额地租。前面讨论过的一七六五年乌什之乱就是导因于这些地方伯克的漤权，而清朝官员无法约束这些伯克。

在伊犁，清朝官员加强了当地的社会阶序以确保稳定和生产，并且保留了由当地伯克治理的既有体系。和吐鲁番不同的是，伊犁伯克未能确保其世袭地位；每次的承袭都必须得到清朝高级官员的批准。在这个阶序顶端的阿奇木伯克监督其他级别的十三名属下，总共有八十七名官员。每名伯克，就同内地的文官一般，会得到一笔“养廉银”，阿奇木伯克有五百两，其下的伯克则依次按比例减少之。阿奇木伯克及其下属也获得大笔土地：二百帕特曼（patman）的土地，并搭配一百人来耕种。79

间接地，清朝移民填新疆的政策也让帝国边界以外的中央欧亚地区得到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对于屯垦的控制减弱了。阿奇木伯克及其属下向其人民索要更多地租；他们把地界扩张到官地和民地；他们也疏于保养灌溉渠道。许多的移民因此逃跑。太平天国之乱期间爆发的伊犁暴动导致不稳定加剧。俄罗斯人于一八七一年占领了伊犁长达十年之久，并且在撤出时带走了十万名塔兰奇人和汉人穆斯林。中国的历史学者宣称俄罗斯人强制带走了这批人，但实际上他们是要逃离左宗棠军队的残酷镇压。这批所谓的“东干人”（Dongans），七万个使用汉语的穆斯林民促成了今日哈萨克斯坦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斯坦的族群混合。80

经济发展

新疆的征服者很快就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发展计划，超出原先军事支持的狭隘目标。民人伴随着军屯，在政府的支持下扩展了他们的屯垦区。这些增加的农业人口依次吸引了商人，而他们又刺激了城镇的成长以及和内地的商业链接。除了土地开垦以外的其他政府计划也支持了这些发展。马市、矿区与城镇使得经济图像趋于完整。

军队也许要靠吃饱肚子行军，但是他们的粮秣得靠马背运输。在作战期间，所有将军的首要考量都是马匹的供应。由于在中国本部缺乏草场，因此每个王朝都需要和游牧民交易马匹。在鉴定马匹上，游牧民总是比一般中国文官具有更大的优势。与自外于草原的明朝相较，与中央欧亚链接较强的唐朝，可以拿到较佳的交易条件并且有更多的马匹供应。不过马匹供应对于一个帝国的生存而言总是至关重要，而且会占去其预算中的一大部分。明朝的统治者创建了最有系统的边市，并且以茶和布来交易马匹。但是他们的防御政策相当昂贵，并且使他们高度依赖蒙古人。

满洲人设立了太仆寺以提供朝廷所需的牲畜，而且他们在满洲地区还有其他的草场。但是当康熙的军事行动深入蒙古，这种远距离使得供给马匹的成本变得过高。陕西与甘肃无法提供足够的马匹以符合所需，而从归化运马过去又极为昂贵。青海的蒙古人与藏人所提供的牝马每匹要价八两银，而种马每匹则要价十二两银，这是极高的价格。81 如同前面所述，在作战中，马匹的高死亡率意谓着需要补充大量马匹，而在补给耗尽之前，作战只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

一七三六年首度在甘肃的甘州、凉州、西宁与肃州设立马厂，牝、牡马共有一千二百匹。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些马匹已经增加到二万匹。但是一七五○年代的战争所需马匹数量远较此数为多。一支五万人的军队，每名兵丁配备三匹马，一开始就最少需要十五万匹马，而在一场耗时四年的战争中需要提供超过二十万匹马以备补充。清朝的将军如今有了蒙古人作为同盟，从他们那边可以征用牲畜，但是如我们所见，过度征用会导致蒙古人叛变。只有在一七六○年，新疆的伊犁、巴里坤、塔尔巴赫台与乌鲁木齐才设立了大型马厂。最大的中心伊犁每三年必须达成九千五百二十四匹马的定额。到了一八二六年，伊犁已经养了五万匹马。嗣后，清朝官员创建了羊、牛与骆驼的牧厂。到了一八二六年，伊犁有一万头牛、数千头骆驼以及约四万两千只羊。82

除了向蒙古人购买以外，新疆的官员如今还有一个新的牲畜来源：即哈萨克斯坦人所控制的广大草场，当时哈萨克斯坦人已经成为清朝的藩属。在乌鲁木齐，中国人提供锦缎、棉布、茶叶、金属器皿、药品以及瓷器──丝路上的典型贸易货品──以交易牛马。伊犁很快就超越了乌鲁木齐，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牲畜也使得牲畜的价格大为降低，牡马、牝马与骟马的价格降到每匹二．四七两银，而每头牛的价格则降到一．五两银。正如某位官员所言，边疆的牲畜价格与内地大为不同：在哈萨克斯坦人的价格，内地一头牛的价格值边疆的四匹马，而一头驴则值两匹马。83 当哈萨克斯坦人跨越边界时，他们也得为其畜群付一％的税，而哈萨克斯坦的朝贡使团则会向皇帝献上特别的宝马。

马厂受到了紧格的军事控制，由一名主官负责监督士兵，每名士兵负责照料廿四头以上的牲畜。并给这些牲畜进行小心的计数和筛拣检查：伊犁马厂必须每三年繁殖相当于马匹总数三分之一的新马，以及每四年繁殖相当于牛只总数八成的新牛。这种对马厂的繁重要求是出于马匹在边疆的多重需求。最密集的需求来自军屯和军台，在军台每年需要拨补三成的马匹和一成五的牛。正规军不像农务那么密集使用牲畜，每年大约只会损耗一成七。矿区也需要马匹，在游牧民遇到灾荒时马匹也会做为赈灾物资发放。一场大型军事作战，特别是一八二六年征讨张格尔一役，意谓着突然从西北草场需要五万匹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马厂能满足日常需求，有时候甚至能有盈余，如一七八二年，多余的马匹以每匹三．三两银售出。

直到一八五○年代，马场似乎解决了对于所有帝国军队而言最持久的问题之一。然而，一八五○年以后，这些马厂也受到了这些地区广泛动乱的影响。就像当地所有其他的新制度一样，当官方监督松懈后，它们很快就衰落了。没有了三年一次的检查，畜群很快地就衰微了。到了一八五三年，伊犁的十万匹马当中有四万匹死于疾病。随着军队撤出，草场被改为耕地。在这个世纪末试图恢复马厂的努力仅仅得到了有限的成功；到了一八九○年代，巴里坤和伊犁总计只有一万匹马。84

由清朝引进的密集农业对农具产生了新的需求，因此官员投资铁矿以生产工具和武器。原先从内地进口的库存很快就耗尽了。如同马匹，在当地生产补充品已被证明是较为廉价的。自一七七三年起，伊犁官员开采了铁矿，同时其他的矿场生产铅和铜，以制作货币、子弹和武器。所有的矿场都由军方经营。

在大多数情况下，突厥系农民使用木制农具，但汉人农民一般掘土更深，而且耕作较为密集，需要铁制的犁、锄、镰刀与收割机。他们的需求是持续不变的，每年会耗损三成的农具。绿营兵丁最早进行繁重的挖矿工作。从内地带来的金属工匠会得到优渥的工资，每名日给佣银二钱，日粮一斤，因为在当地相当缺乏他们的技术。一七七三年以后，遣犯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新的规定让这些犯人在工作五年后可就地为民，在矿场工作八年后可返回原籍。后来这个最低时限延长为十至十二年，意谓着清廷相当需要这些劳动力。新疆的农业发展虽然仰赖独立的农民来耕田，但也需要在军事监管下之遣犯的奴役劳动力，来提供基本的生产工具（参见表11）。

透过兼并与发展新疆，清帝国给自己带来了机遇和危险。它确保了这个区域免受其他强权及不安的自治体的控制，而且它也与俄国画定了固定的边界，暂时防止了沙俄的入侵。殖民与整合政策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且鼓励来自内地的大量移民。某种程度上，从西北来的移民减轻了华北的资源压力。做为补偿，官员在新疆必须大量投资灌溉渠道、农具、种子和牲畜以便维持屯田。他们也提高了土壤的生产力，并牺牲草场以扩张农地，而且带来了和内地的重要商业链接。新疆前所未见地与汉地核心高度链接在一起。

然而发展也产生了紧张，而且只能以武力遏制。第一波移民──军人──将开辟田地作为其部分任务，但是后来变成了平民地主。他们是最可靠的人口。遣犯来到此处并非心甘情愿，而且在控制松懈时容易暴动或潜逃。平民从国家得到大笔补助后，一批批来到新疆。然而，当这些群体与当地的突厥人口混合，而且当汉人穆斯林与其他商人也加入这个族群拼盘之后，紧张的程度升高了。单一行政体制无法涵盖庞大的开支以及多样的人群；因此清朝采行多种系统来包纳这些多样人群。

由于这个地区从未能自给自足，因此需要来自内地的持续补助以便维持既有的生态与社会平衡运作。然而，在十九世纪时，随着资源往内地转移，新疆也开始崩解。持续的叛乱到了阿古柏占领整个新疆时达到了顶峰，这也是盛清的发展政策意想不到的后果。85

第十章收成与赈济

管理边疆经济需要一个极度扩张的信息收集机制。乾隆皇帝施行了一套遍布整个帝国的体系以便向他报告价格、收成与雨水，这些都为农业的情况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报告的目的则是为了让官员在需要进行赈济时得以及时介入。各县负责管理“常平仓”的官员仰赖市场报告，以便掌握介入市场的时机来稳定价格。他们在粮食短缺时出售谷物，而粮食供应充足时则购入谷物充实仓廪。

从地方上收集标准化的统计资料，一般咸认是近代国家的标志。将“社会”视作实体的概念得以出现，是由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所采取的诸多正常化措施，其中以统计学最为重要。1 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清朝在十八世纪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早熟的“现代”做法。

在整个帝国当中，这类报告又以新疆地区最为详细。论监控的程度而言，整个清帝国没有地方堪与新疆比肩。只有那些受军事控管、已被开垦的土地，官员才能估算种子数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农业产量的日常报告显示驻军的补给受到仔细控管，军队才能够按此进行调配。

清帝国的屯垦、开荒与增加农业生产力的计划，在帝国内最为干燥地带究竟有多成功呢？这些农村生产者是否能够提供自身与军队足够的粮食呢？产量和价格两者与气候波动的相关程度有多大？粮食市场与官方粮仓在平抑价格与链接各区域上又有什么成效？农业在何种程度上仰赖国家对生产的大量投资？清朝在边疆的信息收集机制提供我们资料，来衡量当地农业的可持续性。

收成与产出

收集有关屯田产量的资料属于更大的系统性农村经济信息收集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在十八世纪时在整个帝国境内施行。在皇帝谕令各省巡抚充实仓廪以便在粮价波动时平抑粮价之后，也要求每月上报粮价与气候、仓廪和收成。此一掌握帝国地理条件的努力使得政府官员得以看到地方上农业生产的详细情况。2 这个计划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即精确的测量与标准化。就收成报告而言，地方官员设立了一个数目作为目标，这个数目显示了在完美情况下的理想收成量。他们以这个数目的百分比来估算实际收成，计算的比例为一到十（有的时候是一到一百）。3 收成数目本身并非表现每个地区产量的统一指标，而是与可能最佳产量的比较。对估量地区与不同时间的收成变化而言，这些是宝贵的资料来源，但是它们一般而言并不会表明绝对产量。

《大清会典》具体指出收成达八以上的算是“丰”；六以上算是“平”；而五以下则算是“缺”。然而，实际上，任何低于七的收成报告都有大量证据显示在某些地方存在干旱、收成短缺，以及饥荒。这无论在广东的水田和西北的旱地都是一样的。官员会避免上报收成比例低于五成的情况，因为这将需要他们去赈济整个地区的人口。反之，他们会以六至七的数字来上报，并以此表明收成不佳的情况，这样他们只需要在某些被选上的地区进行赈灾就好。实际上，八以上的收成比例表示为丰收，七以下的则是歉收，而六则表示有严重的灾荒，使当地有资格获得广泛的赈济。皇帝仔细阅读这些歉收的报告。例如一七七二年，他坚持要甘肃巡抚去检查他计算地方县府的报告数字之平均数的方法，以确认该省收成的数字实际上为六点五而非七。4

然而，屯田的土地所上报的数字却是每亩地的绝对产量，或是关于下种的数目与收成的比例。这么一来，那些数字不仅让我们看到收成是如何变化的，而且还有它们是否随着时间而增长的情况。由于军官们仰赖这些土地提供军队的配给，因此他们特别注意他们所控管的农民能够上缴多少收成。对那些不属军事管辖的平民土地，文官仅收取微薄的定额税赋，而不大关心收取的粮食绝对数额，他们更关心这些农民是否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计。两者的收成计算标准都可以让我们衡量清朝西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性。我们可以在选定的地区与时间里检视上述的各种问题，在此我们以甘肃省与新疆东部为主。

在一篇早先的论文里，我讨论了由文官所管理的谷仓在确保甘肃的常态食物供应上的重要性。5 在此，我会集中探讨甘肃军屯的同等重要角色。军屯代表了在最佳情况下农业的生产可能性。对于这些军屯，官员会仔细监督这些种植者，并且提供所有人所需的粮食、农具和灌溉水源。与甘肃的平民田亩收成量相较，屯田的产量揭示了国家补助所能取得的最佳表现以及农民所面对的正常情况两者之间的差距。由于新疆的耕作方式主要来自甘肃和其他西北地区的农民，检视甘肃的情况能够表明这种做法在更遥远边疆的发展。

一如今日，甘肃的作物绝大多数是小米和小麦。6 有些田地种植冬麦，到了夏天就能收成；而其他的田地则种植春麦，要到秋天才能收成。夏季的主要作物是小麦、豆子与大麦；秋季的主要作物则是小米、荞麦与燕麦。在黄河沿岸，特别是宁夏地区，有着相对较高比例的可耕地，但是在远离水源的地区，大部分的土地只能够用来放牧。在往西延伸至新疆之甘肃走廊上的甘州、凉州与肃州等地，只有在绿洲城镇里才能从事集约耕作。如同某位具折上奏者 *所言：“甘、凉、肃一带，地处沿边，南近天山，北倚边墙，其间相距或贰叁十里或肆伍十里不等。不等民间耕种全资南山雪水，凡水所不到之处，俱系戈壁。”7

比起华北平原，甘肃的气候要来得跟新疆更相似些。两地都有炎热而干燥的夏天，以及极度寒冷而干燥的冬天，并且夏天的降雨量很低：也就是极端的大陆型气候。往来旅行的官员们从陕西往西边去甘肃时都会注意到气候的明确变化，以及当他们跨越黄河所见的更为剧烈之气候变化。他们越往西走，气候就会更加干冷，农地里的作物也更晚发芽。年降雨量二十五至五十公分勉强足够，但是如同华北一般，降雨大多在冬季。然而黄土的透水性会将融雪吸收，并且将其保持在土壤中，以供作物在春天发芽所用。官员与农民紧紧注意早春的重要降雪并每年向北京报告。8

甘肃是清帝国面积第三大的省分，仅次于云南与四川，但是人口相当稀疏（在清代，甘肃包括了今天的宁夏自治区与部分的青海省）。然而，由于其耕地面积实在太低，低于总面积的三％，其耕地与人口的比例近乎平均值。9 在其可耕地上，甘肃维持了一批密集的农村人口，密度几乎等同于华北平原或陕西高原。一七八七年，其人口总计将近一千五百万人。

附录D的表格列出了十八世纪中几个选定年度的收成报告。收成平均数字为七．六，意谓着甘肃的收成多半足够维持人口所需，但是收成的起伏变动相当高。在我们有资料的三十个收成季中至少有九个，全省收成的平均数目是低于七以下的，这表示有相当程度的地区面临灾荒。即便是在最好的丰年里，某些县总是需要赈济物资。

前后年间的收成相关性相当低，平均为○．三一，而一．○○表示完全相关。即便在同一年内的夏季与秋季收成之间的相关性也只有约○．六○。收成的高变动性使得官员难以计划赈济事宜。他们甚至无法预期同一个区域是否每年都会被灾害侵袭。灾害可能的形式包括旱灾、突发洪水或雹爆，几乎可能会侵袭任何地方。官员必须准备快速改变粮食供给，以满足收成的不足数额。

如前所述，在西北的军田中，国家对农业产出的追踪相当留心。每年官员都会从仓库中贷给耕种者足够的谷物以满足其生计与种植的需求。在春季，种植者自己则会提供小额的种子资本。秋收之后，官员首先会将原先借出的种子减去，然后再拿走剩余谷物的一半（在安西则是拿走四成）以存放在谷仓里供军队所需。差不多每年政府都能收回其贷出的谷物。从目前所能取得的档案，我们可以计算凉州、安西与肃州三处的屯田，以及乌鲁木齐的军田与民田两者的总产量。这些报告提供了部分的农田产量资料，这些地方的资料比清帝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来得要准确并富有系统性（参见附录D）。

平均产量相当高且稳定。就每亩的平均产量而言，在甘肃为二．三五石，相较于长江下游的稻田每亩一．五到三．○石的平均产量以及江南的小麦田（特别在丰年时）每亩平均二．○至三．○石；10长江下游的小麦产量一班只有每亩平均一．○到一．五石；黄宗智估计在一九三○年代数个华北村落的小麦与小米产量在每亩○．五到一．六石之间，而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黄河以北的田地所设定的产量目标则是每亩二．五石（四百斤或二百公斤）。11 由于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都低于华北的平均量，这使清朝的成就显得更加不凡。在军田与全省的种子产量与收成之间的关联则相当低，仅有○．三九，这表示在这些土地上的收成相对上较受保护，免受侵袭该省其他地方的旱灾所影响。

瓜州与安西的穆斯林耕种者则是在比甘肃农民来得广阔的耕地上播种。他们拥有异常高的种子产量，平均为六．一二，以及比甘肃来得高的每英亩产量。在哈密，当地的产量也是以相对于下种的比例来计算的，数字由九到十五以上。然而，在中央军事基地巴里坤，当地的气候相当寒冷，只有大麦能够生长，因此产量相对低很多，平均是每亩○．八四石。其所有的小米都是由哈密输入的。其谷仓存量时常出现短缺，这些短缺也都由哈密补足。12

所有的资料都表明甘肃整体苦于经常出现的干旱与不确定的收成，但是清朝官员对军屯的大量投资，成功为其直接控制的特许移民维持了相当高而稳定的产量。然而清朝也动员了其国家粮食储备以便在饥馑时期为一般平民服务，这也是透过其让人印象深刻的粮仓体系而达成的。

粮仓储备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甘肃已经有了“常平仓”的广泛网络，可以出售谷物以减少市场价格的波动。一份针对清帝国民仓运作之集体研究发现，陕西与甘肃拥有全帝国最高的人均储备量，和西南的广西与贵州并驾齐驱。在这两处内陆边疆地区，驻扎了许多军队，帝国政策需要高水准的官方储粮，因为“它们必须准备好维持军队补给。”13

这些储粮在十八世纪之内从一百万石最多增加到四百八十万石。14 从一七四二到一七九二年，当整个帝国的储粮水准增加了五十四％时，甘肃的储粮则增长了三倍以上。其战略位置、商业财富的相对缺乏，以及其距离水运网络遥远，都使得甘肃成为官营之粮仓赈济体系的主要对象。

为了确认存粮被有效用于赈济，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每人的平均水准，也需要知道分配的比率。和有些省分不同之处在于，甘肃官员并未上报粮仓回收谷物的实际比率。正常的期望值是每年有三成的储粮会销售到市场上，每三年仓内的储量差不多更新一轮。由于该省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年度都经常会出现收成短少的情况，加上官员经常讨论发放粮食的地点与方法，这似乎显示大多数的民间粮食补给被积极用来进行赈济的分配，以及为了平抑价格而出售。甘肃的问题不在于储粮的使用太少，而是太多。粮仓的实际储粮通常会跌至低于官方定额，因为有太多储粮作为赈济补给以及贷给农民之用。例如一七六三年，其实际储粮仅有一百八十三万两千石，远低于定额的三百二十万石。15 甘肃的官员在补充粮仓的问题上遇到很大的麻烦。

这份集体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平民的粮仓体系，但是同时也有大型的军事粮仓在运作（参见表12）。虽然帝国行政官员试图维持军事粮仓与平民粮仓之间的区别，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经常互动。在大型作战时，许多关于军粮补给的奏折显示，所有的粮仓都面临压力，必须将其储粮转移为军用口粮。

先前在清帝国全境内设立平民粮仓的努力（如同过去的唐朝），如今已经失败，因为它们无法满足军事需求。16 十八世纪晚期的大规模叛乱使得“粮仓问题出现决定性的恶化”，因为地方性的结构弱点使得这些粮仓不可能同时满足平民加上军人的需求。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平民补给的挪用猖獗，完全侵蚀了该体系的基础。17 甘肃是最早面对这些压力的省分之一。到了一七六二年，已有二十五万石的存粮被分配给军方，使储粮总额低于九十万石。18

除了将补给直接转移以外，市场运作也与平民和军事粮仓链接。当军方购入粮食加上收成欠佳，地方市场的价格就会高涨，当地人口就需要赈济。透过在收成之前将粮食借贷给军人，官员可以将其影响分摊在一整年之内，但是他们无法降低总合需求。19

云南与贵州的边疆省分驻扎了最多的军队，而且也有人均最高的粮仓储量。李中清估计军粮的分配总额每年高达五十万石（未经去壳的谷物），这几乎与平民分得的总额相当。20 两者总计，这些可供有登记人口的五至十五％一年所需。一七六五至一七七○年的清缅战争以及后来一七八八年的安南战争期间，西南省分也同样苦于繁重的军粮需求。战时的军粮需求会高达平民粮仓储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21

然而，西南在粮食储量上所遇到的问题与甘肃却大异其趣。在十八世纪中叶存粮快速增长的时候，粮食储备成长的速度可能比当地人口的需求来得快，而旧的存粮会腐坏。在干燥的西北，存粮腐坏并不成问题：每年仅会损失一％的粮食。反之，在潮湿的西南，存粮若是未能售出，那么大多数将面临腐坏的命运：一七七六年，贵州因为腐坏问题而损失了七成的存粮，因为官员无法尽快更新这些存粮。十八世纪晚期，官员在维持存粮上遇到的麻烦较少，因为战争和收成不佳造成了需求增加。他们似乎在维持价格稳定上相对较为成功。22

反之，甘肃很少有民间过度供应的情况发生。当地从来不缺需要赈济的农民和士兵。诚然，在某些地区，像是与四川接壤的地区潮湿确实是个威胁。总督吴达善于一七五五年从四川抵达甘肃时就指出，阶州府的军粮储量增加了六万二千石，远高于军队所需，而他担心这些存粮很快就会腐坏。早先奏请改收银钱的要求则遭到驳回，因为户部认为有必要在帝国边疆维持大量的存粮。总督吴达善如今认为商业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以至于可以从市场购入粮食，因此他要求向为军队生产粮食的农民征收银钱而非粮食实物。这也是商业经济深入该省的进一步证据。23

捐监冒赈案

在许多层面上，甘肃在十八世纪作为边疆省分的经验，预见了整个清帝国在十九世纪将要遇到的问题。库存的赤字、军事支持的经常性压力，以及年收成不佳，都极度考验清朝官员的能力。再一次，如同后来的发展，甘肃官员很快就了解有需要转向私有粮食市场，特别是以银钱来赈济民众。从发放粮食改成发放银钱的做法并非帝国在储藏赈灾食粮上的“失败”，而是政府缓解收成不佳之方式的改变。与其仰赖分发粮食以及用低价出售粮食的做法，这些官员反而与市场合作，直接给予这些受灾的农民银钱。甘肃与陕西的情况类似，虽然地处边陲，但是却最先实行这些方法。24

然而，甘肃直到准噶尔战争结束之前都必须维持相当大规模的军队人口，而这也使得甘肃状况和其他省分相当不同。军屯虽然能维持既有的驻军，但是那些经由甘肃前往新疆的军队也促使粮价飚升，使地方补给捉襟见肘。在征服新疆之后，甘肃仍旧必须提供大量的给养给当地的新驻军，这个数字至少十二万五千人，包括其眷属。因为这些多重的需求，甘肃的税收帐目以及粮仓储备几乎总是拖欠。赈济当地人口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则是间歇性豁免其年度赋税。

当时将发放实物改为发放银钱有不少合理的原因：官仓给予地方市场的压力会降低，因为它们不需要购入那么多的粮食来补充储粮；粮仓也能够达成更加现实的目标；谷物腐坏的情况也会减少；粮商也会被吸引到边区来。然而，官员常常争辩以实物或是银钱来赈济的相对优势，而许多官员仍旧持怀疑论调。25银钱在官僚体系中较难追踪，因为它很容易在帐目之间转移。这种做法被称为“挪移”（即非法转移资金），它虽然被禁止，但极为常见。就挪用公款或是转移公共补给品供私家使用而言，银钱都比粮食来得容易进行。将银钱给有急需的人需要他们自己到市场去，而这对于长者、孩童和病人都不是容易的事。一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当税赋以银钱征收时，政府会致力于确认纳税人亲自前来缴税。它也无法遏止包揽的歪风，即农民将应付的款项交给地主或掮客。反过来说，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赈灾的款项上：包揽人将这些款项拿走后，仅仅将少数的钱发给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们。但是清朝的做法是朝向将许多政府的基本职能交给非官方团体来执行。只要正式的官僚组织维持小规模，而人口和其社会活动日趋增加，那么这种事就在所难免。这些作为法律专家的“讼棍”们会接手原告告进县衙的案子以收取费用；在大城市里的商人（如汉口）则会承担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26

十八世纪初期，甘肃也苦于“熟荒”，这也是一个地区未能适度货币化的特征，在当地粮食产量的波动太大，而当地人口又太穷困，以至于自己没有存粮。27 当农民收成丰硕时，他们一股脑地进入市场把自己的谷物全部售出，因此使得价格低到无利可图的程度。如果隔年收成欠佳时，他们可能就完蛋了，因为他们手上既无银钱亦无粮食。官员有极大的动机确保粮食生产者有足的银钱来缴税。在此，国家最重要的角色是在收成季节时维持住价格，这可以透过以官方基金来购入粮食并储存于政府的粮仓里。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商人到西北经商，熟荒变得越来越少见。在边疆经济上注入金钱既能在短期内维持住价格，而且就长远来看也推动了商业化。

粮食供给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导致官员设计新方式来鼓励增进粮食储备。其中一种创新相当巧妙但最终致命，就是向商人求助。陕甘总督永常与甘肃巡抚鄂乐舜于一七五四年针对安西军屯上奏时，他们表明当地的粮仓有粮十四万七千石，过去向来足供驻军与少部分平民所需。28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平民从内地移入安西，而商人也来到这里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再者，如今携家带眷的士兵已有八到九成，驻军人口增加到一万人。最后，位处更西边的绿洲──哈密，它在荒年时也仰赖安西提供粮食，数量达十万石，这个总额超过了当地的供给量，而且运输费用也过于昂贵。故这些官员提议利用当地的富商，鼓励他们捐输粮食以换取功名（即捐监）。透过在安西登记而且安排将粮食送到这些粮仓，他们的儿子们够获得监生的头衔。每位捐输者必须提供八十石未经脱壳的稻谷或四十石已脱壳的稻米，或是等量的小麦，再加上每个功名头衔的“工钱”四两与“谷仓费”三两二钱。在肃州，运送粮食往驻军的费用为每石一两至一两五钱；在安西，这个费用要来得更高。这表示一个监生功名的成本可以高达每人三百两银，虽然平均值只有一百三十至两百两银。这仍旧比一七三六年所设的标准比率一百零八两银高出许多。29 当价格水涨船高，威胁到商人捐纳的积极性时，要求的粮食数量就会降低三成左右，这得视当时的地方市价而定。

这些提案都存在有力的前例可循，因为明朝官员在军事危机时，也会出售功名。30 一四四九年，在明朝皇帝被蒙古俘虏后，朝廷开始出售监生的资格以换取粮食和马匹。一六七八至一六八二年间，在镇压三藩之乱期间，满人也曾短暂大量出售功名。

在过去，西北诸巡抚也曾数次在短时期内提倡捐纳，以便增加粮食储备，分别是一六九一、一七○三、一七一四、一七一五、一七一七、一七二○、一七二四与一七三四年，但是这些捐献多半是从现任官员或已经有功名在身的人身上所获取的。31 例如，一六九一年与噶尔丹的首次作战开始后，捐献粮食一千石可以获得推荐，从县丞升为知府。32 西南省分也偶尔会利用捐纳来增加粮食补给。云南至一六八一年以这种方式征得了超过十万石，一七三二年则征得了四二六六八三石，直到一七六八年停止这种做法为止。33

在人口增长但录取定额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内地对功名的激烈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甘肃本地人极少有人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巡抚常钧就曾指出，一七六三年在甘肃约有七至八成的考生是来自长江下游和浙江。34 移民涌入该省，以便利用其较为宽松的中试定额，但是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加，捐官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财富运用方式，也吸引着那些亟欲填满粮仓的地方官员。

取得更高功名的前景可期也让捐监更加吸引人。西北在举人和进士两种最高阶之功名的定额上都相当有利。一六四四至一七○二年间，甘肃未能有人取得功名，但是在经过各省定额制度的改革后，对甘肃优惠甚多，到十八世纪末总共出了二百五十五位进士。监生只是踏上功名阶梯的第一步，但是它也使得更高的阶梯成为可能。35

总督永常将捐输的目标定为十五万石未经脱壳的谷物，这代表需要有一千八百七十五名捐输人，他要求将该省的定额从三百四十三万石增加到三百六十万石。即便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他仍旧预期商人会“热心地”将粮食运到边疆来，而情况也一如他所料。36 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五年间，巡抚黄廷桂上报已经征集到食粮一百万石，即每年可征集到二十万石，而这个数字看似是相当合理。到了一七六一年，新建的粮仓里捐输的粮食储量达到了七十万石。37

陕西巡抚卢焯在充实该省的粮仓上也面对巨大的问题。他也同样提案允许让来自外省的商人捐输粮食，以换取邻近鄂尔多斯沙漠七个县的功名，但是他的提案遭到否决。当他于一七五六年再度尝试提案时，户部同意给他一年的时间进行试验。38 然而朝廷以未能妥善监督军粮补给为由将卢焯解职，并且以来自甘肃的陈宏谋接任。由于位于这些战略边界的县城里粮仓里几乎空空如也，陈宏谋发现卢焯确实面临问题。然而，商人们会越过长城前往关外购买粮食（鄂尔多斯是少数西北地区在长城以外有可耕地的地方之一）。由于他们购买粮食之举并未对关内的地方市场造成有害效应，陈宏谋建议让这些商人能够捐输粮食以换取功名，以便充实边界的粮仓。后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其中的考量之一就在于必须确认这些商人所捐的粮食是在本地以外的市场上购入的。如果他们仅仅在当地购入粮食，他们可能只会造成粮价飞涨，对地方民众并无好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从外面运输粮食进来的话，当地人就有可能会受利于贸易成长。后来，捐输计划不仅为商人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而且也促进了贸易链接的增加。

到了一七五八年，除了两个县以外，所有甘肃西部的县都已开放捐输。增加粮食储备的前景看起来相当有利。在仅仅三到四个月内，十个县已经从一百一十四人手中收到超过八千石的粮食，而该巡抚则预期“远近商民”将会“踊跃捐输”给粮仓。一七五八年，共有四百六十三人捐输粮食达六千九百六十七石。39

然后，到了一七六六年，甘肃和其他各省所有的捐输都停止了。40 理由是所收到的大多是银钱而粮食则大为不足。皇帝担心在市场上大规模购买粮食会使价格飚涨，或是从人民处强行购买（勒派）则会剥夺他们自身的储粮。作为替代，他拨给甘肃省三百万两银用来慢慢购入粮食，但仅能在市价低迷时购入。透过这种方式，官员能够防止熟荒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同时又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为经济注入金钱。不过在一七七四年皇帝又再度允许甘肃和陕西接受商民以捐输换取功名。

甘肃的早期试验所费不赀，在这场试验中，清政府提供社会晋升，动员商人资本来为战略需求服务，以及赈济地方平民。在某些方面，它遵循了明朝利用商人来补给边疆驻军，而以盐引的独占作为回报商人的方法，但是也具有清朝特色的差异。这些边疆商人并未取得独占的特权，而功名则是开放给任何能付得起钱的人们。随着商业经济在边疆的扩展，清朝试图开发这个新的资源流以便满足地方稳定的利益。官员们不再以田赋为主，转而向贸易寻求新的支持来源。

但是仰赖商业财富也意谓着危险。商人与士兵和定居农民不同，商人具有移动性而且并未受到官方监控。他们同样可以轻易地运用财富来贿赂收入微薄的地方官员，而且他们离开该省的速度正如他们抵达的速度一样快。一八一○年的一项调查揭露了一件重大的贪污丑闻，该案也显示出甘肃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联是多么的深，以及这些链接是如何动摇了地方行政体系。一七八一年，甘肃县府的一位布政使**及他的亲信利用新的赈济饥荒政策来中饱私囊。41 这些涉案的该省官员将捐纳的银两中饱私囊，并于离开该省就任其他职位时，一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的事迹败露则是由于意外，当甘肃爆发叛乱时，新任巡抚被迫仔细调查该省的帐目。在这个案子中，透过将商业资本导向贫穷的边疆地区，来带动正面发展效用的政策，最终只是将这些银两回收到贪婪的南方官员手中。

除了指出官方对捐输控制的限制以外，一七八一年的丑闻也显示甘肃经济货币化的程度。首先，只有在银钱广泛流通以及商人愿意支付的情况下，这种阴谋才可能达成。除了维持生计以外，清朝兼并边疆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则是将边疆经济和内地整合起来。这代表货币的标准化，并促进与内地更为紧密的价格协调。这些商业整合政策背后当然也有战略考量。到了十八世纪末，清朝的政策已经造成了甘肃省内相当程度的市场整合。同样的政策也将用来拉近新疆与内地的关系，而规模更甚于甘肃。

一七五六年的赈灾

透过检视一七五○年代乾隆的军队对甘肃粮价的影响，我们可以更了解军事后勤对西北农业的影响。因为乾隆野心勃勃的作战与对当地食物供给的重大压力同时发生，官员必须同时处理军队的补给还有赈济当地的农民人口。

一七五四年，甘肃的粮食收成相当好，但是随后就开始逐年减少（参见附录D）。一七五五年 *的收成从七点五到八点零，而一七五六年的收成平均为七点五，但是一七五七与一七五八年的收成则降到六点五的危急水准。一七五九年的情况最糟，平均五点五表明几乎整个省都面临旱灾（参见第十章“一七五六年的赈灾”的地图与附录E）。幸好，后来的三年收成好转，但是一七六三年又是另一次饥荒。然而到那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干旱在后来几年也持续侵袭，但它们并未造成同样的影响。一七五九与一七六○年的粮价冲上了高峰。依照我的计算，与平均水准银一两九分相较，一七五九与一七六○年之旱灾与军事压力的平均效应使得粮价高点较之增加了银二两一钱，而粮价低点则较之增加了银一两一钱九分。42

虽然我们没有完整的文书证据，我们还是能追溯这些年里清帝国官员在西北所进行的大规模赈灾活动之梗概。他们利用手头上一切手段来确保农民能够得到赈济而军队则能获得配给。

一七五六年对西北的官员而言是一段忙碌的时间。皇帝派遣了大军追击蒙古台吉阿睦尔撒纳，但是为了追击他，清朝的将军们必须在中央总部巴里坤建设马匹、粮食与士兵的储备，而几乎所有这些补给的运输都会经过甘肃。幸运的是，虽然有某些县受到灾害侵袭，但这一年甘肃的收成是最充裕的。在该年年中，当这些叛徒似乎已经被捕获之后，皇帝便下令撤军，但阿睦尔撒纳又脱逃，这对于这些将军而言是莫大的耻辱。43 由于冬天无法捉获阿睦尔撒纳，因此为了明年而积累补给的吃力过程必须重新再来一遍。到了该年年底，黄廷桂已能上报北京，在巴里坤已藏有足够的补给，不需要再从甘肃转运。44 此时，巴里坤的粮食储备已高达两万六千石，而哈密则有八万一千石。

在同一时间，即便整体收成数字平均达七点五，但甘肃仍有廿六个县得到赈济，而陕西则有十三个。在认识到该省军事需求繁重的情况下，皇帝蠲免了甘州、肃州与凉州该年的税赋，并且也取消了其过往的税额。陕西在获得总值十万两的收成后才得以填满其粮仓，而甘肃也同样有着好收成。

一七五七年，阿睦尔撒纳仍旧在逃。一开始清朝担心他会逃往哈萨克斯坦人处，但是哈萨克斯坦的阿布赉汗后来归顺了大清，并且保证会协助搜捕阿睦尔撒纳。即便哈萨克斯坦人后来成为军马的重要来源，这些作战仍旧必须基本仰赖从中国内地积累的补给。为了准备明年的作战，甘肃获得了两百万两银以支付军事支出以及进一步的税捐蠲免。45 总督黄廷桂要求增加额外四到五百万石的粮食分配作为军队口粮，但这个要求遭到否决，但是朝中的官员们了解到甘肃无法支持大量的军队。他们为一七五七年制订的战略为集结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在巴里坤，他们有能力快速移动，并且在补给要求尚未过重以前能够确保胜利。透过将军队维持在较小规模的情况下，皇帝认为他能够避免来自内地省分的批评。46 四至五千人的军队给养能够透过将陕西的粮食拨往甘肃而得到解决。

然而，一七五七年的收成较一七五六年来得糟，而一七五八年的收成依旧不佳（参见附录D）。粮价攀升（特别是在甘肃西部的各府）不仅威胁了当地人口的生计，而且也增加了补给巴里坤和伊犁驻军的成本。这些补给除了粮食以外，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物资。在巴里坤的军队需要三万匹马，但是甘肃仅能供给其中的一小部分。47 大多数的马匹来自陕西，经由甘肃转运到新疆。每匹马八两银的官方价格相较于市场价格过低，因此必须提高到十两银。48 牛只对于农民而言至关重要，即便官方价格已经从四两四钱提高到六两，但仍旧不够。官员必须为每只动物支付八两银，但是他们也得到指示不得过度购买，以免增加当地人口的负担。

当收成不佳时，运输成本也随之提高。在河西，军队运输粮食的正常价格为每石每百里费银二钱，但是在该年这个价格涨了五成，达到每石每百里费银三钱。49 在甘肃东部，虽然从泾州到兰州要经过陡峭的山路，但成本却较西部为低，为每石每百里费银一钱六分，但仍旧比正常价格来得高。50 从四川出发的运输成本波动幅度为每石每百里费银一钱一分至一钱六分。51

与日俱增的收成灾荒同时影响了士兵与平民。52 安西的驻军通常都会以银钱在肃州购买粮食，但是这一年由于价格过高，他们必须预先借贷四个月的粮食作为军队的口粮，以每名士兵一石六斗计，为冬天做好准备，到了春天再做购买（每年给予士兵的平均粮食配给约为五石）。53 军事配给制度的运作就如同常平仓一般，在缺粮时期维持住市场需求，希求在收成改善时能够重新填满粮仓。

面对着一七五八与一七五九年逐渐严峻的饥馑征兆，甘肃省的官员展开大规模的赈灾行动，在受害最严重的地方蠲免了该年的税赋、拖欠税额以及未偿付的借贷。54 这些蠲免包括了地丁、耗羡以及养廉银，还有粮秣及耕种所需的种子借贷。由于甘肃受害过于严重，连一般不会蠲免的耗羡附加税都在蠲免之列，总额高达银三万三千四百两与粮食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石。西部地区如甘州、凉州与肃州都面对最繁重的军事要求，而且获得最多的免税待遇。

当然，蠲免税赋只会对未来造成影响；它们无法取代实时的赈济。直接发放赈灾物资之举始于一七五七年末，对象为受到霜雪与冰雹还有因山区暴雨而造成的洪流侵袭的廿二个州县，但是严重的旱灾则仅仅发生于安西的部分地区，包括十一万三千九百亩的军田。55 一七五八年开始在全省大规模发放赈灾物资。一开始在粮价较低的地区（例如宁夏与巩昌）还可能买到粮食供运输到缺乏灌溉农田的其他地区。巡抚吴达善估计一七五八年年中会需要粮食五十万石与银三十万两以供赈灾。他也表示该年甘肃无法提供被分派的军事补给配额。56 然而，运输成本是如此昂贵，即便在该省，在当地以高价购入粮食都还是比较好的选择。例如，从巩昌运送粮食到肃州，每石要费银四两。

在甘肃的正常做法是将赈灾物资一半以实物发放，另一半则以银钱发放。官方换算比率通常为银一两折粮一石，但是如今由于粮价高涨，分别在甘肃东部比率提升到银一两二钱折粮一石；在甘肃西部则是银一两三钱才折粮一石。因为军事补给的额外负担，皇帝又每石提高一钱，分别是一两三钱跟一两四钱。这些比率表明清帝国期望军队购粮对该省的影响为粮价的一成以下。57

然而，一七五八年总督黄廷桂坚持要求在仍旧买得到粮食的地方，将所有的赈灾物资改以银钱发放。他预期从邻近省分运来的粮食将能补足缺额。事实上，将所有的赈灾物资全数以银钱发放是不可能的，但是黄廷桂的提案表示了赈灾物资的发放朝着进一步货币化的方向迈进，以及灵活运用传统规则的努力。58 一七五九年间，他于春季在土壤因过于干燥而不适合马上种植的地区发放银钱贷款，供农民购买种子。59

到了一七五八年年中，贷款与赈灾物资已经在甘肃境内的六十三个县级单位中的廿三或廿四个进行发放。60 赈济的规模明显不足，有官员担心会造成动乱。皇帝警告其属下官员应该要宽厚仁慈：“各省偶遇灾荒，匪徒纠伙持械，夤夜劫夺财物。地方官每援照饥民爬抢问拟，借口矜恤灾黎，实长劫夺之风。嗣后应照强盗律科断，若实系灾地饥民，抢夺粮食，并无器械，人数无多者，应令该督抚，酌量情形，援案声请。”61 比起担心群众动乱，皇帝更担心的是地方官员拒绝赈灾之举。*就我们所知，在这些饥荒年间，甘肃并未出现大型暴动，但是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一七四九年，超过一千人的群众聚集在某些县衙前要求减税与发放粮食。领头人为“劣绅”，可能是当地拥有较低等功名的人。群众很快便散去了，但是军队被要求警戒以防止进一步的冲突。62

当一七五九年春季逐渐来临时，农民面对着重要时刻，此时年冬天所种下的作物仍未发芽，而田地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夏季的种植了。他们称之为“青黄不接”；法国农民则称之为“接合”（soudure）。每年的这个时候，粮食存量触底，而价格则攀升。过去四个月使民众撑过冬季的赈灾之举如今必须延长三个月以上，因为丝毫没有要降雨的迹象。同一时间，政府的粮仓也出售存粮以降低粮价：小米每石银二两四钱，而小麦每石为银二两二钱。63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长久以来得到皇帝信任的西北总督黄廷桂过世了。由于他管理作战后勤的表现极为出色，这使得他的死亡成为一大打击。巡抚吴达善如今被擢升为总督，奉命严格遵循黄廷桂定下的前例。64 然而，兰州的粮价持续节节攀升，这可不是什么吉兆。为了避免增加地方市场的负担，军需官奉命不得在当地市场购买粮食，并且分发口粮实物作为补给。65

当价格涨到每石超过四两银的最高点时，官员拼命地想要引入商人，让他们带着粮食进入该省。66四川是邻近省分中生产力最高的，而且粮食可以走水路进入甘肃南部，但是运到该省其他地区的陆路运输成本极高。从陕西略阳（位于边界上的嘉陵江上游）走陆路到甘肃，约有一千两百至一千七百里远，单单如此就要花上每石二两银的运输成本，还要另外加上走水路抵达略阳的运费。由于陕西在与甘肃接壤之边界上的粮仓拥有一百二十万石的存粮，因此从陕西取得大量的粮食补给来提供甘肃，再用四川的余粮来缓解陕西的缺粮，这样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陕西自身也面临着收成危机，因此它的税赋也得到蠲免，但是它最多仅能运送四十万石粮食给甘肃。最终，有超过二十万石的陕西粮食被分配到甘肃的粮仓。67

这种复杂的跨省转运系统不仅仰赖政府运动，也仰赖商人与消费者对于粮食市场的预期。如同一位官员所指出的，“纵使覆计运费与陕省现价不过相等，而市肆间米价日增，驵侩即不得居奇。盖藏之家亦必闻风出粜，于平价办公，均有裨益。”68 陕西的粮食输入可以视为是一种刺激经济的投资机制，创造了米价即将下跌的预期心理，因此刺激有粮食的家庭将家藏的粮食大量变卖。同一时间，从四川来的补给也能减轻陕西对失去重要存粮的不满。担心“愚民怨恨”本地粮食被运走，造成粮食封锁，显然是皇帝与官员共同的忧虑。在这整场危机当中所浮现的担忧在于“内地民情观望，恐拨运繁多，或不免张皇失恃”。69 在清帝国的许多其他区域里，粮食封锁时常发生，作为外地商人来到本地市场的反应。70 透过宣布四川的粮食补给即将来到，官员能够在陕西操纵人们的预期心理，并且希望能将粮价维持在低档。71

就在同时，官员们坚持粮食短缺必须透过“多方”来纾困。其他状况较好的省分则被要求为了这些受灾的地区节约粮食消费。织品制造者则被要求节约消费，并且将他们的生产盈余送往甘肃，这样人们就可以将他们的钱花在粮食上。72

当物资补给不足时，官员会寻求其他方式，包括公共工程与仪式行为。他们会聘用受灾的农民来建造城墙，实行“以工代赈”的做法。73 回想一七四四年大华北地区的粮食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清政府在直隶赈济了超过一百六十万人，皇帝还斋戒，举行祈雨仪式，并且赦免了因为微小罪名而被囚禁的犯人们，以获“彼苍仁爱”。74 当一七五九年农历四月到七月间开始下雨，官员和农民才放下了心头大石，准备种植夏季作物，期待秋天的丰收。75 但是他们大失所望。雨来得太晚，而一七五九年的秋收又持续处于受灾级别。许多在夏季重新播种的田地后来都荒芜了。

清帝国的其他地方有许多也同样受灾。在一七五九年的大半时间里，直隶与山西面临着降雨不足的问题，可是等到好不容易降雨了，而他们也获得了不错的收成，却又遇上了大批蝗虫从河南与直隶侵袭山西。山东有十六个县需要赈济。陕西除了要支持甘肃以外，还必须将其常平仓的平民存粮转移给军队的粮仓。76 浙江也出现粮食短缺，但是在江苏与广东购买赈灾用的粮食将可能造成粮价上涨的威胁，所以从湖南沿江而下运送十五万石粮食给浙江。若没有湖南的大规模粮食增产，长江下游的大多数地区都会苦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而湖南的粮食增产，则是长江下游的热心移民将长江与洞庭湖畔的淤积开垦成农地的结果。77

在这场危机中当局的首要目标是“军需与农业两无贻误”。通常只仅供民用的常平仓储粮，有一部分必须转作军用。到了一七五九年的农历五月，甘肃已经用去了其民用与军用粮仓总储粮两百万石的一半。78

军粮的人均需求较民间饥荒的赈济量来得高出许多。一名士兵每日的配给量为八合三勺（大约重八至十斤）的生小米（供煮粥）或每日一斤面条与面包。79 而发给民众的赈济粮食则是最多每日五合。每月军粮配给的平均量为四斗，或是每年四石八斗，而成年平民每年所获得的赈济粮食则为一石八斗。80 通常八成的军队配给会以银钱支付，两成以实物支付，但是由于在地方市场购买粮食将会使粮价水涨船高，所以士兵们会得到预付的粮食以撑过冬季的月份。例如，在靖远的驻军，他们会从县里的粮仓释出粮食一千石到地方市场上，如此军队就可以购买粮食。小麦与小米的价格已经涨到每石四到五两银；交易价则被定为每石二两二钱到二两四钱。81 一七五七年，政府从甘肃东部运入粮食五万石到甘肃西部，满足了该省军队的需求，但是一七五九年，额外的补给必须从陕西运入。82

甘肃官员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粮仓存粮才得以避免饥荒。到了一七五九年农历一月，两百三十五万石的存粮已降到一百二十万石。83 之后在一七六三年的报告中显示这些粮仓的存粮降到多么的低。经过了一七五八与一七五九两个荒年后，甘肃的总存粮降到四十九万石。到了一七六三年，它们仍旧无法回复到一七五六年的水准三百三十万石。甚至名目上的两百九十万石存粮还包括了尚未收回之贷出粮食一百二十万石以及已卖出但尚未回购的粮食五十二万七千石，因此实际上的存粮仅有一百一十六万九千石。这份报告显示了甘肃粮仓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从未能达到其目标数额四百五十万石，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存粮被相当积极地用来作为粮食歉收时的赈济物资之用。在丰年时，其存粮可以达到超过三百万石，使得甘肃省成为整个帝国人均存粮最高的省分之一。

总而言之，由于资源极度受限，西北的官员们设计了一套高度介入性的赈灾体系，这套体系仅能勉强救助当地人口。军事动员与旱灾使得帝国的粮食供给在其最贫困脆弱的内地地区极度受限。赈灾的官员穷尽一切手段运送粮食：粮仓、引入商人、跨省转运、祈雨、公共工程、减免税赋、贷款以及粥厂。在这个案例中运用所有方法来达成目的，因为安全的幕后考量迫使武官与文官必须一起努力来赈济农民与士兵。在未来，这种合作无间的情况则变得少见。

第十一章货币与商业

清朝的市场与其他的市场一样，都是人为造成的，而非与生俱来的。这个体系的运作并不完美，而它也不会自然而然成长。就如同民族主义者的目的论一样，自由放任派的神话也将市场视为连续成长的有机体。这个神话同样也忽视了市场体系的偶然特性，及其对制度脉络的依赖。帝国政府以特别手段促进市场的成长，这些手段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探究。1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促进市场的措施与国家的安全需求两者之间的关联。

自十六世纪起，美洲新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也有助于地方性与区域性市场的整合。针对十八世纪不同区域间的粮价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农民与商人对远距离的市场条件有多么敏锐，以及价格差异如何引导粮食流动来弥补收成不足。2 从我对甘肃的分析中发现，这些整合的趋势甚至延伸到西北。雍正皇帝对于内地经济的顾虑比对于边疆补给高出许多，他坚持有让资源“通”的需要。当事情与粮食和白银贸易相关的时候，他坚持各省的官员不应有“此疆此边”的意识。乾隆皇帝可以立足于十八世纪初期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他的官员们出于军事需求而购买粮食时，市场则回应之，而地方的粮食短缺则可以透过进口来补足。

由于市场需要金钱，中国官员在讨论货币供给与商业的关系上有着悠久的经验。统治者不能仅靠命令就让金钱流动；他们必须想出诱因来引导商人把钱带到边境地区。货币政策与安全目标彼此密不可分，形塑了边疆的战争与金钱论述。在此，我将考察三个面向：一、货币政策的军事动机。二、在货币流通中所展示的，高度地方化的市场与跨地域贸易共同存在。三、国家政策对边疆的货币整合所造成的影响。

金钱在边疆（从宋代至明代）

古典文人与王朝统治者都承认管控货币供给对于维持社会经济秩序而言至关重要。3 从汉朝开始，受国家控制的主要货币形式为“钱”，其为圆形而中有方孔，由铜与其他金属（锡、锌或铅）的合金制成。以一千枚钱为一串的硬币则被用来做为所有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透过增加铸币厂的产出或是改变硬币的金属成分，官员可以调整流通中之货币的数量与品质。国家调整货币供给的目标有二：获得利润，以及稳定市场以确保人民福祉。它可以直接从铸币税（seigniorage charges）中获利，即在铸币厂铸造钱币的成本与流通货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间接来说，当税赋以金钱收取时，国库可以从全国的商业扩展中获利。对于农民而言，若是他们的作物越容易进入市场，那么他们付税就会更加容易。

然而没有任何王朝能完全支配金钱的使用。商人、消费者与农民只会使用他们所信赖的货币媒介。国家的背书并不总是足够确保一种货币得到使用。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的矛盾效果在于，有高价值的货币会被囤积起来，而真正流通的则是伪币和劣币。当金属本身的价值超过钱币的价值时，那么含铜量较高的钱币就会被熔化。而铸币厂则会想要制造含铜量较低的劣币从中获利；然而，就长期而言，超量制造劣币将导致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消除了国家的短期获利。探讨货币政策的作家们常常辩论如何获致下列三者之间的平衡：即政府的财政需求、市场交易的稳定，以及无法控制的货币媒介需求之波动。他们谴责那些操纵货币的“囤积者、投机者以及制造伪币者”。对那些不懂或无法控制货币动力的官员来说，这种一般的刻板印象仍是有用的替罪羔羊，就像今日恶名昭彰的“苏黎世侏儒”*一样。自治的市场则持续地平衡官方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大约从一○○○年至一七○○年左右，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所指出的，国家逐步丧失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而让位给市场力量。最“根本的货币政策再定位”发生于十七世纪初期，标志了“国家主权最终将货币事务让给市场”。4 非铸币白银的兴起，违抗官方的强力主张，成为铜钱以外的货币媒介，代表市场交易对国家政策的胜利。大多数的官员与货币分析家反对使用白银，因为开采成本太高，其制作也不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而且他们担心白银短缺将会伤害商业经济。

然而，在十六世纪时，白银从美洲新世界涌入中国市场，以回应快速商业化的中国经济对金钱的渐增需求。由于在中国白银对黄金的价格较世界其他地方来得高，故欧洲与日本商人乐于将白银带来中国。在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至少有七千三百公吨的白银流入中国。自十六世纪中期至十八世纪晚期西班牙属美洲的银矿总产量将近三十亿披索，或是七万五千吨白银，其大多数最后都流入中国。除此之外，还有超过一万吨的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5

在十五与十六世纪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中，当明朝政府将其所有的税赋都改征白银时，它就成为了白银经济的积极拥护者。许多学者悲叹金钱对于社会价值的影响渐增，这表现在对商品消费的狂热以及逐渐恶化的贿赂与腐败上。一位不满的士人张翰（一五一一至一五九三年）就曾叹道：“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6 他们无法否认大量流入的贵金属形成了一条“银线”，不只加剧了社会转型，更将中国与世界经济绑在一起，难以逆转。

近来研究美洲白银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学者们，开始认知到中国作为世界白银水库的重要地位。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甚至视白银流动为决定世界政治与经济事件周期的单一因素。7 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作者都将中国视为单一的白银黑洞。我们知道大量的白银经由东南沿海流入中国，但是我们对于它如何在帝国内部流通仍然所知甚少。帝国的很大一部分仍旧位于商业交易主导的白银区之外。即便明朝官员要求一条鞭法改革在全国通行，但是这些改革对各个区域的影响都不大一样。除此之外，中央欧亚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在明朝的掌握下，而且通行完全不同的货币制度，这些制度则是沿袭自蒙古帝国。不过，就长期而言，边疆安全需要货币整合才能达成。

我先简单交代一下，清代以前中国政府设法将安全与货币结合的企图。自宋朝以来，国家的货币供给政策就强烈表明了支持边疆防御的需求。王安石于一○六○年代所提倡的农业商业化政策就着眼于确保较高的税收，国家因此得以支付在北部边疆战斗的军队。虽然他的言论大多强调“人民福祉”，王安石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透过提倡商业交易以创建军事力量。宫泽知之（Miyazawa Tomoyuki）主张驱使宋代经济货币化的主要动力乃是国家需要金钱来支付给在边疆的军队。盐茶专卖与商业税捐都能透过市场以动员商人来为安全目标服务。8

安全目标也驱使国家背书的纸钞得以发明，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货币创新最伟大的贡献。原先商行会流通纸币以便调整其总帐，而不需要携带笨重的硬币四处旅行。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其方便性，遂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由国家背书的纸币。纸币似乎解决了国家如何对市场施加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同时增加了货币流通也提高了税收。然而过度发行纸钞而缺乏白银或铜钱支持的做法实在相当诱人。此举可以暂时增加税收，但最终会使纸钞贬值，直到它们变得一文不值或是激起强烈的通货膨胀为止。宋朝与元朝在一开始发行纸钞时都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最终它们都屈服于过度发行纸钞的诱惑，因此使它们的纸钞变得一文不值，并导致经济崩溃。元朝开始在中国使用大量白银，而明朝在一开始的失败实验后，统治者完全抛弃了纸钞。

晚明的统治者面对的安全挑战日益升高，在西北边疆有蒙古入寇，而在东北边疆则有逐渐强大的满洲国家。它们试图透过两种手段来满足其财政需求：征收高额的加派饷银，并要求以白银支付，以便支持在西北边疆的军队，另外则是增加铜钱的生产。增加铜钱生产的目的在于从铸币生产中获利，但是其利润微薄，而且当劣币生产越来越多时，大多数的利润都被铸币厂的地方民众所侵占。而这些加派的饷银则变成朝廷中不同党派争辩的主要议题，而且受到全国纳税人的抗议。由于造成明朝崩溃的反叛，源自于得不到薪饷的西北边疆驻军，这些加派显然未能达成其目的。

总之，没有任何意图从操控货币中获利的政府政策能够收到良好的成效。纸币发行与铜钱劣化都是意图透过运用国家权威来决定货币媒介的价值，以便抵抗或欺骗市场参与者。一如万志英所描述的，“货币国定理论”（theoretical cartalism）作为古典货币思潮之一，主张国家可以独立于市场力量之外将金钱的价值固定下来。这种发行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努力只有在国家已经在市场中具有足够的权威才有可能奏效；它们无法拯救一个已经失去信任的国家。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边疆的军事胜利。粮饷充足与训练精良的常胜军队能够为任何王朝增添合法性，并且使其财政努力更可能成功；而屡尝败绩和防卫性的军队则会侵蚀对国家长期稳定的信心，而有关应当采取何种危急的财政与货币应急措施的话题，则会激起热烈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军事考量将会影响货币政策，而非如官员所想的反其道而行。军事安全与征收税捐可能会产生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货币与财政改革无法拯救一个对其边疆失去控制的国家。

边疆在货币政策中也以另一种样貌出现──不仅是军事冲突的竞技场，而且也是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即便当它们受到军事管制，这些区域相较于内地核心地区仍旧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边疆官员常常试着与内地创建更为紧密的联系，其方法包括鼓励商品、商人与金钱流入边陲地区。然而，统一货币标准证明是一件让人沮丧的苦差事。宋朝从未统一过其货币。在整个宋代，不同的地区通用不同的钱币：四川的体系与内地其他地方分别很大，而云南则使用玛瑙贝壳的情况与中国之间的链接相对较远，反而与缅甸和南亚更密切。明朝则偶尔会努力开设铸币厂以便生产更多铜钱，但是开采铜矿的地点主要在西南地区，开矿以及将铜运到内地的成本相当高，这使得明朝在短时间内就放弃了这些企图。铜的稀缺一直是明朝苦恼的问题。讽刺的是，即便云南已经开采铜矿，当地仍然持续使用玛瑙贝壳作为当地的货币。西北地区在十五世纪仍旧位处铜钱流通区之外。明代的作者们注意到陕西的当地民众使用布匹、粮食与白银，而非铜钱在当地进行交易。万历年间的铜钱大贬值计划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改变。官方原先一五七六年在陕西开办了一所铸币厂，但是到了一五八二年就关闭了。9

明朝整合边疆的另一个主要措施则是在边疆的茶马贸易，接着推行官方许可的商屯。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动员长江下游商人的资本为边疆军队提供粮食、盐与布匹的努力，确实增加了土地开垦的投资，但是他们似乎并未使边疆经济货币化，这是由于这里大多数的商业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所致。

因此，我们不应夸大十六世纪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因为商业繁荣而需要白银的地方只占中国广大土地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则仍旧是自给自足并且尚未货币化。即便在长城沿边有着大量的军事驻军，只要军队的需求一般都以实物供给，地区性的商业经济就不可能产生。明朝的官员勉强接受了白银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抱怨其有害的社会影响，而且表达了对于伴随而来对于国家丧失控制的挫折感。清朝则更为全心全意地欣然接受商业经济，并且将金钱的影响力推到其最远的边疆上。

整合与稳定

十七世纪展现了一场有趣的插曲，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改朝换代，而货币政策则仍旧波动不定。此时浮现了三大议题：一种由前明异议者提出的极端提案，主张完全废止使用金银；“熟荒”的问题，即货币短缺似乎导致了贫困，即便收成甚佳；为时甚长的“康熙萧条期”（一六六○至一六九○年）。这三大议题都与帝国各区域未能完全整合为单一货币区有关。

黄宗羲身为前明遗民，而且批评帝国专制不遗余力。他在一六六二年写了《明夷待访录》。他在书中概述了历朝货币的历史，而且提出了激进的建议：完全禁止金银在经济中的使用。根据黄宗羲的看法，在元代以前，并不以金银当作本位货币，但是元朝放弃铜钱，改以金银作为价值储备，而发行纸钞为流通媒介。明初曾经禁止使用金银，但是允许民众以金银交换钞币。“则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如今白银单独作为征税与市场交易之用，“以为天下之大害。”就黄宗羲看来，白银的稀缺是贫穷的基本原因，因为白银被大量送至北京，“如水赴壑”。在承平时期，大约有两到三成的白银会回到民众手上，但是“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10 土地的价值与价格跌至过去的一成以下，因为市场上缺乏货币。

黄宗羲的解决方式是废止使用金银，并且生产更多的铜钱以减轻交换工具的短缺。在没有金银的情况下，贫富之间就不再有那么大的差距，而且富裕之家也不会再积聚金银。因为铜钱不方便携带，民众就不会离开其家乡。在黄宗羲的理想中，社会就会回到地方上的自给自足与平等状态。

倘若有些人赞赏黄宗羲对专制的批判，那他们也需要记得他反商业、反货币的偏见。与近代自由主义者不同，黄宗羲并不认为限制权力的集中化与市场经济的成长两者能够相容。在货币政策上，黄宗羲也是清代的明遗民与批评者当中最为激进的；顾炎武也赞同黄宗羲的一部分看法，但仍旧允许金银在经济上占有一席之地。黄宗羲的讨论表明他对仰赖更大的外在世界的强烈拒斥。他正确认知到白银作为一种舶来品，既可以轻易流入中国，也同样可以轻易流出中国，而其供给则不受政府的控制。其他的作家们试图平衡金钱供给，而又能保留交易经济，但是黄宗羲为了追求平等与稳定的益处，愿意完全放弃跨区域交易。

事实上，他所展望的理想经济确实存在于遥远的中国西北部，就如同十八世纪初帝国的调查者所发现的一样。在当地，官员发现很少有富户，财富的贮藏也很少，地方贸易也相当有限。许多评论者跟黄宗羲一样，将边陲地区较为简朴以及非商业化的生活方式，视作乱世的解方。到了二十世纪，顾颉刚也把粗旷、纯粹的西北标举为美德的来源，当作解救中国免于外国侵略与国内动乱的良方。11

黄宗羲的看法在他有生之年几乎无人知晓。帝国官员与经世学者们同意他的诊断，而非他的解决方案。他们同意货币短缺造成十七世纪晚期价格的通货紧缩，但是其中许多人将通货紧缩归罪于贸易受阻，而非贸易成长。安全顾虑再度介入了经济政策：康熙皇帝为了防止商业资源流向郑成功政权（一六六一至一六八三年统治台湾），颁布海禁封锁东南沿海，并将沿海民众内迁。许多学者主张这种贸易禁运会伤害整体经济，而不仅仅是东南地区，因为此举会关上白银流入中国的大门。事实上，一六八八年德川将军禁止白银出口可能造成了更大的影响，而万志英主张导致萧条的原因并非货币短缺，而是生计危机。12 但是官员的理解则不尽相同。在这个案例中，官员们反对为了军事扩张的利益而伤害国家的繁荣。虽然明代士人与官员对白银的影响有所疑虑，因此支持封闭东南沿海的贸易，清代作家们则反对帝国的政策，强烈主张开放东南沿海。江南士人发现其商业利益受到帝国贸易政策损害后，成功于一六八四年使政府解除了该禁令。

贸易是战争与外交的一种常见手段，而拒绝给予敌人补给则是削弱其力量的有效方法。但是，今后清朝的军事将领与官员必须关注他们的经济政策不会伤害地方民众的福祉。无论其真正的原因为何，康熙萧条期的经验警醒了官员，他们将新的地区并入帝国时，也有需要保护商业利益。

十七世纪的第二个问题“熟荒”也涉及边疆政策。我们已经见到这种扰人的现象发生在十八世纪甘肃的情况；在十七世纪，熟荒则更为常见。由于所有人都相信繁荣有赖于良好的收成，在丰年反而贫困增加，似乎显得难以解释。熟荒发生的时间为丰收时节，因为丰收使粮价降低，而且粮价低到使一大部分的当地民众不足以维持生计。粮价暴跌对仰赖出售作物、没有存粮的农民伤害很大，而当农民失去收入时，缺乏耕地的佣工也会失业。即便在粮价处于低档时，难民仍旧蜂拥至施粥亭。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沈恩（Amartya Se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交易权利失灵”（entitlement failure），贫困在富裕时期仍旧存在，因为穷人缺乏资源去购买或是以劳力获取粮食。13 在康熙朝，许多人将熟荒归罪于货币短缺，而解决方法则是投入更多金钱到地方经济中。以工代赈是一种增加就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还能提振货币流通并且赈济穷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清朝的赈灾政策似乎是令人吃惊地早熟，领先现代福利国家数个世纪。14

一七三六年，当甘肃正苦于这类熟荒时，货币短缺就与市场整合链接起来了。15 赈灾官员们认识到这种灾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甘肃孤立于帝国的其他地区以外。当地民众没有存粮，而商人也没有购买他们的粮食，而当地又难以进入。如果西北能够与帝国其他地区整合起来，商人就会蜂拥至当地购买粮食，将金钱导入地方经济，并且恢复交易。这些官员拒绝了黄宗羲的孤立村庄理想；他们知道这种田园地方在灾害面前不堪一击，即便在收成好的时候亦然。

清朝应对熟荒的方式显示，他们逐渐意识到粮食收成、粮价、货币与福斯福祉之间复杂关系。不同于明代怀有矛盾情绪的作家们，清代的作家们始终在推动商人进入边远地区，以便将这些地区拉入更广阔的商业交易圈中。16 从某一方面来说，国家让渡了许多自身的特权给市场力量；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自身控制力，以看不见的手来确保更大圈子的领土能依附于内地。然而，这种对市场的偏爱并不代表完全的“自由放任”。官员和经世学者必须小心监督货币供应以避免福斯受苦。然而，与近代国家不同的是，他们能用的货币工具相当有限。

清朝货币政策的基本动机是维持铜钱的稳定价值，稳定在理想价值为一千铜钱比一两银的比例上。17 与许多明朝官员不同的是，清朝的作家们并未拒绝白银经济，而且他们排除了复用纸钞的可能。白银流动不在官员的掌控范围内，虽然它对于地方财库之间税收的跨区转移以及长距离的商业活动而言至关重要。政府控制铜钱的发行，但它也面对着一些困境，包括粗铜的稀缺以及伪币的猖獗。铜钱的价值波动很大，端视铜与银的相对供给与市场上对于货币的需求而定。

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主要的问题在于铜钱过于廉价。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江南，需要用超过两千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18铜钱价低的原因要归罪于市面上存在大量的伪劣币。雍正的解决方式是谕令官府以白银买入伪币，并且将其重铸为高质量与标准化的官钱。这项政策在各地都遇到了困境，但是在边疆则受到特别的问题所困扰。甘肃省的张姓布政使被告知要以两万两银购入伪币，但是他提到甘肃白银相当短缺，能用于这方面的就更少了。铜钱不仅可以用来纳税，也是平日生活所需，而民众则习于将官钱与伪币一起混用。他最多只能拿出五千两银的额度。张姓布政使建议在战争结束后，扩大地方的铸币生产。19 他已经发现了甘肃经济的两大重要特质：白银流入的影响相当有限，以及对钱币的大量需求。只要伪币能够满足做为小规模交易媒介的重要需求，那么它就不会从流通中被逐出。

十八世纪初期，巡抚石文焯发现地方官府在省内的多数地区的经济都以铜钱，或甚至是粮食运作。20 收税者会面对三种不同的货币区：东南地区以白银缴税，中部地区以铜钱缴税，西部地区则以粮食缴税。铜钱在甘肃中部价格低廉，市场价约为一千零七十文至一千一百文钱换一两银，但是它无法在县衙兑换为白银；那些需要白银的人必须付额外的运费以便从遥远的钱庄获取白银。

在十八世纪，清朝官员费尽心力创建统一且高品质的铜钱，以作为整个帝国交易的标准单位。透过说服市场接受高品质的铜钱，他们希望能促进广大地区的交易整合，确保稳定的政府收入，并且消除铸造伪币与积存铜钱的恶习。他们几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到了十八世纪初期，铜钱变得稀缺。原因之一显然是商业化程度提高导致市场对小额兑换的需求成长，这也是由于政府铸币厂无法制造足够铜钱所致。随着混杂不同比例铅锡的伪币大行其道，在朝中针对“钱贵”问题也引发了激烈讨论。21

铜钱对白银的比价在十八世纪开始升高，达到了六百至八百文钱兑一两银的程度。22在官方看来，昂贵的铜钱会损害民众的福祉，因为这会导致在日常使用中越来越难获得铜钱。当然，它也会降低税收负担，因为税捐是以白银来缴纳的，但是官员们显然认为这种情况弊大于利。钱贵问题与十八世纪通货膨胀的来袭同时发生，由于白银进口再度开始增加，因此很难解开其原因。官员们倾向将此归罪于常见的嫌疑人：即屯积铜钱的富人，是他们导致了铜钱供给无法进入市场。正如同他们采取防阻囤积粮食的政策以处理粮食短缺的情况一样，他们也试图强迫富人将其积存的铜钱释出。铸币厂也增加其铜钱产量，但是皇帝在一七五二年的一道谕旨中，担心铜钱贮藏不断增加仍旧会减少流通。他的目标在于“国宝广为疏通”，而其方式则是劝诱富人交出其贮藏的铜钱。23 他下令各省进行调查，以确定钱贵的影响范围与原因。

来自西北的报告再度阐明了边疆的特别性质。陕西与甘肃的富户相当少，而且也绝少贮藏铜钱。当地民众卖出粮食以换取铜钱，但只用白银缴税。当他们购买田地时，价格低于十两银时，他们会参用铜钱与白银；当有大额交易而价格高于十两银时，则改用白银。商人随身会带上数十至数百串铜钱，但是他们会常常让这些钱流通。其兑换比率从七百八十钱至九百钱兑银一两不等，这个比率不算太高。由于官员相信“囤积之恶”只会发生在富人身上，他们决定放这个地区的人们一马。国家只会惩罚那些贮藏大额铜钱（超过百串）的人。

赋税也必须要针对非货币化的地方经济做出调整。一七五三年，只有甘肃与西南的云南和贵州省的地丁银以粮食缴纳的额度高于白银，其中又以甘肃的比例最高，达五○八比二九九，或是一．七比一。有六成三的甘肃税赋都以实物缴纳。24 到了一九○八年，甘肃仍旧收取了三亿七千万石的粮食作为税收，相较之下白银征收的赋税则有五亿三千两百万两。粮食税收若以市价换算，则相当于白银税收的一．三倍。25 一九○八年，新疆所有的税赋几乎都以粮食或牧草形式来征收。当地没有地丁税，而金钱税收只有九万两。以市价换算的话，实物税收占了新疆土地税的九成。由于这两个省分大部分的税赋来自实物，商业税与捐纳在货币供给上的占比也就比其他地方来得高。

这些报告也符合黑田明伸（Kuroda Akinobu）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铜钱在地方市场上流通以满足日常需求，而白银则仅仅用于跨地区贸易与纳税。26 随着乾隆年间钱荒蔓延到全国各地，铜钱的价格也上涨了。一六九六年一千一百文钱能够兑换一两银，但是到了一七○一年，只需不到七百文钱即可兑一两银。作为回应，清朝下令启动铸币厂，开始自宋朝以来规模最大的铜钱生产。但是其努力却因为三种因素而受限：铜的短缺、铸币生产的高成本，以及无法防止伪币氾漤。27政府将高品质的铜钱分发给士兵与官府雇员，但是这些铜钱并未流回官府手中。它们仍旧在地方上流通，而且并未创建统一的货币标准。含有铜、铅与锡成分不等的伪币与官钱一起流通，而由于铜的短缺，官钱自身也参杂了铅与其他金属而劣化。

尽管清朝努力创建通行整个帝国的货币体系，并让这个体系符合逐渐成长的商业需求，但是货币流通仍然分隔为两个领域。未经铸造的白银作为价值贮藏，以便用来作商人汇兑与跨省区的赋税交易之用，而铜钱则仍旧局限在高度地方化、缺少外界链接的市场，用来交易日常消费产品。

黑田明伸的分析有助于解决在研究中国市场整合上遇到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西北特别明显。一方面，价格相关性的证据显示，整个帝国各省、各府之间存在高度的市场整合。28 另一方面，地方研究常常会发现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受到显著阻碍。29 两幅甘肃的粮价地图展示了这个矛盾。第一幅地图提供了一七三九至一八六四年期间的价格相关性（参见下页的地图8）。如同我在其他著作所讨论的，这些链接得出的结论是，商品与金钱在省内各个区域之间的流动相当自由，创造了一个互相链接的贸易网络。然而，如果我们将一七五九与一七六○年两个荒年排除在外，价格相关性显示在市场之间存在着很少的链接（参见下页的地图9）。哪个才是正确的图像呢？

其实这两张图都是正确的，但是理由不同。在第一幅地图中价格的共同变动并非全省共同收成状况的结果，如同我先前曾经主张的，因为收成和天气在全省内部相当不同。此外，如果价格只回应共同的收成欠佳，那各府的价格应该会彼此高度相关，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价格相关性确实显示在各个府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系统而相连的模式，但这些流动在危机情况下最为积极。在饥荒年岁时，官员会同时进行两种介入，一方面开仓粜米以平抑粮价，另一方面会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到需要的地区。大规模的跨府际粮食运送都以白银支付。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些关联中显而易见，但是它也与私家贸易齐头并进。然而，在没有危机的年岁里，大多数的日常商品贸易仍旧局限于地方市场，这个领域则以铜钱为大宗，价格整合也就不存在了。

各府之间的银两价格相关性说明了清朝经济的重要特质，但是无法显示较低层级市场的情况。经济整合就像一张在帝国的广袤区域中展开的细网，由官方与私家的粮食与金钱移动所支持；但是这种行动仅属零星、偶发的，特别在边陲地区更是如此。帝国的逐渐整合也并非不可逆转的线性趋势；在十九世纪，许多整合的趋势都出现了逆转。王国斌（R. Bin Wong）与我已经指出，长江中游与江南因为稻米出口贸易而创建的链接在十九世纪衰微了。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也主张在中国南方，长江下游以外的地区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因为人口与资源迁移到该地以及与江南的链接逐渐松弛。30 随着帝国的水利基础设施日渐废弛，华北许多地区也跟核心地带失去了链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山东被画分为数个不同的货币区，就如同甘肃在十八世纪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它已经回复到边疆的状态。31

西北与中心的链接总是比中国南方来得松散，而且更加仰赖国家。这个区域的货币流通问题及其粮食市场的部分整合表明对帝国经济统一的显著局限──这些局限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会变得更为明显。对边疆货币政策的综述强调了区域差异在市场整合当中的重要性，以便总结帝国整体的情况。

在讨论过甘肃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回合：兼并新疆。米华健（James Millward）出色的研究，已经描述了清朝在征服新疆后为了整合新疆所采用的政策。米华健注意到边疆条件对于行政改革的特殊影响，他主张皇帝鼓励一种“创新的政治文化”，鼓励官员打破成例。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灵活性是一种“财政与政治必要性的产物”。32 在新疆的创新包括了罕见地高度仰赖贸易所得收入，更加仰赖商人来支持征税，并且将政策目标对准改革当地货币，以便将当地市场与内地链接起来。

对于边疆刺激新的想法一事，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也要强调新疆的新政并非在征服之后突然“重新”提出的。它们的根源都可以上溯到清政府征服新疆前在西北地区所采取的举措。新疆的行政官员都和甘肃有关系，他们会利用他们的经验来设计让新疆附属于内地的方式。

商人捐纳是支持甘肃与新疆的关键因素。在征服新疆的头几年，长江下游的商人们捐献了一百五十万两银以庆祝皇帝的胜利，而在整个十九世纪，商人捐监与捐官的资金对于缓解新疆长期的赤字相当重要。33如我们所见，甘肃的赈灾基金相当仰赖商人捐监的金钱。在富足有余的省分与贫困边陲的省分之间的协饷，将大笔资金从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省分转移到西北与西南边疆省分。经由甘肃转往新疆的协饷，在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期每年达八十四万五千两至九十万两银，到了一八四○年代则高达每年超过四百万两银。然而，正如米华健所提到的，这些钱还不足以满足当地伯克们的支出，他们仰赖从突厥斯坦属民以粮食与当地货币普尔钱（pul）征收的杂税。与甘肃的货币体系有点类似，新疆的财政与货币流动也被区分为由中央核准的大额省际转汇与地方官员地方化、“补充性”的非法苛捐杂税。34

对于新疆的清朝官员而言，他们的主要货币任务是要将这个区域与中央欧亚的链接重新转向与清帝国接轨。新疆是个比西北来得更为复杂多样的货币区，而且它们分别面朝不同的方向。中国的铜钱在东部哈密与吐鲁番的绿洲流通，但是在南疆流通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货币──普尔钱。准噶尔蒙古已经开始将这个区域的货币统一起来的进程，其举措是将流通的普尔钱收集起来，将其熔化，并以新的硬币取代之。一七五九年，清朝也继承了准噶尔的做法，在叶尔羌开设了铸币厂，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硬币，一面镌有“乾隆通宝”四字，另一面则以满文与阿拉伯文镌有“叶尔奇木”（Yarkand，即叶尔羌）字样。在整个十八世纪里，其他的铸币厂也生产额外的货币。如同西北的情况，稍晚一点，伊犁逐渐成长的商业经济也造成了钱币严重短缺，导致一七七五年清朝在当地直接创建铸币厂生产真正的中国铜钱。然而，与甘肃不同的是，新疆并未仰赖从远处输入铜，而可以从当地的铜矿中获得。35

在新疆与内地，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一直是让人关切的事。“腾格”（tänggä，明显是从蒙文的“钱币”〔tängge〕衍生而来）是突厥斯坦东部称呼五十普尔钱单位的用语。清朝官方将一腾格等同于一两银，但是军机处同意其官方兑换比率可以根据市场兑换比率进行调整。米华健称此举为“与中国本部政策的大背离”，因为在中国本部维持了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两银的固定比率，但事实上我们在西北也曾经见过类似灵活性。36

在六城（Altishahr）地区，普尔钱兑银两的汇价波动相当激烈，一年内的波动范围可以从一百兑一两到二百二十兑一两，显示当地市场尚未完成紧密整合。37 同一时间，当地官员可以从调整汇价中获利，以便支付许多行政开销。因此，新疆的证据更能支持黑田明伸的论点：地方货币区的分隔受到地方政府自治而增强。清朝的货币政策在新疆整合上只取得有限成度的成功。它将这个地区从跟中央欧亚的关系中拉出，但保留了地方市场，并未将之与内地紧密链接。

价格相关性显示粮食市场也有同样的结构（参见地图10）。在新疆我们有价格资料的八个城镇，加上甘肃的安西，这些都是被广大沙漠围绕的绿洲城市（参见表13）。粮价曲线在聚集于今日乌鲁木齐之绿洲中的三个城镇（昌吉、阜康与迪化）自然是彼此相近。然而，奇台、辟展与吐鲁番这些城市在沙漠中距离乌鲁木齐约有两百公里远，它们的粮价与乌鲁木齐地区也有紧密关系。很明显，这六座城镇都属于一个共同市场网络的一部份。然而，最让人惊讶的是，宜禾（巴里坤）位于乌鲁木齐将近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离吐鲁番也有三百五十公里远，但是其粮价曲线仍旧与这些地区相当接近（p ≧ 0.80）。这个联结乃是军事需求所创造。巴里坤是清朝在十八世纪作战的驻军主要集结点，而吐鲁番则是重要的次级集结点。这两个绿洲之间有个相当大的军事交通，有大量的补给需要从巴里坤运到吐鲁番。乌鲁木齐则是个更大的绿洲，更能自给自足，但是吐鲁番也面对着维持该地人口与大量驻军给养的问题。来自巴里坤的补给使得吐鲁番能够满足自身需求并且与西边的乌鲁木齐维持贸易关系。来自巴里坤的军事补给支撑了这七座城镇的交易网络。

沿着甘肃走廊往下走，就会碰到哈密与安西这两个更远且孤立的绿洲。无论是乌鲁木齐，或是经由甘肃走廊往东南方链接的内地，都不大影响这两个绿洲的小麦价格。虽然军队口粮沿着甘肃走廊输出到巴里坤的仓库，但是他们并未创造回流到甘肃的连续商业流动。只有得到大量补助的军事补给线才能克服转运的高成本。商人虽然会跟随着军队，但是民间贸易并非常态，不足以使新疆成为帝国整体真正的一部份。

此后，新疆的经济整合仰赖于大规模的国家介入，甚至较甘肃为甚，但是国家的基本目标是让新疆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仰赖内地。东部绿洲的交易网络受到军事运输的支持，并未紧密附属于内地。

总而言之，新疆得到了来自内地的大量补助，但是也发展了自己的创新财政政策。清朝官员试着用一系列的实验措施，把新的边疆与内地结合起来。不过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新疆是清朝第一处以商业税作为该省财源的地方。后来，这项政策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以厘金之名而为人所知。新疆从未自给自足，因此它对于国库而言是一大负担，但是它也从未透过私人贸易与内地真正整合起来。地方贸易在该省内部相当兴盛，但是从内地运粮到当地并非有利可图之事。这种部分整合的情况说明了清朝于十九与二十世纪设法抓住这个地区时所遇到的困境。

商业作为战争武器

商业对清朝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而统治者运用商业资本与商业技术时也颇具灵活与创意。他们相当仰赖商人来运输军事补给。商人们会在主要的军营附近设立市场，提供口粮以外的重要补给品。操控贸易流动的方向也是清朝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当蒙古部族向满洲人投降时，第一项任务就是画定草场边界并且限制他们的移动以便将蒙古人固定于各处。第二步则是增进与内地的贸易链接。蒙古人必须为军事用途提供坐骑，但是他们也会提供牲畜与皮毛来交易粮食与其他日常用品。在蒙古人向清朝归顺后没多久，汉商就开始深入蒙古领地了。38 蒙古王公与僧侣和商人因为债务关系创建了紧密的链接，而这也让他们仰赖来自内地的资本流。有些学者主张部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王公富足而一般牧民却受苦。39 尽管证据相当稀少，但显然并不是只有菁英才能够参与市场。归顺清朝的蒙古人失去了经济自主与地理移动力，以换取和平、物质商品以及利弊参半的“文明教化”（用汉人的说法）。

准噶尔人同样也日渐将其经济眼光放在中国市场上。虽然他们在十八世纪初期持续探索贸易的多重来源，望向俄国、中亚以及西藏，但是中国让人无法抗拒的财富还是把他们拉了过去。在一七三四至一七五五年的停战期间，为了满足蜂拥到边市的准噶尔人之需求，给中国商人与官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清朝将准噶尔人视为“向化”的朝贡者，他们来给仁慈的皇帝进献礼物。与准噶尔互市并不像明朝边疆贸易，后者是对蒙古高度有利的一种不平等交易。清朝的驻军与商人从准噶尔人带到甘肃肃州的牛羊中受益很多。对准噶尔人而言，无论他们所获得的是白银或是江南绸缎，他们也从贸易中获利不少。利用边市贸易，清朝官员维持来自内地移民生计的压力得以减轻，同时又能够鼓励内地商人增加对边疆经济网络的参与。官员努力降低商人所冒的风险，包括提供贷款、代付运费，以及协助准噶尔人与其供应者之间的沟通。

最终，清朝还是看重战略目标更甚于经济。在乾隆朝，统治者们愿意满足准噶尔人日渐增长的要求，但是他们总是有切断互市这个选项，以便控制这些蛮夷。就如同面对俄罗斯人一般，他们会透过将时开时闭的方式来执行其政策。边疆民族被认为是本性贪得无厌的，但是最好将他们的贪欲导向物质利益而非战争。不过，即便他们减少军队集结，边疆官员们还是会小心护送这些外来商人，怀疑他们会趁着经商之便进行间谍活动。

此后，贸易转向海上商路并未对中亚边疆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它也不是蒙古衰微的主要原因。从十七至十八世纪，边疆贸易持续繁荣，甚至有所增长，因为清朝统治者们小心运用他们对大陆贸易的控制来争取游牧民的顺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转向官方的边境城镇，但是同样的商品与商人沿着这些地方移动。在十八世纪后期英国人抵达广东以前，海上的收入对清朝而言并不重要。到那时，满洲人已经有了广泛的知识来运用贸易操控狂暴的蛮夷，而且他们会将在西北所学到的教训应用在华南沿岸。

一七五七年，哈萨克斯坦左翼的首领阿布赉派遣了一支使团，希望能跟清朝创建贸易关系。正在进行西征的皇帝非常高兴见到，一支过去从未与中华帝国创建联系的游牧民族如今前来“归顺”（在他看来）。哈萨克斯坦人也承诺提供一项重要资源──马匹──以合理的价格售出，以交易内地的茶叶与布匹。隔年，官员们与哈萨克斯坦人创建了贸易关系，之后持续了九十年未曾中断。

米华健和几位出色的中国学者已经针对这种贸易做了详细讨论。40 它变成一种合作性的官方与私人交易，并且将长江下游的织造厂与西北边境城镇链接起来（参见表14）。主要的贸易起先在北疆的乌鲁木齐进行，后来改到伊犁进行，但是丝绸也运送到南疆的城市。在北疆贸易是以布匹交易牲畜，主要为马与绵羊。哈萨克斯坦人提供远较内地便宜的马匹，而驻军迫切需要这些坐骑。因为长长的牲畜队伍被驱赶着从西北方跨越炽热的沙漠，这累倒了许多马匹，也使大量绵羊倒毙。约有两万七千至两万八千只绵羊死于从巴里坤前往远西的军营路上。

在南疆，商人以布匹交易钱币（普尔钱或白银），后者则用来从吉尔吉斯斯坦人* 与当地突厥斯坦人手中购买粮食与肉类。南疆贸易的动力源于从内地运送粮食的成本极高：在陕西或甘肃购买粮食要花上一至二两银，但是将其运到六城地区则需要花费额外的二十两银。41 交易量在最初的三十年内达到最高，到一七九六年为止，平均每年交易六千七百六十匹布，而一七八○年则达到最高峰。随着整个十九世纪北疆的贸易量逐渐衰退到维持在每年平均约两千匹布的水平，南疆的贸易开始成为主轴。哈萨克斯坦人会订制他们喜爱的特别样式的布匹，大部分是较为便宜、颜色鲜艳的缎或丝绸，这些都由江南织造官员“办就解送”。在苏州，有二十万名工人在官员监督下在三万台织布机上制作丝绸。42 不过丝绸并非一定直接来自这些织造厂。它也可以外包给当地家户或是从私家市场上直接购入。43 这些丝绸在装箱密封后，在官方的护送下运往边疆。从下订到收到成品要花上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官员们会小心翼翼地在路上护送这些货物。

在双方贸易上，官员们被下令要以市价交易，这样方纔“两得其平”。44小商人也被欢迎参加。军事补给的重要需求驱使着军事将领、地方官员与商人各类身分的人通力合作。同时，清朝将新疆的经济与内地链接，并且甚至将其商业影响力延伸至远西的中央欧亚。哈萨克斯坦人将自身重新定位，从原先其它中央欧亚国家的供应者手中，转向为越发仰赖中国商品了。随着这种需求从游牧菁英扩及一般牧民身上，他们订了更多更为粗糙而便宜的丝绸。当俄国人从恰克图获取中国商品的管道被切断之际，哈萨克斯坦人也将其部分产品卖给俄国人。*

直到十八世纪末以前，就如同先前的准噶尔人一样，哈萨克斯坦人尚有回旋空间，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则屈服于俄国的扩张下。清朝并未抵抗俄国并吞哈萨克斯坦，而是将哈萨克斯坦贸易维持在长期低档。这种贸易也未能完全支撑清帝国在新疆的统治；这个地区一直长年赤字。但是这个贸易网络在溪边画定边界的同时，也定义了与内地的链接。

朝贡与边疆贸易

在此讨论的边疆贸易，也意谓着用新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费正清简单的中外关系模式中，所有与外人的贸易都以“贡”的成规来处理，这种中国中心式的概念，强调皇帝的至高地位以及允许外人前来进献礼物的恩惠。45 米华健与其他学者已经充分证明了此一概念的不足，它未能掌握清帝国与所属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

朝贡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例如，新疆绿洲城市的伯克们其实是清朝官员，他们却向皇帝“朝贡”，但是哈萨克斯坦马商则否。即便哈萨克斯坦人“贡马”的形象出现在郎世宁的著名画作当中，乾隆皇帝明确地宣示哈萨克斯坦商人不能被当作贡使对待。因为他们只是商人，故清朝官员不需要负责他们的旅行与住宿开销。当时，贡使不一定只是“外人”，也不是所有的贸易都是入贡。46 每种清朝的贸易关系都需要在特定的经济需求、文化定义与安全目标的个别脉络中进行协商。

狄宇宙已经主张过我们不仅必须从帝国中心检视朝贡的诸种行为模式，也应该检视它们如何在边疆接触地点实施。他提出了朝贡作为“环境”的概念，它环绕着清朝在其边疆的所有关系，包括了商业、安全与仪式关系。47 我更倾向称之为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为了参与者的多重目的而服务。48就像“洋俓滨”（pidgins）或是在所有多重文化接触地带的贸易语言一样，朝贡论述允许大规模的商业交易，用形式上的表达掩盖了其参与者的不同自我认知，但是又允许各方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由于米华健与狄宇宙的研究都局限在一七五五年征服新疆以后的时期，所以他们并未讨论，这些不同的外交与商业安排如何从清朝扩张的早期过程中发展起来。清与准噶尔关系强烈制约了新疆在纳入清朝控制后，清朝对待新疆各民族的方式。

准噶尔贸易也有助于澄清中国商人从边疆带回什么的“谜题”。答案是比他们带去那边的东西少了许多。由于西北市场有限，而且准噶尔人通常都带去一些需求很少的“无用之物”，故商人很难盈利。甘肃确实有些产品是内地需要的，例如著名的香烟在江苏、四川和广东都有销售。49 一七七○年代以后，玉变成向东贸易的重要品项，而且是非法收益有利可图的来源。50但是在此之前，清朝官方的介入解决了这些问题，代价是动用国库的款项。给商人的预付款通常并不会被还清，而债务则会被免除，因为官员们需要吸引商业资本。有时准噶尔人会承受损失，因为他们必须将商品廉价出清。然而，当他们把所有健康的牲畜送到清朝驻军时，清朝官员也会补偿生病或死亡的牲畜。尽管官方努力限制白银流失，但白银还是持续流出边界。就国库的立场，补贴贸易固然是直接损失，但是若将军事占领的财政成本纳入考量，这种策略就有间接获利。国家透过引导内地商人与边疆官员合作与游牧民进行贸易，得以减少从内地输入补给的成本，因此也减少了维持其远方驻军的成本。哈萨克斯坦的绢马贸易就从这些早期的经验中发展出来，并且成为跨越西部边界、系统而持续的贸易体系。

中华王朝一再希望能以内地产品交易两种帝国自身无法生产的重要商品──其一是马匹，但这种希望通常都不大成功（另外一种商品是白银，一开始从日本获得，后来则是从美洲新世界获取）。唐朝后期的统治者们花费了大量白银从回鹘人手中购买马匹（参见第一章）。宋朝与明朝的茶马贸易也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包括了官员努力压低游牧民货品的价格、贪污，可能还有罗沙比（Morris Rossabi）所说的“儒家对商业的鄙视”。51在宋朝与明朝，确实只有低级官员才会被指派到这些低下的职位上。米华健主张清朝与哈萨克斯坦的马匹交易，相较之下确实成功创建了长久而公平的贸易关系。因为这项事务由高级官员监督，贸易关系的处理也较为实际，而且“满洲人对马匹知之甚详”。而持续关注贸易的潜在原因，是清朝军队对于足够牲畜供给的重要需求。然而，所有这些特质也都可以用来描述清与准噶尔的关系。52

另外两种特别情况使得哈萨克斯坦贸易“去政治化且公平”：清朝在最后的军事战役中对新疆控制的不确定性，以及内地对这些战役开销的批判。53这两种因素也同样适用于停战期间的准噶尔贸易。战争开销让皇帝疲于应付，内地的怨言也需要他有所回应。于是皇帝允许官员可以灵活适应商人们的要求。双方开始热烈的讨价还价：准噶尔人原本漫天要价，但是在清朝官员的坚持下同意降价。对这些官员来说，他们无法强制别人接受人为操控的低价，而且必须回应市场需求。强制把价格固定在低档已经妨害了宋朝与明朝的茶马贸易，因为游牧民会寻找开出较高价码的私人买家。准噶尔人与哈萨克斯坦人都发现官方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他们到边市来，并随着时间而增加供给。私家商人则维持着足够的影响力以提供竞争压力。

与准噶尔的贸易在初期确实造成了麻烦，当时腐坏而无用的商品在仓库中堆积成山，但是后来商人更少带着稀有物品，仅以携带牲畜为主。清朝与准噶尔和哈萨克斯坦双方的贸易经历了一段互相适应的类似过程，各方会先决定对另一方的需求为何。很快地，商品的明细会从边界官员传送到内地商人手上，而官员则会供给与需求出现差错时做出补偿。

然而，一如范金民所指出的，清朝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越来越朝向真正的商品交易，而官员则直接涉入其中。54在清朝与准噶尔的贸易中，官方的主要目标是稳定；而实际上的获利或损失则在其次。官员在给予商人预付款亦后就“站在一旁”不加干涉。在清朝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中，官员与商人两者都对市场需求反应快速，因此能保证“公平交易”并且确保双方的利润。

比较清朝与哈萨克斯坦人、准噶尔人、俄罗斯人与英国人（在广东）的贸易互市，有助于我们说明这些关系的特色。就清朝看来，这四种边疆贸易分别位在光谱上不同的位置，一端由安全所驱动，一端则由利润所驱动。与俄罗斯的贸易完全是出于安全利益：俄罗斯商队带到北京的豪华毛皮，即便在满洲贵族中也少有穿戴者。相较之下，准噶尔人所提供的马匹与牛只在西北具有真正的价值，然而清朝的首要目标则是以贸易来驯服这些游牧民。与哈萨克斯坦人的贸易则落在准噶尔与广东贸易之间。对哈萨克斯坦贸易比较偏商业导向，而非政治导向，官员也更看重利润，但对马匹的需求依旧是贸易的主要动力。广东贸易为皇家提供了可观的利润，而未提供战略商品，并且让官员与外商之间产生了亲近的合作关系（新疆的玉石贸易也为皇家提供了利润，同时也预示了广东贸易的情况）。55准噶尔人与俄罗斯人对于清朝的边界明显是军事威胁；他们需要强制力以及物质收益刚柔并济，来引导他们行为合宜。官员对哈萨克斯坦人也会使用居高临下的言词，但并未视其为主要的军事忧虑。在广东贸易初期，鸦片尚未成为主要商品，官员只是觉得英国商人贪得无厌，并不把他们当成危险。随着西北扩张获得成功后，危机感也逐渐消除了。

哈萨克斯坦人被视为以往未曾与清朝有所接触的民族，但是清朝对准噶尔人则是知之甚详。如皇帝所强调的，与哈萨克斯坦人贸易不应视为“羁縻”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是用来制服难以驾驭之民族的，而应该视其为与帝国范围以外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然而，有些现代学者会过度引申，将哈萨克斯坦人纳入清帝国之内。例如徐中约（Immanuel Hsu）便在所写的现代中国史教科书中，将哈萨克斯坦人的领土都纳入一七七五年“中国影响所及地区”的一部份。清朝确实确认了哈萨克斯坦的部族领导权，但是到了一七五○年代它已经在其扩张上画出了一道清楚的界线：蒙古及帕米尔以东的突厥斯坦为其势力范围，俄罗斯人与哈萨克斯坦人则否。56

然而，准噶尔人并非仅仅是帝国范围以外的商人。他们是满洲人的头号大敌。清朝原先是否打算永久停战？想像一个以阿尔泰山为界的稳定边疆，以及一个持续独立的蒙古国家是否真有可能？我发现这种方案不大可能，特别是考虑到乾隆皇帝利用准噶尔内部分裂，将之迅速消灭的行动。即便准噶尔人不再具有威胁性，且贸易关系又相当兴盛，但清朝不会容忍一个敌对的蒙古中央欧亚国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清朝对地缘战略采取了文化的，甚至是族群的定义。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被包含在一个普世帝国当中；但是其他民族则未必需要如此。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各个主要的中央欧亚团体在与清帝国的关系中已经获得了明确地位：蒙古人已经被收服或灭绝；俄罗斯人则由一条固定在地图上的边界所分隔开来；哈萨克斯坦人在尚未画定界线的地区上进行贸易，但并非征服的对象；突厥斯坦人则以帕米尔为界被分隔为东西两部。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被视为中亚民族最终团圆在三重文化的清朝菁英怀抱。贸易、安全与族群定义，三者一同决定了谁在帝国之内，谁在边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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