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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37-82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

    (公元前31-公元22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因此,在旧大陆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般的法则。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仍存在着违背这个一般法则的明显表现。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统一,也将印度的这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同大夏统一起来。它使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来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乱状况,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纪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纪,从前属于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巽加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过去的首都华氏城,今为巽加王朝的首都。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中,有一个希腊国王曾一度占领华氏城,但贵霜帝国却从没有向东南方扩张到那么远。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现在处于另一个后起的王朝统治之下。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它象巽加王朝一样强大。但次大陆的南端,象过去一样仍为许多小国统治着。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建立了国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盘。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的领地,是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区。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贵霜帝国的疆土之外。未包括在任何一个帝国之中的另一块旧大陆文明中心地区,就是尼罗河上游。前面已经提到,法老时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图,在中王国时期已经推进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国时期到达了纳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崩溃以后,纳帕塔成为后继国家之一库什的首都。库什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度过灭亡的危机幸存下来,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把埃及本身置于库什王国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时间,库什王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越过纳帕塔,到达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汇处的右岸,即到达了麦罗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库什王国的首都也从纳帕塔移到麦罗埃。

    比起纳帕塔,麦罗埃具有3个优点。麦罗埃地区尚有降雨,而在纳帕塔则完全依赖人工水利工程供水;麦罗埃有丰富的铁矿石,为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首都设在麦罗埃的国家,既占有交通之利,又具有农居之宜(1973年被干旱所毁)。这一地带向西延伸,处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热带雨林之间,从白尼罗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虽然库什王国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独立,没有被第一波斯帝国、托勒密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公元3世纪,库什王国似乎是毁灭于非洲蛮族努比亚人之手。

    与此同时,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高原北端,就被来自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的移民占领。也门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处于四个帝国的版图之外。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互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因而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两大相距甚远的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发生彼此间的战争的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就发生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地图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从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西亚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

    四大帝国由3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人们使用这些通道,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或者教士,却很少走完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他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平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从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湾阿拉伯岸诸港出发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海路风险最大,但又获利最多。中经瓦迪图米拉特,连接红海港口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运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或者也许仅仅是由他修整的。这条运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水上直达通道。托勒密帝国具有强大的海陆军力量时,始终控制着红海,并据守着现为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滩头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获非洲象,以用这种象同对手塞琉西帝国的印度象进行搏斗。但在这一时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贸易让给赛伯伊也门水手。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政府开辟了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线,使自己回避了赛伯伊人。不知何时,一位在南部海城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风的季节和方向(”希帕罗斯”也许不是一位希腊历史上的水手的名宇,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长们所能驾驭的季风的形象化绰号)。

    埃及希腊人对季风规律的发现,使他们从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时间大为缩短,也使他们能够直接驶过曼德海峡和印度南端之间的公海,甚至能绕过锡兰,在印度东部海岸的阿里卡马杜尔建立一个货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马杜尔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从这里进入内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就是说,由于贵霜没有进行侵扰,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因而使印度西北部内地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纪,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学会了径直穿过阿拉伯海的技艺。印度水手可以从印度东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驶过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有些印度船员把船开到克拉地峡,把货物运上岸,然后在暹罗湾和中国海岸将陆路送来的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进行不间断的、环形航行,从孟加拉湾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海。如同希腊人渡过阿拉伯海以及更广阔的海域一样,印度人穿越孟加拉湾和更远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战争无关的活动。他们的船不是战舰,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3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象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希腊共同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3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家(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3种变体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却使用希腊语来同母语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拿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亚平宁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贸易和语言可以传递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希腊的观赏艺术以及印度的观赏艺术和社会机构,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观赏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咀叉始罗。咀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之间道路上的犍陀罗地区。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从亚力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劲,这两胜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观赏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绝大多数旧大陆文明中心。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都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在结构上,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东汉与罗马帝国则不甚相似。但在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却都存在政治上权力高度分散问题。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总督或小国君的手中。他们对帝国政府的宗主权,有时只是表面承认,实质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国政府及其附属国的权力,实际上都受到了贵族权力的限制。后者直接控制农民,也就是说,直接掌握一切租税来源。

    从理论上讲,东汉政权是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式的,而实际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为文官的职责与他们作为财产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而他们则把自己的职责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国社会不致崩溃,就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可是过去西汉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实施必要改革的人,却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强烈私利,只会使这种改革依然化为泡影。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公元36年镇压农民起义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更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文官考试也不象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农交给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须纳的税,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北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现在又成为紧靠长城的地区。由于华北注册纳税者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了人头税、劳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公元9-36年),并非注册纳税者数量减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农民大量潜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园里寻求庇护。作为地主的依附者,他们的经济负担要比作为帝国政府的自耕农轻一些。另一些自由农迁到南方。帝国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开垦。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官僚地主的权力首次受到宫廷中的宦官的挑战。184年后,道教领导发起的几次农民起义,也打击了官僚地主的势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农民,而是军阀。军阀同样多为大地主。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发生了汉尼拔战争以后罗马共和国所发生过的事。由农民提供的兵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从贫民中招募的职业军队;职业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军队,因为士兵依赖将军付给他们报酬为生。公元220-222年,东汉王朝终于公开分为3个王国,3位事实上早已瓜分帝国的将军成为三个国王。

    从原则上讲,和同一时期的安息和贵霜帝国相比,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与东汉帝国的共同之处更少。从理论上看,东汉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尽管理论上的政体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醉心于权力分散方面,罗马帝国与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类似。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不然的话,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奥古斯都坚持这一罗马传统,非常愿意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罗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公元前31年以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沿袭黎凡特地区先由塞琉西统治,后来(公元前67-前62年)由庞培掌管的先例,试图把罗马帝国作为自治城邦的联合体组织起来。帝国政府要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它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地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奥古斯都沿着雇佣的职业军队能够防守的地带,将罗马帝国的边疆固定化了。当时的雇佣军队数量很少,少到帝国不断减少的人口仅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也少到使其能够被纳税者所养得起的程度。奥古斯都削减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由他本人及其消灭的对手所征募的),减少到防守新的边疆所需求的最少数量。他没有为纵深防御或储存作准备。假使必须集中一支机动兵刀来镇压帝国附属国的某个地方起义,或者进行内战,那就只有调遣当时据守帝国某段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边界的边防军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3次起义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两次内战,都需要罗马集中大量的机动兵力来对付。

    在南方,罗马帝国发现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缘,有着”天然的边疆”。沙漠之间沿尼罗河而下,直通努比亚下游的狭道,并不难据守。在欧洲大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凯撒,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扩张到莱茵河;奥古斯都又把边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封锁了莱茵、多瑙两河上游之间的缺口,在莱茵河上游的柯布伦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间,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墙。将不列颠岛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国之中后,海边又构筑了类似的人工防御土墙。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从泰恩河到索尔韦一带的防御墙;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东尼?庇护皇帝修筑了从福斯河的弗恩到克莱德河间的防御墙。同中国长城的长度和体积相比,罗马的这些人工防御土墙既短又不牢固。罗马的防御土墙,只是不列颠的大海和欧洲大陆提供的天然壁垒的补充。可是,河流壁垒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虽然在可以航行的季节里,罗马帝国的小舰队游戈于两条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两条河结出厚厚的冰层时更是如此。况且,莱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线,是黑海和北海之间最长的界线。

    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把边界从莱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来缩短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河流边界。但是,由于帝国的人力在前两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中大为减少,因而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如果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就会导致必不可少的军事人员数量的锐减。公元6-9年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对莱茵河与易北河间3个罗马军团的歼灭,使奥古斯都的这项工程无法实施。发生上述事件后无法继续进行易北河边界工程,表明此时罗马帝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一点恰与汉尼拔战争之前和战争中人力资源的丰富形成强烈对照)。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还在继续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征服和兼并,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与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却无法将帝国的东部边界向前扩展,即使已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边,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非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对穷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前面已经提到,汉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公共职责;在东汉政权统治时期,这个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这种道德沦落而垮台的西汉时期,更加露骨和无耻。尽管如此,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

    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埃特鲁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的增长及其临时在位者的任职期限,根本不能适应罗马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行政管理要求。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帮助提供军需品和征集赋税。这些团体拥有管理当时希腊世界的所有专长。他们雇佣了有教养的奴隶和自由民来完成这些管理任务。

    奥古斯都从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那里受到启发,竭力使这些私人团体无法靠损害罗马政府、罗马公民及附属国的利益,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但他照样沿用这些组织。他大规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恺撒户”,作为他个人的行政管理基础。对于原来按政府规定垄断最高两个级别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职位的罗马贵族”权力机构”及其门客,奥古斯都也给予了补偿。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最后,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不得不承担一项奥古斯都原来没有为它设想的任务。对于构成帝国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一直没有打算直接实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对它进行监督。因此,开始时帝国机构的人员数量一直很少。奥古斯都和平的缔造者没有预见到,帝国各个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向邻国发动战争的历史特有的主权被剥夺之际,就会丧失对由他们的社团组成的地方政府的兴趣。公元2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个虚假的表面的黄金时代),地方政府开始陷入混乱,帝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进行干预。

    公元1-2世纪期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大多数地区都已分裂的各个帝国,在公元3世纪又遭到一场灾难的突然侵袭。

    罗马帝国忍耐并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本身,则是在此之前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令人惊异的结局。在罗马帝国这个令人绝望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并于监禁期间死去。就象公元220-222年的中华帝国一样,帝国本身分裂成为3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罗马的财政极度崩溃,一度以货代款缴税,贸易也开始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因为,这里公元前7世纪就发明了造币,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使用金银作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个小国国王在法尔斯突然篡夺了皇权。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类似政变的重演。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皇帝阿斯提亚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诸侯居鲁士取而代之。公元224年,波斯诸侯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国新主人们,把下了台的前任们称之为”鸡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对他们的轻蔑。然而,实际上安息帝国松散的结构又被第二(萨珊)波斯帝国接了过去,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与阿萨息斯在安息帝国最后阶段衰朽不堪的行为相比,萨珊对其邻国的行为更加富有进攻性。但是,在运用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的权威方面,萨珊也不比阿萨息斯强多少。

    萨珊对罗马帝国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引起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罗马政府迫使萨珊皇帝纳尔萨,把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过去割让的全部罗马领土退还回来,并达成关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5个亚美尼亚省份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协议。萨珊成功的侵略,结果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阿尔塔薛西斯从阿萨息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那里夺取了整个帝国,他又通过征服贵霜帝国而扩大了新建立的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也许只不过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于贵霜帝国之上,却没有完全消灭它。因为,位于喀布尔河谷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幸存下来,或者重新出现。贵霜帝国这个残余部分,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袭,直到11世纪才最后灭亡。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3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科,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痛苦是知识的代价”。这一格言是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58年创作的一出戏剧中的台词。这一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这种鲁莽行动预示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即将来临。这样的时代使人遭受苦难,但也给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间并存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中每一帝国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

    在第25章,我们已经对5位伟人进行了一些叙述。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对人类共同遭受的苦难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他们每个人都同本社会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决裂。这种决裂有时是猛烈的,有时又是较为审慎的,但每一种决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赛亚第二”象7个世纪以前的阿肯那顿一样毫不妥协地宣称,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存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已在犹大王国废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圣地,并将从前与耶和华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祗逐出圣殿。这种做法为”以赛亚第二”铺平了道路。)琐罗亚斯德将传统的伊朗众神殿中所有的神祗一概贬为魔鬼,只有”伟大的灵魂”阿胡拉?玛兹达除外。毕达哥拉斯专横地试图改变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致于激起了一场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创建者)对印度传统的雅利安众神殿中的诸神和种姓制度一概弃之不顾。孔子宣称(他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这5位预言家都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5人之中只有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2人认为这种”终极实在”是一个与人同形的人格,他与其他被降格、被遗弃的男女神祗只在两个方面不同:他是独一无二和无所不能的。而且,在琐罗亚斯德的神学中,甚至阿胡拉?玛兹达的这两种品性,在他对尚未征服的邪恶势力进行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只是潜在的。

    随着旧大陆人类苦难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加剧,就导致了与这种”终极实在”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终极实在”不仅应是直接的,而且应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复这样一种观念,即”终极精神实在”必须具有人格,与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种品性。崇拜者渴望成为一个信徒,渴望对”终极精神实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这种渴望又与人类对这种”精神实在”关心信徒的幸福、无疑将会把他们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向往正相一致。满足这种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两种人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世界,”终极实在”的本质与人同形的观念,在哲学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对苦难的反应现在要求恢复”终极实在”传统的人的品性。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中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中国,当地哲学自相矛盾地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论得到了复兴。而且,它们不很明确地倾向于一神论,而不是象犹太人那样成为不妥协的一神论者。在地中海区域,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地区宗教中,有神论也以模糊地主张一神论的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宽容风范得到了复兴,只有最终的胜利者不是这样。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督教继承了母教犹太教宽容的一神论,但它吞没和同化了被战败的宗教对手,就此而论,它又背叛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所有这些成败的宗教都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在大约2个世纪中,四大帝国曾经次第相连,横跨整个旧大陆。公元3世纪,四大帝国相继崩溃。但到3世纪,旧大陆人类长期的精神努力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在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帝国,当地的宗教和哲学都培育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来自旧的宗教,历经选择、传播和调合。传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们。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随后是帝国创建者派往被征服国家的驻军,最后还有商人。永久或暂时迁居他处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区,他们自动地成了这种生活方式在异国多数居民中的传播者。移民们也可能有意识地、熟练地担任了传播他们所带去的精神财富的工作。最后,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们的尊崇,并由传教士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教士和传教士是职业性的,尽管宗教活动不一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国。

    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长长的海陆通道将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出现了各种”混合语言”:例如雅典的希腊共同语,阿拉米语,三种萨珊时代的波斯语,印度方言,公元2世纪在北印度、3世纪在德干地区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语,以及一种汉语共同语(汉字和口语的标准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国获得政治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官员商贾都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交往媒体是造型艺术。这种媒体种类众多。四大大帝国次第相连、并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这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平的短暂年代,旧大陆诸文明中心之间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传导的状态中。

    在由给人以感情满足的新型宗教而产生的选择、扩散、改变和调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腊的语言、希腊造型艺术和希腊哲学一道,对与基督教相互竞争的各种宗教,以及最终征服和吞噬了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进行着”加工”。希腊文化在东部方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遥远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腊式的造型艺术却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种载体,正象在地中海流域它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提供了载体一样。当大乘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传到亚洲东部的时候,它的艺术载体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希腊文化因此也以这种造型形式间接地对亚洲东部产生了影响。在另一个方向,希腊艺术和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的附属物,不断地向西欧和西北非进行着渗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种区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化在某种穆度上使旧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乱时代及其后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尽管每种区域文明的一般风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们却全都从人类历史的前文明阶段继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将宗教因素同该区域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分开来看,这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使得一种区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够与另一种区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适应、彼此吸收。与区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与其他的区域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无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许就是母亲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题。在这种母亲偶像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与童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于人们发现父亲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说,在人们尚未认识到一位女性不与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怀孕的时候。进入意识黎明期后,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母亲必须有一个男性配偶、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的认识却不是原始的认识。起初,母亲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亲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的力量对任何与她有关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结果,一些意志坚强的男神都选择了独身生活。阿吞、阿舒尔、耶和华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母亲、孩子和父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来说有所不同。同一种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这使形形色色的”神圣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种都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区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图景,一种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从另一种文明中得到补偿。

    母亲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她可以是人类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亲。同时,她还可能是大地,大地是众生之母。在所有这些方面,母亲通常都身负养育后代的重望,但母亲虽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却并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众生和人类的母亲科亚特利库埃,古希腊的母亲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亲女神时母,既能创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坏性地和恶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亚细亚的母亲女神赛比利则摧残着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许是孩子和配偶合二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时连母亲之神都可以变得凶猛野蛮,那么气象之神成为一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灾,毁坏庄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提供或控制雨水,带来丰收(所谓”一定的”,是指它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气象之神很适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与父亲之神等同起来;因为父亲的情绪也与气象之神一样说变就变,毫无理性,时而从仁慈宽厚变为粗暴愤怒,时而又从粗暴愤怒变回到仁慈宽厚。这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温柔态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神之神每日每年的运行则是有规律的,太阳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无私地将光和热给予一切生命,我们能以比对大地母亲,更不用说比对气象父亲更大的信任来依靠太阳。但是,由于太阳耳闻目睹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着一本人类道德的帐目。

    其他星体就不象太阳这样令人放心了。行星象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恒星则是无情的;人的命运是由星体的影响未决定的;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

    种子在某个季节死去,以便变成农作物而获得再生。播种的人类要收获这些农作物。人类是这种生殖力的信徒,他们是靠食其肉饮其血为生的。这种力量作出自我牺牲来向人类提供食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使它们作出自愿牺牲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要落在它们的受益者人类的头上。这种力量年年死而复生,充满神秘,这给它的人类信徒以一种希望,即自己在死后也会获得再生。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鸣?难道它不是在折磨着它的人类信徒,使他们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中把各种生物,也包括人类在内,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吗?

    另一个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们可怜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在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于神在法老母亲耳边威严低语而受孕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介入,也没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为。有谁能够知道,在人类和前人类人科的进化史上,上帝的化身这种原始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各种原始偶像并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种子之神和太阳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亲之神可以是一位处女,她的生殖能力无需借助于任何人类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没有父亲。母亲之神同样也可以是一位妻子,无条件地忠于丈夫和孩子。每种偶像的性别也无一定之规,只有一个偶像除外。母亲当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气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数宗教中,太阳是男性;但太阳是遵守规则、公正无偏的,一个男性如果如此,岂不荒谬。赫梯城邦的太阳女神阿丽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阳女神无照大神和德语中的”太阳”一词都是阴性,这才更合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能够在混乱时代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进行了概述。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它们的实际成果。为便于弄清实际情况,我们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依次叙述。

    在中国,当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虔诚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规矩”实际上已经消声匿迹。可能在孔子时代以前,”天”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内函。根据汉武帝时期登上权力舞台的儒家学者-官员-领主阶层的说法,”天命”是赋予一个皇朝以统治权的委任状。其实,天命就是一种人命,由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授予,也可以由他们收回。在中国建立这种虔诚宗教的唯一现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开化的各地流行的大众崇拜。公元前221年中华世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已经为这种崇拜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与”钦定”哲学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使儒家学说成为官吏的任职资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种哲学,成了一种冒牌的东西,被不恰当地掺入了大众宗教的因素。道家学说的掺假则更多。道家哲学一贯主张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在儒家学说吃不开的时候,正适合道家的繁荣发展。例如,道家学说在汉朝伊始刘邦治下处于优势,公元2世纪,当儒家学说3个世纪萎靡不振的经历已经表明它滥用了自己在行政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时,道家学说再次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道家学说得以复兴,成为一种深奥的哲学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种大众宗教,这种宗教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公元184年发生的向东汉政权发出挑战的两次流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领袖。

    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变形为一种宗教,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还是受到起源于印度,从上座部佛教哲学发展出来的虔诚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结果?到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已经渗入了中国,因此并不排除存在着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无疑,后来当大乘佛教涌入中国达到高潮的时候,经过农民起义的失败幸免于难的道教确实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和组织,为这种印度系数的不速之客制造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它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始终如一,未曾出现过背离现象。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结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义上,这种发展的累积效果却造成了一种变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个人的涅盘,因为他虽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范的感悟,却不能请求佛陀本人给予精神帮助,因为佛陀本人一旦达到涅盘,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盘也是大乘僧侣的最终目标,但对这些僧侣来说,更重要的目标却是成为菩萨,而且他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应的诸位菩萨寻求帮助。在一位菩萨的帮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实现直接目标的希望,这个目标不是达到涅盘,而是进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们进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萨,就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经到达了涅盘的门口,只要他愿意,立即就可以进入涅盘。但是他(象佛陀本人那样)却向愿地作了另一种选择,推迟进入涅盘,以便帮助他的同伴。从’原始偶像”方面来说,菩萨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菩萨在中国改变了性别,摇身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灵观音菩萨。在中国自东汉政权垮台后,出现了一种对母亲女神的迫切需要,观音菩萨不期而至,适时地担任了这个角色。菩萨无私的同情心唤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并推动他们努力追循菩萨的榜样。事实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乱时代应运而生的那种虔诚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后最初2个世纪内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里,当地佛教哲学中的说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于向大乘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时代,印度教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它虽然是逐步发生的,但也导致了一种变形。在这里,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背离现象。这里制度上的联系是婆罗门种姓制度。尽管这种宗教的变革复杂多样,婆罗门依然保持着对印度教的控制权。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教中,象在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样,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如果正确地举行仪式,众神实际上有义务给予适当的回答,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家教,其中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对应物。也许早在公元以前很久,这2个印度教的神祗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尽管可能是以别的名义。改变这种崇拜的新特点是在他们和信徒之间引进了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毗湿奴与阿弥陀佛菩萨一样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祗,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罗摩和黑天,但他同样可以化身为佛陀。湿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气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亲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点。他既能创造,也能破坏;他从未有过化身;他的人类信徒听凭他为所欲为的摆布。湿婆是自然总体背后的”精神实在”。他并不特别关心人类的幸福,但人们发现了湿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人本身就是湿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富于战斗性的一神论放了哑炮。正象印度的婆罗门攫取了对毗湿奴和湿婆的虔诚膜拜一样,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袭的伊朗祭司麻葛阶层所攫取。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死后,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顿死后一样,多神论又应长期以来的需求而获得了再生。阿胡拉?玛兹达的精神品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众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爱的前琐罗亚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琐罗亚斯德教转变为一种感情宗教的步骤,但这些最初的步骤却后继乏力,即使被麻葛阶层掺了假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从未完全赢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区,即使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内,在面积上并不比印度或中国更大。但是,在这一地区政治上被统一在波斯帝国、以及最后被统一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以前的时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却远远小于印度次大陆或中国。伊朗以西这块相对狭小的地区至少生长着5种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而且,这5种文明尽管并肩而立,彼此相连,却又风马牛不相及,从外部风格到内在精神都大相径庭。因此,当混乱时代的经历要求有一种能在感情上使人满足的宗教之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非常活跃。这种影响是由于上述5种区域文明之一希腊文明显而易见的精神贫困而引起的。的确,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并不象同时代的中国那样缺少土生土长的精神源泉。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国而在黎凡特地区开创的新时期里,至少有两大希腊宗教仍然保持着活力: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亲;她的女儿科瑞就是死后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种子之神。加入秘仪保证使人死后在极乐的另一个世界获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与湿婆相对应的神。他体现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尼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上,埃勒夫西斯秘仪流传了下来,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获得了积极的再生。

    与此同时,人们的私生活宣称,根据权利它反对公共事业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类的这种精神需要,而不管他们的主顾是本国公民还是异族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雅典,当然也有对狄俄尼索斯的公开崇拜,雅典戏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仪也处在雅典城邦的庇护下,但埃勒夫西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一个雅典那样的主权城邦。它是一座圣城,恰好处于雅典城邦的领土上,由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圣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市。至于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复兴是私人宗教事业的成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广为扩张的希腊时代得以复兴,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们的力量;这种狂热的宗教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后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于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政治上最杰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领土上的酒神信徒进行登记。罗马政府则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的黎凡特地区,以及在政治上并入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都在相互竞争,竞相谋求成为整个这一地区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赢得了这场竞争。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学中早有预示。埃及人相信,一个法老死后,他的灵魂之一,一个可以分开的灵魂就升入天堂,在那里吃掉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神祗。法老吃掉这些神祗对手,并把他们的力量据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话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为,将竞争对手的力量据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叙利亚、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男女诸神,并且把它们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

    在争夺母亲之神角色的竞争中,至少出现了5位候选人。她们是埃及的伊希斯、弗利吉亚的赛比利、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埃勒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和一位女神的化身–加利利一位犹太木匠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由于表现出一种希腊化的伊希斯的性格、形象和品质而赢得了胜利。公元前204年,罗马政府由于从佩辛努,或者是从帕加马引进了赛比利而减轻了汉尼拔战争造成的痛苦。当时,她的本土形象用黑石雕成,由阉人祭司侍奉。当痛苦减轻后,这个从弗利吉亚匆匆迎请进来的客人就在罗马她的流行范围之内陷入了隔绝。另一方面,伊希斯在漂洋过海以前就已经希腊化,成为与得墨忒耳遥遥相对的光彩照人的女神。伊希斯以这种形象成功地征服了罗马帝国。

    在埃及本土,伊希斯是已经死去并已成为木乃伊的俄赛里斯神的忠实的妻子。但这位女神在本地的丈夫是无法带走的。共同为托勒密担任宗教事务顾问的埃及祭司曼内托和埃勒夫西斯派希腊祭司提摩两奥斯将俄赛里斯和一个埃及神祗的牛形化身阿庇斯合二为一,为伊希斯造出了一个可以带走的配偶萨拉庇斯。宙斯的黯然失色(他和中国人的”天”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留下的精神真空,使萨拉庇斯得以跻身希腊的众神殿;但是,萨拉庇斯优美的希腊化形式使他成了希腊的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多余的复制品,而且萨拉庇斯也没有机会取代宙斯成为希腊世界的父亲之神。夺走这一角色的是犹太人专横的民族之神耶和华。

    伊希斯不仅是一位忠实的妻子,还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她将儿子何露斯养育成人,成为复活的俄赛里斯的斗士和救护者。在埃及以外的黎凡特地区争夺儿子之神角色的角逐中,何露斯未能有机会击败玛利亚的儿子耶稣。

    保留下来的对于耶稣的最早记载,是已经相信耶稣象法老一样没有人父、由神授孕于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稣那里,这个神祗不是拉神而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为耶和华的品质象阿胡拉?玛兹达一样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够减轻一神论的精神威严)。根据基督教经卷,耶稣本人否认关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测。根据那些记载,耶稣至少有两次表示他与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观念来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消灭了自我的人,剥去大多数人都有的、掩蔽了潜在的”终极精神实在”的面纱。根据印度教思想中的非元论学派,这种”终极实在”构成一切现象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纱,它就会大放光芒。”终极精神实在”通过耶稣所显示的这种直接幻像,也许就是打动耶稣的非犹太人信徒,使他们向他顶礼膜拜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耶稣本人活了下来,被人们当作上帝来欢呼,他无疑将会否认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像同时代的其他犹太教教士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但照犹太人的说法,耶和华之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彼此亲密、互相信任关系的象征性表示。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的地理和种族地平线仅限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当他派出门徒去远方传道的时候,他指示他们仅向犹太人宣讲。

    耶稣同辈的犹太人没有指责过他离经叛道。由于耶稣不与从前的犹太法权威们达成共识便自行解释犹太律法,他与洁利赛人发生了争吵。耶稣个人不按常规所作的解释大都与循规蹈矩的同辈犹太教教士的解释相一致。当罗马地方当局由于耶稣允许耶路撒冷犹太民众拥戴他为弥赛亚(即犹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将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撒都该人同意这样做。撒都该人有理由认为,处决一个鲁莽的犹太人是防止发生一次犹太人暴动的合法保证,这种暴动遭到镇压,将会牺牲许多犹太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推测,耶稣本人没有提出异议;因为耶稣在很多方面与洁利赛人是一致的,而洁利赛人与哈希芒家族及其后继者奋锐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拿起武器,去反抗允许犹太臣民按照正统的犹太思想信奉犹太宗教的本国或外来的政府。

    在基督教会的正统神学中,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和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使玛利亚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来,伊希斯似乎由于变形为玛利亚而消失了,因为当伊希斯踏上希腊世界以后,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玛利亚其实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这种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着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华与宙斯一样,最初是一个气象之神,由于宙斯不参与竞争,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窦利彻(杜鲁克)罗马化的气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与耶和华争夺这一角色的唯一对手。窦利彻地处交通要道之上,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南北通道与从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通道在此交汇。所以,窦利彻是罗马军队开往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来自东部边界和沿东部边界行动的必经之地。结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罗马军队中的广为流行。他在赫梯当地的崇拜者让他站在一头小牛背上,手里挥舞着气象之神的闪电和双斧。罗马军队中的信徒则给他穿上罗马军装,他一身戎装随着军队沿多瑙河而上,又顺莱茵河而下,并漂洋过海,一直来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颠修筑的长墙。

    多利刻努斯与他的对手耶和华相比占有一项优势。他有一个女性配偶,对等地面对着他站在一头雌鹿的背上。士兵们的妻子也在丈夫身边对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对罗马军队的吸引力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公元2世纪才开始,到3世纪就告结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萨拉庇斯更有活力,却无法与耶和华相匹敌。

    在争夺死而复生的种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赛里斯由于变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资格,安纳托利亚的阿提斯则由于自阉而名落孙山;苏美尔-阿卡德的塔慕斯与苏美尔-阿卡德众神殿中几乎所有的神灵一道日薄西山;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参与了角逐,与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并驾齐驱;但在这场竞赛中仍是耶稣成了胜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们曾看到他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三天得到了复活,还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圣保罗为科林斯人撰写他的第一篇使徒书的时候,基督教社团中已经出现了以蔬菜、面包和酒为代用品食耶稣之体,饮耶稣之血的独特仪式。仪礼上的套语也已经定型。是耶稣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胜利之外又争得了死而复生之神的角色。

    耶稣在争夺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还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对手。他最艰苦的斗争是夺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争夺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残杀兄弟的叔父塞特;还有一位伊朗神祗密特拉,他曾被琐罗亚斯德贬入魔鬼行列,但又从伊朗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并由于与太阳之神和决定命运的众星宿结盟而重新获得了神性。密特拉的运气和多利刻努斯一样是由罗马军队带来的。罗马军队把密特拉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带到泰恩河和索尔韦;但他的好运也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它开始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密特拉就在一场与耶稣进行的战斗中遭到大败。

    密特拉对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方面他与耶稣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献身的无辜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屠夫(或许除非他所宰杀的牛是他本人的幽灵)。其次,密特拉厌恶女人。他没有母亲,还过着独身生活;对他的崇拜与对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顶礼膜拜。耶稣和密特拉一样是独身的,但耶稣有一位象伊希斯一样的母亲,而且在追随者中间也有圣洁的妇女。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中,妇女也占有一席之地。

    是耶稣而不是密特拉成为地中海诸民族的救世主。他们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辈的凡人,也希望这位凡人救世主成为人类中没有财产的多数人的代表,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遭受着人类共同的苦难命运。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个显然无权无势的木匠,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君主。当托勒密一世国王接受了罗得岛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称号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预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称号将被一个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亚洲的那些臣民的一个后裔所继承的话,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

    争夺上帝化身这一角色的角逐则最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罗马皇帝不但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个法老。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继承者(直到奥勒利安放弃了这一埃及人的遗产),将皇帝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成了将整个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正如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它曾把埃及的双重君主制结合在一起那样。罗马帝国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就会对罗马人带给希腊世界的宝贵的政治统一和无价的和平造成损害。

    罗马政府确实容忍了它的犹太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这种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如果帝国将这种恩惠扩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基督教会不受种族限制,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使全人类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让基督教徒明确承认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却让他们对皇帝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基督教的本质。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基督教不愿加以吸收,也无法加以摧毁的一个宗教对手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兴起了三大虔诚宗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论的印度教,象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一样,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宗教,与这一社会的其他制度和结构相联系,虽然印度教的社会发源地非常广阔,就象是整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的缩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的众多派别之一。犹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相信耶稣被处死后获得了再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使邵稣的信徒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本身无疑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它也是令人振奋的。在耶稣坡钉上十字架后,基督教徒的第一个反应是幻灭。正是这种真诚的信念,使他们从幻灭中恢复过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几乎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才相信那个死而复生的同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一直跟犹太教徒们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确实和这些犹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归于泯灭为止。

    一位犹太基督教徒保罗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业绩–将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解脱出来。非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这种宗教而无需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惊人的是,这种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最终成功地使罗马帝国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该教,只有犹太人本身和犹太人的亲密伙伴、信奉耶和华的撒马利亚人除外。

    保罗派基督教将各种非犹太人的地区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败了它们,其代价是削弱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多神论。在保罗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中一样,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种品性–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语和耶和华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稣与法老、恺撤、罗摩和黑天一样成为上帝的化身。耶稣的生身母亲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会也从其组织的效率中获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区的各种宗教与佛教的僧侣制度一样,是没有中央组织的。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地教众在行政上相互独立,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拥有同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拥有自己的教众。他们在地理上与罗马帝国的各个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罗马帝国,在整个帝国规模上使它的地方组织从属于一个教会统治集团。它这种组织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马科斯的世俗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它们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复兴。罗马主教(”教皇”)的长老地位得到了他的东部同僚的承认,但教皇声称自己对罗马主教辖区以外的全体教会成员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这一点却没有被他们接受。

    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惊。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学变形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乘佛教,这也是同样惊人的。大乘佛教作为一种传教的宗教,其力量在于它的信徒愿意与教化所及的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宗教达成妥协。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大乘佛教的宽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异教为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犹太教前身却成了基督教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绊脚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与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灭对手,或是将它们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动声色的时候才能吸收它们。但基督教所吸收的远比它所消灭的更多。事实上,它的传播方式很象大乘佛教的方式,尽管它的官方代表对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转折。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们的最后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21章已经谈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平。中美洲文明的创造者是奥尔梅克人;安第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查文艺术风格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中美洲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座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圣洛伦索,放射性碳测定其可辨认的奥尔梅克风格的文明最初出现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但在更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与安第斯世界的查文”地平线”同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安第斯历史纪年体系的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那么,在紧随其后的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同时达到鼎盛阶段。不过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却将安第斯文明的鼎盛时期提早了约600年,即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中美洲文明的纪年体系是比较可靠的。中美洲有一个未间断的纪年体系,其发明者可能是奥尔梅克人。但肯定被中美洲历史上的古典时代(约公元300-900年)的马雅人所完善。这种被现代考古学家称为”长期计算法”的纪年体系已经与公元纪年体系相对应,其方法是用放射性碳测定从马雅寺庙门庭上横木取下来的大量的树木样本的年代,并将其与雕刻在马雅建筑物上的”长期计算法”的年代联系起来。

    人们已知道安第斯各民族已有了自己的纪年方法。证明安第斯纪年体系的唯一证据,除了放射性碳测定的证据之外,就是安第斯文明遗址上人造物(如房屋和陶器)堆积的层次差别。考古学家通过计算这些堆积物的厚度,保存在这些分层次的堆积物中连续性风格的数目以及前后风格之间的差异程度,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分层。不过,采用放射性碳测定堆积物样本的内容虽然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性的纪年体系,但这些放射性测定法所得出的年代跨度是在约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438年之间,它们与考古学家的估计毕竟相差太大。例如,安第斯文明的鼎盛阶段,即所谓安第斯历史的”古典”或”开花”时期,根据放射性碳测定应定在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而根据堆积物分层的计算则应定在约公元400-1000年。

    这种差异令人困惑不解;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尚不可能精确地判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年代哪一个正确。依据堆积物的分层确定年代是主观性的假设,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用放射性碳测定安第斯文明的年代所依据的样本数量并不多,孤立地用放射性碳确定年代可能与根据堆积物分层猜测年代一样不准确。除非我们了解被测物体的历史,否则就不能毫不怀疑地运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例如,在一座房屋里发现的一根横梁可能是从另一座更古老的房屋里取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无法得出发现这根横梁的那座房屋的正确年代。运用放射性碳确定的年代只有以数量为保障才是可靠的;而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说明安第斯文明年代学的测定数量仍然非常少。因而,关于在公元1438年左右结束的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我们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接受现有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但在心理上要有所保留,认识到随着测定数目的增加,结果可能会更接近依据地层分层法的估计,而与目前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得出的偶然结果差距会更大。

    安第斯文明与中美洲文明是互相独立地生长的,虽然它们互相有影响(安第斯世界的玉米是从中美洲传来的,中美洲的冶金术则来自安第斯世界),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文明的连续阶段应该是吻合的,或者,如果它们是吻合的,为什么这两个吻合的文明又是同时代的。不过,中美洲历史的奥尔梅克阶段和安第斯历史的查文阶段事实上是很接近的一对,在年代上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历史的最后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国家的扩张几乎是与安第斯世界印加国家的扩张同时开始的。它们的开始年代分别是公元1428年和1438年。依据地理分层而不是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安第斯历史的年代,安第斯历史的”开花”时期正好又与中美洲史上的相吻合阶段的”古典”时期是同时的。当然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这两个文明相吻合的阶段为什么是同时的。在本章中我们确定安第斯文化”开花”阶段的正确年代是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而不是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

    在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最早是出现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和邻近的大西洋沿岸,但它从那里向西北传播到墨西哥高原、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显示奥尔梅克人是凭借武力向外扩张的,但是奥尔梅克文明在圣洛伦索和拉文他相继毁于暴力则表明奥尔梅克人使用愤怒的被征服民族的强迫劳动,搬运建造他们巨大艺术作品的大量材料。但是奥尔梅克人既受到憎恨,也被人模仿。大西洋沿岸西北端的奥尔梅克城址特里斯萨波特斯一直存在到大约基督纪元开始,该城被毁的年代是”长期计年法”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年代。那年相当于公元前31年。在特万特佩克地峡以东的恰帕德考佐有一个被确定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6年;在高原(即南部)危地马拉的埃尔包尔,有一个年代相当于公元36年。所以,奥尔梅克人最重要的发明在中美洲已经传播到了奥尔梅克人可能征服的疆界之外。

    在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之间,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开始出现在马雅地区的两个低地。中马雅地区的佩腾现已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北马雅地区的尤卡坦则比较干燥贫瘠。在中马雅地区主要的祭祀中心策卡尔所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石碑,其最早年代是公元292年。所以中美洲文明到达中部和南部马雅地区的时间要比它到达南部地区(危地马拉高原)为晚;但是,一旦在中部马雅地区站稳之后,它便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架有屋顶的拱形会堂;另一特征是祭坛和石碑合而为一。迄今为止唯一被释读出来的中美洲符号是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在连续的”长期计年法”中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以52年为一循环周期的纪年符号)。有人猜想那些仍未能释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如果它们是文字,即就是一种苏美尔式的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结合。中美洲的象形文字和”长期计年法”不是马雅人的发明,而是当佩腾的马雅人在采用它们之后,使它们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美洲文明在马雅低地的显著发展可与同一时期它在墨西哥高原的发展相媲美。座落在通向湖泊盆地河谷一边的特奥蒂瓦坎不仅仅是一个祭祀中心,虽然它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是除了乔卢拉人工山之外两座最大的中美洲建筑物。特奥蒂瓦坎同约1500年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是一座真正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座落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它的人口稠密,居民的生计部分是依靠集约化耕种附近的一片农田,部分是依靠制造商品出售给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热带低地地区的各民族。

    在特奥蒂瓦坎和马雅低地,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始于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文明相应的”开花”时期也在本章论述的范围之内,既然我们暂时接受它的年代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间(这一年代是由目前已经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查文风格的扩展并没有越出安第斯世界的范围。它既没有达到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达到东南部的高地。即使在它所达到的地区,在它传播开来之后在各地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上是富有成果的,正是在这后查文阶段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它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表现为它的陶器和纺织品。这一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低地。它们是西北部的奠奇斯河流域和东南部的帕拉卡斯半岛与纳斯卡河流域。莫奇斯的陶器可与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雅典陶器相媲美;而帕拉卡斯半岛和纳斯卡河流域的毛织品比任何现代纺织品都更精美,这一地区的棉织品即使在现代的孟加拉和兰开夏郡也难以被超过。在查文阶段安第斯世界已经掌握了冶金术,它在后来的”实验”阶段和”开花”阶段继续得到发展,但材料仍然仅限于黄金,产品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武器。制作金器的方法是锻打而不是浇铸,尚没有制作银器和铜器。但在冶金方面,安第斯文明要领先于中美洲文明。中美洲从未独立地发明冶金术,直到后古典时期之前,中美洲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即使在古典时期,冶金术仍是从厄瓜多尔和秘鲁传来的产物。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

    (220-395年)

    在第37章,我们已经对公元48年到220年之间横跨整个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进行了一些叙述。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为四大强国而为宗教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第38章叙述了从公元前约334年到公元220年间各地区宗教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进行的角逐。角逐的结果是3个新宗教的兴起: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对)佛教和保罗派(与犹太派相对)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诚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彼此相同。有神论印度教徒信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萨,他们不是神祗,而是潜在的佛;基督教徒则信奉耶和华、耶稣(对非犹太人基督教徒来说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稣的母亲,当她获得”上帝之母”称号时,也已经变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上述几个虔诚宗教的兴起,以及菩萨、耶稣和玛利亚的被神化,反映了人们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帮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所处环境的主人,就产生了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统治者曾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现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个王朝的历任法老,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继承者,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奥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继承者们。公元274年,一个现世的神的化身奥勒利安皇帝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标志着他和他的臣民承认,这样的神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这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第四十个年头,奥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阳”来代替自己作为帝国的监护神。从此以后,他不再作为一个神,而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尘世上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约公元220-395年,四大帝国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第37章已经指出,伊朗和伊拉克的阿萨息斯安息帝国在公元224年被萨珊波斯王朝征服并接管,贵霜帝国被萨珊帝国征服并被纳入帝国版图(虽然贵霜帝国的一个残部在萨珊帝国领土上再度兴起并一直存在到后者灭亡之后)。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发生了分裂并暂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华帝国分裂了370年(公元220-589年),罗马帝国分裂了50年(公元235-284年)。因此,在公元3世纪中期,伊朗帝国是最为强盛的。它经历了一次朝代变迁,随后向东部进行了扩张,第二任萨珊皇帝沙普尔一世3次取得对罗马人的胜利,在第三次胜利中(公元260年)他俘获了整个一支罗马军队,包括瓦莱里安皇帝本人;但沙普尔随后就在罗马帝国方面发起的一次反攻中被击败。这次反击发生在叙利亚和美索尔达米亚之间的沙漠中,发动者是位于绿洲中的半自治商业城邦巴尔米拉的王子奥登纳图斯。

    在图拉真将巴比伦(伊拉克)并入罗马帝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从阿萨息斯王朝手中接管之前,巴尔米拉于公元117-224年间在经济上进入全盛时期。战胜沙普尔一世后,奥登纳图斯,随后还有他的妻子芝诺比阿企图使巴尔米拉成为罗马帝国在黎凡特地区的继承国。芝诺比阿不是阿拉伯绿洲上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后,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巴尔米拉在公元274年遭到奥勒利安的征服并被摧毁。其间的另一个王国亚美尼亚则更为成功。亚美尼亚先后得到巴尔米拉和罗马的帮助,使自己免遭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的命运,从公元298年到387年,它在阿萨息斯王朝一支旁系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这支旁系从公元66年起在罗马帝国宗主权下占据着亚美尼亚的王位。

    接连几任军人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新的统一和复兴。这些皇帝都出自亚德里亚海东北海岸和多瑙河南岸之间军事力量强大,但文化落后的伊利里亚诸行省。奥勒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中最伟大的两位皇帝是执政21年(公元284-305年)的戴克里先和执政31年(公元306-337年)的君士坦丁一世。从公元235年到284年,除了一位皇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限都很短,多数皇帝都死于非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则得以寿终正寝。这两位皇帝通过改造而重建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所开创的事业,并挽回了戴克里先企图强使帝国实现宗教统一的失败。他的办法是完全改变了戴克里先及其年轻的同朝皇帝加莱里乌斯对基督教会的政策。

    公元284年到337年间,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创建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陆军,以便更好地保卫帝国(君士坦丁也用它来进行内战,打击竞争者)。他们重新稳定了通货(是军费所使用的金币,而不是穷人使用的小铜币),重新丈量了土地,并重新确定了农产品的税额。他们征召了许多职业人员义务履行公职。他们用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填补了诸城邦市政自治政府垮台后留下来的行政真空,这些城邦政府曾是罗马帝国的细胞。他们还进行了迁都。

    曾经建起了整个帝国的城邦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或一个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环地中海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占尽了地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不利于保卫沿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和莱茵河一线延伸的帝国边疆,它还远离帝国的经济重心黎凡特地区。戴克里先把新都建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北角附近的尼科迪墨亚(伊斯密特)。君士坦丁将它向西稍稍移动一下,建都于拜占庭,该城位于一个易于防守的半岛的顶端,是一个天然良港,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南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现名为伊斯坦布尔)是两条水陆通道的交汇点,水路连接地中海和亚述海海角,陆路联系萨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的辛吉杜努姆(贝尔格莱德)和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之西的杜鲁克,它是朱庇特?多利刻努斯的故乡。

    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低谷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时期(公元260-268年)。萨珊波斯帝国的短暂高峰是沙普尔一世在位时期(公元242-273年)。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这个骚乱的时期,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护的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传教宗教的创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尔一世保护的摩尼(约公元216-277或226年)。

    这两位先知都曾为探寻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随军远行。如果他们都在同一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一次机会。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场战争,那样,他们就将会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互不相识地彼此相遇。两人都在沉思着那些曾经困扰琐罗亚斯德和柏拉图的古老的问题: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现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终极实在”是善的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人类经历和人类行为的悲剧的恶又源于何处?

    这两个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罗提话使用希腊语言写作,而他的老师阿摩尼乌斯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摩尼的父亲曾在伊拉克皈依一个名叫”洗礼派”的派别,但他们全家是从米底的哈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自称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者。普罗提诺是一个反对诺斯替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的创立者扬布利科斯却象摩尼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诺斯替教。摩尼将诺斯替教与二元论结合起来,他的二元论与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绝对的二元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光明与黑暗之间(善与恶之间,目前进行的战争是暂时的,其结果将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战胜邪恶的对手安格拉?曼纽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来,光明是与黑暗混合为一的,它最终将会彻底从黑暗中摆脱出来,但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却是永恒的,它们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对普罗提诺来说,也如对琐罗亚斯德一样,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象,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且在普罗提诺看来,与善相比,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与善对抗”,而是没有善。

    在公元约220-395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政治方面,而是发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个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卡提尔击败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约公元285-290年在亚美尼亚,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间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对除占星术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萨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们在成为王公之前就已经是祭司。萨珊家族是斯塔克尔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庙的世袭祭司,该城位于法尔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国的礼仪中心波斯波利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当地与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连在了一起,因此,萨珊家族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为明确,只是不及琐罗亚斯德自己的庇护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希斯塔斯普,而是一个同名的国王,大约在两代人以前,他的统治领地可能是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宣称忠于琐罗亚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玛兹达,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称做琐罗亚斯德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萨息斯人宣称信奉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象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马其顿希腊继承者一样,对所有在他们的臣民中拥有信徒的宗教都宽容以待。沙普尔一世为手下要人们的灵魂而资助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却不谋求将自己家族的祖传宗教强加给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不仅如此,沙普尔还允许摩尼在沙普尔的领地内宣传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经到过印度。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这一年沙普尔还是王储,他从贵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经谈到,摩尼曾随一支波斯军队进行远征,这支部队后来曾入侵罗马帝国。这些远征分别使摩尼对佛教和基督教获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彻底的启示的接受者,是”巴比伦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他渴望不仅劝化萨珊波斯帝国的居民,而且劝化所有的人类。摩尼赢得了信徒们的忠诚,他是一位组织天才,他的教义也被证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伦(伊拉克)的确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心脏,当地的语言是古叙利亚语,它以阿拉米语当时的形式,通行于整个新月沃地;因此巴比伦成了他行动的中央基地。摩尼从巴比伦派出了他的传教使团,不仅派往萨珊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摩尼关于建立一个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设想却与卡提尔的意图势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或者至少在帝国的伊朗部分做到这一点,并想扑灭当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卡提尔是锁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三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277-293年),把僧侣统治推到了顶蜂。他担任了萨珊王朝祖传的斯塔克尔的安娜希塔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当地祭火坛的祭司。卡提尔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二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说话算数的。在卡提尔的煽动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将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发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野蛮的镇压令,此事发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责摩尼的信徒为波斯人的”第五纵队”,而全然不顾波斯政府已将摩尼处死、到297年它已对本国臣民中的摩尼教徒进行了20年的迫害这一事实。迫害行为对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象对基督教一样。它不但没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德西乌斯于公元250年,瓦莱里安于公元257-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图将基督教置之死地。这等于是默认;若不如此,帝国就将落入基督教会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莱里乌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强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会的力量。这两位皇帝都是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在伊利里亚以及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没有抬头的余地。伊利里亚士兵们心中的神祗是奥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阳”,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罗马诸神。

    黎凡特地区的反基督教人士更为正确地估计了基督教会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教徒为数众多(尽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数)。普罗提诺的弟子扬布利科斯试图组织一个以诺斯替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敌对教会。在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诸神都被动员起来,在”不可征服的太阳”率领下反对基督教诸神。这是中国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区的翻版。它受到两位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经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护,但它注定要遭到失败。基督教会早在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之前就已将地中海诸神加以吸收。耶稣早已变成了俄耳甫斯、萨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阳”;玛利亚已经变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扬布利科斯好战地将它加以滥用,但遭致流产,这比它最终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更使普罗提谛望而生厌。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弥留之际,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颁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许诺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转变十分突然,令人惊讶,也许他本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继承了对高卢和不列颠的统治,也继承了对”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该地与西北非当时处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马克森提手中。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中,马克森提战败身亡。在这次战役前夜,君士坦丁梦见他看见了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这次在他的三次内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这几次内战中他每次都成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开而真挚,但他并不放弃对奥勒利安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阳”之神的忠诚,尽管他最后还是把”太阳’和基督混为一谈–基督教会也早已含蓄地将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弃他作为罗马国家政治首脑而获得的非基督教高级祭司长职务大祭司长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职与信奉基督教发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护的基督教会当局对此绝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没有正式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礼。而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甚不全面,不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世俗事务方面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对基督教会政治事务的干预表明,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个外行。

    人们有时指责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伪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他的皈依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清他所处的时代。在公元235年社会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论者。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可以没有神的帮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诚而热情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罗提诺、摩尼、扬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宗教上的真诚和热情。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笃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罗提诺,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过显示力量而赢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诚。这个上帝向迫害基督教会的那些罗马皇帝降下了灾难。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的命运就是例证。也是这个上帝使君士坦丁赢得了三次内战的军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从台伯河长驱直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时候,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远落后省份的统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赐以好运来酬劳君士坦丁的忠诚,君士坦丁对此感激至深。但上帝显示神力使他深为感激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畏惧。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对他的庇护之神的义务,例如未能有效地调解基督教会团体之间的分裂,上帝将把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那样的命运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对非基督教神祗的不满有过同样的恐惧。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来讲远远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怫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发动过战争。君士坦丁则是出于对三次内战接连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还劝使李锡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领地内对基督教实行进一步的宽容。由此,他使加莱里乌斯的宽容敕令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从未迫害过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实曾给基督教会以宝贵的特权。他的侄子,曾信奉过基督教、后又反对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敌对教会表现了同样的偏爱。罗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对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宽容以待是极其勉强的,这与阿育王对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邻国的宽厚仁慈、迦腻色迦对不同派别的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对待正好相反。

    在罗马帝国,甚至这种开始于311年的不稳定的宽容也只是昙花一现。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担任大祭司长之职,并开始通过关闭庙宇、剥夺财产等方法消灭罗马帝国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奥多西一世(在东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终完成了这种消灭。

    同时,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仍是并肩共存。一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公元337-360年)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对波斯帝国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罗马的一次灾害而告终。尤里安的继承者约维安以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罗马帝国边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个亚美尼亚边界行省割让给波斯为代价,才使罗马远征军解脱出来。这5个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罗马帝国的,割让这些地区使亚美尼亚王国处在波斯人的随意摆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其毁灭性的程度与从前罗马帝国在阿利亚、坎尼和卡里遭到的历史性失败相比毫不逊色。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把剩余的军事力量用来进行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以拯救他们在欧洲的领地,在亚洲前线则不得不向波斯帝国进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两个帝国达成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该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划给了波斯。这是罗马帝国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区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国成长中的基督教社团命运的变化,反映了两大帝国关系的曲折波动。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没有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人归附本教,也没有使亚美尼亚的任何人自愿归附本教。琐罗亚斯德教会与基督教会和摩尼教会不同,并不谋求劝化全人类。它的目标一直象卡提尔所希望的那样,使本教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诸省成为独一无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国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吸引力也显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两大帝国彼此敌对,基督教在波斯帝国的传播就会引起萨珊帝国政府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会当局的双重反感。这不仅仅是对具有排外思想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的冒犯。罗马帝国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渐将基督教当作”国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国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罗马人的”第五纵队”,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无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为波斯人在罗马的”第五纵队”一样。在萨珊波斯帝国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尽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在约维安于363年割让给沙普尔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个亚美尼亚边界省份时,当地居民则全部都是基督教徒。基于这些原因,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开始了对本国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这种迫害始终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两大帝国相互关系的缓和,不仅使两国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过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而且使得波斯帝国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国的存在。这是罗马-波斯两国协商谈判的结果。波斯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会行政组织也形成了统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会会议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经颁布的一项宽容法令。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

    (约224-490年)

    首任萨珊波斯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位期间(公元224-242年)于公元241年推翻了贵霜帝国。此前,德干的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国崩溃。这两次相继发生的政治突变导致印度次大陆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真空。自公元前4世纪德干地区并入库揭陀帝国以后,这一地区在大约600年间一直是一个政治整体,起初是与北印度联合,公元前232年阿育王死后摩揭陀帝国发生分裂,这一地区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这个普遍的政治空位期内,最稳定的是半岛的南端地区。阿育王未曾征服的一些王国这时期仍然存在。西印度于公元1世纪在贵霜皇帝宗主权下建立的两个塞人辖地,至少有一个也仍然存在。这两个塞人封邑中靠南边的一个占据着马哈拉施特拉,它曾经侵犯过萨塔瓦哈纳的领土,可能在同该王国的斗争中屈服了。靠北边的辖地占据着乌贾因周围的马尔瓦,在贵霜帝国垮台时仍然存在,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非政治活动方面有更大的连续性,保存至今的犍陀罗视觉艺术,形象地表达了西北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在朱木拿河上游位于贵霜领土上的秣菟罗,土生土长的印度艺术风格接受了希腊的影响,但没有受到希腊风格的支配。这里一直是这一艺术流派的故乡。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一种新的梵语逐渐取代了从原始梵语中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刻写铭文的语言。在这3个世纪中,南印度还兴起了泰米尔语文学。

    阿育王的铭文大都是用方言刻写的,只有刻写在塞琉古一世割让给旃陀罗笈多的前阿契美尼德领土上的铭文例外。无疑,孔雀帝国的行政语言也是这种方言。上座部佛教经文使用的巴利语即是孔雀时代的方言之一。在这一时代,原为次大陆的印欧语系入侵者使用的原始梵语,除婆罗门教仪式以外肯定已不再使用,除了在原来是口传心授,后来形成文字的《吠陀》和《奥义书》中以外,肯定也已无人读写。新梵语与同时代出现的新雅典希腊语一样,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湿婆教、毗湿奴教和大乘佛教的经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印度史诗最后成形时使用的也是这种语言。尽管《摩诃婆罗多》的原始主题显示,这一史诗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开始成形了。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部史诗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完成的,梵语复兴对新生的泰米尔语文学的影响证明了它的活力。德干地区使用的语言到现在一直是达罗毗荼语。不过德干的阿育王铭文全都是用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刻写的。但对泰米尔语文学产生影响的印欧语系语言却不是这种方言,而是新梵语。

    公元3到4世纪,印度文明继续向次大陆以外扩展。印度文明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向东南扩展,4纪时向这一地区扩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整个大陆东南亚除了公元前140年以后并入中华帝国的越南北部外,这时都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种印度化的媒介是贸易和宗教,而不是军事征服,东南亚民族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它们使这种文化明显地带上了东南亚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也不是非印度化的。同时,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从陆路传入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使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黯然失色;新梵语写成的大乘经卷译成了中文;大乘佛教的有形媒介,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艺术风格对中国、从而也对朝鲜和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印度诸帝国自然而然地把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现属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这一地区当作自己的基地。从公元前5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世纪崩溃,这一地区一直是摩揭陀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被推翻,北印度的政治重心却不是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而是印度河流域。公元4世纪、北印度的政治结构又突然恢复了常态。这时,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南北比哈尔在政治上再次携起手来。这次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王室的联姻。而且,统一的比哈尔再次获得力量,从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向外扩张。

    笈多王朝的创建者与其公元前4世纪的前驱,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同名。我们相应地以公元320年作为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笈多王朝时代的创始之日,但笈多帝国的真正创始人是这位创建者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沙摩陀罗笈多在德干一次引人注目的袭击战中登场,他的不朽功绩是扩大了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版图。创建笈多帝国的决定性步骤是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8年在位)采取的。大约在公元395年,他征服了建都乌贾因的塞人辖地。随后,他向西推进到海岸地区,由此为笈多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向阿拉伯海之窗。

    笈多帝国在南方和西北方的扩张都没有达到孔雀帝国那么远的地方。笈多帝国的南部边界是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西北部直接统治的地区以昌巴尔河和朱木拿河上游为界,旁遮普只有东南部的一半处在它的宗主权下。没有关于笈多帝国和萨珊帝国发生冲突的记载。可能有一个贵霜帝国不稳定的残余,出现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国。

    笈多家族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但他们象孔雀家族和贵霜王室一样容忍一切宗教。在笈多政权统治下,公元4至5世纪的印度文明在雕塑、用新梵语创作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顶峰。希腊-罗马世界的落日余晖通过印度的西部窗口射进了笈多帝国,但这只是微光一现。笈多时代辉煌的印度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笈多帝国是被来自欧亚太平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入侵摧毁的。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被这一入侵打断。匈奴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公元455年,随后又发生过多次,尽管匈奴人在公元528年被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被驱逐出去。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据历史记载,欧亚大平原东端最早的占领者,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而中国西部受它侵扰的其他定居民族称之为匈族人。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秦、赵、燕三国的最北端,延伸到了欧亚大平原的南边。公元前307年,赵国统治者募集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伍。公元前4世纪末,这三个中华边疆小国沿着与欧亚大平原接壤的边界筑墙,以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

    游牧生活方式不仅把人们训练得能征善掠,而且使他们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对于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物来说,没有计划和纪律,就无法在草原上生活下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并将地区性的边墙整修加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之时,匈奴则在长城边上组织起一个帝国与之对峙。公元前209-前203年间,中国出现的短暂而剧烈的无政府状态,为匈奴提供了进攻的良机。公元前174年,他们还向西扩张,迫使其西面游牧邻居开始了迁徙运动:月氏人迁到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塞人迁到了印度。公元前128年,中国的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反攻,试图消灭匈奴,或者至少永久性地征服他们。但是,汉匈百年战争(公元前128-前36年)却未分胜负。公元前52年,离中国最近的部分匈奴向中国皇帝称臣。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是表面和暂时性的。同时,其余的匈奴部落通过进一步向西迁徙,避开以长城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从而完全逃脱了中国的控制。

    直到当时为止,匈奴尚未向中国以外的任何定居社会发动过任何进攻。可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

    公元304年,匈奴的一个部落入侵中国,于311年攻下洛阳,312年攻下已灭的汉朝的第一个首都长安,并于316年灭了西晋(建立于280年,它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中国)。这支匈奴部落对中国成功的再度入侵,为其他蛮族的大举进攻开辟了道路。别的蛮族,包括另外的匈奴部落、藏人、通古斯人或蒙古人。西晋王朝寿命短暂,整个华北,蛮族胜利者建立的小国林立。

    公元375年,在大平原的另一端,另一支匈族部落袭击了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讲伊朗语的阿兰人,推翻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讲日耳曼语的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流城建立的帝国,并把想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寻找避难地的西哥特人,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南岸。匈奴人向最西部发动的这些进攻,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公元378年,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匈族人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

    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发生分裂,它的东部比西部显得更有活力。西部匈奴的军事首领阿提拉,因而集中力量进攻西罗马帝国。把西罗马作为打击目标是失算的,但在阿提拉可能进攻的两个罗马目标中,这一个更为脆弱。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但在奥尔良被西罗马军队和西哥特人联合击败。西哥特人期望西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南高卢居住,因而极力防止匈奴人占领西哥特人从罗马得到的领土。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但尚未进军罗马城就撤退了。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从匈牙利大草原一直追到欧亚大平原通往黑海北部的西海湾地区。

    因此,西罗马帝国没有成为匈奴人的战利品。相反,它成了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的战利品。这些蛮族人逃避了匈奴的征服,或者虽被他们征服,但又在阿提拉死后举行了起义。公元406年,大批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这场战争始于公元359年,结束于波斯人攻取罗马要塞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到了484年,这个厌哒人(阿布达利人)部族已经占领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上流地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曾经是贵霜帝国的属地。第一位萨珊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的波斯,于241年征服了贵霜帝国,似乎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这些省份在厌哒匈奴人占领前就逃脱了波斯的控制,还是在以484年波斯惨败告终的军事较量之前,厌哒人直接从波斯帝国的手中将它们夺过去的。

    在这次惨败之后,波斯帝国不得不向厌哒人进贡,一直到哥士娄一世科斯洛埃斯(531-579年在位)在位期间。在哥士娄一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于公元558年或563-567年间,对厌哒人进行了报复。哥士娄当时在突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是曾在匈奴人的后方称雄于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推翻了厌哒人的帝国,并沿乌浒河瓜分了它的领土。波斯帝国因而获得乌浒河南段大夏的部分领土(托卡里斯坦,即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厌哒人的其余部分,则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查布尔斯坦(阿拉霍西亚)幸存了下来。

    在从草原出发、穿过草原南边帕米尔高原和里海之间地段的匈奴人马中,厌哒人是先头部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先头部队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匈奴人的大举入侵,使被侵略地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最为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尽管东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阿提拉的进攻,尽管厌哒人把波斯帝国打得大败,但是,这两个帝国都没有被征服;它们以进贡的代价换取了生存。波斯帝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484年军事惨败导致的马兹达起义,表明了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所患社会痼疾的严重性。在同一世纪里,西罗马帝国也在受着同一种社会疾病的折磨。可与波斯帝国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

    西罗马帝国瓦解了,而东罗马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它确实使东罗马帝国抛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及其非洲和欧洲内地,希腊-罗马文明自从公元3世纪崩溃以后,就根本没有复兴过。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后阶段中,只有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地进行着。匈奴人的侵略,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不象对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但他们所受的打击比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更为惨重。在印度和中国,匈奴人的入侵并不仅仅是滚滚而过的暴风雨,侵略者还在这两个次大陆永久地居住下来。在印度西北部,匈奴人现在依然以拉杰普特人为代表。这些部族很快皈依印度教,并融入刹帝利种姓之中,就象过去侵入印度的欧亚游牧部族一样(例如塞人和钵罗钵人)。在中国,蛮族入侵者最终也被同化了。但是,匈奴对中国的打击格外沉重。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公元4世纪及后来被匈奴和其他蛮族占领的中国土地。这一地区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同它相比,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希腊-罗马文明所失去的地区,仅仅是可以牺牲掉的殖民兼并地。然而,由于面积广大,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得以避免崩溃之灾。在这个国家里,当侵略者从北部攻入时,逃难的人们都可以跑到南方未得安宁。大自然和人类的工程,保护了中国的南部。在淮河和长江下游,还有人工运河,这些河网水路,对更加习惯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征战的欧亚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

    (395-628年)

    公元388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统一罗马帝国。公元8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同样再度瓜分了罗马帝国。公元260年,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打败并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经常分裂(其中有些分裂是自愿进行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但每次分裂之后,帝国最终还是重新获得统一。公元395年,人们毫无理由期望这一年的自动分裂将长久维持下去,然而,这一次帝国东西部的命运则是截然不同的。

    公元406年以后,来自匈奴、讲日耳曼语和伊朗语的民族向西进军,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并逐渐占据上风。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455年,罗马又遭汪达尔人的洗劫。在476年前的很长时间里,西罗马帝国政府就已经十分虚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拉韦纳(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避难首都)被他的步兵首领鲁吉人奥多亚塞废黜。罢黜西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形式上重新获得统一。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474-491年在位)成为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尽管沿多瑙河下游的边疆所受北方的压力,要比帝国在黑海和北海之间的其他欧洲大陆边疆大得多。此外,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近邻,并不是好战的蛮族集团,而是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发展水平的波斯帝国。

    显然,395年后罗马帝国两大部分命运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它们各自边疆所受压力程度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它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别,以及君士坦丁堡政府相对成功地采用适宜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危局,这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君士坦丁堡政府很快认识到,不仅已无法挽救西罗马帝国,同时,牺牲掉它也是必要的。东罗马帝国为挽救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大规模干预行动,是468年出动海军远征,攻击西北非洲的汪达尔占领军,但遭到惨败。君士坦丁堡政府认可了西罗马帝国政府476年最终灭亡的既成事实。488年,通过对东哥特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消灭奥多亚塞行为的默许,从而使这伙一直掠夺骚扰东罗马帝国西北部省份的武装匪徒的祸水它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自封为君士坦丁堡政府统治此地的副总督。这种分裂对双方都很适宜。508年,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法兰克军事首领克洛维授勋,表彰他打败西哥特人的功绩。当然,克洛维征战中立的第一功,是清除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力量。直到518年,东罗马政府才给予叙利亚和埃及优先获得意大利的权力。它的外交政策从其宗教政策中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提及。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是爱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步兵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6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和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修造的君士坦丁堡土城墙,代替了君士坦丁一世最早建造的土城墙。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造的长城更为宏伟,它从海岸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腹地包围其中。他在德拉修筑了比尼西比斯要塞更坚固的城堡。363年,约维安曾经被迫把尼西比斯割让给波斯帝国。阿纳斯塔修斯还在西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修筑城堡,以保卫曾为亚美尼亚王国的罗马领土。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极其虚弱,甚至连精明强干的皇帝(例如马约里安,457-461年在位),都没有办法阻止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而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却十分强大,它得到了充分显示其能力、活力和治国方略的机会。从414至518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幸运还在于它有杰出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及其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阿卡狄乌斯,与他哥哥和西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相比,显得格外出色。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却不太出色。他在位时间长达42年(408-450年)。然而,他却不理朝政,因而由他姐姐普尔喀丽娅于414年开始执政,并直到她453年去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在幕后操纵朝政大权。普尔喀丽娅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和芝诺比阿同样性格坚强,但她的治国才能却超过后两人。普尔喀丽娅的丈夫马西安,以及马西安的继承人利奥和芝诺,都是出色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更为杰出。从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的胜利,到1453年君士斯丁十一世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罗马努斯门,罗马朝廷中杰出的皇帝辈出。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可以与其中最为出色者相提并论。

    在后人眼中,查士丁尼一世比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稍高一筹。查士丁危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他是行伍出身的查士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一世原为弗拉克的农民,应征为士兵后地位不断升迁。甚至在查士丁518年引退之前,查士丁尼也许就已开始参与查士丁的政事。查士丁尼本人在位年代从527至565年,所以,他实际上执掌了47年的大权。因此,518年东罗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转变,决策者也许就是查士丁尼,而非查士丁。查士丁尼为自己是讲拉丁语的少数人之一而自豪,因为东罗马的大多数人讲的是混杂的希腊语。他渴望重新统一原东西帝国的全部版图,或许只是高卢除外。

    533-534年,西北非被征服,查士丁尼一世的杰出将领色雷斯人贝利萨留,消灭了汪达尔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国家。非洲战役一举成功,但后来为使这块重新征服的领土平定下来,却十分艰难并旷日持久。为了根除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治,战争持续了26年(535-561年)。这场罗马与东哥特人间的战争,使意大利变成一片荒凉废墟,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使之充盈的国库,并且,由于赋税繁重,一直繁荣富裕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省,迅速陷于贫困萧条之中。同东哥特人进行战争的教训,并未吓住查士丁尼一世,因为他又于550年对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领地发起进攻,直到554年占领了那里的一个滩头堡后才停止进攻。

    查士丁尼的征服战争,使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四周以及从顿河、奥龙特斯河和尼罗河入海口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取得了海上优势,但同时又给东罗马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仅仅是468年的一次海上战役,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利影响。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后果,反过来证明其君士坦丁堡前任的谨慎是十分英明的。在他之前的皇帝们,除向西方发动过一次军事冒险之外,从没用过兵。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7年之后,伦巴德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意义深远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菲娅(神圣智慧)大教堂。

    希腊世界最初的标准建筑式样,是带一个三角山墙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正厅外面饰有圆柱(柱子或者只建在房前,或者建在四边)的房屋,被用作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男女诸神的殿堂庙宇。随着圆柱从房外移入屋内,在后亚历山大时代这种房屋变为教堂。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袖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以及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菲娅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教堂,足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绝对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菲娅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大自然物体的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象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厌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斯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因为,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共产共妻(人们对这后一点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要求)。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厌哒人那里,并于498或499年,依靠厌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共产主义继续被实施。但是,528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4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象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与东罗马帝国发生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皇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委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象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象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395-634年)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遭受来自欧亚大平原匈奴冲击的国家中,西罗马帝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受匈奴人西侵的影响,过着游牧生活的撒马利亚民族和过定居生活的东日尔曼民族被迫向西迁徙。大约在406年左右,匈奴人侵入西罗马帝国边疆。到了476年,甚至连当时在西方仅仅徒有虚名的帝国政体,此时也已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不在于蛮族入侵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归咎于帝国内部的衰弱。这种衰弱同时体现在社会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西罗马帝国的弊端和导致中国汉朝灭亡的弊端同出一辙。在与大奴隶主和军事首领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帝国政府失败了。奴隶主们把属于帝国政府的财富–隶农的”剩余”产品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而军事首领则轻而易举地集结军事力量,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

    在西方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长久。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尔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注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管辖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务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奥古斯丁在米兰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格斯通过拒食圣餐向狄奥多西一世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与贝拉基派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活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这3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吞食的过程。就象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大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日尔曼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大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2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遭受蛮族占领和罗马人反击损失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而且是帝国西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535-561年间的罗马-哥特战争已经标志了东罗马帝国的瓦解。在这场战争中,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被消灭了,但遭受损失最大的却是当地的意大利人。5世纪,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尽管耸人听闻,但只是偶然的和短暂的。470年,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解体是平静的,而东哥特人的入侵就如同日尔曼民族大迁移那样,战争是在两支蛮族之间进行的。直到535年意大利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经济上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完整。535-561年间的战争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意大利人最终在东罗马统治下,重新统一了国家,然而仅仅7年之后,568年伦巴德便闯入了意大利。从568年起,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了,这是自公元前264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次政治分裂。公元前264年,古代罗马人完全征服并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伦巴德人比东哥特人更为野蛮,已经饱受535-561年战争蹂躏的意大利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灾难,在对意大利缓慢的征服过程中,伦巴德人在那些仍然为东罗马军队坚守的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尔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尔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家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的严重障碍。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未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前,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勉强得多,缓慢得多。

    到了586年,西哥特人被局限于西班牙已长达80年之久。507年,克洛维在武耶击败了他们,并把他们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驱赶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部,仅据有比利牛斯山脉东端和罗讷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样,克洛维到了他死的那一年,即511年,已经统一了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普罗旺斯此前已经为东哥特人从西哥特人手中夺走。克洛维在法兰克人聚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他的王国。531-534年,克洛维的继承者吞并了图林根和勃艮第。522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巴伐利亚。墨洛温人正在建立以北高卢为中心的一个新帝国,来填补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政治空白。如果6世纪末叶克洛维的后代没有把墨洛温王朝的疆土作为私有财产,在相继的几代里加以不断瓜分的话,那么法兰克帝国也许可以取代西罗马帝国。这些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劫掠了高卢,并使分裂的法兰克领主们丧失了战斗力。

    在6-7世纪交替之际,东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在西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控制权。它还控制着地中海的所有岛屿,不仅包括西西里岛,而且还包括西北非。西北非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因为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海把它与非洲其他地区隔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还控制着意大利东北部的前沿基地,这个前沿基地以拉韦纳为基础连同威尼斯泻湖中的岛屿。就围绕罗马城的东罗马领土的飞地而言,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它留给了教皇,让教皇尽力防御,保护这块远离东罗马领土的地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时,幸存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并不比公元前5世纪的阿吉尔?罗曼努斯的规模更大。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禁欲的生活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禁欲法规。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艰苦状态。然而,本尼狄克的禁欲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德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德人紧逼罗马大门时,格列高利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的肯特人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禁欲生活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班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班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312-657年)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8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人。21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2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划、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姗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这一点,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现在,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

    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之后,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隶农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征。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德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系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的统治权。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使人们认识到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质朴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首先展开的是道德方面的争论。与公元初年那次迫害一样,在303-311年间的宗教迫害中,也有许多基督教徒叛教,而其他人则坚持下来了。其中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这些叛教的基督教徒连同那些坚定的基督教徒一同重新接纳到教会里来呢,还是让他们永远遭受辱骂呢?教会成员中大部分仍在职的幸存者,采取了比较宽宏大量的、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立场,他们赞同原谅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团体中坚持不肯原谅他们的人只占少数,而且最终也都被驳回了。可是,在西北非,这些反对和解的人始终不肯妥协。他们对待那些本身历史很清白的和平使者的态度,就象对待那些曾叛教的基督教徒一样充满了敌意。因为和平使者希望原谅这些叛教教徒们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西北非的这场争端很快就激化了。313年,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会惹怒上帝,如果皇帝不能有效地结束这种局面,那他连同教会都将会冒失宠的危险。君士坦丁努力想把非洲四分五裂的宗派拉到一起,先是调解,后是强制,但始终未能如愿。

    317年到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是无所不及的,甚至触及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而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来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呢?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3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角度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东正教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词)呢?

    在反问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范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象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神职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斯二世干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

    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是,或许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斯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并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斯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辟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幸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比利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性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以弗所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幸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性质,即他的神性,尽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郎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

    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蔑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却回过头来申斥已流行了60年的神学学说。

    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也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欲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著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欲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欲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准则。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范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

    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释迦牟尼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欲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院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欲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欲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尽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欲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欲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欲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欲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圣西米恩这个”基督教苦行者”,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

    (490-647年)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

    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象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庭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

    (220-589年)

    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那样,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能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

    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在损害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的情况下,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公元220-222年分裂为3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象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象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怫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找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一或两种哲学一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感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末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数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象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5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统治家族进行了强制性的汉化,结果则是北魏王朝最终未能实现征服南部中国的愿望,并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稻米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得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且,当罗马人最后抵御蛮族入侵者时,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顽强。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5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稻米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4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3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3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选择了朝鲜形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300-900年)

    如同从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300年那个时期一样,这一时期中美洲的纪年体系多少是可信的,至少考古学家们对此持有一致意见。而对于相关的安第斯文明时期的年代顺序也同样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于从查文时代结束(约公元前400年)到印加帝国建立(约公元1438年)这段长达1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的确切年代则仍然存有争议。放射性碳测定法(迄今为止测定的样本太少,所以很不可靠)将安第斯文明的”绽放”时期定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将其后的蒂亚瓦纳科时代定在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依据地层学的测算则将”兴盛”时期定在约公元400年至公元1000年,将蒂亚瓦纳科时期定在约公元1000年至约公元1300年。本章同第39章都假定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大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正接近尾声,而蒂亚瓦纳科阶段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公元500年至公元900年之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阶段在约公元300-600年达到鼎盛。在这3个世纪中,蒂亚瓦纳科城持续保持繁荣,马雅型的中美洲文明不仅在中马雅地区而且在尤卡坦都扎下了根。特奥蒂瓦坎在这3个世纪中从文化上统治了马雅的3个地区–尤卡坦、中部地区和高地,甚至可以认为特奥蒂瓦坎对整个马雅地区还行使着某种政治控制。在公元600年前建于尤卡坦的”古典”马雅祭祀中心中有一个是座落在西尤卡坦的奥克斯金托克,该地建筑物就不是马雅的风格,而是特奥蒂瓦坎的风格。另一方面,同样也建于公元600年之前的座落在东尤卡坦的科班祭祀中心,就直接受到中马雅地区”古典”建筑的影响。

    大约在6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毁于暴乱。(尚没有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谁是破坏者),但我们可以猜想,同后来南墨西哥文明的破坏者一样,他们也是来自北墨西哥沙漠的蛮族入侵者。)在乔卢拉,可以从一座人造山的最初4个连续堆积层中发现特奥蒂瓦坎的影响,而后来的堆积层却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风格。乔卢拉离特奥蒂瓦坎比较近:在中美洲世界的边缘,特奥蒂瓦坎的影响大约于600年消失。乔卢拉也在800年左右遭到毁灭,该城的征服者被认为是北方的蛮族。

    马雅并没有卷入从北方成功地征服乔卢拉和特奥蒂瓦纳的那场灾难。但到了9世纪,中马雅地区的”古典”城址也相继被废弃。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历史之谜。虽然有证据表明特奥蒂瓦坎是经未知者之手用暴力毁坏的,但对于蒂卡尔、瓦哈克通以及中马雅地区”古典”时期其他许多宏大的祭祀中心被废弃的原因,尚找不到任何线索。在最引人注目的”古典”马雅艺术作品中有一批气势辉煌,但又使人毛骨耸然的壁画,它们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中游西岸,考古学家定名为”波纳姆帕克”的一个遗址上。这些壁画是在9世纪初绘成的,正好在中马雅地区开始废弃的前夕。

    “波纳姆帕克”壁画描绘的场景是战胜者对战俘犯下的亚途式的暴行,这些壁画本身就表明中部地区的”古典”马雅社会是因为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战而自我毁灭的。但是,该地区被废弃的”古典”遗址并役有显示我们在圣洛伦索、拉文他、特奥蒂瓦坎和乔卢拉的考古学证据所证明的故意破坏的迹象。中马雅地区的证据否定了这些遗址是在9世纪被废弃的。关键在于竖立记年石碑的”古典”习惯在这些地方都相继中断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虽然并不止这一个假设)是农民不再相信”宗教机构”担负宇宙工作的能力,特别是祈求雨神降足雨水以保丰年的能力。失望的农民可能切断了对”宗教机构”的粮食供应,拒绝继续履行维护和修整宏大建筑物所必需的繁重劳役。但是即便这一假说能说明中马雅地区”古典”遗址的废弃,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雅风格的中美洲文明(以一种退化的、最终混杂的形式)能够在干旱多石的尤卡坦继续生存。

    根据安第斯历史的两种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持续到公元500年之后。根据以地层学而不是放射性碳测定为基础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是从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大约与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同时代。由于本书暂时采纳了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年代体系,因而在第39章已经简述了安第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在此我们必需要勾画蒂亚瓦纳科-瓦里时期的概貌,虽然很可能安第斯历史的这一整个阶段处在本章年代的下限之外。

    同查文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瓦里文化也起源于高地(后一种文化的两支分别源于不同的高地地区)。后一种文化也从高地发源地传播到高地的其他地区以及沿海平原。这两种安第斯文化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的视觉艺术中都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看上去体现了一种具有传教使命的宗教。但有证据表明蒂亚瓦纳科文化依靠暴力强加给了秘鲁沿海地区,而在查文文化中却缺乏这种证据。蒂亚瓦纳科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角的东南方约13英里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并不住人的祭祀中心。它那巨大的砖石建筑比同时代瓦里和古代查文的建筑更加宏伟壮观。蒂亚瓦纳科风格在蒂亚瓦纳科本地似乎在”兴盛”时期已经形成,虽然直到”兴盛”时代结束后它才传播到秘鲁其他地区。如果蒂亚瓦纳科文化向沿海的传播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导致”兴盛”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

    (约570-632年)

    伊斯兰教是由天才人物先知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共同创造的。自从阿拉伯的骆驼被驯化之后,即在距穆罕默德的时代近2000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商贾行旅的踪迹,来自北方毗邻的新月沃地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如涓涓细流不断地向半岛渗透。这种渗透的作用日积月累,到穆罕默德时代,精神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积聚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应运而生予以引导,这一精神力量也许并不会进发。反过来说,如果穆罕默德生在阿拉伯半岛的时代成熟之前,即使他再有远见卓识和决心勇气,都可能会无济于事。

    阿拉伯半岛是一块次大陆,面积与欧亚大陆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半岛同等大小。但与这两个半岛不同,阿拉伯半岛气候干燥,只有西南角(也门和阿西尔)一隅的高原能接触到季风,这些高原与红海非洲一边今日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极为相似。穆罕默德的家乡麦加位于延伸到红海阿拉伯岸边的高原的较低处,正好处在季风范围之外。麦加并不是终年无雨,它有一眼终年不断的泉水,因而适宜人居住;但泉水的水量非常小,根本不允许麦加城的居民以农业或饲养家畜为生,而后一行业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四分之三的可居住地区居民谋生的唯一手段。环绕在麦加泉水周围的这个城镇社区必须要以贸易为生,而这种贸易又必须要有某种宗教约束的保护,以防止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在诱惑之下向城里的商队征收过重的通行税。

    自从骆驼被驯化以来,也门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陆路一直保持畅通。这条交通要道经过麦加;当一座神庙(克尔伯)在麦加泉水的附近建成并取得声望之后,麦加人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中获取利益,那些兼是朝圣者的商人云集麦加的集市作短暂休息;他们完全不必担惊受怕,因为扰乱它将会亵渎神明。

    虽然阿拉伯半岛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稀少,但加在一起的总数却并不算少,因为半岛地域辽阔,无边无际的荒原从西部高原缓缓而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岸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阿拉伯半岛,直到20世纪当人类从地表之下开采出石油之前,大自然对人类一直都很吝啬。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除了也门之外,始终免不了忍饥挨饿,当文明骑着骆驼向阿拉伯半岛缓缓渗透的同时,人口也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喷发。

    闪米特语的各支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它们被来自半岛的移民人流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一种也门人的闪米特语不知何时传播到了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阿卡德语传播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迦南语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接着阿莫里特语和阿拉米语相继进入新月沃地的两端;最后说阿拉伯语的移民又开始追踪早期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后尘。公元前8世纪,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阿拉伯人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大迁徙遭到了亚述人的阻拦。公元前2世纪,塞琉西的君主未能挡住阿拉伯人第二次的迁徙。到这一时期,阿拉伯移民已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永久居留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后来11世纪的迁移波及到了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和北非。今天,阿拉米语的分支、阿拉伯语在新月沃地的直接先驱–古叙利亚语在该地区几乎消失;起源于法老时期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埃及已经消失,只在宗教仪式中还在使用;在西北非,本地的柏柏尔语在阿拉伯语到达之后,则一直被局限在高原和沙漠的偏僻之地。

    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思想观念和制度风俗流向阿拉伯半岛的势头也已很强烈。公元2-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阿特拉和巴尔米拉的绿州及阿拉伯沙漠的最北端受到崇拜的三女神也传播到了汉志(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高地)。犹太教最初可能是在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由难民带来的,它在泰马、海拜尔和耶斯里卜(即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之”城”)的绿洲以及也门赢得了皈依者。基督教在也门也赢得了皈依者。公元6世纪,也门被吸引到东罗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之中。大约在523年之前和528-571年,也门曾受到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阿克苏姆王国信奉基督教,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卫星国。从约571年至630年,也门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驻也门的阿克苏姆总督曾试图进军麦加。

    在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约570-632年)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两次最后的、并且是耗费最巨的战争。一次是在572-591年,另一次是在604-628年。每个帝国都征调阿拉伯人充当民防队员,部署在与敌对帝国对峙的边境上。波斯帝国阿拉伯边境地区的首府位于希拉赫,就在未来的设在库法的穆斯林阿拉伯军营附近。加萨尼阿拉伯王朝守卫着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前线。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为交战双方充当雇佣军。他们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也受到了军事训练并获得了作战经验。他们用一部分赚来的钱添置装备–如购买胸甲和驯养战马。饲养品质优良的动物是阿拉伯人的绝技;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骑在被驯化的骆驼背上谋生;在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马又载着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了卢瓦尔河、伏尔加河和药杀水。

    所以,到穆罕默德的时代,黎凡特地区和伊朗的文明正从四面八方向麦加接近,穆罕默德本人就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当阿拉伯人不充当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雇佣兵时,阿拉伯人就作为商人和他们做生意。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被其未来的妻子、麦加一位女商人赫蒂彻雇佣,率领着商队来往于麦加和大马士革之间。他极有可能是在591至604年之间的和平时期从事这种商业旅行的。可以肯定,在波斯国王哥士娄二世开始入侵并成功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麦加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变得很不稳定。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到真主启示的经历发生在约610年。这时他已娶赫蒂彻为妻,在麦加成家立业。

    穆罕默德的宗教经历采取了天使长哲布勒伊来显灵的形式。穆罕默德听到哲布勒伊来向他传达神谕,听到哲布勒伊来命令他将这些神谕转达给麦加城里的居民。起初,穆罕默德对这些经历的可靠性并不十分确信,执行起来有些顾虑。但是这些经历持续不断,而且命令的语气越来越强烈,因而穆罕默德最终还是相信和服从了。由穆罕默德转达的启示的核心是,只存在一个真主(安拉,相当于说古叙利亚语的基督徒用来称呼上帝的安拉哈)。一神论此时在阿拉伯半岛已很流行,正如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一样,君士坦丁一世就在312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穆罕默德的教义,真主对于人首要的要求就是”顺服”(伊斯兰)。真主规定的戒律之一就是富人和强者要接济帮助穷人和弱者–比如寡妇和孤儿。当穆罕默德确信自己真正担负重要的使命之后,他就如耶稣一样,”以一个具有权威的人”的身份宣讲启示。

    这些启示在麦加就同在拿撒勒一样受到欢迎。麦加当时是一个寡头统治的绿洲城邦。统治麦加的寡头古来氏部落与公元2-3世纪时的巴尔米拉的寡头一样依靠贸易为生。他们富有成效而又毫无怜悯之情地经营着私有的经济王国;他们知道自己商业上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圣殿的声望;他们担忧如果穆罕默德一神论的号召占据上风,万神殿克尔伯就会失去影响,麦加的贸易也会因为丧失必不可少的宗教约束而蒙受损失。古来氏人很可能还因穆罕默德不容置疑的权威语气而受到进一步冒犯。尽管穆罕默德也是古来氏人,但他并不是古来氏部落”权力机构”核心圈子中的成员。

    穆罕默德冒着危险传教12年,他赢得了一些改宗者。这些人也遭遇到了危险,以至最终穆罕默德授权他们在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寻求避难。公元622年穆罕默德时来运转,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来自农业的绿洲国家耶斯里卜的使臣出人意料地邀请他移居耶斯里卜,接管该城的政府。耶斯里卜当时正因政治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耶斯里卜人自己又克服不了这些纷争。622年穆罕默德与一位同伴艾卜伯克尔逃离麦加。这两位逃亡者避开了追踪,到达耶斯里卜英明地承担起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耶斯里卜人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判断错误。虽然当时穆罕默德的行政经验仅限于管理一个遭受迫害的小教派,但是他已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新的时代。穆罕默德应邀作为耶斯里卜的统治者行使着更大的行政管理职权,他使耶斯里卜的两派互相和解,并让他们与追随他来到耶斯里卜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和睦相处。古耶斯里卜人中大多数的非犹太人似乎很愿意成为穆斯林,他们共同的新宗教成了联结当地人与难民的牢固纽带。

    主权国家可以进行战争。穆罕默德既然已成为一个统治者,立即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麦加同胞宣战。穆罕默德的政治处境与遭到拘捕时的耶稣大不相同。耶稣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果他要成为反叛者,那他的反叛活动将会使许多犹太人丧生,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穆罕默德却具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确实赢得了胜利;但是,他是作为一名统治者和交战的一方面取得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伊斯兰教的后果就同君士坦丁一世改宗对于基督教的后果一样。它使得宗教与政治和战争缠绕在一起。

    在耶斯里卜,穆罕默德要发动对麦加的战争显然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因为耶斯里卜位于麦加与叙利亚的陆路交通要道上。穆罕默德劫掠麦加的海队,即便是在一年一度的休战期间也不住手。630年麦加投降之后,穆罕默德给他的古来氏部落同胞以宽厚的待遇。他对克尔伯神殿和朝觐大加利用,把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到632年他去世时为止,其政府的主权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得到了承认,势力远及南部边境上的游牧地区,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当时都效忠于东罗马帝国或波斯帝国。政治上臣服于穆罕默德国家的条件之一即是皈依伊斯兰教。但这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敷衍了事的,麦加也同样如此。穆罕默德在622-632年之间进行的战争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战争(604-628年)相比,规模实在太小,但在北部的一次大战和在阿拉伯半岛的数次小的战役,其综合作用的后果却是巨大的。

    提供分享战利品的机会是穆罕默德使其成份杂乱的国家保持统一和效忠的手段之一。麦加人成了穆斯林社团掠夺欲望最早的牺牲品;但更有利可图的是抢劫耶斯里卜的犹太人部族以及后来的海拜尔犹太人。

    穆罕默德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有经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包含信息和戒律的圣典。他们相信,穆罕默德也深信不疑这些圣典是上帝发布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正降示于他的《古兰经》是真主最后的启示–是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因而也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一部最终的启示。既然在《古兰经》以及犹太人的圣典和《福音》中,一神论都是启示的基本真理,穆罕默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望得到耶斯里卜已经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穆罕默德指望耶斯里卜的犹太人仅因为《古兰经》是真主向说阿拉伯语的人降临的启示就放弃犹太教而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太天真了。穆罕默德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一直坚持不愿放弃犹太教而信仰基督教。

    耶斯里卜的犹太人同耶斯里卜的异教徒一样,都没有响应穆罕默德让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号召,但是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不圆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他们指出《古兰经》在提及《托拉》中的经文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分显著但又无关宏旨。对穆罕默德来说,这种冷言相拒显然对他造成了伤害。他的手段是野蛮的,与犹太人冒犯他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耶斯里卜的犹太人是少数派,同时又很富有。穆罕默德听任耶斯里卜社团中的穆斯林多数派不受约束地抢劫和驱逐耶斯里卜的犹太人。耶斯里卜最后一批穆罕默德的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离境,即使他们除了求和已一无所有。他们不仅被抢劫一空,而且男人们还遭到屠杀,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数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

    (633-750年)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股利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

    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尽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象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戒。该训戒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

    (628-726年)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各种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系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湾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说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赶走了大批的东罗马公民,但他们对帝国本身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墙挡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农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他们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小的”斯拉维尼亚”,并且处在东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只要东罗马帝国还有多余和必要的军事力量,它随时可以征服他们。这一形势在680-681年发生了不利于东罗马帝国的变化,当时一支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人(前匈奴人)被臣服于说突厥语的草原帝国的哈扎尔人向西驱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带。保加利亚人是欧亚平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擅长于驯养动物,又是治理人类的专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维尼亚”之后,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国家,并成为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保加利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开始了保加利亚国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对内陆”斯拉维尼亚”政治控制权的竞争,这些”斯拉维尼亚”正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被具有实力的任何一个强国占领。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2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3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瑕可击。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634-756年)

    634-756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域中心继续向西北移动,这一趋势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崛起,从政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它的缔造者克洛维以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方式对基督教的皈依,以及罗马教廷对不列颠领土的获得,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在这些年代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努尔夫家族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阿尔努尔夫家族(回溯加洛林家族便知)在墨洛温王朝扮演着宫相(宫中的主要行政官员)的角色。在这些年代中还可以看到,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权威在不列颠诸岛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它的地理范围,而且通过英格兰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农业中心(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与当时任何地方一样,农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从地中海西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

    这个地区是地中海式的气候,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除了几块比较肥沃的地区,例如,尼罗河冲积地带、底格里斯河冲积地带、幼发拉底河冲积地带,以及印度河冲积地带,或者象地中海及其回流–黑海的北部腹地。迦太基及后来罗马的农学家运用科学手段使地中海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潜力得到挖掘。而且他们的工作无论在西北非,还是在南部西班牙,都没有因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被搁浅。另一方面,建筑师、造船的工匠、伙夫这些人为了弄到烧浴室的燃料不断地对地中海地区较易进入的森林滥砍乱伐,使森林资源耗毁殆尽。这种大规模的砍伐不仅造成这个地区木材短缺,而且还使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用地和牧场面积。然而,北欧仍拥有大片森林,而且即使这些森林都被砍伐光了,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这片土地加以保护,不致于使地表裸露。

    罗马帝国先吞并了波河流域,接着又吞并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大片领土,这样就把西部地中海流域北部腹地的大片可开发的肥沃土地划入希腊–罗马的文明版图。为了开垦这些土地,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便已开始发展农业技术。其中,关键是要发明出一种新犁,比原先耕作软土地时使用的那种犁,在功率和效率上都要提高一步。

    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上,北欧的农业产量仍不可能超过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麦田、葡萄园、橄榄园的丰收对北部蛮族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诱惑力。他们在身后匈奴人的驱动下,沿着莱茵河突入罗马境内,接着又践踏了西班牙和西北非。无疑,他们本也可以占领埃及和伊朗的更为富饶的灌溉地区,然而,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和伊朗,使得北部蛮族始终无法染指。到了7世纪,扩张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夺得了这两个财源。

    同时,高卢到卢瓦尔河南部这一地带对法兰克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6世纪和7世纪,墨洛温家族成员在对法兰克王国连续不断的瓜分中,任何有资格的人除了他在北高卢的份地外,还可以在米迪地区得到一块份地。高卢是法兰克的主要拓居地,因而成了它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农业。罗马人首先得到北高卢和不列颠东南部、中部的肥沃土地;接着,前罗马领土上说日尔曼语的野蛮的拓居者又夺走了这片土地。如果说日尔曼人和阿拉伯人对前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占领导致了农业倒退的话,那么,这也只是暂时的。北部地区土地资源的连年开发,尚未产生任何惊人的成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这片新土地拥有广阔的范围和很高的潜在生产力。

    基督教会领地的重心和罗马教廷道德-政治的势力范围,在634-756年间,也同样向西北移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对西北非的占领,对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占领,对比利牛斯山脉和罗讷河口之间高卢地区的地中海沿岸的占领,并没有夺去教皇对这些地区基督教臣民的管辖权。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西北非的基督教,象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失去了信徒,而且比基督教在从前的西哥特王国或在黎凡特地区的肥新月沃地失去信徒的速度更快。西北非的基督教会,自从多纳图斯教派信徒与天主教徒绝裂后,一直屡遭不幸,却为维护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扫清了道路。基督教在西地中海的北部地区生根之前,已在西北非广大地区根深蒂固。只要西北非教会还能保持团结向上,它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罗马基督教会的至尊至上。

    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政府大约在732或733年,给予罗马教廷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把意大利的”靴尖”、西西里和整个东伊利里亚从罗马教廷手里移交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并把西西里的原属圣?彼得教产的岁收从教皇手中转进了帝国国库。但在东罗马帝国政府看来,对教皇的这种经济上的惩罚,并不能弥补政府在亲自处罚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三世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717-718年,为了抵御阿拉伯人,保卫君士坦丁堡,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强征附加税,以解决军费开支,结果遭到了西部臣民的抵制,格列高利二世竟公然反抗利奥三世,支持臣民的抵制运动;接着,臣民又抵制利奥在72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教堂放置画像的命令,格列高利二世再次与利奥作对,支持臣民。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他的继位者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相继革除了那位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的软弱顺从的主教的教籍。这2位教皇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在教会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从基督教会已失去的土地和岁收来看,教皇统治还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东伊利里亚的内政如今已操诸于教皇和皇帝都鞭长莫及的异教徒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但东伊利里亚仍包括塞萨洛尼基、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

    就在罗马教廷丧失东南部领土之前,它便已经在西北部获得了领土。634年,诺森伯里亚王国-罗马帝国在太不列颠最北端的英格兰的后继国,已被爱尔兰教会从罗马教廷手中抢走。它在664年又被罗马教廷重新夺回来。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取得这次胜利后,在8世纪,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相继归顺了罗马教廷。669-690年间在英格兰,流亡的希腊僧侣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重新组建了罗马天主教。狄奥多尔曾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式的禁欲生活已在7世纪的英格兰根深蒂固。在诺森伯里亚地区贾罗的那座本尼狄克式修道院,有一名叫比德的僧侣,他于731年出版了著名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一书。

    690年,一位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僧侣威利布罗德-克勒门特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了欧洲大陆,到了弗里西亚。其后,在716年左右,一名西撒克逊的英格兰僧侣温弗里德-卜尼法斯受教皇保护,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等地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活动。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宫相为威利布罗德和卜尼法斯提供了政治庇护。741-747年间,经奥地利(东法兰克)宫相卡洛曼提议,卜尼法斯在罗马范围内重新改革组建了法兰克教会。但在法兰克政府里,卡洛莫和他的继承者们像东罗马皇帝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敢对其管辖下的基督教机构说三道四。

    不过,加洛林王朝和教皇统治觉得有必要相互支持。自687年以来,加洛林家族事实上已成为法兰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750年,丕平三世”矮子”请求教皇来裁决这个问题。751年或752年,他怀揣一位教皇给他的、正合他心意的祈祷文,召集法兰克人集会,这次集会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墨洛温国王,选举丕平为国王。丕平的当选,通过卜尼法斯举行的涂圣油仪式而确定下来(这种仪式摹仿于《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同时在751年,当教皇扎迦利正要对丕平的请求作出满意答复之际,伦巴德人已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前沿阵地拉韦纳。

    东罗马人不可能重新占领拉韦纳,并且也未做这样的努力。第一次征召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本土,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侵袭。很明显。伦巴德人现在正随时可以占领罗马,除非教皇能找到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从某些方面而言,连君士坦丁堡也不再能提供。至今,教皇统治还没有在政治上把它自身同东罗马帝国分离开。而在753-754年间,教皇司提反二世或三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请求丕平军事干涉意大利。在754年,他亲自为丕平行涂圣油礼,同时还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大帝)和卡格曼举行了徐圣油礼。在755年和756年两年里,丕平两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伦巴德人,除了阻止他们占颌罗马之外,还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拉韦纳四周的前罗马领土。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请求丕平归还这块土地,但丕平并未使他如愿,却把这块领土献给了教皇。

    第五十三章 东亚

    (589-763年)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

    隋炀帝向北开挖的大运河支流,并未能使他征服朝鲜三国中最北部的高句丽。唐朝在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于660年攻克百济,于668年攻克高句丽。新罗随后将唐朝军队逐出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朝鲜在名义上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政治统一也给朝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汉化,并使佛教得以发展。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

    (750-945年)

    750年的革命改变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性质。从633到750年,这个国家一直听任享有特权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他们统治了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和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加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支配地位”现已被仍然是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穆斯林的”支配地位”所取代。但是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还有可能是普世性的。它可以进一步包括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居民和整个人类。750年阿拉伯人”支配地位”的放弃在813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一年第五位阿拔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尽管已经继承了帝国的伊朗部分,但仍然出兵吞并了由其兄弟阿明继承的,居住着绝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帝国的西部领土。

    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涉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9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思想骚动,受到了要为伊斯兰教配置精神机构这种需要的刺激。伊斯兰教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已经具有这类机构。伊斯兰教显然需要能够让伊斯兰社团在一个庞大帝国足以保持统治地位的法律和神学体系,而这个帝国又包容着若干古代成熟文明的故乡。使阿拉伯人成为”有经人”的渴望,一直是穆罕默德的动机之一。

    伊斯兰教律法必须要建立在穆罕默德的教导之上,但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古兰经》由许多条精神上的训诫组成,这些训诫又与作为麦地即伊斯兰教社团政治首脑的穆罕默德发布的专门性行政规定混杂在一起。《古兰经》中的法律材料必须要挑选出来,然后再把有关穆罕默德言论的传统报道补充进去。这些报道必须要经过证实。此后仍然存在的空缺部分,则必须要由类比推理和引用地方上的习惯法来填补。这种习惯法在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能就意味着是罗马法的地方版本。在750至900年之间,圣训传说分门别类被汇编成集,伊斯兰教律法的四大学派正式确立。对于与什叶派(即阿里家族的同党或追随者)穆斯林相区别的逊尼派(正统派)穆斯林来说,所有四大教法学派最终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当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它喜爱的任何学派。

    伊斯兰教神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精心论证的基督教神学,部分是因为对上帝独一性和统一性的信仰已使两个宗教都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认为《古兰经》是受造而非自存的教义,是阿里乌派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关系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的翻版,这一教义于827年被哈里发马蒙确立,随后又在847年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尔废除。在颁布这些神学通告时,这两位哈里发滥用了权力,因为哈里发只是穆罕默德在政治领域的继承人而已。在神学领域由穆斯林公开讨论的问题,就同犹太人一样,应当由律法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来决定。纯粹的一神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需要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起草的信经。但是,穆斯林通过翻译接触到希腊哲学,促使一系列穆斯林思想家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在945年以前的100年中,相继出现了巴士拉的哲学家金迪(死于873年)和具有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死于950年)。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自从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833-842年)以来,阿拔斯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的傀儡。这些人是最初将阿拔斯王朝推上王位的伊朗呼罗珊人的继承者。(虽然突厥人的草原帝国已于581年分裂,并在630-637年灭亡,突厥人还是生存下来,许多突厥人部落继续占据着大部分欧亚平原。)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卫队,至少已在名义上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从874至995年统治托卡里斯坦、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呼罗珊的伊朗萨曼人就是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他们与西北非的艾格莱卜人一样小心谨慎地在口头上归顺于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的统治权。945年巴格达城被什叶派的伊朗布瓦希德人攻占,暴露了阿拔斯人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统治权纯属是沙上之塔。

    这种虚构的统治权事实上早在929年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一年倭马亚王朝流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一支的当政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版图便发生分裂,分别统治两地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合法的政治继承人。因此到这一时期,其臣民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许多与正统派伊斯兰教分道扬镳的政治上独立的小国。

    在750至945年之间,除了一次例外,穆斯林唯一的胜利是由西方的穆斯林政府或私人冒险家所取得的。在陆地上,流亡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国不断缩小。到803年,它不仅失去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最后一批据点,而且还丢失了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但是,在826或827年,被驱逐出倭马亚西班牙的穆斯林反叛者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克里特岛。827-902年艾格莱卜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后者在该岛仅剩下一个据点。9世纪查里曼帝国的解体使得西西里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有机会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们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许多关隘,并几乎成功地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阿尔卑斯山地区袭击了意大利。868-876年当东罗马帝国进行干预时,他们几乎已经经阿普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抵达保加利亚。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亚并未退缩,相反它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阿拔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统治期间(908-932年),尽管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衰落到最低点,但一支生活在欧亚大平原深处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地区的讲突厥语的民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仍请求穆克塔迪尔向他们派遣一队传教士。这些保加尔人当时肯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批传教士于922年到达了他们的首都保尔加。960年,当时占据大宛北部一带草原(751年阿拔斯人曾迫使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的葛逻禄(”雪人”)突厥人,改信他们在河间地带的邻居所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些邻居已不再是阿拔斯人;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萨曼人。葛逻禄人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并随身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尽管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四分五裂,而伊斯兰教本身却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力量鼎盛时期的疆域之外赢得了皈依者。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

    (726-927/928年)

    在674-678年和717-718年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中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比其南部邻邦伊斯兰教帝国和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建立起来的法兰克帝国都要小。在9世纪解体之前,加洛林帝国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西北邻邦。因而,在719至925年期间,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很谨慎。788年,伊林娜女皇支持一位伦巴第人对帕维亚王位提出要求,企图将法兰克人驱逐出伦巴第。这次不成功的尝试只能算是一次毫无特色的冒险。

    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政府一般只致力于追求两个目标:保持它仍然占有的领土,尽可能多地将它从保加利亚的侵犯下解救出来的”斯拉维尼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相连。在这一时期与保加利亚争夺巴尔干半岛腹地的战争,是对东罗马政府军事资源的第一次消耗。在826年或827年穆斯林征服克里特岛之后,东罗马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恢复该岛;由于穆斯林在干地亚的要塞控制了爱琴海海域,因而它成了刺向帝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东罗马政府还顽强地(虽然并不成功)抵抗了伊夫里奎亚穆斯林对西两里岛的征服(827-902年)。当西西里的穆斯林占领阿普利亚并围攻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世(867-886年在位)在868-87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并将阿普利亚并入了东罗马帝国。

    这样做并未背离保持守势的外交政策。在失去了西西里岛之后,东罗马帝国需要找到另一个屏障来防止西北非和西西里的穆斯林与亚德里亚海对岸的保加尔人联合起来。在863年消灭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深入到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远征军之后,东罗马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政策。这次事件成为托罗斯和安蒂托罗斯山脉一线东罗马-阿拉伯前线的转折点。但东罗马人过了63年才于926年发起反攻。在此期间他们在小亚细亚唯一的攻击行为是袭击非正统的保罗派基督教徒,后者在马拉蒂亚穆斯林的支持下已在东罗马帝国东北边疆的迪夫里伊建立了一个据点。东罗马人与保罗派的战争从约843年持续到约878年。

    在罗马与保加利亚的战争更为激烈。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21年的战争(755-775年)中未能消灭保加利亚。紧接着这次较量之后,两国在9世纪时又为争夺斯拉维尼亚的控制权展开竞争。在804-805或805-806年,帝国制服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大部分斯拉夫人。809年,保加利亚摧毁了帝国西北部的要塞塞迪卡。皇帝尼斯福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之间安置了亚洲希腊人和突厥人移民,企图以此来阻挡保加利亚人前进,但他在一次军事失利中丧生。当904年边界确定之后,环绕塞萨洛尼基腹地的边界离东罗马帝国这一十分重要的城市只有22公里。

    从726年到843年,东罗马帝国因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而陷于瘫痪。冲突起因于在基督教会内是否陈列和膜拜圣像。这种做法违反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来的十诚的第二条;它使得基督教徒成为犹太教和穆斯林攻击的现成目标。但这一习俗几乎是与基督教会非犹太人的分支同时形成的,因此如果要放弃这一做法,基督教就很难赢得非犹太人的改宗者。

    倭马亚哈里发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据说曾下令销毁境内基督教会和公共场所中陈列的圣像。但并不清楚耶齐德的行动是否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出于相同的考虑,利奥一世在726年也颁布了具有同样效果的敕令。利奥的行动满足了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罗马教廷教会臣民的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辖区当时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和希腊内陆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居民的飞地。大约在732-733年,东罗马帝国政府回击了这次反抗,它把罗马教廷所有的说希腊语的教会臣民都转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

    843年,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以有利于圣像崇拜者的妥协而结束。各方一致同意三维(立体)圣像应该继续受到禁止,而两维(平面)圣像则应被认可,不过不能把圣像本身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人、天使或神–的象征。东罗马帝国内的这次要协消除了致使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教区产生不和的根源。教皇的教会臣民并不是毫无异议地支持教皇的立场。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圣像崇拜者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普世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普世会议的决议虽被教皇批准,但在794年却遭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加洛林帝国主教会议的谴责。按照道理,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787年和843年将732-733年左右移交的教区归还给罗马。但实际上两次都未能归还。

    东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兴。这次文化复兴的推动人物是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而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则得益于塞萨洛尼基的两位学者兼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和其兄美多迪乌斯的努力。君士坦丁第一次传教就前往哈扎尔人之中,哈扎尔人讲突厥语、曾臣属于已经灭亡的突厥草原帝国,他们在欧亚平原的西端创造了自从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最文明的帝国。哈扎尔人很早就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对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860年,即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传教的同年,这一联盟又面临着新的共同敌人瑞典人。860年,一支瑞典人的海盗舰队从俄国来到东罗马帝国,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的传教并不成功。到860年哈扎尔的哈强克家族已经十分坚定地信奉了犹太教(哈扎尔人信奉犹太教可以免除一些政治纠纷,而无论采用东罗马帝国还是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国教,都可能会陷入这些纠纷)。但在863年,应斯拉夫人大摩拉维亚公国(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统治者的邀请,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来到了这一距离较远的斯拉夫语系国家,并且带去了格拉哥里字母表。这一字母表是由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用来表达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内地斯拉夫人的方言。

    大摩拉维亚位于西伊利里亚的北部。这一地区无争议地属于罗马教廷主教区。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与2个世纪前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一样忠诚于教皇。教皇批准了他们的著作,但却遭到法兰克教会的反对,法兰克教会从政治上将这一著作解释为东罗马帝国对法兰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种侵犯。法兰克帝国当时正趋于解体,但法兰克教会却依然存在。就象在794年一样,这时的法兰克教会推行的政策与罗马教廷的政策相抵牾。855年,法兰克教会成功地摧毁了斯拉夫语系的摩拉维亚传教团。传教团内幸存的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死宁869年,美多迪乌斯死于885年)成了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到达保加利亚。他们在保加利亚发现了一块新的传教区。在这里传教一定会结出硕果,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欢迎。

    在东罗马和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边界战争于863年发生重大转折之后,864年保加利亚改宗了东正教基督教。870年,保加利亚的沙皇鲍里斯-米哈伊尔发现效忠于罗马教廷更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便坚定了他对君士坦丁堡教廷的效忠。既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885年,鲍里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从而无需窝藏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加强了处在以前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885年之后,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它被错误地说成是”西里尔字母表”)来代替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保加利亚人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一部分在达尔马提亚群岛改宗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保加利亚的改宗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关系一度紧张。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区处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范围内,但保加利亚在809年之后扩张的领土却位于有争议的东伊利里亚地区。但是,大摩拉维亚讲斯拉夫语的教士在885年到达保加利亚,最终确定了保加利亚信奉卡尔西顿基督教的东正教形式。

    863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消灭了马拉提亚埃米尔的远征军,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到达大摩拉维亚;也正是在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学重新恢复。鲍里斯沙皇的次子和第二位继承人汗西米恩沙皇曾就学于君士坦丁堡,他深深迷恋着拜占庭的希腊文化;913年,当帝国的皇冠由一个毛孩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继承时,西米恩计划将东罗马帝国与保加利亚统一起来,并作为比君士坦丁七世年长的两位国王之一而抢夺帝国的王位。西米恩的计划出了差错。东罗马舰队的海军司令罗曼努斯一世莱卡帕努斯抢在了他的前面。在从913年开始直到927年西米恩去世为止的一场战争中,西米恩证明自己无法用武力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西米恩没有海军,也未能获得穆斯林海军的配合。因此,小亚细亚始终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既不能困死又不能利用风暴占领君士坦丁堡及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领土上其他一些有城墙的沿海城市。在西米恩死后,罗曼努斯一世与西米恩的继承人彼得订立了和约。他宣布彼得是皇帝,并且是他的大主教之一,同时还将孙女玛丽亚嫁给彼得作皇后(陪嫁一笔年金)。926年,罗曼努斯一世率领东罗马向东方穆斯林发动了拖延多时的反攻。927-928年异常寒冷的冬天使东罗马帝国内部农民、大地主与帝国政府间的力量失衡。对于拜占庭世界来说,926-929年的事件与860-864年的事件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756-911年)

    公元756年,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前途显得颇为乐观。统治者丕平三世代替了已被废黜的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被承认为合法的法兰克国王。756年即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丕平成功地侵占了伦巴第,强迫伦巴第王接受了他的和平条款。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属地,在同一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而在此前,直到750年它还是从大西洋沿伸到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这个王国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成员进行统治,该王朝是在747-750年被占据现今已经分裂的伊斯兰帝国其余地区的阿拔斯王朝推翻的。丕平的儿子查理二世和卡洛曼二世在768年继承了丕平的王位,771年卡洛曼过早去世,查理(即查理曼)成为唯一的国王,大权

    在773-774年,查理曼吞并了伦巴第王国,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和伦巴第国王的双重头衔。作为”罗马人的贵族”,他又在事实上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正式为教皇保留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对拉韦纳周围前东罗马的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法兰克人而不是由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作为要求法兰克人帮助收复拉韦纳地区(教皇从未对它进行过统治)的结果,教室现在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历代教皇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利益实际行使着的对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统治权交给了法兰克人。当时,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北意大利人接受了773-774年北意大利和高卢的政治联盟。伦巴德人本来就是法兰克人的近支,在公元7世纪,他们也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而改信天主教,成为与法兰克人同教派的人。伦巴德人从前属于罗马的臣民也和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前属罗马的臣民是近支,而且,在这两个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从前的被征服者也和从前的征服者联合起来。在法兰克的北部边疆,仍然是异教徒的撒克逊人更加激烈地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虽然撒克逊人和伦巴德人一样,也是法兰克人的近支。这场战争的发展就和查士丁尼一世对东哥特人的战争一样,查理曼用了32年(772-804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大陆上的撒克逊人。战争初期取得了虚幻的迅速前轻易的胜利,但本久就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法兰克人损失惨重。在778年,即撒克逊人第一次反击的那年,查理曼又轻率地在西班牙开辟了第二战场。当他从西班牙撤退以对付撒克逊人时,由罗兰(法兰克对付布列塔尼的边区总督)率领的后卫队被巴斯克人歼灭了。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的流亡者)都是小民族,但他们很难对付。法兰克人的邻居,居住在匈牙利境内飞地的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也是从前属于土耳其游牧领主的一群逃亡者。查理曼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于791-805年间消灭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瓦尔人。在这4个不同地区的战争始终对查理曼的资源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累积的压力。查理曼的后代,就象查士丁尼一世的后代一样,为这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查理曼为了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于772年发动了战争,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实施同一件伟业已有784年,离他放弃这一计划也有758年。查理曼成就了奥古斯都的未竟之业。他强迫撒克逊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大陆上的撒克逊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没有出现反复。但是,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查理曼招致了另一个邻居的反抗。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很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丹麦人对帝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攻击,进行报复。这就是下一章将要论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掘起的开端。

    公元800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不知道利奥三世这样做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但毫无疑问,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只要他一日没有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承认为皇帝。他的威信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君士坦丁政府以承认查理曼为筹码,以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全面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有关的谈判在811-812年间进行,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得到批准。

    恢复已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名字,要比恢复它的实体容易得多。查理曼缺乏足够的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员供他支配,以管理他吞并的广大地区。只要帝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受人尊重的统治者的完整的统治之下,他的巡回检查官制度就使他能对他的地方行政官员保持一些控制。查理曼还从诺森伯里亚聘请了天才的阿尔昆做他的教会和文化顾问。查理曼本人还有一个优势,即他是他的能干的父亲丕平三世和祖父查理?马特尔的继承者。他的兄弟卡洛曼的早夭,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查理曼的儿子和继承者”虔诚者”路易控制不住局势。加洛林人也继承了墨洛温人政治上灾难性的行动,他们把法兰克王国当作私有财产,在相互敌对的后嗣之间进行分配。843年,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加洛林帝国,胖子查理(881-888年在位)时期的重新统一也终无成效。在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一直存在到987年,但是加洛林人的这些后继者也和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同样无能。

    在9世纪结束之前,过去受到查理曼的巡回检察官监督的地方行政官员,已成为事实上独立的世袭的统治者,教皇也重新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事实上的统治者。无论地方统治者还是徒有虚名的加洛林封建领主们都无法对付连查理曼也为之头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袭击。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班牙、西北非洲的海盗一起进攻已经分崩离析的加洛林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846年和849年,非洲穆斯林入侵者渡海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和455年的汪达尔人一样,占领罗马。罗马本来是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在843年被分给名义上的皇帝洛泰尔一世。但是是教基利奥四世。而不是洛泰,在849年加强了台伯河右岸教区(圣彼得大教堂就在其中)的防御,从而拯救了罗马。

    89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方穆斯林海盗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马札尔骑兵也从陆上进攻。(欧亚混血的马札尔游牧民族被更加凶悍的佩切涅格人赶往西方,于896年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居住于今日匈牙利境内飞地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

    9世纪和10世纪野蛮人的入侵,要比5-6世纪的入侵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查理曼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似乎起了反作用。然而,从内部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被迫默许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条件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显然,查理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更为成功。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据为已有,却又满怀热慎地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勃艮第过去就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而且,早在3个世纪前,圣?科伦巴就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诺曼底和克吕尼的修道院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1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在随后的100年中,诺曼人和克吕尼人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正从查理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压下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793-1000年)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而且,象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也有明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它又一次使交战国筋疲力竭,也又一次使它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与此同时,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

    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实际上早在878年,经过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协商,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一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国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筹措募役费,把大部分负担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40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俘获了当时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这一打击,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王安石的政敌们又回过头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受过去时代的拘羁。他们欣然接受了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诗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时诗人还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侣的需求),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间,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象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产生了3部日本编年史。那时,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这3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尽管大多数汉字是作为中国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音素使用的,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9世纪,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这一发明,使得书写日语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但对于书写日语,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仍然被当作表意文字来使用。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部分是因为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在它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同一语词,在作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以之作为表意文字。

    汉语表意文字与日语音节音素的混和,与钵罗钵文的手稿同样复杂。在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语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语词。然而,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却为一部成熟于11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考古学家们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安第斯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未取得一致意见。前文已经提到安第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认约公元前400年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安第斯历史”兴盛”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蒂亚瓦纳科文化在公元900年正走向它的末日。因而安第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到900年还未结束,整个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衰落是在1000-1300年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时期的后继者都是好战的武士。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最早的穷兵黩武者。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提供的证据来判断,9世纪时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马雅人也是穷兵黩武者。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中美洲的军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阶段的初期,从安第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这一技术通过海路、可能是经厄瓜多尔沿岸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在同时代的安第斯世界,铜(后来还有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塔拉斯科人之外,安第斯冶金学家们在中美洲的学生在这方面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技艺日益精湛,但是当阿兹台克人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他们仍然在使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向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和对手塔拉斯科人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剑和矛。

    图拉同乔卢拉、特奥蒂瓦坎、拉文他、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力。这一命运在12世纪下半期降临在图拉城。与此同时,图拉城的建城者托尔特克人托皮尔京,被另一支敌对的托尔特克人赶了出来,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被传给了托尔托克人的后继者阿兹台克人。托皮尔京似乎从海上来到尤卡坦西海岸,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微型帝国,该帝国的首都是奇琴。根据尤卡坦马雅人的记载,在987年或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在马雅语中”库库尔肯”意指”长羽毛的蛇”,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托皮尔京的绰号”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祗的名称,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京的长羽毛的蛇。(托皮尔京的过错在一支托尔特克人看来,也许是他对该神的虔敬行为,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而不赞成人祭牺牲。)

    库库尔肯-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马雅人的建筑、视觉艺术、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对人祭牺牲的执着追求。如果托皮尔京真的就是库库尔肯,可能还不致残忍到为了取悦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而嗜血成性的程度,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马雅混合文明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马雅更为残忍嗜杀。座落在奇琴的一座装饰有人头盖骨壁缘的平台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残忍性的纪念。同样能证明这种残忍性的还有从奇琴的”肯诺特”底部挖掘出的人类遗骸。(肯诺特是一种水池,人祭牺牲者的尸体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

    在建立和统治奇琴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奇琴被一支流浪的马雅人伊察人占领。伊察人的首领模仿奇琴的托尔特克建立者也称自己为库库尔肯,他于1283年左右在奇琴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建立了马雅潘城。这是马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在此之后马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察时期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本地马雅式的中美洲文明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份;在一系列相继在马雅潘行使统治的伊察人中,有一支部落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夺取权力的。

    虽然马雅潘四周有城墙,但它并不象没有城墙的特奥蒂瓦坎那样座落在一块平地上。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则座落在一块规模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第斯历史在蒂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这一后蒂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143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安第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在沿海低地,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3个国家,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奇穆、奎兹曼科、钦查,这些国家使前蒂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见绌。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布瓦希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纪的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就自封为阿拔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却是占领阿拔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布瓦希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他们对阿拔斯哈里发的支配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813年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显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叶派;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结果将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马亚人。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而2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他们贻误已久的希望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莱卜人已于909年被一个声称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莱卜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拔斯人的宗主权。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马赫的柏柏尔人。法蒂玛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柏柏尔族和什叶派中伊斯玛仪(七伊玛目)派的胜利。914年他们企图征服埃及,但没有成功。不过到969年,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时在890年,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社团卡尔马特派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将卡尔马特人从新月沃地驱逐出去,但卡尔马特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哈萨和巴林岛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依靠这一根据地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还袭击了麦加。930年,他们从克尔伯神殿抢走了黑石。从864至928年统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叶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获得了对木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到985年,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阿拔斯人的继承者萨曼伊朗人的国家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倭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在政治上对阿拔斯人持敌视态度。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尔之间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统一,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法蒂玛人。

    而且,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诗人菲尔多西(939-1020年)、哲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年)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约970年起,”精诚兄弟会”,在巴士拉的一个伊斯玛仪派社团,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973年,法蒂玛的伊斯玛仪派在他们的新都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地方宫廷的增加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但是,在11世纪结束之前,在985年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却落空了。到1085年,逊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权;而且,虽然埃及仍处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监护。但从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在969-1055年间,它又一次丧失了机会。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仪教派的什叶派,但卡尔马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而法蒂玛人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法蒂玛人与卡尔马特人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布瓦希德人虽是什叶派,但不属于伊斯玛仪派。他们宁当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玛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仪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在一点上意见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仪派的统治之下。伊斯玛仪派对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满,于1090年左右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尼扎姆?穆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巴格达的布瓦希德人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塞尔柱人政权,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伊斯兰教世界现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惨的是,它还受到迁移不定的游牧蛮族的骚扰,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夺取了克里特岛,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在法蒂玛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夺取了安条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玛人和东罗马人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驱赶他们的对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诺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继承阿拔斯王朝的萨曼伊朗人国家沿着乌浒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一部分为葛逻禄突厥人所统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自从9世纪初以来,突厥人作为士兵–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洞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对于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和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在军事上,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运的兴衰与同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经历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直到955年奥托一世战胜马扎尔人时,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896-955年间它所蒙受的异族入侵的灾难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60年间,马扎尔骑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期,形势变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则开始发生逆转。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大摩拉维亚传道时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可能两个世纪以来,在波希米亚,斯拉夫的宗教仪式就和最终在那儿盛行的拉丁仪式共存。也和在俄罗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也帮助了基督教在波兰的传播。在966年,即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取得对马扎尔人的决定性胜利11年后,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马扎尔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间改信了天主教。丹麦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0和11世纪之交也改变了信仰。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11世纪后半期和希腊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在长时间的孕育之后,文明突然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时代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和复兴它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0世纪时西欧政治的特征是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作为其中心。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于955年战败了马扎尔人,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但是西法兰克(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与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一样,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纪时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个新王朝所取代。11世纪时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诺曼人对新获得的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超过了他们征服英格兰、阿普里亚、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实行贵族统治,是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哈里发的属国。它的建立导致了南意大利新兴的城邦国家的毁灭,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纪结束以前,事实上已独立于东罗马帝国。11世纪初期还处于继袭的查理曼帝国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统治之下的伦巴底各城市,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在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伊斯兰教世界在政治上已经解体,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西方基督教徒反击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在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对蒙古人来说,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在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察克突厥人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他们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992年到1202年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从开伯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及。在西方,穆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该地在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但在相反方向,穆拉比人却于1086年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为伊斯兰教在西撒哈拉以南赢得了一个立脚点。

    1098-1099年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深入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为数极少(或许不到2000人);在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但是,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在10世纪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吉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于1109年向法兰克人投降。1116年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和非洲部分的陆路通道。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被塞尔柱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伊马德?丁?赞吉恢复了过来。赞吉在1127年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到1144年他已吞并了阿勒颇、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尔?丁占领了大马士革。1161-1170年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1171年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灭掉了法蒂玛王朝,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努尔?丁的帝国在他1174年去世时已经解体,但撒拉丁在阿拔斯哈里发的恩准下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1187年他在加利利的海廷击败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得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未能赶走撒拉丁,尽管腓特烈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但腓特烈中途淹死)。萨拉丁的帝国在其创建者于1193年去世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250年萨拉丁王朝灭亡后依然存在。就在1250年,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但仍以失败告终。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末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1071年,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卜?艾尔斯兰战败并俘虏;1081年小亚细亚贵族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在以这2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起迄点的10年中,东罗马当局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送给了突厥人,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为抗击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已坚持不懈地战斗了3个世纪。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导致了东罗马帝国在这10年中的急剧没落。到1081年,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西方的诺曼人和北方的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和多瑙河下游进入东罗马帝国,他们是塞尔柱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他们同样受到另一支突厥人游牧民族基布察克人西迁的压力。)

    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细亚腹地的领土仍然完好无损、帝国政府与大地主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的斗争尚未彻底失败之时,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斯米西斯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就已经超出了帝国的能力之外;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推行了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从而浪费了精力,白白消耗了东罗马帝国已经萎缩的资源。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但他仍然与匈牙利进行战争。他干预腓特烈一世巴尔巴罗萨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企图收复帝国在阿普利亚的失地。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帝国的崩溃在一场超级灾难中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他的大多数同胞并未能分享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东罗马政府在先前2个世纪中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海军援助而出让的经济特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118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占领和劫掠了塞萨洛尼基。1180年塞尔维亚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自1018年以来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保加利亚人于1185年进行反叛,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与保加利亚人1041年的反叛不同,1185年的反叛未能镇压下去。1185年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但1191年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1192年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作为一种慰劳品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吕济尼昂家族的盖伊,后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1204年,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联合远征军的进攻,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这是君士坦丁堡自330年建城以来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胜利者们彼此之间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其全部计划。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瓜分战利品时她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希腊人诸王国,在西北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东端、特拉布松周围以及伊庇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君士坦丁堡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拥有君士坦丁堡现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从330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堡垒,但自从633-642年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从那时起,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就显得太大了;这一负担在1071年丢失了小亚细亚腹地之后进一步加重。1204年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一小块帝国领土井不足以维持君士坦丁堡;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君士坦丁堡自始至终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却比帝国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西北小亚细亚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互相之间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西北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国家,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其合法性得到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这位主教临时驻节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比3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1091-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更为成功地抗击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拉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和推进边疆,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它在经济上很繁荣,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1235年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立脚点。1234年他与保加利亚结盟;1235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从陆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235年后,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路,但援救它的法兰克人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海峡两岸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到了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于1348年横扫欧洲大陆之前,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复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许多著作中,对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对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领土的霸占在12世纪达到顶峰;教皇顽固地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这2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而且还通过4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贝尔纳多尼(1182-1226年),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里盖里(1265-1321年)和来自佛罗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邦多尼(1267-1337年)。这4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却在13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个世纪中,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城镇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向被征服地区殖民。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有许多这样的情况:1100年修建的城墙,被1250-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织生产上,佛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才赶了上来。佛兰德的发展,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本地原料丰富,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意大利城镇,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12、13世纪期间,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商人每年聚会于香摈的4个定期集市,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城镇数目的增多,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9和10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骤减少。人口的下降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出租给佃农耕作,佃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果也不佳。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农奴或奴隶只做极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时,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经,而更乐于接受之。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东部的殖民区(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建于1143年;但泽建于1200年;里加建于1201年;雷瓦尔建于1219年。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象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间,佛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销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造成肥料的减少,但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使三区轮作制代替了二区轮作制,减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使用挽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趋于完善。12至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自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术发明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公元10世纪,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但到了14世纪,表层和浅层矿藏已开采殆尽,要采掘深层的矿藏,必须使用更先进、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是12和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在授职权问题上的妥协于1122年宣告结束,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个回合中,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斗争中,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1183年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遭到了失败。教皇支持城邦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为此,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赐给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纪,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教皇在这个时期不仅允许罗马涅(即前东罗马帝国总督在拉韦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1250-1300年间,佛罗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为教皇收税,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从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征服伦巴底诸城邦,并自称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个天才,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以反对腓特烈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在这场斗争中,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让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个世俗权力的同时,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兰西王权结束了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就象当初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它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纪和11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到1303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赢得王国内僧俗两界显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这是由两地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同农奴制一样,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服军役,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转让土地时,封建主与他的臣属订立契约,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佃时,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世袭租佃早在9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但从10世纪末以来,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却在13世纪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地梦想统治意大利王国的失败。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梦想,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教皇需要金钱,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一些世俗封建主也借机从中渔利,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是作为初审法庭)收取的费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因基督教法规的编纂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当腓特烈一世宣称他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力时,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卢西乌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两位教皇的反对。这两位教室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象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象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戈利诺知道应为方济各修道会做些什么。圣方济各早就预言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在圣方济各以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卡拉布里亚人,菲奥雷家族的乔凡尼?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贵族,和圣贝尔纳一样,后来又成为锡托会修士)预言动乱高潮过后,1260年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如同基督降生时圣子时代在圣父时代之后出现一般。1260年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很明显就不会从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然而,圣灵时代益没有降临,如果圣方济各精神能够盛行的话,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接触教皇英诺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后于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这使他遭受了抨击,因为这些著作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1323年教皇宣布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样,方济各会的神圣使徒们,因支持圣方济各效仿基督的观点,都未能幸免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恶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是短暂的(1241-1259年),但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它也是强有力的。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匈奴人曾先于蒙古人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涌向四面八方,并把自己的统治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与拔都的疆域相比,阿提拉的疆域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厌哒匈奴人侵入了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共同在中国北方继西晋王朝之后,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241年到1259年,用政治术语说,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在这些年代里,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通知就能参加在哈刺和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战争的俘虏、自愿的冒险者(有技能的工匠、商客、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送到了哈刺和林。例如,在1254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动身前往哈刺和林。而在他之前,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森帕德特已于1247-1248年间先他而去。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它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1245-1247年,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往返于里昂与哈刺和林之间。1253-1255年,另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从阿卡来到哈刺和林,然后回国。可是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伊斯兰世界尽管一度曾处于它有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但它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哈刺和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125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他的第四个汗位继承人)奉其兄、当时的大汗蒙哥之命征服宋朝。1279年,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汗位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公元4世纪时,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来治理中国。4世纪时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得到了佛教徒、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而中国的蒙古人(元)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而这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象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其也是邻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那么从公元10世纪开始,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汉族国家西夏,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辽)帝国,以及它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

    如同东罗马帝国一样,金国的皇室通过利用一个游牧民族惩治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办法,来控制与它为邻的欧亚游牧民族。鞑靼人是蒙古人在东南方的近邻,金国曾利用他们来惩治蒙古人。大约在1202年,金国又利用克烈部族来惩治鞑靼人。克烈部族是信奉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也是蒙古人西南方的游牧族近邻。在这场斗争中,一个较小的蒙古首领的儿子,铁木真是作为克烈部可汗的下属盟友来为其效劳的。1203年,铁木真打败了克烈部而将其并入他自己的部落。金国插手于各游牧族政治势力之间,使铁木真得以开始建立起他自己的独立势力。

    然而,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一样,谨慎地使自己不落入汉族人手中。但铁木真认识到了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他从善如流,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他能在非汉族人中选拔顾问和官吏。1203年之前,在他手下就已经有一些穆斯林商人了。蒙古人自己和鞑靼人仍然信奉萨满教,但鞑靼人东南方的汪古部,以及克烈部北方、西北方的乃蛮部和蔑儿乞部则从1009年起就已信奉了聂斯脱利教派。铁木真于1203年消灭了克烈部之后,其他的这几个信奉聂斯脱利教派的游牧族于1204年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铁木真则逐一打败、并吞了他们。乃蛮部的可汗被杀死,他的畏兀儿人掌印官(秘书)塔塔统阿转而为铁木真效劳。畏兀儿-突厥人是乃蛮部的西南邻族,也是西夏帝国的西北邻族,他们大概在1204年乃蛮部被打败后不久,就自愿地归顺了铁木真。

    畏兀儿人与哈扎尔人一样,曾经是游牧民族。他们讲突厥语,并且欣然接受了各种各样非游牧民族文明的成份。在763年,畏兀儿人就已信奉了摩尼教,但他们当中也有聂斯脱利教徒和佛教徒。他们使用的文字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他们用这种字母转记自己的突厥语,并把用古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聂斯脱利教的祈祷文和圣经转记下来。当时已被称作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命令他的掌印官采用与叙利亚文的写法转记蒙古语,并且把蒙古人的习惯法(札撒)书写下来。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攻占了金国的都城大兴府(即金中都,今北京)后,他得到了从前在金朝供职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才为他效力。耶律楚才与塔塔统阿一样,心甘情愿地转而为成吉思汗服务。一度沦为女真人臣仆的契丹人,并不觉得他们应忠实于自己已经战败的前主人。

    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他的畏兀儿人、契丹人和穆斯林谋士们的才能,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以及他在战时和平时选用人才为他效力的可靠判断力。他的禁卫军象亚历山大大帝的禁卫军一样,有如一所参谋大学。他作为统帅从中挑选人材,亲自考验他们,派他们去执行重要的任务。成吉思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以及从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近邻逐渐吸取的文明气息,所有这些,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成吉思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政治成就的原因。

    成吉思汗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战,也许就是1203-1204年他吞并战争的第一战,通过这场战争,他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都并入了他的蒙古人部落。1205-1209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国,从1211年起,又开始了征服金国的战争。1218年,他打垮了屈出律。屈出律是原乃蛮汗之子,逃亡后,篡夺了地跨天山山脉的黑契丹的统治权。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沙皇的领地(除花刺子模以外,还包括粟特、吐火罗和阿富汗)。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朝鲜于1231年被征服,对金国的征服也于1234年完成了。

    1236-1241年的一系列战争,又为蒙古帝国增加了欧亚大平原的整个西半部,还有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利亚人以及俄罗斯各公国(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加利西亚除外)。1243年,拉姆的塞尔柱人被击败,并成为蒙古人的属国。开始于1251年的对宋帝国的征服,于1279年完成。与此同时,南诏于1253年被吞并,越南北部(一度)于1257-1258年被吞并。伊拉克和伊朗的西南部在1256-1258年间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1258年巴格达陷落并遭到洗劫,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至此灭亡)。在东南方更远处,占婆(越南北方南部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于1283-1285年间成为蒙古人的属国。缅甸北方在1287-1303年间也被占领。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而另一方面,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发生在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的战役中、1231-1241年拔都西征的战役中以及1258年旭烈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从1215年到1241年间,耶律楚材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屠杀那些潜在的赋役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然而,在1242-1246年的汗位出空时期,耶律楚材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象从前的帝国缔造者们一样,蒙古人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1274年、1281年两次渡海远征日本的失败,上文中已经提到了。1292年渡海远征爪哇也遭到类似的失败。1260年,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蒙古人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阿尤布王朝的继承者马木路克王朝,大败旭烈兀的前卫。1281年,1299-1300年,1303年,旭烈兀的继承人,控制着蒙古帝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封地的伊儿汗国的几代汗王,一再被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打败。妨碍蒙古人实现其征服人类世界野心的另一件事,是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旭烈兀与钦察汗别儿哥之间的内战。别儿哥是包括大平原西半部在内的广大封地上的可汗。这块封地是1236-1241年间由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之子、别儿哥之兄和前代可汗拔都为术赤家族争得的。别儿哥的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结盟。热那亚人则通过从金帐汗国的领地向马木路克王朝输送奴隶而获利。这一联盟使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其对手伊儿汗。

    继蒙哥之后于1260年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是旭烈兀之兄,他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在1259-1264年间,来自他们另一个弟弟阿里不哥;其二是在1259-1308年间,来自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和海都之子察八儿。1260-1267年间,忽必烈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北京。此后,又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个汉语的名称–元朝。于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然而它却比此前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都拥有更为广大得多的西方属国。但是,金帐汗国对大汗(也叫作元朝皇帝)的忠诚则仅仅是名义上的,大汗在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上的权威,也受到海都和他的儿子的怀疑。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在穆斯林的中亚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而蒙古人则在1279-1368年间统治了整个中国,并且从1215年起就在中国北方控制着一个根据地,它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1289年,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使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但它却为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开辟了道路。在元朝的统治下,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尽管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儒家的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丁为西方文学所作的贡献,与阿肯那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作的贡献,都是同样重要的。

    无论是中国的文明抑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都未能征服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和俄国大部分土地上的蒙古族君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伊朗、伊拉克的蒙古族征服者,还是操突厥语的金帐汗国的蒙古首领,都被伊斯兰教所征服了。这是被征服的定居者的文明,对于征服他们的草原游牧族军事力量在文化上的胜利。

    在蒙古人于1368年被赶出中国之前,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儿汗王朝于1335年灭亡了,拔都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也于1359年结束了。这些后继者们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在14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的定居的臣民们,公开声称要反抗他们的蒙古征服者。

    金帐汗国的西南疆界,同时也是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疆界,被来自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定居者,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推回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这些定居者建立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内地的丛林一直到黑海的北岸,一度曾遍布着异教的立陶宛人。1386年,立陶宛人改信西方的基督教,并因一种个人间的结合而与波兰联合。但这个新的西方基督教大国首先被卷入了阻止信奉西方基督教的条顿骑士侵略的斗争中,因而错过了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的机会。

    1371年,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拒绝向地处伏尔加河畔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宫廷进贡和表示尊敬。1380年,当时的蒙古可汗被莫斯科大公打败。但金帐汗国的实力尚未耗尽。1381年,莫斯科被一个新的蒙古可汗脱脱迷失攻陷。脱脱迷失是被帖木儿(跛者)扶上汗位的。俄罗斯人未能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也还不能期望继承金帐汗国的遗产。

    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当然继承者是帖水儿(跛者),他是一位突厥人的勇士,是察合台汗位于河间地带的领地上定居居民的首领。1362-1367年,帖木儿从察合台汗的统治下解放了河间地带。在1369-1380年间以及1383-1384年间,他在察合台汗追随者的故乡大草原上惩罚他们。到了1380年,他还解放了位于锡尔河下游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金帐汗国封地的一部分。1383年,当帖木儿的被保护人脱脱迷失试图为金帐汗国重新夺回花刺子模时,帖木儿于1391年和1395年两次侵略基布察克草原,以此来回敬脱脱迷失。在后一次战役中,帕木儿穿过大草原袭击了俄罗斯。帕木儿是第一个未受惩罚地袭击了欧亚大草原西半部的定居人首领。大流士一世及时地后撤了。亚历山大的将军索皮隆则死在了那里。

    1405年,帕木儿死于前往中国的途中。假如他不曾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进攻上,不曾将蒙古人式的残暴手段用于这些进攻中,那么,他或许已经重新组织起了那个蒙古帝国的残渣碎片,并且从撒马尔罕对其进行统治了。在公元15世纪,帕木儿的后裔们对文化人和占星术士表示出仁慈和恩惠,以此来多少改变帖木儿留下的残暴形象。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懦弱的。他们的祖先帖木儿拼搏一生,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腹地的版图上,谁将成为蒙古人的继承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时大得多。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3个大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帝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成吉思汗入侵河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帕木儿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

    1555年,德干高原(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与此同时,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都是用武力取得的。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12和13世纪大规模的改系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所以,在几个方向上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努比亚在1291年之前,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8个世纪;但由于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努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努比亚人,也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西部苏丹,伊斯兰教从它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11世纪起,就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改宗者。在15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1000多年来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在中国,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3个伊斯兰教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古老。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1353年,它在后来据以发迹的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到1402年它已在1071年前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及欧洲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1402年,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力量被帖木儿粉碎,并分裂为3支互相竞争的势力。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在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的不朽之作是建于布尔萨的美伦美奂的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改变了帝国的面貌,他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马木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非帝国是在1500-1513年突然兴起的。但到1513年,它在东北部已达到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乌兹别克人是金帐汗国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他们在15世纪从帖木儿人那里一点点地征服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威胁着奥斯曼帝国达4年之久(1511-1514年),他重复了1402年帖木儿带来的那场灾难。但在1514年的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奥斯曼人给萨非人以狠命的一击,直到1655年萨非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1516年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1534-1536年吞并伊拉克。尽管如此,1555年萨非人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帖木儿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胡马雍的父亲巴伯尔在1512-1513年间企图从乌兹别克人那里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1512-1513年巴伯尔与伊斯玛仪治下的萨非结盟,但在1513年,由于在另一端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玛仪与乌兹别克人媾和,条件是伊斯玛仪占有呼罗珊,乌兹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巴伯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3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诚不贰的军队,它显然无法生存。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西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伊拉克和杰济拉(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伊朗、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曼人的铁蹄之下。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土库曼人有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柱人领头的大迁移;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以及后来帖木儿于1380年至1450年间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一落千丈。

    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但是帖木儿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严厉惩罚察合合汗国和金帐汗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帖木儿1393年劫掠了巴格达,1398/1399年劫掠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1401年劫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帖木儿的行径是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作用。1402年他死后,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肩上。

    在帖木儿去世之际,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国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木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蒙古人和帖木儿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生产力、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察克和高加索招募来当兵打仗的奴隶。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改宗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但是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马木路克的埃及,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入境的外国人,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细亚,12世纪时的塞尔柱拉姆苏丹已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吉哈德)。塞尔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它所需要的人才部分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幸免于难的说希腊语的农民,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但在13世纪,拉姆的塞尔柱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流亡的东罗马帝国在1204年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将首都建在尼西亚,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残余领土,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柱人的利益。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又冲击到了拉姆。1243年,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1271年,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受到野蛮的镇压,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细亚领土的注意力。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在1335年伊尔歼灭亡之前,小亚细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它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臣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柱人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到13世纪末,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直接面对3座希腊人的城市伊兹米特、尼西亚和布尔萨。1326年,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1331年占领尼西亚,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避开了1237-1240年席卷俄罗斯和1243年淹没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蒙古浪潮。在巴尔干半岛只有保加利亚遭到劫掠。但到1556年东正教世界这两翼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1556年奥斯曼人成了南方的东正教各民族(包括14世纪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的罗马尼亚人)的主人。另一方面,到1556年俄罗斯的东北部分摆脱了金帐汗国的霸权;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吞并了东俄罗斯的所有公国。1547年他获得了沙皇的头衔;并且征服了两个仅存的继承金帐汗国的国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

    1240年,尼西亚帝国正在兴起,它于1235年在欧洲赢得了一个滩头阵地,1259年它在马其顿的佩拉戈尼亚击败了由一个对立的希腊人国家与两个法兰克人王国结成的同盟。这个希腊人国家是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西北部领土的继承者,而这两个法兰克人国家则是法国人的摩里亚公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此后,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从最后一位法国人皇帝之手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巨大胜利的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1288-1299年,塞尔维亚征服了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在1246年夺取的马其顿地区的北半部。1345年塞尔维亚王公斯蒂芬?杜香占领了塞雷斯;1346年他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皇帝”。到这一时期,位于塞萨洛尼基界外的整个马其顿都落入了希腊人之手。尼西亚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代价,是将亚洲领土丢给了土库曼部落,而奥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胁最大的一支。到1346年,复兴的东罗马帝国已注定要灭亡。剩下的问题只是由塞尔维亚人还是由奥斯曼人成为它的继承者。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14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镶嵌画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与此同时。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者通过默祷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在14世纪,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1351年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1453年),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迈马尔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约翰五世在1369年、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罗伦萨皇帝与东正教教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只有一人除外)签署了合并条例。但这次也和前几次一样,广大的东正教僧俗群众却反对根据罗马的条件进行合并。在1361年奥斯曼人占领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与外世隔绝,只剩下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在陆路上一直处在封锁之下。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们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根据西方条件的救助,最后一批政治上独立的希腊人飞地势必要落到奥斯曼人之手。希腊人有意让自己处在奥斯曼的政治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感到与教皇的教会统治和热亚那与威尼斯的商业统治相比,这还是较轻的祸害。

    受《古兰经》约束,穆斯林政府有义务要允许服从的基督教臣民信奉自己的宗教。而西方基督教国家,除了威尼斯例外,都很难令人相信它们不强迫它们的东正教臣民承认教皇的至上地位。尚没有落入西方统治下的希腊人,不愿意为逃避穆斯林的统治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条件,他们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希腊人感到愤愤不平:在希腊人的眼中,西方人不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一等,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纷争不断,但他们现在却在财富和权力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希腊人。

    1439年佛罗伦萨合并条例的签署人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他得到了奖赏,被选为罗马的枢机主教。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级,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1448年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但是俄罗斯的教士阶层并不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力,所以至少在名义上,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立陶宛人已经乘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汗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1386年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1404年立陶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扩大了它在俄罗斯的领地。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专制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权势,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在1050-1300年的250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维持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经济也获得了发展,人口和生产都有增长14世纪初物质上的增长减缓,1348年及其后的黑死病侵袭,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赢得了全球性的海上控制权,但它东南部的陆上疆界同时也从1300年踞有的范围向后退缩。而且,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发生,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到如今已分裂为君主国、公国和城市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方统治者们看来,决定其臣民的宗教效忠关系如同政治效忠关系一样,乃是统治者的特权。

    1348年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经济上的衰退;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传至马赛,进入基督教世界。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在西方基督数国家中,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首次在欧洲流行便使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西方基督数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O年所达到的水平。这些经济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劳工缺乏使农民获益匪浅,虽然好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那么恒久。农业劳动力的枯竭,佛兰德、英格兰和佛罗伦萨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打破了耕作与养羊业之间的均势,养羊业得到发展。

    在技术领域,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1440-1490年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15世纪下半叶,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麦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可以设想,100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却关系到全球形势。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奥斯曼人、莫斯科人、印度北部的帖木儿征服者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运用,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这种文化的繁荣开始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时扩展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1266年安茹的查理前往征伐西西里王国,1494年法国的查理八世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在此期间,意大利北部摆脱了外部的入侵。在1266年以前的年代中,意大利北部不断受到外敌入寇和瘟疫的侵袭。在1266-1494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北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性的亚文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8世纪文化繁荣起源于诺森伯里亚,12世纪文化大发展是在法兰西,14世纪意大利成为文化发展上的执牛耳者。

    15和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佛罗伦萨雕刻家皮特罗?托里贾里(1472-1522年)的作品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处于同一时代,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一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为范本而刻意效仿。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试图再现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那的语言。14世纪,北部的意大利人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时,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在西方就已过时。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但是,1439年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时,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却已十分娴熟,他们彼此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为此,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乃是不恰当的;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与11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不是发端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以西塞罗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臻境之际,而是肇始于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在此之前,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依语创作诗歌,但丁只是步其后尘而已。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是矛盾的。当希腊罗马的榜样鼓动近代人在仿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成为当时西方生活方式的有益财富时,它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但是当希腊罗马文化诱使近代人仅仅模仿”古人”时,它的影响趋于衰微。菲力波?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年)研究了罗马的哈德良先哲词后,在建筑佛罗伦萨的穹厦时,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丰富。(布鲁内莱斯基未能有机会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人于1421年在布尔萨建造的稍微低矮些的希腊式穆斯林建筑进行交流和比较。)维琴察的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18-1580年)研究了罗马的废墟和维特鲁威论建筑的论文后,创造了独特的古典建筑风格,丰富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生活色彩。在另一方面,当西吉斯孟多?潘多尔弗?马拉泰斯塔(1417-1468年)于1447年将里米尼的一座教堂东施效颦般地改造成为希腊式庙宇时,却干了一件蠢事。同时,尼科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创造性地运用研究李维著作的成果,写出了指导近代政治和战争的实用手册,而伊拉斯谟则匠心独具地运用所掌握的西塞罗式拉丁语,向当时有限的拉丁语读者阐述了他关于道德、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问题的见解。但是,由某些缺乏伊拉斯谟天才的人文主义者用学究气十足的拉丁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却显得肤浅简薄。

    中世纪的西方逻辑学家对拉丁语的掌握,则要健全得多。他们以西塞罗为榜样,不惮于使用新创的词汇。与人文主义者对立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比之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更多地继承了但丁的传统(同时也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统)。他用方言演说,拥有比伊拉斯谟更多的听众。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的《神曲》,宣告了近代西方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则为文化繁荣时期建树了丰碑。

    直到15世纪中叶,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心仍是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北部,它的中心是托斯卡纳;而在托斯卡纳,则首推佛罗伦萨。但是,新的西方文化风格既不是佛罗伦萨也不是意大利的独创专利。1494年意大利再次受到外敌入侵,意大利人学究气十足地把入侵者蔑称为”蛮族”,声称新的西方文化风格乃是他们的独创,以此来回答外敌的入侵。

    佛罗伦萨之于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贡献,如同雅典之于公元前480年以后古希腊文化繁荣的贡献同样突出。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内莱斯基、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集银行家、专制君主和艺术家与学者的庇护人于一身的洛伦佐?德?梅迪契、马基雅弗利和托里贾尼都是佛罗伦萨人。薄伽丘是半个佛罗伦萨人,半个法国人。列奥纳多(1452-1519年)的诞生地芬奇,处于皮斯托亚境内,列奥纳多出生前一个世纪此地曾被佛罗伦萨合并。阿莱佐是考古学先驱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的诞生地,当波焦还只有4岁时,此地就完全被佛罗伦萨合并。卡普拉斯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蒂(1475-1564年)的出生地,它处于阿莱佐辖区内,是台伯河发源地之一。安杰洛?安布罗吉尼(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来自锡耶纳地区的蒙蒂帕希诺,乔见尼?皮科来自位于艾米利亚雷焦和库德纳交界地区的小公园米兰多拉。洛伦佐?德?梅迪契把这两位学者吸引到了佛罗伦萨。巨匠拉斐尔(拉斐洛?桑泽奥,1483-1520年)不是佛罗伦萨人,他诞生于翁布里亚的乌尔比诺,并在此长大成人。

    但是,无论佛罗伦萨还是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唯一中心。在经济上佛兰德可与意大利北部相匹敌,同时作为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文化上也可与意大利北部相提并论。菲耶索莱是可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古城,也是第一个被划入骤然崛起的佛罗伦萨版图的邻邦。该城市有一位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年),佛兰芒人简?凡?爱克(1390-1441年)与地互为伯仲;作为拉丁语学者和政治家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可与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意大利人相媲美。从托斯卡纳到尼德兰,到处都有文化以及商业的落脚之地。

    与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相比,位于亚平宁山脉东端到阿尔卑斯山之间北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与尼德兰在地形和气候上更为相似。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区别,在威尼斯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得到了反映。丁托列托(雅各布?罗布斯提,1518-1594年)和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年)与同时代的佛兰芒人皮特?勃鲁盖尔(1525-1569年)齐名。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纽伦堡是中转站,与米开朗其罗和拉斐尔同时代、生于纽伦堡的匈牙利人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可与除四大巨匠之外的任何意大利艺术家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这四位巨人象国王一般盛名远扬。以致他们的教名远播四海,他们的姓氏却鲜为人知了。(第四个巨匠是威尼斯画家提香[1477-1576年]。)

    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但是到1563年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从1350年到15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7年)。

    政治方面,大约1300年以后的250年中,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遗愿得以实现。11世纪末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重新发现。1194年,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这一切激起了腓特烈二世的雄心,他不仅想成为德意志的专制君主,而且也想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阿尔卑斯山以北西方大帝国的专制君主。腓特烈二世没能征服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但却启发了北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奋起效尤。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腓特烈二世小得多。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城市国家为自治公国所取代。其中有的公园(如米兰)拥有不止一个城市。有的城市虽仍然是共和政体(如威尼斯),如把其他原先是独立的北方城市置于其统治下,便可成为一个帝国。

    结果,意大利的独立城市数量增加,而城市的规模却在缩小。即使15世纪来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大的北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与1563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各王国的潜在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意大利之外的各王国包括:从10世纪以后即已出现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二者于1474-1479年合并);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国。哈布斯堡王国出现于1526年,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奥地利王位、波希米亚王位和被土耳其推翻的匈牙利王国的王位联合形成的。匈牙利王国从前曾经是西方基督教王国东南部独挡一面的前哨站,先是反对东罗马帝国,接着又反对土耳其帝国。15世纪西方各王国远较意大利北部各公国和共和国为先进。这些王国中产生了能力卓越的政治家,如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卡斯提和阿拉贡的统治者,1479-1504年)及英国的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

    到1563年,共和制城邦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威尼斯仍是一个强大国家,在意大利本土和黎凡特地区享有绝对统治权;热那亚仍然统治着里维埃拉的意大利部分和科西嘉;瑞士是共和制联邦;德意志城市完全享有主权,尽管名义上并不如此,其中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两城市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依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贷款维持经济运转。摆脱罗马教会的统治之后,在新教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市,瑞士的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三城市以及瑞士联邦的盟邦日内瓦。

    与此相反,为了对抗北德汉萨同盟,斯堪的纳维亚3个王国结成的联盟却因1512-1513年瑞典的退出而瓦解。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结成的联盟,曾在1501年和1569年得以巩固,但它也未能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十分明显的是,15世纪西方国家的主要形态是君主国,而不是城邦,也不是由一个联盟、一个专制君主或一个宗主共和国统治下的城邦联盟。到1563年,曾经是西方城市国家中心地带的伦巴第和佛兰德,终于成了各君主国逐鹿争雄的战场。

    意大利北部各邦由于相互掣肘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强国。1477-1482年,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了勃艮第王朝的属地以后,米兰所使用的用以阻止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力量制衡术,被应用于更为广阔的范围。1525年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在击败并俘虏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之后,几近于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但是,由于法国强烈的民族情感,政治上德国宗教改革分裂力量的阻击,他的宏愿功败垂成。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在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德统治下,查理五世完成了领土的合并,其包括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继承的版图、波希米亚王室的土地和匈牙利的弃地;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两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尼德兰在内的前勃艮第的版图;欧洲第二个权势中心的北意大利的米兰;两西西里王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领地超出了海格立斯灯塔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

    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距离政治上的统一还很遥远。如同15世纪意大利各邦互相掣肘一样,西方各国也正在勾心斗角、互相牵制。甚至在西方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权威也只是区域性的,而且在彼此竞争。但是自1303年法国的腓力四世羞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后,这些敌对的地方性世俗国家,不管国力大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都拥有了最后的决断权。

    从1309年到1378年,各任教皇定居于阿维尼翁,并不是因为14世纪时阿维尼翁比罗马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通中心,而是因为法国王皇想把教皇置于法国境内以便于控制。1378-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震惊了西方基督教信徒。在这时期,教皇职位问题不仅是道德和教义上的问题,它关系到教皇职位是继续作为法国的政治财富,还是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政治财富。各地世俗政权和教皇都贪婪地征收税款;自13世纪以来,教廷千方百计地征收税款,同时各世俗政府也更多地染指教廷在它们统治范围内征收的钱财,并以此为条件才允许教廷把剩余的钱财装入口袋。

    教会大分裂的丑剧,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的召开。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从绝对集权的君主政体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而这决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地向教皇敲诈勒索,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从1303年以后,她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在1353-1363年间,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在1303-1563年的250多年中,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政治变化是,权力和税收从教皇和西方教会的各级机关(如修道院)转到了地方世俗政府。教廷从一个全面统辖整个基督世界的普世机构,衰败成为西方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公园。由于在同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斗争时吃了败仗,教皇失却了西方基督教民众对它的精神上的忠诚,教会的权威衰落,甚至在那些仍然遵奉它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约翰?威克里夫的生卒年代(1329-1384年)极接近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如果奥康姆的威廉(1303-1349年)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1343年)这两位敢于挑剔教皇制的人不是早死(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那么他们的有生之年也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差不多。扬?胡斯(1369-1415年)生命短暂,但并非死于疾病,而是为人所寄,他生活的时期很近于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546年)。

    这些人物以及更著名的人物路德(1483-1546年)、茨温利(1484-1531年)和加尔文(1509-1564年)的活动说明,公侯们的保护和庇佑仅仅是促成宗教改革的条件。受君王们保护的改革家本身并不是公侯。他们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君王、寡头执政者的庇护,那么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事业也许都会流产失败。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向教皇挑衅时,都是雄居一国至高无上的主宰,并获得了臣民包括地方教士的支持。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人,向教皇发起挑战,即使教皇已不再是炙手可热,威望显赫,那么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所以,路德首先于1517年在维联贝格(此时维腾贝格大学建校仅15年)、接着又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挺身而出时,其行为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同教廷决裂所产生的强烈震动迅速传播开来。胡司的捷克伙伴追随胡司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和德国人;路德的德意志伙伴追随路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不等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扭转乾坤,路德教义犹如燎原烈火迅速传遍德意志,远处波及至东南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蒂罗尔和施蒂里亚。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市民的民族情绪促使茨温利、布塞尔(1491-1551年)和加尔文粉墨登场。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如果没有他的登高一呼,那么追随他的改革者也许没有勇气同教廷决裂。但是,路德教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德国和在文化上依附于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方面,加尔文教虽然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派别,并且最后在它的家乡法国也遭到失败,但它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它的避难地日内瓦城。加尔文新教和苏黎世的茨温利新教汇合后,向西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立陶宛,西北至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教占据了路德教盛行的德国西部边缘,在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部分地区排挤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罗马国教,在英国生根。加尔文教在匈牙利部分地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击败,在波兰-立陶宛则被完全击败,但是,在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和苏格兰仍有它的据点。

    新教宗教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新教在实际上肯定了德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地位。(在官方关系上,他们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但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并未发生。1348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黑死病,随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不成功的农民起义,佛兰德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及佛罗伦萨发生了流产的产业工人暴动。1450年、1525年英国和德国再次爆发不成功的农民起义。1534-1536年,在一位天主教诸侯统治地区明斯特的威斯特伐利亚,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再洗礼教徒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在反对这些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路德和新旧数世俗政府密切协作。1525年他声言反对农民,支持诸侯。

    从原则上讲,路德认为,路德教教会应放弃干预政治。在路德看来,路德教国家中的政治乃是世俗政府的天地。相比之下,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卜尼法斯八世的观点更为相近。加尔文并不要求加尔文教会操纵政府的事务,但他却要求世俗的日内瓦市政府按照加尔文教会的标准进行统治。1538年他因坚持这种要求,在进行了两年统治(1536-1538年)之后被驱出日内瓦。1541年,加尔文被请回来,从此之后直到1564年去世,他在日内瓦立定了脚根。

    1494-1495年佛罗伦萨多明我派教士吉洛拉莫?萨伏那洛拉被授权执政。与1536年加尔文执掌日内瓦政权同样,萨伏那洛拉推行改革民众道德的措施。他死于1498年,不是被驱逐后又凯旋而归,而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在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大利北部是最发展的地区;但即使是在这里,萨伏那浴拉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成熟,为了推行不成熟的理想,他曾施以残忍的惩罚手段。1517年路德谴责教皇滥用权力。在此之前,意大利已有一批教俗人员在主教乔凡尼?彼特罗?卡拉法的领导下,从教会内部开始改革教会。他们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固守贫穷,过着圣洁的生活,做着行善积德的事。他们不是萨伏那浴拉和路德一类的改革者,而是圣方济各一类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教廷的批评和谴责,因此,卡拉法本人被推选为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教士同各政府达成协议,认定政府有权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教随国定)。异端分子必须离开,否则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也许是被活活烧死。再洗礼派是16世纪唯一的在原则上被容忍的教派。16世纪能容忍一些不同教派进行活动的国家有:威尼斯,波兰-立陶宛(这两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容许东正教臣民信仰自己的宗教),奥斯曼统治下的匈牙利的一部分,以及由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替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1571年以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一神教4个教派均被认为合法,可自由活动。

    从13世纪的战争到教廷和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去世,敏感的基督教徒越来越疏远教廷的教规。14和15世纪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徒的精神活动已经从参加教会规定的宗教活动,转向个人心灵同上帝之间的交流。

    正如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那样,德国的多明我托钵僧梅斯特?爱克哈特(1260-1327年)也经历了自我与”终极精神实在”的统一。爱克哈特的这种神秘体验,与把”终极实在”看作是人类的神圣对应物的宗教,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抛弃其独特的个性就不可能超越他们各自的独立性。爱克哈特和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同时代的圣山上的正统神秘主义运动(静修派)也受到了西方神学家们的责难,尽管静修派早在1351年即在一次东正教会议上得到认可。

    共生兄弟会(现代虔信派)由尼德兰人杰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所创建。格鲁特是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在西方基督教正统派看来,共生兄弟会不是异端,也不是反社会的。共生兄弟会从事各种活动,成员多从事教育事业,热心介绍使用印刷机,为古典学术的复兴作了准备。其信徒中最为桀骛不驯也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共生兄弟会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尽管是正统的,但却类似不按西方教会规章行事的爱克哈特神秘主义。现代虔信派最有影响的作品《效法基督》的作者或编者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80-1471年)作为一个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修士,渡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5年。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就其心境而言,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这种末世的可怖氛围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他最终的信念是,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得救,从这一信念中,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大乘佛教认为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静土”,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佛教中”静土”的说法于10世纪传到日本,12与13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的过渡时期,就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16世纪之交一样。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明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不过台彻尔不象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都象圣方济各或坎普滕的托马斯一样,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静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却是不可思议、无所不能的暴君,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以使人类择善避恶免受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受惩罚。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和庇护人圣彼得等量齐观的人。

    命定论似乎同因信得救论是水火不相害的,因为信仰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行为。这两位新教创建人的两个基本信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和谐一致,这就是:人类是一个能动体,如果他完成了信仰中的事业,那么这项事业如同他们所完成的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命定的。大乘佛教信徒认为,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可以得救,它和上座部佛教对”业”的信仰更易趋同;因为,”业”虽是命定,但它是一种人为的命定,可以通过转世后的作为变好或变坏。

    新教徒废弃了教皇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些礼仪,这种做法在新教之前已有先例。842-845年,中国曾解散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没收其财产,勒令僧徒还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法国的腓力四世于1307-1314年曾没收圣殿修士会在法国的财产,并无情地迫害其成员,英国的爱德华二世也曾如法炮制。8、9世纪东正教世界曾禁止过偶像崇拜。11世纪西方世俗基督教士禁止结婚,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为了迎合与西方教会不同、主张教士可以结婚的东仪天主教,教士独身的规定一度被废弃。捷克饼酒同领派,曾恢复俗人”两种形式”的交流权利。茨温利否定基督的肉和血在”圣餐面包和酒”中的”真正临在”;加尔文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肉和血的临在只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但路德却认为是肯定的,新教各宗都仍承认,西方天主教在基督教信条中加入了”及圣子”一语。

    新教徒对犹太-基督徒-穆斯林信仰的上帝的描绘,特别是他们把命定论中令人惊悸的行为推到上帝身上,使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今天被称为圣人)敬而远之。这些学者承认并抨击教廷在生活中的恶习和弊端,但在他们看来,这些恶习与路德的教义和灵魂相比还稍逊一筹。事实上新教神学是从伊拉斯谟的理性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唯理主义的一次倒退。但是,除了路德之外,新教的其他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茨温利和加尔文是热情的古典学者。路德的同事腓力?梅兰希顿是维膝贝格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梅兰希顿也和非路德派人文主义者一样,对路德命定论教义表示疑虑。路德死后,地劝说路德教会将苛刻的教义缓和一下(路德原来的教义最终还是盛行开来)。虽然在新教创建人中,路德因为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而落落寡合,但路德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即使他从未奋起反抗教廷,他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功业也足以使他英名不朽。

    罗马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由衷地欢迎人文主义。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为了准备他毕生的事业而接受大学教育,他创立的耶稣会(建于1540年),就象上一个世纪的共生兄弟会一样,诚挚地相信教育的作用并付诸实践。但是,圣依纳爵是作为一名军人开始工作的,耶稣会的主要特点是纪律和献身于教廷事业的精神。正如11和13世纪的情形一样,16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把教皇从因以前的恶行而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圣方济各的精神同格列高利七世和圣依纳爵的精神是对立的,但教廷从这3位救星所共有的忠诚中却获益良多。从1545年到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时断时续地召开,它肯定了教皇对罗马天主教其他部分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的恶行。假如这些改革措施的颁布和实行,能够在也应该在1414-151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颁布和实行的话,路德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激怒,并进而做出使他因此而名垂千古的事业。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1190-1511年间的3个世纪中,东南亚在政治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操大陆东亚单音节诸语言的民族–尤其是泰族不断向南定居并建立了政治统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最后,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

    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苏门答腊的长寿帝国室利佛逝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泰族人对它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这使它遭到了削弱。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以及1295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西北部,使它进一步遭到削弱。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门答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或是否成了它的附属国。

    满者伯夷帝国在大约1513-1528年间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爪哇小国联合推翻。一位苏门答腊夏连特的王子拜里迷苏刺,娶王朝一位公主为妻,他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城,这座名城位于以它命名的马六甲海峡靠大陆一端的海岸上。到1414年,拜里迷苏刺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基地。从8世纪起,来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的阿拉伯和伊朗穆斯林水手就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上航行,建立商业基地,并沿途在大陆和岛屿沿岸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一进程由于马六甲城的建立和皈依而得到了新的推动。然而,与印度次大陆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伊斯兰教的统治不是通过武装力量强加的。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是当地统治者及其臣民自愿接受的,但这种皈依只是浮浅的。印尼人把信奉伊斯兰教与保留他们在过去1000年中接受的印度文化相互融和起来。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他们传统的印度主义仍然保持着活力。《摩诃婆罗多》仍然比《古兰经》更能温暖印尼人的心房,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1190年传入缅甸的僧伽罗上座部佛教,于13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掸人、泰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这样,它就把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大乘佛教和印度数很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失了地盘,在那里,它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另外还有东部海岸,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乘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1535-1539年间,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孟人的征服。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就开始发动对占婆的袭击。到1000年,越南人已经吞并了占婆最北部的3个省份。1312年他们取得了对占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1471年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占婆全部地区,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并向南方继续推进,以柬埔寨为牺牲,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并向那里殖民。幸存的占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掸人和老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同属大陆东南亚单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诏,于8-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并向中国发起袭击,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流域,并在湄南河源头地区定居。1253年,南诏被蒙古征服。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他们进入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而湄南河流域的孟人和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象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他们向南方的扩张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就已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一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北京,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经内河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它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儿汗国,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因此它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艺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前蒙古人的时代,中国的技术(例如造纸术)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象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但是到了1421年,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搬回到北京。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金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隅,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蛮族征服者的都城作新都,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极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尤富侵略性。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5次战役,但是就象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士一世,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帝位继承者们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1449年厄鲁特的汗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并且包围了北京。但是,就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也先汗。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时创设的。6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形式,它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时为止。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笔吏。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功名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俸。(他们是当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

    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这种功名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无论是怎样获得的,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同时也给获得功名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或是作为一个食俸禄的政府官吏,或是作为一个无官俸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403-1407年间,永乐皇帝发起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它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这部巨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印刷这部巨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1636年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朝”。1644年,当北京被一名起义的汉族人率众包围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那里自杀了。同年,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直到1683年,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然而,对各个阶级、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与4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1331年由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和镰仓幕府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1338年,幕府的所在地迁至京都,实权也落入足利家族手中。但是这个新的政权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1185年,源赖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1281年,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镰仓幕府的北条政权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足利家族掌权后,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利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被足利尊氏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名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1467-1477年持续10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仁之乱,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此之后,足利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日莲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为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并与当地的世俗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从1532年到1536年,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莲宗的信徒,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倾其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家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自12世纪后半期以来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以及自由的城市。地处今日大皈以南的桥市,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贱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足利时代不仅经历了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而且,在这一时代的末年–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它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统治者是把茶道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在视觉艺术领域,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都戴着面具,动作、台词、声调、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谷;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在安第斯世界,假如查文和蒂亚瓦纳科风格的建筑、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第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驱者。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以图拉为首都的托尔托克帝国于12世纪的崩溃,为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建立帝国提供了机会。早在公元60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毁灭之际,墨西哥高原南端的湖区就开始成为容纳解体的文明社会难民的收容所。在托尔托克帝国崩溃之后,湖区接受了另一批大量涌入的难民;但北方的蛮族劫掠者接踵而至。结果到13世纪中期,湖区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具有混合的民族成份和多样化的义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纳瓦语,这种语言起源于北方的蛮族,到13世纪已成为墨西哥流域大多数居民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是一支四处游荡的蛮族,他们闯入湖区的时候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祭牺牲。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在14世纪下半期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使之适于人居住。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在捆扎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粮田。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历法体系,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象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同印度教徒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由表意符号和双关音素构成的文字,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但自始至终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祭牺牲和战争: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认为战争是捕获为其宗教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人祭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祭的场景时十分恐惧。(自公元前206年迦太基迦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并且处死宗教异端。)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祭,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也象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祗提供牺牲,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祗,那么这些神祗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为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这种贪婪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他们污染它,耗净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在中美洲人看来,西班牙人对人祭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地滥用强权。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阿兹特克人是通过充任帝国的建立者、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统治者的雇佣军而获得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于1230年被来自特奥蒂瓦坎难民的后裔、蛮族特帕内克人所占领。1428年,两个阿兹特克人岛上城邦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侵占了他们曾作为雇佣军帮助建立起来的位于湖区的特帕内克帝国。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特拉卡勒尔,他曾担任特诺奇蒂特兰连续3位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与阿拉伯倭马亚哈里发一样,其正式称呼不是”国王”而是”谘议会主席”。)特拉卡勒尔的第一步行动是吞并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另一个阿兹特克人城邦和北方近邻特拉特洛尔科。同时,他还与两个当地城邦特斯科科湖东岸的阿科卢安人国家特斯科科和湖西岸的特拉科潘结成了同盟。

    在特诺奇蒂特兰霸权之下的力量集中,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帝国。到1519年,即科尔特斯登陆的那一年,该帝国已经横贯中美洲,地域扩大到东西海岸,控制了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大西洋一端和太平洋一端;而且在地峡以东,该帝国还包括了延伸到今天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以西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极其广阔,但它并非无所不包。湖区东部的城邦国家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虽不是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同盟的对手,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举行定期的”花季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维持人祭牺牲所需的战俘。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飞地,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飞地,但没有成功。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失利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科卢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十分艰难。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而更多地是采用恐怖手段。在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贡赋,它包括用于人祭的男孩和女孩、食物、纺织品、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走乡串户的阿兹台克商人兼任情报官员,帝国政府在被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10年之后,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第斯世界。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华通?图帕克之前(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华通?图帕克用来借称自己),库斯科仅仅是安第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在库斯科西部,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近邻和同宗克丘亚人。大约在1438年,昌卡人进攻库斯科;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退到了偏远地区,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库西?尤潘基(亦名帕查库提)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保卫了库斯科,使其免于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开始对外征服,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安第斯世界其余部分。他的副手最初是其弟卡帕克?尤潘基,从1460年起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1471-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东南达到高原上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从高地出发,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侵入和征服了3个沿海国家中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奇穆,并且越过了奇穆未设防的北部边界。奇穆的抵抗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卡尼亚尔人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奇穆以南的这两个沿海国家大概在奇穆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大约在1471年托帕?印加的父亲退位,托帕?印加成了皇帝。在此之后,他曾经派兵远征安第斯山大西洋一边热带森林中的民族,但并未获得成功。的的喀喀湖一带高原上被征服民族的一次反叛,使得托帕?印加回过头来征服了这些民族,并进一步征服了今天的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高地以及今天智利的全部,向南达到马乌莱河北岸。托帕的儿子和继承人提图?库西?瓦尔帕(瓦依纳?卡帕克,约1493-1525/1527年在位)征服了北厄瓜多尔高地,但该地的抵抗十分激烈,以至这位皇帝不得不留在这一偏远的交战地区治理着自己庞大的帝国。他生前再也没有返回库斯科,尽管库斯科不仅是印加帝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而且也是帝国的交通枢纽。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在面积上,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但是印加人没有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有一种运物牲口美洲驼,但美洲驼的最大载重量与驮马比起来要少许多。印加人不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已经有了文字符号。他们只有绳结语:结绳记事。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尽管地形十分困难,印加人的运输手段都很好。高原上有高高的山口和深深的峡谷。沿着海岸,可灌溉的河流平原彼此之间都被广阔的沙漠相隔。用藤类植物制成的绳索吊桥连接着跨越峡谷的道路。在道路的沿途间或还有一座座备有生活设施的旅舍。商旅的驿马运送着旅客和货物。帝国的形状呈狭长的带状。有两条平行的大道,一条穿越高原–那简直是一个工程奇迹,即使它只能算是一条小道。第二条大道与海岸线平行。在从高原流向大海的河网地带还有连接其他路段的叉路。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印加帝国授于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比如征召尚武好斗的昌卡人和卡尼亚尔人。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在安第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气候差异相当大。)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祗永久性地安顿在库斯科,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祗,在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贡赋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贡赋还包括儿童和物品。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作为贡品而强制征召的少女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式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祭牺牲,而在这一时期人祭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召的纳贡儿童的命运。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少年,而奥斯曼的领饷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募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丘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丘亚人的母语。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克丘亚语成为帝国多语种居民的混合语。的的喀喀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艾马拉语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尽管如此,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奇迹。托帕?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瓦依纳?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结果,当瓦依纳?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后者支持瓦依纳?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它占领了库斯科,俘虏了瓦斯卡尔。就在这一时刻,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在约1400-1550年这150年间,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滨,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与此同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革命发现,使为数不多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与宇宙的范围相比,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过去是、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由陆地、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地球本身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人们认为它不过是诸多”行星”(移动的星)中的一颗,现在看起来,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轨道绕太阳作周期性运动。至于太阳,人们已经证明它是诸多恒星之一,就象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更是极其遥远的。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尽管如此,一位观察者仍会说,恒星系广袤无垠,它或许远远超出人们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达到的视野。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则是广袤无垠的,既没有可见的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类的文明世界已联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要么带来了福祉,要么带来了灾难。对于阿兹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欢迎自己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解放出来,不料,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但对于安第斯山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象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象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20世纪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象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及其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缓助下,伊朗萨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象。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就地崛起之后,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此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已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他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686年,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顿(1642-172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幸免了伽里略1633年的厄运。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这一法案曾授予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新教的主教象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重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竞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象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象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至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三大帝国–奥斯曼、萨非和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并存于世,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比萨非帝国早建国约200年,比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早建国约250年(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从1555年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而不是从1525-1526年其父巴伯尔侵入印度算起的话)。在1555年,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查罕杰(1605-1627年)统治时期,印度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也达到鼎盛。沙阿?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则是萨非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尼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象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象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象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似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人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于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象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堕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象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象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1-36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历史学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写于1973年。

    序言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象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象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象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末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象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象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象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象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象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象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象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庭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祗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象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象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象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象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象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

    (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

    (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

    (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专制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

    (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投,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象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来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也依次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9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他们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自愿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邦国卡内什城外,有一个亚述人居住区,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的活力。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变革,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园。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水控权,就象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象苏美尔一样,邦国的混乱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埃及的重新统一者,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平和而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持和维护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要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象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画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画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第二十五年就垮台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篷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文传说的印室。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玺,但印度河印玺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文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王国、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蛮族,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袭击,然后逐渐蚕食,直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操印欧语的赫梯人劫掠之后,他们占领了巴比伦城埃及中王国的结束似乎也是同样被蛮族逐渐蚕食的结果。这批野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他们在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前后侵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然后逐渐攻占孟斐斯,并于公元前1674年消灭了第十二王朝的赢弱继承者–第十三王朝。根据他们本族的人名姓氏判断,喜克索人也许是操闪米特语,而且,如果西部闪语是他们的母语,那么,他们和喀西特人就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的同时,喀西特人入侵了巴比伦,克里特岛的第一批宫殿也遭到破坏,这种同步性使人联想到,这些行动可能都受到某种来自背后的压力所造成的推动力的驱使。

    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

    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

    (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澳尔梅克”文明。

    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祗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约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形成”阶段的文化也开始向外,特别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出现奥尔梅克文明,秘鲁出现查文文明之际,”形成”期的中美洲文化,包括制陶术和谷物种植,已经传遍了从中美洲到秘鲁在内的整个”核心美洲”。玉米在中美洲以南的”核心美洲”(包括秘鲁以及中美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种植,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中美洲,因为有证据表明,中美洲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但是,无论玉米何时从中美洲传播到秘鲁北部海岸,都可以肯定秘鲁人当时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独立于中美洲和旧大陆的农业。秘鲁人种植的许多作物中有两种作物–马铃薯和昆诺阿藜,在秘鲁高原的最高处,甚至在高原山区的人工开垦的梯田上也可以种植。而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在如此之高的地带从事农业的记录。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

    (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在第十三章中,笔者已经提及,这两个古老的地区文明在促进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成了文化的熔炉。同一时期,用苏美尔文书表达的阿卡德语成为这样一种媒介物,它赋予源于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以一种古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这些作品成为许多地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阿卡德语成为外交通信用语,不仅地中海东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间用这种语言通信,连埃及政府与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附属国之间通信时,也使用这种语言。

    从政治上讲,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汉穆拉比企图重建囊括整个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包括亚述、马里和卡尔基米什在内)的大帝国,但很快就遭到失败。此后,苏美尔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于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间反击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终在政治上也陷于虚弱。不过,在这两个古老地区的社会中,都各有一个远离中心地区的省份仍然生机盎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纪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吞没的亚述,到公元前14世纪,已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迁徙中,亚述虽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于守势,却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独立地位。自从大约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亚述再度对其邻国发动进攻,尽管当时的进攻尚没有帝国末期导致其灭亡的那种恶魔般的狂热和野蛮的暴行。帝国的最后阶段始于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际。

    大约从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这一阶段,无论是埃及文明还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这时,新的地区文明开始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它们都是从最近的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这些新的地区文明是叙利亚文明,希腊化的希腊文明,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周代对商代的继承关系远远超过了位于其西部诸种新地区文明与它们的前辈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不过,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丧失其文化创造力。它们仍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后,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很远的地区,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间,取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它位于凡湖、幼发拉底河上游两条支流同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及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隔开的分水岭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亚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约从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约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伦人王朝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利比亚法老们的唯一功绩就是偶然地对巴勒斯坦发动一次一无所获的突袭,然而,这正是原埃及新王国的边防重镇纳帕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却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诚的皈依者。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纳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带状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丰产。到公元前730年,这个农业基地已使库什人的纳帕塔王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并已开始使其统治者产生了将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整个埃及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由库什人的君主戴上双重王冠的梦想。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后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乌拉尔图。我们已经谈到过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胡里移民正是从这一地区下迁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里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9世纪,土著的乌拉尔图的胡里人各区就联合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凡湖东岸的图施帕。我们可以猜测到,促成这个政治统一的动因是惧怕亚述人入侵。实际上,撒缦以色三世的确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约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对乌拉尔图发动了入侵。从军事上讲,两国相比,亚述军队的组织更严密,装备更精良,不过亚述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当年,乌拉尔图仍存在于西南亚的政治版图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乌拉尔图不向强国屈服的原因,这个强国在其崩溃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东南方已攻入埃兰。乌拉尔图是个天险要地。从图施帕到阿舒尔(亚述几个首都中最古老的一个,位于帝国最南端)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略近于阿舒尔到巴比伦的距离。可是,在陆地上,从阿舒尔可以取近路到巴比伦。而从阿舒尔却无法直通图施帕。

    一支以进攻图施帕为目标的亚述军队不可能到达大扎卜河上游地区,因为这里与凡湖盆地一样,也是个不可逾越的天险。它也不可能跨过凡湖南部作为分水岭的崇山峻岭。入侵图施帕的亚述军队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进发,翻过相对好走一些的山岭,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然后再转向东北,越过漫长陡峭的关隘,经过比特利斯后,进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艰难异常的,一旦入侵者在这一地区再遇到军队阻击,该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险之极。实际上,亚述入侵者只好选择这样一条路:沿湖的北岸和东岸前进,作一个更远的迁回,穿过更易通过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侧支流(今称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较开化的地区。这便足以说明亚述军队只是偶尔到达图施帕,却从未能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乌拉尔图的军队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岭的屏卫,又受到邻近民族的欢迎(因为他们与乌拉尔图人一样,反对做亚述的臣民),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越过高山,向东北进入伊朗,或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企图。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在亚述的几个对手之中,乌拉尔图是最有战斗力、最果敢的一个。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正值乌拉尔图开始遭受亚述人入侵之时,他们却自觉地接受了亚述文化。他们在刻写铭文时,从亚述译本的阿卡德版苏美尔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胡里语。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富魅力,虽然它本身令人厌恶。不过,乌拉尔图也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至少在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石建筑工艺中,乌拉尔图的石匠超过了他们的亚述师傅,其在精细程度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对于亚述侵略者来讲,他们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边,也不在东边,而是在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叙利亚的西线和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南线。自公元前18世纪,即汉穆拉比使亚述俯首称臣之时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军事由量对比就发生了转化。公元前14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在军事上已无法与亚述抗衡。但是,尽管亚述一直不断地对巴比伦尼亚发动战争,甚至在短期内曾占领过它(如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时期),亚述人仍然相当尊敬巴比伦尼亚,并把它看作两国共同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约在公元前745年)并将亚述的军国主义推进到残暴的最后阶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间,亚述把位于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区作为发泄侵略欲的对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间,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区,这些社区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正巧处在亚述领土的西部门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缦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亚述军队得以进入叙利亚,比特-阿迪尼是横跨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突出部的一个阿拉米人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诸小国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它们将彼此间的地区性冲突暂时搁置起来,公元前853年,撒缦以色在奥龙特斯河畔哈马以北的卡尔卡被叙利亚联军击败。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几度入侵叙利亚,而反亚述联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创大马士革,迫使大马士革过去的盟友承认亚述的宗主权。不过,在公元前831年,撒缦以色遭到乌拉尔图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亚述国内发生了起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22年。这场起义使他和他的继任者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无法继续行动。乌拉尔图人在争夺叙利亚北部和西利西亚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中,在其国王阿尔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乌拉尔图战胜了亚述。到公元前745年,这些战略要地已在乌拉尔图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复为亚述人所有。

    亚述人的这一失利意味着由撒缦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亚述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强国的企图已告失败。尽管如此,亚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间所发挥出来的军事力量仍然令人难忘。位于亚述本土,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到扎格罗斯山脉西南山脚之间的富庶的带状农业区是亚述的经济基础。位于亚述心脏地区的这片肥田沃土的面积大于库什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纳帕塔周围的农业区,却远远小于巴比伦尼亚的耕作区。亚述人既不象巴比伦尼亚,也不象库什,它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并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亚,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前即已发明的,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点的所在地,正是后来成为亚述的那一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们不免发问,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盆地,先是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又从阿卡德到亚述,这种国家位置转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为灌溉系统曾使苏美尔和阿卡德过去的沼泽荒原变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

    (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

    (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

    (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

    (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

    (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

    (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

    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

    公元前251年,亚该亚同盟沿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岸也同样开始向外扩张,然而与埃托利亚相比,它的扩展是很不巩固的,其在军事势力方面无法与埃托利亚相匹敌。而且,亚该亚同盟在斯巴达还遇到了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尽管这个过去的伯罗奔尼撒霸主在公元前369年和公元前338年,先后被底比斯人和腓力二世割掠了许多领土,但依旧保持着不可屈服的气势。

    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比希尼亚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从而获得了独立;黑海和内陆的卡帕多西亚及北部米底(阿托帕特尼,阿塞拜疆),也在伊朗王朝的统治下安居。公元前302年,塞琉古被迫把伊朗东部边缘地区割让给印度帝国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孔雀,此人自公元前322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南方的希腊城邦。旃陀罗笈多成功地驱逐了马其顿在印度地区的驻军,继而把它的版图扩展到了塞琉古征服恒河–朱木拿河流域的摩揭陀帝国时获得的广大地区。

    塞琉西帝国过于辽阔,因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生于公元前281年的最后一场继位之战中,塞琉古只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当他遇刺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向马其顿方向前进;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逐水草而居的凯尔特游牧部族,他们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则四处侵袭,广为征战,直到他们被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小国帕加马阻止为止。这个小国是由一名幸运的军人创建的,他获得了被置放于那里城堡中的大量波斯人的财宝。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疆域的范围,因乌浒河–药杀水地区的希腊行政总督的脱离和同时发生的西部省份安息被帕勒人(一个故居在今天土库曼的游牧民族)占据,而急剧缩小。

    在整个公元前321-前221年期间,亚历山大遗留下来的令人厌烦的遗产,就是那些极具灾难性的战争,其后果是无法确定的。马其顿无法重新征服南部希腊,而南部希腊也无法撬开马其顿束缚于希腊之上的”三副镣铐”,这就是德米特里,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的卫城。公元前243年,亚该亚人从马其顿手中解放了科林斯,但作为对马其顿站在亚该亚同盟一边,卷入对斯巴达武装干涉的回报,公元前225年又把科林斯卫城还给了马其顿。公元前222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打败了斯巴达人,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斯巴达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军伙所占领;然而.斯巴达很快重新获得独立,并继续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已被托勒密二世从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夺走,尔后又于约公元前257年和约公无前246年,被马其顿作为先后对科林斯和安德罗斯海战胜利的战果,从托勒密帝国手中夺走。公元前221年,为争夺处于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之间的南叙利亚而爆发了第四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这块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土地,仍然保留在托勒密帝国的手中。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孔子阻止中国社会崩溃政策的一个方面是,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理智的国家;义是发掘仁。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象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我们对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4个世纪印度的世俗事务的了解,要比对此前4个世纪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与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样,印度的主要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宗教方面,就我们对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印度世俗事务的了解来自印度本身的史料来说,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记载之中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

    (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前7世纪的地中海西部地区是繁荣昌盛的。从塔拉斯(塔兰托)沿着意大利半岛沿岸,从靴型半岛的”脚踵”,向右转到”足尖”,向上远及皮塞库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除马西利亚之外,这是分布于奥特朗托海峡以西所有希腊殖民地中建立最早,也是最遥远的两个殖民地),希腊人使自己站稳了脚根,定居下来。他们还占据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和南岸。因此,他们便获得了从地中海东部经墨西拿海峡,进入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西利亚(马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此地是上经罗讷河谷进入欧洲大陆北部,以及穿过海峡到达康沃尔锡矿区的道路的起点。公元前580年建于西西里岛南岸的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乃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后建立的重要的希腊殖民基地。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希腊人从迦太基人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埃勒迈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迦太基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封锁了希腊船只的通行;迦太基人和残存的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一道与埃特鲁斯坎人合作,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通过获得对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把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与马西利亚联接起来的企图。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参与过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扩张的亚洲希腊人就一直蒙受着灾祸的缠绕,这灾祸从公元前745年希腊人在叙利亚与腓尼基人角逐之际使相伴而来。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先是亚述帝国,继而又是亚述的后继者巴比伦国的强大陆军的进攻。大约从公元前660年以后,亚洲希腊人先后受到吕底亚人及吕底亚的征服者波斯人的进攻,并渐次被征服;公元前539年及其以后的日子里,波斯登上历史舞台使亚洲希腊人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但却使腓尼基人减免了痛苦。在同一个时期,希腊人在西部地区的角逐中在两个方面攫取了优势:数量方面的优势和控制着内线的地理优势。由于希腊人控制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岸,致使迦太基人与他的埃特鲁斯坎盟友被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不过,直到公元前500年,西部的希腊人始终处于守势。其积弱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部的自相残杀。大约公元前550年,希腊殖民城邦西里斯和公元前511/510年的锡巴里斯,均是在其他意大利希腊人的手中被劫掠一空。公元前444/443年,锡巴里斯被图里取代;以后,西里斯被黑勒克利亚取代;但是,西部地区希腊人在关键的公元前6世纪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了,他们彼此间继续保持着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直到他们共同臣服于罗马之后,最终在罗马人的强制之下才实现了彼此间的和平相处。

    假使西西里的希腊人未能及时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超城邦规模的政治结构的话,西部希腊人也许在那时早就不仅臣服于罗马人,而且臣服于迦太基–埃特鲁斯坎联盟两个世纪之久了。这是专制君主运用亚述人的方法,即通过流放而使臣民的意志屈服的方法实现的。在公元前505–前491年期间,在西西里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的公国,它的首都设在锡拉库萨。这个公园是以十分残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就像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公元前488-前483年期间,通过兼并希梅拉到阿克腊加斯的广大地区,横跨西西里岛南北的第二西西里希腊人公国建立了起来。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武装入侵西西里岛,回击了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次扩张行动。缺乏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次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希腊领土的行动是为了配合在同一年发生的波斯人对欧洲大陆希腊本土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行动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默契。殖民地腓尼基人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是波斯的臣民,他们还是希腊人的商业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一旦希腊人被压垮了,他们使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公元前480年,在斯巴达-雅典联盟赢得了对波斯人胜利的同时,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联盟同样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巨大胜利。就地中海西部地区而言,这两次胜利应当说是战果辉煌,因为在欧洲大陆希腊本土上,一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失败了。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希腊领土的入侵,的确是为希梅拉被放逐的君主,以及塞利那斯和里吉恩(控制着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希腊人城邦)这些深得迦太基欢心的”非敌对国”怂恿所致。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部的希腊城邦彼此间继续兵戎相见–锡拉库萨反对里吉恩和克罗托内,尔后两者又与伊壁犀斐里的洛克里为敌,因而洛克里便挤在了敌对双方的中间。西部希腊城邦始终都是东部希腊人的贸易伙伴,而这些贸易伙伴们又逐渐卷入了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希腊人彼此之间世世代代的政治斗争中。在公元前450年的同一时期,一些反对锡拉库萨的西西里希腊城邦和埃勒迈人的城邦与雅典结盟,西部希腊人因此而卷入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波罗奔尼撒战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结束于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对锡拉库萨的进攻。这次战争不仅对雅典人,而且对获得胜利的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给迦太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于公元前409年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进攻,此后直到公元前275年,迦太基和锡拉库萨之间屡屡诉诸兵戎,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最后决出雌雄。例如,在公元前312-前306年的战争中,先是公元前311-前309年间迦太基对锡拉库萨久攻不下;而在公元前310-前307年间,锡拉库萨人则侵入了迦太基在非洲的老巢,但是,锡拉库萨君王阿加索克利斯采取这一大胆之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公元前898年,在锡拉库萨早期君王之一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领导下,西西里的希腊人仍未能将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驱逐出去。公元前278-前276年,皮洛士领导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归于失败。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北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郊,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在锡拉库萨君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405-前367年),希腊人几乎完成了把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置于锡拉库萨治下的统一大业。狄奥尼西奥斯在锡拉库萨周围构筑起了城墙,并在西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开挖了壕沟,这就使锡拉库萨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市。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公元前398-前392年),狄奥尼西奥斯把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埃勒迈人围困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接着,他与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洛克里和塔拉斯,以及在波河流域摧毁了埃特鲁斯坎人城邦的凯尔特部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的主要目标是塞雷,那是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的滨海城市。可以猜测,塞雷的盟友罗马于公元前386年为塞农-凯尔特人洗劫,一定是狄奥尼西奥斯怂恿所为,这是他反对塞雷行动计划中的最初之举。劫掠罗马的凯尔特人,随后又被塞雷人击败,塞雷和马西利亚一道帮助罗马从劫后之灾中复兴。约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一些战略要地兴建了若干海军基地,从而使亚得里亚海成为锡拉库萨人的内湖。这就使他得以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联系,并从亚得里亚海方向对埃特鲁斯坎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大约也是在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的海军在第勒尼安海,进攻了也为罗马人所使用的塞雷的重要港口皮尔吉。迄今为止,狄奥尼西奥斯正在稳步走向建立一个西西里–意大利帝国的目标。为了夺取塞雷和罗马,他多次进攻皮尔吉,而他的失败也恰恰由此开始。

    狄奥尼西奥斯犯了两个错误。公元前390年,他进攻了一些与之为敌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尽管他于公元前387年攻克了里吉恩,又于公元前379年攻克了克罗托内,但是这种空前激烈残酷的、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锡拉库萨及其牺牲品意大利的希腊人,两败俱伤。狄奥尼西奥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元前383年他又一次卷入了与迦太基的战争。这一次他战败了,并于公元前378年被迫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了和平。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犯下的这两个错误,为其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的儿子、他的继承人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公元前367-前356年统治锡拉库萨,公元前356-前347年统治洛克里,公元前347-前344年再次君临锡拉库萨)的能力与他所继承的历史使命互不相称。他在位期间,也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和公元前36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锡拉库萨期间,锡拉库萨的衰落呈江河日下之势。在公元前367-前360年这位”哲学王”君临塔拉斯期间,虽然阿契塔曾一度在此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锡拉库萨的衰落仍是无可遏制的。

    到公元前344年,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已经陷于如此窘困的境地,他们开始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希腊友邦那里寻求支援。公元前344年-前280年期间,最先响应西部希腊人呼吁的6个东部希腊”救星”是值得人敬重的,他们的支持也是最成功的。提莫莱昂是锡拉库萨的母邦科林斯的一位公民,他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形下,一举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然后,他又击败了西西里希腊联军之首的迦太基。在于公元前344年到达西西里和公元前337年自愿退休期间,他在锡拉库萨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锡拉库萨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锡拉库萨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劝说东部的希腊人派出了,并说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接纳了大批新的希腊移民。(在希腊世界,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其旺盛的势头仍足以为提莫莱昂向西西里提供移民,并为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们向亚洲提供数量更为巨大的军队。)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西部地区希腊人的另外5个东部希腊”救星”全都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来自两个城邦:塔拉斯的母邦斯巴达和离奥特朗托海最近的东部希腊城邦伊底鲁斯。斯巴达和伊庇鲁斯的资源与科林斯救助西部希腊人时同样匮乏;然而,提莫莱昂的斯巴达和伊庇鲁斯后继者,却并未像提莫莱昂那样成功地激励起西部希腊人与他们的救世主共同奋斗。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三世于公元前343年到达西部地区,帮助塔拉斯抵抗来自内地的萨谟奈同盟的进攻。在公元前338年的战斗中,他被杀身亡。另一位”救星”是伊庇鲁斯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他大约于公元前334年到达西部地区,战死于公元前331年。两位斯巴达王子的远征–阿克罗塔图斯于公元前315年赴锡拉库萨,他的兄弟克利奥尼默斯于公元前303年赴意大利–都惨遭失败。

    最后一位也是最小的一位无能的”救星”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他在意大利应塔兰托人之邀发动了反对罗马人的战争,从公元前380-前375年,他在西西里又应西西里希腊人的请求,发动了反对迦太基人的战争。皮洛士得益于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面临共同的凶恶敌人之际,未能彼此之间互相以海军和陆军相支援。皮洛士几乎建立起一个将包括整个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东南部,或许其西北方向远及泰拉奇纳的伊庇鲁斯帝国。他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伊庇鲁斯的资源短缺,部分地归咎于他反复无常的个性,这个弱点使得皮洛士在试图遏制顽固执拗的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时,无法与之匹敌。在那个时代,皮洛士的到来过于迟晚。公元前272年,不仅塔拉斯,而且意大利南部的当地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以及布鲁蒂人的联盟,全部都向罗马投降了。罗马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完成于公元前264年。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自从大约公元前550年以后,罗马的命运受到周围非罗马世界诸多因素的密切影响。大约公元前550-前5D9年,或许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对于罗马来说,摆脱埃特鲁斯坎统治的代价,则是拉丁人从罗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与罗马城邦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联盟。尽管如此,埃特鲁斯坎对罗马统治的结束,并未割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大约公元前506-前501年的罗马-迦太基条约是否是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或者它是否缔结于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前后,但是,直到这两大强国于公元前264年关系破裂之前,在这个条约之后缔结的罗马-迦太基条约,至少有4个之多;这些条约对于双方都很有利。

    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对维爱的攻克和摧毁以及对维爱领土的吞并,使得罗马的国力倍增,这使拉丁人十分惊恐,并招致了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对罗马和罗马的盟友塞雷的反感。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从公元前386-前356年,两代狄奥尼西奥斯成功地统治锡拉库萨期间,远方的高卢人在狄奥尼西奥斯们的鼓动下,从阿普利亚的一处基地,多次进犯罗马领土。这些侵扰阻止了罗马强迫拉丁人与之重新结盟的企图。其中,发生于公元前346年的一次高卢人入侵,伴随着拉丁人与罗马的一次新的分离,这一年恰恰是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重建锡拉库萨后的第一年。从公元前343-前338年,阿希达穆斯三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出现,导致萨谟奈与罗马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条约的条款使坎帕尼亚的城邦置于罗马的霸权之下。公元前280-前275年在西部进行的皮洛士战争,显然对罗马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和致命的影响。

    与处于大多数其他时空环境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扩展疆域。早期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罗马对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此后对西西里的征服,是由罗马人的两次侵略行动开始的。尽管这些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领悟,其结果也未为其所预见,但这两次侵略行动仍是处心积虑的。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

    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罗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罗马获得的遗产之一前已述及。那些昙花一现的埃特鲁斯坎君王们,卓有成效地建立了罗马城邦国家。其次,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罗马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和谐。在希腊城邦中,通常的结局是利益冲突的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例如,雅典是以庇西特拉图被推翻作为结局的,当时,罗马的塔奎尼乌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罗马,一个共和政体的创立也伴随着国内斗争,只不过那是公元前364年的事。罗马贵族以惩罚那些背叛者的追随者为条件,与绝大多数享受不到特权的公民的领袖们签定了一项条约,这个各怀敌意的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3年,其中只是偶尔发生过几次民众动乱(例如公元前339年和前287年)。这种国内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状况的修复,使罗马得以在她的邻国面前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在罗马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这种得到加强的罗马寡头政策,成为对其他邦国中政治寡头们的一种鼓励,罗马人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外交寡头的出现,这些人对国内权力的垄断是不稳固的,他们为了获得罗马寡头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不惜牺牲他们邦国的独立。卡普阿的寡头们与罗马”官方”之间的勾结,就是罗马施展花招使一个外国被诱入其圈套的典型例子。

    罗马”官方”与外国寡头们之间的种种协议,因为家族友情与互相联姻而得到巩固。相反,在罗马强迫之下并受到按罗马意志规定的条约束缚而成为其盟友的各城邦的公民们,却因被禁止相互通婚和进行城邦之间的贸易而处处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就像斯巴达的联盟一样,罗马的盟邦们必须为罗马的军队提供兵源。与斯巴达联盟不同的是,每当一个使他们卷入罗马人的战争的政治决议产生之际,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尽管如此,与斯巴达联盟相同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联盟不同的是,罗马的盟邦们不必向握有至高权力的罗马进献货币贡赋。

    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除了随之而来的强迫征税而外,他们的公民在许多方面享有罗马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其他方面,他们要被迫缴纳各种赋税,却又不能享受所有与赋税有关的权利。罗马这种”双重公民”制度,也许为提莫莱昂于公元前344-前337年在锡拉库萨与一些西西里城邦之间建立的关系提供了楷模.从公元前386-前346年间,锡拉库萨不断地骚扰罗马,以致于迫使罗马政府不得不密切注视锡拉库萨人的动向。

    公元前333年,罗马对所谓”双重公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她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海岸警卫队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政体。这种做法和随后建立起来的罗马海岸警卫驻防地,为如今已被解散的拉丁城邦联盟建立拉丁殖民地树立了楷模。罗马对业已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施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并在她的势力遍及意大利之际,使它们的数量得以增加。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新的拉丁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

    罗马政府对于意大利半岛上战略要地的勘察和开拓,是十分出色的。公元前318-前313年期间,罗马发现了一条通往亚平宁山脉中央地区的通道,并在阿普利亚占据了一处立足点,从而形成了对萨谟奈人的包围。公元前304-前289年间,罗马征服了一些山地民族,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拉丁殖民地、罗马海岸警备驻防地和征服领土上罗马公民的非自治聚居地,从而使意大利半岛上的独立城邦之间南北隔绝。

    罗马的政策是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她打算获取的猎物的。公元前356年,狄奥尼西奥斯二世被驱逐出锡拉库萨之后,罗马控制支配意大利半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仅剩下萨谟奈联盟了。因此,从公元前350年直到公元前274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之后,罗马倾全力向南扩张,并通过缔结休战协定(非永久性条约)的办法,保持埃特鲁斯坎城邦的平静。罗马甚而诱骗了曾于公元前386年洗劫过罗马的塞农-凯尔特人,这些人定居在紧靠锡拉库萨的殖民地安科纳北面的意大利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公元前330年,罗马诱使塞农人与它缔结了一个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塞农人出于自身需要而信守了条约。这样,当皮洛士出征对罗马作战之际,当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独立城邦,着手在萨谟奈人的投降条约上签字之际,罗马解除了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后顾之忧。

    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成为倍受蹂躏的兵灾之地时,锡拉库萨的领地上却相安无事。这一部分西西里土地之所以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希伦二世的远见卓识,在众多锡拉库萨君主中,此人是最为仁厚的。公元前263年,希伦颇有先见之明地改变了立场,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公元前215年,在他在位的最后48年里,他始终是罗马庇护下的忠实的依附者。公元前263-前215年与公元前344-前337年一样,成为锡拉库萨骚乱不安的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插曲;希伦治下的和平时期长达提莫莱昂在位时间的7倍之久。

    至于罗马,其第一次与迦太基交战的结果,使她的海军占据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优势。公元前238年,迦太基迫不得已从西西里抽调到非洲的雇佣军发生了叛乱,正当迦太基为此事无所措手足之际,罗马攻占了撒丁岛,迫使迦太基把它割让给罗马。尽管如此,公元前237年,雇佣军叛乱被哈米尔卡尔?巴尔卡(有”闪电”之称)所镇压,此人是最近一次与罗马战争中的英雄。就在同一年,哈米尔卡尔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征西班牙。到公元前221年,他和她的女婿,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大陆帝国,这个帝国远比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海滩上丧失的领土要大得多,也更有价值。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哈米尔卡尔的儿子汉尼拔所继承。很久以来,汉尼拔即决心从公元前264-前241年与罗马战争的失败中重振旗鼓,此时他的职位使他终于得以一试锋芒。这样,公元前221年,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就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

    (公元前221-公元9年)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象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

    (公元前221-公元48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千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伴随着希腊化进步的剧变,最先在印度显露出征兆。在这里,孔雀帝国的结构早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以前,就已显出了衰微的迹象。但摧毁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分之三的这场风暴却掀起在最西边。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并夺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萨贡托。虽然罗马政府同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姐夫和前任,他控制着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迦太基帝国)于公元前226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埃布罗河为罗马和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但位于埃布罗河一线以南的萨贡托那时仍属罗马的领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带着战象从埃布罗河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进军波河流域,此时罗马正将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汉尼拔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超过亚平宁山脉,于公元前217年在伊特鲁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摧毁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然后又于公元前216年在阿普利亚的坎尼摧毁了第三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罗马军队。

    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辉煌胜利使他的战略经受了考验。在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制海权,罗马通过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而获得的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也远远多于迦太基公民、它的利比亚腓尼基同盟者及它的利比亚和西班牙臣民的人力。汉尼拔从他的父亲和姐夫手中继承下来的那支小小的职业性军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团结精神弥补了迦太基在人数上的劣势;汉尼拔在从西班牙经陆路入侵意大利时在后勤上所作的杰出努力抵销了迦太基海上力量的损失。汉尼拔深知罗马的统治在意大利多数非罗马人居民中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获得罗马一等公民的特权,却被迫承担罗马公民的繁重义务的居民中更是如此。汉尼拔估计,如果他取得了他后来在公元前216年确实取得了的胜利,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和二等公民就将倒戈,罗马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就将丧失,罗马就将接受投降条件,将其领土和人力削减到罗马人在公元前340年第一次”大跃进”以前所限的范围之内。

    罗马人在坎尼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败在汉尼拔手中之后,他们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大部分同盟者确实倒戈了,罗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二等公民也是如此。但罗马政府仍然掌握着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而汉尼拔那支战无不胜的职业军队毕竟规模太小,无法对罗马力量的心脏地带发动进攻,以扩大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导致了汉尼拔战略的失败。当罗马人从坎尼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汉尼拔的最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再也没有给汉尼拔在激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的机会。罗马政府充分地动员了仍然十分丰富的人力固守意大利东南部的防线,并大片地守卫着意大利半岛上罗马领土的那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地区。

    罗马对海上的控制也依然完好无损,这使罗马得以阻止对汉尼拔的增援运往意大利,汉尼拔只得到了增援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这还使罗马得以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在西班牙的胜利者普布利乌斯?科尔纳尼乌斯?西庇阿侵入西北非迦太基本土。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在公元前310-前306年、西庇阿之前的罗马将领马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在公元前256-前225年进行的远征不同,西庇阿的远征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从意大利被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那里的纳拉加拉被西庇阿彻底击败。

    在这个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汉尼拔战争不仅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扩展到西西里和希腊。公元前220年,埃托利亚与以马其顿为首的其他希腊国家的联盟爆发战争。埃托利亚人本来遭到了失败,但公元前217年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劝说希腊对手们媾和。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他的使者在由迦太基专员伴送回国的途中被罗马人截获,罗马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公元前212年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因此使自己再次卷入与马其顿及其同盟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托利亚丧失了色萨利的大片领土,不得不于公元前206年与马其顿单独媾和,而这又迫使罗马也于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媾和。这两项和平条约从短期看来有利于马其顿,但代价是必然会立即爆发一场报复战争。因为到公元前205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罗马正在对迦太基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但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却小于罗马。迦太基在本土作战的时间只有3年(公元前205-前202年),而汉尼拔对意大利半岛的蹂躏却长达15年(公元前217-前203年)。意大利东南部和西西里遭受的这种蹂躏,是无法补偿的,它带来了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这相当于汉尼拔在死后取得了一个胜利。这种蹂躏及其后果对于罗马帝国的打击,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毫无价值的军事胜利更为致命。

    在汉尼拔战争的受害者中,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锡拉库萨国王希伦二世对他与罗马建立的联盟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在公元前215年去世后,锡拉库萨、塔拉斯(塔兰托)、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相继脱离罗马,随后就与希伦的王国中次于锡拉库萨城的另一大城市伦蒂尼一道遭到攻占并被洗劫。在希腊,马其顿的盟国由于埃托利亚和罗马之间建立联盟的条件而蒙受了灾难。双方商定,一旦一个敌方城市被盟国方面夺取,埃托利亚人取得土地和建筑物,而罗马人获得不动产,包括幸存的居民,罗马人可以把他们贩卖为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目光短浅,与他同时代的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则盲目蛮干。腓力向罗马发出挑衅并侮辱了埃托利亚之后,于公元前202年提兵东进,而这时罗马即将打败迦太基,再次取得行动自由。公元前202年,腓力未经寻衅就攻占了5个希腊城市,并效仿罗马人的暴行,将其中3个城市的无辜居民贩卖为奴隶。至于安条克,他已为取得叙利亚南部地区而在公元前221年发动了第四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又在公元前219-前217年发动了第五次战争。公元前217年–即发生特拉西梅诺战役的那一年–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令拉法)被托勒密四世打败。在公元前216-前213年间,安条克忙于在小亚细亚清肃他的表兄弟阿齐乌斯,后者曾为安条克从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手中夺回了塞琉西帝国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恳地,随后就脱离了安条克。从公元前212年到前205年,安条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作战。公元前206年他在喀布尔河谷地(这是风雨飘摇的孔雀帝国领地的一角)。这年年底,他又在波斯湾作战。

    安条克三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广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他的政治成果却是昙花一现。安条克对亚美尼亚、北部米底(今阿塞拜疆)、安息和大夏的宗主权获得了名义上的承认,但实际上他刚一转身,当地的统治者就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公元前202年,安条克三世发动了第六次塞流西-托勒密战争,这一次,在公元前198年实现和平的时候,南叙利亚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时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打输了他与罗马和埃托利亚的第二次战争。

    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该城逐再次成为一个被陆地封锁着的小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发动领土扩张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与埃托利亚一道对罗马发起战争。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埃托利亚于公元前189年先后被迫投降。安条克被迫割让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塞琉西领土,并支付一笔巨额战争赔款。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安条克本来可以避免他与罗马的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谈判中,罗马向他提出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两种方案都是很温和的。安条克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中的一种,那样就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因为在广泛延伸的希腊世界中,两个大国都有着发展的空间,它们政体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塞琉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正在变成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在锡皮卢斯山地区的马格内西亚使自己遭到的可耻失败,注定了要使塞琉西帝国最终遭到罗马和安息的瓜分。

    由于塞琉西帝国的领土面积,由于安条克三世此前取得的颇具欺骗性的胜利,也由于汉尼拔曾在公元前195年帮助过安条克,罗马人过高地估计了塞琉西帝国的力量。罗马人曾在公元前215-前208年和公元前200-前197年正确地估计了马其顿的力量,因此在公元前171-前168年间低估了它。马其顿注定要屈从于罗马,因为它未能象罗马统一意大利那样成功地使希腊在政治上永远统一在自己的宗主权下,同时也因为两国之间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第三次战争中,马其顿得以把它的全部人力投入战场,因为罗马人此前已在去了它的海外要塞,在前两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大批的马其顿军队被困在这些要塞中。这一次罗马人为打败马其顿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因为后者虽然在人数上、装备上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却勇猛异常,立志要在他们民族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但罗马军队为在黎凡特建立统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这却是唯一的一次。一个罗马使节报告罗马人在彼得那取得了对马其顿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公元前168年使安条克三世的儿子和第二位继承者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他们趁罗马人正在希腊陷于他们最费力的战争中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地方。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征服黎凡特的时候,使用了他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曾经使用、并取得了显著成功的那种外交艺术。他们在敌国城市招募”第五纵队”,办法是保证使那里少数富有的居民统治贫穷的多数居民。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例如罗马在公元前197年借助于埃托利亚的帮助打败马其顿后抛弃了埃托利亚,在马其顿帮助它于公元前190-前189年战胜埃托利亚后又抛弃了马其顿。它在公元前168年肃清了马其顿王国后抛弃了帕加马、罗得岛人和亚该亚联盟,尽管帕加马和罗得岛人曾在公元前192-前190年帮助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而亚该亚人自公元前198年抛弃了他们从前的同盟者马其顿后就一直是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在努米底亚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在公元前150-前146年的战争中将它加以消灭,其后它就抛弃了努米底亚。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摩罗西亚人统治下的伊庇鲁斯未曾在马其顿一方参加作战,埃托利亚人在公元前171-前168年的罗马-马其顿战争中曾是罗马三心二意的盟友,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摩罗西亚人遭到洗劫并被当作奴隶;埃托利亚人除了必须交出要遭到放逐的人外,还受到割让领土的惩罚。

    公元前221-前168年对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代。公元前167-前31年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汉尼拔战争的折磨使罗马人对距离意大利较近的一切大国心怀恐惧。如果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6-前192年这几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聪明一些,也许罗马统治集团会允许遥远的塞疏西帝国继续与罗马帝国同存共处。从公元前190年起,罗马统治集团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削弱塞琉西帝国的力量,尽管公元前192-前190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衰竭。迦太基自公元前201年之后就已经国衰力竭,而它在公元前150年又遭到罗马的攻击,并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科林斯也在同一年被摧毁,这正是罗马人取代马其顿人在科林斯卫城驻扎军队的50年之后。罗马统治集团的目的是消极的。它所希望的只是打垮任何有迹象表明企图保持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冒犯天威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汉尼拔那样的行动。

    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迦太基帝国、马其顿、塞琉西帝国于公元前218-前190年间在罗马打击下遭到的军事失败,同一时期托勒密帝国和孔雀帝国由于罗马人对战败的对手横加劫掠而加剧的衰落,为亚洲和非洲土著民族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早在罗马人干涉黎凡特之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托勒密希腊人政权。在第五次塞疏西-托勒密战争中(公元前219-前217年),托勒密政府曾按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并武装了一支由埃及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军团。在拉菲亚战役中,这支埃及人的部队打败了希腊族的塞琉西军队。埃及人对与他们的马其顿希腊统治者同种同族的士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埃及农民树立了新的信心。从公元前217年起,他们对希腊的”主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埃及的祭司阶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抓住时机,向这个显然正在削弱的异族政府要求越来越多的让步和特权。祭司阶层本来可以成为反对希腊人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但农民们的起义主要是社会性的–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起义。埃及的教会统治集团与希腊人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样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祭司们的地位是捉摸不定的。

    公元前201年以后,罗马在西北非的盟友努米底亚不断地侵犯迦太基的领土。公元前190年以后,塞琉西政府不得不向臣民们榨取钱财,用以向罗马人支付战争赔款。由于帝国在罗马人打击下的失败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衰弱,政府的压迫使激起了反抗。塞琉西领土上最大的金银宝藏聚积在寺庙的宝库中。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163年,都因为企图抢劫埃利迈斯(埃兰)的寺庙而丧了命。

    使塞琉西帝国最为头疼,耗尽了它有史以来最大心力的寺庙,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耶和华神殿。在波斯政权和后来的托勒密政权统治时期,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从未与帝国政府发生过冲突,并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只是在以斯拉时代以后与当地的其他居民有过不睦。但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也象埃及人一样,由于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陷于分裂。富人占有土地并控制着聚积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财富,他们中间包括了一些最为强大的祭司家族。穷人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犹太律法的解释者,塞琉西政府承认犹太律法对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仍然有效,此前的托勒密政府也承认如此。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少数富人由于两个贵族家族,即托比亚家族和奥尼亚家族之间,以及这些家族的代理人之间的互相敌对而陷于分裂。第6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是以对包括犹太地区在内的南叙利亚的统治权从托勒密政权到塞琉西政权的易手而结束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这一内部纷争又与一个亲托勒密集团和一个亲塞琉西集团之间一场新的内部争持纠缠在一起;这场争持又与犹太地区犹太人的一个富有的希腊化派别和一个贫穷的反希腊派别之间的更严重的争持纠缠在一起。在犹太地区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一个犹太人社会已在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成长起来。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打算比这个社会做得更彻底。从犹太地区来到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移民已不再讲阿拉米语而改操希腊语,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祖传的宗教。在取代托勒密政权而统治犹太地区的塞琉西政权之下,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被希腊的整个生活方式吸引住了。

    公元前175年安条克四世上台后,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主动请求这位新的塞琉西皇帝给予帮助。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犹太人的寺庙国家转变为一个希腊式的城邦,并重新命名为安条克。这种做法并非仅有。从一开始,塞琉西王朝的政策就是把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希腊城邦成希腊化城邦的联合体,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对帝国皇位的共同的忠诚。公元前190年帝国被罗马人打败后,实行这一传统的希腊化政策的热情更加高涨。帝国政府将希腊文化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粘合剂,以此来阻止帝国发生的崩溃。由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遭到可耻失败,塞琉西帝国正处在发生崩溃的危险中。

    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纷争不已。相继上台并控制着神殿、财富的希腊化高级祭司首领争相向安条克四世行贿,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在打完第一次埃及战役后的归途中,在当时的祭司首领的默许下抢劫了耶路撒冷神殿。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听命于那个罗马使节撤出埃及后,碰到了犹太地区反对希腊化的多数犹太人发动的起义。这场叛乱的矛头是针对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中希腊化的少数人的,但安条克把它看作是反对自己的反叛行动,并进行了军事反击。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堡垒,并在那里布署了一支驻军,公元前167年12月,他使耶和华神殿的礼拜仪式希腊化,并禁止犹太地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礼拜方式。耶和华这时显然已被等同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在圣殿中为他建造的塑像,也许就是被当作”神的化身”的安条克本人的肖像。

    安条克所干的这一切,都有犹太地区希腊化犹太人的协助。由于这些希腊化犹太人看上去仍在犹太地区占统治地位,所以当公元前166年,犹太地区信守传统的犹太人发动的抵抗运动,在哈希芒家族的领导下采取了有效的军事形式的时候,安条克一定感到吃惊不小。起义者战胜了希腊化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那座堡垒除外),并在公元前164年12月再次使神殿非希腊化。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61年与反塞琉西政权的犹太地区起义政权签订了一项条约。公元前141年,驻守耶路撒冷那座堡垒的塞琉西驻军被迫投降,同一年,帕勒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做”安息人”)从塞琉西帝国手中不仅征服了米底,而且征服了帝国的经济源泉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39年,塞琉西皇帝德米特里二世试图收复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 汉娜·阿伦特作品选辑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到平庸的恶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自由?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开启了一场无望的探寻。这一问题似乎包含着许多古老的矛盾和悖论,使我们的理智陷入逻辑上不可能的两难困境,无论我们抓住两难困境的哪一头,都无法想象自由或它的对立面,就像无法想象一个“圆的方”一样。这种困难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我们的意识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矛盾:意识和良知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因而是可以负责任的;但是,在外部世界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又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因果律。在所有人类实践中,尤其是在政治事务中,我们都把人是自由的当成一条自明之理,人类共同体中的法律、决定和判断无不是建立在这种公理性的假设之上。相反,在所有科学探索和理论探讨中,我们又是从另外一个同样自明的真理出发的,即“有因必有果”,也就是说,这些活动都假定“即使是我们的生命,最终也服从于因果律”;即使我们身上真的存在一个最终的自由本我,那它也不可能明确地显现于现象世界,因而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理论探讨的主题。结果,一旦心理学深入探察那个所谓的最内在的领域,自由就变成了一种幻象,因为“在自然界中作为运动原因起作用的力,在精神领域中也有它的对应物,即作为行动原因的动机”。[1]所谓因果律是指,在所有原因已知的前提下,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虽然这种因果律确实不能被用于人类事务领域,但现实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也不能证明人类自由的存在,而只能表明我们还不能弄清楚所有起作用的原因。这一方面是由涉及的因素的纯粹数量造成的;另一方是因为人类动机与自然界中的力是不同的,它对所有旁观者都是隐藏的,不管是周围人的探查还是当事人自己的内省都无法发现它。

    在这些晦涩难解的问题上,康德的洞见做出了最伟大的澄清,他提出,内知觉和内在经验领域并不比我们用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那些感觉更能确证自由的存在。无论因果律是否在自然和宇宙领域起作用,它都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灵的范畴,正是借助它,人类才得以赋予各种性质的感觉材料以秩序,从而使经验成为可能。因此,实践上的自由与理论上的不自由在它们各自的领域都是一条自明的真理,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涉及伦理学和科学之间的分立,而且还存在于伦理学和科学开始分道扬镳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不是科学理论,而是前科学、前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本身消解了作为我们实践行为之基础的自由,使之化为乌有。当我们在人是自由的这一假定下去反观我们做出的行动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似乎受到了两类因果律的支配:一类是内在动机的因果律;另一类是统治着外部世界的因果法则。康德通过区分“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将自由从这双重因果律的夹击下解救了出来,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核心是自由意志。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虽然在实践中是无比重要的,但他却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现象世界中——既不出现在我们靠五官感知的外部世界,也不出现在我们感知自我的内在领域。这种将意志命令置于理性理解对立面的解决方案堪称天才,它甚至能够建立起一种在逻辑连贯性上丝毫也不亚于自然法则的道德法则。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减少自由问题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困难,即无论是理论形式的思想还是前理论形式的思想都会使自由消失不见——且不说下面这个看起来确实有些奇怪的事实,即意志机能最为本质的活动乃是下达指示和发出命令,而恰恰是它被认为是自由的所在。

    这种自由难题对于政治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走进了一个“让哲学也迷失了方向的晦暗森林”,[2]没有哪种政治理论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我试图在接下来的部分阐明,造成这种晦暗的原因是自由现象根本不会出现在思想领域中,虽然在我与自己的对话中产生了伟大的哲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不管是自由还是它的对立面都不可能在这种对话中被体验到。我们的哲学传统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扭曲了自由的本质特征,比如,它改变了自由在人类经验中的位置,把它从最初的政治领域和一般人类事务领域转向了内在的意志领域,在那里,它只有通过自我省察才能被发现(关于这一哲学传统的起源,我们后面再谈)。作为这项考察的一个初步说明,我们首先有必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在那些古老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中,如存在、虚无、灵魂、时间、永恒等,自由问题是最后一个成为哲学思考主题的。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直到古代最后一个哲学家普拉提诺,这期间的所有伟大哲学家都始终没有关注自由。自由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的首次露面要归功于宗教对话的经验——首先是保罗,然后是奥古斯丁在这种经验中提出了自由问题。

    在政治领域中,自由一直为人所知,并且它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所知的。即使在今天,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当我们提到自由问题的时候,政治问题以及人是一个被赋予了行动能力的存在者这一事实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因为在人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中,只有行动和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存在自由或至少假定存在自由,它们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或明或暗地涉及人的自由问题。此外,严格说来,自由不仅像正义、权力、平等一样是政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和现象之一,它实际上还是人们结成政治组织一起生活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在危机或革命时期)它才变成了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如果没有自由,政治生活就会失去意义。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而政治领域的经验则是行动。

    在所有政治理论中,这种自由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就连那些赞美专制的人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存在;而这种自由与“内心自由”(inner freedom)是恰相对立的,后者是指一个内在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逃脱外部强制而“感觉到”自由。由于内心感觉缺少外部显现,所以从定义上看它与政治是毫不相关的。不管它有多少合理性,也不管它在古代晚期得到了多么精彩的论述,内心自由在历史上都是一种较为晚出的现象,而且它最初是由逃避世界所造成的结果,而正是在世界中,世界经验才得以转化为一个人自己的经验。内心自由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从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遁入一个没有他人可以接近的内在空间,就此而言,它的经验具有一种派生性质。我们绝不能把自我用以抵御世界的内心空间当成心灵(heart)或思维(mind),因为心灵和思维只有在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因而,古代晚期那些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失去了在世界中生活的条件的人(从古代早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一致认为这种条件是自由的前提)不是发现了心灵或思维,而是发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自由的内在空间。

    如果我们去追溯这种内心自由的起源,那么,它的派生性质,或者说那种关于“人类自由的正当领地”存在于“意识的内在领域”[3]的理论的派生性质就显得更加清晰了。现代的个人有一种表现、发展和扩张的渴望,他们不无道理地担忧社会对个体性的压制,并极力强调“天才的重要性”和独创性;然而,并不是这些现代个人,而是古代晚期的大众和徒有哲学之名的大众化哲学流派才是推崇内心自由的代表。爱比克泰德在他一篇文章的开头宣称,自由就是一个人按自己的愿望生活。[4]这句话最有力地表达了内心自由的绝对至上性,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回应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句话,即“自由就是做一个人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句话是从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5]爱比克泰德继续说,如果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他权能所及的范围之内,而不进入那些阻止他进入的领域,他就是自由的。[6]“生活的科学”[7]就在于懂得如何区分一个人无能为力的异己世界和可以随心所欲的自我世界。[8]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历史上看,在自由问题出现于奥古斯丁的哲学中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自由观念与政治分离开来,并提出这样一种构想——即使一个人在世界中是一个奴隶,他也同样可以是自由的。爱比克泰德式的自由在于从自我的欲望中解放出来,然而从概念上看,这种自由观只不过是对古代通行的政治观念的翻转;这一整套大众哲学得以形成的政治背景是:在罗马帝国晚期,自由明显衰落了;关于这点,我们依然可以从权力、支配、财产等观念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上清晰地看出来。根据古代人的理解,只有通过统治他人,一个人才能把自己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只有拥有一处住所,即在世界中拥有一个家园,一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爱比克泰德把这些在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转变成一个人自我内部的关系,他由此发现,没有什么权力比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权力更加绝对;于是,在内心空间中,一个人与自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世界中的居所相比,这一内心空间更为完整地为一个人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它更少受外部干扰。

    因此,尽管这种内在的、非政治的自由观念对我们的思想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似乎依然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首先经历过一种作为世界中的具体实在的自由状况,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内在自由为何物。我们首先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而非与自己的交往中意识到了自由或不自由。在成为一种思想的属性或意志的特质之前,自由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自由人的身份,这种身份给人带来了移动的权力,使他可以走出家庭而进入世界,在那里,他通过行动和言说与他人相遇。显然,这种自由是以解放为前提的:为了获得自由,一个人必须首先把自己从生命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但是,解放并不会自动带来自由身份,在解放之外,自由还需要拥有相同处境的其他人的陪伴,还需要一个供人们彼此相遇的公共空间,即一个以政治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换言之,自由需要一个每个自由人都可以通过言说和行动进入的公共空间。

    显然,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类交往方式和共同体类型的共同特征。在那些人们生活在一起却没有结成一个政治体的地方(比如在原始部落或家庭私人领域中),主导人们活动和行为举止的就不是自由,而是生命必然性和对自我保存的关注。此外,在那些人造世界没有成为行动和言说舞台的地方(比如在那些专制社会中,臣民被限制在狭窄的家庭领域,并由此阻止了公共领域的出现),自由也不会在世界中出现。如果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得到保证的公共领域,自由在世界中就没有一个可以显现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确还能以欲望、意志、希望或渴望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但众所周知的是,人心是一个极度幽暗的所在,其中上演的一切都很难得到确证。因此,作为一种可确证事实的自由与政治是并存的,它们彼此相连,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然而,根据我们当前的政治经验,恰恰是政治和自由的共存变得可疑起来。极权主义兴起以后,政治统摄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拒绝承认所有的公民权利,尤其是隐私权和免于政治的自由权,这不仅让我们对政治和自由之间的共存关系心生怀疑,而且还使我们怀疑政治和自由是否本来就是不相容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之处,因为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政治考虑支配一切的时候,自由就消失不见了。难道“政治越少自由越多”这种自由主义的信条不是正确的吗?难道政治占据的空间越小,留给自由的领地越大不是真实的吗?在衡量一个政治体的自由度时,我们不正是通过考察它给那些似乎是非政治性的活动留下的自由空间来确定的吗?比如,经贸自由、教育自由、宗教自由、文化和智识活动的自由等。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不同程度地相信,政治和自由的相容性只表现为政治保证了免于政治的自由吗?

    人们把政治解放(political liberty)定义为潜在的免于政治的自由,这一定义不仅来自于我们最为切近的经验,而且在政治理论史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我们无需追溯得太远,只要想想17、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就够了,他们常常把政治自由简单地等同于安全。在他们看来,政治的最高目的,即“政府的目标”就是保卫安全;反过来说,也正是安全使自由成为可能,于是,“自由”就被当成了那些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活动的特征。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相比,孟德斯鸠对政治的本质做出了不同的、更高的评价,但即使是他,也偶尔会把政治自由等同于安全。[9]19世纪和20世纪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进一步拉大了自由和政治之间的裂隙,因为自现代时期肇始就被等同于整个政治领域的政府,现在不是被看作自由的指定保护者,而是被看作生命过程、社会及其个体利益的指定保护者。安全依然是衡量一个政府的重要标准,但这种安全并不是霍布斯所说的免于“暴力性死亡”的安全(在他那里,全部解放完成之后,人们得到的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是保障社会整体的生命过程不受干扰地发展的安全。这种生命过程与自由并没有什么关系,它遵循的是自己内在的必然性,只有在一条自由流动的河流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称其为自由的。在这里,自由甚至连政治的非政治目标都不是,它只是一种边缘现象;然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条边界,除非生命本身或它的直接利益和需要受到了威胁,政府都不应该逾越这一边界。

    因此,并非只有我们有自己的理由为了自由而不信任政治,整个现代时期都将自由与政治分开。在这一问题上,我甚至能够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唤起更古老的记忆和传统。在前现代时期,世俗的自由观念强调的就是将臣民的自由与对政府的直接参与分离开来;正如查理一世在他的断头台演说中所总结的:人民的“解放和自由表现在,拥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政府,这些法律确保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大多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不是为了参与政府,因为这与他们毫无关系”。如果人民最终要求参与政府或进入公共领域,那他们也不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而是出于对那些有权处置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人的不信任。此外,基督教的政治自由观念产生自早期基督徒对公共领域的怀疑和敌视,从自身的关切出发,他们要求免除参与公共领域的义务以追求自由。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基督教为了获得拯救而要求自由,这种做法的前身就是哲学家为了沉思生活而要求自由,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只有从政治活动中解脱出来,才能追求那种最高的、最自由的生活,即沉思生活。

    尽管强大的传统和我们的切身经验都倾向于把政治和自由分开,但是,当我提出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这种自由主要存在于行动中时,我相信读者仍会将此当成一条古老的自明之理。下面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对这一古老真理的反思。

    与政治相关的自由不是一种意志(will)现象。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不是“选择自由”(liberum arbitrium),即在两个给定的东西(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之间做出权衡和决定的自由,因为,这种选择是由动机决定的,做出选择只不过意味着动机开始发挥作用了而已。正如莎士比亚剧中人物所说:“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居,∕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如果继续引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说法,我们毋宁说与政治相关的自由更像是勃鲁托斯的自由,即“倘然不能达到目的,宁愿以身为殉”[10]。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是将某种以前不存在的或没有得到的东西变为一种存在的自由;在变为一种存在之前,这些东西甚至连认知或想象的对象都不是,因此严格说来,它们此前不可能为人所知。要想自由地行动,人就必须一方面不受动机的束缚,另一面摆脱作为可预测结果的预定目标的限制。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具体行动中动机和目标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们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只不过行动的自由能够超越动机和目标的限制。根据邓斯·司各脱对行动特征的解释:行动也为一个未来的目标所引导,就此而言,它也是被决定的;在意志决定执行一个目标之前,理智(intellect)就已经对它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理智唤起意志,因为只有意志才能支配行动。[11]行动的目标是随着变化的世界环境而不断改变的,如何确定目标并不是自由的事,而是一个正确或错误判断的问题。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能力,意志紧随在判断之后,也就是说,首先是“判断”确定哪些目标是合理的,然后是“意志”将它们付诸实施。作为一种命令和支配行动的力量,意志也与自由无关,它只是一个力量强弱问题。

    虽然任何一个行动目标的完成都离不开理智和意志,但行动的自由性却表现在,它既不受理智的指导,也不受意志的支配,而是产生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根据孟德斯鸠对政府形式的著名分析,我将之称为原则(principle)。动机是在自我内部发挥作用的,它们来自于“自己的不足”或“合理的权衡”;与此不同,原则仿佛是从无中生发出来的,它们太过普泛以致不能决定任何特殊的目标;但行动一旦开启,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原则来对它的目标进行判断了。不同于先于行动而存在的理智判断,也不同于开启行动的意志命令,原则发挥的是一种激发作用,它只有在行动上演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在行动的过程中,判断的有效性会有丧失的一天,意志命令的力量也有耗尽的时候,但原则的有效性或力量却不会有丝毫减损。与行动的目标不同,行动的原则可以多次重复而不会枯竭;与行动的动机也不同,原则是普遍有效性的,它不会局限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群体。但是,原则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显现,只要行动持续着,它就会显现于世界中,行动一旦终止了,它就消失不见了。这些原则可以是被孟德斯鸠称为美德的那些荣誉、荣耀或对平等的热爱等,也可以是希腊人所说的独特和卓异(“总是竭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并且成为所有人当中最好的那个”),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恐惧、怀疑和憎恨。当这些原则在世界中运作的时候,自由或它的对立面就出现了;不管是自由的出现,还是原则的显现,都与行动的上演有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只要人们行动,他们就是自由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是自由的),在行动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都不会有自由,因为“成为自由的”和“去行动”其实是一回事。

    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概念也许最好地阐释了内在于行动中的自由,在他看来,世界以命运为伪装向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机会,virtù就是指人们在回应这些机会时所体现出的卓越才能。自由最为确切的含义是“精湛技艺”(virtuosity),而精湛技艺是那些优秀的表演艺术所具有的卓越品质,这些表演艺术没有一个最终的成品,它的成品就存在于表演过程中;与此不同,那些制作艺术都有一个最终的成品,这个成品不仅独立于制作活动而存在,而且比制作活动更长久。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概念中包含的精湛技艺含义让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本人对此却毫无所知):希腊人总是喜欢用吹笛、跳舞、治疗、航海等来比喻政治活动,并以此将它们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把政治活动比作那些精湛的表演技艺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艺术。

    由于所有的行动都包含有精湛技艺的成分,而精湛技艺又是那些表演艺术的特征,所以政治常常被视为一种艺术。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定义,如果有人把国家或政府看成一件艺术品、一件集体完成的杰作,那就完全错误了。艺术创造总会带来某种有形之物,并使人类思想物化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就此而言,政治与艺术恰恰是对立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政治是一种科学。不管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得是好是坏,它的持续存在都依赖于人们的行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形成方式也正是它们得以维持的方式。制作的产物是艺术品,而行动的产物则是国家,如果说前者是以独立存在为标志的,那么后者的存在则完全依赖于进一步的行动。

    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是否有自由,而是创造过程并不公开显现,它注定不会出现在世界中。因此,虽然艺术创造中也有自由因素,但它却是隐藏的,最终出现在世界中并与世界相关的并不是艺术创造过程,而是这一过程的最终产品,即艺术品自身。相反,表演艺术确实与政治有更加紧密的联系,舞蹈家、演员、音乐家等表演艺术家都需要在观众面前表现他们的精湛技艺,就如同行动者离不开他人的在场一样;他们的“作品”都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公共空间,他们的表演都依赖于他人的在场。并非只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种显现空间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了,古希腊城邦曾经正是那样一种“政府形式”,它为行动提供了一个显现的空间,为自由提供了一个展现的舞台。

    我们在古希腊城邦的意义上使用“政治的”一词既不是随意而为,也不是穿凿附会。在所有欧洲语言中,这个词都来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独特组织,不只是在词源学上,也不只是在学者那里,它始终带有共同体经验的痕迹,而正是在这种共同体经验中,人们才第一次发现了政治的本质和政治领域的存在。在谈论政治及其最为内在的本质时,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古希腊罗马的经验,我们就会陷入重重困难,甚至会走向歧途;这是因为,不管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人们都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重视政治活动并赋予政治领域如此之高的尊严。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政治和自由的关系来看,只有古代的政治共同体是专门为自由人而建立的,它既不考虑那些受制于人的奴隶,也不考虑那些为生命必然性所驱使的劳动者。因而,如果我们在城邦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那么,它的目的或存在理由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空间,以使作为一种精湛技艺的自由得以展现。在政治领域中,自由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实在,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言语中、我们能够看到的行动中、我们能够谈论的事件中;借助于记忆,这些言语、行动和事件能够转化为故事,并最终载入人类史册。在这个显现空间中发生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不管它是不是行动的直接产物。同时,在这个显现空间之外发生的一切严格说来都是非政治性的,比如,野蛮帝国的霸业不管多么煊赫都是非政治性的。

    从政治领域的经验中提取出自由概念的每一次尝试都会让人感到不解和诧异,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所有理论都为一个观念所主导,即自由是意志和思想的属性,而非行动的属性。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每个行动开始之前,人们都会首先运用理智进行认知,并将理智的决定交给负责执行的意志命令;另一面,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完美的自由与社会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只有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才可能存在彻底的自由。根据这种通行的看法,人们并不认为思想的性质决定了它比其他人类活动需要更多的自由(或许这是正确的),而是认为思想本身并不危险,因而只有行动才需要限制,正如有人所说:“没有人会认为行动应该像意见那样自由。”[12]当然,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虽然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名,但其实它也把自由观念驱逐到了政治领域之外。根据自由主义哲学,政治必须一门心思地维持生计和保护人们的利益。现在,由于生命本身成了人们的首要关切,而生命必然性又只有在一个巨型的、不断膨胀的社会领域和经济生活领域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自现代时期肇始之时,所有的行动其实都已进入到必然性的统治之下,政治领域已为社会管理领域所吞噬。现在,似乎只有在外交事务中才有纯粹的政治,因为国际关系中的敌对和支持依然不能被简化为经济因素,不过即使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国家之间的权力问题以及合作与竞争关系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因素和利益决定的。

    然而,无论各种理论和主义是怎么说的,我们都始终相信“自由是政治的存在理由”是一条自明之理;同样,不管我们看上去多么一门心思地关心生计问题,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勇气是一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美德。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我们只关心生计,那么,我们本来应该将勇气视为愚蠢,甚至将之视为对生命及其利益(据说这是最高的善)的严重轻蔑。勇气有多种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勇气并不是指敢于冒险的胆量,即在面临危险和死亡时一个人为了活得尽可能纯粹和精彩而甘冒生命风险。鲁莽者对生命的关心并不亚于怯懦者。丘吉尔曾经将勇气视为“一种首要的人类品质,因为它为其他品质提供了保证”,在我们看来,勇气与政治行动是密不可分的,它并不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个人感觉,而是公共领域的性质要求于我们的一种品质。这个世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并且在我们死亡之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个人的生命和利益当成首要关切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显然就无法维系了;因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截然对立的,私人领域处于家庭的庇护之下,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保障生命过程的安全。即使是走出四壁之内的安全空间而进入公共领域都是需要勇气的,这并不是因为前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而是因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关心生命已经失去了正当性的领域。勇气把人从对生命的关切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一心追求世界中的自由。因为与政治相关的是世界,而不是生命,所以政治离不开勇气。

    显然,自由与政治互为依存的观念不仅与现代社会理论格格不入,而且在更古老的前现代传统和理论中也没有类似的观念。这正是我们在理解何为自由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即简单地返回传统,特别是返回我们习惯上所称的伟大传统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哲学上的自由观念出现于古代晚期,它把自由看成一种思想现象,当时,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为人逃离世界提供了借口;而基督教和现代观念则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自由意志,可见,这两种自由观念都不是以政治经验为基础的。我们的哲学传统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当人们离开众人居于其中的政治生活领域时,自由才会出现;自由不是来自与他人的交往,而是来自与自我的交往。这种交往可以采取内心对话的形式,自苏格拉底以来,我们都将这种对话称为思考;同时,它也可以表现为自我内部的冲突,即存在于“我该做的”(what I would)和“我做的”(what I do)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残忍的辩证法揭示出人类内心的幽暗和软弱,在历史上,保罗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点,奥古斯丁则紧随其后。

    在自由问题的历史上,基督教传统确实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我们现在几乎不假思索地就会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这种机能其实并不为古代人所知。基督教发现了意志,而意志与众所周知的欲望、意向和计划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它只有在与这些能力发生冲突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自由真的只是一种意志现象,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说,古代人根本就不知道自由,而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有人真的认为古代人不知道自由,他可能会提出我前面提到的那条证据,即自由观念在奥古斯丁以前的哲学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这种奇怪的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在古希腊和罗马,自由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概念,是城邦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本质所在;而自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开始,我们政治思想的哲学传统一直都是明确地建立在反对城邦及其公民身份的基础之上的。哲学家选择的生活方式与政治生活方式是相互对立的,而在希腊人看来自由正是政治的核心,因此,从定义上看自由观念就几乎不可能进入希腊的哲学架构。只有在早期基督徒尤其是保罗发现了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自由之后,自由概念才进入了哲学史。当自由被理解为一种处于人际交往之外的经验、一种存在于我与自己的交往之中的经验时,它就成了主要的哲学问题之一。此时,自由与自由意志成了同义语,[13]只有在完全孤寂(solitude)的状态下,人才能经历到自由,“在那里,没有人妨碍我与自己的激战”,因为这种激战是发生在灵魂的“内在居所”和“心灵暗箱”之中的。[14]

    古代人也绝不是没有体验过孤寂,他们深知,孤寂状态下的人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人,一旦我与同伴之间的交往由于某种原因中断了,我与自己的交往就会启动,这种二元论正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在这种二元论之外,柏拉图以来的古典哲学还坚持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根据这种看法,人类的运动机能来源于灵魂,不管是灵魂自身的运动,还是身体的运动,都是由灵魂推动的,在柏拉图看来,这种能力就表现为灵魂对身体的统治。然而,古代人对于奥古斯丁式的孤寂状态下的灵魂“激战”却是全然不知的,因为它不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机能之间的冲突,即不是理性和激情之间的冲突,[15]而是一种发生在意志内部的冲突。同一种机能内部的二元对立曾经被视为思想的特征,被视为一种发生在我与自己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正是孤寂状态下的“合二为一”启动了思想的进程;但是,它却在意志上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即意志的瘫痪和自闭,因为,在孤寂状态下发出的意志总是“想要”(to will)和“不想要”(not to will)两种声音同时并存的。

    意志的本质显然是发出命令和要求服从,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意志加之于自身的瘫痪效果就更加令人震惊了。人既可以给自己下命令,又可以不服从这种命令,于是,这种现象就变成了一个“怪物”似的东西,这个“怪物”的形成只能归咎于“我要”(I-will)和“我不要”(I-will-not)两种声音的同时并存。[16]然而,这已经是奥古斯丁的解释了,从历史事实看,意志现象最初出现在下面的经验中,即“我该做的我不做”(what I would I do not)和“我想做的做不了”(I-will-and-cannot)。古代人知道存在一种“我知道但我不愿意”(I-know-but-I-will-not)的可能性,但他们却不知道“我要”(I will)和“我能”(I can)并不是一回事,即意愿和能力并不是一致的。[17]对此,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柏拉图就够了,他坚持认为,只有那些懂得如何统治自己的人,才有权去统治他人并免于服从的义务。此外,由于自我控制(self-control)能够把“我要”和“我能”协调起来,而这正是一种精湛技艺的表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它确实是一种专门的政治品质。

    如果古代哲学知道“我能的”(what I can)和“我要的”(what I will)之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自然就会把自由现象理解为一种“我能”(I-can)的内在属性,或者把它界定为“我要”和“我能”之间的统一,而不会把它理解为一种“我要”(I-will)或“我该”(I-would)的属性。这一断言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即使是欧里庇特斯式的理性和激情在灵魂中的冲突也是一个相对晚出的现象;还有一种更典型、与本文的关系也更密切的信念是:激情能够使理性变得盲目,但是理性一旦开始发挥作用,就没有什么激情能够阻止人们去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种信念依然存在于苏格拉底那里,他教导人们说美德是一种知识;对于这种认为美德是“理性的”、是可教可学的观点,我们之所以会感到诧异,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理性的无能有什么高明洞见,而是因为我们习惯上认为意志是自我分裂的,其中同时存在着“要”和“不要”。

    换言之,在我们看来,意志(will)、意志力量(will-power)和权力意志(will-to-power)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力量就是意志的机能,只有在一个人与自己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它才为人所知并被人经验到。为了这种意志力量,我们不仅削弱了我们的推理和认知机能,而且还削弱了其他一些更具“实践性”的机能。品达提出,“最大的悲伤莫过于,无可奈何地看着那些正义和美好的事物在必然性的驱迫下离我们远去”,[18]即使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必然性阻碍着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并且愿意去做的事情,这些必然性可能来自世界,也可能来自我的身体,还可能来自人在才能、禀赋或素质方面的先天不足;对于这些先天素质,人们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就像他们很难对抗其他方面的环境一样。对于“我要”(I-will)和“我知道”(I-know)来说,即对于自我来说,包括心理因素在内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一种外部制约条件;而满足这些环境的力量则是“我能”,它把“要”(willing)和“知道”(knowing)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我要”和“我能”相互重合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自由意志产生于一种宗教困境,并在哲学语言中得到了规范化的表达,它与更为古老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经验是相互对立的,要检查这种通行的自由意志观念,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法。在现代以来出现的政治思想复兴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不同的思想家:一类是名符其实的政治“科学”之父,因为他们的灵感来自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这类思想家的最伟大代表是霍布斯;另一类则相对不受这些典型的现代发展的影响,而是返回到古代的政治思想中去汲取智慧,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对过去的东西有什么偏爱,而是因为在罗马帝国倾覆以后,独立的、世俗性的政治领域就已经消失了;而随着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这样一个领域在现代以来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政治世俗主义的最伟大代表是孟德斯鸠,他虽然不怎么关心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将基督教和哲学家的自由概念运用于政治领域是不合适的。为了清理这一概念,他明确区分了哲学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哲学要求的自由不过是意志的运作,它不仅独立于环境,而且独立于意志设定的目标;相反,政治上的自由则是指能够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19]不管是对于孟德斯鸠来说,还是对于古代人都说,只要一个人缺少了去做的能力,他就显然不再是自由的了,至于这种能力的丧失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还是由内在条件造成的,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选择自我控制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明显是一个意志现象和意志力量现象。在历史上,没有谁比希腊人对自我节制和驯服灵魂这匹野马的必要性做出过更多的思考,但他们从没有把意志看成一种独特的、与其他人类能力相互分离的机能。人们历史上第一次发现意志的存在,不是在他们体验到意志的力量的时候,而是在他们体验到意志的软弱无能的时候,正如保罗所说,“我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如何去做,我却不知道”。奥古斯丁抱怨的也是同一种意志,他说,“没什么比这更可恶的了,因为它又是想要,又是不想要”。虽然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但他同时也承认,对于一个拥有意志的心灵来说,这种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意志下令出现一个意志,它命令的不是他物,而正是它自己……如果意志是自我完足的,它就不会命令自己成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是其所愿了”。[20]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意志,那么,他必然会看起来仿佛同时拥有两个意志,这两个意志为了争夺对心灵的控制而相互斗争。因此,意志既强大又软弱,既自由又不自由。

    当说到意志力量的软弱无能和它受到的限制时,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人在面对周遭世界时的无力感。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这些证据中,意志并不是被什么不可战胜的自然力量或环境力量打败的,它引发的既不是我与众人之间的冲突,也不是身体和心灵之间的交战。相反,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是意志拥有强大力量的鲜明例证,他说,“意志向身体发出命令,身体立刻就会服从;意志向自身发出命令,则会遭遇抵抗”。[21]在这段话里,身体代表的是外部世界,而绝不是一个人的自我。正是在自我的内部,在所谓的“内在居所”中(爱比克泰德依然相信,人是那里的绝对主宰者),一个人与自己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并由此造成了意志的失败。人们最初把基督教的意志力量当成一种自我解放的机能,但随后就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匮乏。“我要”似乎会立即使“我能”陷入瘫痪,就好像人一旦想要自由,就会失去成为自由者的能力。为了将自我从世俗的欲望和利益中解放出来,意志力量就与它们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大多数意志都会带来压迫。由于意志是无能的,它不仅不能生成真实的力量,而且在与自我的斗争中也总是会遭遇挫败(在这一过程中,“我能”逐渐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所以权力意志(will-to-power)立即就会变成一种压迫意志(will-to-oppression)。政治理论将自由等同于人类的意志能力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对此,我在这里只能做一些提示,即它是造成下面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权力与压迫相等同,至少与统治他人相等同。

    无论如何,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志和意志力量都是从“意愿”(willing)和执行意愿的自我之间的冲突中生发出来的,都是从“我想做的做不了”这种经验中生发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我要”(I-will)的内容是什么,它都一直受制于自我并对自我进行反击,它要么激励自我继续前进,要么为自我所毁灭。不管权力意志可以变得多么强大,甚至大到使一些受其主宰的人想要征服整个世界,但是“我要”却永远也摆脱不了自我的限制,它一直与自我相连并处于自我的约束中。正是与自我之间的这种关系,将“我要”与“我思”(I-think)区别了开来:“我思”同样是在我与自己之间展开的,但在我与自己进行对话的整个过程中,自我都不是思考活动的客体。“我要”如此渴望权力,以至于意志与权力意志实际上已经互相等同了,这也许应该归因于“我要”首先在自身中体验到的无能。专制是唯一直接从“我要”中产生出来的政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它贪婪的残酷性要归咎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与理性的乌托邦专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产生于哲学家试图用理性来统治人的愿望,是仿照“我思”的模型建立起来的。

    我已经说过,在人们不再能够从行动和与他人的交往中、而只能在意志和与自己的交往中体验到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自由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时候,哲学家才第一次表现出了对自由问题的兴趣。从那以后,自由就成了第一层级的哲学问题之一,当它被应用于政治领域中时,它也就相应地成了第一层级的政治问题之一。由于哲学上这种从行动到意志力量的转向、从展现在行动中的自由向“选择自由”的转向,自由的意义也就不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精湛技艺了,而是变成了自主(sovereignty),即一种独立于他人并最终要求征服他人的自由意志观念。在18世纪的政治学者那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当前这种政治自由观念的哲学来源,比如,托马斯·潘恩认为,“(对于人来说)想要自由就能得到自由”;拉法耶特则把这种说法运用于民族国家,他提出,“只要一个民族想要自由,它就足以得到自由”。

    显然,这些话是让-雅克·卢梭的政治哲学的回响,时至今日,他依然是自主理论最为坚定的捍卫者,由于他的自主理论是直接从意志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他能够完全按照个体意志力量的形象来构想政治权力。与孟德斯鸠不同,他认为权力必须是自主的,即不可分割的,因为“一个分割的意志是不可想象的”。他也没有回避这种极端个人主义造成的后果,并提出在理想状态下“公民彼此之间是没有交流的”,为了避免纷争,“每个公民都应该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卢梭的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对于意志来说,为了未来而约束自己是荒谬的”;[22]一个以自主意志为基础的共同体不仅是建立在沙滩之上,而且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所有政治事务都始终是在一个为未来而建的复杂结构中进行的,这种结构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纽带(如法律和宪法、条约和联盟等)组成的,它们最终都来自人们在面对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未来时做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没有相互交流,每个人都固执己见,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一个专制国家。意志和意志力量是一种自我完足的机能,它与其他任何人类机能都没有关联,而且它在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甚至是反政治性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卢梭陷入的荒谬境地以及他对此令人诧异的欣然接受上最为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在哲学上将自由与自由意志等同起来,这在政治上造成的一个最有害、最危险的后果或许是,人们将自由与自主也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只可能造成两种后果:要么是对人类自由的否定——因为无论如何,人都不可能自主;要么是主张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政治体的自由必须以牺牲其他人、其他群体或其他政治体的自由(也就是自主)为代价。在传统哲学的概念框架内,我们的确很难理解自由和不自主如何能够共存,或者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在不自主的条件下还能获得自由。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因为人类不能自主就否定自由的存在;同样也不能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只要获得了自主就能得到自由;前一种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后一种误解则是危险的。人们经常会提到政治体的自主,但这种自主其实一直都只是一种假象,而且这种假象只有通过暴力工具,即那种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手段才能得以维系。人类所处的境况是,不是单个人,而是众多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此境况下,自由和自主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以至于它们二者连同时存在都不可能。不管是对于个体来说,还是对于有组织的群体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获得自主,他们就必须屈从于意志的压迫,这种意志要么是自己强迫自己的个体意志,要么是一个有组织群体的“公意”(general will)。而如果人们想要获得自由,他们必须放弃的恰恰就是自主。

    由于我们对自由问题的全部认识都来自两个传统:一个是基督教的传统,另一个是起源于反政治的哲学传统,所以我们很难认识到还存在另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意志的属性,而是伴随着做和行动而出现的。因此,让我们再一次返回古代,返回到古代的政治传统和前哲学传统中去,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发掘知识,甚至也不是基于我们的传统是连贯的这种考虑,而仅仅是因为那种只有在行动过程中才能经验到的自由在古代得到了最为清晰的阐释(当然,人类也从未彻底丧失这种自由经验)。

    然而,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原因和我们在此无法展开讨论的一些原因,哲学著作中对自由的阐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难以把握。当然,如果我们想要从非哲学的文献中,即从那些诗歌、戏剧、历史和政治著作中提炼出恰当的自由概念,这就太难了,因为这些著作的表述把经验提升到了一个非概念思考的宏阔领域。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任何一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古代文献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最终都源于一个奇怪的事实,即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有两个动词来指称我们通常不加区分地所说的“去行动”(to act)。在希腊语中,这两个词分别是?ρχειν和πρáττειν,前者的意思是“去开创”、“去领导”和“去统治”;后者的意思是实现某事。在拉丁语中,这两个词分别是agere和gerere,前者是指让某物动起来;后者很难翻译,大致是指过去行动的持续和维系,而它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些业绩和事件。在这两种语言中,行动的发生都被划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开端(beginning),它把某种新事物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希腊语中的?ρχειν包含开创、领导、统治等含义,而这些含义也正是自由人的突出品质,因而,这个词见证了自由与开新(begin something new)能力相互重合的早期经验,正如我们今天所说,自由是在自发行动中被经验到的。?ρχειν一词的多重含义表明:只有那些已经成为了统治者的人才有能力去开新(比如,统治着奴隶和家庭成员的一家之长),因为他们能够从生命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投身到远征事业或城邦公民事务中去;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不再施行统治,而是加入到了同侪之中,成为一个处于众多统治者当中的统治者;为了创造一个新事物或开辟一项新事业,一个人必须在同侪的帮助下成为一个领导者,因为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下,统治者、开创者和领导者(?ρχειν)才能真正地行动,即把他开创的事情完成(πρáττειν)。

    在拉丁语中,自由与开创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罗马人的自由是他们从建国者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他们的自由与他们的祖先通过建城开创的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后代必须接管祖先遗留下来的事务,承担祖先遗留下来的责任并将祖先奠基的事业发扬光大。正是所有这些活动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因此,与希腊一样,罗马的历史编撰本质上也是政治性的,它从不满足于单纯叙述伟大的业绩和事件;但与修昔底德或希罗多德不同的是,罗马的历史学家总是感到他们不得不回溯罗马历史的开端,因为这个开端包含着罗马自由的真正要素,并因此使他们的历史具有了政治性;无论讲述什么,他们都以“自建城以来”作为开头,因为城市的建立正是罗马自由的保证。

    我前面已经提到,古代的自由概念在希腊哲学中没有任何地位,准确地说,这是因为自由在其起源上是为政治经验所独有的。罗马作家偶尔也会反抗苏格拉底学派的反政治倾向,但他们贫乏得出奇的哲学才能使他们未能提出一个理论化的自由概念,以概括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罗马共和国体现出的伟大自由建制。奥古斯丁是最伟大的基督教哲学家,他把保罗的自由意志概念及其包含的混乱一起引入了哲学史,如果观念的历史真的像一些观念史学家有时想象的那么前后连贯的话,我们就更不能指望在奥古斯丁那里找到一种有效的政治自由观念了。然而正是在他那里,我们不仅发现了关于“选择自由”的讨论(这个讨论对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发现了一种对自由观念的完全不同的构想,这种新构想典型地反映在他唯一的政治学著作《上帝之城》中。与其他著作不同,这是他唯一自然地、更多从他特殊的罗马经验背景出发写成的书,在这本书里,他不再把自由当成一种人类的内在属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人类品质。我们与其说人拥有自由,不如说当人来到世界中时,自由就在宇宙中现身了;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是一个开端,而且当初在宇宙形成之后他也是作为开端被创造出来的,“起初,人被造出来,在此之前并没有人”。[23]每一个人的降生都是对这一原初开端的重新确证,因为他们都给这个业已存在、且在每个个体死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世界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因为人自身就“是”一个开端,所以他能够去开创;“成为人”和“成为自由的”完全是一回事。上帝创造人也是为了把开端启新的能力引入世界,即把自由引入世界。

    我们对早期基督教的强烈反政治倾向是如此熟悉,以致下面这种见解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一个悖论,即一位基督教思想家最早表述了古代政治自由观念的哲学内涵。对此,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奥古斯丁既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罗马人,在他著作的这部分,他表达的其实是古罗马的核心政治经验,即作为开端的自由在建城行动中的展现。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拿撒勒耶稣教导中的哲学内涵的话,我们前面的那种印象就会大大改变。在《新约》的一些段落中,我们能够发现对自由的超乎寻常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自由所内在具有的力量的理解,用福音书的话说,这种力量能够移山改水;但是,与这种力量相对应的人类机能却不是意志,而是信仰。信仰的产物就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奇迹”(maricles),而“奇迹”这个词在《新约》中有多种含义且很难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抛开其他难点不谈而只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约》的某些段落中,奇迹明显不是一种超自然事件;而且在所有奇迹中,由人来完成的也不少于由神来完成的。所有奇迹都是事件的自然发展过程或某种自发过程的中断,因而,在自然或自发过程的背景下,奇迹就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东西。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无疑被各种自发过程包围着——它被地球的自然过程包围,而地球又被宇宙的自然过程包围,就我们自己也是有机自然的一部分而言,我们也为同样的自发力量所推动。而且我们的政治生活尽管处在行动领域,但它同样也发生在我们所谓的历史过程之中;而这种历史过程虽然是由人发动的,但它同样也具有一种成为像自然或宇宙过程那样的自动化过程的倾向。事实上,不管其起源是什么,所有过程都内在地具有一种自动化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个的行动和事件从来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救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如果支配着人的自动化过程不受阻碍地向前推进,那么它们就只会把人类生活引向毁灭;然而,人却可以通过行动来宣告自身的存在并对抗这一过程。一旦人造的历史过程也变成了自动化的,那它的破坏性丝毫不会亚于推动我们有机体的自然生命过程,即一个从无到有、从生到死的生物性过程。历史科学见惯了各种文明失去活力并无望地走向衰落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厄运似乎像生物必然性一样是预先注定的。由于文明失去活力的历史过程是缓慢的,它能够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所以,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其实都处于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自由时代总是相对短暂的。

    即使在那些已经失去活力并注定要灭亡的时代里,自由能力、纯粹开创的能力通常也能得到完好保存,这种能力不仅激发了各种人类活动并赋予它们以活力,而且是创造所有伟大美好事物的隐蔽之源。然而,只要这种源泉还处于隐蔽状态,自由就不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有形实在,也就是说,它就不是政治性的。即使在政治生活已失去活力、政治行动已无力打破自动化过程的时候,自由的源泉也不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自由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一种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现象;根据这种看法,自由不是一种有着自身价值和精湛技艺的存在方式,而是一种在所有地球生物中似乎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最高天赋。虽然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中都能发现自由天赋的踪迹,但是,只有在行动为自己在世界中建立起一个活动空间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行动走出隐蔽状态并一展其貌时,人类的自由天赋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不从行动者的角度,而从行动发生过程的角度看,由于行动是对自动化过程的打断,所以每个行动都是一个“奇迹”,即某种不可预料的东西。如果行动和开端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创造奇迹也是人类的一种机能。这听起来很奇怪,其实并不然。每一个新开端其实都是作为一种“无限不可能性”(infinite improbability)闯入这个世界的;这种无限不可能性也正是我们称之为实在的一切事物的本质。归根到底,我们整个的存在都依赖于一连串的奇迹,比如,地球的形成、地球上有机生命的发展、人类从动物物种的演化等。从宇宙和自然界的运作过程及其在统计学上的概率角度看,不管是地球在宇宙过程中的形成,还是有机生命在无机过程中的产生以及最后人类从有机过程中的出现,都是一些“无限不可能性”事件,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奇迹”。正因为所有实在之中都存在这种“奇迹般”的因素,所以,不管我们在一个事件出现之前已经满怀恐惧或希望地进行了怎样的深思熟虑,它的出现都会给我们带来震惊。一个事件产生的影响从来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它的实在性通常都会超出所有预期。那些让我们懂得事件即奇迹的经验既不是我们有意选取的,也不是深奥微妙的,相反,它们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如果没有这种随处可见的经验,那些被宗教归于超自然奇迹的经验就几乎不可理解了。

    自然过程能够为某种“无限不可能性”所打断,我选择以此为例是为了说明,我们日常经验中所谓的实在,大都是通过一些比虚构故事还要离奇的巧合出现的。当然,这个例子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挪用到人类事务领域。如果有人在历史或政治的自动化运作过程中期待奇迹的发生,期待“无限不可能性”的降临,那么,这就是纯粹的迷信,而这种迷信从来都不可能完全绝迹。与自然不同,历史中充满事件,在这里,意外事件和无限不可能性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再将它们称为奇迹都显得有点不合适了。历史中频繁发生奇迹的原因是,历史过程不仅是由人类的自发性创造的,而且它还常常会为人类的自发性所打断,就人是一个行动的存在者而言,他本身就是一个开端(initium)。因此,人们在政治领域中寻找不可预测的事情、期待“奇迹”的发生并为此而进行准备不仅不是迷信,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期待。人们把灾难想得越严重,自由的行动就越具有奇迹的性质,因为,总是自动发生且一直显得不可抗拒的是灾难,而非拯救。

    在客观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外部看且不考虑人是一个开端和开创者的话,明天就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昨天的重复。不如这般不可抗拒但也接近于此的是:地球不会从宇宙的运作中生产、生命不会从无机过程中发展出来、人也不会从动物生命的演化中出现。我们自然生命的实在依赖于“无限不可能性”,而那些组成历史实在的事件则内在具有一种奇迹性,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即在人类事务领域中我们知道谁是“奇迹”的创造者。奇迹的创造者是复数的人(men),他们得到了自由和行动这双重馈赠,因而能够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实在。

    平庸的恶

    本文选编自汉娜·阿伦特所著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安尼 译)。这是一个非常带有刺激性的字眼,既让人们对恶的概念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也提示我们要注意检审自我身上的“艾希曼”以及“平庸的恶”。

    我说的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脸上的一种现象。恶可能具有的平庸性只能基于事实。

    [在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中,600万犹太人丧失了性命。大屠杀中的相关罪犯陆续被正义引渡上了审判台。]1961年4月1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被控]:纳粹当政期间,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战争罪。艾希曼对每条指控的回应都是:“不承认该项罪名。”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屡屡遭遇这种特殊性质的罪行,这里关乎的不再是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着独一无二体貌特征的具体的人,而是极权统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当前的法律体系在多大范围内、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胜任“公正”二字?或者整个近代历史,或者人之本性和原罪,乃至最终,整个人类都在无形中一同坐上了审判席。

    [接受审判的]阿道夫·艾希曼[被描述成]几乎全身心的关注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摧毁犹太人,他在那个邪恶政权的缔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犹太人事务。[但艾希曼反复陈述,自己是]“依照上级命令”行事,遵从“国家行为”,他没有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他只不过,直白的说吧,从末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

    总的来说,他[还是]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

    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因为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

    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艾希曼趾高气扬的走上了绞刑架,死期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见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

    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

    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正]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而今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不存在集体罪责这种东西,而且也不存在集体无辜。因为一旦承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从谈及有罪或无辜。

    [但]每一个政府都要继承前任政府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每一个民族都要继承前任民族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

    《极权主义的起源》[节]

    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着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

    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着,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

    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

    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

    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

    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 (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

    “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

    西方世界至今 (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 (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 (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

    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 (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

    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 –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

    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

    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

    在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 (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

    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

    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 isolation)和无能( 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

    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

    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

    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

    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

    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

    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它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

    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

    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它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

    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 “

    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第三部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反复强调了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更加严厉,而且它本质上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比如专制(despotism),暴政(tyranny)以及独裁(dictatorship)。凡是在它崛起并掌权的地方,它都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并摧毁国家的一切社会传统、法律传统和政治传统。无论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民族传统和特定精神根源是什么,极权主义政府总是把阶级转化为群众,不是用一党专制(one-party dictatorship),而是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其政党体系,把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然以统治世界为目标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政府已经从一党制中发展出来;而每当这些政府变成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它们就开始通过一套价值系统进行运作,这套价值系统与其他一切价值系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所有我们传统的法律的、道德的和常识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对付、判断或预言其行动路线。

    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要素真的可以通过追溯历史和分析我们通常说的我们这个世纪的危机的政治含义而得以发现,那么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这种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不仅仅是德国或俄国的某种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的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过去之物之时,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困境才会呈现出其真正的形式——虽然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在这种反思的路径中,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于这种危机、同时呈现出其最清晰征兆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否仅仅是一种权宜的安排,它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众所周知的军火库中借来了威胁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力量、民族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力量、共和制的和寡头制的力量——的令人叹息的但或许也是偶然的失败。或者相反,是否存在一种极权主义政府之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可以与其他政府形式——比如古代哲学时代以降西方思想所了解和识别的那种政府形式——相比较,并像它们那样下定义?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机构及其行动路线,必然建立在很少几种基本经验之一上,人只要生活在一起并关注公共事务,就必然会有这种基本经验。如果有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表达,那么,从极权主义政府形式的新颖性角度看,不管原因是什么,这种经验以前必然从来没有被用做一种政体的基础,而它的总体基调(general mood)——尽管在其他每个方面也许是人们熟悉的——则从来没有渗透到公共事务中并指导公共事务的处理。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它(指具有自己的独特本质而且以一种人类的基本经验为基础的极权主义,译者)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生活于其统治之下的政府形式并不多,它们早就被发现了,希腊人对它们做了分类,其生命力被证明是非常长久的。如果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尽管有许多变体,但是其基本观念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中并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就会立即受到诱导,把极权主义解释为某种现代的暴政(tyranny)形式,也就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府,其权力只属于一人。一方面是任意滥用权力,不守法纪,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与被统治者的利益敌对;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亦即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的整个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即使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政府,我们也可以说它摧毁了政治哲学中所有关于政府本质的界定全部建立其上的那种选择,这就是守法的(lawful)政府和不守法的(lawless)政府之间的选择,滥用的权力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方面是守法的政府和合法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和滥用的权力。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观点,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质疑。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类型。[2][2]的确,它违背一切实在法,甚至极端到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比如苏联1936年宪法,这是最突出的例子),或者违背它不在乎废除不废除的那些法律(比如纳粹政府从来没有废除魏玛宪法)。但是,极权主义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law)指导,亦非任意乱来,因为它声称严格地、毫不含糊地遵守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和历史法则(laws of History),所有的实在法一直被认为都是从中产生的。

    极权统治的主张极为古怪,但似乎又难以反驳,[3][3]它远不是“毫无法纪”(lawless),而是诉诸权威之本源(所有实在法都是从中获得最终的合法性);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都更听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让权力服务于一个人的利益,而随时准备为了执行它所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牺牲每一个人的根本的、直接的利益。它对实在法的蔑视,据说具有更高形式的合法性(a higher form of legitimacy)。由于这种合法性出自(上面说到的)权威本源本身,因此就可以踢开无关紧要的法律。极权主义的合乎法律(lawfulness)假装已经发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正义之统治的道路,而实在法显然永远无法达到这点。合乎法律(legality,指合乎成文法,译注)与正义(justice)之间的差距不可能缝合,因为能够导出实在法之权威性的那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即统治整个宇宙的“自然法”,或在人类历史、在表达着全人类共同情感的习俗和传统中显现的神圣法则(divine law),必然是普遍的,对于无法计数、无法预计的所有例子都是有效的,因此,即使是对于带有诸多不可重复之情形、而且多少超出这个标准的每一个具体个别例子,也必然同样有效。

    极权主义的合乎法则(lawfulness)公然蔑视法律性(legality),[4][4]假装要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的直接统治(direct reign of justice),执行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不必把它转化为针对个体行为的对错标准。它不为个体的行为费心劳神而直接把法则(law)应用于人类。[5][5]如果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执行得当,那么,就可以指望它们生产出作为其最终产品的人类。这种期待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球的主张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声称要将人类(human species)转化为一种法则的积极而忠诚的载体,[6][6]否则的话,人类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这个法则。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体的巨大罪行而断裂这一点是真的,那么,下面这一点也是真的:这种罪行不应该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背信弃义,而应该归结为有意识地打破“法律上的合伙关系”(consensus iuris)——依据西塞罗,这种“法律上的合伙关系”构成了一个“民族”,而且就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即使在战争条件下——而言,它还作为国际法在现代建构了文明世界。[7][7]道德判断和法律惩治都以这种基本赞同(basic consent)为前提,正因为犯罪加入了“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他才受到公正的惩罚。甚至就是上帝的启示法(revealed law of God)也只能在人类听从和赞同它的时候才起作用。

    在这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则概念和其他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彰显出来了。极权主义政策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法律上的合伙关系”,并不通过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法律上的伙伴关系”而行事,而又仍然不让自己沦入无法无天、任意专断和充满恐惧(fear)的专制状态。[8][8]它之所以不需要“法律上的合伙关系”而行事,乃是因为它承诺把法则(law)的实施从所有人的行动和意志中解放出来,它承诺地球上的公正,因为它声称要使得人类自己成为法则(law)的体现。

    人(man)和法(law)的等同似乎解决了法律性(legality)与公正(justice)之间的不一致问题——这种不一致自古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9][9]这种等同也根本不同于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10][10]或良知的呼声,通过这种自然之光或良知之声,自然(Nature)或者神(Divinity)作为自然法(inu naturale)的权威之源或历史地显现的上帝命令,被认为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从来不会使人成为法的活的体现,相反,法仍然作为权威——这种权威要求(人的)赞同和服从——而有别于人。自然或神作为实在法的权威之源曾经被认为是永远不变的,实在法依据环境而一直在变化,而且也是可以变化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更快的行动相比,实在法还是具有相对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来自它们永恒的权威之源。所以,实在法首先是针对人的不停息的变化运动而作为稳定因素而设计的。

    在极权主义的解释中,一切法则(laws)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则(laws of moment),[11][11]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和历史都不再是针对尘世之人的行动的稳定性的权威之源,它们本身就是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在这个信念之下是达尔文的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这种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停止于人类的现有种类,这就像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体现,在这种信念之下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这种历史运动依据自己的运动法则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点并自行结束于那时——的产物的观念一样。

    经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不同,他们通常正确地选择了马克思。这已经使得我们忘了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积极兴趣;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历史的达尔文”(Darwin of history),他不可能想出更好的对于马克思学术成就的赞美之词了。[12][12]如果我们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两者的基本哲学,就会发现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把发展的概念引入自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线性的,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实际上意味着自然好像被强行纳入了历史,认为自然生命是历史性的。马克思的历史法则是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而适者生存这个“自然”法则也可以被种族主义用作马克思式的历史法则。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现,而生产力反过来又源自人的“劳动力”。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它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这种代谢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并再生产人类。[13][13]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发展的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拒绝按照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as it is)来看待它或者接受它,这个变化也表现为把每个事物都始终如一地解释为仅仅是某些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相对而言,这个发展的动力究竟被称作自然还是历史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则”这个术语本身改变了含义:从原先表达一种稳定性框架——人的行动和运动就在这个框架中发生,到表达运动本身。

    很清楚,这个运动过程没有终结之时,就此而言,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这点揭示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如果说自然法则就是要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于生存的新种类,就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因为它违背了自己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法则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枯萎灭亡”,那么,如果退化的新阶级并没有形成,并进而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枯萎灭亡”,那就意味着人类历史本身的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实施权力的屠杀法则,即使成功地使全人类(all of humannity)都臣服于它的统治,它也仍然是运动的法则。

    我们把合法的(lawful)政府理解为这样一种政体,在这个政体中,需要成文法来把永远不变的自然法或上帝的永恒戒律,转化和实现为对错的标准。只有通过这些标准,通过每个国家的成文法,自然法或上帝的戒律(Commandments of God)才能从政治上得到实现。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这个位置被全盘性的恐怖(total terror)所占据,这种恐怖是为了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转变为现实而设计的。正如成文法虽然规定了犯罪(define transgressions)却又独立于犯罪(任何一个社会中犯罪的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一样,极权主义政府中的恐怖也不再仅仅是镇压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也可以用于镇压反对派的目的。当恐怖独立于一切反对派时,恐怖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当谁也不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rules supreme)。如果守法是非暴政政体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14][14]

    恐怖就是运动法则的实现,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得自然的或历史的力量能够自由地迅速穿透人类,不受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的阻扰。就此而言,恐怖寻求把人“稳定”下来,以便解放自然的或历史的力量。[15][15]正是这种运动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对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的“客观敌人”的清除。有罪或无罪全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观念。“有罪”者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不适合生存”的个体、“垂死和没落的阶级”进行审判的自然进程和历史进程的人。恐怖实施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卷入其中的所有人主观上都是无辜的:被谋杀者是无辜的,因为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谋杀者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并非真正在谋杀,[16][16]而是在执行某种更高法庭所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自己并不自诩公正或英明,而只是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他们并不应用法律,只是根据运动的内在法则来实施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的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就是合乎法律的(lawfulness)。

    恐怖作为对运动法则——这个法则的终极目的不是人类福利或个人利益,而是构建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了个体,为了“整体”而牺牲了“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目的,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的实际生命所是的目的才能阻扰这种力量。[17][17]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设置边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类共同体由于新人的出生与加入而不断遭逢危险。[18][18]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一个新的开端进入了世界,一个新世界开始潜在地出现。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一切人类事务的持续不断的运动——只要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这种运动便永无终止之日。法律限制[19][19]每一个新的开端,同时也保证其运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某种全新的、无法预则的事物的潜在可能性。成文法的界限是为了人的政治存在而设,如同记忆为了他的历史存在而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先存在(the pre-existence of a common world)和某种连续体的实在性,这个连续体超越了每一代人的生命限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因为这些新起源而得到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因其暴政的症状而被误解,[20][20]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摧一样毁人制定的法律界限,但全面恐怖并没有在其后留下恣意妄为的无法无天的特性(lawlessness),它并不因为某种任意专断的意志的缘故而疯狂,也不因为与一切人作对的一个人的专断权力而疯狂,尤其不是为了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疯狂(least of all for the sake of a war of all against all)。它用一条铁带[21][21]替换了个体的人之间的边界与沟通渠道,这条铁带把个体的人紧紧捆绑在一起,以至于他们的多元性(plurality)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大写的单个人。[22][22]拆除人之间的法律藩篱(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剥夺人的法定自由(liberties),同时也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freedom),[23][23]因为由法律限定的人际空间,就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但同时摧毁了暴政留下的无法则、无限制的恐惧和怀疑的荒野(lawless,fenceless wilderness of fear and suspision)。无疑,(暴政的)这个荒漠(desert)不是活生生的自由空间,但是它仍然为其居民的那种由恐惧引发的移居(fear-guided movements)和由怀疑驱使的行动(suspicion-ridden actions)提供了某些空间。[24][24]

    极权恐怖通过迫使人们相互反对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处于极权主义铁带之中的状况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们仍然是某种空间,就会显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者废除基本的自由;至少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能成功地从人们心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摧毁了一切自由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即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就无法存在。

    全面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既非为了人、亦非针对人而存在,它被期望为自然力量和历史力量提供一种加速其运动的无与伦比的工具。[25][25]这种运动根据自己的法则继续下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它的力量最终总是证明比由人的行动和意志产生的最强大的力量还要有力,但是它可能被减速,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被人的自由——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自由——减速。因为这种自由——他们或许认为是不恰当的、任意的——与下述事实是等同的,这就是人的出生并因为这种出生而使每一个人都是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开启新的世界。从极权主义的观点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做一种恼人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不仅清除任何特定意义上的自由,也要清除自由的源泉,这种源泉是人的出生这个事实所赋予的,并且存在于人的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的铁条摧毁人的多元性,把诸多的人变成一个大写的“一”(the One),而这个大写的“一”将无穷尽地行动着,[26][26] 好像它自己就是历史进程或自然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的恐怖的铁条中可以发现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仅用来解放历史力量和自然力量,而且推动它们达到它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践上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据说是自然对“不适合于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阶级”已经做出的死刑判决,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的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身的本质变成运动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难题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它类似于那个早已被注意到的解决合法(legality)和正义(justice)之间的错位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被定义为守法(lawfulness),假如法律被理解为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量——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求助于宙斯这位边界之神[27][27]以来,法律便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对法律的遵守为行动设定了界限,但并不激发行动。[28][28]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其让人迷惑费解之处,[29][29]就在于它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从来不告诉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同样从柏拉图以来——本质上以运动的永久性为目的来加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本质(即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告诉应该做什么这个法律的本质,——译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最确凿标准之一,似乎就是它的延续性。在孟德斯鸠看来,这也是暴政之坏处的最高证明,因为只有暴政很容易被从内部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都是被外部因素摧毁的。[30][30]所以,政府的定义所需要的一直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原则”(principle of action),这个原则——在每个政府形式中都有所不同——会在政府和公民的公共活动中通过同样的方式激发它们(政府和公民),并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用作一种判断公共事务中的一切活动的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在君主政治中是荣光,在共和政体中是美德,而在暴政中则是恐惧。[31][31]

    在一个十足极权主义的政府(perfec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里,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大写的“人”(One Man),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单个的行动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已做出的死刑宣判,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持久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的铁带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人类之一部分,那么,具有双重功能的恐怖——既作为政府本质,又作为运动而不是行动的原则——就不能完全实现。[32][32]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发和指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尽管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但是它却不需要甚至不能利用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原则。在全面恐怖(terror)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顾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依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蔓延,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所恐惧的危险时,恐惧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这点也适合于对政体的同情或支持;因为极权恐怖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而且在选择执行者的时候,也尽可能不顾及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在清除作为行动的动机的信念,这已经成为有案可查的事实。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摧毁形成任何信念的能力。希姆莱伟大的机构创新就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择候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清除,而且决定谁该被训练成清除者。

    对于一个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胁手段、而是它的本质就是恐怖的政体而言,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33][33]作为代替,它在公共事务中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原则,这个原则根本无需人类的行动意志,只诉诸对于运动法则的狂热需要,恐怖即根据这种运动法则而发挥作用,并由此使得一切个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恐怖。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了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并被这个过程紧紧攫住,这是为的加速其运动。就此而言,他们只能是这个过程的内在法则的执行者或牺牲品。这个过程或许会决定那些今天还在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的人,明天就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其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入杀人者和牺牲品的角色。这种两面的配置(two-sided preparation)就是意识形态,它取代了行动的原则。

    意识形态——也就是从一个单一前提出发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其信奉者信以为真的各种主义——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着后见之明(wisdom of hindsight),才能从中发现某些元素,正是这些元素使意识形态对极权主义统治而言极为有用。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没有被发现。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征而著称:它们将科学方法和具有哲学意义的结果结合起来,并伪装成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味着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恰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的题材一样;与动物学(zoology)一样,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后缀“-logy”,它所指的就是“logoi”(逻辑),科学陈述就是在其基础上作出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的确会变成一门伪科学(a pseudo-science)和伪哲学(a pseudo-philosophy),同时僭越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以神学(theology)——对神学而言,上帝是启示的实在——的科学方式处理哲学所关心的关于神的观念。(如果一种神学不是建立在作为既定实在的启示的基础上,而是将上帝当做一种观念,那么,这种神学就是疯狂的神学,就像不再确信动物之物质的、可触知的存在的动物学一样疯狂。)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的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只是做出关于上帝的“科学的”陈述(好像这个上帝仅仅是一种“观念”而已),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意识形态的题材,而-logy这个后缀,也从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组成的体系。

    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这个词所指的东西:它是观念的逻辑。[34][34]它的题材(subject matter)是历史,“观念”被应用于这一历史,如此应用的结果,不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之过程的态度,是认为事件之过程所遵循的法则,就是事件之“观念”的逻辑展开的那个“法则”(the ideaology treats the course of events as though it followed the same “law” as the logical exposition of its “idea”)。意识形态假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困惑、将来的不确定性——其依据就是它们的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意识形态对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是历史的,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即使在它们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的时候也是如此。种族主义的“种族”一词并不指任何对于作为科学探索领域的人类诸种族的真正兴趣,它指的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的种族。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通过心灵之眼(the eyes of mind)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它已经成为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并不依据一种观念而呈现(历史依据观念而呈现的说法意味着将历史看做某种本身处在历史运动之外的理想永恒状态的一个亚类型),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推断的东西。[35][35]使“观念”适应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此即作为“观念”本身之结果(consequence of the “idea” itself)的运动,无需外界因素来启动它。种族主义因此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它相信种族观念本身内在地包含了运动,正如自然神论相信上帝观念本身内在地包含了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认为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唯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出发通过反命题走向合题,该合题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而言,它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作为一种一致、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而解释过去(explain away)。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a 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thinking)的必要控制而被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化为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解释对于极权主义的推理是如此富有成果,但其从事这一类操作却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以致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并通过纯粹辩论的方法(the manner of mere argumentment)得出结论,借此强迫心智接受这套思想路线。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一个新观念(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前提而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结论)所打断,也不会被一种新经验所打断。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种观念便足以从前提出发来解释发展序列中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之中得到了理解。交出哲学思想的必要的不确定性,换来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的全盘解释,其所冒的危险与其说是爱上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不如说是为了逻辑的外衣——借助这种逻辑外衣,人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被某种外力粗暴强迫一样——而交出人的思维能力中内在包含的自由。[36][36]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决定性的(decisive)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别的意识形态“更极权”; 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先所依赖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统治世界的权力,各国内部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后来证明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准确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印象,好像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真相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主义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37][37]从这个角度看,出现了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所特有的特别极权化的三种因素。[38][38]

    第一,意识形态在其对总体解释的诉求中,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它所要解释的并非是什么(what is),而是变成什么(what becomes),什么出生以及什么消逝。[39][39]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辑前提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自然在这里只是被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历史事件降低为自然事物。对总体解释的诉求,[40][40]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做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的可靠预言。第二,通过这种能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idealogical thinking)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这些经验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坚持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的事物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控制事物,并要求人们拥有“第六感”以便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的特定意识形态灌输,就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目的在于在纳粹的奥登斯堡学校或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训练“政治军人”(political soldiers)。[41][41]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出来;它总是想方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隐秘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隐秘意图。一旦运动取得了权力,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conspiracy)的概念取代了敌意(enmity),这产生了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中,现实——真实的敌意或友谊——不再凭本来的含义被经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假设它意指别的东西。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没有改变现实的力量,那么它们必然通过某些示范方法(methods of demonstration)完成其让思想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任务。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把事物全部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从不加反思地接受的前提(axiomatically accepted premise)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内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逻辑地或辩证地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由于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所以,它被假定能够理解超人类的、自然的或历史的过程的运动,理解是靠心智对“科学地”确立的运动法则的模仿——或逻辑地或辩证地——达到的,通过模仿的过程,理解和运动法则就被整合为一了。[42][42]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要素——运动要素以及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出来的要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其次因为它把取自经验现实的唯一一点转化为一个公理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全然不触及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意识形态化论证的前提和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化思维,现实也不能教给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化论证。

    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武器——他们的每一个国民通过这种武器迫使自己与恐怖运动步调一致——的手法令人迷惑地简单而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些意识形态,一个(指希特勒,译注)因其超级的“冷酷无情的推理”才能而自豪(希特勒),另一个(指斯大林,译注)则因“他的辩证法的铁面无私”感到自豪,并进而驱使意识形态的意义具有极度的逻辑连贯性,在旁观者看来,这种逻辑连贯性则极度“原始”而荒谬:一个由注定要死的人组成的垂死阶级;“不适合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清除。[43][43]谁要是同意存在“垂死的阶级”这种东西,但是又不得出杀死他们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清除“不适宜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这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这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做的独特工作,他们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爱日耳曼民族——而是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逻辑过程。依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彻底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大众时就产生了力量,这种力量被发现不是位于观念本身,[44][44]而是位于其逻辑过程,这种逻辑力量“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住了,无力逃脱;你必须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被彻底打败。”[45][45]只有当极权主义目标的实现——无阶级社会,或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把自己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必须将之作为基础的原初主旨(original substance)——对工人的剥削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慢地失去了,好像已经被过程本身吞噬:通过与“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的彻底同一,[46][46]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仍然保留的权利,而德国民族则蒙受一种特殊类型的战争之苦——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的政治——而不是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或强烈的权力欲而导致的背叛——的本质处,原先产生了“观念”(作为历史法则的阶级斗争和作为自然法则的种族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37、极权主义所需要的、用来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的,是对于牺牲者和屠杀者的准备(preparation),但是这种准备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他们非常喜欢的这方面的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你若不说B和C…….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就不能说A。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似乎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就是主要依靠这种基本的恐惧,以至于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他们还振振有词地争辩说: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引导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通晓历史法则的党必须惩罚之。为了制造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47][47]也许有这样的情况:党虽然知道罪行但是却不十分清楚谁是罪犯;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些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甚至还可能在其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已经犯了罪,要么已经响应党的号召去扮演罪犯的角色——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通过党推动历史前进,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变得毫无意义;你所说的A通过它逻辑地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所依靠的是我们能够用以强迫自己的那种强制性力量,为的是快速动员(the limited mobilization)那些即使他们也仍然需要的人们;这种内在的强制力量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创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心智对于逻辑的臣服,这种臣服就像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人依靠这个过程以便产生他的思想。通过这种臣服,在他向一个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运动自由时,它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在自由。自由作为一种人的内在能力,与开始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begin)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任何逻辑和强有力的推论(cogent deduction)都无法控制开端,因为逻辑之链以前提的形式而预设了开端的存在。恐怖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随着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与其相同,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也必须被调动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最自由、最纯粹的活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以下的意义上才能太平;它能调动人自己的意志力,以便迫使自己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既不知生,亦不知死。

    一方面,极权恐怖的强制性力量用它的铁带迫使由孤立的人所组成的大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使每一个个体在它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其他人。这两种强制性力量是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的,以便开启和保持由恐怖所统治的那种运动。正如恐怖——即使是前极权的暴政形式的恐怖——败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意识形态思维的自我强制性也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失去了和伙伴们的联系,也失去了与周围现实的联系的时候,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就绪了;因为在失去这些联系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即经验的现实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即思想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48][48]

    我们开始本文这些思考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存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类型渗透进了一种以恐怖为本质、以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为行动原则的政府形式。很明显,在以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组合。[49][49]还有,即使这种在一切政体中“最原创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并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就此而言,它所依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的经验并被人所熟知。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isolation)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首先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制造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肯定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可以说,这种孤立是极权主义的预备;就权力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伯克语)而言,孤立的标志就是无能;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50][50]

    孤立和无能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暴政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被挫败。但是并非人际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人类一切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制作能力和思想能力都尚未被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带不为这种私人生活留下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毫无疑问地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isolation),在社会交往领域被称为孤独(loneliness)。[51][51]孤立与孤独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也就是处于我无力行动的情形,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也就是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形——但是不孤立。孤立是在人生活的政治领域——即他们为了追求一种共同目的而共同行动的领域——都摧毁的时候被驱入的一种绝境。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须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的人,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孤立起来,暂时离开政治领域。制造(物的制造)一方面与行动有别,而且也与单纯的劳动有别,它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切的孤立状态下进行的,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的状态中仍然与作为人工制品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不能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也就是一切人类活动都转变为劳动时,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52][52]在这种状况下,只剩下了纯粹的劳动努力,即维持生命的努力。[53][53]人与作为人工制品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如果不再被看做是制作的人,而是被看做是劳动的动物,在政治行动领域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成为对孤独的(lonely)——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虽然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领域,但孤独却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当然也像一切暴政一样,如果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通过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它新就新在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把自己建立在孤独之上,建立在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之上,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这一极权政府本质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和逻辑性——它为极权政府准备了屠杀者和牺牲者——的基础,此孤独和无根性和多余性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无根性和多余性已经成为对于现代大众的蔑称;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无根性和多余性变得更加尖锐;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它造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54][54]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则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以成为多余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即使只是孤独本身,而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和其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孤独既与人类状况(条件)的基本要求相反,同时也是每个人的基本经验的一种。[55][55]即使是对于物质和感官方面都是既定的世界的经验,也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接触,依赖于我们的共同感觉,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没有这种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的感觉材料的特殊性中,而这种感觉本身从来是靠不住的。只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也就是说,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直接的感觉经验。但是,我们只有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永世长存,提醒自己对于这个共同世界的持久性而言,我们是多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意识到孤独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个人抛弃的经验。

    孤独也不是独居(solitude),独居要求独处,而独孤却在与他人共处时才最尖锐地表现出来。除了少数零散的评论之外——此零散的评论通常是通过一种悖论式的语气表述的,例如卡图的陈述(见西塞罗的《共和国》):“他从来没有比独处时更不孤寂”——看起来好像是具有希腊血统的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艾皮克提图斯(Epictetus)首先区别了孤独和独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独居也不是孤独,而是绝对独立意义上的独处(being alone,monos)。艾皮克提图斯认为(见《沉思录》,Dissertation,第3卷第13章):孤独之人(eremos)发现自己被他人包围,但是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和谁敌对。相反,独居之人独自一个人,因此可以“和自己在一起”,因为人有能力“和自己谈话。”换言之,在独处的情况下,我和“自我”共处,因此合二为一(two-in-one),而在孤寂中,我实际上是被所有其他人抛弃的单个人。严格地说,一切思维都在独处中进行,是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但这种二合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胞世界的联系,因为他们在自我中得到了代表——这个自我就是我的思想对话的对象。独处的问题是这种二合一(的思想对话)需要他人,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任何特任的身份混淆。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他人;正是对独处者的伙伴情谊的这种伟大救赎力量(the great saving grace of companionship for solitary men),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不至堕入一个人无法获得明确身份的那种思想对话,恢复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们得以通过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声音说话。

    独处可以变成孤独;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独自地被我自己的自我抛弃。[56][56]独处的人一旦再也不能发现同伴情谊的伟大救赎力量,以便使他们免于二重性、暧昧性和怀疑,就总是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似乎是:虽然(这个关键词被中译本忽略导致全句不通)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大到足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但是却只有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独处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了少数人的”这个事实,开始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时候,这点就表现得非常清楚。[57][57]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轶事:“除了一个人(与哲学家对话的自我,译注)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是与哲学家对话的自我,译注)也误解了我。”相反,总是存在这样的例子:一个孤独的人(lonely man)发现了自己,并开始独处的思考对话。这种情况似乎就发生在尼采在Sils Maria(瑞士地名,译者)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Sils Maria》和《Aus hohen Bergen》这两首诗中,尼采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渴望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庆贺,我的朋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中的嘉宾。”

    使孤独变得如此难以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自我,这种自我可以在独处中实现,但却又只能靠信任别人且值得信任的我的平等者组成的同伴才能完整地得到肯定。[58][58]在这种情况下,人整个地失去了对作为其思想伙伴的自己的信任,也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基本信任——这个世界是建构经验所必不可少的。自我与世界,思想能力与经验能力,都同时失去了。

    那种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他人和世界、像独立于思维(thinking)一样独立于经验的人类心智(human mind),其唯一能力就是一种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的能力。[59][59]无法反驳的证据(cogent evidence)的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唯一可靠的“真理”,这是人类为了经验、为了生存、为了掌握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处世方式所需要的常识。但这种“真理”是空洞的,或者毋宁说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理,因为它们不能显示任何东西。(像某些现代的逻辑学家一样将连贯一致性定义为真理,恰恰是否定了真理的存在)所以在孤独的状况下,自明之理就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且开始具有生产性,开始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自明的逻辑性为特点的思维过程(明显没有例外情况)与孤独有某种联系,当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对于孤独与独处现象的经验是举世无双的,他曾经胆敢说“必须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上帝”)对《圣经》文本“人若孤独,是不好的”做出以下鲜为人知的评论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即自明的逻辑思维过程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译者),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把所有事情想得最坏。”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它和真正的激进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包含了这种“把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的推论过程),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可能的最糟糕的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为极权统治准备人员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大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其中的那个冷酷无情的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即孤寂状态,译者)的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像被老虎钳紧紧抓住”的辩证法的“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可以依靠的世界里的最后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其唯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实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一人独处时,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与恐怖的铁带结合为一体,极权统治想尽办法绝不让留下他不管,除非是在把他单独监禁的极端情况下。[60][60]通过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敌对的手法,甚至孤立的生产潜力也被摧毁;通过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在这里人们知道,如果他放弃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孤独转化为独处、逻辑转化为思想的最小机会也丧失殆尽。如果把这种实践和暴政的实践进行对比,似乎就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指的是暴政状态下人的状态,译注)运动起来,释放出一阵足以掩埋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沙尘暴。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尘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是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世界。极权统治像暴政一样,带有自我毁灭的细菌。[61][61]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它把人扔进了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对最坏之结果的逻辑-意识形态的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隐藏着摧毁一切共处的人类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organised loneliness)的危险性远甚于处于单个人的残暴和肆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的所有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说要报复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到处都面临绝境,而从这个绝境中逢生的新开端此时还来不及宣告自己的诞生。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没有多少效用,也很少给人安慰——之外,还存在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险及其核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在可能性,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很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依赖不同的基本经验的其他政府形式,君主政治、共和政治、专制政治、独裁政治以及暴政,同样也始终伴随人类一样,尽管它们经历了暂时的失败。

    但是仍然存在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唯一的“启示”(“message”)。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开端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人一诞生就创造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的确就是每一个人。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Sixtieth Anniversary, 1934-1994: The Legacy of Our Past.)

    Abstract

    Moral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found itself confronted with the most tangible form of sadistic evil it had ever encountered as the Nazi war criminals came to trial. Moral philosophy has long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morality, with Immanuel Kant representing the contemporary status of this divide in his belief that morality is personal, depending on a person’s relation with himself and no outside force. The war trials and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suggest that human wickedness and morality are more than personal concerns, and will once again become a concern of moral philosophy.
    After the publication, in 1963, of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s attention became focused on moral and ethical questions. On February 10, 1965,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she initiated a series of lectures entitled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What follows is the introductory lecture, which, in an edited version, is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ubsequent lectures deal with issue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ethics and philosophy, ethics and religion, and conclude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judging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moral activity. The entire lecture series will be published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forthcoming from Harcourt Brace Compan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houghts of many of us, I suppose, have wandered back during the last weeks to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the greatest statesman thus far of our century, who just died after an incredibly long life, the summit of which was reached at the threshold of old age. This happenstance, if such it was, like almost everything he stood for in his convictions, in his writings, in the grand but not grandiose manner of his speeches, stood in conspicuous contrast to whatever we may think the Zeitgeist of this age to be. It is perhaps this contrast that touches us most when we consider his greatness. He has been called a fig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riven into the twentieth as though the virtues of the past had taken over our destinies in their most desperate crisis, and this, I think, is true as far as it goes. But perhaps there is more to it. It is as though, in this shifting of centuries, some permanent eminence of the human spirit flashed up for an historically brief moment to show that whatever makes for greatness–nobility, dignity, steadfastness, and a kind of laughing courage–remain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Still, Churchill, so old-fashioned or, as I have suggested, beyond the fashions of the times, was by no means unaware of the decisive currents or undercurrents of the age in which he lived. He wrote the following words about thirty years ago when the true monstrosities of the century were yet unknown: “Scarcely anything, material or established, which I was brought up to believe was permanent and vital, has lasted. Everything I was sure, or was taught to be sure, was impossible, has happened.“ I wanted to mention these succinct words which, alas, became fully true only some years after they were uttered, in order to introduce, righ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se lectures, the basic experiences which invariably lie behind or beneath them. Among the many things which were still thought to be “permanent and vit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and yet have not lasted, I chose to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moral issues, those which concern individual conduct and behavior, the few rules and standards according to which men used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ich were invoked to judge or justify others and themselves, and whose validity were supposed to be self-evident to every sane person either as a part of divine or of natural law. Until, that is, without much notice, all this collapsed almost overnight, and then it was as though morality suddenly stood revealed i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as a set of mores, customs and manners, which could be exchanged for another set with hardly more trouble than it would take to change the table manners of an individual or a people. How strange and how frightening it suddenly appeared that the very terms we use to designate these things–morality, with its Latin origin, and ethics, with its Greek origin–should never have meant more than usages and habits. And also that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years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should not have brought forth another word,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highflown phrases, all assertions and preaching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conscience which speaks with an identical voice to all men. What had happened? Did we finally awake from a dream?

    To be sure, a few had known befor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assumption of self-evidence for moral commandments as though the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testimony“ could ever have the same validity as the statement: two and two equal four. Nietzsche’s quest for “new values“ certainly wa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devaluation of what his time called “values“ and what former times more correctly had called virtues. You remember that the only standard he came up with was Life itself, and his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and essentially Christian virtues was guided by the much more general insight that not only all Christian but also all Platonic ethics use yardsticks and measurements which are not derived from this world but from something beyond it–be it the sky of ideas stretching over the dark cave of strictly human affairs or the truly transcendent beyond of a divinely ordained afterlife. Neitzsche called himself a moralist, and no doubt he was; but to establish life as the highest good is actually, so far as ethics are concerned, question-begging, since all ethics, Christian or non-Christian, presuppose that life is not the highest good for mortal men and that there is always more at stake in life than the sustenance and procreation of individual living organisms. That which is at stake may vary greatly: it may be greatness and fame as in Pre-Socratic Greece; it may be the permanence of the city as in Roman virtue; it may be the health of the soul in this life, or the salvation of the soul in the hereafter; and it may be freedom or justice, or many more such things.

    Were these things or principles, from which all virtues are ultimately derived, mere values which could be exchanged against other values whenever people changed their minds about them? And would they, as Nietzsche seems to indicate, all go overboard before the overriding claim of Life itself? To be sure, he could not have known that the existence of mankind as a whole could ever be put into jeopardy by human conduct, and in this marginal event one could indeed argue that Life, the survival of the world and the human species, is the highest good. But this would mean no more than that any ethics or morality would simply cease to exist. And in principle this thought was anticipated by the question implicit in the old Latin saying,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Should the world perish that justice be done? This question was answered by Kant: “If justice perishes, human life on earth has lost its meaning“ (“Wenn die Gerechtigkeit untergeht, hat es keinen Wert mehr, dass Menschen auf Erden leben“). Hence, the only new moral principle, proclaimed in modern times, turns out to be not the assertion of “new values“ but the negation of morality as such, although Nietzsche, of course, did not know this. And it is his abiding greatness that he dared to demonstrate how shabby and meaningless morality had become.

    Churchill’s words were uttered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but we, too full of the wisdom of hindsight, shall be tempted to read them also as a premonition. And if it were just a question of premonitions, I could indeed add an astounding number of quotations which would go back at least to the first thir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for us, however, is that we deal no longer with premonitions but with facts.

    We–at least the older ones among us–have witnessed the total collapse of all established moral standards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during the 1930s and 40s, not only (as is now usually assumed) in Hitler’s Germany but also in Stalin’s Russia, where at this moment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have a great resemblance to those currently debated in Germany. Sti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significant enough to be mentioned. It has often been noted that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aused social upheaval and social remolding of the entire nation unparalleled even in the wake of Nazi Germany’s radical fascist dictatorship, which, it is true, left the property relation almost intact and did not eliminate the dominant groups in society. From this, it usually is concluded that what happened in the Third Reich was by nature and not only by historical accident less permanent and less extreme. This may or may not be true with respect to strictly political developments, but it certainly is a fallacy if we regard the issue of morality. Seen from a strictly moral viewpoint, Stalin’s crimes were, so to speak, old fashioned; like an ordinary criminal, he never admitted them but kept them surrounded in a cloud of hypocrisy and doubletalk while his followers justified them as temporary means in the pursuit of the “good“ cause, or, if they happened to be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by the laws of history to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has to submit and sacrifice himself if need be. Nothing in Marxism, moreover, despite all the talk about “bourgeois morality,“ announces a new set of moral values. If anything is characteristic of Lenin or Trotsky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it is the naive belief that once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are changed through revolution, mankind will follow automatically the few moral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known and repeated since the dawn of history.

    In this respect, the German developments are much more extreme and perhaps also more revealing. There is not only the gruesome fact of elaborately established death factories and the utter absence of hypocrisy in those very substantial number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extermination program. Equally important, but perhaps more frightening, was the matter-of-course collaboration from all strata of German society, including the older elites which the Nazis left untouched, and who never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party in power. I think it is justifiable on factual grounds to maintain that morally, though not socially, the Nazi regime was much more extreme than the Stalin regime at its worst. It did indeed announce a new set of values and introduced a legal system desig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m. It proved, moreover, that no one had to be a convinced Nazi to conform, and to forget overnight, as it were, not his social status, but the moral convictions which once went with i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matters, and especially in the general moral denunciation of the Nazi crimes, it is almost always overlooked that the true moral issue did not arise with the behavior of the Nazis but of those who only “coordinated“ themselves and did not act out of conviction. It is not too difficult to see and even to understand how someone may decide “to prove a villain“ and,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try out a reversal of the Decalogue, starting with the command: “Thou shalt kill“ and ending with a precept: “Thou shalt lie.“ A number of criminals, as we know only too well, are present in every community, and while most of them suffer from a rather limited imagination, it may be conceded that a few of them probably are no less gifted than Hitler and some of his henchmen. What these people did was horrible, and the way they organized first Germany and then Nazi-occupied Europe is of great interest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poses any moral problems. Morality collapsed into a mere set of mores–manners, customs, conventions to be changed at will–not with criminals, but with ordinary people, who, as long as moral standards were socially accepted, never dreamt of doubting what they had been taught to believe in. And this matter, that is, the problem it raises, is not resolved if we admit, as we must, that the Nazi doctrine did not remain with the German people, that Hitler’s criminal morality was changed back again at a moment’s notice, at the moment “history“ had given the notice of defeat. Hence, we must say that we witnessed the total collapse of a “moral“ order not once but twice, and this sudden return to “normality,“ contrary to what is often complacently assumed, can only reinforce our doubts.

    When I think back to the last two decades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war,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is moral issue has lain dormant because it was concealed by something about which it is indeed much more difficult to speak and with which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come to terms–the horror itself in its naked monstrosity. When we were first confronted with it, it seemed, not only to me but to many others, to transcend all moral categories as it certainly exploded all juridical standards. You could express this in various ways. I used to say,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for men will be unable to punish it or forgive it.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become reconciled to it,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 as we must with everything that is past–either because it was bad and we need to overcome it or because it was good and we cannot bear to let it go. It is a past which has grown worse as the years have gone by, and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 Germans for such a long time refused to prosecute even the murderers among themselves, but partly also because this past could not be “mastered“ by anybody. Even the famous healing power of time has somehow failed us. On the contrary, this past has managed to grow worse as the years went by so that we are sometimes tempted to think: this will never be over as long as we are not all dead. No doubt,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complacency of the Adenauer regime which for such a long time did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the famous “murderers within our midst“ and did not regard participation in the Hitler regime, unless it bordered on criminality, as a reason to disqualify anybody for public office. But these are, I think, only partial explanations: the fact is also that this past has turned out to be “unmastered“ by everybody, not only by the German nation. And the inability of civilized courtroom procedure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 in juridical form, its insistence on pretending that these new-fangled murderers are in no way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ones and acted out of the same motives, is only one, though perhaps in the long run the most fateful, consequence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I will not speak about this here where we deal with moral, not legal issues. What I wanted to indicate is that the same speechless horror, this refusal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 has perhaps prevented a very necessary reappraisal of legal categories as it has made us forget the strictly moral, and, one hopes, more manageable, lessons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whole story but which look like harmless side issues if compared with the horror.

    Unfortunately, there is one more aspect to be reckoned with as an obstacle in our enterprise. Since people find it difficult, and rightly so, to live with something that takes their breath away and renders them speechless, they have all too frequently yielded to the obvious temptation to translate their speechlessness into whatever expressions for emotions were close at hand, all of them inadequate. As a result, today the whole story is usually told in terms of sentiments which need not even be cheap in themselves to sentimentalize and cheapen the story. There are very few examples for which this is not true, and these are mostly unrecognized or unknown. The whole atmosphere in which things are discussed today is overcharged with emotions, often of a not very high caliber, and whoever raises these questions must expect to be dragged down, if at all possible, to a level on which nothing serious can be discussed at all. However that may be, let us keep in mind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peechless horror, in which one learns nothing other than what can be directly communicated, and the not horrible but often disgusting experiences where people’s conduct is open to normal judgment and where the question of morals and ethics arises.

    I said that the moral issue lay dormant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implying that it has come to life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What has made it come to life? There are, as I see it, several interconnected matters which tend to be cumulative. There was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effect of the post-war trials of the so-called war criminals. What was decisive here was the simple fact of courtroom procedure that forced everybody, even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look at these matters from a moral viewpoint. It is, I think, well-known that there exists hardly a walk of life in which you will find people as wary and suspicious of moral standards, even of the standard of justice, a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s. The moder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have, of course,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general skepticism. And yet, the simple fact of courtroom procedur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equence of accusation-defense-judgment that persists in all the varieties of legal systems and is as old as recorded history, defies all scruples and doubts–not, to be sure,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put them to rest, but in the sense that this particular institution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uilt, on the one hand, and on a belief in the functioning of conscience on the other. Legal and moral issues are by no means the same, but they have in common that they deal with persons and not with systems or organizations.

    It is the undeniable greatness of the judiciary that it must focus its attention on the individual person, and that even in the age of mass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is tempted to regard himself as a mere cog in some kind of machinery–be it the well-oiled machinery of some huge bureaucratic enterprise, social, political or professional, or the chaotic, ill-adjusted chance pattern of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e all somehow spend our lives. The almost automatic shifting of responsibility that habitually takes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comes to a sudden halt the moment you enter a courtroom. All justifications of a non-specific abstract nature–everything from the Zeitgeist down to the Oedipus complex that indicates that you are not a man but a function of something and, hence, yourself an exchangeable thing rather than a somebody–break down. No matter what the scientific fashions of the time may say, no matter how much they may have penetrated public opinion and, hence, also influenced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law, the institution itself defies, and must defy them all, or pass out of existence. And the moment you come to the individual person, the question to be raised is no longer, how did this system function, but why did the defendant become a functionary in this organization?

    This, of course, is not to deny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ing of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to probe into the essence of bureaucracy and its inevitable tendency to make functionaries of men, mere cogs in the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and thus to dehumanize them. The point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an consider these factor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circumstances, perhaps mitigating ones, of whatever a man of flesh and blood did. In a perfect bureaucracy–which in terms of rulership is the rule by nobody–courtroom procedure would be superfluous, one would simply have to exchange unfit cogs against fitter ones. When Hitler said that he hoped for the day when it would be considered a disgrace in Germany to be a jurist he spoke with great consistency of his dream of a perfect bureaucracy.

    The speechless horror which I mentioned before as an adequate reaction to the system as a whole dissolves in the courtroom where we deal with persons in the ordered discourse of accusation, defense, and judgment. The reason why these courtroom procedures could bring to life specifically moral questions–which is not the case in the trials of ordinary criminals–is obvious; these people were not ordinary criminals but rather very ordinary people who had committed crimes with more or less enthusiasm, simply because they did what they had been told to do. Among them, there were also ordinary criminals who could do with impunity under the Nazi system what they had always wanted to do. But much as the sadists and perverts stood in the limelight in the publicity of these trials, in our context they are of less interest.

    I think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se trials led to a more general probing into the specific share of guilt of those who did not belong to any of the criminal categories but who played their role in the regime nevertheless, or whoever only kept silent and tolerated things as they were when they were in a position to speak out. You remember the outcry that greeted Hochhuth’s accusation of Pope Pius XII and also my own book on the Eichmann Trial. If we disregard the voices of directly interested parties–the Vatican or Jewish organizations–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in these “controversies“ was the overwhelming interest in strictly moral issues. Even more striking than this interest was perhaps the incredible moral confusion these debates have revealed, together with an odd tendency to take the side of the culprit, whoever he might be at the moment. There was a whole chorus of voices that assured me that “there sits an Eichmann in everyone of us“ just as there was a whole chorus that told Hochhuth that not Pope Pius XII–after all only one man and one Pope–was guilty but all of Christianity and even the whole human race. The only true culprits, it frequently was felt and even said, were people like Hochhuth and myself who dared to sit injudgment; for no one can judge who had not been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presumably, one would have behaved like all others. This position, incidentally, coincided oddly with Eichmann’s view on these matters.

    In other words, while the moral issues were hotly debated, they were at the same time sidestepped and evaded with equal eagerness. And this was not due to the specific issues under discussion but seems to happen whenever moral topics are discussed, not in general but in a particular case. Thus, I am reminded of an incident a few years ago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amous quiz show cheating on television. An article by Hans Morgenthau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Reaction to the Van Doren Reaction,“ Nov. 22, 1959) pointed out the obvious–that it was wrong to cheat for money, doubly wrong in intellectual matters, and triply wrong for a teacher. The response was heated outrage: such judgment was against Christian charity and no man, except a saint, could be expected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so much money. And this was not said in a cynical mood to make fun of philistine respectability, and it was not meant as a nihilistic argument. No one said–as would invariably have happened 30 or 40 years ago, at least in Europe–that cheating is fun, that virtue is boring and moral people are tiresome. Nor did anybody say that the television quiz program was wrong, that anything like a 64,000 dollar question was almost an invitation for fraudulent behavior, nor stand up for the dignity of learning and criticize the university for not preventing one of its members from indulging in what obviously is unprofessional conduct, even if no cheating were to take place. From the numerous letter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it became quite clear that the public at large, including many students, thought that only one person was to be blamed unequivocally: the man who judged, and not the man who had done wrong, not an institution, not society in general nor the mass media in particular.

    Now let me enumerate briefly the general questions which this factual situation, as I see it, has put on the agenda. The first conclusion I think is that no one in his right mind can any longer claim that moral conduct is a matter of course–das Moralische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an assumption under which the generation I belong to was still brought up. This assumption included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ity and morality, and while there existed a vague, inarticulate consensus that by and large the law of the land spells out whatever the moral law may demand, there was not much doubt that in case of conflict, the moral law was the higher law and had to be obeyed first. This claim in turn could make sense only if we took for granted all those phenomena which we usually have in mind when we speak of human conscience. Whatever the source of moral knowledge might be–divine commandments or human reason–every sane man, it was assumed, carried within himself a voice that tells him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and this regardless of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regardless of the voices of his fellow-men. Kant once mentioned that there might be a difficulty: “No one,“ he said, “who spent his life among rascals without knowing anybody else could have a concept of virtue“–“Den Begriff der Tugend wurde kein Mensch haben, wenn er immer unter lauter Spitzbuben ware“–but he meant no more by this than that the human mind is guided by examples in these matters. Not for a moment would he have doubted that, confronted with the example of virtue, human reason knows what is right and that its opposite is wrong. To be sure, Kant believed he had articulated the formula which the human mind applies whenever it has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He called this formula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but he was under no illusion that he had made a discovery in moral philosophy which would have implied that no one before him knew what is right and wrong–obviously an absurd notion. He compares his formula (about which we shall have more to say in the coming lectures) to a “compass“ with which men will find it easy to distinguish what is good, what is bad. . . . Without in the least teaching common reason anything new, we need only to draw its attention to its own principle, in the manner of Socrates, thus showing that neither science nor philosophy is needed in order to know what one has to do in order to be honest and good . . .

    [Indeed,] . . . the knowledge of what everyone is obliged to do, and thus also to know, [is]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one, even the most ordinary man [Kant, 1959, p. 20, ed.

    And if someone had asked Kant where this knowledge within reach of everybody is located, he would have replied in the 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mind, whereas, of course, others had located the same knowledge in the human heart. What Kant would not have taken for granted is that man will also act according to his judgment. Man is not only a rational being, he also belongs to the world of the senses which will tempt him to yield to his inclinations instead of following his reason or his heart. Hence, moral conduct is not a matter of course, but moral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of right and wrong, is. Because inclinations and temptation are rooted in human nature, though not in human reason, Kant called the fact that man is tempted to do wrong by following his inclinations “radical evil.“ Neither he nor any other moral philosopher actually believed that man could will evil for its own sake; all transgressions are explained by Kant as exceptions that a man is tempted to make from a law which he otherwise recognizes as being valid–thus, the thief recognizes the laws of property, even wishes to be protected by them, and only makes a temporary exception from them in his own favor.

    No one wants to be wicked, and those who nevertheless act wickedly fall into an absurdum morale–into moral absurdity. He who does this is actually in contradiction with himself, his own reason, and, therefore, in Kant’s own words, he must despise himself. That this fear of self-contempt could not possibly be enough to guarantee legality is obvious; but as long as you moved in a society of law-abiding citizens you somehow assumed that self-contempt would work. Kant of course knew that self-contempt, or rather the fear of having to despise yourself, very often did not work, and his explanation of this was that man can lie to himself. He therefore repeatedly declared that the really “sore or foul spot“ in human nature is mendacity, the faculty of lying [Kant, 1868, pp. 132-33, ed.]. At first glance this statement seems very surprising because none of our ethical or religious cod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Zoroaster) ever contained a Commandment: Thou shalt not lie–quite apart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not only we but all codes of civilized nations have put murder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human crimes. Oddly enough, Dostoevsky seems to have shared–without knowing it of course–Kant’s opinion.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mitri K. asks the Starov: “What must I do to win salvation,“ and the Starov replies: “Above all else, never lie to yourself.“

    You will have remarked that I have left out of this very schematic and preliminary account all specifically religious moral precepts and beliefs, not because I think them unimportant (quite the contrary is the case), but because at the moment morality collapsed they played hardly any role. Clearly no one was any longer afraid of an avenging God or, more concretely speaking, of possible punishments in a hereafter. As Nietzsche once remarked: “Naivitat, als ob Moral ubrigbliebe, wenn der sanktionierende Gott fehlt! Das `Jenseits’ absolut notwendig, wenn der Glaube an Moral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soll“ [Nietzsche, 1956, p. 484, ed.].(1) Nor did the churches think of so threatening their believers once the crimes turned out to be demand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those few who in all churches and all walks of life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crimes did not plead religious beliefs or fears, even if they happened to be believers, but simply stated, like others, that they could not themselves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deeds. This sounds rather strange and certainly is at odds with the innumerable pious pronunciations of the churches after the war, especially the repeated admonitions from all sides that nothing will save us except a return to religion. But it is a fact and it shows to what an extent religion, if it is more than a social business, has indeed become the most private of private affairs. For, of course, we do not know what went on in the hearts of these men,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afraid of hell and eternal damnation. All we know is that hardly anyone thought these oldest beliefs fit for public justification.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reason why I left religion out of account and began by indicating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Kant in these matters. Moral philosophy has no place wherever religion, and especially revealed religion in the Hebrew-Christian sense, is the valid standard for human behavior and the valid criterion for judging it. This, of course, does not mean that certain teachings which we know only in a religious context are not of the greatest relevance for moral philosophy. If you look back to traditional, premodern philosophy as it develop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religion, you will at once discover that there existed no moral subdivision within it. Medieval philosophy was divided into cosmology, ontology, psychology, and rational theology–that is, into a doctrine about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about Be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 and soul, and, finally, about the rational proof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Insofar as “ethical“ questions were discussed at all, especially in Thomas Aquinas, this was done in the fashion of antiquity, where ethics were part and parce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defining the conduct of man insofar as he was a citizen. Thus, you have in Aristotle two treatises which together contain what he himself calls philosophy of things human: his Nicomachean Ethics and his Politics. The former deals with the citizen, the latter with civil institutions; the former precedes the latter because the “good life“ of the citizen is the raison d’etre of the poli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ity. The goal is to find out which is the best constitution, and the treatise on the good life, the Ethics, ends with an outline of the program for the treatise on politics. Thomas, both the faithful disciple of Aristotle and a Christian, always must come to the point where he has to differ with the master, and nowhere is the difference more glaring than when he holds that every fault or sin is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prescribed to nature by divine reason. To be sure, Aristotle too knows of the divine, which to him is the imperishable and the immortal, and he too thinks that man’s highest virtue, precisely because he is mortal, consists in dwelling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divine. But there is no prescription, no command, to this effect that could be obeyed or disobeyed. The whole question turns around the “good life,“ which way of life is best for man, something obviously up to man to find out and to judge.

    In late antiquity,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Polis, the various philosophy schools, especially the Stoics and the Epicureans, not only developed a kind of moral philosophy, they had a tendency, at least in their late Roman versions, to transform all philosophy into moral teachings. The quest for the good life remained the same: How can I attain maximum happiness here on earth, only this question was now separated from all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raised by men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This whole literature is full of wise recommendations, but you will not find in it, any more than in Aristotle, a real command which ultimately is beyond argument, as you must in all religious teachings. Even Thomas, the greatest rationalizer of Christianity, had to admit that the ultimate reason why a particular prescription is right and a particular command has to be obeyed lies in its divine origin. God said so.

    This can be a conclusive answer on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vealed religion; outside this framework, we cannot but raise the question which, as far as I know, Socrates was the first to raise, in Plato’s Euthyphro where he wishes to know: “Do the gods love piety because it is pious, or is it pious because they love it?“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Do the gods love goodness because it is good, or do we call it good because the gods love it? Socrates leaves us with the question, and a believer, no doubt, is bound to say: it is their divine origin that distinguishes good principles from evil,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a law given by God to nature and to man, the summit of his creation. Insofar as man is God’s creation, the same things, to be sure, which God “loves“ must also appear good to him, and in this sense Thomas once indeed remarked, as though in answer to Socrates’ question: God commands the good because it is good (as opposed to Duns Scotus, who held the good is good because God commands it). But even in this most rationalized form, the obligatory character of the good for man lies in God’s command. From this follows the all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in religion, but not in morality, sin is primarily understood as disobedience. Nowhere in the strictly religious tradition will you find the unequivocal and indeed radical answer Kant gave to the Socratic question: “We shall not look upon actions as obligatory because they are the commands of God, but shall regard them as divine commands because we have an inward obligation to them“ [Kant, 1965, A819, p. 644, ed.!. Only where this emancipation from religious commands as been achieved, where in Kant’s own words in Lectures on Ethics “we ourselves are judges of the revelation . . .,“ hence, where morality is a strictly human affair, can we speak of moral philosophy [Kant, 1963a, p. 51, ed. . And the same Kant, who in his theoretical philosophy was so concerned with keeping the door open to religion, even after having shown that we can have no knowledge in these matters, was equally careful to block all passages which may have led back to religion in his practical or moral philosophy. Just as “God is in no sense the author of the fact that the triangle has three angles,“ so “not even God can be the author of [the laws of] morality“ [Kant, 1963a, p. 52, ed. . In this unequivocal sense, until Kant, moral philosophy had ceased to exist after antiquity. Probably you will think here of Spinoza who called his chief work Ethics, but then you will also remember that Spinoza begins his work with a section entitled “Of God,“ and from this first part everything else is derived. Whether or not moral philosophy has existed since Kant is at least an open question.

    In anticipation of the few questions which will concern us here, let me now point out to you some of the most obvious conclusions: Moral conduct, from what we have heard so far, seems to depend primarily upon the intercourse of man with himself. He must not contradict himself by making an exception in his own favor, he must not place himself in a position in which he would have to despise himself. Morally speaking, this should be enough not only to enable him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ut also to do right and avoid wrong. Kant, with the consistency of thought which is the mark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 therefore puts the duties man has to himself ahead of the duties to others–something which certainly is very surprising, standing in curious contradiction to what we usually understand by moral behavior. It certainly is not a matter of concern with the other but with the self, not of meekness but of human dignity and even human pride. The standard is neither the love of some neighbor nor self-love, but self-respect.

    This comes out most clearly and most beautifully in that passage of Kati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which everybody knows–and usually knows in a mistaken way. I refer of course to: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oftener and more steadily we reflect 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From which one may conclude by not reading on that these “two things“ are on the same level and affect the human mind in the same way. Well,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The former view of a countless multitude of worlds annihilates, as it were, my importance as an animal creature . . . The latter, on the contrary, infinitely raises my worth as that of an intelligence by my personality, in which the moral law reveals a life independent of all animality and even of the whole world of sense“ [Kant, 1956, p. 166, ed. . Hence, what saves me from annihilation, from being “a mere speck“ in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 is precisely this “invisible self “ that can pit itself against it. I underline this element of pride not only because it goes against the grain of Christian ethics, but also because the loss of a feeling for it seems to me most manifest in those who discuss these matters today, mostly without even knowing how to appeal to the Christian virtue of humility. This, however, is not to deny that there exists a crucial problem in this moral concern with the self. How difficult this problem may be is gauged by the fact that religious commands were likewise unable to formulate their general moral prescriptions without turning to the self as the ultimate standard–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or 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Secondly, moral conduc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bedience to any law that is given from the outside–be it the law of God or the laws of men. In Kant’s terminology, thi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ity and morality. Legality is morally neutral: it has its place in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and in politics but not in morality. The political order does not require moral integrity but only law-abiding citizens, and the Church is always a church of sinners. These orders of a given community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oral order binding for all men, even all rational beings. In Kant’s own words: “The problem of organizing a state, however hard it may seem, can be solved even for a race of devils, if only they are intelligent“ [Kant, 1963b, p. 112, ed. . In a similar spirit,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devil makes a good theologian. In the political order, as in the religious framework, obedience may have its place, and just as this obedience is enforced in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by the threat of future punishments, so the legal order exists only to the extent of the existence of sanctions. What cannot be punished is permitted. If, however, I can be said at all to obey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t means that I am obeying my own reason, and the law which I give myself is valid for all rational creatures, all intelligible beings no matter where they may have their dwelling place. For if I do not want to contradict myself, I act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 maxim of my act can become a universal law. I am the legislator, sin or crime can no longer be defined as disobedience to somebody else’s law, but on the contrary as refusal to act my part as legislator of the world.

    This as it were rebellious aspect of Kant’s teachings is frequently overlooked because he put his general formula–that a moral act is an act which lays down a universally valid law–into the form of an imperative instead of defining it in a proposition. The chief reason for this self-misunderstanding in Kant is the highly equivocal meaning of the word “law“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thought. When Kant spoke of the moral law, he used the word in accordance with political usage in which the law of the land is considered obligatory for all inhabitan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to obey it. That obedience is singled out as my attitude toward the law of the land is in turn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 term had undergone though religious usage where the Law of God can indeed address man only in the form of a command: Thou shalt–the obligation, as we saw, being not the content of the law nor the possible consent of man to it, but the fact that God had told us so. Here, nothing counts but obedience.

    To these two interconnected meanings of the word we must now add the very important and quite different usage made by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law with nature. Laws of nature are also, so to speak, obligatory: I follow a law of nature when I die, but it cannot be said, except metaphorically, that I obey it. Kant, therefore, distinguished between “laws of nature“ and the moral “laws of freedom,“ which carry no necessity, only an obligation. But if we understand by law either commands which I must obey or the necessity of nature to which I am subject anyhow, then the term “law of freedom“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he reason why we are not aware of the contradiction is that even in our usage there are still present much older connotations from Greek and especially Roman antiquity, connotations which, whatever else they may signif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ommandments and obedience or necessity.

    Kant define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by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The latter tells us what we ought to do if we wish to attain a certain goal; it indicates a means to an end. It is actually no imperative in the moral sense at all.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ells us what to do without reference to another end.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at all derived from moral phenomena but taken from Kant’s analysis of certain propositions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here you find categorical and hypothetical (as well as disjunctive) propositions in the table of judgments. A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could be, for example: This body is heavy; to which could correspond a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 If I support this body I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n hi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transformed these propositions into imperatives to give them an obligatory character. Although the content is derived from reason–and while reason may compel, it never compels in the form of an imperative (no one would tell anybody: Thou shall say, two and two make four)–the imperative form is felt to be necessary because here the reasonable proposition addresses itself to the Will. In Kant’s own words: “The conception of an objective principle, so far as it constrains a will, is a command (of reason), and the formula of this command is called an imperative“ [Kant, 1959, p. 30, ed.].

    Does reason then command the Will? In that case the will would no longer be free but would stand under the dictate of reason. Reason can only tell the Will: This is good, in accordance with reason; if you wish to attain it you ought to act accordingly. Which in Kant’s terminology would be a kind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or no imperative at all. And this perplexity does not grow less when we hear that “the will is nothing else than practical reason“ and that “reason infallibly determines the will,“ so that we must either conclude that reason determines itself or, as with Kant that “the will is a faculty of choosing only that which reason … recognizes as … good“ [Kant, 1959, p. 29, ed.]. It would then follow that the will is nothing but an executive organ for reason, the execution branch of the human faculties, a conclusion that stands in the most flagrant contradiction to the famous first sentence of the work from which I have quot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Nothing in the world–indeed nothing even beyond the world–can possibly be conceived which could be called good without qualification except a good will“ [Kant, 1959, p. 9, ed.!.

    Some of the perplexities into which I have led you here arise out of the perplexities inherent in the human faculty of will itself, a faculty of which ancient philosophy knew nothing and which was not discovered in its awesome complexities before Paul and Augustine. We will have more to say about this in the following lectures. Here I merely wish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need Kant felt to give his rational proposition an obligatory character, for, in distinction to the perplexities of the will, the problem of making moral propositions obligatory has plagued moral philosophy since its beginning with Socrates. When Socrates said it is better to suffer wrong than to do wrong, he made a statement which according to him was a statement of reason, and the trouble with this statement ever since has been that it cannot be proved. Its validity cannot be demonstrated without stepping outside the discourse of rational argument. In Kant, as in all philosophy after antiquity, you have the additional difficulty of how to persuade the will to accept the dictate of reason. If we leave the contradictions aside and address ourselves only to what Kant meant to say, then he obviously thought of the Good Will as the will that when told Thou Shalt will answer: Yes, I will. And in order to describ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human faculties which clearly are not the same and where clearly on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determine the other, he introduced the form of the imperative and brought back the concept of obedience, through a back door as it were.

    There is, finally, for people with our background of experience, the most shocking perplexity which I merely indicated before: the evasion, the sidestepping, or the explaining away of human wickedness. If the tradition of moral philosophy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s agreed on one point from Socrates to Kant and, as we shall see, to the present, then that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an to do wicked things deliberately, to want evil for evil’s sake. To be sure, the catalogue of human vices is old and rich, and in an enumeration where neither gluttony nor sloth (minor matters after all) are missing, sadism, the sheer pleasure in causing and contemplating pain and suffering, is curiously missing; that is, the one vice which we have reason to call the vice of all vices that for untold centuries has been known only in the pornographic literature and painting of the perverse. It may always have been common enough but was usually restricted to the bedroom and only seldom dragged into the courtroom. Even the Bible, where all other human shortcomings occur somewhere, is silent on it as far as I know; and this may be the reason why Tertullian and also Thomas Aquinas in all innocence, as it were, counted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ufferings in hell among the pleasures to be expected in Paradise. The first to be really scandalized by this was Nietzsche [1967, 1, 15, ed.]. Thomas, incidentally, qualified the future joys: not the sufferings as such, but as proof of divine justice are pleasing to the saints.

    But these are only vices, and religious, in contrast to philosophic, thought tells about original sin and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But not even there do we hear of deliberate wrongdoing: Cain did not want to become Cain when he went and slew Abel, and even Judas Iscariot, the greatest example of mortal sin, went and hanged himself. Religiously (not morally) speaking, it seems that they must all be forgiven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re is one exception to this rule and it occurs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of Nazareth, the same who had preached forgiveness for all those sins whi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can be explained by human weakness, that is, dogmatically speaking, by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original fall. And vet this great lover of sinners, of those who trespassed, once mentions in the same context that there are others who cause skandala, disgraceful offenses, for which “it were better that a millstone were hanged about his neck, and he cast into the sea.“ It were better that he had never been born. But Jesus does not tell us what the nature is of these scandalous offenses: we feel the truth of his words but cannot pin it down.

    We might be a bit better off if we would permit ourselves to turn to literature, to Shakespeare or Melville or Dostoevsky, where we find the great villains. They also may not be able to tell us anything specific about the nature of evil, but at least they do not dodge it. We know, and we can almost see, how it haunted their minds constantly, and how well aware they wer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human wickedness. And yet, I wonder if it would help us much. In the depths of the greatest villains–Iago (not Macbeth or Richard III), Claggart in Melville’s Billy Budd, and everywhere in Dostoevsky–there is always despair and the envy which goes with despair. That all radical evil comes from the depths of despair we have been told explicitly by Kierkegaard–and we could have learned it from Milton’s Satan and many others. It sounds so very convincing and plausible because we have also been told and taught that the devil is not only diabolos, the slanderer who bears false testimony, or Satan, the adversary who tempts men, but that he is also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a Fallen Angel. In other words, we did not need Hegel and the power of negation in order to combine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here has always been some kind of nobility about the real evildoer, though of course not about the little scoundrel who lies and cheats at games. The point about Claggart and Iago is that they act out of envy of those they know are better than they themselves; it is the simple God-given nobility of the Moor that is envied, or the even simpler purity and innocence of a lowly shipmate whose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better Claggart clearly is. I do not doubt the psychological insight of either Kierkegaard or the literature which is on his side. But is it not obvious that there is still some nobility even in this despair-born envy which we know to be utterly absent from the real thing? According to Nietzsche, the man who despises himself respects at least the one in him who despises! But the real evil is what causes us speechless horror, when all we can say is: This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Note

    (1) Walter Kaufman translates this passage as follows: “Naivete: as if morality could survive when the God who sanctions it is missing! The beyond’ absolutely necessary if faith in morality is to be maintained“ [Nietzsche, 1968, p. 147, ed.].

    Bibliography

    Kant, Immanuel,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s Samtliche Werke, herausgegeben von G. Hartenstein, 6. Band. (Leipzig: Leopold Voss, 1868). 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Lewis White Beck, trans.,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56). Kant, Immanuel,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Lewis White Beck, trans.,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59). Kant, Immanuel, Lectures on Ethics, Louis Infield, trans.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63a). Kant, Immanuel, Perpetual Peace, in On History, Lewis White Beck, ed.,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63b).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orman Kemp Smith, tra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5). Nietzsche, Friedrich, Werke in Drei Banden, Dritter Band (Mu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56). Nietzsche, Friedrich, Genealogy of Morals, Walter Kaufman,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Neitzsche, Friedrich, Will to Power, Walter Kaufman,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

    Chapter 1

    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 there is now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This was more or less Constance Chatterley’s position. The war had brought the roof down over her head. And she had realized that one must live and learn.

    She married Clifford Chatterley in 1917, when he was home for a month on leave. They had a month’s honeymoon. Then he went back to Flanders: to be shipped over to England again six months later, more or less in bits. Constance, his wife, was then twenty-three years old, and he was twenty-nine.

    His hold on life was marvellous. He didn’t die, and the bits seemed to grow together again. For two years he remained in the doctor’s hands. Then he was pronounced a cure, and could return to life again, with the lower half of his body, from the hips down, paralysed for ever.

    This was in 1920. They returned, Clifford and Constance, to his home, Wragby Hall, the family ‘seat’. His father had died, Clifford was now a baronet, Sir Clifford, and Constance was Lady Chatterley. They came to start housekeeping and married life in the rather forlorn home of the Chatterleys on a rather inadequate income. Clifford had a sister, but she had departed. Otherwise there were no near relatives. The elder brother was dead in the war. Crippled for ever, knowing he could never have any children, Clifford came home to the smoky Midlands to keep the Chatterley name alive while he could.

    He was not really downcast. He could wheel himself about in a wheeled chair, and he had a bath-chair with a small motor attachment, so he could drive himself slowly round the garden and into the fine melancholy park, of which he was really so proud, though he pretended to be flippant about it.

    Having suffered so much, 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had to some extent left him. He remained strange and bright and cheerful, almost, one might say, chirpy, with his ruddy, healthy-looking face, and his pale-blue, challenging bright eyes.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and strong, his hands were very strong. He was expensively dressed, and wore handsome neckties from Bond Street. Yet still in his face one saw the watchful look, the slight vacancy of a cripple.

    He had so very nearly lost his life, that what remained was wonderfully precious to him. It was obvious in the anxious brightness of his eyes, how proud he was, after the great shock, of being alive. But he had been so much hurt that something inside him had perished, some of his feelings had gone. There was a blank of insentience.

    Constance, his wife, was a ruddy, country-looking girl with soft brown hair and sturdy body, and slow movements, full of unusual energy. She had big, wondering eyes, and a soft mild voice, and seemed just to have come from her native village. It was not so at all. Her father was the once well-known R. A., old Sir Malcolm Reid. Her mother had been one of the cultivated Fabians in the palmy, rather pre-Raphaelite days. Between artists and cultured socialists, Constance and her sister Hilda had had what might be called an aesthetically unconventional upbringing. They had been taken to Paris and Florence and Rome to breathe in art, and they had been taken als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o the Hague and Berlin, to great Socialist conventions, where the speakers spoke in every civilized tongue, and no one was abashed.

    The two girls, therefore, were from an early age not the least daunted by either art or ideal politics. It was their natural atmosphere. They were at once cosmopolitan and provincial, with the cosmopolitan provincialism of art that goes with pure social ideals.

    They had been sent to Dresden at the age of fifteen, for music among other things. And they had had a good time there. They lived freely among the students, they argued with the men over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and artistic matters, they were just as good as the men themselves: only better, since they were women. And they tramped off to the forests with sturdy youths bearing guitars, twang-twang! They sang the Wandervogel songs, and they were free. Free! That was the great word. Out in the open world, out in the forests of the morning, with lusty and splendid-throated young fellows, free to do as they liked, and–above all–to say what they liked. It was the talk that mattered supremely: the impassioned interchange of talk. Love was only a minor accompaniment.

    Both Hilda and Constance had had their tentative love-affairs by the time they were eighteen. The young men with whom they talked so passionately and sang so lustily and camped under the trees in such freedom wanted, of course, the love connexion. The girls were doubtful, but then the thing was so much talked about, it was supposed to be so important. And the men were so humble and craving. Why couldn’t a girl be queenly, and give the gift of herself?

    So they had given the gift of themselves, each to the youth with whom she had the most subtle and intimate arguments. The arguments, the discussions were the great thing: the love-making and connexion were only a sort of primitive reversion and a bit of an anti-climax. One was less in love with the boy afterwards, and a little inclined to hate him, as if he had trespassed on one’s privacy and inner freedom. For, of course, being a girl, one’s whole dignity and meaning in life consisted in the achievement of an absolute, a perfect, a pure and noble freedom. What else did a girl’s life mean? To shake off the old and sordid connexions and subjections.

    And however one might sentimentalize it, this sex business w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sordid connexions and subjections. Poets who glorified it were mostly men. Women had always known there was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higher. And now they knew it more definitely than ever. The beautiful pure freedom of a woman was infinitely more wonderful than any sexual love. The only unfortunate thing was that men lagged so far behind women in the matter. They insisted on the sex thing like dogs.

    And a woman had to yield. A man was like a child with his appetites. A woman had to yield him what he wanted, or like a child he would probably turn nasty and flounce away and spoil what was a very pleasant connexion. But a woman could yield to a man without yielding her inner, free self. That the poets and talkers about sex did not seem to have taken sufficiently into account. A woman could take a man without really giving herself away. Certainly she could take him without giving herself into his power. Rather she could use this sex thing to have power over him. For she only had to hold herself back in sexual intercourse, and let him finish and expend himself without herself coming to the crisis: and then she could prolong the connexion and achieve her orgasm and her crisis while he was merely her tool.

    Both sisters had had their love experience by the time the war came, and they were hurried home. Neither was ever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unless he and she were verbally very near: that is unless they were profoundly interested,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he amazing, the profound, the unbelievable thrill there was in passionately talking to some really clever young man by the hour, resuming day after day for months…this they had never realized till it happened! The paradisal promise: Thou shalt have men to talk to!–had never been uttered. It was fulfilled before they knew what a promise it was.

    And if after the roused intimacy of these vivid and soul-enlightened discussions the sex thing became more or less inevitable, then let it. It marked the end of a chapter. It had a thrill of its own too: a queer vibrating thrill inside the body, a final spasm of self-assertion, like the last word, exciting, and very like the row of asterisks that can be put to show the end of a paragraph, and a break in the theme.

    When the girls came home for the summer holidays of 1913, when Hilda was twenty and Connie eighteen, their father could see plainly that they had had the love experience.

    L’amour avait passe par la, as somebody puts it. But he was a man of experience himself, and let life take its course. As for the mother, a nervous invalid in the last few months of her life, she wanted her girls to be ‘free’, and to ‘fulfil themselves’. She herself had never been able to be altogether herself: it had been denied her. Heaven knows why, for she was a woman who had her own income and her own way. She blamed her husband.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some old impression of authority on her own mind or soul that she could not get rid of.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Sir Malcolm, who left his nervously hostile, high-spirited wife to rule her own roost, while he went his own way.

    So the girls were ‘free’, and went back to Dresden, and their music, and the university and the young men. They loved their respective young men, and their respective young men loved them with all the passion of mental attraction.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the young men thought and expressed and wrote, they thought and expressed and wrote for the young women. Connie’s young man was musical, Hilda’s was technical. But they simply lived for their young women. In their minds and their mental excitements, that is. Somewhere else they were a little rebuffed, though they did not know it.

    It was obvious in them too that love had gone through them: that is,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It is curious what a subtle but unmistakable transmutation it makes, both in the body of men and women: the woman more blooming, more subtly rounded, her young angularities softened, and her expression either anxious or triumphant: the man much quieter, more inward, the very shapes of his shoulders and his buttocks less assertive, more hesitant.

    In the actual sex-thrill within the body, the sisters nearly succumbed to the strange male power. But quickly they recovered themselves, took the sex-thrill as a sensation, and remained free. Whereas the men, in gratitude to the woman for the sex experience, let their souls go out to her. And afterwards looked rather as if they had lost a shilling and found sixpence. Connie’s man could be a bit sulky, and Hilda’s a bit jeering. But that is how men are! Ungrateful and never satisfied. When you don’t have them they hate you because you won’t; and when you do have them they hate you again, for some other reason. Or for no reason at all, except that they are discontented children, and can’t be satisfied whatever they get, let a woman do what she may.

    However, came the war, Hilda and Connie were rushed home again after having been home already in May, to their mother’s funeral. Before Christmas of 1914 both their German young men were dead: whereupon the sisters wept, and loved the young men passionately, but underneath forgot them. They didn’t exist any more.

    Both sisters lived in their father’s, really their mother’s, Kensington house, and mixed with the young Cambridge group, the group that stood for ‘freedom’ and flannel trousers, and flannel shirts open at the neck, and a well-bred sort of emotional anarchy, and a whispering, murmuring sort of voice, and an ultra-sensitive sort of manner. Hilda, however, suddenly married a man ten years older than herself, an elder member of the same Cambridge group, a man with a fair amount of money, and a comfortable family job in the government: he also wrote philosophical essays. She lived with him in a smallish house in Westminster, and moved in that good sort of society of people in the government who are not tip-toppers, but who are, or would be, the real intelligent power in the nation: people who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or talk as if they did.

    Connie did a mild form of war-work, and consorted with the flannel-trousers Cambridge intransigents, who gently mocked at everything, so far. Her ‘friend’ was a Clifford Chatterley, a young man of twenty-two, who had hurried home from Bonn, where he was studying the technicalities of coal-mining. He had previously spent two years at Cambridge. Now he had become a first lieutenant in a smart regiment, so he could mock at everything more becomingly in uniform.

    Clifford Chatterley was more upper-class than Connie. Connie was well-to-do intelligentsia, but he was aristocracy. Not the big sort, but still it. His father was a baronet, and his mother had been a viscount’s daughter.

    But Clifford, while he was better bred than Connie, and more ‘society’, was in his own way more provincial and more timid. He was at his ease in the narrow ‘great world’, that is, landed aristocracy society, but he was shy and nervous of all that other big world which consists of the vast hord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and foreigners. If the truth must be told, he was just a little bit frightened of middle-and lower-class humanity, and of foreigners not of his own class. He was, in some paralysing way, conscious of his own defencelessness, though he had all the defence of privilege. Which is curious, but a phenomenon of our day.

    Therefore the peculiar soft assurance of a girl like Constance Reid fascinated him. She was so much more mistress of herself in that outer world of chaos than he was master of himself.

    Nevertheless he too was a rebel: rebelling even against his class. Or perhaps rebel is too strong a word; far too strong. He was only caught in the general, popular recoil of the young against convention and against any sort of real authority. Fathers were ridiculous: his own obstinate one supremely so. And governments were ridiculous: our own wait-and-see sort especially so. And armies were ridiculous, and old buffers of generals altogether, the red-faced Kitchener supremely. Even the war was ridiculous, though it did kill rather a lot of people.

    In fact everything was a little ridiculous, or very ridiculous: certainly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authority, whether it were in the army or the government or the universities, was ridiculous to a degree. And as far as the governing class made any pretensions to govern, they were ridiculous too. Sir Geoffrey, Clifford’s father, was intensely ridiculous, chopping down his trees, and weeding men out of his colliery to shove them into the war; and himself being so safe and patriotic; but, also, spending more money on his country than he’d got.

    When Miss Chatterley–Emma–came down to London from the Midlands to do some nursing work, she was very witty in a quiet way about Sir Geoffrey and his determined patriotism. Herbert, the elder brother and heir, laughed outright, though it was his trees that were felling for trench props. But Clifford only smiled a little uneasily. Everything was ridiculous, quite true. But when it came too close and oneself became ridiculous too…? At least people of a different class, like Connie, were earnest about something.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They were rather earnest about the Tommies, and the threat of conscrip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sugar and toffee for the children. In all these things, of course, the authorities were ridiculously at fault. But Clifford could not take it to heart. To him the authorities were ridiculous ab ovo, not because of toffee or Tommies.

    And the authorities felt ridiculous, and behaved in a rather ridiculous fashion, and it was all a mad hatter’s tea-party for a while. Till things developed over there, and Lloyd George came to save the situation over here. And this surpassed even ridicule, the flippant young laughed no more.

    In 1916 Herbert Chatterley was killed, so Clifford became heir. He was terrified even of this. His importance as son of Sir Geoffrey, and child of Wragby, was so ingrained in him, he could never escape it. And yet he knew that this too, in the eyes of the vast seething world, was ridiculous. Now he was heir and responsible for Wragby. Was that not terrible? and also splendid and at the same time, perhaps, purely absurd?

    Sir Geoffrey would have none of the absurdity. He was pale and tense, withdrawn into himself, and obstinately determined to save his country and his own position, let it be Lloyd George or who it might. So cut off he was, so divorced from the England that was really England, so utterly incapable, that he even thought well of Horatio Bottomley. Sir Geoffrey stood for England and Lloyd George as his forebears had stood for England and St George: and he never knew there was a difference. So Sir Geoffrey felled timber and stood for Lloyd George and England, England and Lloyd George.

    And he wanted Clifford to marry and produce an heir. Clifford felt his father was a hopeless anachronism. But wherein was he himself any further ahead, except in a wincing sense of the ridiculousness of everything, and the paramount ridiculousness of his own position? For willy-nilly he took his baronetcy and Wragby with the last seriousness.

    The gay excitement had gone out of the war…dead. Too much death and horror. A man needed support and comfort. A man needed to have an anchor in the safe world. A man needed a wife.

    The Chatterleys, two brothers and a sister, had lived curiously isolated, shut in with one another at Wragby, in spite of all their connexions. A sense of isolation intensified the family tie, a sense of the weakness of their position, a sense of defencelessness, in spite of, or because of, the title and the land. They were cut off from those industrial Midlands in which they passed their lives. And they were cut off from their own class by the brooding, obstinate, shut-up nature of Sir Geoffrey, their father, whom they ridiculed, but whom they were so sensitive about.

    The three had said they would all live together always. But now Herbert was dead, and Sir Geoffrey wanted Clifford to marry. Sir Geoffrey barely mentioned it: he spoke very little. But his silent, brooding insistence that it should be so was hard for Clifford to bear up against.

    But Emma said No! She was ten years older than Clifford, and she felt his marrying would be a desertion and a betrayal of what the young ones of the family had stood for.

    Clifford married Connie, nevertheless, and had his month’s honeymoon with her. It was the terrible year 1917, and they were intimate as two people who stand together on a sinking ship. He had been virgin when he married: and the sex part did not mean much to him. They were so close, he and she, apart from that. And Connie exulted a little in this intimacy which was beyond sex, and beyond a man’s ‘satisfaction’. Clifford anyhow was not just keen on his ‘satisfaction’, as so many men seemed to be. No, the intimacy was deeper, more personal than that. And sex was merely an accident, or an adjunct, one of the curious obsolete, organic processes which persisted in its own clumsiness, but was not really necessary. Though Connie did want children: if only to fortify her against her sister-in-law Emma.

    But early in 1918 Clifford was shipped home smashed, and there was no child. And Sir Geoffrey died of chagrin.

    Chapter 2

    Connie and Clifford came home to Wragby in the autumn of 1920. Miss Chatterley, still disgusted at her brother’s defection, had departed and was living in a little flat in London.

    Wragby was a long low old house in brown stone, begun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added on to, till it was a warren of a place without much distinction. It stood on an eminence in a rather fine old park of oak trees, but alas, one could see in the near distance the chimney of Tevershall pit, with its clouds of steam and smoke, and on the damp, hazy distance of the hill the raw straggle of Tevershall village, a village which began almost at the park gates, and trailed in utter hopeless ugliness for a long and gruesome mile: houses, rows of wretched, small, begrimed, brick houses, with black slate roofs for lids, sharp angles and wilful, blank dreariness.

    Connie was accustomed to Kensington or the Scotch hills or the Sussex downs: that was her England. With the stoicism of the young she took in the utter, soulless ugliness of the coal-and-iron Midlands at a glance, and left it at what it was: unbelievable and not to be thought about. From the rather dismal rooms at Wragby she heard the rattle-rattle of the screens at the pit, the puff of the winding-engine, the clink-clink of shunting trucks, and the hoarse little whistle of the colliery locomotives. Tevershall pit-bank was burning, had been burning for years, and it would cost thousands to put it out. So it had to burn. And when the wind was that way, which was often, the house was full of the stench of this sulphurous combustion of the earth’s excrement. But even on windless days the air always smelt of something under-earth: sulphur, iron, coal, or acid. And even on the Christmas roses the smuts settled persistently, incredible, like black manna from the skies of doom.

    Well, there it was: fated like the rest of things! It was rather awful, but why kick? You couldn’t kick it away. It just went on. Life, like all the rest! On the low dark ceiling of cloud at night red blotches burned and quavered, dappling and swelling and contracting, like burns that give pain. It was the furnaces. At first they fascinated Connie with a sort of horror; she felt she was living underground. Then she got used to them. And in the morning it rained.

    Clifford professed to like Wragby better than London. This country had a grim will of its own, and the people had guts. Connie wondered what else they had: certainly neither eyes nor minds. The people were as haggard, shapeless, and dreary as the countryside, and as unfriendly. Only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ir deep-mouthed slurring of the dialect, and the thresh-thresh of their hob-nailed pit-boots as they trailed home in gangs on the asphalt from work, that was terrible and a bit mysterious.

    There had been no welcome home for the young squire, no festivities, no deputation, not even a single flower. Only a dank ride in a motor-car up a dark, damp drive, burrowing through gloomy trees, out to the slope of the park where grey damp sheep were feeding, to the knoll where the house spread its dark brown facade, and the housekeeper and her husband were hovering, like unsure tenant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ready to stammer a welcome.

    There was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Wragby Hall and Tevershall village, none. No caps were touched, no curtseys bobbed. The colliers merely stared; the tradesmen lifted their caps to Connie as to an acquaintance, and nodded awkwardly to Clifford; that was all. Gulf impassable, and a quiet sort of resentment on either side. At first Connie suffered from the steady drizzle of resentment that came from the village. Then she hardened herself to it, and it became a sort of tonic, something to live up to. It was not that she and Clifford were unpopular, they merely belonged to another species altogether from the colliers. Gulf impassable, breach indescribable, such as is perhaps nonexistent south of the Trent. But in the Midlands and the industrial North gulf impassable, across which no communication could take place. You stick to your side, I’ll stick to mine! A strange denial of the common pulse of humanity.

    Yet the village sympathized with Clifford and Connie in the abstract. In the flesh it was–You leave me alone!–on either side.

    The rector was a nice man of about sixty, full of his duty, and reduced, personally, almost to a nonentity by the silent–You leave me alone!–of the village. The miners’ wives were nearly all Methodists. The miners were nothing. But even so much official uniform as the clergyman wore was enough to obscure entirely the fact that he was a man like any other man. No, he was Mester Ashby, a sort of automatic preaching and praying concern.

    This stubborn, instinctive–We think ourselves as good as you, if you are Lady Chatterley!–puzzled and baffled Connie at first extremely. The curious, suspicious, false amiability with which the miners’ wives met her overtures; the curiously offensive tinge of–Oh dear me! I am somebody now, with Lady Chatterley talking to me! But she needn’t think I’m not as good as her for all that!–which she always heard twanging in the women’s half-fawning voices, was impossible. There was no getting past it. It was hopelessly and offensively nonconformist.

    Clifford left them alone, and she learnt to do the same: she just went by without looking at them, and they stared as if she were a walking wax figure. When he had to deal with them, Clifford was rather haughty and contemptuous; one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be friendly. In fact he was altogether rather supercilious and contemptuous of anyone not in his own class. He stood his ground, without any attempt at conciliation. And he was neither liked nor disliked by the people: he was just part of things, like the pit-bank and Wragby itself.

    But Clifford was really extremely shy and self-conscious now he was lamed. He hated seeing anyone except just the personal servants. For he had to sit in a wheeled chair or a sort of bath-chair. Nevertheless he was just as carefully dressed as ever, by his expensive tailors, and he wore the careful Bond Street neckties just as before, and from the top he looked just as smart and impressive as ever. He had never been one of the modern ladylike young men: rather bucolic even, with his ruddy face and broad shoulders. But his very quiet, hesitating voice, and his eyes, at the same time bold and frightened, assured and uncertain, revealed his nature. His manner was often offensively supercilious, and then again modest and self-effacing, almost tremulous.

    Connie and he were attach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aloof modern way. He was much too hurt in himself, the great shock of his maiming, to be easy and flippant. He was a hurt thing. And as such Connie stuck to him passionately.

    But she could not help feeling how little connexion he really had with people. The miners were, in a sense, his own men; but he saw them as objects rather than men, parts of the pit rather than parts of life, crude raw phenomena rather than human beings along with him. He was in some way afraid of them, he could not bear to have them look at him now he was lame. And their queer, crude life seemed as unnatural as that of hedgehogs.

    He was remotely interested; but like a man looking down a microscope, or up a telescope. He was not in touch. He was not in actual touch with anybody, save, traditionally, with Wragby, and, through the close bond of family defence, with Emma. Beyond this nothing really touched him. Connie felt that she herself didn’t really, not really touch him; perhaps there was nothing to get at ultimately; just a negation of human contact.

    Yet he was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her, he needed her every moment. Big and strong as he was, he was helpless. He could wheel himself about in a wheeled chair, and he had a sort of bath-chair with a motor attachment, in which he could puff slowly round the park. But alone he was like a lost thing. He needed Connie to be there, to assure him he existed at all.

    Still he was ambitious. He had taken to writing stories; curious, very personal stories about people he had known. Clever, rather spiteful, and yet, in some mysterious way, meaningless. The observation was extraordinary and peculiar. But there was no touch, no actual contact. It was as if the whole thing took place in a vacuum. And since the field of life is largely an artificially-lighted stage today, the stories were curiously true to modern life, to the modern psychology, that is.

    Clifford was almost morbidly sensitive about these stories. He wanted everyone to think them good, of the best, ne plus ultra. They appeared in the most modern magazines, and were praised and blamed as usual. But to Clifford the blame was torture, like knives goading him. It was as if the whole of his being were in his stories.

    Connie helped him as much as she could. At first she was thrilled. He talked everything over with her monotonously, insistently, persistently, and she had to respond with all her might. It was as if her whole soul and body and sex had to rouse up and pass into theme stories of his. This thrilled her and absorbed her.

    Of physical life they lived very little. She had to superintend the house. But the housekeeper had served Sir Geoffrey for many years, and the dried-up, elderly, superlatively correct female you could hardly call her a parlour-maid, or even a woman…who waited at table, had been in the house for forty years. Even the very housemaids were no longer young. It was awful! What could you do with such a place, but leave it alone! All these endless rooms that nobody used, all the Midlands routine, the mechanical cleanliness and the mechanical order! Clifford had insisted on a new cook, an experienced woman who had served him in his rooms in London. For the rest the place seemed run by mechanical anarchy. Everything went on in pretty good order, strict cleanliness, and strict punctuality; even pretty strict honesty. And yet, to Connie, it was a methodical anarchy. No warmth of feeling united it organically. The house seemed as dreary as a disused street.

    What could she do but leave it alone? So she left it alone. Miss Chatterley came sometimes, with her aristocratic thin face, and triumphed, finding nothing altered. She would never forgive Connie for ousting her from her union in consciousness with her brother. It was she, Emma, who should be bringing forth the stories, these books, with him; the Chatterley stories, something new in the world, that they, the Chatterleys, had put there. There was no other standard. There was no organic connexion with the thought and expression that had gone before. Only something new in the world: the Chatterley books, entirely personal.

    Connie’s father, where he paid a flying visit to Wragby, and in private to his daughter: As for Clifford’s writing, it’s smart, but there’s nothing in it. It won’t last! Connie looked at the burly Scottish knight who had done himself well all his life, and her eyes, her big, still-wondering blue eyes became vague. Nothing in it! What did he mean by nothing in it? If the critics praised it, and Clifford’s name was almost famous, and it even brought in money…what did her father mean by saying there was nothing in Clifford’s writing? What else could there be?

    For Connie had adopted the standard of the young: what there was in the moment was everything. And moments followed one another without necessarily belonging to one another.

    It was in her second winter at Wragby her father said to her: ‘I hope, Connie, you won’t let circumstances force you into being a demi-vierge.’

    ‘A demi-vierge!’ replied Connie vaguely. ‘Why? Why not?’

    ‘Unless you like it, of course!’ said her father hastily. To Clifford he said the same, when the two men were alone: ‘I’m afraid it doesn’t quite suit Connie to be a demi-vierge.’

    ‘A half-virgin!’ replied Clifford, translating the phrase to be sure of it.

    He thought for a moment, then flushed very red. He was angry and offended.

    ‘In what way doesn’t it suit her?’ he asked stiffly.

    ‘She’s getting thin…angular. It’s not her style. She’s not the pilchard sort of little slip of a girl, she’s a bonny Scotch trout.’

    ‘Without the spots, of course!’ said Clifford.

    He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later to Connie about the demi-vierge business…the half-virgin state of her affairs. But he could not bring himself to do it. He was at once too intimate with her and not intimate enough. He was so very much at one with her, in his mind and hers, but bodily they were non-existent to one another, and neither could bear to drag in the corpus delicti. They were so intimate, and utterly out of touch.

    Connie guessed, however, that her father had said something, and that something was in Clifford’s mind. She knew that he didn’t mind whether she were demi-vierge or demi-monde, so long as he didn’t absolutely know, and wasn’t made to see. What the eye doesn’t see and the mind doesn’t know, doesn’t exist.

    Connie and Clifford had now been nearly two years at Wragby, living their vague life of absorption in Clifford and his work. Their interests had never ceased to flow together over his work. They talked and wrestled in the throes of composition, and felt as if something were happening, really happening, really in the void.

    And thus far it was a life: in the void. For the rest it was non-existence. Wragby was there, the servants…but spectral, not really existing. Connie went for walks in the park, and in the woods that joined the park, and enjoyed the solitude and the mystery, kicking the brown leaves of autumn, and picking the primroses of spring. But it was all a dream; or rather it was like the simulacrum of reality. The oak-leaves were to her like oak-leaves seen ruffling in a mirror, she herself was a figure somebody had read about, picking primroses that were only shadows or memories, or words. No substance to her or anything…no touch, no contact! Only this life with Clifford, this endless spinning of webs of yarn, of the minutiae of consciousness, these stories Sir Malcolm said there was nothing in, and they wouldn’t last. Why should there be anything in them, why should they last? Sufficient unto the day is the evil thereof. Sufficient unto the moment is the appearance of reality.

    Clifford had quite a number of friends, acquaintances really, and he invited them to Wragby. He invited all sorts of people, critics and writers, people who would help to praise his books. And they were flattered at being asked to Wragby, and they praised. Connie understood it all perfectly. But why not? This was one of the fleeting patterns in the mirror. What was wrong with it?

    She was hostess to these people…mostly men. She was hostess also to Clifford’s occasional aristocratic relations. Being a soft, ruddy, country-looking girl, inclined to freckles, with big blue eyes, and curling, brown hair, and a soft voice, and rather strong, female loins she was considered a little old-fashioned and ‘womanly’. She was not a ‘little pilchard sort of fish’, like a boy, with a boy’s flat breast and little buttocks. She was too feminine to be quite smart.

    So the men, especially those no longer young, were very nice to her indeed. But, knowing what torture poor Clifford would feel at the slightest sign of flirting on her part, she gave them no encouragement at all. She was quiet and vague, she had no contact with them and intended to have none. Clifford was extraordinarily proud of himself.

    His relatives treated her quite kindly. She knew that the kindliness indicated a lack of fear, and that these people had no respect for you unless you could frighten them a little. But again she had no contact. She let them be kindly and disdainful, she let them feel they had no need to draw their steel in readiness. She had no real connexion with them.

    Time went on. Whatever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because she was so beautifully out of contact. She and Clifford lived in their ideas and his books. She entertained…there were always people in the house. Time went on as the clock does, half past eight instead of half past seven.

    Chapter 3

    Connie was aware, however, of a growing restlessness. Out of her disconnexion, a restlessness was taking possession of her like madness. It twitched her limbs when she didn’t want to twitch them, it jerked her spine when she didn’t want to jerk upright but preferred to rest comfortably. It thrilled inside her body, in her womb, somewhere, till she felt she must jump into water and swim to get away from it; a mad restlessness. It made her heart beat violently for no reason. And she was getting thinner.

    It was just restlessness. She would rush off across the park, abandon Clifford, and lie prone in the bracken. To get away from the house…she must get away from the house and everybody. The work was her one refuge, her sanctuary.

    But it was not really a refuge, a sanctuary, because she had no connexion with it. It was only a place where she could get away from the rest. She never really touched the spirit of the wood itself…if it had any such nonsensical thing.

    Vaguely she knew herself that she was going to pieces in some way. Vaguely she knew she was out of connexion: she had lost touch with the substantial and vital world. Only Clifford and his books, which did not exist…which had nothing in them! Void to void. Vaguely she knew. But it was like beating her head against a stone.

    Her father warned her again: ‘Why don’t you get yourself a beau, Connie? Do you all the good in the world.’

    That winter Michaelis came for a few days. He was a young Irishman who had already made a large fortune by his plays in America. He had been taken up quite enthusiastically for a time by smart society in London, for he wrote smart society plays. Then gradually smart society realized that it had been made ridiculous at the hands of a down-at-heel Dublin street-rat, and revulsion came. Michaelis was the last word in what was caddish and bounderish. He was discovered to be anti-English, and to the class that made this discovery this was worse than the dirtiest crime. He was cut dead, and his corpse thrown into the refuse can.

    Nevertheless Michaelis had his apartment in Mayfair, and walked down Bond Street the image of a gentleman, for you cannot get even the best tailors to cut their low-down customers, when the customers pay.

    Clifford was inviting the young man of thirty at an inauspicious moment in that young man’s career. Yet Clifford did not hesitate. Michaelis had the ear of a few million people, probably; and, being a hopeless outsider, he would no doubt be grateful to be asked down to Wragby at this juncture, when the rest of the smart world was cutting him. Being grateful, he would no doubt do Clifford ‘good’ over there in America. Kudos! A man gets a lot of kudos, whatever that may be, by being talked about in the right way, especially ‘over there’. Clifford was a coming man; and it was remarkable what a sound publicity instinct he had. In the end Michaelis did him most nobly in a play, and Clifford was a sort of popular hero. Till the reaction, when he found he had been made ridiculous.

    Connie wondered a little over Clifford’s blind, imperious instinct to become known: known, that is, to the vast amorphous world he did not himself know, and of which he was uneasily afraid; known as a writer, as a first-class modern writer. Connie was aware from successful, old, hearty, bluffing Sir Malcolm, that artists did advertise themselves, and exert themselves to put their goods over. But her father used channels ready-made, used by all the other R. A.s who sold their pictures. Whereas Clifford discovered new channels of publicity, all kinds. He had all kinds of people at Wragby, without exactly lowering himself. But, determined to build himself a monument of a reputation quickly, he used any handy rubble in the making.

    Michaelis arrived duly, in a very neat car, with a chauffeur and a manservant. He was absolutely Bond Street! But at sight of him something in Clifford’s county soul recoiled. He wasn’t exactly… not exactly…in fact, he wasn’t at all, well, what his appearance intended to imply. To Clifford this was final and enough. Yet he was very polite to the man; to the amazing success in him. The bitch-goddess, as she is called, of Success, roamed, snarling and protective, round the half-humble, half-defiant Michaelis’ heels, and intimidated Clifford completely: for he wanted to prostitute himself to the bitch-goddess, Success also, if only she would have him.

    Michaelis obviously wasn’t an Englishman, in spite of all the tailors, hatters, barbers, booters of the very best quarter of London. No, no, he obviously wasn’t an Englishman: the wrong sort of flattish, pale face and bearing; and the wrong sort of grievance. He had a grudge and a grievance: that was obvious to any true-born English gentleman, who would scorn to let such a thing appear blatant in his own demeanour. Poor Michaelis had been much kicked, so that he had a slightly tail-between-the-legs look even now. He had pushed his way by sheer instinct and sheerer effrontery on to the stage and to the front of it, with his plays. He had caught the public. And he had thought the kicking days were over. Alas, they weren’t… They never would be. For he, in a sense, asked to be kicked. He pined to be where he didn’t belong…among the English upper classes. And how they enjoyed the various kicks they got at him! And how he hated them!

    Nevertheless he travelled with his manservant and his very neat car, this Dublin mongrel.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him that Connie liked. He didn’t put on airs to himself, he had no illusions about himself. He talked to Clifford sensibly, briefly, practically, about all the things Clifford wanted to know. He didn’t expand or let himself go. He knew he had been asked down to Wragby to be made use of, and like an old, shrewd, almost indifferent business man, or big-business man, he let himself be asked questions, and he answered with as little waste of feeling as possible.

    ‘Money!’ he said. ‘Money is a sort of instinct. It’s a sort of property of nature in a man to make money. It’s nothing you do. It’s no trick you play. It’s a sort of permanent accident of your own nature; once you start, you make money, and you go on; up to a point, I suppose.’

    ‘But you’ve got to begin,’ said Clifford.

    ‘Oh, quite! You’ve got to get in. You can do nothing if you are kept outside. You’ve got to beat your way in. Once you’ve done that, you can’t help it.’

    ‘But could you have made money except by plays?’ asked Clifford.

    ‘Oh, probably not! I may be a good writer or I may be a bad one, but a writer and a writer of plays is what I am, and I’ve got to be. There’s no question of that.’

    ‘And you think it’s a writer of popular plays that you’ve got to be?’ asked Connie.

    ‘There, exactly!’ he said, turning to her in a sudden flash. ‘There’s nothing in it! There’s nothing in popularity. There’s nothing in the public, if it comes to that. There’s nothing really in my plays to make them popular. It’s not that. They just are like the weather…the sort that will have to be…for the time being.’

    He turned his slow, rather full eyes, that had been drowned in such fathomless disillusion, on Connie, and she trembled a little. He seemed so old…endlessly old, built up of layers of disillusion, going down in him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like geological strata;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forlorn like a child. An outcast, in a certain sense; but with the desperate bravery of his rat-like existence.

    ‘At least it’s wonderful what you’ve done at your time of life,’ said Clifford contemplatively.

    ‘I’m thirty…yes, I’m thirty!’ said Michaelis, sharply and suddenly, with a curious laugh; hollow, triumphant, and bitter.

    ‘And are you alone?’ asked Connie.

    ‘How do you mean? Do I live alone? I’ve got my servant. He’s a Greek, so he says, and quite incompetent. But I keep him. And I’m going to marry. Oh, yes, I must marry.’

    ‘It sounds like going to have your tonsils cut,’ laughed Connie. ‘Will it be an effort?’

    He looked at her admiringly. ‘Well, Lady Chatterley, somehow it will! I find… excuse me… I find I can’t marry an Englishwoman, not even an Irishwoman…’

    ‘Try an American,’ said Clifford.

    ‘Oh, American!’ He laughed a hollow laugh. ‘No, I’ve asked my man if he will find me a Turk or something…something nearer to the Oriental.’

    Connie really wondered at this queer, melancholy specimen of extraordinary success; it was said he had an income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from America alone. Sometimes he was handsome: sometimes as he looked sideways, downwards, and the light fell on him, he had the silent, enduring beauty of a carved ivory Negro mask, with his rather full eyes, and the strong queerly-arched brows, the immobile, compressed mouth; that momentary but revealed immobility, an immobility, a timelessness which the Buddha aims at, and which Negroes express sometimes without ever aiming at it; something old, old, and acquiescent in the race! Aeons of acquiescence in race destiny, instead of our individual resistance. And then a swimming through, like rats in a dark river. Connie felt a sudden, strange leap of sympathy for him, a leap mingled with compassion, and tinged with repulsion, amounting almost to love. The outsider! The outsider! And they called him a bounder! How much more bounderish and assertive Clifford looked! How much stupider!

    Michaelis knew at once he had made an impression on her. He turned his full, hazel, slightly prominent eyes on her in a look of pure detachment. He was estimating her, and the extent of the impression he had made. With the English nothing could save him from being the eternal outsider, not even love. Yet women sometimes fell for him…Englishwomen too.

    He knew just where he was with Clifford. They were two alien dogs which would have liked to snarl at one another, but which smiled instead, perforce. But with the woman he was not quite so sure.

    Breakfast was served in the bedrooms; Clifford never appeared before lunch, and the dining-room was a little dreary. After coffee Michaelis, restless and ill-sitting soul, wondered what he should do. It was a fine November day … fine for Wragby. He looked over the melancholy park. My God! What a place!

    He sent a servant to ask, could he be of any service to Lady Chatterley: he thought of driving into Sheffield. The answer came, would he care to go up to Lady Chatterley’s sitting-room.

    Connie had a sitting-room on the third floor, the top floor of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house. Clifford’s rooms we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course. Michaelis was flattered by being asked up to Lady Chatterley’s own parlour. He followed blindly after the servant…he never noticed things, or had contact with his surroundings. In her room he did glance vaguely round at the fine German reproductions of Renoir and Cezanne.

    ‘It’s very pleasant up here,’ he said, with his queer smile, as if it hurt him to smile, showing his teeth. ‘You are wise to get up to the top.’

    ‘Yes, I think so,’ she said.

    Her room was the only gay, modern one in the house, the only spot in Wragby where her personality was at all revealed. Clifford had never seen it, and she asked very few people up.

    Now she and Michaelis sit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ire and talked. She asked him about himself, his mother and father, his brothers…other people were always something of a wonder to her, and when her sympathy was awakened she was quite devoid of class feeling. Michaelis talked frankly about himself, quite frankly, without affectation, simply revealing his bitter, indifferent, stray-dog’s soul, then showing a gleam of revengeful pride in his success.

    ‘But why are you such a lonely bird?’ Connie asked him; and again he looked at her, with his full, searching, hazel look.

    ‘Some birds are that way,’ he replied. Then, with a touch of familiar irony: ‘but, look here, what about yourself? Aren’t you by way of being a lonely bird yourself?’ Connie, a little startled, thought about it for a few moments, and then she said: ‘Only in a way! Not altogether, like you!’

    ‘Am I altogether a lonely bird?’ he asked, with his queer grin of a smile, as if he had toothache; it was so wry, and his eyes were so perfectly unchangingly melancholy, or stoical, or disillusioned or afraid.

    ‘Why?’ she said, a little breathless, as she looked at him. ‘You are, aren’t you?’

    She felt a terrible appeal coming to her from him, that made her almost lose her balance.

    ‘Oh, you’re quite right!’ he said, turning his head away, and looking sideways, downwards, with that strange immobility of an old race that is hardly here in our present day. It was that that really made Connie lose her power to see him detached from herself.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the full glance that saw everything, registered everyt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ant crying in the night was crying out of his breast to her, in a way that affected her very womb.

    ‘It’s awfully nice of you to think of me,’ he said laconically.

    ‘Why shouldn’t I think of you?’ she exclaimed, with hardly breath to utter it.

    He gave the wry, quick hiss of a laugh.

    ‘Oh, in that way!…May I hold your hand for a minute?’ he asked suddenly, fixing his eyes on her with almost hypnotic power, and sending out an appeal that affected her direct in the womb.

    She stared at him, dazed and transfixed, and he went over and kneeled beside her, and took her two feet close in his two hands, and buried his face in her lap, remaining motionless. She was perfectly dim and dazed, looking down in a sort of amazement at the rather tender nape of his neck, feeling his face pressing her thighs. In all her burning dismay, she could not help putting her hand, with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on the defenceless nape of his neck, and he trembled, with a deep shudder.

    Then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that awful appeal in his full, glowing eyes. She was utterly incapable of resisting it. From her breast flowed the answering, immense yearning over him; she must give him anything, anything.

    He was a curious and very gentle lover, very gentle with the woman, trembling uncontrollably,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detached, aware, aware of every sound outside.

    To her it meant nothing except that she gave herself to him. And at length he ceased to quiver any more, and lay quite still, quite still. Then, with dim, compassionate fingers, she stroked his head, that lay on her breast.

    When he rose, he kissed both her hands, then both her feet, in their suede slippers, and in silence went away to the end of the room, where he stood with his back to her. There was silence for some minutes. Then he turned and came to her again as she sat in her old place by the fire.

    ‘And now, I suppose you’ll hate me!’ he said in a quiet, inevitable way. She looked up at him quickly.

    ‘Why should I?’ she asked.

    ‘They mostly do,’ he said; then he caught himself up. ‘I mean…a woman is supposed to.’

    ‘This is the last moment when I ought to hate you,’ she said resentfully.

    ‘I know! I know! It should be so! You’re frightfully good to me…’ he cried miserably.

    She wondered why he should be miserable. ‘Won’t you sit down again?’ she said. He glanced at the door.

    ‘Sir Clifford!’ he said, ‘won’t he…won’t he be…?’ She paused a moment to consider. ‘Perhaps!’ she said. And she looked up at him. ‘I don’t want Clifford to know not even to suspect. It would hurt him so much. But I don’t think it’s wrong, do you?’

    ‘Wrong! Good God, no! You’re only too infinitely good to me…I can hardly bear it.’

    He turned aside, and she saw that in another moment he would be sobbing.

    ‘But we needn’t let Clifford know, need we?’ she pleaded. ‘It would hurt him so. And if he never knows, never suspects, it hurts nobody.’

    ‘Me!’ he said, almost fiercely; ‘he’ll know nothing from me! You see if he does. Me give myself away! Ha! Ha!’ he laughed hollowly, cynically, at such an idea. She watched him in wonder. He said to her: ‘May I kiss your hand and go? I’ll run into Sheffield I think, and lunch there, if I may, and be back to tea. May I do anything for you? May I be sure you don’t hate me?–and that you won’t?’–he ended with a desperate note of cynicism.

    ‘No, I don’t hate you,’ she said. ‘I think you’re nice.’

    ‘Ah!’ he said to her fiercely, ‘I’d rather you said that to me than said you love me! It means such a lot more…Till afternoon then. I’ve plenty to think about till then.’ He kissed her hands humbly and was gone.

    ‘I don’t think I can stand that young man,’ said Clifford at lunch.

    ‘Why?’ asked Connie.

    ‘He’s such a bounder underneath his veneer…just waiting to bounce us.’

    ‘I think people have been so unkind to him,’ said Connie.

    ‘Do you wonder? And do you think he employs his shining hours doing deeds of kindness?’

    ‘I think he has a certain sort of generosity.’

    ‘Towards whom?’

    ‘I don’t quite know.’

    ‘Naturally you don’t. I’m afraid you mistake unscrupulousness for generosity.’

    Connie paused. Did she? It was just possible. Yet the unscrupulousness of Michaelis had a certain fascination for her. He went whole lengths where Clifford only crept a few timid paces. In his way he had conquered the world, which was what Clifford wanted to do. Ways and means…? Were those of Michaelis more despicable than those of Clifford? Was the way the poor outsider had shoved and bounced himself forward in person, and by the back doors, any worse than Clifford’s way of advertising himself into prominence? The bitch-goddess, Success, was trailed by thousands of gasping dogs with lolling tongues. The one that got her first was the real dog among dogs, if you go by success! So Michaelis could keep his tail up.

    The queer thing was, he didn’t. He came back towards tea-time with a large handful of violets and lilies, and the same hang-dog expression. Connie wondered sometimes if it were a sort of mask to disarm opposition, because it was almost too fixed. Was he really such a sad dog?

    His sad-dog sort of extinguished self persisted all the evening, though through it Clifford felt the inner effrontery. Connie didn’t feel it, perhaps because it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women; only against men, and their presumptions and assumptions. That indestructible, inward effrontery in the meagre fellow was what made men so down on Michaelis. His very presence was an affront to a man of society, cloak it as he might in an assumed good manner.

    Connie was in love with him, but she managed to sit with her embroidery and let the men talk, and not give herself away. As for Michaelis, he was perfect; exactly the same melancholic, attentive, aloof young fellow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millions of degrees remote from his hosts, but laconically playing up to them to the required amount, and never coming forth to them for a moment. Connie felt he must have forgotten the morning. He had not forgotten. But he knew where he was…in the same old place outside, where the born outsiders are. He didn’t take the love-making altogether personally. He knew it would not change him from an ownerless dog, whom everybody begrudges its golden collar, into a comfortable society dog.

    The final fact being that at the very bottom of his soul he was an outsider, and anti-social, and he accepted the fact inwardly, no matter how Bond-Streety he was on the outside. His isolation was a necessity to him; just as the appearance of conformity and mixing-in with the smart people was also a necessity.

    But occasional love, as a comfort and soothing, was also a good thing, and he was not ungrateful. On the contrary, he was burningly, poignantly grateful for a piece of natural, spontaneous kindness: almost to tears. Beneath his pale, immobile, disillusioned face, his child’s soul was sobbing with gratitude to the woman, and burning to come to her again; just as his outcast soul was knowing he would keep really clear of her.

    He found an opportunity to say to her, as they were lighting the candles in the hall:

    ‘May I come?’

    ‘I’ll come to you,’ she said.

    ‘Oh, good!’

    He waited for her a long time…but she came.

    He was the trembling excited sort of lover, whose crisis soon came, and was finished. There was something curiously childlike and defenceless about his naked body: as children are naked. His defences were all in his wits and cunning, his very instincts of cunning, and when these were in abeyance he seemed doubly naked and like a child, of unfinished, tender flesh, and somehow struggling helplessly.

    He roused in the woman a wild sort of compassion and yearning, and a wild, craving physical desire. The physical desire he did not satisfy in her; he was always come and finished so quickly, then shrinking down on her breast, and recovering somewhat his effrontery while she lay dazed, disappointed, lost.

    But then she soon learnt to hold him, to keep him there inside her when his crisis was over. And there he was generous and curiously potent; he stayed firm inside her, giving to her, while she was active…wildly, passionately active, coming to her own crisis. And as he felt the frenzy of her achieving her own orgasmic satisfaction from his hard, erect passivity, he had a curious sense of pride and satisfaction.

    ‘Ah, how good!’ she whispered tremulously, and she became quite still, clinging to him. And he lay there in his own isolation, but somehow proud.

    He stayed that time only the three days, and to Clifford was exactly the same as on the first evening; to Connie also. There was no breaking down his external man.

    He wrote to Connie with the same plaintive melancholy note as ever, sometimes witty, and touched with a queer, sexless affection. A kind of hopeless affection he seemed to feel for her, and the essential remoteness remained the same. He was hopeless at the very core of him, and he wanted to be hopeless. He rather hated hope. ‘Une immense esprance a travers la terre’, he read somewhere, and his comment was:’–and it’s darned-well drowned everything worth having.’

    Connie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him, but, in her way, she loved him. And all the time she felt the reflection of his hopelessness in her. She couldn’t quite, quite love in hopelessness. And he, being hopeless, couldn’t ever quite love at all.

    So they went on for quite a time, writing, and meeting occasionally in London. She still wanted the physical, sexual thrill she could get with him by her own activity, his little orgasm being over. And he still wanted to give it her. Which was enough to keep them connected.

    And enough to give her a subtle sort of self-assurance, something blind and a little arrogant. It was an almost mechanical confidence in her own powers, and went with a great cheerfulness.

    She was terrifically cheerful at Wragby. And she used all her aroused cheerfulness and satisfaction to stimulate Clifford, so that he wrote his best at this time, and was almost happy in his strange blind way. He really reaped the fruits of the sensual satisfaction she got out of Michaelis’ male passivity erect inside her. But of course he never knew it, and if he had, he wouldn’t have said thank you!

    Yet when those days of her grand joyful cheerfulness and stimulus were gone, quite gone, and she was depressed and irritable, how Clifford longed for them again! Perhaps if he’d known he might even have wished to get her and Michaelis together again.

    Chapter 4

    Connie always had a foreboding of the hopelessness of her affair with Mick, as people called him. Yet other men seemed to mean nothing to her. She was attached to Clifford. He wanted a good deal of her life and she gave it to him. But she wanted a good deal from the life of a man, and this Clifford did not give her; could not. There were occasional spasms of Michaelis. But, as she knew by foreboding, that would come to an end. Mick couldn’t keep anything up. It was part of his very being that he must break off any connexion, and be loose, isolated, absolutely lone dog again. It was his major necessity, even though he always said: She turned me down!

    The world is supposed to be full of possibilities, but they narrow down to pretty few in most personal experience. There’s lots of good fish in the sea…maybe…but the vast masses seem to be mackerel or herring, and if you’re not mackerel or herring yourself you are likely to find very few good fish in the sea.

    Clifford was making strides into fame, and even money. People came to see him. Connie nearly always had somebody at Wragby. But if they weren’t mackerel they were herring, with an occasional cat-fish, or conger-eel.

    There were a few regular men, constants; men who had been at Cambridge with Clifford. There was Tommy Dukes, who had remained in the army, and was a Brigadier-General. ‘The army leaves me time to think, and saves me from having to face the battle of life,’ he said.

    There was Charles May, an Irishman, who wrote scientifically about stars. There was Hammond, another writer. All were about the same age as Clifford;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of the day. They all believed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What you did apart from that was your private affair, and didn’t much matter. No one thinks of inquiring of another person at what hour he retires to the privy. It isn’t interesting to anyone but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so with most of the matters of ordinary life…how you make your money, or whether you love your wife, or if you have ‘affairs’. All these matters concern only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like going to the privy, have no interest for anyone else.

    ‘The whole point about the sexual problem,’ said Hammond, who was a tall thin fellow with a wife and two children, but much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 typewriter, ‘is that there is no point to it. Strictly there is no problem. We don’t want to follow a man into the w.c., so why should we want to follow him into bed with a woman? And therein lies the problem. If we took no more notice of the one thing than the other, there’d be no problem. It’s all utterly senseless and pointless; a matter of misplaced curiosity.’

    ‘Quite, Hammond, quite! But if someone starts making love to Julia, you begin to simmer; and if he goes on, you are soon at boiling point.’…Julia was Hammond’s wife.

    ‘Why, exactly! So I should be if he began to urinate in a corner of my drawing-room. There’s a place for all these things.’

    ‘You mean you wouldn’t mind if he made love to Julia in some discreet alcove?’

    Charlie May was slightly satirical, for he had flirted a very little with Julia, and Hammond had cut up very roughly.

    ‘Of course I should mind. Sex is a private thing between me and Julia; and of course I should mind anyone else trying to mix in.’

    ‘As a matter of fact,’ said the lean and freckled Tommy Dukes, who looked much more Irish than May, who was pale and rather fat: ‘As a matter of fact, Hammond, you have a strong property instinct, and a strong will to self-assertion, and you want success. Since I’ve been in the army definitely, I’ve got out of the way of the world, and now I see how inordinately strong the craving for self-assertion and success is in men. It is enormously overdeveloped. All our individuality has run that way. And of course men like you think you’ll get through better with a woman’s backing. That’s why you’re so jealous. That’s what sex is to you…a vital little dynamo between you and Julia, to bring success. If you began to be unsuccessful you’d begin to flirt, like Charlie, who isn’t successful. Married people like you and Julia have labels on you, like travellers’ trunks. Julia is labelled Mrs Arnold B. Hammond–just like a trunk on the railway that belongs to somebody. And you are labelled Arnold B. Hammond, c/o Mrs Arnold B. Hammond. Oh, you’re quite right, you’re quite right! The life of the mind needs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decent cooking. You’re quite right. It even needs posterity. But it all hinges on the instinct for success. That is the pivot on which all things turn.’

    Hammond looked rather piqued. He was rather proud of the integrity of his mind, and of his not being a time-server. None the less, he did want success.

    ‘It’s quite true, you can’t live without cash,’ said May. ‘You’ve got to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it to be able to live and get along…even to be free to think you must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or your stomach stops you. But it seems to me you might leave the labels off sex. We’re free to talk to anybody; so why shouldn’t we be free to make love to any woman who inclines us that way?’

    ‘There speaks the lascivious Celt,’ said Clifford.

    ‘Lascivious! well, why not–? I can’t see I do a woman any more harm by sleeping with her than by dancing with her…or even talking to her about the weather. It’s just an interchange of sensations instead of ideas, so why not?’

    ‘Be as promiscuous as the rabbits!’ said Hammond.

    ‘Why not? What’s wrong with rabbits? Are they any worse than a neurotic, revolutionary humanity, full of nervous hate?’

    ‘But we’re not rabbits, even so,’ said Hammond.

    ‘Precisely! I have my mind: I have certain calculations to make in certain astronomical matters that concern me almost more than life or death. Sometimes indigestion interferes with me. Hunger would interfere with me disastrously. In the same way starved sex interferes with me. What then?’

    ‘I should have thought sexual indigestion from surfeit would have interfered with you more seriously,’ said Hammond satirically.

    ‘Not it! I don’t over-eat myself and I don’t over-fuck myself. One has a choice about eating too much. But you would absolutely starve me.’

    ‘Not at all! You can marry.’

    ‘How do you know I can? It may not suit the process of my mind. Marriage might…and would…stultify my mental processes. I’m not properly pivoted that way…and so must I be chained in a kennel like a monk? All rot and funk, my boy. I must live and do my calculations. I need women sometimes. I refuse to make a mountain of it, and I refuse anybody’s moral condemnation or prohibition. I’d be ashamed to see a woman walking around with my name-label on her, address and railway station, like a wardrobe trunk.’

    These two men had not forgiven each other about the Julia flirtation.

    ‘It’s an amusing idea, Charlie,’ said Dukes, ‘that sex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talk, where you act the words instead of saying them. I suppose it’s quite true. I suppose we might exchange as many sensations and emotions with women as we do ideas about the weather, and so on. Sex might be a sort of normal physical conversation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You don’t talk to a woman unless you have ideas in common: that is you don’t talk with any interest. And in the same way, unless you had some emotion or sympathy in common with a woman you wouldn’t sleep with her. But if you had…’

    ‘If you have the proper sort of emotion or sympathy with a woman, you ought to sleep with her,’ said May. ‘It’s the only decent thing, to go to bed with her. Just as, when you are interested talking to someone, the only decent thing is to have the talk out. You don’t prudishly put your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and bite it. You just say out your say. And the same the other way.’

    ‘No,’ said Hammond. ‘It’s wrong. You, for example, May, you squander half your force with women. You’ll never really do what you should do, with a fine mind such as yours. Too much of it goes the other way.’

    ‘Maybe it does…and too little of you goes that way, Hammond, my boy, married or not. You can keep the purity and integrity of your mind, but it’s going damned dry. Your pure mind is going as dry as fiddlesticks, from what I see of it. You’re simply talking it down.’

    Tommy Dukes burst into a laugh.

    ‘Go it, you two minds!’ he said. ‘Look at me…I don’t do any high and pure mental work, nothing but jot down a few ideas. And yet I neither marry nor run after women. I think Charlie’s quite right; if he wants to run after the women, he’s quite free not to run too often. But I wouldn’t prohibit him from running. As for Hammond, he’s got a property instinct, so naturally the straight road and the narrow gate are right for him. You’ll see he’ll be an English Man of Letters before he’s done. A.B.C. from top to toe. Then there’s me. I’m nothing. Just a squib. And what about you, Clifford? Do you think sex is a dynamo to help a man on to success in the world?’

    Clifford rarely talked much at these times. He never held forth; his ideas were really not vital enough for it, he was too confused and emotional. Now he blushed and looked uncomfortable.

    ‘Well!’ he said, ‘being myself hors de combat, I don’t see I’ve anything to say on the matter.’

    ‘Not at all,’ said Dukes; ‘the top of you’s by no means hors de combat. You’ve got the life of the mind sound and intact. So let us hear your ideas.’

    ‘Well,’ stammered Clifford, ‘even then I don’t suppose I have much idea…I suppose marry-and-have-done-with-it would pretty well stand for what I think. Though of course between a man and woman who care for one another, it is a great thing.’

    ‘What sort of great thing?’ said Tommy.

    ‘Oh…it perfects the intimacy,’ said Clifford, uneasy as a woman in such talk.

    ‘Well, Charlie and I believe that sex is a sort of communication like speech. Let any woman start a sex conversation with me, and it’s natural for me to go to bed with her to finish it, all in due season. Unfortunately no woman makes any particular start with me, so I go to bed by myself; and am none the worse for it…I hope so, anyway, for how should I know? Anyhow I’ve no starry calculations to be interfered with, and no immortal works to write. I’m merely a fellow skulking in the army…’

    Silence fell. The four men smoked. And Connie sat there and put another stitch in her sewing…Yes, she sat there! She had to sit mum. She had to be quiet as a mouse,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immensely important speculations of these highly-mental gentlemen. But she had to be there. They didn’t get on so well without her; their ideas didn’t flow so freely. Clifford was much more hedgy and nervous, he got cold feet much quicker in Connie’s absence, and the talk didn’t run. Tommy Dukes came off best; he was a little inspired by her presence. Hammond she didn’t really like; he seemed so selfish in a mental way. And Charles May, though she liked something about him, seemed a little distasteful and messy, in spite of his stars.

    How many evenings had Connie sat and listened to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four men! these, and one or two others. That they never seemed to get anywhere didn’t trouble her deeply. She liked to hear what they had to say, especially when Tommy was there. It was fun. Instead of men kissing you, and touching you with their bodies, they revealed their minds to you. It was great fun! But what cold minds!

    And also it was a little irritating. She had more respect for Michaelis, on whose name they all poured such withering contempt, as a little mongrel arriviste, and uneducated bounder of the worst sort. Mongrel and bounder or not, he jumped to his own conclusions. He didn’t merely walk round them with millions of words, in the parade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Connie quite liked the life of the mind, and got a great thrill out of it. But she did think it overdid itself a little. She loved being there, amidst the tobacco smoke of those famous evenings of the cronies, as she called them privately to herself. She was infinitely amused, and proud too, that even their talking they could not do, without her silent presence. She had an immense respect for thought…and these men, at least, tried to think honestly. But somehow there was a cat, and it wouldn’t jump. They all alike talked at something, though what it was, for the life of her she couldn’t say. It was something that Mick didn’t clear, either.

    But then Mick wasn’t trying to do anything, but just get through his life, and put as much across other people as they tried to put across him. He was really anti-social, which was what Clifford and his cronies had against him. Clifford and his cronies were not anti-social; they were more or less bent on saving mankind, or on instructing it, to say the least.

    There was a gorgeous talk on Sunday evening, when the conversation drifted again to love.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kindred something-or-other’–

    said Tommy Dukes. ‘I’d like to know what the tie is…The tie that binds us just now is mental friction on one another. And, apart from that, there’s damned little tie between us. We bust apart, and say spiteful things about one another, like all the other damned intellectuals in the world. Damned everybodies, as far as that goes, for they all do it. Else we bust apart, and cover up the spiteful things we feel against one another by saying false sugaries. It’s a curious thing that the mental life seems to flourish with its roots in spite, ineffable and fathomless spite. Always has been so! Look at Socrates, in Plato, and his bunch round him! The sheer spite of it all, just sheer joy in pulling somebody else to bits…Protagoras, or whoever it was! And Alcibiades, and all the other little disciple dogs joining in the fray! I must say it makes one prefer Buddha, quietly sitting under a bo-tree, or Jesus, telling his disciples little Sunday stories, peacefully, and without any mental fireworks. No,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mental life, radically. It’s rooted in spite and envy, envy and spite. Ye shall know the tree by its fruit.’

    ‘I don’t think we’re altogether so spiteful,’ protested Clifford.

    ‘My dear Clifford, think of the way we talk each other over, all of us. I’m rather worse than anybody else, myself. Because I infinitely prefer the spontaneous spite to the concocted sugaries; now they are poison; when I begin saying what a fine fellow Clifford is, etc., etc., then poor Clifford is to be pitied. For God’s sake, all of you, say spiteful things about me, then I shall know I mean something to you. Don’t say sugaries, or I’m done.’

    ‘Oh, but I do think we honestly like one another,’ said Hammond.

    ‘I tell you we must…we say such spiteful things to one another, about one another, behind our backs! I’m the worst.’

    ‘And I do think you confuse the mental life with the critical activity. I agree with you, Socrates gave the critical activity a grand start, but he did more than that,’ said Charlie May, rather magisterially. The cronies had such a curious pomposity under their assumed modesty. It was all so ex cathedra, and it all pretended to be so humble.

    Dukes refused to be drawn about Socrates.

    ‘That’s quite true, criticism and knowledge are not the same thing,’ said Hammond.

    ‘They aren’t, of course,’ chimed in Berry, a brown, shy young man, who had called to see Dukes, and was staying the night.

    They all looked at him as if the ass had spoken.

    ‘I wasn’t talking about knowledge…I was talking about the mental life,’ laughed Dukes. ‘Real knowledge comes out of the whole corpus of the consciousness; out of your belly and your penis as much as out of your brain and mind. The mind can only analyse and rationalize. Set the mind and the reason to cock it over the rest, and all they can do is to criticize, and make a deadness. I say all they can do. It is vastly important. My God, the world needs criticizing today…criticizing to death. Therefore let’s live the mental life, and glory in our spite, and strip the rotten old show. But, mind you, it’s like this: while you live your life, you are in some way an Organic whole with all life. But once you start the mental life you pluck the apple. You’ve severed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 apple and the tree: the organic connexion. And if you’ve got nothing in your life but the mental life, then you yourself are a plucked apple…you’ve fallen off the tree. And then it is a logical necessity to be spiteful, just as it’s a natural necessity for a plucked apple to go bad.’

    Clifford made big eyes: it was all stuff to him. Connie secretly laughed to herself.

    ‘Well then we’re all plucked apples,’ said Hammond, rather acidly and petulantly.

    ‘So let’s make cider of ourselves,’ said Charlie.

    ‘But what do you think of Bolshevism?’ put in the brown Berry, as if everything had led up to it.

    ‘Bravo!’ roared Charlie. ‘What do you think of Bolshevism?’

    ‘Come on! Let’s make hay of Bolshevism!’ said Dukes.

    ‘I’m afraid Bolshevism is a large question,’ said Hammond, shaking his head seriously.

    ‘Bolshevism, it seems to me,’ said Charlie, ‘is just a superlative hatred of the thing they call the bourgeois; and what the bourgeois is, isn’t quite defined. It is Capitalism, among other things. Feelings and emotions are also so decidedly bourgeois that you have to invent a man without them.

    ‘Then the individual, especially the personal man, is bourgeois: so he must be suppressed. You must submerge yourselves in the greater thing, the Soviet-social thing. Even an organism is bourgeois: so the ideal must be mechanical. The only thing that is a unit, non-organic, composed of many different, yet equally essential parts, is the machine. Each man a machine-part, and the driving power of the machine, hate…hate of the bourgeois. That, to me, is Bolshevism.’

    ‘Absolutely!’ said Tommy. ‘But also, it seems to me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of the industrial ideal. It’s the factory-owner’s ideal in a nut-shell; except that he would deny that the driving power was hate. Hate it is, all the same; hate of life itself. Just look at these Midlands, if it isn’t plainly written up…but it’s all part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it’s a logical development.’

    ‘I deny that Bolshevism is logical, it rejects the major part of the premisses,’ said Hammond.

    ‘My dear man, it allows the material premiss; so does the pure mind…exclusively.’

    ‘At least Bolshevism has got down to rock bottom,’ said Charlie.

    ‘Rock bottom! The bottom that has no bottom! The Bolshevists will have the finest army in the world in a very short time, with the finest mechanical equipment.

    ‘But this thing can’t go on…this hate business. There must be a reaction…’ said Hammond.

    ‘Well, we’ve been waiting for years…we wait longer. Hate’s a growing thing like anything else. It’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forcing ideas on to life, of forcing one’s deepest instincts; our deepest feelings we force according to certain ideas. We drive ourselves with a formula, like a machine. The logical mind pretends to rule the roost, and the roost turns into pure hate. We’re all Bolshevists, only we are hypocrites. The Russians are Bolshevists without hypocrisy.’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said Hammond, ‘than the Soviet way. The Bolshevists aren’t really intelligent.’

    ‘Of course not. But sometimes it’s intelligent to be half-witted: if you want to make your end. Personally, I consider Bolshevism half-witted; but so do I consider our social life in the west half-witted. So I even consider our far-famed mental life half-witted. We’re all as cold as cretins, we’re all as passionless as idiots. We’re all of us Bolshevists, only we give it another name. We think we’re gods…men like gods! It’s just the same as Bolshevism. One has to be human, and have a heart and a penis if one is going to escape being either a god or a Bolshevist…for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they’re both too good to be true.’

    Out of the disapproving silence came Berry’s anxious question:

    ‘You do believe in love then, Tommy, don’t you?’

    ‘You lovely lad!’ said Tommy. ‘No, my cherub, nine times out of ten, no! Love’s another of those half-witted performances today. Fellows with swaying waists fucking little jazz girls with small boy buttocks, like two collar studs! Do you mean that sort of love? Or the joint-property, make-a-success-of-it, My-husband-my-wife sort of love? No, my fine fellow, I don’t believe in it at all!’

    ‘But you do believe in something?’

    ‘Me? Oh, intellectually I believe in having a good heart, a chirpy penis, a lively intelligence, and the courage to say “shit!” in front of a lady.’

    ‘Well, you’ve got them all,’ said Berry.

    Tommy Dukes roared with laughter. ‘You angel boy! If only I had! If only I had! No; my heart’s as numb as a potato, my penis droops and never lifts its head up, I dare rather cut him clean off than say “shit!” in front of my mother or my aunt…they are real ladies, mind you; and I’m not really intelligent, I’m only a “mental-lifer”. It would be wonderful to be intelligent: then one would be alive in all the parts mentioned and unmentionable. The penis rouses his head and says: How do you do?–to any really intelligent person. Renoir said he painted his pictures with his penis…he did too, lovely pictures! I wish I did something with mine. God! when one can only talk! Another torture added to Hades! And Socrates started it.’

    ‘There are nice women in the world,’ said Connie, lifting her head up and speaking at last.

    The men resented it…she should have pretended to hear nothing. They hated her admitting she had attended so closely to such talk.

    ‘My God!’

    If they be not nice to me

    What care I how nice they be?

    ‘No, it’s hopeless! I just simply can’t vibrate in unison with a woman. There’s no woman I can really want when I’m faced with her, and I’m not going to start forcing myself to it…My God, no! I’ll remain as I am, and lead the mental life. It’s the only honest thing I can do. I can be quite happy talking to women; but it’s all pure, hopelessly pure. Hopelessly pure! What do you say, Hildebrand, my chicken?’

    ‘It’s much less complicated if one stays pure,’ said Berry.

    ‘Yes, life is all too simple!’

    Chapter 5

    On a frosty morning with a little February sun, Clifford and Connie went for a walk across the park to the wood. That is, Clifford chuffed in his motor-chair, and Connie walked beside him.

    The hard air was still sulphurous, but they were both used to it. Round the near horizon went the haze, opalescent with frost and smoke, and on the top lay the small blue sky; so that it was like being inside an enclosure, always inside. Life always a dream or a frenzy, inside an enclosure.

    The sheep coughed in the rough, sere grass of the park, where frost lay bluish in the sockets of the tufts. Across the park ran a path to the wood-gate, a fine ribbon of pink. Clifford had had it newly gravelled with sifted gravel from the pit-bank. When the rock and refuse of the underworld had burned and given off its sulphur, it turned bright pink, shrimp-coloured on dry days, darker, crab-coloured on wet. Now it was pale shrimp-colour, with a bluish-white hoar of frost. It always pleased Connie, this underfoot of sifted, bright pink. It’s an ill wind that brings nobody good.

    Clifford steered cautiously down the slope of the knoll from the hall, and Connie kept her hand on the chair. In front lay the wood, the hazel thicket nearest, the purplish density of oaks beyond. From the wood’s edge rabbits bobbed and nibbled. Rooks suddenly rose in a black train, and went trailing off over the little sky.

    Connie opened the wood-gate, and Clifford puffed slowly through into the broad riding that ran up an incline between the clean-whipped thickets of the hazel. The wood was a remnant of the great forest where Robin Hood hunted, and this riding was an old, old thoroughfare coming across country. But now, of course, it was only a riding through the private wood. The road from Mansfield swerved round to the north.

    In the wood everything was motionless, the old leaves on the ground keeping the frost on their underside. A jay called harshly, many little birds fluttered. But there was no game; no pheasants. They had been killed off during the war, and the wood had been left unprotected, till now Clifford had got his game-keeper again.

    Clifford loved the wood; he loved the old oak-trees. He felt they were his own through generations. He wanted to protect them. He wanted this place inviolate, shut off from the world.

    The chair chuffed slowly up the incline, rocking and jolting on the frozen clods. And suddenly, on the left, came a clearing where there was nothing but a ravel of dead bracken, a thin and spindly sapling leaning here and there, big sawn stumps, showing their tops and their grasping roots, lifeless. And patches of blackness where the woodmen had burned the brushwood and rubbish.

    This was one of the places that Sir Geoffrey had cut during the war for trench timber. The whole knoll, which rose softly on the right of the riding, was denuded and strangely forlorn. On the crown of the knoll where the oaks had stood, now was bareness; and from there you could look out over the trees to the colliery railway, and the new works at Stacks Gate. Connie had stood and looked, it was a breach in the pure seclusion of the wood. It let in the world. But she didn’t tell Clifford.

    This denuded place always made Clifford curiously angry. He had been through the war, had seen what it meant. But he didn’t get really angry till he saw this bare hill. He was having it replanted. But it made him hate Sir Geoffrey.

    Clifford sat with a fixed face as the chair slowly mounted. When they came to the top of the rise he stopped; he would not risk the long and very jolty down-slope. He sat looking at the greenish sweep of the riding downwards, a clear way through the bracken and oaks. It swer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and disappeared; but it had such a lovely easy curve, of knights riding and ladies on palfreys.

    ‘I consider this is really the heart of England,’ said Clifford to Connie, as he sat there in the dim February sunshine.

    ‘Do you?’ she said, seating herself in her blue knitted dress, on a stump by the path.

    ‘I do! this is the old England, the heart of it; and I intend to keep it intact.’

    ‘Oh yes!’ said Connie. But, as she said it she heard the eleven-o’clock hooters at Stacks Gate colliery. Clifford was too used to the sound to notice.

    ‘I want this wood perfect…untouched. I want nobody to trespass in it,’ said Clifford.

    There was a certain pathos. The wood still had some of the mystery of wild, old England; but Sir Geoffrey’s cuttings during the war had given it a blow. How still the trees were, with their crinkly, innumerable twigs against the sky, and their grey, obstinate trunks rising from the brown bracken! How safely the birds flitted among them! And once there had been deer, and archers, and monks padding along on asses. The place remembered, still remembered.

    Clifford sat in the pale sun, with the light on his smooth, rather blond hair, his reddish full face inscrutable.

    ‘I mind more, not having a son, when I come here, than any other time,’ he said.

    ‘But the wood is older than your family,’ said Connie gently.

    ‘Quite!’ said Clifford. ‘But we’ve preserved it. Except for us it would go…it would be gone already, like the rest of the forest. One must preserve some of the old England!’

    ‘Must one?’ said Connie. ‘If it has to be preserved, and preserved against the new England? It’s sad, I know.’

    ‘If some of the old England isn’t preserved, there’ll be no England at all,’ said Clifford. ‘And we who have this kind of property, and the feeling for it, must preserve it.’

    There was a sad pause. ‘Yes, for a little while,’ said Connie.

    ‘For a little while! It’s all we can do. We can only do our bit. I feel every man of my family has done his bit here, since we’ve had the place. One may go against convention, but one must keep up tradition.’ Again there was a pause.

    ‘What tradition?’ asked Connie.

    ‘The tradition of England! of this!’

    ‘Yes,’ she said slowly.

    ‘That’s why having a son helps; one is only a link in a chain,’ he said.

    Connie was not keen on chains, but she said nothing. She was thinking of the curious impersonality of his desire for a son.

    ‘I’m sorry we can’t have a son,’ she said.

    He looked at her steadily, with his full, pale-blue eyes.

    ‘It would almost be a good thing if you had a child by another man, he said. ‘If we brought it up at Wragby, it would belong to us and to the place. I don’t believe very intensely in fatherhood. If we had the child to rear, it would be our own, and it would carry on. Don’t you think it’s worth considering?’

    Connie looked up at him at last. The child, her child, was just an ‘it’ to him. It…it…it!

    ‘But what about the other man?’ she asked.

    ‘Does it matter very much? Do these things really affect us very deeply?…You had that lover in Germany…what is it now? Nothing almost.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n’t these little acts and little connexions we make in our lives that matter so very much. They pass away, and where are they? Where…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It’s what endures through one’s life that matters; my own life matters to me, in its long continuance and development. But what do the occasional connexions matter? And the occasional sexual connexions especially! If people don’t exaggerate them ridiculously, they pass like the mating of birds. And so they should. What does it matter? It’s the life-long companionship that matters. It’s the living together from day to day, not the sleeping together once or twice. You and I are marrie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us. We have the habit of each other. And habit, to my thinking, is more vital than any occasional excitement. The long, slow, enduring thing…that’s what we live by…not the occasional spasm of any sort. Little by little, living together, two people fall into a sort of unison, they vibrate so intricately to one another. That’s the real secret of marriage, not sex; at least not the simple function of sex. You and I are interwoven in a marriage. If we stick to that we ought to be able to arrange this sex thing, as we arrange going to the dentist; since fate has given us a checkmate physically there.’

    Connie sat and listened in a sort of wonder, and a sort of fear. She did not know if he was right or not. There was Michaelis, whom she loved; so she said to herself. But her love was somehow only an excursion from her marriage with Clifford; the long, slow habit of intimacy, formed through years of suffering and patience. Perhaps the human soul needs excursions, and must not be denied them. But the point of an excursion is that you come home again.

    ‘And wouldn’t you mind what man’s child I had?’ she asked.

    ‘Why, Connie, I should trust your natural instinct of decency and selection. You just wouldn’t let the wrong sort of fellow touch you.’

    She thought of Michaelis! He was absolutely Clifford’s idea of the wrong sort of fellow.

    ‘But men and women may have different feelings about the wrong sort of fellow,’ she said.

    ‘No,’ he replied. ‘You care for me. I don’t believe you would ever care for a man who was purely antipathetic to me. Your rhythm wouldn’t let you.’

    She was silent. Logic might be unanswerable because it was so absolutely wrong.

    ‘And should you expect me to tell you?’ she asked, glancing up at him almost furtively.

    ‘Not at all, I’d better not know…But you do agree with me, don’t you, that the casual sex thing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long life lived together? Don’t you think one can just subordinate the sex thing to the necessities of a long life? Just use it, since that’s what we’re driven to? After all, do these temporary excitements matter? Isn’t the whole problem of life the slow building up of an integral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years? living an integrated life? There’s no point in a disintegrated life. If lack of sex is going to disintegrate you, then go out and have a love-affair. If lack of a child is going to disintegrate you, then have a child if you possibly can. But only do these things so that you have an integrated life, that makes a long harmonious thing. And you and I can do that together…don’t you think?…if we adapt ourselves to the necess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ave the adaptation together into a piece with our steadily-lived life. Don’t you agree?’

    Connie was a little overwhelmed by his words. She knew he was right theoretically. But when she actually touched her steadily-lived life with him she…hesitated. Was it actually her destiny to go on weaving herself into his life all the rest of her life? Nothing else?

    Was it just that? She was to be content to weave a steady life with him, all one fabric, but perhaps brocaded with the occasional flower of an adventure. But how could she know what she would feel next year? How could one ever know? How could one say Yes? for years and years? The little yes, gone on a breath! Why should one be pinned down by that butterfly word? Of course it had to flutter away and be gone, to be followed by other yes’s and no’s! Like the straying of butterflies.

    ‘I think you’re right, Clifford. And as far as I can see I agree with you. Only life may turn quite a new face on it all.’

    ‘But until life turns a new face on it all, you do agree?’

    ‘Oh yes! I think I do, really.’

    She was watching a brown spaniel that had run out of a side-path, and was looking towards them with lifted nose, making a soft, fluffy bark. A man with a gun strode swiftly, softly out after the dog, facing their way as if about to attack them; then stopped instead, saluted, and was turning downhill. It was only the new game-keeper, but he had frightened Connie, he seemed to emerge with such a swift menace. That was how she had seen him, like the sudden rush of a threat out of nowhere.

    He was a man in dark green velveteens and gaiters…the old style, with a red face and red moustache and distant eyes. He was going quickly downhill.

    ‘Mellors!’ called Clifford.

    The man faced lightly round, and saluted with a quick little gesture, a soldier!

    ‘Will you turn the chair round and get it started? That makes it easier,’ said Clifford.

    The man at once slung his gun over his shoulder, and came forward with the same curious swift, yet soft movements, as if keeping invisible. He was moderately tall and lean, and was silent. He did not look at Connie at all, only at the chair.

    ‘Connie, this is the new game-keeper, Mellors. You haven’t spoken to her ladyship yet, Mellors?’

    ‘No, Sir!’ came the ready, neutral words.

    The man lifted his hat as he stood, showing his thick, almost fair hair. He stared straight into Connie’s eyes, with a perfect, fearless, impersonal look, as if he wanted to see what she was like. He made her feel shy. She bent her head to him shyly, and he changed his hat to his left hand and made her a slight bow, like a gentleman; but he said nothing at all. He remained for a moment still, with his hat in his hand.

    ‘But you’ve been here some time, haven’t you?’ Connie said to him.

    ‘Eight months, Madam…your Ladyship!’ he corrected himself calmly.

    ‘And do you like it?’

    She looked him in the eyes. His eyes narrowed a little, with irony, perhaps with impudence.

    ‘Why, yes, thank you, your Ladyship! I was reared here…’

    He gave another slight bow, turned, put his hat on, and strode to take hold of the chair. His voice on the last words had fallen into the heavy broad drag of the dialect…perhaps also in mockery, because there had been no trace of dialect before. He might almost be a gentleman. Anyhow, he was a curious, quick, separate fellow, alone, but sure of himself.

    Clifford started the little engine, the man carefully turned the chair, and set it nose-forwards to the incline that curved gently to the dark hazel thicket.

    ‘Is that all then, Sir Clifford?’ asked the man.

    ‘No, you’d better come along in case she sticks. The engine isn’t really strong enough for the uphill work.’ The man glanced round for his dog…a thoughtful glance. The spaniel looked at him and faintly moved its tail. A little smile, mocking or teasing her, yet gentle, came into his eyes for a moment, then faded away, and his face was expressionless. They went fairly quickly down the slope, the man with his hand on the rail of the chair, steadying it. He looked like a free soldier rather than a servant. And something about him reminded Connie of Tommy Dukes.

    When they came to the hazel grove, Connie suddenly ran forward, and opened the gate into the park. As she stood holding it, the two men looked at her in passing, Clifford critically, the other man with a curious, cool wonder; impersonally wanting to see what she looked like. And she saw in his blue, impersonal eyes a look of suffering and detachment, yet a certain warmth. But why was he so aloof, apart?

    Clifford stopped the chair, once through the gate, and the man came quickly, courteously, to close it.

    ‘Why did you run to open?’ asked Clifford in his quiet, calm voice, that showed he was displeased. ‘Mellors would have done it.’

    ‘I thought you would go straight ahead,’ said Connie.

    ‘And leave you to run after us?’ said Clifford.

    ‘Oh, well, I like to run sometimes!’

    Mellors took the chair again, looking perfectly unheeding, yet Connie felt he noted everything. As he pushed the chair up the steepish rise of the knoll in the park, he breathed rather quickly, through parted lips. He was rather frail really. Curiously full of vitality, but a little frail and quenched. Her woman’s instinct sensed it.

    Connie fell back, let the chair go on. The day had greyed over; the small blue sky that had poised low on its circular rims of haze was closed in again, the lid was down, there was a raw coldness. It was going to snow. All grey, all grey! the world looked worn out.

    The chair waited at the top of the pink path. Clifford looked round for Connie.

    ‘Not tired, are you?’ he said.

    ‘Oh, no!’ she said.

    But she was. A strange, weary yearning, a dissatisfaction had started in her. Clifford did not notice: those were not things he was aware of. But the stranger knew. To Connie, everything in her world and life seemed worn out, and her dissatisfaction was older than the hills.

    They came to the house, and around to the back, where there were no steps. Clifford managed to swing himself over on to the low, wheeled house-chair; he was very strong and agile with his arms. Then Connie lifted the burden of his dead legs after him.

    The keeper, waiting at attention to be dismissed, watched everything narrowly, missing nothing. He went pale, with a sort of fear, when he saw Connie lifting the inert legs of the man in her arms, into the other chair, Clifford pivoting round as she did so. He was frightened.

    ‘Thanks, then, for the help, Mellors,’ said Clifford casually, as he began to wheel down the passage to the servants’ quarters.

    ‘Nothing else, Sir?’ came the neutral voice, like one in a dream.

    ‘Noth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it was kind of you to push the chair up that hill…I hope it wasn’t heavy for you,’ said Connie, looking back at the keeper outside the door.

    His eyes came to hers in an instant, as if wakened up. He was aware of her.

    ‘Oh no, not heavy!’ he said quickly. Then his voice dropped again into the broad sound of the vernacular: ‘Good mornin’ to your Ladyship!’

    ‘Who is your game-keeper?’ Connie asked at lunch.

    ‘Mellors! You saw him,’ said Clifford.

    ‘Yes, but where did he come from?’

    ‘Nowhere! He was a Tevershall boy…son of a collier, I believe.’

    ‘And was he a collier himself?’

    ‘Blacksmith on the pit-bank, I believe: overhead smith. But he was keeper here for two years before the war…before he joined up. My father always had a good opinion of him, so when he came back, and went to the pit for a blacksmith’s job, I just took him back here as keeper. I was really very glad to get him…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 a good man round here for a gamekeeper…and it needs a man who knows the people.’

    ‘And isn’t he married?’

    ‘He was. But his wife went off with…with various men…but finally with a collier at Stacks Gate, and I believe she’s living there still.’

    ‘So this man is alone?’

    ‘More or less! He has a mother in the village…and a child, I believe.’

    Clifford looked at Connie, with his pale, slightly prominent blue eyes, in which a certain vagueness was coming. He seemed alert in the foreground, but the background was like the Midlands atmosphere, haze, smoky mist. And the haze seemed to be creeping forward. So when he stared at Connie in his peculiar way, giving her his peculiar, precise information, she felt all the background of his mind filling up with mist, with nothingness. And it frightened her. It made him seem impersonal, almost to idiocy.

    And dimly she realized one of the great laws of the human soul: that when the emotional soul receives a wounding shock, which does not kill the body, the soul seems to recover as the body recovers. But this is only appearance. It is really only the mechanism of the re-assumed habit. Slowly, slowly the wound to the soul begins to make itself felt, like a bruise, which only slowly deepens its terrible ache, till it fills all the psyche. And when we think we have recovered and forgotten, it is then that the terrible after-effects have to be encountered at their worst.

    So it was with Clifford. Once he was ‘well’, once he was back at Wragby, and writing his stories, and feeling sure of life, in spite of all, he seemed to forget, and to have recovered all his equanimity. But now, as the years went by, slowly, slowly, Connie felt the bruise of fear and horror coming up, and spreading in him. For a time it had been so deep as to be numb, as it were non-existent. Now slowly it began to assert itself in a spread of fear, almost paralysis. Mentally he still was alert. But the paralysis, the bruise of the too-great shock, was gradually spreading in his affective self.

    And as it spread in him, Connie felt it spread in her. An inward dread, an emptiness, an indifference to everything gradually spread in her soul. When Clifford was roused, he could still talk brilliantly and, as it were, command the future: as when, in the wood, he talked about her having a child, and giving an heir to Wragby. But the day after, all the brilliant words seemed like dead leaves, crumpling up and turning to powder, meaning really nothing, blown away on any gust of wind. They were not the leafy words of an effective life, young with energy and belonging to the tree. They were the hosts of fallen leaves of a life that is ineffectual.

    So it seemed to her everywhere. The colliers at Tevershall were talking again of a strike, and it seemed to Connie there again it was not a manifestation of energy, it was the bruise of the war that had been in abeyance, slowly rising to the surface and creating the great ache of unrest, and stupor of discontent. The bruise was deep, deep, deep…the bruise of the false inhuman war. It would take many years for the living blood of the generations to dissolve the vast black clot of bruised blood, deep inside their souls and bodies. And it would need a new hope.

    Poor Connie! As the years drew on it was the fear of nothingness In her life that affected her. Clifford’s mental life and hers gradually began to feel like nothingness. Their marriage, their integrated life based on a habit of intimacy, that he talked about: there were days when it all became utterly blank and nothing. It was words, just so many words. The only reality was nothingness, and over it a hypocrisy of words.

    There was Clifford’s success: the bitch-goddess! It was true he was almost famous, and his books brought him in a thousand pounds. His photograph appeared everywhere. There was a bust of him in one of the galleries, and a portrait of him in two galleries. He seemed the most modern of modern voices. With his uncanny lame instinct for publicity, he had become in four or five years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Where the intellect came in, Connie did not quite see. Clifford was really clever at that slightly humorous analysis of people and motives which leaves everything in bits at the end. But it was rather like puppies tearing the sofa cushions to bits; except that it was not young and playful, but curiously old, and rather obstinately conceited. It was weird and it was nothing. This was the feeling that echoed and re-echoed at the bottom of Connie’s soul: it was all flag, a wonderful display of nothingness; At the same time a display. A display! a display! a display!

    Michaelis had seized upon Clifford as the central figure for a play; already he had sketched in the plot, and written the first act. For Michaelis was even better than Clifford at making a display of nothingness. It was the last bit of passion left in these men: the passion for making a display. Sexually they were passionless, even dead. And now it was not money that Michaelis was after. Clifford had never been primarily out for money, though he made it where he could, for money is the seal and stamp of success. And success was what they wanted. They wanted, both of them, to make a real display…a man’s own very display of himself that should capture for a time the vast populace.

    It was strange…the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To Connie, since she was really outside of it, and since she had grown numb to the thrill of it, it was again nothingness. Even the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was nothingness, though the men prostituted themselves innumerable times. Nothingness even that.

    Michaelis wrote to Clifford about the play. Of course she knew about it long ago. And Clifford was again thrilled. He was going to be displayed again this time, somebody was going to display him, and to advantage. He invited Michaelis down to Wragby with Act I.

    Michaelis came: in summer, in a pale-coloured suit and white suede gloves, with mauve orchids for Connie, very lovely, and Act I was a great success. Even Connie was thrilled…thrilled to what bit of marrow she had left. And Michaelis, thrilled by his power to thrill, was really wonderful…and quite beautiful, in Connie’s eyes. She saw in him that ancient motionlessness of a race that can’t be disillusioned any more, an extreme, perhaps, of impurity that is pure. On the far side of his supreme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he seemed pure, pure as an African ivory mask that dreams impurity into purity, in its ivory curves and planes.

    His moment of sheer thrill with the two Chatterleys, when he simply carried Connie and Clifford away, was one of the supreme moments of Michaelis’ life. He had succeeded: he had carried them away. Even Clifford was temporarily in love with him…if that is the way one can put it.

    So next morning Mick was more uneasy than ever; restless, devoured, with his hands restless in his trousers pockets. Connie had not visited him in the night…and he had not known where to find her. Coquetry!…at his moment of triumph.

    He went up to her sitting-room in the morning. She knew he would come. And his restlessness was evident. He asked her about his play…did she think it good? He had to hear it praised: that affected him with the last thin thrill of passion beyond any sexual orgasm. And she praised it rapturously. Yet all the while, at the bottom of her soul, she knew it was nothing.

    ‘Look here!’ he said suddenly at last. ‘Why don’t you and I make a clean thing of it? Why don’t we marry?’

    ‘But I am married,’ she said, amazed, and yet feeling nothing.

    ‘Oh that!…he’ll divorce you all right…Why don’t you and I marry? I want to marry. I know i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for me…marry and lead a regular life. I lead the deuce of a life, simply tearing myself to pieces. Look here, you and I, we’re made for one another…hand and glove. Why don’t we marry? Do you see any reason why we shouldn’t?’

    Connie looked at him amazed: and yet she felt nothing. These men, they were all alike, they left everything out. They just went off from the top of their heads as if they were squibs, and expected you to be carried heavenwards along with their own thin sticks.

    ‘But I am married already,’ she said. ‘I can’t leave Clifford, you know.’

    ‘Why not? but why not?’ he cried. ‘He’ll hardly know you’ve gone, after six months. He doesn’t know that anybody exists, except himself. Why the man has no use for you at all, as far as I can see; he’s entirely wrapped up in himself.’

    Connie felt there was truth in this. But she also felt that Mick was hardly making a display of selflessness.

    ‘Aren’t all men wrapped up in themselves?’ she asked.

    ‘Oh, more or less, I allow. A man’s got to be, to get through.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is, what sort of a time can a man give a woman? Can he give her a damn good time, or can’t he? If he can’t he’s no right to the woman…’ He paused and gazed at her with his full, hazel eyes, almost hypnotic. ‘Now I consider,’ he added, ‘I can give a woman the darndest good time she can ask for. I think I can guarantee myself.’

    ‘And what sort of a good time?’ asked Connie, gazing on him still with a sort of amazement, that looked like thrill; and underneath feeling nothing at all.

    ‘Every sort of a good time, damn it, every sort! Dress, jewels up to a point, any nightclub you like, know anybody you want to know, live the pace…travel and be somebody wherever you go…Darn it, every sort of good time.’

    He spoke it almost in a brilliancy of triumph, and Connie looked at him as if dazzled, and really feeling nothing at all. Hardly even the surface of her mind was tickled at the glowing prospects he offered her. Hardly even her most outside self responded, that at any other time would have been thrilled. She just got no feeling from it, she couldn’t ‘go off’. She just sat and stared and looked dazzled, and felt nothing, only somewhere she smelt the extraordinarily unpleasant smell of the bitch-goddess.

    Mick sat on tenterhooks, leaning forward in his chair, glaring at her almost hysterically: and whether he was more anxious out of vanity for her to say Yes! or whether he was more panic-stricken for fear she should say Yes!–who can tell?

    ‘I should have to think about it,’ she said. ‘I couldn’t say now. It may seem to you Clifford doesn’t count, but he does. When you think how disabled he is…’

    ‘Oh damn it all! If a fellow’s going to trade on his disabilities, I might begin to say how lonely I am, and always have been,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my-eye-Betty-Martin sob-stuff! Damn it all, if a fellow’s got nothing but disabilities to recommend him…’

    He turned aside, working his hands furiously in his trousers pockets. That evening he said to her:

    ‘You’re coming round to my room tonight, aren’t you? I don’t darn know where your room is.’

    ‘All right!’ she said.

    He was a more excited lover that night, with his strange, small boy’s frail nakedness. Conni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come to her crisis before he had really finished his. And he roused a certain craving passion in her, with his little boy’s nakedness and softness; she had to go on after he had finished, in the wild tumult and heaving of her loins, while he heroically kept himself up, and present in her, with all his will and self-offering, till she brought about her own crisis, with weird little cries.

    When at last he drew away from her, he said, in a bitter, almost sneering little voice:

    ‘You couldn’t go off at the same time as a man, could you? You’d have to bring yourself off! You’d have to run the show!’

    This little speech, at the moment, was one of the shocks of her life. Because that passive sort of giving himself was so obviously his only real mode of intercourse.

    ‘What do you mean?’ she said.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eep on for hours after I’ve gone off…and I have to hang on with my teeth till you bring yourself off by your own exertions.’

    She was stunned by this unexpected piece of brutality, at the moment when she was glowing with a sort of pleasure beyond words, and a sort of love for him. Because, after all, like so many modern men, he was finished almost before he had begun. And that forced the woman to be active.

    ‘But you want me to go on, to get my own satisfaction?’ she said.

    He laughed grimly: ‘I want it!’ he said. ‘That’s good! I want to hang on with my teeth clenched, while you go for me!’

    ‘But don’t you?’ she insisted.

    He avoided the question. ‘All the darned women are like that,’ he said. ‘Either they don’t go off at all, as if they were dead in there…or else they wait till a chap’s really done, and then they start in to bring themselves off, and a chap’s got to hang on. I never had a woman yet who went off just at the same moment as I did.’

    Connie only half heard this piece of novel, masculine information. She was only stunned by his feeling against her…his incomprehensible brutality. She felt so innocent.

    ‘But you want me to have my satisfaction too, don’t you?’ she repeated.

    ‘Oh, all right! I’m quite willing. But I’m darned if hanging on waiting for a woman to go off is much of a game for a man…’

    This speech was one of the crucial blows of Connie’s life. It killed something in her. She had not been so very keen on Michaelis; till he started it, she did not want him. It was as if she never positively wanted him. But once he had started her, it seemed only natural for her to come to her own crisis with him. Almost she had loved him for it…almost that night she loved him, and wanted to marry him.

    Perhaps instinctively he knew it, and that was why he had to bring down the whole show with a smash; the house of cards. Her whole sexual feeling for him, or for any man, collapsed that night. Her life fell apart from his as completely as if he had never existed.

    And she went through the days drearily. There was nothing now but this empty treadmill of what Clifford called the integrated life, the long living together of two people, who are in the habit of being in the same house with one another.

    Nothingness! To accept the great nothingness of life seemed to be the one end of living. All the many busy and important little things that make up the grand sum-total of nothingness!

    Chapter 6

    ‘Why don’t men and women really like one another nowadays?’ Connie asked Tommy Dukes, who was more or less her oracle.

    ‘Oh, but they do! I don’t think since the human species was invented, there has ever been a time when men and women have liked one another as much as they do today. Genuine liking! Take myself. I really like women better than men; they are braver, one can be more frank with them.’

    Connie pondered this.

    ‘Ah, yes, but you neve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m!’ she said.

    ‘I? What am I doing but talking perfectly sincerely to a woman at this moment?’

    ‘Yes, talking…’

    ‘And what more could I do if you were a man, than talk perfectly sincerely to you?’

    ‘Nothing perhaps. But a woman…’

    ‘A woman wants you to like her and talk to 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love her and desire her; and it seems to me the two thing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But they shouldn’t be!’

    ‘No doubt water ought not to be so wet as it is; it overdoes it in wetness. But there it is! I like women and talk to them, and therefore I don’t love them and desire them. The two things don’t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in me.’

    ‘I think they ought to.’

    ‘All right. The fact that things ought to be something else than what they are, is not my department.

    Connie considered this. ‘It isn’t true,’ she said. ‘Men can love women and talk to them. I don’t see how they can love them without talking, and being friendly and intimate. How can they?’

    ‘Well,’ he said, ‘I don’t know. What’s the use of my generalizing? I only know my own case. I like women, but I don’t desire them. I like talking to them; but talking to them, though it makes me intimate in one direction, sets me poles apart from them as far as kissing is concerned. So there you are! But don’t take me as a general example, probably I’m just a special case: one of the men who like women, but don’t love women, and even hate them if they force me into a pretence of love, or an entangled appearance.

    ‘But doesn’t it make you sad?’

    ‘Why should it? Not a bit! I look at Charlie May, and the rest of the men who have affairs…No, I don’t envy them a bit! If fate sent me a woman I wanted, well and good. Since I don’t know any woman I want, and never see one…why, I presume I’m cold, and really like some women very much.’

    ‘Do you like me?’

    ‘Very much! And you see there’s no question of kissing between us, is there?’

    ‘None at all!’ said Connie. ‘But oughtn’t there to be?’

    ‘Why, in God’s name? I like Clifford, but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went and kissed him?’

    ‘But isn’t there a difference?’

    ‘Where does it lie,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We’re all intelligent human beings, and the male and female business is in abeyance. Just in abeyance. How would you like me to start acting up like a continental male at this moment, and parading the sex thing?’

    ‘I should hate it.’

    ‘Well then! I tell you, if I’m really a male thing at all, I never run across the female of my species. And I don’t miss her, I just like women. Who’s going to force me into loving or pretending to love them, working up the sex game?’

    ‘No, I’m not. But isn’t something wrong?’

    ‘You may feel it, I don’t.’

    ‘Yes, I feel something is wrong between men and women. A woman has no glamour for a man any more.’

    ‘Has a man for a woman?’

    She ponder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question.

    ‘Not much,’ she said truthfully.

    ‘Then let’s leave it all alone, and just be decent and simple, like proper human beings with one another. Be damned to the artificial sex-compulsion! I refuse it!’

    Connie knew he was right, really. Yet it left her feeling so forlorn, so forlorn and stray. Like a chip on a dreary pond, she felt. What was the point, of her or anything?

    It was her youth which rebelled. These men seemed so old and cold. Everything seemed old and cold. And Michaelis let one down so; he was no good. The men didn’t want one; they just didn’t really want a woman, even Michaelis didn’t.

    And the bounders who pretended they did, and started working the sex game, they were worse than ever.

    It was just dismal, and one had to put up with it. It was quite true, men had no real glamour for a woman: if you could fool yourself into thinking they had, even as she had fooled herself over Michaelis, that was the best you could do. Meanwhile you just lived on and there was nothing to it. She understood perfectly well why people had cocktail parties, and jazzed, and Charlestoned till they were ready to drop. You had to take it out some way or other, your youth, or it ate you up. But what a ghastly thing, this youth! You felt as old as Methuselah, and yet the thing fizzed somehow, and didn’t let you be comfortable. A mean sort of life! And no prospect! She almost wished she had gone off with Mick, and made her life one long cocktail party, and jazz evening. Anyhow that was better than just mooning yourself into the grave.

    On one of her bad days she went out alone to walk in the wood, ponderously, heeding nothing, not even noticing where she was. The report of a gun not far off startled and angered her.

    Then, as she went, she heard voices, and recoiled. People! She didn’t want people. But her quick ear caught another sound, and she roused; it was a child sobbing. At once she attended; someone was ill-treating a child. She strode swinging down the wet drive, her sullen resentment uppermost. She felt just prepared to make a scene.

    Turning the corner, she saw two figures in the drive beyond her: the keeper, and a little girl in a purple coat and moleskin cap, crying.

    ‘Ah, shut it up, tha false little bitch!’ came the man’s angry voice, and the child sobbed louder.

    Constance strode nearer, with blazing eyes. The man turned and looked at her, saluting coolly, but he was pale with anger.

    ‘What’s the matter? Why is she crying?’ demanded Constance, peremptory but a little breathless.

    A faint smile like a sneer came on the man’s face. ‘Nay, yo mun ax ‘er,’ he replied callously, in broad vernacular.

    Connie felt as if he had hit her in the face, and she changed colour. Then she gathered her defiance, and looked at him, her dark blue eyes blazing rather vaguely.

    ‘I asked you,’ she panted.

    He gave a queer little bow, lifting his hat. ‘You did, your Ladyship,’ he said; then, with a return to the vernacular: ‘but I canna tell yer.’ And he became a soldier, inscrutable, only pale with annoyance.

    Connie turned to the child, a ruddy, black-haired thing of nine or ten. ‘What is it, dear? Tell me why you’re crying!’ she said, with the conventionalized sweetness suitable. More violent sobs, self-conscious. Still more sweetness on Connie’s part.

    ‘There, there, don’t you cry! Tell me what they’ve done to you!’…an intense tenderness of tone. At the same time she felt in the pocket of her knitted jacket, and luckily found a sixpence.

    ‘Don’t you cry then!’ she said, bending in front of the child. ‘See what I’ve got for you!’

    Sobs, snuffles, a fist taken from a blubbered face, and a black shrewd eye cast for a second on the sixpence. Then more sobs, but subduing. ‘There, tell me what’s the matter, tell me!’ said Connie, putting the coin into the child’s chubby hand, which closed over it.

    ‘It’s the…it’s the…pussy!’

    Shudders of subsiding sobs.

    ‘What pussy, dear?’

    After a silence the shy fist, clenching on sixpence, pointed into the bramble brake.

    ‘There!’

    Connie looked, and there, sure enough, was a big black cat, stretched out grimly, with a bit of blood on it.

    ‘Oh!’ she said in repulsion.

    ‘A poacher, your Ladyship,’ said the man satirically.

    She glanced at him angrily. ‘No wonder the child cried,’ she said, ‘if you shot it when she was there. No wonder she cried!’

    He looked into Connie’s eyes, laconic, contemptuous, not hiding his feelings. And again Connie flushed; she felt she had been making a scene, the man did not respect her.

    ‘What is your name?’ she said playfully to the child. ‘Won’t you tell me your name?’

    Sniffs; then very affectedly in a piping voice: ‘Connie Mellors!’

    ‘Connie Mellors! Well, that’s a nice name! And did you come out with your Daddy, and he shot a pussy? But it was a bad pussy!’

    The child looked at her, with bold, dark eyes of scrutiny, sizing her up, and her condolence.

    ‘I wanted to stop with my Gran,’ said the little girl.

    ‘Did you? But where is your Gran?’

    The child lifted an arm, pointing down the drive. ‘At th’ cottidge.’

    ‘At the cottage! And would you like to go back to her?’

    Sudden, shuddering quivers of reminiscent sobs. ‘Yes!’

    ‘Come then, shall I take you? Shall I take you to your Gran? Then your Daddy can do what he has to do.’ She turned to the man. ‘It is your little girl, isn’t it?’

    He saluted, and made a slight movement of the head in affirmation.

    ‘I suppose I can take her to the cottage?’ asked Connie.

    ‘If your Ladyship wishes.’

    Again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with that calm, searching detached glance. A man very much alone, and on his own.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me to the cottage, to your Gran, dear?’

    The child peeped up again. ‘Yes!’ she simpered.

    Connie disliked her; the spoilt, false little female. Nevertheless she wiped her face and took her hand. The keeper saluted in silence.

    ‘Good morning!’ said Connie.

    It was nearly a mile to the cottage, and Connie senior was well bored by Connie junior by the time the game-keeper’s picturesque little home was in sight. The child was already as full to the brim with tricks as a little monkey, and so self-assured.

    At the cottage the door stood open, and there was a rattling heard inside. Connie lingered, the child slipped her hand, and ran indoors.

    ‘Gran! Gran!’

    ‘Why, are yer back a’ready!’

    The grandmother had been blackleading the stove, it was Saturday morning. She came to the door in her sacking apron, a blacklead-brush in her hand, and a black smudge on her nose. She was a little, rather dry woman.

    ‘Why, whatever?’ she said, hastily wiping her arm across her face as she saw Connie standing outside.

    ‘Good morning!’ said Connie. ‘She was crying, so I just brought her home.’

    The grandmother looked around swiftly at the child:

    ‘Why, wheer was yer Dad?’

    The little girl clung to her grandmother’s skirts and simpered.

    ‘He was there,’ said Connie, ‘but he’d shot a poaching cat, and the child was upset.’

    ‘Oh, you’d no right t’ave bothered, Lady Chatterley, I’m sure! I’m sure it was very good of you, but you shouldn’t ‘ave bothered. Why, did ever you see!’–and the old woman turned to the child: ‘Fancy Lady Chatterley takin’ all that trouble over yer! Why, she shouldn’t ‘ave bothered!’

    ‘It was no bother, just a walk,’ said Connie smiling.

    ‘Why, I’m sure ’twas very kind of you, I must say! So she was crying! I knew there’d be something afore they got far. She’s frightened of ‘im, that’s wheer it is. Seems ‘e’s almost a stranger to ‘er, fair a stranger, and I don’t think they’re two as’d hit it off very easy. He’s got funny ways.’

    Connie didn’t know what to say.

    ‘Look, Gran!’ simpered the child.

    The old woman looked down at the sixpence in the little girl’s hand.

    ‘An’ sixpence an’ all! Oh, your Ladyship, you shouldn’t, you shouldn’t. Why, isn’t Lady Chatterley good to yer! My word, you’re a lucky girl this morning!’

    She pronounced the name, as all the people did: Chat’ley.–Isn’t Lady Chat’ley good to you!’–Connie couldn’t help looking at the old woman’s nose, and the latter again vaguely wiped her face with the back of her wrist, but missed the smudge.

    Connie was moving away ‘Well, thank you ever so much, Lady Chat’ley, I’m sure. Say thank you to Lady Chat’ley!’–this last to the child.

    ‘Thank you,’ piped the child.

    ‘There’s a dear!’ laughed Connie, and she moved away, saying ‘Good morning’, heartily relieved to get away from the contact.

    Curious, she thought, that that thin, proud man should have that little, sharp woman for a mother!

    And the old woman, as soon as Connie had gone, rushed to the bit of mirror in the scullery, and looked at her face. Seeing it, she stamped her foot with impatience. ‘Of course she had to catch me in my coarse apron, and a dirty face! Nice idea she’d get of me!’

    Connie went slowly home to Wragby. ‘Home!’…it was a warm word to use for that great, weary warren. But then it was a word that had had its day. It was somehow cancelled. All the great words, it seemed to Connie, were cancelled for her generation: love, joy, happiness, home, mother, father, husband, all these great, dynamic words were half dead now, and dying from day to day. Home was a place you lived in, love was a thing you didn’t fool yourself about, joy was a word you applied to a good Charleston, happiness was a term of hypocrisy used to bluff other people, a father was an individual who enjoyed his own existence, a husband was a man you lived with and kept going in spirits. As for sex, the last of the great words, it was just a cocktail term for an excitement that bucked you up for a while, then left you more raggy than ever. Frayed! It was as if the very material you were made of was cheap stuff, and was fraying out to nothing.

    All that really remained was a stubborn stoicism: and in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 pleasure. In the very experience of the nothingness of life, phase after phase, étape after étape, there was a certain grisly satisfaction. So that’s that! Always this was the last utterance: home, love, marriage, Michaelis: So that’s that! And when one died, the last words to life would be: So that’s that!

    Money? Perhaps one couldn’t say the same there. Money one always wanted. Money, Success, the bitch-goddess, as Tommy Dukes persisted in calling it, after Henry James, that was a permanent necessity. You couldn’t spend your last sou, and say finally: So that’s that! No, if you lived even another ten minutes, you wanted a few more sous for something or other. Just to keep the business mechanically going, you needed money. You had to have it. Money you have to have. You needn’t really have anything else. So that’s that!

    Since, of course, it’s not your own fault you are alive. Once you are alive, money is a necessity, and the only absolute necessity. All the rest you can get along without, at a pinch. But not money. Emphatically, that’s that!

    She thought of Michaelis, and the money she might have had with him; and even that she didn’t want. She preferred the lesser amount which she helped Clifford to make by his writing. That she actually helped to make.–‘Clifford and I together, we make twelve hundred a year out of writing’; so she put it to herself. Make money! Make it! Out of nowhere. Wring it out of the thin air! The last feat to be humanly proud of! The rest all-my-eye-Betty-Martin.

    So she plodded home to Clifford, to join forces with him again, to make another story out of nothingness: and a story meant money. Clifford seemed to care very much whether his stories were considered first-class literature or not. Strictly, she didn’t care. Nothing in it! said her father. Twelve hundred pounds last year! was the retort simple and final.

    If you were young, you just set your teeth, and bit on and held on, till the money began to flow from the invisible; it was a question of power. It was a question of will; a subtle, subtle, powerful emanation of will out of yourself brought back to you the mysterious nothingness of money a word on a bit of paper. It was a sort of magic, certainly it was triumph. The bitch-goddess! Well, if one had to prostitute oneself, let it be to a bitch-goddess! One could always despise her even while one prostituted oneself to her, which was good.

    Clifford, of course, had still many childish taboos and fetishes. He wanted to be thought ‘really good’, which was all cock-a-hoopy nonsense. What was really good was what actually caught on. It was no good being really good and getting left with it. It seemed as if most of the ‘really good’ men just missed the bus. After all you only lived one life, and if you missed the bus, you were just left on the pavement,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failures.

    Connie was contemplating a winter in London with Clifford, next winter. He and she had caught the bus all right, so they might as well ride on top for a bit, and show it.

    The worst of it was, Clifford tended to become vague, absent, and to fall into fits of vacant depression. It was the wound to his psyche coming out. But it made Connie want to scream. Oh God, if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sciousness itself was going to go wrong, then what was one to do? Hang it all, one did one’s bit! Was one to be let down absolutely?

    Sometimes she wept bitterly, but even as she wept she was saying to herself: Silly fool, wetting hankies! As if that would get you anywhere!

    Since Michaelis, she had made up her mind she wanted nothing. That seemed the simplest solution of the otherwise insoluble. She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what she’d got; only she wanted to get ahead with what she’d got: Clifford, the stories, Wragby, the Lady-Chatterley business, money and fame, such as it was…she wanted to go ahead with it all. Love, sex, all that sort of stuff, just water-ices! Lick it up and forget it. If you don’t hang on to it in your mind, it’s nothing. Sex especially…nothing! Make up your mind to it, and you’ve solved the problem. Sex and a cocktail: they both lasted about as long, had the same effect, and amounted to about the same thing.

    But a child, a baby! That was still one of the sensations. She would venture very gingerly on that experiment. There was the man to consider, and it was curious, there wasn’t a man in the world whose children you wanted. Mick’s children! Repulsive thought! As lief have a child to a rabbit! Tommy Dukes? he was very nice, but somehow you couldn’t associate him with a baby, another generation. He ended in himself. And out of all the rest of Clifford’s pretty wide acquaintance, there was not a man who did not rouse her contempt, when she thought of having a child by him. There were several who would have been quite possible as lover, even Mick. But to let them breed a child on you! Ugh! Humiliation and abomination.

    So that was that!

    Nevertheless, Connie had the child at the back of her mind. Wait! wait! She would sift the generations of men through her sieve, and see if she couldn’t find one who would do.–‘Go ye into the streets and by ways of Jerusalem, and see if you can find a man.’ It had been impossible to find a man in the Jerusalem of the prophet, though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male humans. But a man! c’est une autre chose!

    She had an idea that he would have to be a foreigner: not an Englishman, still less an Irishman. A real foreigner.

    But wait! wait! Next winter she would get Clifford to London; the following winter she would get him abroad to the South of France, Italy. Wait! She was in no hurry about the child. That was her own private affair, and the one point on which, in her own queer, female way, she was serious to the bottom of her soul. She was not going to risk any chance comer, not she! One might take a lover almost at any moment, but a man who should beget a child on one…wait! wait! it’s a very different matter.–‘Go ye into the streets and byways of Jerusalem…’ It was not a question of love; it was a question of a man. Why, one might even rather hate him, personally. Yet if he was the man, what would one’s personal hate matter? This business concerned another part of oneself.

    It had rained as usual, and the paths were too sodden for Clifford’s chair, but Connie would go out. She went out alone every day now, mostly in the wood, where she was really alone. She saw nobody there.

    This day, however, Clifford wanted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keeper, and as the boy was laid up with influenza, somebody always seemed to have influenza at Wragby, Connie said she would call at the cottage.

    The air was soft and dead, as if all the world were slowly dying. Grey and clammy and silent, even from the shuffling of the collieries, for the pits were working short time, and today they were stopped altogether. The end of all things!

    In the wood all was utterly inert and motionless, only great drops fell from the bare boughs, with a hollow little crash. For the rest, among the old trees was depth within depth of grey, hopeless inertia, silence, nothingness.

    Connie walked dimly on. From the old wood came an ancient melancholy, somehow soothing to her, better than the harsh insentience of the outer world. She liked the inwardness of the remnant of forest, the unspeaking reticence of the old trees. They seemed a very power of silence, and yet a vital presence. They, too, were waiting: obstinately, stoically waiting, and giving off a potency of silence. Perhaps they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e end; to be cut down, cleared away, the end of the forest, for them the end of all things. But perhaps their strong and aristocratic silence, the silence of strong trees, meant something else.

    As she came out of the wood on the north side, the keeper’s cottage, a rather dark, brown stone cottage, with gables and a handsome chimney, looked uninhabited, it was so silent and alone. But a thread of smoke rose from the chimney, and the little railed-in garden in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dug and kept very tidy. The door was shut.

    Now she was here she felt a little shy of the man, with his curious far-seeing eyes. She did not like bringing him orders, and felt like going away again. She knocked softly, no one came. She knocked again, but still not loudly. There was no answer. She peeped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aw the dark little room, with its almost sinister privacy, not wanting to be invaded.

    She stood and listened, and it seemed to her she heard sounds from the back of the cottage. Having failed to make herself heard, her mettle was roused, she would not be defeated.

    So she went round the side of the house. At the back of the cottage the land rose steeply, so the back yard was sunken, and enclosed by a low stone wall. She turned the corner of the house and stopped. In the little yard two paces beyond her, the man was washing himself, utterly unaware. He was naked to the hips, his velveteen breeches slipping down over his slender loins. And his white slim back was curved over a big bowl of soapy water, in which he ducked his head, shaking his head with a queer, quick little motion, lifting his slender white arms, and pressing the soapy water from his ears, quick, subtle as a weasel playing with water, and utterly alone. Connie backed away round the corner of the house, and hurried away to the wood. In spite of herself, she had had a shock. After all, merely a man washing himself, commonplace enough, Heaven knows!

    Yet in some curious way it was a visionary experience: it had hit 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body. She saw the clumsy breeches slipping down over the pure, delicate, white loins, the bones showing a little, and the sense of aloneness, of a creature purely alone, overwhelmed her. Perfect, white, solitary nudity of a creature that lives alone, and inwardly alone. And beyond that, a certain beauty of a pure creature. Not the stuff of beauty, not even the body of beauty, but a lambency, the warm, white flame of a single life, revealing itself in contours that one might touch: a body!

    Connie had received the shock of vision in her womb, and she knew it; it lay inside her. But with her mind she was inclined to ridicule. A man washing himself in a back yard! No doubt with evil-smelling yellow soap! She was rather annoyed; why should she be made to stumble on these vulgar privacies?

    So she walked away from herself, but after a while she sat down on a stump. She was too confused to think. But in the coil of her confusion, she was determined to deliver her message to the fellow. She would not be balked. She must give him time to dress himself, but not time to go out. He was probably preparing to go out somewhere.

    So she sauntered slowly back, listening. As she came near, the cottage looked just the same. A dog barked, and she knocked at the door, her heart beating in spite of herself.

    She heard the man coming lightly downstairs. He opened the door quickly, and startled her. He looked uneasy himself, but instantly a laugh came on his face.

    ‘Lady Chatterley!’ he said. ‘Will you come in?’

    His manner was so perfectly easy and good, she stepped over the threshold into the rather dreary little room.

    ‘I only called with a message from Sir Clifford,’ she said in her soft, rather breathless voice.

    The man was looking at her with those blue, all-seeing eyes of his, which made her turn her face aside a little. He thought her comely, almost beautiful, in her shyness, and he took command of the situation himself at once.

    ‘Would you care to sit down?’ he asked, presuming she would not. The door stood open.

    ‘No thanks! Sir Clifford wondered if you would and she delivered her message, looking unconsciously into his eyes again. And now his eyes looked warm and kind, particularly to a woman, wonderfully warm, and kind, and at ease.

    ‘Very good, your Ladyship. I will see to it at once.’

    Taking an order, his whole self had changed, glazed over with a sort of hardness and distance. Connie hesitated, she ought to go. But she looked round the clean, tidy, rather dreary little sitting-room with something like dismay.

    ‘Do you live here quite alone?’ she asked.

    ‘Quite alone, your Ladyship.’

    ‘But your mother…?’

    ‘She lives in her own cottage in the village.’

    ‘With the child?’ asked Connie.

    ‘With the child!’

    And his plain, rather worn face took on an indefinable look of derision. It was a face that changed all the time, baffling.

    ‘No,’ he said, seeing Connie stand at a loss, ‘my mother comes and cleans up for me on Saturdays; I do the rest myself.’

    Again Connie looked at him. His eyes were smiling again, a little mockingly, but warm and blue, and somehow kind. She wondered at him. He was in trousers and flannel shirt and a grey tie, his hair soft and damp, his face rather pale and worn-looking. When the eyes ceased to laugh they looked as if they had suffered a great deal, still without losing their warmth. But a pallor of isolation came over him, she was not really there for him.

    She wanted to say so many things, and she said nothing. Only she looked up at him again, and remarked:

    ‘I hope I didn’t disturb you?’

    The faint smile of mockery narrowed his eyes.

    ‘Only combing my hair, if you don’t mind. I’m sorry I hadn’t a coat on, but then I had no idea who was knocking. Nobody knocks here, and the unexpected sounds ominous.’

    He went in front of her down the garden path to hold the gate. In his shirt, without the clumsy velveteen coat, she saw again how slender he was, thin, stooping a little. Yet, as she passed him, there was something young and bright in his fair hair, and his quick eyes. He would be a man about thirty-seven or eight.

    She plodded on into the wood, knowing he was looking after her; he upset her so much, in spite of herself.

    And he, as he went indoors, was thinking: ‘She’s nice, she’s real! She’s nicer than she knows.’

    She wondered very much about him; he seemed so unlike a game-keeper, so unlike a working-man anyhow; although he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local people. But also something very uncommon.

    ‘The game-keeper, Mellors, is a curious kind of person,’ she said to Clifford; ‘he might almost be a gentleman.’

    ‘Might he?’ said Clifford. ‘I hadn’t noticed.’

    ‘But isn’t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Connie insisted.

    ‘I think he’s quite a nice fellow, but I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im. He only came out of the army last year, less than a year ago. From India, I rather think. He may have picked up certain tricks out there, perhaps he was an officer’s servant, and improved on his position. Some of the men were like that. But it does them no good, they have to fall back into their old places when they get home again.’

    Connie gazed at Clifford contemplatively. She saw in him the peculiar tight rebuff against anyone of the lower classes who might be really climbing up, which she knew was characteristic of his breed.

    ‘But don’t you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she asked.

    ‘Frankly, no! Nothing I had noticed.’

    He looked at her curiously, uneasily, half-suspiciously. And she felt he wasn’t telling her the real truth; he wasn’t telling himself the real truth, that was it. He disliked any suggestion of a really exceptional human being. People must be more or less at his level, or below it.

    Connie felt again the tightness, niggardliness of the men of her generation. They were so tight, so scared of life!

    Chapter 7

    When Connie went up to her bedroom she did what she had not done for a long time: took off all her clothes, and looked at herself naked in the huge mirror. She did not know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or at, very definitely, yet she moved the lamp till it shone full on her.

    And she thought, as she had thought so often, what a frail, easily hurt, rather pathetic thing a human body is, naked; somehow a little unfinished, incomplete!

    She had been supposed to have rather a good figure, but now she was out of fashion: a little too female, not enough like an adolescent boy. She was not very tall, a bit Scottish and short; but she had a certain fluent, down-slipping grace that might have been beauty. Her skin was faintly tawny, her limbs had a certain stillness, her body should have had a full, down-slipping richness; but it lacked something.

    Instead of ripening its firm, down-running curves, her body was flattening and going a little harsh. It was as if it had not had enough sun and warmth; it was a little greyish and sapless.

    Disappointed of its real womanhood, it had not succeeded in becoming boyish, and unsubstantial, and transparent; instead it had gone opaque.

    Her breasts were rather small, and dropping pear-shaped. But they were unripe, a little bitter, without meaning hanging there. And her belly had lost the fresh, round gleam it had had when she was young, in the days of her German boy, who really loved her physically. Then it was young and expectant, with a real look of its own. Now it was going slack, and a little flat, thinner, but with a slack thinness. Her thighs, too, they used to look so quick and glimpsy in their female roundness, somehow they too were going flat, slack, meaningless.

    Her body was going meaningless, going dull and opaque, so much insignificant substance. It made her feel immensely depressed and hopeless. What hope was there? She was old, old at twenty-seven, with no gleam and sparkle in the flesh. Old through neglect and denial, yes, denial. Fashionable women kept their bodies bright like delicate porcelain, by external attention. There was nothing inside the porcelain; but she was not even as bright as that. The mental life! Suddenly she hated it with a rushing fury, the swindle!

    She looked in the other mirror’s reflection at her back, her waist, her loins. She was getting thinner, but to her it was not becoming. The crumple of her waist at the back, as she bent back to look, was a little weary; and it used to be so gay-looking. And the longish slope of her haunches and her buttocks had lost its gleam and its sense of richness. Gone! Only the German boy had loved it, and he was ten years dead, very nearly. How time went by! Ten years dead, and she was only twenty-seven. The healthy boy with his fresh, clumsy sensuality that she had then been so scornful of! Where would she find it now? It was gone out of men. They had their pathetic, two-seconds spasms like Michaelis; but no healthy human sensuality, that warms the blood and freshens the whole being.

    Still she thought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her was the long-sloping fall of the haunches from the socket of the back, and the slumberous, round stillness of the buttocks. Like hillocks of sand, the Arabs say, soft and downward-slipping with a long slope. Here the life still lingered hoping. But here too she was thinner, and going unripe, astringent.

    But the front of her body made her miserable. It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slacken, with a slack sort of thinness, almost withered, going old before it had ever really lived. She thought of the child she might somehow bear. Was she fit, anyhow?

    She slipped into her nightdress, and went to bed, where she sobbed bitterly. And in her bitterness burned a cold indignation against Clifford, and his writings and his talk: against all the men of his sort who defrauded a woman even of her own body.

    Unjust! Unjust! The sense of deep physical injustice burned to her very soul.

    But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ame, she was up at seven, and going downstairs to Clifford. She had to help him in all the intimate things, for he had no man, and refused a woman-servant. The housekeeper’s husband, who had known him as a boy, helped him, and did any heavy lifting; but Connie did the personal things, and she did them willingly. It was a demand on her, but she had wanted to do what she could.

    So she hardly ever went away from Wragby, and never for more than a day or two; when Mrs Betts, the housekeeper, attended to Clifford. He, as was inevitable in the course of time, took all the service for granted. It was natural he should.

    And yet, deep inside herself, a sense of injustice, of being defrauded, had begun to burn in Connie. The physical sense of injustice is a dangerous feeling, once it is awakened. It must have outlet, or it eats away the one in whom it is aroused. Poor Clifford, he was not to blame. His was the greater misfortune. It was all part of the general catastrophe.

    And yet was he not in a way to blame? This lack of warmth, this lack of the simple, warm, physical contact, was he not to blame for that? He was never really warm, nor even kind, only thoughtful, considerate, in a well-bred, cold sort of way! But never warm as a man can be warm to a woman, as even Connie’s father could be warm to her, with the warmth of a man who did himself well, and intended to, but who still could comfort a woman with a bit of his masculine glow.

    But Clifford was not like that. His whole race was not like that. They were all inwardly hard and separate, and warmth to them was just bad taste. You had to get on without it, and hold your own; which was all very well if you were of the same class and race. Then you could keep yourself cold and be very estimable, and hold your own, and enjoy the satisfaction of holding it. But if you were of another class and another race it wouldn’t do; there was no fun merely holding your own, and feeling you belonged to the ruling class. What was the point, when even the smartest aristocrats had really nothing positive of their own to hold, and their rule was really a farce, not rule at all? What was the point? It was all cold nonsense.

    A sense of rebellion smouldered in Connie. What was the good of it all? What was the good of her sacrifice, her devoting her life to Clifford? What was she serving, after all? A cold spirit of vanity, that had no warm human contacts, and that was as corrupt as any low-born Jew, in craving for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Success. Even Clifford’s cool and contactless assurance that he belonged to the ruling class didn’t prevent his tongue lolling out of his mouth, as he panted after the bitch-goddess. After all, Michaelis was really more dignified in the matter, and far, far more successful. Really, if you looked closely at Clifford, he was a buffoon, and a buffoon is more humiliating than a bounder.

    As between the two men, Michaelis really had far more use for her than Clifford had. He had even more need of her. Any good nurse can attend to crippled legs! And as for the heroic effort, Michaelis was a heroic rat, and Clifford was very much of a poodle showing off.

    There were people staying in the house, among them Clifford’s Aunt Eva, Lady Bennerley. She was a thin woman of sixty, with a red nose, a widow, and still something of a grande dame. She belonged to one of the best families, and had the character to carry it off. Connie liked her, she was so perfectly simple and frank, as far as she intended to be frank, and superficially kind. Inside herself she was a past-mistress in holding her own, and holding other people a little lower. She was not at all a snob: far too sure of herself. She was perfect at the social sport of coolly holding her own, and making other people defer to her.

    She was kind to Connie, and tried to worm into her woman’s soul with the sharp gimlet of her well-born observations.

    ‘You’re quite wonderful, in my opinion,’ she said to Connie. ‘You’ve done wonders for Clifford. I never saw any budding genius myself, and there he is, all the rage.’ Aunt Eva was quite complacently proud of Clifford’s success. Another feather in the family cap! She didn’t care a straw about his books, but why should she?

    ‘Oh, I don’t think it’s my doing,’ said Connie.

    ‘It must be! Can’t be anybody else’s. And it seems to me you don’t get enough out of it.’

    ‘How?’

    ‘Look at the way you are shut up here. I said to Clifford: If that child rebels one day you’ll have yourself to thank!’

    ‘But Clifford never denies me anything,’ said Connie.

    ‘Look here, my dear child’–and Lady Bennerley laid her thin hand on Connie’s arm. ‘A woman has to live her life, or live to repent not having lived it. Believe me!’ And she took another sip of brandy, which maybe was her form of repentance.

    ‘But I do live my life, don’t I?’

    ‘Not in my idea! Clifford should bring you to London, and let you go about. His sort of friends are all right for him, but what are they for you? If I were you I should think it wasn’t good enough. You’ll let your youth slip by, and you’ll spend your old age, and your middle age too, repenting it.’

    Her ladyship lapsed into contemplative silence, soothed by the brandy.

    But Connie was not keen on going to London, and being steered into the smart world by Lady Bennerley. She didn’t feel really smart, it wasn’t interesting. And she did feel the peculiar, withering coldness under it all; like the soil of Labrador, which his gay little flowers on its surface, and a foot down is frozen.

    Tommy Dukes was at Wragby, and another man, Harry Winterslow, and Jack Strangeways with his wife Olive. The talk was much more desultory than when only the cronies were there, and everybody was a bit bored, for the weather was bad, and there was only billiards, and the pianola to dance to.

    Olive was reading a book about the future, when babies would be bred in bottles, and women would be ‘immunized’.

    ‘Jolly good thing too!’ she said. ‘Then a woman can live her own life.’ Strangeways wanted children, and she didn’t.

    ‘How’d you like to be immunized?’ Winterslow asked her, with an ugly smile.

    ‘I hope I am; naturally,’ she said. ‘Anyhow the future’s going to have more sense, and a woman needn’t be dragged down by her functions.’

    ‘Perhaps she’ll float off into space altogether,’ said Dukes.

    ‘I do think sufficient civilization ought to eliminate a lot of the physical disabilities,’ said Clifford. ‘All the love-business for example, it might just as well go. I suppose it would if we could breed babies in bottles.’

    ‘No!’ cried Olive. ‘That might leave all the more room for fun.’

    ‘I suppose,’ said Lady Bennerley, contemplatively, ‘if the love-business went, something else would take its place. Morphia, perhaps. A little morphine in all the air. It would be wonderfully refreshing for everybody.’

    ‘The government releasing ether into the air on Saturdays, for a cheerful weekend!’ said Jack. ‘Sounds all right, but where should we be by Wednesday?’

    ‘So long as you can forget your body you are happy,’ said Lady Bennerley. ‘And the moment you begin to be aware of your body, you are wretched. So, if civilization is any good, it has to help us to forget our bodies, and then time passes happily without our knowing it.’

    ‘Help us to get rid of our bodies altogether,’ said Winterslow. ‘It’s quite time man began to improve on his own nature, especially the physical side of it.’

    ‘Imagine if we floated like tobacco smoke,’ said Connie.

    ‘It won’t happen,’ said Dukes. ‘Our old show will come flop; our civilization is going to fall. It’s going down the bottomless pit, down the chasm. And believe me, the only bridge across the chasm will be the phallus!’

    ‘Oh do! Dobe impossible, General!’ cried Olive.

    ‘I believe our civilization is going to collapse,’ said Aunt Eva.

    ‘And what will come after it?’ asked Clifford.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but something, I suppose,’ said the elderly lady.

    ‘Connie says people like wisps of smoke, and Olive says immunized women, and babies in bottles, and Dukes says the phallus is the bridge to what comes next. I wonder what it will really be?’ said Clifford.

    ‘Oh, don’t bother! let’s get on with today,’ said Olive. ‘Only hurry up with the breeding bottle, and let us poor women off.’

    ‘There might even be real men, in the next phase,’ said Tommy. ‘Real, intelligent, wholesome men, and wholesome nice women! Wouldn’t that be a change, an enormous change from us? we’re not men, and the women aren’t women. We’re only cerebrating make-shifts, mechanical and intellectual experiments. There may even come a civilization of genuine men and women, instead of our little lot of clever-jacks, all at the intelligence-age of seven. It would be even more amazing than men of smoke or babies in bottles.’

    ‘Oh, when people begin to talk about real women, I give up,’ said Olive.

    ‘Certainly nothing but the spirit in us is worth having,’ said Winterslow.

    ‘Spirits!’ said Jack, drinking his whisky and soda.

    ‘Think so? Give m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said Dukes.

    ‘But it’ll come, in time, when we’ve shoved the cerebral stone away a bit, the money and the rest. Then we’ll get a democracy of touch, instead of a democracy of pocket.’

    Something echoed inside Connie: ‘Give me the democracy of touc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She didn’t at all know what it meant, but it comforted her, as meaningless things may do.

    Anyhow everything was terribly silly, and she was exasperatedly bored by it all, by Clifford, by Aunt Eva, by Olive and Jack, and Winterslow, and even by Dukes. Talk, talk, talk! What hell it was, the continual rattle of it!

    Then, when all the people went, it was no better. She continued plodding on, but exasperation and irritation had got hold of her lower body, she couldn’t escape. The days seemed to grind by, with curious painfulness, yet nothing happened. Only she was getting thinner; even the housekeeper noticed it, and asked her about herself. Even Tommy Dukes insisted she was not well, though she said she was all right. Only she began to be afraid of the ghastly white tombstones, that peculiar loathsome whiteness of Carrara marble, detestable as false teeth, which stuck up on the hillside, under Tevershall church, and which she saw with such grim painfulness from the park. The bristling of the hideous false teeth of tombstones on the hill affected her with a grisly kind of horror. She felt the time not far off when she would be buried there, added to the ghastly host under the tombstones and the monuments, in these filthy Midlands.

    She needed help, and she knew it: so she wrote a little cri du coeur to her sister, Hilda. ‘I’m not well lately, and I don’t know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Down posted Hilda from Scotland, where she had taken up her abode. She came in March, alone, driving herself in a nimble two-seater. Up the drive she came, tooting up the incline, then sweeping round the oval of grass, where the two great wild beech-trees stood, on the flat in front of the house.

    Connie had run out to the steps. Hilda pulled up her car, got out, and kissed her sister.

    ‘But Connie!’ she cried. ‘Whatever is the matter?’

    ‘Nothing!’ said Connie, rather shamefacedly; but she knew how she had suffered in contrast to Hilda. Both sisters had the same rather golden, glowing skin, and soft brown hair, and naturally strong, warm physique. But now Connie was thin and earthy-looking, with a scraggy, yellowish neck, that stuck out of her jumper.

    ‘But you’re ill, child!’ said Hilda, in the soft, rather breathless voice that both sisters had alike. Hilda was nearly, but not quite, two years older than Connie.

    ‘No, not ill. Perhaps I’m bored,’ said Connie a little pathetically.

    The light of battle glowed in Hilda’s face; she was a woman, soft and still as she seemed, of the old amazon sort, not made to fit with men.

    ‘This wretched place!’ she said softly, looking at poor, old, lumbering Wragby with real hate. She looked soft and warm herself, as a ripe pear, and she was an amazon of the real old breed.

    She went quietly in to Clifford. He thought how handsome she looked, but also he shrank from her. His wife’s family did not have his sort of manners, or his sort of etiquette. He considered them rather outsiders, but once they got inside they made him jump through the hoop.

    He sat square and well-groomed in his chair, his hair sleek and blond, and his face fresh, his blue eyes pale, and a little prominent, his expression inscrutable, but well-bred. Hilda thought it sulky and stupid, and he waited. He had an air of aplomb, but Hilda didn’t care what he had an air of; she was up in arms, and if he’d been Pope or Emperor it would have been just the same.

    ‘Connie’s looking awfully unwell,’ she said in her soft voice, fixing him with her beautiful, glowering grey eyes. She looked so maidenly, so did Connie; but he well knew the tone of Scottish obstinacy underneath.

    ‘She’s a little thinner,’ he said.

    ‘Haven’t you done anything about it?’

    ‘Do you think it necessary?’ he asked, with his suavest English stiffness, for the two things often go together.

    Hilda only glowered at him without replying; repartee was not her forte, nor Connie’s; so she glowered, and he was much more uncomfortable than if she had said things.

    ‘I’ll take her to a doctor,’ said Hilda at length. ‘Can you suggest a good one round here?’

    ‘I’m afraid I can’t.’

    ‘Then I’ll take her to London, where we have a doctor we trust.’

    Though boiling with rage, Clifford said nothing.

    ‘I suppose I may as well stay the night,’ said Hilda, pulling off her gloves, ‘and I’ll drive her to town tomorrow.’

    Clifford was yellow at the gills with anger, and at evening the whites of his eyes were a little yellow too. He ran to liver. But Hilda was consistently modest and maidenly.

    ‘You must have a nurse or somebody, to look after you personally. You should really have a manservant,’ said Hilda as they sat, with apparent calmness, at coffee after dinner. She spoke in her soft, seemingly gentle way, but Clifford felt she was hitting him on the head with a bludgeon.

    ‘You think so?’ he said coldly.

    ‘I’m sure! It’s necessary. Either that, or Father and I must take Connie away for some months. This can’t go on.’

    ‘What can’t go on?’

    ‘Haven’t you looked at the child!’ asked Hilda, gazing at him full stare. He looked rather like a huge, boiled crayfish at the moment; or so she thought.

    ‘Connie and I will discuss it,’ he said.

    ‘I’ve already discussed it with her,’ said Hilda.

    Clifford had been long enough in the hands of nurses; he hated them, because they left him no real privacy. And a manservant!…he couldn’t stand a man hanging round him. Almost better any woman. But why not Connie?

    The two sisters drove off in the morning, Connie looking rather like an Easter lamb, rather small beside Hilda, who held the wheel. Sir Malcolm was away, but the Kensington house was open.

    The doctor examined Connie carefully, and asked her all about her life. ‘I see your photograph, and Sir Clifford’s, in the illustrated papers sometimes. Almost notorieties, aren’t you? That’s how the quiet little girls grow up, though you’re only a quiet little girl even now, in spite of the illustrated papers. No, no! There’s nothing organically wrong, but it won’t do! It won’t do! Tell Sir Clifford he’s got to bring you to town, or take you abroad, and amuse you. You’ve got to be amused, got to! Your vitality is much too low; no reserves, no reserves. The nerves of the heart a bit queer already: oh, yes! Nothing but nerves; I’d put you right in a month at Cannes or Biarritz. But it mustn’t go on, mustn’t, I tell you, or I won’t be answerable for consequences. You’re spending your life without renewing it. You’ve got to be amused, properly, healthily amused. You’re spending your vitality without making any. Can’t go on, you know. Depression! Avoid depression!’

    Hilda set her jaw, and that meant something.

    Michaelis heard they were in town, and came running with roses. ‘Why, whatever’s wrong?’ he cried. ‘You’re a shadow of yourself. Why, I never saw such a change! Why ever didn’t you let me know? Come to Nice with me! Come down to Sicily! Go on, come to Sicily with me. It’s lovely there just now. You want sun! You want life! Why, you’re wasting away! Come away with me! Come to Africa! Oh, hang Sir Clifford! Chuck him, and come along with me. I’ll marry you the minute he divorces you. Come along and try a life! God’s love! That place Wragby would kill anybody. Beastly place! Foul place! Kill anybody! Come away with me into the sun! It’s the sun you want, of course, and a bit of normal life.’

    But Connie’s heart simply stood still at the thought of abandoning Clifford there and then. She couldn’t do it. No…no! She just couldn’t. She had to go back to Wragby.

    Michaelis was disgusted. Hilda didn’t like Michaelis, but she almost preferred him to Clifford. Back went the sisters to the Midlands.

    Hilda talked to Clifford, who still had yellow eyeballs when they got back. He, too, in his way, was overwrought; but he had to listen to all Hilda said, to all the doctor had said, not what Michaelis had said, of course, and he sat mum through the ultimatum.

    ‘Here is the address of a good manservant, who was with an invalid patient of the doctor’s till he died last month. He is really a good man, and fairly sure to come.’

    ‘But I’m not an invalid, and I will not have a manservant,’ said Clifford, poor devil.

    ‘And here are the addresses of two women; I saw one of them, she would do very well; a woman of about fifty, quiet, strong, kind, and in her way cultured…’

    Clifford only sulked, and would not answer.

    ‘Very well, Clifford. If we don’t settle something by to-morrow, I shall telegraph to Father, and we shall take Connie away.’

    ‘Will Connie go?’ asked Clifford.

    ‘She doesn’t want to, but she knows she must. Mother died of cancer, brought on by fretting. We’re not running any risks.’

    So next day Clifford suggested Mrs Bolton, Tevershall parish nurse. Apparently Mrs Betts had thought of her. Mrs Bolton was just retiring from her parish duties to take up private nursing jobs. Clifford had a queer dread of delivering himself into the hands of a stranger, but this Mrs Bolton had once nursed him through scarlet fever, and he knew her.

    The two sisters at once called on Mrs Bolton, in a newish house in a row, quite select for Tevershall. They found a rather good-looking woman of forty-odd, in a nurse’s uniform, with a white collar and apron, just making herself tea in a small crowded sitting-room.

    Mrs Bolton was most attentive and polite, seemed quite nice, spoke with a bit of a broad slur, but in heavily correct English, and from having bossed the sick colliers for a good many years, had a very good opinion of herself, and a fair amount of assurance. In short, in her tiny way, one of the governing class in the village, very much respected.

    ‘Yes, Lady Chatterley’s not looking at all well! Why, she used to be that bonny, didn’t she now? But she’s been failing all winter! Oh, it’s hard, it is. Poor Sir Clifford! Eh, that war, it’s a lot to answer for.’

    And Mrs Bolton would come to Wragby at once, if Dr Shardlow would let her off. She had another fortnight’s parish nursing to do, by rights, but they might get a substitute, you know.

    Hilda posted off to Dr Shardlow, and on the following Sunday Mrs Bolton drove up in Leiver’s cab to Wragby with two trunks. Hilda had talks with her; Mrs Bolton was ready at any moment to talk. And she seemed so young! The way the passion would flush in her rather pale cheek. She was forty-seven.

    Her husband, Ted Bolton, had been killed in the pit, twenty-two years ago, twenty-two years last Christmas, just at Christmas time, leaving her with two children, one a baby in arms. Oh, the baby was married now, Edith, to a young man in Boots Cash Chemists in Sheffield. The other one was a schoolteacher in Chesterfield; she came home weekends, when she wasn’t asked out somewhere. Young folks enjoyed themselves nowadays, not like when she, Ivy Bolton, was young.

    Ted Bolton was twenty-eight when he was killed in an explosion down th’ pit. The butty in front shouted to them all to lie down quick, there were four of them. And they all lay down in time, only Ted, and it killed him. Then at the inquiry, on the masters’ side they said Ted had been frightened, and trying to run away, and not obeying orders, so it was like his fault really. So the compensation was only three hundred pounds, and they made out as if it was more of a gift than legal compensation, because it was really the man’s own fault. And they wouldn’t let her have the money down; she wanted to have a little shop. But they said she’d no doubt squander it, perhaps in drink! So she had to draw it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Yes, she had to go every Monday morning down to the offices, and stand there a couple of hours waiting her turn; yes, for almost four years she went every Monday. And what could she do with two little children on her hands? But Ted’s mother was very good to her. When the baby could toddle she’d keep both the children for the day, while she, Ivy Bolton, went to Sheffield, and attended classes in ambulance, and then the fourth year she even took a nursing course and got qualified. She was determined to be independent and keep her children. So she was assistant at Uthwaite hospital, just a little place, for a while. But when the Company, the Tevershall Colliery Company, really Sir Geoffrey, saw that she could get on by herself, they were very good to her, gave her the parish nursing, and stood by her, she would say that for them. And she’d done it ever since, till now it was getting a bit much for her; she needed something a bit lighter, there was such a lot of traipsing around if you were a district nurse.

    ‘Yes, the Company’s been very good to me, I always say it. But I should never forget what they said about Ted, for he was as steady and fearless a chap as ever set foot on the cage, and it was as good as branding him a coward. But there, he was dead, and could say nothing to none of ’em.’

    It was a queer mixture of feelings the woman showed as she talked. She liked the colliers, whom she had nursed for so long; but she felt very superior to them. She felt almost upper clas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resentment against the ruling class smouldered in her. The masters! In a dispute between masters and men, she was always for the men. But when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contest, she was pining to be superior, to be one of the upper class. The upper classes fascinated her, appealing to her peculiar English passion for superiority. She was thrilled to come to Wragby; thrilled to talk to Lady Chatterley, my word,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colliers’ wives! She said so in so many words. Yet one could see a grudge against the Chatterleys peep out in her; the grudge against the masters.

    ‘Why, yes, of course, it would wear Lady Chatterley out! It’s a mercy she had a sister to come and help her. Men don’t think, high and low-alike, they take what a woman does for them for granted. Oh, I’ve told the colliers off about it many a time. But it’s very hard for Sir Clifford, you know, crippled like that. They were always a haughty family, standoffish in a way, as they’ve a right to be. But then to be brought down like that! And it’s very hard on Lady Chatterley, perhaps harder on her. What she misses! I only had Ted three years, but my word, while I had him I had a husband I could never forget. He was one in a thousand, and jolly as the day. Who’d ever have thought he’d get killed? I don’t believe it to this day somehow, I’ve never believed it, though I washed him with my own hands. But he was never dead for me, he never was. I never took it in.’

    This was a new voice in Wragby, very new for Connie to hear; it roused a new ear in her.

    For the first week or so, Mrs Bolton, however, was very quiet at Wragby, her assured, bossy manner left her, and she was nervous. With Clifford she was shy, almost frightened, and silent. He liked that, and soon recovered his self-possession, letting her do things for him without even noticing her.

    ‘She’s a useful nonentity!’ he said. Connie opened her eyes in wonder, but she did not contradict him. So different are impressions on two different people!

    And he soon became rather superb, somewhat lordly with the nurse. She had rather expected it, and he played up without knowing. So susceptible we are to what is expected of us! The colliers had been so like children, talking to her, and telling her what hurt them, while she bandaged them, or nursed them. They had always made her feel so grand, almost super-human in her administrations. Now Clifford made her feel small, and like a servant, and she accepted it without a word, adjusting herself to the upper classes.

    She came very mute, with her long, handsome face, and downcast eyes, to administer to him. And she said very humbly: ‘Shall I do this now, Sir Clifford? Shall I do that?’

    ‘No, leave it for a time. I’ll have it done later.’

    ‘Very well, Sir Clifford.’

    ‘Come in again in half an hour.’

    ‘Very well, Sir Clifford.’

    ‘And just take those old papers out, will you?’

    ‘Very well, Sir Clifford.’

    She went softly, and in half an hour she came softly again. She was bullied, but she didn’t mind. She was experiencing the upper classes. She neither resented nor disliked Clifford; he was just part of a phenomen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high-class folks, so far unknown to her, but now to be known. She felt more at home with Lady Chatterley, and after all it’s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 matters most.

    Mrs Bolton helped Clifford to bed at night, and slept across the passage from his room, and came if he rang for her in the night. She also helped him in the morning, and soon valeted him completely, even shaving him, in her soft, tentative woman’s way. She was very good and competent, and she soon knew how to have him in her power. He wasn’t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lliers after all, when you lathered his chin, and softly rubbed the bristles. The stand-offishness and the lack of frankness didn’t bother her; she was having a new experience.

    Clifford, however, inside himself, never quite forgave Connie for giving up her personal care of him to a strange hired woman. It killed, he said to himself, the real flower of the intimacy between him and her. But Connie didn’t mind that. The fine flower of their intimacy was to her rather like an orchid, a bulb stuck parasitic on her tree of life, and producing, to her eyes, a rather shabby flower.

    Now she had more time to herself she could softly play the piano, up in her room, and sing: ‘Touch not the nettle, for the bonds of love are ill to loose.’ She had not realized till lately how ill to loose they were, these bonds of love. But thank Heaven she had loosened them! She was so glad to be alone, not always to have to talk to him. When he was alone he tapped-tapped-tapped on a typewriter, to infinity. But when he was not ‘working’, and she was there, he talked, always talked; infinite small analysis of people and motives, and results, characters and personalities, till now she had had enough. For years she had loved it, until she had enough, and then suddenly it was too much. She was thankful to be alone.

    It was as if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ttle roots and threads of consciousness in him and her had grown together into a tangled mass, till they could crowd no more, and the plant was dying. Now quietly, subtly, she was unravelling the tangle of his consciousness and hers, breaking the threads gently, one by one, with patience and impatience to get clear. But the bonds of such love are more ill to loose even than most bonds; though Mrs Bolton’s coming had been a great help.

    But he still wanted the old intimate evenings of talk with Connie: talk or reading aloud. But now she could arrange that Mrs Bolton should come at ten to disturb them. At ten o’clock Connie could go upstairs and be alone. Clifford was in good hands with Mrs Bolton.

    Mrs Bolton ate with Mrs Betts in the housekeeper’s room, since they were all agreeable. And it was curious how much closer the servants’ quarters seemed to have come; right up to the doors of Clifford’s study, when before they were so remote. For Mrs Betts would sometimes sit in Mrs Bolton’s room, and Connie heard their lowered voices, and felt somehow the strong, other vibr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almost invading the sitting-room, when she and Clifford were alone. So changed was Wragby merely by Mrs Bolton’s coming.

    And Connie felt herself released, in another world, she felt she breathed differently. But still she was afraid of how many of her roots, perhaps mortal ones, were tangled with Clifford’s. Yet still, she breathed freer, a new phase was going to begin in her life.

    Chapter 8

    Mrs Bolton also kept a cherishing eye on Connie, feeling she must extend to her her female and professional protection. She was always urging her ladyship to walk out, to drive to Uthwaite, to be in the air. For Connie had got into the habit of sitting still by the fire, pretending to read; or to sew feebly, and hardly going out at all.

    It was a blowy day soon after Hilda had gone, that Mrs Bolton said: ‘Now why don’t you go for a walk through the wood, and look at the daffs behind the keeper’s cottage? They’re the prettiest sight you’d see in a day’s march. And you could put some in your room; wild daffs are always so cheerful-looking, aren’t they?’

    Connie took it in good part, even daffs for daffodils. Wild daffodils! After all, one could not stew in one’s own juice. The spring came back…’Seasons return, but not to me returns Day, or the sweet approach of Ev’n or Morn.’

    And the keeper, his thin, white body, like a lonely pistil of an invisible flower! She had forgotten him in her unspeakable depression. But now something roused…’Pale beyond porch and portal’…the thing to do was to pass the porches and the portals.

    She was stronger, she could walk better, and in the wood the wind would not be so tiring as it was across the park, flattening against her. She wanted to forget, to forget the world, and all the dreadful, carrion-bodied people. ‘Ye must be born again! 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Except a grai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earth and die, it shall by no means bring forth. When the crocus cometh forth I too will emerge and see the sun!’ In the wind of March endless phrases swept through her consciousness.

    Little gusts of sunshine blew, strangely bright, and lit up the celandines at the wood’s edge, under the hazel-rods, they spangled out bright and yellow. And the wood was still, stiller, but yet gusty with crossing sun. The first windflowers were out, and all the wood seemed pale with the pallor of endless little anemones, sprinkling the shaken floor. ‘The world has grown pale with thy breath.’ But it was the breath of Persephone, this time; she was out of hell on a cold morning. Cold breaths of wind came, and overhead there was an anger of entangled wind caught among the twigs. It, too, was caught and trying to tear itself free, the wind, like Absalom. How cold the anemones looked, bobbing their naked white shoulders over crinoline skirts of green. But they stood it. A few first bleached little primroses too, by the path, and yellow buds unfolding themselves.

    The roaring and swaying was overhead, only cold currents came down below. Connie was strangely excited in the wood, and the colour flew in her cheeks, and burned blue in her eyes. She walked ploddingly, picking a few primroses and the first violets, that smelled sweet and cold, sweet and cold. And she drifted on without knowing where she was.

    Till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at the end of the wood, and saw the green-stained stone cottage, looking almost rosy, like the flesh underneath a mushroom, its stone warmed in a burst of sun. And there was a sparkle of yellow jasmine by the door; the closed door. But no sound; no smoke from the chimney; no dog barking.

    She went quietly round to the back, where the bank rose up; she had an excuse, to see the daffodils.

    And they were there, the short-stemmed flowers, rustling and fluttering and shivering, so bright and alive, but with nowhere to hide their faces, as they turned them away from the wind.

    They shook their bright, sunny little rags in bouts of distress. But perhaps they liked it really; perhaps they really liked the tossing.

    Constance sat down with her back to a young pine-tree, that swayed against her with curious life, elastic, and powerful, rising up. The erect, alive thing, with its top in the sun! And she watched the daffodils turn golden, in a burst of sun that was warm on her hands and lap. Even she caught the faint, tarry scent of the flowers. And then, being so still and alone, she seemed to bet into the current of her own proper destiny. She had been fastened by a rope, and jagging and snarring like a boat at its moorings; now she was loose and adrift.

    The sunshine gave way to chill; the daffodils were in shadow, dipping silently. So they would dip through the day and the long cold night. So strong in their frailty!

    She rose, a little stiff, took a few daffodils, and went down. She hated breaking the flowers, but she wanted just one or two to go with her. Sh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o Wragby and its walls, and now she hated it, especially its thick walls. Walls! Always walls! Yet one needed them in this wind.

    When she got home Clifford asked her:

    ‘Where did you go?’

    ‘Right across the wood! Look, aren’t the little daffodils adorable? To think they should come out of the earth!’

    ‘Just as much out of air and sunshine,’ he said.

    ‘But modelled in the earth,’ she retorted, with a prompt contradiction, that surprised her a little.

    The next afternoon she went to the wood again. She followed the broad riding that swerved round and up through the larches to a spring called John’s Well. It was cold on this hillside, and not a flower in the darkness of larches. But the icy little spring softly pressed upwards from its tiny well-bed of pure, reddish-white pebbles. How icy and clear it was! Brilliant! The new keeper had no doubt put in fresh pebbles. She heard the faint tinkle of water, as the tiny overflow trickled over and downhill. Even above the hissing boom of the larchwood, that spread its bristling, leafless, wolfish darkness on the down-slope, she heard the tinkle as of tiny water-bells.

    This place was a little sinister, cold, damp. Yet the well must have been a drinking-place for hundreds of years. Now no more. Its tiny cleared space was lush and cold and dismal.

    She rose and went slowly towards home. As she went she heard a faint tapping away on the right, and stood still to listen. Was it hammering, or a woodpecker? It was surely hammering.

    She walked on, listening. And then she noticed a narrow track between young fir-trees, a track that seemed to lead nowhere. But she felt it had been used. She turned down it adventurously, between the thick young firs, which gave way soon to the old oak wood. She followed the track, and the hammering grew nearer, in the silence of the windy wood, for trees make a silence even in their noise of wind.

    She saw a secret little clearing, and a secret little hut made of rustic poles. And she had never been here before! She realized it was the quiet place where the growing pheasants were reared; the keeper in his shirt-sleeves was kneeling, hammering. The dog trotted forward with a short, sharp bark, and the keeper lifted his face suddenly and saw her. He had a startled look in his eyes.

    He straightened himself and saluted, watching her in silence, as she came forward with weakening limbs. He resented the intrusion; he cherished his solitude as his only and last freedom in life.

    ‘I wondered what the hammering was,’ she said, feeling weak and breathless, and a little afraid of him, as he looked so straight at her.

    ‘Ah’m gettin’ th’ coops ready for th’ young bods,’ he said, in broad vernacular.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and she felt weak. ‘I should like to sit down a bit,’ she said.

    ‘Come and sit ‘ere i’ th’ ‘ut,’ he said, going in front of her to the hut, pushing aside some timber and stuff, and drawing out a rustic chair, made of hazel sticks.

    ‘Am Ah t’ light yer a little fire?’ he asked, with the curious naivete of the dialect.

    ‘Oh, don’t bother,’ she replied.

    But he looked at her hands; they were rather blue. So he quickly took some larch twigs to the little brick fire-place in the corner, and in a moment the yellow flame was running up the chimney. He made a place by the brick hearth.

    ‘Sit ‘ere then a bit, and warm yer,’ he said.

    She obeyed him. He had that curious kind of protective authority she obeyed at once. So she sat and warmed her hands at the blaze, and dropped logs on the fire, whilst outside he was hammering again. She did not really want to sit, poked in a corner by the fire; she would rather have watched from the door, but she was being looked after, so she had to submit.

    The hut was quite cosy, panelled with unvarnished deal, having a little rustic table and stool beside her chair, and a carpenter’s bench, then a big box, tools, new boards, nails; and many things hung from pegs: axe, hatchet, traps, things in sacks, his coat. It had no window, the light came in through the open door. It was a jumble, but also it was a sort of little sanctuary.

    She listened to the tapping of the man’s hammer; it was not so happy. He was oppressed. Here was a trespass on his privacy, and a dangerous one! A woman! He had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all he wanted on earth was to be alone. And yet he was powerless to preserve his privacy; he was a hired man, and these people were his masters.

    Especially he did not want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 woman again. He feared it; for he had a big wound from old contacts. He felt if he could not be alone, and if he could not be left alone, he would die. His recoil away from the outer world was complete; his last refuge was this wood; to hide himself there!

    Connie grew warm by the fire, which she had made too big: then she grew hot. She went and sat on the stool in the doorway, watching the man at work. He seemed not to notice her, but he knew. Yet he worked on, as if absorbedly, and his brown dog sat on her tail near him, and surveyed the untrustworthy world.

    Slender, quiet and quick, the man finished the coop he was making, turned it over, tried the sliding door, then set it aside. Then he rose, went for an old coop, and took it to the chopping log where he was working. Crouching, he tried the bars; some broke in his hands; he began to draw the nails. Then he turned the coop over and deliberated, and he gave absolutely no sign of awareness of the woman’s presence.

    So Connie watched him fixedly. And the same solitary aloneness she had seen in him naked, she now saw in him clothed: solitary, and intent, like an animal that works alone, but also brooding, like a soul that recoils away, away from all human contact. Silently, patiently, he was recoiling away from her even now. It was the stillness, and the timeless sort of patience, in a man impatient and passionate, that touched Connie’s womb. She saw it in his bent head, the quick quiet hands, the crouching of his slender, sensitive loins; something patient and withdrawn. She felt his experience had been deeper and wider than her own; much deeper and wider, and perhaps more deadly. And this relieved her of herself; she felt almost irresponsible.

    So she sat in the doorway of the hut in a dream, utterly unaware of time and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She was so drifted away that he glanced up at her quickly, and saw the utterly still, waiting look on her face. To him it was a look of waiting. And a little thin tongue of fire suddenly flickered in his loins, at the root of his back, and he groaned in spirit. He dreaded with a repulsion almost of death, any further close human contact. He wished above all things she would go away, and leave him to his own privacy. He dreaded her will, her female will, and her modern female insistency. And above all he dreaded her cool, upper-class impudence of having her own way. For after all he was only a hired man. He hated her presence there.

    Connie came to herself with sudden uneasiness. She rose. The afternoon was turning to evening, yet she could not go away. She went over to the man, who stood up at attention, his worn face stiff and blank, his eyes watching her.

    ‘It is so nice here, so restful,’ she said. ‘I ha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No?’

    ‘I think I shall come and sit here sometimes.

    ‘Yes?’

    ‘Do you lock the hut when you’re not here?’

    ‘Yes, your Ladyship.’

    ‘Do you think I could have a key too, so that I could sit here sometimes? Are there two keys?’

    ‘Not as Ah know on, ther’ isna.’

    He had lapsed into the vernacular. Connie hesitated; he was putting up an opposition. Was it his hut, after all?

    ‘Couldn’t we get another key?’ she asked in her soft voice, that underneath had the ring of a woman determined to get her way.

    ‘Another!’ he said, glancing at her with a flash of anger, touched with derision.

    ‘Yes, a duplicate,’ she said, flushing.

    ”Appen Sir Clifford ‘ud know,’ he said, putting her off.

    ‘Yes!’ she said, ‘he might have another. Otherwise we could have one made from the one you have. It would only take a day or so, I suppose. You could spare your key for so long.’

    ‘Ah canna tell yer, m’Lady! Ah know nob’dy as ma’es keys round ‘ere.’

    Connie suddenly flushed with anger.

    ‘Very well!’ she said. ‘I’ll see to it.’

    ‘All right, your Ladyship.’

    Their eyes met. His had a cold, ugly look of dislike and contempt, and indifference to what would happen. Hers were hot with rebuff.

    But her heart sank, she saw how utterly he disliked her, when she went against him. And she saw him in a sort of desperation.

    ‘Good afternoon!’

    ‘Afternoon, my Lady!’ He saluted and turned abruptly away. She had wakened the sleeping dogs of old voracious anger in him, anger against the self-willed female. And he was powerless, powerless. He knew it!

    And she was angry against the self-willed male. A servant too! She walked sullenly home.

    She found Mrs Bolton under the great beech-tree on the knoll, looking for her.

    ‘I just wondered if you’d be coming, my Lady,’ the woman said brightly.

    ‘Am I late?’ asked Connie.

    ‘Oh only Sir Clifford was waiting for his tea.’

    ‘Why didn’t you make it then?’

    ‘Oh, I don’t think it’s hardly my place. I don’t think Sir Clifford would like it at all, my Lady.’

    ‘I don’t see why not,’ said Connie.

    She went indoors to Clifford’s study, where the old brass kettle was simmering on the tray.

    ‘Am I late, Clifford?’ she said, putting down the few flowers and taking up the tea-caddy, as she stood before the tray in her hat and scarf. ‘I’m sorry! Why didn’t you let Mrs Bolton make the tea?’

    ‘I didn’t think of it,’ he said ironically. ‘I don’t quite see her presiding at the tea-table.’

    ‘Oh, there’s nothing sacrosanct about a silver tea-pot,’ said Connie.

    He glanced up at her curiously.

    ‘What did you do all afternoon?’ he said.

    ‘Walked and sat in a sheltered place. Do you know there are still berries on the big holly-tree?’

    She took off her scarf, but not her hat, and sat down to make tea. The toast would certainly be leathery. She put the tea-cosy over the tea-pot, and rose to get a little glass for her violets. The poor flowers hung over, limp on their stalks.

    ‘They’ll revive again!’ she said, putting them before him in their glass for him to smell.

    ‘Sweeter than the lids of Juno’s eyes,’ he quoted.

    ‘I don’t see a bit of connexion with the actual violets,’ she said. ‘The Elizabethans are rather upholstered.’

    She poured him his tea.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second key to that little hut not far from John’s Well, where the pheasants are reared?’ she said.

    ‘There may be. Why?’

    ‘I happened to find it today–and I’d never seen it before. I think it’s a darling place. I could sit there sometimes, couldn’t I?’

    ‘Was Mellors there?’

    ‘Yes! That’s how I found it: his hammering. He didn’t seem to like my intruding at all. In fact he was almost rude when I asked about a second key.’

    ‘What did he say?’

    ‘Oh, nothing: just his manner; and he said he knew nothing about keys.’

    ‘There may be one in Father’s study. Betts knows them all, they’re all there. I’ll get him to look.’

    ‘Oh do!’ she said.

    ‘So Mellors was almost rude?’

    ‘Oh, nothing,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he wanted me to have the freedom of the castle, quite.’

    ‘I don’t suppose he did.’

    ‘Still, I don’t see why he should mind. It’s not his home, after all! It’s not his private abode. I don’t see why I shouldn’t sit there if I want to.’

    ‘Quite!’ said Clifford. ‘He thinks too much of himself, that man.’

    ‘Do you think he does?’

    ‘Oh, decidedly! He thinks he’s something exceptional. You know he had a wife he didn’t get on with, so he joined up in 1915 and was sent to India, I believe. Anyhow he was blacksmith to the cavalry in Egypt for a time; always was connected with horses, a clever fellow that way. Then some Indian colonel took a fancy to him, and he was made a lieutenant. Yes, they gave him a commission. I believe he went back to India with his colonel, and up to the north-west frontier. He was ill; he was a pension. He didn’t come out of the army till last year, I believe, and then, naturally, it isn’t easy for a man like that to get back to his own level. He’s bound to flounder. But he does his duty all righ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Only I’m not having any of the Lieutenant Mellors touch.’

    ‘How could they make him an officer when he speaks broad Derbyshire?’

    ‘He doesn’t…except by fits and starts. He can speak perfectly well, for him. I suppose he has an idea if he’s come down to the ranks again, he’d better speak as the ranks speak.’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im before?’

    ‘Oh, I’ve no patience with these romances. They’re the ruin of all order. It’s a thousand pities they ever happened.’

    Connie was inclined to agree. What was the good of discontented people who fitted in nowhere?

    In the spell of fine weather Clifford, too, decided to go to the wood. The wind was cold, but not so tiresome, and the sunshine was like life itself, warm and full.

    ‘It’s amazing,’ said Connie, ‘how different one feels when there’s a really fresh fine day. Usually one feels the very air is half dead. People are killing the very air.’

    ‘Do you think people are doing it?’ he asked.

    ‘I do. The steam of so much boredom, and discontent and anger out of all the people, just kills the vitality in the air. I’m sure of it.’

    ‘Perhaps some condition of the atmosphere lowers the vitality of the people?’ he said.

    ‘No, it’s man that poisons the universe,’ she asserted.

    ‘Fouls his own nest,’ remarked Clifford.

    The chair puffed on. In the hazel copse catkins were hanging pale gold, and in sunny places the wood-anemones were wide open, as if exclaiming with the joy of life, just as good as in past days, when people could exclaim along with them. They had a faint scent of apple-blossom. Connie gathered a few for Clifford.

    He took them and looked at them curiously.

    ‘Thou still unravished bride of quietness,’ he quoted. ‘It seems to fit flowers so much better than Greek vases.’

    ‘Ravished is such a horrid word!’ she said. ‘It’s only people who ravish things.’

    ‘Oh, I don’t know…snails and things,’ he said.

    ‘Even snails only eat them, and bees don’t ravish.’

    She was angry with him, turning everything into words. Violets were Juno’s eyelids, and windflowers were on ravished brides. How she hated words, always coming between her and life: they did the ravishing, if anything did: ready-made words and phrases, sucking all the life-sap out of living things.

    The walk with Clifford was not quite a success. Between him and Connie there was a tension that each pretended not to notice, but there it was. Suddenly, with all the force of her female instinct, she was shoving him off. She wanted to be clear of him, and especially of his consciousness, his words, his obsession with himself, his endless treadmill obsession with himself, and his own words.

    The weather came rainy again. But after a day or two she went out in the rain, and she went to the wood. And once there, she went towards the hut. It was raining, but not so cold, and the wood felt so silent and remote, inaccessible in the dusk of rain.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No one there! The hut was locked. But she sat on the log doorstep, under the rustic porch, and snuggled into her own warmth. So she sat, looking at the rain, listening to the many noiseless noises of it, and to the strange soughings of wind in upper branches, when there seemed to be no wind. Old oak-trees stood around, grey, powerful trunks, rain-blackened, round and vital, throwing off reckless limbs. The ground was fairly free of undergrowth, the anemones sprinkled, there was a bush or two, elder, or guelder-rose, and a purplish tangle of bramble: the old russet of bracken almost vanished under green anemone ruffs. Perhaps this was one of the unravished places. Unravished! The whole world was ravished.

    Some things can’t be ravished. You can’t ravish a tin of sardines. And so many women are like that; and men. But the earth…!

    The rain was abating. It was hardly making darkness among the oaks any more. Connie wanted to go; yet she sat on. But she was getting cold; yet the overwhelming inertia of her inner resentment kept her there as if paralysed.

    Ravished! How ravished one could be without ever being touched. Ravished by dead words become obscene, and dead ideas become obsessions.

    A wet brown dog came running and did not bark, lifting a wet feather of a tail. The man followed in a wet black oilskin jacket, like a chauffeur, and face flushed a little. She felt him recoil in his quick walk, when he saw her. She stood up in the handbreadth of dryness under the rustic porch. He saluted without speaking, coming slowly near. She began to withdraw.

    ‘I’m just going,’ she said.

    ‘Was yer waitin’ to get in?’ he asked, looking at the hut, not at her.

    ‘No, I only sat a few minutes in the shelter,’ she said, with quiet dignity.

    He looked at her. She looked cold.

    ‘Sir Clifford ‘adn’t got no other key then?’ he asked.

    ‘No, but it doesn’t matter. I can sit perfectly dry under this porch. Good afternoon!’ She hated the excess of vernacular in his speech.

    He watched her closely, as she was moving away. Then he hitched up his jacket, and put his hand in his breeches pocket, taking out the key of the hut.

    ”Appen yer’d better ‘ave this key, an’ Ah min fend for t’ bods some other road.’

    She looked at him.

    ‘What do you mean?’ she asked.

    ‘I mean as ‘appen Ah can find anuther pleece as’ll du for rearin’ th’ pheasants. If yer want ter be ‘ere, yo’ll non want me messin’ abaht a’ th’ time.’

    She looked at him, getting his meaning through the fog of the dialect.

    ‘Why don’t you speak ordinary English?’ she said coldly.

    ‘Me! Ah thowt it wor ordinary.’

    She was silent for a few moments in anger.

    ‘So if yer want t’ key, yer’d better tacit. Or ‘appen Ah’d better gi’e ‘t yer termorrer, an’ clear all t’ stuff aht fust. Would that du for yer?’

    She became more angry.

    ‘I didn’t want your key,’ she said. ‘I don’t want you to clear anything out at all. I don’t in the least want to turn you out of your hut, thank you! I only wanted to be able to sit here sometimes, like today. But I can sit perfectly well under the porch, so please say no more about it.’

    He looked at her again, with his wicked blue eyes.

    ‘Why,’ he began, in the broad slow dialect. ‘Your Ladyship’s as welcome as Christmas ter th’ hut an’ th’ key an’ iverythink as is. On’y this time O’ th’ year ther’s bods ter set, an’ Ah’ve got ter be potterin’ abaht a good bit, seein’ after ’em, an’ a’. Winter time Ah ned ‘ardly come nigh th’ pleece. But what wi’ spring, an’ Sir Clifford wantin’ ter start th’ pheasants…An’ your Ladyship’d non want me tinkerin’ around an’ about when she was ‘ere, all the time.’

    She listened with a dim kind of amazement.

    ‘Why should I mind your being here?’ she asked.

    He looked at her curiously.

    ‘T’nuisance on me!’ he said briefly, but significantly. She flushed. ‘Very well!’ she said finally. ‘I won’t trouble you. But I don’t think I should have minded at all sitting and seeing you look after the birds. I should have liked it. But since you think it interferes with you, I won’t disturb you, don’t be afraid. You are Sir Clifford’s keeper, not mine.’

    The phrase sounded queer, she didn’t know why. But she let it pass.

    ‘Nay, your Ladyship. It’s your Ladyship’s own ‘ut. It’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an’ pleases, every time. Yer can turn me off at a wik’s notice. It wor only…’

    ‘Only what?’ she asked, baffled.

    He pushed back his hat in an odd comic way.

    ‘On’y as ‘appen yo’d like the place ter yersen, when yer did come, an’ not me messin’ abaht.’

    ‘But why?’ she said, angry. ‘Aren’t you a civilized human being? Do you think I ought to be afraid of you? Why should I take any notice of you and your being here or not? Why is it important?’

    He looked at her, all his face glimmering with wicked laughter.

    ‘It’s not, your Ladyship. Not in the very least,’ he said.

    ‘Well, why then?’ she asked.

    ‘Shall I get your Ladyship another key then?’

    ‘No thank you! I don’t want it.’

    ‘Ah’ll get it anyhow. We’d best ‘ave two keys ter th’ place.’

    ‘And I consider you are insolent,’ said Connie, with her colour up, panting a little.

    ‘Nay, nay!’ he said quickly. ‘Dunna yer say that! Nay, nay! I niver meant nuthink. Ah on’y thought as if yo’ come ‘ere, Ah s’d ave ter clear out, an’ it’d mean a lot of work, settin’ up somewheres else. But if your Ladyship isn’t going ter take no notice O’ me, then…it’s Sir Clifford’s ‘ut, an’ everythink i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everythink i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an’ pleases, barrin’ yer take no notice O’ me, doin’ th’ bits of jobs as Ah’ve got ter do.’

    Connie went away completely bewildered. She was not sure whether she had been insulted and mortally offended, or not. Perhaps the man really only meant what 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would expect him to keep away. As if she would dream of it! And as if he could possibly be so important, he and his stupid presence.

    She went home in confusion, not knowing what she thought or felt.

    Chapter 9

    Connie was surprised at her own feeling of aversion from Clifford. What is more, she felt she had always really disliked him. Not hate: there was no passion in it. But a profound physical dislike. Almost, it seemed to her, she had married him because she disliked him, in a secret, physical sort of way. But of course, she had married him really because in a mental way he attracted her and excited her. He had seemed, in some way, her master, beyond her.

    Now the mental excitement had worn itself out and collapsed, and she was aware only of the physical aversion. It rose up in her from her depths: and she realized how it had been eating her life away.

    She felt weak and utterly forlorn. She wished some help would come from outside. But in the whole world there was no help. Society was terrible because it was insane. Civilized society is insane. Money and so-called love are its two great manias; money a long way first. The individual asserts himself in his disconnected insanity in these two modes: money and love. Look at Michaelis! His life and activity were just insanity. His love was a sort of insanity.

    And Clifford the same. All that talk! All that writing! All that wild struggling to push himself forwards! It was just insanity. And it was getting worse, really maniacal.

    Connie felt washed-out with fear. But at least, Clifford was shifting his grip from her on to Mrs Bolton. He did not know it. Like many insane people, his insanity might be measured by the things he was not aware of the great desert tracts in his consciousness.

    Mrs Bolton was admirable in many ways. But she had that queer sort of bossiness, endless assertion of her own will, which is one of the signs of insanity in modern woman. She thought she was utterly subservient and living for others. Clifford fascinated her because he always, or so often, frustrated her will, as if by a finer instinct. He had a finer, subtler will of self-assertion than herself. This was his charm for her.

    Perhaps that had been his charm, too, for Connie.

    ‘It’s a lovely day, today!’ Mrs Bolton would say in her caressive, persuasive voice. ‘I should think you’d enjoy a little run in your chair today, the sun’s just lovely.’

    ‘Yes? Will you give me that book–there, that yellow one. And I think I’ll have those hyacinths taken out.’

    ‘Why they’re so beautiful!’ She pronounced it with the ‘y’ sound: be-yutiful! ‘And the scent is simply gorgeous.’

    ‘The scent is what I object to,’ he said. ‘It’s a little funereal.’

    ‘Do you think so!’ she exclaimed in surprise, just a little offended, but impressed. And she carried the hyacinths out of the room, impressed by his higher fastidiousness.

    ‘Shall I shave you this morning, or would you rather do it yourself?’ Always the same soft, caressive, subservient, yet managing voice.

    ‘I don’t know. Do you mind waiting a while. I’ll ring when I’m ready.’

    ‘Very good, Sir Clifford!’ she replied, so soft and submissive, withdrawing quietly. But every rebuff stored up new energy of will in her.

    When he rang, after a time, she would appear at once. And then he would say:

    ‘I think I’d rather you shaved me this morning.’

    Her heart gave a little thrill, and she replied with extra softness:

    ‘Very good, Sir Clifford!’

    She was very deft, with a soft, lingering touch, a little slow. At first he had resented the infinitely soft touch of her fingers on his face. But now he liked it, with a growing voluptuousness. He let her shave him nearly every day: her face near his, her eyes so very concentrated, watching that she did it right. And gradually her fingertips knew his cheeks and lips, his jaw and chin and throat perfectly. He was well-fed and well-liking, his face and throat were handsome enough and he was a gentleman.

    She was handsome too, pale, her face rather long and absolutely still, her eyes bright, but revealing nothing. Gradually, with infinite softness, almost with love, she was getting him by the throat, and he was yielding to her.

    She now did almost everything for him, and he felt more at home with her, less ashamed of accepting her menial offices, than with Connie. She liked handling him. She loved having his body in her charge, absolutely, to the last menial offices. She said to Connie one day: ‘All men are babies, when you come to the bottom of them. Why, I’ve handled some of the toughest customers as ever went down Tevershall pit. But let anything ail them so that you have to do for them, and they’re babies, just big babies. Oh, there’s not much difference in men!’

    At first Mrs Bolton had thought there really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in a gentleman, a real gentleman, like Sir Clifford. So Clifford had got a good start of her. But gradually, as she came to the bottom of him, to use her own term, she found he was like the rest, a baby grown to man’s proportions: but a baby with a queer temper and a fine manner and power in its control, and all sorts of odd knowledge that she had never dreamed of, with which he could still bully her.

    Connie was sometimes tempted to say to him:

    ‘For God’s sake, don’t sink so horribly into the hands of that woman!’ But she found she didn’t care for him enough to say it, in the long run.

    It was still their habit to spend the evening together, till ten o’clock. Then they would talk, or read together, or go over his manuscript. But the thrill had gone out of it. She was bored by his manuscripts. But she still dutifully typed them out for him. But in time Mrs Bolton would do even that.

    For Connie had suggested to Mrs Bolton that she should learn to use a typewriter. And Mrs Bolton, always ready, had begun at once, and practised assiduously. So now Clifford would sometimes dictate a letter to her, and she would take it down rather slowly, but correctly. And he was very patient, spelling for her the difficult words, or the occasional phrases in French. She was so thrilled, it was almost a pleasure to instruct her.

    Now Connie would sometimes plead a headache as an excuse for going up to her room after dinner.

    ‘Perhaps Mrs Bolton will play piquet with you,’ she said to Clifford.

    ‘Oh, I shall be perfectly all right. You go to your own room and rest, darling.’

    But no sooner had she gone, than he rang for Mrs Bolton, and asked her to take a hand at piquet or bezique, or even chess. He had taught her all these games. And Connie found it curiously objectionable to see Mrs Bolton, flushed and tremulous like a little girl, touching her queen or her knight with uncertain fingers, then drawing away again. And Clifford, faintly smiling with a half-teasing superiority, saying to her:

    ‘You must say j’adoube!’

    She looked up at him with bright, startled eyes, then murmured shyly, obediently:

    ‘J’adoube!’

    Yes, he was educating her. And he enjoyed it, it gave him a sense of power. And she was thrilled. She was coming bit by bit into possession of all that the gentry knew, all that made them upper class: apart from the money. That thrilled 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making him want to have her there with him. It was a subtle deep flattery to him, her genuine thrill.

    To Connie, Clifford seemed to be coming out in his true colours: a little vulgar, a little common, and uninspired; rather fat. Ivy Bolton’s tricks and humble bossiness were also only too transparent. But Connie did wonder at the genuine thrill which the woman got out of Clifford. To say she was in love with him would be putting it wrongly. She was thrilled by her contact with a man of the upper class, this titled gentleman, this author who could write books and poems, and whose photograph appeared in the illustrated newspapers. She was thrilled to a weird passion. And his ‘educating’ her roused in her a passion of excitement and response much deeper than any love affair could have done. In truth,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could be no love affair left her free to thrill to her very marrow with this other passion, the peculiar passion of knowing, knowing as he knew.

    There was no mistake that the woman was in some way in love with him: whatever force we give to the word love. She looked so handsome and so young, and her grey eyes were sometimes marvellou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lurking soft satisfaction about her, even of triumph, and private satisfaction. Ugh, that private satisfaction. How Connie loathed it!

    But no wonder Clifford was caught by the woman! She absolutely adored him, in her persistent fashion, and put herself absolutely at his service, for him to use as he liked. No wonder he was flattered!

    Connie heard long conversations going on between the two. Or rather, it was mostly Mrs Bolton talking. She had unloosed to him the stream of gossip about Tevershall village. It was more than gossip. It was Mrs Gaskell and George Eliot and Miss Mitford all rolled in one, with a great deal more, that these women left out.’ Once started, Mrs Bolton was better than any book, about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She knew them all so intimately, and had such a peculiar, flamey zest in all their affairs, it was wonderful, if just a trifle humiliating to listen to her. At first she had not ventured to ‘talk Tevershall’, as she called it, to Clifford. But once started, it went on. Clifford was listening for ‘material’, and he found it in plenty. Connie realized that his so-called genius was just this: a perspicuous talent for personal gossip, clever and apparently detached. Mrs Bolton, of course, was very warm when she ‘talked Tevershall’. Carried away, in fact. And it was marvellous,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and that she knew about. She would have run to dozens of volumes.

    Connie was fascinated, listening to her. But afterwards always a little ashamed. She ought not to listen with this queer rabid curiosity. After all, one may hear the most private affairs of other people, but only in a spirit of respect for the struggling, battered thing which any human soul is, and in a spirit of fine, discriminative sympathy. For even satire is a form of sympathy. It is the way our sympathy flows and recoils that really determines our lives. And here lies the vast importance of the novel, properly handled. It can inform and lead into new places the flow of our sympa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it can lead our sympathy away in recoil from things gone dead. Therefore, the novel, properly handled, can reveal the most secret places of life: for it is in the passional secret places of life, above all, that the tide of sensitive awareness needs to ebb and flow, cleansing and freshening.

    But the novel, like gossip, can also excite spurious sympathies and recoils, mechanical and deadening to the psyche. The novel can glorify the most corrupt feelings, so long as they are conventionally ‘pure’. Then the novel, like gossip, becomes at last vicious, and, like gossip, all the more vicious because it is always ostensibly 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Mrs Bolton’s gossip wa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And he was such a bad fellow, and she was such a nice woman.’ Whereas, as Connie could see even from Mrs Bolton’s gossip, the woman had been merely a mealy-mouthed sort, and the man angrily honest. But angry honesty made a ‘bad man’ of him, and mealy-mouthedness made a ‘nice woman’ of her, in the vicious, conventional channelling of sympathy by Mrs Bolton.

    For this reason, the gossip was humiliating.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most novels, especially popular ones, are humiliating too. The public responds now only to an appeal to its vices.

    Nevertheless, one got a new vision of Tevershall village from Mrs Bolton’s talk. A terrible, seething welter of ugly life it seemed: not at all the flat drabness it looked from outside. Clifford of course knew by sight most of the people mentioned, Connie knew only one or two. But it sounded really more like a Central African jungle than an English village.

    ‘I suppose you heard as Miss Allsopp was married last week! Would you ever! Miss Allsopp, old James’ daughter, the boot-and-shoe Allsopp. You know they built a house up at Pye Croft. The old man died last year from a fall; eighty-three, he was, an’ nimble as a lad. An’ then he slipped on Bestwood Hill, on a slide as the lads ‘ad made last winter, an’ broke his thigh, and that finished him, poor old man, it did seem a shame. Well, he left all his money to Tattie: didn’t leave the boys a penny. An’ Tattie, I know, is five years–yes, she’s fifty-three last autumn. And you know they were such Chapel people, my word! She taught Sunday school for thirty years, till her father died. And then she started carrying on with a fellow from Kinbrook,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him, an oldish fellow with a red nose, rather dandified, Willcock, as works in Harrison’s woodyard. Well he’s sixty-five, if he’s a day, yet you’d have thought they were a pair of young turtle-doves, to see them, arm in arm, and kissing at the gate: yes, an’ she sitting on his knee right in the bay window on Pye Croft Road, for anybody to see. And he’s got sons over forty: only lost his wife two years ago. If old James Allsopp hasn’t risen from his grave, it’s because there is no rising: for he kept her that strict! Now they’re married and gone to live down at Kinbrook, and they say she goes round in a dressing-gown from morning to night, a veritable sight. I’m sure it’s awful, the way the old ones go on! Why they’re a lot worse than the young, and a sight more disgusting. I lay it down to the pictures, myself. But you can’t keep them away. I was always saying: go to a good instructive film, but do for goodness sake keep away from these melodramas and love films. Anyhow keep the children away! But there you are, grown-ups are worse than the children: and the old ones beat the band.

    ‘Talk about morality! Nobody cares a thing. Folks does as they like, and much better off they are for it, I must say. But they’re having to draw their horns in nowadays, now th’ pits are working so bad, and they haven’t got the money. And the grumbling they do, it’s awful, especially the women. The men are so good and patient! What can they do, poor chaps! But the women, oh, they do carry on! They go and show off, giving contributions for a wedding present for Princess Mary, and then when they see all the grand things that’s been given, they simply rave: who’s she, any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Why doesn’t Swan & Edgar give me one fur coat, instead of giving her six. I wish I’d kept my ten shillings! What’s she going to give me, I should like to know? Here I can’t get a new spring coat, my dad’s working that bad, and she gets van-loads. It’s time as poor folks had some money to spend, rich ones ‘as ‘ad it long enough. I want a new spring coat, I do, an’ wheer am I going to get it? I say to them, be thankful you’re well fed and well clothed, without all the new finery you want! And they fly back at me: “Why isn’t Princess Mary thankful to go about in her old rags, then, an’ have nothing! Folks like her get van-loads, an’ I can’t have a new spring coat. It’s a damned shame. Princess! Bloomin’ rot about Princess! It’s munney as matters, an’ cos she’s got lots, they give her more! Nobody’s givin’ me any, an’ I’ve as much right as anybody else. Don’t talk to me about education. It’s munney as matters. I want a new spring coat, I do, an’ I shan’t get it, cos there’s no munney…”

    ‘That’s all they care about, clothes. They think nothing of giving seven or eight guineas for a winter coat–colliers’ daughters, mind you–and two guineas for a child’s summer hat. And then they go to the Primitive Chapel in their two-guinea hat, girls as would have been proud of a three-and-sixpenny one in my day. I heard that at the Primitive Methodist anniversary this year, when they have a built-up platform for the Sunday School children, like a grandstand going almost up to th’ ceiling, I heard Miss Thompson, who has the first class of girls in the Sunday School, say there’d be over a thousand pounds in new Sunday clothes sitting on that platform! And times are what they are! But you can’t stop them. They’re mad for clothes. And boys the same. The lads spend every penny on themselves, clothes, smoking, drinking in the Miners’ Welfare, jaunting off to Sheffield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Why, it’s another world. And they fear nothing, and they respect nothing, the young don’t. The older men are that patient and good, really, they let the women take everything. And this is what it leads to. The women are positive demons. But the lads aren’t like their dads. They’re sacrificing nothing, they aren’t: they’re all for self. If you tell them they ought to be putting a bit by, for a home, they say: That’ll keep, that will, I’m goin’ t’ enjoy myself while I can. Owt else’ll keep! Oh, they’re rough an’ selfish, if you like. Everything falls on the older men, an’ it’s a bad outlook all round.’

    Clifford began to get a new idea of his own village. The place had always frightened him, but he had thought it more or less stable. Now–?

    ‘Is there much Socialism, Bolshevism, among the people?’ he asked.

    ‘Oh!’ said Mrs Bolton, ‘you hear a few loud-mouthed ones. But they’re mostly women who’ve got into debt. The men take no notice. I don’t believe you’ll ever turn our Tevershall men into reds. They’re too decent for that. But the young ones blether sometimes. Not that they care for it really. They only want a bit of money in their pocket, to spend at the Welfare, or go gadding to Sheffield. That’s all they care. When they’ve got no money, they’ll listen to the reds spouting. But nobody believes in it, really.’

    ‘So you think there’s no danger?’

    ‘Oh no! Not if trade was good, there wouldn’t be. But if things were bad for a long spell, the young ones might go funny. I tell you, they’re a selfish, spoilt lot. But I don’t see how they’d ever do anything. They aren’t ever serious about anything, except showing off on motor-bikes and dancing at the Palais-de-danse in Sheffield. You can’t make them serious. The serious ones dress up in evening clothes and go off to the Pally to show off before a lot of girls and dance these new Charlestons and what not. I’m sure sometimes the bus’ll be full of young fellows in evening suits, collier lads, off to the Pally: let alone those that have gone with their girls in motors or on motor-bikes. They don’t give a serious thought to a thing–save Doncaster races, and the Derby: for they all of them bet on every race. And football! But even football’s not what it was, not by a long chalk. It’s too much like hard work, they say. No, they’d rather be off on motor-bikes to Sheffield or Nottingham, Saturday afternoons.’

    ‘But what do they do when they get there?’

    ‘Oh, hang around–and have tea in some fine tea-place like the Mikado–and go to the Pally or the pictures or the Empire, with some girl. The girls are as free as the lads. They do just what they like.’

    ‘And what do they do when they haven’t the money for these things?’

    ‘They seem to get it, somehow. And they begin talking nasty then. But I don’t see how you’re going to get bolshevism, when all the lads want is just money to enjoy themselves, and the girls the same, with fine clothes: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another thing. They haven’t the brains to be socialists. They haven’t enough seriousness to take anything really serious, and they never will have.’

    Connie thought, how extremely like all the rest of the classes the lower classes sounded. Just the same thing over again, Tevershall or Mayfair or Kensington. There was only one class nowadays: moneyboys. The moneyboy and the moneygirl,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how much you’d got, and how much you wanted.

    Under Mrs Bolton’s influence, Clifford began to take a new interest in the mines. He began to feel he belonged. A new sort of self-assertion came into him. After all, he was the real boss in Tevershall, he was really the pits. It was a new sense of power, something he had till now shrunk from with dread.

    Tevershall pits were running thin. There were only two collieries: Tevershall itself, and New London. Tevershall had once been a famous mine, and had made famous money. But its best days were over. New London was never very rich, and in ordinary times just got along decently. But now times were bad, and it was pits like New London that got left.

    ‘There’s a lot of Tevershall men left and gone to Stacks Gate and Whiteover,’ said Mrs Bolton. ‘You’ve not seen the new works at Stacks Gate, opened after the war, have you, Sir Clifford? Oh, you must go one day, they’re something quite new: great big chemical works at the pit-head, doesn’t look a bit like a colliery. They say they get more money out of the chemical by-products than out of the coal–I forget what it is. And the grand new houses for the men, fair mansions! of course it’s brought a lot of riff-raff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a lot of Tevershall men got on there, and doin’ well, a lot better than our own men. They say Tevershall’s done, finished: only a question of a few more years, and it’ll have to shut down. And New London’ll go first. My word, won’t it be funny when there’s no Tevershall pit working. It’s bad enough during a strike, but my word, if it closes for good, it’ll be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Even when I was a girl it was the best pit in the country, and a man counted himself lucky if he could on here. Oh, there’s been some money made in Tevershall. And now the men say it’s a sinking ship, and it’s time they all got out. Doesn’t it sound awful! But of course there’s a lot as’ll never go till they have to. They don’t like these new fangled mines, such a depth, and all machinery to work them. Some of them simply dreads those iron men, as they call them, those machines for hewing the coal, where men always did it before. And they say it’s wasteful as well. But what goes in waste is saved in wages, and a lot more. It seems soon there’ll be no use for me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it’ll be all machines. But they say that’s what folks said when they had to give up the old stocking frames. I can remember one or two. But my word, the more machines, the more people, that’s what it looks like! They say you can’t get the same chemicals out of Tevershall coal as you can out of Stacks Gate, and that’s funny, they’re not three miles apart. But they say so. But everybody says it’s a shame something can’t be started, to keep the men going a bit better, and employ the girls. All the girls traipsing off to Sheffield every day! My word, it would be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if Tevershall Collieries took a new lease of life, after everybody saying they’re finished, and a sinking ship, and the men ought to leave them like rats leave a sinking ship. But folks talk so much, of course there was a boom during the war. When Sir Geoffrey made a trust of himself and got the money safe for ever, somehow. So they say! But they say even the masters and the owners don’t get much out of it now. You can hardly believe it, can you! Why I always thought the pits would go on for ever and ever. Who’d have thought, when I was a girl! But New England’s shut down, so is Colwick Wood: yes, it’s fair haunting to go through that coppy and see Colwick Wood standing there deserted among the trees, and bushes growing up all over the pit-head, and the lines red rusty. It’s like death itself, a dead colliery. Why, whatever should we do if Tevershall shut down–? It doesn’t bear thinking of. Always that throng it’s been, except at strikes, and even then the fan-wheels didn’t stand, except when they fetched the ponies up. I’m sure it’s a funny world,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from year to year, you really don’t.’

    It was Mrs Bolton’s talk that really put a new fight into Clifford. His income, as she pointed out to him, was secure, from his father’s trust, even though it was not large. The pits did not really concern him. It was the other world he wanted to capture,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and fame; the popular world, not the working world.

    Now he realiz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pular success and working success: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and the populace of work. He, as a private individual, had been catering with his stories for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And he had caught on. But beneath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lay the populace of work, grim, grimy, and rather terrible. They too had to have their providers. And it was a much grimmer business, providing for the populace of work, than for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While he was doing his stories, and ‘getting on’ in the world, Tevershall was going to the wall.

    He realized now that the bitch-goddess of Success had two main appetites: one for flattery, adulation, stroking and tickling such as writers and artists gave her; but the other a grimmer appetite for meat and bones. And the meat and bones for the bitch-goddess were provided by the men who made money in industry.

    Yes, there were two great groups of dogs wrangling for the bitch-goddess: the group of the flatterers, those who offered her amusement, stories, films, plays: and the other, much less showy, much more savage breed, those who gave her meat, the real substance of money. The well-groomed showy dogs of amusement wrangled and snarled among themselves for the favours of the bitch-goddess. But it was nothing to the silent fight-to-the-death that went on among the indispensables, the bone-bringers.

    But under Mrs Bolton’s influence, Clifford was tempted to enter this other fight, to capture the bitch-goddess by brute mean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omehow, he got his pecker up.

    In one way, Mrs Bolton made a man of him, as Connie never did. Connie kept him apart, and made him sensitive and conscious of himself and his own states. Mrs Bolton made him aware only of outside things. Inwardly he began to go soft as pulp. But outwardly he began to be effective.

    He even roused himself to go to the mines once more: and when he was there, he went down in a tub, and in a tub he was hauled out into the workings. Things he had learned before the war, and seemed utterly to have forgotten, now came back to him. He sat there, crippled, in a tub, with the underground manager showing him the seam with a powerful torch. And he said little. But his mind began to work.

    He began to read again his technical works on the coal-mining industry, he studied the government reports, and he read with care the latest things on mining and the chemistry of coal and of shale which were written in German. Of course the most valuable discoveries were kept secret as far as possible. But once you started a sort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al-mining, a study of methods and means, a study of by-products and the chemical possibilities of coal, it was astounding the ingenuity and the almost uncanny cleverness of the modern technical mind, as if really the devil himself had lent fiend’s wits to the technical scientists of industry. It was far more interesting than art, than literature, poor emotional half-witted stuff, was this technical science of industry. In this field, men were like gods, or demons, inspired to discoveries, and fighting to carry them out. In this activity, men were beyond any mental age calculable. But Clifford knew that when it did come to the emotional and human life, these self-made men were of a mental age of about thirteen, feeble boys. The discrepancy was enormous and appalling.

    But let that be. Let man slide down to general idiocy in the emotional and ‘human’ mind, Clifford did not care. Let all that go hang.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technicalities of modern coal-mining, and in pulling Tevershall out of the hole.

    He went down to the pit day after day, he studied, he put the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overhead manager, and the underground manager, and the engineers through a mill they had never dreamed of. Power! He felt a new sense of power flowing through him: power over all these men, over the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colliers. He was finding out: and he was getting things into his grip.

    And he seemed verily to be re-born. Now life came into him! He had been gradually dying, with Connie, in the isolated private life of the artist and the conscious being. Now let all that go. Let it sleep. He simply felt life rush into him out of the coal, out of the pit. The very stale air of the colliery was better than oxygen to him. It gave him a sense of power, power. He was doing something: and he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He was going to win, to win: not as he had won with his stories, mere publicity, amid a whole sapping of energy and malice. But a man’s victory.

    At first he thought the solution lay in electricity: convert the coal into electric power. Then a new idea came. The Germans invented a new locomotive engine with a self feeder, that did not need a fireman. And it was to be fed with a new fuel, that burnt in small quantities at a great heat, under peculiar conditions.

    The idea of a new concentrated fuel that burnt with a hard slowness at a fierce heat was what first attracted Clifford.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external stimulus of the burning of such fuel, not merely air supply. He began to experiment, and got a clever young fellow, who had proved brilliant in chemistry, to help him.

    And he felt triumphant. He had at last got out of himself. He had fulfilled his life-long secret yearning to get out of himself. Art had not done it for him. Art had only made it worse. But now, now he had done it.

    He was not aware how much Mrs Bolton was behind him. He did not know how much he depended on her. But for all that, it was evident that when he was with her his voice dropped to an easy rhythm of intimacy, almost a trifle vulgar.

    With Connie, he was a little stiff. He felt he owed her everything, and he showed her the utmost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so long as she gave him mere outward respect. But it was obvious he had a secret dread of her. The new Achilles in him had a heel, and in this heel the woman, the woman like Connie, his wife, could lame him fatally. He went in a certain half-subservient dread of her, and was extremely nice to her. But his voice was a little tense when he spoke to her, and he began to be silent whenever she was present.

    Only when he was alone with Mrs Bolton did he really feel a lord and a master, and his voice ran on with her almost as easily and garrulously as her own could run. And he let her shave him or sponge all his body as if he were a child, really as if he were a child.

    Chapter 10

    Connie was a good deal alone now, fewer people came to Wragby. Clifford no longer wanted them. He had turned against even the cronies. He was queer. He preferred the radio, which he had installed at some expense, with a good deal of success at last. He could sometimes get Madrid or Frankfurt, even there in the uneasy Midlands.

    And he would sit alone for hours listening to the loudspeaker bellowing forth. It amazed and stunned Connie. But there he would sit, with a blank entrance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like a person losing his mind, and listen, or seem to listen, to the unspeakable thing.

    Was he really listening? Or was it a sort of soporific he took, whilst something else worked on underneath in him? Connie did now know. She fled up to her room, or out of doors to the wood. A kind of terror filled her sometimes, a terror of the incipient insanity of the whole civilized species.

    But now that Clifford was drifting off to this other weirdness of industrial activity, becoming almost a creature, with a hard, efficient shell of an exterior and a pulpy interior, one of the amazing crabs and lobster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world, invertebrates of the crustacean order, with shells of steel, like machines, and inner bodies of soft pulp, Connie herself was really completely stranded.

    She was not even free, for Clifford must have her there. He seemed to have a nervous terror that she should leave him. The curious pulpy part of him, the emotional and humanly-individual part, depended on her with terror, like a child, almost like an idiot. She must be there, there at Wragby, a Lady Chatterley, his wife. Otherwise he would be lost like an idiot on a moor.

    This amazing dependence Connie realized with a sort of horror. She heard him with his pit managers, with the members of his Board, with young scientists, and she was amazed at his shrewd insight into things, his power, his uncanny material power over what is called practical men. He had become a practical man himself and an amazingly astute and powerful one, a master. Connie attributed it to Mrs Bolton’s influence upon him, just at the crisis in his life.

    But this astute and practical man was almost an idiot when left alone to his own emotional life. He worshipped Connie. She was his wife, a higher being, and he worshipped her with a queer, craven idolatry, like a savage, a worship based on enormous fear, and even hate of the power of the idol, the dread idol. All he wanted was for Connie to swear, to swear not to leave him, not to give him away.

    ‘Clifford,’ she said to him–but this was after she had the key to the hut–‘Would you really like me to have a child one day?’

    He looked at her with a furtive apprehension in his rather prominent pale eyes.

    ‘I shouldn’t mind, if it made no difference between us,’ he said.

    ‘No difference to what?’ she asked.

    ‘To you and me; to our love for one another. If it’s going to affect that, then I’m all against it. Why, I might even one day have a child of my own!’

    She looked at him in amazement.

    ‘I mean, it might come back to me one of these days.’

    She still stared in amazement, and he was uncomfortable.

    ‘So you would not like it if I had a child?’ she said.

    ‘I tell you,’ he replied quickly, like a cornered dog, ‘I am quite willing, provided it doesn’t touch your love for me. If it would touch that, I am dead against it.’

    Connie could only be silent in cold fear and contempt. Such talk was really the gabbling of an idiot. He no longer kne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Oh, it wouldn’t make any difference to my feeling for you,’ she said, with a certain sarcasm.

    ‘There!’ he said. ‘That is the point! In that case I don’t mind in the least. I mean it would be awfully nice to have a child running about the house, and feel one was building up a future for it. I should have something to strive for then, and I should know it was your child, shouldn’t I, dear? And it would seem just the same as my own. Because it is you who count in these matters. You know that, don’t you, dear? I don’t enter, I am a cypher. You are the great I-am! as far as life goes. You know that, don’t you? I mean,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mean, but for you I am absolutely nothing. I live for your sake and your future. I am nothing to myself’

    Connie heard it all with deepening dismay and repulsion. It was one of the ghastly half-truths that poison human existence. What man in his senses would say such things to a woman! But men aren’t in their senses. What man with a spark of honour would put this ghastly burden of life-responsibility upon a woman, and leave her there, in the void?

    Moreover, in half an hour’s time, Connie heard Clifford talking to Mrs Bolton, in a hot, impulsive voice, revealing himself in a sort of passionless passion to the woman, as if she were half mistress, half foster-mother to him. And Mrs Bolton was carefully dressing him in evening clothes, for there were important business guests in the house.

    Connie really sometimes felt she would die at this time. She felt she was being crushed to death by weird lies, and by the amazing cruelty of idiocy. Clifford’s strange business efficiency in a way over-awed her, and his declaration of private worship put her into a panic. There was nothing between them. She never even touched him nowadays, and he never touched her. He never even took her hand and held it kindly. No, and because they were so utterly out of touch, he tortured her with his declaration of idolatry. It was the cruelty of utter impotence. And she felt her reason would give way, or she would die.

    She fl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he wood. One afternoon, as she sat brooding, watching the water bubbling coldly in John’s Well, the keeper had strode up to her.

    ‘I got you a key made, my Lady!’ he said, saluting, and he offered her the key.

    ‘Thank you so much!’ she said, startled.

    ‘The hut’s not very tidy, if you don’t mind,’ he said. ‘I cleared it what I could.’

    ‘But I didn’t want you to trouble!’ she said.

    ‘Oh, it wasn’t any trouble. I am setting the hens in about a week. But they won’t be scared of you. I s’ll have to see to them morning and night, but I shan’t bother you any more than I can help.’

    ‘But you wouldn’t bother me,’ she pleaded. ‘I’d rather not go to the hut at all, if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way.’

    He looked at her with his keen blue eyes. He seemed kindly, but distant. But at least he was sane, and wholesome, if even he looked thin and ill. A cough troubled him.

    ‘You have a cough,’ she said.

    ‘Nothing–a cold! The last pneumonia left me with a cough, but it’s nothing.’

    He kept distant from her, and would not come any nearer.

    She went fairly often to the hut,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afternoon, but he was never there. No doubt he avoided her on purpose. He wanted to keep his own privacy.

    He had made the hut tidy, put the little table and chair near the fireplace, left a little pile of kindling and small logs, and put the tools and traps away as far as possible, effacing himself. Outside, by the clearing, he had built a low little roof of boughs and straw, a shelter for the birds, and under it stood the live coops. And, one day when she came, she found two brown hens sitting alert and fierce in the coops, sitting on pheasants’ eggs, and fluffed out so proud and deep in all the heat of the pondering female blood. This almost broke Connie’s heart. She, herself was so forlorn and unused, not a female at all, just a mere thing of terrors.

    Then all the live coops were occupied by hens, three brown and a grey and a black. All alike, they clustered themselves down on the eggs in the soft nestling ponderosity of the female urge, the female nature, fluffing out their feathers. And with brilliant eyes they watched Connie, as she crouched before them, and they gave short sharp clucks of anger and alarm, but chiefly of female anger at being approached.

    Connie found corn in the corn-bin in the hut. She offered it to the hens in her hand. They would not eat it. Only one hen pecked at her hand with a fierce little jab, so Connie was frightened. But she was pining to give them something, the brooding mothers who neither fed themselves nor drank. She brought water in a little tin, and was delighted when one of the hens drank.

    Now she came every day to the hens, they were the only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warmed her heart. Clifford’s protestations made her go cold from head to foot. Mrs Bolton’s voice made her go cold, and the sound of the business men who came. An occasional letter from Michaelis affected her with the same sense of chill. She felt she would surely die if it lasted much longer.

    Yet it was spring, and the bluebells were coming in the wood, and the leaf-buds on the hazels were opening like the spatter of green rain. How terrible it was that it should be spring, and everything cold-hearted, cold-hearted. Only the hens, fluffed so wonderfully on the eggs, were warm with their hot, brooding female bodies! Connie felt herself living on the brink of fainting all the time.

    Then, one day, a lovely sunny day with great tufts of primroses under the hazels, and many violets dotting the paths, she came in the afternoon to the coops and there was one tiny, tiny perky chicken tinily prancing round in front of a coop, and the mother hen clucking in terror. The slim little chick was greyish brown with dark markings, and it was the most alive little spark of a creature in seven kingdoms at that moment. Connie crouched to watch in a sort of ecstasy. Life, life! pure, sparky, fearless new life! New life! So tiny and so utterly without fear! Even when it scampered a little, scrambling into the coop again, and disappeared under the hen’s feathers in answer to the mother hen’s wild alarm-cries, it was not really frightened, it took it as a game, the game of living. For in a moment a tiny sharp head was poking through the gold-brown feathers of the hen, and eyeing the Cosmos.

    Connie was fascin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never had she felt so acutely the agony of her own female forlornness. It was becoming unbearable.

    She had only one desire now, to go to the clearing in the wood. The rest was a kind of painful dream. But sometimes she was kept all day at Wragby, by her duties as hostess. And then she felt as if she too were going blank, just blank and insane.

    One evening, guests or no guests, she escaped after tea. It was late, and she fled across the park like one who fears to be called back. The sun was setting rosy as she entered the wood, but she pressed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light would last long overhead.

    She arrived at the clearing flushed and semi-conscious. The keeper was there, in his shirt-sleeves, just closing up the coops for the night, so the little occupants would be safe. But still one little trio was pattering about on tiny feet, alert drab mites, under the straw shelter, refusing to be called in by the anxious mother.

    ‘I had to come and see the chickens!’ she said, panting, glancing shyly at the keeper, almost unaware of him. ‘Are there any more?’

    ‘Thurty-six so far!’ he said. ‘Not bad!’

    He too took a curious pleasure in watching the young things come out.

    Connie crouched in front of the last coop. The three chicks had run in. But still their cheeky heads came poking sharply through the yellow feathers, then withdrawing, then only one beady little head eyeing forth from the vast mother-body.

    ‘I’d love to touch them,’ she said, putting her fingers gingerly through the bars of the coop. But the mother-hen pecked at her hand fiercely, and Connie drew back startled and frightened.

    ‘How she pecks at me! She hates me!’ she said in a wondering voice. ‘But I wouldn’t hurt them!’

    The man standing above her laughed, and crouched down beside her, knees apart, and put his hand with quiet confidence slowly into the coop. The old hen pecked at him, but not so savagely. And slowly, softly, with sure gentle fingers, he felt among the old bird’s feathers and drew out a faintly-peeping chick in his closed hand.

    ‘There!’ he said, holding out his hand to her. She took the little drab thing between her hands, and there it stood, on its impossible little stalks of legs, its atom of balancing life trembling through its almost weightless feet into Connie’s hands. But it lifted its handsome, clean-shaped little head boldly, and looked sharply round, and gave a little ‘peep’. ‘So adorable! So cheeky!’ she said softly.

    The keeper, squatting beside her, was also watching with an amused face the bold little bird in her hands. Suddenly he saw a tear fall on to her wrist.

    And he stood up, and stood away, moving to the other coop. For suddenly he was aware of the old flame shooting and leaping up in his loins, that he had hoped was quiescent for ever. He fought against it, turning his back to her. But it leapt, and leapt downwards, circling in his knees.

    He turned again to look at her. She was kneeling and holding her two hands slowly forward, blindly, so that the chicken should run in to the mother-hen again.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so mute and forlorn in her, compassion flamed in his bowels for her.

    Without knowing, he came quickly towards her and crouched beside her again, taking the chick from her hands, because she was afraid of the hen, and putting it back in the coop. At the back of his loins the fire suddenly darted stronger.

    He glanced apprehensively at her. Her face was averted, and she was crying blindly, in all the anguish of her generation’s forlornness. His heart melted suddenly, like a drop of fire, and he put out his hand and laid his fingers on her knee.

    ‘You shouldn’t cry,’ he said softly.

    But then she put her hands over her face and felt that really her heart was broken and nothing mattered any more.

    He laid his hand on her shoulder, and softly, gently, it began to travel down the curve of her back, blindly, with a blind stroking motion, to the curve of her crouching loins. And there his hand softly, softly, stroked the curve of her flank, in the blind instinctive caress.

    She had found her scrap of handkerchief and was blindly trying to dry her face.

    ‘Shall you come to the hut?’ he said, in a quiet, neutral voice.

    And closing his hand softly on her upper arm, he drew her up and led her slowly to the hut, not letting go of her till she was inside. Then he cleared aside the chair and table, and took a brown, soldier’s blanket from the tool chest, spreading it slowly. She glanced at his face, as she stood motionless.

    His face was pale and without expression, like that of a man submitting to fate.

    ‘You lie there,’ he said softly, and he shut the door, so that it was dark, quite dark.

    With a queer obedience, she lay down on the blanket. Then she felt the soft, groping, helplessly desirous hand touching her body, feeling for her face. The hand stroked her face softly, softly, with infinite soothing and assurance, and at last there was the soft touch of a kiss on her cheek.

    She lay quite still, in a sort of sleep, in a sort of dream. Then she quivered as she felt his hand groping softly, yet with queer thwarted clumsiness, among her clothing. Yet the hand knew, too, how to unclothe her where it wanted. He drew down the thin silk sheath, slowly, carefully, right down and over her feet. Then with a quiver of exquisite pleasure he touched the warm soft body, and touched her navel for a moment in a kiss. And he had to come in to her at once, to enter the peace on earth of her soft, quiescent body. It was the moment of pure peace for him, the entry into the body of the woman.

    She lay still, in a kind of sleep, always in a kind of sleep. The activity, the orgasm was his, all his; she could strive for herself no more. Even the tightness of his arms round her, even the intense movement of his body, and the springing of his seed in her, was a kind of sleep, from which she did not begin to rouse till he had finished and lay softly panting against her breast.

    Then she wondered, just dimly wondered, why? Why was this necessary? Why had it lifted a great cloud from her and given her peace? Was it real? Was it real?

    Her tormented modern-woman’s brain still had no rest. Was it real? And she knew, if she gave herself to the man, it was real. But if she kept herself for herself it was nothing. She was old; millions of years old, she felt. And at last, she could bear the burden of herself no more. She was to be had for the taking. To be had for the taking.

    The man lay in a mysterious stillness. What was he feeling? What was he thinking? She did not know. He was a strange man to her, she did not know him. She must only wait, for she did not dare to break his mysterious stillness. He lay there with his arms round her, his body on hers, his wet body touching hers, so close. And completely unknown. Yet not unpeaceful. His very stillness was peaceful.

    She knew that, when at last he roused and drew away from her. It was like an abandonment. He drew her dress in the darkness down over her knees and stood a few moments, apparently adjusting his own clothing. Then he quietly opened the door and went out.

    She saw a very brilliant little moon shining above the afterglow over the oaks. Quickly she got up and arranged herself she was tidy. Then she went to the door of the hut.

    All the lower wood was in shadow, almost darkness. Yet the sky overhead was crystal. But it shed hardly any light. He came through the lower shadow towards her, his face lifted like a pale blotch.

    ‘Shall we go then?’ he said.

    ‘Where?’

    ‘I’ll go with you to the gate.’

    He arranged things his own way. He locked the door of the hut and came after her.

    ‘You aren’t sorry, are you?’ he asked, as he went at her side.

    ‘No! No! Are you?’ she said.

    ‘For that! No!’ he said. Then after a while he added: ‘But there’s the rest of things.’

    ‘What rest of things?’ she said.

    ‘Sir Clifford. Other folks. All the complications.’

    ‘Why complications?’ she said, disappointed.

    ‘It’s always so. For you as well as for me. There’s always complications.’ He walked on steadily in the dark.

    ‘And are you sorry?’ she said.

    ‘In a way!’ he replied, looking up at the sky. ‘I thought I’d done with it all. Now I’ve begun again.’

    ‘Begun what?’

    ‘Life.’

    ‘Life!’ she re-echoed, with a queer thrill.

    ‘It’s life,’ he said. ‘There’s no keeping clear. And if you do keep clear you might almost as well die. So if I’ve got to be broken open again, I have.’

    She did not quite see it that way, but still ‘It’s just love,’ she said cheerfully.

    ‘Whatever that may be,’ he replied.

    They went on through the darkening wood in silence, till they were almost at the gate.

    ‘But you don’t hate me, do you?’ she said wistfully.

    ‘Nay, nay,’ he replied. And suddenly he held her fast against his breast again, with the old connecting passion. ‘Nay, for me it was good, it was good. Was it for you?’

    ‘Yes, for me too,’ she answered, a little untruthfully, for she had not been conscious of much.

    He kissed her softly, softly, with the kisses of warmth.

    ‘If only there weren’t so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he said lugubriously.

    She laughed. They were at the gate to the park. He opened it for her.

    ‘I won’t come any further,’ he said.

    ‘No!’ An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if to shake hands. But he took it in both his.

    ‘Shall I come again?’ she asked wistfully.

    ‘Yes! Yes!’

    She left him and went across the park.

    He stood back and watched her going into the dark, against the pallor of the horizon. Almost with bitterness he watched her go. She had connected him up again, when he had wanted to be alone. She had cost him that bitter privacy of a man who at last wants only to be alone.

    He turned into the dark of the wood. All was still, the moon had set. But he was aware of the noises of the night, the engines at Stacks Gate, the traffic on the main road. Slowly he climbed the denuded knoll. And from the top he could see the country, bright rows of lights at Stacks Gate, smaller lights at Tevershall pit, the yellow lights of Tevershall and lights everywhere, here and there, on the dark country, with the distant blush of furnaces, faint and rosy, since the night was clear, the rosiness of the outpouring of white-hot metal. Sharp, wicked electric lights at Stacks Gate! An undefinable quick of evil in them! And all the unease, the ever-shifting dread of the industrial night in the Midlands. He could hear the winding-engines at Stacks Gate turning down the seven-o’clock miners. The pit worked three shifts.

    He went down again into the darkness and seclusion of the wood. But he knew that the seclusion of the wood was illusory. The industrial noises broke the solitude, the sharp lights, though unseen, mocked it. A man could no longer be private and withdrawn. The world allows no hermits. And now he had taken the woman, and brought on himself a new cycle of pain and doom. For he knew by experience what it meant.

    It was not woman’s fault, nor even love’s fault, nor the fault of sex. The fault lay there, out there, in those evil electric lights and diabolical rattlings of engines. There, in the world of the mechanical greedy, greedy mechanism and mechanized greed, sparkling with lights and gushing hot metal and roaring with traffic, there lay the vast evil thing, ready to destroy whatever did not conform. Soon it would destroy the wood, and the bluebells would spring no more. All vulnerable things must perish under the rolling and running of iron.

    He thought with infinite tenderness of the woman. Poor forlorn thing, she was nicer than she knew, and oh! so much too nice for the tough lot she was in contact with. Poor thing, she too had som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wild hyacinths, she wasn’t all tough rubber-goods and platinum, like the modern girl. And they would do her in! As sure as life, they would do her in, as they do in all naturally tender life. Tender! Somewhere she was tender, tender with a tenderness of the growing hyacinths, something that has gone out of the celluloid women of today. But he would protect her with his heart for a little while. For a little while, before the insentient iron world and the Mammon of mechanized greed did them both in, her as well as him.

    He went home with his gun and his dog, to the dark cottage, lit the lamp, started the fire, and ate his supper of bread and cheese, young onions and beer. He was alone, in a silence he loved. His room was clean and tidy, but rather stark. Yet the fire was bright, the hearth white, the petroleum lamp hung bright over the table, with its white oil-cloth. He tried to read a book about India, but tonight he could not read. He sat by the fire in his shirt-sleeves, not smoking, but with a mug of beer in reach. And he thought about Connie.

    To tell the truth, he was sorry for what had happened, perhaps most for her sake. He had a sense of foreboding. No sense of wrong or sin; he was troubled by no conscience in that respect. He knew that conscience was chiefly fear of society, or fear of oneself. He was not afraid of himself. But he was quite consciously afraid of society, which he knew by instinct to be a malevolent, partly-insane beast.

    The woman! If she could be there with him, and there were nobody else in the world! The desire rose again, his penis began to stir like a live bird. At the same time an oppression, a dread of exposing himself and her to that outside Thing that sparkled viciously in the electric lights, weighed down his shoulders. She, poor young thing, was just a young female creature to him; but a young female creature whom he had gone into and whom he desired again.

    Stretching with the curious yawn of desire, for he had been alone and apart from man or woman for four years, he rose and took his coat again, and his gun, lowered the lamp and went out into the starry night, with the dog. Driven by desire and by dread of the malevolent Thing outside, he made his round in the wood, slowly, softly. He loved the darkness and folded himself into it. It fitted the turgidity of his desire which, in spite of all, was like a riches; the stirring restlessness of his penis, the stirring fire in his loins! Oh, if only there were other men to be with, to fight that sparkling electric Thing outside there, to preserve the tenderness of life, the tenderness of women, and the natural riches of desire. If only there were men to fight side by side with! But the men were all outside there, glorying in the Thing, triumphing or being trodden down in the rush of mechanized greed or of greedy mechanism.

    Constance, for her part, had hurried across the park, home, almost without thinking. As yet she had no afterthought. She would be in time for dinner.

    She was annoyed to find the doors fastened, however, so that she had to ring. Mrs Bolton opened.

    ‘Why there you are, your Ladyship! I was beginning to wonder if you’d gone lost!’ she said a little roguishly. ‘Sir Clifford hasn’t asked for you, though; he’s got Mr Linley in with him, talking over something. It looks as if he’d stay to dinner, doesn’t it, my Lady?’

    ‘It does rather,’ said Connie.

    ‘Shall I put dinner back a quarter of an hour? That would give you time to dress in comfort.’

    ‘Perhaps you’d better.’

    Mr Linley was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ollieries, an elderly man from the north, with not quite enough punch to suit Clifford; not up to post-war conditions, nor post-war colliers either, with their ‘ca’ canny’ creed. But Connie liked Mr Linley, though she was glad to be spared the toadying of his wife.

    Linley stayed to dinner, and Connie was the hostess men liked so much, so modest, yet so attentive and aware, with big, wide blue eyes and a soft repose that sufficiently hid what she was really thinking. Connie had played this woman so much, it was almost second nature to her; but still, decidedly second. Yet it was curious how everything disappeared from her consciousness while she played it.

    She waited patiently till she could go upstairs and think her own thoughts. She was always waiting, it seemed to be her forte.

    Once in her room, however, she felt still vague and confused. She didn’t know what to think. What sort of a man was he, really? Did he really like her? Not much, she felt. Yet he was kind. There was something, a sort of warm naive kindness, curious and sudden, that almost opened her womb to him. But she felt he might be kind like that to any woman. Though even so, it was curiously soothing, comforting. And he was a passionate man, wholesome and passionate. But perhaps he wasn’t quite individual enough; he might be the same with any woman as he had been with her. It really wasn’t personal. She was only really a female to him.

    But perhaps that was better. And after all, he was kind to the female in her, which no man had ever been. Men were very kind to the person she was, but rather cruel to the female, despising her or ignoring her altogether. Men were awfully kind to Constance Reid or to Lady Chatterley; but not to her womb they weren’t kind. And he took no notice of Constance or of Lady Chatterley; he just softly stroked her loins or her breasts.

    She went to the wood next day. It was a grey, still afternoon, with the dark-green dogs-mercury spreading under the hazel copse, and all the trees making a silent effort to open their buds. Today she could almost feel it in her own body, the huge heave of the sap in the massive trees, upwards, up, up to the bud-tips, there to push into little flamey oak-leaves, bronze as blood. It was like a ride running turgid upward, and spreading on the sky.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but he was not there. She had only half expected him. The pheasant chicks were running lightly abroad, light as insects, from the coops where the fellow hens clucked anxiously. Connie sat and watched them, and waited. She only waited. Even the chicks she hardly saw. She waited.

    The time passed with dream-like slowness, and he did not come. She had only half expected him. He never came in the afternoon. She must go home to tea. But she had to force herself to leave.

    As she went home, a fine drizzle of rain fell.

    ‘Is it raining again?’ said Clifford, seeing her shake her hat.

    ‘Just drizzle.’

    She poured tea in silence, absorbed in a sort of obstinacy. She did want to see the keeper today, to see if it were really real. If it were really real.

    ‘Shall I read a little to you afterwards?’ said Clifford.

    She looked at him. Had he sensed something?

    ‘The spring makes me feel queer–I thought I might rest a little,’ she said.

    ‘Just as you like. Not feeling really unwell, are you?’

    ‘No! Only rather tired–with the spring. Will you have Mrs Bolton to play something with you?’

    ‘No! I think I’ll listen in.’

    She heard the curious satisfaction in his voice. She went upstairs to her bedroom. There she heard the loudspeaker begin to bellow, in an idiotically velveteen-genteel sort of voice, something about a series of street-cries, the very cream of genteel affectation imitating old criers. She pulled on her old violet coloured mackintosh, and slipped out of the house at the side door.

    The drizzle of rain was like a veil over the world, mysterious, hushed, not cold. She got very warm as she hurried across the park. She had to open her light waterproof.

    The wood was silent, still and secret in the evening drizzle of rain, full of the mystery of eggs and half-open buds, half unsheathed flowers. In the dimness of it all trees glistened naked and dark as if they had unclothed themselves, and the green things on earth seemed to hum with greenness.

    There was still no one at the clearing. The chicks had nearly all gone under the mother-hens, only one or two last adventurous ones still dibbed about in the dryness under the straw roof shelter. And they were doubtful of themselves.

    So! He still had not been. He was staying away on purpose. Or perhaps something was wrong. Perhaps she should go to the cottage and see.

    But she was born to wait. She opened the hut with her key. It was all tidy, the corn put in the bin, the blankets folded on the shelf, the straw neat in a corner; a new bundle of straw. The hurricane lamp hung on a nail. The table and chair had been put back where she had lain.

    She sat down on a stool in the doorway. How still everything was! The fine rain blew very softly, filmily, but the wind made no noise. Nothing made any sound. The trees stood like powerful beings, dim, twilit, silent and alive. How alive everything was!

    Night was drawing near again; she would have to go. He was avoiding her.

    But suddenly he came striding into the clearing, in his black oilskin jacket like a chauffeur, shining with wet. He glanced quickly at the hut, half-saluted, then veered aside and went on to the coops. There he crouched in silence, looking carefully at everything, then carefully shutting the hens and chicks up safe against the night.

    At last he came slowly towards her. She still sat on her stool. He stood before her under the porch.

    ‘You come then,’ he said, using the intonation of the dialect.

    ‘Yes,’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You’re late!’

    ‘Ay!’ he replied, looking away into the wood.

    She rose slowly, drawing aside her stool.

    ‘Did you want to come in?’ she asked.

    He looked down at her shrewdly.

    ‘Won’t folks be thinkin’ somethink, you comin’ here every night?’ he said.

    ‘Why?’ She looked up at him, at a loss. ‘I said I’d come. Nobody knows.’

    ‘They soon will, though,’ he replied. ‘An’ what then?’

    She was at a loss for an answer.

    ‘Why should they know?’ she said.

    ‘Folks always does,’ he said fatally.

    Her lip quivered a little.

    ‘Well I can’t help it,’ she faltered.

    ‘Nay,’ he said. ‘You can help it by not comin’–if yer want to,’ he added, in a lower tone.

    ‘But I don’t want to,’ she murmured.

    He looked away into the wood, and was silent.

    ‘But what when folks finds out?’ he asked at last. ‘Think about it! Think how lowered you’ll feel, one of your husband’s servants.’

    She looked up at his averted face.

    ‘Is it,’ she stammered, ‘is it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ink!’ he said. ‘Think what if folks find out Sir Clifford an’ a’–an’ everybody talkin’–‘

    ‘Well, I can go away.’

    ‘Where to?’

    ‘Anywhere! I’ve got money of my own. My mother left me twenty thousand pounds in trust, and I know Clifford can’t touch it. I can go away.’

    ‘But ‘appen you don’t want to go away.’

    ‘Yes, yes!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to me.’

    ‘Ay, you think that! But you’ll care! You’ll have to care, everybody has. You’ve got to remember your Ladyship is carrying on with a game-keeper. It’s not as if I was a gentleman. Yes, you’d care. You’d care.’

    ‘I shouldn’t. What do I care about my ladyship! I hate it really. I feel people are jeering every time they say it. And they are, they are! Even you jeer when you say it.’

    ‘Me!’

    For the first time he looked straight at her, and into her eyes. ‘I don’t jeer at you,’ he said.

    As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she saw his own eyes go dark, quite dark, the pupils dilating.

    ‘Don’t you care about a’ the risk?’ he asked in a husky voice. ‘You should care. Don’t care when it’s too late!’

    There was a curious warning pleading in his voice.

    ‘But I’ve nothing to lose,’ she said fretfully. ‘If you knew what it is, you’d think I’d be glad to lose it. But are you afraid for yourself?’

    ‘Ay!’ he said briefly. ‘I am. I’m afraid. I’m afraid. I’m afraid o’ things.’

    ‘What things?’ she asked.

    He gave a curious backward jerk of his head, indicating the outer world.

    ‘Things! Everybody! The lot of ’em.’

    Then he bent down and suddenly kissed her unhappy face.

    ‘Nay, I don’t care,’ he said. ‘Let’s have it, an’ damn the rest. But if you was to feel sorry you’d ever done it–!’

    ‘Don’t put me off,’ she pleaded.

    He put his fingers to her cheek and kissed her again suddenly.

    ‘Let me come in then,’ he said softly. ‘An’ take off your mackintosh.’

    He hung up his gun, slipped out of his wet leather jacket, and reached for the blankets.

    ‘I brought another blanket,’ he said, ‘so we can put one over us if you like.’

    ‘I can’t stay long,’ she said. ‘Dinner is half-past seven.’

    He looked at her swiftly, then at his watch.

    ‘All right,’ he said.

    He shut the door, and lit a tiny light in the hanging hurricane lamp. ‘One time we’ll have a long time,’ he said.

    He put the blankets down carefully, one folded for her head. Then he sat down a moment on the stool, and drew her to him, holding her close with one arm, feeling for her body with his free hand. She heard the catch of his intaken breath as he found her. Under her frail petticoat she was naked.

    ‘Eh! what it is to touch thee!’ he said, as his finger caressed the delicate, warm, secret skin of her waist and hips. He put his face down and rubbed his cheek against her belly and against her thighs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she wondered a little over the sort of rapture it was to him. Sh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beauty he found in her, through touch upon her living secret body, almost the ecstasy of beauty. For passion alone is awake to it. And when passion is dead, or absent, then the magnificent throb of beauty is incomprehensible and even a little despicable; warm, live beauty of contact, so much deeper than the beauty of vision. She felt the glide of his cheek on her thighs and belly and buttocks, and the close brushing of his moustache and his soft thick hair, and her knees began to quiver. Far down in her she felt a new stirring, a new nakedness emerging. And she was half afraid. Half she wished he would not caress her so. He was encompassing her somehow. Yet she was waiting, waiting.

    And when he came into her, with an intensification of relief and consummation that was pure peace to him, still she was waiting. She felt herself a little left out. And she knew, partly it was her own fault. She willed herself into this separateness. Now perhaps she was condemned to it. She lay still, feeling his motion within her, his deep-sunk intentness, the sudden quiver of him at the springing of his seed, then the slow-subsiding thrust. That thrust of the buttocks, surely it was a little ridiculous. If you were a woman, and a part in all the business, surely that thrusting of the man’s buttocks was supremely ridiculous. Surely the man was intensely ridiculous in this posture and this act!

    But she lay still, without recoil. Even when he had finished, she did not rouse herself to get a grip on her own satisfaction, as she had done with Michaelis; she lay still, and the tears slowly filled and ran from her eyes.

    He lay still, too. But he held her close and tried to cover her poor naked legs with his legs, to keep them warm. He lay on her with a close, undoubting warmth.

    ‘Are yer cold?’ he asked, in a soft, small voice, as if she were close, so close. Whereas she was left out, distant.

    ‘No! But I must go,’ she said gently.

    He sighed, held her closer, then relaxed to rest again.

    He had not guessed her tears. He thought she was there with him.

    ‘I must go,’ she repeated.

    He lifted himself kneeled beside her a moment, kissed the inner side of her thighs, then drew down her skirts, buttoning his own clothes unthinking, not even turning aside, in the faint, faint light from the lantern.

    ‘Tha mun come ter th’ cottage one time,’ 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er with a warm, sure, easy face.

    But she lay there inert, and was gazing up at him thinking: Stranger! Stranger! She even resented him a little.

    He put on his coat and looked for his hat, which had fallen, then he slung on his gun.

    ‘Come then!’ 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er with those warm, peaceful sort of eyes.

    She rose slowly. She didn’t want to go. She also rather resented staying. He helped her with her thin waterproof and saw she was tidy.

    Then he opened the door. The outside was quite dark. The faithful dog under the porch stood up with pleasure seeing him. The drizzle of rain drifted greyly past upon the darkness. It was quite dark.

    ‘Ah mun ta’e th’ lantern,’ he said. ‘The’ll be nob’dy.’

    He walked just before her in the narrow path, swinging the hurricane lamp low, revealing the wet grass, the black shiny tree-roots like snakes, wan flowers. For the rest, all was grey rain-mist and complete darkness.

    ‘Tha mun come to the cottage one time,’ he said, ‘shall ta? We might as well be hung for a sheep as for a lamb.’

    It puzzled her, his queer, persistent wanting her, when there was nothing between them, when he never really spoke to her, and in spite of herself she resented the dialect. His ‘tha mun come’ seemed not addressed to her, but some common woman. She recognized the foxglove leaves of the riding and knew, more or less, where they were.

    ‘It’s quarter past seven,’ he said, ‘you’ll do it.’ He had changed his voice, seemed to feel her distance. As they turned the last bend in the riding towards the hazel wall and the gate, he blew out the light. ‘We’ll see from here,’ be said, taking her gently by the arm.

    But it was difficult, the earth under their feet was a mystery, but he felt his way by tread: he was used to it. At the gate he gave her his electric torch. ‘It’s a bit lighter in the park,’ he said; ‘but take it for fear you get off th’ path.’

    It was true, there seemed a ghost-glimmer of greyness in the open space of the park. He suddenly drew her to him and whipped his hand under her dress again, feeling her warm body with his wet, chill hand.

    ‘I could die for the touch of a woman like thee,’ he said in his throat. ‘If tha’ would stop another minute.’

    She felt the sudden force of his wanting her again.

    ‘No, I must run,’ she said, a little wildly.

    ‘Ay,’ he replied, suddenly changed, letting her go.

    She turned away, and on the instant she turned back to him saying: ‘Kiss me.’

    He bent over her indistinguishable and kissed her on the left eye. She held her mouth and he softly kissed it, but at once drew away. He hated mouth kisses.

    ‘I’ll come tomorrow,’ she said, drawing away; ‘if I can,’ she added.

    ‘Ay! not so late,’ he replied out of the darkness. Already she could not see him at all.

    ‘Goodnight,’ she said.

    ‘Goodnight, your Ladyship,’ his voice.

    She stopped and looked back into the wet dark. She could just see the bulk of him. ‘Why did you say that?’ she said.

    ‘Nay,’ he replied. ‘Goodnight then, run!’

    She plunged on in the dark-grey tangible night. She found the side-door open, and slipped into her room unseen. As she closed the door the gong sounded, but she would take her bath all the same–she must take her bath. ‘But I won’t be late any more,’ she said to herself; ‘it’s too annoying.’

    The next day she did not go to the wood. She went instead with Clifford to Uthwaite. He could occasionally go out now in the car, and had got a strong young man as chauffeur, who could help him out of the car if need be. He particularly wanted to see his godfather, Leslie Winter, who lived at Shipley Hall, not far from Uthwaite. Winter was an elderly gentleman now, wealthy, one of the wealthy coal-owners who had had their hey-day in King Edward’s time. King Edward had stayed more than once at Shipley, for the shooting. It was a handsome old stucco hall, very elegantly appointed, for Winter was a bachelor and prided himself on his style; but the place was beset by collieries. Leslie Winter was attached to Clifford, but personally did not entertain a great respect for him, because of the photographs in illustrated papers and the literature. The old man was a buck of the King Edward school, who thought life was life and the scribbling fellows were something else. Towards Connie the Squire was always rather gallant; he thought her an attractive demure maiden and rather wasted on Clifford, and it was a thousand pities she stood no chance of bringing forth an heir to Wragby. He himself had no heir.

    Connie wondered what he would say if he knew that Clifford’s game-keeper had been having intercourse with her, and saying to her ‘tha mun come to th’ cottage one time.’ He would detest and despise her, for he had come almost to hate the shoving forward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 man of her own class he would not mind, for Connie was gifted from nature with this appearance of demure, submissive maidenliness, and perhaps it was part of her nature. Winter called her ‘dear child’ and gave her a rather lovely miniature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lady, rather against her will.

    But Connie was preoccupied with her affair with the keeper. After all, Mr Winter, who was really a gentleman and a man of the world, treated her as a person and a discriminating individual; he did not lump her together with all the rest of his female womanhood in his ‘thee’ and ‘tha’.

    She did not go to the wood that day nor the next, nor the day following. She did not go so long as she felt, or imagined she felt, the man waiting for her, wanting her. But the fourth day she was terribly unsettled and uneasy. She still refused to go to the wood and open her thighs once more to the man. She thought of all the things she might do–drive to Sheffield, pay visits, and the thought of all these things was repellent. At last she decided to take a walk, not towards the wood, bu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she would go to Marehay, through the little iron gate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rk fence. It was a quiet grey day of spring, almost warm. She walked on unheeding, absorbed in thoughts she was not even conscious of She was not really aware of anything outside her, till she was startled by the loud barking of the dog at Marehay Farm. Marehay Farm! Its pastures ran up to Wragby park fence, so they were neighbours, but it was some time since Connie had called.

    ‘Bell!’ she said to the big white bull-terrier. ‘Bell! have you forgotten me? Don’t you know me?’ She was afraid of dogs, and Bell stood back and bellowed, and she wanted to pass through the farmyard on to the warren path.

    Mrs Flint appeared. She was a woman of Constance’s own age, had been a school-teacher, but Connie suspected her of being rather a false little thing.

    ‘Why, it’s Lady Chatterley! Why!’ And Mrs Flint’s eyes glowed again, and she flushed like a young girl. ‘Bell, Bell. Why! barking at Lady Chatterley! Bell! Be quiet!’ She darted forward and slashed at the dog with a white cloth she held in her hand, then came forward to Connie.

    ‘She used to know me,’ said Connie, shaking hands. The Flints were Chatterley tenants.

    ‘Of course she knows your Ladyship! She’s just showing off,’ said Mrs Flint, glowing and looking up with a sort of flushed confusion, ‘but it’s so long since she’s seen you. I do hope you are better.’

    ‘Yes thanks, I’m all right.’

    ‘We’ve hardly seen you all winter. Will you come in and look at the baby?’

    ‘Well!’ Connie hesitated. ‘Just for a minute.’

    Mrs Flint flew wildly in to tidy up, and Connie came slowly after her, hesitating in the rather dark kitchen where the kettle was boiling by the fire. Back came Mrs Flint.

    ‘I do hope you’ll excuse me,’ she said. ‘Will you come in here?’

    They went into the living-room, where a baby was sitting on the rag hearth rug, and the table was roughly set for tea. A young servant-girl backed down the passage, shy and awkward.

    The baby was a perky little thing of about a year, with red hair like its father, and cheeky pale-blue eyes. It was a girl, and not to be daunted. It sat among cushions and was surrounded with rag dolls and other toys in modern excess.

    ‘Why, what a dear she is!’ said Connie, ‘and how she’s grown! A big girl! A big girl!’

    She had given it a shawl when it was born, and celluloid ducks for Christmas.

    ‘There, Josephine! Who’s that come to see you? Who’s this, Josephine? Lady Chatterley–you know Lady Chatterley, don’t you?’

    The queer pert little mite gazed cheekily at Connie. Ladyships were still all the same to her.

    ‘Come! Will you come to me?’ said Connie to the baby.

    The baby didn’t care one way or another, so Connie picked her up and held her in her lap. How warm and lovely it was to hold a child in one’s lap, and the soft little arms, the unconscious cheeky little legs.

    ‘I was just having a rough cup of tea all by myself. Luke’s gone to market, so I can have it when I like. Would you care for a cup, Lady Chatterley? I don’t suppose it’s what you’re used to, but if you would…’

    Connie would, though she didn’t want to be reminded of what she was used to. There was a great relaying of the table, and the best cups brought and the best tea-pot.

    ‘If only you wouldn’t take any trouble,’ said Connie.

    But if Mrs Flint took no trouble, where was the fun! So Connie played with the child and was amused by its little female dauntlessness, and got a deep voluptuous pleasure out of its soft young warmth. Young life! And so fearless! So fearless, because so defenceless. All the other people, so narrow with fear!

    She had a cup of tea, which was rather strong, and very good bread and butter, and bottled damsons. Mrs Flint flushed and glowed and bridled with excitement, as if Connie were some gallant knight. And they had a real female chat, and both of them enjoyed it.

    ‘It’s a poor little tea, though,’ said Mrs Flint.

    ‘It’s much nicer than at home,’ said Connie truthfully.

    ‘Oh-h!’ said Mrs Flint, not believing, of course.

    But at last Connie rose.

    ‘I must go,’ she said. ‘My husband has no idea where I am. He’ll be wondering all kinds of things.’

    ‘He’ll never think you’re here,’ laughed Mrs Flint excitedly. ‘He’ll be sending the crier round.’

    ‘Goodbye, Josephine,’ said Connie, kissing the baby and ruffling its red, wispy hair.

    Mrs Flint insisted on opening the locked and barred front door. Connie emerged in the farm’s little front garden, shut in by a privet hedge. There were two rows of auriculas by the path, very velvety and rich.

    ‘Lovely auriculas,’ said Connie.

    ‘Recklesses, as Luke calls them,’ laughed Mrs Flint. ‘Have some.’

    And eagerly she picked the velvet and primrose flowers.

    ‘Enough! Enough!’ said Connie.

    They came to the little garden gate.

    ‘Which way were you going?’ asked Mrs Flint.

    ‘By the Warren.’

    ‘Let me see! Oh yes, the cows are in the gin close. But they’re not up yet. But the gate’s locked, you’ll have to climb.’

    ‘I can climb,’ said Connie.

    ‘Perhaps I can just go down the close with you.’

    They went down the poor, rabbit-bitten pasture. Birds were whistling in wild evening triumph in the wood. A man was calling up the last cows, which trailed slowly over the path-worn pasture.

    ‘They’re late, milking, tonight,’ said Mrs Flint severely. ‘They know Luke won’t be back till after dark.’

    They came to the fence, beyond which the young fir-wood bristled dense. There was a little gate, but it was locked. In the grass on the inside stood a bottle, empty.

    ‘There’s the keeper’s empty bottle for his milk,’ explained Mrs Flint. ‘We bring it as far as here for him, and then he fetches it himself’

    ‘When?’ said Connie.

    ‘Oh, any time he’s around. Often in the morning. Well, goodbye Lady Chatterley! And do come again. It was so lovely having you.’

    Connie climbed the fence into the narrow path between the dense, bristling young firs. Mrs Flint went running back across the pasture, in a sun-bonnet, because she was really a schoolteacher. Constance didn’t like this dense new part of the wood; it seemed gruesome and choking. She hurried on with her head down, thinking of the Flints’ baby. It was a dear little thing, but it would be a bit bow-legged like its father. It showed already, but perhaps it would grow out of it. How warm and fulfilling somehow to have a baby, and how Mrs Flint had showed it off! She had something anyhow that Connie hadn’t got, and apparently couldn’t have. Yes, Mrs Flint had flaunted her motherhood. And Connie had been just a bit, just a little bit jealous. She couldn’t help it.

    She started out of her muse, and gave a little cry of fear. A man was there.

    It was the keeper. He stood in the path like Balaam’s ass, barring her way.

    ‘How’s this?’ he said in surprise.

    ‘How did you come?’ she panted.

    ‘How did you? Have you been to the hut?’

    ‘No! No! I went to Marehay.’

    He looked at her curiously, searchingly, and she hung her head a little guiltily.

    ‘And were you going to the hut now?’ he asked rather sternly. ‘No! I mustn’t. I stayed at Marehay. No one knows where I am. I’m late. I’ve got to run.’

    ‘Giving me the slip, like?’ he said, with a faint ironic smile. ‘No! No. Not that. Only–‘

    ‘Why, what else?’ he said. And he stepped up to her and put his arms around her. She felt the front of his body terribly near to her, and alive.

    ‘Oh, not now, not now,’ she cried, trying to push him away.

    ‘Why not? It’s only six o’clock. You’ve got half an hour. Nay! Nay! I want you.’

    He held her fast and she felt his urgency. Her old instinct was to fight for her freedom. But something else in her was strange and inert and heavy. His body was urgent against her, and she hadn’t the heart any more to fight.

    He looked around.

    ‘Come–come here! Through here,’ he said, looking penetratingly into the dense fir-trees, that were young and not more than half-grown.

    He looked back at her. She saw his eyes, tense and brilliant, fierce, not loving. But her will had left her. A strange weight was on her limbs. She was giving way. She was giving up.

    He led her through the wall of prickly trees, that were difficult to come through, to a place where was a little space and a pile of dead boughs. He threw one or two dry ones down, put his coat and waistcoat over them, and she had to lie down there under the boughs of the tree, like an animal, while he waited, standing there in his shirt and breeches, watching her with haunted eyes. But still he was provident–he made her lie properly, properly. Yet he broke the band of her underclothes, for she did not help him, only lay inert.

    He too had bared the front part of his body and she felt his naked flesh against her as he came into her. For a moment he was still inside her, turgid there and quivering. Then as he began to move, in the sudden helpless orgasm, there awoke in her new strange thrills rippling inside her. Rippling, rippling, rippling, like a flapping overlapping of soft flames, soft as feathers, running to points of brilliance, exquisite, exquisite and melting her all molten inside. It was like bells rippling up and up to a culmination. She lay unconscious of the wild little cries she uttered at the last. But it was over too soon, too soon, and she could no longer force her own conclusion with her own activity. This was different, different. She could do nothing. She could no longer harden and grip for her own satisfaction upon him. She could only wait, wait and moan in spirit as she felt him withdrawing, withdrawing and contracting, coming to the terrible moment when he would slip out of her and be gone. Whilst all her womb was open and soft, and softly clamouring, like a sea-anemone under the tide, clamouring for him to come in again and make a fulfilment for her. She clung to him unconscious in passion, and he never quite slipped from her, and she felt the soft bud of him within her stirring, and strange rhythms flushing up into her with a strange rhythmic growing motion, swelling and swelling till it filled all her cleaving consciousness, and then began again the unspeakable motion that was not really motion, but pure deepening whirlpools of sensation swirling deeper and deeper through all her tissue and consciousness, till she was one perfect concentric fluid of feeling, and she lay there crying in unconscious inarticulate cries. The voice out of the uttermost night, the life! The man heard it beneath him with a kind of awe, as his life sprang out into her. And as it subsided, he subsided too and lay utterly still, unknowing, while her grip on him slowly relaxed, and she lay inert. And they lay and knew nothing, not even of each other, both lost. Till at last he began to rouse and become aware of his defenceless nakedness, and she was aware that his body was loosening its clasp on her. He was coming apart; but in her breast she felt she could not bear him to leave her uncovered. He must cover her now for ever.

    But he drew away at last, and kissed her and covered her over, and began to cover himself. She lay looking up to the boughs of the tree, unable as yet to move. He stood and fastened up his breeches, looking round. All was dense and silent, save for the awed dog that lay with its paws against its nose. He sat down again on the brushwood and took Connie’s hand in silence.

    She turned and looked at him. ‘We came off together that time,’ he said.

    She did not answer.

    ‘It’s good when it’s like that. Most folks live their lives through and they never know it,’ he said, speaking rather dreamily.

    She looked into his brooding face.

    ‘Do they?’ she said. ‘Are you glad?’

    He looked back into her eyes. ‘Glad,’ he said, ‘Ay, but never mind.’ He did not want her to talk. And he bent over her and kissed her, and she felt, so he must kiss her for ever.

    At last she sat up.

    ‘Don’t people often come off together?’ she asked with naive curiosity.

    ‘A good many of them never. You can see by the raw look of them.’ He spoke unwittingly, regretting he had begun.

    ‘Have you come off like that with other women?’

    He looked at her amused.

    ‘I don’t know,’ he said, ‘I don’t know.’

    And she knew he would never tell her anything he didn’t want to tell her. She watched his face, and the passion for him moved in her bowels. She resisted it as far as she could, for it was the loss of herself to herself.

    He put on his waistcoat and his coat, and pushed a way through to the path again.

    The last level rays of the sun touched the wood. ‘I won’t come with you,’ he said; ‘better not.’

    She looked at him wistfully before she turned. His dog was waiting so anxiously for him to go, and he seemed to have nothing whatever to say. Nothing left.

    Connie went slowly home, realizing the depth of the other thing in her. Another self was alive in her, burning molten and soft in her womb and bowels, and with this self she adored him. She adored him till her knees were weak as she walked. In her womb and bowels she was flowing and alive now and vulnerable, and helpless in adoration of him as the most naive woman. It feels like a child, she said to herself it feels like a child in me. And so it did, as if her womb, that had always been shut, had opened and filled with new life, almost a burden, yet lovely.

    ‘If I had a child!’ she thought to herself; ‘if I had him inside me as a child!’–and her limbs turned molten at the thought, and she realized the immense difference between having a child to oneself and having a child to a man whom one’s bowels yearned towards. The former seemed in a sense ordinary: but to have a child to a man whom one adored in one’s bowels and one’s womb, it made her feel she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her old self and as if she was sinking deep, deep to the centre of all womanhood and the sleep of creation.

    It was not the passion that was new to her, it was the yearning adoration. She knew she had always feared it, for it left her helpless; she feared it still, lest if she adored him too much, then she would lose herself become effaced, and she did not want to be effaced, a slave, like a savage woman. She must not become a slave. She feared her adoration, yet she would not at once fight against it. She knew she could fight it. She had a devil of self-will in her breast that could have fought the full soft heaving adoration of her womb and crushed it. She could even now do it, or she thought so, and she could then take up her passion with her own will.

    Ah yes, to be passionate like a Bacchante, like a Bacchanal fleeing through the woods, to call on Iacchos, the bright phallos that had no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behind it, but was pure god-servant to the woman! The man, the individual, let him not dare intrude. He was but a temple-servant, the bearer and keeper of the bright phallos, her own.

    So, in the flux of new awakening, the old hard passion flamed in her for a time, and the man dwindled to a contemptible object, the mere phallos-bearer, to be torn to pieces when his service was performed. She felt the force of the Bacchae in her limbs and her body, the woman gleaming and rapid, beating down the male; but while she felt this, her heart was heavy. She did not want it, it was known and barren, birthless; the adoration was her treasure.

    It was so fathomless, so soft, so deep and so unknown. No, no, she would give up her hard bright female power; she was weary of it, stiffened with it; she would sink in the new bath of life, in the depths of her womb and her bowels that sang the voiceless song of adoration. It was early yet to begin to fear the man.

    ‘I walked over by Marehay, and I had tea with Mrs Flint,’ she said to Clifford. ‘I wanted to see the baby. It’s so adorable, with hair like red cobwebs. Such a dear! Mr Flint had gone to market, so she and I and the baby had tea together. Did you wonder where I was?’

    ‘Well, I wondered, but I guessed you had dropped in somewhere to tea,’ said Clifford jealously. With a sort of second sight he sensed something new in her, something to him quite incomprehensible, but he ascribed it to the baby. He thought that all that ailed Connie was that she did not have a baby, automatically bring one forth, so to speak.

    ‘I saw you go across the park to the iron gate, my Lady,’ said Mrs Bolton; ‘so I thought perhaps you’d called at the Rectory.’

    ‘I nearly did, then I turned towards Marehay instead.’

    The eyes of the two women met: Mrs Bolton’s grey and bright and searching; Connie’s blue and veiled and strangely beautiful. Mrs Bolton was almost sure she had a lover, yet how could it be, and who could it be? Where was there a man?

    ‘Oh, it’s so good for you, if you go out and see a bit of company sometimes,’ said Mrs Bolton. ‘I was saying to Sir Clifford, it would do her ladyship a world of good if she’d go out among people more.’

    ‘Yes, I’m glad I went, and such a quaint dear cheeky baby, Clifford,’ said Connie. ‘It’s got hair just like spider-webs, and bright orange, and the oddest, cheekiest, pale-blue china eyes. Of course it’s a girl, or it wouldn’t be so bold, bolder than any little Sir Francis Drake.’

    ‘You’re right, my Lady–a regular little Flint. They were always a forward sandy-headed family,’ said Mrs Bolton.

    ‘Wouldn’t you like to see it, Clifford? I’ve asked them to tea for you to see it.’

    ‘Who?’ he asked, looking at Connie in great uneasiness.

    ‘Mrs Flint and the baby, next Monday.’

    ‘You can have them to tea up in your room,’ he said.

    ‘Why, don’t you want to see the baby?’ she cried.

    ‘Oh, I’ll see it, but I don’t want to sit through a tea-time with them.’

    ‘Oh,’ cried Connie, looking at him with wide veiled eyes.

    She did not really see him, he was somebody else.

    ‘You can have a nice cosy tea up in your room, my Lady, and Mrs Flint will be more comfortable than if Sir Clifford was there,’ said Mrs Bolton.

    She was sure Connie had a lover, and something in her soul exulted. But who was he? Who was he? Perhaps Mrs Flint would provide a clue.

    Connie would not take her bath this evening. The sense of his flesh touching her, his very stickiness upon her, was dear to her, and in a sense holy.

    Clifford was very uneasy. He would not let her go after dinner, and she had wanted so much to be alone. She looked at him, but was curiously submissive.

    ‘Shall we play a game, or shall I read to you, or what shall it be?’ he asked uneasily.

    ‘You read to me,’ said Connie.

    ‘What shall I read–verse or prose? Or drama?’

    ‘Read Racine,’ she said.

    It had been one of his stunts in the past, to read Racine in the real French grand manner, but he was rusty now, and a little self-conscious; he really preferred the loudspeaker. But Connie was sewing, sewing a little frock of primrose silk, cut out of one of her dresses, for Mrs Flint’s baby. Between coming home and dinner she had cut it out, and she sat in the soft quiescent rapture of herself sewing, while the noise of the reading went on.

    Inside herself she could feel the humming of passion, like the after-humming of deep bells.

    Clifford said something to her about the Racine. She caught the sense after the words had gone.

    ‘Yes! Yes!’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It is splendid.’

    Again he was frightened at the deep blue blaze of her eyes, and of her soft stillness, sitting there. She had never been so utterly soft and still. She fascinated him helplessly, as if some perfume about her intoxicated him. So he went on helplessly with his reading, and the throaty sound of the French was like the wind in the chimneys to her. Of the Racine she heard not one syllable.

    She was gone in her own soft rapture, like a forest soughing with the dim, glad moan of spring, moving into bud. She could feel in the same world with her the man, the nameless man, moving on beautiful feet, beautiful in the phallic mystery. And in herself in all her veins, she felt him and his child. His child was in all her veins, like a twilight.

    ‘For hands she hath none, nor eyes, nor feet, nor golden Treasure of hair…’

    She was like a forest, like the dark interlacing of the oakwood, humming inaudibly with myriad unfolding buds. Meanwhile the birds of desire were asleep in the vast interlaced intricacy of her body.

    But Clifford’s voice went on, clapping and gurgling with unusual sounds. How extraordinary it was! How extraordinary he was, bent there over the book, queer and rapacious and civilized, with broad shoulders and no real legs! What a strange creature, with the sharp, cold inflexible will of some bird, and no warmth, no warmth at all! One of those creatures of the afterwards, that have no soul, but an extra-alert will, cold will. She shuddered a little, afraid of him. But then, the soft warm flame of life was stronger than he, and the real things were hidden from him.

    The reading finished. She was startled. She looked up, and was more startled still to see Clifford watching her with pale, uncanny eyes, like hate.

    ‘Thank you so much! You do read Racine beautifully!’ she said softly.

    ‘Almost as beautifully as you listen to him,’ he said cruelly. ‘What are you making?’ he asked.

    ‘I’m making a child’s dress, for Mrs Flint’s baby.’

    He turned away. A child! A child! That was all her obsession.

    ‘After all,’ he said in a declamatory voice, ‘one gets all one wants out of Racine. Emotions that are ordered and given shap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disorderly emotions.

    She watched him with wide, vague, veiled eyes. ‘Yes, I’m sure they are,’ she said.

    ‘The modern world has only vulgarized emotion by letting it loose. What we need is classic control.’

    ‘Yes,’ she said slowly, thinking of him listening with vacant face to the emotional idiocy of the radio. ‘People pretend to have emotions, and they really feel nothing. I suppose that is being romantic.’

    ‘Exactly!’ he said.

    As a matter of fact, he was tired. This evening had tired him. He would rather have been with his technical books, or his pit-manager, or listening-in to the radio.

    Mrs Bolton came in with two glasses of malted milk: for Clifford, to make him sleep, and for Connie, to fatten her again. It was a regular night-cap she had introduced.

    Connie was glad to go, when she had drunk her glass, and thankful she needn’t help Clifford to bed. She took his glass and put it on the tray, then took the tray, to leave it outside.

    ‘Goodnight Clifford! Do sleep well! The Racine gets into one like a dream. Goodnight!’

    She had drifted to the door. She was going without kissing him goodnight. He watched her with sharp, cold eyes. So! She did not even kiss him goodnight, after he had spent an evening reading to her. Such depths of callousness in her! Even if the kiss was but a formality, it was on such formalities that life depends. She was a Bolshevik, really. Her instincts were Bolshevistic! He gazed coldly and angrily at the door whence she had gone. Anger!

    And again the dread of the night came on him. He was a network of nerves, and when he was not braced up to work, and so full of energy: or when he was not listening-in, and so utterly neuter: then he was haunted by anxiety and a sense of dangerous impending void. He was afraid. And Connie could keep the fear off him, if she would. But it was obvious she wouldn’t, she wouldn’t. She was callous, cold and callous to all that he did for her. He gave up his life for her, and she was callous to him. She only wanted her own way. ‘The lady loves her will.’

    Now it was a baby she was obsessed by. Just so that it should be her own, all her own, and not his!

    Clifford was so healthy, considering. He looked so well and ruddy in the face,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and strong, his chest deep, he had put on flesh.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fraid of death. A terrible hollow seemed to menace him somewhere, somehow, a void, and into this void his energy would collapse. Energyless, he felt at times he was dead, really dead.

    So his rather prominent pale eyes had a queer look, furtive, and yet a little cruel, so cold: and at the same time, almost impudent. It was a very odd look, this look of impudence: as if he were triumphing over life in spite of life. ‘Who knoweth the mysteries of the will–for it can triumph even against the angels–‘

    But his dread was the nights when he could not sleep. Then it was awful indeed, when annihilation pressed in on him on every side. Then it was ghastly, to exist without having any life: lifeless, in the night, to exist.

    But now he could ring for Mrs Bolton. And she would always come. That was a great comfort. She would come in her dressing gown, with her hair in a plait down her back, curiously girlish and dim, though the brown plait was streaked with grey. And she would make him coffee or camomile tea, and she would play chess or piquet with him. She had a woman’s queer faculty of playing even chess well enough, when she was three parts asleep, well enough to make her worth beating. So, in the silent intimacy of the night, they sat, or she sat and he lay on the bed, with the reading-lamp shedding its solitary light on them, she almost gone in sleep, he almost gone in a sort of fear, and they played, played together–then they had a cup of coffee and a biscuit together, hardly speaking, in the silence of night, but being a reassurance to one another.

    And this night she was wondering who Lady Chatterley’s lover was. And she was thinking of her own Ted, so long dead, yet for her never quite dead. And when she thought of him, the old, old grudge against the world rose up, but especially against the masters, that they had killed him. They had not really killed him. Yet, to her, emotionally, they had. And somewhere deep in herself because of it, she was a nihilist, and really anarchic.

    In her half-sleep, thoughts of her Ted and thoughts of Lady Chatterley’s unknown lover commingled, and then she felt she shared with the other woman a great grudge against Sir Clifford and all he stood for.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playing piquet with him, and they were gambling sixpences. And it was a source of satisfaction to be playing piquet with a baronet, and even losing sixpences to him.

    When they played cards, they always gambled. It made him forget himself. And he usually won. Tonight too he was winning. So he would not go to sleep till the first dawn appeared. Luckily it began to appear at half past four or thereabouts.

    Connie was in bed, and fast asleep all this time. But the keeper, too, could not rest. He had closed the coops and made his round of the wood, then gone home and eaten supper. But he did not go to bed. Instead he sat by the fire and thought.

    He thought of his boyhood in Tevershall, and of his five or six years of married life. He thought of his wife, and always bitterly. She had seemed so brutal. But he had not seen her now since 1915, in the spring when he joined up. Yet there she was, not three miles away, and more brutal than ever. He hoped never to see her again while he lived.

    He thought of his life abroad, as a soldier. India, Egypt, then India again: the blind, thoughtless life with the horses: the colonel who had loved him and whom he had loved: the several years that he had been an officer, a lieutenant with a very fair chance of being a captain. Then the death of the colonel from pneumonia, and his own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 his damaged health: his deep restlessness: his leaving the army and coming back to England to be a working man again.

    He was temporizing with life. He had thought he would be safe, at least for a time, in this wood. There was no shooting as yet: he had to rear the pheasants. He would have no guns to serve. He would be alone, and apart from life, which was all he wanted. He had to have some sort of a background. And this was his native place. There was even his mother, though she had never meant very much to him. And he could go on in life, existing from day to day, without connexion and without hope. For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self.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self. Since he had been an officer for some years, and had mixed among the other officers and civil servants, with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he had lost all ambition to ‘get on’. There was a toughness, a curious rubbernecked toughness and unlivingness about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as he had known them, which just left him feeling cold and different from them.

    So, he had come back to his own class. To find there, what he had forgotten during his absence of years, a pettiness and a vulgarity of manner extremely distasteful. He admitted now at last, how important manner was. He admitted, also, how important it was even to pretend not to care about the halfpence and the small things of life. But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ere was no pretence. A penny more or less on the bacon was worse than a change in the Gospel. He could not stand it.

    And again, there was the wage-squabble. Having lived among the owning classes, he knew the utter futility of expecting any solution of the wage-squabble. There was no solution, short of death. The only thing was not to care, not to care about the wages.

    Yet, if you were poor and wretched you had to care. Anyhow, it was becoming the only thing they did care about. The care about money was like a great cancer, eating away the individuals of all classes. He refused to care about money.

    And what then? What did life offer apart from the care of money? Nothing.

    Yet he could live alone, in the wan satisfaction of being alone, and raise pheasants to be shot ultimately by fat men after breakfast. It was futility, futility to the nth power.

    But why care, why bother? And he had not cared nor bothered till now, when this woman had come into his life. He was nearly ten years older than she. And he was a thousand years older in experience, starting from the bottom.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was growing closer. He could see the day when it would clinch up and they would have to make a life together. ‘For the bonds of love are ill to loose!’

    And what then? What then? Must he start again, with nothing to start on? Must he entangle this woman? Must he have the horrible broil with her lame husband? And also some sort of horrible broil with his own brutal wife, who hated him? Misery! Lots of misery! And he was no longer young and merely buoyant. Neither was he the insouciant sort. Every bitterness and every ugliness would hurt him: and the woman!

    But even if they got clear of Sir Clifford and of his own wife, even if they got clear, what were they going to do? What was he, himself going to do? What was he going to do with his life? For he must do something. He couldn’t be a mere hanger-on, on her money and his own very small pension.

    It was the insoluble. He could only think of going to America, to try a new air. He disbelieved in the dollar utterly. But perhaps, perhaps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He could not rest nor even go to bed. After sitting in a stupor of bitter thoughts until midnight, he got suddenly from his chair and reached for his coat and gun.

    ‘Come on, lass,’ he said to the dog. ‘We’re best outside.’

    It was a starry night, but moonless. He went on a slow, scrupulous, soft-stepping and stealthy round. The only thing he had to contend with was the colliers setting snares for rabbits, particularly the Stacks Gate colliers, on the Marehay side. But it was breeding season, and even colliers respected it a little. Nevertheless the stealthy beating of the round in search of poachers soothed his nerves and took his mind off his thoughts.

    But when he had done his slow, cautious beating of his bounds–it was nearly a five-mile walk–he was tired. He went to the top of the knoll and looked out. There was no sound save the noise, the faint shuffling noise from Stacks Gate colliery, that never ceased working: and there were hardly any lights, save the brilliant electric rows at the works. The world lay darkly and fumily sleeping. It was half past two. But even in its sleep it was an uneasy, cruel world, stirring with the noise of a train or some great lorry on the road, and flashing with some rosy lightning flash from the furnaces. It was a world of iron and coal, the cruelty of iron and the smoke of coal, and the endless, endless greed that drove it all. Only greed, greed stirring in its sleep.

    It was cold, and he was coughing. A fine cold draught blew over the knoll. He thought of the woman. Now he would have given all he had or ever might have to hold her warm in his arms, both of them wrapped in one blanket, and sleep. All hopes of eternity and all gain from the past he would have given to have her there, to be wrapped warm with him in one blanket, and sleep, only sleep. It seemed the sleep with the woman in his arms was the only necessity.

    He went to the hut, and wrapped himself in the blanket and lay on the floor to sleep. But he could not, he was cold. And besides, he felt cruelly his own unfinished nature. He felt his own unfinished condition of aloneness cruelly. He wanted her, to touch her, to hold her fast against him in one moment of completeness and sleep.

    He got up again and went out, towards the park gates this time: then slowly along the path towards the house. It was nearly four o’clock, still clear and cold, but no sign of dawn. He was used to the dark, he could see well.

    Slowly, slowly the great house drew him, as a magnet. He wanted to be near her. It was not desire, not that. It was the cruel sense of unfinished aloneness, that needed a silent woman folded in his arms. Perhaps he could find her. Perhaps he could even call her out to him: or find some way in to her. For the need was imperious.

    He slowly, silently climbed the incline to the hall. Then he came round the great trees at the top of the knoll, on to the drive, which made a grand sweep round a lozenge of grass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He could already see the two magnificent beeches which stood in this big level lozenge in front of the house, detaching themselves darkly in the dark air.

    There was the house, low and long and obscure, with one light burning downstairs, in Sir Clifford’s room. But which room she was in, the woman who held the other end of the frail thread which drew him so mercilessly, that he did not know.

    He went a little nearer, gun in hand, and stood motionless on the drive, watching the house. Perhaps even now he could find her, come at her in some way. The house was not impregnable: he was as clever as burglars are. Why not come to her?

    He stood motionless, waiting, while the dawn faintly and imperceptibly paled behind him. He saw the light in the house go out. But he did not see Mrs Bolton come to the window and draw back the old curtain of dark-blue silk, and stand herself in the dark room, looking out on the half-dark of the approaching day, looking for the longed-for dawn, waiting, waiting for Clifford to be really reassured that it was daybreak. For when he was sure of daybreak, he would sleep almost at once.

    She stood blind with sleep at the window, waiting. And as she stood, she started, and almost cried out. For there was a man out there on the drive, a black figure in the twilight. She woke up greyly, and watched, but without making a sound to disturb Sir Clifford.

    The daylight began to rustle into the world, and the dark figure seemed to go smaller and more defined. She made out the gun and gaiters and baggy jacket–it would be Oliver Mellors, the keeper. ‘Yes, for there was the dog nosing around like a shadow, and waiting for him’!

    And what did the man want? Did he want to rouse the house? What was he standing there for, transfixed, looking up at the house like a love-sick male dog outside the house where the bitch is?

    Goodness! The knowledge went through Mrs Bolton like a shot. He wa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He! He!

    To think of it! Why, she, Ivy Bolton, had once been a tiny bit in love with him herself. When he was a lad of sixteen and she a woman of twenty-six. It was when she was studying, and he had helped her a lot with the anatomy and things she had had to learn. He’d been a clever boy, had a scholarship for Sheffield Grammar School, and learned French and things: and then after all had become an overhead blacksmith shoeing horses, because he was fond of horses, he said: but really because he was frightened to go out and face the world, only he’d never admit it.

    But he’d been a nice lad, a nice lad, had helped her a lot, so clever at making things clear to you. He was quite as clever as Sir Clifford: and always one for the women. More with women than men, they said.

    Till he’d gone and married that Bertha Coutts, as if to spite himself. Some people do marry to spite themselves, because they’re disappointed of something. And no wonder it had been a failure.–For years he was gone, all the time of the war: and a lieutenant and all: quite the gentleman, really quite the gentleman!–Then to come back to Tevershall and go as a game-keeper! Really, some people can’t take their chances when they’ve got them! And talking broad Derbyshire again like the worst, when she, Ivy Bolton, knew he spoke like any gentleman, really.

    Well, well! So her ladyship had fallen for him! Well her ladyship wasn’t the first: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him. But fancy! A Tevershall lad born and bred, and she her ladyship in Wragby Hall! My word, that was a slap back at the high-and-mighty Chatterleys!

    But he, the keeper, as the day grew, had realized: it’s no good! It’s no good trying to get rid of your own aloneness. You’ve got to stick to it all your life. Only at times, at times, the gap will be filled in. At times! But you have to wait for the times. Accept your own aloneness and stick to it, all your life. And then accept the times when the gap is filled in, when they come. But they’ve got to come. You can’t force them.

    With a sudden snap the bleeding desire that had drawn him after her broke. He had broken it, because it must be so. There must be a coming together on both sides. And if she wasn’t coming to him, he wouldn’t track her down. He mustn’t. He must go away, till she came.

    He turned slowly, ponderingly, accepting again the isolation. He knew it was better so. She must come to him: it was no use his trailing after her. No use!

    Mrs Bolton saw him disappear, saw his dog run after him.

    ‘Well, well!’ she said. ‘He’s the one man I never thought of; and the one man I might have thought of. He was nice to me when he was a lad, after I lost Ted. Well, well! Whatever would he say if he knew!’

    And she glanced triumphantly at the already sleeping Clifford, as she stepped softly from the room.

    Chapter 11

    Connie was sorting out one of the Wragby lumber rooms. There were several: the house was a warren, and the family never sold anything. Sir Geoffrey’s father had liked pictures and Sir Geoffrey’s mother had liked cinquecento furniture. Sir Geoffrey himself had liked old carved oak chests, vestry chests. So it went o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Clifford collected very modern pictures, at very moderate prices.

    So in the lumber room there were bad Sir Edwin Landseers and pathetic William Henry Hunt birds’ nests: and other Academy stuff, enough to frighten the daughter of an R.A. She determined to look through it one day, and clear it all. And the grotesque furniture interested her.

    Wrapped up carefully to preserve it from damage and dry-rot was the old family cradle, of rosewood. She had to unwrap it, to look at it. It had a certain charm: she looked at it a long time.

    ‘It’s thousand pities it won’t be called for,’ sighed Mrs Bolton, who was helping. ‘Though cradles like that are out of date nowadays.’

    ‘It might be called for. I might have a child,’ said Connie casually, as if saying she might have a new hat.

    ‘You mean if anything happened to Sir Clifford!’ stammered Mrs Bolton.

    ‘No! I mean as things are. It’s only muscular paralysis with Sir Clifford–it doesn’t affect him,’ said Connie, lying as naturally as breathing.

    Clifford had put the idea into her head. He had said: ‘Of course I may have a child yet. I’m not really mutilated at all. The potency may easily come back, even if the muscles of the hips and legs are paralysed. And then the seed may be transferred.’

    He really felt, when he had his periods of energy and worked so hard at the question of the mines, as if his sexual potency were returning. Connie had looked at him in terror. But she was quite quick-witted enough to use his suggestion for her own preservation. For she would have a child if she could: but not his.

    Mrs Bolton was for a moment breathless, flabbergasted. Then she didn’t believe it: she saw in it a ruse. Yet doctors could do such things nowadays. They might sort of graft seed.

    ‘Well, my Lady, I only hope and pray you may. It would be lovely for you: and for everybody. My word, a child in Wragby, what a difference it would make!’

    ‘Wouldn’t it!’ said Connie.

    And she chose three R. A. pictures of sixty years ago, to send to the Duchess of Shortlands for that lady’s next charitable bazaar. She was called ‘the bazaar duchess’, and she always asked all the county to send things for her to sell. She would be delighted with three framed R. A.s. She might even call, on the strength of them. How furious Clifford was when she called!

    But oh my dear! Mrs Bolton was thinking to herself. Is it Oliver Mellors’ child you’re preparing us for? Oh my dear, that would be a Tevershall baby in the Wragby cradle, my word! Wouldn’t shame it, neither!

    Among other monstrosities in this lumber room was a largish blackjapanned box, excellently and ingeniously made some sixty or seventy years ago, and fitted with every imaginable object. On top was a concentrated toilet set: brushes, bottles, mirrors, combs, boxes, even three beautiful little razors in safety sheaths, shaving-bowl and all. Underneath came a sort of escritoire outfit: blotters, pens, ink-bottles, paper, envelopes, memorandum books: and then a perfect sewing-outfit, with three different sized scissors, thimbles, needles, silks and cottons, darning egg, all of the very best quality and perfectly finished. Then there was a little medicine store, with bottles labelled Laudanum, Tincture of Myrrh, Ess. Cloves and so on: but empty. Everything was perfectly new, and the whole thing, when shut up, was as big as a small, but fat weekend bag. And inside, it fitted together like a puzzle. The bottles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spilled: there wasn’t room.

    The thing was wonderfully made and contrived, excellent craftsmanship of the Victorian order. But somehow it was monstrous. Some Chatterley must even have felt it, for the thing had never been used. It had a peculiar soullessness.

    Yet Mrs Bolton was thrilled.

    ‘Look what beautiful brushes, so expensive, even the shaving brushes, three perfect ones! No! and those scissors! They’re the best that money could buy. Oh, I call it lovely!’

    ‘Do you?’ said Connie. ‘Then you have it.’

    ‘Oh no, my Lady!’

    ‘Of course! It will only lie here till Doomsday. If you won’t have it, I’ll send it to the Duchess as well as the pictures, and she doesn’t deserve so much. Do have it!’

    ‘Oh, your Ladyship! Why, I shall never be able to thank you.’

    ‘You needn’t try,’ laughed Connie.

    And Mrs Bolton sailed down with the huge and very black box in her arms, flushing bright pink in her excitement.

    Mr Betts drove her in the trap to her house in the village, with the box. And she had to have a few friends in, to show it: the school-mistress, the chemist’s wife, Mrs Weedon the undercashier’s wife. They thought it marvellous. And then started the whisper of Lady Chatterley’s child.

    ‘Wonders’ll never cease!’ said Mrs Weedon.

    But Mrs Bolton was convinced, if it did come, it would be Sir Clifford’s child. So there!

    Not long after, the rector said gently to Clifford:

    ‘And may we really hope for an heir to Wragby? Ah, that would be the hand of God in mercy, indeed!’

    ‘Well! We may hope,’ said Clifford, with a faint iron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ertain conviction. He had begun to believe it really possible it might even be his child.

    Then one afternoon came Leslie Winter, Squire Winter, as everybody called him: lean, immaculate, and seventy: and every inch a gentleman, as Mrs Bolton said to Mrs Betts. Every millimetre indeed! And with his old-fashioned, rather haw-haw! manner of speaking, he seemed more out of date than bag wigs. Time, in her flight, drops these fine old feathers.

    They discussed the collieries. Clifford’s idea was, that his coal, even the poor sort, could be made into hard concentrated fuel that would burn at great heat if fed with certain damp, acidulated air at a fairly strong pressure. It had long been observed that in a particularly strong, wet wind the pit-bank burned very vivid, gave off hardly any fumes, and left a fine powder of ash, instead of the slow pink gravel.

    ‘But where will you find the proper engines for burning your fuel?’ asked Winter.

    ‘I’ll make them myself. And I’ll use my fuel myself. And I’ll sell electric power. I’m certain I could do it.’

    ‘If you can do it, then splendid, splendid, my dear boy. Haw! Splendid!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I shall be delighted. I’m afraid I am a little out of date, and my collieries are like me. But who knows, when I’m gone, there may be men like you. Splendid! It will employ all the men again, and you won’t have to sell your coal, or fail to sell it. A splendid idea, and I hope it will be a success. If I had sons of my own, no doubt they would have up-to-date ideas for Shipley: no doubt! By the way, dear boy, is there any foundation to the rumour that we may entertain hopes of an heir to Wragby?’

    ‘Is there a rumour?’ asked Clifford.

    ‘Well, my dear boy, Marshall from Fillingwood asked me, that’s all I can say about a rumour. Of course I wouldn’t repeat it for the world, if there were no foundation.’

    ‘Well, Sir,’ said Clifford uneasily, but with strange bright eyes. ‘There is a hope. There is a hope.’

    Winter came across the room and wrung Clifford’s hand.

    ‘My dear boy, my dear lad, can you believe what it means to me, to hear that! And to hear you are working in the hopes of a son: and that you may again employ every man at Tevershall. Ah, my boy! to keep up the level of the race, and to have work waiting for any man who cares to work!–‘

    The old man was really moved.

    Next day Connie was arranging tall yellow tulips in a glass vase.

    ‘Connie,’ said Clifford, ‘did you know there was a rumour that you are going to supply Wragby with a son and heir?’

    Connie felt dim with terror, yet she stood quite still, touching the flowers.

    ‘No!’ she said. ‘Is it a joke? Or malice?’

    He paused before he answered:

    ‘Neither, I hope. I hope it may be a prophecy.’

    Connie went on with her flowers.

    ‘I had a letter from Father this morning,’ She said. ‘He wants to know if I am aware he has accepted Sir Alexander Cooper’s Invitation for me for July and August, to the Villa Esmeralda in Venice.’

    ‘July and August?’ said Clifford.

    ‘Oh, I wouldn’t stay all that time. Are you sure you wouldn’t come?’

    ‘I won’t travel abroad,’ said Clifford promptly. She took her flowers to the window.

    ‘Do you mind if I go?’ she said. ‘You know it was promised, for this summer.’

    ‘For how long would you go?’

    ‘Perhaps three weeks.’

    There was silence for a time.

    ‘Well,’ said Clifford slowly, and a little gloomily. ‘I suppose I could stand it for three weeks: if I were absolutely sure you’d want to come back.’

    ‘I should want to come back,’ she said, with a quiet simplicity, heavy with conviction. She was thinking of the other man.

    Clifford felt her conviction, and somehow he believed her, he believed it was for him. He felt immensely relieved, joyful at once.

    ‘In that case,’ he said,

    ‘I think it would be all right, don’t you?’

    ‘I think so,’ she said.

    ‘You’d enjoy the change?’ She looked up at him with strange blue eyes.

    ‘I should like to see Venice again,’ she said, ‘and to bathe from one of the shingle islands across the lagoon. But you know I loathe the Lido! And I don’t fancy I shall like Sir Alexander Cooper and Lady Cooper. But if Hilda is there, and we have a gondola of our own: yes, it will be rather lovely. I do wish you’d come.’

    She said it sincerely. She would so love to make him happy, in these ways.

    ‘Ah, but think of me, though, at the Gare du Nord: at Calais quay!’

    ‘But why not? I see other men carried in litter-chairs, who have been wounded in the war. Besides, we’d motor all the way.’

    ‘We should need to take two men.’

    ‘Oh no! We’d manage with Field. There would always be another man there.’

    But Clifford shook his head.

    ‘Not this year, dear! Not this year! Next year probably I’ll try.’

    She went away gloomily. Next year! What would next year bring? She herself did not really want to go to Venice: not now, now there was the other man. But she was going as a sort of discipline: and also because, if she had a child, Clifford could think she had a lover in Venice.

    It was already May, and in June they were supposed to start. Always these arrangements! Always one’s life arranged for one! Wheels that worked one and drove one, and over which one had no real control!

    It was May, but cold and wet again. A cold wet May, good for corn and hay! Much the corn and hay matter nowadays! Connie had to go into Uthwaite, which was their little town, where the Chatterleys were still the Chatterleys. She went alone, Field driving her.

    In spite of May and a new greenness, the country was dismal. It was rather chilly, and there was smoke on the rain, and a certain sense of exhaust vapour in the air. One just had to live from one’s resistance. No wonder these people were ugly and tough.

    The car ploughed uphill through the long squalid straggle of Tevershall, the blackened brick dwellings, the black slate roofs glistening their sharp edges, the mud black with coal-dust, the pavements wet and black. It was as if dismalness had soak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rything. The utter negation of natural beauty, the utter negation of the gladness of life, the utter absence of the instinct for shapely beauty which every bird and beast has, the utter death of the human intuitive faculty was appalling. The stacks of soap in the grocers’ shops, the rhubarb and lemons in the greengrocers! the awful hats in the milliners! all went by ugly, ugly, ugly, followed by the plaster-and-gilt horror of the cinema with its wet picture announcements, ‘A Woman’s Love!’, and the new big Primitive chapel, primitive enough in its stark brick and big panes of greenish and raspberry glass in the windows. The Wesleyan chapel, higher up, was of blackened brick and stood behind iron railings and blackened shrubs. The Congregational chapel, which thought itself superior, was built of rusticated sandstone and had a steeple, but not a very high one. Just beyond were the new school buildings, expensive pink brick, and gravelled playground inside iron railings, all very imposing, and fixing the suggestion of a chapel and a prison. Standard Five girls were having a singing lesson, just finishing the la-me-doh-la exercises and beginning a ‘sweet children’s song’. Anything more unlike song, spontaneous song, would be impossible to imagine: a strange bawling yell that followed the outlines of a tune. It was not like savages: savages have subtle rhythms. It was not like animals: animals mean something when they yell. It was like nothing on earth, and it was called singing. Connie sat and listened with her heart in her boots, as Field was filling petrol. What could possibly become of such a people, a people in whom the living intuitive faculty was dead as nails, and only queer mechanical yells and uncanny will-power remained?

    A coal-cart was coming downhill, clanking in the rain. Field started upwards, past the big but weary-looking drapers and clothing shops, the post-office, into the little market-place of forlorn space, where Sam Black was peering out of the door of the Sun, that called itself an inn, not a pub, and where the commercial travellers stayed, and was bowing to Lady Chatterley’s car.

    The church was away to the left among black trees. The car slid on downhill, past the Miners’ Arms. It had already passed the Wellington, the Nelson, the Three Tuns, and the Sun, now it passed the Miners’ Arms, then the Mechanics’ Hall, then the new and almost gaudy Miners’ Welfare and so, past a few new ‘villas’, out into the blackened road between dark hedges and dark green fields, towards Stacks Gate.

    Tevershall! That was Tevershall! Merrie England! Shakespeare’s England! No, but the England of today, as Connie had realized since she had come to live in it. It was producing a new race of mankind, over-conscious in the money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side, on the spontaneous, intuitive side dead, but dead. Half-corpses, all of them: but with a terrible insistent consciousness in the other half. There was something uncanny and underground about it all. It was an under-world. And quite incalculable. How shall we understand the reactions in half-corpses? When Connie saw the great lorries full of steel-workers from Sheffield, weird, distorted smallish beings like men, off for an excursion to Matlock, her bowels fainted and she thought: Ah God, what has man done to man? What have the leaders of men been doing to their fellow men? They have reduced them to less than humanness; and now there can be no fellowship any more! It is just a nightmare.

    She felt again in a wave of terror the grey, gritty hopelessness of it all. With such creatures for the industrial masses, and the upper classes as she knew them, there was no hope, no hope any more. Yet she was wanting a baby, and an heir to Wragby! An heir to Wragby! She shuddered with dread.

    Yet Mellors had come out of all this!–Yes, but he was as apart from it all as she was. Even in him there was no fellowship left. It was dead. The fellowship was dead. There was only apartness and hopelessness, as far as all this was concerned. And this was England, the vast bulk of England: as Connie knew, since she had motored from the centre of it.

    The car was rising towards Stacks Gate. The rain was holding off, and in the air came a queer pellucid gleam of May. The country rolled away in long undulations, south towards the Peak, east towards Mansfield and Nottingham. Connie was travelling South.

    As she rose on to the high country, she could see on her left, on a height above the rolling land, the shadowy, powerful bulk of Warsop Castle, dark grey, with below it the reddish plastering of miners’ dwellings, newish, and below those the plumes of dark smoke and white steam from the great colliery which put so many thousand pounds per annum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Duke and the other shareholders. The powerful old castle was a ruin, yet it hung its bulk on the low sky-line, over the black plumes and the white that waved on the damp air below.

    A turn, and they ran on the high level to Stacks Gate. Stacks Gate, as seen from the highroad, was just a huge and gorgeous new hotel, the Coningsby Arms, standing red and white and gilt in barbarous isolation off the road. But if you looked, you saw on the left rows of handsome ‘modern’ dwellings, set down like a game of dominoes, with spaces and gardens, a queer game of dominoes that some weird ‘masters’ were playing on the surprised earth. And beyond these blocks of dwellings, at the back, rose all the astonishing and frightening overhead erections of a really modern mine, chemical works and long galleries, enormous, and of shapes not before known to man. The head-stock and pit-bank of the mine itself were insignificant among the huge new installations. And in front of this, the game of dominoes stood forever in a sort of surprise, waiting to be played.

    This was Stacks Gate, new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since the war.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though even Connie did not know it, downhill half a mile below the ‘hotel’ was old Stacks Gate, with a little old colliery and blackish old brick dwellings, and a chapel or two and a shop or two and a little pub or two.

    But that didn’t count any more. The vast plumes of smoke and vapour rose from the new works up above, and this was now Stacks Gate: no chapels, no pubs, even no shops. Only the great works’, which are the modern Olympia with temples to all the gods; then the model dwellings: then the hotel. The hotel in actuality was nothing but a miners’ pub though it looked first-classy.

    Even since Connie’s arrival at Wragby this new place had arise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the model dwellings had filled with riff-raff drifting in from anywhere, to poach Clifford’s rabbits among other occupations.

    The car ran on along the uplands, seeing the rolling county spread out. The county! It had once been a proud and lordly county. In front, looming again and hanging on the brow of the sky-line, was the huge and splendid bulk of Chadwick Hall, more window than wall,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lizabethan houses. Noble it stood alone above a great park, but out of date, passed over. It was still kept up, but as a show place. ‘Look how our ancestors lorded it!’

    That was the past. The present lay below. God alone knows where the future lies. The car was already turning, between little old blackened miners’ cottages, to descend to Uthwaite. And Uthwaite, on a damp day, was sending up a whole array of smoke plumes and steam, to whatever gods there be. Uthwaite down in the valley, with all the steel threads of the railways to Sheffield drawn through it, and the coal-mines and the steel-works sending up smoke and glare from long tubes, and the pathetic little corkscrew spire of the church, that is going to tumble down, still pricking the fumes, always affected Connie strangely. It was an old market-town, centre of the dales. One of the chief inns was the Chatterley Arms. There, in Uthwaite, Wragby was known as Wragby, as if it were a whole place, not just a house, as it was to outsiders: Wragby Hall, near Tevershall: Wragby, a ‘seat’.

    The miners’ cottages, blackened, stood flush on the pavement, with that intimacy and smallness of colliers’ dwellings over a hundred years old. They lined all the way. The road had become a street, and as you sank, you forgot instantly the open, rolling country where the castles and big houses still dominated, but like ghosts. Now you were just above the tangle of naked railway-lines, and foundries and other ‘works’ rose about you, so big you were only aware of walls. And iron clanked with a huge reverberating clank, and huge lorries shook the earth, and whistles screamed.

    Yet again, once you had got right down and into the twisted and crooked heart of the town, behind the church, you were in the world of two centuries ago, in the crooked streets where the Chatterley Arms stood, and the old pharmacy, streets which used to lead Out to the wild open world of the castles and stately couchant houses.

    But at the corner a policeman held up his hand as three lorries loaded with iron rolled past, shaking the poor old church. And not till the lorries were past could he salute her ladyship.

    So it was. Upon the old crooked burgess streets hordes of oldish blackened miners’ dwellings crowded, lining the roads out.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se came the newer, pinker rows of rather larger houses, plastering the valley: the homes of more modern workmen. And beyond that again, in the wide rolling regions of the castles, smoke waved against steam, and patch after patch of raw reddish brick showed the newer mining settlements, sometimes in the hollows, sometimes gruesomely ugly along the sky-line of the slopes. And between, in between, were the tattered remnants of the old coaching and cottage England, even the England of Robin Hood, where the miners prowled with the dismalness of suppressed sporting instincts, when they were not at work.

    England, my England! But which is my England? The stately homes of England make good photographs, and create the illusion of a connexion with the Elizabethans. The handsome old halls are there, from the days of Good Queen Anne and Tom Jones. But smuts fall and blacken on the drab stucco, that has long ceased to be golden. And one by one, like the stately homes, they were abandoned. Now they are being pulled down. As for the cottages of England–there they are–great plasterings of brick dwellings on the hopeless countryside.

    ‘Now they are pulling down the stately homes, the Georgian halls are going. Fritchley, a perfect old Georgian mansion, was even now, as Connie passed in the car, being demolished. It was in perfect repair: till the war the Weatherleys had lived in style there. But now it was too big, too expensive, and the country had become too uncongenial. The gentry were departing to pleasanter places, where they could spend their money without having to see how it was made.’

    This is history. One England blots out another. The mines had made the halls wealthy. Now they were blotting them out, as they had already blotted out the cottages. The industrial England blots out the agricultural England. One meaning blots out another. The new England blots out the old England. And the continuity is not Organic, but mechanical.

    Connie, belonging to the leisured classes, had clung to the remnants of the old England. It had taken her years to realize that it was really blotted out by this terrifying new and gruesome England, and that the blotting out would go on till it was complete. Fritchley was gone, Eastwood was gone, Shipley was going: Squire Winter’s beloved Shipley.

    Connie called for a moment at Shipley. The park gates, at the back, opened just near the level crossing of the colliery railway; the Shipley colliery itself stood just beyond the trees. The gates stood open, because through the park was a right-of-way that the colliers used. They hung around the park.

    The car passed the ornamental ponds, in which the colliers threw their newspapers, and took the private drive to the house. It stood above, aside, a very pleasant stucco build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had a beautiful alley of yew trees, that had approached an older house, and the hall stood serenely spread out, winking its Georgian panes as if cheerfully. Behind, there were really beautiful gardens.

    Connie liked the interior much better than Wragby. It was much lighter, more alive, shapen and elegant. The rooms were panelled with creamy painted panelling, the ceilings were touched with gilt, and everything was kept in exquisite order, all the appointments were perfect, regardless of expense. Even the corridors managed to be ample and lovely, softly curved and full of life.

    But Leslie Winter was alone. He had adored his house. But his park was bordered by three of his own collieries. He had been a generous man in his ideas. He had almost welcomed the colliers in his park. Had the miners not made him rich! So, when he saw the gangs of unshapely men lounging by his ornamental waters–not in the private part of the park, no, he drew the line there–he would say: ‘the miners are perhaps not so ornamental as deer, but they are far more profitable.’

    But that was in the golden–monetarily–latter half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Miners were then ‘good working men’.

    Winter had made this speech, half apologetic, to his guest, the then Prince of Wales. And the Prince had replied, in his rather guttural English:

    ‘You are quite right. If there were coal under Sandringham, I would open a mine on the lawns, and think it first-rate landscape gardening. Oh, I am quite willing to exchange roe-deer for colliers, at the price. Your men are good men too, I hear.’

    But then, the Prince had perhaps an exaggerated idea of the beauty of money, and the blessings of industrialism.

    However, the Prince had been a King, and the King had died, and now there was another King, whose chief function seemed to be to open soup-kitchens.

    And the good working men were somehow hemming Shipley in. New mining villages crowded on the park, and the squire felt somehow that the population was alien. He used to feel, in a good-natured but quite grand way, lord of his own domain and of his own colliers. Now, by a subtle pervasion of the new spirit, he had somehow been pushed out. It was he who did not belong any more. There was no mistaking it. The mines, the industry, had a will of its own, and this will was against the gentleman-owner. All the colliers took part in the will, and it was hard to live up against it. It either shoved you out of the place, or out of life altogether.

    Squire Winter, a soldier, had stood it out. But he no longer cared to walk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He almost hid, indoors. Once he had walked, bare-headed, and in his patent-leather shoes and purple silk socks, with Connie down to the gate, talking to her in his well-bred rather haw-haw fashion. But when it came to passing the little gangs of colliers who stood and stared without either salute or anything else, Connie felt how the lean, well-bred old man winced, winced as an elegant antelope stag in a cage winces from the vulgar stare. The colliers were not personally hostile: not at all. But their spirit was cold, and shoving him out. And, deep down, there was a profound grudge. They ‘worked for him’. And in their ugliness, they resented his elegant, well-groomed, well-bred existence. ‘Who’s he!’ It was the difference they resented.

    And somewhere, in his secret English heart, being a good deal of a soldier, he believed they were right to resent the difference. He felt himself a little in the wrong, for having all the advantages. Nevertheless he represented a system, and he would not be shoved out.

    Except by death. Which came on him soon after Connie’s call, suddenly. And he remembered Clifford handsomely in his will.

    The heirs at once gave out the order for the demolishing of Shipley. It cost too much to keep up. No one would live there. So it was broken up. The avenue of yews was cut down. The park was denuded of its timber, and divided into lots. It was near enough to Uthwaite. In the strange, bald desert of this still-one-more no-man’s-land, new little streets of semi-detacheds were run up, very desirable! The Shipley Hall Estate!

    Within a year of Connie’s last call, it had happened. There stood Shipley Hall Estate, an array of red-brick semi-detached ‘villas’ in new streets. No one would have dreamed that the stucco hall had stood there twelve months before.

    But this is a later stage of King Edward’s landscape gardening, the sort that has an ornamental coal-mine on the lawn.

    One England blots out another. The England of the Squire Winters and the Wragby Halls was gone, dead. The blotting out was only not yet complete.

    What would come after? Connie could not imagine. She could only see the new brick streets spreading into the fields, the new erections rising at the collieries, the new girls in their silk stockings, the new collier lads lounging into the Pally or the Welfa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re utterly unconscious of the old England. There was a gap in the 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 almost American: but industrial really. What next?

    Connie always felt there was no next. She wanted to hide her head in the sand: or, at least, in the bosom of a living man.

    The world was so complicated and weird and gruesome! The common people were so many, and really so terrible. So she thought as she was going home, and saw the colliers trailing from the pits, grey-black, distorted, one shoulder higher than the other, slurring their heavy ironshod boots. Underground grey faces, whites of eyes rolling, necks cringing from the pit roof, shoulders out of shape. Men! Men! Alas, in some ways patient and good men. In other ways, non-existent. Something that men should have was bred and killed out of them. Yet they were men. They begot children. One might bear a child to them. Terrible, terrible thought! They were good and kindly. But they were only half, Only the grey half of a human being. As yet, they were ‘good’. But even that was the goodness of their halfness. Supposing the dead in them ever rose up! But no, it was too terrible to think of. Connie was absolutely afraid of the industrial masses. They seemed so weird to her. A life with utterly no beauty in it, no intuition, always ‘in the pit’.

    Children from such men! Oh God, oh God!

    Yet Mellors had come from such a father. Not quite. Forty years had made a difference, an appalling difference in manhood. The iron and the coal had eaten deep into the bodies and souls of the men.

    Incarnate ugliness, and yet alive! What would become of them all? Perhaps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coal they would disappear again,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They had appeared out of nowhere in their thousands, when the coal had called for them. Perhaps they were only weird fauna of the coal-seams. Creatures of another reality, they were elementals, serving the elements of coal, as the metal-workers were elementals, serving the element of iron. Men not men, but animas of coal and iron and clay. Fauna of the elements, carbon, iron, silicon: elementals. They had perhaps some of the weird, inhuman beauty of minerals, the lustre of coal, the weight and blueness and resistance of iron, the transparency of glass. Elemental creatures, weird and distorted, of the mineral world! They belonged to the coal, the iron, the clay, as fish belong to the sea and worms to dead wood. The anima of mineral disintegration!

    Connie was glad to be home, to bury her head in the sand. She was glad even to babble to Clifford. For her fear of the mining and iron Midlands affected her with a queer feeling that went all over her, like influenza.

    ‘Of course I had to have tea in Miss Bentley’s shop,’ she said.

    ‘Really! Winter would have given you tea.’

    ‘Oh yes, but I daren’t disappoint Miss Bentley.’ Miss Bentley was a shallow old maid with a rather large nose and romantic disposition who served tea with a careful intensity worthy of a sacrament.

    ‘Did she ask after me?’ said Clifford.

    ‘Of course!–may I ask your Ladyship how Sir Clifford is!–I believe she ranks you even higher than Nurse Cavell!’

    ‘And I suppose you said I was blooming.’

    ‘Yes! And she looked as rapt as if I had said the heavens had opened to you. I said if she ever came to Tevershall she was to come to see you.’

    ‘Me! Whatever for! See me!’

    ‘Why yes, Clifford. You can’t be so adored without making some slight return. Saint George of Cappadocia was nothing to you, in her eyes.’

    ‘And do you think she’ll come?’

    ‘Oh, she blushed! and looked quite beautiful for a moment, poor thing! Why don’t men marry the women who would really adore them?’

    ‘The women start adoring too late. But did she say she’d come?’

    ‘Oh!’ Connie imitated the breathless Miss Bentley, ‘your Ladyship, if ever I should dare to presume!’

    ‘Dare to presume! how absurd! But I hope to God she won’t turn up. And how was her tea?’

    ‘Oh, Lipton’s and very strong. But Clifford, do you realize you are the roman de la rose of Miss Bentley and lots like her?’

    ‘I’m not flattered, even then.’

    ‘They treasure up every one of your pictures in the illustrated papers, and probably pray for you every night. It’s rather wonderful.’

    She went upstairs to change.

    That evening he said to her:

    ‘You do think, don’t you,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eternal in marriage?’

    She looked at him.

    ‘But Clifford, you make eternity sound like a lid or a long, long chain that trailed after one, no matter how far one went.’

    He looked at her, annoyed.

    ‘What I mean,’ he said, ‘is that if you go to Venice, you won’t go in the hopes of some love affair that you can take au grand serieux, will you?’

    ‘A love affair in Venice au grand srieux? No. I assure you! No, I’d never take a love affair in Venice more than au tres petit serieux.’

    She spoke with a queer kind of contempt. He knitted his brows, looking at her.

    Coming downstairs in the morning, she found the keeper’s dog Flossie sitting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Clifford’s room, and whimpering very faintly.

    ‘Why, Flossie!’ she said softl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nd she quietly opened Clifford’s door. Clifford was sitting up in bed, with the bed-table and typewriter pushed aside, and the keeper was standing at attention at the foot of the bed. Flossie ran in. With a faint gesture of head and eyes, Mellors ordered her to the door again, and she slunk out.

    ‘Oh, good morning, Clifford!’ Connie said. ‘I didn’t know you were busy.’ Then she looked at the keeper, saying good morning to him. He murmured his reply, looking at her as if vaguely. But she felt a whiff of passion touch her, from his mere presence.

    ‘Did I interrupt you, Clifford? I’m sorry.’

    ‘No, it’s nothing of any importance.’

    She slipped out of the room again, and up to the blue boudoir on the first floor. She sat in the window, and saw him go down the drive, with his curious, silent motion, effaced. He had a natural sort of quiet distinction, an aloof pride, and also a certain look of frailty. A hireling! One of Clifford’s hirelings! ‘The fault, dear Brutus,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 that we are underlings.’

    Was he an underling? Was he? What did he think of her?

    It was a sunny day, and Connie was working in the garden, and Mrs Bolton was helping her. For some reason, the two women had drawn together, in one of the unaccountable flows and ebbs of sympathy that exist between people. They were pegging down carnations, and putting in small plants for the summer. It was work they both liked. Connie especially felt a delight in putting the soft roots of young plants into a soft black puddle, and cradling them down. On this spring morning she felt a quiver in her womb too, as if the sunshine had touched it and made it happy.

    ‘It is many years since you lost your husband?’ she said to Mrs Bolton as she took up another little plant and laid it in its hole.

    ‘Twenty-three!’ said Mrs Bolton, as she carefully separated the young columbines into single plants. ‘Twenty-three years since they brought him home.’

    Connie’s heart gave a lurch, at the terrible finality of it. ‘Brought him home!’

    ‘Why did he get killed, do you think?’ she asked. ‘He was happy with you?’

    It was a woman’s question to a woman. Mrs Bolton put aside a strand of hair from her face, with the back of her hand.

    ‘I don’t know, my Lady! He sort of wouldn’t give in to things: he wouldn’t really go with the rest. And then he hated ducking his head for anything on earth. A sort of obstinacy, that gets itself killed. You see he didn’t really care. I lay it down to the pit. He ought never to have been down pit. But his dad made him go down, as a lad; and then, when you’re over twenty, it’s not very easy to come out.’

    ‘Did he say he hated it?’

    ‘Oh no! Never! He never said he hated anything. He just made a funny face. He was one of those who wouldn’t take care: like some of the first lads as went off so blithe to the war and got killed right away. He wasn’t really wezzle-brained. But he wouldn’t care. I used to say to him: “You care for nought nor nobody!” But he did! The way he sat when my first baby was born, motionless, and the sort of fatal eyes he looked at me with, when it was over! I had a bad time, but I had to comfort him. “It’s all right, lad, it’s all right!” I said to him. And he gave me a look, and that funny sort of smile. He never said anything. But I don’t believe he had any right pleasure with me at nights after; he’d never really let himself go. I used to say to him: Oh, let thysen go, lad!–I’d talk broad to him sometimes. And he said nothing. But he wouldn’t let himself go, or he couldn’t. He didn’t want me to have any more children. I always blamed his mother, for letting him in th’ room. He’d no right t’ave been there. Men makes so much more of things than they should, once they start brooding.’

    ‘Did he mind so much?’ said Connie in wonder.

    ‘Yes, he sort of couldn’t take it for natural, all that pain. And it spoilt his pleasure in his bit of married love. I said to him: If I don’t care, why should you? It’s my look-out!–But all he’d ever say was: It’s not right!’

    ‘Perhaps he was too sensitive,’ said Connie.

    ‘That’s it! When you come to know men, that’s how they are: too sensitive in the wrong place. And I believe, unbeknown to himself he hated the pit, just hated it. He looked so quiet when he was dead, as if he’d got free. He was such a nice-looking lad. It just broke my heart to see him, so still and pure looking, as if he’d wanted to die. Oh, it broke my heart, that did. But it was the pit.’

    She wept a few bitter tears, and Connie wept more. It was a warm spring day, with a perfume of earth and of yellow flowers, many things rising to bud, and the garden still with the very sap of sunshine.

    ‘It must have been terrible for you!’ said Connie.

    ‘Oh, my Lady! I never realized at first. I could only say: Oh my lad, what did you want to leave me for!–That was all my cry. But somehow I felt he’d come back.’

    ‘But he didn’t want to leave you,’ said Connie.

    ‘Oh no, my Lady! That was only my silly cry. And I kept expecting him back. Especially at nights. I kept waking up thinking: Why he’s not in bed with me!–It was as if my feelings wouldn’t believe he’d gone. I just felt he’d have to come back and lie against me, so I could feel him with me. That was all I wanted, to feel him there with me, warm. And it took me a thousand shocks before I knew he wouldn’t come back, it took me years.’

    ‘The touch of him,’ said Connie.

    ‘That’s it, my Lady, the touch of him! I’ve never got over it to this day, and never shall. And if there’s a heaven above, he’ll be there, and will lie up against me so I can sleep.’

    Connie glanced at the handsome, brooding face in fear. Another passionate one out of Tevershall! The touch of him! For the bonds of love are ill to loose!

    ‘It’s terrible, once you’ve got a man into your blood!’ she said. ‘Oh, my Lady! And that’s what makes you feel so bitter. You feel folks wanted him killed. You feel the pit fair wanted to kill him. Oh, I felt, if it hadn’t been for the pit, an’ them as runs the pit, there’d have been no leaving me. But they all want to separate a woman and a man, if they’re together.’

    ‘If they’re physically together,’ said Connie.

    ‘That’s right, my Lady! There’s a lot of hard-hearted folks in the world. And every morning when he got up and went to th’ pit, I felt it was wrong, wrong. But what else could he do? What can a man do?’

    A queer hate flared in the woman.

    ‘But can a touch last so long?’ Connie asked suddenly. ‘That you could feel him so long?’

    ‘Oh my Lady, what else is there to last? Children grows away from you. But the man, well! But even that they’d like to kill in you, the very thought of the touch of him. Even your own children! Ah well! We might have drifted apart, who knows. But the feeling’s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appen better never to care. But there, when I look at women who’s never really been warmed through by a man, well, they seem to me poor doolowls after all, no matter how they may dress up and gad. No, I’ll abide by my own. I’ve not much respect for people.’

    Chapter 12

    Connie went to the wood directly after lunch. It was really a lovely day, the first dandelions making suns, the first daisies so white. The hazel thicket was a lace-work, of half-open leaves, and the last dusty perpendicular of the catkins. Yellow celandines now were in crowds, flat open, pressed back in urgency, and the yellow glitter of themselves. It was the yellow, the powerful yellow of early summer. And primroses were broad, and full of pale abandon, thick-clustered primroses no longer shy. The lush, dark green of hyacinths was a sea, with buds rising like pale corn, while in the riding the forget-me-nots were fluffing up, and columbines were unfolding their ink-purple ruches, and there were bits of blue bird’s eggshell under a bush. Everywhere the bud-knots and the leap of life!

    The keeper was not at the hut. Everything was serene, brown chickens running lustily. Connie walked on towards the cottage, because she wanted to find him.

    The cottage stood in the sun, off the wood’s edge. In the little garden the double daffodils rose in tufts, near the wide-open door, and red double daisies made a border to the path. There was the bark of a dog, and Flossie came running.

    The wide-open door! so he was at home. And the sunlight falling on the red-brick floor! As she went up the path, she saw him through the window, sitting at the table in his shirt-sleeves, eating. The dog wuffed softly, slowly wagging her tail.

    He rose, and came to the door, wiping his mouth with a red handkerchief still chewing.

    ‘May I come in?’ she said.

    ‘Come in!’

    The sun shone into the bare room, which still smelled of a mutton chop, done in a dutch oven before the fire, because the dutch oven still stood on the fender, with the black potato-saucepan on a piece of paper, beside it on the white hearth. The fire was red, rather low, the bar dropped, the kettle singing.

    On the table was his plate, with potatoe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chop; also bread in a basket, salt, and a blue mug with beer. The table-cloth was white oil-cloth, he stood in the shade.

    ‘You are very late,’ she said. ‘Do go on eating!’

    She sat down on a wooden chair, in the sunlight by the door.

    ‘I had to go to Uthwaite,’ he said, sitting down at the table but not eating.

    ‘Do eat,’ she said. But he did not touch the food.

    ‘Shall y’ave something?’ he asked her. ‘Shall y’ave a cup of tea? t’ kettle’s on t’ boil’–he half rose again from his chair.

    ‘If you’ll let me make it myself,’ she said, rising. He seemed sad, and she felt she was bothering him.

    ‘Well, tea-pot’s in there’–he pointed to a little, drab corner cupboard; ‘an’ cups. An’ tea’s on t’ mantel ower yer ‘ead,’

    She got the black tea-pot, and the tin of tea from the mantel-shelf. She rinsed the tea-pot with hot water, and stood a moment wondering where to empty it.

    ‘Throw it out,’ he said, aware of her. ‘It’s clean.’

    She went to the door and threw the drop of water down the path. How lovely it was here, so still, so really woodland. The oaks were putting out ochre yellow leaves: in the garden the red daisies were like red plush buttons. She glanced at the big, hollow sandstone slab of the threshold, now crossed by so few feet.

    ‘But it’s lovely here,’ she said. ‘Such a beautiful stillness, everything alive and still.’

    He was eating again, rather slowly and unwillingly, and she could feel he was discouraged. She made the tea in silence, and set the tea-pot on the hob, as she knew the people did. He pushed his plate aside and went to the back place; she heard a latch click, then he came back with cheese on a plate, and butter.

    She set the two cups on the table; there were only two. ‘Will you have a cup of tea?’ she said.

    ‘If you like. Sugar’s in th’ cupboard, an’ there’s a little cream jug. Milk’s in a jug in th’ pantry.’

    ‘Shall I take your plate away?’ she asked him.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a faint ironical smile.

    ‘Why…if you like,’ he said, slowly eating bread and cheese. She went to the back, into the pent-house scullery, where the pump was. On the left was a door, no doubt the pantry door. She unlatched it, and almost smiled at the place he called a pantry; a long narrow white-washed slip of a cupboard. But it managed to contain a little barrel of beer, as well as a few dishes and bits of food. She took a little milk from the yellow jug.

    ‘How do you get your milk?’ she asked him, when she came back to the table.

    ‘Flints! They leave me a bottle at the warren end. You know, where I met you!’

    But he was discouraged. She poured out the tea, poising the cream-jug.

    ‘No milk,’ he said; then he seemed to hear a noise, and looked keenly through the doorway.

    ”Appen we’d better shut,’ he said.

    ‘It seems a pity,’ she replied. ‘Nobody will come, will they?’

    ‘Not unless it’s one time in a thousand, but you never know.’

    ‘And even then it’s no matter,’ she said. ‘It’s only a cup of tea.’

    ‘Where are the spoons?’

    He reached over, and pulled open the table drawer. Connie sat at the table in the sunshine of the doorway.

    ‘Flossie!’ he said to the dog, who was lying on a little mat at the stair foot. ‘Go an’ hark, hark!’

    He lifted his finger, and his ‘hark!’ was very vivid. The dog trotted out to reconnoitre.

    ‘Are you sad today?’ she asked him.

    He turned his blue eyes quickly, and gazed direct on her.

    ‘Sad! no, bored! I had to go getting summonses for two poachers I caught, and, oh well, I don’t like people.’

    He spoke cold, good English, and there was anger in his voice. ‘Do you hate being a game-keeper?’ she asked.

    ‘Being a game-keeper, no! So long as I’m left alone. But when I have to go messing around at the police-station,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and waiting for a lot of fools to attend to me…oh well, I get mad…’ and he smiled, with a certain faint humour.

    ‘Couldn’t you be really independent?’ she asked.

    ‘Me? I suppose I could, if you mean manage to exist on my pension. I could! But I’ve got to work, or I should die. That is, I’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that keeps me occupied. And I’m not in a good enough temper to work for myself. It’s got to be a sort of job for somebody else, or I should throw it up in a month, out of bad temper. So altogether I’m very well off here, especially lately…’

    He laughed at her again, with mocking humour.

    ‘But why are you in a bad temper?’ she asked. ‘Do you mean you are always in a bad temper?’

    ‘Pretty well,’ he said, laughing. ‘I don’t quite digest my bile.’

    ‘But what bile?’ she said.

    ‘Bile!’ he said. ‘Don’t you know what that is?’ She was silent, and disappointed. He was taking no notice of her.

    ‘I’m going away for a while next month,’ she said.

    ‘You are! Where to?’

    ‘Venice! With Sir Clifford? For how long?’

    ‘For a month or so,’ she replied. ‘Clifford won’t go.’

    ‘He’ll stay here?’ he asked.

    ‘Yes! He hates to travel as he is.’

    ‘Ay, poor devil!’ he said, with sympathy. There was a pause.

    ‘You won’t forget me when I’m gone, will you?’ she asked. Again he lifted his eyes and looked full at her.

    ‘Forget?’ he said. ‘You know nobody forgets. It’s not a question of memory;’

    She wanted to say: ‘When then?’ but she didn’t. Instead, she said in a mute kind of voice: ‘I told Clifford I might have a child.’

    Now he really looked at her, intense and searching.

    ‘You did?’ he said at last. ‘And what did he say?’

    ‘Oh, he wouldn’t mind. He’d be glad, really, so long as it seemed to be his.’ She dared not look up at him.

    He was silent a long time, then he gazed again on her face.

    ‘No mention of me, of course?’ he said.

    ‘No. No mention of you,’ she said.

    ‘No, he’d hardly swallow me as a substitute breeder. Then where are you supposed to be getting the child?’

    ‘I might have a love-affair in Venice,’ she said.

    ‘You might,’ he replied slowly. ‘So that’s why you’re going?’

    ‘Not to have the love-affair,’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pleading.

    ‘Just the appearance of one,’ he said.

    There was silence. He sat staring out the window, with a faint grin, half mockery, half bitterness, on his face. She hated his grin.

    ‘You’ve not taken any precautions against having a child then?’ he asked her suddenly. ‘Because I haven’t.’

    ‘No,’ she said faintly. ‘I should hate that.’

    He looked at her, then again with the peculiar subtle grin out of the window. There was a tense silence.

    At last he turned his head and said satirically:

    ‘That was why you wanted me, then, to get a child?’

    She hung her head.

    ‘No. Not really,’ she said.

    ‘What then, really?’ he asked rather bitingly.

    She looked up at him reproachfully, saying: ‘I don’t know.’

    He broke into a laugh.

    ‘Then I’m damned if I do,’ he said.

    There was a long pause of silence, a cold silence.

    ‘Well,’ he said at last. ‘It’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If you get the baby, Sir Clifford’s welcome to it. I shan’t have lost anything. On the contrary, I’ve had a very nice experience, very nice indeed!’–and he stretched in a half-suppressed sort of yawn. ‘If you’ve made use of me,’ he sai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made use of; and I don’t suppose it’s ever been as pleasant as this time; though of course one can’t feel tremendously dignified about it.’–He stretched again, curiously, his muscles quivering, and his jaw oddly set.

    ‘But I didn’t make use of you,’ she said, pleading.

    ‘At your Ladyship’s service,’ he replied.

    ‘No,’ she said. ‘I liked your body.’

    ‘Did you?’ he replied, and he laughed. ‘Well, then, we’re quits, because I liked yours.’

    He looked at her with queer darkened eyes.

    ‘Would you like to go upstairs now?’ he asked her, in a strangled sort of voice.

    ‘No, not here. Not now!’ she said heavily, though if he had used any power over her, she would have gone, for she had no strength against him.

    He turned his face away again, and seemed to forget her.

    ‘I want to touch you like you touch me,’ she said. ‘I’ve never really touched your body.’

    He looked at her, and smiled again.

    ‘Now?’ he said.

    ‘No! No! Not here! At the hut. Would you mind?’

    ‘How do I touch you?’ he asked.

    ‘When you feel me.’

    He looked at her, and met her heavy, anxious eyes.

    ‘And do you like it when I feel you?’ he asked, laughing at her still.

    ‘Yes, do you?’ she said.

    ‘Oh, me!’ Then he changed his tone. ‘Yes,’ he said. ‘You know without asking.’ Which was true.

    She rose and picked up her hat. ‘I must go,’ she said.

    ‘Will you go?’ he replied politely.

    She wanted him to touch her, to say something to her, but he said nothing, only waited politely.

    ‘Thank you for the tea,’ she said.

    ‘I haven’t thanked your Ladyship for doing me the honours of my tea-pot,’ he said.

    She went down the path, and he stood in the doorway, faintly grinning. Flossie came running with her tail lifted. And Connie had to plod dumbly across into the wood, knowing he was standing there watching her, with that incomprehensible grin on his face.

    She walked home very much downcast and annoyed. She didn’t at all like his saying he had been made use of because, in a sense, it was true. But he oughtn’t to have said it. Therefore, again, she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feelings: resentment against him, and a desire to make it up with him.

    She passed a very uneasy and irritated tea-time, and at once went up to her room. But when she was there it was no good; she could neither sit nor stand. She would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Sh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o the hut; if he was not there, well and good.

    She slipped out of the side door, and took her way direct and a little sullen. When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she was terribly uneasy. But there he was again, in his shirt-sleeves, stooping, letting the hens out of the coops, among the chicks that were now growing a little gawky, but were much more trim than hen-chickens.

    She went straight across to him. ‘You see I’ve come!’ she said.

    ‘Ay, I see it!’ he said, straightening his back, and looking at her with a faint amusement.

    ‘Do you let the hens out now?’ she asked.

    ‘Yes, they’ve sat themselves to skin and bone,’ he said. ‘An’ now they’re not all that anxious to come out an’ feed. There’s no self in a sitting hen; she’s all in the eggs or the chicks.’

    The poor mother-hens; such blind devotion! even to eggs not their own! Connie looked at them in compassion. A helpless silence fell between the man and the woman.

    ‘Shall us go i’ th’ ‘ut?’ he asked.

    ‘Do you want me?’ she asked, in a sort of mistrust.

    ‘Ay, if you want to come.’

    She was silent.

    ‘Come then!’ he said.

    And she went with him to the hut. It was quite dark when he had shut the door, so he made a small light in the lantern, as before.

    ‘Have you left your underthings off?’ he asked her.

    ‘Yes!’

    ‘Ay, well, then I’ll take my things off too.’

    He spread the blankets, putting one at the side for a coverlet. She took off her hat, and shook her hair. He sat down, taking off his shoes and gaiters, and undoing his cord breeches.

    ‘Lie down then!’ he said, when he stood in his shirt. She obeyed in silence, and he lay beside her, and pulled the blanket over them both.

    ‘There!’ he said.

    And he lifted her dress right back, till he came even to her breasts. He kissed them softly, taking the nipples in his lips in tiny caresses.

    ‘Eh, but tha’rt nice, tha’rt nice!’ he said, suddenly rubbing his face with a snuggling movement against her warm belly.

    And she put her arms round him under his shirt, but she was afraid, afraid of his thin, smooth, naked body, that seemed so powerful, afraid of the violent muscles. She shrank, afraid.

    And when he said, with a sort of little sigh: ‘Eh, tha’rt nice!’ something in her quivered, and something in her spirit stiffened in resistance: stiffened from the terribly physical intimacy, and from the peculiar haste of his possession. And this time the sharp ecstasy of her own passion did not overcome her; she lay with her ends inert on his striving body, and do what she might, her spirit seemed to look on from the top of her head, and the butting of his haunches seemed ridiculous to her, and the sort of anxiety of his penis to come to its little evacuating crisis seemed farcical. Yes, this was love, this ridiculous bouncing of the buttocks, and the wilting of the poor, insignificant, moist little penis. This was the divine love! After all, the moderns were right when they felt contempt for the performance; for it was a performance. It was quite true, as some poets said, that the God who created man must have had a sinister sense of humour, creating him a reasonable being, yet forcing him to take this ridiculous posture, and driving him with blind craving for this ridiculous performance. Even a Maupassant found it a humiliating anti-climax. Men despised the intercourse act, and yet did it.

    Cold and derisive her queer female mind stood apart, and though she lay perfectly still, her impulse was to heave her loins, and throw the man out, escape his ugly grip, and the butting over-riding of his absurd haunches. His body was a foolish, impudent, imperfect thing, a little disgusting in its unfinished clumsiness. For surely a complete evolution would eliminate this performance, this ‘function’.

    And yet when he had finished, soon over, and lay very very still, receding into silence, and a strange motionless distance, far, farther than the horizon of her awareness, her heart began to weep. She could feel him ebbing away, ebbing away, leaving her there like a stone on a shore. He was withdrawing, his spirit was leaving her. He knew.

    And in real grief, tormented by her own double consciousness and reaction, she began to weep. He took no notice, or did not even know. The storm of weeping swelled and shook her, and shook him.

    ‘Ay!’ he said. ‘It was no good that time. You wasn’t there.’–So he knew! Her sobs became violent.

    ‘But what’s amiss?’ he said. ‘It’s once in a while that way.’

    ‘I…I can’t love you,’ she sobbed, suddenly feeling her heart breaking.

    ‘Canna ter? Well, dunna fret! There’s no law says as tha’s got to. Ta’e it for what it is.’

    He still lay with his hand on her breast. But she had drawn both her hands from him.

    His words were small comfort. She sobbed aloud.

    ‘Nay, nay!’ he said. ‘Ta’e the thick wi’ th’ thin. This wor a bit o’ thin for once.’

    She wept bitterly, sobbing. ‘But I want to love you, and I can’t. It only seems horrid.’

    He laughed a little, half bitter, half amused.

    ‘It isna horrid,’ he said, ‘even if tha thinks it is. An’ tha canna ma’e it horrid. Dunna fret thysen about lovin’ me. Tha’lt niver force thysen to ‘t. There’s sure to be a bad nut in a basketful. Tha mun ta’e th’ rough wi’ th’ smooth.’

    He took his hand away from her breast, not touching her. And now she was untouched she took an almost perverse satisfaction in it. She hated the dialect: the thee and the tha and the thysen. He could get up if he liked, and stand there, above her, buttoning down those absurd corduroy breeches, straight in front of her. After all, Michaelis had had the decency to turn away. This man was so assured in himself he didn’t know what a clown other people found him, a half-bred fellow.

    Yet, as he was drawing away, to rise silently and leave her, she clung to him in terror.

    ‘Don’t! Don’t go! Don’t leave me! Don’t be cross with me! Hold me! Hold me fast!’ she whispered in blind frenzy, not even knowing what she said, and clinging to him with uncanny force. It was from herself she wanted to be saved, from her own inward anger and resistance. Yet how powerful was that inward resistance that possessed her!

    He took her in his arms again and drew her to him, and suddenly she became small in his arms, small and nestling. It was gone, the resistance was gone, and she began to melt in a marvellous peace. And as she melted small and wonderful in his arms, she became infinitely desirable to him, all his blood-vessels seemed to scald with intense yet tender desire, for her, for her softness, for the penetrating beauty of her in his arms, passing into his blood. And softly, with that marvellous swoon-like caress of his hand in pure soft desire, softly he stroked the silky slope of her loins, down, down between her soft warm buttocks, coming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 very quick of her. And she felt him like a flame of desire, yet tender, and she felt herself melting in the flame. She let herself go. She felt his penis risen against her with silent amazing force and assertion and she let herself go to him. She yielded with a quiver that was like death, she went all open to him. And oh, if he were not tender to her now, how cruel, for she was all open to him and helpless!

    She quivered again at the potent inexorable entry inside her, so strange and terrible. It might come with the thrust of a sword in her softly-opened body, and that would be death. She clung in a sudden anguish of terror. But it came with a strange slow thrust of peace, the dark thrust of peace and a ponderous, primordial tenderness, such as made the world in the beginning. And her terror subsided in her breast, her breast dared to be gone in peace, she held nothing. She dared to let go everything, all herself and be gone in the flood.

    And it seemed she was like the sea, nothing but dark waves rising and heaving, heaving with a great swell, so that slowly her whole darkness was in motion, and she was Ocean rolling its dark, dumb mass. Oh, and far down inside her the deeps parted and rolled asunder, in long, fair-travelling billows, and ever, at the quick of her, the depths parted and rolled asunder, from the centre of soft plunging, as the plunger went deeper and deeper, touching lower, and she was deeper and deeper and deeper disclosed, the heavier the billows of her rolled away to some shore, uncovering h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plunged the palpable unknown, and further and further rolled the waves of herself away from herself leaving her, till suddenly, in a soft, shuddering convulsion, the quick of all her plasm was touched, she knew herself touched, the consummation was upon her, and she was gone. She was gone, she was not, and she was born: a woman.

    Ah, too lovely, too lovely! In the ebbing she realized all the loveliness. Now all her body clung with tender love to the unknown man, and blindly to the wilting penis, as it so tenderly, frailly, unknowingly withdrew, after the fierce thrust of its potency. As it drew out and left her body, the secret, sensitive thing, she gave an unconscious cry of pure loss, and she tried to put it back. It had been so perfect! And she loved it so!

    And only now she became aware of the small, bud-like reticence and tenderness of the penis, and a little cry of wonder and poignancy escaped her again, her woman’s heart crying out over the tender frailty of that which had been the power.

    ‘It was so lovely!’ she moaned. ‘It was so lovely!’ But he said nothing, only softly kissed her, lying still above her. And she moaned with a sort of bliss, as a sacrifice, and a newborn thing.

    And now in her heart the queer wonder of him was awakened.

    A man! The strange potency of manhood upon her! Her hands strayed over him, still a little afraid. Afraid of that strange, hostile, slightly repulsive thing that he had been to her, a man. And now she touched him, and it was the sons of god with the daughters of men. How beautiful he felt, how pure in tissue! How lovely, how lovely, strong, and yet pure and delicate, such stillness of the sensitive body! Such utter stillness of potency and delicate flesh.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Her hands came timorously down his back, to the soft, smallish globes of the buttocks. Beauty! What beauty! a sudden little flame of new awareness went through her. How was it possible, this beauty here, where she had previously only been repelled? The unspeakable beauty to the touch of the warm, living buttocks! The life within life, the sheer warm, potent loveliness. And the strange weight of the balls between his legs! What a mystery! What a strange heavy weight of mystery, that could lie soft and heavy in one’s hand! The roots, root of all that is lovely, the primeval root of all full beauty.

    She clung to him, with a hiss of wonder that was almost awe, terror. He held her close, but he said nothing. He would never say anything. She crept nearer to him, nearer, only to be near to the sensual wonder of him. And out of his utter, incomprehensible stillness, she felt again the slow momentous, surging rise of the phallus again, the other power. And her heart melted out with a kind of awe.

    And this time his being within her was all soft and iridescent, purely soft and iridescent, such as no consciousness could seize. Her whole self quivered unconscious and alive, like plasm. She could not know what it was. She could not remember what it had been. Only that it had been more lovely than anything ever could be. Only that. And afterwards she was utterly still, utterly unknowing, she was not aware for how long. And he was still with her, in an unfathomable silence along with her. And of this, they would never speak.

    When awareness of the outside began to come back, she clung to his breast, murmuring ‘My love! My love!’ And he held her silently. And she curled on his breast, perfect.

    But his silence was fathomless. His hands held her like flowers, so still aid strange.

    ‘Where are you?’ she whispered to him. ‘Where are you? Speak to me! Say something to me!’

    He kissed her softly, murmuring: ‘Ay, my lass!’

    But she did not know what he meant, she did not know where he was. In his silence he seemed lost to her.

    ‘You love me, don’t you?’ she murmured.

    ‘Ay, tha knows!’ he said.

    ‘But tell me!’ she pleaded.

    ‘Ay! Ay! ‘asn’t ter felt it?’ he said dimly, but softly and surely. And she clung close to him, closer. He was so much more peaceful in love than she was, and she wanted him to reassure her.

    ‘You do love me!’ she whispered, assertive. And his hands stroked her softly, as if she were a flower, without the quiver of desire, but with delicate nearness. And still there haunted her a restless necessity to get a grip on love.

    ‘Say you’ll always love me!’ she pleaded.

    ‘Ay!’ he said, abstractedly. And she felt her questions driving him away from her.

    ‘Mustn’t we get up?’ he said at last.

    ‘No!’ she said.

    But she could feel his consciousness straying, listening to the noises outside.

    ‘It’ll be nearly dark,’ he said. And she heard the pressure of circumstances in his voice. She kissed him, with a woman’s grief at yielding up her hour.

    He rose, and turned up the lantern, then began to pull on his clothes, quickly disappearing inside them. Then he stood there, above her, fastening his breeches and looking down at her with dark, wide-eyes, his face a little flushed and his hair ruffled, curiously warm and still and beautiful in the dim light of the lantern, so beautiful, she would never tell him how beautiful. It made her want to cling fast to him, to hold him, for there was a warm, half-sleepy remoteness in his beauty that made her want to cry out and clutch him, to have him. She would never have him. So she lay on the blanket with curved, soft naked haunches, and he had no idea what she was thinking, but to him too she was beautiful, the soft, marvellous thing he could go into, beyond everything.

    ‘I love thee that I can go into thee,’ he said.

    ‘Do you like me?’ she said, her heart beating.

    ‘It heals it all up, that I can go into thee. I love thee that tha opened to me. I love thee that I came into thee like that.’

    He bent down and kissed her soft flank, rubbed his cheek against it, then covered it up.

    ‘And will you never leave me?’ she said.

    ‘Dunna ask them things,’ he said.

    ‘But you do believe I love you?’ she said.

    ‘Tha loved me just now, wider than iver tha thout tha would. But who knows what’ll ‘appen, once tha starts thinkin’ about it!’

    ‘No, don’t say those things!–And you don’t really think that I wanted to make use of you, do you?’

    ‘How?’

    ‘To have a child–?’

    ‘Now anybody can ‘ave any childt i’ th’ world,’ he said, as he sat down fastening on his leggings.

    ‘Ah no!’ she cried. ‘You don’t mean it?’

    ‘Eh well!’ he said, looking at her under his brows. ‘This wor t’ best.’

    She lay still. He softly opened the door. The sky was dark blue, with crystalline, turquoise rim. He went out, to shut up the hens, speaking softly to his dog. And she lay and wondered at the wonder of life, and of being.

    When he came back she was still lying there, glowing like a gipsy. He sat on the stool by her.

    ‘Tha mun come one naight ter th’ cottage, afore tha goos; sholl ter?’ he asked, lifting his eyebrows as he looked at her, his hands dangling between his knees.

    ‘Sholl ter?’ she echoed, teasing.

    He smiled. ‘Ay, sholl ter?’ he repeated.

    ‘Ay!’ she said, imitating the dialect sound.

    ‘Yi!’ he said.

    ‘Yi!’ she repeated.

    ‘An’ slaip wi’ me,’ he said. ‘It needs that. When sholt come?’

    ‘When sholl I?’ she said.

    ‘Nay,’ he said, ‘tha canna do’t. When sholt come then?’

    ”Appen Sunday,’ she said.

    ”Appen a’ Sunday! Ay!’

    He laughed at her quickly.

    ‘Nay, tha canna,’ he protested.

    ‘Why canna I?’ she said.

    Chapter 13

    On Sunday Clifford wanted to go into the wood. It was a lovely morning, the pear-blossom and plum had suddenly appeared in the world in a wonder of white here and there.

    It was cruel for Clifford, while the world bloomed, to have to be helped from chair to bath-chair. But he had forgotten, and even seemed to have a certain conceit of himself in his lameness. Connie still suffered, having to lift his inert legs into place. Mrs Bolton did it now, or Field.

    She waited for him at the top of the drive, at the edge of the screen of beeches. His chair came puffing along with a sort of valetudinarian slow importance. As he joined his wife he said:

    ‘Sir Clifford on his roaming steed!’

    ‘Snorting, at least!’ she laughed.

    He stopped and looked round at the facade of the long, low old brown house.

    ‘Wragby doesn’t wink an eyelid!’ he said. ‘But then why should it! I ride up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ind of man, and that beats a horse.’

    ‘I suppose it does. And the souls in Plato riding up to heaven in a two-horse chariot would go in a Ford car now,’ she said.

    ‘Or a Rolls-Royce: Plato was an aristocrat!’

    ‘Quite! No more black horse to thrash and maltreat. Plato never thought we’d go one better than his black steed and his white steed, and have no steeds at all, only an engine!’

    ‘Only an engine and gas!’ said Clifford. ‘I hope I can have some repairs done to the old place next year. I think I shall have about a thousand to spare for that: but work costs so much!’ he added.

    ‘Oh, good!’ said Connie. ‘If only there aren’t more strikes!’

    ‘What would be the use of their striking again! Merely ruin the industry, what’s left of it: and surely the owls are beginning to see it!’

    ‘Perhaps they don’t mind ruining the industry,’ said Connie.

    ‘Ah, don’t talk like a woman! The industry fills their bellies, even if it can’t keep their pockets quite so flush,’ he said, using turns of speech that oddly had a twang of Mrs Bolton.

    ‘But didn’t you say the other day that you were a conservative-anarchist,’ she asked innocently.

    ‘And did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t?’ he retorted. ‘All I meant is, people can be what they like and feel what they like and do what they like, strictly privately, so long as they keep the form of life intact, and the apparatus.’

    Connie walked on in silence a few paces. Then she said, obstinately:

    ‘It sounds like saying an egg may go as addled as it likes, so long as it keeps its shell on whole. But addled eggs do break of themselves.’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eggs,’ he said. ‘Not even angels’ eggs, my dear little evangelist.’

    He was in rather high feather this bright morning. The larks were trilling away over the park, the distant pit in the hollow was fuming silent steam. It was almost like old days, before the war. Connie didn’t really want to argue. But then she did not really want to go to the wood with Clifford either. So she walked beside his chair in a certain obstinacy of spirit.

    ‘No,’ he said. ‘There will be no more strikes, if the thing is properly managed.’

    ‘Why not?’

    ‘Because strikes will be made as good as impossible.’

    ‘But will the men let you?’ she asked.

    ‘We shan’t ask them. We shall do it while they aren’t looking: for their own good, to save the industry.’

    ‘For your own good too,’ she said.

    ‘Naturally! For the good of everybody. But for their good even more than mine. I can live without the pits. They can’t. They’ll starve if there are no pits. I’ve got other provision.’

    They looked up the shallow valley at the mine, and beyond it, at the black-lidded houses of Tevershall crawling like some serpent up the hill. From the old brown church the bells were ringing: Sunday, Sunday, Sunday!

    ‘But will the men let you dictate terms?’ she said.

    ‘My dear, they will have to: if one does it gently.’

    ‘But mightn’t there b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bsolutely: when they realize that the industry comes before the individual.’

    ‘But must you own the industry?’ she said.

    ‘I don’t. But to the extent I do own it, yes, most decidedly.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has now become a religious question: as it has been since Jesus and St Francis. The point is not: take all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but use all thou hast to encourage the industry and give work to the poor. It’s the only way to feed all the mouths and clothe all the bodies. Giving away all we have to the poor spells starvation for the poor just as much as for us. And universal starvation is no high aim. Even general poverty is no lovely thing. Poverty is ugly.’

    ‘But the disparity?’

    ‘That is fate. Why is the star Jupiter bigger than the star Neptune? You can’t start altering the make-up of things!’

    ‘But when this envy and jealousy and discontent has once started—’ she began.

    ‘Do your best to stop it. Somebody’s got to be boss of the show.’

    ‘But who is boss of the show?’ she asked.

    ‘The men who own and run the industries.’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It seems to me they’re a bad boss,’ she said.

    ‘Then you suggest what they should do.’

    ‘They don’t take their boss-ship seriously enough,’ she said.

    ‘They take it far more seriously than you take your ladyship,’ he said.

    ‘That’s thrust upon me. I don’t really want it,’ she blurted out. He stopped the chair and looked at her.

    ‘Who’s shirk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now!’ he said. ‘Who is trying to get away now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own boss-ship, as you call it?’

    ‘But I don’t want any boss-ship,’ she protested.

    ‘Ah! But that is funk. You’ve got it: fated to it. And you should live up to it. Who has given the colliers all they have that’s worth having: all their political liberty, and their education, such as it is, their sanitation, their health-conditions, their books, their music, everything. Who has given it them? Have colliers given it to colliers? No! All the Wragbys and Shipleys in England have given their part, and must go on giving. There’s your responsibility.’

    Connie listened, and flushed very red.

    ‘I’d like to give something,’ she said. ‘But I’m not allowed. Everything is to be sold and paid for now; and all the things you mention now, Wragby and Shipley sells them to the people, at a good profit. Everything is sold. You don’t give one heart-beat of real sympathy. And besides, who has taken away from the people their natural life and manhood, and given them this industrial horror? Who has done that?’

    ‘And what must I do?’ he asked, green. ‘Ask them to come and pillage me?’

    ‘Why is Tevershall so ugly, so hideous? Why are their lives so hopeless?’

    ‘They built their own Tevershall, that’s part of their display of freedom. They built themselves their pretty Tevershall, and they live their own pretty lives. I can’t live their lives for them. Every beetle must live its own life.’

    ‘But you make them work for you. They live the life of your coal-mine.’

    ‘Not at all. Every beetle finds its own food. Not one man is forced to work for me.

    ‘Their lives are industrialized and hopeless, and so are ours,’ she crie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hat’s just a romantic figure of speech, a relic of the swooning and die-away romanticism. You don’t look at all a hopeless figure standing there, Connie my dear.’

    Which was true. For her dark-blue eyes were flashing, her colour was hot in her cheeks, she looked full of a rebellious passion far from the dejection of hopelessness. She noticed, in the tussocky places of the grass, cottony young cowslips standing up still bleared in their down. And she wondered with rage, why it was she felt Clifford was so wrong, yet she couldn’t say it to him, she could not say exactly where he was wrong.

    ‘No wonder the men hate you,’ she said.

    ‘They don’t!’ he replied. ‘And don’t fall into errors: in your sense of the word, they are not men. They are animals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never could. Don’t thrust your illusions on other people. The masses were always the same, and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Nero’s slaves were extremely little different from our colliers or the Ford motor-car workmen. I mean Nero’s mine slaves and his field slaves. It is the masses: they are the unchangeable. An individual may emerge from the masses. But the emergence doesn’t alter the mass. The masses are unalterable. It is one of the most momentous facts of social science. panem et circenses! Only toda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bad substitutes for a circus. What is wrong today is that we’ve made a profound hash of the circuses part of the programme, and poisoned our masses with a little education.’

    When Clifford became really roused in his feelings about the common people, Connie was frightened. There was something devastatingly true in what he said. But it was a truth that killed.

    Seeing her pale and silent, Clifford started the chair again, and no more was said till he halted again at the wood gate, which she opened.

    ‘And what we need to take up now,’ he said, ‘is whips, not swords. The masses have been ruled since time began, and till time ends, ruled they will have to be. It is sheer hypocrisy and farce to say they can rule themselves.’

    ‘But can you rule them?’ she asked.

    ‘I? Oh yes! Neither my mind nor my will is crippled, and I don’t rule with my legs. I can do my share of ruling: absolutely, my share; and give me a son, and he will be able to rule his portion after me.’

    ‘But he wouldn’t be your own son, of your own ruling class; or perhaps not,’ she stammered.

    ‘I don’t care who his father may be, so long as he is a healthy man not below normal intelligence. Give me the child of any healthy, normally intelligent man, and I will make a perfectly competent Chatterley of him. It is not who begets us, that matters, but where fate places us. Place any child among the ruling classes, and he will grow up, to his own extent, a ruler. Put kings’ and dukes’ children among the masses, and they’ll be little plebeians, mass products. It is the overwhelming pressure of environment.’

    ‘Then the common people aren’t a race, and the aristocrats aren’t blood,’ she said.

    ‘No, my child! All that is romantic illusion. Aristocracy is a function, a part of fate. And the masses are a functioning of another part of fate. The individual hardly matters. It is a question of which function you are brought up to and adapted to. It is not the individuals that make an aristocracy: it i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ristocratic whole. And it i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whole mass that makes the common man what he is.’

    ‘Then there is no common humanity between us all!’

    ‘Just as you like. We all need to fill our bellies. But when it comes to expressive or executive functioning, I believe there is a gulf and an absolute one, between the ruling and the serving classes. The two functions are opposed. And the function determines the individual.’

    Connie looked at him with dazed eyes.

    ‘Won’t you come on?’ she said.

    And he started his chair. He had said his say. Now he lapsed into his peculiar and rather vacant apathy, that Connie found so trying. In the wood, anyhow, she was determined not to argue.

    In front of them ran the open cleft of the riding, between the hazel walls and the gay grey trees. The chair puffed slowly on, slowly surging into the forget-me-nots that rose up in the drive like milk froth, beyond the hazel shadows. Clifford steered the middle course, where feet passing had kept a channel through the flowers. But Connie, walking behind, had watched the wheels jolt over the wood-ruff and the bugle, and squash the little yellow cups of the creeping-jenny. Now they made a wake through the forget-me-nots.

    All the flowers were there, the first bluebells in blue pools, like standing water.

    ‘You are quite right about its being beautiful,’ said Clifford. ‘It is so amazingly. What is quite so lovely as an English spring!’

    Connie thought it sounded as if even the spring bloo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An English spring! Why not an Irish one? or Jewish? The chair moved slowly ahead, past tufts of sturdy bluebells that stood up like wheat and over grey burdock leaves. When they came to the open place where the trees had been felled, the light flooded in rather stark. And the bluebells made sheets of bright blue colour, here and there, sheering off into lilac and purple. And between, the bracken was lifting its brown curled heads, like legions of young snakes with a new secret to whisper to Eve. Clifford kept the chair going till he came to the brow of the hill; Connie followed slowly behind. The oak-buds were opening soft and brown. Everything came tenderly out of the old hardness. Even the snaggy craggy oak-trees put out the softest young leaves, spreading thin, brown little wings like young bat-wings in the light. Why had men never any newness in them, any freshness to come forth with! Stale men!

    Clifford stopped the chair at the top of the rise and looked down. The bluebells washed blue like flood-water over the broad riding, and lit up the downhill with a warm blueness.

    ‘It’s a very fine colour in itself,’ said Clifford, ‘but useless for making a painting.’

    ‘Quite!’ said Connie, completely uninterested.

    ‘Shall I venture as far as the spring?’ said Clifford.

    ‘Will the chair get up again?’ she said.

    ‘We’ll try; nothing venture, nothing win!’

    And the chair began to advance slowly, joltingly down the beautiful broad riding washed over with blue encroaching hyacinths. O last of all ships, through the hyacinthian shallows! O pinnace on the last wild waters, sailing in the last voyage of our civilization! Whither, O weird wheeled ship, your slow course steering. Quiet and complacent, Clifford sat at the wheel of adventure: in his old black hat and tweed jacket, motionless and cautious. O Captain, my Captain, our splendid trip is done! Not yet though! Downhill, in the wake, came Constance in her grey dress, watching the chair jolt downwards.

    They passed the narrow track to the hut. Thank heaven it was not wide enough for the chair: hardly wide enough for one person. The chair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slope, and swerved round, to disappear. And Connie heard a low whistle behind her. She glanced sharply round: the keeper was striding downhill towards her, his dog keeping behind him.

    ‘Is Sir Clifford going to the cottage?’ he asked, looking into her eyes.

    ‘No, only to the well.’

    ‘Ah! Good! Then I can keep out of sight. But I shall see you tonight. I shall wait for you at the park-gate about ten.’

    He looked again direct into her eyes.

    ‘Yes,’ she faltered.

    They heard the Papp! Papp! of Clifford’s horn, tooting for Connie. She ‘Coo-eed!’ in reply. The keeper’s face flickered with a little grimace, and with his hand he softly brushed her breast upwards, from underneath. She looked at him, frightened, and started running down the hill, calling Coo-ee! again to Clifford. The man above watched her, then turned, grinning faintly, back into his path.

    She found Clifford slowly mounting to the spring, which was halfway up the slope of the dark larch-wood. He was there by the time she caught him up.

    ‘She did that all right,’ he said, referring to the chair.

    Connie looked at the great grey leaves of burdock that grew out ghostly from the edge of the larch-wood. The people call it Robin Hood’s Rhubarb. How silent and gloomy it seemed by the well! Yet the water bubbled so bright, wonderful! And there were bits of eye-bright and strong blue bugle…And there, under the bank, the yellow earth was moving. A mole! It emerged, rowing its pink hands, and waving its blind gimlet of a face, with the tiny pink nose-tip uplifted.

    ‘It seems to see with the end of its nose,’ said Connie.

    ‘Better than with its eyes!’ he said. ‘Will you drink?’

    ‘Will you?’

    She took an enamel mug from a twig on a tree, and stooped to fill it for him. He drank in sips. Then she stooped again, and drank a little herself.

    ‘So icy!’ she said gasping.

    ‘Good, isn’t it! Did you wish?’

    ‘Did you?’

    ‘Yes, I wished. But I won’t tell.’

    She was aware of the rapping of a woodpecker, then of the wind, soft and eerie through the larches. She looked up. White clouds were crossing the blue.

    ‘Clouds!’ she said.

    ‘White lambs only,’ he replied.

    A shadow crossed the little clearing. The mole had swum out on to the soft yellow earth.

    ‘Unpleasant little beast, we ought to kill him,’ said Clifford.

    ‘Look! he’s like a parson in a pulpit,’ she said.

    She gathered some sprigs of woodruff and brought them to him.

    ‘New-mown hay!’ he said. ‘Doesn’t it smell like the romantic ladies of the last century, who had their heads screwed on the right way after all!’

    She was looking at the white clouds.

    ‘I wonder if it will rain,’ she said.

    ‘Rain! Why! Do you want it to?’

    They started on the return journey, Clifford jolting cautiously downhill. They came to the dark bottom of the hollow, turned to the right, and after a hundred yards swerved up the foot of the long slope, where bluebells stood in the light.

    ‘Now, old girl!’ said Clifford, putting the chair to it.

    It was a steep and jolty climb. The chair pugged slowly, in a struggling unwilling fashion. Still, she nosed her way up unevenly, till she came to where the hyacinths were all around her, then she balked, struggled, jerked a little way out of the flowers, then stopped

    ‘We’d better sound the horn and see if the keeper will come,’ said Connie. ‘He could push her a bit. For that matter, I will push. It helps.’

    ‘We’ll let her breathe,’ said Clifford. ‘Do you mind putting a scotch under the wheel?’

    Connie found a stone, and they waited. After a while Clifford started his motor again, then set the chair in motion. It struggled and faltered like a sick thing, with curious noises.

    ‘Let me push!’ said Connie, coming up behind.

    ‘No! Don’t push!’ he said angrily. ‘What’s the good of the damned thing, if it has to be pushed! Put the stone under!’

    There was another pause, then another start; but more ineffectual than before.

    ‘You must let me push,’ said she. ‘Or sound the horn for the keeper.’

    ‘Wait!’

    She waited; and he had another try, doing more harm than good.

    ‘Sound the horn then, if you won’t let me push,’ she said.

    ‘Hell! Be quiet a moment!’

    She was quiet a moment: he made shattering efforts with the little motor.

    ‘You’ll only break the thing down altogether, Clifford,’ she remonstrated; ‘besides wasting your nervous energy.’

    ‘If I could only get out and look at the damned thing!’ he said, exasperated. And he sounded the horn stridently. ‘Perhaps Mellors can see what’s wrong.’

    They waited, among the mashed flowers under a sky softly curdling with cloud. In the silence a wood-pigeon began to coo roo-hoo hoo! roo-hoo hoo! Clifford shut her up with a blast on the horn.

    The keeper appeared directly, striding inquiringly round the corner. He salute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motors?’ asked Clifford sharply.

    ‘I am afraid I don’t. Has she gone wrong?’

    ‘Apparently!’ snapped Clifford.

    The man crouched solicitously by the wheel, and peered at the little engine.

    ‘I’m afraid I know nothing at all about these mechanical things, Sir Clifford,’ he said calmly. ‘If she has enough petrol and oil–‘

    ‘Just look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see anything broken,’ snapped Clifford.

    The man laid his gun against a tree, took off his coat, and threw it beside it. The brown dog sat guard. Then he sat down on his heels and peered under the chair, poking with his finger at the greasy little engine, and resenting the grease-marks on his clean Sunday shirt.

    ‘Doesn’t seem anything broken,’ he said. And he stood up, pushing back his hat from his forehead, rubbing his brow and apparently studying.

    ‘Have you looked at the rods underneath?’ asked Clifford. ‘See if they are all right!’

    The man lay flat on his stomach on the floor, his neck pressed back, wriggling under the engine and poking with his finger. Connie thought what a pathetic sort of thing a man was, feeble and small-looking, when he was lying on his belly on the big earth.

    ‘Seems all right as far as I can see,’ came his muffled voice.

    ‘I don’t suppose you can do anything,’ said Clifford.

    ‘Seems as if I can’t!’ And he scrambled up and sat on his heels, collier fashion. ‘There’s certainly nothing obviously broken.’

    Clifford started his engine, then put her in gear. She would not move.

    ‘Run her a bit hard, like,’ suggested the keeper.

    Clifford resented the interference: but he made his engine buzz like a blue-bottle. Then she coughed and snarled and seemed to go better.

    ‘Sounds as if she’d come clear,’ said Mellors.

    But Clifford had already jerked her into gear. She gave a sick lurch and ebbed weakly forwards.

    ‘If I give her a push, she’ll do it,’ said the keeper, going behind.

    ‘Keep off!’ snapped Clifford. ‘She’ll do it by herself.’

    ‘But Clifford!’ put in Connie from the bank, ‘you know it’s too much for her. Why are you so obstinate!’

    Clifford was pale with anger. He jabbed at his levers. The chair gave a sort of scurry, reeled on a few more yards, and came to her end amid a particularly promising patch of bluebells.

    ‘She’s done!’ said the keeper. ‘Not power enough.’

    ‘She’s been up here before,’ said Clifford coldly.

    ‘She won’t do it this time,’ said the keeper.

    Clifford did not reply. He began doing things with his engine, running her fast and slow as if to get some sort of tune out of her. The wood re-echoed with weird noises. Then he put her in gear with a jerk, having jerked off his brake.

    ‘You’ll rip her inside out,’ murmured the keeper.

    The chair charged in a sick lurch sideways at the ditch.

    ‘Clifford!’ cried Connie, rushing forward.

    But the keeper had got the chair by the rail. Clifford, however, putting on all his pressure, managed to steer into the riding, and with a strange noise the chair was fighting the hill. Mellors pushed steadily behind, and up she went, as if to retrieve herself.

    ‘You see, she’s doing it!’ said Clifford, victorious, glancing over his shoulder. There he saw the keeper’s face.

    ‘Are you pushing her?’

    ‘She won’t do it without.’

    ‘Leave her alone. I asked you not.

    ‘She won’t do it.’

    ‘Let her try!’ snarled Clifford, with all his emphasis.

    The keeper stood back: then turned to fetch his coat and gun. The chair seemed to strangle immediately. She stood inert. Clifford, seated a prisoner, was white with vexation. He jerked at the levers with his hand, his feet were no good. He got queer noises out of her. In savage impatience he moved little handles and got more noises out of her. But she would not budge. No, she would not budge. He stopped the engine and sat rigid with anger.

    Constance sat on the bank and looked at the wretched and trampled bluebells. ‘Nothing quite so lovely as an English spring.’ ‘I can do my share of ruling.’ ‘What we need to take up now is whips, not swords.’ ‘The ruling classes!’

    The keeper strode up with his coat and gun, Flossie cautiously at his heels. Clifford asked the man to do something or other to the engine. Connie, who understood nothing at all of the technicalities of motors, and who had had experience of breakdowns, sat patiently on the bank as if she were a cipher. The keeper lay on his stomach again.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serving classes!

    He got to his feet and said patiently:

    ‘Try her again, then.’

    He spoke in a quiet voice, almost as if to a child.

    Clifford tried her, and Mellors stepped quickly behind and began to push. She was going, the engine doing about half the work, the man the rest.

    Clifford glanced round, yellow with anger.

    ‘Will you get off there!’

    The keeper dropped his hold at once, and Clifford added: ‘How shall I know what she is doing!’

    The man put his gun down and began to pull on his coat. He’d done.

    The chair began slowly to run backwards.

    ‘Clifford, your brake!’ cried Connie.

    She, Mellors, and Clifford moved at once, Connie and the keeper jostling lightly. The chair stood. There was a moment of dead silence.

    ‘It’s obvious I’m at everybody’s mercy!’ said Clifford. He was yellow with anger.

    No one answered. Mellors was slinging his gun over his shoulder, his face queer and expressionless, save for an abstracted look of patience. The dog Flossie, standing on guard almost between her master’s legs, moved uneasily, eyeing the chair with great suspicion and dislike, and very much perplexed between the three human beings. The tableau vivant remained set among the squashed bluebells, nobody proffering a word.

    ‘I expect she’ll have to be pushed,’ said Clifford at last, with an affectation of sang froid.

    No answer. Mellors’ abstracted face looked as if he had heard nothing. Connie glanced anxiously at him. Clifford too glanced round.

    ‘Do you mind pushing her home, Mellors!’ he said in a cool superior tone. ‘I hope I have said nothing to offend you,’ he added, in a tone of dislike.

    ‘Nothing at all, Sir Clifford! Do you want me to push that chair?’

    ‘If you please.’

    The man stepped up to it: but this time it was without effect. The brake was jammed. They poked and pulled, and the keeper took off his gun and his coat once more. And now Clifford said never a word. At last the keeper heaved the back of the chair off the ground and, with an instantaneous push of his foot, tried to loosen the wheels. He failed, the chair sank. Clifford was clutching the sides. The man gasped with the weight.

    ‘Don’t do it!’ cried Connie to him.

    ‘If you’ll pull the wheel that way, so!’ he said to her, showing her how.

    ‘No! You mustn’t lift it! You’ll strain yourself,’ she said, flushed now with anger.

    But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and nodded. And she had to go and take hold of the wheel, ready. He heaved and she tugged, and the chair reeled.

    ‘For God’s sake!’ cried Clifford in terror.

    But it was all right, and the brake was off. The keeper put a stone under the wheel, and went to sit on the bank, his heart beat and his face white with the effort, semi-conscious.

    Connie looked at him, and almost cried with anger. There was a pause and a dead silence. She saw his hands trembling on his thighs.

    ‘Have you hurt yourself?’ she asked, going to him.

    ‘No. No!’ He turned away almost angrily.

    There was dead silence. The back of Clifford’s fair head did not move. Even the dog stood motionless. The sky had clouded over.

    At last he sighed, and blew his nose on his red handkerchief.

    ‘That pneumonia took a lot out of me,’ he said.

    No one answered. Connie calculated the amount of strength it must have taken to heave up that chair and the bulky Clifford: too much, far too much! If it hadn’t killed him!

    He rose, and again picked up his coat, slinging it through the handle of the chair.

    ‘Are you ready, then, Sir Clifford?’

    ‘When you are!’

    He stooped and took out the scotch, then put his weight against the chair. He was paler than Connie had ever seen him: and more absent. Clifford was a heavy man: and the hill was steep. Connie stepped to the keeper’s side.

    ‘I’m going to push too!’ she said.

    And she began to shove with a woman’s turbulent energy of anger. The chair went faster. Clifford looked round.

    ‘Is that necessary?’ he said.

    ‘Very! Do you want to kill the man! If you’d let the motor work while it would–‘

    But she did not finish. She was already panting. She slackened off a little, for it was surprisingly hard work.

    ‘Ay! slower!’ said the man at her side, with a faint smile of his eyes.

    ‘Are you sure you’ve not hurt yourself?’ she said fiercely.

    He shook his head. She looked at his smallish, short, alive hand, browned by the weather. It was the hand that caressed her. She had never even looked at it before. It seemed so still, like him, with a curious inward stillness that made her want to clutch it, as if she could not reach it. All her soul suddenly swept towards him: he was so silent, and out of reach! And he felt his limbs revive. Shoving with his left hand, he laid his right on her round white wrist, softly enfolding her wrist, with a caress. And the flame of strength went down his back and his loins, reviving him. And she bent suddenly and kissed his hand. Meanwhile the back of Clifford’s head was held sleek and motionless, just in front of them.

    At the top of the hill they rested, and Connie was glad to let go. She had had fugitive dreams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men: one her husband, the other the father of her child. Now she saw the screaming absurdity of her dreams. The two males were as hostile as fire and water. They mutually exterminated one another. And she realize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a queer subtle thing hate is. For the first time, she had consciously and definitely hated Clifford, with vivid hate: as if he ought to be obliterat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it was strange, how free and full of life it made her feel, to hate him and to admit it fully to herself.–‘Now I’ve hated him, I shall never be able to go on living with him,’ came the thought into her mind.

    On the level the keeper could push the chair alone. Clifford made a little conversation with her, to show his complete composure: about Aunt Eva, who was at Dieppe, and about Sir Malcolm, who had written to ask would Connie drive with him in his small car, to Venice, or would she and Hilda go by train.

    ‘I’d much rather go by train,’ said Connie. ‘I don’t like long motor drives, especially when there’s dust. But I shall see what Hilda wants.’

    ‘She will want to drive her own car, and take you with her,’ he said.

    ‘Probably!–I must help up here. You’ve no idea how heavy this chair is.’

    She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and plodded side by side with the keeper, shoving up the pink path. She did not care who saw.

    ‘Why not let me wait, and fetch Field? He is strong enough for the job,’ said Clifford.

    ‘It’s so near,’ she panted.

    But both she and Mellors wiped the sweat from their faces when they came to the top. It was curious, but this bit of work together had brought them much closer than they had been before.

    ‘Thanks so much, Mellors,’ said Clifford, when they were at the house door. ‘I must get a different sort of motor, that’s all. Won’t you go to the kitchen and have a meal? It must be about time.’

    ‘Thank you, Sir Clifford. I was going to my mother for dinner today, Sunday.’

    ‘As you like.’

    Mellors slung into his coat, looked at Connie, saluted, and was gone. Connie, furious, went upstairs.

    At lunch she could not contain her feeling.

    ‘Why are you so abominably inconsiderate, Clifford?’ she said to him.

    ‘Of whom?’

    ‘Of the keeper! If that is what you call ruling classes, I’m sorry for you.’

    ‘Why?’

    ‘A man who’s been ill, and isn’t strong! My word, if I were the serving classes, I’d let you wait for service. I’d let you whistle.’

    ‘I quite believe it.’

    ‘If he’d been sitting in a chair with paralysed legs, and behaved as you behave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for him?’

    ‘My dear evangelist, this confusing of persons and personalities is in bad taste.’

    ‘And your nasty, sterile want of common sympathy is in the worst taste imaginable. noblesse oblige! You and your ruling class!’

    ‘And to what should it oblige me? To h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emotions about my game-keeper? I refuse. I leave it all to my evangelist.’

    ‘As if he weren’t a man as much as you are, my word!’

    ‘My game-keeper to boot, and I pay him two pounds a week and give him a house.’

    ‘Pay him! What do you think you pay for, with two pounds a week and a house?’

    ‘His services.’

    ‘Bah! I would tell you to keep your two pounds a week and your house.’

    ‘Probably he would like to: but can’t afford the luxury!’

    ‘You, and rule!’ she said. ‘You don’t rule, don’t flatter yourself. You have only got more than your share of the money, and make people work for you for two pounds a week, or threaten them with starvation. Rule! What do you give forth of rule? Why, you re dried up! You only bully with your money, like any Jew or any Schieber!’

    ‘You are very elegant in your speech, Lady Chatterley!’

    ‘I assure you, you were very elegant altogether out there in the wood. I was utterly ashamed of you. Why, my father is ten times the human being you are: you gentleman!’

    He reached and rang the bell for Mrs Bolton. But he was yellow at the gills.

    She went up to her room, furious, saying to herself: ‘Him and buying people! Well, he doesn’t buy me, and therefore there’s no need for me to stay with him. Dead fish of a gentleman, with his celluloid soul! And how they take one in, with their manners and their mock wistfulness and gentleness. They’ve got about as much feeling as celluloid has.’

    She made her plans for the night, and determined to get Clifford off her mind. She didn’t want to hate him. She didn’t want to be mixed up very intimately with him in any sort of feeling. She wanted him not to know anything at all about herself: and especially, no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her feeling for the keeper. This squabble of her attitude to the servants was an old one. He found her too familiar, she found him stupidly insentient, tough and indiarubbery where other people were concerned.

    She went downstairs calmly, with her old demure bearing, at dinner-time. He was still yellow at the gills: in for one of his liver bouts, when he was really very queer.–He was reading a French book.

    ‘Have you ever read Proust?’ he asked her.

    ‘I’ve tried, but he bores me.’

    ‘He’s really very extraordinary.’

    ‘Possibly! But he bores me: all that sophistication! He doesn’t have feelings, he only has streams of words about feelings. I’m tired of self-important mentalities.’

    ‘Would you prefer self-important animalities?’

    ‘Perhaps! But one might possibly get something that wasn’t self-important.’

    ‘Well, I like Proust’s subtlety and his well-bred anarchy.’

    ‘It makes you very dead, really.’

    ‘There speaks my evangelical little wife.’

    They were at it again, at it again! But she couldn’t help fighting him. He seemed to sit there like a skeleton, sending out a skeleton’s cold grizzly will against her. Almost she could feel the skeleton clutching her and pressing her to its cage of ribs. He too was really up in arms: and she was a little afraid of him.

    She went upstair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nt to bed quite early. But at half past nine she got up, and went outside to listen. There was no sound. She slipped on a dressing-gown and went downstairs. Clifford and Mrs Bolton were playing cards, gambling. They would probably go on until midnight.

    Connie returned to her room, threw her pyjamas on the tossed bed, put on a thin tennis-dress and over that a woollen day-dress, put on rubber tennis-shoes, and then a light coat. And she was ready. If she met anybody, she was just going out for a few minutes. And in the morning, when she came in again, she would just have been for a little walk in the dew, as she fairly often did before breakfast. For the rest, the only danger was that someone should go into her room during the night. But that was most unlikely: not one chance in a hundred.

    Betts had not locked up. He fastened up the house at ten o’clock, and unfastened it again at seven in the morning. She slipped out silently and unseen. There was a half-moon shining, enough to make a little light in the world, not enough to show her up in her dark-grey coat. She walked quickly across the park, not really in the thrill of the assignation, but with a certain anger and rebellion burning in her heart. It was not the right sort of heart to take to a love-meeting. But a la guerre comme a la guerre!

    Chapter 14

    When she got near the park-gate, she heard the click of the latch. He was there, then, in the darkness of the wood, and had seen her!

    ‘You are good and early,’ he said out of the dark. ‘Was everything all right?’

    ‘Perfectly easy.’

    He shut the gate quietly after her, and made a spot of light on the dark ground, showing the pallid flowers still standing there open in the night. They went on apart, in silence.

    ‘Are you sure you didn’t hurt yourself this morning with that chair?’ she asked.

    ‘No, no!’

    ‘When you had that pneumonia, what did it do to you?’

    ‘Oh nothing! it left my heart not so strong and the lungs not so elastic. But it always does that.’

    ‘And you ought not to make violent physical efforts?’

    ‘Not often.’

    She plodded on in an angry silence.

    ‘Did you hate Clifford?’ she said at last.

    ‘Hate him, no! I’ve met too many like him to upset myself hating him. I know beforehand I don’t care for his sort, and I let it go at that.’

    ‘What is his sort?’

    ‘Nay, you know better than I do. The sort of youngish gentleman a bit like a lady, and no balls.’

    ‘What balls?’

    ‘Balls! A man’s balls!’

    She pondered this.

    ‘But is it a question of that?’ she said, a little annoyed.

    ‘You say a man’s got no brain, when he’s a fool: and no heart, when he’s mean; and no stomach when he’s a funker. And when he’s got none of that spunky wild bit of a man in him, you say he’s got no balls. When he’s a sort of tame.’

    She pondered this.

    ‘And is Clifford tame?’ she asked.

    ‘Tame, and nasty with it: like most such fellows, when you come up against ’em.’

    ‘And do you think you’re not tame?’

    ‘Maybe not quite!’

    At length she saw in the distance a yellow light.

    She stood still.

    ‘There is a light!’ she said.

    ‘I always leave a light in the house,’ he said.

    She went on again at his side, but not touching him, wondering why she was going with him at all.

    He unlocked, and they went in, he bolting the door behind them. As if it were a prison, she thought! The kettle was singing by the red fire, there were cups on the table.

    She sat in the wooden arm-chair by the fire. It was warm after the chill outside.

    ‘I’ll take off my shoes, they are wet,’ she said.

    She sat with her stockinged feet on the bright steel fender. He went to the pantry, bringing food: bread and butter and pressed tongue. She was warm: she took off her coat. He hung it on the door.

    ‘Shall you have cocoa or tea or coffee to drink?’ he asked.

    ‘I don’t think I want anything,’ she said, looking at the table. ‘But you eat.’

    ‘Nay, I don’t care about it. I’ll just feed the dog.’

    He tramped with a quiet inevitability over the brick floor, putting food for the dog in a brown bowl. The spaniel looked up at him anxiously.

    ‘Ay, this is thy supper, tha nedna look as if tha wouldna get it!’ he said.

    He set the bowl on the stairfoot mat, and sat himself on a chair by the wall, to take off his leggings and boots. The dog instead of eating, came to him again, and sat looking up at him, troubled.

    He slowly unbuckled his leggings. The dog edged a little nearer.

    ‘What’s amiss wi’ thee then? Art upset because there’s somebody else here? Tha’rt a female, tha art! Go an’ eat thy supper.’

    He put his hand on her head, and the bitch leaned her head sideways against him. He slowly, softly pulled the long silky ear.

    ‘There!’ he said. ‘There! Go an’ eat thy supper! Go!’

    He tilted his chair towards the pot on the mat, and the dog meekly went, and fell to eating.

    ‘Do you like dogs?’ Connie asked him.

    ‘No, not really. They’re too tame and clinging.’

    He had taken off his leggings and was unlacing his heavy boots. Connie had turned from the fire. How bare the little room was! Yet over his head on the wall hung a hideous enlarged photograph of a young married couple, apparently him and a bold-faced young woman, no doubt his wife.

    ‘Is that you?’ Connie asked him.

    He twisted and looked at the enlargement above his head.

    ‘Ay! Taken just afore we was married, when I was twenty-one.’ He looked at it impassively.

    ‘Do you like it?’ Connie asked him.

    ‘Like it? No! I never liked the thing. But she fixed it all up to have it done, like.’

    He returned to pulling off his boots.

    ‘If you don’t like it, why do you keep it hanging there? Perhaps your wife would like to have it,’ she said.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a sudden grin.

    ‘She carted off iverything as was worth taking from th’ ‘ouse,’ he said. ‘But she left that!’

    ‘Then why do you keep it?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Nay, I niver look at it. I hardly knowed it wor theer. It’s bin theer sin’ we come to this place.’

    ‘Why don’t you burn it?’ she said.

    He twisted round again and looked at the enlarged photograph. It was framed in a brown-and-gilt frame, hideous. It showed a clean-shaven, alert, very young-looking man in a rather high collar, and a somewhat plump, bold young woman with hair fluffed out and crimped, and wearing a dark satin blouse.

    ‘It wouldn’t be a bad idea, would it?’ he said.

    He had pulled off his boots, and put on a pair of slippers. He stood up on the chair, and lifted down the photograph. It left a big pale place on the greenish wall-paper.

    ‘No use dusting it now,’ he said, setting the thing against the wall.

    He went to the scullery, and returned with hammer and pincers. Sitting where he had sat before, he started to tear off the back-paper from the big frame, and to pull out the sprigs that held the backboard in position, working with the immediate quiet absorption that was characteristic of him.

    He soon had the nails out: then he pulled out the backboards, then the enlargement itself, in its solid white mount. He looked at the photograph with amusement.

    ‘Shows me for what I was, a young curate, and her for what she was, a bully,’ he said. ‘The prig and the bully!’

    ‘Let me look!’ said Connie.

    He did look indeed very clean-shaven and very clean altogether, one of the clean young men of twenty years ago. But even in the photograph his eyes were alert and dauntless. And the woman was not altogether a bully, though her jowl was heavy. There was a touch of appeal in her.

    ‘One never should keep these things,’ said Connie.

    ‘That, one shouldn’t! One should never have them made!’

    He broke the cardboard photograph and mount over his knee, and when it was small enough, put it on the fire.

    ‘It’ll spoil the fire though,’ he said.

    The glass and the backboard he carefully took upstairs.

    The frame he knocked asunder with a few blows of the hammer, making the stucco fly. Then he took the pieces into the scullery.

    ‘We’ll burn that tomorrow,’ he said. ‘There’s too much plaster-moulding on it.’

    Having cleared away, he sat down.

    ‘Did you love your wife?’ she asked him.

    ‘Love?’ he said. ‘Did you love Sir Clifford?’

    But she was not going to be put off.

    ‘But you cared for her?’ she insisted.

    ‘Cared?’ He grinned.

    ‘Perhaps you care for her now,’ she said.

    ‘Me!’ His eyes widened. ‘Ah no, I can’t think of her,’ he said quietly.

    ‘Why?’

    But he shook his head.

    ‘Then why don’t you get a divorce? She’ll come back to you one day,’ said Connie.

    He looked up at her sharply.

    ‘She wouldn’t come within a mile of me. She hates me a lot worse than I hate her.’

    ‘You’ll see she’ll come back to you.’

    ‘That she never will. That’s done! It would make me sick to see her.’

    ‘You will see her. And you’re not even legally separated, are you?’

    ‘No.’

    ‘Ah well, then she’ll come back, and you’ll have to take her in.’

    He gazed at Connie fixedly. Then he gave the queer toss of his head.

    ‘You might be right. I was a fool ever to come back here. But I felt stranded and had to go somewhere. A man’s a poor bit of a wastrel blown about. But you’re right. I’ll get a divorce and get clear. I hate those things like death, officials and courts and judges. But I’ve got to get through with it. I’ll get a divorce.’

    And she saw his jaw set. Inwardly she exulted.

    ‘I think I will have a cup of tea now,’ she said.

    He rose to make it. But his face was set.

    As they sat at table she asked him:

    ‘Why did you marry her? She was commoner than yourself. Mrs Bolton told me about her. She could never understand why you married her.’

    He looked at her fixedly.

    ‘I’ll tell you,’ he said. ‘The first girl I had, I began with when I was sixteen. She was a school-master’s daughter over at Ollerton, pretty, beautiful really. I was supposed to be a clever sort of young fellow from Sheffield Grammar School, with a bit of French and German, very much up aloft. She was the romantic sort that hated commonness. She egged me on to poetry and reading: in a way, she made a man of me. I read and I thought like a house on fire, for her. And I was a clerk in Butterley offices, thin, white-faced fellow fuming with all the things I read. And about everything I talked to her: but everything. We talked ourselves into Persepolis and Timbuctoo. We were the most literary-cultured couple in ten counties. I held forth with rapture to her, positively with rapture. I simply went up in smoke. And she adored me. The serpent in the grass was sex. She somehow didn’t have any; at least, not where it’s supposed to be. I got thinner and crazier. Then I said we’d got to be lovers. I talked her into it, as usual. So she let me. I was excited, and she never wanted it. She just didn’t want it. She adored me, she loved me to talk to her and kiss her: in that way she had a passion for me. But the other, she just didn’t want. And there are lots of women like her. And it was just the other that I did want. So there we split. I was cruel, and left her. Then I took on with another girl, a teacher, who had made a scandal by carrying on with a married man and driving him nearly out of his mind. She was a soft, white-skinned, soft sort of a woman, older than me, and played the fiddle. And she was a demon. She loved everything about love, except the sex. Clinging, caressing, creeping into you in every way: but if you forced her to the sex itself, she just ground her teeth and sent out hate. I forced her to it, and she could simply numb me with hate because of it. So I was balked again. I loathed all that. I wanted a woman who wanted me, and wanted it.

    ‘Then came Bertha Coutts. They’d lived next door to us when I was a little lad, so I knew ’em all right. And they were common. Well, Bertha went away to some place or other in Birmingham; she said, as a lady’s companion; everybody else said, as a waitress or something in a hotel. Anyhow just when I was more than fed up with that other girl, when I was twenty-one, back comes Bertha, with airs and graces and smart clothes and a sort of bloom on her: a sort of sensual bloom that you’d see sometimes on a woman, or on a trolly. Well, I was in a state of murder. I chucked up my job at Butterley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a weed, clerking there: and I got on as overhead blacksmith at Tevershall: shoeing horses mostly. It had been my dad’s job, and I’d always been with him. It was a job I liked: handling horses: and it came natural to me. So I stopped talking “fine”, as they call it, talking proper English, and went back to talking broad. I still read books, at home: but I blacksmithed and had a pony-trap of my own, and was My Lord Duckfoot. My dad left me three hundred pounds when he died. So I took on with Bertha, and I was glad she was common. I wanted her to be common. I wanted to be common myself. Well, I married her, and she wasn’t bad. Those other “pure” women had nearly taken all the balls out of me, but she was all right that way. She wanted me, and made no bones about it. And I was as pleased as punch. That was what I wanted: a woman who wanted me to fuck her. So I fucked her like a good un. And I think she despised me a bit, for being so pleased about it, and bringin’ her her breakfast in bed sometimes. She sort of let things go, didn’t get me a proper dinner when I came home from work, and if I said anything, flew out at me. And I flew back, hammer and tongs. She flung a cup at me and I took her by the scruff of the neck and squeezed the life out of her. That sort of thing! But she treated me with insolence. And she got so’s she’d never have me when I wanted her: never. Always put me off, brutal as you like. And then when she’d put me right off, and I didn’t want her, she’d come all lovey-dovey, and get me. And I always went. But when I had her, she’d never come off when I did. Never! She’d just wait. If I kept back for half an hour, she’d keep back longer. And when I’d come and really finished, then she’d start on her own account, and I had to stop inside her till she brought herself off, wriggling and shouting, she’d clutch clutch with herself down there, an’ then she’d come off, fair in ecstasy. And then she’d say: That was lovely! Gradually I got sick of it: and she got worse. She sort of got harder and harder to bring off, and she’d sort of tear at me down there, as if it was a beak tearing at me. By God, you think a woman’s soft down there, like a fig. But I tell you the old rampers have beaks between their legs, and they tear at you with it till you’re sick. Self! Self! Self! all self! tearing and shouting! They talk about men’s selfishness, but I doubt if it can ever touch a woman’s blind beakishness, once she’s gone that way. Like an old trull! And she couldn’t help it. I told her about it, I told her how I hated it. And she’d even try. She’d try to lie still and let me work the business. She’d try. But it was no good. She got no feeling off it, from my working. She had to work the thing herself, grind her own coffee. And it came back on her like a raving necessity, she had to let herself go, and tear, tear, tear, as if she had no sensation in her except in the top of her beak, the very outside top tip, that rubbed and tore. That’s how old whores used to be, so men used to say. It was a low kind of self-will in her, a raving sort of self-will: like in a woman who drinks. Well in the end I couldn’t stand it. We slept apart. She herself had started it, in her bouts when she wanted to be clear of me, when she said I bossed her. She had started having a room for herself. But the time came when I wouldn’t have her coming to my room. I wouldn’t.

    ‘I hated it. And she hated me. My God, how she hated me before that child was born! I often think she conceived it out of hate. Anyhow, after the child was born I left her alone. And then came the war, and I joined up. And I didn’t come back till I knew she was with that fellow at Stacks Gate.’

    He broke off, pale in the face.

    ‘And what is the man at Stacks Gate like?’ asked Connie.

    ‘A big baby sort of fellow, very low-mouthed. She bullies him, and they both drink.’

    ‘My word, if she came back!’

    ‘My God, yes! I should just go, disappear again.’

    There was a silence. The pasteboard in the fire had turned to grey ash.

    ‘So when you did get a woman who wanted you,’ said Connie, ‘you got a bit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y! Seems so! Yet even then I’d rather have her than the never-never ones: the white love of my youth, and that other poison-smelling lily, and the rest.’

    ‘What about the rest?’ said Connie.

    ‘The rest? There is no rest. Only to my experience the mass of women are like this: most of them want a man, but don’t want the sex, but they put up with it, as part of the bargain. The more old-fashioned sort just lie there like nothing and let you go ahead. They don’t mind afterwards: then they like you. But the actual thing itself is nothing to them, a bit distasteful. Add most men like it that way. I hate it. But the sly sort of women who are like that pretend they’re not. They pretend they’re passionate and have thrills. But it’s all cockaloopy. They make it up. Then there’s the ones that love everything, every kind of feeling and cuddling and going off, every kind except the natural one. They always make you go off when you’re not in the only place you should be, when you go off.–Then there’s the hard sort, that are the devil to bring off at all, and bring themselves off, like my wife. They want to be the active party.–Then there’s the sort that’s just dead inside: but dead: and they know it. Then there’s the sort that puts you out before you really “come”, and go on writhing their loins till they bring themselves off against your thighs. But they’re mostly the Lesbian sort. It’s astonishing how Lesbian women ar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Seems to me they’re nearly all Lesbian.’

    ‘And do you mind?’ asked Connie.

    ‘I could kill them. When I’m with a woman who’s really Lesbian, I fairly howl in my soul, wanting to kill her.’

    ‘And what do you do?’

    ‘Just go away as fast as I can.’

    ‘But do you think Lesbian women any worse than homosexual men?’

    ‘ I do! Because I’ve suffered more from them. In the abstract, I’ve no idea. When I get with a Lesbian woman, whether she knows she’s one or not, I see red. No, no! But I wanted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ny woman any more. I wanted to keep to myself: keep my privacy and my decency.’

    He looked pale, and his brows were sombre.

    ‘And were you sorry when I came along?’ she asked.

    ‘I was sorry and I was glad.’

    ‘And what are you now?’

    ‘I’m sorry, from the outside: all 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ugliness and recrimination that’s bound to come, sooner or later. That’s when my blood sinks, and I’m low. But when my blood comes up, I’m glad. I’m even triumphant. I was really getting bitter. I thought there was no real sex left: never a woman who’d really “come” naturally with a man: except black women, and somehow, well, we’re white men: and they’re a bit like mud.’

    ‘And now, are you glad of me?’ she asked.

    ‘Yes! When I can forget the rest. When I can’t forget the rest, I want to get under the table and die.’

    ‘Why under the table?’

    ‘Why?’ he laughed. ‘Hide, I suppose. Baby!’

    ‘You do seem to have had awful experiences of women,’ she said.

    ‘You see, I couldn’t fool myself. That’s where most men manage. They take an attitude, and accept a lie. I could never fool myself. I knew what I wanted with a woman, and I could never say I’d got it when I hadn’t.’

    ‘But have you got it now?’

    ‘Looks as if I might have.’

    ‘Then why are you so pale and gloomy?’

    ‘Bellyful of remembering: and perhaps afraid of myself.’

    She sat in silence. It was growing late.

    ‘And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a man and a woman?’ she asked him.

    ‘For me it is. For me it’s the core of my life: if I have a right relation with a woman.’

    ‘And if you didn’t get it?’

    ‘Then I’d have to do without.’

    Again she pondered, before she asked:

    ‘And do you think you’ve always been right with women?’

    ‘God, no! I let my wife get to what she was: my fault a good deal. I spoilt her. And I’m very mistrustful. You’ll have to expect it. It takes a lot to make me trust anybody, inwardly. So perhaps I’m a fraud too. I mistrust. And tenderness is not to be mistaken.’

    She looked at him.

    ‘You don’t mistrust with your body, when your blood comes up,’ she said. ‘You don’t mistrust then, do you?’

    ‘No, alas! That’s how I’ve got into all the trouble. And that’s why my mind mistrusts so thoroughly.’

    ‘Let your mind mistrust. What does it matter!’

    The dog sighed with discomfort on the mat. The ash-clogged fire sank.

    ‘We are a couple of battered warriors,’ said Connie.

    ‘Are you battered too?’ he laughed. ‘And here we are returning to the fray!’

    ‘Yes! I feel really frightened.’

    ‘Ay!’

    He got up, and put her shoes to dry, and wiped his own and set them near the fire. In the morning he would grease them. He poked the ash of pasteboard as much as possible out of the fire. ‘Even burnt, it’s filthy,’ he said. Then he brought sticks and put them on the hob for the morning. Then he went out awhile with the dog.

    When he came back, Connie said:

    ‘I want to go out too, for a minute.’

    She went alone into the darkness. There were stars overhead. She could smell flowers on the night air. And she could feel her wet shoes getting wetter again. But she felt like going away, right away from him and everybody.

    It was chilly. She shuddered, and returned to the house. He was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low fire.

    ‘Ugh! Cold!’ she shuddered.

    He put the sticks on the fire, and fetched more, till they had a good crackling chimneyful of blaze. The rippling running yellow flame made them both happy, warmed their faces and their souls.

    ‘Never mind!’ she said, taking his hand as he sat silent and remote. ‘One does one’s best.’

    ‘Ay!’ He sighed, with a twist of a smile.

    She slipped over to him, and into his arms, as he sat there before the fire.

    ‘Forget then!’ she whispered. ‘Forget!’

    He held her close, in the running warmth of the fire. The flame itself was like a forgetting. And her soft, warm, ripe weight! Slowly his blood turned, and began to ebb back into strength and reckless vigour again.

    ‘And perhaps the women really wanted to be there and love you properly, only perhaps they couldn’t. Perhaps it wasn’t all their fault,’ she said.

    ‘I know it. Do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a broken-backed snake that’s been trodden on I was myself!’

    She clung to him suddenly. She had not wanted to start all this again. Yet some perversity had made her.

    ‘But you’re not now,’ she said. ‘You’re not that now: a broken-backed snake that’s been trodden on.’

    ‘I don’t know what I am. There’s black days ahead.’

    ‘No!’ she protested, clinging to him. ‘Why? Why?’

    ‘There’s black days coming for us all and for everybody,’ he repeated with a prophetic gloom.

    ‘No! You’re not to say it!’

    He was silent. But she could feel the black void of despair inside him. That was the death of all desire, the death of all love: this despair that was like the dark cave inside the men, in which their spirit was lost.

    ‘And you talk so coldly about sex,’ she said. ‘You talk as if you had only wanted your own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She was protesting nervously against him.

    ‘Nay!’ he said. ‘I wanted to have my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of a woman, and I never got it: because I could never get my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of her unless she got hers of me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never happened. It takes two.’

    ‘But you never believed in your women. You don’t even believe really in me,’ she said.

    ‘I don’t know what believing in a woman means.’

    ‘That’s it, you see!’

    She still was curled on his lap. But his spirit was grey and absent, he was not there for her. And everything she said drove him further.

    ‘But what do you believe in?’ she insisted.

    ‘I don’t know.’

    ‘Nothing, like all the men I’ve ever known,’ she said.

    They were both silent. Then he roused himself and said:

    ‘Yes, I do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being warm-hearted. I believe especially in being warm-hearted in love, in fucking with a warm heart. I believe if men could fuck with warm hearts, and the women take it warm-heartedly, everything would come all right. It’s all this cold-hearted fucking that is death and idiocy.’

    ‘But you don’t fuck me cold-heartedly,’ she protested.

    ‘I don’t want to fuck you at all. My heart’s as cold as cold potatoes just now.’

    ‘Oh!’ she said, kissing him mockingly. ‘Let’s have them sautes.’

    He laughed, and sat erect.

    ‘It’s a fact!’ he said. ‘Anything for a bit of warm-heartedness. But the women don’t like it. Even you don’t really like it. You like good, sharp, piercing cold-hearted fucking, and then pretending it’s all sugar. Where’s your tenderness for me? You’re as suspicious of me as a cat is of a dog. I tell you it takes two even to be tender and warm-hearted. You love fucking all right: but you want it to be called something grand and mysterious, just to flatter your own self-importance. Your own self-importance is more to you, fifty times more, than any man, or being together with a man.’

    ‘But that’s what I’d say of you. Your own self-importance is everything to you.’

    ‘Ay! Very well then!’ he said, moving as if he wanted to rise. ‘Let’s keep apart then. I’d rather die than do any more cold-hearted fucking.’

    She slid away from him, and he stood up.

    ‘And do you think I want it?’ she said.

    ‘I hope you don’t,’ he replied. ‘But anyhow, you go to bed an’ I’ll sleep down here.’

    She looked at him. He was pale, his brows were sullen, he was as distant in recoil as the cold pole. Men were all alike.

    ‘I can’t go home till morning,’ she said.

    ‘No! Go to bed. It’s a quarter to one.’

    ‘I certainly won’t,’ she said.

    He went across and picked up his boots.

    ‘Then I’ll go out!’ he said.

    He began to put on his boots. She stared at him.

    ‘Wait!’ she faltered. ‘Wait! What’s come between us?’

    He was bent over, lacing his boot, and did not reply. The moments passed. A dimness came over her, like a swoon. All her consciousness died, and she stood there wide-eyed, looking at him from the unknown, knowing nothing any more.

    He looked up, because of the silence, and saw her wide-eyed and lost. And as if a wind tossed him he got up and hobbled over to her, one shoe off and one shoe on, and took her in his arms, pressing her against his body, which somehow felt hurt right through. And there he held her, and there she remained.

    Till his hands reached blindly down and felt for her, and felt under the clothing to where she was smooth and warm.

    ‘Ma lass!’ he murmured. ‘Ma little lass! Dunna let’s fight! Dunna let’s niver fight! I love thee an’ th’ touch on thee. Dunna argue wi’ me! Dunna! Dunna! Dunna! Let’s be together.’

    She lifted her face and looked at him.

    ‘Don’t be upset,’ she said steadily. ‘It’s no good being upset. Do you really want to be together with me?’

    She looked with wide, steady eyes into his face. He stopped, and went suddenly still, turning his face aside. All his body went perfectly still, but did not withdraw.

    Then he lifted his head and looked into her eyes, with his odd, faintly mocking grin, saying: ‘Ay-ay! Let’s be together on oath.’

    ‘But really?’ she said, her eyes filling with tears.

    ‘Ay really! Heart an’ belly an’ cock.’

    He still smiled faintly down at her, with the flicker of irony in his eyes, and a touch of bitterness.

    She was silently weeping, and he lay with her and went into her there on the hearthrug, and so they gained a measure of equanimity. And then they went quickly to bed, for it was growing chill, and they had tired each other out. And she nestled up to him, feeling small and enfolded, and they both went to sleep at once, fast in one sleep. And so they lay and never moved, till the sun rose over the wood and day was beginning.

    Then he woke up and looked at the ligh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He listened to the loud wild calling of blackbirds and thrushes in the wood. It would be a brilliant morning, about half past five, his hour for rising. He had slept so fast! It was such a new day! The woman was still curled asleep and tender. His hand moved on her, and she opened her blue wondering eyes, smiling unconsciously into his face.

    ‘Are you awake?’ she said to him.

    He was looking into her eyes. He smiled, and kissed her. And suddenly she roused and sat up.

    ‘Fancy that I am here!’ she said.

    She looked round the whitewashed little bedroom with its sloping ceiling and gable window where the white curtains were closed. The room was bare save for a little yellow-painted chest of drawers, and a chair: and the smallish white bed in which she lay with him.

    ‘Fancy that we are here!’ s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im. He was lying watching her, stroking her breasts with his fingers, under the thin nightdress. When he was warm and smoothed out, he looked young and handsome. His eyes could look so warm. And she was fresh and young like a flower.

    ‘I want to take this off!’ she said, gathering the thin batiste nightdress and pulling it over her head. She sat there with bare shoulders and longish breasts faintly golden. He loved to make her breasts swing softly, like bells.

    ‘You must take off your pyjamas too,’ she said.

    ‘Eh, nay!’

    ‘Yes! Yes!’ she commanded.

    And he took off his old cotton pyjama-jacket, and pushed down the trousers. Save for his hands and wrists and face and neck he was white as milk, with fine slender muscular flesh. To Connie he was suddenly piercingly beautiful again, as when she had seen him that afternoon washing himself.

    Gold of sunshine touched the closed white curtain. She felt it wanted to come in.

    ‘Oh, do let’s draw the curtains! The birds are singing so! Do let the sun in,’ she said.

    He slipped out of bed with his back to her, naked and white and thin, and went to the window, stooping a little, drawing the curtains and looking out for a moment. The back was white and fine, the small buttocks beautiful with an exquisite, delicate manliness, the back of the neck ruddy and delicate and yet strong.

    There was an inward, not an outward strength in the delicate fine body.

    ‘But you are beautiful!’ she said. ‘So pure and fine! Come!’ She held her arms out.

    He was ashamed to turn to her, because of his aroused nakedness.

    He caught his shirt off the floor, and held it to him, coming to her.

    ‘No!’ she said still holding out her beautiful slim arms from her dropping breasts. ‘Let me see you!’

    He dropped the shirt and stood still looking towards her. The sun through the low window sent in a beam that lit up his thighs and slim belly and the erect phallos rising darkish and hot-looking from the little cloud of vivid gold-red hair. She was startled and afraid.

    ‘How strange!’ she said slowly. ‘How strange he stands there! So big! and so dark and cock-sure! Is he like that?’

    The man looked down the front of his slender white body, and laughed. Between the slim breasts the hair was dark, almost black. But at the root of the belly, where the phallos rose thick and arching, it was gold-red, vivid in a little cloud.

    ‘So proud!’ she murmured, uneasy. ‘And so lordly! Now I know why men are so overbearing! But he’s lovely, really. Like another being! A bit terrifying! But lovely really! And he comes to me!–‘ She caught her lower lip between her teeth, in fear and excitement.

    The man looked down in silence at the tense phallos, that did not change.–‘Ay!’ he said at last, in a little voice. ‘Ay ma lad! tha’re theer right enough. Yi, tha mun rear thy head! Theer on thy own, eh? an’ ta’es no count O’ nob’dy! Tha ma’es nowt O’ me, John Thomas. Art boss? of me? Eh well, tha’re more cocky than me, an’ tha says less. John Thomas! Dost want her? Dost want my lady Jane? Tha’s dipped me in again, tha hast. Ay, an’ tha comes up smilin’.–Ax ‘er then! Ax lady Jane! Say: Lift up your heads, O ye gates, that the king of glory may come in. Ay, th’ cheek on thee! Cunt, that’s what tha’re after. Tell lady Jane tha wants cunt. John Thomas, an’ th’ cunt O’ lady Jane!–‘

    ‘Oh, don’t tease him,’ said Connie, crawling on her knees on the bed towards him and putting her arms round his white slender loins, and drawing him to her so that her hanging, swinging breasts touched the tip of the stirring, erect phallos, and caught the drop of moisture. She held the man fast.

    ‘Lie down!’ he said. ‘Lie down! Let me come!’ He was in a hurry now.

    And afterwards, when they had been quite still, the woman had to uncover the man again, to look at the mystery of the phallos.

    ‘And now he’s tiny, and soft like a little bud of life!’ she said, taking the soft small penis in her hand. ‘Isn’t he somehow lovely! so on his own, so strange! And so innocent! And he comes so far into me! You must never insult him, you know. He’s mine too. He’s not only yours. He’s mine! And so lovely and innocent!’ And she held the penis soft in her hand.

    He laughed.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kindred love,’ he said.

    ‘Of course!’ she said. ‘Even when he’s soft and little I feel my heart simply tied to him. And how lovely your hair is here! quite, quite different!’

    ‘That’s John Thomas’s hair, not mine!’ he said.

    ‘John Thomas! John Thomas!’ and she quickly kissed the soft penis, that was beginning to stir again.

    ‘Ay!’ said the man, stretching his body almost painfully. ‘He’s got his root in my soul, has that gentleman! An’ sometimes I don’ know what ter do wi’ him. Ay, he’s got a will of his own, an’ it’s hard to suit him. Yet I wouldn’t have him killed.’

    ‘No wonder men have always been afraid of him!’ she said. ‘He’s rather terrible.’

    The quiver was going through the man’s body, a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gain changed its direction, turning downwards. And he was helpless, as the penis in slow soft undulations filled and surged and rose up, and grew hard, standing there hard and overweening, in its curious towering fashion. The woman too trembled a little as she watched.

    ‘There! Take him then! He’s thine,’ said the man.

    And she quivered, and her own mind melted out. Sharp soft waves of unspeakable pleasure washed over her as he entered her, and started the curious molten thrilling that spread and spread till she was carried away with the last, blind flush of extremity.

    He heard the distant hooters of Stacks Gate for seven o’clock. It was Monday morning. He shivered a little, and with his face between her breasts pressed her soft breasts up over his ears, to deafen him.

    She had not even heard the hooters. She lay perfectly still, her soul washed transparent.

    ‘You must get up, mustn’t you?’ he muttered.

    ‘What time?’ came her colourless voice.

    ‘Seven-o’clock blowers a bit sin’.’

    ‘I suppose I must.’

    She was resenting as she always did, the compulsion from outside.

    He sat up and looked blankly out of the window.

    ‘You do love me, don’t you?’ she asked calmly.

    He looked down at her.

    ‘Tha knows what tha knows. What dost ax for!’ he said, a little fretfully.

    ‘I want you to keep me, not to let me go,’ she said.

    His eyes seemed full of a warm, soft darkness that could not think.

    ‘When? Now?’

    ‘Now in your heart. Then I want to come and live with you, always, soon.’

    He sat naked on the bed, with his head dropped, unable to think.

    ‘Don’t you want it?’ she asked.

    ‘Ay!’ he said.

    Then with the same eyes darkened with another flame of consciousness, almost like sleep, he looked at her.

    ‘Dunna ax me nowt now,’ he said. ‘Let me be. I like thee. I luv thee when tha lies theer. A woman’s a lovely thing when ‘er’s deep ter fuck, and cunt’s good. Ah luv thee, thy legs, an’ th’ shape on thee, an’ th’ womanness on thee. Ah luv th’ womanness on thee. Ah luv thee wi’ my balls an’ wi’ my heart. But dunna ax me nowt. Dunna ma’e me say nowt. Let me stop as I am while I can. Tha can ax me iverything after. Now let me be, let me be!’

    And softly, he laid his hand over her mound of Venus, on the soft brown maiden-hair, and himself sat still and naked on the bed, his face motionless in physical abstraction, almost like the face of Buddha. Motionless, and in the invisible flame of another consciousness, he sat with his hand on her, and waited for the turn.

    After a while, he reached for his shirt and put it on, dressed himself swiftly in silence, looked at her once as she still lay naked and faintly golden like a Gloire de Dijon rose on the bed, and was gone. She heard him downstairs opening the door.

    And still she lay musing, musing. It was very hard to go: to go out of his arms. He called from the foot of the stairs: ‘Half past seven!’ She sighed, and got out of bed. The bare little room! Nothing in it at all but the small chest of drawers and the smallish bed. But the board floor was scrubbed clean. And in the corner by the window gable was a shelf with some books, and some from a circulating library. She looked. There were books about Bolshevist Russia, books of travel, a volume about the atom and the electron, another abou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arth’s core, and the causes of earthquakes: then a few novels: then three books on India. So! He was a reader after all.

    The sun fell on her naked limbs through the gable window. Outside she saw the dog Flossie roaming round. The hazel-brake was misted with green, and dark-green dogs-mercury under. It was a clear clean morning with birds flying and triumphantly singing. If only she could stay! If only there weren’t the other ghastly world of smoke and iron! If only he would make her a world.

    She came downstairs, down the steep, narrow wooden stairs. Still she would be content with this little house, if only it were in a world of its own.

    He was washed and fresh, and the fire was burning. ‘Will you eat anything?’ he said.

    ‘No! Only lend me a comb.’

    She followed him into the scullery, and combed her hair before the handbreadth of mirror by the back door. Then she was ready to go.

    She stood in the little front garden, looking at the dewy flowers, the grey bed of pinks in bud already.

    ‘I would like to have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sappear,’ she said, ‘and live with you here.’

    ‘It won’t disappear,’ he said.

    They went almost in silence through the lovely dewy wood. But they were together in a world of their own.

    It was bitter to her to go on to Wragby.

    ‘I want soon to come and live with you altogether,’ she said as she left him.

    He smiled, unanswering.

    She got home quietly and unremarked, and went up to her room.

    Chapter 15

    There was a letter from Hilda on the breakfast-tray. ‘Father is going to London this week, and I shall call for you on Thursday week, June 17th. You must be ready so that we can go at once. I don’t want to waste time at Wragby, it’s an awful place. I shall probably stay the night at Retford with the Colemans, so I should be with you for lunch, Thursday. Then we could start at teatime, and sleep perhaps in Grantham. It is no use our spending an evening with Clifford. If he hates your going, it would be no pleasure to him.’

    So! She was being pushed round on the chess-board again.

    Clifford hated her going, but it was only because he didn’t feel safe in her absence. Her presence, for some reason, made him feel safe, and free to do the things he was occupied with. He was a great deal at the pits, and wrestling in spirit with the almost hopeless problems of getting out his coal in the most economical fashion and then selling it when he’d got it out. He knew he ought to find some way of using it, or converting it, so that he needn’t sell it, or needn’t have the chagrin of failing to sell it. But if he made electric power, could he sell that or use it? And to convert into oil was as yet too costly and too elaborate. To keep industry alive there must be more industry, like a madness.

    It was a madness, and it required a madman to succeed in it. Well, he was a little mad. Connie thought so. His very intensity and acumen in the affairs of the pits seemed like a manifestation of madness to her, his very inspirations were the inspirations of insanity.

    He talked to her of all his serious schemes, and she listened in a kind of wonder, and let him talk. Then the flow ceased, and he turned on the loudspeaker, and became a blank, while apparently his schemes coiled on inside him like a kind of dream.

    And every night now he played pontoon, that game of the Tommies, with Mrs Bolton, gambling with sixpences. And again, in the gambling he was gone in a kind of unconsciousness, or blank intoxication, or intoxication of blankness, whatever it was. Connie could not bear to see him. But when she had gone to bed, he and Mrs Bolton would gamble on till two and three in the morning, safely, and with strange lust. Mrs Bolton was caught in the lust as much as Clifford: the more so, as she nearly always lost.

    She told Connie one day: ‘I lost twenty-three shillings to Sir Clifford last night.’

    ‘And did he take the money from you?’ asked Connie aghast.

    ‘Why of course, my Lady! Debt of honour!’

    Connie expostulated roundly, and was angry with both of them. The upshot was, Sir Clifford raised Mrs Bolton’s wages a hundred a year, and she could gamble on that. Meanwhile, it seemed to Connie, Clifford was really going deader.

    She told him at length she was leaving on the seventeenth.

    ‘Seventeenth!’ he said. ‘And when will you be back?’

    ‘By the twentieth of July at the latest.’

    ‘Yes! the twentieth of July.’

    Strangely and blankly he looked at her, with the vagueness of a child, but with the queer blank cunning of an old man.

    ‘You won’t let me down, now, will you?’ he said.

    ‘How?’

    ‘While you’re away, I mean, you’re sure to come back?’

    ‘I’m as sure as I can be of anything, that I shall come back.’

    ‘Yes! Well! Twentieth of July!’

    He looked at her so strangely.

    Yet he really wanted her to go. That was so curious. He wanted her to go, positively, to have her little adventures and perhaps come home pregnant, and all that.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fraid of her going.

    She was quivering, watching her real opportunity for leaving him altogether, waiting till the time, herself, himself, should be ripe.

    She sat and talked to the keeper of her going abroad.

    ‘And then when I come back,’ she said, ‘I can tell Clifford I must leave him. And you and I can go away. They never need even know it is you. We can go to another country, shall we? To Africa or Australia. Shall we?’

    She was quite thrilled by her plan.

    ‘You’ve never been to the Colonies, have you?’ he asked her.

    ‘No! Have you?’

    ‘I’ve been in India, and South Africa, and Egypt.’

    ‘Why shouldn’t we go to South Africa?’

    ‘We might!’ he said slowly.

    ‘Or don’t you want to?’ she asked.

    ‘I don’t care. I don’t much care what I do.’

    ‘Doesn’t it make you happy? Why not? We shan’t be poor. I have about six hundred a year, I wrote and asked. It’s not much, but it’s enough, isn’t it?’

    ‘It’s riches to me.’

    ‘Oh, how lovely it will be!’

    ‘But I ought to get divorced, and so ought you, unless we’re going to have complications.’

    There was plenty to think about.

    Another day she asked him about himself. They were in the hut, and there was a thunderstorm.

    ‘And weren’t you happy, when you were a lieutenant and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Happy? All right. I liked my Colonel.’

    ‘Did you love him?’

    ‘Yes! I loved him.’

    ‘And did he love you?’

    ‘Yes! In a way, he loved me.’

    ‘Tell me about him.’

    ‘What is there to tell? He had risen from the ranks. He loved the army. And he had never married. He was twenty years older than me. He was a very intelligent man: and alone in the army, as such a man is: a passionate man in his way: and a very clever officer. I lived under his spell while I was with him. I sort of let him run my life. And I never regret it.’

    ‘And did you mind very much when he died?’

    ‘I was as near death myself. But when I came to, I knew another part of me was finished. But then I had always known it would finish in death. All things do, as far as that goes.’

    She sat and ruminated. The thunder crashed outside. It was like being in a little ark in the Flood.

    ‘You seem to have such a lot behind you,’ she said.

    ‘Do I? It seems to me I’ve died once or twice already. Yet here I am, pegging on, and in for more trouble.’

    She was thinking hard, yet listening to the storm.

    ‘And weren’t you happy as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when your Colonel was dead?’

    ‘No! They were a mingy lot.’ He laughed suddenly. ‘The Colonel used to say: Lad,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have to chew every mouthful thirty times because their guts are so narrow, a bit as big as a pea would give them a stoppage. They’re the mingiest set of ladylike snipe ever invented: full of conceit of themselves, frightened even if their boot-laces aren’t correct, rotten as high game, and always in the right. That’s what finishes me up. Kow-tow, kow-tow, arse-licking till their tongues are tough: yet they’re always in the right. Prigs on top of everything. Prigs! A generation of ladylike prigs with half a ball each–‘

    Connie laughed. The rain was rushing down.

    ‘He hated them!’

    ‘No,’ said he. ‘He didn’t bother. He just disliked them. There’s a difference. Because, as he said, the Tommies are getting just as priggish and half-balled and narrow-gutted. It’s the fate of mankind, to go that way.’

    ‘The common people too, the working people?’

    ‘All the lot. Their spunk is gone dead. Motor-cars and cinemas and aeroplanes suck that last bit out of them. I tell you, every generation breeds a more rabbity generation, with india rubber tubing for guts and tin legs and tin faces. Tin people! It’s all a steady sort of bolshevism just killing off the human thing, and worshipping the mechanical thing. Money, money, money! All the modern lot get their real kick out of killing the old human feeling out of man, making mincemeat of the old Adam and the old Eve. They’re all alike. The world is all alike: kill off the human reality, a quid for every foreskin, two quid for each pair of balls. What is cunt but machine-fucking!–It’s all alike. Pay ’em money to cut off the world’s cock. Pay money, money, money to them that will take spunk out of mankind, and leave ’em all little twiddling machines.’

    He sat there in the hut, his face pulled to mocking irony. Yet even then, he had one ear set backwards, listening to the storm over the wood. It made him feel so alone.

    ‘But won’t it ever come to an end?’ she said.

    ‘Ay, it will. It’ll achieve its own salvation. When the last real man is killed, and they’re all tame: white, black, yellow, all colours of tame ones: then they’ll all be insane. Because the root of sanity is in the balls. Then they’ll all be insane, and they’ll make their grand auto da fe. You know auto da fe means act of faith? Ay, well, they’ll make their own grand little act of faith. They’ll offer one another up.’

    ‘You mean kill one another?’

    ‘I do, duckie! If we go on at our present rate then in a hundred years’ time there won’t be ten thousand people in this island: there may not be ten. They’ll have lovingly wiped each other out.’ The thunder was rolling further away.

    ‘How nice!’ she said.

    ‘Quite nice! To contemplate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and the long pause that follows before some other species crops up, it calms you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nd if we go on in this way, with everybody, intellectuals, artists, government, industrialists and workers all frantically killing off the last human feeling, the last bit of their intuition, the last healthy instinct; if it goes on in algebraical progression, as it is going on: then ta-tah! to the human species! Goodbye! darling! the serpent swallows itself and leaves a void, considerably messed up, but not hopeless. Very nice! When savage wild dogs bark in Wragby, and savage wild pit-ponies stamp on Tevershall pit-bank! te deum laudamus!’

    Connie laughed, but not very happily.

    ‘Then you ought to be pleased that they are all bolshevists,’ she said. ‘You ought to be pleased that they hurry on towards the end.’

    ‘So I am. I don’t stop ’em. Because I couldn’t if I would.’

    ‘Then why are you so bitter?’

    ‘I’m not! If my cock gives its last crow, I don’t mind.’

    ‘But if you have a child?’ she said.

    He dropped his head.

    ‘Why,’ he said at last. ‘It seems to me a wrong and bitter thing to do, to bring a child into this world.’

    ‘No! Don’t say it! Don’t say it!’ she pleaded. ‘I think I’m going to have one. Say you’ll he pleased.’ She laid her hand on his.

    ‘I’m pleased for you to be pleased,’ he said. ‘But for me it seems a ghastly treachery to the unborn creature.

    ‘Ah no!’ she said, shocked. ‘Then you can’t ever really want me! You can’t want me, if you feel that!’

    Again he was silent, his face sullen. Outside there was only the threshing of the rain.

    ‘It’s not quite true!’ she whispered. ‘It’s not quite true! There’s another truth.’ She felt he was bitter now partly because she was leaving him, deliberately going away to Venice. And this half pleased her.

    She pulled open his clothing and uncovered his belly, and kissed his navel. Then she laid her cheek on his belly and pressed her arm round his warm, silent loins. They were alone in the flood.

    ‘Tell me you want a child, in hope!’ she murmured, pressing her face against his belly. ‘Tell me you do!’

    ‘Why!’ he said at last: and she felt the curious quiver of changing consciousness and relaxation going through his body. ‘Why I’ve thought sometimes if one but tried, here among th’ colliers even! They’re workin’ bad now, an’ not earnin’ much. If a man could say to ’em: Dunna think o’ nowt but th’ money. When it comes ter wants, we want but little. Let’s not live for money–‘

    She softly rubbed her cheek on his belly, and gathered his balls in her hand. The penis stirred softly, with strange life, but did not rise up. The rain beat bruisingly outside.

    ‘Let’s live for summat else. Let’s not live ter make money, neither for us-selves nor for anybody else. Now we’re forced to. We’re forced to make a bit for us-selves, an’ a fair lot for th’ bosses. Let’s stop it! Bit by bit, let’s stop it. We needn’t rant an’ rave. Bit by bit, let’s drop the whole industrial life an’ go back. The least little bit o’ money’ll do. For everybody, me an’ you, bosses an’ masters, even th’ king. The least little bit o’ money’ll really do. Just make up your mind to it, an’ you’ve got out o’ th’ mess.’ He paused, then went on:

    ‘An’ I’d tell ’em: Look! Look at Joe! He moves lovely! Look how he moves, alive and aware. He’s beautiful! An’ look at Jonah! He’s clumsy, he’s ugly, because he’s niver willin’ to rouse himself I’d tell ’em: Look! look at yourselves! one shoulder higher than t’other, legs twisted, feet all lumps! What have yer done ter yerselves, wi’ the blasted work? Spoilt yerselves. No need to work that much. Take yer clothes off an’ look at yourselves. Yer ought ter be alive an’ beautiful, an’ yer ugly an’ half dead. So I’d tell ’em. An’ I’d get my men to wear different clothes: appen close red trousers, bright red, an’ little short white jackets. Why, if men had red, fine legs, that alone would change them in a month. They’d begin to be men again, to be men! An’ the women could dress as they liked. Because if once the men walked with legs close bright scarlet, and buttocks nice and showing scarlet under a little white jacket: then the women ‘ud begin to be women. It’s because th’ men aren’t men, that th’ women have to be.–An’ in time pull down Tevershall and build a few beautiful buildings, that would hold us all. An’ clean the country up again. An’ not have many children, because the world is overcrowded.

    ‘But I wouldn’t preach to the men: only strip ’em an’ say: Look at yourselves! That’s workin’ for money!–Hark at yourselves! That’s working for money. You’ve been working for money! Look at Tevershall! It’s horrible. That’s because it was built while you was working for money. Look at your girls!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you don’t care about them. It’s because you’ve spent your time working an’ caring for money. You can’t talk nor move nor live, you can’t properly be with a woman. You’re not alive. Look at yourselves!’

    There fell a complete silence. Connie was half listening, and threading in the hair at the root of his belly a few forget-me-nots that she had gathered on the way to the hut. Outside, the world had gone still, and a little icy.

    ‘You’ve got four kinds of hair,’ she said to him. ‘On your chest it’s nearly black, and your hair isn’t dark on your head: but your moustache is hard and dark red, and your hair here, your love-hair, is like a little brush of bright red-gold mistletoe. It’s the loveliest of all!’

    He looked down and saw the milky bits of forget-me-nots in the hair on his groin.

    ‘Ay! That’s where to put forget-me-nots, in the man-hair, or the maiden-hair. But don’t you care about the future?’

    She looked up at him.

    ‘Oh, I do, terribly!’ she said.

    ‘Because when I feel the human world is doomed, has doomed itself by its own mingy beastliness, then I feel the Colonies aren’t far enough. The moon wouldn’t be far enough, because even there you could look back and see the earth, dirty, beastly, unsavoury among all the stars: made foul by men. Then I feel I’ve swallowed gall, and it’s eating my inside out, and nowhere’s far enough away to get away. But when I get a turn, I forget it all again. Though it’s a shame, what’s been done to people these last hundred years: men turned into nothing but labour-insects, and all their manhood taken away, and all their real life. I’d wipe the machines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again, and end the industrial epoch absolutely, like a black mistake. But since I can’t, an’ nobody can, I’d better hold my peace, an’ try an’ live my own life: if I’ve got one to live, which I rather doubt.’

    The thunder had ceased outside, but the rain which had abated, suddenly came striking down, with a last blench of lightning and mutter of departing storm. Connie was uneasy. He had talked so long now, and he was really talking to himself not to her. Despair seemed to come down on him completely, and she was feeling happy, she hated despair. She knew her leaving him, which he had only just realized inside himself had plunged him back into this mood. And she triumphed a little.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looked at the straight heavy rain, like a steel curtain, and had a sudden desire to rush out into it, to rush away. She got up, and began swiftly pulling off her stockings, then her dress and underclothing, and he held his breath. Her pointed keen animal breasts tipped and stirred as she moved. She was ivory-coloured in the greenish light. She slipped on her rubber shoes again and ran out with a wild little laugh, holding up her breasts to the heavy rain and spreading her arms, and running blurred in the rain with the eurhythmic dance movements she had learned so long ago in Dresden. It was a strange pallid figure lifting and falling, bending so the rain beat and glistened on the full haunches, swaying up again and coming belly-forward through the rain, then stooping again so that only the full loins and buttocks were offered in a kind of homage towards him, repeating a wild obeisance.

    He laughed wryly, and threw off his clothes. It was too much. He jumped out, naked and white, with a little shiver, into the hard slanting rain. Flossie sprang before him with a frantic little bark. Connie, her hair all wet and sticking to her head, turned her hot face and saw him. Her blue eyes blazed with excitement as she turned and ran fast, with a strange charging movement, out of the clearing and down the path, the wet boughs whipping her. She ran, and he saw nothing but the round wet head, the wet back leaning forward in flight, the rounded buttocks twinkling: a wonderful cowering female nakedness in flight.

    She was nearly at the wide riding when he came up and flung his naked arm round her soft, naked-wet middle. She gave a shriek and straightened herself and the heap of her soft, chill flesh came up against his body. He pressed it all up against him, madly, the heap of soft, chilled female flesh that became quickly warm as flame, in contact. The rain streamed on them till they smoked. He gathered her lovely, heavy posteriors one in each hand and pressed them in towards him in a frenzy, quivering motionless in the rain. Then suddenly he tipped her up and fell with her on the path, in the roaring silence of the rain, and short and sharp, he took her, short and sharp and finished, like an animal.

    He got up in an instant, wiping the rain from his eyes.

    ‘Come in,’ he said, and they started running back to the hut. He ran straight and swift: he didn’t like the rain. But she came slower, gathering forget-me-nots and campion and bluebells, running a few steps and watching him fleeing away from her.

    When she came with her flowers, panting to the hut, he had already started a fire, and the twigs were crackling. Her sharp breasts rose and fell, her hair was plastered down with rain, her face was flushed ruddy and her body glistened and trickled. Wide-eyed and breathless, with a small wet head and full, trickling, naive haunches, she looked another creature.

    He took the old sheet and rubbed her down, she standing like a child. Then he rubbed himself having shut the door of the hut. The fire was blazing up. She ducked her head in the other end of the sheet, and rubbed her wet hair.

    ‘We’re drying ourselves together on the same towel, we shall quarrel!’ he said.

    She looked up for a moment, her hair all odds and ends.

    ‘No!’ she said, her eyes wide. ‘It’s not a towel, it’s a sheet.’ And she went on busily rubbing her head, while he busily rubbed his.

    Still panting with their exertions, each wrapped in an army blanket, but the front of the body open to the fire, they sat on a log side by side before the blaze, to get quiet. Connie hated the feel of the blanket against her skin. But now the sheet was all wet.

    She dropped her blanket and kneeled on the clay hearth, holding her head to the fire, and shaking her hair to dry it. He watched the beautiful curving drop of her haunches. That fascinated him today. How it sloped with a rich down-slope to the heavy roundness of her buttocks! And in between, folded in the secret warmth, the secret entrances!

    He stroked her tail with his hand, long and subtly taking in the curves and the globe-fullness.

    ‘Tha’s got such a nice tail on thee,’ he said, in the throaty caressive dialect. ‘Tha’s got the nicest arse of anybody. It’s the nicest, nicest woman’s arse as is! An’ ivery bit of it is woman, woman sure as nuts. Tha’rt not one o’ them button-arsed lasses as should be lads, are ter! Tha’s got a real soft sloping bottom on thee, as a man loves in ‘is guts. It’s a bottom as could hold the world up, it is!’

    All the while he spoke he exquisitely stroked the rounded tail, till it seemed as if a slippery sort of fire came from it into his hands. And his finger-tips touched the two secret openings to her body, time after time, with a soft little brush of fire.

    ‘An’ if tha shits an’ if tha pisses, I’m glad. I don’t want a woman as couldna shit nor piss.’

    Connie could not help a sudden snort of astonished laughter, but he went on unmoved.

    ‘Tha’rt real, tha art! Tha’art real, even a bit of a bitch. Here tha shits an’ here tha pisses: an’ I lay my hand on ’em both an’ like thee for it. I like thee for it. Tha’s got a proper, woman’s arse, proud of itself. It’s none ashamed of itself this isna.’

    He laid his hand close and firm over her secret places, in a kind of close greeting.

    ‘I like it,’ he said. ‘I like it! An’ if I only lived ten minutes, an’ stroked thy arse an’ got to know it, I should reckon I’d lived one life, see ter! Industrial system or not! Here’s one o’ my lifetimes.’

    She turned round and climbed into his lap, clinging to him. ‘Kiss me!’ she whispered.

    And she knew the thought of their separation was latent in both their minds, and at last she was sad.

    She sat on his thighs, her head against his breast, and her ivory-gleaming legs loosely apart, the fire glowing unequally upon them. Sitting with his head dropped, he looked at the folds of her body in the fire-glow, and at the fleece of soft brown hair that hung down to a point between her open thighs. He reached to the table behind, and took up her bunch of flowers, still so wet that drops of rain fell on to her.

    ‘Flowers stops out of doors all weathers,’ he said. ‘They have no houses.’

    ‘Not even a hut!’ she murmured.

    With quiet fingers he threaded a few forget-me-not flowers in the fine brown fleece of the mound of Venus.

    ‘There!’ he said. ‘There’s forget-me-nots in the right place!’

    She looked down at the milky odd little flowers among the brown maiden-hair at the lower tip of her body.

    ‘Doesn’t it look pretty!’ she said.

    ‘Pretty as life,’ he replied.

    And he stuck a pink campion-bud among the hair.

    ‘There! That’s me where you won’t forget me! That’s Moses in the bull-rushes.’

    ‘You don’t mind, do you, that I’m going away?’ she asked wistfully, looking up into his face.

    But his face was inscrutable, under the heavy brows. He kept it quite blank.

    ‘You do as you wish,’ he said.

    And he spoke in good English.

    ‘But I won’t go if you don’t wish it,’ she said, clinging to him.

    There was silence. He leaned and put another piece of wood on the fire. The flame glowed on his silent, abstracted face. She waited, but he said nothing.

    ‘Only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way to begin a break with Clifford. I do want a child. And it would give me a chance to, to–,’ she resumed.

    ‘To let them think a few lies,’ he said.

    ‘Yes,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Do you want them to think the truth?’

    ‘I don’t care what they think.’

    ‘I do! I don’t want them handling me with their unpleasant cold minds, not while I’m still at Wragby. They can think what they like when I’m finally gone.’

    He was silent.

    ‘But Sir Clifford expects you to come back to him?’

    ‘Oh, I must come back,’ she said: and there was silence.

    ‘And would you have a child in Wragby?’ he asked.

    She closed her arm round his neck.

    ‘If you wouldn’t take me away, I should have to,’ she said.

    ‘Take you where to?’

    ‘Anywhere! away! But right away from Wragby.’

    ‘When?’

    ‘Why, when I come back.’

    ‘But what’s the good of coming back, doing the thing twice, if you’re once gone?’ he said.

    ‘Oh, I must come back. I’ve promised! I’ve promised so faithfully. Besides, I come back to you, really.’

    ‘To your husband’s game-keeper?’

    ‘I don’t see that that matters,’ she said.

    ‘No?’ He mused a while. ‘And when would you think of going away again, then; finally? When exactly?’

    ‘Oh, I don’t know. I’d come back from Venice. And then we’d prepare everything.’

    ‘How prepare?’

    ‘Oh, I’d tell Clifford. I’d have to tell him.’

    ‘Would you!’

    He remained silent. She put her arms round his neck.

    ‘Don’t make it difficult for me,’ she pleaded.

    ‘Make what difficult?’

    ‘For me to go to Venice and arrange things.’

    A little smile, half a grin, flickered on his face.

    ‘I don’t make it difficult,’ he said. ‘I only want to find out just what you are after. But you don’t really know yourself. You want to take time: get away and look at it. I don’t blame you. I think you’re wise. You may prefer to stay mistress of Wragby. I don’t blame you. I’ve no Wragbys to offer. In fact, you know what you’ll get out of me. No, no, I think you’re right! I really do! And I’m not keen on coming to live on you, being kept by you. There’s that too.’

    She felt somehow as if he were giving her tit for tat.

    ‘But you want me, don’t you?’ she asked.

    ‘Do you want me?’

    ‘You know I do. That’s evident.’

    ‘Quite! And when do you want me?’

    ‘You know we can arrange it all when I come back. Now I’m out of breath with you. I must get calm and clear.’

    ‘Quite! Get calm and clear!’

    She was a little offended.

    ‘But you trust me, don’t you?’ she said.

    ‘Oh, absolutely!’

    She heard the mockery in his tone.

    ‘Tell me then,’ she said flatly;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if I don’t go to Venice?’

    ‘I’m sure it’s better if you do go to Venice,’ he replied in the cool, slightly mocking voice.

    ‘You know it’s next Thursday?’ she said.

    ‘Yes!’

    She now began to muse. At last she said:

    ‘And we shall know better where we are when I come back, shan’t we?’

    ‘Oh surely!’

    The curious gulf of silence between them!

    ‘I’ve been to the lawyer about my divorce,’ he said, a little constrainedly.

    She gave a slight shudder.

    ‘Have you!’ she said. ‘And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 ought to have done it before; that may be a difficulty. But since I was in the army, he thinks it will go through all right. If only it doesn’t bring her down on my head!’

    ‘Will she have to know?’

    ‘Yes! she is served with a notice: so is the man she lives with, the co-respondent.’

    ‘Isn’t it hateful, all the performances! I suppose I’d have to go through it with Clifford.’

    There was a silence.

    ‘And of course,’ he said, ‘I have to live an exemplary life for the next six or eight months. So if you go to Venice, there’s temptation removed for a week or two, at least.’

    ‘Am I temptation!’ she said, stroking his face. ‘I’m so glad I’m temptation to you! Don’t let’s think about it! You frighten me when you start thinking: you roll me out flat. Don’t let’s think about it. We can think so much when we are apart. That’s the whole point! I’ve been thinking, I must come to you for another night before I go. I must come once more to the cottage. Shall I come on Thursday night?’

    ‘Isn’t that when your sister will be there?’

    ‘Yes! But she said we would start at tea-time. So we could start at tea-time. But she could sleep somewhere else and I could sleep with you.

    ‘But then she’d have to know.’

    ‘Oh, I shall tell her. I’ve more or less told her already. I must talk it all over with Hilda. She’s a great help, so sensible.’

    He was thinking of her plan.

    ‘So you’d start off from Wragby at tea-time, as if you were going to London? Which way were you going?’

    ‘By Nottingham and Grantham.’

    ‘And then your sister would drop you somewhere and you’d walk or drive back here? Sounds very risky, to me.’

    ‘Does it? Well, then, Hilda could bring me back. She could sleep at Mansfield, and bring me back here in the evening, and fetch me again in the morning. It’s quite easy.’

    ‘And the people who see you?’

    ‘I’ll wear goggles and a veil.’

    He pondered for some time.

    ‘Well,’ he said. ‘You please yourself as usual.’

    ‘But wouldn’t it please you?’

    ‘Oh yes! It’d please me all right,’ he said a little grimly. ‘I might as well smite while the iron’s hot.’

    ‘Do you know what I thought?’ she said suddenly. ‘It suddenly came to me. You are 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Ay! And you? Are you the Lady of the Red-Hot Mortar?’

    ‘Yes!’ she said. ‘Yes! You’re Sir Pestle and I’m Lady Mortar.’

    ‘All right, then I’m knighted. John Thomas is Sir John, to your Lady Jane.’

    ‘Yes! John Thomas is knighted! I’m my-lady-maiden-hair, and you must have flowers too. Yes!’

    She threaded two pink campions in the bush of red-gold hair above his penis.

    ‘There!’ she said. ‘Charming! Charming! Sir John!’

    And she pushed a bit of forget-me-not in the dark hair of his breast.

    ‘And you won’t forget me there, will you?’ She kissed him on the breast, and made two bits of forget-me-not lodge one over each nipple, kissing him again.

    ‘Make a calendar of me!’ he said. He laughed, and the flowers shook from his breast.

    ‘Wait a bit!’ he said.

    He rose, and opened the door of the hut. Flossie, lying in the porch, got up and looked at him.

    ‘Ay, it’s me!’ he said.

    The rain had ceased. There was a wet, heavy, perfumed stillness. Evening was approaching.

    He went out and down the little path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riding. Connie watched his thin, white figure, and it looked to her like a ghost, an apparition moving away from her.

    When she could see it no more, her heart sank. She stood in the door of the hut, with a blanket round her, looking into the drenched, motionless silence.

    But he was coming back, trotting strangely, and carrying flowers. She was a little afraid of him, as if he were not quite human. And when he came near, his eyes looked into hers, but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He had brought columbines and campions, and new-mown hay, and oak-tufts and honeysuckle in small bud. He fastened fluffy young oak-sprays round her breasts, sticking in tufts of bluebells and campion: and in her navel he poised a pink campion flower, and in her maiden-hair were forget-me-nots and woodruff.

    ‘That’s you in all your glory!’ he said. ‘Lady Jane, at her wedding with John Thomas.’

    And he stuck flowers in the hair of his own body, and wound a bit of creeping-jenny round his penis, and stuck a single bell of a hyacinth in his navel. She watched him with amusement, his odd intentness. And she pushed a campion flower in his moustache, where it stuck, dangling under his nose.

    ‘This is John Thomas marryin’ Lady Jane,’ he said. ‘An’ we mun let Constance an’ Oliver go their ways. Maybe–‘

    He spread out his hand with a gesture, and then he sneezed, sneezing away the flowers from his nose and his navel. He sneezed again.

    ‘Maybe what?’ she said, waiting for him to go on.

    He looked at her a little bewildered.

    ‘Eh?’ he said.

    ‘Maybe what? Go on with what you were going to say,’ she insisted.

    ‘Ay, what was I going to say?’

    He had forgotten. And it was one of the disappointments of her life, that he never finished.

    A yellow ray of sun shone over the trees.

    ‘Sun!’ he said. ‘And time you went. Time, my Lady, time! What’s that as flies without wings, your Ladyship? Time! Time!’

    He reached for his shirt.

    ‘Say goodnight! to John Thomas,’ 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is penis. ‘He’s safe in the arms of creeping Jenny! Not much burning pestle about him just now.’

    And he put his flannel shirt over his head.

    ‘A man’s most dangerous moment,’ he said, when his head had emerged, ‘is when he’s getting into his shirt. Then he puts his head in a bag. That’s why I prefer those American shirts, that you put on like a jacket.’ She still stood watching him. He stepped into his short drawers, and buttoned them round the waist.

    ‘Look at Jane!’ he said. ‘In all her blossoms! Who’ll put blossoms on you next year, Jinny? Me, or somebody else? “Good-bye, my bluebell, farewell to you!” I hate that song, it’s early war days.’ He then sat down, and was pulling on his stockings. She still stood unmoving. He laid his hand on the slope of her buttocks. ‘Pretty little Lady Jane!’ he said. ‘Perhaps in Venice you’ll find a man who’ll put jasmine in your maiden-hair, and a pomegranate flower in your navel. Poor little lady Jane!’

    ‘Don’t say those things!’ she said. ‘You only say them to hurt me.’

    He dropped his head. Then he said, in dialect:

    ‘Ay, maybe I do, maybe I do! Well then, I’ll say nowt, an’ ha’ done wi’t. But tha mun dress thysen, all’ go back to thy stately homes of England, how beautiful they stand. Time’s up! Time’s up for Sir John, an’ for little Lady Jane! Put thy shimmy on, Lady Chatterley! Tha might be anybody, standin’ there be-out even a shimmy, an’ a few rags o’ flowers. There then, there then, I’ll undress thee, tha bob-tailed young throstle.’ And he took the leaves from her hair, kissing her damp hair, and the flowers from her breasts, and kissed her breasts, and kissed her navel, and kissed her maiden-hair, where he left the flowers threaded. ‘They mun stop while they will,’ he said. ‘So! There tha’rt bare again, nowt but a bare-arsed lass an’ a bit of a Lady Jane! Now put thy shimmy on, for tha mun go, or else Lady Chatterley’s goin’ to be late for dinner, an’ where ‘ave yer been to my pretty maid!’

    She never knew how to answer him when he was in this condition of the vernacular. So she dressed herself and prepared to go a little ignominiously home to Wragby. Or so she felt it: a little ignominiously home.

    He would accompany her to the broad riding. His young pheasants were all right under the shelter.

    When he and she came out on to the riding, there was Mrs Bolton faltering palely towards them.

    ‘Oh, my Lady, we wondered if anything had happened!’

    ‘No! Nothing has happened.’

    Mrs Bolton looked into the man’s face, that was smooth and new-looking with love. She met his half-laughing, half-mocking eyes. He always laughed at mischance. But he looked at her kindly.

    ‘Evening, Mrs Bolton! Your Ladyship will be all right now, so I can leave you. Good-night to your Ladyship! Good-night, Mrs Bolton!’

    He saluted and turned away.

    Chapter 16

    Connie arrived home to an ordeal of cross-questioning. Clifford had been out at tea-time, had come in just before the storm, and where was her ladyship? Nobody knew, only Mrs Bolton suggested she had gone for a walk into the wood. Into the wood, in such a storm! Clifford for once let himself get into a state of nervous frenzy. He started at every flash of lightning, and blenched at every roll of thunder. He looked at the icy thunder-rain as if it dare the end of the world. He got more and more worked up.

    Mrs Bolton tried to soothe him.

    ‘She’ll be sheltering in the hut, till it’s over. Don’t worry, her Ladyship is all right.’

    ‘I don’t like her being in the wood in a storm like this! I don’t like her being in the wood at all! She’s been gone now more than two hours. When did she go out?’

    ‘A little while before you came in.’

    ‘I didn’t see her in the park. God knows where she is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her.’

    ‘Oh, nothing’s happened to her. You’ll see, she’ll be home directly after the rain stops. It’s just the rain that’s keeping her.’

    But her ladyship did not come home directly the rain stopped. In fact time went by, the sun came out for his last yellow glimpse, and there still was no sign of her. The sun was set, it was growing dark, and the first dinner-gong had rung.

    ‘It’s no good!’ said Clifford in a frenzy. ‘I’m going to send out Field and Betts to find her.’

    ‘Oh don’t do that!’ cried Mrs Bolton. ‘They’ll think there’s a suicide or something. Oh don’t start a lot of talk going. Let me slip over to the hut and see if she’s not there. I’ll find her all right.’

    So, after some persuasion, Clifford allowed her to go.

    And so Connie had come upon her in the drive, alone and palely loitering.

    ‘You mustn’t mind me coming to look for you, my Lady! But Sir Clifford worked himself up into such a state. He made sure you were struck by lightning, or killed by a falling tree. And he was determined to send Field and Betts to the wood to find the body. So I thought I’d better come, rather than set all the servants agog.

    She spoke nervously. She could still see on Connie’s face the smoothness and the half-dream of passion, and she could feel the irritation against herself.

    ‘Quite!’ said Connie. And she could say no more.

    The two women plodded on through the wet world, in silence, while great drops splashed like explosions in the wood. When they came to the park, Connie strode ahead, and Mrs Bolton panted a little. She was getting plumper.

    ‘How foolish of Clifford to make a fuss!’ said Connie at length, angrily, really speaking to herself.

    ‘Oh, you know what men are! They like working themselves up. But he’ll be all right as soon as he sees your Ladyship.’

    Connie was very angry that Mrs Bolton knew her secret: for certainly she knew it.

    Suddenly Constance stood still on the path.

    ‘It’s monstrous that I should have to be followed!’ she said, her eyes flashing.

    ‘Oh! your Ladyship, don’t say that! He’d certainly have sent the two men, and they’d have come straight to the hut. I didn’t know where it was, really.’

    Connie flushed darker with rage, at the suggestion. Yet, while her passion was on her, she could not lie. She could not even pretend there was nothing between herself and the keeper. She looked at the other woman, who stood so sly, with her head dropped: yet somehow, in her femaleness, an ally.

    ‘Oh well!’ she said. ‘If it is so it is so. I don’t mind!’

    ‘Why, you’re all right, my Lady! You’ve only been sheltering in the hut. It’s absolutely nothing.’

    They went on to the house. Connie marched in to Clifford’s room, furious with him, furious with his pale, over-wrought face and prominent eyes.

    ‘I must say, I don’t think you need send the servants after me,’ she burst out.

    ‘My God!’ he exploded. ‘Where have you been, woman, You’ve been gone hours, hours, and in a storm like this! What the hell do you go to that bloody wood for?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It’s hours even since the rain stopped, hours!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You’re enough to drive anybody mad. Where have you been? What in the name of hell have you been doing?’

    ‘And what if I don’t choose to tell you?’ She pulled her hat from her head and shook her hair.

    He looked at her with his eyes bulging, and yellow coming into the whites. It was very bad for him to get into these rages: Mrs Bolton had a weary time with him, for days after. Connie felt a sudden qualm.

    But really!’ she said, milder. ‘Anyone would think I’d been I don’t know where! I just sat in the hut during all the storm, and made myself a little fire, and was happy.’

    She spoke now easily. After all, why work him up any more!

    He looked at her suspiciously.

    And look at your hair!’ he said; ‘look at yourself!’

    ‘Yes!’ she replied calmly. ‘I ran out in the rain with no clothes on.’

    He stared at her speechless.

    ‘You must be mad!’ he said.

    ‘Why? To like a shower bath from the rain?’

    ‘And how did you dry yourself?’

    ‘On an old towel and at the fire.’

    He still stared at her in a dumbfounded way.

    ‘And supposing anybody came,’ he said.

    ‘Who would come?’

    ‘Who? Why, anybody! And Mellors. Does he come? He must come in the evenings.’

    ‘Yes, he came later, when it had cleared up, to feed the pheasants with corn.’

    She spoke with amazing nonchalance. Mrs Bolton, who was listening in the next room, heard in sheer admiration. To think a woman could carry it off so naturally!

    ‘And suppose he’d come while you were running about in the rain with nothing on, like a maniac?’

    ‘I suppose he’d have had the fright of his life, and cleared out as fast as he could.’

    Clifford still stared at her transfixed. What he thought in his under-consciousness he would never know. And he was too much taken aback to form one clear thought in his upper consciousness. He just simply accepted what she said, in a sort of blank. And he admired her. He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her. She looked so flushed and handsome and smooth: love smooth.

    ‘At least,’ he said, subsiding, ‘you’ll be lucky if you’ve got off without a severe cold.’

    ‘Oh, I haven’t got a cold,’ she replied. She was thinking to herself of the other man’s words: Tha’s got the nicest woman’s arse of anybody! She wished, she dearly wished she could tell Clifford that this had been said her, during the famous thunderstorm. However! She bore herself rather like an offended queen, and went upstairs to change.

    That evening, Clifford wanted to be nice to her. He was reading one of the latest scientific-religious books: he had a streak of a spurious sort of religion in him, and was egocentrically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his own ego. It was like his habit to make conversation to Connie about some book, since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m had to be made, almost chemically. They had almost chemically to concoct it in their head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by the way?’ he said, reaching for his book. ‘You’d have no need to cool your ardent body by running out in the rain, if only we have a few more aeons of evolution behind us. Ah, here it is!–“The universe shows us two aspects: on one side it is physically wasting, on the other it is spiritually ascending.”‘

    Connie listened, expecting more. But Clifford was waiting. She looked at him in surprise.

    ‘And if it spiritually ascends,’ she said, ‘what does it leave down below, in the place where its tail used to be?’

    ‘Ah!’ he said. ‘Take the man for what he means. ascending is the opposite of his wasting, I presume.’

    ‘Spiritually blown out, so to speak!’

    ‘No, but seriously, without joking: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in it?’

    She looked at him again.

    ‘Physically wasting?’ she said. ‘I see you getting fatter, and I’m not wasting myself. Do you think the sun is smaller than he used to be? He’s not to me. And I suppose the apple Adam offered Eve wasn’t really much bigger, if any, than one of our orange pippins. Do you think it was?’

    ‘Well, hear how he goes on: “It is thus slowly passing, with a slowness inconceivable in our measures of time, to new creative conditions, amid which the physical world, as we at present know it, will be represented by a ripple barely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nonentity.”‘

    She listened with a glisten of amusement. All sorts of improper things suggested themselves. But she only said:

    ‘What silly hocus-pocus! As if his little conceited consciousness could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as slowly as all that! It only means he’s a physical failure on the earth, so he wants to make the whole universe a physical failure. Priggish little impertinence!’

    ‘Oh, but listen! Don’t interrupt the great man’s solemn words!–“The present type of order in the world has risen from an unimaginable part, and will find its grave in an unimaginable future. There remains the inexhaustive realm of abstract forms, and creativity with its shifting character ever determined afresh by its own creatures, and God, upon whose wisdom all forms of order depend.”–There, that’s how he winds up!’

    Connie sat listening contemptuously.

    ‘He’s spiritually blown out,’ she said. ‘What a lot of stuff! Unimaginables, and types of order in graves, and realms of abstract forms, and creativity with a shifty character, and God mixed up with forms of order! Why, it’s idiotic!’

    ‘I must say, it is a little vaguely conglomerate, a mixture of gases, so to speak,’ said Clifford. ‘Still,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idea that the universe is physically wasting and spiritually ascending.’

    ‘Do you? Then let it ascend, so long as it leaves me safely and solidly physically here below.’

    ‘Do you like your physique?’ he asked.

    ‘I love it!’ And through her mind went the words: It’s the nicest, nicest woman’s arse as is!

    ‘But that is really rather extraordinary, because there’s no denying it’s an encumbrance. But then I suppose a woman doesn’t take a supreme pleasure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Supreme pleasure?’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Is that sort of idiocy the supreme pleasure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No thank you! Give me the body. I believe the life of the body is a greater reality than the life of the mind: when the body is really wakened to life. But so many people, like your famous wind-machine, have only got minds tacked on to their physical corpses.’

    He looked at her in wonder.

    ‘The life of the body,’ he said, ‘is just the life of the animals.’

    ‘And that’s better than the life of professional corpses. But it’s not true! the human body is only just coming to real life. With the Greeks it gave a lovely flicker, then Plato and Aristotle killed it, and Jesus finished it off. But now the body is coming really to life, it is really rising from the tomb. And It will be a lovely, lovely life in the lovely universe, the life of the human body.’

    ‘My dear, you speak as if you were ushering it all in! True, you are going away on a holiday: but don’t please be quite so indecently elated about it. Believe me, whatever God there is is slowly eliminating the guts and alimentary system from the human being, to evolve a higher, more spiritual being.’

    ‘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Clifford, when I feel that whatever God there is has at last wakened up in my guts, as you call them, and is rippling so happily there, like dawn. 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when I feel so very much the contrary?’

    ‘Oh, exactly! And what has caused this extraordinary change in you? running out stark naked in the rain, and playing Bacchante? desire for sensation, or the anticipation of going to Venice?’

    ‘Both! Do you think it is horrid of me to be so thrilled at going off?’ she said.

    ‘Rather horrid to show it so plainly.’

    ‘Then I’ll hide it.’

    ‘Oh, don’t trouble! You almost communicate a thrill to me. I almost feel that it is I who am going off.’

    ‘Well, why don’t you come?’

    ‘We’ve gone over all that.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 suppose your greatest thrill comes from being able to say a temporary farewell to all this. Nothing so thrilling, for the moment, as Good-bye-to-all!–But every parting means a meeting elsewhere. And every meeting is a new bondage.’

    ‘I’m not going to enter any new bondages.’

    ‘Don’t boast, while the gods are listening,’ he said.

    She pulled up short.

    ‘No! I won’t boast!’ she said.

    But she was thrilled, none the less, to be going off: to feel bonds snap. She couldn’t help it.

    Clifford, who couldn’t sleep, gambled all night with Mrs Bolton, till she was too sleepy almost to live.

    And the day came round for Hilda to arrive. Connie had arranged with Mellors that if everything promised well for their night together, she would hang a green shawl out of the window. If there were frustration, a red one.

    Mrs Bolton helped Connie to pack.

    ‘It will be so good for your Ladyship to have a change.’

    ‘I think it will. You don’t mind having Sir Clifford on your hands alone for a time, do you?’

    ‘Oh no! I can manage him quite all right. I mean, I can do all he needs me to do. Don’t you think he’s better than he used to be?’

    ‘Oh much! You do wonders with him.’

    ‘Do I though! But men are all alike: just babies, and you have to flatter them and wheedle them and let them think they’re having their own way. Don’t you find it so, my Lady?’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experience.’

    Connie paused in her occupation.

    ‘Even your husband, did you have to manage him, and wheedle him like a baby?’ she asked, looking at the other woman.

    Mrs Bolton paused too.

    ‘Well!’ she said. ‘I had to do a good bit of coaxing, with him too. But he always knew what I was after, I must say that. But he generally gave in to me.’

    ‘He was never the lord and master thing?’

    ‘No! At least there’d be a look in his eyes sometimes, and then I knew I’d got to give in. But usually he gave in to me. No, he was never lord and master. But neither was I. I knew when I could go no further with him, and then I gave in: though it cost me a good bit, sometimes.’

    ‘And what if you had held out against him?’

    ‘Oh, I don’t know, I never did. Even when he was in the wrong, if he was fixed, I gave in. You see, I never wanted to break what was between us. And if you really set your will against a man, that finishes it. If you care for a man, you have to give in to him once he’s really determined; whether you’re in the right or not, you have to give in. Else you break something. But I must say, Ted ‘ud give in to me sometimes, when I was set on a thing, and in the wrong. So I suppose it cuts both ways.’

    ‘And that’s how you are with all your patients?’ asked Connie.

    ‘Oh, That’s different. I don’t care at all, in the same way. I know what’s good for them, or I try to, and then I just contrive to manage them for their own good. It’s not like anybody as you’re really fond of. It’s quite different. Once you’ve been really fond of a man, you can be affectionate to almost any man, if he needs you at all. But it’s not the same thing. You don’t really care. I doubt, once you’ve really cared, if you can ever really care again.’

    These words frightened Connie.

    ‘Do you think one can only care once?’ she asked.

    ‘Or never. Most women never care, never begin to. They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Nor men either. But when I see a woman as cares, my heart stands still for her.’

    ‘And do you think men easily take offence?’

    ‘Yes! If you wound them on their pride. But aren’t women the same? Only our two prides are a bit different.’

    Connie pondered this. She began again to have some misgiving about her going away. After all, was she not giving her man the go-by, if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he knew it. That’s why he was so queer and sarcastic.

    Still! the human existence is a good deal controlled by the machine of external circumstance. She was in the power of this machine. She couldn’t extricate herself all in five minutes. She didn’t even want to.

    Hilda arrived in good time on Thursday morning, in a nimble two-seater car, with her suit-case strapped firmly behind. She looked as demure and maidenly as ever, but she had the same will of her own. She had the very hell of a will of her own, as her husband had found out. But the husband was now divorcing her.

    Yes, she even made it easy for him to do that, though she had no lover. For the time being, she was ‘off’ men. She was very well content to be quite her own mistress: and mistress of her two children, whom she was going to bring up ‘properly’, whatever that may mean.

    Connie was only allowed a suit-case, also. But she had sent on a trunk to her father, who was going by train. No use taking a car to Venice. And Italy much too hot to motor in, in July. He was going comfortably by train. He had just come down from Scotland.

    So, like a demure arcadian field-marshal, Hilda arranged the material part of the journey. She and Connie sat in the upstairs room, chatting.

    ‘But Hilda!’ said Connie, a little frightened. ‘I want to stay near here tonight. Not here: near here!’

    Hilda fixed her sister with grey, inscrutable eyes. She seemed so calm: and she was so often furious.

    ‘Where, near here?’ she asked softly.

    ‘Well, you know I love somebody, don’t you?’

    ‘I gathered there was something.’

    ‘Well he lives near here, and I want to spend this last night with him. I must! I’ve promised.’

    Connie became insistent.

    Hilda bent her Minerva-like head in silence. Then she looked up.

    ‘Do you want to tell me who he is?’ she said.

    ‘He’s our game-keeper,’ faltered Connie, and she flushed vividly, like a shamed child.

    ‘Connie!’ said Hilda, lifting her nose slightly with disgust: a motion she had from her mother.

    ‘I know: but he’s lovely really. He really understands tenderness,’ said Connie, trying to apologize for him.

    Hilda, like a ruddy, rich-coloured Athena, bowed her head and pondered. She was really violently angry. But she dared not show it, because Connie, taking after her father, would straight away become obstreperous and unmanageable.

    It was true, Hilda did not like Clifford: his cool assurance that he was somebody! She thought he made use of Connie shamefully and impudently. She had hoped her sister would leave him. But, being solid Scotch middle class, she loathed any ‘lowering’ of oneself or the family. She looked up at last.

    ‘You’ll regret it,’ she said,

    ‘I shan’t,’ cried Connie, flushed red. ‘He’s quite the exception. I really love him. He’s lovely as a lover.’

    Hilda still pondered.

    ‘You’ll get over him quite soon,’ she said, ‘and live to be ashamed of yourself because of him.’

    ‘I shan’t! I hope I’m going to have a child of his.’

    ‘Connie!’ said Hilda, hard as a hammer-stroke, and pale with anger.

    ‘I shall if I possibly can. I should be fearfully proud if I had a child by him.’

    It was no use talking to her. Hilda pondered.

    ‘And doesn’t Clifford suspect?’ she said.

    ‘Oh no! Why should he?’

    ‘I’ve no doubt you’ve given him plenty of occasion for suspicion,’ said Hilda.

    ‘Not at all.’

    ‘And tonight’s business seems quite gratuitous folly. Where does the man live?’

    ‘In the cottag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wood.’

    ‘Is he a bachelor?’

    ‘No! His wife left him.’

    ‘How old?’

    ‘I don’t know. Older than me.’

    Hilda became more angry at every reply, angry as her mother used to be, in a kind of paroxysm. But still she hid it.

    ‘I would give up tonight’s escapade if I were you,’ she advised calmly.

    ‘I can’t! I must stay with him tonight, or I can’t go to Venice at all. I just can’t.’

    Hilda heard her father over again, and she gave way, out of mere diplomacy. And she consented to drive to Mansfield, both of them, to dinner, to bring Connie back to the lane-end after dark, and to fetch her from the lane-end the next morning, herself sleeping in Mansfield, only half an hour away, good going.

    But she was furious. She stored it up against her sister, this balk in her plans.

    Connie flung an emerald-green shawl over her window-sill.

    On the strength of her anger, Hilda warmed toward Clifford.

    After all, he had a mind. And if he had no sex, functionally, all the better: so much the less to quarrel about! Hilda wanted no more of that sex business, where men became nasty, selfish little horrors. Connie really had less to put up with than many women if she did but know it.

    And Clifford decided that Hilda, after all, was a decidedly intelligent woman, and would make a man a first-rate helpmate, if he were going in for politics for example. Yes, she had none of Connie’s silliness, Connie was more a child: you had to make excuses for her, because she was not altogether dependable.

    There was an early cup of tea in the hall, where doors were open to let in the sun. Everybody seemed to be panting a little.

    ‘Good-bye, Connie girl! Come back to me safely.’

    ‘Good-bye, Clifford! Yes, I shan’t be long.’ Connie was almost tender.

    ‘Good-bye, Hilda! You will keep an eye on her, won’t you?’

    ‘I’ll even keep two!’ said Hilda. ‘She shan’t go very far astray.’

    ‘It’s a promise!’

    ‘Good-bye, Mrs Bolton! I know you’ll look after Sir Clifford nobly.’

    ‘I’ll do what I can, your Ladyship.’

    ‘And write to me if there is any news, and tell me about Sir Clifford, how he is.’

    ‘Very good, your Ladyship, I will. And have a good time, and come back and cheer us up.’

    Everybody waved. The car went off Connie looked back and saw Clifford, sitting at the top of the steps in his house-chair. After all, he was her husband: Wragby was her home: circumstance had done it.

    Mrs Chambers held the gate and wished her ladyship a happy holiday. The car slipped out of the dark spinney that masked the park, on to the highroad where the colliers were trailing home. Hilda turned to the Crosshill Road, that was not a main road, but ran to Mansfield. Connie put on goggles. They ran beside the railway, which was in a cutting below them. Then they crossed the cutting on a bridge.

    ‘That’s the lane to the cottage!’ said Connie.

    Hilda glanced at it impatiently.

    ‘It’s a frightful pity we can’t go straight off!’ she said. We could have been in Pall Mall by nine o’clock.’

    ‘I’m sorry for your sake,’ said Connie, from behind her goggles.

    They were soon at Mansfield, that once-romantic, now utterly disheartening colliery town. Hilda stopped at the hotel named in the motor-car book, and took a room. The whole thing was utterly uninteresting, and she was almost too angry to talk. However, Connie had to tell her something of the man’s history.

    ‘He! He! What name do you call him by? You only say he,’ said Hilda.

    ‘I’ve never called him by any name: nor he me: which is curious, when you come to think of it. Unless we say Lady Jane and John Thomas. But his name is Oliver Mellors.’

    ‘And how would you like to be Mrs Oliver Mellors, instead of Lady Chatterley?’

    ‘I’d love i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with Connie. And anyhow, if the man had been a lieutenant in the army in India for four or five years, he must be more or less presentable. Apparently he had character. Hilda began to relent a little.

    ‘But you’ll be through with him in awhile,’ she said, ‘and then you’ll be ashamed of having been connected with him. One can’t mix up with the working people.’

    ‘But you are such a socialist! you’re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 may be on their side in a political crisis, but being on their side makes me know how impossible it is to mix one’s life with theirs. Not out of snobbery, but just because the whole rhythm is different.’

    Hilda had lived among the real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so she was disastrously unanswerable.

    The nondescript evening in the hotel dragged out, and at last they had a nondescript dinner. Then Connie slipped a few things into a little silk bag, and combed her hair once more.

    ‘After all, Hilda,’ she said, ‘love can be wonderful: when you feel you live, and are in the very middle of creation.’ It was almost like bragging on her part.

    ‘I suppose every mosquito feels the same,’ said Hilda. ‘Do you think it does? How nice for it!’

    The evening was wonderfully clear and long-lingering, even in the small town. It would be half-light all night. With a face like a mask, from resentment, Hilda started her car again, and the two sped back on their traces, taking the other road, through Bolsover.

    Connie wore her goggles and disguising cap, and she sat in silence. Because of Hilda’s opposition, she was fiercely on the sidle of the man, she would stand by hi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hey had their head-lights on, by the time they passed Crosshill, and the small lit-up train that chuffed past in the cutting made it seem like real night. Hilda had calculated the turn into the lane at the bridge-end. She slowed up rather suddenly and swerved off the road, the lights glaring white into the grassy, overgrown lane. Connie looked out. She saw a shadowy figure, and she opened the door.

    ‘Here we are!’ she said softly.

    But Hilda had switched off the lights, and was absorbed backing, making the turn.

    ‘Nothing on the bridge?’ she asked shortly.

    ‘You’re all right,’ said the man’s voice.

    She backed on to the bridge, reversed, let the car run forwards a few yards along the road, then backed into the lane, under a wych-elm tree, crushing the grass and bracken. Then all the lights went out. Connie stepped down. The man stood under the trees.

    ‘Did you wait long?’ Connie asked.

    ‘Not so very,’ he replied.

    They both waited for Hilda to get out. But Hilda shut the door of the car and sat tight.

    ‘This is my sister Hilda. Won’t you come and speak to her? Hilda! This is Mr Mellors.’

    The keeper lifted his hat, but went no nearer.

    ‘Do walk down to the cottage with us, Hilda,’ Connie pleaded. ‘It’s not far.’

    ‘What about the car?’

    ‘People do leave them on the lanes. You have the key.’

    Hilda was silent, deliberating. Then she looked backwards down the lane.

    ‘Can I back round the bush?’ she said.

    ‘Oh yes!’ said the keeper.

    She backed slowly round the curve, out of sight of the road, locked the car, and got down. It was night, but luminous dark. The hedges rose high and wild, by the unused lane, and very dark seeming. There was a fresh sweet scent on the air. The keeper went ahead, then came Connie, then Hilda, and in silence. He lit up the difficult places with a flash-light torch, and they went on again, while an owl softly hooted over the oaks, and Flossie padded silently around. Nobody could speak. There was nothing to say.

    At length Connie saw the yellow light of the house, and her heart beat fast. She was a little frightened. They trailed on, still in Indian file.

    He unlocked the door and preceded them into the warm but bare little room. The fire burned low and red in the grate. The table was set with two plates and two glasses on a proper white table-cloth for once. Hilda shook her hair and looked round the bare, cheerless room. Then she summoned her courage and looked at the man.

    He was moderately tall, and thin, and she thought him good-looking. He kept a quiet distance of his own, and seemed absolutely unwilling to speak.

    ‘Do sit down, Hilda,’ said Connie.

    ‘Do!’ he said. ‘Can I make you tea or anything, or will you drink a glass of beer? It’s moderately cool.’

    ‘Beer!’ said Connie.

    ‘Beer for me, please!’ said Hilda, with a mock sort of shyness. He looked at her and blinked.

    He took a blue jug and tramped to the scullery. When he came back with the beer, his face had changed again.

    Connie sat down by the door, and Hilda sat in his seat, with the back to the wall, against the window corner.

    ‘That is his chair,’ said Connie softly.’ And Hilda rose as if it had burnt her.

    ‘Sit yer still, sit yer still! Ta’e ony cheer as yo’n a mind to, none of us is th’ big bear,’ he said, with complete equanimity.

    And he brought Hilda a glass, and poured her beer first from the blue jug.

    ‘As for cigarettes,’ he said, ‘I’ve got none, but ‘appen you’ve got your own. I dunna smoke, mysen. Shall y’ eat summat?’ He turned direct to Connie. ‘Shall t’eat a smite o’ summat, if I bring it thee? Tha can usually do wi’ a bite.’ He spoke the vernacular with a curious calm assurance, as if he were the landlord of the Inn.

    ‘What is there?’ asked Connie, flushing.

    ‘Boiled ham, cheese, pickled wa’nuts, if yer like.–Nowt much.’

    ‘Yes,’ said Connie. ‘Won’t you, Hilda?’

    Hilda looked up at him.

    ‘Why do you speak Yorkshire?’ she said softly.

    ‘That! That’s non Yorkshire, that’s Derby.’

    He looked back at her with that faint, distant grin.

    ‘Derby, then! Why do you speak Derby? You spoke natural English at first.’

    ‘Did Ah though? An’ canna Ah change if Ah’m a mind to ‘t? Nay, nay, let me talk Derby if it suits me. If yo’n nowt against it.’

    ‘It sounds a little affected,’ said Hilda.

    ‘Ay, ‘appen so! An’ up i’ Tevershall yo’d sound affected.’ He looked again at her, with a queer calculating distance, along his cheek-bone: as if to say: Yi, an’ who are you?

    He tramped away to the pantry for the food.

    The sisters sat in silence. He brought another plate, and knife and fork. Then he said:

    ‘An’ if it’s the same to you, I s’ll ta’e my coat off like I allers do.’

    And he took off his coat, and hung it on the peg, then sat down to table in his shirt-sleeves: a shirt of thin, cream-coloured flannel.

    ”Elp yerselves!’ he said. ”Elp yerselves! Dunna wait f’r axin’!’ He cut the bread, then sat motionless. Hilda felt, as Connie once used to, his power of silence and distance. She saw his smallish, sensitive, loose hand on the table. He was no simple working man, not he: he was acting! acting!

    ‘Still!’ she said, as she took a little cheese. ‘It would be more natural if you spoke to us in normal English, not in vernacular.’

    He looked at her, feeling her devil of a will.

    ‘Would it?’ he said in the normal English. ‘Would it? Would anything that was said between you and me be quite natural, unless you said you wished me to hell before your sister ever saw me again: and unless I said something almost as unpleasant back again? Would anything else be natural?’

    ‘Oh yes!’ said Hilda. ‘Just good manners would be quite natural.’

    ‘Second nature, so to speak!’ he said: then he began to laugh. ‘Nay,’ he said. ‘I’m weary o’ manners. Let me be!’

    Hilda was frankly baffled and furiously annoyed. After all, he might show that he realized he was being honoured. Instead of which, with his play-acting and lordly airs, he seemed to think it was he who was conferring the honour. Just impudence! Poor misguided Connie, in the man’s clutches!

    The three ate in silence. Hilda looked to see what his table-manners were like. She could not help realizing that he was instinctively much more delicate and well-bred than herself. She had a certain Scottish clumsiness. And moreover, he had all the quiet self-contained assurance of the English, no loose edges.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he better of him.

    But neither would he get the better of her.

    ‘And do you really think,’ she said, a little more humanly, ‘it’s worth the risk.’

    ‘Is what worth what risk?’

    ‘This escapade with my sister.’

    He flickered his irritating grin.

    ‘Yo’ maun ax ‘er!’ Then he looked at Connie.

    ‘Tha comes o’ thine own accord, lass, doesn’t ter? It’s non me as forces thee?’

    Connie looked at Hilda.

    ‘I wish you wouldn’t cavil, Hilda.’

    ‘Naturally I don’t want to. But someone has to think about things. You’ve got to have some sort of continuity in your life. You can’t just go making a mess.’

    There was a moment’s pause.

    ‘Eh, continuity!’ he said. ‘An’ what by that? What continuity ave yer got i’ your life? I thought you was gettin’ divorced. What continuity’s that? Continuity o’ yer own stubbornness. I can see that much. An’ what good’s it goin’ to do yer? You’ll be sick o’ yer continuity afore yer a fat sight older. A stubborn woman an er own self-will: ay, they make a fast continuity, they do. Thank heaven, it isn’t me as ‘as got th’ ‘andlin’ of yer!’

    ‘What right have you to speak like that to me?’ said Hilda.

    ‘Right! What right ha’ yo’ ter start harnessin’ other folks i’ your continuity? Leave folks to their own continuities.’

    ‘My dear man, do you think I am concerned with you?’ said Hilda softly.

    ‘Ay,’ he said. ‘Yo’ are. For it’s a force-put. Yo’ more or less my sister-in-law.’

    ‘Still far from it, I assure you.

    ‘Not a’ that far, I assure you. I’ve got my own sort o’ continuity, back your life! Good as yours, any day. An’ if your sister there comes ter me for a bit o’ cunt an’ tenderness, she knows what she’s after. She’s been in my bed afore: which you ‘aven’t, thank the Lord, with your continuity.’ There was a dead pause, before he added: ‘–Eh, I don’t wear me breeches arse-forrards. An’ if I get a windfall, I thank my stars. A man gets a lot of enjoyment out o’ that lass theer, which is more than anybody gets out o’ th’ likes o’ you. Which is a pity, for you might appen a’ bin a good apple, ‘stead of a handsome crab. Women like you needs proper graftin’.’

    He was looking at her with an odd, flickering smile, faintly sensual and appreciative.

    ‘And men like you,’ she said, ‘ought to be segregated: justifying their own vulgarity and selfish lust.’

    ‘Ay, ma’am! It’s a mercy there’s a few men left like me. But you deserve what you get: to be left severely alone.’

    Hilda had risen and gone to the door. He rose and took his coat from the peg.

    ‘I can find my way quite well alone,’ she said.

    ‘I doubt you can’t,’ he replied easily.

    They tramped in ridiculous file down the lane again, in silence. An owl still hooted. He knew he ought to shoot it.

    The car stood untouched, a little dewy. Hilda got in and started the engine. The other two waited.

    ‘All I mean,’ she said from her entrenchment, ‘is that I doubt if you’ll find it’s been worth it, either of you!’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he said, out of the darkness. ‘But it’s meat an’ drink to me.

    The lights flared out.

    ‘Don’t make me wait in the morning,’

    ‘No, I won’t. Goodnight!’

    The car rose slowly on to the highroad, then slid swiftly away, leaving the night silent.

    Connie timidly took his arm, and they went down the lane. He did not speak. At length she drew him to a standstill.

    ‘Kiss me!’ she murmured.

    ‘Nay, wait a bit! Let me simmer down,’ he said.

    That amused her. She still kept hold of his arm, and they went quickly down the lane, in silence. She was so glad to be with him, just now. She shivered, knowing that Hilda might have snatched her away. He was inscrutably silent.

    When they were in the cottage again, she almost jumped with pleasure, that she should be free of her sister.

    ‘But you were horrid to Hilda,’ she said to him.

    ‘She should ha’ been slapped in time.’

    ‘But why? and she’s so nice.’

    He didn’t answer, went round doing the evening chores, with a quiet, inevitable sort of motion. He was outwardly angry, but not with her. So Connie felt. And his anger gave him a peculiar handsomeness, an inwardness and glisten that thrilled her and made her limbs go molten.

    Still he took no notice of her.

    Till he sat down and began to unlace his boots. Then he looked up at her from under his brows, on which the anger still sat firm.

    ‘Shan’t you go up?’ he said. ‘There’s a candle!’

    He jerked his head swiftly to indicate the candle burning on the table. She took it obediently, and he watched the full curve of her hips as she went up the first stairs.

    It was a night of sensual passion, in which she was a little startled and almost unwilling: yet pierced again with piercing thrills of sensuality, different, sharper, more terrible than the thrills of tenderness, but, at the moment, more desirable. Though a little frightened, she let him have his way, and the reckless, shameless sensuality shook her to her foundations, stripped her to the very last, and made a different woman of her. It was not really love. It was not voluptuousness. It was sensuality sharp and searing as fire, burning the soul to tinder.

    Burning out the shames, the deepest, oldest shames, in the most secret places. It cost her an effort to let him have his way and his will of her. She had to be a passive, consenting thing, like a slave, a physical slave. Yet the passion licked round her, consuming, and when the sensual flame of it pressed through her bowels and breast, she really thought she was dying: yet a poignant, marvellous death.

    She had often wondered what Abelard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in their year of love he and Heloise had passed through all the stages and refinements of passion. The same thing, a thousand years ago: ten thousand years ago! The same on the Greek vases, everywhere! The refinements of passion, the extravagances of sensuality! And necessary, forever necessary, to burn out false shames and smelt out the heaviest ore of the body into purity. With the fire of sheer sensuality.

    In the short summer night she learnt so much. She would have thought a woman would have died of shame. Instead of which, the shame died. Shame, which is fear: the deep organic shame, the old, old physical fear which crouches in the bodily roots of us, and can only be chased away by the sensual fire, at last it was roused up and routed by the phallic hunt of the man, and she came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jungle of herself. She felt, now, she had come to the real bed-rock of her nature, and was essentially shameless. She was her sensual self, naked and unashamed. She felt a triumph, almost a vainglory. So! That was how it was! That was life! That was how oneself really was!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disguise or be ashamed of. She shared her ultimate nakedness with a man, another being.

    And what a reckless devil the man was! really like a devil! One had to be strong to bear him. But it took some getting at, the core of the physical jungle, the last and deepest recess of organic shame. The phallos alone could explore it. And how he had pressed in on her!

    And how, in fear, she had hated it. But how she had really wanted it! She knew now. At the bottom of her soul, fundamentally, she had needed this phallic hunting out, she had secretly wanted it, and she had believed that she would never get it. Now suddenly there it was, and a man was sharing her last and final nakedness, she was shameless.

    What liars poets and everybody were! They made one think one wanted sentiment. When what one supremely wanted was this piercing, consuming, rather awful sensuality. To find a man who dared do it, without shame or sin or final misgiving! If he had been ashamed afterwards, and made one feel ashamed, how awful! What a pity most men are so doggy, a bit shameful, like Clifford! Like Michaelis even! Both sensually a bit doggy and humiliating. The supreme pleasure of the mind! And what is that to a woman? What is it, really, to the man either! He becomes merely messy and doggy, even in his mind. It needs sheer sensuality even to purify and quicken the mind. Sheer fiery sensuality, not messiness.

    Ah, God, how rare a thing a man is! They are all dogs that trot and sniff and copulate. To have found a man who was not afraid and not ashamed! She looked at him now, sleeping so like a wild animal asleep, gone, gone in the remoteness of it. She nestled down, not to be away from him.

    Till his rousing waked her completely. He was sitting up in bed, looking down at her. She saw her own nakedness in his eyes, immediate knowledge of her. And the fluid, male knowledge of herself seemed to flow to her from his eyes and wrap her voluptuously. Oh, how voluptuous and lovely it was to have limbs and body half-asleep, heavy and suffused with passion.

    ‘Is it time to wake up?’ she said.

    ‘Half past six.’

    She had to be at the lane-end at eight. Always, always, always this compulsion on one!

    ‘I might make the breakfast and bring it up here; should I?’ he said.

    ‘Oh yes!’

    Flossie whimpered gently below. He got up and threw off his pyjamas, and rubbed himself with a towel. When the human being is full of courage and full of life, how beautiful it is! So she thought, as she watched him in silence.

    ‘Draw the curtain, will you?’

    The sun was shining already on the tender green leaves of morning, and the wood stood bluey-fresh, in the nearness. She sat up in bed, looking dreamily out through the dormer window, her naked arms pushing her naked breasts together. He was dressing himself. She was half-dreaming of life, a life together with him: just a life.

    He was going, fleeing from her dangerous, crouching nakedness.

    ‘Have I lost my nightie altogether?’ she said.

    He pushed his hand down in the bed, and pulled out the bit of flimsy silk.

    ‘I knowed I felt silk at my ankles,’ he said.

    But the night-dress was slit almost in two.

    ‘Never mind!’ she said. ‘It belongs here, really. I’ll leave it.’

    ‘Ay, leave it, I can put it between my legs at night, for company. There’s no name nor mark on it, is there?’

    She slipped on the torn thing, and sat dreamily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The window was open, the air of morning drifted in, and the sound of birds. Birds flew continuously past. Then she saw Flossie roaming out. It was morning.

    Downstairs she heard him making the fire, pumping water, going out at the back door. By and by came the smell of bacon, and at length he came upstairs with a huge black tray that would only just go through the door. He set the tray on the bed, and poured out the tea. Connie squatted in her torn nightdress, and fell on her food hungrily. He sat on the one chair, with his plate on his knees.

    ‘How good it is!’ she said. ‘How nice to have breakfast together.’

    He ate in silence, his mind on the time that was quickly passing. That made her remember.

    ‘Oh, how I wish I could stay here with you, and Wragby w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It’s Wragby I’m going away from really. You know that, don’t you?’

    ‘Ay!’

    ‘And you promise we will live together and have a life together, you and me! You promise me, don’t you?’

    ‘Ay! When we can.’

    ‘Yes! And we will! we will, won’t we?’ she leaned over, making the tea spill, catching his wrist.

    ‘Ay!’ he said, tidying up the tea.

    ‘We can’t possibly not live together now, can we?’ she said appealingly.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his flickering grin.

    ‘No!’ he said. ‘Only you’ve got to start in twenty-five minutes.’

    ‘Have I?’ she cried. Suddenly he held up a warning finger, and rose to his feet.

    Flossie had given a short bark, then three loud sharp yaps of warning.

    Silent, he put his plate on the tray and went downstairs. Constance heard him go down the garden path. A bicycle bell tinkled outside there.

    ‘Morning, Mr Mellors! Registered letter!’

    ‘Oh ay! Got a pencil?’

    ‘Here y’are!’

    There was a pause.

    ‘Canada!’ said the stranger’s voice.

    ‘Ay! That’s a mate o’ mine out t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Dunno what he’s got to register.’

    ”Appen sent y’a fortune, like.’

    ‘More like wants summat.’

    Pause.

    ‘Well! Lovely day again!’

    ‘Ay!’

    ‘Morning!’

    ‘Morning!’

    After a time he came upstairs again, looking a little angry.

    ‘Postman,’ he said.

    ‘Very early!’ she replied.

    ‘Rural round; he’s mostly here by seven, when he does come.

    ‘Did your mate send you a fortune?’

    ‘No! Only some photographs and papers about a place out t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ould you go there?’

    ‘I thought perhaps we might.’

    ‘Oh yes! I believe it’s lovely!’

    But he was put out by the postman’s coming.

    ‘Them damn bikes, they’re on you afore you know where you are. I hope he twigged nothing.’

    ‘After all, what could he twig!’

    ‘You must get up now, and get ready. I’m just goin’ ter look round outside.’

    She saw him go reconnoitring into the lane, with dog and gun. She went downstairs and washed, and was ready by the time he came back, with the few things in the little silk bag.

    He locked up, and they set off, but through the wood, not down the lane. He was being wary.

    ‘Don’t you think one lives for times like last night?’ she said to him.

    ‘Ay! But there’s the rest o’times to think on,’ he replied, rather short.

    They plodded on down the overgrown path, he in front, in silence.

    ‘And we will live together and make a life together, won’t we?’ she pleaded.

    ‘Ay!’ he replied, striding on without looking round. ‘When t’ time comes! Just now you’re off to Venice or somewhere.’

    She followed him dumbly, with sinking heart. Oh, now she was wae to go!

    At last he stopped.

    ‘I’ll just strike across here,’ he said, pointing to the right.

    But she flung her arms round his neck, and clung to him.

    ‘But you’ll keep the tenderness for me, won’t you?’ she whispered. ‘I loved last night. But you’ll keep the tenderness for me, won’t you?’

    He kissed her and held her close for a moment. Then he sighed, and kissed her again.

    ‘I must go an’ look if th’ car’s there.’

    He strode over the low brambles and bracken, leaving a trail through the fern. For a minute or two he was gone. Then he came striding back.

    ‘Car’s not there yet,’ he said. ‘But there’s the baker’s cart on t’ road.’

    He seemed anxious and troubled.

    ‘Hark!’

    They heard a car softly hoot as it came nearer. It slowed up on the bridge.

    She plunged with utter mournfulness in his track through the fern, and came to a huge holly hedge. He was just behind her.

    ‘Here! Go through there!’ he said, pointing to a gap. ‘I shan’t come out.

    She looked at him in despair. But he kissed her and made her go. She crept in sheer misery through the holly and through the wooden fence, stumbled down the little ditch and up into the lane, where Hilda was just getting out of the car in vexation.

    ‘Why you’re there!’ said Hilda. ‘Where’s he?’

    ‘He’s not coming.’

    Connie’s face was running with tears as she got into the car with her little bag. Hilda snatched up the motoring helmet with the disfiguring goggles.

    ‘Put it on!’ she said. And Connie pulled on the disguise, then the long motoring coat, and she sat down, a goggling inhuman, unrecognizable creature. Hilda started the car with a businesslike motion. They heaved out of the lane, and were away down the road. Connie had looked round, but there was no sight of him. Away! Away! She sat in bitter tears. The parting had come so suddenly, so unexpectedly. It was like death.

    ‘Thank goodness you’ll be away from him for some time!’ said Hilda, turning to avoid Crosshill village.

    Chapter 17

    ‘You see, Hilda,’ said Connie after lunch, when they were nearing London, ‘you have never known either real tenderness or real sensuality: and if you do know them, with the same person, it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For mercy’s sake don’t brag about your experiences!’ said Hilda. ‘I’ve never met the man yet who was capable of intimacy with a woman, giving himself up to her. That was what I wanted. I’m not keen on their self-satisfied tenderness, and their sensuality. I’m not content to be any man’s little petsy-wetsy, nor his chair a plaisir either. I wanted a complete intimacy, and I didn’t get it. That’s enough for me.

    Connie pondered this. Complete intimacy! She supposed that meant revealing everything concerning yourself to the other person, and his revealing everything concerning himself. But that was a bore. And all that weary self-consciousnes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a disease!

    ‘I think you’re too conscious of yourself all the time, with everybody,’ she said to her sister.

    ‘I hope at least I haven’t a slave nature,’ said Hilda.

    ‘But perhaps you have! Perhaps you are a slave to your own idea of yourself.’

    Hilda drove in silence for some time after this piece of unheard of insolence from that chit Connie.

    ‘At least I’m not a slave to somebody else’s idea of me: and the somebody else a servant of my husband’s,’ she retorted at last, in crude anger.

    ‘You see, it’s not so,’ said Connie calmly.

    She had always let herself be dominated by her elder sister. Now, though somewhere inside herself she was weeping, she was free of the dominion of other women. Ah! that in itself was a relief, like being given another life: to be free of the strange dominion and obsession of other women. How awful they were, women!

    She was glad to be with her father, whose favourite she had always been. She and Hilda stayed in a little hotel off Pall Mall, and Sir Malcolm was in his club. But he took his daughters out in the evening, and they liked going with him.

    He was still handsome and robust, though just a little afraid of the new world that had sprung up around him. He had got a second wife in Scotland, younger than himself and richer. But he had as many holidays away from her as possible: just as with his first wife.

    Connie sat next to him at the opera. He was moderately stout, and had stout thighs, but they were still strong and well-knit, the thighs of a healthy man who had taken his pleasure in life. His good-humoured selfishness, his dogged sort of independence, his unrepenting sensuality, it seemed to Connie she could see them all in his well-knit straight thighs. Just a man! And now becoming an old man, which is sad. Because in his strong, thick male legs there was none of the alert sensitiveness and power of tenderness which is the very essence of youth, that which never dies, once it is there.

    Connie woke up to the existence of legs. They became more important to her than faces, which are no longer very real. How few people had live, alert legs! She looked at the men in the stalls. Great puddingy thighs in black pudding-cloth, or lean wooden sticks in black funeral stuff, or well-shaped young legs without any meaning whatever, either sensuality or tenderness or sensitiveness, just mere leggy ordinariness that pranced around. Not even any sensuality like her father’s. They were all daunted, daunted out of existence.

    But the women were not daunted. The awful mill-posts of most females! really shocking, really enough to justify murder! Or the poor thin pegs! or the trim neat things in silk stockings, without the slightest look of life! Awful, the millions of meaningless legs prancing meaninglessly around!

    But she was not happy in London. The people seemed so spectral and blank. They had no alive happiness, no matter how brisk and good-looking they were. It was all barren. And Connie had a woman’s blind craving for happiness, to be assured of happiness.

    In Paris at any rate she felt a bit of sensuality still. But what a weary, tired, worn-out sensuality. Worn-out for lack of tenderness. Oh! Paris was sad. One of the saddest towns: weary of its now-mechanical sensuality, weary of the tension of money, money, money, weary even of resentment and conceit, just weary to death, and still not sufficiently Americanized or Londonized to hide the weariness under a mechanical jig-jig-jig! Ah, these manly he-men, these flaneurs, the oglers, these eaters of good dinners! How weary they were! weary, worn-out for lack of a little tenderness, given and taken. The efficient, sometimes charming women knew a thing or two about the sensual realities: they had that pull over their jigging English sisters. But they knew even less of tenderness. Dry, with the endless dry tension of will, they too were wearing out. The human world was just getting worn out. Perhaps it would turn fiercely destructive. A sort of anarchy! Clifford and his conservative anarchy! Perhaps it wouldn’t be conservative much longer. Perhaps it would develop into a very radical anarchy.

    Connie found herself shrinking and afraid of the world. Sometimes she was happy for a little while in the Boulevards or in the Bois or the Luxembourg Gardens. But already Paris was full of Americans and English, strange Americans in the oddest uniforms, and the usual dreary English that are so hopeless abroad.

    She was glad to drive on. It was suddenly hot weather, so Hilda was going through Switzerland and over the Brenner, then through the Dolomites down to Venice. Hilda loved all the managing and the driving and being mistress of the show. Connie was quite content to keep quiet.

    And the trip was really quite nice. Only Connie kept saying to herself: Why don’t I really care! Why am I never really thrilled? How awful, that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landscape any more! But I don’t. It’s rather awful. I’m like Saint Bernard, who could sail down the lake of Lucerne without ever noticing that there were even mountain and green water. I just don’t care for landscape any more. Why should one stare at it? Why should one? I refuse to.

    No, she found nothing vital in France or Switzerland or the Tyrol or Italy. She just was carted through it all. And it was all less real than Wragby. Less real than the awful Wragby! She felt she didn’t care if she never saw France or Switzerland or Italy again. They’d keep. Wragby was more real.

    As for people! people were all alike, with very little difference. They all wanted to get money out of you: or, if they were travellers, they wanted to get enjoyment, perforce, like squeezing blood out of a stone. Poor mountains! poor landscape! it all had to be squeezed and squeezed and squeezed again, to provide a thrill, to provide enjoyment. What did people mean, with their simply determined enjoying of themselves?

    No! said Connie to herself I’d rather be at Wragby, where I can go about and be still, and not stare at anything or do any performing of any sort. This tourist performance of enjoying oneself is too hopelessly humiliating: it’s such a failure.

    She wanted to go back to Wragby, even to Clifford, even to poor crippled Clifford. He wasn’t such a fool as this swarming holidaying lot, anyhow.

    But in her inner consciousness she was keeping touch with the other man. She mustn’t let her connexion with him go: oh, she mustn’t let it go, or she was lost, lost utterly in this world of riff-raffy expensive people and joy-hogs. Oh, the joy-hogs! Oh ‘enjoying oneself’! Another modern form of sickness.

    They left the car in Mestre, in a garage, and took the regular steamer over to Venice. It was a lovely summer afternoon, the shallow lagoon rippled, the full sunshine made Venice, turning its back to them across the water, look dim.

    At the station quay they changed to a gondola, giving the man the address. He was a regular gondolier in a white-and-blue blouse, not very good-looking, not at all impressive.

    ‘Yes! The Villa Esmeralda! Yes! I know it! I have been the gondolier for a gentleman there. But a fair distance out!’

    He seemed a rather childish, impetuous fellow. He rowed with a certain exaggerated impetuosity, through the dark side-canals with the horrible, slimy green walls, the canals that go through the poorer quarters, where the washing hangs high up on ropes, and there is a slight, or strong, odour of sewage.

    But at last he came to one of the open canals with pavement on either side, and looping bridges, that run straight, at right-angles to the Grand Canal. The two women sat under the little awning, the man was perched above, behind them.

    ‘Are the signorine staying long at the Villa Esmeralda?’ he asked, rowing easy, and wiping his perspiring face with a white-and-blue handkerchief.

    ‘Some twenty days: we are both married ladies,’ said Hilda, in her curious hushed voice, that made her Italian sound so foreign.

    ‘Ah! Twenty days!’ said the man. There was a pause. After which he asked: ‘Do the signore want a gondolier for the twenty days or so that they will stay at the Villa Esmeralda? Or by the day, or by the week?’

    Connie and Hilda considered. In Venice, it is always preferable to have one’s own gondola, as it is preferable to have one’s own car on land.

    ‘What is there at the Villa? what boats?’

    ‘There is a motor-launch, also a gondola. But–‘ The but meant: they won’t be your property.

    ‘How much do you charge?’

    It was about thirty shillings a day, or ten pounds a week.

    ‘Is that the regular price?’ asked Hilda.

    ‘Less, Signora, less. The regular price–‘

    The sisters considered.

    ‘Well,’ said Hilda, ‘come tomorrow morning, and we will arrange it. What is your name?’

    His name was Giovanni, and he wanted to know at what time he should come, and then for whom should he say he was waiting. Hilda had no card. Connie gave him one of hers. He glanced at it swiftly, with his hot, southern blue eyes, then glanced again.

    ‘Ah!’ he said, lighting up. ‘Milady! Milady, isn’t it?’

    ‘Milady Costanza!’ said Connie.

    He nodded, repeating: ‘Milady Costanza!’ and putting the card carefully away in his blouse.

    The Villa Esmeralda was quite a long way out, on the edge of the lagoon looking towards Chioggia. It was not a very old house, and pleasant, with the terraces looking seawards, and below, quite a big garden with dark trees, walled in from the lagoon.

    Their host was a heavy, rather coarse Scotchman who had made a good fortune in Italy before the war, and had been knighted for his ultrapatriotism during the war. His wife was a thin, pale, sharp kind of person with no fortune of her own, and the misfortune of having to regulate her husband’s rather sordid amorous exploits. He was terribly tiresome with the servants. But having had a slight stroke during the winter, he was now more manageable.

    The house was pretty full. Besides Sir Malcolm and his two daughters, there were seven more people, a Scotch couple, again with two daughters; a young Italian Contessa, a widow; a young Georgian prince, and a youngish English clergyman who had had pneumonia and was being chaplain to Sir Alexander for his health’s sake. The prince was penniless, good-looking, would make an excellent chauffeur, with the necessary impudence, and basta! The Contessa was a quiet little puss with a game on somewhere. The clergyman was a raw simple fellow from a Bucks vicarage: luckily he had left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at home. And the Guthries, the family of four, were good solid Edinburgh middle class, enjoying everything in a solid fashion, and daring everything while risking nothing.

    Connie and Hilda ruled out the prince at once. The Guthries were more or less their own sort, substantial, but boring: and the girls wanted husbands. The chaplain was not a bad fellow, but too deferential. Sir Alexander, after his slight stroke, had a terrible heaviness his joviality, but he was still thrilled at the presence of so many handsome young women. Lady Cooper was a quiet, catty person who had a thin time of it, poor thing, and who watched every other woman with a cold watchfulness that had become her second nature, and who said cold, nasty little things which showed what an utterly low opinion she had of all human nature. She was also quite venomously overbearing with the servants, Connie found: but in a quiet way. And she skilfully behaved so that Sir Alexander should think that he was lord and monarch of the whole caboosh, with his stout, would-be-genial paunch, and his utterly boring jokes, his humourosity, as Hilda called it.

    Sir Malcolm was painting. Yes, he still would do a Venetian lagoonscape, now and then, in contrast to his Scottish landscapes. So in the morning he was rowed off with a huge canvas, to his ‘site’. A little later, Lady Cooper would he rowed off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with sketching-block and colours. She was an inveterate watercolour painter, and the house was full of rose-coloured palaces, dark canals, swaying bridges, medieval facades, and so on. A little later the Guthries, the prince, the countess, Sir Alexander, and sometimes Mr Lind, the chaplain, would go off to the Lido, where they would bathe; coming home to a late lunch at half past one.

    The house-party, as a house-party, was distinctly boring. But this did not trouble the sisters. They were out all the time. Their father took them to the exhibition, miles and miles of weary paintings. He took them to all the cronies of his in the Villa Lucchese, he sat with them on warm evenings in the piazza, having got a table at Florian’s: he took them to the theatre, to the Goldoni plays. There were illuminated water-fetes, there were dances. This was a holiday-place of all holiday-places. The Lido, with its acres of sun-pinked or pyjamaed bodies, was like a strand with an endless heap of seals come up for mating. Too many people in the piazza, too many limbs and trunks of humanity on the Lido, too many gondolas, too many motor-launches, too many steamers, too many pigeons, too many ices, too many cocktails, too many menservants wanting tips, too many languages rattling, too much, too much sun, too much smell of Venice, too many cargoes of strawberries, too many silk shawls, too many huge, raw-beef slices of watermelon on stalls: too much enjoyment, altogether far too much enjoyment!

    Connie and Hilda went around in their sunny frocks. There were dozens of people they knew, dozens of people knew them. Michaelis turned up like a bad penny. ‘Hullo! Where you staying? Come and have an ice-cream or something! Come with me somewhere in my gondola.’ Even Michaelis almost sun-burned: though sun-cooked is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look of the mass of human flesh.

    It was pleasant in a way. It was almost enjoyment. But anyhow, with all the cocktails, all the lying in warmish water and sunbathing on hot sand in hot sun, jazzing with your stomach up against some fellow in the warm nights, cooling off with ices, it was a complete narcotic. And that was what they all wanted, a drug: the slow water, a drug; the sun, a drug; jazz, a drug; cigarettes, cocktails, ices, vermouth. To be drugged! Enjoyment! Enjoyment!

    Hilda half liked being drugged. She liked looking at all the women, speculating about them. The women were absorbingly interested in the women. How does she look! what man has she captured? what fun is she getting out of it?–The men were like great dogs in white flannel trousers, waiting to be patted, waiting to wallow, waiting to plaster some woman’s stomach against their own, in jazz.

    Hilda liked jazz, because she could plaster her stomach against the stomach of some so-called man, and let him control her movement from the visceral centre, here and there across the floor, and then she could break loose and ignore ‘the creature’. He had been merely made use of. Poor Connie was rather unhappy. She wouldn’t jazz, because she simply couldn’t plaster her stomach against some ‘creature’s’ stomach. She hated the conglomerate mass of nearly nude flesh on the Lido: there was hardly enough water to wet them all. She disliked Sir Alexander and Lady Cooper. She did not want Michaelis or anybody else trailing her.

    The happiest times were when she got Hilda to go with her away across the lagoon, far across to some lonely shingle-bank, where they could bathe quite alone, the gondola remaining on the inner side of the reef.

    Then Giovanni got another gondolier to help him, because it was a long way and he sweated terrifically in the sun. Giovanni was very nice: affectionate, as the Italians are, and quite passionless. The Italians are not passionate: passion has deep reserves. They are easily moved, and often affectionate, but they rarely have any abiding passion of any sort.

    So Giovanni was already devoted to his ladies, as he had been devoted to cargoes of ladies in the past. He was perfectly ready to prostitute himself to them, if they wanted him: he secretly hoped they would want him. They would give him a handsome present, and it would come in very handy, as he was just going to be married. He told them about his marriage, and they were suitably interested.

    He thought this trip to some lonely bank across the lagoon probably meant business: business being l’amore, love. So he got a mate to help him, for it was a long way; and after all, they were two ladies. Two ladies, two mackerels! Good arithmetic! Beautiful ladies, too! He was justly proud of them. And though it was the Signora who paid him and gave him orders, he rather hoped it would be the young milady who would select him for l’amore. She would give more money too.

    The mate he brought was called Daniele. He was not a regular gondolier, so he had none of the cadger and prostitute about him. He was a sandola man, a sandola being a big boat that brings in fruit and produce from the islands.

    Daniele was beautiful, tall and well-shapen, with a light round head of little, close, pale-blond curls, and a good-looking man’s face, a little like a lion, and long-distance blue eyes. He was not effusive, loquacious, and bibulous like Giovanni. He was silent and he rowed with a strength and ease as if he were alone on the water. The ladies were ladies, remote from him. He did not even look at them. He looked ahead.

    He was a real man, a little angry when Giovanni drank too much wine and rowed awkwardly, with effusive shoves of the great oar. He was a man as Mellors was a man, unprostituted. Connie pitied the wife of the easily-overflowing Giovanni. But Daniele’s wife would be one of those sweet Venetian women of the people whom one still sees, modest and flower-like in the back of that labyrinth of a town.

    Ah, how sad that man first prostitutes woman, then woman prostitutes man. Giovanni was pining to prostitute himself, dribbling like a dog, wanting to give himself to a woman. And for money!

    Connie looked at Venice far off, low and rose-coloured upon the water. Built of money, blossomed of money, and dead with money. The money-deadness! Money, money, money, prostitution and deadness.

    Yet Daniele was still a man capable of a man’s free allegiance. He did not wear the gondolier’s blouse: only the knitted blue jersey. He was a little wild, uncouth and proud. So he was hireling to the rather doggy Giovanni who was hireling again to two women. So it is! When Jesus refused the devil’s money, he left the devil like a Jewish banker, master of the whole situation.

    Connie would come home from the blazing light of the lagoon in a kind of stupor, to find letters from home. Clifford wrote regularly. He wrote very good letters: they might all have been printed in a book. And for this reason Connie found them not very interesting.

    She lived in the stupor of the light of the lagoon, the lapping saltiness of the water, the space, the emptiness, the nothingness: but health, health, complete stupor of health. It was gratifying, and she was lulled away in it, not caring for anything. Besides, she was pregnant. She knew now. So the stupor of sunlight and lagoon salt and sea-bathing and lying on shingle and finding shells and drifting away, away in a gondola, was completed by the pregnancy inside her, another fullness of health, satisfying and stupefying.

    She had been at Venice a fortnight, and she was to stay another ten days or a fortnight. The sunshine blazed over any count of time, and the fullness of physical health made forgetfulness complete. She was in a sort of stupor of well-being.

    From which a letter of Clifford roused her.

    We too have had our mild local excitement. It appears the truant wife of Mellors, the keeper, turned up at the cottage and found herself unwelcome. He packed her off, and locked the door. Report has it, however, that when he returned from the wood he found the no longer fair lady firmly established in his bed, in puris naturalibus; or one should say, in impuris naturalibus. She had broken a window and got in that way. Unable to evict the somewhat man-handled Venus from his couch, he beat a retreat and retired, it is said, to his mother’s house in Tevershall. Meanwhile the Venus of Stacks Gate is established in the cottage, which she claims is her home, and Apollo, apparently, is domiciled in Tevershall.

    I repeat this from hearsay, as Mellors has not come to me personally. I had this particular bit of local garbage from our garbage bird, our ibis, our scavenging turkey-buzzard, Mrs Bolton. I would not have repeated it had she not exclaimed: her Ladyship will go no more to the wood if that woman’s going to be about!

    I like your picture of Sir Malcolm striding into the sea with white hair blowing and pink flesh glowing. I envy you that sun. Here it rains. But I don’t envy Sir Malcolm his inveterate mortal carnality. However, it suits his age. Apparently one grows more carnal and more mortal as one grows older. Only youth has a taste of immortality–

    This news affected Connie in her state of semi-stupefied well-being with vexation amounting to exasperation. Now she had got to be bothered by that beast of a woman! Now she must start and fret! She had no letter from Mellors. They had agreed not to write at all, but now she wanted to hear from him personally. After all, he was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that was coming. Let him write!

    But how hateful! Now everything was messed up. How foul those low people were! How nice it was here, in the sunshine and the indolence, compared to that dismal mess of that English Midlands! After all, a clear sky was almos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She did not mention the fact of her pregnancy, even to Hilda. She wrote to Mrs Bolton for exact information.

    Duncan Forbes, an artist friend of theirs, had arrived at the Villa Esmeralda, coming north from Rome. Now he made a third in the gondola, and he bathed with them across the lagoon, and was their escort: a quiet, almost taciturn young man, very advanced in his art.

    She had a letter from Mrs Bolton:

    You will be pleased, I am sure, my Lady, when you see Sir Clifford. He’s looking quite blooming and working very hard, and very hopeful. Of cours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mong us again. It is a dull house without my Lady, and we shall all welcome her presence among us once more.

    About Mr Mellors, I don’t know how much Sir Clifford told you. It seems his wife came back all of a sudden one afternoon, and he found her sitting on the doorstep when he came in from the wood. She said she was come back to him and wanted to live with him again, as she was his legal wife, and he wasn’t going to divorce her. But he woul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her, and wouldn’t let her in the house, and did not go in himself; he went back into the wood without ever opening the door.

    But when he came back after dark, he found the house broken into, so he went upstairs to see what she’d done, and he found her in bed without a rag on her. He offered her money, but she said she was his wife and he must take her back. I don’t know what sort of a scene they had. His mother told me about it, she’s terribly upset. Well, he told her he’d die rather than ever live with her again, so he took his things and went straight to his mother’s on Tevershall hill. He stopped the night and went to the wood next day through the park, never going near the cottage. It seems he never saw his wife that day. But the day after she was at her brother Dan’s at Beggarlee, swearing and carrying on, saying she was his legal wife, and that he’d been having women at the cottage, because she’d found a scent-bottle in his drawer, and gold-tipped cigarette-ends on the ash-heap, and I don’t know what all. Then it seems the postman Fred Kirk says he heard somebody talking in Mr Mellors’ bedroom early one morning, and a motor-car had been in the lane.

    Mr Mellors stayed on with his mother, and went to the wood through the park, and it seems she stayed on at the cottage. Well, there was no end of talk. So at last Mr Mellors and Tom Phillips went to the cottage and fetched away most of the furniture and bedding, and unscrewed the handle of the pump, so she was forced to go. But instead of going back to Stacks Gate she went and lodged with that Mrs Swain at Beggarlee, because her brother Dan’s wife wouldn’t have her. And she kept going to old Mrs Mellors’ house, to catch him, and she began swearing he’d got in bed with her in the cottage and she went to a lawyer to make him pay her an allowance. She’s grown heavy, and more common than ever, and as strong as a bull. And she goes about saying the most awful things about him, how he has women at the cottage, and how he behaved to her when they were married, the low, beastly things he did to her, and I don’t know what all. I’m sure it’s awful, the mischief a woman can do, once she starts talking. And no matter how low she may be, there’ll be some as will believe her, and some of the dirt will stick. I’m sure the way she makes out that Mr Mellors was one of those low, beastly men with women, is simply shocking. And people are only too ready to believe things against anybody, especially things like that. She declared she’ll never leave him alone while he lives. Though what I say is, if he was so beastly to her, why is she so anxious to go back to him? But of course she’s coming near her change of life, for she’s years older than he is. And these common, violent women always go partly insane when the change of life comes upon them–

    This was a nasty blow to Connie. Here she was, sure as life, coming in for her share of the lowness and dirt. She felt angry with him for not having got clear of a Bertha Coutts: nay, for ever having married her. Perhaps he had a certain hankering after lowness. Connie remembered the last night she had spent with him, and shivered. He had known all that sensuality, even with a Bertha Coutts! It was really rather disgusting. It would be well to be rid of him, clear of him altogether. He was perhaps really common, really low.

    She had a revulsion against the whole affair, and almost envied the Guthrie girls their gawky inexperience and crude maidenliness. And she now dreaded the thought that anybody would know about herself and the keeper. How unspeakably humiliating! She was weary, afraid, and felt a craving for utter respectability, even for the vulgar and deadening respectability of the Guthrie girls. If Clifford knew about her affair, how unspeakably humiliating! She was afraid, terrified of society and its unclean bite. She almost wished she could get rid of the child again, and be quite clear. In short, she fell into a state of funk.

    As for the scent-bottle, that was her own folly. She had not been able to refrain from perfuming his one or two handkerchiefs and his shirts in the drawer, just out of childishness, and she had left a little bottle of Coty’s Wood-violet perfume, half empty, among his things. She wanted him to remember her in the perfume. As for the cigarette-ends, they were Hilda’s.

    She could not help confiding a little in Duncan Forbes. She didn’t say she had been the keeper’s lover, she only said she liked him, and told Forbes the history of the man.

    ‘Oh,’ said Forbes, ‘you’ll see, they’ll never rest till they’ve pulled the man down and done him in. If he has refused to creep up into the middle classes, when he had a chance; and if he’s a man who stands up for his own sex, then they’ll do him in. It’s the one thing they won’t let you be, straight and open in your sex. You can be as dirty as you like. In fact the more dirt you do on sex the better they like it. But if you believe in your own sex, and won’t have it done dirt to: they’ll down you. It’s the one insane taboo left: sex as a natural and vital thing. They won’t have it, and they’ll kill you before they’ll let you have it. You’ll see, they’ll hound that man down. And what’s he done, after all? If he’s made love to his wife all ends on, hasn’t he a right to? She ought to be proud of it. But you see, even a low bitch like that turns on him, and uses the hyena instinct of the mob against sex, to pull him down. You have a snivel and feel sinful or awful about your sex, before you’re allowed to have any. Oh, they’ll hound the poor devil down.’

    Connie had a revulsio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now. What had he done, after all? what had he done to herself, Connie, but give her an exquisite pleasure and a sense of freedom and life? He had released her warm, natural sexual flow. And for that they would hound him down.

    No no, it should not be. She saw the image of him, naked white with tanned face and hands, looking down and addressing his erect penis as if it were another being, the odd grin flickering on his face. And she heard his voice again: Tha’s got the nicest woman’s arse of anybody! And she felt his hand warmly and softly closing over her tail again, over her secret places, like a benediction. And the warmth ran through her womb, and the little flames flickered in her knees, and she said: Oh, no! I mustn’t go back on it! I must not go back on him. I must stick to him and to what I had of him, through everything. I had no warm, flamy life till he gave it me. And I won’t go back on it.

    She did a rash thing. She sent a letter to Ivy Bolton, enclosing a note to the keeper, and asking Mrs Bolton to give it him. And she wrote to him:

    I am very much distressed to hear of all the trouble your wife is making for you, but don’t mind it, it is only a sort of hysteria. It will all blow over as suddenly as it came. But I’m awfully sorry about it, and I do hope you are not minding very much. After all, it isn’t worth it. She is only a hysterical woman who wants to hurt you. I shall be home in ten days’ time, and I do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A few days later came a letter from Clifford. He was evidently upset.

    I am delighted to hear you are prepared to leave Venice on the sixteenth. But if you are enjoying it, don’t hurry home. We miss you, Wragby misses you. But it is essential that you should get your full amount of sunshine, sunshine and pyjamas, as the advertisements of the Lido say. So please do stay on a little longer, if it is cheering you up and preparing you for our sufficiently awful winter. Even today, it rains.

    I am assiduously, admirably looked after by Mrs Bolton. She is a queer specimen. The more I live, the more I realize what strange creatures human beings are.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s well have a hundred legs, like a centipede, or six, like a lobster. The human consistency and dignity one has been led to expect from one’s fellow-men seem actually nonexistent. One doubts if they exist to any startling degree even is oneself.

    The scandal of the keeper continues and gets bigger like a snowball. Mrs Bolton keeps me informed. She reminds me of a fish which, though dumb, seems to be breathing silent gossip through its gills, while ever it lives. All goes through the sieve of her gills, and nothing surprises her. It is as if the events of other people’s lives were the necessary oxygen of her own.

    She is preoccupied with the Mellors scandal, and if I will let her begin, she takes me down to the depths. Her great indignation, which even then is like the indignation of an actress playing a role, is against the wife of Mellors, whom she persists in calling Bertha Courts. I have been to the depths of the muddy lies of the Bertha Couttses of this world, and when, released from the current of gossip, I slowly rise to the surface again, I look at the daylight its wonder that it ever should be.

    It seems to me absolutely true, that our world, which appears to us the surface of all things, is really the bottom of a deep ocean: all our trees are submarine growths, and we are weird, scaly-clad submarine fauna, feeding ourselves on offal like shrimps. Only occasionally the soul rises gasping through the fathomless fathoms under which we live, far up to the surface of the ether, where there is true air.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air we normally breathe is a kind of water, and men and women are a species of fish.

    But sometimes the soul does come up, shoots like a kittiwake into the light, with ecstasy, after having preyed on the submarine depths. It is our mortal destiny, I suppose, to prey upon the ghastly subaqueous life of our fellow-men, in the submarine jungle of mankind. But our immortal destiny is to escape, once we have swallowed our swimmy catch, up again into the bright ether, bursting out from the surface of Old Ocean into real light. Then one realizes one’s eternal nature.

    When I hear Mrs Bolton talk, I feel myself plunging down, down, to the depths where the fish of human secrets wriggle and swim. Carnal appetite makes one seize a beakful of prey: then up, up again, out of the dense into the ethereal, from the wet into the dry. To you I can tell the whole process. But with Mrs Bolton I only feel the downward plunge, down, horribly, among the sea-weeds and the pallid monsters of the very bottom.

    I am afraid we are going to lose our game-keeper. The scandal of the truant wife, instead of dying down, has reverberated to greater and greater dimensions. He is accused of all unspeakable things and curiously enough, the woman has managed to get the bulk of the colliers’ wives behind her, gruesome fish, and the village is putrescent with talk.

    I hear this Bertha Coutts besieges Mellors in his mother’s house, having ransacked the cottage and the hut. She seized one day upon her own daughter, as that chip of the female block was returning from school; but the little one, instead of kissing the loving mother’s hand, bit it firmly, and so received from the other hand a smack in the face which sent her reeling into the gutter: whence she was rescued by an indignant and harassed grandmother.

    The woman has blown off an amazing quantity of poison-gas. She has aired in detail all those incidents of her conjugal life which are usually buried down in the deepest grave of matrimonial silence, between married couples. Having chosen to exhume them, after ten years of burial, she has a weird array. I hear these details from Linley and the doctor: the latter being amused. Of course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in it. Humanity has always had a strange avidity for unusual sexual postures, and if a man likes to use his wife, as Benvenuto Cellini says, ‘in the Italian way’, well that is a matter of taste. But I had hardly expected our game-keeper to be up to so many tricks. No doubt Bertha Coutts herself first put him up to them. In any case, it is a matter of their own personal squalor, and nothing to do with anybody else.

    However, everybody listens: as I do myself. A dozen years ago, common decency would have hushed the thing. But common decency no longer exists, and the colliers’ wives are all up in arms and unabashed in voice. One would think every child in Tevershall,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had been an immaculate conception, and every one of our nonconformist females was a shining Joan of Arc. That our estimable game-keeper should have about him a touch of Rabelais seems to make him more monstrous and shocking than a murderer like Crippen. Yet these people in Tevershall are a loose lot, if one is to believe all accounts.

    The trouble is, however, the execrable Bertha Coutts has not confined herself to her own experiences and sufferings. She has discovered,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that her husband has been ‘keeping’ women down at the cottage, and has made a few random shots at naming the women. This has brought a few decent names trailing through the mud, and the thing has gone quite considerably too far. An injunction has been taken out against the woman.

    I have had to interview Mellors about the business, as it was impossible to keep the woman away from the wood. He goes about as usual, with his Miller-of-the-Dee air, I care for nobody, no not I, if nobody care for me! Nevertheless, I shrewdly suspect he feels like a dog with a tin can tied to its tail: though he makes a very good show of pretending the tin can isn’t there. But I heard that in the village the women call away their children if he is passing, as if he were the Marquis de Sade in person. He goes on with a certain impudence, but I am afraid the tin can is firmly tied to his tail, and that inwardly he repeats, like Don Rodrigo in the Spanish ballad: ‘Ah, now it bites me where I most have sinned!’

    I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he would be able to attend to his duty in the wood, and he said he did not think he had neglected it. I told him it was a nuisance to have the woman trespassing: to which he replied that he had no power to arrest her. Then I hinted at the scandal and its unpleasant course. ‘Ay,’ he said. ‘folks should do their own fuckin’, then they wouldn’t want to listen to a lot of clatfart about another man’s.’

    He said it with some bitterness, and no doubt it contains the real germ of truth. The mode of putting it, however, is neither delicate nor respectful. I hinted as much, and then I heard the tin can rattle again. ‘It’s not for a man the shape you’re in, Sir Clifford, to twit me for havin’ a cod atween my legs.’

    These things, said indiscriminately to all and sundry, of course do not help him at all, and the rector, and Finley, and Burroughs all think it would be as well if the man left the place.

    I asked him if it was true that he entertained ladies down at the cottage, and all he said was: ‘Why, what’s that to you, Sir Clifford?’ I told him I intended to have decency observed on my estate, to which he replied: ‘Then you mun button the mouths o’ a’ th’ women.’–When I pressed him about his manner of life at the cottage, he said: ‘Surely you might ma’e a scandal out o’ me an’ my bitch Flossie. You’ve missed summat there.’ As a matter of fact, for an example of impertinence he’d be hard to beat.

    I asked him if it would be easy for him to find another job. He said: ‘If you’re hintin’ that you’d like to shunt me out of this job, it’d be easy as wink.’ So he made no trouble at all about leaving at the end of next week, and apparently is willing to initiate a young fellow, Joe Chambers, into as many mysteries of the craft as possible. I told him I would give him a month’s wages extra, when he left. He said he’d rather I kept my money, as I’d no occasion to ease my conscience. I asked him what he meant, and he said: ‘You don’t owe me nothing extra, Sir Clifford, so don’t pay me nothing extra. If you think you see my shirt hanging out, just tell me.’

    Well, there is the end of i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woman has gone away: we don’t know where to: but she is liable to arrest if she shows her face in Tevershall. And I heard she is mortally afraid of gaol, because she merits it so well. Mellors will depart on Saturday week, and the place will soon become normal again.

    Meanwhile, my dear Connie, if you would enjoy to stay in Venice or in Switzerland till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should be glad to think you were out of all this buzz of nastiness, which will have died quite away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So you see, we are deep-sea monsters, and when the lobster walks on mud, he stirs it up for everybody. We must perforce take it philosophically.

    The irritation, and the lack of any sympathy in any direction, of Clifford’s letter, had a bad effect on Connie. But she understood it better when she received the following from Mellors: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along with various other pussies. You have heard that my wife Bertha came back to my unloving arms, and took up her abode in the cottage: where, to speak disrespectfully, she smelled a rat, in the shape of a little bottle of Coty. Other evidence she did not find, at least for some days, when she began to howl about the burnt photograph. She noticed the glass and the back-board in the square bedroom. Unfortunately, on the back-board somebody had scribbled little sketches, and the initials, several times repeated: C. S. R. This, however, afforded no clue until she broke into the hut, and found one of your books,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actress Judith, with your name, Constance Stewart Reid, on the front page. After this, for some days she went round loudly saying that my paramour was no less a person than Lady Chatterley herself. The news came at last to the rector, Mr Burroughs, and to Sir Clifford. They then proceeded to take legal steps against my liege lady, who for her part disappeared, having always had a mortal fear of the police.

    Sir Clifford asked to see me, so I went to him. He talked around things and seemed annoyed with me. Then he asked if I knew that even her ladyship’s name had been mentioned. I said I never listened to scandal, and was surprised to hear this bit from Sir Clifford himself. He said, of course it was a great insult, and I told him there was Queen Mary on a calendar in the scullery, no doubt because Her Majesty formed part of my harem. But he didn’t appreciate the sarcasm. He as good as told me I was a disreputable character who walked about with my breeches’ buttons undone, and I as good as told him he’d nothing to unbutton anyhow, so he gave me the sack, and I leave on Saturday week, and the place thereof shall know me no more.

    I shall go to London, and my old landlady, Mrs Inger, 17 Coburg Square, will either give me a room or will find one for me.

    Be sure your sins will find you out, especially if you’re married and her name’s Bertha–

    There was not a word about herself, or to her. Connie resented this. He might have said some few words of consolation or reassurance. But she knew he was leaving her free, free to go back to Wragby and to Clifford. She resented that too. He need not be so falsely chivalrous. She wished he had said to Clifford: ‘Yes, she is my lover and my mistress and I am proud of it!’ But his courage wouldn’t carry him so far.

    So her name was coupled with his in Tevershall! It was a mess. But that would soon die down.

    She was angry, with the complicated and confused anger that made her inert.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nor what to say, so she said and did nothing. She went on at Venice just the same, rowing out in the gondola with Duncan Forbes, bathing, letting the days slip by. Duncan, who had been rather depressingly in love with her ten years ago, was in love with her again. But she said to him: ‘I only want one thing of men, and that is, that they should leave me alone.’

    So Duncan left her alone: really quite pleased to be able to. All the same, he offered her a soft stream of a queer, inverted sort of love. He wanted to be with her.

    ‘Have you ever thought,’ he said to her one day, ‘how very little people are 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Look at Daniele! He is handsome as a son of the sun. But see how alone he looks in his handsomeness. Yet I bet he has a wife and family, and couldn’t possibly go away from them.’

    ‘Ask him,’ said Connie.

    Duncan did so. Daniele said he was married, and had two children, both male, aged seven and nine. But he betrayed no emotion over the fact.

    ‘Perhaps only people who are capable of real togetherness have that look of being alone in the universe,’ said Connie. ‘The others have a certain stickiness, they stick to the mass, like Giovanni.’ ‘And,’ she thought to herself, ‘like you, Duncan.’

    Chapter 18

    She had to make up her mind what to do. She would leave Venice on the Saturday that he was leaving Wragby: in six days’ time. This would bring her to London on the Monday following, and she would then see him. She wrote to him to the London address, asking him to send her a letter to Hartland’s hotel, and to call for her on the Monday evening at seven.

    Inside herself she was curiously and complicatedly angry, and all her responses were numb. She refused to confide even in Hilda, and Hilda, offended by her steady silence, had become rather intimate with a Dutch woman. Connie hated these rather stifling intimacies between women, intimacy into which Hilda always entered ponderously.

    Sir Malcolm decided to travel with Connie, and Duncan could come on with Hilda. The old artist always did himself well: he took berths on the Orient Express, in spite of Connie’s dislike of trains de luxe, the atmosphere of vulgar depravity there is aboard them nowadays. However, it would make the journey to Paris shorter.

    Sir Malcolm was always uneasy going back to his wife. It was habit carried over from the first wife. But there would be a house-party for the grouse, and he wanted to be well ahead. Connie, sunburnt and handsome, sat in silence, forgetting all about the landscape.

    ‘A little dull for you, going back to Wragby,’ said her father, noticing her glumness.

    ‘I’m not sure I shall go back to Wragby,’ she said, with startling abruptness, looking into his eyes with her big blue eyes. His big blue eyes took on the frightened look of a man whose social conscience is not quite clear.

    ‘You mean you’ll stay on in Paris a while?’

    ‘No! I mean never go back to Wragby.’

    He was bothered by his own little problems, and sincerely hoped he was getting none of hers to shoulder.

    ‘How’s that, all at once?’ he asked.

    ‘I’m going to have a child.’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had uttered the words to any living soul, and it seemed to mark a cleavage in her life.

    ‘How do you know?’ said her father.

    She smiled.

    ‘How should I know?’

    ‘But not Clifford’s child, of course?’

    ‘No! Another man’s.’

    She rather enjoyed tormenting him.

    ‘Do I know the man?’ asked Sir Malcolm.

    ‘No! You’ve never seen him.’

    There was a long pause.

    ‘And what are your plans?’

    ‘I don’t know. That’s the point.’

    ‘No patching it up with Clifford?’

    ‘I suppose Clifford would take it,’ said Connie. ‘He told me, after last time you talked to him, he wouldn’t mind if I had a child, so long as I went about it discreetly.’

    ‘Only sensible thing he could sa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n I suppose it’ll be all right.’

    ‘In what way?’ said Connie, looking into her father’s eyes. They were big blue eyes rather like her own, but with a certain uneasiness in them, a look sometimes of an uneasy little boy, sometimes a look of sullen selfishness, usually good-humoured and wary.

    ‘You can present Clifford with an heir to all the Chatterleys, and put another baronet in Wragby.’

    Sir Malcolm’s face smiled with a half-sensual smile.

    ‘But I don’t think I want to,’ she said.

    ‘Why not? Feeling entangled with the other man? Well! If you want the truth from me, my child, it’s this. The world goes on. Wragby stands and will go on standing. The world is more or less a fixed thing and, externally, we have to adapt ourselves to it. Privately, in my private opinion, we can please ourselves. Emotions change. You may like one man this year and another next. But Wragby still stands. Stick by Wragby as far as Wragby sticks by you. Then please yourself. But you’ll get very little out of making a break. You can make a break if you wish. You have an independent income, the only thing that never lets you down. But you won’t get much out of it. Put a little baronet in Wragby. It’s an amusing thing to do.’

    And Sir Malcolm sat back and smiled again. Connie did not answer.

    ‘I hope you had a real man at last,’ he said to her after a while, sensually alert.

    ‘I did. That’s the trouble. There aren’t many of them about,’ she said.

    ‘No, by God!’ he mused. ‘There aren’t! Well, my dear, to look at you, he was a lucky man. Surely he wouldn’t make trouble for you?’

    ‘Oh no! He leaves me my own mistress entirely.’

    ‘Quite! Quite! A genuine man would.’

    Sir Malcolm was pleased. Connie was his favourite daughter, he had always liked the female in her. Not so much of her mother in her as in Hilda. And he had always disliked Clifford. So he was pleased, and very tender with his daughter, as if the unborn child were his child.

    He drove with her to Hartland’s hotel, and saw her installed: then went round to his club. She had refused his company for the evening.

    She found a letter from Mellors.

    I won’t come round to your hotel, but I’ll wait for you outside the Golden Cock in Adam Street at seven.

    There he stood, tall and slender, and so different, in a formal suit of thin dark cloth. He had a natural distinction, but he had not the cut-to-pattern look of her class. Yet, she saw at once, he could go anywhere. He had a native breeding which was really much nicer than the cut-to-pattern class thing.

    ‘Ah, there you are! How well you look!’

    ‘Yes! But not you.’

    She looked in his face anxiously. It was thin, and the cheekbones showed. But his eyes smiled at her, and she felt at home with him. There it was: suddenly, the tension of keeping up her appearances fell from her. Something flowed out of him physically, that made her feel inwardly at ease and happy, at home. With a woman’s now alert instinct for happiness, she registered it at once. ‘I’m happy when he’s there!’ Not all the sunshine of Venice had given her this inward expansion and warmth.

    ‘Was it horrid for you?’ she asked as she sat opposite him at table. He was too thin; she saw it now. His hand lay as she knew it, with the curious loose forgottenness of a sleeping animal. She wanted so much to take it and kiss it. But she did not quite dare.

    ‘People are always horrid,’ he said.

    ‘And did you mind very much?’

    ‘I minded, as I always shall mind. And I knew I was a fool to mind.’

    ‘Did you feel like a dog with a tin can tied to its tail? Clifford said you felt like that.’

    He looked at her. It was cruel of her at that moment: for his pride had suffered bitterly.

    ‘I suppose I did,’ he said.

    She never knew the fierce bitterness with which he resented insult.

    There was a long pause.

    ‘And did you miss me?’ she asked.

    ‘I was glad you were out of it.’

    Again there was a pause.

    ‘But did people believe about you and me?’ she asked.

    ‘No! I don’t think so for a moment.’

    ‘Did Clifford?’

    ‘I should say not. He put it off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But naturally it made him want to see the last of me.’

    ‘I’m going to have a child.’

    The expression died utterly out of his face, out of his whole body. He looked at her with darkened eyes, whose look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at all: like some dark-flamed spirit looking at her.

    ‘Say you’re glad!’ she pleaded, groping for his hand. And she saw a certain exultance spring up in him. But it was netted down by things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It’s the future,’ he said.

    ‘But aren’t you glad?’ she persisted.

    ‘I have such a terrible mistrust of the future.’

    ‘But you needn’t be troubled by any responsibility. Clifford would have it as his own, he’d be glad.’

    She saw him go pale, and recoil under this. He did not answer.

    ‘Shall I go back to Clifford and put a little baronet into Wragby?’ she asked.

    He looked at her, pale and very remote. The ugly little grin flickered on his face.

    ‘You wouldn’t have to tell him who the father was?’

    ‘Oh!’ she said; ‘he’d take it even then, if I wanted him to.’

    He thought for a time.

    ‘Ay!’ he said at last, to himself. ‘I suppose he would.’

    There was silence. A big gulf was between them.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go back to Clifford, do you?’ she asked him.

    ‘What do you want yourself?’ he replied.

    ‘I want to live with you,’ she said simply.

    In spite of himself, little flames ran over his belly as he heard her say it, and he dropped his head. Then he looked up at her again, with those haunted eyes.

    ‘If it’s worth it to you,’ he said. ‘I’ve got nothing.’

    ‘You’ve got more than most men. Come, you know it,’ she said.

    ‘In one way, I know it.’ He was silent for a time, thinking. Then he resumed: ‘They used to say I had too much of the woman in me. But it’s not that. I’m not a woman no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hoot birds, neither because I don’t want to make money, or get on. I could have got on in the army, easily, but I didn’t like the army. Though I could manage the men all right: they liked me and they had a bit of a holy fear of me when I got mad. No, it was stupid, dead-handed higher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army dead: absolutely fool-dead. I like men, and men like me. But I can’t stand the twaddling bossy impudence of the people who run this world. That’s why I can’t get on. I hate the impudence of money, and I hate the impudence of class. So in the world as it is, what have I to offer a woman?’

    ‘But why offer anything? It’s not a bargain. It’s just that we love one another,’ she said.

    ‘Nay, nay! It’s more than that. Living is moving and moving on. My life won’t go down the proper gutters, it just won’t. So I’m a bit of a waste ticket by myself. And I’ve no business to take a woman into my life, unless my life does something and gets somewhere, inwardly at least, to keep us both fresh. A man must offer a woman some meaning in his life, if it’s going to be an isolated life, and if she’s a genuine woman. I can’t be just your male concubine.’

    ‘Why not?’ she said.

    ‘Why, because I can’t. And you would soon hate it.’

    ‘As if you couldn’t trust me,’ she said.

    The grin flickered on his face.

    ‘The money is yours, the position is yours, the decisions will lie with you. I’m not just my Lady’s fucker, after all.’

    ‘What else are you?’

    ‘You may well ask. It no doubt is invisible. Yet I’m something to myself at least. I can see the point of my own existence, though I can quite understand nobody else’s seeing it.’

    ‘And will your existence have less point, if you live with me?’

    He paused a long time before replying:

    ‘It might.’

    She too stayed to think about it.

    ‘And what is the point of your existence?’

    ‘I tell you, it’s invisible. I don’t believe in the world, not in money, nor in advancement, nor in the future of our civilization. If there’s got to be a future for humanity, there’ll have to be a very big change from what now is.’

    ‘And what will the real future have to be like?’

    ‘God knows! I can feel something inside me, all mixed up with a lot of rage. But what it really amounts to, I don’t know.’

    ‘Shall I tell you?’ she said, looking into his face. ‘Shall I tell you what you have that other men don’t have, and that will make the future? Shall I tell you?’

    ‘Tell me then,’ he replied.

    ‘It’s the courage of your own tenderness, that’s what it is: like when you put your hand on my tail and say I’ve got a pretty tail.’

    The grin came flickering on his face.

    ‘That!’ he said.

    Then he sat thinking.

    ‘Ay!’ he said. ‘You’re right. It’s that really. It’s that all the way through. I knew it with the men. I had to be in touch with them, physically, and not go back on it. I had to be bodily aware of them and a bit tender to them, even if I put em through hell. It’s a question of awareness, as Buddha said. But even he fought shy of the bodily awareness, and that natural physical tenderness, which is the best, even between men; in a proper manly way. Makes ’em really manly, not so monkeyish. Ay! it’s tenderness, really; it’s cunt-awareness. Sex is really only touch, the closest of all touch. And it’s touch we’re afraid of. We’re only half-conscious, and half alive. We’ve got to come alive and aware. Especially the English have got to get into touch with one another, a bit delicate and a bit tender. It’s our crying need.’

    She looked at him.

    ‘Then why are you afraid of me?’ she said.

    He looked at her a long time before he answered.

    ‘It’s the money, really, and the position. It’s the world in you.’

    ‘But isn’t there tenderness in me?’ she said wistfully.

    He looked down at her, with darkened, abstract eyes.

    ‘Ay! It comes an’ goes, like in me.’

    ‘But can’t you trust it between you and me?’ she asked, gazing anxiously at him.

    She saw his face all softening down, losing its armour. ‘Maybe!’ he said. They were both silent.

    ‘I want you to hold me in your arms,’ she said. ‘I want you to tell me you are glad we are having a child.’

    She looked so lovely and warm and wistful, his bowels stirred towards her.

    ‘I suppose we can go to my room,’ he said. ‘Though it’s scandalous again.’

    But she saw the forgetfulness of the world coming over him again, his face taking the soft, pure look of tender passion.

    They walked by the remoter streets to Coburg Square, where he had a room at the top of the house, an attic room where he cooked for himself on a gas ring. It was small, but decent and tidy.

    She took off her things, and made him do the same. She was lovely in the soft first flush of her pregnancy.

    ‘I ought to leave you alone,’ he said.

    ‘No!’ she said. ‘Love me! Love me, and say you’ll keep me. Say you’ll keep me! Say you’ll never let me go, to the world nor to anybody.’

    She crept close against him, clinging fast to his thin, strong naked body, the only home she had ever known.

    ‘Then I’ll keep thee,’ he said. ‘If tha wants it, then I’ll keep thee.’

    He held her round and fast.

    ‘And say you’re glad about the child,’ she repeated.

    ‘Kiss it! Kiss my womb and say you’re glad it’s there.’

    But that was more difficult for him.

    ‘I’ve a dread of puttin’ children i’ th’ world,’ he said. ‘I’ve such a dread o’ th’ future for ’em.’

    ‘But you’ve put it into me. Be tender to it, and that will be its future already. Kiss it!’

    He quivered, because it was true. ‘Be tender to it, and that will be its future.’–At that moment he felt a sheer love for the woman. He kissed her belly and her mound of Venus, to kiss close to the womb and the foetus within the womb.

    ‘Oh,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she said, in a little cry like one of her blind, inarticulate love cries. And he went in to her softly, feeling the stream of tenderness flowing in release from his bowels to hers, the bowels of compassion kindled between them.

    And he realized as he went into her that this was the thing he had to do, to come into tender touch, without losing his pride or his dignity or his integrity as a man. After all, if she had money and means, and he had none, he should be too proud and honourable to hold back his tenderness from her on that account. ‘I stand for the touch of bodily awareness between human beings,’ he said to himself, ‘and the touch of tenderness. And she is my mate. And it is a battle against the money, and the machine, and the insentient ideal monkeyishness of the world. And she will stand behind me there. Thank God I’ve got a woman! Thank God I’ve got a woman who is with me, and tender and aware of me. Thank God she’s not a bully, nor a fool. Thank God she’s a tender, aware woman.’ And as his seed sprang in her, his soul sprang towards her too, in the creative act that is far more than procreative.

    She was quite determined now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parting between him and her. But the ways and means were still to settle.

    ‘Did you hate Bertha Coutts?’ she asked him.

    ‘Don’t talk to me about her.’

    ‘Yes! You must let me. Because once you liked her. And once you were as intimate with her as you are with me. So you have to tell me. Isn’t it rather terrible, when you’ve been intimate with her, to hate her so? Why is it?’

    ‘I don’t know. She sort of kept her will ready against me, always, always: her ghastly female will: her freedom! A woman’s ghastly freedom that ends in the most beastly bullying! Oh, she always kept her freedom against me, like vitriol in my face.’

    ‘But she’s not free of you even now. Does she still love you?’

    ‘No, no! If she’s not free of me, it’s because she’s got that mad rage, she must try to bully me.’

    ‘But she must have loved you.’

    ‘No! Well, in specks she did. She was drawn to me. And I think even that she hated. She loved me in moments. But she always took it back, and started bullying. Her deepest desire was to bully me, and there was no altering her. Her will was wrong, from the first.’

    ‘But perhaps she felt you didn’t really love her, and she wanted to make you.’

    ‘My God, it was bloody making.’

    ‘But you didn’t really love her, did you? You did her that wrong.’

    ‘How could I? I began to. I began to love her. But somehow, she always ripped me up. No, don’t let’s talk of it. It was a doom, that was. And she was a doomed woman. This last time, I’d have shot her like I shoot a stoat, if I’d but been allowed: a raving, doomed thing in the shape of a woman! If only I could have shot her, and ended the whole misery! It ought to be allowed. When a woman gets absolutely possessed by her own will, her own will set against everything, then it’s fearful, and she should be shot at last.’

    ‘And shouldn’t men be shot at last, if they get possessed by their own will?’

    ‘Ay!–the same! But I must get free of her, or she’ll be at me again. I wanted to tell you. I must get a divorce if I possibly can. So we must be careful. We mustn’t really be seen together, you and I. I never, never could stand it if she came down on me and you.’

    Connie pondered this.

    ‘Then we can’t be together?’ she said.

    ‘Not for six months or so. But I think my divorce will go through in September; then till March.’

    ‘But the baby will probably be born at the end of February,’ she said.

    He was silent.

    ‘I could wish the Cliffords and Berthas all dead,’ he said.

    ‘It’s not being very tender to them,’ she said.

    ‘Tender to them? Yea, even then the tenderest thing you could do for them, perhaps, would be to give them death. They can’t live! They only frustrate life. Their souls are awful inside them. Death ought to be sweet to them. And I ought to be allowed to shoot them.’

    ‘But you wouldn’t do it,’ she said.

    ‘I would though! and with less qualms than I shoot a weasel. It anyhow has a prettiness and a loneliness. But they are legion. Oh, I’d shoot them.’

    ‘Then perhaps it is just as well you daren’t.’

    ‘Well.’

    Connie had now plenty to think of. It was evident he wanted absolutely to be free of Bertha Coutts. And she felt he was right. The last attack had been too grim. This meant her living alone, till spring. Perhaps she could get divorced from Clifford. But how? If Mellors were named, then there was an end to his divorce. How loathsome! Couldn’t one go right away, to the far ends of the earth, and be free from it all?

    One could not. The far ends of the world are not five minutes from Charing Cross, nowadays. While the wireless is active, there are no far ends of the earth. Kings of Dahomey and Lamas of Tibet listen in to London and New York.

    Patience! Patience! The world is a vast and ghastly intricacy of mechanism, and one has to be very wary, not to get mangled by it.

    Connie confided in her father.

    ‘You see, Father, he was Clifford’s game-keeper: but he was an officer in the army in India. Only he is like Colonel C. E. Florence, who preferred to become a private soldier again.’

    Sir Malcolm, however, had no sympathy with the unsatisfactory mysticism of the famous C. E. Florence. He saw too much advertisement behind all the humility. It looked just like the sort of conceit the knight most loathed, the conceit of self-abasement.

    ‘Where did your game-keeper spring from?’ asked Sir Malcolm irritably.

    ‘He was a collier’s son in Tevershall. But he’s absolutely presentable.’

    The knighted artist became more angry.

    ‘Looks to me like a gold-digger,’ he said. ‘And you’re a pretty easy gold-mine, apparently.’

    ‘No, Father, it’s not like that. You’d know if you saw him. He’s a man. Clifford always detested him for not being humble.’

    ‘Apparently he had a good instinct, for once.’

    What Sir Malcolm could not bear was the scandal of his daughter’s having an intrigue with a game-keeper. He did not mind the intrigue: he minded the scandal.

    ‘I care nothing about the fellow. He’s evidently been able to get round you all right. But, by God, think of all the talk. Think of your step-mother how she’ll take it!’

    ‘I know,’ said Connie. ‘Talk is beastly: especially if you live in society. And he wants so much to get his own divorce. I thought we might perhaps say it was another man’s child, and not mention Mellors’ name at all.’

    ‘Another man’s! What other man’s?’

    ‘Perhaps Duncan Forbes. He has been our friend all his life.’

    ‘And he’s a fairly well-known artist. And he’s fond of me.’

    ‘Well I’m damned! Poor Duncan! And what’s he going to get out of it?’

    ‘I don’t know. But he might rather like it, even.’

    ‘He might, might he? Well, he’s a funny man if he does. Why, you’ve never even had an affair with him, have you?’

    ‘No! But he doesn’t really want it. He only loves me to be near him, but not to touch him.’

    ‘My God, what a generation!’

    ‘He would like me most of all to be a model for him to paint from. Only I never wanted to.’

    ‘God help him! But he looks down-trodden enough for anything.’

    ‘Still, you wouldn’t mind so much the talk about him?’

    ‘My God, Connie, all the bloody contriving!’

    ‘I know! It’s sickening! But what can I do?’

    ‘Contriving, conniving; conniving, contriving! Makes a man think he’s lived too long.’

    ‘Come, Father, if you haven’t done a good deal of contriving and conniving in your time, you may talk.’

    ‘But it was different, I assure you.’

    ‘It’s always different.’

    Hilda arrived, also furious when she heard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And she also simply could not stand the thought of a public scandal about her sister and a game-keeper. Too, too humiliating!

    ‘Why should we not just disappear, separately, to British Columbia, and have no scandal?’ said Connie.

    But that was no good. The scandal would come out just the same. And if Connie was going with the man, she’d better be able to marry him. This was Hilda’s opinion. Sir Malcolm wasn’t sure. The affair might still blow over.

    ‘But will you see him, Father?’

    Poor Sir Malcolm! he was by no means keen on it. And poor Mellors, he was still less keen. Yet the meeting took place: a lunch in a private room at the club, the two men alone, looking one another up and down.

    Sir Malcolm drank a fair amount of whisky, Mellors also drank. And they talked all the while about India, on which the young man was well informed.

    This lasted during the meal. Only when coffee was served, and the waiter had gone, Sir Malcolm lit a cigar and said, heartily:

    ‘Well, young man, and what about my daughter?’

    The grin flickered on Mellors’ face.

    ‘Well, Sir, and what about her?’

    ‘You’ve got a baby in her all right.’

    ‘I have that honour!’ grinned Mellors.

    ‘Honour, by God!’ Sir Malcolm gave a little squirting laugh, and became Scotch and lewd. ‘Honour! How was the going, eh? Good, my boy, what?’

    ‘Good!’

    ‘I’ll bet it was! Ha-ha! My daughter, chip of the old block, what! I never went back on a good bit of fucking, myself. Though her mother, oh, holy saints!’ He rolled his eyes to heaven. ‘But you warmed her up, oh, you warmed her up, I can see that. Ha-ha! My blood in her! You set fire to her haystack all right. Ha-ha-ha! I was jolly glad of it, I can tell you. She needed it. Oh, she’s a nice girl, she’s a nice girl, and I knew she’d be good going, if only some damned man would set her stack on fire! Ha-ha-ha! A game-keeper, eh, my boy! Bloody good poacher, if you ask me. Ha-ha! But now, look here, speaking seriously,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Speaking seriously, you know!’

    Speaking seriously, they didn’t get very far. Mellors, though a little tipsy, was much the soberer of the two. He kept the conversation as intelligent as possible: which isn’t saying much.

    ‘So you’re a game-keeper! Oh, you’re quite right! That sort of game is worth a man’s while, eh, what? The test of a woman is when you pinch her bottom. You can tell just by the feel of her bottom if she’s going to come up all right. Ha-ha! I envy you, my boy. How old are you?’

    ‘Thirty-nine.’

    The knight lifted his eyebrows.

    ‘As much as that! Well, you’ve another good twenty years, by the look of you. Oh, game-keeper or not, you’re a good cock. I can see that with one eye shut. Not like that blasted Clifford! A lily-livered hound with never a fuck in him, never had. I like you, my boy, I’ll bet you’ve a good cod on you; oh, you’re a bantam, I can see that. You’re a fighter. Game-keeper! Ha-ha, by crikey, I wouldn’t trust my game to you! But look here, seriously,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The world’s full of blasted old women.’

    Seriously, they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except establish the old free-masonry of male sensuality between them.

    ‘And look here, my boy, if ever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you can rely on me. Game-keeper! Christ, but it’s rich! I like it! Oh, I like it! Shows the girl’s got spunk. What? After all, you know, she has her own income, moderate, moderate, but above starvation. And I’ll leave her what I’ve got. By God, I will. She deserves it for showing spunk, in a world of old women. I’ve been struggling to get myself clear of the skirts of old women for seventy years, and haven’t managed it yet. But you’re the man, I can see that.’

    ‘I’m glad you think so. They usually tell me, in a sideways fashion, that I’m the monkey.’

    ‘Oh, they would! My dear fellow, what could you be but a monkey, to all the old women?’

    They parted most genially, and Mellors laughed inwardly all the tim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The following day he had lunch with Connie and Hilda, at some discreet place.

    ‘It’s a very great pity it’s such an ugly situation all round,’ said Hilda.

    ‘I had a lot o’ fun out of it,’ said he.

    ‘I think you might have avoided putt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until you were both free to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The Lord blew a bit too soon on the spark,’ said he.

    ‘I think the Lo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Of course, Connie has enough money to keep you both, but the situation is unbearable.’

    ‘But then you don’t have to bear more than a small corner of it, do you?’ said he.

    ‘If you’d been in her own class.’

    ‘Or if I’d been in a cage at the Zoo.’

    There was silence.

    ‘I think,’ said Hilda, ‘it will be best if she names quite another man as co-respondent and you stay out of it altogether.’

    ‘But I thought I’d put my foot right in.’

    ‘I mean in the divorce proceedings.’

    He gazed at her in wonder. Connie had not dared mention the Duncan scheme to him.

    ‘I don’t follow,’ he said.

    ‘We have a friend who would probably agree to be named as co-respondent, so that your name need not appear,’ said Hilda.

    ‘You mean a man?’

    ‘Of course!’

    ‘But she’s got no other?’

    He looked in wonder at Connie.

    ‘No, no!’ she said hastily. ‘Only that old friendship, quite simple, no love.’

    ‘Then why should the fellow take the blame? If he’s had nothing out of you?’

    ‘Some men are chivalrous and don’t only count what they get out of a woman,’ said Hilda.

    ‘One for me, eh? But who’s the johnny?’

    ‘A friend whom we’ve known since we were children in Scotland, an artist.’

    ‘Duncan Forbes!’ he said at once, for Connie had talked to him.

    ‘And how would you shift the blame on to him?’

    ‘They could stay together in some hotel, or she could even stay in his apartment.’

    ‘Seems to me like a lot of fuss for nothing,’ he said.

    ‘What else do you suggest?’ said Hilda. ‘If your name appears, you will get no divorce from your wife, who is apparently quite an impossible person to be mixed up with.’

    ‘All that!’ he said grimly.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We could go right away,’ he said.

    ‘There is no right away for Connie,’ said Hilda. ‘Clifford is too well known.’

    Again the silence of pure frustration.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If you want to live together without being persecuted, you will have to marry. To marry, you both have to be divorced. So how are you both going about it?’

    He was silent for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going about it for us?’ he said.

    ‘We will see if Duncan will consent to figure as co-respondent: then we must get Clifford to divorce Connie: and you must go on with your divorce, and you must both keep apart till you are free.’

    ‘Sounds like a lunatic asylum.’

    ‘Possibly! And the world would look on you as lunatics: or worse.

    ‘What is worse?’

    ‘Criminals, I suppose.’

    ‘Hope I can plunge in the dagger a few more times yet,’ he said, grinning. Then he was silent, and angry.

    ‘Well!’ he said at last. ‘I agree to anything. The world is a raving idiot, and no man can kill it: though I’ll do my best. But you’re right. We must rescue ourselves as best we can.’

    He looked in humiliation, anger, weariness and misery at Connie.

    ‘Ma lass!’ he said. ‘The world’s goin’ to put salt on thy tail.’

    ‘Not if we don’t let it,’ she said.

    She minded this conniving against the world less than he did.

    Duncan, when approached, also insisted on seeing the delinquent game-keeper, so there was a dinner, this time in his flat: the four of them. Duncan was a rather short, broad, dark-skinned, taciturn Hamlet of a fellow with straight black hair and a weird Celtic conceit of himself. His art was all tubes and valves and spirals and strange colours, ultra-modern, yet with a certain power, even a certain purity of form and tone: only Mellors thought it cruel and repellent. He did not venture to say so, for Duncan was almost insane on the point of his art: it was a personal cult, a personal religion with him.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in the studio, and Duncan kept his smallish brown eyes on the other man. He wanted to hear what the game-keeper would say. He knew already Connie’s and Hilda’s opinions.

    ‘It is like a pure bit of murder,’ said Mellors at last; a speech Duncan by no means expected from a game-keeper.

    ‘And who is murdered?’ asked Hilda, rather coldly and sneeringly.

    ‘Me! It murders all the bowels of compassion in a man.’

    A wave of pure hate came out of the artist. He heard the note of dislike in the other man’s voice, and the note of contempt. And he himself loathed the mention of bowels of compassion. Sickly sentiment!

    Mellors stood rather tall and thin, worn-looking, gazing with flickering detachment that was something like the dancing of a moth on the wing, at the pictures.

    ‘Perhaps stupidity is murdered; sentimental stupidity,’ sneered the artist.

    ‘Do you think so? I think all these tubes and corrugated vibrations are stupid enough for anything, and pretty sentimental. They show a lot of self-pity and an awful lot of nervous self-opinion, seems to me.’

    In another wave of hate the artist’s face looked yellow. But with a sort of silent hauteur he turned the pictures to the wall.

    ‘I think we may go to the dining-room,’ he said. And they trailed off, dismally.

    After coffee, Duncan said:

    ‘I don’t at all mind posing as the father of Connie’s child. But only on the condition that she’ll come and pose as a model for me. I’ve wanted her for years, and she’s always refused.’ He uttered it with the dark finality of an inquisitor announcing an auto da fe.

    ‘Ah!’ said Mellors. ‘You only do it on condition, then?’

    ‘Quite! I only do it on that condition.’ The artist tried to put the utmost contempt of the other person into his speech. He put a little too much.

    ‘Better have me as a model at the same time,’ said Mellors. ‘Better do us in a group, Vulcan and Venus under the net of art. I used to be a blacksmith, before I was a game-keeper.’

    ‘Thank you,’ said the artist. ‘I don’t think Vulcan has a figure that interests me.’

    ‘Not even if it was tubified and titivated up?’

    There was no answer. The artist was too haughty for further words.

    It was a dismal party, in which the artist henceforth steadily ignored the presence of the other man, and talked only briefly, as if the words were wrung out of the depths of his gloomy portentousness, to the women.

    ‘You didn’t like him, but he’s better than that, really. He’s really kind,’ Connie explained as they left.

    ‘He’s a little black pup with a corrugated distemper,’ said Mellors.

    ‘No, he wasn’t nice today.’

    ‘And will you go and be a model to him?’

    ‘Oh, I don’t really mind any more. He won’t touch me. And I don’t mind anything, if it paves the way to a life together for you and me.’

    ‘But he’ll only shit on you on canvas.’

    ‘I don’t care. He’ll only be painting his own feelings for me, and I don’t mind if he does that. I wouldn’t have him touch me, not for anything. But if he thinks he can do anything with his owlish arty staring, let him stare. He can make as many empty tubes and corrugations out of me as he likes. It’s his funeral. He hated you for what you said: that his tubified art is sentimental and self-important. But of course it’s true.’

    Chapter 19

    Dear Clifford, I am afraid what you foresaw has happened. I am really in love with another man, and do hope you will divorce me. I am staying at present with Duncan in his flat. I told you he was at Venice with us. I’m awfully unhappy for your sake: but do try to take it quietly. You don’t really need me any more, and I can’t bear to come back to Wragby. I’m awfully sorry. But do try to forgive me, and divorce me and find someone better. I’m not really the right person for you, I am too impatient and selfish, I suppose. But I can’t ever come back to live with you again. And I feel so frightfully sorry about it all, for your sake. But if you don’t let yourself get worked up, you’ll see you won’t mind so frightfully. You didn’t really care about me personally. So do forgive me and get rid of me.

    Clifford was not inwardly surprised to get this letter. Inwardly, he had known for a long time she was leaving him. But he had absolutely refused any outward admission of it. Therefore, outwardly, it came as the most terrible blow and shock to him, He had kept the surface of his confidence in her quite serene.

    And that is how we are. By strength of will we cut off our inner intuitive knowledge from admitted consciousness. This causes a state of dread, or apprehension, which makes the blow ten times worse when it does fall.

    Clifford was like a hysterical child. He gave Mrs Bolton a terrible shock, sitting up in bed ghastly and blank.

    ‘Why, Sir Clifford, whatever’s the matter?’

    No answer! She was terrified lest he had had a stroke. She hurried and felt his face, took his pulse.

    ‘Is there a pain? Do try and tell me where it hurts you. Do tell me!’

    No answer!

    ‘Oh dear, oh dear! Then I’ll telephone to Sheffield for Dr Carrington, and Dr Lecky may as well run round straight away.’

    She was moving to the door, when he said in a hollow tone:

    ‘No!’

    She stopped and gazed at him. His face was yellow, blank, and like the face of an idiot.

    ‘Do you mean you’d rather I didn’t fetch the doctor?’

    ‘Yes! I don’t want him,’ came the sepulchral voice.

    ‘Oh, but Sir Clifford, you’re ill, and I daren’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I must send for the doctor, or I shall be blamed.’

    A pause: then the hollow voice said:

    ‘I’m not ill. My wife isn’t coming back.’ It was as if an image spoke.

    ‘Not coming back? you mean her ladyship?’ Mrs Bolton moved a little nearer to the bed. ‘Oh, don’t you believe it. You can trust her ladyship to come back.’

    The image in the bed did not change, but it pushed a letter over the counterpane.

    ‘Read it!’ said the sepulchral voice.

    ‘Why, if it’s a letter from her ladyship, I’m sure her ladyship wouldn’t want me to read her letter to you, Sir Clifford. You can tell me what she says, if you wish.’

    ‘Read it!’ repeated the voice.

    ‘Why, if I must, I do it to obey you, Sir Clifford,’ she said. And she read the letter.

    ‘Well, I am, surprised at her ladyship,’ she said. ‘She promised so faithfully she’d come back!’

    The face in the bed seemed to deepen its expression of wild, but motionless distraction. Mrs Bolton looked at it and was worried. She knew what she was up against: male hysteria. She had not nursed soldiers without learning something about that very unpleasant disease.

    She was a little impatient of Sir Clifford. Any man in his senses must have known his wife was in love with somebody else, and was going to leave him. Even, she was sure, Sir Clifford was inwardly absolutely aware of it, only he wouldn’t admit it to himself. If he would have admitted it, and prepared himself for it: or if he would have admitted it, and actively struggled with his wife against it: that would have been acting like a man. But no! he knew it, and all the time tried to kid himself it wasn’t so. He felt the devil twisting his tail, and pretended it was the angels smiling on him. This state of falsity had now brought on that crisis of falsity and dislocation, hysteria, which is a form of insanity. ‘It comes’, she thought to herself, hating him a little, ‘because he always thinks of himself. He’s so wrapped up in his own immortal self, that when he does get a shock he’s like a mummy tangled in its own bandages. Look at him!’

    But hysteria is dangerous: and she was a nurse, it was her duty to pull him out. Any attempt to rouse his manhood and his pride would only make him worse: for his manhood was dead, temporarily if not finally. He would only squirm softer and softer, like a worm, and become more dislocated.

    The only thing was to release his self-pity. Like the lady in Tennyson, he must weep or he must die.

    So Mrs Bolton began to weep first. She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 and burst into little wild sobs. ‘I would never have believed it of her ladyship, I wouldn’t!’ she wept, suddenly summoning up all her old grief and sense of woe, and weeping the tears of her own bitter chagrin. Once she started, her weeping was genuine enough, for she had had something to weep for.

    Clifford thought of the way he had been betrayed by the woman Connie, and in a contagion of grief, tears filled his eyes and began to run down his cheeks. He was weeping for himself. Mrs Bolton, as soon as she saw the tears running over his blank face, hastily wiped her own wet cheeks on her little handkerchief, and leaned towards him.

    ‘Now, don’t you fret, Sir Clifford!’ she said, in a luxury of emotion. ‘Now, don’t you fret, don’t, you’ll only do yourself an injury!’

    His body shivered suddenly in an indrawn breath of silent sobbing, and the tears ran quicker down his face. She laid her hand on his arm, and her own tears fell again. Again the shiver went through him, like a convulsion, and she laid her arm round his shoulder. ‘There, there! There, there! Don’t you fret, then, don’t you! Don’t you fret!’ she moaned to him, while her own tears fell. And she drew him to her, and held her arms round his great shoulders, while he laid his face on her bosom and sobbed, shaking and hulking his huge shoulders, whilst she softly stroked his dusky-blond hair and said: ‘There! There! There! There then! There then! Never you mind! Never you mind, then!’

    And he put his arms round her and clung to her like a child, wetting the bib of her starched white apron, and the bosom of her pale-blue cotton dress, with his tears. He had let himself go altogether, at last.

    So at length she kissed him, and rocked him on her bosom, and in her heart she said to herself: ‘Oh, Sir Clifford! Oh, high and mighty Chatterleys! Is this what you’ve come down to!’ And finally he even went to sleep, like a child. And she felt worn out, and went to her own room, where she laughed and cried at once, with a hysteria of her own. It was so ridiculous! It was so awful! Such a come-down! So shameful! And it was so upsetting as well.

    After this, Clifford became like a child with Mrs Bolton. He would hold her hand, and rest his head on her breast, and when she once lightly kissed him, he said! ‘Yes! Do kiss me! Do kiss me!’ And when she sponged his great blond body, he would say the same! ‘Do kiss me!’ and she would lightly kiss his body, anywhere, half in mockery.

    And he lay with a queer, blank face like a child, with a bit of the wonderment of a child. And he would gaze on her with wide, childish eyes, in a relaxation of madonna-worship. It was sheer relaxation on his part, letting go all his manhood, and sinking back to a childish position that was really perverse. And then he would put his hand into her bosom and feel her breasts, and kiss them in exultation, the exultation of perversity, of being a child when he was a man.

    Mrs Bolton was both thrilled and ashamed, she both loved and hated it. Yet she never rebuffed nor rebuked him. And they drew into a closer physical intimacy, an intimacy of perversity, when he was a child stricken with an apparent candour and an apparent wonderment, that looked almost like a religious exaltation: the perverse and literal rendering of: ‘except ye become again as a little child’. While she was the Magna Mater, full of power and potency, having the great blond child-man under her will and her stroke entirely.

    The curious thing was that when this child-man, which Clifford was now and which he had been becoming for years, emerged into the world, it was much sharper and keener than the real man he used to be. This perverted child-man was now a real business-man; when it was a question of affairs, he was an absolute he-man, sharp as a needle, and impervious as a bit of steel. When he was out among men, seeking his own ends, and ‘making good’ his colliery workings, he had an almost uncanny shrewdness, hardness, and a straight sharp punch. It was as if his very passivity and prostitution to the Magna Mater gave him insight into material business affairs, and lent him a certain remarkable inhuman force. The wallowing in private emotion, the utter abasement of his manly self, seemed to lend him a second nature, cold, almost visionary, business-clever. In business he was quite inhuman.

    And in this Mrs Bolton triumphed. ‘How he’s getting on!’ she would say to herself in pride. ‘And that’s my doing! My word, he’d never have got on like this with Lady Chatterley. She was not the one to put a man forward. She wanted too much for herself.’

    At the same time, in some corner of her weird female soul, how she despised him and hated him! He was to her the fallen beast, the squirming monster. And while she aided and abetted him all she could, away in the remotest corner of her ancient healthy womanhood she despised him with a savage contempt that knew no bounds. The merest tramp was better than he.

    His behaviour with regard to Connie was curious. He insisted on seeing her again. He insisted, moreover, on her coming to Wragby. On this point he was finally and absolutely fixed. Connie had promised to come back to Wragby, faithfully.

    ‘But is it any use?’ said Mrs Bolton. ‘Can’t you let her go, and be rid of her?’

    ‘No! She said she was coming back, and she’s got to come.’

    Mrs Bolton opposed him no more. She knew what she was dealing with.

    I needn’t tell you what effect your letter has had on me [he wrote to Connie to London]. Perhaps you can imagine it if you try, though no doubt you won’t trouble to use your imagination on my behalf.

    I can only say one thing in answer: I must see you personally, here at Wragby, before I can do anything. You promised faithfully to come back to Wragby, and I hold you to the promise. I don’t believe anything nor understand anything until I see you personally, her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I needn’t tell you that nobody here suspects anything, so your return would be quite normal. Then if you feel, after we have talked things over, that you still remain in the same mind, no doubt we can come to terms.

    Connie showed this letter to Mellors.

    ‘He wants to begin his revenge on you,’ he said, handing the letter back.

    Connie was silent. She was somewhat surprised to find that she was afraid of Clifford. She was afraid to go near him. She was afraid of him as if he were evil and dangerous.

    ‘What shall I do?’ she said.

    ‘Nothing, if you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She replied, trying to put Clifford off. He answered:

    If you don’t come back to Wragby now, I shall consider that you are coming back one day, and act accordingly. I shall just go on the same, and wait for you here, if I wait for fifty years.

    She was frightened. This was bullying of an insidious sort. She had no doubt he meant what he said. He would not divorce her, and the child would be his, unless she could find some means of establishing its illegitimacy.

    After a time of worry and harassment, she decided to go to Wragby. Hilda would go with her. She wrote this to Clifford. He replied:

    I shall not welcome your sister, but I shall not deny her the door. I have no doubt she has connived at your desertion of y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o do not expect me to show pleasure in seeing her.

    They went to Wragby. Clifford was away when they arrived. Mrs Bolton received them.

    ‘Oh, your Ladyship, it isn’t the happy home-coming we hoped for, is it!’ she said.

    ‘Isn’t it?’ said Connie.

    So this woman knew! How much did the rest of the servants know or suspect?

    She entered the house, which now she hated with every fibre in her body. The great, rambling mass of a place seemed evil to her, just a menace over her. She was no longer its mistress, she was its victim.

    ‘I can’t stay long here,’ she whispered to Hilda, terrified.

    And she suffered going into her own bedroom, re-entering into possession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She hated every minute inside the Wragby walls.

    They did not meet Clifford till they went down to dinner. He was dressed, and with a black tie: rather reserved, and very much the superior gentleman. He behaved perfectly politely during the meal and kept a polite sort of conversation going: but it seemed all touched with insanity.

    ‘How much do the servants know?’ asked Connie, when the woman was out of the room.

    ‘Of your intentions? Nothing whatsoever.’

    ‘Mrs Bolton knows.’

    He changed colour.

    ‘Mrs Bolton is not exactly one of the servants,’ he said.

    ‘Oh, I don’t mind.’

    There was tension till after coffee, when Hilda said she would go up to her room.

    Clifford and Connie sat in silence when she had gone. Neither would begin to speak. Connie was so glad that he wasn’t taking the pathetic line, she kept him up to as much haughtiness as possible. She just sat silent and looked down at her hands.

    ‘I suppose you don’t at all mind having gone back on your word?’ he said at last.

    ‘I can’t help it,’ she murmured.

    ‘But if you can’t, who can?’

    ‘I suppose nobody.’

    He looked at her with curious cold rage. He was used to her. She was as it were embedded in his will. How dared she now go back on him, and destroy the fabric of his daily existence? How dared she try to cause this derangement of his personality?

    ‘And for what do you want to go back on everything?’ he insisted.

    ‘Love!’ she said. It was best to be hackneyed.

    ‘Love of Duncan Forbes? But you didn’t think that worth having, when you met me. Do you mean to say you now love him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in life?’

    ‘One changes,’ she said.

    ‘Possibly! Possibly you may have whims. But you still have to convince m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ange. I merely don’t believe in your love of Duncan Forbes.’

    ‘But why should you believe in it? You have only to divorce me, not to believe in my feelings.’

    ‘And why should I divorce you?’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ive here any more. And you really don’t want me.’

    ‘Pardon me! I don’t change. For my part, since you are my wife, I should prefer that you should stay under my roof in dignity and quiet. Leaving aside personal feelings, and I assure you, on my part it is leaving aside a great deal, it is bitter as death to me to have this order of life broken up, here in Wragby, and the decent round of daily life smashed, just for some whim of yours.’

    After a time of silence she said:

    ‘I can’t help it. I’ve got to go. I expect I shall have a child.’

    He too was silent for a time.

    ‘And is it for the child’s sake you must go?’ he asked at length.

    She nodded.

    ‘And why? Is Duncan Forbes so keen on his spawn?’

    ‘Surely keener than you would be,’ she said.

    ‘But really? I want my wife, and I see no reason for letting her go. If she likes to bear a child under my roof, she is welcome, and the child is welcome: provided that the decency and order of life is preserved. Do you mean to tell me that Duncan Forbes has a greater hold over you? I don’t believe it.’

    There was a pause.

    ‘But don’t you see,’ said Connie. ‘I must go away from you, and I must live with the man I love.’

    ‘No, I don’t see it! I don’t give tuppence for your love, nor for the man you love. I don’t believe in that sort of cant.’

    ‘But you see, I do.’

    ‘Do you? My dear Madam, you are too intelligent, I assure you, to believe in your own love for Duncan Forbes. Believe me, even now you really care more for me. So why should I give in to such nonsense!’

    She felt he was right there. And she felt she could keep silent no longer.

    ‘Because it isn’t Duncan that I do love,’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We only said it was Duncan, to spare your feelings.’

    ‘To spare my feelings?’

    ‘Yes! Because who I really love, and it’ll make you hate me, is Mr Mellors, who was our game-keeper here.’

    If he could have sprung out of his chair, he would have done so. His face went yellow, and his eyes bulged with disaster as he glared at her.

    Then he dropped back in the chair, gasping and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At length he sat up.

    ‘Do you mean to say you’re telling me the truth?’ he asked, looking gruesome.

    ‘Yes! You know I am.’

    ‘And when did you begin with him?’

    ‘In the spring.’

    He was silent like some beast in a trap.

    ‘And it was you, then, in the bedroom at the cottage?’

    So he had really inwardly known all the time.

    ‘Yes!’

    He still leaned forward in his chair, gazing at her like a cornered beast.

    ‘My God, you ought to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Why?’ she ejaculated faintly.

    But he seemed not to hear.

    ‘That scum! That bumptious lout! That miserable cad! And carrying on with him all the time, while you were here and he was one of my servants! My God, my God, is there any end to the beastly lowness of women!’

    He was beside himself with rage, as she knew he would be.

    ‘And you mean to say you want to have a child to a cad like that?’

    ‘Yes! I’m going to.’

    ‘You’re going to! You mean you’re su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ure?’

    ‘Since June.’

    He was speechless, and the queer blank look of a child came over him again.

    ‘You’d wonder,’ he said at last, ‘that such beings were ever allowed to be born.’

    ‘What beings?’ she asked.

    He looked at her weirdly, without an answer. It was obvious, he couldn’t even accept th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Mellors, in any connexion with his own life. It was sheer, unspeakable, impotent hate.

    ‘And do you mean to say you’d marry him?–and bear his foul name?’ he asked at length.

    ‘Yes, that’s what I want.’

    He was again as if dumbfounded.

    ‘Yes!’ he said at last. ‘That proves that what I’ve always thought about you is correct: you’re not normal, you’re not in your right senses. You’re one of those half-insane, perverted women who must run after depravity, the nostalgie de la boue.’

    Suddenly he had become almost wistfully moral, seeing himself the incarnation of good, and people like Mellors and Connie the incarnation of mud, of evil. He seemed to be growing vague, inside a nimbus.

    ‘So don’t you think you’d better divorce me and have done with it?’ she said.

    ‘No! You can go where you like, but I shan’t divorce you,’ he said idiotically.

    ‘Why not?’

    He was silent, in the silence of imbecile obstinacy.

    ‘Would you even let the child be legally yours, and your heir?’ she said.

    ‘I care nothing about the child.’

    ‘But if it’s a boy it will be legally your son, and it will inherit your title, and have Wragby.’

    ‘I care nothing about that,’ he said.

    ‘But you must! I shall prevent the child from being legally yours, if I can. I’d so much rather it were illegitimate, and mine: if it can’t be Mellors’.’

    ‘Do as you like about that.’

    He was immovable.

    ‘And won’t you divorce me?’ she said. ‘You can use Duncan as a pretext! There’d be no need to bring in the real name. Duncan doesn’t mind.’

    ‘ I shall never divorce you,’ he said, as if a nail had been driven in.

    ‘But why? Because I want you to?’

    ‘Because I follow my own inclination, and I’m not inclined to.’

    It was useless. She went upstairs and told Hilda the upshot.

    ‘Better get away tomorrow,’ said Hilda, ‘and let him come to his senses.’

    So Connie spent half the night packing her really private and personal effects. In the morning she had her trunks sent to the station, without telling Clifford. She decided to see him only to say good-bye, before lunch.

    But she spoke to Mrs Bolton.

    ‘I must say good-bye to you, Mrs Bolton, you know why. But I can trust you not to talk.’

    ‘Oh, you can trust me, your Ladyship, though it’s a sad blow for us here, indeed. But I hope you’ll be happy with the other gentleman.’

    ‘The other gentleman! It’s Mr Mellors, and I care for him. Sir Clifford knows. But don’t say anything to anybody. And if one day you think Sir Clifford may be willing to divorce me, let me know, will you? I should like to be properly married to the man I care for.’

    ‘I’m sure you would, my Lady. Oh, you can trust me. I’ll be faithful to Sir Clifford, and I’ll be faithful to you, for I can see you’re both right in your own ways.’

    ‘Thank you! And look! I want to give you this–may I?’ So Connie left Wragby once more, and went on with Hilda to Scotland. Mellors went into the country and got work on a farm. The idea was, he should get his divorce, if possible, whether Connie got hers or not. And for six months he should work at farming, so that eventually he and Connie could have some small farm of their own, into which he could put his energy. For he would have to have some work, even hard work, to do, and he would have to make his own living, even if her capital started him.

    So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till spring was in, till the baby was born, till the early summer came round again.

    The Grange Farm

    Old Heanor

    29 September

    I got on here with a bit of contriving, because I knew Richards, the company engineer, in the army. It is a farm belonging to Butler and Smitham Colliery Company, they use it for raising hay and oats for the pit-ponies; not a private concern. But they’ve got cows and pigs and all the rest of it, and I get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as labourer. Rowley, the farmer, puts me on to as many jobs as he can, so that I can learn as much as possible between now and next Easter. I’ve not heard a thing about Bertha. I’ve no idea why she didn’t show up at the divorce, nor where she is nor what she’s up to. But if I keep quiet till March I suppose I shall be free. And don’t you bother about Sir Clifford. He’ll want to get rid of you one of these days. If he leaves you alone, it’s a lot.

    I’ve got lodging in a bit of an old cottage in Engine Row very decent. The man is engine-driver at High Park, tall, with a beard, and very chapel. The woman is a birdy bit of a thing who loves anything superior. King’s English and allow-me! all the time. But they lost their only son in the war, and it’s sort of knocked a hole in them. There’s a long gawky lass of a daughter training for a school-teacher, and I help her with her lessons sometimes, so we’re quite the family. But they’re very decent people, and only too kind to me. I expect I’m more coddled than you are.

    I like farming all right. It’s not inspiring, but then I don’t ask to be inspired. I’m used to horses, and cows, though they are very female, have a soothing effect on me. When I sit with my head in her side, milking, I feel very solaced. They have six rather fine Herefords. Oat-harvest is just over and I enjoyed it, in spite of sore hands and a lot of rain. I don’t take much notice of people, but get on with them all right. Most things one just ignores.

    The pits are working badly; this is a colliery district like Tevershall. only prettier. I sometimes sit in the Wellington and talk to the men. They grumble a lot,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alter anything. As everybody says, the Notts-Derby miners have got their hearts in the right place. But the rest of their anatomy must be in the wrong place, in a world that has no use for them. I like them, but they don’t cheer me much: not enough of the old fighting-cock in them. They talk a lot about nationalization, nationalization of royalties, nationaliz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But you can’t nationalize coal and leave all the other industries as they are. They talk about putting coal to new uses, like Sir Clifford is trying to do. It may work here and there, but not as a general thing, I doubt. Whatever you make you’ve got to sell it. The men are very apathetic. They feel the whole damned thing is doomed, and I believe it is. And they are doomed along with it. Some of the young ones spout about a Soviet, but there’s not much conviction in them. There’s no sort of conviction about anything, except that it’s all a muddle and a hole. Even under a Soviet you’ve still got to sell coal: and that’s the difficulty.

    We’ve got this great industrial population, and they’ve got to be fed, so the damn show has to be kept going somehow. The women talk a lot more than the men, nowadays, and they are a sight more cock-sure. The men are limp, they feel a doom somewhere, and they go about as if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Anyhow, nobody knows what should be done in spite of all the talk, the young ones get mad because they’ve no money to spend. Their whole life depends on spending money, and now they’ve got none to spend. That’s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education: bring up the masses to depend entirely on spending money, and then the money gives out. The pits are working two days, two and a half days a week, and there’s no sign of betterment even for the winter. It means a man bringing up a family on twenty-five and thirty shillings. The women are the maddest of all. But then they’re the maddest for spending, nowadays.

    If you could only tell them that living and spending isn’t the same thing! But it’s no good. If only they were educated to live instead of earn and spend, they could manage very happily on twenty-five shillings. If the men wore scarlet trousers as I said, they wouldn’t think so much of money: if they could dance and hop and skip, and sing and swagger and be handsome, they could do with very little cash. And amuse the women themselves, and be amused by the women. They ought to learn to be naked and handsome, and to sing in a mass and dance the old group dances, and carve the stools they sit on, and embroider their own emblems. Then they wouldn’t need money.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industrial problem: train the people to be able to live and live in handsomeness, without needing to spend. But you can’t do it. They’re all one-track minds nowadays. Whereas the mass of people oughtn’t even to try to think, because they can’t. They should be alive and frisky, and acknowledge the great god Pan. He’s the only god for the masses, forever. The few can go in for higher cults if they like. But let the mass be forever pagan.

    But the colliers aren’t pagan, far from it. They’re a sad lot, a deadened lot of men: dead to their women, dead to life. The young ones scoot about on motor-bikes with girls, and jazz when they get a chance, But they’re very dead. And it needs money. Money poisons you when you’ve got it, and starves you when you haven’t.

    I’m sure you’re sick of all this. But I don’t want to harp on myself, and I’ve nothing happening to me. I don’t like to think too much about you, in my head, that only makes a mess of us both. But, of course, what I live for now is for you and me to live together. I’m frightened, really. I feel the devil in the air, and he’ll try to get us. Or not the devil, Mammon: which I think, after all, is only the mass-will of people, wanting money and hating life. Anyhow, I feel great grasping white hands in the air, wanting to get hold of the throat of anybody who tries to live, to live beyond money, and squeeze the life out. There’s a bad time coming. There’s a bad time coming, boys, there’s a bad time coming! If things go on as they are, there’s nothing lies in the future but death and destruction, for these industrial masses. I feel my inside turn to water sometimes, and there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child by me. But never mind. All the bad times that ever have been, haven’t been able to blow the crocus out: not even the love of women. So they won’t be able to blow out my wanting you, nor the little glow there is between you and me. We’ll be together next year. And though I’m frightened, I believe in your being with me. A man has to fend and fettle for the best, and then trust in something beyond himself. You can’t insure against the future, except by really believing in the best bit of you, and in the power beyond it. So I believe in the little flame between us. For me now, it’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I’ve got no friends, not inward friends. Only you. And now the little flame is all I care about in my life. There’s the baby, but that is a side issue. It’s my Pentecost, the forked flame between me and you. The old Pentecost isn’t quite right. Me and God is a bit uppish, somehow. But the little forked flame between me and you: there you are! That’s what I abide by, and will abide by, Cliffords and Berthas, colliery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and the money-mass of people all notwithstanding.

    That’s why I don’t lik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you actually. It only tortures me, and does you no good. I don’t want you to be away from me. But if I start fretting it wastes something. Patience, always patience. This is my fortieth winter. And I can’t help all the winters that have been. But this winter I’ll stick to my little Pentecost flame, and have some peace. And I won’t let the breath of people blow it out. I believe in a higher mystery, that doesn’t let even the crocus be blown out. And if you’re in Scotland and I’m in the Midlands, and I can’t put my arms round you, and wrap my legs round you, yet I’ve got something of you. My soul softly flaps in the little Pentecost flame with you, like the peace of fucking. We fucked a flame into being. Even the flowers are fucked into being between the sun and the earth. But it’s a delicate thing, and takes patience and the long pause.

    So I love chastity now, because it is the peace that comes of fucking. I love being chaste now. I love it as snowdrops love the snow. I love this chastity, which is the pause of peace of our fucking, between us now like a snowdrop of forked white fire. And when the real spring comes, when the drawing together comes, then we can fuck the little flame brilliant and yellow, brilliant. But not now, not yet! Now is the time to be chaste, it is so good to be chaste, like a river of cool water in my soul. I love the chastity now that it flows between us. It is like fresh water and rain. How can men want wearisomely to philander. What a misery to be like Don Juan, and impotent ever to fuck oneself into peace, and the little flame alight, impotent and unable to be chaste in the cool between-whiles, as by a river.

    Well, so many words, because I can’t touch you. If I could sleep with my arms round you, the ink could stay in the bottle. We could be chaste together just as we can fuck together. But we have to be separate for a while, and I suppose it is really the wiser way. If only one were sure.

    Never mind, never mind, we won’t get worked up. We really trust in the little flame, and in the unnamed god that shields it from being blown out. There’s so much of you here with me, really, that it’s a pity you aren’t all here.

    Never mind about Sir Clifford. If you don’t hear anything from him, never mind. He can’t really do anything to you. Wait, he will want to get rid of you at last, to cast you out. And if he doesn’t, we’ll manage to keep clear of him. But he will. In the end he will want to spew you out as the abominable thing.

    Now I can’t even leave off writing to you.

    But a great deal of us is together, and we can but abide by it, and steer our courses to meet soon. John Thomas says good-night to Lady Jane, a little droopingly, but with a hopeful heart.

  • Kahlil Gibran《Prophet》

    Table Of Contents

    The Coming of the Ship

    On Love

    On Marriage

    On Children

    On Giving

    On Eating & Drinking

    On Work

    On Joy & Sorrow

    On Houses

    On Clothes

    On Buying & Selling

    On Crime & Punishment

    On Laws

    On Freedom

    On Reason & Passion

    On Pain

    On Self-Knowledge

    On Teaching

    On Friendship

    On Talking

    On Time

    On Good & Evil

    On Prayer

    On Pleasure

    On Beauty

    On Religion

    On Death

    The Farewell

    The Coming of the Ship

    Almustafa, the chosen and the beloved, who was a dawn onto his own day, had waited twelve years in the city of Orphalese for his ship that was to return and bear him back to the isle of his birth.

    And in the twelfth year, on the seventh day of Ielool, the month of reaping, he climbed the hill without the city walls and looked seaward; and he beheld the ship coming with the mist.

    Then the gates of his heart were flung open, and his joy flew far over the sea. And he closed his eyes and prayed in the silences of his soul.

    But he descended the hill, a sadness came upon him, and he thought in his heart:

    How shall I go in peace and without sorrow? Nay, not without a wound in the spirit shall I leave this city.

    Long were the days of pain I have spent within its walls, and long were

    the nights of aloneness; and who can depart from his pain and his aloneness

    without regret?

    Too many fragments of the spirit have I scatterd in these streets, and too many are the children of my longing that walk naked among these hills, and I cannot withdraw from them without a bruden and an ache.

    It is not a garment I cast off this day, but a skin that I tear with my own hands.

    Nor is it a thought I leave behind me, but a heart made sweet with hunger and with thirst.

    Yet I cannot tarry longer.

    The sea that calls all things unto her calls me, and I must embark.

    For to stay, though the hours burn in the night, is to freeze and crystallize and be bound in a mould.

    Fain would I take with me all that is here. But how shall I?

    A voice cannot carry the tongue and the lips that give it wings. Alone must it seek the ether.

    And alone and without his nest shall the eagle fly across the sun.

    Now when he reached the foot of the hill, he turned again towards the sea, and he saw his ship approaching the harbour, and upon her prow the mariners, the men of his own land.

    And his soul cried out to them, and he said:

    Sons of my ancient mother, you riders of the tides,

    How often have you sailed in my dreams. And now you come in my awakening, which is my deeper dream.

    Ready am I to go, and my eagerness with sails full set awaits the wind.

    Only another breath will I breathe in this still air, only another loving look cast backward,

    Then I shall stand among you, a seafarer among seafarers.

    And you, vast sea, sleepless mother,

    Who alone are peace and freedom to the river and the stream,

    Only another winding will this stream make, only another murmur in

    this glade,

    And then shall I come to you, a boundless drop to a boundless ocean.

    And as he walked he saw from afar men and women leaving their fields

    and their vineyards and hastening towards the city gates.

    And he heard their voices calling his name, and shouting from the field

    to field telling one another of the coming of the ship.

    And he said to himself:

    Shall the day of parting be the day of gathering?

    And shall it be said that my eve was in truth my dawn?

    And what shall I give unto him who has left his plough in midfurrow, or

    to him who has stopped the wheel of his winepress?

    Shall my heart become a tree heavy-laden with fruit that I may gather

    and give unto them?

    And shall my desires flow like a fountain that I may fill their cups?

    Am I a harp that the hand of the mighty may touch me, or a flute that his

    breath may pass through me?

    A seeker of silences am I, and what treasure have I found in silences that

    I may dispense with confidence?

    If this is my day of harvest, in what fields have I sowed the seed, and in

    what unrembered seasons?

    If this indeed be the our in which I lift up my lantern, it is not my flame

    that shall burn therein.

    Empty and dark shall I raise my lantern,

    And the guardian of the night shall fill it with oil and he shall light it

    also.

    These things he said in words. But much in his heart remained unsaid.

    For he himself could not speak his deeper secret.

    And when he entered into the city all the people came to meet him, and

    they were crying out to him as with one voice.

    And the elders of the city stood forth and said:

    Go not yet away from us.

    A noontide have you been in our twilight, and your youth has given us

    dreams to dream.

    No stranger are you among us, nor a guest, but our son and our dearly

    beloved.

    Suffer not yet our eyes to hunger for your face.

    And the priests and the priestesses said unto him:

    Let not the waves of the sea separate us now, and the years you have

    spent in our midst become a memory.

    You have walked among us a spirit, and your shadow has been a light

    upon our facs.

    Much have we loved you. But speechless was our love, and with veils

    has it been veiled.

    Yet now it cries aloud unto you, and would stand revealed before you.

    And ever has it been that love knows not its own depth until the hour of

    separation.

    And others came also and entreated him.

    But he answered them not. He only bent his head; and those who stood

    near saw his tears falling upon his breast.

    And he and the people proceeded towards the great square before the

    temple.

    And there came out of the sanctuary a woman whose name was Almitra.

    And she was a seeress.

    And he looked upon her with exceeding tenderness, for it was she who

    had first sought and believed in him when he had been but a day in their

    city.

    And she hailed him, saying:

    Prophet of God, in quest for the uttermost, long have you searched the

    distances for your ship.

    And now your ship has come, and you must needs go.

    Deep is your longing for the land of your memories and the dwelling

    place of your greater desires; and our love would not bind you nor our needs

    hold you.

    Yet this we ask ere you leave us, that you speak to us and give us of

    your truth.

    And we will give it unto our children, and they unto their children, and it

    shall not perish.

    In your aloneness you have watched with our days, and in your

    wakefulness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weeping and the laughter of our sleep.

    Now therefore disclose us to ourselves, and tell us all that has been

    shown you of that which is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And he answered,

    People of Orphalese, of what can I speak save of that which is even now

    moving your souls?

    On Love

    Then said Almitra, “Speak to us of Love.”

    And he raised his head and looked upon the people, and there fell a stillness upon them. And with a great voice he said:

    When love beckons to you follow him,

    Though his ways are hard and steep.

    And when his wings enfold you yield to him,

    Though the sword hidden among his pinions may wound you.

    And when he speaks to you believe in him,

    Though his voice may shatter your dreams as the north wind lays waste

    the garden.

    For even as love crowns you so shall he crucify you. Even as he is for

    your growth so is he for your pruning.

    Even as he ascends to your height and caresses your tenderest branches

    that quiver in the sun,

    So shall he descend to your roots and shake them in their clinging to the

    earth.

    Like sheaves of corn he gathers you unto himself.

    He threshes you to make you naked.

    He sifts you to free you from your husks.

    He grinds you to whiteness.

    He kneads you until you are pliant;

    And then he assigns you to his sacred fire, that you may become sacred

    bread for God’s sacred feast.

    All these things shall love do unto you that you may know the secrets of

    your heart, and in that knowledge become a fragment of Life’s heart.

    But if in your fear you would seek only love’s peace and love’s pleasure,

    Then it is better for you that you cover your nakedness and pass out of

    love’s threshing-floor,

    Into the seasonless world where you shall laugh, but not all of your

    laughter, and weep, but not all of your tears.

    Love gives naught but itself and takes naught but from itself.

    Love possesses not nor would it be possessed;

    For love is sufficient unto love.

    When you love you should not say, “God is in my heart,” but rather, I

    am in the heart of God.”

    And think not you can direct the course of love, if it finds you worthy,

    directs your course.

    Love has no other desire but to fulfil itself.

    But if you love and must needs have desires, let these be your desires:

    To melt and be like a running brook that sings its melody to the night.

    To know the pain of too much tenderness.

    To be wounded by y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love;

    And to bleed willingly and joyfully.

    To wake at dawn with a winged heart and give thanks for another day of

    loving;

    To rest at the noon hour and meditate love’s ecstasy;

    To return home at eventide with gratitude;

    And then to sleep with a prayer for the beloved in your heart and a song

    of praise upon your lips.

    On Marriage

    Then Almitra spoke again and said, “And what of Marriage, master?”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were born together, and together you shall be forevermore.

    You shall be together when white wings of death scatter your days.

    Aye, you shall be together even in the silent memory of God.

    But let there be spaces in your togetherness,

    And let the winds of the heavens dance between you.

    Love one another but make not a bond of love:

    Let it rather be a moving sea between the shores of your souls.

    Fill each other’s cup but drink not from one cup.

    Give one another of your bread but eat not from the same loaf.

    Sing and dance together and be joyous, but let each one of you be alone,

    Even as the strings of a lute are alone though they quiver with the same

    music.

    Give your hearts, but not into each other’s keeping.

    For only the hand of Life can contain your hearts.

    And stand together, yet not too near together:

    For the pillars of the temple stand apart,

    And the oak tree and the cypress grow not in each other’s shadow.

    On Children

    And a woman who held a babe against her bosom said, “Speak to us of Children.”

    And he said:

    Your children are not your children.

    They ar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Life’s longing for itself.

    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not from you,

    And though they are with you, yet they belong not to you.

    You may give them your love but not your thoughts.

    For the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You may house their bodies but not their souls,

    For their souls dwell in the house of tomorrow, which you cannot visit,

    not even in your dreams.

    You may strive to be like them, but seek not to make them like you.

    For life goes not backward nor tarries with yesterday.

    You are the bows from which your children as living arrows are sent

    forth.

    The archer sees the mark upon the path of the infinite, and He bends you

    with His might that His arrows may go swift and far.

    Let your bending in the archer’s hand be for gladness;

    For even as he loves the arrow that flies, so He loves also the bow that is

    stable.

    On Giving

    Then said a rich man, “Speak to us of Giving.”

    And he answered:

    You give but little when you give of your possessions.

    It is when you give of yourself that you truly give.

    For what are your possessions but things you keep and guard for fear

    you may need them tomorrow?

    And tomorrow, what shall tomorrow bring to the overprudent dog

    burying bones in the trackless sand as he follows the pilgrims to the holy

    city?

    And what is fear of need but need itself?

    Is not dread of thirst when your well is full, thirst that is unquenchable?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little of the much which they have – and they

    give it for recognition and their hidden desire makes their gifts

    unwholesome.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little and give it all.

    These are the believers in life and the bounty of life, and their coffer is

    never empty.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with joy, and that joy is their reward.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with pain, and that pain is their baptism.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and know not pain in giving, nor do they

    seek joy, nor give with mindfulness of virtue;

    They give as in yonder valley the myrtle breathes its fragrance into

    space.

    Through the hands of such as these God speaks, and from behind their

    eyes He smiles upon the earth.

    It is well to give when asked, but it is better to give unasked,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to the open-handed the search for one who shall receive is joy

    greater than giving

    And is there aught you would withhold?

    All you have shall some day be given;

    Therefore give now, that the season of giving may be yours and not your inheritors’.

    You often say, “I would give, but only to the deserving.”

    The trees in your orchard say not so, nor the flocks in your pasture.

    They give that they may live, for to withhold is to perish.

    Surely he who is worthy to receive his days and his nights is worthy of all else from you.

    And he who has deserved to drink from the ocean of life deserves to fill his cup from your little stream.

    And what desert greater shall there be than that which lies in the courage and the confidence, nay the charity, of receiving?

    And who are you that men should rend their bosom and unveil their pride, that you may see their worth naked and their pride unabashed?

    See first that you yourself deserve to be a giver, and an instrument of giving.

    For in truth it is life that gives unto life – while you, who deem yourself a giver, are but a witness.

    And you receivers – and you are all receivers – assume no weight of gratitude, lest you lay a yoke upon yourself and upon him who gives.

    Rather rise together with the giver on his gifts as on wings;

    For to be overmindful of your debt, is to doubt his generosity who has

    the free-hearted earth for mother, and God for father.

    On Eating & Drinking

    Then an old man, a keeper of an inn, said, “Speak to u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he said:

    Would that you could live on the fragerance of the earth, and like an air plant be sustained by the light.

    But since you must kill to eat, and rob the young of its mother’s milk to quench your thirst, let it then be an act of worship,

    And let your board stand an altar on which the pure and the innocent of

    forest and plain are sacrificed for that which is purer and still more innocent in many.

    When you kill a beast say to him in your heart,

    “By the same power that slays you, I to am slain; and I too shall be

    consumed.

    For the law that delivered you into my hand shall deliver me into a mightier

    hand.

    Your blood and my blood is naught but the sap that feeds the tree of

    heaven.”

    And when you crush an apple with your teeth, say to it in your heart,

    “Your seeds shall live in my body,

    And the buds of your tomorrow shall blossom in my heart,

    And your fragrance shall be my breath,

    And together we shall rejoice through all the seasons.”

    And in the autumn, when you gather the grapes of your vineyard for the

    winepress, say in your heart,

    “I to am a vinyard, and my fruit shall be gathered for the winepress,

    And like new wine I shall be kept in eternal vessels.”

    And in winter, when you draw the wine, let there be in your heart a song

    for each cup;

    And let there be in the song a remembrance for the autumn days, and for

    the vineyard, and for the winepress.

    On Work

    Then a ploughman said, “Speak to us of Work.”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work that you may keep pace with the earth and the soul of the

    earth.

    For to be idle is to become a stranger unto the seasons, and to step out of

    life’s procession, that marches in majesty and proud submission towards the

    infinite.

    When you work you are a flute through whose heart the whispering of

    the hours turns to music.

    Which of you would be a reed, dumb and silent, when all else sings

    together in unison?

    Always you have been told that work is a curse and labour a misfortune.

    But I say to you that when you work you fulfil a part of earth’s furthest

    dream, assigned to you when that dream was born,

    And in keeping yourself with labour you are in truth loving life,

    And to love life through labour is to be intimate with life’s inmost secret.

    But if you in your pain call birth an afflictio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flesh

    a curse written upon your brow, then I answer that naught but the sweat of

    your brow shall wash away that which is written.

    You have been told also life is darkness, and in your weariness you echo

    what was said by the weary.

    And I say that life is indeed darkness save when there is urge,

    And all urge is blind save when there is knowledge,

    And all knowledge is vain save when there is work,

    And all work is empty save when there is love;

    And when you work with love you bind yourself to yourself, and to one

    another, and to God.

    And what is it to work with love?

    It is to weave the cloth with threads drawn from your heart, even as if

    your beloved were to wear that cloth.

    It is to build a house with affection, even as if your beloved were to

    dwell in that house.

    It is to sow seeds with tenderness and reap the harvest with joy, even as

    if your beloved were to eat the fruit.

    It is to charge all things you fashion with a breath of your own spirit,

    And to know that all the blessed dead are standing about you and

    watching.

    Often have I heard you say, as if speaking in sleep, “he who works in

    marble, and finds the shape of his own soul in the stone, is a nobler than he

    who ploughs the soil.

    And he who seizes the rainbow to lay it on a cloth in the likeness of

    man, is more than he who makes the sandals for our feet.”

    But I say, not in sleep but in the over-wakefulness of noontide, that the

    wind speaks not more sweetly to the giant oaks than to the least of all the

    blades of grass;

    And he alone is great who turns the voice of the wind into a song made

    sweeter by his own loving.

    Work is love made visible.

    And if you cannot work with love but only with distaste, it is better that

    you should leave your work and sit at the gate of the temple and take alms

    of those who work with joy.

    For if you bake bread with indifference, you bake a bitter bread that

    feeds but half man’s hunger.

    And if you grudge the crushing of the grapes, your grudge distils a

    poison in the wine.

    And if you sing though as angels, and love not the singing, you muffle

    man’s ears to the voices of the day and the voices of the night.

    On Joy & Sorrow

    Then a woman said, “Speak to us of Joy and Sorrow.”

    And he answered:

    Your joy is your sorrow unmasked.

    And the selfsame well from which your laughter rises was oftentimes

    filled with your tears.

    And how else can it be?

    The deeper that sorrow carves into your being, the more joy you can

    contain.

    Is not the cup that hold your wine the very cup that was burned in the

    potter’s oven?

    And is not the lute that soothes your spirit, the very wood that was

    hollowed with knives?

    When you are joyous, look deep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shall find it is

    only that which has given you sorrow that is giving you joy.

    When you are sorrowful look ag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 shall see that

    in truth you are weeping for that which has been your delight.

    Some of you say, “Joy is greater than sorrow,” and others say, “Nay,

    sorrow is the greater.”

    But I say unto you, they are inseparable.

    Together they come, and when one sits alone with you at your board,

    remember that the other is asleep upon your bed.

    Verily you are suspended like scales between your sorrow and your joy.

    Only when you are empty are you at standstill and balanced.

    When the treasure-keeper lifts you to weigh his gold and his silver,

    needs must your joy or your sorrow rise or fall.

    On Houses

    Then a mason came forth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Houses.”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Build of your imaginings a bower in the wilderness ere you build a

    house within the city walls.

    For even as you have home-comings in your twilight, so has the

    wanderer in you, the ever distant and alone.

    Your house is your larger body.

    It grows in the sun and sleeps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and it is not

    dreamless. Does not your house dream? And dreaming, leave the city for

    grove or hilltop?

    Would that I could gather your houses into my hand, and like a sower

    scatter them in forest and meadow.

    Would the valleys were your streets, and the green paths your alleys,

    that you might seek one another through vineyards, and come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 earth in your garments.

    But these things are not yet to be.

    In their fear your forefathers gathered you too near together. And that

    fear shall endure a little longer. A little longer shall your city walls separate

    your hearths from your fields.

    And tell me, people of Orphalese, what have you in these houses? And

    what is it you guard with fastened doors?

    Have you peace, the quiet urge that reveals your power?

    Have you remembrances, the glimmering arches that span the summits

    of the mind?

    Have you beauty, that leads the heart from things fashioned of wood and

    stone to the holy mountain?

    Tell me, have you these in your houses?

    Or have you only comfort, and the lust for comfort, that stealthy thing

    that enters the house a guest, and becomes a host, and then a master?

    Ay, and it becomes a tamer, and with hook and scourge makes puppets

    of your larger desires.

    Though its hands are silken, its heart is of iron.

    It lulls you to sleep only to stand by your bed and jeer at the dignity of

    the flesh.

    It makes mock of your sound senses, and lays them in thistledown like

    fragile vessels.

    Verily the lust for comfort murders the passion of the soul, and then

    walks grinning in the funeral.

    But you, children of space, you restless in rest, you shall not be trapped

    nor tamed.

    Your house shall be not an anchor but a mast.

    It shall not be a glistening film that covers a wound, but an eyelid that

    guards the eye.

    You shall not fold your wings that you may pass through doors, nor

    bend your heads that they strike not against a ceiling, nor fear to breathe lest

    walls should crack and fall down.

    You shall not dwell in tombs made by the dead for the living.

    And though of magnificence and splendour, your house shall not hold

    your secret nor shelter your longing.

    For that which is boundless in you abides in the mansion of the sky,

    whose door is the morning mist, and whose windows are the songs and the

    silences of night.

    On Clothes

    And the weaver said, “Speak to us of Clothes.”

    And he answered:

    Your clothes conceal much of your beauty, yet they hide not the unbeautiful.

    And though you seek in garments the freedom of privacy you may find in them a harness and a chain.

    Would that you could meet the sun and the wind with more of your skin

    and less of your raiment,

    For the breath of life is in the sunlight and the hand of life is in the wind.

    Some of you say, “It is the north wind who has woven the clothes to

    wear.”

    But shame was his loom, and the softening of the sinews was his thread.

    And when his work was done he laughed in the forest.

    Forget not that modesty is for a shield against the eye of the unclean.

    And when the unclean shall be no more, what were modesty but a fetter and a fouling of the mind?

    And forget not that the earth delights to feel your bare feet and the winds

    long to play with your hair.

    On Buying & Selling

    And a merchant said, “Speak to us of Buying and Selling.”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To you the earth yields her fruit, and you shall not want if you but know

    how to fill your hands.

    It is in exchanging the gifts of the earth that you shall find abundance and be satisfied.

    Yet unless the exchange be in love and kindly justice, it will but lead

    some to greed and others to hunger.

    When in the market place you toilers of the sea and fields and vineyards

    meet the weavers and the potters and the gatherers of spices, –

    Invoke then the master spirit of the earth, to come into your midst and

    sanctify the scales and the reckoning that weighs value against value.

    And suffer not the barren-handed to take part in your transactions, who

    would sell their words for your labour.

    To such men you should say,

    “Come with us to the field, or go with our brothers to the sea and cast

    your net;

    For the land and the sea shall be bountiful to you even as to us.”

    And if there come the singers and the dancers and the flute players, – buy of their gifts also.

    For they too are gatherers of fruit and frankincense, and that which they bring, though fashioned of dreams, is raiment and food for your soul.

    And before you leave the marketplace, see that no one has gone his way with empty hands.

    For the master spirit of the earth shall not sleep peacefully upon the wind

    till the needs of the least of you are satisfied.

    On Crime & Punishment

    Then one of the judges of the city stood forth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nd he answered saying:

    It is when your spirit goes wandering upon the wind,

    That you, alone and unguarded, commit a wrong unto others and

    therefore unto yourself.

    And for that wrong committed must you knock and wait a while unheeded at the gate of the blessed.

    Like the ocean is your god-self;

    It remains for ever undefiled.

    And like the ether it lifts but the winged.

    Even like the sun is your god-self;

    It knows not the ways of the mole nor seeks it the holes of the serpent.

    But your god-self does not dwell alone in your being.

    Much in you is still man, and much in you is not yet man,

    But a shapeless pigmy that walks asleep in the mist searching for its own awakening.

    And of the man in you would I now speak.

    For it is he and not your god-self nor the pigmy in the mist, that knows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of crime.

    Oftentimes have I heard you speak of one who commits a wrong as though he were not one of you, but a stranger unto you and an intruder upon your world.

    But I say that even as the holy and the righteous cannot rise beyond the

    highest which is in each one of you,

    So the wicked and the weak cannot fall lower than the lowest which is in you also.

    And as a single leaf turns not yellow but with the silent knowledge of the whole tree,

    So the wrong-doer cannot do wrong without the hidden will of you all.

    Like a procession you walk together towards your god-self.

    You are the way and the wayfarers.

    And when one of you falls down he falls for those behind him, a caution

    against the stumbling stone.

    Ay, and he falls for those ahead of him, who though faster and surer of

    foot, yet removed not the stumbling stone.

    And this also, though the word lie heavy upon your hearts:

    The murdered is not unaccountable for his own murder,

    And the robbed is not blameless in being robbed.

    The righteous is not innocent of the deeds of the wicked,

    And the white-handed is not clean in the doings of the felon.

    Yea, the guilty is oftentimes the victim of the injured,

    And still more often the condemned is the burden-bearer for the guiltless

    and unblamed.

    You cannot separate the just from the unjust and the good from the

    wicked;

    For they stand together before the face of the sun even as the black

    thread and the white are woven together.

    And when the black thread breaks, the weaver shall look into the whole

    cloth, and he shall examine the loom also.

    If any of you would bring judgment the unfaithful wife,

    Let him also weight the heart of her husband in scales, and measure his

    soul with measurements.

    And let him who would lash the offender look unto the spirit of the

    offended.

    And if any of you would punish in the name of righteousness and lay the

    ax unto the evil tree, let him see to its roots;

    And verily he will find the roots of the good and the bad, the fruitful and

    the fruitless, all entwined together in the silent heart of the earth.

    And you judges who would be just,

    What judgment pronounce you upon him who though honest in the flesh

    yet is a thief in spirit?

    What penalty lay you upon him who slays in the flesh yet is himself

    slain in the spirit?

    And how prosecute you him who in action is a deceiver and an

    oppressor,

    Yet who also is aggrieved and outraged?

    And how shall you punish those whose remorse is already greater than

    their misdeeds?

    Is not remorse the justice which is administered by that very law which

    you would fain serve?

    Yet you cannot lay remorse upon the innocent nor lift it from the heart

    of the guilty.

    Unbidden shall it call in the night, that men may wake and gaze upon

    themselves.

    And you who would understand justice, how shall you unless you look

    upon all deeds in the fullness of light?

    Only then shall you know that the erect and the fallen are but one man

    standing in twilight between the night of his pigmy-self and the day of his

    god-self,

    And tha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emple is not higher than the lowest

    stone in its foundation.

    On Laws

    Then a lawyer said, “But what of our Laws, master?”

    And he answered:

    You delight in laying down laws,

    Yet you delight more in breaking them.

    Like children playing by the ocean who build sand-towers with

    constancy and then destroy them with laughter.

    But while you build your sand-towers the ocean brings more sand to the

    shore,

    And when you destroy them, the ocean laughs with you.

    Verily the ocean laughs always with the innocent.

    But what of those to whom life is not an ocean, and man-made laws are

    not sand-towers,

    But to whom life is a rock, and the law a chisel with which they would

    carve it in their own likeness?

    What of the cripple who hates dancers?

    What of the ox who loves his yoke and deems the elk and deer of the

    forest stray and vagrant things?

    What of the old serpent who cannot shed his skin, and calls all others

    naked and shameless?

    And of him who comes early to the wedding-feast, and when over-fed

    and tired goes his way saying that all feasts are violation and all feasters

    law-breakers?

    What shall I say of these save that they too stand in the sunlight, but

    with their backs to the sun?

    They see only their shadows, and their shadows are their laws.

    And what is the sun to them but a caster of shadows?

    And what is it to acknowledge the laws but to stoop down and trace their

    shadows upon the earth?

    But you who walk facing the sun, what images drawn on the earth can

    hold you?

    You who travel with the wind, what weathervane shall direct your

    course?

    What man’s law shall bind you if you break your yoke but upon no man’s

    prison door?

    What laws shall you fear if you dance but stumble against no man’s iron

    chains?

    And who is he that shall bring you to judgment if you tear off your

    garment yet leave it in no man’s path?

    People of Orphalese, you can muffle the drum, and you can loosen the

    strings of the lyre, but who shall command the skylark not to sing?

    On Freedom

    And an orator said, “Speak to us of Freedom.”

    And he answered:

    At the city gate and by your fireside I have seen you prostrate yourself

    and worship your own freedom,

    Even as slaves humble themselves before a tyrant and praise him though

    he slays them.

    Ay, in the grove of the temple and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adel I have

    seen the freest among you wear their freedom as a yoke and a handcuff.

    And my heart bled within me; for you can only be free when even the

    desire of seeking freedom becomes a harness to you, and when you cease to

    speak of freedom as a goal and a fulfillment.

    You shall be free indeed when your days are not without a care nor your

    nights without a want and a grief,

    But rather when these things girdle your life and yet you rise above them

    naked and unbound.

    And how shall you rise beyond your days and nights unless you break

    the chains which you at the dawn of your understanding have fastened

    around your noon hour?

    In truth that which you call freedom is the strongest of these chains,

    though its links glitter in the sun and dazzle the eyes.

    And what is it but fragments of your own self you would discard that

    you may become free?

    If it is an unjust law you would abolish, that law was written with your

    own hand upon your own forehead.

    You cannot erase it by burning your law books nor by washing the

    foreheads of your judges, though you pour the sea upon them.

    And if it is a despot you would dethrone, see first that his throne erected

    within you is destroyed.

    For how can a tyrant rule the free and the proud, but for a tyranny in

    their own freedom and a shame in their won pride?

    And if it is a care you would cast off, that care has been chosen by you

    rather than imposed upon you.

    And if it is a fear you would dispel, the seat of that fear is in your heart

    and not in the hand of the feared.

    Verily all things move within your being in constant half embrace, the

    desired and the dreaded, the repugnant and the cherished, the pursued and

    that which you would escape.

    These things move within you as lights and shadows in pairs that cling.

    And when the shadow fades and is no more, the light that lingers

    becomes a shadow to another light.

    And thus your freedom when it loses its fetters becomes itself the fetter

    of a greater freedom.

    On Reason & Passion

    And the priestess spoke again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Reason and Passion.”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r soul is oftentimes a battlefield, upon which your reason and your

    judgment wage war against passion and your appetite.

    Would that I could be the peacemaker in your soul, that I might turn the

    discord and the rivalry of your elements into oneness and melody.

    But how shall I, unless you yourselves be also the peacemakers, nay, the

    lovers of all your elements?

    Your reason and your passion are the rudder and the sails of your

    seafaring soul.

    If either your sails or our rudder be broken, you can but toss and drift, or

    else be held at a standstill in mid-seas.

    For reason, ruling alone, is a force confining; and passion, unattended, is

    a flame that burns to its own destruction.

    Therefore let your soul exalt your reason to the height of passion; that it

    may sing;

    And let it direct your passion with reason, that your passion may live

    through its own daily resurrection, and like the phoenix rise above its own

    ashes.

    I would have you consider your judgment and your appetite even as you

    would two loved guests in your house.

    Surely you would not honour one guest above the other; for he who is

    more mindful of one loses the love and the faith of both.

    Among the hills, when you sit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white poplars,

    sharing the peace and serenity of distant fields and meadows – then let your

    heart say in silence, “God rests in reason.”

    And when the storm comes, and the mighty wind shakes the forest, and

    thunder and lightning proclaim the majesty of the sky, – then let your heart

    say in awe, “God moves in passion.”

    And since you are a breath In God’s sphere, and a leaf in God’s forest,

    you too should rest in reason and move in passion.

    On Pain

    And a woman spoke, saying, “Tell us of Pain.”

    And he said:

    Your pain is the breaking of the shell that encloses your understanding.

    Even as the stone of the fruit must break, that its heart may stand in the

    sun, so must you know pain.

    And could you keep your heart in wonder at the daily miracles of your

    life, your pain would not seem less wondrous than your joy;

    And you would accept the seasons of your heart, even as you have

    always accepted the seasons that pass over your fields.

    And you would watch with serenity through the winters of your grief.

    Much of your pain is self-chosen.

    It is the bitter potion by which the physician within you heals your sick self.

    Therefore trust the physician, and drink his remedy in silence and tranquillity:

    For his hand, though heavy and hard, is guided by the tender hand of the

    Unseen,

    And the cup he brings, though it burn your lips, has been fashioned of

    the clay which the Potter has moistened with His own sacred tears.

    On Self-Knowledge

    And a man said, “Speak to us of Self-Knowledge.”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r hearts know in silence the secrets of the days and the nights.

    But your ears thirst for the sound of your heart’s knowledge.

    You would know in words that which you have always know in thought.

    You would touch with your fingers the naked body of your dreams.

    And it is well you should.

    The hidden well-spring of your soul must needs rise and run murmuring

    to the sea;

    And the treasure of your infinite depths would be revealed to your eyes.

    But let there be no scales to weigh your unknown treasure;

    And seek not the depths of your knowledge with staff or sounding line.

    For self is a sea boundless and measureless.

    Say not, “I have found the truth,” but rather, “I have found a truth.”

    Say not, “I have found the path of the soul.” Say rather, “I have met the

    soul walking upon my path.”

    For the soul walks upon all paths.

    The soul walks not upon a line, neither does it grow like a reed.

    The soul unfolds itself, like a lotus of countless petals.

    On Teaching

    Then said a teacher, “Speak to us of Teaching.”

    And he said:

    No man can reveal to you aught but that which already lies half asleep in the dawning of our knowledge.

    The teacher who walks in the shadow of the temple, among his followers, gives not of his wisdom but rather of his faith and his lovingness.

    If he is indeed wise he does not bid you enter the house of wisdom, but rather leads you to the threshold of your own mind.

    The astronomer may speak to you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space, but he

    cannot give you his understanding.

    The musician may sing to you of the rhythm which is in all space, but he cannot give you the ear which arrests the rhythm nor the voice that echoes it.

    And he who is versed in the science of numbers can tell of the regions of weight and measure, but he cannot conduct you thither.

    For the vision of one man lends not its wings to another man.

    And even as each one of you stands alone in God’s knowledge, so must

    each one of you be alone in his knowledge of God and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

    On Friendship

    And a youth said, “Speak to us of Friendship.”

    Your friend is your needs answered.

    He is your field which you sow with love and reap with thanksgiving.

    And he is your board and your fireside.

    For you come to him with your hunger, and you seek him for peace.

    When your friend speaks his mind you fear not the “nay” in your own

    mind, nor do you withhold the “ay.”

    And when he is silent your heart ceases not to listen to his heart;

    For without words, in friendship, all thoughts, all desires, all

    expectations are born and shared, with joy that is unacclaimed.

    When you part from your friend, you grieve not;

    For that which you love most in him may be clearer in his absence, as

    the mountain to the climber is clearer from the plain.

    And let there be no purpose in friendship save the deepening of the

    spirit.

    For love that seeks aught but the disclosure of its own mystery is not

    love but a net cast forth: and only the unprofitable is caught.

    And let your best be for your friend.

    If he must know the ebb of your tide, let him know its flood also.

    For what is your friend that you should seek him with hours to kill?

    Seek him always with hours to live.

    For it is his to fill your need, but not your emptiness.

    And in the sweetness of friendship let there be laughter, and sharing of

    pleasures.

    For in the dew of little things the heart finds its morning and is

    refreshed.

    On Talking

    And then a scholar said, “Speak of Talking.”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talk when you cease to be at peace with your thoughts;

    And when you can no longer dwell in the solitude of your heart you live

    in your lips, and sound is a diversion and a pastime.

    And in much of your talking, thinking is half murdered.

    For thought is a bird of space, that in a cage of words many indeed

    unfold its wings but cannot fly.

    There are those among you who seek the talkative through fear of being

    alone.

    The silence of aloneness reveals to their eyes their naked selves and they

    would escape.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talk, and without knowledge or forethought

    reveal a truth which they themselves do not understand.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the truth within them, but they tell it not in

    words.

    In the bosom of such as these the spirit dwells in rhythmic silence.

    When you meet your friend on the roadside or in the market place, let

    the spirit in you move your lips and direct your tongue.

    Let the voice within your voice speak to the ear of his ear;

    For his soul will keep the truth of your heart as the taste of the wine is

    remembered

    When the colour is forgotten and the vessel is no more.

    On Time

    And an astronomer said, “Master, what of Time?”

    And he answered:

    You would measure time the measureless and the immeasurable.

    You would adjust your conduct and even direct the course of your spirit

    according to hours and seasons.

    Of time you would make a stream upon whose bank you would sit and

    watch its flowing.

    Yet the timeless in you is aware of life’s timelessness,

    And knows that yesterday is but today’s memory and tomorrow is

    today’s dream.

    And that that which sings and contemplates in you is still dwelling

    within the bounds of that first moment which scattered the stars into space.

    Who among you does not feel that his power to love is boundless?

    And yet who does not feel that very love, though boundless,

    encompassed within the centre of his being, and moving not form love

    thought to love thought, nor from love deeds to other love deeds?

    And is not time even as love is, undivided and paceless?

    But if in you thought you must measure time into seasons, let each

    season encircle all the other seasons,

    And let today embrace the past with remembrance and the future with

    longing.

    On Good & Evil

    And one of the elders of the city said, “Speak to us of Good and Evil.”

    And he answered:

    Of the good in you I can speak, but not of the evil.

    For what is evil but good tortured by its own hunger and thirst?

    Verily when good is hungry it seeks food even in dark caves, and when

    it thirsts, it drinks even of dead waters.

    You are good when you are one with yourself.

    Yet when you are not one with yourself you are not evil.

    For a divided house is not a den of thieves; it is only a divided house.

    And a ship without rudder may wander aimlessly among perilous isles

    yet sink not to the bottom.

    You are good when you strive to give of yourself.

    Yet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seek gain for yourself.

    For when you strive for gain you are but a root that clings to the earth

    and sucks at her breast.

    Surely the fruit cannot say to the root, “Be like me, ripe and full and ever

    giving of your abundance.”

    For to the fruit giving is a need, as receiving is a need to the root.

    You are good when you are fully awake in your speech,

    Yet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sleep while your tongue staggers without purpose.

    And even stumbling speech may strengthen a weak tongue.

    You are good when you walk to your goal firmly and with bold steps.

    Yet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go thither limping.

    Even those who limp go not backward.

    But you who are strong and swift, see that you do not limp before the lame, deeming it kindness.

    You are good in countless ways, and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are not good,

    You are only loitering and sluggard.

    Pity that the stags cannot teach swiftness to the turtles.

    In your longing for your giant self lies your goodness: and that longing is in all of you.

    But in some of you that longing is a torrent rushing with might to the

    sea, carrying the secrets of the hillsides and the songs of the forest.

    And in others it is a flat stream that loses itself in angles and bends and lingers before it reaches the shore.

    But let not him who longs much say to him who longs little, “Wherefore are you slow and halting?”

    For the truly good ask not the naked, “Where is your garment?” nor the houseless, “What has befallen your house?”

    On Prayer

    Then a priestess said, “Speak to us of Prayer.”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pray in your distress and in your need; would that you might pray

    also in the fullness of your joy and in your days of abundance.

    For what is prayer but the expansion of yourself into the living ether?

    And if it is for your comfort to pour your darkness into space, it is also

    for your delight to pour forth the dawning of your heart.

    And if you cannot but weep when your soul summons you to prayer, she

    should spur you again and yet again, though weeping, until you shall come

    laughing.

    When you pray you rise to meet in the air those who are praying at that

    very hour, and whom save in prayer you may not meet.

    Therefore let your visit to that temple invisible be for naught but ecstasy

    and sweet communion.

    For if you should enter the temple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asking you

    shall not receive.

    And if you should enter into it to humble yourself you shall not be lifted:

    Or even if you should enter into it to beg for the good of others you shall

    not be heard.

    It is enough that you enter the temple invisible.

    I cannot teach you how to pray in words.

    God listens not to your words save when He Himself utters them

    through your lips.

    And I cannot teach you the prayer of the seas and the forests and the

    mountains.

    But you who are born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forests and the seas can

    find their prayer in your heart,

    And if you but listen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you shall hear them

    saying in silence,

    “Our God, who art our winged self, it is thy will in us that willeth.

    It is thy desire in us that desireth.

    It is thy urge in us that would turn our nights, which are thine, into days

    which are thine also.

    We cannot ask thee for aught, for thou knowest our needs before they

    are born in us:

    Thou art our need; and in giving us more of thyself thou givest us all.”

    On Pleasure

    Then a hermit, who visited the city once a year, came forth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Pleasure.”

    And he answered, saying:

    Pleasure is a freedom song,

    But it is not freedom.

    It is the blossoming of your desires,

    But it is not their fruit.

    It is a depth calling unto a height,

    But it is not the deep nor the high.

    It is the caged taking wing,

    But it is not space encompassed.

    Ay, in very truth, pleasure is a freedom-song.

    And I fain would have you sing it with fullness of heart; yet I would not have you lose your hearts in the singing.

    Some of your youth seek pleasure as if it were all, and they are judged and rebuked.

    I would not judge nor rebuke them. I would have them seek.

    For they shall find pleasure, but not her alone:

    Seven are her sisters, and the least of them is more beautiful than pleasure.

    Have you not heard of the man who was digging in the earth for roots and found a treasure?

    And some of your elders remember pleasures with regret like wrongs

    committed in drunkenness.

    But regret is the beclouding of the mind and not its chastisement.

    They should remember their pleasures with gratitude, as they would the

    harvest of a summer.

    Yet if it comforts them to regret, let them be comforted.

    And there are among you those who are neither young to seek nor old to

    remember;

    And in their fear of seeking and remembering they shun all pleasures,

    lest they neglect the spirit or offend against it.

    But even in their foregoing is their pleasure.

    And thus they too find a treasure though they dig for roots with

    quivering hands.

    But tell me, who is he that can offend the spirit?

    Shall the nightingale offend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or the firefly the

    stars?

    And shall your flame or your smoke burden the wind?

    Think you the spirit is a still pool which you can trouble with a staff?

    Oftentimes in denying yourself pleasure you do but store the desire in

    the recesses of your being.

    Who knows but that which seems omitted today, waits for tomorrow?

    Even your body knows its heritage and its rightful need and will not be

    deceived.

    And your body is the harp of your soul,

    And it is yours to bring forth sweet music from it or confused sounds.

    And now you ask in your heart, “How shall we distinguish that which is

    good in pleasure from that which is not good?”

    Go to your fields and your gardens, and you shall learn that it is the

    pleasure of the bee to gather honey of the flower,

    But it is also the pleasure of the flower to yield its honey to the bee.

    For to the bee a flower is a fountain of life,

    And to the flower a bee is a messenger of love,

    And to both, bee and flower, the giving and the receiving of pleasure is a

    need and an ecstasy.

    People of Orphalese, be in your pleasures like the flowers and the bees.

    On Beauty

    And a poet said, “Speak to us of Beauty.”

    Where shall you seek beauty, and how shall you find her unless she

    herself be your way and your guide?

    And how shall you speak of her except she be the weaver of your

    speech?

    The aggrieved and the injured say, “Beauty is kind and gentle.

    Like a young mother half-shy of her own glory she walks among us.”

    And the passionate say, “Nay, beauty is a thing of might and dread.

    Like the tempest she shakes the earth beneath us and the sky above us.”

    The tired and the weary say, “beauty is of soft whisperings. She speaks

    in our spirit.

    Her voice yields to our silences like a faint light that quivers in fear of

    the shadow.”

    But the restless say, “We have heard her shouting among the mountains,

    And with her cries came the sound of hoofs, and the beating of wings

    and the roaring of lions.”

    At night the watchmen of the city say, “Beauty shall rise with the dawn

    from the east.”

    And at noontide the toilers and the wayfarers say, “we have seen her

    leaning over the earth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sunset.”

    In winter say the snow-bound, “She shall come with the spring leaping

    upon the hills.”

    And in the summer heat the reapers say, “We have seen her dancing with

    the autumn leaves, and we saw a drift of snow in her hair.”

    All these things have you said of beauty.

    Yet in truth you spoke not of her but of needs unsatisfied,

    And beauty is not a need but an ecstasy.

    It is not a mouth thirsting nor an empty hand stretched forth,

    But rather a heart enflamed and a soul enchanted.

    It is not the image you would see nor the song you would hear,

    But rather an image you see though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a song you

    hear though you shut your ears.

    It is not the sap within the furrowed bark, nor a wing attached to a claw,

    But rather a garden for ever in bloom and a flock of angels for ever in

    flight.

    People of Orphalese, beauty is life when life unveils her holy face.

    But you are life and you are the veil.

    Beauty is eternity gazing at itself in a mirror.

    But you are eternity and your are the mirror.

    On Religion

    And an old priest said, “Speak to us of Religion.”

    And he said:

    Have I spoken this day of aught else?

    Is not religion all deeds and all reflection,

    And that which is neither deed nor reflection, but a wonder and a

    surprise ever springing in the soul, even while the hands hew the stone or

    tend the loom?

    Who can separate his faith from his actions, or his belief from his

    occupations?

    Who can spread his hours before him, saying, “This for God and this for

    myself; This for my soul, and this other for my body?”

    All your hours are wings that beat through space from self to self.

    He who wears his morality but as his best garment were better naked.

    The wind and the sun will tear no holes in his skin.

    And he who defines his conduct by ethics imprisons his song-bird in a

    cage.

    The freest song comes not through bars and wires.

    And he to whom worshipping is a window, to open but also to shut, has

    not yet visited the house of his soul whose windows are from dawn to dawn.

    Your daily life is your temple and your religion.

    Whenever you enter into it take with you your all.

    Take the plough and the forge and the mallet and the lute,

    The things you have fashioned in necessity or for delight.

    For in revery you cannot rise above your achievements nor fall lower

    than your failures.

    And take with you all men:

    For in adoration you cannot fly higher than their hopes nor humble

    yourself lower than their despair.

    And if you would know God be not therefore a solver of riddles.

    Rather look about you and you shall see Him playing with your children.

    And look into space; you shall see Him walking in the cloud,

    outstretching His arms in the lightning and descending in rain.

    You shall see Him smiling in flowers, then rising and waving His hands

    in trees.

    On Death

    Then Almitra spoke, saying, “We would ask now of Death.”

    And he said:

    You would know the secret of death.

    But how shall you find it unless you seek it in the heart of life?

    The owl whose night-bound eyes are blind unto the day cannot unveil

    the mystery of light.

    If you would indeed behold the spirit of death, open your heart wide

    unto the body of life.

    For life and death are one, even as the river and the sea are one.

    In the depth of your hopes and desires lies your silent knowledge of the

    beyond;

    And like seeds dreaming beneath the snow your heart dreams of spring.

    Trust the dreams, for in them is hidden the gate to eternity.

    Your fear of death is but the trembling of the shepherd when he stands

    before the king whose hand is to be laid upon him in honour.

    Is the shepherd not joyful beneath his trembling, that he shall wear the

    mark of the king?

    Yet is he not more mindful of his trembling?

    For what is it to die but to stand naked in the wind and to melt into the

    sun?

    And what is to cease breathing, but to free the breath from its restless

    tides, that it may rise and expand and seek God unencumbered?

    Only when you drink from the river of silence shall you indeed sing.

    And when you have reached the mountain top, then you shall begin to

    climb.

    And when the earth shall claim your limbs, then shall you truly dance.

    The Farewell

    And now it was evening.

    And Almitra the seeress said, “Blessed be this day and this place and your spirit that has spoken.”

    And he answered, Was it I who spoke? Was I not also a listener?

    Then he descended the steps of the Temple and all the people followed him. And he reached his ship and stood upon the deck.

    And facing the people again, he raised his voice and said:

    People of Orphalese, the wind bids me leave you.

    Less hasty am I than the wind, yet I must go.

    We wanderers, ever seeking the lonelier way, begin no day where we have ended another day; and no sunrise finds us where sunset left us.

    Even while the earth sleeps we travel.

    We are the seeds of the tenacious plant, and it is in our ripeness and our fullness of heart that we are given to the wind and are scattered.

    Brief were my days among you, and briefer still the words I have spoken.

    But should my voice fade in your ears, and my love vanish in your memory, then I will come again,

    And with a richer heart and lips more yielding to the spirit will I speak.

    Yea, I shall return with the tide,

    And though death may hide me, and the greater silence enfold me, yet again will I seek your understanding.

    And not in vain will I seek.

    If aught I have said is truth, that truth shall reveal itself in a clearer voice, and in words more kin to your thoughts.

    I go with the wind, people of Orphalese, but not down into emptiness;

    And if this day is not a fulfillment of your needs and my love, then let it be a promise till another day.

    Know therefore, that from the greater silence I shall return.

    The mist that drifts away at dawn, leaving but dew in the fields, shall

    rise and gather into a cloud and then fall down in rain.

    And not unlike the mist have I been.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I have walked in your streets, and my spirit

    has entered your houses,

    And your heart-beats were in my heart, and your breath was upon my

    face, and I knew you all.

    Ay, I knew your joy and your pain, and in your sleep your dreams were my dreams.

    And oftentimes I was among you a lake among the mountains.

    I mirrored the summits in you and the bending slopes, and even the

    passing flocks of your thoughts and your desires.

    And to my silence came the laughter of your children in streams, and the

    longing of your youths in rivers.

    And when they reached my depth the streams and the rivers ceased not yet to sing.

    But sweeter still than laughter and greater than longing came to me.

    It was boundless in you;

    The vast man in whom you are all but cells and sinews;

    He in whose chant all your singing is but a soundless throbbing.

    It is in the vast man that you are vast,

    And in beholding him that I beheld you and loved you.

    For what distances can love reach that are not in that vast sphere?

    What visions, what expectations and what presumptions can outsoar that flight?

    Like a giant oak tree covered with apple blossoms is the vast man in you.

    His mind binds you to the earth, his fragrance lifts you into space, and in

    his durability you are deathless.

    You have been told that, even like a chain, you are as weak as your weakest link.

    This is but half the truth. You are also as strong as your strongest link.

    To measure you by your smallest deed is to reckon the power of ocean by the frailty of its foam.

    To judge you by your failures is to cast blame upon the seasons for their inconsistency.

    Ay, you are like an ocean,

    And though heavy-grounded ships await the tide upon your shores, yet, even like an ocean, you cannot hasten your tides.

    And like the seasons you are also,

    And though in your winter you deny your spring,

    Yet spring, reposing within you, smiles in her drowsiness and is not offended.

    Think not I say these things in order that you may say the one to the other, “He praised us well. He saw but the good in us.”

    I only speak to you in words of that which you yourselves know in thought.

    And what is word knowledge but a shadow of wordless knowledge?

    Your thoughts and my words are waves from a sealed memory that keeps records of our yesterdays,

    And of the ancient days when the earth knew not us nor herself,

    And of nights when earth was upwrought with confusion,

    Wise men have come to you to give you of their wisdom. I came to take of your wisdom:

    And behold I have found that which is greater than wisdom.

    It is a flame spirit in you ever gathering more of itself,

    While you, heedless of its expansion, bewail the withering of your days.

    It is life in quest of life in bodies that fear the grave.

    There are no graves here.

    These mountains and plains are a cradle and a stepping-stone.

    Whenever you pass by the field where you have laid your ancestors look well thereupon, and you shall see yourselves and your children dancing hand in hand.

    Verily you often make merry without knowing.

    Others have come to you to whom for golden promises made unto your faith you have given but riches and power and glory.

    Less than a promise have I given, and yet more generous have you been to me.

    You have given me deeper thirsting after life.

    Surely there is no greater gift to a man than that which turns all his aims into parching lips and all life into a fountain.

    And in this lies my honour and my reward, –

    That whenever I come to the fountain to drink I find the living water itself thirsty;

    And it drinks me while I drink it.

    Some of you have deemed me proud and over-shy to receive gifts.

    To proud indeed am I to receive wages, but not gifts.

    And though I have eaten berries among the hill when you would have had me sit at your board,

    And slept in the portico of the temple where you would gladly have

    sheltered me,

    Yet was it not your loving mindfulness of my days and my nights that

    made food sweet to my mouth and girdled my sleep with visions?

    For this I bless you most:

    You give much and know not that you give at all.

    Verily the kindness that gazes upon itself in a mirror turns to stone,

    And a good deed that calls itself by tender names becomes the parent to a curse.

    And some of you have called me aloof, and drunk with my own aloneness,

    And you have said, “He holds council with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but not with men.

    He sits alone on hill-tops and looks down upon our city.”

    True it is that I have climbed the hills and walked in remote places.

    How could I have seen you save from a great height or a great distance?

    How can one be indeed near unless he be far?

    And others among you called unto me, not in words, and they said,

    Stranger, stranger, lover of unreachable heights, why dwell you among the summits where eagles build their nests?

    Why seek you the unattainable?

    What storms would you trap in your net,

    And what vaporous birds do you hunt in the sky?

    Come and be one of us.

    Descend and appease your hunger with our bread and quench your thirst with our wine.”

    In the solitude of their souls they said these things;

    But were their solitude deeper they would have known that I sought but the secret of your joy and your pain,

    And I hunted only your larger selves that walk the sky.

    But the hunter was also the hunted:

    For many of my arrows left my bow only to seek my own breast.

    And the flier was also the creeper;

    For when my wings were spread in the sun their shadow upon the earth was a turtle.

    And I the believer was also the doubter;

    For often have I put my finger in my own wound that I might have the greater belief in you and the greater knowledge of you.

    And it is with this belief and this knowledge that I say,

    You are not enclosed within your bodies, nor confined to houses or fields.

    That which is you dwells above the mountain and roves with the wind.

    It is not a thing that crawls into the sun for warmth or digs holes into darkness for safety,

    But a thing free, a spirit that envelops the earth and moves in the ether.

    If this be vague words, then seek not to clear them.

    Vague and nebulous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but not their end,

    And I fain would have you remember me as a beginning.

    Life, and all that lives, is conceived in the mist and not in the crystal.

    And who knows but a crystal is mist in decay?

    This would I have you remember in remembering me:

    That which seems most feeble and bewildered in you is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etermined.

    Is it not your breath that has erected and hardened the structure of your bones?

    And is it not a dream which none of you remember having dreamt that building your city and fashioned all there is in it?

    Could you but see the tides of that breath you would cease to see all else,

    And if you could hear the whispering of the dream you would hear no other sound.

    But you do not see, nor do you hear, and it is well.

    The veil that clouds your eyes shall be lifted by the hands that wove it,

    And the clay that fills your ears shall be pierced by those fingers that kneaded it.

    And you shall see

    And you shall hear.

    Yet you shall not deplore having known blindness, nor regret having been deaf.

    For in that day you shall know the hidden purposes in all things,

    And you shall bless darkness as you would bless light.

    After saying these things he looked about him, and he saw the pilot of his ship standing by the helm and gazing now at the full sails and now at the distance.

    And he said:

    Patient, over-patient, is the captain of my ship.

    The wind blows, and restless are the sails;

    Even the rudder begs direction;

    Yet quietly my captain awaits my silence.

    And these my mariners, who have heard the choir of the greater sea, they too have heard me patiently.

    Now they shall wait no longer.

    I am ready.

    The stream has reached the sea, and once more the great mother holds her son against her breast.

    Fare you well, people of Orphalese.

    This day has ended.

    It is closing upon us even as the water-lily upon its own tomorrow.

    What was given us here we shall keep,

    And if it suffices not, then again must we come together and together stretch our hands unto the giver.

    Forget not that I shall come back to you.

    A little while, and my longing shall gather dust and foam for another body.

    A little while, a moment of rest upon the wind, and another woman shall bear me.

    Farewell to you and the youth I have spent with you.

    It was but yesterday we met in a dream.

    You have sung to me in my aloneness, and I of your longings have built a tower in the sky.

    But now our sleep has fled and our dream is over, and it is no longer dawn.

    The noontide is upon us and our half waking has turned to fuller day, and we must part.

    If in the twilight of memory we should meet once more, we shall speak again together and you shall sing to me a deeper song.

    And if our hands should meet in another dream, we shall build another tower in the sky.

    So saying he made a signal to the seamen, and straightaway they weighed anchor and cast the ship loose from its moorings, and they moved eastward.

    And a cry came from the people as from a single heart, and it rose the dusk and was carried out over the sea like a great trumpeting.

    Only Almitra was silent, gazing after the ship until it had vanished into the mist.

    And when all the people were dispersed she still stood alone upon the sea-wall, remembering in her heart his saying,

    A little while, a moment of rest upon the wind, and another woman shall bear me.”

  • Rabindranath Tagore《Gitanjalii(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不少人以为”吉檀迦利”是奉献之意,其实是献诗之意;作者的另外一部诗集<<奈维德雅>>才具奉献之意)。泰戈尔向神敬献的歌是“生命之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

    翻译:冰心

    1.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1.  Thou hast made me endless, such is thy pleasure. This frail vessel thou emptiest again and again, and fillest it ever with fresh life.

    This little flute of a reed thou hast carried over hills and dales, and hast breathed through it melodies eternally new.

    At the immortal touch of thy hands my little heart loses its limits in joy and gives birth to utterance ineffable.

    Thy infinite gifts come to me only on these very small hands of mine. Ages pass, and still thou pourest, and still there is room to 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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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2. When thou commandest me to sing it seems that my heart would break with pride; and I look to thy face, and tears come to my eyes.

    All that is harsh and dissonant in my life melts into one sweet harmony—and my adoration spreads wings like a glad bird on its flight across the sea.

    I know thou takest pleasure in my singing. I know that only as a singer I come before thy presence.

    I touch by the edge of the far-spreading wing of my song thy feet which I could never aspire to reach.

    Drunk with the joy of singing I forget myself and call thee friend who art my lord.

    ——————————————————————————-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

    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3.I know not how thou singest, my master! I ever listen in silent amazement.

    The light of thy music illumines the world. The life breath of thy music runs from sky to sky. The holy stream of thy music breaks through all stony obstacles and rushes on.

    My heart longs to join in thy song, but vainly struggles for a voice. I would speak, but speech breaks not into song, and I cry out baffled. Ah, thou hast made my heart captive in the endless meshes of thy music, my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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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4.  Life of my life, I shall ever try to keep my body pure, knowing that thy living touch is upon all my limbs.

    I shall ever try to keep all untruths out from my thoughts, knowing that thou art that truth which has kindled the light of reason in my mind.

    I shall ever try to drive all evils away from my heart and keep my love in flower, knowing that thou hast thy seat in the inmost shrine of my heart.

    And it shall be my endeavour to reveal thee in my actions, knowing it is thy power gives me strength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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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5.  I ask for a moment’s indulgence to sit by thy side. The works that I have in hand I will finish afterwards.

    Away from the sight of thy face my heart knows no rest nor respite, and my work becomes an endless toil in a shoreless sea of toil.

    Today the summer has come at my window with its sighs and murmurs; and the bees are plying their minstrelsy at the court of the flowering grove.

    Now it is time to sit quite, face to face with thee, and to sing dedication of live in this silent and overflowing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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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配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我怕在我

    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罢。

    6.  Pluck this little flower and take it, delay not! I fear lest it droop and drop into the dust.

    I may not find a place in thy garland, but honour it with a touch of pain from thy hand and pluck it. I fear lest the day end before I am aware, and the time of offering go by.

    Though its colour be not deep and its smell be faint, use this flower in thy service and pluck it while there 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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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的歌曲把她的妆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妆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

    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掩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

    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7.  My song has put off her adornments. She has no pride of dress and decoration. Ornaments would mar our union; they would come between thee and me; their jingling would drown thy whispers.

    My poet’s vanity dies in shame before thy sight. O master poet, I have sat down at thy feet. Only let me make my life simple and straight, like a flute of reed for thee to fill with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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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了。

    8.  The child who is decked with prince’s robes and who has jewelled chains round his neck loses all pleasure in his play; his dress hampers him at every step.

    In fear that it may be frayed, or stained with dust he keeps himself from the world, and is afraid even to move.

    Mother, it is no gain, thy bondage of finery, if it keeps one shut off from the healthful dust of the earth, if it rob one of the right of entrance to the great fair of common hum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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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罢,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

    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予的东西。

    9.  O Fool, try to carry thyself upon thy own shoulders! O beggar, to come beg at thy own door!

    Leave all thy burdens on his hands who can bear all, and never look behind in regret.

    Thy desire at once puts out the light from the lamp it touches with its breath. It is unholy—take not thy gifts through its unclean hands. Accept only what is offered by sacre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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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0.Here is thy footstool and there rest thy feet where live the poorest, and lowliest, and lost.

    When I try to bow to thee, my obeisance cannot reach down to the depth where thy feet rest among the poorest, and lowliest, and lost.

    Pride can never approach to where thou walkest in the clothes of the humble among the poorest, and lowliest, and lost.

    My heart can never find its way to where thou keepest company with the companionless among the poorest, the lowliest, and the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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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罢!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

    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罢!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系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罢,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罢。

    11.Leave this chanting and singing and telling of beads! Whom dost thou worship in this lonely dark corner of a temple with doors all shut? Open thine eyes and see thy God is not before thee!

    He is there where the tiller is tilling the hard ground and where the path maker is breaking stones. He is with them in sun and in shower, and his garment is covered with dust. Put of thy holy mantle and even like him come down on the dusty soil!

    Deliverance? Where is this deliverance to be found? Our master himself has joyfully taken upon him the bonds of creation; he is bound with us all for ever.

    Come out of thy meditations and leave aside thy flowers and incense! What harm is there if thy clothes become tattered and stained? Meet him and stand by him in toil and in sweat of thy b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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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2.The time that my journey takes is long and the way of it long.

    I came out on the chariot of the first gleam of light, and pursued my voyage through the wildernesses of worlds leaving my track on many a star and planet.

    It is the most distant course that comes nearest to thyself, and that training is the most intricate which leads to the utter simplicity of a tune.

    The traveller has to knock at every alien door to come to his own, and one has to wander through all the outer worlds to reach the innermost shrine at the end.

    My eyes strayed far and wide before I shut them and said `Here art thou!’

    The question and the cry `Oh, where?’ melt into tears of a thousand streams and deluge the world with the flood of the assuranc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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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13.  The song that I came to sing remains unsung to this day.

    I have spent my days in stringing and in unstringing my instrument.

    The time has not come true, the words have not been rightly set; only there is the agony of wishing in my heart.

    The blossom has not opened; only the wind is sighing by.

    I have not seen his face, nor have I listened to his voice; only I have heard his gentle footsteps from the road before my house.

    The livelong day has passed in spreading his seat on the floor; but the lamp has not been lit and I cannot ask him into my house.

    I live in the hope of meeting with him; but this meeting is no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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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

    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

    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得你完全的接纳。

    14.  My desires are many and my cry is pitiful, but ever didst thou save me by hard refusals; and this strong mercy has been wrought into my life through and through.

    Day by day thou art making me worthy of the simple, great gifts that thou gavest to me unasked—this sky and the light, this body and the life and the mind—saving me from perils of overmuch desire.

    There are times when I languidly linger and times when I awaken and hurry in search of my goal; but cruelly thou hidest thyself from before me.

    Day by day thou art making me worthy of thy full acceptance by refusing me ever and anon, saving me from perils of weak, uncertain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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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罢,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罢,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5.  I am here to sing thee songs. In this hall of thine I have a corner seat.

    In thy world I have no work to do; my useless life can only break out in tunes without a purpose.

    When the hour strikes for thy silent worship at the dark temple of midnight, command me, my master, to stand before thee to sing.

    When in the morning air the golden harp is tuned, honour me, commanding my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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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敬礼吗?

    16.  I have had my invitation to this world’s festival, and thus my life has been blessed. My eyes have seen and my ears have heard.

    It was my part at this feast to play upon my instrument, and I have done all I could.

    Now, I ask, has the time come at last when I may go in and see thy face and offer thee my silent sal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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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迟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疚。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7.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That is why it is so late and why I have been guilty of such omissions.

    They come with their laws and their codes to bind me fast; but I evade them ever, for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People blame me and call me heedless; I doubt not they are right in their blame.

    The market day is over and work is all done for the busy. Those who came to call me in vain have gone back in anger.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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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18.  Clouds heap upon clouds and it darkens. Ah, love, why dost thou let me wait outside at the door all alone?

    In the busy moments of the noontide work I am with the crowd, but on this dark lonely day it is only for thee that I hope.

    If thou showest me not thy face, if thou leavest me wholly aside, I know not how I am to pass these long, rainy hours.

    I keep gazing on the far-away gloom of the sky, and my heart wanders wailing with the restless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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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

    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林丛繁花中盛开怒放。

    19.If thou speakest not I will fill my heart with thy silence and endure it. I will keep still and wait like the night with starry vigil and its head bent low with patience.

    The morning will surely come, the darkness will vanish, and thy voice pour down in golden streams breaking through the sky.

    Then thy words will take wing in songs from every one of my birds’ nests, and thy melodies will break forth in flowers in all my forest g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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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在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的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0.On the day when the lotus bloomed, alas, my mind was straying, and I knew it not. My basket was empty and the flower remained unheeded.

    Only now and again a sadness fell upon me, and I started up from my dream and felt a sweet trace of a strange fragrance in the south wind.

    That vague sweetness made my heart ache with longing and it seemed to me that is was the eager breath of the summer seeking for its completion.

    I knew not then that it was so near, that it was mine, and that this perfect sweetness had blossomed in the depth of my own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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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留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21.I must launch out my boat. The languid hours pass by on the shore—Alas for me!

    The spring has done its flowering and taken leave. And now with the burden of faded futile flowers I wait and linger.

    The waves have become clamorous, and upon the bank in the shady lane the yellow leaves flutter and fall.

    What emptiness do you gaze upon! Do you not feel a thrill passing through the air with the notes of the far-away song floating from the other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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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在七月淫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悄,躲过一切的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

    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罢。

    22.In the deep shadows of the rainy July, with secret steps, thou walkest, silent as night, eluding all watchers.

    Today the morning has closed its eyes, heedless of the insistent calls of the loud east wind, and a thick veil has been drawn over the ever-wakeful blue sky.

    The woodlands have hushed their songs, and doors are all shut at every house. Thou art the solitary wayfarer in this deserted street. Oh my only friend, my best beloved, the gates are open in my house—do not pass by like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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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

    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愁惨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3.Art thou abroad on this stormy night on thy journey of love, my friend? The sky groans like one in despair.

    I have no sleep tonight. Ever and again I open my door and look out on the darkness, my friend!

    I can see nothing before me. I wonder where lies thy path!

    By what dim shore of the ink-black river, by what far edge of the frowning forest, through what mazy depth of gloom art thou threading thy course to come to me, my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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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

    上罢,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尽,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

    困窘,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仁慈的夜幕下苏醒。

    24.If the day is done, if birds sing no more, if the wind has flagged tired, then draw the veil of darkness thick upon me, even as thou hast wrapt the earth with the coverlet of sleep and tenderly closed the petals of the drooping lotus at dusk.

    From the traveller, whose sack of provisions is empty before the voyage is ended, whose garment is torn and dustladen, whose strength is exhausted, remove shame and poverty, and renew his life like a flower under the cover of thy kindl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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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帖服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的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盖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觉的清新喜悦中,更新了起来。

    25.In the night of weariness let me give myself up to sleep without struggle, resting my trust upon thee.

    Let me not force my flagging spirit into a poor preparation for thy worship.

    It is thou who drawest the veil of night upon the tired eyes of the day to renew its sight in a fresher gladness of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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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幸的我呵!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呵,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

    见他的面?

    26.He came and sat by my side but I woke not. What a cursed sleep it was, O miserable me!

    He came when the night was still; he had his harp in his hands, and my dreams became resonant with its melodies.

    Alas, why are my nights all thus lost? Ah, why do I ever miss his sight whose breath touches my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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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呵!

    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遮满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懂得它的

    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线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寻找那夜的音乐对

    我呼唤的径路。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

    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罢。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罢。

    27.Light, oh where is the light? Kindle it with the burning fire of desire!

    There is the lamp but never a flicker of a flame—is such thy fate, my heart? Ah, death were better by far for thee!

    Misery knocks at thy door, and her message is that thy lord is wakeful, and he calls thee to the love-tryst through the darkness of night.

    The sky is overcast with clouds and the rain is ceaseless. I know not what this is that stirs in me—I know not its meaning.

    A moment’s flash of lightning drags down a deeper gloom on my sight, and my heart gropes for the path to where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alls me.

    Light, oh where is the light! Kindle it with the burning fire of desire! It thunders and the wind rushes screaming through the void. The night is black as a black stone. Let not the hours pass by in the dark. Kindle the lamp of love with 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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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

    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的债务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

    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了允诺。

    28.Obstinate are the trammels, but my heart aches when I try to break them.

    Freedom is all I want, but to hope for it I feel ashamed.

    I am certain that priceless wealth is in thee, and that thou art my best friend, but I have not the heart to sweep away the tinsel that fills my room

    The shroud that covers me is a shroud of dust and death; I hate it, yet hug it in love.

    My debts are large, my failures great, my shame secret and heavy; yet when I come to ask for my good, I quake in fear lest my prayer be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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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

    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

    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29.He whom I enclose with my name is weeping in this dungeon. I am ever busy building this wall all around; and as this wall goes up into the sky day by day I lose sight of my true being in its dark shadow.

    I take pride in this great wall, and I plaster it with dust and sand lest a least hole should be left in this name; and for all the care I take I lose sight of my true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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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30.I came out alone on my way to my tryst. But who is this that follows me in the silent dark?

    I move aside to avoid his presence but I escape him not.

    He makes the dust rise from the earth with his swagger; he adds his loud voice to every word that I utter.

    He is my own little self, my lord, he knows no shame; but I am ashamed to come to thy door in hi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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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

    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

    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

    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

    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1.`Prisoner, tell me, who was it that bound you?’

    `It was my master,’ said the prisoner. `I thought I could outdo everybody in the world in wealth and power, and I amassed in my own treasure-house the money due to my king. When sleep overcame me I lay upon the bad that was for my lord, and on waking up I found I was a prisoner in my own treasure-house.’

    `Prisoner, tell me, who was it that wrought this unbreakable chain?’

    `It was I,’ said the prisoner, `who forged this chain very carefully. I thought my invincible power would hold the world captive leaving me in a freedom undisturbed. Thus night and day I worked at the chain with huge fires and cruel hard strokes. When at last the work was done and the links were complete and unbreakable, I found that it held me in its g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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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

    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

    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等待着我的

    爱。

    32.By all means they try to hold me secure who love me in this world. But it is otherwise with thy love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irs, and thou keepest me free.

    Lest I forget them they never venture to leave me alone. But day passes by after day and thou art not seen.

    If I call not thee in my prayers, if I keep not thee in my heart, thy love for me still waits for m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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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屋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忙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

    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强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

    33.When it was day they came into my house and said, `We shall only take the smallest room here.’

    They said, `We shall help you in the worship of your God and humbly accept only our own share in his grace’; and then they took their seat in a corner and they sat quiet and meek.

    But in the darkness of night I find they break into my sacred shrine, strong and turbulent, and snatch with unholy greed the offerings from God’s al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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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

    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旨意锁在一起的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

    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34.Let only that little be left of me whereby I may name thee my all.

    Let only that little be left of my will whereby I may feel thee on every side, and come to thee in everything, and offer to thee my love every moment.

    Let only that little be left of me whereby I may never hide thee.

    Let only that little of my fetters be left whereby I am bound with thy will, and thy purpose is carried out in my life—and that is the fetter of th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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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35.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the head is held high;

    Where knowledge is free;

    Where the world has not been broken up into fragments by narrow domestic walls;

    Where words come out from the depth of truth;

    Where tireless striving stretches its arms towards perfection;

    Where the clear stream of reason has not lost its way into the dreary desert sand of dead habit;

    Where the mind is led forward by thee into ever-widening thought and action—

    Into that heaven of freedom, my Father, let my country a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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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6.This is my prayer to thee, my lord—strike, strike at the root of penury in my heart.

    Give me the strength lightly to bear my joys and sorrows.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make my love fruitful in service.

    Give me the strength never to disown the poor or bend my knees before insolent might.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raise my mind high above daily trifles.

    And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surrender my strength to thy will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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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

    间已经到来。

    但是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言语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

    从心上迸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7.I thought that my voyage had come to its end at the last limit of my power,—that the path before me was closed, that provisions were exhausted and the time come to take shelter in a silent obscurity.

    But I find that thy will knows no end in me. And when old words die out on the tongue, new melodies break forth from the heart; and where the old tracks are lost, new country is revealed with its w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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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8.That I want thee, only thee—let my heart repeat without end. All desires that distract me, day and night, are false and empty to the core.

    As the night keeps hidden in its gloom the petition for light, even thus in the depth of my unconsciousness rings the cry—`I want thee, only thee’.

    As the storm still seeks its end in peace when it strikes against peace with all its might, even thus my rebellion strikes against thy love and still its cry is—`I want thee, only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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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烦杂的工作在四周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宁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蹲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破户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呵,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39.When the heart is hard and parched up, come upon me with a shower of mercy.

    When grace is lost from life, come with a burst of song.

    When tumultuous work raises its din on all sides shutting me out from beyond, come to me, my lord of silence, with thy peace and rest.

    When my beggarly heart sits crouched, shut up in a corner, break open the door, my king, and come with the ceremony of a king.

    When desire blinds the mind with delusion and dust, O thou holy one, thou wakeful, come with thy light and thy th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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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上帝。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罢。

    但是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罢,它是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灼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在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0.The rain has held back for days and days, my God, in my arid heart. The horizon is fiercely naked—not the thinnest cover of a soft cloud, not the vaguest hint of a distant cool shower.

    Send thy angry storm, dark with death, if it is thy wish, and with lashes of lightning startle the sky from end to end.

    But call back, my lord, call back this pervading silent heat, still and keen and cruel, burning the heart with dire despair.

    Let the cloud of grace bend low from above like the tearful look of the mother on the day of the father’s wr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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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

    推开走过、没有理睬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蒙胧。回家的人们瞟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

    应。

    呵,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

    呵,我在我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候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立你的旁边,

    这褴褛的丐女,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暴风中颤摇。

    但是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闹中走过了。

    你只要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吗?

    我只能哭泣着等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1.Where dost thou stand behind them all, my lover, hiding thyself in the shadows? They push thee and pass thee by on the dusty road, taking thee for naught. I wait here weary hours spreading my offerings for thee, while passers-by come and take my flowers, one by one, and my basket is nearly empty.

    The morning time is past, and the noon. In the shade of evening my eyes are drowsy with sleep. Men going home glance at me and smile and fill me with shame. I sit like a beggar maid, drawing my skirt over my face, and when they ask me, what it is I want, I drop my eyes and answer them not.

    Oh, how, indeed, could I tell them that for thee I wait, and that thou hast promised to come. How could I utter for shame that I keep for my dowry this poverty. Ah, I hug this pride in the secret of my heart.

    I sit on the grass and gaze upon the sky and dream of the sudden splendour of thy coming—all the lights ablaze, golden pennons flying over thy car, and they at the roadside standing agape, when they see thee come down from thy seat to raise me from the dust, and set at thy side this ragged beggar girl a-tremble with shame and pride, like a creeper in a summer breeze.

    But time glides on and still no sound of the wheels of thy chariot. Many a procession passes by with noise and shouts and glamour of glory. Is it only thou who wouldst stand in the shadow silent and behind them all? And only I who would wait and weep and wear out my heart in vain 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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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在清晓的密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般的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罢,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2.Early in the day it was whispered that we should sail in a boat, only thou and I, and never a soul in the world would know of this our pilgrimage to no country and to no end.

    In that shoreless ocean, at thy silently listening smile my songs would swell in melodies, free as waves, free from all bondage of words.

    Is the time not come yet? Are there works still to do? Lo, the evening has come down upon the shore and in the fading light the seabirds come flying to their nests.

    Who knows when the chains will be off, and the boat, like the last glimmer of sunset, vanish into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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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许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的日常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3.The day was when I did not keep myself in readiness for thee; and entering my heart unbidden even as one of the common crowd, unknown to me, my king, thou didst press the signet of eternity upon many a fleeting moment of my life.

    And today when by chance I light upon them and see thy signature, I find they have lain scattered in the dust mixed with the memory of joys and sorrows of my trivial days forgotten.

    Thou didst not turn in contempt from my childish play among dust, and the steps that I heard in my playroom are the same that are echoing from star to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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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了望,是我的快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

    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地,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44.This is my delight, thus to wait and watch at the wayside where shadow chases light and the rain comes in the wake of the summer.

    Messengers, with tidings from unknown skies, greet me and speed along the road. My heart is glad within, and the breath of the passing breeze is sweet.

    From dawn till dusk I sit here before my door, and I know that of a sudden the happy moment will arrive when I shall see.

    In the meanwhile I smile and I sing all alone. In the meanwhile the air is filling with the perfume of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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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许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

    45.Have you not heard his silent steps?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Every moment and every age,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Many a song have I sung in many a mood of mind, but all their notes have always proclaimed,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In the fragrant days of sunny April through the forest path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In the rainy gloom of July nights on the thundering chariot of clouds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In sorrow after sorrow it is his steps that press upon my heart, and it is the golden touch of his feet that makes my joy to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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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你就一直走近来迎接我。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许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6.I know not from what distant time thou art ever coming nearer to meet me. Thy sun and stars can never keep thee hidden from me for aye.

    In many a morning and eve thy footsteps have been heard and thy messenger has come within my heart and called me in secret.

    I know not only why today my life is all astir, and a feeling of tremulous joy is passing through my heart.

    It is as if the time were come to wind up my work, and I feel in the air a faint smell of thy sweet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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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夜已将尽,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的时候,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

    呵,朋友们,给他开着门罢--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扰地睡着。呵,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摩触来消散。呵,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47.The night is nearly spent waiting for him in vain. I fear lest in the morning he suddenly come to my door when I have fallen asleep wearied out. Oh friends, leave the way open to him—forbid him not.

    If the sounds of his steps does not wake me, do not try to rouse me, I pray. I wish not to be called from my sleep by the clamorous choir of birds, by the riot of wind at the festival of morning light. Let me sleep undisturbed even if my lord comes of a sudden to my door.

    Ah, my sleep, precious sleep, which only waits for his touch to vanish. Ah, my closed eyes that would open their lids only to the light of his smile when he stands before me like a dream emerging from darkness of sleep.

    Let him appear before my sight as the first of all lights and all forms. The first thrill of joy to my awakened soul let it come from his glance. And let my return to myself be immediate return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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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中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留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阴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许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笑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快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慢慢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

    我从前是如何地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

    48.The morning sea of silence broke into ripples of bird songs; and the flowers were all merry by the roadside; and the wealth of gold was scattered through the rift of the clouds while we busily went on our way and paid no heed.

    We sang no glad songs nor played; we went not to the village for barter; we spoke not a word nor smiled; we lingered not on the way. We quickened our pave more and more as the time sped by.

    The sun rose to the mid sky and doves cooed in the shade. Withered leaves danced and whirled in the hot air of noon. The shepherd boy drowsed and dreamed in the shadow of the banyan tree, and I laid myself down by the water and stretched my tired limbs on the grass.

    My companions laughed at me in scorn; they held their heads high and hurried on; they never looked back nor rested; they vanished in the distant blue haze. They crossed many meadows and hills, and passed through strange, far-away countries. All honour to you, heroic host of the interminable path! Mockery and reproach pricked me to rise, but found no response in me. I gave myself up for lost in the depth of a glad humiliation—in the shadow of a dim delight.

    The repose of the sun-embroidered green gloom slowly spread over my heart. I forgot for what I had travelled, and I surrendered my mind without struggle to the maze of shadows and songs.

    At last, when I woke from my slumber and opened my eyes, I saw thee standing by me, flooding my sleep with thy smile. How I had feared that the path was long and wearisome, and the struggle to reach thee was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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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广厅里有许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但是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

    下了宝座停留在我的草舍门前。

    49.You came down from your throne and stood at my cottage door.

    I was singing all alone in a corner, and the melody caught your ear. You came down and stood at my cottage door.

    Masters are many in your hall, and songs are sung there at all hours. But the simple carol of this novice struck at your love. One plaintive little strain mingled with the great music of the world, and with a flower for a prize you came down and stopped at my cottag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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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求乞,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与,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替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

    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50.I had gone a-begging from door to door in the village path, when thy golden chariot appeared in the distance like a gorgeous dream and I wondered who was this King of all kings!

    My hopes rose high and methought my evil days were at an end, and I stood waiting for alms to be given unasked and for wealth scattered on all sides in the dust.

    The chariot stopped where I stood. Thy glance fell on me and thou camest down with a smile. I felt that the luck of my life had come at last. Then of a sudden thou didst hold out thy right hand and say `What hast thou to give to me?’

    Ah, what a kingly jest was it to open thy palm to a beggar to beg! I was confused and stood undecided, and then from my wallet I slowly took out the least little grain of corn and gave it to thee.

    But how great my surprise when at the day’s end I emptied my bag on the floor to find a least little gram of gold among the poor heap. I bitterly wept and wished that I had had the heart to give thee m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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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闭户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了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朦胧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扰。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来罢!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但是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

    呵,丢脸,呵,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了:“叫也无用了!用空手来迎接他罢,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罢!”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罢!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罢。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

    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1.The night darkened. Our day’s works had been done. We thought that the last guest had arrived for the night and the doors in the village were all shut. Only some said the king was to come. We laughed and said `No, it cannot be!’

    It seemed there were knocks at the door and we said it was nothing but the wind. We put out the lamps and lay down to sleep. Only some said, `It is the messenger!’ We laughed and said `No, it must be the wind!’

    There came a sound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We sleepily thought it was the distant thunder. The earth shook, the walls rocked, and it troubled us in our sleep. Only some said it was the sound of wheels. We said in a drowsy murmur, `No, it must be the rumbling of clouds!’

    The night was still dark when the drum sounded. The voice came `Wake up! delay not!’ We pressed our hands on our hearts and shuddered with fear. Some said, `Lo, there is the king’s flag!’ We stood up on our feet and cried `There is no time for delay!’

    The king has come—but where are lights, where are wreaths? Where is the throne to seat him? Oh, shame! Oh utter shame! Where is the hall, the decorations? Someone has said, `Vain is this cry! Greet him with empty hands, lead him into thy rooms all bare!’

    Open the doors, let the conch-shells be sounded! in the depth of the night has come the king of our dark, dreary house. The thunder roars in the sky. The darkness shudders with lightning. Bring out thy tattered piece of mat and spread it in the courtyard. With the storm has come of a sudden our king of the fearful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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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破晓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呵,我呵,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表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叽叽喳喳着问:“女人,你得到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但是我要把这光宠铭记在心,

    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隅等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2.I thought I should ask of thee—but I dared not—the rose wreath thou hadst on thy neck. Thus I waited for the morning, when thou didst depart, to find a few fragments on the bed. And like a beggar I searched in the dawn only for a stray petal or two.

    Ah me, what is it I find? What token left of thy love? It is no flower, no spices, no vase of perfumed water. It is thy mighty sword, flashing as a flame, heavy as a bolt of thunder. The young light of morning comes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pread itself upon thy bed. The morning bird twitters and asks, `Woman, what hast thou got?’ No, it is no flower, nor spices, nor vase of perfumed water—it is thy dreadful sword.

    I sit and muse in wonder, what gift is this of thine. I can find no place to hide it. I am ashamed to wear it, frail as I am, and it hurts me when press it to my bosom. Yet shall I bear in my heart this honour of the burden of pain, this gift of thine.

    From now there shall be no fear left for me in this world, and thou shalt be victorious in all my strife. Thou hast left death for my companion and I shall crown him with my life. Thy sword is with me to cut asunder my bonds, and there shall be no fear left for me in the world.

    From now I leave off all petty decorations. Lord of my heart, no more shall there be for me waiting and weeping in corners, no more coyness and sweetness of demeanour. Thou hast given me thy sword for adornment. No more doll’s decorations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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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但是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翅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烬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的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但是你的宝剑,呵,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3.Beautiful is thy wristlet, decked with stars and cunningly wrought in myriad-coloured jewels. But more beautiful to me thy sword with its curve of lightning like the outspread wings of the divine bird of Vishnu, perfectly poised in the angry red light of the sunset.

    It quivers like the one last response of life in ecstasy of pain at the final stroke of death; it shines like the pure flame of being burning up earthly sense with one fierce flash.

    Beautiful is thy wristlet, decked with starry gems; but thy sword, O lord of thunder, is wrought with uttermost beauty, terrible to behold or thin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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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来罢,都快到了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留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呵,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

    树叶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作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我坐着反复地想了又想。

    54.I asked nothing from thee; I uttered not my name to thine ear. When thou took’st thy leave I stood silent. I was alone by the well where the shadow of the tree fell aslant, and the women had gone home with their brown earthen pitchers full to the brim. They called me and shouted, `Come with us, the morning is wearing on to noon.’ But I languidly lingered awhile lost in the midst of vague musings.

    I heard not thy steps as thou camest. Thine eyes were sad when they fell on me; thy voice was tired as thou spokest low—`Ah, I am a thirsty traveller.’ I started up from my day-dreams and poured water from my jar on thy joined palms. The leaves rustled overhead; the cuckoo sang from the unseen dark, and perfume of babla flowers came from the bend of the road.

    I stood speechless with shame when my name thou didst ask. Indeed, what had I done for thee to keep me in remembrance? But the memory that I could give water to thee to allay thy thirst will cling to my heart and enfold it in sweetness. The morning hour is late, the bird sings in weary notes, neem leaves rustle overhead and I sit and think and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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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罢,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罢。醒来,呵,醒来罢!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沙地展布开它干渴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5.Languor is upon your heart and the slumber is still on your eyes.

    Has not the word come to you that the flower is reigning in splendour among thorns? Wake, oh awaken! let not the time pass in vain!

    At the end of the stony path, in the country of virgin solitude, my friend is sitting all alone. Deceive him not. Wake, oh awaken!

    What if the sky pants and trembles with the heat of the midday sun—what if the burning sand spreads its mantle of thirst—

    Is there no joy in the deep of your heart? At every footfall of yours, will not the harp of the road break out in sweet music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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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地俯就我。呵,你这诸天之王,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6.Thus it is that thy joy in me is so full. Thus it is that thou hast come down to me. O thou lord of all heavens, where would be thy love if I were not?

    Thou hast taken me as thy partner of all this wealth. In my heart is the endless play of thy delight. In my life thy will is ever taking shape.

    And for this, thou who art the King of kings hast decked thyself in beauty to captivate my heart. And for this thy love loses itself in the love of thy lover, and there art thou seen in the perfect union of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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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7.Light, my light, the world-filling light, the eye-kissing light, heart-sweetening light!

    Ah, the light dances, my darling, at the centre of my life; the light strikes, my darling, the chords of my love; the sky opens, the wind runs wild, laughter passes over the earth.

    The butterflies spread their sails on the sea of light. Lilies and jasmines surge up on the crest of the waves of light.

    The light is shattered into gold on every cloud, my darling, and it scatters gems in profusion.

    Mirth spreads from leaf to leaf, my darling, and gladness without measure. The heaven’s river has drowned its banks and the flood of joy is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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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

    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撼

    惊醒一切的生命的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

    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58.Let all the strains of joy mingle in my last song—the joy that makes the earth flow over in the riotous excess of the grass, the joy that sets the twin brothers, life and death, dancing over the wide world, the joy that sweeps in with the tempest, shaking and waking all life with laughter, the joy that sits still with its tears on the open red lotus of pain, and the joy that throws everything it has upon the dust, and knows not a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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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风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脸容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59.Yes, I know, this is nothing but thy love, O beloved of my heart—this golden light that dances upon the leaves, these idle clouds sailing across the sky, this passing breeze leaving its coolness upon my forehead.

    The morning light has flooded my eyes—this is thy message to my heart. Thy face is bent from above, thy eyes look down on my eyes, and my heart has touched thy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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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

    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宝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飘浮

    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们奔波航行,孩子们收

    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

    儿的抓篮一样,对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谣歌。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

    微笑。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

    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60.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he infinite sky is motionless overhead and the restless water is boisterous.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the children meet with shouts and dances.

    They build their houses with sand and they play with empty shells. With withered leaves they weave their boats and smilingly float them on the vast deep. Children have their play on the seashore of worlds.

    They know not how to swim, they know not how to cast nets. Pearl fishers dive for pearls, merchants sail in their ships, while children gather pebbles and scatter them again. they seek not for hidden treasures, they know not how to cast nets.

    The sea surges up with laughter and pale gleams the smile of the sea beach. Death-dealing waves sing meaningless ballads to the children, even like a mother while rocking her baby’s cradle. The sea plays with children, and pale gleams the smile of the sea beach.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empest roams in the pathless sky, ships get wrecked in the trackless water, death is abroad and children play.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is the great meeting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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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它住在林

    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

    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

    说一线新月的微笑,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

    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地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

    许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

    了--

    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1.The sleep that flits on baby’s eyes—does anybody know from where it comes? Yes, there is a rumour that it has its dwelling where, in the fairy village among shadows of the forest dimly lit with glow-worms, there hang two timid buds of enchantment. From there it comes to kiss baby’s eyes.

    The smile that flickers on baby’s lips when he sleeps—does anybody know where it was born? Yes, there is a rumour that a young pale beam of a crescent moon touched the edge of a vanishing autumn cloud, and there the smile was first born in the dream of a dew-washed morning—the smile that flickers on baby’s lips when he sleeps.

    The sweet, soft freshness that blooms on baby’s limbs—does anybody know where it was hidden so long? Yes, when the mother was a young girl it lay pervading her heart in tender and silent mystery of love—the sweet, soft freshness that has bloomed on baby’s li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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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幻弄出这许多颜色,

    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

    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懂得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

    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的确了解晨光从天空流下时,是怎样

    的高兴,暑天的凉风吹到我身上的是怎样的愉快--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

    62.When I bring to you coloured toys, my child, I understand why there is such a play of colours on clouds, on water, and why flowers are painted in tints—when I give coloured toys to you, my child.

    When I sing to make you dance I truly now why there is music in leaves, and why waves send their chorus of voices to the heart of the listening earth—when I sing to make you dance.

    When I bring sweet things to your greedy hands I know why there is honey in the cup of the flowers and why fruits are secretly filled with sweet juice—when I bring sweet things to your greedy hands.

    When I kiss your face to make you smile, my darling, I surely understand what pleasure streams from the sky in morning light, and what delight that is that is which the summer breeze brings to my body—when I kiss you to make you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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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

    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

    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

    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练,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呵,请允许我的祈求,

    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3.Thou hast made me known to friends whom I knew not. Thou hast given me seats in homes not my own. Thou hast brought the distant near and made a brother of the stranger.

    I am uneasy at heart when I have to leave my accustomed shelter; I forget that there abides the old in the new, and that there also thou abidest.

    Through birth and death, in this world or in others, wherever thou leadest me it is thou, the same, the one companion of my endless life who ever linkest my heart with bonds of joy to the unfamiliar.

    When one knows thee, then alien there is none, then no door is shut. Oh, grant me my prayer that I may never lose the bliss of the touch of the one in the play of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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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

    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

    “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浮到水上去。”我独立在

    深草中看着她的灯的微弱的火光,无用地在潮水上飘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

    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

    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

    的燃点着。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作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

    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脸。她说:

    “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失在众光之中。

    64.On the slope of the desolate river among tall grasses I asked her, `Maiden, where do you go shading your lamp with your mantle? My house is all dark and lonesome—lend me your light!’ she raised her dark eyes for a moment and looked at my face through the dusk. `I have come to the river,’ she said, `to float my lamp on the stream when the daylight wanes in the west.’ I stood alone among tall grasses and watched the timid flame of her lamp uselessly drifting in the tide.

    In the silence of gathering night I asked her, `Maiden, your lights are all lit—then where do you go with your lamp? My house is all dark and lonesome—lend me your light.’ She raised her dark eyes on my face and stood for a moment doubtful. `I have come,’ she said at last, `to dedicate my lamp to the sky.’ I stood and watched her light uselessly burning in the void.

    In the moonless gloom of midnight I ask her, `Maiden, what is your quest, holding the lamp near your heart? My house is all dark and lonesome—lend me your light.’ She stopped for a minute and thought and gazed at my face in the dark. `I have brought my light,’ she said, `to join the carnival of lamps.’ I stood and watched her little lamp uselessly lost among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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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

    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它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

    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65.What divine drink wouldst thou have, my God, from this overflowing cup of my life?

    My poet, is it thy delight to see thy creation through my eyes and to stand at the portals of my ears silently to listen to thine own eternal harmony?

    Thy world is weaving words in my mind and thy joy is adding music to them. Thou givest thyself to me in love and then feelest thine own entire sweetness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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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中永远不肯揭开面纱的她,

    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

    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着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许多的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她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6.She who ever had remained in the depth of my being, in the twilight of gleams and of glimpses; she who never opened her veils in the morning light, will be my last gift to thee, my God, folded in my final song.

    Words have wooed yet failed to win her; persuasion has stretched to her its eager arms in vain.

    I have roamed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keeping her in the core of my heart, and around her have risen and fallen the growth and decay of my life.

    Over my thoughts and actions, my slumbers and dreams, she reigned yet dwelled alone and apart.

    many a man knocked at my door and asked for her and turned away in despair.

    There was none in the world who ever saw her face to face, and she remained in her loneliness waiting for thy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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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

    着安靖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

    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67.Thou art the sky and thou art the nest as well.

    O thou beautiful, there in the nest is thy love that encloses the soul with colours and sounds and odours.

    There comes the morning with the golden basket in her right hand bearing the wreath of beauty, silently to crown the earth.

    And there comes the evening over the lonely meadows deserted by herds, through trackless paths, carrying cool draughts of peace in her golden pitcher from the western ocean of rest.

    But there, where spreads the infinite sky for the soul to take her flight in, reigns the stainless white radiance. There is no day nor night, nor form nor colour, and never, never a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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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

    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纹,还染上变幻无穷

    的色彩。

    它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呵,你这庄

    严无瑕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它可怜的阴影遮掩你的可畏的白光。

    68.Thy sunbeam comes upon this earth of mine with arms outstretched and stands at my door the livelong day to carry back to thy feet clouds made of my tears and sighs and songs.

    With fond delight thou wrappest about thy starry breast that mantle of misty cloud, turning it into numberless shapes and folds and colouring it with hues everchanging.

    It is so light and so fleeting, tender and tearful and dark, that is why thou lovest it, O thou spotless and serene. And that is why it may cover thy awful white light with its pathetic sha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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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

    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

    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69.The same stream of life that runs through my veins night and day runs through the world and dances in rhythmic measures.

    It is the same life that shoots in joy through the dust of the earth in numberless blades of grass and breaks into tumultuous waves of leaves and flowers.

    It is the same life that is rocked in the ocean-cradle of birth and of death, in ebb and in flow.

    I feel my limbs are made glorious by the touch of this world of life. And my pride is from the life-throb of ages dancing in my blood this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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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

    之中吗?

    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

    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

    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0.Is it beyond thee to be glad with the gladness of this rhythm? to be tossed and lost and broken in the whirl of this fearful joy?

    All things rush on, they stop not, they look not behind, no power can hold them back, they rush on.

    Keeping steps with that restless, rapid music, seasons come dancing and pass away—colours, tunes, and perfumes pour in endless cascades in the abounding joy that scatters and gives up and dies every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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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

    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成形。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

    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书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

    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音,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

    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1.That I should make much of myself and turn it on all sides, thus casting coloured shadows on thy radiance—such is thy maya.

    Thou settest a barrier in thine own being and then callest thy severed self in myriad notes. This thy self-separation has taken body in me.

    The poignant song is echoed through all the sky in many-coloured tears and smiles, alarms and hopes; waves rise up and sink again, dreams break and form. In me is thy own defeat of self.

    This screen that thou hast raised is painted with innumerable figures with the brush of the night and the day. Behind it thy seat is woven in wondrous mysteries of curves, casting away all barren lines of straightness.

    The great pageant of thee and me has overspread the sky. With the tune of thee and me all the air is vibrant, and all ages pass with the hiding and seeking of thee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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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摩触使我清醒。

    就是他把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快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

    在他的摩触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2.He it is, the innermost one, who awakens my being with his deep hidden touches.

    He it is who puts his enchantment upon these eyes and joyfully plays on the chords of my heart in varied cadence of pleasure and pain.

    He it is who weaves the web of this maya in evanescent hues of gold and silver, blue and green, and lets peep out through the folds his feet, at whose touch I forget myself.

    Days come and ages pass, and it is ever he who moves my heart in many a name, in many a guise, in many a rapture of joy and of s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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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在断念屏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73.Deliverance is not for me in renunciation. I feel the embrace of freedom in a thousand bonds of delight.

    Thou ever pourest for me the fresh draught of thy wine of various colours and fragrance, filling this earthen vessel to the brim.

    My world will light its hundred different lamps with thy flame and place them before the altar of thy temple.

    No, I will never shut the doors of my senses. The delights of sight and hearing and touch will bear thy delight.

    Yes, all my illusions will burn into illumination of joy, and all my desires ripen into fruits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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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

    晚空凭看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

    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

    人正弹着琵琶。

    74.The day is no more, the shadow is upon the earth. It is time that I go to the stream to fill my pitcher.

    The evening air is eager with the sad music of the water. Ah, it calls me out into the dusk. In the lonely lane there is no passer-by, the wind is up, the ripples are rampant in the river.

    I know not if I shall come back home. I know not whom I shall chance to meet. There at the fording in the little boat the unknown man plays upon his 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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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它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

    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

    洗你的双脚。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供献不会使世界困穷。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

    75.Thy gifts to us mortals fulfil all our needs and yet run back to thee undiminished.

    The river has its everyday work to do and hastens through fields and hamlets; yet its incessant stream winds towards the washing of thy feet.

    The flower sweetens the air with its perfume; yet its last service is to offer itself to thee.

    Thy worship does not impoverish the world.

    From the words of the poet men take what meanings please them; yet their last meaning points to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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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

    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

    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呵,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悄立在你的面前吗?

    76.Day after day, O lord of my life,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With folded hands, O lord of all world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Under thy great sky in solitude and silence, with humble heart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In this laborious world of thine, tumultuous with toil and with struggle, among hurrying crowd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And when my work shall be done in this world, O King of kings, alone and speechles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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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

    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做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弟兄的弟兄,但是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

    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快乐和苦痛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7.I know thee as my God and stand apart—I do not know thee as my own and come closer. I know thee as my father and bow before thy feet—I do not grasp thy hand as my friend’s.

    I stand not where thou comest down and ownest thyself as mine, there to clasp thee to my heart and take thee as my comrade.

    Thou art the Brother amongst my brothers, but I heed them not, I divide not my earnings with them, thus sharing my all with thee.

    In pleasure and in pain I stand not by the side of men, and thus stand by thee. I shrink to give up my life, and thus do not plunge into the great water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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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当鸿蒙初辟,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呵,完美的画

    图,完全的快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他们惊惶地叫着--“对了,那

    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快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无缺的完美正笼盖

    着一切!”

    78.When the creation was new and all the stars shone in their first splendour, the gods held their assembly in the sky and sang `Oh, the picture of perfection! the joy unalloyed!’

    But one cried of a sudden—`It seems that somewhere there is a break in the chain of light and one of the stars has been lost.’

    The golden string of their harp snapped, their song stopped, and they cried in dismay—`Yes, that lost star was the best, she was the glory of all heavens!’

    From that day the search is unceasing for her, and the cry goes 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that in her the world has lost its one joy!

    Only in the deepest silence of night the stars smile and whisper among themselves—`Vain is this seeking! unbroken perfection is ov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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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假如我今生无份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

    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79.If it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 then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missed thy sight—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As my days pass in the crowded market of this world and my hands grow full with the daily profits,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gained nothing—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When I sit by the roadside, tired and panting, when I spread my bed low in the dust, let me ever feel that the long journey is still before me—let me not forget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When my rooms have been decked out and the flutes sound and the laughter there is loud,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not invited thee to my house—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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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远没有蒸化了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愿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我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了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溶化消失。

    80.I am like a remnant of a cloud of autumn uselessly roaming in the sky, O my sun ever-glorious! Thy touch has not yet melted my vapour, making me one with thy light, and thus I count months and years separated from thee.

    If this be thy wish and if this be thy play, then take this fleeting emptiness of mine, paint it with colours, gild it with gold, float it on the wanton wind and spread it in varied wonders.

    And again when it shall be thy wish to end this play at night, I shall melt and vanish away in the dark, or it may be in a smile of the white morning, in a coolness of purity 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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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在许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但是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

    握了我生命里寸寸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

    我困乏了,在闲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

    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1.On many an idle day have I grieved over lost time. But it is never lost, my lord. Thou hast taken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in thine own hands.

    Hidden in the heart of things thou art nourishing seeds into sprouts, buds into blossoms, and ripening flowers into fruitfulness.

    I was tired and sleeping on my idle bed and imagined all work had ceased. In the morning I woke up and found my garden full with wonders of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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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你手里的光阴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

    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性急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

    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充裕。

    82.Time is endless in thy hands, my lord. There is none to count thy minutes.

    Days and nights pass and ages bloom and fade like flowers. Thou knowest how to wait.

    Thy centuries follow each other perfecting a small wild flower.

    We have no time to lose, and having no time we must scramble for a chances. We are too poor to be late.

    And thus it is that time goes by while I give it to every querulous man who claims it, and thine altar is empty of all offerings to the las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sten in fear lest thy gate to be shut; but I find that yet there 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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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圣母呵,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明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但是我的珠链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的予取。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

    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慈来酬谢我。

    83.Mother, I shall weave a chain of pearls for thy neck with my tears of sorrow.

    The stars have wrought their anklets of light to deck thy feet, but mine will hang upon thy breast.

    Wealth and fame come from thee and it is for thee to give or to withhold them. But this my sorrow is absolutely mine own, and when I bring it to thee as my offering thou rewardest me with thy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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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境。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

    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4.It is the pang of separation that spread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gives birth to shapes innumerable in the infinite sky.

    It is this sorrow of separation that gazes in silence all nights from star to star and becomes lyric among rustling leaves in rainy darkness of July.

    It is this overspreading pain that deepens into loves and desires, into sufferings and joy in human homes; and this it is that ever melts and flows in songs through my poet’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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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胄和干戈藏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走出的那一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飞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面了。

    85.When the warriors came out first from their master’s hall, where had they hid their power? Where were their armour and their arms?

    They looked poor and helpless, and the arrows were showered upon them on the day they came out from their master’s hall.

    When the warriors marched back again to their master’s hall where did they hide their power?

    They had dropped the sword and dropped the bow and the arrow; peace was on their foreheads, and they had left the fruits of their life behind them on the day they marched back again to their master’s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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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临到我家,来传达你的召令。

    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惧--但是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

    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萧条的家里,只剩下孤

    独的我,作为最后献你的祭品。

    86.Death, thy servant, is at my door. He has crossed the unknown sea and brought thy call to my home.

    The night is dark and my heart is fearful—yet I will take up the lamp, open my gates and bow to him my welcome. It is thy messenger who stands at my door.

    I will worship him placing at his feet the treasure of my heart.

    He will go back with his errand done, leaving a dark shadow on my morning; and in my desolate home only my forlorn self will remain as my last offering to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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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门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

    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罢,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罢。让我在宇宙的完整

    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罢。

    87.In desperate hope I go and search for her in all the corners of my room; I find her not.

    My house is small and what once has gone from it can never be regained.

    But infinite is thy mansion, my lord, and seeking her I have to come to thy door.

    I stand under the golden canopy of thine evening sky and I lift my eager eyes to thy face.

    I have come to the brink of eternity from which nothing can vanish—no hope, no happiness, no vision of a face seen through tears.

    Oh, dip my emptied life into that ocean, plunge it into the deepest fullness. Let me for once feel that lost sweet touch in the allness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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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线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

    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失--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

    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的礼拜者,那些漂泊的惯旅,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

    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许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呵。许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8.Deity of the ruined temple! The broken strings of Vina sing no more your praise. The bells in the evening proclaim not your time of worship. The air is still and silent about you.

    In your desolate dwelling comes the vagrant spring breeze. It brings the tidings of flowers—the flowers that for your worship are offered no more.

    Your worshipper of old wanders ever longing for favour still refused. In the eventide, when fires and shadows mingle with the gloom of dust, he wearily comes back to the ruined temple with hunger in his heart.

    Many a festival day comes to you in silence, deity of the ruined temple. Many a night of worship goes away with lamp unlit.

    Many new images are built by masters of cunning art and carried to the holy stream of oblivion when their time is come.

    Only the deity of the ruined temple remains unworshipped in deathless neg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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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

    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地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

    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他们慵懒的嗡哼。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里,但如今是我暇日游侣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

    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突出的奇景。

    89.No more noisy, loud words from me—such is my master’s will. Henceforth I deal in whispers. The speech of my heart will be carried on in murmurings of a song.

    Men hasten to the King’s market. All the buyers and sellers are there. But I have my untimely leav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n the thick of work.

    Let then the flowers come out in my garden, though it is not their time; and let the midday bees strike up their lazy hum.

    Full many an hour have I spent in the strife of the good and the evil, but now it is the pleasure of my playmate of the empty days to draw my heart on to him; and I know not why is this sudden call to what useless in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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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当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

    我决不让它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

    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90.On the day when death will knock at thy door what wilt thou offer to him?

    Oh, I will set before my guest the full vessel of my life—I will never let him go with empty hands.

    All the sweet vintage of all my autumn days and summer nights, all the earnings and gleanings of my busy life will I place before him at the close of my days when death will knock at my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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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罢!

    我天天地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

    你的眼泪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91.O thou the last fulfilment of life, Death, my death, come and whisper to me!

    Day after day I have kept watch for thee; for thee have I borne the joys and pangs of life.

    All that I am, that I have, that I hope and all my love have ever flowed towards thee in depth of secrecy. One final glance from thine eyes and my life will be ever thine own.

    The flowers have been woven and the garland is ready for the bridegroom. After the wedding the bride shall leave her home and meet her lord alone in the solitude of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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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这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生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罢。只让我真正地据有了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92.I know that the day will come when my sight of this earth shall be lost, and life will take its leave in silence, drawing the last curtain over my eyes.

    Yet stars will watch at night, and morning rise as before, and hours heave like sea waves casting up pleasures and pains.

    When I think of this end of my moments, the barrier of the moments breaks and I see by the light of death thy world with its careless treasures. Rare is its lowliest seat, rare is its meanest of lives.

    Things that I longed for in vain and things that I got—let them pass. Let me but truly possess the things that I ever spurned and over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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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我已经请了假。弟兄们,祝我一路平安罢!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你们最后的几句

    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

    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93.I have got my leave. Bid me farewell, my brothers! I bow to you all and take my departure.

    Here I give back the keys of my door—and I give up all claims to my house. I only ask for last kind words from you.

    We were neighbours for long, but I received more than I could give. Now the day has dawned and the lamp that lit my dark corner is out. A summons has come and I am ready for m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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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罢,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

    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

    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4.At this time of my parting, wish me good luck, my friends! The sky is flushed with the dawn and my path lies beautiful.

    Ask not what I have with me to take there. I start on my journey with empty hands and expectant heart.

    I shall put on my wedding garland. Mine is not the red-brown dress of the traveller, and though there are dangers on the way I have no fear in mind.

    The evening star will come out when my voyage is done and the plaintive notes of the twilight melodies be struck up from the King’s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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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刻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

    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

    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5.I was not aware of the moment when I first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this life.

    What was the power that made me open out into this vast mystery like a bud in the forest at midnight!

    When in the morning I looked upon the light I felt in a moment that I was no stranger in this world, that the inscrutable without name and form had taken me in its arms in the form of my own mother.

    Even so, in death the same unknown will appear as ever known to me. And because I love this life, I know I shall love death as well.

    The child cries out when from the right breast the mother takes it away, in the very next moment to find in the left one its con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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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做我的别话

    罢。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

    了--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96.When I go from hence 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that what I have seen is unsurpassable.

    I have tasted of the hidden honey of this lotus that expands on the ocean of light, and thus am I blessed—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In this playhouse of infinite forms I have had my play and here have I caught sight of him that is formless.

    My whole body and my limbs have thrilled with his touch who is beyond touch; and if the end comes here, let it come—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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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当我是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谁。我不懂得羞怯和惧怕,我的生

    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去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

    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低下眼来看着你

    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7.When my play was with thee I never questioned who thou wert. I knew nor shyness nor fear, my life was boisterous.

    In the early morning thou wouldst call me from my sleep like my own comrade and lead me running from glade to glade.

    On those days I never cared to know the meaning of songs thou sangest to me. Only my voice took up the tunes, and my heart danced in their cadence.

    Now, when the playtime is over, what is this sudden sight that is come upon me? The world with eyes bent upon thy feet stands in awe with all its silent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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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准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着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

    一枝空苇呜咽出哀音,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准知道莲花的百瓣不会永远团合,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的空无所有,

    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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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I will deck thee with trophies, garlands of my defeat. It is never in my power to escape unconquered.

    I surely know my pride will go to the wall, my life will burst its bonds in exceeding pain, and my empty heart will sob out in music like a hollow reed, and the stone will melt in tears.

    I surely know the hundred petals of a lotus will not remain closed for ever and the secret recess of its honey will be bared.

    From the blue sky an eye shall gaze upon me and summon me in silence. Nothing will be left for me, nothing whatever, and utter death shall I receive at thy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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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立刻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罢,我的心呵,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

    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

    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

    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悄悄地走来坐下罢。

    99.When I give up the helm I know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e to take it. What there is to do will be instantly done. Vain is this struggle.

    Then take away your hands and silently put up with your defeat, my heart, and think it your good fortune to sit perfectly still where you are placed.

    These my lamps are blown out at every little puff of wind, and trying to light them I forget all else again and again.

    But I shall be wise this time and wait in the dark, spreading my mat on the floor; and whenever it is thy pleasure, my lord, come silently and take thy sea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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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

    我要调拨我的琴弦,和永恒的乐音合拍,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

    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0.I dive down into the depth of the ocean of forms, hoping to gain the perfect pearl of the formless.

    No more sailing from harbour to harbour with this my weather-beaten boat. The days are long passed when my sport was to be tossed on waves.

    And now I am eager to die into the deathless.

    Into the audience hall by the fathomless abyss where swells up the music of toneless strings I shall take this harp of my life.

    I shall tune it to the notes of forever, and when it has sobbed out its last utterance, lay down my silent harp at the feet of the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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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

    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示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

    上的许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带领我走向苦痛和快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的黄昏,它们

    要把我带到了哪一座宫殿的门首呢?

    101.Ever in my life have I sought thee with my songs. It was they who led me from door to door, and with them have I felt about me, searching and touching my world.

    It was my songs that taught me all the lessons I ever learnt; they showed me secret paths, they brought before my sight many a star on the horizon of my heart.

    They guided me all the day long to the mysteries of the country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at last, to what palace gate have the brought me in the evening at the end of m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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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走来问:“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问我:“把所有的意思都告诉我们罢。”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哂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2.I boasted among men that I had known you. They see your pictures in all works of mine. They come and ask me, `Who is he?’ I know not how to answer them. I say, `Indeed, I cannot tell.’ They blame me and they go away in scorn. And you sit there smiling.

    I put my tales of you into lasting songs. The secret gushes out from my heart. They come and ask me, `Tell me all your meanings.’ I know not how to answer them. I say, `Ah, who knows what they mean!’ They smile and go away in utter scorn. And you sit there sm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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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103.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my God, let all my senses spread out and touch this world at thy feet.

    Like a rain-cloud of July hung low with its burden of unshed showers let all my mind bend down at thy door 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Let all my songs gather together their diverse strains into a single current and flow to a sea of silence 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Like a flock of homesick cranes flying night and day back to their mountain nests let all my life take its voyage to its eternal home 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 加缪《鼠疫》

    第01节

    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丹尼尔-笛福[1660-1731,作家,著有《鲁滨孙飘流记》等]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当丑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它的外表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怎么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过分干燥的房屋,使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人们如果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过日子。但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沦,下得满城都是泥浆。直到冬天来临,才出现晴朗的天气。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于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阴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就比没有强。而奥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体贴,要有扶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为了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哪里都感到孤寂,更何况是垂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劈啪发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当死神来临时将会带来何等难受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也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予以夸张。值得提出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过惯了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习惯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人带人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相信,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报道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人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然而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详细些才行

    第02节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巨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做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屋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呜。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c”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读。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据人家告诉他,这人是新闻记者,早上已经来过。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色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来生活宽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要找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全面地对这种情况进行谴责吗?”

    “全面?说实话,不能。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坦率而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简直同圣茹斯特①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①圣茹斯特(176-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喜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送他到门口说:
    “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寻常的报道可写。

    “哦广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时,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同一个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厚实,肥头大耳,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住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注视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奇怪的事情。

    里厄说:“不错,可是这件事到头来会令人厌恶的。”

    “不全是这种看法,医生,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看是这样。我们不过是从未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但是我对这事感兴趣,不错,实在感兴趣。”

    塔鲁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重新观察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

    “总之,医生,这主要是看门人的事情。”

    医生正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背靠着门口附近的墙上,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显露出一副倦容。

    里厄告诉看门人,又发现了死老鼠,老米歇尔说:“对,我知道,现在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不过在别的房子里情况也是这样。”

    他神情沮丧,显得心事重重,漫不经心地用手擦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怎样。当然,看门人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他说只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根据他的看法,这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些老鼠使他感到不安。要是不再看到老鼠,一切都会大大好转。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天是四月十八日,医生从车站接他母亲回来时发觉米歇尔的面颊下陷得更厉害了。从地窖到楼顶,楼梯上有十来只死老鼠。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医生的母亲知道了这事却不吃惊。她说:

    “这类事情是有的。”

    她身材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显得很和善。

    她说:“贝尔纳,见到你我很高兴,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医生同意他母亲的话;真的,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总好像很容易解决似的。

    但是,里厄仍然打了一个电话给市镇灭鼠所。他认识那里的所长,问他是否听到有大量老鼠死在露天这件事。梅西埃所长说他听说了,并且,在他那离开码头不远的所里就有人发现五十来只。不过,他不能肯定这情况是否严重。里厄也决定不了,但是他认为灭鼠所应该管一管。

    梅西埃说:“对,有命令下来就行。如果你认为真值得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要求上级下命令。”

    “值得一做,”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佣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致上就在这一时期,城里的人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从工厂和仓库中清除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临死抽搐时间过长的老鼠弄死。而且,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有人群聚居的地方,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中,或者一连串地浮在下水道里有待清除。晚报自那天起抓住了这桩事情,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灭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后,由该所派两辆车子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毁。

    然而此后几天中,情况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隐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处成群地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几个转,最后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里,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须毛还直竖着。在市区可以在楼梯口或院子里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也有孤零零地死在市政大厅里,学校的风雨操场上,有时还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使城里的人惊愕不止的是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也能发现它们。武器广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遭到污染。尽管人们一清早就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是它们在白天又越来越多地在市内出现。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脚下会踏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它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愕心情吧!直到那时为止它还是安安静静的,几天之内就大乱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突然沸腾,造起反来。

    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这个数字使人对市内每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它更加剧了人们的慌乱。在这以前,人们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觉这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了。只有那个患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仍旧搓着手重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露出一副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有人谴责当局,还有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哪里去的打算。但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称这个怪现象已突然停止,灭鼠所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时,全城才松了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土,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大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c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第03节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思考。

    在详细叙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一时期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他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表面看来,他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生活相当舒适。城里的居民虽然渐渐地跟他熟悉起来,但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明白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碰得到他。从早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到他在欢畅地游泳。这位脸上常带笑容的好好先生好像对一切正当娱乐都很来劲,却不人迷。事实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同本城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经常地往来。

    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至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

    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出现一个矮老头,他长着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穿着军人式的服装,显得笔挺而庄重。他用并不亲切但柔和的“咪咪”声,呼唤那些猫儿。猫儿张一张睡眼,还是一动不动。那人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下去的白纸蝶儿吸引住这些畜生,它们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还在飘落的纸屑。矮老头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会笑起来。

    最后,塔鲁好像还是被这座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吸引住了,那里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这个特点(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获得塔鲁的赞赏,甚至在他某一段颂扬的文字里用上这样的感叹作为结束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客的这一时期的笔记里,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是出于他本人的真情。不过要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那是困难的。另外一段笔记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记述一个旅馆出纳员由于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目后,塔鲁比平时较为潦草地加上了这些话:“问题:要不浪费时间,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过上几整天;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做报告;在选定一条路程最远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上去旅行,当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没买到票等等。”但是紧跟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想之后,笔记里又开始详细记叙起城里的电车来,说它的模样像条舢板,它的颜色模糊不清,它的车厢永远肮脏,末了用一句不知所云的“真了不起”来作结束。

    现在且看塔鲁在老鼠一事上所作的记载:

    “今天,对面的矮老头失了常态。猫儿都不见了。由于街上发现大量死老鼠,猫儿也就失踪了。依我看来,这并非是猫儿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就是厌恶死老鼠的。可能它们钻到地窖里去乱跑,而矮老头就不知所措了。他的头发也梳得不那么整齐,人也不那么精神了。看上去他有心事。过一会他进去了。但在进屋前他还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中途停驶,因为里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丢掉了死老鼠,电车就重新开走了。

    “旅馆里,值夜的——这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对我说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当老鼠离开轮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就轮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里还从未有人证实过这种先兆。然而他却断定不疑。我就问他,依他看来,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在他看来,灾难是不可能预见的。反正如果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使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求得内心宁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饭厅里,有一家人很有趣。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衣服,硬领子。在他秃顶的左右两边,有两撮灰白的头发。他有一双圆而冷酷的小眼睛,削尖的鼻子,横阔的嘴,活像一头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厅门口,然后侧身让他的妻子走进来——他的妻子小得像只黑鼠,后面又跟着进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然后自己人座,最后轮到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称呼妻子和孩子都用‘您’字,但对妻子讲的常是彬彬有礼的刻毒话,对孩子用的则是权威的口吻:

    “‘尼科尔,您真是讨厌极了!’

    “小姑娘几乎要哭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今天早晨,男孩对老鼠事件很起劲,想在吃饭时讲一讲。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我不许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到狗食盘中去了。猫头鹰就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其实这也是多余的。

    “即使有着老先生的这番训诫,城里还是大谈其老鼠事件,报纸也介人了。本市新闻栏里通常登载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栏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们是否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引起的恶果?’旅馆经理讲来讲去的也是这件事,其原因是他正在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了安慰他,对他说:‘但这是大家都碰到的嘛!’

    “‘正是因为这样,’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样了。’

    “是他对我讲起这种奇怪的高烧症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这种病已使大家开始担忧了。他的收拾房间的女佣中,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加以说明。

    “我对他说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啊,我知道,先生您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高见,反正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就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比较详细地记述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已在担心的高烧症。塔鲁记下了那个矮老头终于在老鼠不再出现后重新见到了他的猫儿,以及他耐心地校正自己吐唾沫的位置的情况。接着他又记载了有人已能举出十几起这样的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是不治之症。

    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像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第04节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像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日望着。

    “是警察局吧?”

    “不错,”里厄说,“且别激动。完成两三项手续后,就没您的事了。”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再说他是不喜欢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烦了,说:

    “我也对他们并无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须对他们的问话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尔不吭声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叫住他,井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您说对吗,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然后向他保证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才来到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进来。

    他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已问他能否清楚地说明他这行动的种种动机。他两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当时正是这个动机。警官追问他是否还要再犯。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来烦他。

    警官气愤地说:“我要提醒您,现在是您在找别人的麻烦。”

    里厄当即做了个手势,这对话也就到此为止。

    警官走了出去,叹了口气,说:“您想吧,自从大家议论这个高烧的事儿以来,我们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问医生高烧的事儿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全是天气关系,没有别的原因,”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的确,这是天气关系。就在这一天里,各种东西变得愈来愈粘乎,而里厄每出诊一次,他的担忧也就增加一分。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邻居,双手紧压着腹股沟,边说吃语,边在呕吐。淋巴结比看门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就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物仓库。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写着:“他们答复说没有”。而别处又有人来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而易见,必须打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上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带血的脓水。病人流着血,四肢叉开,腹部腿部出现斑点。有的淋巴结停止出脓,继而重新肿大。大多数情况就是病人在难闻的奇奥中死去。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日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它在温带地区已经绝迹‘多年’了。”

    里厄耸了耸肩膀说:“绝迹?这怎么理解呢?”

    “对,而且不要忘记:约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情况不比过去更严重。不过这简直难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第05节

    “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①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①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②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

    ①今以色列港口。②卢克莱修:即TitusLucretius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

    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

    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第06节

    里厄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们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

    “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像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初看上去,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根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像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人六十二个法郎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他的就业登记表“擅长”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他在二十二年前考上学士学位后,因为经济拈据,只能辍学,接受了这个工作。据说当时人们曾经给予他很快“转人正式录用”的希望。这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里的一些行政上的棘手问题。随后人家又向他保证能获得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宽裕的科员职位。当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欲望,这在他的苦笑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能够依靠正当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样的远景非常使他向往。所以他接受这个差使,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乎对自己理想的忠实不渝。

    经过好多年,他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生活开销却大幅度上涨。格朗的工资虽有几次一般性的增加,可是小得可怜。他在里厄面前也曾吐过怨言,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件事。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特点之一就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给他应享的权利——该享什么权利他也没有把握——至少也应履行过去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初雇用他的领导已死了多年,而他本人却又回忆不起以前的诺言到底是怎样讲的,归根结底,还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最后的特点最能刻划出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这一点里厄也能看得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一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伺机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说,“应得的权利”一词特别难以出口,他对此也并不坚持;也不宜使用“许下的诺言”这个词,因为这就指明要许诺人承担义务,不兔显得太放肆,和自己低微的职务不太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用诸如“照顾”、“请求”、“感激”等词,因为他感到这样用词有失个人尊严。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我们这位同胞才继续把这个庸庸碌碌的差事干下去,直到如今上了年纪。再者,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医生说的,经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他发觉自己的物质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须做到量人为出就行了。市长——我们城里的一位工业巨头——曾经有句名言,格朗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头来,从未见到过有人饿死。总之,格朗的生活虽然艰苦得近似苦行修士的生活,“到头来”倒也使他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作风,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称值得人们学习。他一贯勇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们城里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从他吐露的有关自己的只言片语中就可看出他的善良和富于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热爱他的外甥们和自己的姐姐,这是他仅有的亲人,他每隔两年要回法国去探望一次。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即已去世,一想起他们,他就觉得伤心,这个事实他也并不否认。他直言不讳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传来的他那个区里的柔和动人的钟声。虽然感触是那么单纯,可是一个字眼得费多少力气!表达乏术,实是他最大的忧虑。每次碰到里厄,总是跟他说:“唉!医生,我还得好好学习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衷情。”

    那人晚上,医生目送这位公务员离去,突然想出了格朗要说的话来: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厄边想边走,一直走到化验室,一路上这种想法使他感到放心。他明知这样的印象是愚蠢的,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竞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

    第07节

    第二天,里厄提出被大家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终于使省府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里夏尔表示:“百姓果真担心不安,但流言蜚语也在肆意夸大事实。省长对我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但是不要声张。’他又认为肯定这不过是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带了卡斯特尔同车前往省府。

    卡斯特尔对他说:“您可知道省里没有血清吗?”

    “知道,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储存处,那里的主管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得从巴黎运来哪!”

    “希望不要太慢才好。”

    “我已打电报去了。”里厄答道。

    省长待人很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他说:“开会吧,先生们,要我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里夏尔认为不必要,这些医生对情况都很了解。问题倒在于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老卡斯特尔粗声粗气地说:“问题在于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位医生惊叫了起来。其他的人似乎在犹豫。省长陡地一震,下意识地掉过头来望着门日,仿佛要看看这扇门是否已挡住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不让它传到通道中去。里夏尔表示,依他看来不必惊慌,现在能够确认无误的只不过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而已,而任何一种假定,不论在科学上或生活上,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咀嚼着他那上唇的发黄的短髭,一边抬起头来,目光炯炯,看了里厄一眼,然后善意地环顾了一下其他的人,告诉大家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确是一场鼠疫。不过,如果公开承认这件事的话,那肯定得采取一些无情的措施。他也知道使得他的同事们裹足不前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为了使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不管怎样,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妥当。

    卡斯特尔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方式妥当不妥当,重要的是它能叫人开动脑筋。”

    大家见里厄一言不发,于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种伤寒性的寒热,但是伴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手术,并送化验室去进行过化验。化验室认为已找到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不符合通常对其形态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斟酌一下不马上作出结论,有一批化验已进行了几天,至少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沉默片刻后,里厄说道:“可是当一种细菌能在三天内使脾脏肿大四倍,使肠系膜神经节增大到像桔子般大小,并具有像糊状物那样的质地,这就不容许我们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如果听任疾病按照这个速度蔓延开去而不加制止,那要不了两个月,城内居民就有可能死去一半。因此你们管它叫鼠疫也罢,发育热也罢,关系不大,重要的倒是你们得设法不要让疫病引起城中一半居民的死亡。”

    里夏尔的意见是决不能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何况疾病是否传染尚未证实,因为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

    “但是其他人中间也有死的,”里厄提醒大家说,“当然,疫病的传染性从来也不是绝对的,否则的话,那就会出现死亡数字无限增长,人口会突然迅速减少的现象了。这不是把情况说得太严重的问题,而是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罢了。”

    然而,里夏尔认为要把问题归纳一下,他提醒大家说,如果疫病不自行停止蔓延的话,那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才能制止。但要做到这点,又必须正式承认这是一场鼠疫,而这事至今还不能绝对肯定,因此需要考虑。

    里厄则坚持说:“不用考虑法律规定的这些措施是否严厉,要考虑的倒是为了使城里半数居民免于死亡,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而正好我们的制度规定要有一位省长专门来解决此类问题c”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不确认这是鼠疫的话,它照样会夺去半数居民的生命。”里厄说。

    里夏尔激动地插嘴说: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有关征候群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述过征候群,他不过叙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所看到的,就是腹股沟腺炎、斑点、带谵语的高烧,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他问道:“里夏尔先生是否能担保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这场瘟疫也会停止蔓延呢?”

    里夏尔踌躇不决,注视着里厄说: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的看法,您肯定这是一场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见解大概是,即使这不是鼠疫,也要采取规定在鼠疫发生时适用的防疫措施吧。”

    “如果一定要我有个看法,那么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里夏尔说:

    “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来,就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他的这种说法博得大家热烈的赞同。

    “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

    “词句如何,关系不大,”里厄说,“我们要讲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根据半城人命决不会遭殃这样的假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因为如果这样做,到头来半城的人命就恐怕真的会送掉。”

    里厄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离开了会场。过了一些时候,里厄到了那散发着油煎食物香味和便溺臭味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妇人在惨叫,胯间血淋淋的,她回过头来望着他

    第08节

    第二天,高烧症又有了些发展,甚至见了报,不过,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又过了一天,里厄在城内最不显眼的角落里看到省府匆忙地叫人张贴的小小白色布告。从这种布告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看来是为了迎合有人不想惊动舆论的愿望。省府决定的开场白宣称在奥兰地区发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是否会传染还不能确定。这些病例的特征尚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是会保持镇静的。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大家都能理解这点——省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纯为防止任何瘟疫的威胁,市民应予理解和照办。省长完全相信能得到币民的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开列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在下水道中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等。布告要求居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清洁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此外,规定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具有特殊设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有几条补充条例规定病人房间和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消毒等事项。布告最后要求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

    里厄医生猛然一转身离开布告处,往诊所走去。正在等着他的约瑟夫-格朗一见到他便又举起了双手。

    里厄说:“是,我知道,数字上升了。”

    前一天晚上,市内有十来个病人死去。医生对格朗说他可能在晚上和他见面,因为他要去访问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这样对他会有好处的,因为我发觉他变了。”

    “怎么了?”

    “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以前他不这样吗?”

    格朗犹豫起来。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没有礼貌,这样讲法可能不正确。这是个不开朗、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姿态有些像头野猪。呆在自己屋子里,在一个小饭馆里进餐,外出时行踪诡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情况。他的公开身份是推销各种酒的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两三个人来看他,大概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也到他家对面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位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似乎比较爱看强盗片。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代理商都表现得性情孤僻而多疑。

    根据格朗的看法,这一切都大有改变,他说:

    “不知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不知对不对,他在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想同大家厮混在一起。他现在常常同我说话,常邀我一起出去,我不好意思老是拒绝他。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关心,总之,我救过他的命。”

    自从自杀事件发生以来,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科塔尔。不论在路上或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他从未用过那么和气的口吻同食品杂货店老板聊天,也从未有过那么大的兴趣去听一个女烟商讲话。

    格朗说:“这个女烟商是一条十足的毒蛇。我曾告诉过科塔尔,但是他却说我错了,应当看到人家也有好的方面。”

    也有这么两三回,科塔尔请格朗到城中高级饭店和咖啡馆去,他已开始涉足那些场所。

    “那儿挺不错的,”他说,“而且在那里,周围的人都不坏。”

    格朗注意到那些地方的服务人员都对这位代理商招待得特别周到,当他发现科塔尔在给小费方面显得特别大方时,他懂得了其中道理。科塔尔对于人家回报他的殷勤显得十分领情。有一天,餐厅服务员领班送他到门口并且帮助他穿上大衣时,他曾对格朗说:

    “这是一个好伙计,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他有时会脾气突变。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稍稍怠慢了他一点,他回家时异乎寻常地火冒三丈,反复谩骂:

    “这个混蛋,他跟别人一样都得了小费!”

    “别人是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还在女烟商那里见到一幕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妇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妇人说: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可是她的话不得不突然中断,因为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连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店门。格朗和女烟商看着他跑掉,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描述科塔尔其他方面的性情变化。科塔尔的思想过去一向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只买奥兰正统派思想的报纸,而且就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阅读,人们简直会说他是有点故意做给人看的。还有一次,在他病愈起床后没几天,当格朗要上邮局去的时候,科塔尔请他代劳给他一位关系疏远的姐姐汇去一百法郎的月规钱。但是当格朗要走的时候,他又关照说:

    “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可以叫她喜出望外。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而事实上我是十分惦记她的。”

    他同格朗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他对格朗每晚从事的一点工作感到好奇,问过格朗,想要知道底细,格朗不得不告诉他。

    “好啊,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比写书更复杂些!”

    “啊!”科塔尔惊叹了一声,又说,“我真想能像您一样。”

    格朗露出惊异的神情,于是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上一个艺术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因为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许多地方人家都会让他三分。”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我看他也不过是和别人一样,已被老鼠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罢了。再不然就是,他可能也害怕得高烧症。”

    格朗答道:“我却不信,医生,假使您愿意知道我的看法……”

    外面灭鼠的车子在窗下经过,排气声大得吓人。里厄沉默不语,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问那位公务员的看法。格朗则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

    “这是个心有内疚的人。”

    医生耸耸肩膀。正像警察分局局长所说的那样,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要做。

    午后,里厄和卡斯特尔作了一次交谈。血清仍未运到。

    里厄问道:“不过这种血清是否管用?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的样子总是有些独特,但终究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不过是您的假定。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是我的假定。不过大家都这样认为。”

    在这一天中间,每当医生想起鼠疫,就会感到脑袋微微发胀,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起来了。他两次走进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他也跟科塔尔一样需要人们的热情。里厄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是这倒能提醒他曾答应过去看这个代理商的事。

    傍晚,医生看到科塔尔坐在饭厅的桌子前。他进去的时候,看到在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经很暗,看来,在夜色朦胧中很难看书。比较可能的是,科塔尔在一分钟前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唠唠叨叨地说他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还会更好些。里厄劝告他说,一个人不能老是孤独地生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没作声。

    “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人档案。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倒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不错,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您不应长期与世隔绝,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恼火了,说他是经常出去走动的,有必要的话,整个区的人都能为他证明。甚至在本区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的朋友。”

    室内光线越来越暗。郊区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灯一亮,外面传来一阵低低的、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也跟了出来。跟城里寻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各区吹来,传来了喃喃低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拥到了街上,渐渐地街上到处都是由于感到自由轻松而欢乐的人们的嘈杂声,这声音随风飘来,夹杂着一股芬芳的气息。黑夜中,瞧不见的轮船发出响亮的鸣笛声,从海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了喧闹声,这是里厄往日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时刻,今天由于他所获知的一切情况的影响,这时刻却似乎使他感到压抑。

    他对科塔尔说:“可以开灯了吧?”

    灯光一亮,这个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瞧着里厄。

    “请告诉我,医生,假使我得了病,您是否将收我进医院到您的科里治疗?”

    “为什么不呢?”

    科塔尔又问是否有过在诊所里或医院里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说有过这种事例,但是这一切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

    科塔尔说:“我呀,我对您是信任的。”

    接着他问医生是否可以让他搭他的车子到市里去。

    在市中心区,街上的行人已较稀少,灯光也寥若晨星,孩子们还在门口玩耍。医生在科塔尔的要求下,把车子停在一伙孩子的面前。他们在玩跳房子游戏,边玩边大声叫嚷。其中一个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平伙、头路笔直、但面孔却很脏的孩子用带着威胁性的炯炯的目光瞅着里厄。医生不去看他。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同医生握手道别。他讲话嗓音嘶哑,发音困难,他一连回头向身后望了两三次,说:

    “大家都在谈论鼠疫,是否真有此事,医生?”

    “人们一直在讲,这并不奇怪。”里厄说。

    “您说得对。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那就末日来临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发动机已开动,里厄的手已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准备开车。他又重新看看一直以严肃而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孩子。孩子忽然向他咧嘴一笑。

    “那么我们希望些什么呢?”里厄问,一边朝着孩子微笑着。

    突然,科塔尔一把抓着车门,用带着呜咽而狂怒的声音呼喊:“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说罢,掉头就跑掉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满城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交谈或直接找病人谈话。里厄自行医以来,从未感到他的职业对他有过这样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们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讲真话,并且带着惊恐。不信任的神色,对他们的病情真相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光景,里厄驱车到最后一个病人——老气喘病患者的门前时,他已累得难以从车座中爬起身来,就停留了一下,望望昏暗的街头和漆黑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坐在床上,气好像顺了一点,正在数着鹰嘴豆,从一只锅中拿出来,放到另一只锅里。看见医生进来,高兴地招呼。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从哪里听说的?”

    “在报纸上看到,无线电广播也这样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讲,”老头十分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会夸张了,嗯?”

    “不要听人家瞎说。”医生说。

    他看过了老头儿的病,就在这间寒酸的饭厅当中坐了一会儿。不错,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一早市郊有十来个患腹股沟腺炎、蜷缩着身子的病人在等他。经施行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仅有两三例可以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他明白医院对穷人说来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过:“我不要他给他们当试验品。”他不会给他们当试验品,只不过一死了事罢了。十分清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别配备”的病房是什么模样,医生也心中有数:这是两座把别的病人仓促地搬走后空出来的楼房,窗门缝隙已经堵塞,楼房四周用防疫警戒线加以隔离。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所设想的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然而,晚上发表的官方公报仍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声称,省府的措施已被接受,群众情绪平静,并且已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病床?”

    “八十张。”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是胆小,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来不及申报。”

    “埋葬尸体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告诉他应该采取完善措施,而不是专讲空话,还应该对瘟疫建立起切实的防止蔓延的壁垒,否则干脆什么也不要做。”

    “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无能为力。我看数字还会上升。”

    三天内,两座楼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里厄在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默然。

    这时候天气像是稳定下来了。最近几次大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蔚蓝的天际进射出一道金黄色的阳光,刚开始出现的热浪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这季节的一切都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在四天中,高烧症有过四次触目惊心的跃进。四天时间,死亡的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宣布改为辅助病房。市民们以前还在用相互开玩笑的办法来继续掩盖内心的忧虑,但现在他们走在街上已显得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打一个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还写了病人情况,加上数字。当天,有四十个人死亡。据省长说,他要亲自负责自第二天起加强原来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执行,患者住房必须封闭并加以消毒,患者亲属须进行安全性检疫,病人死亡后的埋葬事宜由市政当局组织安排,具体办法看情况决定。过了一天,飞机运来了血清。这些血清足够供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应用,但如疫情有所发展那就不够了。里厄接得回电说血清的应急储备已经提尽,现在已开始制备新的。

    这时候,近郊把春意送到了市场。沿着人行道成千上万朵玫瑰花正在卖花人的篮子里萎谢,浓郁的玫瑰花香飘浮全城。表面上一切如常:电车在高峰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他的时间则乘客稀少,车子肮脏不堪;塔鲁依旧观察那个矮老头,后者仍然在吐口沫;格朗每晚照旧回家去于他的神秘的工作;科塔尔还在到处乱转;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还是带领他那几只动物来来往往;患气喘病的老头儿照样在搬弄鹰嘴豆。人们依然有时会遇到新闻记者朗贝尔,他态度安详,但只关心自己;到了晚上,街上依旧人群熙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至于疫情,倒好像缓和下来了,几天中只死了十来个人。但不多久,疫情一下子恶化,死亡人数重又直线上升。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第09节

    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枪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口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人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城去的。他们的家庭也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家庭,作者甚至敢说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结合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次无情而又持续的隔离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彼此分处两地无法生活,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况是一桩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过,奥兰人的感情是简单的)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索绕着母亲面上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人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索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这些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去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城中阔步时,走来走去总是那么几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是前一时期同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齐走过的街道。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特别是,全体市民很快就克制住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一分离的时间推断为六个月,于是他们对这一段时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井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可是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朋友,或见到报上一则消息,或者头脑中闪过某种臆测,再不然便是突然变得有远见起来,这时他们就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疫病会持续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过一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hJ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他们真想把同现在所盼望着的亲人以前在一起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补进过去的回忆中去。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印上在外地亲人的影儿,即使在比较愉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让火车在幻想中通车,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这是一种流放,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放逐在自己家中。虽然作者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群众的流放生涯,却也不能不提一提像记者朗贝尔这样一些人的处境。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关在城里的,他们既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又远离故乡,因而倍增了他们的别离之愁。在所有感到被流放的人中,他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虽说在时间引起的烦恼方面,他们也和大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们更多一层空间引起的烦恼——思乡之情。他们时时碰撞在一堵高墙上,它把他们所在的疫区和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乡隔离了开来。这些人白天整天地在灰尘飞扬的城内徘徊,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家乡的薄暮和清晨,一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迹象都能增加他们的苦恼:长空的燕影,黄昏的露珠,或者僻静街道中的一线阳光异彩。这个能为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闭上双目不去观望,却沉湎于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竭力集中思想于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喜爱的树木,几张妇女的脸盘,沐浴于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专门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情侣情况。这恐怕也是作者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烦恼的困扰,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悔恨情绪。他们目前的处境倒能让他们用一种既激动又客观的眼光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身的缺陷很少会不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他们发觉对于在外地的亲人的事迹和动作姿态已不能准确地想象出来。他们抱怨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外地的情侣的时间安排,他们责怪自己太轻率,没有去了解这一点,反而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一个在恋爱中的人说来,知道对方的时间安排也不见得就是快乐的源泉。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很容易去追溯过去的爱情,并察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平时我们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任何爱情都可变得更完美,尽管我们往往毫不赧颜地甘愿让自己的爱情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但在回忆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人抱怨叫屈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形之一。

    这样,每个人必须接受独自面对着苍天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普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许能磨炼人的性格,但目前却已开始使人变得斤斤计较小事的得失。比如说,我们城里的某些人已成了另一种事物的俘虏,他们受晴天雨天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出生第一遭直接受到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像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仅在几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脆弱和不合情理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因为他们在人前并不是孤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在他们的宇宙中还占有一个位置。但从现在起,他们则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却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恶意,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俘虏们只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他们讲话的人的兴趣。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这些流放者的苦恼多么难忍,不管他们那颗空虚的心感到多么沉重,在发生鼠疫的初期,他们却仍可说是一群幸运儿。因为正当全城开始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期待中的人儿身上。在全城陷于绝境的时候,爱情的自私心理却保全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只因为它有把生离变成死别的危险。因此在疫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这倒也是好事,而且简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概。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攫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一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第10节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谈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人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广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像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第11节

    然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抽象的观念,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事实。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猖撅,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这位神甫就是在米歇尔老头儿初发病时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由于为奥兰地理协会的杂志经常写文章而声誉卓著,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是个权威。他曾在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上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拥有的听众比这方面的专家所拥有的还要众多。他在讲演时热烈捍卫严格的天主教教义,对现代的放浪主义和过去几世纪的愚昧主义同样不妥协,毫无保留地向听众灌输严酷的大道理,由此而享有盛誉。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城内的教会当局决定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鼠疫作斗争:组织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群众性的表示虔诚的宗教活动的结尾是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向为照料疫病患者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一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讲话。这位神甫为此在半个月前已从关于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他在所属修会中具有特殊的声望。这位天性激烈而热情的神甫答应了人们的要求,毅然担当了这一任务。在这次讲道之前,全市很早就已谈开了。这次讲道也可算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参加这一星期活动的群众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滨浴场就一向是同教堂中的弥撒唱对台戏的,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而是一方面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另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他们的灵魂深处虽然尚未真正意识到那些使他们遭受打击的意外事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显然感到事情是有点不同往常了。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把鼠疫看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忘却在发生这场瘟疫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处于期待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同对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既不是无所谓,也不太热情c用“客观”一同来形容是较为恰当的。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就像一个忠实信徒对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反正这没有坏处。”塔鲁也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在类似情况下将敲锣打鼓赶瘟神。但他指出:事实上敲锣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无法知道的c接下来他只是加上了这么两句话: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点不弄清楚,谈论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堂在整整一星期中几乎挤满了善男信女c头几天,不少居民还停留在门廊前栽着棕榈树和石榴树的园子里,倾听着一直传到街头、波涛般起伏的祈求和祷告声。不久,这些旁听者在别人的榜样鼓舞下,也渐渐地进入教堂,他们胆怯的声音混杂在教堂内的祈祷声中。到了星期日,大群的人拥进教堂正殿,连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和台阶的最后几级上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开始,天色阴沉,大雨倾盆,那些站在外面的人撑着雨伞,教堂里飘浮着一股炉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登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本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他面对望弥撒的信徒,开始讲了一句激烈的、一字一顿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从教堂内直到广场上,信徒们立即一阵骚动。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听了这段话市民们方才明白,神甫像猛击了一棍似的,用巧妙的演讲技巧一下子就突出了他整个讲道的主题思想。帕纳卢紧接着他的第一句话,诵读了《圣经》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下去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①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①古埃及君王称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更增加了教堂内肃静的气氛,话音显得分外嘹亮,有几个听道的人,经过片刻的犹豫,从他们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跪凳上。其他人认为也应该效法,渐渐地在一片椅子的嘎嘎声中,全体听道的人都跪了下来。这时帕纳卢重新直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越来越重的语气接着说:“如果说今天鼠疫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人间这座巨大无边的粮仓里,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麦粒从麦秆脱下为止。麦秆总是比麦粒多,受上天召唤的人总是多于得救者,这种不幸井不是天主的意志。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仟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好吧,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市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失去了天主的灵光,我们只落得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中。”

    教堂里有一个人像一匹不耐烦的马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神甫略一停顿,继续说下去,语气比较低沉了:“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受到一场鼠疫的浩劫,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埋葬死者。这次鼠疫在罗马和帕维亚地区尤其猖撅。当时有一位善神显圣,命令一个手拿打猎用长矛的恶神对着房屋挥打,他在一所房屋上打多少下,这所屋子里就得死多少人。”——

    ①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帕纳卢朝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开两条短短的胳臂,好像指着飘摇的雨幕后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有力地说:“弟兄们,现在就是那场致人死命的追猎在我们的街道上进行着。请看,这位像魔王一样神气、凶神一样威武的瘟神,站在你们屋顶的上空,右手举着红色打猎用长矛,左手指着你们的一所房屋。也许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们的门口,那长矛敲在房屋的木板上砰然作响。就在此刻,鼠疫走进你们的家,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着你们回家。它在那里,不慌不忙,全神贯注,不怕你们跑掉,就像世间的因果报应一样万无一失。它只要向你们一伸手,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你们要明白,甚至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也不能使你们免受其难。结果你们在那痛苦的血淋淋的打谷场上受到了敲打,和麦秆一起被扔掉。”

    讲到这里,神甫更进一步详述这场灾难的悲哀景象。他描绘那根巨大的长矛在城市上空挥舞,随心所欲地打击一下,重又鲜血淋漓地举起,然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来日收获真理的种于”。

    帕纳卢神甫讲完了这一长段话,停顿了一下,他的头发技在额前,浑身颤抖着,扶着讲道台的双手使讲道台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用低哑的嗓音带着谴责的语气说:“不错,思考的时候到了。你们以为每星期日来朝拜一次天主就够了,其余日子可以自由自在了。你们想,做些跪拜动作就可以抵消你们罪恶的无所谓态度了。但是天主是需要热情对待的,这种一曝十寒的态度是不足以报答他无边的深情的。他要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是爱的唯一方式。现在他已等得失去耐心,而让灾难降临在你们的头上,像降在有史以来一切有罪的城市头上那样。现在你们领略到什么是罪恶,正像该隐①父子、大洪水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②、法老和约伯③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人们所经过的那样。自从城市把你们和灾难一起团团围困起来那天起,你们像上述所有的人一样对生灵和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你们现在明白了,终于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

    ①《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②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③《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一股潮湿的风刮进教堂正殿,大蜡烛的火焰被吹歪,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帕纳卢在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打喷嚏声中用一种非常高明而巧妙的技巧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以平静的音调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揣测我的讲话究竟是什么用意。我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尽管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却要告诉你们应当感到欣慰。现在已不再是用一些劝告,用一只友爱的手来劝人从善的时候。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而得救的道路就是红色长矛向你们指出的和把你们向那边推过去的那条路。弟兄们,上天的仁慈就在这里显示无遗,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愤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当然,这种要求得救的过激做法并不值得推荐。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操之过急的行为,非常近乎傲慢。我们不应当比天主更性急,一切企图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不可动摇的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走向异端。但是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弟兄们,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希望你们从这里得到的不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境平静的福音。”

    讲到这里,人们听出帕纳卢的话已结束。外面的雨也停了,从露出太阳但尚有雨意的天空,一道淡淡的阳光泻到了广场上。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辘辘的车轮声,城市已苏醒过来,各种喧闹声又传人耳中。听道者们在一片悄悄的骚动声中轻轻地收起他们的用品。这时神甫重又发言,他说,在阐明了鼠疫的天意根源和这一灾难的惩罚性质后,他的话已经讲完。他不想在这么悲惨的问题上不合时宜地用漂亮的词句来修饰他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对大家讲得一清二楚。他只提醒人们说,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恰恰相反,帕纳卢神甫认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今天更体会到天主赐予大家的帮助和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

    第12节

    这次布道对我们这里的人是否有作用,还很难说。预审推事奥东对里厄医生宣称,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是“绝对驳不倒的”。但大家的意见并不都是如此肯定的。然而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在至今还是模糊的概念上稍为清楚了一些,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因犯了不知什么罪恶而被判处一种无法想象的监禁。有些人仍继续他们的平凡生活,设法适应这种禁闭生涯;另一些人则截然不同,一心只想逃出这个灾难的牢狱。

    开始时,人们对同外界隔绝一事还能忍受,就像他们忍受任何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反正只是打乱了他们某些生活习惯而已。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这是一种非法监禁的生活:置身于苍穹之下,开始承受夏日的闷热。这时,他们模糊地感到这种囚禁的生活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时一到傍晚,凉爽的空气使他们精力恢复,这时,他们往往会干出绝望的事来。

    最初,不知是否由于巧合,就是从这个星期日起,城中的恐惧心理的普遍和深刻的程度,足以使人能猜想到这个城里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城市的气氛有点变了。但是说真的,究竟是气氛变了还是心理变了,这倒是个问题。

    布道后没几天,里厄同格朗在一起走向市郊的路上谈论着这一事件。里厄在黑夜中撞到一个在路上摇摇摆摆、不往前走的汉子身上。这时,城中亮得越来越迟的路灯突然大放光明。他们身后的路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个人,他闭着眼睛,无声地笑着,因此而绷得紧紧的苍白脸庞上流着大滴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挽住他的手臂,发觉这位职员神经紧张,浑身打着哆嗦。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他已累得嗓子冒烟了。

    “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像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还好,还好。”格朗说。

    里厄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好,”他说,“我有我的工作。”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一个有利条件。”

    里厄决定不去听那呼啸声,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反正我认为我搞得很顺当。”

    “还要搞很长时间吗?”

    格朗显得很兴奋,酒意已出现在他的话音里。

    “我也不知道。但问题不在这儿,医生,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里厄在黑暗里猜到他正在挥舞着手臂,好像他准备好的什么话突然来到了嘴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

    “您知道,医生,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突如其来的说明使里厄感到意外,他好像看到他这位朋友把手举到头上,接着又把手臂一挥,做出脱帽的动作。上空传来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越来越响了。

    “对,”格明说道,“应该做到十全十美为止。”

    里厄虽然对文学界的习惯知道得不多,但根据他的印象,事情做起来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出版者在办公室里大概是不会戴帽的。但是,事情也很难说,里厄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不由自主地又倾听起鼠疫的神秘呼啸声来。这时他们已走近格朗所住的区里,因那里的地势比较高,一阵微风吹来,身上感到凉快,同时也吹走了城中所有的喧闹声。格朗还在不断地讲,但里厄并没有完全听见这位老好人在说些什么,只明白他所说的那本书页数已写了不少,然而这位作者为了使作品达到完善的地步,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一个字,往往整晚整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的时间花上去……有时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讲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医生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一连串的话音从他那张缺了牙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了出来。

    “医生,您总知道,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随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

    “不错,”里厄说,“我明白。”

    他说罢又往前走。另一个显得不好意思,又追了上来。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今晚我也不知怎么搞的。”

    里厄轻轻地拍拍格朗的肩膀,说愿意帮助他,并说对他所讲的很感兴趣。对方的情绪略略平静了一些,在走到他家门前时,他犹豫了一下后就邀请里厄上他家去坐一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格明请里厄坐在餐室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着稿纸,稿纸上字迹写得很小,还划着一道道涂改的杠子。

    “对,就是这个,”格朗冲着里厄探询的目光回答说。“你要喝些东西吗?我这里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看看稿纸。

    “请别看了,”格朗说,“这是我的初稿,它使我头痛,头痛得要命。”

    他自己也在注视所有这些稿纸。他的手似乎无法抗拒地被其中一张所吸引住,把它拿了起来,隔着没有罩子的灯泡照着。纸在他手中颤动着。里尼注意到职员的额上湿漉漉的。

    “坐下吧,”里厄说,“请念给我听。”

    那职员向里厄看了一眼,微笑着,显出非常领情的样子。

    “好,”他说,“我也确实很想这样做。”

    他一直看着稿纸,略等一会儿,然后坐下。同时,里厄在注意聆听城中传来的模糊的嗡嗡声,好像是在回答鼠疫的呼啸。就在这个时候,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嗓门念道:“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①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念完这一句后,两人都不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①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个品种,因而在修改句于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地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且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第13节

    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丐有时就会到这用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8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饲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第14节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像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日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惺松,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像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像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

    “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像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

    “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

    “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人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c每晚在林xx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热衷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

    “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第15节

    那次同里厄的会面是塔鲁要求的,他的笔记本中有这段记载。那大晚上,里厄在饭厅里等着他,两眼注视着他的母亲,她安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只椅子里。每当家务完毕,她便在这里消磨时间。她现在双手合在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在等待他。但是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给她面部带来的默默然的表情这时好像活跃起来。过一会儿,她重又静默下来。那晚,她眺望着那时已经冷清清的街道,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的地方,一盏光线很弱的路灯略微冲破一些城市的黑暗。

    “在整个鼠疫期间,路灯照明一直要这样减少吗?”里厄老太太问。

    “大概是这样。”

    “但愿这不要拖到冬天,要不然未免太凄凉了。”

    “是呀。”里厄说。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老太太问。

    “噢,跟平时一样。”

    跟平时一样!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血清,看来效力比第一批还差,统计数字又在上升。除了患者家属以外不可能在其他人身上进行预防接种;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大量生产才行。大多数腹股沟肿块似乎已到了硬化季节,始终不见溃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痛苦异常。自前一天起,又发现了两例新类型的瘟疫,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筋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他端详了一下他的母亲,她那栗色美丽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多年的温柔深情。

    “母亲,你怕吗?”

    “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我以后又经常不在这里。”

    “只要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等着你也无所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些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

    “有,一切都好,如果我相信最近的一份电报所讲的话。但是我看她讲这话是为了使我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向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像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里厄请客人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自己站在他的安乐椅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书桌上的一盏室内唯一亮着的电灯。

    “我想,”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您谈话。”

    里厄一言不发表示同意。

    “在十五天或一个月后,您在这里将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将使您无法应付。”

    “说得对。”里厄说。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得不好,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又承认这是事实。

    “据我了解,省府在考虑一种群众服务组织,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必须一律参加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倒很灵通,但是这件事已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省长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求志愿人员?”

    “征求过了,但结果很差。”

    “这是通过官方途径搞的,而且缺乏信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他们从来没有跟上灾情发展的步伐,他们所设想的办法对付感冒还差不多。假使我们听任他们去搞,他们就会完蛋,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完蛋。”

    “可能是这样,”里厄说,“我该告诉您,他们甚至考虑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

    “我认为还是用有自由的人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判死刑的觉得受不了。”

    里厄看了一下塔鲁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当然,”里厄说,“您一定猜到我是乐于接受的。我们需要助手,特别是干这一行。我负责去使省府接受这个主意。再说他们也没有选择余地。但是……”

    里厄思考了一下说:

    “但是这项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点您很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向您讲明白。您好好考虑讨没有中’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他说:

    “您对帕纳卢的布道有什么想法,医生?”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要知道,大主教徒有时就是这么说,但从来也不真的这样想。他们的为人实际上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来得好。”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要他平静下来。他还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里厄耸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未回答我的问题,您想过了没有?”

    塔鲁在安乐椅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并让脑袋显露在灯光下。

    “您相信天主吗,医生?”

    问题仍旧提得自然,但这一次,里厄倒犹豫起来。

    “不相信,但是这说明什么呢?我是处在黑夜里,我试图在黑暗中看得清楚些。好久以来我就已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同帕纳卢分歧的地方么?”

    “我不这么想。帕纳卢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但是,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地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

    里厄站了起来,这时他的脸处于阴暗中。他说:

    “这且不谈吧,既然您不愿回答。”

    塔鲁微微地笑笑,仍坐在椅中不动。

    “我能以问题来回答吗?”

    这次轮到医生微微地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么请吧。”

    “好!”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富有牺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医生仍留在暗影里没动,他说已经回答过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至少在这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啊!”塔鲁说,“这就是您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吗?”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说着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地吹出了一声口哨,医生看看他。

    “不错,”里厄说,“您一定会想这未免太自大了吧。请相信我,我只有这应有的骄傲,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口,推测着远处墨黑的天空之下的大海。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时又在抗拒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法理解的念头:想跟这个古怪而又给他亲切之感的人一诉肺腑之言。

    “我完全不知道,塔鲁,我可以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开始行医时,我干这一行有点迷迷糊糊,因为我需要干它,也因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所企求的行业之一。或许也因为,对像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业。还有,得经常看着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吗?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对着这种情景,我发觉自己无法习惯。那时我还年轻,我甚至对自然规律抱有厌恶的情绪。从此,我变得比较谦逊了,理由不过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此外我一无所知。但毕竟……”

    里厄中断了他的话,重新坐下,他觉得舌敝唇焦。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像低着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

    “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里厄把书房的门打开,在过道上向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看望在郊区的一个病人。塔鲁建议陪你一同前去。医生答应了。在过道的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他。

    “一位朋友。”他说。

    “噢!”里厄老太太说,“我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医生想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灯不亮,楼梯一片漆黑。医生想这是否又是新的节约措施的结果,然而他又无从证实。若干时间以来,房屋里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一切都乱糟糟。这也许是由于看厂]的和我们一般市民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思索,因为身后的塔鲁又说话了:

    “还有一句话,医生,即使您听了感到可笑也罢: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对自己耸了耸肩膀说:

    “老实说,我一无所知。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噢!”另一个平静地说,“我要懂得的东西不多。”

    医生站住脚,塔鲁在他后面的梯级上,脚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了里厄的肩膀站稳了。

    “您认为对生活都懂了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音同刚才一样平静:

    “是的。”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发觉时间已经很晚。恐怕已十一点了c城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一些轻微的悉索声,遥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丁当声。他们跨进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他说:“明天您得上医院来打防疫针。在着手干这个活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您得考虑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种估计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这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全部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这不过是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里厄以一种突然低沉下来的声音说,“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确还要全部从头学起。”

    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大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第16节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土,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明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像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①。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①此处由于格朗推敲字眼,更换用词,因而在他所写的句子中,语法结构发生变化,译成中文,不易理解,故将译文略作改动。下文还有类似情况,不再另注。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像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像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确是可怕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从海外传来。里厄也徒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第17节

    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像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c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确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c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c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井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的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像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像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乘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甲,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c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c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日,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c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儿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

    第18节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第19节

    到了九月和十月,鼠疫已经使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由于疫病势焰不减,几十万居民也只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没完没了地在城里团团转。在天空中,浓雾、热潮和阵雨相继而来。一群群来自南方的鸫鸟和椋鸟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城而过,好像帕纳卢神甫所描述的瘟神在屋顶上空正把那根古怪的长矛挥舞得呼呼作响,吓得它们不敢飞近。十月初,滂沦大雨把街道冲洗得一千二净。在这段时间里,笼罩着一切的就是这种疫病势焰不减的严重局面。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人员已经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劳累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觉察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滋长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的时候。比如,这些人在这以前,对一切有关鼠疫的消息一直都十分关切,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若罔闻。朗贝尔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那个病房是不久前才设在他旅馆里的,他对在他那里隔离观察的人数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那套制度的细则十分熟悉:一旦发现瘟疫迹象,必须立即将病员转移至医院医治。另外,这些用在隔离病人身上的血清所产生的效验数据,他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但是,他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有多少。他确实不知道疫情是愈来愈猖撅还是在逐渐缓和。而且,不管情况如何,他仍然希望不久能逃出城外。

    至于其他人员,由于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地忙于工作,他们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医疗效果,他们作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是漫不经心地姑妄听之,使人感到,他们好像大战时那些因构筑工事累得筋疲力竭的士兵一样,只致力于使他们的日常工作不出差错,而对决战或者停战再也不抱什么指望。

    格朗虽然在继续进行有关鼠疫的必要计算,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他与塔鲁、朗贝尔和里厄不一样,不像他们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很好,但却同时担任几件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自己在夜间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处于一种筋疲力竭的状态。他常用这么两三个决定好的打算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比如:在鼠疫扑灭以后,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以便认认真真地把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使人“脱帽致敬”的工作做完。有时,他也会突然变得情不自禁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自动地向里厄谈到让娜,思念她此时此刻可能在哪里,以及她看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想到他。有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同他谈起自己妻子的事,这使里厄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谈过。他妻子打来的电报总是说她很好,并请他安心,但他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给他妻子住的那个疗养院发一个电报去问问主任医师。结果,对方回电说他妻子病势加重,但院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病情不让它恶化。他一直把这一消息压在心里,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会把这件事告诉格朗的,除非是因为过分疲劳的缘故。原来这位公务员先是对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于是里厄才回答的。“您知道的,”格朗说道,“现在这种毛病会很快治好的。”里厄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并说,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魔,可是现在看来,她准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不说下去了,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格朗提的问题。

    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一些,不过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爱东探面问的习惯,如果按深度来说并没有丢掉的话,那么从广度来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样化了。其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看来他似乎只关心科塔尔。自从旅馆改成隔离病房以来,他已搬到里厄家里去住。他不大爱听格朗或者里厄平时晚上谈论抗疫的情况。他往往没听上几句,就立刻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他有一天跑来通知里厄医生血清已准备就绪,两人决定要在奥东先生的男孩——就是那个刚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孩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医生在把最近的统计数字告诉他那老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在安乐椅上睡得很沉了。平时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露出一股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而这时映人他眼帘的却是一张突然变得毫无生气的脸,只见半开的嘴边挂着一丝唾液,显露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着这张脸,里厄禁不住一阵心酸,喉咙哽塞。

    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感情外露。平时,他大多能控制住自己,显得心肠很硬,不动感情,但偶尔也会感情爆发,有时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藏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他深知这是他能继续干下去的好办法。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幻想了,即使他还保持了一些,但现在也都被疲劳所磨灭了,因为,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援救,而是提供情况。当然,于那种事不能叫做是真正的职业。但是,在这群惶惶不可终日和面临瘟疫浩劫的人们中间,究竟谁还有这闲心思从事真正的职业呢?疲劳还真有点好处。如果里厄头脑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都在散发出来的死人气息一定会使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但是,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对待事物就是公事公办,就是说要按照公正的原则,一种丑恶的嘲弄人的公正原则办事。至于别人,就是那些病人膏盲的人,他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枪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像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唉!这倒是真的,人不能离群索居,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像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c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南斯与欧律狄刻》①。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己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市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①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一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坚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南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南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像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她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

    第20节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于,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人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c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第21节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L,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像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像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好像退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意息已像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蟋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筋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像劈柴的胳膊。在这张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怪诞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塔鲁弯下身去,用他那笨拙的手擦掉小脸上的眼泪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本,看着病孩。他开始说话,但是因为嗓音突然走样,所以他不得不咳上几声才能把那句话讲完。

    “里厄,这孩子早晨的病势没有缓解过,是吗?”

    里厄说是,但是他说这孩子坚持的时间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还要长。帕纳卢看上去好像有点歪倒在墙上,他低声说:

    “如果这孩子还是要死掉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会使他受苦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里厄突然转向神甫,张开口想说什么,但是他没出声,明显地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他又把目光转移到孩子身上。

    病房里充满了日光。在其他五张床上,病人在动,在呻吟,但是都有点拘谨,好像是大家商定了似的。只有一个病人在房间的另一端叫唤着,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叹息,而这种叹息听上去倒像是惊叫而不太像痛苦的哀鸣。看来连病人也不像开始时那样感到害怕了。现在,他们对染上这种疾病抱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只有这孩子在拼命地顽抗挣扎。里厄不时地按小孩的脉搏,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摆脱他目前无能为力、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焦躁不安的表现和自己热血沸腾的感觉已浑然一体。那时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不分彼此,于是就试图尽自己的尚未消耗过的全部力量去扶持这个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分钟就不协调了,孩子没领他的情,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下那只纤细的手腕,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去了。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阳光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了。格朗在离去时说他要回来的,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大家都等待着。孩子一直闭着眼睛,现在好像平静了一点。他的两只手变得像爪子似的,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又举起来,去抓靠近膝盖的床单。突然,孩子蜷起两腿,直到大腿碰到腹部才停止不动。这时,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在他那张土灰色的凹陷下去的脸上,嘴巴张开来了,几乎立即就发出一声拖长的、音调几乎不因呼吸而发生变化的叫喊,整个病房里突然充满了一种单调的、刺耳的抗议声,它简直不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像是所有的病人同时发出来的怪叫声。里厄紧咬牙根,塔鲁转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前,站在卡斯特尔旁边,这时,卡斯特尔合上了那本摊开在膝盖上的书本。帕纳卢看着那小孩因病而污垢满布的小嘴,它在发出那种让人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听到他用一种有点儿压低但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

    但是孩子还是在叫喊,他周围的其他病人也骚动起来了。那个在病房另一头不停地叹息的病人加速了呻吟的节奏,最后他也真正地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一片痛苦的哀鸣声像潮水一样在病房里泛滥,淹没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上眼睛,感到极度疲劳和厌烦。

    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在他身边。

    里厄说:“我必须走开,看到这些人我已再也忍受不住。”

    但是突然之间,别的病人都一声不响了。这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叫声早已变得很弱,它越来越低,终于停止。在孩子周围的病人又开始呻吟起来,但声音很低,犹如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因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卡斯特尔已走到床的另一边,他说,完了。孩子的嘴张开着,但是默默无声,他躺在乱成一团的床单之中,他的身体一下子缩得很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帕纳卢走近病床,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他拿起他的长袍,沿着中间过道走了出去。

    塔鲁问卡斯特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吗?”

    老医生摇了摇头。

    “说不定,”老医生强带笑容说,“他毕竟支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里厄已经离开病房,他走得那样快,神态那样冲动,以至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伸手去拉住他。神甫说:“算了,医生。”

    里厄仍像刚才那样冲动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神甫说:“啊!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在帕纳卢前面,穿过病房的门,走到院子的尽头。他在积满尘土的小树中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了擦已经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呼喊一下,好解开使他心碎肠裂的心头死结。热浪慢慢地在无花果树的枝权中间降临。早晨的蓝天很快地就被一层微白色的云彩遮住,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灰心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慢慢地平定下来,疲劳也逐渐恢复。

    他听到背后有人说:“为什么跟我说话发那么大火?这样的情景,我也是一样受不了的啊!”

    里厄转身向帕纳卢说:

    “是啊,请原谅我。疲劳简直是一种疯狂。在这个城里我有时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纳卢喃喃地说:“我明白。因为这一切超过了我们的承受限度,这就令人恼火。不过,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卢脸上闪过了痛苦的阴影。

    “啊,医生,”他悲伤地说,“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在长凳上坐下。他又感到十分疲倦,对神甫的话,他用较缓和的语气回答说:

    “我知道,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读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是重要的。”

    帕纳卢在里厄身旁坐下来。他显得很激动。他说:

    “对,对。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

    里厄略带笑容。

    “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大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迟疑了一下说:

    “医生……”

    但是他停下不说了。他的前额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他喃喃地说了声“再见”,他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在他要走的时候,正在沉思的里厄也站了起来,向神甫走近了一步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今后我决不再这样发火了。”

    帕纳卢向他伸出手,忧伤地说:

    “不过,我没有把您说服!”

    里厄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这一点您是很明白的。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忍受它们和战胜它们。”

    里厄一边握着帕纳卢的手,目光不朝神甫看,一边说:

    “您瞧,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第22节

    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他把自己置身于抢救人员的行列之中,置身于他认为是自己应该呆着的行列之中,即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他看到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尽管原则上他注射过抗疫血清,是有免疫力的,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毫不担心的。表面上,他一直很镇静。不过,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变了样。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紧张不安的神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现在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的短论。当时在里厄的印象中,帕纳卢实际上是在写一篇题材更为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有讲明罢了。当里厄医生表示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时,帕纳卢告诉里厄,说他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要作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去望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谜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③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人口处的弹簧门灌进来的一股股风正在信徒们中间自由回旋。就在这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教堂里,里厄在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道者中间坐了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讲道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

    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夭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国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逾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碟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①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①。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①也叫涤罪所,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须在涤罪所中暂时受苦,至罪愆涤尽为止。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像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意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像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所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土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一个社会,为了应付灾祸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必然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维持合理的秩序,而问题决不是对此抱不合作的态度。不要听那些伦理学家的话,说什么应该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为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哪怕是涉及到孩子们的死亡,也应该听任它们自然发展,充分相信天主的安排,而不要去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

    讲到这里,帕纳卢神甫追忆了贝尔增斯主教在马赛遭受鼠疫浩劫时的崇高形象。他让人回想起在鼠疫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在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之后,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挽救办法时,他就叫人在他的屋子四周用墙围起来,带了粮食把自己关在屋里;而那些一直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居民,就像人们在极度痛苦时感情会一反常态那样,都对他发起火来,把死尸堆在他的屋子周围,要让他也传染上鼠疫。他们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非要他死去不可。因此,虽然这位主教在最后作出这一懦弱表现的时候,曾以为这样就已与死亡的世界隔绝了,可是死人却还是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确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可供我们避难的岛屿。是的,没有这么一个中间安全地带,没有。应该接受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作出抉择:对天主要么恨,要么爱。那么谁敢作出恨天主的选择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卢神甫最后总结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要具有这种爱,就要具有一种彻底的忘我精神和一种无视个人安危的气魄。而且,也只有有了这种爱才能从精神上抹掉孩子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具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懂得死亡,只能去求得死亡。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汲取的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人们看来是残酷的,而在天主看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大家应该去逐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使自己与这个骇人的形象看齐。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时,一切都会合成一体,不分轩轻,到那时,真理才会从表面的不公平中涌现出来。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教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几世纪来,鼠疫的牺牲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就在死者的坟墓上布道,而他们所宣扬的精神正不断地从这堆包括那些死去的孩子在内的骨灰中焕发出来。”

    当里厄走出教堂的时候,一阵狂风从那扇半开着的门里吹进来,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它给教堂里带进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股人行道返潮的气味,它使人们在还没有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出城市是个什么面貌。走在里厄医生前面的是一位老年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副祭,他们费劲地按住了帽子。尽管风那么大,那位年长的仍在不停地评论着这次布道。他很钦佩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这位神甫所流露出来的如此大胆的思想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力量,而是带有更多的忧虑成分,一位像帕纳卢这样年龄的教士是不应该忧虑的。低着脑袋挡风的年轻的副祭说,他经常跟这位神甫打交道,很了解他的思想演变,并且说帕纳卢的论文可能还要大胆得多,不过,教会大概是不会允许他出版的。

    老年教土问:“那么,他到底有什么见解呢?”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大风围着他们呼啸,使年轻的副祭无法讲话。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是说: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塔鲁听了里厄告诉他的、关于帕纳卢在布道时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对医生说,他认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在战争中发现一个青年人的两只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于是,他丧失了信仰,不信教了。

    塔鲁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

    塔鲁的这一见解是否能清楚地解释帕纳卢在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所作出的那种使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人们以后会对它作出判断的。

    在布道以后,过了几天,帕纳卢果然也忙起搬家的事来。这时候也正是由于疫情严重,在城里刮起一股搬家风的时候。塔鲁不得不离开旅馆,搬到里厄家去住,神甫也不得不放弃原先他所属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一个还没有传染上鼠疫的、经常上教堂的老年女教徒家去。在搬家时,神甫已经感到自己越来越疲乏和焦虑不安。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这位房东太太的尊敬,因为,这位老太太曾向他热烈地赞扬了圣女奥迪尔的预言,而当时神甫大概是由于疲乏的缘故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尽管他后来作了不少努力,想使这位老太太对他至少没有恶感,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在他回到他的那间放满针钩花边织物的卧室之前,他总是看到她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又听到她冷冰冰地,身子也不回一下,向他说声:“晚安,神甫。”一天晚上,在上床的时候,神甫觉得头重脑胀,感到隐伏在他体内已好几天的热度像决了口的激流似地往手腕和太阳穴处冲来。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像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像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的房客和照料照料他。但是这天晚上,她把新煎好的药茶给神甫喝下去之后,想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急忙向神甫的房间奔去。

    神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昨天,他的脸色因极度充血的关系涨得通红,而今天却变成一种青灰色,特别是他的脸部还很饱满,所以看起来更加明显。神甫凝视着悬挂在床上面天花板上的一盏小小的彩色玻璃珠串吊灯。当老太太走进屋子的时候,他朝她转过头来。据女房东说,这时他好像经过昨晚通宵的折磨,已经垮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反抗了。她问神甫身体怎么样。她注意到神甫用一种冷漠得出奇的声音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但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请人把他送到医院,一切按规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吓坏了,慌忙奔去打电话。

    中午,里厄来了。听了女房东的一番叙述之后,他只回答说,帕纳卢要求送医院是对的,但看来是太晚了。神甫用同样的无动于衷的神态接待了医生。里厄检查了神甫的全身,感到很惊讶,因为他除了发现病人的肺部有肿胀现象和病人感到肺部有压抑感之外,没有发现有任何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主要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脉搏很弱,而且总的病势十分严重危急,因此希望很少。

    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像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像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宇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像鼠疫,又不像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像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第23节

    这一年的亡人节①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像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①天主教定十一月二日为亡人节,以追思去世之人。按照法国风俗习惯,实际上提前一天扫墓。扫墓时,置菊花束于亡者墓前。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当隔离营主管人陪送塔鲁和朗贝尔出去的时候,在看台上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夹带着嗡嗡的声音通知说,这些被隔离的人应该回帐篷去,要发晚餐了。这些人慢腾腾地离开了看台,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到帐篷里去。当他们都安顿好之后,有两辆电瓶车;就是人们在火车站里看到的那种车子,装着两只大锅子,开到两个帐篷中间。只见人们伸出胳臂,两只长柄勺子伸人两只大锅里,然后从锅里把食品捞出来分别放在两只饭盒里。电瓶车又开动了,它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又停下来分发晚餐。

    “这倒很科学。”塔鲁对主管人说。

    “对,很科学。”主管人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暮色苍茫,天空万里无云,一股柔和而无暖意的余辉沐浴着隔离营。在傍晚的宁静环境中,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匙儿和碟子的声音。几只蝙蝠在帐篷上空飞来飞去,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从墙外传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的岔口上轧轧作响的声音。

    “可怜的推事,”塔鲁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喃喃地说,“真该替他想想办法。但是怎么去帮助一个推事呢?”

    正文 第24节

    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步,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权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哽塞。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设法了解他们每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冤家对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失去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因此,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

    “因此,这场鼠疫并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根据可靠的资料,我知道(是的,里厄,我对生活了解得很透彻,这一点您是看得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的作用。正直的人,也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这种人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分心。而为了做到永远不分心,就要有意志力,就要处于紧张的状态!是的,里厄,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显得很疲乏。因为今天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再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筋疲力竭,对他们说来,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

    “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现在将由其他人来创造历史。我也知道,我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这些人。我这个人没有资格当一个合理的杀人凶手。这当然不是一个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样,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是说,在这地球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应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祸害一边。这在您看来或许比较简单,但我却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曾经听到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这才使我明白,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他们讲着一种把人搞糊涂的话。于是,为了走上正道,我决定讲话和行动毫不含糊。因此,我说,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自己也变成祸害的话,那么,最低限度,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您看,这不能算是奢望吧!

    “当然,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的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也很难遇到。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获得安宁。”

    最后,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地敲着平台。经过一阵沉默之后,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远处响起了救护车的两下铃声。刚才还是模糊不清的惊呼声现在都汇集到城市的边缘,靠近石头山冈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一种像爆炸那样的声音,然后,四周又是一片寂静。里尼看到灯塔又问了两次光。微风好像已增强了风势,同时,有一股带盐味儿的阵风从海面上吹来。他们现在清楚地听到波涛冲击悬崖时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总之,”塔鲁爽直地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可是您不信上帝。”

    “是啊。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具体问题。”

    突然,从刚才传来叫声的那边出现了一大片微光,一阵分辨不清的嘈杂声,沿着风的方向,传到两个朋友的耳畔。微光立刻就暗了下去,而远处,在那些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一片淡淡的红光。在风势暂停的时候,他们清楚地先听到一片人的叫喊声,接着是一阵射击声,最后是人群的喧哗声。塔鲁站了起来,倾听着,但他们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塔鲁说:“城门口又打起来了。”

    “现在已经结束了。”里厄回答说。

    塔鲁喃喃地说,这决不会结束,而且还会有牺牲者,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可能是这样,”里厄回答说,“不过,您知道,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我的雄心没您的大。”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就看了对方一眼c但是在夜空模糊的光线下,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和严肃的脸。风又重新刮了起来,里厄感到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塔鲁振作一下说:

    “为了友谊,您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

    里厄回答说:“做您想做的事。”

    “去洗个海水澡。即使对未来的圣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高尚的乐趣。”

    里厄微笑起来。

    塔鲁接着说:“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到防波堤上去。总而言之,要是只生活在鼠疫的环境中,那就太愚蠢了。当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对,走吧。”里厄说。

    不一会儿,汽车在港口的栅栏附近停了下来。月亮已经升起,夜空中乳白色的光辉向四处投下了模糊的影子。在他们后面是城里鳞次栉比的房屋,一股热烘烘的混浊气流从那里吹来,驱使这两位朋友走向海边。他们向一个士兵出示了通行证,后者检查了好久才放他们走。他们穿过堆满了木桶,散发出酒香和鱼腥味的场地,朝着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走近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在望。接着,就传来了波涛声。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当他们登堤时,万顷波涛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海面像丝绒那样厚实,又像兽毛那样柔软光滑。他们在面向大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以缓慢的节奏冲上来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像人的呼吸一样平静,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时隐时现。在他们面前,展现着一幅漫无边际的夜景。里厄用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他转向塔鲁,从他朋友的那张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测出塔鲁也有着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这种幸福感不能使塔鲁忘却任何事物,当然也不会忘却世上的杀戮。

    他们脱掉了衣服。里厄先跳下水。开始时,他感到水有点凉,但等他重新浮上水面时,却感到水是温的。蛙泳了一会后,他才懂得,这天晚上,海水之所以是温的,这是因为秋天的大海从地面吸收了在夏天时一连好几个月中贮存起来的热量。他以均匀的动作向前游着,双脚拍打着海面,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道翻滚的泡沫,海水沿着他的胳膊流到他的腿部。他听到很响的扑通一声:塔鲁下水了。里厄翻过身来,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面对悬挂着月亮和布满星星的天空。他深深地呼吸。接着,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打水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塔鲁在后面游近了,不多会儿,连他的呼吸声也能听到了。里厄翻过身来,以同样的速度跟他的朋友齐头并进。塔鲁游得比他快,于是他只得加快速度。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们以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力量向前推进,孤寂地远离了尘嚣,终于摆脱了这座城市和鼠疫。里厄先停下来,接着他们就慢慢地游回去。在回岸途中有一段时间他们遇到了一股冰冷的水流,在大海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下,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他们重新穿好衣服,一言不发地踏上了归途。但这时,他们已成了一对同心同德的朋友,这天夜晚给他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当他们远远地看到疫城的哨兵时,里厄知道现在塔鲁和他都在心里说着同样的话:鼠疫刚刚把他们忘却过一时,这很不错,但现在又该重新开始。

    第25节

    是的,又该重新开始了,鼠疫是不会长期地把仟何人遗忘的。在十二月份,它又在市民们的胸口“燃烧”起来,使焚尸炉烧得通亮,使隔离营内无事可干、空着双手的人影不断增加,它以一种既顽固而又不规则的速度不停地蔓延。市政当局曾寄希望于冬天的来临,希望寒冷能刹住瘟疫的势头,然而鼠疫却毫不停步地越过了初冬的严寒。还得等啊!但是,人们等久了也就不再等了,全城居民过着毫无希望的日子。

    对里厄医生来说,那天晚上他所享受的那种短暂的宁静和友谊的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城里又开设了一个医院,因此里厄只能整天跟病人打交道。他发现,虽然目前肺鼠疫患者与日俱增,但是病人似乎都能跟医生很好地配合。他们不再像鼠疫开始时那样沮丧或癫狂,而是好像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主动要求获得一些对他们最有益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要水喝,大家都想得到别人的热情对待。尽管里厄还是跟平时一样地劳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像以往那样孤独了。

    十二月底左右,里厄收到预审推事奥东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被隔离检疫的时间已超过规定,而管理部门却找不到他进隔离营的日期,因此人们还错误地把他关在里面。奥东夫人不久前已从隔离病房出来,她曾向省里提出抗议,结果她在那里碰了钉子,人们回答她说:决不会出差错。里厄请朗贝尔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几天后,奥东先生就来看他了。事实上,果真出了差错,因此里厄感到有点气愤。可是业已消瘦的奥东先生却举起了一只软弱无力的手,字斟句酌地说,大家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医生只觉得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里厄说:“推事先生,您打算做些什么?一大堆卷宗等着您去处理呢。”

    “啊,不,”推事说,“我想请假。”

    “说的倒是,您该休息休息。”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回隔离营去。”

    里厄惊讶地说:“您不是刚从那儿出来吗?”

    “我刚才没说清楚。有人告诉我说,在这个隔离营里是有志愿管理人员的。”

    推事的圆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他用手把竖起来的一撮头发弄弄平……

    “要明白,我或许在那儿有事可做。另外,说起来也挺傻:在那儿能使我常想起我的小男孩。”

    里厄看着他。在奥东先生的那双严厉而又缺乏表情的眼睛里是不可能突然出现温存的目光的。但是它们已变得较为混浊,失去了原来金属般的光泽。

    “那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愿意去,那这件事就让我来办吧。”

    医生果然把这件事办妥了,直到圣诞节为止,疫城中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塔鲁也一如既往,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各处。朗贝尔告诉医生说,在两个年轻的卫兵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办法跟他情人通信。他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一封信。他建议里厄也利用一下他的渠道,医生同意了。这几个月来,里厄还是第一次写信,他提起笔来感到十分困难。他已经忘了某种语言。信发出了,可是迟迟不见回音。至于科塔尔,他现在正是鸿运高照,生意兴隆,他的小规模的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不过格朗在这节日期间却不太如意。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福音节,倒不如说是地狱节。店铺里空空如也,黯然无光,橱窗里尽是些假巧克力或空盒子,电车中的乘客脸色阴沉,没有一点昔日圣诞节的气氛。往年的圣诞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而今年却只有少数特权者躲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用骇人的代价换来一些脱离大众而又见不得人的享受。教堂里充满着的不是谢恩声,而是哀鸣。在这座阴沉而寒冷的城市里,只有几个孩子在奔跑,因为他们还不懂得瘟疫在威胁着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们提到,过去有圣诞老人,背着礼物而来,他虽与人类的痛苦同样古老,但却像年轻人的希望那样富于生气。现在,在大家的心灵里只留下一个很古老、很黯淡的希望,它使人不至于自暴自弃,走向死亡,而且坚持生活下去。

    圣诞节前夜,格朗没有赴约。里厄很担心,因此第二天一清早就到他家去,但没有找到他。医生就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十一点左右,朗贝尔到医院里来告诉里厄,说他远远看到格朗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脸色十分苍白,后来格朗就不见了。于是,医生和塔鲁就坐车去寻找。

    中午,天气十分寒冷。里厄跳下汽车,从远处瞧着格朗。这位老公务员的脸几乎紧紧地贴在一个橱窗上,橱窗里放满了粗糙的木刻玩具。眼泪从他的脸上像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淌下来。里厄见了,心潮起伏,因为他懂得这些泪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一阵心酸,咽喉憋得难受。里厄同时也回忆起了这个不幸者在订婚时的情景:那时候也是圣诞节,在一家店铺前,让娜偎依在格朗的胸前,仰着身子,抬头对他说她很高兴。如今她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耳边,这是肯定的。里厄知道,此时此刻这位泪流满脸的老人在想什么,而他也跟格朗一样在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这时格朗通过玻璃的反映看到了里厄。他转过身,靠在橱窗上看着医生走过来,眼泪不停地淌着。

    “啊!医生,啊!医生。”他呜咽着说。

    里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频频点头,表示同情。他同格朗一样感到苦恼。这时他心头怒火翻腾,因为不论是谁,在看到大家都遭受到的痛苦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唉,格朗。”他回答说。

    “我想找时间写封信给她,让她知道……让她能毫无内疚地感到快活……

    里厄拉着格朗向前走,他的动作有点粗暴。而格朗则一边几乎毫不抗拒地任他拖着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些不成句的话。

    “这实在拖得太久了。我想听天由命了,有什么办法呢?啊!医生!我看起来就像现在这样平静。可是,我总是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勉强做到保持常态。可现在,实在受不了啦!”

    他停了下来,浑身颤抖,眼睛像疯了似的。里厄抓起他的手,发现手烫得厉害。

    “该回去了。”

    但是格朗挣脱了医生的手,奔了几步路,然后停了下来,张开双臂。开始前后摇摆起来。他就地旋转了一下,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脸部被继续流着的眼泪弄得肮脏不堪。行人们远远看到这种情景,突然停了下来,不敢再向前走了。里厄只得把老人抱了起来。

    格朗躺在床上,呼吸非常困难,肺部受到了感染。里厄考虑了一下:这位老公务员没有家室,何必送他进隔离病房呢?还是让自己跟塔鲁一起来照料他吧……

    格朗的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脸色发青,眼睛暗淡无光。他凝视着塔鲁用一只木箱子的碎片在壁炉里燃起的小小的火焰。他说:“我的病情不妙。”他边说话边咳嗽,咳嗽的声音听起来很怪,好像是从他那燃烧着的肺部的深处发出来的劈劈啪啪的声音。里厄叫他停止说话,并说他会痊愈的。病人先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接着脸上又出现了一丝温柔的表情。他费劲地挤了挤眼,说:“要是我能死里逃生,医生,我向您脱帽致敬!”但是,话刚说完,他就进入了衰竭状态。

    几小时后,里厄和塔鲁发觉格朗坐在床上。里厄从他那烧得通红的脸上看到病情恶化,感到十分吃惊。但病人的神志好像比刚才清醒了些,一见到他们,就立即用一种异常低沉的声音请求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一份手稿拿给他。他接过塔鲁递给他的手稿,连看也不看,就紧紧地把它贴在胸口,然后又把它递给里厄,做了个手势,表示请医生念一下。这是一份五十来页的短短的手稿。医生翻了翻,发现在这些稿纸上只是写着一句同样的话,只不过是抄了又抄,改了又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字一再地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句子。作者在他的手稿里还作了注释,罗列了那句句子的不同写法,注释有时极其冗长。但是在最后一页的末尾,只写着一句书法十分工整的句子,而且墨迹还很新鲜:“我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这句话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那句句子,这当然是最新的写法了。“请念一下,”格朗说。于是里厄就念起来。

    “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是这样写吗?”老人用一种狂热的声音问道。

    里厄没有抬起眼睛看他。

    老人激动地说:“啊!我知道。美丽,美丽,这个字不确切。”

    里厄握住了病人搁在被子上的手。

    “算了吧,医生。我没时间了……”

    他的胸部困难地起伏着,突然,他大声说:

    “把它烧掉!”

    医生犹豫起来,但格朗重复了他的命令。他说话的语气是那样地严厉,又是那样的痛苦,最后里厄只得把这些稿纸扔到快要熄灭的炉子里去。房间里很快就亮了起来,一阵短暂的燃烧使屋子里略添暖意。当医生回到病人床前时,只见他已转过身去,脸几乎贴在墙上。塔鲁看着窗外,好像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给格朗注射了血清后,里厄对他的朋友说,病人过不了今夜就会死去,于是塔鲁提出让自己留下看护。医生同意了。

    整个晚上,格朗将要死去的这个想法一直在里厄的脑海中索回。但是,第二天早晨,里厄发现格朗已经坐在床上和塔鲁说话。高烧已退,现在只剩下全身无力的症状了。

    “啊!医生,”老公务员说,“我错了。不过,我可以重写。您将会看到,我都记得很清楚。”

    里厄对塔鲁说:“等一等再看。”

    但是到了中午,仍没有丝毫变化。到了晚上,已经可以认为格朗已脱离险境了。里厄对这一起死回生的现象一点也不理解。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却给里厄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起先他也认为她已病人膏盲,因此病人一到医院,他就叫人把她隔离起来。这位在昏迷中的姑娘不停地讲胡话,她的病征完全说明她已得了肺鼠疫。但是第二天早晨,热度就退了。当时,医生还以为这种现象跟格朗的情况一样,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根据经验,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征兆。可是到了中午,热度却没有回升。晚上,它只升高了几分,而到了第三天早晨,体温已经正常了。尽管那姑娘很疲乏,但她在床上很自由自在地呼吸着。里厄对塔鲁说,这姑娘的得救完全是反常的事。但在这一星期中,在里厄的医院里一连发生了四起同样的情况。

    周末那一天,那位患气喘病的老人十分激动地接待了里厄和塔鲁。

    “这下行啦,”他说,“它们又跑出来了。”

    “什么东西跑出来了?”

    “嘿!老鼠呗!”

    从四月份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只死老鼠。

    塔鲁对里厄说:“是不是一切又会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

    老人高兴地搓着手。

    “瞧它们奔跑的样子!看了真叫人高兴。”

    他已看见过两只活生生的老鼠从他家门口窜进来。一些邻居也告诉过他,他们家里,老鼠也重新出现了。在一些屋梁上,人们又重新听到已经忘记了好几个月的老鼠骚动声。里厄等着了解每周开始时发表的统计总数。结果,有关数字表明,疫势已减弱

    正文 第26节

    尽管居民们没想到疫势会突然减弱,但是他们还不敢高兴过早。这些月来,他们越来越希望能摆脱瘟疫的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懂得了谨慎,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越来越不指望在短期内就能看到鼠疫结束。可是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一新的现象,于是在人们内心深处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但又不敢明说的希望。其他一切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统计数字下降了,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相形之下,那些刚死于鼠疫的人就算不了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人们没有公开盼望“健康时代”立即到来,但是他们却暗中在等待着。比如说,从那时起市民们就很乐意——尽管表面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谈论在鼠疫结束后怎样去重新安排他们的生活。

    大家一致认为要一下子恢复鼠疫发生前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破坏起来很容易,而要重建那就困难了。人们只是认为食品供应可能会有所改善,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不再为最迫切的问题操心了。但事实上,在这些无关紧要的谈话里却同时冒出一种荒诞的希望来,使市民们有时会感到不对头,于是他们就急忙说,无论如何,鼠疫是不会一夜之间就结束的。

    果然,鼠疫没有很快停止蔓延,但从表面看来,疫势减弱的速度超出了一般合乎情理的期望。在一月初,严寒持续不退,这是很罕见的。冷空气好像已经凝结在城市的上空。但天空却从来没有像这样蔚蓝。连日来,灿烂而没有暖意的阳光整天沐浴着这座城市。这种新鲜的空气使疫势在三个星期里连续减弱,死于疫病的人数越来越少,瘟神似乎也劳累得筋疲力尽了。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了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就拿格朗或者上面谈到的那个姑娘来说,他们本已被选中为它的牺牲品,但他们却逃脱了它的魔爪,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现在它往往在某些区里猖撅两三天,而同时却在另一些区里销声匿迹;在星期一它比平时夺走了更多人的生命,可是到了星期三,它却让全部病人几乎都逃脱了。看到它这种时而喘息不前,时而迅猛扑来的情况,人们就会说,它是由于烦躁和厌倦而垮下来了,不仅前一时期那股叱咤风云的威势、百发百中的精确打击能力已烟消云散,就连对自身的控制力也一去不复返了。卡斯特尔的血清一下子获得了一系列的疗效,而在这以前,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过去,医生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从不见效,而现在却突然都百试百灵起来。好像鼠疫也遭到了围攻,似乎它突然的衰弱使人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用来抵抗它的迟钝的武器变得锐利了。不过,有时鼠疫又会倔强起来,在一种盲目的振奋中,夺走了三四个病人的生命,而这些病人本来是有希望治好的。他们都是这场灾难中的倒霉鬼,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他们却成了鼠疫的牺牲品。推事奥东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人们不得不把他撤出隔离营。塔鲁说他运气不佳,但是人们不知道塔鲁说这话是指推事的死,还是指后者活着的时候运气不佳。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疫势是在全线退却。省里的公报先是隐约流露出一点希望,最后向公众证实了这样一种信心,即胜利的大局已定,鼠疫正在放弃它的阵地。实际上,很难断定这是个胜利。只是人们不能不感到鼠疫好像去得和来时一样突然。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没变,昨天还是行之无效,而今天,却看来很合适。人们只是得到这样的印象:鼠疫已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了,或者,可能它在达到了它的目标之后自行撤退。总之,可以说它的使命完成了。

    可是,城里好像没有任何变化。白天,街上还是那样静悄悄的,而到了晚上却挤满了同样的人群,大多数人都穿着大衣,围着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跟以往一样生意兴隆。但要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人们就会注意到一张张脸都比以前开朗了,有时还挂着一丝微笑。这使人想起: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在街上露过笑容。实际上,几个月来把这座城市缠得紧紧的不透光的帷幕已经出现了一个裂缝,而且每星期一从无线电广播新闻中,人们可以发现这个裂缝正在扩大,最后它将大到可以让人呼吸了。不过,人们只是悄悄地松了口气,还不敢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要是前些时候传来诸如有一列火车已经出站,或者有一艘轮船已经到达港口,或者汽车将重新可以在市内通行等消息时,那准是谁也不会随便相信的,可是如果上述新闻公布于一月中旬的话,那却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这种变化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些微妙的差别,事实上却说明了市民们在希望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大步,而且我们可以说,当市民们的心头点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光时,从这时开始,鼠疫的横行时期实际上就结束了。

    但是,在整个一月份里,他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还是很矛盾的。确切地说,他们处在一种兴奋和沮丧两者相互交替的状态之中。尽管疫情统计的结果令人振奋,但最近还是发生了好几起试图逃跑的事件,这使当局感到十分意外,连守卫城门的岗哨也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大多数的逃跑事件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这时候逃跑的人是受一些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所支配的。对一些逃跑的人来说,鼠疫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深深地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他们不能摆脱这种心情,他们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虽然鼠疫时期已经过去,但他们继续按照这个时期的准则来生活。他们是一些落后于形势的人。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绝大部分是那些在这以前一直被迫与亲人分离的人,经过了这段长期禁闭和心情沮丧以后,现在刮起的这股希望之风吹得他们反而失去了耐心,使他们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想到与心上人重逢之日已经在望,但又怕功亏一篑,先行死去,不但团圆顿成泡影,连长期的煎熬也白费了劲,这时,他们禁不住惶惶不安起来。在这些月里,尽管他们被囚禁和流放,但他们还是顽强地坚持等待,而现在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然而它却摧毁了恐惧和绝望所不能摧毁的东西。他们等不及鼠疫结束,为了赶在它的前面,像疯子似地拼命向前冲。

    不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自然流露的乐观迹象。比如说,人们发现物价已显著地下降。从纯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一现象无法解释。各种困难并没有减少,在城门口还保持了隔离检疫的手续,食品供应远远没有改善。因此,这一现象完全是精神因素造成的,好像疫势的减弱到处都有反应一样。同时,那些过去一直习惯于集体生活,但由于鼠疫横行而不得不单独分开的人也乐观了起来。城里的两个修道院重新开办了,因此集体生活得到了恢复。军人的情况也是同样。他们被重新召回到空着的营房里去,恢复了正常的部队生活。这些事虽小,但却很说明问题。

    一直到一月二十五日,市民们就生活在这种秘而不宣的兴奋状态之中。这一星期,统计数字大大下降,经过与医学委员会商议,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此外,公报补充说,为了慎重起见——这一点肯定能获得市民的赞同——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预防措施还要维持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一发现鼠疫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就必须保持现状,重新采取有关措施”。但是,大家都把这些补充说明看成是一些官样文章,因此一月二十五日晚,城里欢腾了起来。为了配合大家这种兴高采烈的气氛,省长命令恢复正常时期的照明。在晴朗而寒冷的天空下,居民们又说又笑,闹声不绝,成群地拥向灯火辉煌的大街。

    当然,许多屋子照旧紧闭着百叶窗。在这同一天的夜晚,可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过在这些沉浸于哀伤中的人们中间,许多人心里也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们终于不必再担心会看到其他亲戚死去,或者不必为了保存自身而战战兢兢。就在此时,有些家庭中还有一个患鼠疫的病人住在医院里,而且全家人不是住隔离病房就是呆在家里,等待这场灾难有朝一日能真正离开他们,就像它现在已离开其他人那样。这些家庭对目前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无疑是最无缘分的。当然,他们也抱有希望,只是他们把它贮藏在心底里,在还没有真正的把握之前,他们是决不会把它掏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种处于垂死和欢乐之间的等待,这种默默无言的夜晚,在四周一片欢腾的气氛的衬托下,就显得格外残酷了。

    但是,这些例外的情况丝毫不影响其余人满意的心情。当然,鼠疫还没有结束,而且它还将证明自己确是没有结束。可是大家的思想已经走在时间的前面,提前了好几个星期,似乎列车早就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轨上鸣笛飞驰,轮船在闪闪发光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了。要是再过上一天,大家的头脑可能不再那样发热,可能又会产生怀疑。但是目前仿佛整个城市都开动了起来,正在离开它曾经打下石基的地点,离开这些与外界隔绝的、阴森森的、静止不动的地方,最后带着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离去了。这一天晚上,塔鲁、里厄、朗贝尔和其他一些人混杂在人群中走动,他们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在塔鲁和里厄离开了林阴大道很久后,甚至当他们在人影稀少的街道里沿着一幢幢紧闭着百叶窗的房屋默默地走着时,这种欢乐的声音还传到他们的耳边。痛苦在百叶窗后面继续折磨着人,而在离这些房子不远的大街上却充满着欢乐。由于他们已很疲倦,所以无法把这种痛苦和这种欢乐分离开来。解放的时刻迫近了,但这一时刻却同时充满了欢笑和眼泪。

    当欢乐的嘈杂声变得更响的时候,塔鲁停了下来。在阴暗的路面上,有一个黑影在轻快地奔跑。原来是一只猫,这是春天以来人们见到的第一只猎。它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下,犹豫了一会,舔舔爪子,把爪子迅速地抓一下它的右耳朵,接着又悄悄地奔了起来,最后消失在黑夜里。塔鲁微笑了起来。那个矮老头也准会高兴的。

    第27节

    但正当鼠疫好像远远离去,回到它那不为人知的巢穴里时,根据塔鲁的笔记,城里至少有一个人却为此感到十分惊慌,这就是科塔尔。

    说实在的,自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以来,这些笔记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缘故,笔记的字迹显得很难辨认,而且它的内容也常常东拉西扯。此外,塔鲁的笔记一直是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但现在却第一次充满了个人的见解。比如,在记录有关科塔尔情况的冗长篇幅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小篇关于这个玩猫老头儿的报告。根据塔鲁自己所说,在鼠疫期间,他对这位老头儿始终是很尊重的,无论是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是在鼠疫结束之后,这老头儿一直使他很感兴趣,至于后来情况变了,老头儿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决不能怪塔鲁缺乏诚意,因为他曾设法找过这老头儿的。在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们分手之后,过了几天,塔鲁曾站在那条小巷口,希望能看到老头儿。那些猫已毫不爽约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几处充满阳光的地方取暖。但是在老头儿习惯出现的时刻,百叶窗却仍紧紧地关闭着,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塔鲁再也没看见百叶窗开过。于是,塔鲁出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儿正在恼火或者已经死了。如果在恼火,那是因为老头儿以为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情况,正像考虑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一样,想一想他是不是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是认为他的情况能给人一种“启示”。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些近乎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恶神了。”

    在这些笔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其他人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总是与科塔尔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而且经常写得很分散。有些是写格朗的,说他现在已经康复,重新开始了工作,好像连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提到里厄医生的母亲。塔鲁跟这位老太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有时候也聊上几句。塔鲁把这些零星的谈话内容、老太太的态度、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他重点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讲话时的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以及她对某一扇窗户的偏爱:这扇窗朝着宁静的街道,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放得安安稳稳,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那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塔鲁还重点描写了她在屋里从这间走到那间的那种轻盈的步伐,还有她那善良的品质——虽然她在塔鲁面前从不明显流露出来,但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他处处能隐约体会到这一美德。最后,塔鲁认为,她具有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静。谦逊,但她在任何一种“光芒”之前,哪怕是在瘟神的“光芒”之前也毫不逊色。可是人们发现,塔鲁在笔记中写到此处,笔迹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而他接着写的那几行字就很难辨别了。最后的几句话第一次涉及他个人的事,这又一次说明他已控制不住他的笔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同样谦卑,我很喜欢她的这一品质,我一直想跟她在一起。我不能说她在八年前已经死了,她只是比平时更谦卑地躲人耳目罢了,而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已不在那儿了。”

    言归正传,现在该谈科塔尔了。自从统计数字下降以来,他曾以种种借口,到里厄那儿去了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每次他总是要求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是否认为鼠疫就会这样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他对于这一点是怀疑的,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他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似乎说明他的信心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里厄早就很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一次,这些回答非但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却相反地使他产生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因时而异,有时是恼火,有时是沮丧。到后来,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尽管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不能就立即高呼胜利。

    “这就是等于说,”科塔尔接着问,“人们还一点也拿不准,鼠疫说不定在哪天又会卷土重来,对吗?”

    “对的,正像治愈率也可能越来越高一样。”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忧虑的,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和他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宣传里厄的见解。说真的,他也不难做到使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人们对这些初步胜利的狂热已经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又产生了怀疑;省里的公告确实激动人心,但当这阵激动的劲头一过,怀疑的阴影又回到人们中间。科塔尔看到大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感到放心。但有时候他也感到沮丧。“是啊,”他对塔鲁说,“最后城门总会打开的。到那时,您看吧,人们一定都会把我撇下!”

    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发现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设法讨好他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突然整整有好几天,他老是和他们顶嘴。至少,在表面上,他退出了社交场合,一夜之间,就开始过起一种遁世的生活来。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恢复他在发生鼠疫以前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套房里,叫附近的一家饭店给他每天送来饭菜。只有在晚上,他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买一点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一出店门,他就奔向行人稀少的街道。虽然塔鲁在那时遇见过科塔尔,不过他也只能从后者的嘴里掏出了几句最简单的话。过不多久,人们一下子发觉科塔尔又变得爱跟人交往了:他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天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

    省里发布公告的那天,科塔尔无影无踪了。两天后,塔鲁在街上遇到了他,后者正在那里徘徊。科塔尔请塔鲁陪他回到郊区去。由于那天下班后塔鲁感到特别累,所以他迟疑了一下。但科塔尔坚持他的请求。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话说得很快,嗓门很高,手势乱打个不停。他问塔鲁是不是认为省里的公告真的会使鼠疫结束。当然,塔鲁认为一份公告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一场灾难,但人们揆情度理,认为鼠疫行将结束,除非发生意外情况。

    科塔尔说:“对啊,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意外总是有的。”

    塔鲁向他指出,省里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这证明省里多少是预料到了会有意外情况。

    科塔尔的神色还是那样地阴沉和不安,他说:“省里做得很对,因为从情况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发布的公告很可能是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认为这种事也有可能,但他说,最好还是思想上准备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会开放,生活会恢复正常。

    “行啊,就照您说的,”科塔尔说,“不过,您说的生活恢复正常是指什么呀?”

    “电影院里有新的影片。”塔鲁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人们会不会认为:鼠疫将丝毫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一切将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塔鲁认为:鼠疫又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又不会使它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居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正常,就像一切都没有变过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来,人们无法把一切都遗忘掉,即使是一心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鼠疫会留下一些痕迹,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灵里。这个矮小的领年金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并说他甚至对心灵的问题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行政组织本身是否会改变,比如说,所有的机构是否会像从前一样地照常运转。于是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实在心中无数。按照塔鲁的看法,所有这些机构,由于在鼠疫期间都遭到了破坏,可以想象得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会遇到点困难。人们还可以有这种看法:一大堆的新问题将会出现,因而至少说,旧机构免不了要重新调整。

    科塔尔说:“啊!这有可能,实际上,大家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这时,两人已走到了科塔尔家附近。后者显得很兴奋,竭力装出乐观的样子。他想象城市会恢复正常生活,它将忘掉它的过去,以便重新从零开始。

    塔鲁说:“是啊。总之,对您也一样,事情会好转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们站在门前,握了握手。

    “您说得对,”科塔尔越来越激动地说,“重新从零开始,这倒是不错。”

    但这时,有两个人突然从走廊的黑暗处跑了出来。塔鲁刚听到科塔尔在问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两个衣冠楚楚、模样像是公务人员的人就问这个矮子他是不是叫做科塔尔,后者发出了一种低沉的惊呼声,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他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黑夜里了。塔鲁略微镇静了一会后,就问这两个人要于什么。他们作出一副既谨慎而又有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们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说完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朝着科塔尔刚才逃跑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就把刚才的场面记录了下来,但立即又提到他很疲倦(他的笔迹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接着写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不成为一个理由来让自己不作好思想准备,于是他自问他自己是否真的有所准备。最后——而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自己回答说,无论在白天和夜里人总会有片刻时间是怯懦的,而他就怕这一片刻。

    第28节

    第三天,也就是在城门开放的几天前,里厄医生中午回到自己家里,想看看有没有他一直等待的那份电报。虽然他白天的工作跟鼠疫最猖撅的时候一样累人,但是这种等待最后解放的心情消除了他的全部疲劳。他现在正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人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总是弄得那么紧张;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要是有这么一个感情奔放的时刻,让劲儿松弛一下,那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他所等待的那份电报有好消息的话,里厄将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他认为大家也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他走过门房时,新来的看门人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他微笑致意。在上楼梯的时候,里厄脑子里还留着这位看门人的那张被疲劳和穷困折磨得苍白的脸。

    是的,当抽象观念告一段落之后,他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运气不坏的话……但在他开门时,他母亲就跑来告诉他,说塔鲁先生不舒服。塔鲁早晨起来过,但他无力出门,现在刚重新躺下,老太太正在发愁。

    “这大概没什么关系。”她的儿子说。

    塔鲁直挺挺躺在床上,他那沉重的头部深深地陷在长枕头里,隔着厚厚的被子,还能看出他那结实的胸部。他正在发烧,头痛得厉害。他对里厄说他的症状很难断定,也有可能是鼠疫。

    “不,现在还一点也不能确定。”里厄在给他检查之后说。

    塔鲁当时渴得要命。在走廊中,医生对他的母亲说,这可能是鼠疫的开端。

    “啊!”老太太说,“这怎么可能呢?不该发生在现在啊!”

    她接着马上说:

    “我们把他留下吧,贝尔纳。”

    里厄想了想说:

    “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是城门就要开放了。我想,要是你不在这儿的话,我倒会行使我第一个权利,把他留下。”

    “贝尔纳,”她说,“你把我们两人都留下吧。你知道我刚才又打过预防针。”

    医生说塔鲁也打过预防针,但可能是由于劳累的缘故,他大概忘了注射最后一次血清和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里厄走入自己的书房。当他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塔鲁看见他拿着几支装满血清的大安瓿。

    “啊!是这种病吧。”塔鲁说。

    “不是,这不过是一种安全措施而已。”里厄解释道。

    塔鲁伸出了胳膊作为回答,接着里厄就给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注射,也就是他自己平时给其他的病人进行的那种注射。

    “我们晚上再看看结果。”里厄说完看了看塔鲁。

    “怎么不隔离,里厄?”

    “现在还一点都不能肯定您是不是得了鼠疫。”

    塔鲁费劲地笑了笑。

    “给人注射血清,同时又不下命令隔离,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里厄转过身去说:

    “我母亲和我两人会照料您的。您在这儿会更舒服一些。”

    塔鲁没吭声。这时里厄正在整理那些安瓿,他想等到塔鲁说话时再转过身去。最后,他走到床边。病人看着他。塔鲁的脸部表情显得很疲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还是镇静如常。里厄向他笑笑说:

    “要是您能睡的话就睡吧。我过一会儿再来看您。”

    当医生走到门口时,他听到塔鲁在叫他,于是他又回到病人跟前。

    但是塔鲁好像在犹豫该怎么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讲了:

    “里厄,应该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我需要知道。”

    “我答应您的要求。”

    塔鲁的那张大脸扭动了一下,勉强一笑。

    “谢谢。我不愿死,我要斗争。不过要是我输了,我也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里厄俯下身去,紧紧地抓着塔鲁的肩膀,说:

    “不!要做一个圣人,就应该活下去。斗争吧!”

    这天的天气开始很冷,后来渐渐暖和了些,到了下午就下了好几场大雨和雹子。黄昏时分,天空略有放晴之意,但天气却变得更加寒冷刺骨。里厄晚上回来,连大衣也没顾得上脱掉就走进了他朋友的房间。他的母亲正在那儿打毛线。塔鲁好像没有移动过位置,但从他那由于高烧而变得惨白的嘴唇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坚持斗争。

    “怎么样?”医生说。

    塔鲁耸了耸他那露出被外的宽厚的肩膀。

    “就这样,”他说,“我输了。”

    医生俯身观察病人,发现在滚烫的皮肤下面出现了一串串的淋巴结,病人的胸部发出一阵阵杂音,使人联想起地下铁工厂的嘈杂声。塔鲁的情况很奇特,他的病征说明他同时患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里厄直起身来说,血清要过一会儿才能发挥全部作用。塔鲁好像想说什么似的,但一阵高热卡住了他的咽喉,把他的话压了下去。

    晚饭后,里厄和他母亲来到病人身边坐下。随着黑夜的来临,塔鲁的斗争也开始了,而里厄知道这一场跟瘟神的艰巨的斗争要一直继续到黎明。但是在这一斗争中最精良的武器并不是塔鲁的熊腰虎背,而是他的血液,也就是说里厄刚才在注射时所看到的、沿着针头从塔鲁胳膊里流出来的血液,更确切地说,是他血液里内在的那种比灵魂还要难以捉摸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都无法作出解释的。里厄只能看着他的朋友进行斗争。他要做的无非是使脓肿早一点成熟,打一些补针,但是几个月来反复的失败使他学会了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唯一的任务是为这些措施的偶然生效而创造条件,而这种偶然性常常是要靠人会促成的。他想,一定要促成这种偶然性,因为瘟神的表现已弄得里厄摸不着头脑了。它又一次卷土重来,力图挫败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它已从那些看来它似乎已经扎根的地方消失了,但是它却又出现在那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又一次搞得人们目瞪口呆。

    塔鲁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跟瘟神战斗着。整整一夜,在病魔的袭击下,他始终没有焦躁不安,而只是以他那粗壮的躯体和他那默默无声的意志力来进行斗争。整整一夜,他也从来没有吭过一声,他以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正全神贯注于斗争,不能有一刻分心。里厄只能根据他朋友的眼睛来观察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时而睁开,时而闭上;眼皮时而紧闭,贴着眼球,时而放松;目光时而凝视着一样东西,时而又回到医生和他母亲的身上。每当医生和他目光相接时,塔鲁总是作出巨大的努力,报以微微一笑。

    有这么一会儿,街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似乎人们听到了远处的雷鸣,正在迅速奔跑。雷声越来越近,最后街上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又开始下雨了,不久,雨中夹杂了冰雹,劈劈啪啪地打在人行道上。窗前的挂帷阵阵地波动。在阴暗的屋里,里厄的注意力曾一度被雨水声吸引了过去,现在他又重新端详起在床头灯光照耀下的塔鲁来。医生的母亲还在打毛线,她不时地抬起头来注意地看看病人。医生现在已把该做的事都做过了。雨后,房内一片寂静,但充满了一种无形的战争中听不见的搏斗声。失眠折磨着医生,他仿佛在寂静中听到一种轻轻的、有规律的呼啸声,这种怪声在整个鼠疫流行期间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他向他母亲打了个手势,请她去睡觉。她摇摇头表示拒绝,两眼炯炯有神,接着她就拿起手里的毛线活,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在编结针针头处的一个针眼,生怕打错了要返工。里厄站起身来去给病人喝水,然后又回来坐下。

    外面的行人,趁着阵雨暂停,在人行道上加快了步伐。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轻下来,最后消失在远处。医生第一次发现这天夜晚跟发生鼠疫前的夜晚有着相同之处,街上很晚还有不少散步的人,而且也听不到救护车的铃声。这是一个摆脱了鼠疫的夜晚。似乎在寒冷、灯光和人群的驱赶下,瘟神从这座城市的黑暗深处逃了出来,溜进了这间暖烘烘的房间,向塔鲁那毫无生气的躯体发动了最后的进攻C它已不再在城市的上空捣乱了,但却在这房间的沉闷的空气里轻声呼啸。几小时来,里厄所听到的就是它的声音。现在只得指望它的声音也会在这儿停下来,指望它也会在这儿承认失败。

    在黎明前不久,里厄俯身对他母亲说:

    “你该去睡一会,等八点钟好来接替我。在睡觉前,先滴注一下药水。”

    老太太站起身来,放好毛线活,走到床边。塔鲁闭着眼睛已经有好一会了,汗水使他的头发卷成一圈圈的贴在他坚强的额上。老太太叹了口气,病人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一张温柔的脸正俯向着他,高烧的滚滚热浪没有把他冲垮,在他的嘴边又出现了顽强的微笑,但他的眼睛又立刻闭了起来。他母亲一走,就留下里厄一个人了,他坐到她的椅子上。现在街上鸦雀无声,死一样的沉寂。房间内开始感到清晨的寒冷。

    医生朦朦胧胧地打起盹来,但是黎明时第一辆汽车把他从半睡眠状态中惊醒了。他打了个寒战,看了看塔鲁,于是他明白现在正是斗争的间隙时间,病人也睡着了。马车的木轮和铁轮还在远处滚动。窗外,天还是黑沉沉的。当医生向床边走去时,塔鲁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望着他,好像还没有睡醒似的。

    里厄问:“您睡着过了,是吗?”

    “是的。”

    “感到呼吸舒畅了点吗?”

    “舒畅了点。这说明点问题吗?”

    里厄沉默了一会说:

    “不,塔鲁,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您跟我一样都知道这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

    塔鲁表示同意。

    “谢谢,”他说,“请您始终确切地回答我。”

    里厄在床脚边坐下。他感到在他身旁的病人的两条腿你死人的一样又直又僵硬。塔鲁的呼吸声变得更粗重了。

    “热度又该上升了,是吗,里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是的,不过到中午我们才能知道。”

    塔鲁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在养精蓄锐似的。他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神态。他在等待热度回升,而实际上,高烧已经在他体内的某处开始翻腾起来。当他睁开眼时,他的目光暗淡无神。只是当他发现里厄俯身靠近他时,眼睛才问了闪光。

    “喝水吧。”里厄对他说。

    他喝了水,头又往后倒下。

    “时间真长啊!”他说。

    里厄抓住他的手臂,但是塔鲁已把目光转向别处,没有作出反应。突然,高烧像潮水冲破了病人体内的某一堤坝那样,明显地又涌到了他的额部。当塔鲁把目光转向里厄时,医生把脸凑过去鼓励他。塔鲁还想勉强露出笑容,但这时他那咬得紧紧的牙关以及被一层白沫封住的嘴唇使他无法如愿。不过在他变得僵硬的脸上,两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早上七点,老太太走进病房。医生回到他的书房打电话到医院,以便安排别人在那里替他的班。他同时也决定推迟门诊时间,在他书房内的沙发上躺一会儿,但他刚躺下就马上站起身来,回到了房间里。这时,塔鲁的脸已转向老太太,看着她那小小的身影,而老太太则正弯着身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两只手合在一起搁在腿上。她看到塔鲁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因此就把一个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并站起来把那盏床头灯关掉。但是日光很快地透过窗帘,不多会儿就驱走了屋内的黑暗,照亮了病人的脸庞。老太太发现他那凝滞的目光还停留在她身上。她俯身替他整理了一下枕头,直起腰来,把手放在他潮湿而又鬈曲的头发上,停留了一会。这时她听到一种仿佛从远处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向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说现在一切都很安适。当她重新坐下来时,塔鲁已合上了眼睛,在他那衰弱的脸上,尽管嘴闭得很紧,好像又出现一丝微笑。

    中午,高烧已达到了顶点。一阵阵剧烈的、出自体内深处的咳嗽使病人的身躯不断地颤动,同时他又开始吐起血来。他的淋巴结已停止肿胀,但并未消退,硬得像紧紧地拧在关节上的螺丝帽,里厄认为已经不可能再动手术把它们打开。在一阵阵的高烧和咳嗽的间隙中,塔鲁还不时地把目光投向他的两个朋友。但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被瘟神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脸部,在日光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了。高烧像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他越来越虚弱,最后渐渐地被这场暴风雨征服了。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被这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他眼看着塔鲁渐渐地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他对此却束手无策。他只能留在海岸上,张开着双手,心如刀割。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最后,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视线,因此他没能看见塔鲁突然一翻身,面朝着墙壁,接着好像在他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根主弦绷断了似的,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离开了人间。

    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许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紧接着人们冲击城门之后,在那一并排的似乎高高凌驾于鼠疫之上的平台上空,就曾出现过这种气氛。那时候,他就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种情景:他亲眼看到一些病人死去,接着,类似这种宁静的气氛就会出现在病床的上空。这种间隔,这种庄严的间隙,这种战斗后的平静到处都是一样,这是一种吃了败仗后的寂静。但是,现在笼罩着他朋友周围的气氛却寂静得异乎寻常,它跟街上以及这座已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寂静气氛是多么协调!因而,在里厄的感觉中,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但同时又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医生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这时候,他自己预感到他将像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一个埋葬自己朋友的人一样,不会再有安宁的时刻了。

    外边,夜晚仍然是那样的寒冷,星星在明朗而又冷峭的天空里闪耀着。在若明若暗的房间里,他们感到玻璃窗上寒气逼人,听到了严寒的夜晚里大风的凄厉的呼啸声。老太太坐在床边,姿势仍和平时一样,床头灯照亮了她的右侧。在屋子中间,远离灯光的地方,里厄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但每次他总是克制自己,打消这种念头。

    在夜幕开始降临时,街上行人的鞋跟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清晰的咯噎声。

    老太太说:“你一切都安排妥了吗?”

    “妥了,我已经打过电话。”

    于是,他们又开始默默无声地守着尸体。老太太不时地看看他的儿子。当母子俩的目光偶尔碰在一起时,里厄就向她微微一笑。晚间街上那些熟悉的声音相继传到他们的耳边。虽然现在城里还没有正式批准车辆可以通行,但许多车辆又都重新行驶起来,它们络绎不绝地在路面上飞驰而过。讲话声、呼唤声此起彼落,接着是一片寂静,然后又传来马蹄声、两辆电车转弯时在轨道上的磨擦声、隐约的嘈杂声,随后又听到了夜晚的风声。

    “贝尔纳?”

    “嗳”

    “你累吗?”

    “不累。”

    里厄知道他母亲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她在疼他。但他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的。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相爱。但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却没有能够进一步地互相倾诉彼此之间的爱。同样,他曾和塔鲁在一起生活过,塔鲁在这天晚上死了,但他们也没能真正享受过两人之间的友情。正像塔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输了。但是他,里厄,他又赢得了什么呢?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是的,他只不过是赢得了这些东西。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可能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赢了”的含义!

    街上又传来一辆汽车驶过的声音,老太太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里厄对她笑了笑。她对他说她不累,但马上补充说:

    “你应该到山区去休息休息。”

    “当然喽,妈妈。”

    是的,他将到那儿去休息一下。为什么不呢?这可也是一个去那儿回忆一下的借口。不过,要是只懂得些东西,回忆些东西,但却得不到所希望的东西,这样活着就叫做“赢了”的话,那么这种日子该是多么不好过啊!大概塔鲁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而且他体会到,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是空虚的。一个人没有希望,心境就不会得到安宁。塔鲁认为,人是无权去判任何人刑的,然而他也知道,任何人都克制不了自己去判别人的刑,甚至受害者本身有时就是刽子手,因此他生活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从来也没有在希望中生活过。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想做圣人,才想通过帮助别人来求得安宁?事实上,里厄对此毫无所知,而这也无关紧要。塔鲁给里厄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他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或者就是他那魁梧的躯体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死亡的形象,这就叫知识。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当里厄医生在早晨收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时,他才显得很冷静。那时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接着她又出去给送信人小费。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这一份打开的电报。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皇现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说:“就是那件事。在八天以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说他已经预料到了,当然这是很难受的事。但是,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痛苦来得并不突然。好几个月来,特别是这两天来,同样的痛苦一直没有停止过

    正文 第29节

    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全城的居民、报纸、无线电广播以及省里的公报都对此表示祝贺。尽管笔者跟有些人一样,当时不能完全投身到这些狂欢的行列中去,但他感到有必要报道一下城门开放后的那些欢乐的时刻。

    规模盛大的狂欢活动整天整夜地举行。同时,火车也开始在站上冒烟了,而那些从遥远的海洋开来的轮船已经驶向港口,这个新气象生动地表明:对所有那些因长期分离而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他们大团圆的日子。

    在这儿,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曾经折磨了那么多市民的别离之情已发展到了何等地步。白天到达和离开该城的火车都载满了旅客。大家早就订购了这一天的车票,在暂缓撤消禁令的两个星期中,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在最后的时刻省里会取消原来的决定。此外,有些旅客在快要到达该城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恐惧的心理,因为即使说他们对自己亲人的命运有一定了解,但他们对于其他人,对于这座城市本身却一无所知,他们把奥兰市的面貌想象得十分可怕。不过上面讲的仅仅适用于那些在整个分离期间还没有受到爱情煎熬的人。

    至于那些多情的人,他们确实一直在想着他们的美事。他们唯一的变化是:在这些流亡的日子里,他们曾经想使时间过得快一点,而且他们后来还拼命要它过得更快些;但是当他们快要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却相反地希望时间过得慢些;而当火车开始刹车并准备进站时,他们甚至希望时间停止不动。他们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强烈的情绪,认为这几个月来他们由于失去了爱情生活而遭到了损失,因此他们下意识地要求得到一种补偿:希望即将来到的欢乐时间能比度日如年的等待时间慢上两倍。那些在房间里或者在站台上等待他们的人——比如朗贝尔,他的情人早已得到了通知,并在几星期前就作好了动身的准备——也同样地迫不及待,心烦意乱,因为多少月来,鼠疫已使这种柔情蜜意化成了抽象观念,这就使朗贝尔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与他那有血有肉的心上人儿——这种柔情蜜意的具体对象——一起重温旧情。

    他真想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恨不得一口气奔出城门外,飞到他爱人的怀里。但他现在知道这已不可能了。他变了,经过这场鼠疫,他已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拼命想驱除它,但它像隐藏在心底的忧虑那样继续缠住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思想准备。幸福来得真迅速,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

    此外,每个人的心情都或多或少地跟朗贝尔一样,因此笔者应该讲的是大家的情况。虽说在这个火车站台上,他们又开始了各自的私人生活,但当他们相互交换目光和微笑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患难与共的集体。然而,当他们一看到火车的浓烟,那种流放的心情就在一阵使人忘乎所以的兴高采烈之中突然化为乌有了。在好久以前,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就在这个站台上开始了长期的分离;而现在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这同一的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动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的一瞬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秋水的苦恼。那个向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臂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得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像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

    他们一对一对地紧紧依偎在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如醉如痴,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他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忘却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这些人正打算回到家里去证实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们长期没有收到亲人们的音讯,心里早就滋长了战栗不安的情绪。对于这些又感到了新的痛苦的人来说,对于另一些这时正在为死去的亲人沉痛哀思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离别之情已达到了高xdx潮。对这些母亲、妻子、丈夫或情人来说,他们亲人的尸骨现在已经埋在死人坑里或者已经化为灰烬2对他们来说,鼠疫依然存在。

    但是谁还会想到这些孤苦伶什的人?中午,太阳驱散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在空中与它较量的寒气,阳光连续不断地照耀着这座城市。时间也仿佛停下来了。山冈顶上的炮台在宁静的天空中不断轰鸣。全城的人都跑到大街上来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标志着痛苦的时间已经结束,遗忘的时间还没有开始。

    各处广场上,人们都在跳舞。一夜之间,路上交通变得分外拥挤,汽车越来越多,街道水泄不通。整个下午,城里钟声齐鸣,铿锵之音在蔚蓝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阳光下回荡。教堂里充满了欢乐的谢恩声。但与此同时,娱乐场所也挤得透不过气来,咖啡馆的老板也不顾以后如何营业,把最后剩下的酒全部卖给了顾客。柜台前挤满了一群群情绪同样激动的人,其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搂抱在一起。人人都在叫着,笑着。这些月来,他们把生活的热情都积聚了起来,人人都不轻易流露这种热情。然而在这一天,在他们得以幸存的日子里,他们把它全部倾注了出来。明天才是小心翼翼地开始生活的日子,而现在,各种完全不同阶层的人都像兄弟一般汇聚在一起。死神没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解放的欢乐却给予它诞生的机会,‘古至少能维持上几个小时之久。

    但是这种一般的热情洋溢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比如说,黄昏来临之前,那些跟朗贝尔一起挤在街上的人往往用一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掩饰一种更微妙的幸福感。许多对男女,许多家人看起来确实像一些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在他们曾经受过苦难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向刚回到城里的亲人们指出鼠疫在这些地方所留下的明的或暗的痕迹,它的全部历史的见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喜欢摆出一副向导的架式,装出一副见多识广、鼠疫的见证人的样子,他们只谈鼠疫的危险而对它所引起的恐怖却只字不提。这种乐趣也并无害处。但另外也有些人他们走的是更加扣人心弦的“路线”,比如,一个情人满怀回忆中的焦虑不安的柔情,会对他的女伴说:“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我曾经苦苦地思念你,可是你不在啊!”这些热情奔放的游客当时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因为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他们边走边喁喁私语、互诉衷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比十字路口的乐队更真切地表达出这种获得解放的心情,因为在这一片欢乐的喧哗声中,这一对对快乐的、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的人儿,虽然语言不多,却得意洋洋地、自私地显出一副非常幸福的样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鼠疫已经结束,恐怖时期已经过去。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几只苍蝇那样,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行为,这种有预谋的疯狂举动,这种对一切原有的社会道德置之不顾的囚禁生活;他们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着的人都目瞪日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我们中间每天有一部分人的尸体被投人焚尸炉的巨口,最后化成一股浓烟,而另一部分人则每天在无可奈何和惊恐万状的枷锁下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总之,这就是里厄医生所看到的情景。当时,将近黄昏,他独自一人在这片钟声、炮声、音乐声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朝着市郊的方向走去c他要继续行医,因为病人是没有休假的。在美丽的霞光映照下,城市中飘起了过去熟悉的烤肉和茵香酒的香味。在里厄的四周是一张张仰天欢笑的脸。一对对男女紧紧地贴在一起,红红的脸蛋显得情意激动,他们不时地发出充满情意的叫声。是的,鼠疫结束了,恐怖时期过去了,而这种热情的拥抱说明了鼠疫确确实实曾经是人们流放和分离的根源。

    好几个月来,里厄发现在行人的一张张脸上都带有一种亲如一家的神色,到今天他才恍然大悟,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现在只要看一看他周围的人就懂了。这些人终于盼来了鼠疫的结束,但由于艰难桔据,他们公然穿上了流放者的衣着。其实,他们长期来一直过着一种流放者的生活,这种生活起先只是通过他们脸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茫然若失和远离故乡的神情反映出来,而现在在他们的衣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鼠疫发生后,城门随着关闭,从那时起,他们只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失去了能抚慰一切痛苦的人间温暖。在不同程度上,住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这些男男女女都曾渴望团聚,当然,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团聚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当时对大家来说,这同样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曾使尽全力去呼唤离别的情人,渴望肉体的温暖,往日的柔情,或怀念过去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失去了人们的友情,无法再通过诸如信件、火车、轮船之类的正常途径来跟人们取得联系,保持友情,因而深受其苦但又并不自觉。可能还有少数像塔鲁那样的人,他们也希望团聚,但这团聚的对象却是一种他们无法确定的东西,不过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合乎愿望的东西。因为想不出恰当的名字,有时,他们就把这东西称做“安宁”。

    里厄继续走着。他越往前走,周围的人就越多,嘈杂声也越响,他似乎感到自己在原地踏步不前,市郊跟他之间的距离总是保持不变。他渐渐觉得自己跟这些吵吵闹闹的人群正在融化成一体;他越来越领会到他们的叫喊声意味着什么,他懂得在这些声音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代表了自己的心声。是的,大家都曾在肉体k和心灵上为难以忍受的分离、无可挽回的流放和永远不能满足的渴望而感到痛苦。在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在一阵阵救护车的铃声中,在这些所谓命运发出的警告声中,在这种一潭死水似的恐怖气氛以及人们内心的强烈反抗中,有一阵巨大的呐喊声在空中回荡不息,在提醒着这些丧魂落魄的人们,告诉他们应该去寻找他们真正的故乡。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真正的故乡是在这座窒息的城市的墙外,在山冈上的这些散发着貌郁的香气的荆棘丛里,在大海里,在那些自由的地方,在爱情之中。他们想回到故乡的怀抱,恢复幸福的生活;对其余的一切,他们不屑一顾。

    至于这种流放和这种团聚的愿望究竟有什么意义,里厄却又无从知晓。他继续往前走,到处人们挤他,向他吆喝。就这样,他渐渐地走到了行人比较稀少的街道上。他认为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都无关紧要,只须看到有这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

    从现在起他对这点有所了解,在市郊的那些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他对这点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些人恋恋不舍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一心只想回到他们那充满爱情的家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或许会得到满足。当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失去了自己所等待的亲人,还在城里蹈蹈独行。另有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遭到了两次分离的痛苦,后者在鼠疫发生以前没有能够一下子就建立起爱情,其后又在好几年的岁月中盲目地一味追求这种勉强的结合,以至最终由情人变成了冤家对头。前面说的那些还算是幸运的人,像里厄本人一样,曾经轻易地相信时间能解决问题:一念之差,结果暂别成了永诀。但是另外还有些人,例如朗贝尔(医生就在这天早晨离开他的时候对他说过:“勇敢些,现在该是您得胜的时候了。”),他们这些人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原先以为已经失去了的亲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会感到幸福。他们现在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区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c

    相反地,所有那些超然的人,那些向往着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符合他们心愿的东西。塔鲁好像已经求得了他曾经说过的那种难觅的安宁,但他只是通过死亡才得到了它,而那时这种安宁已经对他毫无用处。在斜阳的余辉下,里厄看到一些人,在家门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充满激情地互相凝视着;这些人之所以能获得他们所向往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他们唯一力所能及的东西。当里厄刚要转人格朗和科塔尔住的那条街的时候,他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满足于得到人和他那可怜但又伟大的爱情的人,确实应该使他们,或者至少是每隔一段时间使他们得到欢乐作为奖励

    正文 第30节

    这篇叙事到此行将结束。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但在记载这段历史的最后的一些事件之前,他至少想说明一下他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希望大家知道他是坚持以客观见证人的态度来记录的。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该城的大部分居民和了解他们的心情。因此,他完全有资格来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过,他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想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谨慎态度。总的说来,他竭力避免叙述那些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他竭力避免把一些无中生有的想法强加在他的那些鼠疫时期的伙伴们的身上,他总是以那些偶然地或者由于发生了不幸的事件而落到他手里的资料来作为依据的。

    他是在为一种罪行作证,因此他像一个善良的证人那样,保持了一定的谨慎的态度。但同时,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k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此,他分担了他们的一切忧思,而且他们的境遇也就是他的境遇。

    作为一个忠实的见证人,他主要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的文献和传闻都记载下来。但他个人要讲的事,诸如他的期待的心情,他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他都不打算涉及。即使他提到了一些,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了解他们,或者使别人了解他们,同时也是为了把他们经常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尽可能明确地表达出来。说实在的,这种服从理智的努力并没有使他付出很高的代价。每当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直接掺合到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都能够同病相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因此他就不谈个人的事。显然,他应该代表大家讲话。

    但在这些市民中间至少有一个人,里厄医生是不能代表他讲话的。这就是塔鲁有一天跟里厄谈起的那个人:“他唯一的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除此以外,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一件事,我只能勉强原谅他。”这个人具有一颗愚昧无知的心,一颗孤独的心,而我们的故事在写了这个人之后也就应该结束了。

    当里厄医生离开充满着节日的欢乐的大街,并刚要转人格朗和科塔尔住的那条街时,他被一道警戒线拦住了去路。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远远传来的狂欢声更衬托出了这个地区的寂静,他感到这儿既荒僻又寂静。他出示了他的证件。

    “不能过去,医生,”警察说,“有个疯子正在向人群开枪射击。不过,请您呆在这儿,您可以帮帮忙。”

    这时,里厄看见格朗正向他走来。格朗对情况也一点不了解。人们不让他走过去,而他听说子弹是从他的那栋房屋里射出来的。远处,在残阳的照耀下,房屋的正面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霞光。四周是一大片伸展到对面人行道为止的空旷的场地。在街中心,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只帽子和一块脏布片。里厄和格朗远远望去,看到在街的另一头也有一道警戒线,它与挡住他们去路的那条警戒线平行地遥遥相对。在这条警戒线后面还可以看到区里的几个居民在匆忙地来来去去。再仔细一看,他们还发现一些握着手枪的警察蹲在这栋房屋对面的一些大楼的门后面,而这栋房屋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但三楼有一扇百叶窗好像半开着。街上静悄悄的,能听到的只是从市中心断续地传来的乐声。

    一会儿后,从房屋对面的某一栋大楼里发出了“砰砰”两下手枪声,那扇半开的百叶窗顿时就爆裂成碎片。然后又重新恢复了寂静。里厄经过了一整天的吵闹,现在又从远处看去,感到这个场面似乎有点儿不像是真的。

    “这是科塔尔的窗户啊!”格朗突然激动地说,“不过,科塔尔没在那)L。”

    “你们为什么开枪?”里厄问警察。

    “我们正在逗他。我们现在在等一辆车,车上带着必要的装备,因为他向所有想要走进屋子大门的人开枪。有一个警察已经中了弹。”

    “他为什么要开枪呢?”

    “不知道。当时人们正在街上游逛。他们听到第一下枪声时,还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等到第二下枪声响时,就有人叫喊起来了,一个人受了伤,于是大家就逃跑了。一个疯子,懂吗!”

    四周又静了下来。时间过得非常慢。突然间,他们看见在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一条狗,这是里厄很久以来看见的第一条狗。这是一条西班牙猎狗,身上很脏,它的主人可能是一直把它藏着,直到今天才放出来。现在,它正沿着墙小跑而来,到了这栋屋子门口附近,犹豫了一下,一屁股蹲下,接着就弯过身子来咬跳蚤。警察吹了好几声哨子叫唤它。这条狗抬起头来,然后下了决心,慢慢地穿过马路去嗅那顶帽子。就在这时,从三楼射出一发子弹,打中了狗,只见它突然翻过身来,四只爪子拼命挣扎,最后侧身倒下,一阵阵长时间的抽搐使它浑身颤动。警察们立即回击,从对面大楼的门里射出五六发子弹,那扇百叶窗又被打得碎片纷飞。接着又恢复了寂静。这时太阳已落得更低了一些,阴影开始移向科塔尔的窗户。在大街上,从医生的身后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刹车声。

    “他们来啦!”警察说。

    一些警察背朝外从车上下来,他们拿着绳索、梯子和两包用油布包起来的长方形的东西。他们走到一条围绕着这一排房屋的街上,在格朗那栋房子的对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人们看到,或是更正确地说,人们猜想到,在这些屋子的门后出现了一些骚动。接着人们开始等待。那条狗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一摊暗黑色的血泊里。

    突然,从警察们占据着的屋子的窗户里发出一阵哒哒哒的手提式冲锋枪声。随着这一阵射击,那扇被瞄准的百叶窗一片片地碎落下来,成了一个黑暗的大窟窿。里厄和格朗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看过去,什么也分辨不清。当这阵射击停下来的时候,在距离较远的一栋房屋里,第二支手提式冲锋枪又接着从另一个角度响起来了。子弹可能打进了窗的方框,因为其中有一颗子弹打下了一堆砖头的碎片。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三个警察飞速穿过马路,冲入大门。几乎同时,另外三个警察也跟着冲了进去,这时射击也就停止了。人们还在等待。从屋里传出了两声爆炸声。接着是一阵嘈杂声,人们看见一个只穿衬衣、不停地叫喊着的矮个儿几乎是足不着地给拖了出来。同时,所有沿街的百叶窗都像出现奇迹一般一下子全打开了,窗口挤满了瞧热闹的人,一大群人从屋里走了出来,挤在警戒线后面。这时,人们看到这矮个儿已到了马路中间,两脚着地,两只胳膊被警察拧到背后。他叫喊着。一个警察跑到他跟前,又稳又狠地猛揍了他两拳。

    “这是科塔尔,”格朗结结巴巴地说,“他疯了。”

    科塔尔被打倒在地上。只见那个警察使尽全力对准躺在地上的人踢了几脚。接着一群乱哄哄的人骚动起来,朝着医生和他的老朋友走来。

    “散开!”警察说。

    当这群人在里厄面前走过时,他把目光避开了。

    在暮色朦胧中,格朗和里厄走了。好像刚才发生的事件已使这个区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苏醒了似的,这些偏僻的街道又重新沸腾起来,快乐的人群又闹开了。格朗在走到家门口时向医生告别。他要干活去。但临上楼之前,他对医生说,他已经给让娜写了信,并说现在他很高兴。接着他提到了自己已重新改写了那句句子:“我把形容词全部划掉了。”

    说罢,他就带着一种调皮的笑容,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里厄行了个礼,但是里厄却在想着科塔尔。他朝着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家走去,一路上耳边总是回响着拳头打在科塔尔脸上所发出的那种沉重的声音。想到一个犯罪的人比想起一个死去的人可能更不好受。

    当里厄到达病人家的时候,天色已完全黑了。在病人的房间里,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那些庆祝自由的欢笑声,而那老头儿的脾气还是跟往常一样,在继续不停地玩他那鹰嘴豆换锅的游戏。

    “是啊,玩玩,高兴高兴,他们做得对,”他说,“有苦就得有乐,要不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医生,您的那位同事呢?他现在怎么了?”

    一阵阵爆炸声传到他们耳边,但这不是枪炮声,孩子们在放爆竹。

    “他死了,”医生边回答边为老头儿的呼呼作响的胸部听诊。

    “哎哟!”老头儿惊叹了一声。

    “得了鼠疫。”里厄补充说。

    “是啊,”老头儿过了一会慨叹地说,“好人总是先死,这就是生活。不过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您为什么说这些?”医生一边放好听诊器一边问。

    “我是随便说说。不过他这个人说话可不会信口开河。总之,我很喜欢他。就是这样。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您得经常做做熏蒸疗法。”

    “啊!请放心。我还有好多时间要活,我要看人们统统死去。我可懂得活命。”

    在远处,欢乐的呼声对他的话作出了回答。里厄站在屋子中间。

    “我到平台上去,不打扰您吗?”

    “一点也不!您想到上面去看看他们,是吗?您高兴去就去。不过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

    里厄朝着楼梯走去。

    “喂,医生,他们要为这些死于鼠疫的人竖一座纪念碑,这事儿确实吗?”

    “报纸上是这么说的。竖一座石碑,或者一块纪念牌。”

    “我早料到会这样做。还会有人演讲呢。”

    老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在这里就能听到他们说:‘我们已故的……’一讲完他们就去吃喝了。”

    里厄已经登上了楼梯。寒冷的天空一望无际,星星在房屋上空闪闪发光,在山冈附近,星星看上去像燧石一般冷硬坚实。这一天的夜晚跟上次他和塔鲁在一起的那个夜晚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天晚上他们是为了排遣鼠疫给他们带来的心头烦闷而到这个平台上来的。但是今天,悬崖下的大海比那天夜里更不平静。四周的空气轻飘飘地浮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点也闻不到那还不很凉的秋风所带来的海水味。可是来自城里的喧哗声却犹如阵阵波涛冲击着平台的墙脚。但这天的夜晚是解放的夜晚,而不是反抗的夜晚。远处,可以看到一大片暗红色的光,那里是灯火辉煌的林阴大道和广场。在解放了的夜晚,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传到里厄耳边的声音正是人们的心愿所汇成的吼鸣。

    从黑沉沉的港口那儿升起了市政府放的第一批礼花。全城发出了一片长时间的低沉的欢呼声。所有那些曾经被里厄爱过而现在已经离开了他的人们,如科塔尔、塔鲁、医生自己的妻子,所有这些人,有的去世,有的犯罪,现在全都被遗忘了。那老头儿说得对,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这就是说人们还是那样生气勃勃。单纯无知,而现在就在这平台上,里厄忘却了痛苦,感到自己跟人们在一起。一阵阵越来越响亮、越持久的欢呼声不断地从市中心一直传到平台底下,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火树银花,犹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面对这种景色,里厄医生于是决定动手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

  • 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第一章

    著名小说家R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他看了一眼日期,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岁了”,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地翻阅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的篇页,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然后有一张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有一封信字迹陌生,摸上去挺厚,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伸手去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与其说是一封信,毋宁说是一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取出来,可是信封是空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怪”,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顶头,算是称呼,算是标题。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这是指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流感袭击着他,他发着高烧,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眼皮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就在这时候,死神把他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就和人死去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给合上了,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往床上看,我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于是看上去,就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过来,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的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免得再一次遭到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把第五支蜡烛取过来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而在这可怕的时刻,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你过去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两个太阳穴在抽动,象有人用槌子在敲,我的四肢都在发疼。我想我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振作起来,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那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要是我还得活下去,我就把这封信撕掉,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就象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诉说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企求,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以前,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乱糟糟的一团,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它就象是一个地窖,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上面还结着蛛网,对于这些,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你在我生活出现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正好门对着门。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的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你也许从来也没有听见过我们的姓名,因为在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况且事情也已经过了好久了,都有十五六年了,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份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不,那一小时,就象发生在今天,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以前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

    在你搬进来以前,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他们自己穷得要命,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落的无产者的粗野。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们常常在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最后大家都开门出来,威胁他要去叫警察,风波才算平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茬出气。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扔我,扔得我额头流血。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出了事,我记得,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了出去,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消息,说是有个作家,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了这个住宅。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以后,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屋子脏极了。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她说,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而你本人呢,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还没溅到你的面;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这个小个子的男仆,神态严肃,头发灰白,总是轻声轻气地、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首先在我们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事物,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可是又不因此降低身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仆役,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把她当作一位有身份的太太;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他也总是态度和蔼、神情严肃。他一提起你的名字,总是打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别人马上就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只见的关系。为此我是多么喜欢他阿!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我心里暗暗地忌妒他,能够老是呆在你的身边,老是可以侍候你。

    我把这以前都告诉你,亲爱的,把这以前琐碎的简直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为了让你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子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圈,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我们住在这幢郊区房子里的人一直非常好奇地、焦灼不耐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人们,对门口发生的以前新鲜事儿总是非常好奇的)。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搬运车停在楼前,这时我心里对你的好奇心大大地增涨起来。大部分家俱,凡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夫早已把它们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奇特,都是那么别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刺目的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这些书都码在门口,你的仆人把它们拿起来,用掸子自习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围着那堆越码越高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既不把我撵走,也不鼓励我走近;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是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究竟是什么文写的,我也不认得。我想,我真会一连几小时傻看下去的,可是我的母亲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你,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你呢。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价钱都很便宜,都是用破烂的硬纸做的封面,这些书我爱若至宝,读了又读。这时我就寻思,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那么多文字,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这个人该长成一副什么模样呢?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有由得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我试图想象你的模样:你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象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你更和善,更漂亮,更温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准长得漂亮,因为我当时想象中你还是个老头呢。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做梦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可是我尽管拚命侦察,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只有使我更加好奇。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你的模样和我想象完全不同,跟我那孩子气的想象中的老爷爷的形象毫不沾边,我感到非常意外,深受震惊。我梦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和蔼可亲的老年人,可你一出现,–原来你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完全相似,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尽管岁月在你身上缓缓地流逝!你穿着一身迷人的运动服,上楼的侍候总是两级一步,步伐轻捷,活泼灵敏,显得十分潇洒。你把帽子拿在手里,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容光焕发、表情生动的脸,长了一头光泽年轻的头发,我的惊讶简直难以形容:的确,你是那样的年轻、漂亮,身材颀长,动作灵巧,英俊潇洒,我真的吓了一跳。你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最初的瞬间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你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不仅是我,凡是和你认识的人都怀着一种意外的心情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既是一个轻浮、贪玩、喜欢奇遇的热情少年,同时又是一个在你从事的那门艺术方面无比严肃、认真负责、极为渊博、很有学问的长者。我当时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来每个人在你身上都得到的那种印象: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有对外界开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还有十分阴暗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种最深藏的两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身上的这种两重性,当时象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

    第二章

    你现在明白了吧,亲爱的,你当时对我这个孩子该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啊!这是一位大家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写了好些书,因为他在另一个大世界里声名卓著,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人年轻潇洒,是个性格开朗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还要我对你说吗,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世界里,除了你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本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全部傻劲儿,全部追根究底的执拗劲头,只对你的生活、只对你的存在感兴趣!我仔细地观察你,观察你的出入起居,观察那些来找你的人,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我对你这个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你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表现出了你性格中的两重性。有时来了一帮年轻人,是你的同学,一批不修边幅的大学生,你跟他们一起高声大笑、发疯胡闹,有时候又有些太太们乘着小轿车来,有一次歌剧院经理来了,那个伟大的指挥家,我只有满怀敬意地从远处看见他站在乐谱架前,再就是一些还在上商业学校的姑娘们,她们很不好意思的一闪身就溜进门去,来的女人很多,多极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有一天早上我上学去的时候,看见有位太太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那时才十三岁,怀着一种热烈的好奇心,刺探你行踪,偷看你的举动,我还是个孩子,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就已经是爱情了。可是我还清楚记得,亲爱的,我整个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的那一天,那个时刻。那天,我跟一个女同学去散了一会儿步,我们俩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驰来一辆小汽车,车刚停下,你就以你那种急迫不耐的、轻捷灵巧的方式从车上一跃而下,这样子至今还叫我动心。你下了车想走进门去,我情不自禁地给你把门打开,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俩差点撞在一起。你看了我一眼,那眼光温暖、柔和、深情,活象是对我的爱抚,你冲着我一笑,用一种非常轻柔的、简直开说是亲昵的声音对我说:”多谢,小姐。”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我接触到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时起,我就完全属于你了。我后来、我不久之后就知道,你的这道目光好象是把对方拥抱起来,吸引到你身边,既脉脉含情,又荡人心魄,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的眼光,你向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投以这样的目光,向每一个卖东西给你的女店员,向每一个给你开门的使女都投以这样的目光。这种眼光在你身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怀有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你的眼光便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起来。可是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心里象着了火似的。我以为你的柔情蜜意只针对我,是给我一个人的。就在这一瞬间,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姑娘一下子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此永远属于你了。

    “这人是谁阿?”我的女同学问道。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你的名字我怎么着也说不出口:就在这一秒钟,在这唯一的一秒钟里,你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比神圣,成了我心里的秘密。”唉,住在我们楼里的一位先生呗!”我结结巴巴笨嘴拙腮地说道。”那他看你一眼,你干吗脸涨得通红啊!”我的女同学以一个好管闲事的女孩子的阴坏的神气,连嘲带讽地说道。可是恰巧因为我感觉到她的讽刺正好捅着了我心里的秘密,血就更往我的脸颊上涌。窘迫之余我就生气了。我恶狠狠地说了她一句:”蠢丫头!”我当时真恨不得把她活活勒死。可是她笑得更欢,讽刺的神气更加厉害,末了我发现,我火得没法,眼睛里都噙满了眼泪。我不理她,一口气跑上楼去了。

    从这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向你这个娇纵惯了的人说这句话。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象我这样死心塌地地、这样舍身忘己地爱过你,我对你从不变心,过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和人亲切交往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他们经常听人谈论爱情,在小说里常常读到爱情,他们知道,爱情乃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象摆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自己恋爱的经历,就象男孩抽了第一支香烟而洋洋得意。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提醒我,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象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我睡梦中也只看见你,我把你视为知音: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我的母亲成天心情压抑,郁郁不乐,靠养老金生活,总是胆小怕事,所以和我也不贴心;那些多少有点变坏的女同学叫我反感,她们轻佻地把爱情看成儿戏,而在我的心目中,爱情却是我至高无上的激情–所以我把原来分散零乱的全部感情,把我整个紧缩起来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灵都奉献给你。我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任何比喻都嫌不足,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样。我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现在突然一跃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了好些书,常常念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本;我突然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不胜惊讶,因为我想,你是热爱音乐的。我把我的衣服刷了又刷,缝了又缝,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显得干干净净,讨人喜欢。我那条旧的校服罩裙(是我母亲穿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钉,我觉得讨厌极了。我怕你会看见这个补钉,于是看不起我,所以我跑上楼梯的时候,总把书包盖着那个地方,我害怕得浑身哆嗦,唯恐你会看见那个补钉。可是这是多么傻气啊!你在那次以后从来也没有、几乎从来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而我呢,我可以说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在等你,在窥探你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家的房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透过这个圆形小窗孔一直可以看到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就是我伸向世界的眼睛–啊,亲爱的,你可别笑,我那几个月,那几年,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下午一下午地就坐在小窗孔跟前,坐在冰冷的门道里守候着你,提心吊胆地生怕母亲疑心,我的心紧张得象根琴弦,你一出现,它就颤个不停。直到今天想到这些的时候,我都并不害臊。我的心始终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可是你对此毫无感觉,就象你口袋里装了怀表,你对它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在暗中为你耐心地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以它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走,而你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个生活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根领带、每一套衣服,认得你的一个一个的朋友,并且不久就能把他们加以区分,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在你身上度过的。按,我干了多少傻事啊!我亲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我偷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个烟头我视若圣物,因为你嘴唇接触过它。晚上我百次地借故跑下楼去,到胡同里去看看你哪间屋里还亮着灯光,用这样的办法来感觉你那看不见的存在,在想象中亲近你。你出门旅行的那些礼拜里–我一看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色旅行袋提下落去,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些礼拜里我虽生犹死,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我心情恶劣,百无聊赖,茫茫然不知所从,我得十分小心,别让我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看出我绝望的心绪。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都是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径,孩子气的蠢事。我应该为这些事而感到羞耻,可是我并不这样,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也没有象在这种天真的感情流露中表现得更纯洁更热烈的了。要我说,我简直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说,我当时是如何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几乎都没跟我打过一个照面,因为每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你,躲也躲不开了,我就一低头从你身边跑上楼去,为了怕见你那火辣辣的眼光,就象一个人怕火烧着,而纵身跳水投河一样。要我讲,我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讲你早已忘却的那些岁月,我可以给你展开一份你整个一生的全部日历;可是我不愿使你无聊,不愿使你难受。我只想把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再告诉你,我求你别嘲笑我,因为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大概是个星期天,你出门旅行去了,你的仆人把他拍打干净的笨重地毯从敞开着的房门拖进屋去。这个好心人干这个活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便走了过去,问他要不要我帮他的忙。他很惊讶,可还是让我帮了他一把,于是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我实在没法告诉你,我当时怀着何等敬畏甚至虔诚的心情!我看见了你的天地,你的书桌,你经常坐在这张书桌旁边,桌上供了一个蓝色的水晶花瓶,瓶里插着几朵鲜花,我看见了你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是匆匆忙忙地向你的生活偷偷地望了一眼,因为你的忠仆约翰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这么一眼我就把你屋里的整个气氛都吸收进来,使我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有足够的营养供我神思梦想。

    就这匆匆而逝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啊–终于感到,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同时我要把那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可惜这二者竟挨得如此之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都忘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我对谁也不关心。我没有发现,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位因斯布鲁克地方的商人和我母亲沾点远亲,这时经常来作客,一呆就是好长时间;是啊,这只有使我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呆在家里,想你,守着看你回来,这可是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啊!结果有一天我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去,唠唠叨叨说了好些,说是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的脸刷的一下发白了,我的心突然怦怦直跳:莫非她预感到了什么,猜到了什么不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你,想到我的秘密,它是我和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可是我妈自己倒显得非常忸怩,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平时她是从来也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到她的身边,然后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地开始说道,她的亲戚是个死了妻子的单身汗,现在向她求婚,而她主要是为我着想,决定接受他的请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到你。”那咱们还住在这儿吧?”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不,我们搬到因斯布鲁克去住,斐迪南在那儿有座漂亮的别墅。”她说的别的话我都没有听见。我突然眼前一黑。后来我听说,我当时晕过去了。我听见我的母亲对我那位等在门背后的继父低声说,我突然伸开双手向后一仰,就象铅块似的跌到地上。以后几天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这么一个无权自主的孩子又怎样抵挡过他们压倒一起的意志,这一切我都没法向你形容: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当时,我这握笔的手就抖了起来。我真正的秘密我又不能泄露,结果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就纯粹是脾气倔强、固执己见、心眼狠毒的表现。谁也不再答理我,一切都背着我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东西:等我放学回家,总有一件家俱搬走了或者卖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搬空了,我的生活也随之毁掉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搬运工人正在包装家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放着收拾停当的箱子以及给我母亲和我准备的两张行军床:我们还得在这儿过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乘车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一天我突然果断地感觉到,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没法活下去。除了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救星。我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在这绝望的时刻,我是否真正能够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可是突然–我妈不在家–我站起身来,身上穿着校服,走到对面去找你。不,我不是走过去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象磁铁,把我僵手僵脚地、四肢哆嗦地吸引到你的门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打算怎么样:我想跪倒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你的丫头,做你的奴隶。我怕你会取笑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的这种纯洁无邪的狂热之情,可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门外冷气彻骨的走廊里,吓得浑身僵直,可是又被一股难以捉摸的力量所驱使,移步向前,我如何使了大劲儿,挪动抖个不住的胳臂,伸出手去–这场斗争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真象是永恒一样漫长–用指头去按你的门铃,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取笑了。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周身的鲜血也凝结不动,我凝神静听,看你是否走来开门。

    可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不在家里,约翰大概出去办事了,所以我只好摇摇晃晃地拖着脚步回到我们搬空了家俱、残破不堪的寓所,门铃的响声还依然在我耳际萦绕,我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床旅行毯上,从你的门口到我家一共四步路,走得疲惫不堪,就仿佛我在深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似的。可是尽管精疲力尽,我想在他们把我拖走之前看你一眼,和你说说话的决心依然没有泯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丝毫也不掺杂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除了你以外实在别无所想:我一心只想看见你,再见你一面,紧紧地依偎在你的身上。于是整整一夜,这可怕的漫长的一夜,亲爱的,我一直等着你。我妈刚躺下睡着,我就轻手轻脚地溜到门道里,尖起耳朵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整夜都等着你,这可是个严寒冷冻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困倦,四肢酸疼,门道里已经没有椅子可坐,我就趴在地上,从门底下透过来阵阵寒风。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躺在冰冷的使人浑身作疼的硬地板上,我没拿毯子,我不想让自己暖和,唯恐一暖和就会睡着,听不见你的脚步声。躺在那里浑身都疼,我的两脚抽筋,蜷缩起来,我的两臂索索只抖:我只好一次次地站起身来,在这可怕的黑咕隆咚的门道里实在冷得要命。可是我等着,等着,等着你,就象等待我的命运。

    第三章

    终于–大概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吧–我听见楼下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然后有脚步声顺着楼梯上来。刹那间我觉得寒意顿消,浑身发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想冲到你的跟前,扑在你的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蜡烛光晃晃悠悠地从楼梯照上来。我握着门把,浑身哆嗦。上楼来的,真是你吗?

    是的,上来的是你,亲爱的–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听见一阵娇媚的轻笑,绸衣拖地的悉簌声和你低声说话的声音–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拖到因斯布鲁克去了;我已经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得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明天他们要来,那些黝黑、粗笨的陌生男人,带口棺材来,我将把我可怜的唯一的孩子装到棺材里去。也许朋友们也会来,带来些花圈,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有什么用?他们会来安慰我,给我说些什么话;可是他们能帮我什么忙呢?我知道,事后我又得独自一人生活。时间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了。我当时,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漫无止境的两年时间里,体会到了这一点。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两年,我简直象个囚犯,象个遭到屏弃的人似的,生活在我的家人中间。我的继父是个性情平和、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对我很好,我母亲丝毫为了补赎一个无意中犯的过错,对我总是百依百顺;年轻人围着我,讨好我;可是我执拗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离开了你,我不愿意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生活,我沉湎于我那阴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自己,孤独寂寥地生活。他们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我穿也不穿;我拒绝去听音乐会,拒绝去看戏,拒绝跟人家一起快快活活地出去远足郊游。我几乎足不逾户,很少上街:亲爱的你相信吗,我在这座小城市里住了两年之久,认识的街道还不到十条?我成天悲愁,一心只想悲愁;我看不见你,也就什么不想要,只想从中得到某种陶醉。再说,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呆在一起,我不愿意使我分心。我一个人坐在家里,一坐几小时,一坐一整天,什么也不做,就是想你,把成百件细小的往事翻来覆去想个不停,回想起每一次和你见面,每一次等候你的情形,我把这些小小的插曲想了又想,就象看戏一样。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重复了无数次,所以我整个童年时代都记得一清二楚,过去这些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那样的生动、具体,仿佛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我把你写的书都买了来;只要你的名字一登在报上,这天就成了我的节日。你相信吗,你的书我念了又念,不知念了多少遍,你书中的每一行我都背得出来?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从你的书里孤零零地给我念上一行,我今天,时隔十三年,我今天还能接着往下背,就象在做梦一样:你写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词啊。整个时间只是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查看音乐会和戏剧首次公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什么演出会使你感到兴趣,一到晚上,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此刻他走进剧院大厅了,此刻他坐下了。这样的事情我梦见了不下一千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亲眼在音乐会上看见过你。

    可是干吗说这些事呢,干吗要把一个孤独的孩子的这种疯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之情告诉一个对此毫无所感,一无所知的人呢?可是我当时难道还是个孩子吗?我已经十七岁,转眼就满十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扭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是使我生气发火。因为要我在脑子里想着和别人恋爱,而不是爱你,哪怕仅仅是闹着玩的,这种念头我都觉得难以理解、难以想象地陌生,稍稍动心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我对你的激情仍然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情欲的觉醒而和过去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烈、更加含有肉体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气息。当年潜伏在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识里、驱使她去拉你的门铃的那个朦朦胧胧的愿望,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

    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说我害羞脸嫩,我咬紧牙关,不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件事:回到维也纳,回到你身边。经过努力,我的意志得以如愿以偿,不管它在别人看来,是何等荒谬绝伦,何等难以理解。我的继父很有资财,他把我看作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可是我一个劲儿地顽固坚持,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前往维也纳去投奔一个亲戚,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店里当了个职员。难道还要我对你说,在一个雾气迷茫的秋日傍晚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我首先是到哪儿去的吗?我把箱子存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这电车开得多么慢啊,它每停一站我就心里冒火–跑到那幢房子跟前。你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整个心怦怦直跳。到这时候,这座城市,这座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身边喧嚣轰响的城市,才获得了生气,到这时候,我才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了你的存在,你,我的永恒的梦。我没有想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说在你和我那抬头仰望的目光之间只相隔你窗户的一层玻璃,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我抬头看啊,看啊:那儿有灯光,那儿是房子,那儿是你,那儿就是我的天地。两年来我一直朝思暮想着这一时刻,如今总算盼到了。这个漫长的夜晚,天气温和,夜雾弥漫,我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灯光熄灭。然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干到六点,活很重,很累人,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活,因为工作一忙,就使我不至于那么痛切地感到我内心的骚乱。等到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哗的一下在我身后落下,我就径直奔向我心爱的目的地。我心里唯一的心愿就是,只想看你一眼,只想和你见一次面,只想远远地用我的目光搂抱你的脸!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遇见你了,而且恰好是在我没有料想到的一瞬间:我正抬头窥视你的窗口,你突然穿过马路走了过来。我一下子又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觉得热血涌向我的脸颊;我违背了我内心强烈的、渴望看见你眼睛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一低头,象身后有追兵似的,飞快地从你身边跑了过去。事后我为这种女学生似的羞怯畏缩的逃跑行为感到害臊,因为现在我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吗:我一心只想遇见你,我在找你,经过这些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岁月,我希望你认出我是谁,希望你主意我,希望为你所爱。

    可是你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每天晚上都站在你的胡同里,即使风雪交加,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也不例外。有时候我白白地等了几个小时,有时候我等了半天,你终于和朋友一起从家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我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和你手挽着手紧紧依偎着往外走,我的新猛地一下抽缩起来,把我的灵魂撕裂,这时我突然感到我已长大成人,感到心里有种新的异样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意外,我从童年时代就知道老有女人来访问你,可是现在突然一下子我感到一阵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感情起伏,恨你和另外一个女人这样明显地表示肉体上的亲昵,可同时自己也渴望着能得到这种亲昵。出于一种幼稚的自尊心,我一整天没到你的房子前面去,我以往就有这种幼稚的自尊心,说不定我今天还依然是这样。可是这个倔强赌气的夜晚变得非常空虚,这一晚多么可怕啊!第二天晚上我又忍气吞声地站在你的房前,等啊等啊,命运注定,我一生就这样站在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等着。

    有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早已看见你远远地走来,我赶忙振作精神,别到时候又躲开你。事情也真凑巧,恰好有辆卡车停在街上卸货,把马路弄得很窄,你只好擦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立刻又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勾起往事,我大吃一惊!–又成了那种充满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又成了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从前第一次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你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就这样接触了一秒钟、两秒钟,我的目光没法和你的目光分开,也不愿意和它分开–接着你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的心跳个不停:我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放慢脚步,一种难以克服的好奇心驱使我扭过头去,看见你停住了脚步,正回头来看我。你非常好奇、极感兴趣地仔细观察我,我从你的神气立刻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当时没有认出我,也从来没有认出过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向你形容我那一瞬间失望的心情呢。当时我第一次遭受这种命运,这种不为你所认出的命运,我一辈子都忍受着这种命运,随着这种命运而死;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没有被你认出来。叫我怎么向你描绘这种失望的心情呢!因为你瞧,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两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什么也不干,就在设想我们在维也纳的重逢该是什么情景,我随着自己情绪的好坏,想象最幸福的和最恶劣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是在梦里把这一切都过了一遍;在我心情阴郁的时刻我设想过:你会把我拒之门外,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低贱,太丑陋,太讨厌。你的憎恶、冷酷、淡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我在热烈活跃的想象出来的幻境里都经历过了–可是这点,就这一点,即使我心情再阴沉,自卑感再严重,我也不敢考虑,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唉,是你教我明白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想必是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炽热激情之镜,时而是天真烂漫之镜,时而又是疲劳困倦之镜,正如镜中的人影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一个男子也就更容易忘却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会在她的脸上投下光线,或者布满阴影,而服装又会把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加以衬托。只有伤心失意的女人才会真正懂得这个中的奥秘。可我当时还是个少女,我还不能理解你的健忘,我自己毫无节制没完没了地想你,结果我竟产生错觉,以为你一定也常常在等我;要是我确切知道,我在你心目中什么也不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一丝一毫,我又怎么活的下去呢!你的目光告诉我,你一点也认不得我,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细如蛛丝的联系:你的这种目光使我如梦初醒,使我第一次跌到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我的命运。

    你当时没有认出我是谁。两天之后我们又一次邂逅,你的目光以某种亲昵的神气拥抱我,这时你又没有认出,我是那个曾经爱过你的、被你唤醒的姑娘,你只认出,我是两天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和你对面相遇的那个十八岁的美丽姑娘。你亲切地看我一眼,神情不胜惊讶,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你又和我擦肩而过,又马上放慢脚步:我浑身战栗,我心里欢呼,我暗中祈祷,你会走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活跃起来:我也放慢了脚步,我不躲着你。突然我头也美回,便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下子我就要第一次听到你用我喜欢的声音跟我说话了。我这种期待的心情,使我四肢酥麻,我正担心,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心简直象小鹿似的狂奔猛跳–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跟我攀谈,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就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似的–唉,你对我一点预感也没有,你对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任何预感!–你跟我攀谈起来,是那样的落落大方,富有魅力,甚至使我也能回答你的话。我们一起走完了整个的一条胡同。然后你就问我,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去吃晚饭。我说好吧。我又怎么敢拒不接受你的邀请?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吗,这饭馆在哪儿?一定记不得了,这样的晚饭对你一定有的是,你肯定分不清了,因为我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几百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又有什么事情会使你回忆起我来呢:我话说的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说话已经使我幸福到了极点。我不愿意因为提个问题,说句蠢话而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一小时,我对你非常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你的举止使我感到,我对你怀有的那种热情敬意完全应该,你的态度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恰当得体,丝毫没有急迫逼人之势,丝毫不想匆匆表示温柔缠绵,从一开始就是那种稳重亲切,一见如故的神气。我是早就决定把我整个的意志和生命都奉献给你了,即使原来没有这种想法,你当时的态度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唉,你是不知道,我痴痴地等了你五年!你没使我失望,我心里是多么喜不自胜啊!

    第四章

    天色已晚,我们离开饭馆。走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急于回家,是否还有一点时间。我事实上已经早有准备,这我怎么能瞒着你!我就说,我还有时间。你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你家去坐一会,随便谈谈。我决定制不言而喻的事,就脱口而出说了句:”好吧!”我立刻发现,我答应得这么快,你感到难过或者感到愉快,反正你显然是深感意外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感到惊愕;现在我才知道,女人通常总要装出毫无准备的样子,假装惊吓万状,或者怒不可遏,即使她们实际上迫不及待地急于委身于人,一定要等到男人哀求再三,谎话连篇,发誓赌咒,作出种种诺言,这才转嗔为喜,半推半就。我知道,说不定只有以卖笑为职业的女人,只有妓女才会毫无保留地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要不然就只有天真烂漫、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女孩子才会这样。而在我的心里–这你又怎料想得到–只不过是化为言语的意志,经过千百个日日夜夜的集聚而今迸涌开来的相思啊。反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你吃了一惊,我开始使你对我感起兴趣来了。我发现,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一面和我说话,一面略带惊讶地在旁边偷偷地打量我。你的感觉在觉察人的种种感情时总象具有魔法似的确有把握,你此刻立即感到,在这个小鸟依人似的美丽的姑娘身上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有着一个秘密。于是你顿时好奇心大发,你绕着圈子试探性地提出许多问题,我从中觉察到,你一心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我宁可在你面前显得有些傻气,也不愿向你泄露我的秘密。我们一起上楼到你的寓所里去。原谅我,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能明白,这条走廊,这道楼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感到什么样的陶醉、什么样的迷惘、什么样的疯狂的、痛苦的、几乎是致命的幸福。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一切,不能不潸然泪下,可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渗透了我的激情,都是我童年时代的相思的象征:在这个大门口我千百次地等待过你,在这座楼梯上我总是偷听你的脚步声,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你,透过这个窥视孔我几乎看得灵魂出窍,我曾经有一次跪在你门前的小地毯上,听到你房门的钥匙咯喇一响,我从我躲着的地方吃惊地跳起。我整个童年,我全部激情都寓于这几米长的空间之中,我整个的一生都在这里,如今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在你的楼里,在我们的楼里,我的过去的生活犹如一股洪流向我劈头盖脑地冲了下来。你想想吧,–我这话听起来也许很俗气,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一直到你的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的、沉闷的、平凡的世界,在你的房门口,便开始了儿童的魔法世界,阿拉丁的王国;你想想吧,我千百次望眼欲穿地盯着你的房门口,现在我如痴如醉迈步走了进去,你想象不到–充其量只能模糊地感到,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的亲爱的!–这迅速流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中究竟带走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整夜呆在你的身边。你没有想到,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亲近过我,还没有一个男人接触过或者看见过我的身体。可是你又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亲爱的,因为我对你一点也不抗拒,我忍住了因为害羞而产生的任何迟疑不决,只是为了别让你猜出我对你爱情的秘密,这个秘密准会叫你吓一跳的–因为你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我现在对你说,我委身于你时,还是个处女,我求你,千万别误解我!我不是责怪你!你并没有勾引我,欺骗我,引诱我–是我自己挤到你的跟前,扑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我在黑暗里一挣开眼睛,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我不觉感到奇怪,怎么群星不在我的头上闪烁,因为我感到身子已经上了天庭。不,我的亲爱的,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一时刻后悔过。我还记得,你睡熟了,我听见你的呼吸,摸到你的身体,感到我自己这么紧挨着你,我幸福得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上班,我也想在你仆人进来以前就离去,别让他看见我。我穿戴完毕站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搂在怀里,久久地凝视着我;莫非是一阵模糊而遥远的回忆在你心头翻滚,还是你只不过觉得我当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呢?然后你就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我轻轻地挣脱身子,想要走了。这时你问我:”你不想带几朵花走吗?”我说好吧。你就从书桌上供的那只蓝色水晶花瓶里(唉,我小时候那次偷偷地看了你房里一眼,从此就认得这个花瓶了)取出四朵白玫瑰来给了我。后来一连几天我还吻着这些花儿。

    在这之前,我们约好了某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天晚上又是那么销魂,那么甜蜜。你又和我一起过了第三夜。然后你就对我说,你要动身出门去了–啊,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你出门旅行恨得要死!–你答应我,一回来就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的姓名我不愿告诉你。我把我的秘密锁在我的心底。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去问……别说了,何必跟你描绘这种由于期待、绝望而引起的地狱般的折磨。我不责怪你,我爱你这个人就爱你是这个样子,感情热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而爱不专一。我就爱你是这么个人,只爱你是这么个人,你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这样。我从你灯火通明的窗口看出,你早已出门回家,可是你没有写信给我。在我一生的最后的时刻我也没有收到过你一行手迹,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你了,可是我没收到过你一封信。我等啊,等啊,象个绝望的女人似的等啊。可是你没有叫我,你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一个字也没写……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这也是你的儿子。亲爱的,这是那三夜销魂荡魄缱绻柔情的结晶,我向你发誓,人在死神的阴影笼罩之下是不会撒谎的。他是我俩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自从我委身于你之后,一直到孩子离开我的身体,没有一个男子碰过我的身体。被你接触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身体是神圣的,我怎么能把我的身体同时分赠给你和别的男人呢?你是我的一切,而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我的生活中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是我俩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心甘情愿的爱情和你那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缱绻柔情的结晶,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孩子。你于是要问了–也许大吃一惊,也许只不过有些诧异–你要问了,亲爱的,这么多年漫长的岁月,我为什么一直把这孩子的事情瞒着你,直到今天才告诉你呢?此刻他躺在这里,在黑暗中沉睡,永远沉睡,准备离去,永远也不回来,永不回来!可是你叫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象我这样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了三夜,不加反抗,可说是满心渴望地向你张开我的怀抱,象我这样一个匆匆邂逅的无名女人,你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她会对你,对你这么一个不忠实的男人坚贞不渝的,你是永远也不会坦然无疑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之子的!即使我的话使你觉得这事似真非假,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隐蔽的怀疑:我见你有钱,企图把另一笔风流帐转嫁在你的身上,硬说他是你的儿子。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我不愿意这样。再说,我了解你;我对你十分了解,你自己对自己还没了解到这种地步;我知道你在恋爱之中只喜欢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欢娱游戏,突然一下子当上了父亲,突然一下子得对另一个人的命运负责,你一定觉得不是滋味。你这个只有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和我有了某种牵连。你一定会因为这种牵连而恨我–我知道,你会恨我的,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恨我的。也许只不过几个小时,也许只不过短短几分钟,你会觉得我讨厌,觉得我可恨–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的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可是当然罗,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是责怪你,我的亲爱的,我不责怪你。如果有时候从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那么请你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映照下躺在那里;我冲着天主,握紧了拳头,管天主叫凶手,我心情悲愁,感觉昏乱。请原谅我的怨诉,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你心地善良,打心眼里乐于助人。你帮助每一个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你,你也给予帮助。可是你的善心好意是如此的奇特,它公开亮在每个人的面前,人人可取,要取多少取多少,你的善心好意广大无边,可是,请原谅,它是不爽快的。它要人家提醒,要人家自己去拿。你只有在人家向你求援,向你恳求的时候,你才帮助别人,你帮助人家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心愿。让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在你眼里,困厄苦难中的人们,不见得比你快乐幸福中的兄弟更加可爱。象你这种类型的人,即使是其中心地最善良的人,求他们的帮助也是很难的。有一次,我还是个孩子,我通过窥视孔看见有个乞丐拉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些钱。他还没开口,你就很快把钱给了他,可是你给他钱的时候,有某种害怕的神气,而且相当匆忙,巴不得他马上走,仿佛你怕正视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惶惶不安、羞怯腼腆、怕人感谢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所以我从来也不去找你。不错,我知道,你当时是会帮助我的,即使不能确定,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大笔钱,可是总会带着那种暗暗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想把这桩麻烦事情从身边推开。是啊,我相信,你甚至会劝我及时把孩子打掉。我最害怕的莫过于此了–因为只要你要求,我什么事情不会去干呢!我怎么可能拒绝你的任何请求呢!而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啊,他又是你,又不再是你。你这个幸福的无忧无虑的人,我一直不能把你留住,我想,现在你永远交给我了,禁锢在我身体里,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下子我终于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可以哺育你,喂养你,爱抚你,亲吻你,只要我的心灵有这样的渴望。你瞧,亲爱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知道我怀了一个你的孩子,我便感到如此的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件事瞒着你:这下你再也不会从我身边溜走了。

    当然,亲爱的,这些日子并不是我脑子里预先感觉的那样,尽是些幸福的时光,也有几个月充满了恐怖和苦难,充满了对人们的卑劣的憎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临产前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要不然会引起亲戚们的注意,把这事告诉我家。我不想向我母亲要钱–所以我便靠变卖手头有的那点首饰来维持我直到临产时那段时间的生活。产前一个礼拜,我最后的几枚金币被一个洗衣妇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只好到一个产科医院去生孩子,只有一贫如洗的女人,被人遗弃遭人遗忘的女人万不得已才到那儿去,就在这些穷困潦倒的社会渣滓当中,孩子、你的孩子呱呱坠地了。那儿真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全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那些人,互不相识,孤独苦寂,互相仇视,只是被穷困、被同样的苦痛驱赶到这间抑郁沉闷的、充满了哥罗仿和鲜血的气味、充满了喊叫和呻唤的病房里来。穷人不得不遭受的凌侮,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耻辱,我在那儿都受到了。我忍受着和娼妓之类的病人朝夕相处之苦,她们卑鄙地欺侮着命运相同的病友;我忍受着年轻医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把盖在这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身上的被单掀起来,带着一种虚假的科学态度在她们身上摸来摸去;我忍受着女管理员的无厌的贪欲–啊,在那里,一个人的羞耻心被人们的目光钉在十字架上,备受他们的毒言恶语的鞭笞。只有写着病人姓名的那块牌子还算是她,因为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颤动的肉,让好奇的人东摸西摸,只不过是观看和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啊,那些在自己家里为自己温柔地等待着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不会知道,孤立无援,无力自卫,仿佛在实验桌上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我要是在哪本书里念到地狱这个词,知道今天我还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那间挤得满满的、水气弥漫的、充满了呻唤声、笑语声和惨叫声的病房,我就在那里吃足了苦头,我会想到这座使羞耻心备受凌迟的屠宰场。

    第五章

    原谅我,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也就是这一次,我才谈到这些事,以后永远也不再说了。我对此整整沉默了十一年,不久我就要默不作声直到地老天荒:总得有这么一次,让我嚷一嚷,让我说出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得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的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孩子的微笑,听见他的声音,我在幸福陶醉之中早已把那些苦难的时刻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孩子死了,这些痛苦又历历如在眼前,我这一次、就是这一次,不得不从心眼里把它们叫喊出来。可是我并不抱怨你,我只怨天主,是天主使这痛苦变得如此无谓。我不怪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也没有对你生过气、发过火。即使在我的身体因为阵痛扭作一团的时刻,即使在痛苦把我的灵魂撕裂的瞬间,我也没有在天主的面前控告过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几夜,从来没有谴责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爱你,一直赞美着你我相遇的那个时刻。要是我还得再去一次这样的地狱,并且事先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我也不惜再受一次,我的亲爱的,再受一次,再受千百次!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从来也没有在旁边走过时扫过一眼这个俊美的小人儿、你的孩子,你连和他出于偶然匆匆相遇的机会也没有。我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就隐居起来,很长时间不和你见面;我对你的相思不象原来那样痛苦了,我觉得,我对你的爱也不象原来那样热狂了,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为我的爱情受的苦至少不象原来那样厉害了。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就全力照看孩子,不再管你这个幸运儿,你没有我也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把他搂在怀里。我似乎已经摆脱了对你朝思暮想的焦躁心情,摆脱了我的厄运,似乎由于你的另一个你,实际上是我的另一个你而得救了–只是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的心里才会产生低三下四地到你房前去的念头。我只干一件事:每逢你的生日,总要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你在我们恩爱的第一夜之后送给我的那些花一模一样。在这十年、在这十一年之间你有没有问过一次,是谁送来的花?也许你曾经回忆起你从前赠过这种玫瑰花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回答。我只是从暗地里把花递给你,一年一次,唤醒你对那一刻的回忆–这样对我来说,于愿已足。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埋怨我自己,不该不让你见他,因为你要是见了他,你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的男孩,没有看过他微笑,没有见他轻轻地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啊,他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啊:你性格中全部轻佻的成分在他身上天真地重演了,你的迅速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他身上得到再现:他可以一连几小时着迷似的玩着玩具,就象你游戏人声一样,然后又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变得越来越象你;在他身上,你特有的那种严肃认真和玩笑戏谑兼而有之的两重性也已经开始明显地发展起来。他越象你,我越爱他。他学习很好,说起法文来,就象个小喜鹊滔滔不绝,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整洁的,他的相貌多么漂亮,穿着他的黑丝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水兵服显得多么英俊。他无论走到那儿,总是最时髦的;每次我带着他在格拉多的海滩上散步,妇女们都站住脚步,摸摸他金色的长发,他在色默林滑雪橇玩,人们都扭过头来欣赏他。他是这样的漂亮,这样的娇嫩,这样的可人意儿:去年他进了德莱瑟中学的寄宿学校,穿上制服,佩了短剑,看上去活象十八世纪宫廷的侍童!–可是他现在身上除了一件小衬衫一无所有,可怜的孩子,他躺在那儿,嘴唇苍白,双手合在一起。

    你说不定要问我,我怎么可能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呢,怎么可能使他过一种上流社会的光明、快乐的生活呢。我最心爱的人儿,我是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羞耻感,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可是别害怕,亲爱的–我卖身了。我倒没有变成人们称之为街头野鸡的那种人,没有变成妓女,可是我卖身了。我有一些有钱的男朋友,阔气的情人:最初是我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长得非常之美。每一个我委身相与的男子都喜欢我,他们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只有你不是这样,我的亲爱的!

    我告诉你,我卖身了,你会因此鄙视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鄙视我。我知道,你一切全都明白,你也会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你的孩子。我在产科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接触到贫穷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遭人践踏、受人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你的孩子、你的聪明美丽的孩子注定了要在这深深的底层,在陋巷的垃圾堆中,在霉烂、卑下的环境之中,在一间后屋的龌龊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那娇嫩的嘴唇去说那些粗俚的语言,不能让他那白净的身体去穿穷人家的发霉的皱缩的衣衫–你的孩子应该拥有一切,应该享有人间一切财富,一切轻松愉快,他应该也上升到你的高度,进入你的生活圈子。

    因此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爱人,我卖身了。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人间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纯粹是空洞的概念:我的身体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你不爱我,那么我的身怎么着了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对男人们的爱抚,甚至于他们最深沉的激情,全都无动于衷,尽管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得不深表敬意,他们的爱情得不到报答,我很同情,这也使我回忆起我自己的命运,因而常常使我深受震动。我认得的这些男人,对我都很体贴,他们大家都宠我、惯我、尊重我。尤其是那位帝国伯爵,一个年岁较大的鳏夫,他为了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儿子能上德莱瑟中学学习,到处奔走,托人说情–他象爱女儿那样地爱我。他向我求婚,求了三四次–我要是答应了,今天可能已经当上了伯爵夫人,成为提罗尔地方一座美妙无比的府邸的女主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因为孩子将会有一个温柔可爱的父亲,把他看成掌上明珠,而我身边将会有一个性情平和、性格高贵、心底善良的丈夫–不论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逼我,不论我的拒绝如何伤他的心,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也许我拒绝他是愚蠢的,因为要不然我此刻便会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生活,并且受到保护,而这招人疼爱的孩子便会和我在一切,可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这一点呢–我不愿意栓住自己的手脚,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往日的孩子的梦还没有破灭:说不定你还会再一次把我叫到你的身边,哪怕只是叫去一个小时也好。为了这可能有的一小时的相会,我拒绝了所以的人的求婚,好一听到你的呼唤,就能应召而去。自从我从童年觉醒过了以后,我这整个的一生无非就是等待,等待着你的意志。

    而这个时刻的确来到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没有感到,我的亲爱的!就是在这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来–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在这之前我已多次遇见过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尔,在马路上–每次我的心都猛的一抽,可是你的眼光从我身上滑了过去:从外表看来,我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女人,就象他们说的妩媚娇美,打扮得艳丽动人,为一群倾慕者簇拥着:你怎么能想象,我就是在你卧室的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羞怯的少女呢?有时候和我走在一起的先生们当中有一个向你问好。你回答了他的问候,抬眼看我:可是你目光是客气的陌生的,表示出赞赏的神气,却从未表示出你认出我来了,陌生,可怕的陌生啊。你老是认不出我是谁,我对此几乎习以为常,可是我还记得,有一次这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隔壁的包厢里坐着你。演奏序曲的时候灯光熄灭了,我看不见你的脸,只感到你的呼吸就在我的身边,就跟那天夜里一样的近,你的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你那秀气的、纤细的手。我不由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想俯下身去谦卑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我如此心爱的手,我从前曾经受到过这只手的温柔的拥抱啊。耳边乐声靡靡,撩人心弦,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得不使劲挣扎,拚命挺起身子,因为有股力量如此强烈地把我的嘴唇吸引到你那亲爱的手上去。第一幕演完,我求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离开剧院。在黑暗里你对我这样陌生,可是又挨我这么近,我简直受不了。

    可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在我这浪费掉的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差不多正好是一年之前,在你生日的第二天。真奇怪:我每时每刻都想念着你,因为你的生日我总象一个节日一样地庆祝。一大清早我就出门去买了一些白玫瑰花,象以往每年一样,派人给你送去,以几年你已经忘却的那个时刻。下午我和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我带他到戴默尔点心铺去,晚上带他上剧院。我希望,孩子从小也能感受到这个日子是个神秘的纪念日,虽然他并不知道它的意义。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情人呆在一起,他是布律恩地方一个年轻富有的工厂主,我和他已经同居了两年。他娇纵我,对我体贴入微,和别人一样,他也想和我结婚,而我也象对待别人一样,似乎无缘无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他给我和孩子送了许多礼物,而且本人也亲切可爱。他这人心肠极好,虽说有些呆板,对我有些低三下四。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儿遇到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朋友,然后在环城马路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席间,在笑语闲聊之中,我建议再到一家舞厅去玩。这种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舞厅,我一向十分厌恶,平时要是有人建议到那儿去,我一定反对,可是这一次–简直象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魔术般的力量在我心里驱使我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人十分兴奋,立即高兴地表示赞同–可是这一次我却感到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愿望,仿佛在那儿有神秘特别的东西等着我似的。他们大家都习惯于对我百依百顺,便迅速地站起身来。我们到舞厅去,喝着香槟酒,我心里突然一下子产生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非常疯狂的、近乎痛苦的高兴劲儿。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跟着他们一起唱些撩人心怀的歌曲,心里简直可说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想跳舞,想欢呼。可是突然–我仿佛觉得有一样冰凉的或者火烫的东西猛的一下子落在我的心上–我挺起身子:你和几个朋友坐在临桌,你用赞赏的渴慕的目光看着我,就用你那一向撩拨得我心摇神荡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第一次,你又以你全部不自觉的激烈的威力盯着看我。我颤抖起来。举起的杯子几乎失手跌落。幸亏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慌意乱:它消失在哄笑和音乐的喧闹声中。

    你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火烧火燎,使我浑身发烧,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你终于认出我来了呢,还是你把我当作新欢,当作另外一个陌生女人在追求?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同桌的人跟我说的话。你想必注意到,我被你的目光搞得多么心神不安。你不让别人觉察,微微地摆动一下脑袋向我示意,要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故意用明显的动作付帐,跟你的伙伴们告别,走了出去,行前再一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我。我浑身哆嗦,好象发冷,又好象发烧,我没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法控制我周身沸腾奔流的热血。恰好这时有一对黑人舞蹈家脚后跟踩得劈啪乱响,嘴里尖声大叫,跳起一种古里古怪的新式舞蹈来: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我便利用了这一瞬间。我站了起来,对我的男朋友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尾随你走了出去。

    你就站在外面前厅里,衣帽间旁边,等着我。我一出来,你的眼睛就发亮了。你微笑着快步迎了上来;我立即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认出当年的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认出后来的那个少女,你又一次把我当作一个新相遇的女人,当作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来追求。”您可不可以也给我一小时时间呢?”你用亲切的语气问我–从你那确有把握的样子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一个夜间卖笑的女人。”好吧,”我说道。十多年前那个少女在幽暗的马路上就用这同一个声音抖颤、可是自然而然地表示赞同的”好吧”回答你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我回答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羞耻感的。你稍微有些惊讶地凝视着我,惊讶之中含有怀疑、好奇的成分,就和从前你见我很快接受你的请求时表示惊讶不止一样。”现在行吗?”你问道,口气有些迟疑。”行,”我说,”咱们走吧。”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我突然想起,衣帽票在我男朋友手里,我们的大衣是一起存放的。回去向他要票,势必要唠唠叨叨解释一番,另一方面,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要我放弃,我也不愿意。所以我一秒钟也不迟疑:我只取了一块围巾披在晚礼服上,就走到夜雾弥漫、潮湿阴冷的黑夜中去,撇开我的大衣不顾,撇开那个温柔多情的好心人不顾,这些年来就是他养活我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丢他的脸,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傻瓜:供养了几年的情妇遇到一个陌生男子一招手就会跟着跑掉。啊,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一个诚实的朋友干了多么卑鄙的恶劣、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下作无耻的事情,我感觉到,我的行为是可笑的,我由于疯狂,使一个善良的人永远蒙受致命的创伤,我感觉到,我已把我的生活彻底毁掉–可是我急不可耐地想在一次亲吻一下你的嘴唇,想再一次听你温柔地对我说话,与之相比,友谊对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是这样爱你的,如今一切都已消逝,一切都已过去,我可把这话告诉你了。我相信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涌来一股力量,使我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第六章

    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们驱车到你的寓所。我又听见你的声音,我又感觉到你温存地呆在我的身边,我又和从前一样如醉如痴,又和从前一样感到天真幸福。相隔十多年,我第一次又登上你的楼梯,我的心情–不说了,不说了,我没法向你描述,在那几秒钟里我是如何对于一切都有双重的感觉,既感到逝去的岁月,也感到眼前的时光,而在一切和一切之中,我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没有多少变化,多了几张画,多了几本书,有的地方多了几件新的家俱,可是一切在我看来还是那么亲切。书桌上供着花瓶,里面插着玫瑰花–我的玫瑰花,是我前一天你生日派人给你送来的,以此纪念一个你记不得了的女人,即使此刻,她就近在你的眼前,手握着手,嘴唇紧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来。可是,我还是很高兴,你供着这些鲜花:毕竟还有我的一点气息、我的爱情的一缕呼吸包围着你。

    你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在你那里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可是即使我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你也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幸福地接受你那熟练的温存和爱抚,我发现,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样看待,不加区别的。你放纵你的情欲,毫不节制,不假思索地挥霍你的感情。你对我,对于一个从夜总会里带来的女人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高尚,这样的亲切而又充满敬意,同时在享受女人方面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我在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的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这在当年使我这个小姑娘都成了你的奴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消烟云散,全部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可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在黑暗中躺在你身边的我究竟是谁啊?是从前那个心急如火的小姑娘吗,是你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女人?啊,在这激情之夜,一切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可一切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新鲜。我祷告上苍,但愿这一夜永远延续下去。

    可是黎明还是来临了,我们起得很晚,你请我和你一同进早餐。有一个没有露面的佣人很谨慎地在餐室里摆好了早点,我们一起喝茶,闲聊。你又用你那坦率诚挚的亲昵态度和我说话,绝不提任何不得体的问题,绝不对我这个人表示任何好奇心。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我住在那里:我对你来说,又不过只是一次艳遇,一个无名的女人,一段热情的时光,最后在遗忘的烟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现在又要出远门到北非去,去两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又战栗起来,因为在我的耳边又轰轰的响起这样的声音:完了,完了,忘了!我恨不得扑倒在你的脚下,喊道:”带我去吧,这样你终于会认出我来,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会认出我是谁!”可是我在你的面前是如此羞怯,胆小,奴性十足,性格软弱。我只能说一句:”多遗憾哪!”你微笑着望着我说:”你真的觉得遗憾吗?”

    这时候一股突发的野劲儿抓住了我。我站起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然后我说道:”我爱的那个男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我凝视着你,直视你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要认出我来了!”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颤抖起来。可是你冲着我微笑,安慰我:”他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道,”会回来的,可是回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说这话的腔调里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激烈的东西。因为你也站起来,注视着我,态度不胜惊讶,非常亲切。你抓住我的双肩,说道:”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说着,你的目光一直射进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想把我的形象牢牢记住似的。我感到你的目光一直进入我的身体,在里面探索、感觉、吮吸着我整个的生命,这时我相信,盲人重见光明。他要认出我来了,他要认出我来了!这个念头使我整个灵魂都颤抖起来。

    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对你来说,从来也没有象这一瞬间那样的陌生,因为要不然–你绝不会干出几分钟之后干的事情。你吻我,又一次狂热地吻我。头发给弄乱了,我只好再梳理一下,我正好站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我看到–我简直又羞又惊,都要跌倒在地了–我看到你非常谨慎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我在这一瞬间怎么会没有叫出声来,没有扇你一股嘴巴呢!–我从小就爱你,并且是你儿子的母亲,可你却为这一夜付钱个我!被你遗忘还不够,我还得受这样的侮辱。

    我急忙收拾我的东西。我要走,赶快离开。我心里太痛苦了。我抓起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靠近那只插着白玫瑰、我的玫瑰的那只花瓶。我心里又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可抗拒的愿望:我想再尝试一次来提醒你:”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白玫瑰吗?”–“当然乐意,”你说着马上就取了一朵。”可是这些花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吧?”我说道。”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是人家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它们。”我盯着看你。”也许是一个被你遗忘的女人送的!”你脸上露出一副惊愕的神气。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认出我来,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叫道。可是你的眼睛微笑着,亲切然而一无所知。你又吻了我一下。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不能叫你看见我落泪。在前屋我几乎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我出去时走得太急了。他胆怯地赶快跳到一边,一把拉开通向走廊的门,让我出去,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正面看他、噙着眼泪看这形容苍老的老人的这一刹那,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这一瞬间老人认出我来了,可他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看见过我呢。为了他认出我,我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手。我只是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匆忙地从暖手筒里掏出来,塞在他的手里。他哆嗦着,惊慌失措地抬眼看我–他在这一秒钟里对我的了解比你一辈子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娇纵我,宠爱我,大家对我都好–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只有你从来也没认出我!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犹如从一道河边走过,你碰到我的身上犹如碰在一块石头,你总是走啊,走啊,不断向前走啊,可是叫我永远等着。曾经有一度我以为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你这飘忽不定的人儿。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开我走了,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苦伶仃,我一无所有,你身上的东西我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丝回忆,要是有人在你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会象陌生人似的充耳不闻。既然我对你来说虽生犹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既然你已离我而去,我又何必不远远走开?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想把我的悲苦抛进你欢乐的生活。不要担心我会继续逼着你–请原谅我,此时此刻,我的孩子死了,躺在那里,没人理睬,总得让我一吐我心里的积蕴。就这一次我得和你说说,然后我再默默地回到我的黑暗中去,就象这些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呆在你的身边一样。可是只要我活着,你永远也听不到我这呼喊–只要等我死去,你才会收到我的这份遗嘱,收到一个女人的遗嘱,她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从来也没认出她来,她始终在等着你,而你从来也不去叫她。也许说不定你在这以后会来叫我,而我将第一次对你不忠,我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听见你的呼唤: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记,就象你也什么都没给我留下一样;今后你将永远也认不出我,永远也认不出我。我活着命运如此,我死后命运也将依然如此。我不想叫你在我最后的时刻来看我,我走了,你并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相貌。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并不感到我死。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的头晕得厉害……我的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去。也许命运对我开一次恩,我用不着亲眼看着他们如何把孩子抬走。……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别了,亲爱的,别了,我感谢你……过去那样,就很好,不管怎么着,很好……我要为此感谢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心里很舒服:要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知道了,不,你只是上浮觉得,我是多么地爱你,而你从这爱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我不会使你若有所失–这使我很安慰。你的美好光明的生活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的死并不给你增添痛苦,……这使我很安慰,你啊,我的亲爱的。

    可是谁……谁还会在你的生日老给你送白玫瑰呢?啊,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在你四周吹拂的微弱的气息,我的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亲爱的,听我说,我求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为了让我高兴高兴,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那天,每个人总想到他自己–去买些玫瑰花,插在花瓶里。照我说的去做吧,亲爱的,就象别人一年一度为一个亲爱的死者做一台弥撒一样。可我已经不相信天主,不要人家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只愿在你身上还继续活下去……唉,一年就只活那么一天,只是默默地,完全是不声不响地活那么一天,就象我从前活在你的身边一样……我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请求……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两手哆嗦,把信放下。然后他长时间地凝神沉思。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个邻家的小姑娘,一个少女,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朦胧不清,混乱不堪,就象哗哗流淌的河水底下的一块石头,闪烁不定,变换莫测。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终于构不成一个图形。他感觉的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可是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仿佛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他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也只是梦见过而已。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瓶里是空的,这些年来第一次在他生日这一天花瓶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

  • 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

      萨缪尔·贝克特生于1906年,是一位用法语英语两种文字写作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
      作者1952年创作的戏剧《等待戈多》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流浪汉等着,自始至终在台上等待永远不会来,永远被等待的戈多。戏的结尾近似还原到戏的开始。戏剧展示了后现代人类精神中的荒诞与非理性的一面。

      登场人物

    爱斯特拉冈
    弗拉季米尔
    波卓
    幸运儿
    一个孩子
    (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波卓、幸运儿的名字,分别代表了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象征了全人类。他们踯躅在不可知的人生旅途上,精疲力竭、穷困潦倒、处境低贱、思维混乱、语言颠倒、行动机械、精神无聊,毫无意义地接受着命运的捉弄,伴随期望而来的是永远的失望,在永远的等待中消耗生命。)

    第一幕

    [乡间一条路。一棵树。

    [黄昏。

    [爱斯特拉冈坐在一个低低的土墩上,想脱掉靴子。他用两手使劲拉着,直喘气。他停止拉靴子,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歇了会儿,又开始拉靴子。

    [如前。

    [弗拉季米尔上。

    爱:(又一次泄了气)毫无办法。

    弗:(叉开两脚,迈着僵硬的、小小的步子前进)我开始拿定主意。我这一辈子老是拿不定主意,老是说,弗拉季米尔,要理智些,你还不曾什么都试过哩。于是我又继续奋斗。(他沉思起来,咀嚼着奋斗两字。向爱斯特拉冈)哦,你又来啦。

    爱:是吗?

    弗:看见你回来我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一去再也不回来啦。

    爱:我也一样。

    弗:终于又在一块儿啦!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可是怎样庆祝呢?(他思索着)起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爱:(没好气地)不,这会儿不成。

    弗:(伤了自尊心,冷冷地)允不允许我问一下,大人阁下昨天晚上是在哪儿过夜的?

    爱:在一条沟里。

    弗:(羡慕地)一条沟里!哪儿?

    爱:(未作手势)那边。

    弗:他们没揍你?

    爱:揍我?他们当然揍了我。

    弗:还是同一帮人?

    爱:同一帮人?我不知道。

    弗:我只要一想起……这么些年来……要不是有我照顾……你会在什么地方……?(果断地)这会儿,你早就成一堆枯骨啦,毫无疑问。

    爱:那又怎么样呢?

    弗:光一个人,是怎么也受不了的。(略停。兴高采烈地)另一方面,这会儿泄气也不管用了,这是我要说的。我们早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在世界还年轻的时候,在九十年代。

    爱:啊,别罗唆啦,帮我把这混账玩意儿脱了吧。

    弗:手拉着从巴黎塔顶上跳下来,这是首先该做的。那时候我们还很体面。现在已经太晚啦。他们甚至不会放我们上去哩。(爱斯特拉冈使劲拉着靴子)你在干吗?

    爱:脱靴子。你难道从来没脱过靴子?

    弗:靴子每天都要脱,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你干吗不好好听我说话?

    爱:(无力地)帮帮我!

    弗:你脚疼?

    爱:脚疼!他还要知道我是不是脚疼!

    弗:(忿怒地)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受痛苦。我不是人。我倒想听听你要是受了我那样的痛苦,将会说些什么。

    爱:你也脚疼?

    弗:脚疼!他还要知道我是不是脚疼!(弯腰)从来不忽略生活中的小事。

    爱:你期望什么?你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

    弗:(若有所思地)最后一分钟……(他沉吟片刻)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这句话是谁说的?

    爱:你干吗不帮帮我?

    弗:有时候,我照样会心血来潮。跟着我浑身就会有异样的感觉。(他脱下帽子,向帽内窥视,在帽内摸索,抖了抖帽子,重新把帽子戴上)我怎么说好呢?又是宽心,又是……(他搜索枯肠找词儿)寒心。(加重语气)寒–心。(他又脱下帽子,向帽内窥视)奇怪。(他敲了敲帽顶,像是要敲掉沾在帽上的什么东西似的,再一次向帽内窥视)毫无办法。

    [爱斯特拉冈使尽平生之力,终于把一只靴子脱下。他往靴内瞧了瞧,伸进手去摸了摸,把靴子口朝下倒了倒,往地上望了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从靴里掉出来,但什么也没看见,又往靴内摸了摸,两眼出神地朝前面瞪着。

    呃?

    爱:什么也没有。

    弗:给我看。

    爱:没什么可给你看的。

    弗:再穿上去试试。

    爱:(把他的脚察看一番)我要让它通通风。

    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脚出了毛病,反倒责怪靴子。(他又脱下帽子,往帽内瞧了瞧,伸手进去摸了摸,在帽顶上敲了敲,往帽里吹了吹,重新把帽子戴上) 这件事越来越叫人寒心。(沉默。弗拉季米尔在沉思,爱斯特拉冈在揉脚趾)两个贼有一个得了救。(略停)是个合理的比率。(略停)戈戈。

    爱:什么事?

    弗:我们要是忏悔一下呢?

    爱:忏悔什么?

    弗:哦……(他想了想)咱们用不着细说。

    爱:忏悔我们的出世?

    [弗拉季米尔纵声大笑,突然止住笑,用一只手按住肚子,脸都变了样儿。

    弗:连笑都不敢笑了。

    爱:真是极大的痛苦。

    弗:只能微笑。(他突然咧开嘴嬉笑起来,不断地嬉笑,又突然停止)不是一码子事。毫无办法。(略停)戈戈。

    爱:(没好气地)怎么啦?

    弗:你读过《圣经》没有?

    爱:《圣经》……(他想了想)我想必看过一两眼。

    弗:你还记得《福音书》吗?

    爱:我只记得圣地的地图。都是彩色图。非常好看。死海是青灰色的。我一看到那图,心里就直痒痒。这是咱们俩该去的地方,我老这么说,这是咱们该去度蜜月的地方。咱们可以游泳。咱们可以得到幸福。

    弗:你真该当诗人的。

    爱:我当过诗人。(指了指身上的破衣服)这还不明显?(沉默)

    弗:刚才我说到哪儿……你的脚怎样了?

    爱:看得出有点儿肿。

    弗:对了,那两个贼。你还记得那故事吗?

    爱:不记得了。

    弗:要我讲给你听吗?

    爱:不要。

    弗:可以消磨时间。(略停)故事讲的是两个贼,跟我们的救世主同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一个贼–

    爱:我们的什么?

    弗:我们的救世主。两个贼。有一个贼据说得救了,另外一个……(他搜索枯肠,寻找与得救相反的词汇)……万劫不复。

    爱:得救,从什么地方救出来?

    弗:地狱。

    爱:我走啦。(他没有动)

    弗:然而……(略停)怎么–我希望我的话并不叫你腻烦–怎么在四个写福音的使徒里面只有一个谈到有个贼得救呢?四个使徒都在场–或者说在附近,可是只有一个使徒谈到有个贼得了救。(略停)喂,戈戈,你能不能回答我一声,哪怕是偶尔一次?

    爱:(过分地热情)我觉得你讲的故事真是有趣极了。

    弗:四个里面只有一个。其他三个里面,有两个压根儿没提起什么贼,第三个却说那两个贼都骂了他。

    爱:谁?

    弗:什么?

    爱:你讲的都是些什么?(略停)骂了谁?

    弗:救世主。

    爱:为什么?

    弗:因为他不肯救他们。

    爱:救他们出地狱?

    弗:傻瓜!救他们的命。

    爱:我还以为你刚才说的是救他们出地狱哩。

    弗:救他们的命,救他们的命。

    爱:嗯,后来呢?

    弗:后来,这两个贼准是永堕地狱、万劫不复啦。

    爱:那还用说?

    弗:可是另外的一个使徒说有一个得了救。

    爱:嗯?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弗:可是四个使徒全在场。可是只有一个谈到有个贼得了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其他三个?

    爱:谁相信他的话?

    弗:每一个人。他们就知道这一本《圣经》。

    爱:人们都是没知识的混蛋,像猴儿一样见什么学什么。

    [他痛苦地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走向台的极左边,停住脚步,把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朝远处眺望,随后转身走向台的极右边,朝远处眺望。弗拉季米尔瞅着他的一举一动,随后过去捡起靴子,朝靴内窥视,急急地把靴子扔在地上。

    弗:呸!(他吐了口唾沫)

    [爱斯特拉冈走到台中,停住脚步,背朝观众。

    爱:美丽的地方。(他转身走到台前方,停住脚步,脸朝观众)妙极了的景色。(他转向弗拉季米尔)咱们走吧。

    弗:咱们不能。

    爱:咱们在等待戈多。

    爱:啊!(略停)你肯定是这儿吗?

    弗:什么?

    爱:我们等的地方。

    弗:他说在树旁边。(他们望着树)你还看见别的树吗?

    爱:这是什么树?

    弗: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树叶呢?

    弗:准是棵枯树。

    爱:看不见垂枝。

    弗: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看上去简直象灌木。

    弗:象丛林。

    爱:象灌木。

    弗: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暗示咱们走错地方了?

    爱:他应该到这儿啦。

    弗:他并没说定他准来。

    爱:万一他不来呢?

    弗:咱们明天再来。

    爱:然后,后天再来。

    弗:可能。

    爱:老这样下去。

    弗:问题是–

    爱:直等到他来为止。

    弗:你说话真是不留情。

    爱:咱们昨天也来过了。

    弗:不,你弄错了。

    爱:咱们昨天干什么啦?

    弗:咱们昨天干什么啦?

    爱:对了。

    弗:怎么……(忿怒地)只要有你在场,就什么也肯定不了。

    爱:照我看来,咱们昨天来过这儿。

    弗:(举目四望)你认得出这地方?

    爱:我并没这么说。

    弗:嗯?

    爱:认不认得出没什么关系。

    弗:完全一样……那树……(转向观众)那沼地。

    爱:你肯定是在今天晚上?

    弗:什么?

    爱:是在今天晚上等他?

    弗:他说是星期六。(略停)我想。

    爱:你想。

    弗:我准记下了笔记。

    [他在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拿出各色各样的废物。

    爱:(十分凶狠地)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略停)或者星期一?(略停)或者星期五?

    弗:(拼命往四周围张望,仿佛景色上写有日期似的)那决不可能。

    爱:或者星期四?

    弗:咱们怎么办呢?

    爱:要是他昨天来了,没在这儿找到咱们,那么你可以肯定他今天决不会再来了。

    弗:可是你说我们昨天来过这儿。

    爱:我也许弄错了。(略停)咱们暂别说话,成不成?

    弗:(无力地)好吧。(爱斯特拉冈坐到土墩上。弗拉季米尔激动地来去踱着,不时煞住脚步往远处眺望。爱斯特拉冈睡着了。弗拉季米尔在受斯特拉冈面前停住脚步)戈戈!……戈戈!……戈戈!

    [爱斯特拉冈一下子惊醒过来。

    爱:(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睡着啦!(责备地)你为什么老是不肯让我睡一会儿?

    弗:我觉得孤独。

    爱:我做了个梦。

    弗:别告诉我!

    爱:我梦见–

    弗:别告诉我!

    爱:(向宇宙做了个手势)有了这一个,你就感到满足了?(沉默)你太不够朋友了,狄狄。我个人的恶梦如果不能告诉你,叫我告诉谁去?

    弗:让它们作为你个人的东西保留着吧。你知道我听了受不了。

    爱:(冷冷地)有时候我心里想,咱们是不是还是分手比较好。

    弗:你走不远的。

    爱:那太糟糕啦,实在太糟糕啦!(略停)你说呢,狄狄,是不是实在太糟糕啦?(略停)当你想到路上的景色是  多么美丽。(略停)还有路上的行人是多么善良。(略停。甜言蜜语地哄)你说是不说,狄狄?

    弗:你要冷静些。

    爱:(淫荡地)冷静……冷静……所有的上等人都说要镇静。(略停)你知道英国人在妓院里的故事吗?

    弗:知道。

    爱:讲给我听。

    弗:啊,别说啦!

    爱:有个英国人多喝了点儿酒,走进一家妓院。鸨母问他要漂亮的、黑皮肤的还是红头发的。你说下去吧。

    弗:别说啦!

    [弗拉季米尔急下。爱斯特拉冈站起来跟着他走到舞台尽头。爱斯特拉冈做着手势,仿佛作为观众在给一个拳击家打气似的。弗拉季米尔上,他从爱斯特拉冈旁边擦身而过,低着头穿过舞台。爱斯特拉冈朝他迈了一步,煞住脚步。

    爱:(温柔地)你是要跟我说话吗?(沉默。爱斯特拉冈往前迈了一步)你有话要跟我说吗?(沉默。他又往前迈了一步)狄狄……

    弗:(并不转身)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

    爱:(迈了一步)你生气了?(沉默。迈了一步)原谅我。(沉默。迈了一步。爱斯特拉冈把他的一只手搭在弗拉季米尔的肩上)来吧,狄狄。(沉默)把你的手给我。(弗拉季米尔转过身来)拥抱我!(弗拉季米尔软下心来。他们俩拥抱。爱斯特拉冈缩回身去)你一股大蒜臭!

    弗:它对腰子有好处。(沉默。爱斯特拉冈注视着那棵树)咱们这会儿干什么呢?

    爱:咱们等着。

    弗:不错,可是咱们等着的时候干什么呢?

    爱:咱们上吊试试怎么样?

    [弗拉季米尔向爱斯特拉冈耳语。爱斯特拉冈大为兴奋。

    弗:跟着就有那么多好处。掉下来以后,底下还会长曼陀罗花。这就是你拔花的时候听到吱吱声音的原因。你难道不知道?

    爱:咱们马上就上吊吧。

    弗:在树枝上?(他们向那棵树走去)我信不过它。

    爱:咱们试试总是可以的。

    弗:你就试吧。

    爱:你先来。

    弗:不,不,你先来。

    爱:干吗要我先来?

    弗:你比我轻。

    爱:正因为如此!

    弗:我不明白。

    爱:用你的脑子,成不成?

    [弗拉季米尔用脑子。

    弗:(最后)我想不出来。

    爱:是这么回事。(他想了想)树枝……树枝……(忿怒地)用你的头脑,成不成?

    弗:你是我的唯一希望了。

    爱:(吃力地)戈戈轻–树枝不断–戈戈死了。狄狄重–树枝断了–狄狄孤单单的一个人。可是–

    弗:我没想到这一点。

    爱:要是它吊得死你,也就吊得死我。

    弗:可是我真的比你重吗?

    爱: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反正机会均等,或者差不多均等。

    弗:嗯!咱们干什么呢?

    爱:咱们什么也别干。这样比较安全。

    弗:咱们先等一下,看看他说些什么。

    爱:谁?

    弗:戈多。

    爱:好主意。

    弗:咱们先等一下,让咱们完全清楚咱们的处境后再说。

    爱:要不然,最好还是趁热打铁。

    弗:我真想听听他会提供些什么。我们听了以后,可以答应或者拒绝。

    爱:咱们到底要求他给咱们做些什么?

    弗:你当时难道没在场?

    爱:我大概没好好听。

    弗:哦……没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

    爱:可以说是一种祈祷。

    弗:一点不错。

    爱:一种泛泛的乞求。

    弗:完全正确。

    爱:他怎么回答的呢?

    弗:说他瞧着办。

    爱:说他不能事先答应。

    弗:说他得考虑一下。

    爱:在他家中安静的环境里。

    弗:跟他家里的人商量一下。

    爱:他的朋友们。

    弗:他的代理人们。

    爱:他的通讯员们。

    弗:他的书。

    爱:他的银行存折。

    弗:然后才能打定主意。

    爱:这是很自然的事。

    弗:是吗?

    爱:我想是的。

    弗:我也这么想。(沉默)

    爱:(焦急地)可是咱们呢?

    弗:你说的什么?

    爱:我说,可是咱们呢?

    弗:我不懂。

    爱:咱们的立场呢?

    弗:立场?

    爱:别忙。

    弗:立场?咱们趴在地上。

    爱:到了这么糟糕的地步?

    弗:大人阁下想要知道有什么特权?

    爱:难道咱们什么权利也没有了?

    [弗拉季米尔大笑,像先前一样突然抑制住,改为咧着嘴嬉笑。

    弗:你真叫我忍不住笑,要是笑不算违法的话。

    爱:咱们已经失去了咱们的权利?

    弗:咱们已经放弃啦。

    [沉默。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胳膊耷拉着,脑袋低垂着,两只膝盖在往下沉。

    爱:(无力地)难道咱们没给系住?(略停)难道咱们没–

    弗:(举起一只手)听!

    [他们倾听,显出可笑的紧张样子。

    爱:我什么也没听见。

    弗:嘘!(他们倾听着。爱斯特拉冈身体失去平衡,险些儿摔倒在地上。他攥住弗拉季米尔的一只胳膊,弗拉季米尔摇晃了两下,他们挤在一起静听着)我也没听见。

    [如释重负的叹气声。他们松弛下来,彼此分开。

    爱:你吓了我一跳。

    弗:我还以为是他哩。

    爱:谁?

    弗:戈多。

    爱:呸!是风吹芦苇响。

    弗:我简直可以发誓说我听到了吆喝声。

    爱:他干吗要吆喝呢?

    弗:吆喝他的马。(沉默)

    爱:我饿啦。

    弗:你要吃一个胡萝卜吗?

    爱:就只有胡萝卜吗?

    弗:我也许还有几个萝卜。

    爱:给我一个胡萝卜。(弗拉季米尔在他的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一个萝卜递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咬了一口,忿忿地)这是萝卜!

    弗:哦,请原谅!我简直可以发誓说我给你的是胡萝卜。(他又在衣袋里摸索,只找到萝卜)全都是萝卜。(他摸衣袋)你准是已把最后一个胡萝卜吃掉了。(他摸索衣袋)等一等,我找着了。(他掏出一个胡萝卜递给爱斯特拉冈)拿去,亲爱的朋友。(爱斯特拉冈用衣袖擦了擦胡萝卜,吃起来)把最后一个吃了吧;这样就把它们全部消灭掉啦。

    爱:(咀嚼着)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

    弗:啊!

    爱:你回答了没有?

    弗:胡萝卜的滋味怎样?

    爱:就是胡萝卜的滋味。

    弗:好得很,好得很。(略停)你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

    爱:我已经忘了。(咀嚼着)就是这事伤我脑筋。(他欣赏地瞅着胡萝卜,用拇指和食指拎着它摆动)我决不会忘掉这一个胡萝卜。(他若有所思地吮吸着胡萝卜的根)啊,对了,我这会儿想起来啦。

    弗:嗯?

    爱:(嘴里塞得满满的,出神地)难道我们没给系住?

    弗: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出来。

    爱:(咀嚼着,咽了一下)我问你难道我们没给系住?

    弗:系住?

    爱:系–住。

    弗:你说系住是什么意思?

    爱:拴住。

    弗:拴在谁身上?被谁拴住?

    爱:拴在你等的那个人身上。

    弗:戈多?拴在戈多身上?多妙的主意!一点不错。(略停)在这会儿。

    爱:他的名字是叫戈多吗?

    弗:我想是的。

    爱:瞧这个。(他拎着叶子根部把吃剩的胡萝卜举起,在眼前旋转)奇怪,越吃越没滋味。

    弗:对我来说正好相反。

    爱:换句话说?

    弗:我会慢慢地习惯。

    爱:(沉思了半晌)这是相反?

    弗:是修养问题。

    爱:是性格问题。

    弗:是没有办法的事。

    爱:奋斗没有用。

    弗:天生的脾性。

    爱:挣扎没有用。

    弗:本性难移。

    爱:毫无办法。(他把吃剩的胡萝卜递给弗拉季米尔)还有这点儿吃不吃?

    [一阵恐怖的喊声,离他们很近。胡萝卜从爱斯特拉冈手中落下。他们发愣了,站着不动,随后突然一起向舞台边厢狂奔。爱斯特拉冈中途煞住脚步,奔回原处,捡起胡萝卜塞进衣袋,向等丰他的弗拉季米尔奔去,又煞住脚步,奔回原处,捡起他的靴子,奔到弗拉季米尔身边。他们拱肩缩背挤作一堆等着,若有所畏。

    [波卓及幸运儿上。波卓用绳子拴住幸运儿的脖子,赶着他在前头走,因此幸运儿最先在台上出现,跟着是那绳子,绳子很长,在波卓露面之前可以让幸运儿一直走到台中央。幸运儿两手提着一只沉重的口袋、一个折凳、一只野餐篮和一件大衣。波卓拿着一根鞭子。

    波:(台后)走!(鞭子声。波卓出现。他们穿过舞台。幸运儿在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跟前走过,下。波卓一眼看见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一下子煞住脚步。绳子拉紧了。波卓使劲抖动一下绳子)回来!

    [幸运儿和他所提的行李倒地的声音。

    [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朝他转过身去,又想上前帮助他,又害怕多管闲事。弗拉季米尔朝幸运儿走了一步,爱斯特拉冈攥住他的袖子,把他拉了回来。

    弗:放我走!

    爱:别动!

    波:小心!他心眼儿很坏。(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转向波卓)对待陌生人。

    爱:(低声)是他吗?

    弗:谁?

    爱:(想不起名字)嗯……

    弗:戈多?

    爱:不错。

    波: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波卓。

    弗:(向爱斯特拉冈)决不是!

    爱:(怯生生地向波卓)您不是戈多先生,老爷?

    波:(用可怕的声音)我是波卓!(沉默)波卓!(沉默)这名字你们听了难道毫不在乎?(沉默)我说,这名字你们听了难道毫不在乎?

    [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面面相觑。

    爱:(假装思索)布卓……布卓……

    弗:(也假装思索)波卓……波卓……

    波:波卓!

    爱:啊!波卓……我想想……波卓……

    弗:到底是波卓呢还是布卓呢?

    爱:波卓……不……我怕我……不……我好像并不……

    [波卓威胁似的向前迈了几步。

    弗:(讨好似的)我过去认识一家叫戈卓的。他家的母亲脸上长满了瘊子–

    爱:(急急地)我们不是您这地方的人,老爷。

    波:(止步)你们不管怎样总是人。(他戴上眼镜)照我看来,(他摘下眼镜)是跟我一样的人,(他哈哈大笑)是跟波卓一样的人!都是照着上帝的模样儿造的!

    弗:嗯,您瞧–

    波:(专横地)戈多是什么人?

    爱:戈多?

    波:你们刚才错把我当作戈多了。

    爱:哦,不,老爷,一点儿也没有这意思,老爷。

    波:他是什么人?

    弗:哦,他是……可以说是个相识。

    爱:哪儿说得上,我们简直不认得他。

    弗:不错……我们跟他并不熟……可是不管怎样……

    爱:就我个人来说,我就是见了他的面也认不得他。

    波:你们刚才错把我当作他啦。

    爱:(在波卓面前退缩)那就是说……您明白……天黑……紧张……老等着……我承认……一时间……我还以为……

    波:老等着?那么说来你们在等他?

    弗:嗯,您瞧–

    波:这儿?在我的土地上?

    弗:我们没安坏心眼儿。

    爱:我们的用意是好的。

    波:路是大家都可以走的。

    弗: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

    波:实在丢脸。可是你们已经来了。

    爱:我们已经没法挽回了。

    波:(做了个宽宏大量的手势)算了,咱们甭谈这个啦。(他抖动一下绳子)起来,猪!(略停)每次他只要一摔倒,就马上睡着(抖动绳子)起来,猪!(幸运儿起身捡行李的声音。波卓抖动绳子)回来!(幸运儿后退着上)站住!(幸运儿停住脚步)转过来!(幸运儿转过身来。和蔼地向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诸位,我见到你们很高兴。(他们露出不信的神色)一点不错,真正地高兴。(他抖动绳子)过来点儿!(幸运儿迈步)站住!(幸运儿停住脚步。向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不错,一个人独自个儿赶路,路就显得特别长,尤其是一气儿走……(他看了看表)不错……(他计算着)不错……六个小时,一点不错,一气儿走六个小时,而且一路上连人影儿也没见一个。(向幸运儿)大衣!(幸运儿放下口袋,走向前去,把大衣递给他,回到原处,重新捡起口袋)拿好这个!(波卓递过鞭子。幸运儿上前,因两手都拿着东西,就用嘴叼着鞭子,又走回原处。波卓开始穿大衣,又忽然停住)大衣!(幸运儿放下口袋、篮子和凳,走向前去,服侍波卓穿好大衣,走回原处,拿起口袋、篮子和凳)今儿晚上的天气有点儿秋意。(波卓扣完大衣纽扣,弯腰,打量自己,挺直身子)鞭子!(幸运儿上前,弯腰,波卓从他嘴里夺过鞭子,幸运儿走回原处)不错,诸位,我不能老往前走,一点儿不跟我的同类交往。(他戴上眼镜,注视着两个同类)尽管相同之处并不多。(他摘掉眼镜)凳子!(幸运儿放下口袋和篮子,上前,打开折凳,放好,走回原处,重新拿起口袋和篮子)过来!(波卓坐下,拿鞭子柄顶住幸运儿的胸膛推了一下)回去!(幸运儿退后一步)远点儿!(幸运儿又退后一步)站住!(幸运儿止步。向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你们不反对,我倒是想和你们在一块儿消磨一些时光,随后再赶我的路。篮子!(幸运儿上前,递上篮子,回到原处)新鲜的空气能使人开胃。(他打开篮子,取出一只笋鸡、一块面包和一瓶酒)篮子!(幸运儿上前,拿起篮子,回到原处)离远点儿!(幸运儿退后一步)他浑身发臭。祝你们健康!(他从酒瓶里喝了一口酒,把酒瓶放下,开始吃东西。沉默。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开始围着幸运儿转,上下打量着他,起初小心翼翼,越到后来胆子越大。波卓大口地吃着笋鸡,啃干净骨头后就随手扔掉。幸运儿打起盹来,身子渐渐下沉,直到口袋和篮子都碰着地面,随后突然惊醒过来,一下子挺直身子,跟着又打起盹来,身子逐渐下沉。)

    爱:他什么地方不舒服?

    弗:他似乎累啦。

    爱:他干吗不把口袋放下来?

    弗:我怎么知道?(他们走近他身边)当心!

    爱:跟他说几句话。

    弗:瞧!

    爱:什么?

    弗:(指着)他的脖子。

    爱:(望着他的脖子)我什么也没看见。

    弗:这儿。

    [爱斯特拉冈走过去站在弗拉季米尔身边。

    爱:哦,天哪!

    弗:一个流着脓的疮。

    爱:是绳子勒的。

    弗:是磨破的。

    爱:这是难免的。

    弗:是绳子的结磨的。

    爱:是擦伤的。

    [他们重新打量起他来,仔细看他的脸。

    弗:他长得不难看。

    爱:(耸肩,作了个怪脸)你看仔细了?

    弗:有点象女人。

    爱:瞧他的口水。

    弗:这是难免的。

    爱:瞧他的粘涎子。

    弗:也许他是个傻瓜。

    爱:一个白痴。

    弗:(仔细观察)看上去像甲状腺肿。

    爱:(也仔细观察)很难说。

    弗:他在喘气儿。

    爱:这是难免的。

    弗:瞧他的眼睛!

    爱:怎么啦?

    弗:瞪得大极了。

    爱:向我瞪了垂死的一眼。

    弗:很难说。(略停)问他一个问题。

    爱:这样做好吗?

    弗:有什么不好?

    爱:(怯生生地)先生……

    弗:响一点。

    爱:(响一点)先生……

    波:别去跟他纠缠!(他们转向波卓,他这时已吃喝完毕,用手背擦了擦嘴)你们看不出他需要休息?篮子!(他划了根火柴,开始点他的烟斗。幸运儿看见地上的鸡骨头,贪婪地瞪着它们。波卓看见幸运儿不动,气呼呼地把火柴扔掉,抖动了一下绳子)篮子,猪!(幸运儿差点儿摔倒,清醒过来,上前,把酒瓶放进篮子,走回原处。爱斯特拉冈瞪着鸡骨头。波卓又划了根火柴点烟斗)有什么办法,这不是他该做的工作。(他抽着烟斗,伸直两腿)啊!这样要舒服些。

    爱:(怯生生地)劳驾啦,老爷……

    波:什么事,我的好人儿?

    爱:嗯……您已经吃完了……嗯……您不再需要……嗯……这些骨头了吧,老爷?

    弗:(觉得可耻)你不能再等一会儿?

    波:不,不,他这样提出来是好的。我是不是需要这些骨头?(他用鞭子柄翻动骨头)不,拿我个人来说,我是不需要它们了。(爱斯特拉冈朝骨头迈了一步)不过…… (爱斯特拉冈煞住了脚步)……不过在理论上,骨头是应该给跟班吃的。因此你应该问他要才是。(爱斯特拉冈转向幸运儿,犹豫一下)说吧,说吧,跟他要。别害怕,他会告诉你的。

    [爱斯特拉冈走向幸运儿,在他前面站住。

    爱:先生……对不起,先生……

    波:有人在跟你讲话,猜!回答!(向爱斯特拉冈)跟他再说一遍。

    爱:对不起,先生,这些骨头,您还要不要?

    [幸运儿盯着爱斯特拉冈好一会儿。

    波:(非常开心地)先生!(幸运儿低头)快回答!你要这些骨头呢,还是不要?(幸运儿不作声。向爱斯特拉冈)它们是你的了。(爱斯特拉冈一个箭步蹿上去,捡起骨头,马上啃起来)我不喜欢这样。我从来没看见过他拒绝过一根骨头。(他焦虑地瞅着幸运儿)要是他病倒了,拖累了我,那才有意思呢!(他喷了一口烟)

    弗:(勃然大怒)真可耻!

    [沉默。爱斯特拉冈大吃一惊,停止啃骨头,看看波卓又看看弗拉季米尔。波卓外表上很镇静。弗拉季米尔有点窘。

    波:(向弗拉季米尔)你这话是不是有所指?

    弗:(下了决心,结巴着说)像这样……对待一个人……(朝幸运儿做了个手势)我认为……不……同样的人类……不……真可耻!

    爱:(不甘落后)真丢脸!(他重新啃起骨头来)

    波:你们太苛刻了。(向弗拉季米尔)你多大年纪啦?我不揣冒昧问你一句。(沉默)六十?七十?(向爱斯特拉冈)你说他多大年纪啦?

    爱:十一。

    波:我太冒失啦。(他在鞭子柄上敲出烟斗里的灰,站起身来)我得上路了。谢谢你们跟我作伴。(他想了想)除非我再抽一斗烟再上路。你们有什么意见?(他们不作声)哦,我抽烟不多,一点也不多,我不习惯一气儿抽两斗烟,这会使(用手捂住心窝,叹了口气)我的心卜卜地跳起来。(略停)是尼古丁闹的。不管你怎样预防,总得吸进不少尼古丁。(叹了口气)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沉默)可是或许你们不抽烟?抽?不抽?抽不抽都没什么关系。(沉默)可是我既然已经站起来了,叫我怎么再坐下呢?而且不找借口。不–我怎么说好呢–不假惺惺。(向弗拉季米尔)请你们再说一遍。(沉默)也许你们刚才没跟我说话?(沉默)没关系。让我瞧……

    [他沉思着。

    爱:啊!这样好多了。

    [他把骨头装进衣袋。

    弗:咱们走吧。

    爱:现在就走?

    波:等一会儿。(他抖动绳子)凳子!(他用鞭子指了指。幸运儿搬动凳子)再过来点儿!成啦!(他坐下。幸运儿走回原处)这就解决啦!

    [他装了一斗烟。

    弗:咱们离开这儿吧。

    波:我希望不是我把你们赶跑的。再等一会儿吧,你们决不会后悔的。

    爱:(以为对方要施舍什么)我们没什么急事。

    波:(点起烟斗)第二斗的味道总要差些。(他从嘴里取下烟斗,看着它沉吟一会儿)比起第一斗来,我的意思是说。(他重新把烟斗放到嘴里)可是不管怎样,烟味总是芬芳的。

    弗:我走啦。

    波:他不愿意跟我相处了。我也许不太人道,可是有谁在乎呢?(向弗拉季米尔)做什么事要三思而行。譬如说你这会儿就走,在大白天,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会儿还是大白天。(他们全都望着天空)好得很。(他们停止望天空)那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从嘴里取下烟斗,察看着)–烟斗灭了–(他重新点起烟斗)–那样的话–(喷了口烟)–那样的话–(喷了口烟)–那样的话–你们跟人家的约会怎办呢?……跟那个戈丹……戈多……戈丁……反正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个掌握你们命运的人……(沉默)至少是当前的命运。

    弗:你怎么会知道的?

    波:他又跟我说话啦!要是继续保持这个关系,咱们过不多久就能成老朋友啦。

    爱:他干吗不把行李放下来?

    波:我见了他也准会高兴。我遇见的人越多,心里也就越高兴。跟最卑下的人分手之后,你也会觉得更聪明、更富足、更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甚至你们……(他装模作样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表示他指的是他们两个)甚至你们,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对我也会有好处。

    爱:他干吗不把行李放下来?

    波:可是真要是那样,我准会大吃一惊。

    弗:有人在问你问题。

    波:(高兴)问题!谁?什么问题?一分钟前你们还在口口声声叫我老爷,害怕得浑身发抖。这会儿你们居然要问我问题了。这样做没什么好处!

    弗:(向爱斯特拉冈)我想他在听。

    爱:(绕着幸运儿打转)什么?

    弗:你这会儿可以问他了。他听着哩。

    爱:问他什么?

    弗:他干吗不把行李放下来。

    爱:我纳闷儿。

    弗:问他一下,成不成?

    波:(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们俩的对话,生怕他们把要提的问题忘了)你们想要知道他干吗不把行李放下来,是不是?你们还管他手里的口袋和篮子叫行李?

    弗:不错。

    波:(向爱斯特拉冈)你是不是跟他一个看法?

    爱:他像海象一样喘着气儿哩。

    波:回答是这样的。(向爱斯特拉冈)可是请你站住了,你弄得我心神不定。

    弗:瞧。

    爱:什么?

    弗:他要讲话了。

    [他俩一动不动地并肩站着等待。

    波:很好。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没有?每个人都看着我没有?(他看了看幸运儿,抖动一下绳子。幸运儿抬起头来)拿眼看着我,猪!(幸运儿看着他)很好。(他把烟斗放进衣袋,从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喷雾器,对准自己的喉咙喷了几下,把喷雾器放回衣袋,清了清喉咙,吐了口痰,重新拿出喷雾器,又朝自己的喉咙喷了会儿,重新把它装进衣袋)我要讲话了。每个人都听着没有?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没有?(他挨个儿看他们,最后他的眼光落到幸运儿身上,抖动一下绳子)猪!(幸运儿抬起头来)我不喜欢在真空中讲话。很好。让我想一想。

    爱:我走啦。

    波:你们想要知道的到底是什么?

    弗:他干吗–

    波:(忿怒地)别打断我的话!(顿了顿。较平静)我们要是全部同时讲话,就谁也听不

    见谁了。(略停)我刚才说到哪儿啦?(略停。提高嗓门)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爱:(用力地)行李。(他指着幸运儿)干吗?老拿在手里。(他让自己的身子往下沉,大口喘着气)从来不放下。(他把两手一摊,如释重负地挺直身子)干吗?

    波:啊!你干吗不早说清楚?他干吗不让自己舒服些?咱们试着把这问题弄清楚。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他当然有。问题是,他不要这个权利。这里面也有道理。他干吗不要这权利?(略停)诸位,原因是这样的。

    弗:(向爱斯特拉冈)把他的话记下来。

    波:他想给我好的印象,好让我留住他。

    爱:什么?

    波:也许我说的不太对头。他想要打动我的心,好让我打消抛弃他的念头。不,这样说也不对头。

    弗:您想要抛弃他?

    波:他想要愚弄我,可是他不会。

    弗:您想要抛弃他?

    波:他以为我一看见他拿东西拿得这么好,就会情不自禁留他下来给我拿东西。

    爱:您已经讨厌他了?

    波:事实上他拿东西的样子活像只猪。这不是他做的工作。

    弗:您想要抛弃他?

    波:他以为我一看见他不知疲倦,就会软下心来,改变主意。这就是他的可怜的诡计。好像我手下的奴隶不够似的。(三个全都望着幸运儿)阿特拉斯,朱庇特①的儿子!(沉默)嗯,我是这么想的,还有别的问题没有?(使用喷雾器)

    弗:您想要抛弃他?

    波:想一想,我本来很可能处在他的地位,他也很可能处在我的地位。要不是命运愿意我们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人各有命。

    弗:您想要抛弃他?

    波:你说什么?

    弗:您想要抛弃他?

    波:不错。可我并不仅仅是把他轰出门去了事,我是说我并不仅仅是在他屁股上踢一脚,叫他滚蛋;相反地,我出于好心,现在正送他到市场去,给他卖个好价钱。事实是,像他这样的奴力你没法轰他走。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宰了。

    [幸运儿哭泣。

    爱:他哭啦。

    波:狗都比他更有志气。(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爱斯特拉冈)你既然可怜他,就过去安慰安慰他吧。(爱斯特拉冈犹豫)去吧。(爱斯特拉冈接过手帕)擦掉他的眼泪,他心里会好过些,不觉得那么孤独了。(爱斯特拉冈犹豫)

    弗:喂,把手帕给我,我去给他擦眼泪。

    [爱斯特拉冈不肯把手帕给他。孩子气的手势。

    波:趁他还在哭,快点儿过去。

    [爱斯特拉冈走近幸运儿,想替他拭泪。幸运儿狠狠地在他的小腿骨上踢了一脚。爱斯特拉冈手中的手帕落地,他退缩着,疼得直叫,在台上一瘸一拐地走动。

    手帕!

    [幸运儿放下口袋和篮子,捡起手帕递给波卓,走回原处,拿起口袋和篮子。

    爱:哦,猪猡!(他卷起裤腿)他把我的腿弄瘸啦!

    波:我早就知道过你们他是不喜欢陌生人的。

    弗:(向爱斯特拉冈)给我看。(爱斯特拉冈给他看腿,向波卓,忿忿地)他在流血哩。

    波:这是个好兆头。

    爱:(用一足站立)我再也走不了路啦!

    弗:(温柔地)我来背你。(略停)如果必要的话。

    波:他不哭了。(向爱斯特拉冈)可以说是你接替了他。(抒情地)世界上的眼泪有固定的量。有一个人哭,就有一个人不哭。笑也一样。(他笑起来)因此,我们不必说我们这一代的坏话,它并不比它的前几代更不快乐。(沉默)我们也不必说它的好话。(沉默)我们根本不必说起它。(沉默)的确,人口是增加了。

    弗:走着试试。

    [爱斯特拉冈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在幸运儿跟前停住脚步,啐了他一口,随后走过去坐在土墩上。

    波:猜猜看,所有这些美丽的东西是谁教给我的。(略停。指着幸运儿)我的幸运儿!

    弗:(望着天空)夜难道永远不降临了?

    波:要不是他,我的一切思想,我的一切感情,都将平淡无奇。(略停。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只知为挣钱糊口操心!(平静一些)至于什么是至真、至善、至美,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因此我不耻下问。

    弗:(吃了一惊,不再望天空)下问?

    波:这是约莫六十年前以前的事了……(他看了看表)不错,约莫六十年了。(骄傲地挺起胸膛)从我的外貌看,你们准看不出来,是不是?(弗拉季米尔望着幸运儿)跟他相比,我简直是个年轻小伙子,可不是?(略停)帽子!(幸运儿放下篮子,脱下帽子。他的长长的白发披到了他的脸上。他把帽子夹在胳膊底下,拿起篮子)现在瞧吧。(波卓脱下自己的帽子②。他的脑袋光秃秃的,一根头发也没有。他重新戴上帽子)你们瞧见没有?

    弗:那么现在您要把他赶走了?这么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

    爱:婊子养的!

    [波卓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弗:您把他身上的精华全都吸干以后,就象……象一块香蕉皮似的把他扔掉了。真的……

    波:(两手紧紧捧住头,呻吟着)我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他目前的所作所为……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真可怕……他非走不可……(他挥舞两臂)我都要疯啦……(他变得十分颓丧,两手捧住头)我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啦……

    [沉默。大家都拿眼望着波卓。幸运儿哆嗦一下。

    弗:他受不了。

    爱:再也受不了啦。

    弗:他都要疯啦。

    爱:真可怕。

    弗:(向幸运儿)你胆子倒不小!真叫人恶心!这么好的一个主人!像这样把他钉上十字架!相处了那么些年以后!真的!

    波:(啜泣)他一向那么可亲……那么有用……那么有趣……我的好天使……可是现在……他简直要了我的命!

    爱:(向弗拉季米尔)他是不是要换人?

    弗:什么?

    爱:他是不是要另找个人接替他的职位?

    弗:我想他不会。

    爱:什么?

    弗:我不知道。

    爱:问他。

    波:(平静些)诸位,我不知道我刚才犯了什么毛病啦。请原谅我。忘掉我说的一切。(逐渐恢复常态)我已记不清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不过你们可以断定我说的没一句是真话。(挺直身子,拍打胸膛)瞧我的样子像个能受别人委屈的人吗?说良心话?(他在各个衣袋里摸索)我把我的烟斗搁在哪儿了?

    弗:今天这个黄昏我们过的可真是不错。

    爱:永远忘不了。

    弗:而且还没完。

    爱:看样子还没完。

    弗:还只是刚开始哩。

    爱:真是可怕。

    弗:比在戏院里还要糟。

    爱:马戏团。

    弗:音乐厅。

    爱:马戏团。

    波:我可能把我的石南烟斗搁在哪儿啦?

    爱:他在直着嗓子叫唤哩。他把他的烟嘴儿给丢啦。

    [哄笑声。

    弗: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朝边厢走去。

    爱:就在廊子的尽头,左边。

    弗:替我看好座位。

    [下。

    波:我把我的凯普-彼特孙③给丢啦!

    爱:(笑是前仰后合)他真要让我笑死啦!

    波:(抬头)你们可曾看见–(他注意到弗拉季米尔已经不在)哦!他走啦!连再见也没说一声!他怎能这样呢!他该等一会儿才是!

    爱:那他准会把肚子胀破。

    波:哦!(略停)哦,那样的话,当然啦,要真是那样……

    爱:过来。

    波:干吗?

    爱:您过来就知道了。

    波:你要我起来?

    爱:快点儿!(波卓起身,走到爱斯特拉冈身边。爱斯特拉冈指向远处)瞧!

    波:(戴上眼镜)哦,真有意思!

    爱:全都完啦。

    [弗拉季米尔上,面带愁容。他用肩膀把幸运儿撞到一旁,踢开凳子,激动地来回走着。

    波:他心里不高兴。

    爱:(向弗拉季米尔)你失掉了一个饱眼福的机会。真可惜。

    [弗拉季米尔停住脚步,放好凳子,来回走着,比较平静些。

    波:他安静下来了。(举目四望)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大地一片宁静。听!(他举起一只手来)潘睡着了。

    弗:夜难道永远不降临了?

    [三人全都望着天空。

    波:你非要等夜降临了才走?

    爱:嗯,您瞧–

    波:嘿,这是十分自然的,十分自然的。我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我要是跟人有了约会,跟一个戈丁……戈丹……戈多……反正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要是那样,我要一直等到天黑,才肯死心。(他望着凳子)我很想坐一会儿,可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安然坐下。

    爱:我能帮什么忙吗?

    波:要是你请求我,也许成。

    爱:什么?

    波:要是你请求我坐下。

    爱:这也能算是帮忙吗?

    波:我想是的。

    爱:那就试试吧。请坐,老爷,我请求您。

    波:不,不,我不想坐。(略停。旁白)再请求一次。

    爱:喂,喂,请坐吧,我请求您,你这样会得肺炎的。

    波: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爱:怎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波:你的话也许有理。(他坐下)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他看了看表)可是我真的非走不可了,要是我还想按计划办事的话。

    弗:时间已经停止了。

    波:(把表贴在耳边)别这么说,先生,别这么说。(他把表放回衣袋)你说什么都成,可别说这个。

    爱:(向波卓)今天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是漆黑一团。

    波:除了天空!(他笑了,为自己说话俏皮感到得意)可是我比你们看得清楚,你们不是这地方人,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暮色有何等样的魅力。要我告诉你们吗?

    [沉默。爱斯特拉冈重新抚弄他的靴子,弗拉季米尔也抚弄他的帽子。幸运儿的帽子掉到了地上,但没人注意到。

    波:我没法拒绝你们。(使用喷雾器)不过请你们用点儿心好好听着。(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继续抚弄他们手里的东西,幸运儿都快睡着了。波卓轻轻地挥了下鞭子)这根鞭子怎么啦?(他站起身来,使更大的劲儿挥鞭子,终于把鞭子甩响了。幸运儿惊跳起来。弗拉季米尔的帽子,爱斯特拉冈的靴子,都从他们的手中落下,波卓把鞭子扔在一旁)用旧啦,这根鞭子。(他望着那两个听他讲话的人)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弗:咱们走吧。

    爱:可是别把您的脚累垮了,我请求您,您这样会把命都送掉的。

    波:不错。(他坐下。向爱斯特拉冈)你叫什么名字?

    爱:卡图勒斯。④

    波:(没听对方说话)啊,不错!夜。(他抬起头来)可是请用点儿心听着,看在老天爷面上,要不然咱们准保什么都干不成。(他望着天空)瞧。(大家都望着天空,除却幸运儿,他这时又开始打盹儿了)波卓抖动绳子)你看不看天空,猪!(幸运儿看着天空)好,够啦。(他们停止望天空)它有什么出奇之处?作为天空?它呈苍白色,闪耀着霞光,跟一天这个时候的任何天空一样。(略停)在同一方位。(略停)要是天气明朗。(抒情地)一个小时前(他看了看表,粗俗地)大概是(抒情地)在不知疲倦地倾泻了(他迟疑一下,粗俗地)譬如说从早晨十点开始(抒情地)万道红色的与白色的霞光之后,它就开始失去光辉,渐渐变得苍白(用两手作手势,表示光辉逐渐消失)苍白,更苍白一点,更苍白一点儿,到后来(戏剧性的停顿,随后下死劲把两手一摊,摊得很开)卜!玩儿完!它开始歇息。(沉默)可是–(举起一只手作告诫状)–可是–在这温柔与平静的帷幕之后(他抬头望天空,别人也都学他的样,除却幸运儿)夜在施威(颤抖地)会一下子扑到我们身上(他把手指捻得啪的一声响)啪!就这样!(他的灵感枯竭了)完全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之外。(沉默。忧郁地)在这婊子养的大地上,情况就是这样的。

    [长时间沉默。

    爱:我们都明白。

    弗:我们可以等待时机。

    爱: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弗:用不着多操心。

    爱:只要等待。

    弗:我们已经习惯了。(他抬起自己的帽子,往里面看了看,抖了抖,戴在头上。)

    波:你们觉得我怎样?(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呆呆地望着他)很好?还好?过得去?马马虎虎?肯定很坏?

    弗:(首先理解他的意思)哦,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波:您说呢,先生?

    爱:哦,蛮好,蛮蛮蛮好。

    波:(热情洋溢)祝福你们,诸位,祝福你们!(略停)我是多么需要鼓励!(略停)我在结束的时候有点儿后劲不足,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弗:哦,也许仅仅有极小极小的一丁点儿。

    爱:我还以为是故意这样的哩。

    波:你们瞧,我的记性不怎么好。

    [沉默。

    爱:在这段时间内,什么也没发生。

    波:你觉得无聊?

    爱:有点儿。

    波:(向弗拉季米尔⑤)您说呢,先生?

    弗拉季米尔⑤:我倒是很感兴趣。

    [沉默。波卓进行着思想斗争。

    波:诸位,你们始终……对我很客气。

    爱:一点儿也不。

    弗:哪儿的话!

    波:不错,不错,你们始终很守本分。因此我问我自己,这两个老实人日子过得那么无聊,我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他们些什么。

    爱:就是十便士也是欢迎的。

    弗:我们不是乞丐。

    波: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些什么–我这样自己问着自己–好让他们高兴?我已经给了他们骨头,我已经跟他们说长道短,我已经向他们解释了暮色,解释得一清二楚。可是这样是不是够了呢,就是这个问题使我内心不安,这样是不是够了呢?

    爱:哪怕六个便士。

    弗:(向爱斯特拉冈,怒不可遏)别说啦!

    爱:少于六便士我不能接受。

    波:这样是不是够了呢?当然够了。可是我很慷慨。这是我的本性。今天傍晚。对我说来真是每况愈下。(他抖动绳子。幸运儿拿眼睛望他)因为我将要受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拾起鞭子)你们喜欢哪一样?咱们要他跳舞呢,还是唱歌,还是朗诵,不是思想,还是–

    爱:谁?

    波:谁!你们知道怎样思想,你们两个?

    弗:他会思想?

    波:当然啦。而且是有声的思想。有一个时候他甚至思想得非常好,我能一连听几个小时,现在……(他哆嗦一下)对我来说是每况愈下了。嘿,你们是不是要他想些什么给我们听?

    爱:我宁愿他跳舞;那一定更好玩。

    波:不一定。

    爱:你说呢,狄狄,是不是更好玩?

    弗:我宁愿听他思想。

    爱:或许他可以先跳舞,然后再思想,要是他吃得消的话。

    弗:这样做成吗?

    波:当然成,没有更简单的事了。这是自然的程序。

    [短促的笑声。

    弗:那就让他先跳舞吧。

    [沉默。

    波:你听见没有,猪?

    爱:他从来不拒绝?

    波:他拒绝过一次。(沉默)跳舞,混蛋!

    [幸运儿放下口袋和篮子,走向前台,转向波卓。幸运儿跳舞。他停止了。

    爱:就这么些吗?

    波:再跳!

    [幸运儿复重一下刚才的动作,停止。

    爱:呸!我也会。(他学幸运儿,差点儿摔了一跤)只要练习一下。

    波:过去他会跳圆舞、快步舞、民间舞、西班牙舞,甚至还会跳水手舞。他会快乐地跳跃。现在他最多只会这样了。你们知道他管这叫什么?

    爱:《替罪羊的痛苦》。

    弗:《硬板凳》。

    波:《网舞》。他以为自己陷入了罗网。

    弗:(像个审美家似地表示踌躇不安)有一个动作……

    [幸运儿仿佛要回去拿他的口袋和篮子。

    波:(像对一匹马)吁!

    [幸运儿站住不动。

    爱:告诉我们他过去是怎样拒绝的。

    波:可以,当然可以。(他在衣袋里摸索)等一等。(他摸索)我把喷雾器搁在哪儿啦?(他摸索)呃,真是–(他抬起头来,面露惊恐之色。微弱的声音)我找不到我的喷雾器啦!

    爱:(微弱的声音)我的左肺非常弱!(他轻轻咳嗽,洪亮的声音)可是我的右肺棒得就象铁打似的!

    波:(正常的声音)没关系!凡是补救不了的事,必须逆来顺受。我刚才说到哪儿啦?(他思索着)等一等。(思索)嗯,我真是–(他抬起头来)帮帮我!

    爱:等一等!

    弗:等一等!

    波:等一等!

    [三个人同时脱下帽子,两手捂住前额,用心思索。

    爱:(得意非凡)啊!

    弗:他想起来了。

    波:(不耐烦地)嗯?

    爱:他干吗不把行李放下来?

    弗:废话!

    波:你有把握?

    弗:他妈的,您不是早就告诉我们了!

    波: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爱:他已经告诉你了?

    弗:不管怎样,他已经把行李放下啦。

    爱:(瞅了幸运儿一眼)说得不错。那又怎么样呢?

    弗:他既然已经把行李放下,我们当然不可能询问他干吗不把它放下来。

    波:十分有理!

    爱:那么他干吗要把它放下呢?

    波: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弗:为了好跳舞。

    爱:不错。

    波:不错。

    [沉默。

    爱:没什么事发生,没人来,没人去,太可怕啦。

    弗:(向波卓)叫他思想。

    波:把他的帽子给他。

    弗:他的帽子?

    波:他不戴帽子就没法思想。

    弗:(向爱斯特拉冈)把他的帽子给他。

    爱:我!在他踢了我一脚之后!办不到!

    弗:我拿给他。

    [他站着不动。

    爱:叫他自己去拿。

    波:最好还是拿给他。

    弗:我拿给他。

    [他拾起帽子,伸长了胳膊递给幸运儿,幸运儿不动。

    波:你必须戴在他头上。

    爱:(向波卓)叫他接帽子。

    波:最好把帽子戴在他头上。

    弗:我给他戴。

    [他小心翼翼地绕到幸运儿背后,从后面轻轻走近他,把帽子戴在他头上,迅速地缩回身子。幸运儿不动。沉默。

    爱:他还在等待什么?

    波:退后。(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从幸运儿身旁走开。波卓抖动绳子。幸运儿望着波卓)思想,猪!(略停。幸运儿开始跳舞)停止!(幸运儿停止)向前走!(幸运儿上前)停止!(幸运儿停止)思想!(沉默)

    幸:另一方面关于–

    波:停止!(幸运儿停止)退后!(幸运儿退后)停止!(幸运儿停止)转身!(幸运儿转身,面对观众)思想!

    [在幸运儿作长篇演说时,其他三人的反应如下:(1)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聚精会神地谛听;波卓垂头丧气,觉得厌烦。(2)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开始抗议;波卓的痛苦越来越厉害。(3)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又凝神谛听,波卓越来越激动,开始呻吟。(4)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大声抗议。波卓跳起身来,使劲拉绳子。一片喊声。幸运儿拉住绳子,蹒跚着,喊着他的讲词。三人全都扑到幸运儿身上,幸运儿挣扎着,喊着他的讲词。

    幸:如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事业所证实的那样有一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存在他在神圣的冷漠神圣的疯狂神圣的喑哑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他像神圣的密兰达⑥一样和人们一起忍受着痛苦这班人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生活在痛苦中生活在烈火中这烈火这火焰如果继续燃烧毫无疑问将使穹苍着火也就是说将地狱炸上天去天是那么蓝那么澄澈那么平静这种平静尽管时断时续总比没有好得多但是别这么快还要进一步考虑到泰斯丢和丘那德的人体测定学院的未完成的研究结果早已断定毫无疑问换句话说除了依附着人类的疑问之外别无其他疑问根据泰斯丢和丘那德的未完成的劳动的结果早已作出如下的论断但是别这么快不知什么原因根据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事业的结果已毫无疑问地断定鉴于波波夫⑦和贝尔契⑧不知什么原因未完成的劳动以及泰斯丢和丘那德的未完成的劳动已经就业已被许多人所否认的论点作出论断认为泰斯丢和丘那德所假设的人认为实际存在的人认为人类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尽管有进步的营养学和通大便药却在衰弱萎缩衰弱萎缩而且与此同时尤其是不知什么原因尽管体育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如网球足球田径车赛游泳飞行划船骑马滑翔溜冰各式各样的网球各种各样致人死命的飞行运动各式各样的秋天夏天冬天冬天网球各种各样的曲棍球盘尼西林和代用品总之我接下去讲与此同时不知什么原因要萎缩要减少尽管有网球我接下去讲飞行滑翔九穴和十八穴的高尔夫球各种各样的网球总之不知什么原因在番克汉贝克汉福尔汉克莱普汉换句话说与此同时尤其是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要减少减少我接下去讲福尔汉克莱普汉总之自从塞缪尔·约翰逊⑨去世以后到现在每个人的全部损失共计每人一吋四唡只是大概约略粗粗计算到小数点分量很足保持整数赤裸裸的光穿着袜子在康纳马拉⑩总之不知什么原因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事实俱在尤其是考虑到更加远为严肃的看来更加严肃的鉴于斯丹威格和彼特曼的徒劳看来更加严肃的鉴于鉴于鉴于斯丹威格和彼特曼徒劳在平原在山地在海洋在烈火沸腾的河里天空是一样的随后是大地换句话说天空随后是大地在一片寒冷一片漆黑中天空大地石头的住所在一片寒冷中哎哟哟在我们的主诞生六百年左右天空大地海洋大地石头的住所汪洋中一片寒冷中在海上在陆地在空中我接下去讲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有网球事实俱在但时间将会揭示我接下去讲哎哟哟总之一句话石头的住所谁能怀疑我接下去讲但是别这么快我接下去讲头颅要萎缩衰弱减少与此同时尤其是不知什么原因那么平静哎哟哟头颅头颅头颅头颅在康纳马拉尽管有网球未完成的徒然的劳动更加严肃的石头的住所总之我接下去讲哎哟哟徒劳的未完成的头颅头颅在康纳马拉尽管有网球头颅哎哟石头丘那德(混战,最后的狂喊)网球……石头……那么平静……丘那德……未完成的…

    波:他的帽子!

    [弗拉季米尔抢走幸运儿的帽子。幸运儿沉默。他摔倒在地上。沉默。胜利者的喘气声。

    爱:报了仇啦!

    [弗拉季米尔察看帽子,往帽内窥视。

    波:把帽子给我!(他从弗拉季米尔手中夺过帽子,扔在地上,用脚践踏着)他的思想就此完蛋啦!

    弗:可他还能走路吗?

    波:走或者爬!(他用脚踢幸运儿)起来,猪!

    爱:他也许死啦!

    弗:您这样会把他弄死的。

    波:起来,废物!(他抖动绳子。向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帮帮我!

    弗:怎么办?

    波:把他抬起来!

    [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把幸运儿扶起,搀着他站了一会儿,随后松手。他倒了下来。

    爱:他是成心这样的!

    波:你们必须攥住他。(略停)喂,喂,扶他起来!

    爱:去他妈的!

    弗:喂,再来一次。

    爱:他把咱们看成什么人啦?

    [他们搀起幸运儿,扶住他。

    波:别松手!(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摇晃)别动!(波卓拿起口袋和篮子向幸运儿走来)紧紧攥住他!

    [他把口袋搁在幸运儿手中。口袋立刻从他手中掉下。

    波:别松手!(他又试了一下。渐渐地,幸运儿在触到口袋以后,逐渐恢复了知觉,他的指头攥住了柄)紧紧攥住他!(用篮子尝试,如前)成啦。你们可以松手啦。(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从幸运儿身边走开,幸运儿摇晃着,蹒跚着,身子往下沉,终于站稳了,两手提着口袋和篮子。波卓后退几步,甩响鞭子)退后!(幸运儿后退一步)转身!(幸运儿转身)好啦!他能走路啦。(转向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谢谢你们,诸位,让我–(他在衣袋里摸索着)让我祝你们 –(摸索)–祝你们–(摸索)–我把我的表搁在哪儿啦?(摸索)一只真正的猎表,诸位,装有直进式卡子!(啜泣)还是我的爷爷给我的!(摸索。他在地上寻找,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也跟着他找。波卓用脚把已经踩坏的幸运儿的帽子翻了个个儿)嗯,是不是–

    弗:也许在你的表袋里。

    波:等一等。(他弯着身子想把耳朵贴到肚皮上倾听。沉默)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招手要他们走近。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向他走去,弯腰在他肚皮上听)当然,滴嗒声是听得出来的。

    弗:别说话!

    [全都弯着身子谛听。

    爱:我听到什么声音了。

    波:哪儿?

    弗:是心跳。

    波:(失望)他妈的!

    弗:别说话!

    爱:也许表停啦!

    [他们挺直身子。

    波:你们哪一个身上那么臭?

    爱:他口臭,我脚臭。

    波:我必须走了。

    爱:那么您的猎表呢?

    波:我准把它丢在庄园里啦。

    [沉默。

    爱:那么再见吧。

    波:再见。

    弗:再见。

    爱:再见。

    [沉默。没人动弹。

    弗:再见。

    波:再见。

    爱:再见。

    [沉默。

    波:还要谢谢你们。

    弗:谢谢您。

    波:哪儿的话。

    爱:谢谢,谢谢。

    波:不,不。

    弗:谢谢,谢谢。

    [沉默。

    波:我好像没法……(他犹豫一下)离开了。

    爱:人生就是这样的。

    [波卓转身,离开幸运儿向边厢走去,一边走一边放出绳子。

    弗:您走错方向啦。

    波:我需要一个快速起身。(他一直走到绳子放到没法再放的地方,也就是出了舞台,才停住脚步,转身,吆喝)让开!(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闪开身,望着波卓所在的方向。鞭子声)走!走!

    爱:走!走!

    弗:走!走!

    [鞭子声。幸运儿迈步。

    波:走快点儿!(他出现,穿过舞台,前面走着幸运儿。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脱帽,挥手。幸运儿下。波卓甩着绳子和鞭子)走!走!(他快要下台的时候,忽然煞住脚步,转过身来。绳子绷紧了。幸运儿倒地的声音)凳子!(弗拉季米尔拿着凳子递给波卓,波卓又扔给幸运儿)再见!

    弗拉季米尔&爱:(挥手)再见!再见!

    波:起来,猪!(幸运儿起来的声音)走!(波卓下。鞭子声)走快点儿!走!再见!猪!唉!再见!

    [长时间沉默。

    弗:这样就把时间消磨掉了。

    爱:时间反正会过去的。

    弗:不错,可是不会过得这么快。

    [沉默。

    爱:咱们现在干什么呢?

    弗:我不知道。

    爱:咱们走吧。

    弗:咱们不能。

    爱:为什么?

    弗:咱们在等待戈多。

    爱:啊!

    [沉默。

    弗:他们变得真厉害!

    爱:谁?

    弗:他们俩。

    爱:这是个主意,咱们聊聊天吧。

    弗:是不是?

    爱:什么?

    弗:变了没有?

    爱:很可能。他们谁都在变。就是咱们变不了。

    弗:可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难道你没见过他们?

    爱:我想我大概见过他们。可是我不认识他们。

    弗:不,你准认识他们。

    爱:不,我不认识他们。

    弗:咱们不认识他们,我跟你说吧。你把什么都忘啦。(略停。自言自语)除非不是他俩……

    爱:要是这样,他们怎么不认得咱们?

    弗:这算什么。我也假装不认得他们哩。再说,又有哪一个认得咱们的?

    爱:别想这个啦。咱们所需要的是–唷!(弗拉季米尔毫无反应)唷!

    弗:(自言自语)除非不是他俩……

    爱:狄狄!是另外一只脚!(他一蹦一跳地走向土墩)

    弗:除非不是他俩……

    孩:(后台)先生!

    [爱斯特拉冈止步。两人同时向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

    爱:又来啦。

    弗:过来,我的孩子。

    [孩子上,胆怯地。他停住脚上。

    孩:亚尔伯特先生?……

    弗:不错。

    爱:你来干吗?

    弗:过来。

    [孩子站着不动。

    爱:(气势汹汹地)叫你过来就过来,听见没有?

    [孩子怯生生地上前,停住脚步。

    弗:什么事?

    孩:戈多先生……

    弗:显而易见。(略停)过来。

    [孩子站着不动。

    爱:(恶狠狠地)你过来不过来!(孩子怯生生地上前,停住脚步)你干吗来得这么晚?

    弗:戈多先生叫你送信来的?

    孩:不错,先生。

    弗:嗯,什么信儿。

    爱:你干吗来得这么晚?

    [孩子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回答谁的话好。

    弗:(向爱斯特拉冈)别管他。

    爱:你别管我!(上前,向孩子)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啦?

    孩:(退缩)这不能怪我,先生。

    爱:那么怪谁?怪我?

    孩:我心里害怕,先生。

    爱:害怕什么?害怕我们?(略停)回答我!

    弗: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害怕另外那些人。

    爱:你到这儿有多久啦?

    孩:有好一会儿啦,先生。

    弗:你是害怕鞭子。

    孩:是的,先生。

    弗:还有吵闹声。

    孩:是的,先生。

    弗:还有那两个大个儿。

    孩:是的,先生。

    弗:你认得他们吗?

    孩:不认识,先生。

    弗:你是不是这地方的人?(沉默)你是不是在这地方长大的?

    孩:是的,先生。

    爱:说的没一句真话。(攥住孩子的一只胳膊摇着)把老实话告诉我们。

    孩:(发抖)可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先生!

    弗:你别管他成不成!你这是怎么啦!(爱斯特拉冈放掉孩子,走开,两手捂住脸。弗拉季米尔和孩子都瞅着他。爱斯特拉冈放下两手。他的脸歪扭着)你这是怎么啦?

    爱:我不快活。

    弗:瞎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爱:我忘了。

    弗:记忆真能耍稀奇古怪的花招!(爱斯特拉冈想要开口说话,又改变主意,一瘸一拐地走回原处,坐下,开始脱他靴子。向孩子)嗯?

    孩:戈多先生–

    弗:我过去见过你,是不是?

    孩:我不知道,先生。

    弗:你不认识我?

    孩:不认识,先生。

    弗:昨天来的不是你?

    孩:不是,先生。

    弗:这是你第一次来?

    孩:是的,先生。

    [沉默。

    弗:说话,说话。(略停)快说。

    孩:(冲口而出)戈多先生要我告诉你们,他今天晚上不来啦,可是明天晚上准来。

    弗:就这么些话?

    孩:是的,先生。

    弗:你给戈多先生干活儿?

    孩:是的,先生。

    弗:你干什么活儿?

    孩:我放山羊,先生。

    弗:他待你好吗?

    孩:好的,先生。

    弗:他揍不揍你?

    孩:不,先生,他不揍我。

    弗:他揍谁?

    孩:他揍我的弟弟,先生。

    弗:啊,你有个弟弟?

    孩:是的,先生。

    弗:他干什么活儿?

    孩:他放绵羊,先生。

    弗:他干吗不揍你?

    孩:我不知道,先生。

    弗:他准是喜欢你。

    孩:我不知道,先生。

    弗:他是不是让你吃饱?(孩子犹豫)他给你吃得好吗?

    孩:还算好,先生。

    弗:你不快活?(孩子犹豫)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孩:听见了,先生。

    弗:嗯?

    孩:我不知道,先生。

    弗:你连自己快活不快活都不知道?

    孩:不知道,先生。

    弗:你很像我。(略停)你睡在哪儿?

    孩:在马房的楼上,先生。

    弗:跟你的弟弟一起睡?

    孩:是的,先生。

    弗:睡在草里?

    孩:是的,先生。

    [沉默。

    弗:好吧,你可以走了。

    孩:我怎么向戈多先生回话呢,先生?

    弗:跟他说……(他犹豫)跟他说你看见了我们。(略停)你确实看见了我们,是不是?

    孩:是的,先生。

    [他退了一步,犹豫一下,转身奔跑着下。光线突然暗淡。夜已降临。月亮在后面上升,挂在天空,一动不动,将灰白色的光辉泻在舞台上。

    弗:终于来啦!(爱斯特拉冈起身走向弗拉季米尔,一手拿着一只靴子。他把靴子放在舞台的边沿上,挺直身子站在那里看月亮)你在干吗?

    爱:嗳!

    爱:为了爬到天上盯着眼瞧象咱们这样的人。

    弗:你的靴子。你打算把你的这双靴子怎么样?

    爱:(转身望着他的靴子)我打算把它们留在这儿。(略停)别的人会来,就象……象……象我一样,可是他的脚比我小,因此这双靴子会使他快乐。

    弗:可是你不能赤着脚走路!

    爱:耶稣就是这样的。

    弗:耶稣!耶稣跟这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要拿你自己跟耶稣相比吧!

    爱:我这一辈子都是拿我自己跟耶稣相比的。

    弗:可是他待的地方是温暖的、干燥的。

    爱:不错。而且他们很快就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沉默。

    弗:咱们在这儿没事可做啦。

    爱:在别的地方也没事可作。

    弗:啊,戈戈,别老这样说话。到明天一切都会好些的。

    爱:你怎么知道的呢?

    弗:你没听见那孩子刚才说的?

    爱:没有。

    弗:他说戈多明天准来。(略停)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爱:那么我们该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在这儿等。

    弗:你疯啦?咱们必须找个有掩蔽的地方。(他攥住爱斯特拉冈的一只胳膊)走吧。

    [他拖着爱斯特拉冈走。爱斯特拉冈先是妥协,跟着反抗起来。他们停住脚步。

    爱:(望着树)可惜咱们身上没带条绳子。

    弗:走吧,天越来越冷啦。

    [他拖着他走。如前。

    爱:提醒我明天带条绳子来。

    弗:好的,好的。走吧。

    [他拖着他走。如前。

    爱:咱们在一块儿呆了多久啦?

    弗:我不知道。也许有五十年了。

    爱:你还记得我跳在伦河里的那一天吗?

    弗:我们当时在收葡萄。

    爱:是你把我救上岸的。

    弗:这些都早已死掉了,埋葬掉了。

    爱:我的衣服是在太阳里晒干的。

    弗:念念不忘这些往事是没有好处的。快走吧!

    [他拖着他走。如前。

    爱:等一等。

    弗:我冷!

    爱:等一等!(他从弗拉季米尔身边走开)我心里想,咱们要是分开手,各干各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他穿过舞台坐在土墩上)咱俩不是走一条路的人。

    弗:(并不动怒)那说不定。

    爱:不,天下事没一样是说得定的。

    [弗拉季米尔慢慢地穿过舞台,在爱斯特拉冈身旁坐下。

    弗:咱们仍旧可以分手,要是你以为这样做更好的话。

    爱:现在已经迟啦。

    [沉默。

    弗:不错,现在已经迟啦。

    [沉默。

    爱:嗯,咱们走不走?

    弗:好,咱们走吧。

    [他们坐着不动。

    –幕落————

    译注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里的神,受双肩掮天的处罚。朱庇特,希腊神话里众神的领神。
    ② 四个登场人物全都戴着常礼帽–原注。
    ③ 凯普-彼特孙,生产石南烟斗的著名工厂。
    ④ 卡图勒斯,公元前罗马抒情诗人。
    ⑤ 弗拉季米尔,原文皆为爱斯特拉冈,显然有误,这里根据1952年子夜出版社版(Les Editions de Minuit)法文本改正。
    ⑥ 密兰达,莎士比亚喜剧《暴风雨》的女主人公,是个从未见过人类的天真无邪的少女。
    ⑦ 波波夫,十九世纪俄国著名无线电学家。
    ⑧ 贝尔契,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探险家。
    ⑨ 塞缪尔·约翰逊,英国文学家(1709-1784),第一部英国字典的编纂者。
    ⑩ 康纳马拉,爱尔兰西部靠海的山区。

    第二幕

    [次日。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爱斯特拉冈的靴子在舞台前方的中央,靴跟靠在一起,靴尖斜着分开,幸运儿的帽子在同一地方。

    [那棵树上有了四五片树叶。

    [弗拉季米尔激动地上。他停住脚步,盯着树瞧了好一会儿,跟着突然开始发疯似的在台上走动起来,从这头走到那头,来回走着。他在靴子前停住脚步,拿起一只,仔细看了看,闻了闻,露出厌恶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来回走动。在极右边煞住脚步,朝远处眺望,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面。来回走动。在极左边煞住脚步,如前。来回走动。突然煞住脚步,开始大声唱起歌来。

    弗:一只狗来到–

    [他起的音太高,所以停住不唱,清了清喉咙,又重新唱起来。

    一只狗来到厨房

    偷走一小块面包。

    厨子举起杓子

    把那只狗打死了。

    于是所有的狗都跑来了

    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

    [他停住不唱,沉思着,又重新唱起来。

    于是所有的狗都跑来了

    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

    还在墓碑上刻了墓志铭

    让未来的狗可以看到:

    一只狗来到厨房

    偷走一小块面包。

    厨子举起杓子

    把那只狗打死了。

    于是所有的狗都跑来了

    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

    [他停住不唱。如前。

    于是所有的狗都跑来了

    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

    [他停住不唱。如前。轻轻地。

    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

    [有一会儿工夫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跟着开始发疯似的在台上走动。他在树前停住脚步,来回走动,在靴子前面停住脚步,来回走动,在极右边煞住脚步,向远处眺望,在极左边煞住脚步,向远处眺望。

    [爱斯特拉冈从右边上,赤着脚,低着头。他慢慢地穿过舞台。弗拉季米尔转身看见了他。

    弗:你又来啦!(爱斯特拉冈停住脚步,但未抬头。弗拉季米尔向他走去)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爱:别碰我!(弗拉季米尔缩回手,显出痛苦的样子。)

    弗:你是不是要我走开?(略停)戈戈。(略停。弗拉季米尔仔细打量他)他们揍你了吗?(略停)戈戈!(爱斯特拉冈依旧不做声,低着头)你是在哪儿过夜的?

    爱:别碰我!别问我!别跟我说话!跟我待在一起!

    弗:我几时离开过你?

    爱:是你让我走的。

    弗:瞧我。(爱斯特拉冈并未抬头。恶狠狠地)你到底瞧不瞧我!

    [爱斯特拉冈抬起头来。他们四目相视好一会儿,退缩,前进,头歪向一边,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两人颤巍巍地越走越近,跟着突然拥抱,各人抱住对方的背。拥抱完毕。爱斯特拉冈在对方松手后,差点儿摔倒在地。

    爱:多好的天气!

    弗:谁揍了你?告诉我。

    爱:又一天过去啦。

    弗:还没过去哩。

    爱: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完啦,过去啦,不管发生什么事。(沉默)我听见你在唱歌。

    弗:不错,我记起来啦。

    爱:这叫我伤心透了。我跟我自己说:他一个人待着,他以为我一去再也不回来了,所以他唱起歌来。

    弗:一个人的心情是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整整一天我的精神一直很好。(略停)我晚上都没起来过,-次也没有。

    爱:(悲哀地)你瞧,我不在你身边你反倒更好。

    弗:我想念你……可是同时又觉得很快乐。这不是怪事吗?

    爱:(大惊)快乐?

    弗:也许这个字眼用得不对。

    爱:这会儿呢?

    弗:这会儿?……(高兴)你又回来啦……(冷漠地)我们又在一起啦……(忧郁地)我又在这儿啦。

    爱:你瞧,有我在你身边,你的心情就差多啦。我也觉得一个人待着更好些。

    弗:(怄气)那么你干吗还要爬回来?

    爱:我不知道。

    弗:不知道,可是我倒知道。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怎样照顾你自己。要是我在,决不会让他们揍你的。

    爱:就是你在,也决拦不住他们。

    弗:为什么?

    爱:他们一共有十个人。

    弗:不,我是说在他们动手揍你之前。我不会让你去做像你现在做的那种傻事儿。

    爱:我啥也没干。

    弗:那么他们干吗揍你?

    爱:我不知道。

    弗:啊,不是这么说,戈戈,事实是,有些事情你不懂,可我懂。你自己也一定感觉到这一点。

    爱:我跟你说我啥也没干。

    弗:也许你啥也没干。可是重要的是做一件事的方式方法,要讲方式方法,要是你想要活下去的话。

    爱:我啥也没干。

    弗:你心里也一定很快活,要是你能意识到的话。

    爱:为什么事快活?

    弗:又回来跟我在一起了。

    爱:能这么说吗?

    弗:就这么说吧,即便你心里并不这么想。

    爱:我怎么说好呢?

    弗:说,我很快活。

    爱:我很快活。

    弗:我也一样。

    爱:我也一样。

    弗:咱们很快活。

    爱:咱们很快活。(沉默)咱们既然很快活,那么咱们干什么好呢?

    弗:等待戈多。(爱斯特拉冈呼唤一声。沉默)从昨天开始,情况有了改变。

    爱:他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呢?

    弗:(有一刹那工夫并不理解他的意思)咱们到时候再说吧。(略停)我刚才在说,从昨天开始,这儿的情况有了改变啦。

    爱:一切东西都在徐徐流动。

    弗:瞧那棵树。

    爱:从这一秒钟到下一秒钟,流出来的决不是同样的脓。

    弗:那棵树,瞧那棵树。

    [爱斯特拉冈瞧那棵树。

    爱:昨天它难道不在那儿?

    弗:它当然在那儿。你不记得了?咱们差点儿在那儿上吊啦。可是你不答应。你不记得了?

    爱:是你做的梦。

    弗:难道你已经忘了?

    爱:我就是这样的人。要么马上忘掉,要么永远不忘。

    弗:还有波卓和幸运儿,你也把他们忘了吗?

    爱:波卓和幸运儿?

    弗:他把什么都忘了!

    爱:我记得有个疯子踢了我一脚,差点儿把我的小腿骨踢断了。跟着他扮演了小丑的角色。

    弗:那是幸运儿。

    爱:那个我记得。可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弗:还有他的主人,你还记得他吗?

    爱:他给了我一根骨头。

    弗:那是波卓。

    爱: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昨天,你说?

    弗:是的,当然是在昨天。

    爱:那么我们这会儿是在什么地方呢?

    弗:你以为我们可能在什么别的地方?你难道认不出这地方?

    爱:(突然暴怒)认不出!有什么可认的?我他妈的这一辈子到处在泥地里爬!你却跟我谈起景色来了!(发疯似的往四面张望)瞧这个垃圾堆!我这辈子从来没离开过它!

    弗:镇静一点,镇静一点。

    爱:你和你的景色!跟我谈那些虫豸!

    弗:不管怎样,你总不能跟我说,这儿(做手势)跟……(他犹豫)……跟麦康地区没什么不同,譬如说。你总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爱:麦康地区!谁跟你谈麦康地区来着?

    弗:可是你自己到过那儿,麦康地区。

    爱:不,我从来没到过麦康地区。我是在这儿虚度过我的一生的,我跟你说!这儿!在凯康地区!

    弗:可是我们一起到过那儿,我可以对天发誓!采摘葡萄,替一个名叫……(他把指头捻得啪的一声响)……想不起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在一个叫做……(把指头捻得啪的一声响)……想不起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了,你也不记得了?

    爱:(平静一些)这是可能的。我这人一向对什么都不注意。

    弗:可是在那儿一切东西都是红色的!

    爱:(生气)我这人对什么都不注意,我跟你说!

    [沉默。弗拉季米尔深深叹了一口气。

    弗:你这个人真难相处,戈戈。

    爱:咱俩要是分手,也许会更好一些。

    弗:你老是这么说,可是你老是爬回来。

    爱:最好的办法是把我杀了,像别的人一样。

    弗:别的什么人?(略停)别的什么人?

    爱:像千千万万别的人。

    弗:(说警句)把每一个人钉上他的小十字架。(他叹了一口气)直到他死去。(临时想起)而且被人忘记。

    爱:在你还不能把我杀死的时候,让咱们设法平心静气地谈话,既然咱们没法默不作声。

    弗:你说得对,咱们不知疲倦。

    爱:这样咱们就可以不思想。

    弗:咱们有那个借口。

    爱:这样咱们就可以不听。

    弗:咱们有咱们的理智。

    爱:所有死掉了的声音。

    弗:它们发出翅膀一样的声音。

    爱:树叶一样。

    弗:沙一样。

    爱:树叶一样。

    [沉默。

    弗:它们全都同时说话。

    爱:而且都跟自己说话。

    [沉默。

    弗:不如说它们窃窃私语。

    爱:它们沙沙地响。

    弗:它们轻声细语。

    爱:它们沙沙地响。

    [沉默。

    弗:它们说些什么?

    爱:它们谈它们的生活。

    弗:光活着对它们说来并不够。

    爱:它们得谈起它。

    弗:光死掉对它们说来并不够。

    爱:的确不够。

    [沉默。

    弗:它们发出羽毛一样的声音。

    爱:树叶一样。

    弗:灰烬一样。

    爱:树叶一样。

    [长时间沉默。

    弗:说话呀!

    爱:我在想哩。

    [长时间沉默。

    弗:(苦恼地)找句话说吧!

    爱:咱们这会儿干什么?

    弗:等待戈多?

    爱:啊!

    [沉默。

    弗:真是可怕!

    爱:唱点儿什么吧。

    弗:不,不!(他思索着)咱们也许可以从头再来一遍。

    爱:这应该是很容易的。

    弗:就是开头有点儿困难。

    爱:你从什么地方开始都可以。

    弗:是的,可是你得决定才成。

    爱:不错。

    [沉默。

    弗:帮帮我!

    爱:我在想哩。

    [沉默。

    弗:在你寻找的时候,你就听得见。

    爱:不错。

    弗:这样你就不至于找到你所找的东西。

    爱:对啦。

    弗:这样你就不至于思想。

    爱:照样思想。

    弗:不,不,这是不可能的。

    爱:这倒是个主意,咱们来彼此反驳吧。

    弗:不可能。

    爱:你这样想吗?

    弗:请放心,咱们早就不能思想了。

    爱:那么咱们还抱怨什么?

    弗:思想并不是世间最坏的事。

    爱:也许不是。可是至少不至于那样。

    弗:那样什么?

    爱:这倒是个主意,咱们来彼此提问题吧。

    弗:至少不至于那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爱:那样不幸。

    弗:不错。

    爱:嗯?要是咱们感谢咱们的幸福呢?

    弗:最可怕的是有了思想。

    爱:可是咱们有过这样的事吗?

    弗:所有这些尸体是从哪儿来的?

    爱:这些骷髅。

    弗:告诉我这个。

    爱:不错。

    弗:咱们一定有过一点儿思想。

    爱:在最初。

    弗:一个藏骸所!一个藏骸所!

    爱:你用不着看。

    弗:你情不自禁要看。

    爱:不错。

    弗: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

    爱:你说什么?

    弗: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

    爱:咱们应该毅然转向大自然。

    弗:咱们早就试过了。

    爱:不错。

    弗:哦,这不是世间最坏的事,我知道。

    爱:什么?

    弗:有思想。

    爱:那自然。

    弗:可是没有思想咱们也能凑合。

    爱:Que voulez-vous?①

    弗:你说什么?

    爱:Que voulez-vous?

    弗:啊!que voulez-vous.一点不错。

    [沉默。

    爱:像这样聊天儿倒也不错。

    弗:不错,可是现在咱们又得找些别的什么聊聊啦。

    爱:让我想一想。

    [他脱下帽子,凝神思索。

    弗:让我也想一想。

    [他脱下帽子,凝神思索。

    [他们一起凝神思索。

    弗:啊!

    [他们各自戴上帽子,舒了口气。

    爱:嗯?

    弗:从我刚才说的话开始,咱们可以从那儿开始讲起。

    爱:你什么时候说的话?

    弗:最初。

    爱:最初什么时候?

    弗:今天晚上……我说过……我说过。

    爱:别问我。我不是个历史家。

    弗:等一等……咱们拥抱……咱们很快活……快活……咱们既然很快活,那么咱们干什么好呢……继续……等待……等待……让我想一想……想起来啦……继续等待……咱们既然很快活……让我想一想……啊!那棵树!

    爱:那棵树?

    弗耗慵遣坏昧耍?BR>爱:我累啦。

    弗:你往上面瞧瞧。

    [爱斯特拉冈往树上瞧。

    爱:我什么也没瞧见。

    弗:昨天晚上那棵树黑沉沉、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可是这会儿上面都有树叶啦。

    爱:树叶?

    弗:只一夜工夫。

    爱:准是春天来啦。

    弗:可是只一夜工夫。

    爱:我跟你说,咱们昨天不在这儿。你又做了场噩梦。

    弗:照你说来,咱们昨天晚上是在哪儿呢?

    爱:我怎么知道?在另一个场所。别怕没有空间。

    弗:(很有把握)好。昨天晚上咱们不在这儿。那么昨天晚上咱们干了些什么呢?

    爱:干了些什么?

    弗:想想看。

    爱:干了些什么……我想咱们聊天了。

    弗:(抑制自己)聊些什么?

    爱:哦……这个那个,我想,一些空话。(有把握地)不错,现在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咱们谈了一晚上空话。半个世纪来可不老是这样。

    弗:你连一点儿事实、一点儿情况都记不得了?

    爱:(疲惫地)别折腾我啦,狄狄。

    弗:太阳。月亮。你都记不得了?

    爱:它们准是在那儿,像过去一样。

    弗:你没注意到一些不平常的东西?

    爱:天哪!

    弗:还有波卓?还有幸运儿?

    爱:波卓?

    弗:那些骨头。

    爱:它们很像鱼骨头。

    弗:是波卓给你吃的。

    爱:我不知道。

    弗:还有人踢了你一脚?

    爱:对啦,是有人踢了我一脚。

    弗:是幸运儿踢你的。

    爱:所有这一切都是昨天发生的?

    弗:把你的腿给我看。

    爱:哪一条?

    弗:两条全给我看。拉起你的裤腿来。(爱斯特拉冈向弗拉季米尔伸出一条腿,踉跄着。弗拉季米尔攥住腿。他们一起踉跄)拉起你的裤腿来!

    爱:我不能。

    [弗拉季米尔拉起裤腿,看了看那条腿,松手。爱斯特拉冈差点儿摔倒。

    弗:另外一条。(爱斯特拉冈伸出同一条腿)另外一条,猪!(爱斯特拉冈伸出另外一条腿。得意地)伤口在这儿!都快化脓了!

    爱:那又怎么样呢?

    弗:(放掉腿)你的那双靴子呢?

    爱:我准是把它们扔掉啦。

    弗:什么时候?

    爱:我不知道。

    弗:为什么?

    爱:(生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

    弗:不,我是问你为什么把它们扔掉。

    爱:(生气)因为穿了脚疼!

    弗:(得意地,指着靴子)它们在那儿哩!(爱斯特拉冈望着靴子)就在你昨天搁的地方!

    [爱斯特拉冈向靴子走去,仔细察看。

    爱:这双靴子不是我的。

    弗:(愕住)不是你的!

    爱:我的那双是黑色的。这一双是棕色的。

    弗:你能肯定你的那双是黑色的吗?

    爱:嗯,好像是双灰白色的。

    弗:这一双是棕色的吗?给我看。

    爱:(拾起一只靴子)嗯,这一双好像是绿色的。

    弗:(上前)给我看。(爱斯特拉冈把靴子递给他。弗拉季米尔仔细察看,忿怒地把靴子扔下)嗯,真他妈–

    爱:你瞧,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他妈的–

    弗:啊!我明白了。不错,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爱: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他妈的–

    弗:很简单。有人来到这儿,拿走了你的靴子,把他的那双留下了。

    爱:为什么?

    弗:他的那双他穿着太紧了,所以就拿走了你的那双。

    爱:可是我的那双也太紧了。

    弗:你穿着紧。他穿着不紧。

    爱:我累啦!(略停)咱们走吧。

    弗:咱们不能。

    爱:干吗不能?

    弗:咱们在等待戈多。

    爱:啊(略停。绝望地)咱们干什么呢,咱们干什么呢!

    弗:咱们没什么可干的。

    爱: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啦。

    弗:你要不要吃个红萝卜?

    爱:就只有红萝卜了吗?

    弗:只有白萝卜和红萝卜。

    爱:没有胡萝卜了吗?

    弗:没有了。再说,你爱你的胡萝卜也爱得太过火啦。

    爱:那么给我一个红萝卜吧。

    [弗拉季米尔在衣袋里摸索半天,掏出来的都是白萝卜;最后掏出一只红萝卜递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仔细看了看,嗅了嗅。

    爱:是黑的!

    弗:是只红萝卜。

    爱:我只爱吃红的,你知道得很清楚!

    弗:那么你不要了?

    爱:我只爱吃红的!

    弗:那么还给我吧。

    [爱斯特拉冈还给了他。

    爱:我要去找只胡萝卜。

    [他站着不动。

    弗:这可真正越来越无聊啦。

    爱:还不够哩。

    [沉默。

    弗:试试那个怎么样?

    爱:我什么都试过啦。

    弗:我是说试试那双靴子。

    爱:这样做划得来吗?

    弗:这样可以消磨时间。(爱斯特拉冈犹豫)我跟你说,这也是一种工作。

    爱:一种休息。

    弗:一种娱乐。

    爱:一种休息。

    弗:试试吧。

    爱:你帮助我吗?

    弗:我当然帮助你。

    爱:咱们俩相处还不算太坏,是不是,狄狄?

    弗:是的,是的。喂,咱们先试左脚。

    爱:咱们老是想出办法来证明自己还存在,是不是,狄狄?

    弗:(不耐烦地)是的,是的,咱们是魔术师。可是趁咱们还没忘记,赶紧把刚才的决定兑现了吧。(他拾起一只靴子)喂,把你的脚抬起来,(爱斯特拉冈跷起一只脚)另外那只,蠢猪!(爱斯特拉冈跷起另外那只脚)高一点!(他俩依偎在一起,在舞台上踉跄着。弗拉季米尔终于把那只靴子穿上了)走几步试试。(爱斯特拉冈走路)嗯?

    爱:很合适。

    弗:(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细绳儿)咱们穿上带子试试。

    爱:(激烈地)不,不,不要带子,不要带子!

    弗:你会后悔的。咱们穿另外一只试试。(如前)嗯?

    爱:也很合适。

    弗:脚不疼吗?

    爱:这会儿还不疼。

    弗:那么你可以把它们留下。

    爱:略嫌大一点。

    弗:将来你也许可以穿双袜子。

    爱:不错。

    弗:那么你愿意把它们留下了?

    爱:关于这双靴子的话咱们已经谈得够多啦。

    弗:是的,可是–

    爱:(恶狠狠地)够多啦!(沉默)我想最好还是坐一会儿。

    [他往四下里张望,想找一个地方坐下,跟着就走过去,坐在土墩上。

    弗:昨天晚上你就坐在这地方。

    >爱:我真希望能睡着。

    弗:昨天你就睡着了。

    爱:我试一下看。

    [他把头枕在自己膝盖上。

    弗:等一等。(他走过去坐在爱斯特拉冈身边,开始高声唱起来)

    宝宝宝宝

    宝宝–

    爱:(忿怒地抬起头来)别这么响!

    弗:(轻声)

    宝宝宝宝

    宝宝宝宝

    宝宝宝宝

    宝宝……

    [爱斯特拉冈睡着。弗拉季米尔轻轻站起来,脱下身上的大衣披在爱斯特拉冈肩上,跟着开始在台上走来走去,一边摆动两臂取暖。爱斯特拉冈突然惊醒,站起身来,疯狂地往四处张望。弗拉季米尔向他奔去,伸出两臂搂住?/P>

    嗳……嗳……我在这儿……别害怕。

    爱:啊!

    弗:嗳……嗳……没事啦。

    爱:从上面摔了下来–

    弗:没事啦,没事啦。

    爱:我从顶上–

    弗:别告诉我!喂,咱们散会儿步把这事忘了吧。

    [他攥住爱斯特拉冈一只胳膊,拖着他走来走去,直到爱斯特拉冈不肯再跟他走。

    爱:够啦。我累啦。

    弗:你宁愿赖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干?

    爱:不错。

    弗:随你的便。

    [他放掉爱斯特拉冈,拾起自己的大衣穿上。

    爱:咱们走吧。

    弗:咱们不能。

    爱:干吗不能?

    弗:咱们在等待戈多。

    爱:啊!(弗拉季米尔走来走去)你不能站着不动?

    弗:我冷。

    爱:咱们来得太早啦。

    弗:总要到夜晚的。

    爱:可是夜还没来临。

    弗:它会突然来临的,像昨天一样。

    爱:跟着就是黑夜。

    弗:咱们也就可以走了。

    爱:跟着又会是白天了。(略停。绝望的样子)咱们干什么呢,咱们干什么呢!

    弗:(煞住脚步,恶狠狠地)你别这么哼哼唧唧的,成不成!我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你的牢骚啦。

    爱:我走啦。

    弗:(看见幸运儿的帽子)呃!

    爱:再见吧。

    弗:幸运儿的帽子。(他向帽子走去)我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都没看见它。(非常高兴)好极了!

    爱:你再也见不到我啦。

    弗:我早就知道咱们没找错地方。现在咱们的烦恼都可以勾销啦。(他拾起帽子,细细察看,把它拉直)准是顶非常漂亮的帽子。(他戴上这顶帽子,把自己的帽子脱下,递给爱斯特拉冈)喏。

    爱:什么?

    弗:拿着。

    [爱斯特拉冈接过弗拉季米尔的帽子。弗拉季米尔把戴在头上的幸运儿的帽子整了整。爱斯特拉冈戴上弗拉季米尔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脱下,递给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接过爱斯特拉冈的帽子。爱斯特拉冈把戴在头上的弗拉季米尔的帽子整了整。弗拉季米尔戴上爱斯特拉冈的帽子,把幸运儿的帽子脱下,递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接过幸运儿的帽子。弗拉季米尔把戴在头上的爱斯特拉冈的帽子整了整。爱斯特拉冈戴上幸运儿的帽子,把弗拉季米尔的帽子脱下,递给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接过他自己的帽子。爱斯特拉冈把戴在头上的幸运儿的帽子整了整。弗拉季米尔戴上他自己的帽子,把爱斯特拉冈的帽子脱下,递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接过他自己的帽子。弗拉季米尔把戴在头上的他自己的帽子整了整。爱斯特拉冈戴上他自己的帽子,把幸运儿的帽子脱下,递给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接过幸运儿的帽子。爱斯特拉冈把戴在头上的他自己的帽子整了整。弗拉季米尔戴上幸运儿的帽子,把他自己的帽子脱下,递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接过弗拉季米尔的帽子。弗拉季米尔把戴在头上的幸运儿的帽子整了整。爱斯特拉冈把弗拉季米尔的帽子还给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接过,又还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接过,又还给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接过,一下子摔在地上。

    弗:我戴着合适不合适?

    爱:我怎么知道?

    弗:唔,可是我戴着样子好不好?

    [他卖俏地把头转来转去,像服装模特儿似的迈着小步装模作样地走。

    爱:丑得要命。

    弗:不过是不是比平常更丑?

    爱:不比平常丑,也不比平常不丑。

    弗:那么说来,我可以把它留下了。我的那顶让我生气。(略停)我该怎么说呢?(略停)它让我痒痒。

    [他脱下幸运儿的帽子,往帽内窥视,抖了抖帽子,拍了拍帽顶,重新把帽子戴上。

    爱:我走啦。

    [沉默。

    弗:你演不演戏?

    爱:演什么戏?

    弗:我们可以演波卓和幸运儿。

    爱:从来没听说过。

    弗:我扮演幸运儿,你扮演波卓。(他模仿幸运儿在行李的重压下踉跄走路的样子。爱斯特拉冈望着他,惊得目瞪口呆)演吧!

    爱:我演什么?

    弗:骂我!

    爱:(想了想)淘气!

    弗:厉害点儿!

    爱:淋菌!梅毒菌!

    [弗拉季米尔弯着腰,左右摇摆。

    弗:叫我思想。

    爱:什么?

    弗:说:思想,猪!

    爱:思想,猪!

    [沉默。

    弗:我不能!

    爱:戏演得够啦。

    弗:叫我跳舞。

    爱:我走啦。

    弗:跳舞,猪!(他在他站着的地方扭动着。爱斯特拉冈从左边急下)我不能!(他抬起头来,看不见爱斯特拉冈)戈戈!(他疯狂地在台上走动。爱斯特拉冈从左边上,喘着气。他急急奔向弗拉季米尔,倒在他怀里)你终于回来啦!

    爱:(喘气)我真倒霉!

    弗:你到哪儿去啦?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爱:他们来啦。

    弗:谁?

    爱:我不知道。

    弗:多少人?

    爱:我不知道。

    弗:(得意地)是戈多!终于来啦!戈戈!是戈多!咱们得救啦!咱们上去迎接他。(他拖着爱斯特拉冈向边厢走去。爱斯特拉冈反抗,挣脱了身,从右边下)戈戈!回来!(弗拉季米尔奔到极左边,眺望着地平线。爱斯特拉冈从右边上,急急奔向弗拉季米尔,倒在他的怀里)你又回来啦!

    爱:我倒霉死啦!

    弗:你到哪儿去啦?

    爱:他们也从那边来啦!

    弗:咱们给人包围啦!(爱斯特拉冈疯狂地往后奔)笨蛋!那儿没有路。(他攥住爱斯特拉冈的一只胳膊往前拖。朝观众做了个手势)那儿!看不见一个人影!快去!快!(他攥住爱斯特拉冈朝观众的方向推。爱斯特拉冈恐怖地缩回身来)你不肯去?(他端详着观众)嗯,我明白了。让我想想。(他想了想)你剩下的惟一希望就是躲起来。

    爱:哪儿?

    弗:树背后。(爱斯特拉冈犹豫)快!树背后。(爱斯特拉冈过去蹲在树背后,发现自己仍被人看见,又从树背后出来)这棵树肯定对我们不会有丝毫用处。

    爱:(平静些)我昏了头脑。(他低下头,觉得不好意思)原谅我!(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告诉我干什么吧。

    弗:没什么可干的。

    爱:你过去站在那儿。(他拖着弗拉季米尔走到极右边,让他背对着舞台站着)站好,别动,小心守望。(弗拉季米尔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向地平线眺望。爱斯特拉冈奔到极左边,用同样的姿势站好。他们转过头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背对着背,就像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一样!

    [他们四目相视了一会儿,又继续守望。长时间沉默。

    爱:你看见有人来吗?

    弗:(转过头来)什么?

    爱:(响一些)你看见有人来吗?

    弗:没有。

    爱:我也没有。

    [他们继续守望。长时间沉默。

    弗:你准是看见了幻象。

    爱:(转过头来)什么?

    弗:(响一些)你准是看见幻象啦!

    爱:没有必要大声嚷嚷。

    [他们继续守望。长时间沉默。

    弗拉季米尔&爱: (同时转过头来)你–

    弗:哦,对不起!

    爱:说吧。

    弗:不,不,你先说。

    爱:不,不,你先说。

    弗:我打断了你的话。

    爱:正好相反。

    [他们彼此怒目相视。

    弗:假客气的猴儿!

    爱:假正经的猪!

    弗:(恶狠狠地)把你的话说出来,我跟你说!

    爱:把你自己的话说出来!

    [沉默。他们彼此靠拢,止步。

    弗:窝囊废!

    爱:这倒是个主意,咱们来相骂吧。

    [他们转身,把彼此间的距离扩大,又转身面对着面。

    弗:窝囊废!

    爱:寄生虫!

    弗:丑八怪!

    爱:鸦片鬼!

    弗:阴沟里的耗子!

    爱:牧师!

    弗:白痴!

    爱:(最后一击)批评家!

    弗:哦!

    [他被打败,垂头丧气地转过头去。

    爱:现在咱们再和好吧。

    弗:戈戈!

    爱:狄狄!

    弗:你的手!

    爱:在这儿!

    弗:到我怀里来!

    爱:你怀里?

    弗:拥抱我!

    爱:马上就来!

    [他们拥抱。他们分开。沉默。

    弗:有消遣的时候,时间过得多快!

    [沉默。

    爱:咱们这会儿干什么呢?

    弗:在等着的时候?

    爱:在等着的时候。

    [沉默。

    弗:咱们可以做咱们的体操。

    爱:咱们的运动。

    弗:咱们的升高。

    爱:咱们的娱乐。

    弗:咱们的延长。

    爱:咱们的娱乐。

    弗:使咱们暖和起来。

    爱:使咱们平静下来。

    弗:咱们马上开始吧。

    [弗拉季米尔更换着两脚跳动。爱斯特拉冈学他的样。

    爱:(停止)够啦。我累啦。

    弗:(停止)咱们的健康情况不好。来点儿深呼吸怎样?

    爱:我都呼吸得腻烦啦。

    弗:你说得对。(略停)咱们做一下树吧,保持身体的平衡。

    爱:树?

    [弗拉季米尔做树的样子,用一只脚踉跄着。

    弗:(停止)该你做了。

    [爱斯特拉冈做树的样子,踉跄。

    爱:你以为上帝看见了我吗?

    弗:你应该闭上眼睛。

    [爱斯特拉冈闭上眼睛,踉跄得更厉害了。

    爱:(停止,挥着两只拳头,用最高的嗓门)上帝可怜我!

    弗:(着急)还有我呢?

    爱:(如前)我!我!可怜!我!

    [波卓(这时已经成瞎子)和幸运儿上。幸运儿像过去一样两手提着东西,并像过去一样拴着绳子,只是绳子短多了,这样波卓跟着他走就更方便。幸运儿戴着另一顶帽子。他看见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就停住脚步。波卓继续往前走,一下子撞在他身上。

    弗:戈戈!

    波:(紧紧攥住幸运儿,幸运儿晃了几下)这是什么?这是谁?

    [幸运儿摔倒,手里的东西全都掉在地上,连波卓也跟着他摔倒。他们一动不动,直挺挺地躺在散了一地的行李中间。

    爱:是戈多吗?

    弗:终于来啦!(他向那一堆人和东西走去)救兵终于来啦!

    波:救命!

    爱:是戈多吗?

    弗:咱们已经有点支持不住啦。现在咱们肯定能度过这一晚了。

    波:救命!

    爱:你听见了没有?

    弗:咱们不再孤独啦,等待着夜,等待着戈多,等待着……等待。咱们已经奋斗了一个晚上,没有人帮助。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啦。咱们已经到明天啦。

    波:救命!

    弗:时间已经逝去。太阳将要落下,月亮将要升起,我们也将要离开……这儿。

    波:可怜我!

    弗:可怜的波卓!

    爱:我早就知道是他。

    弗:谁?

    爱:戈多。

    弗:可他不是戈多。

    爱:他不是戈多?

    弗:他不是戈多。

    爱:那么他是谁?

    弗:他是波卓。

    波:快来!快来!搀我起来!

    弗:他起不来了。

    爱:咱们走吧。

    弗:咱们不能。

    爱:为什么不能?

    弗:咱们在等待戈多。

    爱:啊!

    弗:他也许还能给你一根骨头哩。

    爱:骨头?

    弗:鸡骨头。你记不得了?

    爱:是他吗?

    弗:是的。

    爱:问他一声。

    弗:也许咱们应该先帮助他一下。

    爱:帮助他什么?

    弗:扶他起来。

    爱:他起不来?

    弗:他想要起来。

    爱:那么就让他起来好了。

    弗:他不能。

    爱:干吗不能?

    弗:我不知道。

    [波卓扭动着,呻吟着,用拳头拍打地面。

    爱:咱们应该先跟他要骨头。他要是不肯给,咱们就让他躺在那儿不管他。

    弗:你是说他已经听我们摆布了?

    爱:是的。

    弗:所以我们要是给他做什么好事,就可以跟他讲条件,要代价?

    爱:是的。

    弗:这倒是很聪明的做法。可是有一件事我害怕。

    波:救命!

    爱:什么事?

    弗:就是幸运儿也许会突然行动起来。那时候咱们就会着了他的道儿。

    爱:幸运儿?

    弗:昨天让你吃苦头的就是他。

    爱:我跟你说,他们一共有十个人哩。

    弗:不,在那以前;那个踢你的。

    爱:他在这儿吗?

    弗:那不是吗!(朝幸运儿做了个手势)这会儿他一动不动。不过他随时都可能跳起来。

    波:救命!

    爱:咱们过去狠狠揍他一顿好不好,咱们两个人?

    弗:你是说咱们趁他睡着的时候扑上去揍他?

    爱:是的。

    弗:不错,这听上去是个挺好的主意。可是咱们能不能这样做呢?他是不是真正睡着了?(略停)不,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波卓求救的机会。

    波:救命!

    弗:过去帮助他–

    爱:我们帮助他?

    弗:换取一些马上可以兑现的报酬。

    爱:可是万一他–

    弗:咱们别再说空话浪费时间啦!(略停。激烈地)咱们趁这个机会做点儿什么吧!并不是天天都有人需要我们的。的确,并不是天天都有人需要我们个人的帮助的。别的人也能同样适应需要,要不是比我们更强的话。这些尚在我们耳边震响的求救的呼声,它们原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可是在这地方,在现在这一刻时间,全人类就是咱们,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趁现在时间还不太晚,让咱们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吧!残酷的命运既然注定了咱们成为这罪恶的一窝,咱们就至少在这一次好好当一下他们的代表吧!你说呢?(爱斯特拉冈什么也没说)确实,当咱们交叉着两臂衡量着得失的时候,咱们真不愧是咱们同类的光荣。老虎会一下子跳过去援助它们的同类,决不会动一下脑子;要不然它就会溜进丛林深处。可是问题不在这里。咱们在这儿做些什么,问题是在这里。而我们也十分荣幸,居然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是的,在这场大混乱里,只有一样东西是清楚的。咱们在等待戈多的到来–

    爱:啊!

    波:救命!

    弗:或者说等待夜的到来。(略停)咱们已经守了约,咱们尽了自己的职责。咱们不是圣人,可是咱们已经守了约。有多少人能吹这个牛?

    爱:千千万万。

    弗:你这样想吗?

    爱:我不知道。

    弗:你也许对。

    波:救命!

    弗: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情况下,时间过得很慢,咱们不得不想出些花招来消磨时间,这些花招–我该怎么说呢–最初看来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到头来终于成了习惯。你也可以说这样可以使咱们的理智免于泯灭。毫无疑问。可是在深似地狱的没结没完的夜里,是不是会迷失方向呢?这是我有时纳闷儿的问题。你听得懂我说的道理吗?

    爱:(像说警句似的)我们生来都是疯子。有的人始终是疯子。

    波:救命!我会给你们钱的!

    爱:多少?

    波:两个先令!

    爱:这点儿钱不够。

    弗:我觉得你有点儿太过火了。

    爱:你以为这点儿钱够了?

    弗:不,我是说我不认为我自己出世的时候头脑就有毛病。可是问题不在这里。

    波:五个先令!

    弗:我们等待。我们腻烦。(他举起两手)不,不,别反驳,我们腻烦得要死,这是没法否认的事实。好,一个消遣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让它随便浪费掉了。来,咱们干起来吧!(他向那堆人和东西走去,刚迈步就煞住了脚步)在一刹那间一切都会消失,我们又会变得孤独,生活在空虚之中!

    [他沉思起来。

    波:五个先令!

    弗:我们来啦!

    [他想把波卓拉起来,没成功,又尝试一下,踉跄着倒了下去,想爬起来,没成功。

    爱:你们全都怎么啦?

    弗:救命!

    爱:我走啦。

    弗:别离开我!他们会杀死我的!

    波:我在哪儿?

    弗:戈戈!

    波:救命!

    弗:救命!

    爱:我走啦。

    弗:先搀我起来。咱俩一起走。

    爱:你答应了?

    弗:我发誓!

    爱:咱们再也不回来了?

    弗:永远不回来了!

    爱:咱们要到庇里尼山脉去。

    弗: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波:十个先令–一镑!

    爱:我一直向往着到庇里尼山脉去漫游一次。

    弗:你可以到那儿去漫游。

    爱:(退缩)谁打嗝儿啦?

    弗:波卓。

    波:快来!快来!可怜我!

    爱:让人作呕!

    弗:快!搀我一把。

    爱:我走啦。(略停。更响一些)我走啦。

    弗:呃,我揣摩我最后还得靠我自己的力量爬起来。(他试了一下,失败了)反正有的是时间。

    爱:你怎么啦?

    弗:去你妈的。

    爱:你打算待在那儿吗?

    弗:就在这一会儿。

    爱:喂,起来。你要着凉的。

    弗:别为我担心。

    爱:来吧,狄狄,别这么顽固。

    [他伸出一只手去,弗拉季米尔迫不及待地把它握住。

    弗:拉!

    [爱斯特拉冈拉了一下,踉跄着倒下了。长时间沉默。

    波:救命!

    弗:我们来啦。

    波:你们是谁?

    弗:我们是人。

    [沉默。

    爱:可爱的母亲大地!

    弗:你起得来吗?

    爱:我不知道。

    弗:试试看。

    爱:这会儿不成,这会儿不成。

    [沉默。

    波:出了什么事啦?

    弗:(恶狠狠地)你给我住嘴,你!瘟疫!他只想到他自己!

    爱:打个小小的盹儿怎么样?

    弗:你听见他的话没有?他想要知道出了什么事!

    爱:别理他。睡吧。

    [沉默。

    波:可怜我!可怜我!

    爱:(一惊)这是什么?

    弗:你睡着了吗?

    爱:我准是睡着了。

    弗:是这个杂种波卓又在哼哼唧唧啦。

    爱:叫他闭嘴。踢他的小肚皮。

    弗:(揍波卓)你给我住嘴!毛虱!(波卓呼痛,挣脱身爬开。他不时停下来,盲目地挥动手臂求救。弗拉季米尔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看着他退走)他走啦!(波卓倒在地上)他倒下啦!

    爱:咱们这会儿干什么呢?

    弗:也许我可以爬到他那儿去。

    爱:别离开我!

    弗:要不然我可以喊他。

    爱:好的,喊他吧。

    弗:波卓!(沉默)波卓!(沉默)没回答。

    爱:一起喊。

    爱斯特拉冈&弗:波卓!波卓!

    弗:他动啦。

    爱:你肯定他的名字叫波卓吗?

    弗:(惊惶)波卓先生!回来!我们不会再碰你啦!

    [沉默。

    爱:咱们可以用别的名字喊他试试。

    弗:我怕他快要死啦。

    爱:那一定很好玩。

    弗:什么很好玩?

    爱:用别的名字喊他,挨着个儿尝试。这样可以消磨时间。而且咱们迟早会喊到他真正的名字。

    弗:我跟你说,他的名字叫波卓。

    爱:咱们马上就会知道了。(他想了想)亚倍尔!亚倍尔!

    波:救命!

    爱:一下子就喊对啦!

    弗:我开始对这玩艺儿感到腻烦啦。

    爱:也许另外那个叫该隐。(他呼喊)该隐!该隐!

    波:救命!

    爱:他是全人类。(沉默)瞧这一朵小云。

    弗:(抬起头来)哪儿?

    爱:那儿。在天边。

    弗:嗯?(略停)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沉默。

    爱:咱们这会儿换个题目谈谈好不好?

    弗:我正要向你建议哩。

    爱:可是谈什么呢?

    弗:啊!

    [沉默。

    爱:咱们站起来以后再谈怎样?

    弗:试一试没害处。

    [他们站起来。

    爱:孩子的玩艺儿。

    弗:一个简单的意志力问题。

    爱:这会儿怎办呢?

    波:救命!

    爱:咱们走吧。

    弗:咱们不能。

    爱:为什么不能?

    弗:咱们在等待戈多。

    爱:啊!(略停。绝望的样子)咱们干什么呢,咱们干什么呢!

    波:救命!

    弗:咱们过去救他一下怎样?

    爱:他要干吗?

    弗:他要站起来。

    爱:那么他干吗不站起来呢?

    弗:他要咱们搀他起来。

    爱:那么咱们干吗不去呢?咱们还在等待什么?

    [他们搀着波卓站起来,跟着就松了手。波卓又摔倒。

    弗:咱们得攥住他。(他们又把他搀起来。波卓用两只胳膊搂住他们的脖子,身子不住地往下沉)必须让他习惯于重新站直才成。(向波卓)觉得好点儿吗?

    波:你们是谁?

    弗:你不认识我们了吗?

    波:我的眼睛瞎啦。

    [沉默。

    爱:也许他能看见未来。

    弗:(向波卓)打什么时候开始的?

    波:我的视力一向非常好–可你们是不是朋友?

    爱:(笑得很响)他想要知道咱俩是不是朋友!

    弗:不,他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他的朋友。

    爱:嗯?

    弗:我们已经用帮助他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他的朋友啦。

    爱:一点不错。我们要不是他的朋友,怎么会去帮助他?

    弗:可能。

    爱:不错。

    弗:咱们别再瞎扯这个啦。

    波:你们不是强盗吧?

    爱:强盗!

    弗:他妈的,你难道没看见这个人是瞎子。

    爱:他妈的,他的确是瞎子。(略停)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波:别离开我!

    弗:这不成问题。

    爱:至少在目前。

    波:现在是什么时候?

    弗:(看天色)七点钟……八点钟……

    爱:这得看现在是什么季节。

    波:是晚上吗?

    [沉默。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仔细察看落日。

    爱:看上去好像太阳在往下升。

    弗:不可能。

    爱:也许是黎明。

    弗:别傻瓜啦。那儿是西边。

    爱:你怎么知道?

    波:(痛苦的样子)是晚上吗?

    弗:不管怎样,它没动。

    爱:我跟你说这是日出。

    波:你们干吗不回答我?

    爱:给我们一个机会!

    弗:(重新有了把握)是晚上,先生,是晚上,夜就要降临了。我这位朋友想要我怀疑这不是晚上,我也必须招认,他的确让我动摇了一下。可是今天这漫长的一天我不是白白度过的,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天已经到了它的尾声了。 (略停)你这会儿觉得怎么样啦?

    爱:我们还要扶他多久?(他们略一松手,他就倒了下去,他们赶紧重新把他攥住)我们可不是柱子!

    弗:你刚才说你的视力一向很好,要是我没听错的话。

    波: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的视力!

    [沉默。

    爱:(没好气地)说下去!说下去!

    弗:别打扰他。你看不出他是在回忆过去的快乐日子?(略停)Memoria praeteritorum bonorum②–那准是不愉快的事。

    爱:我们很难知道。

    弗:(向波卓)而且你是一下子瞎的?

    波:真是好极了!

    弗:我在问你是不是一下子瞎的。

    波:在一个明朗的日子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自己瞎得像命运之神一样了。(略停)有时候我不由得怀疑我是不是依旧睡着。

    弗:那是什么时候?

    波:我不知道。

    弗:可是总不会在昨天之前–

    波:别问我。瞎子没时间观念。属于时间的一切东西他们也都看不见。

    弗:嗯,想一想他的话!我本来都可能发誓说情况正好跟这相反。

    爱:我走啦。

    波:咱们在哪儿?

    弗:我没法告诉你。

    波:这地方是不是可能就叫做董事会?

    弗:从来没听说过。

    波:什么样的景色?

    弗:(举目四望)很难描写。什么也不像。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棵树。

    波:那么说来,这儿不是董事会了。

    爱:(身子往下沉)来点儿消遣!

    波:我的仆人呢?

    弗:他就在这儿附近。

    波:我喊他他干吗不答应?

    弗:我不知道。他好像在睡觉。也许他已经死了。

    波:到底出了什么事?

    爱:到底!

    弗:你们两个滑了一交。(略停)摔倒了。

    波:去看看他受伤没有。

    弗:可是我们不能离开你。

    波:你们用不着两个都去。

    弗:(向爱斯特拉冈)你去吧。

    爱:在他那样对待我以后?决不!

    波:好的,好的,让你的朋友去吧,他臭得厉害。(沉默)他还在等待什么?

    弗:你还在等待什么?

    爱:我在等待戈多。

    [沉默。

    弗:他到底该怎么做?

    波:嗯,开始时候他应该拉绳子,可以使劲拉,只要不把他勒死就成。通常他是会有反应的。要是没反应,就应该让他尝尝靴子的滋味,最好是在脸上或者在心窝上。

    弗:(向爱斯特拉冈)你瞧,你没什么可害怕的。这甚至还可以说是给你一个复仇的机会。

    爱:他要是起来自卫怎么办?

    波:不,不,他从来不起来自卫。

    弗:我会马上奔过来援助你。

    爱:你得始终看着我。

    [他向幸运儿走去。

    弗:在你动手之前,要弄清楚他是不是还活着。他要是死了,你就没必要再白费力气啦。

    爱:(弯腰看幸运儿)他在呼吸。

    弗:那么就给他点厉害看。

    [爱斯特拉冈突然暴怒起来,拿脚使劲踢幸运儿,一边踢一边骂。可是他把自己的脚踢疼了,就一瘸一拐地呻吟着走开。幸运儿动了一下。

    爱:哦,畜生!

    [他在土墩上坐下,想要脱掉靴子。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把两只胳膊搁在膝盖上,把头枕在胳膊上,准备睡觉。

    波:又出了什么事啦?

    弗:我的朋友把自己的脚踢疼了。

    波:幸运儿呢?

    弗:原来是他?

    波:什么?

    弗:是幸运儿?

    波:我不明白。

    弗:原来你是波卓?

    波:我当然是波卓。

    弗:就跟昨天一样?

    波:昨天?

    弗:咱们昨天见过面。(沉默)你不记得了吗?

    波:我不记得昨天遇见过什么人了。可是到明天,我也不会记得今天遇见过什么人。因此别指望我来打开你的闷葫芦。

    弗:可是–

    波:够啦。起来,猪!

    弗:你当时正赶他上集市去,要把他卖掉。你跟我们讲了话。他跳了舞。他思想过。你的视力还很好。

    波: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放我走。(弗拉季米尔闪到一边)起来!

    [幸运儿站起来,拾起散在地上的东西。

    弗:你离开这儿以后,打算去哪儿?

    波:我对这不感兴趣。走!(幸运儿拿好东西,在波卓前面站好)鞭子!(幸运儿把手里的东西全都放下,寻找鞭子,找着后把鞭子搁在波卓手里,重新拿起那些东西)绳子!

    [幸运儿把手里的东西全都放下,把绳子的一端搁在波卓手里,重新拿起那些东西。

    弗:那只口袋里面装的什么?

    波:沙土。(他抖动绳子)开步走!

    弗:暂且别走!

    波:我走啦。

    弗:你们要是在无人相助的地方摔倒了,那怎么办呢?

    波:我们就等着,一直等到能够爬起来为止。随后我们重新上路。走!

    弗:你叫他唱个歌再走!

    波:谁?

    弗:幸运儿。

    波:唱歌?

    弗:是的。或者思想。或者朗诵。

    波:可他是个哑巴。

    弗:哑巴!

    波:哑巴。他连呻吟都不会。

    弗:哑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波:(勃然大怒)你干吗老是要用你那混帐的时间来折磨我?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平静一些)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他抖动绳子)走!

    [幸运儿和波卓下。弗拉季米尔跟着他们走到舞台边缘,望着他们的后影。有人倒地的声音,弗拉季米尔学了下这声音,随后就向已经睡着了的爱斯特拉冈走去,告诉他说他们又摔倒了。沉默。弗拉季米尔端详了他一会儿,跟着就把他摇醒了。

    爱:(狂暴的手势,含糊的字句。最后)你干吗老不让我睡觉?

    弗:我觉得孤独。

    何颐渭液芸炖帧?BR>弗:这倒能消磨时间。

    爱:我梦见–

    弗:别告诉我!(沉默)我有点儿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成了瞎子。

    爱:瞎子?谁?

    弗:波卓。

    爱:瞎子?

    弗: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成了瞎子了。

    爱:嗯,那又怎么样呢?

    弗:我好像觉得他看见了我们。

    爱:你在做梦。(略停)咱们走吧。咱们不能。啊!(略停)你能肯定不是他吗?

    弗:谁?

    爱:戈多。

    弗:可是谁呢?

    爱:波卓。

    弗:决不是!决不是!(略停)决不是!

    爱:我想我还是站起来好。(他痛苦地站起身来)唷!狄狄!

    弗: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

    爱:我的脚!(他坐下,想要脱掉靴子)帮助我!

    弗:别人受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睡觉?我现在是不是在睡觉?明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或者当我自以为已经醒来的时候,我对今天怎么说好呢?说我跟我的朋友爱斯特拉冈一起在这地方等待戈多,一直等到天黑?或者说波卓跟他的仆人经过这儿,而且跟我们谈话来着?很可能这样说。可是在这些话里有什么是真情实况呢?(爱斯特拉冈脱了半天靴子没脱掉,这会儿又朦胧睡去了。弗拉季米尔瞪着他瞧)他什么也不会知道。他只会告诉我说他挨了揍,我呢,会给他一个萝卜。(略停)双脚跨在坟墓上难产。掘墓人慢腾腾地把箝子放进洞穴。我们有时间变老。空气里充满了我们的喊声。(他倾听)可是习惯最容易叫人的感觉麻木。(他重新瞧着爱斯特拉冈)这会儿照样也有人在瞧着我,也有人在这样谈到我:他在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让他继续睡吧。(略停)我没法往下说啦!(略停)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疯狂地走来走去,最后在极左边煞住脚步,沉思。

    [孩子从右边上。他煞住脚步。

    [沉默。

    孩:劳驾啦,先生……(弗拉季米尔转身)亚尔伯特先生?……

    弗:又来啦。(略停)你不认识我?

    孩:不认识,先生。

    弗:昨天来的不是你?

    孩:不是,先生。

    弗:这是你头一次来?

    孩:是的,先生。

    [沉默。

    弗:你给戈多先生捎了个信来。

    孩:是的,先生。

    弗:他今天晚上不来啦。

    孩:不错,先生。

    弗:可是他明天会来。

    孩:是的,先生。

    弗:决不失约。

    孩:是的,先生。

    [沉默。

    弗:你遇见什么人没有?

    孩:没有,先生。

    弗:另外两个……(他犹豫一下)……人?

    孩:我没看见什么人,先生。

    [沉默。

    弗:他干些什么,戈多先生?(沉默)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孩:听见了,先生。

    弗:嗯?

    孩:他什么也不干,先生。

    [沉默。

    弗:你弟弟好吗?

    孩:他病了,先生。

    弗:昨天来的也许是他。

    孩:我不知道,先生。

    [沉默。

    弗:(轻声)他有胡子吗,戈多先生?

    孩:有的,先生。

    弗:金色的还是……(他犹豫一下)……还是黑色的?

    孩:我想是白色的,先生。

    [沉默。

    弗:耶稣保佑我们!

    [沉默。

    孩:我怎么跟戈多先生说呢?

    弗:跟他说……(他犹豫一下)……跟他说你看见了我,跟他说……(他犹豫一下)……说你看见了我。(略停。弗拉季米尔迈了一步,孩子退后一步。弗拉季米尔停住脚步,孩子也停住脚步)你肯定你看见我了吗,嗳,你不会明天见了我,又说你从来不曾见过我?

    [沉默。弗拉季米尔突然往前一纵身,孩子闪身躲过,奔跑着下。弗拉季米尔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低下头。爱斯特拉冈醒来,脱掉靴子,两手提着靴子站起来,走到舞台前方的中央把靴子放下,向弗拉季米尔走去,拿眼瞧着他。

    爱:你怎么啦?

    弗:没什么。

    爱:我走啦。

    弗:我也走啦。

    爱:我睡的时间长吗?

    弗:我不知道。

    [沉默。

    爱:咱们到哪儿去?

    弗:离这儿不远。

    爱:哦不,让咱们离这儿远一点吧。

    弗:咱们不能。

    爱:干吗不能?

    弗:咱们明天还得回来。

    爱:回来干吗?

    弗:等待戈多。

    爱:啊!(略停)他没来?

    弗:没来。

    爱:现在已经太晚啦。

    弗:不错,现在已经是夜里啦。

    爱:咱们要是不理会他呢?(略停)咱们要是不理会他呢?

    弗:他会惩罚咱们的。(沉默。他望着那棵树)一切的一切全都死啦,除了这棵树。

    爱:(望着那棵树)这是什么?

    弗:是树。

    爱:不错,可是什么树?

    弗: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斯特拉冈拖着弗拉季米尔向那棵树走去。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树前。沉默。

    爱:咱们干吗不上吊呢?

    弗:用什么?

    爱:你身上没带绳子?

    弗:没有。

    爱:那么咱们没法上吊了。

    弗:咱们走吧。

    爱:等一等,我这儿有裤带。

    弗:太短啦。

    爱:你可以拉住我的腿。

    弗:可是谁来拉住我的腿呢?

    爱:不错。

    弗:拿出来我看看。(爱斯特拉冈解下那根系住他裤子的绳索,可是那条裤子过于肥大,一下子掉到了齐膝盖的地方。他们望着那根绳索)拿它应急倒也可以。可是它够不够结实?

    爱:咱们马上就会知道了。攥住。

    [他们每人攥住绳子的一头使劲拉。绳子断了。他们差点儿摔了一交。

    弗:连个屁都不值。

    [沉默。

    爱:你说咱们明天还得回到这儿来?

    弗:不错。

    爱:那么咱们可以带一条好一点的绳子来。

    弗:不错。

    [沉默。

    爱:狄狄。

    弗:嗯。

    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啦。

    弗:这是你的想法。

    爱:咱俩要是分手呢?也许对咱俩都要好一些。

    弗:咱们明天上吊吧。(略停)除非戈多来了。

    爱:他要是来了呢?

    弗:咱们就得救啦。

    [弗拉季米尔脱下帽子(幸运儿的),往帽内窥视,往里面摸了摸,抖了抖帽子,拍了拍帽顶,重新把帽子戴上。

    爱:嗯?咱们走不走?

    弗:把你的裤子拉上来。

    爱:什么?

    弗:把你的裤子拉上来。

    爱:你要我把裤子脱下来?

    弗:把你的裤子拉上来。

    爱:(觉察到他的裤子已经掉下)不错。

    [他拉上裤子。沉默。

    弗:嗯?咱们走不走?

    爱:好的,咱们走吧。

    [他们站着不动。

    –剧终——–

    译注

    ① 法文:你要什么?② 拉丁文: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

  • 卡夫卡《变形记·审判》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7.3-1924.6.3),德语小说家。出生在布拉格(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岁那年,进入布拉格大学,起初学习化学、文学,后来学习法律,并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之后进入保险公司,成为一名职员。直至1924年,41岁的卡夫卡因肺肺病离世,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故乡。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是父亲的专制,二是对婚姻的恐惧。
      他的父亲早年从军,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无论是对员工,还是对自己的子女,他都粗暴、专制。卡夫卡心中一直对他心存畏惧,慢慢地,性格上变得怯懦、孤僻、缺乏自信。后来卡夫卡给他父亲写了一封长达百页的信,细数他给自己童年带来的创伤,但是这封信他并未寄出。
      卡夫卡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最终终身未娶。他与一名女子相恋5年,光是情书就写了500多封,但是两次与她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后来,他又与另外一名女子订婚,结果还是解除了婚约。究其原因,卡夫卡害怕家庭生活会毁掉自己对孤独的恐惧。

    变形记

    (1)

    格里格尔·萨姆沙做了一连串的噩梦,等早上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正在床上躺着。他背上背负着坚硬的甲壳,面朝上躺在那里,只要微微抬起头来便能看见自己高耸的肚皮。肚皮是褐色的,表面由很多呈弧状的甲壳组成。由于肚子膨胀得太大,被子显然不够盖了,滑落下去已是迫在眉睫。跟庞大的躯干相比,他的腿则又细又小,这会儿正在不停地抖动着,落在他眼中,愈发显得可怜巴巴的。

    他心想:“我这是怎么了?”这并不是在做梦。他的确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整个房间除了看起来比之前小了一些,其余根本没有任何异状,毫无疑问长期有人在这里居住。周围是他再眼熟不过的四面墙。作为一名旅行推销员,他的货物样品还在桌子上摆放着。先前他从画报上剪下了一幅画,画上画的是一名女士,她安坐在那儿,头上戴着裘皮帽子,颈间系着裘皮围巾,手肘以下被厚厚的裘皮手筒包裹得严严实实,她将手臂抬起,那姿势就像在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裘皮手筒一样。格里格尔用一个精美的金色画框将这幅画装起来,并将其挂到了桌子上面的墙壁上。这时候,画仍在那儿悬挂着。

    格里格尔又朝窗外望去,外面的天色阴沉沉的,雨珠敲打在铁制的窗檐上发出清晰的响声,传入他耳中。他望着这一切,精神极度抑郁。他心想:“我要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是不是就不应再理会这些荒谬事,只要接着睡下去,将眼前的一切全都忘掉即可?”不过,想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睡觉时一向习惯侧身朝右边躺着,可是现在他根本没法做到这一点。他费尽力气向右侧翻身,但次次又会身不由己地再滚回原先仰躺的状态。为了避免看到自己不断抖动的腿,他索性合起了双眼,继续做着翻身的尝试。这样试了大约有一百次,他感觉自己的腰间开始有微微的痛感,这种感觉之前从未出现过,这时他终于结束了这种无谓的努力。

    他想:“唉,我的工作真是繁忙啊,天天出差!出去谈生意麻烦多多,旅途中又疲惫又烦心,不能准时用餐,食物又相当差劲,还要老是留神什么时候要倒车,整天跟不同的打交道,完全无法跟人深交。好了,现在这些我统统都不用再理了!”格里高尔觉得腹部发痒,为了瞧瞧到底又发生了什么状况,他遂以背部为支撑,将整个身体挪到了床柱旁边。他觉得痒的那部分肚皮上满是白色的细小斑点,他望着它们,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些什么。他想用腿去接触一下它们,可一碰上去,立马打起了寒噤,他只得又迅速将腿收了回来。

    他再度挪回原位,心想:“都是早起惹的祸。人若总是早起,终有一日会变傻瓜。充足的睡眠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很有必要的。我的那些推销员同事们过得多么悠闲自在,简直像生活在皇宫里一样。他们总是在我出去跟客户谈判完毕,返回旅店开始处理订单时才开始不慌不忙地享用早餐。我要是也像他们那样干,老板立马就会把我给炒了。不过这对我而言,说不定是一件好事。我一早就不想干下去了,要不是因为父母的缘故一直强忍着,我肯定会把心里的想法全都说给老板听。等我说完了,他想必会惊讶得摔下办公桌!他总是喜欢坐在办公桌上,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员工,也就只有怪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员工要跟他讲话一定要紧贴上去,要不然他那就快聋了的耳朵是不可能听清楚的。幸而我也不是一点出路都没有。再过五六年,我估计就能把父母欠他的钱还清了。等我完成这件事,就能开始全新的生活了。当然,眼下我还是先起床为妙,毕竟五点钟火车就要出发了。”

    他望着柜子上摆放的闹钟,已经六点半了。他暗叫一声:“完了!”时间仍在不断流逝,转眼之间就过了六点半,很快就要迎来六点三刻了。莫非闹铃没有响?他躺在床上,望见闹铃的的确确是定在了四点钟。闹铃一定响过,而且声音肯定大得要命,他怎么可能没有听到呢?他整夜都没有睡安稳,不过因此在闹铃响起时睡得更沉,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不过,眼下要如何处理呢?七点钟下一列火车就要开动了,他得马上起床准备,才能赶得上这趟火车。可是,他还没准备好样品,眼下又浑身乏力,连动都懒得动。公司另一名同事是老板的爪牙,此人既不聪明又无自尊。按照原计划,他会在五点钟的列车旁边等着格里格尔。格里格尔未能赶上列车一事,想必他现在已经向老板汇报了。所以即便格里格尔能赶上七点钟的列车,也免不了要被老板臭骂一顿。既啊如此,那么请病假又如何吗?入职五年来,格里格尔从没生过病,这次突然请病假必然很难取信于老板。老板会迁怒于他的父母,责备他们怎么会培养出这样一个散漫怠工的儿子。老板还会去医疗保险公司将医生请到这里来,将格里格尔的一切生病托辞当场驳回。在那名医生看来,所有员工都非常健康,那些所谓的病症不过是他们因为不想上班而信口编造出的谎言。若是那名医生今天来对格里格尔做出这样一番评判,倒也不算强词夺理。格里格尔此刻的身体状态很好,还有强烈的饥饿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睡眠,他唯一觉得不舒服的就是精神太过倦怠,还想继续睡下去,不过这显然没有必要。

    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闹钟上显示时间已经是六点四十五分了,可他还是不想起床。在他的床头一侧有一扇门,这时忽然有轻微的敲门声响起。妈妈在门外柔声对他说道:“格里格尔,你还要去坐火车不是吗?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了。”格里格尔想要回答她,但是他发出的声音却将自己都吓住了。有一种尖锐而痛楚的声音,仿佛是从下方传来的,混杂在他原有的声音中,他想压抑住它,可惜完全压抑不住。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还能说得比较清楚,但很快就被那种杂声搞得混乱不堪,说出来的话含混不清,让听众难以理解。格里格尔原本想将一切细枝末节都讲给妈妈听,然而,他最终只说了一句话:“好,妈妈,谢谢你,我马上就起来了。”得到这样的答案,妈妈便放心离开了,想来她在门外是听不出格里格尔的声音有什么变化的。不过,这番简单的对答让家人们察觉到格里格尔仍待在家中,不禁个个都吃了一惊。侧面的门随即被父亲敲响了,他用拳头一面轻轻敲门一面喊道:“格里格尔!你是怎么一回事啊?格里格尔!”不多时,他的声音又低下来,不停地催着他:“格里格尔!格里格尔!”妹妹的声音则从另一扇侧门那里传来,她的声音很轻微,但是担忧之情显而易见:“格里格尔,你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需要我们帮忙吗?”格里格尔用一句话应对了他们两个人的提问:“我马上就好。”他在说话时极其谨慎,为了掩饰声音中的异样,他每发出一个音,都会停一会儿,再发下一个音。听到他的回答,父亲便返回去继续享用早餐。妹妹却没有走,她压低声音说道:“开门,格里格尔,当我求你,开门好吗?”格里格尔很庆幸自己在家睡觉的时候也会将卧室的门全都锁上,这是他在长期的出差过程中养成的习惯。此刻,他当然没有想要开门的意愿。

    他想静静地一个人起床把衣服穿好,不要有任何人过来打扰他。当然,吃早餐是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他明白自己若是一直在床上躺着,是不会想到什么解决办法的。所以,他要在起床吃完早餐以后,再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该如何处理眼前的状况。他记得自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经常会感到身上有痛感,但每次起床以后,就会发现那种痛感只是自己的错觉而已,这种错觉也许是由错误的睡姿引发的。今天的错觉将会怎样消失呢,他非常好奇。同时,他坚信自己声音的变化纯粹是因为感冒的缘故,与其他因素毫无关联。要知道,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症之一就是经常感冒。

    他很容易就能掀掉身上的被子,将肚皮一鼓,被子不用碰自己就掉下去了。可是,之后的行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他那异常宽大的身体必须要用手臂支撑才能坐起来,可是他并没有手,只有腿。那些腿又细又小,胡乱舞动个不停,完全无法操纵。如果他想叫一条腿弯曲起来,那么这条腿便会伸得笔直,等他好不容易控制住它时,又发现其余的腿全都不听从指挥了,各自兴冲冲地乱舞一气。格里格尔于是自言自语道:“没事干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在床上待着。”

    一开始,他想先把自己的下半身挪到床下去。他没想到要挪动自己的下半身是如此的艰难。由于他之前看不到自己的下半身,对它到底长成了什么模样完全没有概念。此时他极其缓慢地挪动着下半身,这样的速度真能把他逼得崩溃了。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将一切顾忌抛诸脑后,奋不顾身地冲向前方。可惜他没有把握好方位,跟床尾的柱子结结实实地亲密接触了一回。他感觉下半身火辣辣地疼起来,可能下半身就是自己现在最脆弱的部分吧。他这样想道。

    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便决定让上半身先挪到床下去。他将自己的头往床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调转过去。这并不是什么难事。饶是他的身体那么沉重,那么宽大,竟然也一同调转过来了。在他的头部探出床的边缘的那一刻,他忽然停止了动作。要是他继续往前移动,头朝下直接摔在地上,肯定会把头摔伤的。与其这样,他宁可继续在床上待着。毕竟,保持神志清醒对此刻的他而言,是极其必要的。

    为了恢复原先的姿势,他又花费了不小的力气。最后他总算又躺回去了,呼呼地喘着粗气。这时,他又看到自己的那些腿了。这些家伙们不停地乱舞着,他想让它们静止下来,怎奈无计可施。于是他又觉得继续在床上待着也不是法子,抓紧一线生机奋不顾身地跳床而去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他时刻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肆意妄为,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理智地采取行动。他将视线移向窗外,希望能自其中找回一些希望和自信,但是窗外的景物全都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连那条窄巷子对面的景物都看不清楚。闹钟响起时,他自言自语道:“七点钟了,都七点钟了,雾气还没有消散的迹象。”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呼吸缓慢而悠长。周围一片静寂,他沉浸在其中,像在企盼自己能尽快从眼前的荒谬中跳脱出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然后,他再度自言自语道:“我必须要在七点十五分之前起床。公司在七点钟之前就会开门了,他们肯定会派人过来找我的,到七点十五分,估计那人就会到了。”接下来,他便将庞大的身躯整个儿挪向床的边缘。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准备直接跌下床。要想保护好自己的头不被摔伤,那么只需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将头使劲抬起来即可。至于后背,直接跟地毯接触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感觉那部分还是挺硬实的。不过,这副庞大的身躯在接触地面时发出的声音肯定不小,这一点才是他最担心的。家人们在外面不知道里头的情况,听到这样的声音,肯定会为他担惊受怕的。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只能就这样决定了。

    比起先前痛苦而艰辛的尝试,这次的行动无疑要轻松得多,格里格尔轻而易举地就移动过去了,简直像玩儿一样简单。当半边身体都已经探到床外时,一个念头猛然闯入他的脑海中:要是找人从旁相助,自己便能很快从眼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了。眼下他只需要两名健壮的帮手,帮忙托起他的后背,将他从床上抬下来,放到地上。而他自己只要缓慢地在地上翻转过来即可,当然,这需要那些腿的配合。在他看来,父亲和家里那名女佣充当这两名帮手正合适。可是,自己真的需要找他们进来帮忙吗?这会儿,门还都上着锁呢。这样想着,格里格尔一时间竟忘却了当前窘逼的处境,不由自主地绽开了笑颜。

    现在距离七点一刻只剩下五分钟了,是时候做出决定了。格里格尔使劲晃动着自己的身体,连基本的平衡都维持不了,就在这时,他听到外头传来了门铃声。他的身躯一下子呆在那儿,腿却狂乱地舞动起来,他想:“肯定是公司派人过来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围都是静悄悄的。尽管明知道不可能,格里格尔还是安慰自己说:“他们是不打算去开门了。”但情况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发展下去,女佣很快就过去把门打开了,她那坚定的步伐跟以往没有任何区别。是公司的首席法律代表过来了,一听到他开口寒暄,格里格尔便猜出来了。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样一家公司呢?不过犯了一个小小的过错,公司便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前来问责。莫非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员工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员工不过是因为早上没有及时赶到公司——实在是连床都下不来——就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之中,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他对公司的忠心吗?这种小事就算真的有来到家中问询的必要,随便派个小喽啰来问一下不就行了吗?让首席法律代表亲自来走一趟真的有必要吗?难道自己就真的这么不值得公司信任,一定要让这高智慧的法律代表将个中原因查个清晰透彻才足够吗?况且,自己的家人又没犯什么错,凭什么要到家里来,当着全家人的面让自己难堪呢?格里格尔的情绪激动起来,一时情急,十分草率地跌到了地上,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可能是地毯起了一定的消音作用,而且后背弹力十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缓冲,这一点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因而,声响虽然很大,却非常沉闷,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像他先前预料的那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只可惜他撞到了头,因为摔下来的时候太匆忙了,来不及将头部抬到足够的高度。他的头很痛,又憋着一肚子气,于是就赖在了地毯上。

    法律代表这会儿正在卧室左侧的那个房间里,只听他说:“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格里格尔使劲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暗想法律代表将来是不是也会经历自己今日这番遭遇。这种猜测不是没有可能的,所有人都该坚信这一点。这时,左侧的房间里传来了法律代表沉重的脚步声,他穿着一双漆皮靴子,踩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声响,像是在粗鲁地回应格里格尔刚才提出的疑问。右侧的房间里传来了妹妹的轻声提醒:“格里格尔,首席法律代表过来找你了。”格里格尔心想:“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他没有勇气将这句话对着妹妹大声说出来。

    (2)

    左侧的房间里又传来了父亲的声音:“格里格尔,首席法律代表先生过来了。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因为他要了解你没有赶上今早那列火车的缘由。此外,他还提出要求,想要与你面谈。你还是先开门吧,虽然你那房里乱七八糟的,但是我想大度的代表先生是不会介意的。”法律代表友善地跟格里格尔打起了招呼:“萨姆沙先生,早上好啊!”母亲向法律代表解释道:“这孩子肯定是生病了,否则他是绝对不会错过那列火车的。代表先生,请您务必要相信我!他心里头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自己的工作,就算是晚上下班以后,也绝不出去玩。老实说,这件事惹得我很不高兴呢。在过去的八天内,他从没离开这座城半步,一到晚上就寸步不离地守在家里,陪伴在我们身边。他要么对着列车时间表仔细研究,要么就在桌边坐着,一声不吭地读报纸。他唯一的休闲活动恐怕就是干木匠活了。他曾经亲手制作了一个精美的小镜柜,这足足花费了他两三晚的时间。现在这个镜柜就在他的卧室里摆放着,他一开门您便可以看到了,到时候您也一定会由衷赞叹他的手艺。先生,我真欣慰你能过来,否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把门打开。这孩子肯定是生病了,尽管他一直在否认这一点。他之所以会否认,完全是因为性格太倔强了。”格里格尔答道:“我很快就来。”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小心,且一字一顿的。说完这话以后,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否则他便很难听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了。法律代表说:“生病恐怕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但愿他病得不严重。在此我要说明一下,我们这种商务人士通常不会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毕竟还是做生意最重要啊!当然,别人可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候,父亲的耐性已经几乎耗光了,他问:“现在能不能让法律代表进去?”说完又开始敲门。格里格尔答道:“等一下。”左侧的房间霎时安静下来,气氛十分窘迫。右侧的房间里又传来了妹妹抽抽噎噎的哭泣声。

    妹妹干嘛不去跟其余人汇合呢?是不是她刚刚醒来,还未来得及把衣服穿好?可能是这样的吧。但她哭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自己一方面不肯起床,另一方面又不肯开门让法律代表进来呢?这样一来,自己便有可能被老板炒鱿鱼,到时候就没法继续偿还父母的债务了,老板肯定又会为了追债逼上门来。不过格里格尔此刻还安安稳稳地待在这里,压根儿没打算要摆脱这个家,现在就开始忧心这些未免太多余了吧。要是他此刻的处境被家人们知道了,他们便不会再要求他为法律代表开门了。格里高尔躺在地毯上,这样思量道。拒绝开门虽然有点儿欠缺礼貌,但是过后他总能为此找到恰如其分的理由,一切总会雨过天晴,想来老板应该不会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就炒了他。格里格尔认为,现在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法子就是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不要再对他又哭又劝,给他制造麻烦。当然,外面的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对他现在的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

    法律代表高声问道:“萨姆沙先生,您究竟是怎么了?您何苦要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管被问到什么问题都用最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敷衍了事呢?您这样做,您的父母有多么担心,您知道吗?既然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不妨再多提醒您一句,您的失职行为对公司来说,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我希望您能立即给出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对公司老板而言,还是对您的父母而言,这种解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我真是意外您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简直太意外了。您是个非常沉稳理智的人,这是我对您一贯的看法。不过今天您不知道出于何种不为人知的原因,突然如此肆意妄为。对于您旷工的缘由,老板在早上的时候已经给了我相应的提示。他认为您最近刚刚接手收账的工作,这应该可以解释您今早为何要旷工。但是,我对老板说,这种推测完全站不住脚,为了让老板信任您,我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名誉为您做担保。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在老板面前维护您了,因为我已经亲眼见到了您是多么的固执,简直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有些话我本想单独对您一个人说,可是您的行为摆明了就是想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认为您的父母完全有权利做旁听者。老实跟您说吧,公司绝对不是没您不行的。最近并非做生意的好时节,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您的工作业绩仍然算得上非常差劲,您怎么可能在漫长的一个季度内都接不到一桩生意?这样的业绩如何能让公司接受呢,萨姆沙先生?”

    听完这番话,格里格尔简直要急昏了头了。他将所有事情暂且抛开,急不可耐地大叫起来:“代表先生,我现在就来给您开门!我一直没法起床,因为生了点小病,头昏脑胀的。直到现在,我还在床上躺着呢。可是我刚刚又振作起来了,正在起床。请您不要对我失去耐心,再多等一会儿吧!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走出去,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比起我的预期还是相差了不少。这种事情怎么会冷不丁就降临到了我头上呢?我的父母都可以作证,我昨天晚上明明还是好端端的。哦,其实准确说来,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在身体上有所表现。可惜我竟没有抓紧时间,向公司汇报这种异常状况!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会觉得哪里用得着为了一场小病就赖在家里呢,只要坚持一下,很快便会康复了。请您务必要谅解我的父母,代表先生!您刚刚对我提出批评的那些方面,我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觉得您这样批评我并没有合理的依据。近来我寄了不少订单回公司,想必您还没有看见吧。在接连睡了几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还不错,我会乘坐八点钟的列车去外地出差。代表先生,您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浪费时间了。麻烦您回去转告一声,我很快就会过去了,另外请您替我向老板问声好!”

    格里格尔满心惶恐,将这一连串的话语飞速倾吐出来。事实上,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向柜子那边挪过去,这一次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他想在柜子的支撑下站立起来,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在床上挣扎了半天,所以总结出了这么一项经验。他很想看到急急忙忙想要与自己面谈的代理先生以及家人们在见到自己现在的模样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他打心眼里想要过去把门打开,当面跟代理先生交流。他们要是吓一大跳的话,也不是他的过失了,他问心无愧。他们要是处之泰然,他便不必再惊惶下去了。只要他能加紧行动,要赶上八点的列车还是有可能的。可是,一开始他的身体不停地往下滑,一连几次都是这样,因为柜子的表面实在太光滑了。终于,他狠狠一用力,总算成功站立起来了。下半身又火辣辣地疼起来,他也没空儿理会了。旁边有一把椅子,现在他用自己的那些腿紧紧勾住椅背,将整个身体都靠在了上头,总算将这副躯体控制住了。首席代表这时候又发话了,他便默不作声地聆听起来。

    只听代表向他的父母问道:“他是把我们当白痴在耍着玩吗?他刚刚在说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楚,你们呢?”母亲忽然大哭起来,喊道:“上帝啊!他可能真是病得很严重,我们这是做什么呀?居然还这样苦苦纠缠他!格蕾特!格蕾特!”母亲高声呼喊起来。妹妹在另外一个房间中回应道:“妈妈,有什么吩咐?”两个人的声音越过格里格尔的卧室,凌空展开了对话。“格里格尔生病了,你要赶紧去帮他请大夫,赶紧去请!他刚刚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母亲说。首席代表说道:“那些话根本就是动物说的。”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与母亲尖锐的嗓音一对比,尤其明显。父亲一面拍着巴掌一面朝着厨房大喊起来:“安娜!安娜!赶紧去找个开锁匠!”话音未落,就见门厅那边匆匆走过两名年轻姑娘。两人一边走着,一边将裙子摩擦得窸窣作响。妹妹竟然已经把衣服穿好,走出来了,真是神速。她们一下子将门打开,却不再关上。因为如果家里出现了意外,通常都会门庭大开,估计她们的意思就是想叫大门如此敞开着。

    格里格尔倒是冷静了下来。大概是因为耳朵已经适应了眼前的状况,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自己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与从前相比,现在听得反而更加清楚了,虽然别人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而且家人们已经察觉到他有些不妥,马上就要冲进来解救他了。他的心情很平和,因为家人们已经有条不紊地帮他做出了规划,并且他们显然对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自信满满。他感觉人类重新接纳了自己,让自己再度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尽管他此刻已经搞不清楚大夫与开锁匠到底有什么区别,但他还是满心希望他们能为自己提供非同一般的帮助。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迎来一场至关紧要的对话,于是极力将自己的声音压低,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喉咙。想来这咳嗽声若是被外面的人听到了,也不会相信这是人类发出的声音。甚至连他自己都丧失了自信心,如今他只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对话中竭尽所能发出清晰的声音,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清楚明白。周围再度陷入静寂之中。可能父母和法律代表此刻正贴在门上,聆听他这边有什么声响,也可能他们正在桌子旁边坐着窃窃私语。

    格里格尔靠椅子支撑着自己的身体,走向了门口。来到门边时,他将椅子搁到一旁,随即倚靠在门上,将自己的身体支撑在那儿,歇息了一阵子。他的脚底黏黏的,像在分泌什么黏液。他的嘴里没有长牙,当他咬住插在锁孔里的钥匙时,忽然发现了这个不幸的状况。没有牙齿的帮助,他几乎难以对钥匙施力,幸好他长了一个强有力的下巴。他运用下巴的力量,让钥匙在锁孔中转动起来。有棕色的液体从他嘴里淌出来,淌过钥匙,最终落到了地上。他一定是受伤了,可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隔了一扇门,只听代表说道:“他在开锁,你们听到了吗?”听到这句话,格里高尔只觉信心倍增。在他的想象中,包括他的父母,所有人都应为他加油呐喊:“格里高尔,坚持下去!你一定能打开门锁,千万不要放弃!”这会儿他们一定都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扇门吧。想到这些,格里格尔便拼尽全力,将钥匙咬得更狠了。虽然他此刻已是头晕目眩,但是已经顾不上理会这些了。这一刻,他将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到了嘴上,完全依靠嘴的支撑站在那儿。每次他转动钥匙时,身体也会随之动来动去。他一会儿将所有重量都压在钥匙上,一会儿又靠上来,紧贴住钥匙,两种动作交替进行,视开锁的情况而定。最后,他总算打开了门锁,发出一声清脆的开锁声。格里格尔在听到这种声音以后,一下子回过神来,恢复了理智。他喃喃自语道:“不用开锁匠过来帮忙,我自己就能把锁打开。”他觉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头部倚靠着门把手,试图打开房门。

    这种开门的方式将他隐藏了起来,就算此刻门已大开,他还是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线范围内。为了防止大家在自己走出门口之前就冲进来,将自己撞得仰面跌倒,他便小心翼翼地从门后缓步挪了出来。当代表看见他现在的样子时,不禁大叫一声,那声音听起来仿佛狂风大作。不过格里格尔现在已是自顾不暇,根本顾不得理会代表的反应了,他移动着自己庞大的身躯,每移一步都异常艰难。代表所在的地方最靠近门口,这时他就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操纵了一样,一步一步缓缓地向后倒退,同时用手捂住大张的嘴巴。首席代表已经来了好一阵子了,母亲却还是披散着一头乱发。在见到格里格尔以后,她不由得双手合十瞧瞧自己的丈夫,随即便朝自己的儿子走去,可惜她刚刚迈出几步就晕倒在了地上。她的头耷拉下来,深埋在胸口处,将整张脸都藏了起来,她的裙子则四下铺张开来。父亲似乎想将儿子再撵回去,他的双拳攥得紧紧的,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他瞧了瞧起居室,眼神中满是不解。忽然之间,他又捂住双眼哭起来,宽厚的胸膛伴随着哭声战栗不休。

    这会儿,外头的人只能看到格里格尔探到门外的头部以及半边身躯。他紧靠在半开半掩的门上,停留在卧室中,望着眼前的这些人,倒是没有了再躲回去的打算。天已经亮了,对面那一排暗灰色的房屋在晨曦中清晰可见。这排房屋非常长,一眼望不到边。一列整齐的窗户就排列在房屋靠近街道的那面墙上。这其实是一所医院。雨还没有停,但是已经变成了疏疏落落的大雨珠,一颗一颗滴落下来。很多早餐要用到的器皿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父亲习惯用几个小时来享用早餐,在此期间接连读完几份报纸。在他看来,早餐在一日三餐中要排在首要的位置。格里格尔在服兵役期间拍的一张照片还挂在对面的墙上。照片上的他身穿少尉制服,手里拿着一把剑,笑得心无旁骛。瞧他那模样,仿佛是在提醒人们务必要对少尉格里格尔采取敬重态度。因为家里的大门正敞开着,通向那儿的房门也没有关,所以家门口的平台以及向下的楼梯皆一览无余。

    (3)

    格里格尔知道此刻唯一一个头脑清醒理智的人就是自己,于是说道:“我很快就会把衣服穿好,然后把样品准备妥当,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启程了。代表先生,我这样安排您意下如何?我对工作真的很有热情,我绝非那种顽固愚蠢之人。没错,经常出差是很辛苦,但是我要维持生计,就必须如此。啊,你要去哪里啊,代表先生?您要回公司?您会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老板吗?在一段时期以内,某人的表现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往后会一直如此。您要想想他之前的表现多么优秀,可想而知等他将眼前的困难克服以后,一定会更努力地投身工作。您心知肚明,我对老板有多么忠心。除了工作以外,我还要照顾父母亲,还有妹妹。虽然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糕,可我不会就这样放弃,我一定会坚强地支撑下去。请公司务必要对我有信心,不要再给我百上加斤了。公司员工之间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旅行推销员工作既轻松又能拿高工资。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对推销员心存怨怼。至于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却极少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客观思考并评判。可代表先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您掌握的是全局而非局部。您对公司全局的认识甚至超越了老板,当然,我只能私底下这样跟您说说。老板是公司的主人,公司内部的舆论极易左右他的判断,使得他对某些员工产生偏见。由于旅行推销员常年在外地奔波,公司内部员工极易对他们产生非议,这一点您很清楚。对于那些针对自己的毫无根据的非议,旅行推销员起初一直被蒙在鼓里,连出言辩驳都做不到。等他出差归来,身心俱疲之时,终于发现了这恐怖的莫须有的指责,可惜早已错失了辩驳的良机,只能无奈地接受悲惨的后果。代表先生,您听我说,先别急着离开!就算您急着要离开,至少也应该先对我所说的这些表示一丁点的认同吧!”

    事实上,在格里格尔刚开始说完几句话的时候,首席代表就已经将身体背转了过去。他扭过头去瞧着格里格尔,同时双肩抖颤,嘴巴大张。他一面听着格里格尔发表自己的意见,一面一刻不停地向门口的方向挪过去,他挪动的步伐非常缓慢,像是被禁止从这个房间离开一样。在此期间,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格里格尔的身体。眼见前厅马上就要到了,他就像脚下着了火一般,一步就从起居室跃到了前厅。他似乎觉得能够救赎自己的神明就在起居室的楼梯那边待着,于是便朝着那儿伸长了手。

    格里格尔明白决不能让代表先生就这样返回公司,否则他一定会对老板说出很多不利于自己的话,老板极有可能会因此将自己辞退。可是对于这件事,他的父母却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这家公司就是格里格尔的铁饭碗,只要他留在那家公司,以后的生活就不用发愁了。在过去的几年中,父母一直都坚信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仔细想过未来的事情,光是担忧眼前的烦心事就已经叫他们精疲力竭了。格里格尔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一定要为未来做打算。为此,他必须要将代表留下,努力安抚他的情绪,游说他站在自己这边。这件事将决定着格里格尔一家人的命运!格里格尔想到自己聪慧的妹妹,要是她现在还在这里该有多好!在格里格尔还在地上躺着,镇定自若的时候,她就已经有所预感,并哭了起来。更何况,代表很好色,只要她一开口,代表一定会依从她的。到那时,她就会把家里的大门关好,然后跟代表在前厅交谈,直到他恐慌的情绪缓和下来。可惜一切只是空想,妹妹已经出去了,格里格尔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不清楚自己现在所说的话能否让人听明白,也不清楚自己的行动能力到底如何。他轻率地挤出房门,朝着代表先生走过去。这会儿,代表先生正待在他家门口的平台上,他的两只手在楼梯的栏杆上死死紧抓着,那模样看起来分外滑稽。格里格尔刚迈出一步,马上便跌倒在地,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呻吟,到处寻觅能够支持自己起身的物件。他尚未完全趴倒在地,那些为数众多的腿儿们却已经跟地面亲密接触起来。自从他今早醒来以后,体内首度产生了一种舒服的感觉。他发觉那些纤细的腿脚在与地面接触以后,变得非常稳当,而且十分听从他的指挥,这让他感觉很欣慰。他随即便指挥着那些腿,走向自己的目的地。转机终于出现了,对于这一点他很有自信。母亲这时候仍纹丝不动地倒在地上,他于是来到母亲身边,就趴在她眼前,正想再进一步的时候,母亲忽然纵身跃起。她的手臂伸展开来,五指分开,大喊大叫道:“上帝啊!救命!救命!”她一方面像是想要认真看清楚格里格尔现在的样子,便将头低了下来,一方面又觉得难以接受,下意识地却步。餐桌就在她身后,上面满是杯盏碗碟,但她已经神志不清,全然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一屁股就坐到了桌上。硕大的咖啡壶就在她背后打翻了,里面的咖啡汩汩流淌出来,一直淌到了地毯上,她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格里格尔仰望着她,低声呼唤道:“妈妈,妈妈。”这时候,他已经把首席代表那桩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望着流淌的咖啡,情不自禁地咂起嘴来。母亲望见这一幕,再度发出尖叫声,离开桌子继续逃跑。父亲慌慌张张地朝这边跑过来,母亲便在他的怀抱中倒下了。面对父母这样的反应,格里格尔却无暇顾及了。首席代表的脚已经踩在了楼梯上,下巴也紧贴住了栏杆,然后他扭过头来,最后瞧了瞧格里格尔。格里格尔希望能够跟上他的步伐,于是试图加速脚步,跑步前行。然而代表先生却纵身跃下几级楼梯,旋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来他肯定是对格里格尔的行动计划有所察觉了。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呼喊声却还在楼梯中飘荡着。原本父亲一直显得很冷静,但是在看到代表先生落荒而逃以后,他自己也乱了阵脚,情况愈发不妙了。父亲非但不去阻止代表先生逃离现场,反而将矛头直指格里格尔。代表先生的大衣和帽子都丢在了这里,连手杖也落在了沙发上。父亲右手抓起这些东西,左手则抓起一张摆放在桌子上的大报纸,随即挥舞着手中的“武器”,连连顿足,欲将格里格尔驱逐回卧室。格里格尔向他乞求,但是父亲根本就听不懂,不管格里格尔的态度有多么诚恳,都毫无用处。父亲顿足的力量不断加剧。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母亲却将一扇窗户打开了。她捂住自己的面孔,将身体从窗口探出去。一阵风呼啸而过,穿越了小巷和走廊,将窗帘吹皱了,将摆在桌子上的报纸吹得窸窣作响,一页一页吹翻在地。父亲发出野人一般的吼声,不遗余力地驱逐着儿子。格里格尔以缓慢的速度倒退着,因为他还不会熟练地倒退着行走。要是他能调转过身体,走起路来就会很快了。可惜他很担心父亲会不会有这样的耐性,因为他要调转过身体需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如果父亲失去了耐性,极有可能会在他的头部或者背部重击一下。要知道父亲手里拿的可是一根手杖,若是被它打上这么一下子,估计会要了格里格尔的命。可是后来格里格尔发现自己在倒退的过程中完全把握不住方向,这种发现令他极度恐慌。他终于无计可施,只好冒险转身。他悄悄观察着父亲的反应,竭尽全力迅速转身,无奈速度依旧缓慢。幸而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并没有上前阻挠,可能是他已经了解了儿子的心意,所以便站在远处,用手杖做指挥棒,示意儿子如何转身更为妥当。父亲一面这样做,一面不停地发出嘘声。这种声音让格里格尔觉得难以忍受,简直就要崩溃了。要是父亲能安静下来就好了!这种声音将格里格尔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了过去,并使得他在转身的动作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忽然神经错乱,又微微往回转了一下。不管怎么说,他的脑袋最终还是对准了门口。不过,他到这时才发现要走进门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实在太宽大了。另外一扇门倒是足够宽敞,能让他顺利通行。可惜处在目前的情况下,父亲显然不会帮他这个忙,去打开那扇门。格里格尔一定要马上返回他自己的房间——现在这个念头满满当当地充斥在父亲的脑海中,叫他再也想不到其他。要想从这扇门进去,应该要站起身来吧。不过对格里格尔来说,要完成这个动作实在繁琐至极,这一点父亲显然无法容忍。父亲像是没有看到前方的阻碍,一面提高声音呼呼喝喝,一面驱逐着格里格尔继续前行。格里格尔听着他的呼喝声,只觉完全不似父亲在对待儿子时应该发出的声音。眼下的局势已是火烧眉毛了,格里格尔只得硬生生地从门口往房里挤。他的身体倾斜着挤在门口处,一侧的身体高高抬起。有肮脏的液体流到白色的房门上,原来是他的身体在往里挤的过程中受了伤。现在他被门卡住了,连动都动不了,除非有人能过来帮他一把。被他抬高的那一侧的腿都在凌空抖动着,与此同时,另外一侧的腿却被他紧紧压在身下,痛不可挡。就在这时,他感觉父亲在自己身后狠狠踹了一脚,一下将他踢到了房间里。尽管他还在流血,但总算是摆脱了门框的束缚。父亲用手杖关上房门,家里骤然静了下来。

    就这样,格里格尔再度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等他醒来时,已是傍晚时分。耳畔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是有人将通向前厅的那扇门小心翼翼地关起来了。格里格尔感觉就是这些声音将自己吵醒了。不过他现在已经睡饱了,整个儿都精神起来,就算没有这些声音的骚扰,用不了多久他也会自动苏醒的。房间里的天花板,还有那些家具的上半部分,都被路灯光笼罩其间,浮现出片片朦胧的光斑。可房间的底端却被黑夜浸没了,格里格尔此刻就待在这黑夜中。他忽然发觉长一对触角对自己而言真是很有必要的,要不是它们,他连笨手笨脚地摸索探路都做不到。他觉得门口似乎有什么异常事件发生,于是便缓步朝那边挪过去。在今天早上发生的那场争执中,他有一条腿伤得很严重。当然,这对他而言真是一个奇迹,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他居然没有损手烂脚,伤得一塌糊涂。现在他正迈动着纤细的腿脚艰难地挪动,那条受伤的腿则软软地耷拉了下来。现在他在行走的时候,身躯完全使不上力气,因为他左边的身体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痕,让他觉得紧绷绷的,非常难受。

    有食物就摆放在门口,他直到走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也解释了他因何会被引诱到这里。有一只小盆就摆放在那里,盆里装满了香甜的牛奶,上面漂浮着面包的碎块。与今早相比,眼下的他感觉更饿了,一看到食物便不禁欣喜若狂。他匆忙将头伸进了小盆里,里面的牛奶险些淹没了他的双眼。但不一会儿,他便又缩回了头,看起来大失所望。他在变成这副模样以后,要想用食就必须整个身体一起发力,但是他左边受伤的身体却很难配合,这给他用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是他失望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眼前这些牛奶的味道很差劲。这些牛奶肯定是妹妹放到这里来的,因为妹妹知道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牛奶。只可惜这盆牛奶却叫他生厌,他从小盆旁边又回到了卧室的中间区域。

    透过门缝,他看见起居室里已经亮起了煤气灯,但却没听到那边传出读报纸的声音。以往父亲总是在这个时间段为母亲大声朗读晚报,妹妹偶尔也会在一旁做听众。这件事他曾经听妹妹说起过,在妹妹写给他的信里也有提及,但是如果说父亲近来朗读得少了也不是没可能的事。这会儿一定有人在家,可是四下里为什么这样安静呢?格里格尔喃喃自语道:“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真是波澜不起。”他在黑夜中静静地待在原地,忽然由衷生出骄傲之情:家人们之所以能够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过上这么安宁的生活,都是自己的功劳啊!可若是眼前的一切骤然终结了,该有多么的恐怖!到了那时,自己又该如何应对呢?格里格尔不愿细想,于是便开始在房间里四下爬动,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长夜漫漫,卧室两侧的两道门先后被打开了一点点,旋即又再度闭合。看来有人想进入卧室,但终究顾忌重重,不敢付诸行动。格里格尔很想邀请这个犹豫不决的客人进来,实在不行,单单只是了解对方的身份也好。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格里格尔于是驻足在了那扇通向起居室的房门前。他在那里苦苦守候着,无奈一无所获,再也无人过来将房门推开。今早卧室的所有房门都上了锁,但是外头的人却一个劲儿地想进来一探究竟。而今,他已经将其中一扇门的门锁打开了,其余两道门这会儿显然也没有上锁,并且门钥匙此刻都在房门外头插着,可惜却无人有兴致再过来拜访。

    起居室的灯火在夜深人静之时才熄灭。格里格尔听见有三个人放轻脚步从那里离开了,他终于能够确信,今晚一整晚父母和妹妹都在那里待着。这下格里格尔总算有了充足的自由时间,能仔细想想接下来的生活该如何安排,因为从现在开始直到明早,应该不会有人再过来打扰他了。他觉得恐慌,因为他现在被囚禁在这个房间里,放眼四周,只觉既高大又空旷。可是先前他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五年,怎么还会对此感到恐慌呢?他虽然是恍恍惚惚的,但心里还是感觉很羞惭,匆匆调转过身体,躲到了长沙发下面。躲在这里,他马上就有了一种舒适的安全感,尽管他在里头连头都没法抬起来,而且沙发还压着他的后背。他真想将自己整个儿都藏进这里头,无奈身体太过宽大,只能藏进一部分。

    他在沙发底下待了一整夜。时而昏昏欲睡,时而又因为饥饿过度而清醒过来;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又隐约见到一线生机。他思考整夜,终于做出了如下决定:眼下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势必会给家人造成很大的困扰。要想将这种困扰降至最低,尽最大可能让他们包容自己,就一定要冷静下来,竭尽所能地体谅家人的难处。

     (4)

    验证他的决心是否坚定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一大早,夜色还未散开之际,妹妹就已基本穿戴完毕,由前厅走到了这里。她将他的房门打开,往里头观望。起初她并没有马上发现他的所在,不过他又不能凭空从这里消失了,总归会在哪里躲藏着。等她在沙发底下瞧见他时,不禁大吃了一惊,条件反射一般,旋即就在外面重重关上了门。不过她马上又将门打开了,好像是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太鲁莽,不禁有点悔意。她就像进来探视病危之人,或是完全陌生之人一般,踮起脚尖走了进来。格里格尔探头打量着她,头部甚至探到了沙发边缘处。尽管他很饿,但是他并没有喝那些牛奶,这件事她会不会察觉到呢?她会不会拿更好的食物来给他吃呢?这一刻他真想马上从沙发下面飞奔到她脚下,请求她帮自己拿些美食过来,随便什么都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一定要这样提醒她,她才能注意到这件事,那他宁可活活饿死在这里。因而,他现在只好寄希望于她可以自觉地帮自己这个忙了。他没有等太久,妹妹几乎是立即就注意到了这件事。除了洒在周围地面上的一点点牛奶,其余的牛奶都安然待在小盆里。她于是马上就拿抹布垫在小盆上,将其端出门去。很奇怪,她没有直接拿手去端。她会拿回什么食物来取代这盆牛奶呢?格里格尔好奇地猜测起来。可他怎么能够猜到自己那好心的妹妹竟会做出如下举动呢?她将一张旧报纸摊开垫在底下,随即将各种各样的东西摆放在上面,以便从中找出最合他胃口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晚饭时啃光的肉骨头,烂乎乎的蔬菜,杏仁和几颗葡萄干,表层覆盖着汤水汁液的肉冻,一块既抹了黄油又撒了盐的面包,一块只抹了黄油的面包,以及一块什么都没抹的面包,另外还有一块奶酪,但是格里格尔早在两天之前就说过这块奶酪已经变质了。她又将那只小盆拿了回来,还在里面装了水,摆到格里格尔眼前。看来他往后势必要将这只小盆用到底了。在准备好这些以后,善解人意的妹妹便飞快地跑了出去,因为她明白在她面前格里格尔是不会用食的。为了让格里格尔能彻底放松心情,享用“美食”,妹妹还转动了一下钥匙。这时,格里格尔便迈动着纤细的腿脚朝着食物疾奔过去。他觉得很惊愕,自己竟已没有了任何不方便的感觉,想必身上的伤已经完全愈合了。他记得一月多月之前,自己曾经不慎用刀子割伤了手,就在前天的时候,那道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心想:“莫非眼下我的感觉变得迟钝了?”这样想着,他便开始有滋有味地吃起了奶酪。他一向都很喜欢奶酪,在面对多种多样的食物时,他首先选择的一定是奶酪。奶酪、蔬菜、肉冻,这些食物迅速被他塞进了肚里。他心满意足地享用着这些变质的食物,感动得差点儿掉出眼泪来。对于那些尚未变质的食物,他已经完全提不起兴致来了。他将自己感兴趣的变质食品远远拖开,不希望它们的味道那些与尚未变质的食物混淆了。因为那些尚未变质的食物的味道对现在的他而言,简直不堪忍受。他吃饱以后,就懒懒散散地趴在那儿打瞌睡,一步也不愿挪动了。忽然之间,他听到门外有钥匙转动的声音,是妹妹在提醒他,是时候退回原地了。他吃了一惊,一下子便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又急匆匆地回到沙发下面。妹妹不过出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却已经吃下了很多的食物,这时候肚皮胀鼓鼓的,要运用强大的自制力才能将自己塞回原地。长沙发下面的空间实在太小了,他待在里头连呼吸都很困难,可妹妹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屏住呼吸,用自己微微鼓起的双眼望着妹妹。呼吸不畅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但他却强忍了下来。他看到妹妹将所有食物都用扫帚扫到了一块儿,这其中既包括他吃剩下的食物,也包括那些他根本就没开始吃的食物。在妹妹看来,所有这些都已经变成了垃圾。她匆匆忙忙地将它们全都倒进了一只桶里,在盖好木盖子以后,便将桶带走了。格里格尔一见到她转过身去,马上便爬了出来,一面打着饱嗝,一面舒展一下自己的腿脚。

    在其后的日子里,格里格尔每天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食物。他每天用食两次,第一次是在早上,父母和女佣起床之前,第二次是在午餐过后,父母午睡期间,每到这时,妹妹便会借口叫女佣出去买什么东西,将她暂时打发走。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对于格里格尔用食一事,父母最多只能承受耳闻,更多的,诸如目睹,他们完全承受不起。当然,他们也不会忍心让他活活饿死,所以只能采取这样折中的法子。第二种:格里格尔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已经够伤心的了,妹妹实在不想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行。

    直到现在,格里高尔也没搞清楚那天早上他们是如何打发掉医生和开锁匠的。既然他说的话没有人能够听懂,家人们便断定他们所说的话他也不能够听懂。他们哪里想得到事实并非如此,就算是妹妹也没想到这一点。每次来到他的房间时,妹妹要么长吁短叹,要么低声祈祷。渐渐地,她开始接受了这个现实,当然了,要她彻底接受这个现实还很困难。之后,她便开始对格里格尔的表现进行评价。要是格里格尔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她就会说:“今天他的胃口可真不错!”反之,她就会哀叹道:“他的胃口总是这么差。”近来,后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要听到家人直接对自己说出什么话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格里格尔间或会通过偷听的方式打探到一些消息。每次一有说话声音响起,他就会马上贴到靠近声源地的那扇门上去。在最初的那几天,他每天都会听到家人的窃窃私语,内容总会与自己有所关联。接连有两天的时间,家人们一面用餐一面就在商议着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困难。在此期间,家里总会留下至少两个人,一方面不能一家人都躲出去,另一方面谁也不想一个人留在家里。因而,就算不是用餐的时间,他们也总在针对这同一个话题谈论不休。谁也不知道那名女厨师对家里的这场意外变故有多少了解,但是在变故发生的首日,这名女厨师便当机立断,恳请母亲马上将她辞退。当她知道自己可以离开时,便觉得领受了莫大的恩惠,甚至感动到热泪盈眶。十五分钟以后,她便告辞离开了。

    如今母亲在做饭时,就需要妹妹过来帮忙了。但是由于最近大家都没什么胃口,所以做起饭来也不是很麻烦。他们经常会互相劝慰,叫对方多吃一些,但对方每次都会说:“不必了,我已经吃饱了”之类的话,敷衍了事。这些对话经常会落入格里格尔耳中。大概现在他们连酒都已经没兴趣喝了。妹妹经常会询问父亲,喝点啤酒怎么样。问完之后,她会站起身来,真的打算去帮他买一些啤酒回来。可父亲时常都会默然不语,为了消除他的顾虑,妹妹便会提议吩咐公寓的女管理员去帮忙买。不过,父亲总会坚决地拒绝,随即将这个话题终结。

    在一开始的那几天,父亲便将所有的家庭财产与自己日后的计划,对母亲和妹妹和盘托出了。五年前,父亲所在的公司就宣告破产了,当时他从公司里抢了一个小保险箱拿回家。这时候,他从餐桌旁边来到这个保险箱面前,将笔记簿和各种账单从中取出来。格里格尔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他打开了保险箱上那把繁琐至极的锁,在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后,又将保险箱锁了起来。接着,父亲便开始向大家阐述起来。格里格尔从中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自从他发生意外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先前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公司在破产之后留给了父亲什么,事实上格里格尔也从未主动向父亲询问过,他一直以为父亲在生意失败以后便一无所有了。那次糟糕的破产经历让他们一家深陷困境,几乎无法自拔。如何让家人们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才是那段时期格里格尔关注的焦点。为此,他在工作中倾尽全力,没过多久就晋升成为推销员。这样一来,只要他能取得业绩,立即就能获得相应的现金回扣,过去的收入与此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他将自己赚到的钱拿回家摆在桌子上时,家人们全都惊喜交加。这样的快乐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格里格尔后来赚到了更多的钱,却再也无法体会到当初的骄傲与欢欣了。其后,全家人的花销都是由他一力承担的,时间一长,家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格里格尔也是一样。他心甘情愿地把钱拿出来,家人们收下钱并致谢,可是先前那份独特的温情却已荡然无存。唯一还对他温情脉脉的就是妹妹。妹妹对音乐很感兴趣,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们兄妹两个完全不是同类人。他打算明年的时候就把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这个打算他还没对任何人提过呢。上音乐学院自然花费不小,但是这一点他并不介意。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他总能筹到这笔钱。格里格尔每年在家里待着的时间都不长,可他总会利用这段时间跟妹妹交流。音乐学院是他们时常谈及的一个话题,但是妹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真的可以去音乐学院深造,对她而言,这一直像个无法实现的梦一样。而父母根本就不在意他们兄妹二人的痴人说梦。唯独格里格尔不这么认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将自己的决定在圣诞夜郑重公布。

    当然,眼下再想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可是格里格尔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站起来趴在门上偷听家人们的谈话,头脑中不断闪过这些念头。他的头部偶尔会不自觉地朝门板撞去,因为实在累极了,支撑不住了。可要是真的撞上去,肯定会制造出声响。家人们此刻就在外面,不管他制造出的声响多么细微,他们一定会听得到。想到这一点,格里格尔马上又会提醒自己,将头收回来。可是家人们显然已经察觉到了某种微小的声音,谈话随即停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到父亲冲着卧室门的方向说道:“他在瞎折腾什么呢?”家人们陆陆续续又开始说话,谈话再度展开。

    父亲已经很久不再理会财务了,再加上母亲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父亲在解释每件事的时候都要反复说上几次。这样一来,格里格尔也听到了很多先前不知道的事情。他首度发现,原来当年那场破产之灾过后,家里并非一无所有,有一笔资金保留了下来,一直到今日还未动用分毫。再加上这几年的利息,这笔资金如今是有增无减。最近几年,格里格尔在分配自己每个月的薪水时,总是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零用钱,其余的都交给了家里。这些钱在应付家庭日常开销之余,还有剩余,积攒至今,已是一项不大不小的积蓄。格里格尔并没有想到家人们竟能如此节俭,并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早有准备,他倍感欣慰,不由得待在门后连连颔首。如果他之前一直将花不完的那部分薪水交给老板,偿还父亲欠他的债,那么便可以及早清偿那笔庞大的债务,也便可以及早脱离这份工作,迎来自由的新生活。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父亲的安排恰当。

    然而,这笔积蓄终归太少,单靠它的利息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在它的支撑下,一年以内,家人们的生活应该不会成问题,支撑两年也是可以的,但是两年大限一到,这笔钱肯定已经坐吃山空。其实这笔钱是不应该轻易拿出来用的,当初攒下这笔钱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工作赚钱才是家人们保障自身基本生活开销的最佳途径。父亲已经五年没工作过了,他还能否重新开始工作,只怕连他自己都不确信。更何况父亲已经老了,尽管他的身体还算不错,但也不适宜再度投身工作了。父亲的一生都在劳劳碌碌中度过,可惜却一事无成。最近五年是他一生中仅有的悠闲时光,正所谓心宽体胖,眼下已经发福的他要想灵活行动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既是如此,莫非这工作赚钱的重任竟要落在母亲头上吗?母亲一直饱受气喘困扰,隔日就会发作一次,需要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对着打开的窗户才能喘过气来。她平时就算只是在家里兜个圈,也会支撑不住,苦不堪言。余下的就只有妹妹了。可妹妹才十七岁,根本还没有长大。家人们都非常宠她,直到现在,早上的时候她还是喜欢赖床。她平日里除了拉小提琴这项首要任务以外,只要每天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享受一些价格低廉的消遣就足够了。每次听到家人们在商议一定要出去工作赚钱时,格里格尔就会满面羞惭地从门上离开,趴到门边那张冷冰冰的沙发上面。

    格里格尔经常会接连几个钟头一直在沙发上乱抓,整整一夜都不休息。有时候他还会推一张沙发椅到窗下,这对他而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后,他便会在椅子的帮助下靠到窗口。从前他也经常向窗外远眺,目的就是希望能享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可惜现在这种感觉却只能在记忆中浮现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稍微远些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从前他总是抱怨,从窗口一张望就能看见对面那家医院,可是如今他根本就看不到它了。现在,他再从窗口向外眺望时,只觉到处都是无边无垠的灰色荒原。然而,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此地虽然静谧,但的确是在市区范围之内,窗外就是夏洛蒂街。在两次见到这张椅子被挪到窗下以后,妹妹便明白了他的心意。接下来她便一直开着那扇窗户,并且每一回在将这间房清扫完毕以后,都会按照他的需求再将椅子挪回窗下。

    格里格尔要想欣然接受妹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一定要亲口跟她致谢,可惜现在他偏偏做不到,所以感觉非常难受。眼前这种局面的确很窘迫,妹妹竭尽全力就是希望能减轻自己在面对格里格尔时的窘迫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做到了。但是对格里格尔而言,情况显然不妙。现在他很害怕见到妹妹来到自己的房间。以前她总会留神将格里格尔的房间与其他人的视线隔离开,但是现在她来到这儿以后,连门都顾不上关,便直接冲到窗户旁边。她忙不迭地用力将窗户打开,仿佛就要喘不动气一般,对着窗外大口大口地吸气。不管外面多么寒冷,她都要这样在打开的窗户面前待上一阵子。她每天会来格里格尔的房间两次,每次都会跑来跑去搞出很大的声响。这让格里格尔倍感惊慌,只能藏在长沙发下瑟瑟发抖,直到她离开。要是妹妹能将窗户关起来,跟他在这个房间里平心静气地待上一会儿,肯定就会察觉到他的恐慌,并帮助他从这种恐慌中脱离出来。这一点,格里格尔再清楚不过了。

    (5)

    在格里格尔变成这种模样约有一个月的时候,按理说,妹妹应该已经适应了,不应再为他的模样感到惊讶。这一天,她比平日里早来了一会儿。当时格里格尔正直立在窗前,静静地向外张望。不管是什么人看到他那副模样都要吓一跳。格里格尔看到妹妹,心想自己待在窗前,她就不能立刻过来打开窗户了。这时候,她若是在原地驻足,格里格尔会觉得是人之常情。可她做的远不止如此,她显然吃了一惊,向后猛然一跳,马上把门又关了起来。不知情的人看到这一幕,想必会觉得格里格尔正谋划着怎样攻击她。妹妹一跑,格里格尔旋即就钻到长沙发下面躲了起来。妹妹在中午的时候才总算又过来了,看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相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格里格尔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事到如今,妹妹对于自己的模样依然心存畏惧,不敢直面,并且往后会一直如此。如果他从沙发底下出来,被她看见了,她就会不由自主地马上逃跑。就算她只是看见了他身体很小的一部分,也会产生逃跑的冲动,要想克制这种冲动,她便只能运用强大的自制力。有一次,格里格尔花费了足足四个钟头,将一条床单盖在了长沙发上。随后,他又钻到了长沙发下面,这样一来,床单便将他完全掩盖了起来。他这样做自然是不希望妹妹再见到自己,事实上,妹妹这时就算特意俯身去看他,也一点儿都看不到。妹妹自然知道格里格尔做出这样的举动将自己彻底掩盖起来,绝对不是因为贪玩的缘故。要是她认为此举完全没有必要的话,就可以直接掀掉床单了事,可是她到底也没有这样做。格里格尔有一回想知道妹妹是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新举措的,于是便谨慎地将床单掀开一丁点。他望着妹妹的眼睛,觉得有种感激的情愫从中流露了出来。

    父母在一开始的两周都没有勇气来到这儿面对他,但他时常听到父母赞同妹妹为他所做的一切。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觉得妹妹没什么作为,并因此时常对她发火。如今,每次妹妹去帮格里格尔清扫房间的时候,父母都会在外面等她。当她清扫完毕出去时,便会应他们的要求,将里面的情况详细讲述一番,内容包括:此刻房间内部变成了何种光景,格里格尔刚刚的表现如何,他又吃了些什么东西,情况有没有好转的迹象。早前母亲就想亲自去探视格里格尔,不过被父亲和妹妹以各种各样不容拒绝的原因阻挠了。那些原因格里格尔也都一一偷听到了,并觉得无懈可击。但是这些原因并没有让母亲打消探视他的念头,她执意要进来,父亲和妹妹便只好使用武力,将她挡在外头。母亲忍不住大叫起来:“我要去瞧瞧格里格尔!他可是我的亲生儿子啊!他如今的处境这样糟糕,我一定要进去瞧瞧他!你们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呢?”格里格尔听着这些话,不禁觉得让母亲过来探视自己未尝不是好事。每天都过来探视是不可行的,每周探视一次可能比较合适。妹妹终究还是个小女孩,她之所以没有畏惧这项可怕的重任,不过是因为还太单纯,根本没有考虑太多。母亲肯定要比妹妹有智慧,能够给予他更多的理解。

    没过多长时间,格里格尔便得偿所愿,见到了母亲。白天的时候格里格尔不会到窗户那边去,因为要顾及到父母亲,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可是房间的地板只有几平米大小,单单只是夜里趴在那里静止不动,他就已经觉得又倦又乏。现在连白天也要待在那儿,不能随意乱动。很快,他便食欲大减。为了消磨时光,他开始将墙壁和天花板作为自己新的活动场地,在上面来回爬动。他尤其爱将自己的身体在天花板上倒挂起来。那一刻,通体都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呼吸也变得自由自在。他快活得简直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扒在天花板上的腿甚至会忘乎所以地松懈,随即整个身体跌落下去,跟地板狠狠地接触一回。可他并不会因此跌伤,与先前截然相反,如今他已经能够自如地掌控自己的身体了。由于他的脚会分泌黏液,在他爬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一些印迹。因此,他这种消磨时光的新方法很快就被妹妹察觉到了。她于是打算搬走所有阻挡他爬行的家具,尤其是那张写字桌还有柜子。尽管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她这样做明显就是希望能为格里格尔提供最广阔的爬行空间。只不过,要挪动这些家具,单凭妹妹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她没有勇气向父亲求助,要是向女佣求助的话,肯定会遭到拒绝。家里的女佣只是个十六岁的小女孩,特别是在女厨师辞职以后,她能继续留在这儿已经需要莫大的勇气了。不过,她留下来有一个条件:希望自己平时能待在厨房里,并锁上门,在收到主人的吩咐时,才打开门出来。这样一来,妹妹便没了别的选择,唯有向母亲求助。她看准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起初,母亲非常高兴,喋喋不休。哪知在抵达格里格尔的卧室门前时,她一下子就沉默了。妹妹先行进去,查看一下里面的状况如何,再知会母亲进去。为了让遮掩自己的床单看上去像是被信手丢弃在了沙发上,格里格尔于是慌慌张张地拉低了床单,并在上面搞出了很多褶皱。此次格里格尔并不急于马上见到母亲,他甚至根本就不打算在床单的掩护下窥视什么了。只要母亲能来,他就心满意足了。妹妹说:“进来吧,他已经躲起来了。”母亲被她牵着手,走进了这个房间。随后,这两名瘦弱的女人便开始挪动那只沉重的柜子。格里格尔听着床单外面的动静,听到母亲在责备妹妹将最重的活都承担了下来,只怕一会儿就要疲累不堪了。可妹妹只当她的话是耳边风,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干活。时间流逝,估计她们搬动了足足有十五分钟了。这时,母亲又说,不如不要搬这个柜子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柜子太沉重了,单凭她们两个的力量明显不够,一定要等父亲回来之后帮忙才行,如果半途而废,将柜子留在卧室的中间位置,那么可供格里格尔行走的道路就全都被堵死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格里格尔是不是真的希望有人能帮自己把这些家具搬走,搬走这些家具以后,他就会开心了吗,这一点谁都不能确定。事实上,在母亲看来,将整间卧室搬空,只留下空荡荡的四面墙,会给人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她觉得格里格尔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面对空无一物的房间,他会感觉非常孤单,就像被自己的家人抛弃了一样。更何况,这间房里的家具他已使用多年,应该早就已经习惯了。自始至终,母亲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尽管她坚信无论自己说什么,格里格尔都听不明白,但是她甚至不愿格里格尔听到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此刻,她连他躲在哪儿都不清楚。这时,母亲又压低声音说道:“如果我们把这些家具搬走,他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通过这样的举动向他宣布,我们已经不再对他持有任何希望,不再相信他会恢复到从前的模样,从此以后,我们与他再无瓜葛,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会再理会一分一毫?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此,我认为还是不要改变这个房间的陈设了,让一切保持现状就好。如此一来,等日后格里格尔完全康复时,便可以很快忘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一切又可以按照原先的轨道继续运行下去。”

    而格里格尔却真心希望她们能将卧室里的家具全部搬走。这时候他静静聆听着母亲说的这些话,心想肯定自己的思维肯定已经混乱了,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不合常理的想法。回想过去的两个月,自己一直困守家中,终日形影相吊,连与人进行正常的言语交流都做不到,思维不混乱都是不可能的。想想看,这个房间多么温暖舒服,这里面摆放的家具都是世代流传下来的,莫非他竟想将这样一个房间变成空无一物的山洞吗?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会很快将自己的过去遗忘,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个人。不错,他是可以在那儿自由爬行,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可是,他为了得到这些,就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真的值得吗?对于从前的生活,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要不是冷不丁听到母亲说出这样一番话,他恐怕还会继续浑浑噩噩下去。眼下他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要想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要将家具全都留在原地,不要让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被搬走。四下爬来爬去对他而言有害无利,这种无聊的举动以后还是少做为妙,留下这些家具将自己爬行的道路挡住真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妹妹并不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她在与父母谈及格里格尔时,每每以格里格尔的代言人自居。她这样做,自有她的根据。妹妹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能轻易就被人说服了。尤其是现在母亲向她提出了反对意见,她便觉得自己更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了。她先前只打算将写字桌和柜子搬走,眼下她却打算将除了长沙发以外的加布全部搬走——长沙发作为格里格尔的必需品,是绝对动不得的。最近发生的家庭变故,让她从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但是这并非她坚持己见的原因。此外,她之所以这样坚持,也不是出于盲目的固执。根据她的实际观察,那些家具对现在的格里格尔而言,显然是多余的,格里格尔此刻真正需要的是宽敞的爬行空间。妹妹有心想尽最大可能帮助格里格尔,甚至不惜将他的现状夸大至人人畏惧的地步。像她这种年纪的年轻姑娘,不管做什么都有一种惊人的疯狂,而且这种疯狂的发作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现在她的坚持,就是这样一种疯狂的表现。如果能将格里格尔的房间变得一片空荡,仅余四堵墙壁,那么大家便都没有勇气再进入这个房间了,只除了她格蕾特。

    因此,不管母亲提出怎样的意见,她都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没过多长时间,母亲就陷入了沉默。因为待在这间房里,让她觉得很不安,根本不知该如何自处。她不再提出相反意见了,又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妹妹搬柜子。事到如今,格里格尔也只能妥协,就算柜子被搬走了,也可以将就下去。不过,留下写字桌还是很有必要的。母亲和妹妹终于气喘吁吁地将柜子搬出了房门。格里格尔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帮上什么忙,于是在听到她们离开以后,马上便从沙发下面探出了头。其实,为了照顾家人的感受,他已经非常谨慎了,但还是险些被母亲看到了。这会儿,妹妹已经到旁边那个房间里去了。她伸出双臂将柜子抱住,试图挪动它,哪曾想柜子却纹丝不动。母亲先于她回到了格里格尔的房间,这可真是大事不妙。格里格尔知道,要是母亲看到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吓坏的,毕竟她还没有接受变成这副模样的儿子。格里格尔于是匆匆忙忙向后爬去,一直缩到沙发的另外一侧。不过,他还是触动了那条床单,尽管只是动了一次,母亲还是察觉到了。她在原地怔怔地待了一阵子,随即便又出去找妹妹了。

    就是搬几件家具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格里格尔这样想道。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觉得不堪忍受了。这两个女人在他的房间里到处乱跑,大呼小叫,地板与家具摩擦不断,所有这些汇聚起来,简直如同混乱而庞大的洪流,从各个方向铺天盖地地朝他奔涌过来。这样的侵袭让他完全抵御不了,即便将身体紧紧贴在地面上,将所有的腿脚以及头部全都收紧,也是无济于事。整个房间被她们折腾得空无一物,他喜欢的那些玩意儿全被她们一扫而光。他将自己的钢丝锯等工具摆放在了柜子里,现在这只柜子已经被她们搬走了。还有那张写字桌,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商学院,所有作业都是在那张写字桌上完成的。钉子牢牢地将这张写字桌固定在地板上,此刻,那两个女人正在撬动那些钉子。她们这样做的初衷是好还是坏,他已经没有闲暇再去考虑了。她们折腾了这么久,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唯独那缓慢沉闷的脚步声还回响在格里格尔耳畔。他险些觉得她们已经从这儿离开了。

    母亲和妹妹终于将那张写字桌抬到了旁边那个房间,这时候两个人正在写字桌旁边倚靠着,不停地喘着粗气。格里格尔就趁着这个机会,从沙发底下跑出来了。一时之间,他也判断不出自己应最先抢救哪件家具,只好一面奔跑一面左顾右盼,接连换了四个抢救对象,最终他瞧见了那个身穿裘皮的女士的画像。这会儿,画像周围的墙壁上已是空空如也,衬得那画像异常显眼。格里格尔匆匆朝画像爬去,紧紧贴到了画框的玻璃上面。刚刚他的腹部一直很烫,叫他难受得简直不知所措。这时他的身体被玻璃吸附住了,竟让他觉得腹部的热烫缓和了不少。他用自己的身体将整幅画遮挡得严严实实,心想这下子可保住这幅画了。他扭头望向通往起居室的那扇房门,随时准备迎接两位女士的归来。

    她们只休息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又返回了这里。妹妹的手臂环绕在母亲身上,说她正在拥抱着母亲一点儿也不为过。妹妹四下张望了一番,问母亲说:“接下来搬什么好呢?”忽然之间,她与伏在墙壁上的格里格尔四目相对。但是她并没有慌张,想必是因为母亲的缘故。为了防止母亲东张西望看到格里格尔,她于是垂首对母亲说:“我们还是回起居室再歇一阵子吧!”她这个提议听起来有点冒失,而且她在说这话时,声音已然颤抖起来。看来她是打算将母亲带离这个危险地带,在安置好母亲以后,再回来驱逐格里格尔离开这堵墙。她的目的格里格尔已经了然于心。若她真想这样的话,不妨来跟他挑战!他是坚决不会妥协的,他一定要牢牢守卫住自己的画,即便要因此跟妹妹大动干戈也无所谓。

    (6)

    不过,母亲在听到妹妹这样说以后,愈发惶恐起来,不由得朝一侧迈出了一步。有一只庞大的棕色物体正趴在印花墙纸上,她望着那个物体,尚未察觉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只是不由自主地嘶声高喊起来:“天哪!天哪!”她一下子便瘫软下去,躺在长沙发上动弹不得,同时伸展着两条手臂,像是抛却所有,什么都顾不得理会了。妹妹对格里格尔怒目相向,挥舞着拳头斥责他说:“看你做的好事,格里格尔!”她想去取一瓶香精,不管是什么种类,只要能将晕倒的母亲唤醒就好。想到这一点,她便朝旁边的房间跑过去。现在先不忙着抢救这幅画了,格里格尔心想,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去帮助妹妹。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玻璃的强大吸附,从画上爬下来,爬到了妹妹所在的那个房间。从前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帮妹妹想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可是,如今他除了在她身后傻等,什么忙都帮不上。妹妹正在一堆小瓶子中翻找着,不经意间扭回头来看到格里格尔,不禁大吃一惊,将一只小瓶子摔碎在地上。格里格尔的脸部被其中一片玻璃碎划伤了,瓶子里的液体在他身边蔓延开来,像是某种具有腐蚀性的药水。妹妹当机立断,抓起一堆小瓶子跑回母亲身边。房门被她一脚踹上,将格里格尔挡在了外头。这样一来,格里格尔便见不着自己的母亲了。也许母亲此时已进入了弥留之际,这完完全全是他的错。在这种时候,他是不可以再把门打开的,因为此举会将妹妹吓跑的,而眼下母亲断然不能少了妹妹的陪伴。因此,格里格尔便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不断责备着自己,这使得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到处乱爬。家具、墙壁、天花板,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觉得一切希望都已离自己远去,渐渐地感觉天旋地转,最终跌落在了硕大的桌子上。

    格里格尔倒在那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带了一阵子,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像是有什么转机就要出现了。门铃忽然响起来了。因为女佣近来一直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妹妹没办法,只能亲自过去将门打开。父亲出现在门口,他一开口就问:“怎么回事?”他一定是注意到了妹妹跟往常很不一样,才这样问的。妹妹依偎在父亲怀里,低声答道:“格里格尔出来了。刚刚妈妈晕倒了,还好她现在已经觉得好多了。”父亲说道:“我一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经常提醒你们。偏偏你们两个女人就喜欢把我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妹妹这几句话说得太概括了,难怪父亲会错了意,认为格里格尔动了粗。这一点,格里格尔很明白,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现在根本不可能对父亲做出明确的解释,为今之计只能是竭尽所能熄灭父亲的满腔怒火。想到这里,格里格尔便跑到了自己的卧室门边,紧紧贴在了门上。以便父亲进门以后,第一眼便可以瞧见自己,明白自己正要乖乖地躲回房间里去,一丝恶意也没有。现在只要将房门打开,不必驱逐,格里格尔便会马上爬进去躲起来。

    然而,他这样用心良心的细节安排,父亲压根儿就懒得理会。在进门的那一刹,父亲旋即大喊一声:“啊呀!”他的语气中含着怒气,又含着惊喜。格里格尔抬头望着父亲,忽然发觉他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父亲有了很大的区别。格里格尔明白自己最近对家人的关注明显比不得从前了,终日耽溺于四下乱爬的过程中。自己早应该想到,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饶是如此,格里格尔仍然不能确定,眼前这个人真的是自己的父亲吗?在过去这些年里,格里格尔每天早上离家时,父亲都还赖在床上没有起身;每天晚上回家时,就见到父亲身上还穿着睡衣,懒洋洋地窝在安乐椅上,看见儿子也只是挥挥手,算是跟他打招呼。过去他们一家人偶尔会全体出动,一起去漫步。这种全家总动员的活动对他们而言是非常罕有的,只在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以及某几个周日才会进行。每到这时,格里格尔和母亲便会一左一右的走在父亲身边。格里格尔与母亲行走的速度都十分缓慢,但是比起他们,父亲走得还要慢。他穿着自己的旧大衣,在拐杖的支撑下,步履蹒跚地行走着。每次他想发表什么言论,便会停住脚步,随行的家人们随即就会在他身边聚拢起来。此刻在这里站立着的父亲,依然是当初那个父亲吗?他今天穿了一身银行职员的制服,那种蓝色制服被熨烫得一丝褶皱都没有,有金色的扣子钉在上面。父亲就穿着这样的制服,笔直地立在那儿,他肥硕的双下巴从上衣硬挺的领口中探出来。两道浓眉下面,在一双漆黑晶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散发出聚精会神的光芒。他的满头白发以往都是乱糟糟的,今天却梳理得整整齐齐,油光发亮。有金色的字母绣在他的帽子上,可能是某银行的标记。父亲随手将帽子扔在了一侧的沙发上,掀起长款制服外套的衣摆,将两只手都插进了裤兜。他满脸怒色,气冲冲地走向格里格尔。大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他只是使劲抬起了一条腿,露出了硕大的靴子底。格里格尔惊愕地望着这一幕,马上就反应过来,迅速逃跑。他变形的第一天,父亲便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对待他最恰如其分的法子就是毫不留情的暴力。格里格尔在逃跑的过程中,一见到父亲的脚步停下来,就马上跟着他一起停下来;一见到父亲迈步,就马上又跑到他前头。如此兜兜转转绕了几周,毫无进展,甚至连你追我赶的架势也没有,因为两人跑得都不够快。格里格尔觉得自己若是到墙壁又或者是天花板上逃跑,一定会给父亲带来严重的恶感,这一点叫他十分恐惧。因此,既然情况不是那么危急,他便继续停留在了地面上。可是父亲每迈出一步,格里格尔就要拼命地迈动着他那一堆细腿往前逃。渐渐地,他开始觉得体力不支。他的肺部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了些小毛病,跑了这一阵子以后,他开始觉得喘不动气了。为将全部体力都聚集起来,他不得不眯缝着眼睛,踉踉跄跄艰难奔跑。他的思想已经麻痹了,全然忘记了自己可以爬到墙上,如此一来,便不必如此卖力奔跑了。可是就算他想到了这一点,也很难付诸行动,因为这里摆满了高低错落的精美家具,将墙壁都遮掩起来了。忽然之间,有某个物体被丢弃到了他身旁的地板上,险些砸到他身上,幸而力道不大。那个物体随即骨碌碌滚到了他眼前,原来是个苹果。第二个苹果马上又发射了过来,格里格尔惊得停滞在了原地。看来父亲是决议要用苹果向他展开总攻了,他再跑下去也是徒劳。碗柜上面摆放着一个装满了苹果的果盘,父亲将这些苹果装入衣兜,来不及对准目标,便接二连三地发射了出来。这堆红色的小炮弹嘀哩咕噜滚动在地板上,不断碰撞着彼此。格里格尔的脊背与其中一个苹果擦身而过,滑落在地,好在这个苹果投掷的力量不大,并没有给他造成伤害。不过,另外一个苹果紧随其后发射过来,在他的脊背之中深埋下去。前所未有的巨大痛楚瞬间降临到格里格尔身上,他挣扎着还想逃到别处,似乎这样做就能摆脱掉眼前的痛楚。可惜挣扎未果,他一步都动弹不得,终于晕倒过去,连魂魄都像飘然远去了一般。晕倒前的一刹那,他看见自己的房门骤然开了,母亲从里面飞奔出来,她衣衫凌乱,连内衣都露出来了。原来刚刚母亲神志不清的时候,妹妹帮她脱掉了上衣,好让她能更加顺畅地呼吸。妹妹这时正在尖声叫嚷,母亲遂飞奔到她身前,朝父亲那边跑过去。在飞奔的过程中,母亲的裙子不断下坠,在脚下制造了无数阻碍。终于,母亲跌跌撞撞地扑到父亲胸前,死死抱住他的脖子,跟他严丝合缝地贴在了一起,请求他给格里格尔一条生路。看到这一幕时,格里格尔眼前一黑,便失去了意识。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格里格尔饱受伤痛折磨,由于无人有勇气帮助他将背上的苹果抠出来,所以直到现在,那只苹果还深埋在他的脊背中,提醒所有人记住那天他所遭遇的悲惨经历。正因为如此,父母也认识到将格里格尔视作仇敌是很不应当的,不管他现在变成了何种恶心的模样,但他毕竟还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家人们理应压抑住对他的反感,包容他的一切,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现在格里格尔就如同一个衰朽残废的老头儿,单是从房间里走一遭便要花费漫长的数分钟,遑论爬上高墙。受了这样的重伤,往后自如地行走对他而言可能再也无法实现了。不过,格里格尔却觉得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与之前相比,现在他的处境可谓大为改观:如今起居室的门一到晚上就会向他开放,他待在卧室某个阴暗的角落,起居室里的情形便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家人们待在起居室里却看不见他。他经常会凝神注视着门外,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他看到桌子上点起了灯,而家人们就围坐在灯下,眼下家人们甚至不再介意被他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

    以前,他们总喜欢侃侃而谈,快活无比。那时候,格里格尔每回旅途困倦,躺在简陋窄狭的旅馆中,拥着潮湿的被褥,想象家人们此刻正聊得火热就是他唯一的慰藉。不过,那样热烈的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在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默然相对。用过晚餐之后,父亲很快就会倒在沙发椅上入睡了。这时,母亲和妹妹便会示意彼此噤声。母亲所在的位置距离灯光很远,她便借着那点光亮做缝纫,缝制一些精美的床单、内衣等,好向服装店交货。妹妹则在学习法语还有速记,以便日后可以换一份优越的工作,最近她已经开始做起了售货员。父亲偶尔也会突然醒过来,对母亲说:“今晚又缝了这么长时间!”他似乎不记得自己刚刚一直在睡觉,说完这话,马上又进入了梦乡。母亲与妹妹互相瞧瞧,脸上都露出了疲累的笑意。

    父亲一直穿着那套制服,就算待在家里也依旧如此,真是执拗。他坐在椅子上小憩,身上却制服笔挺,睡衣高悬在衣架上,已经成了一件摆设。父亲这种状态,像是二十四小时候命一般,只等老板一声令下,他便可以马上冲回银行。这件制服在他刚拿到手的时候就是旧的,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制服越来越脏了。由于他总是将它穿在身上,所以不管母亲与妹妹怎么帮他清理,都是无济于事。现在制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唯有那些金色的纽扣被擦拭得干干净净,闪闪发光。父亲穿着这件叫人难受的制服,悄无声息地入梦,每晚都是如此。格里格尔经常望着它出神,一望就是整整一晚上。

    母亲在十点钟的时候会低声将父亲唤醒,叫他回床上继续睡。父亲早上六点钟就要出发去上班,所以睡眠对他而言重要至极。可是,这张沙发椅显然不是睡觉的好地方。每到这时,父亲总会坚持继续待在这儿,等过一段时间再回床上。在银行打杂的这段时间,他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偏执狂。接下来,他在不知不觉中便会再度睡着了。这会儿再想让他回到床上,就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母亲与妹妹压低声音,连连督促他回床上睡,可他总是摇头晃脑,不予理会,甚至连眼睛都懒得睁开。有时候,母亲和妹妹在接连劝了他十五分钟以后,他还坐在椅子上不肯起身。母亲在他的衣袖上揪一揪,在他耳畔说些好话。妹妹也暂时将功课搁置一旁,来给母亲帮忙。哪知父亲根本就不理会她们,还一个劲儿地往沙发里头倚靠。母亲和妹妹无奈,只得将手探到他腋下,欲将他架起来。到了这一刻,父亲才总算睁开了眼睛,瞧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说道:“我的老年生活就要这样度过了。”他似乎已经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重负了,只能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艰难地站起身来。等到了门口的时候,父亲便会摆手示意她们退下,然后由他一个人进去。可是很快他又会支撑不住了,这时母亲就会将手头的活计匆匆扔到一旁,然后冲过去给他帮忙,妹妹也是一样。

    家人们整天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根本无暇分身去照顾格里格尔了。家里的经济条件一天比一天紧张,最终不得不辞退了那名女佣。现在,母亲一面要做许多缝纫活,一面还要兼顾家务。唯一的帮手就是一名老太太,她长得非常高,又非常瘦,满头乱糟糟的白发。每天早上和晚上,这名老女佣都会过来,一些粗重工夫都由她帮忙做了。眼下,家人们已经开始将祖上流传下来的首饰拿出去变卖。格里格尔在聆听他们晚间的谈话时,知道了这件事。过去在过节的时候,或者要出去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母亲跟妹妹便会将这些首饰拿出来,开开心心地戴起来。近来,家人们由于不知道应该怎样运送格里格尔到新家去,而陷入了烦恼之中。他们眼下的处境已经很糟糕了,显然不适合再居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其实,要运送格里格尔并非难事。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木箱子,在上面打好通气孔,就可以把格里格尔装进去运走了。这一点格里格尔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并非家人们搬不成家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搬不成家,最大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萨姆沙家是所有亲友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家,他们已经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眼下正在遭受着穷人们所要忍受的一切折磨:父亲在银行被人呼来喝去,帮那些身份卑微的职员买早餐;母亲拼命缝制内衣,顾不上理会这内衣将来要穿到什么人身上;妹妹则在柜台后头,被顾客任意驱使,忙得不可开交。这已经到达了家人们的承受极限,更多的折磨,哪怕是一丝一毫,他们都承受不起了。在将父亲送回床上休息以后,母亲和妹妹再度返回起居室。她们并不忙着开始干活,而是相依相偎靠坐在一起,紧贴着彼此的面颊。之后,母亲会朝格里格尔的房门一指,对妹妹吩咐道:“格蕾特,去关上那间房的门吧。”接下来,黑夜便又一次将格里格尔完全笼罩了。旁边的起居室里,一对女士要么泪光盈盈,要么连哭都哭不出来,只能睁大双眼,盯着桌子发呆。在这样的时刻,格里格尔背部的伤痛便会发作起来。

    (7)

    这段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格里格尔都无法安然入睡。他时常会考虑这样一件事,等卧室门再次被打开时,自己要重新执掌起家中的大权,跟从前自己所做的一样。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现在他的记忆又活泛起来,想起了很多旧人,比如公司老板以及代理商,公司职员还有那些小学徒,动作迟缓的勤杂工,三两名非同事的朋友,在某个偏远旅馆与他甜蜜邂逅的女服务员,在帽子店里任职的女收银员——他曾请求对方嫁给自己,可惜他虽有诚意,却早已错失良机。他记起了这些人,还有一些早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的人,以及一些压根儿不认识的人也在他的记忆中一块儿出现了,所有人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块儿。然而,这些人全都没有兴致来到这儿,向格里格尔一家人提供帮助。所以格里格尔在将他们从记忆中删除的时候,没有半分迟疑,相反,他觉得很欣慰。格里格尔没有一味沉浸于对家人的忧虑之中,他甚至偶尔会憎恨他们不好好照顾自己。他打算偷偷潜入食物储藏室,将自己的食物份额拿回来。尽管他连自己现在到底想吃什么都搞不清楚,而且他现在也没有了饥饿感,但他还是打算要这么做。如今妹妹会在早上和中午临去上班时,信手取来某种食物,急急忙忙踢进格里格尔的卧室里。至于格里格尔真正想吃什么,她已经懒得再去考虑了。等到晚间,她就会拿着扫帚,将格里格尔吃剩下的食物扫出来。至于格里格尔是否吃得很少,甚至根本没吃,就不是她想管的事情了。实际上,她拿来的那些食物,格里格尔经常连碰一下的兴趣都没有,随后便让她原封不动地清扫出去了。现在,妹妹只能在晚上的时候过来,仓促而潦草地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地板上已经积满了灰尘,墙壁上也满是污秽的痕迹。先前,妹妹进来时,格里格尔为了向她提出抗议,便故意躲到这些肮脏的地方里去。无奈妹妹全无改正的打算,就算他在灰尘里匍匐几个礼拜也是无济于事。事实上,不只是格里格尔,妹妹也早就注意到了这间房有多么肮脏,可是她并不想改变这种现状。在此期间,她又不允许别人来打扫这个房间,她认为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权力,她简直已经神经过敏了。不单是妹妹,他们一家人都陷入了神经过敏的怪圈。一次,母亲抬来几桶水,在格里格尔的卧室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整个房间都被她搞得湿淋淋的,格里格尔非常不悦,满心愤恨地趴在长沙发上,舒展开身体,纹丝不动。晚上,妹妹回家的时候,看到格里格尔的房间跟她走时不一样了,不禁愤怒至极,直接奔进起居室大哭起来。母亲张开双手向她告饶,她却理也不理。父亲大吃一惊,从沙发椅上一跃而起。他先是惶然望着她们,跟着便大嚷起来。他对站在自己右侧的母亲斥责道,为什么不等妹妹回来再跟她商量,要不要这样帮格里格尔清扫房间?随即,他又对站在自己左侧的妹妹怒吼道,往后格里格尔的房间不用她再清扫了。这会儿,父亲的情绪异常高涨,简直到了无法自控的地步,母亲拼命想将他推回卧室里去。妹妹一面哭得浑身战栗,一面攥紧双拳,不断在桌面上捶打着。这时候格里格尔的房门还大开着,无人记得去给他关上,结果这一场闹剧便毫无保留地发生在了他眼前,气得他扯着嗓门吱吱直叫。

    其实,格里格尔并非完全无人照料,母亲也根本不必越权,去履行妹妹的职责。虽然近来妹妹已经无力像先前那样,给予格里格尔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工作已将她折磨得异常疲倦,但是那个负责帮工的老女佣的出现却帮了她一个大忙。这名年纪老迈的寡妇对格里格尔倒是没什么厌憎之情,大概是因为她体格强健,漫漫人生之中,不管遇到多么恐怖的事情,都能泰然处之。一天,她将格里格尔的房门打开了,与格里格尔打了个照面。当然,这不过是她的无心之举,并非受好奇心驱使。格里格尔被她吓了一大跳,落荒而逃,根本不理会她其实并没有追上来。老女佣吃惊地立在原地,两只手交握起来,搁到自己的腿上。从这天开始,她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早上和晚间的时候,将格里格尔的门拉开一条缝,朝里张望。开始的时候,她会向格里格尔打招呼:“老屎壳郎,我又来看你啦!”“老屎壳郎,到我这边来呀!”她大概觉得这些话很友好,但是格里格尔却不屑一顾。他总当那门是关起来的一样,停留在原地连动都不愿动一下。要是家里人能让她负责清扫这个房间就好了,要不然何必放任她肆意过来打扰格里格尔的生活呢?估计是春天就要到了,这天早上,忽然下起了暴雨,雨水在窗户上不断敲打。就在这时,那个老女佣又来打扰格里格尔了。格里格尔听着她对自己絮絮叨叨,不由得发起火来,做出要攻击她的架势,朝着她爬过去。不过他的身体依然很虚弱,爬起来速度非常缓慢。门口处摆放着一把椅子,老女佣便将这把椅子举得老高,大张着嘴巴,镇定自若地等在原地。很显然,她会一直这么张着嘴巴,直到将这把椅子砸到格里格尔的后背上。格里格尔望见这一幕,便调转了方向,往回爬去。她说:“怎么?不敢过来啦?”说着,便将椅子放了回去,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眼下,格里格尔差不多已经停止用食了。某些时候,他从食物旁边爬过时,也会咬下一块含在口中,但这对他而言,就像在做游戏一样。他接连几个钟头含着这些食物,最终往往会将其吐出来了事。他一开始觉得自己食欲不振的原因是,房间里的格局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叫他觉得无法适应。可是没过多久,他便对这些变化习以为常了。现在家里多了三名租客,共同租住了一个房间,因而很多东西在别的房间里都摆不下了,于是家人们便开始把它们挪到格里格尔的房间里来。格里格尔某次通过门缝向外张望,见到那三名租客都是清一色的大胡子。这三位先生平日里非常严肃,且酷爱整洁。他们现在住在这个家里,便要求家里的任何一处都要符合他们的卫生标准,这其中不仅仅包括他们租住的那个房间。这三位先生对厨房的卫生要求尤其严格。他们厌恶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特别是污秽的物件。他们搬来了很多家具,如此一来,家里原有的不少家具就派不上用场了。它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直接当垃圾扔掉未免太浪费,但是要想转手卖出去也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格里格尔的房间便成了它们的归宿。那老女佣把这些东西,以及所有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一股脑儿扔到了格里格尔这里,这其中也包括原本放在厨房里的垃圾筒,以及一只用来装煤灰的箱子。不知道那老女佣是打算把这些东西聚集到一块儿,然后一次性处理掉,还是打算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将它们取回。基本上每次她来扔东西的时候,出现在格里格尔面前的就只有她的手,还有她扔下的东西。只要格里格尔在这些东西中间穿梭的时候没有碰触到它们,它们的位置就不会有丝毫改变,一开始老女佣将它们扔到了哪里,它们就一直在哪里待着。最初,由于它们的阻挡导致爬行空间不足,格里格尔必须要不断地推开它们,为自己开辟道路。然而,尽管在其中兜兜转转绕行的过程让他精神抑郁,疲倦不堪,随后接连几个钟头都不想再动弹,但是这种运动对他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

    眼下在某些晚上,通往起居室的房门会被关起来。因为起居室如今已经成了公共场所,那三名租客偶尔也会在这里用餐。不过,对此格里格尔已经不介意了。家人们不知道,现在就算在房门打开的夜晚,他也会继续待在卧室的阴暗处,并不借机上前倾听他们的谈话。一天,老女佣忘了将格里格尔的房门关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间租客们来到起居室,亮灯开始用餐的时候。从前,都是父母亲和格里格尔坐在餐桌首席,现在这位置被三名租客占据了。他们将餐巾展开,随即将刀子和叉子握在了手中。不多时,母亲在门口现身了,她手里端着一盘子肉。妹妹紧随其后,将装得满满的一盆马铃薯端了过来。在摆上桌以后,这些菜还是热气腾腾的。三名租客在用餐前,似乎需要先对这些食物进行审查,于是垂首打量起了跟前的盘子。看起来,坐在中间的租客应该是他们三个的头儿,此人为判断肉是否已经熟透,是否不必再回到厨房返工,遂在盘子里切了一片肉下来。母亲和妹妹凝神注视着他的反应,终于看到他露出满意的神情,这才安然放下心来,跟着笑了起来。

    现在,厨房才是家人们用餐的地方。不过,每次在去厨房之前,父亲都会拿着帽子到起居室来围着桌子走一遭,逐个向租客们行礼。租客们起身,嘟嘟囔囔地跟他寒暄起来。父亲走后,只剩下他们三个人。在接下来的晚餐中,便极少能听到他们说话了。在他们三人发出的吃饭声中,用牙齿咀嚼食物的声音总是占据上风,这一点叫格里格尔觉得很诧异。他觉得这些人是想提醒自己,只有嘴里长了牙齿,才能顺利享用食物。否则,不管一张嘴有多么好,在进食方面都毫无用处。格里格尔满心愁苦,不禁喃喃道:“我不是没有食欲,是眼前这些食物勾不起我的食欲。我眼看就要饿得不行了,那三个租客却在大快朵颐。”

    自从变形之后,拉小提琴的声音便没有在格里格尔的听力范围内出现过,至少在他的记忆中是这样的。但是,这晚他却听到有人在厨房里拉小提琴。租客们的晚餐已经结束了,三人正仰坐在那儿抽烟。租客头儿取出报纸,给两名同伴各自分了一张。三个人一面抽烟,一面看报纸。当小提琴的声音响起时,他们马上便察觉到了。三人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前厅的入口处,彼此紧挨着。这时,父亲高声说道:“几位先生不想听这琴声吗?那她就不再演奏了。”显然,他们的举动已经被厨房里的人们察觉到了。租客头儿说道:“当然不是!这外头比厨房里要舒服多了,请问小姐能出来,到外头拉小提琴吗?”父亲应道:“没问题!”仿佛是他自己正在拉小提琴一般。三名租客于是便回到起居室,等候他们的到来。没过多久,他们就出来了。妹妹拿着自己的小提琴,父亲帮她搬着放琴谱的架子,母亲则帮她拿着琴谱。妹妹不慌不忙地准备开始演奏小提琴。由于对租客太过礼貌,简直到了诚惶诚恐的地步,父母虽是待在自己家里,却连椅子都不敢坐。此前,他们从来没将家里的房间租给别人,现在在面对租客时,简直手足无措。父亲的制服扣子照旧扣得严严实实的,这会儿他倚在门板上,将右手插进了两粒扣子之间的位置。有位租客拿来一把椅子搁到墙角让母亲坐下,尽管他并非有意要让母亲坐到墙角中去,但是母亲却连将椅子换个位置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就坐了下去。

    终于,妹妹开始了小提琴演奏,父母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关注着她。琴声将格里格尔深深迷住了。他鼓足勇气迈进几步,朝着起居室探头探脑。但他并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不妥,近来他越来越不愿为他人着想了。从前他不是这样的,那时他很爱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并因此而感觉无比自豪。眼下,尘土遍布了整间卧室,不管他在行动时多么小心翼翼,都免不了掀起滚滚灰尘,落得他满身都是。他一面走,一面还将一些食物残渣、头发丝、线头拖曳得到处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他最应该做的就是躲藏起来,不要让任何人发现自己。可是对眼下的他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了。先前,他每天都会用地毯跟自己的后背摩擦上几回,以清理自己身上的污物。然而,此刻他爬在干净得没有半点灰尘的地毯上,居然连丁点负罪感都没有。

    这时候,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出现。妹妹的琴声将父母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至于那些租客,一开始他们都在妹妹摆放琴谱的架子前头站着,并将手插进了裤子口袋。他们站的位置太靠前了,连琴谱上写了些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在拉琴的妹妹很难不受到他们的打扰。没过多久,他们便垂首窃窃私语起来,往窗户那边走过去了。父亲望着这一幕,不由得忧心忡忡。显然,他们本来期待着能欣赏到一场精彩的小提琴表演,可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已经对欣赏妹妹的琴声失去了耐性,之所以没有出言阻止她,不过是因为礼貌。他们看起来已经被琴声烦扰得不堪忍受了,有烟雾不断地从他们的嘴巴和鼻孔向上喷射出来。可是妹妹的演奏并没有他们认为得那样差劲,事实上,她演奏得简直太美妙了。忧伤从她的眼神中渗透出来,她歪着头,谨慎地注视着琴谱。格里格尔竭尽所能,希望能与妹妹的眼神相交,于是便将头部紧紧贴在地面上,又往前行进了一小段距离。他怎么可能是一只动物呢?动物怎么会听得懂琴声,并被琴声深深打动呢?格里格尔心中充满了对某种未知的食物的强烈欲望,并发现获取这种食物的光明大道已经在自己眼前出现了。眼下,他的信念无比坚定,一定要爬到妹妹身边去,扯住她的裙裾央求她到自己的房间去演奏。在他的有生之年,他都不会再让妹妹从他的房间中离开。因为只有在他的房间里,妹妹的表演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这是他首次觉得自己变成这种吓人的模样并非全无益处。他会把守住通往自己房间里的每一道门,将任何想要闯入其中的家伙拒之门外。当然,他不会强迫妹妹在他的房间里留下来,他要妹妹心甘情愿地待在那儿。他要与妹妹到长沙发上坐下来交谈,将自己要送她去音乐学院深造的决定告诉她。无论什么人要对此提出反对,他都不会改变主意。实际上,这项决定他应该在去年的圣诞夜就对家人们讲出来了。想来圣诞夜应该过去很久了吧?要是变形这场巨大的灾难没有降临到他头上就好了。妹妹听到他这番话以后,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从她开始做售货员以后,她就整天穿着没有领子的衣服,也不系上一条丝带,就那样将脖子暴露在空气中。不过,格里格尔便可以在她哭的时候,努力朝她的肩部靠过去,在她的脖子上印上自己的亲吻。

    (8)

    租客头儿忽然对父亲大叫一声:“萨姆沙先生!”随即默然伸出食指指向格里格尔。这时候,格里格尔正在地面缓缓地爬行着。妹妹旋即停止了演奏。租客头儿向自己的同伴笑着摇头示意,继而又望向格里格尔。三名租客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慌乱,相比于刚才叫他们觉得枯燥乏味的琴声,格里格尔的出现显然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致。不过,父亲却认为目前首先要做的不是将格里格尔撵回去,而是上前抚慰租客们的情绪。于是,父亲便朝着租客们匆匆忙忙地跑过去。他挡在他们面前,将格里格尔与他们隔离开来,同时他将两条手臂都伸展开来,催促着他们赶紧躲回自己的房间。也不知是父亲此举惹恼了他们,还是因为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格里格尔的存在一直一无所知叫他们心生不悦,总之,这三名租客发怒了。他们抬起手来揪扯着自己的胡须,缓步退回房去,看起来颇为慌乱。同时,他们还不忘请求父亲对这件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妹妹在拉小提琴的过程中突然被迫中断,一时间难以回过神来。看起来,她似乎依旧沉浸在演奏中,一面垂手握着小提琴和琴弓,一面在琴谱上浏览着。渐渐地,她开始缓过神来,猛然之间,完全清醒过来。母亲这会儿还在椅子上坐着,但是呼吸急促,气喘吁吁。妹妹将小提琴搁到她的腿上,随即朝租客们居住的那个房间跑过去。眼看父亲就要撵着那三名租客进去了,妹妹却抢在了他们前头。在将租客们的床褥铺好以后,她旋即又出来了。父亲拼命驱逐着那帮租客,他已经不记得要礼貌地对待自己的租客了,看样子他性情中的执拗因子应该又冒上来了。租客头儿忍无可忍,在抵达房门口时用力在地板上跺了一脚。父亲终于应声停住了脚步。租客头儿举起手来,并朝妹妹和母亲扫视了一番,说道:“由于这座房子和房东一家人实在是太可恶了,”说着,他猛地一口痰吐在了地上,“我决定立刻退租!虽然我们在这里住了多日,但是我一毛钱的房租都不会付的。不止如此,我还要想想是否要向您提出索赔。要找到索赔的缘由简直太简单了,这一点想必您也很清楚。”说完这些话以后,他便目视前方,沉默下来,看起来像在期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不出所料,他那两名同伴旋即反应过来,同样提出了退租的要求。到这时,租客头儿才用力将门关上,制造出了很大的响声。

    父亲伸出手来,四下摸索着,跌跌撞撞地返回沙发椅那边,一屁股坐上去。晚上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沙发椅上将身体舒展开来,小憩一段时间,此刻他要做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不过,看情形他压根儿就没有小憩的打算,一味坐在沙发椅上连连颔首。自从被租客察觉以后,格里格尔便一直安静地待在原地,没有继续挪动。他现在已经动不了了,除了因为行动被人打断,计划落空而感到灰心丧气以外,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想来也是原因之一,毕竟他已经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很快,家人们便会对自己提出责备,他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母亲的手不停地发抖,小提琴从她的手上滑下来,划过她的腿,跌到了地上。这样的响声仍未使格里格尔回过神来,他一直在静心等候着被家人责备的一刻的到来。

    妹妹终于开口说话了,在说话的时候,为了将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她还拍了一下桌子,她说:“不能放任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了,亲爱的爸爸,还有亲爱的妈妈。我已经将整件事都看透了,当然,眼下你们可能还做不到我这样。我不想用哥哥的名字来称呼这只诡异的虫子。为了照顾他,我们已经倾尽全力,做出了极大的忍耐与牺牲。现在,我们必须要让它远离这个家,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到了这种时候,即便我们这样做了,也是合情合理的,无人有权利责备我们半分。”

    父亲喃喃自语道:“不错,正是如此。”母亲的眼神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她以手掩脸,压低声音咳嗽着,到这会儿,她依然觉得呼吸困难。

    见此情形,妹妹匆匆跑过去,到了母亲身边,帮她把额头抬起来。看起来妹妹方才的提议对父亲很有触动,他的身体坐得笔直,若有所思地摆弄着跟自己的制服配套的帽子。租客们在用餐完毕后,将餐具全都留在了桌上,刚才这顶帽子便一直摆放在那些餐具中间。格里格尔这时仍是一动不动的,父亲在摆弄帽子的同时,偶尔也会朝他那边瞧上一眼。

    母亲正在咳嗽,别人跟她说什么,她完全听不清楚,所以妹妹只对父亲说道:“我能想象得到,你们两个迟早会被它折磨致死,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远离这个家,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好。我们每天的工作负担已经够沉重的了,回到家里还要继续遭受痛苦,谁能受得了呢,反正我是受不了了。”妹妹说到这儿,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她的眼泪淌到了母亲的面颊上,母亲便伸手将其擦拭掉,动作非常僵硬。

    今天的父亲格外善解人意,与以往大相径庭,只听他说:“孩子,我们该如何是好呢?”语气中满是怜爱之情。

    就在片刻之前,妹妹还对此胸有成竹,现在一哭起来就乱了方寸,不知该如何处理,只能无助地耸动着肩头。

    父亲像是在提出假设,又像是在提出疑问:“我们所说的这些他要是都能明白的话——”妹妹马上予以否定,哭着使劲将手摇来摇去。

    “我们所说的这些他要是都能明白的话,”父亲又将这句话复述了一遍,然后便认同了妹妹的观点,认定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空想,遂无可奈何地将双眼闭合起来,“那我们还能跟他达成某种协议。可是,如今——”

    妹妹大喊道:“一定要将它撵出门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了,爸爸。我们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始终相信他就是格里格尔,但是眼下你必须要放弃这种想法。他根本不可能是格里格尔。假若他是的话,他便会主动离家出走了,因为格里格尔很清楚,这只怪虫子根本不能跟我们人类相安无事地一起生活下去。他走了以后,我们的生活便可以重新步入正常的轨道,尽管哥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是我们会一直怀念他,并对他满怀崇敬之心。可是,现在这只虫子整天窥视我们的行动,驱逐我们的租客,他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了,他就是想将我们的房子据为己有,将我们撵出去风餐露宿。爸爸,你瞧!”妹妹骤然提高了声音,“那家伙又过来了!”妹妹因何恐慌至此,格里格尔一点儿都不明白。妹妹恐慌到连母亲都不理会了,直接从母亲所在的椅子上跳出去。只要能离得格里格尔远远的,就算要她以舍弃母亲为代价恐怕也是在所不惜。妹妹跑到父亲旁边,在他身后躲了起来。她的这一举动让父亲也无法冷静了,他起身将手抬到半空,做出一副像是要保护女儿的架势。

    然而,格里格尔从未打算要恐吓什么人,说他要恐吓自己的妹妹更属无稽之谈。鉴于他现在的身体已是千疮百孔,在转身时依靠头部发力协助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将身体调转过来对他而言简直是太难了。他在转身的过程中不断将头抬起来,接着再低下去,贴到地板上借力,支撑住自己的身体。这使得他转身的动作显得非常怪异,旁观者简直无法看出他的本意只是想掉个头返回自己的房间而已。忽然之间,他停止了动作,并转过头去瞧瞧家人们的反应。家人们像是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片刻之前的恐慌氛围霎时终结。家人们齐齐望向他,个个眼神哀伤,一言不发。由于过度疲倦,母亲的眼皮都快抬不起来了。她仍在沙发椅上躺着,并伸出了并拢在一起的两条腿。妹妹此时正搂着父亲的颈部,跟他在一块儿坐着。

    格里格尔心想:“我现在转身应该没问题了吧。”随即便继续刚才的动作。由于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他而言非常困难,所以他经常会暂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呼呼地喘着粗气。这会儿,他不管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家人们也不过来驱逐他了。总算完成了转身的动作,他马上便朝自己的房间行进起来。想不到这里离他的房间竟有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刚刚他竟能拖着病残的身躯爬过这么长的路程,简直不可思议。他并未察觉到家人们全都默不作声,没有用任何言语打扰他的行动,他只是一门心思想快些爬回去。等到爬进门以后,他才扭回头去瞧了瞧。将头部完全调转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颈部已经僵住了。不过,背后的情景还是落入了他的视线范围内。除了站起身来的妹妹,其余家人都安静地待在原地。母亲这会儿已沉沉入梦,格里格尔抓紧时间瞧了她最后一眼。

    他刚刚进入自己的房间,房门就马上被关起来了,甚至还上了锁,发出很大的响声。这响声来得太突然了,将格里格尔吓了一大跳,腿脚虚软无力。妹妹就是这急性子的始作俑者。她一早就做好了准备,等格里格尔一进门,立即就跳上前去,动作异常敏捷。格里格尔完全没发觉她的行踪。这时候,她用钥匙迅速锁好门,并朝着父母大喊起来:“总算把他关起来了!”

    (9)

    周围陷入一片黑暗,格里格尔四下观望了一下,问自己说:“眼下该如何是好呢?”没过多久,他便发觉自己已经动弹不得了,这是他意料之内的事。他到这时才觉得用纤细的腿脚在地上爬行并不正常。不过,要是忽略这一点的话,整体而言,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很痛,然而,这种痛楚感正在慢慢缓解的过程中,最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苹果还在他的后背上深埋着,已经腐烂了,四周出现了炎症,有一层薄薄的尘土盖在上头,但是眼下他对这已经基本无感了。他心里只是念挂着自己的家人们,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与深深的爱。妹妹希望他能离开这里,他自己更希望如此。他静静地思考到凌晨三点钟,隐约自窗口处望见一丝晨曦,随即无意识地垂首,通过鼻子完成了最后一次呼吸。

    早上,那名老女佣过来了。她来了以后,所有人都得跟着醒过来。因为她的劲儿特别大,而且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急急忙忙的,在开门关门的时候总会制造出砰砰的巨响。无论被别人提醒了多少回,她都不会放在心上。今天,她像往常一样,又去瞧格里格尔。一开始,她觉得格里格尔躺在地上纹丝不动是在装模作样,不想被别人打扰,她并没有从中发觉异状。她这会儿正握着一把扫帚,扫帚的把很长,她便将它自门口探进去,撩拨起格里格尔来。她认为格里格尔此刻肯定是有意识的。然而,这样撩拨了他很久,也不见他做出丁点反应。女佣很生气,便对着格里格尔使劲捅了起来。后来,她直接将他推离了原位,可他照旧纹丝不动。女佣终于察觉到不妥。没过多长时间,她便明白过来。她双眼大睁,还吹起了口哨,随后直接将这个房间的门推开,朝着外头高声喊道:“快来人呐!它已经死了!的确是死了,躺在地上连动都不动了!”

    她的喊声叫萨姆沙两夫妻大吃一惊。两人僵硬地在床上了坐了一阵子,渐渐地,情绪缓和下来,这才理解了女佣表述的内容。萨姆沙先生将一条毯子披在身上,他的妻子却只穿着睡衣,两人急匆匆地下了床,来到格里格尔所在的那间房。租客们来到家里以后,格蕾特便搬到起居室睡觉了。这时候她打开了起居室的房门,身上衣衫齐整,看起来似乎一夜都没有合眼,再加上她的脸色惨白,实情应该就是如此。萨姆沙太太问道:“真的死了?”她没有亲自过去查看情况到底如何,只是瞧了瞧女佣,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其实,真相就摆在眼前,她就算不亲自过去,也已对一切了然于胸。女佣答道:“当然了。”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她一面回答一面还将格里格尔的尸体用扫帚朝一旁扫出了很远的一段距离。萨姆沙太太似乎有上前制止住她的冲动。她动了动自己的身体,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萨姆沙先生则说:“真好,真是多谢上帝对我们的仁慈!”他在自己的胸口处划起了十字,他的妻子、女儿,还有那名女佣,也全都做起了相同的动作。格蕾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格里格尔的尸体,她说道:“他可真瘦呀,你们瞧见了吗?他绝食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了。不管给他送去什么食物,最后都是原封不动地再退回来。”的确,格里格尔的尸体简直已经干瘦得不成样子。大家直到现在才发现了这一点,原因就是他再也不必利用纤细的腿脚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同时再也不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了。

    萨姆沙太太微微笑起来,但是看上去分外感伤,她说:“格蕾特,到爸爸妈妈的卧室里来吧。”格蕾特跟随着父母朝卧室走去,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停地扭头朝格里格尔的尸体张望。三月份已经到来了,尽管天还很早,但已经有温暖的气息从新鲜的空气中散发出来了。女佣将门关上,又打开了窗户。

    租客们走出自己的房间时,发觉自己已经被房东一家人遗忘了,不禁吃了一惊,开始四处寻觅早餐。租客头儿非常不悦,向女佣问道:“早餐在哪里?”女佣一言不发,只将手指贴到了嘴唇上。随后,她便朝租客们匆匆忙忙地挥了挥手,引领他们来到格里格尔的卧室。三名租客站在格里格尔的尸体旁边,将手放进了外套的衣袋中——在他们的衣袋周围有明显的摩擦痕迹。此时,这间房中的光线已逐渐明朗起来。

    大卧室的门忽然被敞开了,萨姆沙一家人从中走了出来。萨姆沙先生已经穿上了他那套银行制服,一左一右地拥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格蕾特的脸庞不时依偎到父亲的胳膊上。三个人的眼睛看起来都像是刚刚流过眼泪。

    萨姆沙先生朝门口一指,宣布道:“请几位立即从我家里离开!”在做出这种举动的同时,他照旧拥着妻子和女儿不肯放松。租客头儿不可置信地问道:“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说着,他便笑了起来,那笑容非常做作。他那两名同伴似乎非常想看到双方发生争执,并且对己方获胜非常有自信,于是背起双手摩擦个不停。萨姆沙先生答道:“我是什么意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说着,他便与妻子女儿并列朝租客头儿走过来。租客头儿像是对这件事重新展开了斟酌,立在原地一声不吭,同时视线一直停留在萨姆沙先生身上。他终于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搬出去。”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视线也没从萨姆沙先生身上移开过。忽然之间,他变得谦逊无比,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只有得到房东的允许,他才有搬离这里的勇气。萨姆沙先生瞪大双眼望着三位租客,敷衍了事地对他们颔首。随即,租客头儿就朝门厅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他那两名同伴一早就开始认真聆听他们的对话,并不再摩擦双手了。眼下见到头儿离开,他们两个像是非常害怕会比萨姆沙先生的动作更慢,被他率先冲进门厅,从而将他们二人与头儿之间的关系隔断了,所以马上就冲上前去紧紧跟上他们的头儿。三名租客从前厅的衣服架子上将各自的帽子取下来,并将手杖也取出来,朝房东一家行了个礼,随即默默离开了这里。某种莫名其妙的疑心使得萨姆沙先生与妻子女儿一块儿走向楼梯口,倚靠着栏杆张望起来。只见那三名租客在漫长的楼梯上往下走,他们走得很慢,然而脚步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每次走到一层楼的楼梯拐角处,就会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不过很快他们又会现身了。随着他们越走越远,萨姆沙全家倾注在他们身上的精力越来越分散。最后,萨姆沙一家人似乎终于舒了一口气,从栏杆旁边退回去。这时候,三名租客正与一名肉店的店员错身而过。那名店员抬着头,挺着胸,还在脑袋上顶着些什么物件儿。

    萨姆沙一家人下定决心,要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来漫步和歇息。这样做确实非常有必要,这段日子以来,他们实在是累坏了。一家三口在桌子旁边坐下,开始写请假条。萨姆沙先生是写给自己的主管,他的妻子是写给预定货物的买家,他的女儿则是写给商店老板。在写请假条的过程中,女佣过来报告说她该离开了,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今早要做的所有工作。三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并未朝她看一眼,只是轻轻颔了颔首。可是,她却没有马上离开,又在这儿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三人终于抬起头来,很不高兴地朝她看过去。萨姆沙先生问:“还有事吗?”女佣似乎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向他们汇报,不过要想从她嘴里探听到这个好消息,就必须要正正经经地向她提出问题。所以,这会儿她只是在门口笑嘻嘻地站着。有根鸵鸟毛笔直地插在她的帽子上,这会儿正微微地四下颤动。萨姆沙先生向来对这根羽毛毫无好感,从雇佣她的第一天起就是如此。萨姆沙太太却依然对女佣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向她询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吗?”女佣和和气气地笑起来,她笑得太厉害了,差点儿连话都说不出来。停一停,她才说道:“那间房里的那个玩意儿我已经处理好了,你们不用再为怎么将它搬走而费神了。”萨姆沙太太和女儿闻言低下了头,准备将各自的请假条接着原先被打断的地方写下去。然而,女佣却打算继续往下说,将自己刚才的做法向他们清晰地表述出来。萨姆沙先生了解到她的意图,于是当机立断伸手打断了她。女佣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说下去,随即又记起还有一堆活计等着自己去做,于是愤怒地吼了一声:“再见!”便迅速转身离开了此地,还将门摔得震天响。

    萨姆沙先生说道:“我今天晚上就炒她鱿鱼。”家里刚刚平静下来,眼下似乎又被这名女佣给破坏了。因而,萨姆沙太太和格蕾特并没有心情接萨姆沙先生的话,两个女人来到窗户前,彼此拥抱着。萨姆沙先生并没有起身,而是将屁股下面的沙发椅挪向正对着她们的方向。他凝视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起初并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才出声道:“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你们快回来吧,不要再胡思乱想了,现在是时候关心一下我了。”听了他的话,萨姆沙太太和格蕾特旋即跑了回来,温柔地安抚起他来。不一会儿,三人就写完了请假条。

    跟着,一家三口一块儿从家里出发,乘坐电车朝郊野奔去。他们一家人已经接连几个月未曾集体出行了,这时候电车上只有他们三人,暖烘烘的太阳光将整个车厢都笼罩其间。车上的座椅很舒服,他们坐在上头,开始对日后的生活规划展开讨论。在此之前,他们并未详细讨论过这些,直到这时,他们才发觉情况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样差劲。他们一家三口现在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并且各自都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现在对他们来说,搬家是改善现状的首选。他们如今居住的房子是格里格尔挑选的,眼下他们打算从这里搬走,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那样费用会相对少一些,不过周围的交通一定要相当方便,实用性也要强。在谈论这些话题时,格蕾特显得非常活跃。由于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所以她的面色一直很白,可是这并没有阻挡她长成一个丰满漂亮的年轻姑娘。她的父母亲注意到了这些,不禁停止了讨论。他们彼此对视着,已然达成了一项共识:该给女儿寻觅一桩好亲事了。电车到站时,格蕾特首先起身伸伸懒腰,像是认同了父母最新萌生的美好憧憬,至少在她的父母眼中是这样的。

    审判

     一 被捕——先与格鲁巴赫太太、后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

    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每天八点钟,女房东的厨娘总会把早餐端来,可是这一天她却没有露面,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她似乎正用一种对她来说也许是少有的好奇目光注视着他。K觉得又气又饿,便按了按铃。随即听见有敲门声,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此人身材瘦长,然而体格相当结实,穿着一套裁剪得非常合身的黑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钮扣,还有一条束带,其装束像是一个旅游者。因此,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用,虽然人们不大清楚,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打扮。“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那人并不理睬K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用不着解释的;他只说了一句:“你按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了,”K说。他随即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琢磨起那人来,打算弄清楚到底来者何人。那人没让K琢磨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缝,以便向显然就站在门后的某人报告:“他说,安娜该给他送早餐了。”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暂的哄笑声,算是回答;这阵笑声听起来像是好几个人发出来的。虽然那个陌生人没从笑声中听出什么名堂来,自己心中也无数,可是他却像传达一个声明似地对K说:“这不行。”“这可真新鲜,”K大声说道。他从床上蹦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得瞧瞧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该怎么向我解释这件事。”然而,他立即意识到,他不应该大声说这句话;这么做就等于以某种方式承认,那个陌生人是有权关注他的行动的。然而,他觉得此事在目前无关紧要。但是,陌生人倒真是这么理解K的话的,因为他问道:“你不觉得你留在这里更好吗?”“如果你不说明你是谁,我就既不呆在这里,也不让你跟我说话。”“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陌生人说。然后,他自作主张,猛地把门打开。K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乍一看,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似乎是头天晚上就摆好了的。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有各种家具和陈设,地毯、瓷器和照片摆得满屋子全是。也许起居室里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刚一进屋是不能发现这点的,尤其是因为屋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坐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看书。那人抬起眼睛,瞧了K一眼。“你得呆在自己屋里!难道弗朗茨没对你说过吗?”“说过,但是,你在这里干什么?”K一面问,一面把他的目光从这个刚刚见到的人身上移向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弗朗茨还站在门旁。接着K又把目光移回来。K透过敞开的窗户,又看了一眼对面的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走到正对面的窗户跟前,打算看看这儿发生的一切。“我还是去找格鲁巴赫太太吧……”K说。他好像想摆脱那两个人(虽然他们离他相当远),打算走出屋去。“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个人说。他把书扔到桌上,站了起来,“你不能出去,你被捕了。”“原来是这么回事,”K说,“不过,为什么逮捕我呢?”他加了一句。“我们无权告诉你。回到你的屋里去,在那儿等着。已经给你立了案,以后会按程序把一切都讲给你听的。我这么随随便便地跟你讲话,已经超出了我得到的指示范围。但是,我希望除了弗朗茨以外,谁也没有听见我讲的话;弗朗茨刚才对你也太随便了,也违反了给他下达的明确的指示。在为你选择看守方面,你是幸运的;如果你继续这样走运,你就可以对最后结果感到放心了。”K觉得自己应该坐下来,可是他发现,整个屋子里除了窗前有把椅子外,没有地方可以坐。“你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弗朗茨说。他和另外那个人同时朝K走来。那人比K高得多,不断拍着K的肩膀。他们俩人仔细看着K的睡衣说,他现在不应该再穿这么考究的衣服了,但他们将负责保管这件衣服和他的其它内衣;如果他的案子结果不错,他们以后就把这些衣服还给他。“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仓库里去要好得多,”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失窃;另外,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而不管你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你则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类案子会拖多久,尤其是近来这些日子。当然,到了最后,你也能从仓库中得到一些钱;但是,首先他们付给你的钱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把你的东西卖给最老练的行贿者,而不是出价最高的顾客;其次,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钱每隔一年,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减少很多。”K对这种劝告毫不在意,他不认为别人有权支配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有这两个人在身边,他甚至无法思索。第二个看守——他们准是看守,不会是别的人——的肚子老是相当友好地顶着他。只要他一抬眼,就会看见一副和看守胖乎乎的躯体毫不相称的面孔:这是一张干瘪、瘦削的面孔,上面长着一个向一边扭曲的大鼻子。他的目光好像正越过K的头和另外一个看守交换着看法。他们可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正在谈些什么?他们可能代表什么权力机关呢?K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里,全国一片歌舞升平,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他一直倾向于对事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只是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他才相信事情果真会这么坏;即便危险已迫在眉睫,他也不为明天担忧。但是,他觉得目前采取这种态度并非上策;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玩笑;一个他在银行里的同事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而策划的不甚高明的玩笑。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须朝着这两个人的脸会意地笑笑就行了,他们准会和他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只是在街角干活的搬运工——他们看起来很像搬运工;因此,他只看了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一眼,便决定暂时不放弃他可能在这两个人面前占有的优势。日后,他的朋友们可能会说,他居然不知道开玩笑;这种小小的危险是存在的。尽管他不习惯从经验中学习,但他也回忆起,在几个不太重要的场合中,他不顾所有朋友的劝告,丝毫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意孤行,最后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那种事决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演;如果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坚持演到底。

    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他说,然后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疾步朝自己的屋子走去。“看来他是知趣的,”他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背后说道。他一进屋,就拉出写字台的抽屉:所有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但是,由于激动,他一下子没有找到他想找的能表明自己身分的那几份证件。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正想拿着它到看守那儿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这种执照什么用也没有。于是,他继续翻寻,直至找到出生证为止。他刚重新走进隔壁房间,对面那扇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露了一下脸。他只看见她一会儿功夫,因为格鲁巴赫太太一瞧见他,显然感到十分尴尬,赶紧表示道歉,然后便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合上门。他完全有时间对她说:“进来,进来吧。”但是,他只是呆站在屋子中间,手上拿着证件,看着那扇再也没有打开的门。直到看守喊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他发现,两个看守正坐在窗旁的一张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应该是他吃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她不准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因为你被捕了。”“什么,我被捕了?以这种可笑的方式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现在又想从头开始啦?”看守说,同时把一片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在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类似问题。”“你们应该回答,”K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请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首先是逮捕证。”“哎哟,我的老天爷,”看守说,“但愿你能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愿你不要再这样徒劳无益地来麻烦我们俩人啦,我们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对你都要好,我们对你的关心胜过其他人。”“确实是这样,你可以相信这点,”弗朗茨说。他手里端着咖啡杯,但是并没有举到嘴边,而是久久地、表面上看来意味深长地、然而又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正。K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和弗朗茨交换着含义深刻的目光。尽管如此,他却用手拍拍自己的证件又说道:“这是表明我身分的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嚷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小孩。你想要干什么?你以为用证件、逮捕证之类的东西为借口,和我们——看管你的人——吵闹,就能使你的这桩微妙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只是地位卑微的低级职员,正式文件中很难找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和你的案子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只是每天看管你十个小时,并因此而领取工资。这些就是有关我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很清楚,我们为之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令逮捕一个人之前,一定很了解逮捕理由以及犯人的特征。在这方面是不会出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官员们——我只认识其中级别最低的官员——从来也不到民众间去寻找罪过,而是像法律中说的是被罪过吸引过去的,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去。这就是法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不了解这项法律,”K说。“这对你来说可糟透了,”看守回答道。“这项法律很可能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头脑中,”K说。他想通过某种方式掌握看守的想法,使自己在他们面前占上风,或者使自己去适应他们。可是,看守只是用令人扫兴的口吻说道:“你会触犯法律的。”弗朗茨打断了他的话:“你瞧,威廉,他承认他不懂得法律,可是他又声明他没罪。”“你说得很对,不过你永远也不能使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变得理智起来,”另一个看守回答道。K没有再搭腔。“难道说,”他想,“我应该被这两个可怜虫的胡言乱语把头脑搞得更乱吗?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已经谈了有关自己的所有情况。然而,他们讲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十足的愚蠢才会使他们这么自信。只要和与我智力水平相同的人讲几句话,就能把所有事情搞得一清二楚;而跟这两个人即使啰嗦几个钟头也做不到这点。”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一阵;他又看见了马路对过的那个老太太:她正挽着一个年纪比她还要大的老汉的腰把他拽到窗前。K觉得应该让这出闹剧收场了。“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那儿去,”他说。“等他下命令时,我就带你去,现在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回答道。“现在我劝你,”他接着说,“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呆着,等到对你作出决定为止。我们对你的忠告是,别因为一些无谓的念头而想人非非。你要认真考虑,因为将要对你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你对我们不像我们对你那么友好善良;你忘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至少和你相比,我们是自由的。这是一个不小的有利条件。尽管这样,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为你买一些早点来的。”

    K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没有对看守的提议作出回答。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也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使其告终的最简单的办法。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抓住他;他只要一被抓住,就会失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因此,他屏弃了快速解决的办法,选择了一种稳妥方式,听凭这件事情自然发展;于是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他和看守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躺在床上,从脸盆架上取下一个挺好看的苹果;这是他头天夜里搁在那儿的,准备早餐时吃。现在,这个苹果便是他能吃到的全部早点了。他刚咬了几口便深信,不管怎么说,这个苹果要比那邋里邋遢的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所能买到的早点好吃得多。殷勤的看守答应可以到那儿去给他买点吃的来。他觉得很自在,充满了自信;不错,今天上午不能到银行里去上班了,但是,他的缺席很容易被宽容,因为他的职位比较高。他应该把缺席的真实原因讲出来吗?他认为应该这么做。如果他们不相信——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那他就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甚至让马路对面的那两个陌生人作证,他们现在可能又走回到正对着他房间的那扇窗前了。K觉得奇怪,至少当他想到两个看守的做法时感到奇怪:他们居然让他回到自己屋里去,把他一人撂在那儿;他在屋内有很多机会可以自杀。不过,他同时也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看问题,们心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他才有可能去自杀?是因为两个看守坐在隔壁,攫取了他的早点吗?自杀是一种无意义的举动,即使他想自杀,他也不会让自己走上那条绝路,原因正在于这个举动是无意义的。如果这两个看守的愚蠢并不是这样显而易见,那他就会认为,他们两人也觉得让他一人呆着不会有危险,原因同上。他们现在完全有权监视他的举动。他走到食柜跟前,里面有一瓶上等白兰地;他斟满一杯,一饮而尽,弥补没吃早点的损失,然后又干了第二杯,为自己壮胆,最后又喝了一杯,用来垫底,以便应付不测事件。

    隔壁房间里突然传来喊声,他大吃一惊,牙齿在杯子上磕得“格格”作响。“监察官让你去,”这是喊声的内容。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喊声所用的语调:粗暴,鲁莽,像是发布军令。他决不会相信这是看守弗朗茨发出来的声音。事实上,命令本身他是欢迎的。“总算有消息了,”他也喊了一声,以示回敬;然后关上食柜,匆匆走进隔壁房间。两个看守站在那儿,他们好像理所当然似地马上把K推回他的屋子里。“你想干什么?”他们嚷道,“你以为只穿件衬衫就能去见监察官吗?他会狠狠接你一顿,连我们也不能幸免。”“随我的便吧,该死的,”K大声说道;可是他这时已被推到衣柜前,“是你们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的,别指望我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不这样做不行,”看守说。只要K一提高嗓门,他们就变得和颜悦色,甚至还略带抑郁,想以此把他搞糊涂,或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恢复理智。“无聊的形式!”他气愤地说。他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衣,两手撑着呆了一会儿,好像是让看守瞧瞧,穿上它是不是合适。他们摇摇头。“必须穿件黑衣服,”他们说。于是K把衣服扔到地板上,对他们说:“又不是判了死刑。”他自己也不清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两个看守笑了笑,还是坚持原先的说法:“必须穿件黑衣服。”“如果这样做是为了使我的案子处理得快些,那我也不在乎,”K回答说。他打开衣柜,在一大堆衣服中翻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他那件最漂亮的黑上衣。这是一件缝制考究的普通西装,熟人们见了赞不绝口。然后他又挑了一件衬衫,开始精心打扮起来。他暗自思忖道:不管怎么说,为了使诉讼过程赶快开始,他已经想了法子,让两个看守忘了叫他洗澡。他偷偷瞥了他们一眼,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起来要他洗澡;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点。不过威廉倒没有忘记派弗朗茨去向监察官报告,K正在更衣。

    他全部穿戴完毕后,便出发上路;威廉紧紧跟在他后面。他穿过现在已经空无一人的隔壁房间,走进旁边的屋子:这间屋子的两扇门都开着。K知道得很清楚,最近一位名叫布尔斯特纳的打字员小姐租了这间房间。她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很晚才能回家,K只是在碰见她的时候和她讲过几句话。现在,她床边的小茶几被推到屋子正中当桌子用;监察官正坐在小茶几后面,交叉着双腿,一只胳臂搭在椅子背上。

    三个年轻人站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正在看着布尔斯特纳的几张照片;照片嵌在镜框中,挂在墙上。窗子开着,一件白色的女上衣挂在窗闩上,来回摇晃。马路对面的那扇窗子后面,又出现了那两个老人,不过他们的圈子扩大了,因为在他们身后还站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比他们高出一头一肩,衬衫领口敞着,手指头老在捋着他那微带红色的山羊胡子。“约瑟夫·K?”监察官问道,也许他只是想把K的心不在焉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来。K点点头。“你对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大概觉得很奇怪吧?”监察官问,他的两只手在摆弄着小茶几上的几样东西:一支蜡烛,一个火柴盒,一本书和一个针扎,好像这些东西对他进行审讯是有用的。“当然,”K说;他为自己终于遇见了一个讲道理、可以就此事一起谈谈的人而感到甚为高兴。“当然,我觉得奇怪,不过,我并不觉得十分奇怪。”“不十分奇怪?”监察官问,他把蜡烛放在茶几中间,把其它东西摆在蜡烛周围。“也许你误解了我,”K赶紧补充道,“我是说……”说到这里,K住了嘴,朝四周看了一眼,想找把椅子。“我想我可以坐下吧?”他问。“这不符合习惯,”监察官回答道。“我是说,”K说,他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当然觉得很奇怪;不过,像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已经混了三十年、为了从中闯出一条路而搏斗过的人,对于奇怪的事情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已经不怎么认真予以对待了,今天上午的事尤其是这样。”“为什么今天上午的事尤其是这样呢?”“我并不是说,我把今天上午的事当作是在开玩笑,因为,如果真是开玩笑的话,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似乎做得太周全了。公寓里的所有人,以及你们全体,都介入了;这对于开玩笑来说,未免太过分了一点。因此我不认为这是开玩笑。”“很对,”监察官说,他似乎想搞清楚火柴盒里有多少根火柴。“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K接着说,他把脸转向屋里的每个人,想把站在照片旁边的三个年轻人的注意力也吸引过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我这么说的事实根据是:虽然我被控告犯了什么罪,但我却回想不起我曾经有过什么过失,以至现在要受到指控。然而,即使这样也无关紧要,我只想问问:到底是谁控告了我?什么机构负责审讯?你们是法官吗?你们当中谁也没有穿制服,”他说到这里,对弗朗茨转过头去,“如果你的衣服也不能算作制服的话。不过,它更像是旅游者的行装。我要求你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我相信,经过解释以后,我们就能十分友好地互道再见了。”监察官把火柴盒扔到茶几上。“你想人非非了,”他说,“这里的先生们和我本人在你的案子中都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实际上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穿上最正规的制服,你的案子一点也不会变得更糟。我甚至不能肯定,你是否被控犯了罪;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了你。你被捕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看守可能给你留下了另一种印象,但他们只是不负责任地瞎议论。不过,虽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倒至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少捉摸我们,少考虑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别这样大声嚷嚷,表示自己的清白。你在其它方面给人家留下的印象不错,这么一嚷嚷,反而会坏事。你还应该尽量少开口,你刚才讲的每句话几乎都可以添枝加叶,写进你的表现记录中;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

    K目不转睛地瞧着监察官。难道他需要让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年轻的人教训自己应该怎么为人处世吗?难道他会因为直言不讳而遭人指责,受到惩处吗?难道他确实打听不出为什么会被捕以及是谁派人来逮捕他的吗?

    他有点烦躁,开始来回踱步——谁也不阻止他。他挽起袖口,用手指触摸着衬衫的前襟,拨弄着头发。他从那三个年轻人身边走过时说:“纯粹是胡闹!”于是,他们转过身来,用同情。然而严肃的目光看着他;最后,他走到监察官的桌子前面。“哈斯特勒律师是我的私人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监察官回答道,“不过,我看不出给他打电话会有什么意义,除非你有什么私事要跟他商量。”“给他打电话会有什么意义?”K嚷道,与其说他发了火,倒不如说他感到很惊讶,“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求我理智一些,而你的举动却无聊得只有你自己才想像得出!这足以使狗也讨厌。你们先是闯进我的家,然后在屋子里面晃荡;而我则要绞尽脑汁,徒劳无益地思索被捕的原因。既然我已经被捕,给一位律师打电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好吧,我不打电话了。”“你想打就打吧,”监察官一面说,一面朝门厅方向摆摆手,那儿有电话,“请去打电话吧。”“不,我现在不想打了,”K说;他朝窗前走去。马路对面的那三个人还在看热闹,他们看得津津有味;K在窗前出现时,他们的乐趣第一次稍稍受了点影响。两个老人挪动着身子,好像要站起来,但是后面的那个男人却没事似地请他们放心。“还有不少看热闹的!”K用手指头指着那三个人,对监察官大声嚷道。“走开,”他朝马路对面喊着。那三个人立即往后退了几步;两个老人几乎躲到了年轻人的背后;年轻人用他那魁梧的身躯护着他们,根据他的唇部动作判断,他正在说着什么;但由于距离太远,他讲的话听不见。然而,他们并没有离开,好像在等待机会,悄悄回到窗前来。“多管闲事、不体谅别人的讨厌鬼!”K又转过身来,对着屋里说。他朝旁边瞥了一眼后,心想,监察官或许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也可能监察官根本没有听,因为他把一只手紧紧接在桌面上,好像在比较五个指头的长短。两个看守坐在一个木箱上,不停地晃着腿;木箱上蒙着一块绣花布。三个年轻人手按着臀部,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屋里静悄悄的,像是在某个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来吧,先生们,”K大声说道;他一时认为自己是全体在场者的负责人,“从你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我的事情好像已经解决了。我的意见是,现在最好别再计较你们的行为到底合不合法了,大家握握手,以友好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吧。如果你们的意见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他朝监察官的桌子走去,伸出他的手。监察官抬起眼睛,咬着嘴唇,瞪着K朝他伸过来的那只手。K相信监察官会握住这只主动伸过来的手;然而恰恰相反,监察官站了起来,拿起放在布尔斯特纳小姐床上的那顶硬圆帽,用两只手把帽子仔仔细细地戴在头上,好像是第一次试戴似的。“你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他一面戴帽子,一面对K说,“你以为我们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件事吗?不,完全不可能办到。不过,我并不是劝你放弃希望。你为什么要放弃希望呢?你只是被捕了,别的没什么。我奉命把这件事通知你。我这样做了,我也注意到了你的反映。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吧,我们可以互道再见了,虽然只是暂时的再见而已,这是很自然的。我想,你现在该到银行里去了吧?”“到银行里去?”K问道,“我想,我刚才被捕了,不是吗?”K略带挑衅地问道。尽管他提出的握手的提议没有被理睬,他仍然觉得自己越来越和这些人不相干了,尤其是现在,当监察官起身要走时,他更觉得如此。他在和他们逗着玩。他真想在他们出门的时候跑步追上去,一直追到大门口,给他们将一军,让他们把自己当作囚徒带走。所以他又说了一遍:“既然我已经被捕了,那怎么能到银行里去呢?”“噢,我明白了,”已经走到门边的监察官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你被捕了,这是确实的,但是并不禁止你去办事;也不阻碍你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这么说来,被捕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K走到监察官跟前说。“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坏事,”监察官说。“既然如此,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告诉我说。我已经被捕了,”K说,他走得更近了。其他人也靠上前来。他们现在都聚集在门边的一。小块地方里。“这是我的责任,”监察官回答道。“一个愚蠢的责任,”K毫不客气地说。“也许是这样,”监察官说,“不过我们用不着在这种争论中浪费时间。刚才我觉得你会愿意到银行里去的。既然你在用词上这么吹毛求疵,那我就补充一句吧:我并不强迫你到银行里去,我只是猜想,你会愿意去的。为了给你提供方便,为了让你顺利地到达银行,尽可能不受阻碍,我把这三位先生留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同事,供你支配。”“什么?”K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三个人大声说。这三个一文不名的患贫血症的年轻人——他刚才看见他们站在照片旁边——确实是那家银行中的职员;但不是他的同事——监察官的这句话言过其实,暴露出他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中的一个缺陷。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是银行中的低级职员。K刚才怎么会没有发现这点呢?他可能只顾注意监察官和看守了,因此没有认出这三个年轻人来。严峻的拉本斯泰纳摇晃着双臂,潇洒英俊的库里希长着一双深凹的眼睛,卡米乃尔由于患了经久不愈的肌肉抽搐症,脸上挂着令人不可忍受的笑容。“你们好!”K停了一会儿说;他朝那三个人伸出手去,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点头致意。“刚才我没认出你们来。好吧,现在咱们上班去,可以吗?”三个年轻人微笑着,迫不及待地点着头,好像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等这么久的。当K转过身,想回房间去取他搁在那儿的帽子时,三个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帮他取,这使他很过意不去。K站在原地,透过两扇开着的门看着他们;动作迟钝的拉本斯泰纳当然落在最后面,他以优美的姿势迈着小步向前走。卡米乃尔把帽子递了过来,K不得不提醒自己,卡米乃尔的笑容不是故意作出来的,他即使想露出个笑容,也办不到。K在银行里不得不常常以此提醒自己。还有格鲁巴赫太太,看来她并不特别感到内疚;她打开正门,让这几个人出去。K像往常那样,低下头看着她的围裙带;她腰圆体胖,围裙带掐在腰间,深深陷进肉里,深得令人不可思议。K到了楼下,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以后,决定叫出租汽车,以免继续延误去银行的时间,因为他已经迟到半个钟头了。卡米乃尔跑到街角要车,其他两人显然在竭力使K分心。突然库里希指指对面那家的大门:门口出现了那个蓄着一把略带红色的山羊胡子的高个子男人,他因为整个身子露了出来而有些难为情,因此立即缩回身子,靠墙斜倚着。两位老人可能正在下楼。K发现库里希还想让他去注意那个人,觉得很恼火,因为他早已认出那人来了,他刚才便一直盼着见到那人。“别朝马路对面张望,”他匆匆说道,没有在意自己用这种腔调对一个成年人说话,会使人觉得多么奇怪。不过,不必再解释了,因为这时出租汽车已经开来了;他们坐定后,车便起步了。这时,K想起他没有发现监察官和两个看守是怎么离开的;监察官当初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以至他没有认出这三位职员来;而职员们后来又使他把监察官忘得一干二净。这说明他心不在焉,K决定在这方面要多加注意。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伸出脖子从车子后部往外张望,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瞧见监察官和看守。但是他马上便转回身来,舒舒服服地靠在车角里,因为他根本不想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和人们可能认为的相反,这时倒乐于听他的同伴们讲一两句话;但是他们好像突然累了,拉本斯泰纳透过车窗玻璃,瞧着右边,库里希看着左边,只有卡米乃尔正面对着他,脸上挂着那个令人害怕的笑容;可惜的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种笑容不能作为谈论的话题。

    那年春天,K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消磨晚上的时光:下班以后——他一般在办公室里呆到九点——只要时间允许,便独自或者和几个同事一块散一会儿步,然后走进一家啤酒店,在一张大多数情况下由年长者付钱的桌边坐下,一直到十一点才离开。但是,这个惯例也有几个例外:当银行经理请他乘车出去逛逛,或者请他到乡间别墅中吃饭时便是这样。经理对他的勤快和可靠有很高的评价。另外K每星期要去看一次一位名叫艾尔莎的姑娘;她在一家酒吧间里当侍应女郎,每夜都要通宵达旦,白天则在床上接待来访者。

    但是这天晚上——白天工作很忙,许多人热情友好地向他祝贺生日,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K决定直接回家。白天上班时有几次短暂的休息时间,每次休息时他都在想着这件事;他也不大清楚是为什么,但他总觉得格鲁巴赫太太全家都被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搅得一塌糊涂了,使这个家恢复正常是他一个人的任务。只要问题一解决,这些事情的痕迹将荡然无存,一切便会恢复常态。那三个职员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害怕,他们重新被纳入银行的庞大行政机构中,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K曾经好几次把他们单个或一起叫进办公室,目的仅仅是对他们进行一番观察:每次请他们退出办公室时,他心里都很平静。

    当他九点半到达他住的那栋房子时,发现沿街的大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小伙子;小伙子两腿叉开,嘴里叨着烟斗。“你是谁?”K马上问道;他把自己的脸凑近小伙子的脸,因为门口较暗,看不大清楚。“我是看门人的儿子,先生,”小伙子说,他放下烟斗,走到一边去了。“看门人的儿子?”K问道,并不耐烦地用手杖敲敲地面。“你需要什么东西吗,先生?我是不是去把父亲叫来?”“不,不,”K说;他的语调令人宽慰,好像小伙子干了件错事,不过可以得到原谅。“没事,”他说完便走进门去,但是在登上楼梯之前,又回头看了一眼。

    他本想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但是他又想和格鲁巴赫太太谈一谈,所以便在她门口停下敲了敲门。她正坐在桌边织补东西,桌上摆着一堆旧袜子。K局促不安地表示道歉,因为这么晚了还来敲门;不过,格鲁巴赫太太倒很客气,请他不必解释,她什么时候都愿意和他聊一聊。K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她最好的、最受尊重的房客。K环顾了屋子一眼:屋里已经完全恢复了老样子,早晨放在窗旁桌子上的那些盛早点的盘子好像已经拿走了。女人的手可真勤快,他想道。如果是他的话,很可能会当场把这些盘子全打碎,而决不会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拿走。他怀着某种感激的心情看了格鲁巴赫太太一眼。“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干活?”他问。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坐在桌边,K不时把自己的一只手伸进袜子堆里去。“活儿很多,”她说,“白天我的时间归房客所有;只有在晚上才能料理自己的事情。”“我担心今天给你增加了额外负担,我要对此负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她问道,并把织补活搁在膝上,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我指的是,今天早晨来了那几个人。”“噢,是那件事,”她说道,一会儿就恢复了镇静,“这没给我添多少麻烦。”她又拿起了织补活,K默默地瞧着她。(“当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她似乎感到惊讶,”他想,“她好像觉得我不该提这件事。越是这样,我越要提这件事,因为我不能跟别人讲,只能跟这位老太太说一说。”)“这肯定给你增加了不少麻烦,”他最后说,“不过,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对,不会再发生了。”她肯定地说,脸上露出了几乎是凄凉的微笑。“你这话当真?”K问。“对,”她轻松地说,“不过,首先你不必太多心。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K先生,既然你跟我讲话很坦率,那么我也可以向你承认,我在门背后听了一会儿,那两个看守还告诉了我几件事。这关系到你的幸福,我确实很关心,也许关心得过分了,因为我只不过是你的房东而已。好,我接着说吧,我听说了一些事情,不过,我不能说,这些事特别坏。不。你被捕了,这是事实,但你和被捕的小偷不一样。如果有人因为偷东西而被捕,这当然是坏事;但是你的被捕……我总觉得是因为某种很深奥的原因,请原谅,如果我讲了蠢话;我觉得是因为某种抽象的东西,我不理解这点,我也不必去弄明白。”

    “你刚才讲的话一点也不蠢,格鲁巴赫太太,至少我也部分同意你的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这一切要更严重,对我的控告不仅抽象,而且完全是无中生有。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就是一切。如果我醒来后,不苦苦琢磨安娜为什么没有来,而是立即起床,并且不管有没有人阻拦,到你这儿来的话,我就可以换个地方,在厨房里吃早饭,并且可以让你到我房间里去把我的衣服拿来。总之,如果我的行为明智一点,后来的那些事就不至于发生了,一切就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是,我当时毫无准备。在银行里,我总是胸有成竹,类似的事情在那儿是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我有自己的侍从,直线电话和内部电话就摆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顾客、职员接踵而至;更重要的是,我总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一直保持警觉。an果这种情况突然出现在银行里,我会着实感到愉快的。哎,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想重提啦,只打算听听你的看法,听听一个明智的太太的看法。我很高兴,咱们的观点一致。现在请你伸出手来,咱们握握手,证明咱们的观点确实是吻合的。”

    “她会同我握手吗?监察官是不会这样做的,”他想道,同时用一种审察性的异样目光打量着那女人。她站了起来,因为K已经站起来了;她有点困惑不解,因为没有完全听明白他说话的意思。由于困惑,她讲了一些违心的话,这些话说得很不是时候。“不必过虑,K先生,”她说,声音中好像包含着眼泪,她当然忘了握他的手。“我并不认为我为这件事过虑了,”K说;他突然疲倦了,发现她同意或者不同意自己的意见都无关紧要。

    他在门口问:“布尔斯特纳小姐在家吗?”“不在家,”格鲁巴赫太太回答道,她在作出这个干巴巴的回答时,诚恳地笑了一下,好像对此表示关切。“她去看戏了。你想问她点什么事吗?需要我给她留个口信吗?”“噢,我只想和她说一两句话。”“我怕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去看戏时,一般回来得很晚。”“这没关系,”K说,他低垂着脑袋,转身朝门口走去。“我只想向她解释一下,今天借用了她的房间。”“这完全没有必要,K先生,你太认真了,小姐什么也不知道,她从今天早晨出去后,一直没有回来过,所有的东西都已放回原处,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她打开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门。“谢谢,我相信你,”K说,但还是穿过打开的门走进屋内。柔和的月光洒进这间黑洞洞的房间。眼睛所能看见的每样东西确实已经放回原处,女上衣已经不在窗闩上摇晃了。床上的枕头看起来高得出奇,一部分被月光照着。“小姐常常很晚才回家,”K说,他看着格鲁巴赫太太,好像她应该为此受到嗔责。“年轻人都是这种样子,”格鲁巴赫太太用为小姐辩护的口气说。“当然,当然,”K说、“不过,也许会闹出事来。”“这是可能的,”格鲁巴赫太太说,“你说得多对呀,K先生!也许,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不想说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坏话,她是一个可爱的、心地善良的姑娘,文雅、正派、精明、能干,她身上的这些品质都使我甚为欣赏;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她应该更有自尊心一点,少和男人来往。光是这个月里,我就已经在郊区的马路上碰见过她两口,每回跟她在一起的先生都不一样。我很担心,K先生,不过,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这儿一样地千真万确。但是我担心不会有希望了,我得找小姐本人谈一谈。况且,使我对她产生怀疑的还不单单是这件事。”“你这样说不对头,”K说,他的话中带着怒气,他很难掩饰,“你显然误解了我对小姐的看法,我指的不是那种意思。事实上,我要坦率地提醒你别对小姐提任何事情;你大错特错了,我很了解小姐,你讲的话里没有一句是真的。但是,我可能管得太宽了。我不想干预这件事,你愿意对她讲什么都可以。晚安。”“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用恳求的口气说,并匆匆跟着他走到他门口。K已经打开了门。“我现在肯定不会对小姐讲任何事情,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当然还要等一段时间,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决定怎么办。我只和你这么推心置腹地谈过。不管怎么说,我想保持我这栋房子的声誉,这只会对我的所有房客有好处,这就是我为这件事情操心的全部原因。”“声誉?”K透过门缝大声说道,“如果你想保持你这栋房子的声誉,你就必须先把我撵出去。”他接着“呼”的一声关上门,不再理睬门上传来的轻轻的敲门声。

    但是,他毫无睡意,决定不上床,乘此机会看看布尔斯特纳小姐几点钟能回来。也许等她回家时,不管有多晚,他也可以和她聊几句。他闭上疲惫不堪的双眼,在窗前踱步,一时真想劝布尔斯特纳小姐和他一起搬走,以这种方式来教训教训格鲁巴赫太太。不过,他马上发现,这种行为太过分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想搬家,是因为今天早晨发生了这些事情。没有别的举动会比这更不明智,更无聊和更卑鄙了。

    他看着外面空荡荡的街道,开始觉得不耐烦了,便把门厅的大门开了一条缝,然后躺在沙发上。这样,任何人只要一进门,他就能看见。他平心静气地躺在沙发上,吸着雪茄,一直到十一点左右。后来他无法再躺下去,便朝着门厅走了一两步,好像这样布尔斯特纳小姐就会早点回来似的。他觉得没有特别的兴趣要见她,他甚至记不太清楚小姐的长相了;不过他现在想跟她谈谈,他想到小姐的姗姗来迟可能会把这一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搞得更加乱糟糟的,因此很恼火。她还应该受到斥责,因为她害得他没吃晚饭。他本来今晚要去看艾尔莎的,也因为小姐的缘故而推迟了。这两件事都有可能弥补,这是真的,只需直接到艾尔莎工作的那家酒馆里去就行了。他决定晚点去,和布尔斯特纳谈完话以后去。

    十一点半多一点,他听见有人上楼梯。刚才他沉浸在思索中,把前厅误作自己的房间了,还在里面来回踱了一阵步;现在他赶紧跑回自己的卧室,走到门背后。是布尔斯特纳小姐进来了。她关上正门,打了一个哆嗦,立即用披巾裹住自己瘦削的肩膀。一分钟之内,她就该走进自己的房间了;时间这么晚,K当然不能进她的屋;因此,他只能现在和她谈,但是糟糕的是,他忘了把自己房间里的灯打开。所以,如果他冒黑出去,小姐就会以为他想要拦路抢劫,或者至少会大吃一惊。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无可奈何地透过门缝低声叫道:“布尔斯特纳小姐。”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哀求,而不是在叫人。“谁在那儿?”布尔斯特纳小姐问,她瞪大眼睛朝四周扫了一遍。“是我,”K走上前来说。“噢,K先生!”布尔斯特纳小姐微笑着说。“晚上好,”她朝K伸出手。“我得跟你讲一两句话,你允许我现在这么做吗?”“现在?”布尔斯特纳小姐问,“必须现在谈吗?有点不合适,对不对?”“我从九点钟开始,就一直等着你。”“噢,我在剧院里;你要知道,我不晓得你在等我。”“我只想跟你谈谈今天发生的事情。”“好,可以,我并不特别反对,只不过我实在太累了,连站也站不稳了。这样吧,你到我屋里来呆几分钟。我们不能在这儿谈话,会把大家都吵醒的,我讨厌这样做,不单单是为别人着想,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自己着想。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进屋把灯打开,然后你就可以把这儿的灯关掉了。”K熄掉灯,在原地等着,直到布尔斯特纳小姐在房间里低声请他进去为止。“请坐,”她指着沙发说,自己却在床脚边站着,虽然她刚才说已经累了;她甚至连头上那顶插着鲜花的高级小帽也没有脱掉。“到底是什么事,我真有点好奇了。”她的两脚交叉着。“你也许会说,”K开口道,“用不着那么着急,非得现在谈不可,但是……”“我从来不听开场白,”布尔斯特纳小姐说。“这对我来说就更方便了,”K说,“今天早晨,你的房间被人稍微弄乱了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过错,这是几个陌生人违背我的意愿干的;不过,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还是我的错;我请你原谅。”“我的房间?”布尔斯特纳小姐问,她没有看着K,而是仔细看了一遍自己的房间。“是的,”K说,现在他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不必说了。”“不过,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部分还是应该说一说,”布尔斯特纳小姐说。“不,”K说。“那好吧,”布尔斯特纳小姐说,“我不想刺探秘密;如果你坚持认为,谈这些没有意思,我不想为此与你争论。你请我原谅,我现在就爽爽快快地原谅你,尤其是因为我根本看不出来我的房间曾经被人弄乱过。”她张开双手,按在自己的髋骨上,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她在嵌有照片的镜框跟前站住了。“你瞧这儿,”她高声说道,“我的照片全弄乱了!真讨厌。看来,确实有人进我的屋了,他是没有权利进来的。”K点点头。暗地里诅咒那个名叫卡米乃尔的职员:那个人从来也不能控制自己不去做毫无意义的傻事。“真有意思,”布尔斯特纳小姐说,“我现在只好禁止你去做你应该禁止自己做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我不许你在我不在的时候走进我的房间。”“但是,我已经对你解释过了,小姐,”K一面说,一面走到照片跟前,“乱动这些照片的不是我;既然你不信,我不得不告诉你,审讯委员会带来了三个银行职员,其中的一个动了你的照片。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开除他。”小姐向他投来一瞥询问的眼光,他又说了一句,算是回答:“是的,今天审讯委员会到过这里。”“是为了你而来的?”小姐问。“是的,”K回答道。“不对!”姑娘笑着大声说道。“是的,是为了我而来的,”K说,“怎么,你以为我不会犯罪?”“噢,不会犯罪,”小姐说、“我只是刚才听你说了一句,不想作出什么定论,很可能会有许多伏笔。另外,说实在的,我并不很了解你。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专门为某人成立了一个审讯委员会,这意味着他的罪行准是很严重。但是,你不可能犯了大罪,因为你仍然是自由的,至少从你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你并不是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你说得对,”K说,“审讯委员会有可能发现,我并不清白,只不过我犯的罪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重而已。”“当然,这是可能的,”布尔斯特纳小姐十分警觉地说。“瞧,”K说,“你在法律方面经验不多。”“对,我缺乏经验,”布尔斯特纳小姐说,“我常常为此而懊恼,因为我想了解一切应该了解的东西,法院尤其使我感兴趣。法院很吸引人,使人感到很好奇,对不对?不过,我在这方面的无知状态马上便要结束了,因为下星期我将到一位律师的办公室里去当职员。”“这太好啦,”K说,“这样你就可以在我的案子中助我一臂之力了。”“当然可以,”布尔斯特纳小姐说,“为什么不呢?我很愿意尽量利用我的知识。”“我说这话是认真的,”K说,“至少是半认真的,就像你一样。这桩案子无关紧要,用不着去请律师;不过,如果有个人给我出出主意,那就好办多了。”“我明白了;不过,要是让我给你出主意的话,我得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布尔斯特纳小姐说。“事情糟就糟在这儿,”K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说来,你只不过是拿我开开玩笑而已,”布尔斯特纳小姐极为失望地说,“完全没有必要选择这么晚的一个时候来开这种玩笑。”她从照片跟前走开,他俩一块在这儿站了很长时间。“可是,小姐,”K说,“我并没有拿你开玩笑。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呢?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不,我对你讲的,已经超过我所知道的,因为事实上它并不叫审讯委员会。我这么称呼它,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才好。并没有进行审讯,我只是被捕了;不过,它确实是个委员会。”布尔斯特纳小姐坐到沙发上,又笑了起来。“这个委员会是什么样的,能告诉我吗?”她问道。“很可怕,”K说,但是他不再考虑自己在说些什么了,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布尔斯特纳小姐:她一只手托着脑袋,肘部支在沙发垫上,另一只手慢悠悠地摸着自己的髋骨。“说得太笼统了,”她说。“怎么大笼统了?”K问。他恢复了正常,问道:“我把事情经过跟你说说,好吗?”他想在屋里走动走动,不过还不想离开。“我累了,”布尔斯特纳小姐说。“你回来得太晚啦,”K说。“好,你倒责备起我来了,这是我自找的,因为我根本就不该让你进来。况且,显然没有任何必要让你进来。”“有必要,我马上就向你解释,”K说,“我可以把你床边的小茶几挪开吗?”“你在起什么怪念头!”布尔斯特纳小姐嚷道,“当然不行!”“那我就不能向你说明,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了,”K说;他很激动。好像受了莫大冤枉。“噢,如果你为了说明问题,必须挪茶几,那你就尽管挪好了,”布尔斯特纳小姐说;停顿了一会儿以后,她又轻声补充了一句:“我太累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K把小茶几挪到屋子中间,自己坐到茶几后面。“你可以自己设想一下所有的人呆的准确位置,这会很有意思的。我是监察官,那边的箱子上坐着两个看守,照片跟前站着三个年轻人。窗闩上——我只不过附带提一句而已——挂着一件白上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噢,我把自己忘了,我是最重要的人物;喏,我就站在这儿——茶几前面。监察官逍遥自在地架起腿,一只胳臂搭在椅子背上。瞧,就是这个样子,活像一个乡巴佬。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开始了。监察官喊叫着,好像要把我从梦中惊醒似的,他简直是在怒吼;我很害怕,为了让你相信,我得像他那样吼叫才行。不过,他只是吼叫着我的名字。”布尔斯特纳所得入了迷,她伸出一个手指,按在嘴唇上,请K别嚷嚷。但是已经太晚了,K完全进入了角色,他扯开嗓门高叫道:“约瑟夫·K。”他的喊声不像他刚才形容的那么可怕和那么响亮,然而却具有一种爆发性的力量,在空中滞留了一会儿以后,才慢慢在屋里散布开来。

    突然,隔壁房间有谁在敲门,声音响亮、清脆、有规律。布尔斯特纳小姐脸色发白,用手捂着胸口。K大吃一惊,过了一阵子以后,他的思想才从早晨发生的那些事情中解脱出来;他不再在姑娘面前表演了。他刚恢复常态,便跑到布尔斯特纳小姐面前,抓住她的手。“别害怕,”他低声说,“我来应付一切。会是谁呢?门后只有一间起居室,谁也不在那儿睡。”“不,”布尔斯特纳小姐在他耳旁轻轻地说:“从昨天起,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一个上尉,在那儿睡。他没有别的房间。我刚才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干吗要这么大声嚷嚷呢?我的心绪全乱了。”“确实没有必要,”他说。她坐到垫子上,K吻了吻她的前额。“走吧,走吧,”她说,同时很快坐直了身子,“快走,现在就走,你在想什么呢?他在门背后听着呢,他什么都听得见。你真会折磨人!”“我不走,”K说,“等你稍微平静一点以后,我再走。咱们到那个屋角里去吧,咱们在那儿讲话他听不见。”她听凭他把自己带到那儿去。“你忘了,”他说,“虽然这使你不愉快,但不会有任何危险。格鲁巴赫太太在这方面是有决定权的,特别因为上尉是她的侄子;你知道她对我是很尊重的,绝对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可以说,她也依靠我,因为她从我这儿借了一大笔钱。咱们为什么呆在一起,你可以编出各种理由来,我都可以证实,哪怕是最站不住脚的理由也没关系,我保证让格鲁巴赫太太不但表面上接受你的解释,而且内心里也确实相信这种解释。你丝毫不必为我操心。如果你想说是我侵犯了你,格鲁巴赫太太知道后会相信的,但她不会失去对我的信任,因为她对我十分信赖。”布尔斯特纳小姐一言不发,显得有点无精打采,她两眼瞧着地板。“格鲁巴赫太太怎么会相信,我会来冒犯你呢?”K补充道。他凝视着她的头发;她那头微微发红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中间分开,脑后束成一个堕云譬。他盼着她能抬起头来看他一眼,但是她却一动不动地说:“请原谅,我感到害怕的是突然传来的敲门声,而不是上尉在这儿可能造成的任何后果。你喊了一声以后,屋里立即鸦雀无声,不一会儿敲门声便猛地响起,这是把我吓成这个样子的原因,何况我正挨着门坐着,敲门声好像就是从我身边发出来的。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不想采纳。我愿意为我房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不管谁来询问都一样。你居然没有发现,你的建议中包含着对我的侮辱,这使我很惊讶;当然,你的意图是良善的,我对此甚为赏识。但是,现在请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呆着吧,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安静一会儿。你只恳求跟我谈几分钟,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钟头了。”K紧紧握住她的手,然后又捏住她的手腕。“可是,你没有生我的气吧?”他问,她甩脱他的手回答道:“不,不,我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他又抓住她的手腕,这回她听之任之,并且把他带到门口。他下定决心离开。但是到了门口他却又停了下来,好像他并没想到门会是在这儿;布尔斯特纳小姐乘机甩脱了他的手,打开门,走进前厅,在那儿轻声说:“现在请你出来吧!你瞧,”她指指上尉的门,门下透出了一道光亮,“他开着灯,正在欣赏我们的狼狈相呢。”“我这就来,”K说。他奔进前厅,抱住她,先吻了吻她的嘴,然后在她的脸上盖满了吻印,好像一头口燥舌干的野兽,在贪婪地喝着渴望已久的清冽泉水一样。最后他开始亲她的脖子,他的嘴唇贴在她的颈项上,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开。上尉屋里传出的一个细微声响使他抬起头来望了一眼。“我现在要走了,”他说;他想直呼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名字,但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她软绵绵地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听凭他吻;她半侧着身子,好像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然后便低着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此后不久K便上了床。他差不多马上便睡着了,不过在进入梦乡之前,他稍稍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作为,他感到高兴;但他也为自己没有感到更高兴而奇怪;由于上尉的缘故,他很替布尔斯特纳小姐担心。

     二 初审

    K得到电话通知,下星期天将对他的案子进行一次短时间的审理。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开始,审讯将一次接一次有规律地进行,也许不是每周一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间隔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从一方面来说,早日审理完这件案子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审讯应该彻底,应该面面俱到,尽管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因为这很累人。正由于这个原因,才选择了这种高频率,然而短暂的审讯方式。审讯的日子选在星期天,这是为了不干扰K的业务工作。估计他会同意这种安排,然而,如果他喜欢别的日子,他们也会竭尽全力满足他的愿望。比如说,也可以在夜间进行审讯,虽然夜里K的头脑可能不够清醒。总之,如果K不反对,他们就在星期天等着他。当然,他必须出席,这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再加以提醒。他得到了应该去的那个地方的门牌号码,这栋房子位于郊区的一条街道上,他从来也没去过。

    K得到电话通知后,没有回答,便把听筒撂下了;他决定星期天按时赴约,这是绝对必要的。案子有进展了,他必须为之奋斗;必须使初审变成最后一次审讯。他正站在电话旁边出神的时候,突然听见副经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副经理想打电话,但发现K挡着他的路。“是坏消息吗?”副经理随便问了一句,他并非真想知道点什么,只是急着要让K离开电话。“不是,不是,”K一面说,一面问在一边,但没有走开。副经理拿起听筒,利用电话还没接通的机会,转脸对K说:“喂,我有句话要跟你说,K先生。星期天上午,我邀了几个人乘我的游艇去玩,你愿意赏光一块来吗?人很多,其中毫无疑问会有你的朋友。比如说,律师哈斯特勒先生。你来吗?来吧!”K尽量注意听副经理在讲些什么。这对他来讲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他和副经理的关系向来不大融洽,如今副经理居然向他发出邀请,这是一种友好的开端,表明K在银行里已成了重要人物,以至银行的第二把手也十分看重他的友谊,至少希望他能采取中立态度。副经理这样做确实已经纤尊降贵了,虽然这个邀请只是在电话未接通的时候随便作出的。然而K还想让副经理屈尊第二次,因为他说:“十分感谢。但是很抱歉,星期天我没空,已经跟别人约好了。”“真遗憾,”副经理说。电话正好接通了,他转过脸去打电话。他讲了很长时间,心烦意乱的K一直站在电话机旁边。K没等副经理挂上电话,就如梦初醒地为自己在这儿无目的地浪费时间进行辩解;他说:“我刚打完电话,他们在电话里约我到一个地方去,可是忘了告诉我几点钟去。”“那你可以再打个电话去问问嘛,”副经理说。“这并不很重要,”K说;他这么一说,刚才那个本来就站不住脚的借口便更加令人不可置信了。副经理转身要走的当儿,继续就其他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K勉强作答,心里想的却是:星期天上午最好九点钟就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法院平时总是九点钟开庭的。

    星期日天气阴沉。K很疲乏,因为头天晚上他参加了餐厅里举行的庆祝活动,睡得晚了些,差点睡过头。K来不及考虑或调整一星期来筹划好的计划,匆匆穿上衣服,没吃早饭便奔到郊区那个指定的地方。十分奇怪的是,虽然他没有时间去打量过路人,却看见了那三个已经介入他案子的职员。他们就是拉本斯泰纳、库里希和卡米乃尔。前两人乘着有轨电车,从他面前驶过;但是卡米乃尔却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K走过的时候,他从栏杆上探出身来,询问似地看着他。他们三个人好像都很注意他,想搞清楚他们的上司忙着上哪儿去。一种挑战心理使K决定不乘车到那儿去;他不希望麻烦任何人,甚至是最不相干的局外人在这件案子中帮他的忙,他不想受惠于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哪怕稍微过问一下他的案子。他最不愿意的是一分不差,准时到达,以至在审讯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分。不过他还是加快了脚步,希望能在九点钟到达,尽管并没有给他规定确切的到达时间。

    他想,那栋房子准有某种标志,或者门前准是热闹非凡,远远就能辨认出来;但是到底有什么标志,他却无从想像。朱里乌斯大街两旁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全是灰色的大楼,里面住着穷人;电话里告诉他,那栋房子就位于朱里乌斯大街。他在街头停了一会儿。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所以大部分窗口都有人,只穿着衬衫的男人们靠在窗口抽烟,或者小心翼翼地扶着坐在窗台上的小孩。有些窗口挂满了被褥,偶尔会从被褥上方冒出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脑袋。人们隔着马路互相叫喊;K的头顶上方正好有人喊了一声,引起一阵哄笑。大街两旁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家小杂货店;这些小店位于街面以下,门前有一小段石阶,通到街上。女人们从这些店里挤进挤出,或者在店外的石阶上唧唧喳喳。一个流动水果贩正向站在楼上某个窗口的人叫卖,一面叫喊,一面向前走,和K一样心不在焉;他的推车差点把K撞倒。在城里某个较漂亮的街区用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旧唱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

    K慢悠悠地沿着大街走着,越走越远;现在他的时间似乎很充裕,预审法官可能会从某个窗口探出身来,发现他正在路上走着。九点过了些。他沿着马路走了好久才到那栋房子门前;这栋房子大得不同寻常,大门特别高,也特别宽,肯定是供卡车出入用的。内院四周是一间间栈房,门上挂着商号的名牌,有的名字K曾经在银行的账册上见过。他一反常态,在通向内院的前厅里呆了一会儿,聚精会神地研究起这些外部现象来。他旁边有一个没穿鞋子的人,坐在板条箱上看报。两个男孩正利用一辆小推车玩跷跷板。一位面容。惭淬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她看着K,水则不断流进桶里。内院的一角,有人在两扇窗子间系了一根绳子,把衣服晾在上面。绳子下面站着一个男人,不时大声指点几句。

    K转身朝楼梯走去,打算到审讯室里去;但他随即站住脚,因为除了这道楼梯外,他在院子里又看见另外三道楼梯。楼梯后面还有一条小过道,像是通往第二进院子的。他们没有确切告诉他,审讯室到底在哪间屋子里,他为此感到很恼火。这些人对他的疏忽和冷淡已经达到令人诧异的地步,他决定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最后,他终于踏上了第一道楼梯,心中想起那个名叫威廉的看守讲的话:法和罪是互相吸引的;既然如此,审讯室就应该位于K偶然选中的这道楼梯的上面。

    他上楼时,打扰了许多在楼梯上玩耍的小孩;孩子们气呼呼地看着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如果我下次还要再来的话,”他心想,“一定要带上糖果来哄他们,要不就带根棍子揍他们一顿。”他刚要到达二楼时,一粒弹子球滚了下来,他不得不止步等弹子球落定。两个皱纹满面、脸庞瘦削、老气横秋的孩子乘机揪住他的裤子;他如果把他们甩开,就可能使他们受伤,他怕他们嚷嚷起来。

    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开始寻找。由于他不好直接打听审讯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便装作要找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他想到了这个名字,因为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即那个上尉就叫兰茨。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的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如果哪家门关着,K就敲敲门,问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般是女人来开门,听到他的问题后,便转身对屋里的某人说话,那人便从床上欠起身来。“有位先生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那人在床上问道。“是的,”K说,虽然他已经明白,审讯委员会不在这里,他的询问是多此一举。许多人看起来深信,要找到细木工兰茨对K讲来事关紧要。他们绞尽脑汁,久久思索,倒也想起了某个细木工来,但名字不叫兰茨;他们也会说出一个和兰茨这个名字的发音相近的名字来;或者向邻居打听;或者领K到离这儿颇远的另一家去,他们觉得那儿可能会住着像兰茨这样的房客,或者那家会有人向他提供他们所不能提供的更确切的消息。最后,K几乎用不着再问了,因为他这么打听来打听去,已经跑遍了整个二楼。他现在开始为自己的计划感到后悔,而当初他还以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当他快要走到六楼时,他决定不再寻找了,他对一个愿意领他继续查询的热情的青年工人道了声“再见”,便朝楼下走去。可是,他又为自己白忙了一阵而感到忿懑;于是便回过头,继续往上登。他到了六楼,敲敲第一家的门。他在小房间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只大挂钟,时针快要指到十了。“一位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住在这儿吗?”他问。“请往前走,”一位年轻女人说,她长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正在水桶里洗小孩衣服;她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指着旁边的那间房子,那里门开着。

    K觉得好像走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会议厅。厅里有两扇窗,里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在意这个刚进来的人。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楼座,那儿也是挤得满满的,人们即使弓着身子站着,头和背也会碰到天花板。K觉得厅内空气太污浊,便退了出来,对那个看来听错了他的话的年轻女人说:“我是打听一个细木工住在哪里,他的名字叫兰茨。”“我知道,”那女人说,“你只管进去吧。”如果她不走到他面前,抓住门把手并对他说:“你进去吧,我得把门关上,不让任何人再进去,”那他就可能不会再进去。“好吧,听你的,”K说,“不过大厅里已经挤得太满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进了大厅。

    门后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伸出双手,做出一个像是付钱的手势,另一个人紧紧盯着他。从这两个人的中间伸过一只手,抓住K。这只手是属于一个脸颊微微发红的小伙子的。“来吧,来吧,”他说;K听凭他领着自己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似乎有一条狭长的通道,他们大概以此为界,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K朝左右两边看了看,发现没有一个人脸朝着他,大家都是背朝着他,只跟自己的那一派人说话和打手势——这个事实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大多数人身穿青上衣、外面披一件星期天常穿的宽宽大大的旧式长外套。他们的服装是惟一使K感到困惑不解的东西,否则他准会认为这是一次地方性的政治集会。

    K被那小伙子带到了会议厅的另一端,那儿有个低矮的、上面挤着不少人的讲台,台上斜放着一张小桌;桌子后面有个矮胖子,坐在讲台的边缘上;他喘着气,兴致勃勃地和另一个人在讲话,那人懒洋洋地躺在他后面的一把椅子上,跷着腿,胳膊肘支撑在椅背上。矮胖子不时在空中挥动手臂,好像在模仿某人的滑稽相。陪K来的小伙子发现很难向人们通报K的到来,他两次踮起足尖,打算讲话,但是讲台上的那个矮胖子没有注意到他。直到讲台上另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小伙子后,矮胖子才朝他转过脸来,并俯下身子听他结结巴巴地说话。矮胖子接着掏出怀表,瞥了K一眼。“一小时零五分钟以前你就该到达这儿,”他说。K正要回答,但来不及了,因为那人刚刚说完,会议厅的右半部分便响起一片不满的喧哗声。“一小时零五分钟之前你就该到达这儿,”那人抬高声音重复了一遍,同时匆匆扫了整个会议厅一眼。喧嚷声立即变得更响了,过了好久一阵子才平息下来,这时那人已经住嘴了。大厅里比K刚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只是楼座上的人还在发表评论。那儿光线暗淡、尘土飞扬、烟雾腾腾,但人们还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衣着似乎比下面的人寒酸。有几个人带着靠垫,垫在他们的脑袋和天花板之间,以免把头碰伤。

    K决定不讲话,只是观察;因此他也不为自己的所谓迟到辩护,仅仅说道:“不管我迟到不迟到,反正我现在来了。”话音未落,掌声即起,仍旧是大厅右侧传来的。“这些人很容易争取过来,”K想道;但他为大厅的左半部分保持缄默感到不安,这一半人就在他身后,他们中间只发出一两下孤零零的拍手声。他思忖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全大厅的人都争取过来,如果不能争取全部,那至少也得把大部分人暂时争取过来。

    “不错,”那人说,“不过现在我没有再听你讲下去的义务。”人声重新鼎沸起来,这次谁也不会再搞错其含义了。那人摆摆手,请大家安静。他接着说:“不过我可以把这次算作例外情况,下次可不能再迟到了。现在请你到前面来。”一个人跳下讲台,给K腾出地方。K走上去,靠着桌子站着。后面的人很多,他不能不使劲撑牢,才避免人群把预审法官的桌子、也许还有预审法官本人推下讲台去。

    然而,预审法官看样子并不为此操心;他悠闲自在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对身后的人说完最后几句话后,便拿起一个小笔记本来——桌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个笔记本像是学校里用的旧式练习本,翻的次数过多,角全卷着。“好吧,这么说,”预审法官翻着笔记本,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对K说,“你是油漆装饰匠?”“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回答使右面那部分人开心得捧腹大笑,K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人们用双手撑在膝盖上,笑得前仰后合,浑身颤动,好像一阵咳嗽。甚至楼座里也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预审法官顿时勃然大怒,他看来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控制大厅里的人了,便向楼座上的人发泄自己的怒气;他蹦起来,瞪着他们,紧皱起眼睛上方那两道平常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又粗又黑的眉毛。

    但是,大厅的左半部分仍旧像刚才那样平静,人们面对讲台,站得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听着讲台上的讲话和从大厅的其它部分发出的嘈杂声;他们甚至允许自己这一派的某些成员主动和对方攀谈。左边的这些人不像其它部分的人那么多,他们其实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他们的镇静和耐性却使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K开始讲话了,他深信自己实际上是代表他们的观点的。

    “你向我提了个问题,预审法官先生,问我是不是油漆装饰匠——噢,或许这不是问题,你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已——你的这个问题典型地反映出强加在我身上的这次审判的全部特点。你也许会反驳说,这根本不是一次审判;你说得完全对,因为只有在我承认它是一次审判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次审判。不过,我现在承认它是一次审判,因为我想得到同情。如果人们愿意关心它,就只能抱着同情心来关心它。我并不是说,你的审讯是卑鄙的,但是我很愿意把这个形容词送给你,供你一个人去思考。”K在这儿停住,低头看着整个大厅。他的话很尖刻,尖刻得超过自己的预想,不过他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话应该激起某种掌声,但掌声却还没有响起来,听众显然正聚精会神地等着他说下去;沉默也许孕育着爆发,这一切将在爆发中结束。这时,大厅那端的门蓦地打开了,刚才那个年轻的洗衣妇走了进来,看来她已经洗完衣服了。K很恼火:尽管她进来时小心翼翼,但还是分散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不过,预审法官倒使K觉得开心,因为他听了K的话后,似乎心情十分沮丧。在此之前法官一直站着,因为当他站起来去斥责楼座上的人时,K的讲话使他惊讶得呆呆地站在那儿。他利用这个间歇时间重新坐下,他的动作徐缓,好像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许是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重新翻开笔记本。

    “这不会对你有多大用处的,”K接着说,“你的笔记本本身,预审法官先生,会证实我说的话。”他为自己能在这么一个奇特的集会上用冷静的语调讲话而感到勇气倍增,便从预审法官那儿一把夺过笔记本高高举起。他用手指尖捏着中间的一页,好像怕弄脏手似的;斑渍点点、绘着黄边、写得密密麻麻的本蕊朝两边打开,纸页倒垂着。“这就是预审法官的记录,”他一面说,一面让笔记本重新掉落到桌子上。“你可以继续翻阅,随你的便,预审法官先生,我一点也不怕你的这个账本,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保密的。我不会去动它,不愿把它拿在手中,最多只会用手指尖拈着它。”这番话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或者至少应该如此理解。预审法官把桌子上的笔记本拿起来,尽量使它恢复原状,并重新开始翻阅。

    站在第一排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K;K一言不发地站在台上,眼睛向下,也瞧了他们一会儿。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没有一个例外,有的甚至胡子都白了。他们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跟自己走吗?他们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他们能从在他讲话以前就陷入的那种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吗?尽管他已经当众侮辱了预审法官,他们却依然无动于衷。

    “我遇到的事情,”K接着说,他比刚才平静多了,同时注意观察站在第一排的那些人的脸部表情,这使他讲话时有点分心,“我遇到的事情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就其本身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因为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然而,它却代表着一种错误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针对着其他许多人的。我正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才在这里表明立场,我并不是为了自己。”

    他不知不觉地抬高了嗓门。大厅中有人高举着双手鼓掌,并且高喊道:“好极了!真对!好极了!太好了!”第一排中有几个人使劲捋着自己的胡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回过头去看看是谁打断了K的讲话。K也对此不大在意,不过仍然觉得甚为振奋;他不再认为有必要去获得所有人的掌声:如果他能使听众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儿说服一个人,那儿说服一个人,把他们争取过来,他就会感到很愉快了。

    “我不想当个演说家,在这里夸夸其谈,”K说,他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即使我有这种愿望,我也当不成。毫无疑问,预审法官先生的口才比我好得多,这是他的天赋的一部分。我只希望公开讨论一下大家所蒙受的一种痛苦。你们听我说吧:大约十天以前,我被捕了,被捕的方式连我也觉得可笑,虽然此时此刻这点不足挂齿。我是在床上被捕的,当时我还没有起来,也许——根据预审法官讲的话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一位和我一样无辜的油漆装饰匠,但是他们却抓了我。两个粗暴的看守强占了我隔壁的房间。即使我是一个危险的歹徒,他们采取的防范措施也不会比当时更缤密了。此外,这两个看守是道德败坏的流氓,他们喋喋不休,震聋了我的耳朵,诱使我向他们行贿,企图用卑劣的借口骗走我的外衣和内衣;他们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吃掉了我的早点,然后又居然问我要钱,说是要给我去买早点。这还不是一切。接着我被带到第三间屋子里去见监察官。那间屋子是一位女士的,我深深地尊敬她;可是我却亲眼目睹那间屋子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不错,看守和监察官糟蹋了那间屋子是由于我的缘故,但完全不是我的过错。当时要我保持镇静确实很难,然而我还是做到了。我用最冷静的口气问监察官,为什么逮捕我——如果他在这里,他可以证实这点。监察官悠闲自在地坐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的椅子上,那副蛮横傲慢、神气活现的样子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先生们,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也许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逮捕了我,这就是一切。但是,事情还没完,他指使我银行里的三个低级职员进入那位女士的房间,听凭他们兴冲冲地翻着和乱动属于那位女士的一些照片。让这三个职员在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就是期待他们和我的女房东及其佣人一样,到处散布关于我已被捕的消息,以便诋毁我的名誉,特别是动摇我在银行里的地位。但是,这种意图完全落空了,即便是我的女房东——我很荣幸地在这儿说出她的名字,她叫格鲁巴赫太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即便是格鲁巴赫太太,也有足够的智力能认识到,这种形式的逮捕就像野孩子的恶作剧一样,不值得认真对待。我重复一遍,这一切目前仅仅使我感到愤懑和恼火而已,可是,它难道不会引起更坏的后果吗?”

    说到这里,K停住了,他朝一声不吭的预审法官瞥了一眼,好像看见法官给大厅里的某人使了一个眼色,传递了一个信号。K笑了笑说:“坐在我旁边的预审法官先生刚才给你们当中的某人传递了一个秘密信号。看来你们中间的某些人接受坐在上边的人的指示。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授意鼓掌呢还是让你们嘘我;现在既然我过早地泄露了事情的真相,我也就自觉地放弃了掌握它的真实含义的任何希望。我对这件事毫不在乎,我可以公开授权预审法官先生对他雇用的手下人讲任何话,用不着暗递信号,法官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对他们讲:现在嘘他,或者说:现在给他鼓掌。”

    预审法官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他很尴尬,也可能是很不耐烦。他跟后面的那人讲了一句话,那人朝他俯下身来,可能是给他打气,也可能是给他出个具体的主意。下面的听众正在谈论,声音不高,但很热闹。原先似乎势不两立的两派成员现在融会在一起了,有的人指着K,另外一些人指着预审法官。大厅内烟雾弥漫,令人不可忍受,从大厅这头甚至无法看见在大厅那头的人。楼座上的人更糟,他们忐忑不安,睨视着预审法官,为了弄明白事情的进展,他们只得低声询问楼下的人。回答好像是偷偷摸摸作出的;提供消息的人一般用手遮住嘴,尽量压低自己的嗓门。

    “我马上就要讲完了,”K说,他用拳头擂着桌子,因为桌上没有铃。预审法官和给他出主意的人听见响声后吃了一惊,凑在一起的两个脑袋分开了一会儿。“我基本上置身于这件事以外,因此我可以冷静地对它进行评论,而你们——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个所谓的法庭当作一码事的话——会发现,听听我的话是大有好处的。不过我请求你们,如果你们对我讲的有什么看法,需要和我商榷,最好以后再说,因为我时间紧迫,很快就得离开这儿。”

    大厅内立即一片寂静,鸦雀无声,K控制了全场。听众不再像开始那样乱吵乱嚷了,甚至也不鼓掌,他们似乎被说服了,或者几乎被说服了。

    “毫无疑问的是,”K十分温和地说。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气,他深受鼓舞;全场静寂得连一丝最微弱的声音也清晰可闻,这比最热烈的掌声更令人激动,“毫无疑问的是,在法院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我指的是法院在处理我的案子中所采取的逮捕我和今天审讯我这一系列行动——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活动着。这个机构不仅雇用受贿的看守、愚蠢的监察官和其最大优点便是明白自己不中用的预审法官,而且还拥有一批高级的甚至是最高级的法官,这些人还有大量不可缺少的听差、办事员。警察和其他助手,或许还有刽子手呢,我不忌讳用这个词。先生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的机构呢?不外乎是诬告清白无辜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谬的审讯;这种审讯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得不到什么结果,就像在我的这桩案子里一样。但是,既然整个机构都是荒谬的,上司又怎么能防止他们的下属贪赃枉法呢?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机构中的最高法官也不得不默许他的法院里的受贿现象。正因为这样,看守们便想方设法去偷被他们抓来的人身上穿着的衣服,监察官便闯进陌生人的家里去,无辜百姓从此不能得到有礼貌的对待,而是在大庭广众下受辱。看守们讲过,囚徒们的财产保存在一些仓库中,我很想去看看囚徒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怎么在那儿霉烂,至少看看经过官员们的洗劫后还能剩下些什么东西。”

    这时K的话被大厅那头发出的一声尖叫所打断。大厅里烟雾弥漫,灯光昏暗,迷迷蒙蒙,他只好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力图看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洗衣妇。她一进来,K就知道秩序有可能被她扰乱。到底是不是她的过错,还不清楚。K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边的一个角落里,紧紧搂着她。但是,发出那声尖叫的却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他的嘴巴张得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小群人聚在他们周围;楼座上离他们较近的那些人看到K在审讯过程中造成的肃穆气氛由于这种事情而被破坏,似乎感到高兴。K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穿过大厅,奔到那头去。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都急于恢复秩序,起码应该把那对害群之马逐出会场;但是,头几排公众却无动于衷,他们一动不动,谁也不给他让路。相反,实际上是在阻挡他,有个人——他没功夫回头看是谁——伸出手,从后面揪住他的衣领;老头们横着胳膊不让他过去。K这时已经顾不得那两个人了,他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好像他真的被捕了。他不顾一切地跳下讲台。他现在和人群面对面站着。他是不是看错了这些人?他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讲话的效果?当他讲话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故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现在他讲完了,他们是不是终于对自己的装腔作势感到厌倦了?瞧瞧他周围的人的脸部表情吧!他们那黑色的小眼睛左顾右盼,目光诡谲;他们的胡子脆硬,根本不像胡子,要是把它们捏在手里,准和握着一大把蟹钳一样。胡子下方的外衣领子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徽章在闪闪发光——这是K的真正发现。他还发现他们全都佩戴着这些徽章。表面上看来,他们有的属于右派,有的属于左派,其实都是同僚;他猛地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的外衣领子上也缀着同样的徽章。预审法官坐在那儿,手搁在膝盖上,逍遥自在地看着这个场面。“原来如此!”K大声说道,并在空中挥动着手臂。他突然明白了,怒不可遏:“你们都是当官的,没有一个不是。我明白了,你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些贪赃枉法的人。你们赶到这里来,用耳朵听,用鼻子嗅,想尽可能多知道一些我的情况。你们假装分成两派,你们当中的一半人拼命鼓掌,只是为了引诱我讲下去,你们想尝试一下,怎么捉弄一个老实人。好吧,我希望你们已经从中得到很大好处,因为我居然期待你们来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你们已经从中得到一些乐趣,或者还有别的——走开,不然的话我就揍你,”K对一个索索发抖的老头嚷道,那老头靠得他太近了,“你们也许还真的懂得了一两件事情。我希望你们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他匆匆拿起放在桌边的帽子,在全场由于惊愕——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所引起的一片寂静中,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朝门口走去。然而,预审法官似乎比K的动作更快,因为他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等一等,”他说。K停了下来,但他的眼睛仍然看着门,而不是看着预审法官;他的手已经按在大门的插销上。“我只想指出一点,”预审法官说:“今天——或许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抛弃了审讯肯定会给被告带来的全部好处。”K笑了起来,他仍旧看着门。“你们这些恶棍,总有一天我也要审讯你们,”他大声说道,然后打开门,朝楼下跑去。他身后响起唧唧喳喳的热烈讨论声,公众显然已不再惊愕,他们像内行的学者一样,开始分析面临的局势。

     三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学生——办公室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K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再次传讯他的消息,他不能相信自己拒绝受审已被认可;到了星期六晚上,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于是他认为,他们准是等着他在原先的时间到那老地方去,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星期天上午又到那儿去了,这次他穿过走廊,登上楼梯,径直朝那个大厅走去;几个还记得他的人在自己的门口向他打招呼,但他已经没有必要向任何人问路了。他很快来到审讯室门口,刚敲门,门就开了。给他开门的女人站在门边,他甚至没有扭头看那女人一眼,便直接朝旁边的屋里走去。“今天不开庭,”那女人说。“为什么不开庭?”他问;他不信。那女人打开隔壁屋子的门后,他才相信了。屋子里确实是空荡荡的,看起来比上星期天更加令人不舒服。讲台上的那张桌子还像上次那样摆着,桌子上有几本书。“我可以去看看那些书吗?”K问,他并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好奇心,而只是为了不白来一趟而已。“不行,”那女人一面说,一面把门关上,“这是不允许的。书是属于预审法官的。”“我知道了,”K点点头说,“那些书可能是法律书,这里施行的法律的主要部分都在那些书里,根据这些法律,你无罪也好,无知也好,都要被判刑。”“大概是吧,”那女人说,她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好吧,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走吧,”K说。“需要我给预审法官留个口信吗?”那女人问。“你认识他吗?”K问。“当然啰,”女人回答道,“你要知道,我丈夫是法院里的门房。”K只是在这时才发现,上星期天除了一个洗衣盆外一无所有的接待室,现在已经布置成了一个家具齐全的起居室了。那女人看见他的惊讶神色后说道:“是的,这间屋子是我们的家,不过在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们得把屋子腾出来,东西全得搬走。我丈夫的这个差使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我对屋子倒并不感到特别惊讶,”K严肃地看着她说,“惊讶的是你已经结过婚了。”“你大概指的是上次开庭时发生的事情吧:你在讲话的时候,我扰乱了秩序,”那女人说。“我当然指的是那件事,”K说,“现在已是旧事一桩了,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不过当时却使我勃然大怒。现在你自己也说你是结过婚的人。”“当时打断你的话,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损害;从人们后来的议论来判断,你那天讲的话留下的印象很坏。”“这是可能的,”K说,他想转移话题,“但这不能成为你的遁词。”“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原谅我的,”那女人说,“你看见的那个搂着我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死皮赖脸地追求我。我也许对大部分男人都没有吸引力,但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没有办法摆脱他,事到如今甚至我的丈夫也慢慢听之任之了;我丈夫如果不想丢掉饭碗,就必须忍受,因为你看见的那个人是个学生,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老追着我,他今天还来过,就在你来之前。”“这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K说,“我并不觉得奇怪。”“我想,你急于想法子改善这里的情况,”那女人慢吞吞地说,她注视着K,好像她说的话对她和K都有危险似的,“我是从你的话里猜出来的,我本人很喜欢你的讲话,虽然我只听见其中的一部分。开头我没听着,你快要讲完的时候,我和那个学生正躺在地板上,这儿真可怕。”她停了一会儿,拉住K的手说:“你想努力改善这儿的情况吗?”K微笑了一下,抚弄着她的柔软的手指。“其实,”他说,“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改善这儿的情况并不是我的本分。因此,你如果跟预审法官说这些,他不是笑话你一顿,便是惩罚你一顿,我可以把话说在前头。老实说,我永远也不幻想能够按照我的自由意志在这里进行干预,因此我决不会为了考虑是否有必要改革这儿的司法机构而少睡一个钟头。但是,我似乎被捕了——你知道,我被捕了——这件事迫使我进行干预,以便保护我自己的利益。然而,如果在这同时,我能够用某种方式帮助你,我当然会很高兴的。这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因为你作为回报,也会助我一臂之力的。”“我怎么才能帮助你呢?”那女人问。“比如说,让我看看放在那张桌子上的书。”“当然可以!”那女人大声说道,并且立即领他去看。那都是些旧书,边角全卷着,有一本书的硬封面几乎从当中裂成两半,其间只连着几根细线。“这儿的所有东西都很脏!”K摇着头说,那女人不得不用围裙拭去那些书上蒙着的厚厚一层灰尘;K伸手去翻看,他打开第一本,就发现一幅不堪入目的画。一男一女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画家的淫秽意图十分明显,不过他的画技拙劣,画面上只有两个僵硬呆板的人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别的什么也没有;另外,透视法也掌握得很差,画家显然想不出法子把他们画成面对面坐着。K没有翻看这本书的其它部分,接着他草草看了一眼第二本书的内封,这是一部小说,书名是《汉斯如何折磨他的妻子格蕾特》。“这儿研读的法律书便是这些玩意儿,”K说,“受命审判我的便是这些人。”“我愿意帮助你,”那女人说,“你希望我帮助你吗?”“你真的能够帮助我,同时又不至给自己造成麻烦吗?你刚才跟我说过,你丈夫在高级官员面前是惟命是听的。”“那没什么,我照样愿意帮助你,”那女人说,“好吧,咱们详细谈谈。别担心我会遇到什么危险。对于危险,我只是在想害怕它的时候才会害怕。来吧。”她坐在讲台边上,让K坐在自己身旁。“你有一双可爱的黑眼睛,”他俩坐后,她端详着K的脸说,“人家告诉我,我的眼睛也很可爱,不过,你的眼睛要可爱得多。你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正是因为你的缘故,我后来偷偷溜进了会议厅。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可以说是不允许我这样做的。”“原来是这样,”K想道,“她自己送上门来了,她和他们一样堕落了。她对这儿的官员感到厌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管来了哪个陌生人,她的幻想都会被激起,她就会用各种方式去勾引他,比如说,恭维他的眼睛。”K站起身来,好像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了,自己的态度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并不认为你能帮助我,”他说,“要想帮助我,就需要和高级官员有关系。而我深信,你只认识一些在这儿转来转去的微不足道的低级职员。你很可能十分了解这些低级职员,可以使他们做许多事情,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哪怕他们竭尽全力,也不能对这件案子的最终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你的几位朋友则会因此而与你疏远。我不希望那样。和那些人保持友谊吧,因为我觉得你需要这种友谊。我这么说感到很抱歉,因为我得承认,我也喜欢你——让我用这句话回答你对我的恭维吧。我特别喜欢你用哀伤的目光看着我,就像现在这样,虽然我可以向你担保,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这样。你的位置是在我要与之搏斗的那些人中间,你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你爱那个学生,这是没有疑问的,或者说,即使你不爱他,至少你也觉得他比你丈夫好。从你的讲话中很容易看出这点。”“不,”她大声说道,她没有站起来,只是紧紧抓住K的手,K没有立即缩回手,“你现在不能走,你不能带着关于我的错误想法离开这儿。你难道真的忍心这样走开吗?难道我在你眼里真的这样一文不值,你就不想赏个脸,再多呆一会儿吗?”“你曲解了我,”K说,他重又坐下,“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留下,那我将很高兴地留下,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到这儿来,本来是盼着法院开庭的。我想说的只是,请你不必为我的案子做任何事。请不必生气,如果你觉得我毫不在乎案子的结局会怎么样;即使给我判刑,我也只会一笑了之——当然,我们得假设本案会得出一个适当的结论,对此我是十分怀疑的,因为我认为,由于本案负责人的懒惰、健忘、甚至也可能是惧怕,这件案子实际上已经,或者即将束之高阁。当然,他们也可能装出继续办案的样子,试图在我身上敲诈勒索;但他们不必这样做,因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去贿赂任何人。你倒是可以为我做件事,你可以去告诉预审法官或者任何一个能把我的话传播出去的人,就说任何因素也不能促使我向这些官员们行贿,哪怕他们耍尽阴谋诡计也不行,他们在这方面无疑是很精明能干的。他们的企图不会有任何希望,你可以明白地告诉他们。但他们大概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即使他们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我也不在乎他们是否知道了这个消息。这只会使他们省点事,当然也会使我少遇到点麻烦;不过,我会高兴地忍受对他们也不利的任何不愉快的事件。我将谨慎行事,我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顺便问一句,你真的认识预审法官吗?”“当然啰,”那女人说,“当我提出帮助你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我本来不知道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官员,但是既然你这么说,那当然是真的。尽管这样,我认为他向上司递交的报告是有某种影响的。他写很多报告。你说过,官员们懒惰,但这种说法肯定不适用于全体官员,尤其不适用于预审法官:他总是在写。举例说吧,上星期天,会议一直开到很晚才结束;其他人都走了,可是预审法官却继续留在审讯室里。我只好给他提一盏灯去,我只有一盏厨房里用的小灯,但是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立刻开始写东西。这时,我丈夫回家了,那个星期天他不上班,我们把家具搬回来,重新把屋子布置好。后来几个邻居来看我们,大家借着烛光聊天。说实话,我们把预审法官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上了床;到了半夜——那时准是很晚了——我突然被惊醒:预审法官站在我们的床边,用手遮着灯,免得灯光照着我丈夫。这是不必要的谨慎,因为我丈夫睡得很死,光线再强他也不会醒。我吓得差点喊出声来,不过预审法官却很客气,他让我多保重,低声对我说,他一直写到现在,他是来还灯的;还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模样。我把这些告诉你,只是想说明,预审法官确实一直忙着写报告,特别是关于你的报告,因为对你的审讯肯定是那两天开会时的主要议题之一。像这么长的报告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除此以外,你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可以清出,预审法官也开始对我产生兴趣了,而在开始阶段——因为他可能是第一次看上我——我可以对他施加很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还有其它证据,可以说明他急于获得我的欢心。昨天,他通过那个学生给我送来一双丝袜,学生在他那儿工作,他俩交情可好呢;他说,这是为了报答我给他打扫审讯室。但这不过是借口而已,因为打扫屋子是我的职责,何况我的丈夫为此会得到报酬的。袜子真好看,你瞧,”她伸出双腿,把裙子撩到膝盖以上,开始欣赏起自己的袜子来,“袜子真好看,可是大漂亮了,对我这么一个女人不合适。”

    她突然住了嘴,把手放在K的手上,好像要让他放心,接着说:“嘘,贝托尔德在瞧着咱们。”K慢慢抬起眼睛。一个年轻人正站在审讯室门口,他个子矮小,双腿微弯,蓄着蓬乱的暗红色的短胡子,好让自己的外貌尽量显得威风点;他一直用手指捋着胡子。K兴致勃勃地看着他,这是K遇到的那个神秘法院里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他还默默无闻,但将来有一天很可能会得到一个高级职务。但是,那个学生却丝毫不理会K,他暂时停止捋胡子,伸出一个手指,向那女人打了个招呼后,便朝窗口走去。女人朝K俯过身去,低声说:“别生我的气,别以为我很坏,我现在得上他那儿去了,他是个模样可怕的人,你只要瞧瞧他那双罗圈腿就可以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我就跟你走,如果你愿意带我走的话;你想上哪儿,我就跟你上哪儿,你跟我在一起,愿意干什么都行。我只要能够长期离开这里,就会很高兴的;我真愿意永远离开这里。”她最后抚摸了一下K的手,便跳了起来,跑到窗前去了。K的手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的手朝外伸出,停留在空中。那女人确实把他吸引住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可以向这种诱惑屈服,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不能这样做。他轻而易举地打消了自己的疑虑:她也许是按法院的指示,企图引诱他钻进圈套。她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他落入圈套吗?他不是有足够的自由可以永远藐视法院的权威、至少是藐视法院对他作出的判决吗?难道在这么小范围内他也不能信赖自己吗?她提出愿意帮忙,听起来是真心诚意的,也许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把这个女人从预审法官和他的下属手中夺走归自己所有,也许是对他们最合适的报复。这样,某天夜里,当预审法官开夜车绞尽脑汁地写完了谎话连篇的关于K的报告后,走到这女人的床边,就会发现人去床空了。床空了,因为她跟K私奔了,因为现在站在窗口的这个女人,这个裹在深色粗布衣服里面的柔软、温暖、妖烧的身躯已经属于K了,只属于K一人了。

    他摆脱了疑虑,这样琢磨了一阵以后,开始觉得窗口正在进行的窃窃私语未免延续得太久了,于是便用指关节敲桌子,接着捏紧拳头擂了起来。学生的目光越过那女人的肩膀,在K身上停留了一下;他并不感到难为情,反倒贴得她更近些,进而伸出双臂搂住她。她侧过头,像要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他乘她侧过头的时候,一面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一面在她脖子上很响地接了个吻。K从这个举动中看出,学生确实可以对这女人为所欲为,就像刚才她抱怨的那样;K猛地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斜着眼,打量着学生,同时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尽快摆脱他。K的来回踱步变成了生气的跺脚,学生显然被他弄烦了,对他说:“如果你等得不耐烦了,你可以走嘛。你早就该走啦,谁也没拽住你,谁也不会想念你的。其实,我一进来,你就应该赶快走开。”学生讲这几句话时怒气冲冲,专横傲慢,俨然是一个正在向讨厌的囚徒训话的未来的法官。K走到学生身旁笑着说:“我等得不耐烦了,这是真的;然而,消除我的不耐烦情绪的最简便的方法是你离开我们。当然,如果你万一是到这里来看书的——我听说你是学生——我将很乐意带着这个女人离开,给你腾出个地方。我想,你在成为法官之前,在学习中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承认,我不大熟悉法学训练的细节,但是我想,法学训练不会只教学生出言不逊——看来你在这方面已经精通到恬不知耻的程度了。”“不能让他在外面乱窜,”学生说,好像试图向那女人解释刚才K说的那番侮辱性的话,“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曾经跟预审法官讲过。在非审讯期间,起码应该把他软禁在自己的房间里。有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理解预审法官。”“光说话有什么用?”K说,并朝那女人伸出手,“来吧!”“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学生说,“不,不,你不能得到她。”他随即伸出一只手把她举起,谁都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大力气;他一面温情脉脉地凝视着她,一面朝门口跑去,由于手上的分量而微微弯着腰。学生的这个举动清楚地表明他对K有些畏惧;但他仍然冒着进一步激怒K的危险,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抚摸或紧捏着那女人的胳臂。K追了他几步,准备揪住他,必要的话还要掐住他的脖子;正在这时,那女人却说道:“这没用处,预审法官派他来找我,我不敢和你走;这个小魔鬼,”她拍拍学生的脸说,“这个小魔鬼不会让我走的。”“你自己也不想得到自由,”K嚷道;他伸出手,按在学生肩上,学生用牙齿咬他的手。“不,”那女人嚷道;她伸出两只手,把K推开,“不,不,你不能这样做,你想干什么?这样会毁了我的。让他去吧,唉,让他去吧!他只不过是听从预审法官的命令,把我带到预审法官那儿去罢了。”“好吧,我放他走,至于你,我永远也不想再看见你了,”K说;他由于失望而怒火中烧,便朝着学生的后背猛推一把。学生一时跌跌撞撞,但没有摔倒,他着实松了一口气,以更加敏捷的步子一蹦一跳地走了。K跟在他们后面慢慢走着,他承认这是第一次明白无误地败在这些人手中。当然,他没有理由因此懊丧,他受挫了,是他自找的,因为他想先发制人。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的时候,以及出门干正事的时候,比这些人都强,他们中如果有人挡了他的道,他就可以把那人一脚踢开。他脑中设想着一个可能出现的十分可笑的场面,比如说,这个讨厌的学生,这个趾高气扬、妄自尊大的年轻人,这个长着罗圈腿的丑八怪,有那么一天会跪在艾尔莎床前,痛苦地搓着手,乞求她的垂青。他想到这种场面甚为开心,于是决定一有机会就带学生去拜访艾尔莎。

    K被好奇心所驱使,匆匆走到门口,想看看那女人被带到哪儿去了,因为那学生绝不可能抱着她穿过街道。他们其实没走多远,一出门就是一道狭窄的木楼梯,好像是通到阁楼上去的;楼梯拐了一个弯,那一头看不见。学生抱着那女人上了这道楼梯,他走得很慢,一面哼哼,一面“呼哧呼哧”直喘气,因为他的力气快用完了。那女人朝站在下面的K摆摆手,耸耸肩,表明她在这次劫持中不应该受到指责;然而她却几乎没有反抗,任凭这场哑剧演下去。K毫无表情地看着她,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他决定不在她面前流露出自己的失望情绪,也不让她知道他能轻而易举地克服自己可能感到的任何失望情绪。

    那两个人已经消失了,然而K还站在门口。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女人不但背叛了他,而且还欺骗了他,她说是被带到预审法官那儿去的。预审法官肯定不会坐在阁楼上等着。这道狭窄的木楼梯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不管看它多久也枉然。可是K却发现,楼梯旁边钉着一张小小的硬纸片。他走过去,看见上面有一行似乎是没有练过字的小孩子写的字:“法院办公室在楼上”。这么说来,法院办公室就设在这座房子的阁楼上啰?这种安排好像不能使人产生崇敬的心情;房客都是些穷愁潦倒的人,但连他们也只在阁楼里堆放些没用的废旧家具,可是法院却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这里;当一个被告想到,这个法院手头只有这么点钱,他的心里就会坦然不少。当然也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钱是够多的,但是法官们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没有用到司法业务上去。根据K迄今为止积累的经验判断,这是绝对可能的;如果真的如此,这种不光彩的行径虽然会让被告瞧不起,但却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好处;在一个确实是贫穷的法院里,这点是很难做到的。K现在也明白,当初他们为什么不好意思把他带到阁楼上来,而选择在他的家里折磨他。K和法官一比,条件多优越啊:法官只能在阁楼里将就着,而K却在银行里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旁边还有一间会客室,他可以透过大玻璃窗,欣赏都市的繁华景象。不错,他没有额外收入,不受贿,不贪污,也不能命令下属去找个女人带到他的房间里来。然而K却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些特权,至少这辈子不想得到这些特权。

    K正伫立在那张硬纸片旁边,一个男人从下面走上来。他透过开着的门看看屋内,从这里也能看见更里面的那间审讯室。他问K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个女人。“你是门房,对不对?”K问。“对,”那人说。“啊,你是被告K,我认出你来了,欢迎,欢迎。”他出乎意料地朝K伸出手来。“可是,没有宣布今天要开庭,”门房见K不说话,便接着说下去。“我知道,”K说,一面注视着那人身上穿的便服,上面除了普通扣子外,还有两颗像是从旧军装上扯下来的镀金钮扣,这是表明他职务的惟一标志。“我刚才还跟你妻子讲过话。现在她不在这儿,学生把她带到楼上预审法官那儿去了。”“又来了,”门房说,“他们老是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今天是星期日,我本来用不着于任何活,可是他们为了支开我,却派我到外面去白白跑了一趟。他们存着心眼,不把我支使得太远,让我怀着要是抓紧时间,就可以及时赶回来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尽可能快点走,刚跑到那个办公室门口,就朝半开着的门大喊几声,把口信传了进去。我喊得气都快透不过来了,他们很难听懂我喊话的意思。然后我又全速往回跑,可是那个学生还是比我先到。当然,他到这儿来的路不远,只需沿着那一小段木楼梯从阁楼上走下来就行了。如果我的工作不至于受到影响的话,我早就把那个学生逼到这堵墙跟前,把他揍成个肉饼了。就把他揍死在这张硬纸片旁边。我每天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我看见他在这里被揍扁了,就在楼梯口上面一点:他的两只胳臂摊开,五指伸直,两条罗圈腿扭成一个圆圈,地上全是血。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不过是做梦而已。”“没有别的法子了吗?”K笑着问。“据我所知,没别的法子了,”门房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他从前把她带走,只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但现在我可以说,他也把她带到预审法官那儿去,我早就料到了。”“不过,你的妻子不是也应该受到谴责吗?”K问;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他还在吃醋。“那当然啰,”门房说,“她最应该受到谴责。她是自己投入他的怀抱的。至于他,看见所有的女人都要追。仅仅在这座楼里,他就因为想偷偷溜进别人家里,而被五户人家赶了出来。我妻子在整个公寓里是最漂亮的女人,而我所处的地位又使我无法自卫。”“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看来就没有希望了,”K说。“为什么没有希望呢?”门房问,“如果他在追求我妻子时,被狠狠地接过一两次——不管怎样,他是个胆小鬼——他就再也不敢这么干了。可是我不能接他,也没有任何人会帮我去揍他,因为大家都怕他,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敢揍他。”“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才敢揍他呢?”K迷惑不解地问道。“你被捕了,对不对?”门房说。“对,”K答道。“这意味着我更得怕他,因为虽然他也许不至于影响案子的结局,但是他大概能影响预审。”“是的,是这么回事,”门房说,好像K关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和他的看法一样不言而喻。“不过,按照一般规则,我们的案子全是事先就判好了的。”“我并不这么认为,”K说,“不过,这不妨碍我去对付那个学生。”“那我将十分感谢你,”门房一本正经地说,他看来并不相信自己的夙愿能够实现。“你们还有一些官员,”K继续说,“也许是所有的官员,都应该如此对待。”“噢,是的,”门房说,好像他认可的是一个常识问题。然后,他信任地看了K一眼,他尽管一直对K很友好,但在此之前还没敢用这种目光。门房补充道:“一个人不可能不反抗。”但这种交谈似乎仍然使他觉得不安,因为他不想再往下谈了,便以下面这句话作为结束语:“我现在该到上面去汇报了。你愿意和我一块去吗?”“我到那儿去没事,”K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办公室嘛,谁也不会注意你的。”“怎么,办公室值得一看吗?”K犹豫不决地问道,他突然产生了上去看看的强烈愿望。“我想,”门房说,“你会感兴趣的。”“好吧,”K最后说,“我和你一起去。”于是,他跑着上了楼梯,比门房还快。

    他进门的时候差点绊了一跤,因为门后还有一级阶梯。“他们不大考虑公众,”他说。“他们什么也不考虑,”门房回答道,“你看看这间候审室。”这是一条长走廊,两旁是一扇扇简陋的门,通向本层的各个办公室。虽然走廊里没有窗子,透不进光线来,但不是漆黑一片,因为有些办公室并非一关门就和走廊完全隔绝,门上有个木格小窗和屋顶相通,光线可以从那儿透进一点儿来。借着这点光线,人们还能看见办公室里的职员有的在伏案书写,有的站在木格小窗前,透过木格看着走廊里的人。走廊里人不多,大概是星期天的关系。他们的样子很谦恭,坐在固定在走廊两侧的一排木制长凳上,彼此间的距离大致相等。他们穿的衣服一点也不考究,虽然从他们的脸部表情、行为举止、胡子的式样和很多不易觉察的细节上判断,这些人显然属于上等阶层。由于走廊里没有衣帽钩,他们都把帽子塞到长凳下,很可能是依次模仿的结果。坐在离门最近的那几个人看见K和门房后,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他们旁边的人也跟着站起来;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因此,当这两个人走过时,大家都站起来了。他们站得不很直,驼着背,屈着膝,像是沿街乞讨的叫花子。K等走在后面的门房赶上来时对他说:“他们多么谦恭有礼啊!”“是的,”门房说,“他们是被告,他们全是被告。”“原来如此!”K说,“这么说来,他们是我的难友。”于是,他朝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转过脸去,这是一个高个子,身材颀长,头发几乎全已染霜。“您在这儿等什么?”K客客气气地问道。可是,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却使那人十分慌张,K对此甚为不解,因为那人显然是个饱经世故的人,应该知道在各种场合下需要怎么办,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天生的优越感。可是,他在这里却不晓得怎么回答一个这样简单的问题,只好瞧着其他人,好像他们有责任要帮助他。他似乎在说,如果没有人帮他解围,那谁也别指望他会回答。于是门房走上前来,讲了一句使他安心和鼓起他勇气的话:“这位先生只是问你在等什么,你就给他一个回答吧。”门房的亲切的声音取得了效果:“我是在等——”那人开口说道,可是再也说不下去了。显然,他开头是想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准确的答复,可是后来不知该怎么往下说了。另外几个当事人凑上前来,聚在他们周围;门房对他们说:“走开,别挡道。”他们稍微后退了几步,但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与此同时,那人恢复了镇静,笑着回答道:“一个月以前,我递交过几份关于我的案子的宣誓书,现在正等着结果呐。”“看来你为自己添了很多麻烦,”K说。“是的,”那人说,“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案子嘛。”“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像你这么想,”K说,“例如,我也被捕了,可是就像我站在这儿一样的确切无疑,我从来没有交过什么宣誓书,也没有干过任何类似的事情。难道你觉得这种事非做不可吗?”“我说不上来,”那人回答道,他又一次失去了自信;他显然以为K在拿他寻开心,为了避免再次出错,似乎想重新详详细细地回答K的第一个问题;但他见K用不耐烦的目光瞧着他,便只说了句:“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把宣誓书交上去了。”“你大概不相信我被捕了?”K问。“噢,我当然相信,”那人朝旁边退了几步说,然而在他的口气中却没有相信的成分,只有忧虑而已。“看来你并不是真的相信我,对吗?”K问道;那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使K感到莫名其妙的愤怒,便伸出两个手指,掐住那人的胳膊,像是要逼着那人相信他的话。他并不想使那人受伤,几乎没有使劲,可是那人却嚷了起来,好像K不是用两个指头,而是用一把钳子掐住他的胳膊。这种可笑的叫嚷使K不能忍受;如果那人不相信K被捕了,这更好;他大概真的把K当成法官了。K和那人分手时,狠狠捏了他一下,把他推回到长凳上,然后自己继续往前走。“大多数被告都这么敏感,”门房说。他们走后,差不多所有当事人都聚在那人周围;那人已不再叫唤了,他们好像在殷切地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卫兵走到K跟前,K主要是根据来者身上佩着剑知道他是卫兵的。卫兵的剑鞘是铝制品,起码从颜色上判断是这样。K目瞪口呆地看着剑鞘,并且还伸出手去摸了摸。卫兵来调查这儿乱成一团的原因,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门房想用几句话把他支使开,然而卫兵坚持要亲眼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跟门房说声再见,便神气活现地继续往前走了;他走得很快,但步子不大,大概是患有痛风病的缘故。

    K没有多费脑子去想卫兵和走廊里的人,因为当他走过半条走廊后,发现前面的一段比较宽,两边没有门,走廊从这里开始往右拐。他问门房往这儿走是不是对头,门房点点头,K便朝右边拐去。他老走在门房前面一两步,为此他感到很不自在;在这种地方,别人很可能会把他当成一个在押的囚犯。于是,他停下好几次,等门房赶上来,可是门房却总是故意拉在后面。最后K决定结束这种尴尬场面,他说:“这个地方我已经看过了,我想走了。”“你还没有全部看呢,”门房诚恳地说。“我不想都看,”K说,他现在确实很累了。“我想走了,通往外面的门在哪里?该怎么走?”“你不至于已经迷路了吧?”门房奇怪地问,“从这儿往前走,到了转弯的地方往右拐,然后沿着走廊一直走,就到门口了。”“你也去吧,”K说,“你给我带路,这儿有许多过道,我找不到路。”“这儿只有一条路,”门房语带嗔责地说,“我不能跟你一起往回走,我得去送口信,我已经在你身上耗费掉很多时间了。”“跟我一起走吧,”K更坚决地说,好像他终于发现了门房在说谎。“别这么嚷嚷,”门房低声说,“附近到处都是办公室。如果你不愿意自己回去,那就跟我再往前走一段,或者在这儿等着,我送完信回来后,将会很高兴带你回去的。”“不,不,”K说,“我不想再等了,你现在就必须和我一起走。”K还没有来得及环顾一下四周,看看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正在这时,一扇门打开了,K回过头看见门口出现了一位姑娘。K的大嗓门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道:“这位先生想干什么?”K在她身后较远的地方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在半明半暗中逐渐走近。K看了一眼门房。门房刚才说过,谁也不会注意K的,可是现在却有两个人冲着他来了,用不了多久,所有的官员都会走到他跟前,问他为什么呆在这里。惟一可以使人理解和接受的解释是:他是被告,想知道下次审讯是在哪一天;但是他不想这么解释,尤其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他到这儿来只是出于好奇,或者说,是想证实他的假设:司法制度的内部和它的外部一样令人讨厌。当然,这更难以解释。实际上,他的假设看来是对的,他不想再进行调查了,看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使他沮丧了;在这种时候很可能会从这些门后走出一个高级官员来,而此时他和任何高级官员交锋都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想和门房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一个人离开。

    他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因此很惹人注目;姑娘和门房都瞧着他,像是在盼着K身上出现某种大的变化,他们不想错过亲眼目睹这种变化的机会。K刚才远远看见的那个人现在站在过道的尽头;那人扶着低矮的门楣,踮起脚尖轻轻晃动,很像一个好奇的观众。姑娘首先发现,K的这种状态其实是由于体力稍感不支引起的;她端来一把椅子,问道:“你坐下好吗?”K立刻坐下来,胳膊肘靠在椅子扶手上,好让自己坐得更安稳些。“你有点头晕,是不是?”她问。她的脸凑近了他,她的脸部表情相当严峻,许多女人在青春初萌时脸部表情便也这么严峻。“别担心,”她说,“在这儿,这不是异常现象:差不多每个初到此地的人都有类似病症。你是第一次来吧?那好,用不着紧张。太阳照在房顶上,房梁给晒热了,所以空气闷热难忍。这个地方不适于做办公室,尽管这儿也有几个很大的优点。这儿空气污浊,特别是当这儿等候接见的当事人很多的时候更是如此,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而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当事人在这儿等待。如果你再想想,各种各样的衣服洗干净后都要拿到这儿来晾干——你不能禁止住户们洗他们的脏衣服——你就不会因为有点头晕而觉得奇怪了。久而久之会习惯的。你只要再来一两次,就不会觉得透不过气来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好点了?”K没有回答,他为自己突然头昏眼花,在这些人面前出了洋相而感到痛苦和羞愧;另外,虽然他现在已经知道头晕的原因,但并没有觉得好受些,反而更加难受了。姑娘马上看出了这点,她拿过那根支在墙上的,末端带有铁钩的木棍,用它把位于K头顶上方的天窗略微打开了一点,好让新鲜空气进来;她以这种方式帮了K的忙。可是,大量煤烟却随之冒了进来,她不得不立即把天窗重新关上,用自己的手帕把K的双手揩干净,因为K已经虚弱得不能照顾自己了。他真想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等体力恢复后再走,这些人越少来麻烦他,他的体力就会恢复得越快。可是,姑娘却说:“你不能呆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挡了人家的路。”K露出疑问的神色,看了四周一眼,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怎么挡了人家的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带到病房里去。请帮帮忙,”她对站在门口的那人说,后者马上就走了过来。但是K不想到病房里去,尤其不愿意被人带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走得越远,对他越不利。“我现在完全可以自己走了,”他刚说完,就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刚才他在椅子上坐得很适意,所以乍一站起来,两腿直发颤,无法站直。“看来还不行,”他摇摇头说,叹息了一声,重新坐下。他想到了门房;虽然他很虚弱,门房倒照样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带出去,可是门房好像早就不见了。K凝视着姑娘和他前面那人中间的那块地方,但是连门房的影子也没看见。

    “我想,”那人说;他衣冠楚楚,还穿着一件十分时髦的灰颜色背心,背心的下襟是两个细长的尖角,“这位先生感到头晕是因为这儿空气不好的缘故,最好的办法是——他可能也最希望这样——别把他带到病房里去,而是带他离开这些办公室。”“对!”K大声说道,他兴奋得立即打断了那人的话,“那我立刻就会好的,肯定会好的;何况我并不是真的那么虚弱,只要有人稍微扶我一把就行了。我不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的,也用不着走远,只要扶我到门口就行了;然后我自己在楼梯上坐一会儿,体力马上就会恢复,因为我一般没这种病,这次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也是一个办事员,对办公室里的空气早已习惯;但是这里的空气坏得确实令人不能忍受,刚才你们自己也这么说。好吧,你们愿意行个好,让我靠着你们吗?我一站起来就头昏眼花,脑袋直打转。”他抬起手臂,以便让他俩搀着他走。

    但是,那人没有回答K的请求,他的手仍然安安逸逸地插在口袋里,他笑了起来。“你瞧,”他对姑娘说,“我说得多对啊,这位先生只是在这儿才感到不舒服,在别的地方没事。”姑娘也笑了,但是她用手指尖轻轻碰了碰那人的手臂,好像他这样跟K开玩笑有点过头了。“嗬,哎哟,”那人说,他还在笑,“我搀这位先生到门口去,当然愿意!”“那好,”姑娘说,她那漂亮的脑袋微微侧向一边。“别对他的傻笑介意,”她对K说,K又陷入无名哀伤中,看来并不期待得到解释,“这位先生——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吗?”(那位先生挥挥手,表示同意。)“好吧,这位先生是代表问讯处的。他解答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公众不大清楚我们的诉讼程序,经常提出大量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有一个答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向他提个问题试试。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地方,这就是他的衣服很时髦,这是我们——也就是说全体工作人员——决定的。由于问讯处的职员总要跟人们打交道,总是第一个看见他们,所以他的衣着必须时髦,以便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初次印象。除了他以外,我们这些人都穿得很差,式样很陈旧,这点你可能一看见我就发现了,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说;话再说回来,把钱花在穿着上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我们几乎不出办公室,甚至睡在办公室里。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却必须讲究穿戴。可是管理处在这方面有些怪,居然不给他提供服装,于是我们只好募捐——有的当事人也捐了钱——我们给他买了这套衣服和其它服装。如果只是为了造成一个好印象,那他现在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然而他的狂笑却吓退了人们,弄糟了一切。”“确实如此,”那位先生冷嘲热讽地说,“不过我确实搞不明白,小姐,你为什么要向这位先生透露我们的内部秘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你为什么硬把这些秘密灌进他的耳朵中,因为他根本不想听。你看,他显然正忙于思考自己的事哩。”K不想反驳,姑娘的用意无疑是好的,她大概想让K散散心,或者给他提供一个振作起来的机会,仅此而已;但她走的路子不对。“怎么啦,我得向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姑娘说,“它听起来让人觉得是受侮辱。”“我想,只要我愿意带他离开这儿,再厉害的侮辱他也能宽容。”K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向上看一眼,听凭他们两人议论他,好像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似的;说实在的,他倒真希望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突然他觉得那人的手挎起他的一只胳膊,姑娘的手则搀着他的另一只胳膊。“起来,你这个软骨头,”那人说。“谢谢你们两位,”K喜出望外地说,他慢慢站起身来,把这两个陌生人的手移到他觉得最需要搀扶的位置。“你可能会以为,”当他们走进过道时,姑娘在K耳边温柔地说,“我尽量想把问讯处的职员说得好些;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关于他我只是如实禀告而已。他的心并不冷酷。他没有义务扶着病人离开这儿,可是他这样做了,这是你现在可以看见的。也许我们的心肠都不坏,我们乐意帮助所有人;然而因为我们是法院的职员,人们很容易根据表面现象断定我们的心肠很狠,不愿意帮助人。这真使我不安。”“你不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吗?”问讯处的职员问。他们现在已来到了外面的大走廊中,面前正好坐着刚才曾经和K讲过话的那个人。K在那人面前几乎有些难为情,因为当时他在那人面前站得笔直,现在却有两个人扶着他,他的帽子由问讯处的职员拿着,他的头发蓬乱,披散在汗水淋淋的额头上。可是那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现,他低三下四地在问讯处职员面前站起来(问讯处职员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心想解释自己为什么呆在这里。“我知道,”他说,“今天还不能就我的宣誓书作出决定。但是我还是来了,我想我也可以在这儿等待,今天是星期天嘛,我有的是时间,我在这儿不打扰任何人。”“你用不着为自己辩解,”问讯处职员回答道,“你的焦虑是对的;你在这里额外地占了地方,我承认;不过,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碍着我的事,所以我决不阻止你尽可能及时了解你的案子的进展情况。可耻地玩忽职责的人见得多了,人们也就学会忍受你这样的人了。你可以坐下。”“他多么善于和被告们讲话啊!”姑娘低声说。K点点头,但是他突然惊跳起来,因为问讯处职员问他:“你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不,”K说,“我不想休息。”他尽可能用坚决的口气说了这句话,虽然他实际上很希望能坐一坐,他觉得像是晕船似的。他似乎在波浪翻滚的大海里行船,海水好像拍击着过道两边的墙壁,过道深处仿佛传来了波涛拍岸发出的哗哗声,过道本身好像在颠簸,在回转,在过道两旁等着的当事人似乎也在随着过道沉浮。因此,护送他的姑娘和问讯处职员的镇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他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他们让他走,他就会像一截木头似地跌倒。他们用目光敏锐的小眼睛打量着四周,K知道他们正在正常地继续向前走,可他自己却没有走,现在几乎是被他们架着一步步往前挪。最后他发现他们在对他讲话,但是他听不清楚他们讲的是什么,他只听见挤在这儿的人发出的喧闹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人声中有一个声音很尖,持久不息,好像是鸣汽笛。“声音响一些,”他垂着头低声说,他觉得难为情,因为他知道,他们讲话的声音已经够响了,而他却仍然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接着,他前面的墙好像裂成了两半,一股新鲜空气终于朝他涌了过来;他听见身边有一个声音说:“他开头想走,后来虽然你向他讲了一百次,告诉他们就在他前面,可是他却一动也不动。”K看见自己正站在大门口,门是姑娘刚才打开的。他的力气好像一下子就恢复了。他想先尝尝自由的乐趣,便伸出脚去,踏上一级楼梯,在那儿与搀他到这儿来的两个人告别,他们低着头听他讲话。“十分感谢,”他反复说了几次,接着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们握手,直到他看出,他们确实只习惯于呼吸办公室的空气,一接触到从楼梯口涌进来的比较新鲜一点的空气就不舒服时,才离开他们。他们简直连回答他的力气也没有了。如果K不匆匆把门关上的话,姑娘很可能会晕倒在地。K又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的镜子,把头发理理好,捡起掉在下面那级楼梯上的帽子——可能是问讯处职员扔在那儿的——然后便迈着轻快的步子,大步朝楼下走去,连他自己也对这种反应感到有些害怕了。他那往常很结实的身体从来没有使他出过这种洋相。也许体内正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让他再经受一次考验吧!以前的那些考验他都轻而易举地经受住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一有机会便去找医生看看的念头,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决定今后要把每星期天上午的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在这点上,他还是可以给自己出主意的。

     四 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在这以后的几天中,K发现很难和布尔斯特纳小姐搭上话;甚至讲一句话也不可能。他千方百计地想找她,但是她总设法避开。他离开办公室后,直接回家,坐在屋里的沙发上,熄了灯,开着门,专心致志地看着门厅。如果女仆从这儿走过,发现他的屋里似乎没人,便随手把门关上的话,稍待片刻他便站起身来,重新把门打开。他这几天都比平常早一个钟头起床,希望能在布尔斯特纳小姐上班前,和她单独呆一会儿。但是这些计策却没有一个奏效。于是,他就给她写信,往她办公室寄,也往她家里寄。他在信中试图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补救,保证以后决不越出她所规定的界线,请求她给他一次和她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不同她先商量就无法和格鲁巴赫太太谈妥任何事情。最后他告诉小姐说,下星期日他整天都在屋里等着,希望她能带来个信息,或者答应他的要求,或者至少解释一下,为什么即使他已保证对她言听计从,她还是不愿见他。他的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得到回音。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倒是得到了一个意思足够明确的信息。早晨,K透过自己房门上的钥匙孔,发现门厅中有不同寻常的动向。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个法语教师好像搬进了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这是一位德国姑娘,名叫蒙塔格,病态,苍白,脚有点跛,到目前为止自己单住一间房。她在门厅里来回走了几个钟头。看来她老是丢三拉四,不是忘了几件内衣,便是忘了一块布,或是忘了一本书,必须专门再跑一次,放进新房间里去。

    当格鲁巴赫太太进来给他送早餐的时候——自从她那次把K惹生气以后,她一直无微不至地伺候他——他不得不首先打破他俩之间的沉默。“今天门厅里为什么这样忙乱!”他一面问,一面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不能挪到别的时间吗?这地方必须在星期天彻底打扫吗?”虽然K没有看着格鲁巴赫太太,他却知道她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这几个问题尽管很严厉,她却认为这意味着宽容,或者接近于宽容。“没有人在彻底打扫这地方,K先生,”她说,“蒙塔格小姐搬去和布尔斯特纳小姐住在一起,她正忙着搬东西呢。”她没有往下说,而是等着,看K会怎么反应,是不是会让她继续说下去。但是K却故意折磨她,搅着咖啡,一声不响,只顾自己思考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抬眼看着她说:“你早先对布尔斯特纳小姐的疑问已经消除了吗”“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大声说道,她正盼着这个问题;她两手握在一起,朝K伸去,“你把我随便说说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了,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得罪你或是任何其他人。你肯定早就了解我了,K先生,你应该相信这点。你简直想像不出,最近这些天我是多么难受!我讲了房客的坏话!而你,K先生,竟相信了!你还说,我该让你搬出去!让你搬出去!”她最后这次感情的发泄已被啜泣所窒息,她撩起围裙,蒙到脸上,号陶大哭起来。

    “请别哭,格鲁巴赫太太,”K说;他看着窗外,思念着布尔斯特纳小姐,并且想着她让一个陌生姑娘住进自己房间这件事。“请别哭,”他又说了一遍,因为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发现格鲁巴赫太太还在哭。“我说的也没有这么可怕,这么严重。我们彼此误解了,这种情况在老朋友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的。”格鲁巴赫太太把围裙从眼睛上移开,想看看K是否真的息怒了。“好啦,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这么点事,”K说;他接着又贸然加上一句,因为他根据格鲁巴赫太太的表情判断出,她的侄子——那位上尉——并没有向她透露任何事情。“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会为了一个陌生姑娘而和你作对吗?”“我正是这么以为的,”格鲁巴赫太太说;她只要稍微觉得轻松点,马上便会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来,这是她的不幸之处,“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K先生要为布尔斯特纳小姐这么操心呢?他明知道,他嘴里讲出来的任何一句不大好听的话都会使我失眠,为什么非要在布尔斯特纳小姐的问题上跟我吵架呢?何况关于这个姑娘的事,我只讲了亲眼看见的事实而已。”K对此没有回答,当她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应该把她哄出屋去,不过他不想这么做。他满足于自顾自喝咖啡:让格鲁巴赫太太自己明白她呆在这里是个累赘吧。他又听见蒙塔格小姐在外面来回奔忙的脚步声,她一瘸一拐地从门厅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听见了吗?”K指着门说。“听见了,”格鲁巴赫太太叹了口气说,“我主动提出给她帮忙,还让女仆也来一下,可是她很要强,坚持所有的东西自己一个人搬。我委实对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做法感到不解:我常常后悔把房间租给蒙塔格小姐,可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居然让她搬进了自己的房间。”“你不必为此担心,”K一面说,一面用小匙把杯底的糖块碾碎,“这是不是意味着你遭受了某种损失?”“不是,”格鲁巴赫太太说,“这件事本身倒是对我颇为有利的,多出了一个房间,我可以让我的侄子——那个上尉——住进去了。我一直担心,他最近两天可能打扰了你,因为我只能让他住在隔壁的起居室里。他不大晓得为别人着想。”“你说什么来着!”K说,他站了起来,“没关系。你大概以为我神经过敏吧,因为我不能忍受蒙塔格小姐走来走去——瞧,她又开始走动了,这次是往回走。”格鲁巴赫太太觉得几乎没有希望了。“K先生,我要不要去告诉她,让她晚些时候再搬剩下的东西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马上就可以这样做。”“可是,她得搬进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去!”K嚷道。“是的,”格鲁巴赫太太说,她简直不明白K的话是什么意思。“反正,”K说,“应该允许她把自己的东西搬到那儿去。”格鲁巴赫太太只是点点头。她默默无言,她的失望情绪以一种幼稚固执的形式表露出来,这使K更为愤慨。他来回踱步,从窗前走到门口,然后又走回来,以这种方式使格鲁巴赫太太不能溜出房间,她大概是很想一走了之的。

    当K再一次踱到门边时,响起了敲门声。是女仆,她说,蒙塔格小姐想和K先生讲一两句话,请他上餐间去,她在那儿等着。他听到这个口信,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用一种近乎嘲讽的目光看着大吃一惊的格鲁巴赫太太。他的目光似乎在说,他早就预料到蒙塔格小姐会向他发出邀请的,这和他在星期天上午被格鲁巴赫太太的房客这样折腾了一番是有关联的。他让女仆回去禀告说,他马上就去,然后走到衣柜前,换了件上衣。格鲁巴赫太太轻声柔气地抱怨了蒙塔格小姐几句,说她太不知趣,K听后什么也没说,只是请格鲁巴赫太太把早点端走。“为什么?你几乎连动也没动。”格鲁巴赫太太说。“唉,你就拿走吧,”K嚷道,他觉得蒙塔格小姐不知怎么搞的和早点混在一起了,使早点也变得令人恶心了。

    他穿过门厅时,瞥了一眼布尔斯特纳小姐关着的房门。蒙塔格小姐没有请他进屋,而是邀他到餐间里去;他没有敲门便把餐间的门推开了。

    这是一个狭长形的房间,有一个大窗子,地方很小,只能勉强在靠门的两个角落里摆两个碗柜;一张长餐桌占满了餐间的其它部分,餐桌的这头靠近门口,那头一直伸到窗前,几乎使人无法走到窗口去。餐具已经摆好,准备给许多人供餐,因为星期天差不多所有房客都在家里吃午饭。

    K走进餐间后,蒙塔格顺着餐桌的一侧,从窗口迎面向他走来。他们互相默默致意。接着蒙塔格小姐开始说话,她像往常一样昂着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晓得我是谁。”K皱起眉头看了她一眼。“我当然知道,”他说,“你在格鲁巴赫太太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啦,对不对?”“但是我认为你对房客不大感兴趣,”蒙塔格小姐说。“对,”K说。“你不想坐下吗?”蒙塔格小姐问道。他们一声不响地从餐桌尽头拉出两把椅子来,面对面坐下。但是,蒙塔格小姐马上又站起来,因为她把手提包忘在窗台上了。她穿过整个餐间,到窗前去取包;回来时,轻轻地摆晃着手里的提包对K说:“我的朋友让我跟你讲几句话,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她本来想自己来的,可是今天有点不舒服。她请你原谅,由我代替她来对你说。反正她对你讲的事情也不会比我告诉你的多。相反,我认为我倒还能对你多说一点,因为我比较公正。你不这样认为吗?”

    “那么,你想说什么呢?”K说,他发现蒙塔格小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嘴唇,心里不大好受。她的目光似乎要驾驭他将说出的每一句话。“布尔斯特纳小姐显然拒绝了我的请求,不想亲自见我。”“是这样,”蒙塔格小姐说,“不过,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你自己把它说得太严重了。一般说来,人家约你谈话,你当然既不能随便答应,也不能随便拒绝。但也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看不出有谈话的必要,今天便是这样。你刚才既然讲了那番话,我就只好坦率地说了。你请求我的朋友和你谈谈,可以写信,也可以面谈。而我的朋友,至少据我推测,却知道将会谈些什么;由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她深信,如果真的谈了话,将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老实说,只是到了昨天,她才顺便跟我提起了这件事。她还说,你也不会太看重这次谈话的,因为你准是偶然动了这个念头;甚至用不着专门解释,你也会马上明白——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明白的话——这件事做得多蠢。我对她说,完全可能如此;不过我认为,要把这事完全弄明白,还是应该让你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为好。我主动提出当中间人,我的朋友犹豫了一阵之后,听从了我的劝告。我希望这样做对你也有好处,因为哪怕事情再小,只要有一点点不明白的地方,就会使人忧虑;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像这次似的可以轻而易举地澄清,那就最好当机立断。”“谢谢你,”K说;他慢慢站起来,先看看蒙塔格小姐,然后又看看餐桌,接着又看看窗外;太阳照着对面的房子;他朝门口走去。蒙塔格小姐跟着他走了几步,似乎不怎么信赖他。然而他俩到了门口时,都不得不退回来,因为上尉兰茨推门走了进来。K第一次离这么近看见他。上尉个子很高,四十出头,肥胖的脸孔晒得黝黑。他略微欠了欠身,向K和蒙塔格小姐致意,然后走到她跟前,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手。他的动作潇洒自如。上尉对蒙塔格小姐的彬彬有礼与K对她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蒙塔格小姐看来并没有生K的气,因为她还想把K介绍给上尉,至少K是这么认为的。但是K并不愿意被介绍,他既不想和上尉,也不想和蒙塔格小姐客套,吻手这个举动在他看来等于说他俩串通一气,目的在于以最彬彬有礼的利他主义为幌子,阻碍他到布尔斯特纳小姐那儿去。他还觉得自己看出了更多的名堂,他发现蒙塔格小姐选择好了一件得心应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用来一箭双雕的武器。她夸大了布尔斯特纳小姐和K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先是夸大了他要求约见布尔斯特纳小姐这件事的重要性;同时又耍弄手腕,让人以为夸大其词的乃是K。她会发现自己错了,因为K不想夸大任何事情;他知道布尔斯特纳小姐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字员,不会长期抗拒他的。他得出这个结论后,就决意不必顾忌格鲁巴赫太太讲过的那些关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话了。他匆匆和他们告别;他在离开餐间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他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但是蒙塔格小姐的嗤笑声从身后的餐间里传来,这使他顿时闪过一个念头:他可以乘机做一件出乎他俩——上尉和蒙塔格小姐——意料之外的事。他朝四周扫了一眼,仔细听了听,确信旁边的各个房间里一切都很平静,没有任何东西会来妨碍他。除了餐间里的唧咕声和格鲁巴赫太太从通向厨房里去的过道中发出的声音外,四周静悄悄的。看来机会极好,K便转身走到布尔斯特纳小姐的门前,轻轻叩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又敲了一次:仍旧没人答应。她在睡觉吗?或者她真的不舒服吗?或许她知道只有K才会这么轻轻叩门,因此装作不在家吧!K认为她是装作不在家,因此便敲重了点;最后,由于敲门毫无结果,他便蹑手蹑脚地把门推开;他知道这样做不对,不仅不对,而且也没用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另外,它和K前些日子见过的样子几乎完全不同了。墙边并排放着两张床,门旁的三把椅子上堆满了外衣和内衣,一个衣柜开着。看来,当蒙塔格小姐在餐间里滔滔不绝地讲话时,布尔斯特纳小姐乘机溜出去了。K并不觉得十分惊讶,他丝毫不期待在目前阶段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布尔斯特纳小姐;不错,他曾经作过尝试,但主要是为了气气蒙塔格小姐。当他重新关上房门时,发现餐间的门开着,蒙塔格小姐和上尉一起站在门口谈话;这使他大为震惊。他们大概一直站在那儿,故意不让K发现他们在看着他;他们压低嗓门讲话,用漫不经心的眼光注视着K的每一个动作——侃侃而谈的人们打量从身旁经过的行人时,用的就是这种眼光。尽管这样,他们的目光给K造成了很大压力;他贴着墙,尽可能快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五 打手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K离开办公室,顺着楼道,朝楼梯走去——他差不多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只有函件分发处的两个职员还在一盏辉光灯的暗淡光线下继续工作。他突然听见一阵哀叹声从一间屋子的门后传来。他一直以为这间屋子是废物贮藏室,虽然他从未打开过这间屋子的门。他诧异地停下脚步,再仔细听听,以便证实自己没有听错:一切静悄悄的。可是,没隔多久,哀叹声又传出来了。他开头想找一个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一块去,作为证人,但是后来他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心的驱使下,猛地把门推开。正像他一直认为的那样,这是一间废物贮藏室。一捆捆没用的旧报纸和陶制空墨水瓶在门后乱七八糟地堆着。然而屋内却站着三个男人,他们弓着身子,因为天花板很低。一支蜡烛插在架子上,发出微光。“你们在这儿干什么?”K问;他问得很快,心情很激动,但声音不高。三人中的一个显然能镇住其他两个人,此人披着一件深色皮外套,脖子、前胸的很大一部分和两只胳臂全露着。他在三人中第一个看见K,但没有反应。另外两个人看见K后大声说道:“先生!我们要挨鞭子啦,因为你在预审法官面前控告了我们。”只是在这时K才发现,他俩原来是弗朗茨和威廉,就是那两个看守;第三个人手中拿着桦木条,准备拍他们。“怎么回事?”K惊奇地看着他们,“我从来没有控告过谁,只是如实讲过我屋里发生的事情。况且,你们在那儿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先生,”威廉说,而弗朗茨则显然想问到威廉背后去,以便躲开那个人,“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工资少得可怜的话,你就不会对我们这么无情了。我要养活一家子,弗朗茨要娶媳妇,大家只能各显神通,光靠拼命干活是富不起来的,白天黑夜地干也不行。你的漂亮睡衣当时是一种诱惑,我们很想据为己有,但那种事情是不准许看守干的,那样干不对;不过囚犯身上的衣服是看守们的外快,这种做法历来如此,已经形成了传统,你可以相信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个倒霉透顶、身陷囹圄的人来说,身上的衣服还会有多大用处呢?但他如果公开说出去,看守们就肯定会受到惩罚。”“我从来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惩处你们,我当时只是在捍卫一个原则。”“弗朗茨,”威廉对另一个看守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位先生从来没有请求过惩罚我们吗?现在你也听到了,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应该受到惩处。”“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第三个人向K指出,“惩罚他们是公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别听他的,”威廉刚开口就住了嘴,因为他的手被桦木条狠狠抽了一下;他赶紧把手凑到嘴边。“我们受惩罚了,只是因为你控告了我们;你如果不控告我们,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干的事,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你难道把这叫做公正吗?我们两人,尤其是我,长年当看守,忠心耿耿,这是有案可查的——你应该承认,老实说,我们把你看守得够好的——我们有各种机会可以晋升,肯定很快就会升任打手,就像这个人一样;他只不过是交了好运,因为谁也没有控告过他;要知道,这种类型的控告确实是很少有的。现在一切都完了,先生,我们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不得不去做比看守还要低下得多的工作;此外,我们现在还得在这里挨一顿打,我们会痛得死去活来。”“那束桦木条能打得这么痛吗?”K问道,他细细察看那人在他面前来回挥动的桦木条。“我们得先把衣服脱光,”威廉说。“噢,我知道,”K说,他更仔细地看了打手一眼;打手晒得像水手那样黝黑,长着一脸横肉,粗壮结实。“没有办法使这两个人不挨打吗?”K问打手。“没办法,”那人笑着摇摇头说。“把衣服脱掉,”他向两个看守下命令,然后对K说:“你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他们怕挨打怕得失去了理智。比如说,这个家伙,”他指指威廉,“说什么可能晋升等等,全是胡说八道。瞧,他多胖呀,桦木条抽在他身上,最初几下连印子也不会留下。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胖吗?他去逮捕谁,就把谁的早点吃掉。他把你的早点也吃掉了吧?你瞧,我没说错吧。像他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晋升成打手,这是肯定的。”“也有像我这样胖的打手,”威廉坚持己见,同时解开了裤腰带。“别说话,”打手一面说,一面挥动桦木条,朝他的脖子抽去,他赶紧往后退,“你们不许说话,快把衣服脱下来。”“如果你放他们走,我就重重赏你,”K说,他再也没看打手一眼——干这种事情时,双方都得睁只眼,闭只眼——就拿出自己的钱包。“你大概打算以后也告我一状,”打手说,“让我也挨一顿打吧?不,不!”“你好好想想,”K说,“如果我当初想让这两个人受罚,现在就不会花钱要求饶恕他们了。我可以掉头就走,随手关上门,闭上眼睛,塞住耳朵,回家去;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确实希望看见放他们走;如果我当时知道他们会挨打或者可能会挨打,那我决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机构,高级官员们才是有罪的。”“正是这样,”看守们大声说道,他们脱得光光的背上立即挨了一鞭。“如果你打的是一位高级法官,”K一面说,一面夺下打手重新举起的鞭子,“我就不会让你住手,相反,会再给你一份钱,鼓励你干这件好事。”“你讲的话很合乎情理,”打手说,“但是我拒绝受贿。我是在这里打人的,我得打他们。”那个名叫弗朗茨的看守大概希望K的干预能成功,因此,原先他尽量往后缩,现在却朝门口走来;他只穿着裤子,一到K面前,立即双膝着地,拽着K的手低声说:“如果你无法劝他饶恕我们俩,那你就想想办法,起码让他饶了我吧。威廉年纪比我大,比我耐打得多,另外他以前也挨过打,是几年前的事,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面子,况且我只是跟威廉学样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师傅嘛。我那可怜的心上人正在银行门口等着结果呢。我真惭愧,真可怜。”他把脸伏在K的外衣上,揩干了脸上的泪水。“我不能再等了,”打手说,他用两手握住桦条鞭,抽了弗朗茨一下,威廉吓得赶紧藏到角落里,偷偷地看着,连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弗朗茨的喉咙里随即发出一声尖叫,凄厉而无望,好像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某种刑具发出来的;叫声在过道里回荡,大概整座楼里都能听见。“别嚷,”K大声说道;他像发了疯似地站在那儿,朝着职员们可能闻声赶来的方向看,同时推了弗朗茨一把;他虽然没用多大力气,但也足以使这个已经一半失去知觉的人跌倒在地了。弗朗茨浑身抽搐,双手抠着地板,但即使这样他也免不了继续挨打。样条鞭朝着躺在地上的弗朗茨猛抽,鞭梢随着他在地上翻滚的频率而有规律地上下挥舞。远处已经出现了一个职员,在他后面几步,还有另外一个。K赶紧“呼”地一声把门关上,走到近处的一扇窗子跟前,打开了窗:窗下是一个院子。尖叫声完全停息了。K为了不让职员们走近,便嚷道:“这是我。”“晚安,先生,”他们回答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没事,”K答道,“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叫,就这么回事。”由于职员们仍然站着不动,K又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他不想和他们多谈,便朝窗外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朝过道里看了一眼,发现他们已经走了。但是他仍然留在窗前,不敢回废物贮藏室去,也不想回家。他的眼睛看着窗下,这是一个方形的小院子,周围全是办公室,所有的窗子现在都是黑洞洞的,只有最上面的几块窗玻璃却反射出月亮的微光。K怔怔地注视着院子的一个角落,那儿很黑,胡乱堆着几辆手推车。他因为自己没有能够使看守们避免挨打而深感失望。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错;如果弗朗茨不尖叫起来——确实很疼,但在这种时候应该控制自己,那么K大概就能找到别的办法说服打手了。如果这个机构的所有下层人员都是坏蛋,那么,干这个最无人性的工作的打手又怎么会是例外呢?何况K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看到钞票后,眼睛转动了一下,他扬言自己奉公守法显然只是为了抬高要价而已。K不会吝啬几个钱的,他真的急于让那两个看守脱身;既然他准备和整个腐败的司法机构搏斗,对这件事进行干预当然是他的职责。但是,弗朗茨张口一嚷嚷,K就无法进行任何干预了:因为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以及其他各种人闻声赶来后,会发现他也在场,正和这几个家伙一起挤在废物贮藏室中——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在这里,任何人也不能要求他作出这种牺牲。如果确实需要他作出某种牺牲的话,他倒情愿脱掉自己的衣服,代替看守挨打,这更为简单。打手当然不会同意K代替看守挨打,这是肯定的;他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被控严重失职,因为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K总有一天会摆脱法院的低级职员的摆布。当然,一般标准在这儿是不适用的。总而言之,K除了把门“呼”地关上以外,毫无办法,但关上门以后也不能把所有的危险都屏除在外。很遗憾,他最后还推了弗朗茨一把,他当时很激动——这是他惟一的借口。

    他听见职员们的脚步声继续从远处传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关上窗,开始朝楼梯口走去。经过废物贮藏室门前时,他驻足听了一会儿。室内一片寂静,好像是座坟墓。打手可以对两个看守为所欲为,可能已经把他们打死了。K伸出手去,打算转动门把手,但突然又把手缩回来。这次帮不了他们的忙啦,因为职员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但是他决心不包庇这件事,要尽一切可能,彻底揭露那些真正的罪犯——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不敢露面的高级官员们。他走下银行外的台阶,注意察看所有的行人;但是,即使在附近的街道上也看不见一个正在等人的姑娘。因此,弗朗茨胡诌什么心上人在等着他,纯粹是说谎,不过这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只是想多博取一些同情。

    第二天,K一整天都在想着那两个看守;他心不在焉,误了公事,为了赶完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里留得比头天还晚。他走出办公室,从废物贮藏室门前经过时,控制不住自己,便打开了贮藏室的门。那儿并非预料中的一片黑暗,眼前的景象把他完全搞糊涂了。每样东西都照旧,和他头天傍晚开门时见到的一模一样。一捆捆旧报纸和一个个墨水瓶还在门后堆着,手上拿着桦条鞭的打手和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两个看守仍旧站在那儿,书架上插着一根燃着的蜡烛。看守们一见K,马上喊道:“先生!”K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又在门上擂了几拳,以便确信门已经关严实了。他差不多是哭着跑到职员们跟前,他们正有条不紊地在拷贝机旁忙着。职员们抬起头,诧异地看着他。“把那间废物贮藏室腾出来,行吗?”他嚷道,“脏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职员们答应第二天去清理。K点点头,他不能硬要他们马上动手,因为已经很晚了;他原先倒是有这个意图的。他坐下呆了一会儿,想和这些人作个伴。他翻翻复印件,希望能造成一个他在检查工作的印象;后来,他发现这些人不大敢和他一起离开大楼,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脑子里几乎一无所思地回家了。

     六 K的叔叔——莱妮

    一天下午,当天的函件即将送走,K忙得不亦乐乎。两个职员拿来几份文件,请他签字;他们被粗暴地推到一边,原来K的叔叔卡尔——一个从农村里来的小地主,大步走进了屋。叔叔的到来并不使K感到奇怪,因为K早就担心他会来。叔叔肯定会来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前K就对此深信不疑。他常常想像叔叔的模样,现在出现在面前的叔叔和他想像中的毫无区别:背略微有点驼,左手拿着一顶巴拿马式草帽。叔叔一进门就伸出右手:这只手鲁莽地越过桌面,伸到K跟前,碰翻了桌上的每一样东西。叔叔老是匆匆忙忙的,因为脑子里总有一个可悲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进城,原定计划中的所有事情都得当天办完;另外,还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跟人交谈、办事和娱乐的机会。K必须竭尽全力,帮他办妥所有这些事,有时还得给他安排住处,因为以前他是K的监护人,K对他特别感激。“一个属于过去的幽灵,”K习惯于这么称呼他。

    他刚打完招呼,就请K和他私下里谈一谈;他没有时间在K端给他的椅子上坐下。“很有必要谈谈,”他气喘吁吁地说,“很有必要谈谈,这样我才能放心。”K马上吩咐两位职员出去,并让他们别放任何人进来。“我听到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约瑟夫?”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K的叔叔大声问道;他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拿过几份文件,连看也没看一眼,就垫在屁股下面,以便坐得舒服点。K一言不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刚从紧张、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得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清闲一会儿。于是,他透过窗子,眺望着马路对面。从他坐着的地方,只能看见马路对面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这是夹在两个商店橱窗中间的一所住宅的正墙,上面什么也没有。“你坐在这儿看着窗外!”K的叔叔挥动双臂嚷道:“看在上帝的面上,约瑟夫,请你回答我。是真的吗?这可能是真的吗?”“亲爱的叔叔,”K说,他已从遐想中回到现实,“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约瑟夫,”叔叔忧虑地说,“据我所知,你一直是说实话的。我应该把你刚才讲的这些话当作是一个坏兆头吗?”“我肯定能猜出,你想知道什么,”K随和地说:“你大概听见了一些关于审判我的事。”“是这么回事,”叔叔回答道,他心情沉重地点点头,“我听见了关于审判你的事。”“你是从谁那儿听说的?”“是艾尔娜写信告诉我的,”叔叔说,“她和你不常见面,这我明白;你对她不大关心,我很遗憾,不得不这么说。可是她还是听说了。今天上午我收到信后,便立即乘上头班火车,赶到这儿来。我来这儿没有别的原因,不过光是这个原因看来就已经足够了。我可以把她信中提到你的部分念给你听听。”他从皮包里拿出信。“就在这儿。她写道:‘我好久没看见约瑟夫了;上星期我到银行里去找他,可是他很忙,我见不到他;我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来不得不离开那儿,因为我得去上钢琴课。我真想跟他谈谈,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机会的。他寄给我上大盒巧克力,祝贺我的生日;他真好,考虑得多周到。我当时给你写信时,忘了提这件事,只是当你这次问起我时,我才想起来。原因嘛,我可以告诉你:巧克力在寄宿学校里不翼而飞了,礼物丢失后,你是很难想起有人给你送过东西的。关于约瑟夫,还有件事情我想应该告诉你。刚才我说过,我那天无法见到他,因为他被一位先生缠住了。我老老实实地等了一会儿以后,问一位侍从,他俩的谈话是不是还要延续很久。他说很可能这样,因为这或许与牵涉到襄理的一件案子有关。我问是什么案子,他是否搞错了。他说他没搞错,是有一件案子,案情还很严重;然而除此之外,他也一无所知。他自己倒很愿意帮助K先生,因为K先生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可是他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只好盼着某个有影响的人物会站在襄理这一边。当然,事情是会顺利的,最后结果一定是百事如意。不过据他从K先生的心情推测,目前情况似乎颇为不妙。我当然不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因此劝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放心,同时也请他别把这事告诉任何其他人。我深信,他讲的话只是无稽之谈而已。不管怎么说,亲爱的父亲,如果你下次进城的时候能去了解一下,那就太好了。你会轻而易举地查明事实真相,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你的一些有影响的朋友进行干预。即使你认为不必要这样做——这是很可能的——至少你也可以给你女儿一个提前用亲吻来欢迎你的机会,她想到这种可能性,顿觉心花怒放。’真是个好孩子,”K的叔叔念完信后说道,随即拭干眼中的泪水。K点点头。近来他遇到许多麻烦事,已经把艾尔娜撇在脑后了;至于巧克力的事,显然是她瞎编的,只是为了给他在叔叔婶婶面前留点面子,这真令人感动。他本想定期给她送戏票,以示回报,但看来这是很不够的;到寄宿学校里去找她,和这么一个不太懂事的十八岁少女聊天,目前也不合适。“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K的叔叔问;女儿的信使他忘了自己的匆忙和不安,看来他在重读这封信。“是的,叔叔,”K说,“全是真的。”“真的?”K的叔叔嚷了起来,“怎么会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是一件什么案子?肯定不是一桩刑事案件吧?”“是一桩刑事案件,”K回答道。“既然一件牵涉到你的刑事案件至今悬而未决,你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呢?”K的叔叔大声问道,他的嗓门越来越高。“我越冷静,结果就会越好,”K不耐烦地说,“你别担心。”“你向我提的这个要求可真妙,”叔叔嚷了起来。“约瑟夫,我亲爱的约瑟夫,为你自己想想吧,为你的亲戚们想想吧,为我们家的名誉想想吧。到目前为止,你一直为我们争了光,你可不能给这个家带来不幸啊。你的态度,”他稍稍抬起头,看着K,“使我很不高兴,一个无辜的人如果还有理智的话,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帮你的忙。准是和银行有关吧?”“不对,”K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你讲话的声音大大,叔叔。我敢肯定,侍从在门口听着呢,我不喜欢这样。咱们最好还是到外面找个地方吧。我将尽量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很清楚,我应该对全家作出解释。”“好,”叔叔大声说道,“很好,不过请你动作迅速点,约瑟夫,快走!”“我还需要向他们交代几件事,”K说;他打电话请他的主要助手来;几分钟后助手就到了。K的叔叔很激动,朝助手摆摆手,说明是K请他来的,这其实用不着说也能明白。K站在办公桌旁边,拿起几份文件,开始低声向助手解释;助手冷静而专注地听着,当K不在的时候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叔叔圆睁着眼睛,神经质地咬着嘴唇,站在K身旁,使K觉得很不自在;叔叔并没有听K在说些什么,但他那一副似乎在听的样子就足以使K心烦了。后来他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常常在窗口或者某幅画前停一会儿,猛地迸出一句话,比如“我一点也不明白,”或者“天晓得这事会怎么样”。助手好像什么也没觉察到,聚精会神地听着K的指示,边听边记下要点。K讲完后,助手向K和K的叔叔点点头,离开他们走了。K的叔叔这时正好背对着他,双手拿住窗帘,瞧着窗外。门刚关上,他就嚷道:“这个笨蛋总算走了,现在我们出去吧,总算可以走了!”他们来到正厅,这里站着几个职员和侍从,副经理刚好迎面走来。K的叔叔在这里就想了解案子的情况,倒霉的K没法让他住口。“现在是时候了,约瑟夫,”叔叔开口说,门厅里恭候着的职员们向他鞠躬致意,他点点头表示回答,“坦率地告诉我,到底是一桩什么案件。”K似是而非地说了几句,笑了笑,直到下楼的时候才向叔叔说明,他不愿意当着职员们的面说这些事。“不错,”叔叔说,“可是现在你有什么事就全说出来吧。”他低头静听,不停地抽着雪茄。“首先要说明的是,叔叔,”K说,“这不是一桩由普通法院受理的案子。”“这很糟,”叔叔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K看着叔叔问道。“我说的是,这很糟,”叔叔又说了一遍。他们站在银行门外的台阶上,看门人好像在听他们讲话,K急忙拉着叔叔走开,他们马上汇人街上的人流之中了。叔叔挎着K的胳膊,不再急于打听案情了,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阵。“但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叔叔突然停下脚步,向K提了一个问题;走在他后面的行人赶紧避开,“这类事情不会突如其来的,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前肯定有征兆。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你知道,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是你的监护人,直到今天我还为此感到自豪。我当然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你;不过,现在由于案子已经开始审理,就很难帮上忙了。不管怎么说,最好的办法是你请几天假,到我们乡下来住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日子你瘦多了。在乡下你能恢复元气,对你会有好处的,因为这次审判一定把你折磨得够呛了。可是,咱们抛开这点不说,从一种意思上讲,你得避一避法院的淫威。他们在这儿拥有各种机器,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把它们开动起来对付你;但是如果你在乡下,他们要找你就得派人来,或者发信、拍电报、打电话来。这么一来,效果自然就差了;你并不能彻底摆脱他们,但至少能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不过他们可能会禁止我离开这儿,”K说,他已经准备接叔叔的想法做了。“我并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叔叔胸有成竹地说,“何况你的离开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损失。”“我本来以为,”K说,同时挽起叔叔的胳臂,让他别站着不动,“你会比我更不在乎这件事,现在看来你把它看得很严重。”“约瑟夫!”叔叔嚷道,他想挣脱胳臂,以便继续站在原地不动,可是K不让,“你变得很厉害,你的头脑向来很清醒,现在怎么糊涂了?你想输掉这场官司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会彻底毁掉。你的所有亲戚也会跟着倒霉,至少会蒙上奇耻大辱。约瑟夫,鼓起劲来。你这种无所谓的样子会使我发疯的。人们看着你,几乎会相信那句老话:‘这种官司,一打准输。’”“亲爱的叔叔,”K说,“激动是没有用处的,对你没用处,对我也没用处。靠感情冲动是打不赢官司的,你稍许考虑一下我的亲身经验吧。你看,我是很尊敬你的,即使你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时候,我也照样尊敬你。既然你告诉我说,全家都会卷入由这件案子所引起的丑闻中——我其实看不出怎么会这样,不过这是题外话一那我就服从你的决定。我只是觉得,即使从你的观点来看,到乡下去这件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被人认为是畏罪潜逃,换句话说,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此外,虽然我在这里受的压力较大,但我也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更使劲地为我的案子奋争。”“这话说得很对,”叔叔说,他的语调变得较为轻松,好像他已发现他俩终于想到一块了,“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因为我认为,如果你留在此地的话,你的无所谓态度会危及案子,还不如我来为你奔走更好。但是,如果你愿意自己使劲为案子奋争,这当然要好得多。”“这么说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K说,“现在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第一步该怎么走?”“我得好好思考一下,”叔叔说,“你要考虑到这个事实:我在乡下已经住了二十年,几乎从未离开过;我在这种事情上的眼光不会像从前那么敏锐了。有几位有影响的人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或许比我内行,可是年长日久,我和他们的关系已经渐渐疏远。我在乡下几乎不和人来往,这点你是知道的。只是在发生像眼下这样的紧急情况时,我才认识到这样做的坏处。何况你这事多多少少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很奇怪的是,收到艾尔娜的信后,我猜到了某种类似的事情,而今天一见到你,我几乎就确信了。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在别浪费时间啦。”他还没讲完,便踮起脚尖,叫来一辆出租汽车。他大声地把地址告诉司机后,就钻进车内,并把K也拽了进去。“我们直接去找霍尔德律师,”他说,“他是我的同学。你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你不知道?这真奇怪。作为辩护人,作为穷人的律师,他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富于人情味的,我准备把这件案子全部委托给他。”“我愿意试着全按你的意思去办,”K说,尽管叔叔处理事情的仓促和轻率方式使他颇为不安。他作为一个有求于人的人,被带到一个穷人的律师那儿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原先不知道,”他说,“在这种案件中可以聘请律师。”“当然可以,”叔叔说,“这是用不着说的。为什么不能呢?现在,你把迄今为止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我,好让我心中有数,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K立即讲起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一个细节也没遗漏,因为只有绝对坦率,才能使叔叔不再认为这桩案子会带来令人心寒的耻辱。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名字K只是捎带着提过一次,这并不说明他的不坦率,因为布尔斯特纳小姐与案件没有关系。他一面讲,一面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他发现他们已经驰近办公室设在阁楼上的法院所在的那个郊区了;他请叔叔注意这个事实,可是叔叔似乎不大理会这个巧合。出租汽车在一座深色的房子前停下。叔叔按响底层第一家的门铃;当他们等人开门的时候,叔叔露齿而笑,低声说道:“现在是八点钟,委托人很少在这种时候来找他,但霍尔德不会见怪的。”门上有个警窗,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在窗口出现,盯着两个来客看了一会儿后,又消失了;然而门还是没开。K和叔叔互相证实,他们的确看见了一双眼睛。“一个新来的女仆,大概害怕陌生人,”K的叔叔说,他又敲敲门。那双眼睛再次出现,这回的眼神似乎很忧伤,但也许是煤气灯造成的错觉;煤气灯没有灯罩,正好在他们上方点着,发出刺耳的“嘶嘶”声,但光线却甚为暗淡。“开门!”K的叔叔喊道,他开始用拳头擂门,“我们是霍尔德先生的朋友。”“霍尔德先生病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位于这条短门廊另一边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在门口出现,他压低嗓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K的叔叔因为等得过久而怒气冲冲,他转过身来嚷道:“病了?你说他病了?”他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人跟前,好像那人就是所谓疾病的化身。“门已经开了,”那人蓦地指着律师的门说,接着裹紧身上的睡衣,进了屋。门真的开了,一位年轻姑娘——K认出了那双有点向外凸的黑眼睛——系着一条白色长围裙,手上拿着蜡烛,站在前厅里。“下次开门请你麻利点,”K的叔叔没有跟她寒暄,而是教训了她一句;她行了个屈膝礼。“来吧,约瑟夫,”他对K说,K正向姑娘暗递秋波。“霍尔德先生病了,”K的叔叔径直朝里屋走去时,姑娘说,K还在打量着姑娘,她转身把门插上;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苍白的双颊、下巴,连她的太阳穴和前额也是圆的。“约瑟夫!”K的叔叔又喊了一次,接着他问那姑娘:“是心脏病吗?”“我想是的,”姑娘说;她端着蜡烛,走到他前面,把里屋的房门打开。在烛光照不到的一个屋角里,一张蓄着长胡子的脸从枕头上抬起来。“莱妮,谁来啦?”律师问,他被烛光照花了眼,看不清来客。“是你的老朋友阿尔伯特,”K的叔叔说。“噢,阿尔伯特,”律师说,他又躺倒在枕头上,好像没有必要在这个客人面前强打精神似的。“你真的很不舒服吗?”K的叔叔在床沿上坐下后问律师,“我简直不相信。不过,这只是心脏病再次发作而已,像前几次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的。”“也许吧,”律师说,他的声音微弱,“不过这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厉害。连呼吸都困难,睡不着觉,浑身一天比一天没劲。”“我明白了,”K的叔叔说,他的那只粗壮的手使劲把巴拿马草帽压在膝头上。“这真糟糕。不过,佣人对你的照料周到吗?这儿光线很暗,阴沉沉的。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儿的气氛要欢快得多。另外,你现在的这个年轻女佣人好像不怎么伶俐,也许是装成这样。”那姑娘拿着蜡烛,还站在门口;从她那扑朔迷离的目光推测,她好像在看着K,而不是在看K的叔叔;即便后者在谈起她的时候,她也不看他一眼。K推过一张椅子,放在她身边,自己靠在椅子背上。“一个人得了病,像我现在这样,”律师说,“就需要安静。我并不觉得这儿是阴沉沉的。”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莱妮对我照料得很好,她是个好姑娘。”但是K的叔叔并不相信,他显然对女看护有成见;他没有回答病人的话,只是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那姑娘;她走到床前,把蜡烛放在床头柜上,朝病人俯下身去,一边摆好枕头,一边对他轻声说话。K的叔叔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人的房间里,猛地站起身来,在姑娘身后踱来踱去;如果这时他去执姑娘的裙子,把她从床边拖开,K也不会觉得奇怪的。K以旁观者的态度看着这一切。律师生了病,K倒并非完全不满意:叔叔对他的案子的关心越来越热切,他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热情;现在,谢天谢地,出现了这种情况,用不着他插手,叔叔的热情就会受挫。不久,他叔叔大概想惹女看护生气,大声叫道:“小姐,劳驾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我有些私事要和我的朋友商量。”姑娘还俯着身,正在把靠着墙的那部分床单抚平;她听了这话,侧转头,心平气和地说:“你要知道,我的主人病了;不能跟他商量任何事。”这和K的叔叔的暴躁、结巴和唾沫四溅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还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尽管如此,即使是一个没有成见的局外人也会认为她是在冷言相讥。K的叔叔好像被黄蜂螫了一下,顿时暴跳如雷。“他妈的,你——”他破口大骂起来,由于愤怒过分,他的话很难使人听懂。K虽然预料到叔叔会突然爆发,但听了这话后仍然惊讶不已地站了起来,朝叔叔奔去,决定伸出双手堵住叔叔的嘴,使他平静下来。幸好姑娘身后的病人这时从床上直起了腰;K的叔叔赶忙做了个鬼脸,好像吞了一瓶令人恶心的药水,接着用较为温和的口气说道:“我请你相信,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如果我请求的事情没有办得到的可能,我是决不会开口的。现在请你走吧。”姑娘在床边挺直身子,转身正对着K的叔叔,不过她的一只手仍然在轻轻拍着律师的手,至少K是这么臆想的。“你可以当着莱妮的面跟我商谈任何事情,”律师用恳求的语调说。“这事与我无关,”K的叔叔说,“不是我的秘密。”他转过身去,好像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似的,不过他是想让律师有时间再斟酌一下。“那么是关于谁的?”律师重新躺下,有气无力地问道。“与我侄子有关,”K的叔叔说,“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开始介绍他的侄子:约瑟夫·K,襄理。“噢,”病人说,他活跃多了,并朝K伸出手来,“请你原谅,刚才我没有看见你。现在你走吧,莱妮,”他对女看护说,紧接着便久久地握住她的手,好像在跟她告别似的;莱妮顺从地走了。“这么说,你到这儿来,”他对K的叔叔说;K的叔叔已经息了怒,重新来到床前,“不是因为我有病而来看我的,你是有事来的。”他好像一想起别人把他当病人来探望,就浑身动弹不得,从现在开始才好些。于是他支着胳膊坐起来,显得年青多了,当然这么做要花费很大力气,他把手指伸进胡须中,持着。缠绕着。“自从那个小妖精走后,”K的叔叔说,“你看上去已经好多了。”他突然住了嘴,低声说道:“我敢打赌,她在偷听,”他奔到门口看了看,门后没有任何人,他又走回来,并不觉得很难堪,因为他觉得,她不想偷听也完全是出于恶意,出于怨恨。“你对她不公道,”律师说,不过没有多为女看护再辩解;他大概认为,自己的缄默就意味着她根本不用别人为她辩解。接着他用十分友好的口气说下去:“过问你侄子的这件案子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我的力量能够胜任,我将认为自己是十分幸运的。我很担心我的力量不够;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将竭尽全力;如果我一个人不能成功,你还可以去请别人来助我一臂之力。老实说,这件案子使我深感兴趣,我不能放弃过问这件案子的机会。即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障碍面前受阻也是值得的。”这番话K连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他瞅了瞅叔叔,希望能得到解释3然而叔叔手里拿着蜡烛,坐在床头柜上。一个药瓶从床头柜上滚了下来,掉到地毯上,不管律师说什么,叔叔都点头,显然完全同意律师说的一切;他有时还瞥K一眼,似乎要求K也表示赞同。难道叔叔已经把和这件案子有关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津师了吗?但这不可能,事情的进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不明白——”于是他开口说。“噢,我大概误解了你的意思?”律师问,他和K一样惊奇和困惑。“也许我太急躁了。那么,你到底要跟我商讨什么事呢?我原以为是关于你的案子的事呢。”“当然是这事,”K的叔叔说,然后转过头去问K:“你担心些什么?”“嗯,可是,你是怎么知道有关我和我的案子的情况的?”K问道。“噢,是这么回事,”律师笑着说,“我是一个律师,你知道,我经常出入辩论各种案件的司法界,其中最堪注意的案子肯定会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更不必说是一桩有关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侄子的案件了。这事并不十分蹊跷。”“你到底担心些什么?”K的叔叔又问了一遍,“你太神经过敏了。”“这么说来你经常出入司法界?”K问,“是的,”律师回答道。“你问起问题来像个小孩子,”K的叔叔说。“我如果不和我的同行交往,那该跟谁交往呢?”律师补充说。这话听起来是无可非议的,K无以置答。“不过,你准是和位于司法大厦中的那个法院有联系,而不是和设在阁楼上的法院有联系,”他本想这么说,可是没有说出来。“你要知道,”律师接着说,他讲话的口气像是在草草解释一件不言自明的事,“你应该知道,这种交往使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为我的委托人办妥事情,其中有的途径甚至不便公开说明。当然,由于现在我病了,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利条件;但是这也不要紧,因为我在法院里的好朋友常常来看我,我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很多情况,也许比很多身体健康,整天呆在法院里的人知道的情况还要多。例如,现在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这儿。”他朝屋里一个黑洞洞的角落摆摆手。“在哪儿?”K问,他吃了一惊,因此问得很唐突。他半信半疑地环视着四周。小蜡烛的亮光几乎照不到对面的墙,那个黑洞洞的屋角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身影。K的叔叔把蜡烛举过头,K借助烛光看见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坐在屋角的一张小桌旁。他坐在那里大概连气都没有透,以至于呆了这么久居然没有被人发现。他急忙站起来,显然因为自己让人发现而感到不快。他的双手像小鸟的翅膀一样摆动着,似乎想表明他不赞成任何形式的介绍和寒暄,似乎想让人家知道,他不愿意打扰别的先生,只希望重新进入黑暗中,别人最好忘掉他的存在。但他无法再享有这种特权了。“我可以说,你使他们吃了一惊,”律师解释道,他招手请那位先生走上前来;那位先生慢慢挪动脚步,犹豫不决地看着四周,然而举止很有风度。“法院书记官——啊,请原谅,我还没有给你们介绍——这是我的朋友阿尔伯特·K,这是他的侄子约瑟夫·K,这是法院书记官——我再说一遍,蒙他热忱相待,今天来看我。这种探望的价值只有在法院中混迹多年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因为他们知道,书记宫的工作忙得要命。尽管这样,他还是来看我了,在我的病体尚能坚持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愉快地谈论着。我们没有禁止莱妮引进来客,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来,我们当然以为我们不会被人打扰的;可是,阿尔伯特,后来传来了你的暴躁的敲门声,法院书记宫于是带着他的桌椅退到屋角里去了。不过现在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总算有机会一块谈谈了,因为这件案子和咱们大家都有关系,咱们可以聚在一起聊聊。请,亲爱的书记官先生,”他朝书记官鞠了一躬,带着彬彬有礼的微笑,指指床边的一把扶手椅说。“遗憾的是我只能再呆几分钟,”法院的书记官客气地说,他坐到扶手椅上,看了看表,“我还有公事。不过我不愿意放过一个在这里认识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机会。”他朝K的叔叔微微弓了弓身;K的叔叔看来由于结识了这个人而感到很荣幸,但是他生来不善于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而是用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大笑来回答法院书记官的这番话。真滑稽!K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察一切,因为谁也没有注意他。法院书记官既然已经处于突出地位,便当仁不让地首先发表意见,这好像已成了他的习惯。律师当初装作身体虚弱,大概只是为了谢绝来客;现在他伸出手,拢在耳朵边,聚精会神地听着。K的叔叔作为执烛人——他把蜡烛放在大腿上保持平衡,律师经常向他投射一瞥不安的目光——很快就脱离了尴尬局面,现在正兴致盎然地听着法院书记官的妙语连珠的演讲,欣赏着书记官讲话时一只手附带作出的波浪式动作。K靠在床架上,法院书记官完全把他忘了,也许是故意怠慢他;结果他只能成为另一个老人的听众。K本身也没有心思听他们讲话,脑子里先是想起了女看护,想起了叔叔对她的粗暴态度,后来则自问以前是否见过法院的书记官:大约初审的时候书记宫在听众当中吧?K可能猜错了,不过法院书记宫——这个胡子硬撅撅的老先生——坐在第一排听众中倒是非常合适的。

    门厅里突然传来一阵像是陶器打破的声音,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K说,他慢悠悠地走出去,想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叫他回屋的机会。他刚走进门厅,伸出脚在黑暗中摸索时,一只比他的手小得多的手按在他那只仍然扶着门的手上,轻轻把门带上了。这是女看护,她在那儿等着呢。“没事,”她悄悄地说,“是我往墙上扔了个盘子,想把你引出来。”K扭。泥地说。“我当时也在想着你。”“那就更好了,”女看护说,“到这边来。”他们走了一两步,来到一扇厚玻璃门前,她把门打开。“进去吧!”她说。这间屋显然是律师的办公室;月光透过两扇大窗子照进屋来,照亮了窗前地板上的两个小方块;借着月光可以看见屋里摆满了古色古香的旧式家具。“到这儿来,”女看护指着一把椅背雕花的深色椅子说。K坐下后继续打量着这间屋子;办公室很大,天花板很高,这位“穷人的”律师的委托人来到这儿会有茫然若失的感觉。K给自己描绘了这么一幅图画:委托人个个局促不安,他们慢慢朝律师的大桌子走来。可是后来他把这些全抛在脑后,只望着女看护;她紧挨K坐着,差不多把他挤得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我本来想,”她说,“你自己会出来的,用不着等我来叫你。你的行为真古怪。你一进门,眼睛就始终盯着我;可是你却让我等了好久。你就叫我莱妮吧!”她匆匆补充道,这句话突如其来,好像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似的。“我很高兴这样称呼你,”K说,“至于说我的行为古怪,莱妮,这很容易解释。首先,我必须听那几个老头唠叨。我不能没有任何借口就离开他们走出来。其次,我不是一个在女人面前胆大妄为的小伙子,说实话我很害臊;而你,莱妮,看样子也不像是个一说就愿意的姑娘。”“不对,”莱妮说,她的手臂搭在椅子背上,眼睛看着K。“而是你开始时不喜欢我,现在没准仍然不喜欢我。”“喜欢这个字眼太没有力量。”K含糊其辞地说。“啊!”她微笑着说。K的话和这个短促的感叹使她略微占了上风,于是K一时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已经对这间黑暗的屋子习惯了,现在已能看清某些摆设的细节。给他留下特殊印象的是一幅挂在房门右侧的大型油画。他朝前倾着身子,想看清楚点。画面上是一个穿着法袍的人;那人坐在一个像宝座一样的高脚椅子上,这是一张镀金椅子,在整幅画里占据着一个突出地位。奇怪的是法官的坐姿看来并不威严,因为他的左臂搭在宝座的后背和扶手上,右臂却悬空吊着,手掌下垂,搁在另一个扶手上;法官似乎正要站起来,做一个激烈的、也许是忿怒的手势,发表一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看法,甚至作出判决。我们可以设想,被告站在通向法官宝座的最下面一级台阶上;最上面几级台阶上铺着的黄地毯已经画出来了。“或许他就是审理我这个案子的法官,”K伸出手指,指着那幅画说。“我认识他,”莱妮说,她也在看着画。“他常到这里来。这幅画是他年轻时请人画的,但一点也不像,既不像他年轻时,也不像他现在。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是个侏儒;可是他却让别人把自己画成了这个样子,原因是他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爱虚荣爱到了发疯的程度。然而我也是一个爱虚荣的人,说话颠三倒四,你肯定不会喜欢我的。”K听了最后这句话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两臂抱住她,把她搂到胸前;她默默地把头枕在他肩上。他对她说的其它话倒作出了反应:“他担任什么职务?”“他是一位预审法官,”她一面说,一面握住K搂着她的那只手,抚弄起他的手指来。“只是一位预审法官而已,”K失望地说,“高级官员们全藏得好好的。可是,他却坐在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宝座上。”“全是瞎画的,”莱妮说,她把自己的脸伏在他手上。“其实他是坐在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上,屁股下垫着一条叠成双层的旧马毯。可是,你干吗总是闷闷不乐地惦记着你的案子呀!”她慢条斯理地问道。“不,我一点也没惦记我的案子,”K说,“相反,我考虑得可能太少了。”“你这样做没错,”莱妮说,“你太倔强,这是我听说的。”“谁告诉你的?”K问;他能感到她的身体贴近了自己的胸部;他朝下凝视着她那头浓密、乌黑、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如果我告诉你,我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莱妮回答道,“请别问我他们叫什么名字,记住我的忠告就行啦,以后别再那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应该认罪。一有机会就认罪吧。你不认罪,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爪,谁都无能为力。当然,即使认了罪,如果没有外来援助,你也达不到目的;不过你用不着为此煞费苦心了,我来想办法吧。”“你很熟悉法院和法院里的种种阴谋诡计!”K说;他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因为她紧紧靠着他,他觉得太重。“这样更舒服,”她一面说,一面在他的膝盖上坐好,抚平裙子,拉直上衣。然后她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身体向后微仰,久久端详着他。“如果我不认罪,你就不能帮助我吗?”K试探着问。“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帮忙,”他想道,几乎吃了一惊,“先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后来是门房的妻子,现在是这个小看护。她看来对我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好像这是她惟一该坐的地方!”“不能,”莱妮慢慢摇着头说,“那我就无法帮助你。不过你一点也不想要我帮忙,你无所谓,你很傲慢,从来不听别人的话。”过了一会儿,她问道:“你有女朋友吗?”“没有,”K说。“嘿,不对,你有!”她说。“嗯,对,我有,”K说,“你瞧,我否认有女朋友,可是我兜里却明明揣着她的照片。”在她的恳求下,他把艾尔莎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蜷缩在他膝上,久久凝视着照片。这是一张快相,拍的是艾尔莎在跳粉面舞的最后一场,她常在酒吧间里跳这种舞;她的裙子在飘拂,犹如一把扇子,她把双手按在结实的臀部上,扬起下巴,对某个没拍进照片的人笑着。“她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莱妮一面说,一面指着她认为衣服绷得过紧的部位。“我不喜欢她,她太粗犷,太俗气。不过,她也许对你很温柔体贴,从照片上可以猜得出来。像她那样高大健壮的姑娘往往不由自主地对人温柔体贴。但是她能够为你而牺牲自己吗?”“不能,”K说,“她既不温柔也不体贴,更不能为我而牺牲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既没有要求她做到前者,也没有要求她做到后者。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仔细端详过这张照片。”“这么说来,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并不很重要,”莱妮说,“她根本不是你的女朋友。”“噢,她是我的女朋友,”K反驳道,“我不想食言。”“好吧,就算她是你的女朋友吧,”莱妮说,“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一旦失去她,或者换一个女朋友,比如说换上我吧,你不会太想念她的,对不对?”“当然对,”K笑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她有一点比你强得多:她对我的案子一无所知,即使她知道了,也不会为此伤脑筋。她更不会设法让我变得随和点。”“这并不是她比我强的地方,”莱妮说,“如果她比我强的地方就是这一点,那我还有希望。她有什么生理缺陷吗?”“生理缺陷?”K问。“对,”莱妮说,“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生理缺陷。瞧。”她抬起右手,伸出当中两个手指,其间长着一层蹼状皮膜,一直连到指尖;皮膜和手指一样,很短。K在黑暗中一时没弄明白她想给他看什么;莱妮便抓过他的手,让他摸摸皮膜。“确实是只畸形的手!”K说,他仔细看了看整只手后又补充道:“但也确实是只美丽的小手!”莱妮颇为得意,她看着K不胜惊奇地把两个手指头掰开,然后又并拢,在放开它们之前还轻轻吻了一下。“啊!”她立刻嚷道,“你吻了我!”她匆匆欠起身子,张大嘴巴跪在他的双膝上。K抬眼看着她,惊讶得几乎目瞪口呆:她此时紧紧地挨着他,身上散发出一种胡椒粉似的很有刺激性的气味;她一把搂过他的头,俯下身去,咬着和吻着他的脖子,一直咬到他的头发根。“你已经用我代替她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大声说,“瞧,你毕竟用我来代替她了!”她双膝发软,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几乎倒在地毯上;K伸手想把她抱起来,结果却被她拽倒在地。“你现在属于我了。”她说。

    “这是门钥匙,你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这是她讲的最后一句话;他向她告别时,她无目的地在他肩上亲了最后一下。他走出门,来到马路上;外面正下着小雨。他朝街心走去,希望能最后看一眼也许正站在窗旁的莱妮;但是他的叔叔突然从一辆停在房子前面的汽车里走了出来,心不在焉的K刚才没有发现这辆汽车。叔叔抓住他的双臂,把他朝门口推去,好像要把他钉在门上似的。“约瑟夫!”叔叔嚷道,“你怎么能这样!你的案子本来有了点眉目,现在又被你搞糟了。你偷偷和一个不要脸的小荡妇溜走了,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何况她显然是律师的情妇。你连一个借口也不找,什么也不回避,便明目张胆地跑到她那儿去,呆在她身边。我们三个人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那儿,一个是你的叔叔,正在为你尽力奔走的叔叔;一个是应该努力争取过来的律师;特别是还有法院书记官,一个目前正在审理你的案子的重要人物。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商量怎么帮助你,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和律师打交道,律师又谨小慎微地和法院书记官打交道。我原想你起码该助我一臂之力,可是你却溜走了。你离开了这么长的时间,谁都瞒不住;当然,这两位先生老于世故,没提起你不在的事,他们要照顾我的情绪。最后,连他们也不能再无视事实了,只是因为此事不便提起,他们才一句话也没说。有好几分钟之久,我们坐在那儿静听着,希望你能回来,但一切都白搭了。法院书记官在这儿呆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原定计划。最后他只好站起身来,道了夜安;他显然为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他没能帮助我;他的热情确实是数一数二的。临走前,他在门口又等了一会儿。老实告诉你吧,他走后,我倒觉得宽心了;在那以前,我简直喘不过气来。身体欠佳的可怜的律师情况更糟,我和他告别时,这位好心人居然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你很可能会促使他的身体完全垮掉,很可能会催他早日走进坟墓;而你却有赖于他的善意斡旋。你让我——你的叔叔——在雨中站了好几个钟头。我真为你发愁;你摸摸,我浑身都湿透了!”

     七 律师——厂主——画家(1)

    一个冬天的上午,窗外下着雪,多雾,阴暗,K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时间还早,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为了至少在下属面前保全面子,他指示自己的事务员不让任何人进来。借口说正忙着办一件要事。但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在椅子里扭动着身子,懒洋洋地整理好摊在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搁在办公桌上,低下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他现在一直在考虑着自己的案子。他经常想,也许写一份辩护书呈交法院会更好些。他将在辩护书中简述自己的生平,每说到一件大事就解释几句: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谴责,理由是什么。这种成文的辩护书与一位本身并非无懈可击的律师的口头辩护相比,优点很多,这是无疑的。K不知道律师正在为这件案子忙些什么;反正成果不大。一个多月以前,霍尔德派人来找过他,他和律师初步接触几次后,便留下了律师帮不成什么大忙的印象。开始时,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值得问。提问肯定是重要的。K觉得自己也能提出所有必须提的问题来。但是律师却从不提问,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K的对面。他微微朝自己的办公桌倾着身子,可能是听觉不灵敏的缘故;他捋着下巴中间的那撮胡子,凝视着地毯,大概正瞧着K和莱妮躺过的那块地方。他常常会给K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劝告,就像人们对小孩提的劝告一样。这些告诫既没用处又令人厌烦,最后算账时K肯定不会为此付一文钱。律师认为已经把K足足奚落了一番后,通常又要说几句安慰话,稍稍给K鼓一下劲。他会声称,他已经打赢过很多类似的官司,有时全部赢,有时部分赢。虽然那些案子其实没有这个案子棘手,但是乍看起来却更加没有打赢的希望。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他拍拍其中的一个抽屉——有一份这些案子的单子,但他抱歉地说,这张单子不能拿给别人看,因为这是官方秘密。不过他在过问这些案子时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现在会对K有好处的。他当然已经为K的案子出力了,第一份抗辩书①已基本就绪,准备向上呈交。第一份抗辩书很重要,因为辩护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决定日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不幸的是——他觉得有责任提醒K——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几份抗辩书。法官们把抗辩书往别的文犊里一塞,说什么:此时审察和审讯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诉书更为重要。如果申诉人坚持己见,他们往往补充一句:作出判决前会认真研究全部案卷的,当然包括与本案有关的各种文件,其中也有第一份抗辩书。可惜这样的事在许多案子的审理中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抗辩书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当然——律师承认——上面说的情况只是谣传而已。这一切都很令人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K应该记得,诉讼过程是不公开的;如果法院认为必要的话,诉讼过程当然也可以公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它们必须公开。当然,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诉书——是不能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辩中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况下,抗辩书中才会包含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人们只有在了解到或在审讯过程中猜到指控及指控依循的证据后,才能递呈击中要害的、说服力强的抗辩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面临的局面是棘手和繁难的,但他们却执意这么做。因为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有意见分歧。严格地说,法律不允许为被告辩护,作为辩护律师出庭的人事实上只被人们当作讼师而已,这给所有律师的脸上抹了黑。K下次参观法院办公室的时候,得去看看律师办公室,这一辈子应该开开眼界。他大概会被聚集在那儿的人吓得魂不附体。那间办公室又小又挤,这说明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室内只靠一个小天窗采光,天窗很高,你想看看外边,就得让某个同僚把你驮起来,但这时附近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会呛得你喘不过气来,并且把你的脸薰得污黑。再举一个例子,以说明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年多以前,地板上就有了一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进一个人,但足够滑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顶部,所以,如果你的脚滑进洞里,它就会穿过阁楼的地板,高悬在那些委托人等待接见的过道上方。如果律师们认为这种状况很丢脸,他们并非言过其实。他们向当局反映后,没有丝毫结果;而自费进行彻底修缮和改建则是严格禁止的。当局采取这种做法是有所考虑的:他们打算取消辩护律师,最好一个也不剩;辩护的责任完全由被告自己担负。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如果从这点出发得出结论说,被告在这个法院里出庭时不需要辩护律师,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院比任何其它法院更需要律师在场,因为诉讼过程对公众和被告都是保密的;当然只能保密到一定程度,不过事实证明,保密的范围可以很广。因此,既然被告不能看到法院的文件,人们——尤其是被告,他们是当事人,有许多忧虑使他们分心——很难从一次审讯过程中猜出法院手中有哪些材料,于是便只好让辩护律师插手干预了。一般说来,辩护律师不能参与审查,得在审讯后立即询问被告,可能的话,在预审法院的门口就询问,然后对他得到的大都是十分纷乱的材料进行整理,以便得到一点辩护时可能用得上的材料。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获取很多材料;当然这儿和别处一样,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别人多摸到一些情况。最重要的事情是辩护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辩护律师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K现在大概已从亲身体验中发现,法院组织的底层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其中有不少贪官污吏,使这个天衣无缝的司法系统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裂口。许多小律师采取行贿,或是搜集流言蜚语等方法,企图钻这个缺口的空子;文件失窃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过,至少过去有过这种事。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办法可以暂时取得对被告有利的结果,律师们因此感到骄傲,并以此为诱饵,来招揽新的委托人;但是这些方法对案件的发展起不到作用,或者只能起坏作用。除了与地位较高的官员的令人羡慕的私人关系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价值;这儿说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当然是指基层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只有借助这种关系,才能对诉讼过程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开始不易觉察,但随着案子的进展,将变得越来越显著。当然有这类关系的律师为数甚少,K的选择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许只有其他一两位律师才能自夸他们有像霍尔德博士那样的关系。这些人不屑理睬坐在律师办公室里的那班蠢货,他们和那班平庸的律师没有任何来往,而和法官们的关系则十分密切。霍尔德博士甚至用不着法院开庭时每次必到,用不着在预审法官们的前厅中恭候接见,也用不着为了取得一个虚假的成功或者更无聊的结果而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这些都用不着,K自己亲眼看见,法官们,其中不乏职位很高的法官,主动找到霍尔德门上来,心甘情愿,毫不隐瞒地向他提供情况,至少对他进行大胆暗示,和他议论各件案子下一步的转折;有时他们甚至会被他说服,接受他的一种新观点。他们也许很快就能被说服,但是对此可别指望过高,因为他们可能会爽快地接受一种有利于为被告辩护的新观点,但他们会立即回到办公室,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给被告判以重刑,比他们已经表示要放弃的原判重得多。反对已经作出的判决当然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私下里对你说的,只是私下里对你说说而已,不能在公开场合中照办,即使辩护律师以别的理由竭力博取了这些先生的支持也没用。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这些先生来拜访辩护律师——他们当然只拜访经验丰富的律师——,并非出于善意的考虑或友好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事实上离不开辩护律师。他们都知道,这个从一开始就坚持要保密的司法体系弊病甚多。法官们深居简出,无法和公众接触;他们训练有素,足以处理一般案件,这类案件的审理过程几乎全是十分机械的,只需推一把就行;然而,如果案子过于简单,或者特别棘手,他们便往往一筹莫展;他们完全不能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只接触司法体系的工作——而对人性的了解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到律师那儿去的目的是求教,他们身边总跟着一个带着机密文件的仆人。许多人们料想不到能碰见的先生们会坐在律师家的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的街道;而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后面,研究他们的文件,以期帮他们出个好主意。在这种场合,人们会发现,这些先生们如何看重自己的职务,当他们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是多么绝望。换句话说,他们的处境并不容易,如果认为他们的处境甚为容易的话,那就对他们太不公道了。在这个司法体系中,官员的级别层层上升,无边无际,甚至连内行也不知道这个等级制度的全貌。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对低级官员保密,因此连他们也很难知道,他们曾经为之工作过的案子下一步是如何进展的。他们常常不知道,进入他们的职权范围,由他们来审理的特殊案件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将要转呈到哪儿去。他们只了解案件的几个孤立阶段中的一些情况;这些官员们对终审判决及作出终审判决的理由均一无所知。他们被迫把自己束缚在法律规定他们过问的那个办案阶段内,而对于后来的情况——换句话说,对于自己办案的结果——的了解则往往不如辩护律师。辩护律师通常可以和被告保持接触,这种接触几乎可以一直保持到案子审理完毕。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低级官员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了解到许多值得了解的情况。既然K对这些情况已经心中有数,那么,当他发现法官们脾气暴躁,对待被告态度蛮横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这是人人皆有的经验。法官们的脾气都很暴躁,无一例外,哪怕在他们表面上看来镇静自若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律师们可能会为此而感到不愉快。举例来说,下面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看来是完全属实的。一位心地善良、心平气和、年岁已高的法官,手头有一桩难办的案子,律师提出几份申诉书后,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他已经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法官们确实认真得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就这样,经过二十四小时几乎毫无成效的苦于,到了拂晓时分,他走到门口,躲在门后,把每一个想进来的律师都推下楼去。律师们聚在楼下,商量着对策。从一方面来说,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进去,因此很难采取任何反对法官的法律行动,况且正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冒犯法官们。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少进法院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了一天时间,因此争取进去是很关键的一举。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师们依次奔上楼去,作出最有效的消极抵抗的姿势,听凭法官把他们推下楼,反正楼下的同事们会伸出手臂接住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那位老先生——他通宵未眠,确实已经精疲力尽了——渐感不支,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楼下的律师们起先不相信,指派一个人上楼,躲在门后观察了一阵,确知屋里真的没人了,他们才进去。据大家说,他们进去后连嘀咕一声也不敢,因为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坚持改善司法制度。然而,几乎每个被告,即使是其中头脑很简单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显露出一种建议改革的热情,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这种热情往往只是徒费时间和精力而已,这些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方面去。惟一理智的做法是使自己适应现存条件。即使可以在这儿或那儿作一些局部改进——但是这么想的人准是个疯子——由此得到的好处也只能对将来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议的人本身的利益反而会大受损害,因为他冒犯了报复心理极重的法官们。这种犯上的事情千万做不得!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应该委曲求全;你要懂得,这个庞大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应该真正放手让律师们工作,不要干涉他们。指责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当指责别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指责时更是这样。不管怎么说,霍尔德博士指出,K对法院书记官的失礼已经给这桩案子带来了很大损害。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从有可能为K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他现在故意不关心与K的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法官们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子,为了一点小事——不幸的是,K的行为不能列人小事之类——,他们就会大动肝火,甚至连老朋友也不理睬,见了他们扭头就走,并且以各种想像得出来的方式和他们作对。可是后来,他们又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敢开这样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着便和你重归于好。总之,你想要摆布他们既难也不难,你和他们打交道,很难定下一个固定原则。你有时会感到吃惊,一个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么可能积累起使自己能在这种职业中取得一些成绩所必需的全部知识。你有时当然会觉得面前一片漆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以为自己一无所获;你觉得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赢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结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有没有律师的帮助,那些官司准能打赢。而那些注定要打输的官司,则不管你怎么使劲,怎么费力,怎么醉心于一些虚假的小成功,也终归要打输。这当然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似乎什么都没把握的精神状态;你无法驳斥人家对你作出的下述指责:由于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如果你不干预的话,本来会进展得很顺利的。你失去自信,濒于绝望的边缘,这种时候,你只能处于这类精神状态。这种情绪——这当然只能是一种情绪,别无其它——使律师们十分痛苦;特别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使案子达到预定目的时,委托人却不让他过问案子了。这无疑是律师可能碰到的最坏的情况。不过,委托人解聘律师,不让他过问案件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被告一旦聘请律师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和律师在一起。因为他既然已经请人来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干呢?因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案情发生了转折,律师无法继续过问案子了。案子、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师甩开;这时,哪怕他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连法官们也一无所知。案子已经发展到不许继续列席旁听的阶段,转到一些遥远的、常人进不去的法院里去审理,在那儿被告甚至无法找到律师。然后,哪天你回到家里,会在桌子上发现无数与本案有关的抗辩书,这些抗辩书是你苦思冥想、满怀希望写成的;抗辩书退还给你了,因为在审判的这个新阶段中,它们已不再作为有关材料被接受;而是成为一堆废纸了。但这并非意味着官司已经打输,完全不是,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这点;你只是再也不知道有关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幸运的是,这只是例外情况,K的案子即使属于同一性质,也得很久以后才能达到这个阶段。在目前阶段,采取合法手段的机会还很多,K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递交上去,不必太着急;和有关的法官们进行磋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点已经做了。坦率地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目前最好别透露细节,因为这有可能从坏的方面影响K,不是使他过于高兴,便是使他过于沮丧。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讲得娓娓动听,也表示愿意帮忙;而另一些法官虽然说讲得不怎么好听,但并不拒绝合作。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不应从中得出最后结论,因为所有谈判在最初阶段都是这样进行的,人们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判断,这些谈判是否真有价值。不管怎样,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书记官能不咎既往,被他们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案子可以看作是一个——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已经清理过的伤口,人们在等待下一步的进展时就用不着紧张了。 ——

    ①抗辩: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况,使诉讼不能成立。

    K的律师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大谈一阵。K每次来见他,他就把上述内容重复一遍。每次总有进展,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不说。律师一直在为第一份抗辩书忙碌,可是总也完不成;然而等K下次来访时,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最后那几天很不适宜往上递抗辩书,而这种事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如果K对律师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感到厌倦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实在太慢了;律师就反驳道,进展得一点也不慢。当然,如果K能及时到他这儿来,就会进展得更快一点。遗憾的是K没有这么做,这种疏忽给K造成了不利,况且并非只是暂时的不利。

    打断这种谈话的莱妮是深受欢迎的,她总是利用K在场的当儿给律师端上茶来。她会站在K的椅子后面,好像是在看着律师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里倒上茶水,呷上一口,其实她一直让K偷偷捏住她的手。一片寂静。律师在啜茶,K捏着莱妮的手,有时莱妮也壮起胆子摸摸他的头发。“你还站在这儿呀?”律师喝完茶后会问她。“我得把茶盘端走啊,”莱妮会这样回答;接着,K最后捏一下莱妮的手,律师则揩揩嘴巴,以新的精力重新开始向K发表宏论。

    律师是想安慰K呢,还是想让K绝望?K说不上来,但他不久便断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律师说的当然有可能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他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的企图十分明显;他很可能从未过问过一件在他看来像K的案子这么重要的案件。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和法官们的私人交情,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起疑。谁能肯定,他利用这些关系仅仅是为了K的利益呢?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级别甚低,也就是说,他们听命于他人;各种案件中的某些转折很可能会对他们的晋升起着甚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有可能利用律师,使案子发生这类必然对被告不利的转折吗?或许他们并非一贯这么做,这不可能;有时他们可能会让律师略占上风,作为赏给他的劳务报酬,因为维护律师的声誉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他们到底想到K的案子归入哪一类呢?律师坚持认为,这个案子很棘手,因此也很重要,法院也从一开始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用不着多怀疑他们会做些什么,一条线索已经有了: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交上去,虽然案子已经拖延好几个月了。据律师说,诉讼过程仍然处于开始阶段,这些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目的是哄哄被告,使他处于被动地位,以便最后用突然作出的判决来制服他;或者起码对他说,预审已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本案已转交上级机构审理。

    K亲自干预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冬天的早晨,他觉得精疲力尽,无力屏除上述信念,他的脑子里翻腾着这些想法。他一度曾经不把这个案子当作一码事,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做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对整个事件一笑了之,虽然在那种情况下,这类事本身也不会发生。可是现在,把他拽到律师这儿来的是他叔叔,因此他得把家庭因素考虑在内。他的职位也并非完全与此案的进展无关了,因为他自己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得意心情,在他的几个熟人面前欠考虑地提起了这件事。另外一些人也知道了,至于通过什么方式他并不清楚。他和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也随着案子本身而波动——总之,他现在已经不能从接受审判和拒绝接受审判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了,因为他已置身于审判中,必须小心从事。他认为自己疲惫无力是个坏兆头。

    但是,目前仍然不必过于紧张。他经过努力,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谋取到银行中的一个高级职务,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如果他把在这方面奏效的才干用来处理这件案子,那肯定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要是他想达到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抛弃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没有犯过罪。这次法律行动最多像一桩银行业务,K在经手类似业务时,总能使银行受益。当然,这次法律行动中潜伏着风险,必须予以排除。正确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应该尽量看见自己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出把案子从霍尔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当天晚上。在律师眼里看来,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很可能是个侮辱;但是K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师在办公室里采取的一些行动所抵销。一旦摆脱掉律师,抗辩书就可以立即递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提请他们对本案予以特别重视。K永远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温顺地坐在顶层过道里恭候。K本人应该天天到法官们那儿去,或者请一个女人或派个其他人去,逼着法官们别再透过木格子窗监视过道,而是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研究K的案卷。应该坚持不懈地采取这种策略,每样事情都要有组织、有检查。法院总算遇到一个知道应该怎样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但是,尽管K相信他能设法做到这一切,草拟抗辩书的困难却似乎难以克服。不到一个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拟抗辩书时可能会有羞愧之感,可从来没想到拟稿过程中会有这么多困难。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头工作时,忽然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东西推向一边,拿起拍纸本,打算拟一个抗辩书的提纲,交给霍尔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进屋来。这对K来说,是个十分痛苦的时刻,尽管副经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写抗辩书,因为副经理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副经理是刚刚听到证券交易所里传出来的一个笑话,为了说明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需要画图表示,于是副经理便向K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K手中拿过铅笔,在K准备起草抗辩书的那页拍纸本上,画出所需要的图。

    今天K没有再感到羞愧,抗辩书非写不可。如果在办公室里没时间——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间在家里写。假如夜里的时间不够,就只好请假。怎么都行,但决不能半途而废;谈业务也好,干任何别的事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愚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无休止的劳动的任务;不一定非得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人才会相信,拟成这份抗辩书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并非因为K懒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师才会有这种弊病——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忆一生的经历,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将是一项啰嗦透顶的任务!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总得把每天的时间消磨掉的退休人员来做是甚为合适的。可是K现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一晃眼就会消逝,因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会成为副经理的对手。作为一个单身汉,晚上和夜间本来就嫌太短促,因为他需要享乐。可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再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很可怜。得结束这种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钮上:接待室的铃响了。他按铃的时候,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他在胡思乱想中浪费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段很宝贵的时间。他当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这段时间并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几个月后可能会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决定。侍者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位已经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是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主顾,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他们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候来呢?可是,他们可能在门外会反问:勤奋的K为什么会听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糟蹋掉呢?K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感到烦恼,但又不得不厌倦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去接去第一个主顾。

    这是一个性格开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K很熟悉的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正在忙着干要事的K表示遗憾,而K则对自己让厂主等了这么久而向他道歉。但是K表示歉意的方式甚为呆板,语调中缺乏诚意,如果厂主不是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业务,就一定能觉察到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写满统计数字的文件,摊在K面前,向K逐条解释,顺便纠正一些小错——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K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和K做成的一桩相似的交易,漫不经心地提醒K说,当前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打算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焦急地等着K回答。开始时,K听得很仔细,这么重要的一项交易对K也产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K就不听他讲话了。厂主倒仍旧讲得兴致勃勃,K却只是不时点点头;最后K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是凝视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K心里自问,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说纯粹是白费唇舌。厂主住口不讲了,K一时以为厂主略作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声明,他现在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觉察到,厂主眼中露出专注的目光,脸上显出警觉的神色,似乎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继续下去。于是K便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使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怀疑K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在这项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住这些数字,凑近K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后面的总设想。“这很难,”K噘起嘴说;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须了解的东西,现在被逮住了,他无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层薄纱中。K不想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记住了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K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见副经理,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跑去;K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为他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见了面,握握手,然后一起走到K的办公桌前面来了。厂主指着K发牢骚,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襄理的足够重视;K当着副经理的面,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接着,两位先生倚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设想;而K却觉得,这两位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有关他的事。他慢慢抬起头,壮着胆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然后他从桌上随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样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草拟那份能彻底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便应该这么做。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毛蒜皮;他从K手里接过文件,对K说:“谢谢,我都知道了。”然后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K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没有察觉,或者是,即使察觉了,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副经理大笑了几次,他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显然使厂主很难堪;然后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妥。“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完全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对着厂主说,“我深信,如果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这桩交易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啦。”K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他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报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干预。他两手支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像是一个必恭必敬的职员。他看着那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K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K谈谈。

    K终于独自呆着了。他没有丝毫愿望再接见任何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使人愉快;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擦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K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受控于法院,至少目前如此。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假如他以前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于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便头脑发昏到这种地步!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等待着他的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任何其它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抛弃其它所有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而已——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个星期假就可以了,尽管目前要求离开是十分冒险的——;这还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现在不可能预言。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使K的事业受阻的障碍!

    目前难道是他为银行尽力的时候吗?他俯视着自己的办公桌。现在是接见顾客、与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上斟酌起诉书,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银行业务吗?这看样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来自案件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当人们评价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考虑到他地位特殊而原谅他呢?不会的,永远也不会的,谁也不会这样做。银行里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案子,虽然到底谁知情,知情程度如何,还不十分明白。不过,这个消息显然还没有传到副经理耳中,否则K准会觉察到,因为副经理会不顾同事关系和为人的准则,尽量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还有经理,他会怎么样?他当然对K很友好,一旦知道案子的事,还可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K的工作负担;但是他的好意会受挫,因为K的日益衰落的声望已经无法与副经理的影响抗衡。副经理对经理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正利用经理有病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好处。既然这样,K还能指望什么呢?他转着这些念头,也许只会削弱自己的抵抗能力;然而,不抱幻想,尽可能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应该的。

    他打开窗,没有任何特别的动机,只是不想回到办公桌前去。窗很不容易打开,他不得不用双手使劲推着窗档。一股雾气和烟尘随即通过窗口涌进来,室内充满一种淡淡的煤烟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一个可怕的冬天。”K身后传来厂主的声音;他和副经理谈完话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K点点头,焦虑不安地看了一眼厂主的公文包:厂主准会从包里拿出所有的文件,向K介绍谈判的经过。但是厂主注视着K的双眼,只是拍了拍公文包,并没有打开。他对K说:“你希望知道结果吗?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法很合我的意。你们这个副经理挺讨人喜欢,不过跟他打交道也很危险。”他笑出声来,握住K的手,想让K也笑起来。然而,K现在正疑心厂主不愿意让他看文件,因此觉得没什么可笑的。“K先生,”厂主说,“你今天不舒服吧,你看起来精神不好。”“是的,”K说,他用手按住眉头,“头痛,家里有点事。”“噢,是这么回事,”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从来也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讲完,“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事。”K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走了一步,好像是送厂主出去,可是厂主却说,“K先生,还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怕现在用这事来打扰你不合适,好像不是时候;可是我前两次上这儿来时,把这事给忘了。如果我再不提,这事就要彻底失去它的意义了。这会很可惜的,因为我提供的消息也许对你会有真正的价值。”K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厂主就已走到他面前,伸出一个指头,敲敲他的胸口,低声对他说:“你牵涉到一件案子里去了,是吗?”K朝后退了一步,大声说道:“准是副经理告诉你的。”“根本不是,”厂主说,“副经理怎么会知道呢?”“那你是怎么知道的?”K镇静下来问道。“我经常搜集有关法院的消息,”厂主说,“我要对你讲的事也是这么知道的。”“看来和法院有联系的人真是不少啊!”K低下头说,他把厂主带回办公桌跟前。他们像先前那样坐好,厂主开口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情况。在这种事情里,应该尽量多想办法。我有强烈的愿望要帮助你,尽管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为止,我们在业务上一直是好朋友,对不对?既然这样,我就该帮助你。”K想为上午的做法表示歉意,可是厂主不想听K道歉,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表明他急着要走。他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蒂托雷里的人那儿听说你的案子的。他是画家,蒂托雷里是他的笔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常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几年来已经成了习惯。他给我带几幅小画,我给他一些钱,类似于施舍——他简直像个要饭的。那些画例并不差,画的是荒野、丛林等等。这种交易进行得甚为顺利,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来得太频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么能完全靠卖画谋生,我吃惊地发现,他其实是靠给人家画肖像来维持生活的。他说,他在给法院里的法官们画像。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他便给我讲了关于这个法院的事。根据你的经验,你很容易想像得出,我听了他讲的话后感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来一些法院里的最新消息。久而久之,我对法院内部的事情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然,蒂托雷里说话太随便,我常常得让他闭上嘴;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爱说谎,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实业家,本身就有很多头痛的事,不想再为其他人多费脑子了。这些只不过附带说说而已。也许,我心想,蒂托雷里可能会对你有用的,他认识很多法官,虽然他本人没有多大影响,但他至少可以告诉你怎样跟有影响的人物挂上钩。另外,即使你无法把他当作一个预言家,但我觉得,他提供的消息一巴到了你手里,将会十分重要。因为你和律师一样精明。我常常说:襄理差不多就是位律师。噢,我用不着为你的案子操心多虑。好吧,你愿意去看看蒂托雷里吗?有我的介绍,他肯定会尽力为你效劳的;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去一趟。当然不必今天就去,以后找个时间去,任何时间去都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别因为我建议你去,你就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如果你认为不用去找蒂托雷里照样能行,那当然最好别让他跟这件案子有丝毫瓜葛。你自己大概已拟定了一个详细计划,蒂托雷里一介人,很可能会打乱这个计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去找他。去向这么一个家伙求教,准会使人感到丢脸。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地址。”

    K接过信,塞进口袋里,精神很颓丧。即使一切十分顺利,这封介绍信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也会被下面这个事实所包含的坏处所抵消:厂主知道审判他的事,画家正在宣扬这个消息。他很难说出一句感谢厂主的话来,厂主已经在往外走了。“我会去看画家的,”K在门口与厂主握手告别时说道,“或者写封信让他到这儿来,因为我很忙。”“我早就知道,”厂主说,“你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得坦白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避免在银行里会见像蒂托雷里这样的人,避免在这里和他讨论你的案子。另外,和这种人通信也不大合适。当然我相信你已经慎重考虑过了,你知道该怎么办。”K点点头,陪厂主穿过会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K表面上镇静自如,内心则因自己这么欠考虑而感到害怕。他说要给蒂托雷里写信,只不过向厂主表明,他珍视厂主的介绍,打算尽快和画家联系;可是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他认为画家的帮助确实非常重要,他才会打消顾虑,给画家写信。但他居然还需要厂主来告诉他,采取这类行动潜伏着那些危险。难道他已经如此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吗?如果他想公开请这个品行可疑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与这个人商谈自己的案子,那他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它危险,或者会陷入危险而仍不知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身边并非总有人告诫他。在他想集中精力考虑案子的时候,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警觉能力来了!他在办公时遇到的困难也会影响这件案子吗?总而言之,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想到给蒂托雷里写信,还请那家伙到银行里来。

    他思索着这些事,不住地摇着头;侍者走到他跟前,指着坐在会客室长凳上的三位先生。他们要见K,已经等了好久啦。他们看见侍者走到K身边,便匆忙站起来,每个人都争取先引起K的注意。既然银行职员毫不在乎地让他们在会客室里浪费时间,他们便认为自己也可以不必拘泥礼节。“K先生,”其中一个人开了口;然而K已经派人去取大衣了。在侍者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对这三位先生说:“请原谅,先生们,十分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们商谈,很抱歉。我有要事,必须出去,马上就得离开银行。你们自己也看到了,最后那位客人占了我多少时间。你们可以明天或其它日子再来吗?或者,咱们也许可以在电话里商量吧?你们也可以现在用三言两语把事情简单说说,然后我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书面答复,行不行?当然,更好的办法是你们另约一个时间。”那三位先生已经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听见这些建议后,惊愕得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么办吧,好吗?”他转向侍者,侍者已经给他拿来了帽子。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看见门外雪越下越大了。于是,他竖起大衣领子,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

    正在这时,副经理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他微笑着看了一眼穿着大衣和顾客讲话的K,问道:“你要出去吗?K先生?”“是的,”K说,他挺直了身子,“我得出去办点事。”副经理已经朝那三个顾客转过身去了。“这些先生怎么办?”他问道,“我相信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啦。”“我们已经讲妥怎么办了。”K说。可是这几位顾客现在可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们围在K身边,抱怨说:他们之所以等了几个钟头,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十分重要,而且很紧急,需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即进行详细讨论。副经理一边听他们说,一边观察着K。K拿着帽子站在那儿,痉挛似地弹着帽子上的灰。副经理说:“先生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很高兴代替襄理,为你们效劳。你们的事当然应该马上商议。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搞实务的人,我们知道,对一位实业家来说,时间是多么可贵。劳驾,你们愿意跟我走吗?”他打开了通往他的办公室会客厅的门。

    副经理闯进K被迫抛弃的领地,干得多巧妙啊!可是,K是不是绝对有必要抛弃这些领地呢?他如果怀着最渺茫——他不得不承认这点——最微弱的希望,跑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画家,他在银行中的声望肯定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或许,他应该脱掉大衣,至少满足那两个还在等着副经理接见的顾客的要求,这样对他来讲要好得多。K完全可以试着这么做,可是K正好在这时发现副经理在K的办公室中乱翻K的文件,好像这些文件是属于他的。K局促不安地走到办公室门口。副经理高声说道:“噢,你还没走啊。”他朝K转过脸来——脸上一条条深陷的皱纹似乎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岁数的象征——,随后立即继续翻寻。“我在找一份协议书的副本,”他说,“商行代理人说,副本应该是在你的文件堆里。你能帮我找找吗?”K向前迈了一步,但是副经理说:“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他拿着一大叠文件,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其中不仅有那份协议书的副本,显然还有许多其它文件。

    “我现在还不能和他平起平坐,”K自言自语道,“但是,等我的个人困难一解决,他将第一个知道我是不好惹的,我得让他吃点苦头。”想到这一点,K稍微得到了一些安慰。侍者开着过道的门,已经等了很长时间。K让侍者在合适的时候跟经理打个招呼,就说他有事出去了;接着他离开了银行。他想到终于可以完全为自己的案子奔走一段时间了,心里很愉快。

     七 律师——厂主——画家(2)

    他按地址径直开车来到画家住的地方,这是郊区,正好位于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那个郊区的相反方向。这个地区更为贫穷,房子更加陈旧,满街的污泥和融化了的雪混在一起,缓缓流动。画家住的那座公寓的大门是两扇对开式的,其中一扇门开着,另一扇门的下面有一块长条砖,紧贴着地面,砖块上有一个缺口;K走上前去,发现一股直冒热气、令人作呕的黄色液体正从缺口中流出来,几只耗子随着液体跑出来,并立即钻进附近的水沟里。台阶下趴着一个小孩,正在大哭大叫;但是人们很难听见他的叫声,因为大门的另一侧有一家白铁铺,里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白铁铺的门开着,三个学徒围成半圆形,站在一件东西周围;他们抡起锤子,正往那上面锤打着。墙上挂着一大块白铁片,白铁片上发出的苍白闪光映照着两个学徒当中的那个空间,映亮了他们的面孔和围裙。K对这些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他想尽快找到画家,向画家提几个试探性的问题,然后马上回银行。如果他这次拜访成功,将对他在今天剩下的时间内在银行里的工作有好处。他走进公寓;刚上四楼,他就快喘不过气了,于是不得不放慢脚步。梯级和楼层都高得不成比例,而画家据说住在顶层的一个阁楼里。这儿空气令人窒息;楼梯很窄,没有通风口,两边夹着光秃秃的墙,隔老长一段距离才有一个开在高处的小窗子。K停下来喘口气的当儿,几个小姑娘从一套房间中跑出来,笑着抢在K前面,朝楼上奔去。K慢吞吞地跟在她们后面,和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同行。这个女孩子准是绊了一脚,所以才掉了队。K和她一起上楼梯,他问她:“有个名叫蒂托雷里的画家是住在这儿吗?”女孩子有点驼背,看上去不满十三岁;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会意地瞧着他。她虽然年纪很小,身体畸形,但已经过早地变得淫荡了。她不笑,而是用她那双精明、大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K。K假装没有注意她的神情,只是问道:“你认识画家蒂托雷里吗?”她点点头,然后反问道:“你找他干什么?”K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多了解一点关于蒂托雷里的情况;反正现在还有时间。“我想请他给我画像,”他说,“给你画像?”她重复了一遍,嘴张得大大的;接着拍了K一下,好像他讲的话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或者是愚蠢可笑的。然后,她用双手提起短裙,跑了几步,赶上了其他姑娘。她们在喧闹声在远处消失了。然而,在楼梯的下一个转弯处,K却又置身于她们中间了。那个驼背姑娘显然已经把K到这儿来的目的告诉其他姑娘了,所以她们在这儿等着他。她们依次站在楼梯两侧,紧贴着墙,给K留出一条道,好让他通过;与此同时,她们用手抚平身上的裙子。她们的脸上露出天真幼稚和老于世故相结合的表情,难怪她们能想出让K从人墙中穿过的主意。姑娘们现在紧跟在K后面,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驼背姑娘走在最前面,给K领路。多亏她,K才一下子便找对了门。他本来打算沿着楼梯一直往上走,但她指指旁边的一道小楼梯说,那道楼梯才是通向蒂托雷里的房间的。那道楼梯窄长笔直,一眼就能看出它的长度;楼梯尽头就是蒂托雷里的房门。整个楼梯光线暗淡,这扇门相形之下倒比较亮。门的上方有一个扇形楣窗,光线从那儿透进来,把门照得很亮。门没有刷过漆,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蒂托雷里的名字,是用画笔蘸上红颜料写的。K和跟在他后面的这些女孩子刚走到楼梯的中段,他们的脚步声显然把上面的某人吵得不耐烦了。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好像只穿着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啊!”他看见来了一群人,喊了一声,很快消失了。驼背丫头高兴得直拍手,其他姑娘则围在K身后,催他赶快上去。

    他们还在继续朝楼梯顶部前进的时候,画家已经把门打开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请K进去。至于姑娘们,不管她们如何苦苦哀求,也不管她们得不到允许时又如何硬要进屋,他把她们全撵走,一个也不让进。只有驼背丫头一个人从他伸开的手臂底下钻了过去;他立即追上去,揪住她的裙子,把她举过头顶,转了一圈,然后把她放到门口,使她回到其他女孩子中间去;他后来虽然离开了门口,姑娘们却仍旧不敢跨过门槛。K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看来他们关系非常好。门外的女孩子们一个个伸直脖子,高声嚷嚷,和画家打趣;K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画家也在哈哈大笑,他差不多是把驼背姑娘从空中抛出去的。然后他关上门,又对K鞠了一躬,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画家蒂托雷里。”姑娘们在门外唧唧喳喳,K指着门说:“你在这里看来很受欢迎。”“噢,这班小鬼!”画家说,他打算把睡衣的钮扣一直扣到脖子上,但是没有成功。他光着脚,除了睡衣外,只穿了一条黄亚麻宽腿裤,裤腰上束着一根长裤带,带梢在来回摆动。“这班小鬼真讨厌,”他接着说。画家不再在睡衣上浪费时间了,因为最上边的那粒扣子刚才掉了。他拿过一把椅子,请K坐下。“我曾经给她们当中的一个画过像——那个姑娘你今天没有看见——,打那以后,她们便老来折磨我。我在屋里的时候,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她们才能进来;但是当我出门的时候,她们中起码有一个人准会溜进屋里来。她们配了一把能打开我房门的钥匙,互相转借。你很难想像,这有多么讨厌。比如说,我带一位年轻女士到家里来画像;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后,忽然发现驼背丫头坐在写字台旁边,正用我的画笔把她的嘴唇涂红,而那些归她照看的小妹妹正在屋里东奔西跑,把屋子的每个角落都弄得乱糟糟的。昨天晚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晚才回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衣冠不整,屋里也一塌糊涂,请你原谅——接着说吧,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正要上床时,忽然有什么东西拽住了我的腿;我看看床底,拉出来一个讨厌的小姑娘。她们干吗要这样,我不知道,你大概自己也已经发现,我并不鼓励她们这样做。另外,这当然也妨碍我画画。如果不是因为我住的这个画室用不着付房租,我早就离开这儿了。”正好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细微的声音,一个姑娘用半是焦急、半是撒娇的语气说:“蒂托雷里,我们现在可以进来了吗?”“不行,”画家回答道。“我也不能进来吗?”那个声音又问道。“你也不行,”画家说,他走到门口,把门锁上了。

    与此同时,K打量了一下屋子,他永远也不会相信,有谁会把这个肮脏狭小的窝棚叫做画室。你朝任何一个方向也不能迈出两步。整个房间,包括地板、墙壁和天花板,是一个由没有刷漆的木板拼凑而成的大盒子,木板之间有明显的裂缝。K对面的那堵墙边摆着一张床,上面堆着几条各种颜色的毯子。房间正中是一个画架,上面有块画布,画布上盖着一件衬衫,袖管耷拉在地板上。K的身后是窗子,窗外浓雾弥漫,只能看见隔壁的屋顶上覆盖着积雪,再远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提醒K,他原先不打算在此久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厂主的信,交给画家,说道:“我是从这位先生嘴里听说你的,他是你的熟人,他建议我到这儿来。”画家匆匆看完信,把它扔到床上。如果厂主事先没有讲明,他的这个熟人蒂托雷里是个靠他施舍过活的穷光蛋,那么人们现在可能会认为,蒂托雷里根本不认识厂主,或者至少已经把他忘了。后来画家居然问道:“你是来买画的,还是来画像的?”K诧异地看着他。信里写着什么呢?K理所当然地认为,厂主准是告诉蒂托雷里说,K到这里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打听有关案子的事。他匆匆赶到画家这里来,看来未免太鲁莽、太轻率了。当然,他应该作出一个多少是切题的回答,所以他看了一眼画架说:“你正在画画吗?”“是的,”蒂托雷里说,他从画架上扯下衬衫,把它扔到床上,就扔在那封信旁边。“是一幅肖像。挺不错,不过还没有完工。”K看来运气不错,一下子便遇上了提起法院的机会,因为画上画的显然是一位法官。它和律师办公室里挂的那幅画惊人地相像。当然,这幅画上面的法官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此人身材矮胖,长着浓密乌黑的络腮胡子;再者,那幅是油画,这幅则是用彩色粉笔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不过,其它方面则很相似,因为这幅画里的法官也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坐在高脚椅子上,两只手紧紧接着扶手,好像要站起来。“这大概是位法官吧,”K刚想说出口来,忽然住了嘴,走到画跟前,似乎要仔细研究一番。他不知道,占据着画面中心部分的那个站在高脚椅子后面的高个子是谁,于是他就问画家那是什么人。“还有几个细节没画完,”画家回答说。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粉笔,在那人的轮廓上又添了几笔;但是K仍然认不出来。“这是司法女神,”画家最后说。“现在我认出来了,”K说,“她眼睛上蒙着布,这是天平。可是,她的脚后跟上不是长着翅膀吗?她不是在飞吗?”“是的,”画家说,“我得到指示,要画成这个样子;实际上这是司法女神和胜利女神的结合体。”“这种结合肯定不是很好,”K笑着说,“司法女神应该站稳双脚,否则天平就要摇晃,作出的判决就不可能公正。”“我得按顾客的指示办事,”画家说。“当然,”K说,他并不想多提意见得罪人,“你把这个人物画成好像站在高脚椅子上方似的。”“不对,”画家说,“我既没看见任何人,也没看见高脚椅子,全是想像出来的。人家告诉我该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你这是什么意思?”K故意装出不懂的样子,“那么,坐在法椅上的这个人肯定是一位法官吧?”“对,”画家说,“但他不是高级法官,一辈子没有在这种椅子上坐过。”“然而他被画成这种威风凛凛的模样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他坐在这儿,俨然是位法院院长。”“不错,这些先生们虚荣心很强,”画家说,“但他们的上司允许把他们画成这种模样。他们每个人都得到过确切的指示,知道自己的肖像应该怎么画。遗憾的是,你不能对服饰和座椅的细节作一番评价,用彩色粉笔画这种画确实不合适。”“对,”K说,“真奇怪,你怎么用起粉笔来了?”“因为我的顾客愿意用粉笔,”画家说,“他想把这幅画送给一位女士。”他看着这幅画,似乎激发出了作画的热情,便挽起衬衫袖子,随手拿起几支粉笔画了起来。K看着粉笔轻轻画下的线条使法官头部周围逐渐出现了一个略带红色的环圈,环圈越变越细,到了画面边缘竟成了一束束细长的光线。这个红色的环圈像是光环,也像是表示法官地位显赫的晕圈。但是司法女神的轮廓仍然不明显,周围只有一道几乎无法觉察的影子;由于轮廓浅淡,司法女神似乎跃到了画面的前方,看起来已不再像司法女神了,甚至也不像胜利女神了,倒像是正在追逐猎物的狩猎女神。画家的动作使K不觉人了神。后来他开始责怪自己呆了这么久,居然连正事还没有触及。“这位法官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发问。“我不能告诉你,”画家回答道,他朝画像倾过身去,故意冷落这位他刚才还十分尊重的客人。K认为这是画家脾气古怪的缘故;他为自己的时间就这么糟蹋掉而感到恼火。“我想,你很受法院的信任吧?”他问。画家立刻放下粉笔,挺直身子,搓搓手,笑眯眯地看着K。“你说实话吧!”他说,“你想了解有关法院的一些事,介绍信里是这么写的。我可以说,你先和我谈起我的画,只是为了赢得我的好感。我并不认为这是坏事,不过,你也许不知道,这不是跟我打交道的好办法。嗨,请你别辩解!”K想找些借口,却被他一下子堵住了嘴。他接着说:“另外,你说的很对,我很受法院的信任。”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想给K一点时间,用来回味他讲的这些话。现在他们又能听见姑娘们在门外发出的声音了。她们好像正聚集在钥匙空附近,也许她们能透过门缝看清屋内发生的事。K抛弃了一切为自己辩解的念头,因为他不想让谈话离题,也不想使画家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以至使人无法接近。于是他问道:“你的职务是正式任命的吗?”“不是,”画家草草回答道,这个问题好像打断了他的思路。K急于让他讲下去,便说道:“噢,这种不被人承认的职务往往比正式职务更有影响力。”“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画家皱起眉峰,点点头说,“厂主昨天跟我谈起了你的案子,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对他说:‘让那人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一趟。’我很高兴看到你这么快就来了。看来你很关心这件案子,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你想把大衣脱掉一会儿吗?”尽管K不想在这儿久呆,但这个建议同样受到了他的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感到屋里空气闷热了;他有几次惊奇地看见,屋角里有一个小铁炉,虽然似乎没有点火,屋子里却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脱掉大衣,解开上衣扣子。画家抱歉地说:“我需要暖和点。这儿顶暖和,对不对?我在这里感到很舒服。”K听了这话,一声不吭;使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热,而是那种沉默壅塞、令人窒息的气氛;屋里准是好久没有流进新鲜空气了。当画家请他坐到床上去的时候,他感到更不好受了;画家坐在画架边的一把椅子上,屋里只有这么一把椅子。蒂托雷里看来也不理解K为什么只是坐在床沿上,他请K坐得舒服点,并把满心不情愿的K推到毯子、床单和枕头中间。然后他重新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向K提出第一个严肃的问题,使K忘记了其他所有事情。“你是清白无辜的吗?”他问道。“是的,”K说。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因为他只和画家一个人在谈话,用不着顾忌后果。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这么坦率地问过他。为了使自己更加愉快,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我明白了,”画家说,他低着头,好像在思索。突然,他扬起头说:“如果你清白无辜,那事情就很简单。”K的眼睛暗淡了:这个自称受到法院信任的人讲起话来竟像一个无知的孩子。“我清白无辜,并不能使事情变得简单些,”K说;他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摇着头,“法院里有数不清的阴谋诡计,我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他们到后来会无中生有,给你编造出一大堆罪状来。”“对,对,当然,”画家说,好像K根本没有必要打断他的思路,“不过,你反正是清白无辜的,是不是?”“当然,这用不着问。”K说。“这是最主要的,”画家说。他没有被K所说服,虽然他讲得斩钉截铁,但K仍然不明白,他说这话到底是出于真的相信还是权作敷衍。K为了弄清这一点,于是便说道:“你对法院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这是肯定的;我只是从三教九流儿听说一点关于法院的情况,别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他们倒是一致认为,起诉不是轻率作出的,法院一旦对某人起诉,就认定被告有罪,要使法院改变这种信念简直难上加难。”“难上加难?”画家说,他的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法院永远不会改变这种信念。如果我把所有法官都画在一幅画布上,你站在这张画布前就本案进行申诉,成功的希望也会比在真的法院里要大一些。”“我知道,”K自言自语道,他忘了他只是想让画家吐露情况。

    门外又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蒂托雷里,他一会儿就走吗?”“别闹,乖点!”画家转过头来嚷道,“你们不知道我正跟这位先生讲话吗?”可是姑娘并不罢休,又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回答,她继续说下去:“请你别给他画像,他太难看了。”其他姑娘唧唧喳喳一阵,表示赞同。画家一步蹦到门口,开了一条缝——K看见了姑娘们伸出的一双双交叉紧握着的、苦苦哀求的手——,对他们说:“你们再不住口,我就把你们全推到楼下去。乖乖地坐在楼梯上。安静点。”她们看来没有立即服从,因为画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楼梯上!”接着便是一片寂静。

    “请原谅,”画家重新回到K的身边,对K说。K没有心思朝门口看,他让画家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画家朝他俯下身来,在他耳旁低声说话,即使在这时,K也几乎一动也不动。画家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样门外的姑娘们就听不见了:“这些姑娘们也是属于法院的。”“什么?”K嚷道,他转过头,注视着画家。可是蒂托雷里又坐到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道:“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K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的这句总的声明使刚才说的“姑娘们属于法院”那句话不再令人不安了。不过K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门外的女孩子们现在正安分守己地坐在楼梯上;一个姑娘从门缝里塞进一根麦秆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看来你对于法院的全貌还不了解,”画家说;他朝前伸开两条腿,用脚跟敲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清白无辜,那就没有必要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解脱。”“你怎么能办到这点呢?”K问,“因为几分钟前你还对我说过,法院根本不理会证词。”“法院只是不理会当面陈述的证词,”画家说,他跷起一个指头,对K居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区别表示吃惊。“但如果在幕后活动,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幕后指的是在审议室和休息室里,或者,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吧,就在这间画室里。”K完全相信画家现在讲的话,因为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基本一致。在高级法官那儿,这样做确实是有希望的。如果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很容易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和这些虚荣心很重的官员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K已在自己周围物色了一批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画家和法官的关系将使他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K的组织能力一度是银行的骄傲;现在,这些人完全由他负责物色,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证实自己的组织能力的机会。蒂托雷里观察着他的话会在K身上产生什么效果,然后略带不安地说:“你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我讲起话来像个法学家?我一贯和法院里的先生们合作,所以变成了这样。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失去了许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热忱。”“你当初是怎么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K问;他想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再把画家列人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名单中。“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是一个世袭的职位,不能录用新人。给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画画,需要掌握许多复杂、全面、不能外传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让几户人家知道。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所有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只有研究过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们画像。不过,即使我把这些画丢了也没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则已经多得足以保证我的位子不会被新来的人抢去。因为每个法官都坚持要把自己画得与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除了我以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的职位实在令人羡慕,”K说;他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这么说来,你的位置是别人抢不走的啰?”“对,别人抢不走,”画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敢经常帮助一些可怜虫打官司。”“你用什么方式进行帮助呢?”K问,好像自己不属于画家说的那些可怜虫的范畴。但是蒂托雷里不让K把自己的思路岔开,而是接着往下说:“例如,在你这个案子里,你是完全无辜的,我将抓住这点不放。”画家再次提到K的无辜,K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有时K感到,画家是在审判结果肯定良好的假设前提下,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么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意义了。然而,尽管K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嘴里却没说出来,而是听任画家不停地讲下去。他不准备拒绝蒂托雷里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打定主意;画家和律师一样,站在他一边,这是不会有疑问的。其实他更愿意接受画家的帮助,因为画家的提议更诚恳、更坦率。

    蒂托雷里把椅子拉到床边,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忘了先问一句,你想得到哪种形式的无罪开释处理。有三种可能性,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当然,彻底宣判无罪是最好的方式,不过我对这种判决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能促使他们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被告的清白无辜。既然你是无辜的,你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无辜作为在本案中为自己辩护的根据。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不需要我和任何其他人的帮助了。”

    这种清醒的分析开始时曾使K吃了一惊,但他却用同样轻的声音向画家回答:“我觉得你自相矛盾。”“怎么自相矛盾?”画家耐心地反问道,他微笑着把身体向后仰去。画家的微笑使K怀疑,他即将摆出的也许不是画家讲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诉讼程序本身的矛盾。不过他并未气馁,还是接着往下讲:“你刚才说过,法院不理会证词,后来你又说,那种说法只适用于法院公审时;而你现在却认为,在法院里,一个无辜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此外,你开始时讲过,私人的斡旋可以使法官改变看法,而现在你却否认个人的斡旋可以得到你称之为彻底宣判无罪的结果——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这些矛盾很容易解释,”画家说,“我们应该区别两样东西: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我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你不能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在法典中——我承认没看过——肯定写着无辜者应无罪开释,那上面不会指出法官可以被影响。我的经验则与此截然相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彻底宣判无罪,但我却见过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干预判决的例子。当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这些案子中,没有一个被告是真正无辜的。然而,这真的可能吗?那么多案件中,居然没有一个被告是无辜的吗?我小时候就很注意听父亲讲他听说过的那些案件;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要谈起法院里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实际上是惟一的话题。我自己开始为法官画像后,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好处,了解到无数案件在最关键阶段的情况;我还尽可能注视这些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但是——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这么说,没有一件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无罪开释,”K说,他好像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希望说话,“这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形成的看法: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全部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你不能把这种情况普遍化,”画家不高兴地说,“我只是讲了我自己的经验。”“这就足够了,”K说,“你以前听说过无罪开释的事吗?”“据说,”画家回答道,“曾经有过这种无罪开释的例子。然而,要证实这点却十分困难。法院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作记录,甚至法官也不知底细。因此,提及过去的案例,我们只能凭传闻。这些传闻肯定提供了宣判无罪的案例,实际上传闻中的大多数案子的判决结果都是无罪开释;这些传闻可以相信,但不能证实。不管怎么说,不能完全置这些传闻于不顾,其中总有些部分是属实的;此外,里面有些情节很动人。我自己就根据类似的传闻画过几幅画。”“光是传闻不能改变我的看法,”K说,“我想,人们总不能在法庭面前求助于这些传闻吧?”画家笑了起来。“不能,不能那样做,”他说。“那谈论这些传闻就没有用处了,”K说;他当时想要接受画家的看法,即使这些看法似乎很荒谬、或者跟K以前听说的有矛盾也无妨。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调查画家讲的话是否全部符合事实,更不想反驳;他只希望画家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即使得不到任何结果也没关系。于是他说:“那咱们就不谈彻底宣判无罪了;你刚才还提到过其它两种可能性呢!”“诡称宣判无罪和延缓审理。只剩下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在咱们继续往下谈之前,你是不是把上衣脱掉?你好像很热。”“好的,”K说;他刚才只顾听画家讲话,把其它事情全忘了;现在经画家一提,他才发现这屋里真的很热,自己的额头上已经渗满汗珠,“简直热得难受。”画家点点头,好像他十分理解K的不舒服感觉。“咱们不能开窗吗?”K问。“不行,”画家回答,“那上面只有一块玻璃,固定在屋顶上,没法打开。”K这时才明白,他刚才一直盼着他自己或者画家会突然走到窗前,把窗打开。他只要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哪怕同时吞进几口烟雾也行。与新鲜空气完全隔绝的感觉使他顿时头昏脑涨起来。他把手掌平放在羽毛褥垫上,用微弱的声音说:“这既不舒适,又不卫生。”“噢,不对,”画家为自己的窗子辩护,“它是密封的,虽然只有一层玻璃,但却比双层玻璃更保暖。如果我想通通空气——这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墙缝全透风——,只要打开一扇门,或者把两扇门全打开就行了。”听了这个解释,K稍微安心了,立即扫了周围一眼,寻找第二扇门。画家猜出了K在干什么,便说道:“在你后面,我不得不用床把它顶上了。”K这时才发现墙上有个小门。“这间屋子作为画室实在太小了,”画家说,好像他知道K会发表评论,于是便抢先说了一句,“我尽量作了安排,床紧挨着门,当然摆得不是地方。就拿我现在正给他画像的那位法官来说,他总是从这道门进来;我得把钥匙交给他,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在画室里,他可以自己先进来等我。他嘛,一般总是早晨来,我还睡着呢。当然,不管我睡得多热,只要床后面的这扇门一打开,我就会醒过来。他一早就从我床上爬过来,如果你能听见我怎么用骂声欢迎他,你就会失去对法官的一切崇敬心理。我当然可以从他那儿取回钥匙,但是只能使事情更糟。撞开这里的任何一扇门都很容易。”他们在交谈时,K一直在考虑是否把上衣脱掉,最后他明白了,如果上衣不脱掉,他就无法在屋里再呆下去;于是他脱掉上衣,搁在膝盖上,这样做的好处是,谈话结束后,再穿起来就省时间了。他刚脱下上衣,一个姑娘就叫道:“现在他把上衣脱掉了。”他知道,现在她们全挤在门口,想透过门缝亲眼看看。“姑娘们以为,”画家说,“现在我要给你画像了,你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脱外衣的。”“我明白了,”K说,他并不觉得多么有趣;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却比刚才舒服不了多少。他闷闷不乐地问道:“你刚才说的另外两种可能性是什么?”他已经忘掉这两种可能性的名称了。“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理,”画家说,“应该由你来选择。我能够帮助你实现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尽管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两种可能性的区别在于,诡称宣判无罪要求在短时间内集中全部精力,而延缓审理则用的力气较少,但要坚持不懈。咱们先讲讲诡称宣判无罪吧。如果你决定争取这种可能性,我就去拿张纸来,写份宣誓书,保证你是清白无辜的。我父亲把这种宣誓书的写法告诉我了,决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我将带着这份宣誓书到我认识的所有法官那儿去游说,先从现在正让我画像的那个法官开始,比方说,从他今天晚上来画像的时候开始,我就把宣誓书摊在他面前,向他解释你是无罪的,并且以我本身的名义保证你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一种徒具形式的保证,而是名符其实,具有约束力的保证。”画家的眼睛中露出一丝略带嗔责的目光,好像K不该让他担负这么重大的责任似的。“你太好了,”K说,“可是,法官对你固然是相信的,但是仍旧不愿给我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是不是?”“关于这点,我已经解释过了,”画家回答道,“此外,是不是每个法官都相信我,还很难肯定;比如说,有的法官会要求亲自见见你。那样的话,我就得带着你去见他们。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已成功了一半,尤其是因为我事先会确切地告诉你,在每个法官面前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真正的困难来自那些一开始就把我打发走的法官——这样的事肯定会有的。我当然会继续向他们申诉,但是咱们也许不得不甩开他们——当然,咱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同意见不至于影响判决结果。好吧,咱们再说下去,如果能争取相当数量的法官在宣誓书上签字,我就把宣誓书呈递到现在正在过问你的案件的主审法官手里,我或许也能让他在宣誓书上签名。这么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切事情就能顺利解决了,解决的速度要比平常快得多。一般说来,在这个阶段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困难了,被告到了这一阶段会感到信心十足。人们在这时要比正式宣判无罪时信心更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也确实如此。他们不必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主审法官手头有其他法官签名的宣誓书,他就能放心大胆地判处无罪开释了;虽然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履行,但他肯定会判无罪开释,以取悦我和他的其他朋友。到那时,你就能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走出法院了。”“这么说,到那时我就自由了,”K半信半疑地说。“对,”画家说,“但是仅仅是表面上自由,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暂时自由。因为我的熟人都是些低级法官,他们无权作出终审判决,无罪开释的终审判决权属于最高法院,你、我、以及我们大家都无法接近它。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顺便说一句,我们甚至也不想知道。总之,我们的法官没有判处无罪开释的权利,但是他们有权暂时卸掉你身上的罪责。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宣布你无罪,暂时把罪责从你身上卸掉,但是这个罪名仍旧是在你头顶上,一旦上面来了命令,他们就把罪责重新安在你身上。我和法院的联系很密切,因此我也能够告诉你,法院各办公室在具体处理彻底宣判无罪和诡称宣判无罪时采取哪些不同做法。彻底宣判无罪时,与案子有关的文件据说都要销毁,它们消失了,再也看不见了,不仅起诉书被销毁,庭审记录和判决书也要销毁,所有东西都要销毁。诡称宣判无罪就不是这样。各种文件均需保留,包括宣誓书、判决记录和判决说明书。所有卷宗都得按照正常办公原则的要求,继续呈转,转到最高法院后,又转回低级法官,就这样转来转去,这儿耽搁几天,那儿积压一些日子。卷宗的往返次数是无法计算的。局外人有时会以为,整个案子已经被忘却,文件已经遗失,诡称宣判无罪已经成为彻底宣判无罪。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熟悉法院情况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任何文件也不会遗失,法院从来也不会忘记任何事情。有一天,某个法官会出其不意拿过卷宗来,仔细阅读;他会认为这起案件的起诉仍然有效,于是便下令立即逮捕人。我这么说,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从诡称宣判无罪到重新逮捕人犯之间,已过了很长时间,这是可能的,我听说过类似的情况。但也有这样的可能:得到无罪开释的人刚从法院回到家,便发现刑警已经等在那里要重新逮捕他了。于是,他的全部自由当然便就此告终了。”“这个案子又得从头开始审理吗?”K有点不相信地问道。“当然啰,”画家说,“案子需要全部从头开始审理;但是结果也有可能和上次一样:诡称宣判无罪。于是人们又得为这个案子全力以赴,任何时候也不能松劲。”他讲出最后这句话,大概是因为发现K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可是,”K说,他好像不想再听画家说下去了,“第二次争取得到无罪开释的结果是不是比第一次更难?”“在这一点上,”画家说,“谁也不敢说死。我觉得,你的意思是,第二次被捕会影响法官们对被告的看法?不是这样。法官们第一次宣布被告无罪时,就预见到有可能再次逮捕被告。因此,你的这种顾虑是完全多余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倒会发生这样的事:法官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变了,甚至从司法观点上说也产生了变化;因此,你就得根据业已变化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努力,争取第二次无罪开释。一般说来,要像争取第一次无罪开释时那样想尽法子、竭尽全力。”“但是,第二次无罪开释也不是终审判决呀,”K说,他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当然不是,”画家说,“在第二次无罪开释后面跟着的是第三次被捕,在第三次无罪开释后面跟着的是第四次被捕,依次类推。诡称宣判无罪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些内容。”K无以置答。“看来,你对诡称宣判无罪不感兴趣,”画家说,“也许延缓审理对你更为适合。我是不是需要向你解释一下,延缓审理是怎么回事?”K点点头。画家懒洋洋地重新躺到椅子上,他睡衣前面的钮扣脱开了,他伸进一只手,轻轻抚摩着自己的胸部。“延缓审理,”他说;他凝视着前方,停了一会儿,像要找出一个十分确切的解释,“延缓审理就是诉讼停留在开始阶段,不再继续往下进行。为了取得延缓审理的结果,被告和他的代理人,尤其是他的代理人,必须与法院不断保持个人接触。请允许我再次指出,这虽然不像争取诡称宣判无罪那样,需要全力以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却需要更加保持警觉。你得经常注视着案子的情况,除了在紧急情况下要去找主管法官外,每隔一定时间也得去找他一次,而且要尽可能和他搞好关系。如果你本人不认识这位法官,那就应该通过你认识的那些法官尽量给他施加影响;同时要继续努力,争取亲自和他见一次面。如果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你都没有忽略,那你就肯定能使诉讼不至于超越开始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不再审理了,但是被告基本上可以不受判决的约束,就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与诡称宣判无罪相比,延缓审理有其优越性,即被告的前景较为明朗,没有突然被捕的危险,用不着担心、紧张和焦虑,而这在争取诡称宣判无罪时是不可避免的,类似情况很可能在一个最不合宜的时刻出现。当然,对被告来说,延缓审理也有一些欠缺之处,一这也不容忽视。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考虑到被告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也不会真正获得自由,因为他在得到诡称宣判无罪后,也不见得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延缓审理的弊端在其它方面。要想把案子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就必须找到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便得做做样子,采取各种措施,审问一次被告,收集一点证据等等,这当然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为案子还得让它继续向前进展,尽管只是局限在人为划定的一个小圈子中。这当然意味着被告会偶尔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你别以为这些事情会使人很不愉快,因为一切都是走走过场而已。比如说,审讯被告只消三言二语;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不想去,你可以表示抱歉而不出庭;你还可以事先安排和某些法官见面;总之,你要做的一切只是隔一定时间到你的主审法官那儿去一次,以这种方式从形式上承认你处于被告地位。”画家讲最后这句话的时候,K已经把上衣搭在手臂上站了起来。“他现在站起来了,”门外立即传来了喊声。“你就要走了吗?”画家问,他也站了起来。“我相信,是这儿的空气促使你离开的,我很遗憾。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我不得不讲得很简短。但是我希望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啊,是的,”K说,他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画家讲话,头都疼了。虽然K承认画家已经讲清楚了,可是画家又接着总结了几句,想利用最后一次机会使他放心:“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可以避免被告受到判决。”“但是,它们也使被告不能真正无罪开释,”K低声说,他似乎因为自己作了这么一个尖锐的判断而感到窘迫。“你抓住了事情的核心,”画家紧接着说。K伸手去拿外套,但还没有决定是否把上衣穿上。他很想把外套和上衣捆成一捆,拿在手里,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他想到了姑娘们,尽管她们已经作出预报,说是他已经在穿衣服了,他还是不想把衣服穿上。画家急于猜度K的意图,便说道:“我觉得,你对于我的那几个建议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对的。你如果想要匆匆决定的话,我还会劝阻你呢。需要细细斟酌,权衡利弊。每件事情都要仔细掂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也不应该拖得太久。”“我不久会再来找你的,”K说,他顿时下定决心,穿好上衣,把外套往肩上一搭,匆匆朝门口走去;门外的女孩子们立即尖叫起来。“你得守信用,”画家说;他没有跟着K,“否则我只好自己到银行里来了解情况了。”“请你开门,好吗?”K说;他拉了一下门把;觉得有阻力,他知道是门外的姑娘们在拽着。“你不想受到女孩子们的纠缠吧?”画家问,“最好还是从这边出去吧。”他指指床后的那扇门。这正中K的下怀,他赶紧走回床边;但是画家却没去开门,而是钻到床底下,在那儿说道:“等一会儿,你想看一两幅画吗?你可能会想买的。”K不想失礼,要知道画家确实很关心他,还答应今后帮助他呢;此外,K一直到现在都没提怎么付给画家报酬的事,这完全是他的疏忽,既然画家自己提出卖画,他当然不能推诿。于是,他同意看一看,尽管他急着想出去,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蒂托雷里从床底下拽出一堆没有镶框的画来,画上盖着厚厚一层灰尘,轻轻一吹便满屋子飞扬起来,弄得K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大自然,荒野景色,”画家一面说,一面把画递给K。画面上是两棵低矮的树,分别位于一片深绿色草地的两端;背景是色彩斑斓的落日景象。“很漂亮,”K说,“我买。”K的回答短得出乎自己的预料;但画家并没有觉得受辱,而是从地板上又拿起一幅画来,所以K很高兴。“这幅画正好和那幅配对,”画家说。这幅画和那幅画倒真可以配对,两者没有丝毫区别:这幅画上也是两棵树、一片草地和一轮西斜的红日。不过K并不计较这点。“是两幅极美的风景画,”他说,“我都买下,我要把它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看来你喜欢风景画,”画家一面说,一面又挑出一幅画来,“碰巧的是,我还有一幅这样的习作,”这并不像是什么习作,而是又一幅荒原风景画。画家显然正在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推销过去画的画。“这幅我也买下,”K说,“三幅一共多少钱?”“下次再说吧,”画家说,“你今天急着要走,反正咱们会保持联系的。老实说,你喜欢这些画,使我很高兴;我以后要把床底下的所有画都附送给你。全是荒野风景画,当初我画了几十幅。有些人不喜欢这类题材,说是格调太低沉,可是我相信总能找到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喜欢格调低沉的画。”然而,K再也没有心思听这位兜售自己作品的画家发表他的艺术见解了。“请把这三幅画包好,”他打断蒂托雷里的絮叨,大声说,“我的仆人明天会来取的。”“不必要,”画家说,“我可以找个搬运工,现在就跟你走,把画给你送去。”他终于走到床后面,把门打开。“别怕踩在床上,”他说,“从这扇门出去的人都从床上踩过去。”画家即使不这么说,K也会这么做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踩在羽毛褥垫的正中间;可是,他透过开着的门朝外一望,又把那只脚收了回来。“怎么回事?”他问画家。“什么东西使你这么奇怪?”画家反问道,他也觉得奇怪了,“这些是法院办公室。你原先不知道这儿有法院的办公室吗?几乎每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的办公室,这栋房子为什么应该是例外呢?我的画室实际上也是属于法院办公室的,不过法院把它交给我使用了。”使K大吃一惊的倒并不是发现了法院办公室;而是发现自己居然对有关法院的事情如此一无所知。他承认,对于一个被告来说,一条根本原则是事事提防,永远不处于措手不及的地位;如果法官在左面出现,被告的眼睛决不能漫不经心地看着右面——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违反了这条原则。他的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过道,画室里的空气和这里的空气一比,就算很新鲜了。过道两边摆着长凳,和审理K的案子的那些办公室之间的过道一模一样。这么看来,办公室的内部布置有特定的规则。当时没有多少当事人来来往往。一个男人在长凳上半坐半靠着,双手捂着脸,好像睡着了;另外一个男人站在过道尽头一个光线阴暗的地方。K这时从床上走过去,画家拿着画,跟在他后面。他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门房——这些人虽然穿着普通衣服,但衣服上除了一般的钮扣外,还有一颗金扣子,K现在已经能把他们辨认出来了——,画家让他拿着画送K回家。K掏出手绢,捂着嘴;他不像走路,而是在跑步。他们快要走到过道尽头时,姑娘们拥了上来;K终于未能避免和她们相遇。姑娘们显然看见画室的第二扇门开了,她们赶快绕着圈子赶到这儿来了。“我不能再送你了,”画家笑着大声说道,他已经被女孩子们团团围住了,“下次再见吧,抓紧时间好好考虑一下!”K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来到马路上后,叫过头一辆驰来的出租马车。他得甩掉门房,因为门房的金扣子使他心烦,虽然它看来并没有引起任何别人的注意。忠心耿耿的门房上了车,坐在车夫旁边,但是K吩咐他下了车。K到达银行时,早已过了中午。他本想把画扔在车内,但又怕哪一天画家会问起这些画所表达的意境;所以他只好把画带进办公室,锁在写字台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至少最近几天不能让副经理看见这几幅画。

     八 谷物商勃洛克——解聘律师

    K终于决定不让律师过问自己的案子了。采取这个步骤是否明智?他一直对此存着疑问。但是,非此不可的信念最后占了上风。他作了很大努力才下定了这个决心。在他决定去见律师的那天,他的工作效率很低;为了完成任务,他不得不在办公室里呆到很晚才走。当他到律师家门口时,已经十点多了。他在按铃之前,又考虑了一遍;也许用打电话或写信的方式解聘律师更好,当面谈这事不免很难堪。但他不想放弃当面谈的好处;用别的方式解聘律师,律师会默认现状,或者会冠冕堂皇地写一两句话认可。除非K到莱妮那儿去了解情况,否则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律师对解聘有什么反映,按照律师的看法这个举动会造成什么后果。律师的意见是应该重视的。他和律师面谈,可以出其不意地提出解聘要求;不管律师多么警觉谨慎,K也会轻而易举地从他的举上中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一切;K甚至有可能发现,让律师过问案子更为明智,因而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他在律师门上按的第一次铃和往常一样,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莱妮的动作应该迅速一点,”K想道。不过,谢天谢地的是,这次不像往常那样,没有第二者来多管闲事,比如说,那个穿睡衣的男人或者任何其他爱管闲事的家伙都没有出现。K又按了一下门铃,同时看着旁边的那扇门,但是这一回两扇门都紧闭着。最后,律师门上的警官后面露出了一双眼睛,但不是莱妮的眼睛。一个人拔掉了门插关儿,但仍旧挡着门,算是一种防范措施。过了一会儿,那人朝屋里喊了一声“是他”后,才来开门。K靠在门上,他能听见那人急匆匆地转动钥匙所发出的声音。门终于开了,K几乎是冲进了前厅。他看见莱妮穿着睡衣,沿着过道一溜烟跑开了;那人刚才朝屋里喊了一声,准是给她打招呼。他注视了一会儿她的背影,然后转过身去看看是谁开的门。这是一个瘦骨嶙峋、个子矮小、蓄着长胡子的男人,他的一只手拿着蜡烛。“你在这里干事吗?”K问。“不是”那人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只是律师的一个委托人,有事找他来了。”“你穿着衬衫就来了?”K指着那人的不合适的衣着问道。“噢,请原谅,”那人说,他借着烛光打量着自己,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衣冠不整。“莱妮是你的情妇吗?”K冷冷地问道。他微微叉开腿,手里拿着帽子,在背后攥紧了拳头。他只是因为自己穿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便觉得比那个瘦小的家伙优越。“啊,上帝,”那人说,他伸出一只手,遮在面前,表示惊讶和否认,“不是,不是,你在想些什么呀!”“你看样子是个老实人,”K笑着说,“但是,这无所谓,走吧!”K挥动着帽子,推着那人,要他先走。“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向前走的时候,K问道。“勃洛克,谷物商,”小个子转过身来自我介绍说,然而K不能允许那人站着不动。“是你的真名吗?”K接着问。“当然啰,”这是回答,“你为什么怀疑它不是真名呢?”“我想,你可能有某种原因需要隐姓埋名,”K说。他现在觉得轻松了,恰似一个人到了外国,和一个不如自己的人讲话,自己的事可以守口如瓶,有关那个人的事,他却可以泰然自若地参加讨论,既有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撒手不管。他们走到律师书房门口时,K停下来,打开门,叫住正沿着过道不紧不慢地走去的谷物商:“别忙着往前走,照一照这儿。”K想,莱妮也许躲在书房里,他让谷物商端着烛台,把每个屋角都照了一遍:书房中没有人。K走到法官的肖像前,从身后拉着谷物商的背带,把他拽回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指着墙上那幅画问道。谷物商举起蜡烛,眨巴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对K说:“是一位法官。”“一位高级法官吗?”K问。他站在那人旁边,观察着这幅画会给那人留下什么印象。谷物商恭恭敬敬地向上看了一眼。“是一位高级法官,”他说。“你的眼力不大好,”K说,“他是一个级别最低的预审法官。”“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人放下蜡烛说,“以前他们曾经跟我这么讲过。”“这是理所当然的,”K大声说道,“我怎么会忘记呢,你以前当然听人说起过。”“可是,我为什么一定会听人说起过呢?”那人一面说,一面朝门口走去,因为K在后面推着他。当他们走到过道里的时候,K说:“我想,你知道莱妮藏在什么地方吧?”“藏在什么地方?”他说,“不,她可能在厨房里给律师做汤呢。”“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呢?”K问。“我正要把你带到她那儿去,可是你却把我叫住了,”那人回答道,这些互相矛盾的询问似乎把他搞糊涂了。“你以为自己很机灵吧,”K说,“带我到厨房里去!”K从来没有到过厨房,这间厨房大得惊人,设备齐全。做饭的炉子比一般炉子大三倍;其它东西看不大清楚,因为只有一盏小灯,挂在门旁。莱妮和平常一样,穿着白围裙,站在炉子旁边,正往搁在煤油炉上的汤锅里打鸡蛋。“晚上好,约瑟夫,”她转过脸,看了K一眼,说道。“晚上好,”K说,他把谷物商支使到较远的一张椅子跟前,谷物商顺从地坐下。K然后走到莱妮身后,贴近她,靠着她的肩头问道:“这人是谁?”莱妮一只手搅着汤,另一只手挽着K,让他走上前来。“他是个可怜虫,”她说,“一个可怜的谷物商,名叫勃洛克。你瞧他这副模样。”他们两人都回过头去看谷物商。那人正坐在K指定的那把椅子上,已经把蜡烛吹灭了,因为没有必要再让它点着了;他正用手指掐灭烛蕊。“你只穿着睡衣,”K说,他使劲把莱妮的头转过去,重新对着炉子。她没回答。“他是你的情人吗?”K问。她伸手去取汤锅,但是K抓住她的两只手说:“回答我!”她说:“到书房里去,我全讲给你听。”“不,”K说,“我要你在这儿告诉我。”她悄悄挽着K的胳膊,打算吻他,但K把她推开,对她说:“我不需要你现在吻我。”“约瑟夫,”莱妮说,她用哀求和坦率的目光凝视着他,“你肯定不妒忌勃洛克先生吧?”接着她转身对谷物商说:“卢迪,你来帮帮忙,你瞧,我被怀疑了;把蜡烛放下。”人们可能会以为谷物商一直心不在焉,但是他却马上明白了莱妮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想像,你有什么可妒忌的,”他单刀直入地说。“我其实也不能想像我会吃醋,”K笑了笑,看着他回答道。莱妮听后哈哈大笑,乘着K暂时心绪不错,勾住他的手臂低声说:“现在让他一个人呆着吧,你会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我对他稍微客气了一些,因为他是律师最好的委托人之一,这是惟一的原因。你自己怎么样?今天晚上你想见见律师吗?他今天身体很不好;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想见他,我就告诉他你在这儿。但是你一定要在我这儿过夜。你自从上次来这儿后,好久没露面了,连律师也问起了你。对你的案子不能漠不关心嘛!我也听说了一些情况,我会告诉你一些消息的。不过,你先把大衣脱掉吧。”她帮他脱下大衣,接过他的帽子,跑到门厅里去挂好,然后又跑回来看一眼锅里的汤。“我先去通报一声,说是你来了,还是先给他端汤去?”“先通报一声吧,”K说。他觉得很恼火,因为本来想把整个案子、尤其是解聘律师的问题,和莱妮彻底谈谈;可是谷物商在这儿,把事情全搞糟了。话又说回来,他认为这件事十分重要,不能听任一个小小的谷物商进行干扰;于是他把已经走进过道的莱妮叫了回来。“不,让他先喝汤吧,”他说,“这样,他跟我讲起话来会更有力气,他需要这样。”“这么说来,你也是律师的委托人啰,”谷物商坐在屋角,心平气和地说;他似乎想证实一件事。他的话引起了不良后果。“关你什么事?”K说;莱妮插嘴说:“你别嚷嚷。”莱妮又对K说:“好吧,我先把汤给他送去。”她把汤盛在碗里。“不过他很可能马上便会呼呼入睡,他每次吃完东西后都要睡一觉。”“我将要对他讲的话会使他一夜睡不着觉,”K说,他想使别人明白,他和律师的会晤将是十分重要的;他盼着莱妮会来盘问他,到那时他再请她出主意。但是莱妮只是严格地按着他的吩咐去做。她端着汤,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故意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轻声对他说:“他一喝完汤,我就向他通报你来了,这样你就可以尽快回到我身边来。”“去吧,”K说,“你快去吧。”“火气别这么大,”她说,然后便端着汤碗,在门口转过身走了。

    K站在原地,目送着她。现在他已下定决心,一定把律师解聘掉,但他肯定没有机会先和莱妮商量一下。虽然这些事情远远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但她准会劝他改变主意;这一次她的意见很可能会占上风,她很可能会让他放弃原来的打算,使他继续成为疑虑和恐惧的牺牲品,直到他的决定最终能付诸实践为止;这个决定太重要了,不能放弃。这个决定实施得越早,他的痛苦也就越少。谷物商也许能在这件事情上开导他一下。

    他于是向谷物商转过身去,谷物商猛地动了一下,好像要蹦起来。“坐着吧,”K说,他拽过一把椅子,坐在谷物商身边。“你早就是律师的委托人了,是吗?”“是的,”谷物商说,“很早就是他的委托人。”“他过问你的案子有多久了?”K问。“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事,”商人说,“在商务上——我是个谷物商——律师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一直如此;至于说我个人的案子——你大概指的是这事——,他也是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五年多以前,就是我的律师。是的,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他拿出一个旧笔记本,以证实自己说的话,“我在这里面全记着。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确切日期说出来。凭脑子记住这些日期是很困难的。我的案子也许还应上溯到更早的时候,比我说的还要早,我妻子一死就开始了,肯定在五年半以前。”K把椅子挪得更加挨近那人。“这么说来,律师还兼管过问遗产纠纷?”K问。法院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似乎牢固得不同一般。“那当然,”谷物商说,他接着低声补充了一句:“他们甚至说,他在处理遗产纠纷方面比在其它方面更内行。”接着,他显然后悔自己讲得太多了,便伸出一只手,搭在K肩上,对K说:“别出卖我,求求你。”K轻轻拍拍他的大腿,说道:“不会的,我不会告密。”“你知道,他惯于打击报复,”勃洛克说。“他肯定不会伤害一个像你这样忠诚的委托人的,对吗?”K说。“噢,他会的,”勃洛克说,“他一旦发火,便六亲不认;此外,我其实对他也并不忠诚。”“这是怎么回事?”K问。“我也许不该告诉你,”勃洛克犹豫不决地说。“我想你不妨说出来,”K说。“好吧,”勃洛克说,“我告诉你几件事,但是你也得把你的秘密讲一件给我听听,这样咱们就彼此捏着对方的一个把柄了。”“你真谨慎,”K说,“我将要告诉你的那个秘密会使你的一切怀疑烟消云散。现在请你说说,你是怎么对律师不忠诚的。”“好吧,”商人踌躇地说,好像在招认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除了他以外,我还有其他律师。”“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K说,他有些失望。“据说这是不行的,”商人说,他从开始讲话起,一直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过现在由于K的配合,他放心了。“不允许这样做。特别是当你有了一个正式的律师后,就更不准找那些讼师商量了。而我却正在这么干,除了他以外,我还有五个讼师。”“五个!”K嚷道,他为这个数字感到惊讶,“除了这位以外,还有五个律师?”勃洛克点点头继续说道:“我还正在和第六个律师商谈呢。”“不过,你需要这么多律师干什么?”K问。“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对我有用处,”勃洛克说。“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愿意吗?”K说。“当然愿意,”谷物商说,“首先,我不想输掉官司,这点你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不敢放过任何可能对我有用的东西。如果有一线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希望,哪怕这个希望很渺茫,我也决不放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为自己的案子花了所有的钱。比如说,我把做生意的钱全填上了;原先我的商行差不多占了整整一层楼,现在我只需要一间朝北的屋子和一个伙计就够了。当然我的生意之所以凋敝,并不仅仅是因为资金花光了,而是因为我精力不济。当你全力以赴为自己的案子奔走时,你不会有多少精力花在其它事情上。”“这么说来,你也是自己为自己的事情奔走啰,”K打断他的话,“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这没什么可多说的,”谷物商说,“开始时我试图自己过问此事,后来我不得不作罢。太耗费精力了,结果也令人失望。光是到法院里去,看看事情的动向,也得付出很大代价,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即使你只是在那里坐着,等着来叫你,你也会觉得无精打采。你也知道那儿的空气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上法院去过?”K问。“你从过道里走过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真凑巧!”K嚷道,他被谷物商的话吸引住了,完全忘了他刚才还认为谷物商是一个十分可笑的人物,“这么说,你看见我了!我从过道里走过的时候,你在那里。不错,我是从过道里走过一次。”“这并不是一次什么巧合,”谷物商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上那儿去。”“我可能从现在起,也得经常上那儿去了,”K说,“不过,我大概不能受到像那次那么隆重的迎接了:当时大家都站了起来。我想,你们准把我当作法官了吧。”“不对,”商人说,“我们站了起来,是因为门房的缘故。我们知道,你也是个被告。这类消息不胫而走。”“这么说来,你那时就已经知道了,”K说,“你们也许以为我是个身居高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吧。没有人议论起这点吗?”“对你的评价不坏,”谷物商说,“不过,全是无稽之谈。”“怎么会是无稽之谈呢?”K问。“你干吗要追问呢?”谷物商温怒地说,“你看来还不了解那儿的人,你会产生误解的。你要记住,在这些法院里,所有事情都要提出来进行讨论,这些讨论荒谬绝伦。人们累了,再也不能集中注意力思索问题了,于是便求助于迷信。我在这方面和其他人一样糟糕。按照一种迷信观点,人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相上,尤其是他的唇部线条上,看出他的案子的结局会怎样。比如说,人们会宣称,根据你的唇部动作判断,你将被认定有罪,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迷信行为愚蠢之极,在很多情况下,这样作出的臆断与事实完全不符。但是,如果你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你就很难不受这种压倒一切的看法的影响。你想像不出,这类迷信行为会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你在那儿对一个人讲过话,对不对?他很难说出一句话来回答你。人们一到那儿便糊涂了,原因当然很多;他无言以答的原因之一是:看到你的嘴唇后,他受到了刺激。他后来说,他在你的嘴唇上发现了他自己要被定罪的迹象。”“在我的嘴唇上?”K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嘴唇。“我在我的嘴唇上看不出任何特殊的东西来。你能看出来吗?”“我也看不出,”谷物商说,“一点也看不出。”“那些人真迷信!”K大声说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谷物商说。“那么,他们大概经常见面,交换看法吧?”K问,“我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他们一般不大来往,”谷物商说,“他们不大可能常见面,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此外,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少。有些人偶尔相信找到了一种共同利益,但是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人们无法采取统一行动来反对法院。每桩案子都单独审理,法院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因此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根本谈不上。个别人可能秘密地在这儿或那儿取得一些进展,但其他人只有到事后才能略知一二,谁也不会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因此,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行动;人们在过道里虽然频频相遇,但交谈的次数却很少。迷信是个古老的传统,正在自发地增长。”“我看见了过道中所有的人,”K指出,“我心想,他们在这儿闲逛是多么无意义啊。”“不是没有意义。完全不是,”勃洛克说,“惟一无意义的事是采取独立行动。我已经对你说过,除了这位以外,我还有五位律师。你可能会想——我也曾经这么想过——我可以高枕无忧、撒手不管这件案子了。你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我必须更密切地注视它,比我只有一个律师时更注意。我想,你不能理解这点,是吗?”“是的,”K说,他伸出手,按在那人手上,请他别讲得这么快,“我想请你讲得稍微慢一点,这些事情对我极为重要,我跟不上你讲话的速度。”“我很高兴,你提醒了我,”谷物商说,“当然,你是新来的,你在这类事情中还缺乏经验。你的案子刚六个月,对不对?没错,我听说过。六个月时间太短了!而我对这类事情却已经考虑过不知多少遍了,这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想,当你想到你的案子已经进展到这一步时,内心一定充满了感激,”K说,他不想直接打听谷物商的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他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是的,我这个包袱背了足足五年,”勃洛克低下头说,“这不是一件小事。”他接着沉默了一会儿。K注意倾听,莱妮是不是回来了。一方面,他不愿意莱妮这时进来,因为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不想让她看见他正和谷物商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为莱妮明明知道他在这儿却仍旧在律师身边呆这么久而烦恼:送一碗汤哪里用得了这么多时间呢!“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开始时的情况,”谷物商重新开始说,K立即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时我的案子正处于你的案子现在所处的阶段。我那时只有这么一个律师,我对他不十分满意。”“现在我能够把一切都弄个水落石出了,”K想,他亲切地点着头,好像这样做就能激励谷物商把所有情况都和盘托出。“当时我的案子一点进展也没有,”勃洛克接着说,“已经开过几次庭,我每次都出庭受审;我搜集了证据,甚至把所有的账册都送到法院里去。后来我发现,完全是多此一举。我常常到律师这儿来,他呈交过好几份申诉书——”“好几份申诉书?”K问。“是的,没错,”勃洛克说。“这一点对我很重要,”K说,“因为他正为我的案子准备第一份申诉书呢。他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写出来。我这下才明白他对我多么不关心,简直可耻。”“申诉书至今还没有写好,可能他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勃洛克说,“老实告诉你吧,我的那些申诉书后来几乎毫无用处。多亏一位法官的好意,我看见过其中的一份。写得很深奥,但是空洞无物。开头塞了一句拉丁文,我看不懂;然后是满满几页向法院进行的一般性申诉;接着吹捧了某些法官,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精于此道的人一看就知道夸的是谁;接下去是律师自我吹嘘一番,与此同时又对法院进行阿谀奉承;最后是分析几个据说和我的情况相似的过去的案例。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得承认,这种分析是很细致、很精辟的。你别以为我是在评价律师的工作;那份申诉书不过是许许多多申诉书中的一份而已。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没有看出我的案子有了任何进展。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你希望看到什么性质的进展呢?”K问。“这个问题提得好,”谷物商笑着说,“这些案子很难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我是商人,当时的我比现在的我更像一个商人。我当时只想得到看得见的结果,我想,这一系列磋商要么结束,要么按正常途径,转人更高一级。可是随之而来的却只是一些走过场的传审,一次接着一次,内容大致相同,我可以像念祷文一样作答。法院的传令人每星期要到我的商行、我家里或者任何能找到我的地方来好几次,这当然很讨厌,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大有改善,因为打电话找我并不使我太烦恼了。此外,关于我的案子的谣言到处流传,不仅传到我的实业界朋友耳中,甚至连我的亲戚们也知道了。所以,我到处碰壁,而法院则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图,要在不久的将来依法审理我的案子。于是我便来到律师这里,向他发泄了我的怨愤。他让我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但是断然拒绝按我说的意思采取行动。他说,任何人也不能促使法院确定听取案情的日期,在申诉书里写上这样的要求——我正希望他这样做——是前所未闻的,这只会毁了我自己和他。我心想:这位律师不想做或不能做的事,另一位律师准愿意和有能力做。于是我便去物色其他律师。我现在也得告诉你,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请求过法院确定审理我的案子的日期,也没有为了争取开庭审判而作过任何努力。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儿有一个例外,过一会儿我再解释。这位律师其实并没有误我的事,但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因为找了其他律师而懊悔。我想,霍尔德博士已经对你讲了很多有关讼师的事情了,他准是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确实如此。但是他在谈到他们时,以及把他们和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同事们相比较时,总会犯一个小小的错误,我顺便提醒你注意这点。他总把自己圈子里的律师称为“大律师”,用作对比。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任何人只要自己高兴,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衔面前加上“大”字;但是这件事应该由法院的传统来决定。除了不学无术的律师外,所有大小律师都得到法院的承认,按照法院的传统,我们的律师和他的同事们只属于小律师的范畴,而真正的大律师们我仅仅听说过,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他们高踞于小律师之上,就像小律师高踞于讼师之上一样。”“真正的大律师们?”K问,“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人们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勃洛克说,“被告们听说大律师的事后,总会昼思梦想地盼着见见他们,难得有一个被告是例外。不过,你可别上当。我不晓得大律师们是谁,我也不相信能够找到他们。他们曾经确切无疑地干预过的案子我一个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高兴的时候才为某些案子辩护。他们只为自己愿意为其辩护的人辩护。另外我想,他们只是在案子已经超出低级法院的审理范围时才采取行动。事实上,人们最好把这些大律师们统统忘掉,不然的话,他们听着普通律师说出的那些谨小慎微的主意和建议,会觉得这些谈话味同嚼蜡,是蠢人之举——我自己有过亲身体会;于是他们便想把一切统统抛弃,上床蒙头睡大觉。这么干当然就更蠢了,因为即使上了床也睡不安稳。”“这么说,你当时没想去找大律师吗?”K问。“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勃洛克说,他又笑了笑,“不幸的是,人们无法把大律师们忘得一干二净,尤其是夜里。不过当时我需要立即见成效,因此我便去找那些论师了。”

    “你们两个挨得真近呀!”莱妮嚷道,她端着汤碗回来了,正站在门口。他们确实紧挨在一起坐着,头只要稍稍一动就会碰着;小个子勃洛克坐在那儿,身体向前倾,说话声音很低,K只好朝他俯下身去,才能听见他说的每句话。“让我们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K大声说道,他让莱妮走开,由于忿怒,他那只仍然按在谷物商手上的手在发抖。“他要我向他介绍我的案子,”谷物商对莱妮说。“好吧,你接着向他介绍吧,”她说。她对勃洛克讲话时用的是一种和气、然而略带傲慢的语气,这使K不悦。不管怎样,K已经发现,谷物商具有某种价值,他有自己的经验,知道怎样向别人介绍这些经验。莱妮起码是没有发现他的价值,这是可能的。更使K不高兴的是,莱妮拿走了谷物商一直握在手中的蜡烛,用围裙擦干净他的手,还俯下身去刮掉落在他裤子上的烛泪。“你刚才讲到你去找那些讼师了,”K说,然后默默地把莱妮的手推开。“你这是在干什么?”她问,并且轻轻拍了K一下,继续刮谷物商裤子上的烛泪。“是的,我去找讼师了,”勃洛克说,他用手摸着额头,像是在回想。K想帮助他回忆,因此又说了一句:“你当时需要立即见效果,所以便去找那些讼师。”“对了,”勃洛克说,但没有讲下去。“他大概不愿意当着莱妮的面讲,”K想道;他立即克制住急于听下文的心情,没有再催那人讲下去。

    “你通报过了吗?”他转而问莱妮。“当然啰,”她说,“律师在等着你呢。现在你让勃洛克一人呆着吧,你过一会儿可以再找他谈话,因为他总呆在这儿。”K仍旧犹豫不决。“你总呆在这儿吗?”他问谷物商;他想要那人自己说,不愿意莱妮来替他说话,因为她讲起话来旁若无人,好像那人根本不在场。K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对莱妮很生气。可是,开口讲话的又是莱妮:“他常在这儿睡觉。”“在这儿睡觉?”K嚷道,他原以为谷物商只会等到他和律师的短暂谈话结束,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这儿,找个地方私下里彻底磋商一下这件事。“是的,”莱妮说,“谁都不像你,约瑟夫,爱什么时候来找律师就什么时候来。你甚至认为,如果你夜里十一点钟求见像律师这样一个病人,他也应该答应,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你以为朋友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错,你的朋友们,至少是我,愿意为你效劳。我不要你感谢我,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我只希望你喜欢我。”“喜欢你?”K想,但他只是在脑中出现了这几个字后才想到:“我是喜欢她的。”不过,他不理会她讲的其它活,就其一点说道:“他答应会见我,因为我是他的委托人。如果我想找律师谈一次话,还需要其他人帮忙,那我就得不断鞠躬作揖了。”“他今天真难对付,对不对?”莱妮对谷物商说。“现在轮到我受冷遇了,她只跟他说话,似乎我不在场,”K想道,他同时也对谷物商发火,因为谷物商讲话的方式也像莱妮一样没礼貌:“不过,律师答应会见他,还有其它理由。他的案子比我的案子要有意思得多。另外,他的案子仍处于开始阶段,可能还有希望,所以律师愿意过问。以后你会发现这两个案子是不同的。”“不错,不错,”莱妮说,她看着谷物商,笑了笑,“你真会说话!”这时,她转而对K说:“他讲的话,你一个字也别相信。他倒是一个好人,就是太饶舌。律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无法忍受他。所以,律师除非心绪特别好,否则从来不见他。我尽量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可是没有用处。你想想,我有几次对律师说,勃洛克在这儿呢,可是律师却过了三天才见他。如果律师想见他时,他正好不在,那么他的机会就丧失了;我就又得从头开始,为他重新通报。因此我得让勃洛克睡在这儿,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律师半夜打电话来叫他的情况。所以勃洛克必须时刻准备见律师,不分白天黑夜。有时也会遇到律师改变想法的情况,有一次他发现勃洛克确实是在原地恭候,可是他却拒绝会见。”K向谷物商投了一瞥询问的目光,那人点点头,用刚才那种直爽的口气,也许还夹杂着一种自惭形秽的不安心情说道:“是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自己的律师。”“他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莱妮说,“因为他喜欢睡在这儿,他经常这么对我说。”她朝一扇小门走去,把它推开。“你想看看他的卧室吗?”她问。K跟着她走,从门口向里面看了一眼:这间屋子天花板很低,没有窗子,窄得只能放一张床,要上床就得爬过床架。床头边的墙上有个洞,里面放着一根蜡烛,一个墨水瓶和一支笔,这些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一叠文件旁边——可能是有关案子的文件。“这么说,你睡在女仆的房间里?”K转过头来问谷物商。“是莱妮让我睡在这儿的,”他说,“这儿很方便。”K久久地注视着他;他给K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也许不错;勃洛克经验丰富,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的案子已经拖了好几年,然而他为取得这些经验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K突然觉得无法忍受他的那副模样。“让他上床去,”K对莱妮嚷道,她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其实他是想摆脱律师,不仅使霍尔德,而且也使莱妮和谷物商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勃洛克在走到卧室门口之前,低声对K说:“K先生。”K生气地转过身来。“你忘了自己的诺言,”商人说,他朝K伸出手,像是在哀求。“你得把你的一个秘密告诉我。”“不错,”K说,并且扫了莱妮一眼,莱妮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好吧,你听着,不过现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要到律师那儿去,解聘他,不要他过问我的案子。”“解聘他!”谷物商惊奇地喊道;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双臂,在厨房里匆匆跑了一圈,一面跑一面嚷道:“他要解聘律师!”莱妮抓住K的胳膊,但是勃洛克却把他拉开,她攥起拳头打勃洛克。她握着拳,赶紧去追K,K已经走了好远了。她刚要追上K,K却一步跨进律师的房间;他打算随手把门关上,但是莱妮从门缝中挤进一只脚来,伸出手,抓住他的胳膊往后拽。K使劲捏着莱妮的手腕,疼得她“哎哟”一声,不得不松开手。她不敢硬挤进屋来,K钥匙一转,把门锁了。

    “我等了你好久啦,”律师从床上对K说,他把刚才正借着烛光阅读的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架上眼镜,凝视着K。K没有表示歉意,而是说:“我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了。”这句话并非道歉,所以律师没有理会,他说:“下次再这样晚,我就不见你了。”“这和我的想法一致,”K接过话头说。律师疑虑地向他瞥了一眼,说道:“坐下。”“既然你让我坐下,我就坐下,”K说,他拽过一把椅子,放在床头柜旁边,自己坐下。“我好像听见你把门锁上了,”律师说。“是的,”K说,“这是因为莱妮的缘故。”他不想庇护任何人;律师接着问:“她又来缠着你啦?”“缠着我?”K反问道。“是啊,”律师说,他抿着嘴轻声笑了起来,直到咳嗽了一下才止住笑,咳完后又轻声笑了起来。“我想,你一定已经发现她在缠你了,对吗?”律师拍拍K的手问道;K刚才心烦意乱,无意中把手放在床头柜上,现在赶紧缩了回来。“你不必太在意,”K急忙说道。律师接着往下说,“这更好。否则我就要为她道歉了。这是她的怪癣之一,我早就原谅了她,如果你刚才不把门锁上的话,我也不想再提起。我最不愿意向你解释她的这个怪癖,但因为看样子你困惑不解,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她的这个怪癖是,几乎觉得所有的被告都可爱。她追求他们每个人,爱他们每个人,并且显然也被他们所爱;当我同意的时候,她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我,让我开心。我并不为此大惊小怪,不过,看来你却着实感到吃惊。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眼力不错,你也会发现,被告们往往是可爱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说是一条自然规律。一个人被控告以后,他的外貌并不会立即发生明显的、一下子就能发现的变化。这些案子并不像普通刑事案件,大部分被告继续从事日常活动,如果有一个好律师过问的话,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多大损害。然而,有经验的人能在人山人海中把所有被告一个不漏地辨认出来。他们是怎么把被告认出来的?你会这么问。我怕我的答复不会使你满意。他们能认出来,因为被告们总是甚为可爱的。不是罪行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因为——我起码作为一个律师,应该如实讲讲我的看法——他们并非全都有罪。也不是尔后的依法施刑事先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因为他们并非都会受到惩处。因此,准是对他们的控告以某种方式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当然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可爱。不过总的来说,他们都很可爱,连那个名叫勃洛克的可怜虫也一样。”

    律师发表了这番宏论后,K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还点过几次头,好像对律师讲的最后几句话表示完全赞同;不过,他实际上更加认为自己的一贯看法有理,即律师总想讲一些泛泛的大道理,就像这次一样,使他的注意力从主要问题上转移开。这个主要问题是:律师在推动案子的进展方面到底做了多少实际工作?律师住了嘴,给K一个讲话的机会,他或许已觉察到,K比往常更咄咄逼人;他看见K仍旧一言不发,便问道:“你今晚到这儿来,有什么特殊事情吗?”“是的,”K说,他伸出一只手,遮住烛光,以便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我来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不需要你过问我的案子了。”“我没听错吧?”律师问道,他一只手撑在枕头上,微微欠起身来。“我希望你没听错,”K说,他坐得笔直,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好吧,咱们可以围绕着这个设想商量一下,”律师停了一会儿说。“这不是设想,而是事实,”K说。“就算是吧,”律师说,“不过咱们用不着这么匆忙。”他用“咱们”这个词,好像不想让K离开他,如果实在不能当K的正式代理人,至少可以给K出几个主意嘛。“这不是一个匆忙作出的决定,”K说;他慢慢站起来,退到椅子后面,“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也许考虑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这是我的最后决定。”“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发表一点看法,”律师说,他踢开鸭绒被,坐在床沿上。他的腿上稀稀地长着白色的汗毛,他由于没穿裤子而冷得直发抖。他请K把沙发上的毛毯递给他。K拿起毯子说:“你没有必要这么冻着。”“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律师说,他把被子技在肩上,用毯子裹着腿,“你叔叔是我的朋友,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你。我公开承认这点,没什么可难为情的。”K不愿意听这个老头抒发感情,因为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而他则想避免这么做;另外,他自己承认,律师的话虽然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决定,但也使他很尴尬。“我感谢你的友好态度,”他说,“你竭尽全力,做了你认为对我有利的事,对此我表示欣赏。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慢慢懂得了,光有你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当然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比我年长得多、有经验得多的人;如果我无意中似乎正在这样做,那就请你原谅我,可是——用你的话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我相信,在我的案子中,应该采取比迄今为止强有力得多的措施。”“我理解你,”律师说,“你感到不耐烦了。”“我没有不耐烦,”K说,他有点恼火,因此不那么注意酌字斟句了,“我第一次跟叔叔一起来拜访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发现,我并不把我的案子当作一码事;如果别人不强迫我想起它,可以说,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叔叔坚持要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我这么做了,为的是使他高兴。从那时起,我当然希望,这件案子在我心头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因为聘请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把压力匀一点给律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以后,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我独自一人时,什么事也不想干,但我几乎毫无忧虑;而请了律师后,我觉得条件已经齐备,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了。我日以继夜地等着你的干预,等得我心焦如焚;但你却什么事情也没做。我承认,你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法院的情况,这些情况在别处也许是听不到的。可是这种帮助对我来讲远为不够,要知道案子正折磨着我,刺痛着我的心。”K把椅子推到一边,直挺挺地站着,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当一个人的活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律师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说,“就不会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了。我的委托人中,不知有多少也像你这样,当案子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到我这里来,站在我面前,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嘴里说出同样的话!”“好吧!”K说,“这么说来,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事出有因的。这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律师说,“我只想补充一句,我希望你比其他人理智一些,尤其是因为关于法院的活动以及我自己的做法,我对你讲的要比我通常对一般委托人讲的多得多。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却对我不够信任。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律师真会在K面前低声下气!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在这种时候,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一位阔绰的律师,登门求助的人很多;对他来说,失去K这么一位委托人,失去K的酬金,算不了什么。何况他身体有病,自己应该想到,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可是,他却紧紧抓住K不放!为什么?是因为他和K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殊,他可以借为K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K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律师故意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然而,律师显然把K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他接着说:“你大约已经发现,我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是我却不在助手。前几年可不是这样,那时有几位学法律的年轻学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过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作了这种变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因为我渐渐地只过问像你这样案子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心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种信念。我发现,我不能把过问这些案件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否则肯定会使我的委托人蒙受不白之冤,使我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冒失败的危险。但是,我决定把这种类型的案子全部接受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只好拒绝接受大部分委托给我的案子,只接受那些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案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不管我给他们介绍哪个蹩脚的律师,他们都会急忙找上门去的。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我的身体搞垮了。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也许应该更果断一些,接受的案子更少一些。我应该专心致志地过问我所接受的那些案子,这种做法经证明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次曾经读到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两类律师的区别:一类律师只过问一般法律权益问题,另一类律师过问像你们这样的案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手里拿着一条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判决作出为止;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委托人扛在肩上,背着他走,从不把他放下,一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背到判决以后。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说我挑起这么重的一付担子而从来也不后悔,那也不大符合事实。比如说,在你的案子中,我的努力完全遭到误解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感到有一点后悔。”这番话并没有使K心悦诚眼,只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律师讲话的口气提醒他,要是他让步的话,会面临什么后果:以前的那些规劝又会重复一遍,律师将再次介绍申诉书的进展情况和某些法官的谦恭温和态度,还会劝他别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总之,那套陈词滥调又会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幻的希望哄他,或者用同样虚幻的威胁折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到此止步,永远终结。于是他说道:“如果我仍旧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你打算在我的案子中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律师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居然也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采取我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我早就料到了,”K说,“好吧,再谈下去等于浪费时间。”“我将再试一试,”律师说,好像有过错的是K,而不是他自己。“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你在评价我的能力时大错特错了,你的一般表现也不对头,这都是由于你虽然是个被告,却受了太好的待遇的缘故。换句话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你疏忽了,这是表面上的疏忽。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被告戴上镣铐往往比逍遥法外更感到安全。不过,我得让你瞧瞧,其他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你也许能从中学到点东西。我现在就把勃洛克叫来;你最好去把门打开,然后坐在这儿,坐在床头柜旁边。”“好吧,”K说,他执行了这些指示,他一贯愿意学点东西。然而,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要解聘你吗?”“知道,”律师说,“不过你如果想改变主意的话,还来得及。”他重新躺到床上,盖上毯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然后转过身去,脸朝墙躺着。接着他按了铃。

    莱妮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就出现在眼前,她匆匆投过几瞥目光来,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看见K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律师的床边后,似乎放心了。她微笑着朝K点点头,但是K只是毫无表情地瞧着她。“把勃洛克领到这儿来,”律师说。但是莱妮却没有去领勃洛克,而是走到门口,喊了一声:“勃洛克!律师叫你!”然后,也许因为律师的脸对着墙,没有注意她,她便乘机悄悄走到K的背后,靠着椅子背,身子向前倾去,伸出手指,温情脉脉地拨弄着K的头发,或者抚摸他的太阳穴,使他一直神志恍惚。最后K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让她别再摸;她反抗了一阵,只好屈服。

    勃洛克一叫即应,但他走到门口时却犹豫不决起来,显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屋。他睁大眼睛,抬起头,似乎盼着有人叫他第二遍。K本来想让勃洛克进来,但他已决定不仅和律师,而且也和在律师家里的所有人决裂,所以他一动也不动。莱妮也一句话没说。勃洛克发现,至少谁也没有撵他走,便蹑手蹑脚地进了屋;他的面部表情很紧张,双手拢在背后,门没有关,以便随时可以出去。他顾不上看K一眼,只盯着那条隆起的毯子,律师紧靠着墙蜷缩在毯子下面,所以没法看见。不过,床上倒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勃洛克吗?”勃洛克听到这个声音,像是被人打了一下,不由得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跌跌撞撞,似乎胸前刚挨了一拳,背后又被捶了一下;他接着深深鞠了个躬,双脚立定,答道:“为您效劳。”“你来干什么?”律师问,“你来得不是时候。”“不是有人叫我来吗?”勃洛克说,他的话与其说是对律师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自己说的,他伸出双手,好像在护着自己,同时准备随时溜出门去。“是有人叫你来,”律师说,“不过,反正你来得不是时候。”律师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你总是来得不是时候。”勃洛克自从听见律师的声音后,便把目光从床上移开,凝视着一个屋角,他只是听着律师说话,不想看着律师,大概是太晃眼,他受不了。不过,他听律师讲话也很费力,因为律师脸贴着墙,声音又很轻,说得很快。“你希望我走开吗?”勃洛克问。“嗨,既然你已经到这儿了,”律师说,“你就呆着吧!”勃洛克浑身直打颤,人们可能会以为,律师没有满足勃洛克的愿望,而是威胁说要揍他一顿。“昨天,”律师说。“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第三法官,我们谈着谈着,提到了你的案子。你想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吗?”“噢,当然,”勃洛克说。由于律师没有立即回答,勃洛克又央求了他一次,看来准备跪倒在他面前。但是K却大声插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莱妮试图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嚷嚷,于是K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他抓住她的手,这可不是一种爱抚动作:她“哎唷哎唷”地叫着,竭力想挣脱。由于K的暴怒,最后吃苦头的,却是勃洛克;律师冷不防向他提了个问题,“你的律师是谁?”“是您,”勃洛克说。“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律师问。“除了您以外,没有别人了,”勃洛克说。“那你就别理会任何其他人,”律师说。勃洛克对这句话心领神会;他恶狠狠地瞪了K一眼,朝K使劲摇头。如果把这些动作转换成语言,即是对K的一顿臭骂。而K竟想和这个人一起,友好地商谈自己的案子!“我决不会插嘴了,”K说,他的身子朝后一仰。靠着椅子背,“你想下跪也好,在地上爬一圈也好,只要你愿意就行,我再也不多嘴了。”然则勃洛克身上还残留着一些自尊心,至少在K面前是这样,因为他走到K面前,壮起胆子,当着律师的面,挥舞着拳头,对K嚷道:“不许你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不允许你这么做。你侮辱我,想要干什么?居然当着律师的面也敢这么做,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才让咱们两人到这儿来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也是个被告,你也和我一样,牵涉到一件案子里面去了。但是,假如你仍然是位绅士,那就让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位和你一样有名气的绅士,如果不是比你更有名气的话。我得强迫你用绅士的口气对我说话,是的,你应该这样。如果你觉得比我占上风,因为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看着我在地上爬——你是这么说的——那就让我提醒你记住一句古人的警句吧:受到怀疑的人最好多活动,而别呆着不动,因为呆着不动就有可能被人认为真的有罪,而自己还蒙在鼓里。”K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目瞪口呆地瞧着这个疯子。就在这个钟头内,这家伙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他是不是为案子的事过分着急,以至连敌友也区分不清了?他难道没有发现,律师在肆意侮辱他吗?这回律师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想在K面前显显自己的威风。另外,他也许想强迫K默认他的这种权力。然而,如果勃洛克不能看出这一点,或者他怕律师怕得要命,不敢让自己看出这一点;那么,他又怎么会刁钻或者能干到骗过律师的程度?他居然否认曾经找过其他律师。他明知道K可能会揭穿他的秘密,又为什么会鲁莽到出言攻击K的地步?他的鲁莽逐步升级,居然走到律师床前,埋怨起K来了。“霍尔德博士,”他说,“您听见这家伙对我说的话了吗?他的案子和我的相比,只有几小时的历史;可是,虽然我五年前就卷入案子了,他却大言不惭地要给我出主意。他甚至还辱骂我。他什么都不懂,居然还骂人,骂起像我这样一个煞费苦心、仔细研究过各种义务、公德和传统的人来了。”“别理会任何人,”律师说,“自己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办。”“一定照办,”勃洛克说,他好像取得了自信心,接着匆匆向旁边扫了一眼,紧挨着床跪下。“我跪下了,霍尔德博士,”他说。然而律师没有回答。勃洛克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毯子。屋内一片静寂;莱妮挣脱了K,说道:“你把我捏疼了,放开,我要和勃洛克在一起。”她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勃洛克看见她来,十分高兴;他频频做着手势,像是在演哑剧一样,哀求莱妮在律师面前为他的案子说情。他显然急于想从律师口中得到一些消息;不过,或许他只是想把这些消息转告给其他律师,供他们参考。看来莱妮知道得很清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套出律师的话;她指指律师的手,撅起嘴唇,作出吻手的样子。勃洛克立即去亲律师的手,并在莱妮的提示下,又把这个动作重复了两遍。但是律师一直不予答理。于是莱妮便挺直她那娇美的身躯,俯下身去,凑近老律师的脸,拨弄他那灰白的长头发。这终于引出了一个回答。“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律师说,他摇着头,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莱妮的抚摸带来的快乐。勃洛克低着头听着,似乎听人讲话是违法的。“你为什么犹豫不决?”莱妮问。K觉得,他是在听一段背得滚瓜烂熟的对话,这段对话以前常常听见,以后也会经常重复,只有勃洛克一个人从来也不觉得乏味。“他今天表现得怎样?”律师没有回答,倒是提了个问题。莱妮在向律师提供情况之前,先低下头去看了勃洛克一会儿;勃洛克朝她伸出双手,然后十指交叉,作哀求状。莱妮最后慢吞吞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去,对律师说:“他既安静,又勤快。”一个上了年岁的商人,一位银发长须的长者,竟恳求一个年轻姑娘为自己说句好话!他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他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K不能明白,律师怎么会认为这样拙劣的表演就能把自己争取过去。如果律师迄今为止还没有使勃洛克丧失人格,那么今天这个场面便足以使他完全失去为人的价值了。甚至旁观者看了也觉得羞愧难当。这么看来,律师的手法——幸好K还没有长期领教过——听得到的结果是:委托人最后忘记了世间万物,只是寄希望于沿着一条其实是错误的道路蹒跚移步,直到能看到案子的结果为止。委托人不再成其为委托人了,而成了律师的一条狗。如果律师命令此人钻到床底下去——好像钻进狗窝里一样——,并且在那里学狗叫,他准会高高兴兴地照办。K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听着每句话,好像他得到的任务是密切注视事态进展,写出书面记录,向上级机构汇报。“他整天尽于些什么?”律师接着问。“我把他关在女佣人的房间里,”莱妮说,“不让他妨碍我干活。那儿是他通常呆的地方。我可以透过门上的通风孔经常监视他,看他在干些什么。他一直跪在床上,看你借给他的文件;他把文件都摊在窗台上。这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因为窗户对着小天井,透不进多少光线,而他却仍然专心致志地看文件,这使我相信,他正在一丝不苟地做着让他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律师说,“但是,那些文件他能理解吗?”在这段时间内,勃洛克的嘴唇一刻不停地在蠕动,他显然是在默默地回答律师的问题。他希望莱妮也这么回答。“这个吗,当然,”莱妮说,“我也不怎么确切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可以肯定,他看得很仔细。他每天最多只看一页,从不多看;他用手指着,一行行往下看。我每次观察他时,他总是在自怜自叹,好像看文件实在太费劲了。你给他看的文件似乎很深奥。”“是的,”律师说,“那些文件是够深奥的。我不相信他真的能看懂。我让他看这些文件的目的只是使他大致了解,我为他进行辩护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斗。我到底为推进行这场艰巨的战斗呢?讲起来真可笑——我全是为了勃洛克。他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看的时候从来不中途停顿吗?”“差不多一次也不停,”莱妮回答道,“他只有一次问我要点水喝,我从通风口里给他送了水。然后,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让他出来,给了他一点吃的。”勃洛克向K瞟了一眼,好像希望K听了他创造的这个极佳记录后会深受感动。勃洛克的希望似乎增大了,他的动作不那么拘谨了,他还让膝盖稍微挪动了一下。可是,律师下面讲的这番话却使他噤若寒蝉,这是十分明显的。“你在夸奖他,”律师说,“但这只能使我更难向他启口。因为法官讲的话对勃洛克和他的案子很不利。”“不利?”莱妮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勃洛克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好像相信她有本事使法官说过的话具有一种新的、有利于他的含义。“不利,”律师说,“他甚至讨厌我提起勃洛克。‘别提勃洛克的事,’他说。‘可是,他是我的委托人呀,’我说。‘你是在为那人浪费精力,’他说。‘我不认为他的案子没有希望了,’我说。‘得了吧,你确实是在为他浪费精九’他又说了一句。‘我不信,’我说,‘勃洛克真心诚意地关心着自己的案子,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他为了及时了解诉讼的进展情况,几乎一直住在我家里。这种热情是不常见的。当然,他本身令人反感,举止粗俗,身上很脏;但是作为一个委托人,他是无可指责的。’我当时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当然是故意言过其实。法官听了后,回答道:‘勃洛克只是老练而已。他经验丰富,知道怎样拖延蘑菇。不过,他的无知甚于他的老练。如果他发现他的案子其实还没有开始审理,如果别人告诉他,开庭审理的铃声还没有摇响,你想他会说些什么?’——安静点,别动,勃洛克,”律师说,因为勃洛克哆嗦着两腿,站了起来,显然想求律师解释一下。这是律师第一次直接对勃洛克说话。律师那双毫无光泽的眼睛朝下看着,目光甚为呆滞,既像看着勃洛克,又像没看他。勃洛克慢慢蹲下,重新跪好。“法官的这番话对你没有多少意义,”律师说,“用不着为每个字眼心惊肉跳。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我每讲一句话,你就以这种目光瞧着我,好像已经对你作出最终判决了。你当着我的另一个委托人的面这么做,应该感到难为情。你会使他也不再信任我。你怎么啦?你还活着哩,你还在我的保护之下。你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你已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过,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哪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这肯定是符合事实的,尽管有许多保留;然而,同样真实的事,你的恐惧使我很反感,这显然表明你对我缺乏必要的信任。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重述了法官讲的话而已。你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类事情中,意见纷坛,一片混乱。比如说,这位法官认为诉讼是从某个时刻开始的,而我却认为是从另一个时刻开始的。意见不一,仅此而已。按照古老的传统,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就得摇铃。而根据法官的看法,案子的诉讼过程这时才算正式开始。我无法把所有反驳他的论点讲给你听,讲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只需要告诉你有许多论据和他的看法相反就行了。”忧心忡仲的勃洛克开始拽起铺在床前的兽毛地毯上的毛来;他对法官讲的话害怕得要命,以至一时忘了听命于律师,只顾考虑自己的事了;他反复琢磨着法官的话,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勃洛克,”莱妮用警告的口气说,她拽住勃洛克的衣领,把他往上拉起一点。“别动地毯,听律师讲话。”

     九 在大教堂里

    一位意大利同行首次来访该城,他是这家银行最有影响的顾客之一;K受命接待他,陪他参观城里的艺术珍品和文物古迹。要是在从前,K会把接受这项差使当作是一种荣誉;可是,目前他正需要竭尽全力保持自己在银行里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任务。银行外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他的一次审判。当然,他已经完全不能像先前那样,充分利用上班时间;他只是装模作样,似乎在干正经事,其实是在白白糟蹋时间。可是,他如果不在办公桌后面坐着,就会更难受。他头脑中出现了副经理的形象:副经理老在监视着他,隔一会儿就溜进他办公室一次,在他桌旁坐下,翻看他的案卷,接待那些多年来已经成为K的老朋友的顾客,把他们从K那儿抢走,或许还在他的工作中找岔子。K自己知道,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正在不断地威胁着自己,而他却再也无法防范了。因此,如果委派给他的一桩差事——即便是能大出风头的差事——需要他离开办公室,甚至还要外出作一次短期旅行,他就肯定会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把他支使开,以便稽查他的工作,至少证明并非办公室里缺了他就不行。这类差事最近碰巧常常落到他身上。大部分差事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辞掉;但他不敢贸然这么干,因为即使他的疑心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拒绝出差也会使人认为他心里有鬼。由于这个缘故,每桩差事他都接受下来,表面上十分坦然。有一次,人家希望他出两天差;他正患着重伤风,秋天的阴湿天气有可能加重病情;但是,他对此却一字不提,不想找借口推诿。等他头昏脑涨地回来时,发现人家已经挑选他第二天去陪意大利客人。拒绝一次的愿望十分强烈,尤其是因为这次交给他的任务和业务没有密切联系;然而,这是对一位同行尽社会义务。无疑,这项义务很重要,只不过对他来说无关大局,因为他知道,他只有把工作做好,才有希望;工作做不好,即使意大利人发现他是一位最出色的陪同,对于他也毫无用处。他尽量避免离开自己的工作,一天也不离开,因为他十分害怕会不让他回来。他也知道自己过虑了,但这种恐惧感照样在折磨着他。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他对意大利语固然并不精通,但应付差事还是行的;另外一个决定性原因是,他对艺术也略知一二,因为早年曾经学过。银行里把他谙熟艺术这件事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因为有段时间由于工作关系,他曾经当过古代文物保管协会会员。据说,那位意大利人也是个行家,如果名不虚传的话,挑选K陪同他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天早晨空气潮湿,刮着风;七点钟K便早早来到办公室。看着面前的工作计划,他很恼火;不过,他决定在客人来之前,起码要干完几件事。他很疲倦,因为头天花了半夜时间啃一本意大利语语法,略作准备;窗子对他产生了更大的诱惑力,最近他不大愿意老在办公桌后面坐着,养成了在窗前久久伫立的习惯;不过,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坐下来工作。不巧的是,侍者正好在这时出现了,说是经理派他来看看,襄理先生是不是已经来上班了;如果已经来了,就请襄理先生屈驾到接待室去;从意大利来的那位先生已经到了。“好吧,”K说。他把一本小辞典塞进口袋,腋下夹着一本他特意为这位客人准备的游览画册,走过副经理办公室,进入经理办公室。他庆幸自己来得甚早,经理一叫就能立即赶到,这点或许谁都没有料到。副经理的办公室当然是空荡荡的,就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般;侍者很可能也奉命通知副经理出席作陪,可是没有通知到。K走进接待室时,两位先生从软沙发上站了起来。经理看见K显然很高兴,亲热地对K笑笑,立即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热情地握了握K的手,笑着说:“某君落床甚早矣。”K不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句子实在乖僻,其含义一下子搞不清楚。K略微寒暄几句,意大利人又笑了一次,算是回答,同时神经质地捋着他那浓密的、铁灰色的髭须。他的髭须上显然喷过香水,人们真想凑近去闻一闻。他们重新坐下,开始初步交谈。K发现,意大利人讲的话,自己只能听懂一部分;他心里颇觉不安。当意大利人讲话徐缓、语调平稳时,他就差不多全能听懂。可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意大利人口若悬河,摇头晃脑,好像在欣赏自己的口才。另外,他讲得得意时,总要改用方言;K听不出这是意大利语,然而经理却既听得懂又会讲。K应该预想到这一点,因为这位意大利人是从意大利最南端来的,而经理则曾在那儿呆过好几年。总而言之,K明白了,他和意大利人谈通的可能性很小,意大利人讲的法语也很难听懂,注视他的唇部动作推测其含义同样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唇部动作被浓密的髭须遮住了。K开始预感到将有伤脑筋的事,便暂时放弃了试图听懂谈话内容的念头——既然经理在场,可以听懂意大利人讲的一切,自己就不必在这方面费神了。于是K便愠怒地观察起意大利人来,别的什么也不管。他看见意大利人逍遥自在地坐在沙发上,不时拽拽身上那件又小又短的外衣的尖襟角,有一次还抬起手臂,懒散地比划着双手,解释某件事。K虽然俯上前去,注意观看他的每一个手势,但还是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后来,由于K呆坐在那里,不参加谈话,只是机械地看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侃侃而谈,他便重新被早先的倦意所驾驭,并突然发现自己正心不在焉地想站起身来,撇下那两个人就走;他吓了一跳,幸好及时制止住了自己。最后意大利人看了看表,一跃而起,与经理告别后,走到K跟前。他靠得那么近,以至于K不得不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才使自己有活动的余地。毫无疑问,经理已经从K的眼神里看出,K听不懂意大利人讲的话,处境非常尴尬,便巧妙而委婉地插了几句,表面上好像是给K出几个小主意,其实是向K简述了意大利人刚才不断插嘴讲话的全部意思。于是K得知,意大利人有几件紧要的商务要处理;很不凑巧,他的时间很紧,因此不打算匆匆忙忙地把所有名胜古迹都看一遍,只想参观一下大教堂就行了。不过,得看仔细点,当然这取决于K是否同意,完全由K看着办吧。他感到极其愉快,能有机会与这样一位博学、热情的先生——这是他对K的评价——作伴,参观大教堂。K竭力不听他讲话,而是尽量敏捷地记住经理说的内容:意大利人请求K,如果方便的话,两个钟头内,比方说十点左右,在大教堂见面。意大利人相信自己能在那时赶到。K表示同意,意大利人先握了握经理的手,又握了握K的手,然后,又和经理握了一次手。经理和K跟在意大利人后面,他半转过身子,又对他们讲了一连串话,便朝门口走去。K在经理那儿又待了一会儿。那天经理看上去身体特别不好,他觉得应该向K解释一下,便说——他俩站得很近——开始他本想自己去陪意大利人,可是后来转而一想——他没有讲出确切的原因——,决定还是让K去好。如果K发现自己乍一开始听不懂那人的话,不必着急,因为不需要多少时间,就会听懂那人讲话的意思的;即使到后来仍旧不大明白,那也没啥关系,因为意大利人不在乎别人到底能否听懂。何况K的意大利语水平好得出奇,一定能应付自如。经理说完这些,就让K回办公室去。K利用剩下的时间,从辞典里抄录一些参观大教堂时可能用得上的生词。这是一件特别容易使人发火的事;侍者手持函件接踵而至;职员们纷纷前来问询,他们看见K正忙着,便局促地站在门口,不过,在得到他的回答之前又不想离开;副经理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打扰他,曾经进来几次,从他手里拿过辞典,漫不经心地翻着;门一打开,前厅里的顾客就隐约可见,他们不耐烦地点头示意,希望能引起注意,但他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引起注意却心中无数——所有这些活动全都围绕着K在进行,仿佛他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与此同时,他正忙于收集有用的单词,翻辞典,抄写,练发音,最后想法子背熟;他一度极好的记忆力似乎背弃了他。他常常生意大利人的气,怪意大利人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他把辞典塞到文件堆下面,决心不再往下准备了;可是他又觉得,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的艺术珍品时,不能一言不发,于是,便带着更大的火气,又把辞典拿了出来。

    九点半,他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莱妮祝他早安,问他怎么样;K匆匆向她道谢,说是没时间跟她聊了,因为得上大教堂。“上大教堂?”莱妮问道。“对,上大教堂。”“可是,为什么上大教堂呀?”莱妮说。K想试着简单解释几句,可是刚一开口,莱妮就突然说道:“他们逼得你真紧。”这种他既没要求也没料到的同情使他无法忍受,他说了两声再见;可是当他挂上电话的时候,却低声嘟哝道:“他们逼得我真紧。”这话一半是对自己讲的,一半是对已经听不见他说话的远方姑娘讲的。

    已经不早了,恐怕不能按时赴约,他急忙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临上车前,他想起了那本画册。在此之前,他没有合适的机会送出去,现在可以带上了。他把画册搁在膝头上,一路上烦躁地用手指头敲着封面。雨小多了,但是天气湿冷、阴暗;大教堂里看得清的东西不会太多,而且,好几个钟头站在冰凉的石板地上无疑会使K的感冒大大加重。

    大教堂广场上空荡荡的;K想起,这个狭长的广场在他小时候就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周围的房子几乎毫无例外,窗户上都遮着窗帘。当然,如果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里,是容易理解的。大教堂里面也是空荡荡的,人们当然没有很多兴趣在这种时候来参观。K走遍了两个边堂①,只看见一位围着围巾的老妪跪在圣母像下,两眼虔诚地望着圣母。后来他远远看见一位堂守②一瘸一拐地走进侧墙的一扇门里消失了。K是准时到的,他走进大教堂时,正好敲十点,但是意大利人还没有来。K回到大门口,犹豫不决地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然后冒雨绕着大教堂的外面走了一圈,那个意大利人并没有在哪个边门上等着,哪儿也看不到他的人影。或许经理把时间搞错了吧?有哪个人敢担保自己能正确无误地听懂那个意大利人讲的话呢?不管怎么样,K至少也得再等他半个钟头。K累了,想坐下歇歇,于是便重新走进大教堂。他在一个台阶上发现一块地毡模样的东西,便用脚尖把它踢到附近的一条长凳边;他把大衣裹得更紧一些,竖起领子,坐在长凳上。为了消磨时间,他打开画册,心不在焉地翻阅起来;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得不作罢,因为大教堂里渐渐变黑了。他抬起头来,连离得很近的边堂里的东西也很难辨认清楚了。

    远处,圣烛排列成一个大三角形,在高高的神坛上闪烁;K不敢断言,以前是不是见过这些圣烛,也许是刚点燃的。堂守的职业习惯是举步轻盈,他们走过时谁也不会注意到。K偶然转过身,发现身后不远处燃点着另一支圣烛,这支圣烛又粗又长,插在廊柱上。圣烛倒很悦目,但是,只用圣烛给挂在两旁昏暗的小礼拜堂中的神坛画照明是远远不够的,反倒使小礼拜堂显得更暗了。意大利人没有来,一方面是失礼,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很明智,因为即使来了,也看不见什么,最多只能顺着K的手电筒的光亮,零零碎碎地看几幅画,聊以自慰。K为好奇心驱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礼拜堂,登上几级台阶,走到一列低矮的大理石围栏跟前,探出身去,掏出手电筒,照着神坛画,想看看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手电筒的光亮在画面上来回移动,好像是一个不速之客。K首先看见的——部分是猜出的——是画幅边缘画着一位身材魁梧、披着盔甲的骑士。这位骑士手握剑柄,剑刃插在光秃秃的地里,那儿除了一、两株草以外,什么也没长。骑士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一个正在他眼前开展的事件。叫人纳闷的是,他为什么非得站在原地止步不前,而不走到出事地点的近旁去。也许他是被指派在那儿站岗的。K已经很长时间没看画了,他久久端详着这位骑士,尽管手电筒发出的微微发绿的光亮使他觉得眼酸。他移动着手电筒,照亮神坛画的其他部分,才发现画的是基督人墓,显然是最近画的,但是风格却和通常所见的几乎一样。他把手电筒放进口袋,回到刚才坐的地方。 ——

    ①比较大的教堂主厅一般由中堂和两个边堂组成;中堂与边堂以廊柱为界。——译注

    ②堂守:看守教堂、燃点圣烛、打扫卫生、维持整洁的神职人员。——译注

    看来用不着再等那个意大利人了。不过,外面可能正下着倾盆大雨,大教堂里边也不像K预想的那么冷,于是他便决定暂且在里面再待一会儿。大讲坛①就在他身旁很近的地方,坛顶甚小,呈拱形,上面斜架着两个金质的耶稣蒙难十字架,顶部互相交叉。外沿的栏杆上,以及把栏杆的支柱连接在一起的石雕上,都饰有叶纹,叶纹间雕着许多小天使,有的活泼,有的恬静。K走到大讲坛跟前,从各个角度细细观察;石雕纤巧透剔,叶间和叶后楼有一个个深邃幽黑的洞穴,黑暗似乎在这里被捉住,再也不能脱逸了。K把手伸进一个石洞,触触洞壁。他从来也不知道此地有这么个讲坛。他蓦地发现一个堂守站在最近的一排长凳后面。这位堂守身穿一件宽大、下弛的黑教袍,左手拿着一个鼻烟盒;他在瞧着K。“他想干什么?”K想道,“难道我的模样可疑吗?他是想求我施舍吗?”堂守看见K注意到自己后,就举起右手,随便指了个方向,手指间还捏着一撮鼻烟。他的手势好像没有什么含义。K踌躇了一会儿,但是堂守还在不断地指指这儿,指指那儿,并且频频点头,强调这个手势的重要性。“他到底想干什么!”K低声说,他在这里不敢抬高声音;他随即掏出钱包,顺着长凳朝堂守走去。但是堂守马上做出拒收的动作,耸耸肩,一颠一跛地走开了,K小时候常常模仿一个骑马的人,迈的也是这种轻盈、敏捷和一颠一破的步子。“一个稚气十足的老头,”K心想,“智力只够当个堂守。瞧,我一停下,他也就停下,看看我是不是还跟着他!”K暗暗发笑,沿着边堂跟在堂守后边一直走到大神坛前。老堂守总是指着一样东西,K故意不回头看他到底在指着什么,这个手势不会有别的目的,只是想甩开K而已。最后,K不再尾随堂守,他不想过于惊动这位老人;另外,如果意大利人万一来了,最好还是别把这惟一的堂守吓跑。 ——

    ①教堂内的附属建筑,一般位于中堂与边堂相邻的廊柱边,高二三米,上有一米见方左右的平台,周围饰以石栏,下有一根或四根石柱,另有一石梯,供教士上去布道用。——译注

    K回到中堂,寻找他刚才把画册撂在上面的那个座位;他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小讲坛,就筑在唱诗班座位附近的石柱上。这个讲坛外形简单,用没有纹理的浅色石块砌成。讲坛很小,远远看去,好像是一个里面将要供上一尊神像的空壁龛。布道者无法离开石栏往后退一大步,因为地方太小。石砌的拱形坛顶虽然不带饰物,但同样十分低矮,前面部分还向上翘起,因此,连中等个子的人也无法在圆拱下站直,只能倾身倚着石栏。整个结构设计得使布道者备受折磨;为什么这个讲坛要设计成这种样子,而另一个讲坛却既宽大、又装饰得如此华丽呢?似乎找不到可以解释的理由。

    如果这个讲坛上没有支着一盏点燃的圣灯,K肯定不会注意到它;点燃圣灯通常意味着即将开始布道。现在要举行礼拜式吗?难道就在这座空无一人的教堂里举行吗?K凝视着下面那一小段通向讲坛的楼梯,梯级绕着石柱,盘旋而上,梯面狭窄,看上去像是石柱的附属装饰品,而不是供人走的楼梯。不过,在楼梯底部,却真有一位教士正准备拾级而上;K发出了惊讶的微笑。这位教士手扶栏杆,眼睛望着K。他朝K微微点了一下头;K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欠了欠身,这些动作他早就该做了。教士轻轻晃着身体,走上楼梯;他敏捷地移动双脚,迈着小步登上讲坛。他真的要布道吗?或许那位堂守并非是个傻瓜,他想方设法把K引到布道教士这边来;在这座空无一人的教堂里,完全应该这样做。不过,教堂里的某处还有一位老妪,站在圣母像前面;她也应该来听布道。如果真要做礼拜,为什么管风琴不先奏乐;管风琴沉默着,它的一排排长管子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K思忖着是否应该立即离开;要是现在不走,等礼拜式一开始,就没机会走了,就得一直呆到结束;到办公室去上班已嫌太迟,再等意大利人,也已经没有必要;他看看表,十一点了。可是,真的要布道吗?K一人能代表全体会众吗?如果他只是一个来参观大教堂的外地人,那又会怎么样?他现在的情况与此相仿。在天气这么坏的一个周日里,上午十一点开始布道,这种想法委实荒谬。教士——那人无疑是教士,他是一位面部线条柔和、肤色黝黑的青年——走上讲坛,显然只是为了去吹熄那盏灯,点燃它是个错误。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教士看了看圣灯,把它转得更高一些,然后慢慢转过身,双手扶着石栏的棱角状边缘。他这么站了一会儿,眼睛环视四周,头却不动。K后退了一大段距离,双肘支在最前面的一条长凳上。他不知道堂守在什么地方,但朦朦胧胧地感到那位背部略驼的老人正在恬静地休息,似乎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分内事。大教堂里此时此刻多么寂静啊!可是,K不得不打破这片寂静,因为他无意在此久待。如果这位教士的责任是不管环境条件如何,非要在此时此刻布道,那就让他讲好了;用不着K的配合,他也能布完道,就像K的在场也肯定不会提高他布道的效果一样。所以K开始慢慢挪动双脚,踮起脚尖,沿着长凳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宽敞的中廊里;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他行走,只听见他双脚轻轻踏着石砖发出的声音和拱顶上传出的微弱、然而持久的回声,回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响。K向前走去,他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空空如也的长凳之间,只有他一个人,也许教士的目光正追随着他;大教堂的宽敞使他吃惊,已经接近人类可以容忍的极限了。他走过刚才撂下画册的地方,不待停步,便一手拿起了画册。他差不多已经走到长凳尽头,正要踏进他与门口之间的一块空地时,忽然听见教士抬高了嗓门——教士的嗓音洪亮,训练有素。它在这个期待着声音的大教堂里回荡!但是,教士并不是对会众讲话,他的话毫不含糊、一清二楚,他在喊着:“约瑟夫·K!”

    K吃了一惊,呆视着眼前的地板。他暂时还是自由的,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可以溜进前面不远处那些暗黑色的小木门中跑掉。这将表明,他没有听懂这喊声,或者虽然听懂了,却并不当一码事。但是,如果他转过身去,就会被逮起来,因为这等于承认,他确实听懂了,他就是教士招呼的人,他愿意俯首听命。假如教士再一次喊出K的名字,他准会继续往前走;不过,尽管他站住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任何声音;他忍不住稍稍转过头,看看教士在干什么。教士和先前一样,静静地站在讲坛上,他显然已经发现K转了一下脑袋。如果K不调过身,不正面对着他,他们就会像小孩子玩捉迷藏游戏一样。K转过身,教士招呼他走近一些。既然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回避了,K便三步并作两步,匆匆朝着讲坛往回走——他很好奇,并且急于缩短这次会见的时间。他走到前几排座位面前停下,但教士觉得相距还太远,便伸出一只胳膊,伸直食指,指着讲坛跟前的一个地方。K也照办了;当他站到指定的地方后,不得不使劲往后仰头,才能看见教士。“你是约瑟夫·K,”教士说,他从石栏上举起一只手,随随便便地做了个手势。“是的”,K说。他想道,以前自己通名报姓时是何等坦然,最近自己的姓名却成了一个莫大的负担,现在,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似乎都已经知道他的称谓。在被别人辨认出来之前先作自我介绍,该是多么愉快啊!“你是个被告,”教士说,他把嗓门压得很低。“是的,”K说,“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那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教士说,“我是狱中神父。”“噢,”K说。“我把你叫到这儿来,”教士说,“是想跟你谈谈。”“我事先并不知道,”K说,“我上这儿来,为的是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这是离题话,”教士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祈祷书吗?”“不是,”K答道,“是介绍本市值得一看的那些风景点的画册。”“放下,”教士说。K使劲把画册扔出去,画册在空中打开,随即带着散乱的画页掉落在地上,还向前滑了一段。教士问道:“你知道你的案子情况很糟吗?”“我自己也这么想,”K说,“我能做的都做了,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上去。”“你认为结果将会怎么样?”教士问。“起初我想准会有个好结果,”K说,“但是,现在我常常充满疑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不知道,”教士说,“不过我担心会很糟。人家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将永远只由低级法庭审理,不会往上转。你的犯罪事实据说已经核实,至少现在如此。”“但是我并没有罪,”K说,“这是一个误会。何况,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又怎么能说某人有罪呢?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彼此都一样。”“这话很对,”教士说,“可是,一切有罪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你也对我有偏见吗?”K问。“我对你没有偏见,”教士说。“谢谢你,”K说,“然而,所有与此案诉讼有关的人都对我怀有偏见。他们甚至影响了局外人。我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曲解了案情,”教士说,“判决是不会突然作出的,诉讼的进展会逐渐接近判决。”“原来是这样,”K说,他低下了头。“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教士问。“我要争取更多的帮助,”K说,他重新抬起头,看看教士对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有几种可能性我还没有探索过。”“你过多地寻求外部帮助,”教士不以为然地说,“特别是从女人那儿。你不觉得这种帮助并不正当吗?”“在有些案子里,甚至有许多案子里,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K说,“但并非永远如此。女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能动员我认识的几位女人,一齐为我出力,那我就肯定能打赢官司。特别是在这个法庭面前,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好色之徒。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瞧见一个女人,就会把案桌和报告统统撞翻在地,迫不及待地跑到她跟前去。”教士把身子探出石栏外,显然他已经第一次感到位于头部上方的拱顶的压迫。外面的天气肯定糟糕透顶,现在教堂里连一点微弱的亮光也没有了,黑夜已经降临。大窗子上的彩色玻璃没有一块能透过一丝光线来照亮黑暗的墙壁。就在这时,堂守开始把神坛上的蜡烛一支支吹灭。“你生我的气吗?”K问教士,“你很可能不了解你为之服务的法庭的性质。”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体会,”K说。上面还是没有回答。“我并不想冒犯你,”K说。听到这儿,教士在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这是忿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

    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久。在一片黑暗中,教士当然看不清K的模样,而K却能借着小灯的亮光把他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走下讲坛?他没有布道,只告诉K几则消息;K考虑了一下,这些消息只会对自己有害,而不会有什么帮助。然而K觉得,教士的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教士离开讲坛,他们就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K就有可能从他那儿得到决定性的、可以接受的忠告,比如说,他可能给K指出途径,当然并非让K去找有权有势的人物,为他的案子斡旋,而是避免K涉嫌,使他从这件案子中彻底脱身,完全游离于法庭管辖之外自由生活。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近来K对此想了很多。如果教士知道这种可能性,那么只要K央求他,他可能便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K,尽管他本身属于法庭,而且,一听到法庭受到指责,便会忘记自己温和的天性,对K大叫大嚷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K说,“你不必布道了。下来吧,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可以下来了,”教士说,他可能后悔自己刚才太感情用事了。他从灯架上取下圣灯,说道:“我首先得从远处对你说话。否则,我太容易受影响,会忘记我的职责。”

    K在梯级底下等着他。教士还没有从梯级上走下来,就朝K伸出手。“你能抽点时间跟我谈谈吗?”K问道。“你愿谈多久,就谈多久,”教士说,他把小圣灯交给K提着。他俩虽然已经挨得很近,教士却仍旧保持着某种矜持的神情。“你对我很好,”K说。他们肩并肩地在昏暗的中堂里来回踱步。“在属于法庭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我对你要比对其他人信任得多,虽然我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你面前,我愿意畅所欲言。”“你可别受骗,”教士说。“我怎么会受骗呢?”K问道。“关于法庭这件事,你是自己骗自己,”教士说,“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便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收不误,但是每次收礼时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守门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他衰老了,只能喃喃自语而已。他变得稚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甚至和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搞熟了,便请求那些跳蚤帮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仅仅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眼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离世之前,他一生中体验过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已经无力抬起自己那个日渐僵直的躯体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俯着身子听他讲话,因为他俩之间的高度差别已经大大增加,愈发不利于乡下人了。‘你现在还想打听什么?’守门人说。‘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回答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的精力已经衰竭,听力也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便在他耳边吼道:‘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就这样,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K马上说。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别忙,”教士说,“不能不假思索便接受一种看法。我按照文章里写的,一字一句地给你讲了这个故事。这里并没有提到欺骗不欺骗。”“可是,这是显而易见的,”K说,“你对它的第一个解释十分正确,守门人只是在拯救的消息已经对乡下人无济于事的时候,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乡下人在这以前并没有向守门人提这个问题,”教士说,“另外,你还应该注意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已,作为守门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使你认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K问,“他没有尽到责任。他的责任应该是把所有外人轰走,但应该放这个人进去,因为门就是为这个人开的。”“你不大尊重原文,在篡改故事情节了,”教士说,“这个故事中,关于是否可以走进法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结尾。第一句话是:他现在不能放乡下人进去;另一句话是:门是专门为乡下人而开的。如果两者有矛盾,你就说对了,守门人是骗了乡下人。不过,这里并没有矛盾。相反,第一句话里甚至包含了第二句话。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在暗示将来有可能放乡下人进去的时候,已越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当时,他的职责显然是不让人进去;许多评论家见到这个暗示确实很惊讶,因为守门人看来是个严守职责、一丝不苟的人。那么些年来,他从来没有擅离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把门关上;他明白自己的职务的重要性,因为他说过:‘我是有权的。’他尊敬上级,因为他曾讲过:‘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他并不多嘴,因为那么些年来,他只提了几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他不会被贿赂,因为他在收礼时声明:‘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只要是和他的职责有关,苦苦哀求也好,暴跳如雷也好,他都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知道,乡下人曾经‘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最后,甚至他的外貌——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那把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也让人联想到,他的性格一定很迂腐守旧。谁还能想像出一个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呢?然而,守门人的性格中也包含着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似乎对所有求见法的人都有利,这也使我们易于理解,他为什么会越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向乡下人暗示将来有可能获准走进法的大门。我们不能否认,正因为他头脑有点简单,他也就必然有点自负。例如,他提到自己是有权的,其他守门人更有权,那些人的模样连他也不敢看一眼时,说过几句话。这几句话我觉得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讲这几句话的方式却表明,头脑简单和自负把他的理解力搞乱了。评论家们就此指出:‘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和自负尽管表现得不很突出,但很可能削弱了他守门的能力;它们是守门人性格中的缺陷。还得附带说明一件事实:守门人看上去是位天生和蔼可亲的人,并非一直摆出盛气凌人的官架子。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开玩笑似地建议那人不妨在严格禁止人内的情况下闯进去;后来他也没有把那人撵走,而是像我们所知道的,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么多年来他耐着性子听那人的苦苦哀求,和那人作些简短的交谈,接受那人的馈赠,客客气气地允许那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责骂应由他自己负责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推断出,他具有同情心理。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最后,那人对他作了个手势后,他就低低俯下身去,让那人有机会最后提一个问题。守门人知道一切就此结束了,他讲的那句话‘你没有满足的时候’只是一种温和的嗔责。有人甚至把这种解释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由衷钦仰的心情,虽然其中并非没有某种恩赐的口气。总之,守门人的形象与你所可以想像的很不相同。”“对于这个故事,你比我研究得仔细,花了更多的时间,”K说。他俩沉默了一阵子。然后K讲话了:“这么说,你认为那人没有受骗?”“别误解我的意思,”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关于那件事的各种不同看法。你不必予以过分重视。白纸黑字写着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评论则往往不过是反映了评论家的困惑而已。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了,”K说,“它有什么根据?”“根据在于,”教士回答道,“守门人的头脑简单,理由是他不明了法的内部,他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在路上来回巡逻。他的关于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拦住那人去路的妖怪。实际上他比那人更怕他们,因为那人听说里边的守门人模样可憎以后,还是准备进去,而守门人却不想进去了,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还有的人说,他一定已经到过里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已受雇为法服务,这项任命只能来自里头。这种说法遭到了反驳,理由是,很可能是里头传出来的一个声音任命他当守门人;无论怎么说,他在里头不可能进得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就已经使他不敢看一眼了。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讲过什么话,能表明他了解里头的情况。也许禁止他这么做,但是关于这一点也没有提及。有鉴于上述种种,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对里头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看待他和乡下人的关系方面,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而自己却不知道他反把乡下人当作自己的下属来对待,许多细节可以说明这点,你一定还记得。根据对故事的这种解释,十分明显,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首先,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的。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一个人——守门人——禁止他走进法的大门。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儿,一直到死,完全是自愿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讲起有谁强迫他。可是,守门人却被职责强制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门里去,即使他想进去也不行。另外,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的岗位只是这一道门;换句话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从属于乡下人。我们可以设想得出,乡下人从小到大的那些年间,守门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走过场,因为他必须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也就是说,要等一个人长大;因此,他必须长期等待,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那人高兴,因为那人只有当自己想来时才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那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那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这种解释,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直接影响到他的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开头部分却说,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这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这门在任何时候都应敞开着;既然这样,守门人就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有什么动机,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说要去关门,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有人说这是他强调自己是忠于职守的;也有人断言,这是为了使那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丧不已。不过,人们还是同意这个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去关门。很多人认为,在智力上他也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部分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了光线,而守门人站岗的位置却决定他要背对着门;何况他也没有讲任何话,证明他发现了这种变化。”“说得有理,”K低声向自己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理由以后说道,“说得有理,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抛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了骗也罢,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头脑精明,也许有人会对此起疑;但是,如果守门人自己受了骗,那他的受骗必然会影响到乡下人。这就使守门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骗子,而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你不应该忘记,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固然无害,但会给乡下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危害。”“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许多人断言,故事本身不能使任何人有权来评论守门人。不管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终究是法的仆人;这就是说他属于法,因此他完全超出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是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伟大得多,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固定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安置在守门人的位置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K摇摇头说,“因为,我们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承认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也已充分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教士说,“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K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K用下断语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但这不是他的最后论断。他太疲倦了,无力逐一分析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各个结论;由此产生的这一大堆思想对他来讲是陌生的,是不可捉摸的;对法官们来说,这是一个合宜的讨论题目,但对他来讲并非如此。这个简单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它清晰的轮廓,他想把这个故事从头脑中驱赶出去;教士现在表现得情感细腻,他听凭K这样说,默默听取他的评论,虽然无疑地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默默无言,来回踱了一阵;K紧挨着教士,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手里提着的灯早就熄灭了。几位圣徒的银像由于银子本身的光泽在他前面很近的地方闪烁了一下,立即又消失在黑暗中。K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大依赖教士,便问道:“我们离大门口不远了吧?”“不对”,教士说,“我们离大门口还远着哩。你想走了吗?”虽然K当时没想到要走,但是他还是马上回答道:“当然,我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陪一位从外国来的金融界朋友参观大教堂。”“好吧,”教士说,他朝K伸出手,“那你就走吧。”“可是,这么黑,我一个人找不到路,”K说。“向左拐,一直走到墙跟前,”教士说,“然后顺着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走到一道门前。”教士已经离开他一两步了,K又大声嚷道:“请等一等。”“我在等着呢,”教士说。“你对我还有别的要求吗?”K问道。“没有,”教士说。“你一度对我很好,”K说,“给我讲了这么多道理,可是现在你却让我走开,好像你对我一点也不关心似的。”“但你现在必须离开了,”教士说。“好吧,这就走,”K说,“你应该知道,我这是出于无奈。”“你应该先知道,我是谁,”教士说。“你是狱中神父嘛,”K说。他摸索着又走到教士跟前;他并不像刚才说的那样,必须立即赶回银行,而是完全可以再待一会儿。“这意味着我属于法院,”教士说,“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向你提各种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就让你走。”

     十 结尾

    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约莫九点钟,街上寂静无声,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身穿礼服,脸色苍白,体态臃肿,头戴一顶好像脱不下来的大礼帽。他们在大门口彼此谦让一番后,又在K的房门前更客气地你推我让了一阵。K并不知道他们的来临,这时他正穿着一身黑衣服,坐在门边的扶手椅里,慢慢地戴上一副新手套;他的手指被紧紧箍着。他看上去像是在等客人。他站起身来,好奇地端详着出现在他眼前的两位先生。“那么,你们是来找我的?”他问。先生们鞠了一躬,各自用拿着大礼帽的那只手指了一下对方。K提醒自己,他要等的是别的客人。他走到窗口,再次望了一眼黑洞洞的街道。对面的窗户也几乎全是黑的,许多窗子垂下了窗帘。有间屋子的窗里亮着灯,几个孩子在栏杆后面玩耍,他们无法离开原地,只好互相朝对方伸出小手。“他们把最蹩脚的,老掉牙的角色派来对付我,”K自己嘀咕着,又看了一眼四周,以证实这个印象。“他们要把我随随便便地干掉。”他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来的那两个人问道:“你们演的是什么戏?”“演戏?”其中一个人说,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瞧着另一个人,似乎是向他求助。那个人的反应像是一个正在努力摆脱尴尬局面的哑巴。“他们不准备回答问题,”K心里想;他去取帽子。

    当他们还在下楼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企图抓住K的双臂。K说:“等我们到了街上再说。我不是病人。”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样子抓住他。他们的肩膀紧紧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弯起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以一种训练有素、灵巧熟练、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不能动弹。K挺直腰板,在他们中间走着;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被击倒,大家就会一齐倒下。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组成这样一个整体。

    在街灯下,K一再试图看清他的同行者,现在尽管离得很近,但要做到这点却甚为困难;刚才在光线暗淡的屋子里,他也没能看清楚。“他们可能是男高音,”他看着他们鼓鼓的双下巴,心里想道;他们的脸过分干净,使K产生反感。人们简直可以认为,一双很清洁的手在他们的眼角下了工夫,按摩过他们的上唇,揉平了他们下巴上的皱纹。

    K想到这儿,便停了步,那两人也随着停了下来;他们站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广场边上,广场上装点着花坛。“为什么在那么多人里面,他们偏偏派你们来!”他说,与其说他是在发问,不如说是在叫喊。那两位先生显然无言以答,他们垂着空着的手臂,站在那儿等待,就像病房里的护理人员守候着在休息的病人一样。“我不想再往前走了,”K试着说。这句话并不需要答复。那两个人没有松手,而是想法子推着K走,这样就足够作为回答了,但K却进行反抗。“我需要用力气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就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光吧!”他思忖着,脑中想起了苍蝇,它们千方百计从粘蝇纸上挣脱,直到扯断自己的细腿为止。“先生们会发现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这时,布尔斯特纳小姐出现在他们的前面;她离开地势较低的一条次要街道,登上几级台阶,走进广场。不能完全肯定就是她,但是模样很像她。究竟是不是布尔斯特纳小姐,K并不在乎;重要的是他突然明白了,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他开始挪动脚步,看守们着实舒了一口气,这种轻松感在某种程度上居然也传染到了他身上。现在他们让他带路,他便跟着走在前面的小姐,向前走去;他并不是想追上她或尽可能使她保持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而仅仅是为了不忘记她给自己的教训。“我现在惟一可以做的事,”他对自己说,他的脚步和那两个人的脚步一直十分合拍,这更坚定了他的想法,“我惟一可以接着做的事是,自始至终保持理智、镇静和富有分析能力。我总是想用二十只手来攫取世界,我的动机也并非十分值得称赞。难道我现在要让人认为,一年的审判过程居然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吗?难道我希望,当人们在我死后议论起我的时候将说,我在案子开始时想要它结束,而在案子结束时又想要它重新开始吗?我不愿意别人这样说。我很高兴派了这么两个半哑的傻瓜来陪我上路,我可以对自己说任何有必要说的话。”

    此刻,布尔斯特纳小姐已经拐进一条小马路,K这时已经用不着她了,他顺从地跟着押他的人走。月光下,三人步调完全一致;他们走上一座桥;不管K做什么动作,那两人就立即附和。当K稍稍侧身转向桥栏杆时,他们像是和他连成了一个整体似的,也随之转过身停下来。月色皎洁,波光粼粼,流水在小岛两边分开,岛上树木成林,枝叶茂密,就像缚在一起似的。树林中逶迤着几条砾石小径——现在看不见——,路边有几条舒适的长凳,夏天K曾多次躺在这些长凳上惬意地休息过。“我并不想停下,”他对同行者说,他们的彬彬有礼和依顺服从使他感到难为情。其中的一个好像在K的背后温和地责备另一个人不该停下来。于是他们三人继续往前走。

    他们穿过几条很陡的上坡路,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有几个警察站着,或者来回巡逻;有时离他们很远,有时就在他们身边。一个大胡子警察手握刀柄,似乎有意走近这一群看上去并不完全无害的人。两位先生停下脚步;警察好像就要开口讲话了,但是K却用力拽着两人继续朝前走。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回头张望,看着警察是不是跟在后面。他拐了个弯,甩开警察后,马上就奔跑起来,两个同行者也只得气喘吁吁地在他身边跟着跑。

    他们就这样很快地出了城;在这个地方,城市几乎直接连着田野,中间没有什么过渡地带。在一座依然是纯城市式的房子旁边,有一个荒凉的,人迹稀罕的小采石场。那两个人在这儿站定,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选中了这个地方,还是因为他们实在累得不能再往前走了。现在他们松开K的手;K一声不响,站在那儿等着;他们脱下大礼帽,用手帕擦干额上的汗珠,同时观察着采石场。月亮的光芒正以别的光线所没有的纯洁和宁静映照着万物。

    下一项任务中谁第一个动手?他俩又你推我让,客套一番——这两个奉命而为的人,在接受这项使命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专门分工,他们中的一个走到K面前,脱下K的大衣和背心,最后又脱下他的衬衫。K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那人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一下,让他放心,接着把K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好像它们什么时候还会用得上一样,当然不会马上就用。为了不让K在凉飕飕的夜风中呆站着,那人拉住K的手臂,带着他来回走了一阵;那人的同伴则在采石场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找到地方后,便招呼他们过去;和K在一起的那人就把他带去了。这个地方位于悬崖边上,旁边有一块孤零零的大圆石头。那两个人让K坐在地上,背靠着大圆石,头枕在上面。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煞费苦心,也不管K多么惟命是听,他的姿势总是东倒西歪的,看上去很别扭。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请求另一个让他来独自摆布K,但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最后他们就听凭K那么呆着了,这时的姿势甚至还不如刚才摆过的那些姿势好。一个人随即解开大衣,从挂在背心皮带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屠夫用的又长又薄的双刃刀,把刀举起,在月光下试了试刀锋。他们又可恨地谦让起来,第一个人从K头顶把刀递给第二个,第二个又从K头顶把刀还给第一个。K现在清楚地意识到,当刀在他头顶传来传去的时候,他应该把刀拿过来,插进自己的胸口。不过他没有这样做,只是转过头,向四周看了看——他的头部还可以自由转动。他无法完全越俎代庖,代替这两个人完成他们的所有任务。这次最后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旁边的那座房子的顶层上。那儿亮光一闪,好像有人开了灯,一扇窗户蓦地打开了。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他的双手远远伸出窗外;由于他离得远,站得高,所以他的形象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忽略的有利于他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了?当然,这样的论点应该有。逻辑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阻挡不了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

    但是,一个同行者的两手已经掐住K的喉头,另一个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但是还能看到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脸靠着脸,正在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他说;他的意思似乎是: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 杜拉斯《情人》

    第01节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我常常忆起这个只有我自己还能回想起而从未向别人谈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里,在那昔日的寂静之中,令我赞叹不止。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惬意、也是我最熟悉、最为之心荡神驰的一个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似乎有人对我说过,当你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这段时光的突然推进有时会使你感到吃惊。这种衰老来得太唐突了。我眼看着我的相貌日渐衰老,我那线条的比例也随之改变,眼睛变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额头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对此并没有感到惊恐,相反,我是带着一种似乎象是追求小说中情节发展的兴趣去观察我那衰老的面容的。那时我同样也晓得我并没有弄错,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衰老会缓慢下来,恢复正常的速度。那些在我十七岁回法国时认识我的人,在两年以后,即我十九岁时重新见到我时都感到惊奇。后来我终于保留下了那副新的面孔。它曾经是我的面孔。当然它还会衰老下去,不过其速度毕竟要比原先缓慢一些。我现在有一副面容衰老、布满枯深皱纹的面孔。可它却不象某些容貌清秀的面孔那样骤然沉陷下去,它依旧保留着原来的轮廓,只不过质地被毁坏罢了。我有一张被毁坏的脸庞。

    我还能跟你说些什么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

    这个形象在整个渡江的过程一直存在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并没有四季之分,我们正处在那唯一的季节中,炎热而又单调,我们正处于地球上狭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更新。

    我在西贡一所国立寄宿学校里住宿。我只是在那里睡觉、吃饭,但我在外面一所法国中学念书。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能够接受中等教育。“对你来说,你应该上中学。”这对母亲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女儿却再也不以此为满足。先上完中学,然后再争取得到中学数学教师的学衔。自从我开始上学,就一直听妈妈唠叨这句口头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逃避数学教师学衔考试这一关,我很高兴能让妈妈有这个盼头。我总是看到妈妈无时不在为她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前途而操心。到了那一天,当她再也无法望子成龙时,她也只好另做打算,虽说孩子们没有多大的出息,但也总算是那么回事,他们也算尽了自己的职责,没有虚度年华。我还记得小哥哥(指作者的二哥)学习会计课的事。他学的是函授学校的教材,任何年龄、任何程度都可以学。母亲常说,应该好好追上去。小哥哥补习数学最多能持续叁天,从来也坚持不了四天,没有,从来没有。每当搬家的时候,小哥哥就得辍学。于是他只好到另外的学校里从头开始。母亲整整坚持了十年之久让小哥哥选学课程,到底也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就在哥哥不在的时候,妈买下了一块租地,这可是一种冒险,不过对我们两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常听说我之所以过早地衰老是由于整个童年时期受阳光强烈照射的缘故。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说法。也有人对我说过穷人的孩子爱多思。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饥馑而造成少年老成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我们这些人,我们从没有挨过饿,因为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虽然我们也卖过自己的家具,但我们并没挨过饿,我们还雇过一个佣人,虽然有时我们倒也真的吃过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吃过水鸟,吃过凯门鳄,不过这些脏东西也是仆人替我们煮好的,并且是由他伺候我们吃的。我们有时也拒绝吃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可以摆阔而不想吃。不,当我十八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指作者的大哥把她强暴了),使我在这个年龄更加枯干、衰老。事情是在夜里发生的。我当时真害怕我自己,也害怕上帝。只是到了白天,我才不那么害怕,死亡也不显得那么严重。但是死神的魔影仍不离开我。当时我真想把我哥哥杀了,真想把他杀掉。我真想制服他,就是一次也罢,然后看着他死去。那是为了当着我母亲的面,除掉一件她心爱的东西,就是她这个儿子,他恩将仇报,他惩罚母亲却是因为母亲对他如此厚爱,同时,我想也是为了从哥哥的手里拯救出小哥哥的生命。哥哥可以说是小哥哥身上一块遮着阳光的黑布,是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人。他虽属人类,却行禽兽之道,在我的小哥哥有生之时,他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生活中制造恐怖,而当这惊恐怖及他的心灵的时候,遂即令其丧生。(作者的二哥二十七岁时因病死去,她认为是因为长期受大哥恐吓而致)

    我对我家里人的描写已经花了许多笔墨,不过当我描写他们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还活在世上,可我只围绕着他们,围绕着这些事情来描写,并不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

    我一生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确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道路,也没有线索。有些宽阔的地方会让人们以为那里必定有人存在,这不是真的,其实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年轻时那一丁点儿故事我已经多少写过一些了,我想说的就是那段依稀可辩的历史,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故事,也就是我那段过河的故事。不过我这里所写的既不相同又却一样。从前,我所说的是那些明亮的时光,那些被照亮的时刻。而这里我要说的是那同一青春里被隐藏的时光,我将通过某些事实,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我是在一个使我十分害羞的环境中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那个时候为他们所写的东西还是合乎道德的。可现在写起东西来似乎就再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桩桩往事就会混淆在一起,假如是出于虚荣心,随风飘荡的话,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将一文不值;有些时候,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思路不清的话,所有的事物就会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溶剂化为一体,这时写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不外是一篇广告。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见,我觉得所有的场地都敞开了,再也没有墙壁,使得你落笔之后就无法寻找藏身之处,不知如何收场,如何表达,并且让你那些有失统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不过,在此以前,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我看到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甚至十五岁,我的脸上就挂着后来人到中年,酗酒成疾而颜容尽毁的先兆性痕迹。对我来讲,酒完成了上帝所没有的功能,它还会杀我,杀人。我这张酗酒的面孔早在酗酒之前就有了。酒只不过起了公认的作用。我自己早就有好酒的愿望,这一点我和别人一样,原先就知道了,只不过这种嗜好来早了。这如同我身上早就有情欲的愿望一样。我在十五岁的时候脸上就挂着享乐的模样。可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享乐。我的这副面孔实在太明显了。恐怕妈妈早就看出来了。我的两个哥哥也看得出来。对我来说,一切就是这样,从我这张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面庞和这双过早带有黑圈的眼睛开始的。

    十五岁半,这正是人生过渡的年华。每当我旅行回到西贡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乘车旅行的时候,我总要在这里乘船过渡。那天早上,我在沙沥搭车,妈妈是那里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当时正是学校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再也记不起是哪个假期。我到妈妈工作的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贡那所寄宿学校去。当地人乘坐的客车是在沙沥市广场发车的。和往常一样,妈妈送我上车,并把我托咐给司机,她向来是把我托咐给西贡客车的司机,以便面对万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故,火灾、强xx、海盗的袭击以及轮渡半途抛锚等事故时好对我有所照顾。和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挨着他的身边,这个座位是专门留给白人坐的。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那个形象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它本来可以画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来可以保存下来,本来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就象在别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样。可惜没有给这个形象留下一个镜头。也许是由于眼光过于浅薄而没有产生留下一个镜头的动作。如果能早预料到这次过河事件对我的一生将是如此重要的话,这个形象原该收入镜头而保存下来。然而,正当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上帝才认识它。因此,这个形象也只能如此而已,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遗忘了。它并没能脱胎而出,没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轮廓。可这正是它美的所在,绝对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横渡湄公河的一条支流时,我从客车上走下来。这条渡船往返于永隆和沙沥两地之间。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辽阔平原——“鸟乡”平原我下了车,我向着船舷走过去,观看着眼前的河流。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这些河流注入大海,这些水乡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坦土地上,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倾斜的,河水直泻而下。每当汽车爬上轮渡的时候,我总是要从汽车上走下来,哪怕是在夜间过河也得一样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绳折断而把我们漂泊到海洋里。在那急流旋涡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无情,它可以带走一切,无论是石头、还是教堂、甚至连整座城市也都难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处,正掀起一阵风暴,阵阵狂风相互撕打。

    我穿着一件真丝的连衣裙,它已经破旧不堪,几乎是透明的。从前这件连衣裙是妈妈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为嫌它过于透亮,所以把它给了我。这是一件无袖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那真丝是茶色的,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颜色。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条连衣裙。我觉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系了一条皮带,也许那是我哥哥的一条皮带。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穿过什么鞋,我只记得那几条穿过的裙子。我常常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贡上中学之前的情况。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当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该穿上这双少有的金丝高跟鞋。那天因为我找不到别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这是妈妈给我买的处理品中的处理品。我穿着这双金丝鞋上中学去。我上中学穿着这双缀有用废金丝编成的小图案的鞋上中学去。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穿得惯这双鞋,甚至现在还是如此,这双高跟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双皮鞋,它很漂亮,超过以前我穿过的所有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并不是因这双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装异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平边男帽,一顶玫瑰红色的软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

    正是这顶帽子使得姑娘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

    这顶帽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我现在已经忘掉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给我的。我想可能是妈妈依我的要求给我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帽子是处理品中的处理品。为什么会买这么一顶帽子呢?在那个时候,在这块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姑娘会戴这种男式毡帽。这连当地的妇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开玩笑,我试戴了一下这顶帽子,就这样,我在帽商的镜子里照了照,我发现:在这顶男式帽子下面,我那不讨人喜欢的单薄身段,那种孩童的缺陷,立即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霉的角色,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突然间,有人喜欢她了。突然间,我也发现我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在外面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将为大家所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里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戴着这顶帽子,我再也不和它分离,我有了这顶令我属于它的帽子,我再也不离开它。对于我那双皮鞋来说,情况也该有所相似,但仅次于帽子,可这双鞋和这顶帽子却是矛盾和不协调的,正象这顶帽子和我那瘦弱的躯体不相称一样。因此对我来说,这双鞋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同样也不会抛弃它,在外面,不论是什么天气,不论是什么场合,我总是随时随地穿着这双鞋,戴着这顶帽,就是进城也是这番打扮。

    我找出一张我儿子二十岁时的照片。是他和他的朋友艾丽卡和伊丽莎白-莱纳尔在加利福尼亚拍的。他瘦得很,看上去就象一个乌干达的白种人。我发现他带着一丝傲慢的微笑,有点不在乎的样子。他想装出一副瘦弱书生的怪模样自鸣得意。可以说,这张照片和当年渡船上那位没有留影的姑娘的形象极为相似。

    给我买下这顶带着宽边黑饰带子的平边帽的女人就是她,就是某张相片里的这个女人,她就是我的母亲。我从这张相片里要比从其他较近期的相片里更容易把她认出来。这张照片是在河内“小湖”边上一幢房子的院子里拍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都在一起,我当时只有四岁。妈妈就坐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得出来,妈妈是多么难受,她毫无笑容,似乎在不耐烦地等着相片快点拍完。从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态,从她那过于简朴的衣着,从她那迟钝无神的眼光,我知道当时正是酷暑天,妈妈精疲力竭,烦躁不安。不过,我是从我们这些孩子寒酸的穿着想起当年母亲有时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里的这个年龄,我们就已经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会突然间就不懂得给我们梳洗,不会给我们穿衣服,有时甚至想不起来给我们做饭。母亲几乎天天犯着这种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毛病,这毛病有时持续很久,有时到了夜里就消失了。算我走运,碰上这么一位绝望的妈妈,而她的绝望是如此彻底,就连生活中高兴的事,不管如何强烈,也往往难于令她完全驱散脸上的愁云,让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么缘故使得妈妈如此疏远我们。那一次,也许就是因为妈妈糊涂了才会买下这幢房子——相片上的这幢房子——一幢我们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没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刚刚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亲那种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这一点恐怕妈妈自己也不晓得。莫非是因为父亲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怀疑当年这档婚事?怀疑这个丈夫?怀疑这些孩子?或者是因为她所有的财产已经化为乌有?

    母亲的这种病态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该是多么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她就会顿时陷入失望的绝境之中,然后紧接着就是无法入睡,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时又恰恰相反,情绪一来竟买起房子,搬搬家,有时则又大发脾气。正是由于她这个脾气,经常使她疲惫不堪,所以有些时候,她俨然象一位爱摆阔的王后,问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所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买下“小湖”边上的这幢房子。这并非因为父亲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为女儿爱戴那顶平边帽子和那双饰有金丝的皮鞋招摇过市而需易地而居,什么原因也没有,她就这么一个人,浑浑噩噩,糊涂至死。

    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看过这些头上戴着一样的平边帽,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两条辫子,我没有和往常一样把它往上撩起,只是我那天梳的辫子和往常不一样。我也和这些在电影里从没有见过的女人一样,身前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不过那是两根小孩的辫子。自从我有了这顶帽子以后,为了能够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头发撩起。自从某些时候以来,我把头发梳理得很紧、很紧,我把它往后梳,尽量把它压平,好让别人看起来我的头发并不那么厚。每天晚上我总要梳梳头,并且在睡觉以前按妈妈教我那样重新梳理一下。我的头发又粗又软,是一头令人伤感的齐胸长的赤色的头发。人们常说这头发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人他们想说我的长相并不漂亮罢了。这头出色的头发在我二十叁岁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母亲五年之后,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说:剪吧!理发师就给剪了。只需一剪刀就全部给剪下来了,为了让发脚整齐,那冰凉的剪子几乎从我脖子上擦过。头发掉在地上,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自己的头发,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来。我说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听人说过我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说的是人们再也没有象从前我剪发之前说得那么好听,只是说: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错。

    在那条渡船上,瞧我,我还留着那头美丽的头发。我才十五岁半,可我已经开始涂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浓”香脂,以便掩盖我那面颊上部、眼睛下面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浓”香脂上面,我又抹上“护皮康”香粉。这香粉是妈妈的,她只是在去参加市政府的晚会才抹这种香粉。那天我还有一支唇膏,暗红色的,象樱桃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埃莱娜-拉戈奈尔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给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香水,妈妈家里只有花露水和棕榄洗衣皂。

    在那条渡船上,在客车的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里摩辛”大轿车,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棉布制服的司机。是的,这就是我在一些书上所写过的那辆大型的灵柩车。这就是那辆莫利斯.莱昂-波莱。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朗西亚”轿车还没有开进我的文学作品中。

    在司机和主人之间还有一道玻璃拉门。还有可折叠的加座。车子真是大得象一间屋子一样。

    第02节

    在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他一直盯着我。我已经习惯人家看着我。在殖民地那里,当地人常常爱盯着那些白人妇女,就边十二岁的白人姑娘也不放过。可叁年来,当我上街的时候,连白种男人也看着我,甚至每当妈妈那些男朋友的妻子到“育俱乐部”打台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经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午后点心。

    也许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自己长得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好看,和那些总让别人看的女人一样吸引人,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爱看我。不过我心里明白,其实问题不在于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这里头必另文章,比如说,是的,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心理上的原因。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如果有人觉得我漂亮或者好看,那我也就漂亮好看,比如说对家里的人来说我是漂亮的,这也只是对家里人而言。凡是别人要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自信不疑。我相信我是可爱的。每当我自以为很美的时候,而当这种美在看我的人的眼里变为真实,并且同时希望我能投其所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明白的。因此,我实在可以打扮成一副娇媚可爱的样子,甚至在因小哥哥病故使我心神不安的情况下,我仍然有一副可爱的样子。至于小哥哥的死,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妈妈。我这里所用“可爱”一词指平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或者对孩子们所说的意思。

    我已经有所准备。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漂亮与否并不取决于她的衣着服饰或她那美容的手艺;也不取决于她脸上的香脂价格的贵贱,甚至于她身上的首饰名贵与否也无足轻重。我知道奥妙在于其他方面。但我不知道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只知道女人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衣冠外表能有如此魅力。在西贡街头,在乡下的衙门里;我观察过许多女人。她们当中有的长得非常漂亮,皮肤洁白如玉,她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究梳妆打扮,尤其是在乡下的衙门里更是这样。她们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自我保养,为了她们的欧洲,为了她们的情人,为了来日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那三年一次长达六个月的休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将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殖民地特殊的生活,谈谈这些人,这些男仆如何服帖,伺侯得如何周到。还有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这些在偏僻村镇里当官的白色别墅,房子又高又大,会让你晕头转向。这班女人在等待着。她们的穿着毫无目的,她们只是互相观看。在这些别墅的树荫下,她们为了来日互相观看,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小说般的生活,在她们那些长长的壁橱里,早已塞满了五光十色的服饰,多得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这些衣着都是她们在整个等待的期间如同积赞时间一样一件件搜集起来的。她们当中有的因为无聊之极而变成疯子。有些女人因为斥责那些被丈夫勾引而不吭声的年轻女仆而挨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亮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击中了她们,形容这耳光所发出的声音,即丈夫所给的耳光发出的声音。有些也因此自杀了。

    这种妇道人家何必为自己争风吃醋而酿成过失,自讨苦吃,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谬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这目光或者是性交的直接信号,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我也早在“体验”之前就有所领悟了。

    唯独埃莱娜-拉戈奈尔能够逃脱这种谬误的法则,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一条自己的连衣裙。我的连衣裙都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用妈妈的旧连衣裙翻改的,而妈妈的这些连衣裙本来就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除了有几条是妈妈叫杜阿姨替我做的连衣裙例外。她是一位从不离开妈妈身边的女管家,哪怕妈妈回到法国去,哪怕哥哥曾经在沙沥市的房间里企图把她强暴,哪怕我们手头拮据无法给她开工资的时候,她仍然不愿意离开母亲。杜阿姨是在修女院里长大的,她擅长刺绣,会做褶子,会象几个世纪以前那样用手工做针线活。她用的针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因为她会绣花,所以妈妈叫她绣床单。因为她会做褶子,妈妈就让她替我做百褶裙。镶边饰的裙子,穿在我身上就象一个布口袋,因为这些裙子的式样早已过时,并且总是童衣的款式,前面弄两道褶子,领子做得特别笨,裙子过于贴身,要不就是接上一道斜裁布边。我穿着这些口袋般的连衣裙,一系上腰带,形状也就变了样,于是这些连衣裙就变成永久的、久穿不变的衣服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身材十分苗条,甚至是有些瘦弱,胸部还是孩子的模样,脸上擦着浅玫瑰色和红色的胭脂香粉,加上这身会叫人笑话而实际上谁也不笑的衣着。我已经懂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已经在我的眼里。我想写东西。我已经和妈妈说过:写作就是我的志愿。第一次,她听完以后并没有回答。后来她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书,写小说。她生硬地说:当你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我无关。她反对我的想法,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写东西不算是工作,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她干脆对我说:这是孩子的胡思乱想。

    戴着毡帽的小姑娘被河里的反光照映着,孤零零地凭倚在轮渡船舷上。这顶男式的毡帽把整个场面都染成了玫瑰色。这是唯一的色彩。在河上那带雾的炎热的阳光下,两岸模糊不清,河流似乎和天际相连。河水静静地流着,没有发生任何声音,宛如血液流动一样。水流的外面没有风。渡轮的马达是整个声面唯一的声音,这是一台铸铁做成的老式摇臂式发动作。有时也传来一阵轻轻的说话声。尔后又听到家犬的叫声,这叫声从四处传来,从那晨雾的后面传来,从所有的村庄里传来。小姑娘从小就认得这位渡船上的艄公。老艄公对她微笑,向她打听“校长太太”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的母亲夜里从这里过河,说她经常到柬埔寨那边的租借地去。姑娘说母亲很好。渡船的四周就是河水,河流两边是光秃秃的,流动的河水穿过稻田里停滞的死水,可两股水并不掺混在一起。这条河流来自柬埔寨森林,它捡拾着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它把所有投入它怀里的东西统统带走,这里面有草屋、森林、被火烧过的残骸、死鸟、死狗、淹死的老虎、溺死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带着粘水的风信子簇团,所有这一切都流向太平洋,它们还来不及漂泊就被那暗流中的深邃而又急剧的风暴所带走,一切都悬浮在大河的威力之上。

    我对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只此而已,没有别的。可她嫉妒起来,没有回答,只是蓦地瞟我一眼,轻微地耸一下肩膀,露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模样。当时我这样想,我将是头一个出走离家的人。可还得等待几年的功夫才能让她失去我,失去她这个女儿,她早就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归要走,终归要离开家门。她法语得了第一名。校长对她说:太太,您的女儿法语考了第一名。妈妈却一声不吭,什么都没说,她并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两个儿子法语考了第一名。我这个龌龊的妈妈又问他:数学考得怎么样?校长说:这次还不是第一名,不过迟早会考个第一名的。妈妈问:啥时候才能考个第一名?校长回答说:当她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太太。

    我的母亲,我的母爱,我的难于相信的怪物,她穿着一双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棉线长筒袜子,在这热带的地方她还觉得必须穿上长筒袜子才象个校长太太,她那些可怜的连衣裙,又破又难看,都是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她继承了她在庇卡底农庄的习惯,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她总得用到底,她觉得应该物尽其用。她那双皮鞋,鞋跟早就穿坏了,穿着它,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难受不堪。她的头发梳得紧紧的,盘成一个和中国女人一样的发髻,她真叫我们难为情。她在街上,在学校门口真叫我丢脸。每当她乘b.12路公共汽车来到中学门口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她,可她却若无其事,从不以为然,真该把她关押起来,痛打一顿,把她给杀掉。她看着我,对我说:也许你该出来混个日子过。不论白天黑夜,她总是打定这个主意。她从不要求我学点什么东西,而认为我早该退学出来混日子。

    当母亲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她就会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她终于发现这顶男式帽子和这双饰着金丝的皮鞋。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也不是。她看着我,这些东西使她感到高兴,她微微地笑了。她说这些东西不错,对我来说还满合适,一打扮模样就变了。她没有问这些东西是否是她买的,她肯定知道是她买的,她明白她还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也就是我说过的那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她那里骗取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她拿我们毫无办法。我对她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贵,你不必心疼。她问这是从哪买的。我说是从卡蒂纳街买的,是处理商店里的处理品。她高兴地看着我。她可能觉得女儿有这般想象力,能够想出这番打扮,无疑给人一种感到欣慰的迹象。她不仅同意我这种滑稽的打扮,这种有失体统的穿着,尽管她是一个安份守已的寡妇,穿着灰色的服饰,宛如一个还俗的修女,可我这番不合礼仪的打扮却使她感到高兴。

    这顶男式的帽子实际上和家境的贫困也有联系,因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总得想法给家里弄点钱。在这个家的周围,乃是一片不毛之地,儿子们也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将一事无成,就连土地也是咸的,肯定是白花了一笔金钱,肯定毫无希望。剩下的只有这么一个日见长大的女儿,也许她有朝一日懂得如何为这个家捞些钱财。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母亲才允许她的女儿穿着这身幼娼的打扮上街去,这一点女儿原先并不知道。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小姑娘也已经无师自通,懂得如何把人们对她的注意力转移到金钱方面来。这可使母亲笑逐颜开。

    如果姑娘真的出去卖身赚钱,妈妈肯定不会加以阻挡。姑娘将会告诉妈妈:我向某一个嫖客索取了五百个皮阿斯特,以便回法国去。妈妈一定会说,那太好啦,要想回到巴黎去安家,可不正需要这笔钱,她还会说:能给五百皮阿斯特就行了。姑娘心里明白,这种买卖,正是原先妈妈让她的女儿所选择的行当,只要女儿有胆量,有力气,只要她不是为此天天感到痛苦而筋疲力尽的话。

    在我的书里有关我童年故事的叙述,我忽然间弄不清我回避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概说过我们对母亲的爱,可我不知道是否说过对母亲的恨,说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恩爱和怨恨,无论是爱还是恨,在这个家庭的破产和毁灭的共同历史中都是如此地强烈,可这一切在当时仍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对我来说尚无动于衷,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我的血肉里。因为我象一个刚落地的新生婴儿一样看不见眼前的一切。它是一道门槛,一切从那开始便是沉默,从中通过的只有沉默,我一辈子的漫漫苦役。我还在同一个地方,面对这些着了魔的孩子,距离那不可知的,仍是那样远,并不曾变过。我自以为在写作,其实从未写作什么;我自以为爱过,其实从未爱过;我什么也没做过,只是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蹉跎。

    当我在湄公河上搭渡船的时候,也就是我遇上那辆黑色的老式轿车的那一天,妈妈还没有放弃她那块海堤里面的租借地。我们仍然和从前一样夜里行路,仍然叁人同行,到那里小住一些日子。我们住在那幢有走廊的平房里,面对暹罗的大山。过后我们又动身回城里。妈妈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干,可她仍然不时地回到那里去。在那边的走廊里,我和小哥哥呆在母亲的身边,对面就是森林。这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再也不好意思到湖里洗澡,也不再去河口的沼泽地里捕黑豹,我们既不再去森林里,也不再去胡椒动植园的村庄里。我们周围的人都长大了。无论是在那水牛的背上,或者是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踪影。我们也染上那古怪的毛病,那种曾经感染过妈妈的迟钝缓慢,如今我们也被那种迟钝缓慢所感染,我们不学无术,只学会瞧着森林,等待、哭泣。那片低洼的土地彻底完蛋了,那些佣人只耕种高地上的那些零碎的土地,我们把稻谷留给他们,他们呆在那里没有工钱,他们只利用妈妈叫人修建的那些茅屋。他们喜欢我们就象他们家里的亲人一样。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看管着这幢房子,那些破旧的餐具一件也不少,被雨水腐蚀的屋顶继续在消失,可家具仍被擦得一干二净。整幢屋子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形状,清晰如画,从路上举目可见。屋子的门每天敞开着,好让凉风进来,吹干屋里的木料。夜里门窗紧闭,以防野狗和山里的走私犯窜进来。

    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并非象我从前所写那样在雷安姆饭馆里见到那位有黑色轿车的富翁,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的两叁年后,在渡船上见到他的,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天,在那带雾而炎热的阳光下见到他的。

    在那次邂逅一年半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了法国。她卖掉所有的家具。后来又最后一次到水坝那里去看看。她坐在走廊里,面对那下山的太阳,再一次向暹罗那边望去,这可是最后一次,以后从没再去过,甚至当她后来重新离开法国,再次改变主意,又一次回到印度支那,去西贡办理她的退休手续时,也再没有去过那座大山前面,看看那黄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

    是的,我说什么好呢?在她的生命中,已经为时太晚,可她却从头开始。她办了一所法文学校,“新法语学校”,这使她可以为我支付一部分学费,并且在她有生之年,赡养她那位长子。

    小哥哥患了支气管肺炎,得病叁天就死去了,他的心脏无法支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一切都在那一天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她打听过我们童年的事情,也没有打听过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小哥哥一死,她也该死去,就连哥哥也不例外。我真无法忍受突然间他们使我感到憎恶的心情。他们于我都已无足轻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1932年至1949年之间在西贡居住。我的小哥哥是在1942年12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出家门。她说,她仍然留在那里,已经接近坟墓,入土在即。后来,她只好回到法国去。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两岁。这真是相逢恨晚,这点从她最初的目光里我就看得出来。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重新追求的了,除了她那个大儿子之外,其他一切都完蛋了。她到卢瓦尔-歇尔省的一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里生活,并且死在那里。她和杜阿姨居住一起。那时她夜里仍然害怕,于是她买了一支步枪。杜阿姨在城堡最顶层的房间里为她警戒着。她还曾经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后来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而她把城堡糟蹋成什么样子,着实难以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这位活到五十岁还不懂得挣钱的儿子造成的。她买了一批小鸡孵化器,把它们放在底层的大厅里。她一下子就获得六百只小鸡。可是由于她在操作远红外线加热器时出了差错,结果没有一只小鸡能够进食。那六百只小鸡的嘴都无法合拢起来,因而全被活活饿死了。此后,她再也不重新尝试了。我是在小鸡出壳那一天来到城堡的,那可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后来,死鸡和鸡食臭气熏天,弄得我在母亲的城堡里一吃饭就想呕吐。

    她终于死在杜阿姨和那个她称之为儿子的人之间,在二楼上她那间大屋子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每当冰冻的季节,她总是把四到六头羊赶到她这个房间里,让牲口在她床周围睡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她那卢瓦尔的最后一处房子里,当她在这个家庭的事情处理完毕而结束她那来来往往迁徙不停的生活时,我终于头一次看清了她那种精神病。我发现母亲确实是疯了。我知道杜阿姨和大哥哥对她的这种精神病一直有所感觉。至于我,原先我并没有见过她发疯。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毛病。生来就有这种毛病,血缘里就有这种毛病。她并不为这种毛病而感到痛苦,因为杜阿姨和大儿子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她也象健康人一样生活着。除了杜阿姨和大儿子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她总是有许多朋友,她不仅能够长年累月地维持这些朋友,同时还能交结许多新的朋友。这些新交往都是一些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或者是都兰地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法国殖民地告老返乡的。她能够把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维护在自己的身边,象他们所说的,因为妈妈聪明,又如此地活跃,由于她的快活,还有她那无可比拟的不知疲倦的天性。

    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张绝望的照片。就是在河内住处院子里拍的那张。这也许是我父亲最后拍下的一张照片。几个月个后,他就由于身体不佳而被送回法国去,不到一年他就去世。在此之前,他被调到金边任职,在那里也仅仅只呆了几个星期。当时妈妈可能拒绝跟随他回法国去,她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变化。就在金边这座对着湄公河的豪华住宅里,在这座当年柬埔寨国王的宫里,在这座令人可怕的宽大的花园之中,妈妈总是感到害怕。一到夜里她就更使我们害怕。我们全家四口都睡在一张床上。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父亲去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已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看见、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房子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在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她自己的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看着她。我还记得她听到一声叫,就喊起来。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他如何穿着他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他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看着她。她说:我象小时候那样叫着他。她说,她没有害怕。她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飞鸟和人影出现的同一日期。从那以后,我们无疑对妈妈的学问多少有点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那位英俊的男人从那辆“里摩辛”大轿车里走出来,他正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瞧着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他慢慢地朝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胆怯。起初,他连笑容都不敢露出来。他首先给她递过一支香烟。他的手在颤抖。他们之间有个民族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白人,可他又必须凌驾在姑娘之上,所以他才发抖。她对他说她不抽烟:不抽,谢谢。她没有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请不要打我。这时他稍为放心一点,并且对她说,他似乎是在做梦。她并没有回答。她等待着。这时候他问她:您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学校那位女教师的女儿。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他听说过这位太太,她的母亲,听说过她在柬埔寨那边买下了一块租地很不走运,是这么回事吧?是的,是这样。

    第03节

    他反复地说能够在这条渡船上碰见她实在难得。就在那天早上,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一个白人姑娘,出乎他意料之外,居然登上一辆当地人的客车。

    他对她说这顶帽子对她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实在独出心裁,为什么不行?她是如此的美丽,她想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

    她看着他。她问他是谁。他说他刚从巴黎学习回来,他也住在沙沥,就在河边那幢带着蓝色琉璃栏杆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就是他的家。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来自中国北方的抚顺市。您允许我把您带到西贡您的家里吗?她同意。他叫司机从客车上把姑娘的行李取下来,然后装进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个中国人属于那些操纵着当地民间全部房地产的少数华裔金融界人士。他就是那天渡过湄公河前往西贡的那个青年人。

    她坐进那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关,一种刚刚能感觉出来的忧伤油然而生,我顿时觉得有些困倦,河面上的阳光也随之暗淡下来。还有一种轻微的耳聋感,一切都笼罩在迷惘的晨雾之中。

    我再也用不着乘坐当地土著人的客车去旅行。我将有一辆里摩辛大轿车可以送我去上学,可我也将永远生活在悔恨之中,悔恨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获得的一切,悔恨我所抛弃的一切,好坏都一样,让我感到悔恨。那辆熟悉的客车,那位我曾经和他开过玩笑的客车司机,那些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们,还有我那沙沥的家庭,那沙沥家庭里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和它那出奇的静。

    他正在对我说话。他说他厌恶巴黎的生活,厌恶那些可爱的巴黎姑娘,那些婚礼,那些炸弹,啊啦啦,还有那古波尔和罗丹特咖啡馆,我还是更喜欢罗丹特咖啡馆,那些夜总会。这些都是他所度过的那两年“精彩”的生活。她聚精会神听着他那长篇大论中有关他家财富的情况,其实他要是能说出家里一共有多少个百万也就用不着罗嗦半天了。他继续讲下去。他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是一个独生子,眼下只剩下掌握金钱的父亲。可您知道父亲是个什么人,他被他那根鸦片烟枪整整住了十年,他整天对着湄公河,躺在他那行军床上管理他的财富。她说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将是他这位父亲拒绝他的儿子和沙沥镇上这位白人小娼妓的婚事。

    当他在渡船的舷栏和这位白人姑娘攀谈之前,这个形象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从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走出来的时候,当他向她靠近的时候,她就感觉出来了,就知道他害怕了。

    从那最初一刹那开始,她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明白他已经受她的支配。纵然不是他,就是换一个别的男人,当爱会降临的时候,也同样会任由她摆布。她同时也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从今以后,令她身不由己的时刻也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无法摆脱自己应尽的某些义务。那一天她也晓得,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妈妈或者哥哥有任何觉察。当她一坐进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的时候,她完全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并且也将是终身脱离自己家庭的开始。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再也不应该知道。无论是妈妈还是哥哥,他们全都不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这将是他们的命运。这些念头已经足够使她在这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伤心落泪。

    从此以后,小姑娘就将开始和这个男人打交道,这是头一个,就是那个在渡船上出现的男人。

    事情很快就在星期四那天发生了。他每天都到中学接她,并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后来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特地来到寄宿学校把她带到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是在堤岸。这里和那些把中国城和西贡市中心联接起来的林荫大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美国式的宽阔马路上,有轨电车、人力车、大客车来回穿梭,好不热闹。这时已是午后时分,时间还早。她逃避了寄宿学校的姑娘们强制性的午后散步活动。

    这是坐落在城里南面的一个单间的房子。房子很现代化,家具都是一些摩登的款式,不过看来似乎是匆忙布置起来的。他说:我没有好好选择一下家具。房间里光线相当暗淡,但她没有叫他打开百叶窗。她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能够确切形容的感情,既不情愿也不反感,也许这就意味着某种欲念。当他头天晚上邀请她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就立刻满口答应了。她终于来到了这个她应该来的地方。她似乎有点害怕。因为看来事情不仅必须跟她所期待的一致,而且还必须和她自己的具体情况相吻合才行。她很留意当时的环境,留意那光线,那城里的嘈杂声,因为整个房间都被包围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之中。而他,他正在那里发抖。首先他看着她,似乎要等她开口。可是她一言未发。于是他也就不再动了。他并没有去脱掉她的衣服,他只是对她说他爱她爱得发疯,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底。然后他便缄默不语。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她满可以对他说她并不爱他,可她什么也没说。突然间,她顿时意识到他并不了解她,并且将永远了解不了她,因为他浅于世故,也不懂得去绕那么多圈子把她抓住,这一点他将永远也办不到。只有她才能懂得这一切。只有她心里是明白的。她与他虽素不相识,毫无了解,可她却顿时恍悟:就在渡船上,她对他早已有好感。她喜欢他,事情只取决她自己了。

    她对他说:最好您还是别爱我。那怕您喜欢我也罢,我愿意您能象平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那样随便。他十分离奇地看着她。他问:您所希望的就是这些吗?她说是。他开始感到难过,在这间屋子里,这是头一次,在这一点上他再也不撒谎了。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将永远不会爱他。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就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很孤独,因为他爱她,所以这种孤独感对他来说就更残酷。她对他说,她也是一样感到孤独。她并没有说出为什么。他说:您一直跟着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是换任何另外一个人,您大概也能照样跟着他。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因为她从来还没有跟过任何男人到房间里去。她对他说,她并不愿意他老跟她说话,她希望他能象在当他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他的房间里一样。她求他能够这样对待她。

    他脱下了她的连衣裙,接着就是她那条白棉布的小三角裤,然后把她赤身裸体地抱到床上。他背朝着她哭了起来。这时她轻轻地把他拉过来,开始脱他的衣服。她闭着眼睛,慢条斯理地替他脱。他想动手帮她一下,可她不让,她要自己来。她说她愿意自己动手。终于,他的衣服也被脱光了。当她要求他的时候,他轻轻地把身子靠过来,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她。

    那皮肤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的气概,他很虚弱,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她没有看着他,只是抚摸着他。他在呻吟,他在哭泣。他在忍受着他那令人憎恨的情爱的折磨。他几乎是哭着和她在一起尽兴的……她觉得她似乎被慢慢地举了起来,腾云驾雾,被带到一个极乐的世界……大海,没有形状,只是因为它无可比拟。

    也许早在那渡船上,这个形象就已经预感到此时这一瞬间的情景。

    有一次我突然感到那个穿着补丁长袜了的女人的形象在情人的房间里闪过。我似乎感到和她的女儿一样在这种场合里出现过,其实儿子们都已经知道妈妈年轻时那段罗曼史。而女儿,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永远不会在一起谈论他们所知道的,并且使他们疏远她的这件事,这是妈妈年轻的一件关键的、最后的风流事。妈妈不懂得什么是享受。

    我真不知道还会出血。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他真幸福。

    他把血擦了,给我洗干净。我看着他。当他泰然自若地走过来时,又一次产生强烈的欲望,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这股勇气去违背妈妈对我的禁忌,而且是如此情愿,如此坚决。真不明白我是如何落到“一条胡同走到底”的境地的。

    我们双目相视。他搂着我。他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象是一项义务。这是我们头一次谈起话来。我对他诉说我那两位哥哥的生活情况,我还说我们没有钱,一无所有。他认识我那个大哥,他曾经在镇上的烟馆里见过他。我说我这个大哥尽偷妈妈的东西去抽鸦片烟,他还偷过佣人的钱,有时候烟馆的老板还上门来向妈妈讨债。我还向他说起那些修筑海堤的事。我说我妈妈快死了,她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我还说母亲死在临头肯定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发现我喜欢他。

    第04节

    他可怜我,我说不,我并不可怜,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可怜。他对我说:你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有钱。我说我喜欢他,同时也喜欢他的钱,而且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辆汽车里头,已经在这些金钱当中,所以我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不是个有钱人的话,我又该会怎样对待他。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远走高飞。我说在妈妈还没有被折磨死之前,我还不能离开她。他说看来他绝对绝对没有这份福气,但他仍然将会给我钱,叫我不用担心。他又重新躺下来。我们又重新沉默不语。

    城里的嘈杂声很历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象一种电影的音响放得过高,震耳欲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房间里非常暗淡,我们没有作声,整个屋子都处在城里那些无休止的吵闹声的包围之中,似乎是一辆开进城里的火车。窗户上没有安上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片。透过窗帘可以看到在阳光下从人行道上走过去的人影,这里整天总是人山人海,窗帘上的影子被百叶窗的叶片划成一道道规则的条纹。那些木屐的哒哒的响声令人头昏脑胀,人们的说话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本身就是一种叫嚷的语言,就象我一直所想象的一样,是一种沙漠里的语言,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外面正是傍晚时分,因为从外面的喧哗声和过路人那些越来越嘈杂的吵闹声中就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一座习惯于夜间沸腾的城市。此时此刻,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已经降临。

    这扇带着木条的百叶窗和这块棉布的窗帘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坚硬的物质把我们同其他人分隔开来。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我们,我们却可以觉察到他们的某些东西,听到他们全部的声音,看出他们的一些踪影,就象汽笛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忧郁的、没有回响的叫声。

    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

    我忽然看见他在漆黑的浴室里。他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酒,抽着烟。

    他说我刚才睡着了,他冲了个澡。其实我刚觉得有点睡意。他在一张矮桌子上面点亮了一盏灯。

    这是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我突然间想起他来,他该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他该有过许多攀柳折花的生活,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我对他说我想他一定有许多女人,最好我也是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我们互相看着。他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突然间他眼神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一种痛苦、死亡所缚。

    我叫他来,叫他必须来找我。他来了。他身上有一股英国香烟的味儿,还有高级香水和蜂蜜的确味,再加上他皮肤兼有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所以他真叫人动情。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情欲。他没有动。他和我说话,他说早在那天过河的时候他就知道,知道我在交上第一个情人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说我将会热衷于情欲,他还说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把他给骗了,就象我将会欺骗所有跟着我的男人一样。他说至于他,他早已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我很高兴听到所有他对我吐露的这些真情,并且对他说出我的这种心情。他突然变得粗鲁起来,他的感情极端冲动,他朝着我扑过来,吮着我那少女的乳房,他大声叫喊、咒骂。我闭着双眼,承受着那过份强烈的动作。我想:他真老练,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生活就是性爱,仅此而已。他那双手熟练、神奇、十全十美。我真幸运,很明显,这一行当如同他的职业,他能够本能地知道该干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他拿我当做一个妓女,一只破鞋,他对我说我是他唯一的爱情,而这当然是他所应该说的,因为当你任凭他胡言乱语、为所欲为,当你身不由已、任其随意摆弄,竭尽百般猥亵之能事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都是精华,没有糟粕,所有的糟粕都被掩盖起来,在那情欲的推动下,全都迸入洪流之中流走了。

    城里的嘈杂声是如此地逼近,以至于可以听到他们摩擦着百叶窗上的木板条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觉得他们就要走进房间里来。就在这种噪音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往之中,我在这里,在这里抚摸着他的身子。大海,汇总在一起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远去,时而归来。……。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我。接着,他贴着我的嘴,轻声地和我说话。

    我也和他低声耳语。

    因为他不习惯吹捧自己,我便奉承他;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典雅过人的风度,我便对他直言起来。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他说我将终身铭记着这个下午,甚至当我忘掉他的面孔、他的名字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能回忆起这间屋子。他对我说: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我看了一下。我说这幢房子很普通,和别处一样。他说是的,是这样,到处的房子都是这个样?

    今天我又见到他的面孔,我又记起他的名字。我还见到那粉刷过的白墙,那块对着炉子的平纹布窗帘,那另外一扇通着另一个房间的拱形的门,并且通向一个露天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都因为炎热而枯死——周围是蓝色的栏杆围墙,就象沙沥城里那幢向着湄公河的有阳台的大别墅一样。

    这是一个苦恼的、破灭的地方。他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妈妈,如果她知道事情真相的话,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我看他正在尽力想个词,然后他说他懂妈妈将会说什么,他学着说:干这种缺德事!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婚的话,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骄傲地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笑了一下。我问他是否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忧伤感到习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的缘故,而且是在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进行的。他说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笑了笑,他说:不管彼此是否有感情,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说这种难受到了晚上就会过去,一到夜里马上就会好受了。我对他说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白天,我说他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我所期待的忧愁之中,而这种忧愁纯粹是来自我自己本身。我说我向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甚至从我的这种忧郁,可以认得出来,是和从前的忧郁一样,由于这种忧郁和我是如此成为一种,我几乎可以给它起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可今天,我对他说,这种忧郁却成为一种福气,就象每当妈妈在她那空虚的生活中大声吼叫的时候对我所说的倒霉的福气。我对他说:我不十分理解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间屋子正是我所盼望的地方。我一口气说下去,不期待他的表示。我说妈妈曾大声责骂那些她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大声疾呼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个政权,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他听着我说,两眼一直盯着我,只要我开口,他就看着我的嘴,我赤裸着身子,他抚摸着我,也许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说对我个人的处境,我并不感到不幸。我对他诉说,我们全家只靠着妈妈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越说越难过。他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贫穷,连家都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常在外面浪荡,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一些下流放荡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这里跟着他。他俯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着不动。在外面一片都市的喧闹声中呻吟。开始我们还听见外面的嘈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在我身上的一阵亲吻不由得使我伤心流泪。看来亲吻可以给人以安慰。我在家里从来不哭。可是一天,在这间屋子里,泪水既安慰了过去,也安慰着未来。我对他说我迟早会和母亲分离,并且迟早也将会失去他的爱。我哭着。他把头贴在我身上,一看见我哭,他也哭了起来。我跟他说,在我童年时候,妈妈的不幸成了我梦中的主题。只要做梦就是妈妈,从来也没有梦见过圣诞树。有时梦见她受苦难被活活地剥了皮,有时梦见她在荒漠中喃喃自语,她或者在寻找食物,在没完没了地诉说她自己——玛丽-勒格朗.德鲁拜斯——的遭遇,她诉说她的无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了。这里安有电风扇,墙壁上还有厚厚的隔音板。

    我问起他关于他的父亲是怎样发财致富的。他说一谈到金钱,他就觉得没劲,不过我坚持要他说说,他也乐意就他所知的情况跟我叙说。他说最初父亲在堤岸为当地人修建了许多单间住宅,一共建了叁百套。当时有几条街都属于父亲的资产。他操着一口巴黎音的法语,只是语调稍为生硬一点,他一谈起金钱的事自然大方,毫不拘束。他接着说,父亲本来有许多房子,后来都被卖掉,为的是在堤岸城南重新卖地盖房,就连沙沥的水稻田也都被卖掉。我对他提出一些有关流行病的问题。我说由于闹鼠疫,我见过有几条单身住宅的街道全被隔离起来,连房子的门窗都被钉死封住。他说这里瘟疫比较少,因为这里灭鼠运动要比乡下搞得好。他忽然向我吹起那些小单间房子的确点来。说什么它们的确钱要比普通房子低得多,要比那些分散的房子更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因为这里的居民喜欢生活在一起,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居民更是这样,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也喜欢在外面,甚至在街上生活。不应该去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他父亲正好刚刚盖了许多带着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形成一条条防雨的长廊。这一来,街道就显得更加明亮,更加讨人喜欢。人们喜欢在长廊下面度过白天。逢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说我也很喜欢在外面长廊里生活,当我小的时候,在屋外睡觉还成了我的理想。我突然间感到有点疼痛。不过很轻微,刚刚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因为心脏的跳动稍有不同,因为他刚刚给我留下的伤口,就是他,这个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这个今天下午在我身上寻欢作乐的人。我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话。他看出来了,把话收住了。我叫他再说下去。我又重新开始听。他说他很想念巴黎。他觉得我和那些巴黎人很不相同,我远不如她们热情。我说那档房子的生意不见得就能赚那么多钱。他再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相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谈论各方面的话题,但从来不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问题。我们只谈论一些类似新闻的消息,似懂非懂,胡扯一通。

    我对他说他在法国的那段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富有诱惑力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买:女人、知识和思想。他比我大十二岁,这一点使他有点担心受怕。我听着他的诉说,说他如何上过当,说他如何爱我,等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既习惯而又真挚的戏剧性。

    我对他说我将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一听马上就想跑掉,我笑了。

     第05节

    他只能通过滑稽可笑的模仿来表达他的感情。我发现他并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父亲,以达到爱我、娶我、把我带走的目的。他常常伤心流泪,因为他找不到能够凌驾于害怕之上的力量来爱我。他的英雄气概表现在他对我的爱可对他父亲的金钱,他则奴颜婢膝,俯身屈首。

    当我一谈起我的哥哥,他就会立即害怕起来而原形毕露。他原先以为我周围的人都在等待着他的求婚。可他现在知道,他在我家人的眼里已经失去希望,而且对这么一家庭来说,他只能越输越惨,最后终将连我也得失掉。

    他说他曾经去巴黎一所商业学校念,不过他总算说了实话,他在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学到,一事无成,弄得父亲只好断绝对他的接济,并且给他寄去一张回程的确票,使他无可奈何,被迫离开法国。这一来,铸成他的悲剧,因为他还没有学完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他说他打算在这里通过函授课学完这一专业。

    他是在堤岸的大饭店里开始同我的家人会面的。当时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到西贡来,我对他说应该趁此机会请他们上最大的中国饭馆,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些大世面,他们从来也没有上过大饭馆吃过饭。

    晚餐总是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我那两个哥哥只顾狼吞虎咽,从来顾不上跟他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功夫。要是他们懂得对他以礼相待的话,那他们早就该学有所成,并且会懂得如何顺从社会生活中这些最基本法则。晚餐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说话。不过她的话也不多,主要是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些关于菜肴太贵的话,接着,也就缄默不语。至于他,头两次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企图谈谈他在巴黎的光辉业绩,但是枉然。他也仿佛没话可说,或者说了他们仿佛也没有听见。他的企图也只好消失在沉默之中。我那两个哥哥仍在那里继续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那种贪婪的神态,我似乎从来也没见过。

    他付了帐,把钱放在茶托里。大家都瞧着他。我记得头一次他付了七十七个皮阿斯特。当时我妈妈几乎要狂笑出来。大家起身走出饭馆。没人说谢谢,谁也没吭一声。对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饭,他们从没向他道个谢,也不向他问个好,不说再见,也不问他怎么样,从来彼此一句话都没有。

    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们一家人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

    当我们在他那单间宿舍里相会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大哥的这种粗暴、冷淡、盛气凌人的作风都是冲着我们的事而来的。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人,就是毁坏生活,支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他在我面前自然会出奇的胆怯。

    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全都呆在那里,默默无言,人远情疏。这是一家铁石心肠的人,僵化透顶而无任何接近可能的人。每天我们都企图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残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1931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

    第06节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我回到埃莱娜-拉戈内尔身边。她正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哭泣,因为她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寄宿学校。我坐在长椅上。埃莱娜-拉戈内尔躺在我身边,她那柔美的身躯在华丽的连衣裙里面自由自在,着实令我倾心。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美的胸脯。我从没有碰过它。埃莱娜-拉戈内尔还是一个不懂得害羞的姑娘,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她竟然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上帝赋予人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埃菜娜-拉戈内尔的身躯,那真是不可言状的美。她的身村和她那一对挂在胸部而又似乎欲脱离胸部的rx房显得十分对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那丰满的rx房更富有魅力,她的乳峰丰满外凸,仿佛令人垂手可得。在如此夺目的光辉面前,连小哥那苦力般的身躯也不免黯然失色。男人的躯体总是显得干瘪、内秀。可他们的体形却经久不衷,这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大不一样,她的形态无法长期保持,只不过一朵季节花,不久便会叶落花谢。埃莱娜-拉戈内尔来自大叻高原。她的父亲是镇上的官员。不久前她正好在学期中间来到这里。她胆怯害怕,常常愿意呆在你的身旁不言不语,或是哭泣流泪。她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暗红的肤色,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出她来,因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由于贫血和天气酷热而脸色苍白、发青。埃莱娜-拉戈内尔不上中学课程,她不知道上学,也不懂得学习,她什么也记不住。她在寄宿学校里读小学的课程,而上这些课根本毫无用处。她依偎着我哭了起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她的双手,我对她说,我将跟她一起留在寄宿学校里。埃莱娜并不知道自己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也不知道要把她培养成个什么样的人材,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埃莱娜可以随意找到任何一个未婚夫,可她并不想去找,因为她不想结婚,她一心想跟着妈妈回国去。最后,她还是按着妈妈的愿望嫁人了。她要比这个头戴小丑帽、脚穿金丝鞋的我长得更加漂亮,但我要比她更加成熟,更加接近结婚的年龄。当然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满可以出嫁,可以配偶成婚,只是她什么也不懂,你可以吓唬她,可以给她解释会使她害怕的一切,可以叫她呆在那里,乖乖地等着。

    埃莱娜-拉戈内尔还不懂得我所懂的一切。然而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就如我所猜想一样,我所知道的,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莱娜-拉戈内尔的躯体沉甸甸的,天真无邪,她的皮肤就象某种水果的表面一样光滑柔嫩,而这种柔嫩很快就将会感觉不出来,只能让你产生少许的幻觉。埃莱娜-拉戈内尔令人产生杀她的念头,令人做起亲手杀她的美梦。她身上虽然有一副象似精白面粉的形象,可她自己却无所感觉,这些东西将赐给玩弄它们的那双手,赐给吸吮它们的那张嘴,而她却不把它们记在心上,也不了解它们,更不了解它们那神奇的威力。我真想吮埃莱娜-拉戈内尔的奶,就象他在中国城那间房子里吮我的奶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去那里加深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她那宛如精白面粉的酥胸贪婪无厌。我真想把她带到我每天晚上所去的地方去,让他和她在一起,我将可以通过她获得一种彻底的享受,然后我死也甘心。

    我爱慕拉戈内尔如同爱我那堤岸的情人一样,我把他们看成是一样诱人的血肉,只不过拉内尔的肤色更加明亮,更加洁白无瑕。她的每一个举动,每滴眼泪,每个缺点,每一处无知,都可以使他的形象反复展现。埃莱娜-拉戈内尔就是这个可怜男人的妻子,这个堤岸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男人。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是属于中国。

    我没有忘记埃莱娜-拉戈内尔。我没有忘记这个可怜的男人。自从我动身回国以后,自从我和他分手以后,整整两我没有接近过任何一个别的男人。而这种神秘的忠诚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当时还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那是我栖身的地方,除此之处,别无他处。就在这个冷漠无情,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最深深地相信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最基本的抱负,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从事写作。

    我在堤岸情人单身宿舍里渡过的那些时光,曾经给这块灰暗的灰暗的地方带来了短暂的欢快。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是和死神咫尺相邻的地方,是暴力、痛苦、失望、蒙受耻辱的地方。这就是我那堤岸的委身之处。它在大河的彼岸。然而有朝一日,我将会渡过大河去寻找新的归宿。

    我不知道埃莱娜-拉戈内尔后来的情况,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是她第一个离开了寄宿学校,比我动身回法国早得多。那时是她妈妈要她回到大叻去。我好象记得是让她回去结婚,因为她可能碰上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人。也许我弄错了,我把我想象的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奉母亲之命被迫回国一事混淆在一起。

    第07节

    让我也向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抽鸦片烟,我大哥偷了佣人的钱,还偷了妈妈的钱。他翻箱倒柜,又偷又赌。父亲临死前在那名叫“两海之间”的地方买下了一座房子。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家产。由于他在赌场连连失利,妈妈只好把房子卖掉替他还债。可这也不够。永远没有够的时候。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企图把我卖给古波尔咖啡馆的顾客。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为了他还能听得见呼唤他的名字。妈妈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积蓄替他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可这块地产一宵之间就被他抵押出去。妈妈只好支付利息。从我说过的那片林场砍下来的木头也都被他一宵之间输个精光。他还偷窃我这位快死的妈妈的钱。他是一个专门翻箱倒柜的家贼,他嗅觉灵敏,善于搜索,无论是成堆的布料还是细小的藏物都难逃厄运。他还偷过亲戚的东西,什么首饰、食品等等,一偷就是一大堆。他还偷过杜阿姨、男仆人和我小哥哥的东西。至于我,他自然也没有少偷。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妈妈也给卖掉。当妈妈刚刚断气而尸骨未寒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把公证人请来,假惺惺地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他最善于逢场作戏,此时此刻他如丧考妣。公证人说这份遗嘱无效,因为死者过于偏袒她的长子的利益而损害我的权益。差别之大,令人觉得可笑。我必须当机立断,或接受,或拒绝。我表示接受:我签了字。我终于接受了这份遗嘱。大哥两眼低垂,说了一声谢谢。他呜咽地哭起来。他可能由于在南方当过法奸与敌人合作而遭当局追捕,他再也不知道哪里能有藏身之处。他终于跑到我家里来避风。我一直也不很清楚其中的底细,可他毕竟避开了一次危险。也许他曾经出卖过一些人,出卖过一些犹太人,这些事他都可能干得出来。每当他杀了人之后,或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十分温顺、亲热。当时我丈夫还被关在集中营里,大哥还表示同情他。他在我家里住了叁天。我忘记了他的老毛病,所以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锁起来。当时我把用自己的配给证买下来的白糖和大米储存起来,以便等我丈夫回来时可以食用。他到处搜查,随意取走我的东西。他还翻弄我卧室里的小衣柜。他终于找到他可以下手的东西。他把我全部的积蓄五万法郎统统拿走,分文不留。他带着赃物离开了我的公寓。后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和他清算这笔老账,这对他来说实在太丢脸了,我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在他登到那张伪造的遗嘱之后,为了换得一口面包,他竟然把那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也给卖掉了。这笔买卖也象那份遗嘱一样,也是弄虚作假,鱼目混珠。自从母亲死后,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他从来就没有交过朋友,他在蒙帕斯曾经有过几个女人在他手下“干活”,有时他并不叫这些女人干活,至少开始的时候不叫她们干活,有些时候也雇用一些男人,不过这班男人往往还得向他倒贴钱。他孑然一身,生活在极端孤独之中,尤其是他的晚年过得更加凄凉。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坏蛋,他的动作是微不足到的。他让他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只此而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丧失了他那真正的王国。他还不是一个强盗,只是一个家里的二流子,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一个赤手空拳的杀人犯。但他从不感到绝望。既然所有的坏蛋都能活着,他也照样能活下去,他没有果敢之处,整天担心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就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在图尔,他只认识咖啡馆里的侍者,拿他们做为他了解情况的“渠道”,那班酒气熏天的常客则是他在咖啡馆后厅打牌的陪客。他亦步亦趋,开始效仿他们,他拼命地喝酒,两眼充血红肿,嘴巴歪斜,模样凶狠。他在图尔已经一无所有。当他把两处地产变卖抵债之后,两袖清风,空空如也。他在母亲租下的那间家具贮藏室里住了整整一年。他睡了整整一年的扶手椅。多亏当时房东开恩,允许他进屋栖身,使他能得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来,房东终于下逐客令,把他拒之门外。

    在这一年期间,他何尝不想赎回他那块已经典押出去的地产,他把母亲留在家具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一件地输光了,还铜制佛象,铜制器皿,后来连床、衣柜和床单也都拿出去当赌注。最后终于全被输光,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孑身一人,孤苦零丁。在这一年里,谁也不愿意收留他。他给巴黎的一个表兄弟写信求援。终于在马尔赛普市弄到一个勤杂员的房间。这位五十开外的老光棍总算谋得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领到有生以来头一份工资。他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勤杂员。我想他在那里足足干了十五年。他进了医院,但没死在那里,而死在自己的家里。

    妈妈从不对谁说过这个孩子的不是。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儿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偷鸡摸狗、翻箱倒柜的人。这种母爱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直隐瞒这种罪恶的母爱。如此母爱着实令人费解,对任何不了解她的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当着上帝的面也无法解释。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是喜欢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在我们兄妹叁个当中该数他最聪明、最赋有“美感”,最精明能干,并且还是一个最爱他母亲的人。总而言之,他可算是最了解她了。她说,我真没想到一个男孩子竟然能够如此敏感,如此富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他和我谈起小哥哥死时的情景。他说,我的小哥哥,我们的小保罗死得可怕极了,简直叫人恶心。

    我脑子里迄今还留下这么一幅我们家庭生活的景象:那是在堤岸家里的饭桌上。我们兄妹叁个在饭厅里吃饭。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妈妈没跟我们一起吃饭。开始,哥哥看着我和小哥哥吃饭,后来他把叉子一搁,两眼直盯着小哥哥。他仔细地瞧着他,然后他突然冒出一名难听的话。他说的是有关吃东西的事,他说小哥哥应该自量一点,吃东西不要没个够。小哥哥没有吭声,照样吃下去。他又提醒一句,说什么那些大块的肉是专门留给他的,叫他别忘啦。他说:别来这一套。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肉光是留给你的?他说因为本来就是留给我的。我说:我真盼望着你死去。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没法吃下去。他正等待着,只要小哥哥敢于还口,哪怕是说出一句话,他那双摆在桌上的拳头就会砸烂他的脑袋。小哥哥仍然一声不吭。他脸色苍白,泪水从睫毛之间掉了下来。

    大哥死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天。我记得是在春天,四月份的某一天。那天有人给我来电话。他们没说别的,只说他死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死神终于在他的历史行将结束时,提前降临。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只是死神来得太迟了。自从小哥死了以后,他的命运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妈妈曾经要求把他和自己安葬在一起。我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埋在哪处公墓里,我只知道在卢瓦尔省。他们俩双双被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而且仅仅是他们俩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幅不堪入目、令人难以容忍的景象。

    一年到头,黄昏总是在同一时刻降临。暮色非常短促,几乎骤然而至。每逢雨季,整整几个星期看不见天日,天空总是雾气沉沉,就连月光也无法透过。而旱季则恰恰相反,万里睛空,洁白如洗。即使那些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仍然光亮可见。大地上,水面上,公路上和墙壁上,投下了一个个平行的影子。

    我记不清白天的景象。因为阳光的照射使自然的色彩失去了光泽,遭受了破坏。而夜间的景象,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蓝色就在天际的尽端,在那浓云密雾的后面,覆盖着整个世界的天穹,对我来说,天空就是这蓝色底下的纯洁的光迹,这种混合的冷色赛过其他任何颜色。当我们还住在永隆重的时候,有时当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叫人套上那辆旧式的双轮马车,我们驾着马车前去观赏那间奇妙的景色。月光从天上落下来,撒在清晰透明的瀑布上,撒在寂静的、纹丝不动的空气中。空气也是蓝色的,人们可以把它捧在手里。天空就是这种不断闪烁的光芒。月光照亮了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田野,无边无际,直至那视野的尽头。每个夜晚都有不同的景色,都可以叫出不同的名字。而那夜间的声音就是乡村家犬的吠叫声。它们神秘地吠叫,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村村相传,漫无边际,通宵达旦。

    在院子里的小径上,番荔枝树的影子漆黑如墨。整个花园都凝固在一种冷漠的静止之中。房子也是一样,既宏伟壮观,又忧郁悲伤。小哥哥跟在我后面走着,这时候他一再观望着那扇朝着寂静的大道敞开的栅栏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到中学的门口等着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那辆黑色的轿车里。他对我说,少爷回沙沥去了,因为他父亲病了。还说他——司机——奉命留在西贡负责送我上学,接我回寄宿学校。数日之后,少爷回来了。他又重新坐在那辆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因为怕被人看见,他总是把脸扭过去,他总是提心吊胆。我们互相亲吻,一声不吭,一再地拥抱接吻,完全忘记这是在学校的大门口。他一边亲吻,一边哭泣。他的父亲还得活下去。他最后一线希望幻灭了。他曾经对父亲提出过这个要求。他央求父亲让他继续把我留在他身边,求他理解他的心情,还说他父亲一生当中至少也会经历过一次如此强烈而且不可阻拦的爱情。他央求父亲也允许他享受一次与这位白人姑娘的疯狂的爱情,他求父亲允许他在姑娘被送回法国之前充分地去爱她,至少再爱她一年的时间。因为对他来说,这刚萌芽的爱情是如此的强烈,无法抛弃,这肉体的分离实在是太可怕了,何况父亲也知道,以后这样的爱情是永远也不会产生的。

    父亲一再对他表明,他不愿看着他的儿子早日死去。

    我们一起泡在浴缸里的凉水中,我们互相吻着,呜咽着,痛不欲生,可这一次,我们的确是因为所享受的是一种无法得到的安慰而痛苦万分。后来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我向他重复刚才他所说的话,说我随时都可能动身回国,因为当时我也无法决定我自己的行动。他说从今以后,这一切他将无能国力,因为大局已定,无法挽回。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意见,我也表示不再继续和他混下去。可我并没有陈述我的理由。

    永隆一条长长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边。入夜以后,这条大街总是空无一人。那天晚上,就象几乎每个晚上那样,突然停电了。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当我刚踏上这条大街的时候,当花园的栅栏门刚刚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电就被切断了。于是我拔腿就跑,因为我害怕黑暗。我越跑越快。突然间,我似乎听见在我身后也有另外一个人在跑。我肯定后面那个人正跟着我的脚步追着我跑过来。我一面跑,一面回头看。我于是看见: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瘦得象死人一样,她边跑边笑。她光着脚丫,紧跟在我后面,想把我抓住。我认出她了。她就是镇上的女疯子,是永隆的那个女疯子。我头一次听到她说话,她总是在夜里才说话,而白天却睡大觉,并且常常在这条大街上,在这个花园门前。她一边跑,一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叫喊。我十分害怕,以至想叫人都喊不出声来。那时我可能只有八岁。我听见她那狂笑声和嚎叫声。她肯定是在拿我开心。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这种内心的害怕。要是说这种害怕超越我的理性,超过我的确力,那未免说得太轻了。我当时简直是魂不附体了。当时如果那个疯子用手碰我一下,哪怕是轻轻地一碰,我也将会比死去还可怜,我也将会变成一个疯子。我跑进邻居的花完里,我想钻进屋子里去,可当我刚爬上台阶的时候,我就摔倒在门前。后来过了好些日子,我仍然心有余悸,无法叙述我在那天晚上的遭遇。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母亲精神状态的恶化——我还不能给她这种病态定性——每当她和她的孩子分离的时候,她就会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我想只有我才知道我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情况将会怎么样,而我那些哥哥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妈妈那种精神状态。

    那是在我们彻底分别的前几个月,当时我们还住在西贡,有一天,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还都坐在代斯达尔街那座房子的阳台上。杜阿姨当时也在场。我看着妈妈。起初,我有点认不出她来。后来,她的形象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转眼间她面目全非,连我一点也认不出她来了。突然间,在我的身边在妈妈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不是我的妈妈,可她的面貌却和妈妈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我的妈妈。她的神态有点滞呆,两眼注视着花园里的某一个角落,仿佛在突击探某种紧迫事件的发生。她窨看见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身上有一种青年人的线条和目光,有一种由于腆而被克制住的幸福感,看来她是一个惯于腆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杜阿姨就坐在她身边,可是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似地。我的确骇不仅在于我对她的描述,她的线条,她那幸福的神态,以及她的美貌,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就坐在妈妈刚才的那个位置上,成了妈妈的替身。我非常清楚,谁也没在妈妈这个座位上坐过,所以只能是她自己,可是就这么一个无法顶替的真人却突然消逝,再也无法呼唤她重新出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顶替这么一个活人的形象。我神志清楚地看着自己变疯了。我嚷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喊声,我想借助这呼喊来砸碎这个死死凝住着眼前这个虚幻场面的镜子。镜子终于粉碎了,妈妈的形象恢复过来了。

    我感到整座城市到处都充满象大街上那个女叫化子一样的女人,不管是城里的、乡下的,暹罗山下的,或者湄公河畔的,她们都是从那个使我害怕的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四面八方。无论她来自何处,最后终于来到加尔各答。小姑娘总是睡在校园里那些蕃荔枝树荫下,而妈妈也总是在身边照料她,替她治疗那双被虫咬破、落满苍蝇的脚丫。躺在妈妈身旁的,就是本故事中的姑娘。是妈妈把这位姑娘从两千公里远的地方带来的。可现在这位妈妈对姑娘已经感到厌烦,她想把姑娘给人,她说:喏,把她领去吧!她再也不要孩子了。她身边无儿无女。孩子们全都死去,或被遗弃,不然的话,到了晚年,孩子就成了一大群。那个睡在蕃荔枝树荫下的姑娘还没有死去,她将受到世人的哀悼。

    她站在路边稻田的斜坡上,她大声嚎哭,放声大笑。她那仁慈善良的笔,可以唤醒九泉之下的死者,可以唤醒任何愿意倾听孩子笔的人们。有一次,天刚朦朦亮,她就醒过来,于是便起床上路。这一天她动身了。也许由于她看见平原那边黄色和绿色的天空,她穿越平原。开始朝着大海。朝着大地的尽头走去。她大步地从森林的斜坡下次下来。这里都是一些充满瘴气的大森林,是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清风,只有那蚊子成群的嘈杂声,还有那些夭折的婴尸。雨,天天下个不停。最后终于来到了叁角洲。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叁角洲。这里全都是黑色的泥沙。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一天,她终于来到大海之滨。她欢呼雀跃,她象飞鸟一样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咯咯的笑声。由于她的笑声,她在吉大港唤来了一条正渡海的帆船,船上的渔民很乐意收留她,带着她横渡孟加拉湾。

    后来,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垃圾场附近发现了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后来她又回来,人们看见她在这座城里法国大使馆的后面。她在公园过夜,身边有丰富的食物,肚子吃得鼓鼓的。

    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临时打从这里经过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这里是英国人住宅区,是大使馆的花园。这时正是季风时节,台球场空无一人。沿着河边,一群群麻疯病患者在欢笑。

    由于我们乘坐的班船发生故障,所以来到加尔各答作短暂停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翌日傍晚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名声在沙沥镇上传播得可快啦。光我这身打扮就会叫人感到我是一个不成体统的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主见,就连怎么培养这个小女儿也没个准星儿。多么可怜的孩子。你别以为这顶帽子是天真无邪的,还有那满嘴的口红,所有这些都有所用意,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惹人注目,招来金钱。还有两个坏蛋的哥哥,大伙说,这个中国人是亿万富翁的少爷,他在湄公河畔拥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别墅。他的父亲并不赏识这个白人姑娘,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找这么一个姑娘,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姑娘。

    那位被称之为“太太”的女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现住在永隆。她的丈夫被封官,准备前来永隆上任。可是整整一年,人们在永隆没有见过这位太太露过面。由于这位在沙湾拿吉当行政副官的青年马上就要来到永隆上任,太太和她的情夫再也无法鬼混下去。太太知道丈夫被委派到永隆来工作,而且身边还带着他们的女儿,她告诉她的情夫,这种关系该结束了。所以在她的丈夫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的当天,就在镇上的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颗子弹穿过了这位情夫的心脏。

    每天晚上,这个堕落的姑娘总是来到堤岸这个声名狼藉的居民区里,让那个下流的百万富翁的中国人抚弄躯体。可白天,她依然上中学念书。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白人姑娘。她们一个个都是白人的少年女运动员,她们正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潜水爬泳。有一天,校方给这些姑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她们和沙沥那个小学女教师的女儿说话。

    第08节

    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她的脾气,年龄和忧伤的心情,选择她终生挂在嘴上的地区——在巴德加莱和“两海”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过个象样的日子。可后来,当她告啼笑皆非还乡来到卢瓦尔省安居乐业的时候,她那个房间仍然和上面所说的昔日在沙沥镇上的那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不堪入目。也许她早已把当年的宏图忘得一干二净。

    她从不拍名胜古迹、地理风光一类的像片,只拍我们,她的孩子,而且常常叫我们凑在一起,以便省点照像钱。我们那几张粗糙马虎的像片是妈妈的朋友拍下来的,他们都是妈妈的新同事,刚刚来到这块殖民地,所以照了许多热带风光,椰子树、苦力等像片,好寄回去给他们的家属欣赏?

    每当妈妈放假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我们的像片带去给她娘家的亲人看。我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家去。我那两个哥哥从来就没有去过。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开始妈妈总是把我带去。后来连我也不再去了,因为我那些姨妈,嫌我的品质不好,行为不端,所以不让她们的女儿和我接触。因此,妈妈也就只好带着我们的像片去让她们看。对于妈妈来说,把自己的孩子的像片让自己那些嫡亲姐妹看看也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事。她应该这样做,所以她也就做了。她那些嫡亲姐妹可算是妈妈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亲人,所以应该把家人的像片带去给她们看看。她们能从这个女人所作所为中领悟出某种秉性么?的确,她凡事必将坚持到底,死不回头,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姐妹撒手不管,对待眼下的苦难处境也不会退却、罢休。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也正是从这种属于民族的荒诞的勇气当中,我发现了她那种天赋的美德。

    当她年迈衰老、白发苍苍的时候,她也上照像馆照像,她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和她那件暗红色的漂亮的连衣裙一起照像,还有她那两件首饰,一条挂在胸前的长项链和一根头上镶金的玉簪子。在像片上,她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连一点波浪式的皱褶也没有,俨然象一张标准像。生活富裕的当地人也上照像馆照像,不过一生当中只去一次,当他们看到死神快要临头的时候才想起去照个像,留个影。他们照的照片尺寸很大,可全是一样的规格,全都镶以金色框子,并且总是挂在祖先祭台的旁边。我看见过许多照像的人都照出同一副模样像片,其相似之极,令人吃惊。这不仅是老人总有相似的面容,而且所有的相片总是经过修整,这一来,脸上的某些特征,纵然还保留着的话,也都大为减弱而造成千篇一律,万人一个像的结果。他们的脸谱总是按一样的模式加以修整,以便留芳千古,并且总是用浅化的手法,使其形象返老还童,变得年轻。这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愿望。这种外表的相似,这种衣冠楚楚的形象,必将为他们在家庭历史中所留下的记忆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留念的特殊性和它的真实性。这些面貌越是相象,就越证明他们不属同一家族的成员。此外,所有的男人都围着一样的头巾,而女人都梳着一样的盘在头后的发髻,都一样把头发梳得紧紧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一样竖领的长袍。他们全都是一样的表情,不过我仍然可以分辨得开。妈妈在她那张穿着红袍子的像片上的表情就和他们一模一样。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庄重的表情,而有的人则认为这种表情平凡,没有个性。

    他们俩再也不谈论未来的终身大事。因为此事大局已定,要想叫他父亲答应让他娶她为妻是毫无希望了。当父亲的可谓是铁石心肠,对儿子毫无怜悯之心。这位父亲对谁也不会发善心。在所有在这里从事经商的中国移民当中,要数这位摇拥有蓝色琉璃瓦的平台的中国人派头最大,最为阔气。他的资产遍布沙沥之外最远的地方,一直到堤岸——这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人首府。这位堤岸的青年知道父亲和姑娘的决定是一致的,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他们至少开始明白,只要女的一走就能使他们俩分开,而这将是结束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他们也明白这个白人姑娘根本也没有坚持非嫁给他不可,她跟谁结婚都可以,应该把她抛弃,把她忘掉,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醉心于她的躯体以来,姑娘就再也不因为自己长得单薄而苦恼,而且,奇怪的是妈妈也再也不象往日那样替她得担心,似乎她也发现这个躯体终于说得去,如同别人一样,也能为人所接受。而他,这位堤岸的情人,他则认为这位白人姑娘的发育由于天气过度炎热而受到影响。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的环境中诞生、长大的。他发现自己和她也有相似之处。他说由于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这种令人难熬的确候条件下生活,所以使她变成了一个印度支那的姑娘。还说她和她们一样,有纤细的手腕,浓密细长的头发,给人一种身强力壮的感觉,尤其是这皮肤,这一身用当地专门留给女人、小孩用的雨水冲洗出来的皮肤。他说法国的女人和当地的女人比较起来,法国女人皮肤显得较为坚硬,甚至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单调,不是鱼就是水果,这也是产生差别的一引起原因。还有这里人们穿着的棉布、丝绸一类的衣服总是又宽又大,不紧贴着身体,从而使身体自由、裸露。

    堤岸的情人沉溺在这位白人少女的春情之中,如痴如醉。每天晚上他从她身上寻欢作乐,消磨了他的时间,消磨了他的生命。他几乎再也不说话了。也许谁都不会明白他这种心思,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思。

    他瞧着她。甚至闭上双眼也仍然在瞧着她。他在她的脸上呼吸。他闭着双眼呼吸着她的呼气,呼吸着这股从她嘴内呼出来的热气。他越来越分辨不清楚这个躯体的界线,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躯体,它并没有完全形成,在房间里还在继续长大,它还没有定形,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不只是存在于他目所能见的地方,在别处也有它的身影,这躯体朝着丧命的嬉戏伸展开来,超越他的视线,它温顺灵活,一味沉溺于享乐之中,象一个年纪成熟的躯体。它并不调皮,百依百顺,而且机智灵巧,令人吃惊。

    我看着他如何处置我,如何摆弄我,而我从没想到他会这样做,甚至超越我的期望,可却完全符合我那天生躯体的需求。就这样我便成了他手中的孩子。对我来说,他也变成另外一种形象。我开始意识到他的皮肤,他的整个躯体,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感,超越过他自身之外。另一个男人的影子也可能会在这间屋子里出现,这就是那个年轻凶手的影子,只不过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还没有任何影像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一个年轻人的影子也同样会在屋子里出现,不过,这个影子我是知道的,有些时候它会出现在我那欢乐之中。我曾经向他说过,向这个堤岸的情人说过,说过他的躯干那种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以及他在森林中,在黑豹出没的河口中所表现出来的胆量。不管我说什么都能迎合他的欲望,而更加令他把我占有。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晚上,他正是跟着他的孩子寻欢作乐。可有些时候他也会突然害怕起来,他担心她的身体,好象他已经意识到她死在临头,并且突然想起他迟早会失去了她。她的确质是如此单薄,有时使他突然害怕起来。他还担心她的头痛病,这毛病常常使她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眼睛上蒙上一条湿布条。他也担心她有冒出厌世的情绪,而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妈妈,想到她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让妈妈在闭眼之前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无法去杀尽那些制造这种灾难的人,这时候她就会变得骤然号叫起来,痛哭流涕。他把脸贴在她的脸,擦拭她的眼泪,他紧紧地搂着她,她的眼泪和她的怒气激起他一股疯狂的情欲。

    第09节

    他抱着她就象抱着他的孩子。他拿孩子的躯体当玩艺,把她翻来转去,他用小孩的身体捂着他的脸,他的嘴,他的眼睛。而她,她继续听任他的摆弄。而突然间,她却央求起他来,她并没有说出求他做什么,可是他,他却叫她别作声,他大声地嚷他再也不要她了,再也不想拿她取乐了,可眼下他们又重新凑合在一起,禁锢在不安之中,他们就这样,整天沉溺于不安、泪水、失望和幸福之中。

    他们整个晚上都缄默不语。在那辆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大轿车里,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紧紧地搂着她。他对她说,法国的轮船很快就要到达港口了,并且将把她带走,使他们分离。一路上,他们默不作声,有时候,他叫司机把车开到河边去兜兜风。她疲乏不堪,倚着他,睡着了。是他的吻使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

    走廊里的灯光是蓝色的。人们还可以闻到一股烧香的味道,每到黄昏的时候,人们总是要烧烧香。热得呆滞不动,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连一丝风都没有。我把鞋脱下,免得走路出声,不过我很放心,我知道女舍监不会起来,因为现在寄宿学校已经允许我夜间随便什么时候回来。我立即去看看埃莱娜的床位,我总是有点不放心,总是担心她在白天就逃离出寄宿学校。她在那里。埃莱娜睡得很香。我记得那是一种固执的、甚至是敌意的沉睡。一种执拗的困睡。她那裸露的双臂放松地盘着头。她睡觉的姿势也和其他姑娘不同,她双腿弯曲,看不见她的脸部,她的枕头已被滑到一边去了。我猜想她刚才一定在等着我回来,后来因为等得不耐烦,生气了,于是这样委曲入睡了。她刚才一定也哭过,尔后便堕入了失望的深渊。我真想把她弄醒,以便一起说点悄悄话。因为如今我与那个堤岸的男人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也不再跟我说话,此刻我正需要听听埃莱娜对我的问话。她对那些不听话的人总有一副无可比拟的好心肠。可惜我不忍心把她弄醒。有过一次,她就曾经这样在半夜里被我弄醒,结果她再也无法重新入睡。她起床了,要出去走走,她真的出去了,她跑下楼梯,穿过走廊来到空旷的院子里,她一边跑,一边喊着我,她是如此地快活,谁也没法阻拦她,而当你不让她散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正是她所等待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不行,终于没有把她叫醒。蚊帐里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每当把蚊帐撩下来的时候,就会令人感到难以忍受。不过我知道,我刚从外面回来,刚从河边回来,河边的夜晚总是凉快的。我已经习惯了,我躺在里面一动也不动,等待着这股热气慢慢消失。热气终于过去了。可我从来也不可能立刻进入梦乡,尽管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疲劳过。我想着堤岸那个男人。此时此刻,也许他正在“泉水饭馆”旁边的夜总会里头,和他的司机在一起安静地喝着酒,每当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他们总是喝米酒。或许此时此刻已经回到家里,并且已经在他那房间伴着灯光入睡了,从不对谁说一句话。那天晚上,我一想起堤岸那个男人我就无法忍受。而且一想起埃莱娜时我也无法忍受。仿佛他们之间已经有着美满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来自他们自身的躯体之外。我似乎觉得和她相比起来,我远不如她幸福。妈妈说过:这个姑娘永远也不知足。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开始在捉弄我。我觉得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自杀的念头。我已经无法在我的生活中摆脱这个念头。我觉得我已经产生一种独身生活的模糊的念头。我还发现自从我告别了童年,自从我离开了这个“猎人”的家庭,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我将着书立说。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是一幅展现在那浩瀚无际的沙漠中的人生的宏图。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从西贡发来的电报是怎么写的。到底电文上是写小哥哥已去世,还是写着:小哥哥已为上帝所召回。我似乎记得上面写的是小哥哥被上帝召回。不过有一点我是记得清楚的:电报并不是她发出的。小哥哥已经死去了。起初我感到困惑不解,可后来骤然间,产生了一阵绞心的痛苦,它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世界的底层,这痛苦几乎要把我吞噬,把我卷走,我已经不复存在,唯有满怀的苦衷。我不明白这痛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数月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而让悲伤占据了心头,抑或是一种新的痛苦?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新的痛苦,因为我那个死去的孩子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夭折了,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新生儿,并且也没有因此象先前那样痛不欲生而想寻短见。

    既然小哥哥已经死去,一切也都将跟随着被埋葬。

    小哥哥死去的躯体是无法感觉到后人对他追思的心绪。在他二十七年的一生中,他一直隐藏着某种令人忘怀的东西,只不过他自己并无所觉察罢了。

    我方才弄错了。这几秒之间铸成的大错殃及天地万物。小哥哥是不会死的,只不过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罢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不朽的精神也和他同归于尽。当今的世界也正是这样,丧失了这个为人过问的躯体,也失去人们的过问。人们完全弄错了,谬误殃及天地万物,无耻之积,苍天难容。

    谁也没有我了解得那么清楚。那么,既然我已经有了这个认识,而这个认识又是如此简单,小哥哥的躯体就是我的躯体,那么,我本也该死去。我已经死去。

    应该事先把这些常识告诉人们,让他们懂得不朽的东西也是会消亡的。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也仍然续继发生。要让人们懂得,不朽的东西并不以其不朽而引人注目,不,从来也不是,它只不过是绝对的双重性。它不存在于事物的细节之中,而只存在于原则之上。某些人完全可以隐匿它的存在,除非他们不懂如何去隐匿。要知道,正是当它还存在的时候,生命才是不死的,不朽也方有存在的可能。这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死亡与否的问题,如果说,不朽既无始也无终,那也是错误的。应该说,它是随着精神的存在的消亡而开始和结束的。既然它是属于精神的范畴,那也就类似狂风的追逐。你看沙漠里那些纹丝不动的沙粒和那些夭折的婴尸:不朽并没有从那里经过,它只不过是停下来而又绕了过去。

    对小哥哥来说,他有一种完美无缺的、令人追思无已的东西,他的形象纯洁无瑕,无可比拟。小哥哥长眠九泉之下,毫不需要大声疾呼,他没什么可以埋怨,无论是在别处,还是就在这里,他都没有什么怨言可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不擅长辞令,只能勉强看懂点书,勉强写几个字,有时人们还觉得他连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他是一个什么也不懂而只知道害怕的人。

    我对小哥哥所怀着的这种疯狂的爱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深奥莫测的秘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爱他会爱到这个地步,甚至想跟随他一起死去。其实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和他分手十年了,这期间,我很少去思念他。仿佛我还一直喜欢着他,永远喜欢着他,并且任何新的感情都无法达到这种境地。我甚至忘记他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

    我们很少在一起说话,很少谈起我们的大哥,也不诉说我们的不幸,妈妈的不幸和这种乡平原的不幸。我们喜欢谈的是打猎,马枪,机器和汽车。他曾经由于他那辆汽车被撞坏而大发脾气,他还向我诉说,向我描述他后来弄到的那些旧汽车。当然,我们也谈论打猎的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老虎吞食,如果在激流中继续游泳就会淹死在湖泊里面。他是比我大两岁的小哥哥。

    风停下来了,树底下出现一道神奇的光线,接着便下起雨来。着了魔似的鸟儿声嘶力竭地呼叫,他们磨尖自己的嘴巴,靠拼命的呼叫来抵御寒风的侵袭,他们张开嘴巴拼命地呼叫,叫声震耳欲聋。

    那些大型客轮沿着西贡河逆流而上,它们关闭了发动作,由拖轮牵拉着,一直驶到湄公河的一条支流,名字叫西贡河。客轮在这里停泊一周的时间。每当轮船入港停泊在码头上的时候,仿佛法国就在你的跟前。人们可以上轮船去吃一顿法国饭,还可以在上面跳舞。不过对妈妈来说,那里的饭菜太贵了,再说她也没有必要上那个地方去,除非跟着堤岸的情人一道去,那倒也未尝不可。可惜他并不想上那个地方去,因为他害怕被人看见,看见他带着一个如此年轻的白人姑娘。这一点他并没有说出来,但是姑娘心里完全明白。在那个时代,其实也还不是多久以前的事,也就是五十年前,只有轮船可以四通八达,让你遨游世界。那时在那辽阔的大陆上还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在方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地盘上,只有一些古老的道路。当时有几艘法国邮轮公司的客轮,如“波索斯号”、“达达尼翁号”和“阿拉米斯号”,正是这“叁个火枪手”把印度支那和法国本土联接起来。

    那次海上旅行持续了二十四天。这些远洋客轮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街道、有酒吧和咖啡馆,还有图书馆和会客厅,在那上面同样有幽会,有情人,甚至红白喜事,样样俱有。轮船上形成了一个偶然组合的社会,这些社交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知道,也不会忘记,因此这些临时组合的社会也就变得舒适、更随和,有时甚至会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乐趣。乘船旅行可以说是女人一生中唯一的旅行,尤其是对许多女人来说。当然有时对某些男人也是这样。乘船前往殖民地旅行成了她们一生中真正的一次冒险之举。对于妈妈来说,这些海上的旅行以及我们童年的时光,是她所说的“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又一艘客轮起航了。每次起航总是一个模样。每次总是载着头一次出海远航的旅客,而他们总是在同样的痛苦和绝望之中和大地分离。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男人的出航,阻挡不了那些犹太人、思想家和那些难得做一次海上旅行的游客去漂洋过海,同时也阻挡不了女人让丈夫离乡背井,而她们自己却留在故乡。正是这种家族世系,这故里的资产,成了浪子他日回归的缘由。多少个世纪以来,海上航行旅途较之今日更为漫长,也更为凄凉。旅途的时间和地理上的空间往往成了自然的正比。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于陆地上和海洋让这种人类缓慢的速度,习惯于这些耽搁,等待海风的到来,等待晴天的出现,也习惯于船舶失事,烈日骄阳,还有无情的死神。这位白人姑娘的乘坐邮轮已经是世界上最后的一批远洋客轮,因为空中航线的开辟从她年青时代就开始了。从那以后,空中旅行慢慢地使人类放弃了那海上漫长的旅行。

    我们仍然天天到堤岸那单身宿舍里去。他仍和往常一样,用缸里的凉水替我洗澡,然后把我抱到床上。他来到我身边,也躺了下来,不过他已经无精打采,毫无心思。我动身回国的日期尽管还很遥远,可是自从我决定回国以来,他对我的躯体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当时我是瞒着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这对他来说着实过于唐突了。他的躯体再也不喜欢这个即将离去、叛逆不忠的躯体。他说:我再也无法和你一起玩了,我本来以为还是可以的,没想到现在我再也不行了。他说他已经死了。说着还微笑了一下表示歉意,他还说从今以后他将永远丧失这种兴致了。我问他是否愿意这样。他几乎笑了出来,他说:我不知道,也许现在是愿意这样的。他的温情全存在于痛苦之中。可他从来不说出这种痛苦,他对这种痛苦从来只字不提。有时候他的脸颊颤抖着,他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但是,面对着这些出现在他那紧闭的双眼后面的形象,他总是默然无声。看上去似乎觉得他喜欢这种痛苦,犹如他喜欢我一样,非常强烈,甚至死也甘心,而此时此刻,他喜欢这种痛苦更有甚于我。有些时候他对我说,他之所以愿意抚摸我,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而每当乐趣盎然时,他总是愿意看着我。他一面看着我,一面拿我当他的孩子似的叫着我。我们曾经下过决心,从此不再相见,可是谈何容易,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每天晚上,我又重新看见他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依旧坐在他那辆黑色的轿车里面,由于害羞而总是把脸背过去。

    当起航的时刻快要来临的时候,轮船发出了叁声汽笛声。那很长很长的汽笛声,震耳欲聋,整个城市都能听得到,刹那间,港口那边的天空被乌烟染成一片漆黑。这时候,拖轮向着客轮靠近过去,然后牵着它,沿着中心河道开去。当任务完成以后,拖轮松开系泊的缆绳,又回到自己的港来。这时候,客轮再次鸣笛告别,重新发出那可怕的吼叫声音是如此神秘,如此凄凉,令人听之不禁黯然落泪。不仅是那些远行的乘客,不仅是那些离别的人们,就连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那些无所牵挂的人,也都会闻声而泪落。然后,轮船靠着自己的力量,慢慢地在河流中行驶。人们久久地看着它那高大的身影朝着大海前进。许多人仍然留在码头看着它,继续挥动着他们的头巾、他们的手绢,向亲人告别,可他们的动作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气馁。最后,大海终于把轮船的身影淹没在它那弯曲的地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轮船慢慢消失在远方的海平线上。

    她也一样,当轮船响起第一遍告别的汽笛声时,当舷梯被吊起来的时候,当拖船开始拉着客轮离开大地的时候,她也哭泣起来。可她没有让人们看见她的眼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再说也不应为这样的情人挥泪告别。她也没有对妈妈,对她那位小哥哥流露出难过的感情,她若无其事,似乎在他们之间,离别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他那辆大型的轿车还停在那里,又长又黑,车里的前头,坐着一个穿白制服的司机。他那辆车孤零零地停在离法国邮轮公司停车场稍远一点的地方。她从那些手势中认出了他。站在后面的那个人就是他,他的形象依稀可辨,他痴呆地站在那里,没做任何动作。她知道他在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仍然望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最后,连车子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大地也消失了。

    客轮必须穿过中国海、红海、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清早,旅客都醒过来。轮船正在前进,尽管感觉不到发动作的颤动,大家仍然知道轮船正在前进,在浩瀚寂静的大海中前进。首先必须穿过这个印度洋。这是最遥远、最辽阔的海洋,它和南极洲相接,从锡兰到索马里,这两个中途站之间的距离最长。有时候,大海是如此的平静,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足以令人忘记是在大海中航行。于是全船的人都活跃起来,所有的客厅、通道和舷窗全都敞开着。旅客们纷纷离开他们那闷热的船舱,在甲板上席地而睡。

    有一次在旅途中,当轮船正横渡这个大洋的时候,有个旅客在深夜中死去了。她已经记不很清楚到底是在这次旅行中,还是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发生的事。当时有一些旅客正在头等舱里打牌,在这些打牌人当中,有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间,只见这个男子二话没说,把牌一摔便走出酒吧,跑步穿过甲板,然后纵身跳进海里。当这艘正在全速前进的轮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躯体已经无影无踪了。

    不,写到这里,她眼前看到的并不是那艘轮船,而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她曾经听过故事的地方,也就是沙沥那个地方,跳海的男子就是沙沥行政长官的儿子。她认识他,因为他也在西贡中学念书。她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容貌温和,棕色的头发,带着一副玳瑁架子的眼镜。在他的船舱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连一封信也没有。他的年龄可怕地留在她的记忆之中——他也是个十七岁的青年。拂晓时分,轮船又重新起航。最可怕的莫过于这重新起航。太阳出来了,大海空荡荡的,而那停止搜索的命令意味着人间和他永远的诀别。

    另一次,也还是在这次旅途中,同样在横渡这个大洋的时候。当夜色已以降临,从主甲板上的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音乐声,那是一首肖邦的圆舞曲。她认得这首曲子,并且和它有过一段隐秘的关系,因为她曾经学过这首曲子,可是尽管她整整花了几个月的功夫也仍然无法弹好这首曲子,最后弄得妈妈只好同意她放弃练习弹钢琴。这天夜里,这位姑娘在此以前已经在轮船上熬过了许许多多个迷茫的夜晚,当肖邦的这首曲子在明朗的天空中回荡的时候,她正在场。当时连一丝风都没有,这乐声传遍整艘黑暗的轮船,它象上天的旨意,不晓得与什么有关,它又象上帝的命令,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这位姑娘笔直地站在那里,仿佛她也想投身于茫茫的大海之中。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念那位堤岸的男人,她突然不敢肯定她没爱过这个男人,没有这种她没有见过的爱情,因为这爱情已经在历史中消逝,就象流水消失在沙漠里一样。可现在,也仅仅是现在,当这首乐曲撒遍大海的时候,她才重新发现这种业已消逝的爱情。这一发现正象小哥哥后来通过死亡获得了他的永生一样。

    在她的周围,人们都熟睡了,虽然乐声萦绕在他们身边,但却没有把他们吵醒,他们全都安详地睡着。姑娘觉得她刚刚经历过了一个最寂静的夜晚,后来在整个横渡印度洋的旅途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寂静的夜晚。她觉得就在那天夜里,她仿佛看见她的小哥哥和一个女人出现在甲板上。他倚在舷墙上,把她抱住,于是他们便互相接吻。姑娘躲在一旁,以便看得更加清楚。她认出来这个女的是谁。她已经和小哥哥结合在一起,他们再也不分离。这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可她的丈夫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在旅途的最后日子里,小哥哥和这个女人整天都呆在船舱里,只是到了夜里他们才出来。在这些日子里,小哥哥看着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不过看来他并没有认出她们来。妈妈变得非常凶狠,她默不作声,嫉妒眼红。而她,小妹妹,她却有所担心。她觉得这个女人很幸福,可同时她又担心小哥哥后来所遭的厄运。她原以为他会扔掉她们,自己跟着这个女人去,然而没有,在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又和她们团聚了。

    她不知道在那个白人姑娘走后多长时间他才执行父亲的旨意,和那个十年前就被家里指定嫁给他的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也是一个千金小姐,浑身披金带玉,珠翠满头。这个中国姑娘原籍也是北方抚顺市人,跟随父母来到此地。

    他一定很长时间无法和她相处,无法给她播下传宗接代的确子。他和那个白人姑娘的往事一定记忆犹新,她那躯体一定还在那里,横躺在床上。白天姑娘也一定长时间依旧受到他那情欲的支配,使她冲动,情意绵绵而陷入愁思之中。后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切都变成可能的了。正当他对那位白人姑娘的情欲发展到无可忍耐的地步时,在那狂热之中,他一定会重新发现这个白人姑娘的形象,而他正是怀着对这个白人姑娘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和另一个女人结合了。他一定是通过想象来使自己从这个女人身上获得满足,并且也是通过想象去完成家庭、天意以及那北方的祖宗对他所赋予他的使命:传宗接代。

    也许她已经知道原先这个白人姑娘的存在。她曾经用过沙沥当地的女仆,而这些女仆都知道这段历史,她们一定会对她透露一点风声。她一定会很痛苦。她们两个可能都是同岁人,十六岁。在那洞房花烛夜,她是否看见她的新郎在悲伤落泪?而她会去安慰他吗?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叁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能够体面大方地安慰一个成年人的这种应该由她承担的苦楚吗?谁晓得?也许她自己欺骗自己,也许她和他抱头大哭,一宵之间彼此没说一句话。后来,痛哭之后,情感终于代替了悲伤。

    她,白人姑娘,她对这些事从来就一无所知。

    战后多少个岁月过去了,从前的那个白人姑娘几经结婚、生育、结婚、写书。一天,那位昔日的中国情人带着妻子来到巴黎。他给她挂了个电话。是我。一听到这声音,她便立刻认出他来。他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有点胆怯,他和从前一样感到害怕。他的声音突然颤动起来,而这一颤动,使她突然发现他那中国的口音。他说他知道她已经写过好多书,他是从她妈妈那里听来的,他曾经在西贡看见过她的妈妈。然后他对她说出心里话,他说他和从前一样,仍然爱着她,说他永远无法扯断对她的爱,他将至死爱着她——

  •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描述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造成马孔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何在,如何寻找摆脱命运捉弄的途径

    开篇人物表
    霍·阿·布恩蒂亚 第一代
    乌苏娜  霍·阿·布恩蒂亚之妻 第一代
    霍·阿卡蒂奥  霍·阿·布恩蒂亚之长子 第二代
    雷贝卡  霍·阿卡蒂奥之妻 第二代
    奥雷连诺上校  霍·阿·布恩蒂亚之次子第二代
    雷麦黛丝·摩斯柯特  奥雷连诺上校之妻 第二代
    阿玛兰塔  霍·阿·布恩蒂亚之小女儿 第二代
    皮拉·苔列娜  霍·阿卡蒂奥之情妇 第二代
    阿卡蒂奥    霍·阿卡蒂奥之子 第二代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    阿卡蒂奥之妻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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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象史前的巨蛋。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每年三月,衣衫褴楼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他们首先带来的是磁铁。一个身躯高大的吉卜赛人,自称梅尔加德斯,满脸络腮胡子,手指瘦得象鸟的爪子,向观众出色地表演了他所谓的马其顿炼金术士创造的世界第八奇迹。他手里拿着两大块磁铁,从一座农舍走到另一座农舍,大家都惊异地看见,铁锅、铁盆、铁钳、铁炉都从原地倒下,木板上的钉子和螺丝嘎吱嘎吱地拼命想挣脱出来,甚至那些早就丢失的东西也从找过多次的地方兀然出现,乱七八糟地跟在梅尔加德斯的魔铁后面。“东西也是有生命的,”吉卜赛人用刺耳的声调说,“只消唤起它们的灵性。”霍·阿·布恩蒂亚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甚至越过奇迹和魔力的限度,他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

    梅尔加德斯是个诚实的人,他告诫说:“磁铁干这个却不行。”可是霍·阿·布恩蒂亚当时还不相信吉卜赛人的诚实,因此用自己的一匹骡子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这些家畜是他的妻子打算用来振兴破败的家业的,她试图阻止他,但是枉费工夫。“咱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金子,用来铺家里的地都有余啦。”——丈夫回答她。在好几个月里,霍·阿·布恩蒂亚都顽强地努力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带者两块磁铁,大声地不断念着梅尔加德斯教他的咒语,勘察了周围整个地区的一寸寸土地,甚至河床。但他掘出的唯一的东西,是十五世纪的一件铠甲,它的各部分都已锈得连在一起,用手一敲,皑甲里面就发出空洞的回声,仿佛一只塞满石子的大葫芦。

    三月间,吉卜赛人又来了。现在他们带来的是一架望远镜和一只大小似鼓的放大镜,说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最新发明。他们把望远镜安在帐篷门口,而让一个吉卜赛女人站在村子尽头。花五个里亚尔,任何人都可从望远镜里看见那个仿佛近在飓尺的吉卜赛女人。“科学缩短了距离。”梅尔加德斯说。“在短时期内,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儿。”在一个炎热的晌午,吉卜赛人用放大镜作了一次惊人的表演:他们在街道中间放了一堆干草,借太阳光的焦点让干草燃了起来。磁铁的试验失败之后,霍·阿·布恩蒂亚还不甘心,马上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发明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梅尔加德斯又想劝阻他,但他终于同意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放大镜。乌苏娜伤心得流了泪。这些钱是从一盒金币里拿出来的,那盒金币由她父亲一生节衣缩食积攒下来,她一直把它埋藏在自个儿床下,想在适当的时刻使用。霍·阿·布恩蒂亚无心抚慰妻子,他以科学家的忘我精神,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一头扎进了作战试验。他想证明用放大镜对付敌军的效力,就力阳光的焦点射到自己身上,因此受到灼伤,伤处溃烂,很久都没痊愈。这种危险的发明把他的妻子吓坏了,但他不顾妻子的反对,有一次甚至准备点燃自己的房子。霍·阿·布恩蒂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总是一连几个小时,计算新式武器的战略威力,甚至编写了一份使用这种武器的《指南》,阐述异常清楚,论据确凿有力。他把这份《指南》连同许多试验说明和几幅图解,请一个信使送给政府;这个信使翻过山岭,涉过茫茫苍苍的沼地,游过汹涌澎湃的河流,冒着死于野兽和疫病的危阶,终于到了一条驿道。当时前往首都尽管是不大可能的,霍·阿·布恩蒂亚还是答应,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就去向军事长官们实际表演他的发明,甚至亲自训练他们掌握太阳战的复杂技术。他等待答复等了几年。最后等得厌烦了,他就为这新的失败埋怨梅尔加德斯,于是吉卜赛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诚实:他归还了金币,换回了放大镜,并且给了霍·阿·布恩蒂亚几幅葡萄牙航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梅尔加德斯亲手记下了修道士赫尔曼著作的简要说明,把记录留给霍·阿·布恩蒂亚,让他知道如何使用观象仪、罗盘和六分仪。在雨季的漫长月份里,霍·阿·布恩蒂亚部把自己关在宅子深处的小房间里,不让别人打扰他的试验。他完全抛弃了家务,整夜整夜呆在院子里观察星星的运行;为了找到子午线的确定方法,他差点儿中了暑。他完全掌握了自己的仪器以后,就设想出了空间的概念,今后,他不走出自己的房间,就能在陌生的海洋上航行,考察荒无人烟的土地,并且跟珍禽异兽打上交道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对谁也不答理,而乌苏娜和孩子们却在菜园里忙得喘不过气来,照料香蕉和海芋、木薯和山药、南瓜和茄子。可是不久,霍·阿·布恩蒂亚紧张的工作突然停辍,他陷入一种种魄颠倒的状态。好几天,他仿佛中了魔,总是低声地嘟嚷什么,并为自己反复斟酌的各种假设感到吃惊,自己都不相信。最后,在十二月里的一个星期、吃午饭的时候,他忽然一下子摆脱了恼人的疑虑。孩子们至死部记得,由于长期熬夜和冥思苦想而变得精疲力竭的父亲,如何洋洋得意地向他们宣布自己的发现:

    “地球是圆的,象橙子。”

    乌苏娜失去了耐心,“如果你想发癫,你就自个儿发吧!”她嚷叫起来,“别给孩子们的脑瓜里灌输古卜赛人的胡思乱想。”霍·阿·布恩蒂亚一动不动,妻子气得把观象仪摔到地上,也没有吓倒他。他另做了一个观象仪,并且把村里的一些男人召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根据在场的人谁也不明白的理论,向他们证明说,如果一直往东航行,就能回到出发的地点。马孔多的人以为霍·阿·布恩蒂亚疯了,可兄梅尔加德斯回来之后,马上消除了大家的疑虑。他大声地赞扬霍·阿·布恩蒂亚的智慧:光靠现象仪的探测就证实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虽是马孔多的居民至今还不知道的,但实际上早就证实了;梅尔加德斯为了表示钦佩,赠给霍·阿·布恩蒂亚一套东西——炼金试验室设备,这对全村的未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时,梅尔加德斯很快就衰老了。这个吉卜赛人第一次来到村里的时候,仿佛跟霍·阿·布思蒂亚同样年岁。可他当时仍有非凡的力气,揪住马耳朵就能把马拉倒,现在他却好象被一些顽固的疾病折磨坏了。确实,他衰老的原因是他在世界各地不断流浪时得过各种罕见的疾病,帮助霍·阿·布恩蒂亚装备试验室的时候,他说死神到处都紧紧地跟着他,可是死神仍然没有最终决定要他的命。从人类遇到的各种瘟疫和灾难中,他幸存下来了。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遇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这个不寻常的人说他知道纳斯特拉马斯的秘诀。此人面貌阴沉,落落寡欢,戴着一顶大帽子,宽宽的黑色帽沿宛如乌鸦张开的翅膀,而他身上的丝绒坎肩却布满了多年的绿霉。然而,尽管他无比聪明和神秘莫测,他终归是有血打肉的人,摆脱不了人世间日常生活的烦恼和忧虑。他抱怨年老多病,苦于微不足道的经济困难,早就没有笑容,因为坏血病已使他的牙齿掉光了。霍·阿·布恩蒂亚认为,正是那个闷热的晌午,梅尔加德斯把白己的秘密告诉他的时候,他们的伟大友谊才开了头。吉卜赛人的神奇故事使得孩子们感到惊讶。当时不过五岁的奥雷连诺一辈子都记得,梅尔加德斯坐在明晃晃的窗子跟前,身体的轮廓十分清晰;他那风琴一般低沉的声音透进了最暗的幻想的角落,而他的两鬓却流着汗水,仿佛暑热熔化了的脂肪。奥雷连诺的哥哥霍·阿卡蒂奥,将把这个惊人的形象当作留下的回忆传给他所有的后代。至于乌苏娜,恰恰相反,吉卜赛人的来访给她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印象,因为她跨进房间的时候,正巧梅尔加德斯不小心打碎了一瓶升汞。

    “这是魔鬼的气味,”她说。

    “根本不是,”梅尔加德斯纠正她。“别人证明魔鬼只有硫磺味,这儿不过是一点点升汞。”

    接着,他用同样教诲的口吻大谈特谈朱砂的特性。乌苏娜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兴趣,就带着孩子析祷去了。后来,这种刺鼻的气味经常使她想起梅尔加德斯。

    除了许多铁锅、漏斗、曲颈瓶、筛子和过滤器,简陋的试验室里还有普通熔铁炉、长颈玻璃烧瓶、点金石仿制品以及三臂蒸馏器;此种蒸馏器是犹太女人马利姬曾经用过的,现由吉卜赛人自己按照最新说明制成。此外,梅尔加德斯还留下了七种与六个星球有关的金属样品、摩西和索西莫斯的倍金方案、炼金术笔记和图解,谁能识别这些笔记和图解,谁就能够制作点金石。霍·阿·布恩蒂亚认为倍金方案比较简单,就入迷了。他一连几个星期缠住乌苏娜,央求她从密藏的小盒子里掏出旧金币来,让金子成倍地增加,水银能够分成多少份,金子就能增加多少倍。象往常一样,乌苏娜没有拗过大夫的固执要求。于是,霍·阿·布恩蒂亚把三十枚金币丢到铁锅里,拿它们跟雌黄、铜屑、水银和铅一起熔化。然后又把这一切倒在蓖麻油锅里,在烈火上熬了一阵。直到最后熬成一锅恶臭的浓浆,不象加倍的金子,倒象普通的焦糖。经过多次拼命的、冒阶的试验:蒸馏啦,跟七种天体金属一起熔炼啦,加进黑梅斯水银和塞浦路斯硫酸盐啦,在猪油里重新熬煮啦(因为没有萝卜油),乌苏娜的宝贵遗产变成了一大块焦糊的渣滓,粘在锅底了。

    吉卜赛人回来的时候,乌苏娜唆使全村的人反对他们,可是好奇战胜了恐惧,因为吉卜赛人奏着各式各样的乐器,闹嚷嚷地经过街头,他们的宣传员说是要展出纳希安兹人最奇的发明。大家都到吉卜赛人的帐篷去,花一分钱,就可看到返老还童的梅尔加德斯--身体康健,没有皱纹,满口漂亮的新牙。有些人还记得他坏血病毁掉的牙床、凹陷的面颊、皱巴巴的嘴唇,一见吉卜赛人神通广大的最新证明,都惊得发抖。接着,梅尔加从嘴里取出一副完好的牙齿,刹那间又变成往日那个老朽的人,并且拿这副牙齿给观众看了一看,然后又把它装上牙床,微微一笑,似乎重新恢复了青春,这时大家的惊愕却变成了狂欢。甚至霍·阿·布恩蒂亚本人也认为,梅尔加德的知识到了不大可能达到的极限,可是当吉卜赛人单独向他说明假牙的构造时,他的心也就轻快了,高兴得放声大笑。霍·阿·布恩蒂亚觉得这一切既简单又奇妙,第二天他就完全失去了对炼金术的兴趣,陷入了沮丧状态,不再按时进餐,从早到晚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他向乌苏娜唠叨。“咱们旁边,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这儿象蠢驴一样过日子。”马孔多建立时就了解他的人都感到惊讶,在梅尔加德斯的影响下,他的变化多大啊!

    从前,霍·阿·布恩蒂亚好象一个年轻的族长,经常告诉大家如何播种,如何教养孩子,如何饲养家畜;他跟大伙儿一起劳动,为全村造福。布恩蒂亚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其他的人都力求象他一样建筑自己的住所。他的房子有一个敞亮的小客厅、摆了一盆盆鲜花的阳台餐室和两间卧室,院子里栽了一棵挺大的栗树,房后是一座细心照料的菜园,还有一个畜栏,猪、鸡和山羊在栏里和睦相处。他家里禁养斗鸡,全村也都禁养斗鸡。

    乌苏娜象丈夫一样勤劳。她是一个严肃、活跃和矮小的女人,意志坚强,大概一辈子都没唱过歌,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四处都有她的踪影,到处都能听到她那浆过的荷兰亚麻布裙子轻微的沙沙声。多亏她勤于照料,夯实的泥土地面、未曾粉刷的土墙、粗糙的自制木器,经常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保存衣服的旧箱子还散发出紫苏轻淡的芳香。

    霍·阿·布恩蒂亚是村里最有事业心的人,他指挥建筑的房屋,每家的主人到河边去取水都同样方便;他合理设计的街道,每座住房白天最热的时刻都能得到同样的阳光。建村之后过了几年,马孔多已经成了一个最整洁的村子,这是跟全村三百个居民过去住过的其他一切村庄都不同的。这是一个真正幸福的村子;在这村子里,谁也没有超过三十岁,也还没有死过一个人。

    建村的时候,霍·阿·布恩蒂亚开始制作套索和鸟笼。很快,他自己和村中其他的人家都养了金驾、金丝雀、蜂虎和知更鸟。许多各式各样的鸟儿不断地嘁嘁喳喳,乌苏娜生怕自己震得发聋,只好用蜂蜡把耳朵塞上。梅尔加德斯一伙人第一次来到马孔多出售玻璃球头痛药时,村民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些吉卜赛人如何能够找到这个小小的村子,因为这个村子是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带的;吉卜赛人说,他们来到这儿是由于听到了鸟的叫声。

    可是,霍·阿·布恩蒂亚为社会造福的精神很快消失,他迷上了磁铁和天文探索,幻想采到金子和发现世界的奇迹。精力充沛、衣着整洁的霍·阿·布恩蒂业逐渐变成一个外表疏懒、衣冠不整的人,甚至满脸胡髭,乌苏娜费了大劲才用一把锋利的菜刀把他的胡髭剃掉。村里的许多人都认为,霍·阿·布恩蒂亚中了邪。不过,他把一个袋子搭在肩上,带着铁锹和锄头,要求别人去帮助他开辟一条道路,以便把马孔多和那些伟大发明连接起来的时候,甚至坚信他发了疯的人也扔下自己的家庭与活计,跟随他去冒险。

    霍·阿·布恩蒂亚压根儿不了解周围地区的地理状况。他只知道,东边耸立着难以攀登的山岭,山岭后面是古城列奥阿察,据他的祖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一世说,从前有个弗兰西斯·德拉克爵士,曾在那儿开炮轰击鳄鱼消遣;他叫人在轰死的鳄鱼肚里填进干草,补缀好了就送去献给伊丽莎白女王。年轻的时候,霍·阿·布恩蒂亚和其他的人一起,带着妻子、孩子、家畜和各种生活用具,翻过这个山岭,希望到海边去,可是游荡了两年又两个月,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为了不走回头路,才建立了马孔多村。因此,往东的路是他不感兴趣的——那只能重复往日的遭遇,南边是一个个永远杂草丛生的泥潭和一大片沼泽地带——据吉卜赛人证明,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世界。西边呢,沼泽变成了辽阔的水域,那儿栖息着鲸鱼状的生物:这类生物,皮肤细嫩,头和躯干都象女子,宽大、迷人的胸脯常常毁掉航海的人。据吉卜赛人说,他们到达驿道经过的陆地之前,航行了几乎半年。霍·阿·布恩蒂亚认为,跟文明世界接触,只能往北前进。于是,他让那些跟他一起建立马孔多村的人带上铁锹、锄头和狩猎武器,把自己的定向仪具和地图放进背囊,就去从事鲁莽的冒险了。

    最初几天,他们没有遇到特殊的困难。他们顺着遍布石头的河岸下去,到了几年前发现古代铠甲的地方,并且沿着野橙子树之间的小径进入一片树林。到第一个周未,他们侥幸打死了一只牡鹿,拿它烤熟,可是决定只吃一半,把剩下的储备起来。他们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是想延缓以金刚鹦鹉充饥的时间;这种鹦鹉的肉是蓝色的,有强烈的麝香味儿。在随后的十几天中,他们根本没有见到阳光。脚下的土地变得潮湿、松软起来,好象火山灰似的,杂草越来越密,飞禽的啼鸣和猴子的尖叫越来越远——四周仿佛变得惨淡凄凉了。这个潮湿和寂寥的境地犹如“原罪”以前的蛮荒世界;在这儿,他们的鞋子陷进了油气腾腾的深坑,他们的大砍刀乱劈着血红色的百合花和金黄色的蝾螈,远古的回忆使他们受到压抑。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几乎没有说话,象梦游人一样在昏暗、悲凉的境地里行进,照明的只有萤火虫闪烁的微光,难闻的血腥气味使他们的肺部感到很不舒服。回头的路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开辟的小径一下子就不见了,几乎就在他们眼前长出了新的野草。“不要紧,”霍·阿·布恩蒂亚说。“主要是不迷失方向。”他不断地盯住罗盘的指针,继续领着大伙儿往看不见的北方前进,终于走出了魔区。他们周围是没有星光的黑夜,但是黑暗里充满了新鲜空气,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悬起吊床,两星期中第一次安静地睡了个大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他们因此惊得发呆。在宁静的晨光里,就在他们前面,矗立着一艘西班牙大帆船,船体是白色、腐朽的,周围长满了羊齿植物和棕榈。帆船微微往右倾斜,在兰花装饰的索具之间,桅杆还很完整,垂着肮脏的船帆碎片,船身有一层石化贝壳和青苔形成的光滑的外壳,牢牢地陷入了坚实的土壤。看样子,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禽的骚扰,探险队员们小心地察看了帆船内部,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帆船的发现证明大海就在近旁,破坏了霍·阿·布恩蒂亚的战斗精神。他认为这是狡诈的命运在捉弄他:他千幸万苦寻找大海的时候,没有找到它;他不想找它的时候,现在却发现了它——它象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横在他的路上。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也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那时这儿已经开辟了驿道),他在帆船失事的地方只能看见一片罂粟花中间烧糊的船骨。那时他才相信,这整个故事并不是他父亲虚构的,于是向自己提出个问题:帆船怎会深入陆地这么远呢?可是,再经过四天的路程,在离帆船十二公里的地方,霍·阿·布恩蒂亚看见大海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类问题。在大海面前,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大海翻着泡沫,混浊不堪,灰茫茫一片,值不得他和伙伴们去冒险和牺牲。

    “真他妈的!”霍·阿·布思蒂亚叫道。“马孔多四面八方都给海水围住啦!”

    探险回来以后,霍·阿·布恩蒂亚绘了一幅地图:由于这张主观想出的地图,人们长时期里都以为马孔多是在一个半岛上面,他是恼怒地画出这张地图的,故意夸大跟外界往来的困难,仿佛想惩罚自己轻率地选择了这个建村的地点,“咱们再也去不了任何地方啦,”他向乌苏娜叫苦,“咱们会在这儿活活地烂掉,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了。”在自己的小试验室里,他把这种想法反刍似的咀嚼了几个月,决定把马孔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可是妻子立即警告他,破坏了他那荒唐的计划。村里的男人已经开始准备搬家,乌苏娜却象蚂蚁一样悄悄地活动,一鼓作气唆使村中的妇女反对男人的轻举妄动。霍·阿·布恩蒂亚说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对立的力量,他的计划遭到一大堆借口和托词的阻挠,终于变成没有结果的幻想。有一夭早晨乌苏娜发现,他一面低声叨咕搬家的计划,一面把白己的试验用具装进箱子,她只在旁边装傻地观察他,甚至有点儿怜悯他。她让他把事儿干完,在他钉上箱子,拿蘸了墨水的刷子在箱子上写好自己的缩写姓名时,她一句也没责备他,尽管她已明白(凭他含糊的咕噜),他知道村里的男人并不支持他的想法。只当霍·阿·布恩蒂亚开始卸下房门时,乌苏娜才大胆地向他要干什么,他有点难过地回答说:“既然谁也不想走,咱们就单独走吧。”乌苏娜没有发慌。

    “不,咱们不走,”她说。“咱们要留在这儿,因为咱们在这儿生了个儿子。”

    “可是,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死在这儿,”霍·阿·布恩蒂亚反驳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属埋在这儿,他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乌苏娜温和而坚决他说:“为了咱们留在这儿,如果要我死,我就死。”

    霍·阿·布恩蒂亚并不相信妻子那么坚定,他试图用自己的幻想迷住她,答应带她去看一个美妙的世界;那儿,只要在地里喷上神奇的药水,植物就会按照人的愿望长出果实;那儿,可以贱价买到各种治病的药物。可是他的幻想并没有打动她。

    “不要成天想入非非,最好关心关心孩子吧,”她回答。“你瞧,他们象小狗儿似的被扔在一边,没有人管。”

    霍·阿·布恩蒂亚一字一句体会妻子的话,他望了望窗外,看见两个赤足的孩子正在烈日炎炎的莱园里;他觉得,他们仅在这一瞬间才开始存在,仿佛是乌苏娜的咒语呼唤出来的。这时,一种神秘而重要的东西在他心中兀然出现,使他完全脱离了现实,浮游在住事的回忆里。当乌苏娜打扫屋子、决心一辈子也不离开这儿时,霍·阿·布恩蒂亚继续全神贯注地望着两个孩子,终于望得两眼湿润,他就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好啦,”他说,“叫他们来帮我搬出箱子里的东西吧。”

    大儿子霍·网卡蒂奥满了十四岁,长着方方的脑袋和蓬松的头发,性情象他父亲一样执拗。他虽有父亲那样的体力,可能长得象父亲一般魁伟,但他显然缺乏父亲那样的想象力。他是在马孔多建村之前翻山越岭的艰难途程中诞生的。父母确信孩子没有任何牲畜的特征,都感谢上帝。奥雷连诺是在马孔多出生的第一个人,三月间该满六岁了。这孩子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他在母亲肚子里就哭哭啼啼,是睁着眼睛出世的。人家给他割掉脐带的时候,他把脑袋扭来扭去,仿佛探察屋里的东西,并且好奇地瞅着周围的人,一点儿也不害怕。随后,对于走到跟前来瞧他的人,他就不感兴趣了,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棕搁叶铺盖的房顶上;在倾盆大雨下,房顶每分钟都有塌下的危险。乌苏娜记得后来还看见过孩子的这种紧张的神情。有一天,三岁的小孩儿奥雷连诺走进厨房,她正巧把一锅煮沸的汤从炉灶拿到桌上。孩子犹豫不决地站在门槛边,惊惶地说:“马上就要摔下啦。”汤锅是稳稳地放在桌子中央的,可是孩子刚说出这句话,它仿佛受到内力推动似的,开始制止不住地移到桌边,然后掉到地上摔得粉碎。不安的乌苏娜把这桩事情告诉丈夫,可他把这种事情说成是自然现象。经常都是这样:霍·阿·布恩蒂亚不关心孩子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童年是智力不成熟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头扎进了荒唐的研究。

    但是,从他招呼孩子们帮他取出箱子里的试验仪器的那天下午起,他就把他最好的时间用在他们身上了。在僻静的小室墙壁上,难予置信的地图和稀奇古怪的图表越来越多;在这间小室里,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和计算:同时,不仅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而且广泛利用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向孩子们介绍世界上的奇迹。孩子们由此知道,非洲南端有一种聪明、温和的人,他们的消遣就是坐着静思,而爱琴海是可以步行过去的,从一个岛屿跳上另一个岛屿,一直可以到达萨洛尼卡港。这些荒诞不经的夜谈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多年以后,政府军的军官命令行刑队开枪之前的片刻间,奥雷连诺上校重新忆起了那个暖和的三月的下午,当时他的父亲听到远处吉卜赛人的笛鼓声,就中断了物理课,两眼一动不动,举着手愣住了;这些吉卜赛人再一次来到村里,将向村民介绍孟菲斯学者们惊人的最新发明。

    这是另一批吉卜赛人。男男女女们都挺年青,只说本族话,是一群皮肤油亮、双手灵巧的漂亮人物。他们载歌载舞,兴高采烈,闹嚷嚷地经过街头,带来了各样东西:会唱意大利抒情歌曲的彩色鹦鹅;随着鼓声一次至少能下一百只金蛋的母鸡;能够猜出人意的猴子;既能缝钮扣、又能退烧的多用机器;能够使人忘却辛酸往事的器械,能够帮助消磨时间的膏药,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巧妙非凡的发明,以致霍·阿·布恩蒂亚打算发明一种记忆机器,好把这一切全都记住。瞬息间,村子里的面貌就完全改观了,人群熙攘,闹闹喧喧,马孔多的居民在自己的街道上也迷失了方向。

    霍·阿·布恩蒂亚象疯子一样东窜西窜,到处寻找梅尔加德斯,希望从他那儿了解这种神奇梦景的许多秘密。他手里牵着两个孩了,生怕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丢失,不时碰见镶着金牙的江湖艺人或者六条胳膊的魔术师。人群中发出屎尿和檀香混合的味儿,叫他喘不上气。他向吉卜赛人打听梅尔加德斯,可是他们不懂他的语言。最后,他到了梅尔加德斯往常搭帐篷的地方。此刻,那儿坐着一个脸色阴郁的亚美尼亚吉卜赛人,正在用西班牙语叫卖一种隐身糖浆,当这吉卜赛人刚刚一下子喝完一杯琥珀色的无名饮料时,霍·阿·布恩蒂亚挤过一群看得出神的观众,向吉卜赛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吉卜赛人用奇异的眼光瞅了瞅他,立刻变成一滩恶臭的、冒烟的沥青,他的答话还在沥青上发出回声:“梅尔加德斯死啦。”霍·阿·布恩蒂亚听到这个消息,不胜惊愕,呆若木鸡,试图控制自己的悲伤,直到观众被其他的把戏吸引过去,亚美尼亚吉卜赛人变成的一滩沥青挥发殆尽。然后,另一个吉卜赛人证实,梅尔加德斯在新加坡海滩上患疟疾死了,尸体抛入了爪哇附近的大海。孩子们对这个消息并无兴趣,就拉着父亲去看写在一个帐篷招牌上的孟菲斯学者的新发明,如果相信它所写的,这个帐篷从前属于所罗门王。孩子们纠缠不休,霍·阿·布恩蒂亚只得付了三十里亚尔,带着他们走进帐篷,那儿有个剃光了脑袋的巨人,浑身是毛,鼻孔里穿了个铜环,脚跺上拴了条沉重的铁链,守着一只海盗用的箱子,巨人揭开盖子,箱子里就冒出一股刺骨的寒气。箱子坠只有一大块透明的东西,这玩意儿中间有无数白色的细针,傍晚的霞光照到这些细针,细针上面就现出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星星。

    霍·阿·布恩蒂亚感到大惑不解,但他知道孩子们等着他立即解释,便大胆地嘟嚷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不,”吉卜赛巨人纠正他。“这是冰块。”

    莫名其妙的霍·阿·布恩蒂亚向这块东西伸过手去,可是巨人推开了他的手。“再交五个里亚尔才能摸,”巨人说。霍·阿·布恩蒂亚付了五个里亚尔,把手掌放在冰块上呆了几分钟;接触这个神秘的东西,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喜悦,他不知道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这种不太寻常的感觉,又付了十个里亚尔,想让他们自个儿试一试,大儿子霍·阿卡蒂奥拒绝去摸。相反地,奥雷连诺却大胆地弯下腰去,将手放在冰上,可是立即缩回手来。“这东西热得烫手!”他吓得叫了一声。父亲没去理会他。这时,他对这个显然的奇迹欣喜若狂,竟忘了自己那些幻想的失败,也忘了葬身鱼腹的梅尔加德斯。霍·阿·布恩蒂亚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象出庭作证的人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庄严地将手放在冰块上,说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第二章

    十六世纪,海盗弗兰西斯德拉克围攻列奥阿察的时候,乌苏娜,伊古阿兰的曾祖母被当当的警钟声和隆隆的炮击声吓坏了,由于神经紧张,竟一屁股坐在生了火的炉子上。因此,曾祖母受了严重的的伤,再也无法过夫妻生活。她只能用半个屁股坐着,而且只能坐在软垫子上,步态显然也是不雅观的;所以,她就不愿在旁人面前走路了。她认为自己身上有一股焦糊味儿,也就拒绝跟任何人交往。她经常在院子里过夜,一直呆到天亮,不敢走进卧室去睡觉:因为她老是梦见英国人带着恶狗爬进窗子,用烧红的铁器无耻地刑讯她。她给丈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是亚拉冈的商人,把自己的一半钱财都用来医治妻子,希望尽量减轻她的痛苦。最后,他盘掉自己的店铺,带者一家人远远地离开海滨,到了印第安人的一个村庄,村庄是在山脚下,他在那儿为妻子盖了一座没有窗子的住房,免得她梦中的海盗钻进屋子。

    在这荒僻的村子里,早就有个两班牙人的后裔,叫做霍塞·阿卡蒂奥·布恩蒂亚,他是栽种烟草的;乌苏娜的曾祖父和他一起经营这桩有利可图的事业,短时期内两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家业。多少年过去了,西班牙后裔的曾孙儿和亚拉冈人的曾孙女结了婚。每当大夫的荒唐行为使乌苏娜生气的时候,她就一下子跳过世事纷繁的三百年,咒骂弗兰西斯·德拉克围攻列奥阿察的那个日子。不过,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实际上,把她跟他终生连接在一起的,是比爱情更牢固的关系:共同的良心谴责。乌苏娜和丈夫是表兄妹,他俩是在古老的村子里一块儿长大的,由于祖祖辈辈的垦殖,这个村庄已经成了今省最好的一个。尽管他俩之间的婚姻是他俩刚刚出世就能预见到的,然而两个年轻人表示结婚愿望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反对。几百年来,两族的人是杂配的,他们生怕这两个健全的后代可能丢脸地生出一只蜥蜴。这样可怕的事已经发生过一次。乌苏娜的婶婶嫁给霍·阿·布恩蒂亚的叔叔,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一辈子都穿着肥大的灯笼裤,活到四十二岁还没结婚就流血而死,因为他生下来就长着一条尾巴,尖端有一撮毛的螺旋形软骨。这种名副其实的猪尾巴是他不愿让任何一个女人看见的,最终要了他的命,因为一个熟识的屠夫按照他的要求,用切肉刀把它割掉了。十九岁的霍·阿·布恩蒂亚无忧无虑地用一句话结束了争论:我可不在乎生出猪崽子,只要它们会说话就行。于是他俩在花炮声中举行了婚礼,铜管乐队,一连闹腾了三个昼夜。在这以后,年轻夫妇本来可以幸福地生活,可是乌苏娜的母亲却对未来的后代作出不大吉利的预言,借以吓唬自己的女儿,甚至怂恿女儿拒绝按照章法跟他结合。她知道丈夫是个力大、刚强的人,担心他在她睡着时强迫她,所以,她在上床之前,都穿上母亲拿厚帆布给她缝成的一条衬裤;衬裤是用交叉的皮带系住的,前面用一个大铁扣扣紧。夫妇俩就这样过了若干月。白天,他照料自己的斗鸡,她就和母亲一块儿在刺染上绣花。夜晚,年轻夫妇却陷入了烦恼而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逐渐代替了爱情的安慰。可是,机灵的邻人立即觉得情况不妙,而且村中传说,乌苏娜出嫁一年以后依然是个处女,因为丈大有点儿毛病。霍·阿·布恩蒂亚是最后听到这个谣言的。

    “乌苏娜,你听人家在说什么啦,”他向妻子平静的说。

    “让他们去嚼舌头吧,”她回答。“咱们知道那不是真的。”

    他们的生活又这样过了半年,直到那个倒霉的星期天,霍·阿·布恩蒂亚的公鸡战胜了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公鸡。输了的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一见鸡血就气得发疯,故意离开霍·阿·布恩蒂亚远一点儿,想让斗鸡棚里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话。

    “恭喜你呀!”他叫道。“也许你的这只公鸡能够帮你老婆的忙。咱们瞧吧!”

    霍·阿·布恩蒂亚不动声色地从地上拎起自己的公鸡。“我马上就来,”他对大家说,然后转向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你回去拿武器吧,我准备杀死你。”

    过了十分钟,他就拿着一枝粗大的标枪回来了,这标枪还是他祖父的。斗鸡棚门口拥聚了几乎半个村子的人,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正在那儿等候。他还来不及自卫,霍·阿·布恩蒂亚的标枪就击中了他的咽喉,标枪是猛力掷出的,非常准确;由于这种无可指责的准确,霍塞·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注:布恩蒂亚的祖父)从前曾消灭了全区所有的豹子。夜晚在斗鸡棚里,亲友们守在死者棺材旁边的时候,霍·阿·布恩蒂亚走进自己的卧室,看见妻子正在穿她的贞节裤。他拿标枪对准她,命令道:“脱掉。”乌苏娜并不怀疑丈夫的决心。“出了事,你负责,”她警告说。霍·阿·布恩蒂亚把标枪插入泥地。

    “你生下蜥蜴,咱们就抚养蜥蜴,”他说。“可是村里再也不会有人由于你的过错而被杀死了。”

    这是一个美妙的六月的夜晚,月光皎洁,凉爽宜人。他俩通宵未睡,在床上折腾,根本没去理会穿过卧室的轻风,风儿带来了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亲人的哭声。

    人们把这桩事情说成是光荣的决斗,可是两夫妇却感到了良心的谴责。有一天夜里,乌苏娜还没睡觉,出去喝水,在院子里的大土罐旁边看见了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他脸色死白、十分悲伤,试图用一块麻屑堵住喉部正在流血的伤口。看见死人,乌苏娜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怜悯。她回到卧室里,把这件怪事告诉了丈夫,可是丈夫并不重视她的话。“死人是不会走出坟墓的,”他说。“这不过是咱们受到良心的责备。”过了两夜,乌苏娜在浴室里遇见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他正在用麻屑擦洗脖子上的凝血。另一个夜晚,她发现他在雨下徘徊。霍·阿·布恩蒂亚讨厌妻子的幻象,就带着标枪到院子里去。死人照旧悲伤地立在那儿。

    “滚开!”霍·阿·布恩蒂亚向他吆喝。“你回来多少次,我就要打死你多少次。”

    普鲁登希奥没有离开,而霍·阿·布恩蒂亚却不敢拿标枪向他掷去。从那时起,他就无法安稳地睡觉了。他老是痛苦地想起死人穿过雨丝望着他的无限凄凉的眼神,想起死人眼里流露的对活人的深切怀念,想起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四处张望。寻找水来浸湿一块麻屑的不安神情。“大概,他很痛苦,”霍·阿·布恩蒂亚向妻子说。“看来,他很孤独。”乌苏娜那么怜悯死人,下一次遇见时,她发现他盯着炉灶上的铁锅,以为他在寻找什么,于是就在整个房子里到处都给他摆了一罐罐水。那一夜,霍·阿·布恩蒂亚看见死人在他自己的卧室里洗伤口,于是就屈服了。

    “好吧,普鲁登希奥,”他说。“我们尽量离开这个村子远一些,决不再回这儿来了。现在,你就安心走吧。”

    就这样,他们打算翻过山岭到海边去。霍·阿·布恩蒂亚的几个朋友,象他一样年轻,也想去冒险,离开自己的家,带着妻室儿女去寻找土地,渺茫的土地。在离开村子之前,霍.阿·布恩蒂亚把标枪埋在院子里,接二连三砍掉了自己所有斗鸡的脑袋,希望以这样的牺牲给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一些安慰。乌苏娜带走的只是一口放着嫁妆的箱子、一点儿家庭用具、以及藏放父亲遗产–金币–的一只盒子。谁也没有预先想好一定的路线。他们决定朝着与列奥阿察相反的方向前进,以免遇见任何熟人,从而无影无踪地消失。这是一次荒唐可笑的旅行。过了一年零两个月,乌苏娜虽然用猴肉和蛇汤毁坏了自己的肚子,却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婴儿身体各部完全没有牲畜的征状。因她脚肿,脚上的静脉胀得象囊似的,整整一半的路程,她都不得不躺在两个男人抬着的担架上面。孩子们比父母更容易忍受艰难困苦,他们大部分时间都鲜蹦活跳,尽管样儿可怜–两眼深陷,肚子瘪瘪的。有一天早晨,在几乎两年的流浪以后,他们成了第一批看见山岭西坡的人。从云雾遮蔽的山岭上,他们望见了一片河流纵横的辽阔地带—直伸到天边的巨大沼泽。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到达海边。在沼泽地里流浪了几个月,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有一天夜晚,他们就在一条多石的河岸上扎营,这里的河水很象凝固的液体玻璃。多年以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奥雷连诺打算循着这条路线突然占领列奥阿察,可是六天以后他才明白,他的打算纯粹是发疯。然而那天晚上,在河边扎营以后,他父亲的旅伴们虽然很象遇到船舶失事的人,但是旅途上他们的人数增多了,大伙儿都准备活到老(这一点他们做到了)。夜里,霍·阿·布恩蒂亚做了个梦,营地上仿佛矗立起一座热闹的城市,房屋的墙壁都用晶莹夺目的透明材料砌成。他打听这是什么城市,听到的回答是一个陌生的、毫无意义的名字,可是这个名字在梦里却异常响亮动听:马孔多。翌日,他就告诉自己的人,他们绝对找不到海了。他叫大伙儿砍倒树木,在河边最凉爽的地方开辟一块空地,在空地上建起了一座村庄。

    在看见冰块之前,霍·阿·布恩蒂亚始终猜不破自己梦见的玻璃房子。后来,他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个梦境的深刻意义。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能用水这样的普通材料大规模地制作冰砖,来给全村建筑新的房子。当时,马孔多好象一个赤热的火炉,门闩和窗子的铰链都热得变了形;用冰砖修盖房子,马孔多就会变成一座永远凉爽的市镇了。如果霍·阿·布恩蒂亚没有坚持建立冰厂的打算,只是因为他当时全神贯注地教育两个儿子,特别是奥雷连诺,这孩子一开始就对炼金术表现了罕见的才能。试验室里的工作又紧张起来。现在,父子俩已经没有被新奇事物引起的那种激动心情,只是平平静静地反复阅读梅尔加德斯的笔记,持久而耐心地努力,试图从粘在锅底的一大块东西里面把乌苏娜的金子分离出来。大儿子霍·阿卡蒂奥几乎不参加这个工作。当父亲身心都沉湎于熔铁炉旁的工作时,这个身材过早超过年岁的任性的头生子,已经成了一个魁梧的青年。他的嗓音变粗了,脸颊和下巴都长出了茸毛。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卧室里脱衣睡觉,乌苏娜走了进来,竟然产生了羞涩和怜恤的混合感觉,因为除了丈夫,她看见赤身露体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儿子,而且儿子生理上显得反常,甚至使她吓了一跳。已经怀着第三个孩子的乌苏娜,重新感到了以前作新娘时的那种恐惧。

    那时,有个女人常来布恩蒂亚家里,帮助乌苏娜做些家务。这个女人愉快、热情、嘴尖,会用纸牌占卜。乌苏娜跟这女人谈了谈自己的忧虑。她觉得孩子的发育是不匀称的,就象她的亲戚长了条猪尾巴。女人止不住地放声大笑,笑声响彻了整座屋子,仿佛水晶玻璃铃铛。“恰恰相反,”她说。“他会有福气的。”

    过了几天,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准确,她带来一副纸牌,把自己和霍·阿卡蒂奥锁在厨房旁边的库房里。她不慌不忙地在一张旧的木工台上摆开纸牌,口中念念有词;这时,年轻人伫立一旁,与其说对这套把戏感到兴趣,不如说觉得厌倦。忽然,占卜的女人伸手摸了他一下。“我的天!”她真正吃惊地叫了一声,就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霍·阿卡蒂奥感到,他的骨头变得象海绵一样酥软,感到困乏和恐惧,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女人一点也没有激励他。可他整夜都在找她,整夜都觉到她腋下发出的气味:这种气味仿佛渗进了他的躯体。他希望时时刻刻跟她在一起,希望她成为他的母亲,希望他和她永远也不走出库房,希望她向他说:我的天!重新摸他,重新说:我的天!有一日,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烦恼了,就到她的家里去。这次访问是礼节性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在整个访问中,霍·阿卡蒂奥一次也没开口。此刻他不需要她了。他觉得,她完全不象她的气味在他心中幻化的形象,仿佛这根本不是她.而是另一个人。他喝完咖啡,就十分沮丧地回家。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又感到极度的难受,可他此刻渴望的不是跟他一起在库房里的那个女人,而是下午坐在他面前的那个女人了。

    过了几天,女人忽然把霍·阿卡蒂奥带到了她的家中,并且借口教他一种纸牌戏法,从她跟母亲坐在一起的房间里,把他领进一间卧窄。在这儿,她那么放肆地摸他,使得他浑身不住地战栗,但他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快乐。随后,她叫他夜间再来。霍·阿卡蒂奥口头答应,心里却希望尽快摆脱她,–他知道自己是不能来的。然而夜间,躺在热烘烘的被窝里,他觉得自己应当去她那儿,即使自己不能这么干。他在黑暗中摸着穿上衣服,听到弟弟平静的呼吸声、隔壁房间里父亲的产咳声、院子里母鸡的咯咯声、蚊子的嗡嗡声、自己的心脏跳动声–世界上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以前是不曾引起他的注意的,然后,他走到沉入梦乡的街上。他满心希望房门是闩上的,而不只是掩上的(她曾这样告诉过他)。担它井没有闩上。他用指尖一推房门,铰链就清晰地发出悲鸣,这种悲鸣在他心中引起的是冰凉的回响。他尽量不弄出响声,侧着身子走进房里,马上感觉到了那种气味,霍·阿卡蒂奥还在第一个房间里,女人的三个弟弟通常是悬起吊床过夜的;这些吊床在什么地方,他并不知道,在黑暗中也辨别不清,因此,他只得摸索着走到卧室门前,把门推开,找准方向,免得弄错床铺。他往前摸过去,立即撞上了一张吊床的床头,这个吊床低得出乎他的预料。一个正在平静地打鼾的人,梦中翻了个身,声音有点悲观,他说了句梦话:那是星期三。当霍·阿卡蒂奥推开卧室门的时候,他无法制止房门擦过凹凸不平的地面。他处在一团漆黑中,既苦恼又慌乱,明白自己终于迷失了方向。睡在这个狭窄房间里的,是母亲、她的第二个女儿和丈夫、两个孩子和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显然不是等他的。他可以凭气味找到,然而到处都是气味,那么细微又那么明显的气味,就象现在经常留在他身上的那种气味。霍·阿卡蒂奥呆然不动地站了好久,惊骇地问了问自己,怎会陷入这个束手无策的境地,忽然有一只伸开指头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碰到了他的面孔,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下意识地正在等着别人摸他。他把自己交给了这只手,他在精疲力尽的状态中让它把他拉到看不见的床铺跟前;在这儿,有人脱掉了他的衣服,把他象一袋土豆似的举了起来,在一片漆黑里把他翻来覆去;在黑暗中,他的双手无用了,这儿不再闻女人的气味,只有阿莫尼亚的气味,他力图回忆她的面孔,他的眼前却恍惚浮现出乌苏娜的而孔;他模糊地觉得,他正在做他早就想做的事儿,尽管他决不认为他能做这种事儿,他自己并不知道这该怎么做,并不知道双手放在哪儿,双脚放在哪儿,并不知道这是谁的脑袋、谁的腿;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渴望逃走,又渴望永远留在这种极度的寂静中,留在这种可怕的孤独中。

    这个女人叫做皮拉·苔列娜。按照父母的意愿,她参加过最终建立马孔多村的长征。父母想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男人分开,她十四岁时,那人就使她失去了贞操,她满二十二岁时,他还继续跟她生活在一起,可是怎么也拿不定使婚姻合法化的主意,因为他不是她本村的人。他发誓说,他要跟随她到天涯海角,但要等他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以后;从那时起,她就一直等着他,已经失去了相见的希望,尽管纸牌经常向她预示,将有各式各样的男人来找她,高的和矮的、金发和黑发的;有的从陆上来,有的从海上来,有的过三天来,有的过三月来,有的过三年来。等呀盼呀,她的大腿已经失去了劲头,胸脯已经失去了弹性,她已疏远了男人的爱抚,可是心里还很狂热。现在,霍·阿卡蒂奥对新颖而奇异的玩耍入了迷,每天夜里都到迷宫式的房间里来找她。有一回,他发现房门是闩上的,就笃笃地敲门;他以为,他既有勇气敲第一次,那就应当敲到底。等了许久,她才把门打开。白天,他因睡眠不足躺下了,还在暗暗回味昨夜的事。可是,皮拉·苔列娜来到布恩蒂亚家里的时候,显得高高兴兴、满不在乎、笑语联珠,霍·阿卡蒂奥不必费劲地掩饰自己的紧张,因为这个女人响亮的笑声能够吓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鸽子,她跟那个具有无形力量的女人毫无共同之处,那个女人曾经教他如何屏住呼吸和控制心跳,帮助他了解男人为什么怕死。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体会,甚至不了解周围的人在高兴什么,这时,他的父亲和弟弟说,他们终于透过金属渣滓取出了乌苏娜的金子,这个消息简直震动了整座房子。

    事实上,他们是经过多日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乌苏娜挺高兴,甚至感谢上帝发明了炼金术,村里的居民挤进试验室,主人就拿抹上番石榴酱的烤饼招待他们,庆祝这个奇迹的出现,而霍·阿·布恩蒂亚却让他们参观一个坩埚,里面放着复原的金子,他的神情仿佛表示这金子是他刚刚发明的,他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跟前,最后来到大儿子身边。大儿子最近几乎不来试验室了。布恩蒂亚把一块微黄的干硬东西拿到他的眼前,问道,你看这象什么?

    霍·阿卡蒂奥直耿耿地回答:“象狗屎。”

    父亲用手背在他嘴唇上碰了一下,碰得很重,霍·阿卡蒂奥嘴里竟然流出血来,眼里流出泪来。夜里,皮拉·苔列娜在黑暗中摸到一小瓶药和棉花,拿浸了亚尔尼加碘酒的压布贴在肿处,为霍·阿卡蒂奥尽心地做了一切,而没有使他产生任何不舒服之感,竭力爱护他,而不碰痛他。他俩达到了那样亲密的程度,过了一会儿,他俩就不知不觉地在夜间幽会中第一次低声交谈起来: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他说。“最近几天内,我就要把一切告诉人家,别再这么捉迷藏了。”

    皮拉·苔列娜不想劝阻他。

    “那很好嘛,”她说。“如果咱俩单独在一块儿,咱们就把灯点上,彼此都能看见,我想叫喊就能叫喊,跟别人不相干;而你想说什么蠢话,就可在我耳边说什么蠢话。”

    霍·阿卡蒂奥经过这场谈话,加上他对父亲的怨气,而且他认为作法的爱情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可以的,他就心安理得、勇气倍增了。没有任何准备,他自动把一闭告诉了弟弟。

    起初,年幼的奥雷连诺只把霍·阿卡蒂奥的艳遇看做是哥哥面临的可怕危险,不明白什么力量吸引了哥哥。可是,霍·阿卡蒂奥的烦躁不安逐渐传染了他。他要哥哥谈谈那些细微情节,跟哥哥共苦同乐,他感到自己既害怕又快活,现在,他却等着霍·阿卡蒂奥回来,直到天亮都没合眼,在孤单的床上辗转反侧,仿佛躺在一堆烧红的炭上;随后,兄弟俩一直谈到早该起床的时候,很快陷入半昏迷状态;两人都同样厌恶炼金术和父亲的聪明才智,变得孤僻了。“孩子们的样儿没有一点精神,”乌苏娜说。“也许肠里有虫子。”她用捣碎的美洲土荆芥知心话来。哥哥不象以前那么诚恳了。他从态度和蔼的、容易接近的人变成了怀着戒心的、孤僻的人。他痛恨整个世界,渴望孤身独处。有一天夜里,他又离开了,但是没有去皮拉·苔列娜那儿,而跟拥在吉卜赛帐篷周围看热闹的人混在一起。他踱来踱去地看了看各种精彩节目,对任何一个节目都不感兴趣,却注意到了一个非展览品—个年轻的吉卜赛女人;这女人几乎是个小姑娘,脖子上戴着一串挺重的玻璃珠子,因此弯着身子。霍·阿卡蒂奥有生以来还没见过比她更美的人。姑娘站在人群当中看一幕惨剧:一个人由于不听父母的话,变成了一条蛇。

    霍·阿卡蒂奥根本没看这个不幸的人。当观众向蛇人询问他那悲惨的故事细节时,年轻的霍·阿卡蒂奥就挤到第一排吉卜赛姑娘那儿去,站在她的背后,然后紧贴着她。她想挪开一些,可他把她贴得更紧。于是,她感觉到了他。她愣着没动,惊恐得发颤,不相信自己的感觉,终于回头胆怯地一笑,瞄了霍·阿卡蒂奥一眼,这时,两个吉卜赛人把蛇人装进了笼子,搬进帐篷。指挥表演的吉卜赛人宣布:

    现在,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将给你们表演一个可怕的节目–每夜这个时候都要砍掉一个女人的脑袋,连砍一百五十年,以示惩罚,因为她看了她不该看的东西。

    霍·阿卡蒂奥和吉卜赛姑娘没有参观砍头。他俩走进了她的帐篷,由于冲动就接起吻来,并且脱掉了衣服;吉卜赛姑娘从身上脱掉了浆过的花边紧身兜,就变得一丝不挂了。这是一只千瘪的小青蛙,胸部还没发育,两腿挺瘦,比霍·阿卡蒂奥的胳膊还细;可是她的果断和热情却弥补了她的赢弱。然而,霍阿卡蒂奥不能以同样的热劲儿回答她,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公用帐篷里,吉卜赛人不时拿着各种杂耍器具进来,在这儿干事,甚至就在床铺旁边的地上掷骰子,帐篷中间的木竿上挂着一盏灯,照亮了每个角落。在爱抚之间的短暂停歇中,霍阿卡蒂奥赤裸裸地躺在床上,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姑娘却一再想刺激他。过了一会,一个身姿优美的吉卜赛女人和一个男人一起走进帐篷,这个男人不属于杂技团,也不是本村的人。两人就在床边脱衣解带。女人偶然看了霍阿卡蒂奥一眼。

    “孩子,”她叫道,“上帝保佑你,走开吧!”

    霍阿卡蒂奥的女伴要求对方不要打扰他俩,于是新来的一对只好躺在紧靠床铺的地上。

    这是星期四。星期六晚上,霍阿卡蒂奥在头上扎了块红布,就跟吉卜赛人一起离开了马孔多。

    发现儿子失踪之后,乌苏娜就在整个村子里到处找他,在吉卜赛人先前搭篷的地方,她只看见一堆堆垃圾和还在冒烟的篝火灰烬。有些村民在刨垃圾堆,希望找到玻璃串珠,其中一个村民向乌苏娜说,昨夜他曾看见她的儿子跟杂技演员们在一起–霍·阿卡蒂奥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有一只装着蛇人的笼子。他变成吉卜赛人啦!她向丈夫吵嚷,可是丈夫对于儿子的失踪丝毫没有表示惊慌。

    “这倒不坏,”霍·阿·布恩蒂亚一面说,一面在研钵里捣什么东西;这东西已经反复捣过多次,加热多次,现在还在研钵里。“他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乌苏娜打听了吉卜赛人所去的方向,就沿着那条路走去,碰见每一个人都要问一问,希望追上大群吉卜赛人,因此离开村子越来越远;终于看出自己走得过远,她就认为用不着回头了,到了晚上八点,霍阿布恩蒂亚才发现妻子失踪,当时他把东西放在一堆肥料上,决定去看看小女儿阿玛兰塔是怎么回事,因为她到这时哭得嗓子都哑了。在几小时内,他毫不犹豫地集合了一队装备很好的村民,把阿玛兰塔交给一个自愿充当奶妈的女人,就踏上荒无人迹的小道,去寻找乌苏娜了。他是把奥雷连诺带在身边的。拂晓时分,几个印第安渔人用手势向他们表明:谁也不曾走过这儿。经过三天毫无效果的寻找,他们回到了村里。

    霍·阿·布恩蒂亚苦恼了好久。他象母亲一样照拂小女儿阿玛兰塔。他给她洗澡、换襁褓,一天四次抱她去奶妈那儿,晚上甚至给她唱歌(乌苏娜是从来不会唱歌的)。有一次,皮拉·苔列娜自愿来这儿照料家务,直到乌苏娜回来。在不幸之中,奥雷连诺神秘的洞察力更加敏锐了,他一见皮拉·苔列娜走进屋来,就好象恍然大悟。他明白:根据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他哥哥的逃亡和母亲的失踪都是这个女人的过错,所以他用那么一声不吭和嫉恶如仇的态度对待她,她就再也不来了。

    时间一过,一切照旧。霍·阿·布恩蒂亚和他的儿子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到试验室里的,他们打扫了尘上,点燃了炉火,又专心地忙于摆弄那在一堆肥料上放了几个月的东西了。阿玛兰塔躺在一只柳条篮子里,房间中的空气充满了汞气;她好奇地望着爸爸和哥哥聚精会神地工作。乌苏娜失踪之后过了几个月,试验室里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早就扔在厨房里的空瓶子忽然重得无法挪动。工作台上锅里的水无火自沸起来,咕嘟了整整半个小时,直到完全蒸发。霍·阿·布恩蒂亚和他的儿子对这些怪事都很惊讶、激动,不知如何解释,但把它们看成是新事物的预兆。有一天,阿玛兰塔的篮子突然自己动了起来,在房间里绕圈子,奥雷连诺看了非常吃惊,赶忙去把它拦住。可是霍·阿·布恩蒂亚一点也不惊异。他把篮子放在原处,拴在桌腿上面。篮子的移动终于使他相信,他们的希望快要实现了。就在这时,奥雷连诺听见他说:“即使你不害怕上帝,你也会害怕金属。”

    失踪之后几乎过了五个月,乌苏娜回来了。她显得异常兴奋;有点返老还童,穿着村里人谁也没有穿过的新式衣服。霍·阿·布恩蒂亚高兴得差点儿发了疯,原来如此!正象我预料的!他叫了起来。这是真的,因为待在试验室里进行物质试验的长时间中,他曾在内心深处祈求上帝,他所期待的奇迹不是发现点金石,也不是哈口气让金属具有生命,更不是发明一种办法,以便把金子变成房锁和窗子的铰链,而是刚刚发生的事——乌苏娜的归来。但她并没有跟他一起发狂地高兴。她照旧给了丈夫一个亲吻,仿佛他俩不过一小时以前才见过面似的。说道:“到门外去看看吧!”

    霍·阿·布恩蒂亚走到街上,看见自己房子前面的一群人,他好半天才从混乱状态中清醒过来。这不是吉卜赛人,而是跟马孔多村民一样的男人和女人,平直的头发,黝黑的皮肤,说的是同样的语言,抱怨的是相同的痛苦。站在他们旁边的是驮着各种食物的骡子,套上阉牛的大车,车上载着家具和家庭用具——尘世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简单用具,这些用具是商人每天都在出售的。

    这些人是从沼泽地另一边来的,总共两天就能到达那儿,可是那儿建立了城镇,那里的人一年当中每个月都能收到邮件,而且使用能够改善生活的机器。乌苏娜没有追上吉卜赛人,但却发现了她丈夫枉然寻找伟大发明时未能发现的那条道路。

     第三章

    皮拉·苔列娜的儿子出世以后两个星期,祖父和祖母把他接到了家里。乌苏娜是勉强收留这小孩儿的,因为她又没拗过丈夫的固执脾气;想让布恩蒂亚家的后代听天由命,是他不能容忍的。但她提出了个条件:决不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真正出身。孩子也取名霍·阿卡蒂奥,可是为了避免混淆不清,大家渐渐地只管他叫阿卡蒂奥了。这时,马孔多事业兴旺,布恩蒂亚家中一片忙碌,孩子们的照顾就降到了次要地位,负责照拂他们的是古阿吉洛部族的一个印第安女人,她是和弟弟一块儿来到马孔多的,借以逃避他们家乡已经猖獗几年的致命传染病——失眠症。姐弟俩都是驯良、勤劳的人,乌苏娜雇用他们帮她做些家务。所以,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首先说的是古阿吉洛语,然后才说西班牙语,而且学会喝晰蜴汤、吃蜘蛛蛋,可是乌苏娜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因她制作获利不小的糖鸟糖兽太忙了。马孔多完全改变了面貌。乌苏娜带到这儿来的那些人,到处宣扬马孔多地理位置很好、周围土地肥沃,以致这个小小的村庄很快变戍了一个热闹的市镇,开设了商店和手工业作坊,修筑了永久的商道,第一批阿拉伯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到了这儿,他们穿着宽大的裤子,戴着耳环,用玻璃珠项链交换鹦鹉。霍·阿·布恩蒂亚没有一分钟的休息。他对周围的现实生活入了迷,觉得这种生活比他想象的大千世界奇妙得多,于是失去了对炼金试验的任何兴趣,把月复一月变来变去的东西搁在一边,重新成了一个有事业心的、精力充沛的人了,从前,在哪儿铺设街道,在哪儿建筑新的房舍,都是由他决定的,他不让任何人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新来的居民也十分尊敬他,甚至请他划分土地。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不放下一块基石,也不砌上一道墙垣。玩杂技的吉卜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活动游艺场现在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大家都希望霍·阿卡蒂奥也跟他们一块儿回来。但是霍·阿卡蒂奥并没有回来,那个“蛇人”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照乌苏娜看来,那个“蛇人”是唯一知道能在哪儿找到她的儿子的;因此,他们不让吉卜赛人在马孔多停留,甚至不准他们以后再来这儿:现在他们已经认为吉卜赛人是贪婪佬的化身了。然而霍·阿·布恩蒂亚却认为,古老的梅尔加德斯部族用它多年的知识和奇异的发明大大促进了马孔多的发展,这里的人永远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可是,照流浪汉们的说法,梅尔加德斯部族已从地面上消失了,因为他们竟敢超越人类知识的限度。

    霍·阿·布恩蒂亚至少暂时摆脱了幻想的折磨以后,在短时期内就有条不紊地整顿好了全镇的劳动生活;平静的空气是霍·阿·布恩蒂亚有一次自己破坏的,当时他放走了马孔多建立之初用响亮的叫声报告时刻的鸟儿,而给每一座房子安了一个音乐钟。这些雕木作成的漂亮的钟,是用鹦鹉向阿拉伯人换来的,霍·阿·布恩蒂亚把它们拨得挺准,每过半小时,它们就奏出同一支华尔兹舞曲的几节曲子让全镇高兴一次,——每一次都是几节新的曲子,到了晌午时分,所有的钟一齐奏出整支华尔兹舞曲,一点几也不走调。在街上栽种杏树,代替槐树,也是霍·阿·布恩蒂亚的主意,而且他还发明了一种使这些杏树永远活着的办法(这个办法他至死没有透露)。过了多年,马孔多建筑了一座座锌顶木房的时候,在它最老的街道上仍然挺立着一棵棵杏树,树枝折断,布满尘埃,但谁也记不得这些树是什么人栽的了。

    父亲大力整顿这个市镇,母亲却在振兴家业,制作美妙的糖公鸡和糖鱼,把它们插在巴里萨木棍儿上,每天两次拿到街上去卖,这时,奥雷连诺却在荒弃的试验室里度过漫长的时刻,孜孜不倦地掌握首饰技术。他已经长得挺高,哥哥留下的衣服很快不合他的身材了,他就改穿父亲的衣服,诚然,维希塔香不得不替他把衬衫和裤子改窄一些,因为奥雷连诺比父亲和哥哥都瘦。

    进入少年时期,他的嗓音粗了,他也变得沉默寡言、异常孤僻,但是他的眼睛又经常露出紧张的神色,这种神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是使他母亲吃了一惊的。奥雷连诺聚精会神地从事首饰工作,除了吃饭,几乎不到试验室外面去。霍·阿·布恩蒂亚对他的孤僻感到不安,就把房门的钥匙和一点儿钱给了他,以为儿子可能需要出去找找女人。奥雷连诺却拿钱买了盐酸,制成了王水,给钥匙镀了金。可是,奥雷连诺的古怪比不上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的古怪——这两个小家伙的乳齿开始脱落,仍然成天跟在印第安人脚边,揪住他们的衣服下摆,硬要说古阿吉洛语,不说西班牙语。“你怨不了别人,”乌苏娜向大夫说,“孩子的狂劲儿是父母遗传的。”他认为后代的怪诞习惯一点也不比猪尾巴好,就开始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可是有一次奥雷连诺突然拿眼睛盯着她,把她弄得手足无措起来。

    “有人就要来咱们这儿啦,”他说。

    象往常一样,儿子预言什么事情,她就用家庭主妇的逻辑破除他的预言。有人到这儿来,那没有什么特别嘛。每天都有几十个外地人经过马孔多,可这并没有叫人操心,他们来到这儿,并不需要预言。然而,奥雷连诺不顾一切逻辑,相信自己的预言。

    “我不知道来的人是谁,”他坚持说,“可这个人已在路上啦。”

    的确,星期天来了个雷贝卡。她顶多只有十一岁,是跟一些皮货商从马诺尔村来的,经历了艰苦的旅程,这些皮货商受托将这个姑娘连同一封信送到霍·阿·布恩蒂亚家里,但要求他们帮忙的人究竟是推,他们就说不清楚了。这姑娘的全部行李是一只小衣箱、一把画着鲜艳花朵的木制小摇椅以及一个帆布袋;袋子里老是发出“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那儿装的是她父母的骸骨。捎绘霍·间·布恩蒂亚的信是某人用特别亲切的口吻写成的,这人说,尽管时间过久,距离颇远,他还是热爱霍·阿·布恩蒂亚的,觉得自己应当根据基本的人道精神做这件善事——把孤苦伶仃的小姑娘送到霍·阿·布恩蒂亚这儿来;这小姑娘是乌苏娜的表侄女,也就是霍·阿·布恩蒂亚的亲戚,虽是远房的亲戚;因为她是他难忘的朋友尼康诺尔·乌洛阿和他可敬的妻子雷贝卡·蒙蒂埃尔的亲女儿,他们已去天国,现由这小姑娘把他们的骸骨带去,希望能照基督教的礼仪把它们埋掉。以上两个名字和信未的签名都写得十分清楚,可是霍·阿·布恩蒂亚和乌苏娜都记不得这样的亲戚,也记不起从遥远的马诺尔村捎信来的这个熟人了。从小姑娘身上了解更多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她一走进屋子,马上坐在自己的摇椅里,开始咂吮指头,两只惊骇的大眼睛望着大家,根本不明白人家问她什么。她穿着染成黑色的斜纹布旧衣服和裂开的漆皮鞋。扎在耳朵后面的两络头发,是用黑蝴蝶系住的。脖子上挂着一只香袋,香袋上有一个汗水弄污的圣像,而右腕上是个铜链条,链条上有一个猛兽的獠牙——防止毒眼的小玩意。她那有点发绿的皮肤和胀鼓鼓、紧绷绷的肚子,证明她健康不佳和经常挨饿,但别人给她拿来吃的,她却一动不动地继续坐着,甚至没有摸一摸放在膝上的盘子。大家已经认为她是个聋哑姑娘,可是印第安人用自己的语言问她想不想喝水,她马上转动眼珠,仿佛认出了他们,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们收留了她,因为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决定按照信上对她母亲的称呼,也管她叫雷贝卡,因为奥雷连诺虽然不厌其烦地在她面前提到一切圣徒的名字,但她对任何一个名字都无反应。当时马孔多没有墓地,因为还没死过一个人,装着骸骨的袋子就藏了起来,等到有了合适的地方再埋葬,所以长时间里,这袋子总是东藏西放,塞在难以发现的地方,可是经常发出“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就象下蛋的母鸡咯咯直叫。过了很久雷贝卡才跟这家人的生活协调起来。起初她有个习惯:在僻静的屋角里,坐在摇椅上咂吮指头。任何东西都没引起她的注意,不过,每过半小时响起钟声的时候,她都惊骇地四面张望,仿佛想在空中发现这种声音似的。好多天都无法叫她吃饭。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饿死,直到熟悉一切的印第安人发现(因为他们在屋子里用无声的脚步不断地来回走动)雷贝卡喜欢吃的只是院子里的泥土和她用指甲从墙上刨下的一块块石灰。显然,由于这个恶劣的习惯,父母或者养育她的人惩罚过她,泥上和石灰她都是偷吃的,她知道不对,而且尽量留存一些,无人在旁时可以自由自在地饱餐一顿。从此,他们对雷贝卡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给院子里的泥土浇上牛胆,给房屋的墙壁抹上辛辣的印第安胡椒,想用这种办法革除姑娘的恶习,但她为了弄到这类吃的,表现了那样的机智和发明才干,使得乌苏娜不得不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她把盛着橙子汁和大黄的锅子整夜放在露天里,次日早饭之前拿这种草药给雷贝卡喝。虽然谁也不会建议乌苏娜拿这种混合药剂来治疗不良的泥土嗜好,她还是认为任何苦涩的液体进了空肚子,都会在肝脏里引起反应。雷贝卡尽管样子瘦弱,却十分倔强:要她吃药,就得把她象小牛一样缚住,因为她拼命挣扎,乱抓、乱咬、乱哗,大声叫嚷,今人莫名其妙,据印第安人说,她在骂人,这是古阿吉洛语中最粗鲁的骂人活。乌苏娜知道了这一点,就用鞭挞加强治疗。所以从来无法断定,究竟什么取得了成效–大黄呢,鞭子呢,或者二者一起;大家知道的只有一点,过了几个星期,雷贝卡开始出现康复的征象。现在,她跟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一块儿玩耍了,她们拿她当做姐姐;她吃饭有味了,会用刀叉了。随后发现,她说西班牙语象印第安语一样流利,她很能做针线活,还会用自编的可爱歌词照自鸣钟的华尔兹舞曲歌唱。很快,她就似乎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她比亲生子女对乌苏娜还亲热;她把阿玛兰塔叫做妹妹,把阿卡蒂奥叫做弟弟,把奥雷连诺称做叔叔,把霍·阿,布恩蒂亚称做伯伯。这么一来,她和其他的人一样就有权叫做雷贝卡·布恩蒂亚了,–这是她唯一的名字,至死都体面地叫这个名字。

    雷贝卡摆脱了恶劣的泥土嗜好,移居阿玛兰塔和阿卡蒂奥的房间之后,有一天夜里,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偶然醒来,听到犄角里断续地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她吃惊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担心什么牲畜钻进了屋子,接着便看见雷贝卡坐在摇椅里,把一个指头塞在嘴里;在黑暗中,她的两只眼睛象猫的眼睛一样闪亮。维希塔香吓得发呆,在姑娘的眼睛里,她发现了某种疾病的征状,这种疾病的威胁曾使她和弟弟永远离开了那个古老的王国,他俩还是那儿的王位继承人咧。这儿也出现了失眠症。

    还没等到天亮,印第安人卡塔乌尔就离开了马孔多。他的姐姐却留了下来,因为宿命论的想法暗示她,致命的疾病反正会跟着她的,不管她逃到多远的地方。然而,谁也不了解维希塔香的不安。“咱们永远不可睡觉吗?那就更好啦,”霍·阿·布恩蒂亚满意他说。“咱们可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可是印第安女人说明:患了这种失眠症,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觉,因为身体不会感到疲乏;最糟糕的是失眠症必然演变成健忘症。她的意思是说,病人经常处于失眠状态,开头会忘掉童年时代的事儿,然后会忘记东西的名称和用途,最后再也认不得别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失去了跟往日的一切联系,陷入一种白痴似的状态。霍·阿·布恩蒂亚哈哈大笑,差点儿没有笑死,他得出结论说,迷信的印第安人捏造了无数的疾病,这就是其中的一种。可是为了预防万一,谨慎的乌苏娜就让雷贝卡跟其他的孩子隔离了。

    过了几个星期,维希塔香的恐惧过去之后,霍·阿·布恩蒂亚夜间突然发现自己在床上翻来复去合不上眼。乌苏娜也没睡着,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又在想普鲁登希奥啦。”他俩一分钟也没睡着,可是早上起来却是精神饱满的,立即忘了恶劣的夜晚。吃早饭时,奥雷连诺惊异地说,他虽在试验室星呆了整整一夜,可是感到自己精神挺好,–他是在试验室里给一枚胸针镀金,打算把它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乌苏娜。然而,谁也没有重视这些怪事,直到两天以后,大家仍在床上合不了眼,才知道自己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孩子们也没睡着。这种疫病既然进了这座房子,谁也逃避不了啦,”印第安女人仍用宿命论的口吻说。

    的确,全家的人都息了失眠症,乌苏娜曾从母亲那儿得到一些草药知识,就用乌头熬成汤剂,给全家的人喝了,可是大家仍然不能成眠,而且白天站着也做梦。处在这种半睡半醒的古怪状态中,他们不仅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而且看到别人梦中的形象。仿佛整座房子都挤满了客人。雷贝卡坐在厨房犄角里的摇椅上,梦见一个很象她的人,这人穿着白色亚麻布衣服,衬衫领子上有一颗金色钮扣,献给她一束玫瑰花。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双手细嫩的女人,她拿出一朵玫瑰花来,佩戴在雷贝卡的头发上,乌苏娜明白,这男人和女人是姑娘的父母,可是不管怎样竭力辨认,也不认识他们,终于相信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同时,由于注意不够(这是霍·阿·布恩蒂亚不能原谅自己的),家里制作的糖动物照旧拿到镇上去卖。大人和孩子都快活地吮着有味的绿色公鸡、漂亮的粉红色小鱼、最甜的黄色马儿。这些糖动物似乎也是患了失眠症的。星期一天亮以后,全城的人已经不睡觉了。起初,谁也不担心。许多的人甚至高兴,–因为当时马孔多百业待兴,时间不够。人们那么勤奋地工作,在短时间内就把一切都做完了,现在早晨三点就双臂交叉地坐着,计算自鸣钟的华尔兹舞曲有多少段曲调。想睡的人–井非由于疲乏,而是渴望做梦–采取各种办法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他们聚在一起,不住地絮絮叨叨,一连几小时把同样的奇闻说了又说,大讲特讲白色阉鸡的故事。一直把故事搞得复杂到了极点。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玩耍–讲故事的人问其余的人,他们想不想听白色阉鸡的故事,如果他们回答他“是的”,他就说他要求回答的不是“是的”,而是要求回答:他们想不想听白色阉鸡的故事;如果他们回答说“不”,他就说他要求回答的不是“不”,而是要求回答:他们想不想听白色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沉默不语,他就说他要求的不是沉默不语,而是要求回答:他们想不想听白色阉鸡的故事,而且谁也不能走开,因为他说他没有要求他们走开,而是要求回答:他们想不想听白色阉鸡的故事。就这样,一圈一圈的人,整夜整夜说个没完。

    霍·阿·布恩蒂亚知道传染病遍及整个市镇,就把家长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有关这种失眠症的常识,并且设法防止这种疾病向邻近的城乡蔓延。于是,大家从一只只山羊身上取下了铃铛–用鹦鹉向阿拉伯人换来的铃铛,把它们挂在马孔多人口的地方,供给那些不听岗哨劝阻、硬要进镇的人使用。凡是这时经过马孔多街道的外来人都得摇摇铃铛,让失眠症患者知道来人是健康的。他们在镇上停留的时候,不准吃喝,因为毫无疑问,病从口入嘛,而马孔多的一切食物和饮料都染上了失眠症,采取这些办法,他们就把这种传染病限制在市镇范围之内了。隔离是严格遵守的,大家逐渐习惯了紧急状态。生活重新上了轨道,工作照常进行,谁也不再担心失去了无益的睡眠习惯。

    在几个月中帮助大家跟健忘症进行斗争的办法,是奥雷连诺发明的。他发现这种办法也很偶然。奥雷连诺是个富有经验的病人–因为他是失眠症的第一批患者之一–完全掌握了首饰技术。有一次,他需要一个平常用来捶平金属的小铁砧,可是记不起它叫什么了。父亲提醒他:“铁砧。”奥雷连诺就把这个名字记在小纸片上,贴在铁砧底儿上。现在,他相信再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了。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儿只是健忘症的第一个表现。过了几天他已觉得,他费了大劲才记起试验室内几乎所有东西的名称。于是,他给每样东西都贴上标签,现在只要一看签条上的字儿,就能确定这是什么东西了。不安的父亲叫苦连天,说他忘了童年时代甚至印象最深的事儿,奥雷连诺就把自己的办法告诉他,于是霍·阿·布恩蒂亚首先在自己家里加以采用,然后在全镇推广。他用小刷子蘸了墨水,给房里的每件东西都写上名称:“桌”、“钟”、“门”、“墙”、“床”、“锅”。然后到畜栏和田地里去,也给牲畜、家禽和植物标上名字:“牛”、“山羊”、“猪”、“鸡”、“木薯”、“香蕉”。人们研究各种健忘的事物时逐渐明白,他们即使根据签条记起了东西的名称,有朝一日也会想不起它的用途。随后,他们就把签条搞得很复杂了。一头乳牛脖子上挂的牌子,清楚他说明马孔多居民是如何跟健忘症作斗争的:“这是一头乳牛。每天早晨挤奶,就可得到牛奶,把牛奶煮沸,掺上咖啡,就可得牛奶咖啡。”就这样,他们生活在经常滑过的现实中,借助字儿能把现实暂时抓住,可是一旦忘了字儿的意义,现实也就难免忘诸脑后了。

    市镇入口的地方挂了一块脾子:“马孔多”,中心大街上挂了另一块较大的牌子:“上帝存在”。所有的房屋都画上了各种符号,让人记起各种东西。然而,这一套办法需要密切的注意力,还要耗费很在的精神,所以许多人就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这对他们是不太实际的,却是更有安慰的。推广这种自欺的办法,最起劲的是皮拉·苔列娜,她想出一种用纸牌测知过去的把戏,就象她以前用纸牌预卜未来一样。由于她那些巧妙的谎言,失眠的马孔多居民就处于纸牌推测的世界,这些推测含糊不清,互相矛盾,而在这个世界中,只能模糊地想起你的父亲是个黑发男人,是四月初来到这儿的;母亲是个黝黑的女人,左手戴着一枚金戒指,你出生的日期是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那一天百灵鸟在月桂树上歌唱。霍·阿·布恩蒂亚被这种安慰的办法击败了,他为了对抗,决定造出一种记忆机器,此种机器是他以前打算制造出来记住吉卜赛人的一切奇异发明的,机器的作用原理就是每天重复在生活中获得的全部知识。霍·阿·布恩蒂亚把这种机械设想成一本旋转的字典,人呆在旋转轴上,利用把手操纵字典,–这样,生活所需的一切知识短时间内就在眼前经过,他已写好了几乎一万四千张条目卡,这时,从沼泽地带伸来的路上,出现一个样子古怪的老人儿,摇着悲哀的铃铛,拎着一只绳子系住的、胀鼓鼓的箱子,拉着一辆用黑布遮住的小车子。他径直朝霍·阿·布恩蒂亚的房子走来。

    维希塔香给老头儿开了门,却不认得他,把他当成一个商人,老头儿还没听说这个市镇绝望地陷进了健忘症的漩涡,不知道在这儿是卖不出什么东西的。这是一个老朽的人。尽管他的嗓音犹豫地发颤,双乎摸摸索索的,但他显然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那里的人既能睡觉,又能记忆。霍·阿·布恩蒂亚出来接见老头儿的时候,老头儿正坐在客厅里,拿破旧的黑帽子扇着,露出同情的样儿,注意地念了念贴在墙上的字条。霍·阿·布恩蒂亚非常恭敬地接待他,担心自己从前认识这个人,现在却把他给忘了。然而客人识破了他的佯装,感到自己被他忘却了,–他知道这不是心中暂时的忘却,而是另一种更加冷酷的、彻底的忘却,也就是死的忘却。接着,他一切都明白了。他打开那只塞满了不知什么东西的箱子,从中掏出一个放着许多小瓶子的小盒子。他把一小瓶颜色可爱的药水递给房主人,房主人把它喝了,马上恍然大悟。霍·阿·布恩蒂亚两眼噙满悲哀的泪水,然后才看出自己是在荒谬可笑的房间里,这儿的一切东西都贴上了字条;他羞愧地看了看墙上一本正经的蠢话,最后才兴高采烈地认出客人就是梅尔加德斯。

    马孔多庆祝记忆复原的时候,霍·阿·布恩蒂亚和梅尔加德斯恢复了往日的友谊。吉卜赛人打算留居镇上。他的确经历过死亡,但是忍受不了孤独,所以回到这儿来了。因为他忠于现实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神奇本领,被他的部族抛弃,他就决定在死神还没发现的这个角落里得到一个宁静的栖身之所,把自己献给银版照相术。霍·阿·布恩蒂亚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发明。可是,当他看见自己和全家的人永远印在彩虹色的金属版上时,他惊得说不出话了;霍·阿·布恩蒂亚有一张锈了的照相底版就是这时的–蓬乱的灰色头发,铜妞扣扣上的浆领衬衫,一本正经的惊异表情。乌苏娜笑得要死,认为他象“吓破了胆的将军。”说真的,在那晴朗的十二月的早晨,梅尔加德斯拍照的时候,霍·阿·布恩蒂亚确实吓坏了:他生怕人像移到金属版上,人就会逐渐消瘦。不管多么反常,乌苏娜这一次却为科学辩护,竭力打消丈夫脑瓜里的荒谬想法。他忘了一切旧怨,决定让梅尔加德斯住在他们家里。然而,乌苏娜自己从不让人给她拍照,因为(据她自己的说法)她不愿留下像来成为子孙的笑柄。那天早晨,她给孩子们穿上好衣服,在他们脸上搽了粉,让每人喝了一匙骨髓汤,使他们能在梅尔加德斯奇异的照相机前面凝然不动地站立几乎两分钟。在这张“全家福”(这是过去留下的唯一的照片)上,奥雷连诺穿着黑色丝绒衣服,站在阿玛兰塔和雷贝卡之间,他的神情倦怠,目光明澈,多年以后,他就是这副神态站在行刑队面前的。可是,照片上的青年当时还没听到命运的召唤,他只是一个能干的首饰匠,由于工作认真,在整个沼泽地带都受到尊重。他的作坊同时是梅尔加德斯的试验室,这儿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在瓶子的铛嘟声和盘子的敲击声中,在接连不断的灾难中:酸溢出来了,溴化银浪费掉了,当他的父亲和吉卜赛人大声争论纳斯特拉达马斯的预言时,奥雷连诺似乎呆在另一个世界里。奥雷连诺忘我地工作,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短时期内,他挣的钱就超过了乌苏娜出售糖动物的收益。大家觉得奇怪的只有一点–他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人,为什么至今不结交女人,的确,他还没有女人。

    过了几个月,那个弗兰西斯科人又来到了马孔多;他是个老流浪汉,差不多两百岁了。他常常路过马孔多,带来自编的歌曲。在这些歌曲中,弗兰西斯科人非常详细地描绘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途中经过的地方–从马诺尔村到沼泽地另一边的城乡里,所以,谁想把信息传给熟人,或者想把什么家事公诸于世,只消付两分钱,弗兰西斯科人就可把它列入自己的节目。有一天傍晚,乌苏娜听唱时希望知道儿子的消息,却完全意外地听到了自己母亲的死讯。“弗兰西斯科人”这个绰号的由来,是他在编歌比赛中战胜过魔鬼,他的真名实姓是谁也不知道的;失眠症流行时,他就从马孔多消失了,现在又突然来到了卡塔林诺游艺场。大家都去听他吟唱,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儿。跟弗兰西斯科人一起来到马孔多的,有一个妇人和一个年轻的混血姑娘;妇人挺胖,是四个印第安人用摇椅把她抬来的;她头上撑着一把小伞,遮住阳光。混血姑娘却是一副可怜相。这一次,奥雷连诺也来到了卡塔林诺游艺场。弗兰西斯科人端坐在一群听众中间,仿佛一条硕大的变色龙。他用老年人颤抖的声调歌唱,拿华特·赖利在圭亚那给他的那个古老的手风琴伴奏,用步行者的大脚掌打着拍子;他的脚掌已给海盐弄得裂开了。屋子深处看得见另一个房间的门,一个个男人不时挨次进去,摇椅抬来的那个胖妇人坐在门口,默不作声地扇着扇子,卡塔林诺耳后别着一朵假玫瑰,正在卖甘蔗酒,并且利用一切借口走到男人跟前,把手伸到他们身上去摸不该摸的地方。时到午夜,热得难受。奥雷连诺听完一切消息,可是没有发现任何跟自己的家庭有关的事。他已经准备离开,这时那个妇人却用手招呼他。

    “你也进去吧,”她说。“只花两角钱。”

    奥雷连诺把钱扔到胖妇人膝上的一只匣子里,打开了房门,自己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床上躺着那个年轻的混血姑娘,浑身赤裸,她的胸脯活象母狗的乳头。在奥雷连诺之前,这儿已经来过六十三个男人,空气中充满了那么多的碳酸气,充满了汗水和叹息的气味,已经变得十分污浊;姑娘取下湿透了的床单,要求奥雷连诺抓住床唯的一头。床单挺重,好象湿帆布。他们抓住床单的两头拧了又拧,它才恢复了正常的重量。然后,他们翻过垫子,汗水却从另一面流了出来。奥雷连诺巴不得把这一切没完没了地干下去。爱情的奥秘他从理论上是知道的,但是他的膝头却在战粟,他勉强才能姑稳脚跟。姑娘拾掇好了床铺,要他脱掉衣服时,他却给她作了混乱的解释:“是他们要我进来的。他们要我把两角钱扔在匣子里,叫我不要耽搁。”姑娘理解他的混乱状态,低声说道:“你出去的时候,再扔两角钱,就可呆得久一点儿。”奥雷连诺羞涩难堪地脱掉了衣服;他总是以为向己的裸体比不上哥哥的裸体。虽然姑娘尽心竭力,他却感到肉体越来越冷漠和孤独。“我再扔两角钱吧,”他完全绝望地咕噜着说。姑娘默不作声地向他表示感谢。她皮包骨头,脊背磨出了血。由于过度疲劳,呼吸沉重、断断续续。两年前,在离马孔多很远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她没熄灭蜡烛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周围一片火焰,她和一个把她养大的老大娘一起居住的房子,烧得精光。从此以后,老大娘就把她带到一个个城镇,让她跟男人睡一次觉捞取两角钱,用来弥补房屋的损失。按照姑娘的计算,她还得再这样生活十年左右,一夜接待七十个男人,因为除了偿债,还得支付她俩的路费和膳食费以及印第安人的抬送费。老大娘第二次敲门的时候,奥雷连诺什么也没做就走出房间,好不容易忍住了泪水,这天夜里,他睡不着觉,老是想着混血姑娘,同时感到怜悯和需要。他渴望爱她和保护她。他被失眠和狂热弄得疲惫不堪,次日早晨就决定跟她结婚,以便把她从老大娘的控制下解救出来,自个儿每夜都得到她给七十个男人的快乐。可是早上十点他来到卡塔林诺游艺场的时候,姑娘已经离开了马孔多。

    时间逐渐冷却了他那热情的、轻率的打算,但是加强了他那希望落空的痛苦感觉。他在工作中寻求解脱。为了掩饰自己不中用的耻辱,他顺从了一辈子打光棍的命运。这时,梅尔加德斯把马孔多一切值得拍照的都拍了照,就将银版照相器材留给霍·阿·布恩蒂亚进行荒唐的试验:后者决定利用银版照相术得到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明。他相信,拿屋内不同地方拍的照片进行复杂的加工,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迟早准会得到上帝的照片,否则就永远结束有关上帝存在的一切臆想。梅尔加德斯却在深入研究纳斯特拉达马斯的理论。他经常坐到很晚,穿着褪了色的丝绒坎肩直喘粗气,用他干瘦的鸟爪在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他手上的戒指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有一天夜晚,他觉得他偶然得到了有关马孔多未来的启示。马孔多将会变成一座辉煌的城市,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房子,城内甚至不会留下布恩蒂亚家的痕迹。“胡说八道,”霍·阿·布恩蒂亚气恼他说。“不是玻璃房子,而是我梦见的那种冰砖房子,并且这儿永远都会有布思蒂亚家的人,Peromniaseculaseo!”(拉丁语:永远永远)乌苏娜拼命想给这个怪人的住所灌输健全的思想。她添了一个大炉灶,除了生产糖动物,开始烤山整篮整篮的面包和大堆大堆各式各样的布丁、奶油蛋白松饼和饼干–这一切在几小时内就在通往沼泽地的路上卖光了。尽管乌苏娜已经到了应当休息的年岁,但她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勤劳了,全神贯注在兴旺的生意上,有一天傍晚,印第安女人正帮她把糖掺在生面里,她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突然看见院子里有两个似乎陌生的姑娘,都很年轻、漂亮,正在落日的余晖中绣花。这是雷贝卡和阿玛兰塔。她们刚刚脱掉穿了三年的悼念外祖母的孝服,花衣服完全改变了她们的外貌。出乎一切预料,雷贝卡在姿色上超过了阿玛兰塔,她长着宁静的大眼睛、光洁的皮肤和具有魔力的手:她的手仿佛用看不见的丝线在绣架的布底上刺绣。较小的阿玛兰塔不够雅致,但她从已故的外祖母身上继承了天生的高贵和自尊心。呆在她们旁边的是阿卡蒂奥,他身上虽已显露了父亲的体魄,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他在奥雷连诺的指导下学习首饰技术,奥雷连诺还教他读书写字。乌苏娜明白,她家里满是成年的人,她的孩子们很快就要结婚,也要养孩子,全家就得分开,因为这座房子不够大家住了。于是,她拿出长年累月艰苦劳动积攒的钱,跟工匠们商量好,开始扩充住宅。她吩咐增建:一间正式客厅–用来接待客人:另一间更舒适、凉爽的大厅–供全家之用,一个饭厅,拥有一张能坐十二人的桌子;九间卧室,窗户都面向庭院;一道长廊,由玫瑰花圃和宽大的栏杆(栏杆上放着一盆盆碳类植物和秋海棠)挡住晌午的阳光。而且,她还决定扩大厨房,安置两个炉灶;拆掉原来的库房(皮拉·苔列娜曾在里面向霍·阿卡蒂奥预言过他的未来),另盖一间大一倍的库房,以便家中经常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在院子里,在大栗树的浓荫下面,乌苏娜嘱咐搭两个浴棚:一个女浴棚,一个男浴棚,而最后却是宽敞的马厩、铁丝网围住的鸡窝和挤奶棚,此外有个四面敞开的鸟笼,偶然飞来的鸟儿高兴栖息在那儿就栖息在那儿。乌苏娜带领着几十名泥瓦匠和木匠,仿佛染上了大大的“幻想热”,决定光线和空气进人屋子的方位,划分面帆完全不受限。马孔多建村时修盖的这座简陋房子,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建筑材料,工人们累得汗流浃背,老是提醒旁人不要妨碍他们干活,而他们总是碰到那只装着骸骨的袋子,它那沉闷的咔嚓声简直叫人恼火。谁也不明白,在这一片混乱中,在生石灰和沥青的气味中,地下怎会立起一座房子,这房子不仅是全镇最大的,而且是沼泽地区最凉爽宜人的。最不理解这一点的是霍·阿·布恩蒂亚,甚至在大变动的高潮中,他也没有放弃突然摄到上帝影像的尝试。新房子快要竣工的时候,乌苏娜把他拉出了幻想的世界,告诉他说,她接到一道命令:房屋正面必须刷成蓝色,不能刷成他们希望的白色。她把正式公文给他看。霍·阿·布恩蒂亚没有马上明白他的妻子说些什么,首先看了看纸儿上的签字。

    “这个人是谁?”他问。

    “镇长,”乌苏娜怏怏不乐地回答。“听说他是政府派来的官儿。”

    阿·摩斯柯特镇长先生是不声不响地来到马孔多的。第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儿,用小玩意儿交换鹦鹉的时候,有个阿拉伯人开了一家雅各旅店,阿·摩斯柯特首先住在这个旅店里,第二天才租了一个门朝街的小房间,离布恩蒂亚的房子有两个街区。他在室内摆上从雅各旅店买来的桌子和椅子,把带来的共和国国徽钉在墙上,并且在门上刷了“镇长”二字。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所有的房屋刷成蓝色,借以庆祝国家独立的周年纪念。

    霍·阿·布恩蒂亚拿着复写的命令来找镇长,正碰见他在小办公室的吊床上睡午觉。“这张纸儿是你写的吗?”霍·阿·布恩蒂亚问。阿·摩斯柯特是个上了岁数的人,面色红润,显得胆怯,作了肯定的问答。“凭什么权力?”霍·阿·布恩蒂亚又问。

    阿·摩斯柯特从办公桌抽屉内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看。“兹派该员前往上述市镇执行镇长职务。”霍·阿·布恩蒂亚对这委任状看都不看一眼。

    “在这个市镇上,我们不靠纸儿发号施令,”他平静地回答。“请你永远记住:我们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我们这儿的事用不着别人来管。”

    阿·摩斯柯特先生保持镇定,霍·阿·布恩蒂亚仍然没有提高声音,向他详细他讲了讲:他们如何建村,如何划分土地、开辟道路,做了应做的一切,从来没有麻烦过任何政府。谁也没有来麻烦过他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我们这儿甚至还没死过人咧。”霍·阿·布恩蒂亚说。“你能看出,马孔多至今没有墓地。”他没有抱怨政府,恰恰相反,他高兴没有人来妨碍他们安宁地发展,希望今后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建立马孔多村,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的。阿·摩斯柯特先生穿上象裤子一样白的粗布短上衣,一分钟也没忘记文雅的举止。

    “所以,如果你想留在这个镇上做一个普通的居民,我们完全欢迎。”霍·阿·布恩蒂亚最后说。“可是,如果你来制造混乱,强迫大伙儿把房子刷成蓝色,那你就拿起自己的行李,回到你来的地方去,我的房子将会白得象一只鸽子。”

    阿·摩斯柯特先生脸色发白。他倒退一步,咬紧牙关,有点激动他说:“我得警告你,我有武器。”

    霍·阿·布恩蒂亚甚至没有发觉,他的双手刹那间又有了年轻人的力气,从前他靠这种力气曾把牲口按倒在地,他一把揪住阿·摩斯柯特的衣领,把他举到自己眼前。

    “我这么做,”他说,“因为我认为我已到了余年,与其拖一个死人,不如花几分钟拖一个活人。”

    就这样,他把悬在衣领上的阿·摩斯柯特先生沿着街道中间拎了过去,在马孔多到沼泽地的路上他才让他双脚着地。过了一个星期,阿·摩斯柯特又来了,带着六名褴褛、赤足、持枪的士兵,还有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和七个女儿。随后又来了两辆牛车,载着家具、箱子他和其他家庭用具。镇长暂时把一家人安顿在雅各旅店里,随后找到了房子,才在门外安了两名卫兵,开始办公,马孔多的老居民决定撵走这些不速之客,就带着自己年岁较大的几子去找霍·阿·布恩蒂亚,希望他担任指挥。可是霍·阿·布恩蒂亚反对他们的打算,因为据他解释,阿·摩斯柯特先生既然跟妻子和女儿一起回来了,在他的一家人面前侮辱他,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事情应当和平解决。

    奥雷连诺自愿陪伴父亲。这时,他已长了尖端翘起的黑胡髭,嗓音洪亮,这种嗓音在战争中是会使他大显威风的。他们没带武器,也没理睬卫兵,径直跨进了镇长办公室,阿·摩斯柯特先生毫不慌乱。他把他们介绍给他的两个女儿;她们是偶然来到办公室的:一个是十六岁的安芭萝,象她母亲一样满头乌发,一个是刚满九岁的雷麦黛丝,这小姑娘挺可爱,皮肤细嫩,两眼发绿。姐妹俩都挺文雅,很讲礼貌。布恩蒂亚父子两人刚刚进来,她俩还没听到介绍,就给客人端来椅子。可是他们不愿坐下。

    “好啦,朋友,”霍·阿·布恩蒂亚说,“我们让你住在这儿,但这并不是因为门外站着几个带枪的强盗,而是由于尊敬你的夫人和女儿。”

    阿·摩斯柯特张口结舌,可是霍·阿·布恩蒂亚没有让他反驳。

    “但是我们必须向你提出两个条件,”他补充说。“第一:每个人想把自己的房子刷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第二:大兵们立即离开马孔多,镇上的秩序由我们负责。”

    镇长起誓似的举起手来。

    “这是真话?”

    “敌人的话,”霍·阿·布恩蒂亚说。接着又苦楚地添了一句:“因为我得告诉你一点:你和我还是敌人。”

    就在这一天下午,士兵们离开了市镇。过了几天,霍·阿·布恩蒂亚为镇长一家人找到了一座房子。除了奥雷连诺。大家都平静下来。镇长的小女儿雷麦黛丝,就年龄来说,也适于做奥雷连诺的女儿,可是她的形象却留在他的心里,使他经常感到痛苦。这是肉体上的感觉,几乎妨碍他走路,仿佛一块石子掉进了他的鞋里。

     第四章

    白得象鸽子的新宅落成之后,举行了一次庆祝舞会。扩建房屋的事是乌苏娜那天下午想到的,因为她发现雷贝卡和阿玛兰塔都已成了大姑娘。其实,大兴土木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有个合适的地方便于姑娘们接待客人。为了出色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乌苏娜活象个做苦工的女人,在修建过程中一直艰苦地劳动,甚至在房屋竣工之前,她就靠出售糖果和面包赚了那么多伪钱,以便能够定购许多稀罕和贵重的东西,用作房屋的装饰和设备,其中有一件将会引起全镇惊讶和青年们狂欢的奇异发明一自动钢琴。钢琴是拆放在几口箱子里运到的,一块儿运采的有维也纳家具、波希米亚水晶玻璃器皿、西印度公司餐具、荷兰桌布,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灯具、烛台、花瓶、窗帷和地毯。供应这些货色的商号自费派来了一名意大利技师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由他负责装配和调准钢琴,指导买主如何使用,并且教他们随着六卷录音带上的流行歌曲跳舞。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是个头发淡黄的年轻小伙子,马孔多还不曾见过这样漂亮、端庄的男人。他那么注重外表,即使在闷热的天气下工作,也不脱掉锦缎坎肩和黑色厚呢上装。他在客厅里关了几个星期,经常大汗淋淋,全神倾注地埋头工作,就象奥雷连诺干活那样。在房主人面前,他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有一天早晨,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没有打开客厅的门,也没叫任何人来观看奇迹,就把第一卷录音带插入钢琴,讨厌槌子敲击声和经久不息的噪音都突然停止了,在静谧中奇异地响起了和谐和纯正的乐曲。大家跑进客厅。霍·阿·布恩蒂亚惊得发呆,但他觉得奇异的不是美妙的旋律,而是琴键的自动起落。他甚至在房间里安好了梅尔加德斯的照相机,打算把看不见的钢琴手拍摄下来。这天早晨,意大利人跟全家一起进餐。这个天使般的人,双手白皙,没戴戒指,异常老练地使用着刀叉,照顾用膳的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一见就有点惊异。在客厅隔壁的大厅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开始教她们跳舞。他并不跟姑娘们接触,只用节拍器打着拍子,向她们表演各种舞步;乌苏娜却在旁边彬彬有礼地监视;女儿们学习跳舞的时候,她一分钟也没离开房间。在这些日子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穿上了舞鞋和紧绷绷的特殊裤子。

    “你不必那么担心,”霍·阿·布恩蒂亚对妻子说,”因为这人象个娘儿们。”可是,在舞蹈训练结束、意大利人离开马孔多之后,乌苏娜才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接着开始了庆祝的准备工作。乌苏娜拟了一份很有限的客人名单,其中仅仅包括马孔多建村者的家庭成员,皮拉·苔列娜一家人却不在内,因为这时她又跟不知什么男人生了两个儿子。实际上,客人是按门第挑选的,虽然也是由友情决定的:因为被邀请的人都是远征和马孔多建村之前霍·阿·布恩蒂亚家的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而这些后代从小就是奥雷连诺和阿卡蒂奥的密友,或者是跟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一块儿绣花的姑娘。阿·摩斯柯特先生是个温和的镇长,他的权力纯粹是有名无实的,他干的事情就是靠自己的一点儿钱养着两名用木棒武装起来的警察。为了弥补家庭开销,他的女儿们开设了一家缝纫店,同时制作假花和番石榴糖果,甚至根据特殊要求代写情书。尽管这些姑娘朴实、勤劳,是镇上最漂亮的,新式舞比谁都跳得得好,可是她们却没列入舞会客人的名单。

    乌苏娜、阿玛兰塔和雷贝卡拆出裹着的家具,把银器洗刷干净,而且为了在泥瓦匠砌成的光秃秃的墙壁上增加生气,到处挂起了蔷薇船上的少女图;这时,霍·阿·布恩蒂亚却不再继续追踪上帝的影象,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而且拆开了自动钢琴,打算识破它那不可思议的秘密。在庆祝舞会之前的两天,他埋在不知哪儿弄来的一大堆螺钉和小槌子里,在乱七八糟的弦线中间瞎忙一气,这些弦线呀,刚从一端把它们伸直,它们立刻又从另一端卷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把乐器重新装配好。霍·阿·布恩蒂亚家里还从来不曾这么忙乱过,但是新的煤油灯正好在规定的日子和规定的时刻亮了。房子还有焦油味和灰浆味,就开了门。马孔多老居民的子孙参观了摆着欧洲碳和秋海棠的长廊,观看了暂时还寂静无声的一间间卧室,欣赏了充满玫瑰芳香的花园,然后簇拥在客厅里用白罩单遮住的一个神奇宝贝周围。自动钢琴在沼泽地带的其他城镇是相当普及的,那些已经见过这种乐器的人就觉得有点扫兴,然而最失望的是乌苏娜:她把第一卷录音带放进钢琴,想让雷贝卡和阿玛兰塔婆娑起舞,钢琴却不动了。梅尔加德斯几乎已经双目失明,衰老已极,却想用往日那种神奇的本事把钢琴修好。最后,霍·阿·布恩蒂亚完全偶然地移动了一下卡住的零件,钢琴就发出了乐曲声,开头是咔嗒咔嗒的声音,然后却涌出混乱不堪的曲调。在随便绷紧、胡乱调好的琴弦上,一个个小槌子不住地瞎敲。可是,翻山越岭寻找过海洋的二十一个勇士顽固的后代,没去理睬杂乱无章的乐曲。舞会一直继续到了黎明。

    为了修理自动钢琴,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回到了马孔多。雷贝卡和阿玛兰塔协助他拾掇琴弦;听到完全走了调的华尔兹舞曲,她们就跟他一块儿嬉笑。意大利人显得那么和蔼、尊严,乌苏娜这一次放弃了监视。在他离开之前,用修好的钢琴举行了一次欢送舞会,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雷贝卡搭配,表演了现代舞的高超艺术。阿卡蒂奥和阿玛兰塔在优雅和灵巧上可跟他们媲美。然而舞蹈的示范表演不得不中止,因为和其他好奇者一块儿站在门口的皮拉·苔列娜,跟一个女人揪打了起来,那女人竟敢说年轻的阿卡蒂奥长着娘儿们的屁股。已经午夜。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发表了一次动人的告别演说,答应很快回来。雷贝卡把他送到门边;房门关上、灯盏熄灭之后,她回到自己的卧室,流出了热泪。这种无可安慰的痛哭延续了几天,谁都不知原因何在,甚至阿玛兰塔也不明究竟。对于雷贝卡的秘密,家里人并不感到奇怪。雷贝卡表面温和,容易接近,但她性情孤僻,心思叫人捉摸不透。她已经是个漂亮、强健、修长的姑娘,可是照旧喜欢坐在她带来的摇椅里,这个摇椅已经修了不止一次,没有扶手。谁也猜想不到,雷贝卡即使到了这种年岁,仍有咂吮手指的习惯。因此,她经常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躲在浴室里,并且惯于面向墙壁睡觉。现在,每逢雨天的下午,她跟女伴们一起在摆着秋海棠的长廊上绣花时,看见园中湿漉漉的小道和蚯蚓垒起的土堆,她会突然中断谈话,怀念的苦泪就会流到她的嘴角。她一开始痛哭,从前用橙子汁和大黄克服的恶劣嗜好,又不可遏止地在她身上出现了。雷贝卡又开始吃土。她第一次这么做多半出于好奇,以为讨厌的味道将是对付诱惑力的良药。实际上,她立刻就把泥上吐了出来。但她烦恼不堪,就继续自己的尝试,逐渐恢复了对原生矿物(注:未曾氧化的矿物)的癖好。她把土装在衣兜里,一面教女伴们最难的针脚,一面跟她们议论各种各样的男人,说是值不得为他们去大吃泥土和石灰,同时却怀着既愉快又痛苦的模糊感觉,悄悄地把一撮撮泥土吃掉了。这一撮撮泥土似乎能使值得她屈辱牺牲的唯一的男人更加真切,更加跟她接近,仿佛泥土的余味在她嘴里留下了温暖,在她心中留下了慰藉;这泥土的余味跟他那漂亮的漆皮鞋在世界另一头所踩的土地息息相连,她从这种余味中也感觉到了他的脉搏和体温。有一天下午,安芭萝·摩斯柯特无缘无故地要求允许她看看新房子。阿玛兰塔和雷贝卡被这意外的访问弄得很窘,就冷淡而客气地接待她。她们领她看了看改建的房子,让她听了听自动钢琴的乐曲,拿柠檬水和饼干款待她。安芭萝教导她们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魅力和良好的风度,这给了乌苏娜深刻的印象,尽管乌苏娜在房间里只呆了几分钟。两小时以后,谈话就要结束时,安芭萝利用阿玛兰塔刹那间心神分散的机会,交给雷贝卡一封信。雷贝卡晃眼一看信封上“亲爱的雷贝卡·布恩蒂亚小姐”这个称呼,发现规整的字体、绿色的墨水、漂亮的笔迹,都跟钢琴说明书一样,就用指尖把信摺好,藏到怀里,同时望着安芭萝·摩斯柯特,她的眼神表露了无穷的感谢,仿佛默默地答应跟对方做一辈子的密友。

    安芭萝·摩斯柯特和雷贝卡之间突然产生的友谊,在奥雷连诺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仍在苦苦地想念小姑娘雷麦黛丝,可是没有见到她的机会。他跟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马格尼菲柯·维期巴尔和格林列尔多·马克斯(都是马孔多建村者的儿子,名字和父亲相同)一起在镇上溜达时,用渴望的目光在缝纫店里找她,只是发现了她的几个姐姐。安芭萝·摩斯柯特出现在他的家里,就是一个预兆。“她一定会跟安芭萝一块儿来的,”奥雷连诺低声自语,“一定。”他怀着那样的信心多次叨咕这几个字儿,以致有一天下午,他在作坊里装配小金鱼首饰时,忽然相信雷麦黛丝已经响应他的召唤。的确,过了一会儿,他就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他举眼一看,看见门口的一个姑娘,他的心都惊得缩紧了;这姑娘穿着粉红色玻璃纱衣服和白鞋子。

    “不能到里面去,雷麦黛丝,”安芭萝·摩斯柯特从廊子上叫道。“人家正在干活。”

    然而,奥雷连诺不让姑娘有时间回答,就把链条穿着嘴巴的小金鱼举到空中,说道:“进来。”

    雷麦黛丝走了进去,问了问有关金鱼的什么,可是奥雷连诺突然喘不过气,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想永远呆在这个皮肤细嫩的姑娘身边,经常看见这对绿宝石似的眼睛,常常听到这种声音;对于每个问题,这声音都要尊敬地添上“先生”二字,仿佛对待亲父亲一样。梅尔加德斯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边,正在潦草地画些难以理解的符号。奥雷连诺讨厌他。他刚要雷麦黛丝把小金鱼拿去作纪念,小姑娘就吓得跑出了作坊。这天下午,奥雷连诺失去了潜在的耐心,他是一直怀着这种耐心伺机跟她相见的。他放下了工作。他多次专心致志地拼命努力,希望再把雷麦黛丝叫来,可她不听。他在她姐姐的缝纫店里找她,在她家的窗帘后面找她,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找她,可是只能在自己心中想到她的形象,这个形象倒也减轻了他那可怕的孤独之感。奥雷连诺一连几小时呆在客厅里,跟雷贝卡一起倾听自动钢琴的华兹舞曲。她听这些乐曲,因为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曾在这种音乐中教她跳舞。奥雷连诺倾听这些乐曲,只是因为一切东西一-甚至音乐一-都使他想起雷麦黛丝。

    家里的人都在谈情说爱。奥雷连诺用无头无尾的诗句倾诉爱情。他把诗句写在梅尔加德斯给他的粗糙的羊皮纸上、浴室墙壁上、自个儿手上,这些诗里都有改了观的雷麦黛丝:晌午闷热空气中的雷麦黛丝;玫瑰清香中的雷麦黛丝;早餐面包腾腾热气中的雷麦黛丝–随时随地都有雷麦黛丝。每天下午四点,雷贝卡一面坐在窗前绣花,一面等候自己的情书。她清楚地知道,运送邮件的骡子前来马孔多每月只有两次,可她时时刻刻都在等它,以为它可能弄错时间,任何一天都会到达。情形恰恰相反:有一次,骡子在规定的日子却没有来。雷贝卡苦恼得发疯,半夜起来,急匆匆地到了花园里,自杀一样贪婪地吞食一撮撮泥土,一面痛苦和愤怒地哭泣,一面嚼着软搭搭的蚯蚓,牙床都给蜗牛壳碎片割伤了。到天亮时,她呕吐了。她陷入了某种狂热、沮丧的状态,失去了知觉,在呓语中无耻地泄露了心中的秘密。恼怒的乌苏娜撬开箱子的锁,在箱子底儿找到了十六封洒上香水的情书,是用粉红色绦带扎上的;还有一些残余的树叶和花瓣,是夹在旧书的书页之间的;此外是些蝴蝶标本,刚一碰就变成了灰。

    雷贝卡的悲观失望,只有奥雷连诺一个人能够理解。那天下午,乌苏娜试图把雷贝卡从昏迷状态中救醒过来的时候,奥雷连诺跟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和格林列尔多·马克斯来到了卡塔林诺游艺场。现在,这个游艺场增建了一排用木板隔开的小房间,住着一个个单身的女人,她们身上发出萎谢的花卉气味。手风琴手和鼓手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弗兰西斯科人的歌曲,这些人已经几年没来马孔多了。三个朋友要了甘蔗酒,马格尼菲柯和格林列尔多是跟奥雷连诺同岁的,但在生活上比他老练,他俩不慌不忙地跟坐在他们膝上的女人喝酒。其中一个容颜枯槁、镶着金牙的女人试图抚摸奥雷连诺一下。可他推开了她。他发现自己喝得越多,就越想念雷麦黛丝,不过愁闷也就减少了。随后,奥雷连诺突然飘荡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飘飘然的;他很快发现,他的朋友和女人也在朦胧的灯光里晃荡,成了混沌、飘忽的形体,他们所说的话,仿佛不是从他们嘴里出来的;他们那种神秘的手势跟他们面部的表情根本就不一致。卡塔林诺把一只手放在奥雷连诺肩上,说:“快十一点啦。”奥雷连诺扭过头去,看见一张模糊、宽大的面孔,还看见这人耳朵后面的一朵假花,然后他就象健忘症流行时那样昏迷过去,直到第二天拂晓才苏醒过来。他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皮拉·苔列娜站在他面前,穿着一件衬衫,光着脚丫,披头散发,拿灯照了照他,不相信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是奥雷连诺!”

    奥雷连诺站稳脚根,抬起了头。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这儿的,但是清楚记得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把这个目的密藏在心的深处。

    “我是来跟你睡觉的,”他说。

    奥雷连诺的衣服沾满了污泥和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这时,皮拉·苔列娜只和自己的两个小儿子住在一起;她什么也没问他,就把他领到一个床铺,用湿布擦净他的脸,脱掉他的衣服,然后自己也脱得精光,放下蚊帐,免得两个儿子醒来看见。她等待留在原先那个村子的男人,等待离开这个村子的男人,等待那些被她的纸牌占卜弄得蒙头转向的男人,已经等得厌倦了;等呀盼呀,她的皮肤已经打皱了,乳房干瘪了,心里的欲火也熄灭了。皮拉·苔列娜在黑暗中摸到了奥雷连诺,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肚子上,母亲一般温情地吻了吻他的脖子,低声说:“我可怜的孩子,”奥雷连诺战粟起来。他一点没有迟延,平稳地离开了岩石累累的悲袁的河岸,恍惚觉得雷麦黛丝变成了无边天际的沼泽,这片沼泽洋溢着原始动物的气息,散发出刚刚熨过的床单的味儿,他到了沼泽表面,却哭了。开头,这是不由自主的、断断续续的啜泣,然后,他就难以遏制地泪如泉涌。他心中感到极度的痛苦和难受。她用指尖抚摸着他的头发,等他把似乎使他难以生活下去的隐衷吐露出来。接着,皮拉·苔列娜问道:“她是谁呀?”于是,奥雷连诺告诉了她。她笑了起来;这种笑声往日曾把鸽子吓得飞到空中,现在却没有惊醒她的两个孩子。“你先得把她养大,”–皮拉·苔列娜打趣地说。可是奥雷连诺在这笑语后面觉到了深刻的同情。他走出房间时,不仅不再怀疑自己的男性特征,而且放下了几个月来心中痛苦的重负,因为皮拉·苔列娜突然答应帮他的忙。

    “我跟小姑娘说说,并且把她和盘端给你。瞧着吧。”

    皮拉·苔列娜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时机并不合适,因为霍·阿·布恩蒂亚家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雷贝卡热烈的爱情暴露以后(这种爱情是无法掩藏的,因为雷贝卡在梦中大声地把它吐露了出来),阿玛兰塔忽然患了热病。她也受到爱情的煎熬,但却是单相思。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写了一封封炽热的信,倾诉空恋的痛苦,可她并没有寄出这些信,只把它们藏在箱子底儿。乌苏娜几乎没有精力同时照顾两个病人。经过长时间巧妙的盘问,她仍然没有弄清阿玛兰塔精神萎靡的原因。最后,她又灵机一动:撬开箱子的锁,发现了一叠用粉红色绦带扎着的信函,其间夹了一些新鲜的百合花,信上泪迹未干;这些信都是写给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但是没有寄出。乌苏娜发狂地痛哭流涕,叱骂自己那天心血来潮买了一架自动钢琴,并且禁止姑娘们绣花,宣布一个没有死人的丧事,直到她的女儿们放弃自己的幻想为止。霍·阿·布恩蒂亚现在改变了原先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看法,赞扬他操纵乐器的本领,可是他的干预毫无用处。因此,皮拉·苔列娜向奥雷连诺说,雷麦黛丝同意嫁给他的时候,他虽明白这个消息只会加重父母的痛苦,但他还是决定面对自己的命运。他把父母请到客厅进行正式谈判,他们毫无表情地听了儿子的声明。但是,知道小姑娘的名字以后,霍·阿·布恩蒂亚气得面红筋胀。“你是不是爱得发疯了?”他怒吼起来。“周围有那么多漂亮、体面的姑娘,可你不找别人,偏要跟咱们冤家的女儿结婚?”乌苏娜却赞成儿子的选择。她承认,摩斯柯特的七个女儿都叫她喜欢,因为她们美丽、勤劳、朴实、文雅,而且她夸奖儿子眼力很好。妻子热情洋溢的赞美解除了霍·阿·布恩蒂亚的武装,他只提出一个条件:雷贝卡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情投意合,她必须嫁给他。而且,乌苏娜能够抽空的时候,可以带着阿玛兰塔到省城去观光观光,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可能减轻她失恋的痛苦。雷贝卡刚一知道父母同意,立刻就康复了,给未婚夫写了一封喜气洋洋的信,请父母过了目,就亲自送去邮寄。阿玛兰塔假装服从父母的决定,热病也渐渐好了,但她在心里赌咒发誓,雷贝卡只有跨过她的尸体才能结婚。

    下一个星期六,霍·阿·布恩蒂亚象舞会那天崭新的打扮一样,穿上黑呢衣服,戴上赛璐珞领子,蹬上鹿皮鞋,去雷麦黛丝·摩斯柯特家为儿子求婚。对于这次突然的访问,镇长夫妇不仅觉得荣幸,而且感到不安,因为不了解来访的原因;他们知道原因之后,又以为霍·阿·布因恩蒂亚把对象的名字弄错了。为了消除误会,母亲从床上抱起雷麦黛丝,抱进了客厅–小姑娘还没完全醒来。父母问她是不是真想嫁人,可她哭着说,她只要他们别打搅她睡觉。霍·阿·布恩蒂亚明白了摩斯柯特夫妇怀疑的缘由,就去要奥雷连诺澄清事实。当他回来的时候,夫妇俩已经改穿了合乎礼节的衣服,把客厅里的家具重新布置了一下,在花瓶以插满了鲜花,跟几个大女儿一起正在等候他。霍·阿·布恩蒂亚显得有点尴尬,而且被硬领弄得相当难受,肯定他说明儿子选中的对象真是雷麦黛丝。“可这是不合情理的,”懊丧的阿·摩斯柯特先生说。“除了她,我们还有六个女儿,她们全是待嫁的姑娘;象您公子这样稳重、勤劳的先生,她们每一个都会高兴地同意成为他的妻子的,可奥雷连诺选中的偏偏是还在尿床的一个。”他的妻子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神色不爽地责备丈夫说话粗鲁。在喝完果汁之后,夫妇俩被奥雷连诺坚贞不渝的精神感动了,终于表示同意。不过摩斯柯特太太要求跟乌苏娜单独谈谈。乌苏娜埋怨人家不该把她卷入男人的事情,其实很想知道个究竟,第二天就激动而畏怯地到了摩斯柯特家里。半小时后她回来说,雷麦黛丝还没达到成熟的时期。奥雷连诺并不认为这是重要障碍。他已经等了那么久,现在准备再等,要等多久都行,一直等候未婚妻到达能够生育的年龄。

    梅尔加德斯之死破坏了刚刚恢复的平静生活。这件事本身是可以预料到的,然而发生这件事的情况却很突然。梅尔加德斯回来之后过了几个月,他身上就出现了衰老的现象;这种衰老现象发展极快,这吉卜赛人很快就成了一个谁也不需要的老头儿了,这类老头儿总象幽灵似的,在房间里拖着腿子荡来荡去,大声地叨念过去的美好时光;谁也不理睬他们,甚至把他们抛到脑后,直到哪一天早上忽然发现他们死在床上。起初,霍·阿·布恩蒂亚醉心于照相术,并且佩服纳斯特拉达马斯的预言,所以帮助梅尔加德斯干事。可是后来霍·阿·布恩蒂亚就逐渐让他孤独地生活了,因为跟他接触越来越难。梅尔加德斯变得又瞎又聋,糊里糊涂,似乎把跟他谈话的人当成他知道的古人;回答问题时,他用的是稀奇古怪的混杂语言。他在屋子里行走的时候,总是东摸西摸的,尽管他在家具之间移动异常敏捷,仿佛有一种辨别方向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基础就是直觉。有一天夜里,他把假牙放在床边的一只水杯里,忘了把它们戴上,以后就再也没戴了。乌苏娜打算扩充房屋时,叫人给梅尔加德斯盖了一间单独的屋子,这间屋子靠近奥雷连诺的作坊,距离拥挤、嘈杂的主宅稍远一些,安了一扇敞亮的大窗子,还有一个书架,乌苏娜亲手把一些东西放在书架上,其中有:老头儿的一些布满尘土、虫子蛀坏的书籍;写满了神秘符号的易碎的纸页;放着假牙的水杯,水杯里已经长出了开着小黄花的水生植物。新的住所显然符合梅尔加德斯的心意,因为他连饭厅都不去了。能够碰见他的地方只有奥雷连诺的作坊,他在那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以前带来的羊皮纸上潦草地写满了令人不解的符号;这类羊皮纸仿佛是用一种结实、干燥的材料制成的,象奶油松饼似的分作几层。他是在这作坊里吃饭的–维希塔香每天给他送两次饭–,然而最近以来他胃口不好,只吃蔬菜,所以很快就象素食者那样形容憔悴了。他的皮肤布满了霉斑,很象他从不脱下的那件破旧坎肩上的霉点。他象睡着的牲畜一样,呼出的气有一股臭味。埋头写诗的奥雷连诺,终于不再留意这吉卜赛人在不在旁边,可是有一次梅尔加德斯叽哩咕噜的时候,奥雷连诺觉得自己听懂了什么。他仔细倾听起来。在含混不清的话语中,他唯一能够听出的是象槌子敲击一样不断重复的字儿:“二分点”和一个人名–亚历山大·冯·洪波尔特。阿卡蒂奥帮助奥雷连诺千金银首饰活儿时,比较接近老头儿。阿卡蒂奥试图跟梅尔加德斯聊聊,老头儿有时也用西班牙语说上几句,然而这些话语跟周围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一天下午,吉卜赛人忽然激动起来。若干年以后,阿卡蒂奥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将会想起,梅尔加德斯浑身战栗,给他念了几页他无法理解的著作;阿卡蒂奥当然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但他觉得吉卜赛人拖长声音朗诵的,似乎是改成了音乐的罗马教皇通谕。梅尔加德斯念完之后,长久以来第一次笑了笑,并且用西班牙语说:“等我死的时候,让人家在我的房间里烧三天水银吧。”阿卡蒂奥把这句话转告了霍·阿·布恩蒂亚,后者试图从老头儿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可是仅仅得到简短的回答:“我是永生的。”梅尔加德斯呼出的气开始发臭时,阿卡蒂奥每个星期四早上都带他到小河里去洗澡,情况有了好转,梅尔加德斯脱掉衣服,跟孩子们一起走到水里,辨别方向的神秘感觉帮助他绕过了最深、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都是从水里出来的,”有一次他说。

    这样过了许久,老头儿似乎不在家里了;大家见过他的只是那天晚上,他很热心地想把钢琴修好;还有就是那个星期四,他腋下夹着一个丝瓜瓤和毛巾裹着的一块棕榈肥皂,跟阿卡蒂奥到河边去。在那个星期四,阿卡蒂奥叫梅尔加德斯去洗澡之前,奥雷连诺听到老头儿叨咕说:“我在新加坡沙滩上患热病死啦。”这一次,梅尔加德斯走到水里的时候,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次日早晨,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才找到了他;他躺在明晃晃的河湾浅滩上,一只孤零零的秃鹫站在他的肚子上。乌苏娜哀悼这个吉卜赛人超过了自己的亲父,霍·阿·布恩蒂亚却不顾她的愤然反对,禁止掩埋尸体。“梅尔加德斯是不朽的,他自己就说过复活的奥秘。”说着,他点燃废弃了的熔铁炉,把盛着水银的铁锅放在炉子上,让铁锅在尸体旁边沸腾起来,尸体就逐渐布满了蓝色气泡。阿·摩斯柯特先生大胆地提醒霍·阿·布恩蒂亚说,淹死的人不埋掉是危害公共卫生的。“绝对不会,因为他是活的,”霍·阿·布恩蒂亚反驳,并且继续用水银热气熏了整整七十二小时;到这个时候,尸体已经开始象蓝白色的蓓蕾一样裂开,发出细微的咝咝声,屋子里弥漫了腐臭的气味。这时,霍·阿·布恩蒂亚才允许掩埋尸体,但是不能马马虎虎地埋掉,而要用对待马孔多最大的恩人的礼仪下葬。这是全镇第一次人数最多的葬礼,只有一百年后格兰德大娘的葬礼才勉强超过了它。在划作坟场的空地中间挖了个坑,人们把吉卜赛人放入坑内,并且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人们唯一知道的名字:梅尔加德斯。然后,人们连续几夜为他守灵。左邻右舍的人聚在院子里喝咖啡、玩纸牌、说笑话,一直闹嘈嘈的,阿玛兰塔趁机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表白了爱情;在这以前几个星期,他已经跟雷贝卡订了婚;在从前阿拉伯人用小玩意儿交换鹦鹉的地方,如今他开了一家乐器和自动玩具店,这地方就是大家知道的“土耳其人街”,这意大利人满头油光闪亮的容发,总要引起娘儿们难以遏止的赞叹,但他把阿玛兰塔看成一个淘气的小姑娘,对她并不认真。

    “我有个弟弟,”他向她说,“他就要来店里帮我的忙了。”

    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气乎乎地回答他说,她决定不管怎样都要阻挠姐姐的婚姻,即使她自己的尸体不得不躺在房门跟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被这威胁吓了一跳,忍不住把它告诉了雷贝卡。结果,由于乌苏娜太忙而一直推迟的旅行,不到一个星期就准备好了。阿玛兰塔没有抗拒,可是跟雷贝卡分手时,却在她耳边说:“你别做梦!哪怕他们把我发配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想方设法使你结不了婚,即使我不得不杀死你。”

    由于乌苏娜不在,而无影无踪的梅尔加德斯仍在各个房间里神秘地游荡,这座房子就显得又大又空了。雷贝卡负责料理家务,印第安女人经管面包房。傍晚,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带着熏衣草的清香来到的时候,手里总要拿着一件自动玩具当做礼物,未婚妻就在大客厅里接待他;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她把门窗全都敞开。这种预防措施是多余的,因为意大利人举止谦恭,虽然这个姑娘不过一年就要成为他的妻子,可他连她的手都不碰一下。这座房子逐渐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玩具。自动芭蕾舞女演员,八音盒,杂耍猴子,跑马,铃鼓小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带来的这些丰富多采的自动玩具,驱除了霍·阿·布恩蒂亚自从梅尔加德斯去世以来的悲伤,使他回到了自己研究炼金术的时代。这时,他又生活在一个乐园里了,这儿满是开了膛的动物和拆散的机械;他想改进它们,让它们按照钟摆的原理不停地动。奥雷连诺却把作坊抛在一边,开始教小姑娘雷麦黛丝读读写写。起初,小姑娘宁愿要自己的小囡囡,而不愿要每天下午都来的这个陌生男人;他一来到,家里的人就让她放下玩具,给她洗澡、穿上衣服,叫她坐在客厅里接待客人。可是,奥雷连诺的耐心和诚挚终于博得了她的欢心,以致她一连几小时跟他呆在一起,学习写字,用彩色铅笔在小本儿上描画房子和牛栏,画出金光四射的落日。

    感到不幸的只有雷贝卡一个人,她忘不了妹妹的威吓。雷贝卡知道阿玛兰塔的性格和傲慢脾气,害怕凶狠的报复。她一连几小时坐在浴室里咂吮指头,拼命克制重新吃土的欲望。为了摆脱忧虑,她把皮拉·苔列娜叫来,请皮拉·苔列娜用纸牌给她占卜。皮拉·苔列娜照旧含糊不清地说了一通之后,预言说:“只要你的父母还没埋葬,你就不会幸福。”

    雷贝卡浑身颤栗。她仿佛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场梦,看见自己是个小姑娘,带着一只小箱子、一张木摇椅和一条口袋,走进布恩蒂亚的房子–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她始终都不知道。她想起一个穿着亚麻布衣服的秃顶先生,他的衬衫领子被一个金色钮扣扣得紧紧的,但他一点不象纸牌上的红桃老K。她也想起了一个十分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一双温暖、芬芳的手,但是这双手跟纸牌上那个方块皇后好象患风湿的手毫不相同;这个年轻女人经常把花朵戴在她的头发上,带她到镇上绿树成荫的傍晚的街头去闲逛。

    “我不明白,”雷贝卡说。

    皮拉·苔列娜感到困窘。

    “我也不明白,可这是纸牌说的。”

    雷贝卡对这模糊的预言感到不安,就把它告诉了霍·阿·布恩蒂亚。他责骂她相信纸牌的占卜,可他自己却悄悄地翻箱倒柜,搬动家具,撬起地板,掀开床铺,寻找那只装着骸骨的袋子。据他记得,自从房屋改建以来,他就没有见过那只袋子。他暗中把一些泥瓦匠叫来,其中一个承认他把袋子砌在一间卧室的墙壁里了,因为它妨碍他干活。接连几天,他们都把耳朵贴在每一堵墙壁上仔细倾听,最后才听到深沉的“咔嚓咔嚓”声。他们打通墙壁,骸骨袋子仍然完整无损地放在那儿。同一天,他们就把骸骨埋在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坑里了,那坟坑距离梅尔加德斯的墓塚不远;霍·阿·布恩蒂亚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因为,对于这件事情,他有时就象想起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那么沉痛。他经过厨房时,吻了吻雷贝卡的脑门。

    “别再胡思乱想啦,”他向她说。“你会幸福的。”

    阿卡蒂奥出生之后,乌苏娜就不让皮拉·苔列娜来自己家里了;但是皮拉·苔列娜跟雷贝卡交上了朋友,这家的大门又对她敞开了。她一个人就象一群山羊,一天要来好多次,来了就干最重的家务,非常卖力。有时,她也到作坊里去帮助阿卡蒂奥修照相底片,既勤快又温存,这个青年终于感到不好意思。他的脑瓜都给这个女人搅昏了。她那温暖的皮肤,她身上发出的烟味,以及她在暗室里的狂笑,都分散把他的注意力,使他不断地跟东西相撞。

    有一次,皮拉·苔列娜在作坊里看见正在干首饰活的奥雷连诺,她就倚着他的桌子,赞赏地观察他耐心而精确地工作。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奥雷连诺确信阿卡蒂奥是在另一个房间里,然后才朝皮拉·苔列娜扬起眼来,正巧跟她的视线相遇,她眼里的意思就象晌午的太阳那么明朗。

    “唔,”奥雷连诺问道。“什么事哇?”

    皮拉·苔列娜咬紧嘴唇,苦笑了一下。

    “你打仗真行,”她回答。“弹无虚发。”

    奥雷连诺相信自己的预感已经应验,就感到松快了。他又在桌上埋头干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的声音既平静又坚定。

    “我承认他,”他说。“他就取我的名字吧。”

    霍·阿·布恩蒂亚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把钟上的发条连接在一个自动芭蕾舞女演员身上,这玩具在本身的音乐伴奏之下不停地舞蹈了三天。这件发明比以往的任何荒唐把戏都叫他激动。他不再吃饭,也不再睡觉。他失去了乌苏娜的照顾和监督,就幻想联翩,永远陷入了如痴似狂的状态,再也不能复原了。他整夜整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喃喃自语,想方设法要把钟摆的原理应用到牛车上,应用到犁铧上,应用到一动就对人有益的一切东西上。失眠症把霍·阿·布恩蒂亚完全搞垮了,有一天早晨,一个头发雪白、步履蹒跚的老头儿走进他的卧室,他也没有认出此人。原来这是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最后弄清楚了客人的身份,发现死人也会衰老,霍·阿·布恩蒂亚非常惊讶,而且产生了怀旧之情。“普鲁登希奥,”他叫道,“你怎么从老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了?”在死人国里呆了多年,普鲁登希奥强烈怀念活人,急切需要有个伙伴,畏惧阴曹地府另一种死亡的迫近,他终于喜欢自己最凶狠的冤家了。他花了许多时间寻找霍·阿·布恩蒂亚,他向列奥阿察来的死人打听过,向乌帕尔山谷和沼泽地来的死人打听过,可是谁也无法帮助他。因为,梅尔加德斯来到阴间,在死亡簿上用小黑点划了“到”之前,其他的死人还不知道马孔多。霍·阿·布恩蒂亚跟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一直谈到夭亮。几小时以后,他由于失眠变得疲惫不堪,走进奥雷连诺的作坊,问道:“今天是星期呀?”奥雷连诺回答他是星期二。“我也那么想,”霍·阿·布恩蒂亚说,“可我突然觉得,今天还是星期一,象昨天一样。你瞧天空,瞧墙壁,瞧秋海棠。今天还是星期一。”奥雷连诺对他的怪里怪气已经习以为常,没有理睬这些话。下一天,星期三,霍·阿·布恩蒂亚又来到作坊。“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说。“你瞧瞧空气,听听太阳的声音,一切都跟昨天和前天一模一样。今天还是星期一。”晚上,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遇见他在走廊上流泪:他不太雅观地、抽抽嗒嗒地哭诉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哭诉梅尔加德斯,哭诉雷贝卡的双亲,哭诉自己的爸爸妈妈–哭诉他能想起的、还在阴间孤独生活的人。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给了他一只用后腿走钢丝的“自动狗熊”,可也未能使他摆脱愁思。于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就问,霍·阿·布恩蒂亚不久以前向他谈到过的计划–使人飞到空中的钟摆机器搞得如何了?霍·阿·布恩蒂亚回答说,制造这种机器是不可能的,因为钟摆能使任何东西升到空中,它自己却不能上。星期四,霍·阿·布恩蒂亚又来到作坊,他的面孔露出了完全的绝望。“时间机器坏啦,”他几乎号啕地说,“乌苏娜和阿玛兰塔又去得那么远!”奥雷连诺骂他象个小孩儿,他就顺从地一声不响了。在六个小时之内,他仔细地观察了各种东西,打算确定它们的样子跟头一天有没有差别,并且坚持不渝地寻找变化,借以证明时间的推移。整个晚上他都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呼唤普鲁登希奥·阿古廖尔、梅尔加德斯和一切死人来分担他的忧虑,可是谁也没来。星期五早晨,家里的人还在睡觉,他又开始研究周围各种东西的形状,最后毫不怀疑这一天还是星期一。接着,他抓住一根门闩,使出浑身非凡的力气,凶猛地砸烂了炼金器具、照相机洗印室和金银首饰作坊,同时,他象着了魔似的,快嘴快舌地尖声叫嚷,但是谁也不懂他叫些什么。他还想毁掉整座房子,可是奥雷连诺马上叫了左邻右舍的人来帮忙。按倒霍·阿·布恩蒂亚,需要十个人;捆起他来,需要十四个人,把他拖到院内大栗树下,需要二十个人;他们拿绳子把他捆在树干上。他仍在用古里古怪的话乱骂,嘴里冒出绿色的唾沫。乌苏娜和阿玛兰塔回来的时候,他的手脚仍然是捆着的,浑身被雨水淋得透湿,但已完全平静、无害了。她们跟他讲话,但他不认得她们,他回答的话也叫人莫名其妙。乌苏娜松开了他已经磨出血来的手腕和脚踝,只留下了捆在腰间的绳子。随后,她们用棕榈枝叶给他搭了个棚子,免得他受到日晒雨淋。

     第五章

    根据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的指示,客厅里搭了个圣坛;三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和雷麦黛丝·摩斯柯特在圣坛前面举行了婚礼。在摩斯柯特家中,这一天是整整一个月不安的结束,因为小雷麦黛丝到了成熟时期,却还没有抛弃儿童的习惯。母亲及时把青春期的变化告诉了她,但在二月间的一个下午,几个姐姐正在客厅里跟奥雷连诺谈话,雷麦黛丝却尖声怪叫地冲进客厅,让大家瞧她的裤子,这裤子已给粘搭搭的褐色东西弄脏了。婚礼定于一月之后举行。教她学会自己洗脸、穿衣、做些最简单的家务,是费了不少时间的。为了治好她尿床的毛病,家里的人就要她在热砖上撒尿。而且,让她保守合欢床上的秘密,也花了不少工夫,因为她一知道初夜的细节,就那么惊异,同时又那么兴奋,甚至想把自己知道的这些细节告诉每一个人。在她身上是伤了不少脑筋的。但是,到了举行婚礼的一天,这姑娘对日常生活的了解就不亚于她的任何一个姐姐了。在噼哩啪啦的花炮声中,在几个乐队的歌曲声中,阿·摩斯柯特先生牵着女儿,走过彩花烂漫的街头,左邻右舍的人从自家的窗口向雷麦黛丝祝贺,她就挥手含笑地表示感谢。奥雷连诺身穿黑呢服装,脚踩金属扣子的漆皮鞋(几年以后,他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穿的也是这双皮鞋),在房门前面迎接新娘,把她领到圣坛前去–他紧张得脸色苍白,喉咙发哽。雷麦黛丝举止自然,大大方方;奥雷连诺给她戴戒指时,即使不慎把它掉到地上,她仍镇定自若。宾客们却惊惶失措,周围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可是雷麦黛丝把戴着花边手套的手微微举起,伸出无名指,继续泰然自若地等着,直到未婚夫用脚踩住戒指,阻止它滚向房门,然后满脸通红地回到圣坛跟前。雷麦黛丝的母亲和姐姐们生怕她在婚礼上违反规矩,终于很不恰当地暗示她首先去吻未婚夫。正是从这一天起,在不利的情况下,雷麦黛丝都表现了责任心、天生的温厚态度和自制能力。她自动分出一大块结婚蛋糕,连同叉子一起放在盘子里,拿给霍·阿·布恩蒂亚。这个身躯魁梧的老人,蜷缩在棕榈棚下,捆在栗树上,由于日晒雨淋,已经变得十分萎靡,但却感激地微微一笑,双手抓起蛋糕就吃,鼻子里还哼着什么莫名其妙的圣歌。热闹的婚礼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早晨,婚礼上唯一不幸的人是雷贝卡。她的婚事遭到了破坏。照乌苏娜的安排,雷贝卡是应当在这同一天结婚的,可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星期五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母亲病危。婚礼也就推延了。收信之后过了一小时,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就回省城去了。她的母亲却在星期六晚上按时到达,路上没有跟他相遇;她甚至在奥雷连诺的婚礼上唱了一支歌儿,这支歌儿本来是她为儿子的婚礼准备的。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打算回来赶上自己的婚礼,路上把五匹马部累得精疲力尽,可是星期天半夜到达时,别人的婚礼就要结束了。那封倒霉的信究竟是谁写的,始终没弄清楚。阿玛兰塔受到乌苏娜的盘问,气得痛哭流涕,在木匠还没拆除的圣坛前面发誓说她没有过错。

    为了举行婚礼,阿·摩斯柯特先生从邻近的城市请来了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由于自己的职业得不到奉承,这老头儿总是阴阴沉沉。他的皮肤是浅灰色的,几乎皮包骨,圆鼓鼓的肚子很突出,他那老朽的面孔所显露的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憨厚。他准备婚礼之后就返回自己的教区,但他见到马孔多居民一切无所顾忌的样子就感到惊愕,因为他们虽然安居乐业,却生活在罪孽之中:他们仅仅服从自然规律,不给孩子们举行洗礼,不承认宗教节日。神父认为这块土地急切需要上帝的种子,就决定在马孔多再留一个星期,以便给行过割礼的人和异教徒举行一次洗礼,让非法的同居合法化,并且给垂死的人一顿圣餐。可是谁也不愿听他的。大家回答他说,他们多年没有教士也过得挺好,可以直接找上帝解决拯救灵魂的问题,而且不会犯不可宽恕之罪。

    尼康诺神父讨厌在旷地上继续布道,决定竭尽全力建筑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有圣徒的等身雕像和彩绘玻璃窗,以便罗马来的人也能在无神论者的中心地区向上帝祈祷。他拿着一个铜盘,四处募捐。人们慷慨布施,可是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因为教堂要有一个大钟,此种钟声能使淹死的人浮到水面。他向大家苦苦哀求,甚至嗓子都哑了,疲乏得骨头都酸痛了。

    一个星期六,他估量捐款甚至不够做教堂的门,就陷入了绝望状态。星期天,他在市镇广场上搭了个圣坛,象失眠症流行时那样,拿着一个小铃铛,跑遍了所有的街道,招呼人们去参加旷地弥撒。许多人是出于好奇而来的,另一些人是由于无事可干,还有一些人唯恐上帝把他们藐视神父看做是冒犯他自己。就这样,早上八点钟,全镇一半的人都聚在广场上,尼康诺神父朗诵了福音书,声嘶力竭地恳求大家捐助。弥撒结束时,在场的人己经开始四散,他就举起手来要大家注意。

    “等一下,”他说。“你们马上可以得到上帝威力无穷的确凿证明。”

    协助尼康诺神父做弥撒的一个孩子,端来一杯浓稠、冒气的巧克力茶。神父一下子就把整杯饮料喝光了。然后,他从长袍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了嘴唇,往前伸出双手,闭上了眼睛。接着,尼康诺神父就在地上升高了六英寸。证据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在几天中,神父都在镇上来来去去,利用热腾腾的巧克力茶一再重复升空的把戏,小帮手把那么多的钱收到袋子里,不过一个月工夫,教堂的建筑就已动工了。谁都不怀疑尼康诺神父表演的奇迹是上帝在发挥威力。只有霍·阿·布恩蒂亚不以为然。有一天早上,一群人聚在离栗树不远的地方,参观另一次升空表演,他一个人仍然完全无动于衷,看见尼康诺神父连同坐椅一起升到地面上头以后,他只在自己的凳子上微微挺直身子,耸了耸肩。

    “Hocestsimplicissimum霍·阿·布恩蒂亚说。“Homoistestatumguartummateriaei.”(拉丁语:这很简单。这个人发现了物质的第四种状态。”)

    尼康诺神父一举手,椅子的四条小腿同时着地。

    “Nego,”神父反驳说。“Factumhocexistenltiam Dei Probat Sinedubio.”(拉丁语:我否认。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上帝的存在。)

    大家这才知道,霍·阿·布恩蒂亚的鬼活其实是拉丁语。尼康诺神父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够跟他交谈的人,决定利用这种幸运的情况,向这个精神病人灌输宗教信仰。每天下午他都坐在栗树旁边,用拉丁语传道,可是霍·阿·布恩蒂亚拒不接受他的花言巧语,也不相信他的升空表演,只要求拿上帝的照片当作无可辩驳的唯一证明。于是,尼康诺神父给他拿来了一些圣像和版画,甚至一块印有耶稣像的手帕,然而霍·阿·布恩蒂亚加以拒绝,认为它们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手工艺品。他是那么顽固,尼康诺神父也就放弃了向他传道的打算,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继续来看望他。这样,霍·阿·布恩蒂亚取得了主动权,试图用理性主义的诡谲道理动摇神父的信仰。有一次,尼康诺神父带来一盒跳棋和棋盘,要霍·阿·布恩蒂亚跟他下棋,霍·阿·布恩蒂亚拒绝了,因为据他解释,敌对双方既然在重要问题上彼此一致,他看不出他们之间的争斗有什么意义。尼康诺神父对于下棋从来没有这种观点,但又无法把他说服。他对霍·阿·布恩蒂亚的智慧越来越惊异,就问他怎么会捆在树上。

    “Hocest Simpliciciss imum,(拉丁语:我是疯子)”他回答,“因为我是个疯子。”

    这次谈话之后,神父担心自己的信仰遭到动摇,就不再来看望他了,全神贯注在教堂的建筑上。雷贝卡感到自己又有了希望。她的未来是跟教堂的竣工有关系的,因为有一个星期天,尼康诺神父在她们家中吃午饭的时候,曾在全家的人面前说,教堂建成以后,就能隆重而堂皇地举行宗教仪式了。“最幸运的是雷贝卡,”阿玛兰塔说。因为雷贝卡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就天真地微笑着说:“因为你可以拿自己的婚礼为教堂揭幕啦。”

    雷贝卡试图阻止这样的议论。她认为建筑进度很慢,教堂最快十年才能竣工。尼康诺神父不同意她的看法:因为信徒们越慷慨,他就越能作出乐观的估计。雷贝卡心中不快,饭也没有吃完,而乌苏娜却赞成阿玛兰塔的想法,答应捐助一大笔款子。加快工程进度。尼康诺神父声称:再有这样一笔捐款,教堂三年就能落成。从那一天起,雷贝卡就不跟阿玛兰塔说一句话了,因为她确信,妹妹心里想的并不象嘴里说的那么单纯。“算啦,我没干更坏的事,”那天晚上她俩之间发生激烈争论时,阿玛兰塔说。“起码最近三年我不必杀死你。”雷贝卡接受了挑战。

    知道又延期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陷入了绝望,但是未婚妻最后向他证明了自己的坚贞。“你啥时候愿意,咱们可以离开这儿,”她说。然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并不是冒险家。他没有未婚妻那种冲动的性格,但是认为妻子的话应当重视。接着,雷贝卡采取了更加放肆的办法。不知哪儿刮来的风吹灭了客厅里的灯,乌苏娜惊异地发现未婚夫妇在黑暗中接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慌乱地向她抱怨新的煤油灯质量太差,甚至答应帮助在客厅里安装更加可靠的照明设备。可是现在,这灯不是煤油完了,就是灯芯卡住了,于是乌苏娜又发现雷贝卡在未婚夫膝上。最后,乌苏娜再也不听任何解释。每逢这个未婚夫来访的时候,乌苏娜都把面包房交给印第安女人照顾,自己坐在摇椅里,观察未婚夫妇的动静,打算探出她年轻时就已司空见惯的花招。“可怜的妈妈,”看见乌苏娜在未婚夫来访时打呵欠,生气的雷贝卡就嘲笑他说。“她准会死在这把摇椅里,得到报应。”过了三个月受到监视的爱情生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天都检查工程状况,对教堂建筑的缓慢感到苦恼,决定捐给尼康诺神父短缺的钱,使他能把事情进行到底。这个消息丝毫没使阿玛兰塔着急。每天下午,女友们聚在长廊上绣花的时候,她一面跟她们聊天,一面琢磨新的诡计。可是她的估计错了,她认为最有效的一个阴谋也就失败了;这个阴谋就是掏出卧室五斗橱里的樟脑球,因为雷贝卡是把结婚的衣服保藏在橱里的。阿玛兰塔是在教堂竣工之前两个月干这件事的。然而婚礼迫近,雷贝卡就急于想准备好自己的服装,时间比阿玛兰塔预料的早得多。雷贝卡拉开衣橱的抽屉,首先揭开几张纸,然后揭起护布,发现缎子衣服、花边头纱、甚至香橙花花冠,都给虫子蛀坏了,变成了粉末。尽管她清楚地记得,她在衣服包卷下面撒了一把樟脑球,但是灾难显得那么偶然,她就不敢责怪阿玛兰塔了。距离婚礼不到一个月,安芭萝·摩斯柯特却答应一星期之内就把新衣服缝好。一个雨天的中午,镇长的女儿抱着一堆泡沫似的绣装走进屋来,让雷贝卡最后试穿的时候,阿玛兰塔差点儿昏厥过去。她说不出话,一股冷汗沿着脊椎往下流。几个月来,阿玛兰塔最怕这个时刻的来临,因她坚信:如果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最终阻挠这场婚礼,那么到了一切幻想都已破灭的最后时刻,她就不得不鼓起勇气毒死雷贝卡了。安芭萝·摩斯柯特非常耐心地千针万线缝成的缎子衣服,雷贝卡穿在身上热得直喘气,阿玛兰塔却把毛线衣的针数数错了几次,并且拿织针扎破了自己的手指,但她异常冷静地作出决定:日期–婚礼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办法–在一杯咖啡里放进一些鸦片酊。

    然而,新的障碍是那么不可预料、难以克服,婚礼又无限期地推迟了。在雷贝卡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婚期之前七天,年轻的雷麦黛丝半夜醒来,浑身被内脏里排出的屎尿湿透,还发出一种打嗝似的声音,三天以后就血中毒死了,–有一对双胞胎横梗在她肚子里。阿玛兰塔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曾热烈祈求上帝降下什么灾难,免得她向雷贝卡下毒,现在她对雷麦黛丝之死感到自己有罪了。她祈求的并不是这样的灾难。雷麦黛丝给家里带来了快活的气氛。她跟丈夫住在作坊旁边的房间里,给整个卧室装饰了不久之前童年时代的木偶和玩具,可是她的欢乐溢出了卧室的四壁,象有益健康的和风拂过秋海棠长廊。太阳一出,她就唱歌。家中只有她一个人敢于干预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之间的纷争。为了照拂霍·阿·布恩蒂亚,她承担了不轻的劳动。她送吃的给他,拿肥皂和刷子给他擦擦洗洗,注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里不止虱子和虱卵,保持棕榈棚的良好状态,遇到雷雨天气,还给棕榈棚遮上一块不透水的帆布。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学会了用粗浅的拉丁语跟霍·阿·布恩蒂亚谈话。奥雷连诺和皮拉·苔列娜的孩子出世以后,给领到了家里,在家庭仪式上命名为奥雷连诺·霍塞,雷麦黛丝决定把他认做自己的大儿子。她做母亲的本能使得乌苏娜吃惊。奥雷连诺在生活上更是需要雷麦黛丝的。他整天在作坊里干活,雷麦黛丝每天早晨部给他送去一杯黑咖啡。每天晚上,他俩都去摩斯柯特家里。奥雷连诺和岳父没完没了地玩多米诺骨牌,雷麦黛丝就跟姐姐们聊天,或者跟母亲一起议论大人的事。跟布恩蒂亚家的亲戚关系,巩固了阿·摩斯柯特在马孔多的威望。他经常去省城,已经说服政府当局在马孔多开办一所学校,由继承了祖父教育热情的阿卡蒂奥管理。为了庆祝国家独立节,阿·摩斯柯特先生通过说服使得大部分房屋都刷成了蓝色。根据尼康诺神父的坚决要求,他命令卡塔林诺游艺场迁到偏僻的街道,并且关闭小镇中心区另外几个花天酒地的场所。有一次,阿·摩斯柯特先生从省城回来,带来了六名持枪的警察,由他们维持社会秩序,甚至谁也没有想起马孔多不留武装人员的最初的协议了。奥雷连诺欢喜岳父的活力。“你会变得象他那么肥胖,’–朋友们向他说。可是,由于经常坐在作坊里,他只是颧骨比较凸出,眼神比较集中,体重却没增加,拘谨的性格也没改变;恰恰相反,嘴边比较明显地出现了笔直的线条–独立思考和坚强决心的征象。奥雷连诺和他的妻子都得到了两家的深爱,所以,当雷麦黛丝说她将有孩子的时候,甚至阿玛兰塔和雷贝卡都暂时停止了扯皮,为孩子加紧编织两种颜色的毛线衣:蓝色的–如果生下的是男孩;粉红色的--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几年以后,奥雷连诺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想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雷麦黛丝。乌苏娜宣布了严格的丧事,关闭了所有的门窗,如果没有极端的必要,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屋子;在一年之中,她禁止大家高声说话;殡丧日停放棺材的地方,墙上挂了雷麦黛丝的像片,照片周围加了黑色缎带,下面放了一盏长明灯。布恩蒂亚的后代一直是让长明灯永不熄灭的,他们看见这个姑娘的照片就感到杌隍不安;这姑娘身着百褶裙,头戴蝉翼纱花巾,脚上穿了一双白皮鞋,子孙们简直无法把照片上的姑娘跟“曾祖母”本来的形象联系起来。阿玛兰塔自动收养了奥雷连诺·霍塞。她希望拿他当儿子,分担她的孤独,减轻她的痛苦,因为她把疯狂弄来的鸦片酊偶然放到雷麦黛丝的咖啡里了。每天晚上,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都在帽上戴着黑色丝带,踮着脚走进屋来,打算悄悄地探望雷贝卡;她穿着黑色衣服,袖子长到手腕,显得萎靡不振。现在要想确定新的婚期,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了;他俩虽已订婚,却无法使关系往前推进,他俩的爱情令人讨厌、得不到关心,仿佛这两个灭了灯、在黑暗中接吻的情人只能听凭死神的摆布。雷贝卡失去了希望,精神萎顿,又开始吃土。

    丧事开始之后过了不少时间,刺绣的人又聚在长廊上的时候,在一个死寂的炎热天,下午两点正,忽然有个人猛力推开了房屋的正门,使得整座房子都晃动起来;坐在长廊上的阿玛兰塔和她的女友们,在房间里咂吮手指的雷贝卡,厨房里的乌苏娜,作坊里的奥雷连诺,甚至栗树下的霍·阿·布恩蒂亚–全部觉得地震已经开始,房子就要倒塌了。门槛边出现了一个样子非凡的人。他那宽阔的肩膀勉强才挤过门洞,粗脖子上挂着一个“救命女神”像,胳膊和胸脯都刺满了花纹,右腕紧紧地箍着一个护身的铜镯。他的皮肤被海风吹成了棕褐包,头发又短又直,活象骡子的鬃毛,下巴显得坚毅,神情却很悒郁。他的腰带比马肚带粗一倍,高统皮靴钉了马刺,后跟包了铁皮;他一走动,一切都颤抖起来,犹如地震时一样。他千里拎着一个相当破烂的鞍囊,走过客厅和起居室,象雷霆一样出现在秋海棠长廊上,使得阿玛兰塔和她的女伴们把针拿在空中都呆住了。“哈罗!”–他用疲惫的声音打了个招呼,就把鞍囊扔在她们面前的桌上,继续朝房子深处走去。“哈罗!”他向惶恐地探望室外的雷贝卡说。“哈罗!”–他向全神贯注干活的奥雷连诺说。这人哪儿也没耽搁,一直走到厨房才停了下来,结束了他从世界另一边开始的旅行。“哈罗!”–他说。刹那间,乌苏娜张着嘴巴发楞,然后看了看来人的眼睛,才“噢唷”一声,抱住他的脖子,高兴得又哭又叫。这是霍·阿卡蒂奥。他回家时也象离家时一样穷困,乌苏娜甚至不得不给他两个比索,偿付租马的费用。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其中夹了许多水手行话。大家问他到过哪儿,他只同答:“那儿。”在指定给他的房间里,他悬起吊床,一连睡了三天,醒来以后,他一口气吃了十六只生鸡蛋,就径直去卡塔林诺游艺场,他那粗壮的身躯在好奇的娘儿们中间引起了惊愕。他请在场的人听音乐、喝酒,全都记在他的账上,并且跟五个男人打赌,说他们加在一起也无法把他的手扳到桌上。“不行,”他们相信自己动不了他的手,就说。“因为他身上有魔镯。”卡塔林诺不相信他那神奇的力气,就拿十二个比索跟他打赌,说他搬动不了柜台。可他把柜台从地里拔了起来,举到头上,并且将它放在街上。为了搬回柜台,需要十一个男人。

    在兴味正浓的时候,他让大家参观他那异乎寻常的男性器官,上面刺了蓝色和红色的各种文字。他周围的娘儿们都兴致勃勃,他就问她们谁能多给点钱,一个最有钱的女人给了他二十个比索。接着,他主张拿他抽彩,每张彩票十个比索,看看谁能把他抽到。这个价格是大得惊人的,因为最红的女人一夜才能挣到八个比索,然而大家都同意了。十四张彩票写好之后,都放在一顶帽子里,大家开始抽–每个女人抽一张。最后只剩两张可能抽中的了。

    “每人多给五个比索,”霍·阿卡蒂奥向两个幸运的女人说。“我就让自己在你们之间平分。”

    他就是以此为生的。他充当一名水手,跟其他同样离乡背井的人一起作过六十五次环球航行。那天夜晚在卡塔林诺游艺场里跟他睡觉的女人,把他赤身露体地带到舞厅里给大家参观,他的身体–从面孔到脊背、从脖子到脚后跟–每一平方英寸都刺了花纹。

    霍·阿卡蒂奥几乎不跟家里的人来往,他白天睡觉,夜晚都在妓馆区度过,在少有的情况下,母亲让他坐在家中的桌子旁边时,他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他谈起自己在遥远地区的那些冒险经历。他遇到过船舶失事,乘着舢板在日本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拿中暑死去的同伴的尸体充饥–人肉好好地用盐腌透、晒干,比较粗硬,有点儿甜味。在一个晴朗的晌午,轮船在孟加拉湾航行时,船员们杀死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他们发现了十字军骑士的钢盔、钮扣和武器。在加勒比海,他瞧见了维克多·雨果(注:维克多·雨果,法国议会的瓜德罗普岛代表,曾同英国人进行过海盗式的战争。古巴作家阿列科·卡尔宾蒂耶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就是描写他的。)海盗船的怪影:船帆被致命的飓风撕成了碎片,横桁和桅杆都被海蟑螂咬坏了,轮船仍然驶往瓜德罗普,但却永远迷失了航向。乌苏娜在桌边马上哭了起来,仿佛读了望眼欲穿的信似的,在这些信里,霍·阿卡蒂奥谈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冒险遭遇。“咱们这儿有这么大的房子嘛,儿子,”她叹息地说。“而且咱们还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猪吃!”但她怎么也不明白,吉卜赛人带走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了一个野人,一次能吃半只猪崽,猛然呼出一口气就能使花儿枯萎。家里其他的人是有这种感觉的。对于他吃东西时打响嗝的习惯,阿玛兰塔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卡蒂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秘密,对霍·阿卡蒂奥所提的问题只是勉强张张嘴巴,霍·阿卡蒂奥显然力图取得这青年的好感。奥雷连诺打算让哥哥忆起他俩同住一室的那些时光,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可是霍·阿卡蒂奥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只有雷贝卡一人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那天晚上,霍·阿卡蒂奥经过她的卧室门前时,她觉得,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这个壮汉相比,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这个壮汉火山爆发似的声音,整座宅子都能听到.她打算利用各种借口跟他相见。有一次,霍·阿卡蒂奥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她的身姿,说道:“你完全成了个娘儿啦,小妹妹。”雷贝卡失去了自制,又象往日一样,开始贪馋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而且拼命咂吮指头,以致指头上出现了茧子。有一回,她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蛭。夜里,她不睡觉,哆哆嗦嗦,仿佛患了热病,狂烈挣扎,一直等到天亮时房子震动,霍·阿卡蒂奥来到。有一次午睡的时候,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就走进了霍·阿卡蒂奥的卧室。她发现他只穿着裤衩躺在一个吊床上,这吊床是用粗大的船索悬在梁上的。他那粗壮、裸露的躯体把她吓了一跳,她想后退。“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可她说得声音很低,不想吵醒别人。“到这儿来吧,”他说。她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而霍·阿卡蒂奥却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又抚摸她的小腿,最后又抚摸她的大腿,低声说:“唉,小妹妹,唉,小妹妹。”接着,一种异常准确的、飓风似的强大力量把她拦腰抱起,三两下脱掉了她的衣服,就将她象小鸟儿一样压扁了;这时她作了非凡的努力,才没有一命呜呼。她刚刚感谢上帝让她生在人世,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而失去知觉,同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淖里挣扎,这片泥淖犹如吸墨纸吸去了她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他们在晚祷时结婚了。前一天,霍·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商店。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霍·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去,就向他说:“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黯然失色,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就宣布下课。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他俩单独留下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她是你的妹妹呀!”
    “这不要紧,”霍·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解释说。“此外,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抬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

     第六章

    奥雷连诺上校发动了三十二次武装起义,三十二次都遭到了失败。他跟十六个女人生了十七个儿子,这些儿子都在一个晚上接二连三被杀死了,其中最大的还不满三十五岁。他自己遭到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二次埋伏和一次枪决,但都幸免于难。他喝了一杯掺有士的宁(注:一种毒药)的咖啡,剂量足以毒死一匹马,可他也活过来了。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荣誉勋章。他曾升为革命军总司令,在全国广大地区拥有生杀予夺之权,成了政府最畏惧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让人给他拍过照。战争结束以后,他拒绝了政府给他的终身养老金,直到年老都在马孔多作坊里制作小金鱼为生。尽管他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但他唯一的伤却是他亲手造成的,那是结束二十年内战的尼兰德投降书签订之后的事。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穿过脊背,可是没有击中要害。这一切的结果不过是马扎多的一条街道拿他命了名。

    然而,据他自己寿终之前不久承认,那天早晨,他率领二十一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投奔维克多里奥·麦丁纳将军的部队时,他是没有想到这些的。

    “我们把这个镇子交给你了,”他离开时向阿卡蒂奥说。“你瞧,我们是把它好好儿交给你的,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它该更好了。”

    阿卡蒂奥对这个指示作了十分独特的解释。他看了梅尔加德斯书里的彩色插图,受到启发,就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制服,制服上面配了元帅的饰带和肩章,并且在腰边挂了一把带有金色穗子的军刀;这把军刀本来是属于那个已经被枪决的上尉的。然后,他在市镇人口处安了两门大炮,鼓动他以往的学生,叫他们穿上军服,把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使人从旁看出这个镇子是坚不可摧的。其实,这个鬼把戏未必有用:的确,几乎整整一年,政府不敢发出进攻马孔多的命令,可是最终决定大举猛攻这个镇子时,半小时之内就把抵抗镇压下去了。阿卡蒂奥在执掌政权之初,对发号施令表现了很大的爱好。有时,他一天发布四项命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人都须服兵役,宣布晚上六时以后出现在街上的牲畜为公共财产,强迫中年男人戴上红臂章。他把尼康诺神父关在家里,禁止外出,否则枪毙:只有在庆祝自由党胜利时,才准做弥撒、敲钟。为了让大家知道他并不想说着玩玩,他命令一队士兵在广场上向稻草人练习射击。起初,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这些。归根到底,这些士兵不过是假装大人的小学生。有一天晚上,阿卡蒂奥走进卡塔林诺游艺场的时候,乐队小号手故意用军号声欢迎他,引起了哄堂大笑。阿卡蒂奥认为这个号手不尊重新的当局,下令把他枪毙了。那些敢于反对的人,他下令给他们戴上脚镣,把他们关在学校教室里,只让他们喝水、吃面包。“你是杀人犯!”乌苏娜每次听到他的横行霸道,都向他叫嚷。“奥雷连诺知道的时候,他会枪毙你,我第一个高兴。”然而一切都是枉然。阿卡蒂奥继续加强这种毫无必要的酷烈手段,终于成了马孔多不曾有过的暴君。“现在,镇上的人感到不同啦,”阿·摩斯柯特有一次说。“这就是自由党的天堂。”这些话传到了阿卡蒂奥耳里。他领着一队巡逻兵,闯进阿·摩斯柯特的住所,砸毁家具,抽打他的几个女儿,而把过去的镇长沿着街道朝兵营拖去。乌苏娜知道了这伴事情,非常惭愧,狂喊乱叫,愤怒地挥着树脂浸透的鞭子,撒腿奔过市镇;当她冲进兵营院子的时候,士兵们已经站好了枪毙阿·摩斯柯特先生的队列,阿卡蒂奥准备亲自发出“开枪”的命令。

    “你敢,杂种!”乌苏娜叫道。

    阿卡蒂奥还没清醒过来,她已拿粗大的牛筋鞭给了他一下子。“你敢,杀人犯,”她喝道。“你也杀死我吧,你这婊子养的。那样,我起码用不着因为喂大了你这个怪物而惭愧得流泪了。”她无情地追着阿卡蒂奥抽打,直到他躲在院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象蜗牛似的蜷缩在那儿。绑在柱子上的阿·摩斯柯特先生已经失去知觉,在这之前,柱子上挂着一个被子弹打穿了许多窟窿的稻草人。行刑的小伙子们四散奔逃,生怕乌苏娜也拿他们出气。可她看都不看他们一眼。阿卡蒂奥的制服已经扯破,他又痛又恼,大声狂叫;乌苏娜把他撇在一边,就去松开阿·摩斯柯特先生,领他回家。但在离开兵营之前,她把戴着脚镣的犯人都给放了。

    从这时起,乌苏娜开始掌管这个市镇。她恢复了星期日的弥撒,取消了红色臂章,宣布阿卡蒂奥轻率的命令无效。乌苏娜虽然表现勇敢,心中却悲叹自己的命运。她感到自己那么孤独,就去找被忘在栗树下的丈夫,向他无用地诉苦。“你瞧,咱们到了什么地步啦,”她向他说;周围是六月里的雨声,雨水很有冲毁棕榈棚的危险。“咱们的房子空啦,儿女们四分五散啦,象最初那样,又是咱们两人了。”可是,霍·阿·布恩蒂亚精神错乱,对她的抱怨听而不闻。最初丧失理智的时候,他还用半通不通的拉丁语说说日常生活的需要。在短暂的神志清醒当中,阿玛兰塔给他送饮食来的时候,他还向她诉说自己最大的痛苦,顺从地让她给他拨火罐、抹芥末膏。可是,乌苏娜开始到栗树下来诉苦时,他已失去了跟现实生活的一切联系。他坐在板凳上,乌苏娜一点一点地给他擦身,同时就谈家里的事。“奥雷连诺出去打仗,已经四个多月啦,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的消息,”她一面说,一面用抹了肥皂的刷子给丈夫擦背。“霍·阿卡蒂奥回来了,长得比你还高,全身刺满了花纹,可他只给我们家丢脸。”她觉得坏消息会使丈夫伤心,于是决定向他撒谎。“你别相信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吧,”说着,她拿灰撒在他的粪便上,然后用铲子把它铲了起来。“感谢上帝,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结婚啦,现在他们挺幸福。”她学会了把假话说得十分逼真,自己也终于在捏造中寻得安慰。“阿卡蒂奥已经是个正经的人,很勇敢,穿上制服挺神气,还配带了一把军刀。”这等于跟死人说话,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使霍·阿·布恩蒂亚愉快和悲哀了。可是,乌苏娜继续跟丈夫唠叨。他是那么驯顺,对一切都很冷淡,她就决定给他松绑。松了绳子的霍·阿·布恩蒂亚,在板凳上动都不动一下。他就那么日晒雨淋,仿佛绳子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有一种比眼睛能够看见的绳索更强大的力量把他拴在粟树上。八月间,大家已经开始觉得战争将要永远拖延下去的时候,乌苏娜终于把她认为真实的消息告诉了大夫。

    “好运气总是跟着咱们的,”她说。“阿玛兰塔和摆弄自动钢琴的意大利人快要结婚啦!”

    在乌苏娜的信任下,阿玛兰塔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友好关系确实发展很快;现在,意大利人来访时,乌苏娜认为没有心要在场监视了。这是一种黄昏的幽会。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总是傍晚才来,钮扣孔眼里插一朵栀子花,把佩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翻译给阿玛兰塔听。他俩坐在充满了玫瑰花和牛至花馨香的长廊上:他念诗,她就绣制花边袖口,两人都把战争的惊扰和变化抛到脑后;她的敏感、审慎和掩藏的温情,仿佛蛛网一样把未婚夫缠绕起来,每当晚上八时他起身离开的时候,他都不得不用没戴戒指的苍白手指拨开这些看不见的蛛网,他跟阿玛兰塔·起做了一个精美的明信画片册,这些明信画片都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在每张明信片上,都有一对情人呆在公园绿树丛中的僻静角落里,还有一些小花饰–箭穿的红心或者两只鸽子用嘴衔着的一条金色丝带。“我去过佛罗伦萨的这个公园,”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翻阅着画片说。“只要伸出下去,鸟儿就会飞来啄食。”有时,看到一幅威尼斯水彩画,他的怀乡之情会把水沟里的淤泥气味和海中贝壳的腐臭昧儿变成鲜花的香气。阿玛兰塔一面叹息一面笑,并且憧憬着那个国家,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挺漂亮,说起话来象孩子,那里有古老的城市,它们往日的宏伟建筑只剩下了在瓦砾堆里乱刨的几只小猫。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漂洋过海追求爱情,并且把雷贝卡的感情冲动跟爱情混为一谈,但他总算得到了爱情,慌忙热情地吻她。幸福的爱情带来了生意的兴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店铺已经占了几乎整整一条街道,变成了幻想的温室–这里可以看到精确复制的佛罗伦萨钟楼上的自鸣钟,它用乐曲报告时刻;索伦托的八音盒和中国的扑粉盒,此种扑粉盒一开盖子,就会奏出五个音符的曲子;此外还有各种难以想象的乐器和自动玩具。他把商店交给弟弟布鲁诺·克列斯比经管,因为他需要有充分的时间照顾音乐学校。由于他的经营,各种玩物令人目眩的上耳其人街变成了一个仙境,人们一到这里就忘掉了阿卡蒂奥的专横暴戾,忘掉了战争的噩梦。根据乌苏娜的嘱咐,星期日的弥撒恢复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送给教堂一架德国风琴,组织了一个儿童合唱队,并且教他们练会格里戈里的圣歌–这给尼康诺神父简单的礼拜仪式增添了一些光彩。大家相信,阿玛兰塔跟这意大利人结婚是会幸福的。他俩并不催促自己的感情,而让感情平稳、自然地发展,终于到了只待确定婚期的地步。他俩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乌苏娜心中谴责自己的是,一再拖延婚期曾把雷贝卡的生活搞得很不象样,所以她就不想再增加良心的不安了。由于战争的灾难、奥雷连诺的出走、阿卡蒂奥的暴虐、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的被逐,雷麦黛丝的丧事就给放到了次要地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相信婚礼非举行不可,甚至暗示要把奥雷连诺·霍塞认做自己的大儿子,因为他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父爱。一切都使人想到,阿玛兰塔已经游近了宁静的海湾,就要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了。但她跟雷贝卡相反,没有表现一点急躁。犹如绣制桌布的图案、缝制精美的金银花边、刺绣孔雀那样,她平静地等待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再也无法忍受的内心煎熬。这种时刻跟十月的暴雨一块儿来临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从阿玛兰塔膝上拿开刺绣篮于,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手。“我不能再等了,”他说。“咱们下个月结婚吧。”接触他那冰凉的手,她甚至没有颤栗一下。她象一只不驯服的小野兽,缩回手来,重新干活。

    “别天真了,克列斯比,”阿玛兰塔微笑着说。“我死也不会嫁给你。”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失去了自制。他毫不害臊地哭了起来,在绝望中差点儿扭断了手指,可是无法动摇她的决心。“别白费时间了,”阿玛兰塔回答他。“如果你真的那么爱我,你就不要再跨过这座房子的门坎。”乌苏娜羞愧得无地自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尽了哀求的话。他卑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整个下午,他都在乌苏娜怀里痛哭流涕,乌苏娜宁愿掏出心来安慰他。雨天的晚上,他总撑着一把绸伞在房子周围徘徊,观望阿玛兰塔窗子里有没有灯光。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从来不象这几天穿得那么讲究。他虽象个落难的皇帝,但头饰还是挺有气派的。见到阿玛兰塔的女友–常在长廊上绣花的那些女人,他就恳求她们设法让她回心转意。他抛弃了自己的一切事情,整天整天地呆在商店后面的房间里,写出一封封发狂的信,夹进一些花瓣和蝴蝶标本,寄给阿玛兰塔;她根本没有拆阅就把一封封信原壁退回。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弹齐特拉琴,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夜里,他唱起歌来,马孔多的人闻声惊醒,被齐特拉琴神奇的乐曲声迷住了,因为这种乐曲声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他们也给充满爱情的歌声迷住了,因为比这更强烈的爱情在人世间是不可能想象的。然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看见了全镇各个窗户的灯光,只是没有看兄阿玛兰塔窗子里的灯光。十一月二日,万灵节那一夭,他的弟弟打开店门,发现所有的灯都是亮着的,所有的八音盒都奏着乐曲,所有的钟都在没完没了地报告时刻;在这乱七八槽的交响乐中,他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伏在爪屋的写字台上–他手腕上的静脉已给刀子割断,两只手都放在盛满安息香树胶的盟洗盆中。

    乌苏娜吩咐把灵枢放在她的家里,尼康诺神父既反对为自杀者举行宗教仪式,也反对把人埋在圣地。乌苏娜跟神父争论起来。“这个人成了圣徒,”她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我都不了解。不管你想咋办,我都要把他埋在梅尔加德斯旁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之后,在全镇的人一致同意下,她就那样做了。阿玛兰塔没有走出卧室。她从自己的床铺上,听到了乌苏娜的号啕声、人们的脚步声和低低的谈话声,以及哭灵女人的数落声,然后是一片深沉的寂静,寂静中充满了踩烂的花朵的气味。在颇长一段时间里。阿玛兰塔每到晚上都还感到薰衣草的味儿,但她竭力不让自己精神错乱。乌苏娜不理睬她了。那天傍晚,阿玛兰塔走进厨房,把一只手放在炉灶的炭火上,过了一会儿,她感到的已经不只是疼痛,而是烧焦的肉发出的臭味了,这时,乌苏娜连眼睛都不扬一扬,一点也不怜悯女儿。这是对付良心不安的人最激烈的办法。一连几天,阿玛兰塔都在家中把手放在一只盛着蛋清的盆子里,的伤就逐渐痊愈了,而且在蛋清的良好作用下,她心灵的创伤也好了。这场悲剧留下的唯一痕迹,是缠在她那的伤的手上的黑色绷带,她至死都是把它缠在手上的。

    阿卡蒂奥表现了意外的宽厚态度,发布了正式哀悼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命令。乌苏娜认为这是浪子回头的举动,但她想错了。她失去了他,根本不是从他穿上军服时开始的,而是老早开始的,她认为,她把他当做自己的孙子抚养成人,就象养育雷贝卡一样,既没优待他,也没亏待他。然而,阿卡蒂奥却长成了个乖僻、胆怯的孩子,因为在他童年的时候,正好失眠症广泛流行,乌苏娜大兴土木,霍·阿·布恩蒂亚精神错乱,奥雷连诺遁居家门,阿玛兰塔和雷贝卡彼此仇视。奥雷连诺教他读书写字时,仿佛对待一个陌生人似的,他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他拿自己的衣服给阿卡蒂奥(让维希塔香加以修改),因为这些衣服准备扔掉了。阿卡蒂奥感到苦恼的是一双不合脚的大鞋、裤子上的补丁以及女人的屁股。他跟维希塔香和卡塔乌尔谈话时,多半是用他们的语言。唯一真正关心他的人是梅尔加德斯:这老头儿把令人不解的笔记念给他听,教他照相术。谁也没有猜到,他在大家面前如何掩饰自己的痛苦,如何哀悼老头儿的去世;他翻阅老头儿的笔记,拼命寻找使这吉卜赛人复活的办法,但是毫无结果。在学校里,他受到大家的尊敬;掌握市镇大权以后,他穿上神气的军服,发布严厉的命令,他那经常落落寡欢的感觉才消失了。有天晚上在卡塔林诺游艺场里,有人大胆地向他说:“你配不上你现在的这个姓。”出乎大家的预料,阿卡蒂奥没有枪毙这个鲁莽的人。

    “我不是布恩蒂亚家的人,”他说,“那倒荣幸得很。”

    了解他那出身秘密的人听了这个回答,以为他一切都明白了,其实他永远都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象霍·阿卡蒂奥和奥雷连诺一样,他对自己的母亲皮拉·苔列娜感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当她走进他正在修饰照相底版的暗室时,他那血管里的热血竟然沸腾起来。尽管皮拉·苔列娜已经失去魅力,已经没有朗朗的笑声,他还是寻烟的苦味找到她。战前不久,有一天中午,比往常稍迟一些,她到学校里去找自己的小儿子。阿卡蒂奥在房间里等候她–平常他都在这儿睡午觉,后来他命令把这儿变成把拘留室。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躺在吊床上急躁得发颤,因他知道皮拉·苔列娜准会经过这个房间。她来了。阿卡蒂奥一把抓住她的手,试图把她拉上吊床。“我不能,我不能,”皮拉·苔列娜惊恐地说。“你不知道,我多想让你快活,可是上帝作证,我不能。”阿卡蒂奥用他祖传的膂力拦腰把她抱住,一接触她的身体,他的两眼都开始模糊了,“别装圣女啦,”他说。“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婊子。”皮拉·苔列娜竭力忍受悲惨的命运在她身上引起的厌恶。

    “孩子们会看见的,”她低声说。“今儿晚上你最好不要闩上房门。”

    夜里,他在吊床上等她,火烧火燎地急得直颤。他没合眼,仔细倾听蟋蟀不住地鸣叫,而且麻鹬象时刻表那样准时地叫了起来,他越来越相信自己受骗了。他的渴望刚要变成愤怒的当儿,房门忽然打开。几个月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阿卡蒂奥将会忆起这些时刻:他首先听到的是邻室黑暗中摸摸索索的脚步声,有人撞到凳子的磕绊声,然后漆黑里出现了一个人影,此人怦怦直跳的心脏把空气都给震动了。他伸出一只手去,碰到了另一只手,这只手的一个指头上戴着两只戒指。他伸手抓住那一只手正是时候,要不然,那一只手又会给黑暗吞没了。他感到了对方手上的筋脉和脉搏的猛烈跳动,觉得这个手掌是湿漉漉的,在大拇指的根部,生命线被一条歪斜的死亡线切断了。他这才明白,这并不是他等待的女人,因为她身上发出的不是烟的苦昧,而是花儿的芳香,她有丰满的胸脯和男人一样扁扁的乳头。她的温存有点儿手忙脚乱,她的兴奋显得缺乏经验。她是个处女,有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名字–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皮拉·苔列娜拿自己的一半积蓄–五十比索给了她,让她来干现在所干的事儿。阿卡蒂奥不止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在食品店里帮助自己的父母,但是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因为她有一种罕见的本领:除非碰上机会,否则你是找不到她的。可是从这一夜起,她就象只小猫似的蜷缩在他那暖和的腋下了。她得到父母的同意,经常在午睡时到学校里来,因为皮拉·苔列娜把自己的另一半积蓄给了她的父母。后来,政府军把阿卡蒂奥和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撵出学校,他俩就在店铺后屋的黄油罐头和玉米袋子之间幽会了。到阿卡蒂奥担任市镇军政长官的时候,他俩有了一个女儿。

    知道这件事情的亲戚只有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这时,阿卡蒂奥是跟他俩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这种关系的基础与其说是亲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共同的利益。霍·阿卡蒂奥被家庭的重担压得弯着脖子。雷贝卡的坚强性格,她那不知满足的情欲,她那顽固的虚荣心,遏制了丈大桀骜不驯的脾气–他从一个懒汉和色鬼变成了一头力气挺大的、干活的牲口。他俩家里一片整洁。每天早晨,雷贝卡都把窗子完全敞开,风儿从墓地吹进房间,通过房门刮到院里,在墙上和家具上都留下薄薄一层灰尘。吃土的欲望,父母骸骨的声响,她的急不可耐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消极等待,–所有这些都给抛到脑后了。雷贝卡整天都在窗前绣花,毫不忧虑战争,直到食厨里的瓶瓶罐罐开始震动的时候,她才站起身来做午饭;然后出现了满身污泥的几条猎狗,它们后面是一个拿着双筒枪、穿着马靴的大汉;有时,他肩上是一只鹿,但他经常拎回来的是一串野兔或野鸭。阿卡蒂奥开始掌权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前来看望雷贝卡和她丈夫。自从他俩离家之后,阿卡蒂奥就没有跟他俩见过面,但他显得那么友好、亲密,他们就请他尝尝烤肉。

    开始喝咖啡时,阿卡蒂奥才说出自己来访的真正目的:他接到了别人对霍·阿卡蒂奥的控告。有人抱怨说,霍·阿卡蒂奥除了耕种自己的地段,还向邻接的土地扩张;他用自己的牛撞倒了别人的篱笆,毁坏了别人的棚子,强占了周围最好的耕地。那些没有遭到他掠夺的农民–他不需要他们的土地–他就向他们收税。每逢星期六,他都肩挎双筒枪,带着一群狗去强征税款。霍·阿卡蒂奥一点也不否认。他强词夺理地说,他侵占的土地是霍·阿·布恩蒂亚在马孔多建村时分配的,他能证明:他的父亲当时已经疯了,把事实上属于布恩蒂亚家的地段给了别人。这是没有必要的辩解,因为阿卡蒂奥根本不是来裁决的。他主张成立一个登记处,让霍·阿卡蒂奥侵占的土地合法化,条件是霍·阿卡蒂奥必须让地方当局代替他收税。事情就这样商定。过了几年,奥雷连诺上校重新审查土地所有权时发现,从他哥哥家所在的山丘直到目力所及之处,包括墓地在内的全部土地都是记在他哥哥名下的,而且阿卡蒂奥在掌权的十一个月中,在自己的衣兜里不仅塞满了税款,还有他允许人家在霍·阿卡蒂奥土地上埋葬死人所收的费用。

    过了几个月,乌苏娜才发现了大家都已知道的情况,因为人家不愿增加她的痛苦,是把这种情况瞒着她的。起初,她产生了怀疑。“阿卡蒂奥在给自己盖房子啦,”她试图拿一匙南瓜粥喂到丈夫嘴里,假装骄傲地告诉他。但她忍不住叹气:“我不知道为啥,这些都不合我的意。”随后,她知道阿卡蒂奥不仅盖成了房子。甚至给自己订购了维也纳家具,她就怀疑他动用了公款。有个星期天做完弥撒回来,她看见他在新房子里跟自己的军官们玩纸牌。“你是咱们家的耻辱,”她向他叫嚷。阿卡蒂奥没有理睬她。乌苏娜这时才知道,他有一个刚满半岁的女儿,跟他非法同居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又怀了孕。乌苏娜决定写信给奥雷连诺上校,不管他在哪儿,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然而随后几天事态的发展,不但阻止了她实现自己的计划,甚至使她感到后悔。对马孔多的居民来说,“战争”至今不过是一个词儿,表示一种模糊的、遥远的事情,现在成了具体的、明显的现实了。二月底,一个老妇骑着一头毛驴,驴背。上载着一些笤帚,来到马孔多镇口。她的模样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哨兵没问什么就让她通行了,他们以为她不过是从沼泽地来的一个女商贩,老妇迳直走向兵营。阿卡蒂奥在以前的教室里接见她,这教室现在变成了后方营地:..到处都可看见卷着的或者悬在铁环上的吊铺,各个角落都堆着草席,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步枪、卡宾枪、甚至猎枪。老妇采取“立正”姿势,行了个军礼,然后自我介绍:

    “我是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据他说,自由党人进行抵抗的最后几个据点已给消灭了。奥雷连诺上校正在一面战斗,一面撤离列奥阿察,派他带着使命来见阿卡蒂奥,说明马孔多无需抵抗就得放弃,条件是自由党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得到保障。阿卡蒂奥轻蔑地打量古怪的信使,这人是不难被看成一个可怜老妇的。

    “你当然带有书面指示罗,”他说。

    “不,”使者回答,“我没带任何这类东西。每个人都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身边是不能有任何招惹麻烦的东西的。”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来放在桌上。“我认为这就够了,”他说。阿卡蒂奥看出,这确实是奥雷连诺上校所做的小金鱼。不过,这个东西也可能是谁在战前就买去或偷去的,因此不能作为证件。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使者甚至不惜泄露军事秘密。他说,他带着重要使命潜往库拉索岛,希望在那儿招募加勒比海岛上的流亡者,弄到足够的武器和装备,打算年底登陆。奥雷连诺上校对这个计划很有信心,所以认为目前不该作无益的牺牲。可是阿卡蒂奥十分固执,命令把使者拘押起来,弄清了此人的身份再说:而且,他誓死要保卫马孔多镇。

    没等多久。自由党人失败的消息就越来越可信了。三月底的一天晚上,不合节令的雨水提前泼到马孔多街上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紧张的宁静突然被撕心裂肺的号声冲破了,接着,隆隆的炮击摧毁了教堂的钟楼。其实决定抵抗纯粹是疯狂的打算。阿卡蒂奥指挥的总共是五十个人,装备很差,每人顶多只有二十发子弹。诚然,在这些人当中有他学校里的学生,在他漂亮的号召激励之下,他们准备为了毫无希望的事情牺牲自己的性命。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只能听到零乱的射击声、靴子的践踏声、矛盾的命令声、毫无意义的号声;这时,自称史蒂文森上校的人,终于跟阿卡蒂奥谈了一次话。“别让我戴着镣铐、穿着女人的衣服可耻地死,”他说,“如果我非死不可,那就让我在战斗中死吧,”他的话说服了阿卡蒂奥。阿卡蒂奥命令自己的人给了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让他和五个人留下来保卫兵营,自己就带着参谋人员去指挥战斗。阿卡蒂奥还没走到通往沼地的路上,马孔多镇口的防栅就被摧毁了,保卫市镇的人已在街上作战,从一座房子跑到另一座房子;起初,子弹没有打完时,他们拿步枪射击,然后就用手枪对付敌人的步枪了,最后发生了白刃战。失败的危急情况迫使许多妇女都拿着棍捧和菜刀奔到街上。在一片混乱中,阿卡蒂奥看见了阿玛兰塔,她正在找他:她穿着一个睡衣,手里握着霍·阿·布恩蒂亚的两支旧式手枪,活象一个疯子。阿卡蒂奥把步枪交给一个在战斗中失掉武器的军官,带着阿玛兰塔穿过近旁的一条小街,想把她送回家去。乌苏娜不顾炮弹的呼啸,在门口等候,其中一发炮弹把邻舍的正面打穿了一个窟窿。雨停了街道滑溜溜的,好似融化的肥皂,在夜的黑暗里只能摸索前进。阿卡蒂奥把阿玛兰塔交给乌苏娜,转身就向两个敌兵射击,因为那两个敌兵正从旁边的角落里向他开火。在橱里放了多年的手枪没有打响。乌苏娜用身体挡住阿卡蒂奥,打算把他推到房子里去。“去吧,看在上帝份上,”她向他叫道。“胡闹够啦!”

    敌兵向他俩瞄准。

    “放开这个人,老大娘,”一个士兵吆喝,“要不,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阿卡蒂奥推开乌苏娜,投降了。过了一阵,枪声停息,钟声响了起来。总共半小时,抵抗就被镇压下去了。阿卡蒂奥的人没有一个幸存。但在牺牲之前,他们勇敢地抗击了三百名敌兵。兵营成了他们的最后一个据点。政府军已经准备猛攻。自称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的人,释放了囚犯,命令自己的人离开兵营,到街上去战斗。他从几个窗口射击,异常灵活,准确无误,打完了自己的二十发子弹使人觉得这个兵营是有防御力量的,于是进攻者就用大炮摧毁了它。指挥作战的上尉惊讶地发现,瓦砾堆里只有一个穿着衬裤的死人。炮弹打断的一只手还握着一支步枪,弹夹已经空了;死人的头发又密又长,好象女人的头发,用梳子别在脑后;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链条,链条上有条小金鱼。上尉用靴尖翻过尸体,一看死者的面孔,就惊得发呆了。“我的上帝!”他叫了一声。其他的军官走拢过来。

    “你们瞧,他钻到哪儿来啦,”上尉说,“这是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呀。”

    黎明时分,根据战地军事法庭的判决,阿卡蒂奥在墓地的墙壁前面被枪决了。在一生的最后两小时里,他还没弄明白,他从童年时代起满怀的恐惧为什么消失了。他倾听他的各项罪行时是十分平静的,完全不是因为打算表现不久之前产生的勇气。他想起了乌苏娜–这时,她大概跟霍·阿·布恩蒂亚一起,正在栗树下面喝咖啡。他想起了还没取名的八个月的女儿,想起了八月间就要出生的孩子。他想起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出来打仗时,她为了第二天的午餐而把鹿肉腌起来的情景,他记起了她那披到两肩的头发和又浓又长的睫毛,那样的睫毛仿佛是人造的。他怀念亲人时并没有感伤情绪,只是严峻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开始明白自己实际上多么喜爱自己最憎恨的人。法庭庭长作出最后判决时,阿卡蒂奥还没发现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即使列举的罪行没有充分的罪证,”庭长说,“但是根据被告不负责任地把自己的部下推向毫无意义的死亡的鲁莽行为,已经足以判决被告的死刑。”在炮火毁掉的学校里,他曾第一次有过掌权以后的安全感,而在离这儿几米远的一个房间里,他也曾模糊地尝到过爱情的滋味,所以他觉得这一套死亡的程序太可笑了。其实,对他来说,死亡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因此,听到判决之后,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留恋。他一句话没说,直到庭长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

    “请告诉我老婆,”他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让她把女儿取名叫乌苏娜,”停了停又说:“象祖母一样叫做乌苏娜。也请告诉她,如果将要出生的是个男孩,就管他叫霍·阿卡蒂奥,但这不是为了尊敬我的大伯,而是为了尊敬我的祖父。”

    在阿卡蒂奥给带到墙边之前,尼康诺神父打算让他忏悔。“我没有什么忏悔的,”阿卡蒂奥说,然后喝了一杯黑咖啡,就听凭行刑队处置了。行刑队长是个“立即执行”的专家,他的名字并不偶然,叫做罗克·卡尼瑟洛上尉,意思就是“屠夫”。毛毛雨不停地下了起来,阿卡蒂奥走向墓地的时候,望见天际出现了星期二灿烂的晨光。他的留恋也随着夜雾消散了,留下的是无限的好奇。行刑队命令他背向墙壁站立时,他才发现了雷贝卡–她满头湿发,穿一件带有粉红色小花朵的衣服,正把窗子打开。他竭力引起她的注意。的确,雷贝卡突然朝墙壁这边瞥了一眼,就惊恐得愣住了,然后勉强向他招手告别。阿卡蒂奥也向她挥了挥手。在这片刻间,几支步枪黑乎乎的枪口瞄准了他,接着,他听到了梅尔加德斯一字一句朗诵的教皇通谕,听到了小姑娘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在教室里摸索的脚步声,感到自己的鼻子冰冷、发硬,就象他曾觉得惊异的雷麦黛丝尸体的鼻子。“嗨,他妈的,”他还来得及想了一下,“我忘了说,如果生下的是个女孩,就管她叫雷麦黛丝吧。”接着,他平生的恐惧感又突然向他袭来,象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上尉发出了开枪的命令。阿卡蒂奥几乎来不及挺起胸膛和抬起脑袋,就不知从哪儿涌出一股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大腿往下直流。

    “杂种!”他叫喊起来。“自由党万岁!”

     第七章

    五月里,战争结束了。政府在言过其实的公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说要严惩叛乱的祸首;在这之前两个星期,奥雷连诺上校穿上印第安巫医的衣服,几乎已经到达西部边境,但是遭到了逮捕。他出去作战的时候,带了二十一个人,其中十四人阵亡,六人负伤,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跟他一起的只有一个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奥雷连诺上校被捕的消息是特别在马孔多宣布的。“他还活着,”乌苏娜向丈夫说。“但愿敌人对他发发慈悲。”她为儿子痛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下午,她在厨房里制作奶油蜜饯时,清楚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这是奥雷连诺,”她一面叫,一面跑去把消息告诉丈夫。“我不知道这个奇迹是咋个出现的,可他还活着,咱们很快就会见到他啦。”乌苏娜相信这是肯定的。她吩咐擦洗了家里的地板,重新布置了家具。过了一个星期,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这一次没有发表公告),可悲地证实了她的预言。奥雷连诺已经判处死刑,将在马孔多执行,借以恐吓该镇居民。星期一早上,约莫十点半钟,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连诺·霍塞穿衣服,乱七八糟的喧哗声和号声忽然从远处传到她耳里,过了片刻,乌苏娜冲进屋来叫道:“他们把他押来啦!”在蜂拥的人群中,士兵们用枪托开辟道路,乌苏娜和阿玛兰塔挤过密集的人群,到了邻近的一条街上,便看见了奥雷连诺。奥雷连诺象个叫花子,光着脚丫,衣服褴楼,满脸胡子,蓬头垢面。他行进的时候,并没感到灼热的尘土烫脚。他的双手是用绳子捆绑在背后的,绳端攥在一个骑马的军官手里。跟他一起押着前进的是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也是衣衫破烂、肮里肮脏的样子。他们并不垂头丧气,甚至对群众的行为感到激动,因为人们都在臭骂押解的士兵。

    “我的儿子!”在一片嘈杂中发出了乌苏娜的号陶声。她推开一个打算阻挡她的士兵。军官骑的马直立起来。奥雷连诺上校战栗一下,就停住脚步,避开母亲的手,坚定地盯着她的眼睛。

    “回家去吧,妈妈,”他说。“请求当局允许,到牢里去看我吧。”

    他把视线转向踌躇地站在乌苏娜背后的阿玛兰塔身上,向她微微一笑,问道:“你的手怎么啦?”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烧伤,”她说,然后把乌苏娜拖到一边,离马远些。士兵们朝天开了枪。骑兵队围着俘虏,朝兵营小跑而去。

    傍晚,乌苏娜前来探望奥雷连诺上校。她本想在阿·摩斯柯特先生帮助下预先得到允许,可是现在全部仅力都集中在军人手里,他的话没有任何分量。尼康诺神父肝病发作,已经躺在床上了。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没有判处死刑,他的双亲算看望儿子,但是卫兵却用枪托把他俩赶走了。乌苏娜看出无法找中间人帮忙,而且相信天一亮奥雷连诺就会处决,于是就把她想给他的东西包上,独个儿前往兵营。

    卫兵拦住了她。“我非进去不可,”乌苏娜说。“所以,你们要是奉命开枪,那就马上开枪吧,”她使劲推开其中一个士兵,跨进往日的教室,那儿有几个半裸的士兵正在擦枪。一个身穿行军服的军官,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脸色红润,彬彬有礼,向跟随她奔进来的卫兵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就退出去了。

    “我是奥雷连诺上校的母亲,”乌苏娜重说一遍。

    “您想说的是,大娘,”军官和蔼地一笑,纠正她的说法。“您是奥雷连诺先生的母亲吧。”

    在他文雅的话里,乌苏娜听出了山地人——卡恰柯人慢吞吞的调子。

    “就算是‘先生’吧,”她说,“只要我能见到他。”

    根据上面的命令,探望死刑犯人是禁止的,但是军官自愿承担责任,允许乌苏娜十五分钟的会见。乌苏娜给他看了看她带来的一包东西:一套干净衣服,儿子结婚时穿过的一双皮鞋,她感到他要回来的那一天为他准备的奶油蜜饯。她在经常当作囚室的房间里发现了奥雷连诺上校。他伸开双手躺在那儿,因为他的腋下长了脓疮。他们已经让他刮了脸。浓密、燃卷的胡子使得颧骨更加突出。乌苏娜觉得,他比以前苍白,个子稍高了一些,但是显得更孤僻了。他知道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知道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自杀;知道阿卡蒂奥专横暴戾,遭到处决;知道霍·阿·布恩蒂亚在粟树下的怪状,他也知道阿玛兰塔把她寡妇似的青春年华用来抚养奥雷连诺·霍塞;知道奥雷连诺·霍塞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刚开始说话就学会了读书写字。从跨进房间的片刻起,乌苏娜就感到拘束——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他那整个魁梧的身躯都显出极大的威力。她觉得奇怪的是,他对一切都很熟悉。“您知道:您的儿子是个有预见的人嘛,”他打趣地说。接着严肃地补充一句:“今天早上他们把我押来的时候,我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实际上,人群正在周围怒吼的时候,他是思绪万千的,看见这个市镇总共一年就已衰老,他就觉得惊异。杏树上的叶子凋落了。刷成蓝色的房屋,时而改成红色,时而又改成蓝色,最后变成了混沌不清的颜色。

    “你有啥希望吗?”她叹了口气。“时间就要到了。”

    “当然,”奥雷连诺回答。“不过……”

    这次会见是两人都等了很久的;两人都准备了问题,甚至思量过可能得到的回答,但谈来谈去还是谈些家常。卫兵宣布十五分钟已过的时候,奥雷连诺从行军床的垫子下面取出一卷汗渍的纸页。这是他写的诗。其中一些诗是他献给雷麦黛丝的,离家时带走了;另一些诗是他后来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中写成的。“答应我吧,别让任何人看见它们,”他说。“今儿晚上就拿它们生炉子。”乌苏娜答应之后就站起身来,吻别儿子。

    “我给你带来了一支手枪,”她低声说。

    奥雷连诺上校相信卫兵没有看见,于是同样低声地回答:“我拿它干什么呢?不过,给我吧,要不然,你出去的时候,他们还会发现。”乌苏娜从怀里掏出手枪,奥雷连诺上校把它塞在床垫下面。“现在,不必向我告别了,”他用特别平静的声调说。“不要恳求任何人,不要在别人面前卑躬屈节。你就当别人早就把我枪毙了。”乌苏娜咬紧嘴唇,忍住泪水。

    “拿热石头贴着脓疮(注:治疗脓疮的土法子),”说着,她一转身就走出了房间。

    奥雷连诺上校继续站着深思,直到房门关上。接着他又躺下,伸开两只胳膊。从他进入青年时代起,他就觉得自己有预见的才能,经常相信:死神如果临近,是会以某种准确无误的、无可辩驳的征兆预示他的,现在距离处决的时间只剩几小时了,而这种征兆根本没有出现。从前有一次,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土库林卡的营地,要求卫兵允许她跟他见面。卫兵让她通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狂热的母亲欢喜叫自己的女儿跟最著名的指挥官睡觉,据她们自己解释,这可改良“品种”。那天晚上,奥雷连诺上校正在写一首诗,描述一个雨下迷路的人,这个女人忽然闯进屋来。上校打算把写好的纸页锁在他存放诗作的书桌抽屉里,就朝客人转过背去。他马上有所感觉。他头都没回,就突然拿起抽屉里的手枪,说道:“请别开枪吧。”

    他握着手枪猝然转过身去时,女人已经放下了自己的手枪,茫然失措地站着。在十一次谋杀中,他避免了四次这样的谋杀。不过,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个陌生人(此人后来没有逮住)悄悄溜进起义者在马诺尔的营地。用匕首刺死了他的密友——乌格尼菲柯·维斯巴尔上校。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上校患了疟疾,奥雷连诺上校暂时把自己的吊铺让给了他。奥雷连诺上校自己就睡在旁边的吊铺上,什么也不知道。他想一切都凭预感,那是无用的。预感常常突然出现,仿佛是上帝的启示,也象是瞬刻间不可理解的某种信心。预感有时是完全不易察觉的,只是在应验以后,奥雷连诺上校才忽然醒悟自己曾有这种预感。有时,预感十分明确,却没应验。他经常把预感和一般的迷信混淆起来。然而,当法庭庭长向他宣读死刑判决,问他的最后希望时,他马上觉得有一种预感在暗示他作出如下的回答:“我要求在马孔多执行判决。”

    庭长生气了,说道:“你别耍滑头骗人,奥雷连诺。这不过是赢得时间的军事计谋。”

    “你不愿意,那是你的事,”上校回答,“可这是我的最后希望。”

    从那以后,他的预感就不太灵了。那一天,乌苏娜在狱里探望他的时候,他经过长久思考得出结论,这一次,死神很可能不会马上来临,因为死神的来临取决于刽子手的意志,他被自己的脓疮弄得很苦,整夜都没睡着。黎明前不久,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他们来啦,”奥雷连诺自言自语地说,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霍·阿·布恩蒂亚;就在这一片刻,在黎明前的晦暗里,霍·阿·布恩蒂亚蜷缩在粟树下面的板凳上,大概也想到了他。奥雷连诺上校心里既没有留恋,也没有恐惧,只有深沉的恼怒,因他想到,由于这种过早的死亡,他看不到自己来不及完成的一切事情如何完成了……牢门打开,一个士兵拿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第二天,也在这个时刻,奥雷连诺上校腋下照旧痛得难受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星期四,他把乌苏娜带来的蜜饯分给了卫兵们,穿上了他觉得太紧的干净衣服和漆皮鞋。到了星期五,他们仍然没有枪毙他。

    问题在于,军事当局不敢执行判决。全镇的愤怒情绪使他们想到,处决奥雷连诺上校,不仅在马孔多,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带,都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就向省城请示。星期六晚上,还没接到回答的时候,罗克·卡尼瑟洛上尉和其他几名军官一起前往卡塔林诺游艺场。在所有的娘儿们中,只有一个被他吓怕了的同意把他领进她的房间。“她们都不愿意跟就要死的人睡觉,”她解释说。“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周围的人都说,枪决奥雷连诺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所有的士兵,或早或迟准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暗杀,即使他们躲到天涯海角。”罗克·卡尼瑟洛上尉向其他的军官提到了这一点,他们又报告了上级。星期日,军事当局一点没有破坏马孔多紧张的宁静空气,虽然谁也没有向谁公开谈到什么,但是全镇的人已经知道,军官们不想承担责任,准备利用一切借口避免参加行刑。星期一,邮局送来了书面命令:判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晚上,军官们把七张写上自己名字的纸片扔在一顶军帽里抽彩,罗克.卡尼瑟洛倒霉的运气使他中了彩。“命运是无法逃避的,”上尉深感苦恼说。“我生为婊子的儿子,死也为婊子的儿子。”早晨五时,也用抓阄儿的办法,他挑选了一队士兵,让他们排列在院子里,用例行的话叫醒了判处死刑的人。

    “走吧,奥雷连诺,”他说。“时刻到啦。”

    “哦!原来如此,”上校回答。“我梦见我的脓疮溃烂啦。”

    自从知道奥雷连诺要遭枪决,雷贝卡每天都是清晨三点起床。卧室里一片漆黑,霍·阿卡蒂奥的鼾声把床铺震得直颤,她却坐在床上,透过微开的窗子观察墓地的墙壁。她坚持不懈地暗暗等了一个星期,就象过去等待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信函一样。“他们不会在这儿枪毙他的,”霍·阿卡蒂奥向她说。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谁开的枪,他们会利用深夜在兵营里处决他,并且埋在那儿。”雷贝卡继续等待。“那帮无耻的坏蛋准会在这儿枪毙他,”她回答。她很相信这一点,甚至想把房门稍微打开一些,以便向死刑犯挥手告别。“他们不会只让六名胆怯的士兵押着他走过街道的,”霍·阿卡蒂奥坚持说道。“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什么都干得出来。”雷贝卡对丈夫所说的道理听而不闻,继续守在窗口。

    “你会看见这帮坏蛋多么可耻,”她说。

    星期二早晨五点钟,霍·阿卡蒂奥喝完咖啡,放出狗去的时候,雷贝卡突然关上窗子,抓住床头,免得跌倒。“他们带他来啦,”她叹息一声。“他多神气啊。”霍·阿卡蒂奥看了看窗外,突然战栗一下;在惨白的晨光中,他瞧见了弟弟,弟弟穿着他霍·阿卡蒂奥年轻时穿过的裤子。奥雷连诺已经双手叉腰站在墙边,腋下火烧火燎的脓疮妨碍他把手放下。“挨苦受累,受尽折磨,”奥雷连诺上校自言自语地说,“都是为了让这六个杂种把你打死,而你毫无办法。”他一再重复这句话,而罗克·卡尼瑟洛上尉却把他的愤怒当成宗教热情,以为他在祈祷,因而深受感动。士兵们举枪瞄准的时候,奥雷连诺上校的怒火止息了,嘴里出现了一种粘滞、苦涩的东西,使得他的舌头麻木了,两眼也闭上了。铝色的晨光忽然消失,他又看见自己是个穿着裤衩、扎着领结的孩子,看见父亲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带他去吉卜赛人的帐篷,于是他瞧见了冰块。当他听到一声喊叫时,他以为这是上尉给行刑队的最后命令。他惊奇地睁开眼来,料想他的视线会遇见下降的弹道,但他只发现罗克·卡尼瑟洛上尉与霍·阿卡蒂奥,前者举着双手呆立不动,后者拿着准备射击的可怕的猎枪跑过街道。

    “别开枪,”上尉向霍·阿卡蒂奥说,“你是上帝派来的嘛。”

    从这时起,又开始了一场战争。罗克·卡尼瑟洛上尉和六名士兵,跟奥雷连诺上校一起前去营救在列奥阿察判处死刑的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为了赢得时间,他们决定沿着霍·阿·布恩蒂亚建立马孔多村之前经过的道路,翻过山岭。可是没过一个星期,他们就已明白这是作不到的事。最后,他们不得不从山上危险的地方悄悄地过去,虽然他们的子弹寥寥无几,——只有士兵们领来行刑的那一些。他们将在城镇附近扎营,派一个人乔装打扮,手里拿着一条小金鱼,天一亮就到路上去溜达,跟潜伏的自由党人建立联系:这些自由党人清晨出来“打猎”,是从来都不回去的。可是,当他从山梁上终于望见列奥阿察的时候,维克多里奥·麦丁纳将军已被枪决了。奥雷连诺上校的追随者宣布他为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总司令,头衔是将军。他同意接受这个职位,可是拒绝了将军头衔,并且说定在推翻保守党政府之前不接受这个头衔。在三个月当中,他武装了一千多人,可是几乎都牺牲了。幸存的人越过了东部边境。随后知道,他们离开了安的列斯群岛(在西印度群岛),在维拉角登陆,重新回到国内;在这之后不久,政府的报喜电报就发到全国各地,宣布奥雷连诺上校死亡。又过了两天,一份挺长的电报几乎赶上了前一份电报,报告了南部平原上新的起义。因此产生了奥雷连诺上校无处不在的传说。同一时间传来了互相矛盾的消息:上校在比利亚努埃瓦取得了胜利;在古阿卡马耶尔遭到了失败;被摩蒂龙部落的印第安人吃掉;死于沼泽地带的一个村庄;重新在乌鲁米特发动了起义。这时,自由党领袖正在跟政府举行关于容许自由党人进入国会的谈判,宣布他为冒险分子,不能代表他们的党。政府把他算做强盗,悬赏五千比索取他的首级。在十六次失败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率领两千装备很好的印第安人,离开瓜希拉,进攻列奥阿察,惊惶失措的警备队逃出了这个城市。奥雷连诺把司令部设在列奥阿察,宣布了反对保守党人的全民战争。政府给他的第一个正式回电向他威胁说,如果起义部队不撤到东部边境,四十八小时之后就要枪决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罗克·卡尼瑟洛上校这时已经成了参谋长,他把这份电报交给总司令的时候,神色十分沮丧,可是奥雷连诺看了电报却意外地高兴。

    “好极了!”他惊叫一声。“咱们马孔多有了电报局啦!”

    奥雷连诺上校的答复是坚决的:过三个月,他打算把自己的司令部迁到马孔多。那时,如果他没有看见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活着,他将不经审讯枪毙所有被俘的军官,首先拿被俘的将军开刀,而且他将命令部下直到战争结束都这样干。三个月以后,奥雷连诺的军队胜利地进入马孔多时,在通往沼泽地带的道路上,拥抱他的第一个人就是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

    布恩蒂亚家里挤满了孩子。乌苏娜收留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以及她的一个大女儿和一对孪生子,这对孪生子是阿卡蒂奥枪毙之后过了五个月出世的。乌苏娜不顾他的最后愿望,把小姑娘取名叫雷麦黛丝。“我相信这是阿卡蒂奥的意思,”她辩解地说。“咱们没有叫她乌苏娜,因为她取了这个名字就会苦一辈子。”孪生子叫做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阿玛兰塔自愿照顾这几个孩子。她在客厅里摆了一些小木椅,再把左邻右舍的孩子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托儿所。在噼啪的爆竹声和当当的钟声中,奥雷连诺上校进城的时候,一个儿童合唱队在家宅门口欢迎他。奥雷连诺·霍塞象他祖父一样高大,穿着革命军的军官制服,按照规矩向奥雷连诺行了军礼。

    并非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奥雷连诺上校逃脱枪毙之后过了一年,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就迁进了阿卡蒂奥建成的房子。谁也不知道霍·阿卡蒂奥救了上校的命,新房子座落在市镇广场最好的地方,在一棵杏树的浓荫下面;知更鸟在树上筑了三个巢:房子有一道正门和四扇窗子。夫妇俩把这儿搞成了一个好客之家。雷贝卡的老朋友,其中包括摩斯柯特家的四姊妹(她们至今还没结婚)又到这儿来一起绣花了,她们的聚会是几年前在秋海棠长廊上中断的。霍·阿卡蒂奥继续使用侵占的土地,保守党政府承认了他的土地所有权,每天傍晚都可看见他骑着马回来,后面是一群猎犬:他带着一支双筒枪,鞍上系着一串野兔。九月里的一天,快要临头的暴雨使他不得不比平常早一点回家。他在饭厅里跟雷贝卡打了个招呼,把狗拴在院里,将兔子拿进厨房去等着腌起来,就到卧室去换衣服。后来,据雷贝卡说,丈夫走进卧室的时候,她在浴室里洗澡,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谁也想不出其它更近情理的原因,借以说明雷贝卡为什么要打死一个使她幸福的人。这大概是马孔多始终没有揭穿的唯一秘密。霍·阿卡蒂奥刚刚带上卧室的门,室内就响起了手枪声。门下溢出一股血,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前进,流下石阶,爬上街沿,顺着土耳其人街奔驰,往右一弯,然后朝左一拐,径直踅向布恩蒂亚的房子,在关着的房门下面挤了进去,绕过客厅,贴着墙壁(免得弄脏地毯),穿过起居室,在饭厅的食桌旁边画了条曲线,沿着秋海棠长廊婉蜒行进,悄悄地溜过阿玛兰塔的椅子下面(她正在教奥雷连诺·霍塞学习算术),穿过库房,进了厨房(乌苏娜正在那儿准备打碎三十六只鸡蛋来做面包)。

    “我的圣母!”乌苏娜一声惊叫。

    于是,她朝着血液流来的方向往回走,想弄清楚血是从哪儿来的:她穿过库房,经过秋海棠长廊(奥雷连诺·霍塞正在那儿大声念:3十3=6,6十3=9),过了饭厅和客厅,沿着街道一直前进,然后往右拐,再向左拐,到了土耳其人街;她一直没有发觉,她是系着围裙、穿着拖鞋走过市镇的;然后,她到了市镇广场,走进她从来没有来过的房子,推开卧室的门,一股火药味呛得她喘不过气来;接着,她瞧见了趴在地板上的儿子,身体压着他已脱掉的长统皮靴;而且她还看见,已经停止流动的一股血,是从他的右耳开始的。在霍·阿卡蒂奥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一点伤痕,无法确定他是被什么武器打死的。让尸体摆脱强烈的火药味,也没办到,虽然先用刷子和肥皂擦了三次,然后又用盐和醋擦,随后又用灰和柠檬汁擦,最后拿一桶碱水把它泡了六个小时。这样反复擦来擦去,皮肤上所刺的奇异花纹就明显地褪色了。他们采取极端的办法——给尸体加上胡椒、茴香和月桂树叶,放在微火上焖了整整一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他们才不得不把它慌忙埋掉。死人是密封在特制棺材里的,棺材长二米三十公分,宽一米十公分,内部用铁皮加固,并且拿钢质螺钉拧紧。但是尽管如此,送葬队伍在街上行进的时候,还能闻到火药味。尼康诺神父肝脏肿得象个鼓似的,在床上给死者作了祈祷。随后,他们又给坟围了几层砖,在所有的间隙里填满灰渣、锯屑和生石灰,但是许多年里坟墓依然发出火药味,直到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给坟堆浇上一层钢筋混凝土,棺材刚刚抬出,雷贝卡就闩上房门,与世隔绝了,她穿上了藐视整个世界的“甲胄”,这身“甲胄”是世上的任何诱惑力都穿不透的。她只有一次走上街头,那时她已经是个老妇,穿着一双旧的银色鞋子,戴着一顶小花帽。当时,一个流浪的犹太人经过马孔多,带来了那么酷烈的热浪,以致鸟儿都从窗上的铁丝网钻到屋里,掉到地上死了。雷贝卡活着的时候,人家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那天夜里,当时她用准确的射击打死了一个企图撬她房门的小偷。后来,除了她的女佣人和心腹朋友阿金尼达,谁也没有遇见过她。有个时候,有人说她曾写信给一个主教(她认为他是她的表兄),可是没有听说她收到过回信。镇上的人都把她给忘了。

    尽管奥雷连诺上校是凯旋归来的,但是表面的顺利并没有迷惑住他。政府军未经抵抗就放弃了他们的阵地,这就给同情自由党的居民造成胜利的幻觉,这种幻觉虽然是不该消除的,但是起义的人知道真情,奥雷连诺上校则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统率了五千多名士兵,控制了沿海两州,但他明白自己被截断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给挤到了海滨,处于十分含糊的政治地位,所以,当他下令修复政府军大炮毁坏的教堂钟楼时,难怪患病的尼康诺神父在床上说:“真是怪事——基督教徒毁掉教堂,共济会员却下令重建。”为了寻求出路,奥雷连诺上校一连几个小时呆在电报室里,跟其他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商量,而每次离开电报室,他都越来越相信战争陷入了绝境。每当得到起义者胜利的消息,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告诉人民,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在地图上测度了这些胜利的真实价值之后,却相信他的部队正在深入丛林,而且为了防御疟疾和蚊子,正在朝着与现实相反的方向前进。“咱们正在失去时间,”他向自己的军官们抱怨说。“党内的那些蠢货为自己祈求国会里的席位,咱们还要失去时间。”在他不久以前等待枪决的房间里悬着一个吊铺,每当不眠之夜仰卧铺上时,奥雷连诺上校都往想象那些身穿黑色衣服的法学家——他们如何在冰冷的清晨走出总统的府邸,把大衣领子翻到耳边,搓着双手,窃窃私语,并且躲到昏暗的通宵咖啡馆去,反复推测:总统说“是”的时候,真正想说什么;总统说“不”的时候,又真正想说什么,他们甚至猜测:总统所说的跟他所想的完全相反时,他所想的究竟是什么;然而与此同时,他奥雷连诺上校却在三十五度的酷热里驱赶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一股脑儿地逼近:随着黎明的到来,他不得不向自己的部队发出跳海的命令。

    在这样一个充满疑虑的夜晚,听到皮拉·苔列娜跟士兵们在院子里唱歌,他就请她占卜。“当心你的嘴巴,”皮拉·苔列娜摊开纸牌,然后又把纸牌收拢起来,摆弄了三次才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征兆是很明显的。当心你的嘴巴。”过了两天,有人把一杯无糖的咖啡给一个勤务兵,这个勤务兵把它传给另一个勤务兵,第二个勤务兵又拿它传给第三个勤务兵,传来传去,最后出现在奥雷连诺上校的办公室里。上校并没有要咖啡,可是既然有人把它送来了,他拿起来就喝。咖啡里放了若干足以毒死一匹牲口的士的宁。奥雷连诺上校给抬回家去的时候,身体都变得僵直了,舌头也从嘴里吐了出来。乌苏娜从死神手里抢救儿子。她用催吐剂清除他胃里的东西,拿暖和的长毛绒被子把他裹了起来,喂了他两天蛋白,直到他的身体恢复正常的温度。第四天,上校脱离了危险。由于乌苏娜和军官们的坚持,他不顾自己的愿望继续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才知道他写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慌里慌张,”乌苏娜解释说。“那天晚上我生炉子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最好等到人家把他的尸体抬回来的时候吧。”在疗养中,周围是雷麦黛丝的落满尘土的玩具,奥雷连诺上校重读自己的诗稿,想起了自己一生中那些决定性的时刻。他又开始写诗。躺卧病榻使他脱离了陷入绝境的、变化无常的战争,他就用押韵的诗歌分析了他同死亡斗争的经验。他的头脑逐渐清楚,能够思前想后了。有天晚上,他问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请你告诉我,朋友,你是为什么战斗呀?”

    “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答。“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很幸福,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战斗,”他回答,“而我现在才明白,我是由于骄傲才参加战斗的。”

    “这不好,”格林列尔多·马克斯说。

    奥雷连诺上校对格林列尔多的惊讶感到开心。

    “当然不好,”奥雷连诺说,“但无论如何,最好是不知道为什么战斗,”他盯着战友的眼睛,微微一笑,补充说道:“或者象你一样为了某些事情进行战斗,而那些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以前,他的骄傲是不让他跟内部地区的起义部队取得联系的,除非自由党领袖公开纠正把他称做强盗的声明。然而奥雷连诺上校知道:只要他放弃了自尊心,他就能中止战争的恶性循环。卧床疗养使他有了时间反复思量。他劝乌苏娜把她可观的积蓄和密藏的盒子中剩余的金子都交给了他,任命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就离开市镇去跟内部地区的起义部队建立联系了。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不仅是奥雷连诺上校最信任的人,乌苏娜还把他当做家里的成员。他温和、腼腆,生来文雅,但他更适于打仗,而不适于坐办公室。他的那些政治顾问讲起理论来,轻而易举就能把他弄得糊里糊涂。然而,他却在马孔多创造了田园般的宁静气氛,奥雷连诺曾希望在这样的环境里制作小金鱼,度过晚年,死在这里。尽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住在自己的父母家里,他却每星期在乌苏娜家中吃两三顿午饭。他过早地教奥雷连诺·霍塞使用武器,叫他接受军事训练,并且在得到乌苏娜的允许之后,让他在兵营里住了几个月,使他能够成为一个男子汉。多年以前,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几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向阿玛兰塔表过爱。那时,她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怀着单相思,所以光是讥笑他。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决定等待。有一次,他还在狱中时,捎了一封信给阿玛兰塔,要求她给一打麻纱手绢绣上他父亲的简写姓名。他还寄了钱给她。过了一个星期,阿玛兰塔把绣好的手绢和钱带到狱里去给他,两人回忆往事,谈了很久。“从这儿出去以后,我要跟你结婚,”格林列尔多.马克斯跟她分手时说。阿玛兰塔笑了起来,可是教孩子们读书的时候,她一直惦念着他,打算恢复她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那种青春的热情。每逢星期六,探监的日子,她都到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父母家中,跟他们一块儿到牢里去。有个星期六,乌苏娜在厨房里遇见了女儿——她正在等候饼干出炉,挑选最好的,用一块手绢包上;这块手绢是她专门绣来派这个用场的。

    “你就嫁给他吧,”乌苏娜劝她。“你未必能够再遇见这样的人啦。”

    阿玛兰塔露出轻蔑的神态。

    “我不需要追求男人,”她回答。“我送饼干给格林列尔多,是我怜悯他,因为他迟早会枪毙的。”

    她说到枪毙,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政府恰在这时公开声称,如果叛军下交出列奥阿察,他们就要处决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不准探监了。阿玛兰塔躲在卧室里流泪,感到内疚,就象雷麦黛丝死的时候那样,仿佛她那不吉祥的话再一次招来了死神,母亲安慰她,肯定地说,奥雷连诺上校一定会想法阻止行刑;她还答应:战争一旦结束,她自己会把格林列尔多招来。乌苏娜早于所说的期限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格林列尔多·马克斯担任军政长官以后,重新来到她们家中时,乌苏娜欢迎他就象欢迎亲生儿子似的,不住地奉承他,竭力把他留在家里,衷心地祈求上帝,希望格林列尔多想起自己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打算。乌苏娜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答。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到布恩蒂亚家里吃饭的日子里,他总留在秋海棠长廊上跟阿玛兰塔下跳棋。乌苏娜给他俩送上咖啡和饼干,亲自注意不让孩子打扰他俩的幽会。阿玛兰塔真的竭力让自己青春的热情死灰复燃。现在,她怀着越来越难受的焦急心情,等待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在食桌边出现,等待傍晚跟他下棋。跟这个军人在一块儿,时间是过得飞快的;这人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他的指头移动棋子稍微有点儿颤抖。但是,格林列尔多·马克斯重新向阿玛兰塔求婚的那一天,她又拒绝了他。

    *格林列尔多,西班牙民间诗歌中的人物,国王的女儿爱上的一个少年侍卫。

    “我不嫁给任何人,”阿玛兰塔说,“尤其是你。你那样爱奥雷连诺,你想跟我结婚,只是因为你不能跟他结婚。”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是个有耐心的人。“我可以等,”他说。“我迟早能够说服你。”于是,他继续到这个家里来作客。阿玛兰塔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忍住暗中的呻吟,拿手指塞住耳朵,免得听到求婚者告诉乌苏娜最新战况的声音,尽管她想见他想得要死,但她还是竭力忍住不出去见他。

    这时,奥雷连诺上校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每两周都向马孔多发来详细情报,但他只有一次写信给乌苏娜,大约在他离开马孔多八个月之后。一位专派的信差送来一封盖了火漆大印的信,里面有一小张纸,纸上是上校规整的笔迹:“当心爸爸——他快要死啦。”乌苏娜惊慌起来:“既然奥雷连诺那么说,可见他知道。”于是,她请人帮她把霍·阿·布恩蒂亚搬进卧室。他不仅象从前那样重,而且长年累月朱在栗树下面,练成了随意增加体重的本领,以致七个男人都无法把他从板凳上抬起,只好将他拖到床上去。这个身躯高大、日晒雨淋的老头儿一住进卧室,室内的空气就充满了开花的栗树和菌类植物的浓烈气味和年深月久的潮气。第二天早晨,他的床铺就空了。乌苏娜找遍了所有的房间,发现丈夫又在栗树下面了。于是,他们把他捆在床上。尽管霍·阿·布恩蒂亚力气未衰,但他没有反抗,他对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回到栗树下去,并不是他有意这么干,而是因为他的身体习惯于那个地方。乌苏娜照顾他,给他吃的,把奥雷连诺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实际上,他长期接触的只有一个人——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死后已经衰朽不堪,每天都来两次跟他聊天。他俩谈到公鸡,打算一块儿建立一个繁殖场,饲养一些出色的鸟禽——不是为了拿它们的胜利来取乐,因为他俩已经不需要这种胜利了,只是为了在死人国里漫长、沉闷的星期天有点儿消遣。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给霍·阿·布恩蒂亚擦擦洗洗,给他吃东西,把一个陌生人的好消息告诉他,那人叫做奥雷连诺,是战争中的一名上校。霍·阿·布恩蒂亚独个儿留下的时候,他就在梦中寻求安慰,梦见无穷无尽的房间。他梦见自己从床上站立起来,打开房门,走进另一个同样的房间,这里有同样的床(床头是包上铁皮的),有同样的藤椅,后墙上也有“救命女神”的小画像。从这个房间,他又走进另一个同样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门又通向另一个同样的房间,然后又是一个同样的房间,——就这样无穷无尽。他很喜欢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很象走过两排并列镜子之间的一道长廊……随后,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摸了摸他的肩膀。于是,他逐渐醒来,从一个房间倒退到另一个房间,走完漫长的回头路,直到在真正的房间里见到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可是霍·阿·布恩蒂亚迁到床上之后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夜里,他在最远的一个房间里时,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摸了摸他的肩膀,他却没有往回走,永远留在那儿了,以为那个房间是真正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乌苏娜送早饭给丈夫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男人沿着走廊朝她走来。这人矮壮墩实,穿一身黑呢衣服,戴一顶挺大的黑帽子,帽子拉得遮住了悲戚的眼睛。“我的天啦,”乌苏娜想道。“我能发誓,这是梅尔加德斯。”然而这是卡塔乌尔,维希塔香的弟弟,他为了躲避失眠症,从这里逃走之后,一直音讯杳无。维希塔香问他为什么回来,他用本族语言庄严而响亮地说:“我是来参加国王葬礼的。”

    接着,他们走进霍·阿·布恩蒂亚的房间,开始使劲摇晃他,对着他的耳朵叫喊,把一面镜子拿到他的鼻孔前面,可是始终未能唤醒他。稍迟一些,木匠给死者量棺材尺寸时,看见窗外下起了细微的黄花雨。整整一夜,黄色的花朵象无声的暴雨,在市镇上空纷纷飘落,铺满了所有的房顶,堵塞了房门,遮没了睡在户外的牲畜。天上落下了那么多的黄色花朵,翌日早晨,整个马孔多仿佛铺了一层密实的地毯,所以不得不用铲子和耙子为送葬队伍清除道路。

     第八章

    阿玛兰塔坐在柳条摇椅里,把刺绣活儿放在膝上,望着奥雷连诺·霍塞;他给脸颊和下巴都涂满了肥皂沫,就在皮带上磨剃刀,有生以来第一次剖脸了。他为了把浅色的茸毛修成一撮胡子,竟将一个小疹疱弄出了血,而且割破了上唇,然而一切完毕之后,他还是原来的样儿;复杂的刮脸手续使阿玛兰塔觉得,正是从这时起,奥雷连诺·霍塞长大成人了。

    “奥雷连诺(上校)象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她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啦。”

    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成为男子汉了,那时阿玛兰塔还把他当做一个孩子,在浴室里照常当着他的面脱衣服。从皮拉·苔列娜把孩子交给她抚养以来,她是惯于这么做的。第一次,他感到兴趣的只是她那两个乳房之间的深凹之处,他甚至那么天真地问阿玛兰塔,她为什么是那种样儿,她回答说:“刨呀,刨呀,就刨出坑凹啦。”——接着用手表示如何刨法。过了许久,她在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死后恢复了常态,又跟奥雷连诺·霍塞一块儿洗澡,他已经不去注意那个深凹之处,可是她那酥软的乳房和褐色的乳头却使他奇怪地发颇。他继续观察她,逐渐发现了她那最最隐秘的奇迹,而且由于这种宜观,他觉得自己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就象她的皮肤接触冷水时出现的那种疙瘩。奥雷连诺·霍塞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养成了天刚微明就从自己的吊铺钻进阿玛兰塔卧榻的习惯,因为趴她接触可以驱除他对黑暗的恐惧。然而,自从那一大他注意到了她的裸体之后,促使他从蚊帐下面钻进阿玛兰塔卧榻的,已经不是对黑暗的恐惧,而是渴望黎明时闻到她那温暖的气息了。有一天拂晓时——这件事正好发生在阿玛兰塔拒绝了格休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的时候——奥雷连诺·霍塞醒了过来,觉得自己喘不过气。他感到阿玛兰塔的手指,活象急切、贪婪的小虫子,悄悄地摸他的肚子。奥雷连诺·霍塞假装睡着了,翻身仰卧,让她的手指摸起来更方便一些。这一夜,他和阿玛兰塔建立了狼狈为奸的牢固关系,尽管两人都装作不知道两人已经知道的事,正象其中一个知道另一个已经明白一切那样。现在,奥雷连诺·霍塞不听到音乐钟响起十二点的华尔兹舞曲就不能入睡,而这个容颜已衰的女人呢,除非她养大的梦游者钻进她的蚊帐,并且成为她治疗孤独病的临时药剂,她就没有片刻的安宁。随后,他俩不仅赤身露体地一块儿睡觉,弄得疲惫不堪,而且白天也在房中各处互相追逐,或者关在卧室里,经常处于无法止息的兴奋状态。有一天下午,乌苏娜差点儿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她突然走进库房,他俩刚刚开始接吻。“你很爱自己的姑姑吧?”她天真地问了孙子一句。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你干得好呀!”乌苏娜说着,量出了做面包的面粉,就回厨房去了。这下子使得阿玛兰塔清醒了过来。她明白自己作得过头了,已经不光是跟小孩子玩玩接吻的游戏,还陷进了恋爱的泥潭,这种恋爱是危险的、没有好结果的,于是她马上坚决地结束了这种勾当。这时完成了军事训练的奥雷连诺·霍塞,不得不忍受这件事情的痛苦,开始住在兵营里。每逢星期六,他都和士兵们一块儿去卡塔林诺游艺场。他过早成熟,而且陷入了孤独,就向那些发出萎谢的花味儿的女人寻求安慰:在黑暗中,他把她们理想化,而且凭热烈的想象把她们当做阿玛兰塔。

    过了不久,传到马孔多的战争消息就变得互相矛盾了。尽管政府本身公开承认起义者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可是马孔多的起义军官们仍然拥有难免投降的机密情报。四月初,有个特使来找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他证实,自由党领袖们的确跟内部地区起义部队的头头们进行了谈判,很快就要和政府签署下述条件的停战协定:自由党人取得三个部长职位,在议会里成为少数派;赦免放下武器的起义者。特使带来了奥雷连诺上校十分机密的指示:他不同意停战条件。他命令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挑选五个最可靠的人,准备跟他们一起离开国内。命令是极端秘密地执行的。在正式宣布停战之前一个星期,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涌到马孔多的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和十个忠于他的军官,其中包括罗克·卡尼瑟洛上校,在夜色的掩护下,秘密地来到了马孔多,造散了警备队,埋藏了武器,销毁了档案。黎明时分,他们同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和他的五个人一起离开了马孔多。这次行动是迅捷无声的,乌苏娜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情况,当时不知是谁轻轻地敲了敲她的卧室窗子,低声说:“如果你想见见奥雷连诺上校,就赶快出来。”乌苏娜从床上一跃而起,穿着睡衣奔到街上,可是已经看不见什么人,只听到黑暗里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支马队在尘土飞扬中离开了马孔多。乌苏娜第二天才发现,奥雷连诺·霍塞跟他父亲一块儿走了。

    政府和反对派发表了结束战争的联合公报之后十天,传来了奥雷连诺上校在西部边境发动第一次起义的消息。起义部队人数不多,装备很差,不到一个星期就溃败了。但在一年之中,正当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尽量让全国相信他们的和解时,奥雷连诺上校又组织了七次武装起义。有一天夜晚,他队一条纵帆船上向列奥阿察开炮,列奥阿察警备队的回答是:把城内最著名的十四个自由党人从床上拖出,就地枪决。奥雷连诺上校占领了边境的海关哨所两个多星期,从那几向全国发出了开始全民战争的号召。另一次,他在丛林里游荡了三个月,打算实现一个最荒唐的计划——在原始丛林垦走过将近一千五百公里,到首都郊区去展开军事行动。有一次,他出现在距离马孔多下到二十公里的地方,可是政府军把他逼进了山里——到了距离一个魔区很近的地方,许多年前他的父亲曾在那儿发现过西班牙大帆船的骨架。

    就在这时,维希塔香死了。她是象她希望的那样自然死亡的,由于害怕失眠症使她过早死去,她曾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这个印第安女人的遗愿,是要乌苏娜从她床下的小箱子里掏出她二十多年的积蓄,送给奥雷连诺上校去支援战争。可是,乌苏娜并没去碰这些钱,因为听说奥雷连诺上校似乎在省城附近登陆时牺牲了。大家认为,关于他已死亡的正式报导——最近两年中的第四次——是可靠的,因为几乎六个月来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尽管以前的大事还没过期,乌苏娜和阿玛兰塔又宣布了新的丧事,然而今人震惊的消息却突然传到了马孔多。奥雷连诺上校还话着,可是显然停止了跟本国政府的战斗,而同加勒比海其他国这节节胜利的联邦主义者联合了起来。他已改名换姓,离隔自己的国家越来越远。后来知道,他当时的理想是把中美洲所有联邦主义者的力量联合起来,推翻整个大陆——从阿拉斯加到巴塔戈尼亚(注:阿根廷地名)——的保守派政府。乌苏娜直接从儿子那里接到了第一个信息,是他离开马孔多几年之后捎来的——那是一封揉皱了的。字迹模糊的信,一直从古巴的圣地亚哥经过不同的手传递来的。

    “我们永远失去奥雷连诺啦,”乌苏娜读了信,说道。“如果他这样走下去,再过一年就到天边啦。”

    这些话是乌苏娜向一个人说的,而且她首先拿信给他看——这个人就是保守党的霍塞·拉凯尔·蒙卡达将军,他在战争结束之后当上了马孔多镇长,“唉,这个奥雷连诺,可惜他不是保守党人,”蒙卡达将军说。他确实钦佩奥雷连诺上校。象保守党的许多文职人员一样,霍塞·拉凯尔·蒙卡达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参加了战争,在战场上获得了将军头衔,尽管他不是职业军人。相反地,象他的许多党内同事一样,他是坚决反对军阀的。他认为军阀是不讲道义的二流子、阴谋家和投机分子;为了混水摸鱼,他们骚扰百姓。霍塞·拉凯尔·蒙卡达将军聪明、乐观,喜欢吃喝和观看斗鸡,有一段时间是奥雷连诺上校最危险的敌人。他在沿海广大地区初出茅庐的军人中间很有威望。有一次从战略考虑,他不得不把一个要塞让给奥雷连诺上校的部队,离开时给奥雷连诺上校留下了两封信。在一封较长的信里,他建议共同组织一次用人道办法进行战争的运动。另一封信是给住在起义者占领区的将军夫人的,在所附的一张字条上,将军要求把信转给收信人。从那时起,即使在最血腥的战争时期,两位指挥官也签订了交换俘虏的休战协议。蒙卡达将军利用这些充满了节日气氛的战斗间隙,还教奥雷连诺上校下象棋。他俩成了好朋友,甚至考虑能否让两党的普通成员一致行动,消除军阀和职业政客的影响,建立人道主义制度,采用两党纲领中一切最好的东西。战争结束之后,奥雷连诺上校暗中进行曲折、持久的破坏活动,而蒙卡达将军却当上马孔多镇长。蒙卡达将军又穿上了便服,用没有武器的警察代替了士兵,执行特赦法令,帮助一些战死的自由党人的家庭。他宣布马孔多为自治区的中心,从镇长升为区长以后,在镇上创造了平静生活的气氛,使得人们想起战争就象想起遥远的、毫无意义的噩梦。被肝病彻底摧垮的尼康诺神父,己由科隆涅尔神父代替,这是第一次联邦战争中的老兵,马孔多的人管他叫“唠叨鬼”。布鲁诺·克列斯比跟安芭萝·摩斯柯特结了婚,他的玩具店象以往一样生意兴隆,而且他在镇上建了一座剧场,西班牙剧团也把马孔多包括在巡回演出的路线之内。剧场是一座宽敞的无顶建筑物,场内摆着木板凳,挂着丝绒幕,幕上有希腊人的头像;门票是在三个狮头大的售票处——通过张得很大的嘴巴——出售的。那时,学校也重新建成,由沼泽地带另一个市镇来的老教师梅尔乔尔·艾斯卡隆纳先生管理;他让懒学生在铺了鹅卵石的院子里爬,而给在课堂上说话的学生吃辛辣的印度胡椒——这一切都得到父母们的赞成。奥雷连诺第二和霍·阿卡蒂奥二世——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的任性的孪生子,是最先带着石板、粉笔以及标上本人名字的铝杯进教室的;继承了母亲姿色的雷麦黛丝,已经开始成为闻名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尽管年岁已高、忧虑重重,而且不断办理丧事,乌苏娜仍不服老。在圣索菲怔·德拉佩德协助下,她使糖果点心的生产有了新的规模——几年之中,她不仅恢复了儿子花在战争上的财产,而且装满了几葫芦纯金,把它们藏在卧室里。“只要上帝让我活下去,”她常说,“这个疯人院里总有充足的钱。”正当家庭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奥雷连诺·霍塞从尼加拉瓜的联邦军队里开了小差,在德国船上当了一名水手,回到了家中的厨房里——他象牲口一样粗壮,象印第安人一样黝黑、长发,而且怀着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打算。

    阿玛兰塔一看见他,就立即明白他是为什么回来的,尽管他还没说什么。在桌边吃饭时,他俩不敢对视。可是回家之后两个星期,在乌苏娜面前,奥雷连诺·霍塞竟盯着阿玛兰塔的眼睛,说:“我经常都想着你。”阿玛兰塔竭力回避他,不跟他见面,总跟俏姑娘雷麦黛丝呆在一起。有一次,奥雷连诺·霍塞问阿玛兰塔,她打算把手上的黑色绷带缠到什么时候,阿玛兰塔认为侄子的话是在暗示她的处女生活,竟红了脸,但也怪自己不该红脸。从奥雷连诺·霍塞口来以后,她就开始闩上自己的卧室门,可是连夜都听到他在隔壁房间里平静地打鼾,后来她就把这种预防措施忘记了。在他回来之后约莫两个月,有一天清晨,阿玛兰塔听到他走进她的卧室,这时,她既没逃跑,也没叫嚷,而是发呆,感到松快,她觉得他钻进了蚊帐,就象他还是小孩儿时那样,就象他往常那样,于是她的身体渗出了冷汗;当她发现他赤身露体的时候,她的牙齿止不住地磕碰起来。“走开,”她惊得喘不上气,低声说。“走开,要不我就叫啦。”可是现在奥雷连诺·霍塞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兵营里的野兽了。从这一夜起,他俩之间毫无结果的搏斗重新开始,直到天亮。“我是你的姑姑,”阿玛兰塔气喘吁吁地低声说,“差不多是你的母亲,不仅因为我的年龄,也许只是没有给你喂过奶。”黎明,奥雷连诺走了,准备夜里再来,而且每次看见没有闩上的房门,他就越来越起劲。因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她的欲念。在占领的城镇里,在漆黑的卧室里,——特别是在最下贱的卧室里——他遇见过她:在伤者绷带上的凝血气味中,在面临致命危险的片刻恐怖中,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她的形象都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从家中出走、本来是想不仅借助于遥远的距离,而且借助于令人发麻的残忍(他的战友们把这种残忍叫做“无畏”),永远忘掉她:但在战争的粪堆里,他越污损她的形象,战争就越使他想起她。他就这样在流亡中饱经痛苦,寻求死亡,希望在死亡中摆脱阿玛兰塔,可是有一次却听到了有个老头儿讲的旷古奇闻,说是有个人跟自己的姑姑结了婚,那个姑姑又算是他的表姐,而他的儿子原来是他自己的祖父。

    “难道可以跟亲姑姑结婚吗?”惊异的奥雷连诺·霍塞问道。

    “不仅可以跟姑姑结婚,”有个士兵胡说八道地回答他。“要不,咱们为啥反对教士?每个人甚至可以跟自己的母亲结婚嘛。”

    这场谈话之后过了两个星期,奥雷连诺·霍塞就开了小差。他觉得,阿玛兰塔比以前更苍白了,也更抑郁和拘谨了,已经成熟到了头,但在卧室的黑暗里,她却比以前更加热情。虽然勇敢地抗拒,但又在激励他。“你是野兽,”被他追逼的阿玛兰塔说。“难道你不知道,只有得到罗马教皇的许可才能跟姑姑结婚?”奥雷连诺·霍塞答应前往罗马,爬过整个欧洲,去吻教皇的靴子,只要阿玛兰塔放下自己的吊桥。

    “问题不光是许可,”阿玛兰塔反驳。“这样生下的孩子都有猪尾巴。”

    对她所说的道理,奥雷连诺·霍塞根本听不进去。

    “哪怕生下鳄龟也行,”他说。

    有一天清晨,他因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觉得难受,就到卡塔林诺游艺场去。他在那儿找了一个廉价、温柔、乳房下垂的女人,这女人暂时缓和了他的苦恼。现在,他想用假装的轻蔑来制服阿玛兰塔了,他走过长廊时,看见她在缝纫机上异常灵巧地干活,他连一句话也没跟她说。阿玛兰塔觉得如释重负,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突然下新想到了格休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怀念起了晚间下棋的情景,她甚至希望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上校了。奥雷连诺·霍塞没有料到,由于自己错误的策略,他失去了许多机会。有一大夜里,他再也不能扮演无所谓的角色了,就来到了阿玛兰塔的房间。她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拒绝了他,永远门上了门。

    奥雷连诺·霍寒回来之后过了几个月,一个身姿优美、发出茉莉花香的女人来到马孔多乌苏娜家里,还带来了一个约莫五岁的孩子,女人说这孩子是奥雷连诺上校的儿子,希望乌苏娜给他命名。这无名孩子的出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他正象当年第一次去参观冰块的上校。女人说,孩子是张开眼睛出世的,而且带者成年人的神情观察周围的人,他一眨不眨地凝视东西的习惯,叫她感到惊异。“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乌苏娜说。“只差一点:他的父亲只要用眼睛一瞧,椅子就会自己移动。”孩子给命名为奥雷连诺,随母亲的姓,——根据法律,他不能随父亲的姓。除非父亲承认他。教父是蒙卡达将军。阿玛兰塔要求把孩子留给她抚养,可是孩子的母亲不同意。

    就象拿母鸡跟良种公鸡交配一样,让姑娘去跟著名的军人睡觉,这种风习是乌苏娜从没听说过的,而在这一年中,她坚决相信确有这种风习,因为奥雷连诺上校的其他九个儿子也送来请她命名。其中最大的已经超过十岁,是个黑发、绿眼的古怪孩子,一点也不象父亲。送来的孩子有各种年龄的,各种肤色的,然而总是男孩,全部显得那么孤僻,那就无可怀疑他们和布恩蒂亚家的血统关系了。在一连串孩子中,乌苏娜记住的只有两个。一个高大得跟年岁不相称的小孩儿,把她的一些花瓶和若干碟子变成了一堆碎片,因为他的手似乎具有碰到什么就粉碎什么的特性。另一个是金发孩子,长着母亲那样的灰蓝色眼睛,姑娘一般的长鬃发。他毫不腼腆地走进房来,仿佛熟悉这里的一切,好象他是在这里长大的,径直走到乌苏哪卧室里的一个柜子跟前,说:“我要自动芭蕾舞女演员。”乌苏娜甚至吓了一跳。她打开柜子,在梅尔加德斯时期留下的、乱七八糟的、沾满尘土的东西中间翻寻了一阵,找到了一双旧长袜裹着的芭蕾裤女演员——这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有一次拿来的,大家早就把它给忘了,不过十二年功夫,奥雷连诺在南征北战中跟一些女人个在各地的儿子——十七个儿子——都取了奥雷连诺这个名字,都随自己母亲的姓。最初,乌苏娜给他们的衣兜都塞满了钱,而阿玛兰塔总想把孩了留给自己,可是后来,乌苏娜和阿玛兰塔都只送点礼品,充当教母了。“咱们给他们命了名,就尽了责啦,”乌苏娜一面说,一面把每个母亲的姓名和住址、孩子出生的日期和地点记在一本专用册子里。“奥雷连诺应当有一本完整的账,因为他回来以后就得决定孩子们的命运。”在一次午餐中间,乌苏娜跟蒙卡达将军谈论这种引起担忧的繁殖力时,希望奥雷连诺上校有朝一日能够回来,把他所有的儿子都聚到一座房了里。

    “您不必操心,大娘,”蒙卡达将军神秘地回答。“他会比您预料的回来得早。”

    蒙卡达将军知道一个秘密,不愿在午餐时透露,那就是奥雷连诺上校已在回国的路上,准备领导最长久的、最坚决的、最血腥的起义,一切都超过他迄今发动过的那些起义。

    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就象第一次战争之前的几个月一样。镇长本人鼓励的斗鸡停止了。警备队长阿基列斯·里士多上尉实际上掌握了民政大权。自由党人说他是个挑拨者。“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啦,”乌苏娜向奥雷连诺·霍塞说。“晚上六点以后不要上街。”她的哀求没有用处。奥雷连诺·霍塞象往日的阿卡蒂奥一样,不再属于她了。看来,他回到家里,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又有了他的伯伯霍·阿卡蒂奥那种好色和懒惰的倾向。奥雷连诺·霍塞对阿玛兰塔的热情已经熄灭,在他心中没有留下任何创痕。他仿佛是在随波逐流:玩台球,随便找些女人解闷,去摸乌苏娜密藏积蓄的地方;有时回家看看:也只是为了换换衣服。“他们都是一个样,”乌苏娜抱怨说。“起初,他们规矩、听话、正经,好象连苍蝇都不欺负,可只要一长胡子,马上就去作孽啦。”阿卡蒂奥始终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出身,奥雷连诺·霍塞却跟他不同,知道他的母亲是皮拉·苔列娜。她甚至在自个儿屋里悬了个吊铺给他睡午觉。他俩不仅是母亲和儿子,而且是孤独中的伙伴。在皮拉·苔列娜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的火星也熄灭了。她的笑声已经低得象风琴的音响;她的乳房已经由于别人胡乱的抚弄而耷拉下去;她的肚子和大腿也象妓女一样,遭到了百般的蹂躏;不过,她的心虽已衰老,却无痛苦。她身体发胖,喜欢叨咕,成了不讨人喜欢的女人,已经不再用纸牌预卜毫无结果的希望,而在别人的爱情里寻求安宁和慰藉了。奥雷连诺·霍塞午休的房子,是邻居姑娘们和临时的情人幽会之所。“借用一下你的房间吧,皮拉,”她们走进房间,不客气他说。“请吧,”皮拉回答。如果是成双结对而来的,她就补上一句:“看见别人在床上快活,我也快活嘛。”

    替人效劳,她向来不收报酬。她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就象她从不拒绝男人一样;即使她到了青春已过的时候,这些男人也追求她,尽管他们既不给她钱,也不给她爱情,只是偶尔给她一点快乐。皮拉·苔列娜的五个女儿象母亲一样热情,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走上了曲折的人生道路。从她养大的两个儿子中,一个在奥雷连诺上校的旗帜下战死了,另一个满十四岁时,因为企图在沼泽地带的另一个市镇上偷一篮鸡,受了伤,被捉走了。在一定程度上,奥雷连诺·霍塞就是半个世纪中“红桃老K”向她预示的那个高大、黝黑的男人,但他象纸牌许诺给她的其他一切男人一样,钻到她的心里人迟了,因为死神已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标记。皮拉·苔列娜在纸牌上是看出了这一点的。

    “今晚别出去,”她向他说。“就睡在这儿,卡梅丽达,蒙蒂埃尔早就要我让她到你的房间里去了。”

    奥雷连诺·霍塞没有理解母亲话里的深刻涵义。

    “告诉她半夜等我吧,”他回答。

    接着他就前往剧场,西班牙剧团在那儿演出戏剧《狐狸的短剑》,实际上这是索利拉的一出悲剧,可是阿基列斯·里卡多上尉下令把剧名改了,因为自由党人把保守党人叫做“哥特人”。奥雷连诺·霍塞在剧场门口拿出戏票时发现,阿基列斯·里卡多带若两名持枪的士兵正在搜查入场的人。“当心点吧,上尉,”奥孟连诺·霍塞提出警告,“能够向我举手的人还没出世咧。”上尉试图强迫搜查他,没带武器的奥雷连诺·霍塞拔腿就跑。士兵们没有服从开枪的命令。“他是布恩蒂亚家的人嘛,”其中一个士兵解释。于是,狂怒的上尉拿起一支步枪,冲到街道中间,立即瞄准。

    “全是胆小鬼!”他怒吼起来。“哪怕这是奥雷连诺上校,我也不伯!”

    卡梅丽达·蒙蒂埃尔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刚在自己身上洒了花露水,把迷迭香花瓣撒在皮拉·苔列娜床上,就听到了枪声。从纸牌的占卜看来,奥雷连诺·霍塞注定要跟她一块儿得到幸福(阿玛兰塔曾经拒绝给他这种幸福),有七个孩子,他年老以后将会死在她的怀里,可是贯穿他的脊背到胸膛的上一颗子弹,显然不太理解纸牌的顶示。然而,注定要在这天夜里死亡的阿基列斯·里卡多上尉真的死了,而且比奥雷连诺·霍塞早死四个小时,枪声一响,上尉也倒下了,不知是谁向他射出了两颗子弹,而且许多人的叫喊声震动了夜间的空气。

    “自由党万岁!奥雷连诺上校万岁!”

    夜里十二点,当奥雷连诺·霍塞流血致死,卡梅丽达·蒙蒂埃尔发现纸牌向她预示的未来十分渺茫的时候,有四百多人在剧场前面经过,又用手枪朝阿基列斯·里卡多的尸体叭叭地射出一些子弹。把满身铅弹的沉重尸体搬上车子,需要好几个士兵,这个尸体象浸湿的面包一样瓦解了。

    对政府军的卑劣行怪感到恼怒的霍塞·拉凯尔·蒙卡达将军,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重新穿上制服,掌握了马孔多的军政权力。但他并不指望自己调和的态度能够防止不可避免的事情。九月里的消息是互相矛盾的。政府声称控制了全国,而自由党人却接到了内部地区武装起义的秘密情报。只有在宣布军事法庭缺席判决奥雷连诺上校死刑时,政府当局才承认故争状态。哪一个警备队首先逮住上校,就由哪一个警备队执行判决。“可见,他回来啦,”乌苏娜向蒙卡达将军高兴他说。然而,蒙卡达将军还没有这样的情报。
        其实,奥雷连诺上校一个多月前已经回国。他的回国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根据这些谣言,他同时出现在相距几百公里的好几个地方,所以,在政府宣布奥雷连诺上校占领了沿海两州之前,甚至蒙卡达将军自己也不相信他已回国。“祝贺您,大娘,”蒙卡达将军向乌苏娜说,并且拿电报给她看。“您很快就能在这里见到他了。”这时乌苏娜才第一次感到不安。“可您怎么办呢?”她问。蒙卡达将军已经多次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
        “象他一样:履行自己的职责。”
        十月一日拂晓,奥雷连诺上校率领一千名装备精良的士兵进攻马孔多。警备队奉命抵抗到底。晌午,蒙卡达将军跟乌苏娜一起吃饭时,起义者的排炮象雷一样在整个市镇上空隆隆地响,把地方金库的门面轰毁了。“他们的武器不次于我们,”
        蒙卡达将军说,“而且战斗意志更强。”下午两点,双方的炮击震撼大地的时候,将军就跟乌苏娜告别了,他完全相信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
        “奥雷连诺上校也许今晚就在这座房子里了,”他说。“如果真是那样,请您替我拥抱他,因为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天夜里,蒙卡达将军打算逃出马孔多的时候被捕;他事先写好了一封给奥雷连诺上校的长信,信中提到了他俩想使战争变得更加人道的共同心愿,并且希望他在对军阀的腐败和两党政客的野心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第二天,奥雷连诺上校就跟蒙卡达将军在乌苏娜的宅千里共进午餐了,因为将军是拘押在这儿,等待革命军事法庭决定他的命运的。这是一次友好的聚会。然而,当两个敌对者忘掉战争、回忆住事的时候,乌苏娜摆脱不了一种阴暗的感觉:他的儿子是象强盗一样回国的。他带着人数很多的卫队刚一跨进宅子的门槛,她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因为卫队士兵为了弄清有没有什么危险,把所有的房间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奥雷连诺上校不但允许这么干,而且用不容反驳的声调发出命令,在房子周围没有安好哨兵之前,不准住任何人(甚至乌苏娜)靠近他。他身上穿着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的粗布军服,脚上穿着污泥和凝血弄脏的高统马靴。挂在腰边的大口径手枪皮套是解开钮扣的,在他那一直紧张地握着枪柄的手指上,可以看出他的眼神里流露的那种警觉和决心。他的头现在已有明显的秃顶,仿佛在文火上烤干了。加勒比海咸水浸过的面孔,已经象金属那样硬梆梆的。他在用干劲来抵御不可避免的衰老,而这种干劲跟他内心的冷酷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他显得比从前更高、更苍白、更瘦了,第一次使人看出,他在尽量压抑对亲人的感情。“我的灭,”不安的乌苏娜想道。“他象一个啥事都千得出来的人啦!”他确实成了这样的人。他带给阿玛兰塔的阿兹特克披中,他在餐桌边的回忆,他所讲的奇闻趣事,只是使人稍微想起昔日的奥雷连诺。还没来得及把花者葬人公墓,他就指示罗克·卡尼瑟洛上校赶紧成立军事法庭,自己却去开始进行繁重而激烈的改革,以便彻底摧毁保守制度摇摇欲坠的大厦。“咱们必须赶在自由党政客们前面,”他向自己的助手们说。“当他们最终用清醒的眼光看待周围的现实时,一切都已干好了。”正是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核最近五年间登记的土地所有权,而已发现了法律认可的、他的哥哥霍·阿卡蒂奥掠夺的土地。他大笔一挥就注销了登记。接着,为了表示最后的礼貌,他把一切事情延搁了一个小时,去向雷贝卡说明自己的决定。
        这个孤伶伶的寡妇往日曾经知道他那隐秘的爱情,而且她的顽强救过他的命。但在晦暗的客厅里,上校觉得她简直象个幽灵。这个女人裹着一件长到脚边的黑衣服,早已心灰意冷,大概一点也不知道战争的情况。他觉得,她的骨骼发出的磷光透过了皮肤,她就在充满磷火的空气中浮动了;在这水潭一样凝滞的空气里,还感觉得到轻微的火药味。奥雷连诺上校首先劝她节袁,打开窗子,为霍·阿卡蒂奥之死原谅别人。可是,雷贝卡已不需要空虚的、尘世的欢乐。她曾在泥土的酸涩气味中寻求欢乐,在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洒了香水的信中寻求欢乐,在丈夫的床上寻求欢乐,但都枉然,最后才在这座房子里得到宁静;在这里,在她的遇想中,往日的形象重新变成了活人,经常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徘徊。雷贝卡仰身靠在柳条摇椅里,仔细地审视着奥雷连诺上校,仿佛他是一个鬼怪;听说霍·阿卡蒂奥侵占的土地将要归还原主,她也没有表现任何激动。
        “你愿咋办就咋办,奥雷连诺,”她叹口气说。“你不爱自己的亲人,我一直这么认为,现在看来我井没弄错。”
        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核和军事法庭的审理是同时进行的,法庭由格休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主持,处决了所有被俘的政府军军官。最后审讯的是霍塞。 拉凯尔·蒙卡达将军。乌苏娜为他辩护。“他是我们马孔多最好的一个镇长,”她向奥雷连诺上校说。“我不用说他的好心肠,不用说他对咱们家的热爱,因为你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奥雷连诺上校谴责地瞥了她一眼。
        “我无权裁决,”他回答说。“如果你有什么要说,就向军事法庭说吧。”
        乌苏娜不仅亲自出动,还把在马孔多出生的那些起义军官的母亲带来作证。这些最老的市镇居民——其中一些甚至参加过翻山越岭的大胆的进军——一个接一个地夸奖蒙卡达将军的美德。乌苏娜是这支队伍里的最后一名。她那悲伤而尊严的神情,她那名字的分量,她那话里的信心,使得审判的天秤迟疑了片刻。“你们玩弄这种恐怖的把戏是很认真的,你们做得对嘛,因为你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她向法庭成员们说,“可是你们不要忘记:只要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无论多么革命,一旦不尊重我们,我们都有权脱下你们的裤子,用皮带狠狠地抽。”法庭成员退下去商量的时候,这些话还在已经变成营房的教室里发出回声。
        半夜,霍塞·拉凯尔·蒙卡达将军被判死刑。尽管乌苏娜强烈谴责,奥雷连诺上校仍然拒绝减轻刑罚。天亮之前不久,他在往常当作囚室的房间里探望了判处死刑的人。
        “记住,老朋友,”奥雷连诺上校向他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是革命要枪毙你。”
        蒙卡达将军看见他进屋的时候,甚至没从床上站起身来。
        “见鬼去吧,朋友,”他回答。
        自从回来直到现在,奥雷连诺上校都不让自己同情地望这个将军一眼。现在,他惊异地看见将军衰老的样儿、颤抖的双手以及等待死亡的顺从态度,他就对自己感到深刻的鄙视。但他把这种鄙视跟刚刚出现的怜悯混到了一起。
        “你比我更清楚,”他说,“任何军事法庭都是鬼把戏,实际上,你是替别人的罪恶受到惩罚。这一次,我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难道你处在我的地位不这么千吗?”
        蒙卡达将军站起来,用衬衣下摆擦了擦很厚的玳瑁眼镜。
        “大概如此,”他说,“可我痛心的不是你打算枪毙我,国为归根到底,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死亡。”他把眼镜放在床上,取下手表和表链。
        “使我伤心的是,”他继续说,“你那么憎恨军阀,不断跟他们战斗,经常咒骂他们,结果你象他们一样坏。世界上任何理想都是不能为这种卑劣行为辩护的。”他摘下订婚戒指和救命女神像,把它们跟眼镜和手表放在一起。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最后说,“你不但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专横暴戾的独裁者,而且会枪杀我敬爱的乌苏娜,那样你才安心。”
        奥雷连诺上校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于是,蒙卡达将军把眼镜、女神像、手表和戒指交给他,用另一种声调说:
        “但我叫你来,不是为了骂你,我想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妻子。”
        奥雷连诺上校把东西都放进自己的衣兜。
        “她还在马诺尔吗?”
        “还在马诺尔,”蒙卡达将军回答。“就在教堂后面那座房子里,你前次送信去的那个地方。”
        “我很高兴效劳,霍塞·拉凯尔,”奥雷连诺上校说。
        当他走进街上浅蓝色的雾蔼里时,他的面孔一下子就湿润了,正象过去的那天黎明一样;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下令在兵营院子里、而不在墓地墙边执行判决。站在房门对面的行刑队向他致敬,  犹如对待国家元首似的。
        “现在,你们可以把他押出来了,”他下了命令。

     第九章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第一个感到战争的空虚。作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他跟奥雷连诺上校在电话上每周联系两次。起初,他们在交谈中还能断定战争的进展情况,根据战争的轮廓,能够明了战争处在什么阶段,预先见到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奥雷连诺上校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吐露胸怀,然而当时他的口吻还是亲切随和的,在线路另一头马上就能听出是他。他经常毫无必要地延长谈话,扯一些家庭琐享。但是,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和扩大,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暗淡和虚幻了。每一次,他说起话来总是越来越含糊,他那断断续续的字眼儿连接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样的情况,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只能难受地倾听,觉得自己是在电话上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说话。

    “全明白啦,奥雷连诺,”他按了按电键,结束谈话。“自由党万岁!”

    最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完全脱离了战争。从前,战争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行动和难以遏制的嗜好,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遥远的、陌生的东西——空虚。他逃避现实的唯一处所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那儿。悄姑娘雷麦黛丝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他喜欢欣赏阿玛兰塔如何给雪白的衬裙布打褶子。女主人和客人满足于彼此作伴,默不吭声地度过许多个小时,阿玛兰塔心里高兴的是他那忠贞的火焰没有熄灭。但他却仍不明白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究竟有什么秘密打算。知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到马孔多之后,阿玛兰塔几乎激动死了。然而,当他左手吊<bdi></bdi>着挎带走进来的时候(他只是奥雷连诺上校许多闹嘈嘈的随从人员中间的一个),阿玛兰塔看见离乡背井的艰苦生活把他折磨得多么厉害,荏苒的光阴使他变得多么苍老,看见他肮里肮脏、满脸是汗、浑身尘土、发出马厩气味,看见他样子丑陋,她失望得差点儿昏厥过去。“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我等候的那个人呀!”然而,他第二天来的时候,刮了脸,浑身整洁,没有血迹斑斑的绷带,胡子里还发出花露水的味儿。他送给阿玛兰塔一本用珠母钉装钉起来的祈祷书。

    “你真是个怪人,”她说,因为她想不出别的话来。“一辈子反对教士,却拿祈祷书送人。”

    从这时起,即使在战争的危急关头,他每天下午都来看她。有许多次,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在的时候,转动缝纫机把手的就是他。他的坚贞不渝和恭顺态度使她受到感动,因为这个拥有大权的人竟在她的面前俯首帖耳,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刀和手枪留在客厅里,空手走进她的房间。然而,在这四年中,每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向她表白爱情时,她总是想法拒绝他,尽管她也没有伤他的面子,因为,她虽还没爱上他,但她没有他已经过不了日子。俏姑娘雷麦黛丝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坚贞颇为感动,突然为他辩护,而以前她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是无动丁衷的——许多人甚至认为她脑了迟钝。阿玛兰塔忽然发现,她养大的姑娘刚刚进入青春期,却已成了马孔多从未见过的美女。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心里产生了从前对雷贝卡的那种怨恨。她希望这种怨恨不要让她走向极端,而把俏姑娘,雷麦黛丝弄死。接着,她就把这姑娘赶出了自己的房间。正好这个时候,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开始厌恶战争。他准备为阿玛兰塔牺牲自己的荣誉(这种荣誉使他耗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说尽了好话,表露了长期压抑的无限温情。但他未能说服阿玛兰塔。八月里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由于自己的顽固而感到十分痛苦,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打算至死都孤身过活了,因为她刚才给坚定的术婚者作了最后的回答。

    “咱们彼此永远忘记吧,”她说,“现在干这种事儿,咱们都太老啦。”

    就在这天下午,奥雷连诺上校叫他去听电话。这是一次通常的交谈,对于停滞不前的战争毫无一点作用。一切都已说完以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朝荒凉的街道扫了一眼,看见杏树枝上悬着的水珠,他就感到自己孤独得要死。

    “奥雷连诺,”他在电话上悲切地说,“马孔多正在下雨呵。”

    线路上沉寂了很久。然后,电话机里突然发出奥雷连诺上校生硬的话语。

    “别大惊小怪,格林列尔多,”对方说,“八月间下雨是正常的。”

    很久没有看见朋友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对异常生硬的回答感到不安。可是过了两个月,奥雷连诺上校回到马孔多的时候,这种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惊异,几乎变成了恐惧。对于儿子的变化,乌苏娜也觉得吃惊。他是不声不响回来的,没有侍从,尽管天气很热,还用斗篷裹着身子;随同他来的是三个情妇,他让她们一块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一个吊床上。他难得抽出时间来看战情电报和报告。有一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前来向他请示一个边境城镇的撤退问题,因为起义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啦,”奥雷连诺上校回答他。“你去请教上帝吧。”

    这大概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为了阻挠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查,跟保守派地主签订了秘密协议。在国外为战争提供经费的那些政客,公开谴责奥雷连诺上校采取的激烈措施,然而这种作法似乎也没有使他担心。他再也不读自己的诗了,这些诗约有五卷,现在放在箱子底儿给忘记了。夜晚或者午休时,他都把一个情妇叫到他的吊床上来,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儿快乐,然后就睡得象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心烦意乱,永远失去了信心。最初,他陶醉于凯旋回国和辉煌的胜利,俯临“伟大”的深渊。他喜欢坐在马博罗[1650一1722,英国将军,1704年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击溃法国军队]公爵的肖像右方——这是他在战争艺术上的伟大导师,此人的虎皮衣服曾引起成年人的赞赏和孩子们的惊讶。正是那时,他决定不让任何人(甚至乌苏娜)接近他三米远。不管他到了哪儿,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他站在圆圈中心(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站进圆圈),用简短而果断的命令决定世界的命运。枪决蒙卡达将军之后,他刚一到达马诺尔,就赶忙去满足受害者的最后愿望。寡妇收下了眼镜、手表、戒指和女神像,可是不许他跨进门槛。

    “你不能进来,上校,”她说。“你可以指挥你的战争,可是我的家是由我指挥的。”

    奥雷连诺上校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但在他的随身卫队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提防你的心吧,奥雷连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当时警告他。“你在活活地烂掉。”大约这个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空想家、野心家、冒险家、社会渣滓、甚至一般罪犯。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但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泰菲罗·瓦加斯将军。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粗野、无知,具有诡谲伎俩和预见才能,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奥雷连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奥雷连诺上校向自己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于是,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说。“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之后,泰菲罗将军中了埋伏,被大砍刀剁成肉酱,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就在那天夜里,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他突然惊恐地醒来,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在许多肩里都使他睡不着觉,终于变成一种病症,他原来醉心于权力,现在一阵一阵地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为了治好寒热病,他下令枪毙劝他杀死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但他还没发出命令,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线。他虽有无限的权力,可是陷入孤独,开始迷失方向。现在,在他占领的城镇里,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他觉得奇怪——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但是更加孤独了。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他对马博罗公爵也冷淡了。“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当时他喜欢这么说。由于经常多疑,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已困乏不堪;他绕来绕去,实际上是原地踏步,但却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精疲力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办?到何时为止?在粉笔划的圆圈外面,经常都站着什么人:有的缺钱;有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有的希望长眠,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十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话。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手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才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法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阱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噼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土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衷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第十章

    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上,奥雷连诺第二将会想起六月间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如何到卧室里去看自己的头生子。儿子虽然孱弱、爱哭,一点不象布恩蒂亚家的人,但他毫不犹豫就给儿子取了名字。

    “咱们就叫他霍·阿卡蒂奥吧,”他说。

    菲兰达·德卡皮奥这个标致的女人,是一年前跟奥雷连诺第二结婚的。她同意丈大的意见。相反地,乌苏娜却掩饰不住模糊的不安之感。在漫长的家史中,同样的名字不断重复,使得乌苏娜作出了她觉得确切的结论:所有的奥雷连诺都很孤僻,但有敏锐的头脑,而所有的霍·阿卡蒂奥都好冲动、有胆量,但都打上了必遭灭亡的烙印。不属于这种分类的只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在儿童时代,他俩那么相似,那么好动,甚至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自己都分辨不清他们两人。在洗礼日,阿玛兰塔给他们的手腕戴上刻着各人名字的手镯,给他们穿上绣着各人名字的不同颜色的衣服,但他们开始上学的时候,却故意交换了衣服和手镯,甚至彼此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对方。教师梅尔乔尔·艾斯卡隆纳惯于凭绿色衬衫认出霍·阿卡蒂奥第二,但他觉得生气的是,竟发现身穿绿色衬衫的孩子戴着刻有“奥雷连诺第二”名字的手镯,而另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孩子却说“奥雷连诺第二”是他,尽管他的手镯上刻着“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名字。从那时起,谁也搞不清他们谁是谁了。即使他长大以后,日常生活已使他们变得各不相同,乌苏娜仍旧经常问自己,他们在玩复杂的换装把戏时自个儿会不会弄错了,会不会永远乱了套。在孪生子进入青年时期之前,这是两个同步的机器。他们常常同时醒来,同时想进浴室;他们患同样的病,甚至做同样的梦。家里的人认为,两个孩子协调地行动只是想闹着玩儿,谁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原因,直到某一天,圣索菲娅给他们每人一杯柠檬水,一个孩子刚刚用嘴沾了沾饮料,另一个孩子就说柠檬水不甜。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真的忘了在杯子里放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乌苏娜。“他们全是一路货,”乌苏娜毫不奇怪地回答。“天生的疯子。”随后,混乱更大了。在换装把戏玩过之后,名叫奥雷连诺第二的孩子,长得象他曾祖父霍·阿·布恩蒂亚一样魁梧,而名叫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孩子,却长得象奥雷连诺上校一样瘦削;孪生子唯一共同之点,是全家固有的孤独样儿。也许,正是由于身材、名字和性格上的不一致,乌苏娜以为孪生子在童年时代就搞混了。

    他俩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战争最激烈时表现出来的;当时,霍·阿卡蒂奥第二要求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允许他去看看行刑。尽管乌苏娜反对,他的愿望还是得到了满足。恰恰相反,奥雷连诺第二想到去看行刑就浑身哆嗦。他宁肯呆在家里。十二岁时,他向乌苏娜打听一间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纸儿嘛,”她回答,“梅尔加德斯的书,还有他最后几年记的古怪笔记。”这个解释不仅未使奥雷连诺第二平静下来,反而增加了他的好奇。他缠着不放,坚决答应不弄坏任何东西,乌苏娜终于把钥匙给了他。自从梅尔加德斯的尸体抬出房间,门上挂了锁,谁也没有再进去过;门锁生锈的部分已经凝在一起。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打开窗子的时候,阳光随着就照进了房间,仿佛每天都是这样,哪儿也看不到一小点尘土或蛛网,一切都显得整齐、干净,甚至比安葬那一天还整齐干净;墨水瓶里装满了墨水,没有生锈的金属闪着光彩,霍·阿·布恩蒂亚熬水银的熔铁炉仍然有火。书架上立着一些书,精装布面由于时间过久已经翘起,象晒过的皮肤那样黝黑,若干手稿还完整无损地放在那儿。这个房间尽管锁了多年,但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其他的房间还新鲜。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过了几个星期,乌苏娜拿着水桶和刷子来擦洗地板的时候,她发现这儿没有什么可干的。奥雷连诺第二埋头阅读一本书。他不知道书名,因为封面已经没有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书中的故事: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她坐在桌边只顾吃饭,每一粒饭她都用大头针挑起来吃;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渔夫,他向邻人借了做鱼网用的铅锤,然后拿一条鱼酬谢他,而这条鱼的肚子里却有一枚大钻石;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能够满足任何愿望的幻灯和飞毯。他觉得惊异就问乌苏娜,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她回答说,这些都是真的,许多年前吉卜赛人曾把幻灯和飞毯带到马孔多。

    “问题是,”她叹了口气,“世界正在逐渐走向末日,那些个东西再也不会到马孔多来啦。”

    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没有结尾,因为书页残缺不全。奥雷连诺第二看完了书,决心识破梅尔加德斯的手稿,但这是不可能的。一页页手稿犹如挂在绳于上晾干的衣服,上面的字儿更象乐谱,而不象普通的文字。一个炎热的响午,奥雷连诺第二正在努力研究手稿的时候,觉得房间里不止他一个人。梅尔加德斯双手放在膝上,坐在明晃晃的窗子跟前。他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仍然穿着那件旧式背心,戴着那顶帽馅宛似乌鸦翅膀的帽子,苍白的鬓角流着汗水,好象暑热熔化的脂肪,——这吉卜赛人正象奥雷连诺上校和霍·阿卡蒂奥儿童时代看见的那个样子。奥雷连诺第二立刻认出了老头儿,因为老头儿的形象是布恩蒂亚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从祖辈一直传给了他。

    “您好,”奥雷连诺第二说。

    “您好,年轻人,”梅尔加德斯说。

    从那时起,在几年中,他们几乎每天下午见面。梅尔加德斯告诉他天下大事,打算把自己过时的才智传给他,可是不愿向他解释自己的手稿。“在手稿满一百年以前,谁也不该知道这儿写些什么,”他说。奥雷连诺第二永远保守这些会见的秘密。有一次,乌苏娜走进房间,凑巧梅尔加德斯也在,惊骇的奥雷连诺第二就以为他那孤独的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然而乌苏娜没有看见吉卜赛人。

    “你在跟谁说话呀?”她问。

    “没跟谁,”奥雷连诺第二回答。

    “你的曾祖父就是这样,”乌苏娜说。“他也老是自言自语。”

    这时,霍·阿卡蒂奥第二实现了参观行刑的愿望。他至死记得同时射出的六发子弹的淡蓝色闪光,记得枪声在山野里的回响,记得犯人惨淡的微笑和茫然的目光,虽然鲜血已经浸透了他的衬衫,但他仍然立在那儿;虽然人家已经把他解下柱子、放进一口装满石灰的大箱子,但他还在继续微笑。“他没死,”霍·阿卡蒂奥第二想道,“他们在活埋他。”孩子得到了那样的印象,从那时起他就厌恶军事操练和战争了——不是因为行刑,而是由于刽子手经常活埋犯人。后来,谁也没有发觉,霍·阿卡蒂奥第二开始在钟楼上敲钟,帮助“唠叨鬼”的继任者——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举行弥撒,在教堂院子里照料斗鸡。格林川尔多·马克斯。上校发现这种情形以后,把霍·阿卡蒂奥第二狠狠地骂了一顿,因为他干的是自由党人厌恶的事情。“其实,”霍.阿卡蒂奥第二说,“我觉得我会成为保守党人。”他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恼怒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把这桩事情告诉了乌苏娜。

    “那更好,”她赞成曾孙子的行为。“但愿他成为牧师,上帝终归就会保佑咱们家了。”

    她很快知道,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准备让霍·阿卡蒂奥第二参加第一次圣餐礼。神父一面修剪斗鸡脖子上的毛,一面给他讲教义要则。当他两人一起把抱蛋的母鸡放进窝里的时候,神父就用简单的例子向他解释,在创世的第二天,上帝是如何决定在卵里孵出小鸡的。那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已经开始显出老年痴呆病的初步症状;几年以后,他竟胡言乱语地说,仿佛魔鬼向上帝造反时取得了胜利,登上了天国的王位,而且为了把那些冒失的人诱入圈套,没向任何人暴露他那真正的身份。在这个良师坚持不懈的教导下,经过几个月工夫,霍·阿卡蒂奥第二不仅成了一个利用神学奥秘挫败魔鬼的行家,而且成了一个斗鸡专家,阿玛兰塔给他缝了一件有硬领和领结的亚麻布衣服,给他买了一双白色鞋子,并且在他的领结上用金线绣了他的名字。在圣餐礼之前的两个夜晚,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把自己和霍·阿卡蒂奥第二关在圣器室里,按照一份罪孽录听取他的忏悔。罪孽录那么长,惯于六时上床就寝的老神父,还没查问完毕就在椅子上睡着了。对霍·阿卡蒂奥第二来说,这样的查问也是一种启示,神父问他是否跟女人干过坏事时,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老实地回答说“没有”;但是问他是否跟牲畜干过坏事,他就感到大惑不解了。这孩子在五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五接受了圣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跑去找患病的教堂工友佩特罗里奥解释;这人是住在钟楼里的,听说他以蝙蝠充饥,佩特罗里奥回答他说:“有些浪荡的基督徒是跟母驴干这类事儿的。”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他就继续提出许多问题,使得佩特罗里奥终于失去了耐心。

    “我自己是每个星期二晚上都要去的,”他坦白说,“如果你答应不告诉任何人,下星期二我就带你去。”

    果然,下星期二,佩特罗里奥拿着一只小木凳,从钟楼上下来了(在这以前,谁也不知道小木凳有这种用处),并且把霍.阿卡蒂奥第二领到最近的一个畜栏,小伙子那样喜欢这种夜袭,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没去卡塔林诺游艺场。他成了一个饲养斗鸡的专家,“把这些鸡拿到别处去吧,”他第一次把良种斗鸡带到家里的时候,乌苏娜向他下了命令。“这些鸡给咱们家的痛苦已经够多了,不准你再把它们带回来。”霍·阿卡蒂奥第二没有争辩就带走了自己的斗鸡,但他继续在祖母皮拉·苔列娜家里饲养,祖母为了把孙子留在自己身边,给了他一切方便。很快,他在斗鸡场上成功地运用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救他的伎俩,捞到了不少钱,不仅够他补充鸡舍,而且可以满足他享乐的需要。乌苏娜拿霍·阿卡蒂奥第二跟他的兄弟相比,怎么也弄不明白,儿童时代两个一模一样的孪生子竟会变成这样不同的人。她的困惑没有延续多久,因为奥雷连诺第二很快地表现了懒惰和放荡的倾向。当他关在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时候,他是个闭门深思的人,象奥雷连诺上校年轻时一样。但在尼兰德协定签订之前不久,一件偶然的事使他离开了僻静的斗室,面对现实生活了。有一次,一个出售手风琴彩票的女人,突然十分亲热地招呼他。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人家经常把他错看成他的兄弟,但是,她想用哭泣来使他心软的时候,或者把他领进她的卧室的时候,他都没有挑明她的错误。在这次邂逅之后,她拼命缠着他不放,甚至在彩票上弄了鬼,让他在开彩时得到手风琴。过了两个星期,奥雷连诺第二发现,这个女人轮流跟他和他的兄弟睡觉,把他们当成了一个人,但他并没有讲明关系,反而竭力隐瞒真情,让这种情况延续下去。现在,他再也不回梅尔加德斯的房间,整天待在院子里,学拉手风琴,把乌苏娜的唠叨当成耳边风;当时由于丧事,乌苏娜是禁止家中出现乐曲声的,而且根本讨厌手风琴,认为它是弗兰西斯科人的后代——流浪乐师的乐器。然而,奥雷连诺第二终于成了个手风琴能手,即使有了妻子和孩子之后,他仍然爱拉手风琴,他是马孔多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在两个月中,奥雷连诺第二都跟他兄弟共同占有这个女人。他注意兄弟的行踪,搅乱兄弟的计划,相信当天夜里兄弟不会去找共同的情人,他才到她那儿去。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得了病。过了两天,他遇见兄弟站在浴室里,脑袋靠在墙上,浑身出汗,热泪盈眶;于是,奥雷连诺第二什么都明白了。他的兄弟坦白说,他使那个女人染上了她所谓的花柳病,被她撵出来了。他还说皮拉·苔列娜打算给他医治。奥雷连诺第二开始悄悄地用高锰酸钾热水洗澡,而且服用各种利尿剂。经过三个月隐秘的痛苦,兄弟俩都痊愈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再也没跟那个女人见面。奥雷连诺第二却得到她的谅解,一直到死都跟她在一起。

    她的名字叫佩特娜·柯特。她是战争时期跟一个萍水相逢的丈夫来到马孔多的;丈夫靠卖彩票过活,丈夫死后,她继续经营他的生意。这是个整洁、年轻的混血儿,有一对淡黄色的杏仁眼,这两只眼睛在她脸上增添了豹子似的凶猛神情,但她却有宽厚的心肠和真正的情场本领。乌苏娜知道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饲养斗鸡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却在情妇嚣闹的酒宴上拉手风琴,她羞愧得差点儿疯了。这对孪生子似乎在自己身上集中了家旅的一切缺点,而没继承家族的一点美德。乌苏娜拿定主意,在她的家族中,谁也不准再叫奥雷连诺和霍·阿卡蒂奥了。然而,奥雷连诺第二的头生子出世时,她却没敢反对这个父亲的意愿。

    “我同意。”乌苏娜说,“但是有个条件:得由我来抚养他。”

    尽管乌苏娜已满一百岁,她的眼睛由于白内障快要失明了,但她仍有充沛的精力、严谨的性格和清醒的头脑。她相信,抚养孩子是谁也比不上她的,她能使孩子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这个人将恢复家族的威望,根本就不知道战争、斗鸡、坏女人和胡思乱想;照乌苏娜看来,这是使她家族衰败的四大祸害。“这会是个神父,”她庄严地说。“如果上帝延长我的寿命,我会看见他当上教皇。”她的话不仅在卧室里引起笑声,而且在整座宅子里引起哄堂大笑,因为这一天宅子里挤满了奥雷连诺第二的一帮闹喳喳的朋友。战争已经成为悲惨的回忆,早已忘诸脑后,现在只有香槟酒瓶塞的噗噗声使人偶然想到了它。

    “为教皇的健康干杯!”奥雷连诺第二叫道。

    客人们一齐干杯。然后,家主拉手风琴,焰火飞上天空,庆祝的鼓声响彻了全镇。黎明,喝够了酒的客人们宰了六头牛犊,送到街上去给人群享用,这并没有使家里的人见怪。因为,自从奥雷连诺第二当家以来,即使没有“教皇诞生”的正当理由,这样的酒宴也是寻常的事。在几年中,奥雷连诺第二没费吹灰之力,光凭好运——家畜和家禽神奇的繁殖力,就成了沼泽地带最富裕的居民之一。他的母马一胎生三匹小驹,母鸡一日下两个蛋,猪猡长起膘来那么神速,除了魔法的作用,谁也无法说明这是什么原因。“把钱存起来吧,”乌苏娜向轻浮的曾孙子反复说。“这样的好运气是不会跟随你一辈子的。”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没有理睬她的话。他越用香槟酒款待自己的朋友,他的牲畜越无限制地繁殖,他就越相信自己的鸿运并不取决于他的行为,而全靠他的情妇佩特娜·柯特,因为她的爱情具有激发生物繁殖的功能。他深信这是他发财致富的根源,就竭力让佩特娜·柯特跟他的畜群离得近些;奥雷连诺第二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他征得妻子的同意,仍然继续跟情妇相会,他象祖辈一样长得魁梧、高大,但他具有祖辈没有的乐观精神和讨人喜欢的魅力,所以几乎没有时间照料自己的家畜。他要干的事儿就是把佩特娜·柯特带到畜栏去,或者跟她一块儿在牧场上骑着马踢,让每一只打上他的标记的牲畜都染上医治不好的“繁殖病”。

    象他在漫长的一生中碰到的各种好事一样,这一大笔财富来得也是突然的。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佩特娜.柯特靠卖彩票过活,而奥雷连诺第二却不时去偷乌苏娜的积蓄。这是一对轻浮的情人,两人只操心一件事儿:每夜睡在一起,即使在禁忌的日子里,也在床上玩乐到天亮。“这个女人会把你毁掉的,”乌苏娜看见他象梦游者似的拖着腿子回到家里,就向他叫嚷。“她搅昏了你的脑袋,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你病得打滚,就象肚子里有一只箍蛤蟆。”霍·阿卡蒂奥第二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有了个替身,但他无法理解兄弟为什么那样火热。据他记得,佩特娜·柯特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在床上相当疏懒,毫无魅力。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根本不听乌苏娜的嚷叫和兄弟的嘲笑,只想找个职业来跟佩特娜·柯特维持一个家,在一个发狂的夜里跟她一块儿死掉,并且死在她的怀里。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迷上了晚年的宁静生活,重新打开作坊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以为制作小金鱼也许是有利可图的事。他在闷热的房间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观察幻想破灭的上校以难以理解的耐心给坚硬的金属板加工,使金属板逐渐变成了闪闪烁烁的鳞片。奥雷连诺第二觉得这个活儿挺苦,而又不断地渴念佩特娜·柯特,过了三个星期他就从作坊里消失了。正好这时,他带了几只兔子给情妇,让她用兔子抽彩。兔子开始以异常的速度繁殖、长大,佩特娜,柯特几乎来不及卖掉彩票,开头,奥雷连诺第二没有发现令人惊讶的繁殖数量。可是镇上的人不再过问兔子彩票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却被墙外院子里的闹声惊醒了。

    “别怕,”佩特娜.柯特说,“这是兔子。”可是两人都被墙外不停的闹声搞得十分苦恼,再也合不了眼。次日早晨,奥雷连诺第二打开房门,看见整个院子都挤满了兔子——在旭日照耀下,兔毛显得蓝幽幽的。佩特娜·柯特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忍不住跟他开玩笑。

    “这些都是昨儿夜里生的,”她说。

    “我的天!”奥雷连诺第二叫道:“你为什么不拿母牛来试一试呢?”

    几天以后,佩特娜·柯特清除了院子,拿兔子换成一头母牛;过了两个月,这头母牛一胎生了三头牛犊。一切就从这儿开了头。眨眼间,奥雷连诺第二就成了牧场和畜群的主人,几乎来不及扩充马厩和挤得满满的猪圈,这极度的繁荣象是一场梦,甚至使他放声大笑起来,他不得不用古怪的举动来表露自己的愉快。“多生一些吧,母牛,生命短促呀!”他喊叫起来。乌苏娜怀疑她的曾孙子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许当了小偷,或者盗窃了别人的牲畜:每一次,她看见他打开香滨酒瓶,光是为了拿泡沫浇在自己头上取乐,她就向他叫嚷,斥责他浪费。乌苏娜的责难使他不能忍受,有一天黎明,他神气活现地回到家里,拿着一箱钞票、一罐浆糊和一把刷子,高声地唱着弗兰西斯科人的古老歌曲,把整座房子——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都糊上每张一比索的钞票。自从搬进自动钢琴之后,这座旧房子一直是刷成白色的,现在却古里古怪的象座清真寺了,乌苏娜和家中的人气得直嚷,挤满街道的人大声地欢呼这种极度的浪费,这时奥雷连诺第二已把所有的地方——从房屋正面到厨房,包括浴室和卧室——裱糊完毕,把剩下的钞票扔到院里。

    “现在,”他最后说,“我希望这座房子里的人再也不会向我提到钱的事啦。”

    事情就是这样。乌苏娜叫人从墙上揭下粘着一块块灰泥的钞票,重新把房子刷成白色。“我的上帝,”乌苏娜祷告起来,“让我们变得象从前建村时那么穷吧,免得我们因为浪费在阴间受到惩罚。”她的祷告得到相反的回答。在战争结束之前,不知是谁把圣约瑟的一尊大石膏像拿到了这儿,这塑像被一个工人鲁莽地一撞,就摔在地上粉碎了。石膏像内装满了金币。谁也记不起这尊与真人一般大的圣像是谁拿到这儿的。“三个男人把它带来的,”阿玛兰塔说明。“他们要求我们让它留在这儿,等候雨季过去;我告诉他们把它放在角落里谁也不会碰着的地方;他们小心地把它放在那儿,就一直留在那儿了,因为谁也没有回来取走。”

    后来,乌苏娜曾在圣像面前点起蜡烛,顶礼膜拜:无疑地,她崇拜的不是圣人,而是将近两百公斤黄金。随后发现自己下意识地亵读了圣人,她就更加难过了。随即,她从地上收集了一大堆金币,把它们放进三条口袋,埋在秘密的地方,以为那三个陌生人迟早会来取走。多年以后,在她衰老不堪的困难时期,许多外地人来到她的家里,她总要向他们打听,他们曾否在战争年代把圣约瑟的石膏像放在这儿,说是雨季过了就来取走。

    在那些日子里,这一类使乌苏娜操心的事是很平常的。马孔多象神话一样繁荣起来。建村者的土房已经换成了砖房,有遮挡太阳的百叶窗,还有水泥地,这些都有助于忍受下午两点的焕热。能够使人想起从前霍·阿·布恩蒂亚建立的村子的,只有那些落满尘土的杏树(这些杏树注定要经受最严峻的考验),还有那清澈的河流。霍·阿卡蒂奥第二打算清理河床,在这条河上开辟航道的时候,石匠们疯狂的锤子已把河里史前巨蛋似的石头砸得粉碎。霍·阿卡蒂奥第二的打算本来是狂妄的梦想,只能跟霍·阿·布恩蒂亚的幻想相比。可是霍·阿卡蒂奥第二突然心血来潮,轻率地坚持自己的计划。在那以前,他是从来没有想入非非的,除了跟佩特娜·柯特短时间的艳遇,他甚至没有邂逅过其他女人。乌苏娜经常认为,在布恩蒂亚家族的整个历史上,这个曾孙子是它所有后代中最没出息的一个,就连在斗鸡场上也出不了风头,可是有一次,奥雷连诺上校向霍·阿卡蒂奥第二谈到了在离海十二公里的地方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他在战争年代曾经亲眼见过它那烧成木炭的船骨。这个早就认为是虚构的故事,对霍·阿卡蒂奥第二却是个启示,他拍卖了自己的公鸡,临时雇了一些工人,购置了工具,就开始空前未有的工程:砸碎石头,挖掘河道,清除暗礁,甚至平整险滩。“这些我都背熟啦,”乌苏娜叫嚷。“时光好象在打圈子,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时候。”霍·阿卡蒂奥第二认为河流可以通航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兄弟,奥雷连诺第二给了他实现计划所需的钱。在这以后,霍.阿卡蒂奥第二长久消失了踪影。马孔多的人已经在说,买船计划不过是花招,目的是从兄弟身上骗些钱去挥霍,但是突然传说一艘古怪的轮船正在驶近马孔多。马孔多的居民早已忘了霍·阿·布恩蒂亚的伟大创举,这时却奔到河边,难以置信地望着一艘正在靠岸的轮船——这是停泊在马孔多镇的第一艘也是最后一艘轮船。但这不过是巴里萨木扎成的木筏,由二十个男人在岸上用粗绳拖着前进,霍·阿卡蒂奥第二笑盈盈地站在木筏前头,指挥这种复杂的机械动作。跟他一块儿来的还有一大群漂亮的法国艺妓:她们拿花花绿绿的阳伞遮住灼热的阳光,肩上是华丽的丝绸披巾,脸上搽着胭脂和香粉,发上插着鲜花,手上戴着金手镯,牙齿嵌着钻石。巴里萨木筏是霍.阿卡蒂奥第二能够逆流而上带到马孔多来的唯一的航行工具,并且仅有这么一次;然而,他决不承认他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相反地,甚至宣称自己的行动是人类意志对自然力的伟大胜利。他跟兄弟算清了账,每天又去操心他的斗鸡了。这次失败的创举唯一留下来的,是法国艺妓带到马孔多的新的生活气息,她们那种出色的技艺改变了传统的爱情方式。她们宣传的“社会福利”思想正在排除卡塔林诺游艺场,并且把僻静的小街变成了热闹的市场,市场上吊着中国灯笼,手风琴手奏着悒郁的乐曲。正是这些法国女郎发起了血腥的狂欢节,一连三天使整个马孔多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也给奥雷连诺第二提供了认识菲兰达·德卡皮奥的机会。

    俏姑娘雷麦黛丝被选为联欢节女王。曾孙女的动人之美是使乌苏娜不寒而栗的,可她无法阻止大家的推选。在这以前,需要去做弥撒的时候,她才让俏姑娘雷麦黛丝跟阿玛兰塔一块儿上街,而且有个条件:姑娘必须用黑色面纱遮住面孔。那些邪恶之徒经常假装神父,在卡塔林诺游艺场里做亵渎神灵的弥撒,他们上教堂去就是为了看看俏姑娘雷麦黛丝的面孔,哪怕看上一眼也好,因为她那神话般的姿色是整个沼泽地带的人有口皆碑的,大家谈起她的美貌来都异常兴奋。但是,好奇的人要看见这张面孔就得长久等待机会,而他们最好不要等待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人见了这张面孔就无法安心地睡觉了。有个外来的绅士是达到了这一愿望的,但他却陷入了凄凉和痛苦的绝望境地,永远失去了安宁,而且几年以后在轨道上睡着了,竞被夜行的列车碾得粉碎。最初,他穿着绿色丝绒衣服和绣花背心出现在教堂里的时候,谁也不怀疑他是受到俏姑娘雷麦黛丝魅力的诱惑,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甚至是从另一个国家来的。他是那么漂亮、端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文雅、尊严,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他相比简直是个不足月的婴儿。许多女人一面嫉妒地微笑,一面叽哩咕噜地说,他倒应当用黑面纱把脸遮上。他没跟马孔多的任何人说话。星期天早晨,他象童话里的王子似的,骑着一匹银蹬绒鞍的骏马来到马孔多,弥撒一完就离开了市镇。

    他第一次走进教堂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人们认为,他和俏姑娘雷麦黛丝之间开始了无声的、紧张的决斗,签订了秘密条约,出现了致命的竞赛,结局不仅是爱情,而且是死亡。在第六个星期天,这青年绅士拿着一朵黄玫瑰来到教堂里。他照旧站着听弥撒,弥撒结束之后,就去拦住俏姑娘雷麦黛丝,向她献上玫瑰。姑娘仿佛正在等候这个礼品似的,十分自然地接过花儿,片刻间微微撩起面纱,向陌生人嫣然一笑表示感谢。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然而,不仅对他,而且对所有不幸在场的男人,这一瞬间都是永远难忘的。

    自此以后,青年绅士就带了一个乐队来到她的窗下,有时一直演奏到天亮。奥雷连诺第二是布恩蒂亚家中唯一衷心同情他的人,试图让他放弃痴心妄想。”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有一天夜里他向年轻的绅士说。“这个家庭的女人比母驴还犟。”他向陌生人表示友好,请他痛饮香槟酒,想要让他明白布恩蒂亚家的女人都是铁石心肠,可是始终未能说服他。奥雷连诺上校被这种没完没了的夜间音乐会搅得十分恼火,就恐吓年轻的绅士,说要用手枪治疗他的痛苦。可是,什么也不能促使他放弃自己的打算,除非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于是,他从一个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衣衫破烂、肮里肮脏的人。听说,在他那遥远的国度里,他放弃了权势和财富,虽然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世。现在,他喜欢惹事生非、寻衅斗殴、狂喝滥饮,天亮时总在卡塔林诺游艺场里。他的悲剧中最惨痛的是,即使当他打扮得象个王子出现在教堂里的时候,俏姑娘雷麦黛丝实际上也没瞧上他。她接受他的黄玫瑰时毫无一点娇态,只是对他异常的举动感到有趣,而她撩起面纱只是为了看清他的面孔,根本不是为了拿自己的脸蛋儿让他欣赏。

    其实,俏姑娘雷麦黛丝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她脱离儿童时代之后很久,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还得给她洗澡、穿衣服;即使在她自己能够料理这些事儿的时候,仍要盯住她,免得她用涂抹了自己的粪便的棍儿在墙上画小动物。到二十岁时,她还没学会读书写字,还不会使用餐具,而且赤身露体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的天性是反对一切规矩的。年轻的军官——卫队长向她求爱时,她拒绝了他,只是因为她对他的轻率感到奇怪。“瞧这个傻瓜,”她向阿玛兰塔说。“他说他要为我死,难道我患了绞肠痧不成?”发现这军官真的死在她的窗下时,俏姑娘雷麦黛丝证实了自己的第一个印象。

    “你瞧,”她说,“一个十足的傻瓜。”

    仿佛有一种超自然的洞察力使她能够撇开一切表面现象,看见事物的本质。这起码是奥雷连诺上校的认识。在他看来,俏姑娘雷麦黛丝决不是别人所谓的呆子,而是相反的人。“她好象经历过二十年战争,”他喜欢这么说。乌苏娜也感谢上帝赐给她家里一个特别纯洁的人,但曾孙女的姿色却使她焦心,她觉得这种姿色不是优点,而是缺点——是她那天真纯朴中坑人的鬼圈套。因此,乌苏娜希望俏姑娘雷麦黛丝远离人群,不受尘世的诱惑,其实她不知道,俏姑娘雷麦黛丝甚至还在娘肚子里时就有了防御任何“传染病”的能力。乌苏娜不能容忍别人把她的曾孙女选为魔鬼集会——所谓“狂欢节”——美的女王、可是,奥雷连诺第二热望扮一只老虎,就把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邀到家里,请他向乌苏娜解释,狂欢节并不象她认为的是异教徒的节日,而是天主教尊崇的民间习俗。神父终于说服了她,她才勉强同意了这样的加冕。

    俏姑娘雷麦黛丝将要成为节日女工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沼泽地带,传到了还不知道这个姑娘超凡之美的遥远地区,使得那些认为布恩蒂亚家族仍然是叛乱象征的人惴惴不安。他们的不安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这时谁可以叫做良民,那就是这个衰老、绝望的奥雷连诺上校,他逐渐失去了跟现实生活的联系。他把自己关在作坊里,跟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出售小金鱼。在停战的最初几天派来监视他家的士兵中,有一个人曾经留在他家中,这个人经常拿着小金鱼到沼泽地带的村镇去卖,然后带着金币和消息回来。他说,保守党政府在自由党支持下,准备修订历书,以便每届总统都能掌权一百年。他还说,政府终于跟教廷签订了条约,罗马派来了一位红衣主教,他的教冠嵌满了钻石,他的宝座是纯金作成的;自由党部长们跪在主教面前,吻着他的宝石戒指拍照;在首都巡回演出的西班牙剧团一名女主角,在化妆室里被一伙戴着面罩的强盗抢走了,第二天——星期日——早晨竟在共和国总统的夏宫里跳裸舞。“别跟我谈政治,”上校回答他。“咱们的事就是卖金鱼。”上校一点也不想知道国内的局势,光是呆在自己的作坊里,靠小金鱼发财。这个消息传到乌苏娜耳里,她却笑了起来。她那很讲实际的头脑,简直无法理解上校的生意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把金鱼换成金币,然后又把金币变成金鱼,就这样没完没了,卖得越多,活儿就干得越多,继续保持这种恶性循环。其实,奥雷连诺上校感到兴趣的不是生意,而是工作。把鳞片连接起来,将小红宝石嵌入眼眶,精琢鱼鳃,安装鱼尾,这些事情需要他全神贯注,他就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去回想战争以及战争的空虚了。首饰技术的精细程度要求他集中注意力,以致在短时期内,奥雷连诺上校比整个战争年代还衰老得快;由于长时间坐着干活,他的背驼了,由于精雕细琢的工作,他的视力弱了,但他却得到了心灵的宁静。奥雷连诺上校最后一次涉及与战争有关的问题,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一群老兵来找他的时候,他们要求他帮助弄到政府许诺的终身养老金,因为此种养老金的批准事宜始终没有进展。“忘掉它吧,”奥雷连诺上校说。“你们看:我就放弃了养老金,免得为了盼它而苦恼到死。”起初,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每天黄昏都来看他,两人坐在当街的门口,闲聊往事。可是,阿玛兰塔却忍受不了这个困倦的人在她心里激起的回忆,他那不断扩大的秃顶已经把他推到早衰的深渊,她毫无道理地蔑视他;后来,除了特殊情况,格林列尔多就不来了,终于完全消失了——瘫痪了。奥雷连诺上校沉默、孤僻,对于家中新的生活气息无动于衷;他逐渐明白,安度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跟孤独签订体面的协议。每天,他总是昏迷似的睡了一阵之后,早晨五点起床,照例在厨房里喝一杯黑咖啡,就整天关在作坊里,到了下午四点才拖着一条小凳子走过长廊,既没看看火红的玫瑰花丛,也没注意落日的霞光,更没理睬阿玛兰塔傲慢的样儿;她那由于苦闷发出的叹息,在黄昏将临的沉寂中,仿佛锅里的沸水十分清晰的声响,然后,奥雷连诺上校就坐在临街的门口,直到蚊子向他扑来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过路的人大胆地打破了他的孤寂。

    “你在作何贵干呀,上校?”

    “在这儿坐坐,”他回答。“等候我的送葬队伍过去。”

    可见,由于俏姑娘雷麦黛丝的加冕,奥雷连诺的名字虽然重新出现在大家嘴里,但这种情况引起的不安却是没有现实根据的,然而许多人却持另外的看法。马孔多的居民们不知道临头的悲剧,都兴高采烈地糜集在市镇广场上。狂欢节的热劲儿已经达到了高潮,奥雷连诺第二终于如愿地扮成了一只老虎,在乱嘈嘈的人群中行进,吼叫得声音都哑了;这时,从沼泽地伸来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群化装的人:他们用金光闪闪的轿子抬着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马孔多的居民们一下子摘掉了自己的面具,竭力想看清这个光耀夺目的女人。她戴着绿宝石王冠,披着貂皮斗篷,仿佛真正拥有合法的权力,而不止是一个用金属片和皱纸假扮的女王,不少的人相当敏锐,怀疑这是一个诡计。然而,奥雷连诺第二立即克服了自己的慌乱:他宣布新来的人为贵宾,并且以所罗门王的智慧把俏姑娘雷麦黛丝和冒充的女王放在同一个台座上。到了半夜,扮成贝都英人(注: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外来者参回了狂欢,甚至用壮观的焰火和杂技表演丰富了游艺节目,他们的表演使得大家想起了早已忘却的吉卜赛人的高超技艺。忽然,在狂欢的高潮中有人打破了脆弱的平衡。

    “自由党万岁,”这人叫道。“奥雷连诺上校万岁!”

    枪弹的闪光遮没了焰火的光彩,恐怖的叫声压倒了音乐,狂欢变成了混乱,多年以后人们还说,那个冒牌女王的卫队其实是一小队正规军,在贝都英人华丽的斗篷里面藏着政府发给的卡宾枪。政府在一道特别通告中否定了这一指责,并且答应对这一流血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可是真相始终未弄清楚。普遍的说法是,女王的卫队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就在队长的暗示下展开战斗队形,向人群无情地开火。恢复平静以后,镇上已经没有一个假扮的贝都英人,广场上却躺着死者和伤者:九个小丑、四个哥伦比亚人、十六个纸牌老K、一个魔鬼、三个乐师、两个法国绅士和三个日本皇后(注:这些都是化装的人物)。在一片混乱中,霍·阿卡蒂奥第二设法救出了俏姑娘雷麦黛丝,而奥雷连诺第二却把冒牌女王抱回家中,她的衣服已经撕破,貂皮斗篷沾满了血。她叫菲兰达·德卡皮奥,是从全国五千名最美的女人中选出的头号美女,他们答应宣布她为马达加斯加女王,就送她到马孔多来了。乌苏娜照顾她就象照顾亲生女儿一样。镇上的人不仅没有怀疑她的清白无辜,反而同情她的天真。大屠杀之后过了六个月,当伤者已经康复、公墓上最后的花朵已经枯萎时,奥雷连诺第二就到一个遥远的城市去找菲兰达·德卡皮奥,因为她是跟她父亲住在那儿的。随后,他把她带到了马孔多,举行了整整二十天的热闹婚礼。

     第十一章

    过了两个月,他俩的夫妻关系几乎完结,因为奥雷连诺第二为了安慰佩特娜·柯特,给她拍了一张穿着马达加斯加女王服装的照片。菲兰达知道这桩事情以后,把自己的嫁妆放同箱子,没跟任何人告别一声,就离开了马孔多。经过长时间卑躬屈节的央求,奥雷连诺第二答应改正错误,才把妻子请回家里,于是又和情妇分手了。

    佩特娜·柯特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表露任何忧虑。因为奥雷连诺第二是靠她成为男子汉大丈夫的。她把他弄出梅尔加德斯的卧室时,他还是个小孩子,跟现实生活没有接触,满脑子幻想,是她使他在世上订一席之地的。他生来沉默、孤僻,喜欢独个儿冥思苦想,而她却使他形成了完全相反的性格:活泼开朗,容易与人接近:她使他有了生活乐趣,让他养成了寻欢作乐和挥霍无度的习惯,终于把他彻底地变成了她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的男人。后来他结婚了——凡是男人迟早都要结婚嘛。他很久都不敢把他准备结婚的事告诉她。在这桩事儿上,他的作法完全象个孩子:他经常冤枉地指责她,想些话来气她,希望她自己跟他决裂。有一天,奥雷连诺第二又不公正地责备她时,她绕过了他的圈套,作了恰当的回答。

    “把事儿说穿吧,”佩特娜·柯特说,“你想跟女王结婚。”

    奥雷连诺第二假装恼怒,说他受到了误解和冤枉,就不再来她家里了。佩特娜·柯特一刻也没失去野兽休息时的那种平静,听着传到她耳里的婚宴上的乐曲声、铜号声和发狂的喧声,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奥雷连诺第二又一次的瞎胡闹罢了。有人对她表示同情,她却泰然自若地微笑作答。“甭担心,”她向他们说。“女王是听我指挥的。”有个女邻居劝她在失去的情人像前点起蜡烛祈祷,她却自信而神秘地说:“让他回来的那支蜡烛,是永远不熄灭的。”

    正如她的预料,蜜月一过,奥雷连诺第二就回到了她的家里,他领来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和一位巡回摄影师,还带来了菲兰达在狂欢节穿的衣服和血污的貂皮斗篷。在酒宴的欢声中,奥雷连诺第二把佩特娜·柯特打扮成女王,宣布她为马达加斯加唯一的终身统治者,给她拍了照,并且把照片赠给了一伙朋友。佩特娜·柯特不仅立即同意参加这场游戏,而且衷心怜悯自己的情人,觉得他想出这种不太寻常的和解方式,一定费了不少脑筋。晚上七点,她仍然穿着女王的衣服,把奥雷连诺第二接上了床。他结婚还不到两个月,可是佩特娜·柯特立即发觉,他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美满,于是她感到了报复以后的一种酣畅。然而,两天以后,奥雷连诺第二不敢亲自前来,只派了一个中间人来,跟她商谈他俩分离的条件,这时佩特娜·柯特明白自己需要的耐心比预料的更大了,因为她的情人似乎准备为了面子而牺牲她。然而,即使这个时候,佩特娜·柯特也没改变自己的平静样儿。她满足奥雷连诺第二期望的屈从态度,只是证实了大家对她的认识: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的女人。她留作纪念的只有情人的一双漆皮鞋——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打算穿着它躺进棺材的。佩特娜·柯特拿破布把皮鞋包上,放进箱子,就准备耐心等待了。

    “他迟早准会回来的,”她向自己说,“哪怕为了穿这双皮鞋。”

    她并没有象她预料的等候那么长久。其实,奥雷连诺第二新婚之夜就已明白,他回到佩特娜·柯特身边会比穿漆皮鞋的需要早得多:问题在于菲兰达不象是这个世界的女人。她生长在离海一千公里的一座阴暗城市里,在幽灵徘徊的黑夜,还可听见总督的四轮马车辚辚地驶过鹅卵石街道。每天傍晚六时,这座城市的三十二个钟楼都响起了凄凉的丧钟。在一幢墓碑式的石板砌成的庄园房子里,是从来透不进阳光的。庭院中的柏树,花园中滴水的晚香玉拱顶,卧室中褪了色的窗帷,都发出死沉沉的气息。直到少女时代,从外界传到菲兰达耳里的,只有邻家悒郁的钢琴声,那儿不知什么人总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自愿放弃午睡的乐趣。母亲躺卧病榻,在彩绘玻璃透进的灰扑扑的阳光下,她的面孔显得又黄又绿;菲兰达坐在母亲床边,听着和谐的、顽强的、勾起愁思的乐曲,以为这乐曲是从遥远的世界传来的,而她却在这儿疲惫地编织花圈。母亲在寒热病再次发作之后已经满身是汗,仍然向她讲了她们家昔日的显赫。菲兰达还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她看见一个漂亮的白衣女人穿过花园向教堂走去。这个瞬间的幻象特别使她心潮激荡,因为她突然觉得自己完全象是这个陌生女人,仿佛这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只是在二十年后。“这是你的曾祖母——女王,”母亲向她解释,一面咳嗽一面说。“她是在花园里修剪晚香玉时被它的气味毒死的。”多年以后,菲兰达重新感到自己很象曾祖母时,却怀疑童年时代的幻象,可是母亲责备她的多疑。

    “我们的财富和权势是无比的,”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女王。”

    菲兰达相信她的说法,虽然她们坐在铺着亚麻布桌布、摆着银制餐具的长桌旁边,可是每人通常只有一杯巧克力茶和一个甜面包。菲兰达直到结婚之日都在幻想传奇的王国,尽管她的父亲唐(注:西班牙人用的尊称,含义为先生)·菲兰达为了给她购置嫁妆,不得不把房子抵押出去。这种幻想不是由于天真或者狂妄产生的,而是由于家庭教育。从菲兰达记事的时候起,她就经常在刻着家徽的金便盆里撒尿。满十二岁时,她第一次离家去修道院学校上学,家里的人竟让她坐上一辆轻便马车,虽然距离只有两个街区。班上的同学觉得奇怪的是,她独个儿坐在一把远离大家的高背椅子上,甚至课间休息时也不跟大家在一起。“她跟你们不同,”一个修女向她们解释。“她会成为一个女王。”她的女同学们相信这一点,因为当时她已经是个最美丽、最高贵、最文雅的姑娘,是她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过了八年,她已学会:写拉丁文诗歌,弹旧式钢琴,跟绅士们谈论鹰猎,跟大主教畅谈护教学(注: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部门)跟外国执政者议论国务,跟教皇讨论宗教事务;然后回到父母家中,重新开始编织花圈。她发现家中已经空空如也。房子里只剩下最必要的家具、枝形烛台和银制餐具,其余的东西都已逐渐卖掉——因为需要为她缴纳学费。她的母亲已经患寒热病死了。

    父亲唐·菲兰达穿着硬领黑衣服,胸前挂着金表链,每星期一都给她一枚银币作为家庭开销,把她在一星期中编织的花圈带走。大多数日子他都关在书房里,偶尔进城,总在六时以前赶回家中,跟女儿一起祈祷。菲兰达从来不跟任何人交往,从没听说国家正在经历流血的战争,从没停止倾听每天的钢琴声。她已经失去了成为女王的希望,有一天忽然听到有人在门环上急促地敲了两下:菲兰达给一个穿著考究的军官开了门;这人恭恭敬敬,脸颊上有一块伤疤,胸前有一块金质奖章。他和她父亲在书房里呆了一阵。过了两小时,唐·菲兰达就到她的房间里来了。“准备吧,”他说。“你得去作远途旅行啦。”他们就这样把她送到了马孔多;在那儿,她一下子碰到了她的父母向她隐瞒了多年的严酷的现实。从那儿回家以后,她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半天,不顾唐·菲兰达的恳求和解释,因为他想医治空前的侮辱给她的心灵造成的创伤。菲兰达已经决定至死不离自己的卧室,奥雷连诺第二却来找她了。他大概运气好,因为菲兰达在羞恼之中,为了使他永不可能知道她的真正身份,是向他撒了谎的。奥雷连诺第二去寻找她的时候,仅仅掌握了两个可靠的特征:她那山地人的特殊口音和编织花圈的职业。他毫不惜力地寻找她,一分钟也不泄气地寻找她,象霍·阿·布恩蒂亚翻过山岭、建立马孔多村那么蛮勇,象奥雷连诺上校进行无益的战争那么盲目骄傲,象乌苏娜争取本族的生存那么顽强。他向人家打听哪几出售花圈,人家就领着他从一个店铺到另一个店铺,让他能够挑选最好的花圈。他向人家打听哪儿有世间最美的女人,所有的母亲都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他在雾茫茫的峡谷里游荡,在往事的禁区里徘徊,在绝望的迷宫里摸索。他经过黄橙橙的沙漠,那里的回声重复了他的思想,焦急的心情产生了幢幢幻象。经过几个星期毫无结果的寻找,他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那里所有的钟都在敲着丧钟。尽管他从没见过这些钟,根本没有听到过它们的声音,但他立即认出了北风侵蚀的墙垣、腐朽发黑的木阳台、门上钉着的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几乎被雨水冲掉的、世上最凄凉的字儿:“出售花圈。”从这一时刻起,直到菲兰达在女修道院长照顾下永远离开家庭的那个冰冷的早晨,相隔的时间很短,修女们好不容易给菲兰达缝好了嫁妆,用六口箱子装上了枝形烛台、银质餐具、金便盆,此外还有长达两个世纪的家庭灾难中留下的许多废物。唐·菲兰达拒绝了陪送女儿的建议,他答应,偿清了一切债务,稍抠一些就去马孔多;于是,给女儿祝福之后,他马上又关在书房里了,后来,他从书房里给她寄去一封封短信,信纸上有惨淡的小花饰和族徽——这些信函建立了父女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对菲兰达来说,离家的日子成了她真正诞生的日子。对奥雷连诺第二来说,这一天几乎同时成了他幸福的开端和结束。菲兰达带来了一份印有金色小花朵的日历,她的忏悔神父在日历里用紫色墨水标明了夫妻同床的禁忌日子。除了圣洁周(注:复活节前的一周年)、礼拜日、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弥撒日、斋戒日、祭祀日以及患病的日子,在蛛网一般的紫色××中,一年只剩四十二天有用的日子了,奥雷连诺第二相信时间能够破坏这种蛛网,就不顾规矩延长婚期。香槟酒和白兰地酒空瓶子是那么多,乌苏娜为了不让它们堆满屋子,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往外扔,搞得厌烦极了,但她同时觉得奇怪,新婚夫妇总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房间睡觉,而鞭炮声和乐曲声却没停息,杀猪宰羊仍在继续,于是她就想起了自己的经验,询问菲兰达是否也有“贞洁裤”,因为它迟早会在镇上引起笑话,造成悲剧。然而菲兰达表示,她只等待婚礼过了两周就跟大夫第一次同寝。的确,这个期限一过,她就打开了自己的卧室门,准备成为赎罪的牺牲品了,奥雷连诺第二也就看见了世间最美的女人,她那明亮的眼睛活象惊恐的扁角鹿,铜色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奥雷连诺第二被这种景象弄得神魂颠倒,过了一会才发现,菲兰达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色睡衣,袖子颇长,跟肚腹下部一般高的地方,有一个纱得十分精巧的又大又圆的窟窿。奥雷连诺第二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是我生乎见到的最讨厌的玩意儿了,”他的笑声响彻了整座房子。“我娶了个修女啦。”

    过了一个月,始终未能让妻子脱掉她的睡衣,他就去给佩特娜·柯特拍摄穿着女王服装的照片。后来,他把菲兰达弄回了家,她在和解的热情下服从了他的欲望,可是未能给他满足,他前往三十二座钟楼的城市寻找她的时候,是梦想这种满足的。奥雷连诺第二在她身上只感到深切的失望。在他俩的头生子出世之前不久,有一天夜里,菲兰达已经明白大夫瞒着她回到佩特娜·柯特怀里去了。

    “正是这样,”他承认,然后用无可奈何的屈从口吻解释:“为了让牲畜继续繁殖,我必须那么干。”

    当然,她是过了一会儿才相信这种古怪解释的;可是,奥雷连诺第二向她提出似乎无可辩驳的证据,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时,菲兰达只求他答应一点:别让自己死在情人床上。他们三人就这样继续过活,互不干扰。奥雷连诺第二对两个女人都很殷勤、温存,佩特娜·柯特庆幸自己的胜利,而菲兰达则假装不知道真情。

    不过,菲兰达虽和丈夫达成了协议,却跟布恩蒂亚家中其余的人始终找不到共同语言。每一次,如果夜间和丈夫同了床,早晨她总是穿上一件黑色毛衣,乌苏娜要她把它脱掉,也投做到。这件毛衣已经引起邻人的窃窃私语。乌苏娜要她使用浴室和厕所,劝她把金便盆卖给奥雷连诺上校去做金鱼,她也不干,她那不正确的发音和说话婉转的习惯,使得阿玛兰塔感到很不舒服,阿玛兰塔经常在她面前瞎说一通。

    “Thifislf,”阿玛兰塔说,“ifisif onesif thofosif whosufu tantant statantand thefesef Smufumellu ofosiftherisir owfisown shifi sifit.”

    有一次,菲兰达被这种显然的愚弄惹恼了,就问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阿玛兰塔毫不委婉地回答:
    “我说,你是一个把情欲和斋戒混在一起的人。”

    从那一天起,她俩彼此就不说话了。如果有什么非谈不可,两人就写字条,或者通过中间人。菲兰达不顾丈夫的家庭对她显然的敌视,仍想让布恩蒂亚一家人接受她的祖先那些高尚的风习。这家人本来有个习惯,无论谁饿了,就到厨房里去吃饭,菲兰达却让大家结束这个习惯,按照严格规定的时间在饭厅里的大桌上用餐;桌子铺上雪白的桌布,摆上枝形烛台和银质餐具。乌苏娜一直认为,吃饭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最简单的事儿,现在竟变成了隆重的仪式,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空气,甚至沉默寡言的霍·阿卡蒂奥第二首先起来反对。然而,新的秩序取得了胜利,就象另一个新办法——晚饭之前必须祈祷——一样;这些都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很快就在传说,布恩蒂亚一家人不象其他凡人那样坐在桌边吃饭,而把进餐变成了一种祈祷仪式。乌苏娜灵机一动产生的、并非传统的迷信,甚至也跟菲兰达从父母那儿继承下来的迷信发生了矛盾——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迷信都是永远不变的、硬性规定的。乌苏娜迹能充分运用自己的五种感觉时,一切旧的习惯仍然如昔,家庭生活仍旧受到她的决定性影响:但她也丧失了视觉,过高的年岁使她不得不摆脱家庭事务的时候,菲兰达来到了这儿,在这房子周围竖立了森严的壁垒,那就只有她能决定家庭的命运了。按照乌苏娜的愿望,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在继续经营糖果点心和糖动物生意的,菲兰达却认为这是一种不体面的事情,毫不迟疑就把它结束了。往常从早到晚敞开的房门,借口太阳晒得卧空太热,首先在午休时关上了,最后就永远关上了。马孔多村建立时挂在门楣上的一束芦荟和稻穗,换成了一个壁龛,里面供本着耶稣的心脏。奥雷连诺上校看见这些变化,就预见到了它们的后果。“咱们正在变成贵族,”他断定说。“这样,咱们又要对保守党政府发动战争啦,但这一次只是用一个国王来代替它。”菲兰达很有分寸地竭力避免跟他发生冲突。他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他反对她那些死板的规矩,当然使她心中恼火。由于他每天清晨五点的一杯咖啡,由于作坊里一团杂乱,由于他那磨出窟窿的斗篷,由于他每天傍晚坐在临街门前的习惯,她简直气极了。可是,菲兰达不得不容忍家庭机器上这个松了的零件,因为她心里明白,老上校是一只被年岁和绝望制服了的野兽,一旦兽性发作,完全能够彻底摧毁房屋的根基。她的丈夫希望他俩的头生子取曾祖父的名字时,她还不敢反对,因为她那时在这个家庭里才生活了一年。但是,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出世时,菲兰达就直截了当他说要把女儿取名叫雷纳塔,借以纪念自己的母亲。乌苏娜却决定把这小女儿叫做雷麦黛丝。在激烈的争辩中,奥雷连诺第二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中间人,最后才把女儿叫做雷纳塔·雷麦黛丝。可是母亲叫她雷纳塔,其余的人则叫她梅梅——雷麦黛丝的爱称。

    最初,菲兰达缄口不提自己的父母,但她后来开始塑造了父亲的理想化的形象,在饭厅里,她不时谈到他,把他描绘成独特的人物,说他放弃了尘世的虚荣,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圣徒。奥雷连诺第二听到妻子无限美化他的岳父,耐不住在她背后来个小动作,开开玩笑。其余的人也仿效他的样子。即使乌苏娜热心维护家庭的和睦,对家庭纠葛暗中感到痛苦,但她有一次也说她的玄孙会当上教皇,因为他是“圣徒的外孙,女王和窃贼的儿子。”尽管大家诡谲地讥笑,奥雷连诺第二的孩子们仍然惯于把他们的外祖父想象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常在给他们的信里写上几句虏诚的诗,而且每逢圣诞节都给他们捎来一箱礼品,箱子挺大,勉强才能搬进房门。其实,唐·菲兰达送给外孙们的是他的家产中最后剩下的东西。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用这些东西塔了一个圣坛,圣坛上有等身圣像,玻璃眼睛使得这些圣像栩栩如生,有点吓人,而圣像身上绣得十分精雅的衣服比马孔多任何居民的衣服都好。古老、阴森的宫邱中陪葬品似的堂皇设备,逐渐移到了布恩蒂亚家敞亮的房子里。“他们把整个家族墓地都送给咱们啦,”奥雷连诺第二有一回说:“缺少的只是垂柳和墓碑。”尽管外祖父的箱子里从来没有什么可以玩耍的东西,孩子们却整年都在急切地等待十二月的来临,因为那些经常料想不到的老古董毕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在第十个圣诞节,年轻的霍·阿卡蒂奥正准备去进神学院的时候,外祖父的一口大箱子就比往常更早地到达了;这口箱子钉得很牢,接缝的地方抹上了防潮树脂;哥特字写的收件人姓名是菲兰达·德卡皮奥太太。菲兰达在卧室里读信的时候,孩子们慌忙打开箱了。协助他们的照例是奥雷连诺第二。他们刮去树脂。拔掉钉子,取掉一层防护的锯屑,发现了一只用铜螺钉旋紧的长箱子,旋掉了全部六颗螺钉、奥雷连诺第二惊叫一声,几乎来不及把孩子们推开,因为在揭开的铅盖下面,他看见了唐·菲兰达。唐·菲兰达身穿黑色衣服,胸前有一个那稣蒙难像,他焖在滚冒泡的蛆水里,皮肤咋嚓嚓地裂开,发出一股恶臭。

    雷纳塔出生之后不久,因为尼兰德停战协定的又一个周年纪念,政府突然命令为奥雷连诺上校举行庆祝会。这样的决定跟政府的政策是不一致的,上校毫不犹豫地反对它,拒绝参加庆祝仪式。“我第一次听到‘庆祝’这个词儿,”他说。“但不管它的含义如何,这显然是个骗局。”狭窄的首饰作坊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使者。以前象乌鸦一样在上校周围打转的那些律师又来了,他们穿着黑色礼服,比以前老得多、庄严得多。上校见到他们,就想起他们为了结束战争而来找他的那个时候,简直无法忍受他们那种无耻的吹棒。他要他们别打扰他,说他不是他们所谓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个失去记忆的普通手艺人,他唯一希望的是被人忘却,穷困度日,在自己的金鱼中间劳累至死。最使他气愤的是这么一个消息:共和国总统准备亲临马孔多的庆祝会,想要授予他荣誉勋章。奥雷连诺上校叫人一字不差地转告总统:他正在急切地等待这种姗姗来迟的机会,好把一粒子弹射进总统的脑门——这不是为了惩罚政府的专横暴戾,而是为了惩罚他不尊重一个无害于人的老头儿。他的恐吓是那么厉害,以致共和国总统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旅行,派私人代表给他送来了勋章。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在备种压力的包围下,离开了他的病榻,希望说服老战友。奥雷连诺上校看见四人抬着的摇椅和坐在摇椅大垫子上的老朋友时,他一分钟也没怀疑,青年时代就跟他共尝胜败苦乐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克服了自己的疾病,唯一的目的就是支持他作出的决定。但他知道了来访的真实原因之后,就叫来人把摇椅和格林列尔乡·马克斯上校一起抬出作坊。

    “现在我认识得太迟了,”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说。“当初如果我让他们枪毙了你,就是为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就这样,庆祝会举行的时候,布恩蒂亚家没有任何人参加。庆祝会和狂欢节相遇是十分偶然的,可是谁也无法排除奥雷连诺上校脑海里的执拗想法,他认为这种巧合也是政府的预谋,目的是加重对他的奚落。在僻静的作坊里,他听到了军乐声、礼炮声和钟声,也听到了房子前面片断的演说声,因为人家正以他的名字给街道命名,面发表一通演说。奥雷连诺上校气得没有办法,眼里噙满了泪水,自从失败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遗憾的是,他已没有青年时代的勇气,去发动流血的战争,消灭保守制度最后的遗迹。庆祝的喧闹还没停息,乌苏娜就来敲作坊的门。

    “别打扰我,”他说。“我正忙着咧。”

    “开门,”乌苏娜的声音听起来挺平静。“这跟庆祝会没啥关系。”

    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挪开门闩,使看见了十六个男人,面貌、体型和肤色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副孤僻模样儿;根据这模样儿,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马上认出他们的身份。这些人都是他的儿子。他们是被庆祝会的传闻吸引来的,来自沿海地带最遥远的角落,事先并没有彼此商量,甚至互相还不认识。他们全都自豪地取了“奥雷连诺”这个名字,加上自己母亲的姓,新来的人使乌苏娜高兴,却叫菲兰达恼怒,他们在这座房子里度过的三天中,把一切翻了个底儿朝天,仿佛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阿玛兰塔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儿,乌苏娜曾在里面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生日、洗礼日以及住址。借助这份名册,可以忆起二十年战争,从这份册子上,可以知道上校长时期的生活:从那天早晨他率领二十个人离开马孔多人追踪起义的怪影起,到他裹着凝血的毛毯最后口到家里为止。奥雷连诺第二没有放过机会用香槟酒和手风琴热烈欢迎亲戚们,这个欢迎会可以说是对那个倒霉狂欢节的回答。客人们把家中一半的盘碟变成了碎片;他们追赶一头公牛,打算缚住它的腿时,又把玫瑰花丛踩坏了,并且开枪打死了所有的母鸡,强迫阿玛兰塔跳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悒郁的华尔兹舞,要俏姑娘雷麦黛丝穿上男人的短裤衩,爬上一根抹了油脂的竿子,甚至把一只肮脏的猪放进饭厅,绊倒了菲兰达;然而,谁也没有抱怨这些破坏,因为颠覆整座房子的地震是能治病的,奥雷连诺上校最初不信任地接待他的一群儿子,甚至怀疑其中几个的出身,但对他们的怪诞行为感到开心,在他们离开之前,给了每人一条小金鱼。孤僻的霍·阿卡蒂奥第二却邀请他们参加斗鸡,结果几乎酿成悲剧,因为许多奥雷连诺都是斗鸡的行家,马上就识破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欺骗勾当。奥雷连诺第二看出,亲戚众多,大可欢宴取乐,就建议他们留下来跟他一块儿干活,接受这个建议的只有奥雷连诺·特里斯特一人,他是一个身躯高大的混血儿,具有祖父那样的毅力和探索精神;他曾游历半个世界寻求幸福,住在哪儿都是无所谓的。其他的奥雷连诺虽然还没结婚,但都认为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们都是能工巧匠、家庭主角、爱好和平的人。星期三,大斋的前一天,上校的儿子们重新分散到沿海各地去之前,阿玛兰塔要他们穿上礼拜日的衣服,跟她一块儿到教堂去。他们多半由于好玩,不是因为笃信宗教,给带到了圣坛栏杆跟前,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每人额上用圣灰画了个十字。回家之后,其中最小的一个打算擦掉十字,可是发现额上的记号是擦不掉的,就象其他兄弟额上的记号一样。他们使用了冷水和肥皂、沙子和擦刷、浮石和碱水,始终消灭不了额上的十字。相反地,阿玛兰塔和教堂里其余的人,毫不费劲就把自己的十字擦掉了。“那样更好嘛,”乌苏娜跟他们分别时说。“从现在起,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你们是谁了,”他们结队离开,前面是奏乐的,并且放鞭炮,给全镇留下一个印象,仿佛布恩蒂亚家族拥有足以延续许多世纪的后代。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在镇郊建了一座冰厂,这是发疯的发明家霍·阿·布思蒂亚梦想过的。

    奥雷连诺·特里斯特来到马孔多之后几个月,大家都已认识他、喜欢他,他就在镇上到处寻找合适的住所,想把母亲和一个没有结婚的妹妹(她不是上校的女儿)接来;他感到兴趣的是广场角落上一间不合格局的破旧大房子,这房子好象无人居住。他打听谁是房子的主人,有人告诉他说:这房子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从前住在里面的是个孤零零的寡妇,用泥土和墙上的石灰充饥,在她死前的最后几年,有人在街上只见过她两次,她戴了一顶别着小朵假花的帽子,穿了一双旧式银色鞋子,经过广场,到邮局上给一个主教寄信。奥雷连诺·特里斯特打听出来,跟寡妇住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冷酷的女仆,这女仆杀死钻到房里的狗、猫和一切牲畜,把它们的尸体扔到衔上,让全镇的人都闻到腐臭气味。自从太阳把她扔出的最后一个尸体变成了干尸,已过了那么多的时间,以致大家相信:女主人和女仆在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死了,如果说房子还立在那儿,那只是因为早已没有严峻的冬天和暴风。门上的铰链已经锈蚀,房门仿佛是靠蛛网系住的,窗框由于潮湿而膨胀了,长廊水泥地面的裂缝里长出了杂草和野花,晰蝎和各种虫十爬来爬去——一切都似乎证明这儿起码五十年没有住人了。其实,性急的奥雷连诺·特里斯特无需这么多的证明就会钻进屋子去的。他用肩膀把大门一推,一根朽木就无声地掉到他的脚边,随着塌下的是一团尘土和白蚁窝。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停在门槛边,等待尘雾散去,接着便在屋子中央看见一个极度衰竭的女人,仍穿着前一世纪的衣服,秃头上有几根黄发,眼睛依然漂亮,但是最后一点希望的火星已经熄灭,由于孤独的生活,她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

    看见另一个世界的这种幻影,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异常惊愕,好不容易才看出这女人正拿一支旧式手枪瞄准他。

    “请您原谅,”他低声说。

    她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堆满了破旧东西的房间当中,仔细地审视这个肩膀宽阔、额上划了十字的大汉,透过一片尘雾,她看见他立在昔日的迷雾里:背上挎着一杆双筒枪,手里拎着一串兔子。

    “不,看在上帝面上,”她用嘶哑的声音说。“现在让我回忆过去的事就太残酷啦。”

    “我想租一间房子,”奥雷连诺·特里斯特说。

    于是,妇人重新举起手枪,稳稳地对准他的灰十字,毅然决然地扣住扳机。

    “滚出去!”她命令道。

    傍晚,吃晚饭时,奥雷连诺·特里斯特把这桩事情告诉家里的人,乌苏娜惊骇地哭了,“天啊,”她抓住脑袋,叫道。“她还活着!”

    时光,战争,日常的许多灾难,使她忘记了雷贝卡。时时刻刻感到雷贝卡还活着的,只有铁石心肠的、衰老的阿玛兰塔一个人。每天早晨,当她在孤单的床上怀着冰冷的心醒来时,她想到雷贝卡;当她用肥皂擦洗萎缩的胸脯和干瘪的肚子时,她想到雷贝卡;当她穿上浆硬的白色裙子和老妇的紧身胸衣时,她想到雷贝卡;当她在手上更换赎罪的黑色绷带时,她也想到雷贝卡。经常,任何时候,在最高尚的时刻和最卑贱的时刻,不管她是否睡着了,她都想到雷贝卡;孤独的日子使她清理了往事的回忆:抛弃了实际生活在她心中积聚的一大堆引起愁思的垃圾,而使另一些最痛苦的回忆变得更加纯净和永恒起来:俏姑娘雷麦黛丝是从她那儿知道雷贝卡的。每一次,她俩经过破旧的房子时,阿玛兰塔都要絮絮叨叨地把雷贝卡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或者可耻的事情说给她听,企图用这个办法促使俏姑娘同样憎恨雷贝卡,让这种积怨在她阿玛兰塔死后也延续下去,但是她的企图最终遭到了失败,因为俏姑娘雷麦黛丝对于情场纠葛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别人的情场纠葛。然而,乌苏娜一想到雷贝卡就会产生与阿玛兰塔相反的感觉:她脑海里的雷贝卡没有一点坏处。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是同她父母的骸骨袋子一起来到马孔多的,她的形象胜过了别人对她的中伤,尽管有入说她不配成为布恩蒂亚家族的人。奥雷连诺第二认为,他们应当把她接回家来,并且照顾她,可是由于雷贝卡的顽固不化,他的良好愿望没有实现:她为了获得孤身独处的特权,已过了多年贫苦的生活,就不愿拿这种特权去换取别人施舍之下的晚年了,去换取别人假惺惺的安慰了。

    二月间,奥雷连诺上校的十六个儿子重新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们脸上仍有灰十字),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在热闹的酒宴上向他们谈到了雷贝卡;接着,在几小时之内,他们就恢复了她的房屋外表,更换了门窗,把门面漆成了鲜艳的颜色,用撑条加固了墙壁,给地面重新抹上水泥,可是他们没有获得进屋干活的许可。雷贝卡连门边都没去。她等他们结束了仓促的修缮工作,算了算修理费,就吩咐仍然跟她住在一起的老佣人阿金尼达拿了一把钱币去给他们——这些钱币自从最后一次战争以来已经停止流通,可是雷贝卡仍然认为它们有用。大家这才看出,她和世界之间隔着一条多深的鸿沟;而且明白,只要她还有一点生命的迹象,让她脱离顽固的隐居生活是不可能的。

    在奥雷连诺上校的儿子们第二次来到之后,其中还有一个奥雷连诺·森腾诺定居马孔多,开始跟奥雷连诺·特里斯特一块儿工作。奥雷连诺·森腾诺是送到家里来命名的第一批孩子当中的一个,乌苏娜和阿玛兰塔清楚地记得他,因为他在几小时之内就把他手边碰到的每一件易碎的东西都毁坏了,时光抑制了他最初不断往上长的倾向,现在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脸上有天花的痕迹,但他身上神奇的毁灭力量仍象从前一样。他打碎了那么多的盘碟,甚至打碎了没有碰着的盘碟,以致菲兰达在他还没毁掉最后剩下的贵重器皿之前,就慌忙给他买了一套锡锱器皿,但是坚固的金属碟子很快出现了凹痕和歪扭现象。这种难以改变的特性甚至使奥雷连诺·森腾诺本人感到气恼,但他见面就令人信任的热情和惊人的工作能力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短时期内,他扩大了冰的生产,甚至超过了本地市场的购买力,于是奥雷连诺·特里斯特不得不考虑到沼泽地带的其他市镇去推销自己的货品,接着,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的实现不仅对他工厂中的生产现代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建立马孔多和外界的联系也有极大的意义。

    “应当敷设铁路,”奥雷连诺·特里斯特说。

    在马孔多听到“铁路”二字,这是第一次。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在桌上画的草图,简直是霍·阿·布恩蒂亚从前附在太阳战《指南》里的那种图解的“后代”,乌苏娜一见这种草图就相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时间正在循环。但是跟祖先不同,奥雷连诺·特里斯特没有失去睡眠或胃口,也没有对任何人发过脾气。相反地,他考虑最难于置信的计划时,坚信这种计划最近期间就能实现,而且合理地计算实现计划的费用和日期,毫无一点疑虑。

    如果说奥雷连诺第二在什么事情上象曾祖父,而不象奥雷连诺上校,那就是他不善于汲取过去的痛苦教训——他轻率地把钱花在铁路上,犹如从前把钱花在兄弟的荒唐的航行计划上一样。奥雷连诺·特里斯特看了看日历,说明雨季以后回来,就庄星期三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奥雷连诺·森腾诺被工厂的剩余产品压得喘不上气,开始用果汁代替凉水制冰的试验,意外地为冰淇淋的生产奠定了基础,打算用这个办法使工厂的生产多样化;这个工厂他已经认为是自己的了,因为兄弟没有一点生还的迹象:雨季过去了,整个夏季也过去了,他却沓无音讯,然而,冬初,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侯,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异常兴奋地奔上市镇大街,狂叫起来:“那边来了一个吓人的东西,”她终于说道。“好象安了轮子的厨房,后面拖着一个村镇。”

    在这片刻间,马孔多被可怕的汽笛声和噗哧噗哧的喷气声吓得战粟起来。几个星期之前,许多人曾看见一大群工人铺设枕木和钢轨,可是谁也没去注意,因为大家以为这是吉卜赛人的折把戏——他们又来了,带来了笛鼓和丧失了名誉的古老歌舞,并且吹嘘耶路撒冷天才人物发明的一种古怪药水的优点。可是,马孔多居民们从喧噪的汽笛声和喷气声中清醒过来以后,都涌上街头,看见了从机车上向他们招手致意的奥雷连诺·特里斯特,看见了第一次晚点几个月的五彩缤纷的一列火车。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怀疑和肯定,带来那么多的好事和坏事,带来那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

     第十二章

    马孔多居民被许多奇异的发明弄得眼花缭乱,简直来不及表示惊讶。他们望着淡白的电灯,整夜都不睡觉;电机是奥雷连诺·特里斯特第二次乘火车旅行之后带回来的,——它那无休无止的嗡嗡声,要好久才能逐渐习惯。生意兴隆的商人布鲁诺·克列斯比先生,在设有狮头式售票窗口的剧院里放映的电影,搞得马孔多的观众恼火已极,因为他们为之痛哭的人物,在一部影片里死亡和埋葬了,却在另一部影片里活得挺好,而且变成了阿拉伯人。花了两分钱去跟影片人物共命运的观众,忍受不了这种空前的欺骗,把坐椅都砸得稀烂。根据布鲁诺.克列斯比先生的坚决要求,镇长在一张布告中说明:电影机只是一种放映幻象的机器,观众不应予以粗暴的对待;许多人以为自己受了吉卜赛人新把戏的害,就决定不再去看电影了,因为自己的倒霉事儿已经够多,用不着去为假人假事流泪。快活的法国艺妓带来的留声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此种留声机代替了过时的手风琴,使得地方乐队的收入受到了损失,最初大家好奇,前来“禁街”(指花天酒地的街道)参观的人很多,甚至传说一些高贵妇女也乔装男人,希望亲眼看看这种神秘的新鲜玩意儿,但她们就近看了半天以后认为:这并不象大家所想的和艺妓们所说的是个“魔磨”,而是安了发条的玩具,它的音乐根本不能跟乐队的音乐相比,因为乐队的音乐是动人的、有人味的,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大家对留声机深感失望,尽管它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每个家庭都有一架,但毕竟不是供成年人消遣,而是给孩子们拆来拆去玩耍的。不过,镇上的什么人见到了火车站上的电话机,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也动摇了。这种电话机有一个需要转动的长把手,因此大家最初把它看作是一种原始的留声机。上帝似乎决定试验一下马孔多居民们惊愕的限度,让他们经常处于高兴与失望、怀疑和承认的交替之中,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他说现实的限度究竟在哪里。这是现实和幻想的混合,犹如栗树下面霍·阿·布恩蒂亚不安的幽灵甚至大白天也在房子里踱来踱去。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每个星期三的十一点钟,一列火车开始准时到达,车站上建立了一座房子——一个简陋的木亭,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话机,还有一个售票的小窗口;马孔多街道上出现了外来的男男女女,他们装做是从事一般买卖的普通人,但是很象杂技演员。这些沿街表演的流动杂技演员,也鼓簧弄舌地硬要别人观看啸叫的铁锅,并且传授大斋第七天拯救灵魂的摄生方法。(注:指节欲规则,节欲方法)在已经厌恶吉卜赛把戏的这个市镇上,这些杂技演员是无法指望成功的,但他们还是想尽巧招赚了不少钱,主要靠那些被他们说得厌烦的人和容易上当的人。在一个星期三,有一位笑容可掬的矮小的赫伯特先生,和这些杂技演员一块儿来到了马孔多,然后在布恩蒂亚家里吃饭。他穿着马裤,系着护腿套,戴着软木头盔和钢边眼镜;眼镜后面是黄玉似的眼睛。

    赫伯特先生在桌边吃完第一串香蕉之前,谁也没有注意他。奥雷连诺第二是在雅各旅馆里偶然遇见他的,他在那儿用半通不通的西班牙语抱怨没有空房间,奥雷连诺第二就象经常对待外来人那样,把他领到家里来了。赫伯特先生有几个气球,他带着它们游历了半个世界,到处都得到极好的收入,但他未能把任何一个马孔多居民升到空中,因为他们看见过和尝试过吉卜赛人的飞毯,就觉得气球是倒退了。因此,赫伯特先生已买好了下一趟列车的车票。

    一串虎纹香蕉拿上桌子的时候(这种香蕉通常是拿进饭厅供午餐用的),赫伯特先生兴致不大地掰下了第一个香蕉。接着又掰下一个,再掰下一个;他不停地一面谈,一面吃;一面咀嚼,一面品味,但没有食客的喜悦劲儿,只有学者的冷淡神态。吃完了第一串香蕉,他又要了第二串。然后,他从经常带在身边的工具箱里,掏出一个装着精密仪器的小盒子。他以钻石商人的怀疑态度仔细研究了一个香蕉:用专门的柳叶刀从香蕉上剖下一片,放在药秤上称了称它的重量,拿军械技师的卡规量了量它的宽度。随后,他又从箱子里取出另一套仪器,测定温度、空气湿度和阳光强度。这些繁琐的手续是那样引人入胜,以致谁也不能平静地吃,都在等待赫伯特先生发表最后意见,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并没有说出一句能够使人猜到他的心思的话来。随后几天,有人看见赫伯特先生拿着捕蝶网和小篮子在市镇郊区捕捉蝴蝶。

    下星期三,这儿来了一批工程师、农艺师、水文学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丈量员,他们在几小时内就勘探了赫伯特先生捕捉蝴蝶的地方。然后,一个叫杰克.布劳恩先生的也乘火车来了;他乘坐的银色车厢是加挂在黄色列车尾部的,有丝绒软椅和蓝色玻璃车顶。在另一个车厢里,还有一些身穿黑衣服的重要官员,全都围着布劳恩先生转来转去;他们就是从前到处都跟随着奥雷连诺上校的那些律师,这使人不得不想到,这批农艺师、水文学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丈量员,象赫伯特先生跟他的气球和花蝴蝶一样,也象布劳恩先生跟他那安了轮子的陵墓与凶恶的德国牧羊犬一样,是同战争有某种关系的。然而没有多少时间加以思考,多疑的马孔多居民刚刚提出问题: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市镇已经变成了一个营地,搭起了锌顶木棚,棚子里住满了外国人,他们几乎是从世界各地乘坐火车——不仅坐在车厢里和平台上,而且坐在车顶上——来到这儿的。没过多久,外国佬就把没精打采的老婆接来了,这些女人穿的是凡而纱衣服,戴的是薄纱大帽,于是,他们又在铁道另一边建立了一个市镇;镇上有棕榈成荫的街道,还有窗户安了铁丝网的房屋,阳台上摆着白色桌子,天花板上吊着叶片挺大的电扇,此外还有宽阔的绿色草坪,孔雀和鹌鹑在草坪上荡来荡去。整个街区围上了很高的金属栅栏,活象一个硕大的电气化养鸡场。在凉爽的夏天的早晨,栅栏上边蹲着一只只燕子,总是显得黑压压的。还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这些外国人在马孔多寻找什么呢,或者他们只是一些慈善家;然而,他们已在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混乱大大超过了从前吉卜赛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的。他们借助上帝才有的力量,改变了雨水的状况,缩短了庄稼成熟的时间,迁移了河道,甚至把河里的白色石头都搬到市镇另一头的墓地后面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在霍·阿卡蒂奥坟琢褪了色的砖石上面,加了一层钢筋混凝土,免得河水染上尸骨发出的火药气味。对于那些没带家眷的外国人,多情的法国艺妓们居住的一条街就变成了他们消遣的地方,这个地方比金属栅栏后面的市镇更大,有个星期三开到的一列火车,载来了一批十分奇特的妓女和善于勾引的巴比伦女人,她们甚至懂得各种古老的诱惑方法,能够刺激阳萎者,鼓舞胆怯者,满足贪婪者,激发文弱者,教训傲慢者,改造遁世者。土耳其人街上是一家家灯火辉煌的舶来品商店,这些商店代替了古老的阿拉伯店铺,星期六晚上这儿都虞集着一群群冒险家:有的围在牌桌旁,有的站在靶场上,有的在小街小巷里算命和圆梦,有的在餐桌上大吃大喝,星期天早晨,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有些死者是胡闹的醉汉,但多半是爱看热闹的倒霉蛋,都是在夜间斗殴时被枪打死的、拳头揍死的、刀子戳死的或者瓶子砸死的。马孔多突然涌进那么多的人,最初街道都无法通行,因为到处都是家具、箱子和各种建筑材料。有些人没有得到许可,就随便在什么空地上给自己盖房子;此外还会撞见一种丑恶的景象——成双成对的人大白天在杏树之间挂起吊床,当众乱搞。唯一宁静的角落是爱好和平的西印度黑人开辟的——他们在镇郊建立了整整一条街道,两旁是木桩架搭的房子,每天傍晚,他们坐在房前的小花园里,用古怪的语言唱起了抑郁的圣歌。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在赫伯特先生访问之后过了八个月,马孔多的老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

    “瞧,咱们招惹了多少麻烦,”奥雷连诺上校那时常说,“都是因为咱们用香蕉招待了一个外国佬。”

    恰恰相反,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外国人洪水般地涌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家中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因此需要在院子里增建新的住房,扩大饭厅,用一张能坐十六个人的餐桌代替旧的桌子,购置新的碗碟器皿;即使如此,吃饭还得轮班。菲兰达只好克制自己的厌恶,象侍候国王一样侍候这些最无道德的客人:他们把靴底的泥土弄在廊上,直接在花园里撒尿,午休时想把席子铺在哪儿就铺在哪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就不注意妇女的羞涩和男人的耻笑。阿玛兰塔被这帮鄙俗的家伙弄得气恼已极,又象从前那样在厨房里吃饭了。奥雷连诺上校相信,他们大多数人到作坊里来向他致意,并不是出于同情或者尊敬他,而是好奇地希望看看历史的遗物,看看博物馆的古董,所以他就闩上了门,现在除了极少的情况,再也看不见他坐在当街的门口了。相反地,乌苏娜甚至已经步履瞒珊、摸着墙壁走路了,但在每一列火车到达的前夜,她都象孩子一般高兴。“咱们得预备一些鱼肉,”她向四个厨娘吩咐道,她们急于在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沉着的指挥下把一切都准备好。“咱们得预备一切东西,”她坚持说,“因为咱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些外国人想吃啥。”在一天最热的时刻,列车到达了。午餐时,整座房子象市场一样闹哄哄的,汗流浃背的食客甚至还不知道谁是慷慨的主人,就闹喳喳地蜂拥而入,慌忙在桌边占据最好的座位,而厨娘们却彼此相撞,她们端来了一锅锅汤、一盘盘肉菜、一碗碗饭,用长柄勺把整桶整桶的柠檬水舀到玻璃杯里。房子里混乱已极,菲兰达想到许多人吃了两次就很恼火,所以,当漫不经心的食客把她的家当成小酒馆,向她要账单的时候,她真想用市场上菜贩的语言发泄自己的愤怒。赫伯特先生来访之后过了一年多时间,大家只明白了一点:外国佬打算在一片魔力控制的土地上种植香蕉树,这片土地就是霍·阿·布恩蒂亚一帮人去寻找伟大发明时经过的土地。奥雷连诺上校的另外两个脑门上仍有灰十字的儿子又到了马孔多,他们是被涌入市镇的火山熔岩般的巨大人流卷来的,为了证明自己来得有理,他们讲的一句话大概能够说明每个人前来这儿的原因。

    “我们到这儿来,”他俩说,“因为大家都来嘛。”

    俏姑娘雷麦黛丝是唯一没有染上“香蕉热”的人。她仿佛停留在美妙的青春期,越来越讨厌各种陈规,越来越不在乎别人的嫌厌和怀疑,只在自己简单的现实世界里寻求乐趣。她不明白娘儿们为什么要用乳罩和裙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复杂,就拿粗麻布缝了一件肥大的衣服,直接从头上套下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穿衣服的问题,这样既穿了衣服,又觉得自己是裸体的,因为她认为裸体状态在家庭环境里是唯一合适的。家里的人总是劝她把长及大腿的蓬松头发剪短一些,编成辫子,别上篦子,扎上红色丝带;她听了腻烦,干脆剃光了头,把自己的头发做成了圣像的假发。她下意识地喜欢简单化,但最奇怪的是,她越摆脱时髦、寻求舒服,越坚决反对陈规、顺从自由爱好,她那惊人之美就越动人,她对男人就越有吸引力。奥雷连诺上校的儿子们第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乌苏娜想到他们的血管里流着跟曾孙女相同的血,就象从前那样害怕得发抖。“千万小心啊,”她警告俏姑娘雷麦黛丝。“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瞎来,你的孩子都会有猪尾巴。”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太重视曾祖母的话,很快穿上男人的衣服,在沙地上打了打滚,想爬上抹了油脂的竿子,这几乎成了十二个亲戚之间发生悲剧的缘由,因为他们都给这种忍受不了的景象弄疯了。正由于这一点,他们来到的时候,乌苏娜不让他们任何一个在家里过夜,而留居马孔多的那四个呢,按照她的吩咐,在旁边租了几个房间。如果有人向俏姑娘雷麦黛丝说起这些预防措施,她大概是会笑死的。直到她在世上的最后一刻,她始终都不知道命运使她成了一个扰乱男人安宁的女人,犹如寻常的天灾似的。每一次,她违背乌苏娜的禁令,出现在饭厅里的时 候,外国人中间都会发生骚乱。一切都太显眼了,除了一件肥大的粗麻布衣服,俏姑娘雷麦黛丝是赤裸裸的,而且谁也不能相信,她那完美的光头不是一种挑衅,就象她露出大腿来乘凉的那种无耻样儿和饭后舔手指的快活劲儿不是罪恶的挑逗。布恩蒂亚家中没有一个人料到,外国人很快就已发觉:俏姑娘雷麦黛丝身上发出一种引起不安的气味,令人头晕的气味,在她离开之后,这些气味还会在空气中停留几个小时。在世界各地经历过情场痛苦的男人认为,俏姑娘雷麦黛丝的天生气味在他们身上激起的欲望,他们从前是不曾感到过的。在秋海棠长廊上,在客厅里,在房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里,他们经常能够准确地指出俏姑娘雷麦黛丝呆过的地方,断定她离开之后过了多少时间,她在空气中留下了清楚的痕迹,这种痕迹跟任何东西都不会相混:家里的人谁也没有觉出它来,因为它早已成了家中日常气味中的一部分,可是外人立刻就把它嗅出来了。所以只有他们明白,那个年轻的军官为什么会死于爱情,而从远地来的那个绅士为什么会陷于绝望。俏姑娘雷麦黛丝由于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种引起不安的自然力量,她在场时就会激起男人心中难以忍受的慌乱感觉,所以她对待他们是没有一点虚假的,她的天真热情终于弄得他们神魂颠倒起来。乌苏娜为了不让外国人看见自己的曾孙女,要她跟阿玛兰塔一起在厨房里吃饭,这一点甚至使她感到高兴,因为她毕竟用不着服从什么规矩了。其实,什么时候在哪儿吃饭,她是不在乎的,她宁愿不按规定的时间吃饭,想吃就吃。有时,她会忽然在清晨三点起来吃点东西,然后一直睡到傍晚,连续几个月打乱作息时间表,直到最后某种意外的情况才使她重新遵守家中规定的制度。然而,即使情况有了好转,她也早上十一点起床,一丝不挂地在浴室里呆到下午两点,一面打蝎子,一面从深沉和长久的迷梦中逐渐清醒过来。然后,她才用水瓢从贮水器里舀起水来,开始冲洗身子。这种长时间的、细致的程序,夹了许多美妙的动作,不大了解俏姑娘雷麦黛丝的人可能以为她在理所当然地欣赏自己的身姿。然而,实际上,这些奇妙的动作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俏姑娘雷麦黛丝吃饭之前消磨时光的办法。有一次,她刚开始冲洗身子,就有个陌生人在屋顶上揭开一块瓦:他一瞅见俏姑娘雷麦黛丝赤身露体的惊人景象,连气都喘不过来。她在瓦片之间发现了他那凄凉的眼睛,并不害臊,而是不安。

    “当心,”她惊叫一声。“你会掉下来的。”

    “我光想瞧瞧你,”陌生人咕噜说。

    “哦,好吧,”她说,“可你得小心点儿,屋顶完全腐朽啦。”

    陌生人脸上露出惊异和痛苦的表情,他似乎在闷不作声地跟原始本能搏斗,生怕奇妙的幻景消失。俏姑娘雷麦黛丝却以为他怕屋顶塌下,就尽量比平常洗得快些,不愿让这个人长久处在危险之中。姑娘一面冲洗身子,一面向他说,这屋顶的状况很糟,因为瓦上铺的树叶被雨水淋得腐烂了,蝎子也就钻进浴室来了。陌生人以为她嘀嘀咕咕是在掩饰她的青睐,所以她在身上擦肥皂时,他就耐不住想碰碰运气。

    “让我给你擦肥皂吧,”他嘟嚷说。

    “谢谢你的好意,”她回答,“可我的两只手完全够啦。”

    “嗨,哪怕光给你擦擦背也好,”陌生人恳求。

    “为啥?”她觉得奇怪。“哪儿见过用肥皂擦背的?”

    接着,当她擦干身子的时候,陌生人泪汪汪地央求她嫁给他。她坦率地回答他说,她决不嫁给一个憨头憨脑的人,因为他浪费了几乎一个小时,连饭都不吃,光是为了观看一个洗澡的女人。俏姑娘雷麦黛丝最后穿上肥大衣服时,陌生人亲眼看见,正象许多人的猜测,她的确是把衣服直接套在光身上的,他认为这个秘密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又挪开两块瓦,打算跳进浴室。

    “这儿挺高,”姑娘惊骇地警告他,“你会摔死的!”

    腐朽的屋顶象山崩一样轰然塌下,陌生人几乎来不及发出恐怖的叫声,就掉到水泥地上,撞破脑袋,立即毙命。从饭厅里闻声跑来的一群外国人,连忙把尸体搬出来时,觉得他的皮肤发出俏姑娘雷麦黛丝令人窒息的气味。这种气味深深地钻进了死者的身体内部:从他的脑壳裂缝里渗出来的甚至也不是血,而是充满了这种神秘气味的玻璃色油:大家立即明白,一个男人即使死了,在他的骸骨化成灰之前,俏姑娘雷麦黛丝的气味仍在折磨他,然而,谁也没有把这件可怕的事跟另外两个为俏姑娘雷麦黛丝丧命的男人联系起来。在又一个人牺牲之后,外国人和马孔多的许多老居民才相信这么个传说:俏姑娘雷麦黛丝身上发出的不是爱情的气息,而是死亡的气息。几个月以后的一桩事情证实了这种说法。有一天下午,俏姑娘雷麦黛丝和女友们一起去参观新的香蕉园。马孔多居民有一种时髦的消遣,就是在一行行香蕉树之间的通道上遛哒,通道没有尽头,满是潮气,宁静极了;这种宁静的空气是挺新奇的,仿佛是从什么地方原封不动移来的,那里的人似乎还没享受过它,它还不会清楚地传达声音,有时在半米的距离内,也听不清别人说些什么,可是从种植园另一头传来的声音却绝对清楚。马孔多的姑娘们利用这种奇怪的现象来做游戏,嬉闹呀,恐吓呀,说笑呀,晚上谈起这种旅游,仿佛在谈一场荒唐的梦。马孔多香蕉林的宁静是很有名气的,乌苏娜不忍心阻拦俏姑娘雷麦黛丝去玩玩,那天下午叫她戴上帽子、穿上体面的衣服,就让她去了。姑娘们刚刚走进香蕉园,空气中马上充满了致命的气味,正在挖灌溉渠的一伙男人,觉得自己被某种神奇的魔力控制住了,遇到了什么看不见的危险,其中许多人止不住想哭。俏姑娘和惊惶失措的女友们好不容易钻进最近的一座房子,躲避一群向她们凶猛扑来的男人。过了一阵,姑娘们才由四个奥雷连诺救了出来,他们额上的灰十字使人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好象它们是等级符号,是刀枪不入的标志。俏姑娘雷麦黛丝没告诉任何人,有个工人利用混乱伸手抓住她的肚子,犹如鹰爪抓住悬崖的边沿。瞬息间,仿佛有一道明亮的白光使她两眼发花,她朝这人转过身去,便看见了绝望的目光,这目光刺进她的心房,在那里点燃了怜悯的炭火。傍晚,在土耳其人街上,这个工人吹嘘自己的勇敢和运气,可是几分钟之后。马蹄就踩烂了他的胸膛;一群围观的外国人看见他在马路中间垂死挣扎,躺在自己吐出的一摊血里。

    俏姑娘雷麦黛丝拥有置人死地的能力,这种猜测现在已由四个不可辩驳的事例证实了。虽然有些喜欢吹牛的人说,跟这样迷人的娘儿们睡上一夜,不要命也是值得的,但是谁也没有这么干。其实,要博得她的欢心,又不会受到她的致命伤害,只要有一种原始的、朴素的感情——爱情就够了,然而这一点正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乌苏娜不再关心自己的曾孙女儿了。以前,她还想挽救这个姑娘的时候,曾让她对一些简单的家务发生兴趣。“男人需要的比你所想的多,”她神秘地说。“除了你所想的,还需要你没完没了地做饭啦,打扫啦,为鸡毛蒜皮的事伤脑筋啦。”乌苏娜心里明白,她竭力教导这个姑娘如何获得家庭幸福,是她在欺骗自己,因为她相信:世上没有那么一个男人,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后,还能忍受俏姑娘雷麦黛丝叫人无法理解的疏懒。最后一个霍·阿卡蒂奥刚刚出世,乌苏娜就拼命想使他成为一个教皇,也就不再关心曾孙女儿了。她让姑娘听天由命,相信无奇不有的世界总会出现奇迹,迟早能够找到一个很有耐性的男人来承受这个负担,在很长的时期里,阿玛兰塔已经放弃了使悄姑娘雷麦黛丝适应家务的一切打算。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晚上,在阿玛兰塔的房间里,她养育的姑娘勉强同意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她就终于认为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是一个笨蛋。“我们得用抽彩的办法把你卖出去,”她担心姑娘对男人主动无动于衷,就向她说。后来,俏姑娘雷麦黛丝去教堂时,乌苏娜嘱咐她蒙上面纱,阿玛兰塔以为这种神秘办法倒是很诱人的,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十分好奇的男人,耐心地在她心中寻找薄弱的地方。但是,在这姑娘轻率地拒绝一个在各方面都比任何王子都迷人的追求者之后,阿玛兰塔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而菲兰达呢,她根本不想了解俏姑娘雷麦黛丝。她在血腥的狂欢节瞧见这个穿着女王衣服的姑娘时,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可是,当她发现雷麦黛丝用手吃饭,而且只能回答一两句蠢话时,她就慨叹布恩蒂亚家的白痴存在太久啦。尽管奥雷连诺上校仍然相信,并且说了又说,俏姑娘雷麦黛丝实际上是他见过的人当中头脑最清醒的人,她经常用她挖苫别人的惊人本领证明了这一点,但家里的人还是让她走自己的路。于是,俏姑娘雷麦黛丝开始在孤独的沙漠里徘徊,但没感到任何痛苦,并且在没有梦魇的酣睡中,在没完没了的沐浴中,在不按时的膳食中,在长久的沉思中,逐渐成长起来。直到三月里的一天下午,菲兰达打算取下花园中绳子上的床单,想把它们折起来,呼唤家中的女人来帮忙。她们刚刚动手,阿玛兰塔发现俏姑娘雷麦黛丝突然变得异常紧张和苍白。

    “你觉得不好吗?”她问。

    悄姑娘雷麦黛丝双手抓住床单的另一头,惨然地微笑了一下。

    “完全相反,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好。”

    俏姑娘雷麦黛丝话刚落音,菲兰达突然发现一道闪光,她手里的床单被一阵轻风卷走,在空中全幅展开。悄姑娘雷麦黛丝抓住床单的一头,开始凌空升起的时候,阿玛兰塔感到裙子的花边神秘地拂动。乌苏娜几乎已经失明,只有她一个人十分镇定,能够识别风的性质——她让床单在闪光中随风而去,瞧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向她挥手告别;姑娘周围是跟她一起升空的、白得耀眼的、招展的床单,床单跟她一起离开了甲虫飞红、天竺牡丹盛开的环境,下午四点钟就跟她飞过空中,永远消失在上层空间,甚至飞得最高的鸟儿也迫不上她了。

    外国人当然认为雷麦黛丝终于屈从了蜂王难免的命运,而她家里的人却想用升天的神话挽回她的面子。菲兰达满怀嫉妒,最终承认了这个奇迹,很长时间都在恳求上帝送回她的床单。马孔多的大多数土著居民也相信这个奇迹,甚至点起蜡烛举行安魂祈祷。大概,如果不是所有的奥雷连诺惨遭野蛮屠杀的恐怖事件代替了大家的惊讶,大家长久都不会去谈其他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奥雷连诺上校预感到了儿子们的悲惨结局,虽然没有明确这种感觉就是预兆。跟成群的外国人一起来到马孔多的,还有奥雷连诺.塞拉多和奥雷连诺·阿卡亚,他俩希望留在马孔多的时候,父亲却想劝阻他们。现在,天一黑走路就很危险,他不明白这两个儿子将在镇上干些什么。可是,奥雷连诺·森腾诺和奥雷连诺·特里斯特在奥雷连诺第二的支持下,却让两个兄弟在自己的工厂里干活。奥雷连诺上校是有理由反对这种决定的,虽说他的理由还很不清楚。布劳恩先生是坐着第一辆小汽车来到马孔多的——这是一辆桔黄色的小汽车,装有可以折起的顶篷,嘟嘟的喇叭声吓得镇上的狗狺狺直叫;奥雷连诺上校看见这个外国佬的时候,就对镇上的人在这个外国佬面前的卑躬样儿感到愤怒,知道他们自从扔下妻子儿女、扛起武器走向战争以来,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尼兰德停战协定以后,掌管马孔多的是一个失去了独立性的镇民,是从爱好和平的、困倦的保守党人中间选出的一些无权的法官。“这是残废管理处,”奥雷连诺上校看见手持木棒的赤足警察,就说。“我们打了那么多的仗,都是为了不把自己的房子刷成蓝色嘛。”然而,香蕉公司出现以后,专横傲慢的外国人代替了地方官吏,布劳恩先生让他们住在“电气化养鸡场”里,享受高等人士的特权,不会象镇上其他的人那样苦于酷热和蚊子,也不会象别人那样感到许多不便和困难。手执大砍刀的雇佣刽子手取代了以前的警察。奥雷连诺上校关在自己的作坊里思考这些变化,在长年的孤独中第一次痛切地坚信,没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他的错误。正巧有一天,大家早已忘却的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的弟弟,带着一个七岁的孙子到广场上一个小摊跟前去喝柠檬水。小孩儿偶然把饮料洒到旁边一个警士班长的制服上,这个野蛮人就用锋利的大砍刀把小孩儿剁成了碎块,并且一下子砍掉了试图搭救孙子的祖父的脑袋。当几个男人把老头儿的尸体搬走的时候,全镇的人都看见了无头的尸体,看见了一个妇人手里拎着的脑袋,看见了一个装着孩子骸骨的、血淋淋的袋子。

    这个景象结束了奥雷连诺上校的悔罪心情。年轻时,看见一个疯狗咬伤的妇人被枪托打死,他曾恼怒已极;现在他也象那时一样,望着街上一群麇集的观众,就用往常那种雷鸣般的声音(因他无比地憎恨自己,他的声音又洪亮了),向他们发泄再也不能遏制的满腔怒火。

    “等着吧,”他大声叫嚷。“最近几天我就把武器发给我的一群孩子,让他们除掉这些坏透了的外国佬。”

    随后整整一个星期,在海边不同的地方,奥雷连诺的十七个儿子都象兔子一样遭到隐蔽的歹徒袭击,歹徒专门瞄准灰十字的中心。晚上七时,奥雷连诺·特里斯特从白己的母亲家里出来,黑暗中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打穿了他的脑门。奥雷连诺.森腾诺是在工厂里他经常睡觉的吊床上被发现的,他的双眉之间插着一根碎冰锥,只有把手露在外面。奥雷连诺·塞拉多看完电影把女朋友送回了家,沿着灯火辉煌的上耳其人街回来的时候,藏在人群中的一个凶手用手枪向前看他射击,使得他直接倒在一口滚沸的油锅里。五分钟之后,有人敲了敲奥雷连诺.阿卡亚和他妻子的房门,呼叫了一声:“快,他们正在屠杀你的兄弟们啦,”后来这个女人说,奥雷连诺·阿卡亚跳下床,开了门,门外的一支毛瑟枪击碎了他的脑壳。在这死亡之夜里,家中的人准备为四个死者祈祷的时候,菲兰达象疯子似的奔过市镇去寻找自己的丈夫;佩特娜·柯特以为黑名单包括所有跟上校同名的人,已把奥雷连诺第二藏在衣橱里,直到第四天,从沿海各地拍来的电报知道,暗敌袭击的只是画了灰十字的弟兄。阿玛兰塔找出一个记录了侄儿们情况的小本子,收到一封封电报之后,她就划掉一个个名字,最后只剩了最大的一个奥雷连比的名字。家里的人清楚地记得他,因为他的黑皮肤和绿眼睛是对照鲜明的,他叫奥需连诺·阿马多,是个木匠,住在山麓的一个村子里,奥雷连诺上校等候他的死汛空等了两个星期,就派了一个人去警告奥雷连诺.阿马多,以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这个人回来报告说,奥雷连诺.阿马多安全无恙。在大屠杀的夜晚,有两个人到他那儿去,用手枪向他射击,可是未能击中灰十字。奥雷连诺.阿马多跳过院墙,就在山里消失了;由于跟出售木柴给他的印第安人一直友好往来,他知道那里的每一条小烃,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对奥雷连诺上校来说,这是黑暗的日子。共和国总统用电报向他表示慰问,答应进行彻底调查,并且赞扬死者。根据总统的指示,镇长带者四个花圈参加丧礼,想把它们放在棺材上,上校却把它们摆在街上。安葬之后,他拟了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亲自送到邮电局,可是电报员拒绝拍发。于是,奥宙连诺上校用极不友好的问句充实了电文。放在信封里邮寄,就象妻子死后那样,也象战争中他的好友们死亡时多次经历过的那样,他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盲目的愤怒和软弱无能,他甚至指责安东尼奥.伊萨贝尔是同谋犯,故意在他的儿子们脸上阿上擦洗不掉的十字,使得敌人能够认出他们。老朽的神父已经有点儿头脑昏馈,在讲坛上布道时竟胡乱解释《圣经》,吓唬教区居民;有一天下午,他拿着一个通常在大斋第一天用来盛圣灰的大碗,来到布恩蒂亚家里,想给全家的人抹上圣灰,表明圣灰是容易擦掉的。可是大家心中生怕倒霉,甚至菲兰达也不让他在她身上试验;以后,在大斋的第一天,再也没有一个布恩蒂亚家里的人跪在圣坛栏杆跟前了。

    在很长时间里,奥雷连诺上校未能恢复失去的平静。他怀着满腔的怒火不再制作全鱼,勉强进点饮食,在地上拖着斗篷,象梦游人一样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到了第三个月末尾,他的头发完全白了,从前卷起的胡梢垂在没有血色的嘴唇两边,可是两只眼睛再一次成了两块燃烧的炭火;在他出生时,这两只眼睛曾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而且两眼一扫就能让椅子移动。奥雷迁诺上校满怀愤怒,妄图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预感,那种预感曾使他年轻时沿着危险的小道走向光荣的荒漠。他迷失在这座陌生的房子里,这里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已激不起他的一点儿感情。有一次他走进梅尔加德斯的房间,打算找出战前的遗迹,但他只看见垃圾、秽物和各种破烂,这些都是荒芜多年之后堆积起来的。那些早已无人阅读的书,封面和羊皮纸已被潮气毁坏,布满了绿霉,而房子里往日最明净的空气,也充溢着难以忍受的腐烂气味。另一天早晨,他发现乌苏娜在栗树底下——她正把头伏在已故的丈夫膝上抽泣。在半个世纪的狂风暴雨中弄弯了腰的这个老头儿,奥雷连诺是个家长久没有看见过他的唯一的人。“向你父亲问安吧,”乌苏娜说。他在栗树前面停了片刻,再一次看见,即使这块主地也没激起他的任何感情。

    “他在说什么呀!”奥雷连诺上校问道。

    “他很难过,”乌苏娜回答。“他以为你该死啦。”

    “告诉他吧,”上校笑着说。“人不是该死的时候死的,而是能死的时候死的。”

    亡父的预言激起了他心中最后剩下的一点儿傲气,可是他把这种刹那间的傲气错误地当成了突然进发的力量。他向母亲追问,在圣约瑟夫石膏像里发现的金币究竟藏在哪儿。“这你永远不会知道,”由于过去的痛苦教训,她坚定地说。“有朝一日财主来了,他才能把它挖出来,谁也无法理解,一个经常无私的人,为什么突然贪婪地渴望钱财,渴望的不是日常需要的少数钱,而是一大笔财产——只要提起这笔财产的数量,甚至奥雷连诺第二也惊得发呆。过去的党内同僚,奥雷连访问他们要钱,他们都避免跟他相见。下面这句话正是他这时说的:“现在,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区别是:自由党人举行早祷,保守党人举行晚祷。”然而,他那么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苦苦地恳求,那么不顾自尊心,四处奔走,每处都得到一点儿帮助,在八个月中弄到的饯就超过了乌苏娜所藏的数目。随后,他去患病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希望上校帮助他重新发动全面战争。

    有一段时间,格林列尔多上校虽然瘫倒在摇椅里,却真是唯一能够拉动起义操纵杆的人。在尼兰德停故协定之后,当奥雷连诺上校躲在小金鱼中间的时候,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仍跟那些最终没有背弃他的起义军官保持着联系。他跟他们又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经常丢脸、祈求、申请,就是没完没了的回答:“明天来吧”,“已经快啦”,“我们正公认真研究你的问题”;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是反对“敬启者”的,反对“你的忠实仆人”的,他们一直答应发给老兵终身养老金,可是始终不给。前一场血腥的二十年战争给予老兵的损害,都比不上这一场永远拖延的毁灭性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本人逃脱过三次谋杀,五次负伤未死,在无数次战斗中安然无损,由丁忍受不了无穷等待的折磨,就接受了最终的失败——衰老;他坐在自己的摇椅里,望着地板上透进的阳光,思念着阿玛兰塔。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战友们,只有一次在报上看见一张照片,几个老兵站在一个不知名的共和国总统旁边,无耻地仰着面孔;总统拿自己的像章赠给他们,让他们戴在翻领上面,并且归还他们一面沾满尘土和鲜血的旗帜,让他们能把它放在自己的棺材上。其他最体面的老兵,仍在社会慈善团体的照顾下等待养老金的消息;其中一些人饿得要死,另一些人继续在恼怒中过着晚年生活,并且在光荣的粪堆里慢慢地腐烂。因此,奥雷连诺上校前来找他,主张誓死点燃无情的战火,推翻外国侵略者支持的腐败透顶的可耻的政府时,格林列尔多简直无法压抑自己怜悯的感情。

    “唉,奥雷连诺,”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你老了,可我今天才明白,你比看上去老得多了。”

     第十三章

    在最后几年的混乱中,乌苏娜还来不及抽出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好好地教育霍·阿卡蒂奥,使他能够当上一个教皇,而送他去神学院的时间就已到了,所以不得不慌仓仓地准备。霍·阿卡蒂奥的妹妹梅梅是由严峻的菲兰达和沮丧的阿玛兰塔共同照顾的,几乎同时达到了可以进入修道院学校的年龄;她们想在那儿把她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手。乌苏娜疑虑重重地觉得,把萎靡不振的人培养成为教皇,她的方法是不够有效的,但她并不归咎于自己的老迈,也不怪遮住视线的一片云曦,——透过这片云曦,她只能吃力地辨别周围各种东西的轮廓,——而一切都要怪她自己还不确切了解的某种现象,她只模糊地觉得那种现象就是世态的恶化。“现在的年月跟从前完全不同啦,”她感到自己把握不住每天的现实,抱怨地说。从前,她想,孩子长得挺慢嘛。只消回忆一下就够了:在她的大儿子霍·阿卡蒂奥跟吉卜赛人逃走之前,过了乡长的时间啊,而在他全身画得象一条蛇,说着星相家怪里怪气的话,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而且在阿玛兰塔和阿卡蒂奥忘掉印第安语、学会西班牙语之前,家中什么事没有发生呀!再想想吧,可怜的霍·阿·布恩蒂亚在菜树下面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家里的人为他哀悼了多久,然后奄奄一总的奥雷连诺上校才给抬回家来,当时他还不满五十岁,并且经历了那么长久的战争和那么多的苦难。从前,她成天忙于自己的糖果,还能照顾子孙,凭他们的眼白就知道该把蓖麻油滴在他们眼里。现在她完全空闲下来,从早到晚仅仅照顾霍·阿卡蒂奥一个人的时候,由于时世不佳,她几乎无法把任何一件事儿干完了。实际上,乌苏娜即使年事已高,但是仍不服老:她什么事都要操心,任何事都要管,而且总是询问外来的人,他们曾否在战争时期把圣约瑟夫的石膏像留在这儿,等雨季过了就来取走。谁也不能确凿地说,乌苏娜是什么时候丧失视觉的。即使在她生前的最后几年,她已经不能起床时,大家还以为她只是老朽了,谁也没有发现她完全瞎了。乌苏娜自己是在霍·阿卡蒂奥出生之前不久感到自己快要失明的。起初,她以为这是暂时的虚弱,悄悄地喝点儿骨髓汤,在眼里滴点儿蜂蜜;可她很快就相信自己正在绝望地陷入黑暗。乌苏娜对电灯始终没有明确的概念,因为马孔多开始安装电灯时,她只能把它当成一种朦胧的亮光。她没有向任何人说她快要瞎了,因为这么一说就是公开承认自己无用了。乌苏娜背着大家,开始坚持不懈地研究各种东西之间的距离和人的声音,想在白内障的阴影完全挡住她的视线时,仍能凭记忆知道各种东西的位置。随后,她又意外地得到了气味的帮助;在黑暗中,气味比轮廓和颜色更容易辨别,终于使别人没有发现她是瞎子。尽管周围一片漆黑,乌苏娜还能穿针引线,缭扣门,及时发现牛奶就要煮沸。她把每件东西的位置记得那么清楚,有时甚至忘了自己眼瞎了。有一次,菲兰达向整座房子大叫大嚷,说她的订婚戒指不见了,乌苏娜却在小孩儿卧室里的隔板上找到了它。道理是很简单的:当其他的人在房子里漫不经心地来来去去时,乌苏娜就凭自己剩下的四种感官注意别人的活动,使得谁也不会突然撞着她;很快她就发现,而家里的每个人却没觉察到。他们每天走的都是同样的路,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时匆几乎说同样的话。只有偏离常规的时候,他们才会失掉什么东西。所以,听到菲兰达哭哭叫叫.乌苏娜就想起,菲兰达这一天所做的唯一不同的事儿,是把孩子床上的褥垫拿出去晒,因为昨夜在孩子床上发现了臭虫。因为收拾房间时孩子们在场,乌苏娜就以为菲兰达准把戒指放在孩子们唯一够不着的地方--隔板上。恰恰相反,菲兰达却在平常来来去去的地方寻找戒指,不知道正是日常的习惯使她难以找到失去的东西。

    抚养和教育霍·阿卡蒂奥的事,也帮助乌苏娜知道了家中发生的甚至最小的变化。譬如,只要听见阿玛兰塔在给卧室里的圣像穿衣服,她就马上假装教孩子识别颜色。

    “呢,”她向孩子说,“现在告诉我吧:天使拉斐尔的衣服是啥颜色呀?”

    这样,孩子就告诉了鸟苏娜她的眼睛看不见的情况。所以,在孩子进神学院之前很久,乌苏娜已经能够用千摸着辨别圣像农着的不同颜色。有时也发生过预料不到的事。有一次,阿玛兰塔在秋海棠长廊上绣花时,乌苏娜撞上了她。

    “我的天,”阿玛兰塔生气他说,“瞧你走到哪儿来啦。”

    “这要怪你自己,”乌苏娜回答,“你没坐在你应当坐的地方。”

    乌苏娜完全相信自己是对的。那一天,她开始知道一种谁也不注意的现象:随着一年四季的交替,太阳也悄悄地逐渐改变在天上的位置,坐在长廊上的人也不知不觉地逐渐移动和改变自己的位置。从那时起,乌苏娜只要想起当天是几号,就能准确地断定阿玛兰塔是坐在哪儿的。虽然乌苏娜的手一天一天地越来越颜抖了两条腿仿佛灌满了铅,可她那矮个的身躯从来不象现在这样接连出现在那么多的地方。乌苏娜几乎象从前肩负全家重担时那么勤劳。然而现在,在黯然无光的暮年的孤独中,她却能异常敏锐地洞悉家中哪怕最小的事情,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一些真情实况,而这些真情实况是她以前一直忙碌时无法知道的。她准备让霍·阿卡蒂奥去进神学院时,已经细致地考察了马孔多建立以来布恩蒂亚家的整个生活,完全改变了自己关于子孙后代的看法。她相信,奥雷连诺上校失去了对家庭的爱,并不象她从前所想的是战争使他变得冷酷了,而是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没有爱过他的妻子雷麦黛丝,没有爱过他一生中碰到的无数一夜情人,尤其没有爱过他的一群儿子。她觉得,他发动了那么多的战争,并不象大家认为的是出于理想;他放弃十拿九稳的胜利,也不象大家所想的是由于困乏;他取得胜利和遭到失败都是同一个原冈:名副其实的、罪恶的虚荣心。她最后认为,她的儿子(为了他,她连性命都不顾)是生来不爱别人的。有一天夜皮晚,当他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就听见他啼哭,啼哭声是那么悲哀和清晰,睡在旁边的霍·阿·布恩蒂亚醒了过来,甚至高兴地认为这孩子将是一个天生的口技演员。另一些人预言,他将成为一个先知。乌苏娜本人却吓得发抖,因为她突然相信,这种腹中的啼哭预示孩干将会长着一条可怕的猪尾巴,于是祈求上帝让孩子死在她的肚子里。但她恍然明白,而且说了又说,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又哭又叫,并不表示他有口技和预见才能,只能确凿地表明他不爱别人。这样贬低儿子的形象却使她突然产生了对他的怜悯。然而,阿玛兰塔却跟他相反,她的铁石心肠曾使乌苏娜害怕,她隐秘的痛苦曾叫乌苏娜难过,现在乌苏娜倒觉得她是一个最温柔的女人了,而且怀着同情心敏锐地感到,阿玛兰塔让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遭到毫无道理的折磨,决不象大家认为的是由于她那报复的渴望,而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遭到慢性的摧折,也决不象大家认为的是由于她那极度的悲恨。实际上,二者都是无限的爱情和不可克制的胆怯之间生死搏斗的结果,在阿玛兰塔痛苦的心中纠缠不休的荒谬的恐怖感,终于在这种斗争中占了上风。乌苏娜越来越频繁地提到雷贝卡的名字时,她总怀着往日的怜爱想起雷贝十的形象;由于过迟的悔悟和突然的钦佩,这种怜爱就更强烈了;她明白,雷贝卡虽不是她的奶养大的,而是靠泥上和墙上的石灰长大的;这姑娘血管里流着的不是布思蒂亚的血,而是陌生人的血,陌生人的骸骨甚至还在坟墓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可是只有雷贝卡——性情急躁的雷贝卡,热情奔放的雷贝卡,是唯一具有豪迈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正是乌苏娜希望她的子孙后代具备的品质。

    “雷贝卡啊,”她摸着墙壁,喃喃说道,“我们对你多不公道呀!”

    大家认为,乌苏娜不过是在胡言乱语,特别是她象天使加百利那样伸出右手打算走走的时候。但是菲兰达看出,这种胡言里面有时也有理性的光辉,因为乌苏娜能够毫不口吃地回答,过去一年家中花了多少钱。阿玛兰塔也有同样的想法。有一次,在厨房里,她的母亲正在锅里搅汤,不知道人家在听她说话,竟突然说老玉米的手磨至今还在皮拉·苔列娜家中,这个手磨是向第一批吉卜赛人买来的,在霍·阿卡蒂奥六十五次环游世界之前就不见了。皮拉·苔歹娜几乎也有一百岁了,可是依然隐壮、灵活,尽管孩子们害怕她那不可思议的肥胖,就象从前鸽子害怕她那响亮的笑声;她对乌苏娜的话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她已相信,老年人清醒的头脑常常比纸牌更加敏锐。然而,乌苏娜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教导霍·阿卡蒂奥确立他的志向时,就陷入了沮丧的状态。那些靠直觉弄得更清楚的东西,她想用眼睛去看,就失误了。有一天早晨,她把一瓶墨水倒在孩子头上,还以为它是花露水哩。她总想干预一切事情,碰了一个个钉子之后,就感到越来越苦恼,妄图摆脱周围蛛网一般的黑暗。接着她又想到,她的失误并不是衰老和黑暗第一次战胜她的证明,而是时世不佳的结果。她想,跟土耳其人量布的花招不一样,从前上帝还不骗人的时候,一切都是不同的。现在呢,不仅孩子们长得很快,甚至人的感觉也不象以前那样了。俏姑娘雷麦黛丝的灵魂和躯体刚刚升到空中,没有心肝的菲兰达马上唠唠叨叨,因为她的床单飞走了。十六个奥雷连诺在坟墓里尸骨未寒,奥雷连诺第二又把一帮酒鬼带到家中,弹琴作乐,狂饮滥喝,好象死去的不是基督徒,而是一群狗;她伤了那么多脑筋、耗去了那么多糖动物的这座疯人院似乎注定要成为罪恶的渊薮了。乌苏娜给霍·阿卡蒂奥装箱子的时候,一面回忆痛苦的往事,一面问了问自己,躺进坟墓,让人在她身上撒上泥土是不是更好一些呢;而且她又无所畏惧地请问上帝,他是不是真以为人是铁铸的,能够经受那么多的苦难;但她越问越糊涂,难以遏制地希望象外国人那样蹦跳起来,最终来一次片刻的暴动,这种片刻的暴动是她向往了多次,推迟了多次的;她不愿屈从地生活,热望唾弃一切,从心中倒出一大堆骂人的话,而这些话她己低三下四地压抑整整一个世纪了。

    “混蛋!”乌苏娜骂了一声。
    正在动手衣服装进箱子的阿玛兰塔,以为蝎子螫了母亲。
    “它在哪儿?”阿玛兰塔惊骇地问。
    “什么?”
    “蝎子,”阿玛兰塔解释。
    乌苏娜拿指头做了戳胸口。
    “在这儿,”她回答。

    星期四,下午两点,霍。阿卡蒂奥去神学院了。乌苏娜经常记得他离开时的样子:板着面孔,无精打采,象她教他的那样没流一滴眼泪;由于穿了一件绿色灯芯绒衣服,扣着铜扣,领口系着浆硬的花结,他热得气都喘不上来。霍·阿卡蒂奥离开之后,饭厅里留下了浓烈的花露水味儿;为了在房子里容易找到这个孩子,乌苏娜是把花露水洒在孩子头上的。在送别午餐上,一家人在愉快的谈吐后面隐藏若激动,用夸大的热忱回答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笑谑。可是,大家把丝绒蒙面、银色包角的箱子抬出的时候,仿佛从房子里抬出一口棺材。奥雷连诺上校拒绝参加送别午餐。

    “咱们就缺一个教皇!”他嘟哝着说。

    三个月之后,奥雷连诺第二和菲兰达把梅梅领到修道院学校去,带回一架旧式小钢琴,代替了自动钢琴。正是这时候,阿玛兰塔开始给自己缝制殓衣。“香蕉热”已经平静下去了,马孔多的土著居民发现,他们被外国人排挤到了次要地位,好不容易维持了以前的微薄收入,但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仿佛船舶失事时终于侥幸得救了。布恩蒂亚家继续邀请成群的客人吃饭,昔日的家庭生活直到几年以后香蕉公司离开时才恢复过来。然而传统的好客精神发生了根本的文化,因为现在权力转到了菲兰达千里。乌苏娜被挤到了黑暗的境地。阿玛兰塔专心地缝制自己的殓衣。过去的“女王”有了选择客人的白由,能让他们遵守她的父母教导她的严规旧礼。那些外国人大肆挥霍轻易赚来的钱,把这个市镇摘行乌烟瘴气,但由于菲兰达处事严厉,布恩蒂亚家却成了旧习俗的堡垒。菲兰达认为,只有跟香蕉公司没有瓜葛的人才是正派的人。她丈夫的哥哥霍·阿卡蒂奥第二甚至也受到区别对待,因为在“香蕉热”最初几天的混乱中,他又卖掉了自己出色的斗鸡,当上了香蕉园的监工。

    “只要他身上还有这帮外国佬的传染病,他就休想再到这儿来,”菲兰达说。

    家中的生活变得那么严峻,奥雷连诺第二就觉得在佩特娜.柯特家里更舒服了。首先,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酒宴移到了情妇家里。然后,借口牲畜正在丧失繁殖力,他又把畜栏和马厩迁到她那儿去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不那么热,他甚至把经营买卖的小账房搬到了那儿。菲兰达发现自己变成了守活寡的妇人,时间已经迟了。奥雷连诺第二几乎不在家里吃饭,只是假装回家过夜,但这是骗不了人的。有一天早晨他不小心,有人发现他在佩特娜·柯特床上,然而出乎意外,他不仅没有听到妻子的一小点责备,甚至没有听到她最轻微的怨声,但是就在那一天,菲兰达把他的两口衣箱送到他的情妇家里。她是叫人大白天经过街道中间送去的,让全镇的人都能看见,以为不走正道的丈夫忍受不了耻辱,会弯着脖子回到窝里,可是这个勇敢的姿态只是再一次证明,菲兰达不熟悉丈夫的性格和马孔多的风习,这里的习俗和她父母的旧习毫无共同之处,——每一个看见箱子的人都说,这是故事的自然结局,故事的内情是人人皆知的。奥雷连诺第二却举办了三天的酒宴,庆贺他得到的自由,除了夫妇之间的不幸,菲兰达穿着硕长的黑衣服,戴着过时的颈饰,露出不合时宜的傲气,好象过早地衰老了;而穿着鲜艳的天然丝衣服的情妇,恕到被践踏的权利获得恢复,两眼闪着愉快的光彩,焕发了青春。奥雷连诺第二重新投入她的怀抱,象从前跟她睡在一起那么热情,因为当时她把他当成了他的孪生兄弟;跟两兄弟睡觉,她以为上帝给了她空前的幸福——一个男人能象两个男人那么爱她。复苏的情欲是遏制不住的:不止一次,他俩已经坐在桌边,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句话没说,遮上餐具,就到卧室里去——两人只顾发泄情欲,饿得要死。奥雷连诺第二偷袭法国艺妓时看见过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的鼓舞下,他给佩特娜.柯特买了一张有帐幔的床,象大主教的卧榻一样,在窗上挂起了丝绒帘子,在卧室的墙上和天花板上都安了挺大的镜子。同时,他比以前更加胡闹和挥霍了。每天早上十一点钟,列车都给他运来成箱的香摈酒和白兰地。奥雷连诺第二从车站上回来时,他都象在即兴舞蹈中那样,把路上偶然邂逅的人拖走,——本地人或外来人,熟人或生人,毫无区别。甚至只会说外国话的滑头的布劳恩先生,也被奥雷连诺的手势招引来了,好几次在佩特娜.柯特家里喝得酪叮大醉,有一回他甚至让随身的凶猛的德国牧羊犬跳舞,他自己勉强哼着得克萨斯歌曲,而由手风琴伴奏。

    “繁殖吧,母牛啊,”奥雷连诺第二在欢宴的高潮中叫嚷。“繁殖吧——生命短促呀。”

    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愉快,人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喜欢他,他的牲畜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控制不住地繁殖。为了没完没了的酒宴,宰了那么多的牛。猪、鸡,院子里的泥土被血弄得乌七八糟、粘搭搭的,骨头和内脏不断扔在这儿,吃剩的食物不断倒在这儿,几乎每小时都要把这些东西哔哔喇喇地烧掉,免得兀鹰来啄客人的眼睛。奥雷连诺第二发胖了,面孔泛起了紫红色,活象乌龟的嘴脸,可一切都怪他那出奇的胃口,甚至周游世界回来的霍.阿卡蒂奥也无法跟他相比。奥雷连诺第二难以思议的暴食,他那空前未闻的挥霍,他那无比的好客精神,这种名声传出了沼泽地带,引起了著名暴食者们的注意。许多惊人的暴食都从沿海各地来到了马孔多,参加佩特娜.柯特家中举行的荒谬为饕餮比赛。奥雷连诺第二是经常取得胜利的,直到一个不幸的星期六卡米娜·萨加斯笃姆来到为止;这个女人体型上很象图腾塑像,是蜚声全国的“母象”。比赛延续到星期二早晨。第一个昼夜,吃掉了一只小牛,外加配莱:木薯、山药和油炸番蕉,而且喝完了一箱半香摈酒,奥雷连诺第二完全相信自己的胜利。他认为,他的精神和活力都超过沉着的对手;她进食的方式当然是比较内行的,可是正因为这样,就不大使挤满屋子的大部分观众感到兴趣。当奥雷连诺第二渴望胜利、大口咬肉的时候,“母象”却用外科医生的技术把肉切成块,不慌不忙地吃着,甚至感到一定的愉快。她长得粗壮肥胖,可是女性的温柔胜过了她的茁壮:她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和一双保养很好的雅致的手儿,还有那么不可抗拒的魅力,以致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她走进屋子的时候,甚至说他宁愿跟她在床上比赛,而不在桌边比赛,接着,他看见“母象”吃掉了一整条猪腿,一点没有违背进食的礼貌和规矩,他就十分认真他说,这个雅致、进人、贪馋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个理想的女人。他并没有看错,以往传说“母象”是个贪婪的兀鹰,这是没有根据的。她既不是传说的“绞肉机”,也不是希腊杂技团中满脸络腮子的女人,而是音乐学校校长。当她已经是个可敬的母亲时,为了找到一种能使孩子吃得更多的办法,她也学会了巧妙地狼吞虎咽,但不是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是靠心灵的绝对宁静。她那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原则是:一个人只要心地平静,就能不停地吃到疲乏的时候。就这样,由于心理的原因和竞技的兴趣,她离开了自己的学校和家庭,想跟全国闻名的放肆的暴食者决一雌雄。“母象”刚一看见奥雷连诺第二,立即明白他要输的不是肚子,而是性格。的确,到第一夜终了的时候,她还保持着自己的战斗力,而奥雷连诺第二却因说说笑笑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他俩睡了四个小时。然后,每人喝了五十杯橙子汁、八升咖啡和三十只生鸡蛋。第二天早上,在许多小时的不眠之后,吃掉了两头猪、一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母象”开始怀疑奥雷连诺第二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她自己的办法,但完全是不顾后果地瞎吃。因此,他比她预料的更危险。佩特娜·柯特把两只烤火鸡拿上桌子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已经快要昏厥了。

    “如果不行,你就别吃啦,”“母象”向他说。“就算不分胜负吧。”

    她是真心诚意说的,因为她自己也无法再吃一块肉了;她知道对手每吃一口都会加快他的死亡。可是奥雷连诺第二把她的话当成新的挑战,便噎地吃完了整只火鸡,超过了自己不可思议的容量,失去了知觉。他伏倒在一盘啃光的骨头上,象疯狗似地嘴里流出泡沫,发出临死的稀嘘声。在他突然陷入的黑暗中,他觉得有人从塔顶把他摔进无底的深渊;在最后的刹那间,他明白自己这样掉到底就非死不可了。

    “把我抬到菲兰达那儿去吧,”他还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

    抬他回家的朋友们以为,他履行了给他妻子的诺言:不让自己死在情妇床上。佩特娜·柯特把他希望穿着躺进棺材的漆皮鞋擦干净,已在找人给他送去,就有人来告诉她说奥雷连诺第二脱离了危险。的确,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康复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又以空前盛大的酒宴庆祝自己的复活。他继续住在佩特娜.柯特家里,可是现在每天都去看望菲兰达,有时还留下来跟全家一块儿吃饭,仿佛命运变换了一切的位置,把他变成了情妇的丈夫、妻子的情人。

    菲兰达终于能够稍微喘口气了。在难以忍受的孤独的日子里,被弃的妻子唯一能够解闷的,就是午休时弹琴和阅读孩子的信。她自己每日两次给霍·阿卡蒂奥和梅梅捎去详细的信函,可是没有一行是真话。菲兰达向孩子们隐瞒了自己的不幸,隐瞒了这座房子的悲哀;这座房子,尽管长廊上的秋海棠充满了阳光,尽管下午两点钟十分闷热,尽管街头的欢乐声阵阵传来,一天一天地变得越来越象她父母阴暗的宅子了。菲兰达在三个活的幽灵和一个死人——霍·阿·布恩蒂亚的幽灵——当中孤零零地徘徊;这个死人经常呆在客厅中晦暗的角落里,紧张地注意倾听她弹琴。昔日的奥雷连诺上校只剩了一个影子。自从那一天他最后一次走出屋子,打算劝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重新发动毫无希望的战争,他就不曾离开自己的作坊,除非到栗树下去解手。除了每三个星期来一次的理发师,他不接待任何人。乌苏娜每天给他送一次饮食;她送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虽然象从前那样辛勤地制作金鱼,但已经不拿去卖了,因他发现人家购买金鱼,不是拿它作装饰品,而是当作历史遗物。有一次,他把自己结婚以来卧室里装饰的雷麦黛丝的那些玩偶拿到院子里付之一炬,警觉的乌苏娜发现儿子正在干些什么,可是无法阻止他。

    “你真是铁石心肠啊,”她说。
    “这跟心肠没有关系,”他回答,“房间里满是虫子嘛。”

    阿玛兰塔仍在缝制自己的殓衣。菲兰达无法明白,为什么阿玛兰塔不时写信给梅梅,甚至给她捎去东西,但却不愿听听霍·阿卡蒂奥的消息,菲兰达通过乌苏娜向她问到这一点的时>?</a>候,阿玛兰塔就回答说:“他们都会莫名其妙死掉的。”菲兰达就把阿玛兰塔的回答当作一个谜记在心里,这个谜是她永远无法猜破的。高挑、笔挺、傲慢的阿玛兰塔,经常穿着泡沫一样雪白轻柔的裙子,尽管年岁已高、往事沉痛,仍有一副优越的样儿,她的额上似乎也有自己的灰十字——处女的标记。她真有这样的标记,不过是在手上——在黑色绷带下面;阿玛兰塔即便夜间也不取掉这个绷带,有时亲自拿它洗呀熨呀。阿玛兰塔是在缝制殓衣中生活的。可以看出,她白天缝,晚上拆,但这不是为了摆脱孤独,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持孤独。

    在跟丈夫分离的日子里,菲兰达最苦恼的是:梅梅回来度假的时候,在家里看不见奥雷连诺第二。他的昏厥结束了她的这种担忧。到梅梅回来时,她的父母已达成了协议,姑娘不仅相信奥雷连诺第二仿佛仍然是个忠顺的丈夫,甚至不会发现家里的悲哀。每一年,奥雷连诺第二都要连续两月扮演一个模范丈夫,把朋友们聚集起来,拿冰淇淋和甜饼款待他们;愉快活泼的姑娘梅梅弹琴助兴。当时已经看出,她很少继承母亲的性格。梅梅更象是第二个阿玛兰塔——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的阿玛兰塔,当时阿玛兰塔还不知道悲哀,她那轻盈的舞步曾给家中带来生气,直到她对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恋情使她的心永远离开了正轨。但是,梅梅跟阿玛兰塔不同,跟布恩蒂亚家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同,她还没有表现出这家人命定的孤独感,她似乎完全满意周围的世界,即使下午两点她把自己关在客厅里坚毅地练习弹琴的时候。十分显然,她喜欢这个家,她整年都在幻想年轻小伙子见到她时的热烈场面,她也象父亲那样喜欢娱乐和漫无节制地接待客人。这种不幸的遗传性是在第三个暑假中初次表现出来的,当时梅梅自作主张,也没预先通知,就把四个修女和六十八个女同学带到家里,让她们在这儿玩一个星期。

    “多倒霉!”菲兰达悲叹地说,“这孩子象她父亲一样冒失!”

    这就不得不向邻居借用木床和吊铺,让大家分成九班轮流吃饭,规定沐浴的时间,而且借来了四十只凳子,免得穿着蓝制服和男靴的姑娘们整天在房子里荡来荡去。应付她们实在困难:闹喳喳的一群刚刚吃完早饭又要给另一批人开午饭,然后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女学生们只到种植园去游玩过一次。黑夜来临,为了把姑娘们赶上床铺,修女们累得精疲力尽,可是不管她们怎么卖力,总有一群不知疲倦的少女留在院子里,调门不准地高唱校歌。有一次,姑娘们差点儿绊倒了乌苏娜,因为她总喜欢到她最能妨碍别人的地方去帮忙。另一次,由于奥雷连诺上校当着姑娘们的面在栗树下小便,修女们竟嚷叫起来。阿玛兰塔呢,差点儿引起了惊慌:她正把盐放在汤里时,一个修女走进厨房,立即问她撒到锅里的白色粉未是什么。

    “砒霜。”

    到达的第一夜,姑娘们累得要命,想在睡觉之前上一次厕所,——大约夜里一点,其中最后几个才轮流进去。于是菲兰达买了七十二个便盆,但这只把夜间的问题变成了早上的问题,因为姑娘们天一亮就在厕所前面排了长长的队伍,手里都拿着便盆,等候轮到自己去洗便盆。尽管其中几个姑娘感冒了,其他一些姑娘的皮肤被蚊子咬得起了疱,可是大多数人在困难面前表现了坚忍精神,甚至最热的时刻也在花园里蹦蹦跳跳。到客人们最终离开的时候,花丛被踩坏了,家具给毁了,墙上布满了画儿和字儿,可是菲兰达看见她们走了就高兴,原谅她们造成的损害。她把床和凳子送还了邻居,而将七十二只便盆堆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

    这个锁着的房间——昔日全家精神生活的中心,现在成了闻名的“便盆间”了。照奥雷连诺上校看来,这个称呼是最合适的,尽管梅尔加德斯的卧室没有尘土,也没遭到破坏,全家的人仍然对它感到惊讶,可是上校却觉得它不过是一堆垃圾。无论如何,他似乎根本不管谁是对的:如果说他知道了这个房间的命运,那是因为菲兰达为了收藏便盆整天在他旁边跑来跑去,妨碍他工作。

    这时,霍·阿卡蒂奥第二重新出现在家里。他跟谁也不打招呼,就走到长廊尽头,钻到作坊里去跟上校谈话。乌苏娜已经看不见他,可是分辨得出他那监工的靴子发出的啪哒声,他跟家庭、甚至跟孪生兄弟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使她感到诧异;儿童时代他曾跟孪生兄弟玩弄换装把戏,现在两人都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又高又瘦,举止傲慢,黝黑的脸庞上有一种晦暗的光彩,神态犹如萨拉秦人(注:萨拉秦人,古代阿拉伯游牧民族)那么阴郁。他更象自己的母亲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而不象布恩蒂亚家的人,乌苏娜有时谈起家庭,甚至忘了提到他的名字,虽然她也责备自己。她发现霍.阿卡蒂奥第二重新回到家里,上校在作坊里干活时接见他,她就反复忆起了往事,确信霍·阿卡蒂奥第二童年时代跟孪生兄弟换了位置,正是他而不是孪生兄弟应当叫做奥雷连诺。谁也不知道他的详情。有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他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皮拉·苔列娜家中饲养斗鸡,有时就在她那儿睡觉,然而其他的夜晚几乎都是在法国艺妓的卧室里度过的。他随波逐流,没有什么眷恋,也没有什么志气——仿佛是乌苏娜行星系中的一颗流星。

    实际上,霍.阿卡蒂奥第二已经不是自己家庭里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一个家庭的成员,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早上开始的,当时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他到兵营去——并不是为了让他看看行刑,而是为了让他一辈子记住处决犯悲哀的、有点儿滑稽的微笑。这不仅是他最早的回忆,也是他童年时代唯一的回忆。他还记得的就是一个老头儿的形象,那老头儿穿着旧式坎肩,戴着帽檐活象乌鸦翅膀的帽子,曾在亮晃晃的窗子跟前给他讲述各种奇异的事儿。可是,霍·阿卡蒂奥第二记不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件往事是朦胧的,在他心中没有留下痛苦之感,也没给他什么教益,前一件往事却不相同,实际上确定了他一生的方向,而且他越老,那件往事就越清楚,仿佛时间过得越久,那件往事离他就越近。乌苏娜打算通过霍.阿卡蒂奥第二,使奥雷连诺上校从禁锢中脱身出来。“劝他去看看电影吧,”她向霍·阿卡蒂奥第二说,“即使他不喜欢电影,哪怕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也好嘛。”但她很快发现,霍.阿卡蒂奥第二象奥雷连诺上校一样,对她的恳求无动于衷,两人都有同样的“甲胃”,任何感情都是透不过它的。尽管乌苏娜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俩关在作坊里长时间谈些什么,但她明白全家只有这两个人是由内在的密切关系连在一起的。

    其实,霍·阿卡蒂奥第二即使愿意满足乌苏娜的要求,也是办不到的。姑娘们的侵犯已使上校忍无可忍,虽然雷麦黛丝诱人的玩偶已经烧毁了,可他借口卧室里虫子太多,就在作坊内挂起了吊床,现在只是为了到院子里去解手才走出房子。乌苏娜甚至无法跟他随便聊聊。她到儿子那里去时已经预先知道:他连食碟都不看看,就把它推到桌子另一头去,继续做他的金鱼,汤上起了一层膜,肉变冷了,他根本就不理会。在他已到老年的时候,自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拒绝帮助他重新发动战争,他就越来越冷酷了。他把自己关在作坊里,家里的人终于认为他似乎已经死了。谁也没有看到他表现人类的感情,直到十月十一号那天他到门外去观看从旁经过的杂技团的时候。对奥雷连诺上校来说,这一天象他最后几年中其它的日子一样。早晨五点,癞蛤蟆和蟋蟀在院子里掀起的闹声就把他惊醒了。星期六开始的霏霏细雨仍在下个不停,即使上校没有听见花园中树叶之间籁籁的雨声,他骨头发冷也感觉得到正在下雨,奥雷连诺上校象平常那样披着毛料斗篷,穿着粗布长衬裤,这种长衬裤是他为了舒适才穿上的,由于式样太旧,他管它叫“哥特式衬裤”。他穿的裤于是紧绷绷的,没有扣上钮扣,衬衣领子也不象平常那样扣上金色扣子,因为他准备洗澡。然后,他把斗篷象风帽似的遮在头上,用手指理了理下垂的胡子,就到院子里去小便。离太阳出来还早,霍.阿.布恩蒂亚还在棕榈棚下面睡觉,棕榈叶已给雨水淋得腐烂了。上校象往常一样没有看见父亲,一股热屎淋在幽灵的鞋子上,幽灵惊醒过来,向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也没有听见,他决定稍迟一些再洗澡——不是由于寒冷和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间沉闷的迷雾。他回到作坊的时候,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他闻到烟气,就在厨房里等候咖啡壶煮开,以便取走一杯无糖的咖啡。象每天早晨一样,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问他今天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星期二,十月十一号。他面前的这个女人,面孔平静,给炉火照得亮堂堂的;他望着她的面孔,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相信她是活人,而且他突然想起,在战争激烈的时候,也是十月十一号,有一次醒来,竟下意识地认为跟他睡在一起的女人是死的。她的确已经死了,而且他还记得日期,因为那个女人在出事之前一小时也问过他当天是星期几。然而,即使记得这件事情,奥雷连诺上校毕竟不知道他的预感已经不灵了;接着,咖啡正要煮开的时候,他仍在继续想着那个女人,但是纯粹出于好奇,而没有任何怀旧的感情;他始终都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在她死后他才看见她的面孔,因为她是在一团漆黑中摸到他的吊床来的。这样跟他发生关系的女人是很多的,因此他记不起来,正是这个女人在第一次发在的拥抱中,几乎淹没在自己的泪水里,而且在死前一小时还发誓说她至死都爱他。回到作坊之后,他已经不再去想这个女人和其他的女人,点上了灯,打算数一数铁罐子里保存的金鱼。金鱼一共十六条。自从他决定不再去卖金鱼,他每天都做两条,达到二十五条时,他又拿它们在坩埚里熔化,重新开始。他整个早上全神贯注地工作,什么也没去想,而且没有发觉,十点钟雨大了,有个人从作坊旁边跑过,叫嚷关上房门,免得雨水灌进房子,可是上校甚至忘了自己,直到乌苏娜拿着午饭进来,灭了灯。

    “多大的雨呀!”乌苏娜说。

    “十月嘛,”他说。

    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从这一矢做的第一条金鱼上扬起视线,因他正在给它安装红宝石眼睛。刚刚做完这条金鱼,他就把它和其他的金鱼一起放在罐子里,开始喝汤。然后,他慢慢地吃了一块洋葱嫩肉、白米饭和几片炸香蕉,这些都是放在同一只盘子里的。无论在最好的或者最坏的情况下,他的胃口总是相同的。午饭以后,他想休息一会儿。由于某种具有科学根据的迷信,用于消化的两个小时还没过去,他就决不工作、看书、沐浴或者谈爱。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为了不让自己的士兵消化不良,他曾几次延迟开始军事行动。他躺在吊床上,用铅笔刀从耳朵里挖出耳垢,几分钟就睡着了。他做了个梦,仿佛走进一座白色墙壁的空房子,由于他是走进这座房子的第一个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他在梦中记起,前一夜,甚至最近几年,他曾多次做过这样的梦:而且明白,只要他一醒来,一切就会忘记,因为他那周期性的梦境有一个特点:只能在梦中想起做过的梦。过了片刻,理发师敲作坊的门时,奥雷连诺上校睁开眼来,觉得自己只打了几秒钟的瞌睡,还来不及梦见什么哩。

    “今天不必了,”他向理发师说。“咱们星期五再见吧。”

    他的胡须已有三天没刮了,跟白头发连接了起来。可他认为不必刮脸,星期五反正要剪发,可以同时刮脸和剪发。在不太舒服的午睡之后,他浑身都是粘搭搭的汗,腋下的疮疤也在发痛。雨停了,可是太阳仍然没有露脸。奥雷连诺上校打了个响嗝,嘴里感到了汤的酸味,这也好象是他的机体发出的命令,要他披上斗篷走进厕所。他在那儿逗留的时间,比需要的时间长久一些;他蹲在茅坑的木箱上,木箱里发出强烈的发酵气味,然后习惯告诉他应该开始工作了。他在厕所里想起,今天是星期二,霍·阿卡蒂奥第二不来作坊,因为星期二是香蕉公司的发薪日。就象最近几年经常忆起往事一样,这时他又不知不觉地想起了战争。他记得,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有一次答应给他弄一匹额上有颗白星的骏马,但是这个朋友再也不提这件事了。然后,他开始反复思量战争中的一件件事情,可是回忆过去并没有在他心里激起欢乐和悲哀,因为他无法避免去想战争他就学会了平静地想它,不动感情。返回作坊的时候,他发现空气开始变得干燥了,就决定洗澡,可是浴室已被阿玛兰塔占据。于是,他着手做这一天的第二条金鱼。他已给金鱼装上了尾巴,这时太阳突然钻出云层,强烈的阳光仿佛照得周围的一切象旧渔船那样轧轧发响。三天的雨水冲洗过的空气中满是飞蚁。这时上校觉得,他早就想去小便了,可是一直推迟到金鱼做完。下午四点十分,他刚走到院子里,便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铜管乐器声、大鼓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他从青年时代以来第一次自觉地掉进了怀旧的罗网,重新想起了同吉卜赛人呆在一起的那个奇妙的下午;那时,他父亲是带他去参观冰块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放下厨房里的活儿,跑到门外。

    “是杂技团!”她喊了一声。

    奥雷连诺上校没去栗树那儿,也走到门外,同一群爱看热闹的人混在一起,他们正在观望街上行进的队伍。他看见大象背上一个穿着金色衣服的女人;看见一只悒郁的单峰骆驼;看见一只装扮成荷兰姑娘的狗熊,它用匙子和盘子打着音乐拍子;看见正在队伍后头翻筋斗的几个小丑。在一切都已过去之后,除了充满阳光的、空旷的街道、飞蚁以及几个仍然在茫然张望的观众,什么也没有了,上校又面对自己可怜的孤独了。接着,什他一面想着杂技团,一面朝栗树走去;小便的时候。他想继续想一想杂技团,可是么也记不起来。他象小鸡似的缩着脖子,把脑门扎在树干上,就一动不动了。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圣索菲虹·德拉佩德妻到后院去倒垃圾,发现几只秃鹰朝栗树飞来,全家才知道出了事。

     第十四章

    梅梅的最后一次暑假正碰上奥雷连诺上校的丧期。在门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房子里,现在无法狂欢作乐了。大家都轻言细语他说话,默不吭声地进餐,每天祈祷三次,甚至午休炎热时刻的钢琴乐曲听起来也象送葬曲了。严格的服丧是菲兰达亲自规定的;尽管她怀恨奥雷连诺上校,但是政府悼念这个死敌的隆重程度也震动了她。象女儿往常度假时那样,奥雷连诺第二是在家中过夜的;菲兰达显然恢复了她跟丈夫同床共寝的合法权利,因为梅梅下一年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出生不久的小妹妹;同菲兰达的愿望相悖,这小姑娘取了阿玛兰塔·乌苏娜这个名字。

    梅梅结束了自己的学业。她在毕业典礼上出色地演奏了十六世纪的民间乐曲之后,证明她为“音乐会钢琴手”的毕业文凭就一致通过了,家中的丧期也就终止了。除了梅梅精湛的演奏技术,客人们更惊叹的是她那不寻常的双重表现。她那有点孩子气的轻浮性格,似乎使她不能去做任何正经的事,但她一坐在钢琴面前就完全变了样,突然象个大人那么成熟了。她经常都是如此。其实,梅梅并没有特殊的音乐才能,但她不愿违拗母亲,就拼命想在钢琴演奏上达到高超的境地。不过,如果让她学习别的东西,她也会同样成功的。梅梅从小就讨厌菲兰达的严峻态度,讨厌母亲包办代替的习惯,但只要跟顽固的母亲不发生冲突,她是准备作出更大牺牲的。这姑娘在毕业典礼上感到,印上哥特字(注:黑体字)和装饰字(注:通常是大写字母)的毕业文凭,仿佛使她摆脱了自己承担的义务(她承担这种义务不是由于服从,而是为了自己的宁静),以为从现在起甚至执拗的菲兰达也不会再想到乐器了,因为修女们自己已经把它叫做“博物馆的老古董”。最初几年,梅梅觉得自己的想法错了,因为,在家庭招待会上,在募捐音乐会上,在学校晚会上,在爱国庆祝会上尽管她的钢琴乐曲已把半个市镇的人弄得昏昏沉沉,菲兰达仍然继续把一些陌生人邀到家里,只要她认为这些人能够赏识女儿的才能。阿玛兰塔死后,全家暂时又陷入丧事的时候,梅梅才锁上钢琴,把钥匙藏在一个橱柜里,免得母亲什么时候找到它,并且被她丢失。但是在这以前,梅梅象学习弹琴时那样,坚毅地公开显示自己的天才。她以此换得自己的自由。菲兰达喜欢女儿的恭顺态度,对女儿的技艺引起的普遍赞赏感到自豪,以致毫不反对梅梅把女友们聚到家里,或者去种植园游玩,或者跟奥雷连诺第二以及值得信任的女人去看电影,只要影片是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讲坛上赞许过的。在娱乐活动中,梅梅表现了真正的兴趣。她觉得愉快的事情是跟陈规旧俗毫无关系的:她喜欢热闹的社交聚会;喜欢跟女友们长时间坐在僻静的角落里,瞎聊谁爱上了谁;学抽香烟,闲谈男人的事;有一次甚至喝了三瓶罗姆酒(注:甘蔗酿造的烈性酒),然后脱光衣服,拿她们的身体各部进行较量。梅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菲兰达和阿玛兰塔在饭厅里默不作声地吃晚饭时,她嚼着一块甘蔗糖走了进来,就在桌边坐下,谁也没有发现她的反常状态。在这之前,梅梅在女朋友的卧室里度过了可怕的两小时,又哭又笑,吓得直叫,可是“危机”过去之后,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勇气,有了这种勇气,她就能够从寺院学校跑回家里,随便向母亲说,她能拿钢琴当作消化剂了。她坐在桌子顶头,喝着鸡汤,这汤好象起死回生的神水流到她的肚里。梅梅忽然看见菲兰达和阿玛兰塔头上出现一个表示惩罚的光环。她勉强忍住没有咒骂她们的假仁假义、精神空虚以及她们对“伟大”的荒谬幻想。梅梅还在第二个暑假期间就已知道,父亲住在家中只是为了装装门面。她熟悉菲兰达,而且想稍迟一些见见佩特娜·柯特。她认为她的父亲是对的,她宁愿把他的情妇当做母亲。在醉酒的状态中,梅梅怡然自得地想到,如果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马上就会发生一出丑剧;她暗中的调皮和高兴是那么不平常,终于被菲兰达发现了。

    “你怎么啦?”菲兰达问。

    “没啥,”梅梅回答。“我现在才明白,我多么喜爱你们两个啊。”

    这句话里显然的憎恨使得阿玛兰塔吃了一惊。然而,梅梅半夜醒来,脑袋剧痛,开始呕吐,菲兰达却急得差点儿发疯了。菲兰达让女儿喝了一整瓶蓖麻油,给她的肚子贴上敷布,在她的头上放置冰袋,连续五天不准她出门,给她吃有点古怪的法国医生规定的饮食,经过两个多小时对梅梅的检查,医生得出了含糊的结论,说她患了一般的妇女病。梅梅失去了勇气,懊丧已极,在这种可怜的状态中,除了忍耐,毫无办法。乌苏娜已经完全瞎了,可是依然活跃和敏锐,她是凭直觉唯一作出正确诊断的。“我看,”她对自己说,“这是喝醉了。”但她立即撇开了这种想法,甚至责备自己轻率。奥雷连诺第二发现梅梅的颓丧情绪时,受到良心的谴责,答应将来更多地关心她。父女之间愉快的伙伴关系由此产生,这种关系暂时使他摆脱了狂饮作乐中苦恼的孤独,而让她脱离了菲兰达令人厌恶的照顾,似乎防止了梅和母亲之间已经难免的冲突。在那些日子里,奥雷连诺第二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女儿身上,毫不犹豫地推迟任何约会,只想跟女儿度过夜晚,带她去电影院或杂技场。在最近几年中,奥雷连诺第二脾气变坏了,原因是他过度的肥胖使他无法自己系鞋带,无法象以前那样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奥雷连诺第二得到女儿以后,恢复了以往的快活劲儿,而他跟她在一起的乐趣逐渐使他放弃了放荡的生活方式。梅梅象春天的树木似的开花了。她并不美,就象阿玛兰塔从来不美一样,但她外貌可爱、作风朴实,人家乍一看就会喜欢她,她的现代精神伤害了菲兰达守旧的中庸思想和欲盖弥彰的冷酷心肠,可是奥雷连诺第二却喜欢这种精神,竭力加以鼓励。奥雷连诺第二把梅梅拉出她从小居住的卧窒(卧室里的圣像吓人的眼睛仍然使她感到孩子的恐惧);他在女儿的新房间里放了一张华丽的床和一个大梳妆台,挂上了丝绒窗帘,但是没有意识到他在复制佩特娜·柯特的卧室。他很慷慨,甚至不知道自己给了梅梅多少钱,因为钱是她从他衣袋里自己拿的。奥雷连诺第二供给了女儿各种新的美容物品,只要是能在香蕉公司的商店里弄到的。梅梅的卧室摆满了指甲磨石、烫发夹、洁牙剂、媚眼水,还有其他许多新的化妆品和美容器具;菲兰达每次走愈这个房间就觉得恼怒,以为女儿的梳妆台大概就是法国艺妓的那种玩意。然而,当时菲兰达正全神贯注地关心淘气和病弱的阿玛兰塔·乌苏娜,并且跟没有见过的医生进行动人的通信。因此,她发现父女之间的串通时,只要求奥雷连诺第二决不把梅梅带到佩特娜·柯特家里去。这个要求是多余的,因为佩特娜·柯特已经嫉妒她的情人和他女儿的友谊,甚到听都不愿听到梅梅的名字了。奥雷连诺第二的情妇有一种至今莫名其妙的恐惧,仿佛本能暗示她,梅梅只要愿意,就能做到菲兰达无法做到的事:使佩特娜·柯特失去似乎至死都有保障的爱情。于是,在情妇家里,奥雷连诺第二看见了凶狠的眼神,听到了恶毒的嘲笑——他甚至担心他那流动衣箱不得不撤回妻子家里。可是事儿没到这个地步,任何人了解另一个人,都不如佩特娜·柯特了解自己的情人!她知道衣箱还会留在原处的,因为奥雷连诺第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变来变去而把生活搞得十分复杂。因此,衣箱就留在原地了,佩特娜·柯特开始用自己唯一的武器夺回了情人,而这种武器是他的女儿不能用在他身上的。佩特娜·柯特也白费了力气,因为梅梅从来不想干预父亲的事情,即使她这么做,也只有利于佩特娜·柯特。梅梅是没有时间来打扰别人的。每天,她象修女们教她的,自己收拾卧室和床铺,早上都琢磨自己的衣服——在长廊上刺绣,或者在阿玛兰塔的旧式手摇机上缝纫。在别人饭后午睡时,她就练两小时钢琴,知道自己每天牺牲午睡继续练琴可使菲兰达安心。出于同样的想法,她继续在教堂义卖会和学校集会上演奏,尽管她接到的邀请越来越少,傍晚,她都穿上一件普通的衣服和系带的高腹皮鞋,如果不跟父亲到哪儿去,就上女朋友家里,在那儿呆到晚餐的时候。可是奥雷连诺第二经常都来找她,带她去看电影。

    在梅梅的女朋友当中,有三个年轻的美国姑娘,她们都是钻出“电气化养鸡场”,跟马孔多姑娘们交上朋友的。其中一个美国姑娘是帕特里西娅·布劳恩。为了感谢奥雷连诺第二的好客精神,布劳恩先生向梅梅敞开了自己的家、邀请她参加礼拜大的跳舞晚会,这是外国人和本地人混在一起的唯一场合。菲兰达知道了这种邀请,就暂时忘了阿玛兰塔·乌苏娜和没有见过的医生,变得激动不安起来。“你只消想一想,”她向梅梅说。“上校在坟墓里对这件事会有啥想法呀。”菲兰达当然寻求乌苏娜的支持。可是出乎每个人的预料,瞎老太婆认为,如果姑娘保持坚定的信仰,不去皈依基督教,那么,参加跳舞会啦,结交年岁相同的美国姑娘啦,都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梅梅十分理解高祖母的意思,舞会之后的第二天,她总比平常更早地起床,去做弥撒。菲兰达仍然采取反对立场,直到有一天女儿说,美国人希望听听她弹钢琴,菲兰达才不反对了,钢琴再一次搬出宅子,送到布劳恩先生家中,年轻的女音乐家在那儿得到了最真诚的鼓掌和最热烈的祝贺;嗣后,他们不仅邀她参加舞会,还邀她参加星期天的游泳会,而且每周请她去吃一次午饭。梅梅学会了游泳(象个职业游泳运动员似的)、打网球、吃弗吉尼亚火腿加几片菠萝的便餐。在跳舞、游泳以及打网球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英语。奥雷连诺第二对女儿的进步十分高兴,甚至从一个流动商人那儿给她买了六卷附有许多插图的英国百科全书,梅梅空闲下来就拿它来读。读书占据了她的身心,她就不去跟女友们呆在僻静的地方瞎谈情场纠葛了,但这不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有读书的责任,而是因为她已毫无兴趣去议论全镇皆知的那些秘密了。现在她想起前次的酪酊大醉,就觉得那是孩子的胡闹,是可笑的;她向奥雷连诺第二谈起它来,他更觉得可笑。“如果你母亲知道就好啦!……”他笑得喘呼呼他说。只要儿女向他但白什么事儿,他总是这么说。他得到了女儿向他同样坦率谈谈初恋的许诺以后,梅梅恨快就告诉他,她喜欢一个美国小伙子,他是来马孔多跟他父母一块儿度假的。“原来是这么一个小家伙!”奥雷连诺第二笑着说。“如果你母亲知道就好啦!……”可是梅梅接着又告诉他,那小队子回国了,杳无踪影了。梅梅成熟的头脑帮助巩固了家庭的和睦关系。渐渐地,奥雷连诺第二又经常去佩特娜·柯特那儿了。尽管大宴宾客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使他身心愉快,但他仍不放过消闲取乐的机会,从套子里取出了手风琴;手风琴的几个琴键现在是用鞋带系上的。在这个家庭里,阿玛兰塔没完没了地缝她的殓衣,而老朽的乌苏娜却呆在黑暗的深处,她从那儿唯一还能看见的就是栗树下面霍·阿·布恩蒂亚的幽灵,菲兰达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她每月寄给儿子的信,这时已经没有一行假话,她隐瞒霍·阿卡蒂奥的只是她跟没有见过的医生的通信,那些医生断定她息了大肠良性肿瘤,准备让她接受心灵感应术(注:一种迷信)的治疗。

    已经可以说,在饱经沧桑的布恩蒂亚家中,长时间是一片和平安乐的气氛,然而阿玛兰塔的猝然死亡引起了新的混乱。这是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阿玛兰塔已经老了,孤身独处,但还显得结实、笔挺,象以往那样特别健康。自从那一天她最终拒绝了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的求婚,她就呆在房间里痛哭,谁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当她走出卧室的时候,她的泪水已经永远干了。俏姑娘雷麦黛丝升天之后,十六个奥雷连诺惨遭杀害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去世之后,她都没有哭过;这个上校是她在世上最喜爱的人,尽管大家在栗树下面发现他的尸体时,她才表露了对他的爱。她帮着从地上抬起他的尸体。她给他穿上军服,梳理头发,修饰面容,把他的胡子捻卷得比他自己在荣耀时捻卷得还好。谁也不觉得她的行动中有什么爱,因为大家一贯认为她熟悉丧葬礼仪。菲兰达生气地说,阿玛兰塔不明白天主教和生的关系,只看见它和死的关系,仿佛天主教不是宗教,而是一整套丧葬礼仪。可是阿玛兰塔沉湎在往事的回忆里,没有听到菲兰达为天主教奥妙的辩护。阿玛兰塔已到老年,可是过去的悲痛记忆犹新。她听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华尔兹舞曲时,就象从前青年时代那样想哭,仿佛时光和痛苦的经历没有给她什么教训。尽管她借口说录音带在潮湿中腐烂了,亲手把它们扔在垃圾堆里了,可是它们仍在她的记忆里转动播放。她曾想把它们淹没在她与侄儿的肮脏的恋情里(她曾让自己迷于这种恋情),而且曾想从格林列尔多上校男性的庇护下躲开它们,可是即使借助老年时最恶劣的行为,她也摆脱不了那些录音带的魔力:在把年轻的霍·阿卡蒂奥送往神学院的前三年,有一次她给他洗澡,曾抚摸过他,不象祖母抚摸孙子,而象女人抚摸男人,也象传说的法国艺妓那种做法,还象她十二--十四岁时打算抚摸皮埃特岁·克列斯比那样;当时他穿首紧绷绷的跳舞裤儿站在她面前,挥舞魔杖跟节拍器合着拍子。阿玛兰塔有时难过的是,她身后留下了一大堆痛苦,有时她又觉得那么恼怒,甚至拿针扎自己的手指,然而最使她苦恼、悲哀和发狂的却是芬芳的、满是虫子的爱情花圃,是这个花圃使她走向死亡的。就象奥雷连诺上校不能不想到战争一样,阿玛兰塔不能不想到雷贝卡。不过,如果说奥雷连诺上校能够冲淡自己的回忆,阿玛兰塔却更加强了自己的回忆。在许多年中,她唯一祈求上帝的,是不要让她在雷贝卡之前受到死亡的惩罚。每一次,她经过雷贝卡的住所时,看见它越来越破败,就高兴地以为上帝听从了她的要求。有一次在长廊上缝衣服的时候,她忽然深信自己将坐在这个地方,坐在同样的位置上,在同样的阳光下,等候雷贝卡的死讯。从那时起,阿玛兰塔就坐着等待,有时——这是完全真的——甚至扯掉衣服上的钮扣,然后又把它们缝上,以免无所事事的等待显得长久和难熬。家中谁也没有料到,阿玛兰塔那时是在为雷贝卡缝制讲究的殓衣。后来奥雷连诺·特里斯特说,雷贝卡已经变成一个幽灵,皮肤皱巴巴的,脑壳上有几根黄头发,阿玛兰塔对此并不觉得惊异,因为他所描绘的幽灵正是她早就想象到的,阿玛兰塔决定拾掇雷贝卡的尸体,在她脸上损毁的地方涂上石蜡,拿圣像的头发给她做假发。阿玛兰塔打算塑造一个漂亮的尸体,裹上亚麻布殓衣,放进棺材,棺材外面蒙上长毛绒,里面衬上紫色布,由壮观的丧葬队伍送给虫子去受用。阿玛兰塔痛恨地拟定自己的计划时突然想到,如果她爱雷贝卡,也会这么干的。这种想法使阿玛兰塔不寒而栗,但她没有气馁,继续把计划的一切细节考虑得更加完善,很快就不仅成了一名尸体整容专家,而且成了丧葬礼仪的行家。在这可怕的计划中,她没想到的只有一点:尽管她向上帝祈求,但她可能死在雷贝卡之前。事情果然如此。但在最后一分钟,阿玛兰塔感到自己并没有绝望,相反地,她没有任何悲哀,因为死神优待她,几年前就预先告诉了她结局的临近。在把梅梅送往修道院学校之后不久,她在一个炎热的响午就看见了死神。死神跟她一块儿坐在长廊上缝衣服,她立刻认出了死神;这死神没什么可怕,不过是个穿着蓝衣服的女人,头发挺长,模样古板,有点儿象帮助乌苏娜干些厨房杂活时的皮拉·苔列娜。菲兰达也有几次跟阿玛兰塔一起坐在长廊上,但她没有看见死神,虽然死神是那么真切,象人一样,有一次甚至请阿玛兰塔替她穿针引线。死神并没有说阿玛兰塔哪年哪月哪天会死,她的时刻会不会早于雷贝卡,死神只是要她从下一个月——四月六日起开始给自己缝殓衣,容许她把殓衣缝得象自己希望的那么奇妙和漂亮,但要象给雷贝卡缝殓衣时那么认真,随后死神又说,阿玛兰塔将在殓衣缝完的那天夜里死去,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和恐惧。阿玛兰塔打算尽量多花一些时间,选购了上等麻纱,开始自己织布。单是织布就花了四年的工夫,然后就动手缝制了,越接近难免的结局,她就越明白,只有奇迹能够让她把殓衣的缝制拖到雷贝卡死亡之后,但是经常聚精会神地干活使她得到了平静,帮助她容忍了希望破灭的想法。正是这个时候,她懂得了奥雷连诺上校制作小金鱼的恶性循环的意义。现在对她来说,外部世界就是她的身体表面,她的内心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她遗憾的是许多年前没有发现这一点,当时还能清除回忆中的肮脏东西,改变整个世界:毫不战栗地回忆黄昏时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身上发出的黛衣草香味,把雷贝卡从悲惨的境地中搭救出来,——不是出于爱,也不是由于恨,而是因为深切理解她的孤独,有一天晚上,她在梅梅话里感到的憎恨曾使她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这种憎恨是针对她的,而是因为她觉得这姑娘的青年时代和她以前一样虽是纯洁的,但已沾染了憎恨别人的坏习气。可她感到现在已经没有痛改前非的可能,也就满不在乎了,听从命运的摆布了。她唯一操心的是缝完殓衣。她不象开头那样千方百计延缓工作,而是加快进度。距离工作结束还剩一个星期的时候,她估计二月四号晚上将缝最后一针,于是并没说明原因,就劝梅梅推迟原定五号举行的钢琴音乐会,可是梅梅不听她的劝告。接着,阿玛兰塔开始寻找继续拖延四十八小时的办法,甚至认为死神迎合了她的愿望,因为二月四号晚上暴风雨把发电站破坏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八点,阿玛兰塔仍在世间最漂亮的硷衣上缝了最后一针,泰然自若的说她晚上就要死了。这一点,她不仅告诉全家,而且告诉全镇,因她以为,最终为人们做一件好事就能弥补自己一生的悭吝,而最适合这个目的的就是帮助人家捎信给死人。

    阿玛兰塔傍晚就要起锚,带着信件航行到死人国去,这个消息还在晌午之前就传遍了整个马孔多;下午三点,客厅里已经立着一口装满了信件的箱子,不愿提笔的人就让阿玛兰塔传递口信,她把它们都记在笔记本里,并且写上收信人的姓名及其死亡的日期。“甭担心,”她安慰发信的人。“我到达那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把您的信转交给他。”这一切象是一出滑稽戏。阿玛兰塔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安,也没有任何悲伤的迹象,由于承担了捎信的任务,她甚至显得年轻了。她象往常那样笔挺、匀称,如果不是脸颊凹陷、缺了几颗门牙,她看上去比自己的岁数年轻得多。她亲自指挥别人把信投入箱子,用树脂把箱子封上,并且说明如何将箱子放进坟墓才能较好地防止潮湿。早上,她叫来一个木匠,当他给她量棺材尺寸的时候,她却泰然地站着,仿佛他准备给她量衣服。在最后的时刻里,她还有那么充沛的精力,以致菲兰达产生了疑心:阿玛兰塔说自己要死是不是跟大家寻开心?乌苏娜知道布恩蒂亚家的人通常部是无病死亡的,所以相信阿玛兰塔确实得到了死亡的预兆,但在捎信的事情上,乌苏娜担心的是癫狂的发信人渴望信件快点儿到达,在忙乱中把她女儿活活地埋掉。因此,乌苏娜跟刚进屋子的人争争吵吵,下午四点就把他们都撵出去了。这时,阿玛兰塔已把自己的东西分发给了穷人,只在简陋、粗糙的木板棺材上留下了一身衣服和一双没有后跟的普通布鞋,这双鞋子是她死时要穿的。她之所以没有忽略鞋子,是她想起自己在奥雷连诺去世时曾给他买了一双新皮鞋,因他只有一双在作坊里穿的家常便鞋。五点之前不久,奥雷连诺第二来叫梅梅去参加音乐会时,对家中的丧葬气氛感到十分惊讶。这时,如果说谁象活人,那就是安详的阿玛兰塔,她镇静自若,甚至还有时间来割自己的鸡眼。奥雷连诺第二和梅梅戏谑地跟她告别,答应下个星期六举行一次庆祝她复活的盛大酒宴,五点钟,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听说阿玛兰塔正在收集捎给死人的信,前来为她举行最后一次圣餐仪式,在临死的人走出浴室之前,他不得不等候了二十多分钟,她穿着印度白布衬衫,头发披在肩上,出现在衰老的教区神父面前,他以为这是个鬼把戏,就把拿着圣餐的小厮打发走了。但他仍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听取阿玛兰塔的祈祷,因为她几乎二十年拒绝祈祷了。阿玛兰塔直截了当地说,她不需要任何精神上的帮助,因为她的心地是纯洁的。菲兰达对此很不痛快。她不顾人家可能听见她的话,大声地自言自语,阿玛兰塔宁愿要亵渎神灵的死亡,而不要忏悔,这是多大的罪恶啊!然后阿玛兰塔躺下,让乌苏娜当众证明她的贞洁。

    “让谁也不要乱想,”她大声叫嚷,使菲兰达能够听见。“阿玛兰塔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就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阿玛兰塔再也没有起床。她象病人似地躺在枕上,把长发编成辫子,放在耳边,——是死神要她这样躺进棺材的。然后,阿玛兰塔要求乌苏娜拿来一面镜子,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了岁月和苦难毁掉的自己的面孔;她觉得奇怪的是,这副面孔跟她想象的完全一样。乌苏娜根据卧室中逐渐出现的寂静,知道天色开始黑了。

    “向菲兰达告别吧,”乌苏娜要求阿玛兰塔,“重新合好的一分钟,比友好的一生还宝贵啊!”

    “现在这没用处了,”阿玛兰塔回答。

    临时搭成的台子上重新灯火通明,第二部分节目开始的时候,梅梅仍然不能不想到阿玛兰塔。她正演奏一支曲子,有人在她耳边低声地报告了噩耗,音乐会就停止了,奥雷连诺第二走进屋子,不得不挤过人群,才能瞧见老处女的尸体:她显得苍白难看,手上缠着黑色绷带,身子裹着漂亮的殓衣,棺材停放在客厅里,旁边是一箱信件。经过九夜的守灵,乌苏娜再也不能起床了。圣索菲亚·德拉佩德照顾她,把饮食和洗脸水给她拿进卧室,将马孔多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她。奥雷连诺第二常来看望乌苏娜,给她各式各样的衣服,她都把它们放在床边,跟其它许多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混在一起,很快在伸手就能摸到的距离内建立了一个世界。她得到小姑娘阿玛兰塔·乌苏娜的爱,小姑娘一切都象她,她教小姑娘读书识字,现在,甚至谁也没有猜到乌苏娜完全瞎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她视力不好;她那清醒的头脑以及无需旁人照顾的本领,只是使人想到百岁的高龄压倒了她。这时,乌苏娜有了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内心又那么平静,就能注意家中的生活了,因此她第一个发现了梅梅闷不吱声的苦恼。“到这儿来吧,”乌苏娜向小姑娘说。“现在,只有咱俩在一块儿,你就向可怜的老太婆坦白说说你的心事吧。”

    梅悔羞涩地笑了一声,避免交谈,鸟苏娜没有坚持。可是梅悔不再来看望她时,她的疑心就更大了。乌苏娜知道,梅梅现在起床比往常都早,一分钟也坐不住,等候可以溜出家门的时刻,而且通育部在邻室的床上辗转反侧,房间里总有一只飞舞的蝴蝶妨碍她睡觉。有一次梅梅说她要去看看父亲,乌苏娜就对菲兰达的头脑迟钝感到惊异了,虽然在这之后不久,奥雷连诺第二自己就来找她的女儿。十分显然,梅梅很久以来就在千什么秘密勾当,有什么焦急的事,直到有一天晚上,菲兰达发现梅梅在电影院里跟一个男人接吻,终于把整个家庭闹翻了天。

    梅梅心里难过,以为乌苏娜出卖了她,其实是她出卖了自己。她早就留下了一连串痕迹,甚至能够引起瞎子的怀疑。如果说菲兰达过了那么久才发现这些痕迹,只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跟没有见过的医生秘密通信。但是菲兰达终于看出,女儿时而长久沉默,时而突然发抖,时而情绪骤变,脾气暴跺了。菲兰达开始不断地秘密观察梅梅。她照旧让女儿跟女友们外出,帮她穿上星期六晚会的衣服,一次也没向她提出可能使她警觉的难堪的问题,菲兰达已有不少证据,梅梅所做的跟她所说的不同,可是母亲为了等待决定性的罪证,仍然没有表露自己的怀疑,有一夭晚上,梅梅说她要跟父亲去看电影。没过多久,菲兰达就听到了佩特娜.柯特家的方向传来了鞭炮的噼啪声和奥雷连诺第二手风琴的声音,他的手风琴跟其他任何人的手风琴都是混同不了的,于是她穿上衣服,到电影院去,在池座前几排的昏暗中认出了自己的女儿。由于怀疑得到证实,菲兰达感到震惊,她还来不及看清跟梅梅接吻的男人,就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叫声和笑声中听出了他那颤抖的声音。“很抱歉,亲爱的,”菲兰达一听,二话没说,立刻把梅梅拖出池座,羞愧地拉着她经过熙熙攘攘的土耳其人街,把她关在她的卧室里。

    次日下午六时,有个人来拜访菲兰达,她听出了他的声音。这人年纪挺轻,脸色发黄,如果菲兰达以前见过吉卜赛人,他那悒郁的黑眼睛是不会叫她那么吃惊的:任何一个心肠不硬的妇女,只要看见这人脸上那副恍惚的神情,都能理解梅梅的动机。客人穿着破旧的亚麻布衣服和皮鞋,为了使皮鞋象个样子,他在鞋上拼命涂了几层锌白,但是锌白已经出现了裂纹;他手里拿着上星州六买的一顶草帽。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不象现在这么畏缩,但他态度尊严,镇定自若,这就使他没有丢脸。在他身上可以感到一种天生的高尚气度——只有一双手肮里肮脏,他干粗活时已把指甲弄裂了。然而,菲兰达一眼就猜到他是个机修工人。她看出,他穿的是一件星期日穿的衣服,他那衬衣下面的肉体染上了香蕉公司的皮疹。她不让他开口,甚至不准他进门,过了片刻,她就不得不把门关上,因为整座房子都是黄蝴蝶。

    “走开,”她说。“规矩人家用不着你来串门。”

    他叫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出生在马孔多,是香蕉公司汽车库的徒工。梅梅是偶然跟他认识的,有一天下午,她和帕特卫西娅.布劳恩去要汽车到种植园去,司机病了,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接受了开车的任务,梅梅终于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坐在司机身边,看他怎样开车。跟正式的司机不同,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用实物向他作了一切解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梅梅刚开始到布劳恩先生家里去作容,而且驾驶汽车被认为是妇女不配干的事情。因此,她满足于理论上的解释,好几个月都没跟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重新见面,她随后想起,在种植园里乘车游逛的时候,他那男性的美曾经引起她的注意(她不喜欢的只是他那双粗糙的手).而且后来她还向帕特里西娅·布劳恩提到,他那几乎自高自大的态度给她留下了讨厌的印象。另一个星期六,梅梅和父亲去电影院,又看见了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他仍然穿着那件亚麻布衣服,坐在离她和父亲不远的地方。姑娘发现,他不太注意电影,老是掉头看她。这种粗俗的样儿使梅梅感到厌恶。散场以后,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走来招呼奥雷连诺第二,这时梅梅才知道他俩彼此认识,因为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从前在奥雷连诺·特里斯特的小电站上工作,——他在她父亲面前象下属一般毕恭毕敬。这个发现消除了他的高傲在梅梅身上引起的恶感。她跟他没有私会过,除了打打招呼,还没聊过什么。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做了个梦:他在船舶失事时救了她,可她没有感激之情,只有愤怒。在梦中,仿佛她自己给了他期待的机会,而她渴望的却是相反的情况,不仅要求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这样,要求对她发生兴趣的其他男人也是这样。但是,她那>?99lib.</a>么气愤,醒来之后却没恨他,反而感到非去见他不可。在一个星期中,她的焦渴越来越厉害,星期六就变得难以忍受了;随后,当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在电影院里招呼她的时候,她不得不作出极大的克制,不让他发现她的心快要跳出胸口。在高兴和嗔怒掺在一起的心情下,她第一次伸手给他,他也第一次握着它。在某一瞬间,她懊悔自己的冲动,但她发觉他的手也汗湿、冰冷时,她的懊悔立即变成了极大的满足。梅梅夜里开始明白,如果不向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说明他的希望完全枉然,她就不会有一分钟的宁静;随后整整一个星期,她都心急火燎,再也无法去想其它事人为了促使帕特里西娅·布劳恩跟他一块儿女要汽车,她使出了各种无用的花招。最后,利用一个红发美国人前来马孔多度假的机会,并且借口参观新式汽车,她请这个美国人带她去汽车库。梅梅刚一看见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就不再期骗自己,知道实际情况是她自己巴望跟他单独呆在一起。她刚出现在门口,他就明白了一切;他的这种信心使得梅梅十分气恼。

    “我是来参观新式汽车的,”梅侮说。

    “嗯,这个借口不错嘛,”他回答。

    梅梅觉得,他那高傲的烈火的伤了她,她就拼命想法伤他的面子。但他不让她有时间这么干。“别怕,”他降低声音说。“女人为男人发疯已不是头一遭了。”她觉得自己束手无策,甚至没看新式汽车一眼,就从汽车库走了出去,通宵都在床上翻来覆去,气得直哭。说实在的,已经使她感到兴趣的那个红头发美国人,此刻在她眼里不过象一个裹着尿布的小孩儿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发现黄蝴蝶预示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出现。以前,尤其在汽车库里,她看见过黄蝴蝶,可她以为它们是被油漆吸引到那儿去的。有一次,在暗黑的观众厅里,梅梅听到它们在她的头顶上飞舞。但是,当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象个鬼影(在人群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得见这个鬼影)追踪她的时候,她才想到黄蝴蝶跟他有某种关系。在音乐会上,在电影院里,在教堂里做弥撒时,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经常都在人群中间;要发现他,梅梅只消举眼找到黄蝴蝶就行了。有一次奥雷连诺第二大发牢骚,咒骂黄蝴蝶讨厌地飞来飞去,梅梅差点儿象她以前答应过父亲的那样,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但她下意识地想到,他又会象往常一样笑着说:“如果你母亲知道了,她会说什么呀?”有一天早上,菲兰达和梅梅正在修剪玫瑰花丛的时候,菲兰达忽然惊叫一声,从梅梅站立的地方——俏姑娘雷麦黛丝升天的地方,把梅梅往旁边一拖。空中突然出现的翅膀拍动声把菲兰达吓了一跳,刹那间她以为怪事又要在女儿身上重现了。然而这是蝴蝶。它们那么突然地出现在梅梅眼前,仿佛是从阳光里产生的,使得她的心都缩紧了。就在这时,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走进花园,手里拿着一个包包,他说这是帕特里西娅.布劳恩的赠品。梅梅勉强驱散了脸上羞涩的红晕,装出一副十分自然的笑容,请他把包包放在长廊的栏杆上,因为她的手挺脏。菲兰达在这个人身上注意到的,只是他那病态的、发黄的皮肤;几个月之后她将把他撵出自己的家,甚至记不起她在哪儿见过他了。

    “一个很古怪的人,”菲兰达说。“凭他的脸色就能看出,他活不了多久。”

    梅梅以为蝴蝶给母亲的印象太深了。她把玫瑰花丛修剪完毕,就洗了洗手,将包包拿进卧室去打开。包包里是个中国玩具似的东西——五个小盒,一个套着一个,在最后一个小盒里放着一张名信片,一个勉强会写字的人吃力地写上了几个字儿:“星期六在电影院相见。”梅梅觉得后怕,因为包包在长廊上放了不少时间,菲兰达可能怀疑它。梅梅虽然喜欢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勇敢和发明才干,但他天真地相信她准会赴约,这就触犯了她的自尊心。梅梅知道,星期六晚上奥雷连诺第二是有约会的。但在整整一个星期中,她都感到杌陧不安,星期六晚上,她要父亲送她去电影院,散场之后再来接她。观众厅里的电灯还亮着的时候,夜出的蝴蝶就在她头顶上不停地飞舞。然后事儿就发生了。灯一熄灭,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就在她身边坐下。梅梅觉得自已仿佛在可怕的泥坑里无力地挣扎,象在梦中一样,能够搭救她的只有这个沾上机油味的人;在黑暗的大厅里,她勉强才能看得见他。

    “如果你不来,”他说,“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

    梅梅感到他的手放在她的膝上,而且明白:从这一刹那起,他俩已经难解难分了。

    “你叫我生气的是,”她微笑着说,“你总说些不该说的话。”

    她爱他爱得发狂。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陷入孤独,甚至父亲也成了她的障碍。为了迷惑菲兰达,她胡乱地编造了一大堆谎话,不是说别人邀请她,就是说有什么事;她抛弃了自己的女友,逾越了一切常规,只要跟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相会就行——不管什么地方,也不管什么时候,起初,她不喜欢他的粗鲁。他俩第一次在汽车库后面的空地上幽会时,他毫不怜惜地将她弄得象个动物似的,把她搞得精疲力尽。梅梅后来明白,这也是一种爱抚,于是她失去了平静,光是为他活在人世了,渴望一再闻到使她发疯的机器油和碱水味儿。在阿玛兰塔去世之前不久,她突然短时间清醒过来,面对渺茫的前途不住地战粟。那时梅梅听说有一个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就悄悄地去她那儿。这是皮拉·苔列娜。她一看见梅梅,立刻明白姑娘来找她的隐秘原因。“坐下吧,”皮拉·苔列娜说。“给布恩蒂亚家的人算命,我是不需要纸牌的。”梅梅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百岁的女巫是她的曾祖母。皮拉·苔列娜向她说,爱情的苦恼只有在床上才能解除,她听了十分直率的解释也不相信,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持同样的看法,可是梅梅也不相信他的话,她心里认为,他那么说是因为无知,象其他工人一样。她以为一方的情欲得到了满足,就会不管另一方了,因为人们由于天性,解除了饥饿,就会失去对食物的兴趣。皮拉·苔列娜不仅消除了梅梅的错误想法,而且让梅梅使用一张旧床,在这张床上,她怀过梅梅的祖父阿卡蒂奥,然后又怀过奥雷连诺·霍塞。此外,她还教梅梅利用芥未膏沐浴的办法预防不需要的受孕,并且给了梅梅药剂处方,如果发生了麻烦,这种药剂就能免除一切——“甚至免除良心的谴责”。在这次谈话之后,梅梅感到勇气百倍,犹如喝得酩酊大醉的那天晚上一样。然而,阿玛兰塔之死使她不得不推迟计划的实行。在守灵的九夜里,她一分钟也没离开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他总在房里的人群中踱来踱去。后来开始了长久的服丧期,必须深居简出,一对情人只好暂时分开了。在这些日子里,梅梅心中焦躁,苦闷已极,冲动难抑,在她能够出门的第一个晚上,她就径直前往皮拉·苔列娜家里了。她听任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摆布,没有抗拒,没有羞耻,没有扭捏,表现了那么大的天赋和本领,以致疑心较重的男人都会拿它们跟真正的经验混为一谈。在三个多月中,他俩每周幽会两次。奥雷连诺第二不知不觉地跟他俩狼狈为奸,保护他俩,天真地证实女儿想出的借口,希望她摆脱母亲的束缚。

    菲兰达在电影院里突然捉住梅梅和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那天晚上,奥雷连诺第二感到良心的谴责,来到禁闭女儿的卧室里,以为梅梅按照她的诺言在他面前吐露真情,心情就会轻松一些。可是梅梅否认一切。她那么自信,一口咬定自己是孤单的,奥雷连诺第二就觉得他和女儿的关系断了,他俩从来不是知心的伙伴——一切只是往日的幻想。他考虑是不是跟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谈谈,也许昔日老板的威望能让这个人放弃自己的打算,可是佩特娜·柯特劝他不要插手女人的事儿,他就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希望禁锢能够解除女儿的痛苦。

    梅梅没有显出任何痛苦的迹象,相反地,乌苏娜从隔壁房间里听到,梅梅夜间睡得挺香,白天安静地做事,按时吃饭,消化良好。在梅梅关了几乎两个月之后,乌苏娜觉得奇怪的只有一点:梅梅不象其他的人那样早上走进浴室,而是晚上七时走进浴室,有一次,乌苏娜甚至想警告梅梅当心蝎子,可是梅梅认为高祖母出卖了她,避免跟乌苏娜谈话,乌苏娜就决定不再婆婆妈妈地打扰她了。天刚黑,房子里就满是黄蝴蝶。每天晚上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梅梅都发现绝望的菲兰达用喷射杀虫剂来消灭蝴蝶。“真可怕,”菲兰达哼叫起来,“我一直听说,夜出的蝴蝶会带来灾祸。”有一次,梅梅在浴室里的时候,菲兰达偶然走进她的房间,那么多的蝴蝶使她气都喘不过来。她随手抓起一块布来驱赶它们,但她把女儿夜间的沐浴和散在地上的芥末膏联系起来,就吓得发呆了,菲兰达并不象前次那样等候方便的机会。第二天,她就把新任镇长邀来吃午饭。这位镇长象她一样是生在山里的。她请他夜间在她的后院设置一名警卫,因为她觉得有人偷她的鸡。那天夜里,几乎象过去几个月的每天夜晚一样,梅梅在浴室里裸着身子,正在战战兢兢地等候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周围满是蝎子和蝴蝶;这时,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在房顶上揭开一块瓦正想跳下浴室,警卫就开枪打伤了他。子弹陷在他的脊柱里,使他躺在床上一直到死。他是在孤独中老死的,没有抱怨,没有愤恨,没有出卖别人;往事的回忆以及不让他有片刻宁静的黄蝴蝶把他折磨死了,人家都骂他是偷鸡的贼。

     第十五章

    整个马孔多将要遭到致命打击的那些事情刚露苗头,梅梅的儿子就给送到家里来了。全镇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谁也不愿去管别人的家庭丑事,因此,菲兰达决定利用这种有利情况把孩子藏起来,仿佛世上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她不得不收留这个孙子,因为周围的环境不容许她拒绝。事与愿违,她到死的一天都得承认这个孩子;她本来暗中决定在浴室水池里把他溺毙,可是在最后时刻她又失去了这种勇气。她把他关在奥雷连诺上校往日的作坊里,她让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相信,她是在河上漂来的一只柳条筐里发现这个孩子的。乌苏娜直到临终的时候,始终都不知道他的出生秘密。有一天,小姑娘阿玛兰塔。乌苏娜偶然走进作坊,菲兰达正在那儿喂孩子,小姑娘也相信了关于柳条筐的说法。因为妻子的荒唐行为毁了梅梅的一生,奥雷连诺第二终于离开了妻子,他是三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孙子的,那时由于菲兰达的疏忽,孩子跑出了作坊,在长廊上呆了一会儿——这孩子全身赤裸裸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男性器官犹如火鸡的垂肉;他不象人,而象百科全书中野人的图像。

    菲兰达没有料到无可避免的命运会这样残酷地捉弄她。她认为已经永远雪洗了的耻辱,仿佛又跟这个孩子一起回到了家里。当初还没抬走负伤的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时,菲兰达已经周密地想好了消灭一切可耻痕迹的计划,她没跟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收拾好了行李,把女儿的三套换洗衣服放进一口小提箱,在列车开行之前半小时来到梅梅的卧室。

    “走吧,雷纳塔,”她说。

    菲兰达未作任何解释,梅梅也没要求和希望解释。梅梅不知道她俩要去哪儿,然而,即使带她到屠宰场去,她也是不在乎的。自从她听到后院的枪声,同时听到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疼痛的叫声,她就没说一句话,至死都没有再说什么。母亲叫她走出卧室的时候,她没梳头,没洗脸,就象梦游入似的坐上火车,甚至没去注意还在她头上飞来飞去的黄蝴蝶。菲兰达决不知道,而且不想知道,女儿死不吭声是表示她的决心呢,还是她遭到打击之后变成了哑巴。梅梅几乎没有注意她们经过了往日的“魔区”,她没看见铁道两边绿荫如盖的、广亵无边的香蕉园,她没看见外国佬白色的儿园房子,由于炎热和尘土,这些日子显出一派干旱的景象;她没看见穿着短裤和蓝白条纹上衣、在露台上玩纸牌的女人;她没看见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满载香蕉的牛车,她没看见象鱼儿一样在清澈的河里嬉戏的姑娘,她们那高耸的乳房真叫火车上的乘客感到难受;她没看见工人们居住的肮脏简陋的棚屋——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黄蝴蝶正在棚屋周围飞舞,而棚屋门前却何一些又瘦又脏的孩子坐在自己的瓦罐上,几个怀孕的女人正在朝着驶过的列车臭骂,从前,梅梅从修道院学校回家的时候,这些一晃而过的景象是叫她愉快的,现在却没使她的胸怀恢复生气。她没朝窗外看上一眼,即使散发着热气和潮气的种植园已到尽头,列车穿越一片罂粟地(罂粟中间仍然立若烧焦的西班牙大帆船骨架),然后驶入泡沫直翻、污浊混沌的大海旁边清新空气里的时候,她都没朝窗外瞧上一眼;几乎一百年前,霍·阿·布恩蒂亚的幻想曾在这大海之滨遭到破灭。

    下午1点钟,她们到了沼泽地带的终点站,菲兰达把梅梅领出车厢,她们坐上一辆蝙蝠似的小马车,穿过一座荒凉的城市,驾车的马象气喘病人一样直喘粗气,在城内宽长的街道上空,在海盐摧裂的土地上空,回荡着菲兰达青年时代每天午休时听到的钢琴声。她俩登上一艘内河轮船,轮船包着生锈的外壳,象火炉似的冒着热气,而木制蹼轮的叶片划着河水的时候,却象消防唧筒那样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梅梅躲在自己的船舱里。菲兰达每天两次拿一碟食物放在梅梅床边,每天两次又把原封未动的食物拿走,这倒不是因为梅梅决心饿死,而是因为她厌恶食物的气味,她的胃甚至把水都倒了出来。梅梅还不怀疑用芥未膏沐浴对她并无帮助,就象菲兰达几乎一年以后见到了孩子才明白真相一样。在闷热的船舱里,铁舱壁不住地震动,蹼轮搅起的淤泥臭得难闻,梅梅已经记不得日子了。过了许多时间,她才看见最后一只黄蝴蝶在电扇的叶片里丧生,终于意识到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了。可是梅梅没有忘记自己钟爱的人。她一路上都不断想到他。接着,她和母亲骑着骡子经过幻景幢幢的荒漠(奥雷连诺第二寻找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曾在这儿徘徊过),然后沿着印第安人的小径爬上山岗,进入一座阴森的城市;这里都是石铺的、陡峭的街道,三十二个钟楼都敲起了丧钟,她俩在一座古老荒弃的宅子里过夜,房间里长满了杂草,菲兰达铺在地上的木板成了她俩的卧铺,菲兰达把早已变成破布的窗帘取下来,铺在光木板上,身体一动破布就成了碎片。梅梅已经猜到她们是在哪儿了,因为她睡不着觉,浑身战栗,看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先生从旁走过,这就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用铅制的箱子抬到她们家中的那个人。第二天弥撒以后,菲兰达把她带到一座阴暗的房子。梅梅凭她多次听到的母亲讲过的修道院(她母亲家中曾想在这儿把她母亲培养成为女王),立即认出了它,知道旅行到了终点。菲兰达在隔壁房间里跟什么人谈话的时候,梅梅就在客厅里等候;客厅里挂着西班牙人主教古老的大幅油画。梅梅冷得发抖,因为她还穿着满是黑色小花朵的薄衣服,高腰皮鞋也给荒原上的冰弄得翘起来了。她站在客厅中间彩绘玻璃透过来的昏黄的灯光下面,想着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随后,隔壁房间里走出一个很美的修女,手里拎着梅梅的衣箱。她走过梅梅面前的时候,停都没停一下,拉着梅梅的手,说:“走吧,雷纳塔。”

    梅梅抓住修女的手,顺从地让她把她带走。菲兰达最后一次看见女儿的时候,这姑娘跟上修女的脚步,已经到了刚刚关上的修道院铁栅栏另一面。梅梅仍在思念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想着他身上发出的机油气味,想着他头上的一群黄蝴蝶——,而且终生都想着他,直到很久以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她老死在克拉科夫一个阴暗的医院里;她是化名死去的,始终没说什么。

    菲兰达是搭乘武装警察保护的列车返回马孔多的。旅途上,她惊异地看出了乘客们紧张的面孔,发现了铁路沿线城镇的军事戒备状态,闻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然而菲兰达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回到马孔多之后她才听说,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鼓动香焦园工人罢工。“我们家里就是需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嘛,”菲兰达自言自语。两个星期之后,罢工就开始了,没有发生大家担心的悲惨后果。工人们拒绝在星期天收割和运送香蕉,这个要求似乎是十分合理的,就连伊萨贝尔神父也表示赞许,认为它是符合圣规的。这次罢工的胜利,犹如随后几个月爆发的罢工,使得霍·阿卡蒂奥第二的苍白形象有了光彩,因为人家一贯说他只会让法国妓女充斥整个市镇。就象从前突然决定卖掉自己的斗鸡,准备建立毫无意义的航行企业那样,霍·阿卡蒂奥第二现在决定放弃香蕉公司监工的职务,站在工人方面。没过多久,政府就宣称他是国际阴谋集团的走狗,说他破坏社会秩序。在谣言纷纷的一周间,有一天夜晚,在离开秘密会议的路上,他神奇地逃脱了一个陌生人暗中向他射来的四颗手枪子弹。随后几个月的空气是那么紧张,就连乌苏娜在她黑暗的角落里也感觉到了,她仿佛又处在儿子奥雷连诺上校衣兜里塞满“顺势疗法”药丸掩护颠覆活动的那种危险时代。她想跟霍·阿卡蒂奥第二谈谈,让他知道过去的经验教训,可是奥雷连诺第二告诉她说,从他兄弟遭到暗杀的那一夜起,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跟奥雷连诺上校一模一样,”乌苏娜慨叹一声。“仿佛世上的一切都在循环。”

    这些日子的惶惶不安并没有使菲兰达受到影响。由于她未经丈夫同意就决定了梅梅的命运,丈夫生气地跟她大吵了一顿,她就不跟外界接触了。奥雷连诺第二威胁她,说他要把女儿从修道院里弄出来——必要时就请警察帮忙——,可是菲兰达给他看了几张纸儿,证明梅梅是自愿进修道院的,其实,梅梅在这些纸儿上签字时,已在铁栅栏里边了,而且象她让母亲带她出来一样,她在纸上签个字儿也是无所谓的,奥雷连诺第二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种证明是真的,就象他决不相信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钻进院子是想偷鸡。但是两种解释都帮助他安了心,使他毫不懊悔地回到佩特娜·柯特的卵翼下,在她家里重新狂欢作乐和大摆酒宴。菲兰达对全镇的恐慌毫不过问,对乌苏娜可怕的预言充耳不闻,加紧实现自己的计划。她写了一封长信给霍·阿卡蒂奥(他很快就成了牧师),说他妹妹雷纳塔患了黄热病,已经安谧地长眠了。然后,她把阿玛兰塔·乌苏娜交给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照顾,就重新跟没有见过的医生通信,因为这样的通信被梅梅的不幸事故打断了。她首先确定了接受心灵感应术治疗的最后日期。可是没有见过的医生回答她说,马孔多的混乱状态还没结束的时候,施行这种手术是轻率的。菲兰达心情急切,消息很不灵通,便在下一封信里向他们说,镇上没有任何混乱,现在一切都怪她狂妄的夫兄极端愚蠢,着迷地去干工会的事儿,就象从前狂热地爱上斗鸡和航行那样。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三,她和医生们还没取得一致的意见,就有一个手上挎着小筐子的老修女来敲房门。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把门打开以后,以为这是谁送来的礼物,想从修女手中接过雅致的花边餐巾遮住的筐子。可是老修女阻止了她,因为人家嘱咐她把筐子秘密地亲自交给菲兰达·德卡皮奥·布恩蒂亚太太。躺在筐子里的是梅梅的儿子。菲兰达往日的忏悔神父在信里向她说,孩子是两个月前出生的,他们已经给他取名叫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以纪念他的祖父,因为他的母亲根本不愿张嘴表示自己的意愿。菲兰达心中痛恨命运的捉弄,但她还有足够的力量在修女面前加以遮掩。

    “咱们就说是在河上漂来的筐子里发现他的吧,”她微笑着说。

    “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修女说。

    “如果大家相信《圣经》里的说法,”菲兰达回答,“我看不出人家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说法。”

    为了等候返回的列车,修女留在布恩蒂亚家中吃午饭,并且根据修道院里的嘱咐,再也没有提孩子的事,可是菲兰达把她看做是不受欢迎的丑事见证人,就抱怨中世纪的风俗已经过时了,按照那种风俗是要把传递坏消息的人吊死的。于是菲兰达拿定主意,只要修女一走,就把婴儿淹死在水池里,但她没有这种勇气,只好耐心等待仁慈的上帝让她摆脱这个累赘。

    新生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满周岁的时候,马孔多突然又出现了紧张的空气。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其他的工会头头是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周末忽然到了镇上,并且在香蕉地区的城镇里组织示威游行。警察只是维持社会秩序。然而,星期一夜间,一伙士兵把工会头头们从床上拖了起来,给他们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投进了省城的监狱。被捕的还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和洛伦索.加维兰上校;这个上校参加过墨西哥的革命,流亡到了马孔多,说他目睹过他的朋友阿特米奥·克鲁斯的英雄壮举。可是不过三个月,他们就获释了。因为谁该支付犯人的伙食费,政府和香蕉公司未能达成协议。食品质量恶劣和劳动条件不好又引起了不满的浪潮。此外,工人们抱怨说,他们领到的不是真正的钱,而是临时购货券,只能在香蕉公司的商店里购买弗吉尼亚(注:美国地名)火腿。霍.阿卡蒂奥第二关进监狱,正是因为他揭露了临时购货券制度,说它是香蕉公司为水果船筹措资金的办法,如果没有商店的买卖,水果船就会空空如也地从新奥尔良回到香蕉港。工人们其余的要求是有关生活条件和医务工作的。公司的医生们不给病人诊断,光叫他们在门诊所前面排队,而且护士只给每个病人口里放一粒硫酸铜颜色的药丸,不管病人患的是什么病——疟疾、淋病或者便秘。还有一种普遍的疗法是,孩子们排了几次队,医生们却不给他们吞药丸,而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去当做“宾戈*”赌博的“筹码”。工人们都极端拥挤地住在快要倒塌的板棚里,工程师们不给他们修建茅房,而是每逢圣诞节在镇上安置若干活动厕所,每五十个人使用一个厕所,而且这些工程师还当众表演如何使用厕所,以使它们寿命长久一些。身穿黑衣服的老朽的律师们,从前曾经围着奥雷连诺上校打转,现在却代表香蕉公司的利益,好象耍魔术一样巧妙地驳斥了工人们的控诉。工人们拟了一份一致同意的请愿书,过了很久官方才通知香蕉公司。布劳恩先生刚刚听到请愿书的事,立即把玻璃顶棚的华丽车厢挂在列车上,带着公司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悄悄地离开了马孔多。但在下个星期六,工人们在妓院里找到了其中一个人物,强迫他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字,这个人物是一个妓女同意把他诱入陷阱的,他还赤身露体地跟这个女人躺在一起就给抓住了。然而气急败坏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这个人跟香蕉公司毫无关系,为了不让任何人怀疑他们的论证,他们要政府把这个人当做骗子关进监狱。随后,工人们抓到了在三等车厢里化名旅行的布劳恩先生本人,强迫他在请愿书的另一副本上签了字。第二天,他就把头发染黑,出现在法官们面前,说一口无可指摘的西班牙语。律师们证明,这并不是亚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城出生的杰克·布劳恩先生——香蕉公司总经理,而是马孔多出生的、无辜的药材商人,名叫达戈贝托·冯塞卡。嗣后,工人们又想去抓布劳恩先生的时候,律师们在各个公共场所张贴了他的死亡证明书,证明书是由驻外使馆领事和参赞签字的,证明六月九号杰克·布劳恩先生在芝加哥被救火车轧死了。工人们厌恶这种诡辩的胡言,就不理会地方政权,向上级法院提出控诉。可是那里的法学魔术师证明,工人的要求是完全非法的,香蕉公司没有、从来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正式工人,——公司只是偶尔雇佣他们来做些临时性的工作。所以,弗吉尼亚火腿,神奇药丸以及圣诞节厕所都是无稽之谈,法院裁定并庄严宣布:根本没有什么工人。

    *宾戈,一种赌博,从袋子里取出标有号码的牌子,放在手中纸板上的相同号码上,谁先摆满纸板号码,谁就获胜。

    大罢工爆发了。种植园的工作停顿下来,香蕉在树上烂掉,一百二十节车厢的列车凝然不动地停在铁道侧线上。城乡到处都是失业工人。土耳其人街上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星期六,在雅各旅馆的台球房里,球台旁边昼夜都拥聚着人,轮流上场玩耍。军队奉命恢复社会秩序的消息宣布那一天,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台球房里。他虽没有预见才能,但把这个消息看做是死亡的预兆,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让他去看行刑的那个遥远的早晨起,他就在等候这种死亡。但是,凶兆并没有使他失去自己固有的坚忍精神。他拿球杆一碰台球,如愿地击中了两个球。过了片刻,街上的鼓声、喇叭声、叫喊声和奔跑声都向他说明,不仅台球游戏,而且从那天黎明看了行刑以后自己玩的沉默和孤独的“游戏”,全都结束了。于是他走上街头,便看见了他们。在街上经过的有三个团的士兵,他们在鼓声下整齐地行进,把大地都震动了。这是明亮的晌午,空气中充满了这条多头巨龙吐出的臭气。士兵们都很矮壮、粗犷。他们身上发出马汗气味和阳光晒软的揉皮的味儿,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到山地人默不作声的,不可战胜的大无畏精神。尽管他们在霍.阿.阿卡蒂奥第二面前走过了整整一个小时,然而可以认为这不过是几个班,他们都在兜着圈儿走,他们彼此相似,仿佛是一个母亲养的儿子。他们同样显得呆头呆脑,带着沉重的背包和水壶,扛着插上刺刀的可耻的步枪,患着盲目服从的淋巴腺鼠疫症,怀着荣誉感。乌苏娜从晦暗的床上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举起双手合成十字。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俯身在刚刚熨完的绣花桌布上愣了片刻,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霍·阿卡蒂奥第二,而他却站在雅各旅馆门口,不动声色地望着最后一些士兵走过。

    根据戒严令,军队应当在争执中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决不能在争执者之间当和事佬。士兵们耀武扬威地经过马孔多之后,就架起了枪支,开始收割香蕉,装上列车运走了。至今还在静待的工人们,进入了树林,仅用大砍刀武装起来,展开了反对工贼的斗争。他们焚烧公司的庄园和商店,拆毁铁路路基,阻挠用机枪开辟道路的列车通行,割断电话线和电报线。灌溉渠里的水被血染红了。安然无恙地呆在“电气化养鸡场”里的布劳恩先生,在士兵们保护下,带着自己的和同国人的家眷逃出了马孔多,给送到了安全地点。正当事态将要发展成为力量悬殊的、血腥的内战时,政府号召工人们在马孔多集中起来。号召书声称,省城的军政首脑将在下星期莅临镇上,调解冲突。

    星期五清早聚集在车站上的人群中,也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前一天,他参加了工会头头们的会议,会上指示他和加维兰上校混在群众中间,根据情况引导他们的行动。霍·阿卡蒂奥第二觉得不大自在:因为军队在车站广场周围架起了机枪,香蕉公司的、铁栅栏围着的小镇也用大炮保护起来;他一发现这个情况,总是觉得嘴里有一种苦咸味儿。约莫中午十二点钟,三千多人——工人、妇女和儿童——为了等候还没到达的列车,拥满了车站前面的广场,聚集在邻近的街道上,街道是由士兵们用机枪封锁住的。起初,这更象是节日的游艺会。从土耳其人街上,搬来了出售食品饮料的摊子,人们精神抖擞地忍受着令人困倦的等待和灼热的太阳。三点钟之前有人传说,载着政府官员的列车最早明天才能到达。疲乏的群众失望地叹了叹气。车站房屋顶上有四挺机枪的枪口对准人群,一名中尉爬上屋顶,让大家肃静。霍·阿卡蒂奥第二身边站着一个赤脚的胖女人,还有两个大约四岁和七岁的孩子。她牵着小的一个,要求她不认识的霍·阿卡蒂奥第二抱起另一个,让这孩子能够听得清楚一些。霍·阿卡蒂奥第二把孩子放在自己肩上。多年以后,这个孩子还向大家说(虽然谁也不相信他的话),中尉用扩音喇叭宣读了省城军政首脑的第四号命令。命令是由卡洛斯·柯特斯·伐加斯将军和他的秘书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扎少校签署的,在八十个字的三条命令里,把罢工者说成是“一伙强盗”,授命军队不惜子弹,打死他们。

    命令引起了震耳欲聋的抗议声,可是一名上尉立即代替了屋顶上的中尉,挥着扩音喇叭表示他想讲话。人群又安静了。

    “女士们和先生们,”上尉低声、缓和地说,显得有点困倦。“限你们五分钟离开。”

    唿哨声和喊叫声压倒了宣布时限开始的喇叭声,谁也没动。

    “五分钟过了,”上尉用同样的声调说。“再过一分钟就开枪啦。”

    霍·阿卡蒂奥第二浑身冷汗,放下孩子,把他交给他母亲。“这帮坏蛋要开枪啦,”她嘟哝地说。霍·阿卡蒂奥第二来不及回答,因为他立刻听出了加维兰上校嘶哑的嗓音,上校象回音似的大声重复了女人所说的话,时刻紧急,周围静得出奇,霍.阿卡蒂奥第二象喝醉了酒似的,但他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挪动在死神凝视下岿然不动的群众,就踮起脚尖,越过前面的头顶,平生第一次提高嗓门叫道:“杂种!你们趁早滚蛋吧!”

    话音刚落,事情就发生了;这时,霍·阿卡蒂奥第二产生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幻觉。上尉发出了开枪的命令,十四挺机枪立即响应。但这一切象是滑稽戏。他们仿佛在作空弹射击,因为机枪的哒哒声可以听到,闪闪的火舌可以看见,但是紧紧挤在一起的群众既没叫喊一声,也没叹息一声,他们都象石化了,变得刀枪不入了。蓦然间,在车站另一边,一声临死的嚎叫,使大家从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啊一啊一啊一啊,妈妈呀!”好象强烈的地震,好象火山的轰鸣,好象洪水的咆哮,震动了人群的中心,顷刻间扩及整个广场。霍·阿卡蒂奥第二刚刚拉住一个孩子,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就被混乱中奔跑的人群卷走了。

    多年以后,尽管大家认为这孩子已经是个昏聩的老头儿,但他还在说,霍.阿卡蒂奥第二如何把他举在头上,几乎让他悬在空中,仿佛在人群的恐怖浪潮中漂浮似的,把他带到邻近的一条街上。举过人们头顶的孩子从上面望见,慌乱的人群开始接近街角,那里的一排机枪开火了。几个人同时叫喊:“卧倒!卧倒!”

    前面的人已给机枪子弹击倒了,活着的人没有卧倒,试图回到广场上去。于是,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中,好象有一条龙的尾巴把人群象浪涛似的扫去,迎头碰上了另一条街的另一条龙尾扫来的浪涛,因为那儿的机枪也在不停地扫射。人们好象栏里的牲畜似的给关住了: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旋转,这个漩涡逐渐向自己的中心收缩,因为它的周边被机枪火力象剪刀似的毫不停辍地剪掉了——就象剥洋葱头那样。孩子看见,一个女人双手合成十字,跪在空地中间,神秘地摆脱了蜂拥的人群。霍.阿卡蒂奥第二也把孩子摔在这儿了,他倒在地上,满脸是血,汹涌的巨大人流扫荡了空地,扫荡了跪着的女人,扫荡了酷热的天穹投下的阳光,扫荡了这个卑鄙龌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乌苏娜曾经卖过那么多的糖动物啊。

    霍.阿卡蒂奥第二苏醒的时候,是仰面躺着的,周围一片漆黑。他明白自己是在一列颀长、寂静的火车上,他的头上凝着一块血,浑身的骨头都在发痛。他耐不住想睡。他想在这儿连续睡它许多小时,因为他离开了恐怖场面,在安全的地方了,于是他朝不太痛的一边侧过身去,这才发现自己是躺在一些尸体上的。尸体塞满了整个车厢,只是车厢中间留了一条通道。大屠杀之后大概已过了几个小时,因为尸体的温度就象秋天的石膏,也象硬化的泡沫塑料。把他们搬上车来的那些人,甚至还有时间把他们一排排地堆叠起来,就象通常运送香蕉那样。霍·阿卡蒂奥第二打算摆脱这种可怕的处境,就从一个车厢爬到另一个车厢,爬到列车前去;列车驶过沉睡的村庄时,壁板之间的缝隙透进了闪烁的亮光,他便看见死了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将象报废的香蕉给扔进大海。他只认出了两个人:一个是在广场上出售清凉饮料的女人,一个是加维兰上校——上校手上依然绕着莫雷利亚(注:墨西哥地名)银色扣子的皮带,他曾试图在混乱的人群中用它给自己开辟道路。到了第一节车厢,霍.阿卡蒂奥第二往列车外面的黑暗中纵身一跳,便躺在轨道旁边的沟里,等着列车驶过。这是他见过的最长的列车——几乎有二百节运货车厢,列车头尾各有一个机车,中间还有一个机车。列车上没有一点儿灯光,甚至没有红色和绿色信号灯,他沿着钢轨悄悄地、迅捷地溜过去。列车顶上隐约现出机枪旁边士兵的身影。

    半夜以后,大雨倾盆而下。霍·阿卡蒂奥第二不知道他跳下的地方是哪儿,但他明白,如果逆着列车驶去的方向前进,就能到达马孔多。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浑身湿透,头痛已极,他在黎明的亮光中看见了市镇边上的一些房子。受到咖啡气味的引诱,他走进了一户人家的厨房,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正俯身在炉灶上。

    “您好,”他精疲力尽地说。“我是霍·阿卡蒂奥第二·布恩蒂亚。”

    他逐字地说出自己的整个姓名,想让她相信他是活人。他做得挺聪明,因为她看见他走进屋来时,面色阴沉,疲惫不堪,浑身是血,死死板板,还当他是个幽灵哩。她认出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她拿来一条毯子,让他裹在身上,就在灶边烘干他的衣服,烧水给他洗伤口(他只是破了点皮),并且给了他一块干净尿布缠在头上。然后,她又把一杯无糖的咖啡放在他面前(因为她曾听说布恩蒂亚家的人喜欢喝这种咖啡),便将衣服挂在炉灶旁边。

    霍.阿卡蒂奥第二喝完咖啡之前,一句话也没说。

    “那儿大概有三千,”他咕哝着说。

    “什么?”

    “死人,”他解释说,“大概全是聚在车站上的人。”

    妇人怜悯地看了看他。“这里不曾有过死人,”她说。“自从你的亲戚——奥雷连诺上校去世以来,马孔多啥事也没发生过。”在回到家里之前,霍·阿卡蒂奥第二去过三家人的厨房,人家都同样告诉他:“这儿不曾有过死人。”他经过车站广场,看见了一些乱堆着的食品摊子,没有发现大屠杀的任何痕迹。雨还在下个不停,街道空荡荡的,在一间间紧闭的房子里,甚至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唯一证明这里有人的,是叫人去做早祷的钟声。霍·阿卡蒂奥第二敲了敲加维兰上校家的门。他以前见过多次的这个怀孕的女人,在他面前砰地把门关上。“他走啦,”她惶惑地说,“回他的国家去啦。”在“电气化养鸡场”的大门口,照常站着两个本地的警察,穿着雨衣和长统胶靴,活象雨下的石雕像。在镇郊的小街上,印第安黑人正在唱圣歌。霍.阿卡蒂奥第二越过院墙,钻进布恩蒂亚家的厨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低声向他说:“当心,别让菲兰达看见你。她已经起床啦。”仿佛履行某种无言的协议,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领着儿子进了“便盆间”,把梅尔加德斯那个破了的折叠床安排给他睡觉;下午两点,当菲兰达睡午觉的时候,她就从窗口递给他一碟食物。

    奥雷连诺第二留在家里过夜,因为遇到了雨,下午三点他还在等候天晴。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把他兄弟回来的事秘密地告诉了他,他就到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去了。奥雷连诺第二既不相信广场上的大屠杀事件,也不相信夜间列车载着尸体开往海边的恶梦。前一天晚上,马孔多宣布了政府的特别通告,说工人们服从命令离开了车站,成群地安然回家去了。通告中还说,工人领袖们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把他们的要求归结为两点:改革医疗设施,棚区修建公共厕所。随后,奥雷连诺第二知道,军事当局和工人达成协议之后,就急忙通知布劳恩先生,他不仅同意满足新的要求,甚至建议由公司出钱举行三天的群众游艺会,借以庆祝和解。然而,军事当局问他哪一天可以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他望了望窗外电光闪闪的天空,装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疑虑样儿。

    “等雨停以后,”他说。“只要还在下雨,我们就暂停一切活动。”

    整整三个月没有降雨,出现了干旱的季节。可是布劳恩先生刚刚宣布自己的决定,整个香蕉地区就下起了滂沱大雨。这就是霍.阿卡蒂奥第二返回马孔多的路上遇到的大雨。一个星期之后,暴雨还在继续。政府的说法重复了多次,通过官方的各种消息渠道传到居民们耳朵里,居民们终于相信:没有死人,满意的工人回到了自己家里,香蕉公司暂停一切活动,直到暴雨终止。戒严令继续有效,如果连绵的暴雨引起什么灾祸,就得采取非常措施,但是军队撤回了兵营。白天,士兵们卷起裤腿,在变成了洪流的街道上逛来逛去,并且和孩子们一起划着小船玩耍。夜间,宵禁开始之后,他们就用枪托砸开人家的房门,把可疑的人拖出床铺,送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去。士兵们仍在搜查和消灭罪犯、杀人犯、纵火犯和第四号命令的破坏分子,可是军事当局即使在牺牲者的亲人面前也否认这种情形,这些家属挤满了警备队长的接待室,希望知道被捕者的命运。“我相信你们不过是做了个梦,”警备队长硬说。“马孔多过去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幸福的市镇嘛。”工会头头们就这样被消灭了。

    唯一的幸存者是霍.阿卡蒂奥第二。二月里的一个夜晚,房门被敲得震动起来,是用枪托敲的——这种声音不会跟任何声音相混。奥雷连诺第二仍在等候天气晴了就出去,他开了门,看见了一个军官率领下的六名士兵,全都穿着湿淋淋的雨衣。他们二话没说,就在房子里搜查起来,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从一个橱柜到一个橱柜,从客厅到储藏室。房间里的灯扭亮时,乌苏娜醒了过来,士兵们翻箱倒柜,她都没有吭声,但是双手合十地对着士兵们搜查的地方。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已经唤醒霍·阿卡蒂奥第二,他是睡在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但他立即明白,企图逃跑已经太迟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重新锁上房门,他就穿上衬衫和鞋子,坐在床沿等着他们进来。这时,他们正要搜查首饰作坊。军官命令打开挂锁,举起灯来朝房间里很快扫视一遍,便看见了工作台、盛放酸类瓶子的玻璃柜以及各种器械,这些器械仍在主人原来放置的地方,他似乎明白这个房间是无人居住的,然而诡谲地询问奥雷连诺第二是不是首饰匠,奥雷连诺第二说明这儿是奥雷连诺上校的作坊。“啊哈!”军官说着扭开了电灯,命令彻底搜查,因此,就连十几只金鱼也没瞒过他们的眼睛——这些金鱼没有熔化,仍在瓶子后面的铁罐子里。军官把金鱼倒在工作台上,仔细地瞧了瞧每一只,然后显然温和了一些。“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要一只。”他说,“从前,它们是叛乱分子的识别标志,可现在是珍贵的纪念品了。”他很年轻,几乎是个少年,但是态度沉着,现在才显出他身上有点讨人喜欢的东西。奥雷连诺第二给了他一只金鱼。这个军官象孩子似的高兴得两眼发亮,把一只金鱼放进衬衣口袋,而将其余的投入罐里,把罐子放在原处。

    “这东西是无价之宝,”他说。“奥雷连诺上校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嘛。”

    然而,人道的冲动并没有影响他的职业行动。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门前面,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使出了她的最后一招。“这儿几乎一百年不曾住人了,”她说。军官命令打开房门,拿灯火朝房间里扫了一遍,光线在霍.阿卡蒂奥第二脸上掠过的片该间,奥雷连诺第二和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都瞧见了他那阿拉伯人似的眼睛,明白这是一种担忧的终结,另一种担忧的开端,要解除这种担忧只有听天由命。然而军官拿灯照射房间,没有显露任何兴趣,直到发现了堆在橱里的七十二个便盆。接着,他极开电灯。霍.阿卡蒂奥第二显出比以前更加庄重和沉思的神态,坐在床沿,准备站起来就走。在他身后可以看见放着破书和羊皮纸手稿的书架,还可看见整洁的工作台,墨水瓶里的墨水还是满满的,在这个房间里,空气还是那么清新和洁净,灰尘还是那么少,一切都没破坏,就象奥雷连诺第二从小记得的那样,这种情形当时只有奥雷连诺上校未能发现。然而,军官感到兴趣的只是便盆。

    “有多少人住在这座房子里?”他问。

    “五个。”

    军官显然大惑不解。他的视线停在奥雷连诺第二和圣索菲婉.德拉佩德继续看见霍.阿卡蒂奥第二的空间;现在霍·阿卡蒂奥第二自已也发觉,军官望着他,却没看见他。然后,军官灭了灯,关上了门。当他和士兵们谈话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明白,这个年轻的军官是用奥雷连诺上校那样的眼光看待梅尔加德斯的房间的。

    “显然这儿起码一百年无人居住了,’军官向士兵们说。“里面大概有蛇。”

    房门关上以后,霍.阿卡蒂奥第二相信战争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前奥雷连诺上校曾经向他谈到战争的魅力,并且试图以自己生活中的充数事例证明自己的见解。霍·阿卡蒂奥第二相信了他。可是在军官对他视而不见的那天夜里,他想起了最近几个月的紧张状态,想起了监狱的肮脏,想起了车站上的混乱,想起了载满尸体的列车,最后认为奥雷连诺上校不过是个骗子或傻瓜。他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耗费那么多的话语来解释自己在战争中的感受,其实只要一个词儿就够了:恐怖。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神奇的阳光和淅沥的雨声似乎都在保护他,他感到别人看不见他,他就获得了自己过去一生中一分钟也不曾有过的宁静,他唯一想到的是害怕别人把他活活埋掉。他向给他送饭来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说到了这一点,她就答应尽量活得长久一些,以便亲眼看见他死了以后才被埋掉。就这样,霍·阿卡蒂奥第二终于摆脱了一切恐惧,开始研究梅尔加德斯的羊皮纸手稿,他越不理解它们,就越有兴趣地继续研究。他已听惯了雨声,两个月以后,雨声也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宁静,只有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的出现才扰乱了他的宁静。他要她把饮食放在窗台上,而用挂锁把门锁上。家中其余的人,其中包括菲兰达,都把霍·阿卡蒂奥第二给忘记了。自从知道军官在房间里碰见他,而没看见他,菲兰达就让他呆在这儿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幽居了半年之后,军队离开了马孔多,奥雷连诺第二渴望找人聊天,等雨停止,就取下了房门上的挂锁。他刚进屋,立刻闻到了便盆的臭气——这些便盆放在地上,全都用过几次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已经秃顶,对令人作呕、毒化空气的恶臭满不在乎,继续反复阅读难以理解的羊皮纸手稿。他浑身都是天使般的光彩。听到开门的声音,他只是从桌上扬起眼来,接着又俯下了眼睛,但在这短暂的一瞬里,奥雷连诺第二已经足以看出兄弟也将遭到曾祖父避免不了的命运。

    “他们有三千多人,”霍·阿卡蒂奥第二说,‘我相信,全都是聚在车站上的。”

     第十六章

    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有时,它仿佛停息了,居民们就象久病初愈那样满脸笑容,穿上整齐的衣服,准备庆祝睛天的来临;但在这样的间隙之后,雨却更猛,大家很快也就习惯了。隆隆的雷声响彻了天空,狂烈的北风向马孔多袭来,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了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但是,犹如乌苏娜这些日子经常想起的失眠症流行时期那样,灾难本身也能对付苦闷。在跟无所事事进行斗争的人当中,奥雷连诺第二是最顽强的一个。那天晚上,为了一点儿小事,他顺便来到菲兰达家里,正巧碰上了布劳恩先生话说不吉利招来的狂风暴雨。菲兰达在壁橱里找到一把破伞,打算拿给丈夫。“用不着雨伞,”奥雷连诺第二说。“我要在这儿等到雨停。”当然,这句话不能认为是不可违背的誓言,然而奥雷连诺第二打算坚决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衣服是在佩特娜·柯特家里的,每三天他都脱下身上的衣服,光是穿着短裤,等着把衣服洗干净。他怕闲得无聊,开始修理家中需要修理的许多东西。他配好了门上的铰链,在锁上涂了油,拧紧了门闩的螺钉,矫正了房门的侧柱。在几个月中都可以看见,他腋下挟着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大概是霍·阿·布恩蒂亚在世时吉卜赛人留下的),在房子里忙来忙去,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由于体力劳动呢,还是由于极度的忧闷,或者由于不得不节欲——他的肚子逐渐瘪了,象个空扁的皮酒囊;他那大乌龟似的傻里傻气的嘴脸,失去了原来的紫红色;双下巴也消失了;奥雷连诺第二终于瘦得那么厉害,能够自个儿系鞋带了。看见他一鼓作气地修理门闩,拆散挂钟,菲兰达就怀疑丈夫是否也染上了瞎折腾的恶习,象奥雷连诺上校做他的金鱼,象阿玛兰塔缝她的钮扣和殓衣,象霍·阿卡蒂奥第二看他的羊皮纸手稿,象乌苏娜反复唠叨她的往事。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原因只是暴雨把一切都搅乱了,甚至不会孕育的机器,如果三天不擦一次油,齿轮之间也会开出花朵;锦缎绣品的丝绒也会生锈;湿衣服也会长出番红花颜色的水草。空气充满了水分,鱼儿可以经过敞开的房门钻进屋子,穿过房间,游出窗子。有一天早晨乌苏娜醒来,感到非常虚弱——临终的预兆——,本来已经要求把她放上担架,抬到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儿去,可是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立即发现,老太婆的整个背上都布满了水蛭。她就用一根燃烧着的木头烧灼它们,把它们一个一个地除掉,免得它们吸干乌苏娜最后剩下的血。这就不得不挖一条水沟,排出屋里的水,消除屋里的癞蛤模和蜗牛,然后才能弄干地面,搬走床脚下面的砖头,穿着鞋子走动。奥雷连诺第二忙于许多需要他注意的小事,没有察觉自己渐渐老了,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一动动地坐在摇椅里,望着早临的夜色,想着佩特娜.柯特,虽未感到任何激动,却突然觉得自己老了。看来,没有什么妨碍他回到菲兰达索然寡昧的怀抱(她虽上了年纪,姿容倒更焕发了),可是雨水冲掉了他的一切欲望,使他象个吃得过饱的人那样平平静静。从前,在这种延续整整一年的雨中,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一想到此就不禁一笑。在香蕉公司推广锌板屋顶之前很久,他是第一个把锌板带到马孔多的。他把它们弄来,就是为了给佩特娜·柯特盖屋顶,因为听到雨水浇到屋顶的响声,他就觉得跟她亲亲热热特别舒服。然而,即使忆起青年时代那些荒唐怪诞的事儿,奥雷连诺第二也无动于衷,好象他在最后一次放荡时已经发泄完了自己的情欲,现在想起过去的快活就没有苦恼和懊悔了。乍一看来,雨终于使他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悠闲地左右思量,但是装着注油器和平口钳的箱子却使他过迟地想到了那些有益的事情,那些事情是他能做而未做的。但是情况并不如此。奥雷连诺第二喜欢舒适的家庭生活,既不是由于回忆起往事,也不是由于痛苦的生活经历。他对家庭生活的喜爱是在雨中产生的,是很久以前的童年时代产生的,当时他曾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阅读神话故事,那些故事谈到了飞毯,谈到了吞下整只整只轮船和乘员的鲸鱼。有一天,因为菲兰达的疏忽,小奥雷连诺溜到了氏廊上。奥雷连诺第二立即认出这小孩儿是他的孙子。他给他理发,帮他穿衣服.叫他不要怕人;不久之后,谁也不怀疑这是布恩蒂亚家中合法的孩子了,他具有这家人的共同特点:突出的颧骨,惊异的眼神,孤僻的模样儿。菲兰达从此也就放心了。她早就想克制骄傲,可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她越考虑解决办法,就越觉得这些办法不合适。如果她知道奥雷连诺第二会用祖父的宽厚态度对待意外的孙子,她就不会采取各种搪塞和拖延的花招,一年前就会放弃把亲骨肉弄死的打算了。这时,阿玛兰塔·乌苏娜的乳齿已经换成恒齿,侄儿成了她闷倦的下雨时刻用来消遣的活玩具。奥雷连诺第二有一次想起,在梅梅昔日的卧室里,扔着大家忘记了的英国百科全书。他开始让孩子们看图画:起初是动物画,然后是地图、其他国家的风景画以及名人的肖像。奥雷连诺第二不懂英语,勉强能够认出的只是最有名的城市和最著名的人物,囚此他不得不自己想出一些名字和说法,来满足孩子们无限的好奇心。

    菲兰达真的相信,天一放晴,她的丈夫准会回到情妇那儿去。开头,她生怕他试图钻进她自己的卧宝:如果他钻了进来,她就得羞涩地向他解释,在阿玛兰塔·乌苏娜出生以后,她已失去了夫妻生活的能力。这种恐惧也成了菲兰达跟没有见过的医生加紧通信的原因,由于邮务工作遭到阻碍,她和他们的通信是经常中断的。在最初几个月里,暴风雨造成了几次铁道事故,菲兰达从没有见过的医生的信中知道,她的几封信都没送到收信地点。随后,跟陌生医生的联系终于断了,她便认真考虑是不是戴上她大夫在血腥的狂欢节戴过的老虎面具,化名去找香蕉公司的医生诊治。可是,有一个经常把暴雨中的不幸消息带到她家来的女人告诉她,香蕉公司已把门诊所迁到无雨的地方去了。于是菲兰达只好放弃自己的希望,听天由命,等候雨停和邮务恢复正常,这时她就用土方土药治疗自己的暗疾,因为她宁死也不让自己落到最后留在马孔多的一个医生手里,那医生是个有点古怪的法国人,象马或驴一样用草充饥。她跟乌苏娜亲近起来,希望从老太婆那儿探出什么救命药方。可是菲兰达有一种拐弯抹角的习惯,不愿直呼事物的名称,她把原因换成了结果,说是因为太热,所以出血。这样,她就觉得自己的病不太可羞了。乌苏娜很有道理地诊断说,病不在肚子里,而在胃里,劝她服用甘汞。其他任何一个没有反常差耻心的女人,都不会觉得这种疾病对自己有什么可耻,而菲兰达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种病症,如果她的信函没有遗失,她眈不会理睬缠绵的雨了,因为她度过的一生终归象是窗外的滂沱大雨。她没改变用餐的时间,也没放弃自己的任何习惯。别人在桌于脚下垫上砖头,将椅子放在厚木板上,免得吃饭时弄湿了脚,菲兰达照旧铺上荷兰桌布,摆上中国餐具,晚餐之前点上枝形烛台的蜡烛,因为她以为自然灾害不能作为破坏常规的借口。家里的任何人都没上街。如果菲兰达能够做到的话,她在大雨开始之前很久就会把所有的房门永远关上,因为照她看来,房门发明出来就是为了关闭的,而对街上的事感到兴趣的只是那些妓女。但是,听说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的送葬队伍经过房屋前面,第一个扑到窗口去的就是她:但是,通过半开的窗子看见的景象使得菲兰达难过到了那种程度,以至许多个月以后她还在懊悔自己一时的脆弱。

    凄清的送葬队伍是难以想象的。棺材放在一辆普通半车上,上面用香蕉叶搭了个篷顶,雨水不断地落下,车轮经常陷在泥里,篷顶勉强没垮。一股股悲凉的雨水掉到盖着棺材的旗帜上,把旗帜都浸得透湿了;这是一面布满硝烟和血迹的战斗旗帜,更加荣耀的老军人是不会要它的,棺材上放着一把银丝和铜丝穗子的军刀,从前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为了空手走进阿玛兰塔的缝纫室,挂在客厅衣架上的就是这把军刀。棺材后面,在泥浆里啪呛啪哒走着的,是在尼兰德投降以后活下来的最后几名老军人,他们卷着裤腿,有的甚至光着脚,一只手拄着芦苇杆,另一只手拿着雨水淋得变了色的纸花圈。这象是幽灵的队伍,在仍以奥雷连诺上校命名的街上,他们好象按照口令一样齐步走过,掉头看了看上校的房子,然后拐过街角,到了广场——在这儿他们不得不请人帮忙,因为临时搭成的柩车陷在泥里了。乌苏娜要求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扶她到门边去。谁也不能怀疑她看见了什么,因为她那么注意地望着送葬队伍,柩车在泥坑里左右摇晃,她象报告佳音的天使们一样伸出的一只手也左右挥动。

    “再见吧,格林列尔多,我的孩子,”乌苏娜叫了一声。“向咱们的人转达我的问候吧,并且告诉他们,天一晴我就要去看望他们了。”

    奥雷连诺第二把为祖母扶回床上,用往常那种不礼貌的态度问她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那是真的,”乌苏娜回答。“雨一停,我就要去了。”

    淹没街道的泥流引起了奥雷连诺第二的不安。他终于担心起自己的牲畜,把一块油布披在头上,就到佩特娜·柯特家里去了。佩特娜.柯特站在院里齐腰深的水中,正在推动一匹死马。奥雷连诺第二拿着一根木棍帮助她。胀鼓鼓的巨大尸体象钟摆一样晃晃荡荡,立亥就被泥流卷走了。大雨刚一开始,佩特娜.柯特就在清除院子里死了的牲畜。最初几个星期,她曾捎信给奥雷连诺第二,要他迅速采取什么措施,可他回答说,不必着急,情况并不那么坏,雨一停,他就想办法。佩特娜·柯特又请人告诉他,牧场给淹没了,牲口都跑到山里去了,它们在那儿没有吃的,还会被豹子吃掉,或者病死。“甭担心,”奥雷连诺第二回答她。“只要雨停,其他的牲畜又会生下来了。”在佩特娜.柯特眼前,牲畜成群死去,她好不容易才把陷在泥淖里的剁成了块。她束手无策地望着洪水无情地消灭了她的财产--以前被认为是马孔多最可靠的财产,现在剩下的只是臭气了。当奥雷连诺第二终于决定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时,他在畜栏的废墟里仅仅发现了一匹死马和一匹衰竭的骡子。佩特娜·柯特见他来了,既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或怨恨,光是讥笑了一声。

    “欢迎光临!”佩特娜·柯特说。睡得好吗?”也没有人问过她,哪怕出于礼貌,她为什么那么苍白,醒来以后她的眼睛下面为什么会有青紫斑,当然啰,尽管她没指望这家人的任何照顾,归根到底,他们总把她看做是一个障碍,看做是从炉灶上取下热锅的一块破布,看做是一个乱涂墙壁的蠢货,这家人总是背地里说她的坏话,把她叫做伪善者,叫做法利赛人(注:《新约》里所谓的伪善者),叫做假惺惺的人,甚至阿玛兰塔——愿她安息吧——还大声地说,她菲兰达是一个荤素不分的人(注:意指大斋禁忌期间也不忘男女关系的人)——仁慈的上帝,这是什么话啊——她服从上帝的意志,屈辱地忍受了一切,可是她再也不能忍耐了,因为霍·阿卡蒂奥第二这个混蛋说,家庭毁灭了,因为家里放进了一个山地女人,试想一下吧,一个专横跋扈的山地女人,——上帝啊,宽恕我的罪孽吧,——一个狗杂种的山地女人,就象政府派来屠杀工人的那帮山地人一样——真难设想——他说的就是她菲兰达,阿尔巴公爵的教女,名门出身的女人,总统夫妇都羡慕她,一个纯种的贵族女人,她有权用十一个西班牙名字签字,她在这个杂种的小镇上是唯一正经的女人,摆着十六套餐具的桌子也难不倒她,而她那通奸的丈夫却笑得要死地说,需要这么多刀叉、匙子和茶勺的不是人,而是娱蚣,可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应当送上白酒,用哪一只手,斟在什么杯子里;什么时候应当送上红酒,用哪一只手,斟在什么杯子里,那个乡巴佬阿玛兰塔却不一样——愿她安息吧,——她认为白酒是白天喝的,而红酒是晚上喝的,她菲兰达是唯一到过整个沿海地带的,可以夸口说,她只能在金便盆里撒尿,而那个可恶的共济会会员,奥雷连诺上校——愿他安息吧,——竟敢粗鲁地问她,她为什么得到了这种特权,她拉屎拉出的是不是菊花,你瞧,他竟说出这种话来,——而雷纳塔呢,她自己的女儿,却偷看她在卧室里大便,然后说便盆确实完全是金的,上面还有许多徽记,可里面是普通的大便,最寻常的大便,甚至比寻常的大便还糟糕——山地人的大便——你瞧,这是她自己的女儿;说实在的,她对家中其他的人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无论如何,有权期待丈夫的一点儿尊重,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她合法的配偶,她的主子,她的保护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和上帝的意志承担了重大的责任,把她从父母的家里弄来,她本来在那儿无忧无虑地生活,她编织花圈不过是为了消磨时光,因为她的教父捎了一封信给她,信上是他亲手签名的,而且用他的宝石戒指盖了个火漆印,信里说他教女的双手生来不是从事尘世劳动的,而是为了弹钢琴的,然而这个无情的家伙——她的丈夫,虽然临行时得到过好心的劝说和警告,却从她父母家中把她带到这个地狱里来,这儿热得喘不上气,而且她还来不及遵守斋期的节欲规定,他已经拎起他的流动衣箱和讨厌的手风琴,去跟他的姘头——那个不要脸的淫妇——住在一起了,只要看看她的屁股——也就是说,看看她扭动她那母马似的大屁股,立刻就能知道这是个什么货色,是个什么畜生,——跟她菲兰达恰恰相反,她菲兰达在家里,在猪圈里,在桌边,在床上,都是个天生的好女人,敬畏神灵,奉公守法,顺从命运,她当然不能去干各种肮脏的事儿,能干那些龌龊勾当的自然只有那个婊子,她象法国妓女一样什么都干得出来,甚至比法国妓女恶劣一千倍,法国妓女干得正大光明,至少还在门上挂个红灯,可他却对她菲兰达忘恩负义,她菲兰达是雷纳塔.阿尔戈特夫人和菲兰达.德卡皮奥先生唯一钟爱的女儿,尤其她父亲是个虔诚的人,真正的基督徒,获得过“圣墓(注:耶稣的墓)勋章”;由于上帝的特殊恩惠,他们在坟墓里不会腐烂,皮肤还会象新娘的缎子衣服那么光洁,眼睛还会象绿宝石那么晶莹透亮。

    “这说得不准确,”奥雷连诺第二打断她。“人家把你父亲送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臭得相当厉害了。”

    他耐着性子听了整整一天,最后才揭穿菲兰达说得不准。菲兰达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降低了嗓门。这天吃晚饭的时候,她那恼怒的聒噪声把雨声都给压住了。奥雷连诺第二耷拉着脑袋,坐在桌边,吃得很少,很早就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第二天早餐时,菲兰达浑身发抖,显然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她反复回忆过去受到的委屈,似乎已经精疲力尽。然而,奥雷连诺第二问她能不能给他一个煮熟的鸡蛋时,她不只是说前一个星期就没有鸡蛋了,而且尖酸刻薄地指摘一帮男人,说他们只会把时间用来欣赏自己肮脏的肚脐眼,然后恬不知耻地要求别人把百灵鸟的心肝给他们送上桌子。奥雷连诺第二照旧和孩子们一起浏览百科全书里的图画,可是菲兰达假装拾掇梅梅的卧室,其实她只想让他听见她唠叨,自然啰,只有失去了最后一点羞耻心的人才会告诉天真无邪的孩子,仿佛百科全书里有奥雷连诺上校的画像。白天午休时刻,孩子们睡觉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坐在长廊上,可是菲兰达又在那儿找到了他,刺激他,揶揄他,在他周围转来转去,象牛虻一样不停地轰轰嗡嗡,说了又说,家里除了石头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而她漂亮的丈夫却象波斯苏丹那么坐着,盯着下雨,因为他是个懒汉、食客、废物、孱头,靠女人过活已经习惯了,以为他讨了约拿的老婆(不祥之人,带来坏运气的人),那个女人只要听听鲸鱼的故事就满足了。奥雷连诺第二听菲兰达罗唆了两个多小时,无动于衷,象个聋子。他一直没有打断她的絮聒,直到傍晚才失去了耐心。她的话象鼓声似地震动着他的脑筋。

    “看在基督的面上,请你住嘴。”他央求道。

    菲兰达提高嗓门回答:“我不住嘴,”她说。“谁不愿意听我的话,就让他滚蛋。”这下子,奥雷连诺第二按捺不住了。他慢慢地站立起来,仿佛想伸个懒腰似的,平静而恼怒地从架子上拿起一个个秋海棠、欧洲蕨、牛至花盆,一个个地摔在地上,砸得粉碎。菲兰达吓坏了——她直到此刻还不明白她的气话包含着多么可怕的力量。奥雷连诺第二突然不可遏制地感到自由了,发狂地击碎了玻璃橱,从里面拿出一个个杯盘碗盏,不慌不忙地都把它们往地上扔。他的样儿平平静静,神情严肃、专注,而且象从前用钞票裱糊房子那么仔细,把波希米亚水晶玻璃器皿、手绘彩色花瓶、蔷薇船美女图、金框镜子都往墙上砸,凡是这座房子——从客厅到储藏室——可以砸碎的东西都在墙上砸得稀烂。最后落到他手里的是厨房里立着的一个大瓦罐。象炸弹爆炸一样,这只瓦罐轰隆一声在院子里砸成了无数碎片。最后,奥雷连诺第二洗了洗手,披上油布就出门去了,可是半夜以前又回来了,带来了几大块青筋嶙嶙的腌肉、几袋大米、玉米和象鼻虫(注:可以食用的一种害虫),还有几串干瘪的香蕉。从这时起,家里就不缺少吃的了。

    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小奥雷连诺忆起下雨的那些年月,都觉得那是他俩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候。尽管菲兰达禁止,他俩还是在院子的泥潭里啪哒啪哒走着玩儿,捉到了蜥蜴就把它们肢解,并且在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注意不到的时候,悄悄地把蝴蝶翅膀上的粉末撒到锅里,假装在汤里下毒。乌苏娜是他们最喜爱的玩具。他们拿她当做老朽的大玩偶,把她从一个角落拖到另一个角落,给她穿上花衣服,在她脸上涂抹油烟,有一次差点儿用修剪花木的剪刀扎破了她的眼睛,就象对付癫蛤蟆那样。老太婆神志恍惚的时候,他俩特别开心。下雨的第三年,乌苏娜脑子里显然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她逐渐失去了现实感,把现时和早就过去的生活年代混在一起,伤心地号啕大哭了整整三天,哀悼一百多年前埋掉的她的曾祖母佩特罗尼娜·伊古阿兰。她的脑海里一切都搅乱了:她把小奥雷连诺当做是去参观冰块时的儿子——奥雷连诺上校,而把神学院学生霍·阿卡蒂奥错看成她那跟吉卜赛人一起跑掉的头生子。乌苏娜大谈特谈自己的家庭,孩子们就假想出一些亲戚来看望她,这些亲戚不仅是许多年前去世的,而且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她的头发给撒上了灰,眼睛系上了一块红手绢,可她坐在床上,和亲戚们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小奥雷连诺细致地描绘这些亲戚,仿佛真的看见了他们似的。乌苏娜跟自己的远祖闲聊她出生之前的那些事情,对他们告诉她的那些消息很感兴趣,跟他们一块儿哀悼在这些想象的客人已经死后的那些亲戚。孩子们很快发现,乌苏娜极力想弄清楚一个人,那个人在战争时期有一次曾把圣约瑟夫的等身石膏像带到这儿,要求存放到雨停以后就把它取走。于是,奥雷连诺第二想起了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那个地方只有乌苏娜一个人知道,但他的一切探问和诡计都没有奏效,因为,她在梦幻的迷宫里瞎闯,似乎仍有足够的理智来保守自己的秘密;她拿定了主意,谁能证明自己是财宝的真正主人,她就把秘密告诉谁。乌苏娜是那么机灵和固执,奥雷连诺第二试图拿自己的一个酒友冒充财宝的主人,她便向他作了细致的盘问,设置了许多不易觉察的陷阱,就把冒充者戳穿了。

    相信乌苏娜将把自己的秘密带进坟墓,奥雷连诺第二就雇了一些掘土工人,好象要在庭院和后院挖排水沟似的,他自己则拿着一根铁钎在地上打眼试探,并且用各种金属探测器到处勘察,可是经过三个月疲劳的勘探,没有发现任何金子似的东西。随后,他认为纸牌比掘土工人更有眼力,就去找皮拉·苔列娜帮忙,但她向他解释,除非乌苏娜亲手抽牌,否则任何企图都是无用的。不过,她毕竟肯定了财宝的存在,甚至准确地说出这批财宝包括七千二百十四个金币,是装在三只帆布口袋里的,口袋上系了铜丝,埋藏在半径为一百二十公尺的范围之内,乌苏娜的床铺就是半径的中心。然而皮拉·苔列娜警告说,要等雨停了,连续三个六月的太阳把成堆的泥土变成了灰尘,才能弄到财宝。奥雷连诺第二觉得这些说法既玄奥又含糊,犹如鬼怪故事,于是立即决定继续探索,虽然现在已是八月,要符合预言的条件至少还有三年,有一种情况特别使他惊异,甚至叫他莫名其妙,那就是从乌苏娜的床铺到后院篱垣的距离正好是一百二十公尺。菲兰达看见奥雷连诺第二测量房间,听到他吩咐掘土工人把沟再挖深一公尺,她就生怕她丈夫象他兄弟那样疯了。

    他怀着一种“勘探热”,这种“勘探热”象他的曾祖父去寻找伟大发明时一样,耗尽了自己最后剩下的脂肪,从前和孪生兄弟相似之处就又突出了:不仅瘦骨嶙嶙的身体,而且漫不经心的眼神和孤僻的样儿,都象霍·阿卡蒂奥第二。他不再关心孩子们,他从头到脚满是污泥,该吃饭的时候,就坐在厨房角落里吃,而且勉强回答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偶然提出的问题。菲兰达看见奥雷连诺第二拼命干活(这种拼命精神是她以前在他身上没有料到的),就把他的狂热看做是爱好劳动,把他的黄金梦看做是忘我精神,把他的顽固看做是坚定。现在她一想起,为了使他摆脱消极状态,在他前面说过一些刻薄话,就感到良心的谴责。可是奥雷连诺第二这时顾不上原谅与和解。他立在齐颈的枯枝败叶和烂花莠草的泥坑里,在花园里不停地挖呀挖呀,最后挖到了庭院和后院,就这样深深地挖空了长廊东边的地基,有一天夜里,家里的人被地下发出的震动声和折裂声惊醒起来;他们以为是地震,其实是三个房间的地面塌陷了,长廊的地面出现很长的裂缝,裂缝一直到了菲兰达的卧室。然而奥雷连诺第二并不放弃自己的勘探。尽管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似乎只有依靠纸牌的预卜了,但他加固了摇摇欲坠的房基,用石灰浆填满了裂缝,又在房屋两边继续挖掘。在这儿,他挖到了下一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雨终于开始停息。雨云消散,每一天都可能放晴了。事情果然如此。星期五下午两点,吉祥的红太阳普照大地,它象砖头一样粗糙,几乎象水那样清澈。从这一天起,整整十年没有下雨。

    马孔多成了一片废墟。街道上是一个个水潭,污泥里到处都露出破烂的家具和牲畜的骸骨,骸骨上长出了红百合花一-这是一群外国佬最后的纪念品,他们匆忙地来到马孔多,又匆忙地逃离了马孔多。“香蕉热”时期急速建筑起来的房屋已经抛弃了。香蕉公司运走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在铁丝网围着的小镇那儿,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那一座座木房子,从前每天傍晚凉台上都有人无忧无虑地玩纸牌,也象被狂风刮走了,这种狂风是未来十二级飓风的前奏;多年以后,那种飓风注定要把马孔多从地面上一扫而光。在这一次致命的狂风之后,从前这儿住过人的唯一证明。是帕特里西娅.布劳恩忘在小汽车里的一只手套,小汽车上爬满了三色堇。霍.阿布恩蒂亚建村时期勘探过的“魔区”,嗣后香蕉园曾在这儿繁荣起来,现在却是一片沼泽,到处都隐藏着烂掉的树根,在远处露出的地平线上,这片海洋在好几年中仍然无声地翻着泡沫。第一个礼拜日,奥雷连诺第二穿着干衣服,出门看见这个市镇的样子,感到十分惊愕。雨后活下来的那些人——全是早在香蕉公司侵入之前定居马孔多的人——都坐在街道中间,享受初露的阳光。他们的皮肤仍象水藻那样微微发绿,下雨年间渗进皮肤的储藏室霉味还没消失可是他们脸上却露出愉快的微笑,因为意识到他们土生土长的市镇重新属于他们了。辉煌的土耳其人街又成了昔日的样子,从前,那些浪迹天涯的阿拉伯人,穿着拖鞋,戴着粗大的金属耳环,拿小玩意儿交换鹦鹉,在千年的流浪之后在马孔多获得了可靠的栖身之所。现在,下雨时摆在摊子上的货品已经瓦解,陈列在商店里的货品已经发霉,柜台已被白蚁弄坏,墙壁已给潮气侵蚀,可是第三代的阿拉伯人却坐在他们的祖辈坐过的地方,象祖辈一样的姿势,默不吭声,泰然自若,不受时间和自然灾害的支配,死活都象患失眠症以后那样,或者象奥雷连诺上校的三十二次战争以后那样。面对着毁了的赌桌和食品摊,面对着残存的靶场,面对着人们曾在那里圆梦和预卜未来的一片瓦砾的小街小巷,阿拉伯人依然精神饱满,这使奥雷连诺第二觉得惊异,他就用往常那种不拘礼节的口吻询问他们,他们依靠什么神秘的力量才没给洪流冲走,没给大水淹死;他从这家走到那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到处都遇到同样巧妙的微笑。同样沉思的目光以及同样的回答:“我们会游泳。”

    在全镇其他的居民中,仅仅佩特娜·柯特一个人还有阿拉伯人的胸怀。畜栏和马厩在她眼前倒塌了,但她没有泄气,维持了自己的家。最近一年,她一直想把奥雷连诺第二叫来,写了一张张字条给他,可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哪一天回到她的家里,但是不管怎样,他准会带着一袋金币到她家里,用它们来铺卧室的地面。

    那时她就冥思苦想,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帮助她忍受苦命的力量,但她在心里找到的只是愤恨,一种公正的、无情的愤恨,于是她发誓要恢复情人浪费的和暴雨毁掉的财产。她的决心是那么坚定,奥雷连诺第二收到最后一张字条之后过了八个月,终于来到了佩特娜·柯特家里,女主人脸色发青,披头散发,眼睛凹陷,皮肤长了疥疮,正在一片片纸儿上写号码,想把它们做成彩票。奥雷连诺第二不胜惊讶,默不做声地站在她面前,他是那么瘦削和拘谨,佩特娜·柯特甚至觉得,她看见的不是跟她度过了整整一生的情人,而是她的孪生兄弟。

    “你疯啦,”他说。“你想用什么抽彩?难道用尸骨吗?”

    于是,她要他到卧室里去看看,他看见了一匹骡子。骡子象它的女主人一样瘦骨嶙峋,但也象她一样坚定、活跃。佩特娜.柯特拼命饲养它,再也没有干草、玉米或树根的时候,她就把它安顿在她的卧室里,让它去嚼棉布床单、波斯毯子、毛绒被子、丝绒窗帘以及主教床上的帐幔,这种帐幔是金线刺绣的,装饰了丝线做成的穗子。

     第十七章

    八月里开始刮起了热风。这种热风不但窒息了玫瑰花丛,使所有的沼泽都干涸了,而且给马孔多生锈的锌板屋顶和它那百年杏树都撒上了一层灼热的尘土。下雨的时候,乌苏娜意识中突发的闪光是十分罕见的,但从八月开始,却变得频繁了。看来,乌苏娜还要过不少日子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在雨停之后死去。她知道自己给孩子们当了三年多的玩偶,就无限自怜地哭泣起来。她拭净脸上的污垢,脱掉身上的花布衣服,抖掉身上的干蜥蜴和癞蛤蟆,扔掉颈上的念珠和项链,从阿玛兰塔去世以来,头一次不用旁人搀扶,自己下了床,准备重新投身到家庭生活中去。她那颗不屈服的心在黑暗中引导着她。无论谁看到她那颤巍巍的动作,或者突然瞧见她那总是伸得与头一般高的天使似的手,都会对老太婆弱不禁风的身体产生恻隐之心,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乌苏娜的眼睛完全瞎了。但这并没有妨碍乌苏娜发现,她从房子第一次改建以来那么细心照料的花坛,已被雨水冲毁了,又让奥雷连诺第二给掘过了,地板和墙壁裂开一道道缝,家具摇摇晃晃,全褪了色,房门也从铰链上脱落下来。家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消沉和沮丧的气氛。乌苏娜摸着走过一间间空荡荡的卧室时,传进她耳里的只是蚂蚁不停地啃蚀木头的嗞嗞声。蛀虫在衣柜里的活动声和雨天滋生的大红蚂蚁破坏房基的安全声。有一次,她打开一只衣箱,箱子里突然爬出一群蟑螂,里面的衣服几乎都被它们咬破了,她不得不求救似的把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叫来。“在这样的废墟上怎能生活呢?”她说。“到头来这些畜生会把咱们也消灭的,”从这一天起,乌苏娜心里一刻也没宁静过。清早起来,她便把所有能召唤的人都叫来帮忙,小孩子也不例外。她在太阳下晒干最后一件完好无损的外套和一些还可穿的内衣,用各种毒剂突然袭击蟑螂,赶跑它们,堵死门缝和窗框上白蚂蚁开辟的一条条通路,拿生石灰把蚂蚁直接闷死在洞穴里。由于怀着一种力图恢复一切的狂热愿望,乌苏娜甚至来到那些被遗忘的房间跟前。她先叫人清除了一个房间里的垃圾和蜘蛛网,在这个房间里,霍·阿.布恩蒂亚曾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寻找过点金石。接着,她又亲自把士兵们翻得乱七八糟的首饰作坊整理一番;最后,她要了梅尔加德斯房间的钥匙,打算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可是霍.阿卡蒂奥第二在自己死亡之前是绝对禁止人们走进这个房间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尊重他的意愿,试图用一些妙计和借口促使乌苏娜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老太婆固执己见,决心消灭房中偏僻角落里的虫子,毅然决然地排除了她碰到的一切困难,三天之后便达到了目的——打开了梅尔加德斯的房间。房间里发出冲鼻的臭气,乌苏娜抓住门框,才站稳了脚跟。然而她立即想起,这房间里放着为梅梅的女同学买的七十二只便盆,想起最初的一个雨夜里,士兵们为了寻找霍·阿卡蒂奥第二,搜遍了整座房子,始终没有找到。

    “我的天啊!”她若看得见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一切,准会这样惊叫一声。“我花了那么多力气教你养成整洁的习惯,可你却在这儿脏得象只猪。”

    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继续考证羊皮纸手稿。他那凌乱不堪、又长又密的头发垂到了额上,透过头发只望得见微绿的牙齿和呆滞的眼睛。听出曾祖母的声音,他就朝房门掉过头去,试图微笑一下,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重复了乌苏娜从前讲过的一句话。

    “你在想什么呢?”他叨咕道。“时光正在流逝嘛。”

    “当然,”乌苏娜说,“可毕竟是…”

    这时,她忽然想起奥雷连诺上校在死刑犯牢房里也曾这么回答过她。一想到时光并没有象她最后认为的那样消失,而在轮回往返,打着圈子,她又打了个哆嗦。然而这一次乌苏娜没有泄气。她象训斥小孩儿似的,把霍·阿卡蒂奥第二教训了一顿,逼着他洗脸、刮胡子,还要他帮助她完成房子的恢复工作。自愿与世隔绝的霍·阿卡蒂奥第二,想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使他得到宁静的房间就吓坏了。他忍不住叫嚷起来,说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离开这儿,说他不想看到两百节车厢的列车,因为列车上装满了尸体,每晚都从马孔多向海边驶去。“在车站上被枪杀的人都在那些车厢里,三千四百零八个。”乌苏娜这才明白,霍·阿卡蒂奥第二生活在比她注定要碰上的黑暗更不可洞察的黑暗中,生活在跟他曾祖父一样闭塞和孤独的天地里。她不去打扰霍·阿卡蒂奥第二,只是叫人从他的房门上取下挂锁,除留下一个便盆外,把其它的便盆都扔掉,每天到那儿打扫一遍,让霍·阿卡蒂奥第二保持整齐清洁,甚至不逊于他那长期呆在栗树下面的曾祖父。起先,菲兰达把乌苏娜总想活动的愿望看做是老年昏聩症的发作,勉强压住自己的怒火。可是就在这时,威尼斯来了一封信——霍·阿卡蒂奥向她说,他打算在实现终身的誓言之前回一次马孔多。这个好消息使得菲兰达那么高兴,她自己也开始从早到晚收拾屋子,一天浇四次花,只要老家不让她的儿子产生坏印象就成。她又开始跟那些没有见过的医生通信,并且把欧洲蕨花盆、牛至花盆以及秋海棠花盆都陈列在长廊上,很久以后乌苏娜才知道它们都让奥雷连诺第二在一阵破坏性的愤怒中摔碎了。后来,菲兰达卖掉了一套银制餐具,买了一套陶制餐具、一些锡制汤碗和大汤勺,还有一些锡制器皿;从此,一贯保存英国古老瓷器、波希米亚水晶玻璃器皿的壁橱,就显得很可怜了。可是乌苏娜觉得这还不够。“把门窗都打开吧,”她大声说。“烤一些肉,炸一些鱼,买一些最大的甲鱼,让外国人来作客,让他们在所有的角落里铺床,干脆在玫瑰花上撒尿,让他们坐在桌边,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让他们连打响嗝、胡说八道,让他们穿着大皮鞋径直闯进一个个房间,把到处都踩脏,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干他们愿干的一切事儿,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驱除破败的景象。”可是乌苏娜想干的是不可能的事。她已经太老了,在人世间活得太久了,再也不能制作糖动物了,而子孙后代又没继承她那顽强的奋斗精神。于是,按照菲兰达的吩咐,一扇扇房门依然紧紧地闭着。

    这时,奥雷连诺第二又把自己的箱子搬进了佩特娜·柯特的房子,他剩下的钱只够勉强维持全家不致饿死。有一次抽骡子彩票时赢了一笔钱,奥雷连诺第二和佩特娜·柯特便又买了一些牲畜,开办了一家简陋的彩票公司。奥雷连诺第二亲自用彩色墨水绘制彩票,竭力使它们具有尽可能令人相信的迷人模样,然后走家串户地兜售彩票。也许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不少人买他的彩票是出于感激的心情,大部分人则是出于怜悯心。然而,即使是最有怜们心的买主,也都指望花二十个生丁赢得一头猪,或者花三十二个生丁赢得一头牛犊。这种指望把大家搞得挺紧张,以致每星期二晚上佩特娜·柯特家的院子里都聚集了一群人,等待一个有幸被选出来开彩的小孩子刹那间从一只布袋里抽出中彩的号码。这种集会很快变成了每星期一次的集市。天一黑,院子里便摆了一张张放着食品和饮料的桌子,许多幸运的人愿意宰掉赢得的牲畜供大家享受,但是有个条件:别人得请些乐师来,并且供应伏特加酒;这样,奥雷连诺第二只好违背自已的意愿,重新拿起手风琴,并且勉强参加饕餐比赛。昔日酒宴上这些无聊的作法,使得奥雷连诺第二认识到,他以往的精力已经耗尽,过去那种主宰者和舞蹈家的创造才能也已枯竭。是的,他变了。有一天,他向“母象”挑战,他夸口说他能承担一百二十公斤的重量,结果不得不减为七十八公斤,他那淳厚的脸庞,本来就由于喝醉了酒而肿胀起来,现在犹如扁平的甲鱼嘴脸,一位长就变得好似鬣蜥的嘴脸了。沮丧和疲惫混杂的神色也一直没从他的脸上消失过。可是佩特娜.柯特还从来没象现在这样强烈地爱过奥雷连诺第二,可能是因为她把他的怜悯和两人在贫穷中建立的友情当成了爱情。现在,他们恋爱用的旧床已经破得摇摇晃晃,逐渐变成了他们秘密谈心的地方,那些照出他们每个动作的镜子已经取下来卖掉,卖得的钱购买了一些专供抽彩用的牲畜,那些细布被单和能激起情欲的绒被也已经被骡子嚼坏。一对昔日的情人,两个因为失眠而感到痛苦的老人,每天怀着一种纯洁的心情,直到深夜还精神抖擞,便把从前剧烈消耗体力的时间用来算票据账和钱。有时,他们一直坐到拂晓鸡啼,把钱分成若干小堆,一个个硬币不时从这一小堆挪到那一小堆,为的是这一小堆够菲兰达花销;那一小堆够阿玛兰塔·乌苏娜买一双皮鞋;另一小堆给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因为从混乱时期起她是从来没有更新过衣着的,还有一小堆够订购乌苏娜的棺材,以防她一旦去世,再一小堆够买咖啡,一磅咖啡每隔三星期就要上涨一个生丁;另一小堆够买砂糖,砂糖的甜味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淡了,那一小堆够买雨停后还没晒干的劈柴;这一小堆够买绘制彩票的纸张和彩色墨水;而额外的一小堆够还四月份的一次彩票钱,因为那一次所有的彩票几乎都已卖掉,不料母牛犊身上出现了炭疽症状,只是奇迹般地抢救出了它的一张皮。奥雷连诺第二和佩特娜.柯特的接济带有一种明显的特点,总是把较大的一部分给菲兰达,他们这么做倒不是由于良心的谴责,也不是为了施舍,而是他们认为菲兰达的幸福比自己的更为珍贵。事实上,他俩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们关心菲兰达,简直就象关心自己的女儿一样,因为他们一直想有一个女儿,结果却没想成。有一次,为了给菲兰达买一条荷兰亚麻布台布,他们整整吃了三天老玉米粥。但不管他们怎么操劳,也不管他们赚了多少钱,使用了多少心计,每天夜里,得到他们爱护的天使照样累得一下子就睡着了,也不等他们为了使钱够维持生活,把钱的分配和硬币的挪动工作结束。谁知钱永远攒不够,在为失眠感到苦恼的时候,他们不禁自问,这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为什么牲畜繁殖得不象早先那么多,为什么握在手里的钱竟会贬值,为什么不久前还能无忧无虑地点燃一叠钞票跳孔比阿巴舞(注:男人手执蜡烛的一种舞蹈。)的人,如今大声嚷嚷,说他们在光天化日下遭到了抢劫,虽然向他们索取的不过是可怜的二十个生丁,以便让他们参加一次用六只鸡作奖品的抽彩。奥雷连诺第二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祸根并不在周围世界,而是在佩特娜·柯特那不可捉摸的隐蔽的内心里。在发大水时,不知什么东西挪动了一下位置,于是牲畜便染上了不孕症,钱也开始象水一样流掉。奥雷连诺第二不禁对这个秘密产生了兴趣,以深邃的目光窥视了一下佩特娜·柯特的内心,可是就在他寻找收获的时候,突然遇上了爱情。他试图从自私的目的出发激起佩特娜·柯特的热情,最后却是自己爱上了她。随着他那股柔情的增长,佩特娜·柯特也越来越强烈地爱着奥雷连诺第二。这一年的深秋,她又孩子般天真地恢复了对“哪儿有贫穷,哪儿就有爱情”这句谚语的信念。现在,回忆起往年穷奢极侈的酒宴和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不免感到羞愧和懊悔,抱怨两人为最终获得这座无儿无女的孤独天堂所花的代价太大,在那么多年没有生儿育女的同居之后,他俩在热恋中奇迹般地欣然发现,餐桌边的相爱比床上的相爱毫不逊色。他们感到了这样一种幸福:虽然精力衰竭,上了年纪,却依然能象家兔那样嬉戏,象家犬那样逗闹。

    从一次次抽彩中赚得的钱并没增加多少。最初,每星期有三天,奥雷连诺第二把自己关在经营牲畜的老办事处里,绘制一张又一张彩票,按照抽彩要发的奖,维妙维肖地绘出一头火红色的母牛、三头草绿色的乳猪或者一群天蓝色的母鸡,还悉心地用印刷体字母标上公司名称:“天意彩票公司”,那是佩特娜·柯特为公司起的名称。后来,他一星期不得不绘制二千多张彩票,不久他感到实在太累,便去定做了一些刻有公司名称、牲畜画像和号码的橡皮图章。从此,他的工作只是把图章在浸透了各种彩色墨水的印垫上蘸湿,再盖在一张张彩票纸上。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奥雷连诺第二忽然想用谜语代替彩票上的号码,并在猜中谜语的那些人之间平分奖品。可是这种做法太复杂,再说,它又容易引起各种可能有的怀疑,在第二次试行之后,他就只好放弃了。

    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奥雷连诺第二都在为巩固彩票公司的威望忙碌,他差不多没剩下什么时间去看望孩子们。菲兰达干脆把阿玛兰塔·乌苏娜送进一所一年只收六名女生的私立学校,却不同意小奥雷连诺去上私立学校。她允许他在房子里自由地游逛,这种让步已经太大了,何况当时学校只收合法出生的孩子,父母要正式举行过宗教婚礼,出生证明必须和橡皮奶头一起,系在人们把婴儿带回家的那种摇篮上,而小奥雷连诺偏偏列入了弃婴名单。这样,他就不得不继续过着闭塞的生活,纯然接受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和乌苏娜在神志清醒时的亲切监督。在聆听了两个老太婆的各种介绍之后,他了解的只是以房屋围墙为限的一个狭窄天地。他渐渐长成一个彬彬有礼、自尊自爱的孩子,生就一种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有时使成年人都不知所措,跟少年时代的奥雷连诺上校不同的是,他还没有明察秋毫的敏锐目光,瞧起什么来甚至有些漫不经心,不时眨巴着眼睛。阿玛兰塔.乌苏娜在学校里念书时,他还在花园里挖掘蚯蚓,折磨昆虫。有一次,他正把一些蝎子往一只小盒子里塞,准备悄悄扔进乌苏娜的铺盖,不料菲兰达一把抓住了他;为了这桩事,她把他关在梅梅昔日的卧室里。他为了寻找摆脱孤独的出路,开始浏览起百科全书里的插图来。在那儿他又碰上了乌苏娜,乌苏娜手里拿着一束荨麻,正顺着一个个房间走动,一边往墙壁上稍稍撒点圣水。尽管她已经多次跟他相遇,却依然问他是谁。

    “我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他说。

    “不错,”她答道。“你已经到了开始学做首饰的时候啦。”

    她又把他错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代替暴雨使她神智清醒了一阵子的热风刚刚过去。老太婆的判断又不清楚了。走进卧室,她好象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些跟她交往过的人:佩特罗尼娜·伊古阿兰令人注目地穿着一条华丽的钟式裙,披着一块用珠子装饰的绣花披肩,都是她出入上流社会时的装束;瘫痪的外祖母特兰吉林娜·马里雅·米尼亚塔·阿拉柯克·布恩蒂亚庄重地坐在摇椅里,挥着一把孔雀羽毛扇;那儿还有乌苏娜的曾祖父——奥雷连诺·阿卡蒂奥·布恩蒂亚——穿着一套总督禁卫军的制服,她的父亲奥雷连诺·伊古阿兰(牛虻的幼虫一听到他作的祷文就会丧命),从牛背上摔下来;此外还有她那位笃信神灵的母亲;长着一条猪尾巴的堂弟霍塞·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他那些已故的儿子们——他们一个个都端坐在沿墙摆着的椅子上,仿佛不是来作客,而是来听安魂祈祷的。她开始娓娓动听地跟他们谈话,讨论一些在时间和地点上彼此都无联系的事情。从学校回来的阿玛兰塔·乌苏娜,看厌了百科全书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走进她的卧宝时,也常常见她坐在床上大声地自言自语,在回忆死者的迷宫里瞎碰乱撞。有一次,她突然拉开吓人的嗓子,叫喊起来:“失火啦!”喊声惊动了整座房子。事实上,她回忆起了自己四岁时见到的一次马厩失火。她就这样把过去跟现在混在一起。没死之前,她还有过两三次神智清醒的时候,但即使在那种时候,大概谁也不知道她讲的是此时此刻的感觉,还是对往事的回忆,乌苏娜渐渐枯槁了,还没死就变成了一具木乃伊,在她一生最后的几个月里,干瘪得犹如掉在睡衣里的一块黑李子干,她那只总是僵硬的手也变得好象长尾猴的爪子。她可以整整几天呆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只好把她摇了又摇,在确信她还活着之后,就让她坐在自己膝上,喂她一小匙糖水。这时,乌苏娜看上去就象一个获得新生的老太婆。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架起她,在卧室里拍着她,把她放在祭坛上,想证实一下她是否只比耶稣婴儿时稍大一点儿。有一天晚上,他们甚至把她藏在储藏室的一只柜子里,在那儿,她差一点让老鼠吃掉。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趁菲兰达正在做弥撒,他们又走进乌苏娜的卧室,一下子抬起她的头和脚。

    “可怜的高祖母,”阿玛兰塔·乌苏娜脱口而出,“她老死了。”

    乌苏娜猝然一动。

    “我还活着哩,”她反驳了一句。

    “你瞧,”阿玛兰塔·乌苏娜抑住笑声说:“呼吸都没有啦。”

    “我不是在讲话吗?”乌苏娜叫道。

    “连话也讲不动啦!”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说。“象一支蜡烛燃尽了。”

    在这明确的事实面前,乌苏娜只好屈服。“我的天呀!”她轻轻地感叹一声。“这就是死吗?”她不由得开始念祷文,这是一篇毫无联系的长祷文,持续了两天多,直到星期二终于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呓语:有向上帝的呼吁,也有殷切的教诲:要消灭红蚂蚁啦,否则房子就会轰隆一声倒塌;别让雷麦黛丝圣像前的神灯灭掉啦,别让布恩蒂亚家的任何一个人娶亲戚作妻子啦,不然生出的儿女会有一条猪尾巴。奥雷连诺第二总想利用她的呓语状态探出金子藏放的地方,可是他的一次次纠缠都无收获。“等主人回来以后,”乌苏娜说,“上帝会启示他,让他找到财宝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确信乌苏娜随时都可能与世长辞,因为这几天自然界出现了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玫瑰花忽然散发出阵阵苦艾味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不小心碰倒一只南瓜形碟子,碟子里撒落下来的菜豆种子在地板上组成一幅精确的海星几何图;有一天夜里,天空中骤然掠过一长串橙黄色的小光盘。

    果然,在耶稣蒙难周的星期四清早,乌苏娜去世了。在乌苏娜最后一次想靠家人帮助计算她究竟活了多少岁时——当时香蕉公司还在,——她就算过自己不小于一百一十五岁,但也不大于一百二十二岁。最后她被安放在一口小小的棺材里,棺材尺寸只比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睡过的摇篮稍大一点儿。参加葬礼的人寥寥无几,一则是许多人都已忘记了乌苏娜,二则是天气发疯似的热——那天晌午热得那么厉害,竟使鸟儿都迷失了方向:有的象一颗颗子弹飞快地钻进屋里,有的穿过窗上的铁丝网,死在一间间卧室里。

    最初,人们都认为鸟是死于瘟疫的。家庭主妇们忙拿出全身的劲儿,清扫房间里的死鸟——午休的时候鸟死得特别多:男人们则一车一车地把死鸟扔下河去。在明朗的基督复活节那一天,百岁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忽然在讲台上宣告说,他昨天夜里曾亲眼看见一个流浪的犹太人把瘟疫传到了鸟身上,他把流浪的犹太人描绘成一个公山羊和女异教徒的杂种,一个面目可憎的怪物,他的气息能使空气变得滚烫,他的出现能使年轻女人身怀怪胎。这些启示性的说教,并没有多少人当真,因为整个市镇的人都已确信,这位教区牧师由于年老变成了疯子。可是星期二清晨,一个妇女拼命的喊声把左邻右舍都惊醒起来——她发现了一些分成两瓣的爪印,这些爪印既清晰又鲜明,不知是属于哪一种两足动物的,凡是看到它们的人,谁也不怀疑它们是神父描绘的那种可怕的怪物留下的。于是每一家的院子里都设置了陷阱,没过多少日子,神秘的外来者就被逮住了,在乌苏娜死后两星期的一天半夜里,隔壁院子突然传来一阵吓人的恸哭声,犹如一头小公牛的哞哞叫声,吵醒了佩特娜·柯特和奥雷连诺第二。他俩连忙跑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群男人已把怪物从原先插在洞底、用于树叶遮住的尖桩上拖了下来,怪物再也不会叫了。它象一头大公牛那样吊挂着,尽管它的身材并没超过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伤口流着粘乎乎的绿血,全身都是爬满壁虱的粗毛和疥癣。跟神父看见的那个怪物不同的是,它的身体有些部分象人;但与其说它象人,还不如说它更象孱弱的天使;它有一双干净纤细的手,一对眼睛又大又朦胧,两个肩胛上伤痕累累、长着老茧的部分——显然是樵夫用斧头砍断的一对翅膀的残余。为了使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怪物,人们又把尸体倒挂在广场的一棵杏树上。等它开始腐烂时,就点起一堆火把它烧掉了,因为无法肯定:这个败类如果是个动物,就该扔到河里,如果是个基督徒,理应享受棺葬。就这样,人们依然不清楚鸟儿是否真的死在它手里;不过,正象神父所预言的,从此没有一个新娘不身怀怪胎,炎热也始终不见减退。

    年底,雷贝卡相继去世。三天前她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跟随她多年的女仆阿金尼达不得不向当局提出破门的请求。门一打开,只见雷贝卡歪着由于生癣而秃了顶的脑袋,躺在自己那张孤零零的床上,象小虾似地蜷缩着身子,嘴里还含着自己的一只大拇指。奥雷连诺第二独自承担了安葬事宜,他想把她的屋子整修一下,卖掉它。无奈这间屋子里渗透了毁灭的气息:油漆刚一涂上墙壁,就又剥落下来,用厚厚的一层石灰水也无法阻挡;杂草冒出了地面;房柱在闷热的常春藤包围中一根一根地腐烂。

    这就是雨停后马孔多的生活。萎靡迟钝的人哪里抵得住健忘症,这种健忘症使他们逐渐忘记了所有的往事。突然,在尼兰德投降周年纪念日那天,共和国总统的几个使者奉命来到了马孔多,无论如何要把奥雷连诺上校多次拒绝的勋章授予英雄的后代。使者们为了找到一个了解这些后代踪迹的人,整整辗转了一个晚上。奥雷连诺第二差点鬼迷心窍地接受那个勋章,以为它毕竟是纯金的。佩特娜.柯特却告诫他说,这将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他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尽管总统的代表们已经雇来乐队,在隆重的授勋仪式上的发言也已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吉卜赛人——最后一批继承梅尔加德斯学问的人,来到了马孔多。他们发现这个市镇荒芜不堪,它的居民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于是吉卜赛人又拿着一块块吸铁石,把它们充作巴比伦学者的最新发明,走家串户,而且又开始用放大镜聚集阳光。有不少好奇的人张大嘴巴,盯着脸盆跳下木架,锅子向吸铁石滚去;也有不少人准备付出五十个生丁,不胜惊讶地瞧着一个吉卜赛女人从嘴里取出假牙,接着又把它装回原处。在空荡荡的火车站旁,现在只有旧式蒸汽机车停留片刻,拖着几节不载人、不载货的黄色车厢——这就是昔日铁路上残留下来的一切,看不到一列客车载满旅客、挂着布劳恩先生的专用车厢,那种车厢里放着主教安乐椅,装着玻璃顶;也看不到一列货车,载着一百二十节车厢的水果,通宵达旦、络绎不绝地驶近车站。有一天,法官们来到马孔多,调查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关于离奇的瘟疫袭击鸟儿流浪的犹太人遇害的报告,正遇上可敬的神父在跟一群娃娃玩捉迷藏,他们便认定他的报告是老年人幻觉的结果,把他送进了痴人收容所。几天以后,奥古斯托·安格尔神父,一个最新炼丹术的专家,来到这个市镇,他一本正经、大胆粗鲁,一天几次亲手敲打各式各样的钟,使教徒的心灵一直处于振奋状态;他还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唤醒一个个贪睡的人去听弥撒。然而没过一年,奥古斯托·安格尔神父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他也无力抵御滞留在空气中的惰气,无力抵御滚烫的灰尘——它到处弥漫,使得一切都显出衰老的样子。热得不堪忍受的午休时刻,摆到午餐桌上的肉丸子,总要使他昏昏欲睡。

    乌苏娜死后,整座房子又变成了废墟。即使象阿玛兰塔·乌苏娜这么一个刚强的人,再过许多年也不可能把房子从废墟中搭救出来。那时,她将是一个成年妇女,毫无偏见,快快活活,富有时代感,脚踏实地,却依然不可能敞开门窗,驱散毁灭的气氛,不可能重建家园,不可能消灭在大白天放肆地顺着长廊爬行的红蚂蚁,不可能使布恩蒂亚家恢复那种已经消失的好客精神;这个家庭对闭关自守的偏爱,犹如一个不可逾越的拦河坝,屹立在乌苏娜风风雨雨的百年生活道路上,也占据了菲兰达的心灵。在热风停息之后,菲兰达不但拒不同意打开房门,还叫人把一个个木十字架钉在窗棂上,为的是遵从父母的遗教,活生生地埋葬自己。她跟没有见过的医生之间代价高昂的通信,也以彻底失败告终。在月经多次延期之后,菲兰达便在规定的那一天、那个时刻,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头朝北躺在床上,全身只盖一条白被单。到了半夜,她忽然感到有一条不知用什么冰冷的液体浸湿的餐布搁在自己脸上,醒来以后,只见太阳照进了窗户,她那肚子上的一块弧形伤疤正在泛红-一从腹股沟开始,一直红到胸骨。可是,早在规定的手术休息期还没过去之前,菲兰达就收到没有见过的医生一封令人不愉快的来信。信中告诉她说,他们曾为她作过一次仔细的检查,检查持续了六小时,但是没有发现她的内脏有任何毛病能够引起她不止一次十分详尽地描述过的那些症状。菲兰达总是不爱说出任何东西的名称,这个坏习惯又使她上了当,心灵感应术的医生唯一发现的是子宫下垂,即使不动手术,靠宫托的帮助也能治愈。灰心丧气的菲兰达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诊断,谁知那些没有见过的医生却不再回她的信。她心里对“宫托”这个不可理解的词儿感到沉重,便决定不顾羞愧去问那位法国医生,宫托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时她才听说法国医生在三个月前吊死在仓库横梁上了,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个老战友违背大家的意愿,把他埋葬在坟地上。于是,菲兰达只好依靠自己的儿子,儿子从罗马给她寄来一些宫托和一份使用说明书。菲兰达开头还背诵这份说明书,后来为了对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情,又把它扔进了厕所。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预防措施,因为这座房子里的最后几个人根本就不注意菲兰达。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沉湎在孤独的老年生活中,除了为全家做点简单的午餐,她把其它的时间都用来照料霍.阿卡蒂奥第二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俏姑娘雷麦黛丝美貌的阿玛兰塔·乌苏娜,如今也把以往用去折磨乌苏娜的时间,用来准备功课。奥雷连诺第二的女儿开始显露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而且特别用功。这些素质使她父亲心里又产生了从前梅梅在他心里引起过的那些希望。他答应阿玛兰塔·乌苏娜,要按照香蕉公司时期的惯例,送她到布鲁塞尔去完成学业。这个理想使他又想耕耘洪水冲毁的土地。不过,人们难得在家里看到他,他只是为了阿玛兰塔.乌苏娜才去那儿,因为对菲兰达来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已成了外人。那个已成青年的小奥雷连诺也越来越热衷于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奥雷连诺第二相信,菲兰达迟早会由于年老软下心来,让没有得到承认的孙子投身到城市生活中去:在城市里,当然谁也不会想去翻他的家谱。但小奥雷连诺显然爱上了远离尘嚣的孤独生活,他从未表示任何一点愿望,去认识家门以外的世界。乌苏娜叫人打开梅尔加德斯的房间之后,他便开始在这个房间附近转来转去,不时往门缝里窥视,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怎的,他忽然跟霍·阿卡蒂奥第二相互交谈起来,彼此十分同情,成了朋友。过了许多个星期,有一天小奥雷连诺讲起火车站上的血腥大屠杀,奥雷连诺第二这才发现了他俩建立的友谊。那一天,不知是谁在桌子旁边对撇下马孔多的香蕉公司表示惋惜,因为从那时起,这个市镇就开始走下坡路;小奥雷连诺立即跟他争论起来,他的话使人感到他简直象是一个善于表达思想的成年人。他的观点跟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要不是香蕉公司使马孔多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让它受到了毒化,把它劫掠一空,而且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不愿向工人们让步,又酿起一场大水,那么马孔多准是一个有着伟大前途的城镇。小奥雷连诺还谈到了一些确凿可靠的详细情节:军队怎样用机枪打死一群聚集在车站上的工人——总共有三千多人,怎样把尸体装上一列有二百节车厢的火车,把他们扔到海里,他讲得头头是道,但在菲兰达看来,他的话无异是读书人亵渎耶稣的污秽言词。跟大多数人一样,她深信不疑的是官方的报导,他们说车站广场上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她有点反感地认为这孩子继承了奥雷连诺上校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便叫他闭起嘴来。相反地,奥雷连诺第二却证实了孪生兄弟的话是可靠的。实际上,被人看做疯子的霍.阿卡蒂奥第二,当时是家里所有的人中最有头脑的人,是他教会小奥雷连诺读书写字的,是他引导这孩子研究羊皮纸手稿的,也是他向这孩子灌输自己的见解的,是他说香蕉公司给马孔多带来灾难的,他的这种见解跟历史学家们采纳的、教科书中阐述的那种习惯说法迥然不同。不知过了多少年,当小奥雷连诺长大成人时,大家还把他的话错当成一种谬论。在热风、灰尘和炎热都渗透不进的小房间里,他俩还回忆起很久以前一个幽灵似的老头儿,戴着一顶乌鸦翅膀似的宽边帽,背朝窗户坐在这儿说古道今,他俩同时发现,在这个房间里,始终是三月,始终是星期一。这时,他俩才明白全家把霍.阿.布恩蒂亚看成疯子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是家里唯一头脑清醒的人,清楚地了解这样一个真理:时间在自己的运动中也会碰到挫折,遇到障碍,所以某一段时间也会滞留在哪一个房间里。另外,霍·阿卡蒂奥第二还给羊皮纸手稿的密码符号分了类,把它们排成一张表。他深信,这张表相当于四十六个到五十三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这些字母单独写出来就象小蜘蛛和小壁虱,把它们联成行又象是晒在铅丝上的内衣。小奥雷连诺不由得想起自己曾在英国百科全书里见到过这类东西,便把书拿来比较了一下,两张表果然相符。

    在奥雷连诺第二打算推行谜语抽彩的时候,每天早上他都觉得咽喉有点发紧,似乎那儿有一口痰卡住了。佩特娜·柯特断定这只是恶劣的天气引起的一种不舒服之感,便在每天早上拿一把小刷子给他的上颚抹一层蜂蜜和萝卜汁,抹了一年多。不料奥雷连诺第二咽喉里的肿瘤越长越大,连呼吸都开始发生困难,他只好去拜访皮拉·苔列娜,问她知不知道有什么草药能治肿瘤。他的这位曾在妓院里当过老鸨的外祖母,精神矍铄,已经活到一百岁,却依然把医学看成一种迷信。她连忙向纸牌请教。抽出的一张是被黑桃杰克的长剑刺中咽喉的红桃老开,占卜老妇由此推论,菲兰达在丈夫的照片上扎了一根别针,想靠这种陈旧的方式迫使他回家,可她又缺乏巫术知识,这就引起了丈夫体内的肿瘤。除了完整地保存在家庭影集里的那些结婚照片之外,奥雷连诺第二记不得他还有什么照片,就瞒着自己的妻子,翻遍了整座房子,只在五斗橱的深处发现了半打包装特殊的宫托。他以为这些橡皮制的漂亮玩意儿准跟巫术有关,连忙在口袋里藏了一只,拿去给皮拉·苔列娜看。皮拉·苔列娜也不能断定这种神秘玩意儿的用途和性质,不过觉得它们实在令人可疑,便叫奥雷连诺第二把半打宫托都拿来给她,为了以防万一,她在院子里生起一堆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她建议奥雷连诺第二抓一只生蛋的母鸡,往鸡身上撒尿,然后把它活埋在栗树下面的泥地里,就可以消除菲兰达可能造成的灾害。奥雷连诺第二由衷地相信事情准会成功,就采纳了这些建议。他刚给掘出的土坑盖上一层干树叶,就感到呼吸好象顺畅些了。不明真相的菲兰达把宫托的失踪解释成没有见过的医生对她的报复,就赶紧在内衣背面缝上一只贴身口袋,把儿子寄给她的一些新宫托藏在里面。

    奥雷连诺第二活埋抱蛋母鸡之后过了六个月,一天半夜里,他咳嗽一阵醒了过来,感到似乎有一只大蟹在用铁螯乱挟他的内脏。这时他才开始明白,不管他烧掉了多少令人迷惑的宫托,也不管他在多少母鸡身上撒尿,他照样面临着死亡,这才是唯一确凿而又可悲的现实。他没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想法。由于担心死亡可能在他送阿玛兰塔·乌苏娜去布鲁塞尔之前来临,他不由得拿出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劲头,一星期搞了三次抽彩,代替过去的一次抽彩,天还没亮,他就起床,怀着只有即将死亡的人才能理解的痛苦心情,跑遍了全镇,连最偏僻、最贫穷的居民区也不放过,一心想把自己的小彩票卖光。“请看天意呀!”他一路叫喊。“不要错过机会,百年才有一次呀!”他令人感动地装出一副高高兴兴、彬彬有礼、十分健谈的样子,但从他那沁出汗珠的死灰色脸上,一眼就可看出,他很快就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居民了,那对正在折磨他内脏的蟹螯使他不得不偶尔溜到一块荒地上去,避开旁人的目光,坐下来喘一口气,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可是半夜里,一想到在那些酒吧旁边长吁短叹的孤身女人身上可能赚得一大笔钱,他就又起床,在人们寻欢作乐的那条街上转来转去。“请看,这个号码已经四个月没有人抽到了!”他指着自己的彩票向她们说。“不要错过机会,生命比我们想象的还短促呀。”最后,大家失去了对他的敬意,开始挖苦他;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人家再也不象从前那样尊敬地称他“奥雷连诺先生”,而是毫不客气地当面叫他“天意先生”。他的嗓音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低沉,终于变成了狗的嘶叫声。虽然奥雷连诺第二还能在佩特娜.柯特的院子里保持人们对发奖的兴趣,但是由于嗓门越来越低,疼痛日益加剧,眼看就要痛得不堪忍受,他就越来越明白拿猪和山羊来抽彩也不能帮助他的女儿去布鲁塞尔了。这时他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搞一次神话般的抽彩:把自己那块被大水冲毁的土地作为奖品,反正有钱的人可以想法平整土地。这个主意对每一个人都有诱惑力。镇长亲自用特别通告宣布了这次抽彩,每张彩票一百个比索,人们一群群地组织起来,合伙购买彩票,不到一个星期,全部彩票就销售一空。一天晚上,发奖以后,那些走运的人举行了一次豪华的酒重,有点象从前香蕉公司鼎盛时期热闹的庆祝会,奥雷连诺第二最后一次用手风琴演奏了弗兰西斯科人的歌曲,只是他再也不能唱这些歌了。

    两个月后,阿玛兰塔·乌苏娜准备去布鲁塞尔。奥雷连诺第二交给女儿的钱,不仅有他从不同寻常的抽彩中赚得的一切,而且包括他在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的全部积蓄,还有他卖掉自动钢琴、旧式风琴和各种不再讨人喜欢的旧家具所得到的一小笔钱。根据他的计算,这些钱足够她整个念书时期花销,不清楚的只有一点——回来的路费是不是够。菲兰达一想到布鲁塞尔距离罪恶的巴黎那么近,内心深处就冒火,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布鲁塞尔之行。不过安格尔神父的一封推荐信使她心里又平静了。信是写给一个修道院附设的天主教女青年寄宿中学的,这个学校答应阿玛兰塔·乌苏娜在那儿一直住到学习结束。另外,神父还找到一群去托莱多的圣芳济派的修女,她们同意带着姑娘一起去,在托莱多再给她联系直接到布鲁塞尔去的可靠旅伴。当这件事正在书来信往地加紧进行时,奥雷连诺第二就在佩特娜·柯特的帮助下,为阿玛兰塔·乌苏娜作准备。等到那天晚上,她的东西放进菲兰达年轻时放置嫁妆的一只大箱子以后,一切都已考虑周到了,未来的女大学生也已记住:该穿怎样的衣服和绒布拖鞋横渡大西洋;她上岸时要穿的配有铜钮扣的天蓝色呢大衣和那双精制的山羊皮鞋应当放在哪儿。她又牢牢地记住,从舷梯上船时应该怎样迈步,免得摔到水里;记住自己不可离开那些女修士一步,记住自己只能吃饭时走出自己的船舱;在公海上,无论遇到怎样的景致,她都不该回答男男女女可能向她提出的一切问题。她随身带了一瓶预防晕船的药水和一个小本子,小本子上有安格尔神父亲笔记的六段抵御暴风雨的祷词。菲兰达给她缝了一条藏钱的帆布腰带,并且示范了一下怎样束在腰里,晚上也可以不取下来;她还想送给女儿一只金便盆,是用漂白剂洗净、用酒精消过毒的,可是阿玛兰塔·乌苏娜没有接受她的礼品,说她担心大学里的女同学会取笑她。再过几个月,奥雷连诺第二在临死的床上将回忆起的女儿,就跟他最后一次见到的阿玛兰塔·乌苏娜一样。她身穿一件粉红色绸上衣,右肩上别着一朵假三色堇,脚上穿着一双精制的薄膜乎底的山羊皮鞋和一双有橡皮圆吊带的丝袜。她身材不高,披着长头发,她那滴溜溜的目光,就象乌苏娜年轻时的目光,她那既无眼泪又无笑容的告别举止,证明她继承了高祖母的坚毅性格。她听完菲兰达最后的教诲,没来得及放下二等车厢那扇满是灰尘的玻璃窗,列车就开动了。随着列车速度的逐渐加快,奥雷连诺第二也加紧了脚步,他在列车旁边小跑,拉着菲兰达的一只手,免得她跌跤。女儿用手指尖向他投来一个飞吻,他好不容易赶了上去,挥了挥手,表示回答。一对老夫妇一动不动地长久站在灼人的太阳下,望着列车怎样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他们婚后还是头一次手携着手地站在一起哩。

    八月九日,布鲁塞尔来的第一封信还没到达之前,霍·阿卡蒂奥第二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跟小奥雷连诺谈话,谈着谈着,他就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你要永远记住:他们有三千多人,全部扔进了海里。”

    说完,他便一头扑倒在羊皮纸手稿上,睁着眼睛死了。同一时刻,在菲兰达床上也结束了一场长时间的痛苦斗争,那是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孪生兄弟跟挟住他咽喉的蟹螯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一星期之前,皮包骨的奥雷连诺第二带着自己的旅行箱和破手风琴,悄然无声地回到了父母亲的房子里,他是回来履行自己死在妻子身旁的诺言的。佩特娜·柯特帮他收拾好了衣服,一滴眼泪也没落,就跟他分了手,但是忘记把他躺在棺材里要穿的一双漆皮鞋装进旅行箱了。所以,在知道奥雷连诺第二去世之后,她穿上丧服,用报纸把漆皮鞋包好,便来要求菲兰达同意她跟遗体告别,菲兰达连门坎都不让她跨过。

    “请您为我考虑考虑吧,”佩特娜·柯特恳求她。“我这么屈辱地来,可见我多么爱他。”

    “姘头活该受到这种屈辱,”菲兰达答道。“跟你睡过觉的许多男人中间,还有人要死的,你就等他死时拿这双皮鞋给他穿吧。”

    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拿来一把菜刀,割断霍.阿卡蒂奥第二尸体的喉管,这才相信他不是被活埋的。一对孪生兄弟的尸体安放在两个同样的棺材里,这时,只见他们死后又变得象青年时代那样相象了。奥雷连诺第二的酒友们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个花圈,花圈上系着一条深紫色缎带,上面写着一句题词:“繁殖吧,母牛,生命短促呀!”这种污辱死者的行为激怒了菲兰达,她忙叫人把花圈扔到污水坑里去。几个伤心的酒徒从房子里抬出棺材,在最后一阵仓促的准备中把它们搞错了,把奥雷连诺第二的尸体埋在为霍·阿卡蒂奥第二挖掘的坟墓里,而将霍·阿卡蒂奥第二的尸体埋葬在他兄弟的坟墓里了。

     第十八章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梅尔加德斯房间里又度过了一些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房间里,他背诵破书中的幻想故事,阅读赫尔曼.克里珀修士的学说简述,看看关于鬼神学的短评,了解点金石的寻找方法,细读诺斯特拉达马斯的《世纪》和他关于瘟疫的研究文章,就这样跨过了少年时代;他对自己的时代没有任何概念,却掌握了中世纪人类最重要的科学知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无论什么时刻走进房间,总碰见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埋头看书。一大早,她给他送来一杯清咖啡,晌午又给他送来一碗米饭和几小片炸香蕉——奥雷连诺第二死后家里唯一的一种吃食。她给他剪头发、蓖头屑,给他改做收藏在箱子里的旧外衣和旧衬衫;见他脸上长了胡子,又给他拿来奥雷连诺上校的刮脸刀和剃胡子用的水杯。梅梅的这个儿子比上校自己的亲儿子更象上校,甚至比奥雷连诺·霍塞更象上校,特别是他那突出的颧骨,坚毅而傲慢的嘴巴,更加强了这种相似。从前,一听到坐在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奥雷连诺第二开口,乌苏娜就以为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如今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对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有同样的想法。事实上,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即前面所说的小奥雷连诺)是在跟梅尔加德斯谈话。一对孪生兄弟死后不久,一个酷热的晌午,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明亮的窗子背景上看见一个阴森的老头儿,戴着乌鸦翅膀似的宽边帽;这个老头儿好象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出生之前很久的某个模糊形象的化身。那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已经完成羊皮纸手稿全部字母的分类工作。所以,梅尔加德斯问他知不知道是用哪一种文字作的这些记录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梵文。”

    梅尔加德斯说,他能看到自己这个房间的日子剩得不多了。不过,在羊皮纸手稿满一百周年之前的这些年月里,他一旦知道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学会了梵文,能够破译它们,他将放心地走到最终死亡的葬身地去。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正是从他那儿得知,香蕉公司还在这儿的时候,在人们占卜未来和圆梦的那条朝着小河的小街上,有一个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开设的一家书店,那儿就有梵文语法书,他应当赶紧弄到它,否则六年之后它就会被蛀虫蛀坏。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忙请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去给他买这本书,此书是放在书架第二排右角《解放的耶路撒冷》和密尔顿诗集之间的。在自己漫长的生活中,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心中第一次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不识字,她只好背熟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话,为了弄到买书的钱,她卖掉了藏在首饰作坊里的十七条小金鱼当中的一条;那天晚上士兵们搜查住宅之后,只有她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知道这些小金鱼放在哪儿。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梵文学习中取得一些成绩之后,梅尔加德斯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变得越来越遥远了,逐渐消溶在晌午那种令人目眩的强光中了。老头儿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甚至没有看见他,只是感到他那虚无飘渺的存在,辨别出了他那勉强使人能够听清的低语声:“我患疟疾死在新加坡的沙滩上了。”从那一天起,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开始毫无阻拦地钻进了灰尘、热气、白蚂蚁、红蚂蚁和蛀虫——这些蛀虫将把书籍和羊皮纸手稿连同它们那些绝对玄奥的内容一起变成废物。

    家里并不缺少吃的。但是奥雷连诺第二死后第二天,在送那只写了一句不恭敬题词的花圈的人当中,有一个朋友向菲兰达提出,要付清从前欠她亡夫的钱。从这一天起,每星期三,就有一个人来到这儿,手里提着一只装满各种食物的藤篮,藤篮里的食物吃一个星期还绰绰有余。家里谁也不知道·这些食物都是佩特娜.柯特送来的,她以为固定的施舍是贬低那个曾经贬低她的人的一种有效方式。其实,佩特娜·柯特心里的怒气消失得比她自己预料得还快,就这样,奥雷连诺第二昔日的情妇,最初是出于自豪,后来则是出于同情,继续给他的寡妇送食物来。过了一些日子,佩特娜·柯特没有足够的力量出售彩票了,人们对抽彩也失去了兴趣。当时,她自己也饥肠辘辘地坐着,却还供养菲兰达,依然尽着自己肩负的责任,直到目睹对方入葬。

    家里的人数少了,似乎应该减轻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挑了五十多年的日常家务重担了。这个沉默寡言、不爱交际的女人,从来没有对谁说过什么怨言,她为全家养育了天使一般善良的俏姑娘雷麦黛丝、高傲得古怪的霍·阿卡蒂奥第二,他把自己孤独寂寞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而他们却未必记得自己是她的儿女和孙子;她象照顾亲骨肉似的照顾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因为她并不怀疑他事实上也是她的曾孙子,如果是在其他人的住所里,她自然不必把被褥铺在储藏室的地板上睡觉,整夜听着老鼠不停的喧闹。她对谁也没讲过,有一次半夜里,她感到有人从黑暗中望着她,吓得她一下子醒了过来:原来有一条腹蛇顺着她的肚子往外爬去,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知道,如果她把这桩事讲给乌苏娜听,乌苏娜准会要她睡在自己的床上,不过,那一阵谁也没有发现什么。如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还得在长廊上大叫大嚷才行,因为令人疲惫不堪的烤面包活、战争的动乱、对儿女们的照料,并没有给人留下时间来考虑旁人的安全。唯一记得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的人,只是从未跟她见过一面的佩特娜·柯特。甚至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佩特娜.柯特和奥雷连诺第二不得不每夜把出售彩票得来的微薄的钱分成一小堆一小堆时,她都一直关心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让她有一套体面衣服、一双优质鞋子,以便穿着它们毫不羞愧地上街。然而,菲兰达总把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错当做固定的女仆.虽然大家曾经多次向她强调说明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什么人,菲兰达照旧不以为然;她勉强理解以后,一下子又忘记站在她面前的是她丈夫的母亲、她的婆婆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压根儿没为自己的从属地位感到苦恼。相反地,她甚至好象很喜欢一刻不停地默默地在一个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察看房子里的各个角落,使偌大的一座房子保持整齐清洁。她从少女时代就生活在这座房子里,尽管这座房子与其说象个家园,还不如说象个兵营,特别是香蕉公司还在这儿的时候,可是乌苏娜死后,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却无视自己非凡的麻利劲儿和惊人的劳动能力,开始泄气了,这倒不是因为她自己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精疲力竭,而是因为这座房子老朽得一小时比一小时不堪入目。墙壁蒙上一层茸茸的青苔,整个院子长满了野草,长廊的水泥地在杂草的挤压下象玻璃似的破裂开来。大约一百年前,乌苏娜曾在梅尔加德斯放假牙的杯子里发现的那种小黄花,也一朵一朵地透过裂缝冒了出来。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既无时间、又无精力来抵抗大自然的冲击,只好一天一天地在卧室里过日子,把每天夜里返回来的蜥蜴赶跑。有一天早晨,她看见一群红蚂蚁离开它们破坏了的地基,穿过花园,爬上长廊,把枯萎的秋海棠弄成了土灰色,径直钻到了房子深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试图消灭它们,起先只是靠扫帚的帮助,接着使用了杀虫剂,最后撒上了生石灰,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到处又爬满了红蚂蚁,它们极为顽固、无法灭绝。菲兰达专心地忙着给儿女们写信,没有意识到速度吓人、难以遏制的破坏。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不得不孤军作战:她跟杂草搏斗,不让它们窜进厨房;掸掉墙上几小时后又会出现的蜘蛛网;把红蚂蚁撵出它们的洞穴。她发现灰尘和蜘蛛网甚至钻进了梅尔加德斯的房间,她一天三次打扫收拾,拼命保持房间的清洁,可是房间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一种肮脏可怜的外貌,曾预见到这种外貌的只有两个人——奥雷连诺上校和一个年轻的军官。于是,她穿上那件破烂的袜子——阿玛兰塔·乌苏娜的礼物,——又把自己剩下的两三件换洗衣服捆成个小包袱,准备离开这座房子。

    “对我这把穷骨头来说,这座房子实在太宏伟了,”她对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说。“我再也住不下去了!”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问她想去哪儿,她含糊地摆了摆手,似乎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她只是说,打算到一个住在列奥阿察的表妹那儿去度过最后的几年,但这番话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从自己的双亲相继去世以来,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在马孔多跟任何人都没有联系,也没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一封信或者一个邮包,甚至一次也没讲过她有什么亲戚。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只好送给她十四条小金鱼,因为她打算带走的只是自已的那一点储蓄:一比索二十五生丁。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从窗口望着她在年岁的重压下,伛偻着身子,拖着两条腿,拎着那只小包袱,慢慢走过院子;望着她把手伸进篱笆门的闩孔里,又随手放下了门闩。从此他再没有见到过她,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什么消息。

    知道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走了,菲兰达喋喋不休地唠叨了整整一天;她翻遍了所有的箱子、五斗橱和柜子,把所有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查看一遍,这才确信自己的婆婆没有顺手拿走什么东西。然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试着生炉子,不料烫痛了手指。她不得不请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帮忙,给她示范一下怎样煮咖啡。不久,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只好把厨房里所有的事都承担起来。每天一起床,菲兰达就发现早餐已经摆在桌上,刚吃过早餐。她便回卧室去,直到午餐时刻才又露面,为的是拿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给她留下的吃食,吃食是放在散发着木炭余热的炉子上的。她把几样简单的食物拿到餐厅里,在两个枝形烛台之间,在铺着亚麻桌布的餐桌前面,她端坐下来用餐,桌子两旁放着十五把空椅子。虽然房子里只剩下了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菲兰达两个人,可是每人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孤独之中。他们只是收拾各自的卧室,其他一切地方都渐渐布满了蜘蛛网,它们绕在玫瑰花丛上,贴在墙壁上,甚至房梁上都有一层密密的蜘蛛网。就在这些日子,菲兰达心里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他们的房间里出现了家神。各样东西,特别是少了它们一天也过不了的,仿佛都长了腿。一把剪刀可以使菲兰达找上好几个小时,但她深信剪刀明明是放在床上的,直到她翻遍整个床铺之后,才在厨房的隔板上发现它,尽管她觉得自己已经整整四天没跨进厨房一步了。要不就是盒子里的餐叉又突然失踪,第二天,祭坛上却放着六把,洗脸盆里又冒出三把。各样东西好象跟她捉迷藏,特别是他坐下来写信时,这种游戏更使她冒火。刚刚放在右边的墨水瓶却移到了左边,镇纸干脆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三天之后,她却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找到了它,她写给霍.阿卡蒂奥的信,也不知怎的装进了写给阿玛兰塔.乌苏娜的信封。菲兰达生活在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她总是套错信封,就象先前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有一次,她的一枝羽毛笔突然不见了。过了十五天,一个邮差却把它送了口来——他在自己的口袋里发现了这枝笔,为了寻找它的主人,他一家一家地送信,不知在身上带了多久。起先,菲兰达心想,这些东西的失踪就跟宫托的丢失一样,是那些没有见过的医生耍的花招,她正开始写信请他们不要打扰她,因为有点急事要做,写了半句就停了笔,等她回到屋里,信却不知去向,她自己甚至把写信的意图都给忘记了。有一阵,她曾怀疑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她开始跟踪他,在他走过的地方悄悄扔下各种东西,指望他藏起它们的时候,当场把他抓住,但她很快确信,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从梅尔加德斯房间里出来,只去厨房和厕所,而且相信他是个不会开玩笑的人。于是菲兰达认为,这一切都是家神玩的把戏,便决定把每样东西固定在它们应当放的地方。她用几根长绳把剪刀缚在床头上,把一小盒羽毛笔和镇纸投在桌子脚上,又把墨水瓶粘在桌面上经常放纸的地方的右面。可是,她并没有获得自己希望的效果:只要她做针线活,两三小时以后伸手就拿不到剪刀了,似乎家神缩短了那根缚住剪刀的绳子。那根拴住镇纸的绳子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甚至菲兰达自己的手也是如此,只要她一提起笔来写信,过了一会儿,手就够不到墨水瓶了。无论布鲁塞尔的阿玛兰塔·乌苏娜,或者罗马的霍·阿卡蒂奥,一点都不知道她这些不愉快的事,她给他们写信,说她十分幸福,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幸福的,她觉得自己卸掉了一切责任,仿佛又回到了娘家似的,不必跟日常琐事打交道了,因为所有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在想象中解决了。菲兰达没完没了地写信,渐渐失去了时间观念,这种现象在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走后特别明显。菲兰达一向都有计算年月日的习惯,她把儿女回家的预定日期当做计算的起点。谁知儿子和女儿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自己的归来,日期弄乱了,期限搞错了,日子不知如何算起,连日子正在一天天过去的感觉也没有了。不过这些延期并没有使菲兰达冒火,反而使她心里感到很高兴。甚至霍·阿卡蒂奥向她说,他希望修完高等神学课程之后再学习外交课程,她也没有见怪,尽管几年以前他已经写过信,说他很快就要履行返回马孔多的誓言;她知道,要想爬到圣徒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地位是困难重重的,这个梯子弯弯曲曲,又高又陡,可不好爬。再譬如儿子告诉她,说他看见了教皇,就连这种在别人看来最平常的消息,也使她感到欣喜若狂。女儿写信告诉她说,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她获得了父亲顶想不到的那种优惠待遇,可以超过规定的期限继续留在布鲁塞尔求学,这就更使菲兰达高兴了。

    从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为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买回一本梵文语法书的那一天起,时间不觉过了三年多,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才译出一页羊皮纸手稿,毫无疑问,他在从事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在那条长度无法测量的道路上,他只是迈开了第一步,因为翻译成西班牙文一时还毫无希望——那都是些用密码写成的诗。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并没有掌握什么原始资料,以便找到破译这种密码的线索,他不由得想起梅尔加德斯曾说过,在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那家书店里,还有一些能使他洞悉羊皮纸手稿深刻含义的书,他决定跟菲兰达谈一次,要求菲兰达让他去找这些书。他的房间里垃圾成堆,垃圾堆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差不多已经占满了所有的空间;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斟酌了这次谈话的每个字眼,考虑最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预测各种最有利的情况。可是,他在厨房里遇见正从炉子上取下食物的菲兰达时——他没有跟菲兰达见面的其他机会,——他事先想好的那些话一下子都卡在喉咙里了,一声也没吭。他开始第一次跟踪菲兰达,窥伺她在卧室里走动,倾听他怎样走到门口从邮差手里接过儿女的来信,然后把自己的信交给邮差;一到深夜,他就留神偷听羽毛笔在纸上生硬的沙沙声,直到菲兰达啪的一声关了灯,开始喃喃祈祷,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这才入睡,相信翌日会给他带来希望的机会。他一心一意指望得到菲兰达的允许,有一天早晨,他剪短了自己已经披到了肩上的头发,刮掉了一绺绺胡子,穿上一条牛仔裤和一件不知从谁那儿继承的扣领衬衫,走到厨房里去等候菲兰达来取吃食。但他遇见的不是从前每天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个女人——一个高傲地昂首阔步的女人,而是一个异常美丽的老太婆,她身穿一件发黄的银鼠皮袍,头戴一顶硬纸板做成的金色王冠,一副倦怠模样儿,似乎在这之前还独自哭了好一阵。自从菲兰达在奥雷连诺第二的箱子里发现了这套虫子蛀坏的女王服装,她就经常把它穿在自己身上。凡是看见她在镜子前面转动身子,欣赏她那女王仪容的人,都毫无疑问地会把她当成一个疯子,但她并没有疯。对她来说,女王的服装只是成了她忆起往事的工具。她头一次把它穿上以后,不由得感到心里一阵辛酸,热泪盈眶,她好象又闻到了军人皮靴上散发出来的靴油味,那军人跟在她身后,想把她扮成一个女王;她满心怀念失去的幻想。但她感到自己已经那么衰老,那么憔悴,离开那些最美好的生活时刻已经那么遥远,她甚至怀念起了她一直认为最黑暗的日子,这时她才明白自己多么需要风儿吹过长廊带来的牛至草味儿,需要黄昏时分玫瑰花丛里袅袅升起的烟尘,甚至需要禽兽一般鲁莽的外国人,她的心——凝成一团的灰烬——虽然顺利地顶住了日常忧虑的沉重打击,却在怀旧的初次冲击下破碎了。她渴望在悲痛中寻求喜悦;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渴求只是使菲兰达的心灵更加空虚,于是这种渴求也成了一种祸害。从此,孤独就使她变得越来越象家里其他的人了。然而那天早晨,她走进厨房,那个脸色苍白、瘦骨鳞峋、眼露惊讶的年轻人递给她一杯咖啡时,她不由得为自己的怪诞模样深感羞愧。菲兰达不但拒绝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要求,还把房子的钥匙藏在那只放着宫托的秘密口袋里。这实在是一种多余的防范措施,因为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溜出房子去,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但他过了多年孤独的生活,对周围的世界毫不信任,何况又养成了屈从的习惯,也就丧失了反抗的精神。他回到自己的斗室,一面继续研究羊皮纸手稿,一面倾听深夜里菲兰达卧室时里传来的沉重的叹息声,有一天早晨,他照例到厨房里去生炉子,却在冷却了的灰烬上,发现昨夜为菲兰达留下的午餐动也没有动过。他忍不住朝她的卧室里瞥了一眼,只见菲兰达挺直身子躺在床上,盖着那件银鼠皮袍,显得从未有过的美丽,皮肤变得象大理石那样光滑洁白。四个月以后,霍·阿卡蒂奥回到马孔多时,看见她就是这副模样。

    想不到这个儿子格外象他的母亲。霍.阿卡蒂奥穿着黑塔夫绸的西服,衬衫领子又硬又圆,一条打着花结的缎带代替了领带。这是个脸色苍白、神情倦怠的人,露出一种诧异的目光,长着一个柔弱的嘴巴,光滑的黑发从中分开,纹路又直又细,这头圣徒的假发显示出矫揉造作的样子。他的面孔象石膏一样白,刮得干干净净的下颏留着一块块有点发青的阴影,似乎说明良心的谴责,他有一双青筋毕露、苍白浮肿的手——游手好闲者的手,左手无名指上嵌着圆形乳白色宝石的大戒指耀人眼目。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给他开门以后,一眼就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从远方来的人。他走过哪儿,哪儿就留下花露水的香味,在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乌苏娜为了在双目失明的黑暗中找到他,也曾给他洒过这种花露水。不知怎的,多年不见,霍·阿卡蒂奥依然象从前一样,是个悒郁孤僻的小老头儿。他径直走进母亲的卧室,在这间卧室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按照梅尔加德斯的处方,在属于他祖父的曾祖父的那只坩埚里,整整熬了四个月的水银,才使菲兰达的尸体没有腐烂。霍·阿卡蒂奥什么也没问。他俯身在已故的菲兰达额头上吻了一下,便从她那裙子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三只还没用过的宫托、一把衣橱钥匙。他那坚定利索的动作跟他那倦怠的神情实在不相称。他从衣橱里翻出那只刻着族徽的首饰箱,首饰箱是用一块绸子裹着的,透出檀香木的芬芳,他随手把它打开——只见箱底上放着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菲兰达倾诉了自己的衷肠,讲述了生前瞒着儿子的一切。霍·阿卡蒂奥站着,饶有兴昧地读完母亲的信,没有露出任何激动情绪;他在第三页上停顿了一下,就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仿佛刚认识他似的。

    “这么说,”他开口道,嗓音里有点刮胡子的响声。“你就是杂种罗?”

    “我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

    “快滚回自己的房间去,”霍·阿卡蒂奥说。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只好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连菲兰达孤寂的出殡也没去看一眼。有时,他从敞开的厨房门里望见霍·阿卡蒂奥气喘吁吁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深夜听到一间间破旧的卧窒里传来他的脚步声。不过他一连几个月都没听到霍·阿卡蒂奥的嗓音,倒不是因为霍·阿卡蒂奥没跟他谈话,而是因为他自己既没有谈话的愿望,也没有时间考虑羊皮纸手稿以外的其他事情。菲兰达死后,他从地窖里取出仅存的两条小金鱼中的一条,到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那家书店里去买他需要的那几本书。他路上见到的一切都没引起他的任何兴趣,也许是他没有什么可以回忆的,没有什么可跟看见的事物相比较的;那些荒凉的街道和无人过问的房子,就跟以往一些日子他所想象的完全一样,当时只要望上它们一眼,哪怕献出整个身心他都愿意,从前菲兰达不准他出门,这一次是他自己允许自己的;他决心走出房子,不过仅这一次,在最短的时间里,怀着唯一的目的,所以他一刻不停地跑过十一条街道,正是这十一条街道把他家的房子和那条昔日有人圆梦的小街远远地隔开。他心里卜卜直跳,走进一间杂乱、昏暗的屋子,屋子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看来,这不是一家书店,而是一座旧书公墓,一堆堆旧书毫无秩序地放在蚂蚁啃坏的、布满蜘蛛网的书架上,不但放在书架上,还放在书架之间窄窄的过道里,放在地板上。在一张堆放着许多巨著的长桌上,店主正在不停地写着什么,既无头也无尾;他在练习簿里撕下一张张纸儿,写满了弯弯扭扭的紫色小字。他那漂亮的银白色头发垂在额上,犹如一绺白鹦鹉的羽毛。他象那些博览群书的人一样,滴溜溜的小眼睛里闪着温和善良的亮光。他满身大汗地坐在那儿.只穿着一条短裤,甚至没有抬头看来人一眼。在这乱得出奇的书堆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没有特别费劲就找出了他需要的五本书,它们正好放在梅尔加德斯指点过的地方。他一句话没说,就把挑选出来的几本书和一条小金鱼递给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加泰隆尼亚人翻了翻书,眼脸又象蛤壳似地合上了。“你该不是疯了吧,”他讲了一句家乡话,耸耸肩膀,又把书和金鱼递给奥雷连诺·布恩蒂亚。

    “拿去吧,”他改用西班牙语说。“最后一个看这些书的人,大概是瞎子伊萨克,你可得仔细想想自己干的事情。”

    这时,霍·阿卡蒂奥修复了梅梅的卧室,叫人把丝绒窗帷和总督床上的花帐幔洗干净,又整顿了一下浴室;浴室里水泥浴池的四壁上,不知蒙着一层什么东西,黑黝黝的,有点毛糙。他只是占用了卧室和浴室,在里面塞满了各种废物:弄脏的异国小玩意儿、廉价的香水和伪造的首饰。在其他的房间里,只有家庭祭坛上的圣徒塑像引起他的注意。但不知为什么没中他的意,有一天晚上,他从祭坛上取下那些塑像,搬到院子里,生起一堆火,把它们都烧成了灰。平时他总是中午十二点起床。醒来以后,穿上一件绣着金龙的破晨衣,把脚往一双镶着金流苏的拖鞋里一塞,就走进浴室,在那儿开始举行自己的沐浴程式,从它的隆重程度和缓慢劲儿来看,好象俏姑娘雷麦黛丝恪守的那套沐浴程式。在下浴池之前,他先从三只白色小瓶里倒出三种香精,撒在水中。然后,他不象俏姑娘雷麦黛丝那样,靠一只南瓜形容器的帮助来沐浴,而是把身体泡在香气扑鼻的水里,仰卧两小时,清凉的水和对阿玛兰塔的回忆简直使他昏昏欲睡。他回来之后没过几天,便脱掉了在这儿穿着嫌热的塔夫绸西服——那套唯一的礼服,换上一条牛仔裤,就象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去上舞蹈课时绷在腿上的那种裤子,还有一件绣着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母的真丝衬衫。他每星期都把这套衣服在浴池里洗两次;晾晒的时候,他没有其他替换的衣服,只好穿着晨衣走来走去。霍·阿卡蒂奥从来不在家里用午餐。等晌午的炎热一过,他就上街,直到深夜才回来,然后又满脸愁容地在一个个房间里踱来踱去,气喘吁吁,思念着阿玛兰塔。在家乡的这座房子里,只有阿玛兰塔和夜灯的微光下圣徒吓人的眼睛,还保存在他的记忆里。在罗马,在一个个虚无缥缈的八月之夜,他不知梦见过阿玛兰塔多少次:她穿着一条花边裙子,手里拿着一块头巾,从大理石浴池里缓缓站起身来,脸上流露出一个异乡人的优愁。奥雷连诺上校总是竭力使阿玛兰塔的形象沉没在血腥的战争泥沼里。霍·阿卡蒂奥跟他不同,在母亲用一些关于宗教感召的寓言哄骗他的时候,他是一直想把阿玛兰塔的形象活生生地保存在感情深处的。无论他或菲兰达都从未想到过,他们的通信不过是谎言的交换而已。到达罗马之后不久,霍.阿卡蒂奥就离开了宗教学校,但他继续维持着关于自己正在学习神学和宗教法规的假象,为的是不失掉一份幻想中的遗产——他母亲那一封封荒诞的信曾一再提到过这份遗产;那份遗产也许能使他摆脱贫困,把他从特拉斯特维尔的一间小屋子解救出来——他和两个朋友就寄居在这座小屋的阁楼上。一收到菲兰达在死亡预感的驱迫下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就把一些破烂的冒牌奢侈品塞进箱子,坐上轮船,远渡重洋。在船舱里,侨民们象屠宰场里的牛似的挤成一堆,吃着冰冷的通心面和生蛆的干酪。菲兰达的遗嘱事实上只是一份详细而又过时的灾难清单,他还没看完这份遗嘱,光从倒塌的家具和杂草丛生的长廊看来,已经猜到自己掉进了一个不能自拔的陷阱,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再也见不到罗马春天那璀璨夺目的阳光,呼吸不到它那洋溢着古代文物气息的空气了。在折磨人的气喘引起失眠的夜晚,他反复衡量自己遭受灾难的深度,在阴森森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从前,正是在这座房子里,乌苏娜曾用老年人的一套胡言乱语,勾起他对世界的恐惧。由于害怕在一片黑暗中失去霍·阿卡蒂奥,她又让他养成独自坐在卧室一个角落里的习惯。她说,一到天黑,死鬼就会出现。开始在这座房子里游荡,只有那个角落是死鬼不敢看一眼的地方。“如果你干什么坏事,”乌苏娜吓唬他,“上帝的仆人立刻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于是他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时代的一个个夜晚,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只小凳上,在圣像那不可捉摸的冰冷目光下,吓得汗流浃背。其实,这种附加的折磨完全是不必要的,当时霍·阿卡蒂奥早已对他周围的一切感到恐惧,他下意识地害怕生活中可能遇见的一切,令人恼火的妓女;生出长了猪尾巴婴儿的家庭妇女;使一些人死亡、又使另一些人不断受到良心谴责的斗鸡,叫人遭到二十年战祸的枪炮;以失望和精神错乱告终的鲁莽行动;此外还有上帝无限仁慈地创造出来、又让魔鬼搞坏了的一切。每天早晨,他一觉醒来总是疲惫不堪,可是阿玛兰塔在浴池里给他洗完了澡,用小块绸子在他两腿之间亲切地扑上一点滑石粉以后,他夜间的惊恐就被阿玛兰塔温柔的手和窗上的亮光驱散了。在阳光明媚的花园里,乌苏娜也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再讲些形形色色的鬼怪故事来吓唬他,而是用碳粉给他刷牙——让他象罗马教皇那样容光焕发;她给他修剪和磨光指甲——让那些从世界各地汇集在罗马的朝圣者为他那双保持清洁的手感到震惊;她给他洒花露水——让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不亚于罗马教皇。他曾有幸目睹教皇在甘多夫城堡宫廷的阳台上用七种语言向成群的朝圣者发表演说,但他注意的只是教皇那双仿佛在漂白剂里浸过的白净的手,还有他那一套夏装和一身淡雅的香水味儿。

    霍·阿卡蒂奥回到父母家里差不多只过了一年,就变卖了银制的枝形烛台和一只装饰着徽记的便盆——老实说,这便盆上只有徽记才是金的,——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在房子里集合起一些野男孩,并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在最热的晌午时刻,他让他们在花园里跳绳,在长廊上大声唱歌,在安乐椅和沙发上翻筋斗,他自己却在这一伙跟那一伙之间转来转去,教他们各种礼节。这时,他已经脱掉牛仔裤和真丝衬衫,穿了一套从阿拉伯人小店里买来的普通西服,不过还继续保持着倦怠的神态和教皇的风度。孩子们象从前梅梅的女伴们一样,很快就熟悉了整座房子。每到深夜,都能听到他们的饶舌声、唱歌声、打红雀声——整座房子好象一所寄宿学校,住着一群放荡不羁的孩子。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并没发现这一点,可是小客人们不久就闯到梅尔加德斯的房间前面。有一天早晨,两个野男孩猛地拉开房门,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只见一个肮里肮脏、头发蓬乱的人坐在桌子旁边钻研羊皮纸手稿。男孩们不敢贸然进去,但从此却对这个古怪的陌生人发生了兴趣。他们在门外唧唧咕咕,不时往锁孔里窥视,把各种脏东西从气窗扔进房间,有一次还拿洋钉从外面把门窗钉死,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只好花上整整半天工夫给自己开辟一条出路。由于没有惩罚孩子们玩的把戏,姑息了他们,他们的胆子更大了。有一次,趁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厨房的时候,四个男孩钻进他的房间,企图毁掉羊皮纸手稿。不想他们刚一抓起发黄的稿卷,一股无形的力量一下子把他们提了起来,把他们一个个悬在空中,直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回来,从他们手里夺回了羊皮纸手稿。从那天起,他们再也没有打扰过他了。

    这四个男孩已经进入少年时代,可是还穿着短裤,霍.阿卡蒂奥的外表就由他们装扮。早晨他们比别人来得早,给他刮胡子,用热毛巾给他摩擦身子,给他修剪和磨光手指甲、脚趾甲,给他洒花露水。当他仰面朝天地漂在浴池里、思念阿玛兰塔的时候,他们偶尔也爬进浴池去,从头到脚给他洗澡,然后用毛巾给他擦干身子,扑点滑石粉,给他穿上衣服。在这四个男孩当中,有一个男孩长着淡褐色头发,眼睛象兔子似的,仿佛用粉红色玻璃制成,平时还留下来过夜。这孩子对霍.阿卡蒂奥依依不舍,在霍·阿卡蒂奥因气喘病失眠时,都不离开他,陪着他在一个个漆黑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有一天半夜,在乌苏娜的卧室里,他们忽然发现水泥地面的缝隙里冒出一道奇异的金光,似乎有个地下太阳把卧室的地面变成了闪闪发亮的橱窗。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根本无需点灯,他们只是在乌苏娜床铺的角落里,在升起的光最亮的地方,稍稍揭起几块裂缝的石板一看;石板下出现一个地窖,原来这就是奥雷连诺第二那么苦恼而又顽固地寻找的地窖。地窖里放着三只帆布袋,用一条铜丝拴着,里面总共七千二百四十个金币,它们在一片漆黑中光采熠熠,犹如一块块烧红的炭。

    宝藏的发现仿佛是黑夜中迸发的一片亮光。然而,霍.阿卡蒂奥并没有去实现自己穷困时代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没有带着这突然降临的财富回罗马去,却把父母的房子变成了一片荒弃的乐土。他更新了卧室里的丝绒窗帘和天盖形花帐幔,又叫人在浴室里用石板铺地,用瓷砖砌墙。餐厅里摆满了糖渍水果、熏制腊味和醋腌食物。关闭的储藏室又启开了,里面放着葡萄酒和蜜酒;这些饮料都装在一只只箱子里,箱子是他亲自从火车站领回来的,上面写着霍·阿卡蒂奥的名字。有一天夜里,他跟自己的四个宠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酒宴一直持续到天亮。早晨六点,他们光着身子走出卧室,把浴池里的水放掉,装满了香槟酒。男孩们一齐扑进浴池,好似一群小鸟在布满一层香气泡的金黄色天空中嬉戏。霍.阿卡蒂奥仰卧一旁,没有参加他们喧嚣的欢乐。他尽情地漂着,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睁着眼睛怀念阿玛兰塔。男孩们很快就玩累了。他们一窝蜂似地拥进卧室,在那儿扯下丝绒窗帘,把它们当作毛巾擦干身子,又打打闹闹地砸碎了一面水晶玻璃镜子,然后大家一下子爬到床上,在一片混乱中掀掉天盖形花帐幔。霍.阿卡蒂奥回来时,只见他们缩作一团,象睡在一艘沉船的残骸之间,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倒不是由于他面前出现的一片毁灭景象,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可怜和厌恶,一场破坏性的纵酒把他的心都劫掠一空了。霍·阿卡蒂奥记得,在一只箱子底儿上,跟粗毛衣服以及禁绝肉欲和忏悔用的各种铁器一起,存放着一些藤条。他连忙抄起一根藤条,疯子般地大声号叫,使出对付豺狼也不可能使出的狼劲抽打自己的这些宠儿,把一群野男孩赶出了房子。卧室里只剩了他一个人,他累得喘不过气来,气喘病又发作了,这次发作持续了好几天。等到发作过去,霍.阿卡蒂奥已经奄奄一息。在受尽折磨的第三天,他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晚上来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房间里,请他帮忙到附近哪一家药房去为他买一些止喘粉。这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第二次上街。他只跑了两条街道便找到一家小药房,蒙着灰尘的橱窗里摆满了一只只贴有拉丁文标签的陶瓷瓶。一个象尼罗河水蛇那样神秘而美丽的姑娘,按照霍·阿卡蒂奥记在一片小纸上的药名,把药卖给了他。这一次,在微弱的淡黄灯光下,大街的空寂景象也没激起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丝毫的好奇心。霍·阿卡蒂奥正在思索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会不会逃跑,不料他气急败坏地回来了,拖着两条因为长时间奔波已经软弱无力的腿。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对周围的世界显然漫不经心,过了几天,霍·阿卡蒂奥就不顾母亲的嘱咐,准许他想上街就上街了。

    “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上街。”他回答。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继续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钻研羊皮纸手稿,逐渐把它全部译了出来,尽管上面的意思依然不得其解。霍·阿卡蒂奥经常把一片片火腿,把一些使人嘴里留下春天余味的花状糖果,送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房间里;有两次,他来的时候,甚至还拿着一杯上等葡萄酒。霍.阿卡蒂奥并不想了解羊皮纸手稿,他总觉得那是一本只适合古代文人阅读的闲书,但他对这个被人忘却的亲戚却很感兴趣,没有想到他居然掌握了罕见的学问和深奥的知识。原来,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懂得英文,在研究羊皮纸手稿的间隙中,他看完了六卷本的英国百科全书,象看长篇小说一样,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关于罗马,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可以侃侃而谈,好象一个在那儿住了多年的人,霍·阿卡蒂奥起先把这归因于他看的百科全书,但是很快就明白他的亲戚还知道许多不可能从百科全书上汲取的东西:譬如物价。问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些情况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总是回答,“一切都可以认识嘛!”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觉得惊异,他只是从远处望见霍·阿卡蒂奥在一个个房间里踱来踱去,但是在有所了解以后,才知道他不象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发现霍,阿卡蒂奥不但善于笑,偶尔还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这座房子昔日的宏伟气派,看见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一片荒芜景象就难过地叹气。两个同血统的单身汉这样接近,距离友谊自然还远,可是这样接近毕竟排遣了他俩的无限孤独,他们俩既分离又联合。现在,霍·阿卡蒂奥可以去找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请他帮助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因为霍.阿卡蒂奥本人对这些事情毫无办法,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得到了霍·阿卡蒂奥的同意,可以坐在长廊上看书,收读阿玛兰塔·乌苏娜继续以从前那种一本正经的态度写给他的信,使用霍·阿卡蒂奥从前不让他进去的浴室。

    一个炎热的早晨,他们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敲门的是一个陌生老头儿.一对绿莹莹的大眼睛闪着幽灵似的光芒。老头儿有一副严峻的面孔,额上现出一个灰十字。那件褴褛的衣服,那双破旧不堪的皮鞋,那只搭在肩上的旧麻袋——这是他唯一的财产——使他显出一副穷汉的模样,但是他的举止依然显得尊严,跟他的外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半明不暗的客厅中,甚至一眼就能看出,支持这个人生存的内在力量,并不是自卫的本能,而是经常的恐惧。原来,这是奥雷连诺·阿马多。在奥雷连诺上校的十六个儿子当中,他是唯一幸存的人。一种完全意外的逃犯生活,把他弄得精疲力竭,他渴望休息。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恳求他俩让他在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在那些不眠之夜里,他曾把这座房子看作是他在大地上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谁知霍.阿卡蒂奥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亲戚,他俩把他错当成一个流浪汉,把他猛地推到街上。他俩站在门口,目睹了早在霍·阿卡蒂奥出世之前就开始的一场戏剧的结局。在街道对面的几棵杏树下,忽然出现警察局的两个密探——他们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在追捕奥雷连诺·阿马多,——他们象两条猎犬似的顺着他的踪迹从门前跑过,只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奥雷连诺·阿马多一头栽倒在地上,两颗子弹正好打中他额上的那个十字。

    在一群野孩子被赶出房子之后,霍·阿卡蒂奥在生活中期待的就是远航大西洋的轮船消息,他必须赶在圣诞节之前到达那不勒斯。他把这件事告诉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甚至想为他做一笔生意,使他能够生活下去,因为菲兰达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人送过一篮子食物来了,可是这最后一个理想也注定要变成泡影。有一次,七月的一天清晨,霍·阿卡蒂奥在厨房里喝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煮的一杯咖啡,正在浴室里结束自己照例的沐浴程式,突然从瓦屋顶上跳下那四个已被赶出房子的男孩,他们不等他醒悟过来,连衣服还没脱下,就扑进浴池,揪住霍·阿卡蒂奥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直到水面不再冒出气泡,直到教皇的继承人无声的苍白的身躯沉到香气四溢的水底。然后,这群男孩赶紧从只有他们和受难者知道的那个地窖里取出三袋金币,扛在肩上跑掉了。整个战斗是按军事要求进行的,有组织的,迅捷而又残忍。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正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对一切都没怀疑。到了晚上,他走进厨房,发现霍·阿卡蒂奥不在那儿,便开始在整座房子里寻找起来,终于在浴室里找到了。霍.阿卡蒂奥巨大膨胀的身躯漂在香气四溢、平静如镜的浴池水面上,他似乎还在思念着阿玛兰塔哩。这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才感到自己多么喜欢她。

     第十九章

    十二月初旬,阿玛兰塔.乌苏娜一路顺风地回来了。她拉着丈夫系在脖子上的丝带,领他到了家,她是事先没打招呼便突然出现的;她身穿乳白色衣服,脖子上戴着的那串珍珠几乎拖到膝盖,手指上是绿宝石和黄宝石的戒指,光洁、整齐的头发梳成一个发辔,用燕尾状的发针别在耳后。六个月前同她结婚的男人,年岁较大,瘦瘦的;象个水手,是法兰德斯人。她一推开客厅的门,就感到自己离开这儿已经很久了。房子破得比想象的更厉害。

    “天啊,”她叫了一声,语气快活多于惊讶,“显然,这房子里没有女人!”

    门廊上放不下她的行李,菲兰达的那只旧箱子,是家里送她上学时给她的,此外还有一对竖着的大木箱、四只大手提箱、一只装阳伞的提包、八个帽盒、一个装了五十只金丝雀的大笼子,另外就是丈夫的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拆开来装在一只特制箱子里的。他象抱大提琴似的抱着箱子走。尽管经过长途跋涉,但她连一天都没休息。她全身都换上她丈夫夹在自动玩具里一道带来的粗布衣服,把这座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她扫去了在门廊里做窝的红蚂蚁,让玫瑰花丛恢复生机,铲除了杂草,种上羊齿蕨和薄荷,沿着篱笆墙又摆上了一盆盆秋海棠。她叫来一大群木匠、锁匠和泥瓦匠,让他们在地上抹缝,把门窗装好,将家具修复一新,把墙壁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就这样,在她回来三个月以后,人们又可以呼吸到自动钢琴时代曾经有过的朝气蓬勃、愉快欢乐的气息了。在这座房子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有过一个人的情绪比现在还好,也不曾有过一个人比她更想唱,更想跳,更想把一切陈规陋习抛进垃圾堆里。她用笤帚扫掉了丧葬的祭奠品,扫掉了一堆堆破烂,扫掉了角落里成年累月堆积起来的迷信用具。出于对乌苏娜的感激,她留下了一件东西,那就是挂在客厅里的雷麦黛丝的照片。“啊唷,真逗人,”她这样喊道,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十四岁的姑妈!”一个泥瓦匠告诉她,这座房子里全是妖怪,要赶走它们只有找到它们埋藏的金银财宝才行。她笑着回答说,男人不该相信迷信。她那么天真、洒脱,那么大方、时新,使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见她过来便感到手足无措。“啊唷!啊唷!”她双臂张开,快活地叫道。“看看我的小鬼头是怎么长大的!”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在她随身带来的手提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打算教他跳最新式的舞。她叫他换下奥雷连诺上校传给他的脏裤子,送给他一些颜色鲜艳的衬衫和两色皮鞋,如果他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呆久了,她就把他推到街上去。

    她象乌苏娜一样活泼、纤小、难以驾驭,并且几乎同俏姑娘雷麦黛丝同样漂亮和诱人。她有一种能够预测时尚的罕见本能。当她从邮件里收到最新式的时装图片时,旁人不得不赞赏她亲自设计的式样:她用阿玛兰塔的老式脚踏缝纫机缝制的衣服和图片上的完全一样。她订阅了欧洲出版的所有时装杂志、美术刊物、大众音乐评论,她经常只要瞟上一眼,便知道世界万物正按照她的想象发展变化,具有这种气质的女人,居然要回到这个满是灰尘、热得要命的死镇上来,真是不可理解,何况她有一个殷实的丈夫,钱多得足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活,而且他对她很有感情,甘心让她牵着丝带到处走。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准备久居的意思更加明显,因为她的计划是长远的,她的打算就是在马孔多寻求舒适的生活以安度晚年。金丝雀笼子表明她的决定不是突然的。她想起了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过她关于捕杀鸟类的事情,就把动身的时间推迟了几个月,直到发现了停泊在幸福岛的一只轮船。她在岛上挑选了二十五对最好的金丝雀,这样她就可以使马孔多的天空又有飞鸟生存了。这是她无数次失败中最可悲的一次。鸟儿繁殖以后,阿玛兰塔·乌苏娜却把它们一对对地放出去;鸟儿们获得了自由,便立即从小镇飞走了。她想用乌苏娜第一次重建房子时所做的鸟笼来唤起鸟儿们的感情,可是没有成功。她又在杏树上用芦草编织了鸟巢,在巢顶撒上鸟食,引诱笼中的鸟儿唱歌,想借它们的歌声劝阻那些飞出笼子的鸟儿不要远走高飞,但也失败了,因为鸟儿一有机会展开翅膀,便在空中兜一个圈子,辨别了一下幸福岛的方向,飞去了。

    回来一年之后,阿玛兰塔·乌苏娜虽然没有结交什么朋友,也没有举行任何宴会,但她仍然相信,要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村镇是办得到的。她的丈夫加斯东怕冒犯她,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他走下火车的那个决定命运的下午起,他就觉得妻子的决心是怀乡病引起的。他肯定她迟早会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他不肯花点功夫安装自行车,却在泥瓦匠们搅乱的蜘蛛网里寻找最大的卵。他用指甲弄破这些卵,花费几个小时在放大镜下面观察钻出来的小蜘蛛。后来,他想到阿玛兰塔·乌苏娜正在继续她的修缮工作,双手不得空闲,他才决定安装那辆前轮比后轮大得多的漂亮自行车。他还努力捕捉本地所能找到的每一种昆虫,给它们治病。他把昆虫放在果酱瓶里,送给列日(比利时城名)大学教自然史的老师:尽管当时他的主要职务是飞行员,但他曾在那个大学里学过昆虫学的高年级课程。他骑自行车时总要穿上杂技师的紧身衣,套上华丽而俗气的袜子,戴上福尔摩斯式的帽子;但他步行的时候,却穿一尘不染的亚麻布西服,脚登白色鞋子,打一个丝领结,戴一顶硬草帽,手里还握一根柳木手杖。他的浅色眼睛突出了他水手的容貌,小胡子柔软齐整,活象松鼠皮。他虽然比妻子起码大十五岁,可是他的机敏和果决却能使她感到愉快。他具有一个好丈夫必备的气质,这就弥补了年龄上的差异。其实人们看到他已经四十来岁了,还保持着谨小慎微的习惯,脖子上系着丝带,骑着马戏团用的自行车,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和妻子之间曾经有过狂热的爱情生活,而且在最不适宜的或者情绪冲动的场合,他俩还会象刚开始恋爱时那样顺从彼此的需要,干出有伤风化的事来;随着时光的消逝,经过越来越多不寻常的事情的磨炼,他俩之间的这种激情就变得更加深沉和炽热了。加斯东不仅是个具有无穷智慧和想象力的狂热的情人,或许还是这样一名驾驶员,为了求得紫罗兰地里的片刻欢乐,他宁愿紧急着陆,几乎使自己和爱人丧命也在所不惜。

    他俩是在认识两年以后结婚的,当时他驾驶着运动用的双翼飞机在阿玛兰塔·乌苏娜就读的学校上空盘旋。为了躲开一根旗杆,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动作,老式的帆篷和铝制机尾被电线缠住了。从那时起,他顾不上装着夹板的腿,每逢周末都把阿玛兰塔.乌苏哪从她居住的修女公寓接走;那里的规矩不象菲兰达想象得那么严格,他可以带她到他的乡村俱乐部去。星期天,在一千五百英尺高处荒野的空气中,他们开始相爱了。地面上的生物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彼此也就越来越亲近了。她对他说起马孔多,说它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宁静的城镇;她又谈起一座散发着薄荷香味的大房子,她想在那儿同一个忠实的丈夫、两个强健的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到老。儿子取名罗德里格和贡泽洛,而决不能叫什么奥雷连诺和霍·阿卡蒂奥;女儿要叫弗吉妮娅,决不能起雷麦黛丝之类的名字。她因思恋故乡而把那个小镇理想化了,她的感情那么强烈坚定,使得加斯东明白,除非带她回马孔多定居,否则休想跟她结婚。他同意了,就象他后来同意系上那条丝带一样,因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喜好,早晚都要改变的。可是在马孔多过了两年以后,阿玛兰塔·乌苏娜仍象刚来的头一天那么快活。他开始发出警号了。那时候,他已经解剖了这个地区每一种可以解剖的昆虫。他的西班牙语说得象个本地人,他解开了寄来的杂志上所有的字谜。他不能用气候这个借口来催促他俩返回,因为大自然已经赋予他一个适合异乡水土的肝脏,使他能够对付午休时间的困劲,而且他还服用长了醋虫的水。他非常喜爱本地的饭食,以致有一次他一顿吃了八十二只鬣蜴(产于美洲或西印度的一种大蜥蜴蛋)。另外,阿玛兰塔·乌苏娜已经从火车上运来了一箱箱冰冻的鱼、罐头肉和蜜饯水果——这是她唯一能吃的东西。虽然她无处可走,无人要访问,她的衣着仍旧是欧洲式样的,她仍然不断地收到邮寄来的新样式。然而她的丈夫没有心思欣赏她的短裙、歪戴的毡帽和七股项圈。她的秘诀似乎在于她总是能够变戏法似的忙忙碌碌,不停地解决自己制造的一些家务困难。她为第二天安排了许多事情,结果什么也没干成。她干活的劲头很足,但是效果很糟,使人想起菲兰达,想起“做”只是为了“拆”的那种传统恶习。她爱好玩乐的情趣仍然很浓,她收到了新唱片,就叫加斯东到客厅里呆到很晚,教他跳舞,那舞姿是她的同学画在草图上寄给她的。孩子的诞生是她唯一感到欣慰的事,但她尊重与丈夫的约定,直到婚后五年才生了孩子。

    为了找些事来填补空虚和无聊,加斯东常常同胆小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呆上一个早晨。他愉快地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回忆他的回家阴暗角落里的生活。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知道这些事,仿佛在那儿生活过很久似的。加斯东问起他为了获得百科全书上没有的知识作过什么努力。加斯东得到的回答是与霍·阿卡蒂奥相同的:“一切都能认识嘛。”除了梵文,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还学了英语、法语以及一点拉丁语和希腊语。当时由于他每天下午都要出去,阿玛兰塔.乌苏娜便每周拿出一点钱供他花销。他的房间就象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那家书店的分店。他经常贪婪地阅读到深夜,从他阅读时采取的方式看来,加斯东认为他买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验证他已有的知识是否正确。书里的内容与羊皮纸手稿一样引不起他的兴趣,但是读书占去了他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加斯东和妻子都希望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变成他们家庭的一员,但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老是处在一团令人莫测的迷雾里。加斯东努力跟他亲近,但是没有成功,只得去找其他的事情来做,借以排遣无聊的时光。就在这时,他产生了开办航空邮政的想法。

    这并不是个新计划。加斯东认识阿玛兰塔.乌苏娜的时候就想好了这个计划,但那不是为了马孔多,而是为了比属刚果,他家里的人在那里的棕榈油事业方面投了资。结婚以及婚后为了取悦妻子到马孔多生活了几个月,这就使他不得不把这项计划暂时搁置起来。嗣后,他看到阿玛兰塔.乌苏娜决心组织一个改善公共环境的委员会,并且在他暗示可能回去时,遭到了阿玛兰塔·乌苏娜的一番嘲笑,他就意识到事情要大大地延搁了。他跟布鲁塞尔失去联系的合伙人重新建立了联系,想到在加勒比地区作一名创业者并不比在非洲差。在他稳步前进的过程中,他准备在这迷人的古老地区建筑一个机场,这个地域在当时看来象是碎石铺成的平地。他研究风向,研究海边的地势,研究飞机航行最好的路线;他还不知道,他的这番类似赫伯特式的奋斗精神使小镇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怀疑,人家说他不是在筹划航线,而是打算种植香蕉树。他满腔热情地抱定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许终究会证明他在马孔多长远的做法是对的——到省城去了几次,拜访了一些专家,获得了许可证,又草拟了取得专利权的合同。同时,他跟布鲁塞尔的合伙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就象菲兰达同没有见过的医生通信一样。在一名熟练技师照管下,第一架飞机将用船运来,那位技师要在抵达最近的港口后将飞机装配好,飞到马孔多,这终于使人们信服了。在他首次勘察并且作出气象计算一年之后,他的通信朋友的多次承诺使他充满了信心。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树丛间漫步,仰望天空,倾听风声,期待飞机出现。

    阿玛兰塔·乌苏娜的归来给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变化,而她本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霍.阿卡蒂奥死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书商那里成了一个常客。他那时喜欢自由自在,加上他有随意支配的时间,暂时对小镇产生了好奇心。他感到了这一点,也不觉得惊异。他走过满地灰尘、寂寥冷落的街道,用刨根究底的兴趣考察日渐破败的房子内部,看到了窗上被铁锈和死鸟弄坏的铁丝网以及被往事压折了腰的居民。他试图凭想象恢复这个市镇和香蕉公司的辉煌时代。现在,镇上干涸了的游泳池让男人和女人的烂鞋子填得满满的;在黑麦草毁坏了的房子里面,他发现一头德国牧羊犬的骸骨,上面仍然套着颈圈,颈圈上还联着一段铁链子;一架电话机还在叮铃铃地响个不停,他一拿起耳机,便听到一个极为痛苦的妇女在遥远的地方用英语讲话。他回答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三千名死难者已经抛进海里,香蕉公司已经离开,多年之后马孔多终于享受到了和平。他在闲逛中不觉来到平坦的红灯地区。从前那儿焚烧过成捆的钞票,借以增添宴会的光彩,当时的街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一般,比其他的街道更加不幸,那里依然点着几盏红灯,凋零的花环装饰着几家冷落的舞厅;不知谁家的苍白、肥胖的寡妇、法国老太婆和巴比伦女人,仍然守在她们的留声机旁边。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找不到一个还记得他家的人,甚至记不得奥雷连诺上校了,只有那位年纪最老的西印度黑人——头发好象棉花卷、脸盘犹如照相底版的老人,仍然站在他的房门前唱着庄严的落日赞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用他几个星期里学会的结结巴巴的巴比亚曼托语同老人谈话。老人请他喝他的曾孙女烧好的鸡头汤。他的曾孙女是一个黝黑的大块头女人,她有结实的骨架和母马似的臀部;乳房好象长在藤上的甜瓜;铁丝色的头发仿佛中世纪武士的头盔,保护着没有缺陷的、圆圆的头颅。她的名字叫尼格罗曼塔。在那些日子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靠变卖银器、烛台和家里的其他古董过活,他一文钱都没有时(多数时候他都如此),就到市场上阴暗的地方去,求人家把打算丢弃的鸡头送给他,他拿了这些鸡头叫尼格罗曼塔煮汤,配上马齿苋菜,加点薄荷调味。尼格罗曼塔的曾祖父死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停止了走街串巷,但是他常常跑到尼格罗曼塔那里去,在庭院中漆黑的杏树下,把她模仿动物叫的口笛拿来,引诱几只夜猫子。他更多的时候是跟她呆在一起的,用巴比亚曼托语评论鸡头汤以及穷困中尝到的其他可口的美味。要是她不告诉他,他的到来吓跑了其他的主顾,他就一直呆着不走。尽管他有时也受到一些诱惑,但是在他看来,尼格罗曼塔本人也象他一样患着思乡病,因此他并没有跟她一起睡觉。在阿玛兰塔.乌苏娜回到马孔多以后,并且象姐姐一般地拥抱他、使他喘不过气来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还是个童男子。每当他见到她,特别是她表演最新式的舞蹈时,他都有一种骨头酥软的感觉,如同当年皮拉·苔列娜借口到库房里玩纸牌,也曾使他的高祖父神魂不定一样。他埋头在羊皮纸手稿中,想排遣苦恼,躲开姑娘天真烂漫的诱惑,因为她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痛苦,破坏了他夜间的宁静。但是,他越是躲着她,就越是焦灼地期待着她,想听到她冷漠的大笑声,听到她小猫撒欢似的嗥叫声,听到她的歌声。而在这屋里最不合适的地方,每时每刻她都在发泄情欲。一天夜里,在隔壁离他的床三十叹的工作台上,夫妇俩疯狂地拥抱,结果打碎了一些瓶子,在盐酸的水洼里结束了一场好事。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发了高烧,气得直哭。晚上,他在杏树的阴影下第一次等待尼格罗曼塔,只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慢,他忐忑不安,如坐针毡,手里攥着向阿玛兰塔·乌苏娜要来的一比索和五十生丁。他要这钱是出于需要,想拿它作某种尝试,以便使尼格罗曼塔就范,好侮辱她,糟蹋她。尼格罗曼塔把他带到了自己屋里。他们就这样私通。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整个上午都在辨认羊皮纸手稿,午睡时间就去卧室,尼格罗曼塔正在那儿等着他。

    尼格罗曼塔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男人,正如她狂笑着说的,有了一个从头到脚都象碎骨机的人。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却偷偷告诉她:他爱阿玛兰塔·乌苏娜,但他的爱是受压抑的,即使有了替身,也无法得到满足,特别是由于经验多了,对谈情说爱的眼界也开阔了,那就更无法满足了。为此,她甚至产生了浪漫的想法。以后,尼格罗曼塔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他,但却坚持要他为她的接待付钱,在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没有钱时,她甚至还要记上一笔账,这笔账不是用数目字记的,而是用她的大拇指甲在门背后划上。日落时分,当她在广场暗处游荡的时候,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象陌生人似的,也正好沿门廊走着。通常,他很少向正在吃饭的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加斯东打招呼,他把自己关回屋里。但由于听到他俩大声狂笑、悄悄耳语,以及后来他俩在黑夜中的欢乐,他焦躁不安,书看不下去,笔动不起来,连问题都不能思考。这就是加斯东在开始等待飞机之前两年中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如此。一天午后,他去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的书店,发现四个孩子吵闹不休,热烈地争论中世纪的人用什么方法杀死蟑螂。老书商知道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对“可敬的比德”(大约673一735,盎格鲁撒克逊僧侣,历史学家。)读过的书有一种癖好,使用父亲般的严肃态度请他加入争论,于是他滔滔不绝他讲开了:据《旧约》上说,地球上最古老的有翅昆虫——蟑螂,一直是人们脚下的牺牲品,但是这种昆虫对于消灭它们的一切方法都有抵抗力,即使掺了硼砂的蕃茄片以及面粉和白糖,都奈何它们不得。它们有一千六百零三个变种,已经抵御了最古老、最持久、最无情的迫害,抵御了人类开天辟地以来对任何生物都不曾使用过、对自己也不曾使用过的迫害手段。由于人类的迫害,蟑螂就有繁殖的本能,因此人类也有另一种更加坚定不移、更加咄咄逼人的杀死蟑螂的本能,如果说蟑螂成功地逃脱了人类的残酷迫害,那只是因为它们在阴暗的地方找到了避难所,它们在那里不会受到伤害,因为人们生来害怕黑暗。可是它们对阳光却很敏感,所以在中世纪,在当代,甚至永远都是如此,杀死蟑螂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

    学识上的一致是伟大友谊的开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下午继续同四位争论对手见面,他们是阿尔伐罗、杰尔曼、阿尔丰索和加布里埃尔,这四位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朋友。象他这样整天埋头书堆的人,从书店开始到黎明时刻在妓院里结束的暴风雨般的聚会,对他真是一种启示。直到那时他还从未想到过,文艺是迄今为止用来嘲弄人的一切发明中最好的玩意儿。阿尔伐罗在一天晚宴中就是这样说的。过了一些时候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才想到明白,此说来源于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老头子认为:知识要是不能用来发明一种烹饪鹰嘴豆的方法,那就一文不值了。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发表关于蟑螂的演说的那天下午,辩论是在马孔多镇边一个妓院里结束的,姑娘们因为饥饿都睡觉去了。鸨母是一个面带笑容的、假惺惺的人,不断的开门关门使她有些不耐烦。她脸上的笑容似乎是为容易上当的主顾装出来的,主顾们却认真地领受这种微笑,而这种微笑只是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这里可以触摸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这里的椅子,人一坐上去就会散架;留声机里的零件换上了一只抱蛋的母鸡,花园里都是纸花,日历上的日子还是香蕉公司来到之前的日子,画框里镶着的画是从没有出版过的杂志上剪下来的,就拿附近地区来的那些羞怯的小娘儿们来说,鸨母一喊接客,她们除了装模作样,什么也不会干。她们穿着五年前剩下的瘦小的花布衫出现在嫖客面前,一句问候的话也不说,她们天真无邪地穿上这些衣服,同样天真无邪地脱去这些衣服。情欲达到高潮时,她们会大叫“天哪”,并且看着天花板如何坍塌下来。拿到一比索五十生地之后,她们便立刻去向鸨母买夹干酪的面包卷来吃。那时鸨母会笑得更甜了,因为只有她知道,那些食物也都是骗人货。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当时的生活,开头是阅读梅尔加德斯的手稿,最后是到尼格罗曼塔的床上。他在妓院里,发现了一种医治羞怯症的笨办法。起初,他毫无进展,他呆在房间里,鸨母在他们兴致正浓的时刻走进来,把相亲相爱的迷人之处向他俩作一番介绍。不过,时间一长,他开始熟悉人世间的不幸了,因此在一天夜里,情况比往常更加令人心神不定,他在小小的接待室里脱光了衣服,拿着一瓶啤酒,以他那不可思议的男子气概,跑着穿过那座房子。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把鸨母始终笑脸迎客的态度看做一种时髦作风,既不反对,也不相信,就象杰尔曼为了证明房子并不存在而要烧掉房子一样,也象阿尔丰索拧断鹦鹉的脖子,扔进滚沸的炖锅里一样,他都无动于衷。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感到,有一种共同的感情和友谊把他跟四位朋友联结在一起,他一想到他们,就仿佛他们是一个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比较接近加布里埃尔。这种关系是一天晚上产生的,当时他偶然提到了奥雷连诺上校,只有加布里埃尔一个人认为他不是在说笑话。甚至通常并不参加争论的鸨母,也摆出一副太太们特有的激愤样儿,争辩地说:她有时确实听说过奥雷连诺上校这个人,他是政府为了找个借口来消灭自由党而捏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加布里埃尔却不怀疑奥雷连诺上校真有其人,因为他曾和他的曾祖父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一起打过仗,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大家提到屠杀工人的事件时,记忆中的那些陷坑就变得特别深了。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每次提起这件事,不仅鸨母,甚至比她年长的人,都会起来驳斥那些神话,说工人们在车站上被军队包围,两百节车厢装满了死尸运往海边,这些都是虚构的,他们甚至还坚持说,在司法文件中以及小学教科书上,一切都讲得明明白白:香蕉公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加布里埃尔就有了一种共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他俩相信谁也不相信的事实。这对他俩的生活影响相当大,结果他俩都发现自己偏离了一切都已消亡、只剩下思乡病的世界潮流。加布里埃尔不管在什么地方,有空就睡觉。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首饰作坊里接待过他好几次,但是加布里埃尔却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被那些穿过卧室的死人闹得无法安宁,直到天亮。后来,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把加布里埃尔交给尼格罗曼塔,她闲下时就把他带到她那从不得空的房间里,在门背后划上几条直杠,记下他的账,这些记号与奥雷连诺的欠账紧紧地挨着。

    这伙人虽然在生活上乱七八糟,可是在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催促下,总还想做些固定的工作。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凭他古典文学老教师的资格和一间没有多少书籍的书库,领着他们整夜探讨这个小镇的第三十六次戏剧性变化,而这个小镇的人除了对小学校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对新的友谊如痴似狂,同菲兰达的冷漠相比,这种友谊就更可贵了。就在那些羊皮纸手稿开始以密码的诗句向他揭示预言的内容时,他却不再孜孜不倦地阅读了。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既出入妓院,又能做其他的事情,这就给了他一种动力,使他重返梅尔加德斯的书房,并且决心下苦功,不消沉,一定要解开这最后的谜。在加斯冬开始等待飞机的那个时期,有一天早上,阿玛兰塔·乌苏娜感到非常孤寂,跑进屋来。

    “喂,吃人的家伙,”她对他说。“还不回到你的窝里去吗?”

    她真是令人倾倒,穿了一身自己设计的服装,挂了一长串她亲手做的河鲜脊骨项链。她相信丈夫是忠实于她的,就不再使用那条丝带了。自从回来以后,她好象第一次有了片刻的安逸,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不看就知道她来了。她双肘支在桌上,挨得那么近,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连她骨头的响动都能听到。她对羊皮纸手稿发生了兴趣。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慌乱,纠正自己变了调的声音,使激荡的心情安定下来,唤起僵化了的记忆。他同她谈到梵文的神圣用途,谈到科学上预测未来的可能性,这种未来就象人们透过光亮能看到纸背面的字一样:而且谈到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此外还谈到诺斯特拉达马斯的《世纪》,谈到圣米勒纳斯预言过的坎塔布里亚的毁灭。他们谈话虽未中断,但他出生以来就隐伏在身上的那种冲动却突然出现了。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把字放在她的手上,以为最后的决心会结束他的疑虑。她也满怀柔情立即抓住他的食指,不过这种纯真的感情是从孩提时代就有的,她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一直握着他的手指。他们就那样冷冰冰地呆着,什么东西也传递不了的手指彼此勾连着。后来她从短暂的梦幻中苏醒过来,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前额。“蚂蚁!”她叫道。于是她忘了那些手稿,迈着舞步走到门口。在那儿,就象往日下午家里的人送她去布鲁塞尔时她的表示一样,用指尖向奥雷连诺·布恩蒂亚送去一个飞吻。

    “你以后再讲给我听吧,”她说,“我忘了今天是该往蚁冢上撒石灰的日子了。”

    她需要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住的那边去做事时,便偶然去他房间一趟,并且趁她丈夫不断注视天空的时候,在那里呆上几分钟。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受到这种变化的鼓舞,常常留下来与这家人一同吃饭。而在阿玛兰塔·乌苏娜回来的头几个月内,他是从不那样做的。加斯东对此感到高兴。在饭后经常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说他的合伙人在欺骗他。他们已经通知他,飞机已经装在一条船上,这条船尚未到达。但是他的代理人坚持说,那架飞机是永远到不了的,因为加勒比海所有商船的货单上都没有这架飞机。然而他的合伙人却坚持说那船是确有其事的;他们甚至暗指加斯东在信中对他们说了谎。通信联系造成了彼此的怀疑,所以加斯东决定不再写信,打算抓紧时间去一趟布鲁塞尔,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然后带着那架飞机回来。可是,阿玛兰塔·乌苏娜一再重申,她决不离开马孔多,即使失去丈夫也在所不惜,这就使加斯东的计划流产了。

    在头几天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赞同了普遍的观点,即加斯东是骑自行车的傻瓜,这种想法在他心里引起一种模糊的同情。后来,当他在烟花馆里对男人的本性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之后,他认识到加斯东的逆来顺受是由于纵欲的结果。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确信他的本性正好与他谦卑的举止相反,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甚至恶意地怀疑,加斯东所谓的等候飞机也是在作戏。于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又想,加斯东并不象他所表现的那么傻,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无比沉着、既有才干而又坚忍的人,打算永远表示服从,决不说一个“不”字,用假装的无比顺从来使她产生厌倦,陷入她自己织下的罗网,这时他便可一举战胜她,使她有朝一日会忍受不了眼前单调无聊的日子,乖乖地自己卷起行李返回欧洲。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最初的怜悯变成了强烈的厌恶。他认为加斯东的招儿是邪恶的,但又那么有效。他便冒了风险去警告阿玛兰塔.乌苏娜。可是她对他的怀疑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爱情的分量,却半信半疑地以为是他的忌妒心在作怪。她在打开一个桃子罐头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他冲上来热心而贪婪地把血吮出来,这使她的脊梁骨一阵发凉,在这之前她根本没有想到,她对他有一种超过姐弟般的感情。

    “奥雷连诺!”她不安地笑道。“你太起劲了,会成为一个吸血鬼的。”

    于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不顾一切,全力以赴了。他在她受了伤的手心上孩童似的轻轻吻了一下,接着便打开隐秘的心扉,倾诉无限的衷情,掏出潜藏在痛苦中的可怕的蠢虫。他告诉她半夜里他会醒来,寂寞地独自流泪,对着她挂在浴室里晾干的衬衣暗自发愁。他同她谈起他曾急切地要尼格罗曼塔象猫一样地叫唤,在他耳边呜咽:加斯东——加斯东——加斯东。他又谈起他如何费尽心机搜罗她的香水瓶,这样他便能够在为了挣点饭钱而上床的姑娘们脖颈上闻到香水气味。阿玛兰塔·乌苏娜被他激情的迸发吓坏了,她不由得蜷起手指,象河蚌肉似的缩回去。她的手已毫不疼痛,也没有了怜悯的感受,变成了一串绿宝石和黄玉石一样没有知觉的骨头。

    “傻瓜!”她吐出了一句话。“我就要乘第一艘船到比利时去了。”

    一天下午,阿尔伐罗来到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的书店,大叫大喊地宣布他的最新发现:一个“动物妓院”。这个地方叫做“金童”,是一个巨大的室外沙龙,那儿至少有二百多只麻形震耳欲聋地咯咯乱叫,报告时间。舞池周围的铁丝网里,大朵的亚马逊山茶花丛藏着各种颜色的苍鹭、肥猪似的鳄鱼、十二个响节的蛇,还有披着金铠潜伏在一座人造小海洋里的海龟。这里还有一条雪白的大狗,性情温顺,却是个乱伦的家伙,为了吃食,它会作出种马般的举动。气氛非常纯净浓郁,那个场所仿佛是刚刚出现的。花枝招展的混血姑娘绝望地守在鲜红的花丛中,陈旧的唱片播放着早就被尘世乐园里的人们忘却了的爱情老调。他们五人参观梦幻般的室外沙龙的头一个夜晚,坐在门口柳条摇椅里的一位衣着华丽、沉默寡言的老太婆感到时光仿佛正在回转。从走近的五个人中,她看见一个瘦瘦的人,长着鞑靼人的颧骨,患着黄疸病,从诞生之日起就永远标上了孤僻的印记。

    “天啊!天啊!”她惊叹道,“奥雷连诺!”

    她又一次看见了奥雷连诺上校,正象战前很久她在灯光下见到的那样,也象他在名誉扫地、幻想破灭以后即将流放之前那样。在那个遥远的黎明,他来到她的卧室,发出平生第一个命令,要求给他爱情。原来这是皮拉·苔列娜。多年以前,在她已经一百四十五岁时,她就已放弃了有害的计算年龄的习惯。她一直生活在平静和对往事的回忆中,一直是在一种完全清楚的、确信不疑的未来中生活,而不会受到扑克牌预卜的充满陷阱的前途不断滋扰。

    从那天晚上起,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就在他并不认识的高祖母那里得到了同情和照顾。她一坐上柳条摇椅,就会想起过去,想起当年这一家的兴旺和没落,想起马孔多昔日的光辉,而这光辉现在已经泯灭了。这时阿尔伐罗正在嘿嘿怪笑地吓唬鳄鱼,阿尔丰索给麻屑编了个怪诞可笑的故事,说一星期之前,这些鸟儿把四个行为不端的顾客的眼珠子啄了出来。加布里埃尔呆在神情忧郁的混血姑娘的房间里。这姑娘没有收敛钱币,而在给一位从事走私活动的男朋友写信。那个男朋友已被边防警察抓走,目前正在奥里诺科河(在委内瑞拉境内,往东流入大西洋。)对岸蹲监狱。警察让他坐在一个装满了粪便和钻石的便盆上。这个真正的妓院有一个慈祥的鸨母,正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长期的禁锢期间梦寐以求的地方。他感到妙不可言,简直象是领受到了最美好的情谊,使他再也不想去别处存身了。他打算用话语来解脱自己的负担,以便有人来割断缠在他胸上的绳索,但他只是伏在皮拉.苔列娜的大腿上伤心地哭了一通。皮拉·苔列娜让他哭完,用指尖抚摸着他的头,他虽然没有显露出他是因为情欲而伤心,可她却一下子猜透了男人自古以来的伤心事。

    “好了,孩子,”她安慰他。”你就告诉我,她是谁。”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告诉她之后,皮拉·苔列娜发出一阵大笑,一种胸襟豁达的笑声,最后就象鸽子咕咕地叫了。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心中没有她猜不透的秘密,因为一个世纪的岁月和经验告诉她,家庭的演变就象一架机器,不可避免地要有反复,就象一只轮子,若不是由于无可补救的磨损而需要更换新轮轴,它就会永远转动下去。

    “不要烦恼,”她笑着说。“不管她在哪儿,她一定会等着你。”

    午后一点半,阿玛兰塔·乌苏娜从浴室出来。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看见她从门口走过,穿着一件衣裙柔软的浴衣,头上包着头巾似的手绢。他几乎踮着脚尖,趁着醉意趔趔趄趄地尾随在她身后。正当她解开浴衣时,他踏进了这间幽会用的卧房。她吃了一惊,忙把衣服合上。他一声不响,向隔壁一指,那间屋门半掩着,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知道加斯东正在那里写信。

    “走开,”她小声说。

     第二十章

    一个节日的晚上,皮拉.苔列娜守着她那个“天堂”[妓院]入口的时候,在一把藤制的摇椅里去世了。遵照死者临终的意愿,八条汉子没有把她装进棺材,而让她直接坐在摇椅里,放进了一个很大的墓穴,墓穴就挖在跳舞场的中央。几个泪流满面、脸色苍白的混血女人,穿上丧服,开始履行魔术般的仪式。她们摘下自己的耳环、胸针和戒指,把它们丢进墓坑,拿一块没有刻上名字和日期的大石板盖住坑穴,而在石板上用亚马孙河畔的山茶花堆起了一座小丘。然后,混血女人们用毒药毒死祭奠用的牲畜,又用砖瓦堵住门窗,便各奔东西了;她们手里提着自己的小木箱,箱盖背面裱糊着石印的圣徒画像、杂志上的彩色图片,以及为时不长、不能置信、幻想出来的情人照片,这些情人看上去有的象金刚大汉,有的象食人野兽,有的象纸牌上漫游公海的加冕国王。

    这就是结局。在皮拉·苔列娜的坟墓里,在妓女的廉价首饰中间,时代的遗物——马孔多还剩下的一点儿残渣——即将腐烂了。在这之前,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就拍卖了自己的书店,回到地中海边的家乡去了,因为他非常怀念家乡真正漫长的春天。谁也没有料到这老头儿会走,他是在香蕉公司鼎盛时期,为了逃避战争来到马孔多的。他开设了出售各种文字原版书的书店,就再也想不出其他更有益的事情来干了。偶尔有些顾客,在没有轮到他们进入书店对面那座房子去圆梦之前,都顺便到这里来消磨时间,他们总是有点担心地翻阅着一本本书,好象这些书都是从垃圾堆里拾来的。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每天总有半天泡在书店后面一个闷热的小房间里,用紫墨水在一张张练习簿纸上写满了歪歪斜斜的草体字,可是谁也无法肯定他说出他究竟写了些什么。老头儿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初次认识时,已经积满了两箱乱糟糟的练习簿纸,它们有点象梅尔加德斯的羊皮纸手稿。老头儿临走,又拿练习簿纸装满了第三箱。由此可以推测,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住在马孔多的时候,没有干过其他任何事情。同他保持关系的只有四个朋友,他们早在学校念书时·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就要他们把陀螺和纸蛇当作抵押品·借书给他们看,并使他们爱上了塞尼加*和奥维德*的作品。他对待古典作家一向随随便便、不拘礼节,好象早先曾跟他们在一个房间里生活过。他了解这一类人的许多隐秘事情。而这些事情似乎是谁也不知道的,比如:圣奥古斯丁*穿在修士长袍里的那件羊毛背心,整整十四年没脱下来过,巫师阿纳尔多·德维拉诺瓦*早在童年时代就被蝎子螫了一下,是一个阳萎者。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对待别人的论著有时严肃、尊重,有时又极不礼貌。他对待自己写的东西也是这种双重的态度。那个叫阿尔丰索的人,为了把老头儿的手稿译成西班牙文,曾专门攻读过加泰隆尼亚语言。有一次他随手把加泰隆尼亚人的一叠稿纸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的口袋里总是被一些剪报和特殊职业的指南塞得胀鼓鼓的,可是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妓院里,在一群由于饥饿不得不出卖内体的女孩子身边,他不慎丢失了所有的稿纸。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发觉这件事以后,并没有象阿尔丰索担心的那样大事张扬,反倒哈哈大笑地说:“这是文学自然而然的命运。”但他要随身带着三箱手稿回家,朋友们怎么也说服不了他。铁路检查员要他将箱子拿去托运时,他更忍不住出口伤人,满嘴迦太基*流行的骂人话,直到检查员同意他把箱子留在旅客车厢里,他才安静下来。“一旦到了人们只顾自己乘头等车厢,却用货车车厢装运书籍的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他在出发前这么嘀咕了一句,就再也不吭声了。最后的准备花了他整整一个星期,对博学购加泰隆尼亚人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周——随着出发时间的迫近,他的情绪越来越坏,不时忘记自己打算要做的事,明明放在一个地方的东西,不知怎的突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他以为准是那些折磨过他的家神挪动了它们的位置。

    *塞尼加(公元前4年?一公元65年),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及悲剧作家。

    *奥维德(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罗马诗人。

    *圣奥古斯丁(354一430年〕,早期基督教会的领袖之一。

    *阿纳尔多·德维拉诺瓦(1235一一1313年),著名的加泰隆尼亚炼丹术土、医生和神学者。

    *迦太基,非洲北部古国,在今突尼斯附近,公元前146年为罗马人所灭。

    “兔崽子们!我诅咒伦敦教会的第二十七条教规。”他骂道。

    杰尔曼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照顾他,就象关心孩子一样关心他:把车票和迁移证分放在他的两个口袋里,用别针别住袋口,又为他列了一张详细的表格,记明他从马孔多动身到巴塞罗那的路上应该做的一切;尽管如此,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还是出了个纸漏,连他自己也没发觉,竟把一只口袋里揣着一半现款的裤子扔进了污水坑。启程前夕,等到一只只箱子已经钉上,一件件零星什物也放进了他带到马孔多来的那只箱子里,他就合上蛤壳似的眼脸,然后做了一个带有亵渎上帝意味的祝福手势,指着那些曾经帮助他经受了乡愁的书,对朋友们说:

    “这堆旧书我就留在这儿了。”

    三个月后,他寄来了一个大邮包,里面有二十九封信和五十张照片,这些都是他在公海上利用闲暇逐渐积累起来的。虽说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没在上面注明日期,但也不难理解,这些邮件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编排的。在开头的几封信中,他以惯有的幽默笔调介绍了旅途上的种种经历:他说到一个货物检验员不同意他把箱子放在船舱里时,他真恨不得把那个家伙扔到海里去:他又说到一位太太简直是惊人的愚蠢,只要提到“十三”这个数字,她就会心惊肉跳——这倒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个不圆满的数字;他还说到在船上吃第一顿晚饭的时候,他赢了一场赌博,他辨出船上的饮水有莱里达(莱里达,西班牙地名)泉水的味道,散发出每天夜晚从莱里达市郊飘来的甜菜气息。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对船上的生活越来越感到乏味,每当回忆起马孔多发生的那些事情,即使是最近的、最平淡的琐事,也会勾起他的怀旧情绪:船走得越远,他的回忆就越伤感。这种怀旧情绪的不断加深,从照片上也透露了出来。在最初的几张照片上,他看上去是那样幸福,穿着一件白衬衫,留着一头银发,背景是加勒比海,海面上照例飞溅着十月的浪花。在以后的一些照片上,他已换上了深色大衣,围着一条绸围巾,这时,他脸色苍白,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仁立在一条无名船的甲板上,这条船刚刚脱离夜间的险境,徘徊在秋天的公海上。杰尔曼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都给老头儿回了信。在开始的几个月里,老头儿也经常来信,使他的两个朋友觉得他仿佛就生活在他们身边,比在马孔多时离他们更近;他的远别在他们心里引起的痛苦,也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在信里告诉他们,说一切犹如以往,家乡的小屋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只粉红色的贝壳;面包馅里夹一片熏鱼片,吃起来还是那种味道;家乡的小溪每天晚上依然芳香怡人。在两个朋友面前重又出现那一张张练习簿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紫色草体字,他们每一个人都单独收到了一些。这些信洋溢着一个久病痊愈者那样的振奋精神,们连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自个儿也没有觉察到,它们渐渐变成了一首首灰心丧气的田园诗。冬天的晚上,每当壁炉里的汤锅咝咝冒气时,老头儿就不禁怀念起马孔多书店后面暖融融的小房间,怀念起阳光照射下沙沙作响的灰蒙蒙的杏树叶丛,怀念起令人昏昏欲睡的晌午突然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正象他在马孔多的时候那样,曾缅怀家乡壁炉里嗤嗤冒气的汤锅,街上咖啡豆小贩的叫卖声和春天里飞来飞去的百灵鸟。这两种怀旧病犹如两面彼此对立着的镜子,相互映照,折磨着他,使他失去了自己那种心驰神往的幻想。于是他劝朋友们离开马孔多,劝他们忘掉他给他们说过的关于世界和人类感情的一切看法,唾弃贺拉斯(公元前65一8年,罗马诗人及讽刺家)的学说,告诫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永远记住:过去是虚假的,往事是不能返回的,每一个消逝的春天都一去不复返了,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也只是一种过眼烟云似的感情。阿尔伐罗第一个听从老头儿的劝告离开马孔多,他卖掉了一切东西,甚至把他家院子里那只驯养来戏弄路人的美洲豹都卖了,才为自己购得一张没有终点站的通票。不久他便从中间站上寄来一些标满惊叹号的明信片,描述了车窗外一掠而过的瞬息情景,这些描述好象是一首被他撕成碎片、丢置脑后的长诗篇:黑人在路易斯安那*棉花种植园里若隐若现;骏马在肯塔基*绿色草原上奔驰;亚利桑那*的夕阳照着一对希腊情人,还有一个穿红绒线衣、用水彩描绘密执安湖*泊四周景物的姑娘,向他挥动着画笔——在这种招呼中,并没有告别,而只有希望,因为姑娘并不知道这辆列车将一去不复返。过了一些日子,一个星期六,阿尔丰索和杰尔曼也走了,他们打算在下一周的星期一回来,但是从此谁也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在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离开之后过了一年,他的朋友中只有加布里埃尔还留在马孔多,他犹疑不决地待了下来,继续利用加泰隆尼亚人不固定的恩赐,参加一家法国杂志组织的竞赛,解答有关的题目。竞赛的一等奖是一次巴黎之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订了这份杂志,便帮他填写一张张印着题目的表格。他有时在自己家里,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加布里埃尔暗中的情妇梅尔塞德斯的药房里干这件事,那是马孔多唯一完好的药房,里面摆着陶制药罐,空气中弥漫着缬草的气息。城里只有这家药房幸存下来。市镇的破坏总是不见结束,这种破坏是无休无止的,好象每一刹那间都会完全结束,但最后总是没有结束。市镇透渐变成了一片废墟,所以,加布里埃尔在竞赛中终于获胜,带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双皮鞋和一套拉伯雷全集,准备前往巴黎的时候,他只好不停地向司机招手,让他把列车停在马孔多车站上。此时,古老的土耳其人街也变成了荒芜的一隅,最后一批阿拉伯人已把最后一码斜纹布卖掉多年,在那晦暗的橱窗里只剩下了一些无头的人体模型;这些阿拉伯人依然按照千年相传的习俗,坐在自己的店铺门口静静地等候着死神。在那有着种族偏见、盛产醋汁黄瓜的边远地区——在亚拉巴马*的普拉特维尔城*,也许帕特里西亚·布劳恩还在一夜一夜地给自己的孙子们讲述这座香蕉公司的小镇,没想到它如今已变成一片杂草丛生的平原。那个代替安格尔神父的教士——他的名字谁也不想弄清楚,——受到风湿和精疑引起的失眠症的折磨,一夜一夜地躺在吊床上,等待上帝的恩赐。跟他作伴的蜥蜴和老鼠,昼夜不停地互相厮杀,争夺教堂的统治权。在这个连鸟儿都嫌弃的市镇上,持续不断的炎热和灰尘使人呼吸都感到困难,房子里红蚂蚁的闹声,也使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每夜都难以成眠。他们受到孤独和爱情的折磨,但他们毕竟是人世间唯一幸福的人,是大地上最幸福的人。

    (以上“*”均为美国城名。)

    有一天,等候飞机等得不耐烦的加斯东,把一些必需的东西和所有的信件装进一个箱子,暂时离开马孔多回布鲁塞尔去了,他打算把特许证和执照交给一个德国飞机设计师之后,就乘飞机回来,那个德国飞机设计师向政府当局提供了一项比加斯东自己的设计更宏伟的设计规划。于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在第一夜的爱情之后,开始利用加斯东外出的难得机会相聚,但这些相聚总是笼罩着危险的气氛,几乎总是被加斯东要突然归来的消息所打断。他们只好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俩只是单独在一起时,才置身于长期受到压抑的狂热的爱情中。这是一种失去理智、找害身体的情欲,这种情欲使他们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甚至使得坟墓里的菲兰达惊得发抖。每天下午两点,在午餐桌旁,每天半夜两点,在储藏室里。都可听到阿玛兰塔·乌苏娜的号叫声和声嘶力竭的歌声。“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咱们白白失去了那么多的好时光,”她对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笑着说。她瞧见蚂蚁正在把花园劫掠一空,正在用屋子里的梁柱解除它们初次感到的饥饿;她还瞧见它们象迸发的熔岩似的重新在长廊里川流不息,然而被情欲弄得麻木不仁的阿玛兰塔·乌苏娜,直到蚂蚁出现在她的卧室里,她才动手去消灭它们。此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搁下羊皮纸手稿,不离开房子一步,只是偶尔给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写回信。一对情人失去了现实感和时间观念,搞乱了每天习惯的生活节奏。为了避免在宽衣解带上浪费不必要的时间,他们关上门窗,就象俏姑娘雷麦黛丝一直向往的那副走路模样,在屋里走来走去,赤裸裸地躺在院子的水塘里。有一次在浴室的池子里亲热时,差一点被水淹死。他们在短时期内给房子造成的损害比蚂蚁还大:弄坏了客厅里的家具,撑破了那张坚韧地经受了奥雷连诺上校行军中一些风流韵事的吊床,最后甚至拆散了床垫,把里面的蕊子掏出来放在地板上,以便在棉絮团上相亲相爱。虽说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作为一个情人,在疯狂的爱情上并不逊于暂时离开的加斯东,但在极乐世界中造成家中一片惨状的却是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她特别轻率的创造才能以及难以满足的情欲。她在爱情上倾注了不可遏止的一切精力,就象当年她的高祖母勤奋地制作糖动物一样。阿玛兰塔·乌苏娜望着自己的发明,常常快活得唱起歌来,笑得忘乎所以,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却变得越来越若有所思、沉默寡言,因为他的爱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使一切化为乌有的爱。不过,他俩都掌握了爱情上的高度技巧,在他们炽热的激情耗尽之后,他们在疲倦中都得到了能够得到的一切。

    阿玛兰塔.乌苏娜总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刻给加斯东复信。在她看来,他是陌生而遥远的,根本没有想到他可能回来。在最初的一封信里,他告诉她说,他的合伙人确实给他发过飞机,只是布鲁塞尔的海上办事处把飞机错发到坦噶尼喀转交给了马孔多出生的一些人了。这种混乱造成了一大堆麻烦,单是取回飞机就可能花上两年时间。于是阿玛兰塔·乌苏娜排除了丈夫突然回来的可能性。此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跟外界的联系,除了同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通信之外,只有从郁郁寡欢的药房女店主梅尔塞德斯那儿了解到加布里埃尔的消息。起先这种消息还是实在的。为了留在巴黎,加布里埃尔把回来的飞机票兑换成一些钱,又卖掉了在多芬街上一家阴暗的旅馆门外捡到的旧报纸和空瓶子。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不难想到朋友的样子:现在他穿的是一件高领绒线衫,只有到了春天蒙帕纳斯[法国地名]路边咖啡馆里坐满一对对情人时,他才会从身上脱下这件绒线衫,为了对付饥饿,他在一个散发着花椰菜气味的小房间里,白天睡觉,晚上写东西,据说罗卡马杜尔[作家胡里奥·柯塔萨尔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结束一生的。但是没过多久,加布里埃尔的消息渐渐渺茫了,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的来信也渐渐稀少了,内容也忧郁了·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对他们两人的思念不知不觉跟阿玛兰塔·乌苏娜对她丈夫的思念一样了。一对情人沉浸在环顾无人的世界中,对他们来说,每天唯一的、永恒的现实就是爱情。

    忽然,在他俩幸福得失去知觉的这个王国里,箭一般地射来了加斯东将要回来的消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睁着眼睛,面面相觑,他们搁心自问时,才明白他俩已经结为一体,宁死也不愿分离了。

    于是,阿玛兰塔·乌苏娜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充满了矛盾:她向加斯东保证说,她很爱他,十分希望重新见到他,但同时又承认她怎样受到了命运的不幸安排,没有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她就活不下去,跟他俩的担忧相反,加斯东回了一封平静的信,几乎象是父亲写的信,整整两页纸提醒他们防止变化无常的感情,信的结尾毫不含糊地祝愿他俩幸福,就象他自己在短暂的夫妻生活中感到的那样。加斯东的行为完全出乎阿玛兰塔·乌苏娜的意料。她认为自己给了丈大托词,使丈夫抛弃了她,任命运去支配她。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半年以后,加斯东从利奥波德维尔[扎伊尔城名]又写了封信给她,说他终于重新找回了飞机,信里除了要她把他的自行车寄去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内容,因为在他看来,他留在马孔多的一切,只有自行车才是唯一珍贵的。这封信使她更加恼火,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耐心地劝慰大发雷霆的阿玛兰塔·乌苏娜,竭力向她表示他能成为一个跟她同甘共苦的好丈夫,加斯东留下的钱快要用完时,各种日常的操心事就落到了他俩身上,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把他俩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感情虽然没有那种令人目眩、吞噬一切的情欲力量,却能使他俩象情欲最炽烈时那样相亲相爱,无比幸福。在皮拉·苔列娜去肚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待自己的孩子了。

    怀孕期间,阿玛兰塔·乌苏娜曾想用鱼脊骨编制一些项链去卖,可是除了梅尔塞德斯买去大约一打之外,其他主顾一个也没找到。奥雷连诺·布思蒂亚这才第一回明白过来,他那语言上的才能、渊博的知识以及罕见的记性(他能把那些似乎是他不熟悉的遥远的地方和各种琐碎事情一一记住),都跟他妻子收藏的世代相传的首饰箱一样无用,想当初单是箱里首饰的价值大概就抵得上马孔多最后一批居民的全部存款。但他俩终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阿玛兰塔·乌苏娜既没有失去良好的情绪,也没有失去爱情上的创造才能,却养成了饭后坐在长廊上的习惯,仿佛要把晌午时刻昏昏欲睡、浮想联翩的神态保持下去似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总是陪伴着她。有时他俩就那么默默无语、面对面地坐到深夜,彼此凝望着休息。在这种恰然自得的沉静中,他俩的爱情仍跟早先在响声不停的廖战中一样炽烈。只是渺茫的未来使他俩的心灵总是转向过去。他俩常常忆起失去的天堂中连绵不断的雨景;他们怎样在院子的水塘里僻哩啪啦地戏水,怎样打死一只只蜥蝎,把它们挂在乌苏娜身上;怎样跟乌苏娜老太婆逗乐,假装要活埋她的样子。这些回忆向他们揭示了一条真理,从他们能够记事的那一刻起,他俩在一块儿就始终是幸福的。阿玛兰塔·乌苏娜想起,有一天午后,她走进首饰作坊,菲兰达向她悦,小奥雷连诺不知是谁家的孩子,他是从一个漂在河上的柳条筐里捡来的。在他俩看来,这个解释不足为信,但是他俩没有更可靠的材料来代替这种说法,在探讨了一切可能性之后,他俩深信不疑的一点是,菲兰达决不可能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母亲。阿玛兰塔·乌苏娜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他可能是佩特娜·柯特生的儿子,但关于这个妇人的情况,她记得的仅仅是各种污秽丑恶的流言蜚语,所以这种猜测在他们心里不免引起反感。

    他怀疑自己可能是妻子的弟弟,这种想法不时折磨着他,使他忍不住钻到神父的屋子里去,在那些潮气侵蚀、虫子至坏的文献中,寻找自己的出身的可靠线索。他发现,一本最老的出生登记簿上提到一个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说他在少年时代曾受过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的洗礼,又说他当时曾想通过玩巧克力把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奥雷连诺·布恩蒂亚顿时产生一线希望,以为他自己可能就是十七个奥雷连诺当中的一个,他在四大本厚书里寻出这十七个奥雷连诺受洗礼的记录,但他们受洗礼的日期,离他的年龄实在太远,正在一旁受着风湿痛折磨的神父,从自己的吊床上望见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激动得不住地哆嗦,被血统的问题搞得晕头转向,便同情地问他叫什么名字。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他说。

    “那么,你就不要白白地折磨自己了,”神父满有把握地大声说:“多年以前,这儿就有一条街用过这个名称,当时的人都习惯用街名来给自己的儿女起名字。”

    奥雷连诺不觉气得浑身颤抖。

    “哼!”他说。“这么说,你也不相信罗。”

    “相信什么?”

    “奥雷连诺上校发动过三十二次国内战争,但每一次都失败了,”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回答。“政府军包围并打死了三千多工人,后来又用一列二百节车厢的火车把尸体运走,扔到了海里。”

    神父以充满怜悯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眼。

    “哎,我的孩子,”他叹息道,“对我来讲,单是相信我们两人这会儿还活着,就足够了。”

    这样,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只好默认关于柳条筐的说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它的真实性,而是它能把他们从苦恼的恐惧中解脱出来。随着阿玛兰塔·乌苏娜腹中胎儿的逐渐成长,他们越来越协调一致,在这座只需最后一阵风就会倒塌的房子里,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个最小的空间里,这空间从菲兰达的卧室开始,直到长廊的一角。他们在菲兰达的卧室里,已经感到了夫妇生活的欢乐。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给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写回信时。阿玛兰塔·乌苏娜就在长廊上为未来的婴儿编织毛线袜和小便帽。然而,房子的其他部分在破坏力的不断冲击下都已摇摇欲坠,首饰作坊、梅尔加德斯的房间、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那个原始的寂静王国,都陷在房子的深处,就象陷在一片茂密的丛林里,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走进这片丛林。贪得无厌的大自然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他们继续栽种牛至草和秋海棠,用生石灰划一条分界线,围住自己的世界,在早已开始的蚂蚁和人的战斗中筑起最后一个堡垒。这时。阿玛兰塔·乌苏娜头发很长,没有梳理,脸上现出黑斑,两腿浮肿,她那古希腊人似的柔和体形也由于怀孕变丑了,已经不象她提着一笼不合心意的金丝雀、带着俘获的丈夫回到家里的那一天那么年轻了,但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振奋精神。“真见鬼!”她笑着说,“谁能想到,咱们最后竟会象野兽一样生活!”在阿玛兰塔·乌苏娜怀孕的第六个月,他们跟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也中断了,当时他们收到一封信,看得出这封信不是出自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之手。它是从巴塞罗那寄出的,但信封上的地址却是用蓝墨水写的,笔迹工整,有点象官方的通知。信的样子普普通通,无可指摘,但又好象是不怀好意的人寄来的,阿玛兰塔.乌苏娜正准备拆信,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却从她手里夺了过去。

    “我不要看,”他说。“我不想知道信里写的什么。”

    正象他预感的那样,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再也写不了信了。陌生人的这封来信,结果谁也没看,就躺在菲兰达有一次忘记订婚戒指的那块搁板上,留给蛀虫去啮食,让噩耗的烈火把它慢慢烧掉。这时,一对与世隔绝的情人,正驾着一叶扁舟,逆时代潮流而行。这是一个将使他们生命终止的时代,一个将置他们子死地的不可抗拒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这一对情人引到使他们灭绝的沙漠里去。由于意识到这种危险,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同舟共济地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他们忠诚相爱地等着那个在他们失去理智的情欲中受胎的儿子出世。夜里,他们相互依偎地躺在床上时,既不怕蚂蚁在月光下发出的响声,也不怕蛀虫的活动声,更不怕隔壁房间里正在滋长的杂草那清晰可闻、接连不断的沙沙声,他们常常被死者掀起的嘈杂声惊醒。他们听到,乌苏娜为了维护自己的天堂,怎样跟自然规律进行斗争;霍·阿·布恩蒂亚怎样毫无结果地寻求伟大发明的真啼;菲兰达怎样吟诵祷文;失望、战争和小金鱼怎样使奥雷连诺上校陷入牲畜般的境地;奥雷连诺第二又怎样在欢乐的酒宴方兴未艾时孤独地死去。于是他俩懂得人的爱情是高于一切的、不可抑制的,它能够战胜死亡,他俩重又感到自己无比幸福。他俩坚信自己将要继续相爱下去,坚信任他们变成幽灵时,在昆虫很快就要从他们这儿夺去可怜的天堂、未来其它一些生物又要从昆虫那儿夺去这个天堂时,他们仍将久久地相爱下去。

    一个星期日,傍晚六点,阿玛兰塔·乌苏娜感到一阵临产的剧痛。笑容可掬的助产婆领着几个由于饥饿而出来干活的小女孩,把阿玛兰塔·乌苏娜抬到餐桌上,然后叉开双腿,骑在她的肚子上,不断用野蛮的动作折磨产妇,直到一个健壮小男孩的哭声代替了产妇的叫喊声。阿玛兰塔.乌苏娜噙着泪水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正的布恩蒂亚,就象那些名叫霍.阿卡蒂奥的人一样,婴儿明澈的眼睛又酷似那些名叫奥雷连诺的人;这孩子命中注定将要重新为这个家族奠定基础,将要驱除这个家族固有的致命缺陷和孤独性格,因为他是百年里诞生的所有的布恩蒂亚当中唯一由于爱情而受胎的婴儿。

    “他是一个真正吃人的野兽,”阿玛兰塔·乌苏娜说。“咱们就管他叫罗德里格吧。”

    “不,”她的丈夫不同意。“咱们还是管他叫奥雷连诺,他将赢得三十二次战争的胜利。”

    在给婴儿剪掉脐带之后,助产婆开始用一块布擦拭他小身体上一层蓝莹莹的胎毛,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为她掌着灯。他们把婴儿肚子朝下地翻过身来时,忽然发现他长着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俯身一看,竟然是一条猪尾巴!

    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和阿玛兰塔·乌苏娜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俩不知道布恩蒂亚家族中是否有过类似的现象,也早已忘记乌苏娜曾发出过的可怕的警告了,而助产婆的一番话使他们完全放了心。她说,等到小孩脱去乳牙以后,也许可以割掉这条无用的尾巴。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件事了,因为阿玛兰塔·乌苏娜开始大出血,血如泉涌,怎么也止不住。助产婆在产妇的出血口上撒了一些蜘蛛网和灰未,但这就象用手指按住喷泉口一样毫无用处。起先,阿玛兰塔·乌苏娜还竭力保持镇静,她拉着惊恐万状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手,求他不要难过——因为象她这么一个人,是心甘情愿地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心甘情愿离开这个世界的,——她望着助产婆的忙劲,不由得发出爽朗的笑声。但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渐渐丧失了希望,因为她的脸色暗淡下来,好象亮光正从她脸上移开,最后,她陷入了沉睡状态。星期一黎明,人们领来一个女人,这女人开始在她床边大声念止血的涛词,据说这种祷词对人和牲畜同样灵验,可是阿玛兰塔·乌苏娜殷红的鲜血,对于任何同爱情无关的妙方都毫无知觉。晚上,在充满绝望的二十四小时之后,他们眼看着阿玛兰塔·乌苏娜死去了,象泉水一般喷涌的鲜血已经流尽。她的侧影变得轮廓分明,脸上仿佛回光返照,已不见痛苦的神色,嘴角边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

    直到此刻,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才感到自己多么热爱自已的朋友们,多么需要他们,为了在这一瞬间能和他们相处一起,他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他把婴儿安放在阿玛兰塔·乌苏娜生前准备的摇篮里,又用被子蒙住死者的脸,然后就独自在空旷的小镇上踯躅,寻找通往昔日的小径,他先是敲那家药房的门。他已经好久没来这儿了,发现药房所在地变成了木器作坊,给他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婆,手里提着一盏灯。她深表同情地原谅他敲错了门,但执拗地肯定说,这儿不是药房,从来不曾有过药居,她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一个名叫梅尔塞德斯的、脖子纤细、睡眠惺怪的女人。当他把额头靠在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昔日的书店门上时,禁不住啜泣起来,他懊悔自己当初不愿摆脱爱情的迷惑,没能及时为博学的加泰隆尼亚人的逝世哀悼,如今只能献上一串串悔恨的眼泪。他又挥动拳头猛击“金童”的水泥围墙,不住地呼唤着皮拉·苔列娜。此时,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天上掠过一长列闪闪发光的橙黄色小圆盘,而他过去曾在院子里怀着儿童的天真,不知多少次观看过这种小圆盘。在荒芜的妓院区里,在最后一个完好无损的沙龙里,几个拉手风琴的正在演奏弗兰西斯科人的秘密继承者———个主教的侄女——拉法埃尔·埃斯卡洛娜的歌曲。沙龙主人的一只手枯萎了,仿佛被烧过了,原来有一次他竟敢举手揍他的母亲。他邀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共饮一瓶酒,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请他喝了一瓶。沙龙主人向他讲了讲他那只手遭到的不幸,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也向沙龙主人谈了谈他心灵的创伤,他的心也枯萎了,仿佛也被烧过了,因为他竟敢爱上了自己的姑姑。临了,他们两人都扑籁簌地掉下了眼泪,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感到自己的痛苦霎那间消失了。但他独自一人沐浴在马孔多历史上最后的晨曦中,站在广场中央的时候,禁不住张开手臂,象要唤醒整个世界似的,发自内心地高喊道:“所有的朋友原来全是些狗崽子!”

    最后,尼格罗曼塔把他从一汪泪水和一堆呕出的东西中拖了出来。她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把他身上擦干净,又让他喝了一碗热汤·想到自己的关心能够安慰他,尼格罗曼塔便一笔勾销了他至今还没偿还她的多日情场之账,故意提起自己最忧愁、最痛苦的心事,免得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独自一人哭泣。翌日拂晓,在短暂地沉睡了一觉之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醒了过来,他首先感到的是可怕的头痛,然后睁开眼睛,想起了自已的孩子。

    谁知婴儿已不在摇篮里了。刹那间,一阵喜悦涌上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心头——他想,也许阿玛兰塔.乌苏娜从死亡中复活过来,把儿子领去照顾了。可是,她依然躺在被子下面,僵硬得象一大块行头。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还依稀地记得,他回到家里时,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他穿过早晨散发着牛至草香味的长廊,走进餐厅,只见分娩以后,那只大锅,那条血迹班斑的垫被,那块装灰用的瓦片,那块铺在桌子上的尿布,那条放在尿布中央、绕在一起的婴儿脐带,还有旁边的那些剪刀和带子,全都没有拿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心想,也许是助产婆昨夜回来把婴儿抱走了。这个推测给了他集中思想所需的片刻喘息的机会,他在一把摇椅上躺下,在这把摇椅里,雷贝卡学过刺绣,阿玛兰塔曾跟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下过棋,阿玛兰塔·乌苏娜曾给婴儿缝过衣服:就在这一刹那间——在他恍然大悟的刹那间——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心再也承受不了往日那么多的重负。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往事象致命的长矛刺痛了他的心。他诧异地望见放肆的蜘蛛网盘在枯死的玫瑰花丛上,望见到处都长满了顽固的莠草,望见二月里明朗的晨空一片宁静。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一块皱巴巴的咬烂了的皮肤,从四面八方聚集扰来的一群蚂蚁正把这块皮肤沿着花园的石铺小径,往自己的洞穴尽力拖去。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一下子呆住了,但不是由于惊讶和恐惧,而是因为在这个奇异的一瞬间,他感觉到了最终破译梅尔加德斯密码的奥秘。他看到过羊皮纸手稿的卷首上有那么一句题辞,跟这个家族的兴衰完全相符:“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被绑在树上,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

    在自己的一生中,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的行为从来不象这天早晨如此理智:他忘记了死去的亲人,忘记了对死者的悲痛,重新把菲兰达的那些木十字架钉在所有的门窗上,不让人世间的任何一种诱惑扰乱他。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已经知道,梅尔加德斯的羊皮纸手稿也指明了他的命运;在远古的植物、冒气的水塘以及光闪闪的昆虫(这些昆虫消灭了菲兰达房间里人的足迹)中间,他找到了这些依然完整无损的羊皮纸手稿;他无法克制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没把它们拿到光亮的地方,就仁立在那儿嘀嘀咕咕地破译起来——他没有碰到任何困难,仿佛这些手稿是用西班牙文写的,仿佛他是在晌午令人目眩的阳光下阅读的。这是布恩蒂亚的一部家族史,在这部家族史中,梅尔加德斯对这个家族里的事件提前一百年作了预言,并且陈述了一切最平常的细节。梅尔加德斯先用他本族的文字——梵文——记下这个家族的历史,然后把这些梵文译成密码诗,诗的偶数行列用的是奥古斯都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罗马第一位皇帝)的私人密码,奇数行列用的是古斯巴达的军用密码。至于梅尔加德斯采取的最后一个防范措施,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早在自己迷恋阿玛兰塔·乌苏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索了,那就是老头儿并没有按照人们一般采用的时间顺序来排列事件,而是把整整一个世纪里每一天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一瞬之间。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对这个发现入了迷,一口气地读完了改成乐谱的“教皇通谕”——这些通谕是梅尔加德斯从前打算念给阿卡蒂奥听的,实际上是预言阿卡蒂奥将被处死;接着,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发现了世上最美的一个女人诞生的预言,她的躯体和灵魂都将升天;然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还查明了一对孪生兄弟的诞生,他们是在自己的父亲死后出世的,他们未能破译羊皮纸手稿,不仅是由于他们缺乏能力和韧劲,也是因为他们的尝试为时过早。读到这儿,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急于想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由得把羊皮纸手稿翻过去几页。刹那间吹来一阵微风,在这刚刚开始的微风中,夹杂着往日的声响——老天竺葵发出的沙沙声和顽固的怀旧病之前失望的叹息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没有觉察到这阵微风,因为此刻他正好在他那好色的祖父身上发现了自己出身的初步迹象,这个祖父曾经轻率地闯到海市蜃楼的一片沙漠中去找一个不会使他幸福的美女,查明自己的祖父以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继续顺着本族血统的神秘小径寻去,突然碰上了小蝎子和黄蝴蝶在半明不暗的浴室里刹那间交配的情景,就在这间浴空里,一个女人开头是一种抗拒心情,后来向一个工人屈服了,满足了他的情欲。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全神贯注地探究,没有发觉第二阵凤——强烈的飓风已经刮来,飓风把门窗从铰链上吹落下来:掀掉了东面长廊的屋顶,甚至撼动了房子的地基。此刻,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发现阿玛兰塔,乌苏娜并不是他的姐姐,而是他的姑姑,而且发现弗兰西斯·德拉克爵士围攻列奥阿察,只是为了搅乱这里的家族血统关系,直到这里的家族生出神话中的怪物,这个怪物注定要使这个家族彻底毁灭。此时,《圣经》所说的那种飓风变成了猛烈的龙卷风,扬起了尘土和垃圾,团团围住了马孔多。为了避免把时间花在他所熟悉的事情上,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赶紧把羊皮纸手稿翻过十一页,开始破译和他本人有大的几首诗,就象望着一面会讲话的镜子似的,他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又跳过了几页羊皮纸手稿,竭力想往前弄清楚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死亡情况。可是还没有译到最后一行,他就明白自己已经不能跨出房间一步了,因为按照羊皮纸手稿的预言,就在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译完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刻间,马孔多这个镜子似的(或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往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 康德:永久和平论

    走向永久和平

    在荷兰一座旅馆的招牌上画有一片坟场,上面写着走向永久和平这样几个讽刺的字样。究竟它是针对着人类一般的呢,还是特别针对着对于战争永远无厌的各国领袖们的呢,还是仅只针对着在做那种甜蜜的梦②的哲学家们的呢,这个问题可以另作别论。但是本书作者却要保留这样一点:实践的政治家对理论家的态度本来就是以极大的自满把他们鄙视为学究的;国家既然必须从经验的原则出发,而理论家以其空洞无物的观念又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危害,于是人们就总可以让理论家去大放厥词,而深通世故的国事活动家却不必加以重视;他们即使在有争论的情况下也必须始终一贯地对待理论家,而不可在理论家侥幸胆敢公开发表的意见背后还嗅出来对国家有什么危害。本书作者将由于这项clausulasalvatoria[保险的条文]而保卫自己并以最好的形式断然拒绝一切恶意的解释。

    第一节 本节包括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

    1.“凡缔结和平条约①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

    因为那样一来,它就只是单纯的停战协定,即交战行动的推延,而并不意味着结束一切敌对行为的和平;再附以永久这个形容词,它就更是一纸可疑的空文了。现有的一切导致未来战争的原因,尽管目前也许尚未为缔约者自己所认识,都要全部被和平条约加以消灭,它们甚至可能是被极其敏锐的侦察技巧从档案文献中搜索出来的。保留(reservatio mentalis[思想上保留])下来原先的、主要是未来可以意料到的要求,而其中没有任何部分是可以现在提及的,因为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无法继续战争,却又心怀恶意地要利用最早的有利时机以求达到这种目的;那就属于耶稣会士的决疑论了。如果我们就事论事,那就配不上一个执政者的尊严了,正如奉命去进行这类推论就配不上他的国务大臣的尊严一样。但是假如随着国家智虑概念的启蒙,国家的真正光荣竟被置诸于国力的不断扩大,而不问手段如何;那么以上的判断看来当然就是书院式的而且学究气的了。

    2.“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在这里都一样)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

    一个国家并不(多少像它的位置所据有的那块土地那样)是一项财产(patrimonium)。国家是一个人类的社会,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加以处置。它本身像是树干一样有它自己的根茎。然而要像接枝那样把它合并于另一个国家,那就是取消它作为一个道德人的存在并把道德人弄成了一件物品,所以就和原始契约的观念相矛盾了①;而没有原始契约,则对于一国人民的任何权利都是无法思议的②。偏爱这种取得国家的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联婚,直迄我们最近的时代已经把欧洲——因为世界的其他部分还从不曾意识到这种东西呢——带到何等危险的地步,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它部分地作为一种新工业,可以通过家族联系而不需动用武力就造成优势;部分地又以这种方式而扩张领土。——这里面也要算上一个国家雇佣另一个国家的军队来反对一个并不是双方共同的敌人;因为臣民在这里就像随心所欲的物品那样地在被人使用并且被消耗殆尽。

    3.“常备军(miles perpetuus)应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

    因为他们由于总是显示备战的活动而在不断地以战争威胁别的国家,这就刺激各国在备战数量上不知限度地竞相凌驾对方。同时由于这方面所耗的费用终于使和平变得比一场短期战争更加沉重,于是它本身就成为攻击性战争的原因,为的是好摆脱这种负担。况且还有:花钱雇人去杀人或者被杀,看来就包含着把人当作另一个人(国家)手中的单纯机器或工具来使用,这和我们自己身上的人权是不会很好地结合一致的。但国家公民自愿从事定期的武装训练,从而保全自身和自己的祖国以反抗外来的进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财富的积累也可以是这样地进行的,以致于被别的国家看成是以战争相威胁。(因为在军队威力、结盟威力和金钱威力这三种威力之中,后者很可能是最牢靠的战争工具①。)如果不是难以考察其数量的话,它就会迫使对方预先发动进攻了。

    4.“任何国债均不得着眼于国家的对外争端加以制订。”

    为了国家经济的缘故(改良道路,新的移民垦殖,筹建仓库以备荒年,等等)而寻求国内外的援助,这种援助的来源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列强相互之间的一种对抗机制而言,则一种无从预见在增长着的、然而对当前的偿债要求(因为不会所有的债权人同时.起都来要求的)又总是安全的债务的举债体系,便是一种危险的金钱威力了,本世纪内一个经营商业的民族的这种巧妙的发明②乃是一项进行战争的财富,它超过了所有其余国家合在一起的财富,并且只能是由于行将到来的税收亏损(尽管由于对工商业的反作用在刺激着贸易而可以使之长期延缓)而告枯竭。这种进行战争之轻而易举和当权者那种似乎是人性所特有进行战争的意图一道,于是就成为永久和平的一大障碍。由于这个缘故,禁止它们就更加必须是永久和平的一项先决条款了,因为终于无可避免的国家破产必定会牵连许多其他国家无辜受累的,并会给它们造成公开的损害。因而,别的国家至少有权结合起来反对这样一个国家以及它的横行霸道。

    5.  “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

    因为,是什么使得它有权这样做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臣民进行了什么侮辱吗,这一点倒不如说是通过一个民族由于自己没有法律所招致重大灾难的前例而向别的国家敲起了警钟。一个自由人向别人所提供的恶劣先例(作为Scandalum accep- tum[被接受的侮辱]),一般是不会成为对别人的损害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内部的不和而分裂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自命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声称着代表全体;那就确实不能援用这一点了。援助其中的一方不能就认为是干涉别国的体制。(因为这时候它是无政府状态。)但是只要这种内争还没有确定,则这一外力干涉就会侵犯一个仅仅纠缠于自己内部的病症却并不依附任何别人的民族的权利了;因此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既定的侮辱并使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得不到保障。

    6.  “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均不得容许在未来和平中将使双方的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对行动:例如,其中包括派遣暗杀者(pecussores)、放毒者(venefici)、破坏降约以及在交战国中教唆叛国投敌(perduellio)等等。”

    这些都是不荣誉的策略。因为即使在战争中,对于敌人的思想方式也还是得保留某些信任的,否则的话就连任何和平条约都不可能缔结了;于是敌对行动就会以一场绝灭性的战争(bellum in- ternecinum)而告结束。既然战争只不过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一种可悲的、以武力来肯定自己的权利的必需手段(在自然状态之下并没有现成的法庭可以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断);这里双方之中的任何一方就都不能被宣布为不义的敌人(因为这就得预先假定有一种法庭的判决),而是战争的结局(就好像是面临一场所谓上帝的审判那样)决定了正义①是在哪一方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任何惩罚性的战争(bellum punitivum)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主宰与隶属的关系)。

    由此可见:只会造成双方以及一切权利随之同时一起毁灭的一场绝灭性的战争,就只是在整个人类物种的巨大的坟场上才能发见永久和平。因此,这样的一场战争以及使用导致这种战争的手段,就必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然而上述手段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战争,却可以由以下这一点得到阐明:那种恶魔式的艺术既然其本身就是丑恶的,所以一旦加以使用时,就不会长久地限制在战争的范围之内,例如使用间谍(uti exploratoribus),那就只不外是利用另一个人的无耻而已(这是永远也无法消灭干净的);而那种艺术还要过渡到和平状态,于是也就完全摧毁了和平的目标。尽管上述的法则在客观上,也就是说在当权者的意图中,纯属禁令性的法律(leges prohibltivae);然而其中有一些却是严格的、不问任何情况一律有效的(leges strictae),是迫切必须立即实施的(例如第1,5,6各条款)。但是另外的一些(第2,3,4 各条款)虽则也不能作为权利规律的例外,但就它们的执行而论,则由于情况不同而在主观上权限便较宽(legse latae),并且包括容许推延它们的实现,而又不致忽略了目的。例如,按第2 条款恢复某些国家被剥夺的自由就不得推延到遥遥无期,(就像奥古斯都 所常常许诺的那种ad calendasgraecas[希腊的历法]①),因而也就是不恢复,而仅只是允许推延,以便不必过于匆忙乃至违背了目标本身。因为禁令在这里仅仅涉及今后不得有效的取得方式,而并不涉及占有地位;占有状态尽管并不具备必要的权利资格,但在它那(推想的取得)时,按照当时的公共意见却被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是合乎权利的②。

    第二节  本节包括走向各国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

    人与人生活于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statusnaturalis),那倒更其是一种战争状态①;也就是说,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在受到它的威胁。因此和平状态就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放弃敌对行为还不是和平状态的保证;并且除非它能被每一个邻人向另一个邻人所提供(然而这是只有在一种法治状态之中才可能发生的),否则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对之提然状态之中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则在随后的公民状态中(在过渡发生之后)类似的取得方式就要被禁止;如果在公民状态中发生这样一种设想的取得的活,延续占有的权限就不能存在,因为这时候它作为一种侵权是一经发见其不合权利性就必须加以废止的。我这里只是附带地想要唤起自然权利学派注意到在做着系统划分工作的理性其中身所提供的这一1ex permissiva[许可法]的概念而已,它特别在民法(法规)中是常常加以引用的,只不过有着这样一个区别:即禁令性是本身独立存在的,而许可法却不是作为限制性的条件(像它所应该的那样)参与到那种法律之中,而是被列为例外的。——于是它就说:这种事或那种事是被禁止的;例外的是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在这里,许可并不是根据原则,而是到了事情临头才到处摸索而以偶然的方式加之子法律的。因为否则的话,条件就必定被列为禁令法的形式,那样一来它本身就同时成为许可法了。——因此那位既聪明而又尖锐的温狄士格莱茨伯爵先生所提出的那个意义深长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悬奖征文。

    曾以如下问题悬奖征文:“怎样才能缔结契约使之下得有分歧的解释,并且不可能有关于财产转移的任何争论,从而使任何具有这一拟议中的形式的权利文件都不可能出现法律讼诉?”——译者)恰好是击中了上述问题的要害,但不久竞被人遗忘,真是太可惋惜了。因为这样一种(有如数学般的)条文的可能性乃是始终一贯的立法体系的唯一真正的试金石,没有这一点则所谓ius certum[确切的法律]就始终不过是一种虔诚的愿望而已。——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仅只有一般的法律(一般他说来有效),而没有普遍的法律(普遍地有效),有如看来是法律的概念所要求的那样。出这种要求的人当作是敌人①。

    永久和平第一项正式条款

    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

    由一个民族全部合法的立法所必须依据的原始契约的观念而得出的唯一体制就是共和制②民这首先是根据一个社会的成员(作为人)① 我们通常都假定我们不可以敌对任何人,除非仅仅是他已经事实上伤害了我们。当双方都处于公民一法治状态之中的时候,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由于他们进入了这种状态,他们每一方就向对方(通过对于双方都具有强制力的权威)提供了所必需的安全保证。——但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在纯自然状态之中却取消了我们的这种保证,并且还由于他处于与我相邻的这一状态本身而伤害了我们,尽管不是在事实上(facto)但却通过他那状态的无法律性(statuiniusto[无法律状态])而经常地在威胁着我们。我们可以迫使他要未和我们一起进入社会一法治状态,要末离开我们附近。因此构成以下全部条款的基础的公理就是:一切彼此可能互相影响的人们,都必须隶属于某种公民体制。但就有关处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则一切合法的体制都是:1.根据一个民族的人们的国家公民权利的体制(iuscivitatis[民法]), 2.根据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权利(iusgentium[国际法]),3.根据世界公民权利的体制,——就个人与国家对外处于互相影响的关系中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遍的人类国家的公民而言(iuscosmopolitanicllm[世界公民法])。这种划分并不是随意的,它对永久和平的观念而言乃是必要的。因为只要其中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着物理影响的关系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那么战争状态就会和它结合在一起,而我们这里的目标恰好是要从战争状态之中解放出来。

    ② 合法的(因而是对外的)自由是不能像人们惯常所做的那样,以如下的权限来下界说的:即只要是不对任何人采取非法行动,我们就可以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一切事。因为什么叫权限呢?那就是指行为的可能性,只要我们不因此而对任何人采取非法行动。于是阐释就是在这样说:自由就是一个人并不因之而对任何人采取非法行动的那种行为的可能性。一个人不对任何人采取非法行动(他可以做他所愿意做的任何事),只要他不对任何人采取非法行动:由此可见,这只是空洞的同义反复。我的对外的(合法的)自由倒不如这样来阐释:它乃是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了我能予以同意的法律而外。——同样地,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根据那种关系没有人可以合法地约束另一个人而又不自己同时也要服从那种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也能够约束自己的法律。(关于合法的依赖性的原则,既然它已经一般存在于国家体制的概念之中,所以就不需要再做任何阐释了。)这种天生的、必然为人性所有的而又不可转让的权利,它的有效性可以由于人类本身对于更高级的存在(如果他自己这样想的话)的合法关系的原则而得到证实和提高;因为他可以根据这同一个原理而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超感世界的国家公民。因为就我的自由而论,则我自身对于神圣的、纯由理性而可以被我认识到的法则并不受任何约束,除了仅仅是我自己所能予以同意的而外。(因为我首先是由于我自身理性的自由法则,才形成对神圣意志的概念的。)至于除了上帝而外,就有关我多少可以想像的最崇高的世界存在者(一位伟大的永存者[“永存者”原文为Aon,源出希腊文,指人格化的永恒时间。——译注])的平等原则而论,则并没有的自由原则,其次是根据所有的人(作为臣民)对于唯一共同的立法的依赖原理,第三是根据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法则而奠定的。因此它本身就权利而论便是构成各种公民宪法的原始基础的体制。现在的问题只是:它是否也是可以导向永久和平的唯一体制?

    共和体制除了具有出自权利概念的纯粹来源这一起源上的纯洁性而外,还具有我们所愿望的后果,亦即永久和平的前景;其理由如下。如果(正如在这种体制之下它不可能是别样的)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其中有: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就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情的国债重担,他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去开始一场如此之糟糕的游戏。相反地,在一种那儿的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因此那也就并不是共和制的体制之下,战争便是全世界上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为领袖并不是国家的同胞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饮宴以及诸如此类是一点也不会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因此他就可以像是一项游宴那样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做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故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作着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为了不致于(像常常会发生的那样)混淆共和的体制和民主的体制,下叙各点必须加以注意。一个国家(civitas)的形式可以或是根据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不同的人,或是根据它的领袖对人民的政权方式而无论其人可能是谁,来加以区分。第一种就被确切地叫作统治的形式(forma imperii),并且它只有二种可能的形式,亦即或则是仅仅一个人,或则是一些人联合起来,或则是构成为公民社会的所有的人一起握有统治权力(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和人民权力)。第三种则是政权的形式(forma regiminis),并涉及到国家如何根据宪法(即人群借以形成一个民族的那种公意的记录)而运用其全权的方式;在这方面它或者是共和的或者是专制的,共和主义乃是行政权力(政府)与立法权力相分离的国家原则;专制主义则是国家独断地实行它为其自身所制订的法律的那种国家原则,因而也就是公众的意志只是被统治者作为自己私人的意志来加以处理的那种国家原则。——在这三种国家形式之中,民主政体在这个名词的严任何理由何以当我在我的岗位奉行义务,正如那位永存者在他的岗位奉行义务一样,我就只落得有义务服从而他却有权发号施令。——但这一平等原则之所以并不(像自由原则那样)适用于对上帝的关系,则其理由就在于这位存在者(指上帝。——译注)乃是义务概念到了他那里便告中止的唯一存在者。但是至于作为臣民的全体国家公民的平等权利,则关于是否可以容许有世袭贵族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完全取决于:是国家所授予的等级(一个臣民优先于另一个)必须先看功绩呢,还是功绩必须先看等级呢?——最明显的就是:如果等级是和出身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功绩(职务能力和职务忠心)是吝也会随之俱来就是完全无法确定的了;因而那就会恰好有如它是被授给了一个毫无功绩可言的佞幸者(作为发号施令的人)一样;一项原始契约(它是一切权利的原则)里面的人民公意是绝下会得出这种结论的。因为一个贵人并下会因此之故就是一个高贵的人(“贵人”原文为Edelmann,“高贵的人”原文为edeler Mann。——译注)。

    ——至于职务贵族(例如我们可以称作一个高级官职的等级的,并且那是一定要凭一个人本身的功绩获得的,那么这种等级并不像财产那样附着于人身,而是附着于职位的,并且平等也并未因之而受到损害;因为当他去职时,他就同时也放弃了他的等级而又回到了人民中间。)严格意义上就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因为它奠定了一种行政权力,其中所有的人可以对于一个人并且甚而是反对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并不同意的)而做出决定,因而也就是对已不成其为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人而做出决定。这是公意与其自身以及与自由的矛盾。

    凡不是代议制的一切政权形式本来就是无形式,因为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立法者不可能同时又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正如在三段论中大前题的全称,不可能同时又在小前题的全称中包含特称在内一样)。而且尽管其他两种国家体制①就其为这样一种政权形式留有余地而言,也总是有缺陷的;然而它们至少还有可能采用一种符合于代议制体系的精神的政权方式,至少是有点像腓德烈第二②说过的,他只不过是国家的最高服务员③。反之,民主制则使这一点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要作主人。——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权力的人员(统治者的人数)越少,他们的代表性也就相反地越大,国家体制也就越发符合共和主义的可能性并且可望通过逐步改革而终于提高到那种地步。由于这个原因,在贵族政体之下就比在君主政体之下更难于,而在民主政体之下则除非是通过暴力革命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唯一完美的合法体制。然而政权方式①比起国家形式来,对于人民却是无比地更加重要(在很大,神意在地上的代理人、神意的代表等称号)斥责为庸俗的、使人头脑发晕的谄谀;但我却觉得没有道理。——它们远不会使国君高傲,而是必定会使他在自己灵魂的深处更加谦逊,假如他有理智的话(而这是我们必须假定的);并想到他承担的是一项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过于巨大的职务,是上帝在大地上所能有的最神圣的职务、即经管人权,而且一定会随时都战战兢兢不敢在什么地方碰坏了上帝的这一珍晶。如果这要说的是:领导得最好的政权就是领导得最好的,那么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他就是咬破核桃尝到了蛆;然而如果它的意思是说,领导得最好的政权也会有最好的政权方式,也就是国家体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好政权的例子一点也证明不了政权方式。——有谁当政能比铁图斯和马尔库斯•奥勒里鸟斯更好?可是他们一个留下来了一个多米提安,另一个则留下来了一个柯莫多斯作继承人:这种事在一个良好的国家体制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之不适于那个职位早已为人周知,而且统治者的权力又足以清除他们的。

    程度上也要以它对这一目的或多或少的适宜性究竟如何为转移)。但是代议制体系如果能符合权利概念的话,便属于那种政权方式,因为唯有在代议制体系中共和制的政权方式才有可能,没有代议制体系则它(无论体系可能是什么样的)就是专制的和暴力的。——古代所谓的共和国没有一个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于是它们就势必会都解体为专制主义,那在唯予一人的最高权力之下还算是一切专制之中最可忍受的一种呢。

    永久和平第二项正式条款

    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各个民族作为国家也正如个人一样,可以断定他们在自然状态之中(即不靠外部的法律)也是由于彼此共处而互相侵犯的。它们每一个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自身安全的缘故,要求别的民族和自己一道进入一种类似公民体制的体制,在其中可以确保每一个民族自己的权利。这会是一种各民族的联盟,但却不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矛盾: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包括在上者(立法的)对在下者(听命的,即人民)的关系,而许多民族在一个国家之内就会构成为仅仅一个国家。这就和假设相矛盾,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只就各个民族构成为同样之多的不同的国家、而不是融合为一个国家来考察各个民族彼此之间的权利的。

    正如我们深深地鄙视野人之依恋他们没有法律的自由,他们宁愿无休无止地格斗而不愿屈服于一种他们本身就可以制订出来的法律的强制之下,因而是宁愿疯狂的自由而不愿理性的自由;我们把这看作是野蛮、粗暴和畜牲式地贬低了人道。所以我们就设想各个开化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结合成一个国家)必定是急于最好能尽快地摆脱一种如此之败坏的状态。然而现在每一个国家并不是这样,倒更加是恰好要把自己的威严(因为人民的威严是一种荒谬的提法)置诸于完全不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强制;而它的领袖的光彩就在于他自己不必置身于危险之中又有千千万万的人对他俯首听命,为着和他们本身毫无关系的事情去牺牲自己[曾有一位希腊皇帝好心肠地想要以决斗来解决他和保加利亚大君之间的争端,保加利亚大君就这样回答说:“有钳子的铁匠是不会伸自己的手去从煤火里取出炽热的铁来的”]。欧洲野人与美洲野人的区别主要地就在于:美洲野人许多部落是被他们的敌人统统吃光的,而欧洲野人却懂得怎样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被征服者而不必把他们吃掉。欧洲野人懂得最好是用他们来扩充自己臣民的数目,因而也就是继续扩大战争工具的数量。鉴于人性的卑劣在各个民族的自由关系之中可以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可是在公民~法治状态之下它却由于政权的强制而十分隐蔽),所以权利这个字样居然还能不被当作是迂腐的字样而完全被排斥在战争政治之外,并且也没有任何国家敢于公然宣扬这种见解,那就太值得惊异了。休哥·格劳修斯、普芬道夫、瓦代尔②以及其他人(这些真正悲哀的安慰者③),尽管他们那些哲学式地或外交式地撰写出来的法典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丝一毫合法的力量(因为如是的各个国家并不处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强制力之下),却往往衷心地被人引征来论证战争侵略的正当,但并没有一个先例是哪个国家由于受了这么重要的人物所武装的论证的感动便放弃自己的计划的。——然而每个国家对权利概念所怀有的这种效忠(至少是在字面上)却证明了,我们仍然可以发见人类有一种更伟大的、尽管如今还在沉睡着的道德秉赋,它有朝一日会成为自己身上邪恶原则的主宰的(这是他所不能否认的);并且这一点他也可以希望于别人。因为否则的话,权利这个字样就决不会出现在彼此想要进行搏斗的国家的嘴头上了,并且仅仅是为了加以嘲弄才会像那位高卢的王公①那样宣称什么:“大自然所赋给强者凌驾弱者的优越性就在于弱者应该服从强者。”国家追求自身权利的那种方式决不能像是在一个外部的法庭上进行诉讼那样,而只能是战争;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及其有利的结局,即胜利,却决定不了权利。和平条约确实可以结束目前这场战争,但不能结束(永远在寻找新借口的)战争状态,(而我们又不能宣称它是不正当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中每一方都是他自身事情的裁判者。)但是在无法律状态中根据自然权利所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即“应该走出这种状态”,根据国际权利却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各个国家。(因为他们作为国家已经在内部具备了权利的体制,所以已经超过了别人根据他们的权利概念而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种更广泛的法律体制之下的那种强制。)同时理性从其最高的道德立法权威的宝座上,又要断然谴责战争之作为一种权利过程,相反地还要使和平状态成为一种直接的义务;可是这一点没有一项各民族之间的契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或者得到保障。——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foedus paci- ficum);它与和平条约(pactum pacis)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这一联盟并不是要获得什么国家权力,而仅仅是要维护与保障一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以及同时还有其他加盟国家的自由,却并不因此之故(就像人类在自然状态之中那样)需要他们屈服于公开的法律及其强制之下。这一逐步会扩及于一切国家并且导向永久和平的联盟性的观念,其可行性(客观现实性)是可以论证的。因为如果幸运是这样安排的: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个共和国(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会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这就为旁的国家提供一个联盟给合的中心点,使它们可以和它联合,而且遵照国际权利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并通过更多的这种方式的结合渐渐地不断扩大。一个民族要是说:“我们之间不要有任何战争;因为我们想缔造一个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设置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它可以和平解决我们的争端。”——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说:“我和别的国家之间不要有任何战争,尽管我不承认任何最高立法极力可以向我保障我的权利而我又保障它的权利”那么假如它不是公民社会的联盟体,也就是自由的联盟制这种代替品的话,我对自己权利的信念想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就是全然不可理解的了。这就是理性所必然要使之结合于国际权利的概念的东西,假如其中终究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思议的话。国际权利的概念作为进行战争的一种权利,本来就是完全无法思议的,因为那样一种权利就不是根据普遍有效的、限制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的外部法律,而只是根据单方面的准则通过武力来决定权利是什么了。于是它就必须这样加以理解:即,对于那些存心要使他们自己彼此互相毁灭,因此也就是要在横陈着全部武力行动的恐怖及其发动者的广阔的坟场之上寻求永久和平的人们,它才是完全正确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无法律状态仅仅蕴含着战争,是不可能根据理性再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只有是他们也恰好像个体的人那样放弃自己野蛮的(无法律的)自由,使自己适应于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并且这样形成一个(确实是不断在增长着的)终将包括大地上所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civitas gen- tium)①。可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国际权利观念却根本不愿意这样,因而就in hypothesi[在假设上]抛弃了inthesl[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东西。于是取代一个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观念的(如果还不是一切都丧失尽净的话),就只能是以一种防止战争的、持久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联盟这项消极的代替品来扼制人类的害怕权利与敌对倾向的那种潮流了,尽管是不免有经常爆发战争的危险。(Furorimpius intus——fremithorridus ore cruentO[肆无忌惮的愤怒在那里面——张着血口怒吼。

    永久和平第三项正式条款

    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

    这里正如前面的条款一样,并不是一个仁爱问题,而是一个权利问题。而友好(好客)就是指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人们可以拒绝他,如果这样做不致于使他沦落的话;但是只要他在自己的地点上采取和平态度,就不能够敌对他。他可能提出要求的,并不是任何作客权利。(为此就需要有一项特殊的慈善契约,使他得以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同居伙伴),而是一种访问权利。这种权利是属于人人都有的,即由于共同占有地球表面的权利而可以参加社会,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地驱

    散他们的,而是终于必须使他们彼此互相容忍;而且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一块地方生存。地球表面上不能居住的部分,即海洋和沙漠,隔开了这个共同体,即便如此,舟船或者骆驼(沙漠之舟)却使他们有可能越过这些无人地带而互相接近,并且利用属于人类所共同的对地球表面的权利而进行可能的来往。沿海居民不好客(例如,巴巴利人①),他们抢劫近海船只或是把搁浅了的船客掠为奴隶;或者沙漠居民(阿运用战争这一野蛮手段,(而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即每个国家的权利,却并没有由此而成就。)——对于战争期间取得胜利的感恩庆祝、对万民之主以美妙的以色列方式唱着颂歌与人类之父这一道德观念所形成的尖锐对比也并不来得更小;因为他们除了对于各民族是怎样在追求他们相互权利的那种方式无动于衷(这就够令人伤心的了)而外,还要为消灭了那么多的人和他们的幸福而感到欢乐。拉伯贝多因人①)把向游牧部落靠拢看成是一种对他们进行掠夺的权利;这些都是违反自然权利的。然而这种友好权利,亦即陌生的外来者的权限,所伸展的程度,也不外是尝试一下与老居民相交往的可能性的条件而已。相距遥远的世界各部分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彼此进入和平的关系,最后这将成为公开合法的,于是就终于可能把人类引向不断地接近于一种世界公民体制。让我们拿这来对比一下我们世界这部分已经开化、而尤其是从事贸易的那些国家的不友好的行为吧;他们访问异国和异族(在他们,这和进行征服等于是一回事)所表现的不正义性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等,自从一经发见就被他们认为是不属于任何别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把这里的居民当作是无物。在东印度(印度斯坦),他们以纯拟建立贸易站为借口带进来外国军队,但却用于进一步造成对土著居民的压迫、对这里各个国家燎原战争的挑拨、饥懂、暴乱、背叛以及像一串祷告文一样的各式各样压榨着人类的罪恶。

    中国②和日本(Nipon)已经领教过这些客人们的访问,因而很聪明的中国是虽允许他们到来但不允许人内,日本则只允许一种欧洲民族即荷兰人进来,但却像对待俘虏一样禁止他们与土著居民交往。由此而来的最坏的事情(或者,从一个道德裁判者的立场来考察,则是最好的事情),就是这类暴力行为一点也没有能使他们高兴。所有这些贸易公司都处于面临崩溃的峰巅上。糖料群岛这个最残酷而又最精心设计的奴隶制的营地,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而仅仅有一点间接的看来微不足道的收获,就是为战舰培养了水手,所以也就是为再度在欧洲进行战争而服务。这些列强干了许多事情来表示自己虔诚,并且愿意被人当作是正统信仰的特选者,而同时却酗饮着不正义就像饮水一样。

    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己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丈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为了把这个大国写成它所自称的那个名字(即Chha,而不是Sina 或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们只需翻阅一下格奥尔吉的《藏语拼音》一书,第651—654 页,特别是注b。——据彼得堡的费舍尔教授的说法,它本来并没有它所用以自称的固定名称;最常用的则是Kin 这个字,即黄金(西藏人叫作Ser),因此皇帝就被称为黄金国王(全世界最辉煌的国土)。这个字在该国国内发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传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缘故)则可以发音像是Kin。——由此可见,罗马人所称的Seres(丝绸)之国就是中国;然而丝绸是经由大西藏(推测是通过小西藏与布哈拉,经由波斯,等等)而供应欧洲的;这就提示那个可惊异的国家之与西藏并且从而与日本的联系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以和印度斯坦相比;同时它的邻人所给予这个国土的Sina 或Tschina 的名字却没有提出来任何东西。

    第一条系论 论永久和平的保证

    提供这一担保(或保证)的,并非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正好是大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本身。从它那机械的进程之中显然可以表明,合目的性就是通过人类的不和乃至违反人类的意志而使和谐一致得以呈现的①;因此之故,正有如作为我们还不认识它那作用法则的原因的强制性而言,我们就称之为命运;然而考虑到它在世界进程之中的合目的性,则作为一种更高级的、以人类客观的终极目的为方向并且预先就决定了这一世界进程的原因的深沉智慧而言,我们就称之为天意②。它本来确乎不是我们在大自然的艺术加工厂里所能够与必须认识到的,或者仅仅是从其中推论出来的,而是(就像一般地在事物的形式对于目的的全部关系中那样)我们只能并且必须这样加以思想,以便根据与人类的艺术处理相类比而对它的可能性得出一个概念来。但是它对理性直接为我们规定的目的所表现的(道德上的)关系与一致,则是一种在理论的观点上虽然过份、但在实践的观点上(例如在对永久和平的义务概念上,就要利用大自然这种机制去实现它)却是独断的观念,并且在它的现实性上也是很有根据的。——使用大自然这个字样,当其像在这里这样仅只涉及到理论(而不是宗教)时,对于人类理性的限度而言(因为在作用对于其原因的关系上,人类理性必须保持在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内)就要比使用一种我们可以认识天意的说法更为适宜而且更加谦逊;一用天意洲与西藏的古老的但从不曾为人正确认识的交往,可以从赫西奇乌斯的主张,即伊留西斯神秘仪式中祭司们(Konx Ompax)的呼声,之中得到阐明。因为根据格奥尔吉《藏语拼音》,concioa 这个字的意思是上帝,此字和Konx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Pah-cio(同书,页520)这个字希腊人发起音夹很容易像是pax,它的意思是ptomu1gator legis[法律的颁布者],即遍布于整个自然界的神性(也叫作cencresi,页177]。然而0m 这个字拉·克罗泽(则翻译为benedictus,即赐福,这个字用于神性时很可能并不是指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受福者而已,(页507)。法兰茨·荷拉提乌斯神父常常问西藏的喇嘛们,他们理解的上帝(conciva)是什么,而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那是全部圣者的汇合”。(也就是说,圣者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肉体之后终于通过喇嘛的再生而回到神性中来,即回到Burchane 中来,也就是受崇拜的存在者、轮回的灵魂,页223。)所以Konx Ompax 这些神秘字样的意思恨可能是指圣者(Konx)、福者(Om)和智者(Pax),即全世界遍处流行的最高存在者(人格化了的自然):它们在希腊的神秘仪式中使用起来很可能是指与民众的多神教相对立的那种守护祭司们的一神教,虽说荷拉提乌斯神父(见前引)在其中嗅出了一种无神论。

    这些神秘的字样是怎样经由西藏到达希腊人那里的,或许可以田上述方式加以阐明,而反过来早期欧洲经由西藏与中国相交通(或许更早于与印度斯坦相交通)也因此看来像是很可能的事。我们就狂妄地安上了伊卡鲁斯①的飞翼,可以走近它那无从窥测的目标的秘密了。

    在进一步明确这一担保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探索一下大自然为它那广阔的舞台上所要处理的人物而安排的境况,这种境况终于使和平的保障成为必要;——然后首要的便是探索大自然是在世界原因的联素中粮据自然的秩序是可以解释的。

    其次,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也就剥夺了对作用可以进行判断的全部确切原则。然而在道德一实践的观点上(因此那就是完全指向超感世界的),神明的concursus[参与]这一概念却是完全适宜的并且甚而是必要的。例如在我们的信仰中,只要我们的心意是真诚的,上帝就会以我们不能思议的办法来弥补我们自身正义性的缺欠,所以我们决不可放松努力为善。可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试图由此出发来解释善行(作为世界上的事件),这一点却是自明的;因为那乃是对于超感世界的一种徒劳无功的理论认识,因而是荒谬的。

    如何提供这一担保的。它那准备性的安排就在于它已经:1.在大地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照顾到人类得以在那上商生活;2.通过战争把他们驱逐到各个方向,甚至于是最不堪① 在大自然的机制中——人类(作为感觉存在)也属于其中——表现出有一种为它那存在所赖以为基础的形式,这种形式我们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加以理解,除非是我们把它归之于预先就决定了它的那位世界创造者有一个目的。这种前定我们就一般称之为(神明的)天意,而就其在世界一开始已被奠定而言,我们就称之为奠基的天意(providelntiaconditrix;semeliussit,semperparent[天意是奠基者;它一声号令,大家就永远服从。但是按照合目的性的普遍法则而把它保持在大自然的进程里,我们就称之为统御的天意(providentiagubernatrix);再进一步为人类所不能预见而只能根据其后果加以推测的特殊目的,我们就称之为指导的天意(providentiadiretrix);最后,就个别事件作为神明的目的而论,我们就不再称之为天意而是称之为命定(directioextraordinaria)。但是(既然事实上命定指的是奇迹,尽管并不这样称呼这种事件),所以要想能认识它是这样,那就是人们愚蠢的自负了;因为要从一柱个别的事件里推论出起作用的原因的一种特殊原则来(即这一事件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另一个为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目的的自然机械的附带结果),那是荒唐的而且完全是自欺欺人,无论在那上面话说得可能多么虔敬而谦逊。——即使按天意如何涉及世界上的对象而把天意划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那也是虚假的和自相矛盾的。(例如说,它的确是关心保存被创造物的物种的,但把个体则留给偶然。)正因为它在目标上被称为是普遍的,于是就没有任何一桩事物可以设想为被排除在它之外。或许是人们在这里有意(formaliter[从形式上]加以考虑)要按照实现其目标的方式而划分天意的:也就是划分为普通的天意(例如,自然界按照季节的变化而每年都有死亡和再生)和特殊的天意(例如,树木被海流达到了北冰洋沿岸,在这里树木无法生长,而这里的居民没有树木却不能生活)。

    尽管我们在这里照样可以很好地阐明这种现象的物理-机械的原因,(例如,由于温带地区生长着树木的河流沿岸有的树倒在河里,并且大约就被湾流带到远方去;)我们却仍然一定不可忽视表明了有一种智慧在驾驭着自然界的这一目的论的原因。至于在学院里所引用的那种概念,即有一种神明的干预或者参与(concursus)对于感觉世界起了作用,那么就是这种概念也必须废除。因为要想对不同种类的东西进行配合,要使其本身就是世界变化的完备原因的神明来补充在世界过程之中他自己那种前定着一切的天意(因此它就必须是有缺陷的),例如这样说:随着上帝之后,医生作为他那里的助手就治好了病人;这首先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causasolitarianoniuvat[孤立的原因是无济于事的]。上帝是医生及其全部药品的创造者,所以如果我们想攀登那最高的、在理论上是我们不能思议的原始原因的诸,那就必须把作用全部都归之于他。或者我们也可以把作用全部归之于医生,只要我们探讨的这一事件。

    居住的地方,使他们得以居住;3.通过这同一个办法迫使他们进入或多或少的法律关系。

    在北冰洋寒冷的旷野上仍然生长着藓苔,驯鹿把它们从雪底下刨出来,于是就使得自己成了奥斯特雅克人或萨摩雅德人①的食物或为他们挽撬;或者是盐碱的沙漠旷野还会有骆驼,它们仿佛被创造出来就是要在这里漫游的,好使自己不致于无用;这些已经够令人惊异的了。但是当我们发见北冰洋沿岸是怎样地除了这类毛兽之外还有海豹、海象和鲸鱼,它们的肉可供这里的居民食用、它的油脂可供燃烧;那么这一目的就显得越发明白了。可是大自然的关怀最能激起人们惊奇的,则是它把漂浮的木材(人们不大清楚那是从哪里来的)带到这片荒凉不毛的地方上来,没有这种材料他们就无法修造他们的船只和武器或者他们居住的小屋子;然后他们在这里要向动物进行足够多的战争,才可以使他们中间有和平的生活。——然而把他们赶到这里来的,大概并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战争。人类居住在大地上的期间所学会驯服和驯养的一切动物中,第一种战争工具就是马(因为象属于更晚的时期,亦即国家已经建成之后的奢侈时期);正如种植某些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知道其原始特性的叫作谷类的草类的艺术以及通过移植和接种而繁殖和改良果类培育(在欧洲也许仅有两个品种,即野生苹果和野生梨)只能起源于国家已经建成之后土地所有权得到了保障的状态之中一样,——亦即在此前处于无法律的自由之中的人类已经从猎人①、渔夫和牧人的生活脐人农夫的生活之后;这时候已经发见了盐和铁,这或许是各个民族贸易往来所广泛寻求的最早的物品;他门就由此而起先是被带进一种彼此之间的和平关系,再则甚至于是和远方的人们之间也有互相的了解、交往与和平的关系。

    当大自然照顾到人类在大地之上到处都能够生活时,它也就同时专横地要求人类必须到处生活,哪怕是违反他们的意愿,并且甚至于并没有同时假定这种“必须”是一种义务概念,使他们由于道德律而与之联系在一起;——而是为了达到它的这一目的,它就选择了战争。于是我们就看到有许多民族,从他们语言上的统一性就可以辨认出他们血缘上的统一性。例如,在北冰洋的这一边有萨摩雅德人,而相距两百德哩①

    在一切生活方式中,毫无疑问猎人生活乃是最违反文明体制的了!因为各个家庭必定会离群索居而很快地就彼此陌生,并且在范围广阔的森林里分散开来之后很快地就会成为仇敌的,既然他们每一家都需要有很多空间来取得食物和衣着。——摩西第1 卷,第9 章,第4—6节有关诺亚的流血禁令似乎原来并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禁止过猎人的生活而已。它们常常被人复述,后来竟被犹太基督徒规定为新接受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条件,尽管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因为猎人生活必定会经常出现吃生肉的情况,所以禁止后者也就同时禁止了前者。之外在阿尔泰山的另一边又有一个民族操着类似的语言,在其间横亘着另一个骑马的、因之是好战的民族,即蒙古人,把他们种族的这一部分和在最无法居住的冰雪地带的那一部分远远地驱开,他们本来绝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散布到那里去的①。同样还有欧洲最北部地带被称为拉普人的芬兰人,他们由于歌德人和萨马提亚人②入侵其间而和现在已经距离得那么遥远、但在语言上却与他们同出一源的匈牙利人隔离开来。并且除了战争这一大自然用之于使大地上到处都能有人居住的工具而外,还有什么别的能把爱斯基摩人(这个与所有的美洲人全然不同的种族,或许是太古欧洲的冒险者吧)赶到美洲北部,把佩沙拉人③赶到美洲南部直到火地岛上去呢?然而战争本身却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动力,而是好像就充塞在人性之中并且甚而被当作是某种高贵的东西,人类受了荣誉心的激发,没有自私自利的动机就会去作战:从而战斗勇气(在美洲野人那里以及在骑士时代的欧洲人那里)就被断定为具有直接的伟大价值,不仅仅是当战争已经发生时(很合时宜地那样),而且还为了要有战争发生。于是往往仅只为了表现战斗的勇气就引起了战争,因而战争本身也就被赋予一种内在的价值,甚至于就连哲学家也赞颂它是人道的某种高贵化,竟忘怀了希腊人的那条格言:“战争之为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

    关于大自然为了她自身的目的而对一个动物品种所做的享,已经谈得够多了。

    现在就来谈有关永久和平观点的最根本的问题:关于人类自已的理性使之成为自己的义务的那个目的,因而也就是在鼓励他们的道德观点上,大自然都做了些什么?它如何保证人类通过大自然的强制确实将会做到他们根据自由法则所应该做到但没有做到的事情,而又不伤害这种自由?并且还得是根据公共权利的全部这三种关系,即国家权利、国际权利和世界公民权利。——当我谈到大自然时说:她要求成就这样或那样的事;这并不等于说:她强加给我们以一种义务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只有不受强制的实践理性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说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她本身都会做到这一点( fata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liunt[命运引导着愿者,驱遣着不愿者]④)。

    1.即使一个民族不是由于内部的不和而不得不使自己屈服于公开法律的强制之下,战争也会从外部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根据上面提到的大自然的安排,每一个民族都发见自己与另一个紧逼着自己的民族为邻,对此它就必须从内部使自己形成一个国家,以便作为一个强权能武装起来进行对抗。可是唯有共和的体制才是完美地符合人类权利的唯一体制,但也是极其难于创立而又更加难于维持的体制,乃至许多人都认为它必须得是一个天使的国家,

    ② 人们可能问道:假如大自然是在要求这些北冰洋沿岸不应该保持无人居住,那么若是有朝一日(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她不再把漂浮的木材带给这里的居民的话,他们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因为我们可以相信,随着文化的进步,温带地方的居住者对于他们河岸上生长的木材能更好地加以利用,而不会让他们落在河里并被冲到大海中去的。我要回答说: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何等地的居民会通过贸易而供应他们木材并以之交换北冰洋沿岸海中极为丰富的兽类产品的,只要她(大自然)首先已把和平强加在他们中间。

    因为人类以其自私的倾向是不能够有那么崇高的形式的体制的①。可是现在大自然就来支持这种受人敬爱的但在实践上又是软弱无力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公意①了,而且还恰好是通过这种自私的倾向。于是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怎样组织良好的问题(这一点确实是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的),可以使他们每一种力量都彼此是那样地互相针对,以致于其中的一种足以防止另一种的毁灭性的作用或者是抵销它们。于是对于理性来说,所得的结果就好像是双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而一个人即使不是一个道德良好的人,也会被强制而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的。建立国家这个问题不管听起来是多么艰难,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解决的(只要他们有此理智);那就是这样说:“一群有理性的生物为了保存自己而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又秘密地倾向于把自己除外;他们应该是这样地安排井建立他们的体制,以致于尽管他们自己私下的心愿是彼此极力相反的,却又如此之彼此互相防止了这一点,从而在他们的公开行为中其结果又恰好正像他们并没有任何这类恶劣的心愿是一样

    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必定可以解决的。因为它并不在于人类道德的改善,而只在于要求懂得那种大自然的机制我们怎样才能用之于人类,以便这样地指导一个民族中间的那些心愿不和的冲突,使他们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并且必须导致使法律能在其中具有力量的和平状态,我们从实际上现有的但组织得很不完美的国家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即它们在对外关系上已经非常之接近于权利观念所规定的了,尽管那原因确实并不是内在的道德。(因为正如良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因而大自然的机制就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是互相对抗着的自私倾向而可以被理性用来作为为它自身的目的,即权利的规定,扫洁道路的工具;从而在国家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就促进并保障了内部的以及外部的和平。

    所以这也就是说:大自然在不可抗拒地要求着权利终将保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目前所未能经心做到的事,终将由于其自身而实现,虽则会带有许多的不便。——“我们太强烈地弯曲一根苇草,它就会折断;谁要求得太多,就什么也要求不到。”布特维克。②

    2.国际权利的观念预先假定有许多互相独立的毗邻国家的分别存在,尽管这样一种状态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战争状态了(假如没有一种各个国家的联合体来预防敌对行动爆发的话);可是从理性观念看来,就是这样也要胜于各个国家在另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并且朝着大一统的君主制过渡的权力之下合并为一体,因为法律总是随着政权范围的扩大而越发丧失它的份量的,而一个没有灵魂的专制政体在它根除了善的萌芽之后,终于也就会沦于无政府状态。然而每一个国家(或者说它的领袖)却都在这样向往着要以这一方式而进入持久和平的状态,可能的话还要统治全世界。但是大自然则要求它是另一样。——大自然采用了两种手段使得各个民族隔离开来不致于混合,即语言的不同与宗教的不同①;它们确实导致了互相敌视的倾向和战争的借口,但是随着文化的增长和人类逐步接近于更大的原则一致性,却也会引向一种对和平的谅解,“乞不像那种专制主义(在自由的坟场上)那样是通过削弱所有的力量,而是通过它们在最生气蓬勃的竞争的平衡之中产生出来并且得到保障的。

    3.正如大自然很聪明地分隔开了各个民族,而每一个国家的意志却是哪怕根据国际权利也会高兴通过阴谋或者暴力而把它们都统一于自己之下的;另一方面则同样地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在抗拒暴力行为和战争方面所无从加以保障的各个民族,大自然也就通过相互的自利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并且它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的。因为在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势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势力;于是各个国家就看到(确乎并不是正好通过道德的动机)自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并且当世界受到战争爆发的威胁时要通过调解来防止战争,就仿佛它们是为此而处于永恒的同盟之中那样;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能够出现进行战争的伟大同盟是极其罕见的事,而能够成功的就更加罕见了。

    大自然便以这种方式通过人类倾向的机制本身而保证了永久和平;确乎并不是以一种(在理论上)很充分的确切性在预告它们的未来,但在实践的观点上却已足够了,而且还使得我们为这一(并不纯属虚幻的)目的的努力成为了一种义务。

    第二条系论  对永久和平的秘密条款

    在公共权利的谈判中而有一项秘密条款,这在客观上,也就是说从其内容来考虑,乃是一种矛盾;然而在主观上,从裁决它的当事人的身份来判断,则其中却很可以有一项秘密,而公开宣布自己是秘密条款的作者就会使自己的尊严感到为难了。

    唯一一项属于这类的条款就包括在这一命题中:“哲学家有关公共和平可能性的条件的那些准则,应该被准备进行战争的国家引为忠告。”一个国家的立法权威,人们自然而然地必定要赋之以最大的智慧,但在有关自己对别的国家的行为的原则上却要听取臣民(哲学家)的教诫;这对他们仿佛是藐视似的。然而这样做却是十分可取的。因此国家就要不声不响地(因此同时就保持秘密地)请求哲学家来进行这个工作,这就等于说:国家要允许他们自由地和公开地谈论进行战争和调解和平的普遍准则。(因为这件事是他们自身就会做到的,只要人们不加以禁止。)国家彼此之间有关这一点的协议,也并不需要国家之间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殊的议定书;而是它早就通过普遍的(道德一立法的)人类理性而被奠定在人类的义务之中了。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国家必须给予哲学家的原则以优先于法学家(国家权力的代表人)的裁决的地位;而只是说人们应该倾听他们。成为法学家的标志的乃是权利的天秤而且紧跟着也还有正义的宝剑①;他们常常要使用后者不仅是为了防止对于前者的一切外来影响,而且还要在天秤的一端不肯下沉的时候就把宝剑投到那上去(vae victis[战败者有祸了!])。法学家并非同时(按道德来说)也是哲学家,他们在这方面受到极大的诱惑,因为他们的职务就是要运用现成的法律,而不是要研究它本身是否需要改良;并且他们还把自己这种实际上是低级的系科,由于它(正如在其他两个系科①的情形一样)伴有权力的缘故而当作是高级的。哲学系在这种结盟势力的面前只占有一个很低下的级别。例如,据说哲学就是神学的侍女(而且对于其他两种也是这样说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正确地看出:“她究竟是在她的高贵的女主人的前面擎着火炬呢,还是在后面曳着长裙呢?”

    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其本性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了。

    附录Ⅰ从永久和平的观点论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分歧

    道德作为我们应该据以行动的无条件的命令法则的总体,其本身在客观意义上已经就是一种实践。在我们已经向这种义务概念承认其权威之后还要说我们不能做到,那就是显然的荒谬,因为那样的话,这个概念就从道德里面自行勾销了(ultra possenemo obligatur[超出能力之外,就没有人负有义务。])。因而作为应用的权利学说的政治,与作为只是在理论上的这样一种权利学说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因而实践和理论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因为那样,我们就必须把后者理解为一种普遍的智虑学说,亦即一套如何选择对既定的目标最为有利的枚宜手段的准则的理论;这也就是根本否认有什么道德了。

    政治说:“你们要聪明如蛇”:道德(作为限制的条件)又补充说:“还要老实如鸽”②。如果这两者不可能共处于一项诫命之中,那么政治和道德就① 宗教的不同: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提法,正如人们谈论着各种不同的道德一样。确实是可以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但不是在宗教上,而是在用以促进宗教的历史上,是属于学术研究方法的领域的。同样地,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典籍等等,但却只有一种对一切人在一切时代里都有效的唯一的宗教。所以这些就不可能包括什么别的,而只不过是宗教的手段而已,它们是偶然的并且可以随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转移。

    后一系则是所谓“自由教育”。康德本人是反对这种系科划分的,并为此写了《系科之争“1798 年);可确实是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这两者完全可以结合,那么这一对立的概念就是荒唐的,而如何解决这一争端的问题也就根本不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尽管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个命题包含着一种理论,可惜是一种实践常常与之相矛盾的理论可是同样的理论命题:诚实要比任何政策更好,则是无限地高出于一切反驳之上,而且确实是一切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道德的守护神并不向来庇特(权力的守护神)让步,因为后者也要服从命运。这就是说,理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启明,能观察到整个一系列前定的原因,可以预先就宣告,根据大自然的机制从人类的所做所为会得出什么样幸运的或不幸的后果来,(尽管是希望它如愿以偿。)但是我们为了(按照智慧的规律)保持在义务的轨道上所必须做的享,理性却已经为此处处都充分清楚地给我们照亮了通向终极目的的道路。

    但是实践家(道德对于他只是纯理论)却把他之无情地剥夺掉我们善意的希望(即使是承认了应该和可能)恰好是放在这一基础之上:他自命从人性出发可以预见到,人是绝不会愿意实现那种为了导致永久和平的目的所需要的东西的。——的确,每一个个别的人要求在一个法律体制之下按照自由的原则(即每个人的意志之个别的统一性)而生活的意愿,对于这个目的还是不够的,而是为此还需要所有的人一起都愿意这种状态(即联合意志的集体的统一性),都要求解决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此就有了公民社会的整体。可是既然在所有的个体意愿的不同之上还必须再加上一个他们那联合的原因,以便从中得出一个共同的意志来,而这一点又是所有的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在实践中)实现这一观念时就不能指望权利状态有任何别的开端,除非是通过强力而告开始,随后公共权利就建立在它那强制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就一既然我们在这方面本来就不大能把立法者的心意估计为,他在使一群野人结合成一个民族之后,会留待他们通过自己共同的意志去实现一种权利体制,——确实是事先早已使我们预期到这种(理论的)观念在实际经验中会有巨大的偏差。从而这就是说:凡是一旦掌握了权力的人,谁也不肯让人民去替他制订法律的。一个国家一旦处于不受制于任何外来法律的地位,就不会在自己应该怎样反对别的国家而追求自己的权力的方式上,使自己依赖于别的国家的裁判。甚至于一个大陆,当它感到自己凌驾于别的大陆之上的时候,哪怕别的大陆并没有妨碍它,也不会不去利用那种由于掠夺它们或者是干脆统治它们而加强自己力量的手段的。于是关于国家的、国际的以及世界公民的权利的理论的全部规划,这时就都化为空洞的、乌有的理想:反之,唯有以人性的经验原则为基础的实践,而不认为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情况中为自己的准则汲取教训是件低贱的享,才能够希望为国家智虑的建筑找到一个牢靠的基础。

    确实,如果并没有自由以及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的存在,而是一切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仅仅只是大自然的机械作用;那么政治(作为利用这种作用来治理人的艺术)就完全是实践的智慧,而权利概念就是一种空洞的想法了。但是假如还发见绝对有必要把权利概念和政治结合起来,甚至于还得把它提高为政治的限定条件;那么就必须承认这二者的可结合性。我虽然很能想象一位道德的政治家,也就是说一个这样地采用国家智虑的原则使之能够与道德共同存在的人;但却不能想象一位政治的道德家,即一个这样地为自己铸造一种道德从而使之有利于政治家的好处的人。道德政治家应该以如下这一点作为自己的原则:当一旦发见国家体制或国与国的关系有人们所无法预防的缺陷时,那就有义务,尤其是对国家领袖说来,要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迅速地加以改善,并使之符合于理性观念所呈现于我们眼前作为典范的那种自然权利,哪怕这样会付出牺牲自我利益的代价。可是既然国家的或世界公民的结合纽带在另一种更好的体制尚未准备好取代它的地位之前就告破裂,乃是完全违反与道德相一致的国家智虑的;所以要求每一种缺陷都必须立即急速地加以变更就是荒谬的了,然而至少这样一种改变的必要性的准则应该是放在当权者的心上,以便能始终不断地趋向于(根据权利法则的最好的体制)这一目的;这一点对于他甚至还是必需的。一个国家很可以对自己以共和制进行治理,即使它按照当前的宪法仍然具有专制的统治权,直到这个民族终将逐渐地有能力接受法律权威观念的影响(就仿佛是它具有物理的权力那样)并从而将发见足以能为自己立法(这本来就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为止。如果通过一场由坏的体制所造成的革命的激荡,以不合权利的方式竟形成了一种更合法的体制,那么这时候再要把这个民族重新带回到旧的体制里去,就必须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事了;尽管在这场革命中每一个以暴力或者阴谋参与进去的人,都要理所当然地受到对叛乱者的惩处。但是就国与国的外在关系而言,则不能要求一个国家放弃它的体制,哪怕是专制体制(而那对外部的敌人却是更强而有力的),只要它冒有马上被别的国家所吞并的危险;因而就必须允许它那计划的实施,推延到更好的时帆①。往往也会有这种情形:专制化的(在执行上犯了错误的)道德学家(由于过份急促所采取的或推荐的措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违反了国家智虑,那么经验也必定会从他们对大自然的这种违反那里,把他们一步一步地带到更好的轨道上来。与此相反,道德化的政治家却在人性没有能力按照理性为他们所规定为观念而达到善的这一借口之下,掩盖着违反权利的国家原则,他们献只是尽量在使得改善成为不可能并使权利的破坏永世长存而已。

    这些长于国家智虑的人并没有他们所夸耀的那种实践,反倒是和实践家走到了一起,由于他们(为了不致于放过自己的私人利益)一心只在考虑阿诀奉承当今的统治权力而付出了全民族以及可能的话是整个世界作为代价,于是也就像真正的法学家(是职业化的法学家,而不是立法的法学家)那样在政治上走过了头。因为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去思索立法本身,而是去执行当前本国法典的命令!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每一种现行的法律体制以及当其被上级改动时那种随之而来的法律体制,就必定永远都是最好的:于是万事万物就都处于它自身所属机械次序之中。然而这种随机应变的灵巧性也给他们灌注了一种幻觉,即他们能够根据权利概念(因而是先夭的,并非经验的)来判断一般国家体制的原则;他们大肆宣扬自己认识了人(这确实是可以期待的。因为他们必须和很多的入打交道),其实却并不认识人以及人可以造就成为什么样子(这需要有更高一级的、进行人类学考察的立足点),他们以这种概念去处理为理性所规定国家权利和国际权利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是别样而只能是以阴谋诡计的精神迈出这一步。他们在这里还是遵照着他们所习惯的老路(即一种专制地加以规定的强制性法律的机械作用),然而在这里唯有理性的概念才会懂得仅仅根据自由原则来奠定一种合法的强制,而首先正是通过这一点一种建立在权利之上的持久的国家体制才是可能的。但是这一任务,这位自命为实际家的人却相信能够越过那种观念,而仅凭迄今为止建立得最为持久但大部分却与权利相违反的国家体制的经验,就可以从经验上加以解决。他在这上面所使用的准则,(尽管他不肯把它们公开),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诡辩式的准则。

    1. Fac et excusa[做了再说]。抓住有利的时机擅行窃据权利(或则是国家对其人民的权利,或则是对另一个毗邻国家的权利),事后再进行辩解并对暴力加以掩饰,(尤其是在前一种情形下,当国内的最高极力同时也就是人们必须听从而不容置疑的立法当局的时候);这就比事先想好令人信服的理由并且还等待着别人对它们反驳,要更加轻易而又漂亮得多。这种果断性其本身就赋给这一行动的合权利性以一种充满内在信心的面貌,而bonus eventus[结局成功]之神则是享后最好的权利代理人。

    2. si fecisti,ncg8[如果干了,就否认]。你自己犯下了罪行,例如把你的人民带人绝境从而引起暴乱,一定要吝认那是你的过错,而要断言那是臣民顽抗的过错。或者是你征服了一个邻近的民族,就要断言那是人性的过错,即如果不用强力对别人占先,就确实得估计到别人先要用强力来对付自己并征服自己了。

    3.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这就是:如果在你的人民中间某些有特权的领袖人物选出你来仅仅是作为他们的最高领袖(primus interpares[平等中的首位]),就要挑拨他们彼此不和并使他们与人民分裂。要表示拥护人民享有更大的自由这一前景,于是一切就都会依赖于你那绝对无条件的意志了。或者如果是对外国的话,那么在他们中间挑起纠纷就确实是最可靠的办法,可以在支援弱国的幌子下一个一个地使他们相继屈服。的确,现在没有人会再受这些政治准则的欺骗了,因为它们都已经是人所周知。可是对这种情形他们毫不羞愧,就好像是不正义在眼前暴露得大公开了似的。因为列强在普通群众判断的面前是从来不知羞愧的,他们只是一个在另一个的面前才会羞愧。而且就这些原则而论、也并不是把它们公开出来而是唯有它们的失败才能使他们感到羞愧(因为在这些原则的道德方面,他们大家全都是彼此一致同意的);所以他们也就总还保冒着政治荣誉感,这一点是可以料定的,而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扩充自己的势力的政治荣誉感①。所有这些不道德的把人类从自然状态的好战之中引向和平状态的智虑学说的曲折,至少是说明了这些:人类在他们的私下关系中也正如在他们的公共关系中是同样地不能回避权利概念的,也不能信赖仅凭智虑的手腕就可以公开地奠定政治;因而也就决不能废弃任何服从公共权利的概念,这就是理性的许可法,它使一种受到不正义所侵犯的公共权利就固定在它那位置上,直至或者是由于它自身成熟到了时一切进行完全的变革,或者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而实现了这种成熟为止。因为任何一种权利体制,尽管只是在微小的程度上合权利的,也要比一点都没有更好一些;这后一种命运(无政府)是过份急促的改革所要遇到的。——因此国家智慧就在于在事物当前所处的状态下,使符合于公共权利理想的改革成为一种义务,而且即使是大自然由于其本身而导致了革命,也不应该利用革命来掩饰更大的压迫,而是应该用来作为大自然对于通过根本的改革来实现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合法体制之作为唯一持久的体制的一种号召。国际权利中特别突出,而是应使它得到全部应有的尊重;虽则他们又千方百计地托词借故要在实践上规避它,并把成为一切权利的根慷与联索的权威推给狡猾的强权。

    为了结束这种诡辩米,(即使不是结束被它所掩饰的不正义),并且使大地上权势者们的这些假代表供认他们所宣传的并不是有利于权利而是有利于强权,由于这一点他们才采取了仿佛他们自己就可以在这上面发号施令的那种语气;最好就是揭发他们用以自欺欺人的那种幻象,挖掘出来永久和平的目标所由以出发的那种最高的原则,并且指明:一切妨碍永久和平的坏事都是由于政治道德家是从道德政治家正当地已告结束的地方而开始的,并且当他这样以原则从属于目的的时候(这就是把马驾在车后面),也就毁坏了他自己要使政治与道德相调协的这一目标。

    为了使实践哲学得以和它自身相一致,就有必要首先决定这个问题:在实践理性的任务中我们究竟应该以它的物质的原则,即(作为自由选择的对象的)目的,作为起点呢?还是应该以形式的原则,即(仅仅基于对外关系的自由)的原则作为起点呢?这后者就叫作:“应该这样行事,从而可以使你的准则成为普遍的法则(不管它所要求的目的可能是什么)。”①毫无疑问,这后一条原则必须领先,因为它作为权利原则具有着无条件的必要性,反之前一条却仅仅在事先给定的目的具备经验的条件,亦即它是可以实现的,这一前提之下才是必要的。假如这一目的(例如,永久和平)也是义务,那么它本身就必须是从对外行为准则的形式原则里面推导出来的。——现在第一条原则,即政治道德家的原则(国家的、国际的和世界公民的权利问题),是一个纯技术问题(problema technicum);与此相反,第二条原则对于道德政治家则是一个道德问题(problema morale),它作为道德政治家的原则在处理导致永久和平的问题上便与前一条有天壤之别,这时候我们愿望着永久和平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物理上的善,而且还是作为由于承担义务而产生的一种状态。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即国家智虑问题,就需要有很多自然知识才能利

    怀疑一个国家之内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人性之中会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而对此还可以提出远远还不够进步的文化的缺点(野蛮性)来作为他们思想方式的显然违法现象的原因;然而那在国家相互之间的对外关系上也会完全无法掩饰地而又无可争辩地呈现到我们眼前来。在每一个国家之内它是披公民法律的强制所掩盖着的,因为公民相互之间暴力行动的倾向是被另一种更大的强力,即政权的强力,所强行压制的;所以这就不仅赋给全体以一种道德的形象(causaenoncausae[不成原因的原因]),而且还由于对违反法律的倾向的发作加上了一道被门而确实促使道德秉赋格外轻而易举地发展成为对于权利的直接尊重。——因为每一个人这时候都自信他会把权利概念当作是神圣的并且真诚遵守,只要他能期待着别人也是同样,而政权机构则部分地向他保障了这后一点;由此便朝着道德迈出了一大步(尽管还不是道德的步骤),即依附于这种义务概念只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而不是着眼于报偿。但是既然每个人由于自己对于自己所怀的良好的意见,也就假定了其余所有的人的恶意,所以他们彼此就互相宣布了他们的判断:他们大家就事实而论,都是没有价值的。(既然这一点不能责难于作为一种自由生物的人类的本性,那么它是从何而来的就可以存而不论。)可是既然对于人类自身所绝对不能摆脱的权利概念的尊重,极其庄严地批准了他们也会具有相应的能力这一理论;所以每个人就都看到他在自己这方面必须按照它来行事,而不管别人可能是怎样对待它。

    用它那机制来达到设想中的目的;然而这一切在关系到永久和平上,其结果都是无从确定的,无论我们在公共权利的这三部分之中采用的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究竟是靠严刑峻法还是靠虚荣引诱才能更好地保持人民长时期地听话而又兴旺,究竟是靠一个人的最高权力还是靠更多的领导人的联合,或者说仅仅是靠勋贵还是靠国内的人民权力;这些都是无从确定的。关于任何一种政权形式,我们在历史上都有相反的例证,(但真正的共和制除外,唯有这种制度才能投合一位道德政治家的心意。)——而更加无从确定的则是根据大臣们拟定的规划而号称建立起来了的国际权利;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话,并且它所依赖的契约在其签订的当时就已经包含了违反它们的秘密保留。

    与此相反,第二个问题,即国家智慧问题的解决则可以说是其本身所强加给我们的,它对每个人都是雪亮的并且使得一切弄虚做假都成为可耻的事。它直捷了当地把人引向目的:但是由于智虑上的考虑,它并不匆匆忙忙地强行把人拖到那里去,而是按环境有利的状况使人不间断地趋近于它。这就是说:“首先应该追求纯粹实践理性的王国及其正义,于是你的目的(即永久和平的福祉)也就会自行来临。”因为道德本身具有这样一种特性,而尤以在有关它那公共权利的原则(因而是关系到一种可以先夭认识的政治)方面为然,即它越是使行为不依赖干预定的目的,即我们意图中的无论是物理的或是道德的利益,它就越会与后者普遍地符合一致。而其所以如此,就正因为唯一决定人类权利是什么的,乃是先天给定的(在一个民族之中的或者是在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上的)公意。然而只要彻底加以实行,那么所有的入的这一结合就会根据大自然的饥械作用而同时可以成为实现预定目的的作用的以及造成权利概念效果的原因。——于是,例如,这就是一条道德政治的原则了:一个民族应该根据自由和平等这一唯一的权利概念而结合成一个国家,并且这一原则并不是以智虑而是以义务为基础的。关于人群进入社会的自然机制,政治道德家尽可以提出那么多的反对的辩难来削弱这种原则和破坏它们的目标,或者还力图以古代和近代的体制组织不良的事例(例如民主政体而没有代议制)来证明他们的反对主张;但是他们却不值得听信。尤其是这样一种腐朽的理论,它本身就很可以造成它所预言的那种天祸:这种理论把人类和其他有生命的机体都划归一类,他们只消具备自己并不是自由的生命这种意识,就足以使他们在自己的判断里成为世界上一切生命中最悲惨的生命了。有一条已经成为谚语的、听来有点夸大但却很真实的命题是: fiatiusti- tia, pereat mundus[哪怕世界消灭,也要让正义实现。];这句在德文里就是:“让正义统治吧,哪怕世界上的恶棍全都倒台。”这是一条隐全的权利原理,可以扫除一切由诡诈或暴力所描绘的曲折的道路;只是这却不可被误解,被理解为多少是允许人极其严厉地去运用自己的权利(这会与伦理的义务相冲突的),而是应该理解为当权者有责任不可出于对任何人的厌恶或怜悯而拒绝或者削减他的权利。为此,首先就需要一个国家有一种根据纯粹权利原则而建立的内部体制,然后还需要有这个国家和其他各个远近邻国联合起来(类似于一个普遍国家①那样)合法地调解他们的争端的体制。——这一命题所要说的无非就是:政治准则决不能从每一个国家只要加以遵守就可以期待到的那种福利或幸福出发,因此也就决不能从每一个国家以之为自己的对象的那种目的出发,即从作为国家智慧的最高的(但又是经验的)原则(的意志)出发;而是应该从权利义务的纯粹概念出发(从它的原则乃是由纯粹理性所先夭给定的“当然”而出发),无论由此而来的后果可能是什么样子。世界是决不会由于恶人减少了就没落的。道德的恶有着一种与它的本性分不开的特点,那就是它在它的目标上(尤其是在对其他同样意图的人的关系上)是自己违反自己并且要毁灭自己的;于是这也就为(道德的)善的原则准备了道路,尽管还要经历漫长的进步。所以在客观上(在理论上),道德与政治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论。反之,在主观上(在人类自私的倾向上,但它决不能称为实践,因为它并不建立在理性准则的基础上),则它却可能并且还会始终存在着,因为它充当了砥砺道德的磨石。而道德的真正勇气(根据这条原则: tu nel cedemalis , sedcontraandentior ito[你不可向恶让步,而是要格外勇敢地去反抗它。] ①)在当前的情况下倒不在于以坚定的决心去面迎为此所必须承受的灾祸和牺牲,反而在于要看清楚我们自身之中远为危险的、狡诈的和欺骗而又诡辩的、炫弄人性的弱点在为一切违法侵犯权利的罪行进行辩护的那种恶的原则,并且要战胜它那阴谋。

    事实上,政治道德家可以说:执政者与人民或民族与民族当他们以武力或阴谋互相作战时,并没有相互犯下不义,尽管他们由于拒绝尊重那种唯有它才能奠定和平于永久的权利观念也就一般地犯下了不义。因为他们这一个对另一个践踏了自己的义务,另一个也就正好同样在有意对这一个违反权利;于是当他们彼此互相毁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对双方都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这些种族却总会保留下来足够的数量,以便使这种角逐直到最遥远的时候都不致中断,从而后世有朝一日总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个借鉴。天意在世界的行程之中就由此而被证明了是正当的,因为人类的道德原则是永远不会混灭的;它会由于文化的不断进步而按照那种踏实的理性原则不断地在实用中增进它对权利观念的实现,可是随着它同时也还有侵犯权利的罪行。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永远不会而且不可能得到改善,那么造化本身,亦即居然有这样一种腐化了的生命会存在于大地之上,看来就不能被任何辩神论证明是正当的了。然而这种判断的立足点对于我们来说未免高不可攀,除非是我们能在理论观点上把我们(关于智慧)的概念归之于至高无上的、为我们所不可窥探的力量。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被驱向这种绝望的结果的,假如我们不认为纯粹的权利原则具有着客观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它们本身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一个国家之内的人民以及更进一步还有各个国家相互之间都必须依照它来行事的话,不管经验的政治家可能对此提出什么样的抗议。因此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一种艰难的艺术,然而它与道德的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因为只要双方互相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

    人的权利是不可亵读的,无论它可能使统治权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我们在这上面不能半途而废并设计出一种(介乎权利与功用之间的)实用的-有条件的权利的中间品,而是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的面前屈膝;只有这样才能希望达到,虽则是长路漫漫地,它在坚定不移地闪耀着光辉的那个阶段。

    附录Ⅱ 据公共权利的先验概念论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

    如果我也像法学教师们所构想的那样,从公共权利的全部质料之中(就国家之内人与人的或者还有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各种不同的由经验所给定的关系)进行抽象,那么我就只剩下公共性这一形式;这种可能性是每一项权利要求中都包含着的,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正义(正义是只能被想像为可以公开宣告的),因而也就不会有权利,权利仅仅是由正义所授与的。这种公共性的资格是每一种权利要求必需具备的。既然它本身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出现,也就是说它是否可以和行为者的原则相结合,是很容易加以判断的;所以它也就很容易给出一条应用简便的、可以在理性中先天找到的标准来。而在后一种情况下①,则设想中的要求(praetensio iuri[法律的借口])的虚假性(违反权利性)马上就可以像通过纯粹理性的一次实验那样地被识别出来。

    从国家的与国际的权利中所包括的全部经验的东西(诸如人性的恶使得强制成为必要)进行了这样一场抽象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如下的命题称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这一原则应该看作不仅是伦理的(属于道德学说的)而且也是法理的(涉及人类权利的)。因为一条一经胆敢泄露就会因之而破坏我自己的目标的准则,如果它要能够成功,就必须彻底加以隐瞒,而且我又不能公开承认它而不因之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大家都来反对我的企图:那么大家这种必然而普遍的、因而是先夭就可以洞见到的对我的反抗,除了是由于它借以威胁每一个人的那种不正义而外,就不会是由于什么别的了。——此外,这一原则还仅仅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它只是用来借以识别什么东西对别人是不正义的。——它就好像公理一样有着不可证明的确切性,并且又是很容易应用的,正如从以下有关公共权利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出。

    1.关于国家权利(ius civitatis[国家法或民法])或国内权利。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认为难以回答的,但却极其容易被公共性这一先验原则加以解决:“对于一个挣脱所谓暴君(non timlo, sed exerCltiotalis[不是在头衔上,而是实际行动如此])的暴力压迫的民族,反叛是不是一种合权利的手段?”人民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他(暴君)被推翻也没有任何不正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臣民方面要以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则没有什么是在最高的程度上比这还更加不义的了。并且如果他们在这场斗中失败而且随后必定因此遭受最严厉的惩处,他们也就同样地不能尤怨不正义。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从对权利基础加以教条式地演绎而得出来,那么(涉及人类权利的)。因为一条一经胆敢泄露就会因之而破坏我自己的目标的准则,如果它要能够成功,就必须彻底加以隐瞒,而且我又不能公开承认它而不因之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大家都来反对我的企图:那么大家这种必然而普遍的、因而是先夭就可以洞见到的对我的反抗,除了是由于它借以威胁每一个人的那种不正义而外,就不会是由于什么别的了。——此外,这一原则还仅仅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它只是用来借以识别什么东西对别人是不正义的。——它就好像公理一样有着不可证明的确切性,并且又是很容易应用的,正如从以下有关公共权利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出。

    1.关于国家权利(iuscivitatis[国家法或民法])或国内权利。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认为难以回答的,但却极其容易被公共性这一先验原则加以解决:“对于一个挣脱所谓暴君(nontimlo,sedexerCltiotalis[不是在头衔上,而是实际行动如此])的暴力压迫的民族,反叛是不是一种合权利的手段?”人民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他(暴君)被推翻也没有任何不正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臣民方面要以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则没有什么是在最高的程度上比这还更加不义的了。并且如果他们在这场斗中失败而且随后必定因此遭受最严厉的惩处,他们也就同样地不能尤怨不正义。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从对权利基础加以教条式地演绎而得出来,那么赞成的和反对的就可能会有许多辩难;唯有公共权利的公共性这一先验原则才能免除这类纠缠按照这一原则一个民族在建立公民契约之前就应该自问中否它自已敢于公开承认企图在适当时机造反举事这条准则。我们很容易看出,如果我们要把在某种未来的场合下使用暴力反对领袖这一条作为创立国家体制的条件那么人民就必须自命有高于领袖之上的合权利的权力。于是领袖就不成其为领袖了。或者,假如使双方都成为建立国家的条件那么也就根本没有可能有任何的国家了,然而国家却是人民的目标。因此反叛的不义就由于如下这一点可以了然,即这条准则本身正由于人们公开加以拥护而使得它自己的目标成为不可能。因此人们就有必要隐瞒它。但是这后一点在国家领袖这方面却不是必要的。他可以自由地宣布他要惩罚任何反叛,处死渠魁,尽管反叛者们也可以总是相信他才是首先在他那方面践踏了根本法的;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不可抗拒的最高权力时,(这一点在每种公民体制中都是必须假定的,因为一个人不具备充分的权力可以保护人民中的每一个以防范另一个,便没有权利向他们发号施令,)那么他就无需耽心由于宣告了他的准则而破坏他自己的目标。与此紧密相联系的则是,如果人民的反叛获得成功,领袖就又回到臣民的地位上来,他也同样地不得发动任何复辟的反叛,也无需害怕要为他已在的国事领导进行作证①。

    2.关于国际权利。一唯有在某种权利状态(也就是权利的外部条件,庄这种条件下人类才正分享到一种权利)的前提之下,才能谈得到国际仅利。因为作为一种公共权利,它在自己的概念里就已经包括了公开宣布有一种在给每个人规定权利的公意;并且这种status iuridicus[法理状态]必定是出自某种不可能建立在强制法的基础之上的契约(就像是一个国家所由之而产生的契约一样),至多也就只能是一种持续的-自由的结合而已,有如前面所提到的各个国家的联盟那样。因为没有某种把不同的(物理上或道德上的)个人积极联系起来的权利状态,因而就是在自然状况之中,也就不可能有别的东西而只能有私人权利。——于是这里也就出现一场政治与道德之争(道德被当作一种权利学说),而在这上面,准则的公共性那条标准又同样很容易地发见它自己有轻而易举的用场,但那却只能是:国家之间的契约把人们联系起来仅只以维护它们波此之间的和平以及共同反抗另一个国家而维护和平为目标,而决不能是为了进行兼并。——于是就出现了下列政治与道德之间二律背反的情形,同时并附之以对它们的解决办法。

    a.“如果这些国家中有一个向另一个允诺了某些东西:无论是提供援助或割让某些土地或赔款以及诸如此类:那就可以问:在国家安危所系的情形之下,他①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除自己的诺言,即他将以两重身份来看待他自己;首先是作为主权者,因为他在他的国家里并不对任何人负责;然后又仅仅作为最高的国家官吏而必须向国家作证。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便是:他以第一种资格使自己负有责任的,他又以第二种资格把它解除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是它的领袖)宣布这就是它的准则,那么十分自然地其他每一个国家就会或则是躲避它或则是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抵制它的专横跋扈。这就证明了,政治及其全部的狡诈根据这个尺度(公开性)也就破坏了它自身的目的,因而这条准则就必定是不正义的。

    b.“如果一个毗邻的强国增长到了强大可怕(potentia tremenda[可怖的力量])的地步而使人担忧;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因为它能够,所以它就会愿望着压迫别人,并且这是不是就给小国以一种(联合起来)进攻它的权利,尽管是事先并没有受到侵犯?”——一个想宣布它这里是在这样肯定着自己的准则的国家,只会更加确实地并且更加迅速地引来灾祸。因为大国会先向小国下手的;至于小国的联合,那对于懂得运用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的人就只不过是一根软弱的苇草罢了。——这条国家智虑的准则一经公开说明,就必然破坏它自己的目标,因此就是不正义的。

    C.“如果一个小国由于它的位置隔断了一个大国的整体联系,而这块地方对保全大国又是必要的,那么大国是不是有权压服小国并把它合并到自己里面来?”——我们很容易看出,大国决不可宣布这样一项准则,因为或则是小国就会及早联合起来,或则是别的大国就会争夺这项战利品,因而它由于自己的公开性就使得自己行不通。这一标志表明,它是不正义的而且还可能是极高度的不正义的;因为不正义的一个小对象并不妨碍由此而证明的不正义可以是很大的。

    3.关于世界公民仪利,我这里就略过不提了,因为它的准则由于与国际权利相类似,是很容易加以论述和评价的。这里在国际权利准则与公共性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这一原则中,我们便有着政治与道德(作为权利学说)不一致的最好的标志。可是现在我们也需要知道,它的准则与各民族的权利得以一致的条件又是什么?因为绝不能反过来结论说:凡是与公共性相容的准则因此之故就都是正义的,因为凡是具有最高决定权力的人都是不需要隐瞒自己的准则的。——一般国际权利可能性的条件是:首先要有权利状态的存在。因为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公共的权利,而凡是我们在此之外(在自然状态中)所能设想的一切权利都纯属私人权利。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仅只以脱离战争为目标的各个国家的联盟状态,才是唯一可以与他们的自由相结合的权利状态。因此政治与道德的一致就只有在一种联盟的结合中(它是由权利原则所先夭给定的并且是必然的)才有可能。一切国家智虑都以在最大可能的范围上建立这种结合为其权利的基础,没有这个目的则它的一切巧辩就都是愚蠢和伪装起来的不正义而已。——这种伪政治学所具有的决疑论,抵得上最好的那稣会学派:既有reservatio mentalis[思想上的保留],即以这样的提法来撰写公共契约,使人可以随机应变任意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例如,status quodefait 与de droit[事实上的现状和权利上的现状]的区别):——又有不定论②,即把恶意编派给别人,或者甚至于把自己可能占优势的或然性转化为颠覆别的和平国家的权利根据;最后还有peccatum philosophicum[哲学的罪行](也叫peccatillum 或bagatelle),即把吞并一个小国认为是一件轻松而可以原谅的小事,只要一个更大得多的国家由此可以获得据称是更大的世界美好①。

    政治对于道德的两重性支持着它可以为自己的目标去利用这一类或那一类道德。——仁爱和尊重人类权利这两者都是义务;然而前者是有条件的义务,反之后者则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的义务,那是想委身子善行的甜美的感情之中的人首先所必须充分保证绝对不可侵犯的。在第一种意义上(作为伦理学)政治是很容易同意道德的,为的是好使人类权利向他们的在上者付出代价。但是在它必须在其面前屈膝的第二种意义上(作为权利学说)的道德,则它发见最合适的办法还是根本不要插进来什么契约,而是宁可否认它的一切现实性井把一切义务都解释成单纯的好意。这种见不得光明的政治,其欺骗性是很容易由于公开出它那准则来而被哲学揭破的,只要它敢于让哲学家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就这方面着眼,我要提出另一条公共权利的先验的而肯定的原则,它的公式是这样的:“凡是(为了不致失误自己的目的而)需要有公开性的准则,都是与权利和政治结合一致的。”因为如果它们只能通过公开性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必须符合公众的普追目的(即幸福),而政治本来的任务就是要使之一致的(使公众满意自己的状态)。然而如果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公开性,也就是只有通过摆脱对它那准则的一切不信任,才能达到,那么它那准则也就必须与公众的权利相一致;因为唯有在这一点上联合一切人的目的才是可能的。

    对于这一原则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我必须留侍另外的时机。然而它是一项先验的公式,则从它之摆脱一切经验的条件(即幸福学说)作为法则的材料以及它之仅仅着眼于普遍的合法则性的形式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实现公共权利状态乃是义务,尽管是只存在于一种无限进步着的接近过程之中,同时又如果它是一种很有根据的希望:那么永久和平——它迄今为止只是虚假地随着所谓缔绪和平条约(本来无非是休战)而来一就不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是一项逐步在解决并且(因为同样的步骤所需要的时间可望越来越短)在不断朝着它的鹄的接近的任务了。按不定论(Probabilismus)

    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

    1.我们在这里要求知道什么?

    我们渴望有一部人类历史,但确实并非一部有关已往的、而是一部有关未来的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告性的历史;如果它不能以已经为人所知的自然规律(例如日月蚀)为指导,我们就称之为占卜的但却自然的历史;然而如果它不能以别的方式而唯有通过超自然的感通和开辟对未来时代的眼界才能获得,我们就称之为预言的(先知的)历史①。——此外,如果要问:人类(整体)是否不断地在朝着改善前进;那么它这里所涉及的就不是人类的自然史(未来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人种),而是道德史了;而且还确乎并非根据种属概念(singulorum),而是根据在大地上以社会相结合并划分为各个民族的人类的全体(universoruln)。

    2.我们怎样能够知道它?

    只能是作为对未来时代行将到来的事件之预告性的历史叙述,因而也就是作为对将要来临的事件之一种先天可能的陈述,——然而一部历史是怎样先天成为可能的呢?答案是:如果预告者本人就制造了并布置了他所预先宣告的事件。

    犹太的先知们曾很好地预告过,他们的国家或迟或早行将不仅仅是倾颓而且是完全解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这种命运的创造者。他们作为民族的领袖给他们的体制压上了那么多教会的以及由之而来的公民的重担,以致于他们的国家已经变得完全不适应于维持它本身、而尤其是与它相邻民族的关系了。因此,他们祭司的哀歌②就必定自然而然地会在自随凤消逝,因为他们顽固地坚持那种他们亲自缔造的但不能实现的体制,于是他们本身就能够准确无误地预见到结局。我们的政治家,就他们的影响所及,也正好是在这样做的,并且也正好预告得同样幸运。——他们说,我们必须把人类看成是他们实际的那样子,而不能像对于世界孤陋寡闻的学究们或者好心的幻想家们梦想着他们所应该② 这类准则的引证可以在审判长加尔费先生的《论道德与政治的结合》,1788 年,这本小册子中看到。这位可敬的学者开宗明义就承认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充分的答案。尽管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论点他自认不能充分排除,但仍然可以说是对于那些非常倾向于滥用它的人做出了超乎值得称许的让步。

    凡是卖弄预告的(既无知识也并不真诚地在这样做,)就叫作在传预告。成为的那样子。可是这种他们实际的那样子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正义的强制、通过政权随手捏造背信弃义的阴谋而把他们造成的那样子,那便是他们既固执不化而又反叛成性;当政权稍微一放松它的缰绳,于是就确实会得出这些自命聪明的国务活动家们的预言所证实的可悲的结果。牧师们也时而在预言着宗教的完全倾颓以及反基督者①的即将出现;而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恰好在做着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想着把直接导向人类改善的道德原则置诸于教徒们的心里,而是把对它起间接作用的遵守戒律和历史信仰当成了最根本的义务;从这里面确实可以生长出来像在一个公民体制中的那种机械的一致,但是决不会有任何道德观念上的一致。可是这时候他们就叹息人们不信宗教了,而这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即使他们没有特殊的预言天分。也能够做出预告。

    3.关于我们所要求预先知道的未来事物的概念的划分

    预告所包括的情形有三种。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或者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或者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或者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永远环绕着同一个点旋转也和这是同一回事)。第一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第二种为幸福主义(如果从厂阔的前景来观察进步的鹄的,也可以称之为千年福主义①);但是第三种则可以称之为阿布德拉主义②;既然道德上的真正停顿乃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场在不断变化着的上升和同样经常而深刻的堕落(仿佛是一场永恒的摇摆),就不过等于是主体好像始终停顿和留滞在同一个位置上而已。

    a.关于恐怖主义的人类历史观

    沦落为恶,这在人类不能是持续不断的,因为到了它的一定程度,它本身也就会绝灭。因此随着更大的、累积如山的罪行以及与之相应的灾祸的增长,人们就可以说: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能更坏了,最年轻的日子③就要临头了;虔诚的热心人现在已经在梦想着一切事物的再度来临以及一个更新的世界了,——当这个世界在烈火之中被消灭以后。

    b.关于幸福主义的人类历史观我们的秉赋中为天性所固有的善和恶,其总量始终是同样的,并且在同一个个体的身上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这一点总是可以承认的。——那么我们秉赋中的这种善的数量又怎么得以增多呢,既然它必须通过主体的自由才能够出现,而反过来主体为了这一点又需要具有比自己过去更多的善的积累的话?——作用不能超出作用因的能量之外,所以人身中混杂有恶的善,其数量也不能超出善的一定总量之外;但超出此外它才能努力向上并且从而也就能总是朝着更加改善而前进。因此幸福主义以其乐观的希望看来就似乎是靠不住的,而且在善的道路上永不休止地继续前进这方面也不大能许诺什么东西是有利于一部预言的人类历史的。

    c.关于阿布德拉主义的人类预先决定自己历史的假说

    这种意见很可能在它那方面拥有大多数人的同意。忙忙碌碌的愚蠢乃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性;我们匆促地走上善的道路,却又并不坚持走下去,而是为了不致子束缚于一个唯一的目的,哪怕就为仅仅来一次改变,也要把进步的计划给颠倒过来,建设就是为了要能破坏,于是我们便把西赛福斯①的石头滚上山去为的是好让它再滚下来这样一桩毫无希望的努力加给了我们自己。因此在人类的天然秉赋之中,恶的原则看来似乎倒不是和善的原则很好地混合(溶解)在一起的,反而更是每一个都被另一个所中和;它的结果就成了无所作为(在这里就叫作停顿)。使善与恶这样有进有退地交互进行,以致于必须把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与自己打交道的整个这一幕都看作是纯属一场滑稽剧;这样一种徒劳无功的事在理性的眼里看来,比起其他种类的动物能以更小的代价而又不费理解地演出这一幕所具有的价值来,就并没有能赋予人类以更大的价值。

    4.进步问题不是直接由经验就能解决的

    即使我们发见,人类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可以被理解为在漫长的时间里是向前的和进步的;可是也没有一个人能因此就认定,正是由于我们这个物种的生理秉赋,目前就决不会出现一个人类倒退的时代了。相反地,如果它向后并且以加速度的堕落陷于败坏,我们也无须沮丧,以为就不会遇到一个转折点(punctum flexuscontrarii),到了那里凭借着我们人类的道德秉赋,它那行程就会再度转而向善的。因为我们要探讨的乃是行为自由的生命,他们应该做什么确实是可以事先加以命令的,但是他们将要做什么却是无法事先加以预言的。当事情的确变得很坏的时候,他们就出于自己所加干自己的罪恶感而懂得采取一种格外强烈的动机,使之变得要比在这种状态以前更加好得多。——然而(古瓦意埃院长说):“可邻的有朽者啊,你们除了无常而外就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①

    也许这是由于我们采用来借以观察人世事物的进程的立足点选择得不正确的缘故,故而它才对我们显得矛盾重重。从地球上看来,行垦是时而后退,时而静止,时而前进的。但是采用太阳为立足点,——这一点唯有理性才能做得到,——它们就会依照哥白尼的假说而在它们合规律的轨道上不断地前进了。然而也有一些并非完全愚蠢的人,却喜欢顽固坚持自己解释现象的方式和自己所曾一度采用过的立足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竟使自己纠缠于第谷①的圆和圆外圆到了荒谬的地步。——但不幸正在于,当问题涉及预言自由的行为时,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置于这种立足点之上。因为那会是超乎一切人类智慧之外的天意的立足点了,天意是也要扩及于人类的自由行为的;而人类的自由行为固然也能被人类见到,但却不能确切地被人类预见到(对于神明的眼光,这里面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人类的预见需要根据自然法则的联系,但在有关未来的自由的行为方面人类却必须放弃这种引导或指示。

    如果我们能够赋予人类以一种天生的、不变的、尽管是有限的善意,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准确地预告他们这个物种是朝着改善在前进的,因为这里所遇到的事件乃是他们自己所能造就的。但是由于秉赋中的善混合了恶,而其总量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不明瞭自己可能从其中期待着什么样的效果了。

    5.然而预言中的人类史又必须联系到某些经验

    在人类史上必须出现某些经验,它们作为事件足以表明人类的特性和能量乃是他们朝着改善前进的原因及其创造者,(既然那应该是一种被赋予了自由的生命的业绩)。但是从一种给定的原因而得以预言作为其效果的事件,那却只能是在一道参与这种作用的环境已经呈现的时候。然而这些环境之必定会有一度呈现,一般地是很可以像在博奕中计算概率那样来加以预言的;但是却无法确定这种预言所肯定的东西在我一生之中是否会实现以及我是否会获得对它的经验。

    因此就必须找出一桩事件来,它可以表明这样一种原因的存在以及它那因果律对人类的作用,但在时间上却又不限定,并且它还能得出朝着改善前进的结论作为其无可避免的结果。然后这一结论还要能够这样地扩大到已往时代的历史(即它永远是在前进的),以致于那个事件的本身并不必须被看成是这种历史的原因,而是必须被看成只不过是一种示意、是一种历史符号,并且从而能够表明人类整体的趋势;也就是说,并不是就个体来加以考察,(因为那就会弄成无穷无尽的例举和计算,)而是要像发见他们已经在大地上分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那样地来加以考察。

    6.论我们当代的一桩事件,它表明了人类的这种道德倾向

    这事件许不是指什么人类所成就的重大的功绩或罪行,从而使得伟大的东西在人间会变得渺小或者渺小的东西会变得伟大,并且仿佛是由于魔术似的使得古老的、辉煌的国家结构消灭,而其他的国家结构则好像是从大地的深处冒了出来并取而代之。不是的,根本就不是任何这类东西。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征这次大变革②的演出中公开地暴露出来,并且甚至对演出者的这一方明白表现出一种如此之普遍而又无私的同情来反对演出者的另一方,以致竟冒着这种党派性可能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危险。然而这样(由于普遍性),它就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秉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

    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的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能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却在一切观察者(他们自身并不曾卷人这场演出)的心目之中都发见有一种在愿望上近乎是热诚的同情,何况那种同情表现的本身也就带有风险,因此它除了人类的道德秉赋而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原因了。这种道德倾注的原因乃是两重性的之首先是权利上的原因,即一个民族之为自己提供一种他们觉得对自己是很好的公民体制,决不能受到另一个强权的阻挠;其次是目的上的原因(它同时就是义务),即唯有一个民族那种按它的本性来说它就是被创造得在原则上能够避免侵略战争的体制,才会本身就是正义的并且在道德上是善良的。那就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而只能是共和的体制,至少是在观念上①;因之也就出现了得以防止战争(一切罪恶与道德腐化的根源)的条件,并且它就这样以其全部的脆弱性而消极地保证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至少是在其前进中不会受到阻碍。因此,这一点以及满怀热忱地参与善行,——热忱即热情,尽管并不会都可取,因为任何热忱之作为这样一种热情都不是无疵可议的,——就通过这场历史而为人类学上非常重要的这一论点提供了理由:即,真正的热情总是在朝着理想的东西以及真正纯粹道德的东西前进的,比如权利概念,而不可能被嫁接到自私心上面去。靠金钱报酬是不能对革命派的反对者激发起单纯权利概念在革命者的身上所产生的那种热心和灵魂的伟大的;即使是古代善战的贵族们的荣誉概念(它可以和热情相类比),也会在那些眼里盯着自己所属的本族人民的权利①并认为自己就是它们的保卫者的人们的武器之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一部君主制宪法的民族因此就可以自命有权去改变宪法,哪怕仅只是在自己的心里秘密地怀有这种愿望;因为它那在欧洲也许是非常辽阔的位置就可以向他们推荐,这种体制才是在强邻之间可以保存自己的唯一体制。而且如果臣民不是由于政府的内政而是由于政府的对外措施而有怨言,当它多少是阻碍了国外的共和化的话;那么这些怨言也绝不是人民对于自己的体制不满的证明,反倒是在热爱它,因为其他民族越发共和化,它也就越有把握能抵抗自己的危险。——可是造谣污蔑的阿谀奉承者们为了拍高自己,却力图把这种无辜的政治闲谈说成是企图改制,是危害国家的雅各宾派和暴民;但是这种说法却一点根据都没有,尤其不可能是在一个远离革命舞台一百多德哩之外的一个国度里之外的一个国销声匿迹的①;局外旁观的公众这时候也便以这样的慷慨激昂而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却又一点也无意参与其中。

    7.预言的人类史

    在原则上它必须是某种道德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被理性表现为某种纯粹的、但同时又由于其巨大的和划时代的影响而被表现为某种公认是人类灵魂的义务的东西;这种东西涉及人类结合的全体(non singulorum, seduniversorum[不是以个人,而是以整体]),它以如此之普遍而又无私的同情在欢呼着他们所希望的成功以及通向成功的努力。

    这种事件并不是一种革命现象,而是(像艾哈德先生所说的①)其本身确实并不是仅仅由于野蛮的战斗便能成就的一种自然权利②的体制的演化现象,——因为内战和外战会摧毁迄今所建立的一切法定的体制,——而是要引人去追求一种决不可能是好战的体制,也就是共和的体制。它可能或则在国家形式本身上是共和制的,或则仅只是在治理方式上以领袖们(君主们)的一致性来管理国家,类似于一个民族根据普遍的权利原则而为自己立法那样。

    现在我无须有预见的精神就肯定能预言人类根据我们今天的面貌和征兆会达到这一目的,以及同时还有那种从今而后决不会再有全盘倒退的朝着改善的前进。这是由于人类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是不会再被遗忘的缘故,因为它揭示了人性中有一种趋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这一点是没有一个政治家度”指普鲁士。康德因对当时的法国革命表示同情,曾被人指责为雅各宾派。——译注)。① 关于人类权利论的这样一种热情,我们也可以说:“postquamadarmaVul-caniaventumest,——mortalismucroglaciesceu futilisictu dissiluit”[遇到火神的武器之后,——人世的刀剑有如薄冰一样不堪一击就破碎了]。(语出魏吉尔《依奈德》,XI1,第739 页。——译注)。——为什么从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公然宣称:他根本就不承认人民有任何权利反对他,人民只能把自己的幸福归功于赐福给他们的那个政权的恩惠,而且臣民有权反对政府的任何说法(因为这里面包括一种允许反抗的概念)都是荒谬的,甚至于是犯罪的呢?——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公开声明就会激起所有的臣民都要反对他,尽管他们是像驯服的绵羊一样被一位善良而明智的主人所领导,得到很好地词养和有力的保护,不必为有关自身幸福的任何事情而诉苦。——因为天赋自由的生命是不会满足于只享受别人(而在这里就是政权)所可能分给他的生活的安乐的;问题在于他要为自己取得这些东西时所依据的原则。但是幸福是没有原则的,无论是对于那些接受它的人,还是对于那些施舍它的人(这些人把它置于这上面。那些人又把它置于那上面):因为它在这里涉及的乃是意志的内容,而那是经验的,并不可能具有规律的普遍性。因此一个天赋自由的生命在意识到自己对于没有理性的动物的这种优越性时,就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意志抉择这一形式原则来要求自己所属的那个人民不能有任何别的政权,除了是他们在其中也要参与立法的那样一种政权;也就是说,那些应该俯首听命的人的权利必须要走在一切安乐的考虑的前面,它是高出于一切价格(用处)之上的一种圣洁,是任何政权所决不能侵犯的,无论该政权可能是怎样地一贯在做好事。——然而这种权利却始终只是一种观念,它的实现要受到它的手臣与人民所不能邀越的道德相一致这一条件的限制;那是决不能通过在任何时候都是属于不正义的革命而出现的。——自主地进行统治而又是共和制,也就是说以共和主义的精神并照此类推而进行治理,这就是能使一个民族得以满足于自己的体制的东西了。

    从迄今为止的事物进程之中弄清楚了的,而是唯有大自然与自由在人类身上按内在的权利原则相结合才能够许诺的。但至于时间,则它只能是不确定的并且还是作为偶然的事件。但即使是这一事件所着眼的目的现在并没有能达到,即使是一个民族的革命或体制改革到头来遭到失败,或者是改革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切又都回到从前的轨道上去,(正如政治家们现在所预告的那样),那种哲学预告也不会丧失其任何一点力量的。——因为这一事件是太重大了,和人类的利益是太交织在一起了,并且它的影响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散布得太广泛了,以致于它在任何有利情况的机缘下都不会不被各个民族所想念到井唤起他们重新去进行这种努力的;因为那时候一桩对人类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就终将在某一个时刻会使人们所瞩望着的体制,在所有的人的心灵之中获得经常的经验教诲所不会不唤醒的那种稳固性的。

    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条善意的并在实践观点上是值得推荐的命题,而且还是一条尽管有各式各样的不信仰者、但在最严谨的理论上仍然可以成立的命题:即,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将继续向前。如果我们不仅是看到某一个民族可能发生的事,而且还看到大地上所有慢慢会参加到其中来的民族的广泛程度,于是这一命题就展示出一幅伸向无从预测的时间里去的远景;只要不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整个淹没了动物界和植物界的自然革命的第一个时代(按康倍尔和布卢门巴哈的说法③)以后,继之也许还会有第二个出来也同样作弄人类,以便让其他的物种登上舞台,等等。因为对于大自然的全能,或者不如说它那为我们所不可企及的最高原因,人类本身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统治者要把自己同类的物种也这样看待,部分地既给他们加以动物般的负担,仅仅当作是自己目标的工具,部分地又把他们置于彼此互相斗争之中,使他们遭受杀戮;——那就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违反造化本身的终极目的了。

    8.就其公开性,论根据朝着世界的美好前进而奠定的这一准则的难点

    人民的启蒙就是把人民对于自己所属的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公开地教导给他们。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仅只是自然的和出自普通人类悟性的权利,所以它们在人民中间的天然宣告者和阐扬者就不是国家所设置的官吏而是自由的权利的教师,也就是哲学家。哲学家正由于他们允许自己这种自由,也就有碍于一昧总是要进行统治的国家,并且在启蒙者的名称之下被人诋毁为国家的危险人物;尽管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亲切无间地针对着人民的,(因为人民对它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注意,)而是毕恭毕敬地针对着国家的并在请求国家留心他们那种权利的需要。当整个民族想要申诉自己的疾苦时,这一点除了通过公开他的办法而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所以禁止公开化也就妨碍了一个民族朝着改善前进,哪怕是在有关他们的最低要求上,即仅仅有关他们的自然权利上。

    另一种虽则很容易识破、但却可以合法地命令一个民族的办法,则是以它那宪法的真正性质作为掩饰。要说英国是一个绝对君主制,那会是对英国民族尊严的一种侮辱;于是有人就说它是通过作为人民代表的国会两院而成为一种限制君主意志的体制的。然而每一个人都非常明白,君主对于这些代表的影响是那么巨大而又那么准确无误,以致于除了君主所要求的并通过他的大臣所提议的东西而外,上述的两院就不会做出任何决定来。大臣们甚至还会时而提出他①明明知道并有意炮制会使自己遭到反对的决议案来(例如,有关黑奴贸易的),为的是好给国会自由提供一种假象的证明。对有关事情的性质的这种提法,其本身就具有一种欺骗性,即它使人根本不再去寻求真正的、遵守权利的体制;因为人们以为已经在手边现成的事例中找到了它,而一种虚假的公开化则又以一个受他们所订立的法律所限制的君主①来欺骗人民,同时他的代表们却秘密地卖身投靠于一位绝对的君主。一部与人类的自然权利符合一致的宪法这种观念,亦即结合在一起服从法律的人们同时就应该是立法者的这种观念,乃是构成一切国家形态的基础; 并且由纯粹理性概念设想为与之相符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理想(respublica noumenon[国家本体])的这种共同体,也不是一种空虚的幻念,而是一切公民体制的一般的永恒规范,并且它会摆脱一切战争的。一个按照这种观念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就是它按照自由法则通过经验例证(respublica pheno- menon[国家现象])的表现,而且是只有在经历过许多的敌对和战争之后才能艰辛地获得的。但是它那体制一旦大体成就以后,就有资格成为一切体制之中最能摒除战争这个一切美好事物的毁坏者的那一种。因而走向这样一种体制就是一种义务,但暂时(因为那还不能马上实现)只是君主们的义务;尽管他们可以专制地进行统治,却应该共和地(不是民主地)进行治理,也就是说应该按照与自由法则相符合的精神来对待人民(正如一个理性成熟的人民应该为他们自己所规定的那样),即使在字面上无须征得他们的同意。

    9.朝着改善前进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收获?

    所带来的并不是道德数量在心灵中的不断增长,而是它那合法性的产品在合义务的行为中的增多,无论它可能是由什么动机所促成的。这就是说,人类朝着改善而努力的收获(结果),只能存在于永远会出落得更多和更好的人类善行之中,也就是存在于人类道德品质的现象之中。——因为我们只能以经验的数据(各种经验)作为我们这种预言的根据,亦即只能根据就它们的出现而言其本身也是属于现象的我们那些行为的物理原因,而不是根据包括对应该出现的事情的义务概念在内、并且惟有它才能是先天地加以规定的道德原因。来自强权方面的暴力行为将会减少,遵守法律将会增多。在共同体中大概将会有更多的良好行为,更少的诉讼纠纷,更多地信用可靠,等等,部分地是出于荣誉心,部分地是出于更好地理解到自己的利益。这就终于也会扩展到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上,直至走向世界公民社会,而无需人类的道德基础因此而有最微小的增长,因为要达到这后一点就需要有另一种新的被创造物(超自然的影响)了。——因为关于人类在其朝着改善的前进中,我们也决不可期待过多,以免有理由要遭受政治家们的讥笑,他们是喜欢把人类的希望当作是一种过份紧张的头脑的梦想的②。

    10.只能在哪种秩序之下才可以期待朝着改善前进?

    答案是:不能靠自下而上的事物进程,而只能靠自上而下的。期待着靠对青年进行家庭教诲,然后是从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学校中进行教育,靠宗教学说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加强培养而终于造就出不仅有善良的公民,而且还有永远在前进着的并能维持其本身的善行;这只是一种计划罢了,而其所愿望的结果却是难以期待的。因为不仅仅人民认为他们的青年的教育费用不应该由他们自己而应该由国家来负担,反之国家在它那方面却没有余钱用来支付能干而热心忠于职守的教师们的薪金(正如布兴①所惋叹的那样),因为它把全部都花在战争上了;而且这种教育的整个机制也会缺乏联系的,如果它不是根据国家最高权力所考虑的方案并根据它的这一目标加以设计、推动并且始终一贯地维持下去的话。对于这一点还得要国家也时时在改革它自己,并且努力以进化代替革命①,同时不断朝着改善前进,但既然对这种教育起作用的仍然是人,因而这些人本身就必须也要接受教育;所以由于人牲的脆弱性处于可以受这样一种作用的促进的偶然性情形之下,他们进② 一种其性质不能直接被识别的原因,可以由于其所不可避免要带来的结果而暴露出来。什也是一个绝对的君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说:必须进行战争,那末在他一声令下,马上就会发生战争。反之,什么是一个有限的君主?那就是一个事先必须问一下人民究竟要不要进行战争的人;如果人民说:不许有战争,于是就没有战争。——因为战争乃是一种全部的国家力量在其中都必须服从国家首脑的命令的状态。英国的君主现已进行过许多次战争了,而并没有去寻求那种对战争的批准。因此这位国王就是一位绝对的君主,虽说按照宪法他不应该是那样;但是他却总可以绕过宪法,因为正是凭借着他具有任命一切官吏和职位的权力的那种国家力量,他就能够掌握人民代表的同意。但是这种收买制度要能成功,就的确不可公开化。因之,它就始终处于一层非常之透明的保密面纱之下。① 把国家体制想像为(尤其是在权利的观点之下)符合理性的要求虽则很美妙,但是要提出它们来却不免是夸诞,而要煽动人民起来废除现存的体制则是犯罪的了。柏拉图的大西国、摩尔的乌托邦,哈林顿的大洋国以及阿雷的赛韦朗比亚都曾经一一地被带上舞台,但却从不曾有人尝试过(克伦威尔的专制共和国那个失败了的崎形儿除外)。——创造国家的经历也像创造世界一样;当时是没有人在场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出席这样一场创造,因为否则的话他就必定得是他自身的创造主了。希望一个像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国家产物有朝一日,无论它可能来得多么迟缓,能达到完美之境,那只是一场美妙的梦;然而不断地趋近于它则不仅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就其可能与道德法则相一致而言还是义务,但并非是国家公民的义务而是国家首脑的义务。

    步的希望就只能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智慧(当它为我们所看不见时,就叫作天意)作为积极的条件。至于在这上面所能期待于并要求于人类的东西,则只能期待着为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消极的智慧了;亦即他们将会发见自己被迫不得不把对道德的最大障碍,即永远会使道德倒退的战争,首先是一步一步地人道化,从而逐步地稀少起来,终于是完全消灭其作为侵略战争,以便走入一种按其本性来说是奠定在真正的权利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而又不会消弱它自己并能坚定地朝着改善前进的体制。

    结论

    有一个医生天天都在安慰他的病人说不久就可以痊愈,答应一个说,脉搏跳动改善了,答应另一个说,排泄改善了,答应第三个说,发汗改善了,等等;遇到他的一个朋友来访,第一个问题就是:“朋友,你的病情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吗?光是空说改善,我就要死了。”

    任何人在国家灾难这个问题上想要否定人类的健康及其朝着改善的前进,我都不会责怪他。不过我却信赖休谟开出的那份可以起迅速治疗作用的英雄药方,他说:“当我看到目前各个国家互相进行作战时,我就仿佛是看见了两个醉汉在一家瓷器店里用棍棒互相殴打。因为他们必须慢慢地治疗他们相互造成的创伤,这还不够,而且事后他们还必须赔偿他们所酿成的全部损失。”②Serosapiunt phryges[弗赖吉亚人聪明得太晚了。]①。然而当前战争②的惨痛后果却可以迫使政治预言家承认,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是已经在望了。

    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如果实践的规律被设想为某种普遍性的原则,并且是从必然会影响到它们运用的大量条件之中抽象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把这种规律的总体本身称之为理论。反过来,却并非每种活动都叫作实践,而是只有其目的的实现被设想为某种普遍规划过程的原则之后果的,才叫作实践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并过渡到另一个的中间项;因为包摄着这种规律的悟性概念,还必须补充以一种判断力的行动,实践者才能借之以区别某件事物是不是规律的例证。既然对于判断力并不总是能够再给出规律来,使它们在这种包摄中可以据之以指导自己(因为那样就没有尽头了);所以就可能有些理论家是终生都不能实践的,因为他们缺乏判断力:例如,有些医生或法学家,他们的学习成绩很好,但要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然而即使在发见有这种天分的地方,也可能仍然缺少一些前提;那就是说,理论可能是不完备的,而它那圆满也许只能是通过由学院出身的医生、农学家或经济学家可能而且应该抽象出来并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备的那些尚有待进行的研究与经验才会实现的。如果理论在实践上还不大行得通的话,那就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它是一个人应该从经验中学得的并且它还会是真正的理论,哪怕他自己并没有给出它来,并且又不是作为学者而处于一个能以普遍的命题进行有系统的陈述的地位,因之也就不能要求享有医生理论家、农学理论家等等的名称。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冒充在实践上精通某一门科学,却又蔑视理论,而能不赤裸裸地暴露自己在这门学科里是个愚昧无知者。因为他相信:在实验和经验之中到处摸索而不必搜集某些原则(这本来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理论的),也不必对自己的专业设想一个整体(这如果处理得法,就叫作体系),他就能够比理论所能带动他的,走得更远。

    可是比起一个无知无识的人自命在自己所想像的实践之中理论是不必要的和多余的来,更加不可容忍的却是一个承认理论及其教学价值(仅仅是为了什么训练脑筋)的聪明人,但同时却又认为:那在实践上说来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我们从学校走人世界之后,就会体会到我们是在追逐着空洞的理想和哲学的梦幻;总而言之,凡是在理论上好听的东西,在实践上都是没有有效性的。(这一点我们往往也这样表述:这个或那个命题in thesi[在理论上] 确实是有效的,但inhypothesi[在假设上]却不是的。)我们都只能是嘲笑一个光凭经验就如此之否定一般机械学的机械师或是一个如此之否定弹道的数学理论的大炮师,他们竟至认为那些有关的理论虽则构思精巧,但在实践上却是根本无效的,因为一运用起来,经验得出的结果就与理论全然不同;(因为只要对前者再补充上摩擦理论,对后者再补充上空气阻力,因而一般地就只是补充上更多的理论,那么它们就会和经验很好地符合一致了。)

    可是一种涉及到直观对象的理论,那么情况就与对象在其中仅仅是通过概念而表现出来的理论(诸如与数学的对象和哲学的对象)迥然不同了。这后一种对象也许可以(从理性方面)十分良好地而又无可非难地被人思议,但却也许根本不可能被给定;它们很可能仅仅是空洞的观念,而在实践上却要未是根本不能应用,要末是应用起来会有缺陷。因而上述那种通常的说法①,在这种情形下就可能具有其很大的正确性。可是在一种以义务概念为基础的理论里,对这种概念之空洞的理想性的担忧就会完全消除了。因为如果我们意志的某些作用在经验之中(不管我们把经验想像为是已经完成的,还是不断趋近于完成)乃是不可能的恬,则追求这种作用也就不会成为义务了;而本文所讨论的就只是这种类型的理论。

    因为使哲学蒙羞受辱的是,这种理论常常被人说成:凡是其中可能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上都是无效的;并且还是以一种显然是充满轻蔑口气的傲慢,竟要在理性安置其最高的荣誉的所在地而以经验来改造理性本身;以一种死盯在经验上的鼠目寸光的智慧,竟要比被造就得昂然挺立、眺望天外的那种生物所赋有的眼睛还看得更遥远、更确切。这条在我们这个光说不做的时代里已经是十分习以为常的准则,当其涉及某种道德的事物(德行义务或权利义务)时,就会导致极大的危害。因为这时,它所要处理的乃是理性(在实践中的)规范,而在这里实践的价值就完全取决于它对为它所依赖的理论的适应性;如果把实行法则时的经验的并因此也就是偶然的条件弄成为法则本身的条件,而且这样就把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所估计为一种可能的结局的实践转化为有权去主宰那种其本身是独立自在的理论,那就一切都完了。

    我对本文的划分也将按照那位对于理论和体系是如此之断然加以否定的可敬的先生①从事评判他的对象时所根据的那样三种不同的立足点,亦即分为三重性质:1.作为私人,然而却是事业人,2.作为国家人,3.作为世界人(或一般的世界公民)。这三种人现在都联合一致去攻击为他们大家并为他们的美好而在探讨理论的学院派。既然他们幻想着自己对于这些懂得更多,所以就要把他这位学究从学院里开除出去(i11a se iactet in aulal[让他回自己的庭院里去飞扬跋扈吧!]①),因为他在实践上腐朽无能,只不过是在妨碍他们富有经验的智慧而已。

    因此,我们将把理论对实践的关系表现为如下三项:首先是(着眼于每个个人的福利的)一般道德的,其次是(关系到各个国家的)政治的,第三是(着眼于人类整体的福利,并且还确实是就其在全部未来时代的一系列世代里朝着这一点前进而加以理解的)世界政治的考察。而这三项标题,出于本文自身的原因,将分别表述为理论对实践在道德上、在国家权利上与国际权利②上的关系。

  • 康德《判断力批判》

    导言

    认为自然在其种种特殊规律上有主观目的性这个假定的充分理由因无须在知识可能性的批判解释以外来寻找。这种目的性是有关于可理解性的有关于人的判断力的作为判断力而且是有关于把特殊的种种经验结合为自然的一种联系的系统这种可能性的。那末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就可进一步来在自然的许多产物中预测可能有某些产物,其形式是特别适合于人的判断力,好象是完全要照顾到我们的判断力才安放在那里似的。

    这一类的形式乃是那些形式,通过它们把梳一性和异质性结合起来就适合于好象是加强那参加进去判断力的运用而起其作用的种种心理力量而且支持着它们的,于是美的形式这个名称就以之称谓这一类的形式。

    但是自然这个概括性的观念,作为感官对象的集合体意思的,并不给我们什么理由来假定自然的事物是互为手段与目的的,或者说它们的可能性是只由这一种的因果性才成为完全可理解的。

    因为既然谈到上述的美的形式时,事物的表象是在我们里面的某东西,那末就很容易甚至在验前想到这个表象是很适合而且便利于使我们的种种识知能力倾向于一种内部的有目的的调和的。但是在目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乃至不属于自然的这种地方(我们本不把自然作为是有理性的),那就绝无理由去在验前假定这些目的可以,或者还是应孩,构成一特种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构成自然的一种完全特别的秩序。

    而且这些目的的实在存在是不能由经验证明的除非假定先就有了一种心理欺骗的过程,把目的的概念曲酥为事物所原有的,而且不是从这些事物和经验对它们所知道的东西得出这种概念来而利用这种概念,其意图是要与我们的种种表象借以得到内部联系的主观根据作类比而使自然成为我们可以理解的,而不是要从客观的根据来认识自然的。

    而且客观目的性作为自然事物所据以成为可能的原理,远远不是把必然性隶属于自然这个概念的,而正是为此,人们才引用这点来说明自然与其形式的不必然性。所以在谈到鸟的构造时,例如举出鸟骨的形成中空,鸟翼的位置的利于飞翔,鸟尾的便于转向,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旧单单看自然中的有效关系(nexuserfectirus)而不求助于一特种的因果关系,即目的关系(nexusfinalis),上述的一切都是高度不必然的。

    意思就是,自然作为单纯的机械作用来看,是能在千百种其他不同的方式上出现而不会恰恰碰见基于象这种原理的统一,而且因之我们是要只在自然的概念以外而不在它的里面,才可以指望在验前发现那种统一的小小一点根据的影子。

    可是我们把目的性的估计,至少是不断然地,应用于自然的探讨,是正确的;但是只是为着要把这种探讨从服于观察与研究的原理,其方法是和以目的为归依的因果作用作比拟而并不妄想用这种方法来说明它,所以这是一种反思判断力的估计而不是确定判断力的估计。然而在自然的纯粹机械的因果作用不能使我们足够前进到远处这种情况下,为目的所确定的自然中的结①对于美的赞叹和自然的各式各样的目的所激起的感触,这种赞叹与感触是反思的心在有有理智的创世主的任何清楚的表象之先就能感觉得到的,这些感情在它们里面是有某东西和宗教的感觉相似的。因此,它们就象是首先通过类似道德的批评判断型式影响到感恩从及对于未知的原因的尊敬这种道德感,因而也通过激起道德观念而影响到心。在那时,它们就引起那种赞叹的心情,这种心情所产生的兴趣是远过于单纯理论的观察所能产生的,原注合与形式这个概念,至少是又一条原理把自然的现象归结为规则的。

    因为我们的这样做是提出一个目的性的根据,我们从而赋予对象的概念好象那个概念是在自然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发现似的以关于这个对象的因果作用,或者应该说,我们从而和这种的因果作用作类比就是和象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所经验的因果作用作类比来描写这个对象的可能性,而这样就把自然看为是具有它自己在技巧上活动的一种能力;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一种活动的方式归于自然的话,就得要把它的因果作用行为是盲目的机械作用了。但是这不就等于相信自然是具有有目的地来活动的原因,而且是可以看为在遵照其特殊规律上服从这些原因的。如果是象后一种说法那样,那末目的论所依据的就不只是一条以现象的判定为方向的制约性原理,而竟以一条足以从其原因而得出自然产物的组织性原理为依据了:其结果便是,自然目的这个概念,就不再为反思的判断力而存在,而是为确定的判断力而存在了。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目的的概念就不真正地特别和判断力联系着,象美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形式上主观的目的性那样。

    恰恰相反,这个目的概念就会是理性的概念而把一种新的因果作用引入科学中去而关于这个因果作用,我们一直是只从我们自己假借过来而以之归于其他的存在者,虽然我们的意思并非认为这些存在者和我们是在素质上相类似的。

    卷一

    第一部分 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

    第1(62)节①

    纯粹形式的客观目的性不同于质料上的客观目的性一切几何形都是按照一条原理作出而显出许多方面的客观目的性,每每为人所赞赏的。这个目的性也就是几何形的便于按照一单条原理而解决许多问题,而且还能够在无限的各种方式上解决这些每一个问题。这里的目的性显然是客观的,而且是智性的、不单纯是主观的、审美的。

    因为它表明这种几何形是适合于许多所要产生的图形,而这又是通过理性而认识到的。然而这种目的性并不是使关于对象的想法本身成为可能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看这个对象为可能的,不单纯因为它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在一个象圆这样的简单几何形里面就有了解决一大堆问题的线索,而这些问题的每一个都是分别需要许多种材料,而这种解决,我们可以说,却直接地推断出来作为那几何形无限多的极好属性之一。例如,设有三角形的底边与顶角,而要作出这个三角形来。

    这个问题是不确定的,就是说:它是可能在无限多的方式上得到解答的。但是圆是把它们都包括在一个方式里作为一切满足这个条件的三角形的几何轨迹。又如两线要相交使得一条线的两段所成的正方形等于其他一线两段所成的正方形。这个问题的解答看来是充满着困难的。

    但是一个圆的周线通过其两端的而在圆内相交的一切直线都是直接按这个比例划分的。其他的曲线同样地提示给我们其他有用的解答,绝非在它们按照看来构成的规则里面所想到的。所有锥线,分别来看或者相互比较,不管它们的定义是怎样简单,都充满着解决许许多多可能问题的原理。

    看到过去的几何学家,热诚地研究这样的线的这些属性,而不为浅见的人所提出关于这种知识是否有用这个问题所困惑,是实在的快乐。例如他们研究抛物线的种种属性而毫不知道地球引力的定律,这条规律是会替他们说明它对于重抛射体所划的轨道的应用的(因为这些重物体在运动中引力的方向是可以看作和抛物线的曲线平行的)。

    还有他们研究椭园形的属性,也是这样。他们丝毫没有想到在天体中也能发现一种引力,并且不知道在从引力点距离有所改变时,还有支配着引力的定律的,而且不知道那是使天体在自由运动中作出这种曲线来的。在一切这些努力中,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是为着后人而工作,但是他们是为着一种目的性而喜乐的。

    虽然这个目的性是属于事物的本性的,而他们却能够把它完全在验前提出来作为是必然的。柏拉图自己就是这门科学的大师。他因为想到各物的原始性质,不必有任何经验就能发现的,想到心的一种能力使之从各物的超感性原理而得出实在各物的谐调(而他是把心灵在音乐中自由运用的数的属性列为实在的东西的),他就觉到激动起来。

    他有着这种灵感,就超出经验的一切想法而上升到理念上去,这些理念,只有在假定智力和一切实在东西的原始来源有其共通时,才对他是可理解的。难怪他把不懂几何学的人从他的学校驱逐出去,由于他认为从处在人类灵魂深处的纯粹直观,他就能取得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从经验的对象与其有意图的结合所推论出来的一切。

    因为那看起来象是属于事物本质而对于我们的利益毫无关系的原始属性,还是有目的的,而且好象有意为我们的用处计划而形成似的,这才是我们对于自然的很大赞赏的来源这个来源与其说是外在于我们的,毋宁说是处在我们的理性里面的。如果这种赞赏由于误解而使之倾向于逐渐上升到高度的热狂,我们当然是可以原谅它的。

    这种智性的目的性不过是形式的,而不是实在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目的性,它并不包含有一种在其基础上的目的这个意思的,因之它并不需要目的论。作为这样看,而且虽然它是客观的,而不象审美的目的性那样是主观的,它的可能性是容易理解的,虽然只在抽象上是可理解的。

    圆的形是一个直观,知性按照原理所确定的。这种原理,为我们任意地假定而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就用于空间,而空间是直观的形式,也同样只是作为一个表象发现在我们里面,而且是在验前发现的。说明许多从那个概念的构成而产生的规则的统一性的,乃是这个原理的统一性。这些规则从许多可能的观点表现出目的来,但是我们必不可以一个目的为这种目的性的根据,或者在这以外另求解释。这是不同于在外部包围在一定的界限的东西的集合体发现其秩序与规则性的,例如发现树的、花坛的、花园中花径的秩序与规则性,这种秩序与规则性是我不能指望按照我们自己随意选定的规则把空间加以限定而在验前从而推论出来的。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有其实在存在的东西要识知它们,就必须在经验上有它们被给与出来的而不是在验前按照一条原理加以定义在我自己里面的一个单纯的表象。

    所以后一种(经验的)目的性是实在的,而既然是实在的,它就是依靠一个目的这个想法的。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能看到这个赞赏的理由,而且事实上认为它是有正当理由的,即令所赞赏的目的性是在事物的本质里看出来的,因为这些事物,其想法都是我们能够构成的。

    其统一性是从原理得出而激起这种赞赏的各种规则全都是综合性的,并不从对象的任何概念推论出来,例如从圆这个概念推论出来,而是需要有这个对象在直观中被给与出来的。这就给这个统一性以这个假相,好似它的规则的来源是外在的,不同于我们的表象能力的,正象它是经验性似的。

    因此,对象满足知性对规则的特别需要,其方式象在本质上是不一定的,因而只是由于一个特别针对它的产生这种目的才是成为可能的。可是既然这种协调,虽然是有了那提及过的目的性,还不是在经验上而是在验前识知到的,这正是使我们确实相信这个事实的东西,就是由于它的限定(即通过想象力按照一个概念的活动而限定)对象才成为可能的那个空间,并不是我以外事物的性质而只是存在于我自己里面的表象方式。

    所以在我按照一个概念作出一个圆形时,或者换句话说,当我形成在外边给予我的东西的我自己的表象时,不管这个东西自己原来的性质是什么,其实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把目的性引入那图形或表象中去。关于这个目的性,我从外面给予我的东西并不得出什么经验性的指示,所以这个图形不是我因着它就需要有任何在我的外边而处于对象里面的特别目的的,但是这种反思是预先假定有理性的批判使用的,因而它就不能是当时就已经包含在对象与其种种属性的估计里面的。

    因此,这种估计直接对我提示的无非是一些不同质的规则在一条原理里面的合一(乃至在其原本的分歧上统一起来),而这个原理的真谛是我能在验前识知到。

    无待于某种处在我的概念以外的特别解释,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语来说,无需在我自己验前表象以外的特别解释。然而惊奇(verwunderung)乃是人心从一个表象得到的一种震扰而通过它所给与的规则是和心里面原有的基本原理不相容的,而因之那就使人怀疑自己是否看得清楚,判断是否正确;但是赞赏(bewunderung)乃是一种纵然没有了这种怀疑而仍然不断翻来复去的惊奇。因之赞赏乃是在事物(作为现象)的本质里观察到上述的目的性所产生的十分自然的后果,而照这样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是对它有所非议的。

    因为感性直观的上述形式,即称为空间的和概念的能力,即知性的一致,不只是并没有说明何以是这特种的一致形式而不是另外一种,而且并产生心的一种扩张,在其里面,可以说感觉到象是有某东西存在于这种感性表象的范围以外,其中可能有,虽然是我们不知道的,那种一致的最后来源能被发现的。诚然,在我们只关心于我们验前表象的形式目的性的地方,我们也是不必要知道这种来源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在那个方向进行展望这个单纯事实,就激起我们对于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对象有着一种随伴而来的赞赏。

    美这个名称在习惯上是给与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属性的几何形的属性和数的属性这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某一定的目的性,能在种种方式上用于知识的领域以内的,而这些东西构造的简单性是不会叫我们指望有这种目的性的。

    例如人们谈到圆的这种或那种美的属性,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上呈现出来。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属性是有目的的,并不是通过任何审美的鉴别。没有一个使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各种识知能力里自由活动的纯然主观的目的性,就无鉴定之可言。可是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客观目的性的,那就是说清楚认识到对于种种目的的适合性的,也就是对于无限多的目的的,乃是一种按照概念所作出的智性鉴定。

    这种属性与其称为数学图形的美,毋宁称为相对的完善(relativevollkommen-beit)。我们甚至不能正当地容许用智性的美这种说法: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美这个词就必然丧失它的一切明确意义,而智力的愉快也就失去它对于感官愉快的优越性了。美的这个名词更好是用于所说的属性的证明;因为在这里知性作为概念的能力和想象力作为在验前把种种概念呈现出来的能力得到一种加强的感觉(加上理性所引入的精确,就为证明的优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其愉快虽然是以概念为基础,但是至少也是主观的,而完善是含有客观的愉快的。

    第2(63)节

    自然的相对目的性不同于自然的内在目的性只有一种情况是经验引导我们的判断力达到一种客观而又是质料的目的性的,那就是说,达到自然的一个目的这种概念的。这就是在鉴定某原因对于其结果的关系的时候①,而在这种时候,只有在结果这个观念引入因果的原理里面去而使之成为因果作用的来源和结果有其可能的基本条件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看出在这种关系里面的一律性。

    然而这是能在两种方式上发生的,我们可以简直把结果看为一种艺术作品、又可把它看为其他可能的自然对象用来作它们的艺术材料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结果作为目的看,或者作为其他原因达到其目的的手段看。

    后一种目的性,如果是有关人类的,①纯粹数学绝不能处理事物的存在而只能处理事物的可能性,那就是说符合于事物的概念的直观的可能性。因此,纯粹数学不能触到因果这个问题,其结果就是,所观察到的目的性都得要总是看为只是形式的目的,而绝不能看为自然的目的。原注就称为有用性,如果是有关任何其他的被造物的,就称为适应性。这都是纯然相对的目的性。前一种目的性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内在的目的性,属于作为自然对象的事物本身的。例如河流在其进程中带有各种有益于植物生长的土,而有时把这土淤积在内地,有时淤积在河口。

    在有些海岸旁,涨潮就把这种冲积泥带到内地,或者把它淤积在海边。这样就增加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在有人工防止退潮再把碎层涌去的地方,而植物界就在从前鱼虾滋生的处所取得其繁殖之地。

    这样,自然本身就实现了地面的多半增大,而这种过程还在继续着、虽然是渐渐地,其结果是对人极其有利的。问题就于是产生:是否要把这看为是在自然方面的一种目的呢?我说“对人”,因为不能考虑到对于植物界的利益。

    由于对于陆地的收获,还有对于海洋的同样多的损失,须予以抵销的。或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于是自然事物适应作为其他的生命形式的手段的一开始就假定这些生命形式是目的。

    例如没有比沙土要为对松树是有滋养的土壤。在原始的海洋从陆地退缩以前,它在我们北部各地区留下来许多大片的沙地,其结果就是,在这种一般说来不利于任何耕耘的土壤上面,就能生长出广辽的松林而这些松林就是我们常常怪我们的祖宗任意毁坏了的。现在我们可以问,这种原始的沙的淤积成为许多大片沙地,是否就是自然的目的、计划到可能在这些沙土上生长的松林的利益的。

    至少这点是清楚的:如果假定松林是一种自然的目的,那末也得要承认沙是一个目的虽然只是一个相对的目的而对这个目的来说,原始海洋的沙滩与其退缩也就是手段了;因为在一个有目的的速系的一系列的相互从属的各项中,必须把每一个中间项作为目的看,虽然不是作为最后的目的看,而对于它来说,其最近的原因就是手段。如此类推,如果世上是要有牲口,有羊,有马等等,那末地上就得要有草,如果骆驼要繁殖,沙漠上就得要长有含碱的植物。

    再则,如果狼、虎、与狮是要生存,上述的动物以及其他吃草动物也得要有很多。所以,以适应性为基础的客观目的性不是事物的内在客观目的性;恰象沙,作为单纯沙来说,不能看为是它的原因,即海的结果,除非我们使这个原因展望到一个目的,而把其结果,即沙,作为一种艺术产品来看待。

    它乃是纯然相对的目的性,而对于它以之归之于物本身来说,它只是不必然的;而且虽然在所举的各例子之中,各种的草木,在其原来的状态上来考虑,是要鉴定为自然的有机产物,因而就鉴定为艺术的东西,然而在其对于以它们为饲料的动物的关系来说,是要把它们作为单纯的原料看的。

    而且人的因果作用的自由是能使他把物理的东西适应于他心目中的意图的。往往这些意图是无聊的例如当他用鸟类的华美颜色羽毛来装饰他的衣服,用有色土或植物的有色汁液来涂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有时这些意图是合理的,例如当他用马来骑、用牛或者甚至象在米诺卡(minorca)①那样用驴或猪来耕田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假定有甚至自然的一种相对的目的就是对于这种用途说是相对的。因为人的理性告诉他怎样使事物适应于他自己一时任意的兴致自然并没有预先注定他要有这种一时的兴致的。

    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如果我们假定人是原要生活在地球上,那末至少他作为动物,而且乃至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不管是在怎么低的理性水平上,其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些资料也是必不可没有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于这种存在不可缺少的自然东西也同样要看为是自然的目的。

    从上面所说的,我们就能容易地看到,外在的目的性,那就是一事物其他事物的适应性,所能因之而被看作外在的物理目的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事物或远或近以其自身来与之适应的另一事物,其存在本身,在其原来的状态来说,乃是自然的一个目的。但是,这是一种事情,绝不能靠任何单纯的自然研究来决定的。

    因此就可推断出,相对的目的性,虽然在某种假定上是指向着自然的目的性。然而它并不保证能有任何相对的目的论的判断。

    在寒冷的地方,雪保护种籽不受冻害。有雪草的使用,雪还促进人与人的往来。拉普兰德(lapland)②的人在那里发现有动物,即驯鹿,来作这种交通工作。驯鹿只要从雪的底下为自己挖出干苔来,就有足够的饲料靠以为生,可是它们仍然甘于为人所驯服而并不惜于丧失其很可以自食其力的自由。

    对于这些极冰封冻着的地区的居民来说,海洋有丰富的动物供应,使他们有烧暖其小屋的燃料;此外,还有这些动物所供给的衣食以及海洋象是为他们冲进来的木料作为他们住处的原料。那末在这里,我们就有了真正叫人难于相信的自然对于目的的许多关系的汇集这里的目的就是格陵兰岛的人,芬兰北部地区的人,撒摩耶人,摘阔滴人等。

    但是我们不明白何以要在这些地方生活。所以如果说水汽从大气降下来形成雪,海洋有其潮流把生长在较暖地区的本料冲到这些地带来,以及含有大量脂油的银鲨鱼是在那里的,这些事实是由于有对于某些可怜的被造物的某种利益这个观念构成这个原因的基础,使一切这些自然产物聚集在一起,那就会是一种很冒险而任意的说法。

    因为如果在自然方面是没有这一切的功用,那末我们也不会因为自然的原因不能适合于这种生存的秩序而感到不便。反之,如果在我们方面要求自然有这种能力或者有这种目的,那就象是过于大胆而轻率的,因为只有人类极端缺乏社会的团结才能使一些人分散到这种荒凉的地区去的。

    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第3(64)节事物作为自然目的的特殊性格必须是一个事物所由之而起源的因果作用不能在自然的机械作用中来寻找,而是要在这种原因来寻找,而这种原因的活动能力是概念所确定的,然后这个事物才可能是一个目的。

    为要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事物只有在这种方式上才有其可能,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事物的形式按纯然自然的规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说,通过没有其他帮助的知性应用于感官对象,我们所能认识到的自然规律恰恰相反,甚至要关于它的原因与结果来在经验上知道它,都得要预先假定有理性的概念。在这里,就自然的任何经验性的规。

    然而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要认识到一个自然产物形式的必然性,乃至在它只想要看出包含在这个自然产物的产生的一些条件的地方。因此,上述的不必然性本身就是一种理由使我们把这个事物的起源看作好象正是由于那个不必然性,它只能通过理性才成为可能的。

    但是这样解释的因果作用就变为按照目的而活动的能力那就是说,变为一个意志了;而描述为只从这样一个意志而取得它的可能性的对象,就要表述为只是一个目的才是可能的了。

    ②拉普兰德位在芬兰北部地区。译注假如一个人是在一个照他看来是毫无人烟的地方里,而看见一个几何形,譬如说,一个六角形,划在沙土上。在他进行反思想要得到这个几何形的概念时,他的理性就会使他意识到,虽然大概是模糊地意识到,在这种概念的产生过程中是有原理的统一性的。

    在那时他的理性就不容许他把这沙,这邻近的海,把风,或者乃至把动物的足迹,这些他所熟悉的原因,或者任何其他不合理的原因,作为这样一个几何形可能性的根据。因为这个不必然性和象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暗合,而这个慨念只是在理性里面才是可能的,而且依他看来这个不必然性又是这么无限地大,那末在这个情况下,就很可以说完全没有自然的规律了。

    因此就好象是这样一个结果的产生,其原因不可能是包含在自然的单纯机械作用里面的,而与此相反,这样一个对象的概念,作为只有理性才能作出而和这对象相比较的一个概念,也必须是唯一合有那个因果作用的东西,根据这些理由就这个人看来,尽可无条件地看这种结果为一个目的,虽然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目的。

    换句话说,他会看它为艺术的产品如拉丁语所说vestigiumhominisvideo(我看见人的痕迹)。但是,在我们认为一个事物是一个自然的产物的地方,如果虽然它是这样的一个产物,而我们还要鉴定它为一个目的,因而鉴定它为一个自然的目的,那末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除非我们的鉴定或者确是包含有矛盾的。

    作为一种假定的说法,我就说,如果一个事物同时是原因而又是它自己的结果(即令是在双重的意义上),它就是作为一种自然目的的。因为这是包含着一种因果作用的,而这种因果作用是我们不能和一种单纯自然的概念结合在一一起的,除非我们使这个自然依据一种在其基础上的目的,然后它虽然是不可思议,但还能够被思维到而没有矛盾的。

    在分析这种自然目的这个观念的组成因素之先,让我们首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的意义。首先,一颗树是按照人所熟知的自然规律产生另一颗树的。但是这树所产生的树是属于同一个类的。所以在其类说来,树是产生树的。就类来说,时而树是结果,时而又是原因,不断地从自己生出来,而又不断地生出自己,于是树以类来说就保持着自己。

    其次,甚至作为一个个体来说,一颗树也是产生自己的。诚然我们只称这种结果为成长;但是在这里,得要在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成长,使之完全不同于任何按照机械的规律的增大而叫它虽然在另一名称下等于生殖。

    植物首先备办它所消化的质料而给它以一种特别不同的性质,是自然的机械作用在植物以外不能供给的,而植物的发展是利用一种质料,这种质料在其合成的性格上说来乃是这植物自己的产物。

    因为,虽然以它从外面自然所取得的组成部分来说,这种质料必须看为只是提出物,然而在这种原料的分开与再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在这种自然物方面发现一种选择和构成的原始能力是无限远远超过艺术的一切努力的,所说的努力是当艺术试图用它通过分析而获得的种种要素来重新构成植物界的那些产物的时候,或者是用自然所提供出来为着自然的那些产物的营养的质料来重新构成植物界的那些产物的时候。

    再次,树的一部分也是这样来生出其自己,使得一部分的保持是交互依赖着其他各部分的保持的。从一颗树小枝的嫩芽插在另一颗树的枝上,就在异于上长出它本种的东西来,而一个嫩枝接在不同的一颗树的树身上,也是一样的。因此,乃至在同一颗树的情况下,每一个枝或每一片叶,都可以看为是移植或接枝在它里面去的,因而是可以看作有它自己的分开的存在的一颗树的,而只是贴在另一颗树上作为寄生在这树上生活而已。

    与此同时,叶无疑是树的产物,但是反过来,叶也维持树;因为反复落叶是会使树枯死,而且树的成长是依靠叶对于树干的作用的。在生命的这些形式上,自然在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象一部分缺乏其邻近各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时,是能由其余部分来弥补以帮助自己的;畸形或歪形的生长是由于某种偶然的缺点或障碍,某些部分就采取一种完全新的形成方式以保持其原有的成长,因而也就产出一种不规则的形态:这些只是我顺便想要提到的事情,虽然它们是在有机生命种种形式最令人惊奇的属性之列的。

    第4(65)节

    认为是自然目的的东西就是有机体在一个东西是自然的产物,然而作为这样看时又只作为一个自然目的才被认为是可能的这种地方,从它象在上节所陈述的性格来看,它对于自己一定是处在交相为因果的关系上的。可是这是有些不准确、不确定的一种说法,将要从一个明确的概念推究其起源的。

    就因果的联系只通过知性来想这点说来,它乃是构成一个系列,即一个总是前进的原因结果的系列的联系。作为结果而预先假定有其他东西作为其原因的东西,其本身不能反过来又是这些东西的原因。

    这种因果联系称为有效因的因果联系(nexuseffec-tivus)。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想到一种按照一个理性的概念的因果联系,即目的的因果联系,这种联系,如果作为一个系列来看,除包含有一个前进的从属之外,还包含有一个后溯的从属的。这就会是一个联系,在其里面,现在称为结果的东西,还是配称为在上面说成为结果的东西的原因的,如果我们是把系列在后溯上来看的话。

    在实践的事情的领域内,即在艺术的领域内,我们很容易找到这类联系的例子,例如房屋的确是作为房租而收入的银钱的原因,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可能收入的表象又是房屋建造的原因。这种的因果性联系就称为有目的的联系(nexusfinalis),或者前者可以更适当地称为实在原因的联系,而后者则称为理想原因的联系,因为有了名词的这种用法,就会马上理解到不能有多于这两种的因果作用。

    然而作为一个自然目的来考虑的一个事物,其首先需要的乃是它的各部分,关于它们的存在与形式,都只能由于它们对于其全体的关系才成为可能的。因为这个事物本身乃是一个目的,因而就是包含在一个概念或观念之下的,而这个概念或观念必然是在验前就确定一切要包含在这个事物里面的东西的。但是就一个事物只是这样被思维到的可能性来说,它只是艺术的作品。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有理智的原因的产物,不同于这事物的质料,或者说它的各部分的,而且是一个原因的产物,而这个原因在其把各部分弄在一起而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是为其全体的观念所确定,而这个全体又是那个观念所使之成为可能的,所以就不是外部的自然所确定的。

    但是,如果一个事物是自然的目的而在这种性格上依然是在其本身而且在其内部的可能性里含有对于目的的关系,也就是说,其成为可能的只是作为自然的目的而并不依靠外部有理性的动因的,那末就包含有这个第二种需要的条件,就是,这个事物的各部分相互为其形式的因果而自行结合成为一个全体的统一。

    因为只有在这种方式上,全体的观念才司能反过来,或者说交互地,又是一切各部分的形式与结合,可是不作为一个原因而这样做因为那就会使它成为一种艺术的作品了而是作为认识的基础,而包含在所与的质料的一切杂多的形式与结合的系统统一性,其为鉴定者所能认识到的基础就是在于此的。

    所以,如果一个物体,在其自身以及在其内部的可能性上,是要被鉴定为一个自然的目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其各部分一起交互着彼此产生,不只在于形式上来说而且还在于结合上来说,这样也就由于它们自己的因果作用而产生一个全体出来,并且反过来,这个全体的概念,在一个具有按照概念而且适合于这样一个产物的因果作用的存在者里面,又能按照一个原理成为这个全体的原因,其结果就是,有效原因的联系也同样可以鉴定为目的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了。

    在象这种的一个自然产物里,我们是把每一部分都认为是由于一切其余的部分的作用而有其存在的,而且又是为了其他各部分以及为了其全部而存在的,也就是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种机件而存在的。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艺术的工具,而这样它的可能性不过是一般地与一个目的有关而已,与此相反,这个部分必须是产生其他部分的一个机官所以每一部分都是交互产生其他部分的。

    没有艺术的工具是符合于这种说明的,而只有那个自然的工具是符合的,从这自然的资力我们能得到每一个工具的质料乃至得到艺术工具的质料。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而且按照这些规定,一个产物才能是一个有组织的并且是自组织的物,而作为这样的物,才称为一个自然目的。

    在一个表里面,一个部分是其他部分的运动因而发生的工具,但是一个轮并不是产生其他机件的有效因。一部分诚然是为了另一部分而存在,但是它并不由于那其他部分的作用而有其存在。也是为着这种理由,表和它的形式的产生因不是包含在这种质料的本性里的,而是处在这表以外而在一个能按照全体的观念而行动的存在者里面的,并且这个全体乃是这个存在者的因果作用使之有其可能的。

    因之这表里的一个输并不利用或组织别的材料来产生其他一个输,一个表更不这样来产生其他的表;所以一个表并不自行弥补它所损失的部分,如果有些部分是原来构造所没有的,它也不由其他部分的补助来补足这个缺欠;而且可以说它并不修理它自己偶然碰见的失调。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有正当理由期待于有机自然的东西。所以一个有机体不是一个单纯的机器。因为一个机器只是有动力,而一个有机体是具有其本来的形威力量的,而且是能以之给与没有这种力的质抖的以之给与它所组织的质料。所以这是一种自传播的形成力量,不能只以运动的能力来说明,就是说不能以机械作用来说明的。

    当我们把这种能力说成是艺术的类似物时,我们关于自然与其在有机产物中的能力所应说的还没说到一半,因为这里在我们心的面前的乃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从外面来进行工作的。但是和这完全相反的是自然,它组织自己、而且是在它的每一种类的有机产物里这样做虽然一般地说,它诚然是照着一单个模型的,但是在特殊形况下,还是有适当的偏倚,计划着来保证自卫的。如果我们称这种不可思议的性质为生命的类似物,可能是更接近于正确的描述。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要就是以和物质的;要就是把物质和一种异类的原理联合起来而与之有共通的关系的(那就是一个灵魂了)。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产物要作为一个自然的产物,那末我们就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之一而把灵魂带进来。

    要就是我们必须预先假定有机物质是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工具,而这并不使有机物质丝毫更易理解;要就是我们使灵魂成为这种结构的设计者,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使这种产物退出有形自然的范围,所以严格说来,自然的确机体和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因果作用是毫无类似之处的。

    ①自然的美可以正当地称为艺术的类似物,因为以它归之于对象,乃是关于对这些对象的外部直观之反思的,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表面形式的,但是只能是自然目的的事物才具有的固有自然完善,因而就称为有机体的,无论和任何我们所知的物理的或者说自然的能力相类比而仍然是不可想象、不同理解的,乃至任何和人类艺术的完全适合的类比这种提议也不是例外,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作为原来就是一个自然目的的事物这个概念不是知性的一个组织性概念,也不是理性的一个组织性概念,但是它仍然是可以为反思的判断力所使用,作为一个制约性概念来指导我们拿我们自己按照一般的目的这种因果作用作一种很间接的类比,来进行这一类对象的研究,而且作为对它们最高来源的反思根据,但是关于这后一点,我们不能用它未增进我们关于自然或者关于那些对象的这种原始来源的知识,而与此相反,必须只限于恰恰理性的同样实践能力,是我们在它的类比上考虑所说的目的性的原因的。

    所以有机体乃是自然中唯一的东西,在其各自的存在上,和其他东西的任何关系分开时,除非作为自然的目的,是不能想象为可能的。那末就是这些有机体首先替那是自然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实践的目的的这个目的的概念提供客观的实在性,象这样,有机体就替自然科学提供一种目的论的基础,换句话说,提供按照着来鉴定自然科学的种种对象的方式之一种特别原理,而这种原理在其他方面是相对没有正当理由以之导人自然科学中去的,因为我们是完全不能够在验前看出这样一种因果作用的可能性的。

    第5(66)节

    按照看来鉴定有机体中固有的目的性的原理一说出来就可以用来明确所谓有机体是什么意思的这种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有机的自然产物乃是一个产物,其中所有一切部分都是交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在这样一个产物里面,没有东西是无用的,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是要归之于自然的盲目机械作用的。

    诚然采取这种原理的根据必须是从经验得来的就是从按照方法安排好而称为观察的这种经验得出来。但是由于那原理以之陈述这种目的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那原理就不能只是依靠经验的根据,而必须有其验前就在其基础上的某原理,可是,这种原理可能只是制约性的原理,而且可能其所说的目的只是处在作出鉴定的人的观念里,而不是处在任何有效因的里面的。

    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上述的直接自然目的的一种类比来使人更明白其一种结合,可是这种结合往往是在观念上而不是在事实上碰见的。例如近来曾企图作出一个伟大民族的改变为一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这词是常常而且很适当地用来指其法定权力,乃至指其整个国家的。因为在这种的全体里面,当然没有一个成员应该是一种单纯的手段,而应该同时又是一个目的的,而既然他对于那整体有其贡献,所以大家都知道,科学家解剖动植物,想要研究它们的构造并且要明白其理由,何以它们身体上有如此这般的部分,何以各部分有如此这般的位置以及彼此的联系,何以其内部形式恰恰就是这个样子,于是他们就采用上述的准则作为绝对必然的。

    于是他们就说,在生命这种形式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用的,而且他们把这条准则与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有效性上并列起来。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发生的。

    事实上,他们不能摆脱这种目的论的原理,正如他们不能摆脱一般自然科学的原理一样。因为正如放弃了一般自然科学的原理机会使他们不能有任何经验那样,放弃了这种目的论的原理,也是会使他们毫无线索来帮助他们观察一种类型的自然事物,只要这种事物是在自然目的的概念之下被恩维到的。

    这个概念实在是把理性导至事物的一个体系,完全不同于自然的单纯机械作用这个体系的,而这种单纯的机械作用在这个领域里表示为不再是够用的了。在自然产物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须要有一个观念,但是这种观念乃是表象的绝对统一性,而物质的东西是事物的多数性,这个多数性靠它自己是不能提供组成的一定的统一性的。

    因之,如果观念的统一性实在是要用作这种形式的组合物因果作用的自然规律的验前确定性根据,就必须使自然的目的扩充到包含在其产物里面的一切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一经把这样的结果从自然的盲目机械作用的范畴提出来,而又把它作为一个全体和确定之超感性根据发生关系,那末我们就必须彻底地按照这种原理来鉴定它,我们毫无理由来假定这样一个东西的形式依然是部分依靠着盲目的机械作用,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性质的原理混淆在一起,所有鉴定事物的可靠规则就都会变为没有了。

    事情无疑是例如在一个动物的身体中,许多部分是可以解释为按简单的机械规律的自然增大(如皮、骨,毛那样)。然而积累适合的材料,变化它和形成它,而又把它安排在其适当的位置,必须是要以目的论来鉴定的。

    因之身体上的任何东西都必须看为是有机的,而任何东西在其对于这整个东西的关系上本身又是一个工具。

    第6(67)节

    一般自然据以目的讑地鉴定为目的的系统的原理我们在上面曾说过,自然事物的外部目的性并不提供什么充分的正当理由,使我们把它们作为自然的目的来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或者把它们不必然的目的性结果,认为是它俩存在,按最后原因的原理,在观念上是其所根据的。

    例如我们不能因为河流促进离海较远的各国的国际交通,就即时有权来认为它们是自然的目的,或者因为高山包含有河流的水源而且保有积雪为着维持旱季河流的流畅,也就认为它们是自然的目的。同样地,对于引水下流而使陆地干燥的斜坡,也是这样的,因为,虽然地面的这种形状对于动植物界的起源与维持来就是必要的,然而在本质上,它并不合有什么东西,其可能性是应该使我们感觉到不得不假定有按照目的的因果作用的。

    对于人所利用的植物,或者对于象骆驼、牛、马、狗等动物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动物的使用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的,有时是作为人的仆役,有时是人所赖以为生的食物,而多半是觉得完全不可缺少的。我们没有理由来在其原来应该那样看作目的的那种事物外部关系,只能作为假设而鉴定为有目的的。

    因为一个事物的固有形式而鉴定它为一个自然目的,和认为这个事物的实在存在是自然的目的,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为要维持后一种见解,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可能目的这个概念,而且还需要关于自然的最后目的(scopus)的知识。

    这就需要自然和某种超感性的东西有关,而这个关系是远远超出我们关于自然所有的任何目的论的知识的,因为要发现自然本身实在存在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求诸自然以外。简单一根草的本源,对我们人的评定能力说来,只按目的的规则才成为可能的这一点,由它的内部形式就足以证明的。

    但是让我们把这种考虑放在一边不去管它,而只看其他自然的东西是如何利用这个东西的,这也就等于说,我们放弃其内部组织的研究而只看其对于目的的外部适应。那末,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草乃是牲畜所需要赖以生存的手段,而牲畜同样是人需要赖以生存的手段,但是我们并不明白人在事实上要生存,究竟何以是必需的(如果我们心目中的人类实例比方是新荷兰人或者是拉丁美洲岛上的土人[feuerlander],这个问题就不大容易答复的了),在那时,我们这样就得不到任何绝对的目的。

    恰恰相反,这一切的适应都是要依据一种条件,而这条件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一直到可望而不及的天边。这种条件乃是无条件的条件作为一个最后目的的这个东西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说,它完全是处在物理目的论世界研究范围以外的。但是,既然是这样,那末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不是一个自然目的,因为它(或者说它的整个类)是不得作为自然的产物看的。

    所以只就物质是有机的来说,它才必然导致它作为自然目的这个概念的,因为这样它才具有同时是特别的而又是自然产物这种形式的。但是,到了这里,这个概念也就把我们导至整个自然作为按照目的的规则的一个系统这个观念,而按照理性的原理,自然的整个机械作用又得要从属于这个观念至少是为着以这个观念来考查自然的现象这个缘故。

    理性的原理乃是理性能够只作为主观的原理来使用的,也就是作为准则来使用的:作为准则的就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对某东西有用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用的;当我们把事物作为整体来看时,自然在其有机的产物中所对我们提供的例子,使我们有权利,其实并鼓动我们,从自然和它的规律只是指望看见有目的的东西。

    显然这是一条原理,不是为确定性的判断力所应用,而是为反思的判断力所应用的。它是制约性的而不是组织性的。我们从它所得到的乃是一条线索,在自然事物的研究中来指导我们的。

    这条原理引导我们考虑事物是在其对于已经给予出来的确定之根据的关系上,而且是在一种新的一律性的光亮下的,并且它帮助我们按照另外一条原理,即最后原因的原理,来推进自然科学,然而并不妨碍物理的因果作用的机械作用原理,而且这条原理对于任何按照着它而被鉴定的东西是否自然故意的一种目的这一点,是毫无表示的:那就是说,草是否为着牛,为着羊而存在,这些以及其他的自然东西是否为着人而存在,这条原理是毫无表示的。乃至对我们是讨厌的东西,而且在特殊的关系上是反乎目的的东西,我们最好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考虑。

    例如我们可以说,在人们的衣服头发和床铺里折磨人的害虫也可能是自然的一种聪明办法,对于清洁的激励,这本身也就是保持健康的一种重要手段。又如使美洲未开化的地方对于那些野蛮人成为这么不可忍受的那些蚊和其他刺人的昆虫,可能是一些刺激物驱使这些不发达的人来把湿地的水排去,使阳光进入塞住空气的密林里,而使他们这样做并使他们耕地,就叫他们的住处变为更合卫生。

    乃至人看来在他的内部机构里面反乎自然的东西,在这些路线上来对待,也提供对于事物目的性的安排一种饶有兴趣的、并且有时是乃至有益的展望,这是从一种物理的观点而离开这种原理的单纯硬干的研究所不会叫我们得到的,有些人说,有条虫的入或兽,得着绦虫是作为一种弥补来补偿他们生命器官的某种缺欠的,现在我就同样要问,人孰无梦,虽然我们很少是记得我们所梦的是什么,那末,梦是否也是自然适应目的的一种部署呢?

    因为在身体的一切膂力都是松弛的时候,就可利用梦来通过想象力和它所发挥的巨大活动,作为在内部刺激生命器官想象力所发挥的活动在这种状态中一般是上升到心理的激动的,看来这就是何以在那些晚上吃饱一肚子的东西才去就寝的人,入寐以后,当刺激是最需要时,通常想象力是比较更活跃。

    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内部的刺激力和使我们埋怨做梦的那种令人疲倦的不安,而事实上梦却是大概有医疗力的,那末甚至在健康的一种良好的状态里,梦就会等于生命的完全熄灭的。

    一经为有机体里面实际上对我们呈现出来的自然目的所支持的对自然的目的论鉴定,使我们能够形成关于自然目的的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观念,那时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观点来甚至看自然的美了,这种美乃是自然和我们从事于抓住并且鉴定自然所出现的东西的认识能力的自由活跃的一致。

    因为那时,我们就可以把自然的美看为自然在其整体作为一个系统(人也就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的一种客观目的性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为自然给与我们的一种好意①,因为除了给与我们以有用的东西之外,它还这样大量地分送美和魅人的力量,而为着这,我们就可以热爱自然,正如我们由于它的广大无边而以尊重的态度来看它那样,而且我们在这样的静观中不禁觉得自己也崇高起来正如自然恰恰心中有这种意思才建成它的华丽舞台并加以装饰的。

    我们在本节里所要说的不过是这样:一经我们发现在自然里面有一种产生这样产物的能力而这些产物是我们只能按照最后的原因这个概念才能思维的,那时我们就前进一步。

    甚至(或者关于它们自己,或者关于它们所处的关系,无论是怎样有目的的),但不一定要我们超出盲目有效原因的机械作用而寻求它们靠以成为可能的某其他原理的产物还是可以合理地被鉴定为形成目的系统的一部分的。因为我们从而出发的观念,在我们考虑它的基础时,已经就导至感官世界以外的,而在那时,这个超感性原理的统一性,就必须作为不只对于自然物的某些品种是有效,而是同样对于整个自然作为一个系统有效的。

    第7(68)节

    目的论原理作为自然科学的一条固有原理来考虑一门科学的原理可以是这门科学所固有的,那末就称为内属的原理①在审美这部分里曾有过这个说法:我们是以好意来看自然的,因为我们对于它完全是自由的(没有考虑利害关系的)形式是感觉愉快的。因为在这种单纯鉴赏的判断里,并没有考虑到任何目的是这些自然美所为着它而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为着在我们里面引起快感,抑或是不管我们作为目的的。

    但是在目的论的判断里,我们是注意到这种关系的;因而我们就能看它为自然的好意,它才倾向于显示出这么多的美好形式来促进我们的文化。原注(principiadomestica),它们又可依据只能在那门科学以外有其保证的概念的,而就是外来的原理(peregrina),含有后一种原理的科学是以补助的命题(lemmata补题)为其学说的依据的,那就是说,它们从另一门科学借来某概念而和这个概念一起就有了一种部署的根据。

    每门科学都有其自己应有的系统;我们在这门科学里面按照原理来构造,因而按照技术来进行,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按照建筑术把它作为一座单独独立的大厦来进行工作。

    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独自存在的整体来对待,而不是作为另一座大厦的一个边房或一部分虽然我们后来是可以筑一条走廊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互通往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这个概念引入自然科学的范围里去,为着使自然的目的性可以理解而补充自然科学,而这样作了以后,如果我们又转过来用这种目的性来证明有一个上帝,那末自然科学与神学都同时丧失一切原有的实质了。这种骗人的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穿来穿去,就使两方都陷入于不明不白,因为这样一来,它们的界线就是重叠的了。

    自然的目的这个说法,本身是足以避免这种混乱而防止我们把自然科学或者它所提供为它的对象,有一种目的确的鉴定的机会,来与上帝这种瞑想混为一谈的,因而也防止和从神学得出的东西混为一谈。

    切不可认为这样做是无关大体的,就是把上述的说法和自然的部署中的神的目的混为一谈,或者轻轻混过自然中神的目的这种说法,作为对于一个虔诚的人是更适当、更合宜的,因为以为不管我们是怎样说,归根结蒂我们总得要从一位聪明的宇宙创造者得出自然中这些有目的的形式的。

    与此相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只限于正正表明我们所知而并不加多不减少的那个名词,就是自然目的这个名词,因为在我们达到自然本身的原因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在自然里和在它的种种产生过程的进行里,发现自然中按照已知的经验规律所产生的这些有目的产物的实例。

    自然科学必须按照这些规律来鉴定它的对象,因而它必须在它自己里面寻找按照目的的规则的这种因果作用。所以自然科学必不得越过它的范围以外,以致把一条其概念是没有经验能与之相称而在自然科学还没肯尽其所能之先我们没有权来冒险地提出来的原理,作为一条内属的原理引为己用。

    验前可以证明,因而无需任何经验的加入而按照普遍的原理就显示其可能性的自然原有的性质可能含有技术上的目的性的。可是由于它们是绝对必然的,就不能以之归于自然的目的论。

    自然的目的论构成物理学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可以用来解决物理学问题的方法。算术的类比和几何的类比,这些也是普遍的机械规律,不管它们把看来是好象完全不相连属的各种规则在一单条原理上统一起来这点是如何不可思议而值得我们赞美的,但是不能因之就算作物理学中解释的目的论根据。

    在一般自然事物的目的性这种普遍理论中,它们是值得加以检查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种要归于另一门科学,即形而上学的理论。它不会构成自然科学的一条固有的原理;然而谈到有机体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目的的经验规律的时候,使用目的论的判定作为一条关于特别一类的对象的自然科学的原理,就不只是可容许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了严格保持在它自己的范围内,物理学对于自然目的是有意的或无意的目的这个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因为谈到那个问题就是干涉到与己无关的事情,也就是干涉到形而上学的事情。[事实上确]有一些对象,其唯一的说明是按照自然规律的,而这些自然规律是我们除了采取目的的观念作为原则外,是无法想象的,有一些对象,就其本来具有的形式来说,而且所看到的只是它们的内部关系,只有这样才是可识知的,那就够了。

    诚然在目的论中,我们谈到自然,好象它的目的性是有意的东西。但是为要避免丝毫想把什么在物理学里面没有地位的东西即超自然的原因和我们的知识来源混同起来这种嫌疑,凡是在我们谈到计划时,我们都同时把这计划归之于自然,也就是说归之于物质。

    在这至是没有误解的余地的,因为很明显,没有人会把计划在这词的应有意义上归之于无生命的质料的。所以我们实在的意思乃是要指出在这里所用的计划这个词,只是表示反思的判断力的原理,而不是表示确定的判断力的原理,因而它并不是想要引入因果作用的任何特别的根据,而只是要在按照机械规律进行探讨这种方法之上,加上另一种探讨的方法,使得可以弥补那以自然一切特殊规律为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前一种方法所不足之处,这样来帮助理性的使用。

    所以在我们把目的论应用于物理学时,我们完全正当地谈到自然的智慧,节约,远虑与慈善,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把自然变为一种有理智的东西,因为那是悖理的;我们也不敢把另一存在者,即有理智的存在者,放在自然之上作为它的建筑师,因为那是过份的(vermessen太过大胆的)①。

    与此相反,我们的唯一意图乃是用这种方法,由我们自己在理性的技术使用上的因果作用作类推而指出一种自然的因果作用,为要不致忘记按看来探讨某一些自然产物的那条规则。

    那末,何以目的论通常又不形成理论的自然科学之一特别部分而归于神学作为一种前序或过渡呢?其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然机械方面的研究,紧密依附着我们所能使之受到我们的观察或实验的东西,以致我们自己能够像自然那样把它产生出来,或者至少按照与自然相似的规律把它产生出来。

    因为只对于我们能按照我们的想法作出而完成的东西,我们才是完全看透的。但是作为自然内部目的的有机体,是无限地超出我们通过艺术而作出与有机体相类似的表现之一切能力的,至于被认为是有目的的这种自然的外部调节如风雨等,固然是物理学所研究其机械作用的,但是这些东西对于目的的关系,就这关系是意味着必然附属于一个原因的条件来说,是物理学所完全不能显示出来的。因为连结中的这种必然性,完全和事物的原来所有的性质无关而是关于我们概念的联系的。

    ①德语vermessen这词是一个很好的词,意思极为丰富的。我们作出一个判断时,可能忘记了去清查我们知性能力的限度、结果,这个判断可能有时候听起来是很谦虚的,然而它是十分冒昧的,而且实在是很不客气的。大都我们以计划放在创造和保持的工作底下,从而企图抬高神的智慧的这种判断,其实是为着使我们个人的巧妙智力的聪明得到名誉的,是属于这类型的。原注

    第二部分 目的论判断力的辩证论

    第8(69)节

    判断力的二律背反是什么确定性的判断力并不以之作为它自己的独立属性而具有任何原理是对象的概念所以为根据的。它并不是一种自律(autono-mie);因为它只在所与的规律或概念之下作为它的原理而进行包摄。正是为着这个缘故,它并不遭受任何从它固有的二律背反或它的原理的冲突而来的危险。

    所以包含着在范,它只详细说明感性直观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就是要按照着来给一个作为知性规律的所与概念提供其实在性,也就是使它有其用途的。在履行这种职务时,它绝不致于陷入一种内部不统一的状态,至少是在原理上不致这样。

    但是反思的判断力是要包摄在一条还没给与出来的规律之下的。所以事实上它只有一条对于对象反思的原理,而关于这些对象,我们客观上完全没有什么规律,或者说完全没有对象的概念,足以用为一条原理适合于在我们面前的一切特殊事例的。可是由于没有原理就不容许有认识能力的使用,所以反思的判断力就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它自己的原理。

    然而由于这种原理不是客观的而又不能提出任何对于对象认识的根据,为着包摄而是足够的,所以它就必须在我们认识能力的有目的的使用上,也就是在对于特种对象的反思上,用作一条单纯主观的原理,所以反思的判断力就有它适用于这样一些情况的准则事实上这些准则是需要来得着关于在经验中发现的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而且是意在帮助我们来达到这些概念,即令是理性的概念,只要它们是为着在自然的规律中来得到认识自然单纯这个目的所绝对需要的。

    在反思判断力这些必需的准则之间可能发生冲突,而其结果就是二律背反。这也就提供了辩证的根据;如果这些互相冲突的准则之中,每一条都是在我们认识能力的本性里有其基础的,那末这种辩证便可称为一种自然的辩证,而就形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幻相,揭露它,解决它,使它不致迷惑我们,就是批判哲学的责任。

    第9(70)节

    关于这种二律背反的阐述在处理自然作为外感官对象的集合体时,理性所能依赖的规律、其中有些是知性在验前对自然规定的,而又有些是能通过发生于经验中的经验性确定,有其不定的扩充的。

    因为关于知性验前规定的那些规律的应用,也就是关于一般物质自然的普遍规律的应用,判断力是不需要反思的任何特别原理的;因为在那里,它是能确定的,其客观原理是知性所替它准备好的。但是关于我们只能通过经验而变为熟悉的特殊规律,其多种多样性有这么大的幅度,以致判断力单纯为了追求一条规律或者为了在自然的现象中找出一条规律来这个缘故,就必须成为自己的原理。

    因为,如果它甚至希望能得到根据于自然的彻底一律性的前后一致的经验知识,也就是希望有自然在其经验规律中的统一性,它就需要这样一条规律作为指导线。然而从特殊规律的这种不必然而然的统一性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判断力在其反思中是按照两条准则而活动的,其一条是它在验前从单纯的知性得来的,而其他一条是为那些按照一条特殊原理而作出对于有形体的自然与其规律的鉴定,因而是引起理性的活动的经验所激起的。

    那末结果就是,这两条不同的准则显然是完全不能协调的,而辩证就发生了,使得判断力关于它的反思的原理陷入于混乱之中。

    这样的反思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这个正题:物质东西与其形式的所有产生都是必须按单纯的机械规律鉴定才有其可能的。

    其第二条准则就是这个反题:有些物质自然的产物是不能按单纯的机械规律鉴定为可能的(那就是为了作出它们的鉴定,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因果律,也就是需要有最后原因的规律)。

    如果这两条研究的制约性原理,变为对象本身可能性的组织性原理的话,它们就会读为:正题:物质东西的所有产生都是按单纯的机械规律有其可能的。

    反题:这样的东西的有些产生按单纯的机械规律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后面的形式上,作为确定性的判断力的客观原理,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因而两者之一必然会是假的。但是那就会一定是二律背反,虽然不是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而反为是理性的立法中的一种冲突。但是理性是不能证明这两条原理的这一条或那一条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能按照自然的单纯经验规律而有什么验前能确定的原理。

    另一方面,就反思判断力的那些准则开始摆出来那样来看,我们看到它们事实上并不含有什么矛盾的。因为如果我说:我必须按照单纯的机械规律来鉴定一切在物质自然里面的事件的可能性,因而也这样来鉴定一切作为它的产物看的形式,我并不就是肯定它们只在这种方式上才是有其可能,就是说,排斥任何其他种的因果作用的。

    与此相反,这种说法只是要求指出,我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按照自然的简单机械作用这条原理来反思这些东西,因而就应该本着这种原理来尽力推进我的研究,因为除非我把这条原理作为钻研的根据,就完全没有在其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关于自然的知识。可是这并不在应该要使用第二条准则的时候而妨碍其使用那就是说,在有些自然的形式的情况下(而且有了这些实例,也在整个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反思到它们时,是可以跟着一条原理的线索来进行,而这条原理是根本不同于用自然的机械作用来说明事情的,那就是跟着最后原因的原理的线索来进行。

    因为在这样做时,并没有废除了按照第一条准则的反思。相反,我们是要尽其可能来紧紧地跟着它的。而且也并没有说,所说的那些形式,按照自然的机械作用,是不可能的。

    它只是主张,人类理性固执着这条准则而在这些路线上进行,不管它对于自然规律的知识能够增加多少,可是永远不能替构成一个自然目的的特别性格的东西,发现丝毫的基础。

    这就使得在自然自身的未知的内部基础里,同时存在于同一东西里面的物理机械的联系和有目的的联系,能否在一单条原理里面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只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把这两种联系统一在这样的一条原理里面,以致其桔果就是我们的判断力依然是反思的,而不是决定性的,那就是说,它是在一种主观的根据上活动,而不是按照一条往事物的固有性质里的事物可能性的客观原理来活动的,因而它就不得不想到另外一条原理,不同于自然的机械作用作为自然中某些形式的可能性的根据的。

    第10(71)节

    上述二律背反解决的前言我们是完全不能证明按照自然的简单机械作用是不可能有有机的自然产物的产生的。因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特殊规律的无限多种多样性,是不能看得到其最初的内部根据的。

    由于这些规律只是由经验而知道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可以不必象这样的,因而我们就相对不能达到一种自然的可能性的内部的彻底充分的原理这是处在超戚性的东西里的原理。但是自然的生产能力对于我们鉴定为按照目的的观念而形成或联系起来的东西,是否也能胜任,正如它对于我们认为在自然方面只需要有机械的作用的东西能胜任一样呢?

    或者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事物在事夹上乃是真正的自然目的(象我们必须是这样鉴定它们那样),而就它们是这样的说来,是以完全不同的一种原始的因果作用为其基础的,这种因果作用不能是在物质自然里或者是而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知性的因果作用?

    在它的智性基质里包含着的东西[上面所说的就证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理性是相对不能提供任何消息的,因为谈到因果作用的概念,如果这种概念是要在验前详细说明白的话,我们的理性是有很大的限制的。但是,同样是确实而不可置疑的是,对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来说,自然的单纯机械作用,也不能对于有机体的产生提供任何说明。

    所以,就反思判断力说来,这条是完全正确的原理:就事物按照最后原因的明白显出的联系来说,我们必须想到一种和机械作用不同的因果作用,那就是按照目的而发个作用的一个世界原因,也就是一个有理智的原因不管就决定性的判断力来说,这条原理是多么经率而且不能证实的。

    第一,这条原理乃是判断力的简单准则。它所合有的因果作用概念乃是一个单纯观念,我们对它是不能让步脱它有实在件的,而只是利用它来指导反思,这种反思总是等待着有机械解释的可能而绝不迷失感官世界的道路的。其次,这条原理又是会成为理性所规定的,而判断力得要遵从而以之确定其自己的一条客观原理但是这样一米,反思就离开感官世界而迷失在超感性的境界里,可能失去其方向的。

    所以,严格的物理或机械说明方式的准则和目的论或技艺说明方式的准则,这两者之间的表面上的二律背反是根据这一点的,就是我们把反思判断力的原理和确定性的判断力原理混淆起来。我们把前一条原理的自律绪作后一条原理的他律看,而前一条原理只是对我们的理性关于特殊经验规律的使用在主观上有效,其后一条原理是要符合于知性所给与的普遍或特殊的规律的。

    第11(72)节

    对待自然目的性的各种思想体系从来没有人对于这条原理的正确性曾发生过疑问的,就是在判定自然中某些东西时,也就是在判定有机体与其可能性时,我们就必须按照最后原因这个概念来进行判定。甚至在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条指导线,用来叫我们通过观察而变为更熟悉这些东西的性格,而并不深入到关于它们的最初来源的研究,[上述的]这样一条原理还是公认为必要的。

    所以问题只能是,这条原理只是主观上有效,就是说,是判断力的单纯准则,或者是自然的客观原理。依后一种说法,就会还有另一类型的因果作用属于自然而在其机械作用和简单的力学规律以外的,也就是最后原因的因果作用,是自然原因(力学的各种力)所要从属只作为中间的原因的。

    我们对于这个思辩的尚题或者说课题,尽可不必有什么答案或解决。因为如果我们满足于在自然的单纯知识的范围以内的思辩,就人类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来说,为着自然的研究以及探查其最深蓬的奥秘,上述的准则是很够用的。所以事情必须就是,理性叫我们有点觉得到,或者是可以这样说,自然给了我们一种暗示,因而就引起我们认为,借助于最后原因这个概念,我们可否前进一步而超出自然以外,把自然和原因系列的最高点联系起来?

    何以不放弃自然的研究(虽然我们所研究的还浚有进行到那么很远的程度),或者至少暂时把它搁置在一边,而首先试试看、自然科学中这个外来者,即自然目的的概念,把我们引导往哪里去?

    正在这一点上,上述的无可争辩的那条准则,就和敞开争论的广大场所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了。因为有人就可以硬要说,自然目的性的联系证明了为自然有一特种因果作用的存在。

    也可能有人要激烈地争论说,就其真正的性质来说,而且按客观的原理来说,这种联系反为和自然的机械作用是同一的,或者是依靠同一个根据的,虽然在许多自然的产物的情况下,这个根据每每是埋藏得很深,使我们的研究不能发现的。

    因此,就象所争论的那样说,我们就求助于一种主观的原理,即艺术,或者说按照观念的因果作用,以便按照一种类比,把它引用为自然的根据这是一种权宜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在有些情况下象是失败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我们有权未把一种不同于按照自然机械规律的因果作用的操作方式引人自然科学中去。现在,在我们由于在自然的产物中发现目的的这种暗示,就拿技术(technik)这个称号给与这种程序,或者说自然的因果性操作这个时候,我们提议把这种技术分为是故意的(technicaintentionalis)和不是故意的(technicanaturalis即自然的)。

    其前者是要表达这种意思的,就是要认为自然用最后原因来产生的这个能力,是一特种的因果作用;其后者的意思就是,这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和自然的机械作用同一的,而和我们人为的概念与其规则的凑巧一致,乃是我们鉴定这种能力的一种单纯主观的条件,而这样就误解为自然生产的特别方式。

    现在敲到那些企图在最后原因这点上来说明自然的思想体系时,我们就不会不看到,它们全都是毫无例外地以独立的方式来相互辩驳的。换句话说,它们所争论的乃是关于事物可能性的客观原理,而不问这种可能性是由于故意地或只是无意地活动着的原因的,而且并不辩驳那只凭这所说的有目的性的产物的原因来进行判定的主观准则。

    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同种类的原理是还可以调和的,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矛盾对立的原理是互相取消而且是相互不一致的。

    关于自然的技术,就是关于自然按照目的的规则而生产的力量,是属于自然目的的观念论:两类的(idealismus和自然目的的实在论)(roalismus)。

    前者主张自然方面的一切目的性都是无意的;后者主张有些目的性,即有机体的目的性,是故意的。从后者可以推论出这个根据假设的后果,就是说,自然的技术,在其关于它一切其他产物对于整个自然说来这点上,也是故意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目的。

    目的性的观念论(我在这里一直是指客观的目的性说的),要就是偶然性(kasualitat)的体系,要就是自然在其产物的最后形式的确定这种宿命论(fatalitat前一种原理是谈到物质对它的形式的物理基础的关系的,)。

    就是谈到力学规律的;后一种原理是谈剑物质对于物质的超物理基础以及整个自然的关系的。以之归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偶然性体系,按其字义的解释,显然是这么悖理,我们就毋须去诗论它了。宿命论的体系就不同。

    它的倡导人一般认为是斯宾诺莎。虽然表面上看来是时代更早的,而其所依据的超感性的某东西,因而我们是不能深入去认识它的。反驳它是不这么容易的:其理由就是,它关于那原始存在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但是这么多是清楚的,就是依这个体系说来,世界中有目的的联系必须看为是无意的。因为,虽然它是从一个原始的存在者得出来,但是它不是从这个存在者的理智得出来的。因而就不是从它的方面的任何计划得出未的,而是从这个存在者的本质的必然性,而且是从那个本质流露出来的世界统一性,得出来的。因之就也很清楚,目的性的宿命论也就是目的性的观念论。

    自然目的性的实在揣也是:要就是物理的,要就是超物理的。前者把自然目的基于一种有意活动的能力之类似物上,就是基于物质的生命这种生命或是物质所固有的,或是为一种内部有生气的原理,或者税世界灵魂,所赋予它的。这就称为物活论(hylozoisinus)。后者是从宇宙的原始来源取得其这样的目的的。这种来源是它看作一种有计划生产的有理智的存在者或者说在本质上而且基本上是有生命的。这就是有神论(theismus)①。

    第12(73)节

    上述各体系没有是做到它声言要做的上述一切体系的目的与对象是什么呢?就是要说明我们关于自然的目的论判断,而因之就采取两条路线之一。一方是否定这些判断的真实性,因而就评述它们为(作为艺术表现出来的)自然的观念论。其他一方则承认这些判断的真实性,而且说是要按照最后原因的观念来证明一种自然的可能性。

    坚持自然中最后原因的观念论的一些体系可分为两类。其一类确是承认这些原因的原理是有其按照力学规律的因果作用的(自然的东西是因这种因果作用才有其目的性的存在的)。但是它否定这原理是有其有意性(intentionalitat)的那就是说,它否定这种因果作用是有升划地决定为是为着它的这种有目的的生产的,换句话说,目的就是其原因。

    这就是伊壁棉鲁所采用的解释。它完全否定而且废除了自然的技术与自然的单纯机械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它承认盲目的机会作为解释,不但是关于所产生的产物和我们的概念相一致,因而是关于自然的技术,乃至关于这种发展的忡种原因按照力学规律的确定,因而也关于这种发展的机械作用。

    于是没有东西得到解释,乃至我们目的论的判断中的幻相也得不到解释,因之其中的所谓观念论也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

    斯宾诺莎作为其他一类的代表,企图用完全不容许这样的目的被看为是①从而可见,象在纯粹理性的大半思维的事情上,哲学的学派,在独断的主张上,通常对于摆在它们面前的问题是千方百计来得到解答的。

    例如在自然目的性这种情况下,时而是试图用一种无生的物质,时而是一个无生的神,时而是一种有生的物质,时而又是一个有生的神。我们唯有在必要时,放弃这一客观的主张,而在其对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单纯关系上,推敲我们的判断。象这样做,我们就可替它们的原理得到一种何效性,即使不是独断的,还不失其为准则的有效性,而对于我们理性的可靠使用是足够的。原注产物这种方法,来使我们免致追求自然目的可能性的根据而剥夺了这种观念的一切实在性。毋宁说自然目的乃是一个原始存在者里面固有的偶性。斯氏说,这个原始存在者乃是自然东西的基质,而关于自然的东西,因之他不以因果作用归之于它,而只以其潜在归之于它。

    由于有这个存在者和作为它的固有偶性的一切自然东西这两者的无条件必然性,斯氏才保证自然形式有其一切目的性所需要的根据的统一性,但是在他这样做时,他也就剥夺了那些形式的不必然性,而没有这种不必然性,到达目的的轨一性是不可想象的。

    在取消了这种统一性时,他也就取消了升划的一切痕迹而使自然东西的原始根据失去一切的理智。

    但是斯宾诺莎的学说并没有做到它所要做的。它原来是要提供自然东西有目的的联系以其解释(这种联系是它所不否认的)、而叫我们只去注意那些自然东西所属的主体的统一性。

    但是即令我们同意它的世界上藉事物都是具有存在的这种方式的,而这样的本体论的杭一性也不就是目的的统一性,并且丝毫不使它成为可理解的。其实目的的统一性乃是完全特别一种的统一性。它并不从事物在一个主体里面的联系,或者从世界诸事物在一个原始存在者里面的联系,而就能推论出来的。

    恰恰相反,它强调地意味着对于一个具有理智的原因的关系。即使一切事物都全在一个简单的主体里统一起来,然而这样的统一性永远不会显出一种有目的的关系,除非是把这些事物理解为,第一、是这个实体作为原因的结果,而,第二,是它由于它的理智而作为原因的结果。

    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条件,那末一切统一性都是自然的单纯必然性,而且在它还被归之于我们表现为互相外在的事物的时候,一切统一性如果经院哲学家所称为事物的先验完善性,但是。也都是盲目的必然性了(这是对于事物原来应有的本质说的完善性,而按照这种完善性,一切事物都在其里回原来就有了成为它们应该是那样的,而不成为另外一种样子的东西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要称为自然目的性的活,那末我们只是拿名词作儿戏而不是用概念了。

    因为如果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认为是目的,那末作为事物和作为目的,就是同一个事情,所以归根到底,就皮有什么东西是特别值得表象为目的的了。

    这就叫我们看得很清楚,斯宾诺莎把我们自然目的性这种概念,归结为我们自己依存于一个无所不包的,虽然同时也是简单的存在者里面这种意识,而在那个存在者的统一性里面来寻找目的性的形式,其意向所在,必然是要主张目的性的观念论,而不是主张目的性的实在论的。但是乃至这点也是他不能够成功的,因为这个某体的统一性的单纯表象,是绝不能产生这个观念的,纵然这种产生说是非故意的。

    那些不但主张自然目的的实在论而且还想要甚至加以说明的人们,认为他们能够发见一种特别类型的因果作用,就是有意发生作用的原因的因果作用,至少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看见这种因果作用的可能性因为除非是这样见到了,他们是不能着手来作出其说明的尝试的。

    因为甚至最大胆的假设,也必须依靠其所假定的基础的可能性,而这种基础的概念,又必须是为它的客观实在性所能够保证的。

    但是一个有生命的物质这个可能性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它的概念本身就含有自相矛盾的,因为无生命和惯性是构成物质的本质特征的。

    那末,在支持大宇宙中自然的有目的性这个假设,如果是要求助于一种赋有生命的物质的可能性和作为一种动物来看的整个自然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只能在小宇宙的自然机构中经验所明白显示的限度内,极度谨慎地未使用。

    这种可能性是决不能在验前看出的。所以,如果有机体的自然有目的性,得要从物质的生命得来,而这种生命又只能在有机体中被认识到,因而没有这种经验,也就不能形成其可能性的概念,那末在这种说明中必然是有一个恶性循环的了。因此,物活论是没有履行其诺言的。

    有神论毕竟也同样不能独断地奠定自然目的的可能性的基础,作为目的榆的解决方法。可是它解释自然目的的根据,却胜过其他的解释根据一筹,就是‘白以理智归之于原始的存在者,就采用了把自然的目的性从观念论拯救出来的最好方法,而且引用了一种有意的因果作用,来说明这种目的性的产生。

    因为有神论首先得要好好地证明物质中目的的统一性是自然单纯机械作用不可能的结果,而使确定性的判断力得到满足。不然的话,它就没有权利断然地把它的根据放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上。

    但是最多我们也不过达到这点而已,既然这种机械作用本身的最先的内部根据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而我们的认识能力又都是这样的有其原有的性质与限度的,我们就不能在任何方式上想在物质里面来发现确定的目的关系的原理。

    反之,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鉴定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目的,唯有这个方式,就是依靠一个最高的智慧作为世界的原因。但是这却不是确定性的判断力的根据,而只是反思判断力的根据,而且它是绝对不能授权给我们未作出任何客观的断言的。

    第13(74)节

    不能独断地来处理自然的技巧这个概念,原是由于不能说明自然的目的即令是把一个概念从属于一个经验的条件的,可是如果我们是把它看作包含在所说的对象的另一个概念之内的,我们仍然是独断地来处理它的,由于这个概念是构成理性的一个原理的,而且是按照着这个原理未确定它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在于它对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关系上,因而也就是在它对于我们思维它的种种主观的条件的关系上来看待它,而并不企图关于它的对象作出任何决定,那末我们就只是在批判上来处理这个概念。所以概念的仙断处理觎是对确定性判断力的有权威的处理,而批判的处理只是对于反思判断力才足有权威的一种处理。

    那末,一个事物作为自然目的这个概念乃是一个概念,它把自然包撮在一种因果作用之下,而这只能借助于理性才能着想的,因而这种包摄是为着使我们按照这条原理来判定在经验中关于这个对象所给予出来的是什么。但是为了对于确定性的判断力独断地来使用这种概念,我们首先就得要能确信它的客观实在性,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任何自然的东西包摄于其下。

    可是,一个东西作为一个自然目的这个概念,一定是在经验上受着条件限制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说,只有在经验中给予出来的某些条件之下才成为可能的一种慨念。然而它又不是从这些条件抽象出来的,而与此相反,乃是在估计这个对象之中只是按照理性的原理才有其可能的,既然是这样的一条原理,我们就不能洞悉它的客观实在性,那就是说,我们不能看到与之适应的对象是可能的。

    我们不能独断地奠定它;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一个钝然,或者是一个合理的概念,对知识提供其基础而为理性所证实的(coliceptusratiocinatus)。因此,不能为了确定性的判断力来独断地处理它。

    换句话说,不但是不可能未决定作为自然目的看的自然东西,为它们的产生,是否需要完全特别一种的因果作用,也就是一种有意的因果作用,而且这个问题本身也就是完全不应该提出来的。因为一个自然目的这个概念,以其客观实在性来说,是理性完全不能证明的,意思是说,它并不是确定性的判断力的组织性的东西,而只是对反思判断力的制约性的东西。

    从下面的考虑就可以明白它确是不能证明的。它既然是一个自然产物的概念,它就是合有必然性的。可是它在作为一个目的看的同一个东西里面,又含有在这个对象的形式里面的关于自然的纯然规律的伴随着而来的一种不必然性。因此,它如果想要逃避自相矛盾,就要除了包含着这东西在自然中的可能性的基础之外,还包含着这个自然本身的可能性的基础,以及它涉及到的某一个不是在经验上能识知的自然的东西之可能性的基础,也就是要涉及到某超感性的东西,所以就涉及到我们完全不能识知的东西了。

    不然的话,在判定它的可能性时,我们就毋须在一种不同于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作用的那种因果作用的亮光下来估计它了。因之一个作为自然目的的东西,其概念如果是从理性来看,对于确定性的判断力说来,是超经验的(德文uberschwenglich,一般作“过度”讲),虽然对于反思判断力来说,它关于经验的对象可能是内在的(immanent)

    因此,不能为着确定性的判断力而替它取得客观实在性。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何以一向针划看来对自然目的或者对自然整体的概念进行独断处理的一切体系,其前后一贯性与统一性是通过最后目的而得到的,都不能用它们的客观肯定或客观否定来决定什么。

    因为如果事物是包撮于一个只是还成问题的概念之下的,那末隶属于这种概念的综合述项例如在所考虑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所认为是为着那个东西的产生的这个自然目的乃是有意的抑或是无意的必然关于对象产生同样是成问题的判断,不管所产生的判断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判定的东西是有抑或是无。

    通过目的的因果作用的概念,也就是艺术的目的的概念确是有其客观实在性的,正如按照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作用的概念有其客观实在性一样。但是一种遵循目的的规则的自然因果作用这个概念,尤其是截然不能在经验中对我们给予出来的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概念即被看作自然的原始来源的这个存在者的概念固然毫无疑问是可以为人所思想而没有自相矛盾的,可是用来作出独断的确定性的论断;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既然它是不能从经验抽取出来,而且又是对于经验的可能性不必要的,那末就无从给它的客观实在性以任何保证了。但是,即令能够保证这点,我又怎能把那确定为神的作为的产物,列入自然东西之数?因为使我们需要诉之于不同于自然的一种原因的,正是由于自然的不能按照其原有的规律产生这样的东西出来。

    第14(75)节

    自然的一种客观目的性乃是为反思判断力所使用的一条理性的批判原理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但是说自然某些东西,乃至整个自然的产生,只是通过某一种原因的作用才有其可能的,这种原因在确定其自身来动作时是有意的,这是一回事。

    如果说,由于我的认识诸能力的特殊性质,我的能够判定那些东西与其产生的可能性,只是用设想有一个有意动作的原因这个方法,因而所设想的存在者,其生产作用是类于一种知性的因果作用的,这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

    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所要作的乃是关于对象确定某东西,而我就不得不证明我所假定的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在后一种情况下,理性按照我的认识诸能力的特别性格和它们的幅度与限度所加上的不可少的条件,确定我的这些能力的用途,如是而已,而元其他。所以其第一条原理乃是为确定性的判断力未使用的一条客观原理。

    其第二条原理乃是一条主观原理,只是为反思判断力使用的,因而是理性所规定的反思例断力的一条准则。其实,如果我们想要用继续不断的观察进行对自然的研究,即令只是对自然的有机产物的研究,我们也无法摈弃一种意图作为其基础这个概念的必然采用。

    因之在这个概念里面,我们就有了一条准则,是我们理性在经验上的使用所绝对必需的。但是一经自然的研究的这样一个指导为我们所采取而其适用又已证实,那就很明显,我们至少也得要在自然作为整体看上试用判断力的这条准则,因为自然的许多规律可能在这条准则的亮光下被发现的、而不是这样的话,由于我们深入去了解自然的机械作用受着种种的限制,这些规律就会一直不为我们所发现的。

    但是,关于这后一种的使用,虽然判断力的这条准则是有用的,然而却不是不可少的。因为自然作为整体看,不是作为有机的给予我们的所谓有机这词在这里是在其上面所指定的最严格意义上使用的。另一方面,关于那些照它们实在那样,只能鉴定为有意形成的自然产物,而不能用别的方法未鉴定的,上述的那条反思判断力的准则,是在本质上必需的,不就是为着其他的椽故,而只是为要得到关于它们原有性格的一种经验上的知识。

    因为除非我们把有意产生这个观念和它联系着,认为它们是有机的东西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一个东西的实际存在或者其形式这种可能性,乃是作为受到目的这个条件所制钓的而表现出米,那末和这个东西的概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就有它按照自然规律的不必然性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为只有作为目的才成为可能的那些自然东西,就构成宇宙的不必然性最重要的证明了。对于一般人的理解和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些自然东西同样也是唯一的有效论证,说明宇宙对于一位世界以外的存在者的依赖而且是从之而来的,而且说明宇宙所从出的存在者,依上述的有目的的形式所说明,是有理性的。

    这样一来,这些自然东西就指出目的论必须仰赖神学来得到它的探讨的圆满答案。但是,假定目的论达到完善的最高限度,它到底会证明什么呢?譬如说,它是证明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有理智的存在者在实际上存在着的吗?

    并不是;它所证明的不过是这样而无其他,就是由于我们的诸认识能力的性质,因而在把经验和理性的最高原理相接触时,我们绝对不能关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形成任何一个概念,除非我们是想象到一个有意操作的最高原因。

    所以我们不能在客观上证实这个命题,说一个有理智的原始存在者是有的。与此相反,我们只能在判断力反思到自然中的种种目的时,为着我们判断力的使用而主观上这样做,因为这些自然中的目的,除了按照一个最高原因的有意因果作用这条原理之外,是不能按照任何其他原理来思维的。

    倘若我们想要从目的论的种种根据来独断地建立其大前提,我们就会变为纠缠在一些不能解决的困难中去了。因为那时,这些推论又得要用这个论题来予以支持:

    所说的有机存在物除了由于一个有意操作的原因以外,都是无法在世界中成为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否要说,因为我们只有遵循目的这个观念,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推进到这些东西的因果联系而认识到它们的符合于这种因果联系所揭示的规律,因之我们也有权来假定对每一个思维的和知觉的存在者来说,上面所说的都是作为一种必需的条件而同样有效,因而这个必需的条件是作为附属于对象而不是只附属于主体,即附属于我们自己的呢?

    因为这就是我们得要准备来采取的不可避免的立场。但是我们是不能始终维持这样的一个论点的。因为,严格地说来,我们不能观察到自然中的目的是有意的。我们只是把这种概念来强解事实,作为判断力在它反思自然产物时的一个指导而已。可见这些目的并不是对象所对我们给予的。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概念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我们乃至不可能在验前保证它的适当性。所以,我们从上面的论题只能得出一个纯以主观条件为依据的一个命题,也就是使反思判断力适合于我们认识能力的条件,除此以外绝对不能得出什么。如果把这个命题用客观的名同而且作为独断上有效的未表达出来,它就会是这样的:有一个上帝,但是,在我们人说来,可容许有的只是这个受限制的公式:我们不能设想到,或者说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必须引用乃至作为我们关于许多自然东西的内部可能性的知识的基础的那个目的性,除非是把它,而且一般说来,把世界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原因的产物,简言之,作为一位上帝的产物。

    这个命题是建立在我们判断力的不可缺少的、必需的准则之上的,那末,假定它从任何人类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我们不管怎样使用我们的思辩或实践的理性这点来看,都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我还要知道,就算是我们对更高级的存在看来说,也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我们是受到什么捐失那就是税,我们按纯粹的客观根据也不能证实它,(不幸的是,这样来证实它是我们完全做不到的),那末我们是受到什么损失呢?

    我的意思就是,十分确定,我们只靠自然的机械作用原理是永远不能关于有机物与其内部的可能性得到足够的知识的,更不必说得到它们的解释了。其实事情是这么确实的,因之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对人来说,乃至怀着这样做的思想或者这样作指望,都是荒谬的,就是以为会有一天另一位牛顿出来能叫我们了解甚至一根草不是由于有意的安排而从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发生长成的。我们必须绝对否认人类能有这样的洞见的。

    但是,我们是否因之就认为毋须依靠目的这个观念而完全足以说明有机体的起源的可能性之来源,在我们能够深入到其根据以详细规定人所熟悉的普遍规律的原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永远不能把它隐藏在乃至自然的秘密中发现出来呢?如果这样着想,在我们方面,又会是一种冒昧的判断了。因为我们关于这点,我们是指望如何来得到任何的知识呢?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问题是以纯粹理性的判断为转移的,可能的事情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在我们正当称为自然目的之背后,是否有任何有意行动的一个存在者作为世界的原因,因而也就作为世界的削造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推出任何客观的判断来,不管判断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了。

    可是只有这点是确实的,就是,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是应该根据我们自己固有的本性所容许的来形成我们的判断,也就是从属于我们理性的种种条件和限制来形成我们的判断,我们就完全不能够把这样的自然目的之可能性归之于任何其他的来源,而只能以之归之于一位有理智的存在者。只有这才是和我们反思判断力的准则一致,因而是和一种主观的、可是根深蒂固地安置在人类里面的根据相一致的。

    第15(76)节注解下面提供的通盘考虑,在先验哲学里是很值得来详细弄个清楚的,但是在这里,只能引入作为一种插入在正文中的解释,而不是作为主要论证中的一步。

    理性乃是关于原理的能力,其最后目的所在,乃是不受条件限制的东西。从另一方面来讲,知性是由理性来指挥的,但是总得要在必须给予出来的某条件之下的。然而没有知性的概念(知性概念必须是有其客观实在忡被给予出来的),理性就不能作出任何客观的(综合)判断。

    作为理论的理性来说,它是绝对没有它自己的组织性原理的。与此相反,它的原理都只是制约性的。我们容易看到,理性一经越出知性所能追得上的地方,它就变为超经验的(ubersehwenglich)了。它就以理念而出现(作为制约性的原理,理念固然是有其基础的),但是它是不以客观有效的概念而出现的。

    可是知性虽然不能和理性齐步前进,却是理性所必需才能关于对象得到其有效性的,因之就把理性的种种理念的有效性局限于判断的主体,纵然是局限于广义的主体,涵盖一切属于人类范围的主体,那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条件上限制告那些理念的有效性的:从我们人类的知识能力的性质来说,或者一般地舰来,乃至按照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所能形成的关于一般有限的具有理智的存在者之能力的任何概念来说,必须是要这样来设想而不能有其他股想的方式的。

    这个条件并不含有这种肯定,说这种判断的基础是在于对象里面的。我们现在举出某些实例来。这些实例虽然确是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所以不能立刻作为已经证明的命题强求读者接受的,但是也能提供读者以某些反思的资料,并且是能说明我们在这里所特别从事研讨的问题的。

    人类的知性是不能避免必须在事物的可能性与其现实性之间区别开来的。其理由就是在于我们自由和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因为如果为着这些认识能力的运用不是需要两种完全不同质的因素,即适用于概念的知性和适用于与对象适应的威性直观,那末就不会有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知性是值观性的,它就除了现实的对象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对象了。那末,只以对象的可能性为其方向的概念以及给我们以某东西然而并不由之而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对象来认识的感性直观都会不再存在了。

    要知我们在只是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所作出的区别完全是依据这种事实的,那就是可能性所指的乃是事物的表象对于我们概念所处的地位,而一般说来,是指事物的表象对于我们思维能力所处的地位,而现实性所指的乃是对事物的离开这种概念而在其直接的自在上的断定。

    所以可能的东西的不同于现实的东西这种分别只是对于人类的知性在主观上才有效的。它是从这个事实发生的,就是说,即令某东西并不存在,我们还总是在我们的思想中给它一种地位,或者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对它是毫无概念的,然而我们仍旧可能想象到它是被给予出来的,所以说事物可能是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因之就说,从单纯的可能性并不能得出关于现实性的任何结论,这就是说出一些对人类理性有效的命题,而这种有效性并不证明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是在事物的本身里面的。

    从所说出的命题不能得出这种论断来,因而这些命题虽然乃至对于对象是一定有效的,但是就我们的藉认识能力在其受到威性条件的限制上也是从事于感官的对象的这点来说,这些命题对于一般的对象不是有效的。

    这一点,如果我们看看理性的种种要求,是很明显的。理性总是不断地要求我们采取某一种以无条件的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一种原始的根据),在这东西里面再不有什么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的,而我们的知性绝对没有什么概念未适合这种理念,那就是说,知性绝无方法来表现任何这样的东西或者形成关于它的存在方式的任何观念。因为如果知性去思想它不管它是怎样去思想它那末这个东西只是作为可能的而得到表现。

    如果知性是意识到这个东西作为在直观中被给予出来的,那末它就是现实的了,而在这种情况中,是不参杂有任何可能性这种思想的。所以一个绝对必然存在者这个概念,虽然无疑是理性的不可少的一个理念,但是对于人类知性来说,乃是一个不能达到的成问题的概念。

    可是按照我们认识能力的特别构造来说,它对于这些能力的使用是有效的;因而对于对象,意思也就是说,对于认识的存在者普遍来说,不是有效的。

    因为我不能认为思维与直观当然是每一个存在者运用其认识能力时所必须服从的两种不同的条件,因而事物就当然都是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如果这种区别不参加到其认识方式里面去的一种知性,那末这种知性就会这样来表达它自己的:凡我知道的对象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存在的;而某些不存在的东西之可能性,也就是如果它们是存在的话,它们的不必然性,因而用来与这种不必然性相对比的必然性,都永远不会进入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想象中去的了。可是,使我们带有种种概念的知性难以和理性并驾齐驱的不过是这点,就是理性看为是构成对象而采用为原理的东西正是对知性在其人类知性这种形式上是超经验的,就是说,在其知识的受到的主观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在事情的这种情况下,这条准则就总是有效的了,那就是,一经关于对象的知识超出知性的能力,我们就必须总是按照必然在其运用其种种能力时附属于我们人类本性的主观条件来设想那些对象。如果谈到超经验的概念时不得不是这样的这样作出的判断不能是确定对象的性格的组织性原理,那就只得是制约性的原理,其功用是内在的、可靠的,并且它也是适合于人类的观点的。

    我们曾看到,在自然的理论研究中,理性必须假定自然原始根据的无条件必然性这个理念。同样地,在实践的范围中,它又必须预先假定它自己的因果作用作为关于自然是不受条件限制的,换句话说,它必须预先假定它的自由,由于它是意识到它自己的道德命令的。可是在这里,作为职责时行动,其客观必然性是被看为与它作为一个事件而会有的客观必然性相对立的,如果事件的根源是在自然里面而不是在自由或者说理性的因果作用里面的。

    这样一来,这种行动带有它的道德秩序的绝对必然性就被看为在物理上是完全不必然的,那就是说,我们认识到应该必然发生的东西每每是不发生的。因之道德规律的必须表现为命令,符合于这些规律的行动的必须表现为职责,而且理性把这种必然性不是以一个“是”或者“发生”(即存在或事实)来表达而是以“应该是的”(即义务)来表达,很明显都是出自我们实践能力的主观性格的。

    如果理性以及它的因果作用是被看作不依靠感性的,就是说,作为不受到其应用于自然对象时所从属的主观条件,因而又作为完全与道德律相和谐的有理智的世界之中一种原因看的,那末就会不是这样的了。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不会有义务与行为的分别,不会有关于通过我们的作用而是可能的东西的实践规律和关于我们使之成为现实的东西的理论规律这两种规律之间的分别的。

    可是,虽然在其里面任何东西只是由于这个事实,就是好的都是可能的这个事实,所以一切都是现实的。这种有理智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经验的概念、正象自由本身作为那世界的形式条件那样,然而这个世界还是有其应有的功用的。因为虽然作为超经验的东西,为要成为一条确定对象与其客观实在性的组织性原理,是无用的,但是它还可用为一条普遍的制约性原理。

    这就是由于我们部分是感性的性质和部分是感性的能力这种性质,就使这条原理对我们来说成为有效的,而且就我们所能从我们的理性的性质来想象,对于一切总得要和这种感官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有理智的存在者都是有效的。但是这条原理并不在客观上决定自由作为因果作用的一种形式的性质:它把行动的规则按照那个理念改变为对每一个人的命令,而这样改变,其有效性并不减于它如果确定那自由的性质所会有的有效性。

    同样地,关于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可以承认,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知性的性质,我们就不应有自然的机械作用与自然的技巧,即自然的目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区别的。我们的知性必须是从普遍到特殊的。因之,除非判断力拥有一条可以以特殊包摄在其下面的普遍规律,它关于特殊的东西就不能认识到什么目的性,因而就不能作出任何确定性的判断来。

    但是特殊的东西按其本性来说,以普遍的东西而论,是含有不必然的某东西的。然而理性要求在自然特别规律的综合中还须有其统一性,因而有对于规律的符合而验前从普遍的规律得出的特殊东西,在它们的不必然的内容上,用任何对对象的概念加以下定义的方法都是不可能的。上述的对于规律的符合,在不必然的东西来说,就称为目的性。

    因之,自然在其产物中的目的性这个概念,虽然它并不涉及对象的确定,然而关于自然,对人类的判断力来说,乃是一种必需的概念,所以它为着判断力的使用,乃是理性的一条主观原理,这条原理,如果当作是制约性的而不是当作组织性的,乃是对于我们人类的判断力必然有效的,正如它如果是一条客观原理那样地有效。

    第16(77)节

    使自然目的性这个概念对我们成为可能的人类知性的特性在上面的注解中我们曾看到属于我们认识能力乃至属于我们认识的高级能力的种种特性,我们是容易误把这些特性当作客观的述项转移到事物本身去的。但是这些特性是和观念有关系,在经验中不能有与之相应的对象被给予出来的,因而这些特性只能在经验的进行中用为制约性的原理的。

    自然目的这个概念无疑是和这样一个述项的可能性的来源处在同样的地位的这种来源只能是在观念中的。但是可以归之于这种来源的结果,也就是产物本身,却在自然中被给予出来的,而自然的因果作用这个概念,即被看为是按照目的而起作用的自然因果作用这个概念,似乎是把自然目的这个观念改变为一条组织性的目的论原理了。

    在这里就有着这个观念和一切其他观念的差别之点。但是这种差别是在于这个事实的,即所说的观念乃是理性的一条原理,不是为知性用的,而是为判断力用的,因而是一条原理单独是为抽象的知性对于经验的可能对象来应用的。而且这种应用所影响的范围只是在所作出的判断不能是确定性的而单纯是反思性的地方。

    结果就是,虽然有关的对象确是可以在经验中被给予出来的,但是不能乃至按照那个观念确定地被判定,更不必说完全适当地被判定,而只能成为反思的对象。

    所以这种差别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人类的)知性在其反思自然的事物中对于我们判断力的关系。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末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还有在其基础上的另一个不同于人类知性的可能的知性这个观念了,(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也有同样的含意,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直观是得要看作一种特别的直观,就是说,对它来说,对象只得列为出现的东西的,我们就不得不在思想中有直观的另一种可能的形式。)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能说,若是我们得要设想到某些自然产物的产生的可能性,我们由于我们知性的特殊性质就不能不把它们认为是有意产生出来而且是作为目的产生出来的,然而这样地说,又并不含有任何要求说,事实上应该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在其里面一个目的的表象是作为起决定作用的根据而起作用的,或者说,因而并不含有任何断定是关于一个不同于人类知性的知性之能力的。

    这就是说,上面关于自然产物所说的。并不否认一种超人类的知性能够在乃至自然的机械作用中,也就是在因果联系的机械作用中,并没有肯定地假定着一种知性作为原因的这种因果联系中,发现所说的,那样的自然产物可能性的来源。

    因之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就是我们的知性对于判断力的关系这件事。事实上,我们必须检查这种关系,为的是要在我们知性的性质中去发现某一定的不必然性,以便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知性的特性从其他各种可能的知性分别开来。

    这种不必然性很自然是发现于判断力要以之从属于知性所提供的种种普遍之下的那种特殊的东西,因为特殊并不是为我们(人类)的知性的普通所确定的。虽然不同的东西可能在一种共同的特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些东西能出现于我们知觉中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是不必一定是这样或那样的。

    我们的知性乃是关于概念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它是一种推论的知性,对于它来说,要在对它在自然中被给予出来而能从属于它的概念的特殊,其中能有的性格与多样性一定必然是不必然的。可是,直观也是在知识中的一种因素,而直观的完全自发能力就会是不同于感性而且完全是不依靠感性的一种认识能力。

    因此,它就应该是在其最广义上的一种知性。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想象到一种直观性的知性所谓想象,是指消极的思维说的,或者是指单纯不是推理的思维说的这种直观性的知性不象我们用某概念的知性,是不从普遍到特殊的,从特殊到个别的。这种知性就不会经验到在自然产物中自然与知性的按照特殊的规律相一致协调有什么不必然性。

    但是,使得我们的知性感到这么困难来把自然的杂多成为知识的统一的,也正是这种不必然性。我们的知性的能做到这个工作,只是通过自然的特征和我们的概念能力的协调这是一种极其不必然的协调。可是一种直观性的知性就毋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知性对于判断力所处的情况是特别的。

    因为在通过知性的认识里,其特殊不是为普遍所确定的。因之特殊就不能光从普遍得出来。然而在自然的杂多中,并且通过概念和规律的中介,特殊不得不与普遍相符合以求其能被包摄在普遍之下。但是在所说的情况下,这种符合必然是很不必然的,而且必须是在没有任何确定的原理来指导我们的判断力这种情况下的。

    然而我们能够至少设想到自然事物和判断力的协调之可能性我们表象这种协调为不必然的,因而只是通过一种指向这种协调的生出的那种目的才是可能的。但是,要这样做,我们就必须同时想象到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知性的知性,而关于这种知性而且不但如此,我们还不去把一种目的归之于它我们可以把上述的自然律与我们判断力的协调表现为必然的,对于我们的知性来说,这种协调只是当目的被引入作为完成这个联系的中介时才是可以想象的。

    其实这是我们知性的一种特性,那就是在它的认识中,例如一个产物的原因的认识中,知性是从分析性的普遍(analytisch-alloemeinen),即从概念,到特殊的,换句话来说,是从概念到所与的经验直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关于那特殊的杂多是不确定什么的。与此相反,知性必须等待经验直观的包摄在概念之下(假定对象是一个自然产物)来提供判断力以这种确定。

    可是我们现在就能形成一种知性的想法,这种知性既然不是推论的,象我们的知性那样,而是直观的,那就是从综合性的普遍(synthetisch-allgemeinen),或者说从整体作为整体的直观到特殊,那就是说,从整体到部分。为了使这个整体的明确形式成为可能的,并不在这样的一种知性里或者在其整体的表象里含蕴着各部分的综合之一种不必然性。

    但是那正是我们的知性所需要的。它必须从作为普遍想到的原理的各部分前进到要包撮在这些原理之下作为其后果的种种不同的可能形式。按我们知性的性质,我们只能把自然的实在整体看为是各部分的并流运动力的结果。那末我们如何可以避免把整体的可能性作为在符合于我们推论的知性之一种方式上依靠着其各部分来表现它呢?

    我们可否按照直观性的,即原型的urbildlichen)知性的标准所规定的而把各部分在其形式上以及在其综合上表现为依靠其整体的呢?我们所说的知性的特性不能让我们这样做,叫整体包含着各部分的联系之可能性的根源。

    在推论类型的知识中这会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一个整体的表象可以包含着那整体的形式以及那个形式所包含的各部分的联系的形式之可能性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途径。但是,这样一来,整体便是一种结果(产物),其表象就被看为它的可能性的原因了。可是,其决定性的根据只是其结果的表象的这种原因的产物就称为一个目的。

    因之我们就得出结论说,只是从我们知性的特殊性格出来的结果,我们才想象到自然产物是按照一种不同于物质的自然规律的因果作用的因果作用才是可能的,那就是说,只按照目的以及最后的原因才是可能的。我们以同样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事实,就是这条原理并不涉及这种东西本身,乃至作为现象(phanomene)看,在其这样的产生方式上,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而只涉及对我们知性来说,关于它们有其可能的那种评价。从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何以在初极的自然科学中我们远远不以自然产物通过按照目的的因果作用这种解释为满足的。

    因为在这种的解释中我们所追求的只是适合于我们的判定能力,或者说我们的反思判断力的关于自然的生产,而不是为着确定性的判断力而适合于事物本身的。在这里也完全没有必要来证明象这样的一种原型的理智(intellectusarchetypus)是有其可能的。只要说明以我们的推论知性(那是需要意象的,即需要模仿的理智(intellectusectypus)的)和原型的理智相对比,而且注意到这种形式的能力之不必然性的性格,我们就被引到一个原型理智这个观念,而又注意到这个观念并不合有什么自相矛盾的东西,那就足够了。

    卷二

    可是,当我们考虑一种物质的整体而在其形式上看它为一种产物,由于其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自行结合的力量与能力(包括着原有部分的配合作用所引入的任何外来物质作为其整体的部分的在内)而来的,我们这样想象到的就是那个整体的机械产生。但是这样看事物的整体产生,我们就不能从而得出一个整体作为目的的这个概念不能得出一个整体,其原有的可能性是绝对要预先假定一个其部分的性质与作用是依靠整体的这种整体的观念的。然而这正是我们关于一个有机体所必须形成的表象。

    但是,如上面所说明,我们不能从这就断定一个有机体的机械产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会等于说:在杂多的连结中形成这样的统一的表象而不同时以这个统一的观念作为它的产生原因,那就是不以这个产生表象为有意的,对于任何知性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都是自相矛盾的。

    同时,如果我们有理由来把物质的存在者作为自在之物本身来看,我们事实上就应该得出这个结论来。因为这样一来,构成自然塑造可能性的基础的统一性就会只是空间的统一性。但是空间并不是事物产生的实在根据。

    它不过是事物的形式上的条件虽然从空间中任何部分除非在其对于整体的关系上都不能确定的这个事实来说(因之整体的表象是在部分的可能性的基础上的),空间的统一性是有点和我们所追求的实在根据相似的。但是既然这样,至少还有可能把物质世界看为是一种单钝的出现的东西,而把不是出现的某东西,即自在之物,思想为它的基质。而这可能是有与之相应的智性的直观(虽然不是同于我们的直观的)为其基础的。

    象这样,就能替自然而且替我们自己作为其一部分的自然,找到一种超感性的实在根据,虽然在我们来说,这个根据是不可知的。所以,凡是在这个自然里面是必然的东西作为感官的对象的,我们都应该按照机械的规律进行判定。可是种种特殊规律以及从而产生的附属形式的相互一致与统一性(这些规律与形式对于机械的规律说来,我们必须认为是不必然的),都是在自然中作为理性的对象的,整体自然作为一个系统来看也是这样的,这一切我们也应该按照目的论的规律来考虑。

    所以我们是应该根据两种的原理来判定自然的。机械式的解释并不为目的论的解释所排斥,好象两者是互相矛盾似的。而且这又使我们洞见我们从其他方面无疑可以容易猜测得到的,但是我们会有困难来确实断定或证明的东西。

    这说明纵然从机械地可以得出带有目的性的自然产物来这条原理是和目的论的原理相并立的,但是它并不使我们能够不需要这目的论的原理的。对于我们得要作为自然目的的东西,也就是作为有机的物的,我们可以应用已知的或向待发现的一切机械产生的规律,我们甚至可以指望在这种研究上能有很好的进展,但是关于这一类的产物的可能性,即关于通过目的的因果作用的可能性,我们却永远不能摆脱对一种完全不同的产生根据的呼吁的。

    对于任何在性质上相类似于我们的理性的一种有限理性来说,不管它在程度上是怎样高出于我们的,想要从单纯机械的原因来了解乃至一根草的产生,都是就人的理性说来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就一个象这样的对象的可能性来说,尽管只是为着在经验指导下的对它进行研究起见,判断力还是觉得不能完全缺少原因与结果的目的论的联系,并且如果一种含有对目的的关系而和作为出现东西的外界对象相称的根据是我们简直不能碰见的,因之我们就不得不在自然的超感性的基质里来找寻这种根据(虽然它是处在自然里面的),然而我们是和洞悉这种超感性的自然基质的可能性断绝关系的,那末,我们就绝对不可能从自然本身得到说明显示目的性的综合的任何解释。所以按照我们人类知识能力的性质就必须在作为世界原因的一个原始知性里来找寻这种目的性的最高根源了。

    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第17(78)节关于物质的普遍机械作用原理与自然技巧中的目的论原理的结合对于理性来说,无限重要的就是不得忘记自然在其种种的产生中所用的机械作用,而且在理性说明这些产生时,适当地估计到这种机械作用,因为离开那条原理就不能获得对自然事物的了解。

    即使姑且承认有一位最高的建筑师直接创造出自然在其一向存在着的那样的形形色色,或者说前定了演进理由就是。这也并不丝毫增进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过程中所遵照的模型[即今是这样,]我们还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最高存在者动作的方式以及我们认为包含着自然物可能性的原理的那位最高存在者的种种理念,因而我们就不能够从这位最高存在者由上而下地,即验前地来说明自然。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依靠着我们相信在经验对象的形式中所发现的目的性,就从这些形式开始,从下至上,那就是按验后的方式,诉诸于按照目的而起其作用的一种原因,指望这样来解释所说的那种目的性,我们的解释就会是同语反复而已。

    这样一来,我们就是以言词来欺骗理性,更不必说在我们利用这种的解释时,我们势必迷失在超经验的东西的五里云雾中,以致离开了自然科学的途径,理性也就被引到于诗意的狂热,而避免这种狂热正是它的最重要的职责。

    另一方面,理性的同样必要的准则就是在自然的产物中不得把目的这条原理视若无者。因为虽然这条原理并不叫自然产物发生的方式令我们更易明白,然而对于自然特殊规律的探讨来说,它却是一条启发性的原理。

    即令大家同意,由于我们所谈的只严格地限于自然目的这一词,那末在自然的这种产物明白地显示出一种有意的目的统一性的地方,我们也不打算利用这条原理来说明自然本身那就是说,我们在谈到自然目的时,并不越出自然的范围来追求那些产物可能性的根源。上面所说的那条原理作为一条启发性的原理,仍然是一样真的。

    可是,由于这种可能性的问题迟早是必须碰见的,正好就必须对它设想到一特种的因果作用是在自然中发现的因果作用作为自然原因的机械作用所有的特种因果作用。因为除了物质由于这种机械作用所能产生的那些形式之外,能接受其他更多而又不同的形式的力量,还得要以某种原因的自发性来予以补充,而这种原因不能就是物质,因为没有这种原因的自发性那种形式就不能有任何理性。

    当然,在理性采取这种步骤以先,它必须相当小心,不要去企图把自然的任何一种技巧都解释为是目的论的所谓自然的技巧,意思是说,自然的形成能力,对我们单纯的理解来说,是象在有规则地构成物体的情况下那样,显出结构的有目的性的。

    与此相反,它必须继续把这样的技巧看作按纯然机械的原理便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点上,竟然乃至排斥目的论的原理而想要总是墨守单纯的机械作用,甚至当理性在其探讨自然的形式为它们的原因使之成为可能时的方式,发现一种目的性,其性格无疑是和另外一种不同的因果作用有关系的,依然是想墨守着单纯的机械作用,那也就同样是不科学的。这就必然使理性流浪在自然的种种能力之中,而这些自然能力无非是一些幻想,完全不可思议的,正如完全不顾自然的机械作用而全凭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使理性变为空想那样。

    这两条原理不能结合在一起用于自然的同一个事物,来以一个事物说明另一事物,或者从一个事物得出另一个事物来。换句话说,这两条原理不能象独断的、组织性的原理那样联合起来而替确定性的判断力提供对自然的了解的。

    例如,如果我认为得要把蛆看为是物质单纯的机械作用的产物,那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实体不依靠外来的帮助而由它自己的力量当它的要素作为分解的结果而得到游离时所引起的一种新的形成过程而来的,那末我就不能反过来而把这同样的产物从同样的实体作为从目的而起作用的一种因果作用得出来。

    反之,如果我认为这种产物是一种自然目的,我就因之不能依靠它的机械的产生,或者采用这样的产生,作为判定这个产物关于它的可能性的一条组织性原理,而这样把这两条原理结合起来。因为每一种解释的方式是排斥其他一种的即令我们认为在客观上这样的一种产物可能性的两种根据同是凭着一单个基础的,如果这个基础不是我们所想的。

    使上面所说的两条原理作为判定自然所遵照的原理有其可能成为相容的,这条原理必须是处在这两条原理之外(因而是处在可能的自然表象之外),然而是处在含有这自然表象的根据的东西之内,那就是说,必须是处在超感性的东西之内,而这两种解释的方式必须同是和这个超感性的东西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能够对于这超感性的东西有其概念的,只得是一种根据的不确定的概念,那是使对于自然按照经验规律的判定成为可能的。过此我们就不能前进了:我们再不能用什么述项来确定这个概念了。因之结论就是,这两条原理的结合不能凭着解释(explikation)的一单个基础,为着满足确定性的判断力明白地表示一种产物按所与的规律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而只能凭着阐明(exposition)的一单个基础,为了反思的判断力而说明这种可能性。因为所谓解释的意思,就是从一条原理引申出来,因而这原理必须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详细陈述的。

    可是自然的机械作用原理和自然按照目的的因果作用原理,当其应用于同一个自然产物时,必须是在一条更高的原理之内联系着而从它作为它们的共同根源流露出来,因为不然的话,它们就不能并立地处在同一的自然的考虑之中。

    但是,如果这条是那两条原理在客观上所共同的,因而是使它的自然研究附属诸准则有理由来联合在一起的原理是这样一种的,就是我们能够把它指出来,但绝不能在特种情况发生时,确定把认识到它而为着使用它而详加说明的,那末从这样一条原理就不能引申出任何解释来,那就是说,明白地确定地引申出一种自然产物可能性作为是按那两条异质的原理有其可能的。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机械的引申而另一方面是目的论的引申,两者所共同的原理乃是超感性的,这是我们引用为处在作为现象的自然的基础上的。

    但是关于这超感性的原理,我们从理论的观点是不能形成丝毫积极的确定性概念的。所以,按照这个作为原理的超感性的东西,自然在其特殊的规律说来,如何给我们构成一个系统而按照从物理原因产生的原理和目的原因的原理同是能够认识到的,这是不容许有任何解释的事情。

    我们只能这样说,如果是有自然的对象呈现出来,其可能性按机械作用的原理是我们不能想象(按机械作用的原理来想象自然对象是永远对一个自然存在者的要求的),的除非我们依靠目的论的原理[才能想象它们],那末我们就得要假定我们可以有信心地遵照两条原理的路线来研究自然的规律只要看当前的自然产物是从这条或那条原理对于我们的知性是可认识到的而不为我们对于这产物而形成的判定所依据的两条原理之间表面上所发生的冲突使之快快不安。

    因为我们至少是有把握,两者的可能性是能甚至在客观上在一单条原理里面得到协调的,由于它们同是处理出现的东西的,而这些东西是预先假定有一个超感性的根据的。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的机械作用和自然的目的论的,或者说有意的技巧这两条原理,关于同一个产物与其可能性,同是可以按照特殊的规律从属于共同的自然更高的原理的。然而由于这条[更高的]原理是超经验的,按照我们知性的狭窄性,上述的那种从属关系不能使我们把这两条原理结合在同一的自然产生的解释里面,即今象在有机的种种实体的情况下,产物的内部可能性是只有通过按照目的的因果作用才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上述的目的论原理,因之我们就说,由于我们人类知性的性质,除了有意活动的那些原因以外,不能采取任何其他原因作为自然中有机物可能性的根据,而自然的单纯机械作用是完全不足以解释自然的这些产物的;而我们且补充地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用那条原理来关于这样的东西本身的可能性作出任何决定。

    我们的意思是要说,这条原理只是反思判断力的准则而不是确定性判断力的准则。因之它只是主观上对我们来说是有效的而不是客观上用来解释这类的事物的可能性的在这类事物的本身里面,两种产生的方式尽可以是从同一个根据一并发生的。不但如此,除非用目的论来设想的产生方式为与之同时提出的自然机械作用所补充,就绝不能判定这种产生为自然的产物。

    可见上述的准则是直接在事物作为自然目的的判定中包含有那两条原理的必然结合,但是不得以这种结合来完全或部分地用其中的一条原理来代替其他的一条原理。因为在至少为我们所看作只是由于有意才是可能的东西之地位上,不能又假定有机械作用,而在我们认为是按照机械作用必然有的东西之地位上,又不能假定有需要一个目的作为它的决定性根据的这种不必然性。

    与此相反,我们只能以其中之一个放在其他一个的更低级的位置,就是以机械作用放在有意的技巧的更低级的位置。而按照自然有目的性这条先验原理,完全是需要这样做的。

    因为在我们认为目的是某一定事物可能性的根源时,也必须假定有其方法。可是一种方法的有效因果作用的规律,在其自身来说,是不需要什么预先假定一个目的的东西的,因而就可以同时既是有意的结果的机械原因,然而又是其更低级的原因。因之在我们看到只是自然的有机产物时,并且如果我们为这种产物的无限杂多所激动而采取有意的这种原理(至少是按一种可容许的假设),在遵照着特殊规律的自然原因的联系中作为反思判断力关于整个自然,(即关于世界)的一条普遍原理,我们在自然的生产过程中就可想象到机械规律和目的性的规律的一种庞大的、乃至普通的相互联系。

    在这里,我们并不把判定这种种过程所依据的原理互相混淆,或者互相调换。因为在一种目的论的判定中,纵然其质料所采用的形式只能作为是有意来判定才是可能的,但是其质料本身,就其性质来考虑,也可以按照机械规律作为方法而隶属于所表象的目的的。而与此同时,由于这种相容性的基础既不在于这又不在于那(既非机械作用,又非目的性的联系,)而是我们一无所知的自然超感性的基质,所以就我们人类的理性来说,表现这种对象的可能性的两种方式是不得混合为一的。

    反之,我们判定这些对象的可能性,别无他法,只能把它作为按照目的性的原因的联系而奠基于一种最高的知性。象这样,就不致对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存有偏见。

    但是,自然的机械作用作为方法对自然的每一个目的意图有多少的贡献,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在我们的理性说未必须永远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并且,注意到上述关于一般自然可能性的可理解的原理,我们甚至可以假定自然在一切方面都是按两种的规律成为可能的,即按物理的规律以及按目的性原因的规律。

    作为普遍相互调和的规律,虽然我们是不能够明白这是怎样的。因之我们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是可能的机械解释方式能进到什么程度。这么多是确实的,就是不管我们用它能够得到多少成绩,而对于我们已经认定是自然目的的事物来说,这种机械的解释方式永远必须还是不足够的。

    所以由于我们知性的性质我们必须把这种机械的根据全都放在一条目的论的原理的更低级的位置上去。那末这就是一种权利的根源而由于按照机械作用原理的路线进行自然研究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理性的理论使用来说,也是一种职责的根源。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就我们力之所及,按照机械的路线来解释自然的一切产物和事件,乃至解释其最有目的性的而对我们来说,在进行只是这种的探讨时,是不可能对我们的力量加以限制的。

    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永远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就是在这种产物之中有哪些是我们除了在理性的一个目的这个概念之下,是不能乃至以之作为研究的。如果我们顾到我们理性本质上的性质,纵然是有了那些机械的原因,我们也不得不最后以这些所说的产物隶属于按照目的的因果作用。

    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附录:①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的理论第18(79)节是否必须把目的论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来处理在科学的完整专科大全里,每门科学都必须有其明确的地位的。如果它是一种哲学的科学,就必须把它的地位归之于理论部门,或者归之于实践部门。

    其次,如果它的地位是在理论部门里,那末派定它的地位就必须是在自然科学里面当它所考虑的是能作为经验的对象的那种东西时,这就是它应有的地位因而就是在物理学里,或者在心理学里,或者在宇宙论里,不然的话,就在神学里神学是关于世界作为经验的所有一切对象的集合体的原始根源的科学。

    那末问题就发生了:目的论合理的地位是什么呢?它是严格说来的自然科学之一支,抑或是神学的一支呢?它必须是这门科学的一支或者是那门科学的一支;因为没有科学能属于从一门科学到另一门科学的过渡阶段的,因为过渡阶段所指的只是体系的关节或组织而不是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

    从事情的本身就看得很明显,目的论并不形成神学的一部分,虽然它们能有的用途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的对象乃是自然的产生方式与其原因;而且虽然它是指向着这个处在自然以外而又在自然之上的根据,也就是指向着一位神圣的创造者,但是它这样做时,并不是为了确定性的判断力,而只是为了从事于考察自然的反思判断力作为一条制约性的而适合于我们人类知性的原理,以便通过这样一种根据这个理念来指导我们对于世界上种种事物的判定。

    看来,目的论也同样地不会形成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因为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结果所需要来指定其客观根据的乃是确定性的原理而不是单纯反思的原理。事实上,把现象来在各目的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虑,对于自然的理论,或者对于以有效的原因来机械地解释自然的现象,也是丝毫没有补助的,关于自然在其种种产物中所追求的目的来进行阐述,就这种目的按照目的论的概念形成一种体系来说,严格说来,只是属于按照某特殊导线关于自然的叙述。

    在这种叙述中,理性固然有其很好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从多种观点看来,都是充满着实践上的目的意义的,但是谈到这些形式,理性就并不提供任何消息是关于这些形式的起源与其内在的可能性的,然而这正是与自然的理论科学特别有关的。

    所以,目的论作为一种科学来说,并不属于什么学说,而只属于批判,而且是属于特殊一种认识能力,即判断力的批判。可是目的论确是包含有验前的原理,所以它就可以,而且事实上必须、详细陈述得要按照目的原因的原理来进行判定自然的这种方法。这样,它的方法论对于理论的自然科学的进程,至少是发生一种消极的影响,而同样地它也影响着理论的自然科学对于神学的形而上学关系,那就是在理论的自然科学对于神学的形而上学关系是作为神学的入门的时候。

    第19(80)节

    机械作用原理在关于一个作为是自然目的的事物之解释中对于目的论原理必须处在比较低级的地位我们接着单纯机械的路线来解释一切自然产物这种权利,在其本身来说,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但是我们知性的性质既是这样的,在知性从事于作为自然目的的事物时,刚止依靠机械的解释而无其他的外援,我们的力量不但是很受到限制,而且显然是有其拘束的。因为只按照一条采取上述的步骤的判断力原理来解释自然目的,是不能达到任何目标的。因此,我们对于这种产物的判定,任何时候都得要服从一条同时是目的论的原理。

    因之我们是有理由,而且事实上是值得去追求自然的机械作用来解释自然产物,只要这是可以或者得到成功的,而且并不是因为在这个途径上本来就不能碰见自然的目的性,而只是因为对我们作为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才放弃这个企图,其理由就是,为着在这种路线上要研究得到成功,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于我们感性直观的直观而且需要对于自然的智性基质有一种确定的知识,而这种基质是我们从而能够说明出现的东西,按其特殊的规律,是可以有它的机械作用的。

    所以,遇有自然目的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证明适用于一些事物(例如有机体)时,如果自然的研究者不是要白费气力,他就必须总是在判定这些事物时,以某种原始的组织为基础,他必须认为这种组织是利用正是上述的机或者,械作用来产生其他的有机形式从那些原有的结构来演变出新的结构(然而这些新的结构总是从所说的目的出来而且是与之符合的)。

    使用比较解剖学,把有机物的庞大世界研究到底,为了去看在它里面能否发现一个体系的某点痕迹,发现一种遵照生产原理的体系的某点痕迹,这是值得颂扬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必须满足于单纯判定的原理(这原理不能提供我们任何东西是叫我们洞见这种有机物的产生),并必须沮丧地把在这个领域中洞见自然的一切要求完全放弃。

    当我们考虑到这么多的动物种类在某种共同的模型上是一致的时候,这个共同的模型显然不只是它们骨胳的、结构的基础,而且也是它们结构的其余部分的安排的基础,而且当我们发现这里的原始计划的令人惊奇不已的单简性,只由一个肢体的缩短和另一个肢体的加长,由这部分的减缩和那部分的发展,于是就能产生出这么多种多样的种,那就在心里面象有一线纵然是微弱的希望,那条离开它就完全不能有自然科学的自然机械作用原理,或者还可以使我们能够达到有机生命的某种解释,各形式的这种相类似,纵然是有其种种的不同,但是看起来象是按照一个共同的式样产生出来的,那就加强了这个猜测,认为它们是有一种由于从一个共同的祖宗而产生出来的实在亲属关系。

    我们可以在一个物种逐渐接近另一个物种这种现象找到上述的一点之踪迹,从这也就象是最能证实其中目的的原理,即从人类追踪到水螅,从水螅追踪到乃至藓苔,到地衣,而最后就到自然最低级为我们可察觉得到的种类,在这里我们就达到了粗糙的物质;从这物质以及它按照机械的规律(有似它在晶体形成中所从而起其作用的规律)就象是发展了自然的整个技巧,这种技巧在有机体的情况下是我们这么不能理解的,于是我们就觉得不得不想象山一条不同的原理来解释它。

    在这里,自然的考古学家就可自由追溯到自然最早变革所留下来的痕迹而根据一切他关于自然的机械作用所知道或所能猜测得到的来追踪生物的那个庞大系族的起源(因为如果上述的一致相互联系的亲属关系有任何的基础,那末它就必须描写为一个系族),自然的考古学家可以把大地的内部,在其刚发生时,看作一个巨大的动物,从它的混沌状态生出种种的活物来,其形状并不显出那么多的类似性的,而这些活物又生出其他的活物来,是更适应于它们的生长环境与其相互的关系的,于是就把那生育母亲的生产局限于确定的、再不能更有变动种类,而形状的多样性就固定下来,由于那多产的形成力量已经停顿了,可是,虽然如此,自然的考古学家毕竟不能不把一种适合于一切这些生命形状的组织,归之于这个普遍共同的母亲,因为,不然的话,动植物界种种产品的有目的的形式的可能性就成为完全不可想象的了。

    ①但是在他把这一切归之于自然的时候,他只是把解释的根据向后更推进一步,而离开目的原因这个条件,并不能硬说他就已经把那两界的产生弄清楚了。

    乃至谈到有机类的某些个体所经过的不知其所以然的变化,我们发现这样变化的性格是遗传的,吸收进生产力量里面去的,在这些地方,我们不能对它形成其他适合的判定,而只能说它是原来有在于物种里面,为了种族的保存的、一种有目的的天禀的一凑巧性发展。因为在一个有机物的完全内部的目的性中,同类产生是和这个条件密切联系着的,那就是,凡在这样的一个目的的体系中不属于它的未发展的原始天禀之一的就不应该吸收进生产的力量中去。

    一经我们离开这条原理,我们就不能确实知道现在在一个物种中①这种假设,在理性说来,可以称为一种大胆的冒险行为;可能乃至在最尖锐的科学家之中,很少人的心中未曾有时想到它的。

    不能说这是象异质产生(generatioaequivoca)那样是不合理的,所谓导质产生的意思,是说有机物乃是从组织的无机物质产生出来的。从名词的最广泛承认的意义上说来,上述的产生依然还是同质的产生(generatiounivoca),因为它所指的意思还是某有机物从另一个有机物产生出来,虽然同是在有机物这一类之内,只是在细节上不同而已。

    正好象是说,我们认为某些水生动物逐渐变为沼泽动物,而经过某些世代之后,这些沼泽动物又变为陆地动物,这样说法,在单纯的理性的判断中,并无验前自相矛盾之处,只是经验没有提供什么实例出来罢了。

    反之,就经验的范围来说,我们所知的一切产生都是同类的产生(generatiohomonyma)。它不但是同质的(univoca),有别于从一种非有机的实体的产生,而且从它生出来的产物,在其结构上是和产生它的物品同一类型的,而在我们经验的范围内,并没有碰见过什么异类的产生(generatioheteronyina)。原注所发现的形式的许多成分是否同样属于不必然而没有目的的根源的了,而目的论这条原理,就是说,任何保存在物种的繁殖里的东西都不应该断定为毫无目的性的,就会变成不可靠的,而只对于原始的祖先才是有效的,然而对于这个原始的祖先,我们的知识是不能追溯得到的。

    有人觉得不能不对于一切这种自然目的采取评定的原理就是一种知识体系论的知性。休谟的答复就是提出这种反驳的意见说,我们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来问,这样的一种知性又怎样有其可能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问,在一种同时具有理智能力与执行能力的知性这个概念中所预先假定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与属性的存在者里面这种目的论的巧合是怎样有其可能的。

    但是这种抗议只是空谈而已,因为包围着关于一个含有目的的而且唯有通过目的才可为人所了解的东西的产生这个问题的整个困难,乃是基于对于这种产物里尚许许多多外在地存在着的要素的综合其根源的统一性。

    因为,如果是把这个根源放在作为一种单纯的实体看的产生原因的知性里面,那末上述的问题作为一个目的论的问题来看,就充分地得到解答了,可是,如果只是在作为许多外在地存在着的实体之集合体这个物质中来追求那个原因,那就完全没有它的复杂结构的内在有目的的形式所需要的统一性原理。

    我们的知性所只能想象为目的的种种产生中的物质的独裁权(auto-kratie)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名词了。这就说明何以有些人,一方面想要找到物质客观有目的的种种形式的可能性的最高根源,而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这个根源有其知性,然而把世界整体或者是变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实体(泛神论)或者变为不过只是上面的实体的一种较为明确的形式,即位存于一个单一的单纯实体的许许多多确定性的复杂体(斯宾诺莎主义)。

    这些人的目标就是要从这种实体得出一切有目的性所作为先决条件的东西,那就是根源的统一性。事实上,由于他们关于单纯实体的纯然本体论的概念,他们实在也做了某事情来满足问题的一种条件那就是,谈到一个目的时所意味着的统一性,但是关于另一条件,他们就没有说到什么,那另一条件就是这个实体对于它的作为目的看的后果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也正是问题所要求的给他们的本体论的根源以其更确切的确定的东西。

    结果就是他们无法解答整个问题。至于谈到我们的知性,这个问题,除了按下列的条件外,是绝对不能解答的。首先事物的原始根源必须描写为一种单纯的实体。再则作为单纯的实体来说,它的属性,就其对于它就是它们的根源的自然形式的特定性格的关系就来那就是有目的的统一性这个性格必须描写为一个有理性的实体的属性。

    最后,由于我们在我们只能作为目的看才能想象为有其可能的每一个东西里所发现的不必然性,就必须把这个有理性的实体对于自然形式的关系描写为因果作用的关系。

    第20(81)节

    我们应用于解释作为自然产物的自然目的的机械作用与目的论原理的联合从上一节我们曾看到,自然的机械作用不足以使我们能够设想一个有机物的可能性,而在其原始的起源说来,必须是从属于一个有意活动的原因的也就是说,至少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性质是这样,使得我们把它设想为是这样从属的。可是存在物单纯目的论的根源也一样地不能叫我们能够把它同时设想为、而且判定为、一个目的而又为一种自然产物。

    我们必须再把自然的机械作用和那目的论的根源联合起来,作为一种有意活动的原因的一种工具,而且想到一个目的是自然乃至在其机械性的规律上所从属的。

    这两种完全不相同的因果作用,即自然在其普遍符合于规律上的因果作用和把自然限定于自然作为自然来说绝不是它的根源的那一种特殊形式的观念的因果作用,这两种完全不相同的因果作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是我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

    因为它是处在自然的超感性基质里面,关于这基质,我们不能作出任何明确的断定来,而只能说它是一种自在的(ansich)物,而我们只知道其出现的东西而已。然而,虽然如此,这条原理仍然有其不致减少的力量的,那就是,凡是我们认为形成现象界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自然产物的东西必须是按照机械性的规律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离开这一种的因果作用,有机物纵然是自然目的,但不会也就是自然的产物的。现在,假定我们采取了有机物产生的目的论原理(事实上我们是不能不这样做的),我们或者以那原因的时机论(okkasiona-lismus)或者以那原因的先定论(prastabilismus)为这些有机物的内部目的形式的基础。

    依时机论的说法,在每次两性交合的时机,世界的最高原因就会直接提供有机的组织,把他的观念的烙印盖在生产过程中结合的两种实体上面去。依先定的体系说法,那最高的原因只以那固有的天真赋予他的智慧的原始产物,而借着这种天禀,一种有机物就按它自己原有的种类生出另一个有机物来,而这物种就保持它的继续存在,通过那同时致力于毁灭这种的个体的自然作用,也一直得到恢复其损失。

    如果是假定有机物产生的时机论,就完全失去在其过程中的自然一切合作,而在判定这种产物的可能性过程中,也没有为理性的运用留有任何余地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然没有爱好哲学的人是采用这种体系的。

    先定论也可能有其两种形式之一。这就是说,先定论把每个从与之同类的有机物产生出来的有机物,看为是那先行有机物的析出物(edukt)或生出物体系,有时也称为进化论;把产生作为生出物看的体系称为新生论(epigene-sis)。

    后一体系也可称为种属先成体系,由于它把那个关于是其原始种族的一部分的内部有目的倾向看作双亲的生产能力,因而就把那特定的形态看作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的。

    按这种说法,那与之对立的个体先成论也更适当地可以称为进化论,或者称为套入论(dietheoriedereinscha-ohtelung)。进化论的提倡者为要把一切个体都直接从创造主的手中得出来,就把它们都从自然的形成力中排除出来。

    他们不敢照时机论这个假设的路线来描写事情的发生,把两性的交合变成一种无聊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一个最高有理智的世界原因决定了亲自形成一个胎儿而只把养育的工作交给母亲去做。

    他们宁可承认先成论,认为把这种形成的超自然的起源放在开始时,或者放在世界进程之中,是无关轻重的事情。他们没有能够看到,在事实上当时机发生时,创造的动作是会省免了一大堆的超自然的筹划的。

    如果一个在世界的起头时,就形成的胚胎,得要避免自然的各种破坏力而予以保存下来,一直在长久的年代中保持平安无恙到达它发育的时候,而且有不可以数计的许多这样先成的物得要创造出来、比将要长成的多得多,而这些多出来的物,都会这样成为多余的、白费工夫的了。他们想要在这里让自然有点工作可做,而不致使其过程陷入于简直是超自然的,成为按自然的解释,都是不必要的。

    当然,他们依然还是坚持他们的超自然的立场的;乃至在流产中还发现一种令人惊奇的有目的性(流产是不可能认为是自然的目的的),即令流产的用意所在,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目的性,为要使一个解剖学家偶然碰见时,不知所措,意志沮丧地觉到赞叹无已。

    可是他们绝对不能把混血儿适合于先成的体系,必不得不承认雄性物的种子,在其他情况下只能是养育胚胎的初期资料的功用这种机械性质的,还有一种具有目的的形成力量。但是在他们关于同一物类两个物所产生的产物时,又不承认那两物中任何一个是有一种力量的。

    反之,即今我们看不见在新生论的提倡者方面,在谈到支持他的理论的种种经验上的证明所有的巨大优点,但是理性是已经大大地左袒于新生论的解释的。因为谈到一些东西,其起源的可能性只能是按照一种目的的因果作用才能想象的,新生论至少是关于蕃殖这点上,把自然看为本身有生产力的,而不但是只发展某东西的。

    这样,新生论用了最少的超自然的东西而就让自然去解释最初开始以后的一切步骤。但是它关于这最初的开始并不决定什么,而这最初的开始是使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不管它是采取什么一连串的原因。

    谈到新生论,没有人比勃卢门伯先生(herrhofr.blumen-biac)的贡献更有价值的,他对于建立新生论的正确应用原理(部分是在于使它的大胆使用有其适当的限度)是这样,而对于新生论所提出的证明也是这样。

    他是以有机实体为那些形成形式的物理解释的出发点的。因为他正确地声明,认为组织的物质、遵照机械的规律、原来就是它自己的形成了自己,认为生命能够从绝无生命的自然发生出来,认为物质是自发地采取了自行维持的有目的性这种形式,都是违反理性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让自然的机械作用,在从属于一种原始的组织,这对我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原理之下,有其一种不可确定但是又不会弄错的功能。

    在一个有机体的情况下,在这里所需要的物质能力,他称为形成的冲动(bildungstrieb),以别于普遍处在物质里面的单纯形成力,这种形成的冲动,可以说是在上述原理的更高级的指导和指示之下的。

    第21(82)节

    目的论的体系在有机构的外在关系中我的所谓外在的目的性是指这种的目的性说的,即在自然中一个东西帮助另一个东西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的。那末,甚至并不具有任何内在目的性的东西,而且它们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任何内在目的性的,例如土,风,水等,还是可以外在地,也就是在其对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上,很适合于目的的。

    但是这样一来,那些其他存在物必须总是有机的,也就是必须总是自然的目的,因为除非它们是目的、前者就不能作为手段。所以水,空气,与土不能看为达到大山长成的手段。因就其内部来说,在大山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有山的可能性按照目的的根源的。因之谈到山的原因时,就不能有这种根源而以有助于这个根源的手段这种述项来表象那个原因。

    外在的目的性是一个概念,完全不同于内在目的性的概念的。内在目的性是和对象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不管那对象的现实性本身是否一个目的。关于一个有机物,我们还可以这样问: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

    但是关于在其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是自然机械作用的单纯结果的东西,我们就不好这样问了。原因就是,关于有机物,我们已经是想象到一个按照目的的因果作用一种有创作性的知性来说明其内在目的性,而且已经是使这种主动的能力和它的决定性根据,即意图,发生了关系的。

    只有一个外在的目的性是唯一的例外,而这是和组织的内在目的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并不对这个问题加以解决,就是这样组织着的自然物,其存在是必须为了什么目的的,然而它又是在于一种手段对于一种目的的外在关系的。这就是两性在其相互关系上为着它们种族繁殖的这个组织。

    因为在这里我们正象在一个个体的情况下那样,可以总是问到:何以这样的一对是必须存在呢?答复就是:在这一对里,我们有了最初形成组织整体的东西,虽然不是在一个物体里的组成整体。当问到一个东西的存在是为了什么目的时,其答复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之一。

    可以说它的存在与产生对于一个有意活动的原因毫无关系的。那末就总是把它的起源理解为从自然的机械作用而得来的。或者又可以说,它的存在(作为一种不必然的自然物看)是有其含有计划的某种根源的,而这就是一种思想,是我们难得使之和有组织的东西这个概念分开的。

    因为由于我们不得不把有目的的原因这种因果作用以及在这种因果作用的基础上的一个观念作为那东西的内在可能性的依据,于是我们只得认为这种产物的实在存在也是一个目的。

    因为凡是一个结果的表象同时也就是决定一个有理性的有效原因来生产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所表象的结果就称为一个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或者是说,这一类的自然物实在存在的目的乃是内在的,那就是说,它不但是一个目的,而且又是一个最后的目的(endzweck);或者我们是说,其最后的目的是处在它的外边的,是在其他自然物里面的,那就是说,适合于目的的它的实在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而由于它同时也是一种手段所使然的。

    但是如果我们彻底检查整个自然,我们在它作为自然来看,并不发现任何东西是能要求有作为创造的最后目的这种优越地位的。其实可以甚至在验前证明或者可以作为自然的最终目的(letzterzweck)的东西,尽管尽量赋之以任何可想象得到的性质或属性,毕竟就它作为一种自然的东西来说,它永远还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endzweok)。

    在我们观察植物界时,我们开始可能由于它借以蔓延到几乎每一种土壤上的那种不可估计的丰产力而引起这个思想,认为应该把它看为自然在矿物界中它的各种形成所显出的那种机械作用的单纯产物,但是对于它的不可言论的聪明组织有了更详细的认识,就使我们不能有这种的看法而引起这个问题:生命的这些形式的存在是为着什么缘故的?

    假如我们这样回答:是为了动物界的,使得它有其生存的资料,以致它能有多种多样的品类散布在地面上。那末问题又发生了:这些吃草的动物又是为着什么缘故而存在呢?其答复大概是象这样的:是为了食肉的动物,它们只能是靠本身是有动物生命的东西来生活的。最后就有了这个问题:这一切上面的自然各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和什么缘故的呢?我们说,是为着人类的,而且是为着人类的理智告诉人如何在许多的用途上来利用这一切的种种生命的形式的。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者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的。

    我们也可以赞成骑士林奈。吃草动物的存在是为着制止植物界的繁茂生长,这种繁茂生长会干死掉植物界的许多品种的;食肉兽是为着使吃草动物的贪食有其节制的;最后,人的存在是要使之追捅食肉兽而减少其数量,来成立自然的生产力与其破坏力之间的一定平衡的。所以,依这种看法,不管在一定的关系上是如何可以把人看为目的,而在不同的关系上,人又是只能列为一种手段。

    如果我们采取客观目的性的原理,这客观目的性是在地上的生命特定的各种形式的多样性中而且又是在它们作为带有一种适合于目的的构造的物之相互外在关系中的,那末只有继续下去而设想在这种外在关系中还有某一定的组织以及整个自然界遵照最后原因的体系,那才是符合理性的。

    可是在这里,经验就象是和理性的准则相矛盾的,尤其是关于自然的最终目的这一点上然而这种最后目的乃是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可能性所必需,而我们只能把它放在人的里面的。因为自然远远不是把作为许多物种之一来看的人当作一个最终目的,而且并没有使他免于破坏性的力量更多于免受生产性的力量,也并没有在一切服从毫无目的的机械力量上有什么丝毫的例外。

    就一个为着地上自然物之有目的的整体而布置的体系来说,其第一件得要故意安排好的东西就是这些自然物的栖息地即它们要在那里繁茂的地土或活动范围。可是对于一切有机产物这种基本条件的性质之更深入的认识所指出的,并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痕迹,其所指出的那些原因都是毫无意图的,其实都是倾向于破坏而不是倾向于为了促进产生形态,秩序与目的的。

    陆地与海洋不但含有它们和在它们上面或在它们里面滋生的生物所遭遇的古代猛烈灾害的纪念物,而且它们整个结构陆地的地层和海洋的海岸线还带有自然在混乱状态叫,活动着的狂暴而压倒一切的那些威力的结果模样。陆地的地形,高处与斜坡,现在看来不管是怎样适合于接受从空气而来的水,适合于宜于各种产物的,在地的各层之间涌起的泉源的地下水道的,而又适合于江河的河床的,然而对它们仔细的研究就指出它们乃是这样而来的结果,部分是由于火山的爆发,部分是由于洪水的泛滥,而部分乃至由于海洋的侵入。

    不但关于这种地形的产生是如此,尤其关于以后的变化连同其原始有机的产生物的消灭也是如此①如果生命一切这些形式的住处陆地。

    的上面和海洋的深处所指向的都不是别的东西,而完全是没有计划的机械产生,那末我们怎样能够,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有这些后面所说的产物的一种不同的起源而且断言它们是有这种的起源呢?

    即令人类不是包括在这样的变革里面,象根据康帕(camper)的判断那样,是自然的那些劫后余迹经过最详细的考查好象证明的,然而人是这样依赖着地上生命的其他形式的,那末如果我们承认了自然的机械作用,其力量是征服这些其他的东西的,我们也必须把人看为是包括在自然的机械作用的范围之内,虽然他的理智大部分是能从自然的摧毁工作中把他拯救出来的。

    ①如果自然史这个名词,既然是已经采用,是要继续用来作为自然的描述,那末我们就可用自然的考古学这个名词以别于艺术的考古学,来称呼“自然考古”按其字面所表示的东西,即地球过去或古代情况的记载这是一种事情,虽然我们不敢指望能得到确实的知识的,但是我们是有很好的根据来进行猜测的。

    化石的残余就是自然考古学的对象,正如组织雕刻的石头之类可以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对象一样。因为在这个部门里,实际上是做了一些工作,那是用地球学的名义的,正如我们所能期望的;不断地、渐渐地、这个名称就不会用来称呼一种纯是想象中的自然研究,而用来称呼一种研究是自然本身邀请我们去参加而且是号召我们去参加的。原注但是这种论证象是超出它原来所要证明的限度的。因为它象是要说明不但人不能是自然的最终目的,或者由于同样的缘故,地上自然有机东西的集合体不能是目的的一种体系,而且它还要证明从前认为是自然目的的那些自然产物,都是不能有其他的起源而只能有自然的机械作用为其起源的。

    可是我们必须记得上面对于有机自然物机械产生的原理和目的论产生的原理之冲突所作出的解答的结果。象我们所看到那样,这些原理不过是关于形成的自然与其特殊的规律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其系统的相互关系的锁匙并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中的。就其内在的性质说来,关于起源的问题,这些原理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明确的东西的。

    它们所断言的只是按我们的知性和理性的性质,我们不能对于这类的东西设想到其起源而只有按照最后的原因来设想它。在我们根据机械的路线来说明这些东西的努力中,我们是容许有其最大可能的坚毅性,乃至有其冒险性。

    不但是这样,我们乃至为理性号召去这样做,虽然我们知道这样来解释,我们是永远得不到成功的,不是因为在机械产生和按照目的而有其起源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矛盾,而是因为在我们知性的特殊类型与种种限制之中含有的种种主观的缘故。

    最后,我们会看到,描绘自然可能性两种方式的一致,可能很容易是在自然的超感性原理里面,这是在我们里面也是在我们的外面的。因为以最后原因为基础的表象方式只是我们的理性运用中的一种主观条件,那是当它不是想要知道对只作为出现的东西而得到安排的对象是应如何形成其判定时,而是当它企图把这些出现的东西,连同它们的原理,和它们的超感性基质发生关系,为的是要找到它们统一性某些规律的可能性,这些规律,除了通过目的以外,是不能想象的,而理性又是掌握有目的的超感性的例子的。

    第22(83)节

    自然最终目的作为一个目的论的体系我们在上一节曾指出,按照理性的种种原理,有充分的根据就反思判断力来说,而当然不是就确定性的判断力来说使我们把人判定为不只是一种自然目的象一切有机物那样,而是把他判定为地面上的这种存在者,就是自然的最终目的,对于他的关系说来,一切其他的自然东西是构成一个目的的体系的。那末这个在人里面的目的,这个作为目的来说终之是通过人和自然的结合而得到促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目的是必须在人里面才能找到的东西,那末它就须或者是这样一种的目的,通过自然与其对人的慈善,人就可以得到满足的,或者是能力的倾向和熟练的技巧对一切目的均可适用,而这些目的都是人可以因而使用在他以内或他以外的自然的。

    前一种的自然目的就应该是人的幸福,而后一种就应该是人的文化。幸福这个概念不是人或许从他的各种本能抽象出来的,因而是从他的兽性得出来的。恰恰和这相反,它是一种光景的理念,是人想要把他现实的光景在当下的纯然经验的条件下与之相称的这是无法做到的工作。

    他自行想出这个理念,而由于他的知性与其和感性与想象力纠缠在一起,就把这理念在种种不同的型式想出来,而且甚至常常改变其概念,乃至自然竟是完全服从他自行抉择的意志的,自然也完全不能够采取什么明确的、普遍的、而又固定的规律来适应这种游移不定的概念而与每个个人任意设定的目的相一致。

    但是即令我们设法把这个概念降低到我们的种类完全而根本与之一致的真正自然需要的水平上,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在完成这个想象的目的的努力中,设法提高人的熟练技巧到最高的水平,然而人的所谓幸福与其事实上构成他的特有的最终自然目的(而不是自由的目的)的东西,也是永远不会为他所达到的。

    因为他原来的本性乃是这样性质的,是能拥有什么或享受了什么时,就停止下来而觉得满足的。外界的自然远不是把人变为它的一种特殊的宠儿,或者是厚待他过于一切其他的动物的。因为我们眼见在自然的毁灭性的作用中如瘟疫、饥荒、洪水、冷冻、大小动物的攻击,等等自然却没有使人不遭受到、正如没有使任何其他动物不遭受一样。

    而且除这一切以外,内部自然倾向的不谐和还使人陷入他的自作之孽,而且使他自己的同类通过统治的压迫,战争的残酷,等等,受到这样的苦难,而人自己反尽其所能来对同类施行毁灭,结果就是,即令外界的自然有着最大的善意,而它的目的,就算它是以我们人的种类之幸福为其目标的,也永远不会在地上的一个系统中达到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本性是不能领受这种幸福的。

    所以人从来只就是自然目的链条的一环。诚然,关于许多自然象是为他而先定了的目的,他是它们的基本原理,由于他是把自己成为这种原理的,可是对于其余的人类里的机械作用中那目的性的保持来说,他又是一种手段。作为世上唯一拥有知性因而具有把他自己有意抉择的目的摆在自己面前的能力的存在者,他确是有资格做自然的主人的,而假使我们把自然看为一个目的论所说的体系,他就生成是它的最终目的的了。

    但是这总得具备这种条件,就是他具有理智而且决意要使自然和他自己有这种目的的关系,即能不依赖自然而自足,因而能成为一个最后的目的,可是必不可在自然里面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人的哪里安置自然的这种最终的目的呢?想要找出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找到自然所提供的是什么来准备他自己必须去做的东西使得他成为一个最后的目的,而且我们又必须把他从那一切其可能性是依据人只能期待于自然的条件的目的分离开来,而世上的幸福就是属于后一种的目的的。

    所谓世上的幸福,就是一切通过在人之内或者在人之内的自然而达到的可能的[人类的]目的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它就是他一切世上目的的质料,如果他把这变为他的整个目的,那就使他不能为他自己的存在设定一个最后的目的而与之完全一致。

    因之在他的自然中的一切目的之中,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一种形式上的、主观的条件,也就是这种能力的倾向:一般说来能设定目的,而且在他确定目的上,不依靠自然,能一般按照他的自由目的的各准则使用自然作为一种手段。只有留下这个是自然关于处在它以外的最后目的所能完成的,因而是可以看作它的最终目的的。

    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人在世上的个人幸福,乃至人是在无理性的外界自然中建立秩序与和谐的主要工具这个单纯事实,都不能算是最终的目的。

    但是不是每一种文化都是具有自然的这个最终目的的条件的。熟练技巧是一种文化、确定促进各种目的所需的资格之最重要的主观条件,然而它是不足以帮助意志来确定和选择它的目的的。但是如果要达到目的应有的资格有其充分的意义的话,这就是一种必需的因素。这后一种可以称为经由锻炼而成的文化是资格的消极的条件。

    它只是在于使我们的意志从一些欲望的专制解放出来,因为由于种种欲望,我们就依恋于某一定的自然事物,而使我们不能进行自由选择。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当我们为一些冲动所束缚,而自然为我们准备了这些冲动,无非使它们作为一些引线,使我们不致忽略了,乃至损害了在我们本性中的兽性,其实我们很是自由来按照我们理性的目的而给它们收敛或放松,延长或缩短的。

    只有通过人们当中的不平均性才能在人类中发展熟练技巧的。大多数人用机械的方式并无需任何特种技术,就为别人供给日常舒适与便利的必需品,而后一种的人是致力于科学与艺术这些不急需的文化部门的。这些人就使广大的群众一直生活在被压迫的情况之下,终日劳碌,甚少享受,虽然上层社会的文化逐潮也有散布到群众中去的。

    随着文化的进展其高峰是在于致力于多余的东西开始变为有害于致力于必需的东西时、那就称为奢侈双方都同样地越来越多烦恼了。就下层阶级来说,烦恼是从外来的暴行而来的,而就上层阶级来说,烦恼是来自内部的贪求无厌的。

    然而这种有目共睹的烦恼是和人类中自然体质的发展相连系的,而自然所追求的目的,虽然不是我们的目的,也就从而达到了。自然因之而达到它这种真正目的的唯一的形式上的条件,就是人与人彼此之间有一种状态的存在,规定个人的互相反抗而滥用自由是为集中在称为公民社会的整体里的合法权力所反对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中,自然的体质才能有其,如果人们只能有其天才来发明这样的一种组织而且有其智慧自愿地服从其约束的话,这就是一切有危险会互相侵害的国家的系统,没有这种系统,而又有野心,权力欲,贪婪,尤其是当权派,设法阻止乃至这种计划的成为可能,那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有时其结果就是国家的分裂,变成更小的国家,而有时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并吞小的国家而企图建成一个较大的整体。但是在人的一方面,战争是无意识的举动,为放纵的激情所惹起的,可是在那最高的智慧方面,它是一种深深潜藏着的,可能也是深谋远虑的企图,即令不是想建立合法的体系来控制国家的自由,至少是为它准备道路的,而这样来在奠基于道德的系统上完成各个国家的统一。

    虽然战争使人类受到种种的极其可怕的艰难困苦,而且在和平时期中不断备战,而使人类或者受苦更甚,然而由于持久民族幸福曙光的景色越去越远,它就更成为一种动机,叫我们把举凡有利于文化的才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

    我们现在谈谈意向的锻炼。关于意向,我们人的自然性质是旨在适合于我们作为一个兽类的主要机能的,但是对于我们人性的发展来说,这些意向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

    然而关于文化这个第二种的要求,我在这里又看到自然是在有目的的路线上努力于给我们教育,这种教育所提供的目的是高于自然本身所能提供的。欣赏精致化到了成为理想化这种极端和沉迷,在科学中作为虚荣心的粮食,在我们当中散布那些科学所产生的一大堆不可满足的嗜好为其结果,这种坏处的占着上风,是不可置辩的。

    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自然的目的这目的是越来越压倒那些更是属于我们里面的兽性部分的倾向而对于使我们适合于我们更高的使命的教育是极其有害的倾向(即对于享乐的那些倾向),而且是越来越让步于我们人性的发展的。

    如果美术和科学不是确能使人在道德上有进步,但是由于它们带来一种愉快是可以普遍传达的,又由于它们把文雅与教化输入社会中来,它们是能使人变为文明的。它们这样就对于克服情欲偏向的专横大有贡献而因之也就准备了人取得一种统一权,在其中唯有理性才是支配一切的。在这时候,时而自然带来一些灾害,时而灾害是来自人的无情的利己心的,而这些种种灾害就唤起灵魂的力量,使之奋发有为,坚强不拔,不向灾害低头,而同时使我们感觉到隐藏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向着更高目的的这种资格①。

    第23(84)节

    一个世界存在的最后目的,那就是创造本身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如果承认了自然的单纯机械作用为自然的目的性的解释,我们就再不能问:世界上的事物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就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系来说,我们只得要去考虑事物的物理可能性(而把这种事物想象为目的徒然是空洞的,牵强附会而已)。不管我们是以偶然或者以盲目的必然性来说明事物的这种形式,这种问题在两种情况下,同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世界上的有目的的联系是实在的,而且又假定它是有一特种的因果作用的,也就是说有一种按目的而活动的这种原因的作用,那末我们就不能停顿在这个问题的上面了。世界上的东西,即有机物,具有这种或那种形式是为了什么目的的,这些东西是自然使之和其他东西发生这种或那种关系又是为了什么目的的?

    可是一经我们设想到一种知性必须是要看作实际上在事物中所发现的这种形式之成为可能的原因时,我们就必须再在这种知性中寻找一种客观的根据,是能决定这种能生产的知性去生出这种的结果来的。那末,那根据就是这种东西存在的最后目的了。

    卷三

    我在上面曾说过,这个最后目的不是自然所能够实现或者按照它的理念所能够产生的一种目的,因为这个最后目的是没有条件的。

    因为在作为感官的东西这个自然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其能在自然本身所发现的决定性根据不又总是受着条件所限制的。这不但只是对于外部的或者说物质的自然是如此,对于内部的或者说思维的自然,也是如此当然要懂得,我所考虑的是在我们里面只是自然那个东西。但是一个东西由于它的客观性质是要必然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原因的最后目的的,它就必须是这样的,就是在目的的秩序中,除单纯它的理念外,它是不依靠任何另外一个别的条件的。

    ①单纯以我们所享受的东西来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那就是以我们的一切爱好的总和这个自然目的来衡量的,也就是以幸福来衡量的)是容易决定的,那是少于一无所有的。

    因为一切情况不改变,谁愿再次回到生命中来?谁愿再次回到生命中来,乃至按照一种新的、而且是自订的(可是还得要依照自然的过程的)计划的,如果生命还是旨在享受的呢?在上面已经说明,当生命是按照自然对我们抱有的目的的,生命是得到什么价值的,那个自然的目的是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不单纯是在于我们所享受的东西,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无非总是要作为达到尚没有确定的最后目的的种手段的。

    那末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自己分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而这不是只是我们所做的,而是我们有目的去做的,这个目的是不依靠自然的,因之自然的存在只能是从属于所加在它上面的条件才成其为目的的。原注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只有一类的存在者,其因果作用是目的论的,那就是说向着目的的,而同时它们是这判性格的,就是它们按照着来为它们自己确定其目的的规律是它们想象为无条件的并且不依靠自然的任何东西的,而是在其本身就是必然的。这类的存在者就是人,可是是作为本体(noumenon)看的人。

    人乃是唯一的自然物,其特别的客观性质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叫我们在他里面认识到一种超感性的能力(即自由)而且在他里面又看到因果作用的规律和自由能够以之为其最高目的的东西,即世界的最高的善。

    那末在人作为道德的即世上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情况下,象是在任何世上的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情况下那样,我们就不能再去提出这个问题:他是为着什么的目的(qneminfinem最终是什么)而存在的?

    他的存在,在其自身,就是合有最高目的的,而这个最高目的,在他能敞到的范围内,是他把整个自然使之从属的,至少是在违反这个最高目的时,他是必不可认为他是从属于自然的任何势力的。那未,在我们假定世界的东西,在其真正的存在看来都是有所依靠的、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就需要一个按照目的而行动的最高目的,这个时候,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

    因为没有人,一连串的一个从属一个的目的就没有其完全的根据,而只有在人里面,只有在作为道德律所适用的个体存在者这个人里面,我们才碰见关于目的的无条件立法,所以唯有这种无条件的立法行为是使人有资格来做整个自然在目的论上所从属的最后目的①。

    第24(85)节自然神学自然神学乃是理性的一种尝试,企图从自然的目的推论出自然的最高原因与其种种的属性,而自然的目的只能是在经验上是可知的。一种道德神学(即伦理学神学,或者是这种尝试,想要从有理性存在者在自然中的道德目的(验前可知的目的)推论出那个原因与其种种的属性。

    上面所说的前一种神学自然是先于后一种神学的。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用目的论的论证从世上的事物推论出一个世界原因来,我们首先就得要有自然的目的被给予出来。在这以后,我们才替所与的这些目的寻找一个最后目的,而这个最后目的就使我们不得不去追求所说的最高原因的因果作用之原理。

    ①只有理性的存在者在世土的幸福作为自然的目的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是的话,它也就是自然的最终的目的了。至少是验前不明显,何以自然不是这样安排好的,因为就我们所理会到的来说,幸福乃是一种结果,是自然通过它的机械作用,就完全有其可能来产生出来的。但是道德,或从属于道德的按照目的因果作用,是绝对不是自然原因有可能产生的结果。因为决定这种因果作用去活动的原理,乃是超感性的。所以在目的的秩序中,这原理就是唯一可能的关于自然而是绝对无条件的原理,而且唯有这原理是使这样的因果作用的主体有资格成为创造的最后目的,而且成为整个自然所从属的。反之,幸福,正如在上节根据经验的见证所指出那样,远不是创造的最后目的,而且谈到自然把人作为优于其他创造物这点上,幸福乃至不成为一个自然的目的。可能个人总是要把幸福作为他们最终的主观目的的。但是如果我在追求创道的最后目的时,提出这个问题:人是为了什么而必须存在的呢?那时我的问题是谈到最高理性对于人的创造所要求得到的这种客观的最高目的。那末,如果我们的答复是:为了有物存在使得那最高原因可显其善意,这样一来,我们就和这种条件相矛盾,这种条件是人的理性要甚至他的内心深处对幸福的想望所服从的,那就是得要和他自己的道德立法相一致。这就证明幸福只能是一个有条件的目的,因而人只能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才是创造的最后目的;而谈到他的情况,幸福只是这情况的一附带的后果,按照他和那个目的作为他的存在的目的的一致的程度而定的。原注可能是,而且事实上必须是按照目的论的原理进行了许多的自然研究,而我们还没有问到我们在各种的自然产物中所碰见的有目的的活动之可能性的根源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想对于这种根源有一种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得到深入过于我们反思判断力的单纯准则的这种洞见。

    设使只有自然的一单个有机产物是给予出来的,那末,按照这条准则,而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又是这样的,我们所能设想到这个产物所有的唯一根源只能是自然自身的一种原因(不管是整个自然或者甚至只是自然这一特殊部分),而且这个自然的原因是通过知性而得出这样一个产物所需要的因果作用的。

    这是一条批评所用的原理,我们通过它确乎是不能得到任何关于自然事物与其根源的解释的。然而这条原理给我们展示一个超出自然界限的远景,并且令我们能够关于一个原始的存在者或者有更细密的一个概念,这概念从别的方面说来是毫无结果的。

    可是我说,不管是把自然目的论推进到多么远,它关于创造的最后目的是永远不能向我们显示什么的;因为它所达到的绝不会是这个问题。所以自然目的论就确乎能够以这样一种概念为正当的,那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世界原因这个概念作为在主观上即只就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来说这点上,关于事物的可能性的解释是适合的而且能使我们按照目的来理解这些事物的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概念从理论的观点或从实践的观点,都不能给这个概念再有任何的确定,而它想要奠定一种神学这个企图是没有达到其目的的。

    对于神学来说,它一直只能是一个自然目的论而已,因为在它里面的目的关系总是要,而且必须总是要,只看为受到自然条件所限制的,因之它就永远不能提出关于自然本身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这个问题,由于这是一个目的,其根源必须求之于自然以外的。

    可是这样一个最高的有理性的世界原因的确定概念所以之为转移,结果也就是一种神学的可能性以之为转移的,正是这个目的的确定观念。世上的东西互相有什么用处?一个东西的杂多对于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我们有什么根据来假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徒然的?

    只要我们承认某些东西作为目的看是应该存在的,那末任何东西都是为了自然中的某种意图的,这一些问题是意味着,对于我们的判断力来说,理性关于它必然要用目的论来判定的那个对象的可能性所能使用的原理,只有是把自然的机械作用从属于一个有理性的创世主的全部计划安排(architektonik)这条原理,而以之来考虑这些一切问题的对于世界的观察,就显得极其宏大而使人无限赞叹了。

    但是由于用来确定一个看为是最高艺术家的这样一个有理性的世界原因的材料,因而以及那些原理只是属于经验的,所以它们止我们从而推论出属于这个世界原因的属性,只限于经验在其作用中所对我们显示出来的而无其他。可是因为经验不能把自然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把握住,它每每就必须替它的论证寻找支援,这些论证按其表面的样子是和那个概念相冲突而且自身又是相互冲突的。然而经验永远不能把我们提高到自然之上来看到自然实在存在的目的,就是说,把我们提高到这样一个更高的理智这个明确的概念,即合我们在经验上是能够把这整个自然系就在其纯是自然方面加以检阅,也是不能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自然神学所要解答的问题从小处着想,那末问题的解答好象就是容易的了,譬如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一些很伟大的属性,可是没有那些需要来建立一个和那最大可能的目的相一致的自然的一切属性的这种存在者,而且对于一切符合这种说法的存在,这种存在者可能只是一个或不只一个,我们都尽可放肆地使用神这个概念。

    或者,我们认为是无关重要的事,对于其证明根据不充足的那种理论的证明武断地加上什么东西作为补充;因而如果在我们只有理由来假定许多完善的地方(试问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许多呢?),我们就以为我们有权来认为一切可能的完善是当然的:这样一来,自然目的论就有了有力的要求,自许它有了奠定神学的基础这种荣誉的。

    但是有什么东西叫我们,还要使我们有权来这样把所说的事实加以补充呢?如果我们是要指出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在理性的理论使用的原理当中,是找不着任何辩护的根据的。

    因为这种使用彻底要求我们,为了说明经验的一个对象,我们以之归于它的属性是不能多于我们在经验的材料中对于这对象的可能性所发现的那些属性的。在审慎的检查中,我们将要看到,其实原来的最高存在者这个观念是依据理性的完全不同的一种使用,即理性的实践使用的,而使我们不得不补充自然目的论所提供的在自然中种种目的的原始根据这个有缺点的表象,而把它补成为一个神的概念的,正是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是验前就存在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看到了这点时,我们不应错误地想象,认为我们,通过理性在对于世界的物理的认识中理性的理论使用,就引伸出这个观念,更不必说证明其实在性了。

    我们深责古代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神,除了神们的元首以外,都是象人那样总是原来就受到限制的,由于古代的神当中是有种种大的不同的,部分是在于他们的能力方面的不同,而部分又在于他们的意义和意向之不同。

    因为古代的人,在他们观察自然中事物的秩序与其进行时,当然就觉得有充分的理由来假定某东西是超过单纯的机械作用而作为自然的原因的,而且并猜测到某一定的更高原因方面的某些意向的存在,是古代人只能想象为超人类的而且是在这个世界的机器背后的。

    但是由于他们在自然当中碰见好的东西而又碰见坏的东西,碰见有目的的东西而又碰见反乎目的的东西,散布在许多的地方,至少照我们俗眼所看见的是如此,而他们又不能为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创世主这个武断的观念起见,擅自认为还是有一些隐藏在基础上的聪明慈善的目的,其证据是他们所看不见的,于是他们对于那最高的世界原因的判断很难是不同于当时那样的,那就是说,只要他们始终一贯地遵循理性的纯然理论的使用的准则,他们的判断总不出此途的。

    其他是物理学家而同时想要做神学家的人,认为为自然东西的原理得到绝对的统一性,那就是理性所要求的,而就会能使理性完全满意了,其方法就是借助于一个存在者的观念,在这个作为唯一的实体的存在者里面,那些自然东西是一起被包含看作为只是其联带附有的型式的。

    虽然这种实体不因它的理智而为世界的原因,然而它也是一个主体,在其里面是存有世界上一切存在物方面的所有理智的。结果就是,虽然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按照目的而产生什么东西的存在者,然而是一个存在者,在其里面,所有一切东西,由于它们是其单纯的型式的那个主体的统一性,虽然它们本身是没有目的与意图的,可是必然按照目的而相互联系着的。这样一来,由于这些东西把许多按目的相联系着的实体十分困难得到的统一性,从一种因果性的依靠一个实体的关系变为依存于一个实体的关系,而就因之引入了有目的的原因这种观念主义。

    从依存的存在者方面看,这种体系就变为泛神论(pantheismus),而从作为原始的存在者的这个唯一存续的主体方面看,这种体系后来就发展为斯宾诺莎主义(spinozismus),这样一来,到了最后,并不是解决了自然目的性的最初根源这个问题,而是把整个问题作为无聊的来说明,因为这种有目的性这个概念被夺去了一切实在性之后,就变成一个一般的东西的普遍本体论的概念这种曲解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自然的判定所要求的这样的关于神的概念,是永远不能按理性使用所遵照的单纯理论原理来引伸出来的,而这些原理乃是自然神学所依赖的唯一原理。

    因为,假使我们声明一切目的论都是判断力方面在其判定事物的因果联系之中的一种幻想,而逃避于自然单纯机械作用这条唯一的原理。那末,由于包含着自然不过作为它的型式的杂多这个实体的统一性,自然对我们来说,只是好象含有目的的普遍关系而已。

    或者我们假定不采取目的性原因这种观念主义而忠诚地依靠着这个特种的因果作用的实在主义的原理。那末,不管我们是以许多有理性的原始存在者,或者只以一单个有理性的原始存在者为自然目的的根据,一旦我们发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来作为基础去建立实在主义这个概念,而只有从世界上目的的实在联系所得出的一些经验性原理,那末,一方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和目的统一性不一致的这个事实,这是自然表现出了许多实例的,而另一方面,只要我们固守着单纯经验使我们有权来抽出的东西,我们关于一单个有理性的原因就永远不能得到一个足够明确的概念来满足任何一种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有好处的神学。

    诚然自然目的论是催促我们去追求一种神学的。但是它不能产生出一种神学来,不管我们是把自然的研究进行到多么远,或者是用理性的种种观念来帮助在自然中所发现的种种目的的联系(理性的观念对于物理的问题来说,必须是理论的)。

    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合理的问题:如果自然从来不,而且又不能,关于那意图中的目的,对我们说什么,那末我们以一个伟大的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测度的理智作为这些一切的安排的根据,而且认为它是按照一定的意图来安排这个世界的,这样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离开一个目的性的意图,我们就不能把一切这些自然目的联系到一个共同点,或者作出一条充分的目的论原理,无论是为把一个已知的系统中的一切目的联系起来,或者是为想出关于最高理智的这样一个概念作为象这样的自然的原因而且是能用作我们判断力在其对自然的目的论反思中的标准的。

    我固然在那种情况之下,对于多方面的种目的有一种艺术式的理智而对于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没有任何智慧,虽然严格说来,这种智慧是必须包含着这种理智所从而得到确定的根据的。我需要一个最后目的,而只有纯粹理性才能验前提出这种最后目的来,因为世界上一切目的都是在经验上受到条件限制的而不能包含有任何绝对是好的东西的,凡是它所包含的东西都是对于这种或那种作为不必然看的意图的。

    只有一个最后目的才会指示我如何去投想自然的最高原因,我要把什么属性归之于它,并且到什么程度,以及我要如何设想它对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是要把自然判定为一个目的论的系统的话。那末,如果没有一个最后目的,我有什么权利或特权来随意把我根据我自己不足道的世界知识所形成的关于那原始理智的这种很有限的概念,或者我关于这种原始存在者实现它的思想的力量的概念,或者关于它要这样做的意志的概念加以扩充而把它扩大成为一个全智而无限的存在者的观念呢?

    如果我是在理论上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预先假定在我里面有了全知来使我能够深入看到自然的种种目的在其整个联系在一起的上面,而且还要能够设想到一切其他可能的计划,比较起来,现在的计划,按合理的理由,得要判为是最好的。因为没有这种对于结果的圆满知识,我的论证是不能达到关于最高的原因的任何明确的概念的,而这种概念只有是在任何方面都是无限的这种理智的概念中,只有在神的概念中,才能找到的,也就是成立了神学的基础了。

    因此,即令有自然目的论的一切可能的扩大,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上面所陈述的原理而说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和原理既是这样的,我们关于我们熟悉的而显示目的性那些自然的调节方式,只能是把自然认为是自然所从属的一个理智的产物而已。但是这种理智可否也是在自然的产生中以及在自然的整个结构中有其有目的的意图,因而这种意图就不是在作为感官世界的那个自然里面的,这就是自然的理论研究所永远不能揭发的一个事情了。

    正与此相反,不管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多么大,那个最高的原因是否自然的原始根源,一直就始终按着一个最后目的而起其作用,或者只是一种根源。由于它的本性的单纯必然性,是决定要产生出某一些型式来的(象我们称为下等动物的艺术木能那样的),那就总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了。

    这种说法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智慧归之于这样的一种理智,更不必说要把一种最高的、和保证其产物的完善性所需要的其他一切性质联系起来的那种智慧来归之于这样的一种理智了。

    可见自然神学乃是为人曲解的自然目的论。除非是作为一种准备(作为一种序论),自然神学对于神学本身来说,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作为神学的准备阶段来说,只有当它有了它所能依靠的另一条原理给它仆充时,它才是适用的。但是,乃至作为一种序论,顾名思义,庄其本身来说,还是不足够的。

    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第25(86)节伦理学神学有一个判断,乃至最通常的理智在其反思到世界上事物的存在以及世界本身的实在存在时,也不能摆脱的。那就是这个判断:生命的形形色色,不管它们的安排是怎样巧妙,不管它们的联系在一起是怎样多种多样的、符合于目的的、甚至它们许多确称为各界的系统的整体,如果人类或者某种的有理性的存在者不存在于其中,就会没理由地存在着的。

    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然而唯一的东西,要世界上其他的东西与之发生关系才能得到其存在的意义的,却不是人的认识能力,不是理论的理性,好象人在世上的意义,就是要有人在世界上来把世界作为他的沉思对象似的。

    因为如果人对于世界的沉思所发现的没有别的东西,而只是无最后目的的事物,那末世界的存在也不能从它被知道这个事实而获得其价值。必须预先假定有世界的最后目的,然后与之发生关系,对于世界的沉思才可以有其价值。与之发生关系,我们才认为世界有其最后目的的,也不是什么愉快感或者一切愉快感的总和,也就是说,不是安宁,不是享乐(不管是身体的享乐或者是精神上的享乐),总而言之,不是幸福,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评价为绝对有价值的。

    当人是存在时,他把幸福作为他自己的最后目的这个事实并不给我们任何概念,叫我们知道何以他要存在,他自身具有什么价值是使他的实在存在对他是适意的。因之就必须预先假定了人就是世界的最后目的,然后我们才有一种合理的根据,来说明自然作为按照目的的原理的一个绝对整体看时,必须是和人的幸福之种种条件相一致的。

    据此,所需要与之有关系的东西只能是热望的能力,然而却不是那使人(通过感官的冲动)依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不是那种能力,就它说来,人的生存的价值是依靠着他的所得和他的所享受的,反之,所说的乃是唯有人自己才能给予其自身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在乎他所作的事情,在乎他不是作为自然锁链的一环,而是在他的热望能力的自由上,怎样行动,所凭看来行动的是什么原理。换句话说,善的意志是人的生存所能唯一借以有其绝对的价值,而且与之有着关系,世界的存在才能有一个最后目的的。

    甚至健康的人类理性的通常的判断,只要它反思到这种问题,因而考虑到它时,都总是和这断定相一致的,认为只有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来说,人才能是世界的最后目的的。

    人们将要说,如果这个人有这么多的才能,乃至在使用他的才能时又是这么活跃,因而对社会与公共的生活发生一种有用的影响,所以,从他自己的幸福情况关系上来说,以及从他对他人的好处的关系上来说,他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他没有一种善的意志,那有什么益处呢?

    从这个人的内心来看,他是一个可鄙的对象;如果世界不是完全没有最后目的的,那末这个人,作为人来说,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却必然是作为一个处在一个服从道德律的世界里的坏人,按照那些道德律丧失其主观的目的(即幸福),而幸福也就是他能有最后目的的生存所必具的唯一条件。

    如果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发现一些适合于目的的安排的实例,并且如果我们照着理性必然要求的那样,把那些只是受条件限制的目的从属于一个无条件的、最高的目的,也就是从属于一个最后目的,那末我们就容易看到,自此之后,我们所与之打交道的就不是自然的目的(包括着在作为存在着的自然里面的)而是包括着一切有秩序的安排的自然的存在的目的。

    因之我们就看到问题就是世界的最终的目的,而更确切地说来,就是唯有在它的底下才能有一个最后目的的那个最高的条件,也就是决定一个最高理智来产生出世界上的存在物的那个根据。

    这样一来,只有作为道德的存在者的人才是我们承认为世界的目的的。因此,我们首先就有一个理由,至少也是最主要的条件,来把世界看为一个按照目的而相互联系着的整体,看为种种最后原因的体系。可是我们理性的性质原是这样,我们必然是把自然的目的归于一个有理性的世界原因的。

    那末,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了一条可用于这种关系的原理,使我们能够想到这个作为目的王国最高根据的第一原因的本性和它的种种属性,从而对它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这是自然目的所不能做到的,自然目的论只能引起这样根据的一些不明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这种不明确性使之在实践的用途上,正如在理论的用途那样,成为无用的。

    有了这样一条关于原始存在者的因果作用的明确原理,我们就毋须把这原始存在者只看为是理智而且作为替自然立法的,并且是作为在一个目的王国里立法的元首了。关于至善(summumbonum),那只是在这个元首的统治权下才能有的善,也就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在道德律下的存在,我们将要把这个原始存在者设想为无所不知的,因而乃至我们心术的最深处(这里就是世上有理性的存在者行为的特别道德价值之所在)都不能对他有所隐藏的。

    我们将要把他设想为无所不能的,这样他就能把整个自然适应于这个最高的目的;又把他设想为既是全善的而又公正的,因为结合而成智慧的这两种属性是构成那些条件,在其下面,世界的最高原因就能成为道德律之下的最大的善的根源。

    同样地,其他还剩下来的超越属性如无始无终性,无所不在性,等等(因为良善与公正是道德属性),一切关于这样一个最后目的所预先假定的属性,都得要看作属于这位原始存在者的。象这样,道德的目的论就补充了自然目的论的不足而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神学,因为自然月的论,如果它不从道德的目的论偷偷地有所假借,而只前后一致地前进,由它自身只能建立一种鬼神学damonologie,而鬼神学是不能奠定任何明确的概念的。

    但是这条原理,由于世界上某些存在者的道德的目的意义,是把世界和作为神的一个最高原因发生关系的,却并不单纯由于完成自然目的论的论证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因而不是由于必然采取自然目的论的论证作为它的基础的。与此相反,它是能够依靠它自己的而叫人注意到自然的目的而且去追求隐藏在自然的种种型式后面的不可思议的伟大艺术,象这样来给纯粹实践理性所产生的理念以一种在自然目的中附带的证实。

    因为世界上从属于道德律的存在者这个概念,乃是一条验前的原理,是人必然要按照着来判定他自己的。不但是这样,并且如果真有一个世界原因,有计划地而朝向着一个目的活动着的,那末上述的道德关系就必然是象自然律所决定的关系一样为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条件(那就是说,当那个有理性的原因也是有一个最后目的的时候)。

    这是一条原理,理性乃至在验前就看为它对事物存在作出其目的论的判定时所必需的。那末,整个问题就成为这个样的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能满足(思辩的或实践的)理性而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来把一个最后目的归之于按照目的而活动的最高原因呢?因为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理性的主观性质,乃至按照我们所能想象到其他存在者的理性,这样的最后目的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从属于道德律的人,这是可以验前认为一定有效的,而我们是完全不能在验前认识到在物理的秩序中什么是自然的目的,特别是不可能看到一种自然没有这样的目的时就不能存在的。

    解说设想一个人正值他对于道德感有着适合的心情的时候。如果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之中,他正在发闲地、欢畅地欣赏他的生存的时候,他内心感觉到一种需要,需要为着他的生存而感谢某人。或者在另一个时候,有着同样的心情,他觉得自己是在职责的紧张中,而只能通过自愿的牺牲才能完成而且去完成这些职责;那时,他心中就感觉到一种需要,需要在完成其职责时是遵行了某种命令而且服从了一位上主。或者这个人轻率地逸出了职责的正轨,虽然是不致于要对人负责的;可是严厉自责的话语却要落到他的内部听官上来,而他就要好象听见他所对之辩解的一位审判者的声音。

    总而言之,他所需要的乃是一种道德的理智;因为他是为着一个目的而生存的,而这个目的是要求有一位存在者,是本着这个目的而形成了他这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在这些感觉的后边想要矫揉造作地探求动机出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些动机都是直接和最纯净的道德感联系在一起的:感恩,服从和惭愧(那就是在应得的惩罚面前屈服)都是对职责的心情之特别的型式。这不过是心灵在这里趋向于让它的道德感得到扩大而自行想象到不在世上的一个对象,以便有可能时,也在这样的一个对象的面前证明他忠于职责的态度。

    所以这样做至少是可能的,而且这样做是在我们的思想的道德习惯中有其基础的,那就是形成一种表象,描写着对于一位存在者的存在的一种纯粹的道德需要,借以让我们的道德性得到加强,或者甚至(至少在我们的表象方面)得到范围的扩张,就是对它的行使得到一个新的对象,也就是说,承认世界以外有一个道德的立法者是可能的,而且这样做时是没有顾虑到理论的证明,更没有顾虑到私利,而只根据纯然道德的理由,这种理由当然只是主观的,可是不受外来的影响的,只是按照纯由自身立法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单纯推荐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可能是少见的、或者也不是持久的,而是昙花一现没有持续的效果的,或者它是可能消逝而心灵并没有加以反思到在这样一种映现出来的对象上面去,而又没有费力去把它带到明了的概念底下去。

    可是这种心情的根源是明白的。那就是我们本性的原有道德性格,作为一条主观原理在我们观察世界当中,没有通过自然原因而得来的目的性,就不让我们得到满足的,而是引导我们把一个基础上的、按照道德律而管理自然的最高原因输入世界里面去的。除上述的之外,还有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觉得道德律促使我们为着一个一般性的最高目的而努力,然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以及一切自然是不能达到它的。

    再则,只要我们是追求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判定我们是和一个有理性的世界原因的最后目的相符合的(如果是有这样一个世界原因的话)。样,如果没有更好的理由来承认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承认它而并不自相矛盾),我们还有从实践理性得来的一种纯粹道德的根据,使得我们不致认为把这种努力看作在它的效果上是十分无聊的因而让它松弛下去这种危险。

    让我们重述这里说了这么多的所想要传达的意思。虽然惧怕无疑是可以能够产生许多神,(即鬼神)出来的,但是能够产生真神(gott)这个概念的,只有理性通过它的道德原理,(而虽然关于自然的目的论一般是很无知的,或者由于难以用充分证实的原理来调解自然所呈现的相互冲突的现象而引起的很大怀疑,理性还是能够这样产生出真神的概念来的。)还有这一点,人的生存所要达到的道德目的就弥补了自然知识的不足,由于它指示我们把那个具有种种属性,因而有能力,来把整个自然从属于那单一的目标而且把自然成为只是那个目标的工具的最高原因这个思想和一切事物的存在的最后目的这个思想接合起来,而这个目的的原理就是唯一能使理性从一个伦理的观点得到满意的,换句话说,它是指示我们把这个最高原因作为神来想的。

    第26(87)节

    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我们有一种自然目的论,它所提供的证据是足够为我们的理论反思判断力来使我们能够承认一个有理性的世界原因的存在的。但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其因果作用的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我们发现一种道德的目的论,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一个目的的关系,连同支配那关系的规律,是可以在验前确定下来的,因而就是为人认识到是必然的,那末道德目的论就毋待于我们自身以外的任何有理智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内在的与规律之符合,正如我们在几何形的几何属性(对于一切可能的艺术来说都有其适应性)之中,不必求之于外面的一个以这种适应性授予它们的最高理性一样。

    但是这种道德目的论在这点上和我们的关系,是就我们作为世界上的存在者来说的,因而是就我们在世界上和别的东西联系起来来说的;而同是这些道德律责令我们要顾虑到世界上一些别的东西或者作为目的或者就它们来就我们是最后的目的。那末,这种道德目的论是有关于我们自己的因果作用对于目的的关系,乃至对于我们必须在世界上意欲提出的最后目的关系,同时也是有关于世界与那道德目的的相互关系以及和在外部条件下实现那道德目的的关系(关于这点,没有什么自然目的论是能给我们任何指导的)这种道德目的论就提出一个必然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必然要问:这种道德目的论是否一定要我们的理性的批评判断越出世界的范围而追求一种有理智的最高原理,那原理是关于自然与我们里面的道德的东西的,象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自然的一种表象,显出自然也在其对于我们的内在道德立法权与其可能的行使上是合乎目的的呢?因此,道德目的论确实是有的。

    它一方面是必然与自由的法理(nomothetik)相联系而另一方面又必然与自然的法理相联系的,正如有了公民的立法权,就联系着在那里去找其行政权这个问题那样。

    其实这里的联系也正是这一种的联系,就是理性在任何东西里面发现有联系时,总是给它以只按照理念才有可能的事物某一定合乎规律的现实性这条原理的。我们开始就将说明理性是怎样从上述的道德目的论与其对于自然目的论的关系而前进到神学去。然后我们就将要关于这种推断型式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作一些观察。

    如果我们假定某些事物的存在(甚至只是事物的某些形式)是不必然的,因而只是通过某另一东西作为它们的原因才成为可能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去追求这种因果作用的最高的根源,因而去追求受条件限制的东西的无条件的根据,或者是在物理的秩序里,或者是在目的论的秩序里,那就是按照有效的联系(nexuseffectivus)或者是按照目的的联系(nexusfinalis)。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问:哪个是最高有效原因,或者什么是这种原因的最高的(因而也就是无条件的)目的,就是说,一般说来,它产生出这些或它的一切产物是为了什么的最后目的的?在后一个问题里。

    显然是认为这种原因当然是能形成目的的一种表象的,因而也就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或者说,至少我们必须把它设想为是按照这样一个存在者的规律而活动的。现在,设使我们跟着目的论的秩序去,那就是一条基本原理,乃是甚至最寻常的人类理智所不得不马上就同意的。这原理就是:如果理性必须在验前指定有一个最后目的,那末这个最后目的只能是服从道德律①的人(或者任何一个世上有有理性的存在者)。

    ①我故意说:服从道德律。世界的最后目的并不是按照过德律的人,就是说,并不是按照这种规律而生活的人。因为用后一种的说法就会是断言多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断言世界的创造主有权来保证人总是会遵照道德律的。但是这就预先假定了关于自由和关于自然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只能关于自然才想到一个外在的创造主的),这个概念是意味着洞见自然的超感性基质以及这基质和通过自由的因果作用所使之在世上有其可能的东西的同一性的。这种洞见是远远超过我们理性的识别力的,只有关于服从道德律的人,我们才能够肯定他的存在形成世界的最后目的,而不越出我们识别力的界限。这种说法也完全和人类理性在其从道德观点来反思到世界的进称中所判定的结果相一致的。我们相信,乃至在恶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看到无法无天的匪徒,在死以前也受到其罪行的应得惩罚,我们也就看见事物中一种明智的目的关系的痕迹了。按照我门自由因果作用这个概念,善恶行为都是以我们自己为转移的。但是我们认为治理世界最高的智慧就是在于这个事实,即善行的机会以及从善恶行为而生的后果部是按照道德律注定的。正当地说,善恶行为的后果也就是上帝的荣耀,所以神学家很适当地称之为世界的最终目的。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当我们使用造化(schpfung)这同时,我们的意思只是这里我谈到的,就是世界存在的原因,或世界上种存在的原因。这也就是这个词严格的意义实体的现实性就是造化、种东西,即实体()。可见这词并不意味着假定有一个自由活动的因而就是有理智的原因。这样一个有理智的原因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首先要证明的。原注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判断)如果世界只是无生命的物所构成,或者甚至是部分有生之物然而是无理性的物所构成的,那末这种世界的存在就会毫无价值的了,因为在它里面不会存在着任何的存在者对于价值是什么有丝毫的概念的。另一方面,如果甚至是有有理性的存在者,然而如果他们的理性只能把事物存在的价值寄托于自然对他们的关系,就是寄托于他们的福祉,而不是从原始的根源来为自己得到这种价值,即在自由中得到这种价值,那末诚然在世上是有相对的目的,可是没有绝对的目的,因为这种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仍然总是一直没有目的的。

    然而道德律的一种特色就是这些道德律替理性所规定的东西其目的的形式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因而正是一个最后目的的概念所需要的形式。所以只有象这样的理性的实在存在,也就是能在目的的秩序中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的理性的实在存在,换句话说,服从道德律的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实在存在,才能看为是世界存在的最后目的。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末要就是在处在世界的存在的基础上的原因中没有任何目的,要就是只有没有最后目的的一些目的。道德律乃是我们使用自由的形式上的理性条件,而作为是这样的东西,单独由它自己就使我们负有责任,而不依靠任何目的作为它的物质上的条件。

    但是它又替我们决定了一个最后目的,而且是在验前这样做的,并且叫我们负责来努力于这个最后目的的达成。这个目的就是世上通过自由而成为可能的最高的善。

    人而且,按照我们一切的概念来说,每一个有理性的有限的存在者,能够任上述的规律之下树立一个最后目的所必须具有的主观条件,就是幸福。结果就是,世上最高可能的物理的善,而又是就处在我们里面作为最后目的来推进物理的善,就是幸福幸福也就是在个人和道德的规律相一致这种客观条件之下,作为配得幸福的性质。

    可是,靠我们理性的任何能力,我们都不能把道德律对我们提出的最后目的所需要的这两种东西,在心里,想象为是通过单纯的自然原因而结合在一起而且又是符合于所想到的最后目的这个理念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自然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法的因果作用和我们的自由结合起来,这样一个目的通过我们各种力量的应用的实践必然性这个概念,和这目的的实现的物理可能性这个理论上的概念是不相一致的。

    结果就是,如果我们是要树立一个与道德律的需要相符合的最后目的,我们就必须假定有一个道德的世界原因,那就是一位创世主。而就树立这样一个目的是必需的这点来说,那末,照样也必须,就是说,在同样的程度上假定有一位上帝,换句话说,必须假定有一位创世主,以及根据同样的理由①。

    这种证明是我们很容易给以逻辑精确性的形式的,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如同必须承认道德律的有效性那样,因之一个不能以上帝的存在来说服自己的人,可以认为他自己毋须担负道德律的有效性使之担负的责任。

    不,并不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所必须要放弃的乃是世界上的最后目的是由遵守道德律而实现的这种预想,那就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幸福和谐地和道德的遵守相联系着作为世界上的至善这种预想。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得要继续承认他自己是为道德的教圳所严格约束的,因为道德的规律都是以形式出现的而且是无条件地发出命令的,并不理会到目的的(作为①这种道德的论证不是旨在提供上帝存在的一种客观有效的证明。这个论证的意思不是要对怀疑与证明有一位上帝,而是要证明如果这种怀疑者想要在与道德相一致的方式上进行思维,他就必须采取这个命题的假定作为他的实践理性的一条准则。其次,这个论证也不是旨在肯定为了道德的缘故是必须假定世界上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幸福是和他们的道德成比例的。与此相反,乃是因道德而需要有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一种主观上而且为着道德的存在者足够的论证。原注志愿的内容的)。但是最后目的的唯一要求作为实践理性对世上的存在者所规定的,就是一种为他们作为有限的存在者的本性所栽在他们里面的难以抵抗的目的。

    理性绝不承认这种目的,除非是作为不可违犯的条件而从属于道德律,而且只按照这种条件才把它变为普遍的。这样,它就把幸福的促进之与道德的一致作为最后目的。关于幸福只按我们力之所逮来促进这个所说的目的,就是道德律所命令的,而并不管这种努力的后果是怎样。

    职责的完成是在于真实意志的形式,而不是在于有助于成功的中间发生的原因。那末设使有一个人,部分为那些众人所称颂的一切思辩的论证所有的弱点所影响,而部分又为他在自然中以及在道德领域中所发现的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所影响,而相信没有上帝这个命题;然而,如果他为着那个缘故,他决定把职责的种种规律看为是单纯空想的,无效的,而且是不必遵守的,于是就大胆决心去违反它们,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却是一个不足道的东西。

    我们又设使这样一个人后来能确信他当初怀疑的真理;如果他依然坚持上述的想法,他就还是不足道的。如果他甚至在实际的行动上,如所要求的那样严格地尽贡,但是他这样做,如果是由于惧怕或者希望得到报酬,而内心对于职责并没有尊敬的心情,那末情况还是那样的。

    反之,如果他作为一个信徒,诚意地、无私地按照他的良心遵守责任,但是遇见他想要考验自己时,他把这种情况摆出来,他也许确信没有上帝,那他就立刻相信他毫无道德的责任了,那末他内心的道德心情只能是坏的。

    那末我们可以拿一个诚实的人为例,比方是斯宾诺莎这样的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坚决相信没有上帝的(既然关于道德的对象有同样的后果),于是也没有来生。那末他是怎样判定他的从道德律而来的内在目的性而这道德律却是他在实践中所尊敬的呢?他是不需要道德律的遵守来给他任何个人在今生或来生的利益的。

    与此相反,他的意志是不求个人的利益,而只要建立那神圣的规律把他的一切力量指向到的那种善。但是他的努力是受到限制的。诚然,他在自然中可以指望有时候,却不是总是,有一种按着一定的规则,和他的准则那样而且主观上必须是那样的与那个是他觉得不得不去实现并且被催促着去实现的目的相一致的。

    欺骗,暴行,与妒嫉总是流行在他的周围,虽然他自己是正直、和平和慈善的;而他在世上所遇见的其他虔敬的人,不管他们是怎样配得幸福,可是为那毫不顾及这种美德的自然,使之受到贫乏、疾病、夭折这一切的不幸,正如世上其他的动物一样。而这也就长此以往,直至一个辽阔的坟墓把他们(正直的也好,不正直的也好,因为在坟墓中,是没有分别的)一起都吞噬掉,而那些能自信为世界最后目的的人们,也为自然掷归于他们所从自来的无目的的混沌物质的深渊。

    这样一来,这个虔敬人在遵行道德律的过程中所持有而又是应该持有的目的,就一定要被他看为不可能的而放弃掉了。但是他或者决意始终忠于他内心道德命令的号召而不愿让那是道德律直接感动他去服从所带来的尊敬心情、因着适合于道德律的高尚要求的唯一理想的最后目的空虚,而被削弱下去,这种事情是不能不损害及道德心情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假定世界道德的创造主,即上帝的存在。既然这种假定至少是不含有在其自身中的自相矛盾的,那末他就尽可从实践的观点来作山这种假定,也就是说,至少是为了形成一个在道德上给他规定的最后目的的可能性的概念这种起见而作出这种假定。

    第27(88)节

    道德证明的有效性的限制纯粹理性看作一种实践的能力,也就是看作一种通过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来确定我们因果作用的无束缚的使用的能力,不但是在其道德律里具有我们行动的一种限制性的原理,而且同时由于那条道德律并提供另一条从主观的观点看来是组织性的原理,这条原理乃是包含在只有理性才能想到的一个对象的概念之内的,而且是要在世界上通过我们按照那道德律的行动来实现的。

    所以在按照道德律来使用自由之中一个最后目的这个理念是有其主观实践的实在性的。我们是验前被理性确定了要尽力之所及来促进这个至善的。

    这种至善乃是在世界上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最大福祉与他们的善良的最高条件的结合上,即在大众幸福与最严格的道德的结合上而形成的。可是这种最后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可能性,即幸福的可能性,是经验所限制的。它是以自然的本性为转移的,是要看自然是否和这个目的相符合的。

    因之它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是成问题的;而其另一组成部分,即道德,关于这部分我们是不为自然与我们合作与否所限制的,所以我们在验前就有了它的可能性的保证,而可武断其为一定的。

    因之,验前就有一个最后目的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事实,并不满足世界上有理性的存在者一个最后目的这个概念的客观的与理论的实在性之一切要求的。还得要创造,即世界本身,在其实在存在方面确有一个最后目的才行。如果我们能够在验前证明它确有这样一个目的的话,那就会有了客观的实在性来补足这个最后目的的主观实在性了。

    因为如果创造是有一个最后目的,我们就只得想到它必然是和我们的道德能力相符合,而只有这种能力才能使目的这个概念成为可能的但是现在我在世界上发现确实是目的的东西。其实自然目的论展示出这么多的目的,如果我们让理性来指导我们的判断,我们是有根据来作为研究自然的原理假定在自然中简直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目的的。

    可是在自然自身里,我们寻找它的目的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和这种最后目的的理念只处于理性里面那样,我们也只能,而且必须在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来寻找这样的目的作为一种客观可能的东西。但是这些存在者的实践理性不只是指出这个最后目的,而且还关于我们能想到创造的最后目的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确定了这个概念。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为着满足纯粹理性的种种理论的要求而证实最后目的这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为着确定性的判断力,这是诚然不能显然确实地做到的。然而为着理论上反思的判断力可否充分地做到?这是对于思辩哲学最低的要求,因为思辩哲学是负责来把道德的目的通过一单个目的这个理念和自然目的结合起来的。可是甚至这一点点还是远远多过思辩哲学所能完成的。

    我们从理论反思判断力原理的立场来谈谈罢。为了说明自然的有目的的产物,我们是否有理由来假定自然有一个最高的原因,其关于自然现实性的因果作用,或者说它的创造的活动,必须要看为是特别不同于自然的机械作用所需要的,就是说,看为是一种理性的因果作用的?如果是的话,那末,按上述的原理,我们就应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以之归之于这个原始的存在者不只是在自然到处都有的目的,而且还有一个最后目的。

    这并不足以证明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灾在存在,可是,至少象在自然目的论的情况下那样,它能充分地说服我们,为了使这样一个世界的可能性成为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必须不只注意到目的,而且还必须把这种可能性的实在存在归之于一个在其基础上的最后目的。

    但是一个最后目的单纯是我们实践理性的一个概念而不能从经验的任何材料推论出来去作出自然的理论上的判定的,也不能用来认识自然的。

    这个概念的唯一可能的用途乃是为着实践理性按着道德律的;而且创造的最后目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一种性质,它是和我们只能按照规律所确定的东西相符合的,也就是和我们纯粹实践理性在其只在应该是实践的限度内的最后目的相符合的那末由于以这种最后目的强使我们接受的那道德律,我们就有理由从实践观点来假定,为着把我们的力量都用于那个目的的实现,它是有其可能的,即有实行的可能性的。因之,我们也就有理由来假定事物的性质是和这样的可能性相符合的因为这种可能性所受的条件限制不是在于我们的权力的,所以除非自然是和我们协力,这个最后目的的突现是没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就有道德上的理由来假定既有世界,我们也就有创造的最后目的。然而这并不是从道德目的论到一种神学的推论,就是说,不是从道德目的论推论到世界的道德创造主的存在,而只是推论到在上面那样确定下来的创造的一个最后目的。然而为了说明这个创造,就是说明符合最后目的的事物的实在存在,我们是否就必须首先承认有一个有理智的存在者,而其次又必须承认有一个不单纯是有理智的存在者象是为了说明自然中我们不得不判定为目的的这样东西的可能性所得要承认的那样而且必须承认有一个又是道德的,作为世界创造主的,因而是主帝的存在者呢?

    承认这点也就包含着另一个推断,其性质是这样的,因之我们看出它是单纯为着实践理性的概念性判断力的,而既然是这样,所以是适合于反思的判断力,而不适合于确定性的判断力的。诚然对我们来说,道德的实践理性在原理说来本质上是不同于技术的实践理性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不能擅自认为谈到最高的世界原因时,同样必须有这种分别的,如果假定那个最高的世界原因是一种理智的话,而且认为这种理智方面对于最后目的来说,也需要一特种的因果作用,不同于单纯自然目的所需要的因果作用的,或者认为我们因之在我们的最后目的里不只是有一种道德的理由来承认创造的最后目的作为一种结果,而且又有一个道德的存在者作为创造的原始的根源。但是我们很可以说,按照我们的理性能力的性质,如果没有一个世界的创造主和管理者,同时又是一个道德的立法者,我们就完全不能把和道德律与其对象有关系的合目的性的可能性变为我们所能理解的了。

    所以一个最高的道德上的立法创作者的真实性,其充分的证明只是为着我们理性的实践使用,而关于它的存在,在理论上是没有确定什么的。因为理性有一个目的,只是为它自己的特种立法权所规定的。为要使这个目的成为可能的,它需要一个理念足以把一些障碍,就反思的判断力来说是足够地清除掉,而这些障碍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在单纯有一个关于世界的自然概念的时候不能把这种立法权见之于实行而来的。象这样,这个理念就获得实践的实在性,虽然就思辩的知识说来,它没有任何方法使它从理论的观点为它得到什么实在性来说明自然,或者确定其最高原因的。就理论的反思判断力来说,自然目的论从自然的目的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一个有理智的世界原因。

    就实践的反思判断力来说,道德目的论通过一个最后目的这个概念也成就了这点,因为从实践的观点看来,道德目的论是不得不把一个最后目的归之于创造的。上帝作为一个道德的创造主来看,其概念的客观实在性诚然是不能只通过自然目的来予以证实的。可是,在关于那些目的的知识和关于道德的知识联合起来的时候,那指示我们尽我们力之所逮来追求原理的统一的准则,就使那些目的得到相当大的重要性,为的是要用上面所说的已经从理论的观点具有的实在性的理念来为判断力加强那个理念的实践实在性。

    为了防止一种很容易发生的误解起见,十分有必要来附带指出两点,第一,最高存在者的这一些属性是我们只能按类比来设想的。因为,既然经验不能指出任何与之相类似的东西,我们怎样去研究它的性质呢?第二,这样一些属性也只能使我们能够设想到一位最高存在者,不是去认识他或者可以去在理论上把这些属性来称谓他。

    因为这只是为了我们理性在其思辩方面的确定性判断力起见,才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为着要看出最高世界原因在其本身是怎样的。但是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唯一问题就是,按照我们认识能力的结构,我们关于这位存在者得要形成什么概念,而且我们是否得要因为一个目的而假定他的存在,而这个目的是纯粹实践理性,并不联系到任何这样的假定,强要我们尽我们力之所逮来予以实现,而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同样也得要设法使之获得单纯的实践实在性,那就是说,单纯要能够把所期待的结果看为是可能的。很有可能,上述的那个概念对思辫理性来说是超出经验的范围的。

    而且我们用这个概念来以这些属性归之于所说的存在者,在这些属性客观使用上,可能隐藏着有一种神人同形说的。然而我们在使用这些属性时,其目的之所在不是想要这样就确定我们所不能达到的那位存在者的性质,而是想要用它们来确定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意志。我们可以按我们对于它的结果所有的概念来称一个原因,虽然只关于这原因对于这结果的关系的,而我们可以这样做,但不因之就想要靠我们对于那类的原因所只知道的性质来在内部说明那个原因的原有性格,因为那些性质必须是经验给予我们的。

    例如我们除其他的性质以外,还把运动力(vislootiva)归之于灵魂,因为实际上物体的一切运动都是有其源由的,其原因是处在运动的表象里面的。但是我们这样做时,并不因之就想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种动力,如吸力、压力、冲力所发生的力,因而是通过连续推动的力,归之于灵魂,因为这些力总是预先假定有在空间有广袤的物的。

    然而我们正同样地得要假定某东西,是包含着一个必然的道德的最后目的的可能性和实践实在性,即可实施性的根据的。但是,按照从这根据期望所得的结果之性质,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某东西投想为一位按照道德律来管理世界的存在者,而按照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我们就不得不把它设想为不同于自然的东西之一种原因,为的只是要表达出来这位超出我们一切认识能力以上的存在者对于我们实践理性的对象的关系。

    卷四

    可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因之想要在理论上以这类为我们熟悉的唯一因果作用,即一种知性和一种意志,归之于这位存在者。不但如此,甚至谈到我们认为是存在于这位存在者里面的因果作用的关于就我们来就是最后目的的东西,我们在客观上也不是想要把它作为存在于这位存在者里面的,从关于自然与其一切有目的的型式区分开来。

    与此相反,我们只是假定我们能够承认这种区别作为是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所主观上必需的,而且是对于反思的判断力有效,而不是对于客观确定性的判断力有效的。但是一涉及实践问题时,这种的限制性原理(明智或智慧所遵从的),原是要指导我们按照某东西作为一个目的来行动的,而这个目的的可能性,按照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只能为我们在某一定的方式上设想得到的,也就变为组织性的了。换句话说,这个原理乃是在实践上能确定的,而同是这个原理,作为按照着来判定事物的客观可能性时,就并不是在理论上能确定的,或者换句话说,它并不是说,我们时思维能力所承认的唯一类型的可能性也可以是属于我们思维的对象的。与此相反,这条原理是一条单纯限制性的原理,为反思判断力用的。

    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解说这种道德的证明决不是一种新发明的论证,而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旧论证的新形式而已。因为在人的理性开始活动起来的时候,这种道德证明的萌芽就已是在人的心里面了,而只是随着人的理性不断的栽培,就越来越发展罢了。

    到了人类开始反思到是非的时候,在人们看自然的有目的性象是无关重要的时候,在人们利用这种有目的性而并不想到自然的惯常过程以外还有其他的财候:他们也就不得不发现这种不可避免的判断。不管一个人是行为诚实或行为虚伪,行为合理或行为残酷,然而到了他临终时,至少是人所能看到的,他的善行没有善报,而他的罪行却没受到惩罚,而结果总不能一直是没有分别的。好象人们内心听见一种声音说,必定是有所不同的。

    因之也必定有一种模糊的观念,有某东西是人们觉得不得不追求的,某东西是所说的结果完全不会与之一致的,如果他们把自然世界的进行看为是事物的唯一秩序的话,那末他们就不能满足他们心里的那种有目的的命运(zweckbe-stimmung)的。不管人们现在对于矫正这种不合规则的东西所想出的方法所有的许许多多的观念是如何粗糙(而这种方法,和有些人想要使之成为他们对于判定自然的基本原理的那种盲目的命运,必然对于人的心灵要更大大地使之反抗),那末只有一条原理是人们能按照着它而甚至只想到自然有可能来与他们内心的道德律相一致的。

    那就是按道德律治理世界的一个最高原因这个原理。因为摆在人们面前作为职责的,处在人们里面的一种最后目的,和外面而没有任何最后目的的自然,而又是在它里面要实现那前面的目的的自然,这两者是处于矛盾的地位的。关于那个世界原因的内部性质,人们固然是能够想出许多无稽的东西来。

    但是对于世界治理中的道德关系,就那最未受到培植的理性来说,依然总是普遍可理解的,只就那理性把自己作为实践的来对待,虽然思辩理性是远远不能与之齐步前进的。而且首光引起对美和自然目的注意的,大概也就是这种对于道德的兴趣。这是卓越地能加强上面所讲的理念的,虽然它不能给它提供它的基础。

    它更不能没有这种对于道德的兴趣;因为只有在对于最后目的的关系上,关于自然目的的研究才获得那直接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是在对于自然的惊叹里大大的表示出来,而是没有考虑到从而得到的任何好处。

    第28(89)节

    道德论证的用途谈到我们关于超感性的东西的一切理念,理性是局限于它的实践使用的种种条件,这个事实,涉及到上帝这个理念时是有显然的用处的。它防止神学沉迷于见神论(theosopbie)的五里云雾中,就是说陷入于使理性模糊的超经验的概念中,而又防止神学降落到鬼神论(damonologie)底下去,那就是以神人同形论来表象最高存在者的方式。它又使宗教不致陷入于巫术(theurgie),巫术就是一种狂热的幻想,认为一种情感能够从别的超感性的存在者传达到我们,而我们又能对它们发生影响,也就是陷入于偶象崇拜(tdololatrie),这是一种迷信的幻想,认为一个人能用别的方法来使最高的存在者喜悦他,而不是用通过道德律的方法①。

    因为如果我们让那些要论证到处在感官世界以外的东西的人的虚妄和傲慢去确定理论上乃至最小的一点,因而去扩大我们的知识;如果许可人来妄称对于神的本性的存在与性质,对于它的知性与意志,对于这两者的规律和从而出来的种种属性以及对于世界的影响,都有其洞见;那末我就要知道,在哪里并且正正在什么地方来划定理性的僭妄的界线。

    因为不管这种洞见是从何而来,它还是指望要扩大的、因为如所想的那样,我们只须尽力去反思就行了。然而这种僭妄,其界限只能是按照某原理来予以设定的,只是根据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发现截至现在为止,所有这种企图都失败了,这是不够的;因为那样不反证没有更好结果的可能的。

    但是在这情况下,唯一可能的原理,或者是承认关于超感性的东西,绝对是不能在理论上确定什么的(除非只是消极地确定),或者是假定在我们的理性里面有一种谁也不知道多么广大而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保留着的还未开发的扩展知识的矿藏。但是结果就是,谈到宗教,也就是道德,在其对于上帝作为立法者的关系上,就是如果关于上帝的理论知识必须是在前的话,那就不得不符合于神学了。

    这样一来,就不但是要把一位最高存在者方面的一种外在的而任意的立法输入来代替了理性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立法,而且在这种立法之中,我们对于神性的洞见所有的种种缺点都必然是伸张到道德规范而这样宗教也就与德道脱节而变质了。

    那末关于来生的期望又怎样呢?我们固然可以求教于那个最后目的,那是我们按照道德律的指示所必须要完成的,而采用它作为理性对我们的命运所作出的判断之一条引线,因之这种判断只是我们从实践的观点才看为是必须,或者说值得采纳的。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做,我们去求教于我们理论知识的能力,那末关于这点心理学的际遇也就和上述情况下神学的际遇一样了。关于我们的思维的存在者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概念而已。

    内部感官的操作和出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能以物质来说明的;因之不管怎样运用我们理论知识的能力,也不可能在思辩的根据上,关于思维的东西的特殊性质和它死后的人格存续或中止,作出扩展的、确定性的判断。这样一来,刻下来的无非是从实践范围里所必需的观点看的关于我们存在的目的论判定和我们继续存在这种假定,作为由理性绝对交与我们的最后目的所需要的一种条件。

    所以在我们这种消极的结果里,就也显出一种收益,而这种收益初看起来无疑又象是一种损失似的。因为正如神学永远不能变为扩大我们知识的见神论这种所谓科学那样,理性的心理学也永远不能变为神灵学(pneu-matologie)这种扩大我们知识的所谓科学,然而在另一方面,心理学也没有危险会退化为一种唯物论。

    ①偶像崇拜(abgtterci),在实践理性说来,总是这一种的宗教,它认为最高存在者具有一些属性,根据这些属性,人可以不用道德而用任何别的方法作为适宜的条件去符合最高存在者的意志。因为不管那种概念的形式从理论观点来看是如何纯净而不杂有感性的意象,然而从实践观点来看,有了这样的一些属性,它是被描写为一个偶像的那就是说,最高存在者的意志的性质乃是按照神人同形论来描写的。原注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心理学始终毋宁是内部感官的一种单纯人类学,也就是在理论认识的形式上始终是单纯经验性的。但是谈到我们永远存在这个问题时,理性心理学就并不是什么理论的科学了。它必须是根据道德目的论的一单个推理,正如它的整个使用是必然由道德目的论所引起作为我们的实践命运那样。

    第29(90)节

    在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中的保证类型无论一种证明是得自所要证明的东西的在经验上直接呈现出来,例如在通过观察对象或者通过实验所得到的证明那样,或者证明是验前通过理性从原理引申出来,所最需要的就是证明不是被动的说服而是主动的确信、或者至少是发生确信的作用。

    换句话说,论证,或者说推理不应孩单纯是同意的主观或者说感性的根据(那是单纯的假相),而应该是客观有效的并且是知识的逻辑根源。不然的话,知性就是诱骗而不是确证了。

    这一类的假相证明是在自然神学里提出来的可能用意是极其好的,但是有意掩盖着它的弱点的。关于自然事物的起源按照目的的原理的一大堆的证据都排列在我们面前,却纯然利用人类理性的主观根据,人类理性的偏向、凡是它能这样做而没有矛盾的地方,都是思量到一单条原理而不是思量到几条原理的,而且在这条原理只能对说明一个概念所需要的一个名词或者也许较多的名词的时候,理性就加上其他的名词来予以补充,这样来用一种任意的补足方法去使事物的概念成为完整。

    因为很自然地,在我们发现这许多自然的产物都是叫我们看到一个有理智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何以宁可想到许多这样的原因而不去只想到一个这样的原因呢?那末,又何以在这个原因中只想到一个大的理智、能力等,而不去想到它是全智全能的,总而言之,是拥有对一切可能的事物都是有其足够的属性的呢?

    何以又不继续下去,不只以自然的规律与产物所需要的理智归之于这个单个的全能的原始存在者,而且把属于一个有道德的世界原因的最高道德的和实践的理性归之于它呢?

    因为这样来完成了这个概念,我们就有了一条原理能同样满足对自然的洞见和道德的智慧所联合需要的条件而且不能有稍为有根据的反对意见提出来反对这种理念的可能性,如果现在在这种论证的过程中,一触动那发动心灵的道德弹簧,而以雄辩的力量来补充它的活泼兴趣(这是它完全值得有的),那就从而发生出来这个证明的客观充足性的说服力,而且在使用这种证明的大半情况下,并引起一种健全的幻觉,完全不屑去看它的什么逻辑精确性。

    其实是反对逻辑的批评的,把它作为好象是出于亵渎神圣的忧虑似的东西而憎恶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到大众的便利,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说来反对这一切的。

    但是这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去把这个证明分析为这种论在所包含着的两种不同质的要素,一种是属于自然目的论的,而另一种是属于道德目的论的。

    因为把这两种要素混为一谈就使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个证明的特别关键之所在,认识到这个证明得要在哪一部分并且怎样加工,使得它的有效性可以在最尖锐的考验下能够稳立不动(虽然在部分上我们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所洞见的是稀薄的)。因此,哲学家觉得他的职责就是要揭露这种混淆所能产生的幻相,纵然这种幻相是健全的,那就是说,如果他乃至全不考虑到诚实对他的要求的话。

    他必须把单纯属于被动说服的东西从导致主动确信的东西分别开来(这两者不只在程度上而且在种别上是不同的),使得心灵在这种证明中所采取的态度能够在其最大的纯洁性上清楚地呈现出来而使之坦白地受到最严酷的考验。

    可是,旨在引起确信的证明可能是属于两类之一的。它可能是为着决定对象在其自身来说是什么的,也可能是为着决定对我们来说,对象是什么的,那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说,按照对象根据着来为我们人所必然加以判定的理性原理、对象是什么。换句话说,它可以是按实在来说的证明或者是就人来说的证明,后的一词是在一般人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依据确定性的判断力的充足原理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依据单纯反思判断力的充足原理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证明单纯依据理论的原理;其结果永远不能是确信。

    但是如果证明是依据理性的实践原理,因而是依据一条普遍而必然的原理的,它就尽可要求一种从实践观点看的充足确信;也就是要求一种道德上的确信。但是如果一种证明只叫我们踏上确信的道路上,它纵然没有产生确信,其结果是要导致确信的。这种情况就是当证明只含有确信的客观根据,这种根据虽然不足以产生确定性,然而它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不是判断的单纯主观根据只能用来说服人的。

    可见一切足以成立一种理论的证明的论证,要就是:(1)通过逻辑上严格的三段论式的推理而得到证明的;要就是:(2)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按类推的推理而得到结论的;如果类推的推理都没有,可是还有(3)盖然性的意见,或者最后就是那最微不足道的(4),作为假设的单纯是解释的可能根据这种假定。

    现在我断言,一切倾向于产生理论上的确信的论证,毫无例外都是无力来产生这一类从其最高程度到其最低程度的确信的,那就是在所要证明的命题是关于一个原始的存在者的存在的时候,就是在原始存在者作为上帝来看的时候,而上帝的意思是适合于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也就是说作为世界有道德的创造主,因而意思就是,通过他就同时得到创造的最后目的了。

    这部批判充分地说明了关于证明在其严格的逻辑形式上,即从普遍到特殊这种形式上,是怎样的。任何一个相应于必须要在自然以外去寻找的存在者的直观,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要那个概念是有待于用综合的述项来在理论上确定的,它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总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因此,关于上面所说的一个存在者、绝对没有任何的认识是丝毫会扩大我们理论知识的范围的,一个超感性的存在者的特别概念没有可能在任何方式上统摄在事物的本性的普遍原理之下,而使它能够从那些原理的推论而得到被确定,因为那些原理仅只是对于自然作为感官的对象才有效的。

    关于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固然可以按其一个和其他一个的类比①它的知识,是没有任何丝毫的接近的;因之在一个关于超感性的东西的判断里,如果它是依据从经验得来的一些论证的话,是没有盖然性的。

    ①类比,在其质的意义上,就是理由与后果,即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同一,只要这些东西,或者那些属性,就其自身来说,即离开这种关系来说,虽然是有特殊的不同,但是作为不同后果的根源的真关系的同一仍然存在的。

    例如在我们把下等动物的技巧动作和人的技巧动作来互相比较时,我们把下等动物技巧动作的未知根源和人的技巧动作的已知根源,即理性来比较,就认为这未知根源是理性的一种类似物。我们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虽然下等动物的技巧能力的根源,称为本能的,事实上是特别和理性不相同的,然而比方在拿海狸的建筑和人的建筑来互相比较时,其对于结果来说,是有相同的关系的。

    但是这并不使我们有理由来推理说,因为人是运用理性来建筑的,因之海狸也必具有理性,而且称这为类比的推理。但是从下等动物方面的类似操作方式,其根源是我们不能直接看到的,和我们直接意识到人的操作方式的根源来比较,我们就可从完全正确地推论说,按照类比法,下等动物,和人一样,是接着表象而动作的,并不是机器,象笛卡尔所说那样,而且虽然下等动物和人是有其特殊不同之点,但是下等动物也是生物,而形成它的某种概念,而且甚至在它们不相同的这点上来这样做;但是从它们是不相同这一点,我们不能按类比来从一个推论到其他一个,就是说,不能把这种特别不同的标志转移到其他一个,例如按照物体相互吸引与排斥的作用与反作用相等这条规律的类比,我就能想象到一个按照法律规定的国家中公民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不能把前者的特殊样子,即物理上的吸引和排斥,转移到这些社会关系上来而以之归之于那些公民,这样来构成称为国家的体系。同样地,原始存在者的因果作用,就是它对于世界事物的关系,即对于这些事物作为自然目的看的关系,尽可按类比被设想为一种理智,看作是我们称为技巧的作品的某一定产物的形式的来源。

    因为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认识能力,在处理世界上事物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利用这个概念,谈到世界上的诸存在者,如果一种结果是认为人为的,就必须把理智归于它的原因。

    但是从这种事实,我们完全不能按类比来推论说,关于自然,我们在人中看到的同样因果作用也属于那完全不同于自然的存在者。其理由就是,这正正是一个就它的结果来说乃是受感性条件限制的原因和一个超感性的原始存在者这两者之间的不相同之点。在这样一个超感性的存在者的概念里是合有这种不同之点的,因而其特别不同之点是不能转移到这超感性的存在者上来的。我是必须只按知性的类比来设想神的因果作用的,而除人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其他存在者是有这种知性的能力的,但是人是受感官的种种条件限制的。

    这是事实,而由于这个事实,就禁止我们不得以应有意义上的知性来归之于上帝。诸3.在验前的判断里,意见是没有地位的。可是这种验前的判断要就是使我们能够认识某东西作为完全确实的,就要是叫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但是乃至当我们从而出发的所与的前提是经验的,象这里所谈的自然目的那样,它们还是不能帮助我们去形成超出感官世界范围以外的任何意见,而对于这种草率的判断,我们是不能给以丝毫要求有盖然性的权利的。

    因为盖然性乃是可能的确实性分配到一系列的根据的那一部分,而在这个系列里的可能性的根据和确实性的充足根据比较,就是象部分和整体比较一样。这里的不充足的根据必须是能够增进到充足的程度的。但是这些根据,既然是同一个判断的确实性的决定性根据,就必须是同属于一类的。

    因为不然的话,在它们一起的时候,就不会形成一个有轻重的量(grosse),象确实性那样。所以不能有一个组成部分处在可能经验范围以内,而另一部分却处在一切可能经验的范围以外,结果就是,既然钝然经验性的前提不能导致任何超感性的东西,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补足这样一个经验性的系列之不足的。

    所以,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企图要达到那超感性的东西,或者达到关于而作为生物来说是同类的。使我们有权来得出这种结论的原理就是在于这个事实,我们把下等动物在这一方面和人放在同一个类里面,其理由正是象我们在谈到人时,只就人的动作来比较而从这外表上看,就把人都算在同一个类里面那样,这里是有着同样的理由的(paratio)。

    同样地,我们可以把最高的世界原因的因果作用按知性的类比来设想,如果我们是把它在世界中的有目的的产物和人的技巧动作来比较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按类比来在世界原因里面来推论出人的这种属性。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使这种推理成为可能的那条原理;即把最高存在者与人,在其各自的因果作用的关系上,包括在同一个类里面的理由这一部分(paritasrationis)。

    诸物的因果作用,象通过知性的因果作用一样,总是在感性上受到条件的限制的,是不能转移到一个与人除作为一般存在者外没有任何在种类的概念上相同的存在者的。原注如果任何东西是用来作一种假设来说明某一所与的出现的东西之可能性,那末至少那东西的可能性必须是完全确实的。当我们在一个假设的情况下,放弃关于实在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作为盖然的而提出的意见里是肯定的),那就让步够了,我所牺牲的是不能过于此的,我们作为一种说明的根据的东西,至少它的可能性必须是不能置疑的,否则种种空洞的幻想就无止境了。

    但是,如果我们是假定按照某一定的概念所决定的超感性的存在者之可能性,而没有任何东西作为根据,那就会是一种完全无根据的预先假定,因为按照依据直观的要素来说,认识所需要的条件,没有一种是被给予的。

    因此,剩下来作为这种可能性的标准的只有矛盾的原理,而这条原理只能证明思想的可能性而不能证明所想的对象本身。从而得出的结果就是:关于看作一位神的这个原始存在者的存在,或者关于看作不死的精灵灵魂的存在,对于人类理性来说,是相对不可能从理论的观点得到任何证明以产生最低限度的保证的。

    而这是有其完全可理解的理由的,由于我们为要确定超感性的东西这个观念,我们没有任何可利用的材料,因为我们得要从感官世界中的事物来取得这种材料,而这种材料的性质是使它绝对不适合于超感性的东西的。

    所以,既然完全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我们就只有某包含着感官世界的最后根据的非感性的东西这个概念了,这并不构成关于它的内在性质的认识而能扩大这概念的。

    第30(91)节

    实践信念所产生的保证的类型就是说,只看到我们表象能力的主观性质,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并不是拿我们的概念和对象来比较而单纯是拿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及这些能力能够从理论或实践的观点来利用所与的表象的方法来比较。

    所以某东西是否一个可认识得到的物这个问题,不是涉及事物本身的可能性的,而是涉及我们对它们的知识的可能性的。可认识得到的东西有三种:意见的事情(opinablle对之可有意见的),事实(scibile可觉知的),和信念的东西(merecredibile值得相信的)。

    单纯理性性念的对象,对理论的知识来说,是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完全不能被表现出来的,所以就这点来说,也就是完全不可知的东西,因而我们关于它们甚至不能有任何意见的;因为如何在验前有什么意见,在其事情的本身来说,就已经是不合理的;而简直就是到纯粹幻想的道路。

    所以,要就是我们验前的命题是确实的,要就是它并不含有保证的成分的。因之意见的事情总是一种至少在其自身有可能的经验知识的对象,即感官世界的对象,可是这种对象,按照单纯我们所具有的经验知识的程度来说,是我们不可能对之有什么经验的知识的。

    例如我们现代物理的以太(ather),即一种渗透一切其他实体而和它们密切地混合起来的有弹性的液体,这单纯是意见的事情,但是它在一切方面是这样一类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的外感官尖锐到最高的程度的话,它是能够被感觉得到的,然而它总是不能在观察或实验中被表现出来的。

    假定其他行星有有理性的居住者是一种意见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接近这些行星的话(这种事情在其自身说来,是有可能的),经验就会决定是否有这种居住者;但是,由于我们总不能接近这些行星,事情就一直属于意见的了。

    但是有着这种意见,认为在物质的宇宙中存在着纯粹的没有身体的能思维的精神,那就是讲虚无故事,(就是说,如果我们尽量把某些作为是实在的现象除开掉的话。)这种想法就不是什么意见的事情而单纯是一种观念而已。它就是在我们从一个思维的存在者把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拿走了而只让它还保持着思维的时候,所剩下来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把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拿掉了的时候,那只在人里面,即和身体结合在一起,才为我们所知道的思维,是否还是可以剩下来,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事情,象这样的东西乃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物(ensrationisratiocinantis①),而不是一种合理的物(ensrationisratiocina-tae①),关于后者,固然是有可能来证实它的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至少是满足理性的实践使用的,因为这种使用有其特殊的而又在验前无疑是确实的种种原理的,因之事实上是要求有(即设定)那个概念的。

    如果概念的客观实在性是能证明的,则和这种概念相应的对象就是事实②(resfacti事实的东西),这样的证明可以由纯粹理性或由经验提供出来的,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从理性的理论的或实践的材料而来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是借助于和所说的概念相应的直观的。

    事实的东西的实例就是几何学中大小量的数学属性,因为这些属性是能对于理性的理论使用有其验前的表象的,还有能够为经验所证实的事物或事物的性质,无论所说的经验是一个人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别人的经验而有证据支持的,都同是事实的东西。可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来是奇怪的,在事实的东西之中有理性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在其自身说来是不能有任何在直观中的表象的,因而也就不能有其可能性的理论证明的);这就是自由这个理念。

    自由的实在性乃是一特种的因果作用的实在性(这种因果作用的概念、在理论上来考虑会是超经验的),而作为那种的因果作用说来,它是能够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现律而且在按照这些规律而发生的实际行动中,因而也就是在经验中,得到证实的。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当中,这是唯一个,其对象是事实的东西而必须是要列入可觉知的东西(seibilia)之内的。

    就纯粹实践理性的守本分的使用来说,不管是作为后果或者作为根据,必须在验前想到的对象,但是就理性的理论使用来说,却是起经验的对象,它们纯是信念的事情。通过自由在现世所实现的最高的善就是这样的;这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对我们来说。

    是不能在任何可能的经验里证明的,因而是不能满足理性的理论使用的要求的,可是同时是责令我们在最可能的方法上,通过纯粹实践理性,为着实现那目的,而利用它的,因此,它的可能性是必须假定的。所责令要得到的这种结果连同我们可能想象得到的为它的可能性的唯一条件,即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都是信念的事情(resfidei),而且是一切对象之中唯一是能这样称谓的①。

    因为,虽然我们得要相信我们只能从其他人的经验而来的证据所知道的东西,但是那并不使这样相信的东西本身就成为信念的事情,因为就提供那些证据的人来说,就是个人的经验而且是事实的事情,或者是要认为原本是这样的。

    ①这样来说,我们在这位存在者对于世界的关系的观念上,就这个概念的理论或实践的后果来说,是没有丝毫的损失的。想要研究这位存在者的在其自身是什么,乃是一种徒然无益的好奇心。原注①即凭推理而得到的属于理论的东西译注②即合乎推理的属于理论的东西译注①在这里把事实这个概念扩充到这个名词的通常意义以外,而我认为是正确的。把这个说法局限于实际上的经验是不必要的,其实也不可实行的,因为在实际上的经验里,我们所谈到的是事物对于我们认识能力除此以外,必定有可能通过这个途径(即历史信念的途径)来得到知识的;历史与地理的对象,象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所能使之成为至少是一切知识的一般可能题材的那样,都必须列入事实的事情之内,而不是列人信念的事情之内。只有纯粹理性的对象才能是信念的事情,而且乃至它们也不能看为是单纯纯粹思辩理性的对象;因为这并不使它们能够以任何可靠性列入对我们是可能的知识的事情或对象之内。

    它们原是理念,即概念,其客观实在性是人们不能在理论上予以保证的。另一方面,我们所要实现的最高的最后目的,那就是所能使我们自己配作创造的最后目的的东西的,乃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对我们来说,在实践的关系上,是有其客观实在性的,而且又是一种事情。

    但是,既然我们不能为这个概念从理论的观念使之获得客观的实在性,所以它就是纯粹理性方面的单纯信念的事情,正象上帝和灵魂不死那样,这两者乃是唯一的条件,而由于我们人的理性的性质,我们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设想到我们自由的按照规律的使用所能得到的粘果的可能性的。

    但是在信念的事情中的保证乃是从单纯实践观点看的一种保证。它是一种道德上的信念,对纯粹理性知识作为理论的理性知识来说,是不证明什么的,而只是对它作为实践的理性知识而且是旨在它的责任的完成的,这种信念才有所证明。它并不扩大思辩或按自爱原理的明达规则。

    如果一切道德律的最高原理是一条设定,那未这投定是含有它的最高对象的可能性的,因而也就含有我们能够想到这种可能性所要履行的条件的,因为这也是设定的。这并不使那对于后者的认识成为什么知识或者成为对于这些条件的存在或性质的什么意见而作为理论知识的一种类型,而只是一种单纯的假定,限于实践事情的范围,而且这些实践的事情是为着我们理性的道德用途而责令我们为着实践打算去做的。

    如果我们即令在表面上,把自然目的论这么丰富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目的变成一个有理智的世界原因的一种确定性的概念的基础的话,甚至在那时,这种存在者的实在存在也不会是一种信念的事情。因为由于它的假定不会是为着我们职责的履行,而只是为了说明自然起见的,所以它就单纯是最适合于我们理性的意见和假设而已。

    可是所说的目的论并不导致上帝的一种确定性的概念,与此相反,这种概念只能在世界的有道德的创造主的概念中才能碰见的,因为只有这个创造主才能指定那最后目的,是我们只有在我们按照道德律替我们所规定作为最后目的,因而作为一种天职加在我们头上的东西去生活时,才能把我们自己算为是与之连属的,因此,只有通过和我们的职责的对象的关系,作为使那职责的最后目的得到完成的可能性的条件,上帝这个概念才在我们的确信中获得作为信念的事情这种特别权利。

    另一方面,同样这个概念不能把它的对象变为作一种事实的东西而有效的,因为对于实践理性来说,虽然职责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可是它的最后目的之达到,就这并不是完全在我们的权力以内的来说,只是为了理性的实践使用起见而予以假定的,因而就不象职责本身那样是实践上所必需的①。的关系,而为了谈到单纯作为一种一定的知识的对象的事物,一种单纯可能的经验就已是足够了。碍,这种阻碍是批判地看到思辩理性的限度之后就能祛除其一切对行为的影响而且能以占优势的实践保证来补偿它的。

    ①信念的事情并不就是信仰的条款,如果所谓信仰的条款是指这样的信念的事情说的,即人们能被责令来信念作为一种习惯(babitus)而不是作为一种行为(aetus)来看,乃是理性在其确信处在理论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的真理的那种道德思考方式。所以它是人心坚持不变的基本原理,而按照这条原理,那必然得要作为最高的最后目的之为有其可能的条件的东西的真实性,就要由于我们不得不去追求那个目的①这个事实而假定为真的了;虽然我们看不到它的可能性,但是同样又是看不到它的不可能性的。信念,在这词的简单明了的意义来说,就是相信能达到一种意图,其促进乃是一种职责,但是其成功却是我们还不能看到它的可能性的东西(因之也就不能看到我们设想为它的成功所必定需要的那些条件之可能性),这样一来,和特别的对的有关的信念完全就是道德的事情,只要这种对象,不是可能知识或意见的对象,因为在后一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历史的事情上,信念就得要称为轻信而不称为信念了。它乃是一种自由的确信,不是对于任何替理论的确定性的判断力能找得到独断的证明的事情说的,也不是对于我们认为是义务的事情说的,而是对于我们为了我们按照自由的现律摆在我们面前的意图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采取它是象我们在不充分的根据上形成一种意见那样的。与此相反,信念乃是在理性里有其基础的某东西(虽然是只在理性对于它的实践使用的关系上的),而且这个基础是满足理性的意图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当道德的思考方式和理论的理性冲突而不能满足理论的理性对于道德对象可能性的证明这种要求,它就失去它的一切稳定性而摇摆在实践的命合与理论的怀疑之间了。所谓不轻信就是固执一般不信任证据这条准则;但是一个人否认上述理性的理念是有效的,因为它们的实在性没有理论的基础,这个人就是无信念的。因此,这种人是独断地进行判断的。但是一种独断的无信念是不能和控制思考方式的道德准则并列的,因为理性不能命令一个人去追求一个认为是不过一种幻想的目的。但是带有怀疑的信念(zweifelglauba)就不同。

    因为就这种的信念来说,缺乏说服力是由于思辩理性的理由,这只是一种阻在内心或在外行上予以承认的!因之是不包含在自然神学的里面的。因为作为信念的事情来就,它们就不能象事实的事情那样依靠理论的证明的,因之它的保证乃是一种自由的保证,而只有这样,它才和主体的道德是一致的。原注①我们为道德责成上追求的最后目的不是职责的基础。因为职责是处在道德律里面的,而这个道德律既然是一条形式的实践原理,它的情示是无条件的,不管欲望能力的对象(意志的内容)是什么,因而是不管任何目的的。我们行动的形式性质(即我们行动的从属于普遍有效性的原理),而只有这种性质才构成我们行动的原有的道德价值的,那性质是完全为我们自己所掌握的;而且我们是能够很容易地把我们不得不按照那道德律去促进的种种目的的可能性或不可完成性都抽掉,(因为这都是只构成我们行动的外在价值的)。我们这样就不去考虑它们,作为完全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东西,以便集中注意在我们能做得到的东西上面。但是我们心目中的对象,即促进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最后目的,也就是只要和职责一致的幸福,却也是为职责的规律所加在我们身上的。可是思辩的理性并不看到那个对象的可完成性(不管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物理能力方面或从自然和我们合作方面来看它)。反之,就我们能够关于这点作出一种合乎理性的判断来说,思辩的理性不假定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死,就认为指望单纯的自然(我们里面或外面的自然)能从这种原因得到我们善行的这种结果,是一种无根据的、无聊的,纵然是善意的期望,而且若呆它关于这种判断能有完全的确信的话,它就会把道德律本身看为我们理性关于实践事情的一种单纯的幻想了。但是思辩理性是完全确信这种幻想是绝不会有的,而其对象是属于自然范围以外的那些理念足可以为人所思想而没有矛盾的。因此,为着它自己的实践规律以及这规律所强使人接受的任务,因而为着道德的顾虑,它就必须承认那些理念是实在的,使得不致陷入于自相矛盾。原注。

    如果我们想要引人另一种原理来替代哲学中某些错误的尝试而且为它得到势力,那末看到这种尝试是如何并且何以注定要失败,是令人非常满意的。

    上帝、自由,以及灵魂的不死乃是一些问题,是形而上学的一切辛苦的准备旨在解决它们作为这些准备的最后而独特的标的的。可是人们认为自由这个学说只作为实践哲学的一种消极条例才是需要的,而上帝以及灵魂的性质这种学说,因为是理论哲学的一部分,就得要单独地而且分开地来证明。

    然后那两个概念的每一个后来又和道德律所命令的东西结合起来(而道德律只是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的),而这样就产生了宗教。但是我们立刻就看到这种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从一般事物或者一个必然存在有的存在的单纯本体论的概念,我们绝对不能形成关于一个原始存在者的任何概念,而确定那原始存在者的述项只能是在经验中才被给予出来,因而是供认识之用的。

    但是如果这个概念是奠基于关于自然的物理合目的性的经验,那末它又不能提供任何证明,对于道德,因而对于认识一个上帝来说,是充分的。同样地,关于从经验得来的灵魂的知识(这种经验的知识只能是在今生取得的),它也不能提供一个关于灵魂的精神上与不死的性质的概念,因而是能满足道德的一个概念。

    种学与心灵学(pneumatolo-gie),作为是思辩理性所研究的科学而形成的罔题未看,其概念对于我们的知识能力来说,就是超经验的,因而是不能通过任何经验的材料与述项来得到成立的。关于上帝和灵魂(就其不死性来说)这两种概念的确定只能是通过这种迹项的,也就是这些述项,虽然它们本是完全从一种超感性的来源得到它们的可能性的,可是也必须在经验中证明它们的实在性,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使关于完全超感性的存在者的认识成为可能的。

    可是任人类理性中可以找到的唯一个这种概念而这样也就确定我们外面的超感性东西的理念,使得能够构成知识,然而这知识只是从实践的观点才有其可能的。这是必然使单纯的思辩哲学感到灰心的,单纯的思辩哲学,乃至关于自由,也只能提供一个钝是消极的概念。因此,自由这个概念,作为一切尤条件实践规律的根本概念,能把理性推广到自然这个(理论的)概念为其限制而无法超越的范围以外。

    关于目的论的一般解说我们要问:道德的论证只证明上帝的存在作为实践的纯粹理性的一种信念的事情,但是何以把它列入哲学中的其他论证之内,使得哲学的其他论证一切都很容易地变为模糊,而其结果就别无其他办法,唯有在一个公平的评判者面前,哲学的理论能力自动地放弃它的一切要求了。

    哲学必须把它所有认为确实的东西首先奠基在事实上,否则这样认为确实的东西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之在证明中只能有这个唯一的分别就是,从事实推论出来的粘果,其认为确实的东西是作为理论认识的知识或者作为实践认识的信念而能奠基在那事实之上的,一切事实的事情或者是属于自然概念一类的,自然概念是在一切自然概念之先而在所与的感官对象里或者是在可能给与的感官对象里证明其实在性的;事实的事情或者是属于自由概念一类的,自由概念充分证买它的实在性是通过理性的因果作用的,而这个就是服从道德律而且同时又服从自由通过这些规律而现定的最后目的的人的自由这个概念。

    这些规律和这个最后目的就使我们能够把那些包含着两者的可能性的必需条件的属性归之于自然的创造者和人,而道德规律是归之于自然的创造者,最后目的是归之于人的。所以从这个理念就能推论到上帝和灵魂的实在存在与其性质上帝和灵魂,从别方面来说,是我们全不知道的。

    可见想要靠单纯理论的途径来得到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证明这种企图失败的根源是在于这个事实,就是如果循着自然概念的途径,关于超感性的东西的知识是没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何以在循着道德的途径,也就是循着自由这个概念的途径的时候,证明就成功了,其理由就是:这里在道德的基础上的那超感性的东西(自由),通过从它出来的因果作用的确定性的规律,不只提供关于其他超感性的东西(即它的可完成性的道德最后目的与其各种条件)的知识所需要的材料,而且并证实它自己在行动中的实在性,作为事实的事情。

    然而也就是为着那个缘故,它只能从实践的观点提供任何有效的论证,而这也就是宗教所需要的唯一论证。照目前的整个情况看来,很值得注意就是:纯粹理性的三个理念,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其中自由是唯一的一个关于超感性的东西的概念,由于在它里面所想到的因果作用,是通过它在自然中的可能结果而证明它在自然中的客观实在性的,而且通过这一点,它乃至使其他两个理念和自然的连系以及三者一起连系着来形成宗教之成为可能。

    并且这样一来,我们也在我们自己里面有了一条原理,是能够确定我们里面的超感性东西的理念,因果作用是关于这个因,通过这因果作用而成为可能的某些在感官世界里的结果的果作用是理性确定无疑地在道德律里面予以设定的,可是只属于理论认识的自然概念要就是形而上的,完全验前的;要就是物理的,即验后的,只有通过确定的经验,其必然性才是可想象的。因之并不预先假定任何确定经验的自然形而上学概念是本体论的。

    可是从一个原始存在者这个概念而得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可以循着两种思想路线之一的。它可以从本体论的述项出发,而只有这种述项才能使那个存在者在思维中完全得到说明的,然后再进行推论出它的绝对必然的存在。或者它是从某一东西存在的绝对必然性出发,不管这是什么东西,而从这就推论出原始存在者的迹项。

    为要使原始存在者的概念不是派生的,所以属于这个概念就有这存在者的存在之无条件的必然性,而为要使这种必然性为人可表象的,所以它的确定性就始终是通过这个概念的,然而人们是认为这两种要求一个最高实在的存在者的本体论理念这个概念中所有的;所以就发生两种形而上学的论证。

    以自然的纯然形而上学的概念为基础的证明(严格上称为本体论证明的)原是从最高实在的存在者这个概念出发,然后从而推论出它的绝对必然存在的,因为论证是说,除非这存在者是存在的,它就缺少一种实在性,即实在的存在。

    其他一种证明,又称形而上学宇宙论证明,原是从某东西的实在存在的必然性出发的(我不得不承认那点的,因为在我自己的自我意议中是有一种存在对我给予出来的),然后从而推论出它的彻底确定性作为最高实在的存在者。

    因为,如所论证的那样,只要凡是有实在存在的东西都是在一切方面被确定的,那未绝对必然的东西(即我们得要作为这样而认识的东西,因而是在验前认识的东西)就必须完全为它的概念所确定;但是这样彻底的确定性只有在一个最高实在的东西的概念里才碰见的。在这里毋须去揭露这两种推论中的诡辩,由于在别处已经这样做过了。

    现在我得要说的只是,让他们用尽一切诡辫的巧妙来为这种证明辩护,可是它们永远不会从学派下来而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或者对单纯健康的理智能够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影响。

    这个以一个自然概念为基础,而这概念只能是经验性的,可是要超出自然的范围以外作为包含着感官的一些对象的,所以这种证明只能是从自然的目的得来的。虽然这些目的的概念无疑是不能在验前被给予出来而只能通过经验的。但是这个证明叫我们期诗的乃是这种关于自然的原始根据的概念,在我们能想到的一切概念当中,只有它才适合于超感性的东西的,那就是关于作为世界原因的最高理智的概念。

    事实上,按照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也就是按照我们人的认识能力的性质,它是完全能做得到的,但是,现在来说,这个证明是否能够为我们提出来关于最高的,即独立而有理智的存在者的概念,而又理解为上帝的,即世界的服从道德律的创造者的概念,因而是足够说明世界存在的最后目的这个理念的呢?

    这就是一切都要达到的问题,无论我们是想为着我们关于整个自然的知识得到关于这位原始存在者在理论上的一个充分概念,或者是要得到为宗教着想的一个实践概念。

    这个从自然目的论得来的论征是值得尊重的。它对于一般常识和对于最精细的思想家是有同样的说服力的;象来马尔斯这样一个人,用他特有的彻底性和明确性,在他一直还没有为人超过的着作中,来详尽地缕述思想的这条路线,因而博得不朽的荣誉。

    但是这种证明对于人心发生的有力影响,尤其是影响着从理性的冷静判断所引起的宁静而完全自顾的同意,其来源是什么,对于自然的奇异所产生的心中那种感触与提高,可以算是从说服力而来的又是什么呢?是否一切都暗示着世界原因里一个不可思议的理智的那些自然目的呢?

    不是的,因为这些目的是否足以成为一种根源的,由于它们不能满足理性在其探询中的需要,因为理性是问:表示种种技巧型式的自然事物,其存在是为着什么目的的?人自己又是为着什么目的而存在的呢?因为谈到人的时候,既然据我们所能设想得到的,人就是自然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要停下来了。

    何以这整个自然要存在?它的一切伟大而多采的技巧的最后目的又是什么?如果说,那是为着享受或者为着静观,为着观察和赞赏的,如果如是而已,那不过是特别一种的享受,象是享受就是世界和人的创造的终究最后目的似的,这是不能使理性得到满足的。

    因为理性是以只有人才能给与其自己的个人价值为其预先假定,作为人与其生存能成为一种最后目的的唯一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个人的价值(只有这才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自然目的是不解决问题的。特别是这些自然目的不能提出任何明确的概念来说明最高的存在者作为一个满足一切的(因而是唯一的,而且实在可称为最高的)存在者,而且说明它的理智按照着成为世界的原因的那些规律。

    所以自然目的论的证明,正如它又象是一个理论的证明一样,其所以能说服人,不是由于它利用自然的目的这个理念作为一个最高理智的这么多的经验上的证据。反之,它所依据的乃是道德的证据,这里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大大地感动他,因而慢慢地就进入他的理性里面去的。人们并不能止于用这样不可思议的技巧在自然的目的中显现其自己的那个存在者,而且要把一个最后目的,因而又把智慧归之于它,虽然看见这样的自然目的是不能使人们有权利来这样做的,上述的论证是这样在它的原有缺点方面得到任意的补足的。

    所以唯一能发生说服力的实在是道德的证明,而且甚至这道德的证明也是从道德的考虑才能这样做的。而道德的考虑是每一个人内心感觉到与之同意的。自然目的论的证明的唯一功劳就是它引导人心在考虑世界时采取目的的途径,而这样指引它到世界的一个有理智的创造者。

    在这点上,对于目的关系以及世界的象这样的一个立法者和创造者这个理念,在神学的概念形式上,虽然事实上纯是一种额外附加的,就象是很自然从自然目的论的证据发展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很可以让这个问题随着一般惯常的说法了。因为,如果大众健康的理解把两条不同的原理混同起来,而事实上只从其中之一条得出其正确的结论来,但是在这两条原理的分开需要深深反思的时候,那就很难把它们分别开来作为不同质的原理了。但是,不但是这样,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严格地说来,不但只是好象补充自然目的论的证明而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证明的。反之,它乃是一个不同的证明用来补尝自然目的论的证明的缺乏说服力的。

    因为事实上,自然目的论的论证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理性判定自然的根源以及自然的不必然的,可是值得令人惊奇的,而对我们来说,只有通过经验才能知道的那种秩序,这个时候,使理性变转其思想方向而注意到一种按照目的未发生作用的原因,而作为这种原因时也就是自然的根源(这种原因是我们按照我们认识能力的物质所必作为有理智来设想的),而且这样就使理性更易感受到道德的证明的影响。

    因为道德证明所需要的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在自然概念中所能发现的或为自然概念所能指示我们的,因之它是需要一特种的前提与证明,完全独立于上面所讲的东西的,如果原始存在者这个概念是要对神学充分地详细说明而推论出这个存在者的存在的话。道德的证明(它当然在我们估计到理性的实践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少的方面,才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所以就总是一直保持它的全部力量,如果我们为自然目的论在世界上碰不到任何材料,或者只碰见意义暖昧的材料,我们能想象得到有理性的存在者,是在这种的自然之中的。

    这种自然完全不显出任何组织的痕迹,而所显出的只是单纯粗糙物质的机械作用的结果,因之看到这些结果以及一些纯然不必然的合目的的型式与关系的变化性,那就象毫无理由来推论出一个有理智的创造者。

    那末,在这种的自然当中就会没有发生自然目的论的机会。可是虽然在这里,理性从自然概念得不到任何指导,但是在自由的概念和以这为基础的道德观念里,是会找到根据(就实践来说是充分的),来设定一个适合于那些观念的原始存在者作为神的这种概念,而且设定自然(乃至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在内)作为符合于自由与其规律的一个最后目的,并且是在考虑到实践理性的不可或缺的命令,才这样设定的。

    可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有自然目的论的丰富材料来使这个世界的有理性的存在者得到令人满意这个事实(虽然是事前不需要的事实)是可以用为道德论证所瑚望的证实的,这是就自然的能提供什么类似理性的理念(即道德的理念)的范围来说的。因为具有理智的最高原因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神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这就获得了对反思判断力是充足的实在性,但是这个概念却不是需要来作为道德证明的基础的;而道德证明也不能用来使前一证明成为完整的。前一证明,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指出任何道德性的,而继续按照一单条基本原理推论下去,就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证明的。两条这样不同性质的原理,如自然与自由,只能产生两种不同的证明型式,而想要从自然得出道德的证明来这种企图,是会被发现为不足以证明它所要证明的。

    如果自然目的论的论证果能达到所追求的证明,其结果是对于思辩的理性非常满意,因为那就会使神学的产生有了希望神学这个名称是我们要给与一种理论的知识关于神的性质与其存在的而且是足以说明世界的性质和道德律的特别范围的。同样地,如果心理学是足以使我们达到一种关于灵魂不死的知识,它就使心灵学有其可能,而那也同样是理性所欢迎的。

    但是,无论无聊的自负的好奇心如何觉得愉快,然而这两种所谓知识,在理论方面,都没有满足理性的愿望,因为那是要根据一种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的。但是自然目的论的作为神学,和心理学的作为人类学,当两者都以道德的原理为根据,即以自由为根据,因而是适合于理性的实践使用的这个时候,它们是否更好地满足它们最后的客观意图,这乃是另一问题,我们在这里是毋须再行研讨的。

    但是何以自然目的论的论证没有达到神学所要求的,其理由就是它关于原始的存在者没有,而且不能,提出任何概念,对于那种意图来说是足够明确的。这种明确的概念必须完全从另一方面去求得,至少也得要从另一方面通过是任意加上的东西来弥补这个概念的缺欠。你从自然种种型式与其种种的关系的伟大合目的性,推榆一个有理智的世界原因出来。

    但是这个理智是到了什么程度?无疑你不能认为它是最高可能的理智;因为要这样做时,你就得要看透了,比你在世界上看见有其证据的理智更为伟大的一种理智是不可思议的了;那就是等于把全知归之于你自己了,同样地,你从世界的伟大推论出创世主的伟大力量。

    但是你将要承认,这只是对于你的理解力才有其比较上的意义的,而既然你不知道一切可能的东西而把那一切可能的来按你所知的与世界的大小进行比较,那未你就不能从这么小的一个标准来推断世界的创造者的全能等等。可见这并不使你得到适合于神学的关于原始存在者的任何明确的概念。

    因为那种概念只能在与一个理智相协调的种种完全性之整体里才被发现的,而在这点上,单纯经验的材料对你是不能有任何帮助的。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概念,你就不能推论出来一个单一的有理智的原始存在者;无论你的意图是什么,你只能假定这样一个存在者。

    诚然,人们很愿意让你有自由来任意加上什么(既然理性不提出什么有效的反对意见)而且让你说,凡是遇有这么多完善的地方,也就很可以认为一切的完善都是在一个独特的世界原因里面结合起来;因为理性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是能把这样一条明确的原理更好地利用的,但是那时,你不能张大其词,把原始存在者这个概念宣传为你曾加以证明的,由于你只是为着理性更好使用的打算,假定了这个概念的。

    所以为着以你的一建串论证的决定性为可疑的这种号称的大罪而发出悲叹或者表示毫无效果的震怒,都不过是无聊的夸张而已,这种夸张是愿意我们相信,对于你的论证有效性自由表示疑惑,就是怀疑神圣的真理,而这样在掩护之下,你的论证的弱点也就可以没有被人注意到便溜走了。

    道德目的论就不同。道德目的论的基础是不弱于自然目的论的基础的,而且是我们在事实上应孩看为更占优势的,因为它是在验前以不能和我们的理性分割的原理为依据的。所以道德目的论导致神学所需要的可能性,也就是导致一个作为世界按照道德律的原因的最高原因这个明确的概念,因而也就导致满足我们道德的最后目的的一个原因这个概念。

    可是那就是一个原因,其所需要的不少于全知,全能,遍在,等等,作为属于它自然属性。我们必须把这些属性想为是和那个无限的道德最后目的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对于那个目的是相称的。所以单独道德目的论就能提供适合于神学的世界的一个唯一的创造主这个概念。

    象这样,神学也就直接导致宗教,也就是认识到我们的职责是神的命令。因为只有认识到我们的职责与其内容,即理性所责成于我们的最后目的,才是能够产生上帝的一个明确概念的。所以这个概念从其根源来诅就是和我们对于那个存在者的义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这样,而假定我们循着理论的途径,即令达到关于原始存在者,作为自然的单纯原因的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后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或者完全不可能,找得有效的证明来把一种按照道德律的因果作用归之于这个存在者而不倚靠任意插入的东西。

    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因果作用的概念,那个所谓神学的概念就不能形成宗教的根基。纵然能够在这些理论的途径上,建立起一种宗教来,然而关于心术上(这是宗教的最重要的要素),它实在是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上帝的概念以及关于上帝存在的实践信念是从道德的根本观念起源的这种宗教的。

    因为如果全能、全知等这些削世主的属性是从别处给予我们的概念,而且,如果照这样来看,我们只是为了把我们职责的种种概念用于我们对于这样的创造者的关系而必须假定关于这创造者的属性的那些概念,那末那些概念就不免带有强迫与强令服从的很重色彩了。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命运的最后目的是很自由地,而且由于我们自己的理性的告诫是以对于道德律的尊重而对我们显示出来的,那又怎样呢?那末,我们只有在我们的道德远景中接纳一种和那个目的与其达成相一致的原因,而且是以最真诚的尊敬来接纳它的,而这种尊敬是完全不同于任何不健全的惧怕的,我们并且是自愿向它屈服的①。

    但是有一种神学,对我们来说,何以是有兴趣的呢?很明显,我们是不需要它来扩大或更正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其实关于任何的理论的。我们只是为着宗教,也就是为着我们理性的实践的,即道德的使用,才需要神学的,而且是作为一种主观的需要才需要它的。那末,如果事情是这样,导致神学对象的一个明确概念的唯一论证本来也就是道德的论证,这并不是奇怪的,而且不但是这样,我们还不觉得从这种论证所产生的信念是有什么不足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只要我们承认这种论证只是在满足我们理性的道德方面,也就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才证明上帝的存在的。

    在这里,思辩并不显出它的力量,也不扩大其领域的范围。而且对于我们在这里肯定一种神学的为可能而觉得稀奇,认为那种肯定是和思辩理性批判关于范畴所说的相矛盾,一经仔细检查,都会消失的。那部批判所说的是,只用于感性的对象时,范畴才能产生知识,而用于超感性的东西的时候,范畴是无法产生知识的。

    但是,应该注意,虽然范畴在这里是为着关于上帝的知识而被运用的,但是它们只是为了实践的起见,而不是为了理论的起见被运用的,就是说,它们不是以上帝的原本性质,而是以上帝的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的性质为目的的。

    ①这是对于道德律的应许的一种信任,但是这种应并不是看为道德律本身所包含着的,而是我们放进道德律里面去的,而且是在道德上有充分的根据才这样放进去的。因为一个最后目的是不能为任何理性的规律所命令的,除非理性虽然不十分确定地也应许这最后目的是能达到的,而且与此同时又使我们有权来确信我们的理性能够想象得到这种可到达性的唯一的各种条件的可靠,信念(fides)这词就表明这点;而且这必须象是令人怀疑的,就是这种说法和这个特殊的观念是怎样输入道德哲学中来的,由于它是最初和基督教一起介绍进来的,而它的被接纳可能或许是不过摹仿基督教的言语来谄媚基督教。但是这不是独一的事例,是这个奇妙的宗教在它的陈述的极为平易性这点上用一些比道德本身所能在从前提供出来的远为确切远为纯洁的道德概念来丰富化哲学。但是一经有了这些概念的时候,理念就自动地赞同它们而采用它们作为它自己本来就很能得到而且可以并应该输入的概念,原注让我利用这个机会来结束对于上述的批判中那种学说的误解,那种学说是很必需的,但是它把理性归回到它应有的范围,对于盲目的独断论者是困恼的。为了这个目的起见,我在这里附加下面的解释。

    我以动力归之于一个物体,因而就通过因果作用这个范畴来想到它,然后我也就通过同样的范畴来认识它;那就是说,我是通过它作为一个感官对象,在它自己来说是应有的东西(作为所说的关系的可能性的条件),来确定这物体作为一般对象的概念。例如,设定我以之归于这物体的动力乃是抗力,那末即令我还没有把另一物体放在它的旁边是它对之发生这种力量的,然而我仍可把空间的一个地位来陈述它,而又以容积即这物体本身所占有的空间来陈述它,而且此外又以通过它的各部分的种种抗力来充满这个空间的这种性能来陈述它,最后还以规定充满空间的规律来陈述它。

    我所说的规律是指这种规律说的,即各部分中的抗力的减少是接着这物体的容积的增加的同一比例的,而且也接着这个物体以同样的部分,通过这种力量而加大的同一比例的。

    反之,如果我对于一个超感性的存在者作为原始动力形成一个想法,而这样就使用关于世界上同样作用型式所用的因果作用这个范畴,(即物质运动所用的因果作用范畴),这时我必不能设想着这个超感性的存在者是在空间的任何地位上的,或者是有广袤的,乃至不能设想它是存在于时间之内的,或者是和其他的存在者并存的。

    所以我没有任何思想的型式能使我了解从这个存在者作为其根源所得到的运动之可能性的条件的。结果就是,从作为原始动力的原因之述项,我是丝毫得不到关于这原因的具体知识的;我所有的表象只是关于包含有世界上的种种运动的根源的某东西而已;而这个某东西作为原因对于这些运动的关系既然并不进一步给我什么是属于作为原因的东西的性质的,所以这个原因的概念就一直是完全空洞的。

    其理由就是。有了只在感官世界里找到其对象的一些述项,我无疑是可以前进到必须包含着这些述项的根源的某东西之存在,但是我不能前进到关于这某东西作为一个超感性的存在者的念概的确定,这个概念是排除一切那些述项的。所以,如果我是通过一个原始动力这个概念而使因果作用这个范畴成为确定的,它并丝毫不帮助我来认识上帝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从世界的秩序开始而前进,不只把这个超感性的存在者的因果作用设想为一个最高理智的因果作用,而且又通过所诅的概念的这种确定性来认识它,也许我将得到更大的成功;因为那时空间与广袤这些麻烦的名词就略去了。

    毫无疑问,世界上那伟大的合目的性是迫使我们要设想这个合目的性是有其最高的原因的,而且设想这原因的因果作用是通过理智的。但是这并不使我们有权来把这种理智归之于那个原因。(例如我们不得不把上帝的长存设想为永远在时间中存在的,因为我们关于单纯的存在,除了作为一个量,就是作为持续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概念的。同样地,我们必须把上帝的遍在设想为存在于一切地方,使得我们能了解互相外在的东西的直接出现。

    我们这样做时,并不敢擅自把这些确定性归之于上帝作为是在他里面所认识的东西。)如果我关于某些产品,是只能通过有意的合目的性,因而通过我把这合目的性设想为人的理智,才能了解的,那末我就确定了人的因果作用,但是我不必停止在这里,而是还能够把这个述项归之于人作为人的一种熟悉的属性,并且通过这种属性而认识一个人。因为我知道直观是给予人的感官的,而通过知性,直观是被带到概念之下,从而就被带到规则之下的;我又知道这种概念只包含着共同的标志,其特殊的东西是略去的,因而概念是推论的;我并知道把表象带到意识的一般形式之下的规则都是在直观之先为知性所给予的,等等。因此,我就把这种属性归之于人作为我用来识别人的一种属性,但是,假使我现在想要想到一个超感性的存在者(上帝)作为是理智,虽然如果我是要运用我的理性的某些功能,这不但是许可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毫无权利自以为我能够把理智归之于那个存在者,从而就由它的属性之一来认识它。

    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必须略去一切上述我从而知道一个理智的种种条件。结果就是,只能用来确定人的迹项,对于超感性的对象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我们完全不能通过任何这种确定的因果作用来认识上帝是什么。

    敲到一切范畴,亦复如是。除非范畴是用于可能经验的对象,它们对于知识,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按照知性的类比,我是能够甚至关于一个超感性的存在者有一种想法的其实在我考虑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这样做的一然而不能从而就想去在理论上认识它。

    我所说的就是这个超感性的存在者的因果作用这一种型式,它是和世界上的结果有关,而这种结果是包含着道德上必需的,而对于感官的物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目的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关于上帝与其存在的知识,也就是神学,是通过按照类比而只设想是在他里面的这种因果作用的种种属性与确定性才成为可能的,而这种知识在一种实践的关系上是具有所需要的一切实在性的,可是也只是关于这种关系,即对于道德的关系。所以一种道德的神学是完全有其可能的。

    因为虽然没有神学,道德有了它自己的规则诚然也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它不能育了这种规则所强使接受的最后意图而维持下去,除非是把关于这种意图的理性看为等闲。但是一种神学的伦理学(即纯粹理性的神学的伦理学)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原来不是理性本身所作出的规律,以及遵守这些规律不是理性所作为一种实践的能力的,都不能是道德的。

    同样地,一种神学的物理会是一种不可能的东西,因为它所提出的不会是什么自然的规律而是一个最高意志的规定,然而一种物理的神学,应该说自然目的榆的神学,至少能用为神学本身的一种预备知识,由于通过自然目的的研究,其材料是丰富的,它引起我们对于最后目的的观念,这种最后目的不是自然能显示的,因之它能使我们感觉到一种神学的需要,这种神学应该确定上帝这个概念,对于理性的最高实践使用是足够的,虽然它不能产生一种神学以及足以支持这种神学的证据。

  •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第一版序文

    人类理性具有此种特殊运命,即在其所有知识之一门类中,为种种问题所困,此等问题以其为理性自身之本质所加之于其自身者,故不能置之不顾,但又因其超越理性所有之一切能力,故又不能解答之也。

    理性如是所陷入之烦困,非由理性本身之过误。理性初以“唯能运用原理于经验过程,同时经验充分证明理性使用此等原理之为正当者”一类原理开始。以此等原理之助,理性穷溯(盖此亦由理性本质所规定者)事物更高更远之条件,惟立即自悟以此种方法进行则问题永无尽期,理性之事业,势必无完成之日;乃迫不得已求之于“超越一切可能之经验的使用且又似不能拒斥即常人亦易于接授”之原理。但由此种进程,则人类理性实陷入黑暗及矛盾之境;斯时理性固推测此等黑暗及矛盾,必起于某种隐藏之误谬,但不能发见之。盖因其所使用之原理,超越经验之限界,已不受经验之检讨。此等论争无已之战场即名为玄学。

    玄学固曾有尊为一切学问之女王一时代;且若以所愿望者为即事功,则以玄学所负事业之特殊重要,固足当此荣称而无愧。但今则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学;老妇被弃诚有如海枯拔(hecuba)之所自悼者:昔我为人中之最有权力者,因有无数之子婿儿女而占支配者之地位,而今则为流离颠沛之身矣。

    玄学之政权,初则在独断论者统治之下而为专制的。但因其立法仍留有古代蛮野之痕迹,故其帝国渐由内乱而陷入完全无政府之状态;而游牧种族之怀疑泒,则厌弃一切安定生活,时时破坏一切社会之组织。所幸此类人数不多,不能阻抑玄学之时时重建——虽无齐一及一贯之计划。在最近时期因有一种关于人类悟性之说明学问——声望卓著之洛克所著之悟性论——似将终结一切论争,且关于去学自身所主张之地位,似亦受有最后之判决。

    但其结果则适相反。盖虽推寻玄学之世系,谓其出自“通常经验”之卑贱门地,以图动摇其所谓女王之僭称,但以事实言,此种世系表实为妄造,故玄学仍继续固执其自身所主张之地位。因而玄学后退至古朽之独断论,复复忍受其所已振拔之鄙视地位。今则信为一切方法俱已用尽无效,对于玄学之态度,皆成为倦怠而冷淡——在一切学问中,玄学为混乱及黑暗之母,所幸在此种事例中,实为一切学问未来革新及更生之源泉,至少亦为其序幕。盖玄学至少已终结其所妄用之勤劳,此种妄用之勤劳,乃使玄学陷于黑暗、混乱及无效用者也。

    但对于此种研究,貌为冷淡之人,实无聊之极,盖此等研究之对象,在人类本性,绝不能等闲视之者也。此等貌为冷淡者,不问其如何以日常用语代学术语,期掩饰其自身,但在彼等有所思维之限度内;则势必复归其向所宣称为极度鄙视之玄学主张。顾此种冷淡,显现于种种学问发达之时,且实影响于此等学问——此等学问之知识,如能得之,吾人至少应爱护之——实为务须注意及熟虑之一种现象。此非由轻率所致,乃由时代之成熟的判断力所致,彰彰明甚,盖时代之判断力,已不再为虚妄之知识所欺矣。且此为对于理性之一种要求,令其重行从事于理性所有之一切事业中最艰巨之事业(即理性自知之明),及组织法庭不以独断的命令,而依据理性自身所有之永恒不变法则,以保证理性之合法主张而消除一切无根据之僭妄主张。此种法庭实惟纯粹理性之批判足当之。

    我之所谓批判非指批判书籍及体系而言,乃指就理性离一切经验所努力寻求之一切知识。以批判普泛所谓理性之能力而言。故此种批判乃决定普泛所谓玄学之可能与否、乃规定其源流、范围及限界者——凡此种种皆使之与原理相合。

    我已进入此种途径——此为今所留存尚未开辟之唯一途径——且自以为遵从此种途径,我已发见一“防免一切误谬”之方法,此等误谬在理性离经验使用时,使理性自相矛盾者。我并不借口人类理性能力之不足而避免理性所有之问题。反之,我依据原理,将此等问题,—一列举详尽;且在发见理性自相矛盾所在之点(由于误解而起)以后,我已圆满解决此等问题。所解答者固不能如独断的幻想的主张在知识上之使吾人所期待者——此种期待仅能由魔术的计谋以迎合之,而我则非熟习魔术者也。盖以此种方法解答问题,实不在吾人理性本质所有之意向以内,且因此等方法,乃由误解而来,故哲学之任务,唯在消除其惑人之影响,因不顾及“足值欣赏之幻梦”将因而消失也。在此种研究中,我以“周密”为主要目的,我敢断言玄学之问题,已无一不解决、或至少已提供解决此问题之关键。纯粹理性实为一完成之统一体,故若其原理不足以解决其自身所发生之问题之一时,吾人应即弃置此原理不用,盖因斯时吾人已不信赖此原理足以处理其他任何之问题矣。

    当我言此时,我能想象读者对此令人感及其骄慢浮夸之自负,现有不悦而杂以轻侮之面容。但此等自负,较之所有在其通常之纲领上宣称证明心灵之单纯性及世界起源之必然性者等等著作者之夸张温和多矣。盖此等著作者承当能扩大人类知识于可能经验之限界以外,顾我则谦卑自承此实为我之能力所不及者。我之所论究者,惟在理性本身及其纯粹思维;欲得其完备知识,固无须远求于外,盖理性及其纯粹思维实在我自身中见及之也。至理性之一切单纯活动,如何能详备举示,且列为系统,普通逻辑已提示其例证。今所论究之主题,则为除去经验所有之一切质料及助力时,吾人由理性所能希冀成就者究达何种程度之问题。

    吾人规定所论究之每一问题时,务极注意其周密,而于规定所须论究之一切问题时,则务极注意其详备。盖此等问题并非任意采择者,乃知识自身之本质所加之吾人为批判研究之主要论题者。

    至关于吾人研究之方式,则正确及明晰二点,为二大基本要求,凡企图尝试此种精微事业者,自当令其充备此等条件。

    关于正确,我对自身所制定之格率则为:在此类研究中,绝不容许臆断。故一切事物凡有类“假设”者,皆在禁止之列,一经发见,立即没收,固不容其廉价贩售也。任何知识,凡称为先天的所有者,皆要求被视为绝对必然者。此更适用于“一切纯粹先天的知识之任何规定”,盖因此种规定,实用为一切必然的(哲学的)正确性之尺度,因而用为其最高之例证。在我所从事之事业中,是否有成,自当一任读者之判断;著者之任务唯在举示其根据而不陈述判断者对此等根据所当有之结果。但著者以不欲自身减弱其论据,自当注意足以引人疑虑(虽仅偶然的)之处。其所以有时参以己见者,实欲用以消除“所有对于不甚重要之点所生无谓疑惑,以致影响读者对于主要论点之态度”之一类影响耳。

    我知“关于探讨吾人所名为悟性之能力,及规定其使用之规律、眼界”之论究,实无逾于我在先验分析论之第二章名为纯粹概念之演绎中所论述者。此等论述亦实为尽我最大之劳力者——如我所望。非无报偿之劳力。此种颇有甚深根据之论究有两方面。一方面与纯粹悟性之对象有关,意在说明其先天的概念之客观的效力,而使吾人能理解之。故此为我之目的根本所在。至其他一方面则为研讨纯粹悟性之本身,即其可能性及其所依据之认知能力,因而在主观方面论究之。此后者之说明,就我之主要目的言,虽极重要,但并不成为其基本部分。盖主要问题常为:悟性及理性离一切经验所能知者为何,及所知之程度如何?而非:思维自身能力之如何可能?后者乃追寻所得结果之原因,性质颇近似假设(我虽在他处将另有所说明,实际本不如是);故在此种事例中我似只任意陈述意见,读者当亦可自由发表其不同之意见。以此之故,我自必在读者批判之前,预有一言奉告,即我之主观的演绎,就令不能产生如我所希望之充分确信,而我主要所从事之客观的演绎,则仍保有其完全力量。关于此一点,在九十二页至九十三页(第一版)中所论究者,足以尽之矣。

    至关于明晰,读者首先有权要求由概念而来之论证的(逻辑的)明晰,其次则要求由直观而来之直观的(感性的)明晰,即由于例证及其他具体之释明。关于第一点我已充分具备。盖此为我之目的根本所在;但亦为不能满足第二要求(此虽非十分重要但亦为合理的)之旁因。在我著作之进展中,关于此一点,我每彷惶不知应如何进行。例证及释明固常视为所必需者,在我初稿中,凡需及时,常采入之。但我立即语及我事业之宏大及所论究事项之繁复;且又见及我即纯然以学究的干枯论法论究之,而其结果在量上亦已充分过大,故再以例证及释明增大其数量,我殊觉其不宜。且此等例证及释明,仅为通俗起见所必需;而本书则绝不适于常人之理解。凡真纯研究学问之人无须乎此种例证释明之助,况例证释明虽常令人快适,实足以自弱其所论之效果。僧院长德勒森(terras-son)曾有言,书籍之分量,如不以页数为衡,而以通晓此书所需之时间为衡,则有许多书籍可谓为若不如是简短即应较此更大为简短。在另一方面,吾人如就“思辨的知识之全体(此虽广泛多歧,但具有自原理之统一而来之有条不紊始终一贯)能使人理解”而论,亦正可谓许多书籍若未曾如是努力使之明晰,则当较此更为明晰也。盖凡有助于明晰者,在其细密部分,虽有所补益,但常足妨吾人体会其全体。读者因而不容急速到达概观其全体之点;盖释明所用材料之鲜明色彩,每掩蔽体系之脉络及组织,顾此种体系吾人如能就其统一及巩固判断之,则为吾人所首应注意之主要事项也。

    我敢断言,当著者按今所立之计划,努力以成就一伟大而重要之事业至极完备之程度,而期垂之久远,读者自必大为感奋,悠然生愿随协作之感。玄学就吾人所采纳之见解而言,实为一切学问中之唯一学问,敢期许以微小而集中之努力,且在短时期中到达极完备之程度,其所遗留于后人之事业仅为各就其所择之教学方法采用之,不能有所增益其内容。盖玄学不过吾人由纯粹理性所有一切财产系统的排列之目录耳。在此领域中无一能自吾人遗漏。凡纯由理性本身所产生者,绝不能掩藏,在共通原理已发见以后,立即由理性本身呈显于吾人之前。此种知识之完全统一及其完全来自于纯粹概念而绝不为任何经验或特殊直观(此种直观可引达其能扩大及增进知识者之确定经验)所影响之事实,乃使此种绝对完备不仅能实行,且亦成为必然的。汝其详审汝家,则知汝之财产之如何简单矣。——普西乌斯(persius)。

    此种纯粹(思辨的)理性之体系,我期望在我自然之玄学一书中成就之。此书较今所著批判一书,页数不及其半,但其内容之丰富,则远过于批判一书,盖批判一书以发见“批判所以可能之源流及条件”为首先要务,殆所以清除平整迄今尚在荒芜之土地者也。在本著中我乞求读者以法官之忍耐公正临之,在其他一著作(自然之玄学),则乞求以协作者之仁爱援助临之。盖在批判一书中所呈现之体系,其所有之一切原理即极完备,但体系本身之完备,则尚须引伸而来之概念无一欠缺。顾此等引申而来之概念,绝不能由先天的计算列举之,而必须逐渐发见之者。惟在此批判一书中,概念之全部综合已申说详尽,所留存之工作惟在分析概念至同一程度之完备而已,此一种事业与其谓之劳役,毋宁谓之误乐。

    关于印刷事项我尚有数言附述。因印刷开始已愆期,故我所校刊者不及半数,我今见有若干误排之处,所误排者除三百七十九页自下上数四行,“特殊的”(specifisch)误为“怀疑的”(skeptisch)以外,尚不致令读者误解其意义。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自四百二十五页至四百六十一页,排列成一表式,凡属于正面主张者列左,属于反面主张者列右。我之所以如是排列者,盖欲命题与相反之命题易于互相比较耳。

    第二版序文

    论究属于理性领域内知识之方法,是否由学问之安固途径进行,此由其结果而极易断定之者也。盖若在艰苦准备以后时行更易,此乃在将达目的之时突行中止;或时时迫不得已却步旋踵,别择新途;又或各各参与此同一事业之人,于进行程序之共通计划未能一致,吾人于此可断言其离进入学问之安固途径尚远,实仅冥行盲索而已。在此等情状中,吾人如能发见所能安全进行之途径,则吾人对于理性实已有所贡献——虽以此故,而令包含在原有之目的中者无数事项(此类目的乃未经详审即行采纳之者)皆应视为无益而废弃之。

    逻辑自古代以来即已在安固之途径中进行,此由以下之事实即可证明之者,盖自亚里斯多德以来,逻辑从未须后退一步,且吾人之所视为改进者,亦仅删除若干无聊之烦琐技巧,或对于所已承认之教诲,更明晰阐明之而已,此等事项与其谓之有关学问之正确性,毋宁谓之有关学问之美观耳。其亦可令人注意者,则降至今日逻辑已不能再前进一步,在一切外表上,已成为完善之学问。近代如或有人思欲加入关于种种知识能力(想象力、理智等等)之心理学数章以及关于知识起源,或关于由不同种类之对象而有不同种类之正确性(观念论、怀疑论等等)之玄学数章,或关于偏见(其原因及救济方策)之人类学数章,以图扩大逻辑之范围,此仅由于其不知逻辑学问之特有性质故耳。吾人若容许各种学问之疆域可互相混淆,此非扩大学问,实为摧毁学问。逻辑之范围久已严密规定;其唯一之职分,在对于一切思维——不问其为先天的或经验的,其起源如何,其对象为何,以及在吾人心中所可遇及之阻障(不问其为偶然的或自然的)——之方式的规律,详密说明之及严格证明之而已。

    逻辑之所以有如是成就者,其便益全在其制限,逻辑因此能有正当理由抽去——实亦其责务使然——知识之一切对象及对象所有之差别,所留存于悟性者,仅为论究其自身及其方式。但在理性,其进入学问之安全途径,自当艰难异常,盖因理性之所论究者,不仅其自身,且又及于其对象。故逻辑为一准备之学问,殆仅构成各种学问之门径;当吾人论究特殊知识时,在批判的评衡此种知识之际,虽必以逻辑为前提,但为欲实际获得此种知识,则吾人应求之于各种专门学问、即种种客观的学问是也。

    今若理性为此等学问中之一因子,则此等学问中之某某部分必为先天的所知者,且此种知识能以两种方法中之一与对象相关,即或纯为规定此对象及其概念(此种对象及概念必为他处所提供者)或又使之成为现实者。前者为理性之理论知识,后者则为其实践知识。在二者中凡理性所完全先天的规定其对象之部分,即纯粹部分(不问包含此部分多寡),在与由他种源流而来之知识相混时,必须首先分别论究之。盖若吾人浪费其所收入,而不能在收支不相应时,辨别其收入之某部分确能正当支出,某部分必须节减,则为不善经营生计者也。

    数学及物理学(此为理性在其中产生理论的知识之两种学问)皆先天的规定其对象者,前者之规定其对象完全纯粹的,后者则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应视为由理性以外之其他知识源流而来者也。

    数学在人类理性史所及范围之极早时代,已在希腊之伟大民族中进入学问之坚实途径。但不可因此而即推断数学之能发见——或宁谓之构筑——荡荡大道,一如逻辑(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之易。就我所信,数学曾长期停留于盲索之阶段中(在埃及人中尤为显著),其转变实由于其中一人之幸运创见所成就之革命,彼所设计之实验,标示此学所必须进入之一种途径,遵由此种途径始得其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张之确实进步。此种智力革命(其重要远过于发见回航好望角之通道)及其幸运创造者之历史,并未留传于世。但第喔干尼斯?拉尔的乌斯(diogenes laertius)所留传关于此类事项之记述,曾举一发现几何学论证中不甚重要事项(由常人判断实为无须此种证明者)之人名,至少足以指示此种新途径第一瞬间所成就之革命记忆,由数学家观之,实异常重要,以其足以使湮没之事复彰也。新光明实在论证二等边三角形性质之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莱斯(thales)或其他某人)心中显露。彼所创建之真实方法,并不在检验彼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概念中所见及之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见所必然包含于“彼自身先天的所构成之概念”中之事物,由彼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彼自身之构成方法,以表现之于图形。彼若以先天的正确性知任何事物,则除必然由彼自身依据彼之概念所加入于图形者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自然科学进入学问之大道,为时甚晚。自培根(bacon)之天才建议以来——一方面创始此种发见,一方面则鼓励已在研究途中之人——实仅一世纪有半耳。在此种自然科学之事例中所有发见,亦可谓为智力革命之突变结果。惟我今所指之自然科学,仅限于建立于经验的原理者而言。

    当伽利略(galileo)使具有预先由彼规定一定重量之球在斜面下转时;当笃立散利(torricelli)使空气载有预先由彼计算“与水之一定容量之重量”相等之重量时;或在更近时期,当斯他尔(stahl)以撤去金属中之某某成分及再加入之方法,使金属变为氧化物,氧化物再变金属时;一线光明突在一切研究自然者之心中显露。彼等乃知理性之所能洞察者,仅限于理性按其自身之计划所产生之事物,又知理性不容其自身机械的为自然所支配,必以依据固定

    法则之判断原理指示其进行途径,而强抑自然以答复理性自身所规定之问题。凡偶然之观察不遵从所预行设定之计划者,绝不能产生必然的法则,而理性则唯以发见此必然的法则为任务者也。理性左执原理(唯依据原理相和谐之现象始能容许为等于法则)、右执实验(依据此等原理所设计者),为欲受教于自然,故必接近自然。但理性之受教于自然,非如学生之受教于教师,一切唯垂听教师之所欲言者,乃如受任之法官,强迫证人答复彼自身所构成之问题。即如物理学,其泽被久远之思想革命,完全由于以下之幸运见解,即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之源流所不能知而应仅自自然学习之者,则在其探求中,理性必须以其自身所置之于自然者为其指导。如是,自然研究在救世纪之冥行盲索以后,始进入学问之坚实途径。

    玄学为完全孤立之思辨的理性学问,高翔于经验教导之外,且在玄学中,理性实为其自身之学徒。玄学唯依据概念——非如数学依据概念之适用于直观者。顾玄学虽较一切学问为古,且即一切学问为破坏一切之野蛮主义所摧毁而玄学依然能存留,但玄学固尚无幸运以进入学问之安固途径者也。盖在玄学中,即令理性所寻求之法则,一如其所宣称为具有先天的所洞察者,为吾人最通常之经验所证实之法则,理性亦常遇绝境。以不能引吾人趋向所欲往之途程,在玄学中吾人屡屡却步旋踵。又以玄学之学徒在彼等之论辩中远不能展示有一致之点,故玄学宁视为特适于欲练习武术者之战场,在此战场中无一参与者曾能获得盈寸之地,且绝无术以确保其永久之所有。由此观之,以往玄学之进程,仅在盲索之中,绝不容疑,其尤为恶劣者,则仅在概念中盲索耳。

    在此方面,到达学问之正确途径,至今尚未发见,其理由果安在?其发见殆为不可能乎?如为不可能,则何以自然又以探求此种途径毫无已时之努力赋与吾人之理性,一若此为理性最关重要事项之一者。且若在吾人所深愿对之得有知识之最重要领域之一中,理性不仅使吾人一无成就,且以欺人之期许引诱吾人进行,及至终途,乃大反吾人之所期,则吾人尚有理由信赖吾人之理性耶!又或仅为过去择术未精,致未能发见真实之途径,则以更新之努力,吾人或较前人幸运,但有否任何征候以证实此期望之正当?数学及自然科学由一突发革命以成今日繁荣之例证,由我观之,实足指示吾人应考求在其改变之观点中,此等学问受益如是之大者,其主要方面为何。此等学问之成功,自必使吾人倾向于(至少以实验之方法)模拟其进行程序——以其同为理性知识,就此等学问能类推及于玄学之限度内。吾人之一切知识必须与对象一致,此为以往之所假定者。但借概念,先天的关于对象有所建立以图扩大吾人关于对象之知识之一切企图,在此种假定上,终于颠覆。故吾人必须尝试,假定为对象必须与吾人之知识一致,是否在玄学上较有所成就。此种假定实与所愿欲者充分相合,即先天的具有关于对象之知识(在对象末授与吾人以前,关于对象有所规定)应属可能之事是也。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copernicus)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关于对象之直观,此同一之试验,固亦能在玄学中行之。盖若直观必须与对象之性质相合,则我实不解吾人关于对象何以能先天的有所知;但若对象(所视为感官之对象者)必须与吾人直观能力之性质相合,则我自易思及此种可能性。诚以直观成为所知,我即不能止于此等直观,而必须使成为表象之直观与为其对象之某某事物相关,且由直观以规定此对象,故或我必须假定为我借以得此规定之概念与对象相合,或假定为对象或经验(此为同一之事物盖对象唯在经验中始为所与之对象而能为吾人所知)与概念相合。在前一假定,我仍陷于“关于对象我如何能先天的有所知”之烦困中。在后一假定,其观点较有期望。盖经验自身即为包括悟性之一类知识;而悟性则具有此种规律,即我必须预行假定,在对象授与我之前,此种规律即存在我之内部,盖即先天的存在者。此等规律在先天的概念中表现经验之一切对象,必然与此等先天的概念相合,且必须与之一致。至关于“仅由理性所思维,且实为必然的,但绝不能在经验中授与”(至少在经验中非理性所思维此等对象之形相)之对象,则在思维此等对象之企图中(盖此等对象必须承认为所思维者),关于吾人所采用之新思维方法(即吾人关于事物所能先天的知之者,仅限于吾人自身之所置之于事物者)实提供有一卓越之检验标准。

    此种实验有所成就亦即吾人之所能愿欲者,且对于玄学期许其在第一部分中——此为论究其相应之对象(与之适相符合)能在经验中授与之先天的概念之部分——有进入学问之安固途径之望。盖新观点足使吾人说明何以能有先天的知识;且关于“成为自然(所视为经验之对象之总和者)之先天的基础”之法则,复与之以满足之证明——此二者遵由以往之方法,皆不能有所成就者也。但关于吾人所有先天的认知能力之此种演绎,在玄学之第一部分中,实具有惊人之效果,但似与第二部分中所论究玄学之全部目的,大为背驰。盖超越一切经验眼界,虽正为玄学所唯一企求之事,但吾人之所断言者,则为吾人绝不能超越可能的经验之限界。但此种情状适足以产生此种实验,即吾人间接能证明第一部分中所评判吾人所有先天的理性知识之真实,盖即此种先天的知识仅与现象相关,至事物自身则一任其自身为实在之物,但视为吾人所不能认知者耳。诚以势必迫使吾人超越经验及一切现象之限界者,乃此不受条件制限者,此为理性以必然性及正当权利对于物自身所要求者,盖欲以之完成条件之系列者也。故若假定为吾人之经验的知识与所视为物自身之对象相合,则思维此不受条件制限者自不能无矛盾,但若假定为“吾人所有事物之表象”(如事物之所授与吾人者)并不与“所视为物自身之事物”相合,乃“所视为现象之对象”与吾人之表象形相相合,则此种矛盾即消失矣;故若吾人发见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在吾人认知事物之限度内,即在事物授与吾人之限度内,不能在事物中见及之,而仅在吾人所不知之一类事物限度内,即在此等事物为物自身之限度内寻求之,吾人始能正当断言吾人最初以实验之目的所假定者,今则确已证实之矣。但在超感官之领域中,一切进行皆不容思辨的理性有之之时,亦尚有吾人所能论究之问题,即在理性之实践知识中,是否能发见资料足以规定理性所有“不受条件制限者之超验的概念”,因而能使吾人依据玄学之愿望,借先天所可能之知识,以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之限界(虽仅自实践的观点而言)。思辨的理性至少留有此类扩大之余地;同时思辨的理性若不能实行扩大,必须任此种余地空闲,但吾人固有自由借理性之实践的资料以占领此余地(设属可能),且实为吾人使命之所在世。

    依据几何学者物理学者所立之例证,使玄学完全革命化,以改变玄学中以往所通行之进行程序,此种企图实为此批判纯粹思辨的理性之主要目的。本批判乃一方法论,非即学问自身之体系。但在同时亦已规划学问之全部计划(关于其限界及其全部之内部构造)。盖吾人之思辨理性具有此种特质,即按理性所由以选择其思维对象之种种不同方法,以衡量其能力,又能—一列举理性所由以提出其问题之种种方法,因而能(或势所必然)推寻一玄学体系之完备纲要。关于第一点,除思维的主观由其自身而来者以外,先天的知识中绝无能归之对象者;至关于第二点,纯粹理性在其知识之原理有关之限度内,为一完全独立自存之统一体,其中与有机体相同,一切部分皆为一切其他部分而存在,全体为各部分而存在,故除在其与纯粹理性之全体运用相关之全部关系中,详密审察之以外,无一原理能就任何一种关系安全采用之者也。因之玄学又具有论究对象之其他学问所无之独特优点(逻辑仅论究普泛所谓思维之方式),即若玄学由此批判以进入学问之安固途径,则自能纲罗此全部领域之详尽知识是也。玄学应仅论究原理及此等原理自身所规定之使用眼界,故能完成其事业,且以之为完全无缺不能有所增益之资产而传之后世。盖玄学乃根本之学,自负有臻此完全境域之义务。吾人对于玄学自必能作是言:尚有应为之事留存时,不能以之为有所成就者也。

    但将有人问,吾人所欲留传于后人者果为何种宝藏?其称为批判所纯化,及最后告成所建立之玄学,其价值如何?凡粗知本著之大略者,自将见其效果仅为消极的,唯在警戒吾人决不可以思辨理性越出经验之限界耳。此实为批判之主要效用。但当吾人承认思辨理性所以之越出其固有眼界之原理,其结果并不扩大理性之运用而适足缩小其运用时(如吾人在严密审察之下所见及者),则此种教导立得其积极的价值。盖此等原理,本不属理性而属于感性,在其用之于超越经验时,势必迫使感性之范围与实在者等量齐观,于是在理性之纯粹(实践的)运用中,乃取理性而代之矣。故在吾人之批判制限思辨理性之限度内,固为消极的;但因其由此除去实践理性运用之障碍,乃至其势欲毁灭实践理性之运用者,则实具有积极的及极重要之效用。至少其结果如是,吾人因而立即确信有纯粹理性之绝对的必然的实践运用(道德的),理性在此运用中,自必超越感性之限界。实践理性,在如是进展中,虽无须思辨理性之助力,但亦必严防其有相反之处,使理性不致陷于自相矛盾。凡不以批判为有积极之贡献者,实等于谓警察无积极之益处,以其主要职务仅在防免足使公民互相恐惧之暴乱,而使各人得安居乐业耳。空间时间仅为感性直观之方式,故为“所视为现象一类事物”之唯一存在条件;且除有直观能授与吾人,以与悟性概念相应以外,吾人并无任何悟性概念,因而亦无事物知识之要素;故吾人不能有关于“视为物自身之任何对象”之知识,所有知识仅限于其为感性直观之对象即现象是也——凡此种种皆在批判之分析部分中证明之。故其结论,自当为“理性之一切可能的思辨知识,唯限于经验之对象”。但吾人进一步之论议,自亦当切记在心,即吾人虽不能认知“所视为物自身之对象”,但吾人自必亦能思维此等“视为物自身之对象”,否则吾人将陷于背理之论断,谓无显现之者而可有现象矣。今任吾人假定并不设立“所视为经验对象之事物”与“视为物自身之事物”间之区别(吾人之批判已说明此区别为必然的)。则在此种情形中,一切普泛所谓事物,在其成为“因果相乘之原因”之限度内,皆将为因果原理所规定,因而为自然之机械性所规定矣。故我对于同一事物,例如人之心灵,谓其意志固自由,但又服属自然之必然性,即不自由云云,则不能无明显之矛盾。此盖我以同一意义——即视为普泛所谓事物,易言之视为物自身——解说两命题中之心灵;故除先经批判以外,实不能有所说明者也。但若吾人之批判所教导者为不谬,即对象应以“视为现象及视为物自身”之二重意义解释之;又若悟性概念之演绎有效,因而因果原理仅适用于前一意义之事物,即限于其为经验之对象(此等同一之对象,如以另一意义解释之,则不从属因果之原理)则假定为同一之意志,在现象中(即在可见之行为中),必然服属自然之法则,因而极不自由,但同时又以其属于物自身,此为不服属自然法则者,故又自由云云,实无矛盾。自后一观点所言之我之心灵,实不能由思辨理性知之(更不能由经验的观察知之),故所视为此一种存在所有性质之自由(我以感性界中种种结果为由彼所发生者),亦不能以任何此种方法知之。盖我若能以此种方法知之,则我应知此种存在一若其存在已受规定而又不在时间中规定矣。顾此为不可能者,盖因我不能由任何直观以支持我之概念。但我虽不能认知自由,尚能思维自由;易言之,若顾及两种表象形相——感性及智性——间吾人之批判的区别,及纳粹悟性概念与由此等概念引申而来之原理等所有之制限,则自由之表象至少非自相矛盾者也。

    吾人若承认道德必然以“所视为吾人意志所有性质”之自由(最严格之意义)为前提;盖即谓吾人如承认道德产生“所视为理性之先天的所与”之实践原理(此为吾人理性所固有之根本原理),且除假定有自由以外,此事将成为绝对不可能;又若同时吾人承认思辨理性已证明此种自由不容人思维之者,则前一假定(此为道德而假定之者)将退让别一主张(译者按:即自然之机械性),与此主张相反者含有明显之矛盾。盖因仅在假定有自由之前提下,否定道德始含有矛盾,今若以自由为不能思维之事,则自由及道德皆将退让自然之机械性矣。

    道德并不要求必须以容认自由为前提,仅须吾人具有自由云云不致自相矛盾,及至少须容人思维之,且因自由为吾人所思维者,自不妨阻其为自由行动(此自别一关系言之则为自由行动)而又与自然之机械性相合。于是道德学说及自然学说各能改进其位置矣。但此仅限于批判已先行证明吾人对于物自身绝不能知,且一切能为吾人理论上所知者又仅限于现象而始可能者也。

    此种对于纯粹理性之批判的原理所生积极利益之论究,自亦能在神及“吾人心灵之单纯性”之概念中发展之;但为简便计,一切皆从略。但就吾人之所已言者证之,神、自由及灵魂中平之假定(此为我之理性所有必然的实践运用而假定者)若不同时剥夺“思辨理性自以为能到达超经验的洞察”之僭妄主张,则此种假定亦属不可能者。盖理性为欲到达此超经验的洞察,则必须使用实际仅能推用于经验对象之原理,若复应用之于所不能成为经验之对象时,则此等原理实际又常转变此等对象为现象,于是使纯粹理性之一切实践的开展成为不可能。故我发见其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玄学之独断论(即不经先行批判纯粹理性,在玄学中即能坦然进行之成见)乃一切无信仰(此常为异常独断的而与道德相背反者)之根源。

    以依据纯粹理性批判所构成之系统的玄学,传之后世,虽非难事,但不可轻视此种遗产之价值。盖不仅理性将因而能遵由学问之安固途径,不似以往无审察、批判之冥行盲索;且性耽研究之青年,亦将因而费其时间于较之独断论更有实益之处,彼等受独断论之影响,往往及早时期即大为其所鼓动,沉溺于轻率思辨彼等所绝不能理解且亦无一人能洞知之事物——此乃鼓励彼等创制新观念新意见而置实学之研究于不顾者也。且其中尚有一不可衡量之利益,即今后一切对于道德及宗教之反对论,将永远沉寂,此盖以苏格拉底之方法使之然者,即以最明晰之证据,证明反对者亦无所知耳。是以在世界中常存有某种玄学,今后亦常能继续存在,玄学存在,则纯粹理性之辩证性质自亦同在,盖此为纯粹理性所自然发生者也。故杜绝玄学所有误谬之源流以期一举铲除玄学中之有害影响,实为哲学之第一及最重要之任务。

    在学问之领域中,虽有此重大较变,思辨理性虽必忍受其幻想的所有之损失,但人类之普泛关心事项,则一如以往永处人所尊重之特有地位,世界在以往自纯粹理性之教导所得之利益,亦绝不消失。其受损失者仅为学派之独占权,与人类之关心事项无关。我今将质之最冥顽之独断论者,自实体之单纯性所推得吾人死后继续存在之证明,又如由主观的实践必然性与客观的实践必然性之间所有烦琐而无效用之区别所到达其与普遍的机械性相对立之意志自由之证明,又如由实在的存在体之概念(变化体之偶然性及第一主动者之必然性之概念)所演绎之神之存在之证明等等,是否能离学派而教导公众之心或稍能影响于公众之信仰?此皆绝不能有之者,且以通常人类理解力不适于此种烦琐之思辨,故绝不应如是期待之。此种流布广泛之信仰,在其依据合理的根据之限度内,实全由他种考虑而起者。来生之期望,起于吾人所有绝不能为现世所满足(以现世不足尽人类完成其全使命之智能)之特性;自由之意识,则完全根据于“义务明显展示于吾人之前,与一切由利害好恶所生之要求相对立”而起,聪明伟大之创世主之信仰,则纯由自然中随处展示之光荣秩序、美及神意所产生者也。当其已使学派承认彼等在普遍的人类有关之事项中,不能自以为较大多数人所到达者(此为吾人所极度重视者)有更高更圆满之洞察,以及彼等(作为哲学之学派)应限于研究此种普遍所能理解之事,且在道德的见地上阐发其证明之充分根据时,则不仅以上之所有(译者按:即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神之存在等)不因思想革命而有所动摇,且因改革而更获得较大之权威者也。其受转变之影响者,仅学派之僭妄要求,盖学派皆切望被视为此种真理之唯一创作者及所有者(一如彼等在许多其他知识之部门中所能要求者),由彼等自身掌握此种真理之关键,而仅传布真理之用途于公众——其不知与我等耳,乃切望被视为唯彼一人知之者。顾同时对于思辨的哲学者之较平妥要求,亦承认其要求切当。即思辨的哲学者关于有益于公众而非公众所知之学问,即理性之批判,依然具有唯一之权威。盖批判绝不能使之通俗化,且亦无使其通俗化之必要。诚以拥护有益真理所精炼之论据,既非诉之于常人,故在公众一方亦无精妙之驳难能反对之也。然在到达思辨高度之人,则主张与反驳二者皆为绝不能免者;且由彻底研究思辨理性之权利所在,以期永能防免为人所轻侮,实为学派之义务,盖此种轻侮,由于玄学者因其教说趋入歧途所必须陷入之论战(后则僧侣亦陷入此论战中)迟早必在公众间发生者也。惟有批判能铲除唯物论、定命论、无神论、无信仰、狂信、迷信(此皆能普遍有害于公众者)及观念论、怀疑论(此则主要有害于学派而尚难传达于公众者)等等。政府如以干与学者之事业为适当,则鼓励批判自由(盖唯由批判,理性之劳作,始能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实较之维护学派之可鄙专横,更合于对学问对人类之贤明爱护,盖此等学派对于公众所绝不关心,且其损失亦绝非公众所能感知之蛛网(体系)毁灭,大声疾呼谓为公众之危害者也。

    此批判并不反对理性在其所视为学问之纯粹知识中之独断的进程,盖因此种进程必须常为独断的,即自正确之先天的原理以产生严格之证明是也。其所反对者,仅为独断论,即反对其自以为依据原理纯自(哲学的)概念即能促进纯粹知识,一如理性所久已习行之者;且以为最初无须研讨理性究以何种方法,由何种权利而获有此等概念,即能从事于此等等之专横独断。故独断论乃末经预行批判其自身所有能力之纯粹理性之独断的进程。但在反对独断论时,吾人决不因而宽纵假借通俗名义之浅薄浮辞,及颠覆一切玄学之怀疑论。反之,此种批判实为一根据完密之玄学所必须之准备,此种玄学,以其为学问,故必须依据体系之严格要求,独断的发展,不以满足平凡的公众之方法行之,唯在满足学派之要求。盖此为玄学所务须遵行之要求而不可忽视者,即玄学应完全先天的成就其事业,而使思辨理性完全满足是也。故在实行批判所制定之计划中,即在未来之玄学体系中,吾人应遵由一切独断的哲学家中之最伟大者完尔夫(wolff)之严密方法。彼为首先以例证(由彼之例证警觉在德国至今尚在之彻底精神)指示:学问之坚实进展,如何仅由原理之秩然建立,概念之明晰规定,以及依据严密之证明而主张,且避免推理中有轻率突飞之步骤等等而到达之者也。彼如曾思及预行批判“机官”即批判纯粹理性自身以准备其基础,则彼实为最适于使玄学进达学问之尊严地位之人。彼之不能为此,其咎并不多在彼自身,而在当日所通行之独断的思维方法,关于此一点,完尔夫当时及其以前时代之哲学家皆无相互责难之权利。至反对完尔夫之治学方法而又反对纯粹理性之批判者,其目的所在,仅欲脱离一切学问之束缚而变业务为游戏,正确性为意见,哲学为偏护私见耳。

    至关于此第二版,我曾利用机缘,尽力之所能,以除去足以引人误解书中所有费解及晦昧之处(此或为我之过误),盖即思想敏锐者,当其批判吾书时,亦尝陷入此种误解也。顾命题自身及命题之证明,乃至结构计划之方式及其详密之点,我皆未见其中有应改变之处。此乃一方由于我在公之于公众以前,已经长期审察,一方则由于吾人所论究之主题之性质。盖纯粹思辨理性具有“一切事物在其中成为一官品之一种结构”,全体为一切部分而存在,一切部分为一切其他部分而存在,故即至微小之缺点,不问其为过误(误谬)或缺陷,亦必在行使之际显露也。我所期望者,此体系将通彻未来保持此亘久不变之点。盖使我具此确信者实非自欺,乃经验所得之证明,即或自最小之要素以进达纯粹理性之全体,或自全体(盖此亦由实践领域中之终极目的所呈现于理性者)以达各部分,其结果皆相等是也。故凡企图变更之者,即令变更其最小之部分,亦立即发生矛盾,其矛盾不仅在体系中,且在普泛所谓人类理性中发生。至关于阐释方法,则未尽之处尚多;在本版中我所修正者意在除去(一)关于感性论,尤其关于时间概念之误解;(二)关于悟性概念演绎所有晦昧之处;(三)在纯粹悟性原理之证明中,外观上缺乏充分证据;最后驳难合理的心理学之推理错误一章内所有之错误说明。自此点以外,即自先验辩证论第一章以下,我皆未有所变更。盖时间过促,不容再有所更改;且关于其余各部分,我皆未见精辟公平之批判有任何误解之处也。我虽未便列举此等批判者之名,奉之以其所应得之赞辞,而我之注意被等之评论则在以上所举之新修正之各部分中,自易见及之。此等修正虽含有小损失,但除使卷页繁重以外,实为不可避免者,盖我曾删节若干部分,此于全体之完善固不关重要,但在许多读者或以其别有所神益而深惜其失去也。然惟删节我始能如我所期望留有修正为更易理解之释明之余地,此等新修正者对于命题之基本事项或命题之证明,虽绝对无所变更,但与以前之论究方法则随处有十分相异之点,盖此等处非仅以新者杂入旧者中所能了事者也。此种损失(损失微小且参考第一版即能补救之者)我期望将以新版之大为明晰补偿之。在种种刊物中——评论及论文——我见及彻底精神在德国并未消灭,仅为一时流行之虚伪自由思想所掩蔽;以及批判途径之艰难曾不沮丧笃学明智之士之通读我书,不胜欣慰之至——此一种著作乃引达学术的(且唯其为学术的始能持久存在,故为最需要者)纯粹理性之学问。在释明中,随处缺陷之处颇多,完成之业,我将期之富有洞察力而又具有说明畅达之天才之人士(我实自觉未具有此种天才);盖关于此一点,其危险不在为人所论驳而在不能为人理解。自今以往,我虽不能容许自身加入论战,但我将严密注意一切提示,不问其来自论友或论敌,以为将来依据此准备的学问以缔造其体系之用。在此等等劳作之进展中,我年事已甚高(本月已达六十四岁),故我若欲成就“我所提议提供一自然玄学及道德玄学之计划”(此种自然玄学及道德玄学足以证实我在思辨理性及实践理性两领域中所批判之真理者),则我必节省我之时间。故清除本著中晦昧之处(此为新事业之所不可避免者)及为本著全体辩护,我必期之以我之教说为彼自身所有之人士。哲学著作不能如数学论文防卫谨严,故触处可受人驳击,但其体系之结构,自统一之全体观之,则固无丝毫危及之虞也。具有通达无碍之精神通晓新体系者甚鲜;且因一切革新,通常不感兴趣,故抱从事于此新体系之志趣者更鲜。吾人如随处择片段文字,截去其前后联络,比较考订,则外观上之矛盾自必不少,尤其在以自由表达方法所著作之书籍。在以耳为目之人士观之,此种矛盾有损著作之价值;但在通晓全体理念之人士观之,则此种矛盾极易解决者也。故如学说之本身坚强,则凡其初似足以伤及此学说之偏重过度之处,经历时日,适足以使学说中向之精粗轻重不平衡者因而平衡;且若有公正、明察、性易通欲之人士,弹其心力为之阐释,则短期间内,此学说之叙述文辞,亦必斐然可观者也。

    一七八七年四月堪尼希堡

    导言

    一 纯粹知识与经验的知识之区别

    吾人所有一切知识始于经验,此不容疑者也。盖若无对象激动吾人之感官,一方由感官自身产生表象,一方则促使吾人悟性之活动,以比较此类表象,联结之或离析之,使感性印象之质料成为“关于对象之知识”,即名为经验者,则吾人之知识能力,何能觉醒而活动?是以在时间次序中,吾人并无先于经验之知识,凡吾人之一切知识,皆以经验始。

    吾人之一切知识虽以经验始,但并不因之即以为一切知识皆自经验发生。盖即吾人之经验的知识,亦殆由吾人所受之于印象者及吾人之知识能力(感性印象仅为其机缘)自身所赋与者二者所成。设吾人之知识能力对于经验的知识有所增益,则非勤加注意,使吾人善于离析此所增益者以后,吾人殆不能辨别知识之质料与知识能力之所增益者。是否有离经验乃至离一切感官印象而独立自存之知识,则为一至少须严密审察之问题,而不容轻率答复者。此类知识名为先天的,以与来自后天的即来自经验之经验的知识有别。

    但此“先天的”名词并未精确指示吾人所有问题之全部意义。盖通常有许多自经验所得之知识,亦常谓为吾人先天的具有之,或谓为先天的能具有之者,其意义所在乃指吾人并不直接自经验得之而自普遍的规律得之耳——但此类规律乃吾人自经验所假借者。故吾人对于一掘其居室屋基之人,谓能先天的知此屋之将倾覆,即彼无须俟此屋之实际倾覆即知之。顾彼仍未能完全先天的知此。盖彼由经验始习知物体之有重量,及当其支持者撤除以后,即将倾覆耳。

    是以在本书以下所述所谓先天的知识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指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与此相反者为经验的知识,此仅后天的可能,即仅由经验而可能之知识。当先天的知识未杂有经验的事物在内,则名为纯粹的。例如“一切变化皆有其原因”之命题,虽为先天的但非纯粹的,盖因变化乃仅能得自经验之概念。

    吾人具有某种先天的知识,乃至常识亦绝未缺乏此类知识

    吾人此处所需乃一能用以正确辨别纯粹知识与经验的知识之标准。经验教示吾人某某事物之情状如是如是,而非某某事物必须如是不能别有其他情状之谓。于是第一,设吾人有一命题,在思维时,被思维为必然者,则此命题为先天的判断;此命题设更非由任何命题引申而来(除亦具有必然的判断之效力者),则此命题为绝对的先天的判断。第二,经验从未以真实严格之普遍性赋予其判断,而仅由归纳与之以假定的、比较的普遍性。是以吾人仅能谓在吾人迄今所观察之限度中,某某规律未见有例外耳。今如有一判断以严格的普遍性思维之,即不容其有例外之事可能者,则此一判断非来自经验而为绝对先天的有效。经验的普遍性,仅以在最多数事例中所视为有效力者任意扩而充之,以之为对于一切事例皆有效力,例如“一切物体皆有重量”之命题。反之,当严格的普遍性为一判断之本质者时,则此一判断乃指示知识之一种特殊源流即指示一种先天的知识能力。因之,必然性与严格的普遍性,为先天的知识之正确标准,且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惟因行使此等标准时,判断之偶然性有时较判断之经验制限更易于显示,或因判断之无限制的普遍性,有时较判断之必然性更易明显证明,故分别行使此二种标准较为合宜,盖每一标准就其自身言,皆确实无误者。

    在人类知识中有必然而又普遍(自最严格之意义言之)之判断,即纯粹的先天的判断,此固极易显示者也。如欲从学问中求一实例,则吾人仅须取数学之任何命题即见之;如须从常识中求一实例,则“一切变化必有一原因”之命题,即足以尽之矣。在后一例中,此原因概念显然含有与结果相连之必然性及规律所有之严格的普遍性等之概念,所以吾人若加休谟(hume)所为,欲从“所发生事象与前一事象之重复联想”,及“连结表象之习惯”(此习惯由重复联想所发生,而仅成为主观的必然性者)以引申此原因概念,则原因概念将因而丧失无余矣。今即不征之此种实例,亦能展示纯粹的先天的原理为使经验可能所不可缺者,因而证明此类原理乃先天的存在者。盖若经验所依以进行之一切规律,其自身常为经验的,因而为偶然的,则经验又何从得其正确性?盖此等规律固不能视为第一原理者也。惟吾人今则以证实吾人之知识能力有一种纯粹运用及提示此类运用之标准为何,即已满足矣。

    此种先天的起源,不仅判断中有之,即概念中亦有之。盖若吾人从一物体之经验的概念中,将其中所有一切经验的形象,如色、刚、柔、重乃至不可入性等等,—一除去,但仍留有一物体(此物体今已消灭无余)所占之空间,此空间固不能除去者也。又若吾人从任何对象(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之经验的概念中,将经验所教示吾人之一切性质除去,但仍不能将“对象所由以被思为实体或被思为属于实体者”之性质除去(此实体之概念,虽较之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更为确定)。故由于实体概念所迫使吾人承服其为实体之必然性,吾人惟有承认此必然性之基础在吾人所有先天的知识之能力中耳。①

    ①在第二版中,导言共分五节,而第一版则为两节。第二版中之第一第二两节,在第一版中则为首二段,其文如下:

    先验哲学之理念经验为吾人悟性在改造感性印象之质料时所首先产生之产物,此无可疑者也。因之,经验为最初所授与吾人之知识,且在经验之进展中新知无穷,所以在一切未来时代之连续生活中所能采集之新知识,绝无缺乏之虞。但经验绝非限定吾人悟性之唯一领域。经验教示吾人以事物之所有情状,而非事物之必然如是不容别有其他情状者。是以经验不与吾人以真实之普遍性;而理性则因其坚执此类普遍性之知识,故为经验所刺激而非经验所能满足。此类普遍的知识(同时具有内的必然性之性质),因其自身离去一切经验,必应明晰而正确。因之,此类知识名为先天的知识;反之,仅自经验假借来者,则通常名之为后天的或经验的所知。

    其尤为显著者,即在经验中,吾人亦见含有“其作用惟在连结种种感官表象”起自先天之一类知识。盖即吾人自经验中除去属于感官之一切事物,仍见其留有若干本源的概念及自此类概念引申而来之判断,此类概念与经验无关,必纯由先天的发生,盖以其能使吾人对于所显现于感官之对象,更能有(或至少使吾人信以为能有)较经验所能教示者以上之主张耳——此类概念对于吾人之主张与以真实之普遍性及严格之必然性,此皆非经验的知识所能提供者。

    哲学须有一种规定先天的知识之可能性、原理及其范围之学问

    较之以上所述更为逾越常度者,乃有某类知识离去一切可能的经验之领域,貌似扩大吾人之判断范围于一切经验限界以外,至其所以实行之者,则惟赖“经验中不能有其相应对象”之概念。

    正赖此类知识,吾人之理性乃得在感官世界以外经验所不能导引不能较正之领域中,从事于“吾人所视为较之悟性在现象领域中所习知者更为重要其目的更为高贵”之研究。对于此类切要研究,吾人因其性质可疑,则宁愿冒误谬之危险以尝试之,而不愿就此作罢或轻视淡漠此种为纯粹理性自身所设定绝不能回避之问题,为神、自由、灵魂不灭三者。其最后目的唯在解决此类问题之学问(以及其所有一切准备)为玄学;玄学之方法,最初为独断的,此乃并未先行审察理性之能力是否适于如是伟大之事业即贸然从事者。

    当吾人离去经验根据以后,对于吾人所设计建造之建筑物基础,应由绵密之研究,自行保证,凡吾人所有之知识,非先确定其由来,决不使用,所有之原理,非先知其起源,决不信赖,此固极自然者也。质言之,应先考虑悟性因何而能到达此先天的知识,及此先天知识所能有之范围、效力、价值如何等等问题,实极自然。唯此“自然”一词,吾人若指正当合理所应有者而言,则自然诚莫过于此。若吾人以“自然”一词指习见者而言,则适得其反,此类研究之所以久被忽视,乃成为最自然而最易明之事矣。盖因属于此类知识之一部分即数学久已证实其可信赖,因而对性质上与之不同之其他部分,亦有乐观之期望。况吾人一旦出乎经验范围之外,即无为经验所否定之虑。而引使吾人扩大知识之诱惑,又如是之强烈,非遭遇直接矛盾,决不能阻止吾人之进行;且此类矛盾,吾人若在所有之空想构造中加以审慎,即能避免——唯矛盾虽能避免而其为空想之构造则如故。数学关于吾人离去经验在先天的知识中所能进展之程度,实与吾人以光辉之例证。顾数学所研究之对象及知识,唯限于其能表现于直观中者。但此种情形易被忽视,盖因在思维中直观自身即能先天的授与吾人,因而难与纯然概念相区别。为此种所已证明之理性能力所误,渴望知识扩大之心遂不知有所制限。轻捷之鸽翱翔空中,感遇空气之抗阻,遂悬想在真空中飞行,当更畅适。柏拉图(platon)以感官世界制限悟性过甚,遂鼓观念之翼,轻率离感官世界以入纯粹悟性之真空界中,其情正同。顾彼未见及竭其所有之力,实未尝有所寸进——良以未遇“彼所可据为支点能应用其能力而使悟性活动”之抗阻耳。竭其力之所能,急遽完成其思辨的结构,惟在完成后始研讨其基础之是否可恃者,比比皆是,此诚人类理性共通之运命。当其欲使吾人确信其基础之巩固,或意在使吾人废弃能危及其基础之最新研讨,乃借种种文饰之辞自解。但当实际经营此思辨的结构时,吾人何以能无所疑惧而傲然自以为贯通一切者,盖由于此种情形,即理性之大任务(或许最大任务)在分析吾人关于对象所已有之概念。此种分析,予吾人以相当数量之知识,此类知识虽仅在阐明吾人概念中之所含有者(虽在混淆状态中),但至少就其方式而言,尚足视为创见。然若就其质料或内容而言,则并未扩大吾人所已有之概念,仅分析之而已。惟因此种程序产生真实之先天的知识,理性遂深为所惑,于不自觉中,潜引入性质完全不同之主张于其内——即以完全相异之其他概念加于所与概念,且先天的加于其上。至理性何以能如是,则尚未为人所知。且此一问题亦从未为人所思及。故我即将进论此两种知识间之异点。

    分析的判断与综合的判断之区别

    在含有主宾关系之一切判断中(今仅考虑肯定的判断,至以后适用于否定的判断,则极易为之)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共有二种方法。或乙宾词属于甲主词而为包含于甲概念中之某某事物,或乙与甲虽相联结而乙则在甲概念之外。前一类我名之为分析判断后一类则名之为综合判断。分析判断(肯定的)其中宾主连结,视为相同之事物;凡其连结,不以宾主二者为相同之事物者,则应名为综合判断。前一类,因宾词对于主词之概念一无所增益,惟将主词之概念分剖成“所含在其中构成此一概念之若干概念”(虽属混淆),故亦可名之为说明的判断(erlauterungsurtheil)。后一类则对于主词之概念加以一“其所绝末含有,且即分析亦不能自其中抽绎”之宾词;故又名之为扩大的判断(erweiterungsurtheil)。例如“一切物体皆为延扩的”,此即一分析的判断。盖若求“与物体相连结之延扩”,则固无须逾越物体概念以外。诚以欲觅此宾词,仅须分析此物体概念即得,即我自身能意识我常在此物体概念中所思维之杂多足矣。故此判断为分析的。但若云“一切物体皆有重量”,则此宾词与我在普泛所谓物体概念中所思维者有极不同之点;故加有此类宾词,即产生综合的判断。

    经验判断①就其自身而论,皆为综合的。欲在经验上建立一分析的判断,则为背理。盖当构成此分析的判断,我不必越出我之概念以外,即无须经验之证明以维持之者。因之,“物体为延扩的”之命题,乃先天的有之而非经验的。诚以在诉之经验以前,此物体概念中已具有我之判断所需之一切条件。我仅依据矛盾律,自此概念中抽绎此所需之宾词,同时且能意识此判断之必然性——此为经验所绝不能教示吾人者。反之,在普泛所谓物体之概念中,虽不能包含“重量”一宾词,但此物体概念乃由经验所有部分之一部分以指示经验之对象者,故我能将此同一经验之其他部分加于此一部分,而使之同属于此概念。其初我能由延扩、不可入性、形体等等之属性,自分析方面以了解此物体概念(所有此种属性已包含在物体概念中)。但当还顾我所由以得此物体概念之经验,而见及“重量”常与上述云云之属性相连结,于是我将此“重量”作为一宾词而系附于此概念;惟我之系附此宾词,乃综合的,因而扩大我之知识。故“重量”宾词之所以能与物体概念综合,乃依据经验。盖一概念虽不包含在其他之概念中,但仍互相联属(虽为偶然的),成为一经验全体所有之部分,此经验自身即为直观之综合的连结。

    但在先天的综合判断中,则绝无此类经验之后援(在此种判断中,并无在经验领域中探求之便益)。当我欲出甲概念之外以知乙概念与甲概念相连结,则我所依据者为何?综合之由以可能者,又为何?今以“一切发生之事物皆有其原因”一命题而言。在“发生之事物”之概念中,我实思维“有一时间在其前之一种存在”,以及等等,因而从此概念能得一分析的判断。但原因概念乃在此概念之外而指与此“所发生者”不同之某某事物而言,故绝不能包含于“所发生事物”之表象中。然我何以能以“与之完全不同者”为此“所发生事物”之宾词,且何以又知原因概念虽不包含其中而又隶属于此概念,且为必然隶属之者?当悟性信其能在甲概念以外,发见与此概念性质绝异而同时又视为与之相连结之乙宾词时,悟性所依恃之“不可知等于x者”果为何?此x决非经验,盖因使第二表象与第一表象相连结,所提示之原理不仅具有经验以上之普遍性,且又具有必然性之性质,故完全为先天的,且以纯然概念为其基础者。所有一切吾人之先天的思辨知识最后之所依据,必为此综合的即扩大的原理;分析的判断固极重要而又必须,但仅在使此种确实而广大之综合(即对于固有之知识能增加真实之新知识者)所必须之概念明晰时,始重要而必须耳。②

    ①自经验判断至此段之末,皆为第二版所改易者,至第一版之原文则如下:

    由以上所述显然如下:(一)吾人之知识由分析的判断绝不能扩大,仅我所已有之概念提示于前,而使我易于理解耳;(二)在综合的判断中,如欲知一实辞不包含于此概念中而又隶属之者,则必须于主词概念之外,别有为悟性所依据之某某事物(x)。在经验的判断即关于经验之判断之事例中,欲适合此种要求,绝无所谓困难。此x即我由甲概念所思维之“对象之完全经验”——甲概念乃构成此经验之一部分者。盖因我在普泛所谓物体之概念中虽不能包括“重量”一宾词,但此物体概念,乃由经验之一部分以指示此完全经验;所以我能将同一经验之其他部分加于此一部分作为隶属之者。先由分析,我能由延扩、不可入性、形体等等以理解此物体概念(所有此种属性已包含在物体概念中)。欲扩大我之知识,我还顾我所由以得此物体概念之经验,而见及“重量”常与以上云云之属性相连结。经验即甲概念以外之x,而为乙“重量”宾词与甲概念间之综合所以可能之所依据者。

    ②第一版此下尚有一段:

    此处尚伏有一种神秘,纯粹悟性所生知识之能进入于无制限之领域,端赖此神秘之解决,始能确实可恃。吾人今所必须从事者,乃在就先天的综合判断所固有之普遍性,以发见此种判断所以可能之根据,而得洞察所以使此类判断可能之条件,以及将此种自成一类之知识,按其来源、部类、范围、限界,组成一完备而足供一切使用之体系。关于综合判断之特点,今姑以此为限。

    理性之一切理论的学问皆包含有先天的综合判断而以之为原理

    (一)一切数学的判断绝无例外皆为综合的。此一事实虽确实不可动,其结果虽极重要,但向为从事分析人类理性之人所忽视,已彼等所有一切推断,亦正与此事实相反。彼等见及一切数学推理依据矛盾律进行(此为一切必然的正确性之性质所要求者),遂以为数学之基本命题,亦能由矛盾律知其真确。此实一谬见。盖综合的命题虽能依矛盾律认知之,然须在“别有一综合的命题为其前提,而视为自此别一命题所推论来者”之时始然耳,至综合的命题自身则绝不能由矛盾律认知之也。

    首宜注意者,所严格称为数学的命题,常为先天的判断而非经验的;盖因其具有不能自经验得来之必然性。设此点为人所否认,则我之论述愿限于纯粹数学,盖即此纯粹数学之概念,已含有不包含经验的知识而纯为纯粹先天的知识之意义。

    吾人最初能以7+5=12之命题视为纯然分析的命题,以为由矛盾律自“七与五之和”一概念中推演而来。但吾人若更详加审察,则将见及此“七与五之和”一概念中,只含有二数连结为一之一事实,其中并未思及连结此二数之单一数为何数。仅思七与五之连结,决不能谓为已思及十二之概念;且即尽我之能以分析我所有此可能的和数之概念,亦绝不能在其中得十二之数。吾人须出此等概念之外而求助于“与二数中之一相应之直观”,例如吾人之五指,或(如昔格内尔之算术中所为)五点,即以此直观中所与之五单位,逐一加于七之概念上。盖吾人先取七数,又以“成为直观之五指”代五之概念,于是将我先所聚为五数之各单位,逐一加于七数上,借此手指形象之助,而后能成十二之数。至五之必须加于七上,我已在和数等于七加五之概念中思及之,但其中并不含有和数等于十二之意义。故算术的命题常为综合的。

    吾人如采用较大数目,则此事当更明显。盖在较大数目时,愈见吾人任令如何穷究概念,若仅分析而不借助于直观,则决不能发见和数之为何数。

    纯粹几何学之基本命题,同一非分析的。“两点间之直线为最短线”一命题,乃综合的命题。盖因“直”之概念并不包含“量”,而只表示其“质”。此最短之概念,纯为所加增者,任令如何分析,亦不能自直线之概念中得之。放必须求之直观;唯由直观之助,综合始可能。使吾人通常信为“此种必然的判断之宾词已包含在概念中,因而此判断为分析的”云云者,其原由全在所用名词之意义含混。在思维中,吾人必须加某一宾词于所与概念,此种必然性乃概念自身所固有者。但问题则不在吾人在思维中应以何者加之于所与概念,而在吾人实际在概念中所思维者为何(即令其意义不甚显著);是以宾词虽必须系附于此概念,但系附之者,乃由于所必须除加于此概念之直观,而非在概念自身中思维而得,此固彰彰明甚者也。

    几何学家之所以为前提者若干基本命题,实际固为分析的而依据矛盾律者。然此类命题有类同一律命题,仅用为方法上连锁之环节,而非作为原理;例如甲=甲,即全体等于其自身;又如(甲十乙)>甲,即全体大于其部分,等等。即使此类命题,其有效乃本之纯粹概念,但其所以能在数学中容受者,则仅因其能在直观中表现之耳。(二)自然科学(physics)包含有作为其原理之先天的综合判断。我仅须引两种判断即“在物质界之一切变化中,物质之量仍留存不变”及“在运动之一切传达中,动与反动必常相等”。此两种命题显然不仅为必然的,因而其起源为先天的,且亦综合的。盖在物质概念中,我并不思及其永存性,而仅思维其在所占空间中之存在。我越出此物质概念以外在思维中,先天的加入所不包含在物质概念中之某某事物于物质概念。故此命题非分析的而为综合的,且为先天的所思维者;凡属于自然科学纯粹部分之其他命题,亦皆如是。

    (三)玄学即令吾人视之为尚无所成就,但由于人类理性之本质,仍为必不可无之学,而应包含有先天的综合知识。盖玄学之任务,不仅在分析吾人关于事物先天的所自行构成之概念,以之分析的究明此类概念,而在扩大吾人之先天的知识。职是之故,吾人须用“以不包含在概念中之某某事物加于所与概念”之原理,且由先天的综合判断,越出所与概念,直至经验所不能追随之程度,例如在“世界必须有一最初之起始”等类命题中。故玄学,——至少就其目的而言,——纯由先天的综合命题而成者也。

    六纯粹理性之概要问题

    吾人如能将许多研究,归纳在一单一问题之方式下,则所得已多。盖精密规定吾人之事业,不仅轻减吾人自身之工作,且使审察吾人事业之结果者,亦易于判断吾人之所从事者是否有成。今以纯粹理性之固有问题归摄于下一问题中:即先天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玄学之所以尚留存于虚浮及矛盾之动摇状态中者,全由于从未先行考虑此一问题,甚或分析的判断与综合的判断间之区别,亦从未考虑及之。故玄学之成败,实系于此一问题之解决,或充分证明实际上绝无此问题所欲说明之可能性。在哲学家中,休谟最为近接此问题,但远未以充分精确及普遍性考虑此问题。彼专致力于因果关联(principium causalitatis)之综合命题,自信已揭示此类先天的命题之完全不可能者。吾人今如容认其结论,则一切吾人所名为玄学者,纯为幻想,而吾人所自以为理性之所洞察者,实际仅得之经验,且在习惯力之下始有此貌似必然性之幻想。休谟如曾就问题所有普遍性以观察吾人之问题,则彼绝不致有此种毁弃一切纯粹哲学之言论。盖彼将见及以彼之所论证,则所视为确实包有先天的综合命题之纯粹数学亦将成为不可能;以休谟生平之卓识,自当无此种主张矣。

    解决以上问题.同时吾人亦决定在建立及发展含有“对象之先天的理论知识”之一切学问中纯粹理性运用之可能性,因而须解答以下之问题:

    即纯粹数学何以可能?

    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

    此类学问本实际存在,今究问其因何可能,实极适切;盖此类学问之必然可能,已由其存在事实而证明之矣。但在玄学,则因其自来无所进步,且其所有体系,就玄学固有之目的而观,无一可以称为实际存在者,所以使人有充分根据怀疑玄学之可能性。

    顾在某种意义中,此类知识可以视为已有;盖即谓玄学已实际存在,即不视为学问,亦当视为自然倾向(metaphysica naturalis)。盖人类理性不仅为博学多识之虚荣所促动,且实为自身内部之要求所鞭策,热烈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或由引申而来之原理所不能解答之问题”。是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至可以思辨之时,即常有某种玄学存在,且常继续存在。

    于是吾人即有以下一问题:

    视为自然倾向之玄学何以可能?

    盖即纯粹理性对于其自身所提呈,及为其自身之要求所驱迫,而欲尽其所能以解答之问题,因何从普遍的人类理性之本质发生?

    但因迄今所以解答此等自然的问题——例如世界是否有一起始,或无始以来永恒存在——之一切尝试,常遇不可避免之矛盾,故吾人不能以玄学之自然倾向为已足,即不能以纯粹理性自身之能力为已足,此一种能力乃某种玄学(不问其为何种)常由以发生者。理性必须能确定吾人能否知玄学之对象,即吾人能否决定所研究之对象,以及有无能力判断此等对象,因而吾人或一任纯粹理性之发展,或加以确定之制限。由以上概要问题所发生之最后一问题,应采以下方式:即视为学问之玄学何以可能?

    是以理性之批判,终极必引入于学问的知识;反之,理性之独断的运用,则使吾人陷入于独断的主张——常能有同一貌似真实之他种主张与之相反对立——因而陷入怀疑论。

    此种学问决不能繁复至令人却步,盖因其所论究者,非繁复无尽之理性对象,而只理性自身及纯由理性自身中所发生之问题,且此类问题乃由理性本性所加于理性,而非与理性相异之事物性质所加于理性者。理性一旦如已完全了解其关于对象(在经验中所能呈显于理性者)之自身能力,则对于理性超越一切经验限界之尝试行动,自易决定其范围及眼界至完备正确之程度。

    于是吾人能(且必须)以历来独断的建立玄学之一切尝试,为无益之举。盖在此种所尝试之任何体系中,分析的部分,——即仅分析吾人理性先天的所固有之概念,——决非玄学之目的所在,而仅为扩大其先天的综合知识之真实玄学之一种准备。对于此扩大先天的综合知识之目的,分析概念毫无用处,盖分析仅能示吾人以此等概念中所包含者为何,而不能示吾人如何先天的到达此等概念。故必须解决此如何先天的到达此类概念之问题,吾人始能决定此类概念对于“一切普泛所谓知识之对象”之有效应用。苟一见及此不可否定之理性自相矛盾(即在理性之独断过程中,亦不可避免者),久已将现今所有一切玄学体系之权威颠覆无余,则废弃此类玄学上之主张,正无须过自抑制而后能者。吾人如不为内部困难及外部反对所沮丧,则其努力须有坚韧不拔之心,运用与历来所用者全然不同之方法,使此人类理性所不可欠缺之学问,最后达到繁荣丰盛之发展——盖此一种学问,其支系即能割裂以尽,而其本干则绝不能消灭者也。①

    ①五、六两段乃第二版所增加者。

    七 名为“纯粹理性批判”之一种特殊学问之理念及区分

    由上所述,吾人到达可名为纯粹理性批判之一种特殊学问之理念。①盖理性乃提供“先天的知识之原理”之能力。故纯粹理性含有吾人由以绝对先天的能知任何事物之原理。一种纯粹理性之机官(organon),殆为一切纯粹先天的知识所依据之始能获得始能实际存在之一类原理之总汇。尽此种机官之用,殆能产生一种纯粹理性之体系。但因成立此种体系,所应研究者颇多,且在此处能否扩大吾人之知识,即能扩大,又在何种事例中,尚多可疑,故吾人能以纯为审察纯粹理性之源流及眼界之学问,视为纯粹理性体系之预备学问。是以此类学问应名之为纯粹理性批判,不应名之为纯粹理性学说。至其在思辨中之功用,应仅为消极的,盖非扩大吾人之理性,而仅在宪明吾人之理性,使之得免于误谬——即此一端,所获已极大。凡一切知识不与对象相关,而惟与吾人认知对象之方法相关,且此种认知方法又限于其先天的可能者,我名此种知识为先验的。此一类概念之体系,可以名为先验哲学。但即此类体系,在现今阶段,仍为过大之事业而力有所不足者。盖此种学问,必须完全包有分析的与综合的两种先天的知识,但就现今吾人所有之目的而言,则此实过于庞大。吾人所应分析之程度,仅以在其全范围中,因欲了解吾人所唯一须要论究之先天的综合原理所必须者为限。此种不应名为学说,而只能名为先验的批判之研究,正吾人现今所从事者。其目的不在扩大知识而在较正知识,以及对于一切先天的知识提供一检验其有无价值之标准。故此种批判,如机官可能,乃机官之准备;如或不可能,则至少乃纯粹理性之法规之准备,此种法规或机官乃纯粹理性哲学之完善体系在适当途程中(不问此体系在扩大理性知识中成立或在制限理性知识中成立)所由之而能实现者(分析的与综合的)。至此种体系之可能,以及其范围不能过大至使吾人有不能全部完成之感,则就以下之事实,已能推而知之,盖此处所成为吾人研究之主题者,非无尽之事物性质,而为判断事物性质之悟性;且此悟性又仅关于其先天的知识之部分。此类悟性之先天的所有,因其无须求之于外,故对于吾人终不能有所隐蔽,且其范围殆亦小至足容吾人详知悟性之先天的所有,从而判断其有无价值,因即加以正当之评衡者。惟读者于此不能期待有批判书籍及纯粹理性体系等事;吾人所批判者仅为纯粹理性自身之能力。盖吾人惟有建立于此种批判基础之上,始有一可恃之标准以评衡此一领域中古今著作之哲学价值。否则将如浅陋之史家、评论家,以其自身同一无根据之主张而评判他人之无根据主张矣。

    先验哲学、仅为纯粹理性批判对之设立其全部建筑计划之一种学问之理念。盖即谓纯粹理性批判应本之原理,保障此种建筑物所有一切部分,皆完密而精确。此乃纯粹理性全部原理之体系。至此批判之所以不自名为先验哲学者,仅因欲成一完善体系,则自须亦包含全部先天的人类知识之详密分析。吾人之批判当然须详举一切所由以构成此类纯粹知识之基本概念。但固无须详密分析此等概念,且亦无须—一评衡由此等概念引申而来之概念。盖此类要求殆无理由,半因此种分析不合吾人之主要目的,盖在分析中,并无吾人在综合(吾人之全部批判惟为此综合而从事者)中所遇之不确定性,半因使吾人负分析、引申、务须完善之责,则将与吾人之一贯计划相背悖(此种责任,苟一念及吾人之目的,即有辞可以谢绝者)。至分析此等先天的概念(吾人以后所欲列举者),及由此等先天的概念以引申其他概念,则在一旦证实此等先天的概念实包括一切综合原理,且在其主要方面又无缺陷时,固易使之完善者也。

    故纯粹理性批判,包含有先验哲学中所有之一切主要部分。惟纯粹理性批判虽为先验哲学之完善理念,但非即等于先验哲学;盖其所行分析,仅以详密审察先天的及综合的知识时所必须者为限。

    在区分此种学问时,所首须深切注意者,即不穿其自身含有任何经验的要素之概念杂入其中,易言之,此种学问纯由先天的知识所成者也。因之,道德之最高原理及其基本概念,虽为先天的知识,但不属于先验哲学,盖因此类原理及概念,虽不以苦乐、愿欲、性向,等等起自经验之概念为其教条之基础,但在构成一纯粹道德之体系时,则此等等经验的概念必然引入义务概念中,或以之为吾人所欲克制之障碍,或视为绝不容加入动机中之诱惑。

    是以先验哲学乃纯粹的及全然思辨的理性之哲学。所有一切实践方面,在其包有动机之限度内与感情相关,而此等感情则属于知识之经验的起源者也。

    吾人如对于现所从事之学问,欲成一体系的分类,则必须第一、为纯粹理性之原理论;第二、为纯粹理性之方法论。此主要之二大分类,又各有其细目,惟其分类之理由,今尚不能申说。姑置一言以为先导,则吾人仅须举此一点,即人类知识之两大分干为感性与悟性(此二者殆由共通而不能为吾人所知之根干所生)。由于前者(感性),有对象授与吾人;由于后者对象为吾人所思维。顾在感性能含有——构成对象所由以授与吾人之条件之——先天的表象之限度内,感性始属于先验哲学。且因“人类知识之对象”所由以授与之条件,必须先于对象所由以思维之条件,故先验感性论成为原理论之第一部分。

    ①在第一版中尚有以下两句:

    知识如不杂有外来的任何事物,则名为纯粹的。知识若无任何经验或感觉杂入其中,且又为完全先天的可能者,则名之为绝对纯粹的。

    一 先验原理论

    第一部  先验感性论

    知识不问其以何种式样何种方法与对象相关,其所由以直接与对象相关,及一切思维所由以得其质料者,为直观(anschau-ung)。但直观仅限在对象授与吾人之限度内发生。对象授与吾人,又仅在心有所激动之限度内始可能,此点至少就人而言(译者按:

    意盖谓人之直观而外,尚有其他思维的存在者之直观,此点康德既不肯定亦不否定,以为吾人对之毫无概念所不能判断者)。“由吾人为对象所激动之形相以接受表象”之能力(感受性),名为感性。对象由感性授与吾人,仅有此感性使吾人产生直观;直观由悟性而被思维,且自悟性发生概念。但一切思维,不问其直接间接,由其性格最后必与直观相关,故在吾人人类,最后必与感性相关,盖因舍此以外别无其他方法能使对象授与吾人也。在吾人被对象激动之限度内,对象所及于“表象能力”之结果,为感觉(empfindung)。由感觉与对象相关之直观,名为经验的直观。经验的直观之对象(未规定其内容者)泛称为现象。

    在现象中与感觉相应者,我名之为现象之质料(materie);其所以规定现象中之杂多使之能在某种关系中整理者,我名之为现象之方式(form)。感觉所唯一能由以设定,唯一能由以在某种关系中整理者,其自身决不能亦为感觉;故一切现象之质料仅后天的授与吾人,而现象之方式则必先天的存于心中以备整理感觉,故必容许离一切感觉而考虑之也。

    凡一切表象其中绝无属于感觉之成分者,我名之为纯粹的(此就先验的意义而言)。

    普泛所谓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直观中之一切杂多皆以某种关系在此方式中被直观者)必须先天的存于心中。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亦可名之为纯粹直观。今如在物体表象中,取去悟性关于物体所思维者,如实体、力、可分性,等等,又取去其属于感觉者,如不可入性、坚、色,等等,顾自此经验的直观尚有留存之事物,即延扩与形体。此延扩与形体二者属于纯粹直观,纯粹直观者即无感官或感觉之现实对象而先天的存于心中为感性之纯然方式者也。

    一切先天的感性原理之学,我名之为先验感性论(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必须有此种学问成为先验原理论之第一部分,以与论究纯粹思维之原理名为先验逻辑者相对待。

    是以在先验感性论中,吾人第一、须从感性中取去悟性由其概念所思维之一切事物,使感性单独孤立,于是除经验直观以外无一物留存。第二、吾人又须从经验直观中取去属于感觉之一切事物,于是除感性所能先天的唯一提供之纯粹直观及现象之纯然方式以外,无一物存留。在此种研究途程中,将发见有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即空间与时间。吾人今将进而考虑空间与时间。

    第一节 空间

    二 空间概念之玄学的阐明

    吾人由外感(心之一种性质),表现对象为在吾人以外之事物,且一切对象绝无例外,皆在空间中表现。对象之形状、大小及其相互关系皆在空间中规定,或能在空间中规定者。至“心所由以直观其自身或其内部状态”之内感,则不能产生“所视为对象之心自身”之直观;但内感中尚有一种一定的方式(即时间),而心之内部状态之直观,则唯在此方式中始可能,故凡属于心之内部规定之一切事物,皆在时间关系中表现。时间之不能直观为外部的,亦犹空间之不能直观为在吾人内部中之事物。

    于是空间与时间果为何物?此二者是否真实存在?或仅事物之规定或关系,且即不为吾人所直观,但仍属于事物者欲?抑或空间与时间仅属直观之方式,因而属于心之主观性质,离此主观性质则将无所归宿者欤?欲穷明此等问题,首宜阐明空间概念。至所谓阐明(expositio),乃指“使属于概念者,有一明显清晰之表象”(虽无须周密详尽);其含有“展示概念为先天的所与者”,则为玄学的阐明。

    (一)空间非由外的经验引来之经验的概念。盖某种感觉之与“在我以外之某某事物”(即占有“我自身所在之空间”中别一部分之某某事物)相关,及我之能表现某某事物之在外而又相互并存(即不仅相异而又在不同之位置),皆必须以空间表象为其前提。故空间表象非自外的现象关系由经验得来者。反之,此一外的经验自身,乃仅由空间表象而始可能者也。

    (二)空间乃存于一切外的直观根底中之必然的先天表象。吾人固能思维空间为空无对象,然绝不能想象空间之不存在。故必须视空间为“所以使现象可能”之条件,而不视之为“依存于现象”之规定。空间乃必然的存于外的现象根底中之先天的表象。①(三)空间非普泛所谓事物关系之论证的或吾人所谓普泛的概念,乃一种纯粹直观。

    盖因第一、吾人之所能表现于吾人自身者,仅有一空间;至若吾人所言及之种种空间,意盖指“同一之单一空间”之各部分。第二、部分空间决不能先于包括一切之唯一空间而有类乎能构成此唯一空间之成分;反之,此等部分空间仅能在唯一之空间中思维之。

    空间本只有一;至空间中之杂多,以及种种空间之普泛概念,则唯依据其所加入之制限耳。由是言之,在一切空间概念之根底中,乃一种先天的而非经验的之直观。准此以推,例如“三角形中两边之和大于其第三者”之几何命题,决不能从线及三角之普泛概念引来,乃仅自直观得来,至此种直观实为先天的,且具有必然的正确性者。

    (四)②空间被表现为一种无限的所与量。今因一切概念必须思维为包含于“无数不同之可能的表象中”之一种表象(为此种种不同的表象之共同性质),故能将此种种不同表象包摄在此概念自身之下;但无一概念(就其自身而论)能思维为包有无限表象在其自身中者。惟空间表象则能思维为包含有无限表象在其自身中,盖空间之一切部分固能同时无限存在者也。故空间之本原的表象,乃先天的直观,而非概念。

    ①在第一版中此段下为:

    (三)一切几何命题之必然的正确性,及此等命题所有先天的构成之可能性,皆根据此种空间之先天的必然性。故若空间表象为后天所得之概念,及由普泛所谓外的经验得来者,则数学的规定之第一原理,殆仅为知觉矣。于是此类第一原理将同具知觉所有之偶然性;“两点之间仅能有一直线”之命题,殆非必然的而仅为经验所常教示吾人者矣。

    凡自经验引来者,仅有比较的普遍性,即由归纳得来者。于是吾人仅能谓限于迄今观察所得,尚未见有具有三向量以上之空间耳。

    ②在第一版中(四)下为以下一段:

    (五)空间被表现为一种无限的所与量。在一尺及一埃尔中所共有之普泛空间概念,不能对量有任何规定、放在直观之进展中,若非有无限性存在,则空间关系之概念,无一能产生空间无限性之原理者也。

    三 空间概念之先验的阐明

    我之所谓先验的阐明,乃说明一概念为“其他先天的综合知识之可能性由此始能理解”之原理。为达此目的计,须(一)此类先天的综合知识,实由此所与概念来者,(二)此种知识仅在假定有一说明此概念之方法而后可能者。

    几何学乃综合的且又先天的规定“空间性质”之学。于是为使此类空间知识可能,吾人所有之空间表象,应为何种表象?此种空间表象,其起源必为直观;盖由纯然概念决不能得“超越概念以外之命题”——如在几何学中所见者(导言五)。且此直观必须为先天的,即必须在知觉任何对象以前预行存在吾人心中,故必须为纯粹的而非经验的之直观。盖因几何命题皆为必然的,即必联结有“关于此等命题之必然性之意识”;例如空间仅有三向量之命题。故此类命题决不能为经验的,换言之,即不能为经验判断,且不能由任何经验判断引来者(导言二)。

    顾先于对象自身且对象之概念又能先天的在其中规定之外的直观,何以能存在心中?

    显见,此直观仅在主观中而为主观之方式的性质,即以此故为对象所激动,始得对象之直接表象(即对象之直观);故其存在,仅限于其为普泛所谓外感之方式。

    是以吾人之说明,乃使人理解“纯为先天的综合知识之几何学”所以可能之唯一说明。任何说明方法,凡不能说明此点者,虽在其他方面与此说明方法相类似,但以此标准即能与之严为区别者也。

    自以上概念所得之结论

    (甲)空间并不表现物自身之性质,且不表现物自身之相互关系。盖耶谓空间并不表现“属于对象自身,且即令抽去直观所有之主观的条件,依然留存”之规定。盖事物所有规定不问其为绝对的或相对的,决不能先于其所属事物之存在而直观之,故不能先天的直观之者也。

    (乙)空间实仅外感所有一切现象之方式。故空间乃感性之主观的条件,唯在此条件下,吾人始能有外的直观。盖主观感受性,即为对象所激动之主观能力,必须先于对此等对象之一切直观,故极易了解一切现象方式如何能先于现实知觉而先天的存于心中,以及一切对象所必须在其中规定之纯粹直观如何能先于一切经验而包含有规定对象关系之原理。

    是以唯从人类立场,吾人始能言及空间,言及延扩的事物,等等。设吾人离外的直观之主观条件(唯在此条件下吾人始能有外的直观),即离此易为对象所激动之倾向,则所谓空间表象绝无表现之意义可言。盖此宾词之所以能归之事物者,仅在事物之能表现于吾人之限度内,即仅归之于感性之对象。此种感受性(吾人名为感性)之永恒方式,乃对象在其中始能被直观为在吾人以外之一切关系之必然条件;吾人设抽去此等对象,则此方式为纯粹直观而负有空间之名。惟以吾人不能将感性之特殊条件视为事物所以可能之条件,而仅能视为事物现象所以可能之条件,故吾人诚能谓空间包括一切对吾人表现为外物之事物,但非一切物自身——不问此等事物为何种主观所直观,或此等事物是否为其所直观。盖吾人关于其他思维的存在者之直观,其是否同一受“所以制限吾人直观及对吾人普遍有效”之条件之束缚,吾人固不能有所判断者也。吾人如以判断所受之制限加于判断中主词之概念,则此判断即为无条件的适用有效。例如“一切事物并存空间”之命题,乃限于将此等事物视为感性直观之对象,始能有效。故若以此制限条件加于概念而谓“所视为外的现象之一切事物并存空间中”,则此规律乃普遍的适用有效,且无制限矣。是以吾人之阐明,关于所能表现于吾人外部为对象者,在证明空间之实在性(即空间之客观的适用效力),同时关于事物,在理性就物自身考虑,即不顾及吾人之感性性质时,则证明空间之观念性。于是吾人关于一切可能之外的经验,则主张空间之经验的实在性;但同时又主张空间之先验的观念性——易言之吾人如撤去以上之条件,即撤去受制于可能的经验之制限,而视空间为存于物自身根底中之事物,则绝无所谓空间。

    除空间而外,实无与外物相关之主观的表象能名之为客观的及先天的者。盖①其他之主观的表象,无一能由之引申先天的综合命题,一如吾人能从空间中直观之所为者(导言三)。故严密言之,其他之主观的表象,并无观念性,就其仅属于感性之主观的性质而言,例如在色、声、热感觉中之视、听、触等,虽与空间表象相符合,但因其仅为感觉而非直观,故其自身不能产生任何对象知识,至于先天的知识,则尤非其所能矣。

    以上所言,意仅在防免有人臆断此处所主张之空间观念性,能以绝不充分之例证如色、味等说明之。盖此色、味等等不能正当视之为事物之性质,而仅为主观中之变化,且此变化实因人而异者。在此类色、味等例证中,例如蔷薇,其自身本仅现象,乃为经验的悟性视为物自身,但关于其色,则固以视者之异而所见不同。反之,空间中现象之先验的概念,乃批判的使人警觉凡空间中所直观者绝非物自身,空间非属于物自身为其内部的性质之一类方式,对象自身纯非吾人所能知,凡吾人所称为外的对象,只为吾人之感性表象,而空间即此感性表象之方式。至于感性相应之真实事物,即物自身,则不能由此种表象知之,且亦不能知之者;况在经验中从未有关于物自身之问题发生也。

    ①自此以至本段末,第一版之原文如下:

    故此种一切外的表象之主观的条件,决不能与其他任何事物相比较。盖酒味并不属于酒之客观的规定(即令吾人不以酒为对象而以之为现象),而属于饮者感官之特殊性质。

    色非物体直观中所属物体之性质,而仅为光在某种状态中所激动之视觉变状。反之,“为外的对象之条件”之空间,则必属于对象之现象,或对象之直观。味与色,非对象所唯一由之而能成为畜人感官对象之必然的条件。其与现象相联结者,仅为感官之特殊性质所偶然附加于其上之结果。因之,味、色等非先天的表象,乃根据于感觉者,且在味,乃根据于感觉结果之感情(苦乐)。且亦并无一人能具有色、味等之先天的表象;而空间则因其仅与直观之纯粹方式相关,故不包含有丝毫感觉,且绝无经验的成分,故若形象及空间关系之概念发生,则空间之一切种类及规定,皆能先天的表现,且必须先天的表现之者。事物对于吾人之为外的对象者,唯由空间而后可能者也。

    第二节 时间

    四 时间概念之玄学的阐明

    (一)时间非自任何经验引来之经验的概念。盖若非先假定时间表象先天的存于知觉根底中,则同时或继起之事即永不能进入吾人之知觉中。唯在时间之前提下,吾人始能对于自身表现有一群事物在同一时间中(同时的)或在不同时间中(继起的)存在。

    (二)时间乃存于一切直观根底中之必然的表象。吾人能思维时间为空无现象,但关于普泛所谓现象,则不能除去此时间本身。故时间乃先天的所授与者。现象之现实性唯在时间中始可能。现象虽可一切消灭;唯时间(为使现象可能之普遍的条件)本身则不能除去者也。

    (三)关于时间关系或“普泛所谓时间公理”所有必然的原理之所以可能,亦唯根据于此先天的必然性。时间仅有一向量;种种时间非同时的乃继续的(正如种种空间非继续的而为同时的)。此等时间原理,决不能自经验引来,盖因经验不能与以严密之普遍性及必然之正确性者。盖吾人仅能谓通常经验之所教示吾人者乃“如是”而非“必须如是”。至此等时间原理乃适用为经验所唯一由以可能之规律;此等规律非由经验而来,乃关于经验训示吾人者。

    (四)时间非论证的概念即所谓普泛的概念,乃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种种时间乃同一时间之部分;仅能由单一之对象所授与之表象,为直观。且“种种时间不能同时存在”之命题,非由普泛的概念引来。此命题乃综合的,其源流不能仅起于概念。故直接包含于时间直观及时间表象中者。

    (五)时间之无限性,意义所在,仅指一切规定的时间量,唯由于其根底中所具之唯一时间有所制限而后可能者耳。故时间之本源的表象,必为无制限者。唯当对象授与时,其各部分及其一切量,仅能由“制限”确定表现之者,则其全体表象决不能由此等概念授与,盖因此等概念仅包含部分的表象;反之,此等概念之自身,则必须依据直接的直观。

    五 时间概念之先验的阐明

    此处我参照以上一节之第三项,盖本有属之先验的阐明者已列入玄学的阐明中,为简便计,此处则从略。我今所增益者,乃变化概念及与之相联之运动概念(即位置变化)仅由时间表象及在时间表象中始能成立;且此时间表象若非先天的(内的)直观,则无一概念(不问其为何种概念),能使人理解变化之所以可能,即不能使人理解矛盾对立之宾词何以能在同一对象中联结,例如同一事物在同一处所之存在与不存在。唯在时间中,矛盾对立之宾词始能在同一对象中见及,即彼此继起。故说明运动通论中所提示之先天的综合知识之所以可能(此等知识决非无用之物)者,即吾人之时间概念。

    六 自此等概念所得之结论

    (甲)时间非自身存在之事物,亦非属于事物为一客观的规定,故当抽去其直观之一切主观条件,则并无时间留存。设时间为独立自存者,则形成为现实的事物而又非现实的对象矣。设时间为属于物自身之规定或顺序,则不能先于对象而为对象之条件,且不能由综合命题先天的知之而直观之矣。但若时间仅为直观所唯一由以能在吾人内部中发生之主观的条件,则即能先天的知之而直观之。盖唯如是,此种内的直观之方式,庶能表现在对象之先因而先天的表现之。

    (乙)时间仅为内感之方式,即直观吾人自身及内的状态之方式。时间不能为外的现象之规定;盖与形体、位置等无关、而唯与吾人内的状态中所有“表象间之关系”相关。

    今因此种内的直观不产生形体,吾人今以类推弥此缺憾。试以一进展无限之线表现时间连续,在此线中,时间之杂多,构成“仅为一向量”之系列;吾人即从此线之性质,以推论时间之一切性质,但有一例外,即线之各部分乃同时存在者,而时间之各部分则常为继续的,此则不能比拟推论者。从一切时间关系亦容在外的直观中表现之事实现之,则此时间表象自身之为直观,益为明显矣。

    (丙)时间乃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方式条件。空间限于其为一切外的现象之纯粹方式,仅用为外的现象之先天的条件。但因一切表象,不问有无外的事物为其对象,其自身实为心之规定而属于吾人之内的状态;又因此内的状态从属内的直观之方式条件,因而属于时间,故时间为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条件。盖时间为(吾人心之)内的现象之直接条件,因而为外的现象之间接条件。正如吾人先天的能谓一切外的现象皆在空间中,且先天的依据空间关系所规定者,吾人自内感之原理亦能谓一切现象,即感官之一切对象,皆在时间中,且必须在时间关系中。

    吾人如抽去吾人所有“内部直观吾人自身之形相”(以直观形相之名称意义而言,吾人自亦能将一切外的直观列入吾人之表象能力中)而将对象视为其自身所应有之形相考虑之,则无时间矣。时间仅关于现象始有客观的效力,而现象则为吾人所视为“感官对象”之事物。吾人如抽去吾人直观之感性,即抽去吾人所特有之表象形相而言及普泛所谓事物,则时间已非客观的。故时间纯为吾人(人类)直观之主观的条件(吾人之直观常为感性的,即限于其为对象所激动),一离主观则时间自身即无矣。但关于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能入吾人经验中之一切事物,则时间必然为客观的。吾入不能谓一切事物皆在时间中,盖因在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中,吾人抽去事物之一切直观形相以及对象所唯一由之而能表现其在时间中之条件。但若以此条件加之于其概念,而谓所视为现象之一切事物,即为感性直观之对象者,皆在时间中,则此命题具有正当之客观的效力及先天的普遍性。

    是以吾人所主张者,为时间之经验的实在性,即关于常容授之于吾人感官之一切对象,时间所有之客观的效力。且因吾人之直观常为感性的,凡不与时间条件相合之对象,决不能在经验中授与吾人。在另一方面,吾人否定时间有绝对的实在性之一切主张;易言之,吾人否定“以时间为绝对的属于事物,为事物之条件或性质,而与吾人感性直观之方式毫不相关”之说;诚以此属于物自身之性质,决不能由感官授与吾人者也。此即所以构成时间之先验的观念性者。吾人之所谓先验的观念性,意盖指吾人如抽去感性直观之主观的条件,则时间即无,不能以之为实质或属性而归之对象自身(离去对象与吾人直观之关系)。但此种时间之观念性与空间之观念性相同,绝不容以感觉之误谬类比说明之者,盖斯时常假定感性的宾词(译者按:如色、味等等)所属之现象,其自身有客观的实在性者。在时间之事例中则除其仅为经验的以外,即除吾人将对象自身仅视为现象以外,绝无此种客观的实在性。关于此一点,读者可参考前一节终结时之所论及者。

    七 辩释

    我尝闻明达之士尝同声反对此“容认时间之经验的实在性而否定其绝对的及先验的实在性”之说,因之我乃推想及凡不熟知此种思维方法之读者自亦反对此说。至其反对之理由则如下。“变化乃实在的,此盖以吾人自身所有表象之变化证明之者——就令一切外的现象以及现象之变化皆被否定。顾变化仅在时间中可能,故时间为实在的事物”。

    答复此种反对,并非难事。盖吾人固承认其全部论证。时间确为实在的事物,即内的直观之实在的方式。即时间关于内的经验具有主观的实在性;易言之我实有时间表象及“在时间中我所有规定”之表象。故时间之被视为实在的,实非视为对象,而只视为我自身(所视为对象之我自身)之表现形相。设无须此种感性条件,我即能直观我自身,或我自身为别一存在者所直观,则吾人今在自身中所表现为变化之一类规定,将产生一种不容时间表象因而不容变化表象加入之知识矣。故对于“为吾人所有一切经验之条件”之时间,应容许其有经验的实在性;在吾人理论中所拒斥者,仅为其绝对的实在性。盖时间仅为吾人内的直观之方式。吾人如从内的直观中取去吾人所有感性之特殊条件,则时间概念即消灭;诚以时间并不属于对象而仅在直观此等对象之主观中。

    至此种反对之所以如是同声一致,且亦出于并不十分反对空间观念性学说之人者,其理由如是。彼等并不期望能绝无疑义证明空间之绝对的实在性;盖彼等已为观念论所困,以观念论之所教示者,谓外的对象之实在性,不容有严密的证明。顾在另一方面,吾人所有内感对象之实在性(我自身及我所有状态之实在性),则由意识所直接证明者(据彼等之所论证)。故外的对象或许仅为幻相,而内感之对象,则以彼等之见解,实为不能否定之实在的事物。惟彼等之所未见及者,则此内外二者地位实相等;盖二者就其为表象而言之实在性,固皆不容有所疑者,且二者皆仅属于现象,而现象则常有两方面,一则视对象为自身(不顾及直观此对象之形相——故此对象之性质,常为疑问的),一则考虑此对象之直观方式者。此种方式不能求之于对象自身,唯求之于显现此对象之主观中,但此方式仍真实的必然的属于此对象之现象。

    是以时间空间为种种先天的综合知识所能自其中引来之二大知识源流(纯粹数学乃此类知识之光辉的例证,其中尤以关于空间及空间关系者为著)。时间与空间,合而言之,为一切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而使先天的综合命题所以可能者。但此二类先天的知识源流,仅为吾人所有感性之条件,亦即以此点规定其自身所有之限界,即此二者之应用于对象,仅限于对象被视为现象而非表现事物为物自身。此一点乃时空二者适用效力之唯一领域;吾人如超越此点,则时空二者即不能有客观的效用。顾空间时间之观念性,则并不影响及于经验的知识之确实性,盖不问此二种方式必然的属于物自身,抑仅属于吾人所有“事物之直观”,吾人固同一保证此经验的知识之确实。反之,在主张空间时间之绝对的实在性者,则不问其以时空为实质或仅以之为属性,必然与经验本身所有之原理相抵触。盖若彼等采取以时空为实质之说(此为数学的研究自然者通常所采取之观点),则是彼等容认有(自身非实在的)包有一切实在的事物之永久、无限、独立自存之二种虚构物(空间与时间)矣。又若采取以时空为属性之说(此为某某玄学的研究自然者之所信奉),而视空间时间为互相并存或互相继续之现象关系——自经验抽象而来之关系,且在此种孤立状态中混杂表现者——则彼等不得不否定先天的数学理论关于实在的事物(例如在空间中)有任何适用效力,至少亦须否定其必然的正确性。盖因此类正确性非能求之于后天者。且由此种观点而言,空间与时间之先天的概念,仅为想象力之产物,其来源必须求之经验中,盖想象力以自经验抽象而来之关系,构成“包有此等关系中所有普泛性质”之事物,但离去自然所加于此等关系之制限,则此等事物即不能存在。凡主张前一说者,至少有使现象领域公开于数学命题之利益。顾当彼等欲以悟性超越现象领域时,则彼等即为此等等条件(空间与时间、永久、无限及独立自存等)所困矣。而主张后一说者,当其判断对象,不以之为现象,而欲就“对象与悟性之关系”判断之之时,空间与时间之表象,能不为之妨,此则为其所有之利益。但因彼等不能陈诉于真实的及客观的有效之先天的直观,故既不能说明先天的数学知说之可能,亦不能使经验命题必然与先天的数学知识相合。唯在吾人所有关于“感性之两种本源方式之真实性质”之理论中,此二种难点全免矣。

    最后,先验的感性论,除空间时间二要素以外,不能再包有其他要素。此就“属于感性之一切其他概念”,甚至如联结空间时间二要素之运动概念,皆以经验的事物为前提者一事观之即明矣。盖运动以“关于某某运动事物之知觉”为前提。第就空间本身而言,则在空间中并无运动者其物;因之,此运动之事物必为仅由经验始在空间中发见之事物,故必为经验的质料。据此同一理由,先验感性论,不能将变化概念列入其先天的质料中。盖时间本身并不变化,所变化者仅为时间中之事物。故变化概念乃以某某事物之存在及其规定之继起等知觉为前提者;盖即谓变化概念以经验为前提者也。

    八 先验感性论之全部要点

    (一)欲避免一切误解,则必须说明(务极明晰)吾人关于“普泛所谓感性知识之根本性质”所有之见解。

    吾人所欲主张者乃为:吾人之一切直观,仅为现象之表象;凡吾人所直观之事物,其自身决非如吾人之所直观者,而物自身所有之关系亦与其所显现于吾人者不同,且若除去主观,或仅除去普泛所谓感官之主观的性质,则空间与时间中所有对象之全部性质及一切关系,乃至空间与时间本身,皆将因而消灭。盖为现象,则不能自身独立存在,唯存在吾人心中。至对象之自身为何,及离去吾人所有感性之一切感受性,则完全非吾人之所能知者。吾人所知,仅为吾人所有“知觉此等对象之形相”——吾人所特有之一种形相,一切人类虽确具有,但非一切存在者皆必然具有者也。吾人所与之有关者,唯此吾人所特有之形相。

    空间与时间为此形相之纯粹方式,感觉则为其质料。仅此纯粹方式为吾人所能先天的知之者,即先于一切现实的知觉知之;故此类知识名为纯粹直观。至干质料则在吾人知识中,乃引达其名为后天的知识,即经验的直观者。纯粹方式,不问吾人感觉之为何种性质,其属于吾人之感性,乃具有绝对的必然性者,至质料则可在种种状态中存在。

    即令吾人能使吾人之直观极度明晰,吾人亦不能因而接近对象自身所有之性质。吾人因此所知者,仍仅吾人之直观形相,即仍仅吾人之感性。吾人自能详知此直观形相,但常须在空间与时间之条件下知之——此种条件乃根本属于主观者。故对象自身为何,即令于对象所唯一授与吾人者即现象有极其阐发详明之知识,亦决不能使吾人知之者也。

    吾人如以以下之见解为善,即以为吾人之全部感性,仅事物之杂驳表象,只包含属于物自身之事物,唯在“吾人意识上尚未区分之种种性质及部分的表象”之集会状态下所成之表象,则感性及现象之概念,将因之而成虚妄,且吾人关于此类概念之全部教说,亦将成为空虚而无意义矣。盖杂驳表象与明晰表象间之区别,仅为逻辑的,而非关于内容者。正义概念(就常识所习用之意义而言)确包含精密思辨能自此发展之一切事物,顾在通常实践的使用时,则吾人实未意识及此种思想中所含有之杂多表象。但吾人不能因而谓通常概念乃感性的,仅包含纯然现象。盖“正义”决不能成为现象;此乃悟性中之概念,而表现属于行为自身之一种“行为性质”(道德的性质)。反之,直观中所有物体之表象,则绝不包含能属于对象自身之事物,而仅包含某某事物之现象,及吾人为此事物所激动之形相,吾人之知识能力所有此种感受性,名为感性。故即令此现象能完全为吾人知悉其底蕴,而此类知识与对象自身之知识,固依然有天渊之别者也。

    莱布尼兹及完尔夫(leibnitz-wolfitan)之哲学,以感性事物与悟性事物间之差别,仅为逻辑的差别,故对于一切研究知识之本质及起源者,与以极误谬之指导。盖感性事物与悟性事物间之差别,固极明显为先验的。此非只关于二者之逻辑的方式,明晰或杂驳。乃关于二者之起源及内容。故非吾人由感性所能知之物自身性质,仅有杂驳状态;乃吾人以任何方法绝不能知物自身。今如吾人之主观的性质被除去,则所表现之对象,及感性的直观所赋予此对象之性质,将无处存在,且亦不能存在矣。盖规定对象形式之为现象者,即此主观的性质。

    吾人通常在现象中,区分为本质的属于其直观,且一切人类之感官,皆感其为如是者,及仅偶然属于其直观且其能表现不在其与普泛所谓感性相关,而仅在其与某一感官之特殊位置或其构造之物质相关。于是前一种类之知识,被称为表现对象自身,而后一种类,则称为仅表现其现象。但此种区别仅为经验的。吾人如即此而止(此为通常所习见者),不再前进(再进一步乃吾人所应为者),而将此经验的直观之本身视为现象(在现象中绝不能发见属于物自身者),则吾人之先验的区别因而丧失。故虽在感官世界中,吾人即深究感官之对象,仍仅与现象相涉,而斯时吾人则自信为知物自身。如乍雨乍晴时之虹可称为现象,而雨则称为物自身。此雨为物自身之概念,若仅在物理的意义言之则正当。盖斯时雨仅被视为在一切经验中,及一切与感官相关之位置中,皆规定其在吾人之直观中常如是而非别一形相者。但若吾人对于此经验的对象,第就其普泛的性质,不考虑一切人类之感官对此经验的事物,所感是否相同,而研讨此经验的事物是否表现对象自身(所谓对象自身不能指雨点而言,盖雨点已为经验的对象,乃现象),则此表象与对象相关之问题,立成为先验的。于是吾人知不仅雨点纯为现象,即雨点之圆形,乃至其所降落之空间,皆非物自身而仅为吾人感性直观之变状或其基本的方式,至先验的对象,则永为吾人所不能知者。

    吾人之先验感性论之第二要点,则为此理论不应成一博人赞美貌似真实之臆说,乃应具有“凡用为机官之任何理论”所必须之正确性,且不容有怀疑之者。欲完全证明此种正确性,吾人当择一能使其所占地位之确实效力因而明显,及使第一节第三段中所言者,愈益彰明之事例。

    今姑假定空间时间其本身为客观的,且为物自身所以可能之条件。第一,关于空时二者,有无数先天必然的综合命题,乃事之显然者。此关于空间尤为真确,故吾人在此研讨中首宜注意空间。今因几何学之命题为先天综合的,且以必然的正确性知之者,我特举一问题相质,——公等自何处能得此类命题,且悟性在其努力以达此种绝对的必然及普遍的有效之真理时,其所依据者又为何?除由概念或直观以外,当无其他方法;而此概念及直观之授与吾人,则或为先天的,或为后天的。在后天的授与吾人时,则为经验的概念,及为此种概念所根据之经验的直观,而此类概念与此类直观之所产生者,除其自身亦为经验的以外(即经验命题),绝不能产生任何综合的命题,即以此故,此类命题决不能具有必然性及绝对的普遍性,顾此二者乃一切几何命题之特征。至关于到达此类知识之唯一方法,即由概念或直观先天的以达此类知识,则仅由纯然概念之所得者,仅为分析的知识,而非综合的知识,此又事之显然者也。今举“两直线不能包围一空间且无一图形能成”之命题,公等试就直线及两数之概念以抽绎此命题。今又举“有三直线能成一图形”之命题,公等试以同一态度就此命题所包含之概念以引申此命题。公等之一切努力,皆为虚掷;乃见及不得不依恃直观,一如几何学中之所习为者矣。于是公等惟在直观中,授自身以对象。但此种直观,果为何种直观?其为纯粹先天的直观,抑为经验的直观?如为经验的直观,则普遍的有效之命题决不能由之而生——更无必然的命题——盖经验决不能产生此种命题者也。于是公等必须在直观中,先天的授自身以对象,而公等之综合命题亦即根据于此。故若无先天的直观能力存于公等内部;又若主观的条件就其方式言,同时非即外的直观之对象所唯一由以可能之先天的普遍的条件;又若对象(三角形)为某某物自身而与公等之主观无关,则公等如何能以必然的存于公等内部构成三角形之主观的条件,谓亦必然属于三角形自身?盖此对象(就此种见解言)乃先于公等之知识授与公等,非因公等之知识而得,故公等不能以任何新事物(图形)加于公等所有之概念(三直线)而以之为在对象中所必然见及者。是以空间(关于时间亦同一真实)若非纯为公等直观之方式而包含先天的条件——事物唯在此先天的条件下,始能成为公等之外的对象,若无此主观的条件,则外的对象之自身亦无——则公等关于外的对象,不能有任何先天的综合的规定。因之“为一切外的内的经验之必然条件”之空间时间,纯为吾人所有一切直观之主观的条件,一切对象皆与此种条件相关,故为纯然现象,而非其现存形相之物自身云云,不仅可能或大致如是,实为真确而不容疑者。职是之故,关于现象之方式,自能先天的多所陈述,至对于现象根底中之物自身,则绝不能有所主张者也。

    (二)欲确证外感内感及感官所有一切对象(仅视为现象者)之观念性之理论,则尤宜详察以下之点,即在知识中属于直观之一切事物(若乐之感情及意志,非知识,故剔除)仅包含关系;即直观中之位置(延扩)、位置之变化(运动)、及此变化所由以规定之法则(动力)等等之关系。凡存在各特殊位置中之事物为何、即与位置变化无关之“物自身”中之活动,非直观所能接与。盖“物自身”不能仅由关系知之;故吾人所可断言者,“以外感所能接与吾人者,仅有关系,是以在外感之表象中,仅包含对象与主观之关系,而非对象自身之内部性质”。此在内感,亦同一真实,盖不仅因外感之表象,构成吾人所以之占有我心之本有质料,乃因吾人设置此等表象于其中之时间——时间在经验中,先于“表象之意识”,且在表象之根底中,为吾人所由以设定表象在心中之一类形相之方式的条件——其自身仅包含继起、同在及与继起并存之延续等等之关系。为表象而能先于“思维任何事物之一切活动”者,乃直观,直观而仅包含关系者,乃直观之方式。

    今因此种方式除有某某事物被设定于心以外,决不表现任何事物,故仅能为“心由以经其自身所有活动所激动”(即由此种设定其表象之活动)之一类形相,亦即“心由以为其自身所激动”之一类形相,易言之,此不过就内感方式而言之内感耳。由感官所表现之一切事物,即以此故常为现象,因之吾人只有二途,或否认内感,或容认所视为感官对象之主观,其由内感所表现者,仅为现象而非判断其自身之主观(设其直观纯为自我活动即智性的直观,则当判断其自身)。此全部困难,实系于主观如何能内面直观其自身之一点;顾此种困难实为一切学说所同具。自我意识(统觉)乃“我”之单纯表象,凡主观中所有一切杂多,如由自我活动所授与,则此内的直观当为智性的。在人类则此种自我意识需要关于杂多(此为以先在主观中所授与者)之内部知觉,至此种杂多所由以在心中授与之形相,以其非自发的,则必须名之为感性的。意识一人自身之能力,如探求(认知)其所存在于心中者,则必激动此心,且亦唯由此途径始能发生心自身之直观。但先行存在心中所有此种直观方式,在时间表象中,规定杂多所由以集合心中之形相,盖彼时所直观之自身,非自我活动直接所表现之自身,而为由其自身所激动之状,即为其所显现之状,而非其如实之状。

    (三)当我谓外的对象之直观及心之自身直观,在空间时间中同为表现“对象及心”如其所激动吾人感官之状,即如其所显现之状时,其意并非以此等对象为纯然幻相。盖在一现象中,对象乃至吾人所归之于对象之性质,常被视为现实所授与之事物。但因在所与对象与主观之关系中,此类性质有赖主观之直观形相,故视为现象之对象,与“所视为对象自身”之自身有区别。是以在我主张空间与时间之性质(我之设定物体及我心,皆依据空间时间,盖空时为物心存在之条件)存在吾人之直观形相中,而非存在对象自身中时,我非谓物体仅似所见在我以外,我心仅似所见在我所有自我意识中所授与。如以我所应视为现象者,而使之成为幻相,则诚我之过误。但此决非由感性直观之观念性原理而来之结果——事正相反。仅在吾人以客观的实在性归于此二种表象方式(即空间时间),吾人始无术制止一切事物因而转为幻相。盖若吾人以空间时间为必在物自身中所有之性质,又若吾人反省吾人所陷入之妄诞悖理,——即此二无限的事物,既非实体,又非实际属于实体之事物,而乃必须存在,且必须为一切事物存在之必然的条件,甚至一切存在事物虽皆除去,而比则必须连续存在者——则吾人当不能责巴克莱(berkeley)之斥物体为幻相矣。不仅如是,甚至吾人自身之存在,在依据时间一类虚构物之独立自存之实在性时,则亦必随之化为纯然幻相——顾此种妄诞谬论尚未闻有人犯及。

    (四)在自然神学中,思维-对象[神],彼不仅绝不能对于吾人为直观之对象,即在彼自身亦不能成为感性直观之对象,吾人乃绵密从事,从彼〔神]之直观中除去时间空间之条件——盖因彼(神)所有知识必为直观,而非常常含有制限之思维。但若吾人已先将时间空间为物自身之方式,且以此种方式为事物存在之先天的条件,即令物自身除去,而此方式尚须留存,则吾人果有何权利以除去彼(神)直观中之时间空间?时间空间若普泛为一切存在之条件,则自必亦为神之存在条件。又若吾人不以时间空间为一切事物之客观的方式,则自必以之为吾人内外直观之主观的方式,此种直观,名为感性的,亦即为此故,此直观非本源的,即非由其自身能与吾人以对象存在之直观——此一种能与吾人以对象存在之直观,就吾人之所能判断者,仅属于第一存在者所有。而吾人之直观形相则依赖对象之存在,故仅在主观之表象能力为对象所激动时,始可能。

    此种在空间时间中之直观形相固无须仅限于人类感性。一切有限之具有思维存在者,关于此点,自必与人类相一致,(吾人虽不能判断其实际是否如是。)但此种感性形相任令其如何普遍,亦不能因而终止其为感性。故此种直观形相为由来的(intuitusderivativus)而非本源的(intuitus originarius)即非智性的直观。

    据以上所述之理由,此种智性直观似仅属第一存在者。决不能归之依存的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及在其直观中皆为依存者,且仅在与所与对象之关系中,始由此种直观规定其存在者也。惟此点必须仅视为感性论之注释而不可视为感性论之论证。

    先验感性论之结论

    关于解决——先天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之先验哲学问题所必须之关键,吾人今已有其一,即先天的纯粹直观(时间与空间)是。在先天的判断中,吾人欲超越所与概念以外时,唯有在先天的直观中,吾人始能到达——概念中所不能发见而确能在“与概念相应之直观”中先天的发见之,且又能综合的与概念相联结——之事物。但此类基于直观之判断,决不能推广至感官对象以外;仅对于可能的经验之对象,始适用有效耳。

    第二部 先验逻辑

    导言 先验逻辑之理念

    一 泛论逻辑

    吾人之知识,发自心之二种根本源流;第一,为容受表象之能力(对于印象之感受性),第二,为由此等表象以知对象之能力(产生概念之自发生)。由于前者,有对象授与吾人,由于后者,对象与所与表象(此为心之纯然规定)相关,而为吾人所思维。故直观及概念,乃构成吾人一切知识之要素,无直观与之相应之概念,或无概念之直观,皆不能产生知识。此直观与概念二者,又皆有纯粹的与经验的之分。当其包含感觉(感觉以对象之现实存在为前提)时,为经验的。当其无感觉杂入表象时,则为纯粹的。感觉可名为感性知识之质料。故纯粹直观仅包含“事物由之而被直观”之方式;纯粹概念仅包含普泛所谓对象之思维方式。唯纯粹直观与纯粹概念,乃先天的可能者,至经验的直观及经验的概念,则仅后天的可能者。

    心之感受性,即心在被激动时容受表象之能力,如名之为感性,则心由自身产生表象之能力(即知识之自发性),当名之为悟性。吾人之直观,绝不能为感性以外之物,此乃吾人之本性使然;即吾人之直观仅包含“吾人由之为对象所激动”之形相。在另一方面,使吾人能思维“感性直观之对象”之能力,为悟性。此二种能力实无优劣。无感性则无对象能接与吾人,无悟性则无对象能为吾人所思维。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故使吾人之概念感性化,即在直观中以对象加于概念。及使吾人之直观智性化即以直观归摄于概念之下,皆为切要之事。此二种能力或性能,实不能互易其机能。悟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唯由二者联合,始能发生知识。但亦无理由使此二者混淆;实须慎为划分,互相区别。此吾人之所以区分为论感性规律之学(即感性论)与论悟性规律之学(即逻辑)二者也。

    逻辑又可分为悟性普泛运用之逻辑,与悟性特殊运用之逻辑二种。前者包含思维之绝对的必然规律,无此种规律则不能有任何悟性活动。故此种逻辑之论究悟性,绝不顾及悟性所指向之对象中所有之差别。而悟性特殊运用之逻辑,则包含“关于某种对象之正确思维”之规律。前者可名之为原理之逻辑,后者可名之为某某学问之机官。后者在学校中通常作为学问之准备课程讲授,但按人类理性之实际历程,则此实为最后之所得者,以其成为机官时,所研究之特殊学问,必已到达仅须略为修正即可完成之完备程度矣。盖在能制定“关于某种对象之学问”所由以成立之规律以前,必须已周密详知所论究之对象也。

    普泛逻辑又分为纯粹与应用二种。在纯粹逻辑中,吾人抽去一切吾人悟性所由以行使之经验的条件,即将感官影响、想象作用、记忆法则、习惯力、倾向等等以及一切偏见之来源,乃至特种知识所能从而发生(或视为由之发生)之一切原因,尽行除去。盖此种种之与悟性相关,仅限于悟性在某种情形下活动,而欲熟知此种情形,则须经验。故普泛的纯粹逻辑,仅论究先天的原理,且为悟性与理性之法规(kanon),但仅就使用悟性与理性时所有方式的事物论究之,固不问其内容之为经验的或先验的也。当普泛逻辑论及在心理学所论究之主观经验条件下所“使用悟性之规律”时,则名为应用逻辑。故应用逻辑具有经验的原理,但此应用逻辑在其论究使用悟性不顾及对象中所有差别之限度内,仍不失其为普泛的。因之应用逻辑既非普泛所谓悟性之法规,亦非特殊学问之机官,仅为清滤常识之药剂。

    故在普泛逻辑中,构成“理性之纯粹理论”之部分,必须与构成应用逻辑(虽仍为普泛的)之部分,完全分离。质言之,唯前者始成为学问,虽简约干枯,但此实为学术的阐明悟性原理论之所不得不如是者。故逻辑学者在其论究纯粹的普泛逻辑时,常须注意两种规律。

    (一)以此为普泛的逻辑,故抽去一切悟性知识之内容及一切对象中所有之差别,而只论究思维之纯然方式。

    (二)以此为纯粹的逻辑,故与经验的原理无关,而不借助于心理学(往往有人以为须借心理学之助者),因之心理学对于悟性之法规,绝无丝毫影响可言。盖纯粹逻辑乃论证之学,其中所有之一切事物,皆必须全然先天的确实者也。

    至我之所谓应用逻辑(此与习用之意义相反,按习用之意义则应用逻辑应包含纯粹逻辑所与规律之某某实用命题)乃悟性及“具体的必然如是使用悟性”——即在能妨阻或促进其应用之偶然的主观条件下(此等主观的条件皆纯为经验的所授与者)必然如是使用悟性——之规律等之表现。此种逻辑论究注意、注意之障碍及其结果、误谬之由来以及怀疑、迟疑、确信等等之情状。纯粹的普泛逻辑与此种逻辑之关系,正犹仅包含“普泛所谓自由意志之必然的道德律”之纯粹道德学与德行论之关系——此种德行论乃在感情、倾向、及人所难免之情欲等之制限下考虑此等道德律者。此种德行论绝不能成为真实论证之学,盖其与应用逻辑相同,依据经验的及心理学的原理者也。

    二 先验逻辑

    如吾人所述,普泛逻辑抽去一切知识内容,即抽去一切知识与对象间之关系,而仅考虑知识间相互关系之逻辑方式;即普泛逻辑乃论究“普泛所谓思维之方式”。但如先验感性论所述,直观有纯粹的与经验的之分,关于对象之思维亦当同一有纯粹的与经验的之别。由是而言,吾人当有一并不抽去全部知识内容之逻辑。唯此另一种仅包含“关于对象之纯粹思维”一类规律之逻辑,则当唯一提斥一切具有经验的内容之知识。且此种逻辑又当论究吾人所由以认知对象之方法之源流,诚以此种源流不能归之于对象者。

    顾普泛逻辑则不问知识之源流,惟依据悟性在思维中所用以使表象相互关联之法则,以考虑表象——此等表象不问其先天的起源于吾人自身,抑仅经验的所与。故普泛逻辑之所论究,仅为“悟性所能赋与表象之方式”,至表象之从何种源流发生,则固非其所问也。

    我今有一言,读者务须深为注意,盖以其影响远及于后之一切所论也。即非一切种类先天的知识皆能称为先验的,仅有吾人以之知某某表象(直观或概念)之能纯粹先天的使用或先天的可能,及其所以然之故者,始能称为先验的。盖此先验的名词,乃指与知识之先天的所以可能及其先天的使用有关之一类知识而言。故空间或“空间之先天的几何学上规定”,皆非先验的表象;所能唯一称为先验的,乃“此等表象非自经验起源”云云之知识及此等表象能先天的与“经验对象”相关云云之可能性。空间之应用于普泛所谓对象者,亦为先验的,但若仅限于感官之对象,则为经验的。故先验的与经验的之区别,仅属于知识之批判范围内;与“知识与其对象之关系”,固无关也。

    在期望有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概念,且此先天的与对象相关非由于纯粹的或感性的直观,而仅为纯粹思维之活动(即既非经验的又非感性的起源之概念),吾人乃预行构成“属于纯粹悟性及纯粹理性,吾人由之纯然先天的以思维对象之一类知识”之一种学问之理念。规定此类知识之起源、范围及客观的效力之学问,当名之为先验的逻辑,盖因其与论究理性之经验的及纯粹的二种知识之普泛逻辑不同,仅在悟性及理性之法则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限度内,论究悟性及理性之法则。

    三 普泛逻辑区分为分析论与辩证论古来宣传之问题所视为迫逻辑学者于穷地,使之或依恃可怜之伪辩,或自承其无知,因而自承其全部逻辑之为空虚者,即真理为何之问题。真理之名词上的定义,即真理乃知识与其对象一致,已假定为人所公认者,今所研讨之问题,乃一切知识之真理,其普泛及确实之标准为何耳。

    凡知其应提何种问题为合理者,已足证其聪慧而具特见。盖若问题之自身悖理而要求无谓之解答者,此不仅设问者之耻,且可诱致盲从者之悖理解答,殆如古谚所云,一人取牡羊之乳,而别有一人以筛承其下之笑谈矣。

    真理设成立在知识与对象之一致中,则此对象必因而与其他对象有别;盖若知识不与其相关之对象相一致,即令其包含有对于其他对象适用有效之点,此知识亦为虚伪。

    顾真理之普泛标准,则必须为对于知识之一切事例皆能适用有效者,固不问其对象之差别何如。而此种标准(为普泛的)之不能顾及知识之各别内容(知识与其特殊对象之关系),则又彰彰明甚。然因真理正惟与此种内容有关,今乃欲求此类内容之普泛的真理标准,则自不可能而为悖理矣。充实而又普泛二者兼全之真理标准,实为不能求得之事。盖吾人既名知识之内容为其质料,则吾人必预行承认关于知识之真理,在其与质料有关之限度内,实无普泛之标准可求。盖此种标准就其性质言殆属自相矛盾者也。

    但在另一方面,就知识之纯然方式(除去一切内容)以论知识,则在逻辑参明悟性之普遍的及必然的规律之限度内,必须在此等规律中提供真理之标准,又事之极明显者也。

    凡与此等规律相背者皆为虚伪。盖悟性将因而与其本身所有之普泛的思维规律相背,即与其自身相矛盾。但此类标准仅与真理之方式相关,即仅与普泛所谓思维之方式相关;在此限度内,此类标准,固极正确,但其自身则不充实。诚以吾人之知识,虽能与逻辑要求完全相合,即不致有自相矛盾之事,但此知识固仍能与其对象相矛盾者也。故真理之纯然逻辑的标准,即知识与悟性理性之普泛的方式的法则相一致,乃一不可欠缺之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因而为一切真理之消极的条件。越此限度,则非逻辑之所能矣。盖逻辑并无发见“不关方式而仅关其内容之误谬”之检验标准。

    普泛逻辑将悟性及理性之全部方式的历程分解为悟性及是理性之种种要素,而以之为吾人所有知识之一切逻辑的检讨之原理。故此一部分逻辑可名之为分析论,产生真理之消极的标准。在吾人进而决定知识内容是否包含有关于对象之积极真理以前,必须以此种逻辑之规律审察评衡一切知识之方式。但因知识之纯然方式,无论其与逻辑法则如何完全相合,亦远不足以决定知识之实质的(客观的)真理,故绝无一人敢于仅借逻辑之助,就对象加以判断或有所主张。吾人首须在逻辑之外得有可恃之报告,然后始能依据逻辑法则研讨此种报告之用法,及其在一贯之总体中之联结,盖即以此等逻辑法则审察之耳。顾以具有“使吾人所有一切知识具有悟性方式”(关于其内容任令吾人一无所教导)一类如是名贵之技术,实有令人别有所企图之处,即仅为“判断之法规”之普泛逻辑,被用为一若至少实际产生外表之客观的主张之机官,于是此种逻辑遂被误用。在以普泛逻辑如是用为机官时,此种逻辑名辩证法(dialektik)。

    古人以辩证法为学问技术名称之用者,其意义虽种种不一,吾人就彼等于此名词之实际用法所能断言者,则在古人,此名词绝不出乎“幻相逻辑(logik des scheins)之外。此乃由于模拟逻辑所规定之严密方法,及以逻辑的论题掩藏其主张之空疏,而使其无知及伪辩具有真理外形之伪辩技术。今当注意下述一点引为安全而有益之警惕,即普泛逻辑若被视为机官则常为幻相逻辑,即辩证的。盖逻辑之所教示吾人者,绝不涉及知识内容,惟在设置与悟性相合之方式的条件;而此类条件之所教示吾人者,又绝与有关之对象无涉,故欲用此种逻辑为推广、扩大吾人知识之工具(机官),则结果终成为空谈而已——在此种空谈中吾人以某种貌似真实之辞旨,可坚持亦可攻击(倘愿如此为之)一切可能之主张。

    此种教导实有损哲学之尊严。故辩证法之名词,当别有一用法,已列在逻辑中为批判“辩证的幻相”之一种逻辑。本书中所用之辩证论,即属此种意义。

    四 先验逻辑区分为先验分析论及先验辩证论

    在先验逻辑中,吾人使悟性孤立——此犹以上先验感性论之对于感性——将纯然起源于悟性之思维部分从吾人知识中析出。此种纯粹知识之使用,依赖一种条件,即此种知识所能应用之对象,乃在直观中授与吾人者。在无直观时则吾人之一切知识即无对象,因而完全空虚。论究悟性所产生之“纯粹知识之要素”及“吾人无之则不能思维对象”之原理者,此一部分之先验逻辑,名为先验分析论。此乃真理之逻辑。盖凡与此种逻辑相背之知识,无不立失其一切内容,即失其与任何对象之一切关系,因而丧失一切真理。

    但因独立使用此等纯粹悟性知识及此等原理之诱惑甚强,甚至欲超越经验限界以外(仅有经验始能产生纯粹悟性概念所能应用之质料(对象),故悟性遂致敢于冒险,仅借合理性之幻影,以悟性之纯粹的方式的原理为实质使用,且对于对象不加辨别而加以判断——对于并未接与吾人实亦绝不能接与吾人之对象,亦加判断。盖此先验的分析论,固当仅用作判断“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之法规,今若赖之为悟性之普泛的无限制的应用之机官,又若吾人因而敢于仅借纯粹悟性,对于普泛所谓对象,综合的判断之、肯定之、决定之者,则误用此逻辑矣。于是纯粹悟性之使用,乃成为辩证的。故先验逻辑之第二部分,必须为批判此种辩证的幻相,名为先验辩证论,顾此非独断的产生此种幻相之术(此种技术不幸为玄学术士所通行)乃就悟性及理性之超经验使用以批判悟性及理性者。

    先验辩证论乃暴露无根据主张之虚伪妄诞,唯以纯粹悟性之批判的论究,易其仅借先验的原理以发见或扩大知识之夸大要求,而使悟性得免于伪辩的幻相者也。

    第一编 先验分析论

    先验分析论乃将吾人所有之一切先天的知识分解为纯粹悟性自身所产生之种种要素。

    在分析时首应注意以下主要四点:(一)此类概念须纯粹的而非经验的;(二)此类概念须不属直观及感性而属于思维及悟性;(三)此类概念须基本的又须严密与引申的或复合的概念有别;(四)吾人之概念表须极完备,包括纯粹悟性之全部领域。当一种学问仅在尝试状态中由概念集合而存立者,则由任何种类之评价亦绝不能保障其有如是之完备程度。

    此种完备程度仅由悟性所产生之“先天知识之总体理念”而始可能者;盖此种理念能使组成此总体之各概念有一严密分类,以表现此类概念之为组织成一体系者。纯粹悟性不仅须与一切经验的有别,且亦须与一切感性截然不同。诚以纯粹悟性乃自存自足之统一体,非自外部有所增益者。故悟性知识之总和,组织成一体系,由一理念包括之而规定之。此种体系之完备及调整,同时即能产生“其所有一切分子之正确及真纯”之标准。

    此一部分之先验逻辑,为求完备计,须分二卷,一为包含纯粹悟性之概念,一为包含纯粹悟性之原理。

    第一卷 概念分析论

    我之所谓概念分析论,非分析概念,即非如哲学的研究中之通常程序,分析“研究中所当呈显之概念”之内容而使此等概念更有区别之谓;乃在分析悟性自身之能力(此事及今罕有为之者),盖欲仅在产生先天的概念之悟性中探求此等概念,及分析悟性能力之纯粹使用,以研讨先天的概念之所以可能耳。此为先验哲学之本有任务;余皆属普泛哲学中概念之逻辑的论究。故吾人将在人类悟性中溯求纯粹概念之元始种子及其最初倾向,此等纯粹概念本在悟性中备有,其后遇有经验机缘始行发展,且由此同一悟性将以后所附加其上之经验的条件解除,而显示其纯粹性者。

    第一章 发见一切纯粹悟性概念之途径

    当吾人促动一知识能力,视其所缘境遇之异,乃有种种概念之显现,且使其能力显示于吾人之前,此等概念又容许按观察时期之久暂及注意之敏捷,以较大或较小之完备程度集合之。但若在此种机械方法中进行其研究,则吾人决不能确定其是否完成。且吾人仅随机遇所发见之概念,决不呈显有秩序及体系的统一,终极仅就其类似之点,排列成偶,或就其内容之量,由简单以至复杂,列成系列——此一种排列在某限度中虽亦可视为以学术方法所创设者,但决非有体系者。

    先验哲学在探求其概念时,具有“依据一单一原理以进行之利便及义务”。盖此类概念,乃纯粹不杂,自绝对的统一体之悟性发生;故必依据一原理或一理念而互相联结。

    此一种联结,实提供吾人以一种规律,由此种规律,吾人始能使每一纳粹悟性概念各有其适当之位置,且亦以此规律,吾人乃得先天的决定其体系上之完备。否则,此类事情,将依据吾人之任意判断,或仅依据偶然之机缘矣。

    第一节 悟性之逻辑的运用

    以上仅消极的说明悟性为非感性的知识能力。今因无感性则吾人不能有直观,故悟性非直观能力。但除直观以外,仅有由概念而生之知识形相。故由悟性所产生之知识(至少由人类之悟性),必为由概念而生之知识,因而非直观的而为论证的。但一切直观,以其为感性,故依赖激动,而概念则依赖机能。至我之所谓“机能”,乃指归摄种种表象于一共通表象下之统一作用而言。概念本于思维之自发性,而感性的直观则本于印象之感受性。至悟性所能使用此类概念之唯一用途,则为由此类概念而行其判断。唯因表象除其为直观时以外,无一表象直接与对象相关,故无一概念曾直接与对象相关,仅与对象之其他某某表象相关,——不问此其他表象为直观,抑其自身亦一概念。故判断乃对象之间接的知识,即“对象之表象”之表现。在一切判断中,皆有一适用于甚多表象之概念,在此等表象中,则有一所与表象乃直接与对象相关者。例如在“一切物体皆为可分的”之判断中,“可分的”之概念本适用于其他种种概念,唯在此处则特用之于物体概念,而此物体概念则又适用于所呈现于吾人之某种现象。故此类对象乃由“可分性”之概念间接表现者。因之一切判断乃吾人所有表象间之统一机能;不用直接表象而用“包含有直接表象及其他种种表象”之更高位置之表象以认知对象,由是甚多可能之知识集合于一知识中。今以吾人能将悟性之一切作用归之判断,故悟性可视为判断能力。

    盖如以上所述,悟性为思维能力。而思维则为由概念而生之知识。但为“可能的判断之宾词”之概念则与“尚未规定之对象”之某种表象相关。物体概念即指由此概念所能知之某事事物,例如金属。而概念之所以为概念,实因其包含有“由之能与对象相关之其他表象”。故概念为可能的判断之宾词,例如“一切金属皆为物体”。是以吾人若能将判断中之统一机能叙述详尽,自能发见悟性所有之全部机能。顾此极易为者,将于下节述之。

    第二节  悟性在判断中之逻辑机能

    九[l]吾人如抽去判断之一切内容,而仅考虑悟性之纯然方式,则将见判断中之思维机能可归摄为四项,每一项又各包含三子目。今列表如下:

    全称的

    (一)判断之量特称的

    单称的

    肯定的

    (二)质  否定的

    无限的

    断言的

    (三)关系   假设的

    抉择的

    相当然的

    (四)形相   实然的

    必然的

    因此种分类,与逻辑学者通常所公认之分类方法,显有不同之点(虽非其主要方面),今特为申说如下,以免有所误解。

    (一)在三段推理中,判断之使用,逻辑学者以为单称判断能与全称判断同一处理,其说甚当。盖因单称判断绝无外延,其宾词不能仅与包含在主词概念中一部分之事物相关,而与其余部分不相涉。此宾词乃适用于主词概念全体,绝无除外,一若此主词概念为一普泛概念而具有宾词所适用于其全部之外延者。但若吾人纯然视之为知识,而就量之方面以单称判断与全称判断相比较,则单称与全称之关系,正如单一与无限之关系,本质上固自有异者也。故吾人评衡一单称判断(judicium singulars)若不仅就其本身所有之内部适用效力评衡之,而视为普泛所谓知识,就其量以与其他知识相比较,则单称判断固与全称判断(judicium commune)不同,在思维之完善子目表中,自应有一独立之位置——在限于判断作用相互间关系之逻辑,固无须乎此也。

    (二)在通常逻辑中无限判断与肯定判断同归一类而不各占一独立地位,固属正当,但在先验逻辑中,则二者亦必须严为区别。盖通常逻辑抽去宾词(即令其为否定的)之一切内容;仅研讨此宾词之是否属于主词,抑或与之相反。但先验逻辑则对于仅由否定的宾词所成之逻辑肯定,尚须考求此肯定之价值即内容为何,及由之所增益于吾人之全体知识者为何。盖我对于灵魂谓“灵魂不灭”,则由此否定的判断,至少我应无误谬。顾由“灵魂乃不灭事物”之命题,则我实构成一肯定(在就逻辑之方式而言之限度内)。在此命题中我乃以灵魂列之不灭事物之无限领域中。盖可毁灭之事物,占可能的事物全部范围之一部,不灭事物则占其他部分,故“灵魂乃不灭事物”之命题,无异于以灵魂为除去一切可毁灭者以外所留存之无限事物中之一。由此,一切可能的事物之无限领域,仅限于自其中剔除可毁灭者,及以灵魂列入其留存部分中之领域。但就令有此种剔除,其范围仍为无限,且即尚有种种部分可以删除,亦不使灵魂概念因之稍有增益,或因而以肯定的态度规定之。此类判断,就其逻辑范围而言,虽为无限,但就其知识内容而言,则仍为有限,故在判断中思维所有一切子目之先验表中,此实为不能忽略者,盖其所表显之悟性机能,在其先天的纯粹知识之领域内,或亦视为重要者也。

    (三)判断中之一切思维关系为(甲)宾词与主词,(乙)根据与结论,(丙)分列的知识及分列的知识中所有各分支(就其全部言)间之相互关系。在第一类判断中所考虑者为两概念间之关系,在第二类中则为两判断间之关系,在第三类中则为种种判断间相互之关系。例如“如有一完善之正义,则冥顽之恶事受罚矣”之假设命题,其中实包含两种命题之关系,即“如有一完善之正义”与“冥顽之恶事受罚矣”之两命题。至此两命题之自身,是否真实,则此处仍属未定之事。由此判断所思维者,仅为逻辑的结论而已。最后,抉择的判断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命题间相互之关系,顾此关系非逻辑的根据与结论之关系,而有二重关系,在一命题之范围排除其他命题之范围之限度内,为逻辑的相反对立关系,但同时在会合各命题以成全部知识之限度内,则为交互关系。故抉择判断乃展示此类知识范围所有各部分间之关系,盖每一部发之领域,对于其他部分皆为补充之者,总括之则产生此分列的知识之总体。例如“世界之存在,或由盲目的偶然性或由内部的必然性或由外部的原因”之判断。其中每一命题各占关于“普泛所谓世界存在”之可能的知识范围之一部;会合一切此类命题,始成此一知识之全部范围。将其一部分摈除于此知识之外,即等于将此知识置于其他部分中之一,将此知识置于其一部分,即等于将其余部分摈除于此知识之外。故在抉择的判断中,所知之各成分间,有某种之交互关系,即各部分固互相排挤,惟又由此以其全体规定真实之知识。盖会合为一,则此种种部分,即构成一所与知识之全部内容。在与以后所论有关之限度内,此处所必须考虑者在此。

    (四)判断之形相全然为一特殊机能。其特质在一无贡献于判断之内容(盖除量、质、关系三者以外,别无构成判断内容之事物),而仅在与“普泛所谓思维有关之系辞”相关。想当然的判断乃以肯定或否定仅视为可能的(任意的)之判断。在实然的判断中,以肯定或否定视为实在的(真实的),在必然的判断中,则视为必然的。两判断间之关系,构成假设的判断之两判断(antecedens etconsequens前项与后项),种种判断间之交互关系,构成抉择的判断之各判断(各分支),皆仅想当然的。在以上所举之例中,“有一完善的正义”之命题,非实然的陈述,乃仅视为可以假定之任意的判断;惟其逻辑的结论,则为实然的。故此类判断或竟显然误谬,但若视为想当然,则仍可为真实知识之条件。例如“世界之存在由于盲目的偶然性”之判断,在抉择的判断中,仅有想当然之意义,即此为暂可假定之命题。同时颇似指示在一切可以遵由之路径中所有一虚伪路径,以为发见真实命题之助。故想当然的命题仅展示逻辑的(非客观的)可能性——容认此一种命题与否,一任自由抉择,容纳之于悟性与否,亦惟任意为之。实然的命题则展示逻辑的实在性,即真理。例如在假设的三段推理中,前项在大前提中为想当然的,而在小前提中则为实然的,此三段推理之所展示者,即在其结论乃依据悟性法则所得者耳。至必然的命题,则思维实然的命题为由悟性法则所规定,因而为先天的所主张者;即以此展示其逻辑的必然性。盖一切事物乃逐渐与悟性忻合者,——初则想当然的以判断某某事物,继则实然的主张其真实,终则主张其与悟性联结不可分离,即必然的及直证的——故吾人以形相之三机能为思维之三子目,实属正当。

    ①由九至十二皆第二版中所加,九上接先验感性论中之八,参观64页。

    第三节 纯粹悟性概念即范畴

    一o

    以上曾时时述及,普泛逻辑抽去知识之一切内容,其由分析过程所转形为概念之表象,则求之于其他来源(不问其为何种来源)。顾先验逻辑则不然,有先验感性论所提呈于其前之先天的感性杂多,为纯粹悟性概念之质料。如无此种质料,则此类概念即无内容,因而全然空虚。空间与时间包含纯粹先天的直观之杂多,但同时又为吾人心中所有感受性之条件——唯在此条件下心始能接受对象之表象,故此条件亦必常影响于此等对象之概念。但若此种杂多为吾人所知,则吾人思维之自发性,须以某种方法审察此杂多,容受之而联结之。此种作用我名之为综合。

    我之所谓综合,就其最普泛之意义而言,即联结种种不同表象而将其中所有杂多包括于一知识活动中之作用。其杂多如非经验的所与而为先天的所与(如时间空间中之杂多),则此综合为纯粹的。在吾人能分析吾人之表象以前,必先有表象授与吾人,故就内容而言,无一概念能首由分析产生。杂多(不问其为经验的所与或先天的所与)之综合,乃首所以产生知识者。此种知识,在其初,当然粗朴驳杂,故须分析。顾集合知识之要素,联结之而使成为某种内容者,仍此综合。故若吾人欲决定知识之最初起源者,首必注意综合。

    概言之,综合纯为想象力之结果(以后将论之),此想象力乃心之盲目的而又不可缺之机能,无想象力吾人即不能有知识,但吾人鲜能意识之。至以此种综合加之于概念者,则属于悟性之机能,由此种悟性机能,吾人始能得真之所谓知识也。

    在其最普泛方面中所表现之纯粹综合,实与吾人以纯粹悟性概念。至我之所谓纯粹综合,乃指依据先天的综合统一之基础者而言。如计数(在大数目中,尤为易见)乃依据概念之综合,盖因其依据共同之统一概据如十进法等而行之者。由此种概念,杂多之综合统一乃成为必然的。

    种种不同表象,由分析而摄置于一概念之下——此为普泛逻辑中所处理之程序。反之,先验逻辑之所教示者,非如何以表象加之于概念,乃如何以表象之纯粹综合加之于概念。以一切对象之先天的知识而言,其所必须首先授与者,第一为纯粹直观之杂多;第二为此种杂多由于想象力之综合。但即如是,尚不能产生知识。“与此种纯粹综合以统一,且唯由此必然的综合统一之表象所成”之概念,乃提供一对象知识所须之第三要项;此类概念乃本于悟性者。

    “与判断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亦即为“与直观中所有种种表象之综合以统一”之机能;此种统一,就最普泛之意义表述之,吾人名之为纯粹悟性概念。在概念中经其作用由分析的统一而产生“判断之逻辑方式”之悟性,亦由普泛所谓直观中杂多之综合统一,而输入先验的内容于其表象。以此吾人乃得名此类表象为纯粹悟性概念,且视之为先天的适用于对象者——此为普泛逻辑所不能建立之结论。

    因此先天的适用于普泛所谓直观对象之纯粹悟性概念,其数正与前表中所有一切可能的判断之逻辑的机能之数相同。盖此类机能已将悟性列举详尽,且为悟性能力之详备目录。吾人今仿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名此类概念为范畴(kategorie),盖实施之方法,吾人虽与亚氏相去甚远,至其根本目的则固相同者也。

    范畴表

    单一性

    (一)量多数性

    总体性

    实在性

    (二)质 否定性

    限性

    偶有性及实体性(实体及属性)

    (三) 关系 原因性及依存世(原因及结果)

    相互性(能动者及受动者间之交互作用)

    可能性——不可能性

    (四)形相  存在世——非存在性

    必然性——偶然性

    此为悟性先天的包含于其自身中,所有综合之一切基本的纯粹概念表。悟性正以其包含此类概念故名为纯粹悟性;盖惟由此类概念,悟性始能理解直观之杂多中所有之任何事物,即以此思维直观之对象。此种分类,乃自一共通原理,即判断能力,(此与思维能力相同)体系的发展而来。实非冥搜盲索纯粹概念之结果,支离减裂所成,盖若如是,则此类概念之数目,仅得之归纳,绝不能保证其完备矣。且若如是,则吾人亦不能发见适为此等概念在纯粹悟性中而其他概念则否之所以然矣。收集此类基本概念,实为一足值锐敏思想家亚氏为之之事业。顾亚氏并未贯之以原理,触处检集,最初得其十,名之为范畴(宾位词)。其后彼自信又发见其五,追加其上而名之为后宾位词。但亚氏之表,仍留有缺陷。且其中有若干纯粹感性形相(时间、处所、状态及前时、同时)及一经验的概念(运动),皆不能悟性概念表中有任何地位者。此外亚氏又以若干引申的概念(能动受动)列入基本概念中;而若干基本概念则反完全遗漏。

    此处所应注意者,“所视为纯粹悟性之真实基本概念”之范畴,亦具有其纯粹引申的概念。此在先验哲学之完善体系中,固不可忽略之,然在纯为批判之论文中,则一言及之即足矣。

    我今姑名此纯粹的但为引申的之悟性概念,为悟性概念之副宾位词(predicables)——以与宾位词(即范畴)相区别。我若有基本的第一次概念,则附加引申的第二次概念而列成一纯粹悟性概念之详备系谱,固极易易。惟吾人今所欲从事者,非体系之完备,乃在构成体系时所遵循之原理,故此种补充事业留待其他机缘。盖此类事业,借本体论教本之助,即易成就者——例如置力、运动、受动之副宾位词于因果范畴下;存在、抵抗之副宾位词于相互性范畴下;生、灭、变化之副宾位词于形相范畴下,等等。当范畴与纯粹感性之形相联结,或范畴间之相互联结时,即可产生甚多之先天的引申概念。注意之,且就力之所能以列成此类概念之完备目录,固极有益而颇饶兴趣,唯吾人今则可省略之也。

    范畴之定义,我固可有之,惟在此论文中,则从略。俟后述及方法论时,就其所须之程度,我再分析此类概念。在一纯粹理性之体系中,自当有范畴之定义,但在此论文中,定义足以紊乱研究之主要目的,而引致疑虑及驳击,此类疑虑及驳击虽无伤于吾人之主要目的,然固可留待其他机缘者。且就我简略所论及之点,亦可见一完备辞典而附有一切必须之说明者,不仅可能,且亦极易之事。盖分类已备;所须者仅充实其内容而已;而此处所列之体系的位置论(topik)即足以为各概念得其固有位置之充分导引,同时又复指示此分类尚空虚而无内容也。

    一一

    此范畴表提示若干精美之点,对于由理性所得一切知识之学术方式,或有极重要之效果。盖此表在哲学之理论部分,为用极大,且在“本于先天的概念而又依据一定原理体系的分门别类之学问”,此表提供一全部学问之完备计划,实为不可缺少者,此就以下之点即知之,盖范畴表不特包含一切悟性之基本概念至极完备之程度,且复包有人类悟性中所有概念之“体系之方式”,因而提示所拟议中之思辨学问之一切节目以及此类节目之顺序,一如我在他处之所叙述者。

    由此表所提示之要点:第一、此表虽包含四类悟性概念,但可先分为两组;第一组与直观(纯粹的及经验的)之对象相关,第二组则与此等对象之存在(在对象间之相互关系中,或在对象与悟性之关系中)相关。

    在第一组中之范畴,我名之为数学的,在第二组中之范畴,则名之为力学的。前一组之范畴,并无与之相应之事物;惟在后一组中有之。此种区别须在悟性之本质中有其根据。

    第二、就概念之一切先天的分类必为两分法而观,则此每一类中所有范畴之数常同为三数之一事,实堪注意。其尤直注意者,则每一类中之第三范畴,常由第二范畴与第一范畴联结而生。

    故一切性即总体性实即视为单一性之多数性。制限性仅为与否定性联结之实在性;相互性为交互规定实体之因果性;最后必然性乃由可能性自身所授与之存在性。但不可因此即以第三范畴为仅引申的而非基本的悟性概念。盖联结第一概念与第二概念以产生第三概念,实须悟性之特殊活动,此与悟性在第一概念及第二概念中之活动不同。故(属于总体范畴之)数之概念,并非常仅依据多数性及单一性之概念而可能者(例如在无限之表象中);又若仅由原因概念与实体概念相联结,则我不能立即理解“其影响作用”,即不能理解一实体如何能为别一实体中某某事象之原因。在此类事例中,显见须有悟性之各别活动;在其他事例中,事正相同。

    第三、范畴中属于第三组相互性之范畴,其与抉择的判断之方式(在逻辑机能表中与相互性范畴相应之方式)一致,不若其他范畴与其相应之判断机能一致之显著。

    欲保证相互性范畴实际与抉择的判断相合,则吾人必须注意,在一切抉择的判断中,其范围(即包含在任何一判断中之全量)表现为“分成各部分(从属的概念)之一全体”,且因其中并无一概念能包摄于其他概念之下,故此等概念皆视为相互同等对立,而非相互从属,因而彼此非在一方向中规定,如在一系列中者然,乃交互规定,如在一集体中者然——如抉择中之一分支设定为知识,则其余分支尽皆摈除,其他分支被设定,亦如是。

    在由种种事物所组成之一全体中,亦见其有与此类似之联结;盖一事物不从属于其他事物,如一为结果而一为其存在之原因者然,乃同时的交互的彼此同等对立,各为其他事物所有规定之原因(例如在一物体中,其各部分互相吸引、反拨)。此与因果关系(根据与归结)中所见之联结,全然不同,盖在因果关系中,归结并不交互的又复规定其根据,故不能与之共组成一全体——例如世界不与创造世界者共组成一全体。悟性在表现一分列的概念之范围于其自身时所遵循之程序,与其思维一事物为可分的之程序相同;正如在前一事例中,各分支互相排除,而又联结于一范围中,悟性表现可分的事物之各部分,各为独立存在(视为实体)而又联结在一全体中也。

    一二

    在古人之先验哲学中,尚有列——不列入范畴中,而以彼等之见解,则又必须列为对象之先天的概念之——纯粹悟性概念之一章者。但此殆等于增加范畴之数,故为不能实行之事。此类概念见之于僧院派哲学中有名之quodlibet ens est unum,verumbonum(凡实在之事物为一、为真、为善)之命题中。此种原理之应用,虽已证明其毫无成绩而仅产生循环命题,且近时在玄学中所占之位置,亦不过依例叙述而已,但在另一方面,此原理尚表现一种见解,此见解虽极空虚,顾亦保持有悠久之历史者。故关于其起源,颇值吾人之研究,且吾人亦正有理由推断此种命题乃以某种悟性规律为其根据者,唯此种悟性规律为其所曲解耳(此为习见之事)。此类所假定为事物之先验的属性,实际不过一切事物知识之逻辑的必须条件与标准,及对于此类知识所规定之量之范畴,即单一性、多数性、总体性而已。但此类属于“物本身(经验的对象)所有可能性”之范畴(此种范畴本应视为质料的),在此更进一步之应用中,本仅以其方式的意义使用之,为一切知识之逻辑的必须条件之性质,乃同时一不经意,又由其为思维之标准者窃转变为物自身之性质。盖在一对象所有之一切知识中,第一、具有概念之统一,在吾人惟由之以思维“吾人所有知识杂多之联结”中之统一限度内,此可名为质的统一,例如戏剧、讲演、故事中主题之统一。第二、具有关于其结论之真实。自一所与概念所得之真实结论愈多,则其所有客观的实在性之标准亦愈多。此可名为性格之质的多数,此等性格乃属于一所视为共同根据之概念(但在此概念中,不能视之为量)。第三、具有完全性,此完全性成立在多数皆还至概念之统一,且完全与此概念一致,而不与其他概念相合。此可名为质的完全性(总体性)。由此可见普泛所谓知识所以可能之逻辑的标准,乃量之三种范畴,在此类范畴中,全然以“量之产生时所有之统一”为同质的;后由于“所视为联结原理”之知识性质,此类范畴乃转而为亦能在一意识中产生异质的知识之联结。故一概念(非对象之概念)所以可能之标准,在其定义,盖在定义中概念之统一、一切能直接从定义演绎而来之事物之真实、及从定义演绎而来之事物之完全性等三者产生“凡欲构成一全体概念所须之一切”。与此相同,一假设之标准成立在其所假定之说明根据之明晰,即一、假设之统一(无须任何补助的假设);二、能从假设所演绎之结论之真实(结论与其自身及与经验之一致);三、此类结论之说明根据之完全;至所谓完全,乃结论使吾人还至与假设中所假定者不增不减正相符合之谓,所以后天的分析还至以前先天的综合中所思维者,且与之一致。故统一性、真实性、完全性之概念,对于范畴之先验表,并未有所增益一若弥补其缺陷者然。吾人之所能为者,为使知识与其自身一致,唯在使此类概念在普泛的逻辑规律下使用耳——至此类概念与对象关系之问题,则绝不论究之也。

    第二章 纯粹悟性概念之演绎

    第一节 先验的演绎之原理

    一三

    法律学者论及权利与要求时,在法律行为中,分别权利问题(quid juris)与事实问题(quid facti);且对于二者皆求证明。应陈述“权利或合法要求”之权利问题之证明,法律学者名为演绎(de-duction)。有甚多经验的概念,绝无有人疑问行使之。盖因经验常可用为此类经验的概念所有客观的实在性之证明,故即无演绎,吾人亦自信能有正当理由以一种意义(即所归属之意义)专用之于此类概念。但尚有如幸福、运命等之僭窃概念,此类概念,虽由近乎普遍的宽容,许其通用,然时时为“有何权利”之问题相逼迫。此种要求演绎,实陷吾人于困难之境,诚以从经验或从理性皆不能得明显之合法根据足以证明行使此类概念之为正当也。

    在构成人类知识之极复杂组织之杂多概念中,有若干概念,全然离经验而独立,识别为纯粹先天的行使者;至此类概念所以能如是行使之权利,则常须演绎。盖因经验的证明,不足证明此种先天的行使为正当,故吾人须解答“此类概念如何能与其不自任何经验得来之对象相关”之问题。说明“概念所由以能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方法”,我名之为概念之先天的演绎;以之与经验的演绎相区别,此经验的演绎乃展示“由经验及由经验上之反省以取得概念之方法”,故与概念之合法性无关,而仅与概念事实上之发生形相相关。

    吾人已有两种“不同种类,但在全然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一点,则相一致”之概念,此即“为感性方式”之空间与时间概念,及“为悟性概念”之范畴。就此等类型之概念,而求其经验的演绎,皆属劳而无益。盖此类概念之特点,即在其与对象相关,无须自经验中假借“任何能用以表现此等对象之事物”。故若此类概念之演绎必不可缺,则必为先验的。

    但吾人对于此类概念,与对于一切知识相同,虽不能在经验中发见其可能性之原理,但至少亦能在经验中发见其产生之缘起原因。感官印象提供最先之刺激,全部知识能力向之活动,于是经验成立。故经验包含有两种不同之要素,即自感官所得之知识质料,及自纯粹直观纯粹思维(此二者遇有感官印象之机缘始活动而产生概念)之内的源流所得以整理此质料之方式。研求吾人所有知识能力自特殊的知觉进展至普遍的概念之最初活动,当然获益甚大。开始此新研究者,实为名望卓著之洛克(locke)。但纯粹先天的概念之演绎,则绝不能以此种方法得之;诚以演绎不应在任何此种方向中求之也。盖就此类概念以后全然离经验而独立之运用言之,则自必能出示其与自经验来者完全不同之出生证。且因此种所尝试之生理学的由来论,乃关于事实问题,不能严格称之为演绎;故我将名之为“获有纯粹知识”之说明。关于此种知识所能有之唯一演绎,明为先验的而非经验的。盖关于先天的纯粹知识,经验的演绎实为劳而无益之事,仅为不能理解此类知识之特质之人所从事耳。

    但即容认纯粹先天的知识所可能之唯一演绎为先天的演绎,亦不能立即明了此种演绎为绝对的必须。吾人前已由先验的演绎,推溯空间与时间之根源,而说明其先天的客观效力,且规定之矣。顾几何学安然在纯然先天的知识中进行,关于其所有之基本空间概念之纯粹的合法的由来,固无须乎乞求哲学之保证。但几何学中所用之概念,仅在其与外的感性世界相关(以空间为其纯粹方式之“直观之感性世界”),而在此感性世界中,一切几何学的知识,以其根据于先天的直观,故具有直接的证明。其对象(在与其方式相关之限度内)即由对象之知识先天的在直观中授与吾人。顾在纯粹悟性概念则大不然;盖在此种纯粹悟性概念,始发生无可趋避之先验的演绎之要求,此不仅关于此等概念之自身如是,即关于空间概念亦有此演绎之要求。盖纯粹悟性概念,并不以直观及感性之宾词叙述对象,乃以先天的思维之宾词叙述对象,故其与对象之关系,乃普遍的,即离一切感性之条件者。且纯粹悟性概念既不基于经验,又不能先于一切经验,在先天的直观中展示“可为其综合根据之任何对象”。以此等理由,纯粹悟性概念不仅关于其自身使用之客观效力及眼界有以启人之疑,且因其行使空间概念超越感性的直观条件以上,以致使空间概念亦复晦昧难明;此吾人前之所以以空间之先验的演绎为必须者也。故读者在进入纯粹理性领域之前,必须坚信此类先验的演绎之绝对必须。否则盲目进行,经种种歧途以后,仍必还至前所出发之无知地点。但同时读者若不悲叹事物性质之隐晦难明,且对障碍之难移除,亦不易于失望,则吾人对于此种事业中所有不可避免之困难必须预有透辟之先见。盖吾人只有二途,或全然放弃“在超越一切经验限界,人所尊为最高领域中构成纯粹理性判断之一切主张”,或完成此种批判的研究。

    吾人固已无甚困难,能说明“空间与时间之概念,虽为先天的知识,而必须与对象相关,以及此等概念离一切经验,使对象之综合的知识可能”之所以然之故矣。盖对象仅由此种感性之纯粹方式始能显现于吾人,而为经验的直观之对象,故空间时间乃——先天的包含“所视为现象之对象”所以可能之条件及在“所视为现象之对象”中发生具有客观的效力之综合——之纯粹直观。

    顾悟性之范畴则不然,并不表现对象所由以在直观中授与之条件。故对象无须在其必与悟性机能相关之必然性下,即能显现于吾人;因而悟性无须包含对象之先天的条件。

    于是此处乃有感性领域中所不遇及之困难,即“思维之主观的条件如何能具有客观的效力”,易言之,如何能提供“使一切对象知识所以可能”之条件。

    盖现象确能无须悟性机能在直观中授与吾人。今姑以原因概念为例,此乃指示一种特殊综合,由此种综合,依据规律,在甲事物上设定与之全然不同之乙事物。至现象何以应包含此种事物(经验不能引为其论证,盖所欲证明者乃先天的概念之客观的效力),则非先天的所能显示,故此一种概念是否纯然空虚,以及现象中在任何处所并无其对象,乃先天的可疑之事。感性直观之对象必与先天的存在心中之“感性方式条件”相合,事极明显,盖不如是,则此类对象将不能成为吾人之对象。但谓此类对象亦必须与“为使思维之综合的统一悟性所须之条件”相合,则为理由不明之结论矣。现象固可如是组成,即悟性不能发见其与其悟性所有统一之条件相合。现象中之一切事物固可如是混杂,即在现象之系列中,无一事物呈现其能产生综合规律而合于因果概念。于是此因果概念将全然空虚而无意义矣。但因直观无须任何思维机能,故现象仍呈现对象于吾人之直观。

    吾人若思避免此等烦困之研究,而谓经验不断呈显现象间所有此类规律性之例证,因而提供“抽出原因概念及确证此种概念所有客观的效力”之无数机缘,则吾人殆未见及原因概念绝不能如是发生者也。原因概念只有二途,或全然先天的概据于悟性,或仅视为幻想摈除不用。盖原因概念严格要求申事物必为“有其他某某乙事物必然的及依据绝对的普遍规律继之而起者”。现象固亦呈显种种事例,自此等事例能得“某某事物通常依以发生之一种规律”,但现象绝不证明其继起为必然的。而因与果之综合,实有一种尊严,非经验的所能表现之者,即结果非仅继原因以起而已,乃由原因所设定而自原因发生者也。此种规律之严格的普遍性,绝非经验的规律所有;经验的规律仅能由归纳获得比较的普遍性,即应用极广耳。故吾人若处理纯粹悟性概念一若纳为经验的所产,则吾人将全然变更其使用之途矣。

    一四 转移至“范畴之先验的演绎”之途程

    综合的表象与其对象之能联结,相互间获有必然的关系及所谓相互适合,仅有二途可能。或唯对象使表象可能,或唯表象使对象可能。在前一事例,此种关系仅为经验的,其表象绝非先天的可能。就现象中所有属于感觉之要素而言,现象正属此类。在后一事例,就对象之存在而言,则表象自身并不产生其所有之对象,盖吾人今非论及“表象由意志而有之原因性”也。但若在“仅由表象,始能知某某事物为一对象”之事例时,则表象仍为对象之先天的规定。顾对象之知识所唯一由以可能之条件共有两种,第一为直观,对象由直观授与吾人(此对象虽仅为现象);第二为概念,与此直观相应之对象,由概念始为吾人所思维。由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条件(即对象由此条件始能为吾人所直观)实际先天的存在心中,为对象之方式的概据。一切现象必须与此种感性之方式的条件相合,盖因现象仅由此条件始能显现,即经验的为吾人所直观而接与吾人。于是有问题发生,即:先天的概念是否亦用作先在条件,任何事物唯在此条件下,即不为吾人所直观,亦仍能思维为普泛所谓对象。设令如是,则对象之一切经验的知识必须与此类概念一致,盖因仅以此类概念为前提,任何事物始能成为经验之对象。盖一切经验在事物所由以授与之感官直观以外,确曾包含“所视为由直观所授与即视为所显现之对象”之概念。因而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实存在一切经验的知识之根底中,而为其先天的条件。故“视为先天的概念之范畴”之客观的效力就思维之方式而言,乃依据“经验由范畴而始可能”之事实。范畴由其必然性及先天的与经验之对象相关,盖因经验之任何对象,仅由范畴始能为吾人所思维也。

    于是一切先天的概念之先验的演绎,今乃具有全部研究所必须依据之原理,即先天的概念必须认为使经验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条件(不问其为经验中所有直观之先天的条件,抑思维之先天的条件)。产生“使经验可能之客观的根据”之概念,亦即以此理由而为必然的。但说明“此类概念在其中见及”之经验,则非此类概念之演绎而仅为其例证。

    盖在此种说明中,此类概念纯为偶然的。除由先天的概念与可能的经验(知识之一切对象皆在此经验中发见)之本源的关系以外,则凡先天的概念与任何对象之关系,皆为吾人所全然不能理解者也。

    名①望素著之洛克未见及此,彼在经验中觅取纯粹悟性概念乃亦自经验演绎之,但其见解又不一贯,又欲借纯粹悟性概念之助,以得超越一切经验限界之知识。休谟则知欲得此超越经验之知识,此类概念之起源,必须为先天的。但因彼不能说明悟性何以能以“其自身既不在悟性中联结”之概念,思维为必然在对象中联结,且因彼未见及悟性自身殆由此类概念即成为——悟性之对象在其中发见之——经验之创造者,故彼不得不从经验——即从经验中重复联想所发生之而厥后误视为客观之主观的必然性(即从习惯)-推求悟性概念。但休谟由此等前提所论证者极为一贯。被谓借此类概念及其所发生之原理以超越经验限界,实为不可能之事。顾此二大哲学者所一致主张之经验的由来论,决不能与吾人实际所有学问上先天的知识(即纯粹数学及普泛的自然科学)相容;故此一事实即足以推翻此种由来论也。

    其中洛克广开狂热之门,盖若理性一度许其有此种权利,即不复为节制箴规所抑留于其境域内,休谟则全然陷入怀疑论,盖彼信为已发见昔之所视为理性者不过浸染吾人知识能力之一种最有势力之幻想耳。吾人今欲审察人类理性是否能安然渡过此二重障壁,与以一定之限界,而又使理性能在其所特有活动之全部领域内活动。

    但我对于范畴首先欲简略说明其意义。范畴乃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由此类概念,对象之直观乃视为“就判断之逻辑机能之一所规定者”。盖断言的判断之机能,为主词与宾词关系之机能;例如“一切物体皆为可分的”。顾若以悟性之纯然逻辑的使用而言,则两概念之中,孰以主词机能归之,孰以宾词机能归之,仍为未定之事。盖吾人亦可云某某可分的事物为物体。但当以物体概念置于实体范畴之下,立即决定经验中所有物体之经验的直观必须常视为主词而决不能视为纯然宾词。一切其他范畴,亦与此相同。

    ①以下三段为第二版之所修正者,其第一版之原文如下:

    有三种基本的源流(心之性能或能力)包含“一切经验所以可能”之条件,且其自身亦不能从其他心之能力,即感官、想象力及统觉三者引来。根据此三者乃有(一)由于感官之“先天的概观(synopsis)杂多”;(二)由于想象力之“综合(synthesis)此杂多”;(三)由于本源的统觉之“统一(einheit)此综合”。所有此类能力皆具有仅关于方式之先验的(亦复经验的)使用,且为先天的可能者。关于感官,吾人已在第一部中论之矣;今将致力以理解其他二者之性质。

    第二节 纯粹悟性概念之先验的演绎(此为第二版之修正文)

    一五 普泛所谓联结之所以可能

    表象之杂多能在纯为感性(即仅为感受性)之直观中授与;而此种直观之方式,则能先天的存在吾人之表象能力中,只为主观在其中被激动之形相。但“普泛所谓杂多”之联结,则决不能由感官而来,故不能已包含在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中。盖联结乃表象能力所有自发性之活动;且因此种能力与感生相区别,必须名为悟性,故一切联结——不问吾人意识之与否,或为直观(经验的,或非经验的)杂多之联结,抑为种种概念之联结,——皆为悟性之活动。对于此种活动,可以名为“综合”之普泛的名称归之,以指示吾人自身若不预行联结,则不能表现事物为在对象中联结,且在一切表象中,联结乃唯一不能由对象授与者。因其为主观自身活动之一种活动,故除主观自身以外,不能有此种活动。此种活动本只为一,而同一适用于一切联结,即与联结相反之分解,——即分析——亦常预以联结为其前提,凡悟性所来预行联结者,即不能有分解,盖惟已为悟性所联结,始能有容许分析之某某事物授之于“表象能力”也。

    但“联结之概念”所包括老,除杂多及其综合之概念以外,尚有“统一杂多”之概念。联结乃“杂多之综合的统一”之表象。故此种统一之表象,不能自联结发生。反之,统一乃加其自身于“杂多之表象”,始使联结之概念可能者。先天的先于一切“联结之概念”之“统一”,非即统一之范畴(参观十);盖一切范畴皆根据于判断之逻辑的机能,在此类机能中固已预思有联结及所与概念之统一者也。盖范畴预以联结为其前提者。故吾人必须在更高处探求此种统一(为质的,参观十二),即在其自身中包含“判断中各种概念之统一及悟性所以可能——乃至关于悟性之逻辑的使用——之根据”者求之。

    一六 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

    “我思”之伴随于我所有之一切表象,必为可能之事,盖不如是,则表现于我心中者乃绝不能思维之某某事物,此殆等于谓表象不可能,或至少表象在我等于无。凡能先于一切思维授与吾人之表象,名为直观。故一切直观之杂多,与此杂多所在之同一主观中之“我思”,有必然的关系。但此种“我思”表象乃自发性之活动,即不能视为属于感性者。我名此表象为纯粹统觉,以与经验的统觉相区别,或又名之为本源的统觉,盖因此为产生“我思”表象(此表象必须能伴随一切其他表象,且在一切意识中,常为同一不变者)之自我意识,其自身不再能伴有更高之表象。此种统觉之统一,我又名之为自觉意识之先验的统一,盖欲指示自此统一发生先天的知识之可能性故耳。盖在一直观中所授与之杂多表象,若不属于一自觉意识,则此一切表象即不能皆为我之表象。如为我之表象(就令我未意识其如是),则此种种表象必须与“其所唯一由以在一普遍的自觉意识中联结”之条件相合,盖不如是则此种种表象殆不能绝无例外皆属于我矣。自此种本源的联结,有种种结果发生。

    “杂多(在直观中所授与者)之统觉”之一贯的同一,包含表象之综合,且此同一亦仅由此种综合之意识而可能者。盖伴随种种不同表象之经验的意识,其自身乃分歧的且与主观之同一并无关系。此种与主观同一之关系,非仅由我所伴随各种表象之意识所成。

    乃纯由我使一表象与其他表象联结而意识此等表象之综合所成者。故惟在我能联结所与表象之杂多在一意识中之限度内,我始能表现此等表象中所有意识之同一于我自身。易言之,统觉之分析的统一,仅在综合的统一之前提下,始可能者。

    故“直观中所授与之表象一切皆属于我”云云之思维,正与“我联结表象在一自觉意识中”(或至少能如是联结之)云云之思维为同一之思维;此种思维其自身虽非综合表象之意识,但以此种综合之可能性为其前提者。易言之,仅在我能总括表象之杂多在一意识中,我始名此等表象一切皆为我之表象。否则我将有形形色色之自我,一如我所意识之种种表象之数。故视为先天的所产生之“直观杂多之综合的统一”,乃“统觉自身之同一”之根据,此统觉乃先天的先于我所有一切确定之思维者。但联结非存于对象中,且不能得之对象,由知觉取入悟性中。反之,联结实为悟性独有之任务,盖悟性自身亦只“先天的联结所与表象之杂多而置之于统觉之统一下”之能力而已。故统觉之原理,乃人类知识全范围中最高之原理。

    此种“统觉之必然的统一”之原理,其自身实为同一律的命题,因而为分析的命题;但此原理启示“在直观中所授与杂多”之综合之必然性,无此种综合,则自觉意识之一贯的同一,决不能为吾人所思维。盖由单纯表象之“我”,绝无杂多授与吾人;仅在与此“我”不同之直观中,始能有杂多授与;且仅由于联结在一意识中,此杂多始能为吾人所思维。至于由于自觉意识,一切杂多即能在其自身中授与之一种悟性,殆为直观的;顾吾人所有之悟性则仅能思维,若求直观必须在感官中求之。我就直观中所授与我之杂多表象,意识此自我为同一的,盖因我称此等表象一切皆为我之表象,因而以此等表象为构成一直观。此等于谓我先天的意识此“表象之必然的综合”,此即名为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凡所有授与我之一切表象,必须包摄在此本源的综合统一之下,但亦由一种综合,此等表象始能包括在此本源的综合统一之下也。

    一七 综合的统一之原理为一切悟性运用之最高原理

    一切直观所以可能之最高原理,在其与感性相关者,依据先验感性论,为“一切直观之杂多,应从属空间与时间之方式的条件”。此直观所以可能之最高原理,在其与悟性相关者,则为“一切直观之杂多,应从属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之条件”。在直观之杂多表象授与吾人之限度内,从属前一原理;在其必须联结在一意识中之限度内,则从属后一原理。盖无此种联结,则无一事物能为吾人所思维,所认知,即因所与表象将不能共同具有“我思”统觉之活动,因而不能包括在一自觉意识中认知之。

    泛言之,悟性为知识之能力。知识由“所与表象与对象之一定关系所成”;对象则为“所与直观之杂多在对象之概念中所联结之事物”。顾表象之一切统一,皆需表象综合中之意识统一。因之,构成表象与对象之关系因而构成其客观的效力,及使表象成为知识者,即唯此意识之统一;乃至悟性之所以可能,亦依据于此。

    为其余一切悟性运用所根据,同时又全然脱离感性直观之一切条件之“元始的纯粹悟性知识”,乃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之原理。故外的感性直观之纯然方式之空间,其自身尚非知识;仅为提供先天的直观之杂多于“所可能之知识”者。欲知空间中之任何事物(例如线),我必须引长之于是综合的以成所与杂多之一定的联结,故此种活动之统一,同时即为意识之统一(如在线之概念中);由于此种意识之统一,对象(一限定的空间)始为吾人所知。故意识之综合的统一,为一切知识之客观的条件。此不仅为认知对象时我所必须之条件,乃一切直观在其成为我之对象时所必须从属之条件。否则,缺乏此种综合,杂多将不能联结在一意识中矣。

    此种命题虽以综合的统一为一切思维之条件,但此命题自身则为分析的(如上所述)。

    盖此命题仅谓在任何直观中所授与我之一切表象,必须从属此种条件,即唯在此条件下我始能将此等表象归之同一的自我而以之为我之表象,因而能由“我思”之普泛名词包括此等表象综合的联结在一统觉中而了解之。

    但此种原理不能视为可应用于一切可能的悟性,唯用之于此种悟性而已,即由其纯粹的统觉,即在“我在”之表象中毫无杂多授与者。由其自觉意识,能提供直观杂多于其自身之一种悟性——盖即谓此种悟性,由于其所有表象而表象之种种对象,应即同时存在者——关于意识之统一,自无须综合杂多之特殊活动。但人类之悟性,则仅思维而不直观,此所以必须此种活动也。此实为人类悟性之第一原理,且为不可缺者,故吾人对于其他可能的悟性,——或其自身为直观的,或则具有与空间时间种类不同之感性直观之基本方式者,——皆不能形成丝毫概念者也。

    一八 自觉意识之客观的统一

    统觉之先验的统一,乃直观中所授与之一切杂多由之而联结在一“对象之概念”中之统一。故名之为客观的,且必须以之与意识之主观的统一相区别,此主观的统一乃内感之一种规定——由此主观的统一,客观的联结所须之直观杂多始经验的授与吾人。我是否能经验的意识此杂多为同时的或继续的,则一依情状或经验的条件。故由于表象联想之“意识之经验的统一”,其自身乃关于一现象者,且全然为偶然的。但时间中直观之纯粹方式,即纯为包含一所与杂多之普泛所谓直观,乃纯由直观之杂多与唯一之“我思”之必然的关系,即由-为经验的综合之先天的基本根据之——纯粹悟性综合,而从属意识之本源的统一。仅此本源的统一有客观的效力;至统觉之经验的统一(吾人今不欲详论之,且此乃在所与之具体的条件下纯由本源的统一得来者),则仅具有主观的效力。例如某语在某一人暗指某一事物,在别一人又暗指别一事物;在此种经验的事物中意识之统一,对于所与之事物并非必然的及普遍的有效。

    一九 一切判断之逻辑方式由其所包含之概念所有“统觉之客观的统一”所成我绝不能承受逻辑学者对于普泛所谓判断所与之说明。据彼等所言,判断乃两概念间之关系之表现。我今关于此种说明之缺点,并不欲与彼等有所争辩——盖此种说明在任何事例中亦仅能适用于断言的判断,而不能适用于假设的及抉择的判断(此后二者包含判断间之关系,非概念间之关系),见不及此,始有种种顿困之结果发生。我仅须指示此种定义并不能说明其所主张之关系,究因何而成者。

    但我若更精密审察判断中所授与知识之关系,以之为属于悟性,以与依据再生的想象之法则而仅有主观的效力之关系相区别,则我发见判断不过所授与知识由之到达“统觉之客观的统一”之方法。此即系辞“为”意向之所在。系辞“为”乃用以使所授与表象之客观的统一与主观的统一相区别者。盖系辞“为”指示表象与本源的统觉之关系,及表象之必然的统一。就令判断自身为经验的,因而为偶然的,例如“物体为有重量者”之判断,亦复如是。在此处我非主张此等表象在经验的直观中有必然的相互关系,所主张者乃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盖即依据一切表象所有客观的规定之原理(在知识能由此等表象获得之限度中)——此类原理皆由统觉之先验的统一之基本原理引申来者。仅有如是,始能由此种关系发生判断,盖此为客观的有效之关系,且因而能充分与仅有主观的效力之表象关系(当其依据联想律而联结时)相区别者。

    在后之事例中,我所能言者仅为“我若支承此物体,我感有重量之压迫”而不能谓“物体为有重量者”。盖所谓“物体有重量者”不仅陈述两表象常在我之知觉中联结而已(不问此知觉之重复程度如何);乃在主张此等表象在对象中所联结者(不问其主观状态如何)。

    二0 一切感性直观皆从属范’,范畴乃感性直观之杂多所唯一由之而能统摄在一意识中之条件在一感性直观中所授与之杂多,必然的从属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盖舍此以外,别无其他“直观统一”之方法可能(参观一七)。但所授与表象(不问其为直观或概念)之杂多由之而统摄在一统觉下之悟性活动,乃判断之逻辑机能(参观一九)。故一切杂多,在其在“单一之经验的直观中”授与之限度内,乃就判断之逻辑机能之一而规定之者,即由此机能而被统摄在一意识中。范畴则在其用以规定所与直观之杂多限度内(参观一三)正为此类判断机能。故所与直观中之杂多,必然的从属范畴。

    二一 注释

    包含在“我名为我所有之直观”中之杂多,由悟性综合,表现为属于“自觉意识之必然的统一”;此事即由范畴而成者。故此须有范畴之一点,实显示在一单一直观中所与杂多之经验的意识,乃从属纯粹先天的自觉意识,正与经验的直观从属先天的发生之纯粹感性直观相同。在以上之命题中,即开始纯粹悟性概念演绎;顾在此演绎中,以范畴唯源自悟性,而与感性无关,故必须抽去经验的直观之杂多所由以授与之形相,而专注意于以范畴之名由悟性所加入直观中之统一。以后(参观二六)将自“经验的直观在感性中授与之形相”以说明直观之统一,只为范畴(依据二0)对于所与直观之杂多所规定之统一而已。唯在证明范畴关于吾人所有感官之一切对象,具有先天的效力,则演绎之目的全达矣。

    但在以上之证明中,尚有一端不能略去者,即所直观之杂多,其授与必须先于悟性综合,且与悟性无关。至此事原由如何,今尚留待未决。盖吾人若思维一“其自身为直观的”之悟性(例如神之悟性决不表现所与对象于其自身,乃由其表象对象应即授与即产生),则关于其所有知识,范畴绝无意义可言。范畴仅为“其全部能力由思维所成即由——使由直观所授与悟性之杂多所有综合由之统摄于统觉之统一下之——活动所成之悟性”之规律,此种悟性乃如是一种能力,即由其自身,绝不能认知事物,而仅联结、整理知识之质料”(即直观,此直观必须由对象授之悟性者)。至吾人悟性所有此种特质,即惟由范畴始能产生统觉之先天的统一,且仅限于如此种类及数目之范畴,其不能更有所说明,正与吾人何以乃有此类判断机能而不能别有其他判断机能,以及空间时间何以为吾人所有可能的直观之唯一方式,同为不能更有所说明者也。

    二二 范畴除对经验之对象以外,在知识中别无其他应用之途

    思维-对象与认知-对象乃截然不同之事。知识包含有两种因素:第一为概念,普泛所谓对象概由概念始为吾人所思维(范畴);第二、直观,对象由直观始授与吾人。盖若不能有与概念相应之直观授与吾人,则此概念就其方式而言,虽仍为一思维,但绝无对象,且无任何事物之知识能由此概念成立。以我所知,斯时殆无“我之思维”所能应用之事物,且亦不能有者。如先验感性论所述,吾人所可能之唯一直观乃感性的;因之,由于纯粹悟性概念所有“关于普泛所谓对象之思维”,仅在其概念与感官对象相关之限度内,始能成为吾人之知识。感性的直观,或为纯粹直观(空间与时间),或为由感觉在空间时间中直接表现为现实的事物之经验的直观。由纳粹直观之规定,吾人能得对象之先天的知识,如在数学中者,但此仅关于对象(所视为现象者)之方式;至能否有必须在此方式中所直观之事物,则尚留待未决。故除假定容有唯依据纯粹感性直观之方式以表现于吾人之事物以外,即数学的概念,其自身亦非知识。空间与时间中之事物,仅在其成为知觉之限度内,始授与吾人(即有感觉附随之表象)——故仅由经验的表象授与吾人。

    因之,纯粹悟性概念,即在其应用于先天的直观时,如在数学中者,亦仅限于此类直观能应用于经验的直观(纯粹概念由此类先天的直观间接应用于经验的直观),始产生知识。

    故即以纯粹直观之助,范畴亦并不与吾人以事物之知识;至范畴之能与吾人以事物之知识,仅在其能应用于经验的直观耳。易言之,范畴仅用以使经验的知识可能者;此类经验的知识即吾人所名为经验者也。

    吾人之结论如是:范畴,就产生“事物之知识”而言,除仅对于能为经验之对象者之事物以外,并无其应用之途。

    二三

    以上之命题极关重要;盖其规定纯粹悟性概念关于对象之使用限界,正与先验感性论规定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之使用限界相同。空间与时间,作为对象所唯一能由以授与吾人之条件,仅适用于感官之对象,因而仅适用于经验。在此等限界以外,空间时间绝不表现任何事物;盖空间时间仅在感官中,在感官以外,即无真实性。至纯粹悟性概念则无此种制限,且可推及于普泛所谓直观之对象,仅须此直观为感性的而非智性的,固不问此直观与吾人所有者相似与否也。但扩大概念之用途至吾人之感性直观以外,实于吾人无益。盖作为对象之概念,则此等概念空无内容,且不能使吾人判断其对象究否可能也。诚以斯时吾人并无统觉之综合统一(此为构成思维方式之全部内容者)所能应用之直观,并在其应用于直观时规定一对象,故此等概念仅为思维之方式而无客观的实在性。

    故仅有吾人之感性的及经验的直观能与概念以实质及意义。

    吾人如假定有一非感性的直观之对象授与吾人,自能由“所包含在此预有前提——即无感性直观所固有之特质——中之一切宾词”以表现此对象;盖即此对象非延扩的即非在空间中者,其延续非时间,以及其中无变化(变化为时间中所有规定之继续)等等。

    但我若仅就对象之直观”之所非者言之,而不能就其所包含在此直观中者言之,则实不能成为真之知识。盖斯时我并未明示我由纯粹概念所思维之对象之可能,即不能授与吾人与此概念相应之直观,所仅能言者则吾人所有之直观不能适用于此对象而已。但所应唯一注意者,即无一范畴能适用于此类普泛所谓之某某事物。例如吾人不能以实体概念适用于此种对象,而以之为“仅能作为主词存在而绝不作为宾词存在”之某某事物。盖除经验的直观能提供此概念所适用之事例以外,我实不知是否能有与此种思维方式相应之事物。但关于此点以后尚须论之。

    二四 范畴适用于普泛所谓之感官对象

    纯粹悟性概念由悟性与普泛所谓直观之对象相关,仅须此直观为感性的,固不问其为吾人之所有抑为任何其他直观。但即以此故,此等概念纯为思维之方式,仅由此思维方式,则无确定之对象能为吾人所知。此类概念中所有杂多之综合或联结,仅与统觉之统一相关,因而为“使先天的知识所以可能”之根据(在此类先天的知识依据悟性之限度内)。故此种综合,立即为先验的,且又纯为智性的。但因在吾人心中存有先天的感性直观之某种方式,此为依存于表象能力之感受性者(感性),故自发性之悟性,能依据统觉之综合统一,由所与表象之杂多以规定内感,因而思维先天的感性直观之杂多所有“统觉之综合统一”-此为吾人人类直观之一切对象所必须从属之条件。范畴(其自身纯为思维方式)以此种途径得其客观的实在性,即应用于能在直观中授与吾人之对象。但此等对象仅为现象,盖吾人仅能关于现象具有先天的直观也。

    此种感性直观所有杂多之综合(乃先天的可能而必然者),可名之为形象的综合(synthesis speciosa),以与关于普泛所谓直观之杂多在范畴中所思维之综合相区别,此种综合名为由于悟性之联结(synthesis intellectulis)。二者皆先验的,此非仅以其先天的发生而云然,且以其为其他先天的知识可能性之条件故耳。

    但此形象的综合,若仅就其与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之关系观之,即仅就其与在范畴中所思维之先验的统一之关系观之,则因与纯然智性的联结区别之故,应名之为想象力之先验的综合。想象力乃表现“当时并未存在之对象”于直观之能力。惟以吾人之一切直观皆为感性的,想象力由于“唯在其下想象力始能与悟性概念以相应的直观”之主观的条件,故亦属于感性。但因想象力之综合乃自发性之表现,为规定者,而非如感官之仅为被规定者,因而能依据统觉之统一,就感官之方式先天的规定感官,故在此范围内想象力乃先天的规定感性之能力;其所有“综合直观”之综合-若与范畴相符合,自必为想象力之先验的综合。此种综合乃悟性对于感性之一种活动;且为悟性对于吾人所有“可能的直观之对象”之最初应用,因而为其他一切悟性应用之根据。以其为形象的综合,须与“仅由悟性所行使而无须想象力之助”之智性的综合相区别。在想象力为自发性之限度内,我又名之为产生的想象力,以与再生的想象力有别,此再生的想象力之综合乃全然从属经验的法则即所谓联想律者,故于说明先天的知识之所以可能,毫无所贡献。再生的综合属于心理学领域,实不属于先验哲学也。

    *   *   *今为说明在吾人说明内感方式时(参观六)令人感为怪诞者最适当之处:即内感表现吾人自身于“我之意识”,亦仅如吾人所显现于吾人自身之相,而非吾人自体之说是也。

    盖吾人直观自身仅如吾人内部之所被激动者,此说颇觉矛盾,以斯时吾人对于自身应在被动之关系中矣。在心理学之体系中,欲避免此矛盾,通常乃视内感与统觉能力为同一之事物(吾人曾严密区别内感与统觉能力之不同)。

    其规定内感者为悟性及悟性联结直观杂多之本源的能力,即使直观杂多统摄于统觉(悟性自身所以可能之所依据者)下之本源能力。在吾人人类中之悟性,其自身非直观能力,即令有直观授与感性,亦不能联结此等直观以之为悟性自身所有直观之杂多而收入于其自身中。故若仅就综合之自身而观,悟性之综合,不过活动之统一而已,所谓活动,乃即令无感性之助,悟性自身亦能意识及之者之一种活动,但悟性由此种活动则又能规定感性。盖即谓悟性关于“依据感性直观方式所能授之悟性之杂多”能内部规定感性。

    此盖悟性在想象力之先验的综合之名称下,施行此种活动于受动的主观(此种活动即此主观之能力)之上,因而吾人乃得谓为内感由之而被激动也。统觉及其综合的统一实与内感绝不相同。前者为一切联结之根源,应用于普泛所谓直观之杂多,且在改形为范畴时,先于一切感性直观应用于普泛所谓对象。反之,内感仅包含直观之纯然方式,其中之杂多并无联结,故不包含确定的直观,此确定的直观仅由我所名为形象的综合者想象力之先验的作用(悟性对于内感之综合作用)而生“杂多之规定”之意识而可能者也。

    此点我常能在我自身中知觉之。盖若不在思维中引一直线,则我不能思维此直线,不作一圆,即不能思维此圆。吾人除自同一之点,设定三线,相互成为直角,即不能表现空间之三向量。乃至时间,吾人除在引一直线时(直线用为时间之外部的形象表象),唯注意吾人所由以连续的规定内感之“综合杂多之活动”,以及因而注意内感中此种规定之连续以外,决不能表现时间。视为主观活动,因而视为综合空间中杂多之综合(吾人如抽去此种杂多而唯注意于吾人所由以依据内感方式以规定内感之活动者)之运动(运动非视为对象之规定)乃最初发生连续之概念者。故悟性非在内感中发见此种杂多之联结”,乃激动内感以产生此种联结也。

    何以思维之我能与直观自身之我相区别(盖我尚能表现至少视为可能之他种直观形相),且因其为同一主观,二者又能为同一之我;因而我何以能谓所视为智性及思维之主观认知所思维为对象之我自身,但在我亦在直观中授与我自身之限度内,我仅认知我自身与其他现象相同,唯为所显现于我自身之我,而非对于悟性存在之我——此等问题与“我如何能为我自身之对象”,尤其与“我如何能为直观及内的知觉之对象”等问题,其难易正自相等。至其何以必属如是,则吾人如容认空间纯为外感现象之纯粹方式,由以下之事实极易说明之,盖吾人除在吾人所引之直线心象下,不能获得非外的直观对象之“时间表象”,且仅由此种引一直线之表现方法,吾人始能知时间向量之单一性;且对于一切内的知觉,吾人必从外的事物中所展示于吾人之变化中,推得其时间长度或时间点之规定,因而内感之规定,应整理为时间中之现象,正与外感之规定吾人在空间中整理之者相同。故若关于外感,吾人容认仅在吾人外部被激动之限度内,始认知对象,则吾人亦必须容认关于内感,亦仅在吾入内部被吾人自身激动之限度内,始能由内感直观我自身;易言之,就内的直观而言,吾人仅认知吾人之主观为现象,而非其自身。

    二五

    反之在“普泛所谓表象之杂多”之先验的综合中,以及在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中,我意识我自身既非所显现于我自身之相,亦非我自体,而仅为“我在”之一事。此种“我在”之表象,乃思维而非直观。欲知我之自身,则在“使一切可能的直观之杂多,统摄于统觉统一下”之思维活动以外,尚须杂多所由以授与吾人之一定直观形相;是以我之存在虽确非现象(更非幻相),而我之存在之规定,则须与内感之方式一致,即依据我所联结之杂多由以在内的直观中授与我之特殊形相,始能发生。因之我关于我自体一无所知,所知者仅为所显现于自身之相。虽由联结杂多在一统觉中,一切范畴皆用为构成“关于普泛所谓对象之思维”顾此种自我之意识(统觉)尚远不能成为自我之知识。欲得“与我相异之对象”之知识,除关于普泛所谓对象之思维(在范畴中)以外,尚须我由以规定此普泛的概念之直观,故欲得关于我自身之知识,除意识(即关于我自身之思维)以外,尚须我由以规定此思维之直观(我内部中所有杂多之直观)。我为智性之存在,仅意识其联结之能力;但关于其所应联结之杂多,则我从属一制限之条件(名为内感),即此种联结仅有依据时间关系(严格言之此全然在悟性概念以外者)始能成为可直观者。故此类智性所能认知之自我,仅为与直观(非智性的且不能由悟性自身授与者)相关所显现之相,非在“其直观为智性时”所能认知之自体。(译者按:智性的直观上文已屡见之,殆为设想之一种直观例如神之直观一类是也。)  二六 纯粹悟性概念在经验中普遍的可能运用之先验的演绎

    在玄学的演绎中,由范畴与思维之普泛的逻辑机能完全一致,已证明范畴之起源为先天的;在先验的演绎中,吾人亦已展示范畴为“关于普泛所谓直观对象”之先天的知识之所以可能(参观二0、二一)。吾人今须说明“先天的由范畴以知凡所表现于吾人感官之对象”之所以可能,此实非就其直观之方式而言,乃就其联结之法则而言,因而可谓就其对于自然规定法则,甚而使自然成为可能而言。盖除范畴负此机能以外,决不能说明所能表现于吾人感官之一切事物,何以必须从属“先天的仅起自悟性”之法则。

    首先我应注意我之所谓感知之综合(synthesis der appre-hension),乃指一经验的直观中杂多之联结而言,知觉即直观之经验的意识(此即所视为现象者),乃由之而始可能者。

    在空间与时间之表象中,吾人具有外的及内的感性直观之先天的方式;现象所有杂多之感知综合,则必须常与此种方式相合,盖因舍此以外,别无综合可以发生之途也。

    但空间与时间所先天的表现者,不仅为感性直观之方式,且表现其自身为包有杂多(空间时间自身所有之杂多)之直观,因而以“此种杂多之统一之规定”表现之(参观先验感性论)。是以在吾人以外或以内之杂多之综合统一,以及“所表现为在空间或时间中规定之事物必须与之相合”之联结,皆先天的授与吾人,为一切感知综合之条件——非在此等直观中授与,乃与此等直观同时授与者。此种综合的统一,在其“联结”应用于吾人感性直观之限度内,实不过依据范畴,在一本源的意识中普泛所谓所与直观之杂多所有联结之统一而已。故一切综合乃至使知觉可能之综合,皆从属范畴;且因经验为由联结知觉所成之知识,故范畴为使经验可能之条件,因而范畴先天的适用于经验之一切对象。

    *  **例如由于感知一居室之杂多,我使居室之经验的直观成为知觉时,空间及普泛所谓外的感性直观之必然的统一,实存在我之感知之根底中,即我依据空间中杂多之综合统一,以描写此居室之轮廓。但我若抽去空间之方式,则此同一之综合统一,实在悟性中,而为综合普泛所谓直观中同质的事物之范畴,即量的范畴。故感知之综合——即所谓知觉——必须完全与此种范畴相合也。

    今再举一例言之,当我知觉水之冰冻时,我感知液体与固体之两种状态,此两种状态乃彼此相互在时间关系中者。但在——我所置于现象(在此现象为内的直观之限度内)根底中之——时间内,我必然表现杂多之综合的统一,无此种综合的统一,则此时间关系不能成为就时间继续所规定在一直观中授与。顾此种综合的统一,乃吾人所由以联结“普泛所谓直观之杂多”之先天的条件者,我如抽去我之内的直观之常恒方式(即时间),则为原因之范畴,当我应用此原因范畴于我之感性时,则我由此范畴以规定一切所发生之事物与此范畴所规定之关系相合,即我在普泛所谓时间中规定之,于是我关于此一类事件之感知,以及所视为可能的知觉之事件自身,乃从属因果关系之概念,关于其他事例,亦复如是。

    范畴乃“对于现象以及对于一切现象总和之自然(natura materialiter spectata自内容所观之自然)规定先天的法则”之概念。于是有问题发生,盖自然必须依据“非从自然引来且非以自然为范型而模仿之者之范畴”而进行,如何能为吾人所理解;即范畴既非从自然引来,如何能先天的规定自然所有杂多之联结。以下所论即为解决此谜者。

    自然中所有现象之法则,必须与悟性及其先天的方式相合,即必须与“悟性联结普泛所谓杂多之能力”相合,实与现象自身必须与先天的感性直观之方式相合,其事相类,并不足令人更为惊异。盖法则不存在现象中,而仅与现象所属之主观相关而存在(在主观具有悟性之限度内),正与现象不存在其自身中而仅与其所属之主观相关而存在(在其具有感性之限度内)其事固相同也。物自身自必离认知事物之悟性而与其自身本有之法则相合。但现象仅为事物之表象,至此等事物关于其自身为何,则为不可知者。以现象仅为表象,其所从属之联结法则,除联结能力所规定者以外,自无其他法则。联结感性直观之杂多者为想象力;想象力关于其智性的综合之统一,则依据悟性,关于其感知之杂多,则依据感性。于是一切可能的知觉,皆依据感知之综合,而此种经验的综合又复依据先验的综合,因而依据范畴。故一切可能的知觉,以及所能达于经验的意识之一切事物,——即自然之一切现象——就其联结而言,皆必须从属范畴。自然(仅以之为普泛所谓自然)依据“所视为其所有必然与法则相合之本源的根据”之范畴(naturaformalierspectata自方式所观之自然)。但纯粹悟性除包含于普泛所谓自然中(即包含在空间时间中所有一切现象与法则相合之合法性中)之先天的法则以外,不能由范畴对于现象规定任何先天的法则。特殊的法则乃与经验的所规定之现象有关,虽皆从属范畴,但就其特殊性质而言,不能自范畴引来。欲得关于特殊法则之任何知识,必求之经验,但关于普泛所谓经验及“所能认知为经验之对象者之为何”,则仅有先天的法则能垂教吾人。

    二七 此种悟性概念演绎之结果

    吾人除由范畴以外不能思维对象;除由与此类概念相应之直观以外,不能认知所思维之对象。顾一切吾人之直观皆为感性的;在有知识之对象授与之限度内,此种知识皆为经验的。但经验的知识乃经验。故除关于可能的经验之对象以外,不能有先天的知识。

    此种知识虽限于经验之对象,然不能因而谓为一切知识皆来自经验。纯粹直观及纳粹悟性概念为知识中之要素,二者皆先天的在吾人内部中。吾人所能由以说明经验与其对象之概念必然一致者,仅有二途:或经验使此类概念可能,或此类概念使经验可能。

    前一假定不适用于范畴(亦不适用于纯粹感性直观);盖范畴乃先天的概念,因而独立于经验之外,其以范畴为经验的起源者,殆一种自然发生说(generatio aeqivoca)。于是所留存者仅有第二假定——此殆纯粹理性之新生论(epigenesis)一种体系——即在悟性一方,范畴包有“使一切普泛所谓经验所以可能”之根据。至范畴如何使经验可能,及在范畴应用于现象时所提供“使经验所以可能”之原理为何,则将于下章论判断机能之先验的运用时详论之。

    在上述二途之间尚可提议一中道,即范畴既非吾人知识之“思维自动所得之先天的第一原理”,亦非来自经验,乃由造物主在吾人存在之最初刹那间所移植于吾人内部之“思维之主观的倾向”,且为造物主所安置就绪使其运用完全与“经验所依据以进行之自然法则”和谐——此乃一种纯粹理性之预定和谐说(praformations system)。但根据此假设,则吾人对于此种“属于未来判断之预定倾向”之假定漫无制限不能设定限界,今姑舍此难点不言,对于此提示之中道说,尚有一决定的难点,即属于范畴本质之必然性,将由此而牺牲是也。例如原因概念,乃表现一事件在前提的条件下之必然性者,此原因概念如仅依赖所移植于吾人之——按因果关系之规律以联结某某经验的表象力——任意的主观必然性,则此原因概念殆为虚伪。盖我因此不能谓结果与原因在对象中结合,即不能谓其为必然的结合,而仅能谓我之性质不能在如是联结以外以思维表象耳。此正怀疑论者之所大欲也。盖若如是,则一切吾人之知识,依存于所假定为吾人判断之各观的效力者,至此乃全成幻影;且否认此种主观的必然性者亦实不乏其人,盖此为仅能感及之必然性耳。关于仅依据个人自身性质之事物,诚无人能与之争辩者也。

    此演绎之要点

    演绎乃说明纯粹悟性概念以及一切先天的理论知识为使经验所以可能之原理——此处乃以此类原理为规定普泛所谓空间时间中现象之规定,此种规定因其终极自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而来,又复为悟性在与空间时间(即感性之本源方式)相关时之悟性方式。

    我因论究基本的概念,故必须分清段落(自一以至二七)。今将进论此类基本概念之运用,故不再分段落而连续论述之。

    第二节 经验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根据

    (此为第一版之原文)一概念,其自身既不包含于可能的经验之概念中,又非由可能的经验之要素所成,而应完全先天的产生,且必须与对象相关云云,此实极为矛盾而不可能者。盖因无“与此概念相应之直观”,则无内容;而对象所能由以授与吾人之普泛所谓直观,则为构成可能的经验之领域——即可能的经验之全部对象。并不直接与经验相关之先天的概念,仅为概念之逻辑方式,并非由之以思维某某事物之概念自身。纯粹先天的概念如存在,自必不能包含经验的事物;但此类概念唯能用为可能的经验之先天的条件。其客观的实在性,亦唯根据此点。

    故吾人如欲知纯粹悟性概念因何可能,则必须研究经验所以可能之所依据,及自现象抽去一切经验的事物后尚留存现象之根底中为其根据之先天的条件为何。普遍的充分的“表现此种经验之方式的客观的条件”之概念,当名之为纯粹悟性概念。我一度具有纯粹悟性概念,确能思维所视为不可能或“其自身虽或可能顾不能在任何经验中授与吾人”之对象。盖在联结此类概念时,可以除去其所必然属于“可能的经验条件”之某某事物(如在精神概念中)。又或能推展纯粹概念至经验所不能追随之地(如神之概念)。但一切先天的知识(即令其属于任意想象及不自一致之空想者)之要素,虽皆非自经验引来(因若自经验引来,则不成其为先天的知识),但必须常包有“可能的经验及经验的对象之纯粹先天的条件”。否则,将无“由此等概念所思维之事物”,且此等概念以其缺乏“资料”,其自身亦绝不能在思维中发生。

    “先天的包含一切经验中所含有之纯粹思维”之概念,吾人在范畴中见之。吾人如能证明对象之能为吾人所思维,仅由于范畴,即此已足为范畴之演绎,且足证其客观的效力之为正当。但因在此种思维中,所被促使活动者不仅思维之能力(即悟性),又因此种能力之自身,若以之为“与对象相关之知识能力”,则关于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尚须为之说明,故吾人首须考虑“构成经验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根据”之主观的源流,此非在其经验的性质中考虑之,乃在其先验的性质中考虑之。

    每一表象若与一切其他表象渺不相关,各自孤立,则当无“所谓知识之事”发生。

    盖知识本为一全体,表象在其中互相比较而互相联结。以感官在其直观中包有杂多,我即以感官为具有概观(synopsis)。但对于此种概观,必须有常与之相应之综合;感受性之能使知识可能,仅在其与自发性相联结。此种自发性乃一切经验中所必然见及之三重综合之根据,即直观中“所视为心之变状之表象”之感知,想象力中之表象再生,及概念中之认知表象。此盖指知识之三种主观的源流,此三种主观的源流亦即使悟性自身可能者——因之使一切经验(所视为悟性之经验的所产者)可能。

    论究前之预有注意范畴之演绎,乃一异常困难之事,迫使吾人深入普泛所谓知识所以可能之最初根据,因之可避免一完备学说之经营烦劳,同时在此种研究中又一无所欠缺,故我以以下四项所论,宜为读者准备,非即训教读者。至以下之第三节,始系统的说明此类悟性之要素。

    读者务必不为此前数节中之晦昧难明所沮丧。在一从未尝试之事业中晦昧难明之点,实所难免。我信在以下一节,晦昧之点终将消失而完全洞彻矣。

    一 直观中感知之综合

    不问吾人所有表象之起源何如,是否由于外物之影响,或由内的原因所产生,是否自先天的发生,抑为“自经验发生之现象”,总之,一切表象皆为心之变状而属于内感。

    故吾人之一切知识终必从属时间(即内感之方式的条件)。一切表象必须在时间中整理、联结及使之相互成立关系。此为贯彻以后所论之共通要点,故必须切记在心,视为基础事项。

    一切直观皆在其自身中包有杂多,至此杂多之能表现为杂多,仅在心于印象之相互继起中区别时间;盖每一表象,在其包含在单一刹那时,必为绝对的统一。欲自此种杂多发生直观之统一(如空间表象中所需要之统一),最初必须概观此杂多而联结之。此种活动我名之为感知之综合,盖因其向直观活动者,在直观固自提供杂多,但若无此种综合,则此杂多决不能表现为杂多,更不能表现为包含在单一之表象中者。

    此种感知之综合又必能先天的行之,即就非经验的一类表象行之。盖若无此种先天的感知综合,则吾人决不能先天的具有空间或时间之表象。此种空间时间之先天的表象之所以能产生,仅由于感性在其本源的感受性中所呈现之“杂多之综合”。于是吾人乃有纯粹之感知综合。

    二 想像力中再生之综合

    常时互相追随或伴随之表象,终则成为联合,设立一种关系,由此即无对象时,此等表象之一,亦能依据一定规律使心转移至其他表象,惟此纯为经验的法则。但此种再生法则乃以二事为其前提者,即现象自身实际从属此种规律,以及在此等表象之杂多中,有依据某种规律之“共在或继起”发生。否则吾人之经验的想象力将永无机缘就其固有能力行使而永藏心中,等于已死且非吾人所知之能力。盖若朱砂时红时黑,时轻时重,人时成此状时成彼状,国土在一永日中有时满复果实,有时满蔽冰雪,则我之经验的想象力,永无机缘见红色而思及有重量之朱砂矣。又如一名,时以之称此物,时以之称彼物,或同一之物,时以此名称之,时以彼名称之,而绝无现象自身所从属之法则,则不能有再生之经验的综合。

    故必有某某事物为现象之必然的综合统一之先天的根据者,使现象之再生可能。至此某某事物为何,则吾人苟一思及现象非物自身而为吾人所有表象之活动,终极则归之“内感之规定”,吾人即易发见此某某事物。盖吾人若能展示除直观包有“所以使再生之一贯的综合可能”之杂多联结以外,即吾人最纯粹之先天的直观,亦不产生知识,则此想象力之综合,自亦先于一切经验,根据于先天的原理;于是吾人必须假定一种想象力之纯粹先验的综合为“使一切经验所以可能”之条件。盖经验本身乃必然以现象之再现性为前提者。当我欲在思维中引一线或思维一画时之时间,又或表现某某特殊的数目,显然其中所包含之种种杂多表象,必由我在思维中逐一感知之。但若我在思维中常消失先在之表象(线之首段,时间之先在部分,或在所表现之数目顺序中之种种单位),当转移至以后之表象时,先有表象并不再现,则决不能得一完全之表象;凡以上所举示之种种思维,乃至空间时间之最纯粹的最基本的表象,皆无一能发生矣。

    故感知之综合与再生之综合实为固结而不可分者。又以感知之综合乃构成“使一切知识所以可能”之先验的根据——此不独关于经验的知识,关于先天的知识亦如是——故想象力之再生的综合,应列入心之先验的活动中。吾人因而名此种能力为想象力之先验的能力。

    三 概念中认知之综合

    吾人若非意识及吾人今之所思维者正与一刹那前所思维者相同,则在表象系列中之一切再生,殆为无益之事。盖若如是,则吾人今所思维者,在其现在状态中将为一新表象,而不属于此表象所由以逐渐产生之活动矣。于是表象之杂多,将永不能成为一全体,盖以其缺乏“唯有意识所能赋与此表象杂多之统一”。在计算中,我若忘所浮于心目之许多单位乃彼此继续逐一所增加者,则我决不能知总数乃由单位逐一继续增加所产生,因而永为不知数之人。盖数之概念,实不过此种综合所有统一之意识而已。

    此“概念”一名词,其自身即提示此种意义。盖此种统一的意识乃所以联结——继续的所直观所再生之——杂多在一表象中。此种意识往往极为微弱,故吾人并不与活动自身相联结,即并不直接与产生表象之事相联结,而仅与由此所表现之结果相联结。其程度虽有此种区别,但此种意识(虽不显著)则必须常在;如无此种意识,则概念以及对象之知识,皆不可能矣。

    于此吾人必须说明吾人所谓“表象之对象”为何矣。以上吾人已论及现象自身实不过感性的表象,此感性的表象就其自身言决不可以之为所能存在于吾人表象能力以外之对象。于是在吾人言及“与吾人知识相应而又与之有别”之对象时,究指何而言?此极显而易见,此对象必为“仅思维为等于x之普泛的某某事物”,盖在吾人知识以外,吾人实无能以之与此知识相应而与之对立之事物。

    吾人今发见吾人所有“一切知识与其对象相关”之思维,实附有一种必然性之要素;对象乃视为所以防免吾人知识之妄诞无稽,而先天的以某种确定楷式规定知识者。盖在知识与对象相关之限度内,知识自必彼此必然的互相一致,即必须具有构成“对象之概念”者之统一。

    但因吾人所处理者仅有表象之杂多,又因与表象相应之x(对象)在吾人实等于无(此为应与吾人一切表象相异之某某事物),故“对象所使之成为必然的”之统一,实不过在表象之杂多综合中“意识之方式的统一”而已。仅当吾人在直观之杂多中产生综合的统一时,吾人始能谓吾人认知对象。但若直观不能由——所以使杂多之再生成为先天的必然,以及“使杂多在其中联结”之概念可能之——综合机能依据规律而产生,则此种统一实不可能。例如吾人思维一三角形为对象,实由于吾人意识三直线之联结乃依据——三角形之直观所常能由以表现之——规律。此种规律之统一实现定一切杂多,且制限杂多使从属“使统觉之统一可能”之条件。此种统一之概念乃一等于x之对象”之表象,此等于x之对象,我由以上所举示三角形之宾词而思维之。

    一切知识皆须概念(此概念即极不完备或极晦昧)。但就概念之方式而言,概念常为用作规律之普遍的某某事物。例如物体概念乃由此概念所思维之杂多之统一,用为在吾人所有外的现象之知识中之规律。但概念之能成为直观之规律,仅限于其在任何所与现象中表现其所有杂多之必然的再生,因而表现在吾人所有“现象之意识”中之综合的统一。在“吾人以外之某某事物”之知觉中,物体概念,即所以使延扩表象及附随之不可入性、形状等等表象成为必然者。

    一切必然性,绝无例外,皆根据于先验的条件。故吾人所有一切直观之杂多以及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乃至一切经验之对象等等综合中,皆必有一意识统一之先验的根据,无此种先验的根据,则欲思维吾人所有直观之任何对象,殆不可能;盖此种对象实不过“由其概念表现此种综合之必然性”之某某事物而已。

    此种本源的及先验的条件,实仅先验的统觉。“依据内的知觉中吾人所有状态之种种规定”之自我意识,仅为经验的,且常变易不定的。在内的现象之流转中,实不能有常住不变之自我。此种意识通常名为内感,或经验的统觉。所必然表现为数的同一者(按即种种变易之我即同一之我)不能由经验的资料而思维其为如是。欲使此种先验的前提(按即常住不变之同一我)有效,则必须有一先于一切经验而使经验可能之条件。

    如无——先于一切直观之资料及“与之相关,对象之表象始为可能”之——意识统一,则不能有知识,及知识互相间之联结或统一。此种纯粹本源的不变意识,我将名之为先验的统觉。至其所以堪称此名,则由以下一事即知之,盖最纯粹之客观的统一,即先天的概念(空间与时间)之客观的统一,亦仅由直观与此种意识统一相关而始可能者。

    故此种统觉之数的统一,为一切概念之先天的根据,正与空间时间之杂多性为感性直观之先天的根据相同。

    此种统觉之先验的统一,自——所能共在一经验中之——一切可能的现象中,依据规律,构成一切此等表象之联结。盖若心在杂多之知识中,不能意识及——所由以综合的联结杂多在一知识中之——机能之同一,则此种意识统一,殆不可能。自我同一之本源的必然的意识,同时亦即一切现象依据概念——即依据不权使现象必然的再生且亦因而规定“其直观之对象”(此对象,即现象必然在其中联结之“某某事物之概念”)之规律——之综合所有必然的统一之意识。盖心若不见及——所由以使一切感知(此为经验的)综合从属先验的统一,使其依据先天的规律互相联结因而可能之——心之活动之同一,则决不能在其表象之杂多中思维心之同一,且先天的思维之。

    吾人今又能更适切规定吾人所有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一切表象,以其为表象而言,皆有其对象,且其自身又能成为其他表象之对象。所能直接授与吾人之唯一对象为现象,其中直接与对象相关者,名直观。但此等现象并非物自身;彼等仅为表象,故又复具有对象——此为非吾人所能直观之对象,故当名之为非经验的即等于x之先验的对象。

    此先验的对象(此对象实际在吾人所有之一切知识中常为同一不变者)之纯粹概念,乃唯一能以“与对象相关”即客观的实在性授与吾人所有之一切普泛所谓经验的概念者。

    此种概念不能具有任何规定的直观,故仅与知识(与对象相关之知识)之杂多中所必须见及之统一相关。此种与对象之关系实不过意识之必然的统一,故亦为——由于联结杂多在一表象中之心之共通机能——杂多之必然的综合统一。以此种统一必须视为必然先天的(否则知识殆无对象),其与先验的对象之关系——即吾人经验的知识之客观的实在性——实依据先验的法则,故在对象由现象授与吾人之限度内,一切现象必须从属——在经验的直观中,现象间之关系,所唯一由以可能之——综合的统一之先天的规律。易言之,经验中之现象,必须从属统觉之必然的统一之条件,正与在纯然直观中,现象必须从属空间与时间之方式的条件相同。任何知识之能成为可能,唯系于是。

    四 先简略说明“所视为先天的知识之范畴”之所以可能

    只有一单一之经验,一切知觉皆在其中表现为一贯的规律的联结,正与仅有一空间一时间,现象之一切形相及存在或非存在之一切关系皆在其中显现相同。当吾人言及种种不同经验时仅能指种种知觉而言,盖一切知觉皆属于一“同一之普泛的经验”。此种知觉之一贯的综合统一,实即经验之方式;经验实不过现象依据概念之综合的统一。

    依据经验的概念之“综合之统一”,此等概念若不依据统一之先验的根据,则此种综合之统一殆为偶然的。盖若无统一之先验的根据,则将有“现象纷集心中而又绝不容其成为经验”之事矣。盖以其缺乏依据普遍的必然的法则之联结,故知识与对象之一切关系,亦皆消失无余。现象诚能构成无思维之直观,但非知识,因之其在吾人实等于无。

    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之先天的条件,同时即为“使经验之对象所以可能”之条件。

    我今主张以上所引之范畴,实不过可能的经验中之思维条件,正与空间时间为此同一经验之直观条件相同。范畴乃吾人“由之对于现象思维其普泛所谓对象”之根本概念,故具有先天的客观效力。此正吾人之所欲证明者。

    但此等范畴之所以可能乃至其必然性,依存于“吾人全部感性及随感性而来之一切可能的现象与本源统觉之关系中”。在本源的统觉中,一切事物必与自我意识之一贯的统一之条件必然相合,即与综合——即依据“唯在其中统觉始能先天的证明此事物所有完全的必然的同一性之概念”之综合——之普遍的机能相一致。故原因概念,实不过依据概念之综合(在时间系列中,所随之而起者与其他现象之综合);如无此种“具有先天的规律而使现象从属其自身”一类之统一,则决不能有知觉之杂多中所见及“意识之一贯的普遍的必然的统一”。于是此等知觉将不属于任何经验,因而无其对象,仅为表象之盲目活动,甚至与梦无异。

    欲自经验引申此等纯粹悟性概念,即以悟性概念归之纯然经验的起源之一切尝试,皆属徒劳无益之举。例如原因概念实包含非经验所能产生之必然性特质,此一事实固无须我特为之主张者。盖经验所示,乃一现象通常继别一现象而起,并不展示此种继起为必然的,更不示知吾人能先天的完全普遍的自所视为条件之前件以推论其后件。但就经验的联想律而言——此联想律在吾人主张“事件系列中之一切事物皆从属规律”时(即除其普遍的所必须继之而起之某某事物先在,决无事物发生),所必须一贯假定之为基本者——我将问此种规律为一自然法则,所依据者为何?此种联想自身因何可能?杂多之联想所以可能之根据,在其存于对象之限度内,被称为杂多之亲和性(affinitat)。

    于是我又将问,现象所由以从属及必然的从属不变法则之“现象之一贯的亲和性”吾人如何能使吾人自身理解?

    根据我之原理,此实易解。一切可能的现象,以其为表象,皆属于一可能的自觉意识之全体。但以自觉意识乃先验的表象,故数的同一性(即同一不变性)与之不可分离,且为先天的确实者。盖除由此本源的统觉以外,无一事物能进入吾人之知识。今以此同一性实为必然的进入于现象所有一切杂多之综合中,故在此综合产生经验的知识之限度中,现象从属——现象之感知所有综合必须完全与之一致之——先天的条件。一普遍的条件之表象,某种杂多依据之始能以齐一形相设定者,称为规律,在此杂多必须如是设定时,则称法则。故一切现象乃依据必然的法则以成一贯的联结,即在先验的亲和性中(经验的亲和性仅为其结果)。

    自然应依据吾人所有统觉之主观的根据以指导其自身,且就自然所有与法则相合之合法性言,亦惟依据此主观的根据,令人闻之不胜奇异妄诞之感。但当吾人思及此自然非物自身而仅为现象之集合,即心之种种表象,则吾人仅能在吾人所有一切知识之根本能力中发见之,即在先验的统觉中发见之,(自然即因在此种统一中始能被称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对象,即自然)云云,自不致惊以为异。正以此故,此种统一始能为吾人先天的所知而以之为必然的云云,自亦不足为异。设统一在吾人所有思维之第一源流以外,而在自然之自身中授与,则此种先天的必然的统一乃绝不可能矣。于是吾人乃不知吾人所能得此“主张自然之普遍的统一”之综合命题之源流何在。盖斯时唯有从自然自身之对象引申此等综合命题;但因此事仅能经验的为之,则所能获得者仅为偶然的统一,此种偶然的统一实远不足当吾人言及自然时所指之必然的联结也。

    第三节 悟性与普泛所谓对象之关系,及先天的认知此等对象之所以可能

    (此为第一版原文)前一节中吾人所各别说明者,今将在系统的联结中论述之。普泛所谓经验及“其对象之知识”之所以可能,依据于三种主观的知识源流——感官、想象力及统觉。此三者每一项皆可视为经验的,即就其应用于所与现象时言之。但三者又皆为“使经验的使用一事可能”之先天的要素,即先天的基础。感官在知觉中,想象力在联想(及再生)中,统觉在再生表象与现象(再生表象所由以授与吾人者)二者同一之经验的意识中,即认知中,经验的表现现象。

    但一切知觉皆先天的根据于纯粹直观(时间,即“视为表象之知觉所有内的直观”之方式),联想则先天的根据于想象力之纯粹综合,经验的意识则先天的根据于纯粹统觉(此即在一切可能的表象中自我之一贯的同一不变性)。

    吾人若欲推求此种表象联结之内的根据至表象所集注之点,——盖表象于此始能获得可能的经验所必须之知识统一,——则吾人必自纯粹统觉始。盖若直观不能收入于意识中——不问其为直接或间接——则直观之于吾人,实等于无,且绝与吾人无关。故任何知识之可能,一系于此。吾人关于“所能属于吾人所有知识”之一切表象,先天的意识“自我之完全同一不变”,乃一切表象所以可能之必然的条件。盖表象之能在我内部中表现某某事物者,仅在此等表象与其他一切表象同属一意识,且至少必须能在一意识中联结故耳。此一原理乃先天的确立者,可名之为吾人表象中(因而在直观中)所有一切杂多之统一之先验的原理。今因一主观中所有此种杂多之统一乃综合的,故纯粹统觉提供“一切可能的直观中所有杂多之综合统一之原理”。

    此种综合的统一乃以综合为前提,或包括综合,故若综合的统一为先天的必然,则综合自必亦为先天的。于是统觉之先验的统一乃与想象力之纯粹综合相关,此为一切杂多联结在一知识中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条件。但仅想象力之产生的综合,始能先天的发生;其再生的综合则唯经验的条件是赖。故想象力之纯粹(产生的)综合(先于统觉者)之必然的统一原理,为一切知识所以可能之根据,尤为经验所以可能之根据。

    想象力中之杂多之综合,若不问直观种类之区别专向杂多之先天的联结者,吾人名之为先验的,又若此综合之统一在其与统觉之本源的统一相关中表现为先天的必然者,吾人名此种统一为先验的。盖统觉之统一,为一切知识所以可能之基础,故想象力所有综合之先验的统一,乃一切可能的知识之纯粹方式;由此种先验的统一,可能的经验之一切对象,自必先天的表现之。

    与想象力之综合相关之统觉统一,乃悟性;与想象力之先验的综合相关之统觉统一,则为纯粹悟性。是以在悟性中有纯粹先天的知识,此种先天的知识,包有关于一切可能的现象,想象力之纯粹综合之必然的统一。此等知识乃范畴,即纯粹悟性概念。故人类之经验的知识能力,必包有与感官对象相关之悟性——此种悟性与感官对象之关系,虽仅由直观及由于想象力之“直观之综合”间接所成。“所视为可能的经验之资料”之一切现象,皆从属悟性。此种现象与可能的经验之关系,实为必然的,盖不如是,则现象将不能产生知识,且绝不与吾人相关矣。故吾人应承认纯粹悟性由范畴而为一切经验之方式的及综合的原理以及现象具有与悟性之必然的关系。

    吾人今将自经验的事象上溯,以图使悟性由范畴与现象之必然的联结明晰。最先授与吾人者为现象。当现象与意识相联结时,称为知觉。(现象除与意识——最少为可能的——相关以外,决不能为吾人之知识对象,因而在吾人殆等于无;且因现象自身中并不具有客观的实在性,而仅存在于吾人之所知中,故殆等于无。)今因一切现象具有杂多,又因种种知觉因而各别与单一的发现于心中,故须要“感官自身中所不能具有”之知觉之联结。因之,在吾人内部中,必须存有综合此杂多之活动能力。我名此种能力为想象力。当想象力之活动直接及于知觉时,我名之为感知。盖因想象力应使直观之杂多成为一心象,故必须预行收入印象于其活动中,即必须感知印象。

    但即此杂多之感知,若不存有一主观的根据,俾心能使先行之知觉再生,与其所转移之“后继知觉”同时并在,而构成知觉之全部系列,则不能由此感知自身产生心象及联结印象,其事甚明。此主观的根据,即想象力之再生能力,纯为经验的。

    但若表象在任何顺序中,皆可逐一再生,有类偶然的集合,则不能使之成为任何确定的联结,而仅为偶然的积聚;因而不能发生任何知识。故再生必须与一规律相合,依据规律,在想象力中,一表象与某某表象联结,而不与其他表象联结。依据规律而再生之主观的经验的根据,即吾人所名为表象之联想是也。

    今若联想之统一,并不亦具有客观的根据——此客观的根据即所以使想象力在“感知之可能的综合统一之条件”以外,不能感知现象者——则现象之能契合于人类知识之联结的全体者,将完全为偶然之事矣。盖吾人即令具有联合知觉之能力,而知觉自身之是否可以联合,则仍至不确定而为偶然之事;设知觉而为不可联合之事物,则当有一群知觉乃至一感性全体存在,由之有无数经验的意识在我心中发生,但在各别状态中发生,而不属于一自我意识。顾此为不可能者。盖吾人对于一切知觉,能谓为意识之者,仅因我以一切知觉归之于一意识(本源的统觉)耳。故必须有一客观的根据(即先于“想象力之一切经验的法则”,能先天的包括之者),为“推及于一切现象之一类法则”之可能性乃至必然性之所依据者——即使吾人不得不视一切现象为其自身必可联合之感官资料且从属现象再生中所有一贯的联结之“普遍的规律者”之根据。一切“现象联想”所有此种客观的根据,我名之为现象之亲和性。但此客观的根据,就其属于我之一切知识而言,则除统觉之统一原理以外,实无处能发见之。依据此原理,一切现象,绝无例外,必须与统觉之统一相合以入我心中,或为我所感知。但若无现象联结中之综合的统一,则与统觉之统一相合殆为不可能之事;故此种综合的统一,其自身即为客观的必然者。

    一切经验的意识在一意识(即本源的统觉之意识)中之客观的统一,乃一切可能的知觉之必然的条件。因之吾人能证明一切现象之亲和性(近或远)为——先天的根据于规律之——“想象力之综合”之必然的结果。

    今因想象力自身为先天的综合之能力,故吾人与之以产生的想象力之名。在其目的唯在“现象所有杂多之综合中”之必然的统一限度内,可名之为想象力之先验的机能。

    谓现象之亲和性、与其所随伴之联想及由联想所成“依据法则之再生”、乃至包含种种因子之经验自身,皆仅由想象力之先验的机能而可能云云,骤闻之似觉奇异,但实以前所论之明显结论。盖若无此种先验的机能,则对象之概念殆不能集合而成一统一之经验也。

    常住不变之“我”(纯粹统觉),在吾人能意识表象之限度中,为吾人所有一切表象之相依者。一切意识之属于一“包括一切之纯粹统觉”,正与一切感性直观(所视为表象者)之属于纯粹内的直观(即时间),同一真实。欲使想象力之机能成为智性的,其所必须加之于纯粹想象力者,即此统觉。盖因“想象力之综合”联结杂多仅如杂多之所显现于直观中者,例如三角形,虽为先天的所综合,但其自身则常为感性的。属于悟性之概念,虽由杂多与统觉之统一相关而发生作用,但其与感性直观相关,则仅由想象力。

    故“为一切先天的知识之条件”之纯粹想象力,为人类心灵之根本能力之一。吾人由想象力始使一方直观之杂多与他方“纯粹统觉之必然的统一条件”相联结。感性与悟性之两极必须由想象力之先验的机能为媒介,互相必然的联结,盖不如是,则感性虽产生现象,但不能提供经验的知识之对象,因而不能提供经验。由感知、联想(再生)及现象之认知等所成之现实的经验,在认知中(即经验之经验的要素最后最高之综合)包含“使经验之方式的统一及经验的知识之一切客观的效力(真理)可能”之某种概念。此等认知杂多之根据,在其仅与普泛所谓经验之方式相关时,即范畴是也。此不仅想象力之先验的综合中所有一切方式的统一基于范畴,即在其由于此种综合与现象联结时所有想象力之经验的使用(在认知、再生、联想、感知中)亦皆基于范畴。盖仅由此类基本概念,现象始能属于知识,乃至属于吾人之意识,因而属于吾人自身。

    “吾人所名为自然之现象”中所有之顺序及规律,乃吾人自身所输入者。若非吾人自身(即吾人心之本性)创始在自然中设立顺序及规律,则吾人决不能在现象中见及之。

    盖此种自然之统一,应为必然的统一,即应为现象联结之先天的统一;但若无此种统一之主观的根据先天的包含于吾人心之本源的认知能力中,又若此等主观的条件——因其为认知经验中任何对象之所以可能之根据——非同时客观的有效,则此种综合的统一决不能先天的建立。

    吾人已对悟性加以种种定义:如知识之自发性(此为与感性之感受性相区别者)、思维之力、概念之能力、又或判断之能力等等。凡此等定义,若真切理解之,意义实皆相同。吾人今可标识为规律之能力。此种识别特征,更有效用,且更近于悟性之本质。盖感性与吾人以方式(直观之方式)而悟性则与吾人以规律。悟性为欲在现象中发见某某规律,故常从事于研究现象。规律在其为客观的限度内即必然的依存于对象之知识之限度内,则名为法则。

    吾人虽由经验习知甚多法则,但此等法则仅为更高法则之特殊规定,至统摄其他一切法则之最高法则,则先天的自悟性自身发生。此等法则并不假借经验;反之,乃赋与现象以适合法则之性质,因而使经验可能者。故悟性乃仅由比较现象以构成规律之能力以上之事物;其自身实为自然之立法者。除由悟性以外,自然(即依据规律之“现象杂多之综合统一”)绝不能存在(盖现象本身不能在吾人以外存在,仅存在吾人之感性中);此种自然(为经验中知识之对象者)及其所包含之一切,仅在统觉之统一中可能。故统觉之统一,乃一切现象在唯一经验中必然适合法则之先验的根据。统觉之此种统一,关于表象之杂多(在统一以外规定之),即为其规律,此等规律之能力,即悟性。是以视为可能的经验之一切现象,先天的存在悟性中,自悟性接受其方式的可能性,正与此等现象仅为在直观之限度内存在感性中,且仅为由感性而可能者(就其方式而言)相同。

    谓悟性自身乃自然法则及自然之方式的统一之源流,骤闻之似觉过甚而不合理,但此说实极正确,且与其所相关之对象——即经验——亦极一致者也。经验的法则确不能自纯粹悟性发生。此与现象之无限丰富,仅以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不能完全理解之者,正自相同。但一切经验的法则,仅为悟性之纯粹法则之特殊规定,经验的法则唯从属此类纯粹法则及依据其规范,始成为可能。现象由此等纯粹法则,引受规律的性质,此正与现象之经验的方式虽各殊异,而现象必须常与感性之纯粹方式一致,固极相同者也。

    故纯粹悟性,在范畴中,乃一切现象之综合的统一之法则,首惟由此始使经验(就其方式而言)可能者。吾人在范畴之先验的演绎中所必须证明者尽在于此,盖即使人能理解悟性与感性,及悟性由感性而与经验之一切对象之关系。先天的纯粹概念之客观的效力由是始能了然,其起源及真理亦因而决定之矣。

    总述纯粹悟性概念所有此种演绎之正确,及其所以为唯一可能之演绎吾人知识所应处理之对象,若为物自身,则吾人关于对象绝不能有先天的概念。盖吾人果从何种源流以得此等概念?吾人若自对象以得此等概念(对象如何能为吾人所知之问题,姑置不论),则吾人之概念将纳为经验的,而非先天的。又若吾人自自我以得此等概念,则此等概念仅在吾人内部中不能规定“与吾人表象相异之对象”之性质,盖即不能为“说明何以具有吾人在思维中所有性质之一类事物必须存在,及此种表象何以不完全空虚”之根据。但若吾人仅与现象相涉,则此必须先于“对象之经验的知识”之某种先天的概念,不特可能,且为必然者矣。盖因仅为吾人所有感性之变状,决不能在吾人以外见之,故视为现象之对象,实构成“纯在吾人内部中之对象”。今即以此主张一切此等现象以及吾人所能处理之一切对象,皆在我之内部中,盖皆我之同一的自我所有之种种规定,此等于谓现象之完全统一必须在同一之统觉中。但此可能的意识之统一,亦即构成“一切对象之知识”之方式;由此方式,杂多始被思维为属于一单一之对象。

    故感性的表象(直观)之杂多所由以属于一意识之“形相”,先于对象之一切知识而为此种知识之智性的方式,此智性的方式自身在对象被思维之限度内,即构成一切对象之方式的先天知识(范畴)。由于纯粹想象力之杂多之综合,即与本源的统觉相关之“一切表象之统一”,实先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因之纯粹悟性概念乃先天的可能者,在其与经验相关时,实为必然的;此盖以吾人所有知识仅与现象相涉,而现象之可能性则存在吾人内部中,其联结及统一(在一对象之表象中)亦仅在吾人自身中见之耳。故此种联结及统一必须先于一切经验,即为此经验所以可能(就其方式的方面而言)之所必须者。吾人之范畴演绎,实自此观点(此为唯一可能之观点)而进展者也。

    第二卷 原理分析论

    普泛逻辑乃根据一“完全与高等知识能力分类相合”之基本计划而构成者。此等知识能力即:悟性、判断力及理性。逻辑依据此等心力之机能及顺序(此等心力通常包括于悟性之广泛名称中),在其分析的部分中论究概念、判断及推理。

    因此种形式逻辑乃抽去知识之一切内容(不问其为纯粹的或经验的),而仅论究普泛所谓思维之方式(即论证的知识之方式),故在其分析的部分中能包含理性之法规。盖理性之方式,具有其所设立之规律,此种规律纯由分析理性活动至其构成分子,即能先天的发见之,无须考虑其所包含之知识之特殊性质者也。

    先验逻辑限于特定之内容,即限于纯粹的先天的知识之内容,自不能在此分析部分中追随普泛逻辑。盖理性之先验的使用,殆非客观的有效,因而不属于真理之逻辑,即不属于分析论。以其为幻相之逻辑,故须在学术的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名之以先验的辩证论。

    悟性及判断力则在先验逻辑中发见其客观的有效及正确运用之法规;故此二者属于先验逻辑之分析部分。理性则反是,努力以求关于对象先天的有所规定,因而扩大知识于可能的经验之限界以外,故全为辩证的。其幻相的主张,决不能在分析论所欲包含之法规中,占有地位。

    故原理分析论纯为判断力之法规,乃教导判断力如何应用——包有先天的规律之条件之——悟性概念于现象者。职是之故,在以悟性原理为我之论题时,我将用判断力学说之名,以此较适于指示吾人所有事业之性质也。

    导言 泛论先验的判断力

    如以普泛所谓悟性为规律之能力,则判断力乃归摄事例于规律下之能力,即辨别某某事物是否从属于一所与规律(casus dataelegis所与规律之事例)之能力。普泛逻辑并不(且不能)包含判断之规律。盖以普泛逻辑抽去知识之一切内容,其所留存之唯一事业,乃在分析的说明概念中、判断中及推理中所表现之知识方式,因而能得一切悟性使用之方式的规律。普泛逻辑若意在与吾人以普泛的教导,使吾人知如何归摄事例于此等规律之下,即如何辨别某某事物是否从属此等规律,则有待于其他的规律而始能者。但此其他的规律,正以其为一规律之故,在适用时又须判断力之指导。于此可见悟性虽为能以规律教导之充足之者,而判断力则为一特殊才能,仅能练习之而不能教导之者。判断力乃吾人所称为天禀之特殊性质;缺此能力,则非学校教育所能补救之者。盖虽有无数规律可假自有特识之人以授之低劣悟性(即所谓注入),但正当使用此等规律之能力,则仍必属之学习者其人;缺此天赋,则凡“对于被”所已规定正当用途之规律,无一能防免其误用。医师、法官、政治家或能洞晓病理学、法律学、政治学之优越规律无算,以至足为此类学问之优秀教师,但在规律之应用上,则每易失挫。盖其悟性虽堪赞称,惟彼缺乏天赋之判断能力。彼能理解抽象之普遍规律,但不能辨别具体的一事例是否属此规律。此种过误或由于彼未经由例证及实务以训练其判断力之特殊活动。实例实为增强判断力具有极大之效用者。反之,在智性洞察之正确及精密上,实例形常为之妨。盖实例罕有严密一如规律之所要求者(as casusin terminis术语之事例)。且实例又常减弱悟性“离经验之特殊状况按规律之普遍性正当理解规律”之努力,因而使吾人习于以规律为公式而罕以之为原理用之。实例乃训练判断之工具;为缺乏此天赋才能之人所万不可欠缺者也。

    但普泛逻辑,虽不能以规律授之判断力,而先验逻辑则大异于是。先验逻辑殆以“其在使用纯粹悟性时,对于判断力,以一定之规律辅导之巩固之等事”,为其特有之事业。盖若以之为一学说,即企图扩大悟性在纯粹先天的知识之范围,则哲学绝非所必须,且实不适于此种目的,盖及今所有一切尝试,实一无所获。然若志在批判,以防免使用吾人所有甚少之纯粹悟性概念时判断力之误谬(lapsus judicii判断之误谬),则此事业(其利益虽仅消极的)正须哲学尽其锐利洞彻之全力以从事者也。

    先验哲学具有一种特质,即在纯粹悟性概念中所授与之规律(或宁谓之为规律之普遍的条件)以外,尚能先天的举示规律所应用之事例。先验哲学在此一点所以具有优越其他学问(除数学外)之便益,由于其所论究之概念,乃先天的与对象相关者,故其客观的效力不能后天的论证之,盖若如是则属蔑视其特殊之尊严矣。故先验哲学必须以普遍的而充足的特征,构成“对象能由以与概念相合而授与”之条件。否则,概念将空无内容,因而仅为逻辑的方式而非纯粹悟性概念矣。

    此种先验判断论分为两章。第一,论究“纯粹悟性概念唯在其下始能使用”之感性条件即论究纯粹悟性图型说。第二,论究“在此等感性条件下,先天的自纯粹悟性概念所生,及先天的存在其他一切知识之基础中”之综合的判断——即论究纯粹悟性之原理。

    第一章 纯粹悟性概念之图型说

    在对象包摄于概念之下时,对象之表象必须与概念为同质;易言之,概念必包有对象(包摄于此概念下者)中所表现之某某事物。此即所谓“对象包摄于概念下”之实际意义所在。故“盘”之经验的概念与“圆”之纯粹几何学的概念为同质之事物。盖后者中所思维之圆形,能在前者中直观之也。

    但纯粹悟性概念与经验的直观(实与一切感性直观),全然异质,决不能在任何直观中见及之。盖无一人谓范畴(例如因果范畴)可由感官直观之,且其自身乃包含在现象中者。然则直观如何能包摄于纯粹概念下,即范畴如何能应用于现象?其所以必须有此先验判断论者,正因此极自然而又极重大之问题。诚以吾人必须能说明纯粹概念如何能应用于现象。至其他学问则实无一有须此种说明者。盖在其他学问中,所由以就对象之普泛方面以思维对象之概念,与具体表现此对象一如所与之状者,并不如是十分悬殊,品类亦不如是相异,故前者之所以能应用于后者,实无须特殊之论究也。

    此必有第三者,一方与范畴同质,一方又与现象无殊,使前者能应用于后者明矣。

    此中间媒介之表象,必须为纯粹的,即无一切经验的内容,同时又必须在一方为智性的,在他方为感性的。此一种表象即先验的图型。

    悟性概念包含“普泛所谓杂多之纯粹综合的统一”。时间为内感所有杂多之方式的条件,因而为一切表象联结之方式的条件,包有纯粹直观中所有之先天的杂多。至时间之先验的规定,以其为普遍的而依据于先天的规律,故与构成时间统一之范畴同质。但在另一方面,因时间乃包含于“杂多之一切经验的表象”中,故又与现象无殊。是以范畴之应用于现象,乃由时间之先验的规定而成为可能者,此种时间之先验的规定乃悟性概念之图型为现象包摄于范畴下之媒介。

    在范畴之演绎中所有证明之后,关于纯粹悟性概念是否仅有经验的使用抑亦有先验的使用之问题;即此等概念是否为可能的经验之条件先天的仅与现象相关,或为使普泛事物所以可能之条件能推及于对象自身,不受感性之制限,我信当无一人再踌躇不决者矣。盖吾人已见及,若无对象授之概念(或至少授之构成概念之要素),则此等概念全然不可能且不能具有任何意义。故概念不能视为应用于物自身者(不问此等事物是否或如何授与吾人)。且吾人亦已证明对象所由以授与吾人之唯一方法,乃由于感性之变状;最后吾人又证明纯粹先天的概念在其所表现于范畴中之悟性机能以外,尚必须包含某种先天的方式的感性条件(即内感之条件)。此等感性条件,构成范畴唯在其下始能应用于任何对象之普遍的条件。制限“悟性概念使用”之方式的纯粹的条件,吾人将名之为概念之图型(schema)。在此类图型中悟性之进程,吾人将名之为纯粹悟性之图型说(schematismus)。

    图型自身常为想象力之所产。但因想象力之综合,其目的不在特殊之直观,而仅在感性规定中之统一,故图型应与心象有别。今如逐一设立五点,如……形,则我得有五数之心象。但我若仅思维普泛所谓数目,不问其为五为百,则此种思维,实乃“一数量(例如千)依据某一概念在心象中表现”之方法之表象,非即心象自身。盖如此种千数之心象殆不能检验而与概念相比较。在以心象提供于概念之“想象力之普遍进程之表象”,我名之为此概念之图型。

    为吾人纯粹感性概念之基础者,实图型而非对象之心象。盖无一心象曾能适合于普泛所谓三角形之概念。心象决不能到达对于一切三角——不问其为直角、钝角或锐角——皆能有效之“概念之普遍性”;而常限于为此种种三角形中之一形。三角之图型,仅能存在思维中。此乃关于空间中之纯粹图形,想象力之一种综合规律。经验之对象,或对象之心象,从不与经验的概念相适合;盖经验的概念常依据某某特定之普遍概念,与想象力之图型(此为直观所有规定之规律)有直接之关系。犬之概念,即指示一种规律,我之想象力依据之即能普泛描画一四足兽之形态,而不限于经验实际所呈现或“我所能具体的表现之任何可能的心象”实际所呈现之任何个别特定形态。此种悟性之图型说,在其应用于现象及现象所有之纯然方式时,乃潜藏于人心深处之一种技术,自然似难容吾人发见之窥测之者。吾人至多所能言者仅为:心象乃再生的想象力之经验的能力之所产;而感性概念之图型(如空间中之图形)则为先天的纯粹想象力之所产,有若一种略图,心象自身则由此图型且依据之始成为可能者也。此等心象仅由于其所隶属之图型,始能与概念相联结。至心象自身,绝不能与概念完全相合。而纯粹悟性概念之图型,则亦绝不能还原至任何心象。盖纯粹悟性概念之图型纯为依据“由范畴所表现之概念”之一类统一规律所规定之纯粹综合。此为想象力之先验的所产,盖就一切表象而言——在此等表象应依据统觉之统一先天的联结在一概念中之限度内——此乃依据内感方式(时间)之条件综合“普泛所谓内感之规定”之一种产物。

    吾人不必对于纯粹悟性概念之先验的图型所须要之条件,再作沉闷之分析,今将依范畴之顺序且与范畴联结以说明此等图型。

    外感所有一切量(quantorum)之纯粹心象为空间;普泛所谓感官之一切对象之纯粹心象为时间。但“量(quantitatis)之纯粹图型”视为悟性概念者则为数,数乃包含“同质单位继续增加”之表象。故数纳为“普泛所谓同质直观所有杂多之综合”之统一,此一种统一乃由感知直观时,我所产生之时间自身而成者也。

    纯粹悟性概念中之实在,乃与普泛所谓感觉相应之事物;故所谓实在其概念自身乃指示“存在”(在时间中)。否定,其概念乃表现非存在(在时间中)者。此二者之相反,乃依据同一时间或充实或空虚之不同。惟以时间仅为直观之方式,亦即“视为现象之一切对象”之方式,故在“与感觉相应之对象”中之事物非“视为物自身(事物、实在)之一切对象”之先验的质料。顾一切感觉皆有其度或量,因之就一对象之感觉的表象而言(除感觉的一点以外余仍相同)感觉能由种种不同之度或量充实同一之时间,即以种种不同之程度充实内感递减以至于无(零或否定)。故实在与否定之间,存有一种关系及联结,或宁谓之自实在移至否定之一种阶梯,此种阶梯所以使一切实在皆能表现为一量者。实在之图型(在其充实时间之限度内,所视为某某事物之量者),实即时间中之实在——如吾人自具有某度之感觉递降以至于消灭点,又或自感觉之否定点上升以至其某量——之连续的齐一的产生行动。

    实体之图型,乃时间中实在者之持久性,即——视为普泛所谓时间之经验的规定之基体,亦即在一切其他事象变易时为其常住不变者之——实在者之表象。(所有转变无常者之存在在时间中消灭,非时间自身消灭。在时间,其自身非转变无常,且为常住者,故与现象领域中非转变无常之事物即实体相应。惟与实体相关,现象之继起及共存,始能在时间中规定。)原因及普泛所谓事物之因果作用之图型乃实在者,当其设定时,常有某某事物随之而起。故此图型由杂多之继起所成——在此继起从属规律之限度内。

    相互关系或交互作用,即在实体所有属性方面,实体间互为因果之图型,乃一实体之种种规定与他一实体之种种规定,依据普遍的规律共在。

    可能性之图型,乃种种不同表象之综合与普泛所谓时间条件一致。例如相反对立者不能在同一时间存在同一事物中,而仅能相互继起。故此图型乃一事物不论在任何时间所有之表象之规定。

    现实性之图型,乃在某一定时间中之存在。

    必然性之图型,乃一对象在一切时间中之存在。

    由是吾人乃知各范畴之图型,仅包含一时间规定及仅能表现此时间规定。量之图型,乃在一对象之继续的感知中时间本身之产生(综合)。质之图型,乃感觉或知觉与时间表象之综合;即时间之充实者。关系之图型,乃知觉依据时间规定之规律,在一切时间之相互联结。最后形相及其范畴之图型,乃“视为规定对象是否及如何属于时间之所依者”之时间自身。故图型不过依据规律之“时间之先天的规定”而已。此等规律,就一切可能的对象,按范畴之顺序,与时间系列、时间内容、时间顺序及时间范围相关。

    故显然,由想象力之先验的综合,悟性图型说所产生之结果,只为直观之一切杂多在内感中之统一,间接亦即为——视为与内感感受性相应之一种机能之—一统觉之统一。

    于是纯粹悟性概念之图型,乃此等概念“在其下始得与对象相关及具有意义”之真实而唯一的条件。总之,范畴除经验的使用以外,并无其他可能的使用。盖因范畴为先天的必然统一之根据(此种先天的必然统一自“一切意识必然联结在一本源的统觉中”之源流而来),故仅用为使现象从属“综合之普遍的规律”,因之使现象适于一贯的联结在一经验中。

    吾人所有之一切知识,皆在可能的经验之范围内,故“先于一切经验的真理而使之可能”之先验的真理,即由此种“与可能的经验之普遍的关系”所成。

    感性之图型,最初虽为使范畴成为现实者,但同时又制限范畴,即以“在悟性以外而由于感性”之条件限制范畴,此又极为明显者也。图型,即在其与范畴一致,实亦仅属现象,即对象之感性概念。(numerus est  quantitas  phaenomenon, atiorealitasphaenomenon,constans et perdurabile rerumsubstantiaphaenomenonaeternitas necessitasphaenomenon,etc.数为现象之量,感觉为现象之实在性,物之常住及连续乃现象之实体性,永恒性乃现象之必然性等等。)吾人如除去制限条件,则似能扩大以前所限制之概念之范围。就此假定之事实而论,吾人结论可谓为范畴在其纯粹之意义中,乃离去一切感性条件,应用于普泛所谓事物,一如此等事物实有之相应用之,非如图型仪表现其所现之相者。因而吾人推断范畴应在一切图型以外具有一种意义,且更有广大之应用。顾在除去一切感性条件以后,纯粹悟性概念中,固留存一种意义,但此意义纯为逻辑的,仅表示表象之单纯统一而已。纯粹概念不能发见对象,因而不能获得“可以产生某某对象之概念”之意义。例如实体,当除去持久性之感性条件时,则其意义仅指“仅能思维为主词而绝不能以之为其他事物之宾词”之某某事物而已。此一种表象,于我绝无所用,盖其关于此所视为基本的主词之性质,对我一无所示知。故范畴而无图型,仅为悟性对于概念之机能;并不表现对象。此种客观的意义,范畴自感性得之,感性在制限悟性之过程中,乃使悟性成为现实者。

    第二章 纯粹悟性之原理体系

    在前章中,吾人仅就“先验判断力在其下始能正当使用纯粹悟性概念于综合判断”之普遍的条件,以论究先验的判断力。今将在体系的联结中,展示悟性(在此批判的准备下)实际先天的所成就之判断。在此种论究中,吾人之范畴表,足为其自然而又安全之指导,固不容有所疑者也。盖因一切纯粹先天的悟性知识,应由范畴与可能的经验之关系所构成,故范畴与普泛所谓感性之关系,自当完备的体系的展示悟性所以使用之一切先验的原理。

    原理之所以称为先天者,不仅因其包有其他判断之根据,且亦因其不再根据于更高更普遍之知识。但此特征并不足使先天的原理置身于论证之外。惟以此类原理,非依据客观的考虑,乃“一切对象之知识”之基础,故其证明实不能以客观的方法行之。顾此不足以阻吾人自“普泛所谓对象之知识”所以可能之主观的源流中求取证明。故若命题不欲为人疑为论证不足之僭窃主张,则此种证明实不可欠缺者也。

    其次吾人所论究,将限于与范畴相关之原理。先验感性论之原理(据此原理,空间时间为一切事物(所视为现象者)所以可能之条件)及此类原理之制限(即此类原理不能适用于物自身)皆不在吾人今所论究之范围中。以此同一理由,数学原理亦不属此体系。

    盖数学原理,惟得之直观,而非得之纯粹悟性概念者。但因数学原理,亦为先天的综合判断,故其可能性应在本章论证之。诚以数学原理之正确及其必然的确实性,固无须为之证明,但其可能性则以其为明显之先天的知识之事例,故必须说明之而论证之也。

    吾人在分析判断与吾人所专行论究之综合判断对比之限度中,亦将论究分析判断之原理。盖由于二者之对比,吾人始能使综合判断之理论得免除一切误解,且使其特有之性质呈显于吾人之前也。

    第一节 一切分析判断之最高原理

    一切普泛所谓判断之普遍的(虽仅消极的)条件,(不问吾人所有知识之内容如何,及与对象之关系如何)为不自相矛盾;盖若自相矛盾,则此等判断之自身,即不就其与对象之关系而言,亦为空虚不实者。但即令吾人之判断不包含矛盾,而其联结概念之方法不与对象相合,或无“先天的或后天的根据”足证此判断之正当,则即无一切内部之矛盾,此判断仍为虚伪或无根据者。

    “凡与事物矛盾之宾词,决不能属于此事物”之命题,名为矛盾律,乃一切真理之普遍的(虽仅消极的)标准。以此之故,此原理仅属于逻辑。其所适用之知识,仅普泛所谓之知识,与其内容无关,其所主张即:矛盾乃完全取消知识及使之无效者。

    但矛盾律亦容有积极的使用,即不仅排除虚伪及误谬(此等虚伪及误谬,限于由矛盾而来者),且亦以之认知真理。盖若此之判断为分析的,则不问其为否定或肯定,其真理固常能依据矛盾律真切认知之。凡与“包含在对象之知识中及在其中所思维”之概念相反者,当然常为吾人所摈除。但因与此概念相反者,当与对象矛盾,故此概念自身自当必然为对象所肯定。

    故于矛盾律必须认为一切分析的知识之“普遍的而又完全充足的原理”;但在分析的知识之范围以外,此矛盾律就其为真理之充足标准而言,实无其使用之权威及领域。

    凡与矛盾律相背之知识,决不能免于自己否定之事实,乃使矛盾律成为不可欠缺之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但非吾人所有“非分析的知识之真理”之决定根据。顾在吾人之批判的研究中,所论究者仅为吾人所有知识之综合部分;关于此种知识之真理,吾人固须时常注意不与矛盾律相背(因矛盾律为不可背者),但决不能自矛盾律求取任何积极之指导。

    此著名之原理,虽无内容而仅为方式的,但有时由于疏忽,以含有极不需要之综合要素之揉杂成分之方法形成公式。其公式为:某某事物同时属有属无乃不可能者。此公式,姑不论以“不可能”一词所表现之必然的确实性为辞费,——因命题之性质已足明其为必然的确实者-且此命题乃受时间条件之影响者。故可改为:甲等于乙,同时即不能为非乙,但在时间继续中固能兼为乙与非乙二者。例如某人为青年,同时不能又为老人,但在某一时期中为青年,在别一时期中为非青年(老人)固自可能也。但矛盾律纯为逻辑的原理,其主张不容受时间关系之制限。故以上公式,完全与矛盾律之原意相背。

    其误解乃起于吾人先将事物之一宾词与此事物之概念脱离,以后又以此宾词与其相反之宾词联结故耳——此一进程,绝不发生与主词之矛盾,仅与“已与主词综合的联结之宾词”相矛盾,即令如是亦仅在两宾词同时肯定时始发生矛盾。今如谓不学之某人为无学问者,则必须加以“同时”之条件;盖此人一时虽为不学之人,而在其他时期则固可成为有学问之人。但若谓凡不学之人皆非有学问者,则此命题为分析的,盖不学之属性今已成为主词之概念,而此消极的判断之真理,亦已明显其为矛盾律之直接的结论,无须“同时”云云之补充条件。此即我以上改变其公式之理由,盖可使分析的命题之性质由之显然呈露也。

    第二节 一切综合判断之最高原理

    说明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非普泛逻辑所论究之问题。甚或并此问题之名,亦无须知之。但在先验逻辑中,此为一切问题中之最重要者;且在其论究先天的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时,吾人又须顾及其效力之条件及范围,故此实为先验逻辑所论究之唯一问题。

    盖唯完成此种研究,先验逻辑始能完全达其决定纯粹悟性之范围。限界之最后目的。

    在分析判断中吾人唯限于所与概念,求自其中抽绎某某事物而已。设此分析判断为肯定的,则我仅以其中所已含有者归属之。又若其为否定的,则我仅排除其所相反者。

    但在综合判断中,则我必须超越所与概念以外,以完全与其中所含有者相异之某某事物视为与此概念具有关系。因之,此种关系绝非同一或矛盾之关系;且其关系之真伪,亦绝不能就判断自身发见之也。

    今姑假定为欲以所与概念与其他概念综合的比较,吾人必须超越所与概念以外,须有一第三者,以唯在此第三者中,两概念之综合,始能成就。然则为一切综合判断媒介之第三者,又为何物?仅有一唯一之全体,吾人之一切表象皆包含其中,此即内感及其先天的方式、时间。表象之综合依据想象力;其为判断所必须之“表象之综合的统一”,则依据统觉之统一。故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吾人必须在内感、想象力及统觉中求之;且因此三者包有先天的表象之源泉,故纯粹之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亦必以此三者说明之。以此之故,此三者实为完全依据表象综合而成之任何对象知识所绝对必须者也。

    知识如具有客观的实在性,即与对象相关而获有关于对象之意义及价值,则其对象必能以某种方法授与吾人。否则此等概念空无内容;吾人虽由之有所思维,但在此思维中实际一无所知;仅以表象为游戏而已。所谓授与一对象云云(此语若非指某某间接的纯然进程,而指直观中之直接表象而言),意义所在,纯指“所由以思维对象者”之表象,与现实的或可能的经验之相关而言。即如空间时间,其概念绝不含有任何经验的事物,其完全先天的表现于心中亦极确实,但若不证明其必然应用于经验之对象,则空间时间亦不能有客观的效力,而无意义价值之可言。空间时间之表象,乃常与“引起——及集合——经验对象”之再生想象力相关之纯然图型。一离经验之对象,空间时间即失其意义。至关于其他一切种类之概念,亦复如是。

    是以经验之可能性乃对于吾人所有一切先天的知识授以客观的实在性者。但经验凭借现象之综合的统一,即凭借“依据普泛所谓现象之对象概念以综合杂多之一种综合”。一离此种综合,经验即不能成为知识而仅为知觉断片,不适于依据“完全互相联结的(可能的)意识”之规律之任何联结,故亦不合于统觉之先验的必然的统一。故经验依存于经验的方式所有之先天的原理,即依存于现象综合中所有统一之普遍的规律。至此类规律之客观的实在性,为经验及经验所以可能之必然的条件者,则常能在经验中举示。一离此种关系,则先天的综合原理绝不可能。盖斯时先天的综合原理,并无某某第三者事物即并无综合的统一所能由以表现其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之对象。

    吾人在综合判断中,关于普泛所谓空间及产生的想象力在空间中所描画之图形,虽能先天的知之甚多,且实际无须任何经验即能获得此类判断,但若不以空间为——构成外的经验质料之——现象之条件,则此种知识亦仅以幻想为戏而已。故此等纯粹综合判断与可能的经验或宁谓与经验之可能性相关(虽仅间接的),且此等判断之综合之客观的效力,亦唯建立于此。

    盖因所视为经验的综合之经验,在此种经验可能之限度内,乃其能以实在性赋与任何非经验的综合之唯一种类之知识,故视为先天的知识之非经验的综合,在其仅包含“普泛所谓经验之综合统一所必须者”之限度内,始能具有真理,即与对象相合。

    故一切综合判断之最高原理为:一切对象从属“可能的经验中所有直观杂多之综合统一之必然的条件”。

    是以在吾人使先天的直观之方式条件、想象力之综合、及“此种综合在先验的统觉中之必然的统一”,与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知识相关时,先天的综合判断始成为可能。

    于是吾人主张一切普泛所谓经验所以可能之条件亦即经验之对象所以可能之条件,且此等条件,亦即以此故,在先天的综合判断中具有客观的效力。

    第三节 纯粹悟性所有一切综合原理之体系的叙述

    凡成为原理者,皆由于纯粹悟性。纯粹悟性不仅为“关于所发生事象之规律能力”,且其自身为原理之源泉,依据此等原理凡一切事物对于吾人呈现为对象者必须与规律相合。盖若无此类规律,则现象决不能产生“与之相应之对象”之知识。即如自然法则,所视为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之原理者,负有必然性之名,故至少包含预示有自其先天的有效而先于一切经验之根据而来之一种规定。自然法则绝无例外,一切皆从属悟性之更高原理。盖自然法则不过应用悟性之更高原理于现象领域中之特殊事例而已。唯有此类更高原理能提供其包含普泛所谓规律之条件者(即其解释)之一类概念。经验所授与吾人者,仅为从属规律之事例耳。

    其误以纯粹悟性原理为经验的原理,或误以经验的原理为纯粹悟性原理之危险,则固不能有者。盖依据概念而来之必然性,乃纯粹悟性原理所特有,在一切经验的命题中,则不问其应用如何广泛,显见其无此种必然性,此足以防二者之混淆也。但尚有先天的纯粹原理为吾人所不能适切归之于其为概念能力之纯粹悟性者。盖此类纯粹原理虽由悟性所媒介,但非来自纯粹概念,乃来自纯粹直观。此类原理,吾人在数学中见及之。但关于此类原理应用于经验——即其客观的效力——之问题,乃至此等先天的综合知识所以可能之演绎,则必须使吾人常还溯之于纯粹悟性。

    故我虽不以数学原理列入我之体系中,但数学之先天的客观效力及其可能性所根据之更为根本的原理,则仍归入我之体系中。此更为根本的原理,必须视为一切数学原理之基础。此类原理乃自概念以达直观,非自直观以达概念者也。

    在纯粹悟性概念应用于可能的经验时,其使用悟性之综合或为数字的或为力学的;盖综合,一部分与普泛所谓现象之直观相关,一部分则与现象之存在相关。直观之先天的条件,乃任何可能的经验之绝对必然的条件;而“可能的经验直观之对象”之存在条件,则其自身仅为偶然的。故数学的使用之原理,乃无条件的必然者,即自明的。至力学的使用之原理,固亦具有先天的必然性之性格,但仅在某某经验中所有“经验的思维之条件”下而成为必然者,故仅为间接的。故后者虽具有遍一切经验毫无疑义之正确性,但无前者所特有之直接自明性。但关于此点,在原理体系之结论中当更能批判之。

    在构造原理表时,范畴表天然适合为吾人之指导。盖原理纯为范畴之客观的应用之规律。故一切纯粹悟性原理为:

    (一)直观之公理
    (二)知觉之预测
    (三)经验之类推
    (四)普泛所谓经验的思维之公准

    我之所以选用此等等名称者,盖欲使人特注意于原理之证明及应用之有所不同耳。

    在依据量与质之范畴(仅就量与质之方式方面言之)所有现象之先天的规定中所包含之原理,就其证明能力及先天的应用于现象二者而言,皆容有直观的确实性。因之此类原理与其他二组之原理有别,盖其他二组之原理仅能有论证的确实性。即令吾人承认两方之确实性皆极完备,亦能适用此种区别。故吾人名前一类原理为数学的,后一类为力学的。

    但所应注意者,在一方既与数学之原理无关,在他方亦与普通物理学的力学之原理无涉。

    吾人所论究者仅为与内感(所与表象中之一切差异皆置之不问)相关之纯粹悟性原理。盖数学及力学之特殊原理,乃由此等纯粹悟性原理而始成为可能者。故我之以数学的力学的名之者,非就其内容而言,乃就其应用而言耳。今将就上列表中之顺序进论此类原理。

    一  直观之公理①(axiome der anschauung)

    其原理为;一切直观皆为延扩的量。

    证明

    现象在其方式方面,包含先天的为一切现象之条件之“空间时间中之直观”。除由“一定的空间时间表象所由以产生”之杂多综合以外,——即由同质的杂多之联结及其综合的统一之意识以外——现象绝不能为吾人所感知,即不能收入经验的意识中。普泛所谓直观中所有杂多及同质的事物之综合统一之意识,在对象之表象由此意识始成为可能之限度中,即量(quantum)之概念。乃至对象(所视为现象者)之知觉,亦仅由“所与感性直观之杂多”之综合的统一而可能,此种综合的统一,即“杂多及同质的事物之联结之统一由之始能在量之概念中思维之综合的统一”。易言之,现象绝无例外,一切皆量,且实为延扩的量。又以其为空间时间中之直观,故现象必须由“普泛所谓空间时间所由以规定”之同一综合而表现之也②。

    在其部分之表象使其全体表象可能因而部分之表象必然先于全体之时,我名量为延扩的。盖我欲表现一直线,若不在思维中引长之,即由一点逐次产生其一切部分,则无论其如何短小,我亦不能表现之。仅有此种方法,始能得此直观。关于一切时间,不问其如何微小,其事亦正相同。盖在此等时间中,我仅思维自一刹那至别一刹那之继续的进展,由之经由其一切之时间部分及其所增加者,始产生一定之时间量。以一切现象中所有纯粹直观之要素为空间时间二者,故一切现象(视为直观者)皆为延扩的量;仅由直观之感知进程中,部分至部分之继续的综合,此现象始能为吾人所知。因而一切现象皆被直观为集合体,即被直观为以前所与部分之复合体。但并非一切量皆属如是仅吾人在延扩的方法中所表现所感知之量,乃如是耳。

    空间之数学(几何学)乃根据于产生的想象力在产生形象中所有此种继续的综合。此为形成先天的感性直观条件(外的现象之纯粹概念之图型,仅在此条件下始能发生)之公理之基础——例如“两点之间仅能作一直线”,“两直线不能包围一空间”等等。凡此两点之间云云,严格言之,皆仅与量(quanta)本身相关之公理。

    至关于量(quantitas)即关于答复“某物之量若干”之问题者,则虽有许多命题乃综合的且为直接的确实者(indemonstrabilia不可证者),但并无严格意义所谓之公理。

    如以等数加于等数,其和数亦皆相等,又如以等数减等数,则其余数亦皆相等一类之命题,皆分析的命题;盖我直接意识一方之数量与他方之数量正相同也。故此等命题非公理,盖公理应为先天的综合命题。在另一方面,数的关系之自明的命题,则实为综合的,但不若几何命题之普泛,故不能称之为公理,而仅能名之为算式。如七加五等于十二之命题,非分析的命题。盖在七之表象中,或五之表象中,以及两数联结之表象中,我皆末思及十二之数。(至二数之和中我必思及十二之一事,则非论点所在,盖在分析命题中,问题所在,仅为是否我在主词表象中实际思及宾词耳)。但此命题虽为综合的,亦仅单独的。盖以吾人今所注意者,仅为同质单位之综合,故此等数目虽能普泛的使用,但其综合,则仅能有一种方法行之。如我谓“由二者相加大于第三者之三直线,能成一三角形”,则我所言者,仅为产生的想象力之机能,由此机能,能将直线引之较大或较小,而使之适于任何可能的角形。反之七数仅能在一种方法中成立。由七与五综合而生之十二数目,亦复如是。故此等命题不可称之为公理(否则将有无量数之公理矣),而仅能称之为算式。

    现象所有此种数学之先验的原理,扩大吾人之先天的知识甚广。盖唯有此种原理,始能使纯粹数学以其极精确之度,应用于经验之对象。如无此种原理,则其应用必不能如是之自明;且关于其应用思维当极混乱。盖现象非即物自身。经验的直观则仅由空间时间之纯粹直观而可能者。故几何学对于纯粹直观所主张者,对于经验的直观,能绝对的有效。谓感官之对象不适于空间中形象构成之规律(如线或角之无限可分性之规律等)之无聊反对论,应即摈除。盖若此种反对论有效,则吾人否认空间及一切数学之客观的效力,而将不明数学何以能应用于现象及其应用之程度矣。空间时间之综合,以其为一切直观之本质的方式之综合,乃所以使现象之感知可能,因而使一切外部的经验,及此种经验对象之一切知识可能者。凡纯粹数学关于“感知方式之综合”所证明者,亦必对于所感知之对象有效。一切反对论仅为陷于虚伪之理性之伪辩,此种伪辩妄称使感官之对象自吾人感性之方式条件脱离,在其本纯为现象者,乃以之为接与悟性之对象自身。

    在此种假定上,关于对象自无任何种类之综合知识能先天的得之;因而即由空间之纯粹概念,关于对象亦不能综合的有所知也。于是规定此等概念之几何学,其自身亦将不可能矣。

    ①在第一版之原文如下:

    直观之公理

    纯粹悟性之原理:一切现象,在其直观中,皆为延扩的量。

    ②此第一段乃第二版所增加者。

    二 知觉之预测(anticipationen  der wahtnehmung)

    其原理为:在一切现象中,其为感觉对象之实在者,皆具有强弱的量,即具有强弱之度。①

    证 明

    知觉乃经验的意识,即感觉所在之意识。为知觉对象之现象,与空间时间不同,非纯粹的,(纯为方式的)直观。盖空间时间之自身,乃不能为吾人所知觉者。现象在包含直观以外,尚包含普泛所谓某某对象之质料(空间时间中存在之某某事物,由此质料而表现);盖即谓现象包含仅为主观的表象感觉之实在者,此实在者仅与吾人以主观被激动之意识,及使吾人与普泛所谓某某对象相关者。顾自经验的意识至纯粹意识,其间能逐渐转移,以至经验的意识中之实在者完全消失,仅留存“空间时间中所有杂多之纯然方式的先天意识”。故产生感觉量,“自其初等于零之纯粹直观,上达至任何所须要之量”之进程中所有之综合,亦属可能之事。但因感觉自身非客观的表象,且空间或时间之直观不应在其中见及之,故其量非延扩的,而为强弱的。此种量乃在感知之活动中所产生者,因之此种量之经验的意识,由感知活动能在某一时间中自等于零之无,增进至所与之尺度。故与感觉所有此种强弱性相应,必须有一强弱之量——即影响于感官之程度(即其所含之特殊感官)——归之于知觉之一切对象(在知觉包含感觉之限度中)②。

    一切知识凭借之我能先天的认知及先天的规定属于经验的知识之事物者,可名之为预测,此为伊壁鸠鲁斯(epicurus)所用poxnels名词之意义,固无疑也。但以现象中有一要素(即感觉亦即知觉之质料)纯不能为吾人先天的知之,且为构成经验的知识与先天的知识间之截然区别者,故可谓感觉乃此种不能预测之要素。顾在另一方面吾人因能名“空间时间中之纯粹规定”(就其形乃至量而言)为现象之“所预知者”,盖因此等纯粹规定先天的表现常能在经验中后天的授与之事物。但若在普泛所谓感觉之一切感觉中(即离特殊之感觉而言),有某某事物能为吾人先天的知之者,则此某某事物在特殊意义中,自足当预测之名。吾人适在此关于仅由经验所得之事物(即经验之质料),乃能先于经验预测之,骤闻之似足惊人。但实际则如是。

    纯借感觉之感知,仅占一刹那(盖若我不计及种种感觉之继续)。以感觉在现象领域中,其感知非含有自部分以达表象全体之继续的综合之一类要素,故感觉并无延扩量。

    一刹那缺乏感觉,则此刹那之表象,即表现为空虚,因而表现为等于零。故在经验的直观中,与感觉相应者,为实在(realitas phaenomenon),与缺乏感觉相应者,为等于零之否定。但一切感觉皆能消减,故感觉能递减逐渐消失。在现象领域中实在与否定之间,有种种可能的中间感觉之一种连续,中间感觉中所有二者间之差异,较小于所与感觉与零(即完全否定)之间之差异。易言之,现象领域中之实在者常有一量。但因纯借感觉之“量之感知”,在刹那中行之,而非经由种种感觉之继续的综合,即非自部分以进至全体者,因而其量仅在感知中见及之。故实在者皆有量,但非延扩量。

    一种量吾人感知其仅为单一性者,在此量中仅由所与量渐近等于零之否定而始能表现其量之增多者,我名之为强弱量。故现象领域中之一切实在皆有强弱量,即度。如以此实在视为感觉或现象领域中某某其他实在之原因,例如变化,则所视为原因之实在者之度,当名之为力率(moment),即如重力之力率。其所以如是名之者,盖因“度”仅指示此一种量,即其感知非继续的而为刹那的。但关于此点,我仅一言及之而已,盖以此处尚非论究因果作用之时也。

    故一切感觉以及现象领域中之一切实在,不问其如何微小皆有其度,即皆有一常能消减之强弱量。在实在与否定之间,有可能的种种实在及可能的种种更小知觉之一种连续。一切色(例如红)皆有其度,不问其度之如何微小亦绝非最小者;此外关于热、“重力之力率”等等,亦皆如是。

    其中无一部分能为最小者,即无一部分为单纯者,此一种之量之性质,名为量之连续性。空间时间皆为连续的量(quanta continua),盖因空间时间除其视为包围于限界(点或刹那)内者以外,不能得其部分,因而仅以此种情形得之即所得之部分,其自身仍为一空间一时间。故空间唯由无数空间所成,时间由无数时间所成。点与刹那,仅为限界,即纯为限制空间与时间者之位置而已。但位置常预想有其所限制或其所欲限制之直观;纯由位置视之,为能先于空间时间授与吾人之成分,则绝无空间时间能构成者也。

    此种量亦可名之为流转的(fliessend),盖在量之产生中所包含之“产生的想象力之综合”,乃时间中之一种进展,而时间之连续性,通常皆以流转(fliessen)或流逝(verfliessen)名之也。

    故一切现象在其直观中为延扩的,在其单纯知觉中(感觉及其随伴之实在性)为强弱的,要皆为连续的量。若现象杂多之综合中断,则吾人所得者乃为种种不同现象之集合体,而非“所视为一真纯量”之现象。此一种集合体,非由连续不断某种产生的综合所产生,乃由中断的综合重复行之所发生。我如称十三“塔拉”为金钱之量,我意苟指纯银一马克容量之价值而言,则其义甚当。盖此为一连续量,其中无一部分可视为最小者,且其中一切部分皆可成为货币之一片,此一片常含有分为种种更小片之材料。但若我以此十三塔拉之名,称十三枚货币,不问银量如何,则所用“塔拉量”之名,实不适当。

    此应名之为集合体,即金钱枚数之数目。但以一切数目中皆须预想有其统一,故“视为统一之现象”为一量,为量者则常为连续体。

    因一切现象不间在其延扩方面及强弱方面,皆为连续量,故以数学的确定,证明一切变化(一事物自一状态转移至别一状态)之为连续的云云之命题似极易事。但普泛所谓变化之因果作用,实皆以经验的原理为前提,此完全在先验哲学之范围以外者。盖在“一原因是否能变更一事物之状态,即是否能规定此事物成为某某所与状态之相反状态”云云问题,先天的悟性实未尝有所启示;此不仅因先天的悟性不能洞察事物变化之所以可能,(在先天的知识所有其他种种事例中,吾人实缺乏此种洞察),实因变化仅在现象之某某规定状态中见及之,且因此等规定状态之原因,虽存在“不变者”中,但惟经验始能教示此等规定状态为何。在吾人现今之研究中,以吾人除一切可能的经验之纯粹基本的概念(其中绝无经验的要素)以外,别无可以使用之资料,故非破坏吾人体系之统一,即不能预测根据于某某基本的经验之泛论的自然科学。

    顾同时吾人所有原理———在其使吾人能预测种种知觉,且在某种程度内阻止自离绝知觉以推论之虚伪推理以修正离知觉而有实在之说——并未缺乏伟大价值之证明。

    如知觉中之一切实在皆有其度,在其度与否定之间,存有度量常递减为更小度量之无限阶段,又若一切感官亦必具有感觉所有感受性之特殊度量,则无一知觉因而无一经验能直接或间接证明(不问其推理之如何纡远)现象领域中之一切实在完全消失。易言之,一虚空空间或一虚空时间之证明,绝不能自经验得之也。盖第一,一完全缺乏实在,其缺乏云云之自身决不能为自感性直观知觉之;第二,决无任何现象,及任何现象所有实在之度量差异,能借以推论实在之完全缺乏。且即为说明任何差别,亦不容假设此完全缺乏实在之一点。盖即某某一限定空间或一限定时间之全部直观,为彻底实在者(即无一部分为虚空者),但以一切实在皆有其度,度则能经由无限阶段递减至无(空隙),而绝不变更现象之延扩量,故必有无限相异之度量以充实空间时间。故直观之延扩量虽同一不变,而其强弱量则固能在种种现象中或大或小也。

    吾人今举一例言之。一切自然哲学者类皆见及——半由重力之力率或重量,半由对于其他“运动之物质”抵抗之力率——具有同一容积之物体,以其种类之殊而量乃大异,故一致断言此种构成现象延扩量之容积,其在一切物体内必有种种程度相异之虚空。此等自然研究者(其大部分乃专心研究数学及力学之问题者),完全以其推理根据玄学的预想之上(此为彼等竭力申言所欲避免者),孰能梦想及之乎?彼等假定空间中之实在者(此处我之不以不可入性或重量名之者,以此等等皆为经验的概念故耳),触处相同,其相异者仅其延扩量,即仅数量不同耳。此种预想,以其不能为经验所支持,故为纯粹玄学的,我今以先验的证明反对之,此种先验的证明并不在说明充实空间之种种差异,惟在完全破坏以上预想——此种预想即以为此种差异应在虚空的空间之假定下始能说明之者——所设想之必然性。我之证明,至少有使悟性自由之效果,盖若发见有须要其他假设以说明自然现象之时,悟性自能自由以其他方法思维此种差异之理由。盖吾人因此乃能知相等之二空间,虽完全能以不同种类之物质充实之,因而两方皆无一点无物质存在,但一切实在,就其性质言,皆有其特殊度量(抵抗或重量之度),此种度量并不减弱其延扩量即数量,而能在其转入空隙及消灭以前,无限成为更小更小之度。故充实一空间之膨胀物(例如热及现象领域中之一切其他实在),能无限递减其度量,而不使此空间之最小一部分丝毫有成为虚空之处。其充实空间,完全以此等更小度量充实之者,正与其他现象以较大之度量充实之者相等。我绝无意主张此即物体所有特殊重量相异之实际情形,所欲主张者仅为自纯粹悟性原理证明,吾人知觉之性质容许如是说明,以及吾人不能假定“现象之一切实在者度量同一,所异者仅为其集合及延扩量”,以及吾人如以此种度量同延扩量相异之说明为能根据于悟性之先天的知识,则尤为误谬等等耳。

    但知觉之预测,在习于先验的思索之人及由此种教示而习于慎重周密之自然研究者闻之,必常觉其奇异。主张悟性预知此种综合的原理,对于现象中之一切实在者,皆归之于度,即主张感觉自身中有内的区别之可能性者(抽去感觉之经验的性质),将引致疑虑及难点。故悟性如何能先天的对于现象综合的有所主张,以及悟性如何能预测其自身纯为经验的而仅与感觉相关之事物,此诚足值吾人解决之一问题也。

    感觉之性质,例如色、味等等,常为经验的不能先天的表现之。但与普泛所谓感觉相应之实在者(所视为与“等于零之否定”相反对立者),仅表现为“其概念包括存在”之某某事物,且仅指普泛所谓经验的意识中之综合而已。经验的意识在内感中能自零升至任何更高之度,故直观之某一延扩量,例如发光之表面,其所引起感觉量之大小,正与同一大小许多不甚发光者所引起之感觉集合量相等(今以现象之延扩量大小相异与强弱量无关)。故吾人完全抽去延扩量,仍能在任何一刹那之纯然感觉中表现一种综合,此种综合乃自“零”齐一的进展至所与之经验的意识。故一切感觉本身虽仅后天的授与吾人,而其具有度量之性质,则能先天的知之。今应注意之点,普泛就量而言,吾人所能先天的知之者,仅为一单一性质,即连续性;在一切性质中(现象中之实在者),吾人所能先天的知之者,仅为其强弱量,即彼等皆有度量。至此外一切事物则皆委之经验矣。

    ①第一版之原文如下:

    知觉之预测

    预测一切知觉本身之原理如下:在一切现象中,感觉及“在对象中与感觉相应之实在者”(realitas phaenomenon)皆有一强弱量,即度量。

    ②此为第二版所增加者。

    三 经验之类推(analogie der erfahrung)

    类推之原理为:经验仅由“知觉之必然的联结之表象”而可能者。①

    证 明

    经验为经验的知识,即由知觉规定一对象之知识。故经验乃知觉之综合,并不包含在知觉中,其自身在一意识中包含知觉所有杂多之综合的统一。此种综合的统一,构成感官对象之任何知识之本质事物,即在经验中与纯然直观或感官之感觉有区别者。顾在经验中,知觉仅在偶然之顺序中集合,故在知觉自身中,并不——且不能——启示其有规定知觉联结之必然性。盖感知,仅集合经验的直观之杂多而已;吾人在其中不能发见“规定所联结之现象应具有在空间时间中联结的存在”之任何必然性表象。但因经验乃经由知觉之对象知识,故“杂多之存在”中所包含之关系,应在经验中表现为非适在时间中所构成之关系,乃客观的存在时间中之关系。然因时间自身不能为吾人所知觉,故对象在时间中存在之规定,仅能由对象在普泛所谓时间中所有之关系而成,因而仅由“先天的联结对象”之概念而成。因此等概念常带有必然性,故经验仅由知觉之必然的联结之表象而可能者也。②时间之三种形相为延续、继续及同时存在。故时间中所有现象之一切关系,亦当有三种规律,且此等规律自应先于一切经验而使经验可能者。一切现象之存在,由此等规律始能就一切时间之统一形相规定之。

    三种类推之普泛的原理,依据——就一切经验的意识,即就一切知觉在时间之一切刹那——统觉之必然的统一。以此种统一先天的为经验的意识之基础,故以上之原理依据一切现象——就其时间中之关系而言—一之综合的统一。盖本源的统觉与内感(一切表象之总和)相关,且先天的与内感之方式相关,即与“杂多之经验的意识之时间顺序”相关。一切此种杂多,就其时间关系而言,必须联结在本源的统觉中。此为统觉之先天的先验统一所要求者,凡属于我之知识(即属于我之统一的知识者)之一切事物即能为我之对象者,皆须与此要求相合。一切知觉在时间关系中所有此种综合统一(以其为先天的所规定者),乃一种法则,即“一切经验的时间规定,必须从属普遍的时间规定”。

    故吾人今所论究之经验之类推,必须为如是叙述之规律。

    此类原理具有此种特质,即并不关涉现象及其经验的直观之综合,乃仅与现象之存在及与其存在相关“现象相互间之关系”有涉。顾某某事物在现象中所由以被吾人感知之方法,固能先天的规定之,即其综合之规律能立时授与吾人,盖即谓能在一切呈显吾人目前之经验的事例中,展示此种先天的直观之要素。但现象之存在,则不能先天的知之;且即容吾人以任何此种方法设法推断某某事物存在,吾人亦不能确定的知之,盖即不能预测“其经验直观与其他直观所由以区别之形状”。

    以前二种原理乃所以使数学能应用于现象者,我名之为数学的原理,此等原理与现象之所以可能有关,且教示吾人现象(就现象之直观及其知觉中之实在者二者而言)如何能依据数学的综合之规律产生。此二种原理皆所以使吾人使用数量,以及能规定“现象为量”。例如我能先天的规定(即能构成)太阳光之感觉度量,由二十万倍月光之发光度量结合而成。故此类第一原理可名之为构成的原理(konstitutiv)。

    但在欲使现象之存在,从属先天的规律之原理,则大异于是。盖因存在不能为吾人所构成,故此类原理仅能应用于存在之关系,且仅能产生规整的原理(regulativ)。是以吾人不能期望其有公理或预测。但若一知觉在“与其他知觉相关之时间关系”中授与吾人时,则即此其他知觉并不确定,因而吾人不能断定此其他知觉为何及其量如何,但吾人仍能主张在此其他知觉之存在中,必然与此一知觉在此种时间形相中联结。在哲学中之类推,与在数学中所表现之类推,异常不同。在数学中类推乃表显两种量的关系相等之公式,而常为构成的;故在比例式中,若已得其三项,则第四项即可由之而得,盖即能构成之者也。但在哲学中,其类推非两种量的关系之相等,乃两种质的关系之相等;故自己知之三项,吾人所能先天的获得之知识,仅为其与第四项之关系,而非第四项自身。但此关系能产生“使吾人在经验中寻求第四项”之规律,及“由之而能探索第四项”之标识。故经验之类推,仅为依据之则经验统一能自知觉发生之一类规律。并不教示吾人纯然知觉或普泛所谓经验的直观之自身如何发生。故此经验之类推,非对象(即现象)之构成的原理,而仅为规整的原理。关涉纯然直观之综合(即现象之方式之综合),知觉之综合(即知觉之质料之综合)及经验之综合(即此类知觉之关系之综合)等等之“普泛所谓经验的思维之公准”,亦能适用此同一之主张。盖此类公准纳为规整的原理,至其与数学的(构成的)原理区别之点,则不在确实性——盖两方皆具有先天的确实性者——而在其证明之性质,即因直观的性质(以及直观的证明之性质),乃后者所特有者也。

    就今所论之点,凡关于综合的原理所言者,尤宜特别注重之,即此等类推之有意义及效力,仅以其为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之原理,而非以其为先验的使用之原理;而此等原理之能被证明者亦仅在其经验的使用;故现象非只应包摄在范畴下,乃应包摄在范畴之图型下。盖若此等原理所应与之相关之对象而为物自身,则对于对象欲先天的综合的有所知,殆完全不可能。但此等对象仅为现象;且关于对象之完全知识——先天的原理之唯一机能,最后必须在促进此类知识——纯为吾人关于对象之可能的经验。故此等原理除为现象综合中经验的知识之统一条件以外,不能有其他目的。但此种统一,仅能在纯粹悟性概念之图型中思维之。至范畴则表现其不为感性条件所限制之一种机能,且包含此种图型之统一(在此种图型仅为普泛所谓综合之图型之限度内)。由此等原理吾人始有正当理由仅依据——不过与概念之逻辑的普遍的统一相比附之——一种类推以联结表象。

    在原理自身中,吾人固使用范畴,但在应用范畴于现象时,吾人则以范畴之图型代范畴,以之为范畴运用之关键,或宁使图型与范畴并立,为范畴之制限条件,一若成为可称之为范畴之公式者。

    ①第一版:

    经验之类推

    类推之普泛的原理为:一切现象,就其存在而言,皆先天的从属“规定现象在一时间中彼此间相直关系”之规律。

    ②第二版所增加者。

    甲、第一类推

    实体永恒性之原理

    在现象之一切变易中,实体乃永恒者;其在自然中之量,绝无增减。①证  明②

    一切现象皆在时间中;惟在视为基体(substrate)之时间中(为内的直观之永恒方式),始能表现同时存在或继续。故“现象之一切变化皆应在其中思维”之时间,留存不变。盖时间乃“继续或同时存在”唯在其中或以之为其规定始能表现于吾人。顾时间自身为吾人所不能知觉者。因之,在知觉之对象中,即在现象中,必须有表现普泛所谓时间之基体;一切变易或同时存在,在其被感知时,必须在此种基体中,及由现象与此基体之关系而知觉之。但一切实在者之基体,即“一切属于事物存在者”之基体,为实体;而一切属于存在之事物,仅能思维为实体之一种规定。故永恒者——现象之一切时间关系惟与此永恒者相关始能规定之——乃现象领域中之实体,即现象中之实在者,且为一切变易之基体,永为同一而不变者。以实体在其存在中为不变者,故其在自然中之量,绝不能有所增减。

    吾人对于现象所有杂多之感知常为继续的,故常为变易的。故若仅由感知,则吾人绝不能规定此种杂多(视为经验之对象者)是否同时存在,抑或继续的。盖欲规定同时或继续,吾人须有存在一切时间之基本的根据,即须有常住而永恒者之某某事物,一切变易及同时存在,则仅为此永恒者存在之种种方法(时间之形相)而已。同时及继续,乃时间中之唯一关系,故时间关系仅在此永恒者中始成为可能。易言之,永恒者乃“时间自身之经验的表象”之基体;时间之任何规定,惟在此基体中始成为可能。永恒性为现象之一切存在、一切变易、及一切并存之“常住不变之所依者”,表现普泛所谓之时间。

    盖变易并不影响时间自身,仅影响时间中之现象。(同时存在并非时间自身之形相;盖时间无一部分为同时存在考;一切时间皆互相继起者)。吾人若以继续归之于时间自身,则吾人必须思维尚有使继起在其中成为可能之别一时间。在时间系列种种不同部分中之存在,仅由永恒者始获得,可名为延续之一种量。盖在仅仅继续中,存在常生灭无已,绝不具有丝毫之量。故无此永恒者则无时间关系。顾时间为不能知觉其自身者;故现象中之永恒者乃时间所有一切规定之基体,因而又为“使知觉即经验之一切综合的统一所以可能”之条件。于是时间中之一切存在及一切变易,应纯然视为持久永存事物之存在形相。在一切现象中,永恒者乃对象自身,即视为现象之实体;反之,变易或能变易之一切事物,则仅属于实体或种种实体之存在途径,即属于此等实体之规定。

    以我所见,一切时代中,不仅哲学家即常识亦皆承认此永恒性为现象所有一切变易之基体,且常以此为不容疑者。关于此点,哲学家与常识间之不同,仅在哲学家申说更为明确,谓通贯世界之一切变易中,实体永存,所变者仅其属性耳。但我实未见有企图证明此明显之综合命题者。且实罕有以此命题列在此等纯粹的完全先天的自然法则之首列者(此为此命题所应属之位置)。实体乃永恒者之命题,诚为意义重复之命题。盖此永恒性为吾人应用实体范畴于现象之唯一根据;吾人首应证明现象中有某某永恒者之事物,以及转变仅为此永恒者存在之规定。但此种证明因其与先天的综合命题有关,故不能独断的发展,即不能自概念发展。然以绝未有人见及“此类命题唯与可能的经验相关,始有效力,因而仅由经验所以可能之演绎始能证明之者”,故以上之原理虽常假设为经验之基础(盖在经验的知识中始感有此基础之必要),而其自身乃绝未证明,诚不足以为怪矣。

    一哲学家在人询以烟重若干时,答以:“自所焚材木之重量中减去所留存残灰之重量,即得烟之重量”。如是彼实以“物质(实体)在火中亦不灭,仅其形式受有变化”为不可否定之前提。至不能自无生有之命题,亦仅永恒性原理之别一结论,或宁谓为现象中“固有主体”之持久存在之原理之别一结论。盖若现象领域中吾人之所名为实体者,应为一切时间规定所固有之基体,则一切存在不问其在过去或未来,自必唯由实体及在实体中始能规定之。故吾人之能以实体名词名一现象者,正因吾人以其存在通贯一切时间为前提故耳,且因永恒性之名,尚不能适切显示其义,盖此名词乃专用之未来时间者。

    但因永久之内的必然性与常存在之必然性,乃固结而不可分者,故用永恒性原理之名,亦自无妨。

    gigni denihilo nihil,in nihilum nil posse reverti(无决不能生有,有决不能成无)之二命题,在古人常联结不分,顾今日则有误为分离之者矣,盖由于其误信此二命题为应用于物自身者,且以第一命题为有背于世界——即令就其实体而言——依存于最高原因之说。但此种疑惧,实为无须有者。盖吾人今所论究者,仅为经验领域中之现象;且若吾人容认新事物——即新实体——可以发生,则经验之统一,将绝不可能矣。

    此盖因吾人将失去唯一能表现时间统一之事物,即将失去基体之同一性耳,一切变易唯在此基体之同一性中始具有一贯之统一。但此永恒性纯为吾人由之表现现象领域中事物存在之形相。

    一实体所有之种种规定——此不过实体存在之种种特殊形相——名为属性。属性常为实在的,盖因其与实体之存在有关(否定仅为断言实体中某某事物不存在之规定)。吾人若以特殊种类之存在,归之于此实体中之实者在(例如为物体属性之运动)则此存在名为偶有性,以与名为实体性之实体存在相区别。但此足引起种种误解;不如以属性纯视为实体存在在其中积极被规定之形相较为精密而正确。但由于吾人悟性之逻辑的使用之条件,自将“实体存在中之能变易者”分离,同时实体仍常住不变,以及自变易者与“真实永恒及为根本者”之关系,以观察此可变之分子,实为不可避免之事,故此实体范畴应列入于关系之范畴中,但与其视为实体自身中包含关系,则毋宁视实体为关系之条件。

    正确理解变化之概念,亦惟根据于此永恒性。生灭并非生灭者之变化。变化乃继同一对象之某种存在形相而起之存在形相。一切变化者皆常住,仅其状态变易而已。惟以此变易仅与能生灭之种种规定相关,故吾人亦可谓(用此有类反说之语)仅永恒者(实体)受有变化、转变者(das wanderbare)不受变化(veranderung)而仅有变易(wechsel),盖因某某规定灭而有其他规定生耳。

    故变化仅能在实体中知觉之。“非纯为永恒者之规定而为绝对的”之生灭,决不能成为可能的知觉。盖此永恒者乃唯一所以使“自一状态转移至别一状态及自无转移至有之表象”可能者。至此等转移,经验上仅能知其为永恒者所有种种变易的规定耳。吾人今如假定某某事物绝对的开始存在,则吾人必须有一此事物尚未在其中发生之时间点。

    但此时间点若非与先已存在之事物连属,则将与何物连属?盖在先之虚空时间乃不能成为知觉之对象者。然若吾人以此新发生之事物与“先已存在而存留至新发生一刹那”之事物相联结,则此新发生之事物必纯为先于此者之事物中所有永恒者之规定。关于消灭亦复如是;盖消灭以“某一现象已不存在之时间”之经验的表象为前提者。

    实体在现象领域中,乃时间所有一切规定之基体。盖在此等实体中,有某某实体能生,某某实体能灭,则时间之经验的统一之唯一条件消失矣。于是现象将与二种不同之时间相关,存在将在二种平行流中流转——此乃极误谬者。盖仅有一时间,一切不同之时间皆必须位置在其中,其位置情形则非同时存在,乃互相继续者。

    是以永恒性乃现象唯在其下始能在可能的经验中能被规定为事物或对象之必然的条件。至关于此必然的永恒性之经验的标准——即现象之实体性之标准——则俟以后遇有机缘再加以所视为必须论及之种种注释。

    ①第一版

    一切现象包有视为对象自身之永恒者(实体),及视为对象之纯然规定——即视为对象在其中存在之形相——之转变者。

    ②第一版

    第一类推之证明

    一切现象皆在时间中。时间能规定现象存在两种方法中,或为互相继续或为同时存在。就前者而言,时间被视为时间系列;就后者而言,时间被视为时间容量。

    乙、第二类推

    依据因果律,时间中继续之原理

    一切变化皆依据因果联结之法则发生。①

    证 明

    (前一原理已证明时间中继续之一切现象,皆仅变化,即常住之实体所有种种规定之继续的存在及不存在;故实体继其不存在而起之存在,或继其存在而起之不存在,皆为不能容许者——易言之,实体自身并无生灭。顾尚别有表现此原理之方法,即现象之一切变易(继续)皆仅变化。而实体之生灭,则非实体之变化,盖因变化之概念,以具有两种相反规定而存在——因而视为常住的——之同一主体为前提者。吾人即预行提示此点,即以此种见解进入于此第二类推之证明。)

    我知觉现象相互继起,易言之,知觉某一时间之事物状态,其相反状态在前一时间中。如是我实联结二种知觉在时间中。顾联结非纯然感官及直观之功用,乃想象力之综合能力之所产,此想象力乃就时间关系以规定内感者。但想象力能以二种方法联结此二种状态,即在时间中或甲在乙先,或乙在甲先。盖时间自身乃不能知觉之者,故孰在先孰在后,不能由其与时间相关经验的规定之于对象中。我仅意识我之想象力设置一状态在先,别一状态在后,并非对象中一状态先于别一状态也。易言之,互相继起之“现象之客观的关系”,不能由纯然知觉决定之。欲使此种关系使人知为确定不易,则两状态间之关系,何者必在先,何者必在后,不能置之于相反关系中云云,必须思维为由此必然确定其如是者。但伴随有“综合的统一之必然性”之概念,仅能为存于悟性中之纯粹概念,而非在知觉中者;在此事例中,此概念乃因果关系之概念,前者决定后者在时间中为其结果——非仅在想象力中所能见及(或绝不能知觉之者)之继续。是以经验自身——易言之现象之经验的知识——仅在吾人使现象之继续以及一切变化从属因果律之限度内而可能者;因而视为经验对象之现象,其自身亦仅依据法则而可能者。②

    “现象杂多”之感知,常为继续的。部分之表象,相互继起。在对象中其部分是否亦相互继起,此须更为深思之点,非以上所述能决定之者也。一切事物,乃至一切表象,凡吾人意识及之者,皆可名为对象。但当此等现象不在其为(所视为表象者)对象之限度内视之,而仅在其表现对象之限度内视之,则此对象之名词,就现象而论,应指何而言,此为更须深究之问题。现象在纯以其为表象之故而成为意识对象之限度内,则绝不与其感知——即在想象力之综合中所受容者——有所区别;故吾人必须承认现象之杂多,乃常继续在心中所产生者。顾若现象为物自身,则因吾人所处理者仅为吾人所有之表象,故吾人绝不能自表象之继续,以决定现象之杂多如何能在对象中联结。至物之自身为何——与“事物由以激动吾人”之表象无关——完全在吾人之知识范围以外。然现象虽非物自身,但为唯一能授与吾人使知之者,感知中所有现象之表象,虽常为继续的,但我应说明现象自身中之杂多,属于时间中之何种联结。例如在我目前之房屋现象,其中所有杂多之感知,乃继续的。于是即有疑问,此房屋之杂多,其自身是否亦继续的。顾此则无人能容认之者也。在我阐明我之对象概念之先验的意义时,我立即认知房屋并非物自身而仅为一现象,即仅为一表象,至其先验的对象,则为不可知者。然则“杂多如何能在现象自身(顾此又非物自身)中联结”之问题,其意义果安在?存在继续的感知中之事物,在此处被视为表象,同时所授与我之现象虽不过此等表象之总和,则视为此等表象所有之对象,而我自感知之表象中所得之概念,则与此对象相一致。因真理存在“知识与对象之一致”中,故立即见及吾人今所能研究者,仅关于经验的真理之方式的条件,而现象在其与感知之表象相反对立能表现为“与表象不同之对象”者,则仅在现象从属——所以使现象与一切其他感知不同,且使杂多之某种特殊联结形相成为必然的之——一种规律耳。故对象,乃现象中包含”此种感知之必然的规律之条件”者。

    今请进论吾人之问题。某某事物发生——即以前并未存在之某某事物或某某状态之发生——除有一其自身中并未包含此种状态之现象在其前,不能知觉之。盖继一虚空时间而起之“事件”——即“并无事物之状态在其前”之发生——其不能为吾人所感知,与虚空时间自身之不能为吾人所感知正相同。故一“事件”之一切感知,乃继别一知觉而起之一种知觉。但因此种继续亦在感知之一切综合中发生,一如我上举房屋现象所说明者,故一“事件”之感知,并不能因此而与其他之感知相区别。顾在一包含“发生”之现象中(知觉之前一状态吾人可名之为甲,后一状态名之为乙),乙仅能感知为继甲而起者;而甲知觉则不能继乙而起,仅能在其前,此亦我所注意及之者。例如我见一下驶之舟。我关于舟在下流位置之知觉,乃继其上流位置之知觉而起,在此种现象之感知中,先知觉舟在下流位置而后及其在上流位置,实事之不可能者。感知中所有知觉在其中互相继起之顺序,在此种事例中乃确定者,感知即为此种顺序所束缚。顾在以上房屋之事例中,则我之知觉既能自屋顶之感知始,而终于地基,亦能自下部始而终于上部;且我感知“经验的直观之杂多”,自右而左,或自左而右,皆无不可。盖在此等知觉之系列中,为欲经验的联结杂多,并无一定顺序指示我所必须开始之点。但在一“事件”之知觉中,则常有“使知觉(在此种现象之感知中)在其中互相继起之顺序成为必然的顺序”之规律。

    故在此种事例中,感知之主观的继续,必自现象之客观的继续而来。否则感知之顺序,全不确定,一现象不能与其他现象相区别矣。盖因主观的继续,全然任意向为之,故由其自身对于杂多在对象中所由以联结之方法,绝无所证明。因之客观的继续,由现象杂多之此种顺序所成,即依此顺序所发生事物之感知,乃依据规律继先一事物之感知而起者。惟有如是,我始有正当理由不仅对于我之感知,乃对于现象自身主张其中应见有继续之事。此仅等于谓除在此种继续中以外,我不能排列我之感知耳。

    依据此种规律,在事件前之先一事物中,必存有“此事件必然继之而起所依据之规律”之条件。我不能反此顺序,自“事件”后退,由感知以规定在其先之事物。盖现象虽确与以前之某某时间点相关,但绝不能自后继之时间点,退行至以前之时间点。反之,自所与之时间点前进至继起之一定时间点,乃必然的进行之道。故因确有继起之某某事物(即所感知为继起者),我必以此继起事物必然与在其前之其他某某相关且为“依据规律继之而起”即有必然性者。是以为条件所规制之“事件”对于某某条件与以可信赖之证明,此种条件即所以规定此事件者。

    吾人今姑假定一“事件”之前,并无此“事件”所必须依据规律继之而起之先在事物。是则知觉之一切继续,将仅在感知中,即仅为主观的,绝不能使吾人客观的决定某某知觉实在先,某某知觉为继起矣。于是吾人仅有与对象无关之表象游戏;易言之,即不能由吾人之知觉就时间关系使一现象与其他现象相区别。盖吾人感知中之继续,常为同一的,因而在现象中殆无规定现象使其后继之事成为客观的必然之事矣。于是我不能谓现象领域中有二种状态相互继起,仅能谓一种感知继其他感知而起耳。此则纯为主观的事物,并不规定任何对象;故不能视为任何对象之知识,甚至不能视为现象领域中之对象之知识。

    是以吾人若经验某某事物发生在如是经验时,常以在其先之某某事为前提,发生之事物,乃依据规律继以先之事物而起者。否则我将不能对于对象,谓其为继起矣。盖纯然在吾感知中之继续,如无规律以规定此继续与“在其先之某某事物”相关,则我实无正当理由主张对象中有任何继续。我使感知中所有我之主观的综合成为客观的,仅由其与规律相关耳,依据此规律,则现象在其继起中——即视为此等现象发生——乃为前一状态所规定者。一“事件”之经验(即所视为发生之任何事物之经验),其自身仅在此假定上始成为可能。

    此似与迄今关于悟性进程所教示者相反。迄今所共同接受之见解乃仅由屡以齐一方法继光一现象而起之“事件”之知觉及比较,吾人始能发见一种某某事件常继某某现象而起所依据之规律,以及此为吾人由之最初引达构成原因概念之途径。顾此概念若如是构成则纯为经验的,其所提供之规律“凡发生之事物皆有一原因”云云,将一如其所依据之经验,同为偶然者矣。盖因此规律之普遍性及必然性,非根据于先天的而仅根据于归纳,故纯为空想的而非有真实之普遍的效力。此种情形与其他纯粹先天的表象之情形相同——例如空间时间。盖吾人能自经验中抽引此等表象之明晰概念,仅因吾人将此等表象置之经验中,又因经验其自身乃仅由此等表象而成者。规定“事件系列”之规律,其表象之逻辑的明晰,固惟在吾人使用之于经验中以后而始可能。但此种规律(为时间中所有现象之综合的统一之条件者)之认知,实为经验自身之根据,故先天的先于经验。

    吾人在所考虑之事例中,应指示除其时有一基本的规律迫使吾人在一切知觉顺序中务遵从知觉之此种顺序而不遵从其他顺序以外,即令在经验中,吾人亦绝不能以继续(即以前并末存在之某某事件之发生)归之于对象,而使此种继续与在吾人感知中之主观的继起相区别;且不仅如是,此种强迫实为最初使对象中继续之表象可能者。

    吾人具有在吾人内部中之表象,且能意识之。但不论此意识所及范围如何之广,且不问其如何精密及敏锐,其为纯然之表象则如故,盖此为在某一时间关系中,吾人“心”之种种内的规定耳。顾吾人何以能对于此等表象设定一对象,即在其所视为“心之状态”之主观的实在性以外,何以能以某某神秘一类之客观的实在性归之。客观的意义,不能由其与(吾人所欲名之为对象者事物之)别一表象之关系而成,盖在此种事例中仍有问题发生,即此别一表象如何能超越自身,于其主观的意义——此乃视为心的状态之规定属于此表象之意义——以外,获得客观的意义。吾人如研讨“与对象相关所赋予吾人表象之新性质为何,表象由此所获得之尊严为何”,则吾人发见其结果仅在使表象从属规律以及使吾人必然以某一种特殊方法联结此等表象;反言之,仅在吾人所有表象必然在此等表象所有时间关系之某种顺序中之限度内,此等表象始获得客观的意义。

    在现象之综合中,表象之杂多常为继续的。顾并无对象能由此表现,盖此种继续为一切感知所通有,由此种继续,任何事象不能与其他事象有所区别。但我知觉(或假定)在此种继续中尚有“对于以前状态之一种关系”,此表象乃依据规律继前状态而起者,则我立即表现某某事物为一“事件”,即表现之为发生之事物;盖即谓我感知一“我必以时间中某一确定位置归之”之对象——此一种位置,自先在之状态言之,乃固定而不可移者。故当我知觉某某事物发生时,此种表象首应包含有某某事物在其先之意识,盖仅由与“在其先者”相关,现象始能获得其时间关系,即获得存在于“其自身并未在其中之前一时间”后之时间关系。但现象之能在时间关系中获得此种确定的位置,仅在其预行假定有某某事在以先状态中为此现象所必然继之而起即依据规律继之而起之限度内始然。由此得两种结果。第一、我不能反乎系列,将所发生者列于其所继起之者之前。

    第二、先在之状态如一旦设定,则此确定之事件必然继之而起。于是其情形如是:在吾人之表象中有一种顺序,在此顺序中现在之状态(在其为所发生者之限度内)使吾人与某某先在之状态相关,一若此所与事件之相依者;此相依者固未确定为何,但与“视为其结果之事件”则有确定之关系,使此事件以必然的关系在时间系列中与其自身相联结。

    故若“先在时间必然的规定后继时间”(盖因我不能不由先在时间进入后继时间)为吾人感性之必然的法则,因而为一切知觉之方式条件,则“过去时间之现象规定后继时间中之一切存在”以及此等后继时间中之存在,所视为事件者,仅在过去时间之现象规定其在时间中之存在,即依据规律规定之限度内始能发生云云,自亦为时间系列之经验的表象所不可欠缺之法则。盖仅在现象中吾人始能经验的感知“时间联结中所有此种连续性”。

    一切经验及其所以可能,皆须有悟性。悟性之主要贡献,并不在使对象之表象明晰,而在使对象之表象可能。悟性之使对象可能,则由于其输入时间顺序于现象及其存在中。

    盖悟性对于所视为结果之每一现象,由其与先在现象之关系,各与以先天的在时间中所规定之位置。否则,现象将不能与时间自身一致,盖时间乃先天的规定其所有一切部分之位置者。今因绝对的时间不能为知觉之对象,故此种位置之规定,不能由现象与时间之关系而来。反之,现象必须互相规定彼等在时间中之位置,而使彼等之时间顺序成为必然的顺序。易言之,所继起者——即发生之事物——必须依据普遍的规律继所包含在前一状态中者之事物而起。于是有现象之系列发生,此种系列以悟性之助,在可能的知觉之系列中,产生与先天的在时间中所见及者同一之顺序及连续的联结,且使之成为必然的——时间为一切知觉必然在其中占有位置之内的直观之方式。

    故所谓某某事物发生,乃属于一可能的经验之一知觉。当吾人视现象为已规定其在时间中之位置,因而视为一对象常能依据规律,在知觉之联结中发见之时,则此经验即成为现实的。此种规律吾人由之依据时间继续以规定某某事物者,乃“一事件在其下绝对必然继起者之条件,应在先在状态中发见之”云云。故充足理由之原理,乃可能的经验之根据,即就现象在时间继续中所有之关系而言,乃现象之客观的知识之根据。

    此种原理之证明,依据以下之点。一切经验的知识,皆包含由于想象力之“杂多之综合”。此种综合,常为继续的,即其中之表象常互相继起。在想象力中,此种继起关于孰必须在先,孰必须在后,其顺序绝不确定,且继起的表象之系列,或前进或后溯,皆能行之无别者。但若此综合而为“所与现象之杂多”之感知之综合,则其顺序乃在对象中规定者,或更适切言之,此顺序乃“规定一对象者所有继续的综合之顺序”。依据此种顺序,则某某事物自必在先,且当先在事物设定时,别一某某事物自必继之而起。

    我之知觉,如包含一事件之知识,即包含所视为实际发生之某某事物之知识,则此知觉必为经验的判断,在此判断中吾人思维其继起为已确定者;即以时间中别一现象为前提,此知觉乃依据规律必然继之而起。设不如是,设我设定先在事物,而事件并非必然继之而起,则我应视此继续纯为幻想之主观的游戏,设我对于我自身仍表现之为客观的事物,则我应名之为梦。故现象(所视为可能的知觉者)之关系——依据之后继事件,即所发生之事物,就其存在而言,乃必然为先在事物依据规律规定其在时间中之存在者——易言之,即因与果之关系,就知觉之系列而言,乃吾人所有经验的判断之客观的效力之条件,亦即此等知觉所有经验的真理之条件,盖即谓此乃经验之条件耳。故在现象继起中所有因果关系之原理,对于经验之一切对象(在此等对象在继续之条件下之限度内)亦适用有效,盖因此原理自身,即为此种经验所以可能之根据耳。

    在此点,有一吾人必须立即处理之困难发生。盖现象中因果联结之原理,在吾人之公式中,本限于现象之系列的继续,但当因与果同时存在时,则亦应用之于同时存在。

    例如室内甚暖,同时户外则甚寒。我寻究其原因,乃见一暖炉。顾此为其原因之暖炉与其结果之室内温暖,同时存在。此处因与果之间,实无时间上之系列的继续。因果同时,但其法则仍能适用有效。有效果之自然原因,其大部分与其结果同时并在,至结果之所以在时间中继起者,仅由于其原因不能在刹那间完成其全部结果耳。但在结果最初发生之一刹那间,常与其原因之原因作用同时并在。设原因在一刹那前终止,则其结果决不能发生。吾人今所必不可忽视者,吾人应顾及之点乃时间之顺序,非时间之经过;盖即无时间经过,其因果关系依然存在。原因之原因作用与其直接结果间之时间,殆间不容发,为一消灭量,且因果可如是同时并在;但一方与他方之关系,则依然常在时间中规定者。我若以压迫垫褥成为凹形之铅球为原因,则原因与结果同时并在。但我仍能由因果之力学的联结之时间关系,以区别此因果二者。盖我若置球于垫褥上,凹形自能继以前之平坦形状而起,但若(以任何理由)垫褥上先有凹形,则铅球固不能继之而起者也。

    故时间中之继起,乃结果在其与先在原因所有原因作用之关系中之唯一经验的标准。

    盛水之杯乃使水上升至水平线以上之原因,此二种现象固同时并在者。盖我自较大器皿注水杯中,立见有继起之某某事象,即水自以前所有之水平位置,变形而成杯中所占之凹形。

    因果作用引达运动之概念,运动概念又复引达力之概念,力之概念又复引达实体之概念。顾以我之批判的计划,唯在论究先天的综合知识之源流,务不掺入——目的仅在概念之明晰而不在扩大之——分析以紊乱此计划,故我将概念之细密说明留于将来之纯粹理性体系。且此种分析,在现存之教本中,固已发展极为详密。概念之说明固可期之将来,但我必不将实体之经验的标准亦置之不问——在实体似不由现象之永恒性表现其自身,惟由运动乃更较为适切较易表现之限度内。

    凡有运动之处——因而有活动及力——即亦有实体,而现象之富有效果的源流之所在,则唯在实体中求之。此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若吾人寻究实体应作何解,且在说明时务须避免循环论之误谬,则发见其答案诚非易事。吾人如何直接自运动以推断运动作者之永恒性?盖永恒性乃实体(所视为现象者)之本质的完全将有的特征。在依据“其以纯粹分析的方法论究概念”之通常进程,此问题固为完全不能解决者,但自吾人所形成之立足点而言,则未见其有如是之困难。运动即指示“原因作用之主体”与其结果之关系。今因一切结果皆由所发生之事物所成,因而在转变中(转变乃指示其有继续性质之时间)其所有终极的主体所视为一切变易之基体者,乃永恒者即实体。盖依据因果作用之原理,运动常为“现象所有一切变易”之第一根据,故不能在其自身有变易之主体中见之,盖在此种事例中欲规定此变易,则又须另一运动及别一主体。以此理由,证明主体之实体性运动乃充分之经验的标准,毋须吾人首先由比较知觉以探求主体之永恒性。况以此种比较方法,吾人不能到达对于量所需要之完全性及概念之严格普遍性。

    故“一切生灭原因之第一主体,在现象领域中其自身不能有生灭”云云,乃引达经验的必然性及存在中永恒性之概念,因而引达实体(视为现象者)之概念等等之一种保障的论断。

    当某某事物发生时,姑不问关于此所发生者为何之一切问题,即此发生一事,其自身已成为一研究问题。自一状态之未存在转移至此状态,即令假定此状态当其在现象领域中显现并不展示任何性质,其自身亦实须研究。如以上第一类推中所已说明者,此发生并不关于实体(盖实体并不发生),惟关于其状态耳。故发生仅为变化,而非自无生有。

    盖若自无生有视为一异类原因之结果,则当名为创造,而不能容认为现象中之一事件,盖耶此自无生有之可能性,已足破坏经验之统一。顾当我视一切事物非现象而为物自身,且为纯然悟性之对象时,则此等事物虽为实体,但就其存在而言,固能视为依存于一异类原因者。但吾人所用之名词,斯时则将因之而附有完全相异之意义,不能应用于“视为经验之可能的对象”之现象矣。

    任何事物何以能变化,一所与时点中之一状态,其相反状态能在次一时点中继之而起云云,如何必属可能之事——关于此点,吾人先天的并无丝毫概念。对于此点吾人需要现实的力之知识,此仅能经验的授与吾人,例如动力之知识,或与此相等者某某继续的现象(即视为指示此等力之存在之运动)之知识。但置变化之内容为何——即所变之状态为何——之一切问题不问,一切变化之方式,即变化——视为别一状态之发生——惟在其下始能发生之条件,以及此等状态自身之继续(发生),固仍能依据因果律及时间条件先天的考虑之也。

    一实体如自一甲状态转移至一乙状态,则第二状态之时点与第一状态之时点有别,且继之而起。是以所视为现象领域中之实在者之第二状态与“此实在并未存在其中之第一状态”之相异,范如乙与零之相异。盖即谓乙状态与甲状态之相异,即令仅在其量,其变化当为乙-甲之发生,此为并未存在以前状态中者,就此新发生者而言,则前状态等于零。

    于是一事物如何能自等于甲之一状态转移至等于乙之一状态之问题发生。在两刹那间常有一时间,在两刹那中之任何两状态间,常有具有量之差异。盖现象之一切部分,其自身常为量。故一切自一状态转移至别一状态之转变皆在“包含于两刹那间之时间中”显现其中第一刹那规定事物自此而生之状态,第二刹那则规定事物所转变之状态。于是此两刹那乃一变易所有之时间限界,亦即两状态间之中间状态之限界,故此两刹那之本身各形成全体变化之一部分。顾一切变化皆有一原因,此原因乃在变化所发生之全部时间中展示其因果作用。故此原因并非突然(立即或在一刹那间)产生变化,乃在一时间中产生者;因之实在(乙-甲)之量,与时间自发端之刹那甲增进至其完成之刹那乙相同,经由“包含于最初及最后者之间一切更小度量”而产生者。是以一切变化仅由因果作用之连续的运动而可能者,此种运动在其齐一速度之限度内名为力率。但变化非由力率所成,乃力率所产生而为其结果者也。

    此为一切变化之连续性法则。此法则之根据为:时间或时间中之现象,皆非由其所谓最小可能者之部分所成,但一事物之状态,在其变化中,则经由“为其要素之一切此等部分”而达其第二状态者。在现象领域中,并无其为最小者之实在者之差别,此正与在时间量中并无其为最小者之时间相同;因之实在之新状态,自此种实在并未在其中之第一状态进展经由所有一切无限度量,至此等中间度量相互间之差异常较零与甲间之差异为小。

    此种原理在研究自然上有何效用,非吾人所欲研讨之问题,所迫使吾人必须研讨者乃此种颇似扩大吾人所有自然知识之原理如何能完全先天的可能耳。虽由直接检点即能明示此原理之真实以及在经验上之实际有效,因而此原理如何可能之问题,将见其为多余之事,但此种研讨,仍绝不可废。盖因有许多主张由纯粹理性以扩大吾人知识之无根据主张,故吾人必须以以下之点为一普遍的原则,即此种主张其自身即常为不可信赖之理由,且在无严密的演绎提供证据时,则不问其独断的证明外观如何明晰,吾人固不能信任及假定其主张之正当。

    经验的知识之一切增进,知觉之一切进展——不问其对象为何或现象或纯粹直观——皆不过内感规定之扩大,即时间中之进展。此时间中之进展,规定一切事物,其自身不再为任何事物所规定。盖即谓此进展之各部分,仅在时间中,且仅由时间之综合而授与吾人者;非在综合之前授与者也。以此理由,知觉中转移至在时间中继起事物之一切转变,乃经由产生此知觉所有之时间规定,又因时间及其所有各部分常为量,此种转变亦即产生所视为量之知觉,经由其中无一最小者之一切度量自零以上达其所有一定度量。

    此乃启示先天的认知变化法则(就其方式而言)之所以可能者。吾人仅预测吾人自身所有之感知,其方式的条件,因其先于一切所与之现象在吾人内部中,故必能先天的知之。

    故正与时间包含“自存在者进展至继起者连续的进展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感性条件情形相同,悟性由于统觉之统一,乃经由因果系列规定现象在此时间中之一切位置”之连续的规定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条件,此因果系列中之因,必然的引达果之存在,因而使时间关系之经验的知识,普遍的对于一切时间适用有效,因而客观的有效。

    ①第一版

    产生之原理

    所发生之一切事物——即开始存在之一切事物——皆以其所依据规律继之而起之(先在的)某某事物为前提。

    ②第二版所增加者。

    丙、第三类推

    依据交相作用或共同相处之法则之共在原理

    一切实体,在其能被知觉为在空间中共在者,皆在一贯的交相作用中。①

    证明

    在经验的直观中,当事物之知觉能彼此交相继起时——按第二原理之证明中所说明者,此为现象之继续中所不能见及者——此等事物乃同时共在者。例如我之知觉,固能首向月,次及于地,亦能反之,首向地,次及于月;因此等对象之知觉能彼此交相继起,故我谓彼等乃同时共在者。顾同时共在,乃杂多在同一时间中之存在。但时间自身不能为吾人所知觉,故吾人不能纯由设定在同一时间中之事物以推断此等事物之知觉能彼此交相继起。感知中想象力之综合,仅启示一知觉在主观时,其他知觉即不在其中(反之亦然),而非启示对象之同时共在,即非启示在同一时间中如一方存在他方亦存在以及仅因对象之如是共在,知觉乃能彼此交相继起云云。故在事物彼此外部共在之事例中,吾人如欲断言知觉之交相继起乃根据于对象,因而表现其共在为客观的,则必须有一关于事物规定之交相继起之纯粹概念。但“一方所有种种规定,其根据乃在他方中者”之实体关系,乃势力影响之关系;各实体交相包含他方实体中所有种种规定之根据者,此种关系方为共同相处或交相作用之关系。故空间中实体之同时共在,除根据此等实体交相作用之假定以外,不能在经验中认知之。此即“所视为经验对象之事物自身”所以可能之条件②。

    事物在其存在同一时间中之限度内为同时共在。但吾人何以知其在同一时间中?在感知杂多之综合中所有顺序,不关重要时,即自甲经乙、丙、丁以达戊固可,而自戊以达甲亦可之时,吾人即知其在同一时间中。盖事物若在时间中互相继续时即在始于甲而终于戊之顺序中之时,则吾人欲知觉中之感知,始自戊而还溯于甲,实为不可能者,盖甲属于过去之时间已不能为感知之对象矣。

    今姑假定杂多之实体(所视为现象者)中各实体皆完全孤立,即无一实体能在任何其他实体上活动亦不返受其交相作用之影响,则彼等之同时共在,殆不能成为可能的知觉之一对象,而一实体之存在,亦不能由经验的综合之任何步骤,引达其他实体之存在。

    盖若吾人以为此等实体为一完全虚空的空间所隔离,则在时间中自一实体进向别一实体之知觉,由于继续的知觉,固能规定后一实体之存在,但不能辨别其是否客观的继前一实体而起,抑或此乃与前一实体同时共在者。

    故除甲与乙纯然之存在以外,必须有甲对于乙及乙又对于甲所由以规定其在时间中位置之某某事物,盖惟在此种条件下,此等实体始能经验的表现为同时共在。顾此唯一能规定任何其他事物在时间中之位置者,即为此事物——或其所有种种规定——之原因。

    故各实体(盖因实体仅就其所有规定而言,始能成为结果)必须在其自身中包含其他实体中所有规定之原因作用,同时又须包含其他实体所有原因作用之结果;即实体之同时共在,若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为吾人所知时,则此等实体直接或间接必在力学的共同相处之关系中。顾在与经验之对象有关时,则凡此等对象之经验无之而其自身即不可能之事物,实为所必须者。故现象领域中之一切实体,在其同时共在之限度中,应在彼此交相作用之彻底的共同相处之关系中云云,实为所必须者。

    共同相处之一字,在德语中意义颇晦昧。解之为相互关系(communio)固可,解之为交相作用(commercium)亦可。吾人今则以后一意义用之,指力学的共同相处而言,盖无此力学的共同相处,则即位置的共同相处(communio spatii),亦绝不能经验的为吾人所知。吾人可自吾人之经验容易认知:仅有在空间一切部分中之连续的影响,始能引吾人之感官自一对象以达其他对象。在吾人之目与天体间照耀之光,产生吾人与天体间之间接的共同相处,因之使否人知此等天体同时共在。除在空间一切部分中之物质使“吾人所有位置之知觉”可能以外,吾人决不能经验的变更吾人之位置,及知觉此变更。盖仅由此等物质之交相影响,物质之各部分始能证明其为同时存在,因之即最远之对象亦能证明(虽仅间接的)其为同时共在。无此共同相处之关系,则空间中一现象之每一知觉,将与一切其他知觉隔断,而经验的表象之连锁——即经验——每逢新对象,即将完全重行开始,与先前之表象无丝毫联结,且无任何之时间关系矣。但我并不以此论据否定虚空空间,盖虚空空间当能存在于知觉所不能到达因而无“同时共在之经验的知识”之处。

    但此种空间,在吾人实不能成为任何可能的经验之对象者也。

    关于我之论据,以下之点颇有补于更进一步之说明。在吾人心中,一切现象因其包含在一可能的经验中,故必须在统觉所有之共同相处关系中(communio),且在对象表现为共同存在互相联结中之限度内,对象必须交相规定其在“一时间”中所有之位置,因而构成一全体。此主观的共同相处关系如为依据一客观的根据,即适用之于所视为实体之现象,则一实体之知觉必为使其他实体之知觉可能之根据,反之亦然——盖因常在知觉(所视为感知者)中所见之继续,不能归之于对象,又因此等对象与知觉相反,固可表现为同时共在者。但此乃交相影响,即实体之实际共同相处关系(commercium交相作用),若无此种交相作用,则同时共在之经验的关系即不能在经验中见及矣。由此种交相作用,种种现象在其各在其他现象之外而又互相联结之限度内,构成一复合体(compositum reale),此种复合体可以种种不同方法构成之。故有三种之力学的关系——一切其他关系皆由此发生——即属性、结果、合成是也。

    *  * *此三种关系即经验之三种类推。此三种类推为依据时间所有三种形相,规定现象在时间中存在之单纯原理,此三种形相即与时间自身之关系所视为量(存在之量、即延续)者、在时间中之关系所视为继续的系列者、及最后在时间中之关系所视为一切同时共在之总和者。此种时间规定之统一,全为力学的。盖时间不能视为经验在其中直接规定“一切存在之位置”者。此种规定,实不可能,诚以绝对时间不能成为知觉(现象能与之对立)之对象。对于每一现象规定其在时间中之位置者,乃悟性之规律,惟由此种规律,现象之存在始能获得关于时间关系之综合的统一;因之此种规律,实以一种先天的方法规定位置,且对于一切时间皆有效者也。

    所谓“自然”,就其经验的意义言,吾人指为依据必然的规律,即依据法则之现象联结(就现象之存在而言)。故有最初使自然可能之某种法则,且此等法则皆为先天的。

    经验的法则仅由经验始能存在,亦惟由经验始能发见之,此实“经验自身由之始成为可能之基本的法则”之结果。故吾人之各种类推实为——在仅表示时间(在时间包括一切存在之限度内)与统觉统一(此种统一仅在依据规律之综合中可能者)之关系之某种典型下——描写在一切现象联结中所有之自然之统一。要而言之,类推之所宣示者乃一切现象皆在——且必须在——一自然中,盖若无此种先天的统一,则经验之统一,以及经验中对象之规定,皆将不可能矣。

    至吾人在此等先验的自然法则中所用之证明方法,以及此类法则所有之特殊性质,应有一注释,此注释以其提供欲先天的证明智性的同时又为综合的命题之一切企图所应遵从之规律,自必亦极为重要。吾人如企图独断的证明此等类推;盖即谓吾人如企图自概念以说明以下之点——即一切存在之事物仅在永恒之事物中见之,一切“事件”皆以其依据规律继之而起之前一状态中之某某事物为前提,以及在同时共在之杂多中所有种种状态皆依据规律,同时存在“相互之关系”中,因而在共同相处关系中,——则吾人之一切劳力殆为虚掷。诚以纯由此等事物之概念,则吾人即竭其全力以分析之,亦绝不能自一对象及其存在以进展至别一对象之存在或其存在之形相。但此外有一所可采择之方法,即研讨——所视为“一切对象(此等对象之表象,对于吾人如有客观的实在性)最后必能在其中授与吾人”之知识,即——经验之所以可能。在此第三者之媒介物中(按即经验)——其本质方式由“一切现象之统觉之综合的统合”所成——吾人先天的发见现象领域中一切存在之“完全的必然的时间规定”之先天的条件,无此先天的条件,则即时间之经验的规定,亦不可能。吾人又在其中发见先天的综合统一之规律,由此等规律吾人始能预测经验。盖因缺乏此种方法,且由妄信“悟性之经验的使用所推为其原理之综合命题”,可以独断的证明之,故时时企图(虽常无效)欲得一“充足理由之原理”之证明。又因范畴之指导线索——此为唯一能启示悟性中所有之一切间隙(就概念及原理二者而言)且使人能注意及之——迄今犹付缺如,故无一人亦曾思及其他之二种类推(此二种类推虽常习用之而不自觉)。

    ①第一版

    共同相处关系之原理

    一切实体,在其同时共在之限度中,皆在彻底的共同相处之关系中,即在彼此交相作用中。

    ②此为第二版所增加者。

    四 普泛所谓经验的思维之公准

    (一)在直观中及在概念中,凡与经验之方式的条件相合者,为可能的。

    (二)凡与经验之质料的条件——即与感觉——相结合者,为现实的。

    (三)在其与现实的事物联结中,凡依据经验之普遍的条件规定之者,为必然的(即其存在为必然的)。

    证 明

    形相之范畴具有此种特质,即规定一对象时,并不丝毫扩大——此等范畴作为宾词与之系属之——概念。此等范畴仅表现概念与知识能力之关系。乃至当一事物之概念已极完备时,我仍能研问此对象仅为可能的,抑或又为现实的,如为现实的,是否又为必然的。由此在对象自身中,并无新增之规定为吾人所思及;其问题所在,仅为对象及其所有一切规定如何与悟性及悟性之经验的使用、经验的判断力、以及在应用于经验时之理性等等相关系耳。

    正以此故,形相之原理,亦不过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等概念在其经验的使用中之说明耳;同时此等原理,又限制一切范畴于其纯然经验的使用,而不容许其先验的使用。盖此等范畴若非具有纯粹逻辑的意义,分析的以表现“思维之方式”,而与事物之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相关联,则必与——知识之对象惟在其中始能授与吾人之——可能的经验及其综合的统一有关。

    事物之可能性之公准要求事物之概念应与普泛所谓经验之方式的条件相一致。但此公准——即普泛所谓经验之客观的方式——包含对象之知识所必须之一切综合。包含综合之一概念,其综合如不属于经验,即或为来自经验者(在此种事例中为经验的概念)或为普泛所谓经验在其方式方面所依据之先天的条件(在此种事例中则为纯粹概念),则此概念应视为空洞而与任何对象无关者。在后一事例中(即为经验所依据之先天的条件者),其概念仍属于经验,以其对象仅能在经验中见之。

    盖由先天的综合概念所思维之对象,其可能性之性格,如不在其构成“对象之经验的知识之方式”之综合中求之,试问吾人将从何处求得之?可能的事物之概念,须不包有任何矛盾,固为一必需之逻辑条件;但此绝不足以规定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即绝不足以规定“由概念所思维此一对象”之可能性。例如二直线包围一图形之概念,其中并无矛盾,盖因二直线之概念及此二线连接之概念,皆不包含否定图形之意义。故二直线包围一图形之不可能性,并不起于概念自身,而与空间中图形之构成有关,即其不可能乃起于空间及其规定所有之条件耳。但此等条件,具有其自身所有之客观的实在性,即应用于可能的事物者,盖因此等条件,其自身中先天的包含普泛所谓经验之方式。

    吾人今将进而说明此“可能性之公准”之广大效用及影响。我若表现一为永恒之事物,因而其中一切变易之事物皆属于其状态,顾我绝不能自此种概念以知此一种类之事物为可能的。我又或表现某某事物之性质如是,即此事物设定,则常有其他之某某事物必然继之而起,此确思维之而无矛盾者;但此种思维,并无方法使吾人能判断此种性质(因果作用)是否应在任何可能的事物中见之。最后我能表现如是性质之繁异事物(实体),即一事物之状态常负有其他事物状态中之某某结果,且此种情形交相如是;但我绝不能自此等概念(仅含有任意的综合者)以规定此一种类之关系是否能属于任何可能的事物。仅由此种事实即此等概念先天的表现一切经验中所有之知觉关系,吾人始知此等概念所有之客观的实在性,即其先验的真理,此真理虽不能脱离“普泛所谓经验之方式,及——对象惟在其中始能经验的为吾人所知之——综合的统一”之一切关系,但实离经验而独立者也。

    但吾人若欲自所呈显于吾人之知觉质料,以构成实体、力、交互作用等之全然新概念,而无经验自身所产生之联结范例,则吾人殆陷于空想,绝不见其有丝毫可能性之征候,盖吾人既非直接自经验获得此等概念,在构成此等概念时,又不以经验为吾人之训导。此等空想的概念与范畴不同,其能获得可能性之性格并不视为一切经验所依据之条件,以先天的方法得之,乃仅后天的得之,即视为由经验自身所授与之概念。故其可能性或为后天的经验的所知者,或绝不能知之者。一实体当永恒在空间中而不占有空间(如某某等所欲倡议之物质与思维体间之中间物),直观的预知未来(非仅推论)之特殊最高心力,及与他人交换思想(不问其隔离如何之远)之心力云云,皆为“其可能性全无根据”之概念,盖此等概念不能依据经验及经验中所已知之法则;无此种经验的证实,此等概念乃思维之任意联结,虽无矛盾,实不能主张其有客观的实在性之权利,即对于吾人宣称所思维之一类对象并无主张其可能性之权利。至关于实在,吾人不借经验之助,显然不能具体的思维之。盖实在与感觉即经验之质料相结合,而非与吾人对之能一如所欲诉之任意空想之一类关系方式相结合。

    但我此处姑置其可能性仅能自经验中之现实性而来,一切事物不问唯就由先天的概念而来之事物可能性言之;我仍主张此等事物之可能性,决不能自此种概念之自身证明之,而仅在此等概念被视为普泛所谓经验之方式的客观的条件时证明之。

    一三角形之可能性似能自其概念自身(其概念确为独立于经验之外者)知之,盖实际吾人固能完全先天的与此概念以对象,即能构成此三角形。但以此仅对象之方式,故仍为纯然想象力之所产,其对象之可能性,仍属可疑。欲规定其可能性,须有较此以上之某某事物,即此种图形除经验之一切对象所依据之条件以外,绝不能在任何条件下思维之。空间乃外的经验之先天的方式条件,以及吾人由之在想象力中构成三角形之方式的综合,正与吾人自现象在一现象感知中在构成其经验的概念中所行使之综合相同云云,此等意见乃唯一使吾人能以事物可能性之表象与事物之概念相联结者。事与此相同以连续量之概念乃至普泛所谓量之概念皆为综合的,故此种量之可能性绝不能自概念自身明之,而仅在此等概念被视为普泛所谓经验中对象所有规定之方式的条件时始能明之。诚以吾人如欲求与此等概念相应之对象,不在——对象所唯一由之授与吾人之——经验中求之,则将在何处求之?吾人固能先于经验自身,纯由参照经验中任何事物由之始被规定为对象之方式的条件,认知事物之可能性而识别之,故能完全先天的知之。但即如是,亦仅与经验相关及在经验之限界中而可能者也。

    与视为现实的事物之知识有关之公准,并不要求——其存在应属已知之——对象之直接的知觉(因而并不要求吾人所意识之感觉)。惟吾人所必需者,乃依据经验之类推(此为设定普泛所谓经验中所有一切实在的联结之范围者)“对象与某某现实的知觉之联结”之感知耳。

    在事物之纯然概念中,并无其应发见之存在标识。盖概念虽完备至“以之思维事物在其所有一切内的规定,并无一欠缺不再别有”所需,但存在则与此一切无关,与存在有关者仅在此种事物是否如是授与吾人,即其知觉能先于概念(如须如是时)之问题耳。

    盖概念先于知觉,指示概念之纯然可能性;“其提供内容于概念”之知觉,实为现实性之唯一标识。但若概念依据其经验的联结(类推)之原理,与某某知觉相结合,则吾人亦能先于此事物之知觉,即在比较的所谓先天的方法,认知事物之存在。诚以事物之存在与一可能的经验中吾人所有知觉相结合,吾人自能在可能的知觉之系列中及在类推之指导下,使自吾人现实之知觉转移至所探究之事物。是以自被吸铁粉之知觉,吾人知贯彻一切物体之磁质之存在,此虽吾人所有机官之组织阻止吾人对于此种磁质媒介体之一切直接知识。吾人之感官如更精美,则依据感性之原理及吾人所有知觉之联结,自亦能在经验中到达关于此物质之直接经验的直观。今以吾人所有感官之粗杂,绝无术决定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之方式。是以吾人关于事物存在之知识所及者,仅在知觉及其依据经验的法则进展所能及之范围。吾人如不自经验出发,或不依据“现象之经验的联结之法则”进行,则吾人所推度所探究任何事物之存在,仅为浮夸不实之事而已。但观念论则竭力反对此等间接证明存在之规律;故此为驳斥观念论最适当之处。

    驳斥观念论

    观念论——此处指实质的观念论而言——乃宣称在吾人以外空间中所有对象之存在,或为可疑及不能证明者,或为虚伪及不可能者云云之理论是也。前者为笛卡尔(descartes)之疑问的观念论,以为仅有“我在”之唯一经验的主张,为确实不可疑者。

    后者为白克莱(berkeley)之独断的观念论。白克莱以为空间及“以空间为其不可分离之条件”之一切事物,乃其自身即为不可能之事物;故视空间中之事物,纯为空想之物。

    如以空间解释为必须属于物自身之一种属性,则独断的观念论,自为不可避者。盖若如是,则空间及以空间为其条件之一切事物,乃成虚构之物。顾此种观念论所依据之根据,在先验感性论中,已为吾人所倾覆矣。至疑问的观念论则并无如是主张,仅力谓除吾人自身之存在以外,无能力由直接的经验证明任何存在,此种观念论在其未发见充分证据以前,不容有决定的判断之限度内,固极为合理而合于“思维之一贯的哲学的方法”。

    故所须之证明,必须明示吾人对于外的事物,不仅想象,实具有经验;但除由证明“笛卡尔以为不可疑之内的经验,亦仅在假定有外的经验而可能者”以外,则此种证明殆不能成就者也。

    定 理

    我自身存在之单纯意识(但经验的所规定者),证明在我以外空间中对象之存在。

    证 明

    我意识我自身之存在,为在时间中所规定者。顾时间之一切规定,皆以知觉中某某永恒事物为前提。但此永恒者不能为在我内部之某某事物,盖我在时间中存在,此事自身之能被规定,仅由此永恒者。故此永恒者之知觉,仅由在我以外之事物而可能,非由在我以外事物之表象而可能者;因之我在时间中存在之规定,仅由我知觉其在我以外现实的事物之存在而可能者。今以我在时间中存在之意识,必然与“此时间规定所以可能之条件”之意识相结合;故此意识必然与其为时间规定之条件者在我以外事物之存在相联结。易言之,我之存在之意识同时即为在我以外其他事物存在之直接的意识。

    注一、在以上之证明中,可见观念论之所戏弄者,返报之于其自身,且其食报亦极为公平。盖观念论主张唯一之直接的经验为内的经验,吾人仅能由此内的经验以推论外的事物——且此种推论与吾人自所与结果以推论其确定之原因之事例相同,仅在不确实之方法中推论而已。在此特殊之事例中,吾人所误归之外的事物之“表象之原因”,或存在吾人自身之内部中。但在以上之证明中,已说明外的经验实为直接的,以及内的经验——此非吾人自身存在之意识而为吾人在时间中存在之规定——仅由此外的经验而可能者,“我在”之表象——此为表现能伴随一切思维之意识——确在其自身中直接包括一主观之存在,但此表象并不包括关于此主观之任何知识,故亦不包括任何经验的知识,即不包括此主观之经验。盖在经验,则除某某事物存在之思维以外,吾人尚须有直观,在此“我在”之事例中,则尚须有内的直观,此主观必须就内的直观——即时间——规定之也。惟其如是,故欲规定此主观,则外的对象绝不可缺;因而谓内的经验自身之可能,仅为间接的,即仅由外的经验而可能者。

    注二、吾人认知能力在经验中即在时间规定中之一切使用,完全与此定理相合。不仅吾人除由其与空间中之永恒者相关之“外的关系中之变易”(运动,例如与地球上之对象相关之太阳运动)以外,不能知觉时间中之任何规定,且吾人所能以实体概念根据其上之永恒者(所视为直观者)亦除物质以外,别无所谓永恒者;且此永恒性,亦非由外的经验得来,乃先天的预行设定之为时间规定之必然的条件,亦即先天的预行设定之为——就其由外的事物之存在以规定吾人自身之存在——内感之规定。在“我”之表象中,关于我自身之意识并非直观,纯为一思维的主观自发性之智性的表象。故此“我”并不具有丝毫直观之宾词,此种宾词所视为永恒者,能用之为内感中时间规定之所依者。正与不可入性用为物质之经验的直观之所依者之方法相类。

    注三、关于自我具有一定内容之意识其所以可能,须有外的事物之存在一事,并不自此事实即能推断外的事物之一切直观的表象,即包含此等事物之存在,盖外物之表象,颇能纯为想象力之所产(如在梦中及幻想中)。此种表象纯为以前所有外的知觉之再生,至此外的知觉,则如以上所说明,仅由外的对象之实在而可能者。吾人此处所欲证明者,乃普泛所谓内的经验仅由普泛所谓外的经验而可能之一点耳。至某一经验是否纯为想象的,则必自其特殊之规定及由其与一切实在的经验之标准相合而辨知之者也。①①此一段结论乃第二版所增加者。

    最后关于第三公准,其所关涉者乃存在中之实质的必然性,而非概念联结中之纯然方式的逻辑的必然性。盖因感官之任何对象之存在,不能完全先天的知之,而仅比较为先天的,与其他先已授与之存在相关而认知之;且即如是,又因吾人仅能到达所视为“必须包含在经验之前后联结中某一部分内”(此所与知觉即经验之一部分)之一类存在,故存在之必然性,绝不能自概念知之,而仅由依据经验之普遍的法则与已知觉者相联结而认知之。顾除依据因果律自所与原因而有结果之存在以外,无一存在能知其为必然在其他所与现象之条件下而存在。故吾人所能知其必然存在者,非事物(实体)之存在,仅此等事物所有状态之存在;而事物状态之存在所有此种必然性,吾人仅能自知觉中所与之其他状态,依据因果之经验的法则认知之。因之可谓为必然性之标准,唯存在可能的经验之法则中,此即“一切发生之事物,由其在现象领域中所有之原因,先天的规定之”云云之法则。于是吾人所知之必然性,仅为自然中其原因已授与吾人所有此等结果之必然性,而“存在”中所有之必然性性质,不能推广至可能的经验领域以外,且即在此领域中,亦不能适用于“所视为实体之事物”之存在,盖实体绝不能视之为经验的结果—一即不能视之为出现及发生者也。故必然性仅与合于“因果之力学的法则”之现象关系,及根据此法则能先天的自一所与存在(因)推论至其他存在(果)之可能性等相关。“一切发生之事物,假设为必然的”云云,乃使世界一切变化从属一法则——即从属必然的存在之规律——之原理,无此法则,则世界将不能有名为自然者矣。故“无一事物由盲目的偶然性发生”(in mundonon datur casus)云云之命题,乃自然之先天的法则。“自然中之必然性,无一为盲目的,常为条件所规制,故为可以理解之必然性”(on daturfatum)云云之命题,亦同一为自然之先天的法则。一者皆为由之使变化之进行、从属于“事物之本质”(即视为现象之事物之本质),盖即从属于悟性之统一之法则,盖唯在悟性之统一中,事物始能属于一经验,即属于现象之综合的统一。二者又皆属于力学的原理。前者实为因果性原理之归结,即属于经验之类推者。后者乃形相之原理;但此形相当其增加必然性之概念于因果规定之上时,其自身从属悟性之规律。连续性之原理,禁止在现象系列中有任何突飞,即禁止有突变(in mundo non datur saltus);且就空间中一切经验的直观之总和,又禁止在雨现象之间有任何间隙或裂痕(non datur hiatus);因而吾人可表现此命题为:凡证明空隙,乃至容认空隙为经验的综合之一部等事,皆不能入经验中。盖就空隙而言,可视为存在于可能的经验范围以外,即存在世界以外者,故此种问题不属纯然悟性之裁决范围以内——悟性仅裁决使用所与现象以得经验的知识之问题。此为对于——出可能的经验之范围以外以求判决围绕经验及限制经验之事物之——“理想的理性”之问题;故应在先验的辩证论中考虑之。至以上四命题(inmundonon datur hiatus,non datur saltus,non datur casus,nondatur fatum)与具有先验的起源之一切原理相同,吾人极易按其顺序展示之,即依据范畴之顺序,各与以适当之位置。但今读者已充分熟练,当能自为之,即当能极易发见如是处理之指导原理。此四命题在以下一点,则完全一致,即在经验的综合中,凡能破坏或阻碍悟性及“一切现象之连续的联结者”——即破坏阻碍悟性概念之统一者——皆在所不容。盖一切知觉必须在其中占有位置之经验之统一,唯在悟性中始可能者也。

    研讨可能性之范围是否大于包含一切现实性之范围,包含一切现实性之范围,是否大于其为必然的事物之总数,实引起需要综合的解决颇为微妙之问题,但此等问题,唯属于理性之裁决范围内。盖此等问题实等于探究“视为现象之事物”,是否一切皆属于一“唯一的经验”之总和及其衔接联结,一切所与的知觉皆为其一部分,此一部分,不能与任何其他现象系列相联结,抑或我之知觉在其普泛的联结中能属于“一以上之可能的经验”。悟性依据感性及统觉之主观的方式的条件,对于普泛所谓经验先天的制定“唯一使经验可能”之规律。空间时间以外之其他直观方式,思维(即经由概念而来之知识)之论证的方式以外之其他悟性方式,即令可能,吾人亦绝不能使其能为吾人自身所考虑所理解;且即假定吾人能考虑之而理解之,此等方式仍不能属于经验——经验为对象所由以授与吾人之唯一种类之知识。至属于吾人全部可能的经验之知觉以外之其他知觉,以及全然相异之物质界能否存在,则非悟性所能决断之者。悟性仅能处理所授与吾人之事物之综合。加之,通常所由以开辟可能性之极大疆域——一切现实的事物(经验之对象)仅为其一小部分——之推论,其枯窘无力,彰彰明甚。“一切现实的事物为可能的”;自此命题依据逻辑之换位法,当然随之而有“某某可能的事物为现实的”之特殊命题;顾此命题颇似含有“更有许多非现实之可能的事物”之意义。此根据于“欲构成现实的事物必须增加某某事物于可能的事物之上”,其外观颇似吾人有正当理由扩大可能的事物之数目在现实的事物以外。但此种增加于可能的事物上之进程,我绝不容许。盖所应增加于可能的事物者,即超越可能的事物,殆属不可能。其所能增加者,仅为与“我所有悟性”之关系,即在与经验之方式的条件一致之上,应增加与某某知觉之联结。但依据经验的法则与知觉相联结者(即令非直接的知觉之者),皆为现实的。尚有其他现象系列彻底与知觉中所与者相联结,因而有一以上之“包括一切”之经验可能云云,决不能自所与者推论而来;更不能离一切所与者而有此种推论——盖无一切所与者之质料则无所能思维之事物。凡在“某自身亦不过一可能的”之条件下可能者,则此事物非在一切方面皆为可能者也。当研讨事物之可能性是否超越经验所能及之范围时,此种绝对的可能性即成为问题矣。

    我举此等问题仅在不欲省略通常所列在悟性概念中之事物耳。但绝对的可能性——即在一切方面皆有可能效力者——实际并非纯然之悟性概念,且绝不能经验的使用之。

    此专属于——超越悟性之一切可能的经验使用之——理性。故吾人自应以此等等批判为即已满足,非至其更进一步论究之适当机缘,应暂为搁置。

    在终结此第四项以及纯粹悟性之一切原理体系以前,我必须说明所以名形相原理为公准之故。我解说此名词与近时某某哲学著作者所用之意义不同,彼等曲解其固有之数学的意义,即以为设准,其意义乃指以一命题为直接正确,而无需以理由使之成为正当或证明。盖处理综合的命题,吾人若应承认其为具有无条件之效力,仅以“其自身所有主张”之明显自明为证明,而无须演绎,则不问此等命题如何明显自明,而悟性之一切批判则已放弃矣。且因不乏狂妄之主张,而此等主张又为共信所支持(虽无保障其为真理者),故悟性易为一切妄想所侵入,对于“虽不正当但以同一确信之口调迫令吾人承认其为现实的公理”之主张,每无术拒绝赞同。是以凡在“先天的规定”综合的加于事物之概念时,即不提供证明,至少亦应提供此种主张所以合法之演绎,此实为绝不可欠缺者。

    但形相之原理,并非具有客观性之综合的原理。盖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之宾词,并不丝毫扩大其所肯定之概念,即对于对象之表象,并不丝毫有所增益。但因此等宾词仍为综合的,惟仅为主观的综合而已,即此等宾词以——概念所自来及其所在处之——认知能力加于(某某实在的)事物之概念,否则此等宾词对于事物概念不能有所陈述。故若一事物概念仅与经验之方式的条件相联结,即纯在悟性中者,其对象名为可能的。事物概念若与知觉相联结——即与感官所提供为质料之感觉相联结——经由知觉而为悟性所规定者,则其对象为现实的。又若事物概念由依据概念之知觉联结所规定者,则其对象名为必然的。是以形相之原理对于一概念绝无所陈述,惟以——概念所由以生之——知识能力之活动系属于概念。顾在数学中之公准,其意义实为只包含“吾人由之始能授与吾人对象及产生其概念”之综合一类实践的命题,例如以一所与线自所与点在平面上作一圆形等是也。此种命题实不能证明者,盖因其所需之程序正为吾人由之始能产生此一圆形概念之程序。以此同一权利,吾人以形相之原理为公准,盖以形相原理对于吾人事物之概念并不有所增益,而仅在展示概念与知识能力相联结之方法而已。

    原理体系之全部要点①

    一事物之可能性,不能仅自范畴规定之,以及欲展示纯粹悟性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吾人必须常具有直观云云,此为最值注意之事实。今以关系之范畴为例。(一)某某事物如何能只为主体存在,而不为其他事物之纯然规定,即一事物如何能为实体;(二)如何因有某一事物存在,别一事物必须存在,即一事物如何能为原因;(三)当种种事物存在时,如何因有其中之一存在,某某事物乃与其他事物有关,继之而起,反之亦然,即彼此交相继起,且如何以此种方法能有实体之共同相处关系,此皆不能仅自概念规定之者也。此亦同一适用于其他范畴;例如一事物如何能等于事物集合之数,即如何能成为量。

    在缺乏直观时,吾人并不知是否吾人由范畴思维对象,是否在任何处所实有对象适合此等范畴。由此等等观之,吾人所能确定者,范畴自身并非知识,而纯为自所与直观以构成知识之“思维方式”。

    据此同一理由可推断,自纯然范畴不能构成任何综合的命题。例如吾人不能谓在一切存在中有实体(即其仅能为主体存在而不能为宾词之某某事物);或一切事物为量等等。

    盖若缺乏直观,则无“能使吾人出所与概念以外,而使此概念与其他概念相联结”之事物。故纯自纯粹概念以证明综合的命题——例如一切偶然存在之事物皆有一原因云云——曾无一人能有所成者也。盖吾人仅能证明无此种关系(按即因果关系),吾人即不能理解偶然性之存在,即不能先天的由悟性以知此种事物之存在,舍此不能更进一步——但由此证明,并不能推断此种关系亦即物自身所以可能之条件。读者如返思吾人关于因果原理之证明——凡发生之一切事物,即“事件”皆预想有一原因云云——彼即见及吾人仅能就可能的经验之对象,证明此原理;且即如是,亦非自纯粹概念证明之,仅以之为经验所以可能之原理,因而以之为在经验的直观中所与对象之知识之原理。吾人当然不能否认“一切偶然之事物必有原因”之命题,一切人许其纯自概念证明之。但斯时,偶然事物之概念已被解作非包含形相之范畴(即能思维其不存在之某某事物),而为包含关系之范畴(即“其能存在仅为其他某某事物之结果”之某某事物);此命题斯时当然为——“其仅能为结果存在之事物皆有一原因”——之自同命题矣。就实际言,当吾人须举引偶然的存在之例证时,必常求之于变化,非纯然求之于“能思维其相反方面”之可能性。顾变化乃一种“事件”,就其本身言,仅由原因而可能者;故其不存在,在其自身乃可能之事。易言之,吾人由“某某事物其能存在仅为一原因之结果”云云之事实,以认知偶然性;故若一事物已假定为偶然的,则谓其有原因,实为一分析命题。

    为欲理解事物之可能性与范畴相一致,因而证明范畴之客观的实在性,则吾人不仅需要直观,且常需外的直观,此为更堪注意之事。例如吾人就关系之纯粹概念言,吾人发见(一)为欲得与实体概念相应之直观中所有永恒的某某事物,因而证明此实体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吾人需要空间中(物质之)直观。盖唯空间被规定为永恒的,而时间以及在内感中之一切事物,则在永久流转中。(二)为欲展示变化为“与因果概念相应”之直观,吾人必须以运动——即在空间中之变化——为吾人之例证。仅以此种方法,吾人始能得变化之直观,盖变化之可能性,绝不能由任何纯粹悟性领悟之者也。盖变化乃矛盾对立之规定,联结在同一事物之存在中。顾自事物之一所与状态有其相反状态应随之而起云云,此不仅无例证不能为理性所考虑,且若无直观,实为理性所不能理解者。其所需要之直观,则为空间中点之运动之直观。点在种种不同位置中之存在(视为相反规定之继起),乃唯此始对于吾人产生一变化之直观者。盖吾人为欲以后使内的变化同一可以思维,则吾人必须譬喻的表现时间为一直线,及经由引长此直线(运动)之内的变化,于是以此种方法,由外的直观,使吾人自身在种种状态中之继续的存在,可以理解。至其理由,则为一切变化如应知觉其为变化,皆以直观中永恒的某某事物为前提,以及在内感中则并无永恒的直观可以见及。最后,共同相处关系之范畴之可能性,惟由理性不能理解之;因而其客观的实在性,仅应由直观——实仅由空间中之外的直观——规定之。

    当种种实体存在时,自一实体之存在,某某事物(所视为结果者),乃能与其他实体之存在有关随之而起,且各实体皆交相如是;易言之,因在一实体中有某某事物,在其他实体中亦必须有——纯由此等其他实体之存在所不能理解之——某某事物,凡此吾人果如何思维其为可能?盖此即共同相处关系之所必需者;共同相处关系不能考虑为保有在其每一事物由其实体性各完全孤立之事物间。莱布尼兹在其以共同相处关系归之视为惟由悟性所思维之“世界之实体”,故不得不乞求神在其间媒介调处。盖正如莱氏之所见及者,实体之共同相处关系完全不能考虑为纯自实体之存在发生。但若吾人在空间中——即在外的直观中——表现此等实体,则吾人即能使——视为现象之实体之——共同相处关系之可能性,完全可以理解。盖表现之空间则在其自身中已先天的包含——为“活动及反动之实在的关系所以可能”之条件,因而为“共同相处关系所以可能”之条件——之方式的外部关系。

    所视为量之事物之可能性,及量之客观的实在性,仅能在外的直观中展示,以及仅由外的直观之媒介,始能亦应用之于内感云云,此亦同一易于说明者也。但为避免烦冗计,我不得不任读者自觅其例证耳。

    凡此等等所述极关重要,不仅证实吾人以前驳斥观念论之说,且当吾人由纯然内的意识,即由“吾人所有本性之规定”而不借外部经验的直观之助以论自我知识时,尤关重要,——盖以此等等所述乃指示吾人以此种知识可能性之限界者也。

    于是本节全部之最后结论如是:纯粹悟性之一切原理,仅为经验所以可能之先天的原理,而一切先天的综合命题,亦唯与经验相关——此等命题之可能性,其自身实完全依据于此种关系(按即与经验之关系)。

    ①此一节乃第二版之所增加者。

    第三章 一切普泛所谓对象区分为现象与本体之根据

    吾人今不仅探检纯粹悟性之疆土,审慎检察其一切部分,且亦测量其广狭大小,而与其中之一切事物以正当之位置。此领土实为一岛,为自然自身所包围,在其不可变动之眼界中。此为真理之乡——惑人之名词!——为广阔险恶之海洋所围绕,此海洋实为幻相之出处,其中海市蜃楼幻为远岸惑人,使冒险航海者永抱空愿,从事于其既不能罢,而又不能达之创业。在吾人冒险航海以探检海洋之一切方向及获得此种期望是否有任何根据之保证以前,应先一览所欲离去之乡土之地图,以研讨第一,吾人是否在任何事例,皆不能满足于此土之所有者——是否因无吾所能住居其他地域而不得不满足于此土;第二,乃至此种领土吾人以何种资格保有之且能安全抵拒一切相反之权利要求。对于此等问题,吾人在分析论之论究途程中虽已充分解答,但集注关于目前所有此等问题之种种意见,总合其答案而概论之,颇有助于增强吾人之信念。

    吾人已见及悟性自其自身得来之一切事物,虽不假之经验,而在悟性之处理下亦仅用之于经验。纯粹悟性之原理,不问其为先天的构成的,如数学的原理,或纯为规整的,如力学的原理,仅包含所可名为可能的经验之纯粹图型。盖经验仅自——悟性在想象力之综合与统觉之关系中创始的自发的授之“想象力之综合”之——综合统一而得其统一;现象(视为可能的知识之资料),必须先天的与此种综合统一相关而与之一致。但此等悟性规律不仅先天的真实,且实为一切真理之源泉(即吾人知识与对象一致之源泉),盖因此等规律在其自身中包含——所视为一切知识之总和,惟在其中对象始能授与吾人之——经验所以可能之根据,故吾人不以仅说明真实之事理为满足,且亦要求说明吾人之所欲知者。是以自此种批判的研究,吾人若仅习知不过在悟性之纯然经验的使用中所有之事物,吾人固无须此种精密研究,在任何事例中即能实行之,则自批判的研究所得之利益,颇似不足偿其劳。其能确实答复此点者则为:在努力扩大吾人之知识中,好事之好奇心,实较之在研究以前常预求其效用之事前证明一类习惯为害小多矣——此为一种误谬要求,盖在研究未完成以前,效用即在目前,吾人对于此种效用亦不能有丝毫概念。

    顾此种研究具有一种利益,即最钝感之习学者亦能理解而感其兴趣,其利益即在悟性专注于经验的使用而不反省其所有知识之源泉时,其所从事者,虽即圆满成就,但尚有一极重大之事业为其所不能成就,即规定悟性使用之限界,及认知何者属于其所固有之范围内,何者属于其范围外是也。此正需要吾人所创立之深遽研究。悟性在其经验的使用中,如不能辨别某某问题是否在其水平线以内,则悟性绝不能保障其所有权利主张,即保障其所有,且必须在其超越固有之领域而汩没其自身于无根据及误谬之意见中时(此为必不可免而常发生者),准备时有消沉之幻灭感想。

    “悟性仅能以经验的方法使用其种种原理及种种概念,而不能先验的使用之”云云之主张,如为所能确知之命题,则将产生重大之效果。在任何原理中,概念之先验的使用,乃概念应用于普泛所谓事物及物自身;经验的使用,则为概念仅应用于现象,即应用于可能的经验之对象。故概念之后一使用为唯一能实行之事云云,自以下之论究明显证明之。盖吾人在一切概念中所要求者,第一,普泛所谓(思维之)概念之逻辑的方式;第二,“与概念以其所能应用之对象”之可能性。在缺乏对象时,则概念虽仍包含——“自呈现之资料以构成概念”所需要之——逻辑机能,但并无意义而完全缺乏内容。顾除直观以外,不能以对象授与概念;盖虽纯粹直观能先天的先于对象,但此种直观之能得其对象以及其客观的效力,亦仅由“纯粹直观为其方式之经验的直观”。故一切概念及一切原理,即令其为先天的可能者,亦与经验的直观——即为可能的经验之资料者——相关。概念一离此种关系,即无客观的效力,就其表象而言,则纯为想象力或悟性之游戏而已。例如数学之概念,首应在其纯粹直观中考虑之。如空间有三向量;两点之间仅能有一直线,等等。一切此类原理及数学所论究之一类对象之表象,虽皆完全先天的心中所产生,但吾人若不能常在现象中——即在经验的对象中——呈现其意义,则此等原理及表象即毫无意义。故吾人要求仅仅的概念成为可感知者,即在直观中呈现有一对象与之相应。否则概念将如吾人所谓之无意思,即毫无意义矣。数学家以构成图形适合此种要求,此种图形虽先天的产生,实为呈现于感官之现象。数学中所有量之概念,在数目中求其支持及其感性的意义,而数目又在所能呈显于目前之手指、算珠、条及点中,求其支持及感性的意义。概念自身,其起源常为先天的,故自概念引来之综合的原理及方式,亦皆为先天的;但其使用及其与“所称为其对象”之关系,终极仅能在经验中求之-至经验之所以可能,则概念实包含其方式的条件。

    一切范畴及自范畴而来之原理,其情形亦复如是,此自以下之论究见之.吾人如不立即推求之于感性之条件及现象之方式——现象为范畴之唯一对象,因而必须受其限制者——则决不能以实在形相规定任何范畴,即不能使其对象之可能性为吾人所理解。盖若除去此条件,则一切意义——即与对象之关系——皆消失;吾人由任何例证亦不能理解此概念究指何种事物而言也。①

    普泛所谓量之概念,除谓之为吾人由之能思维其中所设定者为若干倍单位之“事物之规定”以外,绝不能说明之。但此若干倍乃基于继续的重复,因而基于时间及“时间中之同质者之综合”。与否定相反之实在,仅在吾人思维时间(视为包含一切存在)或为存在所充实或视为空虚时,始能说明之者也。我若除去永恒性(此为在一切时间中之存在),则所存留于实体之概念中者,仅有一主体之逻辑的表象——此一种表象,由于吾人表现某某事物仅能为主体存在,绝不能为宾词,而努力使之现实化者。但不仅我不知此种逻辑上优越一切之事物(按即实体)由之能归属任何事物之“任何条件”;且我亦不能以此概念有任何用处,更不能自此概念有丝毫推论。盖在此等情形下,实无对于此概念之使用所规定之对象,因而吾人不知此概念是否指示任何事物。又若我在原因概念中除去——某某事物在其中依据规律继其他某某事物而起之——时间,则我在纯粹范畴中所见及者,仅有此乃“吾人由之能推断其他某某事物之存在”之某某事物而已。在此种事例中,不仅吾人不能辨别因果,且因作此推论之能力其所需要之条件为吾人所不知,故此概念关于如何应用于对象一点,实不能有所指示者也。所谓“一切偶然的事物皆有一原因”云云之原理,貌似尊大,一若自有其至高之尊严者。但若我叩其所谓偶然者意义究何所指,公等必以“其不存在乃属可能之事”云云相答,我极愿知公等如不表现现象系列中之继续及其中继不存在而起之存在(或继存在而起之不存在),即变易,则公等何以能规定其不存在之可能性。盖若谓事物之不存在,并不自相矛盾,实乃妄引——虽为概念所必需而远不足用之于实在的可能性之——逻辑的条件。我能在思维中除去一切存在之实体而不自相矛盾,但我不能自此点以推实体在存在中所有之客观的偶然性,即不能推论实体之不存在乃属可能之事。至关于共同相处关系之概念,则极易见及因实体及因果之纯粹范畴不容有“规定对象”之说明,故关于实体相互之关系中(commercium)所有互为因果之事,亦不容有任何此种说明之可能。在可能性、存在性及必然性之定义仅在纯粹悟性中寻求时,则除同义异语重复说明以外,决不能说明之者也。盖以概念之逻辑的可能性(即概念不自相矛盾)代事物之先验的可能性(即有对象与概念相应),仅能欺思想简单之人而使之满足耳。②自以上所论之一切,必然有以下之结论,即纯粹悟性概念绝不容许有先验的使用,而常限于经验的使用,以及纯粹悟性之原理,仅能在可能的经验之普遍的条件下适用于感官之对象,绝不能适用于——与吾人所能由之直观被等之形相无关之——普泛所谓事物。

    因之,先验的分析论引达以下之重要结论,即悟性之所能先天的成就者,至多亦仅预知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之方式。且因非现象之事物不能成为经验之对象,故悟性绝不能超越此等“对象唯在其中始能授与吾人”之感性限界。悟性之原理,纯为说明现象之规律;其妄以为以系统的学说之形式提供普泛所谓事物之先天的综合知识(例如因果律)

    之本体论夸耀名称,必须代以纯粹悟性分析论之谦抑名称。

    思维为使所与直观与一对象相关之活动。此种直观形相如绝不能授与吾人时,则其对象纯为先验的,而悟性概念亦仅有先验的使用,即仅为“关于普泛所谓杂多之思维之统一”。故由“其中抽去感性直观一切条件——此为吾人所可能之唯一种类之直观——之纯粹范畴”,绝无对象为其所规定。斯时仅按种种形相,表现“关于普泛所谓对象”之思维而已。顾概念之使用包括——对象由之包摄于概念下之——判断作用,因而至少包括——某某事物在其下始能在直观中授与之——方式的条件。如缺乏此种判断条件(图型),则一切包摄之事皆成为不可能矣。盖若如是,则绝无能包摄于此概念下之事物授与吾人。故范畴之纯然先验的使用,实际绝无使用,且亦无确定的对象,乃至在其纯然方式中所能规定之对象亦无之。是以有以下之结论,即纯粹范畴不足为先天的综合原理,以及纯粹悟性之原理仅有经验的使用,绝不能有先验的使用,以及在可能的经验范围以外,不能有先天的综合原理等等是也。

    故如以下所言,实最适切。纯粹范畴一离感性之方式的条件,则仅有先验的意义;但又不能先验的使用,以此种使用,其自身即为不可能者,盖在判断中所使用之一切条件,皆为此等范畴所无,即绝无包摄“任何所可称为对象者”在此等概念下之方式的条件。盖因斯时以其纯为纯粹范畴,不应经验的使用,且又不能先验的使用,故当离去一切感性时,此等范畴即绝无使用之处,即不能应用之于任何所可称为对象者。此等范畴乃关于普泛所谓对象之“悟性使用——即思维——之纯粹方式”;但因范畴仅为悟性之方式。故仅由范畴绝无对象能为所思维或为所规定也③。

    但吾人在此处将陷于所难避免之幻想中矣。盖就范畴之起源而言,范畴与直观之方式空间时间不同,并不根据于感性;故范畴似容许有推及感官所有一切对象以外之应用。

    但就实际言,则范畴仅为思维之方式,包含“先天的联结直观中所与杂多在一意识中”之纯然逻辑的能力;故一离吾人所可能之唯一直观,则范畴之意义尚不如纯粹感性的方式所有之意义。盖由此等感性的方式,至少有一对象授与吾人,而联结杂多之形相(此为吾人悟性所特有之形相)则在缺乏——杂多在其中始能授与吾人之——直观时,竟绝无意义可言者也。同时,吾人如名所视为现象之某某对象为感性存在体(现象),则因斯时吾人辨别“吾人由之直观对象之形相”与属于物自身之性质不同,在此区别中含有吾人将后者——就其自身所有之性质考虑吾人虽并不如是直观之——与前者(感性体)对立,即吾人以“非吾人感官之对象,仅由悟性思维其为对象者之其他可能的事物与前者(感性体)相对立,吾人因名后者为悟性存在体(本体)。”于是问题起矣,吾人之纯粹悟性概念是否关于后者具有意义,因而能成为认知后者之途径。

    但在此问题开始之时,即到达足以引起异常误解之晦昧之点。悟性在某关系中名对象为现象,同时离去此种关系,又形成一对象自身之表象,因而表现其自身亦能构成“此种对象之概念”。且因悟性在范畴以外不再有本源的概念,故复假定对象自身至少必须由此等纯粹概念思维之,因而误以悟性存在体之完全不确定概念(即在吾人之感性以外普泛所谓某某事物之不确定概念)为由悟性以某种纯粹直悟的方法可以认知之一类存在体之确定概念。

    吾人如指一事物在其非吾人感性的直观对象,因而抽去吾人直观此事物之形相之限度内,名为本体,则此为消极的意义之本体。但若吾人以本体为非感性直观之对象,因而预想一特种之直观形相,即智性的直观,此非吾人所具有,且即其可能性吾人亦不能理解之者,则此殆为积极的意义之本体。

    感性论,亦即为消极的意义之本体论,即“悟性必须不与吾人之直观形相相关而思维之,因而以之为物自身而不以之为现象之一类事物”之学说。同时悟性亦深知以此种方法,即离去吾人所有直观形相以观察事物,则悟性决不能使范畴有任何用处。盖范畴之具有意义仅在与空间时间中直观之统一相关;乃至范围能由先天的普泛的联结之概念以规定此种统一,亦仅因空间时间之纯然观念性。在时间统一所不能见及之处,即在本体之事例中,范畴之一切使用——即范畴之全部意义——皆完全消失;盖斯时吾人无术规定“与范畴一致之事物”是否可能。关于此一点,我仅须读者参考前章所附录之全部要点之开始部分我所论述者。一事物之可能性,绝不能纯由其概念不自相矛盾云云证明之,唯由其为某某相应之直观所支持,始得证明之。故吾人若企图适用范畴于“所不视为现象之对象”,则吾人须假设一种感性以外之其他直观,于是其对象将为积极的意义之本体。但因此种形态之直观——即智性的直观——不属于吾人之知识能力,故范畴之使用,绝不能推及经验之对象以外。有与感性体相应之悟性体目无疑义,且亦能有与吾人所有感性之直观能力毫无关系之悟性体,但吾人所有之悟性概念,纯为吾人所有感性的直观之思维方式,故绝不能适用于此种悟性体。是以吾人之所名为本体者,必须以之为此种仅属消极意义之事物。

    我若从经验的知识中除去(由范畴之)一切思维,则无任何对象之知识存留。盖仅由直观,则绝无为吾人所思维之事物,且此感性之激动在我内部中一事,并不就此即等于此等表象与对象之关系。反之,我若除去一切直观,则尚留存思维之方式,——即对于可能的直观之杂多,规定其对象者之形相尚留存。因之范畴能扩大及于感性的直观以外,盖范畴乃思维普泛所谓之对象而不顾及“对象所由以授与之特殊形相(感性)”。但范畴并不因之规定更大之对象范围。盖吾人若不先假定感性以外其他种类之直观之可能性,则吾人决不能主张此种对象能授与吾人;顾吾人又绝无资格以假定此种直观。

    一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如绝不能为吾人所知,但此概念并不包含矛盾,且同时又与——包含此概念所限制之所与概念之——其他知识相联结,则我名此概念为“想当然”者。本体之概念——即由纯粹悟性所不应思维为感官之对象而思维为物自身之概念——绝不矛盾。盖吾人不能主张感性为唯一种类可能之直观。加之,欲防阻感性的直观扩大及于物自身,即制限感性的知识之客观的效力,本体概念实所必需。此留存之事物为感性的知识所不能适用者,即名为本体,盖在展示此种感性的知识不能扩大其领域及于悟性所思维之一切事物耳。但吾人仍不能因之理解本体之何以能成为可能,且现象范围以外之领域,在吾人实等于空虚。盖即谓吾人虽具有或能推展及于感性领域外之悟性,但并无——对象由之能在感性领域外授与吾人及悟性由之能在此领域外现实的运用——之直观,且此概念亦无之。是以本体概念纯为一限界概念(grenzbegriff),其作用在抑止感性之僭妄;故仅有消极的使用。同时,此本体概念并非任意空想之所产;虽在感性领域以外不能积极的有所肯定,但与感性之限界,实固结而不可分离者也。

    故以概念别为感性的与悟性的,虽极确当,但若以对象区分为现象与本体,世界区分为感官世界与悟性世界,就其积极的意义言,则全然不能容认者也。盖对于本体及悟性世界之概念,并无对象能为所规定,因而不能主张其成为客观的有效。吾人若离去感官,则如何能使吾人理解吾人所有之范畴——此为对于本体所唯一留存之概念——仍复指示某某事物,盖因范畴与任何对象之关系,在纯然思维之统一以外,尚须有其他之某某事物授与吾人,即尚须有范畴所能适用之可能的直观。但若本体之概念仅用之于想当然之意义,则不仅可以容许,且为限制感性计,亦为万不可缺者。顾在此种事例中,本体实非吾人所有悟性之特种对象——即一直悟的对象;且此种对象所应属之悟性种类,其自身即为问题。盖吾人丝毫不能想象“能知其对象——非由范畴论证的知之,乃以非感性的直观,直观的知之——之一种悟性”之可能性。吾人所有悟性由此种本体概念之所得者,乃消极的扩大;盖即谓悟性不为感性所制限;且适得其反,由其应用本体之名称于物自身(所不视为现象之事物),悟性反制限感性。但在悟性制限感性时,同时亦制限其自身,认为悟性由任何范畴亦不能认知此等本体,故必须仅在“不可知者”之名称下思维之也。

    在近代哲学家之著作中,我发见感性世界(mundi sensibilis)与悟性世界(mundiintelligibilis)之名词,其所用之意完全与古人不同——其意义固极易理解,但其结果纯为空费辞说,无当于事者也。据其用法,有若干哲学家以为宜以现象之总和,在其为吾人直观之限度内,名之为感官世界,在其为吾人依据悟性法则以思维之之限度内,名之为悟性世界。教授观察星空之观察的天文学,当说明前者(感性世界);其依据哥白尼学说体系或牛顿之重力法则所教授之理论天文学,当说明后者(悟性世界)。但此种曲解之辞,纯为伪辩的遁辞;盖此乃由变更其意义适合吾人之方便、以期避免烦困之问题耳。悟性与理性二者固用之于处理现象;但所应解答之问题,则在对象不为现象(即为本体)时,悟性与理性二者是否尚有其他使用;而当对象被思维为直悟的,盖即谓思维为仅授与悟性而不授与感官之时,则对象实作本体解。故问题乃在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以外——乃至在牛顿之世界构成说中之悟性使用以外——是否尚有先验的使用之可能,此种先验使用乃用之于“视为对象之本体”者。吾人对于此一问题,则以否定答复之。

    故当吾人谓感官表现对象如其所现之相,悟性则表现对象如其所有之相,后者所有之相云云,不应以此名词之先验的意义解之,仅应以其经验的意义解之,盖指对象必须被表现为经验之对象而言,即对象应表现为在彼此互相彻底联结中之现象,而不应表现为此等对象能离其与可能的经验(及与任何感官)之关系而为纯粹悟性之对象。此种纯粹悟性之对象,永为吾人所不能知者;乃至此种先验的或异常的知识,是否在任何条件下可能,亦绝不能为吾人所知——至少此种知识与属于吾人所有通常范畴之知识,是否同为一类,非吾人所能知。悟性与感性之在吾人,仅在此二者联合行使时,始能规定对象。

    吾人如分离此二者,则有直观而无概念,或有概念而无直观——在此二种情形中,所有表象,吾人皆不能以之应用于任何确定的对象者也。

    在所有一切此种说明以后,如尚有人不愿废弃范畴之先验的使用者,则一任彼尝试自范畴以得综合命题。盖分析命题不能使悟性有所前进;诚以分析命题仅与“已包含在概念中者”相关,至此概念自身是否与任何对象有关,或仅指示普泛所谓思维之统一(完全抽去对象所由以授与吾人之形相),皆留待未决。悟性在其分析的使用中,仅在欲知所已存在概念中者;对于概念所能应用之对象,则非其所问。故其尝试必须以综合的及宣明的先验的原理行之,例如“凡一切存在之事物,或为实体而存在,或为属于实体之一规定而存在”,又如“一切偶然的存在之事物,皆为其他某某事物——即为其原因——之结果而存在”云云。顾此等概念不在其与可能的经验之关系中应用而应用之于物自身(本体)时,试问悟性能从何处获得此等综合命题?综合命题,常须第三者之某某事物为媒介,借以使彼此无逻辑的(分析的)类似之概念能互相联结,今试问在此处所有事例中,此第三者之某某事物果在何处?若不诉之于悟性之经验的使用,借此与纯粹的及非感性的之判断完全脱离,则此命题绝不能建立,且即此种纯粹主张之可能性,亦不能说明之。故“纯粹的及纯然悟性的对象”之概念,完全缺乏所以使其应用可能之一切原理。盖吾人不能思维此种直悟的对象所能由以授与吾人之任何方法。对于此等对象留有余地之想当然之思维,与虚空的空间相同,仅用为经验的原理之眼界,其自身并不含有——或启示——经验的原理范围以外之任何其他知识对象。

    ①在第一版此段及下段间尚有一段:

    在以上论述范畴表时,吾人曾省免对于各范畴定义之责务,盖因吾人之目的仅在范畴之综合的使用,故无需此种定义;且吾人无须对于所能省免者负不必负之责任。在吾人以概念之若干属性,即能达其目的而无须详密列举所以构成完全概念之全部属性时,不从事定义,努力(或宣称)以求规定概念之完备精审,此非有所规避,实为一重要之智巧原则。但吾人今又感知此种审慎态度尚有其更为深远之根据。诚以吾人见及即欲为范畴定义,亦非吾人之所能。盖若吾人除去——所以标识范畴为可能经验的使用之概念者—一感性之一切条件,而视范畴为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即先验的使用之概念,则吾人之所能为者,仅有将判断中之逻辑机能视为物自身所以可能之条件,丝毫不能说明范畴如何能应用于对象,即范畴离去感性,在纯粹悟性中,如何能具有意义及客观的效力。

    ②在第一版以下尚有一段:

    谓应有一种概念具有意义而又不能说明之者,其说颇奇,且不合理。但范畴则具有此种特殊情状,即仅借感性之普泛条件,范畴始能具有一定意义而与任何对象相关。顾在此种条件自纯粹范畴中除去时,则范畴所能包有者,仅为使杂多归摄于概念下之逻辑机能而已。仅由此种机能即概念之方式,吾人绝不能知及辨别何种对象属此概念方式,盖因吾人已抽去“对象由之始能归属此概念方式”之感性条件矣。因之,范畴在纯粹悟性概念以外,尚须有应用于普泛所谓感性之种种规定(图型)。一离此种应用,则范畴即非“对象由之而为吾人所知及与其他概念相区别之概念”,而仅为——一思维“可能的直观所有之对象”,及依据悟性之某种机能(在所要求之更进一步之条件下),与对象以意义,即加对象以定义之——如是多形相。但范畴自身乃吾人所不能加以定义者。普泛所谓判断之逻辑机能——单一及多数、肯定及否定、主词及宾辞——除陷于循环定义以外,皆不能加以定义者,盖固定义自身必为一判断,故必先已包含此等机能。是以纯粹范畴,在直观所有之杂多必须由此等逻辑机能之一思维之之限度中,不过普泛所谓事物之表象而已。量为仅能由“具有量之判断”(judiciicommune)思维之之规定;实在为仅能由肯定的判断思维之之规定;实体在其与直观相关中,必为一切其他规定之“终极主体”之事物。但“须此等机能之一而不须其他机能”之事物,果为何种事物,则完全悬而未决。故范畴一离感性直观之条件——范畴关于此等条件具有综合力——则与任何确定之对象无关系,因而不能加任何对象以定义,其身亦并不具有客观的概念之效力。

    ③以下四段自“吾人在此处将陷于难避之幻想”至“必须以之为此种仅属消极意义之事物”为止,在第一版中则为以下数段:

    事象在依据范畴之统一思维其为对象之限度内,名为现象。但若我假设“其纯为悟性之对象,且能授之于‘非感性的一种直观’(即作为智性的直观之对象(coramintuitu intellectuali)而授与者)之事物”,则此等事物当名之为本体。

    顾吾人必须切记以下之点,现象之概念为先验的感性论所制限,已由其自身证明本体之客观的实在性,而证实分对象为现象与本体,分世界为感性世界与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 et intelligibilis)之为正当,且其相异之处不仅在“关于同一事物吾人所有知识明晰不明晰之逻辑的方式”,乃在“两种世界由之始能在吾人知识中授与吾人”之方法不同,由于此种不同,二者自身乃有彼此种类之不同。盖若感官所表现于吾人之某某事物,纯为其所显现者,则此某某事物之自身亦必为一事物,且为非感性的直观一即悟性一之对象。易言之,其中并无感性,且唯一具有绝对客观的实在性之一种知识,必为可能之事。而对象则由此种知识表现为其所有之相,反之,吾人所有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中,事物之为吾人所知者,仅为其显现之相。设果如是,则吾人颇似不能保持吾人以前所有之主张,即不能谓由吾人悟性所生之纯粹知识,除为说明现象之原理以外,绝无他用,亦不能谓其即在先天的使用中,亦仅与经验之方式的可能性相关。

    反之,吾人应承认在范畴之经验的使用——此为感性的条件所制限者——以外,尚有纯粹的而又客观的有效之使用。盖有一完全与感官世界不同之世界展示于吾人之前,此乃“思维其为在精神中者(甚或直观之),因而为悟性所默想之最高贵对象之世界”。

    吾人所有之一切表象确由悟性使之与某某对象相关;且因现象不过表象,故悟性使此等表象与“所视为感性直观所有对象之某某事物”相关。但此某某事物(如是所思维者)

    仅为先验的对象;所谓先验的对象乃指等于x之某某事物而言,关于此等于x之某某事物吾人绝无所知,且以吾人现今所有悟性之性质而言,亦绝不能有所知者,但以其为统觉统一之所依者,仅能为感性直观中杂多统一之用。由于此种统一,悟性联结杂多在一对象之概念中。惟此种先验的对象,不能与感官之资料分离,盖若分离,则无“由以思维此种对象”之事物矣。因之先验的对象其自身并非知识之对象,仅为在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下现象之表象而已——此一种概念能由此等现象之杂多规定之者。

    正以此故,范畴并不表现“唯能授与悟性之特殊对象”,而仅——由感性中所授与之事物——用以规定先验的对象,此先验的对象乃普泛所谓某某事物之概念,盖欲因而在对象之概念下,经验的认知现象也。

    吾人不满足感性基体,因而欲以“唯纯粹悟性能思维”之本体加之现象之上之原因,只如以下所述。感性(及其领域即现象界)自身为悟性所制限有一定限界,即并不与物自身相涉,而仅与——由于吾人之主观的性质——事物所显现之形相相关。此为先验的感性论全部所引达之结论;由普泛所谓现象之概念当然亦能到达此同一结论,即“其自身非现象之某某事物”必须与现象相应。盖现象一离吾人之表象,就其自身言,绝不能成为何物。故除吾人永久陷于循环论以外,现象一语必须认为已指示与某某事物有关,此某某事物之直接表象,自为感性的,但此某某事物即令离去吾人所有感性之性质(吾人直观之方式即依据于此者),亦必为某某事物自身,即独立于感性以外之对象。

    于是产生本体之概念。但此本体概念绝非积极的,且亦非任何事物之确定的知识,而仅指关于普泛所谓某某事物之思维,在此思维中我抽去属于“感性直观方式”之一切事物。但欲本体能与一切现象区别,指示一真实之对象,则仅使我之思维解脱感性直观之一切条件,尚嫌不足;必须具有主张——与感性直观不同,此一种对象能在其中授与吾人之——别一种类直观之根据。否则我之思维固无矛盾,但仍属空虚。且吾人从未能证明感性直感为唯一可能之直观,所证明者,仅感性直观之在吾人,则为唯一可能者耳。

    但吾人亦从未能证明别一种类直观之可能。因之,吾人之思维,虽能抽去一切感性,至本体之概念,是否纯为一概念之方式,抑或在脱离感性以后,尚有任何对象留存,此尚成为一公开之问题。

    第三章 一切普泛所谓对象区分为现象与本体之根据-2

    我所使普泛所谓现象与之相关之对象,乃先验的对象,即关于普泛所谓某某事物完全未规定其内容之思维。但此不能名为本体;盖我关于此事物之自身为何,绝无所知,且除视为普泛所谓感性直观之对象——即对于一切现象其自身常为同一之事物——以外,绝无关于此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我不能由任何范畴思维之;盖范畴仅对于经验的直观有效,以范畴使经验的直观归属于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下故耳。范畴之纯粹的使用,在逻辑上当然可能,即无矛盾,但此并无客观的效力,因范畴在斯时已非应用于任何直观,即非以对象之统一与之直观。盖范畴纯为思维之机能,由此实无对象授与我者,我仅借之以思维“在直观中可授与吾人”之事物耳。

    ④第二版之所增加者。

    附录反省概念之歧义

    自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与先验的使用混淆而起者

    反省(reflexio)并非为欲直接自对象引取概念而与对象自身相涉者,乃吾人在其中开始发见“吾人由之始能到达概念之主观的条件”之心理状态。此为所与表象与吾人所有种种不同知识源流间所有关系之意识;且仅由此种意识始能正当规定种种知识源流之相互关系。在一切进论吾人所有之表象以前,首应质询之问题为:吾人所有之表象,究在何种认知能力中联结?表象所由以联结而比较者,为悟性抑为感官?有无数判断或由习惯而承受之者,或根据于个人倾向而发生者;但因无反省在其前,或至少无批判的反省在其后,乃以此种判断为起自悟性。一切判断固非皆需检验者(即注意于此一判断成为真理之根据),盖若判断为直接正确(例如两点之间仅能作一直线之判断),则证明此判断之具有真理者,殆莫过于判断自身矣。但一切判断,乃至一切比较,皆须反省,即皆须辨别所与概念所属之认知能力。我由以“使表象比较与表象所属之认知能力对立以及我由以辨别所互相比较之表象属于纯粹悟性抑或属于感性直观”之活动,我名之为先验的反省。概念在内心状态中所能发生之相互关系,为同一与差别、一致与相反、内部与外部以及被规定者与规定者(质料与方式)等等之关系。欲规定此种关系适当无误,全依于此一问题之解答,即此等概念主观的完全属于何种知识能力——属于感性抑属于悟性。盖知识能力之彼此相异,实使吾人由以思维此等关系之形相有大不同者也。

    在构成任何客观的判断以前,吾人先行比较概念,欲求全称判断者,在其中寻觅(在一概念下数多表象之)同一点;欲求特称判断者,则寻觅差别点;欲求肯定判断者,则寻觅一致点;欲求否定判断者则寻觅相反点等等。以此之故,吾人似应名以上所举之概念为比较之概念(conceptus comparationis)。但若问题不在逻辑的方式而在概念之内容—一即事物本身是否同一或差别、一致或相反等等——则因事物与知识能力能有二重关系,即与感性及悟性皆可有关系,故事物所属之位置(即属悟性抑属感性)实决定“事物由之彼此相属”之形相。因之,所与表象相互间之关系,仅由先验的反省——即由表象与两种知识能力(感性及悟性)之何种能力相关之意识——始能决定之。事物是否同一或差别、一致或相反等等,不能纯由比较(comparatio)立即自概念自身决定之,唯借先验的反省(reflexic),由辨别事物所属之认知能力始能决定之。吾人今可谓逻辑的反省纯为比较作用;盖因吾人绝不顾及所与表象所属之知识能力,故其种种表象限于其在心中占有位置,皆应以之为同一等级之事物。先验的反省则异是,盖因其与对象本身有关,包含“表象互相客观的比较”所以可能之根据,故与前一类型之反省完全不同。

    乃至此二种反省不属于同一之知识能力。此种先验的考虑实为凡对于事物欲构成先天的判断者所绝不能规避之义务。吾人今将从事于此,其关于规定悟性之实际任务,所得实非浅鲜也。

    (一)同一与差别。一对象如常以同一之内的规定(质及量quanlitas et quantitas)

    在种种机缘表现于吾人,斯时如以之为纯粹悟性之对象,则此对象常为同一之事物,即仅为一物(numericaidentitas),而非多数之事物。但若此为现象,则吾人无须比较概念;盖即关于概念,绝无差异,而在同一时间中所有空间位置之差异,即足为对象——即感官之对象——之数的差别之根据。例如雨滴水,吾人能抽去其一切(质及量之)内的差异,仅由此雨滴水同时在不同之空间位置中为吾人所直观之事实,即有充分理由以之为两点而非一点之数的差异。莱布尼兹以现象为物自身,因而视为直悟体,即纯粹悟性之对象(虽因吾人关于此等事物所有之表象、性质混杂、莱氏仍名之为现象),在此种假定上,彼之无差别之同一律(principium identitatis indiscernibilium)确不能反对。

    但因现象为感性之对象,与之相关之悟性使用,非纯粹的而仅为经验的,故多数及数的差别由空间自身即外的现象之条件已授与吾人矣。盖空间之一部分,虽完全与其他部分相似相等,但仍在其他部分以外,即以此在外之故,为相异之部分,当此相异之部分与其他部分相加时,即构成一较大之空间。此关于同一时间在种种不同空间位置中之一切事物——虽其他之点皆相似相等——皆能以以上所述适用之。

    (二)一致与相反。实在如仅由纯粹悟性所表现(realitasnoumenon),则实在之间绝不能思及其有相反之事,即绝无“实在联结在同一主体时彼此相消其结果,而采取如3-3=0之形式。反之,现象中之实在者(realitas phaenomenon),则确能容许相反。当此种实在者联结在同一主体时,一方即可全体或一部分消灭他方之结果,例如在同一直线上之两种动力,在各自相反方向之一点或引或拒,又如快乐与苦痛之对消平衡。

    (三)内部与外部。在纯粹悟性之对象中,凡与其自身相异之事物绝无关系者(限于就此对象之存在而言),纯为内的。但空间中之现象的实体(substantia phaenomenon)

    则大异于是;其内的规定只有关系,且其自身完全由关系所成。空间中实体之所以为吾人所知者,仅由于其在空间中某部分活动之力,或使其他对象接近之(引力),或制止其他对象透入之(拒力及不可入性)。除此以外,吾人实不知构成实体(显现在空间吾人所名为物质者)概念之任何其他性质。反之,若为纯粹悟性之对象,则一切实体必须具有内的规定及“属于其内的实在性”之能力。但除我之内感所能呈现于我者之外,尚有何种内的属性能为吾人在思维中容纳之?此等内的属性,必其自身为思维或类似思维之事物。以此之故,莱布尼兹以实体为本体,按彼所思维实体之方法,在实体中将凡可指示外的关系因而亦包括合成之一类事物,一律除去,因而使实体乃至物质之成分,皆成为具有表象能力之单纯主体——一言以蔽之,为单子(monads)。

    (四)质料与方式。此二种概念为一切其他反省之基础,与一切悟性之使用密结而不可分离者。其一(质料)指普泛所谓能被规定者,其他(方式)则指其规定者——二者皆为先验的意义,抽去所与事物中所有一切差别及其所由以被规定之形相。逻辑学者以前曾名普遍者为质料,特殊的差别为方式。在任何判断中,吾人皆可名所与概念为逻辑的质料(即判断之质料),概念间所有之关系(由于系辞)为判断之方式。在一切存在中,其构成的要素(essentialia)为质料,构成的要素所由以联结在一事物中之形相为基本方式。

    就普泛所谓之事物而言,亦复如是,未被制限之实在,被视为一切可能性之质料,其制限(否定)则被视为——一事物依据先验的概念所由以与其他事物相区别之——方式。悟性为使其能以一定形相规定任何事物,要求首先应有某某事物授与(至少在概念中)。因之在纯粹悟性之概念中,质料先于方式;以此之故,莱布尼兹首先假定事物(monads)及事物中具有表象能力,使以后事物之外的关系及事物状态(即表象)之共同相处关系皆根据于此。在此种观点上,空间时间——前者由实体间之关系,后者由实体自身中所有规定之联结——有类因与果之关系而可能者。纯粹悟性若能直接与对象相关,空间时间若为物自身所有之规定,则实际必如以上所云云。但空间时间若仅为感性直观,吾人在其中规定一切对象纯为现象,则直观之方式(为感性之主观的性质)先于质料(感觉);空间时间先于一切现象,先于经验所有之一切资料,且实为所以使现象(经验)可能者。以方式为先于事物本身,且为规定事物之可能性者,实为主智派哲学者所不能容受——在其以吾人直观事物(虽在混杂之表象中)如其实在之相之假定上,主智派之反对此说,自被正当。但因感性直观全然为一特殊之主观的条件,先天的存在一切知觉之根底中,为其本源的方式,故方式乃由其自身所授与,质料(即所显现之事物本身)远不能为方式之基础(吾人如仅从概念推论,则必判断质料为基础),反之,质料自身之可能性,乃以“视为先已授与之方式的直观(时间空间)”为前提者也。

    关于反省概念之歧义附注

    我今姑名吾人所赋与概念之位置——或在感性中或在纯粹悟性中——为先验的位置。

    按概念用法之不同,判定一切概念所属之位置,及依据规律指导所以规定一切概念所处之特定位置者,则名为先验的位置论(die transscendentale topik)。此种理论,在其就每一事例辨别概念正当应属之认知能力,实足提供一“制止纯粹悟性之僭窃使用及由之而起之幻想”之安全保障。吾人可名一切概念,一切论题(许多知识项目包括于其下者),为逻辑的位置。亚里斯多德之逻辑的位置论,即根据于此,教师及讲演者皆能利用此逻辑的位置论,为使在所与之思维论题下,以求目前所有材料中之最适合者,于是貌似一贯,论述之雄辩之。

    反之,先验的位置论,仅包含以上所举一切比较及区别所有之四项目。此等项目之所以异于范畴者,乃由于其并不依据所以构成对象之概念者(量、实在性)以呈现对象,乃仅用以在对象所有之一切杂多中,叙述表象(此为先于事物概念者)之比较耳。但此种比较,首先需要反省,易言之,需要规定“所比较之事物表象”所属之位置,即此等表象是否为纯粹悟性所思维者,抑为感性在现象中所授与者。

    吾人能在逻辑上比较概念,无须顾虑其对象所属之能力,即无须顾虑其对象为属于悟性之本体,抑或为属于感性之现象。但若吾人欲以此等概念进达其对象,则吾人首必求助于先验的反省,以决定此等对象为何种能力之对象,为悟性之对象,抑为感性之对象。缺乏此种反省,则此等概念之用法,极不安全,发生所误想之综合原理,此等原理为批判的理性所不能承认,且纯为根据于先验的意义含混而来者,即以纯粹悟性之对象与现象相混是也。

    以无此种先验的位置论,因而为反省概念之歧义所欺,莱布尼兹乃建立一世界之智性的体系,即彼信为纯由悟性及其思维之特殊的方式概念,以比较一切对象,即能获得事物内部性质之知识。吾人之反省概念表(按即同一与差别等等)实与吾人以所未期待之利益,即使莱氏体系所有一切部分中之特征,同时使其特有之思维方法之主要根据(此实根据于误解而来者)皆显现于吾人之目前。莱氏仅由概念以比较一切事物,所见及者当然除由悟性所由以区别其纯碎概念彼此间所有之差别以外,别无差别。感性直观之条件负有其自身所有之差别者,莱氏并不视之为本源的差别,盖在莱氏,感性仅为表象之混杂状态,而非表象之特殊源流。故就彼之见解而言,现象为物自身之表象。此种表象在逻辑的方式中实与悟性之知识大异,此为彼所承认者,盖由此等表象通常缺乏分析,以致混杂所附随之表象在事物之概念中,此种混杂,悟性知如何自概念中清除之者也。

    一言以蔽之,莱布尼兹使现象智性化,正与洛克按其悟性论(noogony)(如容我用此名称)

    之体系,使一切悟性之概念感性化——即将一切悟性概念说明为仅属经验的概念或反省所得之抽象的概念——相类。此两大哲学家并不以悟性及感性为两种不同之表象源流,推二者联合始能提供事物之客观的有效判断,乃各执其一,视为与物自身直接相关者。

    至其他一能力则视为仅混乱此种特选能力所产生之表象,或则视之为整理此等表象者。

    故莱布尼兹纳就悟性以比较感官对象而以之为普泛所谓之事物。第一莱氏仅在对象应由悟性判断为同一或差别之限度内比较之。且因彼所见及者,仅为对象之概念,而非对象在直观中(对象仅在其中始能授与吾人)之位置,乃完全置此等概念之先验的位置于不顾(对象是否应列在现象中或为物自身),故彼自必以其无差别之同一律(此仅对于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有效者)推及于感官之对象(mundus phaenomenon),且彼信为由此大为增进吾人所有之自然知识。我如知一滴之水——在其所有一切内的规定中——为物自身,又如任何一滴水之全部概念与一切其他一滴水之概念同一,则我自不能容许任何一滴水与任何其他一滴水有所差别。但若此滴水为空间中之现象,则此滴水不仅在悟性中有其位置(在概念下),且在感性之外的直观中(在空间中)亦有其位置,而物理的位置则与事物之内的规定,固绝不相关者也。乙之一位置能包有“与甲位置中之某事物完全相类相等”之事物,此事之易于令人承受,正与事物内部一若彼此间永久如是相异之易于令人承受相同。位置之相异——无须更有条件——不仅使对象(视为现象者一)之多数及差别可能,且又使之成为必然者。故以上所称之法则(按即无差别之同一律)并非自然之法则。仅为“纯由概念以比较事物”之分析的规律耳。

    第二,实在(视为纯粹的肯定)在逻辑上彼此绝无抵触之原理,若就概念之关系而言,固全然为一真实命题,但就自然或任何物自身而言,则绝无意义者也。盖其间实际的抵触,确曾发生;例如甲-乙=0之事例,即二实在联结在同一之主体中互相消除其效果。

    此由自然中所有一切障碍及反动之进程不绝呈显于吾人之目前者,因其依据于力,故必名之为实在的现象(real tatis phaenomena)。力学通论实能以先天的规律指示此种抵触之经验的条件,盖力学通论乃就力之方向之相反以说明之,而此种条件全然为“实在之先验的概念”所忽略者也。莱布尼兹虽未曾以以上之命题(按:即实在在逻辑上彼此绝无抵触)为新法则,但实用之为新主张,而其后继者则明显采人其莱布尼兹、完尔夫学说之体系中矣。

    依据此种原理,一切害恶纯为“造物”所有制限之结果,即不过否定性而已,盖因与实在抵触者,仅有否定。(此就普泛所谓事物之纯然概念而言,固极真确,但就所视为现象之事物而言,则不然)。莱氏学徒又以联结一切实在在一存在体中而不惧其有任何抵触,不仅视为可能,且视为极自然者。盖彼等所唯一承认之抵触,仅为矛盾之抵触,诚以一事物之概念其自身将因此而消灭者也。彼等并不容认有交相侵害之抵触,在此种抵触中,两实在的根据各破坏其他实在的根据所有之效果——此一种抵触,仅在感性中所呈现于吾人之条件范围内,始能表现于吾人者也。

    第三,莱布尼兹之单子论(diemonadologie)除其纯在与悟性之关系中表现“内部及外部之区别”所有彼之表现形相以外,绝无任何根据。普泛所谓实体必有其某种内部性质,故此内部性质解脱一切外部关系,因而亦非他物所合成者。故单纯性为物自身中内部所有事物之基础。但实体之状态中内部所有事物,决不能由位置、形状、接触或运动所成(以此等规定,一切皆为外部关系),故吾人所能赋与实体之内的状态,除吾人所由以内向规定吾人之感官者——即表象之状态——以外,绝无任何内部状态。故此乃完成单子之概念者,盖单子虽用为构成全宇宙之基本原质,但除仅由表象所成之活动能力以外,并无其他活动动力,严格言之,此等活动力之效能,仅限于其自身中。

    以此之故,荣氏之可能的交相作用之实体间共同相处关系之原理,自当为预定调和,而不能为物理的影响作用矣。盖因一切事物纯为局限于内部之事物,即其活动仅限于其自身所有之表象,故一实体之表象状态不能与其他实体之表象状态有任何有效之联结。

    故必须有第三者原因规定一切实体,因而使其状态彼此相应,且此非在各特殊事例中由偶然之特殊干与为之(systema assist-entiae),乃由于——对于一切实体皆有效力——一原因理念之统一,此等实体自必同一在此原因理念之统一中,获得其存在及永恒性,因而亦必依据普遍的法则在此理念中获得其交相作用之相应性。

    第四,莱布尼兹之空间时间说,使此等感性方式智性化,此全由于此先验的反省之同一谬见而来也。盖我若纯由悟性表现事物之外部关系,则此仅能由事物交相作用之概念表现之;又若我欲联结同一事物之两种状态,则此仅能在因果之秩序中为之。因之,莱布尼兹以空间为实体共同相处关系中之某种秩序,以时间为实体所有状态之力学的继起。空间时间之所视为具有其自身固有之性质而与事物无关者,莱氏则归之于其概念之混淆,因其混淆,使吾人以纯为力学的关系之方式,视为特殊的直观,独立自存而先于物自身者。故在莱氏,空间时间乃“物(实体及其状态)自身之联结”所有之直悟的方式;事物则为直悟的实体(substantiae noumena)。且因莱氏不容感性有其特有之直观形相,而将对象之一切表象——甚至并经验的表象——皆求之于悟性中,所留存于感官者,仅为紊乱“悟性之表象”而使之畸形等等可鄙之事业而已,故除以智性化之概念对于现象亦有效力以外,莱氏并无其他可遵由之途径。

    但即吾人由纯粹悟性对于物自身能综合的有所言说(但此为不可能者),亦仍不能适用于现象,盖现象非表现物自身者。在论究现象时——根据先验的反省——我常不得不在感性之条件下比较我之概念;因之空间时间非物自身所有之规定,乃现象所有之规定。

    至物自身为何,非我所知,且我亦无须知之者,盖因事物除现象以外,绝不能呈显吾人之目前者也。

    至其他之反省概念,亦应以同一之方法论究之。物质为现象的实体(substantiaphaenomenon)。其内属物质之事物,我在物质所占据空间之所有一切部分中及物质所发挥之一切效果中求之,至此等事物之为外感现象,固无论也。故我绝不能有绝对的内部性质,而仅有相对的内部性质,且其自身亦为外部关系所构成者。至物质之绝对的内部性质,视为应由纯粹悟性所思维者,实不过幻影而已;盖物质非纯粹悟性之对象,至其能为吾人所名为物质现象之根据之先验的对象,则纯为吾人所不能理解(即令有人能教示吾人)之某某事物。盖吾人之所能理解者,仅为在直观中附随有与吾人言语相应之某种情状之事物。以吾人绝不能洞知事物内的性质为憾者,其意义如为吾人由纯粹悟性不能理解所表现于吾人之事物其自身为何,则此等抱憾极不合理。盖其所要求者,乃在吾人无须感官即能认知事物,直观事物,因而吾人须有与人类所有全然不同之知识能力,且其相异并非程度之差,就直观而言,实为种类之异——易言之,吾人应非人间而为“吾人并其是否可能亦不能言,至关于其性质尤非所知”之存在物。由现象之观察及分析,吾人深入自然之内部隐秘,绝无一人能言此种知识在时间中能推展至何种程度为止。

    但即以所有一切此种知识,且即令自然全部皆为吾人所知,吾人仍绝不能解答此等越出自然以外之先验问题。其理由则以并未授与吾人内感以外之直观,以观察吾人自身之心,而感性来源之秘密,则正在此心中也。感性与对象之关系,及此客观的统一之先验的根据为何,其为甚深隐秘之事绝不容疑,故吾人(关于吾人自身亦仅由内感知之,因而视为现象)绝不能以感性为发见现象以外某某事物之最适合之探讨工具——但吾人固渴望探讨此非感性之原因者也。

    纯基于反省活动对于种种论断之批判,其所以有极大效用者,实在显露凡对于“仅在悟性中互相比较之对象”所有论断之绝无意义,同时又证实吾人之主要论点——即现象虽不视为物自身而包括在悟性之对象中,但现象为吾人所有知识对之能具有客观的实在性之唯一对象,易言之,关于现象实具有与其概念相应之直观者也。

    吾人如在纯然逻辑形态中反省时,则吾人仅在悟性中比较概念,以观二者是否具有同一内容,二者是否矛盾,某某事物是否包含在概念中者抑或自外部所附加者,二者之中孰为“所与者”,孰仅用为思维“所与者”之形相。但我若应用此等概念于普泛所谓对象(先验的意义)而不规定此对象是否为感性的直观之对象,抑为智性的直观之对象,则在此——禁止其概念之有任何非经验的使用——所谓对象之观念中,立即启示其所有制限,且即由此事实证明“所视为普泛所谓事物之一种对象”之表象,不仅不充分,且当其无感性的规定而脱离任何经验的条件时,实为自相矛盾者。故结论只有二途,或必须抽去一切对象(如在逻辑中);若容有对象,则必须在感性直观之条件下思维之。盖直悟的对象需要“吾人并未具有之全然特殊直观”,在缺乏此种直观时,则此种对象之在吾人实等于无,且现象之不能为对象自身,则又极为明显者也。顾我若仅思维普泛所谓之事物,则此等事物所有外部关系中之差别,自不能构成物自身之差别;反之,事物所有外部关系之差别,实以物自身之差别为前提者。又若一方之概念与他方之概念间并无内的差别,则我仅在不同之关系中,设定同一之事物。更进一步言之,增加一纯然肯定(实在性)于其他肯定上,实积极的增加肯定;绝不因此而有所消除或妨阻;故事物中之实在者,决不能自相矛盾——以及等等。

    就以上吾入之所说明者言之,反省概念由于某种误解,在悟性之使用上实有极大影响,甚至使一切哲学家中最优越者之一人陷入于虚妄之智性的知识体系,此种体系乃无须感官之助即欲规定其对象者。正惟此故,说明此等概念之歧义中所以惑人——引起此等误谬的原理——之原因,实有极大效用,可以之为规定悟性限界而使之安固之最可依恃之方法。

    凡与一概念普遍的一致或相矛盾者,则亦必与包含于此概念下之一切特别事物一致或相矛盾(dictum de omni et nullo),此命题固被真实;但若变更此逻辑的原理而为:

    凡不包含在普遍的概念中者,亦不包含于在此概念下之特殊的概念中,则背谬矣。盖此等概念之所以为特殊概念者,正因其自身中包有“普遍的概念中所含有者”以上之事物。

    但莱布尼兹之全部智性体系皆根据于此后一原理;故其体系实与此原理及由此原理所发生之一切歧义(在悟性之使用中)同时倾覆。

    无差别之同一律实根据于此种假定前提,即凡某种差别在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中所未见及者,在物自身中亦不见及之,故一切事物在其概念中彼此无分别者(质或量),全然为同一之事物(unmoro eadem)。盖因在普泛所谓事物之纯然概念中,吾人抽去其直观之种种必需条件,今乃以吾人所抽去之条件——以奇异的假定——视为绝不存在之事物,除在其概念中所含有者以外,绝不承认为事物之所有。

    空间一立方尺之概念,不问在任何处所及任何度数思维之,其自身始终同一。但两立方尺则纯由其位置不同(num ro diversa)在空间中有所区别;此等位置为——此概念之对象在其中授与之——直观之条件;但并不属于概念而全然属于感性。故在事物之概念中除否定的陈述与肯定的陈述相联结以外,绝无矛盾;纯然肯定的概念在其联结时,决不能产生任何彼此相消之事。但在——实在(例如运动)在其中授与之——感性的直观中,则尚有在普泛所谓运动之概念中所已除去之条件(相反之方向),此等条件乃使抵触可能者(虽非逻辑的抵触),即如自完全积极的事物产生一零(=0)之抵触。故吾人不能因实在之概念中不见有抵触,即谓一切实在皆自相一致者也。

    依据纯然概念而言,内部的事物乃一切关系——即外部规定——之基体。故我若抽去直观之一切条件,而仅限于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则我自能抽去一切外部关系,而尚存留有“其绝不指示关系而仅指示内部规定”之某某事物之概念。自此点而言,则似可谓不问事物(实体)在任何状态中皆有绝对内的而先于一切外的规定之某某事物,盖因此乃最初“所以使外的规定可能”者;因之,此种基体以其自身中已不包有任何外的关系,而为单纯的。(物体除关系以外,绝不含有任何其他事物,至少亦为其并存之各部分间之关系。)又因除由吾人之内感所授与之内部规定以外,吾人绝不知其为绝对内部的之规定,故此种基体不仅单纯的,且亦为(以吾人之内感类推之)由表象所规定者;易言之,一切事物实为单子,即为具有表象之单纯的存在物。如在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以外,别无“外的直观之对象唯在其下始能授与吾人”之其他条件——纯粹概念事实上为已抽去此等条件者——则此种论辩,或全然正当。盖在此等条件下,以吾人所见空间中之常住的现象(不可入的延扩),仅能包含关系,绝无其为绝对内的之事物,但此仍为一切外的知觉之基本基体。纯由概念,若不思维其为内部的之某某事物,我实不能思维其为外部的之事物;此即关系之概念以绝对的(即独立的)所授与之事物为前提,无绝对所授与之事物,关系即不可能云云之充分理由。但在直观中,则包有为事物之纯然概念中所不能见及之某某事物;此某某事物产生“由纯然概念所绝不能知之基体”,即空间、空间及其所包含之一切,皆纯由——方式的或亦实在的——关系所成。因其无绝对内部的要素,事物绝不能由纯然概念表现之,故我不能主张“其包摄在此等概念下之物自身”中及其直观中,亦无“绝不根据于全然内部的事物”之某某外部的事物。吾人一度抽去直观之一切条件,所留存于纯然之概念中者,我承认仅有——外部的事物所唯一由以可能之——普泛所谓内部的事物及其相互间之关系。但此种仅建立于抽象上之必然性,在直观中所授与——具有仅表现关系之规定而无任何内部的事物为其基础——之事物之事例中,决不发生;盖此种事物非物自身而纯为现象也。举凡吾人就物质所知者,纯为关系(吾人之所名为“物质之内部规定”者,仅为比较的意义之内的),但在此等关系中,有若干为独立自存而永恒者,由此等独立自存而永恒者始能与吾人以确定之对象。我若抽去此等关系,则绝无事物留存为我所思维云云,并不排除所视为现象之事物之概念,亦不排除抽象的对象之概念。所除去者乃“由纯然概念所能规定之对象”之一切可能性,即本体之可能性。以事物为应全由关系所成,闻之固令人惊奇。但此种事物纯为现象,不能由纯粹范畴思维之;其自身即纯为“普泛所谓某某事物与感官间之关系”所成。故若吾人以纯然概念开始,则除视一事物为别一事物中所有规定之原因以外,决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思维抽象的事物之关系,盖此即为吾人悟性所以思维关系之方法。但因吾人在此种事例中忽视一切直观,故吾人将“杂多之相异分子所由以决定其相互位置”之特殊形相——即在一切经验的因果作用中以为前提之感性(空间)方式——排除不顾。

    纯然直悟的对象,吾人如指此等无须感性图型由纯粹范畴所思维之事物而言,则此种对象乃不可能者。盖吾人所有一切悟性概念之客观的使用之条件,纯为吾人所有感性的直观之形相,对象即由之授与吾人者;吾人如抽去此等对象,则概念与任何对象皆无关系矣。即令吾人欲假定一种感性的直观以外之直观,而吾人所有思维之机能,关于此种直观,固依然毫无意义也。但若吾人仅以直悟的对象为“非感性的直观”之对象,为吾人所有范畴所不能适用,因而吾人绝不能有关于此种对象之任何知识(不问直观或概念),则此种纯粹消极的意义之本体,自当容许。盖此不过谓吾人所有之直观并不推及于一切事物,而仅限于吾人所有感官之对象,故其客观的效力有所限制,而留有其他种类直观之余地,即留有“为此种直观之对象之事物”之余地。但在此种事例中,本体之概念乃想当然者,即本体乃吾人既不能谓其可能又不能谓其不可能之事物之表象;盖吾人所知者,除吾人所有之感性的直观以外,不知有其他种类之直观;范畴以外,不知有其他种类之概念,而此二者皆不能适合于非感性的表象者也。故吾人不能积极的推广吾人思维所有对象之范畴在感性条件以外,而主张于现象之外别有纯粹思维之对象(即本体),盖因此种对象实无“其可指示之积极的意义”。诚以就范畴而言,吾人必须承认其不适于物自身之知识,且若无感性之资料,则范畴仅为悟性统一之主观的方式,并不具有对象。至思维自身,固非感官之所产,就此点而言,自亦不为感官所制限;但并不因而即谓思维具有其自身所有之纯粹使用而无须感性之助,盖若如是则思维即无对象矣。

    吾人不能以本体为此种对象,盖因本体乃指“其与吾人所有之直观悟性完全不同之直观悟性”所有想当然之对象概念,其自身实一问题。故本体之概念,非对象之概念,而为与吾人感性之限界所不可避免必然联结之问题——此即能否有完全在吾人直观以外之对象之问题。此为仅能以不定态度答复之问题,即谓因感性直观不能无差别推及于一切事物,故留有其他不同种类之对象之余地;因之此种对象自不能绝对的否定,但因吾人并无关于此等对象之确定的概念(盖因无范畴能作此种目的之用),亦不能主张其为吾人所有悟性之对象。

    故悟性由此限制感性,但并不因而推广其自身所有之范围。在警告感性不可僭妄主张其能适用于物自身而仅限于现象之过程中,悟性固思维及“为其自身所有之对象自身”,但仅视之为先验的对象,此种对象乃现象之原因,因而其自身非现象,且不能思维之为量、为实在、为实体等等者(盖因此等概念常需“其所由以规定一对象”之感性的方式)。至此种对象是否在吾人内部中见之,抑在吾人以外见之,是否在无感性时,亦立即消灭,抑或在无感性时,尚能留存:凡此种种,皆完全非吾人所知者也。吾人如以其表象为非感性之理由,而欲名此种对象为本体,吾人固可任意为之。但因吾人绝不能应用吾人所有之悟性概念于此种对象,此种表象之在吾人,仍属空虚,除以之标识吾人感性知识之限界而留有吾人所不能以可能的经验或纯粹悟性填充之之余地以外,实无任何其他用处。

    故此种纯粹悟性之批判,并不容许吾人在能呈现为现象之对象以外,创造对象之新领域,而趋入直悟的世界之迷途;不仅如是,且即此等对象之概念,亦不容吾人有之者也。其误谬——其明显为此种错误的尝试之原因,以及虽不能证明其尝试为是,但实辩解此等尝试者——实在背反悟性之职分,先验的使用悟性,以及使对象即可能的直观合于概念,而不使概念合于可能的直观,顾对象之客观的效力,实唯依据概念合于可能的直观之一点。至此种误谬,则由统觉及思维先于“表象之一切可能的确定顺序”之事实而来。故吾人之所应为者,在思维普泛所谓之某某事物;同时一方以感性的形态规定之,他方则使直观此事物之形相与抽象所表现之普遍的对象相区别。吾人所应留置不可为者,乃“仅由思维以规定对象”之一类形相——此纯为无内容之逻辑的方式,但在吾人视之,亦可为“与感官所限制之直观无关之对象自身存在(本体)之形相”。

    在终结先验分析论以前,吾人尚须附加数语,虽未见特殊重要,但为体系完备计,实可视为所必需者也。先验哲学所通常以之开始之最高概念,乃可能与不可能之区分。

    但因一切区分皆以一被区分之概念为前提,故尚须一更高之概念,此即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但此乃以相当然之意义用之,并来决定其为有为无者。以范畴为与普泛所谓对象相关之唯一概念,故辨别对象之为有为无,将依据范畴之顺序及在其指导下而进行。

    (一)与总、多、一之概念相反,为抹杀一切事物之概念,即绝无之概念。故无任何可指之直观与之相应之概念,其对象为等于无。此如本体为“无对象之概念”(ensrationis推论的实在)不能列入可能性中,但亦不能即以此故而断言其为不可能;又如某种新基本力,在思维中容受之虽不自相矛盾,但在吾人之思维亦不为自经验而来之任何例证支持之,故不能以之为可能者。

    (二)实在为有;否定为无,即“缺乏对象之概念”,如影、寒等(nihilprivativum缺乏的无)。

    (三)“直观之纯然方式”并无实体,其自身非对象而纯为对象(所视为现象者)之方式的条件,如纯粹空间与纯粹时间(ensimaginarium想象的实在)。此二者乃直观之方式,固为某某事物,但其自身非所直观之对象。

    (四)“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立之概念”之对象,因其概念不能成立,故其对象乃不可能者,例如两直线所作之图形(nihil negativum否定的无)。

    故此种“无之概念”之区分表,应如下所列。(与之相应之有之区分,因此自明,毋待多述。)

    无,为:

    (一)无对象之空虚概念(ens rationis)

    (二)概念之空虚对象(三)无对象之空虚直观

    (nihil privativum)(ens imaginarium)

    (四)无概念之空虚对象

    (nihil negativum)

    吾人观(一)推论的实在与(四)否定的无之区别,盖因前者不列入可能性中,以其纯为空想故(虽不自相矛盾),而后者之与可能性相反,则以其概念即取消其自身故。但二者皆为空虚概念。反之,(二)缺乏的无及(三)想象的实在,则为概念之空虚资料。设无光线授与感官,则吾人不能表现黑暗,又若无延扩体为吾人所知觉,则吾人不能表现空间。故否定及直观之纯然方式,在其缺乏实在的某某事物时,皆非对象。

    第二编 先验辩证论

    导言

    一 先验的幻相

    吾人曾泛称辩证法为幻想之逻辑。此非指概括性理论而言;盖概括性乃真理,但以不充分之根据知之耳,且其知识虽不完备,亦不以此而谓为虚伪;故此种理论不能与逻辑之分析部分相分离。吾人更不能有正当理由视现象与幻相为同一之事物。盖真理或幻相不在对象中(在此对象为吾人所直观之限度内),而在吾人关于对象之判断中(在此对象为吾人所思维之限度内)。故谓感官无误谬实极正当—一此非因感官常能判断正确,实因感官绝无判断故耳。是以真理与误谬以及引入误谬之幻相,唯在判断中发见之,即唯在对象与悟性之关系中发见之。在完全与悟性法则相合之知识中,并无误谬。在感官之对象中——以其绝不含有判断——亦无误谬。无一自然力由其自身能背反其自身所有之法则。故悟性(不受其他原因之影响),感官皆不能由其自身陷入误谬。悟性之不陷入误谬,盖因悟性若仅依据其自身所有之法则活动,则其结果(判断)自必与此等法则相合;与悟性之法则相合,乃一切真理中之方式的要素。至若感官则其中绝无判断,既无真实之判断,亦无虚伪之判断。今因吾人在悟性、感官二者以外,并无知识源流,故误谬纯由感性于不识不知中影响及于悟性而起,由此种影响乃致判断之主观的根据与其客观的根据混合,而使悟性违反其真实之机能,——适如运动中之物体其自身常继续就同一方向之直线进行,但若受别一方向中活动之其他力量之影响,则顿成曲线运动矣。欲使悟性之特殊活动与杂入悟性活动中之力量相分别,则必须视误谬判断为二力间之对角线——二力在两种不同方向规定判断,一若各包有一角——而分解此种复合活动为悟性及感性两种单纯活动。在纯粹先天的判断之事例中,此为先验的反省所应尽之职务,由此种反省,一如吾人以上所述,对于各表象皆使之归属其在各自相应之知识能力中所有之位置,因之一方及于他方之影响,亦从而辨别之矣。

    吾人今非论究经验的(例如视觉的)幻相,此种幻相在“本为极正确之悟性规律”之经验的使用时所发生,由此种幻相,判断能力遂为想象力之影响所误;吾人所欲论究者仅在先验的幻相,此乃影响于“绝无在经验中行使意向之原理”,故在此种事例中吾人至少应有一种“原理所以正确”之标准,以其缺乏一切批判之警戒,此种先验的幻相遂引吾人完全越出范畴之经验的使用以外,而以纯粹悟性之纯然虚伪扩大,蒙蔽吾人。吾人今名“其应用全然限于可能的经验限界内”之原理为内在的,而名宣称超越此等限界者为超验的。所谓超验的,我并非指范畴之先验的使用或误用而言,盖此种先验的使用或误用,乃判断能力未受批判之正当制抑因而未充分注意纯粹悟性所能唯一容许其自由活动之境遇限界所生之误谬。我所指者乃鼓励吾人破弃一切境界范篱,夺获——不承认有所谓划境限界之-全然新领域之现实原理。故先验的与超验的非可通用之名词。吾人以上所述纯粹悟性之原理,仅容有经验的使用,而不容有先验的使用,即不容有推及经验限界以外之使用。反之,一原理撤废此等限界甚或实际指挥吾人超越此等限界者,则名之为超验的。吾人之批判如能显露以上所指一类原理中之幻相,则仅限于经验的使用之原理,与此等超验的相对立,可名之为纯粹悟性之内在的原理。

    由纯然模拟推理方式所成之逻辑的幻相(方式的误谬推理之幻相),全由不注意于逻辑的规律而起。苟一旦注意吾人目前之事例,则此幻相立即完全消失。反之,先验的幻相则即在已发见其为幻相及由先验的批判明知其无实效以后,亦不终止(例如“世界必须有一时间上之起始”云云命题中之幻相)。其原因则在吾人所有理性(主观的所视为人类知识之能力)之使用,本有基本的规律及格率,以及此等规律及格率皆具有客观的原理之外形。于是吾人乃以吾人所有概念互相联结之主观的必然性(此乃胜于悟性者),视为物自身之规定中所有客观的必然性。此为不能避免之幻相,亦犹吾人观海终不免视天际水平高于海岸(此因由较高光线视天际水平耳);更引一较适之例,则天文学家亦不能免视月初升时较大于常时,彼固不为此幻相所欺者。

    故先验辩证论以能显露超验的判断之幻相即已足,而同时又注意不为其所欺。至此幻相应如逻辑的幻相,实际消失而终止其为幻相云云,则绝非先验辩证论之所能成就者也。盖今所论究者乃自然的而不可避免之幻相,此种幻相本依据主观的原理,而欺蔽吾人貌似客观的;至逻辑的辩证论,则在其摘发虚妄推理时,仅论究其应用原理时之误谬,或论究其模拟此种推理时所有人造之幻相。故实有一种纯粹理性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此非愚者因缺乏知识而惑乱其自身之辩证法,亦非伪辩之士欲惑乱有思虑之民众特意发明之辩证法,乃与人类理性不可分离之辩证法,且即显露其为欺妄,亦不能终止其惑乱理性而仍继续陷理性于一时迷妄,时时须更正之者也。

    二 纯粹理性为先验的幻相之所在处

    甲、论理性

    吾人一切知识始自感官进达悟性而终于理性,理性以外则无“整理直观之质料而使之隶属于思维之最高统一”之更高能力矣。顾我欲说明此种知识之最高能力,颇感困难。

    盖理性与悟性相同,能用之于纯然方式的方面(即逻辑的形态),理性在其中抽去知识之一切内容。但理性又能有实际的使用,盖因理性在其自身中具有某种概念及某种原理之源泉,而此种概念及原理,理性皆非自感官或悟性假借来者。前一能力(按即方式的使用)

    久为逻辑学者所规定为间接推理之能力(以与直接推理consequentiis immediatis相区别);但后一能力(即其自身产生概念之能力)之性质,则就此定义不能理解之。今因吾人分理性为逻辑的能力与先验的能力,故吾人不得不推求关于此“包含此两种概念若隶属于其下者之知识源流”之一种更高概念。由悟性之概念类推,吾人固可期待逻辑的概念能为先验的概念之关键,而逻辑概念之机能表,能立即与吾人以理性概念之系谱者也。

    在先验逻辑之第一卷中,吾人以悟性为规律之能力;今名理性为原理之能力以之与悟性相区别。

    “原理”一名词,意义甚含混,通常指凡能用为原理之任何知识而言(即令此种知识就其自身及就其本来之起源言,本非原理)。一切普遍命题,乃至由归纳自经验得来之普遍命题,皆能在三段推理中用为大前题;但其自身并不因此而为原理。数学公理(例如两点之间仅能作一直线)乃先天的普遍知识之例证,故对于所能包摄于其下之事例,自当名为原理。但我不能因此谓我自原理以知普泛所谓直线之性质及此直线之自身,盖此直线我仅能在直观中感知之也。

    故由原理所得之知识,仅为我由概念以知“普遍中之特殊”之一类知识。因之,一切三段推理皆为“由原理演绎知识”之形相。盖大前题常授与一概念,凡包摄于此概念下——一若包摄于一条件下—一之一切事物,皆依据原理而自此概念知之。今因任何普遍的知识皆能用为三段推理中之大前题,且因悟性以此种普遍的先天命题提示吾人,故此等命题就其可能之使用而言,亦能名之为原理。

    但若吾人就此等命题之由来以考虑命题之自身,则纯粹悟性所有之基本命题,殆非根据概念而来之知识。盖若吾人不为纯粹直观(在数学中)或“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之条件”所支持,则此等命题即非先天的所可能。“一切发生之事物皆有一原因”云云之命题,不能仅自“普泛所谓发生之概念”推论而得;事正与之相反,此种命题乃指示——关于所发生之事物,吾人如何能在经验中获得任何实际确定之概念--之基本命题。

    是以悟性绝不能提供“自概念而来之任何综合知识”;此种自概念而来之综合知识应毫无制限,当然名之为原理者。但一切普遍的命题亦能以比较的意义称之为原理。

    此为久所期望之事——在某时期(谁知其为何时!)或能实现——即吾人应能返溯之民法所有之普泛原理以免民法之无限增加。盖惟在此等原理中,吾人始能期望发见吾人所欲称为立法简易化之秘密。在此领域中,法律仅为“欲使自由能完全与其自身调和”(按即不自相抵触)所加于吾人所有自由之制限;盖因法律之目的在——完全吾人自身所建立,且由此等概念吾人自身即能为其源因之——某某事物(按即完全自津之道德)。但对象自身即事物之本性应从属原理,且应依据纯然概念规定之云云,此一种要求即非不可能,至少亦与常识大相违反。顾不问其如何(此为吾人仍应研讨之问题)自原理引来之知识,与仅由悟性所得之知识,其绝不相同,至少今已明证之矣。悟性知识自亦能采取原理之形式而先于其他某某知识,但就其自身言,在其为综合的知识之限度内,悟性知识并不仅依据思维,且在自身中亦不包有自概念所得之普遍事物。

    悟性可视为由规律以保持现象统一之能力,理性可视为在原理下保持悟性规律之统一之能力。故理性绝不直接应用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仅应用于悟性,盖欲借概念与“悟性之杂多知识”以先天的统一,此种统一可名之为理性之统一,与悟性所能成就之统一,种类绝不相同也。

    此为完全不用例证即能使人明晓关于理性能力之普遍概念。至此等例证,则待论究进展时提示之。

    乙、理性之逻辑的使用

    通常在直接所知与间接推论所得之二者间,设有区别。三直线所包围之图形,其中有三角,此为直接所知者;但此等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则纯自推论得之者。惟因吾人常用推论,积久成习,不再注意此种区别,此如在所谓感官之错觉中,履行实际仅自推论所得者视为直接所知觉之事物。在一切推理之进程中,皆先有一基本命题,其次有一其他命题,即自基本命题引得之结论,以及最后复有“结论之真理所由以与基本命题之真理不可分离的”联结之推理法(逻辑的归结)。推论所得之判断如已如是包含于先在之判断中,即此判断可无需第三表象之媒介而自“先在判断”中引得之,此种推理法名为直接的推理(consequentia immediata)——我则宁名之为悟性推理。但若除基本命题中所包有之知识以外,尚需其他判断以产生其结论者,此种推理法应名为理性推理(vernun-ftschluss)。在“人皆有死”之命题中,已包含“若干人必有死”“若干必有死者为人”“绝无不死之道者为人”等等之命题;故此等命题乃自“人皆有死”命题之直接结论。反之,“一切有学问者必有死”之命题,并不包含在基本命题中(盖有学问者之概念绝不在此基本命题中发现),仅能由一间接判断自基本命题推论得之也。

    在一切三段推理中,我最初由悟性思维一规律(大前提)。其次我由判断力包摄所知之某某事物于规律之条件下(小前提)。最后,由规律之宾词,即先天的由理性以断定由此所知者(结论)。敌视为规律之大前提,在所知者与其条件之间所表现之关系,乃各种不同三段推理之根据。因之,三段推理与判断相同,依据判断在悟性中所由以表现“所知者之关系”之不同方法共有三种;即断言的、假设的、抉择的三者是也。

    一如通常所习见,构成结论之判断如成为问题——审察其是否由已授与之判断推论而来,以及是否由之思维一绝不相同之对象——则我在悟性中探求此结论之所主张,以发见其是否依据普遍规律从属某某条件。我若发见此一种条件,又若结论之对象能包摄在所与之条件下,则其结论乃自对于知识之其他对象亦能有效之规律演绎而来者。由此观之,理性在推理中努力使由悟性所得之种种杂多知识,规约至最小数目之原理(普遍的条件),由是以达其中之最高可能的统一。

    丙、理性之纯粹使用

    吾人能否使理性孤立,如视之为孤立则理性是否为“纯自理性发生且理性由之与对象相关之概念及判断”之独特源流;抑或理性仅为以“所谓逻辑的之某种方式”加于所与知识之一种附属的能力——此一种能力乃由以规定“由悟性所知者之相互关系”,在其能由比较以完成此事之限度中,使低级规律包摄于高级之规律下者(即此等规律其条件乃包括低级之条件在其所有之范围内者)?此为吾人今所准备论究之问题。就事实言,规律之增多及原理之统一,乃理性之要求,其目的在使悟性彻底自相一致,正与悟性使直观之杂多从属概念,由是而联结杂多相同。但此一种原理对于对象并不规定任何法则,且不包含认知或规定对象本身所以可能之任何普泛的根据;仅为有条理的整理吾人悟性所有之主观的法则,即由悟性概念之比较,此种原理能规约此等概念至最少可能的数目;且此种原理并不能使吾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对象具有适于悟性之方便及开展悟性等类之齐一性;故吾人不能以任何客观的效力归之于其格率。一言以蔽之,其问题为:理性自身——即纯粹理性——是否先天的包有综合的原理及规律,且此等原理以何而成?

    关于“纯粹理性在其综合知识中所有之先验原理”所依据之根据,理性在三段推理中之方式的逻辑的进程,实与吾人以充分之指导。

    第一、理性在三段推理中并不“为欲使直观从属规律”而与直观相关,唯与概念及判断相关。因之,即令纯粹理性与对象有关,亦非与对象及对象之直观有直接关系,仅与悟性及悟性之判断有关耳——悟性及悟性之判断最初直接处理感官及其所有直观,目的在规定其对象。故理性之统一非可能的经验之统一,根本与此种统一不同,盖此种统一乃悟性之统一。“凡一切发生之事物皆有一原因”之命题,非由理性所知亦非由理性所规定之原理。此种原理乃使经验统一可能者,绝不借助于理性,理性则以其脱离此种与可能的经验之关系,纯自概念绝不能设置任何此种综合的统一者也。

    第二、理性在其逻辑的使用中,惟在发见其判断(结论)之普遍的条件,而三段推理之自身亦不过由“包摄其条件于普遍的规律(大前提)下”所成之判断而已。今因此种规律之自身亦复从属理性之同一要求,故凡在实行可能时必须推求条件之条件[由上溯推理(prosyllogismus)推求之],因此普泛所谓理性所特有之原理在其逻辑的使用中明为:

    ——对于“由悟性所得受条件制限之一类知识”推求其不受条件之制限者,由此使受条件制限者之统一完成。

    但此种逻辑的格率仅能由吾人假定以下之点而成为纯粹理性之原理,即若有受条件制限之事物授与时,则其互相从属所有条件之全部系列——此一种系列因其为互相从属之全部系列,故其自身为不受条件之制限者——亦同一授与,即此等条件系列包含在对象及其联结中。

    此一种纯粹理性之原理明为综合的;盖受条件制限之事物分析的仅与某种条件相关而不与“不受条件制限者”相关。由此种原理自必亦随而发生种种综合命题,关于此等命题,纯粹悟性——盖因悟性仅与可能的经验之对象相关,此种对象之知识及综合则常为受条件制限者—一绝无所知。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如容认其现实性,则应就其与一切受条件制限者相区别之一切规定中特别考虑之,由此自必产生许多先天的综合命题之质料。

    但自此种纯粹理性之最高原理所发生之原理,其与一切现象相关,殆为超验的;即此种原理绝不能有任何适切之经验的使用。故此种原理与一切悟性原理全然不同,悟性原理之使用纯为内在的,盖因悟性原理所有之主题,仅为经验之所以可能。今试就“条件系列(不问其在现象之综合中或在普泛所谓事物之思维中)推及于不受条件制限者”之原理而言。此种原理是否具有客观的应用性?关于悟性之经验的使用,此种原理所包含之意义如何?抑或并无此种客观的有效之理性原理,而仅为一逻辑的教条,由其上溯层层更高条件以趋向完成,因而与吾人知识以最大可能之理性统一?其形误以理性此种必然要求视为纯粹理性之先验原理,以及吾人过于草率从事,在对象本身中设定完成无止境之条件系列欤?在此种情形中,是否有其他误解及幻想潜入三段推理中,盖其大前提(与其谓之假设,毋宁视为主张)自纯粹理性而来,顾乃自经验以上溯其条件?解答此种问题实为吾人在先验辩证论中之事业,此种辩证性质,吾人今将努力自其在人类理性中所深密隐藏之源流以阐明之。今分辨证论为两章,首章论究纯粹理性之超验的概念,次章论究其超验的及辩证的三段推理。

    第一卷 纯粹理性之概念

    不问吾人对于自纯粹理性而来之概念其所以可能应如何决定,至少此种概念之非由反省得来而仅由推理得来则甚确。悟性概念亦为吾人在经验之先,“且为经验故”而先天的思维之者,但悟性概念仅包含“对于现象所有反省之统一”而已(在此等现象必然属于可能之经验的意识之限度内)。对象之知识及规定,惟由悟性概念而可能者。悟性概念乃最初提供推理所必需之质料者,且无对象之任何先天的概念——悟性概念能自其推得——在其前。在另一方面,则悟性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唯建立在以下之事实上,即因悟性概念构成一切经验之智性的方式,自必常能展示其在经验中之应用。

    “理性概念”之名称已预行指示吾人之所论究者,不容局限于经验之某某事物,盖因理性概念所与之有关之知识,乃任何经验的知识(乃至“可能的经验或知识之经验的综合”之全体)仅为其一部分之一类知识。无一现实经验曾完全与之适合,但一切现实经验皆隶属之。理性概念能使吾人思考(begreifen),悟性概念则使吾人领悟(verstehen)(用以与知觉相关时)。理性概念如包有不受条件制限者,则与一切经验所隶属但其自身绝不为经验对象之某某事物相关——此某某事物乃理性在其推理中自经验以引达之者,且依据之以评量衡度其经验的使用之程度,但其自身则绝不成为经验的综合之一连锁。顾若此等概念具有客观的效力,可名之为推理所得之概念(conceptusratiocinati正当推理所得之概念);设无此种效力,以其貌似推理所得而窃得承认者,则可名之为推论之概念(conceptus ratiocinantes伪辩的概念)。但因此事仅能在纯粹理性之辩证的推理一章中证明之,故吾人今尚不能论究之。同时,正与吾人名纯粹悟性概念为范畴相同,吾人对于纯粹理性概念应与以一新名称,而名之为先验的理念。吾人今将说明此名称而申述其所以正当之理由。

    第一节 泛论理念

    吾人之言语虽极丰富,但思索者常觉其自身缺乏严格适合其概念之名词而致惶惑,且因缺乏名词故,彼不能实际使他人——甚或其自身——理解其概念。制造新名词乃在言语中立法,其事鲜能有成;且在吾人求助于此最后方策以前,不如在古语陈言中检讨,审察其中是否已备有此概念及其适切之名词。即令一名词之旧日用法,由引用此名词者之疏忽以致意义晦昧,但固执此名词之特有意义(是否与本来所用之意义相同,虽仍可疑)

    较之因不能使他人理解吾人之概念而致摧毁吾人之目的者,固远胜多矣。

    以此之故,如仅有一名词,其设定之意义完全与某一概念相合,则因使此概念与其类似之概念相区别,乃极重要之事,故应善用此名词,不可仅为辞藻富赡计,用为其他名词之类同语,而应严密保持其自身固有之意义。否则此名词极易令人不注意其唯一特有之意义,而湮没于意义相远之其他一群名词中,且惟此一名词所能保持之思想亦因而丧失矣。

    柏拉图所用理念(idee)一名词,其意义所在,异常明显,不仅绝不能自感官得之,且远超(亚里斯多德所论究之)悟性概念,诚以在经验中从未见及与此理念相应之事物。

    盖在柏拉图,理念乃事物本身之原型,非以范畴之型态仅为可能的经验之枢钮者。以柏拉图之见解言之,理念乃自最高理性发生,自此最高源流成为人类理性所分有,人类理性今虽已非其本有之状态,但由还忆之进程(此即名为哲学)刻苦努力以还忆今已晦昧之旧日理念。我今不欲在文字上论究柏拉图所系属于此名词之意义。我仅须提示以下一点,即比较一著作者在日常谈话中或在著作中,关于其论题所表现之思想而发见吾人理解其思想实远过于彼自身,此为屡所见及之事。如柏拉图因并未充分确定其概念,故有时彼之言说甚或思维,与其自身之志向相反。

    柏拉图极知吾人之知识能力,在“仅依据综合的统一以缀合现象,俾吾人能领悟此等现象为经验”以外,尚感有遥为深远之需要。彼知吾人之理性自然崇高其自身以形成远超经验领域,即并无一所与之经验对象能与之相应,但仍须认为具有其自身之实在性,而绝非空想之知识。

    柏拉图在实践的领域,即在依据于自由——自由又复依据于理性所特产之知识——之领域中,发见其理念之主要例证。凡欲自经验引申德行之概念,而使(如多数人实际之所为者)至多仅能用为极不完全一类说明之例证者,成为由此以引申知识之范型,则将使德行成为依时代环境而变迁之事物,此乃一种不容构成任何规律意义晦味之怪物。

    反之,吾人皆知如以某人为德行之范型,则“吾人所以之与所指为范型者相比较而唯一由之以判断其价值之真实原型”,仅在吾人心中发见之。此真实原型乃德行之理念,至经验之可能的对象对于此理念则仅用为例证(证明理性概念之所命令者,在某程度内能实行之)而非视作原型。谓世无一人其行动曾切合于所包含在德行之纯粹理念中者云云,亦绝不足以证明此种思想之为空想。盖对于“道德价值或违反道德”之任何判断,其所以可能,亦仅由此理念;故理念实用为一切行为趋向道德完成所不可欠缺之基础——人类性质中所不可测知之障碍,虽使吾人离道德之完成甚远。

    柏拉图之共和国已成为谚语,视为仅能存于无聊思想家脑中之幻想的完成之显著例证,白罗克(brucker)曾以此哲学家所云“君主惟在参与此等理念始能统治完善”为笑谈。但吾人则与其措词于不能实行(此为最无聊而最有害之借口)视为无益而置之不顾,不如追求此种思想,至此大哲学家所不能领导吾人之处,则当更益努力阐发其原有意义。

    容许——依据“使各人之自由与一切他人之自由相调和之法则”——最大可能的人类自由之宪法(我之所以不言最大幸福者因幸福自必追随自由而来耳)实为一必须有之理念,不仅在初次制定宪法时且在一切法律中皆必奉为根本原理者也。盖在制定宪法及法律之始,吾人务须将现实存在之一切障碍置之不顾,盖此等障碍并非不可避免自人类之本性发生,乃起于一种极可矫正之原因,即在制定法律时忽视此等纯粹理念故耳。世实无较之庸俗陈诉于所谓与理想相反之经验云云,在哲学家更为有害更为无价值者。盖若此等制度在适当时期已依据理念建立,且若此等理念不由消除一切善意之粗朴概念(正因其自经验引来)所更替,则此种与理想相反之经验绝不存在。立法行政愈与以上所举之理念相调和,则刑罚愈希,故主张(如柏拉图所主张者)在一完善之国家绝不需要刑罚,实为至理名言。此种完善国家固绝不能实现;但无碍于此理念之为正当,理念欲使人类之法律制度日近于最大可能的完成,乃提此极限为其范型耳。盖人类所能到达之最高境域为何,理念与实现之间所有间隙之程度若何,乃无人能答——或应答——之问题。盖其结果一以自由为断;且超越一切特殊之制限者,即在此自由之权能中。

    但此不仅在人类理性展示真实因果作用之处,在理念成为(行为及其对象之)主动的原因之处,即在道德领域中,即就自然自身而言,柏拉图亦正确见有“自理念起源”之明显证据。一植物、一动物以及宇宙之整然有序——乃至全自然界——皆明显展示彼等唯依据理念而可能者,且虽无一生物在其个体存在之情形中与此一种类中之最完全之理念相合,正如任何人不能与其心中所有视为其行动模范之“人性理念”相合,但此等理念仍完全在最高悟性中规定每一理念为一个体、为一不变之事物、以及为种种事物之根本原因。仅有事物之总体——在其构成宇宙之交相联结中——完全适合于理念。吾人若就柏拉图之表现方法,去其已甚,则此哲学家之精神自反省“物质的世界秩序”之模写方法飞至依据目的——即依据理念——之世界秩序之有计划有体系的布置,实为足值尊敬及师法之一种创业。但惟关于道德、立法、宗教等之原理,——此处经验自身(在关于善之事例中)乃由理念而可能者,(至理念之经验的表现,自必常为不完全者)——柏拉图之教导始展示其异常特殊之功绩。此功绩之所以不得人之承认者,正由依据经验的规律以判断之耳,顾所视为原理之经验的规律,其无效力已由其自身证明之矣。盖在与自然有关之范围内,经验固提供规律而为真理之源泉,但关于道德法则,则经验不幸为幻相之母矣!世无较之自“所已为者”引申规定“所应为者”之法则,或以局限“所已为者”之制限加于“所应为者”之上,更为可责难者也。

    但追求此种种意见,虽所以与哲学以特殊尊严,但吾人同时必须从事于平淡无奇而有实绩之事业,即平整地基使其足以支持此等宏壮无比之道德殿宇是也。盖此地基已为理性——在其自信而无效果之搜寻秘藏中——在各方实施之地下工作所腐蚀,而危及上层建筑之安固矣。故吾人现今之任务,在得洞察纯粹理性(其原理及理念)之先验的使用,俾吾人能规定——及评衡——纯粹理性之势力所及,及其真实的价值。但在此等导言终结以前,我恳求有哲学兴趣者(此较通常多数人所谓有哲学兴趣者意义更为深远)如信任我所论述,则当严密保持“意典”(idee理念)一名词之本有意义,庶不致成为通常杂乱无章用以指示各种表象之名词之一,而使学问有所损失。至关于各种表象,并不缺乏其可适合之名词,吾人固无须侵犯其中任何名词之领域。今举示其“系列的排列”如下。

    纲乃普泛所谓之表象(repraesentatio)。隶属于纲者为具有意识之表象(知觉perceptio)。仅与主观相关视为“主观状态之变状”之知觉为感觉(sensatio),客观的知觉为知识(cognitio)。知识则或为直观,或为概念(intuitus vel conceptus)。前者直接与对象相关乃单一的,后者以种种事物所共有之形态间接与对象相关。概念或为经验的概念,或为纯粹的概念。纯粹概念在其纯然元始于悟性之限度内(并非感性之纯粹心象),名为悟性概念。“自悟性概念所成而超越经验可能性”之概念,为理念(idee),即理性概念。凡熟知此等区别者,如闻将赤色之表象称为“意典”(ldee),必不能忍受。

    盖此赤色表象即名之为悟性概念,亦所不许者也。

    第二节 先验的理念

    先验分析论已明示吾人,知识之纯然逻辑的方式,其自身中如何能包有本源的纯粹的先天概念,此种概念能先于一切经验表现对象,更切实言之,即指示“惟此能使对象之经验的知识可能”之综合的统一。判断之方式(转变为“综合直观”之概念)产生“指导悟性在经验中一切使用”之范畴。吾人自亦能假定:三段推理之方式,当其应用于在范畴指导下直观之综合统一时,自含有产生特殊的先天概念之根源,此特殊的先天概念吾人可名之为纯粹理性概念,或先验的理念,此等理念依据原理以规定“悟性在处理经验全体时应如何使用之道”。

    理性在其推理中之机能,乃理性依据概念所产生之“知识之普遍性”所成,三段推理之自身即为一种判断,此种判断乃在其所有条件之全部范围内先天的所规定者。“卡乌斯必有死”之命题,我固能仅由悟性自经验得之。但我则推求包含“判断之宾词(普泛立言)所由以授与之条件”之一类概念(在以上之例中则为人之概念);且在我归摄宾词于此条件下(此条件乃就其全部范围言之,例如人皆有死)以后,我依据之,进而规定我所有对象之知识(卡乌斯必有死)。

    因之,先在一所与条件之下,就大前提之全部范围思维其宾词以后,在三段推理之结论中,即限制此宾词属于某一对象。与此一类条件之关系,其完全外延量,名为普遍性(universalitas)。在直观之综合中,吾人具有与此相应之总体性(universitas)即条件全体。故理性之先验的概念实不过——对于任何所与之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全体之概念。今因惟不受条件制限者始能使条件全体可能,反言之,条件全体其自身常为不受条件制限者,故纯粹理性概念吾人能普泛以不受条件制限者之概念说明之,而视为包有综合受条件制限者之根据。

    纯粹理性概念之数,殆等于悟性由范畴所表现之“关系种类”之数。故吾人第一应推求一主词中所有断言的综合之不受条件制限者;第二,应推求一系列中所有各项之假设的综合之不受条件制限者;第三,应推求一体系中所有各部分之抉择的综合之不受条件制限者。

    于是适有同一数目之三段推理种类,每一种类之三段推理由上溯推理以推演至不受条件制限者:第一,推演至其自身绝不能作为宾词之主词;第二,推演至其自身不再有任何前提之前提;第三,推演至完成其分类不再需要任何事物之“分类所有项目之集团”。纯粹理性概念(条件综合中所有全体性之概念)至少在其以“扩大悟性之统一(苟为可能者)至不受条件制限者”之任务加之吾人时,乃必须有之概念,且为根据于人类理性之本质者。但此等先验的概念并无与之适合之具体的使用,故除以“虽推穷至极限,同时亦完全自相一致”云云指导悟性以外,实无其他效用。

    但当吾人言及条件全体及“不受条件制限者”视为一切理性概念之通用名称时,吾人又遇及一不能废去之名词,且此名词亦由于长期误用,以致意义晦昧,而不能安全使用之者。绝对的(ahsolut)之名词即为此种——就其本有之意义言乃适用于一概念,此一概念在同一国语中绝无其他名词能正确适合之者——少数名词之一。故若丧失此名词,或随意使用此名词(此等于丧失),则必随而丧失此概念自身。且因在此种事例中其概念为理性所最注意之概念,丧失此概念自必大有害于一切先验哲学。绝对的之名词今屡用以指示“某某事物之为真实乃就其自身即就其内部的性质考虑之者”。以此种意义言之,则绝对的可能乃指其自身(interne)可能而言——实际,自身可能乃对于一对象所能言及之最小限度。在另一方面,此一名词有时又用以指示“某某事物在一切方面皆有效,毫无制限”,例如绝对的独裁政治,以此种意义言之,则绝对的可能乃指在一切关系中(一切方面)可能而言一此为关于事物可能性所能言及之最大限度。吾人常见此两种意义联合为一。例如凡内部不可能者乃在任何关系中之不可能者,即绝对不可能者。但在大多数之事例中,此两种意义相去甚运,我绝不能断言因某某事物自身可能,故在一切关系中亦可能,即绝对可能者。如我以后所欲说明者,绝对的必然性绝不能常依据内的必然性,故不能以此二者为同义异名之事。设某某事物之相反方面,就其内部之性质言,为不可能者,则此相反之事物自亦在一切方面中不可能,因而此事物自身为绝对的必然。

    但我不能反用此推理,而断为某某事物如绝对的必然,则其相反方面为内部的不可能,即以事物之绝对的必然性为内部的必然性。盖此内部的必然性在某某事例中乃一异常空虚之名词,吾人绝不能以任何概念系属之者,而一事物在一切关系中(对于一切可能的事物)之必然性概念,则包有某种十分特殊之规定。今因丧失在思辨学问为最重要之概念,绝非哲学家所漠不关心之事,故我信确定概念所依存之名词而谨密保存之,当亦哲学家所不能等闲视之者也。

    我就广义用此“绝对的”之名词,以与仅比较的——即在某种关系内——适用有效者相对立。盖后者为条件所制限而前者则无制限适用有效者也。

    顾理性之先验的概念,唯在指向条件综合中之绝对的全体,除到达绝对的——即在一切关系中——不受条件制限者以外,绝不中止。盖纯粹理性以一切事委之悟性——仅有悟性直接应用于直观之对象,或宁谓为应用于想象力所综合之对象。理性自身则专与悟性概念使用中之绝对的全体相关,而努力使在范畴中所思维之综合统一到达完全不受条件制限者。吾人可名此种“现象之统一”为理性之统一;由范畴所表现之统一,则名之为悟性之统一。因而理性仅与“悟性之使用”相关,但此并非在悟性包有可能的经验根据之限度内(盖条件之绝对的全体之概念,不能应用于任何经验,诚以无一经验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乃仅欲规定悟性趋向——悟性自身关于此种统一并无概念之——某种统一之方向,以及联结“悟性关于一切对象之种种活动”成为一绝对的全体耳。故纯粹理性概念之客观的使用,常为超验的,而纯粹悟性概念之使用,则依据其性质且因其仅应用于可能的经验,自必常为内在的。

    我所谓理念乃指理性之必然的概念,对于此概念,无相应之对象能在感官之经验中授与者。故今所研讨之纯粹理性概念,乃先验的理念。此等理念乃纯粹理性之概念,盖因其视经验中所得之一切知识为由条件之绝对的全体所规定者。但此等理念非任意所制造者,乃由理性自身之本质所设置,故与悟性之全体使用有必然的关系。最后,理念乃超验的且超越一切经验之限界;无一适合于先验的理念之对象,能在经验中见及。我若言及理念,顾就其对象而言,则又视为纯粹悟性之对象,则我言之过大,即超越对象之范围,但就其与主观之关系而言,即就其在经验的条件下之现实性而言,则以同一理由我又言之过狭,即其实现性甚小,盖因理念乃一“最大限度之概念”,绝不能具体的与之符合以授与吾人者也。今因在理性之纯然思辨的使用中,后者(即在经验的条件下规定理念之现实性者),方为吾人之全部目的,且因接近于绝不能实际到达之概念,即令接近亦使吾人所处之地位无异于此种概念之全然无效,故吾人谈及此种概念,谓——此仅一理念耳。一切现象之绝对的全体——吾人亦可谓为——仅为一理念,盖因吾人绝不能表现之于心象,故此永为一不能解决之问题。但因另一方面,在悟性之实践的使用中,吾人之唯一任务在实行规律,故实践理性之理念常能具体的实际授与吾人(虽仅部分的);此实一切理性之实践的使用所不可欠缺之条件。理念之实现,固常有制限及缺陷,但并无一定范围以限制理念,即常在“绝对的完成之概念”之影响下实现之。敢实践的理念常有绝大的效果,且因其与吾人现实行为相关,实为绝对所必需者。理性在此处确行使“其为事物原因”之力,以实现其概念中之所包含者;故对于此种智慧,吾人不能轻视之而谓此仅一理念而已。反之,正因其为“必然统一一切可能的目的”之理念,故必视为根本的—一最少为制限一切事物之——条件,而用作一切实践行为之标准。

    吾人对于先验的理性概念,虽谓此等概念仅为理念,但此绝不能视为其意义乃指此等概念为多余而空虚。盖即此等概念不能规定任何对象,但在一根本的及不为人所觉察之形相中,仍能对于悟性尽其职务而为悟性之扩大使用及一贯使用之法规。悟性并不因此较之由其自身之概念所当有之对象知识,获得更多任何对象之知识,但为获得此种知识计,悟性实因此而得更良好更广大之指导耳。加之——吾人在此处仅须提及而已——理性概念或能使自然概念转移至实践概念,且在此种途径中能维护道德理念而使道德理念与理性之思辨的知识相联结。凡此种种,吾人必俟之以后之说明。

    依据吾人之计划,姑置实践的理念不问,而仅在其思辨的方面考虑理性,或更限制吾人自身,仅在先验的使用方面考虑之。就此点而言,吾人必须遵由吾人在范畴演绎中所采取之步骤;必须由考虑“自理性而来之知识”之逻辑的方式,以审察理性是否因此或亦能为——使吾人能视对象自身为“与理性机能之一相关”而先天的综合的所规定者之——概念之源泉。

    若以理性为知识之某种逻辑的方式之能力,则理性实为推理之能力,即间接判断(由于包摄可能的判断之条件于所与判断之条件下)之能力。所与判断乃普遍的规律(大前提)。包摄其他可能的判断之条件于规律之条件下者为小前提。“应用规律之主张于所包摄之事例”之实际判断为结论。规律从属某种条件,普遍的有所立言。规律之条件乃见其在实际的事例中实现之。凡在此条件下所主张为普遍的有效者,在包含此条件之实际的事例中应亦视为有效。故理性由“构成一条件系列之悟性活动”以到达知识,极为明显。如是我到达“一切物体皆为可变者”之命题,仅由较远之知识(其中未见有物体之概念,但固包含此概念之条件者),即由“凡复合之一切事物皆为可变者”开始;我由此进达较近而包摄在第一命题之条件下之命题,即“物体为复合者”之命题;最后我由此命题转移至联结较远知识(可变者)与实际在吾人目前之知识之第三命题,因而结论为“物体乃可变者”——以此种进程,我由一条件系列(前提)到达知识(结论)。凡其例证已授与吾人(在断言的或假设的判断中)之一切系列,皆能连续进行;因之此种理性之同一活动成为复合推理(ratiocinatio polysyllogistica),此为在条件方面(perprosyllogismos上溯推理)或在受条件制限者方面(perepisyllogismos前进推理)能延长至不知所止之推理系列。

    但吾人立即觉知上溯推理(即在所与知识之根据或条件方面所推得之知识,易言之,三段推理之上升系列)之连锁或系列,其与理性能力之关系,与下降系列(即理性由前进推理在受条件制限者之方向中进展)之连锁或系列与理性能力之关系,大有不同者也。

    盖因在前一事例中,其所与之知识(结论)仅为受条件制限者,故吾人除假定其在条件方面所有系列中之一切项目(前提系列中之全体)皆授与吾人以外,不能由理性到达此种知识(结论);仅在此种假定上吾人目前所有之判断乃先天的可能者;反之,在受条件制限者一方面,吾人关于其结果,仅能思维其在转化进程中之一系列,无一结果为吾人所曾预想者或已完全授与者,故纯为具有潜在力量之进展。是以若以知识为受条件制限者,则理性不得不视上升方向中之条件系列为已完成,为已全体授与者。但若同一知识以之为其他知识之条件,而此知识又为构成下降方向之结果系列者,则理性对于此种进展在下降方面(a pane posteriori)应进至何种程度,以及其系列全体是否可能,皆可完全置之不问者也。盖此种知识为推得结论计,实为需此种系列,由其上升方面之根据已充分决定其结论而确保之矣。至条件方面之前提系列,则或能有第一项目为其最高之条件,或者无此种项目(在此种事例中,其条件系列在上升方面乃无制限者)。但不问如何,乃至即承认吾人绝不能总揽条件之总体,顾系列则仍必包有此种总体,且若以“所视为自条件系列所得结果”之受条件制限者为真实,则全部系列亦必无条件真实。此实为理性之必然要求,理性宣告其知识为先天的所规定且为必然的,或以知识自身为先天的必然的,在此种事例中,知识无需根据,又若此知识为引申而来之知识,则以之为根据系列之一项目,至此种根据系列之自身,就其为系列而言,乃无条件真实者也。

    第三节 先验的理念之体系

    吾人现今并不论究逻辑的辩证(此乃抽去一切知识内容,限于显露在三段推理之方式中所隐藏之误谬者),惟论究先验的辩证,此应完全先天的包含“自纯粹理性而来之某种知识以及推理所得之某种概念”之起源所在者,此种知识及概念之对象绝不能经验的授与吾人,因而完全在纯粹悟性能力之范围以外。自吾人所有知识之先验的使用在推理中及在判断中必与其逻辑的使用有关之自然关系现之,吾人推定仅能有三种辩证的推理,与理性所能由之以原理到达知识之三种推理相应,且在一切辩证的推理中,理性之任务,乃自“悟性永为所局限”之受条件制限者之综合,上达悟性所绝不能到达之不受条件制限者。

    在一切吾人所有之表象中,普遍所见及之关系为:(一)与主观之关系;(二)与对象之关系,对象则或为现象,或为普泛所谓思维之对象。吾人如总合主要分类与细目二者而言,则表象之一切关系(吾人对之能构成一概念或一理念者)共有三种:(一)与主观之关系;(二)与现象领域中“对象之杂多”之关系;(三)与一切普泛所谓事物之关系。

    一切普泛所谓纯粹概念与表象之综合的统一有关,但其中纯粹理性概念(先验的理念),则与一切普泛所谓条件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综合统一有关。故一切先验的理念可列为三类,第一类包含思维的主观之绝对的(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第二类包含“现象之条件系列”之绝对的统一,第三类则包含“普泛所谓思维之一切对象所有条件”之绝对的统一。

    思维的主观为心理学之对象,一切现象之总和(世界)为宇宙论之对象,而包含“一切吾人所能思维者所以可能之最高条件”之事物(一切存在之本源存在)则为神学之对象。

    是以纯粹理性对于先验心灵论(psychologia rationalis)、先验宇宙论(cosmologla ra-tionalis)、最后对于先验神学(theologia transzendentalis)提供理念。悟性对于此三类学问任何一类计划亦不能有,且即有理性之最高逻辑的使用为之后援,即由“吾人所由以自其对象(现象)之一,推进至其他一切,以达经验的综合之最远项目”所能思及之一切推理支持之,对于此三种学问亦不能有所计议;盖此三种学问纯为纯粹理性之纯粹本有产物或问题。

    纯粹理性概念果以何种精密形相包括在此一切先验的理念之三种项目下,则将在下章详述之。此等纯粹理性概念遵从范畴之指导途径。盖纯粹理性概念绝不直接与对象相关,惟与悟性关于对象所构成之概念相关。因之,仅由完成吾人论证之进程,始能说明:

    理性如何纯由断言的三段推理中所用机能之综合的使用,必然的到达“思维的主观之绝对的统一”之概念,如何由假设的三段推理中所用之逻辑进程引达“所与条件之一系列中之完全不受条件制限者”之理念,最后如何由抉择的三段推理之纯然方式,必然包含理性之最高概念,即“一切存在之本源存在”之概念——此一种思想骤视之颇似异常背理者也。

    吾人对于范畴所能举行之客观的演绎,严格言之,关于先验的理念则绝不能举示。

    正因其仅为理念,故实际与——所能授与吾人,视为与理念相合之——任何对象并无关系。吾人实能自理性之本质,主观的抽绎此等理念;此为本章中所已说明者。

    此为极易见及者,纯粹理性之意向,惟在条件方面(不问其为属性、依属、或协同之条件)之综合之绝对的全体;而与受条件制限方面之绝对的完成无关。盖欲预想条件之全体系列而先天的呈现之于悟性,则唯需前者。一度授与吾人以完全(及不受条件制限)

    之条件,则对于系列之连续,即无需理性概念;盖自条件至受条件制限者前进方向中之一切步骤,皆由悟性自身进行。故先验的理念仅为在条件系列中上溯至不受条件制限者——即上溯至原理——之用。至关于前进至受条件制限者,则理性固使悟性之法则有广大之逻辑的使用,但并无先验的一类之使用;且若吾人构成此一种综合(前进之综合)之绝对的全体,例如世界中一切未来变化之全体系列,则此实想象之事(ens rationis)乃任意所思,而非理性所有之必然的预想。盖受条件制限者之所以可能,实以其条件之全体为前提而非以其结果之全体为前提者。故此一种概念并非先验的理念之一;而吾人今之所论究者,则仅为此等先验的理念也。

    最后吾人亦见及先验的理念自身之间显然有联结及统一,纯粹理性则由此种联结及统一始能联结其一切知识成为一体系。自一人自身(心灵)之知识进至世界之知识,更由世界之知识进至存在本源,实极自然,有类理性目前提至结论之逻辑的进展。至此事是否由于逻辑的进程与先验的进程间所有关系相同之隐秘关系,则为留待论究进展时所解答之问题。但吾人对于此问题,实已获得初步的解答,盖因在论究先验的理性概念中——此种理性概念在哲学学说中,通常每与其他概念相混,甚至与悟性概念亦无适当之区别——吾人已能自其晦昧状态,振拔此等理念,决定其起源,同时复确定其精确之数目(吾人对之绝不能有所增加之数目),呈现之于系统的联结中,因而划定纯粹理性之特殊领域。

    第二卷 纯粹理性之辩证的推理

    纯粹先验的理念虽为——依据理性之本源法则——理性之必然的产物,但其对象则可谓为吾人对之并无其概念之某某事物。盖关于适合理性要求之对象,谓吾人常能构成一悟性概念,即构成一容许在可能的经验中展示及直观之者之概念,则实为不可能之事。

    但吾人若谓关于其与理念相应之对象,吾人虽不能有任何知识,顾尚有关于此对象之想当然之概念,则较为适宜,似不致令人有所误解。

    纯粹理性概念之先验的(主观的)实在性,依属吾人由必然的三段推理曾到达此种理念之一点。故自有不包含经验的前提之三段推理,吾人由此种三段推理,自所知之某某事物以推断——吾人对之并无其概念且由于不可避免之幻相吾人与以客观的实在性之—一其他某某事物。顾此种结论与其名之为合理的,实应名之为伪辩的,-就其起源而论,固亦可名之为合理的,盖因此等结论并非空想且非偶然发生,乃自理性之本质所发生者。

    此种结论实非某某人等之伪辩,乃纯粹理性自身之伪辩。盖即人中之最聪慧者亦不能自免于此等伪辩。彼在长期努力以后,或能防免实际的误谬;但决不能解脱时时烦扰彼之幻相。

    于是共有三种辩证的推论——其数正与其结论所由以产生之理念之数相等。在第一种类之推理中,我自“绝不包有杂多之主观”之先验的概念,以推断此主观自身之绝对的统一——我虽如是推断,但关于此主观则绝无其概念。此种辩证的推理,我将名之为先验的误谬推理(paraloyismus)。第二种类之伪辩的推理,目的在指向“关于任何所与现象之条件系列之绝对全体”之先验的概念。由于我在某种方法中所思维之“系列所有不受条件制限之综合统一”之概念,常自相矛盾,我乃推断实有与此种统一相反种类之一种统一——关于此一种类之统一,我对之虽亦并无其概念。理性在此种辩证的推理中之位置,我将名之为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antinomie)。最后,在第三种类之伪辩的推理中,自“普泛所谓对象应在其下思维”之条件全体(在其能授与我之限度中),我乃推断普泛所谓事物所以可能之一切条件之绝对的综合统一,即自我所不知之事物,仅由其先验的概念,以推论——由任何先验的概念亦绝不能知,且关于其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我绝不能构成任何概念之——“一切存在者之本源存在”(ens entium)。此种辩证的推理,我将名之为纯粹理性之理想(ideal)。

    第一章 纯粹理性之误谬推理

    逻辑的误谬推理不问其内容为何,乃方式误谬之一种三段推理。至先验的误谬推理,则为其中具有先验的根据迫使吾人形式的推断无效结论之一类误谬推理。故此一类误谬推理乃根据于人类理性之本质而发生,虽无所害,但实为不能避免之幻相。

    吾人今到达一并不包含在“先验的概念之总括表”中,但必视为属于此表(但丝毫无须变更此表或宣称其有缺陷)之一概念。此即“我思”之概念,或宁名之为判断。此为吾人所极易见及者,此种“我思”之概念,乃一切概念——亦即先验的概念——之转轮,因而在思维先验的概念时,常含有此种概念,且其自身亦为先验的。但此“我思”概念绝不能特有所指,盖因仅用以为引导吾人一切思维之属于意识耳。同时“我思”概念即令其不杂经验成分(感官之印象),但由吾人所有表现能力之性质,仍能使吾人区别之为两种对象。思维之我,为内感之对象,名之为“心”。其为外感之对象者,则名之为“肉体”。因之,“我”之一名词,所视为思维的存在者,乃指其可名为合理心灵论者一种心理学之对象,盖因关于“心”,我今所欲知者,仅为离一切经验(经验更特殊的具体的规定我之内容),自此“我”之概念(在其存在一切思维之限度内)推理所能及者耳。

    合理心灵论实从事此种论究;盖在此种学问中,若有丝毫关于我之思维之经验的要素,或我内部状态之特殊知觉与其“知识之根据”交杂,则即非合理的而为经验的心灵论矣。于是吾人在此处乃见有宣称建立于“我思”之单纯命题上之学问。不问此种主张是否有正当根据,吾人固可依据先验哲学之性质进而论究之。读者不必以表现“关于自我之知觉”之此种命题实包有内的经验,以及建立于此命题上之合理心灵论,绝非纯粹的(即在此种程度内以经验的原理为其基础者)而反对之。盖此内的知觉不过纯然统觉之“我思”而已,乃至先验的概念,即由此统觉而使之可能者;诚以吾人在先验的概念中所主张者,乃“我思实体、原因”等等。盖普泛所谓内的经验及其可能性,或普泛所谓知觉及其与其他知觉之关系(其中并无特殊识别,或经验的规定授与吾人),并不视为经验的知识,而唯视为普泛所谓经验之知识,且应以之为研讨一切经验之所以可能者,此确为一种先验的探讨。如有丝毫知觉之对象(乃至如快或不快等)加入“自觉意识之普遍的表象”内,则立即使合理心理学转为经验的心理学。

    故“我思”为合理心理学之唯一主题,其教说全部即由此主题而发展者。此种思维如与对象(我自身)相关,则仅能包含此对象之先验的宾词,盖因杂有丝毫经验的宾词,则将破坏此种学问之合理的纯洁及其离一切经验之独立性也。

    此处所要求者仅为吾人唯以此种相异之点遵从范畴之指导,即因吾人之出发点为一所与事物,即所视为思维的存在之“我”,故吾人自实体范畴开始(物自身所由以表现者),经由范畴之系列退溯,但无须另行变更范畴表中所采用之顺序。因而合理心理学之主要论题(其所包含之其他一切事物,皆必由此等论题引申而来者)如下:(一)心为实体。

    (二)就其性质言,心为单纯的 (三)就心在种种时间存在中言,心为数的同一,即单一(非多数)。

    (四)心与空间中可能的对象相关。

    纯粹心理学之一切概念皆纯由联结方法自此等要素发生,绝不容认任何其他原理。

    此种纯为内感对象之实体,与吾人以非物质(lmmaterialitat)之概念;视为单纯的实体测与吾人以不朽(in-corruptibilitat)之概念;实体之同一,所视为智性的实体者,则与吾人以人格(personalitat)之概念;此三者联结为一,则有精神(spir-itualitat)之概念;当其与空间中之对象相关时,则与吾人以“与物体有交相关系”之概念,因而使吾人表现思维的实体为物质生活之原理,即表现为心灵(anima)及表现为动物性(animalitat)之根据。动物性为精神性所制限又复发生灵魂不灭(immortalitat)之概念。

    与此等概念相关联,吾人乃得先验的心理学(有人误以此为纯粹理性之学问)关于“吾人所有思维的存在之本质”之四种误谬推理。吾人对于此种教说,仅能以“单纯的且其自身完全空虚”之“我”之表象为其基础,不能别有所根据;此种表象吾人且不能谓之为一概念,仅能谓之为伴随一切概念之单纯意识而已。由此能思之我、或彼、或其物所表现者,除等于x之“思维之先验的主体”以外,不能再有所表现。此种主体仅由为其宾词之思维知之,一离此等宾词,则吾人关于此主体绝不能有任何概念,仍能永在循环中徘徊,盖因关于此种主体之任何判撕,无论何时,皆先已用此主体之表象而下判断者。至主体之所以有此固结不解之不便,实因意识自身非标识一特殊对象之表象,乃普泛所谓表象之方式,即在其称为知识之限度内所有表象之方式;盖仅关于知识,吾人始能谓为我由此思维某某事物。

    我所唯一由以思维之条件,即纯为我主观之性质者对于一切能思之事物应同一有效,且吾人敢于以必然的普遍的判断建立于此种貌似经验的命题上,即凡能思者,在一切事例中,其性质必与自觉意识所宣告在我自身中所有之性质相同,此点骤一思之未有不觉其可惊奇者也。至其理由则如下:吾人必须必然的先天的以“构成我所唯一由以思维事物之条件之一切性质”附与种种事物。顾关于“思维的存在”,我由任何外的经验,亦绝不能有丝毫表象,仅由自我意识始能表现之。故此类对象不过以我所有之此种意识转移至其他事物,此等其他事物仅能由此种方法始表现为“思维的存在”。但“我思”之命题,今仅想当然用之,并不在其能包含“存在之知觉”(如笛卡之我思故我在)之限度内言之,推就其纯然可能性言之而已,盖欲审察自如是单纯一命题推理而来所能应用于此命题主体之性质(不问此主体实际是否存在)究为何种性质耳。

    设吾人由纯粹理性所得关于“普泛所谓思维存在”之知识,根据于“我思”以上之事物,又若吾人亦采用“关于吾人之思维作用及自此等思维而来所有思维的自我之自然法则”等等观察,则将成立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此种经验的心理学殆一种内感之生理学,或能说明内感之现象,但绝不能启示“绝不属于可能的经验之性质(例如“单纯”之性质)”,亦不能产生“关于普泛所谓思维存在之性质”之任何必然的知识。故此种心理学并非合理心理学。

    今因“我思”(想当然用之)之命题,包含悟性之一切判断方式,且伴随一切范畴而为其转轮,故自此命题之推理,仅容许悟性之先验的使用,实显然易见者也。且因先验的使用不容有任何经验之参杂,故吾人关于其论究进程之方法,除以上所述者以外,不能更容任何颇有便益之预想。故吾人拟以批判之目光就纯粹心理学所有之一切宾词论究此命题。但①为简洁计,宜不分段落检讨之。

    ①自此“但为简洁计……”以下至289页第6行皆第二版之所修正者,至第一版之原文将附录于其后,见289页。

    以下之通论,在论究之始,颇足辅助吾人检讨此种论据。我并不纯以我所思维者认知对象,仅在我——与一切思维由以成立之意识之统一相关——规定所与直观之限度内认知之。因之,我并不由于意识我自己正在思维而认知我自己,仅在我意识——所视为与思维之机能相关所规定——“关于我自身之直观”时认知之。思维中所有自觉意识之形相其自身并非对象之概念(范畴),纯为——并不以应知之对象授与思维,因而亦不以我自己为对象而授与思维——之一种机能。对象非“规定者之自我”之意识,仅为“被规定者之自我”之意识,即我所有内的直观之意识(在其杂多能依据思维中统觉统一之普遍的条件而联结之限度内)。

    (一)在一切判断中,“我”为规定“构成判断者之一类关系”之“规定者主体”。

    故必须承认常能以“我”——即思维之我——为主体及视为非“属于思维之纯然宾词”之某某事物。此乃一自明的且实为自同的命题;但此命题之意义,并非谓所视为对象之“我”对于我自己乃独立自存之存在者,即实体。后一见解(按即实体之见解)过于前一见解(按即常视为主体不属于任何宾词之见解)远甚,须有“非思维中所应见及之证明事实”或(在我以思维之自我仅视为其在思维之限度内)须有我在思维中所见及者以上之证明事物。

    (二)统觉之“我”以及在一切思维活动中之“我”乃一我不能分解为多数之主体,因而指逻辑上单纯之主体而言云云,乃已包含在“思维本身之概念”中者,故为分析命题。但此命题之意义并不指思维之“我”乃一单纯的实体。盖此种关于实体之命题,当为综合的。实体概念常与直观相关,直观之在我内部中者,除感性的以外,不能别有其他,故完全在悟性及悟性所有思维之范围以外。但当吾人谓“我”在思维中乃单纯的之时,则吾人之所云云者乃就此思维之范围而言者也。在其他事例中须以多大劳力决定之者——即关于一切所表现于直观中者,何为实体,此种实体能否为单纯的(例如在物质之各部分中)——而在一切表象中之最空虚表象内,一若由于天启即能直接授与我,自当令人惊奇。

    (三)“在我所意识之一切杂多中我常同一不变”之命题,亦已包含在此等概念之自身中,故亦为分析命题。但此种主体之同一(关于此种同一,我能在我所有之一切表象中意识之者),并不与主体之任何直观相关(由主体之直观即能以主体为对象而授与吾人),故若人格之同一指在主观所有状态之一切变化中“一人自身所有实体(所视为思维的存在者)之间一”之意识而言,则此种主体之同一不能即指为人格之同一。仅分析“我思”之命题,不足以证明此种命题;故证明此种命题,吾人尚须有“根据于所与直观之种种综合判断”。

    (四)我以我自身之存在为思维的存在者之存在,以与“在我以外之其他事物”(肉体亦在其中)相区别,亦为分析命题;盖其他事物即我所思维为与我自身相异者。但我由此并不能知离去——表象所由以授与我者之——在我以外之事物,此种“关于我自身之意识”是否可能,即我是否能仅为一思维的存在者而存在(即非以人间形体而存在)。

    是以分析普泛所谓思维中关于我自身之意识,绝不产生“所视为对象之我自身”之知识。此盖误以关于普泛所谓思维之逻辑的说明为对象之玄学的规定也。

    如有先天的证明“一切思维的存在其自身为单纯的实体,因而(自同一之证明方法推论所得者)人格与思维的存在不可分离,以及思维的存在者意识其存在与一切物质相分离而有区别”等等之可能性,则对于吾人之全部批判诚为一极大之障碍,殆为吾人所不能答复之一种反对论。盖由此种进程吾人应超越感官世界而进入本体领域;无人能反对吾人有权在此种领域中更进一步乃至居住其中,且如幸运相临当有权永久占有之。

    “一切思维的存在就本身言,为一单纯的实体”云云之命题,乃一先天的综合命题;此命题之为综合的,盖以越出其所由以出发之概念,而以其存在之形相加之于普泛所谓思维之上(即加之于思维的存在之概念之上);此命题之为先天的,盖以所不能在任何经验中授与之宾词(单纯性之宾词)加之于其概念耳。于是由此所得之结论当为:先天的综合命题,不仅如吾人以前所主张,乃与可能经验之对象相关及以之为此种经验所以可能之原理,而后可能而后可以容许;今乃以之为能应用于普泛所谓事物及物自身者——此一种结论将断送吾人之全部批判而使吾人不得不默认旧日之推理进程矣。但在严格考虑之下,吾人固未见其如是之严重危险。

    合理心理学之全部进程为一误谬推理所支配,此种误谬推理在以下之三段推理中展示之:

    凡除以之主体以外所不能思维之者,亦即除为主体以外不能存在之事物,因而此为实体。

    一思维的存在-纯就其为思维的存在考虑之-除以之为主体以外不能思维之。

    故思维的存在亦仅为主体存在,即为实体存在。

    在大前提中吾人所言者,乃在一切关系中所能普泛思维之者之存在,因而亦能以之为可在直观中授与者。但在小前提中吾人所言及者,仅在思维的存在之以其自身为主体,纯就其与思维及意识之统一之关系言之,并不亦就其与——思维的存在所由以成为思维对象之——直观之关系言之之限度内。故其结论及由误谬推理——中间概念意义含混之误谬推理(pef sophisma figurae dic-tionis)——所到达者。

    吾人如忆及在原理之系统叙述一章所有之概括注解中及本体一节中之所论述者,则将此有名之论证归之于一种误谬推理,自见吾人之充分正当。盖在以上两处中所证明者,其自身能为主词存在而绝不能为宾词之一类事物之概念,并不具有客观的实在性;易言之,吾人不能知是否有此概念所能应用之任何对象——关于此种存在形相之可能性,吾人并无方法决定之——故此概念绝不产生知识。“实体”之名词如指“所能授与之对象”言,又若实体为产生知识之事物,则必依据一永恒的直观成为吾人所有概念之对象,唯由此实体始能授与,即为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之不可欠缺条件。顾在内的直观中并无永恒者其物,盖“我”仅为“我所思维之意识”。故吾人若不超出纯然思维以外,吾人即无应用实体概念(即独立自存的主体之概念)于“所视为思维的存在之自我”之必然的条件。与实体概念联结之单纯性概念,因实体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丧失亦随而消灭;转变为普泛所谓思维中所有自觉意识之逻辑上之质的单一性,此种单一性不问主词是否为复合,皆应呈现。

    驳斥孟但森(mendelssohn)心灵永存之证明

    此锐敏之哲学家立即见及通常所以之证明心灵——如容认其为单纯的实体——由分解不能终止其存在之论据,不足以达证明心灵之必然的连续存在之目的,盖因心灵固可假定其由消灭以失其存在者也。在其phaedo一书中,彼由说明单纯的实体不能终止其存在,以图证明心灵不能陷于此种“消灭进程(殆为真实之绝灭者)”。彼之论据如下:因心灵不能减弱,即不能渐失其存在所有之某某部分,逐渐转变至无(盖因心灵无部分心灵自身中无多数),故无“心灵在其中之刹那”及“不在其中之刹那”之间之中间时间——盖此为不可能者。但彼未见及即令吾人承认心灵之单纯性质,即承认心灵不包有杂多彼此并立之组成分子,因而无延扩量,顾吾人仍不能否定心灵(为任何其他存在以上之事物)有强弱量,即具有“关于心灵所有一切能力”之实在性度量,亦即关于构成其存在之一切事物之实在性度量,以及此种实在性度量,经由一切无数更小之度量而可减弱者。所假定之实体——其永恒性尚未证明之事物-能以此种情状转变至无,此固非由分解,乃由逐渐丧失(衰退nemissio)其能力,即由衰弱(如容我用此名词)以至于无。盖意识自身常有一度量,而度量则常容减弱者,此同一之事例自必亦适用于其意识自我之能力及一切其他能力。故仅视为内感对象之“心灵永存”仍未证明,且实为不可证明者。

    心灵在生存中之永恒性,诚为自明之事,盖因思维的存在(如人)其自身亦为外感之对象也。但此远不能满足合理心理学者,彼纯自概念以从事于证明心灵在此生以外之绝对永存。

    吾人如以以上各命题综合的联结之,一如合理心理学之体系中所必须采用者,视为对于一切思维的存在皆有效力,且以“一切思维的存在,就其自身言,皆为实体”之命题,自关系之范畴出发,由命题之系列退溯,直至周行已毕,最后到达此等思维的存在者之存在。顾在此种合理心理学之体系中,此等存在者不仅视为意识彼等之存在独立于外物之外,且亦能由其自身就永恒性(此为实体之必然的特征)规定此种存在。故此种唯理论者之体系,必然为观念论,至少亦为怀疑的观念论。盖若规定一人自身在时间中之存在,绝不需要外物之存在,则假定外物之存在,实一无益之假定,且不能证明之矣。

    在另一方面,吾人若分析的进行,自——所视为已包含一“所与存在”在其其身中之——“我思”命题出发,进达形相,分析之以辨知其内容,因而发见此“我”是否及如何仅由此种内容以规定其在空间或时间中之存在,于是合理心灵论之命题,将不以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概念开始,而以实在性开始,吾人将自此实在性所由以思维之方法,以推论在除去一切经验的事物以后,所属于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果为何种事物。此如下表所列:(一)我思。

    (二)为主体。  (三)为单纯的主体。

    (四)为我所有思维之一切状态中之同一的主体。

    在第二命题中是否我能存在并未规定,惟仅思维为主体而不亦视为其他存在者之宾词,因而此处所用之主体概念,仅为逻辑的意义,至其是否作为实体解,则仍未规定者也。至第三命题亦然,关于主体之性质或其实体性绝无所证明;但在此命题中,统觉之绝对的统一,即“所以构成思维之一类联结或分离”与之有关之“表象中之单纯的‘我’”具有其自身所有之重要意义。盖统觉乃实在的某某事物,其单纯性已包含在其可能性之事实中。顾在空间中并无能成为单纯的之实在的事物;点(此为空间中唯一之单纯的事物)仅为限界而已,其自身并非能视为“用以构成空间”之部分。由此言之以唯物论者之见解说明——纯为思维的主体之——自我之性质,实为不可能者。但因在第一命题中我之存在视为已定者——盖第一命题非谓一切思维的存在者存在(此则将主张其绝对的必然性,故言之过度),而仅谓“我在思维”——此命题乃经验的,其能规定我之存在者,仅与我在时间中所有之表象相关。但为规定我之存在计,又复须永恒的某某事物,而此永恒者在我思维我自身之限度内,绝不能在内的直观中授与我者,故由此单纯的自我意识以规定我所由以存在之状态(不问其为实体或为属性),实为不可能者。

    故若唯物论无资格说明我之存在,精神论亦同一不能说明之;其结论则为在心灵独立存在之可能性所关之范围内,吾人绝不能知。已灵之任何性质者也。

    由意识之统———此仅因吾人不得不用之为经验所以可能之所不可缺者而知之——以超出经验(吾人在此生中之存在)甚至由——经验的但全未为各种直观所规定其内容之——“我思”命题,以吾人所有之知识,推及于一切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性质,此岂可能者耶?

    合理心理学之存在,不可以之为有所增益于吾人所有关于自我之知识之学说,仅以之为一种训练耳。合理心理学在此领域中对于思辨的理性,设立一不可超越的限界,一方阻抑吾人投身于无心灵之唯物论,他方则禁阻吾人没身于吾人在现世生活中所必须视为毫无根据之精神论。合理心理学虽未提供积极的理论,但实警觉吾人使吾人应以“理性对于吾人探讨现世生活限界以外之问题拒绝满足返答”,视为理性之默示,使吾人所有之自我知识自无益及浮夸之思辨转移于有益之实践的使用耳。在此种实践的使用中,固常指向经验之对象,但其原理则自更高之源流而来,规定吾人应规整吾人之行为,一若吾人之运命到达经验以外无限遥远,因而远超现世生活以外者也。

    由此观之,合理心理学之起源纯由于误解明矣。为范畴基础之意识统一,今误为主体(所视为对象者)之直观,于是乃以实体范畴应用其上。但此统一仅为思维中之统一,仅由此统一则无对象授与,故“常以所与直观为前提”之实体范畴不能适用于其上。因之,此种主体乃不能知者。范畴之主体不能由思维范畴而得“其自身为范畴对象”之概念。盖欲思维范畴,则主体之纯粹自我意识(此为应说明者)必须预想其自身之存在。时间表象所(本源的)根据之主体,不能即由时间表象以规定其自身在时间中之存在,其理亦正相同。且若此后者(按即由时间表象以规定主体)不可能,则前者即由范畴以规定自我(所视为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自亦不可能。

    是以获得“推广至可能的经验限界以外,同时又促进人类所有最高利益”之知识之期望,在思辨哲学自以为能满足此期望之限度内,诚见其根据于欺妄,且在努力实现时即丧失其自身者也。但吾人批判之严格,在证明关于经验之对象独断的规定有某某事物在经验限界以外云云之为不可能,所贡献于理性者至大。盖若如是,则能保障理性防免一切相反之可能主张。顾除以下二途以外,不能保障理性。即吾人应绝无疑义必然证明吾人之命题;如不能证明之,则探究此种无力之原由,此种原由如属吾人理性之必然的限界,则必迫使一切反对者皆服属此种“拒斥——就一切主张权能而言——独断的主张之同一法则”。

    但关于依据理性之实践的使用原理(此与理性之思辨的使用密切联结)以假设来生之权力乃至必然性,并不因此而有所损失。盖纯然思辨的证明,绝不能有所影响于通常之人间理性。诚以此种证明实建立于毛发尖端其危孰甚,乃至种种学派所以维持其不坠,亦仅在使之旋转不已有类一独乐;且即在彼等之目中亦未见其有能建立任何事物于其上之持久基础。凡有益于人世之证明,皆能保持其全部价值,不使失坠,且在消除独断的矫妄主张,实获得使之明晰及自然的势力。盖斯时理性安居其自身所有之特殊领域即同时亦为自然秩序之目的秩序中;且因其自身不仅为理论的能力,且亦为实践的能力,而不为自然的条件所束缚,故有正当理由扩大“目的秩序以及吾人存在”在经验及现世之限界以外。吾人如依据世界中生物性质之类推以判断之,则在论究生物性质时,理性必须承认此一种原理,即任何官能、能力、冲动、乃至一切事物,无一为多余或与其使用不相称者,故无一事物为无目的者,正与其生存中之运命相一致——吾人如就此种类推以判断之,则吾人应以“唯一能在其自身中包有一切此种秩序之终极目的”之人,为唯一能超越此种生物性质之造物。人之天赋——不仅其才能及享受此等才能之冲动,且在彼内部中所有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之道德法则——远超越彼在现世中能自天赋所得之效用及利益,由是彼乃习知离一切功利效果,乃至身后名誉虚酬,以评衡“正值意志之纯然意识”为高出其他一切价值之上者;因而感有内部之要求,由彼在现世之行为及牺牲许多现世之利益,使彼自身适合于“彼在理念中所保有之善良世界”之一员。此种有力而不可争之证明,由吾人在周围一切事物中所见日益增加之关于目的性之知识而益增强,并由关于创造无限量吾人所有之默思,且亦由在吾人所有知识之可能推广中有其不受制限之处之意识及与之等量之努力之意识而益增强。凡此种种仍留存于吾人,但我必须摈弃“纯自关于吾人自身之理论的知识以理解吾人存在之必然的连续”之希望。

    关于解决心理学的误谬推理之结论

    合理心理学中之辩证的幻相,起自以理性之理念——纯粹智力之理念——与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完全未规其内容之概念相混淆。我思维我自己,由于一可能的经验,同时又抽去一切现实的经验;乃就而推断谓即离经验及其经验的条件,我亦能意识“我”之存在。其结果我以“抽去我所有经验所规定之存在”之可能的抽象与“我之思维的自我之可能的单独存在”之假定的意识相混淆,以致信为我能知在我内部中为实体者,即为此先验的主体。但实际我在思维中所有者,仅为——一切规定所以之为基础之“纯然知识方式”之——意识之统一而已。

    说明心灵与肉体交相关系之任务,本不属于吾人今所论究之心理学。盖此种心理学目的在证明“心灵之人格虽离此种交相关系(即在死后)亦尚存在”,故就此名词之本有意义言之,乃超验的。此种心理学固亦论及经验之对象,但其所论者仅为终止其为经验对象之方面。顾在另一方面,吾人之教示对于此种心灵与肉体交相关系之问题,曾有充分之解答。此问题所特有之困难(为普泛所承认者),在假定内感对象(心)与外感对象之为异质一点,此等直观之方式的条件,在前一事例中,仅有时间,而在后一事例中,则又有空间。但吾人苟思及此二种对象之相异,不在其内的本质,仅在一方在他方之外显现之限度内,且在物质现象之根底中所视为物自身者,其性质上或未必如是之异质,则此困难立即消失,所留存之唯一问题,仅为泛论实体之交相作用如何可能之问题耳。顾此为心理学领域以外之问题,读者在分析论中关于基本的力量及能力所有种种述说以后,自不迟疑以此问题为在一切人类知识之领域外也。

    关于自合理心理学转移至宇宙论概言

    “我思”或“我在思维”之命题乃一经验的命题。但此类命题乃以经验的直观为条件,故亦以对象——即在其视为现象方面所思维为自我——为其条件。其结果则在吾人之理论中,心灵——即在思维中——完全转变为现象,因而吾人所有意识之自身在此种情形中因其纯为幻相,实际上必毫无所联属。

    思维,就其自身而言,仅为逻辑的机能,因而纯为联结一“可能的直观所有杂多”之纯粹的自发力,并不展示意识之主体如现象所有;此即思维绝不顾及直观形相(不问其为感性的或智性的)之充分理由。我由思维所表现之我自身,既非我本有之相,亦非我所现之相。我思维我自身,一若我思维“我抽去其直观形相之任何普泛所谓对象”相同。此处我若呈现我自身为思维之主体或思维之根据,则此等表象形态并无实体或原因等范畴之意义。盖范畴乃已应用于吾人感性直观一类之思维(判断)机能,——我若欲认知我自身,则须此种直观。但在另一面我若意识我自身纯为思维,则因我并不考虑我自身所有之“自我”如何能在直观中授与,故“我自身”,在思维之我视之,固纯为现象,但在我思之限度中,则决非纯然现象;盖在纯然思维中所有关于我自身之意识内,“我”即存在自身——在我自身中,虽并不因之对于思维与以任何内容。

    “我思”之命题,在其等于“我在思维”云云之限度内,非纯然逻辑的机能,乃就其存在规定主体(斯时主体同时又为对象)者,故若无内感(其直观非表现对象为物自身,仅表现之为现象)则不能发生。于是此处不仅有思维之自发性,且亦有直观之感受性,即关于我自身之思维应用于关于我自身之经验的直观。如思维之自我不仅由“我”以识别其自身为对象自身,且又规定其存在之形态,即认知其自身为本体,则此思维之自我应在关于我自身之经验的直观中,探求其视为实体原因等范畴之逻辑的机能之使用条件。

    顾此为不可能者,盖因内部的经验直观乃感性的,仅产生现象之资料,此种资料对于认知“纯粹意识所有对象”之独自存在,绝无所裨益,仅能用以获得经验耳。

    如容认吾人能由适当途径,非在经验中,而在理性纯粹使用之某种法则中——此非纯然逻辑的规律,乃同时亦先天的适用于吾人存在之法则——发见“以吾人自身为对于吾人自身存在之完全先天的立法者,且为规定此存在者等等”之根据,则将因此而启示一种自发力,吾人之实在将由此自发力——离一切经验的直观之条件——成为可规定者。

    吾人又应知在“吾人之存在之意识”中包含一先天的某某事物,此先天的某某事物能用以规定吾人之存在(其完全的规定仅在感性范围中可能者)——就某种内部能力而言——为与非感性的直悟世界有关。

    但此丝毫不足以促进合理心理学之企图。在此可惊之能力中——此种能力乃道德法则最先所启示于我者——我实应有规定我之存在之纯粹智性的原理。但此种规定应以何种宾词成之?此等宾词仅能为必须在感性的直观中授与我者之宾词而已;于是我发见我自身正与以前(就合理心理学而言)之地位相同,即仍须感性的直观赋与——我由之始能认知我自身之—一悟性概念(实体原因等等)以意义;而此等直观则绝不能助我超越经验之领域以外者也。顾就实践的使用(常指向经验之对象)而言,我自有正当理由依据其在理论的使用时所有类推之意义,应用此等概念(按即实体原因等概念)于自由及自由之主体。但若如是,则我将以此等概念(接即实体原因等概念)仅作为主词与宾词、理由与结论之纯然逻辑的机能解,依据此等逻辑的机能,行为或结果乃被规定与道德法则相合,而容许其与自然法则相同,皆能依据实体原因等范畴说明之者——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虽各根据完全不同之原理。凡此种种见解,意在防阻吾人所有视为现象之自我直观说最易陷入之误解。吾人以后更有机缘应用此种见解。

    *  *  *

    第①-误谬推理:关于实体性者其表象为吾人判断之绝对的主体因而不能用为其他事物之宾词者,为实体。所视为思维的存在之“我”,乃我所有一切可能的判断之绝对的主体,此种关于我自己之表象不能用为任何其他事物之宾词。故所视为思维的存在(心)之我为实体。

    纯粹心理学之第一误谬推理之批判

    在先验的逻辑之分析部分中,吾人曾说明纯粹范畴以及其中实体范畴除依据直观以外,其自身并无客观的意义,乃应用于“直观杂多”之综合统一机能。在缺乏此种杂多时,范畴仅为判断机能,并无内容。我能对于一切事物皆谓其为实体,其意义所在,仅为我以之与“事物之纯然宾词及规定”相区别耳。今在吾人所有之一切思维中,我为主体,思维仅为规定而从属此“我”;此“我”不能用为其他事物之规定。故一切人皆必以彼自身为实体而仅以思维为彼之存在之属性,即彼所有状态之规定。

    但我以此种实体概念将作何用?所视为思维的存在之“我”,就我自身言,永恒存在,并无任何生灭之自然状态云云,绝不能自实体概念演绎之。顾除此以外,并无我能适用“我之思维的主体之实体性概念”之其他用法,故若失其用途,则我实无须此种概念。

    因远不能纯自纯粹之实体范畴以演绎此等性质,故吾人必须自——经验中所授与所视为永恒者之——“对象之永恒性”出发。盖实体概念仅对于此种对象,始能以经验的有效用之方法应用之。但在以上之命题中,吾人并未以任何经验为吾人之基础;其推论仅自“一切思维与——所视为思维所属之共同主体之——‘我’之关系”之概念而来。

    即依据经验,吾人亦不能以任何确实之观察,证明此种永恒性。此“我”固在一切思维中,但在此种表象中,并无丝毫使此“我”与“直观之其他对象”相区别之直观痕迹。

    是以吾人固能见及此种表象必然存在一切思维中,但不能见其为常住的连续的直观,而有思维(此为转变无已者)在其中互相起伏。

    故其结论为:先验的心理学之第一推理,在其以“思维之常恒不变之逻辑的主体”为思维所属之实在的主体时,乃以貌似创见之说欺妄吾人者也。吾人并未有——且不能有——关于任何此种主体之任何知识。意识实为唯一使一切表象成为思维者,故吾人之一切知觉必须在“所视为先验的主体”(我)之意识中;但在此“我”之逻辑的意义以外,吾人对于在此“我”根抵中为其基体(如“我”在一切思维之根抵中为其基体)之主体自身,并无任何知识。顾若承认“心为实体之概念”,不能使吾人前进一步,因而不能产生伪辩的心灵论通常演绎所得之任何结论,“例如人之心灵在一切变化中乃至死后永恒存在云云等”——盖即谓吾人如承认此种概念所指之实体仅在理念中非在实在中——则“心为实体”之命题固可容许其成立者也。

    ①以下至第321页“即推广……之外”为第一版原文接第275页“故吾人……论究此命题”下。

    第二误谬推理:关于单纯性者

    其活动绝不能视为种种事物所有活动协同而成者,为单纯的。

    今心(即思维的我)乃此种存在体。故等等。(按即心为单纯的云云。)

    先验心理学之第二误谬推理之批判

    此为纯粹心理学中一切辩证的推论之最有力者。此非独断论者欲使其主张博得表面赞同所设之伪辩的欺人作用,乃似足以经历严厉检讨深密论究之一种推论。如下所述。

    一切复合的实体乃种种实体之集合体,复合体之活动或属于复合体之任何复合事物之活动,乃分配于多数实体中之种种活动,或种种属性之集合体。自种种活动的实体协同所发生之结果,在此结果仅为外部的时(例如一物体之运动乃其所有一切部分之联合运动)实为可能者。但在思维,则以其为属于思维的存在之内部属性,乃大不同。盖若假定思维者为复合体:则复合体之一切部分皆为思维之一部分,仅有联结所有一切此等部分,始能包含全体思维。但此为不能一贯主张之者。盖分配于种种存在者之种种表象(例如一诗句之各单字)绝不能构成一全体思维(一诗句),故谓一思维应属于本质上所谓复合体者,实为不可能之事。是以思维仅在单一的实体中可能,此种实体非种种实体之集合体,乃绝对的单纯者。

    此种论证之所谓主要论据(nervus probandi)实在以下之命题中,即欲构成一思维,则种种表象必须包含在思维的主体之绝对的统一中。但无一人能自概念以证明此命题。

    盖彼将如何从事证明此命题?“一思维仅能为思维的存在绝对的统一之结果”云云之命题,不能以之为分析的命题。盖由种种表象所成之“思维之统一”,乃集合的,在其为纯然概念所能说明之限度内,其能与种种实体之联合活动之集合的统一相关,(如一物体之运动为其所有一切部分之复合运动)正与其能与主体之绝对的统一有关相同。因之,在复合的思维之事例中,必须以单纯的实体为前提之必然性,实不能依据同一律证明之。

    且亦无人敢于主张能纯自概念,容许综合的且完全先天的知此命题——至少彼若了解前所说明先天的综合命题所以可能之根据,自不致有此种主张。

    自经验以引申——其为一切思维所以可能之条件——此种主体之必然的统一亦为不可能者。盖绝对的统一之概念,姑不问其完全在经验领域以外,而经验则并不使吾人产生必然性之知识。然则吾人将自何处以得此种全部心理学的推论所依据之命题?我如欲表现一思维的存在,则我必设身处地以我自身之主观为我所欲考虑之对象(此为任何其他种类之研究所无者),以及吾人之所以要求思维主体之绝对的统一者,则仅因不如是,则不能谓之“我思”(杂多在一表象中),此皆显而易见者也。盖思维之全部虽能分割以及分配于种种主体,但主观的“我”则绝不能如是分割分配,而吾人在一切思维中所以之为前提者,即为此“我”。

    此处与前一误谬推理相同,当合理心理学敢于扩大其知识时,所留为其能依恃之唯一根据,仍为此统觉之方式的命题“我思”。但此命题其自身并非经验,乃属于——及先于——一切经验之统觉方式;故就其本身言,仅在其与某种可能的知识相关时,必常以之为此种知识之纯然主观的条件。吾人并无权利使此主观条件转形为对象之知识所以可能之条件,即转形为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概念。盖除以吾人所有之意识公式设身自处于“一切其他智性存在”之地位,吾人决不能表现此种存在者也。

    且我自己(所视为心者)之单纯性,实际亦非自“我思”之命题推论而得;盖我之单纯性已包含在一切思维中。“我为单纯的”之命题必须视为统觉之直接表现,正与所引用笛卡尔推论之“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相同,实为一重复语,盖我思(cogito)——我在思维(sum cogitans),即直接主张我之存在。“我为单纯的”之意义,仅等于谓此“我”之表象其自身并不包含丝毫杂多,以及其为绝对的(虽仅逻辑的)统一耳。

    故著名之心理学的证明,仅建立于一表象之不可分割的统一上,此种表象仅在其与一人有关时,为管理其动词者(按如“我思”,我即管理思之动词者)。在以“我”与吾人之思维相联属时,吾人仅先验的指示属性之主体,并不注意其中之任何性质——实际关于此种主体之性质不问直接间接吾人皆绝无所知者也。此主体乃指普泛所谓某某事物(先验的主体)而言,如仅就其中并无规定之理由而言,则其表象之必为单纯的,自无疑义。实无事物较之由纯然某某事物之概念所表现者更为单纯。但主体表象之单纯性,并非即为主体自身单纯性之知识,盖当吾人仅以“我”之完全空虚名词(此一名词我能应用于一切思维的主体者)指示此主体时,已完全抽去其一切性质矣。

    我常由“我”而抱有“主体之绝对的(但仅逻辑的)统一”之思想(单纯性),此则极为确实者。但并不因之即谓由此我知“我之主体”之现实的单纯性。“我为实体”之命题,如吾人以上所见及,所指仅为纯粹范畴而已,此种纯粹范畴我实不能有具体(经验的)使用;故我自能正当谓“我为单纯的实体”,即“其表象绝不含有杂多之综合”之实体。

    但此概念及此命题,关于“为经验对象之我自己”,对于吾人丝毫无所告知,盖因实体之概念,其自身仅用为综合之机能,并无为其基础之任何直观,故亦无对象。此仅与吾人所有知识之条件相关,并不应用于任何所能指示之对象。吾人今将以实验方法检讨此命题所假设之效用。

    无论何人必须承认心之单纯性质之主张,其所有价值,仅在我能由此以此主体与一切物质相区别,因而使主体能免于物质所常归宿之分解作用。严格言之,此实以上命题意向所在之唯一用途,故通常以“心非物质”云云表现之。我若能说明:“吾人对于合理心理学之基本命题(即一切思维之事物为单纯的实体),虽容许其有完全客观的效力——此效力为唯自纯粹范畴而来之纯粹理性判断所特有——而吾人关于心与物质相异及与物质关系之问题,仍不能丝毫使用此命题”,此则与我前此将此假定之心理学的创见放逐于理念之领域而无任何实际之客观的效用相同。

    在先验感性论中,吾人已毫无疑义证明物体仅为吾人外感之现象,而非物自身。吾人因而有正当理由谓吾人之思维的主体非物质的;易言之,以思维的主体由吾人表现为内感之对象,故在其思维之限度内,不能为外感之对象,即不能为空间中之现象。此等于谓思维的存在就其本身言,绝不能在外的现象中见及之,以及其思维、意识、欲望等等皆不能外部直观之。凡此种种皆属于内感。此种论证实际如是自然,如是通俗,即庸众之常识亦常依持之,故自远古以来常以心与肉体为完全不同者也。

    但延扩、不可入性、凝结及运动——总之凡外感所能授与吾人之一切事物——虽非思维、情感、欲望或决心,且亦不包含此等等,顾“在外的现象之根底中,激动吾人感官,使之获有空间、物质、形象等等表象”之某某事物,当其被视为本体时(视为先验的对象更佳),同时亦能为吾人所有思维之主体。至吾人外感所由以被激动之形相,并不授与吾人以表象、意志等等之直观,而仅授与空间及空间规定之直观云云,并非证明与以上云云相反。盖此某某事物非延扩的,亦非不可入的,或复合的,诚以此等宾词在吾人为某某(除此以外非吾人之所能知)对象所激动之限度内,仅与感性及感性之直观相关。据此种种而论,吾人固不能知此某某事物之为何种对象,仅认为如就其自身考虑之,即脱离外感之任何关系,则此等外部的现象之宾词皆不能加于其上者也。反之,内感之宾词,如表象及思维等皆与此某某事物之性质不相矛盾。因之,即令容认人之心灵其本质为单纯的,而此种单纯性,就物质之基体而言(按即为先验的对象之某某事物)亦绝不足使心与物质相区别——盖即谓吾人若以物质为纯然现象(吾人应作如是观)。

    设物质为物自身,则以其为复合体自与为单纯体之心灵完全不同。但物质仅为外部的现象,其基体不能由“吾人所能归属物体之任何宾词”知之。故我自能容认“物自身为单纯的”之可能性——虽由于其所以之激动吾人感官之形态在吾人内部中产生延扩的即复合的之直观。我固可进而主张其与吾人外感相关具有延扩之实体,其自身为具有思维者,且此等思维能由其自身所有之内感,意识的表现之也。由此观之,凡在一种关系中所名为物的存在者,同时在其他关系中则为思维的存在,其所有之思维,吾人不能直观之,然吾人固能直观其在现象领域中之符号。因之“仅有心灵(为特殊种类之实体)思维”之主张,应即废弃;吾人应复归于“人思维”之习用言词,即延扩的所视为外部的现象之同一事物,在内部(在其自身中)则为主体,非复合的而为单纯的且思维。

    但吾人固无须此种假设,能概言之如下。盖若我以“心灵”为思维的存在自身,则其是否与物质为同一种类之问题——物质非物自身,仅为吾人内部中所有表象之一种——就其名词而言已不合理。盖物自身之与“仅构成其状态之规定”性质不同,本极明显者也。

    在另一方面吾人如不以思维之“我”与物质比较,而以之与“在吾人所名为物质之外的现象根底中”之直悟体相比较,则吾人对于此直悟体绝无所知,即不能谓“心灵”在其任何内部方面与此直悟体有所不同也。

    故单纯的意识,非即关于“所视为主体之自我”之单纯性(此即使吾人能以之与物质区别,一如以之与复合体区别)之知识。

    是以在此种概念能有效用之唯一事例中,即在以我自己与“外的经验之对象”相比较时,此种单纯性之概念,若不足规定自我性质中之特征,则吾人虽仍自以为知“思维之我,即心灵(此为内感之先验的对象之名称)为单纯的”,但其所言绝不能应用于实在的对象,即丝毫不能扩大吾人之知识者也。

    于是全部合理心理学以丧失其主要基础,尽行倾覆。此处与任何处所相同,在缺乏与可能的经验之任何关系时,吾人不能期望纯由概念以扩大吾人之知识,更不能期望仅由吾人所有一切概念之主观的方式即意识,以扩大吾人之知识。诚以单纯性之根本概念,以吾人所知即为在任何经验中所绝不能见及者,故无法以之为客观有效之概念而到达之也。

    第三误谬推理:关于人格性者

    凡意识其自身在不同时间中为数的同一者,在此限度内为人格。(译者按:数的同一即历无穷次数其自身仍为同一之事物)

    今心意识其自身等等。

    故心为人格。

    先验心理学之第三误谬推理之批判

    我如欲由经验以知外部的对象数的同一,则应该注意现象中之永恒的要素(此为现象之主体,一切其他事物皆与之相关而为其规定),且注意其在一切时间中(即“所有规定”在其中变易之时间)之同一。今“我”为内感之对象而一切时间则仅为内感之方式。

    因之,我指一切“我之继续的规定”皆与“数的同一之自我”相关,且在一切时间内(即在“关于我自己之内的直观”之方式中)皆如是。以此之故,心灵之人格性不应视为推论所得,应视为与“时间中之自觉意识”完全同一之同一命题;此即其所以先天的有效者也。盖此命题实等于谓在“我意识我自己”之全部时间内,我意识此时间属于我自己之统一;故我或谓此全部时间在我(所视为个别之统一体者)之内部中,或谓我在此一切时间中为数的同一,其事则相同也。

    故在我自身所有之意识内,必见及人格之同一。但若自他人之立场以观察我自身(视为他人之外的直观之对象),则此外部观察者首先在时间中表现“我”,盖在统觉中(严格言之)时间仅在我内部中表现。故彼虽承认在我之意识中,此“我”完全同一在一切时间中伴随一切表象,但彼并不由此以推论“我自己之客观的永恒性”。盖正类观察者设定“我”在其中之时间,非我自身所有之时间,乃彼之感性之时间,故必然与我之意识固结之同一性,并不因之而与观察者之意识固结,即不与“包有关于我主观之外的直观”之意识固结。

    是以我在不同时间中所有意识,我自己同一之意识同一,仅为“我之思维及其一贯联结”之方式的条件,绝非证明我之主观之数的同一者。即令有“我”之逻辑的同一,其中自能发生此种“不容保留我之同一”之变化,但仍能以“同一音调之我”称之,此“我”在一切不同之状态中,乃至在包含思维的主体变化之状态中,仍能保留前一主体之思维而传之于后继之主体。

    “世界中之一切事物皆在流转中绝无永恒及常住者”云云某某古代学派之命题,虽不能与容认实体之说调和,但由自我意识之统一而言,则并不否定此命题。盖吾人不能自吾人自身所有之意识以断定吾人——就心灵而论——是否永存。盖因吾人所视为属于吾人之同一自我者,仅为吾人所意识之自我,故吾人自必判断为在吾人所意识之全部时间内,吾人为同一之自我。但吾人不能谓以外部观察者之立场而言,此判断亦当有效。

    诚以吾人在心中所见及之唯一永恒的现象,乃伴随一切表象及联结此等表象之“我”之表象,故吾人不能证明此我(即纯然-思维)能不与——由我使之互相连结之——其他思维相同,而不在同一之流转状态中也。

    心灵之人格性及为其前提之永恒性,乃至实体性,应在此处证明而不早为证明,事诚奇异。盖若吾人能以永恒性及实体性为前提,则其推论所得者,固非意识之连续性,但至少亦为在常住之主体中有一连续的意识之可能性,即此已足证明人格性矣。以人格性非因其活动有时被阻而立即终止者。但此种永恒性绝不能在——吾人自同一的统觉所推论之——吾人自身之数的同一以前,授与吾人,反之永恒性乃自数的同一推论而得者(此种论证如以正当顺序进行,则在数的同一证明以后,首应推及仅能经验的应用之实体概念)。惟因以数的同一为前提之人格同一,绝不能自“我在一切时间(我在其中认知我自己)所有之意识中之我之同一”推论而来,故吾人不能在论证之初,即将心之实体性建立于人格同一性之上也。

    同时吾人仍能保持人格性之概念——正与吾人保持实体及单纯之概念相同——惟在其仅为先验的之限度内,即与主体之统一有关之限度内,否则非吾人所能知,盖在主体所有之规定中自有“其由统觉而来之一贯的联结”。由此而言之人格性,其概念乃实践的使用所必需,且充分足供此种用途之用;但吾人绝不能因之自命为由纯粹理性以扩大吾人之自我知识,及误以为能自“同一的自我之纯然概念”以主体继续不断之相展示吾人。盖此种概念永在循环中徘徊,关于志在综合的知识之任何问题,对于吾人并无裨益。物质究为何物,就物自身(先验的对象)而言,完全非吾人之所能知,但由于其表现为外部之某某事物,其所视为现象之永恒性,吾人固能观察及之也。但我若欲观察在一切表象之变化中所有之单纯“我”,则我所与之与我所有意识之普遍的条件相比较者,除仍为我自身以外,实无其他相应之事物可用。故对于一切问题,我仅能与以义同语异之重复答复而已,盖即我以“我之概念及其统一”以代属于我自身(所视为对象者)之性质,因问者所欲询知者乃以之为已容认者也。

    第四误谬推理:关于观念性者

    (就外部的关系而言)

    凡其存在,仅能推论为“所与知觉”之原因者,仅有可疑的存在。

    今一切外的现象,即具有此种性质,其存在非直接为吾人所知觉,吾人仅能推论其为“所与知觉”之原因耳。

    故一切外感对象之存在,乃可疑者。此种不确实性,我名之为外部的现象之观念性,此种观念性之学说名为观念论,以与“以外感对象为具有可能的确实性”之相反主张所名为二元论者相区别。

    先验心理学之第四误谬推理之批判

    吾人今当首先审察其前提。论证所及,吾人自有正当理由主张“仅有在吾人内部中者,始能直接的知觉之,以及吾人自身之存在,为纯然知觉之唯一对象”。故在我以外现实对象之存在(此“我”之一字以智性的意义用之,非以经验的意义用之),绝不能直接在知觉中授与吾人。知觉乃内感之变状,外部的对象之存在,仅在思维中始能加之于知觉,视为其外部的原因,即视为推论所得者。以此同一理由,笛卡尔限制一切知觉(就此名词之最狭意义而言)在“我(所视为思维的存在者)在”之命题中,固极有正当理由者也。盖因所谓在外者乃不在我之内部中,我即不能在我之统觉中遇及之,故亦不能在任何知觉中遇及之,质言之,知觉仅为统觉之规定耳。

    故我不能知觉外物,仅能自我之内部的知觉以推论外物之存在,盖以内部的知觉为结果,某某外物乃此知觉之近因耳。顾自所与结果以推论一决定的原因之推论常不确实,诚以结果可由一以上之原因发生。故就知觉与其原因之关系而言,其原因为内部的抑或外部的,即所名为外部的知觉者,是否仅为吾人内感之作用,抑或与“——为其原因之——现实的外的对象”有关系,仍为可疑之事。总之外部的对象之存在,仅为推论所得者,具有一切推论所具不可恃之点,而内感之对象(具有我之一切表象我自身)则为吾人直接所知觉者,其存在实不容疑。

    故观念论者之名词,并不适用于否定感官所有外部的对象存在之人,仅适用于“不承认外部的对象之存在由直接知觉知之,因而断言吾人对于外部的对象之实在性绝不能由任何可能的经验完全确定之”云云之人。

    在展示误谬推理之一切欺人的虚幻以前,我首先注意及吾人必须辨别观念论之两种形态,即先验观念论与经验观念论。所谓先验观念论,我指“以现象皆仅为表象,非物自身,以及以空间时间仅为吾人直观之感性的方式,而非视为自身独立存在之所与规定,亦非所视为物自身者一类对象之条件”等等之学说而言。与此种观念论相对立者,为先验实在论,先验实在论以空间时间为离吾人感性而自身独立存在之某某事物。是以先验实在论者解释外部的现象(其实在性乃先验实在论者所以为前提者)为物自身,此物自身离吾人及吾人之感性而存在,故在吾人之外——“吾人之外”一名词乃依据纯粹悟性概念(按即实体原因等之概念)解释之者。以后成为经验观念论者,实即此先验实在论者。

    在误行假定“感官对象如为外部的必须离感官而自身存在”以后,彼复发见自此种观点判断之,则一切吾人之感性表象皆不适于证明外的对象之实在性。

    反之,先验观念论者亦为经验实在论者,即被称为二元论者,盖彼能不出彼之自觉意识以外,承认物质之存在,即假定在“彼之表象”之确实性——即我思故我在——以外,尚有某某事物。盖彼以物质乃至物质之内部的可能性,仅视为现象;现象如与吾人之感性分离,则无。故物质之在彼,仅为表象(直观)之一种,其所以称为外部的,并非以其与外部的对象自身相关,乃因此等表象使知觉与——一切事物在其中相互外在之——空间相关耳,顾空间自身则仍在吾人之内部中者。

    在论究之始,吾人已公言赞同此种先验观念论;吾人之理论由是除去“以吾人所有自觉意识之单独证据承认物质之存在,即由是其证明物质存在之方法与证明我自己(所视为思维的存在者)存在之方法相同”之途径中所有一切难点。我意识我之表象固绝无问题;故此等表象及具有此等表象之我自己皆存在。但外部的对象(物体)仅为现象,即仅为我之表象之一种,故其对象为仅由此等表象所表现之某某事物。一离此等表象,对象即无。故外物之存在与我自己之存在相同,二者皆依据“我之自觉意识”之直接证明。

    其唯一不同之点,则为“表现我自己(所视为思维的存在者)之表象”仅属于内感,而“标识延扩体之表象”则又属于外感耳。欲到达外部的对象之实在性,正与关于我之内感对象之实在性——即关于我所有思维之实在性——相同,无须求之推论。盖在两方,其对象皆不过现象而已,其直接的知觉(意识)同时足为二者所有实在性之充分证明者也。

    故先验观念论者乃经验实在论者,容许物质(所视为现象者)具有“不容推论唯直接知觉之”一类之实在性。反之,先验实在论,则必然陷于困难,而发见其自身不得不遁入经验观念论,盖先验实在论视外感对象为与感官自身相异之某某事物,而以现象为存在吾人以外之独立自存物。依据此种观点,则不问“吾人意识吾人所有关于事物之表象”,如何明晰,仍远不能确定表象如存在则亦有与之相应之对象存在云云。反之,在吾人之体系中,此等所名为物质之外物(在其所有一切形态及变化中),皆不过现象而已,即不过吾人内部中之表象而已,其实在性吾人直接意识之。

    就我所知,一切采用经验观念论之心理学者皆为先验实在论者,故彼等一致趋重经验观念论而视为人间思想所无可如何之问题之一,实势所必然者也。盖若吾人以外部的现象为由其对象在吾人内部中所产生之表象,又若此等对象,为其自身存在吾人以外之事物,则除自果推因以外,吾人实无能知对象存在之道;且即自果推因,所成为问题之因,在吾人以内,抑在吾人以外,必仍成为疑问。吾人固能承认其能在吾人以外(先验的意义)之某某事物,为吾人所有外部的直观之原因,但此非吾人在物质及物体的事物之表象中所思维之对象;盖此等对象皆仅现象,即仅为除在吾人内部以外绝不能见及之表象一类,其实在性正与“关于我自身所有种种思维之意识”相同,皆依据直接意识。

    至先验的对象,则就内部的及外部的直观而言,皆为不可知者。但吾人此处所欲论述者,非此先验的对象,乃经验的对象,其在空间中表现者则名为外部的对象,若在其时间关系中表现者,则名为内部的对象。但空间时间则除吾人之内部以外,固无从见及之也。

    “吾人以外”之名词,其意义自必含混,有时指离吾人而存在所视为物自身者而言,有时则指仅属于外部的现象者而言。故欲使此概念以后一意义之用法——“关于外部的直观所有实在性”之心理学问题所应采用之意义一而绝不含混,吾人应使经验的外部对象与先验的意义所谓之外部对象相区别,明显的名前者为“应在空间中所见及之事物”。

    空间时间实为先天的表象,在任何实在的对象(由感觉以规定吾人之感官者)能使吾人在此等感性的关系之下表现此对象以前,空间时间即在吾人之内部中,为吾人感性直观之方式。但质料的要素,即实在的要素——即应在空间中直观之某某事物——必以知觉为前提。知觉展示空间中某某事物之实在性;在缺乏知觉时,则绝无想象力能杜撰或产生此某某事物。故就其与“感性直观之一”相关而指示空间或时间中之实在性者,为感觉。(感觉若一度授与吾人——如与普泛所谓对象相关而非规定此对象者,则名为知觉——赖有感觉所有之杂多,吾人能在想象中描写种种对象,此等对象在想象以外,并无其在空间或时间中之经验的位置)。此固不容疑者;吾人或就苦乐而论,或就外感之感觉色、热等等而言,知觉乃由之以得使吾人思维感性的直观对象之知觉所必需之质料,故必须首先授与吾人。故此知觉(今仅就外部的直观而言)乃表现空间中之实在的某某事物。盖第一、空间乃共在之纯然可能性之表象,而知觉则为实在性之表象。第二、此种实在性在外感中即在空间中表现。第三、空间自身不过纯然表象,即除其中所表现者以外并无能视为实在之事物,反言之,则凡在其中所授与者(即由知觉所表现者)亦即其中之实在者。盖若知觉非实在者,即非由经验的直观直接授与吾人者,则知觉决不能在想象中描写,诚以直观中之实在者,固不能先天的杜撰之也。

    故一切外部的知觉,乃空间中实在的某某事物之直接证明,或无宁谓为即此实在者自身。在此种意义中,经验实在论固不容有疑者,盖有空间中实在的某某事物与吾人之外部的直观相应。空间自身以及其所有之一切现象(所视为表象者)固仅在我内部中,但实在者——即外部的直观所有一切对象之质料——则与一切空想无涉,实际在此空间中授与吾人。谓在此空间中应有吾人以外之某种事物(就先验的意义言之)授与吾人,此又不可能者,盖空间自身非在吾人感性之外。故即极端之观念论者对于“其在吾人以外(“以外”二字乃就严格之先验的意义言之)与吾人知觉相应之对象”云云亦不能要求证明。即令有任何此种对象,亦不能表现为——及直观为——在吾人以外,盖因此种表象及直观,乃以空间为其前提者,而空间中之实在者以其纯为表象之实在者,故不外知觉自身。故外部的表象之实在者,仅为知觉中之实在者,绝不能以其他途径成为实在者。

    对象之知识能自知觉产生,或纯由想象力之作用,或由经验之途径;在其进程中能发生不与对象相应之虚伪的表象,自无疑义,此种惑人之事,有时可归之于想象力之幻想(如在梦中),有时则起于判断力之错误(如在错觉中)。欲避免此种惑人的幻想,吾人应依据规律进行,即凡依据经验的法则与知觉相联结者为现实的。但此种幻觉错觉及所以防免此幻觉错觉者,于二元论、于观念论实有同一之影响,盖吾人所与之有关者,仅在经验之方式。经验观念论及其对于吾人之外部的知觉所有客观的实在性之错误的疑问,当说明“(一)外部的知觉乃空间中实在的某某事物之直接证明,以及此空间——其自身虽仅为表象之纯然方式——在其与一切外部的现象(此亦不过纯然表象而已)相关时,具有客观的实在性;(二)在缺乏知觉时,幻想梦想皆不可能,以及吾人之外感——就经验所能自之发生之资料而言——自有其在空间中现实相应之对象”等等时,即已充分驳斥之矣。

    独断的观念论者殆为否定物质存在之人,而怀疑的观念论者,则为怀疑物质存在之人,盖以物质之不能证明故耳。前者之见解自必根据于被在物质一类事物之可能性中所假定之种种矛盾——吾人今尚无须论究此种见解。在以下一节论及辩证的推理时,关于“属于经验联结之一类事物之可能性”理性所自行构造之概念,展示理性之自相矛盾,即足除去此种困难矣。但怀疑的观念论者,则仅驳击吾人主张之根据,以为吾人所思维为根据于直接知觉之物质存在,殊不足为确信物质存在之正当理由,在此种观念论者迫使吾人在日常经验之微细进展中,亦须注意周密(否则吾人将以不合理所得之知识视为应有之知识矣)之限度内,诚为有益于人类之理性者。吾人今则能评衡此等观念论者所反对吾人之价值。盖除吾人指为使吾人在最通常主张中自相矛盾以外,观念论者实以全力迫使吾人以吾人所有一切之知觉(不问其为内部的或外部的)视为仅依属吾人感性之一类事物之意识。此等观念论者又迫使吾人不以此等知觉之外部的对象视为物自身,而仅视为表象,关于此等表象则与一切其他表象相同,吾人能直接意识之,至其所以名为外部的,则因其依属吾人所称为外感其直观为空间之故。但空间自身不过——某某知觉在其中互相联结——表象之内部的形相而已。

    吾人若以外部的对象为物自身,则完全不能理解吾人如何能到达“在吾人以外之外部的对象所有实在性”之知识,盖吾人之所依恃者仅为在吾人内部中之表象。诚以吾人不能感及在吾人自身以外者,仅能感及在吾人之内部者,故吾人之全部自觉意识除纯为吾人自身所有之规定以外,绝不产生任何事物。于是怀疑的观念论迫使吾人不得不趋赴今尚留存之唯一趋避所,即一切现象之观念性学说是也,此一种学说在先验感性论中已不问其结果而建立之矣,盖此等结果在先验感性论中实不能预见之者。斯时若有人询以其结果是否在心灵论中仅有二元论可以保持,则吾人必答之曰“然”;但此二元论仅为经验的意义。盖即谓在经验之联结中,物质——所视为现象领域中之实体者——实授与外感,正与思维的“我”——此亦视为现象领域中之实体者——授与内感相同。更进一步言之,内外两方领域中之现象,必须依据规律——此种规律乃实体范畴所引入于吾人所有外的及内的知觉之联结中,使此知觉由之构成一全体之经验者——互相联结。但若(如通常所见及者)吾人欲扩大二元论之概念,用之于先验的意义,则二元论及两种互相更迭之相反主张——一方为精神论(pneumatismus)一方为唯物论——皆无任何根据,盖因斯时吾人已误用吾人之概念,以表现对象(关于对象之自身固仍非吾人之所能知者)之形相中所有之差别视为物自身中之差别。由内感在时间中所表现之“我”,虽与在我以外空间中之对象,完全为有区别之现象,但并不以此理由而视为不同之事物。在外部的现象之根底中或在内部的直观之根底中之先验的对象,其自身既非物质亦非思维的存在,乃——其以“关于物质及思维的存在之存在形相之经验的概念”提供吾人——现象所有之根据(此根据乃吾人所不能知者)。

    是以(乃此种批判的论证明显迫使吾人为之者)吾人若固执以上所建立之规律,而不推及吾人之问题于“可能的经验能在其中以其对象呈现于吾人之前”之限界以外,则吾人决不梦想探知吾人之感官对象之自身,即离其与感官之一切关系所本有之相。但若心理学者以现象为物自身,视为其自身独立存在者,则被若为唯物论者,在其体系中,自仅承认物质;若为精神论者,则在其体系中又仅承认思维的存在(即具有吾人内感方式之存在);若为二元论者,则承认物质与思维的存在两方,顾彼由于此种误解,对于非物自身仅为普泛所谓事物之现象,如何能自身独立存在之点,常陷入伪辨的思辨中。

    就此等误谬推理以论纳粹心理学之全体

    吾人如以——为内感之自然科学之——心理学与——为外感对象之自然科学之——物体论相比较,吾人见及二者之能由经验的知之者甚众,但其间尚有其显著之异点。在物体论中能先天的自“延扩的不可入性之存在物”之概念综合的知之者甚众,但在心理学中则绝无事物能先天的自思维的存在之概念,综合的知之其原因如下。盖二者虽皆为现象,顾外感之现象,有其固定(即常住)之某某事物,此固定的某某事物提供一基体为其转移无常之种种规定之基础,因而提供一综合的概念,即空间及空间中现象之概念;反之时间——此为吾人内部的直观之唯一方式——则并无常住之事物,因而仅产生“种种规定之变化”之知识,而不产生“能由此种种规定所规定之任何对象”之知识。盖在吾人所名为“心”者之内,一切事物皆在连续流转之中,除“我”(吾人如必须如是表现吾人自身)以外,并无常住之事物,至“我”之所以为单纯者,仅因其表象并无内容,因而无杂多故耳,即以此理由,乃若表现——(以更正确之名词言之)或指示——一单纯的对象。为欲使其由纯粹理性以得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本质之知识,此“我”应为一直观,此直观——以其在一切思维中所以之为前提者(先于一切经验)——又应为先天的能产生综合命题之直观。但此“我”之不能为直观,正与其不能为任何对象之概念相同;盖此“我”乃意识之纯然方式,此种意识方式能伴随此内外两类表象,仅在有其他某某事物在——对于“对象之表象”提供质料之——直观中授与之限度内,始能使此等表象侪于知识之列。于是全部合理心理学,以其为超越人类理性所有一切能力之学问,证明其绝无所成就,其所遗留于吾人者,仅有在经验指导之下以研究吾人之心,及限定吾人之问题不能超出“由可能之内部的经验所能提供其内容”之限界而已。

    但合理心理学虽不能用以扩大知识,且在其用以扩大知识时乃完全由误谬推理所成者,但若仅以之为对于吾人辩证的推理(此等辩证的推理起于人类所有共同的及自然的理性)之批判的论究,则吾人仍不能否定其相当之消极的价值也。

    吾人何以须仰赖完全建立于纯粹理性原理之心理学?毫无疑义,其主要目的在维护吾人之思维的自我,以防免唯物论之危险耳。此则由——吾人适所授与之——思维的自我之纯粹概念成就之。盖由此种教义,吾人能脱然无虑,不再有“物质消失,一切思维乃至思维的存在者之存在,皆将因而毁灭”之恐惧,且适与之相反,其所明显说明者,则为我若除去思维的主体,则全体物质界将因而消灭耳,盖物质不过吾人主观所有感性中之现象及主观所有表象之形相而已。

    我承认此说并未与吾人以“思维的自我性质”之较进一步之知识,且亦不能使吾人规定此思维的自我之永存性,乃至离吾人所推测为外部的现象之先验的基体之独立存在;盖此先验的基体正与思维的自我相同,皆为吾人所不能知者。但我仍能发见“思辨的根据以外”之原因,以期望我之思维的本质——通彻我所有状态之一切可能的变化——之独立的连续的存在。在此种事例中,当坦白自承关于此点我之无知时,设尚能驳斥思辨的反对者之独断的攻击,而示之以在彼否定我所期望之可能性中,对于“自我之本质”其所能知者绝不能较之我固执此种期望之所能知者为多,即此所得已甚多矣。

    其他三种辩证的问题——构成合理心理学之实际目标者——皆根据于吾人心理学的概念中所有此种先验的幻相,除由以上之论究以外,绝不能解决之者:即(一)心与肉体交通团结之可能性,即关于在生存中动物性及心灵状态之问题;(二)此种交通团结之开始,即关于心在生前及临生时之问题;(三)此种交通团结之终止,即关于心在死后及临死时之问题(灵魂不灭之问题)。

    我今所主张者则为:在此等问题中所共有之种种难点以及有人欲由此等难点(以之为独断的反驳)能得“对于事物本质较之常识更得深密洞察之信证”等等,皆仅依据幻想而然耳,彼等依据幻想,使仅在思维中所存在者实体化,而以之为存在(以真实性质)于思维的主体以外之真实的对象。易言之,彼等以“延扩”(此不过现象而已)为即令离吾人感性而亦独立自存之外物之性质,且以运动为起于此等事物,且离吾人之感官,实际由其自身所发生者。盖物质(其与心之交相作用引起以上之种种问题)不过一方式而已,即由吾人所名为外感之直观,以表现不可知之对象之特殊方法而已。在吾人以外,自能有此现象(吾人所名之为物质者)所相应之某某事物;但在其为现象之性格中,自不在吾人以外而仅为吾人内部中之一思维——此种思维,虽由于以上所言之外感,表现之为存在吾人之外者。故物质并非指与内感之对象(心)完全不同而异质之一类实体而言,乃仅指“此等对象——其自身为吾人所不能知者——之现象”所有之不同性质而言,吾人之称此等表象为“外部的”,则以与吾人所列为属于内感之表象相比较故耳,此等表象固亦与其他一切思维相同,仅属于思维的主观者也。此等表象固有此种惑人的性质,即表现空间中之对象,一若与心相离而浮动于心之外。但此等表象在其中被直观之空间(即不过一表象而已),在心以外实未见有与此表象同一性质之对应部分。因之,此问题已非心与“在吾人以外其他不同种类之所知实体”之交相关系,而仅为内感之表象与吾人所有“外部的感性之变状”联结之问题——即此等表象如何能依据一定法则,相互如是联结,以展示一贯联结的经验之统一。

    在吾人以内部的外部的现象皆视为经验中之纯然表象时,则两种感觉之联合,吾人并未见其中有何背理及奇异之点。但当“吾人以外部的现象实体化,不视之为表象而视之为其自身存在于吾人以外之事物,具有此等事物在吾人内部中所有之同一性质,且视为此等事物以其——展示为现象在彼此交相关系中之——活动加于吾人之思维的主体之上云云之时,则存在吾人以外之有效原因,立即具有“与吾人内部中所有此等原因之结果不能调和”之性质。盖原因仅与吾人之外感相关,其结果则与内感相关——此两种感觉虽在一主体中联结,彼此乃极不相同者也。在外感中除位置之变易以外,吾人未见有其他之外部的结果,除在——为其结果之——空间的关系中所发生之动向以外,吾人未见有任何动力。反之,在吾人内部中,其结果为思维,在思维中并不见有位置之关系、运动、形象以及其他空间的规定等等,吾人在结果中完全失去其与原因之联系(此等结果乃假定为由此等原因在内感中所发生者)。但吾人应思及物体非呈现于吾人之对象自身,乃吾人“所不知为何之不可知的对象”之现象;以及运动非此不可知的原因之结果,而仅为其影响于吾人感官之现象。物体、运动皆非吾人以外之事物;二者同为吾人内部中之纯然表象;故产生吾人内部中之表象者非物质之运动;运动自身仅为表象,如其以运动而使其自身为吾人所知之物质,亦仅为表象相同。于是,吾人所自造之全部难点,终极归摄在以下之点,即吾人感性之表象如何——及何以——能如是互相联结,即吾人之所名为外部的直观者,能依据经验的法则表现为在吾人以外之对象——此一问题绝不与“自吾人以外完全异质之有效原因以说明吾人表象起源”所假定之难点相联属。此种难点乃起于吾人以“不可知的原因之现象”为在吾人以外之原因自身,此一种见解仅能惑乱吾人而已,绝无其他结果可言。在由长期习惯误解已深之判断事例中,自不能立即以“在其他事例中因无不可避的幻相以惑乱概念所能到达之清理明晰程度”更正之。故吾人自伪辨的理论中解脱理性,固不能在此阶段中具有理性完全脱离伪辨的理论自由运用时所必须之清理明晰程度。

    以下所评论之点,我以为大有助于趋向此终极之清理明晰。

    一切反驳可分为独断的、批判的及怀疑的。独断的反驳直向命题反驳,而批判的反驳,则反驳命题之证明。前者要求洞察对象之本质,因而使吾人能主张“此一命题关于此对象所云云”之相反方面。在被自以为较之相反主张更为深知对象之性质,此其所以为独断的也。批判的反驳则因其不问命题之有效力与否,仅攻击其证明,故并不预想较之对方更深知对象或迫使吾人自命为关于对象更具有优越之知识,盖此反驳仅在指示此主张之无根据,而非指示此主张之为谬妄。至怀疑的反驳,则以主张与相反主张彼此对立,视为各有同等之重量,依次交替,以其一为立论,而以其他为反驳。且以二者之矛盾不相容(因对立之两方、外观皆为独断的)视为所以指示“一切关于对象之判断”皆为空虚无意义者。故独断的及怀疑的反驳,皆以为关于对象有所主张或否定时,必须洞知对象之性质。唯批判的反驳则不然,仅在指示其所反驳者唯在其构成主张时所以为前提之某某事物之空虚无意义及纯为空想而已;故铲除其所谓根据者,以倾覆其学说,并不主张建立直接与对象之性质有关之任何事物。

    在吾人执持——关于思维的主体与外物之交相作用——吾人所有理性之通常概念时,吾人为独断的,盖其视外物为独立存在于吾人以外之实在对象,与某种先验的二元论相合,此种先验的二元论并不以此等外的现象为属于主观之表象,而以之为——正如其在感性直观中所授与吾人者——在吾人以外之对象,完全与思维的主体相分离者也。此种虚伪陈述为一切关于心物交相作用之理论之基础。其所归属于现象之客观的实在性,彼等从末以之为问题。且反以之为已承认之前提;其所思辨研讨者,仅在应如何说明之及理解之等等之形相而已。就以上之见解关于心物关系所规划之说明理解之体系,通常共有三种,实为关于此问题所有可能之体系:即物理的影响说,预定调和说,及超自然的干与说是也。

    说明心物交相作用之后二种方法,乃根据于反驳第一种常识之见解者。其所以为论据者,即以为凡显现为物质者,不能由其直接的影响成为表象之原因,盖此等表象乃与物质完全种类不同之结果。顾凡持有此种见解者即不能以“仅为现象之物质”之概念——即其自身仅为某种外部的对象所产生之表象——加之于彼等之所谓“外感对象”者之上。盖在此种事例中,彼等将谓外部的对象(现象)之表象不能为吾人心中所有表象之外部的原因;顾此实为毫无意义之驳论,盖因无人能梦想有人以彼一度曾承认为表象者为其外部的原因也。依据吾人之原理,彼等仅能由指示外感之真实(先验)对象不能为“吾人包括在所名为物质之下一类表象”(现象)之原因,以建立其理论。但无人能有权利自称为彼关于吾人外感表象之先验的原因有所知;故彼等云云实毫无根据。在另一方面,凡自以为改良物理影响说者,其说如与先验的二元论之通常见解相同,以物质(就其本身言)为物自身(非不可知的对象之现象),则彼等之论驳,殆在指示此种外部的对象(其自身除运动之因果作用以外,绝不显示任何之因果作用)决不能为表象之有效原因,而须有一第三者干与其间以建立——即非两者之交相作用,至少亦为——心物二者间之对应及协和。但以此种方法论证时,彼等实在其二元论中容有物理影响说之根本谬妄(。p乙roy怔o80。)以开始其驳难者,故被等之驳论,与其谓为驳斥物理影响说,无宁谓为适所以颠覆其自身所有之二元论的前提耳。盖关于吾人之思维的本质与物质联结之难点皆起于谬妄之二元论的见解,以物质本身为非现象——即非不可知的对象与之相应之心之表象——而为离一切感性存在于吾人以外之对象自身耳。

    故关于反驳通常所容受之物理影响说,不能以独断之形态出之。盖凡反对此说者,容受以下之见解,以物质及其运动仅为现象,即其自身仅为表象,则彼之难点仅在“吾人感性之不可知的对象,不能为吾人内部中表象之原因”一点。但彼绝无丝毫正当理由能主张此点,盖因无人能决定不可知的对象之所能为或其所不能为者也。故此种先验的观念论(如吾人以上之所证明),为彼所不能不同意者。于是彼之唯一趋避方法殆在公然使表象实体化,而以之为在彼自身以外之实在的事物。

    顾物理影响说(在其通常之形态中)为极有根据之批判驳论所克服。所谓两种实体——思维体与延扩体——间之交相作用乃依据粗朴之二元论,而以延扩的实体——此实思维的主体之表象而已——为自身独立存在者。物理影响说所有此种误谬的解释,能如是有效处置之,即吾人已说明其证明之空虚而背理矣。

    关于思维体与延扩体间交相作用所讨论不已之问题,吾人若去其空想,则仅为:外部的直观——即空间以及充实空间中之形象及运动等之直观——如何在思维的主体中可能之问题。此为无人能解答者。吾人知识中所有此种缺陷,绝不能弥补;所能为者仅在以外的现象归之——为此种表象之原因,但吾人绝不能有所知且决不能得其任何概念之——先验的对象,以指示有此种缺陷耳。在能自经验领域内发生之一切问题中,吾人以现象为对象自身,固无须劳吾人心力以研讨其可能性(所视为现象者)之第一根据。但若一越此等限界,则先验的对象之概念自成为所必需者矣。

    解决“关于在心物交相作用以前(生前)或在其终止以后(死后)思维的本质之状态”所有之一切争辩及驳击,实依据“关于思维体及延扩体间交相作用所有之种种意见”。

    “以思维体在与物体交相作用以前即能思维”之意见,今殆成为此种主张,即以为在——某某事物所由以在空间中显现于吾人之前之——感性发生以前,能以完全不同之方法直观此等先验的对象(在吾人之现状态中所表现为物体者)。“心在与物体界一切交相作用终止以后仍能继续思维”之主张,今殆成为此种见解,即以——现今吾人绝不能知之先验的对象所由以显现为物质界之——感性,即一旦终止,而关于先验的对象之一切直观,亦不因此而即被消灭,此等同一之不可知的对象仍能继续为思维的主体所知(固已非就其物体之性质知之)云云。

    顾在思辨的原理上,无人对于此种主张能与以丝毫之根据。乃至其所主张之可能性,亦不能证明之;仅能假定之而已。但欲以有效之独断的驳论驳斥之,亦为任何人之所不可能者。盖不问其人为何,彼之不能知外部的物质现象所有之绝对的、内部的原因,正与我及其他任何人相同。以彼不能呈示任何正当理由,主张其能知“在吾人现令状态中(生存之状态中)外部的现象所真实依据者为何”,故彼亦不能知一切外部的直观之条件——即思维的主体自身——将与此种状态同时终止(死时)。

    故关于“思维的存在之本质及其与物质界联结”之一切争辩,仅由“以理性之误谬推理充实吾人知识所不能到达之间隙,而以吾人之思维为事物,且以之实体化”而起。

    于是发生一种空想之学问,在彼所肯定之事例或彼所否定之事例,二者皆属空想,盖因争辩各派或以为“关于无人能具有概念之对象”颇有所知,或则以其自身所有之表象视为对象,因而永在晦昧及矛盾之循环中徘徊无已。惟有冷静之批判(立即严肃公正)能自——以想象之福祉诱使多人困于学说及体系中之——此种独断的幻想中解脱吾人。此种批判,严格限定吾人一切之思辨的主张在可能的经验范围以内;且其限定吾人之思辨的主张,并非由于讥刺既往之失败,或慨叹理性之限界,乃依据确定之原理欲以有效的方法规定此等限界耳,至此种确定之原理乃自然欲使理性之航海不可远及经验自身所到达之连续的海岸以外,在其自身所设立之海古莱斯(hercules)柱上,揭示“不可越此”(nihilulterius)之禁条——此种海岸吾人若一旦离之远去,则必漂流于茫无涯际之海洋,此种海洋在屡以幻影诱惑吾人以后,终则迫使吾人视为绝望而放弃其烦困厌倦之努力者也。

    吾人关于纯粹理性之误谬推理中所有先验的而又自然的幻相,对于读者应有明晰之总括的说明,以及关于依据范畴表之顺序,系统的排列此等误谬推理,亦应有所辩释。

    在本节之初,吾人之所以不作此等说明及辩释者,惧其因而使吾人论证晦昧,或使人预有粗朴之成见耳。吾人今将践此责务。

    一切幻相可谓为皆由于“以思维之主观的条件为对象之知识”而起。且在先验辩证论之导言中,吾人已说明纯粹理性之自身,推与“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所有综合之全体有关。今因纯粹理性之辩证的幻相不能成为经验的幻相(如经验的知识之特殊事例中所见及者),故与思维条件中之普遍者相关,于是纯粹理性之辩证的使用,仅有三种事例。

    一、普泛所谓思维所有条件之综合。

    二、经验的思维所有条件之综合。

    三、纯粹思维所有条件之综合。

    在此三种事例中纯粹理性之自身推从事此种综合之绝对的全体即其自身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一类之条件。三种先验的幻相实建立在此种分类上,此种先验的幻相,即所以发生辩证论之重要三书及纯粹理性之似是而非之三种学问——先验的心理学,先验的宇宙论,先验的神学。吾人今所论者,仅在第一种。

    就普泛所谓之思维而言,因吾人抽去思维与任何对象(不问其为感官之对象或纯粹悟性之对象)之一切关系,故普泛所谓思维所有条件之综合(第一),绝非客观的,而纯为思维与主观之综合,此种综合被人误为对象之综合的表象。

    由此观之,对于“一切普泛所谓思维之条件”——其自身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之辩证的推理并不犯有实质上之误谬(盖因其已抽去一切内容或对象),而纯为方式中之缺陷,故必称之为误谬推理。

    更进一步言之,以伴随一切思维之唯一条件,为“我思”之普遍的命题中之“我”,故理性应论究此种条件——在此种条件自身为不受条件制限之限度内。此仅为方式的条件,即一切思维之逻辑的统一(我抽去其中之一切对象);但此仍表现为我所思维之对象,即“我自己”及“我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

    设有人以“其在思维之事物之性质为何?”之问题相质询,则我实无“以之答复其人”之先天的知识。盖此答复应为综合的——盖分析的答复虽或能说明思维之意义为何,但除此点以外,不能产生关于此思维由以可能之所依据者之任何知识。诚以综合的解决,常需直观;而此问题则由于其高度之普泛性质,已完全置直观于不顾矣。“成为可移动者其物必为何种事物?”之问题,同一无人能就其普泛性质答复之。盖此问题并未含有可以答复之痕迹,即其中并未含有不可入性的延扩(物质)。但我对于前一问题虽不能有概括的答复,颇似我仍能就表现自觉意识之“我思”一类命题之特殊事例答复之。诚以此“我”为基本的主体,即实体;故我为单纯的云云。顾若如是,则此等命题应为由经验引来之命题,且在缺乏表现“普泛的先天的思维所以可能之条件”之普遍的规律时,此等命题即不能包有任何非经验的宾词。于是对于最初颇为我所赞同之意见——即吾人对于思维的存在之本质能构成判断且能纯由概念构成之等之意见——有所怀疑矣。但此种思维方法中所有之误谬,尚不能发见之也。

    更进而研讨我所以之归属于我身(视为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属性(按即单纯性等等)之起源,则能说明其误谬之所在。此等属性不过纯粹范畴而已,我并不能以之思维一确定的对象,仅能以之思维“表象之统一”——为欲规定表象之对象。在缺乏为其基础之直观时,范畴不能由其自身产生对象之概念;盖对象仅由直观授与,在直观授与对象以后,始依据范畴思维之。我如宣称一事物为现象领域中之实体,则首必有其直观之宾词授我,且我必能在此等宾词中分别永恒者之与转变无常者基体(事物本身)之与附属于其中者。我若称现象领域中之一事物为单纯的,乃指其直观虽为现象之一部,惟其自身则不能分割为各部分等等而言耳。但我若仅在概念中而非在现象领域中知某某事物之为单纯的,则我关于对象实一无所知,仅对于我所自行构成“不容直观之普泛所谓某某事物之概念”有所知耳。故我谓“我思维某某事物完全为单纯的”,实际仅因除谓为某某事物以外,不能再有所言耳。

    顾纯然统觉之“我”,为概念中之实体,概念中之单纯的以及等等;凡在此种意义中所有此等心理学的学说,自属正确。但此并不以吾人所欲探知之“心之知识”授与吾人。盖因此等宾词绝无用之于直观之效力,故不能具有适用于经验对象之效果,因而全然空虚无意义。实体概念并不示我以心由其自身延续,亦不示我以心为外部的直观之一部分其自身不能分割因而不能由任何自然的变化而有所生灭等等。凡此其自身延续不能分割等等,乃“所以使心在经验联结中为我所知”之性质,且对于心之起源及未来状态能有所启示。但若我谓——就纯然范畴言——“心为单纯的实体”,则显然因实体之纯然概念(为悟性所提供者)所包含者,不出一事物应表现为主体自身而不更为其他任何事物之宾词之逻辑的规定以外,故由此命题,并不能得关于“我”之永恒性之任何事物,且此“单纯的”属性,即增加于永恒性之上,实亦无所裨益。故关于“心在自然界之变化中遭遇如何”之点,吾人由此种源泉绝无所得。吾人若能假定“心为物质之单纯的部分”,则吾人能使用此种知识,更以经验关于此一部分所告知者之助,以演绎心之永恒性及——在其“单纯的性质”中所包含之——不可灭性。但关于此种种,在“我思”之心理学的原理中所有“我”之概念实一无所告知吾人。

    其所以以吾人内部中所有思维之存在者为能由此等——在各类范畴中表现绝对的统一之——纯粹范畴,知其自身,则由于以下之理由。统觉自身为范畴所以可能之根据,在范畴一方则仅表现“直观所有杂多”——在杂多在统觉中具有统一之限度内——之综合而已。故普泛所谓自觉意识乃“为一切统一之条件者”之表象,其自身则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于是吾人对于思维的“我”(心)——其视自身为实体,为单纯的,为一切时间中数的同一者,及为一切其他存在必须由之推论而来之一切存在相依者-能谓为非由范畴知其自身,乃在统觉之绝对统一中,即由其自身以知范畴,且由范畴以知一切对象。

    我之不能以我欲知任何对象时所必须以为前提者,认为对象,以及规定者之自我(思维)与被规定者之自我(思维的主体)有别,正与知识与对象有别相同,此皆极为显然者也。

    但世无较之“使吾人以思维综合中之统一视为思维主体中所知觉之统一”之幻相,更为自然,更为惑人者。吾人应称之为实体化的意识之欺妄(apperceptionissubstantiatae实体的统觉)。

    吾人对于合理心灵论之辩证的推理中所包含之误谬推理,如欲与以逻辑的名称,则以彼等之前提皆正确,吾人应名之为中间概念意义含混之误谬(sophisma figuraedictionis)宾词形态之误谬。盖其大前提在论究条件时所用范畴,纯为先验的用法,而小前提及结论,在其论究包摄于此条件下之“心”时,则又经验的使用此同一的范畴。

    例如在实体性之误谬推理中,实体概念为纯粹智性的概念,此在缺乏感性直观之条件时仅容先验的用法,即不容有丝毫用处者也。但在小前提中,则此同一概念乃应用于一切内部的经验之对象,且并不预先确知及建立此种具体的用法之条件,即并未确知此种对象之永恒性。如是吾人乃以范畴经验的用之,但在此种事例中实为不能容许者。

    最后欲展示伪辨的心灵论之一切辩证的主张,系统的在纯粹理性所规定之顺序中互相联结,即展示吾人对于此等主张网罗详尽,吾人应注意统觉通彻各类范畴仅与“每类范畴中在可能的知觉中形成其他范畴之基础者即实体性,实在性,单一性(非多数性)存在等等之悟性概念”相关,此处理性表现所有此等范畴为思维的存在所以可能之条件,至此等条件之自身,则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于是心知其自身为——(一)关系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即其自身非附属于其他事物乃独立自存者。

    (二)性质之有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即心非一实在的全体,而为单纯的。

    (三)时间中多数各别时间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即心非种种不同时间中之无数不同者,而乃同一之主体。

    (四)空间中存在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即心非“心以外种种事物”之意识,乃仅其自身存在之意识,及其他种种事物仅为其表象之意识。

    理性为原理之能力。纯粹心理学之主张并不包含心之经验的宾词,仅包含“其意义在于经验之外,即纯由理性规定对象自身”之一类宾词(设有任何此等宾词)。故此等主张应建立于“与普泛所谓思维的存在之本质有关”之原理及普遍的概念之上。但实际并不如是,吾人之所发见者,则为“我在”之单一表象,支配其全部主张。此一表象正因其表现“我所有一切普泛所谓经验之纯粹公式”,故即宣称其自身为对于一切思维的存在皆有效之普遍命题;且因其在一切方面为单一的,故又附随有普泛所谓思维所有条件之绝对的统一之幻相,即推广其自身于可能的经验所能到达范围之外。

    第二章 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

    吾人在先验辩证论之导言中已说明纯粹理性之先验的幻相起于辩证的推理,此种推理之图型乃由逻辑在其三种形式的推理中所提示者——正与范畴在一切判断之四种机能中发见其逻辑的图型相同。此等伪辨的推理之第一类型,乃论宪(主体或心之)“一切普泛所谓表象所有主观的条件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与断言的三段推理相符合,其大前提为主张“宾词与主词关系”之原理。辩证的论证之第二类型,则为比拟假设的三段推理而来。以现象领域中所有客观的条件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为其内容。第三类型(此将在以下一章论究之)其方法相同,以“普泛所谓对象所以可能之有客观的条件之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为其主题。

    但有须特殊注意之一点。先验的误谬推理产生——关于吾人所有思维主体之理念——纯然片面的幻相。凡稍能支持相反主张之幻相,皆非理性概念所引起之幻相。因之,先验的误谬推理(虽有其所适合之幻相)虽不能否认——在批判的研究之严厉审讯中,先验的误谬推理,由之消灭其效力至化为纯然外观形式——之根本的缺陷,但此种先验的误谬推理所能提供之利益,则全然偏于精神论一面。

    当理性应用于现象之客观的综合时,则情形大异。盖在此领域中,不问其如何努力建立其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原理,且即有伟大(虽属幻相)成就之表面现象,亦立即陷入其所不得不陷入之矛盾中(在此宇宙论之领域中),以终止其任何此种僭妄主张。

    吾人今以人类理性之新现象呈现于吾人之前——此为一全然自然的矛盾,无须故为设问或乘隙陷之,理性由其自身不得避免所必然陷入者也。此确为防护理性为纯粹片面的幻相所产生之空幻信念所麻醉,但同时又陷理性于此种诱惑,即或倾于怀疑的绝望,或以顽固态度固执某种主张,而不愿虚心倾听相反主张之理由。有一于此,皆足致健全哲学于死亡,而前者(按即怀疑的绝望)固可名之为纯粹理性之无疾而终(euthanasia)。

    在考虑由纯粹理性法则之矛盾(即二律背驰)所发生之“种种相反背驰之方式”以前,吾人应提示若干注意点,以说明辩释“吾人所欲用为论究此主题之方法”。在一切先验的理念与“现象综合中之绝对的总体”相关之限度内,我名之为宇宙概念,一则因此绝对的总体亦为“世界全体”概念(其自身仅为一理念)之基础;一则因此等概念惟与“现象之综合”(即仅与经验的综合)相关。反之,当绝对的总体为“综合一切普泛所谓可能的事物所有条件之绝对的总体”时,则将发生一种纯粹理性之理想,虽与宇宙概念有关,但实与之完全不同者也。因之,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将以虚伪的纯粹合理的宇宙论之先验的原理展示吾人,正与纯粹理性之误谬推理为辩证的心理学之基础相同。但合理宇宙论之展示其先验的原理,并不在示证此种学问之有效力及欲采用之。顾名思义,理性之矛盾,其名称已足证此种虚伪的学问仅能在眩惑而又虚伪之幻相中,展示其为一绝不能与现象调和之理念耳。

    第一节 宇宙论所有理念之体系

    在进而以“依据原理之体系的精密”,列举此等理念时,吾人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吾人必须承认纯粹的及先验的概念仅能自悟性发生。理性实际并不产生任何概念。理性之所能为者,充其量惟在使悟性概念超脱可能经验之不可避免之制限耳,即努力推广此概念于经验的事物之限界以外(虽仍与经验的事物相关)。此以以下之方法成就之。理性对于所与之受条件制限者要求在其条件方面——此为悟性以一切现象归摄于其下所视为综合统一之条件者——之绝对的总体,在此要求中,即以范畴转变为先验的理念。盖仅由使经验的综合远及于不受条件制限者,始能使经验的综合绝对的完成;顾此不受条件制限者绝不能在经验中见及之,而仅在理念中见之。理性之为此要求,实依据以下之原理,即——若受条件制限者授与时,则其条件总和及其不受条件制限者(受条件制限者,唯由此不受条件制限者而后可能)亦授与。此等先验的理念第一、纯为推及不受条件制限者之范畴,且能归约之于“依据范畴四类项目所排列之表中”。第二、非一切范畴皆适于此种用法,仅为综合由之构成“互相从属(非同等并列)之条件系列及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发生的系列”之范畴。绝对的总体仅在其与所与受条件制限者相关之条件上升系列之范围内,始为理性所要求。关于条件所有结果之下降系列或与“此等结果所有同等并列条件之集合体”相关者,皆不要求此绝对的总体。盖在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事例中,实以其条件为前提,且视为与受条件制限者连带授与者。反之,因结果并非使其条件可能,乃以条件为前提者,故当吾人进展至结果,即自条件下达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时,实无须考虑此系列是否终止;盖关于此种系列总体之问题,绝不能为理性所预想者也故吾人必须思维时间为到达此“所与刹那”中,“过去时间”已完全经过,且视为时间自身以此完全方式所授与者(按即过去全部时间)。此种完全经过之时间,即非吾人所能规定,但此说则甚真确。但因未来并非吾人到达现在之条件,故在吾人理解现在时,不问吾人如何思维未来时间,或以之为有尽,或以之为无穷,皆为绝不相关之事。今设吾人有m,n,o,之系列,其中n乃受m条件之制限所接与者,同时又为o之条件。此系列自受条件制限者n上升至m(l,k,i,等等),又自条件n下降至受条件制限者o(p,q,r,等等)。为使能以n视为所与者,则我必以第一系列为前提。依据理性及理性对于条件总体之要求,n仅由此种系列而可能者。其可能性并不依据其后继之系列o,p,q,r,等等。故此后者系列不能视为所与者,而仅能视为所可授与者(dabilis)。

    我议以“在条件方面,自切近所与现象之条件开始,还溯更远条件之系列综合”名为追溯的(regresslv)综合;以“在受条件制限者一方自第一结果进展至更远结果之系列综合”,名为前进的(progressiv)综合。前者在前提(antecedentia)中进行,后者在结果(consequenti)中进行。故宇宙论的理念乃论究“追溯的综合”之总体,在前提中进行,非在结果中进行。总体之前进的方式所提示之纯粹理性问题,乃无益之事,且为无须有者,诚以设立此种问题非为完全理解“现象中所授与之事物”所必需者。盖吾人所须考虑者仅为其根据,而非其结果。

    在排列“依据范畴表之理念表”时,吾人首先列入吾人所有一切直观之二种本源的量,即时间与空间。时间自身即为一系列,且实为一切系列之方式的条件。在时间中,就一所与的现在而言,所视为其条件之前项(过去),自能先天的与其后项(未来)相区别。

    故“任何所与受条件制限者所有条件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之先验的理念,仅与一切过去时间相关;且依据理性之理念,过去时间乃“所与刹那”之条件,必须思维为在此刹那中已全部授与者也。顾在空间中,就空间之自身而言,前进与后退之间,并无区别。盖以空间之各部分乃同时共在者,为一集合体而非系列。“现在一刹那”仅能视为受过去时间条件之制限者,绝不能视为过去时间之条件,盖因此一刹那仅由过去时间始能存在,或宁谓为经由其先在之时间而存在者也。至若空间则各部分同等并列,并非互相从属,一部分非其他部分所以可能之条件;且与时间不同,空间自身并不构成一系列。但吾人所由以感知空间之“空间杂多部分之综合”,乃继续的,在时间中进行的,且含有一系列。且因在所与空间之此种“集合的种种空间之系列”中(例如丈中之尺),所有在所与空间之延扩中所思维之种种空间,常为“所与空间”之限界条件,故空间之测定,亦应视为一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系列之综合,其所不同者,仅为其条件方面本身并不与受条件制限者相异耳,故在空间中前进与后退,吾人见其实相同也。然因空间之一部分并非由其他部分授与,仅由其他部分限制之,故吾人必须视各空间——在其被限制之限度内——亦皆为受条件制限者,以各空间乃预想其他空间为其限界之条件,而其他空间亦复如是。是以关于设定限界,空间中之前进,亦为追溯的,因而“条件系列中所有综合之绝对的总体”之先验的理念,亦复适用于空间。我之能有正当理由探讨关于空间中现象之绝对的总体,正与我之能探讨过去时间中现象之绝对的总体相同。对于此种问题,是否有解答可能,将在以后解决之。

    第二,空间中之实在(即物质)乃受条件制限者。其所有内部的条件乃其所有之各部分,此等部分之部分则为其更远之条件。于是此处发现有一追溯的综合,其绝对的总体乃为理性所要求。此种绝对的总体仅由完全分割而得之,由此完全分割,物质之实在或消灭至无,或成为已非物质之事物——即单纯的事物。是以此处吾人亦有一条件系列及进展至其不受条件制限者。

    第三,关于现象间实在的关系之范畴,即实体与其所有属性之范畴并不适于为先验的理念。盖即谓理性在其中并不发见追溯的进向条件之根据。属性在其内属于同一之实体时,彼此同等同列,并不构成一系列。即在其与实体之关系中,此等属性实际亦非从属实体,乃实体自身存在之形相。所有在此种范畴中其仍可视作成为先验的理性之理念者,厥为实体的事物之概念。但因此种概念仅指普泛所谓对象之概念而言,此种普泛所谓对象在吾人在其中离一切宾词,惟思维先验的主体之限度内始作为实体存在,顾吾人此处所论究之不受条件制限者,仅视为其能在现象系列中存在者,故实体的事物之不能为此种系列之一员,极为明显者也。此点对于交相关系中之种种实体,亦极真确。此等实体纯为集合的,并不包含一系列所依据之事物。吾人对于此等实体,不能如对于空间之所云云,盖空间之限界,绝不由其自身规定,而仅由其他空间为之规定,故空间彼此从属,为彼此所以可能之条件。于是所留存者,仅为因果之范畴。此范畴呈现“所与结果”之原因系列,因而吾人能自“视为受条件制限者之结果”进而上升为其条件之原因,以解答理性之问题。

    第四,可能的、现实的及必然的之概念,除在以下之限度内并不引达任何系列,即偶有的事物在其存在中必须常视为受条件制限者,且须视为依据悟性规律指向其所由以成为必然者之条件,而此条件又复指向其更高之条件,直至理性最后到达系列总体中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

    当吾人选择此等在杂多综合中必然引达系列之一类范畴时,吾人发见仅有四种宇宙论的理念,与四类范畴相应:

    一、“一切现象合成一所与全体”其合成之绝对的完成二、分割现象领域中一所与全体其分割之绝对的完成三、推溯一现象之起源其推溯之绝对的完成四、现象领域中变化事物之存在皆有其由来依属,推源其由来依属之绝对的完成。

    此处有种种务须注意之点。第一、绝对的总体理念仅在说明现象,因而与“悟性关于普泛所谓事物之总体所能形成之纯粹概念”无关。现象在此处乃视为所与者;而理性之所要求者则为此等现象所以可能之条件——在此等条件构成一系列之限度内——之绝对的完成。故理性之所命令者,为绝对的(盖即谓在一切方面)完全之综合,由此种综合现象始能依据悟性法则展示之。

    第二、理性在此系列的,继续追溯的,条件之综合中实际所寻求者,唯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其目的所在,殆为前提系列之完成,即到达无须再预想其他之前提者。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常包含于想象中所表现“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中”。但此绝对的完全之综合,又仅为一理念;盖吾人不能知(至少在此论究开始之际)此种综合在现象之事例中是否可能也。吾人如专由纯粹悟性概念表现一切事物而与感性的直观之条件无关,则吾人自能对于一所与受条件制限者,立即谓其互相从属之全部条件系列亦已授与之矣。盖前者仅由后者而授与吾人者。但在其就吾人所论究之现象而言时,则吾人发见有一种特殊制限,此种制限起于“条件所由以授与”之方法,即经由“直观所有杂多”之继续的综合——此种综合由追溯而完成者。至此种完成在感性是否可能,乃更进一步之问题;惟其理念则存在理性中,与吾人能否以此种理念与任何适当之经验概念相联结之事,固不相关者也。今因不受条件制限者必然包含于“现象领域内所有杂多之追溯的综合之绝对的总体”

    中——此种综合乃依据“表现现象为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系列”之范畴而行之者——故此处理性采用自“总体理念”开始之方法,其实际目的所在,则为不受条件制限者,固不问其全部系列之为不受条件制限者或其一部分之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也。同时此总体是否——及如何——能到达,则又任其悬而末决。

    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可在两种途径中择其一考虑之。其一,可视为由全部系列所成,其中一切项目毫无例外皆为受条件制限者,仅其总体为绝对的不受条件制限者。此种追溯应名为无限的。至另一可选择之途径,则绝对的不受条件制限者仅为系列之一部分——其他项目皆从属此一部分,其自身不再从属任何其他条件。自第一种观点言之,上升方向(a parte priori)之系列,毫无制限且无起始,即为无限的,同时又为以其全部授与者。但其中之追溯,绝不能完成,仅能名之为潜在之无限的。自第二观点言之,则有“系列之最初一项目”,其就过去时间而言,名为世界之起始,就空间而言名为世界之限界,就一所与有限全体之部分而言,名为单纯的,就原因而言名为绝对的自己活动(自由),就生灭事物之存在而言,名为绝对的自然必然性。

    吾人有两种名词,世界及自然,二者有时意义相同。前者指一切现象之数学的总和及其综合——在大数中及小数中,即由合成进展及由分割进展——之总体而言。但当视世界为力学的全体时,则此同一之世界即名为自然。斯时吾人不与空间时间中之集合体(所欲规定之为量者)相关,而与现象之存在中所有之统一相关矣。在此种事例中,所发生事物之条件,名为原因。现象领域中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原因作用,名为自由,其受条件制限之原因作用,则名为自然的原因(就其狭义而言)。普泛所谓存在,其受条件制限者名为偶然的,其不受条件制限者则为必然的。现象所有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可名之为自然的必然性。

    吾人今所论究之理念,我前已名之为宇宙论的理念,一则因世界一名词,吾人指一切现象之总和而言,专用于吾人理念所向之“现象中之不受条件制限者”;一则又因世界一名词在其先验的意义中,乃指一切存在的事物之绝对的总体而言,吾人注意所在,惟在其综合之完成(此种完成虽仅能在追溯其条件中到达之)。故虽有人反对谓此等理念皆超验的,且谓此等理念就种类言之,即非超越对象(即现象),而专与感官世界相关与本体无涉,但其综合仍到达超越一切可能经验之程度,顾我则仍以名之为宇宙概念为最适当。但关于“追溯目的所在”之数学的及力学的不受条件制限者间之区别,我可称前二种概念为狭义之宇宙概念(因其与大小两种世界相关),至其他两种概念则名为超验的自然概念。此种区别并无特殊之直接价值;其意义则将在以后知之。

    第二节 纯粹理性之背驰论

    如以正面主张为一切独断论之名,则反面主张并非指相反之独断的主张而言,乃指两种外观上独断的知识(thesis cum an-tithests正面主张与反面主张)之理论冲突,其中并无一种主张能证明其胜于另一主张者。故背驰论并非论究片面之主张。其所论究者仅为理性所有学说彼此相互间之冲突及此冲突之原因耳。先验背驰论乃探讨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及其原因与结果之一种研究。在使用悟性原理时,设吾人不仅应用吾人之理性于经验对象,且推及此等原理于经验限界之外,即发生辩证的学说,此种学说既不能希望其为经验所证实,亦不惧为经验所否定。其中每一学说不仅其自身能免于矛盾,且在理性之本质中发见其必然性之条件——所不幸者,则其相反主张,在彼一方面所有之根据,亦正与之同一有效而必然耳。

    与此种纯粹理性之辩证性质相关联自然发生之问题如下:(一)纯粹理性在何种命题中不可避免必然陷于二律背驰?(二)此种二律背驰所由以发生之原因为何?(三)虽有此种矛盾,理性是否尚留有到达确实性之途径,且其方法如何?

    故纯粹理性之辩证论必须与两端可通之一切伪辩的命题相区别。其有关之问题,非因特殊目的所任意设立之问题,乃人类理性在其进展中所必然遇及之问题。其次,正面主张与其反面主张二者之所包含者,非发见以后立即消失之人为的幻相,乃自然而不可避免之幻相,此种幻相即令已无人为其所欺,亦仍能继续的惑人(虽不致再欺吾人),且即能无害于人,但绝不能消灭者也。

    此种辩证的学说非与经验的概念中所有之悟性统一相关,乃与纯然理念中所有之理性统一相关。盖因此种理性统一包括依据规律之综合,自须与悟性相合;但以其尚要求综合之绝对的统一,故同时又须与理性融洽。但此种统一之条件则如是:在其与理性相适合时,对于悟性似嫌过大,在其与悟性适合时,对于理性又嫌过小。于是乃发生吾人无论如何所不能避免之冲突。

    于是此种辩证的主张,展示一辩证的战场,其中凡容许其取攻势之方面,必为胜者,限于守势之方面,常为败者。因之,勇敢的斗士,不间彼等所拥护之事项为善为恶,彼等如仅设计保有最后攻击之权利而无须抵御敌方之新攻击,则常能获得胜利之荣誉。吾人自易了解此种争斗场必时时争斗不已,两方必已获得无数次胜利,最后一决之胜负,常使拥护战胜理由之斗士支配战场,此仅因其敌人已被禁止再参与战役耳。吾人欲为一公平之审判者,必须不问争斗者所各为其争斗之事项为善为恶。此等争执必须任彼等自决之。在彼等力尽而并不能互相伤害以后,彼等或能自悟其争执之无益成为良友而散。

    此种旁观——或宁激励——彼此主张冲突之方法,其意并不在偏袒一方,惟在研讨所争论之对象是否为一欺人的现象,两方争欲把持而卒归无效者,且关于此种欺人的现象,即令并无反对论与之相抗,亦不能到达任何结果者——此种方法我谓可名之为怀疑够有凑。此与怀疑论-此为否定“技术的学问的知识”之原理,此种原理破坏一切知识之基础,努力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毁弃知识之信用及其坚实性者——全然不同。盖怀疑的方法目的在确实性。欲在两方忠实奋勉所奉行之争论事例中发见其误解之点,正类贤明之立法者就法官在诉讼事件中所感之惶惑,努力获得关于法律上所有缺陷及晦昧之处之教训。在应用法律中所显现之二律背驰,对于吾人有限之智慧实为产生法律之立法事业之最良标准。理性——在抽象的思辨中不易觉悟其误谬——由此二律背驰,乃注意及在规定其原理时所有应考虑之因子。

    但此种怀疑的方法仅对于先验哲学始为主要之方法。在其他一切之研究范围中,怀疑的方法虽或能废而不用,惟在先验哲学中则不然。在数学中而用怀疑方法则谬矣;盖在数学中绝无虚伪主张能隐藏而不为人所发见,诚以其证明必常在纯粹直观指导之下,且由常为自明的综合方法进行。在实验哲学中由怀疑所引起之迟延,自极有益;但其中不能有不易除去之误解;且其决定争论之最后方法(不问发见之迟早)终必由经验提供之也。道德哲学至少亦能在可能的经验中具体的呈现其一切原理与其实践的结果;因而亦能避免由抽象所发生之误解。但在先验的主张,则大不然,其所称有权主张者,为洞察“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领域之事物”。此等主张之抽象的综合,绝不能在任何先天的直观中授与,故就其性质言,则凡此等主张中之误谬,绝不能由任何经验方法发见之。故先验的理性,除努力使其种种主张调和以外,不容有其他检讨之标准。但欲此种检讨标准(按即观察其种种主张是否能调和)行之有效,首先必使此等主张交相陷入之矛盾,自由发展而不为之妨。吾人今试罗列此种矛盾。

    先验理念之第一种矛盾正面主张世界有时间上之起始,就空间而言,亦有限界。

    证明吾人如假定为世界并无时间上之起始,则达到一切所与时间点,必已经历一永恒无始之时间,因而在世界中已经过事物继续状态之无限系列。顾系列之无限,由此种事实所成,即系列由继续的综合绝不能完成之者。故谓已经过一无限的世界系列,实为不可能者,因而世界之起始,乃世界存在之必然的条件。此为所需证明之第一点。

    至关于第二点,则任吾人又复自其相反方面言之,即假定为世界乃一共在事物之“无限的所与全体”。顾“不在直观中(即在某种限界内)所授与之量”,其量之大小,仅能由其部分之综合思维之,至此种量之总体,则仅能由“以单位逐一重复增加而使之完成之综合”思维之。故欲以充满一切空间之世界思维为一全体,必须以“一无限的世界所有各部分之继续的综合”为已完成者,即在列举一切共在事物时,必须视为已经历一无限时间者。但此为不可能者。故现实事物之无限的集合体不能视为一所与全体,故亦不能视为同时授与者。是以就空间中之延扩而言,世界非无限的,乃包围在限界中者。

    此为争论中之第二点。反面主张世界并无起始,亦无空间中之限界,就时空二者而言,世界乃无限的。

    证明盖若吾人假定为世界有起始。则因起始乃以“其中事物尚末存在之时间”在其前之一种存在,故必有其中世界尚未存在之先在时间,即虚空时间。顾在虚空时间中并无事物发生之可能,盖因此种时间除“非存在”云云外,无一部分较之其他任何时间具有特异之存在条件不问事物假定为由其自身发生或由某种其他原因发生,此点皆适用之)。

    在世界中固能开始种种事物系列;但世界自身则不能有起始,故就过去时间而言,乃无限的。

    至关于第二点,任吾人自其相反方面出发,假定为空间中之世界为有限的且有限界者,因而世界存在“毫无限界之虚空空间”中。于是事物不仅在空间中交相关系,且亦与空间有关系矣。顾因世界为一绝对的全体,世界之外并无直观之对象,即无“世界与之具有关系”之相应者,故世界与虚空空间之关系,殆为世界与空无对象之关系。但此种关系以及由虚空空间所包围之世界限界,实等于无。故世界不能在空间中有限界,即就延扩而言,世界乃无限的。

    第一种二律背驰注释一、注释正面主张在陈述此等矛盾的论证时,我并非意在畅肆伪带。盖即谓,我并不依赖特殊辩护人乘隙攻人之方法——此种辩护人先姑承认诉之于所误解之法律,盖便于其能否定此种法律以成立其自身之不法要求耳。以上所列正反两种证明皆由所争论之事实自然发生,并无可以利用任何一方独断论者到达之误谬结论所授与对方之间隙。

    我自能外表虚饰自“所与量之无限性”之错误概念出发,以独断论者之通常方法证明正面主张。我能论证如较大于其自身之量——为此量所包含之“所与单位之数量”所限定者——不可能时,则此量为无限的。顾无一数量能为最大者,以一或以上之单位常能加之于其上。因之无限的所与量以及无限的世界(就经过的系列而言或就延扩而言之无限)乃不可能者;在时空两方皆必须有所限界。此即为我之证明所可遵循之途径。但以上之概念并不适合于吾人之所谓无限的全体。盖此无限的全体并不表现其如何之大,因而非极量之概念。吾人仅由之以思维其与任何所有单位之关系,就单位而言,则无限的全体自必大于一切之数。按所择单位之大小,此无限者当随之而大小。但以无限性仅以“其与所与单位之关系”而成,自常为同一。故全体之绝对量不能以此种方法知之;以上之概念实并未涉及此绝对量也。

    无限性之真实的先验概念,如是即“在计算一量所需要此种单位之继续的综合,绝不能完成”是也。由此而得以下之结论自完全正确,即引达一所与(现在)刹那所有(过去之)现实的继续状态之永恒无限性,不能尽行经过,故世界必须有一起始点。

    在正面主张之第二部分中,并不发生所包含在“无限而又已经过之系列”中之困难,盖因无限世界之杂多,就延扩而言,乃视为同时存在而授与吾人者。但若吾人欲思维此种数量之总体而又不能诉之于“由其自身在直观中构成一总体”之限界,则吾人必须说明此一种概念即在此事例中乃“不能自全体进达部分之规定的数量,而必须由部分之继续的综合以证明全体之可能性”。顾因此种综合构成一绝不能完成之系列,故我不能先于此综合或由此综合以思维一总体。盖总体概念在此事例中,其自身乃所有部分之综合已全部完成之表象。惟因此种完成乃不可能者,因而“完成”之概念亦不可能。二、注释反面主张“所与世界系列及世界全体”之无限性之证明,乃依据此种事实,即就其反面而论(按即以世界为有限的),即必须有一虚空时间及虚空空间以构成世界之限界。我知主张有限说者亦已努力避免此种结论,谓吾人无须设立此种——先于世界起始之绝对时间,或在世界以外之绝对空间——不可能之假定,世界在时间空间中之限界,自极可能。对于莱布尼兹学派所主张此种学说之后一部分,我自十分满意。盖空间仅为外部的直观之方式;非能为吾人外部所直观之实在的对象;非现象之相应者乃现象自身之方式耳。且因空间非对象而仅为可能的对象之方式,故不能视空间为规定事物存在——其自身为绝对的——之某某事物。所视为现象之事物规定空间,即就空间所有“量及关系”之一切可能的宾词,此等事物特规定其中特殊之一宾词,属于实在者耳。反之,若以空间为独立自存之某某事物,则空间自身并非实在的事物;故不能规定现实的事物之量或形象。更进言之,空间不问其为充实或虚空与否,能由现象制限之,但现象则不能由“现象以外之虚空的空间”制限之。此点对于时间,亦复正确。但即令承认此种种之说,亦不能否定“吾人如欲假定空间时间中之世界具有限界,则不能不假定世界以外之虚空空间及世界以前之虚空时间之两种虚构物”。

    所自以为能使吾人避免以上所言之结果(即应假定如以世界为有时间空间中之限界, 则必须有无限的虚空规定“现实的事物存在其中之量”)之论证方法,乃窃以吾人绝无所知之直悟世界潜代感性世界而成立者;即以不再预想任何其他条件之“普泛所谓存在”

    代最初之起始(有一“非存在”之时间在其前之存在);以世界全体之范围代延扩之限界——于是可置时间空间于不问矣。但吾人今所欲论究者仅为现象界及其量,故若抽去以上所言之感性条件,则不能不破坏世界之存在本质。感性世界如有限界,则必存在无限之虚空中。扣除去虚空以及“所视为现象所以可能之先天的条件”之普泛所谓空间,则全部感性世界立即消灭。顾在吾人之问题中所授与吾人之世界,则仅有此感性世界。直悟的世界不过普泛所谓世界之普泛概念而已,其中已抽去其直观之一切条件,故关于此直悟世界并无综合的命题—一或肯定的或否定的—— 能有所主张者也。

    先验理念之第二种矛盾正面主张世界中一切复合的实体乃由单纯的部分所构成者,故除单纯的事物或由单纯的事物所构成者以外,任何处所并无事物之存在。

    证明姑任吾人假定为复合的实体非由单纯的部分所构成。于是如在思维中除去一切复合,则无复合的部分,且亦无单纯的部分(因吾人不容有单纯的部分)留存,盖即谓绝无留存之事物,因而将无实体授与矣。故或在思维中除去一切复合之事为不可能,或在其除去以后必须留存并不复合而存在之某某事物,即单纯的事物,在前一事例中则复合事物非由种种实体所成;盖复合以之应用于实体则仅为偶然的关系,实体则离去此种偶然的关系,仍必保持其为独立自毫者而永存。今因此点与吾人之假定矛盾,故存留本来之假定,即世界中实体之复合者乃由单纯的部分所构成者也。

    由此所得直接的结论,即世界中之事物绝无例外皆为单纯的存在物;复合仅为此等存在物之外部状态;吾人虽绝不能自此种复合状态中析出此等基本的实体,而使之孤立存在但理性必须思维此等实体为一切复合之基本的主体,故以之为先于一切复合之单纯的存在物也。反面主张世界中复合的事物并非由单纯的部分构成,故在世界中并无处所有任何单纯的事物之存在。

    证明假定为复合的事物(所视为实体者)由单纯的部分所成。则因一切外部的关系,以及实体之一切复合仅在空间中可能,一空间必为占据此空间之实体中所包含之同一数目之许多部分所成。顾空间非由单纯的部分所成,乃由种种空间所成。故复合的事物之一切部分皆必须占据一空间。但一切复合的事物之绝对的元始部分皆为单纯的。故单纯的事物占据一空间。今因占据空间之一切实在的事物,其自身中包有“并列之构成分子所成之一种杂多”,故为复合的;且因实在的复合体非由种种属性所构成仅(盖属性在无实体时,不能并列存在),乃由种种实体所构成,故单纯的事物始为种种实体之复合体——此实自相矛盾。

    相反主张之第二命题,谓世界无处存有任何单纯的事物云云,其意所在,仅属如是,即绝对单纯的事物之存在,不能由任何经验或知觉(或内部的或外部的)证明之;因而绝对的单纯事物仅为一理念,其客观的实在性绝不能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展示,且以理念并无对象,不能应用于说明现象。盖若吾人假定为对于此种先验的理念能在经验中发见一对象,则此种对象之经验的直观,应被人认知为并不包有“并列之杂多因子”而联结为一统一体者。但因吾人不能由于未意识此种杂多,即推断此种杂多在一切种类之“对象之直观”中皆不可能;且因无此种证明,则绝不能建立绝对的单纯性,故此种单纯性不能由任何知觉推论而得之。一绝对单纯的对象绝不能在可能的经验中授与吾人。且所谓感官世界吾人必须指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总和,故在感官世界中任何处所皆不能见及有任何单纯的事物。此种相反主张之第二命题较之第一命题,应用范围广大多矣。盖以第一命题仅在复合体之直观中排除单纯的事物,而第二命题则在自然之全体中排斥单纯的事物。因之不能由引用(复合体之)“外部的直观之所与对象”之概念,证明此第二命题,仅能由引用此种概念与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之关系而证明之也。

    第二种二律背驰注释一、注释正面主张当我言及所视为必然由单纯的部分所构成之全体时,我仅指复合之(就“复合的”

    名词之严格意义言之)实体全体而言,即指杂多之偶然的统一而言,此为使各自单独授与之杂多(至少在思维中如是)互相联结,因而构成一统一体者。空间本不应名之为复合体,而应名之为总体,盖因空间之各部分仅在全体中可能,非全体由各部分而可能者也。

    此固可名之为观念的复合体,但非实在的复合体。顾此仅为一种巧辨而已。盖因空间非由实体(更非由实在的属性)所构成之复合体,故我若自空间除去复合,则将无一物——乃至无一点——存留。盖一点仅以其为空间限界而可能,即以其为复合体之限界而可能者、故空间与时间并不由单纯的部分所成。凡仅属于实体之状态者——即令其具有量,即具有变化——皆非由单纯的事物所构成;盖即谓变化之某种程度并非由多量单纯的变化累积而成。吾人自复合体以推论单纯体,仅能用之于独立自存之事物。顾事物状态之属性,并非独立自存之事物。故单纯的事物(所视为实体的复合体之构成部分者)之必然性之证明,如推及过远,无制限应用之于一切复合体——此所常见之事——则此证明自必易为人所倾覆,因而正面主张之全部理论,亦同时倾覆。加之,我今所言之单纯的事物,仅限于其必然在复合体中所授与者——复合体能分解为所视为其构成部分之单纯的事物。单子之一字在莱布尼兹所用之严格意义中,应仅指直接授与吾人,所视为单纯的实体(例如在自觉意识中)一类之单纯的事物而言,并非指复合体之要素而言。此复合体之要素宁名之元子较佳。今以我所欲证明单纯的实体之存在仅为复合体中之要素,故我可名第二种二律背驰之正面主张为先验的元子论。但以此字久已专指说明物体现象(分子)

    之特殊形相而言,因而以经验的概念为前提者,故名正面主张为单子论之辩证的原理,较为适当也。二、注释反面主张质之无限分割说,其证明纯为数学的,单子论者反对之。

    但此等反对论,立即使单子论者为人所疑。盖不问数学的证明如何自明,单子论者殊不欲承认此等证明——在空间实际为一切物质所以可能之方式的条件之限度内——乃根据于洞察空间之性质者。单子论者视此等证明纯为自“抽象而又任意的概念”而来之推论,因而不能应用之于实在的事物。顾如何能发明一“与空间之本源的直观中所授与者”不同种类之直观,及空间之先天的规定如何不能直接应用于“仅由其充实此空间而成为可能之事物”!吾人如注意此等反对论,则在数学点(虽为单纯的,但非空间之部分,仅为空间之限界)以外,吾人应以物理点为同一单纯的而又具有能(视为空间之部分)由其纯然集合以充实空间之特殊性质。对于此种谬论,固无须重述许多熟知之决定的驳论——盖欲借纯然论证的概念之肆行伪辩以论破数学之自明的证明真理实为无益之举——我仅举一点已足,即当哲学在此处以诈术掩蔽数学时,其所以如是者,实因其已忘在此论证中吾人仅与现象及其条件相关耳。此处对于“由悟性所成复合体之纯粹概念”发见单纯体之概念,实嫌不足;所应发见者乃对于复合体(物质)直观之单纯体直观。但就感性法则而言,以及在感官之对象中,此事乃绝不可能者。当实体所构成之全体,惟由纯粹悟性以思维之之时,则吾人在其所有一切复合之前,必先有其单纯体,此固极为真确者,但此点并不适用于现象之实体的全体,盖此种全体以其为空间中之经验的直观,具有“并无一部分为单纯的事物”之必然的特性,盖因空间并无一部分为单纯者也。顾单子论者实极灵敏,求避免此种困难,乃不以空间为外部的直观之对象(物体)所以可能之条件,而以此等对象及“实体间之力的关系”为空间所以可能之条件。但吾人仅有“所视为现象之物体概念”,而此等物体就其本身言,则必然以“空间为一切外部的现象所以可能之条件”为其前提者。此种适辞实无所益,在先验感性论中已详辨之矣。故惟以物体为物自身,单子论者之论证始能有效。

    第二之辩证的主张则具有此种特点,即与之相对立者乃一切辩证的主张中仅有之独断的主张,即此种主张乃欲在经验的对象中,明显证明“吾人仅以之归之于先验的理念即实体之绝对的单纯”之实在性——我所指者乃内感之对象,即思维之我,为绝对的单纯实体之主张。今毋须深论此问题(此为以上已充分考虑之者),我仅须申述如有(例如在全然单纯无内容之我之表象中所发现者)任何事物仅思维之为对象而绝无其直观之任何综合的规定加之其上,则在此种表象中自无任何杂多及任何复合能为吾人所见及。此外则因我所由以思维此对象之宾词,纯为内感之直观,故在此对象中并无“要素并列之杂多”以及实在的复合能为吾人所发见。自觉意识即属此种性质,以思维之主体同时即为其自身所有之对象,故此主体虽能将其中所属之规定分割,而其自身则为不能分割者;盖就其自身而言,一切对象皆为绝对的统一者。顾在此主体外部的被视为直观之对象时,则必须在其现象中展示某种复合情形;故若吾人欲知其中是否具有“要素并列之杂多”,必须常以此种方法观察之也。

    先验理念之第三种矛盾正面主张依据自然法则之因果作用并非一切世界现象皆自之而来之唯一因果作用。欲说明此等现象,必须假定尚有他种因果作用,即由于自由之因果作用。

    证明吾人今姑假定除依据自然法则以外并无其他之因果作用。设果如是,则一切发生之事物,自必预想有“此事物所依据规律必然随之而起之先在状态”。但此先在状态其自身亦必为发生之某某事物(在“其中尚未有此事物之时间中”发生);盖若此先在状态为常在者,则其结果自亦常在,而非仅为适所发生之事物矣。于是某某事物由以发生之原因之因果作用,其自身即为所发生之某某事物,此某某事物又复依据自然法则预想有一先在状态及其因果作用,以此类推则更有一较先之状态,于是追溯无已。故若一切事物仅依据自然法则发生,则常为相对的起始,绝无最初的起始,因而在原因方面依次相生之系列,亦决无完成之事。但自然法则适又如是,“若无一先天的充分决定之原因,则无一事物能发生”。于是依据自然法则以外并无因果作用可能云云之问题,就其绝对的普遍性而言,则自相矛盾矣;故此种因果作用不能视为唯一种类之因果作用。

    于是吾人必须假定某某事物由以发生之一种因果作用,此种因果作用之原因,其自身非依据必然的法则而为在其先之其他原因所规定者,盖即谓原因之绝对的自发性,由此种自发性依据自然法则进行之现象系列,即能由其自身开始。此为先验的自由,若无此种自由,则即在自然之通常过程中,其原因方面之现象系列亦绝不能完成也。反面主张并无自由;世界中之一切事物仅依据自然法则发生。

    证明假定有先验的意义之自由为一种特殊之因果作用,世界中之事件乃依据此种因果作用而发生者,即此为绝对的开始一状态之力量,因而亦为绝对的开始“此状态之结果系列”之力量;于是所得结论不仅一切系列之绝对的起始在此种自发性中,且即此种创始系列之自发性规定,易言之,此种因果作用自身亦将有一绝对的起始;于是在发生时,将无依据一定法则以规定此种活动之先在状态矣。但一切活动之开始,皆预想有一尚未活动之原因所有状态;活动之力学的开始,如以为最初的起始,则必预想有与先在之原因状态毫无因果关联之一种状态,盖即谓绝不自先在状态发生者。于是先验的自由与因果法则相反;先验的自由所假定为适用于种种活动的原因之继续的状态间之一种联结,使经验之一切统一成为不除可能。此种先验的自由在任何经验中皆不能见及之,故为思维上之虚构物。

    故宇宙所有事件之联结及秩序必须仅在自然中寻求(非在自由中寻求)。离自然法则之自由无疑自强迫中解放,但并一切规律之指导亦放弃之矣。盖不容谓自由法则进入“自然过程中所展示之因果作用”内,因而以之代自然法则。诚以自由如依据法则所规定,  则不成其为自由,仅为另一名目之自然而已。自然与先验的自由之所以异,在合法则与无法则之别耳。自然固以此种规定之事业加之悟性之上,即令悟性常在原因系列中寻求事件之更高起源,故此等原因之因果作用常为受条件制限者。但其报偿,则为自然预许有“经验依据法则之一贯的统一”。反之自由之幻相,则对于在原因连锁中寻求不已之悟性,提供一休止点而引之到达“自其自身开始活动”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因果作用。但此种因果作用乃盲目的,且撤废“完全联结之经验”所唯一由以可能之种种规律。

    第三种二律背驰注释一、注释正面主张自由之先验的理念,无论如何不能构成此名词之心理学的概念之全部内容,盖此等内容大部分为经验的。先验的理念仅表显行动之绝对的自发性而已(此为行动应自负其责之固有根据)。顾在哲学上此实为真实之难点;盖在容认任何此种类型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因果作用时,其中实有不可逾越之困难。在论究意志自由之问题时所常烦扰思辨理性者,即在其严格之先验方面。质言之,此问题仅为如是:吾人是否必须容认有一种自发的创始“继续的事物(或状态)系列”之力量。至此种力量如何可能,在此事例中,其为无须解答之问题,正与依据自然法则之原因性如何可能之无须解答相同。盖就吾人所见,吾人应永以“必须以自然法则之因果作用为前提”云云之先天的知识为满足,不再探求;诚以吾人丝毫不能理解“由一事物之存在而其他事物之存在即为其所规定”云云之如何可能,以此之故,此必仅由经验所指导。现象系列中由自由而来之最初的创始之必然性,吾人仅在使世界起源能为人所考虑所必需之限度内证明之;至一切后继状态,则皆能视为依据纯粹之自然法则而产生者。但因自发的创始“时间中一系列”之力量由此被证明(虽不能理解之),自亦能容许吾人容认在世界过程内种种不同系列,就其因果作用而言,可视为能自其自身开始者,即以一种自自由而来之活动力量归之于此等系列所有之实体。且吾人必不容吾人为“由误解所得之结论”所阻,即其结论谓世界中所发生之系列仅能有相对的最初起始,盖因在世界中常有其他某种事物状态在其前,故在世界之过程中实无系列之绝对的最初状态可能。盖吾人此处所言之绝对的最初起始,非时间中之起始,乃因果作用中之起始。例如我若在此刹那时自椅起立,完全自由,并无自然的原因之影响必然规定其为如是,故一新系列以及其所有无限之自然结果,在此事件中自有其绝对的起始,至就时间而言,此一事件固为一先在系列之继续者也。

    盖我所有此种决意及行动,并不构成“纯粹自然的结果之继续系列”之部分,且非此等结果之纯然继续事象。关于此一事件之发生,自然的原因并无任何“决定影响”作用于其上。此一事件在时间上固继此等自然结果而起,但非由此等自然结果所发生,因之,就因果作用而言(虽非就时间而言),应名之为一现象系列之绝对的最初起始。

    理性所有此种要求,即在自然的原因之系列中,吾人诉之于其由自由而来之最初起始,就以下之事观之,固能充分证实之者,即一切古代哲学家除伊壁鸠鲁派以外,在说明世界之运动时,皆觉彼等不得不假定一“元始运动者”,即最初由其自身创始此种状态系列之自由活动的原因是也。彼等并不企图由自然自身所有之资源以说明最初起始也。

    二、注释反面主张“自然万能”之拥护者(先验的自然主义)在其反对自由说之辩证的论证时,其所论证者如下。就时间而言,公等如不容认有世界中所视为数学的最初之任何事物,则就因果作用而言,固无寻求“所视为力学的最初之某某事物”之必要。公等果有何种权威制造世界之绝对最初的状态,以及“流转无已之现象系列”之绝对的起始,因而对于“无限之自然”设定一限界为公等想象之止境?盖因世界中之实体永久存在——至少经验之统一使此种假设成为必然者——故假定实体状态之变化即实体变化之系列亦常存在,并无困难,因而不应寻求一最初的起始(不问其为数学的或力学的)。此种无限引申之可能性并无一切其余事物仅为其后继者之最初项目云云,就其可能性而言,固为不能令人理解者。但公等即以此故否认此种自然中之继,则将见公等自身不得不否定许多不容理解之综合的基本性质及势力。甚至并变化自身之可能性亦将否定之。盖公等若不由经验确证“实际有变化发生”,则绝不能先天的构思思及“存在及不存在”之不绝继起也。即令容许有“自由之先验的力量”以提供“世界中所有发生事项之起始”,但此种力量无论如何应在世界之外(虽有某种主张谓在一切可能的直观总和之上,存在“任何可能的知觉中所不能授与”之一对象,但此仍为一潜妄之主张)。但以此种力量归之于世界中之实体自身,则为绝不能容许者;盖若如是,则“依据普遍法则以必然性互相规定”之现象联结,即吾人之所名为自然者,以及“经验所由以与梦幻相区别”之经验的真理之标准,皆将全然消失矣。与此种毫无法则之自由能力并存,其有秩序的体系之自然,殆不能为吾人所思维;盖以前者之影响将不绝变化后者之法则,因而在其自然过程中常为整齐一致之现象,将成为支离灭裂者矣。

    先验理念之第四种矛盾正面主张有一绝对必然的存在属于世界,或为其部分或为其原因。

    证明视为一切现象总和之感性世界,包含一变化系列。盖若无此种系列,则即“视为感性世界所以可能之条件之时间系列之表象”亦不能授与吾人。但一切变化皆从属其条件,此种条件在时间中乃先于变化而使之成为必然者。一切所授与之受条件制限者,就其存在而言,皆预想有“种种条件以至不受条件制限者之完全系列”,唯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始为绝对必然者。变化之存在乃此绝对必然者之结果,故必容认有绝对必然的某某事物之存在。但此必然的存在之自身,乃属于感性世界者。盖若存在世界以外,则世界中之变化系列将自“其自身并不属于感性世界之必然的原因”起始。顾此为不可能者。盖因时间中系列之起始,仅能由时间中在其先者规定之,变化系列起始之最高条件必须在“此系列尚未发生”之时间中(盖以起始乃有一“此起始之事物尚未存在其中之时间”

    在其前之一种存在)。因之,变化之必然的原因之因果作用以及原因自身必须属于时间,因而属于现象——时间仅以其为现象方式而可能者。此种因果作用实不能离构成感官世界之现象总和思维之。是以绝对必然的某某事物包含在世界自身中,不问此某某事物为世界中变化之全部系列或变化之一部分也。反面主张世界中绝不存有绝对必然的存在,世界之外亦无视为其原因之绝对必然的存在。

    证明吾人如假定为:或世界自身乃必然的,或有一必然的存在在世界之中,则仅有两种可择之途径。或在变化系列中有一起始乃绝对必然者,因而并无原因,或此系列自身并无任何起始,且此系列之所有一切部分虽为偶然的及受条件制限者,但就其全体而言,乃绝对必然的及不受条件制限者。但前一途径与在时间中规定一切现象之力学的法则相背反;后一途径则与此命题自身相矛盾,盖若非系列中有单一项目为必然的,则系列之存在决不能为必然的。

    在另一方面,吾人若假定世界之绝对必然的原因在世界之外,则此种原因以其为世界中变化之原因系列之最高项目,必须创始使“变化及变化系始,仅能由时间中在其先者规列”等之存在。顾此原因必须自身开始活动,则其因果作用当在时间中因而属于现象之总和,即属于世界。于是所得结论,则为原因自身不应在世界以外——此点与吾人之假设相矛盾。故世界中及世界外(虽与世界有因果的联结)皆不存有任何绝对必然的存在。

    第四种二律背驰注释一、注释正面主张在证明一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时,我应(在此关联中)专用宇宙论的论证,此种论证即自现象领域中之受条件制限者上升至概念中之不受条件制限者,此种不受条件制限者乃吾人所视为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之必然的条件。欲自一最高存在之纯然理念以求证明此不受条件制限者,乃属于另一理性原理,应在以后别论之。

    纯粹宇宙论的证明,在证明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时,对于此种存在者是否世界自身或与世界有别之事物,则应置之不为决定。欲证明其为与世界有别之事物,则吾人应需“已非宇宙论的且并不在现象系列中继续进行”之种种原理。盖吾人应使用普泛所谓偶然的存在者之概念(惟视为悟性对象)及能使吾人由纯然概念联结此等偶然的存在者与一必然的存在者之原理。但此种种属于超验的哲学;吾人今尚不能论究之。

    吾人若自宇宙论上开始吾人之证明,以“现象系列及依据经验的因果律在其中追溯”

    为根据,则吾人以后必不可突然脱离此种论证形相,飞越至不属系列中所有项目之某某事物。凡以之为条件之任何事物,必须严密以“吾人所由以观察系列中(此系列乃假定为由继续的前进使吾人达最高之条件者)受条件制限者与其条件之关系”之同一方法观察之。此种关系如为感性的及在“悟性之可能经验的使用之领域” 中者,则最高条件或原因仅能依据感性法则而使追溯达一终点,即仅限其自身乃属于时间系列者。故必然的存在者必须视为宇宙系列之最高项目。

    但某某思想家容许其自身有此种突飞之自由。彼等自世界中种种变化推论变化之经验的偶然性,即变化依存于经验的规定变化者之原因,因而获得经验的条件之上升系列。

    在此范围内彼等固完全正当。但因被等在此种系列中不能发见最初的起始或任何最高项目,故彼等突自偶然性之经验的概念飞越,执持纯粹范畴,于是发生严格所谓之直悟的系列,此系列之完成乃依据一绝对必然的原因之存在。以此种原因不为感性条件所束缚,故超脱“其所有因果作用自身应有一起始”之时间条件之要求。但此种推论进程极不合理,可自以下所论推知之。

    在范畴之严格意义中,其所以名为偶然者,因其有矛盾对立者之可能耳。顾吾人不能自经验的偶然性以论证直悟的偶然性。当任何事物变化时,此事物状态之相反者,乃别一时间中之现实者,因而为可能的。但此现在状态并非先一状态之矛盾对立者。欲得此种矛盾对立者,吾人须设想在先一状态所在之同一时间内,其相反者即能存在其位置中,故此点绝不能自变化之事实推论之者。在运动中之物体(等于甲)进而静止(等于非甲)。今自“与甲状态相反之一状态,继甲状态而起”之事实,吾人不能即此推论谓甲之矛盾对立者可能,因而甲为偶然的。欲证明此种结论,应说明在运动之位置中及在运动发生之时间中,已能有静止之事。就吾人之所知者而言,静止在继运动而起之时间中实现,故亦为可能的。运动在某一时间中,静止又在别一时间中,其关系并非矛盾对立。

    因之“相反的规定”之继起(即变化),绝不能证明在纯粹悟性概念中所表现之一类偶然性;故不能使吾人到达——同一在纯粹直悟的意义中所思维者之——一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变化仅证明经验的偶然性;即在缺乏“属于先一时间之原因”时,新状态绝不能由其自身发生者也。此乃因果律所制定之条件。此种原因即令视为绝对必然的,亦必为能在时间中见及之原因,因而必须属于现象系列。二、注释反面主张在主张绝对必然之最高原因(此乃吾人所假定为在现象系列中上升时所遇及者)存在之途径中所有之困难,决非与“普泛所谓事物之必然的存在”之纯然概念相联结时所发生之一类困难。故此等困难非本体论的,而必为与现象系列之因果联结有关者,盖对于现象系列应假定一“其自身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因之必为宇宙论的而与经验的法则相关。此必须说明:

    原因系列中(在感性世界中者)之追溯绝不能在经验上不受条件制限之条件中终止,以及自世界状态之偶然性(为变化所证明者)而来之宇宙论的论证,并不足以维持其系列之最初的绝对的本源原因之主张。

    在此种二律背驰中实呈示一奇异景象。自同一根据在正面主张中由之以推论一本源的存在者之存在,而在反面主张中则由之以推论其不存在,且以同一之严密性推论之。

    吾人首先则主张一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盖因全部过去时间包有一切条件之系列,因而亦包括不受条件制限者(即必然的);今则吾人主张并无必然的存在者,其理由正因全部过去时间包有一切条件之系列,盖此一切条件其自身皆为受条件制限者。自同一理由何以所得之结论不同,今说明之如下。前一论证仅注意时间中相互规定之条件系列之绝对的总体,因而到达其不受条件制限者及必然者。反之,后一论证则考虑时间系列中所规定之一切事物之偶然性(以一切事物皆有一“条件自身在其中必须仍被规定为受条件制限者”之时间在其先),自此种观点而言,则一切不受条件制限者及绝对的必然性皆完全消失矣。但在两方之论证方法皆完全与通常之人间理性相合,盖通常之人间理性因屡以两种不同观点考虑其对象,致陷于自相矛盾者也。梅伦(m.de mairan)以二著名天文学者间所有之争论(亦由选择立场之困难而起者)为足成一特别论文之极可注意之现象。

    其一谓月球自转,因月球常向地球之同一方面旋转。其另一人则就此同一理由得反对之结论谓,月球非自转,因月球常向地球之同一方面旋转。就各人观察月球运动时所择之现点而言,则两方之推论皆极正确者也。

    第三节  理性在此等矛盾中之实际利害关系

    吾人今已将宇宙论的理念之辩证的播弄全部呈显于吾人之前矣。此等理念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绝不能有与之相合之对象授与吾人,且即在思维中理性亦不能使此等理念与普遍的自然法则相调和。但此等理念并非任意所制造者。盖在经验的综合之继续进展中,理性苟欲超脱一切条件期在其不受条件制限之总体中认知——依据经验之规律仅能规定为受条件规约者之——事物之真相时,则理性必然到达此等理念。此等辩证的主张乃期欲解决理性之必然而不可避之四种问题之种种尝试努力耳。问题之数其所以仅止于四者,实因先天的加制限于经验的综合之上者,正为此综合的所以之为前提之四种系列。

    当理性努力扩大其领域于一切经验之限界以外时,吾人仅在——只包含彼等合法主张之根据之——干枯方式中表现理性之越权主张。以适合于先验哲学之故,此等主张尽失其经验的形态,——此等主张之美满光辉,固仅在与经验的事物联结,始能显示之者。

    但在此经验的使用中,及理性使用之进展的扩大中,哲学——始于经验领域,逐渐飞越至此等高贵理念——,实显示一种尊严及价值,如哲学能改善其越权主张,则此种尊严价值固能俯视其他一切之学问者也。盖哲学对于——一切理性之努力,终极所必须集中之终极目的之——吾人之最高期待,预许以巩固之基础。世界是否有时间上之起始,其空间中之延扩是否有任何限界;在任何处所,或在我所有之思维的自我中,是否有不可分割不可毁灭之统一,抑或仅有可分割者及转变无已者;我在我之行动中是否自由,抑或与其他存在者相同,为自然及运命所支配;最后是否有一世界之最高原因,抑或自然之事物及其秩序为吾人思维所终止之终极对象(此种对象即在吾人之思辨中亦绝不能超越之者)。凡此种种皆为问题,数学家极愿以其全部学问交换以解决此等问题者也。盖数学关于“与人类关系最密之最高目的”,不能使之有所满足。但数学之尊严(人类理性之所以自夸者)乃依据以下之点,即数学引导理性“在自然之秩序与规律性中(不问在自然中之大者及其小者同一如是)及在自然动力之极度统一中”,到达自然知识,是以其洞察程度升高至远超任何“以日常经验为基础之哲学”所能使吾人期待者;因而鼓励理性推广其使用于一切经验以外且与以机缘,同时又由适当的直观对理性提供最优越质料(在其研究之性质所许之限度内)以支持其研究。

    理性在其最高期待之中,发见其自身为相反论证之矛盾所困,则为其荣誉计,为其安全计,皆不容退缩而以此等争论为儿戏,冷淡视之;且以其自身直接与所争之事实有利害关系,更不能沉默了事,此为人类之实践利益计或属幸事,但为思辨计则极不幸者也。因之,除“研究此种矛盾(由之而使其自身分裂者)之起源是否纯然起于误解”以外,理性已无事可为。在此种研究中,两方或能牺牲其自以为是之主张;但理性永久而平和支配悟性及感性之事,则由之而开始矣。

    顾在目前吾人姑置此彻底研究不问,首宜考虑吾人如不得不在相反两派中有所选择,则究应偏袒何方。设立此种问题——即吾人若仅顾虑吾人之利害关系,而不顾及逻辑之真理标准,则吾人应如何进行之问题——关于两方所争执之权利,自绝无所决定,但具有此种利益,即此问题能使吾人了解何以参与此种争论者,虽并未因所争论之事实有任何透辟之见解受其感动而仍愿偏袒一方之故。关于许多偶然情形,此问题亦有所启发,例如一方之激越的热情,他方之冷静的坚持;且能以之说明世人何以热烈赞同一方而故挟偏见以反对他方之故。

    比较其构成正反两方出发点者之原理,即所以使吾人能(如吾人以后所见及者)决定——此种初步的研究唯自此立场能以“所须之一贯论点”成就之者之——立场。在反面主张所有之种种主张中,吾人观察思维方法之完全一致及定理之彻底统一,即一种纯粹经验论之原理,不仅应用之于说明世界内之现象,且亦应用之于解决“关于世界自身(在其总体中)之先验的理论”。反之,正面主张所有之种种主张,在现象系列内所用之经验的说明方法以外,尚预想有直悟的起始;在此范围内,其定理乃复杂的。但以其主要及显著之特质乃以“直悟的起始”为前提,我将名之为纯粹理性之独断论。

    在宇宙论的理念之规定中,吾人在其独断论方面即正面主张之方面所发见者如下:

    第一,有某种实践的利益,凡一切正常思维之人,若深知彼所有之真实利益者皆热烈参与之。即世界有其起始,我之思维的自我为单纯的因而有不灭的本质,自我之有意行动实为自由而超出于自然强迫拘束之上者,以及构成世界之种种事物中所有之一切秩序皆起于一“元始存在者”,一切事物皆自此元始存在者而得统一及合乎目的之联结,等等,——凡此种种皆为道德宗教之柱石。顾反面主张则尽夺吾人所有此种柱石,至少亦似欲夺去之者。

    第二,在正面主张方面,理性有一思辨的利益。当先验的理念以正面主张所规定之方法设定及使用时,条件之全部连锁,及受条件制限者之由来皆完全能先天的总揽之。

    盖斯时吾人自不受条件制限者出发。此非反面主张之所能为,因而反面主张实处不利之地。对于其综合条件之问题,反面主张之所能解答者,无一非使同一论究重复无已。依据反面主张,一切所有起始,皆迫使吾人更进至更高之起始;一切部分更剖分至更小之部分;一切事件皆有一为其原因之其他事件在其前;且普泛所谓存在之条件又常依据其他条件,永不能得不受条件制限者之止境,及以所视为元始存在者之独立自存之事物为其最后支持点也。

    第三,正面主张又有通俗之便益;此点确为其主张受人欢迎最得力之处。盖常识在“一切综合所有不受条件制限之起始”之理念中,并不见有任何困难。且以常识下推结果较之上溯理由尤为熟习,故对于绝对的第一者之可能性,并无所疑虑;且以此种概念为得安身立足之所,同时又为常识由以引导其行动之导线所能系属之固定点。在由“受条件制限者至条件”之上溯无已中,一足常悬空中,故不能与人以满足者也。

    在宇宙论的理念之规定中,吾人在经验论方面即反面主张之方面所见者如下:第一,并无此种(由于理性之纯粹原理而来之)实践的利益,如道德宗教对于正面主张之所提供者。反之,纯粹经验论似欲剥夺道德宗教所有之一切权能及势力。盖若无“与世界有别”

    之元始存在者,世界若无起始因而无创世主,吾人之意志若不自由,又若心灵如与物质相同为可分割而能消灭者,则道德理念及其原理将尽失其效力,而与“为其理论的基础之先验的理念”同其命运矣。

    但第二,足为此种损失之报偿者,经验论对于理性之思辨的利益确大有所贡献,此种贡献实极动人,远过于独断论在理念方面之所能提供者。依据经验论之原理,悟性常在其自身固有之根据上,即常在真纯可能的经验之领域内研讨其经验之法则,且由此种法则对于悟性所提供之“确定及易能理解之知识”,使之无穷扩张。在此处,一切对象(其自身及其所有关系二者)皆能——且应——在直观中表现,或至少在——与之相应之心象能在所与之类似直观中明显清晰提供之者之——概念中表现。并无离自然秩序之连锁而求之于理念之必要,盖理念之对象乃不可知者,以其仅为思维上之存在物绝不能授与吾人。悟性实不容离其本有之职务或借口于使职务完成而突入观念化的理性及超验的概念之领域——此一领域悟性在其中已无依据自然法则以观察及研究之必要,而仅在不能为自然事实所否定之保障下思维及空想而已,盖以其不为自然事实所产生之证据所束缚,惟以为应超越之,甚或使此等事实从属一更高之权威,即从属纯粹理性之权威。

    故经验论者绝不容许以自然之任何时期为绝对的最初之时期,或以其所洞察自然范围之任何限界为最广大之可能极度。且经验论者又不容许自“自然之对象”——此为彼由观察及数学所能分析且能在直观中综合的规定之者(延扩的)——转移至“非感官或想象所能具体的表现”之事物(单纯的)。亦不承认此种假定为正当,即假定自然自身中有任何力量能离自然法则独立作为(自由),因而侵入悟性之职务,盖悟性之职务乃依据必然的规律以研讨现象之起源者。最后经验论者并不容认“应在自然以外元始存在者中探求”之一种原因。吾人所知者仅有自然,盖唯有自然能使对象呈现于吾人,且以其法则教示吾人也。

    经验哲学家提呈其反面主张时,如无其他目的,仅在克服——曲解理性之真实任务,在真实之洞察及知识所终止之处,乃自夸其有洞察及知识,在仅与实践的利益相关始能有效之事物,乃以为在促进思辨的利益(为彼等之便益计,切断物理的研究之线索,借口扩张知识而以之与先验的理念相连结,由此等理念吾人实际之所知者仅为吾人一无所知耳)云云人土之——粗率及僭妄;又若经验论者以此为满足,则我敢断言经验论者之原理殆为抑制吾人僭越及中和吾人主张之一种格率,但同时又为由教师(即由经验)适切所付与吾人扩大悟性之最大可能范围。吾人之进行程序如为以上云云,则吾人自不应割弃为吾人实践利益计所用之种种智性的预人假定及信仰;惟不容此等假定及信仰袭用学问及合理的洞察等之名称及尊严耳。知识(其自身本属思辨的)除经验所提供之对象以外,并无其他对象;吾人如超越此种所设置之限界,则脱离经验以求新型知识之一类综合,实缺乏“其所唯一能由以行使其综合”之直观基体。

    但当经验论自身(此为所屡见及者)对于理念之态度成为独断的,坚决否定“在其直观的知识范围以外之一切事物”时,则亦显示其同一缺乏中庸之道;且此点因理性之实践的利益受有莫大之损害,故更宜责难之者也。

    以上之正反两种主张实构成伊壁鸠鲁派与柏拉图派之对峙。

    此两种类型之哲学所言者皆过于其所知者。伊壁鸠鲁在实践方面固挟持偏见,然其奖进知识之功甚巨;柏拉图提供优越之实践原理,但容许理性对于自然现象肆行观念的说明(关于此种说明实仅有思辨知识为吾人所唯一可能者),而忽视物理的研究。

    最后关于吾人在此相反两派间预行抉择时所应考虑之第三因素,则经验论之普遍不为人所欢迎,实足令人大为惊异者也。吾人应以为通常悟性自当热烈采用“期许专由经验的知识及其所启示之合理联结以满足彼之悟性”之纲领,而不愿采用“迫彼飞越至远超越大多数实际思想家所有洞见及其推理能力之概念”之先验的独断论。但此点正所以使独断论为通常悟性所欢迎之处。盖通常悟性自觉其所处之地位,虽最有学问之人亦不能高过于彼。通常悟性对于此等独断论所主张之事项若所知甚少或绝无所知,自无一人能夸示其博学多识;顾通常悟性关于此等事项虽不能如专门人士以学术的正确形态表示其自身,但彼所能提呈之似是而非之论证则实滔滔无已,以其仅在理念中徘徊,而理念则无一人对之能有所知者,故就理念而言,一任其所欲言者畅言之;然当论究含有研究自然之事项时,则彼寂然无语而自承其无知矣。故怠惰与虚荣二者相联结,实所以使通常悟性顽强拥护此等独断论所有之原理。除此以外尚有一点,亦为拥护此等原理之理由,盖哲学家欲容受一“被所不能以正当理由确证之原理”固极困难,欲使用一“彼所不能证明其客观的实在性之概念”自更困难,顾在通常悟性则为屡见不鲜之事。通常悟性坚持有“为彼所确信之出发点”之某某事物。乃至即欲思索此“以为前提之出发点”亦感有困难之一事曾不能使之有所不安。此因通常悟性并不知思索实际为何事,绝无有反省其所假定者;凡由彼时时使用习以为常者,遂视为已知之事而容受之。盖在通常悟性,一切思辨的利害,在实践的利害之前,实卑不足述;凡“彼之恐惧或希望所驱之假定或信仰之事物”在彼则自以为知之理解之。经验论则完全无此等“先验的观念化之理性”

    能受人欢迎之点;故不问经验论对于最高之实践原理挟有如何偏见,若谓其能超越学术社会而在通常生活上有相当势力,或为群众所欢迎,则实相忧,可无须置虑者也。

    人类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本类于建筑。盖即谓理性以吾人之一切知识为属于一可能的体系,故仅容认此等原理,即其绝不使吾人所能到达之任何知识不能在一体系中与其他知识相联结者。但反面主张所有之种种命题则为“使知识之建筑物绝不能完成”之一类命题。此等命题所主张者为:在世界一切状态以外常发见有更古之状态,一切部分中仍含有同一可分割之其他部分,一切事件以前更有其他之事件,而此事件自身复为另一事件所产生者,以及普泛所谓存在中之一切事物,皆为受条件制限者,不受条件制限及最初之存在,实无处可以见及之云云。因反面主张否认能用为建筑基础之第一或起始之任何事物,故在此种经验论之假定下“知识之建筑物”之完成,实完全不可能者。是以理性之建筑的实际利益——非要求经验的统一,乃要求理性之纯粹先天的统一者——自足为正面主张所有种种主张之推荐书也。

    人若能超脱所有一切此种实际利害关系,不问其结果如何,推就其根据之真实力量以考虑理性所有之种种主张,又若就相反派别择一而从,为避免彼等烦困之唯一方法,则彼等将常在动摇不定之状态中矣。在今日,人类之意志自由为彼等所确信;追至明日,则又思及自然之不断连系而以自由仅为自欺之谈,谓一切事物纯为自然而已。但若彼等一旦趋赴行动,则此纯为思辨理性之播弄,殆如一梦,立即消失,彼等将专就实践的利害关系以选择其原理矣。然因思索及研究之人应费其相当时间以检讨彼自身所有之理性,完全脱离一切偏见,公表其所观察,一任他人之判断,为最适当之事,故无一人因其出席于审判相反两派之法廷而可受责,更不能禁止其出席,一任彼等在与彼等立场相同之法官前(即易陷错误微弱人间之立场)不为任何威迫所劫持,尽彼等之所能,以辩护其自身也。

    第四节 纯粹理性所有之先验问题、其解决之绝对必然性

    自称能解决一切问题及解答一切疑问,实为不知愧作之自夸,及立即丧失其一切自信之极度自欺。顾有若干种学问,就其本质而言,实要求在其领域内所发生之一切问题,应在所知范围内完全为能解答之问题,盖因解答必自问题所由以发生之同一源泉出发。

    在此等学问中,不容借口于势所难免之不可知;皆能要求其解决。吾人必须在一切可能之事例中,能依据一种规律以知何者为正,何者为谬,盖因此事有关于吾人之责任,凡吾人之所不能知者,吾人即无责任可言。反之,在说明自然现象时,必有许多说明为不确实者,许多问题为不能解决者,盖因吾人关于自然之所知者,绝不能在一切事例中足以充分说明所应说明之事。于是问题为:在先验哲学中是否有与“呈显于纯粹理性之对象”相关之任何问题为此理性所不能解决者,以及是否吾人能振振有词以辩解吾人自身不与以决定之解答。在如是辩解吾人自身时,吾人应说明吾人所能获得之任何知识,关于所应归之于对象者吾人仍完全无确实之见解,又应说明吾人因具有充分足以设定问题之概念,但吾人又完全缺乏质料或能力以解答之。

    顾我则主张先验哲学在思辨知识之全体范围内乃一独特无比之学问,盖因并无关于“所授之于纯粹理性之对象”之问题,不能为此同一之人类理性所解决,且不能借口于势所难免之不可知或问题之艰深难测,以解除完全彻底解决此问题之责任。使吾人能提呈此问题之概念,亦必使吾人有资格能解答此问题,盖因其对象不应在此概念以外见及之(如在正、谬之事例中)。

    但在先验哲学中,关于对象之性质,吾人有权要求充分解答且不容哲学家借口艰深难测以避免解答之问题,仅为宇宙论的问题。此种关于对象性质之问题,必须专与宇宙论的理念相关。盖对象必为经验上所授与,其问题仅在其与理念之相合耳。反之,对象若为先验的,因而其自身为不可知者;例如问题若为“其现象(在吾人自身中)为思维(心)”之某某事物,其自身是否为单纯体,以及一切事物是否有一绝对必然之原因,等等,斯时吾人之所为者乃在每一事例中为吾人之理念探求对象;且吾人亦极可自承此种对象为吾人之所不可知者,虽非因而谓其不可能。唯有宇宙论的理念乃有以下之特质,即此等理念能先行假定其对象及其概念所需要之经验的综合,乃已行授与吾人者。自此等理念所发生之问题仅与此种综合中之进展相关,即是否进展至包含绝对的总体之程度——此种总体,因其不能在任何经验中授与,故已非经验的矣。今因吾人在此处仅论究“视为可能的经验之对象”之事物,而非物自身,故对于超验之宇宙论的问题之解答,除理念以外,实无处可以求之。吾人并非质询对象自身之性质为何,亦非关于可能的经验,研究“在任何经验中所能具体的授与者为何”。吾人之唯一问题乃在其存在理念中者为何之一点(经验的综合对于此种理念竭其所能亦仅接近之而已);故此问题必完全能自理念解决之者。盖因理念纯为理性之产物,故理性不能谢绝其责任而委之于不可知之对象也。

    谓一种学问应能要求——及期待——其领域中一切问题(quaestiones domesticae)

    之确实解答云云(其解答或至今尚未能发见),其意义实不如吾人初闻时之极端。先验哲学以外,尚有两种纯粹理性之学问,其一为纯粹思辨的,其一则具有实践的内容者,即纯粹数学及纯粹道德学是也。曾闻有人提及,因必然不知其条件,故直径之于圆周在有理数中或无理数中所有之正确关系,必永为不定者乎?盖因在有理数之款项内无适当之解决,本为可能,而在无理数之款项中之不能解决,亦已发见,故其结论至少谓此种解决之不可能性,吾人能正确知之,且此种不可能性,郎巴脱(lambert)已与以所需之证明矣。至在道德之普遍原理中,则无一能以之为不确定者,盖因此种原理非全然空虚无意义,即必自吾人理性概念而来者。反之,在自然科学中,则有无穷之臆测,不能以之为有正确性者。盖自然现象乃与吾人之概念无关所授与之对象,解决此等现象之关键,不在吾人内部及吾人之纯粹思维中,乃在吾人之外者;故在许多事例中,以不能发见其关键,因而不能期待其有确实之解答。此处我当然非指先验分析论所有之种种问题(先验分析论乃从事于吾人纯粹知识之演绎者);今所论者仅为关于对象之判断所有之确实性,非就吾人所有概念之自身论其根源也。

    理性对于自身所提呈之问题,至少应有一批判的解决之责任,故吾人不能由悲叹理性之狭隘限界,及依据自知之明,谦卑自承非吾人理性能力所能解决云云,以规避此种责任,至所谓理性对于自身提呈之问题,即世界是否自无始存在,抑有一起始;宇宙的空间是否以无限之存在事物充实之,抑包围于一定之限界中;世界中是否有任何事物为单纯的,抑一切事物皆为无限可分割者;是否有自由所产生及创造之事物,抑一切事物皆依存于“自然秩序中所有之事件连锁”;最后是否有完全不受条件制限及其自身为必然者之任何存在者,抑或一切事物在其存在中皆为受条件制限者,因而依存于外部的事物而其自身为偶然的。凡此等等问题皆与“除吾人之思维以外无处能见及之对象”相关,即与现象综合之绝对不受条件制限之总体相关。设自吾人自身所有之概念不能确实有所主张及决定,则吾人必不能转责对象谓其隐蔽自身不令吾人有所知。诚以此种对象除吾人理念以外,无处能遇及之,故此非能授与吾人者。其不能主张及决定之原因,吾人当求之于吾人之理念自身。盖在吾人固执以为有一“与理念相应之现实对象”时,此问题因其见解如是,固不容有解决者也。明晰阐明吾人概念自身中所有之辩证性质,立即使吾人对于此种问题应如何判断,有十分确定之态度。

    吾人关于此等问题不能获得确实知识云云之借口,立即遇及确须明晰答复之以下问题,即:使吾人陷于难解决之理念,果自何而来?所要求说明者是否为现象,吾人是否依据此等理念仅须探求说明此等现象之原理或规律?即令吾人假定自然全体展开于吾人之前,以及凡呈显于吾人之直观者皆为吾人之感官及意识所及,无隐遁遗漏,但仍无任何经验能使吾人理念之对象,具体为吾人所知。为达此目的计,在此尽量竭知之直观以外,吾人尚须有“由任何经验的知识所不能获得”之事物,即一种完全之综合及其绝对的总体之意识是也。因之,吾人之问题,并非在说明任何所与现象时所须有者,故不能视为由对象自身所加于吾人之问题。此种对象绝不能呈显于吾人之前,盖因其由任何可能的经验亦不能授与吾人。在一切可能的知觉中,吾人永为条件所围绕(不问其在空间或时间),绝不能到达不受条件者,故无须吾人决定此不受条件者是否位置在综合之绝对的起始中,抑在无始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中。“全体”之名词在其经验的意义中,常为比较的。量之绝对的全体(宇宙),分割、由来、及普泛所谓存在条件等之全体,以及关于其是否由有限的综合所成,抑由“需要无限扩大”之综合所成等等问题,皆与任何可能的经验绝无关系。例如吾人即假定物体由单纯的部分或由无尽之复合的部分所成,其所说明物体之现象,亦绝不能较善于未假定之时,乃至别有不同之说明;盖既无单纯之现象亦无无限复合之现象曾能呈显于吾人之前者。现象之要求说明者,仅限于其说明之条件在知觉中授与吾人者;但一切此等条件,即能由此种方法授与吾人,顾在其集合成为一绝对的全体时,则此绝对的全体之自身,即非一知觉。然此“全体”正理性之先验的问题所要求说明者也。

    是以此等问题之解决,绝不能在经验中求之,此点正为吾人对于“所应归之于吾人理念之对象者”不应谓其不确实之理由所在也。盖以吾人之对象仅在吾人脑中,不能在脑以外授与吾人,故吾人仅须注意“与吾人自身一致”而避免其意义含混,此种意义含混,乃使吾人之理念转形为一种“经验的授与吾人因而能按经验法则以知之者之对象”

    之推想的表象。故独断的解决,不仅不确实,实为不可能者。批判的解决(此种解决容许有完全确实性者)并不客观的考虑问题,惟就其与“问题所依据之知识根据”之关系而考虑之耳。

    第五节 四种先验伪理念中所有宇宙论的问题之怀疑的论究

    吾人如开始即了解凡所有独断的解答之结果,仅增加吾人之无知,而使吾人自一不可理解者投入于别一不可理解者,自一晦昧者投入于晦昧更甚者,甚或陷身于矛盾之中,则吾人自当自身摈斥独断的解答此等问题之要求。又或吾人所有问题之目的所在,仅为肯定或否定,则吾人宜置所假定之解答理由于不顾,首先考虑吾人依据肯定的或否定的解答所获得者为何,实为最善之方法。吾人如在肯定否定两种情形中发见其结果皆纯为无意义者,则有极强理由对于吾人之问题创始批判的检讨,以决定此问题自身是否依据一毫无根据之前提,盖因其以理念为戏,故其虚妄,由研究其应用及其结果,较之就其所有各别之表象,更易于发见之也。此乃论究“纯粹理性所提呈于纯粹理性”之问题,所有怀疑方法之极大效用。由此种方法吾人始能以最小牺牲自无数无益之独断论中振拔,而以清醒之批判代之,批判乃一种真实泻剂,极能使吾人防免此种无根据之信仰及其所引人陷入之杂驳知识也。

    故在论究宇宙论的理念时,我若能预行评衡所有“关于现象之继续综合中之不受条件制限者,不问所持见解为何,其必对于任何悟性概念非过大即过小”,则我自能了解以下之点,即因宇宙论的理念惟与经验之对象相关,而经验之对象则必与悟性之可能的概念相一致,故宇宙论的理念必完全空虚无意义;盖其对象无论吾人如何观察之,皆不能与理念相合者。此为一切宇宙概念之实际情形;亦即理性在其执持宇宙概念时所以陷于必不可免之二律背驰之故也。盖因:

    第一、若假定世界并无起始,则此世界对于吾人之概念实过大,以吾人之概念乃由继续之追溯所成,绝不能到达“所已经过之无始全体”。又若假定世界有一起始,则在必然之经验的追溯中,对于悟性概念又嫌过小。盖因起始仍以“在其前之一时间”为前提,仍非不受条件制限者;故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之法则,迫使吾人探求更高之时间条件;于是时间中所制限之世界,其对于此种法则之为过小,彰彰明甚。

    此点对于“空间中所有世界量之问题”之二重答复,亦复同一真确。世界如为无限而无限界,则对于任何可能之经验的概念实为过大。世界如为有限而有限界,则吾人有权质询所以决定此种限界者为何。虚空空间非“事物之独立自存之相应者”,不能为吾人所能终止停留之条件;更不能为经验的条件,以构成可能的经验之部分。(盖如何能有此种绝对的虚空之经验?)但欲得经验的综合中之绝对总体,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必须常为经验的概念。因之,有限的世界对于吾人之概念又嫌过小。

    第二、空间中之一切现象(物质)如由无限多之部分所成,则分割中之追溯,对于吾人之概念常为过大;又若空间之分割,停留在分割之任何一项目(单纯者)时,则其追溯,对于不受条件制限者之理念,又嫌过小。盖此一项目仍容许追溯“包含其中之更可分割之部分”也。

    第三、吾人如假定世界中除依据自然法则以外,绝无事物发生,则原因所有之因果作用其自身亦常为“所发生之事物”,自须追溯更高之原因,于是上升方面条件系列之连续,将永无止境。以自然常由有效之原因工作,故对于吾人在宇宙事件之综合中所能运用之任何概念,实为过大。

    在某种事例中,吾人如承认有自发事件之发生,即由自由所产生者,则由不可避免之自然法则,仍有“何以故”之问题追寻吾人,迫使吾人依据“统制经验之因果律越出此种事件追寻因果;故吾人发见此种联结之总体(按即由自由概念所联结之总体)对于吾人所有必然的经验概念,又嫌过小也。

    第四、吾人如容认一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不问其为世界自身,或世界中之某某事物或为世界之原因),吾人自必在“与任何所与时间点无限相远之时间”内设定此存在者,盖不如是,则此存在者将依存于其他先在之存在者矣。但此种存在,对于吾人之经验的概念,实为过大,且由任何追溯,不问其所及如何之远,终不能到达之也。

    吾人又若以属于世界之一切事物(不问其为受条件制限者,抑为条件)皆为偶然的,则一切所与之存在,对于吾人之概念,又嫌过小。盖吾人常不得不探求“此种存在所依存之其他某种存在”。

    吾人已言及在一切此等事例中,宇宙理念对于经验的追溯,以及悟性之任何可能的概念,非过大即过小。于是吾人主张理念对于其所指向之事物,即可能的经验过大或过小,其咎实在理念。顾吾人何以不以相反态度言之,谓在前一事例中经验的概念常对于理念过小,在后一事例中则过大,故其责任应归之经验的追溯?其理由实如是。可能的经验为唯一能授与吾人概念以实在世者;在缺乏经验时,则概念仅为理念,并无真实性,即与任何对象无关。故可能之经验的概念,实为吾人所必须由以判断“此理念是否仅为理念及思维上之事物,抑能在世界中发见其对象”之标准。盖吾人之所以对于某某事物谓其较之其他某某事物过大或过小者,仅在前者特为后者设立而必须适应于后者耳。古代辩证学派所设之惑人难题中,有一问题,谓若一球不能通过一穴,吾人应否谓球过大,抑谓穴过小。在此一事例中,吾人任择何说,皆不关重要,盖吾人并不知二者之中,何者为其他一事物而存在也。但在人与其衣服之事例中,则吾人不能谓人对于衣服过长,只能谓衣服对于人过短耳。

    于是吾人引达一“至少极有根据之疑点”,即此种宇宙论的理念以及其所有一切互相矛盾之辩证的主张,其或依据——关于此等理念之对象所由以授与吾人之方法之———一空虚而纯然空想的概念欤,此种疑点实使吾人趋赴正道者,盖以其显露“使吾人久在迷途之幻相”也。

    第六节 先验的观念论为解决宇宙论的辩证论之关键

    在先验感性论中吾人已充分证明空间或时间中所直观之一切事物,以及吾人所可能之“任何经验之一切对象”,皆仅现象,即仅为表象而已,在此等事物所由以表现之形态中,或为延扩的事物,或为变化之系列,此等表象非在吾人之思维以外,有独立之存在者也。此种学说我名之为先验的观念论。实在论者(就此名词之先验的意义而言)则以吾人所有此等感性之变状为独立自存之事物,即以纯然表象为物自身。

    若以久为人所责难之经验的观念论加之吾人,则实厚诬吾人矣,盖经验的观念论虽承认空间之真纯实在性,但否定空间中之延扩的事物之存在,或至少以此等事物之存在为可疑,因而在此方面,于真实与梦幻之间乃不容有任何适切可以证明之区别。至对于时间中内感之现象,则经验的观念论以之为实在的事物并无困难;甚至主张此种内部的经验为“其对象(对象自身及所有一切此种时间规定)之现实存在”之充分的且又唯一的证明。

    反之,吾人之先验的观念论,则承认空间中所直观之“外的直观之对象”,及由内感所表现之时间中一切变易之对象同一实在。盖因空间为吾人所名为外部的直观之方式,又因无空间中之对象,则将无任何经验的表象,故吾人能——且必须——以其中之延扩的事物为实在;此点对于时间亦同一真确。但此空间此时间以及时空中之一切现象,其自身皆非事物,彼等仅为表象,不能在吾人之心以外存在。乃至吾人之心所有之内部的感性的直观(为意识之对象者)—一表现为由时间中种种不同状态之继续所规定者——亦非自身独立存在之自我本身(即非先验的主体),而仅为对于此种存在者(非吾人所能知者)

    之感性所授与之现象而已。此种内部的现象不能承认其以任何此种独立自存之形态存在;盖因其以时间为条件,而时间则不能为物自身之规定。但空间时间中所有现象之经验的真实性,固充分足以保全之者;盖若梦幻与真纯之现象,二者确实完全在一经验中联结,则依据经验的法则,现象自能确切不移与梦幻相区别也。

    是以经验之对象绝不以其自身授与,而仅在吾人之经验中授与,故在经验以外绝不存在。月中能有居民,虽无一人曾见及之,顾必须确承其为有者。但其意义,仅谓在经验进展中吾人或能遇及之耳。盖一切事物之为实在者,皆依据经验进展之法则而与吾人之知觉相联结。故若此等事物与吾人之现实意识,有经验的联结,则被等为实在者——彼等固不能以此理由谓其本身为实在者,即不能在经验之进展以外,为独立自存之实在者。

    除知觉及自此知觉至其他可能的知觉之经验的进展以外绝无实际授与吾人之事物。

    盖现象纯为表象,其自身仅在知觉中为实在者,此种知觉只为经验的表象(即现象)之实在性而已。在吾人知觉现象之前,名此现象为实在的事物,其意义或为在经验之进展中吾人必遇及此种知觉,或则绝无意义可言。盖若吾人言及物自身,则吾人实能谓为离吾人感官及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一切关系而自身独立存在者。但吾人此处所言者,仅为空间时间中之现象,此种现象非物自身所有之规定,仅吾人所有感性之规定耳。因之,在空间时间中之事物乃现象;非任何物自身,纯由表象所构成,此等表象若非在吾人内部中——盖即谓在知觉中——授与,则实无处可以遇及之。

    感性的直观之能力,严格言之,仅为感受性,即在某种形态中被激动而伴随有表象之一种能力,至表象之相互关系,则为空间时间之纯粹直观(吾人感性之纯然方式),此等表象在其以空间时间中所有此种形态联结之,及依据经验之统一法则能规定之限度内,即名为对象。此等表象之“非感性的原因”,完全非吾人之所能知,故不能为吾人所直观之对象。盖此种对象不能在空间或时间中表现之(空间时间纯为感性的表象之条件),顾一离此种条件,则吾人不能思维有任何直观。吾人可名“普泛所谓现象之纯粹直悟的原因”为先验的对象,但纯为因此能有与“视为感受性之感性相对应”之某某事物故耳。

    吾人能以吾人可能的知觉之全部范围及联结,归之于此先验的对象,且能谓此先验的对象先于一切经验而以自身授与者。但现象虽与先验的对象相应,并非以其自身授与,乃仅在此经验中授与吾人者,以其纯为表象故耳,此等表象乃知觉——仅在知觉依据经验统一之规律与其他知觉相联结之限度内——能标识其为一实在的对象者。故吾人能谓为过去时间之实在的事物,乃在经验之先验的对象中授与;但此等事物之为“我之对象及过去时间中之实在者”,则仅限于我依据经验的法则,对于我自身表现之为(或由历史之指导或由因果之迹象)“可能的知觉之追溯的系列”。(一言以蔽之,世界之进行过程)

    引导吾人到达“为现在时间条件之过去时间系列”——但此种系列之能被表现为现实者,非在其自身,仅在联结于一可能的经验中耳。因之,在吾人自身存在以前无量时期中之一切事件,实际仅指“自现在之知觉还至规定此知觉之种种条件(就时间而言)”所有推展经验连锁之可能性而言耳。

    故若我对于自身表现一切时间中一切空间中所有感官之“一切现实存在之对象”,我并不将此等对象设立在空间时间中一若先于经验而存在者。此种表象仅为吾人就其绝对完全所思维之可能的经验而已。盖以此等对象只不过表象而已,仅在此种可能的经验中始能授与吾人。谓此等对象之存在先于我之一切经验者,其意仅谓若自知觉出发,进展至此等对象所属之经验部分,则必当遇及之耳。至此种进展之经验的条件之原因(即决定吾人所将遇及之项目为何及我追溯至何种程度始能遇及之者)乃先验的,自必为我之所不能知者。但我并非论究此种先验的原因,所论究者仅为对象(盖即谓现象)所由以授与我之“经验中之进展规律”耳。且我或谓“在空间中之经验的进展中,我能见及较现今我所见最远距离之星尚有百倍之远之星”,抑或谓“此等星座以前虽无人见及之,以后或永无人见及之,但或能在宇宙中遇及之”云云,其结果乃无关重要之事。盖即假定此等星座所授与者为物自身与可能的经验无关,但此等事物之在于我,实等于无,即非对象(除包含于经验的追溯之系列中以外,不能成为我之对象)云云,仍为极真实者也。

    仅在另一种类之关系中——当“此等现象将用之于绝对的全体之宇宙论的理念时,即在吾人论究超越可能的经验限界之问题时,——辨别“吾人所由以视此等感官对象为实在”

    之形相,始成为重要,盖用以防免吾人误解经验的概念时所必然发生之欺妄的误谬也。

    第七节 批判的解决理性之宇宙论的自相矛盾

    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全部依据以下之辩证的论证,即:若受条件制限者授与,则其所有一切条件之全部系列自亦授与,而感官对象之授与吾人则为受条件制限者;故等等(按即其所有一切条件之全部系列自亦授与)。由此种三段推理,其大前提在吾人所见如是自然的自明的,则以构成系列之条件之不同(在现象之综合中),即有如是多之宇宙论的理念。此等理念基本设定此等系列之绝对的总体;因之此等理念乃使理性陷于不可避免之自相矛盾。吾人如首先较正其中所用之若干概念及加以定义,则吾人自较能显露此种辩证的论证中所有欺妄之点。

    第一,以下之点十分明确,绝无疑义,即若受条件制限者授与,则追溯其所有一切之条件系列乃吾人应负之任务。盖某某事物与条件有关云云,即包含在此受条件制限者之概念中,此一条件其自身如仍为受条件制限者,则自必与更远之条件有关,如是经由系列之一切项目。故以上之命题为分析的,绝不畏惧先验的批判。吾人由悟性尽其所能以推寻——及扩大——一概念与其种种条件(直接由此概念自身所产生者)之联结,实为理性之逻辑的基本假设。其次,若受条件制限者与其条件皆为物自身,则在受条件制限者授与时,追溯条件不仅为应负之任务,且实际亦随之已授与吾人矣。且因此点适用于系列之一切项目,故条件之完全系列以及不受条件制限者随此受条件制限者之授与而授与,若自受条件制限者之授与仅由完全系列而可能之事实而言,则毋宁谓为以条件之完全系列及不受条件制限者为前提者也。受条件制限者与其条件之综合,在此处则纯为悟性之综合,悟性表现事物如其所有之相,并未顾虑吾人是否能——及如何能——获得此等事物之知识。但若吾人所论究者为现象——以其纯为表象,故除吾人到达此等现象之知识(或宁谓之到达现象之自身)以外,(按即知觉之)现象不能授与吾人,盖现象仅为知识之经验的形相而已——则我不能以同一意义谓若受条件制限者授与,其所有一切之条件(为现象者)亦同一授与,因而不能以任何方法推论其条件之绝对的总体。现象在其感知中,其自身仅为空间时间中之经验的综合,且仅在此种综合中,授与吾人。故不能因而谓“在现象领域中若受条件制限者授与,则构成其经验的条件之综合亦随而授与,及以之为前提”。此种综合在追溯中始发生,在追溯以外绝不存在。吾人之所能言者则为:

    追溯条件(即在条件方面继续之经验的综合)乃强使必行之事或应负之任务,且在此种追溯中不容遗漏任何所与之条件耳。

    就以上所述,显见宇宙论的推论之大前提,以“纯粹范畴之先验的意义”视此受条件制限者,而小前提则以“仅适用于现象之悟性概念之经验的意义”视之。故此论证犯“名为sophisma figurae dictio-nis(立言方式之误谬)”之辩证的误谬(按即中间概念意义含混之误谬)。但此种误谬非人为故意之误谬;乃吾人所有共通理性之十分自然之幻相所引使吾人陷入之误谬,即当任何事物为受条件制限者授与吾人时,并不思索或疑问即在其大前提中假定其条件及此等条件之系列。此仅“吾人对于任何结论,应有适切前提”之逻辑的要求而已。且在受条件制限者与其条件之联结中,亦并无时间顺序可言;盖此二者已先行假定其为同时授与者。加之,在小前提中,既视现象为物自身,又视为“对于纯粹悟性所授与之对象”,非如吾人在大前提中之所为者——即吾人在大前提中抽去“对象所唯一由之始能授与吾人”之一切直观条件——实未见其有所不自然。

    顾若如是,吾人实忽视概念间所有之一种重要区别。受条件制限者与其条件(及条件之全部系列)之综合,在大前提中并不附随有——经由时间或任何继起概念之——任何制限。反之,经验的综合,即包摄于小前提内之“现象中之条件系列”,则必为继起的系列中之种种项目,其授与吾人,仅为在时间中相互继起;故在此种事例中,我实无权假定“综合及由综合所表现之系列”之绝对的总体。在大前提中,系列之一切项目,皆以其自身授与,并无任何时间条件,但在此小前提中,则此等项目,仅由继续的追溯始能成立,而此种追溯则仅在其现实的实行之进程中授与吾人者。

    当已明示正反两派所同一以为“其宇宙论的主张之基础”之论证中皆含有此种误谬时,则正反两方皆应排斥,以其不能提呈任何充分之正当理由以维护其主张也。但此种争论并不因此终结——即不能视为“正反两方或其一”在彼等所主张之实际的学说中(即彼等论证之结论中)已被证明为错误者。盖彼等固不能以有效之证明根据维护其主张,但因二者之中,一为主张世界有起始,一为主张“世界无起始乃自无始以来存在考”,则二者之中必有一是,其事甚明。顾二者之中虽必有一是,惟因两方论证同等明晰,故不能决定孰是孰非。正反两派在理性法庭之前,固可使之息争言和;但此种相反之争论,则仍继续存留。故除使两方皆确信彼等之能如是有力互相排斥,即足证明“彼等所争,实际乃于虚乌有之事”,以及使之确信有先验的幻相以“虚无飘渺之实在”愚弄彼等以外,实无一劳永逸解决其争端,而使两方满足之方法。此为吾人在解决至难解决之争执时所欲遵由之途径。

    芝诺(zeno)为一精密之辩证论者,大为柏拉图所责难,视为一恶劣之伪辩家,彼欲显示其技能,初由使人可信之论证以证明一命题,继则以其同一有力之论证立即颠覆之。

    例如芝诺主张神(以芝诺之见解言,神殆即世界)既非有限亦非无限,既不在动亦不在静,既不与任何其他存在者相类似,亦非不相类似。在批判彼之论证程序者观之,彼范有否定“互相矛盾的命题之两方”之误谬的意向。但此种责难,在我视之,实不正当。彼所有命题之第一部分,我将更详细论究之。至关于其他部分,若彼之所谓“神”即指宇宙而言,则彼确应谓宇宙既非永久存在于其场处(即静止),亦非变更其场处(即运动;)盖一切场处皆在宇宙中,而宇宙自身则不能在任何场处中者。又若宇宙包括一切所存在之事物在其自身中,则自不能与任何其他存在者类似或不类似,盖因并无其他事物——即在宇宙以外并无任何事物——能与宇宙相比较者。故若两种相反之判断,皆以不可容认之条件为其前提,则即二者相反(此种相反并不等于严格所谓之矛盾),若其条件(两方主张皆由此种条件始能维持者)之自身倾覆,则两方自亦同时倾覆矣。

    若谓“一切物体或有香味或有恶臭”,则以能有第三者之情形,即无味之一种物体,故相互矛盾之两命题,皆可为伪。但若我谓:“一切物体或有香味或无香味”(velsuaveolens vel non suaveolens),此二种判断乃直接互相矛盾者,仅前者为伪,其矛盾之对立,即某某物体并无香味之命题,实亦包含此等无味之物体。盖因在以前之对立中(per disparata)“为物体概念之偶然条件之味”并未由其相反之判断除去,而仍留存其上,故此两种判断并非矛盾对立之关系。

    故若吾人谓世界就延扩而言,或无限或非无限(non est infini-tus),且若前一命题为伪,其矛盾之对立即“世界并非无限”必为真实。于是吾人惟否定无限世界之存在,而并不肯定一有限世界以代之。但若吾人谓世界或无限或有限(non infinite),则二说可皆为伪。盖在此种事例中,吾人乃视世界自身为已限定其量者,且在其相反之判断中,吾人不仅除去其无限性(及除去无限性以后,世界之完全单独存在性殆亦同时除去),实乃以一种规定加之世界而视之为其自身实际存在之事物(按即有限世界)。但此种主张同一为伪;盖所授与吾人之世界并非物自身,亦不以其量或无限或有限示吾人。

    今乞容我名此种对立为辩证的,名此种矛盾为分析的。故两种辩证的对立之判断,二者皆可为伪;盖其中之一并非另一判断之纯然矛盾者,乃在单纯矛盾所需以外,尚有所陈述者也。

    吾人若以“世界之量无限”及“世界之量有限”两种命题视为矛盾的对立,则吾人乃假定世界(即现象之完全系列)为物自身,即令我终止其现象系列中无限或有限之追溯,亦仍能留存者。但我若摈斥此种假定(或宁谓之摈斥此种所伴随之先验的幻相),而否定世界为物自身,则此二种主张之矛盾对立,乃转变为纯然辩证的对立矣。盖因世界非离我所有表象之追溯系列,自身独立存在,故世界自身之存在既非无限的全体,亦非有限的全体。世界仅存在“现象系列之经验的追溯中”,并不见及其为某某物自身者也。故若此种系列常为受条件制限者,因而绝不能以其完成系列授与吾人,则世界并非一不受条件制限全体,且并不如此种无限量或有限量之一种全体而存在者也。

    吾人在此处对于第一种宇宙论的理念(即对于现象领域中量之绝对的总体)所言者,亦适用于其他之宇宙论的理念。条件系列仅在追溯的综合自身中遇及之,并非在现象领域中所视为在一切追溯以前,以其自身授与吾人之一种事物。故吾人必须谓一所与现象中所有部分之数量,其自身既非有限,亦非无限。盖现象并非自身独立存在之某某事物,其所有部分,乃由分解的综合之追溯,及在此追溯中始授与吾人者,至追溯则绝不以有限或无限之绝对的完成授与吾人者也。此点亦适用于“原因互相隶属(向上追溯)之系列”,及自受条件制限者进至“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的存在”之系列。此等系列皆不能视为以有限或无限之总体自身独立存在之事物。以其为“表象互相隶属之系列”,故此等系列仅存在力学的追溯中,在此种追溯之前,吾人绝不能有“所视为独立存在之事物系列”自身独立存在者也。

    当说明“宇宙论的理念中所有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仅为辩证的,且为由于幻相而起之矛盾,此等幻相乃因吾人以仅能用为物自身之条件之绝对的总体之理念,适用于——仅存在吾人表象中因而在其成为系列之限度内,只存在继续的追溯中之——现象而起”

    之时,此种二律背驰,立即消灭。但吾人由此种二律背驰,能得实非独断的而为批判的学理的利益。盖此种二律背驰提供“关于现象之先验的观念性”之间接的证明——此种证明应使任何不满于先验感性论中所有之直接证明之人信服。此种证明乃由以下彼此相消之二重论证(dilemma)所成立者。世界如为自身独立存在之全体,则世界或有限或无限。顾有限或无限之二者皆伪(如反面主张及正面主张之证明中各自所说明者)。故世界(一切现象之总和)为自身独立存在之全体亦伪。由此可谓为普泛所谓现象皆不外吾人之表象——此正为彼等所有先验的观念性意义之所在也。

    此点颇为重要。能使吾人见及四种二律背驰中所有之证明,非纯为无根据之欺妄。

    在假定以“现象及包括一切现象之感性世界”为物自身时,此等证明固极有根据者。但由此等命题(由此等证明所得者)所发生之矛盾,乃显示此种假定中实有虚妄背理之点,因而使吾人进而发见“其为感官对象之事物”之真实性质。先验的辩证论虽绝不容受怀疑论,但实容受怀疑的方法,此种怀疑的方法实能指此种辩证论为其有极大效用之一例证。盖当理性之论证,容许其以无制限之自由互相对立,则虽不能成为吾人之所欲寻求者,亦常能产生某种有益之点,且为更正吾人判断之助者也。

    第八节 适用于宇宙论的理念之“纯粹理性之统制的原理”

    因感性世界中之条件系列并无最高项目(所视为物自身者)能由宇宙论的总体原理授与吾人,而仅能以之为“吾人在条件系列中务须追溯”之应负职务而已,故纯粹理性之原理,应就此种意义范围内修正之;夫然后此种原理始保存其原理之效力,不视为“吾人思维其总体为实际在对象中”之公理,而视为悟性之问题,因而为主观之问题,使悟性依据理念所制定之完全程度,进行“任何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系列”之追溯。盖在吾人感性中(即在空间时间中),吾人在阐明所与现象时所能到达之一切条件,仍为受条件制限者。诚以此等现象,非对象自身——如为对象自身则绝对不受条件制限者自能在其中发见——而仅为经验的表象,此等经验的表象则必常在直观中寻求在空间时间中规定彼等之条件。故理性之原理,质言之,仅为一种规律而已,命定“所与现象之条件系列”之追溯,以及禁阻其以所能到达之任何事物为绝对不受条件制限者而使追溯终结。

    此非“经验及感官对象之经验的知识所以可能”之原理;盖一切经验与其“所与直观之方式”相合,皆包围于限界之内者。且亦非理性之构成的原理,能使吾人扩大吾人“感性世界之概念”越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以外者。此宁谓为“经验最大可能之继续及扩大”

    之原理,不容以任何经验的限界为绝对的限界者也。故此乃用为规律之理性原理,设定吾人在追溯中之所应为者,而非在追溯以前预知所视为自身之对象中之所有者,因之吾人名之为理性之统制的原理,以与“所视为实际存于对象中(即在现象中)条件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之原理相区别,此种原理殆为构成的宇宙论的原理。我已试就此种区别指示实无此种构成的原理,因而以之防阻“由先验的窃自转变其意义”所必然发生之事,(苟不指出其无构成的原理,则情形必至如是),即以客观的实在性归之于“仅用为规律之理念”是也。

    欲适当规定此种“纯粹理性规律”之意义,吾人必须首先观察此种规律不能告知吾人对象为何,而仅能告知欲到达对象之完全概念,经验的追溯如何进行。设此种规律企图前一任务,则此规律殆为构成的原理,顾此为纯粹理性所绝不能提供者。故不能以此种规律为主张“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系列,其自身或有限或无限”。盖若此,则是以仅在理念中产生之绝对的总体理念,为等于思维一——在任何经验中所不能授与之——对象矣。诚以在此意义之范围内,吾人应以“离经验的综合而独立之客观的实在性”归之于现象系列。故此种理性之理念之所能为者,不过对于条件系中之追溯的综合,规定一种规律而已;依据此种规律,则综合必须自受条件制限者,经由一切互相隶属之条件,进行至不受条件制限者,但此种综合绝不能到达此种标的,盖以绝对不受条件制限者,绝不能在经验中遇及之也。

    故吾人必须首先在其中综合绝不能完成之事例中,规定吾人所谓系列综合之意义为何。在此方面,通常有两种表达之法,其意在标识一区别,——虽未正确的予以其区别之根据。数学家仅言无限前进。哲学家则以任务在检讨概念,不以此种表达法为合理,而以不定前进之名词代之。吾人无须停留此点,以检讨此种区别之理由,或详述其用法之当否。吾人仅须以吾人特殊目的所需之精确程度规定此等概念。

    关于直线,吾人因能正当谓为能无限延长之者。在此事例中,无限前进与不定前进之区别,殆过于苛细。但当吾人谓“引一直线”,则冠以不定二字,实较之冠以无限二字,更为正确。盖后者之意,乃指公等务须延长此直线不已(此非意向之所在),而前者之意,则仅在延长此直线一惟公等之所欲;且若吾人仅指吾人力之所能为者而言,则此不定前进之名词实极正确,盖吾人固常能使此线更长而无止境者也。在吾人仅就前进而言,即仅就自条件以至受条件制限者之进展而言之一切事例,皆如是:即此可能的进展,在现象系列中进行,实无止境。自一对父母所生之子孙,其世系之下降线,进行实无止境,吾人自能以此线为在世界中实际继续之情形。盖在此种事例中,理性绝不要求系列之绝对的总体,盖因其并未预行假定以此总体为一条件及为所授与者(datum),而仅以之为可以授与(dabile),且递行增加无止境之受条件制限之某某事物耳。

    当系列中自视为受条件制限者所授与之某某事物上溯时,其应进展至何种程度之问题,则情形大异于是。吾人能谓此种追溯为无限上溯乎;或仅能谓为推广至不定之程度乎?例如吾人能自现今生存之人经由其祖先系列无限上溯乎,抑或仅谓为在吾人还溯之限度内绝未遇及“以此系列为限于某点终止”之经验的根据,故吾人应——同时又不得不——就每一祖先更推寻其更远之祖先(此等祖先虽非预以为前提者)乎?

    吾人之答复如是:当其全部在经验的直观中授与时,其内部的条件系列中之推溯乃无限进行者;但当仅有此系列中之一项目授与时,自此项目出发,其追溯应进至绝对的总体,则此追溯仅有不定的性质。因之,一物体之分割,即在一定限界内所与物质之部分之分割,必谓为无限进行。盖此物质乃以视为一全体,因而以其所有一切可能的部分在经验的直观中授与者。今因此种全体所有之条件乃其部分,此种部分所有之条件乃部分之部分,准此以至无穷,又因在此种分解之推溯中,此种条件系列之“不受条件制限之(不可分割的)项目”绝未遇及,故不仅在分割中,绝无使其中止之任何经验的根据,且任何继续的分割之更远项目,其自身乃在分割继续之前,经验的已授与吾人者也。盖即渭分割乃无限进行者。反之,因任何人之祖先系列,并未以其绝对的总体在任何可能的经验内授与,故其追溯乃自血统相承之世系系列中之每一项目进行至更高项目,绝不遇有“展示一项目为绝对的不受条件制限者之经验的限界”。且因提供为其条件之种种项目,并非在追溯之前已包含在“全体之经验的直观”中,故此种追溯实非由“所授与者之分割”无限进行者,乃仅以不定的程度探求更远之项目以加增于所与项目之上,而此种更远项目之授与,其自身仍常为受条件制限者。

    在此二种事例中,不问其为无限的追溯或不定的追溯,其条件系列皆不能视为其授与吾人在对象中为无限者。此种系列,非物自身,仅为现象,以现象乃相互为条件者,仅在追溯之本身中授与吾人。故此问题已非此种条件系列之自身如何大小、有限或无限之问题,盖此种系列绝无所谓自身;所成为问题者乃吾人如何进行此种经验的追溯,以及吾人继续此种追溯应至如何程度耳。此处吾人发见关于统制此种进行程序之规律,有一重要的区别。当其“全体”经验的授与吾人时,则其内部的条件系列之无限推溯,自属可能。顾非全部授与,仅由经验的追溯,始能授与吾人之时,则吾人仅能谓为“探求系列之更高条件乃无限可能者”。在前一事例中,吾人之所能言者为:较之我由分解的推溯所能到达者,常有更多之项目,经验的已授与吾人;但在后一事例中,吾人之所能言者则为:吾人常能进行至追溯中之更远者,盖以无一项目可视为绝对不受条件制限者经验的授与吾人;且因更高项目常属可能,故探讨此种更高项目乃视为必然之事。在前一事例中,吾人必然发见系列之更远项目;在后一事例中,则因无一经验为有绝对的限界,故吾人探讨此等项目乃成为必然之事。盖或吾人并无“对于经验的追溯设定一绝对的限界”之知觉,在此种事例中,吾人必不以追溯为已完成者,又或吾人有限止吾人系列之知觉,则在此种事例中,知觉不能为所经过系列之一部分(盖制限者当与受制限者有别),故吾人对于此条件亦必继续推溯其条件,于是推溯又复继续进行。此等见解,在以下一节论述其应用时,自当适切阐明之也。

    第九节 就一切宇宙论的理念而言,理性之统制的原理之经验的使用

    在种种机缘中,吾人已说明:悟性或理性之纯粹概念皆不能有先验的使用;而感性世界中条件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之主张,则为依据理性之先验的使用者,在此种先验的使用中,理性自其所假定为物自身者以要求此种不受条件制限之完成,又因感性世界并不包含此种完成,故吾人关于感性世界中系列之绝对量,绝无正当理由论究其为有限的或其自身为无制限的,所能探讨者仅在“吾人就经验追溯其条件,遵从理性之规律,因而除与其对象一致者以外,所有解答皆不能使吾人满足”之时,吾人应在经验的追溯中进行至何种程度一事耳。

    故所留存于吾人者仅有——视为统制“可能的经验之继续及“量”之规律之——理性原理之效力之问题,至不能以理性原理为现象(视为物自身者)之构成的原理,则已充分证明之矣。吾人如能严格注意此等结论,则理性之自相冲突自当全部终止。盖此种批判的解决不仅铲除“使理性自相冲突”之幻相,且在更正其为矛盾唯一源泉之误解时,以“其使理性自相一致之教义”代幻相。于是在其他情形下殆为辩证的之原理,今则转变为学理的原理矣。实际,此种原理如能确立为“依据其主观的意义,且又与经验之对象相合,以规定悟性所有最大可能之经验的使用”,则其结果殆与“其为——纯粹理性之所不可能者——先天的规定对象自身之公理”相等。盖仅与“此种原理能有力指导悟性之最大可能之经验的使用”相比例,此种原理始能“关于经验之对象”有任何影响以扩大及更正吾人之知识。

    一   解决关于“宇宙全体现象所组成之总体”之宇宙论的理念

    在此处与其他之宇宙论问题相同,理性之统制的原理所根据者为:在经验的追溯中,吾人不能有任何绝对的限界之经验,即不能有所视为经验上绝对不受条件制限者之任何条件之经验。其理由如是:此种经验当包含以无或虚空围绕之现象限界,且在继续追溯中,吾人应能在知觉中遇及此种限界——顾此为不可能者。

    此种命题实质所言者,乃吾人在经验的追溯中所能到达之唯一条件,必其自身仍须视为经验上受条件制限者,此命题实含有以下之制限的规律,即不问吾人在上升系列中进展如何之远,吾人常须探讨系列之更高项目,此种项目或能由经验为吾人所知或不能为吾人所知者也。

    故对于第一类宇宙论的问题之解决,吾人仅须规定“在追溯宇宙(空间或时间中)之不受条件制限之量时,所绝不能制限其上升者”是否能名之为无限的追溯,抑或名之为不定的继续追溯。

    “世界一切过去状态之系列,以及在宇宙的空间中同时存在之一切事物”之完全普泛的表象,其自身仅为我所思维之“可能之经验的追溯”(此虽以不定态度思维之者)。

    仅以此种方法始能对于一所与知觉发生“此种条件系列之概念”。顾吾人仅在概念中始能以宇宙为一全体,此全体绝不能在直观中有之。故吾人不能自宇宙全体之量以论证追溯之量,依据前者以决定后者;反之,仅就经验上所追溯之量,我始能对于我自身构成关于世界量之概念。但关于此种经验的追溯,吾人之所能知者,至多仅为自条件系列之一切所与项目,吾人常在经验上更进展至其更高及更远项目耳。现象全体之量,并不由此以绝对的态度决定之;故吾人不能谓此追溯乃无限前进者。盖若谓其为无限前进,则吾人应预知追溯所尚未到达之项目,表现此等项目之数为任何经验的追溯所不能到达之大数,因而应在追溯之前决定世界之量(虽仅消极的),——顾此为不可能者。盖世界非由任何直观以其总体授与我者,亦非先于追溯以其量授与我者。是以关于世界之量绝不能有所言论,即谓其中能有无限追溯,亦所不可。吾人之所能为者,仅依据“规定世界中所有经验的追溯”之规律,以探求“世界所有量”之概念耳。此种规律之所规定者不过谓:不问吾人在经验的条件之系列中能到达如何之远,吾人绝不能假定一绝对的限界,应以所视为受条件制限之一切现象从属于视为其条件之其他现象,且吾人必须更向此条件进展。此为不定的追溯,以其并未决定对象中之量,故此种追溯显足与无限的追溯相区别者也。

    故我不能谓世界在空间中或关于过去时间为无限的。任何此种量之概念,以其为“一所与之无限量”,在经验上乃不可能者,因而关于视为感官对象之世界,无限云云之量之概念,亦为绝对不可能者。且我亦不能谓自一所与之知觉向“系列中(不问其为空间或过去时间)一切制限此知觉之条件”之追溯,为无限进行;盖若如是则是以世界具有无限量为前提矣。我又不能谓追溯乃有限的,盖此种绝对的限界同一在经验上为不可能者。故我关于经验之全体对象(即感官世界),不能有所言说;我必须以“规定如何获得与对象相合之经验及推展此经验”之规律,制限我之主张。

    于是关于世界量之宇宙论问题,其为最初而消极之解答为:世界并无时间上之最初的起始,空间上之极限的限界。

    盖若吾人假定其相反方面,则是时间上为虚空的时间所限制,空间上为虚空的空间所限制矣。但因世界为现象,其自身不能以此两种方法限制之(以现象非物自身),故此等世界之限界应在可能的经验中授与,盖即谓吾人应要求能得“为绝对的虚空时间或虚空空间所限制”之限界知觉。但此种经验以其完全空无内容,乃不可能者。因之,世界之绝对的限界,乃经验上不可能者,故亦为绝对不可能者。

    至其肯定的解答亦直接由之而来即:现象系列中之追溯,以其为世界量之一种规定,故为不定的进行。此等于谓感性世界虽无绝对的量,而经验的追溯(仅由此追溯,感性世界始能在其条件方面授与吾人)则自有自身之法则,即必须常自所视为受条件制限者之一切项目进展至更远之项目,其所以行之者,则或由吾人自身之经验,或由历史之线索,或由因果之连锁。且以规律常有进一步之要求,故吾人唯一及恒常之目的,必为“悟性之可能的经验使用之扩大”,此即理性在应用其原理时所有唯一之固有任务。

    此种规律并不命定——必须在某一种现象中进行无止境之——确定之经验的追溯,例如自一现时生存之人物向其祖先系列追溯,吾人绝不能期望遇及最初一对之配偶,又如在天体系列中,吾人绝不容许有一极限之太阳系等等。所有此规律所要求者,仅为自现象进展至现象而已;即令此等进展所向之现象,不产生任何现实知觉(例如因其度量过微对于吾人意识不能成为经验时)然以其为现象,故仍属于可能的经验也。

    一切起始皆在时间中,延扩体之一切限界皆在空间中。但空间时间仅属感官世界。

    因之,世界中之现象固受条件之制限,而世界自身则既非有条件为其制限,亦非以不受条件制限云云为其限界者也。

    理与此同,因世界绝不能以其视为已完成者授与吾人,又因“所与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系列”以其为宇宙系列,亦不能以其所视以为已完成者授与吾人,故“世界量之概念”,仅由追溯授与吾人,非先于追溯在一集合的直观中授与者也。但追溯仅以进行规定世界之量而成,并不以任何一定的概念授与吾人。故追溯并不产生任何其与某种单位量相关时所能称为“无限”之量之概念。易言之,追溯并非无限进行,(一若“此无限”

    能授与吾人者)乃仅进行至不定之远度耳,盖欲由追溯以得——在此追溯中且即由此追溯而始成为现实之——经验的量,则其进行自属不定者也。

    二 解决关于“直观中所与一全体所有分割之总体”之宇宙论的理念

    吾人如分割直观中所与一全体,则吾人自受条件制限之某某事物进至其所以可能之条件。部分之分割(细分或分解)乃此等条件系列中之追溯。此种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仅在追溯设能到达其单纯的部分时,始能授与吾人。但在继续前进的分解时,所有其一切部分若其自身仍为可分割者,则分割——即自受条件制限者至其条件之追溯——乃无限进行者。盖种种条件(种种部分)其自身本包含于受条件制限者之中,且因此受条件规约者在一包围于限界内之直观中以全体授与吾人,故其一切部分皆与受条件制限者一同授与。是以,追溯不能仅名之不定的追溯。此种不定的追溯惟关于第一种宇宙论的理念,始可容许之,盖因第一种宇宙论的理念之所要求者,乃自受条件制限者进展至其条件,而此等条件以其在受条件制限者之外,故非由受条件制限者授与,且亦随同授与,乃在经验的追溯中始增加其上者。但吾人不能对于一“能无限分割之全体”谓为由无限多部分所构成者。盖一切部分虽包含于一全体之直观中,但其全部分割则并不包含其中,而仅由继续的分解所构成,即仅在追溯本身所构成,由此追溯,此种系列始成为现实者也。

    今因此种追溯乃无限者,故其所到达之一切项目(即一切部分)皆包含于“所视为一集合体之所与全体中”。但其全部之分割系列并不包含其中,盖分割系列乃无限的继续,绝不成为全体,故不能展示一“无限的多量”或展示全体中所有“无限多量之任何总括”。

    此种泛论显能应用于空间。所直观为“在限界内之一切空间”,皆为此种全体,凡由分解所得此种全体之各部分,其自身仍为空间。故一切有限界之空间,乃无限可分割者。

    自此发生此说之第二种应用,即应用之于包围于限界内之外部的现象即物体,自极自然。物体之可分性,乃根据于空间之可分性,此种空间之可分性构成“所视为一延扩的全体之物体”之可能性。故物体乃无限的可分,但非由无限多部分所构成者也。

    诚以物体在空间中应表现为实体,故就空间可分性之法则而言,物体自与空间有别。

    吾人确能容认分解绝不能自空间除去其一切复合性;盖若如是,则是谓空间(空间中并无独立自存之事物)已终止其为空间,顾此乃不可能者。反之,若谓排遣物质之复合性将绝无一物留存,则显见其与实体之概念不合,所谓实体即指一切复合之主体而言,即令除去其在空间中之联结(物体之要素由此空间中之联结始构成一物体),实体亦必永存于复合事物所有之要素中。但此说对于由纯粹悟性概念所思维之物自身则然,但不能适用于吾人所名为“现象领域中之实体”。盖此种实体,非绝对的主体,仅为感性之常住心象;除视之为一直观(其中绝不见有不受条件之性质)以外,绝无所有。

    此种无限前进之规律,其能应用于“所视为纯然充实空间之现象”之再分,固无疑义,但不能应用于——其中所有部分在授与时即已如是确定的截然有别,以构成相互有别之区别量之——一全体。吾人不能谓一有机的全体之一切部分,其自身仍如是组织,即在分解其部分至无限时,仍能常见有其他之有机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全体为无限之有机组织者。盖此非吾人所能思维之假设。在物质之无限分解中所发见之部分,能成为组织,自极真实。“空间中所与现象”之分割无限性,仅根据于此种事实,即由此无限性所与者,仅有可分性(至可分性之自身,即关于其部分之数目,则为维对的不定者)——至部分之本身,则仅由再分所授与所规定者也。一言以蔽之,全体自身非为已分割者。

    故部分之数目(分割能在一全体中规定此种部分数目)将依据吾人在分割之追溯中所注意之进展程度何如。反之,在所思维为组织无限之有机体事例中,其全体表现为已分割成种种部分,且在一切追溯之前,以确定的而又无限的部分数目授与吾人。但此乃自相矛盾。盖此种无限之内部错综,乃吾人所视为一种无限的(即绝不完成者)系列,同时又视为在与他有别之一复合体中之已完成者。无限可分性之属于现象,仅限于现象为继续的量;此与占有空间不可分离者,盖占有空间实为无限可分性根据之所在耳。其视任何事物为与他有别之区别量者,乃以其中所有单位之数目视为已确定者,因而以之为在一切事例中常等于某某数目。一有机体中所有之有机组织究能到达何种程度,此仅经验能示知;就吾人经验之所及者,虽不能正确到达任何无机的部分,但至少必须容认经验此种无机的部分之可能性。顾当吾人在普泛所谓现象之先验的分割时,则其分割究推展至如何程度之问题,并不待经验之解答;此乃由理性之原理所决定者,此种理性原理命定“在分解延扩体时,其经验的追溯,依据此种现象之性质,绝不能视为绝对完成者”。

    解决教学的先验理念之结论点,与解决力学的先验原理之出发点“经由一切先验的理念,在图表形式中,表现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以及展示此种矛盾之根据所在,及其铲除之唯一方法,在宣布正反二者皆属虚伪”之时,吾人曾以条件与受条件制限者之关系为皆在空间时间中者。此乃通常悟性平常所有之假定,顾所有矛盾则皆由此而起者也。就此种见解言之,则“受条件制限者之条件系列”中所有总体之一切辩证的表象,彻底皆为同一性格。条件随同受条件制限者常为系列中之一项目,因而与受条件制限者同质。在此种系列中,其追溯绝不能思维为完成者,盖若思维其为完成,则必谬以“其自身本为受条件制限者之一项目”为最初的项目,因而以之为不受条件制限者;故对于对象(即受条件制限者)不应常仅就其量考虑之,但至少对于其条件之系列,乃就其量考虑之者。于是发生以下之困难——此一种困难由任何调和方法皆不能处理之,唯有直截了当解决之耳——即理性使系列对于悟性过长或过短,因而悟性绝不能与理性所制定之理念相等而适合之也。

    但在此所有种种中,吾人曾忽视在对象间所得之本质的区别,即在“理性努力使之跻于理念之悟性概念”间所得之本质的区别。据吾人以前所举之范畴表,其中二组概念包含现象之数学的综合,其他二组则包含现象之力学的综合。迄今为止,固无须顾及此种区别;盖正类在一切先验的理念之普泛表象中,吾人已与现象领域中之条件相合,在此二种数学的先验理念中,吾人心中所有之唯一对象,乃所视为现象之对象耳。但吾人今进而考虑力学的悟性概念适于理性之理念究至何种程度,则此种区别即成重要,关于理性所陷入之争论,以一完全新观点展示吾人。此种争讼在吾人已往之裁决中,曾以两方主张皆依据误谬之前提而排弃之者。但因在力学的二律背驰中,或能发见与理性要求相合之前提,且因法官或能修正其诉状中之缺点(盖两方之诉状皆犯有陈述不当之过),故或能解决此争端使两方满足,此种情形在数学的二律背驰之事实中,实为不可能者也。

    吾人如仅考虑条件系列方推展,以及考虑此系列是否达于理念抑或理念对于系列过大或过小,则所有系列在此等方面实皆为同质。但为此等理念基础之悟性概念,则能包含或仅同质(一切量之复合及分割皆以同质为前提者)之综合,或为异质之综合。盖至少在力学的综合之事例中(在因果之连结中及在必然者与偶然者之连结中事皆相同),能容许有异质者也。

    故在现象系列之数学的连结中,所能容许者仅有感性的条件,盖即谓条件自身无一非系列之一部分。反之,在感性的条件之力学的系列中,能容许有其自身非系列之一部分而在系列以外,纯为直悟的之异质条件。理性以此种方法获得满足,在现象之先设立不受条件制限者,但同时现象之永为受条件制限者之性质,并不因之而有所妨,且在破坏悟性所制定之原理时,现象之系列亦不因而中断。

    因力学的理念容许有“在现象系列以外现象所有之条件”,即容许有“其自身非现象”之条件,故吾人到达一与“数学的二律背驰中所可能之任何结论”完全不同之结论。

    在数学的二律背驰中,吾人不得不摈斥对立之辩证的主张二者皆为误谬。反之,在力学的系列中,完全受条件制限者(此与所视为现象之系列不可分离)与“虽为经验上不受条件制限者但又非感性的”之条件相连系。于是吾人乃能一方使悟性满足,他方使理性满足。凡以某种方法在纯然现象中寻求“不受条件制限之总体”所有之辩证的论证,皆扫地无余,而理性之命题在其与以如是更正确之说明时,正反两方皆能同为真实。顾此在仅与“数学上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有关之宇宙论的理念之事例中,则绝不能如是;盖在此等宇宙论的理念中,无一现象系列之条件能发见其自身非现象,顾既视为现象,则自为系列中所有项目之一也。

    三 解决关于“宇宙事象皆自其原因而来其所有总体”之宇宙论的理念

    当吾人论究所发生之事象时,吾人所可考虑者,仅有两种因果作用;或为依据自然之因果作用,或自自由所发生之因果作用。前者为感性世界中一种状态与“其所依据规律继之而起之前一状态”之连结。因现象之因果作用依据时间条件,且若先在状态常存在,则先在状态决不能产生“时间中为最初成立”之结果,故所发生或成立之事象,其原因之因果作用自身,亦必为有所自来而成立者,且依据悟性之原理,此原因之自身亦复须有一原因。

    反之,所谓自由就其宇宙论的意义而言,我指为“自发的创始一种状态”之力量而言。故此种因果作用其自身非如自然法则所要求,在时间中有其他原因规定之者。就此种意义言之,自由乃纯然先验的理念,第一、此等理念绝不含有假自经验之任何事物;第二、与“任何经验中所不能规定或授与”之对象相关。凡发生之一切事物皆有一原因云云,乃一普遍的法则,实为一切经验所以可能之条件。故凡原因之因果作用,其自身为所发生所成立者,则其自身亦必复有一原因;于是经验之全部领域,不问其推展如何之远,皆转变为一“纯然自然的事物之总和”。但因在此种情形中,绝不能得——规定因果关系之——条件之绝对的总体,故理性自行创造一自发性之理念,此种自发性之理念能由其自身创始行动,而无须依据因果律,由先在原因以规定其行动者也。

    所尤须注意者,自由之实践的概念乃以此先验的理念为基础,且“自由所以可能之问题常为其所包围烦困之种种难点”之真实原由实在此种先验的理念中。自由就其实践的意义而言,乃脱离任何感性的冲动所加压迫之意志独立。盖意志在其受动的被激动时,即为感性的动机所激动时,为感性的;若受动的使意志成为机械的必然时,则为动物的(arbitrium brutum)。人类意志确为感性的(arbitritm sensitivum),但非动物的,而为自由的。盖感性并未使其行动成为机械的必然。故在人中实有一种脱离感性的冲动所加任何压迫之自决力量。

    感性世界之一切因果作用若仅为自然,则一切事件自当依据必然的法则在时间中为其他事件所规定。现象在规定意志时,自当在意志之行动中发生现象所有之自然的结果,且使此等行动成为机械的必然。故否定先验的自由,必因而消减一切实践的自由。盖实践的自由预行假定某某事象虽未发生,但应发生,以及在现象领域中所发见此种事象之原因并非决定的,即非排斥“吾人所有意志”之因果作用——此一种因果作用超然于自然的原因之外,甚至与自然的原因之势力及影响相反抗,能产生“依据经验的法则在时间顺序中所规定之某某事象”,故能创始“完全自其自身所发生之事件系列”。

    于是此处之问题,一如理性在超越可能的经验限界自相矛盾时所常见者,其问题实非生理学的,而为先验的。至关于自由所以可能之问题,实与心理学有关;惟因其依据纯粹理性之辩证的论证,故其论究及解决,完全属于先验哲学。在企图此种解决之前(此种解决之任务,乃先验哲学所不能辞谢者),我必须对于论究此问题时先验哲学所有之进行程序更精密的规定其范围及界线。

    现象如为物自身,空间时间如为物自身存在之方式,则条件自常为与受条件制限者属于同一系列之项目;故在现今之事例中与其他之先验的理念相同,自当发生二律背驰,即系列对于悟性必过大或过小。但理性之力学的概念(吾人在此节及以下一节所论究者)

    则具有此种特质,即此等概念并不与“所视为量者之对象”相关,而仅与其存在相关。

    因之,吾人能抽去条件系列之量,仅考虑条件与受条件制限者之力学的关系。在论究关于自然与自由之问题时,吾人所遇之困难乃自由究否可能,设属可能,则自由能否与因果关系之自然法则所有普遍性并存。谓世界中一切结果,非由自然发生即由自由发生云云,果为一真实之抉择命题乎;抑或吾人必须如是言之方可,即谓在同一事件中,以不同之关系,二者皆能在其中发见乎?感性世界中之一切事件依据自然之不变法则,彻底互相联结,云云,乃先验分析论之确定原理,而绝不容有例外者。故问题仅在自由是否完全为此种不可犯的规律所排斥,抑或一种结果虽依据自然而如是规定之,同时又能根据于自由。以现象为有绝对的实在性之通行而又误谬之前提,在此处实显示其有混乱理性之有害影响。盖若现象为物自身,自由即不能维持。斯时自然将为一切事件之完全而又充分之决定的原因矣。“事件之条件”将为仅在现象系列中所见及之一类条件;现象及其结果二者,皆将依据自然法则而成为机械的必然者。反之,若不以现象为具有其实际所有以上之意义,即若不以现象为物自身而仅视为依据经验的法则所联结之表象,则现象自身必具有“其非现象一类之根据”。此种直悟的原因(按即非现象一类者)之结果显现于吾人,因而能由其他现象规定之,但其因果作用则不能如是规定之者。其结果虽应在“经验的条件之系列中”发见之,顾其直悟的原因以及其因果作用,则在系列以外。

    故就其直悟的原因而言,则此结果可视为自由者,同时就现象之方面而言,则又可视为依据自然之必然性自现象所产生者。此种区别在以极普泛的及抽象的方法言之,自不得不见其造作晦昧,但在其应用之过程中,立即明显而使人能理解者也。我之目的,仅在指出因在自然之关联衔接中,所有一切现象之一贯的联结乃一不易的法则,故固执现象之实在性,其结果必毁弃一切自由。是以凡随从流俗之见者,绝不能调和自然与自由者也。

    其与自然的必然性之普遍法则相调和“由于自由之因果作用”之可能性凡在感官对象中“其自身非现象”之事物,我名之为直悟的事物。故若在感性世界中所必须视为现象之事物,其自身具有“不为感性直观之对象”之能力,且由此种能力又能为现象之原因,则此种存在体之因果作用能自两种观点视之。视为物自身之因果作用,此乃就其行动而言为直悟的;视为感官世界中现象之因果作用,此乃就其结果而言为感性的。故吾人关于此种主体之能力,应构成经验的及智性的两种因果作用之概念,而视二者为指同一之结果而言。此种考虑“感官对象所有能力”之二重方法,并不与吾人应自现象及可能的经验所构成之任何概念相矛盾。盖因现象非物自身,故必须依据一先验的对象,此先验的对象乃规定现象为纯然表象者;因而并无事物足以妨阻吾人在先验对象所由以表现之性质以外,以一种非现象之因果作用(其所有结果虽应在现象中见之)

    归之于此种先验的对象。一切有效力的原因必有一种性格(即其所有因果作用之法则),无此种性格,则不能成为原因。故按以上之假定,吾人在属于感性世界之主体中,第一应有一经验的性格,由此种性格,“所视为现象之主体”之行动,依据不变之自然法则与其他现象彻底联结。且因此等行动能自其他现象而来,故此等行动与此等现象相联结,构成自然秩序中之单一系列。第二、吾人亦应容许主体有一种直悟的性格,由此种性格,主体实为“此等(就其性质而言)所视为现象之同一行动”之原因,但此种性格,其自身并不从属任何感性之条件,且其自身亦非现象。吾人名前者为“现象领域中之事物”之性格,后者为“所视为物自身之事物”之性格。

    顾此种行动的主体在其直悟的性格中,殆不从属任何时间条件;盖时间仅为现象之条件,而非物自身之条件。在此种主体中无一行动有所谓始终者,故此种主体不从属“规定时间中所有一切可变的事物之法则”,即“凡发生之一切事物,必在发生以前之现象中有其原因”之法则是也。一言以蔽之,在此主体为直悟的之限度内,则其因果作用并不在此等经验的条件之系列内占有位置,盖由此等经验的条件,乃使事件成为感官世界中之机械的必然者也。此种直悟的性格,绝不能直接知之,诚以事物除其所显现者以外,绝无能为吾人所知觉者。此应依据经验的性格思维之——正与吾人关于先验的对象之自身,虽绝无所知,而不得不以先验的对象为现象之基础相同。

    故在其经验的性格中,此种所视为现象之主体应从属一切因果规定之法则。在此范围内,主体不过感官世界之一部分,其所有结果与一切其他现象相同,必为自然之必然的产物。就“所见外的现象之影响于主体及其经验的性格(即其因果作用之法则)由经验始为吾人所知”之比例范围内,一切主体之行动必须容许有依据自然法则之说明。易言之,关于完全及必然的规定其行动所需之一切事物,必须在可能的经验内求之。

    在其直悟的性格中(吾人关于此种性格仅有一普泛的概念),此同一之主体必须视为解脱一切感性之影响及“一切由于现象之规定”。以其为本体,其中绝无所谓发生之事象;故不能有“需要时间中力学的规定”之变化,因而亦非依存现象有任何之因果隶属关系。其结果,因自然的必然性仅在感性世界中见之,故此种行动的存在体,在其行动中必独立于一切此种必然性之外而解脱之也。无一种行动乃在此种行动的存在体自身中开始者;但吾人谓行动的存在体自其自身创始“其在感性世界中之结果”,亦极正确。

    但即如是,吾人不应谓感性世界中之结果,能自其自身开始;盖此等结果常为先在之经验的条件所预行规定者,——此固仅由其经验的性格(此不过直悟的性格之现象而已)使然——因而仅为自然的原因系列之继续而始可能者。故自然与自由,就此二名词之充分意义而言,能在同一之活动中并存,而不相矛盾,盖或为自然,或为自由,就此等活动之就其直悟的原因而言,抑或就其感性的原因而言耳。

    在自由与普遍的自然必然性相联结中所有关于自由之宇宙论的理念之说明我曾以概论吾人所有先验的问题之解决为宜,盖如是则吾人自较能概观理性到达解决时所采取之途径。我今将进而陈述此种解决中所含有之种种因子,逐一详细考虑之。

    一切发生之事象皆有一原因,乃自然之法则。今因此种原因之因果作用(即此原因之活动)在时间中先于所随之而起之结果,故此种原因其自身不能永存,而必为所发生者,且在现象中必有此种原因之活动又复被其规定之原因。因之,一切事件皆为在自然秩序中经验的所规定者。仅由此种法则,现象始能构成一自然而成为经验之对象。此种法则乃悟性之法则,绝不容许有背反此种法则者,且无一现象能脱离此种法则。设容许有脱离此种法则者,则将使一现象立于一切可能的经验之外,而与一切可能的经验之对象有别,因而使此一现象成为纯然思维上之事物,即纯为脑中之幻影矣。

    此殆指有原因连锁之存在,此种连锁,在追溯其条件时,不容有绝对的总体者也。

    但此不足以烦扰吾人。盖此点在泛论“理性在现象系列中向不受条件制限者进行时所陷入之二律背驰”,已论及之矣。设吾人为先验实在论之幻想所惑,则自然与自由将无一留存。此处所有唯一之问题为:若容许事件之全体系列中仅有自然的必然性,则是否尚能对于同一之事件一方仅视为自然之结果,他方又视为由自由而来之结果;抑或在此两种因果作用之间,有直接的矛盾?

    在现象领域中之所有原因中,确不能有绝对的及自其自身能创始一系列之任何事物。

    所视为现象之一切活动,在其发生一事件之限度内,其自身即为一事件(即所发生者),而以“能在其中发见其原因之其他状态”为前提者也。于是凡发生之一切事象纯为系列之继续,而此种系列之可能项目,则绝无自其自身创始者。故在时间继续中,自然的原因所有之活动,其自身即为结果;此等结果皆以时间系列中先于彼等之原因为前提。至本源的活动即能自其自身发生“以前所未存在者”,则不应在因果的联结之现象中求之。

    今容认结果皆为现象,其所有原因亦为现象,则是否其原因之因果作用,必须全为经验的?抑或宁可谓为现象领域中之一切结果,虽必须依据经验的因果法则与其原因相联结,但此经验的因果作用(丝毫不破坏其与自然的原因相连结)之自身,则为“非经验的而为直悟的”因果作用之结果?此种直悟的因果作用殆为一种本源的(对于现象而言)

    原因之活动,故就此种能力之归属而言,则非现象而为直悟的;但就其为自然连锁中之一节结而言,则自必视为完全属于感官世界者也。

    在欲使吾人能探求及规定“自然的事件之自然的条件”(盖即现象领域中自然的事件之原因),自须有现象之因果联结之原理。设承认此种原理且无任何例外以减弱其效力,则悟性所有之一切要求——即在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中,在一切发生事象中所见者,只有自然,且当如是为之者——完全满足;而物理的说明,自能直前进行,一无所阻。

    今吾人如假定(即令其假定为一纯然空想)自然原因中,有某种原因具有纯为直悟的一种能力,此等悟性之要求,亦绝不因之有所障碍,盖此种能力之规定活动,绝非依据经验的条件,而仅依据“悟性之根据”者也。吾人自必同时能假定此等原因在现象领域中之活动乃与一切经验的因果法则相合者。于是行动的主体(所视为现象之原因者),由其一切活动之不可分解的依存性,目必与自然相系属,仅在吾人自经验的对象上溯先验的对象时,吾人乃发见“此种主体以及其在现象领域中所有一切因果作用,在其本体中,具有必须视为纯然直悟的一类条件”。盖若在规定现象以何种方法能成为原因时,吾人从属自然之规律,自无须顾虑此等现象之根据为何,以及必须以此等现象之连结为存于先验的主体(此为吾人经验上所不可知者)中与否也。此种直悟的根据不应在经验的论究中考虑之;此仅与“纯粹悟性中所思维者”相关;且此种思维之结果及纯粹悟性之活动,虽应在现象中见之,但此等现象必仍能依据自然法则以其他现象为其原因,完全因果的说明之。吾人以此等结果之经验的性格为说明之最高根据,完全置其直悟的性格(即其经验的性格之先验的原因)于不顾,而视之为完全所不可知者,惟在以经验的性格为此种直悟的性格之感性的记号之限度内始一顾虑之。

    吾人今试应用之于经验。人为感性世界中现象之一,在此限度内,即为自然的原因之一,其因果作用必须遵从经验的法则。与自然中其他一切事物相同,彼必须有一经验的性格。此种性格吾人由彼在其活动中所启示之力量及能力而知之。在无生命或纯然动物之自然中,吾人绝不见有任何根据以思维其在纯然受感性状态之条件所制限者以外,尚有其他任何能力。但人则由感官以知自然之其余一切事物,又由纯粹统觉以知其自身;此实在“被所不能视为感官影象之活动及内的规定”中认知之。故彼对于自身,一方视为现象,他方就其不能以其活动归之“感性之感受性”之某种能力言,则视为纯粹直悟的对象。吾人名此等能力为悟性及理性。尤其在理性,吾人以十分特殊而特有的方法以之与一切经验的受条件制限之能力相区别。盖理性专就理念以观察其对象,且依据理念以规定悟性,悟性则进而以其自身所有与理念类似之纯粹概念用之于经验。

    吾人之理性具有因果作用云云,或吾人至少表现理性于吾人自身为具有因果作用云云,乃自“吾人在一切实践的行为事项中所以之为规律而加于吾人之行动力量之命令”

    而证明之者。“应当”表显一种必然性及与——在自然全体中任何处所不能见及之——某种根据之一种联结。悟性在自然中所能知者仅为:此为何、此曾为何、此将为何而已。

    吾人不能谓自然中之任何事物,在其一切时间关系中实际为何之外,“当为某某”。当吾人仅就自然过程而言时,“应当”绝无意义。问自然中当发生者为何,正与问圆周所当有之性质为何,同一背理。吾人所能有正当理由询问者仅为:自然中发生者为何,圆周之性质为何而已。

    此种“应当”表现一种可能的活动,其根据除纯然概念以外,不能别有其他;反之,在纯然自然的活动之事例中,则其根据必常为现象。“应当”所适用之活动,自必在自然的条件下可能者。但此等条件就规定意志自身而言,并无任何作用,仅规定意志之效果及其在现象领域中之结果耳。不问自然根据或感性冲动迫使我意欲者如何众多,此等自然根据及感性冲动绝不能发生“应当”,仅发生一种意欲,此种意欲虽远非必然的,顾常为受条件制限者;由理性所宣布之“应当”,则以“制限及目的”加之此种意欲——且更禁阻之,或委任之也。不问所意欲者为纯然感性之对象(快乐)或理性之对象(善),理性对于经验上所与之任何根据,绝不退让。理性在此处并不遵从“事物在现象中所呈现之事物秩序”,而以完全自发性自行构成一种其与理念相合之理性自身所有之秩序,使经验的条件适应于此种秩序,且依据此种秩序宣告行动为必然的——即令此等行动从未发生,且或将来亦绝不发生。同时理性又预行假定对于此等行动能具有因果作用,盖不如是则不能自其理念期待有经验的结果矣。

    今任吾人就此等见解采取吾人之立场,且至少亦以理性具有“关于现象之因果作用”

    为可能者。理性虽自有其理性之本质,但仍必展示一种经验的性格。盖一切原因皆以——为其结果之某种现象依据之继之而起之——规律为前提;而一切规律皆要求“结果之整齐划一”。此种整齐划一实为原因概念(所视为一种能力者)之所以为基础者,在此必须由纯然现象所展示之限度内,可名之为原因之经验的性格。此种性格乃持久不变者,但其结果则按其“所伴随及部分的制限之者之条件”之变化不居,在种种可变之形式中显现。

    故一切人之意志皆有一种经验的性格,此种性格不过彼之理性之某种因果作用而已,在此种因果作用在现象领域内所有之结果中展示一种规律之限度内,吾人可自此种规律就其所有种类及程度推断理性之行动及此等行动之根据为何,因而关于彼之意志之主观的原理能形成一种评判。今因此种经验的性格之自身,必须自为其结果之现象中发见之,又必须自经验所显示现象与之相合之规律中发见之,故现象领域中,人之行动由其经验的性格及与此种性格合作之其他原因,被规定为与自然秩序相合者;且若吾人能就人之意志所有之一切现象研究详尽,则无一人之行动,吾人不能正确预言之,而认为自其先在条件所必然的进行而来者也。是以在就此种经验的性格而言之限度内,并无自由;且亦仅在此种性格之范围内,“人”始能为吾人所研究——盖即谓吾人若只观察之,及按人类学之方法以求创立一种研讨“人之行动之发动的原因”之自然科学的研究。

    但当吾人就其与理性之关系考虑此等行动时——我非指吾人由之以说明此等行动由来之思辨的理性,乃指限于其自身为“产生此等行动之原因”之理性——盖即谓吾人如就其实践的关系,以此等行动与理性之标准相比较,吾人即发见完全与自然秩序相异之规律及秩序。盖可成为如是,即凡在自然过程中所发生者,及依据经验的根据所不得不发生者,皆为不当发生者。但有时吾人发见(或至少信以为如是)理性之理念,在实际事实中,证明其有“关于人之行动(所视为现象者)之因果作用”,且此等行动之发生并非因其为经验的原因所规定,乃因其为理性之理由所规定者也。

    于是容认对于理性可主张其具有关于现象之因果作用,则即其经验的性格(为感官之形相)完全—一详细规定且规定其为必然者,但其行动仍能谓为自由者也。盖此经验的性格之自身,又完全在直悟的性格(为思维之形相)中所规定者。顾此直悟的性格非吾人之所能知;吾人仅能由现象以指示其性质;而此等现象实际仅产生关于感官形相(即经验的性格)之直接知识。行动在能以思维形相(直悟的性格)为其原因之限度内,并不依据经验的法则随此原因发生;盖即谓此种行动并非有纯粹理性之条件在其先,乃仅有此等条件在内感之现象领域内所有之结果在其先耳。纯粹理性以其为纯粹直悟的能力,不从属时间方式,因而亦不从属时间中继起之条件。理性之因果作用在其直悟的性格中,并不以产生结果而在某某时间上发生或起始。盖若在时间上发生或起始,则理性自身乃从属——因果系列在时间内被规定时所依据之——“现象之自然法则”;且其因果作用将为自然而非自由矣。故吾人所能有正当理由言之者仅为:理性关于现象如能有因果作用,则此因果作用乃一种能力,“凡结果之经验的系列所有之感性条件”,由此种能力而开始者也。盖存于理性中之条件并非感性的,因而非其自身开始。于是吾人所不能在任何经验的系列中发见者,至此乃见其可能,即继续的事件系列之条件,其自身能为经验上不受条件制限者。盖此处之条件乃在现象系列之外(在直悟的事物中),故不从属任何感性条件以及从属“经由先在的原因之时间规定”。

    此同一原因在其他关系中则属于现象系列。人之自身即为一现象。彼之意志具有一种经验的性格,此种经验的性格乃彼之一切行动之经验的原因。并无依据此种——不包含在自然结果之系列内,或不遵从此等系列所有法则(依据此种法则,则不能有时间中所发生事物之经验上不受条件制限之因果作用)之——性格以规定“人”之条件。故无一所与行动(盖此种行动仅能知觉其为现象)能绝对自其自身开始。但就纯粹理性而言,吾人不能谓为决定意志之状态,有某某其他状态在其先,其自身为此其他状态所规定者也。盖以理性自身非现象,不从属任何感性条件,故即关于其因果作用,其中亦无时间上继起之事,且依据规律规定时间中继起之力学的自然法则,亦不能适用于理性。

    理性为“人所由以显现之一切意志行动”之长住条件。此等行动在其发生之前,皆在经验的性格中所预定者。至关于直悟的性格(关于此种性格、经验的性格乃其感性的图型),则不能有时间先后;一切行动,凡与“其在时间中与其他现象之关系”无关者,乃纯粹理性之直悟的性格之直接结果。故理性自由活动;非由时间中先在之外的或内的根据,力学的在自然的原因之连锁中规定之者也。因之,此种自由不应仅消极的视为超脱经验的条件而已。盖若仅消极的视为如是,则理性之能力将终止其为现象之原因矣。

    必须又以积极之意义归之于创始事件系列之力量。在理性自身中绝无起始之事;盖以其为一切有意行动所有不受条件制限之条件,不容有时间中先于其自身之条件。至理性之结果,则实有“在现象系列中之起始”,但在此种系列中绝无绝对最初之起始。

    欲以理性经验的使用之例证,说明此种理性之统制的原理——但非确证此原理,盖以例证证明先验的命题,乃无益之举——吾人姑举一有意之行动,例如能使社会发生混乱之恶意虚言。第一、吾人宜尽力发见此种虚言所由来之动机;第二、既明此等动机之后,吾人进而决定此种行动及其结果所能归罪于犯者,究为如何程度。关于第一问题,吾人就行动之经验的性格追溯其根源,发见其根源在受不良教育及多损友,其一部分又在其不识羞耻之气质恶劣及轻率浮躁等等,乃至其间所能参入之一时的原因,亦不能置之不顾。吾人进行此种研讨,正与吾人对于所与之自然的结果探求其决定的原因之系列相同。惟吾人虽信此种行动乃如是被决定者,顾并不以彼之不幸气质之故,亦不以影响于彼之环境之故,乃至以彼已往之生活方法之故,吾人能宽免此行为者而不责罚之也;盖吾人预行假定,吾人能不问其生活之方法如何,且能以过去之条件系列视为并未发生,而以行动为完全不受任何以前状态之条件制限,一若行为者在此行动中由其自身开始一完全新有之结果系列者然。吾人之责罚,乃根据于理性之法则,斯时吾人视理性为一原因,此种原因与以上所举之一切经验的条件(按即不良教育等等)无关,能规定——且应规定——行为者不如是行动而另行行动。此种理性之因果作用,吾人并不仅视为协助之动力,而完全视为动力之自身,乃至当感性冲动与之直接相反时,此种因果作用亦仍为行动之主动力;此种行动乃归之直悟的性格者;当被捏造虚言之刹那间,其罪即完全在彼。理性与一切行动之经验的条件无关,完全自由,虚言完全由于理性之玩忽义务。

    此种督责,显见吾人以理性为不为感性的势力所动摇,且不易受变化。至理性之现象——理性由以在其结果中表显其自身之形相——自有变化;但在吾人所视为理性之自身中,则并无先在状态决定其后继状态之事。盖即谓理性并不属于感性的条件系列,此种系列乃依据自然法则使现象成为机械的必然者。理性在一切时间中,一切环境下,呈现于人之一切行动中,常为同一不变者;但其自身非在时间中,因而并不陷入以前理性并未在其中之任何新状态中。关于此等新状态理性乃规定之者,非为其所规定者也。故吾人不能问“理性何以不另行规定其自身与此相异”,仅能问“理性何以不由其因果作用另行规定现象与此相异”耳。但对此问题,并无解答可能。盖不同之直悟的性格将有不同之经验的性格。当吾人谓不问彼过去之全部生活过程如何,行为者固能自制其虚言,其意乃指“在理性直接支配下之行动,及理性在其因果作用中不从属现象或时间之任何条件”而言。时间相异,虽使现象在其相互关系中有根本之不同——盖现象非物自身,因而非原因自身——但不能使行动与理性之关系因而有何相异之处。

    是以在吾人关于“自由行动之因果作用”之判断中,吾人能推溯至直悟的原因,但不能超越此原因之外。吾人之所能知者,直悟的原因乃自由的,即在感性之外所规定者,且以此种情形,直悟的原因能为现象之感性的不受条件制限之条件。但欲说明何以在所与环境中,直悟的性格所应授与者,适为此等现象,及此种经验的性格,何以超越吾人所有理性之一切能力,且实超越理性所有一切之推究权利,此正与吾人研讨何以吾人外部的感性直观之先验的对象,仅授与空间中之直观,而非其他形态之直观相同,皆不能解答者也。但吾人所应解决之问题,则无须设置任何此种论题。吾人之问题仅为: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是否能存于同一之行动中而不相冲突,此则吾人已充分解答之矣。吾人已说明因自由能与“与自然的必然性之条件完全不同种类之条件”相关,故后者之法则并不影响于前者,且二者能各自独立存在而不相互有所妨阻者也。

    ***读者应十分注意观察在以上所述之种种中,吾人之意旨并不在建立自由之实在性为含有“吾人感性世界所有现象之原因”之能力之一。盖此种研讨以其非仅论究概念,故非先验的。加之,此种论究不能有所成就,盖吾人绝不能自经验以推论“不依据经验法则所思维之任何事物”。甚至吾人之意旨亦不在证明自由之可能性。盖此种证明,吾人亦不能有所成就,诚以吾人不能自纯然概念先天的以知任何实在根据及其因果作用之所以可能也。自由在此处仅视为一种先验的理念,由此种理念乃导理性思维能由感性之不受条件制限者开始现象领域中之条件系列云云,因而理性乃陷入与其自身对于悟性之经验的运用所制定之此一类法则相背反之二律背驰中。吾人之所唯一能说明,且为吾人唯一之所欲说明者乃:“此种二律背驰实根据于纯然幻相”,以及“由于自由之因果作用,至少不与自然不相容”之二点耳。

    四 解决“普泛就现象之存在而言所有现象依存性之总体”之宇宙论的理念

    在上一小节中,吾人曾就其构成力学的系列,以考虑感性世界之变化,每一项目皆隶属其他项目,一若果之于因。吾人今将以此种状态系列仅用为吾人探求“可以之为一切可变的事物之最高条件”之一种存在之导引,即以之为吾人探求必然的存在者之导引。

    吾人此处所论究者,非不受条件制限之因果作用,乃实体自身所有不受条件制限之存在。

    于是吾人意向所在之系列,实为概念之系列,而非“一直观为其他直观条件”之直观系列。

    但因现象总和中之一切事物,皆为可变之事物,因而在其存在中,皆为受条件制限者,故在“依存的存在之全体系列”中,不能有以其存在视为绝对的必然者之任何不受条件制限之项目。故若现象为物自身,又若(由上一假定之所推得者)条件与受条件制限者皆属同一之直观系列,则绝无其所视为感官世界中现象存在条件之必然的存在者存在之可能性。

    力学的追溯,在一重要方面与数学的追溯有别。盖因数学的追溯仅限于联结部分形成一全体,或分割一全体为部分,故此种系列之条件,必常视为系列之部分,因而必视为同质的且必视为现象。反之,力学的追溯,吾人并不与“所与部分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全体”之可能性,或与“所与全体之不受条件制限之部分”相关,而仅与“一状态来自其原因”,或“实体自身之偶然的存在来自必然的存在”之由来相关。故在此后一种追溯中,条件应与受条件制限者同构成经验的系列之部分云云,实非所必需者也。

    于是吾人有避免此种表面的二律背驰之方法。盖若各就不同之方面言之,则此等矛盾之命题两方皆可谓为真实。感官世界中之一切事物皆可谓为偶然的,因而仅有经验上受条件制限之存在,但同时亦能有全体系列之非经验的条件;即能有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存在者。此种必然的存在者,以其为系列之直悟的条件,故非系列之一项目,不属于系列,乃至亦非系列之最高项目,且亦不能使系列之任何项目成为经验上之不受条件制限者。全部感性世界在其所有一切项目经验上受条件制限而存在之限度内,殆不受此必然的存在者之影响,一仍其原有情状。此种考虑“不受条件制限之存在者如何能用为现象根据”之方法,与吾人在前一小节中论究“自由所有经验上不受条件制限之因果作用”

    时所遵循之方法不同。盖在论究自由之因果作用时,以事物本身为其原因(substantiaphaenomenon现象的实体),且以之为属于条件系列,仅其因果作用被思维为直悟的耳。

    反之,在此处论究以不受条件制限之存在者为现象之根据,则必以必然的存在者为完全在感性世界之系列以外(ens extramu danum视为超世界的实在者),且以为纯然直悟的。

    除此以外,必然的存在者实无其他方法能免于从属“使一切现象成为偶然的及依存的之法则”。

    故理性之统制的原理在其与吾人现有问题有关之范围内,则如下:感性世界中之一切事物,皆具有一种经验上受条件制限之存在,且其所有之性质,无一能为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以及对于条件系列中之一切项目,吾人必须期待有——且须尽力探求——某种可能的经验中之经验的条件;以及吾人绝无正当理由自经验的系列以外之条件引申一种存在,或视“此种存在”在系列范围内为绝对的独立自存者。顾同时此种原理绝不妨阻吾人承认全体系列能依据——脱离一切经验的条件,其自身包有一切现象所以可能之根据之——某某直悟的存在者。

    在以上所述之种种中,吾人并无证明“此种存在者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存在”之意向,且亦无建立“感性世界中现象存在之纯粹直悟的条件”可能性之意向。正如吾人在一方面限制理性不使其脱离经验的条件之线索以免误入超经验的之歧途,而采用不能有任何具体的表现之说明根据,故吾人在另一方面亦必限制悟性之纯然经验的使用之法则,使其对于普泛所谓事物之可能性,不致贸然有所决定,且使其不致仅以“在说明现象时毫无用处”之理由,而以直悟的事物为不可能。故吾人之所说明者仅为:一切自然的事物及其所有经验的条件之彻底的偶然性与吾人任意所假定之必然的(但纯然直悟的)条件,乃并行不悖者;且其间并无真实之矛盾,二者皆可谓事真实者也。此种由悟性所思之绝对的必然存在者,其本身或为不可能,但此种不可能绝不能自“属于感性世界一切事物之普遍的偶然性及依存性”推论而得,亦不能自“禁阻吾人停留在其所有偶然的项目任何之一,以及禁阻乞助于世界以外之原因”之原理推论而来。盖理性之进行,一方之途径在其经验的使用,而另一方之途径则在其先验的使用也。

    感性世界所包含者只有现象,此等现象纯为表象,表象则常为感性的受条件制限者;在此领域中物自身绝不能为吾人之对象。故在论究经验的系列之项目时,不问此项目为何,吾人绝无权能突飞于感性之关联衔接以外,实不足惊异。盖若突飞于感性之关联衔接以外,则是以现象为——离其先验的根据而存在,且当吾人在现象以外探求现象之存在原因时,仍能保持其地位之——物自身矣。此点确为偶然的事物最后所归宿之点,但非所以论于事物之纯然表象者,盖纯然事物表象所有之偶然性,其自身仅为现象体,除能引达“规定现象体”之追溯(即仅引达经验的追溯)以外,并无其他追溯可言。反之,思维有一现象(即感性世界)之直悟的根据,且以之为超脱现象之偶然性者,则既不与现象系列中无限之经验的追溯相矛盾,亦不与现象之彻底偶然性相抵触。此实吾人欲除去表面的二律背驰所应为之一切;且亦仅能以此种方法为之。盖若一切事物在其存在中受条件之制限,其条件又常为感性的,因而属于系列,则此条件自身必仍为受条件制限者,如吾人在第四种二律背驰之反面主张中之所说明者。故或“理性由于其要求不受条件制限者之故,仍必自相矛盾”,或“必须以此不受条件制限者置之系列以外之直悟的事物中”。直悟的事物之必然性,斯时并不需要——或容许——任何经验的条件;故在与现象有关之限度内,此直悟的事物乃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也。

    理性之经验的使用在与感性世界中存在之条件相关涉时,并不因容认一纯粹直悟的存在者而有所影响;依据彻底的偶然性之原理,自经验的条件进至“仍常为经验的之更高条件”。但当吾人所注意者为与目的有关涉“理性之纯粹使用”时,则此种统制的原理并不拒绝假定一种不在系列中之直悟的原因,此亦极为真实者也。盖斯时直悟的原因仅指“纯粹先验的,而非吾人所知”之普泛所谓感性系列所以可能之根据而言耳。直悟的原因之存在于一切感性条件之外,且就此等条件而言乃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云云,并不与现象之无限制的偶然性不相容,盖即谓并不与经验的条件中绝无止境之追溯不相容也。

    关于纯粹理性所有全部二律背驰之结论要点

    当理性在其概念中专注意于感性世界中之条件总体及考虑理性在此方面对于条件能获得如何满足时,吾人之理念立为先验的及宇宙论的。但以不受条件制限者(吾人实际所论究者即为此不受条件制限者)置之“完全在感性世界以外之事物”中,因而在一切可能的经验以外之时,则此等理念又立为超验的。斯时此等理念已非仅用以完成“理性之经验的使用”——此一种“完全理念”虽绝不能完全到达,但必须永远追求之者。反之,此等理念完全脱离经验而自行构成绝非经验所能提供其质料之对象,此种对象之客观的实在性并不根据于经验的系列之完成,乃根据于纯粹先天的概念者。此种超验的理念有其一种纯粹直悟的对象;此种对象自可容认之为先验的对象,但在吾人容认以下之两点方可,即第一、吾人对于此种对象绝无所知;其次,此种对象不能思维为“以辨别内心之宾词所规定之事物”。以此种对象在一切经验的概念之外,故吾人断绝一切所能建立此种对象所以可能之理由,丝毫无主张此种对象之正当理由。此种对象纯为思维上之存在物。但发生第四种二律背驰之宇宙论的理念,则迫使吾人采此步骤。盖现象之存在,绝不能根据其自身而常为受条件制限者,故要求吾人探求与一切现象完全不同之某某事物,即探求偶然性在其中终止之直悟的对象。但吾人一度容许吾人自身假定独立自存之实在完全在感性领域以外,则仅能以现象为——其自身为智性一类之存在事物所由以表现直悟的对象之——偶然的形相。因之,关于直悟的对象所留存于吾人之唯一推求资源,仅在使用类推方法,吾人由类推方法以经验概念构成某种直悟的事物之概念——所视为物自身一类之事物,吾人固绝无所知者也。今因偶然的事物除由经验以外,不为吾人所知,而吾人此处所论究者又绝不成为经验之对象,故吾人必须自“其自身乃必然的之事物”即自“普泛所谓事物之纯粹概念”以引申关于此等事物之知识。是以吾人所用以超越感官世界所采取之第一步,乃迫使吾人在探求此种新知识时,即以研究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为起始,自“此绝对必然的事物之概念”以引申一切事物之概念(限于此等事物为纯粹直悟的)。此点吾人欲在次章论述之。

    第三章 纯粹理性之理想

    第一节 泛论理想

    吾人在以上论述中已见及离感性条件则无对象能由纯粹悟性概念所表现。盖斯时缺乏概念之“客观的实在之条件”,其中除思维之纯然方式以外,绝不见有任何事物。顾若以纯粹悟性概念应用于现象,则能具体的展示此等纯粹悟性概念,盖因在现象中,纯粹悟性概念获得经验概念所专有之质料——经验概念不过具体之悟性概念而已。但理念之离客观的实在则较之范畴更远,盖以不能见有“理念在其中能具体的表现”之现象。

    理念含有一种完全性,无一可能之经验的知识曾到达之者。在理念中,理性之目的仅在系统的统一,而欲使经验的可能之统一接近此种统一,顾从未能完全到达之也。

    但我所名为理想者则似较之理念去客观的实在更远。我之所谓理想,非仅指具体的理念而言,乃指个体的理念而言,即视为仅由理念所能规定或已为其所规定之个体的事物。

    人性(以之为一理念)在其完全完成之程度内,不仅包有属于人之天性及构成吾人所有“人性概念”之一切基本性质——此等基本性质推展至完全与其所有之目的相合,此等目的乃吾人关于“完人”之理念——且在此种概念之外,尚包有其理念之完全规定“所必需之一切事物”。盖一切矛盾的宾词,每组之中仅有其一能适用于“完人”之理念。在吾人所谓理想,以柏拉图之见解言之,则为神性之理念,为“神性所有纯粹直观之个体的对象”,为“一切可能的存在中之最完善者”,为“现象领域中一切模本之原型”。

    吾人即不冥想如是高远,亦必自承人类理性不仅包有理念,且亦包有理想,此等理想虽非如柏拉图之理念具有创造力,但亦具有实践力量(以之为统制的原理)而构成“某种行动之可能的完善”之基础。道德概念以其依据经验的某某事物(快或不快),非完全之纯粹理性概念。但就理性所由以制限自由(自由自身并无法则)之原理而言,则此等道德概念(当吾人仅注意其方式时)极可用为纯粹理性概念之例证者也。德及其所伴随之人类智慧(此就其十分纯洁者言之)皆为理念。顾(斯多噶派之所谓)哲人则为理想,盖仅思想中所有,完全与“智慧之理念”相一致之人物。此犹理念授与吾人以规律,理想在此种事例中,则用为模拟人物之完善规定之原型;吾人之行动,除吾人心中所有此种“神人”之行谊以外,并无其他标准可言,吾人惟与此种“神人”之行谊相比较,以之判断吾人自身,因而改进吾人自身,——吾人虽绝不能到达其所命定之完全程度。吾人虽不能容认此等理想具有客观的实在(存在),但并不因而视为脑中之空想;此等理想实以理性所不可或缺之标准授之理性,以“在某种类中乃十分完全事物”之概念提供于理性,因而使理性能评衡其不完全事物之程度及其所有之缺陷。但欲在一实例中(即在现象领域中)实现其理想,例如欲在一故事中描述哲人之性格,乃事之所不能行者。此种尝试实有背理之点,且远不足以增进德性,盖以自然的制限(此常破坏理念之完善),使目的所在之幻相完全不可能,且使由理念而来之“善行”类似空想,以致善行自身蒙有疑点。

    此乃理性所有理想之性质,此等理想必常依据一定概念而用为吾人在行为中在批判的判断中之规律及原型。至想象之所产,则性质完全不同;无一人对于想象之所产能说明之或与以可理解之概念;每一想象产物为一种草图(monogram),即纯然一列之特殊性质,并非由“可以指示之规律”所规定者,与其谓为构成一定的心象,毋宁谓为成一“由杂驳经验而来之暗昧速写图形”——此一种表象殆如画家、相士自承其脑中所载之事物以之为彼等所有想象事物或批判的判断等所不能传达之影象。此种表象可名之为感性之理想(虽不确当),盖因此等表象乃被视为“可能的经验直观之模型”(不能实现者),但又绝不提供可以说明及检讨此等表象之规律。

    反之,理性在其理想中,目的在依据先天的规律之完全规定。因之,理性自行思维一种对象,且以此种对象为能完全依据原理规定之者。但此种规定所需之条件,不能在经验中求之,故此概念之自身乃超经验的。

    第二节 先验的理想(先验的原型 prototypon transcendentale)

    一切概念就其所不包含其内者而言,则为未被规定者,而从属“能受规定之原理”。

    依据此种原理,则凡二矛盾对立之宾词,仅有其中之一能属于一概念。此种原理乃根据矛盾律,故为纯粹逻辑的原理。以其为纯粹逻辑的原理,故抽去知识之一切内容,而仅与知识之逻辑的方式相关。

    但一切事物就其可能性而言,则又从属“完全规定之原理”,依据此种原理,凡事物所有之一切可能的宾词若与其矛盾对立者集合,则每组矛盾对立者之中必有其一属于此事物。此种原理非仅依据矛盾律;盖除“就各事物与二矛盾的宾词之关系以考虑之”

    以外,此原理尚就各事物与“一切可能性之总和”(即事物之一切宾词之总和)之关系以考虑之。此原理预行假定此种总和为一先天的条件,故进而表现各事物,一若自其在一切可能性之总和中“所有之分”而来引申其自身所有之可能性。故“完全规定之原理”

    与内容有关,不仅与逻辑的方式相关者也。此为意在构成一事物之完全概念所有一切宾词之综合之原理,非“仅与二矛盾的宾词之一相关”之分析的表现之原理。此种原理含有一先验的前提,即预行假定含有“一切可能性之质料”,此种可能性又复被视为包有“各事物之特殊的可能性之先天的资料”。

    “凡存在之一切事物为受完全规定者”之命题,其意义并不仅指每组所与矛盾的宾词之一,必常属于事物而言,乃指一切可能的宾词每组之一必常属于事物而言耳。在此命题之意义范围内,不仅宾词以逻辑的方法相互比较,乃事物本身以先验的方法与一切可能的宾词之总和相比较。故此命题所主张者如是:凡欲完全知一事物,吾人必须知一切可能的宾词,且必须由之肯定的或否定的规定此事物。是以完全规定,乃一概念就此概念之全体而言,则绝不能具体展示之者。此概念乃根据一理念,而此理念则仅存在理性能力中——此种能力乃对于悟性制定其完全使用之规律者也。

    所谓“一切可能性之总和”之理念,在其用为“一切事物之完全规定之条件”之限度内,其自身虽为未被规定者(就其能构成此理念之宾词而言),吾人仅视为一切可能的宾词之总和,但若严密审察之,则吾人将发见此种理念乃一根本概念,摈除一切由其他宾词所已授与之引申的宾词或与其他宾词不相容之宾词;且实明确以其自身为一完全先天的所规定之概念。于是,此种理念成为一“个体的对象”之概念,此种个体对象乃完全由纯然理念所规定,故必须名之为纯粹理性之理想。

    当吾人不仅逻辑的且实先验的——即与其能先天的所思维为属于此等宾词之内容相关——考虑一切可能的宾词时,发见吾人由某某宾词以表现存在,由其他宾词以表现纯然“不存在”。逻辑的否定(此纯由“不”字所指示者)本不与概念相关,乃仅与“概念在判断中与其他概念之关系”相关,因而远不足以规定一概念(就其内容而言)。“不死”

    之名词并不能使吾人宣称由之表现对象中之纯然不存在;盖此名词使一切内容悉仍其旧,毫无所影响。反之,先验的否定,所指乃“不存在”自身,与先验的肯定相对立,此先验的肯定乃“其概念自身即表现一种存在”之某某事物。故先验的肯定名为实在,盖因推由此种肯定,且仅在此种肯定所到达之范围内,对象始为某某事物(物),反之,其相反之否定所指则为“纯然缺乏”,且在仅思维此种否定之限度内,始表现一切物性之被撤废。

    顾除根据相反之肯定以外,实无一人能确定的思维一否定。凡生而盲者不能有丝毫黑暗观念,以彼等并无光明之观念故。野蛮人绝不知贫穷,以彼不知有财富故。无知者并无“彼等无知”之概念,以彼等绝无知识故,以及等等。是以一切否定之概念,皆为引申的;其包有“一切事物之完全规定及可能性所有之资料以及所谓质料或先验的内容”者乃实在。

    故若理性在事物之完全规定中用一先验的基体,此种基体一若包有——事物之一切可能的宾词必须自其中探取之——全部质料,则此种基体不外一“实在总体(omnitudorealitatis)之理念”。一切真实之否定,不过制限而已——此一名称若不以无制限者即“所有一切”为基础,则不能应用之也。

    但“具有一切实在性者”之概念,正为“所完全规定之物自身”之概念;且因在矛盾的宾词之一切可能的各组中,其中之一即绝对属于存在之宾词应在“存在之规定”中发见之,故“一实在的存在体”(ens realissimum)之概念,为一“个体的存在者”之概念。是以此存在者乃——用为必然属于一切存在事物之“完全规定”之基础——之一种先验的理想。此种理想乃一切存在事物所以可能之最高而完全之实质的条件——此种条件乃关于对象之一切思维(在与其内容相关之限度内)所应推根寻源之所在。且亦为人类理想所能之唯一真实之理想。盖一事物之概念——此一概念其自身乃普遍的——仅在此唯一之事例中,始完全由其自身及在自身中所规定,而被认知为“一个体之表象”。

    由理性所成“概念之逻辑的规定”,根据抉择的三段推理,其中大前提包含一逻辑的分列(一普遍的概念所有范围之分列),小前提限制此范围于某一部分中,结论则以此一部分规定此概念。普泛所谓实在之普遍概念,不能先天的分割之,盖若无经验,则吾人实不知“所包摄在此总纲(genus)下之任何一定种类之实在”。故在一切事物之完全规定中所预想之先验的大前提,不过“一切实在性之总和”之表象而已;此不仅为一“色摄一切宾词在其自身下之概念”(此就其先验的内容而言);且亦包含此等宾词在其身中;而一切事物之完全规定则以制限此“总体实在性”为其基础,盖以此总体实在性之一部分归之此事物,而摈除其他部分故耳——此一种程序与“抉择的大前提中之二者择一,及小前提中以分列部分之一分支规定对象”极相合。因之,理性在使用先验的理想为其规定一切可能的事物之基础(即理性规定一切可能的事物皆与此理想有关)时,乃以比拟理性在抉择的三段推理中之进行程序之方法而进行者——此实我所依据为“一切先验的理念之系统的分类之原理”,视为与三种三段推理平行及相应者。

    理性在进达其目的之际(即表现事物之必然的完全规定之际)并不以“与此理想相应之存在者”存在为前提,而仅以此种存在者之理念为前提,其事甚明,此种理念则仅欲自完全规定所有不受条件制限之总体引申其受条件制限之总体(即有限者之总体)而设定之耳。故理想乃一切事物之原型(prototypon),一切事物皆为不完全之模造品(ectypa),其所有可能性之质料皆自此原型而来,且虽以种种不同之程度接近此原型,但常离现实到达此原型甚远。

    故事物所有之一切可能性(即就事物之内容而言,为综合杂多之可能性)必须视为引申的,唯有一例外,即其自身包有一切实在性者之可能性。此后一种类之可能性,必须视为本原的。盖一切否定(此为任何事物所能与“实在的存在体”(ens realissimum)相区别之唯一宾词)乃一较大实在性之纯然制限,终极则为最高实在性之纯然制限;故此等否定皆以此实在性为其前提,且就其内容而言,首自此实在性而来者也。事物所有之一切杂多仅为制限——构成事物之共通基体之——“最高实在性之概念”之相应的种种不同形相,正与一切图形仅能为“制限无限的空间”所有如是多种种之不同形相相同。

    理性之理想所有之对象,乃仅由理性及仅在理性中呈现于吾人之对象,故名为元始的存在者(ens originarium)。以此元始的存在者绝无事物能在其上,故又名为最高存在者(enssummum);又以一切受条件制限之事物皆从属此最高存在者,故又名为一切存在者之存在者(ens entium)。

    但此等名词并不用以指示一现实的对象与其他事物之客观的关系,乃指示一理念与种种概念之客观的关系。至对于此种“卓越无匹之存在者”之存在,则吾人绝无所知。

    吾人不能谓元始的存在者乃由一群支生的存在者所成,盖因支生者必以元始者为前提,彼等自身不能构成此元始者。故元始的存在者之理念必视为单纯的。

    因之一切其他可能性自此元始的存在者而来,严格言之,不能视为对于元始者之最高实在性之一种制限,即不能视为元始者之分割。盖若如是,则是以元始的存在者仅为支生的存在者之集合体矣;如吾人适所说明,此为不可能者——在吾人最初之粗略陈述中,虽曾使用此制限之名词。反之,最高实在必为一切事物所以可能之条件,为事物之根据,非事物之总和;故事物杂多性之所依据者,实非元始的存在者自身之制限,乃自元始者而来之一切事物,其中包括吾人之一切感性及现象领域中之一切实在——此类存在不能视为成分属于最高存在者之理念。

    在追求吾人所有此种理念之际,吾人如进而以此理念实体化,则吾人应能由“最高实在之纯然概念”以规定元始的存在者为“唯一、单纯、一切充足、永存等等之存在者”。要之,吾人应能由一切宾词就其不受条件制限之完全性规定此元始的存在者。此种存在者之概念,就其先验的意义而言,乃神之概念;故如以上之所定义,纯粹理性之理想,为先验的神学之对象。

    但在先验的理念此种用法中,吾人应越出先验的理念之“目的及效力”所有之种种限界。盖理性在其以理念为事物之完全规定之基础时,仅以理念为“所有一切实在之概念”,并非要求“所有一切此种实在必须客观的授与,其自身必须为一事物”。盖此种事物乃纯然一种想象,吾人由以联结及实现“吾人所有理念之杂多”在一“所视为个体的存在者之理想”中者。但吾人并无权利以行此事,即假定此种设想之可能性,亦有所不能。且自此种理想而来之任何结果,皆与事物之完全规定无关,亦不能对之有丝毫影响;至以上所述,理念乃事物规定之所必需者云云,在事物之规定中亦仅有辅助作用耳。

    但仅叙述吾人理性之进行程序及其辩证性质实有所不足;吾人又必须努力发见此种辩证性质之来源,吾人始能以之为一悟性之现象,而说明其所发生之幻相。盖吾人今所言及之理想,其所根据之理念乃自然的而非任意设置者。故所应有之问题为:理性何以能以事物所有之一切可能性为自一唯一之根本的可能性(即最高实在之可能性)而来,因而预行假定此种根本的可能性包含于一“个体的元始存在者”之中?

    对于此问题之答复,显然出于先验的分析论中之论究。感官所有对象之可能性,乃此等对象与吾人所有思维之关系,在此关系中能先天的思维某某事物(即经验的方式),但构成质料之事物,即现象领域中之实在(与感觉相应之事物),则必须授与吾人,盖以不如是则不能思维此实在,且即其可能性亦不能表现之也。顾感官之对象,仅在其与“现象领域中所可能之一切宾词”相比较,始能完全规定之,且由此等宾词始肯定的或否定的表现之。但因构成事物本身之事物(即现象领域中之实在者)必须授与吾人——否则绝不能思及此事物——且因“一切现象之实在者”在其中授与吾人者,乃所视为单一而拥抱一切之“经验”,故感官所有一切对象所以可能之质料,必预行假定为在一全体中授与者;经验的对象之一切可能性及其彼此相互之区别完全之规定,仅能根据于此全体所有之制限。就事实言,除此等感官所有之对象以外,实无其他对象能授与吾人,除在一可能的经验之关联衔接中以外,绝无其他处所能授与吾人对象;因之除预行假定一切经验的实在之总和为其可能性之条件以外,绝无事物能为吾人之对象。今由于一自然的幻相,吾人乃以此种仅适用于“为吾人感官对象之事物”之原理,为必对于普泛所谓事物有效力之原理。因而,除去此种制限,吾人乃以“关于所视为现象之事物之可能性吾人所有概念”之经验的原理,视为普泛所谓事物之可能性之先验的原理矣。

    吾人若因此而以此种“一切实在之总和”之理念实体化,则因吾人辩证的以“视为一全体之经验”之集合的统一,代悟性之经验的使用之分配的统一;于是以此种现象之全部领域思维为一“包含一切经验的实在在其自身中”之个体事物;又复由以上所言之先验的易置以——为一切事物所以可能之本源及对于一切事物之完全规定提供其实在的条件者——一类事物之概念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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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思辨的理性证明最高存在者存在之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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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思辨的理性证明最高存在者存在之论据

    为悟性所有概念之完全规定计,理性须预行假定有能与悟性以充足基础之某某事物,固极迫切需要,但理性极易意识及此种预想之为观念的及纯然空想的性质,仅在此种根据上,则不易使理性以其自身所有思维之纯然产物信为真实之存在者——设理性不为其他方向所迫,在“自所与之受条件制限者进至不受条件制限者”之追溯中寻求一止境。

    此种不受条件制限者实非以其自身为实在者而授与吾人,且亦不以其为具有“纯自概念而来之实在性”而授与吾人;惟在吾人推寻此等条件进至其根据时,则此不受条件制限者即为唯一能完成条件系列之事物。此为人类理性由其本质引导吾人全体(即极无反省之人亦然)所采用之途径,——虽非人人能在此途径中继续追寻。此种途径不以概念开始,乃以通常之经验开始,故其自身乃以实际存在之某某事物为根据。但若此种根据不建立于绝对的必然者之不可动的磐石上,则必有倾覆之惧。顾若在绝对的必然者以外及其下,而有任何虚空的空间,又若其自身非具备一切事物使无复有疑问之余地,——盖即谓除其实在性为无限的以外——则此种不可动的柱石之自身,又将以无所支持而倾覆矣。

    吾人如容认某某事物现实存在,则不问此某某事物为何,吾人又必容认有必然的存在之某某事物。盖偶然的事物仅在“为其原因之其他偶然的存在”之条件下存在,且吾人又必须自此原因以推求其他原因,直至到达“非偶然的且为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

    之原因为止。此即理性“推本穷源进展至元始的存在者”所依据之论据。

    理性今寻求其与“存在所有此种最高形相即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之形相”相合之概念——其意非欲先天的自概念以推求“此概念所表现之事物”之存在(盖若此点为理性之所要求,则理性之探讨应仅限于概念,殆不要求一所与存在为其基础矣),仅欲在理性所有之种种概念中寻求“绝无任何方面与绝对的必然性相矛盾”之概念耳。盖必须有“以绝对的必然性而存在”之某某事物云云,乃视为由论据中之初步过程已建立之矣。

    故若除去一切与此必然性不相容之事物,所留存者仅有一种存在,则此种存在必为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不问其必然性是否能为吾人所了解,盖即谓不问是否能纯自其概念演绎之也。

    凡其概念中包含对于一切何以故质询(allem warum)之解答(das darum),在各方面无丝毫缺陷,在一切事例中皆足为其条件者,此即最适于以绝对的必然性归之之存在者。

    盖此存在者虽包含一切可能的事物之条件,顾其自身则并不需要任何条件,且亦不容其有任何条件,故能满足(至少在此一方面)“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之概念。在此方面,一切其他概念自必不足与言此;盖因此等概念皆有缺陷而需其他条件以完成之,故此等概念不能有超脱一切更进一步之条件之特征。吾人固不当论证凡不包有最高及一切方面完备之条件者,其自身在其存在中即为受条件制限者。但吾人能谓此种存在者并不具有——理性所唯一由之能由先天的概念关于任何存在者以知其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之——一种特征。

    故“一实在的存在体”之概念,在可能的事物之一切概念中,乃最与“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存在者之概念”相适合;此虽不能完全与之适合,但以在此事中吾人无选择余地,故不得不固执此概念。盖吾人不能无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一度既容认其存在,则在可能性之全部范围内,吾人不能发见有任何事物能较之“一实在的存在体”对于“存在形相中此种卓越无匹之形相”具有更有根据之要求也。

    此为人类理性之自然进程。此种进程由其使理性自身确信有某某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开始。理性对于此种存在者,认为具有不受条件制限之一种存在。于是理性探求超脱任何条件者之概念,而在“其自身为一切其他事物之充足条件者”之中即在包含所有一切实在性者之中发见之。但包含一切而无制限者,乃绝对的统一体,且包括“唯一的存在者又为最高存在者”之概念。因之,吾人结论谓其为一切事物本源根据之最高存在者,必以绝对的必然性而存在。

    若吾人之目的在到达一种决定——盖即谓某种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若以之为已容认者,又若更进一步人皆赞同吾人必须对于此存在者为何到达一种决定——则必容许以上之思维方法具有一种力量。盖在此种情形中,不能善为选择,或宁谓为绝无选择之余地,惟觉吾人不得不决定以“完全实在之绝对的统一”,为可能性之最后源泉耳。但若并无事物要求吾人有所决定,且直至其证据之重量足以迫使吾人同意为止,对此论点宁可置之不顾时;易言之,吾人之所为者,若仅在评衡吾人实际之所知者究有几许,自以为有所知者又究有几许,则以上之论据,实见其极为薄弱,须有特殊之深厚同情为之后援,以弥补其主张之缺陷。

    盖若吾人以其论点为如此处所论述者,即第一、吾人能正确自“任何所与存在”

    (此或为我自身之存在)推断一“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存在者”之存在;第二、吾人必须以包含一切实在性因而包含一切条件之存在者,视为绝对不受条件制限者,以及吾人在关于实在的存在体之此种概念中因而发见“吾人又能以绝对的必然性加于其上之存在者”

    之概念——顾即容认此种种,亦绝不因之而即推断“并不具有最高实在性之有限的存在者”之概念,即以此故,与绝对的实在不相容。盖吾人在有限的存在者之概念中,虽未发见不受条件制限者(此不受条件制限者乃包含于条件总体之概念中者),但吾人并不因之即可推断有限存在者之存在,即以此故,必为受条件限制者;正与吾人在假设的三段推理中,不能谓“凡无某种条件(在所论究之事例中乃依据纯粹概念之“完全性条件”)

    之处,受条件制限者亦不存在”相同。反之,吾人能完全自由主张任何有限的存在者,(不以其为有限之故)亦能为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吾人虽不能自吾人关于此等存在者所有之普遍概念推论其必然性。故以上之论据,丝毫不能与吾人关于必然的存在者性质之概念,实为一无所成就者也。

    但此种论据仍继续具有其重要性,且赋有一种权威,吾人不能仅以其客观上不充足之故,立即进而剥夺之。盖若容认在理性之理念中,有完全有效之人类责任,但除假定有最高存在者对于实践的法则与以效力及确证以外(在此种情形中,吾人应有遵从此等概念之责任,盖此等概念自客观言之,虽不充足,但依据吾人理性所有之标准,则仍为优越之法则,且吾人绝不知有更善及更可信奉者能与之比较),则其应用于吾人自身,殆缺乏一切实在性,即为并不具有动机之责任。故吾人所有决定此事之义务,将借实践的增加之力,使思辨之悬而未断所微妙保持之平衡偏重一方。盖为此种实践的切迫动机所迫促时,理性若不能(不问其理论上之洞察如何不完备)使其判断与此等——至少较之吾人所知之其他任何事物更为重要之——要求相合,则理性将受其自身所有判断谴责(再无较之此等判断更为审慎周密者)。

    此种依据“偶然性事物内部不完备”之论据,实际虽为先验的,但以其如是单纯而自然,故在其提出以后,立为常人所容受。吾人见事物之变化生灭;故此等事物(或至少此等事物之状态)必须具有原因。但关于所能在经验中授与之一切原因,亦能以此同一之问题加之,更探讨其原因所在。故除最高因果作用所在之处,——即在“本源的其自身中包含一切可能的结果之充足根据,且其概念由包括一切之圆满充足一属性,吾人极易容纳之者”之存在者中——实无吾人更能适当安置其终极的因果作用之地。于是吾人进而以此最高原因视为绝对必然者,盖因吾人发见吾人追溯之必达此点,实为绝对必然之事,且发见更无可以超越此点之根据。故一切民族在其最愚昧之多神教中亦见有一神教之微光,彼等之到达此点,非由反省及深远之思辨所致,乃纯由通常悟性之自然倾向所致,盖以其逐渐进展至认知其自身所有之要求也。

    由思辨的理性证明神之存在仅有三种可能的方法引达此种目标(按即神之存在)之一切途径,[第一]或由一定的经验及由经验所知之感性世界之特殊性质开始,依据因果律,自此上推至世界以外之最高原因;[第二]或自纯然不定的经验即自普泛所谓存在之经验开始;[第三]最后或抽去一切经验,完全先天的自纯然概念,论证一最高原因之存在。第一证明为自然神学的,第二证明为宇宙论的,第三为本体论的。此外并无——且不能有——其他之证明矣。

    我意在说明理性之不能在经验一途径有所进展,亦犹其在先验的一途径之不能进展,以及理性纯由思辨能力欲展其双翼翱翔于感性世界之上,实为无益之举。至关于吾人所必须由以论究此等论据之顺序,则与理性在其自身发展之前进中所采取之途径(即吾人在以上之叙述中所采取之途径)正相反。盖在此种探讨中,经验虽为最初所授与之机缘,但在其所有一切此种努力中,揭示理性欲使自身到达之目标,及在其努力进达此目标时为其唯一之领导者,实为先验的概念。故我将先自检讨先验的证明开始,然后再论究“增加经验的因子,在增进论据之力量上果有何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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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关于神之存在本体论的证明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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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关于神之存在本体论的证明之不可能

    由以上所述观之,显见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之概念,乃一纯粹理性之概念,即纯然一理念,其客观的实在性,远不能自“为理性所要求”一事证明之。盖理念之所训导吾人者,仅关于某种不能到达之完全性,故其效用与其谓为用以推展悟性至新对象,毋宁谓为用以限制悟性之为愈也。但吾人在此处遇及奇异而又烦困之事,即在“自所与之普泛所谓存在推论至某某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时,虽见其为势所必至,且正当合理,但悟性所能唯一由以构成此种必然性概念之一切条件,则多为吾人推论此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之障碍。

    在一切时代中,人皆谈及绝对必然的存在者,顾谈及此事时之所努力者,多不在理解此种事物是否及如何容许为吾人所思维,而惟在证明其存在。对于此种概念与以文字上之定义,即谓“此为不能不存在之某某事物”云云,自无困难。但此种定义,在使“以其不存在为绝对不可思维”云云,成为必然的之种种条件,则绝不使人有所洞见。

    顾吾人欲决定“依待此种概念吾人是否确思维任何事物”,则此等条件正为吾人所欲知之条件。仅由引入不受条件制限一语,而除去“悟性欲以某某事物为必然的时所不可欠缺之一切条件”之策略,实远不足以显示在此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之概念中,是否我仍思维任何事物,抑或全然空虚无物。

    不特此也,此种概念初则盲目尝试,久则完全习熟,假定有无数例证展示其意义;以此之故乃以为无须更进而探讨此概念之能否为人理解矣。于是一切几何学上之命题,例如“一三角形具有三种角乃绝对必然的”云云之事实,以为足以使吾人陈说“完全在吾人之悟性范围以外之对象”一事之为正当,一若吾人已完全了解吾人由此对象之概念意向所指之事物为何也。

    至其所谓例证,绝无例外,皆自判断得来,非自事物及其存在得之者。但判断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非即事物之绝对的必然性。判断之绝对的必然性,仅为事物所有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即判断中宾词所有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以上命题并非声言三角乃绝对的必然者,仅谓在“有一三角形”之条件下(即授与一三角形),其中必然发见三角。此种逻辑的必然性所有之惑人影响,实如是之大,故由包括“存在”于其意义范围内之一种方法,以构成事物之先天的概念一类之单纯计划,吾人即自以为已能使以下之推断为正当,即因“存在”必然属于此种概念之对象——常在吾人设定此事物为授与者(视为现实存在)之条件下——吾人依据同一律亦必然需要设定其对象之存在,因而此种存在者之自身乃绝对必然的——重言以声明之,此种存在者之为绝对必然的,乃因此种存在者之存在,已包含于所任意假定之概念中,且在“吾人设定此概念之对象”之条件下包含之也。

    在同一律之命题中,我若摈除其宾词而保留其主词,则有矛盾发生;故谓宾词必然属于主词。但吾人若将主词宾词一并除去,则无矛盾;盖斯时并无能矛盾之事物留存。

    若设定一三角形而又除去其三角,则为自相矛盾;但将一三角形与其所有之三角一并除去,则无矛盾。此点同一适用于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之概念。如除去此种存在者之存在,吾人乃除去此物本身与其所有之一切宾词;则斯时并无矛盾之问题可以发生。斯时在此存在者之外,绝无能矛盾之事物,盖以事物之必然性并非以之为自“外部的任何事物”

    而来者;且亦无能与之矛盾之内部的任何事物,盖在除去事物本身时,吾人同时除去其所有之一切内部的性质也。“神为全能”乃一必然的判断。吾人若设定一神性(即一无限的存在者),即不能摈除全能性;盖此二概念乃同一者。但吾人若谓“无神”,则既无全能性,亦无神之其他任何宾词授与;此等宾词皆与其主词一并除去,故在此种判断中并无丝毫矛盾。

    于是吾人见及一判断之宾词,如与其主词一并除去,则无内部的矛盾能发生,此点不问其宾词为何,皆能适用之也。欲避免此种结论之唯一方法,则在论证有“不能除去且必须永久存留”之主词。顾此不过谓有绝对必然的主词之另一说法而已;且我所致疑者即此假定,而以上之命题则自以为证明其可能性者也。盖我对于除去此事物与其所有这一切宾词而尚能留有矛盾之事物,实不能构成丝毫概念;在并无矛盾时,仅由纯粹先天的概念,我实无“以其不存在为不可能”之标准。

    所有此等人人所必须同意之普泛见解,吾人尚能以一种事例指摘之,此种事例乃以之为实际与以上之意见相反之证明,即有一概念,且实仅此一概念,以其对象为不存在或摈除其对象,则为自相矛盾,此即实在的存在体(按ens realissimum乃指为一切事物之本体之存在体)之概念。盖已声言此实在的存在体具有所有一切实在性,以及吾人有正当理由假定“此种存在者乃可能者”(概念并不自相矛盾之一事,绝不能证明其对象之可能性,但我一时姑容认此相反之主张)。顾此论据进而以“所有一切实在性”包括存在;故存在包含于一可能的事物之概念中。于是若除去此事物,则此事物之内的可能性自亦被除去——此则自相矛盾者也。

    我之答复如下。在吾人所自承仅就其可能性所思维之事物之概念中,引入存在之概念时——不问假借何种名称——已有一矛盾在其中矣。如容认其为正当,一时固获得表面之胜利;但实际则绝无所主张:仅同义异语之辞费而已。吾人必须诘问:甲或乙事物(不问此种事物为何,姑容认其为可能者)存在云云之命题,为一分析的命题,抑为一综合的命题?如为分析的,则事物存在之主张,对于事物之思维,绝无所增益;但若扣是,则或“吾人内部中之思维即事物本身”,或吾预行假定有一种属于可能的领域之存在,然后据此理由自其内部的可能性以推断其存在——一凡此不过一可怜之同义异语之辞费而已。事物概念中之实在一语,较之宾词概念中之存在一语别有意义云云,实不足应付此种反驳。盖若所有一切设定(不问其所设定者为何)名为实在,则事物与其所有之宾词,已设定在主词之概念中,而假定其为现实的矣;宾词中存在云云仅为重复之辞。反之,吾人若容认(一切有理性之人所必须容认者)一切存在的命题皆为综合的,则吾人何以能公然主张“除去存在之宾词不能不有矛盾”云云。此乃仅在分析命题中所有之情形,亦正所以构成其分析的性格者也。

    我若不见及由逻辑的宾词与实在的宾词相混(即与规定事物之宾词相混)所发生之幻相殆在较正范围以外,则我将期望由精确规定存在之概念,以直接方法终止此种无聊之争辩矣。任何事物苟为吾人所欲,皆能用为逻辑的宾词;乃至主词亦能为其自身之宾词;盖逻辑乃抽去一切内容者也。但规定之者之宾词,乃自外加干主词概念且扩大之者之宾词。故此种宾词非已包含于其概念中者。

    “存在”(sein)显然非一实在的宾词;即此非能加于事物概念上之某某事物之概念。

    此仅设定一事物或某种规定,一若其自身存在者。在逻辑上,此仅一判断之系辞而已。

    “神为全能”之命题包有二种概念,每一概念皆有其对象——神及全能。“为”之一字并未增加新宾词,仅用以设定宾词与其主词之关系而已。吾人今若就主词(神)与其所有之一切宾词(全能宾词在其中)总括言之,谓“神在”或“有神”(按以上“为”“在”

    “有”三字德文为sein英文为being),吾人并未以新宾词加于神之概念,仅设定此主词自身与其所有之一切宾词,且实设定为“与我之概念有关之一种对象”。对象与概念二者之内容必皆同一;由我思维其对象(由于“此为”二字)为“绝对所授与者”云云,对于仅表现其为可能者之概念,绝不能有所增益。易言之,实在者之所包含者,不过纯然可能者而已。一百实在的“泰拉”(译者按货币名)之所包含者,较之一百可能的“泰拉”

    并未稍增一毫。盖以可能的泰拉所指为概念,而实在的泰拉则所指为对象及设定此对象,故若实在者之所包含者较之可能者为多,则在此种情形下,我之概念将不能表现其对象之全部,殆非此对象之适合概念矣。顾一百实在泰拉影响于我之财产状况,较之一百泰拉之概念(即一百泰拉之可能性之概念),全然不同。盖以对象现实存在,非分析的包含于我之概念中,乃综合的增加于我之概念(此为我之状态之规定)之上者;但所述之一百泰拉则并不因存在我之概念之外,其自身有丝毫增加。

    不问吾人以何种宾词及几多宾词思维一事物——即令吾人完全规定此事物——在吾人宣称有此一事物时,对于此事物并未丝毫有所增加。否则此存在之事物殆非吾人在概念中所思维之同一事物,而为较之所思维者以上之事物;因而吾人不能谓我之概念之确实对象,实际存在。吾人如就一事物思维其实在之一切形态而遗其一,此所失之实在性,非因我言“此缺陷之事物实际存在”,而即增加于其上也。反之,此事物即以我所思维之同一缺陷而存在,盖以不如是,则实际所存在者与我所思维者,殆为不同之事物矣。

    故即我思维一存在者为最高实在而毫无缺陷时,此存在者是否实际存在,仍为一问题。

    盖在我之概念中,关于一普泛所谓事物之可能的实在内容,虽一无缺憾,但在其与我之全部思维状态之关系中,则仍有所欠缺,即我不能谓此种对象之知识在后天(按即在现实经验中)亦属可能是也。吾人在此处乃发见吾人现今所有困难之原由。吾人之所论究者,若为感官之对象,则吾人自不能以事物之存在与事物之纯然概念相混。盖由对象之概念所思维者,仅思维为合于“普泛所谓可能的经验知识之普通条件”,反之,由事物之存在所思维者,乃思维为属于“所视为一全体之经验之关联衔接”中者。是以在其与“所视为一全体之经验”之内容相联结时,对象之概念固并未丝毫扩大,但其所有结果,则为吾人之思维由之获得一增加之可能的知觉。故若吾企图惟由纯粹范畴以思维存在,则吾人不能举一标识使存在与纯然可能性相区别,此实不足惊异者也。

    不问吾人关于一对象之概念所包含之内容为何及如何之多,吾人如欲以存在归之此对象,则必须越出概念以外。在感官对象之事例中,此种越出概念以外之事,由此等对象依据经验的法则与吾人所有知觉之某一知觉相联结而发生。但在论究纯粹思维之对象时,吾人绝无知此等对象存在之何种方法,盖此种对象应以完全先天的方法知之也。吾人所有关于一切存在之意识(不问其直接由于知觉,或间接由于使某某事物与知觉相联结之推论),皆专属于经验之统一;任何在此领域外之所谓存在,虽非吾人所能宣称为绝对不可能之一类,但亦为吾人所绝不能证实其正当之一种假定性质。

    最高存在者之概念在许多方面诚为一极有实益之理念;但正以其为一纯然理念,故仅由其自身绝不能扩大吾人关于实际所存在者之知识。乃至关于“由经验所知者及在经验中所知者以外任何存在之可能性”,此种理念亦不能有所启示吾人。可能性之分析的标准,以其由“仅仅肯定(实在性)决不发生矛盾”云云之原理所成,故不能否定此最高存在者。但因此等实在性非在其特殊性格中授与吾人;又因即令其在特殊性格中授与吾人,吾人仍不能加以判断;且因综合的知识所以可能之标准,除在经验中以外绝不能在他处求之——而理念之对象则为不能属于经验者,——故在一事物中所有一切实在的性质之联结,皆为综合的,其可能性则为吾人所不能先天的决定之者也。是以莱布尼兹远不能成就彼所自负之事业——即先天的理解“此种至高无上之理想的存在者”之可能性。

    故企图欲以笛卡尔之本体论的论据证明最高存在者之存在,仅丧失如是多之劳苦及努力耳;吾人之不能由纯然理念以增进吾人关于神学的识见之积聚,亦由商贾之不能在其资产簿上加上若干单位以增进其财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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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关于神之存在宇宙论的证明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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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关于神之存在宇宙论的证明之不可能

    企图自纯为任意设定之理念抽绎“与此理念相应之对象之存在”,乃极不自然之过程,且纯为复兴昔日僧院派所有之技巧。在吾人之理性一方,若非先有“以某种必然的事物(吾人之追溯以此为终点者)为普泛所谓存在之基础”之需要;又若理性非迫而探求“能满足(如可能时)此种要求且使吾人能以完全先天的方法认知一种存在”之概念时(因此种必然性必须为不受条件制限且为先天的确实者),则此种企图绝不能发生。此种概念被假定为应在实在的存在体(ens realissimum)之理念中发见之;故此理念仅用为此必然的存在者之更为确定之知识,至其必然的存在,则吾人已在其他根据上确信之,或为人所说服者。顾此种理性之自然的进程,隐蔽不为人所见,于是以此种概念为止境者乃反企图以之为发端,因而乃自仅适于补充“存在之必然性”者演绎“存在之必然性”

    矣。于是乃有失败之本体论的证明,此种证明既不能满足自然而健全之悟性,亦不能满足需要严格证明之学术的要求。

    吾人今所欲从事检讨之宇宙论的证明,保有使绝对必然性与最高实在性之连结,但非如前一证明自最高实在性推论存在之必然性,乃自“先已授与某某存在者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推论此存在者之无制限的实在性。于是此种证明进入一种——不问其为合理的或仅伪辩的,总之乃自然的,且不仅使常识深信即思辨的悟性亦极信奉之——推理途径。且此种证明又草就自然神学中所有一切证明之初步纲要,此种纲要常为人所追从,且此后亦将常为人所追认者,固不问其以无数多余之饰品粉饰之而掩蔽之也。此种证明莱布尼兹名之为自世界之偶然性(a contingentia mundi)推论之证明,吾人今将进而说明之并检讨之。

    此种证明之推论如下:如有任何事物存在,则亦必有一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存在。至少我存在。故一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存在。小前提包含一种经验,大前提则包含“自其有任何经验以推论必然者之存在”之推论。故此证明实际乃以经验开始,非完全先天的或本体论的。以此之故,且因一切可能的经验之对象称为世界,故名之为宇宙论的证明。因在论究经验之对象时,此种证明抽去“此世界所由以能与任何其他可能的世界相异”之一切特质,故此名称又可用以使之与自然神学的证明相区别,此种自然神学的证明,乃以“吾人感官所展示于吾人之世界”之特殊性质之观察为基础者也。

    于是此种证明进行推论如下:必然的存在者仅能以一种方法规定之,即以每组可能的相反宾词之一规定之。故此必然的存在者完全由其自身所有之概念规定之。顾仅有一可能的概念完全先天的规定事物,即实在的存在体(ens realissimum)之概念。故实在的存在体(ens realissimum)之概念乃所能由之以思维必然的存在者之唯一概念。易言之,最高存在者必然存在。

    在此种宇宙论的论据中联结有如是多之伪辩的原理,以致思辨的理性似在此种事例中竭其所有辩证的技巧之力以产生最大之可能的先验幻想。今姑暂缓检讨此种论据,吾人第欲详述“所由以粉饰旧论据为新论据,且由之以陈诉于两种证人——一则具有纯粹理性之信任状,一则具有经验之信任状者——之一致同意”之种种策略。实际唯一之证人,乃以纯粹理性之名所发言者,仅改易其形貌及音调,努力使之转变为第二种证人耳。

    此种证明欲为其自身设置一坚强基础乃立足于经验之上,因而表示其与——完全置其全部信用于先天的概念之上之——本体论的证明有别。但宇宙论的证明仅以此种经验为论据中简单一步骤之用,即以之推断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耳。至此种存在者具有何种性质,则其经验的前提不能告知吾人。于是理性乃完全摈弃经验,努力自纯然概念以求发见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所必须有之性质为何,即自概念探求“在一切可能的事物中其自身包含绝对的必然性所必须之条件者”。顾又假定此等条件,除实在的存在体(ensrealissimum)之概念以外,无处可以发见之;于是结论为:实在的存在体(ensrealissimum)乃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但吾人在此处预行假定最高实在之概念,完全适合于存在之绝对的必然性之概念,即预行假定存在之绝对的必然性能自最高实在推得之,此则极为明显者也。顾此为本体论的证明所主张之命题;今在宇宙论的证明中复假定之,且以之为其证明之基础;但此种假定乃宇宙论的证明表示所欲摈弃之假定。盖绝对的必然性乃纯自概念所规定之一种存在。如我谓最高实在之概念乃专用于——且适合于——必然的存在者之概念,且实为其唯一之概念,则我自必亦容认必然的存在者能自此种概念推得之。于是所谓宇宙论的证明所能有之任何证明力,实际皆由“纯自概念所推论之本体论的证明”而来。则是陈诉于经验云云,完全为一多余之事矣;盖经验或能引吾人到达绝对的必然性之概念,但不能证明此种必然性之属于任何一定事物。诚以在吾人努力证明此种必然性之属于某一定事物时,吾人必须立即放弃一切经验而在纯粹概念中探求,以发见此等概念中是否有一包含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所以可能之条件者。如吾人以此种方法能决定必然的存在者之可能性,则自亦能以之证明其存在。盖吾人斯时所言者乃;在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中,有一存在者负荷有绝对的必然性,即此种存在者以绝对的必然性而存在者也。

    谬妄之论据,揭之于正确之三段推理之方式中,最易发见之。此为吾人今欲在所论究之事例中行之者。

    设“一切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亦即一切存在者中之最实在者”云云之命题果属正确(此为宇宙论的证明精髓nervus probandi之所在),则必与一切肯定的判断相同,至少能由减量法(per accidens)换位。于是乃推论为若干实在的存在体(entia realissima)

    亦即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但一实在的存在体并无与其他实在的存在体相异之点,凡适用于“统摄于此概念下之若干实在的存在体”,自亦适用于一切实在的存在体。故在此种事例中,我不仅由减量法,即由单纯之换位法,亦能使此命题换位,而谓一切实在的存在体(ensrealissimum)乃必然的存在者。但因此种命题惟自其先天的概念规定之,故实在的存在体之纯然概念,必须负荷有此种存在者之绝对的必然性;此则正为本体论的证明所主张而宇宙论的证明之所否认者——宇宙论的证明之结论虽实潜以此种主张为基础。

    于是思辨的理性在其企图证明最高存在者之存在时所进入之第二种途径,不仅与第一种途径相同,纯属欺人,且尚具有附加的缺点,即犯有论点不中肯(ignoratioelenchi)之缺点。此种方法本表示以新途径引导吾人者,乃在略一纡回以后,复引吾人还至吾人遵其命令所已放弃之途径。

    我曾谓在此宇宙论的论据中,藏有全部辩证的假定之巢穴,此种辩证的假定,先验的批判极易发见之而毁弃之。此处我仅列举此等欺人的原理,至进一步之检讨及拒斥等事,则一任今已充分熟习此类事业之读者自为之。

    宇宙论的证明中所包含者,例如(一)吾人由以自偶然的事物推论一原因之先验的原理。此种原理仅能适用于感官世界;出此世界之外,则绝无意义。盖偶然的事物之纯然智性的概念,不能发生任何此种因果作用一类之综合的命题。而因果律则仅适用于感官世界,此外并无意义,且亦无其所以适用之标准。但在宇宙论的证明中,则此因果律正欲用之使吾人能越出感官世界以外者也。(二)自感官世界中所次第发生之无限的原因系列之不可能以推断第一原因之推论。理性所有使用之原理,即在经验世界中亦不能容吾人作此种推断,至出此世界以外在因果系列所绝不能到达之领域中,则更有所不能矣。

    (三)理性关于完成此种系列之无正当根据之自满。除去——必然性之概念无之则不可能——之一切条件,在理性斯时根据吾人不能更进有所思,遂以为已完成“系列之概念”。

    (四)“联结一切实在于一实在中”(并无内的矛盾)之概念之逻辑的可能性与此种实在(按即包括一切实在者)之先验的可能性,二者间之相混。在此种实在之先验的所以可能之事例中,须有一原理以证明此种综合之实际能行,顾此种原理其自身仅能适用于可能的经验之领域——等等。

    宇宙论的证明之进行程序乃故意如是规划,使吾人能避免“应先天的由纯然概念以证明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耳。此种证明乃要求以本体论的方法成就之者,此则吾人所感为完全无力承受之事业。因之,吾人以一现实的存在(一种普泛所谓经验)为吾人推论之出发点,就吾人以此种方法推论之所能及,进展至“此种存在”之某种绝对必然的条件。斯时吾人已无需说明此种条件之所以可能。盖已证明此种条件存在,则关于其可能性之问题,实完全为多余之事矣。今若吾人欲更圆满规定此种必然的存在者之性质,则吾人并不努力以其实际所适合之方法为之,即自其概念以发见其存在之必然性之方法为之。盖若吾人能以此种方法为之,则应无需经验上之出发点。不特此也,所有吾人之所探求者为其消极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无此种条件则一存在者即非绝对必然的。此在“自一所与结果以推论其根据”之一切其他种类之推理中,固极正当;但在现今之事例中,则不幸有以下之情形,即绝对的必然性所需之条件,仅在一唯一之存在者中发见之。故此存在者必须在其概念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所需之一切事物,因而能使我先天的推论此种绝对的必然性。于是我必须亦能相反的推论而谓:凡应用此种(最高实在之)概念之任何事物,乃绝对必然的。我若不能作此种推论(我若避免本体论的证明则我必赞同此种推论),则我在所遵由之新途径中已受顿挫而仍返至我之出发点矣。最高存在者之概念,满足“一切就事物之内的规定先天的所能设立之问题”,故为一种独一无比之理想,盖其概念虽为普遍的,同时亦指示一“列在一切可能的事物中之个体”。

    但此概念关于其自身存在之问题——此虽为吾人探讨之真实目的——并未与以满足,且若任何人承认一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但欲知在一切实际存在之事物中,何者即此存在者,则吾人不能以“此即必然的存在者”之确定语答之。

    欲减轻理性探求其“说明根据之统一”之事业,固可容许吾人设想一“一切充足之存在者”之存在,为一切可能的结果之原因。但在僭妄断言“此种存在者必然的存在”

    时,则吾人对于此可容许之假设,已非以温和之言辞出之,乃以确信的态度主张其必然的正确矣。盖关于吾人所自称知其为绝对必然之知识,其自身亦必须负荷有绝对的必然性者也。

    先验的理想之全部问题归结如下:或授与绝对的必然性而探求具有此必然性之概念,或授与某某事物之概念,而发见此某某事物之为绝对必然者。二者之中如有一可能,则其他一点亦必可能;盖理性仅以自概念而来之必然性认为绝对的必然者也。但此二者皆完全出乎“吾人关于此事所以满足吾人悟性”之最大努力以外,且欲使悟性承服其无力之一切企图亦皆无效。

    吾人所必不可缺之“一切事物之最后承托者”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在人类理性实为一不可逾越之真实深渊。即如哈拉尔(haller)就其所有一切森严可畏之崇高性所描述之“永恒”本身,其在精神上之印象,亦远不及此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之烈;盖永恒仅量度事物之延续而非支持之也。吾人所表现为在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中最高之存在者,一若其一人独语谓:我自永恒至永恒,在我之外,除由于我之意志使之存在者以外,绝无事物存在,顾我自何而来?此种思维,吾人虽不能摈绝,然亦不能耐受。此处吾人所有一切之支持点,皆丧失无余;最大完成与最小完成相同,在纯然思辨的理性之前亦空虚无实,此思辨的理性绝不以丝毫努力保留此二者之一,即容许此二者完全消失,亦不觉有所损失者也。

    由某种结果以显示其存在之种种自然力,永为吾人所难以探究之事;盖吾人推溯此等自然力之原由,不能过于远离观察。在现象根底中之先验的对象(以及吾人之感性何以从属某某最高条件而不从属其他条件之故),亦永为吾人难以探究之事。实有“物自身”授与吾人,但吾人不能洞察其本质。顾纯粹理性之理想则大异于是;此则绝不能谓其难以探究者。盖因关于其实在,除仅在理性一方由之以完成一切综合的统一之需要以外,并不要求与以任何之信任确证;又因其绝非以之为可思维之对象而授与者,故不能以对象所由以存在之方法探究之而致难以探究。事适与此相反,以其纯为理念,故必须在理性之本质中探求其所在及其解决,故必容许研讨。盖吾人应能以客观的根据或主观的根据(在纯然幻相之事例)说明吾人所有一切之概念、意见及主张,此即理性之所以为理性者也。

    关于一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在一切先验的证明中所有辩证的幻相之发见及说明以上二种证明皆为先验的,即皆在经验的原理之外所尝试者。盖宇宙论的证明虽以一种普泛所谓经验为前提,但在其应用于——由普泛所谓经验的意识所授与之——一种存在时,非根据于此种经验之任何特殊性质,乃根据于理性之纯粹原理。更进一步则立即放弃此种经验之导引,而以唯纯粹概念是赖矣。于是在此等先验的证明中——联结必然性之概念与最高实在之概念,而使仅能成为理念者实在化实体化之——辩证的而又自然的幻相之原因究何在?吾人何以不得不假定存在之事物间有某一事物其自身乃必然的,同时又对此种存在者之存在退避不前,如临深渊?吾人如何能使理性关于此事保持其自身一致,且使理性自“勉为赞同以后又复撤回之举棋不定之状态”中自拔,而到达确定的洞见?

    事实上颇有令人奇异之处,即吾人一度假定某某事物之存在,即不能避免推论此存在之某某事物为必然的。宇宙论的论据即依据此种极自然之(虽非因而即谓为正确)推论。

    顾在另一方面,我任举任何事物之概念(不问此事物为何),即见此事物之存在绝不能由我表现之为绝对的必然,且又见此存在之事物,不问其为何,皆不能阻我思维其非存在。

    是以我虽不得不假定某某必然的事物为普泛所谓存在之条件,但我不能以任何特殊的事物视为其自身乃必然的。易言之,除假定一必然的存在者以外,我绝不能完成关于存在条件之追溯,顾我又绝不能以此种存在者为起始者也。

    我若不得不思维某某必然的事物为现存事物之条件,而又不能以任何特殊的事物视为其自身乃必然的,则其结果必为“必然性与偶然性并非与物自身有关”;否则将有矛盾发生矣。因之,此二种原理无一能为客观的。但可视之为理性之主观的原理。其一原理令吾人探求某某必然的事物为一切所与存在者之条件,即探求至到达完全先天的说明为止;其又一原理则永禁阻吾人有此种完成之期望,即禁阻吾人以任何经验的事物为不受条件制限由之以解除吾人更进而求其由来之劳苦。由此观之,此二种原理纯为辅导的及统制的,且为仅与理性之方式的利益有关,故能并行不悖。其一命令吾人使自然哲学化,一若有一“一切存在事物之必然的第一根据”——虽其目的仅在常追求“所视为想象的最后根据之理念”,以使吾人之知识有系统的统一。其另一原理则警戒吾人不可以现存事物之任何规定视为此种最后的根据,即不可以之为绝对的必然者,而常须留有更进一步推求其由来之余地,即以任何规定皆视为“被其他事物所限制之受条件制限者”。

    但若在事物中所知觉之一切事物,吾人皆必须以之为受条件制限者,则在经验上所容许授与之事物,无一能被视为绝对的必然者矣。

    故因绝对的必然者仅意在用为获得现象间最大可能的统一(此为现象之最后根据)之原理,又因——盖以第二种规律,命令吾人常须以统一之一切经验的原因视为有所由来者——吾人在世界内绝不能到达此种统一,故吾人必须以绝对的必然者视为在世界以外之存在者。

    古代哲学家以自然中之一切方式皆视为偶然的;其视质料,则步武常人之判断,视为本源的及必然的。但若不相对的以质料为现象之基体,而就质料之自身及其存在考虑之,则绝对的必然性之理念立即消失。盖并无绝对强使理性接受“此种存在”之事物;反之,理性常能在思维中视之为无,而并无矛盾;诚以绝对的必然性,惟在思维中所见之必然性而已。故此种信念必由某种统制的原理而来。实际上延扩及不可入性(二者在古代哲学家间构成物质之概念)构成统一现象之最高经验的原理,此种原理在其为经验上不受条件制限之限度内,具有统制的原理之性格。但因构成“现象中所有实在者”之质料,其一切规定(包含不可入性在内)乃一种结果(活动),结果则必有其原因,因而其性质常为有所由来者,故质料不合于——所视为一切有所由来者之统一原理之——必然的存在者理念。(盖其所有实在的属性乃有所由来者,皆不过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而已,因而能除去之者——于是质料之全部存在,皆能除去矣。)设不如是,则吾人应由经验的方法到达统一之最后根据——一此则为第二种统制的原理所不许者。故其结果,质料及凡属于世界之任何事物,皆不合于“必然的本源存在者之理念”,即在以此必然的本原存在者仅视为最大经验的统一之原理时,亦复如是。此种存在者或原理,必须登之世界以外,一任吾人以坚强之信念自由从其他现象推求世界之现象及此等现象存在之由来,一若世界中并无必然的存在者,同时吾人又复自由以不断努力趋向此种推溯由来之完成,一若预想有此种必然的存在者为一最后根据。

    由此言之,最高存在者之理想,不过理性之统制的原理而已,此种原理导使吾人视世界中之一切联结,一若皆自一“一切充足之必然的原因”所产生者。吾人能以在说明世界联结时所有之系统的及——依据普遍的法则——必然的统一规律根据于此理想;但此理想并非即主张其自身必然的存在之一种主张。同时吾人不能避免失验的潜行更替,由于先验的更替,此种方式的原理乃表现为构成的原理,此种统一成为实体化。吾人在此处之进行,正类吾人在空间事例中之所为。空间仅为感性之原理,但因其为一切形体之基本源流及条件(一切形体仅为空间自身之种种限制而已),故遂以空间为独立自存之绝对必然的某某事物,及先天的以其自身授与之对象。与此情形相同,因自然之系统的统一,除吾人预想有一所视为最高原因之实在的存在体之理念以外,不能制定其为“吾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之原理,故此实在的存在体之理念应表现为现实的对象,实极自然,此种对象就其为最高条件之性格而言,又为必然的——于是统制的原理一变而为构成的原理矣。在吾人以此最高存在者(其与世界相关为绝对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者)为由自身存在之物自身时,此种更替实极显然。盖斯时吾人不能考虑其必然性意义之所在。

    至必然性之概念,仅存于吾人之理性中,而为思维之方式的条件;并不容许其实体化而为存在之实质的条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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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自然神学的证明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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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自然神学的证明之不可能

    如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及任何普泛所谓存在之经验,皆不足以应论证之所要求,则所留存之事,唯有尝试探讨一定的经验,即现存世界所有事物之经验,及此等事物之秩序与性质,是否能提供一种证明之基础,此种证明乃能助吾人到达最高存在者之确定信念者。吾人拟名此种证明为自然神学的。设此种企图亦复失败,则其结果自必为与吾人先验的理念相应之存在者,关于其存在绝不能由纯然思辨的理性与以满足之证明者也。

    就以上所言观之,吾人能以极简易直截之词答复此问题,固极显然。盖任何经验如何能与理念适合?理念之特殊性质,正在无一经验曾能与之适合之一点。“必然的及一切充足之本源存在者”之先验的理念,如是过大,如是超绝一切经验的事物之上,而经验的事物则常为受条件制限者,故吾人每傍徨不知所措,一则因吾人绝不能在经验中发见有充分满足此种概念之质料,一则因吾人常在受条件制限者之范围内探求,无术以得不受条件制限者——无一经验的综合法则,曾与吾人以此种不受条件制限者之例证,或至少对于其追寻有所指示也。

    最高存在者之自身,若亦在条件连锁之中,则亦为系列之一项目而与在其下之低级项目相同,自当要求更探求其所自来之更高根据。反之,吾人若欲使此最高存在者与连锁分离,而以之为不在自然原因系列中之纯粹直悟的存在者,则吾人理性将以何种桥梁,渡此深渊,以达此最高存在者?盖统制“自结果到达原因”之一切法则,即吾人所有知识之一切综合及扩大唯与可能的经验相关,因而仅与感性世界之对象相关,一离此等对象则绝不能有任何意义者也。

    此一世界以——在其无限广大及其部分之无限分割中之所展示者——如是繁复、秩序、目的及美之无量数阶段呈显于吾人之前,故即以吾人之微弱悟性所能获得之知识而言,吾人已遇及如是多无量伟大之奇迹,非言语所能形容,数字所能衡度,使吾人之思维自身失其一切常度,吾人之全部判断陷于无言惊愕之中,此无言惊愕正为其广大之雄辩。触处吾人见有果与因、目的与方法之连锁,及生灭之有规律。无一事物自其自身到达“吾人所由以发见其存在”之情状而常指向“为其原因之其他事物”,同时此一原因又复指向其他原因,使吾人重复同一之探讨。故若非在此种偶然的事物所有无限的连锁之上,吾人假定有某某事物以支持之——此某某事物乃本源的独立自存的为宇宙起源之原因,同时又保持其连续者——则全宇宙必沉入虚无之深渊中。吾人视此最高的原因,应如何重大—一就世界中之一切事物而言,承认其为最高者?吾人并不知世界之全部内容,至如何与一切可能的事物比较以衡度其广大,则更非吾人之所知矣。但因就原果作用而言,吾人不能无一最后及最高之存在者,则有何物能阻抑吾人不以完全程度归之于此存在者,而以之为在其他一切可能的事物之上者?此则吾人由表现此存在者为唯一之实体,集合一切可能的完全性在其自身中——虽仅由一抽象的概念之微弱纲要——而极易为之者也。此种概念极合于理性所有简省原理之要求;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亦绝不与任何经验相背驰;且又具有此种性格,即使理性由此种概念在探求秩序及目的时所有之指导而得在经验内扩大其使用。

    此种证明常足令人以敬意提及之者。此为最陈旧、最明晰、最合常人理性之证明。

    且极鼓励研究自然,一若其证明自身即由研究自然而来,且由研究自然而常获得更新之活力者。在吾人观察所不及之处,此种证明提示目的及意向,且由一特殊统一之指导概念,即自然以外之原理,以扩大吾人关于自然之知识。此种知识又复反响于其原因,即反响于其所以使其达此知识之理念,因而增强对于“自然之最高创造者”之信仰,使此信仰具有坚强不挠之确信力。

    故欲以任何方法消灭此种论据之权威,不仅拂逆人情,且亦完全无效。理性常为此种不绝增进之论证(虽为经验的但极有力)所维持,不易为技巧艰深之思辨所提示之疑点折服,故并非由于一睹自然之伟大及宇宙之庄严,立时自一切忧郁的反省之迟疑不决中自拔,一苦自梦幻中觉醒者然——自高处上溯高处直至最高之处,自受条件制限者上溯条件直至最高及不受条件制限之一切有限存在创造者。

    吾人固不反对此种进行程序之合理及效用,且宁愿推荐于世人而鼓励之,但有人以为此种论证方法自能进展至必然的正确,且并不基于特殊爱好或为其他方面所支持,即能得人同意云云,吾人仍不能赞同之也。过自尊大之善辩者所有独断的言辞,如以较为温和谦卑之语气出之,以要求一种信仰,(此种信仰虽非令人无条件服从,而实适于祛除吾人之疑点),则殊不见其有损于此经世良谟。故我谓自然神学的证明,绝不能由其自身证明一最高存在者之存在,而必须返至本体论的论证以弥补其缺陷。此种证明不过用为本体论的论证之一种导引而已;故本体论的论证实包含(在思辨的证明能成立之限度内)人类理性所绝不能废止之唯一可能之证明根据。

    自然神学的证明之主要点如下:(一)吾人在世界中触处见及“依据一定的意向以最大智慧所成就之秩序”之明显符号;此种秩序乃在“其内容之繁复不可名状,其范围之广大不可限量之宇宙”中。(二)此种有目的之秩序,与世界之事物迥不相同,不过偶然属于此世界之事物而已;盖即谓若非由“一与根本的理念相合之有秩序的合理的原理”,按其终极的意向,加以选择、计划,则繁复纷歧之种种事物不能由其自身借繁复纷歧之种种联结方法,共同合作,以实现一定之终极的意向也。(三)故有一崇高聪睿之原因(其数或不止一)存在,此种原因必为此种世界——即不仅由繁殖而视为盲目工作之无限势力之自然,乃由自由而视为智性之世界——之原因。(四)此种原因之统一,可自世界各部分间(一若技术所布置之建筑物之各部分)所有交相关系之统一推论而得——在吾人之观察足以证实之限度内,以正确性推得之,至在此限界之外,则依据类推原理以概括性推得之。

    此处吾人就其“自某种自然的产物及人类技术所产生者——斯时吾人毁损自然强迫自然不依其自身之目的进行而依据吾人所有之目的进行者——之间之类推”所得之结论(此种类推诉之于特殊自然的产物与房屋、舟船、时表等之类似性),吾人无须严格批判此自然的理性。对于“以自然之根底中有一原因之因果作用与人造的产物所有原因之因果作用相似,即此原因乃悟性及意志;以及一种‘自己活动之自然’(此为使一切技术乃至理性自身可能者)所有内的可能性,乃自其他技术即自超人的技术而来者”云云所有类推之结论(此种推理方法或不能敌锐利之先验的批判),吾人在此处无须疑及之。总之,吾人必须承认吾人如必须举一原因,则吾人在此处除就有目的之产物(仅有此类产物其原因及其活动形相完全为吾人所知)类推以外,实无更能安全进行之方法。理性绝不能不以所知之因果作用为说明所不知者及不可证明者之根据。

    就此种论证方法而言,在自然中所有如是多合乎目的及和谐适应之事,仅足以证明方式之偶然性,实不足以证明质料之偶然性,即不足以证明世界中实体之偶然性。欲证明世界中实体之偶然性,吾人应证明世界中之事物,若非其实体为最高智慧之所产,则其自身即不能依据普遍的法则,如是有秩序而和谐。但欲证明此点,吾人应在“与人类技术类比所得之证明”以外,尚须有完全不同之其他证明根据。故此论据所能证明者,至多乃一常局限于其工作所用质料之“世界建筑工程师”,而非使一切事物皆从属其理念之世界创造者。顾此点极不合于“展示于吾人目前之崇高意向”,即不合于证明一“一切充足之元始存在者”。欲证明质料自身之偶然性,吾人应求之先验的论据,但此正为吾人在此处所决欲避免者。

    故其推论如是,即遍彻世界触处所可观察之秩序及合乎目的,可视为完全偶然的设置,吾人可由之论证“与此相应之原因”之存在。但此种原因之概念,必须能使吾人对于此种原因确有所知,故此种原因概念只能为具有全能全智等等——一言以蔽之,即具有适合于“成为一切充足之存在者”之一切完成——之存在者之概念。盖非常伟大、令人惊叹、权能不可限量及卓越无匹等等宾词,绝不与吾人以任何确定的概念,实际上并未告知吾人此物之自身究为何也。此等宾词仅为观察者在其默思世界时,与彼自身及彼之理解能力相比较,关于对象之量所有之相对的表象而已,不问吾人使此对象伟大化,抑在观察的主观与此对象之关系中使主观自顾藐小,要之此等宾词皆赞美之辞耳。凡吾人论及事物之(完成之)量之处,除包括一切可能的完成之概念以外,绝无确定的概念;在此概念中所完全规定者,仅为实在性之全量(omnitudo)。

    我信并无一人敢于自承彼了解所观察之世界之量(关于范围及内容二者)与全能之关系,世界秩序与最高智慧之关系,世界统一与其创造者之绝对的统一之关系等等。故自然神学关于世界之最高原因,不能与吾人以任何确定的概念,因而不能用为神学(此神学自身又复为宗教之基础)之基础。

    欲由经验的途径进展至绝对的总体,乃完全不可能者。顾此点正自然神学的证明之所企图者。然则所用以渡此广阔之深渊者,其术如何?

    自然神学的证明,固能引吾人至赞美世界创造者之伟大、智慧、权能等等之点,但不能使吾人更进一步。因之,吾人放弃自经验的证明根据所得之论据,而返至“吾人在论证之最初步骤中自世界之秩序及合乎目的推论所得之偶然性”一点。以此种偶然性为吾人唯一之前提,吾人惟由先验的概念进达一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之存在,及所视为最后一步,即自第一原因之绝对的必然性概念,进至此必然的存在者之确定的——或可以确定的——概念,即进至一“抱拥一切之实在”之概念。是则自然神学的证明(在其失败时)

    一遇此种困难,立即近至宇宙论的证明;又因宇宙论的证明,仅为粉饰之本体论的证明,故自然神学的证明实际仅由纯粹理性以达其目的者也——自然神学的证明在出发时,虽否认与纯粹理性有任何因缘,而自以为在“由经验得来之确信的证据”上建立其结论者。

    故凡提议自然神学的论证之人,实无根据可以轻侮先验的证明方法,自以为洞察自然而卑视先验的证明为“晦昧的思辨所修饰之人为产物”。盖若彼等愿检讨其自身所有之论证进程,则将发见被等在自然及经验之坚固根据上进展至相当程度以后,见其自身依然离彼等理性所想望之对象甚远,彼等乃突离此种经验根据而转入纯然可能性之领域内,在此领域内彼等期望鼓其观念之翼以接近此对象—一此对象乃不能为彼等一切经验的探讨到达者。在彼等可惊之突飞以后,自以为发见一坚强之根基,乃推展其概念(确定的概念,彼等今始具有之,惟不知如何具有之耳)于创造之全部领域。于是彼等乃引证经验以说明“此种推理所含有完全由纯粹理性所产之理想”(此种说明方法虽极不适当,且远出于其对象所有奠严之下);彼等始终否认由于“与经验完全相异之途径”以到达此种知识或假设。

    故关于本源的或最高的存在者之存在,自然神学的证明实依据宇宙论的证明,而宇宙论的证明则依据本体论的证明。且因在此三者以外,思辨的理性实无其他之途径可觅,故关于超绝“悟性之一切经验的使用”之命题,若果有任何证明可能,则自纯粹理性概念而来之本体论的证明,实为其唯一可能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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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根据理性之思辨的原理之一切神学之批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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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根据理性之思辨的原理之一切神学之批判

    我若名“关于本源的存在者之知识”为神学,则神学或唯根据理性(theologiarationalis合理神学)或根据天启(theologia reve-lata天启神学)。合理神学其由纯粹理性唯以先验的概念(ensoriginarium,realissimum,ens entium本源的存在者、实在的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之存在者)思维其对象者,名为先验神学,其由借自然(自吾人心之本质)所得之概念——以本源的存在者为最高智力之概念——以思维其对象者,则应名为自然神学。凡仅容认先验神学之人,名为有神论者(deist);其兼容自然神学之人,则名为信神论者(theist)。有神论者承认吾人唯由理性能知一本源的存在者之存在,但以为吾人所有关于此种存在者之概念,则仅先验的、即“具有一切实在性但吾人不能以任何较此更为特殊形相规定之”之存在者之概念。信神论者则主张由于与自然类比,理性能更精密规定其对象,即视为“由于其悟性及自由,其自身中包含其他一切事物之最后根据”之存在者。是以有神论者仅表现此种存在者为世界之原因(其为世界之原因是否由于此种存在者本质之必然性,抑由于自由,则仍为未决定者),而信神论者则表现之为世界之创造者。

    复次,先验神学其欲自一普泛所谓经验(并未以任何更为特殊之形相规定“经验所属世界”之性质)推演本源的存在者之存在,名为宇宙论的神学;其信为由纯然概念,无须任何经验之助,即能知此种存在者之存在,名为本体论的神学。

    自然神学则自世界中所展示之组织、秩序、统一以推论世界创造者之性质及存在——在此世界中,吾人应认知有二种因果作用与其所有之规律,即自然及自由。自然神学自此世界上推至一最高之智力或以之为一切自然的秩序及其完成之原理,或以之为一切道德的秩序及其完成之原理。前者名为物理的神学,后者则名为道德的神学。

    今因吾人不欲以神之概念仅指一切事物根源所在之“盲目工作之永恒自然”,而以之为“由于其悟性及自由,为一切事物之创造者之最高存在者”;且因神之概念仅在此种意义中始能使吾人关心注意,故严格言之,吾人自能否定有神论者有任何神之信仰,而仅许其有关于本源的存在者或最高原因之主张耳。顾因无一人应于拒斥其所不敢主张者受责,故不如谓为有神论者信神,而信神论者则信有生命之神(summa intelligentia最高悟性),较为温和而公正也。吾人今将进而研讨理性所有此等一切努力之可能的根源为何。

    为此种研讨计,理论的知识可释为认知所存在者为何之知识,实践的知识则释为表现应存在者为何之知识。根据此种定义,理性之理论的使用,乃我由之先天的(必然的)

    知有某某事物;而实践的使用,则我由之先天的以知“所应发生者”。今有某某事物或应发生某某事物,若正确无疑,唯此正确性同时又仅为受条件制限者,则此正确性之某一定条件、或能绝对必然的预行假定之,或任意的偶然的预行假定之。在前一事例中,其条件乃设定为基本要项者(per thesin由于主张);在后一事例中,则其条件乃假定之者(per hypothesin由于假设)。今因有绝对必然之实践的法则即道德律,故其结论自必为;此等法则如必须预行假定任何存在者之存在为其拘束力所以可能之条件,则此种存在必为设定为基本要项者;此足为——由之以推论此种一定条件——之受条件制限者,其自身吾人先天的知其为绝对必然之充足理由。异时,吾人将说明道德律不仅以一最高存在者之存在为前提,且以道德律之自身在其他方面乃绝对的必然者,故又使吾人有正当理由设定其为基本要项——此固仅由实践的观点设定之者也。今则吾人对此论证方法姑置之不问。

    凡吾人仅论究“所存在者为何”(非论究应存在者)之处于经验中所授与吾人之受条件制限者,常被视为偶然的。故其条件不认为绝对必然的,而仅用为相对必然的,或宁用为所需之某某事物;就其自身及先天的而言,则为吾人“企图由理性以知受条件制限者”所假定之任意的前提。故若事物之绝对必然性,在理论的知识之领域内,应为吾人所知,则此必然性仅能自先天的概念得之,而绝不由于设定此必然性为与“经验中所授与之存在”有关之一种原因而得之者。

    理论的知识若与任何经验中所不能到达之对象或对象之概念相涉,则为思辨的。其所以如是名之者,欲以之与“自然知识”相区别耳,自然知识乃仅与可能的经验中所授与之对象或对象之宾词相关者也。

    吾人所由以自“视为结果之发生事物”(经验的偶然事物)以推论一原因之原理,乃自然知识之原理,非思辨知识之原理。盖若吾人抽去其所以成为“包含一切可能的经验之条件”之原理者,且除去一切的经验的事物而企图欲就普泛所谓偶然的事物以主张有一原因存在,则此种主张对于其能指示吾人“如何自吾人目前之事物转入完全不同之事物”(名为其原因者)之任何综合的命题,仍无丝毫可以辩释其能正当成立之处。盖在此种纯然思辨的使用中,“凡其客观的实在性容许吾人具体的理解之任何意义”,不仅自偶然性之概念中除去,且在原因之概念中亦无之也。

    吾人若自世界中所有事物之存在以推论其原因之存在,则吾人非就自然之知识使用理性,而就思辨运用理性耳。盖前一类型之知识,其以之为经验上之偶然的事物而指其与一原因相关者,非物自身(实体),仅为所发生之事物,即事物之状态耳。至“实体(质料)自身在其存在中乃偶然的”云云,则应以纯粹思辨的方法知之。复次,即令吾人仅言及世界之方式,即事物在其中联结及变化之途径,及欲自此方式以推论一“完全与世界不同”之原因,则因吾人所推论之对象非可能的经验之对象,故此仍为纯粹思辨的理性之判断。苟如是使用,则“仅在经验领域中有效,在经验以外绝不能应用,且实毫无意义”之因果原理,将完全失其固有之效用矣。

    我今主张“凡欲以任何纯然思辨的方法在神学中使用理性”之一切企图,皆完全无效,就其性质而言,亦实空无实际,且理性在自然研究中使用之原理,绝不引达任何神学。因之,所可能之唯一之理性神学,乃以道德律为基础,或求道德律之指导者。理性之一切综合原理,仅容许内在的使用;欲得关于最高存在者之知识,则吾人应以此等原理超验的用之,顾悟性绝不适于此种超验的使用。如经验上有效之因果律能引达本源的存在者,则此本源的存在者必属于经验对象之连锁,在此情形中,此本源的存在者将与一切现象相同,其自身仍为受条件制限者矣。但即由因果关系之力学的法则,超越经验限界以外之突飞视为可以容许之事,顾吾人由此种进程所能获得之概念,果为何种概念?

    此远不足提供一最高存在者之概念,盖因经验绝不授与吾人——关于提供此种原因之证据所必需之——一切可能的结果中之最大者。吾人如欲以“具有最高完成及本源的必然性之存在者”之理念,弥补吾人概念中所有此种规定之缺陷,此固可以好意容受之者;但不能视为其具有不可争辩之证明力,吾人有正当权利以要求之者。自然神学的证明,以其联结思辨及直观,故或能增加其他证明(如有此种证明)之重量;但就其自身单独言之,则仅为悟性对于神学的知识准备之用,在此方向与悟性以一种自然倾向,其自身则不能完成此工作者也。

    凡此种种,实明显指向所得之结论,即先验的问题仅容先验的解答,即仅容“完全根据先天的概念、绝不参杂丝毫经验的要素”之解答。但今所考虑之问题,明为综合的,要求推展吾人之知识于一切经验限界以外,即推展至一“与吾人所有纯然理念相应(此种理念在任何经验中不能有与之相应者)之存在者”之存在。顾就吾人所已证明者言之,则先天的综合知识,仅在其表现“可能的经验之方式的条件”之限度内可能;故一切原理仅有内在的效力,即此等原理仅能应用于经验的知识之对象(即现象)。是以欲以先验的进程由纯然思辨的理性构造一“神学”之一切企图,皆毫无效果者也。

    但即有任何人自择与其丧失彼长期所依恃之“论据坚决之确信”,毋宁怀疑分析论中所授与之种种证明,但彼仍不能拒绝答复吾人所提之要求,即被自信能借理念之力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果如何且以何种内部灵感而可能,至少彼应有一满足之说明。

    新证明或企图改良旧证明等等,我一律乞免。在此领域中选择之余地实少,盖因一切纯然思辨的证明,终极常使吾人返至同一证明,即返至本体论;故我并无实在理由恐惧“拥护通感性的理性之独断的斗士”之丰富创见。且我不避论战,摘发任何此种企图中之谬见,以挫折其主张;此实我即不以自身为一特殊战士,亦优为之也。但即以此种方法,我亦绝不能消除“习于独断的信仰形相之人士”所有之幸运期望;故我仅限于温和的要求,以为彼等应以普遍的及根据“人类悟性之本质及吾人所有其他知识源泉之本质”

    等言辞,对于此一问题与以满足之答复,即:吾人如何能如是开始所提议之“完全先天的扩大吾人知识”之事业,又如何能使之进入“吾人经验所不及其中无术证明吾人自身所创设之任何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之领域。不问悟性以何种方法能到达一概念,但其对象之存在,则由任何分析过程亦绝不能在概念中发见之;盖关于对象存在之知识,正以在“关于对象之纯然思维”以外,设定对象自身之事实而成者也。唯由概念以进达“新对象及超自然的存在者之发见”,乃完全不可能者;且此事即诉之于经验,亦属无益,盖经验在一切事例中仅与吾人以现象耳。

    但理性在其纯然思辨的使用中,虽远不足以成此伟大事业,即不足以证明一最高存在者之存在,但在其改正“自其他源泉所得关于此存在者之知识”一点,则有极大效用,即使此种知识不自相矛盾而与“所以观察直悟的对象之一切观点”相调和,且使其得免有“与本源的存在者之概念不相容”之一切事物及无一切经验的制限之揉杂其中。

    故先验的神学虽十分无力,但就其消极的使用而言,则仍极重要,且在吾人理性仅论究纯粹理念(此理念乃不容有先验的标准以外之标准者)之限度内,先验的神学实用为吾人理性之永久监察者。盖若在其他关系中,或依据实践的理由,所预行假定“视为最高智力之最高的及一切充足的存在者”之前提,已证明其效力确实无疑,则在先验的方面,精确规定此概念为一“必然的及最高实在的存在者”之概念,以免有“属于纯然现象(如广义之拟人论)与最高实在不相容”之一切事物,同时又适当处置一切相反之主张(不问其为无神的、有神的或拟人的),自极为重要者也。此种批判的措置并无任何困难,盖因其能使吾人证明人类理性无力主张此种存在者存在之同一根据,亦必足以证明一切相反主张之无效力。盖吾人果自何种源泉能由理性之纯然思辨的运用获得此种知识,谓并无“为一切事物最后根据之最高存在者”,以及谓此最高存在者并无吾人就一思维的存在者所有力学的实在性自其结果类推所谓论之种种属性,或谓(如拟人论之所论辩者)

    此最高存在者必须从属感性所势必加于“吾人由经验所知之智力”上之一切制限云云。

    由此观之,最高存在者就理性之纯然思辨的使用而言,虽永为一纯然理想,但为一毫无瑕疵之理想,即为完成“人类全部知识”之概念。此种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固不能由纯然思辨的理性证明之,但亦不能由思辨的理性否定之。是以若有一能补救此种缺陷之道德的神学,则以前仅为“想当然者之先验的神学”,将证明其自身在规定此种最高存在者之概念及不绝检验“其常为感性所欺而屡与其所有理念不能调和之理性”,实为不可或缺者也。必然、无限、统一、世界以外之存在(非以之为世界之心灵)、超脱一切时间条件之永恒、超脱一切空间条件之遍在、全能等等,皆为纯粹先验的宾词,且即以此故,此等宾词之纯化概念(此为一切神学之所不可缺者),皆仅自先验的神学得之。

    先验辩证论附录纯粹理性所有理念之统制的使用纯粹理性所有一切辨证的尝试之结果,不仅证实吾人在先验的分析论中所已证明者,即吾人所有自以为能引吾人越出可能的经验限界之一切结论,皆欺人而无根据;且亦更进一步教示吾人,人类理性具有逾越此等限界之自然倾向,以及先验的理念之于理性,正与范畴之于悟性相同,皆极自然者——其所异者,则范畴乃引达真理,即使吾人之概念与其对象相合,而理念则产生“虽纯然幻相而又不能拒斥”之事物,且其有害之影响,即由最严刻之批判,亦仅能中和之而已。

    一切事物凡在吾人所有力量之性质中有其基础者,自必适于此等力量之正当使用,且与之一致——吾人如能防免某种误解因而发见此等力量之正当趋向。故吾人自能假定先验的理念自有其善美、正当、及内在的用途,顾在其意义为人所误解而以之为实在的事物之概念时,此等理念的应用之际,即成为超验的,且即以此故而能成为欺人者矣。

    盖理念之所以能或为超验的,或为内在的(即或列之于一切可能的经验以外,或在经验之限界内发见其使用之道)不在理念自身,而仅有其用处,就其应用于“所假定为与之相应之对象’而言,则为超验的,就其关于悟性所处理之对象仅指导普泛所谓悟性之使用而言,则为内在的。至一切先验的潜行易替之误谬,则应归之判断之失错,绝不能归之于悟性,或理性者也。

    理性与对象绝无直接的关系,仅与悟性相关;理性仅由悟性始有其自身所特有之经验的使用。故理性非创造(对象之)概念,仅整理概念而与之以统一,此等概念之所以能有此种统一,仅在此等概念用之于“最广大可能之应用”之际,即其意向欲在种种系列中获得其总体之际。悟性自身并不与此种总体有关,仅与“此种条件系列依据概念所由以成立之联结”相关。是以理性以“悟性及其有效之应用”为其所有之唯一对象。此正与悟性以概念统一对象中之杂多者相同,理性以理念统一杂多之概念,设定一集合的统一,作为悟性活动之目标,否则悟性仅与部分之分配的统一有关耳。

    因之,我主张先验的理念绝不容许有任何构成的使用。当其以此种误谬方法视理念,因而以先验的理念为提供“某种对象之概念”时,则此等理念乃伪辩的,即纯然辩证的概念。顾在另一方面,则此等理念有其优越的且实不可欠缺之必然的一种统制的作用,即指导悟性趋向某种目标之使用,凡由悟性所有一切规律所揭示之途径,皆集注此一目标,一若集注于此等途径所有之交切点者然。此交切点实为一纯然理念,即一想象的焦点(focus imaginar-ius),惟以其在可能的经验疆域以外,悟性概念实际并非自此点而进行者;但此点用以与悟性概念以此种与其最大可能的扩大相联结之最大可能的统一。

    由此乃发生“此等路线起自经验的可能知识领域以外之实在的对象”之幻相——正与镜中所见反射之对象若在镜后者情形相同。顾若吾人欲导悟性越出一切所与经验(为可能的经验总和之部分),因而获得其最大可能的扩大,则此种幻相乃势所必需者,此正与镜中错觉相同,若在横陈于吾人目前之对象以外,复欲觅远在吾人背后之对象,则所陷入之幻相,乃成势所必需者矣。

    吾人若就其全部范围考虑由悟性所得之知识,即见及理性对于此类知识所有态度之特征,乃在制定及求成就此等知识之系统化,即展示“此等知识所有各部分依据一单一原理所成之联结”。此种理性之统一,常预行假定一理念,即常预行假定一“知识全体所有方式”之理念——此一全体乃先于各部分之限定的知识,且包含先天的规定“一切部分之位置及其与其他部分所有关系”之条件。因此,此种理念在由悟性所得之知识中,设定一种完全的统一为其基本要项,由于此种统一,此种知识乃非偶然的集合而为依据必然的法则联结所成之体系。吾人不能谓此种理念乃一对象之概念,实仅“此等概念所有彻底的统一”之概念耳(在此等统一用为悟性规律之限度内)。此等理性概念非自自然得来;反之,吾人乃依据此等理念以探讨自然者,在自然不能与此等理念适合时,吾人常以吾人之知识为有缺陷。纯土、纯水、纯气等等之不能有,乃普泛所承认者。顾欲适当规定此等自然原因在其所产生之现象中各自所有之分际,则吾人自须要求此等纯土云云之概念(就其完全之纯粹性而言,此等纯土云云其起源固件在理性中者)。故欲依据一机械性之理念以说明物体间之化学作用,则一切种类之物质皆归原为土(纳就其重量而言),盐、燃烧体(就其力言)以及为媒介体之水、空气等(盖即最初二类即土与盐、燃烧体等所由以产生其结果之机构)。通常所用之表现方法自与此有所不同;但理性之影响于自然科学者之分类,则仍易于发见也。

    理性如为由普遍以演绎特殊之能力,又若普遍之自身已正确而为所与者,则实行归摄进程,所须者仅为判断力,由此归摄进程乃以必然的形相规定特殊的事物。我将名此为理性之必然的使用。顾若普遍仅能容许为想当然者,且为一纯然理念,则特殊即正确,但推得“此特殊为正确”之规律其所有普遍性,仍属疑问。种种特殊事例(尽皆正确者)

    以规律检讨之,观其是否由规律而来。设所能引用之一切特殊的事例皆自规律而来,则吾人以此论证规律之普遍性,由此普遍性复论证一切特殊的事例乃至及于尚未见及之事例。我将名此为理性之假设的使用。

    根据所视为想当然的要念之理念所有理性之假设的使用,质言之,并非构成的,即严格判断之,并非吾人能视为证明“吾人所用为假设之普遍的规律”之真实之一类性格。

    盖吾人何以知实际自所采用之原理得来之一切可能的结果,能证明此原理之普遍性?理性之假设的使用,仅为统制的;其唯一目的在尽其力之所能以“统一”加入吾人所有之细分之知识体中,因而使其规律接近于普遍性。

    故理性之假设的使用,其目的在悟性知识之系统的统一,此种统一乃悟性规律之真理所有标准。顾系统的统一(以其为一纯然理念)仅为所计议之统一,不应视为此统一自身已授与者,仅应视为一所欲解决之问题。此种统一辅助吾人在悟性所有之杂多及特殊之使用形相中,发见悟性所有之原理,以指导悟性注意于尚未发生之事例,因而使之更为条理井然。

    但吾人自以上见解所能得之唯一结论,仅为悟性所有杂多知识之系统的统一(其由理性所制定者),及一逻辑的原理。此种原理之机能,乃借理念在“悟性不能由其自身建立规律之事例中”辅助悟性,同时对于悟性之纷繁规律与以“在单一原理下之统一或体系”,因而能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其前后一贯。但谓对象之构成性质和认知“对象之为对象”之悟性本质,其自身被规定为具有系统的统一,以及谓吾人能在某种程度内先天的设定此种统一为一基本要项,与理性之任何特殊利益无关,乃至谓吾人因而能主张悟性所有之一切可能的知识(包括经验的知识)皆具有理性所要求之统一而从属一共同原理,悟性所有之种种知识固极纷歧,皆能自此共同原理演绎之——凡此云云殆主张理性之先验的原理,并使系统的统一不仅视为方法,成为主观的逻辑的必然,且亦成为客观的必然者矣。

    吾人可以理性使用之一事例说明此点。在与悟性概念相合之种种统一中,实体之因果作用(所名为力者)之统一亦属其内。同一实体所有之种种现象,骤一视之,异常纷歧,以致吾人在最初应假定为有种种不同之结果,即有此种种不同之力。例如人类心中有感觉、意识、想象、记忆、顿智、辨别力、快乐、欲望等等。顾有一逻辑的格率,要求吾人应尽其所能以此等现象互相比较,且发见其所隐藏之同一性,以减除此种外观上之纷歧。吾人应探讨想象与意识相联结是否即与记忆、顿智、辨别力为同一之事物,乃至或即与悟性及理性同一。逻辑虽不能决定根本力是否实际存在,但此种根本力之理念,则为包含于“种种纷歧繁杂之力之系统的表现”中之问题。理性之逻辑的原理,要求吾人尽其所能使此种统一完备;此力与彼力各自所有之现象,愈见其彼此相同,则此等现象之为“同一力之不同表现”亦愈见其然,此同一力在其与“较为特殊之种种力”有关,应名之为根本力。至关于其他种类之力,亦复如是。

    此等相对的根本力又必互相比较,意在探求其一致点,因而使其更近于一唯一的本源力,即绝对的根本力。但此种理性之统一,乃纯然假设的。吾人并非主张必须遇及此一种力,所主张者乃吾人为理性之实际利益计,即对于经验所能提供吾人之杂多规律,为建立某种原理计,必须探求之力耳。凡在可能之范围内,吾人必须努力以此种方法使“系统的统一”输入吾人之知识中。

    但在转移至悟性之先验的运用时,吾人发见此种根本力之理念不仅以之为理住假设的使用之问题,且以设定一实体所有种种力之系统的统一为基本要项,及表现理性之必然的原理而要求其具有客观的实在性。盖即无任何企图以展示此种种力之和谐一致,甚或在一切此种企图失败以后,吾人亦尚须行假定此种统一实际存在,此不仅以上所援引事例为实体之统一计如是,即在与普泛所谓物质相关之事例中——其中吾人所遇及之种种力,虽在某种程度视为同质,但实亦异常纷歧繁杂者——亦复如是。在一切此种事例中,理性预行假定种种力之系统的统一,其所根据者为特殊之自然法则应归摄于更为普遍之法则下,且“节约原理”不仅为理性之经济的要求,且亦自然自身所有法则之一。

    除吾人亦预行假定一先验的原理——此种系统的统一即由此种原理先天的假定为必然的属于对象——以外,欲了解如何能有一“理性由之制定规律统一”之逻辑的原理,诚属难事。盖理性果以何种权利在其逻辑的使用中要求吾人以“自然中所显示之种种力”

    为纯然一种变相的统一,以及尽其所能自一根本的力引申此种统一——如任意认为“一切力之为异质,及所引申之系统的统一,能与自然不相一致”等事亦属可能,则理性如何能要求以上云云之事?斯时理性将与其自身所有之职能相背,乃欲以“与自然性质完全不相容”之理念为其目的矣。吾人亦不能谓理性在其依据自身所有之原理进行时,由于观察自然之偶有性质即到达此种统一之知识。盖要求吾人探求此种统一之理性法则,乃一必然的法则,诚以无此种统一,则吾人即无理性,无理性则无悟性之一贯运用,缺乏一贯运用则无经验的真理之充足标准。故欲保持一经验的标准,则吾人不得不预行假定自然之系统的统一,乃客观的有效且为必然的。

    哲学家即其自身虽不常承认此种先验的原理或曾意识及用此原理,但吾人固发见此种原理以极可注意之形相暗默包含于彼等所由于进行之原理中。各个别事物在种种方面之歧异,并不拒绝“种之同一”,种种不同之种必须视为“少数之类所有之不同规定”,此少数之类又必须视为更高类之不同规定,一切循此推进;总之,吾人必须在“可能之经验的概念能自更高更普泛的概念演绎”之限度内,探求一切可能之经验的概念之某种系统的统一——此乃一逻辑的原理(僧院派所建立之规律),无之则不能有理性之任何使用者也。盖吾人仅在以普遍的性质归之于事物,视为其特殊的性质所根据之基础之限度内,始能由普遍以推断特殊。

    此种统一之应在自然中见之云云,乃哲学家在“基本事项(即原理)不应无故增多”

    (entia praeter necessitatem non esse multiplicanda)之著名僧院派格率中所以为前提者。此种格率宣称:“事物就其本性而言,即为提供理性统一之质料者,且其表面上之无限歧异,实不足以妨阻吾人假定在此纷歧繁复之后有根本性质之统一”——此等性质由于其重复之规定,纷歧繁复之状态能由之而来。此种统一虽纯然一理念,乃一切时代所热烈探求之者,故应节制“对于此种统一之愿欲”,实无须鼓励之。化学家能将一切盐类归纳于酸及盐基二大要类,实为极大之进步;彼等复努力说明即令有此二者之区别,亦仅同一之根本物质之变异或不同之显现。化学家逐渐将不同种类之土(石及金属之质料)归纳为三类,最后则归纳为二类;但尚不满意,彼等不能捐弃“在此等歧异状态之后仅有一类”,且在土及盐类之间应有共同原理等等之思想。此自可假定为纯然一种经济的规划,理性由之使其自身免于一切可能的劳苦者,即一假设的企图如能成功,则由于其所到达之统一,对于所设想之说明原理自与以概括性之真理。

    但此种自私的目的,极易与理念相区别。盖依据理念则一切人皆预行假定理性之统一与自然自身一致,且理性——虽不能规定此种统一之限界——在此处则对于自然非乞求而为命令。

    在所呈显于吾人之现象间,若果有如是极大之歧异——我非指其方式,盖在方式中现象自能互相类似;乃指其内容,即就现存事物之纷歧繁复而言——以致最锐敏之人类悟性亦绝不能比较此等现象以发见其极微之类似性(此为极能思及之可能性),则“类”

    之逻辑原理将完全不能成立;乃至吾人并“类”之概念或任何其他普遍的概念亦不能有之;而此唯一从事此种概念之悟性自身,亦将不复存在矣。故若“类”之逻辑的原理应用于自然(此处所谓自然仅指所授与吾人之对象而言),自当预行假定一先验的原理。依据此种先验的原理,在可能的经验之纷歧繁复中,必须预行假定有同质之性质(吾人虽不能以先天的形相决定其程度);盖无此同质之性质,则无经验的概念可能,因而将无经验可能矣。

    设定同一性为基本要项之“类之逻辑的原理”,由另一相反之原理使其归于平衡,即“种”之原理,此“种”之原理以事物在同一类之下虽互相一致,但在各事物中则要求其繁复纷歧,且命令悟性对于同一性与差别性应以同等程度注意之。此种(辨别的观察即辨别差异之能力之)原理,对于前一(理智能力ingenium之)原理(按史密斯英译小注谓:康德在其人类学中以理智与判断力对立,理智乃吾人由以决定普遍适于特殊之能力,而判断力则为吾人由以决定特殊合于普遍者)所有可能的轻率,加以制限;于是理性展示有自相矛盾之二重实际利益,在一方面为关于“类”之外延的范围之实际利益(普遍性),在另一方面则为关于“种”之繁复之内包的内容之实际利益(规定性)。在外延的事例中,悟性在其概念之下思维更多之事物,在内包之事例中,则在概念之中思维更多之事物。自然研究者在被等思维方法之分歧中,亦显现有此种二重之实际利益。吾人大概可以断言,凡偏重思辨的研究之人,皆厌恶异质性质,而常注视“类”之统一;在另一方面,则凡偏重经验的研究之人,常努力分化自然直至其繁复程度一若将消灭“其能依据普遍的原理以规定自然现象”之期望。

    此种经验的思维形相,实根据“目的在一切知识之系统的完成”之逻辑的原理——制定以“类”开始,吾人以所保持体系之扩大之形相下推所能包含于“类”下之杂多,正与在其他一可择之进程即思辨的进程中上溯其“类”,吾人努力以保持体系之统一者相同。盖若吾人专注意于标示“类”之概念范围,则吾人即不能规定其逻辑的区分究能进行至何种程度,亦犹吾人纯自物体所占之空间不能判断空间所有部分之物理的分割究能进展至何种程度也。因之,一切“类”须有种之纷歧,此等“种”又须有“族”之纷歧;且以无一“族”其自身无一范围(其外延一如普遍的概念),故理性——以其欲进至完成——要求不能以任何“种”为最下级之种。盖因“种”常为一概念,仅包有差别事物所共同之点,非已完全规定之者。故“种”不能直接与个体相关,必常有其他概念(即“族”)包摄于“种”之下。此种特殊化法则可成为以下之原理:繁复不能无故减削(entium varietates  non  temere  esse  minuendas)。

    此种逻辑的法则若非根据一先验的特殊化法则,则将毫无意义而不能应用,此种先验的特殊化法则,实非要求在“所能为吾人对象之事物”中实际有无限之歧异——此种逻辑的原理,仅关于可能的分类之逻辑的范围,主张其不定而已,并未与“主张其无限者”以任何机缘——不过以此种任务加之悟性,即使其在一切所可发见之“种”下,探求其“族”,在一切差别之下,探求更小之差别耳。盖若无更下之概念,即不能有更高之概念。今悟性仅能由概念获有知识,故不问分类进程进展至如何程度,绝非由于纯然直观,而常由于更下之概念。现象知识在其完全规定中(此仅由悟性而可能者),则要求吾人所有概念之分化前进不已,常须更进展至所留存之其他差别点,此等差别点在“种”

    之概念中则为吾人所已抽去者,在“类”之概念中更无论矣。

    此种分类法则不能自经验得来,盖经验绝不能以此种广大的远景展示吾人。经验的特殊化若非由先在之先验的特殊化法则为之导引,则在辨别杂多时,不久即到达停止点,此种先验的特殊化法则,以其为一理性原理,常引吾人探求更进一步之差别,乃至在感官不能以此等差别展示吾人之时,亦常疑其实际存在。吸收性土类之分为种种种类(石灰土类及盐酸土类),乃仅在先在的理性规律之指导下所可能之发见——理性在以下之假定下进行,即自然如是纷歧繁复,故吾人能预想有此种差别点存在,因而以探求此种差别点之任务加之悟性。吾人之所以能有任何悟性能力者,实仅在“自然中有差别”之假定下,其事正与仅在“自然之对象显示有同质性质”之条件下,吾人始有悟性能力相同。盖包括于一概念下之纷歧繁复,正所以对于概念使用及悟性发挥与以机缘者也。

    是以理性为悟性准备其活动之领域:(一)由于在更高之“类”下所有杂多之同质之原理;(二)由于在更下之“种”下所有同质的事物之歧异之原理;及(三)为欲完成系统的统一,更须有一法则,即一切概念有亲和性之法则——此一法则制定吾人由于繁复纷歧之逐渐增进,自各“种”进展至一切其他之“种”。此等法则吾人可名之为方式之同质性、特殊性、连续性等等之原理。所谓连续性之原理,乃联结其他二者而成,盖因仅由上溯更高之“类”及下推更下之“种”二种进程,吾人乃能获得“完全之系统的联结”之理念。盖斯时一切杂多的差别皆互相有关,以彼等皆自一最高之“类”发生,经由“益复扩大的规定之一切阶段”。

    三种逻辑的原理所制定之系统的统一,能以以下之方法说明之。一切概念皆可视为一点,此点作为观察者之停留场,有其自身所有之视阈,即繁复之事物皆能自此立场表现之,自此立场以校阅之耳。此种视阈必能包有无量数之点,每点皆有其自身所有之更狭隘之视阈;易言之,一切“种”依据特殊化之原理皆包有“族”,而逻辑的视阈则专由更小之视阈(族)所成,绝非由“不具有外延(个体)之点”所成者也。但对于种种之视阈,即“类”(每类皆由其自身所有之概念规定之者),能有一共同之视阈,其与此共同之视阈相关一若自一共同之中心,检阅种种之类”;自此种更高之“类”,吾人更能前进,直至到达一切“类”中之最高者为止,因而到达普遍的真实的视阈,此种视阈乃自最高概念之立场规定之者,且包括一切杂多——类、种、族——在其自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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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根据理性之思辨的原理之一切神学之批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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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同质性之法则引吾人到达此最高之立场,由特殊化之法则引吾人到达一切更下之立场及其最大可能之歧异。且因在一切可能的概念之全部范围内并无空隙,又因出此范围以外并无事物可遇及,故自普遍的视阈及完全的区分之二种前提,发生以下之原理:

    方式之间并无空隙(non datur vacuum formarum),即种种本源的最初的“类”并非由空隙使之互相孤立分离;一切杂多的“类”纯为一唯一之最高的及普遍的“类”之分化。

    自此种原理乃得其直接的结论:方式之间有连续性(datur continuum formarum),即“种”之一切歧异皆互相为绿,自一“种”转移至其他之“种”,不容有突飞之事,仅经由介在各种间之更小程度之歧异而成。总之,(自理性而言)“种”或“族”彼此间皆不能为最近之事物;常能有其他中间之“种”,中间“种”之与各种间之差异,常较各种彼此间之差异为小。

    第一法则乃使吾人对于无数种类不同之本源的“类”不即以此为止境而满足,令吾人注意其同质性;第二法则则又阻抑此种趋向统一之倾向,而主张在吾人进而应用普遍的概念于个体之前,应先在概念中区分为各族。第三法则制定“即在最繁复之杂多中,吾人亦见及自一‘种’逐渐转移至他‘种’之间所有同质性,因而认知种种分枝间之关系,一若皆自同一之根干发生者”云云,以联结以上二种法则。

    但此种“种之连续性”(就逻辑的方式而言)之逻辑的原理,乃以一种先验的法则(自然中连续性之法则)为前提者,无此种先验的法则,则前一法则仅能引悟性陷入歧途,使其遵循一“殆完全与自然自身所制定者相反”之途径。故此种法则必须以纯粹先验的根据为基础,而非依据经验的根据。盖若依据经验的根据,则法则之成立将后于体系,顾实际则吾人所有自然知识中之一切体系,皆自法则所发生者也。此等法则之形成,并非由于——提出此等法则为一纯然实验的提案所作之——实验之任何秘密计划。此等预见(按即以上所云之法则)当其证实时,即产生强有力之证据,以维持“假设的所思及之统一乃极有根据者”之见解;因而此种证据在此一方面具有确实之效用。但此则极显明者,此等法则乃以“根本的原因之节约、结果之纷繁、及由此二者而来之自然各部分之互相接近”等等,就其自身言,为与理性及自然二者皆相合者。故此等原理,其自身直接具有令人深信采用之根据,非仅以之为方法上之方便也。

    但极易见及此种方式之连续性纯为一理念,在经验中实不能发见有与此理念相合之对象。盖第一、自然中之“种”实际分为种种,因而必须构成一不连续之区别量(quantum discretum)。推溯此等“种”之亲和性,若继续进展不已,则在所与二种间之中间分子,自必确为无限,顾此乃不可能者。且第二、吾人对于此种法则不能有任何确定之经验的使用,盖因其所训令吾人者,仅为“吾人应探求亲和性之阶段”云云,极为宽泛之指示而已,至吾人应探求此等亲和性阶段究至何种程度,及以何种方法探求之,则此种法则组未与吾人以任何标准。

    吾人如以此等系统的统一之原理,置之“适于其经验的使用之顺序”中测此等原理所占之顺序如下:杂多、亲和、统一,每一项皆视为其完全程度已达最高之理念。理性以由悟性所得及直接与经验相关之知识为前提,依据远越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以外之理念,以探求此种知识之统一。杂多之亲和性(不间杂多之如何纷歧,乃视为包摄于一统一原理之下者)固与事物相关,但更与事物之性质及其力量有关。例如吾人所有不完全之经验,最初如使吾人以行星轨道为圆形,其后吾人若发见其中与圆形说有所歧异,吾人推溯此等歧异,直至依据一定的法则,经由无限之中间阶段,能改变圆形为所推想之种种歧异轨道中之一。盖即谓吾人假定行星之运行非圆形乃多少近于圆形之性质;于是吾人到达一椭圆形之理念。又因彗星在观察所及之范围内,并非以任何此种轨道回至其先有之位置,故彗星之途径展示有更大之歧异。于是吾人推想彗星乃遵抛物线之轨道进行者,此种轨道近似椭圆,就吾人所有之观察而言,实难与“具有异常延扩之长轴”之椭圆相区别。故在此等原理指导之下,吾人在轨道之“类”的方式中发见有统一点,因而发见行星运动(即引力)所有一切法则之原因中之统一。于是吾人乃以所得之效果推而广之,努力以同一原理说明一切变异及与此等法则表面上相违反之情形;最后甚至吾人进而增加“绝非经验所能证实”之事物,即依据亲和性之规律,推想彗星之双曲线轨道,在此种轨道中,彗星完全脱离吾人所有之太阳系,自一太阳向一太阳转移,联结宇宙之最远部分——此一宇宙在吾人虽为无限,但由同一之动力一贯联结之。

    此等原理之显著形相及其中唯一与吾人有关者,乃在其颇似先验的,以及此等原理虽包含“用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之指导”之纯然理念——理性之追从此等理念殆有类于渐近线的,即永益接近而永不能到达之——但此等理念以其为先天的综合命题,亦具有“客观的而又不定的效力”,用为可能的经验之规律。此等理念又能在努力构成经验时,用为辅助的原理而得极大之效用。但此等理念不能有先验的演绎;盖如吾人以上之所说明,关于理念,此种演绎乃绝不可能者。

    在先验分析论中吾人已以悟性之力学的原理与数学的原理相区别,以力学的原理为直观之纯然统制的原理,而数学的原理就其与直观之关系而言则为构成的原理。但此等力学的原理关于经验固亦为构成的,盖以此等原理乃使“无之则不能有经验”之一类概念,先天的可能者。顾纯粹理性之原理,关于经验的概念,则绝不能为构成的;盖因不能有“与此等原理相应之感性图型”授与吾人,故此等原理绝不能有具体的对象。然若吾人不容理性原理有此种所视为构成的原理之经验的使用,则吾人如何能保障此等原理有统制的使用,以及使其因而有客观的效力,且此种统制的使用,吾人果指何而言?

    悟性乃理性之对象,正与感性为悟性之对象相同。使“悟性所有一切可能之经验的活动之统一”系统化,乃理性之职务;正与“以概念联结现象之杂多及使其归摄于经验的法则之下”之为悟性职务相同。但悟性活动而无感性图型,则为不确定者;正与理性统一就悟性在其下应系统的联结其概念之条件及其所到达之“范围”而言,其自身为不确定者相同。顾吾人虽不能在直观中发见“一切悟性概念所有完全系统的统一”之图型,但必须有类似此种图型者授与。此种类似者乃“悟性在一原理下所有知识之分化及统一”

    中之最大理念。盖除去其发生不定量之杂多之一切制限条件,则最大及绝对的完全,自能确定的思维之矣。故理性之理念乃感性图型之类似者;其所不同之点,即在应用悟性概念于理性图型并不产生关于对象本身之知识(如应用范畴于其感性图型中之事例),而仅产生一切悟性运用所有系统的统一之规律或原理。今因“先天的命令悟性所有运用之彻底的统一”之一切原理,亦适用于经验之对象(虽仅间接的),故纯粹理性原理,关于此种对象,亦必有客观的实在性,但此非为其欲在对象中有所规定,仅为其欲指示“悟性之经验的确定的使用所由以能完全与其自身一致”之进程耳。此则由于“使悟性运用尽其所能与彻底的统一之原理相联结及在此原理之指导下以规定其进程”而成就之者。

    自“理性关于对象知识之某种可能的完成之所有实际利益”而来非自“对象之性质”

    而来之一切主观的原理,我名为理性之格率。于是有思辨的理性之格率,此种格率虽颇似客观的原理,但完全根据其思辨的利益者也。

    在以纯然统制的原理为构成的原理,因而用为客观的原理时,此等原理自陷于互相抵触。但若仅以之为格率,则无实在的抵触,盖仅理性所有之实际利益不同乃发生种种不同之思维形相耳。就实际言,理性亦仅有唯一之一种实际利益,其格率之互相抵触,仅此种实际利益所欲由以努力获到满足之方法有所不同,及此等方法之互相钳制耳。

    故一思想家或偏重于杂多(依据特殊化之原理),而另一思想家则或偏重于统一(依据集合之原理)。各信其判断乃由洞察对象而到达者,实则完全依据其或多或少偏执于二种原理之一而然耳。且因此等原理皆非以客观的根据为基础,而仅以理性之实际利益为基础,故原理之名实不能严格适用之;名之为“格率”,殆较为切当。当吾人见及“有识之士关于人、动物、植物乃至矿物之特性,争执不已,有谓各民族有其特殊之遗传特性,各家族各种族等等亦各有其确定之遗传的特异,与之相反者则又谓在此一切事例中,自然对于一切事物本精确构成其同一之素质,其所有差别实起于外部之偶然的情形云云”之际,吾人仅须考虑彼等之作此等主张,其所指之对象果为何种对象,即可知彼等之于对象障蔽甚深,不容被等谓由于洞察对象之性质而有所云云也。此种争论纯起于理性之有二重实际利益,一方醉心(或至少采用)于一种利益,他方则倾心于其他一种之利益。故自然中“纷繁”之格率与“统一”之格率间之歧异,本极易调和之。但在以格率为产生客观的洞察之期间,则直至发见有一种方法以调整彼等相反之主张及在此一方面有以满足理性为止,彼等不仅发生争执,且将成为积极的障障,使真理之发见长期为之停濡不进也。

    关于莱布尼兹所提出,巴奈(bonnet)所维护,世人所广为论究之“造物之连续的阶段之法则”,其主张或否定,即可以以上所论述适用之。此纯由“根据理性之实际利益之亲和性原理”而来。盖观察及洞察自然之构成性质,绝不能使吾人对于此一法则有客观的主张。经验中所呈显于吾人之此种阶梯,彼此相去甚远;在吾人所见似为微细之差别,在自然本身则常为广大之间隙,故自任何此种观察,吾人对于自然之终极意向皆不能有所决定——吾人如思及在如是多量之事物中发见类似性及接近性,绝非难事,则更见其然。在另一方面,则“依据此种原理以探求自然中秩序”之方法,及命令吾人应以此种秩序为根据于自然本身(至在何处及达何种程度,可置之不问)之格率,确为理性之正当的优越的统制原理。在此种统制的能力中,此种原理远越出经验或观察之所能证实者;且其自身虽无所规定,但实用以揭示“趋向系统的统一”之途径者也。

    人类理性所有自然的辩证性质之终极意向纯粹理性之理念,其自身绝不能成为辩证的,此等理念所引起之惑人的幻相,自必仅由于误用理念所致。盖理念乃自理性之本质发生;此种对于思辨所有一切“权利及主张”之最高法庭,其自身乃为感人及幻相之根源,实为不可能者。故自当以理念为有“其自身所有之功用及吾人所有理性之自然性质所规定之适切职务”。顾伪辩者流,常大声疾呼,攻讦理性之背理及矛盾,彼等虽不能深入理性所有最深秘之意向,但仍极口非难理性之种种命令。然被等之所以有自己独立主张之可能性,及使彼等能谴责“理性之所要求彼等者”之教化,实皆理性之所赐也。

    吾人非首先与以先验的演绎,则不能正确使用一先天的概念。顾纯粹理性之理念,实不容有如范畴事例中所可能之此种演绎。但若此等理念有丝毫客观的效力(不问此种适用效力如何不确定),而非纯然思想上之虚构物,则其演绎自必可能,固不问其与“吾人所能授与范畴之演绎”相异如何之大(此为吾人所承认者)也。此点将以之完成吾人理性之批判工作而为吾人令所欲从事者。

    所授之于我之理性之某某事物,绝对视为对象或仅视为理念中之对象,其间实大有区别。在前一事例中,吾人之概念乃用以规定对象者;在后一事例中,则实际仅有一图型,对此图型并无对象直接授与,甚至并假设的对象亦无之,且此种图型仅能使吾人以间接方法表现其他对象,即由此等对象与此理念之关系,在其系统的统一中表现之。故我谓最高智力之概念为纯然一理念,盖即谓此种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不应视为由其直接与对象相关而成(盖在此种意义中,则吾人应不能以其客观的效力为正当矣)。此仅一图型,依据最大可能之理性统一条件而构成者——此为普泛所谓事物概念之图型,仅用以保持吾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中所有最大可能之系统的统一者。是以吾人殆自——“所视为经验对象之根据或原因”之——此种理念之假定的对象,引申经验对象之由来。例如吾人宣称“世界之事物必须视为一若自一最高智力接受其存在”云云。此种理念,实仅为辅导的概念,而非明示的概念。盖此种理念,并未示吾人以对象如何构成,而仅指示吾人在此理念之指导下吾人应如何求以规定经验对象之构成性质及联结耳。是以若能说明三种先验的理念(心理学的、宇宙论的、神学的),虽不能直接与其所相应之对象相关,或规定之,但仍以之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之规律,在此种“理念中之对象”之前提下,引导吾人要系统的统一,又若能说明此等理念以此乃有所贡献于经验知识之扩大,绝不能与经验的知识相背反,则吾人自能推断“常依据此种理念以进行云云,乃理性之必然的格率”。此实思辨的理性所有一切理念之先验的演绎,此等理念不以之为扩大吾人知识至“较之经验所能授与为数更多之对象”之构成的原理,乃以之为“普泛所谓经验的知识所有杂多之系统的统一”之统制的原理,此种经验的知识,由此统制的原理,更能在其自身所有之范围内适当保持其安全,且较之缺乏此种理念,仅由悟性原理之运用所可能者,更能有效的改进之。

    我将努力使之更为明晰。依据此等所视为原理之理念,第一、在心理学中,吾人在内的经验指导下,联结吾人所有心之一切现象,一切活动及感受性,一若心乃“以人格的同一持久存在(至少在此生中)之一单纯实体”,同时此实体所有之状态(肉体之状态仅为外的条件而居于此等状态),又在连续的变化之中。第二、在宇宙论中,吾人在一所视为绝不容许完成之研讨中,必须推求“内的外的自然现象”两方所有之条件,一若现象系列之自身无穷无尽,并无任何最初的或最高的项目。顾在如是推求时,吾人无须否定“在一切现象以外,尚有现象之纯粹直悟的根据”;但以吾人对于此等根据绝无所知,故在吾人说明自然时,绝不可企图引用之。最后第三、在神学领域中,吾人必须视“能属于可能的经验之联结衔接”之一切事物,一若构成一绝对的——但同时乃完全依存的及感性的受条件制限者之——统一,但同时又视一切现象之总和(即感性世界自身),一若在其自身之外有一“唯一、最高、及一切充足之根据”,即一独立自存的、本源的、创造的理性。盖唯以此种创造的理性之理念为鉴,吾人始能指导吾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以保持其最大可能之扩大——即由于“视一切现象一若皆自此种原型所发生者”。易言之,吾人不当以心之一切内的现象为来自一单纯之思维的实体,应以心之内的现象为依据一单纯的存在者之理念彼此互相因缘引申而成者;吾人不当以世界之秩序及系统的统一为来自一最高之智力,应视为自最高聪睿的原因之理念获得规律,依据此种规律,理性在联结世界中之经验的因果时,能使之用于最有效用之处,及满足其自身所有之要求。

    顾并无任何事物足以妨阻吾人假定此等理念亦为客观的,即使之实体化——唯宇宙论的理念则在例外,以理性在此处若亦以理念为客观的实在,则陷于二律背驰矣。至心理学的及神学的理念,则并不含有二律背驰,且亦无矛盾。于是如何能有任何人争论其可能之客观的实在性?盖凡否定其可能性者,正与吾人欲肯定之者相同,关于此种可能性皆绝无所知。但无积极的障碍以阻吾人如是假定之一事,实不足为假定任何事物之充分根据;吾人不当仅依恃“倾于完成其自身所设立之事业”之思辨的理性权威,即可引入“超越吾人所有一切概念(虽不与此等概念相矛盾),而视为实在的确定的对象”之思想上之存在物。不应以此等理念为自身独立存在,仅能视为具有“图型之实在性”而已——一切自然知识所有系统的统一之规整的原理之图型。仅应以此等理念视为实在的事物之类似者,不应以其自身为实在的事物。吾人自理念之对象除去其条件,此等条件乃制限吾人悟性所提供之概念,但亦唯此等条件,吾人始能对于任何事物具有确定的概念。

    于是吾人之所思维者,乃——吾人对之绝无概念(就其自身而言),但仍表现其与现象之总体相关,有类现象间之相互关系之——某某事物。

    吾人如以此种方法假定此类理想的存在者,则吾人实际并未推展吾人知识于可能的经验对象以外;仅由“其图型由理念所提供”之系统的统一,推展此种经验之经验的统一而已——故此种理念并无权利要求为构成的原理,仅能为统制的原理。盖容许吾人设定与此理念相应之事物,即某某事物乃至一实在的存在者,并非即谓吾人宣称由先验的概念以扩大吾人关于事物之知识。诚以此种存在者仅在理念中设定,而非设定其自身,故仅以之表现系统的统一,此种系统的统一乃用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之规律者。至关于此种统一之根据,即关于“统一所依据为原因”之存在者之内的性格为何,则绝无所决定者也。

    故纯粹思辨的理性所授与吾人关于“神”之先验的唯一确定的概念,就其最严格之意义言之,乃有神的;即理性并未确定此一概念之客观的效力,仅产生“其为一切经验的实在之最高的必然的统一之根据”之某某事物之理念而已。此某某事物,除依据理性之法则类推其为“一切事物之原因”之实在的实体以外,吾人不能思维之。在吾人敢于以此事物为一特殊的对象,而不永以“理性之统制的原理之纯然理念”为满足之限度内,乃以完成一切思维条件为远过于人类悟性力之所及而置之,此即吾人必须思维此某某事物之所以然。顾此种思维进程与追求吾人知识中之完全系统的统一之进程(对于此种进程理性至少不加以限制)乃不相容者。

    以下之点,即此种假定之理由所在:盖若吾人假定一“神”,对于其最高完成之内的可能性或其存在之必然性,吾人固不能有丝毫概念,但在另一方面,则吾人对于“与偶然的事物有关之一切问题”,皆能与以满意之解答,且关于理性在其经验的使用中所追求之最高统一,亦能与理性以最圆满之满足。至吾人关于此假定自身不能使理性满足之一事,乃显示其为理性之思辨的实际利益,并非——能以其自远超于理性范围以上之点出发为正当之——任何洞见;且即由此实际利益,努力总括理性所有之对象,视为构成一完全的全体者也。

    吾人今到达“论究此同一假定之思维进程”上所有之一种区别,此种区别颇似琐碎,但在先验的哲学,则极为重要。即我在相对的意义中固可有充分根据假定某某事物(suppositio relativa),但无绝对的假定此某某事物(supposito absoluta)之权利。

    此种区别在纯然之统制的原理之事例中应考虑之。吾人认知此原理之必然性,但对于其必然性之由来,则绝无所知;且吾人之所以假定其有最高的根据者,仅以欲更能确定以思维此原理之普遍性耳。例如当我思维一“与纯然理念乃至与先验的理念相应”之存在者为存在之时,我并无权利假定此种存在者自身之存在,盖因并无概念使我由之能思维足以适合此种目的所视为确定之任何对象——凡关于我之概念之客观的效力所需要之条件,皆为此理念自身所摈除矣。实在性、实体、因果作用等之概念,乃至“存在之必然性”之概念,除其“使关于对象之经验的知识可能”之用途以外,绝无可用以规定任何对象之任何意义。故此等概念能用以说明感官世界中所有事物之可能性,但不能以之说明宇宙自身之可能性。此等说明之根据,应在世界以外,因而不能为可能的经验之对象。

    但我虽不能假定此种不可思议之对象自身存在,顾仍能假定其为与感官世界有关之“纯然理念之对象”。盖若我之理性之“最大可能之经验的使用”,依据一理念(系统的完全统一之理念,此理念我今将更精密规定之),则此理念自身虽绝不能在经验中适当展示之,但欲接近经验的统一之最高可能的程度,则仍为势所必需者,故我不仅有资格且亦不得不实现此理念,即“对于此理念设定一实在的对象”。但我之设定此种对象,仅以之为我所绝不知其自身之某某事物,且以其为此种系统的统一之根据,在与此种统一有关之范围内,我乃以“与悟性在经验的范围内所用之概念相类似之性质”,归之于此种对象。因之,就世界中之实在性,即就实体、因果作用、必然性等类推,我思维一“具有此种种之最高完全程度”之存在者;且因此种理念仅依存我之理性,故我能思维此种存在者为独立自存之理性,此种独立自存之理性——由最大调和及最大统一之理念——视为宇宙之原因。我之除去“能制限理念之一切条件”者,仅以欲在此种本源的根据支持之下,使宇宙中所有杂多之系统的统一,及由此统一而来之“理性之最大经验的使用”可能耳。我之为此,由于表现一切联结一若及一最高理性之命令(吾人之理性,仅此最高理性之微弱的模拟而已)。于是我进而专由“本仅能适用于感官世界之概念”

    以思维此最高存在者。但因我不过相对的用此先验的假定,即仅以此假定为授与经验之最大可能的统一之基体,故我全然由“仅属于感官世界之性质”,以思维此与感官世界相异之存在者。盖我不希求——且亦无正当理由以希求——能知此种“我之理念所有之对象”之自身为何。良以并无适用于此种目的之概念;即彼实在性、实体、因果作用等等之概念,乃至“存在之必然性”之概念,当吾人敢于以此等概念越出感官领域以外时,则一切失其意义,而为一种可能的概念之空虚名称,其自身全无内容矣。我仅思维一存在者(其自身完全非我所知)与宇宙之最大可能系统的统一之关系,其目的唯在用之为“我之理性之最大可能经验的使用”之统制的原理之图型耳。

    设吾人目的所在为“吾人所有理念之先验的对象”,则吾人不能以实在性、实体、因果作用等等概念之名词,预行假定其自身之实在,盖因此等概念丝毫不能适用于“与感官世界完全相异之任何事物”。故理性关于所以为最高原因之最高存在者所设立之假定,仅为相对的;此仅为感官世界中之系统的统一而规划者,纯为一理念中之某某事物,至关于其自身,则吾人绝无概念。此即说明关于“授与感官所视为现实存在之事物”何以吾人需要一其自身为必然的之元始存在者之理念,且关于此存在者或其绝对的必然性又绝不能构成丝毫概念之所以然也。

    吾人今关于全部先验的辩证论之结果,能有一明晰的见解,且能精确规定纯粹理性所有理念之终极意向,至其所以成为辩证的者,则仅由疏忽及误解耳。纯粹理性,实际除其自身以外,并不涉及任何事物。且不能有其他职务。盖所授与理性者,非——应归摄于“经验的概念之统一”之——对象,乃由悟性所提供——须归摄于理性概念之统一(即须归摄于依据原理之联结之统一)——之知识。理性之统一,乃体系之统一;此种系统的统一,并非客观的用为推广理性之应用于“对象”之原理,乃主观的用为推广理性之应用于“对象之一切可能的经验知识”之格率。顾因理性对于“悟性之经验的使用”

    所能授与之系统的联结,不仅促进其扩大,且亦保障其正确,故此种系统的统一之原理,在此范围内亦为客观的,但以一种空漠不定之形相(principium vagum)耳。此非能使吾人关于其直接的对象有所规定之构成的原理,乃仅为无限的(不定的)促进、增强、“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之统制的原理及格率——绝不与其经验的使用之法则相背而进行,同时又开展“不在悟性认知范围内”之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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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根据理性之思辨的原理之一切神学之批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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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理性除与此种统一之理念以一对象以外,不能思维此种系统的统一;且因经验绝不能以一完全系统的统一之例证授与吾人,故吾人所应赋与理念之对象,非经验之所能提供者。此种对象以其为理性所怀抱(ens rationis ratiocitae),纯为一理念;非假定其为“绝对实在的及此即对象自身”之某某事物,乃仅设定其想当然如是者(盖因吾人由任何悟性概念皆不能到达之者),盖欲因此吾人能视感官世界中所有事物之一切联结一若根据于此一存在者耳。在此种进程中,吾人唯一之目的,在保持——理性所必不可缺且虽以一切途径促进“由悟性所得之一切经验的知识”而绝不能障碍其统一之——系统的统一。

    吾人如以此种理念为“主张或假定一实在的事物”(吾人能以系统的世界秩序之根据归之者),则吾人误解此理念之意义矣。反之,“非吾人概念所及”之此种根据,其本有之性质为何,乃完全未定之事;至设定此理念,则仅以之为观点,唯由此种观点,始能更进而扩大“在理性如是切要,在悟性如是有益”之统一。总之,此种先验的事物,仅为统制的原理之图型,理性由此种图型,在其能力所及之限度内,推广系统的统一于全部经验领域之上。

    此种理念所有之第一对象,乃所视为“思维的自然物”或视为“心”之“我”自身。

    我若欲研求思维的存在者自身所赋有之性质,则我必质之经验。盖除范畴之图型在感性直观中授与吾人以外,我即不能以任何范畴适用于此种对象。但我绝不因适用范畴而到达一切内感现象之系统的统一。于是理性采用“一切思维之经验的统一之概念”以代不能使吾人前进之(心之现实性质之)经验的概念;且由于以此种统一为不受条件制限,及本源的理性乃自此种统一构成一理性概念,即一单纯的实体之概念,此种实体其自身永无变化(人格的同一),而与此实体以外之其他实在的事物相联结;一言以蔽之,乃单纯的独立自存的智性之理念。但即如是,理性之意向所在,除在说明心之现象时所有系统的统一之原理以外,余皆置之不顾者也。理性努力欲表现一切规定存在于单一之主体中,一切能力(在可能之限度内)自单一之根本能力而来,一切变化属于同一之永久的存在者之状态,一切空间中之现象完全与思维活动相异。实体之单纯性及其他种种性质,殆仅为此种统制的原理之图型,而非预行假定其为心所有性质之现实根据。盖此等性质或依据完全不同之根据,此等根据,吾人绝不能知之。心自身不能由此等所设想之宾词知之,即令吾人以此等宾词为绝对适用于心,亦不能由之以知心之自身。盖此等宾词仅构成一“不能具体表现之纯然理念”。吾人如仅注意以下之点,即“不以之为纯然理念以上之事物,而以之为在规定吾人所有心之现象时,仅与理性之体系化的使用有关,始能有效”,则自此种心理学的理念所能产生者,自仅属有益之事矣。盖因在说明“专属于内感事物”之际,自无物体的现象之经验的法则(此为完全不同之法则)杂入其中。关于心之生灭及再生等之虚妄假设,无一可以容许。故关于此种内感对象之考虑,应完全保持其纯洁,不容有异类的性质混入。且理性探讨之趋向,亦在使此一方面之说明根据,尽其所能归纳于单一之原理。凡此等等,由于“所视为宛若一实在的存在者”之图形而圆满到达之,且除此图型以外,实亦无他途可以到达之。心理学的理念之意义所能指示者,亦不过统制的原理之图形而已。盖若我问及心自身是否为精神的性质,则此问题殆无意义。盖用此种概念(按即心灵)不仅抽去物质的自然,且抽去普泛所谓之自然,易言之,抽去任何可能经验所有之一切宾词,因而抽去思维“此种概念之对象”所必需之一切条件;顾概念仅以其与一对象相关始能谓其具有意义者也。

    纯然思辨的理性之第二种统制的理念,则为普泛所谓世界之概念。盖自然本为理性需要统制的原理之唯一所与对象。此自然为二重,或为思维的,或为物质的。思维此物质的自然,则在关于其内的可能性之限度内,即在限定范畴之适用于物质的自然之限度内,吾人实无须理念,即无须超越经验之表象。且在此一方面亦实无任何理念可能,盖因处理物质的自然,吾入仅受感性直观之指导。物质的自然之事例,与心理学的根本概念“我”之事例完全不同,此种“我”之概念,先天的包含思维之某种方式,即思维之统一。故所留存于纯粹理性者,仅有普泛所谓之自然、及依据某种原理“自然中所有种种条件之完全”而已。此等条件系列之绝对总体,在引申此等条件之各项目时,乃一理念,此种理念,在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中,绝不能完全实现,但仍用为一种规律,以命令吾人在处理此种系列时应如例进行者,即在说明现象时,不问其在追溯的顺序中或在上升的顺序中,吾人当视此种系列一若其自身乃无限的,即一若其进行乃不定的。在另一方面,当以理性自身视为决定的原因,如在自由之领域内时,盖即谓在实践的原理之事例中时,则吾人应若有一“非感性所有而为纯粹悟性所有”之对象在吾人之前而进行者也。在此种实践的领域内,其条件已不在现象系列中;此等条件能设定在系列以外,因而能以状态之系列视为宛若由于一直悟的原因而具有绝对的起始者。凡此种种,所以说明宇宙论的理念纯为统制的原理,远不能以构成的原理之形相设定此种系列之现实的总体。至关于此种论题之详细论究,可参观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一章。

    纯粹理性之第三种理念,包含“其为一切宇宙论的系列之唯一的充足的原因之存在者”之纯然相对的假定者,乃神之理念。吾人并无丝毫根据以绝对的形相假定此种理念之对象(假定其自身);盖能使吾人仅依据其概念而信仰(或主张)最高完成及由其本质为唯一绝对必然之存在者,究为何物,且即吾人能信仰之或主张之,吾人又如何能说明此种进程之为正当?此仅由于其与世界相关,吾人始能企图证明此种假定之必然性,于是事极明显,此种存在者之理念与一切思辨的理念相同,仅欲构成一种理性之命令,即世界中之一切联结皆当依据系统的统一之原理观察之——一若一切此种联结皆自——所视为最高的一切充足的原因之——“包括一切之唯一存在者”而来。是以事极明显,理性在此处除对于其经验的使用之扩大,制定其自身所有之方式的规律以外,并无其他目的,决无任何越出一切经验的使用限界以外之扩大。因之,此种理念在其应用于可能的经验时,并非以任何隐蔽方法含有“要求其性格上成为构成的”之任何原理,此则极为明显者也。

    此种唯依据理性概念之最高方式的统一,乃事物之有目的的统一。理性之思辨的实际利益,使其必然以世界中之一切秩序视为一若以最高理性之目的所创设。此种原理在其应用于经验领域时,完全以新观点开展于吾人理性之前,即世界事物可以依据目的论之法则而联结之,因而使其能到达其最大系统的统一。故关于所视为宇宙唯一原因(虽仅在理念中)之最高智力之假定,常能有益于理性而绝不能伤害之。故在研究地球(此为圆形但略带扁平形)、山、海等等之形状时,吾人若假定其为世界创造者之贤明目的之结果,则吾人实能以此种方法获得无数发见。又若吾人以此种原理仅限于统制的用法,则即有误谬,亦不致与吾人以任何大害。盖其所能发生最恶劣之事,殆在吾人所期待有目的论的联结(nexus finalis)之处,仅发见一机械的或物理的联结(nexus effectivus)

    耳。在此种事例中,吾人仅不能发见其所增加的统一;并未毁损理性在其经验的使用中所主张之统一。但即有此种失望,亦不能影响及于目的论的法则自身(就其普泛的意义而言)。盖当一解剖学者以一种目的归之于某种动物之肢体,而此种目的则显然能证明其为不合者,斯时固能证明此解剖学者之误,但在任何事例中,欲证明自然之组织(不问其为何)绝不适合于任何目的,此则全然不可能者。因之,医学的生理学关于有机体关节所尽其效用之目的,所有极有限之经验的知识,借纯粹理性所唯一负责之原理而扩大之;且由此原理竭其所能扩大至确信的与人人赞同的假定,即动物所有之一切事物,皆有其效用,且合于某种良善之目的。如以此种假定为构成的,则远超过于观察在此程度内所能证明其正当之范围外矣;故吾人必须断言,此种假定仅为理性之统制的原理,以“世界最高原因之有目的的因果作用”之理念,辅助吾人保持最高可能之系统的统———一若此种依据最高之贤明目的而活动“所视为最高智力之存在者”乃一切事物之原因。

    但吾人如忽视“理念仅限于统制的用法”之限制,则将引理性入于歧途。盖斯时理性离经验根据(仅经验能包含“揭示理性正当途径”之目标),冒险越出其外,以趋向不可思议不可究极之事物,及飞越至令人眩晕之高度,乃发见其自身完全与一切依据经验之可能的行动相断绝矣。

    自“吾人以有背理念本质之方法(即构成的而非仅为统制的)使用最高存在者之理念”

    所发生之第一种误谬,乃理性玩忽怠惰(ignava ratio)之误谬。“凡使吾人以研讨自然(不问任何主题)为已绝对完成,致理性以为其自身所设立之事业一若业已完全成就,而终止更进行研讨”之一切原理,吾人皆可以此名称名之。故心理学的理念,当其用为构成的原理以说明心之现象,因而扩大吾人关于自我所有之知识于经验限界以外(推及其死后之状态)时,确曾使理性之事业简易易为;但实障碍乃至完全毁灭“吾人理性在经验指导下论究自然之用途”。独断的精神论者以彼所信为在“我”中直接知觉之“思维的实体之统一”,说明“在状态之一切变化中”人格之常住不变的统一;或以吾人关于思维的主体非物质性之意识,说明“吾人关于死后始能发生者之所有之利害关系”;以及等等。于是彼对于此等内部的现象之原因,废止一切经验的研讨,(在此种经验原因应在物理的说明根据中探求之限度内);彼依恃超经验的理性之假定的权威,自以为有权忽视“在经验中为内在的”一类之知识源流,此虽牺牲一切实在的洞察,在彼则固有极大之便利者也。此种有害的结果,在独断的处理吾人所有最高智力之理念中,及误以此理念为基础之神学的自然体系(自然神学)中,尤为显著。盖在此种研讨领域中,吾人若不在物质的机械性之普遍法则中探求其原因,而直接诉之于最高智慧之不可究极的命令,则在自然中所展示之一切目的以及吾人所仅能归之于自然之种种目的,将使吾人探讨原因成为一极易之事,因而使吾人以理性劳作为已完成,实则斯时吾人仅废止理性之使用耳——此种使用乃完全依据自然秩序及其变化系列所展示之普遍法则,以自然秩序及其变化系列为其指导者也。吾人如自目的论的观点,不仅考虑自然之某某部分,如陆地之分布及其构造,山岭之构成性质及其位置,或仅动植物之有机组织等等,而使此种自然之系统的统一与最高智力之理念相关,完全成为普遍的,则自能避免此种误谬。盖斯时吾人以自然为依据普遍法则,以目的性为其基础者,依据此普遍法则欲在任何事例中证明此种目的性固极困难,但无一特殊的布置能在此目的性之外者也。于是吾人有一“目的论的联结之系统的统一”之统制的原理——但此种联结,吾人并不预定其如是。

    吾人之所能断然行之者,乃在发见“目的论的联结实际为何”之期望下,依据普遍的法则,以探求物理机械的联结耳。仅有此种方法,有目的的统一之原理,始能常有助于扩大与经验相关之理性使用,而无任何事例与之相妨。

    由误解以上系统的统一之原理所发生之第二种误谬,乃理性颠倒之误谬(perversaratio,)。系统的统一之理念,应仅用为统制的原理,以指导吾人依据普遍的自然法则,在事物之联结中探求此种统一;故吾人当信为在使用此种原理时,吾人愈能以经验的形相证实此种统一,则愈能近于完全——此种完全自属绝不能到达者。不用此种方法,则自必采用相反之进程而颠倒矣。有目的的统一原理之实在性,不仅以之为前提且又使之实体化;又因最高智力之概念,其自身完全在吾人理解能力以外,吾人乃以拟人论的方法规定之,因而强迫的专断的以种种目的加之自然之上,而不由物理的探讨途径,以推寻所以探求此类目的之更合理的进程。于是意仅在辅助吾人完成“依据普遍的法则之自然统一”之目的论,不仅趋向于撤废此种统一,且又妨阻理性成就其固有之目的,即依据此等法则,由自然以证明最高智力的原因之存在之理性目的。盖若最完全之目的性,不能先天的在自然中预行假定之,即以之为属于自然之本质,则如何能要求吾人探求此种目的性,及经由目的性之一切阶段,以接近一切事物之创造者之最高完成(此为绝对必然的而必须先天的认知之完成)?统制的原理制定系统的统一,乃——不仅经验的知之且先天的预行假定之者(虽以不确定之态度假定之)之——自然中之统一,应绝对的以为前提,而视为自“事物之本质”而来者也。但若我开始即以一“最高有目的的存在者”

    为一切事物之根据,则实际上自然之统一性必被委弃,将以之为偶然之事,而与事物之性质完全无关,且视为不能自其固有之普遍的法则知之者。于是发生一最恶之循环论;即吾人正在假定之主要争论之点是也。

    以关于自然之系统的统一之统制的原理为一构成的原理,且以仅在理念中用为理性自相一致使用之根据者,使之实体化而预定之为一原因,此仅使理性昏乱而已。探讨自然自有其固有之独立的进程,即依据自然原因所有之普遍的法则,保持自然原因之连锁。

    即以此种进程进行,实亦依据宇宙创造者之理念而进行者,但非欲由此演绎“所永在探求之目的性”,不过欲自此种目的性以知此种创造者之存在耳。由于在自然所有事物之本质中,及在可能限度内在普泛所谓事物之本质中,探求此种目的性,以求知此种所视为绝对必然的最高存在者之存在。不问此事是否有成,若以纯然统制的原理之条件制限理念,则理念自身固常真实,且能保证其使用之正当者也。

    完全之有目的统一,构成绝对的意义之完成。吾人若不在“构成经验所有全部对象(即构成吾人所有一切客观的有效知识之全部对象)之事物”之本质中,发见此种统一,以及不在自然之普遍的必然的法则中发见此种统一,则吾人如何能宣称自此种统一,直接推论——所视为一切因果作用之根源所在之——本源的存在者之最高及绝对必然的“完成”之理念?最大可能之系统的统一以及其结果之有目的的统一,乃使用理性之训练学校,且实为理性最大可能之使用所以可能之基础。故此种统一之理念与吾人理性之本性,乃固结而不可分者。此种理念,即以此故,在吾人为立法的;故吾人应假定一“与此相应之立法的理性”(intellectus archetypus),实极自然,所视为吾人理性对象之“自然之一切系统的统一”皆自此立法的理性而来也。

    在论述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时,吾人已言及纯粹理性所提出之问题,应在一切事例中,皆容许答复,且就此等问题而言,不容以吾人知识有限为遁辞(此种遁辞在关于自然之种种问题,乃不可避者,且为适切之辞)。盖吾人此处所质询者,非关于事物性质之问题,乃仅自理性之本性发生,且仅与其自身所有内部性质相关之问题。吾人今能就纯粹理性最关心之两问题限度内证实此种主张(骤见之,颇似轻率之主张);因而最后完成吾人关于纯粹理性辩证性质之论究。

    在与先验的神学有关之范围内,吾人第一如问及是否有与世界不同之任何事物,包含“世界秩序及依据普遍法则之世界联结”之根据,其答复则为无疑有之。盖世界乃现象之总和,故必须有现象之某某先验的根据,即仅能由纯粹悟性所思维之根据。第二、如问及是否此种存在者乃最大实在的、必然的等等之实体,则吾人答以此种问题乃完全无意义者。盖吾人所能由以企图构成“此种对象之概念”之一切范畴,仅容经验的使用,当其不用之于可能的经验之对象(即感官世界)时,则绝无意义。出此领域之外,此等范畴仅为概念之室名,吾人固可容许有此等空名概念,但由此等空名概念之自身,则吾人绝不能有所领悟者也。第三、如问及吾人是否至少能以经验对象之类推,思维此种与世界不同之存在者,则其答复为确能思维之,但仅为理念中之对象,而非实在之对象,即仅为世界组织之系统的统一、秩序、目的性等等之“吾人所不可知之基体”——理性不得不构成此种理念以为其研讨自然之统制的原理。不仅如是,吾人更能自由容许“于其统制的职能有益”之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us)加入此种理念中,而不为人所谴责。

    盖此永为一理念而已,并非直接与世界不同之存在者相关,乃与世界之系统的统一之统制的原理相关,且仅由此种统一之图型,即由最高智力(此种智力在其创造世界时,乃依据贤明之目的而行动者)之图型,而与之相关者也。至此种世界统一之本源的根据之自身为何,吾人不能自以为由此已有所决定,仅在与“关于世界事物所有理性之系统的使用”相关之范围内,吾人应如何运用此种根据,或宁谓为如何运用其理念耳。

    但尚有人以此种问题相逼问者,即:吾人能否依据此种根据假定一世界之聪慧之全能创造者?吾人无疑能之,不仅能之,且必须如是假定之。但斯时吾人是否推展吾人之知识于可能的经验领域以外?则绝不如是。竭吾人之所为者,仅预行假定一某某事物,即预行假定一先验的对象而已,至此先验的对象之自身为何,则吾人绝无概念。吾人若研究自然,则不得不以世界之系统的有目的的排列为前提,而吾人之所以能由一种智力(一种经验的概念)类推,以思维此种不可知之存在者,亦仅在与世界之系统的有目的的排列相关耳;即就根据于此种存在者之目的及完成而言,以“依据吾人所有理性之条件所能视为包含此种统一之根据”之一类性质,赋之于此种存在者。故此种理念,仅在吾人之理性与世界相关之使用范围内,始能有效。吾人如以绝对的客观的一种效力归之于此种理念,则是吾人忘却吾人之所思维者仅为理念中之存在者;且吾人若如是自“非由观察世界所能规定”之根据出发,则吾人已不能以适合于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一种方法,应用此原理矣。

    但尚有人问我能否以最高存在者之概念及前提,用之于“唯理的考虑世界”能,此正理性依恃此种理念之目的所在。但我能否因此进而以外表上有目的布置视为其目的所在,因而以此等目的为自神意(此固间接由于“推广神意所建立之某种自然方策”)而来?

    吾人实能如是为之,但有一条件,即不问其主张神之智慧依据其最高目的处理一切事物,或主张“最高智慧之理念”乃依据普遍法则探讨自然之统制的原理,及自然之系统的有目的的统一之原理(乃至在不能发见此种统一之事例中亦然)吾人均视为无足轻重之事。易言之,当吾人知觉此种统一时,不问吾人谓为神以其智慧,愿望其如是,或谓为“自然”贤明的排列之如是,此在吾人乃一极不相干之事。盖吾人之所以能采用最高智力之理念为统制的原理之图型,正由于此最大可能之系统的有目的的统一耳——此种统一乃吾人理性所要求为一切自然探讨所必须以之为基础之统制的原理。故吾人愈能发见世界中之有目的,则愈能证实吾人理念之正当。但因此种原理之唯一目的,在指导吾人探求最大可能程度之“自然之必然的统一”,故吾人之探求自然统一,在能到达此种统一之限度内,虽有赖于最高存在者之理念,但若吾人忽视自然之普遍的法则(盖欲发见理念所唯一适用之自然),而以此种自然之目的性视为起于偶然的超自然的,则不能不陷于自相矛盾。盖吾人实无正当理由假定一“在自然以上具有此种性质之存在者”,其所以采用此种存在者之理念者,盖欲以现象为依据因果规定之原理,而互相系统的联结故耳。

    职是之故,在思维世界之原因时,吾人不仅能就某种微妙之拟人论(无此种拟人论,则吾人对于世界原因绝不能有所思维),在吾人之理念中表现此种世界原因,即以之为具有“悟性、快与不快之感情、及与此等悟性感情相应之欲望决意”之存在者,且亦能以超越“吾人关于世界秩序所有之经验的知识所能归之于此原因之任何完成”,即无限之完成,归之于此世界原因。盖系统的统一之统制的法则,制定吾人研究自然应以“与最大可能之杂多相联结”之系统的有目的的统一,一若触处可无限见及之者。诚以吾人所能发见此种世界之完成,虽极微渺,但吾人所有理性之立法,仍要求吾人必须常探求推度此种完成,且依据此种原理以指导吾人之探究自然,实为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但在此种表现原理为包括“最高创造者之理念”之方法中,我并非以此原理根据于此种存在者之现实存在及吾人确知此存在者之知识,但仅根据于其理念,且我实际并非自此种存在者引申任何事物,仅自其理念引申之耳——即依据此种理念自世界事物之本性引申之耳——此则极为明显者也。关于此种理性概念真实用途之不定形式之意识,实促使一切时代之哲学家使用中庸及合理之言辞,盖因彼等语及自然之智慧与用意及神之智慧时,一若自然与神之智慧,乃同义之名词——在彼等专论究思辨的理性之范围内,固愿择用自然之名词,其理由则在能使吾人避免轶出所能正当主张者以外,且又能导使理性专向其固有之领域(即自然)进行也。

    是以纯粹理性在最初,其所期许者,似不外扩大知识于一切经验限界以外,若正当理解之,则仅包含统制的原理而已,此种统制的原理固制定较之悟性之经验的使用所能到达之更大统一,但就其努力目标置之非常辽远之一事言之,则仍能由系统的统一,在最大可能之程度以与其自身一致而不相矛盾。但在另一方面,此等原理若被误解,而以之为超经验的知识之构成的原理,则将由令人迷惑及欺人之幻相而发生偏见及纯然空想的知识,因而发生矛盾及永久之争论也。

    * **故一切人类知识以直观始,由直观进至概念,而终于理念。吾人之知识,就此三种要素而言,虽具有先天的知识源流(此种先天的知识源流,最初视之,虽似蔑视一切经验之限界者),但彻底的批判,则使吾人确信理性在其思辨的使用时,绝不能以此等要素超越可能的经验领域,且此种最高知识能力之本有职务,目的在依据一切可能的统一原理——目的之原理乃其最重要者——使用一切方法及此等方法之原理,以探求透入自然之甚深秘密,但绝不超越自然之外,盖在自然以外,对于吾人仅有虚空的空间而已。

    “一切似能扩大吾人知识于现实经验以外之命题”之批判的检讨,如在先验分析论中之所为者,无疑足以使吾人确信此等命题绝不能引至可能的经验以外之任何事物。吾人若不怀疑明晰之抽象的普泛的学说,以及惑人的外观的展望,若不引诱吾人趋避此等学说所加之束缚,则吾人自能省略质询“超经验的理性为维护其越权行为所提出之辩证论的证人”之烦劳。盖吾人自始已完全确知此等越权行为,其意虽或诚实,但必为绝对于根据者,诚以其与“人所绝不能到达之一种知识”有关故耳。但除吾人能通彻“即明哲之士亦为其所欺之幻相”之真实原因以外,不能终止此种论辩。加之,分解吾人所有一切超经验的知识至其要素(视为关于吾人内部性质之一种研究)一事,其自身极有价值,实为一切哲学家应尽之义务。因之,思辨的理性所有一切此等努力,虽无效果可言,吾人仍以穷流溯源至其最初源流,为一至要之事。且因辩证的幻相,不仅在吾人之判断中欺吾人,且因吾人在此等判断中具有利害关系,此等幻相又具有自然的吸引之力,且将永远继续有之,故为防阻此种未来之误谬起见,吾人详述所能叙述者,以之为此种公案之纪录而藏之于人类理性之纪录保存所,实极为适宜者也。

    二 先验方法论   导言

    吾人如以一切纯粹思辨的理性所有知识之总和视为——吾人至少在吾人自身内部具有其理念之——一种建筑物,则能调为在先验原理论中,吾人已评衡其材料而决定其足以建筑何种建筑物及其高度与强度矣。吾人实见及吾人虽曾默思建筑一高矗云霄之塔,而所供之材料,则仅足以建立一居宅,其广适足以合于吾人在经验水平上之业务,其高仅足容俯视此经验之平野而已。故吾人所计划之勇敢事业,乃由材料缺乏而不得不失败——更不必提及巴别城及其通天高塔矣,此城此塔,因语言混乱,使工匠间关于应依照施工之设计发生争论,终以散遗此等工师于全世界,使各按其自身之计划各自建筑自用之建筑物而无成者也。顾吾人今之所论究者,乃在计划而非在材料;盖以吾人已受警告,不可任意以完全超越吾人能力之盲目计划冒险为之,但尚不能抑遏为吾人自身建筑一安全居宅之心愿,故吾人必须就吾人所有,及适于吾人需要之材料,以设计吾人之建筑物。故我之所谓先验方法论,乃指规定“纯粹理性所有完全体系之方式的条件”而言。在此方面,吾人应论究理性之训练、法规、建筑术及历史,以提供(在其先验的方面)“僧院派以实践的逻辑之名在其与普泛所谓悟性之使用相关者所曾尝试而未能满意”之事项。盖因普泛逻辑不限于“悟性所使之可能之任何特殊知识”(例如不限于其纯粹知识),且亦不限于某种对象,故除由其他学问假借其所有知识以外,不能在“可能的方法之名称及在一切学问中用以体系化之学术名词”之外,更有所论述;且此种逻辑,仅用以使新学者预先认知名词而已,至此等名词之意义及用法,则非至以后不能学习之也。

    第一章 纯粹理性之训练

    由于普遍之知识欲,消极的判断(即不仅关于其方式,且亦关于其内容之消极的判断),不为人所重视。且实以此种消极的判断为吾人所有不断努力欲扩大知识之敌,即欲得人宽容,亦须善为辩解,至欢迎及尊敬,则更无论矣。

    在与逻辑的方式有关之范围内,吾人固能一如吾人所欲,使任何命题成为何消极的;但关于或为判断所扩大、或为判断所制限,吾人所有普泛所谓知识之内容,则消极的判断之特有任务,惟在摈除误谬。因之,意在摈除虚伪知识之消极的命题,若用之于并无误谬可能之处,即属真实,亦极空虚无意义,盖此种用法,不合于其目的,且正以此故,往往发生不合理之命题,如僧院派所提出“亚力山大若无军队,则不能征服任何国土”之一类命题是也。

    但在吾人可能的知识限界极狭之处,亟欲判断之心极强之处,围绕吾人之幻相诱惑力极强而由误谬所发生之害处极大之处,则仅用以防免误谬之消极的教训,较之由以增进吾人知识之无数积极的示知,更为重要。所由以拘束及消灭“违背某种规律之常有倾向”之强制,吾人名之为训练。此与教化有别,教化之目的,仅在授与某种技巧,并不铲除任何已有之习惯的行动方法。就才能之发展而言,则以才能自身本有表现其自身之冲动,故训练之所贡献者乃消极的,而启发及学说之所贡献者则为积极的。

    天禀及吾人所有之种种天赋才能(如想像力及巧智等),皆倾于容许其自身自由放纵之活动者,自种种方面言之,其须训练,任何人皆以为然。但在理性以对于其他一切努力加以训练为其本有任务者,今谓其自身亦须受此种训练,则人当以为异矣;实则理性迄今之所以免于训练者,仅因自其表面之庄严及既有之地位观之,故无人能疑其窃以空想代概念,以言辞代事物之无聊举动也。

    关于理性之在经验上使用,实无须批判,盖以在此方面,理性之原理,常受经验之检讨。在数学中,亦无须批判,以此处理性概念必须进而具体的在纯粹直观中展示,因而其中无根据及任意空想之一切事物,皆立即显露。但在既无经验的直观又无纯粹直观保持理性在明显可见之轨道内时,盖即谓就理性依据纯然概念在其先验的使用中考虑之之时,则须训练以制限其越出“可能的经验之狭小限界”以外之倾向,及防免其放纵、误谬,自极重要,故纯粹理性之全部哲学,亦仅此种严格之消极的效用而已。特殊的误谬,固能由检举而获免,其原因则由批判而更正。但如在纯粹理性之事例中,吾人乃到达“种种幻相与误谬推理密切联结,在共同原理下组织所成”之全部体系,故须有一特殊之消极的立法,根据理性本质及其纯粹使用之对象,在训练之名称下建立一种警戒及自己检讨之体系——在此种体系之前,无一伪辩的幻相能成立,且不问其因要求例外之特殊待遇所提呈之理由为何,立即显露其身身之虚伪者也。

    但极须注意者,在此先验的批判之第二主要部分,纯粹理性之训练,并非指向由于纯粹理性所得知识之内容,乃在其方法耳。盖前者已在先验原理论中论究之矣。顾“使用理性”之形相不问其所应用者为何种对象,实极相似,惟同时其先验的使用,与一切其他用法,则又如是根本不同,故若无特别为此种目的所筹划之意在训戒之消极的训练教示,则吾人不能期望避免由所用方法(此种方法在其他领域中实合于理性之用,唯在此先验的领域中则不然)不当,而必然发生之误谬。

    第一节 关于纯粹理性独断的使用之训练

    数学呈显“纯粹理性无经验之助独自扩大成功”之最光荣例证。例证乃有传染性者,尤其一种能力在一领域中已有成功,自必以为能在其他领域中,期望亦获同一之幸运。

    是以纯粹理性期望在先验的使用中扩大其领域,亦如在其数学的使用时,能同一成功,尤在其择用“在数学中显有功效之同一方法”时为然。故认知“到达必然的正确性所名为数学的之方法”,与“吾人由以努力欲在哲学中获得同一正确性及在哲学中应名为独断的之方法”是否同一,在吾人实极为重要者也。

    哲学的知识乃由理性自概念所得之知识;数学的知识乃由理性自构成概念所得之知识。所谓构成概念,乃指先天的展示“与概念相应之直观”而言。故构成一概念,吾人需要“非经验的直观”。此种直观以其为一直观故,必须为一“个别的对象”,但以其乃构成一概念(一普遍的表象),故在其表象中又必须表显适于“属此同一概念之一切可能的直观”之普遍的效力。例如我之构成一三角形,或唯由想像在纯粹直观中表现“与此种概念相应之对象”,或依据纯粹直观以经验的直观又表现之于纸上——在两种事例中,皆完全为先天的,未尝在任何经验中求取范例。吾人所描画之个别图形乃经验的,但亦用以表现概念而不损及概念之普遍性。盖在此种经验的直观中,吾人仅考虑“吾人所由以构成概念之活动”,而抽去许多规定(如边及角之大小等),此类规定,以其不能改变三角之概念,故极不相干者也。

    是以哲学的知识,唯在普遍中考虑特殊,而数学的知识则在特殊中甚或在个别事例中——虽常先天的及由于理性——考虑普遍。因之,正如此种个别的对象为一用以构成此对象之某种普遍的条件”所规定,其概念(与此概念相应之个别对象,仅为此概念之图型)之对象,亦必思维为普遍的所规定者。

    故两种“理性知识”间之本质的相异,实在此方式上之不同,而不在其质料或对象之不同。凡谓哲学仅以质为对象,数学仅以量为对象,以区别哲学与数学者,实误以结果为原因耳。数学知识之方式,乃其“专限于量”之原因。盖仅有量之概念容许构成,即容许先天的在直观中展示之;至“质”则不能在任何“非经验的直观”中表现之。因之,理性仅能由概念获得“质”之知识。除由经验以外,无一人能获得与实在之概念相应之直观;吾人绝不能先天的自吾人自身所有之源泉,及在“实在之经验的意识”之先,具有此种直观。圆锥物之形状,吾人固能无须任何经验之助、仅依据其概念自行在直观中构成之,但此圆锥物之色彩,则必先在某种经验中授与吾人。我除经验所提供之例证以外,不能在直观中表现普泛所谓原因之概念;关于其他概念,亦复如是。哲学与数学相同,实曾论究量之问题,如总体、无限等等。数学亦论究质之问题,如以线、面之不同视为不同性质之空间,及以延扩之连续性视为空间性质之一等等。但即哲学与数学,在此等事例中,有一共同对象,而理性所由以处理此种对象之形相,则在哲学中者与在数学中者全然相异。哲学限于普遍的概念;数学仅由概念则一无所成,故立即趋赴直观,数学在直观中具体的考虑其概念(虽非在经验的直观中而仅在先天的所呈现之直观中,即在其所构成之直观中考虑之),在此种直观中,凡自“用以构成此对象之普遍的条件”

    而来者,对于其所构成之“概念之对象”必普遍的有效。

    设令以一三角形概念授与哲学家,而任被以其自身之方法寻究三角形所有各角之和与直角之关系。则彼所得者,仅有“为三直线所包围而具有三种角之图形”之概念而已。

    不问彼默思此概念如何之久,决不能产生任何新事物。彼能分析直线、角及三之数字等等之概念,而使之明晰,但绝不能到达“不包含于此等概念中之任何性质”。今试令几何学家处理此等问题。彼立即开始构成一三角形。因彼知两直角之和正等于自直线上之一点所能构成之一切邻角之和,故被延长三角形之一边而得两邻角,此等邻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于是彼引一对边平行线以分割外角,而见彼已得与内角相等之外邻角——以及等等。以此种方法,经由直观所导引之推理连锁,彼乃到达关于此问题之圆满证明及普遍有效之解决。

    但数学不仅构成几何学中所有之量(quanta);且亦构成代数学中所有之量(quantitas)。在代数中,数学完全抽去“以此种量之概念所思维之对象性质”。斯时数学采用某种符号以代一切此种量(数)如加、减、开方等等之构成。数学一度在量之普遍的概念中区别量所有之种种不同关系以后,即依据某种普遍的规律,在直观中展示量所由以产生及变化之一切演算方法。例如一数量为其他数量所除时两种数量之符号,依除法之记号而联结之,在其他之数学进程中,亦复如是;故在代数中由符号的构成,正如在几何中由直证的构成(对象自身之几何的构成),吾人乃能到达“论证的知识由纯然概念所绝不能到达”之结果。

    哲学家与数学家二者皆实行理性之技术,其一由概念以行之:其一则由彼依据概念先天的所展示之直观行之,顾二者所有之成功乃有如是之根本的差异,其理由何在?就吾人以上阐明先验原理论时之所述各点观之,即能了然其原因所在。吾人在此处并不论究仅由分权概念所能产生之分析命题(论究此种命题,哲学家优于数学家),唯论究综合命题,且实论究所能先天认知之综合命题。盖我决不可专注意于“我在所有之三角形概念中实际所思维之事物”(此仅纯然定义而已);必须越出概念之外而到达“不包含于此概念中但又属于此概念”之性质。顾此事除我依据经验的直观或纯粹的直观之条件以规定我之对象以外,实不可能。依据经验的直观之条件以规定我之对象之方法,仅与吾人以经验的命题(依据各角之测量),此种经验的命题并无普遍性,更无必然性;因而绝不合于吾人之目的。其第二种方法,乃数学之方法,且在此种事例中则为几何学的构成之方法,我由此种方法联结——属于普泛所谓三角形之图型因而属于其概念之——杂多在一纯粹直观中(正如我在经验的直观中之所为者)。普遍的综合命题,必须由此种方法构成之。

    故欲使三角形哲学化,即论证的思维此三角形,在我殆为极无益之事。除“以之开始之纯然定义”以外,我不能更前进一步。世自有仅由概念所构成之先验的综合,此种综合惟哲学家始能处理之;但此种综合仅与普泛所谓之事物相关,乃规定“事物之知觉所以能属于可能的经验”之条件者。但在数学的问题中,并无此种问题,亦绝无关于“存在”之问题,仅有关于对象自身所有性质之问题,盖即谓仅在此等性质与对象之概念相联结之范围内成为问题耳。

    在以上之例证中,吾人之所努力者,仅在使“理性依据概念之论证的使用”与“理性由于构成概念之直观的使用”之间所存之极大差异,辨别明晰。顾此点自必引达以下之问题,即使理性之二重使用成为必然者,其原因为何,且吾人如何认知其所用者为第一种方法,抑第二种方法。

    吾人所有之一切知识最后皆与可能的直观有关,盖知识唯由直观始有对象授与。顾先天的概念(即非经验的概念)或其自身中已包括一纯粹直观(设为如是,则其概念能为吾人所构成)、或仅包括“非先天的所授与之可能的直观”之综合。在此后一事例中,吾人固能用此种概念以构成先天的综合判断,但仅依据概念之论证的,绝非由于构成概念之直观的也。

    先天的所授与之唯一直观,乃纯然现象方式之直观,即空间时间。所视为量之空间时间概念,能先天的在直观中展示之,即或自量之性质(形)方面构成之,或仅就其量中所有“数”构成之(同质的杂多之纯然综合)。但事物所由以在时间空间中授与吾人之“现象质料”,则仅能在知觉中表现,因而为后天的。先天的表现“此种现象之经验的内容”之唯一概念,乃普泛所谓事物之概念,此种普泛所谓事物之先天的综合知识,仅能以——知觉所能后天的授与吾人之事物之——综合之规律授与吾人而已。绝不能产生关于实在的对象之先天的直观,盖以此种直观必须为经验的也。

    关于普泛所谓事物(其直观不容先天的授与者)之综合命题,乃先验的。先验的命题,绝不能由构成概念以授与吾人,仅依据先天的概念以授与吾人。此等命题所包含者,仅为吾人依据之在经验上探求“所不能先天的以直观表现之事物(即知觉)所有某种综合的统一”之规律。但此等综合的原理,不能在一特殊事例中,先天的展示其所有概念任何之一;仅借经验(此经验自身仅依据此等综合的原理而始可能者)后天的展示之。

    吾人若就一概念,综合的判断之,则吾人必须越出此概念以外,而诉之于此概念所由以授与之直观。盖若吾人限于所包含于此概念中者而判断之,则此判断纯为分析的,就实际所包含于此概念中者,仅用为说明思维而已。但我能自概念转至与其相应之纯粹的或经验的直观,以便具体的在此种直观中考虑概念,因而先天的或后天的认知“此概念之对象”之性质为何。先天的方法由构成概念以合理的数学的知识授与吾人,后天的方法则仅以经验的(机械的)知识授与吾人,此种知识乃不能产生必然的自明的命题者。

    是以我即能分析我所有关于黄金之经验的概念,而所得者仅为列举我实际以此名词所思维之一切事物而已,此虽改进我之知识所有之逻辑的性格,但绝无所增益于其上者也。

    但我若探取“世所熟知以黄金所名之物体”,则由此物体获得种种知觉;此等知觉产生综合的、但属于经验的之种种命题。当其概念为数学的,例如在三角形之概念中之时,则我能构成此概念,即先天的在直观中以此概念授与吾人,且以此种方法而得综合的而又合理的之知识。但若所授与我者为实在性、实体、力等等之先验的概念,则其所指示者既非经验的直观,又非纯粹直观,仅为经验的直观之综合,此等直观以其为经验的之故,不能先天的授与吾人。又因此种综合不能超出概念先天的进至其所相应之直观,故其概念不能产生任何有所规定的综合命题,仅产生“可能之经验的直观之综合”所有之原理。故先验的命题,乃由理性依据纯然概念所得之综合的知识;且为论证的知识,盖此种知识虽为唯一所以使经验的知识之综合的统一可能者,但又不能先天的授与吾人直观者也。

    于是有理性之二重使用;此二种使用形相在其知识之有普遍性及先天的起源之点,彼此固相类似,但其结果则大异。其相异之理由,则以在现象领域中(在此范围内一切对象皆为授与吾人者)有二种要素,即直观之方式(空间时间),此为完全能先天的认知之规定之者,及质料(物质的要素)或内容,此指在空间时间中所见及之某某事物,因而含有与感觉相应之一种现实存在。关于此种“除经验的形相以外,绝不能以任何确定的形相授与”之质料的要素,吾人所能先天的具有之者,除“可能的感觉之综合”云云之一类不确定概念(就其在可能的经验中属于统觉之统一限度内而言)以外,实无其他任何事物。至关于方式的要素,则吾人能先天的在直观中规定吾人所有之概念,盖因吾人在空间时间中由同质之综合自行创造对象自身——此等对象乃仅被视为量者。前一方法名为依据概念之理性使用;用此方法时,吾人之所能为者不过按现象之现实内容归摄之于概念之下耳。至其概念,则除经验的即后天的(虽常依据此等概念,以之为经验的综合之规律)规定之以外,不能以此种方法使其内容确定之。另一方法,名为“由于构成概念之理性使用”;且因概念在此处与一先天的直观相关,故此等概念即以此故为先天的、而能无须经验的资料之助,以十分确定之形相在纯粹直观中授与吾人。关于存在空间或时间中之一切事物,凡就以下之问题所考虑者;(一)此种事物是否为量且其程度如何;(二)是否吾人以之为积极的存在者,抑以之为缺乏此种积极的存在;(三)在何种程度内,此种占有空间或时间之某某事物,为元始的基体,或仅实体所有之规定;(四)是否此种存在与其他存在有为因或为果之关系;(五)最后关于其存在是否孤立,抑或与其他存在有相互关系而彼此依存——此等问题亦以其为此种存在之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或与此等等相反者之问题,一切皆属于理性自概念所得之知识,此种知识名为哲学的。但(一)空间中之先天的直观所有之规定(形状),(二)时间之区分(延续),(三)乃至“时间空间内同一事物之综合”中所有普遍的要素之知识,及由此所产生之一直观量(数)——凡此种种皆由于构成概念之理性工作名为数学的。

    理性在数学的使用中所到达之极大成效,自必发生此种期望,以为理性或至少理性之方法,在其他领域中,亦将与在量之领域中相同,有同一之成效。盖此种方法具有能使其一切概念在先天的所能提供之直观中实现之便益,由此即成为所谓“控制自然”矣;反之,纯粹哲学当其由先天的论证概念,以求洞察自然世界时,实陷于渺茫之中,盖以不能先天的直观此等概念之实在,因而证实之也。且在精通数学之士,一旦从事彼等之计划,对于此种进程,从未缺乏自信,即在庸众,对于数学家之熟练,亦抱有极大期望。

    盖因数学家关于其数学,从未企图使之哲学化(此诚一难事!),故理性之二种使用间所有之特殊异点,彼等绝不思及之。自常识假借而来之“通行之经验的规律”,数学家以之为公理。数学家之所从事者,虽正为空间时间之概念(以之为唯一之本源的最),但关于空间时间概念由来之问题,则绝不关心。复次,数学家以研究纯粹悟性概念之起源以及规定其效力所及范围之事,为多余之举;盖彼等仅留意于使用此等概念而已。凡此种种,数学家若不逾越其固有之限界(即自然世界之限界),则彼等完全正当。但若彼等于不知不识间越出感性领域而进入纯粹的乃至先验的概念之不安定根据,则此一地域(instabilistellus,innabilisunda不安定地域,浊流)既不容其立足,亦不容其游泳,彼等仓猝就道,所经之路程、痕迹,至此立即消失。反之,在数学中,凡彼等所经之路程,皆成为荡荡大道,即后世子孙依然能以确信,高视阔步于其间也。

    吾人以精密正确规定纯粹理性在先验的使用中之限界,为吾人之义务。但探求此种先验的知识,实有此一种特点,即虽有极明显极迫切之警戒,吾人仍容其自身为虚妄之期望所惑,因而不能立即全部放弃“越出经验疆域以达智性世界之惑入领域”之一切企图。故必须切断此等迷妄的期望之最后一线,即指示在此类知识中以数学的方法探求,决不能有丝毫益处(除更明显展示此种方法之限界而外);以及指示数学与哲学,在自然科学中虽实携手共进,但仍为完全不同之学问,一方所有之进行程序,他方决不能模拟之也。

    数学之精密性基于定义、公理及证明。顾此等定义、公理、证明,就数学家所解说之意义,无一能为哲学家所成就或模拟之者,我今说明此一事即已满足。几何家在哲学中以其方法仅能制造无数空中楼阁,正与哲学的方法在数学中使用,仅能产生空谈相同。

    哲学之所由以成,正在认知其限界;即如数学家,其才能本为一特殊性格,专限于其固有领域,出此以外,则不能轻视哲学之警告,或傍若无人,一若彼优胜于哲学家者然。

    一、定义。下一定义,就此一语本身所指而言,其实际意义,仅在事物概念之限界内,呈现事物之完全的本源的概念而已。如以此为吾人之标准,则经验的概念绝不能加以定义,仅能使之明晓。盖因吾人在其中所发见者,仅为某种感性对象之微少特征,故吾人绝不能保证不以其语在指示同一对象时有时表现较多特征,有时较少特征。是以在黄金之概念中,一人之所思维者,或在其重量、颜色、坚韧性之外,加以不朽之性质,但其他之人则或不知有此种性质。吾人之用某种特征,仅限其能适合于辨别之目的;新有观察,则除去某种性质及增加其他性质;故概念之限界,绝不能确定。且对于经验的概念,例如“水”一类之概念,加以定义,果有何种效用?当吾人言及水与其性质时,并不就其语所思维者,即已终止,且进而实验之。名词其具有吾人所加于其上之若干特征者,与其视为事物之概念,毋宁仅视为一种记号,较为适当;其所谓定义,仅规定字义而已。第二、先天的授与之概念,如实体、原因、权利、平等、等等,严格言之,无一能加以定义者。盖凡所与概念之明晰表象(就其授与而言,或仍混杂),除我知其与对象适合以外,我绝不能保证其已完全成就。顾对象之概念,则因其为所授与者,可包括无数晦昧之表象(此等表象在吾人应用其概念时,虽常使用之,但在分析时,吾人多忽略之),故关于我之概念之分析,其完全程度,常在可疑中,适切例证之多,亦仅足以使其完全程度成为大概正确,绝不能使之成为必然正确。我宁择用阐释之名以代定义之名,盖以阐释之名较为妥善,批判者关于其分析之完备与否,虽尚有所疑,但以此名至某种有效程度而接受之。无论经验的概念或先天的所授与之概念,既皆不容有定义,则所能加以定义之唯一种类之概念,仅有任意制造之概念。我所制造之概念,我常能加以定义;盖因此种概念非由悟性性质或经验所授与,乃我有意自行制造之者,故我必知我用此概念时所欲思维之事物。但我不能谓由此我已对于一真实对象,加以定义。盖若此概念依存经验的条件,例如舟中时钟之概念等类,则此种我所任意制造之概念,关于其对象之存在及可能性,并未有所保证。甚至我自此种概念并不知有否对象,至我之说明与其谓为对象之定义,毋宁谓为表明我之计划。故除包含“容许先天的构成之任意的综合”之一类概念以外,并无任何容许定义之概念留存。因之,数学乃唯一具有定义之学问。盖数学所思维之对象,先天的在直观中展示之,且此种对象所包含者确不能较之概念或多或少,盖因其对象之概念乃由定义而授与者——此乃本源的授与吾人,即无须自任何其他源流引申其定义。对于阐释(exposition)、说明(explication)、表明(declaration)、定义(definition)等等之原拉丁名词,德语仅有(erklarung)一语,故在吾人要求完全摈除以定义之尊称加之哲学的说明时,实无须过于谨严。吾人之所注意者,仅限于以下一点,即哲学的定义绝不能过于所与概念之阐释,而数学的定义则为构成“本源的由心自身所形成”之概念,前者虽仅能由分析得之(其完全程度绝不能必然的确实),而后者则综合的所产生者也。故数学的定义,乃构成概念,而哲学的定义,则仅说明其概念而已。由此所得之结论如下:

    (甲)在哲学中除纯为试验以外,吾人绝不可模仿数学以定义开始。盖因定义乃所与概念之分析,以概念之先行存在为前提(此等概念虽在混杂之状态中),而不完全之说明,必先于完全之说明。因之,吾人在到达完全的说明即定义之前,能由不完全的分析所得之少数特征,以推论无数事象。总之,在哲学中精密及明晰之定义,应在吾人研讨之终结时到达之,非以之开始者也。反之,在数学中,吾人并无先于定义之任何概念,概念自身由定义始授与吾人。职是之故,数学必常以(且常能)定义开始。

    (乙)数学的定义绝不能有误谬。盖因其概念由定义始授与吾人,其所包含者,除定义所欲由概念以指示之者以外,绝不含有其他任何事物。关于数学之内容,虽绝无不正确之事物能输入其中,但其所衣被之方式(即关于其精密),有时亦有缺陷(此种事例虽极少见)。例如圆之通常说明,“圆为曲线上所有之点与同一点(中心)等距离之曲线”,即具有缺点,盖“曲”之规定,实无须加入者也。盖若如是,则必须有自定义所演绎且易于证明之特殊定理,即“线中所有一切点如与同一点等距离,则其线为曲线”

    (无一部分为直者)云云之特殊定理。反之,分析的定义则陷于误谬之道甚多,或由于“以实际不属于其概念之特征加入之”,或由于缺乏“成为定义主要特征之周密”。后一缺点,由于吾人关于分析之完全程度绝不能十分保证所致。因此种种,定义之数学的方法,不容在哲学中模拟之也。

    二、公理。此等公理,在其直接正确之限度内,皆为先天的综合原理。顾一概念不能综合的而又直接的与其他概念相联结,盖因需要越出此二概念之外之第三者,作为吾人知识之媒介。是以哲学因其仅为理性由概念所知者,故其中所有之原理,无一足当公理之名。反之,数学能有公理,盖因其以构成概念之方法,能在对象之直观中先天的直接的联结对象之宾词,例如“三点常在一平面中”之命题是。但仅自概念而来之综合原理,则绝不能直接的正确,例如“凡发生之事象皆有一原因”之命题是。在此处我必须寻求一第三者,即经验中所有时间规定之条件;我不能直接仅自概念获得此种原理之知识。故论证的原理与直观的原理(即公理)全然不同;常须演绎。反之,公理则无须此种演绎,即以此故为自明的——哲学的原理不问其正确性如何之大,绝不能提出此种要求。

    因之,纯粹的先验的理性之综合命题,皆绝不能如“二二得四”命题之为自明的(但往往有人傲然主张此等命题有如是性质)。在分析论中,我曾以某种直观之公理加入纯粹悟性之原理表中;但其中所用之原理,其自身并非公理,仅用以标示“普泛所谓公理所以可能”之原理,至其自身则不过自概念而来之原理耳。盖数学之可能性,其自身必在先验的哲学中证明之。故哲学并无公理,且绝不能以任何此种绝对的态度制定其先天的原理,而必须甘愿承受由彻底的演绎以证明其关于先天的原理之权威。

    三、明示的证明。一必然的证明,在其为直观的之限度内,能名之为明示的证明。

    经验教吾人以事物之所有相,并不教吾人以“事物除此所有相以外不能别有其他”。因之证明之经验的根据,无一能成为必然的证明。乃至自论证的知识中所用之先天的概念,亦绝不能发生直观的正确,即直证的自明证据,固不问其判断在其他关系中如何必然的正确也。故仅数学具有“明示的证明”,盖因数学之知识,非自概念得来,乃自构成概念得来,即自“能依据概念先天的授与之直观”得来。乃至具有方程式之代数方式(正确之答案以及其证明,乃自此等方程式由归约所演绎之者),其性质固非几何学的,但仍为构成的(以此种学问特有方法之符号构成其概念)。系属此等符号之概念,尤其关于量之关系者,由符号在直观中呈现之;此种方法在其具有辅导的利益以外,由于使其符号一一呈现于吾人目前而得防免推论之误。顾哲学的知识必不能有此种利益,盖以其常抽象的(由概念)考虑普遍的事物,而数学则能具体的(在个别之直观中)同时又由纯粹先天的表象考虑普遍的事物,因此一切误谬立能自明。故我与其称哲学的知识为明示的证明(此种证明顾名思义乃由对象之直观以进行且在其中进行者),毋宁谓为论述的(论证的)

    证明,盖因此等证明乃仅借语言文字之力(思维中之对象)以行之者也。

    由以上所述之种种,所得结论则为:傲然采取独断的步骤,以数学之名称标识自饰者,实不适于哲学之本质,尤其在纯粹理性之领域内,更不适当,盖哲学虽有种种根据,期望与数学有姊妹的联结,但实不属数学一类之等级。此种矫妄之主张,实为绝不能成就之无聊主张,且实使哲学违反其真实之目的,所谓哲学之真实目的者,即在暴露“忘却限界之理性幻想”,及充分使吾人之概念明晰,以使理性之矫妄的思辨探求,复归于谦恭而彻底之自知之明耳。故理性在其先验的努力中,不可以热烈期望急速前进,一若所经历之途径,乃直接趋向目标者,所承受之前提,一若能安然依赖,无须常时还顾,无须考虑吾人是否能在推论进程中发见缺点,此等缺点乃在原理中所忽略,且使此等原理必须更为圆满规定或全然变更之者。

    我以必然的命题不问其为可明示证明的或直接的正确,分为定说(dogmata)及定理(mathemata)两种。直接自概念而来之综合命题为定说;直接由构成概念所得之综合命题为定理。分析的判断,其关于对象,实际所教示吾人者,仅为吾人所有概念之已包含者;此等判断,并不推广吾人知识于对象概念以外,仅在使概念明晰而已。故此等判断不能名之为定说(此一名词或应译为学说lehrspruche)。关于比二种先天的综合命题,就通常之用语惯习而言,仅有属于哲学的知识之命题,可名为定说;算术或几何之命题,难以此名名之。故言语之习惯用法,证实吾人关于此名词之解释,即仅有自概念而来之判断,始能名之为定说,而基于构成概念之命题,则不能以此名名之也。

    顾在纯粹理性之全部领域中,即在其纯然思辨的使用中,并不见有一直接自概念而来之综合判断。盖就吾人之所论述者言之,理念不能构成“任何客观的有效之综合判断”

    之基础。纯粹理性固曾由悟性概念建立巩固原理,但非直接唯由概念建立之,常间接由此等概念与全然偶然的某某事物,即可能的经验之关系而建立之。当以此种经验(即为可能的经验对象之某某事物)为前提时,此等原理实为必然的正确;但直接就此等原理之自身而言,则绝不能先天的知之。例如“凡发生之一切事象皆有其原因”之命题,无一人能仅自其所包含之概念洞察此命题。故此一命题,虽自其他观点,即自其可能的使用之唯一领域(即经验),能以完全必然的正确证明之,但此命题非定说。顾此种命题虽须证明,但应名之为原理,不应名之为定理,盖因其具有此种特殊性格,即此种命题,乃使——为其自身所有证明之根据之——经验可能,且在经验中必常以之为前提者。

    今若在纯粹理性之思辨使用中,并无定说用为其特殊主题,则一切独断的方法,不问其假自数学或特行自创,皆为不适当者。盖此等独断的方法,仅用以掩藏缺点、误谬、及陷哲学于歧途而已,盖哲学之真实目的,在使理性之一切步骤极明显呈显于吾人之前。

    顾其方法则常能成为体系的。此乃因吾人之理性自身主观的即为一体系,即在其“由于纯然概念之纯粹使用”中,亦不过“吾人之研讨所能依据统一原理由以进行”之一种体系而已,至其材料则仅由经验提供之。吾人在此处不能论究先验的哲学所特有之方法;今之所论究者,仅在批判的评衡“自吾人能力所能期待之事物”而已——吾人是否能建筑;如能建筑,则以吾人所能支配之材料(先天的纯粹概念),可期望此建筑物达如何高度。

    第二节 关于纯粹理性争辩的使用之训练

    理性在其一切事业中,必须从属批判;理性如以任何禁令限制批判之自由,则必害及其身,而以一有害之疑虑加之其自身。实无较之“能自此种检讨幸免”,更为重要(由于其效用)、更为神圣之事,盖以此种检讨,铁面无私,并不知有个人之地位荣誉令其尊敬。理性之存在即依赖此种自由。盖理性并无专断的威权;其裁决,无论何时纯为自由公民之同意所成,至此等公民,则每人必容许其(毫无障碍或嗾使)自由发表其反对意见乃至其否决权。

    顾理性虽绝不能拒绝从属批判,但并不常有畏惧批判之理由。理性在其独断的(非数学的)使用中,并不彻底自觉应严格遵守其自身所有之最高法则,即以谦抑态度,乃至完全放弃其一切僭窃之独断的威权,以立于高级裁判的理性之批判的检讨之前而不觉其强迫难堪是也。

    但在理性非处理法官之判决事件,而为处理同等公民之要求事件,其反对此等要求,又仅在防卫自身时,则其情形完全不同。盖以此等要求在其自身所有之肯定中,意在成为独断的,正与在否定之者成为独断的相同,故自人的标准言(),理性能以一种防免一切侵犯之形态及以一种确保所有不惧外来要求之资格赋予之,以保障其自身,惟就真理标准言(),此种资格,固不能决定的证明之也。

    我之所谓纯粹理性之争辩的使用,乃指辩护其命题以反抗“否定此等命题之独断的相反命题”而言。此处之争论,并不在其自身所有主张能不虚伪,而仅在无一人能以必然的正确乃至以较大程度之近似主张其相反方面一点。吾人在此处并不依据宽容保持吾人之所有;盖吾人对于所有之资格,虽不十分具备,但无一人能证明此种资格之不合法,则固十分确实者也。

    纯粹理性之必有矛盾等类事,且以一“为一切争执之最高法庭”之理性,而必与自身争执,此诚可悲之事。在前章吾人已论究此种矛盾;但已知其仅为依据误解之表面冲突。盖理性依据通常偏见,以现象为物自身,乃以两种方法之一,要求其综合之绝对完全(此事在两种方法之任何一方,同一为不可能者)——此一种要求,在现象方面乃绝不能容许者。故所提出之“以自身授与之现象系列有一绝对最初起源”及“此种系列乃绝对的,及就其自身而言,并无任何起源”两命题,其中并无真实之理性自相矛盾。盖此两命题互相一致,可以并存,诚以其为现象之故,就其存在而言(视为现象),则绝非其自身即绝非所视为自相矛盾之某某事物;至以此等现象为自身独立存在之一种假定,则自必引至自相矛盾之推论矣。

    但尚有其他事例,吾人不能指摘任何此种误解之,故不能以以上之方法处理其中之理性矛盾——例如一方以有神论的态度主张有一最高存在者,一方则以无神论的态度主张并无最高存在者;又如在心理学中,一方以能思维之事物赋有绝对的常住的统一,因而与转变无常之物质的统一有别,而其反对方面则以心非“非物质的统一”,不能免于转变无常。盖因在此等事例中,悟性仅处理物自身而非现象,故此等问题之对象,不杂有任何与其性质相矛盾之异质的要素。故若纯粹理性在否定方面有所主张,其主张乃等于拥护其所否定的争辩之积极理由,则有真实之矛盾矣。诚以在批判“独断的肯定方面所提呈之证明根据”之限度内,固自由容许批判,但并不即以此故而放弃此等肯定主张,此等肯定主张至少理性之实际利益偏护之——此种利益在反对方面实不能陈诉之者也。

    关于“有神”及“有来生”理性所有之两种基本命题,某某思虑深远之士(如苏遂sulzer等)见及过去所用论据之薄弱,以为他日吾人或能期望发见其坚强之佐证,在我则绝不抱有此种意见。反之,我实确信此事绝不能有。盖对于此种“与经验之对象及其内的可能性无关”之综合的主张,果从何处获得其根据。惟绝无一人能独断的以丝毫(极少程度)证明,主张其相反方面,则亦十分确实者也。此因彼仅能由纯粹理性以证明此点,故彼必须从事于证明“所视为纯粹智性之最高存在者及在吾人内部之思维的主体之不可能”。但从何处获得此类知识,使彼有权能就存在于一切可能的经验以外之事物,综合的判断之。故吾人能完全保证永无一人能证明其相反方面,吾人亦无须论究其形式的论据。吾人当能容受此等命题——在理性之经验的使用中,密切与吾人所有理性之思辨的利益相固结不解,且为调和思辨的利益与实践的利益之唯一方策之一类命题。就反驳吾人之反对者(此处之所谓反对者不可仅视为批判者),吾人实准备告以“事在疑似尚不能裁决”(nonliquet),此不能不使彼感受烦困者。同时吾人实不惧彼以此种论调反加之吾人自身,盖因吾人常保有理性之主观的格率,此为反对者之所必无者,在此种格率掩护之下,故吾人对于彼之无效攻讦,能冷静视之也。

    由此观之,并无纯粹理性之真实矛盾。盖此种矛盾冲突之战场,应在纯粹神学及心理学之领域中;在此等领域中断无一战士能准备充足,其所持武器,实不足惧。讥笑与大言,为彼之全部武器,此等武器固能视为儿戏,一笑置之者也。此为慰藉理性及鼓励理性之一种见解,盖理性职在扫除一切误谬,若亦必与其自身相矛盾而无平和及静保所有之期望,则理性将何所依恃。

    凡自然自身所组成之一切事物,皆适于某种目的之用。乃至毒物亦有其用途。盖此等毒物乃用以对消吾人体液内所产生之其他毒物,在一切完备之药局中,为一不可缺少之物。对于“纯粹思辨的理性之偏信及自负”所有之反对意见,乃自理性自身之本质所生,故必有其效用及目的,不当蔑视之。何以神意设置“与吾人最高利益有密切关联之许多事物”而远非吾人所能到达,仅容吾人以隐约及疑似之态度理会之——在此种情形下吾人之探索目光与其谓为满足,毋宁更受其激刺?关于此种不确定之事欲贸然有大胆辞说,吾人自当疑此种辞说是否有益,甚至疑其是否有害矣。但关于探讨及批判容许理性完全自由,因而不致妨阻理性注意其固有之利益,则常为最善之事,此固不容疑者。

    此等利益由制限理性之思辨以促进之,实不亚于由扩大思辨以促进之,但当外来影响参杂其间,使理性逸出其本有之途径,以及由“其与理性本有目的不相容之事物”拘束理性时,则常受损害矣。

    故当容许汝之反对者以理性之名发言,且应仅以理性之武器反驳之。此外,对于其结果与吾人实践的利益有关者,实毋庸过虑,盖在纯然思辨的论争中,此等利益绝不受其影响。凡仅用以展示理性某种二律背驰之矛盾者,以其由理性之本质而来,吾人必须倾听之而审察之。就对象之两面考虑,理性自受其益,有此制限,理性之判断,自能更正。故此处之所论争者,实非理性之实践的利益,乃其表现之形相耳。盖吾人在此处虽不当用知识二字,但在最严正的理性之前,吾人仍有充分根据使用十分正当之坚强信仰一语也。

    吾人如询问天性特适于公正判断之冷静的休谟,所以使彼以惨淡苦思之巧辩,颠覆“慰藉人类而于人类有益”之信念——即人之理性具有充分洞察力以到达“关于最高存在者之主张及确定的概念”之信念——者为何,则彼将答以:仅欲增进理性自知之明,且因愤慨有人加理性以危害之故,盖此等人虽夸大理性之力量,但实妨阻理性坦白自承其弱点,此等弱点由理性自行检讨,即行了然者也。在另一方面,吾人若询问专信奉理性之经验的使用对于一切超验的思辨毫无同情之披立斯脱莱(priestley),所以使彼(彼自身乃一宗教之虔诚教师)推翻宗教二大柱石——自由及灵魂不灭(来生之期望在彼仅视为期待复活之奇迹耳)之动机何在,则彼之所能答者,仅有关于理性之利益一点,盖若吾人欲使某对象选出物质的自然法则(此为吾人所能知及能精密规定之唯一法则)之外,则理性之利益必大受损害。对于“能知如何使其背理教说与宗教利益联结”而怀有善良意向之披立斯脱莱,加以苛责而与以苦痛,实属不当,盖被实不能知其行为固已超出自然科学之领域以外者也。对于性情善良、道德品格毫无缺陷之休谟,当其在此领域内主张其巧为辞说之思辨为正当时,亦当予以同一之谅解。盖世人所有信念上之对象,正如体谟之所主张,完全在自然科学之限界以外,而在纯粹理念之领域中也。

    然则应何以处之,尤其在吾人见及似将危害人类之最善利益时?当无较之吾人由此所不得不有之决断,更为自然更为合理矣。一任此等思想家自由采择其自身所有之路线。

    彼等如显展其才能,如发动更新而深奥之论究,一言以蔽之,彼等如显示其理性,则理性必常有所获。吾人如在不受羁勒之理性所有方策以外,依赖其他方策,吾人如对于反对者高呼叛逆,一若欲召集凡庸,共同赴救火灾(此等凡庸之人并不能理解此种精辟之议论)者然,则吾人将成为笑谈矣。盖在此等议论中所争之问题,并不与人类最善利害有益或有害之事相关,仅在理性以“抽去一切利益之思辨”究能进至何种程度,以及此种思辨是否能说明任何事物,或“必须放弃之,以与实践的利益相交换”等等耳。故吾人且不必执剑赴战,宁愿在批判之安全地位,为一平和之傍观者。此种争斗,在战士方面固极艰辛,但在吾人固能欢迎之者,且其结果(确为完全不流血者)对于吾人理论上之识见,亦必有有益之贡献。盖欲求理性有所启发,而又先行命令理性必须偏袒何方,此实背理之至。且就理性之自身而言,已为理性所抑止而置之于限界之内,故吾人无须召集警卫,意在以市民权力加之于“吾人以其优胜为危险之一方”。在此种辩证的论战中,实无足以引起吾人忧虑之胜利可得。

    理性实亟须此种辩证的论战;且极愿此种论战早日开始而在无拘束之公众赞同下行之者也。盖在此种情形下,批判即能早日成熟,一切争论自必立即终止,论战两方乃能认知所以使彼等争执之幻相及偏见。

    在人类性质中实有不诚实之点,此与由自然而来之一切事物相同,最后必有所贡献于良善目的,所谓不诚实之点即“掩藏真实情绪而表示所视为善良及可信之假饰情绪”

    之一种倾向是也。此种掩藏吾人自身而表面粉饰为有所贡献于吾人利益之一类倾向,不仅使吾人开化,且在某种程度内,渐使吾人道德化,固毫无疑义者也。盖在吾人不能由礼让、诚实、谦抑之外表以透视其内部之时期内,吾人乃在围绕吾人之外表善良之真实例证中,发见一改进自身之学校。但此种“表现吾人自身优于吾人所有实际情形及表示吾人并未参有之情绪”之倾向,仅用为临时处置,引导吾人脱离野蛮粗鲁之状态,而容吾人采取至少知其为善良之外表的行动。但当真实之原理已行发展,且成为吾人所有思维方法之一部分时,则此种伪饰必日益为人所猛烈攻击;否则此种伪饰将腐蚀人心,且以虚饰外表之杂草妨阻盖良情绪之成长矣。

    乃至在思辨的思想之表现中(此处公正坦白以主张吾人之思想本极少障碍,且以虚伪行之,亦未见有益),不幸乃亦见有不诚实及虚饰伪善等事。世无较之“以虚伪方式传达思想以掩藏吾人对于自身主张所感觉之疑点,或对于吾人自身所认为不充足之证明根据与以决定之外表形相”,对于知识,更为有害,在纯然个人的虚荣孕育此等秘密计划之时期内(此为与特殊利益无关,且为“不易容许其必然正确”之一类思辨的判断之普通情形),此等个人的虚荣乃为其他之个人虚荣在其夺取公众接受之进程中所对抗;于是终局所得之结果,乃亦与完全由正直诚实之进程所得之结果无异(此则得之更速)。

    常人之见解,以为“醉心微妙论辨之人,其目的唯在动摇公众福利之基础时,与其静默退让至仅成为一实践的信念,而迫使吾人自承缺乏思辨的必然正确性,使假定之敌得占优胜,毋宁进而以伪辩的论据促进善良主张”,不仅贤明可许,且实堪嘉尚。顾我则不能不以为世无较之奸诈、虚伪、欺骗、与维护善良主张之目的,更为根本不相容者。在纯粹思辨之事项中,吾人评衡理性所引之意见时,吾人应以完全真诚的态度出之,此乃所能要求之最小限度。吾人对于此一小事果能确实如所期望,则关于神、灵魂不灭、自由等之重要问题,早已解决,或立即到达一结论矣。故目的纯洁与主张善良之为反比例,乃常有之事,且正直诚实之人,在攻击一方,较之拥护一方,或更易于得之也。

    故我假定为我之读者不愿见以不正之方法辩护正当之主张;且又假定读者因而一致同意以下之点,即依据吾人之批判方法,不顾通常所有之事,而唯注意于所应有之事,其实则不会有纯粹理性之论争也。盖关于一事物,两方皆不能在现实的经验乃至可能的经验中表出其实在性,则两人如何能进行其论争(此一种论争,两方惟熟思事物之纯然理念,欲自此纯然理念以抽绎理念以上之事物,即对象自身之实在性)?彼等既皆不能使其正面主张为人所真实理解及使之正确,惟攻击驳斥其反对者之主张而已,双方究有何种方策以终止其论争?以下之点,乃纯粹理性所有一切主张之运命:即因此等主张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之条件(出此条件以外真理之确证绝不可能),同时又须使用悟性法则(此等法则仅适于经验的使用,但无此等法则,则在综合的思维中不能前进一步),故两方皆不能避免各自暴露其弱点,因而各能利用他方之弱点。

    纯粹理性之批判,可视为纯粹理性所有一切论争之真实法庭;盖此批判不卷入此等论争(即直接对于对象之论争)之中,而旨在依据其最初所制定之原理,规定及评衡普泛所谓理性之权利而已。

    在缺乏此种批判时,理性殆在自然状态中,唯由战争始能建立及维护其主张及要求。

    反之,批判则按其自身所设定之根本原理,到达其所有之一切断定,无一人能疑及其权威,使吾人保有法律的秩序之平和,在此种秩序中,吾人之争执,唯由所认为法律的行动之方法以行之。在前一状态中,争执以互称胜利而终结,其后仅有调停者所安排之一时休战;在后一状态中,则争执乃以司法的判决而终结,此种判决以适中冲突之根本所在,故能保持永久之和平。独断的理性所有终止无期之争执,最后迫使吾人求助于批判理性自身及基于此种批判之立法以消灭争端。一如霍布斯(hobbes)所言,自然状态乃一不正及暴乱之状态,吾人除中止此种状态,服从法律之制裁以外,实无他途可择,至法律之限制吾人之自由,仅欲使其与他人之自由及全体之公益相一致耳。

    此种自由,自有权将吾人自觉所不能处理之思想及疑点公开请求评论,而不因之被人斥为危险可厌之市民。此乃人类理性所有基本权利之一,人类理性除认“每人于其中皆有其发言权之普遍的人类理性”以外,不认有其他任何法官。且因所能改善吾人状态之一切改进,必自此种普遍的人类理性之源流得之,故此种权利乃神圣而不可侵犯者。

    吾人声斥反对或攻击“已为社会大部分及最良部分所赞同之观点”之大胆主张为危险,实不智之甚;盖若如是,则是以此等反对主张所不应具有之重要性归之矣。无论何时,我闻及才智之士有否定人类意志自由、来生期望、及神之存在之证明时,我必热望读其书,盖我期由彼之才能以增进我关于此等事项之识见。顾在我未展读其书之前,已完全确定彼所有之特殊主张无一有正当理由;此非因我自信关于此等重要命题具有决定的证明,实因“以纯粹理性之一切源流展示于我”之先验的批判,已完全使我确信理性在此领域中,固不能到达肯定的主张,且亦不能建立(甚或更有所不能)任何否定的断论。盖自由思想家果从何处获得其所自诩之知识,例如“并无最高存在者”云云之知识?此种命题在可能的经验之外,因而在一切人类之洞察限界以外。至独断的拥护善良主张者之辩解,则我绝不欲读之。盖我已预知彼之攻击其敌人之伪辩的论据,仅欲使其自身之伪辩的论据得人承认耳;且我又知人所熟知之虚伪的论据,实不及新奇及钩心斗角所创建之虚伪的论据,能以如是多材料提供新观察。反对宗教者,就彼自身所有之方法而言,实亦独断的,但彼实与我以应用及改善(在某一方面)我之批判原理之最适机缘,同时我又无须顾虑此等原理有丝毫为其所危及也。

    然则青年(至少在其受大学教育时)是否对于此种论著,不可接近,非至其判断能力成熟以后,或宁在吾人所欲贯输彼等之学说在被等心中已根深蒂固足以抵抗“令其趋向相反见解”之引诱(不问此种引诱来自何方)以前,不可不极力戒勉其不可早知此种危险之命题乎?

    吾人如在纯粹理性之事项中固执独断的进程,而以严格抗争的形态处置吾人之论敌,即由吾人自身加入论战,因而自行准备所以维护相反主张之证明,则此程进程在当时确最适切,但就久远而言,则世无较之“在一时置青年理性于保护之下”之愚拙而无效果者也。此固一时能卫护青年抵抗诱惑。但当青年以好奇心或爱时尚而注意及此等著作时,则青年之信念是否能经历试验而不为动摇?无论何人在抵御论敌之攻击时,仅有独断的武器可用,而不能发展所隐藏于彼自身胸中与论敌胸中所有者相同之辩证性质,则彼实处于危险之地位。彼见新奇引人之伪辩的论据与“久已不能动人且反足令人疑其利用青年轻信之伪辩的论据”对抗。以致彼信为欲表示其已脱离幼稚训练而趋于长成,除排弃此等怀有善意之警劝以外,实无较善之方法;且以彼习于独断论之故,乃一口饮尽“以相反之独断论毁灭彼所有一切原理”之毒药。

    在大学教法中,吾人应遵循“与现今为人所欢迎者正相反”之途径——常准备以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有之彻底教训为依据之教法。盖欲使此种批判原理务能极早发生作用,且欲表示此种批判原理,即在辩证的幻相发展至最高度之际,亦有其充分力量,则在独断论者所视为可惧之攻击,应使其对于学生之理性发挥充分之力量(学生之理性虽仍微弱,然已由批判启发之)及容许学生获有由自身检讨之机缘,引用批判原理,逐一检讨攻击者所有主张之如何毫无根据,此实为绝对所必需者也。以解决此等论据,使之烟消云灭,在彼实毫无困难,故彼极早即自觉其所有防卫自身抵御此种有害的欺诈之能力,此等欺诈之于彼,最后必完全失其所有之诱惑力。毁灭论敌所有结构之一种痛击,自必同一毁灭彼自身亦或欲建立之任何思辨的结构。顾此点并不丝毫使彼有所不宁,盖因彼已无须此种托庇之所,且在实践方面仍保有极大期望,彼在实践方面,确能期望发见“所能建立彼之合理的有益的体系”之坚强根据。

    故切实言之,在纯粹理之领域中,实无争执可言。两方皆凿空蹈虚,皆与自身所有之阴影斗,盖因彼等所争者已出自然界限之外,彼处则绝无事物能为彼等以独断的体会所争夺所把持者也。一任彼等争斗,顾彼等所击破之阴影又复立即团聚为一,恢复常态,此正如天堂之勇士,时以不流血之争斗为消遣娱乐之具。

    但吾人亦不能承认有纯粹理性之怀疑的使用,类如所可名为理性一切争论中之中立原理。使理性自相冲突,与正反两方以武器,然后以冷静讥讽之态度傍观其猛烈之斗争,此自独断论之观点言之,实非佳事,而显见其为幸灾乐祸之恶质。但吾人苟思及独断论者之顽固不化、大言不惭、以及其坚拒以任何批判裁抑其主张,则除使另一方与之有同等资格之大言与此一方之大言相冲突以外,实无其他可采之途径,在此冲突中,所期望者,在由论敌之抵抗,至少能使理性爽然自失,对于自身之矫妄主张有所怀疑,而愿倾听批判也。但一任吾人只安于此等疑点,因怀疑理论而推崇信仰及自承无知二者,为不仅对于独断论者之自满对症发药,且又为终结理性自相矛盾之正当方法云云,则实为一无益之举,绝不足以克服理性之不安者也。就怀疑方法而言,最善亦不过为“觉醒理性之美满的独断迷梦,而引之进入更精密的检讨其自身地位”之方策而已。顾因规避令人烦困之理性纷争事务之怀疑方法,其外表颇似吾人到达哲学中永久和平之捷径,即不如是,至少在以“蔑视一切此种研究佯为表示其具有哲学的资望”之人视之,为其所欢迎之途径,故我以阐明此种思维方法之真相为一至要之事。

    纯粹理性在其内部冲突时怀疑的满足之不可能自觉无知之意识(除此种无知同时认为必然的以外),并不以此终止我之探究,宁以其无知正应成为探究之理由。一切无知或为关于事物之无知,或为关于知识之机能、限界之无知。无知若仅为偶然的,则在前一类无知中,必激动我关于事物(对象)之独断的探究,在后一类之无知中,则必激动我关于可能的知识限界之批判的探究。但“我之无知而为绝对的必然,因而放弃一切探究”之一事,不能自观察方面经验的证明之,仅由关于吾人知识之根本源流,批判的行其检讨以证明之。故除先天的根据以外,不能决定吾人理性之限界;顾在另一方面,以吾人之知识范围不能确定不能不有所不知者之理性界限,则由参照吾人虽尽知一切亦尚有应知者留存其后之事可后天的认知之。关于吾人所无知之前一种类之知识(按此指依据先天的根据以决定理性之限界),仅由批判理性自身而可能知之者,故为学问;后一种类(按此指后天的不能尽知)则仅为知觉,吾人不能谓自知觉可推论其所及之程度如何远也。我若就地球所显现于感官者,表现其为具有圆形地平线之平面,则我不能知其延展至如何程度。但经验所教示我者,凡我所往之处,常见有围绕我之空间,我能在此空间中更向前进行;于是,我知在任何所与时间中我所关于地球之实际知识之限界,但不知一切可能的地理学之限界。顾我若进至如是程度,知地球之为球形,其表面之为球面,则我即自其一小部分,例如自其一经纬度之量,亦能依据先天的原理,确定的知其直径,由直径以知地球之总体面积;故我对于此地球,表面所包括之种种对象,虽属无知,但关于其圆周、大小及限界,则固有所知也。

    吾人知识所有一切可能的对象之总和在吾人视之似为一具有明显地平线之平面——即在其周围一望之范围内,包括此平面之所有一切吾人所名为“不受条件制限之总体”

    之理念。欲经验的到达此种概念,实不可能,且依据一确信之原理欲先天的规定其概念之一切企图,亦已证明其无效。顾由纯粹理性所提出之一切问题,则仍为关于地平线以外、或在其境界线上果有何物之一类问题。

    体谟乃关于人类理性之地理学者之一,此等地理学者以为将此等问题置之于人类理性之地平线以外,即已处理之矣——推此一种地平线,彼尚不能规定之者。休谟尤特详论因果律,所见甚是,以为因果律之真理,乃至普泛所谓有效原因之概念所有之客观的效力,非根据洞察,即非根据先天的知识,故因果律所有之权威,不能归之于必然性,仅能归之于其在经验过程中所有之普遍效用,及自此种效用所得彼所名为习惯者之主观的必然性。由吾人理性无力以超经验之形相使用此种原理之故,休谟乃推断理性所有超越经验的事物之一切越权主张为空虚无效。

    此一类进行程序——检讨理性所有之事实,若必须责难,则责难之——可名之为理性之检举。此种检举,自必致疑及“原理之一切超验的使用”。但此仅为第二步,绝不能以此完成研讨工作。在纯粹理性事项中之第一步,标识其在幼稚时期者,乃独断的。

    第二步则为怀疑的,及指示经验使吾人之判断力较为贤明,较为周密。但尚须有第三步,此为完全成熟之判断力所能采取之步骤,根据“已证明为普遍性之确信原理”,即非检讨理性所有之事实,乃就理性所有能力之全部范围及理性对于纯粹先天的知识之适合倾向,以检讨理性之自身。此非理性之检举,乃理性之批判,由此所证明者,非理性现有之疆界,乃其确定的必然的限界,非关于此或彼某部分之无知,乃关于其某一种类一切可能的问题之不可知,凡此等等,皆自原理证明之,非纯然推测所能到达者也。故怀疑论乃人类理性之休憩所,在此处,理性能反省其独断的漫游旅程,检查理性所在之地域,俾在将来能更正确选择其途径。但此非能永久安居之处。此种永久安居之处,仅能由完全正确之知识得之,所谓完全正确之知识,乃对于对象自身及“吾人关于对象之一切知识所有之限界”二者之正确知识。

    吾人之理性,非如一延展至不知所届,其限界仅能约略认知之平面;此实须以之与一球面相比较,其半径能自其表面上弧形之曲线规定之——盖即谓能自先天的综合命题之性质规定之——由此吾人又能举示其容积及限界。出此球面(经验之领域)之外,绝无能为理性对象之事物;不仅如是,即关于此种设想的对象之问题,亦仅与理性以之图满规定“归摄于悟性概念下及能在经验的范围内见及之关系”者之主观的原理有关。

    吾人实际具有先天的综合知识,此由在经验之先预测经验之悟性原理所证明者。任何人若不能完全理解此等原理之可能性,其初被自倾向于怀疑此等原理是否实际先天的存于吾人内部中;但彼不能即以此故,宣告此等原理在悟性力量以外,因而以理性在此等原理指导下所采取之一切步骤为空虚无效。彼之所能言者仅如是,即:吾人如能洞察此等知识之起源及其真实性质,自能确定吾人所有理性之范围及限界,但在未能有此种洞察以前,则任何关于理性限界之主张,皆任意言之者耳。以此之故,对于一切独断的哲学之彻底的怀疑(此种哲学乃未经批判理性自身而进行者),完全正当;但吾人不能因而完全否定理性有采取向前进展步骤之权利——吾人一度已为理性准备及由更彻底准备之根据使之确保其向前进展之途径。盖纯粹理性所呈显于吾人之一切概念乃至一切问题,其来源不在经验中而完全在理性自身中,故必容许解决,且关于其有效力或无效力亦必容许决定之者也。吾人并无权利忽视此等问题,一若其解决实以事物之性质为断者然,因而吾人不能借口于无能力,拒绝进一步之研讨;盖因此等理念皆理性自身所产生,自有对其效力或其惑人的辩证的性质说明之责任。

    一切怀疑的争辩,应专向独断论者,盖独断论者对于彼所以为基础之客观的原理,不挟任何疑虑(即毫无批判),沾沾自得向其所采之途径进行;怀疑的争辩,应计划唯使此种独断论者失其面目,因而使彼有自知之明。顾就此种争辩之自身而言,关于决定何者能为吾人所知,何者吾人所不能知,实不能使吾人有丝毫用处者也。理性所有一切独断的企图之失败,皆属事实一类,使此等理性事实受怀疑论之检举,常为有益之事。但此种怀疑论之检举关于使理性期望在未来之企图中较有所成就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其主张之理性期待,绝不能有所决定;因之纯然检举,不能终结关于人类理性所有权利之争执。

    休谟殆为一切怀疑论者中最优秀之士,关于“觉醒理性使之自行检讨之怀疑方法”

    所能及之影响,实无人能与之匹敌。故吾人在合于吾人目的之范围内,究明如是聪明可敬之人所用之推理过程及其错误,自必有以酬吾人之劳——此一种推理过程,在其出发时,确在真理之轨道上者。

    休谟殆知在某种判断中,吾人越出吾人关于对象所有之概念(彼虽从未推阐此事)。

    我名此种判断为综合的。至说明我如何能由经验越出我所已有之概念,则绝非难事。经验自身乃知觉之综合,因此我由知觉所得之概念,因增加其他知觉而亦增加。但吾人假定吾人自身能先天的超出吾人之概念以扩大吾人之知识。此则吾人或由纯粹悟性企图为之,此乃关于至少能为经验之对象者,或由纯粹理性企图为之,此乃关于绝不能在经验中见及之事物,性质乃至此种事物之存在。顾吾人之怀疑的哲学家,则对于此应有区别之两种判断,并不区别,直前径行以概念之此种自行增殖,及所可谓为不由经验受胎,悟性及理性方面之自行生殖为不可能。故彼以此等能力所有一切假定的先天原理为空想,断言此等原理不过由经验及其法则所发生之“习俗所养成之一种习惯”,因而纯然经验的,即其自身乃偶然的一类规律,吾人乃以所假定之必然性及普遍性归之。为欲维护此种惊人的主张,彼乃引用普遍所承认之因果律。盖因无一悟性能力能使吾人自一事物之概念到达“普遍的必然的由此所授与之其他某某事物之存在”,故彼信为彼能断言在缺乏经验时,吾人绝无任何事物能增殖吾人之概念,及使吾人能有正当理由提出先天的如是扩大其自身之一种判断。日光融化白蜡,而又使土块坚硬,彼指出无一悟性能自吾人关于此等事物所已有之概念,以发见此等事实,更不能依据法则以推断此等事实。仅有经验能教吾人以此种法则。顾就吾人在先验逻辑中之所发见者,吾人虽不能直接越出所与概念之内容,但在与第三者事物,即与可能的经验相关时,吾人仍能知其与其他事物联结之法则,且以先天的形相知之。我固不能离去经验先天的以任何特殊的方法自结果以决定其原因,或自原因以决定其结果,但若以前坚硬之蜡今乃融化,则我能先天的知必有某某事物在其前(例如太阳之热)、融化之事乃依据固定法则继此某某事物而来者也。故休谟之误,乃在以吾人依据法则所决定者之偶然性,推论法则自身之偶然性。彼以“越出事物之概念,到达可能的经验”(此为先天的发生,乃构成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者)与“现实的经验对象之综合”(此则常为经验的)相混。

    故彼以亲和性之原理(此根据于悟性而肯定必然的联结者)与联想之规律(此仅存于模拟的想像力中,且仅能展示偶然的联结而非客观的联结)相混。

    就其他之点而言,休谟乃一世罕与匹之锐利思想家,至其所有怀疑论之误谬,主要由于彼与一切独断论者所共有之缺点而来,即彼对于所能归之于悟性之一切种类之先天的综合,并未有一系统的评衡。盖彼若有一系统的评衡,则彼将见及(仅指种种可能的例证之一而言)永久性之原理实即此种性格之原理,且与因果律相同,乃在经验以前“预测经验”之原理。于是被对于悟性及纯粹理性所由以先天的扩大其自身之种种活动,自能制定其确定之限界矣。顾不如是,彼仅限制悟性而不明定其限界,且虽普遍不信任,而对于吾人所不可避免之无知,则又不能提供任何确定的知识。盖彼虽检举某种悟性原理,彼实未尝企图以批判之评量权衡,就悟性所有之一切力量检定悟性之自身;彼之否定“实际非悟性所能提供者”,固属正当,但彼又进而否定悟性所有先天的扩大其自身之一切力量,且即如是,彼又绝未就悟性之全体而检验之。故一切怀疑论所应有之运命,亦复降于休谟,即彼自身所有之怀疑的教说亦成为可疑之事,以其仅依据偶然之事实,而非根据于“能迫使独断论的主张必然放弃其一切权利”之原理。

    加之,彼之攻击,主要虽在理性之辩证的越权主张,但彼在悟性之极有根据之主张与理性之辩证的越权主张之间,并未设有区别。因之,理性要求“放任其自身”之特有热诚,并未稍受影响,仅一时有所妨阻耳。理性并未觉其所欲放纵其自身之场处为人所封锁;因之即在某某特殊方向感受阻塞,理性亦不能完全停止此等冒险事业。反之,此种攻击仅引起敌对准备,而使人更益冥顽固执己见。但对于理性之一切力量有一周密完全之评量——以及“对于理性在最适当之狭小疆域内之所有权所由以获得确实性,且因而又知过大要求之为无益”之信念——即足终结一切争执,而使理性安于“有限的而无争执”之世业矣。

    无批判之独断论者,以彼并未测定其悟性之范围,因而并未依据原理规定其可能的知识之限界,故此等怀疑论的攻击,在无批判的独断论者,不仅感有危险,且将毁灭之也。盖独断论者并未预知彼之能力能扩大至如何程度,且信为此等限界仅能由“尝试与失败”之单纯方法决定之。其结果,则当攻击来时,彼所不能辨正之主张,即令仅有其一,或此种主张含有彼所不能以任何原理说明之幻相,其疑点即遍及于彼所有之一切辩论,不问此等辩论表面如何动听也。

    故怀疑论乃一严格教师,督使独断论的推理者发展“悟性及理性之坚实批判”。当吾人已进步至如是程度,则毋庸更惧攻击,盖吾人已知以吾人实际所有与完全在吾人所有以外者,严为区别;且因吾人对于在吾人所有以外之领域,并无任何要求,故吾人不能陷入关于此一领域之争执。是以怀疑的程序就其自身而言,对于理性之种种问题,虽不能有满意之解答,但此种方法由于引起理性趋于思虑周密,及指示适于确保理性之“合法的所有”之根本方策,实为解答之准备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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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纯粹理性关于假设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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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纯粹理性关于假设之训练

    以吾人之理性批判最后所教吾人者,为吾人不能以“理性之纯粹的思辨的使用”到达任何知识,顾是否对于假设有较大之领域?盖在吾人不能有主张之处,是否并最少限度创造理论、表示意见之自由亦无之?

    想像力若非纯然幻想的,而为在理性严密监视下之创造的;则必常预有“十分确实而非想像的或仅意见”之某某事物,即对象自身之可能性。此种可能性一度建立以后,关于其现实性,自能容其以意见立论;但此种意见,如非无根据者,则必与现实所授与者相联结,在此种联结内,此意见即为正确,盖因其用为说明现实所授与者也。所以,假定惟在斯时,始能名为假设。

    以吾人关于力学的联结之可能性,不能先天的构成丝毫概念,又因纯粹悟性之范畴,不足规划任何此种概念,仅在经验中遇及此种概念时,用以理会之而已,故吾人不能依据此等范畴,以经验中所不容有之任何新性质,创造的想像任何对象;因而吾人不能在任何正当的假设中使用此种对象;否则吾人乃以理性根据于空想,而非根据于事物之概念矣。故发明任何新本源的力量,例如无须感官之助,即能直观其对象之悟性;又如无须任何接触即能吸引之力;又如存在空间中而又非不可入者之新种类实体,皆为不可许者。又如设想“与经验中所见完全相异”之实体间交通方式,以及非空间的之占居、非时间的之延续,亦皆为不应有者。总之,吾人之理性仅能以可能的经验之条件用为事物可能性之条件;绝不能进而构成完全脱离此等条件之事物概念。盖此种概念虽非自相矛盾,但无对象。

    就以前所述,理性概念乃纯然理念,并无“在任何经验中所能见及”之对象。但此种概念并不即以此故而能指其所设想之对象为可能的。此种概念,吾人仅以之为想当然者,盖欲因此吾人能以“经验领域中悟性之系统的使用之规整的原理”建立于其上耳(作为辅导的拟议)。除此种关系而外,此种概念纯为思维上之空想存在物,其可能性不可证明,因而不容以假设之性格用之于说明现实的现象。思维“心”为单纯的,自极可容许,盖欲依据此种理念,以心所有能力之完全的必然的统一,用为吾人说明“心之内部现象”之原理;固不问此种统一绝不能具体的认知之者也。但假定“心”为单纯的实体(一超验的概念),则是提出一种不仅不可证明(如在许多物理的假设之事例中者然),且为十分盲目武断、姑妄言之之命题矣。盖单纯的事物绝不能在任何经验中见及之;且所谓实体,此处若指感性的直观之永久对象而言,则单纯的现象之可能性,乃完全不可理解者。理性并未提供任何充分根据以假定(即作为一种意见亦有所不可)纯然直悟的存在事物,或属于感性世界所有事物之纯然直悟的性质——吾人虽亦不能自称有任何洞察能使吾人有正当理由独断的否定之(以吾人并无关于此种事物可能或不可能之概念)。

    在说明所与现象时,除此等已发见其依据现象之已知法则与“所与现象”联结者以外,并无其他之事物或说明根据,可以引证。“以理性之纯然理念用为说明自然的存在事实”之先验的假设,实际并非说明;若由此进行,则是以吾人绝不理解之某某事物说明“吾人就已知之经验的原理所未充分理解之某某事物”矣。且此种“假设”之原理,至多亦不过用以满足理性,而非用以促进悟性关于对象之使用。自然中之秩序及目的性,必须以自然根据及依据自然法则说明之;即最妄诞之假设,如仅为物理的,则较之“仅欲有一说明而假定”之超自然的假设(如诉之于神的创造者一类之假设),可容受多矣。

    此种超自然的假设,形为理性怠情之原理(ignavara-tio),盖欲以一纯然理念为休止点(与理性十分适合之理念),吾人势必略去一切原因,而此等原因之客观的实在性,至少关于其可能性,则固能在经验过程中认知之者。至此等原因系列所有说明根据之绝对的总体,关于自然的存在事事自须提示,并未有任何困难;盖因此等存在事实仅为现象,吾人对之,绝无须要求综合条件系列中所有任何种类之完全性。

    在理性之思辨的使用中,求之于先验的假设,及以为“吾人诉之于超自然的,即能补正物理的说明根据所有之缺陷”云云,乃绝不能容许者。对于此种进行程序之反对理由有二:一则以理性由此绝不能丝毫有所进展,且断绝其自身所有使用中之一切进路;一则以此种放纵理想之法,终局将夺去理性在其固有领域中(即在经验之领域中)耕耘所得之一切成果。盖凡在说明自然的存在事实发见有困难时,随处常有一“先验的说明根据”,以免除吾人前进探求之困难,于是吾人之研究,非由洞察而终结,乃由——最初即构成为必然包含“绝对元始者之概念”之——一种完全不可理解之原理之助而终结之也。

    容许假设之第二要求,乃在其充分先天的说明实际所与之结果。顾吾人若因此种目的须求助于补充的假设,则将令人疑及此等假设纯为空想;盖每一假说需要解释辩正,明其不妄,正与基本的假设之所需者相同,故此等假设不能信任为可恃之证据。吾人若假定一绝对完全之原因,则在说明世界中所展示之目的性、秩序、广大等等,自不致张皇失措;但就明显之变异及害恶而言(至少就吾人概念之所判断者),则欲维护原有之假设,以应付此等变异及害恶所提示之相反事实,自须有其他新假设。若以“人类心灵之单纯的圆满自足”,用为说明心之现象,则为“与物质中所生变化相类之现象”而来之某种困难(成长及衰灭)所反驳,故吾人须求助于新假设,顾此种新假设诚或不无可信,但除求其维持者之一类意见(即基本的假设)与以证明以外,尚不能有可靠之证据。

    此处所引“为理性所有主张之例证”——心之非物质的统一及最高存在者之存在等——如非提出之为假设而以之为先天的所证明之教义定说,则我除告以须注意其证明应有明示证明之必然的确实性以外,我今不欲论究之。盖所从事于说明者不过此等理念之实在性为大概如是,其谬正与欲证明一几何命题之纯为大概如是者相同。理性在其离一切经验而使用时,或能完全先天的知其命题以及知其为必然的,或则绝不能有所知。故理性之判断,绝非意见;理性或必须放弃一切判断,或必须以必然的正确性肯定之。至对于“属于事物者等类事项”所有意见及大概如是之判断,仅能在说明现实所授与之事物时提出之,或为“依据经验的法则,由实际所与事物之根底中所有事实而来”之结果。

    故意见及大概如是之判断,仅与经验之对象系列相关。在此领域以外形成意见,则纯以思想为游戏耳。盖斯时吾人尚须以其他意见为前提——即由不确实之途径或亦能到达真理之意见是也。

    但在论究纯粹理性之纯然思辨的问题时,假设虽不能为建立命题于其上之用,但为拥护命题起见,此等假设固仍完全可容许者;盖即谓假设不可以任何独断的形态用之,仅能以争辩的形态用之。所谓拥护命题,我非指对于其主张增加新根据而言,仅指论破“敌方用以摧毁此种主张之伪辩的论据”而言耳。顾纯粹理性所有一切综合命题,皆有此种特点,即在主张某某理念之实在性时,吾人固绝不能有“足以使吾人命题正确”之知识,但吾人之论敌亦不能主张其相反方面。此种人类理性所有冒险尝试之运命相等,在思辨的知识中并不偏袒一方,此理性之所以常为争斗无已之战场也。但理性关于其实践的使用,则有权设定“在纯然思辨领域中无充分证明绝不容假定”之基本的某某事物。

    盖所有此种假定,虽破怀“思辨完善无缺”之原理,顾实践的利益,则与此种原理绝不相关。在实践的范围内,理性有种种所有权,关于此等所有权无须提呈证明,且理性亦不能提供之者。因之,证明之责任,厥在论敌一方。但因后者关于所争论之对象在其所欲证明其不存在者,其一无所知,与前者欲主张其实在者相同,故“以某某事物为实践上必然的假定”之人,显然居有利之地位(meliorest conditio posside。tis所有者居有利之地位)。盖以彼自卫其所有善良主张,能自由运用敌方所用以攻击此种主张之同一武器,即假设是也。此等假设,意不在增强关于此方主张之证明,仅在显示敌方关于所争论之事实,在彼所自以为关于思辨的洞察优胜于人者,实则更一无所知耳。

    故在纯粹理性之领域中,仅容以假设为战争之武器,仅为防卫权利而用之,而非用以建立权利也。但吾人必须常在吾人自身中,探求敌方。盖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中,其自身即为辩证的;吾人所恐惧之驳论,实在吾人自身中。吾人欲消灭此等反对论,俾能建立永久和平,吾人必须搜寻此等反对论一如吾人在权利诉讼事件中之所为者然,盖此等权利主张虽已陈旧,但绝不成为丧失时效者也。外表之平静,纯为虚有其表之平静。深藏人类理性本质中之扰乱根苗必须铲除之。顾除“吾人与之以自由,乃至与之以滋养,使其滋生长养,以显现于吾人之前,从而完全摧毁之”以外,尚有何术足以铲除之?顾吾人必须自身设想任何论敌所从未思及之反对论,且与论敌以吾人所有之武器而穿其处于彼所能渴望之有利地位。在此种种中,吾人绝无所惧,且有大望,即吾人因之能获得以后不再受人攻评之一种所有是也。

    故为准备完全起见,在其他种种准备事项中,吾人更需纯粹理性之假设。盖此等假设虽以未受任何经验法则之锻炼而为不良之武器,但其尚有效力,正与敌人之所用以攻击吾人之武器相等。故若假定(在某种非思辨的关系中)“心之本质非物质的,不受物质的变化之影响”,而遇及此种困难,即经验似证明“吾人心力之发扬及错乱,同为吾人所有肉体的器官之种种变状”,则吾人能以以下之基本假定减弱此种证明之力,即假定肉体仅为“在吾人现有状态中(在此生中)用为吾人所有全部感性能力以及一切思维之条件”之基本现象,以及假定其自肉体分离,可视为吾人知识能力之感性的使用终结,智性的使用开始。如是见解,肉体始不为思维之原因,而仅视为思维之制限的条件,因而肉体虽实促进感性的动物的生活,但即据此事实,应以肉体为“纯粹的精神的生活”之障。动物的感性的生活之依存肉体的组织,当不能因之证明吾人全部生活依存“吾人所有肉体的器官状态”之上。吾人应更进一步,探求所从未提及或从未充分发展之新反对论。

    生育一事,在人与在非理性之生物相同,惟机缘是赖,且常视资生之道,统治者之气质心境,乃至罪恶等等情形而定。此种情形乃使假定人有永久生命十分困难,即假定“其生命在其出生之初,情形即如是无聊,如是完全依属吾人自身选择”之生物,乃能有延展至永久未来之生存之云,自必十分困难。至关于全体种族(在此地上者)之延续,则此种困难可以忽视,盖各个事例中所有之偶然情形,仍从属一普遍法则,惟就各个体而言,则由如是微细之原因以期待如是效力重大之结果,确见其极为可疑耳。顾吾人能提出一种先验的假设以答复此种驳论,即谓一切生命(按即普泛所谓生命),严格言之,仅为直悟的,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既不以生而始,亦不以死而终;且此生仅为现象,即纯粹精神的生活之感性的表象,而全部感性世界,则纯为在吾人现有知识状态中所飘浮于吾人目前之图画,其自身殆如梦幻,并无客观的实在性;又若吾人能直观吾人自身及事物,一如其实有之相,则吾人即能在一精神世界中观察吾人自身,吾人与此种世界之唯一真实之交通,非由出生而始,自亦不由肉体死亡而终——生与死二者纯为现象。

    顾关于此种种,吾人实一无知识。吾人仅以假设的形相,借此以抵御反驳;并非实际主张之。盖此尚不能列为理性之理念,仅为自卫起见所规画之概念耳。惟吾人在此处进行,完全与理性相合。吾人之论敌妄以缺乏经验的条件即等于证明吾人所有信念之全部不可能,因而假定被已竭尽所有之可能性以推论者。今吾人之所能为者,唯在对于此种论敌,指示彼之不能为纯然经验之法则包括可能的事物之全部,正犹吾人之不能在经验以外到达任何足证吾人理性有正当理由所到达之结论。任何人以防卫之假设的方策,抵御其论敌所有粗率矫妄之否定,切勿以其意在采取此等意见为彼自身所有之意见;当彼已能处置其论敌之断独的矫妄主张以后,即置此等意见于不顾。盖对于“他人主张”

    所采之纯然否定的态度自可视为极中正和平,但若进而以“对于一种主张之驳论”,为其相反主张之证明,则其所云云矫妄幻诞,实不亚于其在积极的肯定的立场之所有者也。

    故在理性之思辨的使用中所视为意见之假设,其自身并无效力,仅为敌方之超验的矫妄主张相关时,始有效用可言耳。盖以可能的经验之原理为普泛所谓事物所以可能之条件,其进行过程之为超验的,正与主张超验的概念(其对象除在一切可能经验限界以外,任何处所皆不能见及之)之客观的实在相同。凡纯粹理性之所断言的判断之者(与理性所知之一切事物相同),皆为必然的;不如是则为绝无所主张。因之,纯粹理性实际并不包含任何意见。以上所引之假设,则纯为想当然之判断,此等想当然之判断,虽不容有任何证明,但至少不能拒斥之。故此等假设仅为个人意见。惟吾人不能不以之为抵御“所可发生之疑虑”之武器;乃至欲保全吾人内部之安宁,亦必须有此等假设。吾人必须使此等假设保持此种性格谨慎,避免以其为有独立权威或绝对效力之假定,盖不如是,则此等假设将陷理性于空想及幻想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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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纯粹理性关于其证明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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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纯粹理性关于其证明之训练

    先验的综合命题之证明,与“产生先天的综合知识之其他一切证明”所有之区别,惟在以下之点,即在前一事例中,理性不能直接应用其概念于对象,必须首先证明此等概念之客观的效力及其所有先天的综合之可能性。此种规律不仅为审慎严密起见所必需,且实为“此等证明”自身所以可能之根本所在。我若先天的越出一对象之概念,其所以能如是者,仅由此概念以外所提供之某某特殊引导为之助耳。在数学中引导我之综合者为先天的直观;因而一切吾人所有之结论,能直接自纯粹直观引来。在先验的知识中,就吾人仅与悟性概念相关而言,吾人之引导实为经验之可能性。此种证明,并不显示所与概念(例如所发生之事象之概念)直接引达其他概念(原因概念);盖此种转移将为一不能辩释其为正当之突飞。证明由于指示“经验自身以至经验之对象无此种联结,则不可能”而进行者。因之,证明在同时又必须指示“综合的先天的到达所不包含于事物概念中之事物知识”之可能性。除适合此种要求以外,证明将如溃决两岸之河流,漫溢四野,随联想潜流之偶然所及,无所不往。此种“依据联想之主观的原因,及所视为洞察自然的亲和性”之信念外表,实不能抵消此种冒险之推论过程必然发生之疑虑。以此之故,凡欲证明充足理由之原理所有一切企图,皆无效果可言,此为识者之所公认;顾以不能放弃此种原理,故在到达吾人所有先验的批判以前,以为更尝试新的独断证明,毋宁大胆诉之人类常识之为愈——求之常识,实为证明理性根据已在绝望状态中之一种征候。

    但若所应证明之命题为纯粹理性之一种主张,又若我因而欲以纯然理念越出我之经验的概念,则证明综合中所有此一步骤(假定其为可能的)之为正当,实一切中最要之事,而为“凡欲证明命题自身”所有任何企图之先在条件。故关于吾人所有思维的实体之单纯性质,自统觉统一引申而来之所谓证明,不问表面如何言之成理,实遇及不可避免之困难,盖因绝对的单纯性非能直接与知觉相关之概念,乃为一理念,应推论得之者,故不能了解仅仅意识(此为包含于一切思维中者或至能包含之)——此虽为一单纯表象——如何能引导吾人到达“仅能包有思维在其中之一种事物”之知识及意识。我如表现一“在运动中之物体”之力之表象,此在我自为绝对的统一,我所有此力之表象,自亦单纯;因而我能以“点”之运动表现此种表象——盖物体容积在此处并非有关联应考虑之事,故能毫不损及其运动之力,任意视为极小之物,甚而视为存在一点中。但我不能因此即断言“若除物体之运动力以外,更无其他事物授与我,则能以此物体为一单纯的实体”——仅因其表象抽去容积大小因而成为单纯者。由抽象所到达之单纯者,与视为一对象之单纯者完全不同;抽象所得之“我”在其自身中固能不包有任何杂多,但就其他意义而言,如指心自身而言,则能成为一极度复杂之概念,以在其自身之中包有异常复杂之事物,且心云者,即指此等复杂事物而言也。于是我在此等论据中,发见有一种误谬推理。但欲防御此种误谬推理(盖若无某种预警,则吾人关于证明不怀抱任何疑念),则常须手际备有“关于意在证明经验以上之事物之综合的命题”之所以可能之标准,实为至要之事。此种标准,由以下之要求条件所成,即“证明”不应直接进达所愿望之断言,而仅由——能论证以先天的形相扩展所与概念直至理念及实现此种理念等等之可能性之——原理到达之。如常遵守此种审慎态度,以及在企图任何证明以前,吾人如熟虑如何及以何种可期待之根据,吾人能期望此种由于纯粹理性之扩展,及在此种事例中“其非自概念发展而来且在其任何可能的经验相关时皆不能预测之者”之洞察,果从何处得来,果如是,则吾人自能省免无数“困难而又无效果”之勤劳,对于理性不再期待其有明显超越其能力之事矣——或宁谓为理性在其被“极欲思辨的扩大其领域之热烈欲望”所袭时,不易使之服从自制纪律,以制止之也。

    故第一规律为:吾人为此等证明获得正当之保证起见,非直至考虑“此等证明所根据之原理,果自何种源流得来,及有何种权利能期待吾人之推论成功”等等以后,不企图任何先验的证明。此等原理如为悟性原理(例如因果律),则以此等原理企图到达纯粹理性之理念,实为无益之举;盖此等原理仅适用于可能的经验之对象。此等原理如为纯粹理性之原理,则亦为劳而无益之事。理性诚有其自身之原理;但若以此等原理为客观的原理,则皆为辩证的,除欲使经验系统的一贯联结起见,以之为理性在经验中使用之统制的原理以外,绝不能有何效力。但若提出此种所宣称之证明,则吾人必须以成熟判断力所有“事在疑似尚不能裁决”(nonliquet)之词应付其惑人之劝诱力;且吾人虽不能发见其所含之幻相,但吾人固有十分权利要求其中所用原理之演绎;此等原理如仅来自理性,则绝不能应付此种要求。故吾人无须论究一切无根据幻相之特殊性质而—一驳斥之;在固执法律之批判理性法庭之前,此种策略层出不穷之全部辩证性质,固能总括处理之也。

    先验的证明之第二特性为:每一先验的命题仅能有一种证明。我若不自概念推论而自“与概念相应之直观”推论,则不问其为数学中之纯粹直观,或自然科学中之经验的直观,所用为推论基础之直观,以综合命题所有之种种材料提供于我,此种材料我能以种种方法联结之,因其能容我自种种之点出发,故我能由种种途径到达同一命题。

    顾在先验的证明之事例中,吾人常自一概念出发,依据此种概念以主张对象所以可能之综合的条件。盖因在此概念以外,更无能由以规定对象之事物,故仅能有一种证明根据。此种证明之所能包含者,仅为与此唯一概念相合之“普泛所谓对象之规定”而已。

    例如在先验的分析论中,吾人自“唯一由以使普泛所谓发生之概念客观的可能”之条件——即由于指示“时间中一事件之规定以及所视为属于经验之事件,除从属力学的规律以外,则不可能”——引申而得“凡发生之一切事物皆有一原因”之原理。此为唯一可能的证明根据;盖事件(在其被表现时)之具有客观的效力(即真理),仅限于由因果律规定一对象合于概念耳。此种原理之其他证明,固亦曾有人尝试及之,例如自所发生者之偶然性证明之。但检讨此种论据,除发生一事以外,即除“先未存在之对象今存在”以外,吾人不能发见有任何偶然性征候,故又还至以前所有之同一证明根据。事与此相同,如应证明“能思之一切事物皆为单纯的”之命题,则吾人置思维之杂多于不顾,唯执持“单纯之、一切思维皆与其相关”之“我”一概念。此点同一适用于“神存在”之先验的证明;盖此种证明,仅根据最实在的存在者与必然的存在者二种概念之一致,而不在其他任何处所求之也。

    如是注意绵密,使关于理性主张之批判归约至极小范围。当理性仅由概念行其职务时,设果有任何可能的证明,则仅有一种可能的证明。故若吾人见及独断论者提出十种证明,吾人即能十分确定彼实一无所有。盖若彼有一必然的证明(此常为纯粹理性事项之所必需者),则何以尚须其他证明?彼之目的,仅能与议会中辩士之目的相同,此种辩士意在利用听众之弱点,对于不同之团体陈说其不同之论据——此等听众并不深求事实之真相,极愿从速了事,故获得最初所能吸引彼等之注意者,即决定之矣。

    纯粹理性所特有之第三规律,在其服从关于先验的证明之训练之限度内,为:其证明决不可迂回的(apagogisch),常须明示的(ostensiv)。在一切种类之知识中,直接的即明示的证明,乃以“真理之信念”与“洞察真理之来源”相联结之证明;反之,迂回的证明,虽能产生正确性,但不能使吾人就其与“所以可能之根据”相联结,以了解真理。故后者与其视为满足一切理性要求之证明程序,毋宁视为最后所依恃之一种方法。

    但关于使人信服之能力,则迂回的证明较优于直接的证明,盖矛盾常较最善之联结,更伴有明晰之表象,而接近论证之直观的正确性也。

    迂回的证明之用于种种学问之真实理由,殆即以此。当某种知识所由之而来之根据或过多或过于隐秘之时,吾人乃尝试是否由其结果能到达所欲探索之知识。顾此种肯定式(modus ponens主张的形相)推理即自其结果之真理推论一主张之真理,仅在其所有一切可能的结果皆已知其为真实时,方可用之;盖在此种事例中,对于其所以如是,仅有一种可能的根据,故此种根据亦必真实。但此种过程为不能实行者;诚以欲探求任何所与命题所有之一切可能的结果,实非吾人能力所及。顾在吾人仅努力欲证明某某事物仅为一假设时,则此种推理方法仍可依恃,其须特别加以改变,自不待言。至所加之改变,则为吾人依据类推以主张其结论,其所根据之理由为:吾人所检讨之许多结果,若皆与所假定之根据相合,则其他一切可能的结果自亦与之相合。惟就论据之性质而言,则一假设绝不能以此证据即能转变为已证明之真理,此则极明显者也。至自结果进达理由之否定式(modus tollens废弃的形相)推理,则不仅十分严格,且亦为极易之证明方法。

    盖若有一虚伪结果能自一命题引出,则命题之自身即伪。故非如直接的证明所用之方法,须完全洞察命题之可能性,以检点所能引导吾人到达命题真理之全部根据系列,吾人欲证明其相反方面之自身为伪,仅须指示自其相反方面所产生之结果中之一为伪即足,于是吾人所应证明之命题亦因而真实矣。

    但迂回的证明方法,仅在不能误以吾人表象中所有主观的事物更替客观的事物(即对象中所有事物之知识)之学问中,方可行之。在能发生此种更替之学问中,则必常有以下之事,即所与命题之相反方面,仅与思维之主观的条件相矛盾,并非与对象相矛盾,或两命题仅在所误为客观的条件之主观的条件下互相矛盾;此条件若伪,则两方皆能为伪,固不能自一方之伪以推论他方之真也。

    在数学中此种更替实不可能;因而迂回的证明在数学中自有其真实地位。在自然科学中,吾人所有之一切知识,皆根据经验的直观,此种更替,大抵能由观察之重复校订防免之;但在此领域中,此种证明方法,大都并不置重。但纯粹理性之先验的规划,皆在辩证的幻相所特适之领域内行之,即在主观的事物之领域内行之,此种主观的事物,在其前提中,对于理性表现为客观的,甚或强理性以其自身为客观的。故在此领域中,就综合命题有关之范围而言,绝不容“以否定其相反方面为证实其自身主张为正当”之事。盖此种驳斥或仅为相反方面之意见与“任何事物唯在其下始能为吾人理性所考虑之主观的条件”相冲突之表现,此种驳斥,固丝毫不足以否定事物自身者——例如一存在者存在之不受条件制限之必然性,完全非吾人所能思议,因而必然的最高存在者之思辨的证明,在主观的理由上自当反对之,但吾人尚无权利否定此种元始的存在者自身之可能性——或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两方同为先验的幻相所欺,而以彼等之主张,根据于一不可能之对象概念。在此种事例中吾人能以“不存在之事物并不具有何种性质”(nonentis nullasunt predicata)之规律适用之,即关于对象所有之一切主张,不问其为肯定的或否定的,皆属误谬,因而吾人不能由驳斥相反方面迂回到达真理之知识。例如今假定感性世界以其自身之总体授与吾人,则谓其非在空间中为无限的,即属有限的制限的,实误矣。此二者皆伪。盖现象(以其为纯然表象)而又以自身(以之为对象)授与,实为不可能之事;且此种想像的总体之无限性,固为不受条件制限者,但此则与概念中所以为前提之“量之不受条件制限之规定”(即总体之规定)相矛盾(因现象中之一切事物皆为受条件制限者)。

    迂回的证明方法,具有真实之诱惑势力,独断的推理者常以之博得其赞美之人。此有类一斗士对于怀疑彼党之名誉及权利者,必申请与之决斗,以此扶植彼党之名誉及其不可争之权利。但此种傲慢夸大,于所争事项之是非,实无所证明,仅表示斗士间各自之强力而已,且此仅表示采取攻势者之强力耳。旁观者见及各孤迭为胜败,致常疑及其所争之对象。惟斗争者则无采取此种怀疑的态度之资格,当告以“时间本身不需代辩者”

    (non defensoribusistis tempus eget)已足。各人必须以合法之证明(此种证明伴有其所依据根据之先验的演绎)直接防护其所主张。仅在此点实行以后,吾人始能决断其主张所可认为合理者究至何种程度。若其论敌根据主观的根据,则极易驳斥之。惟独断论者则不能沾有此种利益。盖彼自身所有之判断,通常亦皆根据主观的势力;彼同一能为其论敌所窘迫。但若两方皆由直接的方法进行,则或彼等立即发见对于其主张提示根据之困难,乃至不可能,以致除乞求于“有时效的权威”之某种方式以外,一无所依恃;或吾人之批判极易发见彼等独断的进程所由以发生之幻相,迫使纯粹理性放弃其在思辨领域中之夸大的僭越,而退至其所固有领域(实践原理之领域)之限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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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纯粹理性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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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理性批判 第二章 纯粹理性之法规

    理性在其纯粹使用中一无所成就,且须训练以抑制其放纵而防免其由放纵所生之欺诈,此实使人类理性感受屈辱者也。顾在另一方面,若见及理性自身能够且必须实行训练,以及非强使其服属任何外来的检察,又若见及所强加于其思辨的使用上之限界,亦复制限其所有一切论敌之伪辩的僭妄主张,以及使彼能抵御一切攻击,保持“以前过分要求中之所可留存者”,则自必能使理性意气复振而获得自信。一切纯粹理性之哲学,其所有最大(或为唯一的)之效用,仅为消极的;盖哲学非用为扩大理性之工具,而仅为制限纯粹理性之训练,且其功效不在发见真理,仅有防免误谬之寻常劳绩耳。

    但必须有——属于纯粹理性领域其所以发生误谬仅在误解,但实际上仍为理性努力所欲趋向之目标之——积极的知识之某种源泉。否则如何能说明吾人终难抑止务欲在经验限界以外寻求坚固立场之愿望?理性预感有对于彼具有极大价值之对象。但在遵循纯粹思辨之途径欲以接近此等对象时,此等对象即隐匿无踪。大抵理性可在仍留存于彼仅有之其他途径中,即实践的使用中,期望有较大之成功。

    我之所谓法规,乃指“某种知识能力正确使用所有先天的原理之总和”而言。故普泛的逻辑,在其分析的部分中,乃普泛对于悟性及理性之法规,惟仅关于其形式,而抽去一切内容。先验的分析论,亦同一显示其为纯粹悟性之法规;盖惟悟性能有真实之先天的综合知识。但在无知识能力之正确使用可能时,则无法规。顾如以前所有之证明所说明者,由纯粹理性在其思辨的使用中而来之综合知识,乃完全不可能者。故关于理性之思辨的使用,并无法规;盖此种使用完全为辩证的。一切先验的逻辑,在此一方面,纯为训练。是以若有纯粹理性之任何正确运用,则在此种事例中必有其使用之法规,故此种法规非处理理性之思辨的使用,乃处理理性之实践的使用者。吾人今将进而研讨此种理性之实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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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吾人所有理性纯粹使用之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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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吾人所有理性纯粹使用之终极目的

    理性为其本性之倾向所驱,欲越出其经验的使用之领域以外,突入纯粹使用中,仅借理念到达一切知识之最后限界,除完成其在体会一“独立自存之系统的全体”中所有之途径以外,决不满足。此种努力,是否纯为理性所有思辨的利益之结果?抑或必须以之为其原由专在理性之实践的利益?

    我关于纯粹理性在其思辨的发挥中之成就所有一切问题,姑置之不问,仅研讨唯以其解决为理性之终极目的(不问到达与否)及以其他一切目的仅视为其方策之一类问题。

    此等最高目的必须自理性之本性有某种统一,盖若如是统一,则此等目的能促进人类至高(不附属于其他更高利益之下者)之利益。

    理性之思辨在其先验的使用中所指向之终极目的,与三种对象相关:即意志自由、灵魂不灭及神之存在是也。此三者与理性之纯然思辨的利益,关系甚浅;若仅为理性之思辨的利益计,吾人殆不欲从事于先验的研讨之劳——与重重障碍争斗无已令人疲困之一种事业——盖凡关于此等事项所能有之发见,吾人皆不能以任何具体的有益形相用之,即不能用之于研究自然中。设令意志而为自由,此仅在吾人决意之直悟的原因上能有意义而已。盖关于意志外部所表现之现象,即吾人行为之现象,吾人必须依据“吾人无之则不能以任何经验的形相使用理性”之根本的及不可破弃之一种格率以说明其他一切自然现象之同一方法,即依据一不变的法则说明之。第二,吾人即能洞察心之精神的性质,因而洞察其不灭之精神的性质,吾人亦不能以此种洞察用为说明“此生”之现象或“来生”之特殊性质。盖吾人所有非物质的性质之概念,纯为消极的,丝毫未扩大吾人之知识,除纯为空想不为哲学所容许者以外,对于此等推论,并未与以充分材料。第三,一最高智力之存在如被证明,吾人固能借此使“世界之构造及排列中所有之目的”大概可以理解,但绝不能保证能以任何特殊组织及布置为自此最高智力而来或在知觉所不及之处贸然推论有任何如是等事。盖自“完全超越吾人所有一切可能的知识之某某事物”以演绎吾人所知之某某事物,不可超越自然的原因,及废弃能由经验训示吾人之事项,实为理性所有思辨的使用之必然的规律。总之,此三命题在思辨的理性,则常为超验的,不容有内在的使用(即与经验之对象相关,因而在某种形相中实际为有益于吾人之一种使有),且就命题之自身而言,第加重负于吾人之理性而已,实为完全无益之事。

    故此三基本命题,如绝非知识所必需,而吾人之理性仍坚强推崇于吾人之前,则其重要所在,适切言之,自必仅在实践的方面。

    我之所谓“实践的”乃指由自由所可能之一切事物。顾在“行使吾人自由意志之条件而为经验的”之时,则理性对之只能有一统制的使用,且仅能用以产生“其在经验的法则中之统一”。例如在处世条规中,理性之全部任务,惟在联结“吾人之欲望所加于吾人之一切目的”在幸福之唯一目的中,及调整“所有到达此唯一目的之种种方策”与此目的相合而已。故在此领域内,为欲到达感性所提呈于吾人之种种目的起见,理性只能提供自由行动之实用的法则;不能与吾人以纯粹的而完全先天所规定之法则也。此后一类型之法则,即纯粹的实践法则,其目的完全由理性先天所授与,且非以“经验的条件所限制之形相”加于吾人,乃以绝对的形相命令吾人者,当为纯粹理性之产物。此种法则,即道德律;故惟道德律属于理性之实践的运用,而容许有一种法规。

    在“可名为纯粹哲学之训练”中,理性之全部准备,其实际目的皆在以上所举之三问题。顾此等问题之自身,又复使吾人关涉更远与以下之问题相关,即若意志而自由,有神有未来世界,则吾人之所应为者为何之问题是也。以此点与吾人对于最高目的之态度有关,故自然在其“为吾人所备之贤明准备中”,即在吾人所有理性之本性中,其最后意向,惟在道德的利益,此则极为明显者也。

    但在吾人之注意转向“先验的哲学以外之对象”时,吾人务须审慎,不可过为辞费,损及体系之统一,又不可过于简略,以致欠缺明晰而使人不生信念。我竭其所能与先验的因素密接,而完全除去“所能偶然随伴之心理学的即经验的因素”,以期避免此两种危险。

    我首先所必须言及者,我今仅以此种实践的意义用此自由概念,“其不能经验的用以说明现象,且其自身对于理性成为一问题”(如前已论及者)之其他先验的意义,则皆置之不顾。除感性的冲动(病理的)以外不能决定之意志,乃纯粹动物的(arbitrium bru-tum)。能离感性的冲动而唯由理性所表现之动机决定者,名为自由意志(arbitriumliberum),凡与此种意志相联结者,不问为其原因或结果,皆名为实践的。实践的意志自由之事实,能由经验证明之。盖人类意志非仅由刺激(即直接影响于感官者)决定;吾人具有“以更间接的形相引起其有益或有害等之表象,以克服在吾人之感性的欲求能力上所有印象”之力量。但就吾人全体状态以考虑可欲求者为何(即关于考虑何者为善为有益)之等等考虑,则根据理性。故理性提供成为无上命令之法则,即意志之客观的法则,此种法则告知吾人应发生者为何——虽或绝不发生——因而与“仅与所发生者相关之自然法则”不同。是以此等法则应名为实践的法则。

    理性在其由以制定种种法则之行动中,是否其自身复为其他势力所决定,以及在其与感性的冲动相关时,所名为自由者,是否在其与更高更远行动的原因相关时,仍属于自然,此在实践的领域中实为与吾人无关之问题,盖此处吾人之所要求于理性者,仅行为之规律而已;以上所言乃纯然思辨的问题,在吾人考虑何者应为、何者不应为之范围内,固能置之不顾者也。吾人虽由经验知实践的自由为自然中原因之一,即为决定意志之理性所有之因果作用,但先验的自由则要求此种理性——就其开始一现象系列之因果作用而言——离去感性世界所有一切决定事物之原因而独立。故先验的自由颇似与“自然法则以及一切可能的经验”相反;因而留存为一问题。但此种问题不进入“理性在实践的运用中之领域”;故在纯粹理性之法规中,吾人之所论究者,仅有两问题,皆与纯粹理性之实践的利益相关,且关于此两问题,必有一理性使用之法规可能——即是否有神、是否有来生之两问题。先验的自由之问题,则仅属思辨的知识之事,当吾人论究实践的事项之时,自能以之为与吾人无关之争论而置之不顾。且关于此一问题,殆已在纯粹理性之二律背驰一章内充分论究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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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视为纯粹理性终极目的之决定根据之最高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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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视为纯粹理性终极目的之决定根据之最高善理想

    理性在其思辨的使用中引导吾人经由经验领域,因经验中不能发见完全满足,乃自经验趋达思辨的理念,顾此等思辨的理念终极又引吾人复归经验。在此种进行中,理念固已实现其目的,但其达此目的之情形(固极有益),则不足以副吾人之期待。顾尚有一其他之研究方向留待吾人:即在实践的范围中是否能见及纯粹理性,在此范围中纯粹理性是否能引导吾人到达——吾人适所陈述之纯粹理性所有最高目的之——理念,以及理性是否能自其实践的利益立场以其“就思辨的利益而言所完全绝拒斥之事物”提供吾人。

    我之理性所有之一切关心事项(思辨的及实践的),皆总括在以下之三问题中:

    (一)我所能知者为何?

    (二)我所应为者为何?

    (三)我所可期望者为何?

    第一问题纯为思辨的。对于此一问题,一如我所自负,已竭尽一切可能之解答,最后且已发见理性所不得不满足之解答,且此种解答在理性不涉及实践的事项之范围内,固有充分理由使理性满足。但就纯粹理性“全部努力”实际所指向之其他二大目的而言,则吾人仍离之甚远,一若自始即联于安逸,规避此种研讨之劳者。是以在与知识有关之范围内,吾人之不能到达其他二大问题之知识,至少极为确实,且已确定的证明之矣。

    第二问题纯为实践的。此一问题固能进入纯粹理性之范围,但即令如是,亦非先验的而为道德的,故就此问题自身而言,不能成为本批判中所论究之固有主题。

    第三问题——我如为我所应为者,则所可期望者为何?——乃实践的同时又为理论的其情形如是,即实践的事项仅用为引导吾人到达解决理论问题之线索,当此种线索觅得以后,则以之解决思辨的问题。盖一切期望皆在幸福,其与实践的事项及道德律之关系,正与认知及自然法则与事物之理论的知识之关系相同。前者最后到达“某某事物(规定“可能之终极目的”者)之存在乃因某某事物应当发生”之结论;后者则到达“某某事物(其作用如最高原因”)之存在乃因某某事物发生”之结论。

    幸福乃满足吾人所有一切愿望之谓,就愿望之杂多而言,扩大的满足之,就愿望之程度而言,则增强的满足之,就愿望之延续而言,则历久的满足之。自幸福动机而来之实践的法则,我名之为实用的(处世规律),其除“以其行为足值幸福之动机”以外别无其他动机之法则——没有此一种法则——我则名之为道德的(道德律)。前者以“吾人如欲到达幸福则应为何事”劝告吾人;后者则以“吾人为具有享此幸福之价值起见,必须如何行动”命令吾人。前者根据经验的原理;盖仅借经验,我始能知有何种渴求满足之愿望,以及所能满足此等愿望之自然原因为何。后者则置愿望及满足愿望之自然方策等等不顾,仅考虑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及此种自由所唯一由以能与幸福分配(此乃依据原理而分配者)相和谐之必然的条件。故此后一法则,能根据纯粹理性之纯然理念而先天的知之。

    我以为实际确有“完全先天规定(与经验的动机即幸福无关)何者应为何者不应为(即规定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之使用)之纯粹的道德律”;此等道德律以绝对的态度命令吾人(非以其他经验的目的为前提而纯为假设的),故在一切方面为必然的。我之作此假定,实极正当,盖我不仅能诉之于最博学多闻之道德研究家所用之证明,且能诉之于一切人之道德判断(在其努力欲明晰思维此种法则之限度内)。

    是以纯粹理性实非在其思辨的使用中,而在其实践的使用中(此又为道德的使用),包含经验所以可能之原理,即包含“据在人类历史中所可见及与道德的训示符合之行为”

    之原理。盖因理性命令应有此种行为,故此种行为之发生,必须可能。因之,特殊种类之系统的统一即道德的统一,自亦必须可能。吾人已发见自然之系统的统一,不能依据理性之思辨的原理证明之。盖理性关于普泛所谓自由,虽有因果作用,但关于所视为一全体之自然,则并无因果作用;以及理性之道理的原理,虽能引起自由行动,但不能引起自然法则。因之,纯粹理性之原理,在其实践的使用中(意即指其道德的作用),始具有客观的实在性。

    在世界能与一切道德律相合之限度内,我名此世界为一道德世界;此种世界乃由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所能成立,且依据必然的道德律所应成立者。此处由于吾人除去一切条件(种种目的)乃至道德所遭遇之一切特殊困难(人类本性之弱点或缺陷),此种世界乃被思维为一直悟的(可想的)世界。故在此程度内,此种世界乃一纯然理念(同时虽为一实践的理念),顾此理念实能具有(且以其亦应有)影响感性世界之势力,就其力之所能,使感性世界与此理念相一致。是以道德世界之理念具有客观的实在性,但非以其与直悟的直观之对象(吾人绝不能思维任何此种对象)相关,乃以其与感性世界有关耳,但此感性世界乃视为纯粹理性在其实践的使用中之对象,即在“每一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意志,在道德律之下,与其自身及一切人之自由,完全系统的统一”之限度内,视为理性的存在者在感性世界中之神秘团体(corpus mysticum)。

    此为解答纯粹理性关于其实践的关心事项所有两大问题之第一问题:-汝应为“由之汝成为足值幸福者”之事。其第二问题为:——我若如是行动,即非不足值幸福者,则我能否期望由之获得幸福?答复此一问题,吾人应考虑先天的制定法则之纯粹理性原理,是否必然的亦以此期望与法则相联结。

    我以为就理性之观点而言,即在理性之理论的使用范围内而言,假定一切人皆有理由期望能得由彼之足值幸福之行为所致力程度之幸福,以及假定道德体系与幸福体系密结不可分离(虽仅在纯粹理性之理念中),正与“就理性在其实践的使用上而言道德律乃必然的”云云相同,实亦为必然的。

    顾在直悟的世界中即在道德世界中(在此世界之概念中吾人抽去道德所有之一切障碍“欲望”),则能以“幸福与道德联结而成为比例之一种体系”视为必然的,盖以一方为道德律所鼓励,一方又为道德律所限制之自由,其自身乃普泛的幸福之原因,此因理性的存在者在此种原理指导之下,其自身乃成为“其自身所有以及他人所有之持久的福祉”之创造者。但此种自食其报之道德体系,仅为一理念,实现此种理念,须根据“一切人为其所当为”之条件,即理性的存在者之一切行动,一若自“包括一切私人意志在其自身内或在其自身下”之最高意志而来。但因道德律在一切人行使其自由时,即令他人之行为不合道德律,亦仍拘束之而务使遵守,故非世界事物之性质,亦非行为自身之因果关系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能决定此等行为之结果如何与幸福相关者也。故以上所谓“幸福之期望”与“锐意致力自身足值幸福”二者间之必然的联结,不能由理性知之。此仅赖“依据道德律以统制一切之最高理性”亦在自然根底中设定为其原因而后能者也。

    最完善之道德意志与最高福祉在其中联结之一种智力之理念,乃世界中一切幸福之原因,在幸福与道德(即足值幸福)有精密关系之限度内,我名之为最高善之理想。故理性仅在本源的最高善之理想中,能发见引申的最高善之二要素(接即道德与幸福)间之联结根据(此种联结自实践的观点言之,乃必然的)——此种根据乃直悟的即道德的世界之根据。今因理性必然的迫使吾人表现为属于此种道德世界,而感官所呈现于吾人者只为一现象世界,故吾人必须假定道德世界乃吾人在感官世界(其中并未展示价值与幸福间之联结)中行为之结果,因而道德世界之在吾人,成为一未来世界。由此观之,“神”及“来生”乃两种基本设想,依据纯粹理性之原理,此两种基本设想与此同一理性所加于吾人之责任,实不可分离。

    道德由其自身构成一体系。顾幸福则不如是,除其与道德有精密比例以分配以外,别无体系可言。但此精密比例分配,仅在贤明之创造者及统治者支配下之直悟的世界中可能。理性不得不假定此种“统治者”及吾人所视为“未来世界中之生活”;不如是则将以道德律为空想,盖因无此种基本没想,则理性所以之与道德律联结之必然的结果(按即幸福)将不能推得之矣。故一切人又视道德律为命令;但若道德律非先天的以适合之结果与其规律相联结,因而伴随有期许与逼迫,则道德律不能成为命令。但若道德律不存于“唯一能使目的的统一可能,所视为最高善之必然的存在者”之中,则道德律亦不能具有“期许”及“逼迫”之力。

    在吾人仅就理性存在者在其中及彼等在最高善之统治下,依据道德律相互联结而言之范围内,莱布尼兹名此世界为恩宠之国(das reich der gnaden)以与自然之国相区别,此等理性的存在者在自然之国固亦在道德律统治之下,但就其行为所可期待之结果而言,则除依据自然过程在吾人之感官世界中所可得之结果以外,别无其他结果可言。故视吾人自身为在恩宠国中之一事——此处除吾人由不值幸福之行为自行限制其所应得之分以外,一切幸福皆等待吾人之来临——自实践的观点而言,乃理性之一种必然的理念。

    实践的法则在其为行为之主观的根据(即主观的原理)之限度内,名为格率。关于道德之“纯洁程度及其结果”之评判,依据理念行之,至关于道德律之遵守,则依据格率行之。

    吾人生活之全部途径应从属道德的格率,实为必然之事;但除“理性以纯为理念之道德律与——对于依据道德律之行为,规定其有精密与吾人最高目的适合之一种结果(不问其在今生或来生)者——发动的原因相联结”以外,此事殆不可能。故若无“神”

    及无“吾人今虽不可见而实期望之一种世界”,则光荣之道德理念,乃成为赞美叹赏之对象,而非目的及行为之发动所在矣。盖因此等道德律,不能完全实现——在一切理性的存在者实为自然之事,且为此同一纯粹理性先天所决定而使之成为必然的之——目的。

    幸福就其自身而言,在吾人之理性视之远非完全之善。理性除幸福与足值幸福(即道德的行为)联结以外,并不称许幸福(不问个人倾问,如何愿望幸福)。道德就其自身及所伴随之足享幸福之价值而言,亦远非完全之善。欲使“善”完全,则行为足值“幸福”之人,必须能期望参与幸福。乃至毫无一切私人目的之理性,苟处于应分配一切幸福于他人之地位,则除福德一致以外,亦不能有其他之判断;盖在实践的理念中,道德与幸福两种要素本质上联结一致,至其联结之形相,则为道德性情乃参与幸福之条件及使之可能者,而非相反的,幸福之展望使道德性情可能者。盖在后一情形中,此种性情殆非道德的,因而不值完全之幸福——幸福自理性之观点而言,除由吾人之不道德行为所发生之制限以外,不容有任何制限。

    故幸福仅在与理性的存在者之道德有精密之比例中(理性的存在者由此精密的比例致力于足值幸福之行为),构成——吾人依据纯粹的而又实践的理性之命令所不得不处身其中——此种世界之最高善。此种世界实仅为一种直悟的世界,盖感性世界并不期许吾人能自事物本质有任何此种“目的之系统的统一”。且此种统一之实在性,除根据于本源的最高善之基本设想以外,亦无其他任何根据。在如是思维之最高善中,备有“最高原因之一切充足性”之目性具足之理性,依据最完备之计划,以建设事物之普遍的秩序,且维持之而完成之——此一种秩序在感官世界中,大部分隐匿而不为吾人所见。

    此种道德的神学,具有优于思辨的神学之特点,即道德的神学势必引达“唯一的一切具足的理性的元始存在者”之概念,而思辨的神学则在客观根据上甚至指示其途径之程度亦无之,至关于其存在,则更不能与人以确信矣。盖在先验神学及自然神学中不问理性能引吾人到达如何之远,吾人皆不能发见有任何相当根据以假定只有一唯一的存在者,此唯一的存在者,吾人极有理由应置之于一切自然的原因之先,且能在一切方面以此等自然的原因依存其下。顾在另一方面,吾人若自所视为世界之必然的法则之“道德的统一”之观点以考虑“所唯一能以其适切的结果授之于此种必然的法则,使此种法则因而对于吾人具有强迫力”之原因,必须为何种原因,则吾人自必断言必须有一唯一的最高意志,此种最高意志乃包括一切此等法则在其自身中者。盖若在种种不同意志之下,吾人如何能发见目的之完全统一。以自然全体及其与世界中道德之关系,从属彼之意志,故此“神”必为全能;以彼可知吾人内部最深远之情绪及其道德的价值,故必为全知;以彼可立即满足最高善所要求之一切要求,故必遍在;以此种自然与自由之和谐,永不失错,故必永恒,以及等等。

    但此种智性世界中所有此种目的之系统的统———此一种世界实仅所视为自然之感性世界,但以之为一自由之体系,则能名之为直悟的即道德的世界(regnum gratiae恩宠国)——势必引达“依据自然之普遍法则构成此种大全体之一切事物”之有目的的统一(正与前一种统一依据道德之普遍的必然的法则相同),于是实践的理性与思辨的理性相联结。若此世界应与理性此种使用,即无此种使用,则吾人自身将不值其为具有理性者,盖即道德的使用一致——此种使用乃完全根据最高善之理念——则此世界必须表现为起于理念。如是一切自然之探讨,皆倾向采取目的体系之方式,扩而充之,即成为一种自然神学。但此种自然神学,以其渊源于道德秩序,乃根据于自由本质之一种统一,而非由外部命令偶然所组成,故以自然之有目的性与“先天的必与事物内部可能性联结而不可分离之根据”相联结,因而引达先验神学——此一种神学以“最高本体论的圆满具足之理想”为系统的统一之原理。且因一切事物皆起源于唯一的元始存在者之绝对的必然性。故此种原理依据自然之普遍的必然的法则以联结此等事物。

    吾人若非自身抱有目的,则即关于经验,其能以吾人之悟性有何用处?但最高目的乃道德目的,吾人仅能知其为纯粹理性所授于吾人者。顾即具备此等道德目的,且用之为一导线,但若非自然自身显示其计划之统一,则吾人不能用自然知识以任何有益于吾人之形相建立知识。盖无此种统一,则吾人即不能自身具有理性,诚以无此种统一则将无训练理性之学校,且亦无“由其对于必然的概念所能提供质料之对象”而来之培植。

    但前一种目的的统一,乃必然的,并根据于意志之本质,后一种自然中计划之统一,则以其包含具体的应用之条件,故亦必为必然的。由此观之,吾人知识之先验的扩大(如由理性所保有者),不应视为原因,应仅视为“纯粹理性所加于吾人之实践的目的”之结果。

    因之,吾人在人类理性之历史中,发见此种情形即在道德概念未充分纯化及规定以前,以及依据此等道德概念及自必然的原理以了解其目的之系统的统一以前,自然知识乃至在许多其他科学中理性极显著之发展,对于神性亦仅能发生浅薄不一贯之概念,或如某时代所见及关于一切此等事项致有令人惊异之异常冷淡。深入道德的理念(此为吾人宗教所有极端之纯粹道德律,使之成为必然的),使理性由于其所不得不参与之关心事项更锐敏感及其对象(按即神)。此则与一切由更为广博之自然观点或由正确可恃之先验洞察(此种洞察实从未见有)而来之任何影响无关而到达之者。产生吾人今所以为正确之“神之概念”者,乃道德理念——吾人之所以以此种概念为正确者,非因思辨的理性能使吾人确信其正确所在,乃因此种概念完全与理性之道德的原理一致耳。故吾人最后必须以吾人之最高利益与——理性仅能思维而不能证明,因而显示其非已证明的定说,而为就“理性所有最基本的目的”而言,所绝对必需之基本设想之——一种知识相联结之功绩,常归之于纯粹理性(虽仅在其实践的使用一方)。

    但当实践的理性到达此种目标,即到达所视为最高善之唯一的元始存在者之概念时,则断不可以为理性自身已超脱其所适用之一切经验的条件而到达新对象之直接知识,因而能自此种概念出发,以及能由此种概念以推演道德律本身。盖引吾人到达“自性具足的原因”或“贤明的世界统治者”之基本设想即此等道德律,此由于此等道德律内部之实践的必然性所致,盖以经由此种主动者(按即神),则能与道德律以结果也。故吾人不可颠倒此种程序,以道德律为偶然的而纯自统治者之意志而来,尤其除依据道德律以构成此一种意志以外,吾人关于此一种意志实无任何概念。因而吾人在实践的理性具有权利指导吾人之限度内,吾人之视某种行为为义务所在,不可不行,非以其为“神之命令”

    之故,乃因吾人对此等行为,内感其为义务,始以之为神之命令耳。吾人应依据“规定其与理性原理相一致之目的的统一”以研究自由,且仅在吾人以理性自“行为本身”之性质所教吾人之道德律为神圣之限度内,始信吾人之行为与神之意志相合;且仅由促进“世界中所有在吾人自身以及在他人皆为最善之事项”,吾人始信能为此意志服役。故道德的神学,仅有内在的使用。此种神学由其指示吾人如何适应于“目的之全部体系”,及规戒吾人力避“因欲直接自最高存在者之理念觅取指导,而废弃吾人一生在正当行为中所有道德上立法的理性之指导”等等之狂热(且实非虔诚事神之道),使吾人能在现世中尽其责分。盖直接欲自最高存在者之理念觅取指导,乃以道德的神学为“超经验的使用”;此与纯粹思辨之超经验的使用相同,必使理念之终极目的颠倒错乱而挫折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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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意见、知识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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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意见、知识及信仰

    以一事物为真实及吾人悟性中所有之事,此虽可依据客观的根据,但亦需作此判断者个人心中之主观的原因。其判断如对于一切具有理性之人有效,则其判断之根据,自属客观的充分,其以此判断为真实云云名为确信。若其所有根据,仅属主观之特殊性格,则名为“私见”。

    “私见”乃纯然幻相,盖以“仅存于主观中之判断根据”,乃视为客观的。此种判断,仅有个人私的效力,其以此为真实云云者不容传达他人。但真理唯赖“与对象一致”,就此点而论,每一悟性之判断因而亦必须互相一致(consentientla uni tertio,consentiuntinter se凡与第三者一致者亦互相一致)。吾入所由以决定吾人之以一事物为真实云云,其为确信抑为私见之标准,乃外部的,即传达他人及发见其对于一切人类理性有效之可能性是也。盖斯时至少先有一种假定,即一切判断互相一致之根据(不问个人之性格各各不同),在依据一共同根据,即在对象以此之故,所有一切此等判断皆与对象一致——判断之真实,乃以此而证明者。

    故在主观视判断纯为彼心之现象时,“私见”在主观上不能与“确信”相区别。但吾人所由以检验他人悟性之实验,即“对于吾人有效之判断,其所有之根据,是否对于他人之理性亦如对于吾人之理性,有同一之结果”,乃一种方策,此虽仅属主观的并非产生确信之一种方策,但实为探索判断中所有任何纯然个人私的效力(即其中所有纯然私见之任何事物)之方策。

    此外吾人若能列举判断中吾人所以为其客观的根据之主观的原因,因而能说明欺人的判断乃吾人心中所有之一种事象,且无须顾及对象之性格,即能如是说明为之者,于是吾人显露其幻相而不再为其所欺,此虽就幻相之主观的原因本在吾人之本性内而言,固时时仍须多少受其影响者也。

    我除其产生确信者以外,不能有所主张,即不能宣称其为必然对于一切人有效之判断。“私见”在我以为然时,自能随我之便而保持之,但不能(且不应)公然以之为足以拘束我自身以外任何人之判断。

    以一事物为真实云云,即判断之主观的效力,在其与确信(此乃同时为客观的有效者)

    有关系时,有以下之三种等级:即意见、信仰及知识。意见乃其主持一判断在意识上不仅客观的感其不充足即主观的亦感其不充足。若吾人所主持之判断,仅主观的充足,同时以为客观的不充足,此即吾人之所名为信仰者。最后,以一事物为真实云云,在主观客观两方皆充足时,则为知识。其主观的充足性,名为确信(对于我自身),其客观的充足性,名为正确(对于一切人)。此种极易了解之名词,固无须我多费时间以解说之也。

    若非至少就判断(其自身纯为想当然者)借之与真理相联结(此种联结虽不完备,但非任意空想)之某某事物有所知,则决不冒昧树立意见。且此种联结之法则,又必须正确。盖若关于此种法则,我亦仅有意见,则一切纯为想像之游戏,丝毫与真理无关矣。

    复次,在以纯粹理性行其判断时,绝不容有意见。盖因此种判断,非根据经验理由,乃在一切事例中所有一切皆必然先天的到达之者,故其联结之原理,须有普遍性必然性以及完全之正确性;否则吾人将无到达真理之导引矣。故在纯粹数学中欲有意见,实为背谬;盖非吾人必知之,即终止一切判断耳。此在道德原理之事例中亦然,盖因吾人不可仅以“容许此行为之意见”为根据而贸然行动,必须知其可以容许而后行之。

    反之,在理性之先验的使用中,用意见之名词,自属过弱,但用知识之名词,则又过强。故在纯然思辨的范围内,吾人不能有所判断。盖吾人以某某事物为真实云云之主观的根据(如能产生信仰一类之主观的根据),在思辨的问题中,实不能容许,诚以此等根据一离经验之支持,即不能主持,且不容以同等程度传达于他人者也。

    以事物为真实云云在理论上并不充足而能名之为信仰者,仅自实践的观点言之耳。

    此种实践的观点,或与技能有关,或与道德有关,前者与任意的偶然的目的有关,后者则与绝对的必然之目的相关。

    凡一种目的,在一度接受以后,则到达此目的之条件,皆假设为必然的。我若不知能自以到达此目的之其他条件,则此必然性乃主观的充足,但亦仅比较的充足而已。反之,我若正确知无一人能知有到达所提示目的之任何其他条件,则此必然性乃绝对的充足而适用于一切人。在前一事例中,我之假定及以某种条件为真实云云,纯为一偶然的信仰;在后一事例中,则为必然的信仰。医生对病势危范之病人,必有所处置,但不知其病之性质。彼观察种种症候,若不能更发见属于他种病症之症候,则彼断为肺病。顾即以彼自身之评判而言,彼之信仰,亦仅为偶然的;其他诊断者或许能有较为健全之断案。此种偶然的信仰,构成某种行动之实际的行使方策之根据者,我名之为实用的信仰。

    检验某人之所主张是否纯为彼一人之私见,抑至少为彼之主观的确信(即彼之坚固的信仰),其通常方法,则为赌赛。常见有某种人以绝无错误之积极的不可妥协的自信态度,提出其主张。与之赌赛,即足以窘迫之。有时显露彼所有之信仰,仅值一“窦开脱”而非十“窦开脱”。盖彼极顾赌一“窦开脱”,当赌十“窦开脱”时,则彼已非先前情形,自觉彼之有误,亦极可能。在某一事例中,吾人若以一生之幸福相赌,则吾人所有意气飞扬之判断,必大为减色;成为极端自馁,始发见召人之信仰,并未到如是程度。故实用的信仰程度不一,常按所储之利害不同,可大可小者也。

    但在许多事例中,当吾人处理一吾人对之不能有所作为之对象,因而关于此对象之判断纯为理论的之时,吾人能想像一种态度,对于此种态度,吾人自以为具有充分根据,但事实上并无到达其正确性之现存方策。故即在纯然理论的判断中,亦有实践的判断之类似者,就其心理的情形而言,极合于信仰之名词,吾人可名之为学说的信仰。如借任何经验能决定此问题,我愿以一切所有赌此一事,即吾人所见之行星,至少其中之一,有人居住。故我谓其他世界有人居住之一事,非纯然意见,乃一极强之信仰,盖我愿冒大险以赌其正确者也。

    理人今必须承认“神”存在之说,属于学说的信仰。盖因关于世界之理论的知识,我不能引证任何事物必然以此种思想(按即神之存在说)为我说明世界所展示之现象之条件,毋宁谓为我不得不视一切事物一若纯为自然,以使用我之理性。顾有目的的统一,乃应用我之理性于自然之一重要条件,我不能忽视之,尤其在经验以如是丰富之目的的统一例证提供于我,更不能忽视之。但除“最高智力按其最贤明之目的以安排一切事物”

    之基本设想以外,我不知更有“此种统一能由之在我研究自然时供我以指导”之其他条件。因之,我必须设想一贤明之世界统治者以为“偶然的但非不重要的目的”即指导自然研究之条件。且我在说明自然时所有企图之结果,屡屡证实此种设想之效用,故我谓“我若进而声言仅以此种设想为一意见不足以尽其意”云云,实无任何可引以决定的反对此言之事。即在此种理论的关系中,亦能谓为我坚信神。故此种信仰,严格言之,非实践的;必须名之为学说的信仰,自然之神学(自然神学)必常发生此种学说的信仰。见及人类本性天赋之优越,而生命之短,实不适于发挥吾人之能力,故吾人能在此同一之神的智慧中,发见“人类心灵之有来生”一种学说的信仰之,亦颇有充分根据。

    在此种事例中,信仰之名词,自客观的观点言之,乃谦抑之名词,自主观的观点言之,则为吾人自信坚强之表白。我若进而以理论上所有信仰为我有正当理由所假定之假设,则我须因此保证我对于世界原因及另一世界等之性质,较之在我实际所能提供者以上,更有适切之概念。盖我若有所假定,即令纯为一种假设,我至少亦必须知“我所须假定者之性质”,此种性质非其概念,实其现实存在。故信仰之名词,仅与“理念所授与我之指导”及“促进我之理性活动中——此使我坚信理念,且毋须我能与以思辨的说明,即能坚信——理念的主观影响”相关。

    但纯然学说的信仰则颇缺坚定性;吾人由于遭逢思辨的困难屡失去此种信仰——吾人终极虽必回复此种信仰。

    至道德的信仰则全然不同。盖在此处某某事象之必须发生,即我在一切方面必须与道德律相合之一事,乃绝对必然者。此处目的坚强确立,就我所能有之洞察,“此种目的能由以与其他一切目的联结,因而具有实践的效力之条件”,仅有一种可能的条件,即有“神”及有“未来世界”是也。我又确知无一人能知引达“此种在道德律下之目的统一”之任何其他条件。以道德的训条同时即我之格率(理性命令其应如是者)故我必信有神及来生之存在,且确信绝无动摇此种信仰之事物,盖以我之道德律将由动摇信念而颠覆,我若不成为自身所深恶痛疾之人,则不能废弃此等道德律。

    故即在理性所有超出经验限界之一切抱有大望之企图失败以后,在与吾人实践的立场有关之限度内,仍留有足以满足吾人者也。世固无一人能自诩彼知神及来生之存在;设彼果知此事,则彼即为我所历久寻觅未得之人。凡一切知识如与纯然理性之对象相关,则能传达;因而我自能期望在彼教导之下,我自身所有之知识,能以此种惊奇形态开展。

    否,我之确信,非逻辑的确实,乃道德的确实;且因此种确信依据(道德情绪之)主观的根据,甚至我不可谓“神之存在等等,在道德上确实”,仅能谓我在道德上确信有“神之存在等等”耳。易言之,有神及另一世界之信仰,与我之道德情绪,参伍交织,故决无能自我夺去信仰之恐惧,正与我无丝毫理由俱有失去道德情绪相同。

    其间唯一可疑之点,似为理性的信仰依据“道德情绪之假定”之一事。设吾人置此等道德情绪于不顾,而就一完全漠视道德律之人言之,则斯时理性所提供之问题,纯成为一思辨之问题,且能由类推之坚强根据支持之,而非由此种必须强迫极端怀疑派屈服之根据支持之。但在此等问题中,无一人能超脱一切利害关系。盖由缺乏善良情绪,彼虽可断绝道德上之利害关心,但即在此种事例中,仍留有足以使被恐有神之存在及有来生。关于此点,仅须彼至少不能自以为有任何确实性断言无神及无来生,即足证明之矣。

    盖若以无神及无来生为确实,则应纯由理性证明之,因而被应必然的证明神及来生之不可能,此则确无一人能合理的从事之者也。故此点可用为消极的信仰,固不能发生道德及善良情绪,但仍发生与此二者相类似之事,即一种强有力之抑止,使恶劣情绪不致突发也。

    但或有人谓纯粹理性在经验限界以外所有之展望中,所成就者仅有此乎?果不出此二信条(神及来生)以外乎?设果如是则无须商之哲学家,通常悟性即优为之矣。

    我在此处不再欲多论哲学由其批判之惨淡努力所尽力于人类理性之劳绩,乃至最后承认此种劳绩乃纯然消极的;关于此点,在以下一节,当更详言之。我所欲即时答复者,即:公等实际所要求者,是否与一切人有关之知识,应超越通常悟性,而常由哲学家启示公等?是则公等之所以为误者,正为证实以上所有主张之正确无误耳。盖吾人因而发见最初所不能预见之事,即在平等无别与一切人有关之事项中,自然并无使天赋有偏颇之过误,且关于人类本性所有之主要目的,最高哲学之所能到达者,亦不能逾越“在自然所赋与极平庸悟性之指导下所可能之事”。

    第三章 纯粹理性之建筑术

    我之所谓建筑术,乃指构成体系之技术而言。以系统的统一乃最初使通常知识跻于学问等级之事,即自知识之纯然集合构成一体系,故建筑术乃吾人知识中关于构成学问之学说,因而必然成为方法论之一部分。

    依据理性之立法的命令,吾人所有之纷歧知识不容纳为断片的,必须构成一体系。

    仅有如是,始能促进理性之主要目的。我之所谓体系,乃指杂多之知识在一理念下之统一而言。此种理念乃理性所提供之概念,即“一全体之方式”之概念——在“此种概念不仅先天的规定其所有杂多内容之范围,且亦决定其所有部分间相互应占位置”之限度内。故理性之学问的概念,包含与此种要求适合之“全体之目的及方式”。目的之统一(所有一切部分皆与此统一相关,且一切部分皆在此统一之理念中相互关联),能使吾人自“吾人所有知识之其他部分”决定是否有任何部分遗漏,以及阻止任何任意增加,或关于其全体之完成,阻止有“与先天的所决定之限界不相合”之任何不确定性。故全体乃一有机组织的统一体(articulatio)非一集合体(coacervatio)。此种统一体自内成长(perintussusceptionem由内摄取),非由外部的增加(per appositionem由于附加)所致。

    故有类动物肉体,其成长非由新肢体之增加,乃由各肢体不变本有之比例日益增强,对于其所有之种种目的,更有效用耳。

    理念为使其实现,需要一图型,即需要其各部分所有构成分子之繁复,及一种秩序,此二者必须自其目的所阐明之原理先天的规定之。非依据理念即非就理性之终极目的所规划,乃经验的依据其偶有之目的(其数不能预知)所规划之图型,产生技术的统一;反之,自理念所创设之图型(其中之目的乃理性先天的所提出,非俟经验的授与之者)则用为建筑术的统一之基础。至吾人之所称为学问者——其图型必须与理念相合,包含纲领(monogramma)及全体分为部分之区分,即先天的包含之,及包含此纲领及区分时,则必须以正确性及依据原理以与一切其他全体相区别——非就其繁复的构成分子之类似性,或为一切任意的外部目的起见偶然使用吾人之具体知识,以技术的形态构成之者,乃就其各部分之亲和性及此等部分之自“其由之始能构成一全体之唯一最高的内部的目的”而来,以建筑术的形态构成之也。

    无论何人,除彼具有以为基础之理念以外,决不企图建立学问。但在缔造学问时,图型乃至彼最初所与此学问之定义,罕能与彼之理念相合。盖此种理念深藏理性中,有类一胚种,其中各部分尚未发达,即在显微镜之观察下,亦仅约略认知之。是以因学问乃自某种普遍的利益之观点所规划者,故吾人不可依据其创立者对于此等学问之叙述以说明之而规定之,其说明规定应与理念相合,此种理念乃根据于理性自身,自吾人所已集合部分之自然的统一而来者也。盖吾人斯时将发见其创立者及其最近之后继者,皆在探索彼等永不能使其自身明晰之一种理念,因而彼等无力规定此学问之固有内容,以及其结构(系统的统一)限界等等。

    仅在吾人按“潜藏吾人心中之理念之暗示”,浪费无数时间,以杂乱情形收集材料以后,且实在吾人以技术的形态长期间集合材料以后,始使吾人能更明晰认知其理念,以建筑术的形态与理念相合规划一全体,此诚不幸之至。体系之构成,其情形颇似下等有机体,由于融合所集合之概念而偶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其初极不完全,渐次达于完成,但此等逐渐发达之体系皆具有其图型,在理性之纯然自行发展中,宛如一本源的胚种。故不仅每一体系结构与理念相合,且此等体系又皆有机的联结在一“人类知识之体系”中,有类全体之一部分,而容许有一种“人类总知识之建筑”,建筑此种人类总知识,就现时所集得材料之多,且能自古代体系之废墟中获得材料之点言之,不仅可能,且实非难事。在此处,吾人以完成吾人现有之业务为已足,即仅概述自纯粹理性所发生一切知识之建筑术之纲要;欲概述此等建筑术,则吾人将自吾人知识能力之共同根干分为二大支之点开始,此二大支之一即为理性。此处我之所谓理性,乃指高等知识能力之全部而言,因而以“理性的”与“经验的”相对立。

    我若抽去一切客观的所视为知识内容等物,则一切知识自主观的视之,或为历史的、或为理性的。历史的知识,乃接受所得之知识(cognitio ex datis);理性的知识,则由原理所得之知识(cog-nitio ex principiis)。授与吾人之知识即令为独创的,但具有此知识之人,所知者若仅为自外所授与彼者(此即授彼知识之方式),则不问其由直接经验或听闻而来,或由(如在通常知识之事例中)教导而来,在具有此种知识之个人而言,仍仅为历史的知识。故在习得(就此名词之严格意义而言)一种哲学体系(例如完尔夫哲学体系)之人,虽能以此种体系所有之原理、说明、证明及其全部学说之形式的区分,——深印在心,如示诸掌,实亦仅有完尔夫哲学之完全历史的知识耳。彼所知及所判断者,仅为所授之彼者。吾人若驳斥其一定义,则彼殆不知自何处更得其他定义。彼以他人之心意构成彼所有之心意,模仿能力之本身,实非生产的。易言之,彼之知识在彼非自理性发生,就客观言之,此虽亦由理性而来之知识,但就其主观的性格而言,则纯为历史的知识。彼充分体会此种知识而保有之;即彼已完全习得之,而纯为一生人之石膏模型。客观的合理之理性的知识(即最初唯在人类理性中发生之知识),其所以亦能主观的名之为理性的知识者,仅在此等知识自理性之普遍的源泉(即自原理)而来耳——此等源泉亦能自之发生批判,乃至自此源泉驳斥所习得者。

    自理性发生之一切知识,或自概念而来,或自构成概念而来。前者名为哲学的,后者名为数学的。我在先验方法论之第一章中,已论究此两种知识间之根本区别。如吾人适所言及知识能客观为哲学的而主观则为历史的,此在大多数之学徒及永不在出其学派以外终身甘为学徒之人皆如是。但数学的知识,则就其主观的性格及适如其所学习者之点而言,亦能视为自理性所发生之知识,因而关于数学,并无吾人在哲学知识中所设立之区别,此则大可注意者也。此由于教师所唯一能引取其知识之源泉,不在他处,唯在理性之基本的本有的原理中,因而学徒不能自任何其他源泉以得知识,且亦不能争论其是非,且此又由于理性在此处之使用,虽亦先天的,但仅具体的,即在“纯粹的因而无误”之直观中使用,排除一切幻相及误谬。故一切自理性发生之(先天的)学问中,唯有数学可以学习;哲学则除历史的以外,绝不能学习;至关于与理性有关之事项,则吾人至多学习哲学化而已。

    哲学乃一切哲学的知识之体系。吾人若以哲学指评衡“一切哲学化企图”之原型而言,又若此种原型为评衡各种主观的哲学(此种哲学之结构,往往分歧繁复而易于改变)

    之用,则此种哲学必须视为客观的哲学。所视为客观的之哲学,乃一可能的学问(非具体的存在)之纯然理念,但吾人由种种不同途径努力接近此种理念,直至最后发见为感性产物所掩蔽之唯一真实途径,以及迄今无成之心象能与此原型相类(在人力所能及之限度内)为止。非至此种时期,吾人不能学习哲学;盖哲学在何处,何人有哲学,吾人如何认知哲学?吾人仅能学习哲学化,即依据理性之普遍原理在“某种实际存在之哲学上企图”发挥理性之才能,但常保有“理性就此等原理所由来之源泉中,探讨、证实或驳斥此等原理之权利”。

    自来哲学之概念,纯为一种学究的形式概念,即专就其所视为学问之性格探索,因而其所见者仅在学问所专有之系统的统一,其结果不过知识之逻辑的完成一种“知识体系之概念”。但尚有哲学之另一概念,即世界概念(conceptus cosmicus),此种概念常构成哲学名称之真实基础,尤其在此种概念之宛然人格化,及其原型在理想的哲学家中表现时为然。就此种观点而言,哲学乃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之基本目的(teleologiarationis humanae)相关之学问,哲学家非理性领域之技术家,其自身乃人类理性之立法者。在此种意义中,凡有人自称哲学家而自以为与“唯存于理念中之模型”相等者,实僭妄之至。

    数学家、自然哲学家、逻辑家等,不问前二者在理性的知识领域中,后二者尤其在哲学的知识领域中如何成功,实仅理性领域中之技术家而已。有一理想中所拟议之教师,以数学家等等应有之业务加之被等,用彼等为工具,以促进人类理性之基本目的。吾人所必须称之为哲学家者唯此人,唯以天壤间实际并无斯人,顾彼之立法之理念,则在一切人类所天赋之理性中皆可见及之,故吾人应完全与此种立法的理念相合,依据此种世界概念,自其基本的目的之立场更精密规定哲学关于系统的统一之所训示者。

    基本目的并非即最高目的;就理性对于完全系统的统一之要求而言,仅能以其中之一为最高目的。故基本目的或为终极目的,或为必然与前者联结而为前者方策之附属目的。前者实不外人之全部职分,论究此种目的之哲学,名为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高出于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职务,故古人之所谓哲学家,常特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吾人由某种比拟,称“以理性自制之人”为哲学家,固不问其知识之如何浅狭也。

    人类理性之立法(哲学),有二大目标,即自然与自由,因而不仅包含自然法则,且亦包含道德法则,最初在两种不同之体系中表现此二者,终极则在唯一之哲学的体系中表现之。自然之哲学,论究一切所有之事物,道德之哲学则论究应有之事物。一切哲学或为纯粹理性所发生之知识,或由理性自经验的原理所获得之知识。前者名为纯粹哲学,后者名为经验哲学。

    纯粹理性之哲学,或为预备的,此乃就理性所有一切纯粹先天的知识,研讨理性之能力,名为批判,或为纯粹理性之体系,即“在系统的联结中,展示自纯粹理性所发生之哲学的知识之全体”(不问真与伪)之学问,此则名为玄学。顾玄学之名称,亦可加于纯粹哲学之全体(即批判亦包括在内),因而包括“一切能先天认知之事物”之检讨,以及“构成此种纯粹哲学知识体系之事物”之阐释——因之与理性之一切经验的数学的使用相区别。

    玄学分为纯粹理性思辨的使用之玄学,及实践的使用之玄学,因而或为自然玄学或为道德玄学。前者包含“纯自概念(因而数学除外)而来用于一切事物之理论知识中”之一切纯粹理性原理;后者包含先天的规定吾人一切行动及使之成为必然者之原理。顾道德乃应用于吾人所有“能完全先天的自原理而来之行动”之唯一法典。因之,道德玄学实际乃纯粹的道德哲学,并不以人类学或其他经验的条件为其基础。“玄学”之名称,就其严格意义言之,通常保留为“思辨的理性之去学”之用。但以纯粹的道德哲学实际构成“自纯粹理性而来之人类知识及哲学的知识特殊部门”之部分,故吾人应为道德哲学保留玄学之名称。顾吾人今则非论究此点,姑置之。

    按知识所有种类及其起源之不同,离析种种不同知识而使之得保持其不相混淆(此种混淆由于吾人使用此等知识时通常联结为一而起),实为至要之事。化学家在分析物体时,数学家在其特殊训练中之所为者,在哲学家应以更高之程度为之,于是彼始能在悟性之繁复使用中,正确规定属于各特殊种类知识之部分,及其特殊价值与影响。人类理性自其最初开始思维(毋宁谓之反省)以来,从不能废弃玄学;但又从未能以充分免除一切外来要素之方式获得玄学。此一种学问之理念,其渊源之古,实与思辨的人类理性同时;果有理性的存在者而不以学术方法或通俗方法思辨者乎?顾吾人所有知识之两种要素——在吾人所有力量中完全先天的得来之要素,及仅能自经验后天的得来之要素——从未能充分明晰区别,乃至并职业的思想家亦不能辨别明晰,是以彼等不能决定特种知识之分界,以致盘踞人类理性中如是之久如是之深之“学问之真实理念”,不能成立。

    当宣称玄学为“人类知识所有第一原理之学问”时,其意向所在,并非标识玄学为特殊种类之知识,仅以之为“就普遍性而言占某种优越地位之知识”,顾此点尚不足使此种知识与经验的知识相区别。盖在经验的原理中,吾人固能区别某种原理较其他原理更为普遍,因而其等级较高;但在各部分互相隶属之系列中(在此一系列中,吾人并不辨别何者完全先天的、何者仅为后天的所知),吾人应在何处划一界线,使最高或第一部分与较下之隶属部分相区别?如在计算年代时,吾人之能区别世界时期,仅在分之为第一世纪及以后等等之世纪,则吾人对之意将谓何?吾人应问:第五世纪、第十世纪等等,是否与第一世纪同属于世纪?于是我以同一之态度问:延扩之概念是否属于玄学?公等答以是。然则物体之概念是否亦如是?又答以是。然则液体之概念何如?则公等不胜其烦;盖若如是推进,则一切事物皆将属于玄学矣。故(在普遍下所有特殊之)纯然隶属阶段,不能决定学问之限界,极为明显;在今所考虑之事例中,唯规定种类及起源之完全不同始足决定其限界。但玄学之基本理念,尚在其他方面有所晦昧,此由于其显示与数学有某种类似性(以其为先天的知识故)而起。在二者皆属先天的起源之限度内,二者确有关系;但当忆及哲学知识与数学知识间之差异时(即一自概念而来,一则仅由构成概念以到达其先天的判断),吾人应认知其有种类上之决定的差异,此种差异固常感觉之,但从未能以明晰之标准阐明之耳。于是乃有此种情形,因哲学家并彼等所有学问之理念亦不能发展,致彼等在缔造其学问时,不能有确定之目的及安全之指导,因之,在此种任意所思之创业中,以彼不知应择之途径,致关于各人所自以为由其特殊途径所得之发见,常互相争执,其结果,彼等所有之学问,最初为局外人所轻视,终则即彼等自身亦轻视之矣。

    一切纯粹的先天知识,由于“此种知识所唯一能由以发生之特别知识能力,其自身具有一种特殊的统一;玄学乃以叙述此种系统的统一中之纯粹先天的知识为其事业”之哲学。“特别占有玄学名称即吾人所名为自然玄学及以先天的概念在每一所有事物(非应有之事物)之范围内,考虑每一事物”之思辨的部分,今分类如下。

    玄学就其狭义而言,由先验哲学及纯粹理性之自然学而成。前者在“其与普泛所谓对象有关而不顾及其能授与之对象之原理及概念”之体系中,仅论究悟性及理性(ontologia本体论);后者论究自然即论究所与对象之总和(不问授与感官或授与其他种类之直观——吾人如愿用此名词),因而为自然学——虽仅为合理的。在此种合理的自然研究中之理性使用,或为物理的,或为超物理的,更以适当之名词言之,即或为内在的或为超经验的。前者论究所能在经验(具体的)中应用之自然知识,后者则论究超越一切经验之“经验对象之联结”。此种超经验的自然学、或以内的联结或以外的联结为其对象,但二者皆超越可能的经验。其论究内的联结者,乃自然全体之自然学,即先验的世界知识;其论究外的联结者,则为自然全体与“在自然之上之存在者”有关之自然学,盖即谓关于“神”之先验的知识。

    反之,内在的自然学,视自然为一切感官对象之总和,因而适如自然之所授与吾人者,唯与“自然所唯一能由以授与吾人”之先天的条件相合耳。故此等对象仅有两种。

    一、外感之对象及其总和,即物的自然。二、内感之对象即心,及与“吾人所有关于心之基本概念”相合之对象,即思维的自然。物的自然之玄学,名为物理学;以其必须仅包含关于物的自然之先天的知识之原理,故为合理的物理学。思维的自然之玄学,名为心理学,以同一理由应仅指心理学之合理的知识而言。

    于是玄学之全部体系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其第二部分,即由纯粹理性所发展之自然学说,包含二分科,即合理的物理学(physica rationalis)及合理的心理学(psychologla ra-tionalis)。

    纯粹理性自身之哲学所本有之理念,制定此种区分,故此种区分与理性之基本目的相合而为建筑术的,非仅与偶然所观察之类似性相合而为技术的,即非漫无方针所创设者。因之,此种区分亦为不变的,而有立法的权威。但尚有某某数点,颇似可疑,且足以减弱吾人关于其主张正当之信念。

    第一、在此等对象授与吾人感官(即后天的授与吾人)之限度内,吾人如何能期待具有关于对象之先天的知识(以及玄学)?且如何能知事物之本性及先天的依据原理到达合理的自然学?其答复如是:吾人所取之经验者,除授与吾人以外感或内感之对象以外,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事物。吾人由物质之纯然概念(不可入性无生命的延扩)以得外感对象,由思维的存在者之概念(在所谓“我思”之经验的内部表象中)以得内感对象。至其余等等,则在全部玄学的论究此等对象时,吾人必须废弃一切“意在为使吾人对于对象能有更进一步之判断、以任何其他更为特殊的经验加于此等概念上”之经验的原理。

    第二、吾人对于经验的心理学应以何种态度视之,此种心理学常要求在玄学中占有位置,且当吾人之时代,在以先天的方法期在玄学有所成就之事失望以后,关于玄学之进步,所期望于经验的心理学者甚大。我答以经验的心理学属于适切所谓(经验的)自然学说所属之范围,即属于应用哲学一方面,至此应用哲学之先天的原理则包含在纯粹哲学中;故纯粹哲学虽不可与应用哲学相混淆,但就此点而言,实互相密切联结。是以经验的心理学完全摈弃于玄学领域以外;此实在玄学之理念中已完全排除之矣。但按僧院派之旧习,吾人必须容许经验的心理学在玄学中占有某种位置(虽仅属枝叶地位),且自经济的动机而言,亦当如是,盖因经验的心理学尚未发达至能以其自身成为研究主题,但若完全摈弃之,或强以之安置于较其与玄学为邻,更不适宜之处,则以其尚属重要,又似不宜。经验的心理学特如一容许其久居家内之异乡人,直至其能在完全之人类学中设置其自身所有之居住区域(即属于经验的自然学说之附属品)为止,吾人当许其一时寄居也。

    概言之,以上种种即玄学之理念。最初所期待于玄学者较之所能合理要求者为大,玄学一时颇以种种愉快的预期自娱。但在证明此等期望为欺人以后,玄学遂为世人所蔑视。吾人所有批判之论证,就其全体而言,必已充分使读者确信,玄学虽不能为宗教之基础,但必能常继续为宗教之堡垒,且人类理性就其本质之为辩证的而言,绝不能废弃此种学问,盖玄学抑止理性,且以学问的完全确信的自知之明,以防阻“纵横无法之思辨的理性失其制裁,必然在道德以及宗教之领域内所犯之残毁荒芜之事”。故吾人确信玄学虽为“不就其性质判断学问,而仅就其偶有之效果判断之人”所淡漠轻蔑,但吾人必常复归玄学一若复归曾与仳离之爱人者然。盖在玄学中吾人论究基本目的——玄学必须不断从事此种目的,或努力如实洞察此等目的,或驳斥自以为已到达此等目的之人。

    仅有玄学(自然玄学及道德玄学二者,尤以“用为玄学之导论及准备”之尝试的自恃的理性批判)能适切构成所可称为哲学者(就哲学一名词之严格意义言之)。哲学所唯一首先从事者为智慧,哲学由学问之途径探索之,至学问之途径一旦跋涉以后,即绝不能荒芜而为荆棘所蔽,且不容有迷离彷徨者也。数学,自然科学,乃至吾人所有之经验的知识,其大部分虽为偶然的目的之工具,但其最后结果又为人类之必然的基本的目的之工具而有高尚价值。顾此等学问之能尽此后一种任务,仅借助于“由理性自纯然概念所得之知识”,此种知识吾人虽可任意名之,但其实则不过玄学耳。

    以此同一理由,玄学亦即人类理性圆满充足之发展。今姑置其与特殊目的联结视为学问所有之影响不论,玄学亦为一种不可或缺之训练。盖玄学在论究理性时,乃就其成为“某某学问所以可能及运用一切学问”之基础者等等要素及最高格率论究之。故就玄学为纯然思辨而言,谓其用以防止误谬,非用以扩大知识云云,并不伤及玄学之价值。

    反之,此实予玄学以尊严及权威,盖经玄学之检查,得以保持学术界之共同秩序、和谐以及福祉,而防阻多所尽力于学术界之人有忽视“最高目的,即一切人类之幸福者也”。

    第四章 纯粹理性之历史

    在此处揭示此一标题,仅为指示今后之从事哲学者在此体系内尚留有彼等必须完成之一部分耳。我自先验的观点,即自纯粹理性之本质,对于在此领域中曾努力从事之人士所有著作予以概括一览,即为已足——此一览中发见无数庄严之结构,顾仅在废墟中耳。

    人在哲学之幼稚时代所以之开始者,实为吾人所欲以之为终点者,即以关于神之知识开始,专心从事于另一世界之期望,或宁谓为从事研讨另一世界之特殊性质,不能别有其他途径,此实为极可注意之点。自各民族野蛮时代遗留至今之古代宗教仪式所产生之宗教概念,虽极粗鄙,但此并不妨阻较为开化之人士致力于此等事项之自由研讨;彼等极易认知除度其纯洁善良之生活以外,并无较善根据或较可依恃之方法,以取悦于统治世界之不测威力,因而使彼等至少能在另一世界中获得幸福。因之,神学及道德,及以后人所致力之一切抽象的理性研究之二种动机,或宁谓为二种关联之点。其逐渐以此等以后以玄学著名之劳作委之纯粹思辨的理性者,主要实为神学。

    我在此处并不企图区分玄学中所发生种种变迁之历史时期,仅略述在玄学理论中发生主要革命之各种理念。此处我发见在所有种种对立争论之过程中,发生最显著之变迁者,共有三种争点。

    (一)关于吾人由理性所得之一切知识之对象,有纯为感觉论者,有纯为智性论者。

    伊壁鸠鲁可视为感觉论者中之特出哲学家,柏拉图则为智性论者中之巨孽。二派间之区别(虽似不自然),自古已然;至此两派之观点则不断继续保待,直至今日。感觉派主张实在性惟在感官对象中见之,其他一切事物皆为空想;反之,智性派则谓感官中所有不过幻相而已,仅有悟性知真实之事物。感觉派固不否认悟性概念之实在性;但此种实在性之在彼等,纯为逻辑的,反之,在智性派则此种实在性为神秘的。感觉派容认智性的概念,但仅承认感性的对象。智性派要求真实对象应为纯粹直悟的,且主张吾人由纯粹悟性具有一种不伴随感官之直观——就彼等之意见而言,感官仅使悟性昏乱而已。

    (二)关于由纯粹理性所得知识之起源,即此等知识是否自经验而来,抑或与经验无关而起于理性之问题。亚里斯多德可视为经验论者之重镇,柏拉图则为理性论者之领袖。

    在近代,洛克追随亚里斯多德之后,莱布尼兹则追随柏拉图之后(莱布尼兹之说,虽多与柏拉图之神秘体系不合),并不能使此种争论到达任何确定的结论。不问吾人对于伊壁鸠鲁之见解如何,至少彼在感觉论之体系中,其彻底一致,远过于亚里斯多德及洛克,盖彼从未以推论越出经验限界以外。此点就洛克而言,尤为确实,盖彼在以一切概念及原理自经验引来以后,乃在用此等概念原理时,突越出经验如是之远,乃至主张吾人之能证明神之存在及灵魂不灭,一如任何数学的命题同一坚决确实,——此二者虽完全在可能的经验限界以外。

    (三)关于方法。如有任何事物可当方法之名,则必为一种与原理相合之进行程序。

    吾人可将在此研究领域中今所通行之方法,分为自然论的及学术的。纯粹理性之自然论者所奉以为原理者,乃“彼由通常理性无须学问”,即由彼所名为“坚实之理性”关于成为玄学问题之最崇高问题,能较“由思辨之所可能者”更有所成就。如是彼在实质上乃主张吾人由肉睛决定月之大小及距离,其确实性能远过于用数学的规划所决定者。此纯为蔑视理论,并据以为原理;其中尤为背谬者,则以“蔑视一切人为的技术”誉为扩大吾人知识之方法。以自然论派之人,缺乏较深洞见,故不应深责彼等。被等追随通常理性,并未自诩其无知为含有“吾人如何自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深井汲取真理”之一类神秘。quod sapio,satisest mihi;non ego curo,esse quod arcesilasaerumnosique sclones(我以我所知者为已足,既不欲为亚尔采西拉斯,亦不欲为忧患孔多之索伦)云云,乃其标语,彼等以此标语可渡其安舒及足值赞美之生涯,既不劳瘁于学问,亦不因被等之参与而使学问混乱。

    至关于采用学术的方法之人,则彼等所择之方法,或为独断的或为怀疑的;但不问其用何种方法,彼等皆须系统的进行。我可以完尔夫为前一种方法之代表,休谟为后一种方法之代表,今为简略计,不再另举他人。此外唯有批判的途径,尚公开于人。读者若有坚忍之心,惠然肯与我携手偕行此径,则彼可自行判断,设若被小心翼翼竭其助力,使此小径成为大道,则是否若干世纪以来所未能成就之事业,立能于本世纪终结以前成就;即关于“人类理性始终以其全力热烈从事迄今尚无所获之事”,使之能完全满足是也。

  • 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编者前言

    哈耶克的新著《致命的自负》是他的全集——哈耶克著作的标准版本——的第一卷。读者想必会有深刻的感受,这部新作的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露出犀利的辩锋,因此他们也于对本书的背景有所了解。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

    由于一些实际原因,这一大辩论的设想不得不被搁置起来。譬如说,如何选出社会主义的代表?在由谁来代表他们的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内部是否会难以取得一致?甚至在他们取得了一致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能够指望他们承认这种辩论所得出的真正结论吗?让人公开认错并非易事。

    不过,哈耶克的那些与他一起讨论过这一设想的同事们,却不太甘心放弃它,他们鼓励他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最初设想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宏篇巨著,然后全书又被压缩成了这本小书——或者说,是一份长篇宣言。原来那部大部头著作的某些片断被保存下来,打算另行发表在第十卷中。

    哈耶克站在经济学和进化论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不同道德规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评价,一一列举了他所说的市场这种“扩展秩序”赋予人类的各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形成文明并促进其发展。哈耶克还以一种有时让人不免想起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的方式——不过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评价了这种文明的得失,以及市场秩序一旦受到破坏将会产生的后果。他的结论是:“单靠事实绝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而离了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或使它们得到恢复。”

    出版《哈耶克全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真正第一次读到他的全部著作。编辑方式是以主题为主,在这一布局之内,如果有可能,也遵循编年的顺序。

    《全集》以密切相关的两部论述社会科学中理性与计划的局限性的著作打头,即新作《致命的自负》,和过去从未在英国出版过的《理性之用途及其滥用:科学的反革命和相关论文》一书。然后是两本史学和传记文集(《经济思想的趋势:从培根到坎南》、《奥地利学派与自由主义的命运》)。这两卷中的文章过去从未结集出版,其中一半以上以往只有德文可以利用,而前一卷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来自过去从未发表过的重要手稿。

    接下来的四卷包括了哈耶克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各国与黄金》、《货币与各国》、《经济学研究》和《货币理论与产业波动》。

    然后是三卷文献、历史记录和论战文章:《同凯恩斯和剑桥的论战》、《同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著名的《卡尔·波普尔与哈耶克通信集》。这两个亲密的朋友和思想伙伴之间延续了50年的通信,就哲学、方法论以及我们时代的许多主要问题做了深入的辩论。

    在这几卷文献之后,是两部哈耶克的新文集和一本涉及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访谈与非正式的讲话:《与哈耶克对话》,希望以此使他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阅读。

    以上14卷利用了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大量哈耶克档案资料,并且其中大多数是根据这些档案整理而成,同时也利用了与此密切相关的马赫鲁普档案和波普尔档案。世界各地其他丰富的档案资料也会加以利用。《全集》中的第一卷《致命的自负》属于哈耶克的新作,当然也就免除了做重大加工的必要。后面的各卷将以经过勘误、修订和增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并请杰出学者作序,说明它们的历史和理论背景。

    《全集》的最后各卷是哈耶克的经典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这些著作目前仍有其他版本可读。估计出齐这部全集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

    编者愿意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尽可能使这套全集完整无缺。因此,形式上略有不同或以不同语言发表的文章,全部以英语或英语译文出版,并且总是采用其最为完整的定稿,除非那些变化或由此而产生的时间差别具有理论或历史意义。一些只有一时价值的短论,如简短的报评和哈耶克编辑《经济学》杂志时写下的几行图书评注,都会被删除。当然,发表的信札主要是那些对哈耶克在经济学、心理学、生平事迹以及政治理论和哲学上的文字和理论工作有意义的部分。编辑各卷所使用的材料,以及被删除的少数短文,学者们都可以在胡佛研究所找到。

    整理出这样一部标准版的全集,是件既浩大又费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而首先最应给予感谢的人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研究所所长W·G·坎贝尔,他慷慨地同意为这项计划以及编者撰写哈耶克传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幕后主持着这项巨大计划的天才是维拉和沃尔特基金会的沃尔特·S·莫里斯,没有他的建议与资助,这一计划便难以组织和实施。另外两家研究所,即乔治·梅森大学的人文研究所和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它们的所长一直十分关心这一计划的实施,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编者尤其要感谢人文研究所的莱昂纳德·P·李齐奥、沃尔特·格林德和约翰·布伦德尔,以及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哈里斯爵士和约翰·B·伍德。伦敦罗特列杰·基根·保罗出版公司的诺曼·富兰克林多年来一直是哈耶克的出版商,他始终如一的支持与建议也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最后,如果没有那些赞助组织的资助——它们的名字已列在本卷的卷首——这一计划是不可能成功实施的,所有参与这一卷工作的人都对它们怀有深深的谢意。这些赞助者的支持——来自四个大陆的研究所和基金会——不但证明了哈耶克著作的国际声望,也为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提供了十分生动的写照。编者也希望向设在加利福尼亚索萨利托的维纳·埃哈德基金会和西德(现为德国的一部分——译者)科隆的狄森基金会对这一计划的帮助表示感谢。

    W.W.巴特利三世

    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亚当·弗格森

    道德准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

    ——大卫·休谟

    如果不存在建立服务于共同福祉并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种制度的共同愿望,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些制度产生?

    ——卡尔·门格尔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士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把它们集中在“补论”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日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期是初版日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受的恩惠,更遑论编一份目录,把他所知道的、若想声称有资格涉足本书所讨论的这个广阔领域就必须研习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对于我本人多年来基本上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我不想一一列举。不过我希望向库比特(Charlotte Cubitt)小姐深表谢意,写作本书的那段时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没有她专心致志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教授,当我临近完成最后的草稿却患病不起时,他接过了这部书稿,为出版社对它进行了整理。

    F.A.哈耶克  1988年4月  于弗莱堡

    导论   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它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本书所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了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记》1:28)。大概这个过程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但结论不同,甚至对事实的看法也不同。社会主义者搞错了事实,这一点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我打算承认,如果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从事实角度讲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大概不得不相信,根据某些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才能够进行这种分配,这有可能是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然而我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处境。因为除了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告诉个人,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才能为总产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我的论证的要点是,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人为一方,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够产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这种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用的数量。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为何与经常有人所持的立场相反,这些问题不单纯是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如何逐渐接受了某些价值或规范,它们如何作用于这些人的文明,这个问题本身当然首先是个和事实有关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问题,其中前三章勾画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是扩展秩序,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相反,它们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而这种体系的号召力所依靠的,是它许诺的结果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它认为,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因此他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更令人满意的系统。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依赖一种特定的、受规则支配的、其效果已得到验证的行为方式,那么他当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便去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亚于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人遭到毁灭,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我希望从本书一开始便要加以澄清的重要问题。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一本论证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甚至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著作,怎么会抨击理性呢?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本书所反对的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即我认为体现着一种幼稚而无批判性的理性学说的规范,一种我称之为“建构论理性主义”(1973)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我不想否认,理性具有改进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能力,更不打算认为,对于如今被普遍理解为以“社会公正”为取向的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不可能进行改造。但是,我们只有检视一种道德体系的各个部分,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道德虚妄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些根据它的原则和规范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譬如发挥生成和组织知识的功能,那么这种不可能本身就是对该道德体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合理批驳。抑制这种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说到底,正是全部争论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问题的观点,阻碍着市场秩序的专业研究人员以足够的力量强调,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

    我的论证也不表示我没有和社会主义者分享某些广泛持有的价值;下面我将证明,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公正”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意义的概念。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乐主义伦理学的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仅仅着眼于可预见的最大满足,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道德的决定。

    我的工作起点,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即“道德准则……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人性论》,1739/1886:Ⅱ:235)。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提出了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无可替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鉴于我认为强烈的本能和理性主义冲动会颠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三章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是建立在经济学所熟知的古老观点上,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都是正确的。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于某些过程,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并且对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最初开始工作时,感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在这段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发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等——变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化论的(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的逐渐发展,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并对后者有所帮助,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

    虽然本书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不过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一,即社会主义,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并有我们时代一些最聪明的代表人物从中领导,它却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第四章到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这一部分,我评价和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对我在前三章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和维持的解释提出的挑战。在第七章我转向我们的语言,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以及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地不要让自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也陷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第八章我讨论了不但社会主义者,而且另一些人也会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即人口爆炸削弱了我的论点。最后,在第九章,我对宗教在我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

    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应当指出,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波普尔,1934/1959)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哈耶克,1964,1973,1976,1979)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是进化论的认识论的发展(坎贝尔,1977,1987;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我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它们虽然极其重要,但基本上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我主张,我们不但要有进化论的认识论,还要有道德传统的一种进化论解释,它的特点应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当然,人类交往的传统规则,就像语言、法律、市场和货币一样,都是一些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伦理学是最后一座要塞,人类现在必须放下架子,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或不解,但是这些道德传统的确超越了理性的局限。

    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习惯乃人的第二本性。 ——西塞罗

    我们所谓来自天性的良心,是从习惯中诞生的。 ——蒙田

    我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它们总想彼此分离。 ——歌德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

    在早期思想家看来,人类活动存在着一种超出有条理的头脑的想像范围的秩序,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亚里士多德这位相对而言较晚近的人物,也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伦理学》,IX,x),因此一个拥有10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亚里士多德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成就斐然,当他把人类秩序局限在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时,他的言论所依据的却是自己的本能,而不是他的观察和思考。

    这种念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很久便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成员而产生的。这些本能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活,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中演化了数十万年,形成了人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这些由遗传而得到继承的本能,主导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必然范围狭小,仅限于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对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主要是食物来源和藏身之地——有着相似的感受。他们不但能够听到自己的传令官,他们通常还认识他这个人。

    虽然更为丰富的阅历会使这些群体中一些较年长者取得一定的权威,但主要是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支配着其成员的活动。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对这些协作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本能适用于自己团体中的成员,却不适用于外人。因此这些小团体中的成员只能以如下方式生存:孤立的人不久就会成为死人。可见霍布斯讲述的原始人的个人主义,纯属无稽之谈。野蛮人并不是孤立的人,他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根本就不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当然,假如我们现在的秩序尚未存在,我们大概也难以相信任何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产生,我们会不经意地把任何有关这种秩序的记载视为天方夜谭,认为它不过是在讲述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是通过本能,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其主要内容则是一些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围的禁令(“不得如何”)。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这些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我愿意用“道德”一词来定义它,它制止或限制了“自然道德”,即让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并保证该群体内部进行合作的本能,其代价则是阻止或堵塞了它的扩展。

    我愿意用“道德”一词来定义那些非本能的规则,它使人类能够扩展出广泛的秩序,因为道德规则的概念,只有把它一方面同冲动和不假思索的行为相对照,另一方面同对特定结果的理性思考相比较时,才是有意义的。本能的反应不具备道德属性,用“利他主义”之类概念来说明这种反应的“社会生物学家”(如果他们想做到前后一致,就应当把性交看做最利他主义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只有当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应当”遵守利他主义情感时,利他主义才成了一个道德概念。

    当然可以认为,这很难被说成是利用这些概念的惟一方式。曼德维尔认为“把我们变成社会动物的伟大原理,支撑着生活的一切生意和行业的牢固基础,无一例外全是罪恶”(1715/1924),这让他的同代人义愤填膺,他的确切意思是,扩展秩序中的规则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

    一旦我们不把道德规则视为内在本能,而是把它视为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它们与我们一般所说的感情、情感或感觉之间的关系,便会引起各种有趣的问题。例如,虽然道德规则是通过学习得到的,但它未必总是会像明确的规则那样发挥作用,它可以像本能一样,也表现为对某些行为模糊的厌恶或不快。这种感觉经常告诉我们如何对内在的本能冲动做出选择。

    有人也许会问,对本能的要求施加的限制,如何能对更多成员的行为进行协调呢?举例来说,不断地服从像对待自己的邻人那样对待一切人这种要求,会使扩展秩序的发展受到阻碍。因为如今生活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互以邻居相待,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秩序的规则,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规则。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这样说吧,如果对媒体轰炸向我们发出的一切爱心呼吁全都做出反应,就会造成沉重的费用,使我们无法再去做那些我们最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并且很可能会使我们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有关特定需要之相对重要性的特殊立场的工具。这不会给我们有着合理关切的那些不幸提供正确的改进之道。同理,要想让统一的抽象规则适用于一切人的关系,让它超越各种界线,甚至国家间的界线,则必须扼制对外人本能的进攻性。

    因此,为了形成超越个人的合作模式或系统,要求每个人改变他们对他人的“出于天性的”或“本能的”反应,而这是件受到强烈抵抗的事情。这种与天生的本能,即曼德维尔所说的“私心之恶”的冲突,可以变为“公益”;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发展,必须限制某些“善良的”本能,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源的结论。例如,卢梭是站在“天性”一边的,虽然他的同代人休谟明确说过,“如此高贵的情感(譬如乐善好施),就像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社会”(1739/1886:Ⅱ,270)。

    必须一再强调的是,人们痛恨对小团体中的习惯做法的限制。因为我们就会知道,遵守限制的个人,虽然他的生活要取决这些限制,但是他并不理解,一般说来也无法理解,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或如何造福于他。他知道许许多多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却不允许他去拿到它们,他搞不清楚,他所处的环境中另一些有利的特点,为何取决于他必须服从的纪律——禁止他僭取这些同样有吸引力的东西的纪律。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些限制,但很难说我们能够选择它们,倒不如说是这些限制选择了我们: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

    许多抽象现则,譬如对待个人责任和分立的财产的规则,都与经济学有关,此事并非偶然。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一个大大超出我们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如何产生出了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我们所服务的人,我们几乎全不认识,甚至我们不在乎他们的生存。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要依靠不断接受另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从我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

    现代经济学解释了这种扩展秩序如何能够产生的原因,以及它自身如何形成了一个信息收集的过程,它能够使广泛散布的信息公之于众并使其得到利用,这些信息不用说哪个个人,即使是任何中央计划机构,也是无法全部知道、占有或控制的。斯密明白,人的知识是分散的。他写道,“他的资本能用于哪一类国内产业,哪些产品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显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做出的判断,会大大优于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能够为他做出的判断”(1776/1976:Ⅱ,487)。或者像一位19世纪头脑敏锐的经济思想家所言,经营所需要的“有关成百上千个具体事物的琐细知识,也只有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才会去学习”(贝利,1840:3)。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在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

    这种发展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明显。甚至在生物学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进化的改变普遍趋向于最经济地利用资源”,因此“进化也是‘盲目地’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径”(霍华德,1982:83)。此外,一位现代生物学家也正确地指出,“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哈丁,1980:3)。所有这些言论都指出了进化论、生物学和伦理学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秩序(order),就像它的近义词“系统”、“结构”和“模式”一样,是个难以把握的概念。我们需要对两种既有所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秩序概念加以区分。作为一个动词或名词,“order”既可以用来指根据我们的感觉从不同方面对物体或事件加以排列或划分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譬如科学对感性世界的重新排列向我们表明的情况(哈耶克,1952),也可以指人们设想客体或事件在一定时间内所具有的、或人们赋予它的一定的物质格局(physicalarrangements),“regularity”(规律)源于拉丁语中用来表示规则的“regula”一词,它当然不过是同样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不同的时空方面。

    记住这一区分,我们可以说人类获得了建立事实上的秩序格局以服务于其各种需要的能力,因为他们学会了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把他们从环境中得到的感官刺激因素(senory stimuli)加以秩序化,把重组的格局叠置于(superimposed over)由感觉和直觉所造成的秩序或分类之上。秩序化是从划分客体和事件的意义上说,主动对它们重新加以安排,使其产生可取的结果。

    我们主要利用语言学会了对客体进行分类,我们不但用它去标明已知的各种客体,而且用它标识我们所认为的各种相同或不同的客体或事件。我们也从习惯、道德和法律中了解不同的行为会产生的预期后果。例如,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价值或价格,可以进一步成为根据行为对秩序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手段;在这个秩序中,个人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因素,而这个整体绝不是由他创造的。

    扩展秩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这个过程与它最终发展出的世界范围的文明所能够给予人的提示相比,其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它所产生的形态变异也要大得多(大概用了几十万年而不是五六千年的时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们更为有效,或能够估计到它会得到扩展,而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

    可见,这种进化是新的行为方式利用习惯的传播过程得到了扩散而产生的,它类似于生物进化,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又和它有所不同。下面我将讨论它们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生物进化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因而它在文明得到发展的一两万年的时间里,并不足以改变或代替人们天生的反应方式,至于那些其祖先只是在几百年前才加入这个过程的大量成员,这种极缓慢的过程就更不足以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了。但是就我们所知,一切新近开化的群体,都表现出一种通过学习某些传统而获得文明的能力。由此可见,文明和文化的传递,几乎不可能受遗传的决定。它们必定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会的。

    就我所知,最早对这些现象做出明确阐述的是卡尔-桑德斯,他曾写道,“人和群体是依照他们遵守的习惯得到自然的选择,正像他们也根据精神和生理特征得到选择一样。遵行最有利的习惯方式的群体,在相互毗邻的群体之间不断的斗争中,会比那些行为方式不利的群体占有优势”(1922:223,302)。不过卡尔-桑德斯强调的是限制人口而非增加人口的能力。较为晚近的研究见阿兰德(1967);法布(1968:13);辛普森反对生物学的观点,认为文化是“更为强大的适应手段”(见B.坎贝尔,1972);波普尔认为,“文化进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进化的过程”(波普尔等,1977:48)。杜拉姆则强调了(见查哥农等,1979:19)特定的习惯和属性在提高人类生殖能力上的作用。

    这种通过学习规则逐渐消除本能反应的过程,使人和动物有了越来越大的区别,尽管喜欢本能的集体行为的禀性,仍然是人类所保留的若干动物特征之一(特罗特,1916)。甚至人类的动物先祖,在它们通过模仿变成现代人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一些“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也有助于某些动物社会的形成,譬如在鸟类和猿类中间,甚至很可能还有另外许多哺乳类动物(邦纳,1980)。不过,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变化,要归因于由文化决定的对本能反应的限制。

    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甚至像遗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它们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然而我们无法对决定着行为的这两种因素做出明确的区分,因为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在幼儿期就学会的行为方式,已经变成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在我们开始学习时便支配着我们。甚至人体都会出现某些结构上的变化,因为它们有助于人类更充分地利用文化发展所提供的机会。被我们称为“智力”的抽象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来自遗传并内在于我们中枢神经的生理结构之中,或者它不过是个使我们能够吸收文化传统的容器,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遗传传递和文化传递的结果都可以称为传统。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往往以上面提到过的方式发生冲突。

    甚至某些几乎有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也无法证明它们是由遗传决定的。有可能恰好存在着一种可以满足形成扩展秩序的要求的方式,正像翅膀是能够让有机体飞翔的惟一手段一样(昆虫、鸟类和蝙蝠的翅膀有着十分不同的遗传来源)。也可能从根本上说只存在着一种发展有声语言的方式,因此存在着一切语言都具有的某些共同属性,这种现象本身也不能证明,这些属性是归因于本能的特征。
    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

    文化的进化,以及它所创造的文明,虽然为人类带来了分化、个体化、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巨大的扩张,但是它逐渐产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并没有摆脱我们从人人相识的小群体那儿得到的遗产,这些本能也没有“调整”得完全适应相对较新的扩展秩序,或因为这一秩序而变得无害。

    不过也不能忽视有些延续下来的本能是有利的,其中包括至少部分地消除了另一些本能模式的特殊属性。例如,当文化开始消除一些本能的行为模式时,遗传进化大概也赋予了人类个体许多不同的特征,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人类较之任何其他非家庭动物更为深入其中的许多不同环境——甚至在群体中日益发展的分工为特殊形态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之前,大概就已经如此了。在这些有助于消除另一些本能的内在特性中,最重要的是向自己的同胞学习——尤其是利用模仿——的巨大能力。提供这种能力的漫长的幼儿期和青春期,很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所决定的关键性最后一步。

    然而,组成扩展秩序结构的,不但有个体,还有许多常常相互重叠的次级秩序,在这些秩序中,古老的本能反应,如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在促成自愿合作方面继续保持着一定的重要性,尽管它们本身并不能给更加扩展的秩序创造基础。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困难在于,为了能够遵守不同的规则,同时生活在不同类型的秩序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情。如果我们把微观组织(例如小部落或小群体或我们家庭)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不加限制的规则,用于宏观组织(如我们更为广大的文明)——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欲望经常使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会毁了它。但是,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裂。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用“社会”一词来指这两种组织,甚至只用它来指其中之一,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这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见第七章)。

    我们同时生活于两种秩序之中并将它们加以区分的有限能力,虽然具有某些优势,然而这绝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的本能的确常有倾覆整座大厦之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的主题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1930),虽然我的结论和他大不相同。在人的本能偏好和使他们得以扩展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行为规则之间的冲突,即D.T.坎贝尔所谓的由“压抑性或禁忌性道德传统”中的清规戒律引起的冲突,大概是文明史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当哥伦布遇到野蛮人时,似乎立刻就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更多地满足着人类的内在本能。下面我将做出论证,我认为渴望高尚的原始人生活这种返祖感情,是集体主义传统的主要根源。

    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

    难以指望人们会喜欢和他们某些最强烈的本能正相抵触的扩展秩序,或他们会很容易认识到这种秩序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所向往的物质上的舒适。这种秩序,从它不符合人类的生物学禀性这个一般意义上说,永远是一种“非自然的”秩序。因此,人类在扩展秩序中所做的许多好事,并不因为他们天性善良;不过,基于这个原因便把文明贬低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却是愚蠢的。只有从我们的大多数价值、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理性出自人为这个意义说,文明是人为的产物这种说法才是有意义的:它们不是经由遗传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中。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它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自身的(见附录A)。

    不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那种直接行善的“利他主义”愿望。恰恰相反,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经常要求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我们的本能促使我们做的事情。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冲突的,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在感情和理性之间,而是在内在本能和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之间。不过我们应当理解,同具体的个人可以采取的大多数直接的“利他主义”行为相比,遵守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的确会产生一种带来更大利益的普遍作用。

    人们对市场秩序的原理知之甚少,“合作胜过竞争”这种普遍观点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合作就像休戚与共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在目标及其手段上取得一致为前提。在一个成员有着共同的具体习惯、知识,对各种可能性有相同看法的小团体里,这样说是有意义的。如果问题在于适应未知的环境,它便没有多少意义了。但是,在扩展秩序中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它使人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应;我们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合作,逐渐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为了使竞争造成有利的结果,要求参与者遵守规则,而不是诉诸武力。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只有在对所有人形成共同威胁的暂时紧急状态中,相同的目标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战时同仇敌忾的道德”能够唤起休戚与共的感情,但这也是向更野蛮的合作原则的倒退。)在自发秩序中,为了让人们各得其所,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在调整中产生出秩序的各种规则,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不断“试验”的结果。当然,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

    规则的进化远不是一帆风顺,因为贯彻这些规则的力量,一般而言会抵抗而不是协助同传统的对错观相抵触的变化。反过来说,新近学会的规则,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人们所接受,贯彻起来有时又会阻碍进一步的进化,或对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的进一步扩展形成限制。握有强制力的政权,虽然一刻不停地传播在统治集团中得到赞同的道德观,但是它却极少主动去促进这种协调力量的扩展。

    因此证明,同文明的限制相对立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它只适用于那些遥远过去的群体的规模和所处的环境。但是,假如文明是由道德观的一些未被欲求的逐渐变化造成的,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什么普遍正确的伦理学体系,大概我们并不愿接受这样的结论。假如死板地从这种进化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说,无论演化出什么规则,总会或必然会有利于此后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却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借助经济分析的手段(见第五章)证明,自发产生的规则是如何促进了人类的生存。当然,认识到规则一般是通过竞争,按照它们对人类生存的价值而得到选择,并不能使那些规则免受批判的检验。姑不论其他原因,单就文化过程经常受到一些强制性干涉而言,也不能这样说。

    不过,理解了文化进化,当然会消除对既有规则进行怀疑所能带来的好处,会让那些希望改进规则的人承担起证明的责任。哪怕无法证明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历史的、进化论的考查(譬如第二和第三章中的说明),也会有助于解释这种虽然既不为人们所知也不在人们预料之中,但更有生产效率的传统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们对置身于扩展秩序之中的人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过我想先把横在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清除掉,即在我们采用有利做法的能力的性质方面,广泛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

    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

    我们说过,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是我们漫长的本能发展过程所提供的主要好处之一。大概人类个体由遗传赋予的超越了本能反应的最重要能力,就是他能够主要通过模仿式的学习掌握各种技巧。根据这个观点,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应当避免那种从我所谓“致命的自负”中产生出的观念:即掌握各种技巧的能力是从理性中产生的。因为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一样,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从另一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因此绝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

    我会在下面几章里对这些问题做出评价,不过这里大概有必要事先说出我的结论。本章的标题——“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只是取其字面含义。我想让读者注意的当然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东西,在有关的说明中它常常被人忽略,因为人们假定在两中,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从有关某些事实或对事物之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而形成的。我们的行为虽然受制于我们的所学,但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经常不知道那样做的原因。通过学习得到的道德规则和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但这并不是因为人利用理性认识到了它们的优越之处,而是因为它们使超出个人视野的扩展秩序之发展成为可能,在这种秩序中,更为有效的相互协调使其成员即使十分盲目,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另一些群体。

    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

    我们的论证使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讨论一下进化论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这是个引起不少有趣问题的话题,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经济学都提供了一种鲜有其他学科提出的解答方式。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即使只为了提醒读者我们不打算重蹈覆辙,也应当谈谈其中的某些内容。具体说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这样一个假设中产生的,即凡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进化的人,肯定会加入到达尔文那个学派之中。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查尔斯·达尔文首先创立了一门系统的(即或是不完善的)进化论,就此而言我对他极为敬佩。但是,他为了说服科学界,对进化过程如何在生物有机体中发挥作用殚精竭虑做出的说明,很久以前便已经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些老生常谈了——至少从1787年以后事情就是如此,这一年威廉·琼斯看出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梵语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及所有“印-欧”语系的分支都是来自梵语。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达尔文的或生物学的进化论,既不是这类理论中最早的,也不是惟一的,它实际上并非完全自成一体,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另一些进化论解释。生物进化的观念,是从对一些文化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诞生的,对于这些过程,例如导致语言、法律、道德原则和货币等各种制度形成的过程,人们早有所知(如琼斯的著作所示)。

    可见,当代“社会生物学”的主要错误在于,它假定语言、道德和法律等现象,不是经由模仿式的学习传递在自然选择的进化中产生,而是通过现在由分子生物学阐明的“遗传”过程传递的。这种观点虽然是处在两个极端的另一头,但是它的错误与以下观点并无两样:人类自觉地发明或设计了道德、法律、语言或货币这类制度,因此他也可以对它们随意加以改进。这种观点,即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秩序,那儿必定存在着某个发号施令的人,是生物学的进化论必须予以驳斥的迷信。我们在这里再次发现,正确的解释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不但进化的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要早于自然科学,我甚至打算证明,达尔文是从经济学那儿得到了进化的基本观念。我们从他的笔记中可知,达尔文在1838年构筑自己的理论时,正在读亚当·斯密(见补论A)。无论如何,早于达尔文的著作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就已有人在研究高度复杂的自发秩序通过进化过程而出现的现象。虽然像“遗传”和“遗传学”这样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专业术语,然而甚至它们也不是由生物学家发明的。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说过遗传发展的人,是德国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赫尔德。我们在维兰德和洪堡那儿再次看到了这个词。由此可见,现代生物学是从更为久远的文化研究那儿借来了进化的概念。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但它也几乎总是被人们忘掉。

    当然,文化进化(有时也被称为心理-社会进化、超有机体进化或体外进化)的学说和生物进化学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它们往往以十分不同的假设作为起点。文化进化正像朱利安·赫胥黎所言,是“一个和生物进化极为不同的过程,它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赫胥黎,1947)。不妨举出若干重要的差别: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波普尔,1972)。进一步说,文化进化的产生,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而且通过无数个“祖先”,向个人传递各种习惯和信息。这个过程利用学习手段,加快了文化特性的传播速度。从而正如前面所说,文化进化较之生物进化要快得多。最后,文化进化主要是通过集体选择发挥作用;集体选择是否也在生物进化中发挥作用,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我的论证也不依靠这方面的见解(艾德尔曼,1987;吉塞林,1969:57-9,132-3;哈代,1965:153以下各负,206;迈尔,1970:114;麦达瓦尔,1983:134-5;卢塞,1982:190-5,203-6,235-6)。

    邦纳(1980:10)认为,文化“有着和有机体的任何其他功能——例如呼吸和运动——一样的生物学特性”的主张是错误的。把语言、道德、法律、货币甚至智力等传统的形成,一概归于“生物学”名下,是在滥用语言和曲解理论。我们的基因遗传,可以决定我们能够学会什么,但肯定不能决定存在着什么有待学习的传统。有待学习的东西甚至不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不是由基因传递的东西,不属于生物学现象。

    尽管有这些差别,一切进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这是进化论无法使我们对未来的进化做出合理预测和控制的另一个原因。它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揭示复杂的结构如何具有一种使进化进一步发展的调整方式,但是由其性质所定,这种发展本身难免是不可预测的。

    在指出了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一些差别之后,我要强调的是,它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完全相同:从规律支配着进化产物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因而能够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都不承认有什么“进化规律”或“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管是遗传还是别的什么因素,都不能决定文化的进化,它的结果是多变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有些哲学家,如马克思和奥古斯都·孔德之流,认为我们的研究能够找出进化规律,从而可以对不可避免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他们是错误的。过去,进化论的伦理学观点失信于人,主要就是因为它错误地把进化和所谓的“进化规律”联系在了一起,其实进化论必须把这种规律视为不可能而断然予以否认。我曾经说过(1952),对于复杂现象,只能限于我所说的模式预测或原理预测。

    这种具体的错误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混淆了两种全然不同的过程,生物学家分别称之为个体发生的过程和种系发生的过程。个体发生肯定只同事先决定的个体发展有关,它是由胚胎细胞中染色体固有的机制决定的。相反,与进化有关的种系发生,却是同种群或类型的进化史有关。生物学家因为受过训练,一般都会反对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但是那些研究生物学家所不熟悉的事情的人,却经常成为自己无知的牺牲品,得出“历史决定论”的信念,即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作用方式是一样的。卡尔·波普尔曾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做了有力的驳斥(1945,1957)。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还有另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它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变异、适应和竞争,不管它们——尤其在繁殖方式上——有怎样的特殊机制,从本质上说都是同样的过程。不但所有的进化都取决于竞争,甚至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成就,竞争也是必要的。

    虽然我希望人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待进化论,理解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不同,以及承认社会科学对我们的进化知识做出的贡献,不过我并不想否定,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不管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都堪称一项现代伟大的知识成就——它使我们对自己的世界有了一种全新的眼光。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它的普适性也表现在一些各不相同的自然科学家的新著作之中,他们证明了不应把进化的观点局限于有机体,这个过程始于从更为基本的粒子中发展出来的原子,因此我们也能够解释分子这种最初级的复杂结构,甚至能够根据多种多样的进化过程,解释复杂的现代世界(见补论A)。

    但是,凡是用进化论观点研究文化的人,都难免会经常感觉到对这种观点的敌视。它往往是针对那些“社会科学家”,他们在19世纪需要达尔文的帮助,以便认识他们本可能从自己的先辈那儿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文化进化论信誉扫地,给它的进步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但是今天对它的深恶痛绝,部分地也要归因于它同致命的自负相冲突,这种态度认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围的环境。虽然这与理解正确的进化论了无干系,但是那些在研究人类事务上持建构主义态度的人,却经常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当之处(和如此明显的错误)为由,全盘否定进化理论。

    伯特兰·罗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他宣称,“假如进化论的伦理学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可漠不关心。因为无论它是什么,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的”(1910/1966:24)。这种被A.G.N.弗莱称为“无可辩驳的”(1967:48)反对意见,是建立在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认识上。我不想信奉那种经常被称为遗传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谬论。我不认为集体选择的传统造成的结果肯定是“好的”——我丝毫不打算主张,在进化过程中长期生存下来的另一些东西,譬如蟑螂,也有道德价值。

    我确实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没有我所提到那些特殊传统,文明的扩展秩序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假如蟑螂绝迹,由此引起的生态“灾难”大概不会给人类造成永久性的重大破坏);我也确实认为,假如我们因为观念有误(它当然有可能真诚信奉自然主义的谬误)而放弃这些传统,我们就会使大量的人陷入贫困和死亡。只有充分正视这些事实,我们才能着手——或我们可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考虑一下,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算是正确而善良。

    单靠事实绝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而离了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或使它们得到恢复。

    第二章  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

    谁都无权既攻击分立的财产又自称看重文明。这两种现象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 ——亨利·梅因

    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财产,和人类的生计是不可分的。 ——卡尔·门格尔

    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性情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公正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艾德蒙·柏克

    自由和扩展秩序

    如果把人们提升到野蛮人之上的是道德和传统,而不是理智和精于算计的理性,那么现代文明的独特基础是在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古代形成的。在这个地区,那些允许个人自由利用自己的知识的社会,由于有着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可能性,使它们与那些一切人的行动受共同的当地知识或统治者知识决定的社会相比取得了优势。就我们所知,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集的商业关系网。这个网络的运行独立于地方头领的观点和愿望,因为当时对那些航海商人的活动,很难进行集中管理。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声望极高的权威人士(一个肯定并不偏爱市场秩序的人)所做的说明,那么“希腊-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领地莫不如此,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芬利,1973:29)。

    其实,这种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分立的财产基础上才能够形成,这是梅因对通常称为私有财产的更为准确的用语。如果说分立的财产是任何先进文明中道德的核心,那么似乎是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它也同个人自由密不可分。据说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乃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仅仅基于这一原因,才让财产专属于那些获得财产的人,而在奴隶制的条件下,一切东西都属于统治者”(斯特拉博,1917:10,4,16)。

    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不同的个人或小团体根据他们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各自目标的自由——之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对各种生产工具的分散控制,还因为一种实际与前者不可分的做法:对得到同意的转移这种控制权的方式给予承认。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以及他可以加入其中的不管哪个群体的知识和愿望,自己来决定如何利用具体的物品,他能够这样做,取决于一个受到尊重、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领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也取决于特定物品的权利能够从这人转移给那人的方式同样得到了承认。从古希腊直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一样的,即抽象规则这个意义上的法律。它使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得出明确的看法。

    就某些物品而言,个人财产的观念肯定很早就出现了,第一件手工制作的工具大概是个恰当的例子。一件独特而十分有用的工具或武器,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把它转移给别人从心理上说是很困难的,这件工具必定会一直伴随着他走进坟墓——这正如迈西尼时期的“索洛”(tholo)或蜂窝状墓穴所示。这里出现了发明者和“正当的所有者”的结合,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有时还伴随着一些传说,譬如后来的亚瑟王及其名为“伊克卡利布尔”的神剑的故事,它讲述了一把宝剑的转移不是根据人类的法律,而是根据“更高的”神秘律法或“权力”。

    正如这些事例所示,财产观念的扩展和完善,肯定是个渐进的过程,甚至迄今仍未完成。在从事狩猪和采集的流动群体中,这种观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发现某个食物来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伙伴。第一批手工制作的耐用工具隶属于其制造者,大概是因为只有他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在这一点上亚瑟王及其神剑依然是个十分恰当的故事。虽然神剑不是亚瑟王所造,他却是惟一有能力使用它的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贵重物品所有权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个人开始为更有限的群体——譬如家庭——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很可能是让一份有效益的财产保持原状的必要性,逐渐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向个人所有的转变。

    但是,猜想这些发展的具体过程并无多大用处,因为在游牧生活中进步的人与发展出农业的人之间,这种过程很可能大不相同。关键在于,分立的财产的最初出现,是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统一而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以及我们称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缺少的。同允许一切人在决定个人财产用途上可以做出选择相比,个人、扩大了的家庭或个人自愿组成的团体占有具体物品是否得到承认并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在土地方面,也会出现一些财产“纵向分化”的安排,譬如所有者有高低之分,或有地主和佃户之分,近代地产制度的发展便是如此。如今,这样的安排同某些较为原始的财产观念相比,大概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不应当认为部落是文化进化的起点。其实它们是这种进化最早的产物。这些“最早的”紧密群体,和另一些他们不一定熟悉的个人和群体,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行为方式(下面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部落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共同传统的维护者,或者文化的进化始于何时。但是,不管多么缓慢以及受着怎样的阻碍,有秩序的合作毕竟在不断扩展,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

    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

    似乎也是希腊人,尤其是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首先表述了后来罗马人在其帝国全境加以普及的道德传统。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受到过严重的抵制,并且还会一再有这样的遭遇。在古希腊,当然主要是斯巴达人,即那些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盗。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仍然是拒绝文明的野蛮人的楷模(若想了解18世纪关于他们的有代表性观点,可对照波斯维尔《传记》中的萨缪尔·约翰逊医生,或弗里德利希·席勒的文章《论利库尔戈斯和索伦立法》)。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我们便可发现一种向往恢复斯巴达行为方式的怀乡病,这种怀恋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秩序的渴望。

    不错,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巨大商业社会,一度需要依靠罗马人的保护以防备掠夺者,那时的罗马人,如西塞罗所言(《论共和》,2,7-10),仍然具有较多的尚武精神,能够通过征服最发达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和迦太基——它们因为“贪婪的生意和航行”而失去军事威力——而控制这个地区。不过在共和国时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的自由之后,这种最早出现的扩展秩序才开始衰落并最终崩溃。这个过程一再出现:文明可以扩展,但是在接管了公民日常事务处理权的政府的统治下,它不太可能得到很大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但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成长过程,却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免于同胞暴力的政府,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秩序的进化和自愿合作成为可能。但是它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更大的智慧,不让“各种社会制度随意发展”(取自1977年版《方塔纳-哈泼现代思想词典》“社会工程”词条下的一句典型用语),迟早会褴用这种权力,压制它们原来所保护的自由。

    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是亚洲的类似发展(后来又单独出现在中美洲)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政府(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但其权力却超过了欧洲)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李约瑟,1954)。

    这也可由埃及的情况得到很好的解释。关于私有财产在这个伟大文明最初的崛起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出色的记录。雅克·皮尔纳在他对埃及的制度和私法的研究中,描述了第三王朝结束时法律从本质上说有着个人主义特点,当时的财产是“个人的和不可侵犯的,完全受所有者的支配”(皮尔纳,1934:Ⅱ,338-m),但他也记录了它在第五王朝便已开始衰落。这导致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家社会主义,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法文著作(戴兰,1934)对此做了描述。此种现象在此后两千年里一直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明停滞不前的原因。

    同样,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说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扩张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巴什勒,1975:77)。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保护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

    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他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在这个问题上,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扩展秩序的建立者,往往没有创造出能够建立丰碑的财富,因而也没有给他们的成就留下多少显而易见的辉煌见证。
    “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对于正在出现的扩展秩序,聪明的观察者不会有多少怀疑,它是建立在由政府加以保障的安全上,强制力仅限于贯彻决定物品各有所属的抽象现则。例如,约翰·洛克的“所有权个人主义”不但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且是对给英国和荷兰带来财富的状况进行分析的结论。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上,要想保证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指对事物的权利,而被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指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或践踏;显然,这些观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赋予它们的,我确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洛克,1690/1924:Ⅳ,iii,18)不久之后,孟德斯鸠也向世人表达了他的看法:是商业把文明和文雅的举止传播给了北欧的野蛮人。

    在大卫·休谟以及18世纪的另一些苏格兰道德学家和学者看来,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规范产权的规则似乎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这使休谟把他阐述道德的《人性论》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英格兰史》(第五卷)中,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在《人性论》里(Ⅲ,ii),他明确解释了如果人类实行的法律不是规定了所有权和财产交换的一般规则,而是“规定让最普遍的美德拥有最大财富,……而天然的模糊性和每个人的自负,使德性极不确定,因此从这种法律中产生不出任何明确的规则,这必然立刻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后来他又在《人类理解研究》中说:“幻想家或许以为,统治以慈悲为本,惟圣人能领受人间;官吏却十分正确地把这些高傲的学问家放在了和一般盗贼相同的位置上,用严格的规矩教育他们,在凭空想像中看上去对社会最有利的原则,实践起来有可能完全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1777/1886:Ⅳ,187)

    休谟明确指出了这些思想和自由的关系,以及一切人的最大自由要根据他所说的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即“所有权的稳定、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承诺”,对每个人的自由进行平等的限制(1739/1886:Ⅱ,288,293)。他的观点显然部分地来自一些习惯法学者,如马修·黑水爵士(1609-76),不过大概是休谟最早明确认识到,根据“事后判断的公正,或对别人财产的尊重、诚实,或信守诺言,已经成为义务并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一种权威”,使自然的道德本能“受到制约或限制”,才会使普遍自由成为可能(1741,1742/1886:Ⅲ,455)。休谟并没有犯下后来那种十分常见的错误,把自由的两种含义混为一谈:其一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含义,以为孤立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其二是许多相互合作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如果从后面这种相互合作的背景加以理解,只有抽象的产权规则——即法律规则——能保障自由。

    亚当·弗格森对这些教诲做了概括,他把野蛮人定义为不知财产为何物的人(1767/1773:136)。亚当·斯密则说,“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动物,用某种动作或本能的声音向另一个动物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1776/1976:26)。其实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两千多年来一直就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尽管它不时受到野蛮或饥饿人群的反对。正如弗格森所言,“财产显然是一种进步”(同上)。我们已经说过,当时对语言、法律中的这些问题也有所研究;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它们了解甚多;大概是通过艾德蒙·柏克,更有可能是通过萨维尼等德国语言学家和法学家的影响,这些论点再次被梅因接受。萨维尼的阐述(在反对把民法条文化时)有必要在这里做大段的引用:“在这些交往中,若想使自由的人生活在一起,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碍,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线,保证在此界线之内每个人的生活和劳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划定这一界线和每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就是法律。”(萨维尼,1840:Ⅰ,331-2)
    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

    财产制度,就其现有的状况而言,很难说是完美的;其实我们也很难说明这种完美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如想让分立的财产制度实际发挥出它的最佳效果,文化和道德的进化确实需要更上一层楼。例如,我们需要普遍的竞争以阻止对财产的滥用。这反过来又需要对微观秩序,即前面讨论的那些小团体(见第一章,另见舍克,1966/1969)中出自本能的感情做进一步限制,因为这些出自本能的感情不但受到分立的财产的威胁,有时竞争更会对它们构成威胁,这导致人们更加渴望没有竞争的“休戚与共”。

    财产最初是习俗的产物,司法与立法不过是在数千年里对它做了发展而已,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具体形式就是最后的形式。近人已经认识到,传统的财产观是一个内容多变而极为复杂的包裹,至今仍未发现它在所有领域最有效的组合方式。对这些问题的新研究主要源自后来普兰特爵士令人振奋的著作,不幸地并未完成,他过去的学生罗纳德·科斯(1937,1960)又在几篇简短但极有影响的论文中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从而刺激了一个广泛的“产权学派”的发展(阿尔齐安、贝克尔、张五常、德姆塞茨、佩约维奇)。这些我们无法在这里加以总结的研究成果,为市场秩序之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了说明在界定各种权利的最优形式——尽管我们坚信分立的财产的一般制度是不可缺少的——上我们依然多么无知,可以对财产所能采取的一个具体形式做点说明。

    对个人控制各种资源的范围做出界定的规则体系,是通过试错法进行缓慢选择的结果,然而它却造成一种奇怪的状况。物质财产的形式对于有效组织生产的物质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对这种财产形式知识分子普遍抱有怀疑倾向,但正是这些人,因为必须同譬如说文字产品和技术发明打交道,却变成了不久前才发明的某些非物质产权(例如版权和专利)的最热心的支持者。

    这种财产和另一些财产之间有着这样的不同:物质产品的所有权引导稀缺资料用于最重要的用途,而在非物质产品的情况下,例如文学产品和技术发明,生产能力虽然也受到限制,不过一旦它们出现,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无限复制;只有法律能让它们变得稀缺,这是为了刺激人们生产这类思想。但是,这种强制性的稀缺是不是激励人类创造过程最有效的办法,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如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得到惟一的版权,我们是否便不可能拥有哪怕一部这样的作品,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赞成版权必须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有些极为常用的作品,如百科全书、词典、教科书和工具书,如果在它们出现之后马上就可以免费复制,它们大概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

    同样,对这个问题一再出现的重新评价,并没有证明发明专利的获得确实加快了新技术知识的产出,而不是导致人们集中研究那些可以预见近期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而造成的浪费,因为根据法律,只要有人在找出解决办法上碰巧比别人早了几分钟,他便获得了长期专用权(马赫鲁普,1962)。

    作为自发秩序要素的组织

    在讲完理性的虚妄以及“合理”干涉自发秩序的危险之后,我还得加上一句提醒读者的话。根据我的核心目标,我必须强调有助于形成自组织结构的行为规则的自发进化。这种对扩展秩序或宏观秩序的自发性的强调,如果让人觉得专门设立的组织在宏观秩序中丝毫都不重要,那就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自发的宏观秩序中的要素,除了个人分别从事的经济筹划之外,还有那些专门设立的组织的安排。个人主义法律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它为不受强制的自愿团体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是随着整个自发秩序的扩展,它所包含的单位之规模也随之扩大。它的要素日益变得不再是个人的生意,而是成了公司和社团之类的组织以及各种管理机构的经营。在使广泛的自发秩序得以形成的行为规则中,有一部分也会有利于那些适合于在更大系统内运行的专门组织的建立。不过,这些形形色色更具包容性的专门组织,实际上只有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发秩序中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在一个本身就是专门组织起来的全面秩序中,是不适合它生存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会引起误解。前面我们曾提到各种类型的产权在纵向或横向上不断加剧的分化。如果我们在本书的某些地方,在谈到分立的财产规则时,仿佛是在说分立的财产的内容始终保持不变,读者应把这视为一种简化,如果没有理解前面做出的那些限制,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其实这是在自发秩序中的政府框架内有望取得最大进步的领域,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

    除了滚滚财源之外,它还会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萨缪尔·巴特勒

    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 ——孟德斯鸠

    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

    前面说明了产生扩展秩序的某些条件,以及这种秩序为何既形成又需要分立的财产、自由和公正,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细致地考察另一些已经有所暗示的问题,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专业分工,以找出某些更为深入的关系。这些发展也对扩展秩序的成长大有贡献,但是在当时,甚至在数百年之后,即使那些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此也没有多少理解;当然也没有哪个人曾特意做出这样的安排。

    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时代、环境和过程,都笼罩在时间的迷雾之中,对其细节无法做出言之凿凿的证实。某些专业分工和交换行为,在完全被成员的一致意见所支配的早期小社会里可能就已出现。原始人追踪动物的迁徙路线,当他们遇到另一些人或群体,有可能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关于很久之前的贸易,虽然有着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但这种事不但十分罕见,而且易于让人产生误解。利用贸易而得到的基本生活资料,大多数都被消费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让其所有人爱不释手,不惜放弃必需品而得到的稀奇物品,往往意味着他们会留为己用,因此也更为耐久。装饰品、武器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证据,我们根据当地没有可以用来制造它们的自然资源,只能推断要想获得这些东西就必须依靠贸易。考古学也不太可能发现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得到的盐,不过盐的生产者通过卖盐而得到的回报的确时有发现。但是,使贸易日益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生存不可缺少的制度的,并不是奢侈的欲望,而是生活必需品。

    无论交换的是什么东西,贸易肯定出现得极早。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交易商不知其来源的那些物品的贸易,肯定比相距遥远的群体之间现在能够发现的任何其他交往更为古老。现代考古学证实,贸易要早于农业或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利基,1981:212)。在欧洲,甚至存在着至少3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远距离贸易的证据(赫斯科维茨,1948,1960)。在8000年前,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甚至在陶器和金属交易出现之前,就已成为黑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中心。这两个地方也提供了“人口骤然增加”的早期例证,人们常常把这说成是农业革命。后来,“在公元前7000年的后期就存在着水路和陆路网络,把米洛斯岛的黑曜岩运往小亚细亚和希腊内陆(见柴尔德,1936/1981一书中S.格林的导言;另见伦弗鲁,1973:29;1972:297-307)。“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公元前3200年以前,就有广泛的贸易网把俾路支(位于西巴基斯坦)和西亚各地联系在一起。”(柴尔德,1936/1981:19)我们还知道,王朝时代以前埃及的生计有着可靠的贸易基础(皮尔纳,1934)。

    日常贸易在荷马时代的重要性,可由《奥德赛》(I,180-184)中的故事加以说明。雅典娜装扮成船长,载着一船用于交换铜器的铁,去和忒勒玛科斯会面。据考古学证据,使后来的古典文明得以迅速发展的贸易大扩张,也是出现在几乎没有历史文献可资利用的时期,即在从公元前750年到550年这200年里。大约在同一时间,贸易扩张似乎也使希腊和腓尼基贸易中心的人口有了迅速增加。这些中心在建立殖民地上相互激烈竞争,使古典时代初期重要文化中心的生活,变得完全依靠日常的市场过程。

    这些早期年代存在着贸易,就像它对扩展秩序的作用一样,是无可辩驳的。不过很难说这个市场过程的建立会一帆风顺,它肯定伴以早期部落社会的根本瓦解。甚至在那些已经承认分立的财产的地方,需要有另外一些以往没有听说过的行为方式,才会使群体倾向于同意它的成员取走该群体拥有的必要物品让陌生人使用(甚至交易者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理解这样做的目的,更不用说当地的民众了)——若是没有这种交易,这些物品本来一直是供当地人共同使用的。例如,建立了各希腊城邦的船主,把装满油和红酒的陶罐运往黑海、埃及和西西里以交换谷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把自己的邻人十分需要的货物拿去给了那些他们的邻人素不相识的人。小团体中的成员若是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必须先放弃自己的成见,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世界——一个小团体的重要性大为减少的世界。正像皮戈特在《古代欧洲》中所说,“探险者和采矿者,商人和经纪人,船运和商队组织,承诺和协议,对远方外邦人及其习俗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社会理解的扩大,这是进入青铜时代的技术进步所必需的”(皮戈特,1965:72)。这位作者还谈到了公元前2000年青铜时代中期的情况:“海路、河运和陆路网络赋予当时的青铜业许多国际性,我们发现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各种技术和风格有着广泛的分布。”(同上,118)

    是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提供了这些新的起点,不但导致了对世界的新见解,甚至导致了风格、技术和观念的某种“国际化”(这个词当然有时代错置之嫌)呢?其中至少包括善待远客、防卫能力和安全的通道(见下面一节)。原始部落界定模糊的领土,甚至在早期,很可能由于个人按照这些行为方式建立起的贸易交往而相互重叠。这种个人交往可以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关系链,正是在这个链条上,数量虽小但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得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这使固定职业,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化,在许多新的地区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一种连锁反应出现了: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专业化机会或劳动分工的发现,由此引起了人口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又使人口的继续增加成为可能。如此往复不已。

    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

    对这种由新的聚居地和贸易所启动的“连锁反应”,可以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有些动物只能适应特殊的、十分有限的环境“生态龛”,离开它便难以生存,而人类和老鼠等少数其他动物,却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很难把这仅仅归因于个体的适应能力。只有少数较为狭小的地区,能够为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团体提供哪怕是最原始的使用工具的定居性群体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他们耕种土地,自然物产就更为不足。没有另一些地方的同胞的支持,大多数人都会发现,他们打算居住的地方不是不适合居住,就是只能让很少的人定居。

    确实存在的那些相对而言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态龛,不管是在什么地区,很可能早已被永久占领并且抵制外人的入侵。即使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也会逐渐知道,附近的地方虽然没有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却提供了大多数东西,那儿可能缺少一些他们只偶尔需要的基本物品:燧石、弓弦、固定刀柄的木胶、制革材料,等等。在确信这些需要可以通过不定期返回自己的家乡得到满足之后,他们会离开自己的群体去占领其中一些相邻的地方,甚至是他们所居住的陆地上一些更远的人口稀少的新领土。这些早期的人口迁移和必需品转移的重要性,不能只从数量角度来衡量。如果不存在进口的可能性,即使这些物品在某个地方的当前消费品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早期的定居者莫说繁衍人口,连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只要仍然住在家乡的人还认识已经迁出的人,他们回去补充必需品便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然而,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原居民群体的后代便会互不相识;仍然住在原来更有自给能力的地方的人,经常会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物产。为了获准进入原来的领地,以便取得某些只有那里出产的特殊物品,出于表达和平愿望的目的,也为了勾起当地居民的欲望,他们必须带一些礼物。要想让礼物有最佳效果,它们最好不是那些当地随时可以提供的满足日常需要的东西,而应当是一些让人心动的、不同寻常的新式装饰品或美味佳肴。这种交往的一方所提供的物品,事实上经常是些“奢侈品”,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很难说交换的物品对于另一方来说不是必需品。

    最初,涉及礼物交换的经常性交往,很可能是在家族之间发展起来的,他们承担着相互款待的义务,而这又与通婚习俗有着复杂的关系。从这种家族成员和亲戚之间送礼的做法,到更加非个人化的东道主或“介绍人”——他们遵照礼俗充当来访者的保人,并允许他们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制度的出现,再到按照由稀缺程度决定的比例交换具体物品的做法,这个转变过程无疑是十分缓慢的。但是因为认识到仍可视为划算的最小值,以及不再值得交换的最大值,由此使具体的物品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格。另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传统的等值物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条件。

    我们从早期希腊史中的确可以发现重要的宾客制度(institution of the xenos),它使身处异邦的个人得到通行权和人身保护。当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作为一种个人关系发展起来的,即使军事贵族会把这种贸易伪装成好像不过是个人之间互赠礼物。不但已经很富有的人能够款待另一些地区特殊家族的成员,而且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些使群体的重要需求得到满足的渠道,因而能使人们变得富裕。忒勒玛科斯曾向皮洛斯和斯巴达的一位访客打听他那个“周游四方的父亲奥德赛”的消息(《奥德赛》第三幕),这个访客很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财富登上王位的商人。

    毫无疑问,这种与外邦人发生有利交往的机会的扩大,也会使已经发生的与原始小群体中那种休戚与共、目标一致和集体主义的决裂得到进一步强化。确实,有些个人从小群体的控制和应尽义务中解脱出来了,他们不仅开始定居在另一些群体中,并且为同另一些群体成员建立关系网络——一个因为有不计其数的接力者和分叉过程而最终遍布全球的网络——打下了基础。即使这些个人既不知道也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却能够为建立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秩序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种秩序远远超出了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同代人的视野。

    为了创造这样一种秩序,这些个人必须能够把信息用于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目的。没有某些行为方式上的有利条件,譬如和远方的群体共同遵守的宾客制度,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些行为方式必须是共同的,而遵守这些行为方式的个人的具体知识和目标可以各不相同,并且能够以特殊的信息为基础。这反过来又会激励个人的首创精神。

    由于只有个人,而不是他的群体,能够获准和平地进入外邦人的领地,因此他获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备的知识。贸易不能建立在集体知识上,只能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知识上。要想使这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利用,只有越来越多地承认分立的财产。船主和其他商人是受他们的个人收益所左右,但是用不了多久,由于他们是通过贸易而不是生产去追求财富,由此给家乡不断增加的人口带来的财富和生计,就只能依靠他们在发现新机会上不断创新来加以维持了。

    为了不使以上所言引起误解,必须记住,人们为何接受任何具体的新习俗或新发明,只是件次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使一种习惯或发明得到维系,需要两个明确的前提。首先,必须存在着能够使某些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的条件,而这些行为方式的好处未必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赞赏。其二,保留这些习惯的群体必须是取得了明确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比另一些群体更为迅速地扩张,并最终胜过(或同化)那些不具备类似习惯的群体。

    贸易比国家更古老

    人类最终能够像现在这样稠密地占据地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能够在几乎生产不出任何必需品的地方维持众多的人口,这是因为人类就像一个自我伸展的庞大机体,学会了扩展到最遥远的角落,从每个地方汲取整体所需要的不同养分。当然,即使在南极洲,不需要多久也能使数千名矿工挣到丰足的生活资料。在一个来自太空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表面不断发生变化的遍布全球的现象,很可能像是一个有机体成长的过程。然而并非如此:它是由不再率性而为,而是遵循着传统习惯和规则的个人所成就的。

    这些生意人和东道主,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具体需要所知甚少(就像他们的先辈对此也所知甚少一样)。他们也不需要这种知识。许多这样的需要当然要过很久才会出现,因而人们甚至无法预测它们的一般特征。

    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这种由于事物——例如那些文献和遗迹——的性质使然而形成的骗局,可以拿下面的故事(但愿它不足为训)为例:考古学家根据有关具体价格的最早记录是刻在一根石柱上这个事实,便断定价格总是由政府制定的。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一部广为人知的著作认为,由于在巴比伦城的发掘中没有发现适当的空地,因此那里还不存在集市——炎热的气候下,这种市场怎么会在露天里举行!

    与其说政府会促进远距离的贸易,不如说它经常阻碍这种贸易。为经商的个人提供了更大独立性和安全的政府,是这种商业带来的信息和人口的受益者。但是,当政府发现自己的人民日益依赖某些基本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时,它们本身经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竭力保障这种供应。例如,有些早期政府当从个人贸易中第一次了解到存在着一些必要资源之后,就会试图用有组织的军事或殖民远征取得这种资源。雅典人并不是最早,当然更不是最后一批做这种事的人。但是因此便像一些现代作者那样(波拉尼,1945,1977)得出如下结论却是很荒谬的:在雅典最为繁荣发达的时期,它的贸易是“受到管理的”,受着政府签订的条约的约束并且是以固定价格进行的。

    实际情况似乎是,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这可拿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政府为例(罗斯托夫采夫,1930;伊诺第,1948)。中国的历史也提供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使创新变为不可能的许多事例(李约瑟,1954)。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仅举一例:12世纪它在浦江一侧便有十座油井在生产,政府的控制权所导致的,肯定是它后来的停滞不前,而不是它早期的进步。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严,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而欧洲,正如前一章所说,它在中世纪异乎寻常的扩张,很可能应当归功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贝什勒,1975:77)。

    哲学家的盲目性

    希腊的主要商业中心,尤其是雅典和后来的科林斯,政府专门制定的政策并没有为它们带来多少财富,并且几乎没有人理解这种繁荣的真正原因。完全不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发达市场秩序的亚里士多德,或可作为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虽然人们有时说他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当作“经济”(oikonomia)加以讨论的事情,完全是家政管理,或至多是农庄之类的个人产业。对于从市场上获利的努力,即他所说的“生财之道”(study of chrematistika),他只是一味加以诅咒。尽管当时雅典人的生计依靠同远方的谷物贸易,他的理想秩序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autarkos)的秩序。他虽然也被人称为生物学家,但是他对任何复杂结构最关键的两个方面,即进化和秩序的自我形成,没有丝毫察觉。正如恩斯特·迈尔所言(1982:306):“宇宙能够从最初的混沌中发展出来,或更高级的有机体能够从较低级的有机体进化而来,这种观念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再说一遍,亚里士多德反对任何进化。”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自然”(或“physis”)的意思就是要描述成长的过程(见补论A),他似乎也不熟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就已知道的自我形成秩序中的某些区别,例如自发成长的kosmos和早期思想家称为taxis的那种特意安排的秩序(譬如军队中的秩序)之间的不同(哈耶克,1973:3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人类活动的秩序都是taxis,即由某个秩序井然的头脑对个人行为专门加以组织的结果。我们前面(见第一章)已经知道,他振振有辞地声称,只有在一个小到足以使人人能够听到发令者声音的地方,一个目力所及的地方,才能建立起秩序(《政治学》,1326a,1327a)。他宣布,“人数过于庞大,便无法井然有序地参与”(1326a)。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现存人口中已知的需求,为经济努力提供了天然的或正当的理由。他认为,人类乃至自然,一直就是以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存在着。这种静态的观点没有为进化论留下立足之地,甚至使他不能问一下现存的制度是从何而来。他好像从来没有想到,大多数现存的人类共同体,尤其他那些人数众多的同胞雅典人,若是他们的祖先一直限于满足自己已知的当前需要,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出现。通过遵守抽象规则去适应不可预见的变化,这种一旦成功便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常规形成的试验过程,对他来说也很陌生。因此亚里士多德也为伦理学制定了的普遍的研究模式,在这种模式支配下,察觉不到历史提供的这些规则作用的线索,也不会想到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一下这种作用,因为理论家很容易忘掉答案就包含在这个规则的问题之中。

    在亚里士多德的头脑里,只有目的在于把好处留给别人的行为,才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赞成的行为,仅仅着眼于个人收益的行为肯定是恶劣的行为。商业上的考虑可能不会影响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从更长远的角度说,他们的生活不取决于使他们能够买到基本物品的贸易的正常进行。亚里士多德把为获益而从事的生产斥为违反自然,而这种生产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大大超出另一些人的已知需求的扩展秩序的基础。

    我们现在知道,在人类活动结构的进化过程中,获利的可能起着一种信号作用,它指导人们做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它的产出大于消耗。至少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些希腊人,对此已很有体会。在公元前5世纪——这当然早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位真正伟大的史学家在着手写作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时,便开始思考早期的人们“如果既无商业,又无陆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再耕作更多的土地,那么他们绝无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因此“既不会建立巨大的城市,也不会成就任何其他伟业”(修昔底德,I,1,2)。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忽视了这种见解。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经济学和进化茫然无知的建议,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成村庄,因为他关于人类形成秩序的观点,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然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尽管事实上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形严重,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布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度,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润的蔑视态度,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当然,到了18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务上一样)的影响开始减退。大卫·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1739/1886:Ⅱ,289),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或使人们的行动“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1739/1886:Ⅱ,296),凡此皆由于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因为有了这种见解,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人间,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基础,而过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版本,才能使其产生。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在规定的限制之内,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即使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

    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展,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观点,一种天真幼稚的、泛灵论的世界观,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我们必须自我警惕,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与经验相悖者,莫此为甚。
    ——韦尔弗雷德·特罗特

    向财产挑战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并且一点也不理解进化现象;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之后,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然而只是到了后来,主要是在17和18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

    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我把它称为“建构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仿照法语中的说法),在此后几百年里,它实际上控制看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60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道学家们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终于开始去奉承一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

    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虽然这种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也支配着文人们、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还有另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它对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洛克就曾解释说,“然而所谓理性,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而是指明确的行为准则,所有的优良品质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洛克,1955:111)。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然只占少数。

    其次,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也来自卢梭的著作和影响。这位独特的思想家——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和浪漫派——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对它有着深深的依恋。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进步”思想,使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在保护公认的个人安全领地上所做的努力。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人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

    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场白里声称,“人类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人为的”限制——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一变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真正英雄,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的限制,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在宣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卢梭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或“普遍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一个个体”(《社会契约论》,I,vii;另见波普尔,1945/1966:Ⅱ,54)。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在那里我们的本能,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世界”,正像《创世记》给我们的教诲一样——这种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主要的根源。

    不错,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但它的威力(无论它自己怎么说)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我们早就知道,野蛮人远不是自由的,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意,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提,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个人财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或集体的——认知范围的扩展秩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或者说,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的文明。然而,它骨子里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即我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理由,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证,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为争取不受限制——自由之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限制——的“自由”找到了理由,并且能够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解放”,此后人们对财产的怀疑便日益加深,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人们日益认为,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可以用中央对其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

    到了19世纪,对财产在文明进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评价和讨论,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禁忌。在这个时期,在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成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这种禁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例如它在布赖恩·巴里有关(财产的)习惯用法和“分析”的陈述中有所表现(巴里,1961:80),其中公正“从分析的角度看,是同‘应得的赏罚’和‘需求’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休谟所说的一些‘公正规则’是不公正的”。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财产和契约禁忌”的言论(1969:17)。」例如,人类学的奠基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因此泰勒的两卷本《原始文化》一书,索引中竟没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韦斯特马克确实用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的影响下,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由此断定“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大变化”(1908:Ⅱ,71)。社会主义者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上的无能,最为粗俗地表现在社会学里(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情况更糟)。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它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费里,1895),更晚近的说法则是,它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或…创造人类的未来”(塞杰斯特,1969:441)。就像一度虚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自然学”(naturology)一样,社会学一直傲慢地无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构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

    我刚才说过,对财产之类的传统制度的研究“变成了禁忌”。很难说这是在夸大其辞,因为对道德传统的进化选择这个如此有趣而又重要的过程,竟然一直研究甚少,这些传统为文明的发展所提供的方向竟受到严重的忽视,这实在令人费解。对于一个建构主义者来说,这种事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有人被“社会工程”,即人类能够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观念所迷惑,有关他如何达到了目前状态的发现,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

    虽然这里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深究,但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对财产和传统价值的挑战不仅来自卢梭的追随者,它也有其宗教的来源,尽管重要性或许稍次。这个时代的革命运动(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有助于针对基本财产制度的宗教反叛这一古老的异端传统的复兴。在早先数个世纪里,领导这些反叛的是诺斯替教徒、摩尼教徒、鲍格米勒派教徒和清洁派教徒。到了19世纪,这些具体的异端不复存在,但是成千上万名新型的宗教革命家出现了,他们把自己的反对热情发泄到了财产和家庭头上,并且号召用原始本能来反对这些限制。简言之,对私有财产和家庭的反叛并不限于社会主义者。唤起各种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的信仰,不仅可以给限制本能的习惯找到理由,例如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中的主流教义,在更为边缘的运动中,也可以用来支持本能的释放。

    限于篇幅和学识不足,我不能在本书中讨论我刚才提到的返祖主义反抗所针对的第二个传统目标:家庭。不过我至少应当指出,我认为,对事实得出的一些新的知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性道德规则失去了依据,因此这个领域很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我提到卢梭和他四处弥漫的影响以及另一些历史发展,不过是想提醒读者,严肃的思想家对财产和传统道德的反叛,并不是一种相对较为晚近的现象,现在我要来谈谈卢梭和笛卡尔在20世纪的一些知识遗产。

    不过我首先应当强调,这里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这种反叛的漫长历史,以及它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不同变化。在奥古斯都·孔德提出用“实证主义”一词来指“得到证实的(即由理性加以证实的)伦理学”观点,作为对超自然的“启示的伦理学”惟一可能的替代之前(1854:I,356),杰里米·边沁就已经为我们现在称为法律和道德实证主义的学说,建立了一个极为稳固的基础:他对法律和道德体系做了建构主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它们的效用和意义据说完全取决于其设计者的愿望和意图。边沁本人在这一发展中也是个后来者。这种建构主义不仅包括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后来的英国自由党所代表并加以继承的边沁主义传统,实际上它还包括当代所有那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其对立面是另一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他们在欧洲更为常见,也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更适当的称呼应是“老辉格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爵士)。如瑞士一位目光犀利的当代分析家所言,如果人们接受现在的自由主义(应读作“社会主义”)哲学,认为善恶之分既然对他总有一定的意义,因此他自己必须、并且能够精心为它们划定一条界线(科尔什,1981:17),那么这种建构主义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现象。

    我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理性社会主义的传统

    我就道德和传统、经济和市场及其进化发表的见解,显然与许多有影响的观念相冲突,不但和第一章讨论的旧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今它已不再被广泛接受——而且和过去以及现在的许多观点相冲突: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卢梭和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观点、圣西门、卡尔·马克思等许多人的观点。

    我的基本论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这种观点和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然是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不管他们在坚持信念上是否足以给自己的观点贴上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某个标签)。我们在智力阶梯上攀登得越高,我们越是与知识分子谈话,我们就越有可能遇到社会主义信念。理性主义者大多数有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

    假如我可以在这里插入两段个人评论,我认为自己是有资格根据一些个人经历来谈谈这种世界观的,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系统的评价与批评的这些理性主义观点,也正是本世纪初塑造我本人世界观的那些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和我这一代不信教的大多数欧洲思想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时那些观点看起来不言自明,遵循它们似乎就是摆脱一切有害迷信的途径。我本人就曾为挣脱了这些观念花去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发现它们本身也是迷信。因此从个人角度讲,我几乎难以再对下文中将要提到的作者给以苛评。

    不过,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提一下我的《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1960:跋)大概是适当的。我的论证虽然是针对社会主义,但是就像艾德蒙·柏克一样,我和托和党的保守派很少相似之处。我的保守主义,就它的本来面目而言,仅仅限于受到一定界定的道德。我完全赞成进行试验——当然也赞成比保守主义政府乐于允许的更多的自由。对于那些我与之讨论问题的理性主义知识分子,我所反对的不是他们在从事试验;相反,他们从事的试验太少了,他们所热衷的试验,大都变成了平庸无奇的事情——重返本能的想法其实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如今经常有人在做这种尝试,因此已经搞不清楚从什么意义上说它还能算是一种试验。我反对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的试验由其性质所定是理性的结果,他们用伪科学的方法论为这种试验乔装打扮,借此在有势力的人中间招兵买马,让极为可贵的传统行为方式(在世世代代的进化过程中进行试错试验的成果)受到无端的攻击,从而使他们自己的“试验”避开世人的审查。

    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要不然就是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当初因为看到聪明人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而生出的诧异,也就会烟消云散了。这种思想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当然,知识分子要求对他们希望做的事情一概要有所解释,对于恰巧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起支配作用的行为方式,他们会因为其来历不明而不愿接受;这会使他们和默默接受现行行为规则的人发生冲突,或至少是瞧不起他们。不难理解,他们也会希望同科学和理性结盟,同过去几百年里自然科学取得的异乎寻常的进步结盟,因为他们一直受着这样的教育:科学和理性的结果不外乎建构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他们感到很难相信还能存在着源于特意试验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识,或者承认他们自己的理性传统之外任何传统的效用。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就曾以这种态度写道:“根据定义,传统几乎只配受到谴责,它是一种令人好笑和可憎的东西。”(塞顿-沃森,1983:1270)

    根据定义:巴里(1961,同上)曾想利用“分析性的定义”,把道德和公正变成不道德和不公正;塞顿-沃森在这里也想对传统采取同样的措施,用严格的定义把它变成应予谴责的东西。我们在第七章还会谈到这些“词”、这些“新说法”,现在还是让我们更贴近地考察一下事实吧。

    这些反应都不难理解,但是它们后果严重。如果发生以下情况,这些严重的后果无论对理性还是道德都特别危险:更为偏爱这种相沿成习的理性传统而不是理性的真实产物,会使知识分子无视理性在理论中的局限性,不考虑由历史信息和科学信息组成的世界,总是漠视生物科学和经济学之类有关人的科学,使他们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规则的起源和作用做出错误的解释。

    就像其他传统一样,理性传统也是通过学习得到的,不是先天的。它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对这种所谓的理性和真理传统的合理性以及真实性问题,现在必须给予严格的评估。

    道德和理性:若干实例

    为了不至于让人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辞,我想立刻提出几个实例。我打算对我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加以评论,但我不想对他们有失公允。虽然就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言,他们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即我们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还远远没有理解我们的主要传统所发挥的作用,但是通常他们对这些思想的普及并不承担直接责任,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更好的事情要做。另一方面也不应当认为,我就要提到的那些言论,不过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作者一时的或个别的失常表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从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得出的始终不变的结论。我当然不怀疑,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努力想去理解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种秩序坚定的反对派。

    但是,在传播这些思想上出力最多的人,即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信徒,并不是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不如说他们大多数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1949/1967:178-194)称为“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的那些人:教师、记者和“媒体代表”,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自封为在知识和道德上比那些仍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一等的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的事情大加嘲讽。在这种人看来,赋予自己的立场以“新颖”或“新事物”而不是真理,成了主要的价值,虽然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虽然在他们所提供的货色中,新的一点也不比真的多。此外人们也会怀疑,这些知识分子在应当做什么事上有更高明的见识,而得到的报酬却大大少于那些主宰着实际事务的人,他们是不是被由此产生的怨忿所激励。作品质量极高的韦尔斯,可以作为这些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文学解释者的一个杰出典范,他们从真正的科学家那儿乞讨来一些观念,而在大力传播为每个人派发适当份额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理想上,则远远胜过后者。另一个这样的事例是早期的乔治·奥维尔,他曾一度认为,“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完全明白,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个世界至少就其潜力而言是极为富足的”,因此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对它进行开发,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全都可以生活得像王公贵族一般”。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的,不是韦尔斯和奥维尔这类作家的作品,而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所鼓吹的观点。我们可以从雅克·莫诺开始。莫诺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也十分欣赏他的著作,从本质上说,他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对伦理学的思考却有着不同的特点。1970年,他在诺贝尔基金会的一次以“价值在一个事实世界中的地位”为题的会议上说:“科学的发展终于摧毁了这种观点,即伦理学和价值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为我们规定义务的问题;科学的发展使这种观点变成了谬论,把它打入没有事实依据的胡思乱想之流。”(1970:20-21)此年稍后,他又重申自己的观点,在如今已很有名的《偶然和必然》一书中提出了同样的主张(1970/1977)。他劝告我们弃绝一切精神营养,承认科学是真理惟一的新来源,并对伦理学的基础做出相应的改造。就像许多类似的阐述一样,该书也以这样的观点作结:“从本质上说不具备客观性的伦理学,永远被拦在知识领地之外。”(1970/1977:162)这种新的“知识伦理并不强加以于人;相反,是人把它强加给自己”(1970/1977:164)。莫诺说,这种新的“知识伦理,是即有理性主义又有坚定理想主义的惟一态度,以它为基础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1970/1977:165-166)。莫诺的思想有其典型意义,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以某些类型的行为更能满足我们的愿望为根据,建立起一门行为科学——不管你把它称为幸福论、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或无论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劝告是,我们应当使自己的行为有望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它会满足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更加幸福,如此等等。换言之,需要这样一种伦理,人们在追求已知的、可取的和事先选定的目标时,能够随意遵循之。

    莫诺的结论来自他的如下观点:除了把道德归因于人类的发明之外,对它的起源做出解释的另一种惟一可能的方式,就是许多宗教所提供的那种泛灵论的或拟人化的解释。不错,“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而言,一切宗教都与拟人化的观点密不可分,它把神比拟成一个父亲、朋友或统治者,人们必须效忠于它,向它祷告,等等”(科恩,1931:112)。我就像莫诺以及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无法接受宗教这个方面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把大大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东西,贬低到了比人类智力高级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拒绝宗教的这个方面,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把某些行为方式得到维护——也许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归功于这些宗教,在能够使人类大量生存下来这个方面,它们要比理性所成就的大多数事物更为重要。

    莫诺并不是以这种思路讨论问题的惟一生物学家。对“进化规律”的错误解释,会把卓越的头脑引向何等荒谬的境地,在我看到的人中间,几乎谁也比不上另一位大生物学家和博学的学者的言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见第一章)。李约瑟写道:“社会公正和同心同德的新世界秩序,合理的无阶级国家,并不是狂热的理想主义之梦,而是从整个进化过程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它的权威性丝毫不亚于它的前提,因此在所有信仰中它是最理性的。”(李约瑟,1943:41)

    我会再回到莫诺上来,不过我还得再搜集几个事例。我过去曾讨论过的(1978)一个最恰当的事例,是约翰·凯恩斯,在从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的那一代人中间,他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凯恩斯相信,和遵守传统的抽象规则形成的世界相比,他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凯恩斯喜欢用“因循守旧的智慧”这种说法来表示自己的轻蔑,在一段坦率的自传性言论中,他提到自己年轻时那个剑桥小圈子——他们大多数成员后来都属于布卢姆茨伯里团体——“都摒弃了我们所承担的遵守普遍规则的个人义务”,他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不道德的人”。他谦虚地补充说,到了45岁这把年纪,他已经老得不能再有所改变了,于是只好继续做个不道德的人。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还为他的一些经济观点以及他对管理市场秩序的信念进行辩解,其根据则是“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在乎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伤害;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就行——包括公众的意见、要求、选票以及煽动家的废话和许诺)。“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这种说法是一种很典型的表白,即不愿意承认道德涉及长远后果——我们无从体验的后果,对那些有长远目光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矩,倾向于弃之如敝履。

    凯恩斯也反对传统的“节俭美德”,他像成千上万浅薄的经济学家一样,拒不承认要想增加资本产品(即投资),一般需要减少消费需求。这又使他把自己令人生畏的智力用来建立他的经济学“通”论——我们认为,这就是本世纪下半叶长达20多年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不可避免出现的严重失业的原因所在(1972/1978)。

    由此可见,让凯恩斯头脑混乱的不只是哲学,还有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似乎未能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年轻时就得出的重要见解,即“对商品的需求不同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让凯恩斯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弗吉尼亚·沃尔夫之父,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另一成员)在1876年把这种理论描述为“没有几个人理解的理论,大概可以把是否对有它充分的估价作为对经济学家的最好检验”——而凯恩斯对他说出这样的话竟加以嘲讽(参见哈耶克,1970/1978:15-16,1973:25;对穆勒和斯蒂芬的讨论见1941:433以下各页)。

    不管凯恩斯本人如何认为,他在削弱自由上贡献甚大,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和他那些布卢姆茨伯里的朋友们一样的社会主义立场,这令他们感到愤怒;不过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学生,都不承认扩展秩序必须建立在长远的考虑上。

    在凯恩斯观点背后有一种哲学幻觉,即存在着一种难以定义的“善”的属性——一种有待每个人去发现的属性,它使每个人承担起追求这种善的义务,只要认识到这种善,就有理由蔑视和不考虑许多传统道德规范[这是通过穆尔的著作(1903)支配着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观点]——这种哲学幻觉,使他对养育自己的源泉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敌视态度。这也明显地表现在E.福斯特身上,他曾一本正经地主张,把人类从“商业制度”的罪恶中解放出来,就像把他们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一样迫切。

    和莫诺以及凯恩斯相似的情感,也来自一位名望稍逊但也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心理分析学家奇泽姆。他简直就是在鼓吹“消灭对错观”,坚持认为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使人类摆脱“陈腐的善恶负担”——这种建议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上层法律权威的赞扬。道德在这里再次被视为——既然它没有“科学”根据——非理性的,它作为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是不被承认的。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位甚至比莫诺和凯恩斯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所关注的是一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问题。他采用了一句流俗的社会主义口号,认为应当用“为用途而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为利润而生产”(1956:129)。

    这里的“为用途而生产”,是指在小团体中根据产品由谁使用的预测从事的劳动。但是这种情感没有考虑到以上各章阐述过的观点,对它应当重申如下:在自发产生的秩序中,只有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预期价格与其成本之间的差别,能够告诉每个人如何为一个蓄水池做出最大的贡献,而我们大家都是从这个蓄水池中按自己所做贡献的比例汲取所得。爱因斯坦似乎没有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核算和分配,才能够使我们发现的资源得到集约化的运用,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无法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首先是通过服务于大多数他素不相识的大众,满足他们那些他确能有所贡献的需求;其次是他本人实际上也可得到很好的供应,因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的人,也是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下为他的需求提供服务(见前一章)]。爱因斯坦顺从于这样的情感,表现出他对协调人类努力的实际过程缺乏了解,或是并没有真正的兴趣。

    据给爱因斯坦作传的作家说,爱因斯坦认为不言自明的是,“人类的理性肯定能够发现一种像生产方式一样有效的分配方式”(克拉克,1971:559)。这段记述不禁让人想到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主张,他认为一个社会很难被认为是“完全科学的”,除非“它精心建立起某种完成特定目标的结构”(1931:203)。这种要求,尤其是出自爱因斯坦之口,表面上看如此合理,以至于当一个聪明的哲学家嘲笑爱因斯坦在自己的一些通俗读物中信口开河时,也以赞许的口气说,“爱因斯坦清楚地知道,目前的经济危机要归咎于我们为利润而生产而非为用途而生产的制度,归咎于我们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实际上没有伴随着广大群众购买力的相应增长这一事实”(M.R.科恩,1931:119)。

    我们还发现爱因斯坦也在重复(见前引论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主义煽惑人心的陈词滥调,在这种社会里“工人的报酬不是由产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计划经济……会把需要做的工作分配给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此等等。

    与此相似但更为审慎的另一种观点,出现在爱因斯坦的合作者马克斯·玻恩的一篇文章里(1968:第五章)。玻恩显然认识到我们的扩展秩序已不再满足原始的本能,然而他也没有仔细地考察一下创造并维持这种秩序的结构,或认识到我们出自本能的道德在过去五千多年里,已经逐渐被废除或受到了限制。因此,虽然他知道“科学技术大概已经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文明的伦理基础”,他却虚幻地以为,它们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它们系统地使信念失去了威信,而是因为它们揭示出,这些信念没有满足建构论理性主义所要求的某些‘可以接受的标准”(见下文)。玻恩同意,“至今尚没有人设计出一种不需要传统的伦理原则也能维护社会团结的方法”,他却希望能够“用科学中所使用的传统方法”来取代它们。他也没有明白,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东西,是不能用“科学中使用的传统方法”来代替的。

    我的事例取自20世纪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论;我没有把无数这样的人包括进来,例如米利坎、爱丁顿、索迪、奥斯特瓦尔德、索尔维、贝尔纳等人,他们全都曾经在经济问题上信口开河。当然,人们还可以引用出自较有名气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口的数百条类似的言论——不管是过去数百年里的还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不过我相信,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些当代的具体事例,而不是简单地罗列那些引语和例证,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教益。大概首先应当指出的,这些事例尽管不能说如出一辙,却具有某种家族式的共性。
    错误序列

    在这些事例中出现的观点,全都有一些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题根源,它们并没有共同的历史前辈。对一些背景文献不熟悉的读者,也许不会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相互关系。因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些观点本身之前,我打算先找出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们中间的大部分,乍一看上去好像无懈可击,而且它们全都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却构成一种论证。这种“论证”也可以被称为一个“错误序列”(litany of errors),或一个炮制推断式的理性主义的配方,我把它称为唯科学主义或建构主义。在动身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参考一份“知识资源”,一本字典,即一部包含着许多配方的书。我从十分有用的《方塔纳-哈泼现代思想词典》中找出了四个基本哲学概念的简短定义,这些概念对于在唯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条线上受过教育的当代思想家,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过去几百年里,这些概念渐渐地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时代精神”具有代表性的用语,根据这些由一位英国哲学家、牛津三一学院院长昆顿写下定义,理性主义认为,除非有经验和推理——不管它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的基础,一切信念都是不可接受的。经验主义主张,任何声称表达知识的命题,仅限于那些其正当性有经验依据的命题。实证主义则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这里所谓的科学,是指它描述了可观察现象的共存性和连续性。而功利主义“把行为给每个人造成的快乐和痛苦,作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

    就像人们会在前一节引用的事例中隐约感到的那样,在这些定义里人们会十分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信仰宣言,以及它们针对传统道德的战争宣言。这些宣言、定义和主张给人的印象是,惟有可以用理性加以证实的,惟有被观察实验所证明的,惟有那些能够体验到的,惟有那些能够加以检测的,才是值得相信的;惟有让人愉快的事才是应当做的,其他事情必须统统放弃。这又直接导致一种主张,认为过去和今天创造着我们的文化的主流道德传统——它们肯定无法用这样的方式加以证实——是不值得遵守的,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道德——通常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

    对这些定义连同我们前面的事例,如果给予更为细致的评价,可证明它们包含着如下预设:
    (1)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莫诺,玻恩)。
    (2)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这种观点隐含在我们的所有事例中,不过我必须坦白,我本人也曾持有这种观点,并且我还能够从一位大体说我们观点一致的哲学家那里发现这种观点。卡尔·波普尔爵士曾经说过(1948/1963:122;着重体是我加的),理性主义思想家“不会盲从任何传统”,当然,这就像不服从任何传统也是不可能的一样。不过这肯定是个笔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曾正确地说过,“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1974/1976:27,另见巴特利,1985/1987)。
    (虽然自由人会坚持有权评估任何传统,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有权拒绝任何传统,但是如果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一切传统,并且对其作用始终一无所知,那么他是不可能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
    (3)与此相关的观点是,对于一项具体的事业,除非对它的目标事先有充分的说明,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爱因斯坦,罗素,凯恩斯)。
    (4)另一个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观点是,任何事情,除非不仅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将它视为有益的,那就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
    (第2、3、4条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实它们大体上一样。我在这里对它们加以区分,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支持这些观点的论证——这取决于是谁在捍卫它们——或是根据缺乏普遍的可知性,或更具体一点说,是根据缺乏明确的目的或有关后果的全面而可观察的知识。)

    还可以举出进一步的要求,不过这四项要求——我们将在以下两章加以评价——已可满足我们(主要是为了阐明观点)的目的。关于这些要求,首先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对于我们的知识或我们的理性在某些领域可能有其局限性,它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自觉,或者说,它们都没有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最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找出这种局限性。下面我们就会知道,确实存在着这种局限性,它们能够部分地得到克服,譬如利用经济科学或“交换学”(catallactics),但是如果坚持以上四条要求,它们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第二,我们发现,在支持这些要求的态度中,不仅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没有考虑或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令人不解地缺乏一种好奇心,丝毫没有想想我们的扩展秩序是如何出现的,它是如何得到维持的,假如破坏了创造并维持这种秩序的传统,会造成什么后果。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有些理性主义者会发出进一步的抱怨,对此我们几乎还没有给予考虑:资本主义的道德和各种制度,不但未能满足以上评论过的那些逻辑的、方法论的和认识论的要求,它甚至还给我们的自由,例如我们不受限制地“表达”自我的自由,加上了不堪承受的重负。

    对付这种抱怨不能依靠否定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着手写作本书时所依靠的真理——道德传统确实会让许多人有些负担感。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以下各章,为了回答这种抱怨,还得观察一下我们从承受这种负担中得到了什么,以及不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认为,实际上文明的一切好处,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不间断地愿意承担起传统的负担。这些好处固然不能使负担变得“合理”,但是改弦易辙只会造成贫困和饥荒。

    我不想一一清点或评论所有这些好处,也不想“记下主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我可以在一个略有不同的背景下,再次提出一个也许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好处——我这里想到正是我们的自由。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这件事至关重要,因为拥有自己的东西,不管它多么少,构成了独立的个体得以形成的基础,它创造了能够追求具体的个人目标的特定环境。

    但是,一种普遍的臆断,即有可能取得这种没有限制的自由,却造成了混乱。这种臆断反映在出自伏尔泰之口的格言:“quand je peux faire ce que je veux,voila la liberte”(“自由者,可随心所欲之谓也”),反映在边沁的“每一条法律都是罪恶,因为每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这种言论上(1789/1887:48),也反映在伯特兰·罗素的自由“就是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存在障碍”这种定义上(1940:252),以及无数其他文献上。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普遍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会颠覆所有其他人拥有的无限自由,即不受限制的自由。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为所有的人保障尽可能多的自由。这可以通过用抽象规则对一切人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加以保障,这些规则禁止对所有其他人(或由他们)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制,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见哈耶克,1960,1973,以及本书第二章)。简言之,要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体目标;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所谓奴隶制,无非就是强制人们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而服从共同的抽象现则(不管他们是否有负担感),则为最不同寻常的自由和多样性提供了空间。有时人们担心这种多样性会导致混乱,它威胁到和我们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相对秩序,其实更大的多样性却会带来更大的秩序。因此,和没有限制的自由相比,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的自由,正如普鲁东所言,是“秩序之母,而不是它的女儿”。

    其实,没有理由期待习惯做法得到的进化选择会产生幸福。对幸福的强调是理性主义哲学家所为,他们认为,必须为人们的道德选择找出自觉的理由,所谓理性,也就是对幸福的自觉追求。但是,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采用自己的道德规则,就像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运用他的理性一样错误。

    不过不应忘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演化的秩序为我们提供的幸福,有可能等于乃至超过原始秩序为极少数人提供的幸福(这并不是说这种事是可以计算的)。现代生活中的许多“异化”和不幸有两个来源,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到知识分子,另一个影响到物质丰富的全体受益者。前者是一个有关任何生活在不符合自觉控制这一理性主义标准的“制度”中的人进行自我完善的预言。因此从卢梭到福柯和哈贝马斯这些法国和德国的当代思想界人士,都认为异化存在于一切未经个人自觉的同意便把秩序“强加于”他们的任何制度之中;因此他们的追随者倾向于认为文明是不堪忍受的——根据定义,事情只能如此。其次,坚持利他主义和休戚与共的原始本能,使那些遵守扩展秩序中非人格化规则的人,不得不承受“坏了良心”这种如今十分流行的恶名。同样,取得物质上的成功据说会面对内疚感(或“社会良知”)。于是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不但有残留的贫困造成的不幸,而且有——在本能和狂妄的理性看来——同秩序格格不入而引起的不幸,因为这种秩序有着非本能的和超越理性的明确特征。

    “解放”和秩序

    在不像反“异化”的论证那般玄妙的层面上,是从文明的负担中获得“解放”(liberation)的要求——这些负担包括遵守劳动纪律、责任心、承担风险、节俭、诚信守诺,以及普遍规则对人类敌视陌生人、愿意同和自己相似的人同甘共苦的本能反应——这是对政治自由更为严重的威胁——加以约束引起的麻烦。因此“解放”虽然说起来是个新概念,就它摆脱传统道德的要求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很古老的现象。赢得了这种解放的人,将破坏自由的基础,允许人们做那些将文明赖以存在的条件摧毁贻尽的事情。一个例子是“解放神学”,尤其是南美洲天主教会中的这种货色。不过这场运动并不限于南美洲。人们到处在以解放的名义弃绝那些使他们能够达到目前的合作规模和程度的行为方式,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他们也没有理性地认识到,和集中控制的做法相比,法律和道德规则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如何使一个更大的——而且是更自由的!——秩序成为可能。

    这些要求主要来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十分不同于源自英国老辉格党的政治自由主义),它意味着自由不能和个人行为受到的任何普遍限制共存。从上述伏尔泰、边沁和罗素的言论中,都可以听到这个传统的声音。不幸的是,它甚至渗透到了英国“理性主义圣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

    在这些作者的影响下,大概尤其是在穆勒的影响下,我们只能以服从某些行为规则为代价才能享有使我们得以形成扩展秩序的自由这个事实,历来被用于为重返野蛮人所享有的“自由”状态的要求进行辩护,按照18世纪思想家的定义,这些野蛮人“尚不知财产为何物”。但是这种野蛮状态——其中包含着共同追求自己同胞的具体目标以及服从头领命令的义务或责任——很难被说成是一种自由状态(虽然它可能包含着从某些具体负担中得到解放的内容),甚至难以把它说成是一种道德状态。只有那些当人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做出个人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普遍而抽象的规则,才担当得起道德之名。

    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

    传统道德无法满足理性主义的要求

    前面提到的四条要求——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或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或目的缺少充分说明的,或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果的,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十分符合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口味。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来自一种对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机械论的或物理主义的解释,即来自对秩序的这样一种理解:只要能够掌握团体中的成员所知道的全部事实,人们就可以对一个群体进行安排或控制。然而扩展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样的秩序。

    因此我愿意事先承认,传统道德和资本主义的大多数信条、制度和行为方式,都不符合这些要求或标准,而且——从这种有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的角度看——都是“非理性的”和“不科学的”。此外,正像我们也已承认的那样,继续遵守传统做法的人,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或如何得到维持的,因此几乎无须奇怪,传统主义者有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的另一些所谓“证明”,往往十分幼稚(从而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猎捕的对象),并且与这些做法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无关。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不愿意在那些根本无法提供的证明上费心思(这使知识分子可以指责他们是反智的或教条主义的),而是出于习惯或宗教信仰,继续奉行自己的做法。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250年前,休谟就观察到了“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然而休谟的话并不足以阻止大多数近代理性主义者继续认为——他们却常常把休谟引为同道,这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凡不是来自理性的东西,不是胡说八道,就是随意的偏见,因此他们继续要求找到理性的证明。

    不但传统的宗教信条,譬如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许多涉及性和家庭的传统道德(我在本书中不想讨论这些问题),无法符合这些要求,甚至我这里所关心的一些特殊的道德传统,私有财产、节俭、交换、诚实守信、履行契约,等等,也是如此。

    考虑到这里提到的传统、制度和信念不但不符合上述逻辑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要求,而且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根据另一些理由反对它们,情况看起来就更加不妙。例如奇泽姆和凯恩斯就把它们视为“陈腐的负担”,韦尔斯和福斯特则认为它们是与卑鄙的贸易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见第六章)。它们还被视为异化和压迫的来源,“社会不公正”的来源,这是今天特别时髦的观点。

    这些反对意见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得到了理性的改造和论证的道德,它符合以上要求,因而它不会成为一种陈腐的负担,一种异化的、压迫性的或“不公正的”力量,也不会和贸易沆瀣一气。不过这还仅仅是这些新定理的制定者——爱因斯坦、莫诺和罗素这些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称“不道德的”凯恩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任务的一部分。还必须建立新的理性主义语言和法律,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现有的语言和法律也不能符合这些要求(就此而言,甚至科学规律也不符合这些要求,见休谟,1739/1951;波普尔,1934/9)。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不再相信道德有任何超自然的依据(更不用说语言、法律和科学了),但又仍然坚信必须有某种证明,于是在他们看来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

    人类因为按自己的设计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对它进行更好的设计而感到惭愧,既然如此,他现在便当真下手这样做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无异于对我们传统的道德、法律和语言重新进行全盘设计,以此为据,它要把阻碍着理性、完美、真正的自由和公证制度的旧秩序,以及断定为顽固不化的不合理状态,一扫而光。
    传统道德的证明和改进

    这种观点以及整个这项计划所依据的理性主义标准,说好听一点,是追求完美的建议,说难听了,不过是陈旧方法论中一些已经信誉扫地的原理,它们可能一直与被视为科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和真正的研究毫不相干。在我们的扩展秩序中,一个经过了高度进化的复杂的道德体系,与受到建构主义、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主义赞成的幼稚的理性理论同时存在。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理性和科学,而是反对这些有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行为方式。只要认识到按照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事情能得到证明,这一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不但道德是如此,而且语言、法律甚至科学本身也是如此。

    许多不熟悉科学哲学内部最近的进展和争论的人,对于我所阐述的观点也适用于科学这一点或许会感到陌生。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不但我们目前的科学规律无法用建构主义方法论者所要求的方式加以证明,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我们终究会明白我们目前的许多科学猜测也是错误的。指导我们做得较我们过去的认识更为成功的观念,虽然可视为伟大的进步,但是从本质上说,它和它的先驱一样是错误的。我们从卡尔·波普尔那儿知道(19341959),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加快我们犯错误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我们抛弃所有当前不能证明为真的猜测,我们很快就会回到那些只相信自己本能的野蛮人的水平上去。然而这就是所有唯科学主义立场——从笛卡尔学派的理性主义到现代实证主义——所建议的事情。

    的确,传统道德等事情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任何可能的道德规则,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的那些规则,也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因此,不管我们遵守什么规则,我们都不能根据要求去证明它们。由此可见,有关道德——或科学,或法律,或语言——的任何论证,都不可能合乎道理地转变成证明问题(见巴特利,1962/1984;1964,1982)。如果我们因为不知道理由,或因为我们无法提出符合要求的证明,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大概也就活不了多久了。

    这个证明的问题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它部分归咎于一些错误的、前后矛盾的假设,它们来自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流传统,有时可以追溯到远古。证明问题上的混乱,尤其是具体到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也来自奥古斯特·孔德,他相信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道德体系进行全盘改造,用一种完全出自建构的、经过证明的(或者像孔德本人说的那样,“经过证实的”)规则系统取而代之。

    这里我不想把传统的证明要求不恰当的原因一一开列清楚。不妨用证明道德观念的一种常见方式为例(它也适用于下一节的论证)。应当指出,像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伦理学那样假定,我们的道德的目的在于创造或追求某些特定的目标,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才能证明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这纯属无稽之谈。没有理由认为,在进化中得到选择的这些使人们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习惯做法,与创造幸福有多大关系,更不用说它受追求幸福的努力所左右了。相反,有许多事情表明,单纯以幸福为目的的人,会被那些想要保存生命的人所打败。

    我们的道德传统虽然不能按照要求的方式进行建设、证明或证实,不过对其形成过程却是可以部分地进行改造的,并且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它们所满足的需要。在我们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会要求自己在内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以消除那些公认的缺陷。也就是说,通过分析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和一致性,对系统做相应的修补,以此对我们的道德传统加以改进和修正(见波普尔,1945/1966;1983:29-30)。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当代有关版权和专利的新研究,就是这种细小改进一个实例。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认为古典的(罗马法的)个人财产概念,主要是指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喜欢的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某种物体的排他性权利,但是它过分简化了为维护有效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则,因此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成长起来了,它希望明确如何改进传统的财产制度,以便使市场发挥更为出色的功能。

    这种分析的第一步,包括对系统如何能够产生的过程进行所谓的“合理重建”。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甚至是自然史的研究,而不是去建构、证明或证实这个系统本身。它类似于休谟的追随者习惯于说的“猜测史学”(conjectural
    history),它能够让人理解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规则占了上风(但是绝没有忽略休谟的基本主张,即“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常常不能得到足够的重申)。采取这种路线的,不但有苏格兰哲学家,还有一大批不绝如缕的文化进化研究者,从古罗马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到伯纳德·曼德维尔,经由赫尔德,再到贾姆巴蒂斯塔·维科[他有一种深刻的见解:homo
    non intelli-gendo fit omnia(“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但他并不理解这一过程”);1854:V,183],以及我们提到过的德国法律史学家如萨维尼,直到门格尔。门格尔是这些人中间惟一出现在达尔文之后的人,
    是他们全都致力于给文化制度的出现提供一种合理重构,一部猜测的历史或进化论的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处境困窘,我很想说,最有可能对那些使文明得以成长壮大的道德传统做出解释的,必定是我本人这个行业的成员,即经济学家,他们是理解扩展秩序形成过程的专家。惟有能够说明分立的财产之类的因素之相关作用的人,才能解释为何这种行为方式,使遵守它的群体胜过了那些其道德更适合于达到另一些目标的群体。我这种取悦于自己的经济学同行的愿望有部分合理之处,假如他们中间没有那么多人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这一愿望也许更为妥当。

    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的“合理重建”是指什么呢?我们在前面几章已对此做了概述。建构主义主张,正确的道德可以由理性加以设计和重建,除此之外,道德至少还有两个可能的来源。首先是我们说过的内在道德,即我们本能的道德(休戚与共、利他主义、集体决策,等等),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不足以维持我们目前的扩展秩序及其人口。

    其次是维持着扩展秩序的、演化出来的道德(节俭、分立的财产、诚信,等等)。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道德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由于对本能和理性错误的两分法而变得含糊不清。扩展秩序依靠这种道德,因为它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因为遵守其基本规则的群体,相对其他群体而言人财两旺。我们的扩展秩序和市场的奥妙,一个让社会主义者和建构论者栽跟头的奥妙是,和受人主宰的过程相比,我们利用这个过程能够认可发现的资源中得到更大的收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现更多的资源)。证明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虽然不能以它使我们做到这些事情从而生存下来为据,但是它确实使我们生存下来了,这中间大概有些需要解释的东西。
    受事实知识引导的局限性;观察我们道德作用的不可能性

    存在着进行证明、建构或证实的可能性,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大概是唯科学主义。但是,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就算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无疑也会倒退到他们陈旧的方法论中另一些要求上去,它与证明的要求有关,但并不严格地依赖这种要求。例如(再回头看看我们前面列举的要求吧)以下主张就会遭到反对:人们不可能彻底理解传统道德规则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对这些规则的遵守并不服务于人们能够事先做出充分说明的目的;对这些规则的遵守会产生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因而也无法确定其是否有利的后果——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对它有充分的了解或预见。

    换言之,传统的道德规则无法满足第二、第三和第四项要求。可以看出,这些要求相互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指出它们不同的侧重点之后,仍然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所以为了简单地指明它们的相互联系,可以说除非人们事先知道并能充分说明自己行为的可观察的后果,不然人们就是不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据说,如果行为是理性的,它就必须是考虑周全的和有预见的行为。

    除非用十分宽泛而肤浅的方式解释这些要求,使它们特有的实践意义丧失殆尽,譬如说,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引起了‘划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否则遵守传统行为方式,如产生市场秩序的行为方式,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我认为,参与我们讨论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根据如此肤浅的解释看待这些要求;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肯定都不会有这样的意图。我们承认,我们的传统制度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它们不具有事先已得到说明的有利或不利的目的和作用,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我们的实际处境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且这对于那些制度反而会更好。

    在市场条件下(就像我们的扩展秩序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出人预料的结果至关重要: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这在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目标(它们本身也常常十分含糊不清)采取行动的个人,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的净结果。

    以如下要求为例:盲目地(即缺乏理解)顺从或采取行动是不理性的,一个有目的的行为,对它的意图和后果不但必须做到事先有充分的了解,而且它们还必须能够被充分地观察到,并且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们用这种要求来衡量一下扩展秩序的概念。当我们在产生这种秩序的广阔的进化架构内思考这一秩序时,上述要求的荒谬之处昭然若揭。导致这种秩序本身的创立、使某些行为方式压倒另一些行为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是早先的个人行为很久之后才产生的结果。对于这种作用于群体的结果,早先的个人几乎不可能有所了解,即使早先的个人能够知道它们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这种作用也很可能没有任何益处,不管后来的个人有什么想法。对于后来的个人而言,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为了搞清楚自己遵守其行为方式的群体为何比其他群体更加繁荣兴旺,他们的全体成员(或任何哪个人)就应当对历史——姑不论进化论的知识和经济学——以及必须知道的一切事情具备充分的知识,虽然有些人无疑总是擅长于为当前的或当地的行为方式找出各种理由。许多演化出来的规则,为扩展秩序中更大的合作与繁荣提供了保障,它们有可能全然不同于任何能够预见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在这一秩序的进化过程中,迟早会让某些人产生反感。在扩展秩序中,在每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必须做什么上起决定作用的环境,显然包含着其他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就采取什么手段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做出的不为人知的决定。因此不管是在这一过程的哪个时刻,个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目的,对逐渐形成秩序的规则的功能进行设计。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有能力以回顾既往的方式,从原理上对这种形成过程做些不尽完美的解释(见哈耶克,1967,前两篇论文)。

    在英语和德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可以用来准确地表明,扩展秩序或它的作用方式与理性主义者的要求相悖。惟一一个恰当的词——“超验”(transcendent)——已经被人糟蹋了,这使我在使用它时迟疑不决。不过按其字面含义讲,它的确是指那种大大超出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愿望和意图、我们的感知范围的现象,即协调和生成知识——没有任何一个大脑或组织能够拥有或发明这种知识——的现象。就其宗教含义而言这一点十分明显,例如我们在《主祷文》中见到的祈求,“让你的意志(也就是说,不是我的意志)贯彻于人世,一如它贯彻于天国”,或者如福音书所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约翰福音》,15:16)但是一种更为纯粹的有序化,即纯粹自然主义的有序化(不是来自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例如进化过程中的情况,却放弃了仍然存在于宗教中的泛灵论:有个惟一的(譬如万能上帝的)头脑或意志能够进行控制和建立秩序的观念。

    以此为根据否定理性主义的要求,会给一切类型的拟人说和泛灵论——因而也会给社会主义——造成重要的后果。假如个人活动在市场中的协作,就像其他传统道德和制度一样,是一个自然、自发和自我生成秩序的过程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适应任何哪个头脑都无法知道甚至无法设想的大量具体事实,那么显然只有一种幼稚的拟人说,才会要求这些过程是公正的,或要求它具备另一些道德态度(见第七章)。对一个运用理性的控制力量主宰某个过程的人,或一个倾听祈祷的上帝,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对一个实际运行中的、非人格的自发生成秩序的过程,提出这样的要求却是十分不恰当的。

    在扩展范围大到已超出任何单个头脑的理解力和可能的支配范围的秩序中,统一的意志当然很难遵照某种具体的公正观,或按照公认的尺度,决定每个成员的利益。这不仅是因为拟人说有问题,也是因为“不论是对接受利益还是分配利益的人,并无原则可循(有人这样确定,有人那样确定);因为它取决于这种意志的物质内容,而这又取决于具体的事实,因此不可能存在普遍原则”(康德,1798:Ⅱ,6,注释2)。休谟和康德得出的结论,即自发性的发扬光大,必须使普遍规则得到全面贯彻的见解,从来没有被人驳倒过,而是仅仅被人忽略或遗忘了。

    虽然“利益无原则可循”(因此也不会产生自发的秩序),但是对能够带来扩展秩序的公正规则加以抵制的做法,以及指责它们不道德的说法,却是来自肯定存在一定的利益原则的信念,来自拒不承认以下事实的态度:扩展秩序是产生于一个竞争的过程,决定成功与否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某个伟大的头脑、某个委员会或某个神主的认可,也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有关个人功德的公认原则。在这种秩序中,某些人取得的进展,是以另一些人同样真诚甚至值得称赞的努力归于失败为代价的。奖励并不是为功德而设(例如遵守道德规则。参见哈耶克,1960:94)。譬如我们在满足他人的需求时,可以不考虑他们的功德或我们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理由。正如康德所知,没有任何共同的功德标准,能够对不同的个人所面对的不同机会做出判断,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愿望。这后一种情况当然十分常见。可以让一些人占据优势的大多数发现,都是出人预料的,不管对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如此。个人行为的必要改进而导致的产品的价值,很难说是公正的,因为它们的必要性是由不可预见的事情造成的。如果公正是指符合对与错的先人之见、符合“公共利益”、符合过去已经获得的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那么,进化过程向以前未知的领域的迈进不会表现出公正。

    对这种道德上具有盲目性的结果,这种与任何试错过程分不开的结果,人们抱有可以理解的厌恶,这使得他们希望造成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既要消除对进化——即试错过程——的控制,又要用自己当前的愿望塑造进化。但是,因为这种反应而发明的道德,却提出了一些任何系统都无法满足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因此它们会成为冲突不竭的根源。一种状况由其性质所定,它的结果不可能取决于任何人的知识或能够得到的知识,如果徒劳地试图让这种状况变得公正,只能毁了这一过程本身的功能。

    对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提出这些公正要求是极不恰当的,不但就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言,而且就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言,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一进化过程显然仍在进化之中。文明不但是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建立起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的架构,它会让自己继续进化。这种进化不能用人们的需要加以支配,而且常常不会产生符合人们需要的结果。人们会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实现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其代价却是其他许多人的失望。虽然个人可以通过符合道德的行为增加自己的机会,但是由此产生的进化不会满足他的所有道德愿望。进化不可能是公正的。

    坚持让一切未来的变化符合公正,这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进化率领我们前进,肯定会带来许多我们既不想要也没有预见的结果,更不用说那些对其道德属性所抱的成见了。不妨问一下,如果贯彻——譬如说——平均主义或贤能治国信条的权力,在过去被授予某种神秘的力量,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件事会使文明的进化成为不可能。因此,罗尔斯的世界(罗尔斯,1971)绝对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会失去这样的信息,只有它们,作为我们生活环境中千万种变化的结果,能够告诉每一个人,为了维持生产或——假如可能的话——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宣称已经发明了新的、更好的“社会”道德,它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些“新”规则不过是重返微观秩序的原始道德这种一再犯下的过失,它们很难维持以宏观秩序为基础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

    我们必须拒绝拟人说,因为它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思想不难理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所驳斥的知识分子观点中积极的和令人同情的一面。人的发明精神在建立超越个人的结构上贡献如此卓著,个人在这种结构之内找到了一些重大机会,人们因此以为,自己可以像设计部件一样对整体进行精心设计,仅凭存在着这种广大的结构,就说明能对它们进行专门设计。虽然这是个错误,却是个高尚的错误,用米瑟斯的话说,一个“壮丽的……雄心勃勃的……崇高的……勇敢的”错误。
    目标不明:扩展秩序中行力的大多数目标都不是自觉的或深思熟虑的

    有些特殊的要点和问题,其中大多数都是对以上内容的深化,它们有助于澄清这些事情如何一起发挥作用。

    首先是我们的知识实际上如何产生的问题。大部分知识的获得——我承认,认识到这一点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并不是来自直接的经验或观察,而是来自一个对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进行筛选的不间断过程,它需要个人承认并服从那些无法用传统理性学说加以证明的道德传统。传统选择过程的产物,选择对象则是那些非理性的,或不如说是“未经证明的”信念。这些超出任何人的知识范围和意图的信念,有助于信奉它们的人繁荣兴旺(这与信奉它们的理由——例如宗教理由——没有必然联系)。这个形成了各种习俗和道德观念的选择过程能够加以利用的实际条件,较之个人能够认知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传统在某些方面比人类理性更优越,或“更聪明”(见前一章)。这种重要的见解,只有那些极具批判精神的理性主义者才能认识到。

    其次是前面提出的那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在行为规则的进化选择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人类喜欢专注于立刻就能感受到的行为后果,但它们在这种选择中是不重要的;相反,在有长远作用的——凯恩斯嘲讽的正是这种长远作用(1971,C.W.:Ⅳ,65)——行为规则指导下做出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才是选择的依据。正如前面的论证和以下讨论所示,这些结果主要依靠保障每个人私人领域的财产和契约规则。休谟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写道,规则“并不是从具体的个人或公众在享用任何具体好处时所得到的功利或优势中产生出来的”(1739/1886:Ⅱ,273)。人们在采用这些规则之前,并没有预见到它的好处,虽然有些人会逐渐明白他们从整个体系中有何收益。

    对于我们前面的主张,即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起着“适应未知事物”的作用,必须给予不折不扣的理解。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是一切进化过程的关键,现代市场秩序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时所针对的事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个人或组织在适应未知事物时可以利用的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它们是由一些信号(譬如价格)经过环环相扣的众多个人来传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传递着抽象的市场信号流。但是,整个行为结构倾向于利用这些局部的和零散的信号,适应任何个人都不知道或预见的条件,即使这种适应绝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这就是这一结构得以生存的原因,也是利用这一结构的人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原因。

    这种适应未知事物的自发产生秩序的过程,不可能为它特意计划一种替代方案。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他内在的“善良本性”,都无法让人做到这一点,在面对因为先人一步找到了一些规则而开始扩张的竞争性群体时,为了维护自己,他只能服从那些他并不喜欢的规则——存在的只有这种严酷的必然性。

    如果是我们精心构筑了或正在自觉塑造这个人类行为的结构,那么我们只需要问一下每个人,他们为什么同任何特定的结构发生相互作用。然而事实上,那些专业研究者,甚至在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之后,发现解释这些问题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无法就具体事件有何原因以及能造成什么结果达成共识。经济学一项奇妙的任务就是向人们证明,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他们所知甚少。

    幼稚的头脑只能把秩序理解成有意安排的产物,在这种头脑看来,在复杂的条件下,通过分散的决定可以更有效地获得秩序和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以及权力的分化实际上会扩大全面秩序的可能性,未免是一种荒唐可笑的观点。但是,这种分权实际上使更多的信息得到了利用,这是否定建构论理性主义要求的主要理由。基于同样的理由,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个人手里——这种分散是通过个人自由和分立的财产做到的——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没有任何人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传达给别人,因为许多他能够亲自加以利用的知识,是在制定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才变得明确起来的。这种信息,例如了解到他能够获得的各种物资相对匮乏,会随着他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着手具体的工作而出现。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够发现他在市场上应当寻找的,以及有助于他做到这一点的,是另一些人对他们在个人坏境中的发现所做出的反应。整个问题不仅仅在于利用现有的知识,还在于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时常有人指责说,财产制度是一种自私的制度,因为它只让那些拥有一些财产的人受益,而且它当然是由得到了一些个人财富的人“发明”的,他们为了利益的独享,希望保护这些财富不受别人侵犯。的确,卢梭的忿怒,他关于正是自私和剥削的利益使我们身陷“枷锁”的断言,都有这些想法从中作祟。但是它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整个生产规模变得如此之大,完全是因为我们通过各有其主的财产的市场交换过程,能够利用广泛分布的有关具体事实的知识,来配置各有其主的资源。市场是惟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此意图,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为相距遥远素不相识的个人的需求提供服务。这种分散的知识从本质上说只能是分散的。不可能被集中起来传递给专门负责创设秩序这项任务的某个权力机构。

    因此,分立的财产制度并不是自私的制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把财主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而“发明”出来的。相反,它的好处是普遍的,因为它把生产的支配权,从少数不管如何自负知识毕竟有限的个人那儿,转移给了一个过程,即扩展秩序,它使所有人的知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因此使没有财产的人得到几乎和有产者同样多的利益。

    所有的人在法治下享有自由,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能拥有个人财产,而是要求许多人都能够这样做。我本人宁愿没有财产生活在一片其他许多人拥有一些财产的土地上,也不愿生活在一个全部财产“集体所有”、由权力机构安排其用途的地方。

    然而,这种观点也会受到批驳甚至嘲讽,说这是在为特权阶层的自私辩解。根据从物理学之类的领域中学来的解释有限因果关系的方法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发现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体力劳动者相信,是资本的个人所有者的自私决定——而不是市场过程本身——在利用着广泛分布的机会和不断变化着的相关事实。根据市场价格进行核算的全过程,有时甚至被说成是资本家为了掩盖其剥削工人的行为而采取的阴谋诡计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批驳却没有顾及一再有人说过的论点和事实:某种可用于操纵全局的假定的客观事实整体,资本家是得不到的,就像社会主义者希望用来取代资本家的那些管理人员也得不到一样。这种客观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也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用。

    第三,对行为规则的遵守不同于对某些事物的知识(各种人以各种方式指出过这种不同,例如吉尔伯特·赖尔对“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区分。见1945-46:1-16)。遵守行为规则的习惯是一种能力,它同某人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的知识极为不同。这种习惯行为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它是使自己适应或采纳一种模式的技巧,而个人对这种模式的存在几乎浑然不觉,对它的类属也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大多数人虽然无法解释或描述各种不同的模式,却能够意识到并使自己适应它们。因此,一个人如何对感知到的事件做出反应,起决定作用的不一定是他对自己行为结果的知识。因为我们经常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知识。既然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知识,要求我们应当具有这种知识,便很难说有任何合理之处;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全让我们对这些结果确实掌握的有限知识来支配,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可怜。

    大脑或思维中预先形成的秩序或模式,不仅不是一种使秩序得以确立的高级方式,甚至是一种很初级的方式。因为它肯定只能是一个整体系统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整体系统中,更大系统的某些特征能够反映自身。人的大脑几乎根本不可能充分解释自身(哈耶克,1952:8.66-8.86),就像它不可能说明或预测众多人类大脑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样。

    第四,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个人根据不同的信息分散做出决定,由此产生的秩序,不可能由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统一尺度来决定。这使我们十分接近于边际效用问题,我们将把这个重要问题放到第六章再做讨论。不过这里不妨一般性地谈谈扩展秩序造成的差异所带来的好处。自由包括与众不同的自由——在自己的领地上追求自己的目标;但是,不仅在人类事务的领域,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秩序需要以它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差异为前提。这种差异可能仅限于其构成因素时空位置的差异,但是,除非一种秩序有比这更大的差异,它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秩序。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有序化水平——即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这方面的事例随处可见。想想遗传进化促进了人类婴幼儿期和童年期独特的延长这一现象吧,因为它能够产生极大的多样性,从而大大加快文化进化和人种的增加。虽然个人之间受生物学决定的差异,很可能要小于一些家养动物(尤其是狗)的差异,但是出生之后那个漫长的学习期,使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自己的具体环境并吸收自己生于其中的不同传统。使劳动分工、从而也使扩展秩序成为可能的技能多样化,要大大归功于这些不同的传统,而促进这些传统的则是人的各种天赋和偏好。然而,整个传统又是无比复杂的,不可能受任何个人智力的支配,因此除非让众多不同的个人吸收其不同成分,它便不可能得到继承。个体差异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使庞大的群体更有效率。

    可见,个体差异增强了合作的群体的力量,使其超出个人努力的总和。协调的合作让独特的天赋发挥作用,而具备这种天赋的人若是被迫孤身一人为生存而奋斗,就会使它得不到利用。专业化造成并鼓励少数个人的发展,使他们独特的贡献足以养活自己,甚至能够超过另一些人为整体做出的贡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把威廉·冯·洪堡的一句名言写在他的《论自由》的书名页上,用这句名言说,文明就是“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的发展”。

    对这种差异或许起着主要作用的知识,远不是任何哪个人的知识,更不是某个发号施令的超级头脑的知识,而是从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散布在千百万相互交往的个人中的。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信念之间发生着实验性相互作用。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

    由此可见,多样性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对于别人的价值,大多是由于他和别人有所不同。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假如不是这样,譬如说,假如千人一面,谁都不能和别人有所不同,劳动分工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也许只有不同地区的人除外),相互协作的努力不会带来多少好处,也不会存在建立任何强大或巨大秩序的前景。

    因此可以说,个人在能够自由加入复杂的合作结构之前,必须变得与众不同。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结成一个性质独特的实体:它不仅仅是个总和,而且是一个结构,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有机体,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又和它不同。

    第五,有个问题是,既然存在着所有这些困难和反驳,为什么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一心追求已知的和可观察的有益目标上呢?这部分是小群体中本能的、谨小慎微的、小家子气的伦理学的残留物。在这种小群体里,取得共识的目标是以彼此相识的同伴的需要为转移的(即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前面我曾说过,在扩展秩序中,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只能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在一些小团体中有可能行得通,而且,如果把整个团体的行为限制在这种行为上,会破坏其成员的协作努力。相互合作的团体的成员的大多数生产活动一旦超出个人知觉的范围,遵守天生的利他主义本能这种古老的冲动,就会实际阻碍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形成。

    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当然都赞扬利他主义行为,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这会铺出一条什么道路。严格地只去做那些对具体的他人明显有利的事情,并不足以形成扩展秩序,甚至与这种秩序相悖。市场的道德规则使我们惠及他人,不是因为我们愿望这样做,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按照正好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方式采取行动。扩展秩序以一种单凭良好的愿望无法做到的方式,弥补了个人的无知(由此也使我们——就像前面讨论的那样——适应了未知事物),因而确实使我们的努力产生了利他主义的结果。

    在一个利用广泛的劳动分工导致的更高生产力的秩序中,个人再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努力是在为谁或应当为谁服务,他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那些他不认识但消费着他的产品的人或给他所提供的产品带来什么后果。这样一来,他根本不可能再用利他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生产活动。即使我们仍可把他的动机称为利他主义,因为他的动机最终注定会给别人带来好处,然而它们有此结果,却不是因为他的目标或愿望就是服务于别人的具体需要,而是因为他遵守了抽象的规则。就这种新的意义而言,我们的“利他主义”非常不同于出自本能的利他主义。不再是被追求的目标,而是得到遵守的规则,决定着行为的善恶。遵守这些规则,在约束着我们大多数谋生活动的同时,也使我们能够贡献出一些超出我们具体了解范围的好处(同时它很难阻止我们把自己剩余的所得用于满足我们出自本能的愿望,做些可观察到的善事)。由于社会生物学家对“利他主义”一词系统的滥用,这一切已经变得晦暗不明了。

    要求人们的行为局限在一心追求已知的有利目标上,对此做出的另一种解释也值得一提。这种要求不仅是出自远古时代不明事理的本能,也来自赞成这种要求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品质——一种完全可以理解、但仍然是不攻自破的品质。知识分子特别急于知道,他们称之为自己“理智的产物”的思想,到底该用于什么终极目标。因此他们热切关注着自己思想的命运,他们非常不愿意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控制权,尤甚于体力劳动者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物质产品。这种反应常常使这些饱学之士不愿投身于交换过程——为不可知的目标而工作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惟一可以辨认的结果,也许就是另一些人的利润。体力劳动者随时乐于承认,他的雇主的职责就是了解他的双手所从事的劳动最终会满足什么需求。而在一个服务或观念网络中相互作用的众多知识分子的产品中,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工作所占的位置却是不那么容易辨认的。受教育越多的人,越不愿意屈从于一些不可理解的指示——例如市场(尽管他们也在谈论“观念的市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也不是有意的),他们倾向于反对那些正可提高他们对自己同胞的作用的工作(他们没有理解的工作)。

    这种消极立场有助于进一步解释知识分子对市场秩序的敌视,以及他们更为亲近社会主义的原因。如果这些人更好地理解了抽象的和自发形成秩序的模式在全部生命领域所起的作用,大概这种敌视和亲近倾向会趋于消失;假如他们对进化、生物学和经济学有更好的了解,他们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在面对这些领域的知识时,他们往往听不进去,甚至不愿承认存在着我们的头脑只能得到一些抽象知识的复杂事物。因为有关这类事物一般结构的单纯的抽象知识,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真正“建造”它们(也就是说,用已知的片断把它们拼装在一起)或预见到它们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它充其量只能指出在什么样的一般条件下——我们有时或许能够创造这种条件——许多这样的秩序或系统会自动形成。研究类似的复杂现象的化学家很熟悉这种问题,而那些习惯于根据少数可观察的事件之间的简单关系解释一切的科学家,通常并不了解这种现象。因此,这种人会情不自禁地用一种泛灵论的方式,把较为复杂的结构解释成设计的结果,并且猜测,在到处都找不到其设计者的“设计物”背后,可能有种神秘莫测的操纵力——例如统治“阶级”的某种阴谋。这又使他们更加不愿意在市场秩序中放弃对自己产品的控制权。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感到自己不过是隐蔽的——即便是非人格的——市场力量的工具,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

    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他们以为资本家在支配着这一过程,其实资本家也是一个非人格过程的工具,他们也不清楚他们的努力的最终结果和目的,他们所关心的不过是整个结构中较高层次、因而范围也较大的事情。而且,想到他们自己的目标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要由这些人——只关心手段的人——的活动来决定,这件事本身就让他们生厌。

    未知事物的有序化

    英语中不幸缺少一个十分通俗的德语单词:Machbarkeit(可以办到的)。我有时突发奇想,说不定打造一个英语同义词,会对一项有益的事业有所贡献,这个词就是“makeability”——“manufacturability”(可以制造的)不十分恰当[我本人使用的“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也很难用“constructible”(可以建造的)来表示〕。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所提出、评价和批驳的观点,即利用人类的智巧,能够让通过进化产生的事物变得更好。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能够让未知事物有序化,惟一的办法就是诱导它自己产生秩序。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当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发的有序化力量,却不能随意地为各种因素安排我们希望它们采取的秩序。例如,当我们引发产生结晶或新化学物质的过程时,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见前一节以及补论C)。在化学中,甚至在生物学中,我们只能通过强化措施利用自发的有序化过程;我们能够创造出它们的运行的条件,但我们无法决定任何特定的因素会发生什么情况。大多数人造化学合成物都不是“可以建造的”,其意思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把构成它们的各种成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把它们创造出来。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诱发它们的形成。

    为了启动能够协调超出我们观察范围的个人行为的过程,也必须遵循类似的方式。为了诱发一定的人际关系抽象结构自发地形成,需要我们提供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条件作为保障,然后让每个成员在这个更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对这一过程所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让这些成员只服从必要的规则。我们希望其产生的结构越复杂,我们的这种能力受到的限制也会越大。

    一个发现自己在扩展秩序中处于一定的位置、只对自己身边的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可以把这种建议用于自己的处境。他大概首先需要不断地对自己视野范围以外的事情进行探索,以便建立和维持创造了全面秩序的交流过程。当然,维持秩序内的交流,需要让分散的信息被许多彼此素不相识的不同的个人所利用,由此使千百万人的不同知识形成一个外展的或物质的模式。每个人都变成众多传递链中的一环,他通过这些传递链接收信号,使他能够让自己的计划适应并不了解的环境。全面的秩序由此变得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它自动地提供着有关日益扩大的手段范围的信息,而不是仅仅服务于特定的目标。

    前面我们思考过这些交往过程——包括具有必要而不断的价格变化的市场——的某些重要方面。这里只需补充和强调一点,除了协调当前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供应外,同样的传统和行为方式还供应着未来,它们的作用不仅会表现为一种空间秩序,还会表现为一种时间秩序。各种行为不但适应在空间上相距遥远的另一些人,也会适应超出行为者个人预期寿命的事情。只有自称不道德的人,才会在捍卫政策措施时拿“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做理由。因为只有那些习惯于努力为子女和有可能根本见不到的后代提供需要的群体,才做到了日益扩展和兴旺发达。

    有些人被市场秩序的某些结果搞得心烦意乱,因此他们竟然忽略了一点:不管他们多么不喜欢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种秩序还是在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占了上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千百万人民在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工作,为另一些他们大多数素不相识的人提供着物质手段,同时又在满足着自己的期待,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素不相识的人所生产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他们十有八九也会发现这些期待得到了证实。

    这样一个秩序,虽然远不是尽善尽美,甚至经常失效,但是它和人们特意让无数成员“各得其所”而创造出来的任何秩序相比,却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种自发秩序的大多数缺陷和失效,多是因为有人试图干涉甚至阻碍它的机制运行,或是想改进它的具体结果。这种干预自发秩序的企图,很少会造成符合人们愿望的后果,因为决定这些秩序的,是任何执行这种干预的人都无从知道的许多具体事实。譬如,为消除秩序内的成员因为随机性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而特意进行的干涉,有可能毁掉整体的运行,而与任何同它对立的秩序所能提供的机会相比,自发形成秩序的过程能够保证使这个群体中的随便哪个成员,在一个人人都可利用的更大的机会范围内,交上更好的运气。
    为何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

    前面两章把我们带到了何处?卢梭对个人财产制度的怀疑,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且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纪一些最了不起的思想家。甚至像罗素这样的大人物,也把自由定义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存在障碍”(1940:251)。至少在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明显失败之前,这些理性主义者广泛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不仅会提供“社会公正”(见下面的第七章),还能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种观点乍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它忽略了刚才讨论过的那些事实: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知道人们在这种计划中所能够动用的资源总和,因此对这些资源不可能进行集中控制。

    然而,社会主义者仍然不愿正视在让分散的个人决定符合那种自称为“计划”的共同的模式时遇到的障碍。一方面是自卢梭以来一直被等同于“道德”的我们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在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限制着这种本能的道德传统,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体现在如今经常做出的一种阵营划分上,一方是某些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另一方是经济学。关键不在于凡是经济学确定为有效的就是“正确的”,而在于过去一些被认为是正确的行为方式,经济分析能够阐明它们的作用——任何哲学,只要它不赞成使我们的文明陷入崩溃的痛苦和死亡,都会接受这种作用。因此,奢谈“公正的社会”而不仔细想想贯彻这种观点的经济后果,这根本就算不上是在关心他人。在经历了70年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从事过社会主义试验的地区——东欧和第三世界——以外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仍然自负地把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的教训置之度外,他们不愿意想一下,经常有人进行尝试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产生它的知识分子领袖所设想的结果,这其中说不定会有某种理由。这些“知识分子”徒劳地追求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其结果是,他们先是把似乎无休止的“乌托邦”思潮理想化,然后是对它的幻灭——苏联,然后是古巴、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坦桑尼亚和尼加拉瓜,这应当证明了社会主义或许有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但是,这些一百多年前首先由经济学家做出解释的事实,一些人至今不予理会,他们沾沾自喜地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否定一种观点,即存在着某些事实,它们超越了历史背景,或对人类的欲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这段时间里,在那些继承了曼德维尔、休谟和斯密的传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中间,不仅逐渐表现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用社会主义取代这种过程的可能性,也日益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市场方法的优越性与预期的情况如此不同,因此只能从回顾的角度,通过分析这种自发的形态本身来加以解释。人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发现,对资源进行分散的控制,通过个人财产进行控制,与集中管制所能做到的情况相比,可以导致产生更多的信息并使其得到利用。要想对超出任何中央权力视野之外的范围进行命令和控制,必须让那些能够对可见的和潜在的资源做出计算的地方管理者,也要做到随时了解这些资源不断变化着的相对重要性,然后把相关的全部准确细节及时通知某个中央计划当局,使它能够根据它从另一些地区或地方管理者那里——他们当然也会在获得和传递这种信息上面临同样的困难——得到的全部另一些不同的具体信息,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中央计划当局所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就会明白,它必须发出的命令不可能是来自地方管理者视为重要的信息,而是只能通过明确控制着总量有限的资源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直接交易来决定。在描述市场过程时(从事这种描述的理论家通常并不想支持社会主义)惯于采用的虚拟假设造成的后果是,所有这些事实(或“数据”)可以被假定为是从事解释的理论家全部掌握的,这使整个问题变得含糊不清,结果造成了一些有助于维护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荒唐骗局。

    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也只能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过程形成的,它是从一种由演化而来的交往方式中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传递的,不是有关具体事实的无数报告,而仅仅是各种具体条件的某些抽象性质,例如有竞争力的价格,为了达成全面的秩序,必须使这种信息进入相互交流。这些价格传达着各个参与者在他们能够支配其用途的商品或服务中发现的不同的替代率或均衡率。任何一定数量的这种事物,都可以证明是处于均衡状态,或可以相互替代,不管是为了满足具体的人类需要,还是为了直接或间接生产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料。竟然能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更有甚者,它是在没有特意设计的情况下,由进化选择造成的,这固然令人惊奇,但是我不知道有谁试图反驳这种观点,或不信任这一过程本身——除非有人头脑简单地看待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事实都能够被某个中央计划当局所掌握(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有关经济核算的讨论,见巴贝奇,1832;戈森,1854/1889/1927;皮尔森,1902/1912;米塞斯,1922/1981;哈耶克,1935;拉特兰,1985;罗伯茨,1971)。

    当然,整个“集中控制”的思想就是混乱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行使指挥权的头脑,总是存在着某个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负责为某项事业制定行动方案。虽然每个成员有时为了说服别人,援引一些对他们的观点有影响的具体信息,但是这个机构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知识上,而是建立在根据不同的信息形成的各种观点之间达成的一致上。一个人所提供的每一点知识,都有可能使其他人想起另一些事实,他们是在得知一些过去他们并不知道的情况后,才意识到了这些事实的相关性。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仍然是个利用分散知识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鼓励交易的过程,虽然是采用了一种极无效率的方式——一种通常缺乏竞争并减少责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把一些人的知识集中起来的过程。这个团体的成员很少能够相互说明他们的特定理由;他们主要是在交流他们从有关手头问题的个人知识中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说,那些思考相同境况的不同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几乎很难说是真正相同的——至少就它涉及到扩展秩序中某个部门而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多少自给自足的团体而言,事情只能如此。

    在一个扩展的经济秩序中,离开由竞争性市场形成的价格的指导,不可能对资源进行精心的“合理”分配,大概这方面最好的事例,就是将现有流动资本在能够增加最终产品的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能够节约出多少正在增加的生产资源,提供给和当前的需要有冲突的遥远未来的问题。当亚当·斯密思考这种资本的个人所有者所面对的问题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典型性,他写道:“他能够把自己的资本用于哪些类型的国内产业呢,其中哪一种产品有可能最值钱呢?显然,处在自己环境中的个人所做出的判断,要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为他做出的判断好得多。”(1776/1976)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扩展的经济系统中,在惟一一个发布命令的权力当局统治下,对一切可用于投资的手段加以利用,那么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哪个人能够知道这些当前可用资本的确切总量,虽然从投资如果超出或少于这个量,肯定会造成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差异这种结果的意义上说,这些资本肯定是有限的。这种差异不会自我修正,而是只能从发布命令的当局所发出的某些指令无法得到执行中表现出来,这或者是因为有些必要的货物并不存在,或者是因为缺少必要的辅助手段(工具、原料、劳动力),使提供的原料或设备得不到利用。任何必须予以考虑的量,都无法用调查或测算“既定”物品加以确定,而是只能由另一些人根据他当时具备的知识做出选择的可能范围来决定。要想使这项任务大体上得到解决,只能通过这样一些人的相互作用,他们能够通过当时各种条件对市场价格的作用,确定它们所揭示出的具体环境的相关性。譬如说,在这种情况下,现有“资本数量”就会证明,当现有“资本量”用于遥远的未来需求的份额,大于人们打算从现在的消费中节约下来以便为这种未来增加储备——即他们节约的愿望——的份额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理解了信息(或事实知识)传递的作用,也就为理解扩展秩序敞开了大门。然而这些问题是十分抽象的,受到支配着我们教育系统的机械论的、唯科学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理性教条熏陶,因而倾向于对生物学、经济学和进化论一无所知的人,尤其难以领会这一点。我承认,从我在“经济学和知识”(1936/1948)一文中首次取得突破,通过认识到“竞争是一种发现的方法”(1978:23-34)和“知识的虚妄”,再到阐述我的信息分散理论,直到最后提出我的有关自发形态比中央管制更优越的结论,的确也花费了一段漫长的时光。

    第六章  贸易和货币的神奇世界

    对商业现象的鄙视

    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要想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得步入这些相对合理的领域背后,看看一些更古老甚至更隐秘的东西:社会主义者在讨论——或原始人遇到——商业活动。贸易和金融制度时,产生的一些特别强烈的态度和情绪。

    如我们所知,贸易和商业对保密往往有重要的依赖,一如它依赖专业化或个人知识,金融制度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商业活动中,除了个人有时间精力上的风险外,特殊的信息使个人能够对他们在具体投资中的机会和竞争优势做出判断。只有当取得特定环境的知识使人得到的优势,足以抵消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时,人们才值得追求这种知识。假如每个商人必须把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能够获得更好或更便宜的货物公之于众,使他的竞争者立刻就能效仿他,那么他几乎一点也不值得做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由贸易而增加的利润。再者,大量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是说不清楚的,也是很难说清楚的(例如一位企业家对某种产品可能成功的预感),因此除了动机的考虑外,也不可能把它“公之于众”。

    根据并非人人都已知道并提前做了充分说明的信息——即恩斯特·马赫所谓“可观察的和确凿的信息”——采取行动,当然违反了前面讨论过的理性主义要求。此外,不确凿的事情,往往也是不可信甚至可怕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不只是社会主义者惧怕——也许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贸易的环境和条件。伯纳德·曼德维尔说,“想想在异邦经历的艰辛和不测,想想我们得越过的浩瀚大海,我们需要忍受的不同气候,我们必须屈尊求助的各个民族,这种极可怕的前景”,让他也“不寒而栗”(1715/1924:I,356)。意识到我们得严重依赖我们无法了解或控制的人类努力,不管对于从事还是回避这种事的人,当然都是令人沮丧的。]

    自远古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这种担心和惧怕就使普通民众像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贸易本身不仅和物质生产判然有别,不仅混乱而多余,不仅是一种方法上的错误,并且是令人生疑的、低俗的、不诚实的和可耻的。纵观历史,“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视和道德诅咒的对象。……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生意人的行为违背了存在于原始群体中的互助模式”(麦尼内尔,1981:35)。我记得艾里克·霍弗说过:“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这种态度有诸多原因,也有许多表现形式。在早年的日子里,经常把商人拒之于社群中的其他人之外。遭此待遇者不限于他们。甚至一些手艺人,尤其是铁匠,被种田人和牧民怀疑为巫师,经常让他们远离村落。的确,不正是这些掌握“魔法”的工匠改变了原料的形状么?买卖人和商人的作为更是远甚于此,他们加入了一个完全处在一般人感觉和理解范围之外的网络。他们从事着改变货物价值这种无形转化的勾当。东西的数量没变,它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怎么就变了呢?买卖人或商人,即那些似乎造成这种变化的人,是处在看得见的、公认的、人们所理解的日常秩序之外,结果被排斥在既定的尊贵等级制度之外。因此,甚至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一个多亏了贸易才取得领先地位的城市中的公民,也瞧不起生意人。后来,在封建状态下,商业活动继续被视为低人一等,因为至少在少数小城镇之外,当时的生意人和手艺人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要依靠那些手握宝剑的人以及受到他们保护的道路。贸易只有在以军事为业的阶层的保护下才能发展,他们的本钱是强悍的体魄,所要求的回报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态度,甚至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时,仍然会在维持封建制度的任何地方徘徊不去,即使是自治城市中富裕的资产阶级或贸易中心,也不愿反对这种态度。于是,甚至到了上个世纪末,我们听说日本的“造币者仍然是个不可接触的阶层”。

    想到商业活动经常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对生意人的鄙视就更容易理解了。“生意上的秘密”意味着有些人是从别人没有的知识中获利,这种知识往往同异邦的——甚至可能是令人憎恶的——习俗以及不为人知的国度,即神话故事和谣传中的国度有关,这就使它更形神秘。“Ex
    Nihilo nihil fit”(拉丁语:“无中不能生有”)或许已不再是科学用语(见波普尔,1977/1984;以及巴特利,1978:675-76),但是它仍能主宰常识。看上去没从事任何物质创造,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倒腾一下,便“无中生有”地增加了现有财富,这样的活动,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物质努力、体力活动以及“额头上的汗水”,在强化这种偏见上想必也起到了被人忽视的影响。强健的体魄,常用的日常工具和武器,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甚至对于自己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也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体力的付出和这方面的能力,其本身就值得赞扬和尊重——这种信念几乎不必等到封建时代的来临。它是小群体遗传本能的一部分,并且一直保留在农场主、庄稼人、牧民、武士甚至小房主和手艺人中间。人们能够看到农夫或手艺人如何增加了有用物品的总数——并且根据看得见的原因解释了财富和权力的差别。

    因此,体力上的竞争很早就已出现并受到人们的赞赏,原始人在争夺头领的地位和技能比赛时(见补论E),便逐渐熟悉了检验外在体力优劣的各种方式。但是随着知识,另一些参与者不具备、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不可能具备的知识——它不是“公开的”或看得见的——成为一个竞争因素,于是,熟悉的因素和公平意识消失了。这种竞争威胁着休戚与共的状态和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当然,从扩展秩序的角度看,这种反应表现得十分自私,或者说是一种形式奇特的小群体自私行为,它让群体的休戚与共压倒了个人幸福。

    这种情感在19世纪依然十分强烈。因此,当托马斯·卡莱尔这位对上个世纪的文人影响甚大的作家发誓说“只有劳动是高贵的”(1909:160)时,他显然指的是体力劳动,甚至是重体力劳动。他和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这种特殊的情感如今可能正在衰退。我们出于本能,仍然很看重人类强健的体魄,但是它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小了,如今在这里表现出的能力,常常不再是指体力,而是指法律上的权利。当然,我们仍然缺不了一些十分强壮的个人,但是他们正在成为各种日益缩小的专业团体中不断增加的成员中的一类。只有在原始人中间,四肢发达还能说了算。

    无论如何,货物交换和交易、更复杂的贸易形式、对各种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以及为了卖钱获利而转移现有货物,像这样一些活动,依然并不总是被人视为真正的劳动。许多人仍然难以同意,生活和享受的物质手段现有供应量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改变物品相对数量和价值的物品流动,而不是把一种有形物质转变成另一种有形物质。也就是说,市场过程虽然是在和物品打交道,但它只是让它们流动起来,并不增加(不管说些什么还是就事论事)它们的外在数量。市场传递有关它们的信息,而不是生产它们,传递信息所起的关键作用,脱离了那些受机械论或唯科学主义习惯支配的人的视野范围,因为他们只认可和有形物体有关的事实信息,却不考虑不同物品的相对匮乏在决定价值上发挥的作用。

    这儿有件滑稽事: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从肤浅的物欲熏心的角度——即从物品的物理数量的角度——思考经济事务,而是受价值核算的引导,也就是说,他们考虑的是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要,尤其是成本价格差,即利润。恰恰是这些人,习惯上却被人斥为物欲熏心的人。然而正是对利润的追求,使从事这种事的人不考虑他所认识的个人的具体需求的物质数量,而是考虑他们能够为总产出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这个总产出则是无数素不相识的个人分别做出努力的结果。

    经济学在这儿还有一个错误——一种甚至卡尔·门格尔的弟弟安东也在宣扬的观点,即“全部劳动产品”主要来自物质努力;虽然这是个古老的错误,不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大概也像任何要对传播这种错误负责的人一样。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财产”,第二卷,第1章第一节;《全集》,Ⅱ:260)中写道,“财富生产的法律和条件带有物质真实性的特征”,分配却“仅仅是个人类制度的问题。东西一旦在那里,人类不管个人还是集体,便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置它们”,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能够让这种分配服从它可以想出的无论什么原则”。穆勒在这里把生产规模作为一个独立于分配的纯粹技术问题来考虑,因此忽视了规模取决于对现存机会的利用,这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个技术问题。我们认为产量能够达到如此之大,是因为“分配”方式,即价格的决定作用。能够分配什么,取决于组织生产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取决于价格机制和分配。断言“东西一旦在那里”,我们就能够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自由处置它们,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除非个人确信能够从总量中得到自己的一份,从而提供了价格信息,东西是不会在那里的。

    还有一个错误。就像马克思一样,穆勒也把价值完全当作结果而不是人类决策的原因。我们在下面详细讨论边际效用学说时,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以及穆勒“关于价值规律,再也不存在有待现在或将来的作家加以澄清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已告完成”(1848:Ⅲ,Ⅰ,第一节,见《全集》,Ⅱ:199-200)的说法是多么错误。

    贸易,不管是否把它视为真正的劳动,是通过头脑的努力而不是肌肉运动,不但为个人也为集体带来了财富。仅仅把物品换换手,就能为所有参与者带来价值收益,并且这未必意味着以别人为代价取得收益(或人们所谓的“剥削”),这无论过去现在都不是一看就能明白的事情。亨利·福特的例子经常被人用来说明追逐利润如何惠及大众的道理,以便消除各种疑虑。这个例子当然很生动,因为人们从中很容易看到,一个实业家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直接满足许多人的需要,并且他的努力在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也确实大获成功。然而这个例子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是十分间接的,无法如此清楚地看到它的过程。譬如在生产金属螺钉、绳线、窗玻璃或纸张上的改进,受益者分布极广,因此也很难再具体察觉到其来源和效果。

    所有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不少人继续发现,和贸易有关的技巧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贬低,即使他们没有把它归入巫术之列;或是认为这种技巧所依靠的不过是设套行骗或狡猾的心计。这样得来的财富甚至还不如猎人或渔民的运气,与明显可见的功绩(例如取决于体力付出的功绩)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如果说这种“倒腾”出来的财富为厚道人所不齿,商人寻找信息的活动则真正引起了巨大的怀疑。涉及到贸易的运输,至少在做过耐心解释和论证之后,通常还能使民众部分地理解到它的生产作用。例如,只要指出不少东西只能通过把广泛分布在各地的物品集中在一起才能制造出来,即可纠正贸易只是在转移已有的物品这种看法。这些物品的相对价值并不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个别物质成分的属性,而是取决于在需要的地点全部现有的相对数量。因此,原料和半成品贸易是增加许多最终产品数量的前提,多亏了能够利用来自远方的原料(大概数量很小),才能把它们制造出来。能够用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的资源生产出来的一种具体产品的数量,有可能取决于只能从地球的另一头获得的数量很少的另一种原料(比如汞、磷粉甚至某种催化剂)。由此可见,贸易为物质生产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

    这种生产力,甚至这种把各种供应品带到一起的过程,也得依靠不断成功地找到广泛散布在各地并且不断变化着的信息——这种观点虽然更难以把握,但是对于理解这个过程的人,这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贸易通过这个过程创造并引导着物质生产,因为给生产确定方向的,是有关不同地方的不同物品相对匮乏的信息。

    存在于这种对商业活动持续不断的厌恶态度背后的主要原因,也许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无知和观念障碍。然而它也同惧怕陌生事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惧怕巫术和非自然因素,甚至惧怕知识本身,这要追溯到我们的起源,《创世纪》前几章中留下的无法消除的记忆——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一切迷信,包括社会主义在内,都在助长这种恐惧。
    边际效用和宏观经济学

    这种恐惧可能很强烈,然而它却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活动当然并非真的不可理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知,经济学和生物科学如今已对自组织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并且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对它们的一部分历史以及在文明的兴起和扩展上发挥的有益作用,大概地勾画出了一个局部的合理重构(另见哈耶克,1973)。

    交换是生产性活动,它确实使现有资源为人类需求带来了更多的满足。文明如此复杂——贸易是如此有效——这是因为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个人的主观世界是如此不同。虽然表面上看令人费解,但是和无分你我、千人一面以及管制相比,个人目标的多样性确实导致了满足各种需求的更大的能力。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多样性使人们能够掌握和运用更多的信息。只有对市场过程做出清楚的分析,才能解开这些令人费解之处。

    价值的增加——这是交换和贸易的关键——当然不同于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数量的增加。支配着物质世界的规律,至少那些唯物主义和机械论模式中的规律,在价值的增加这种现象中是不起作用的。价值表示某种物品或行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潜在能力,并且只能通过不同的商品或服务对不同个人的相关(边际)替代品或等价物的交换率,在相互调整中加以确定。价值并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不涉及到它们与人的关系的属性或物质特性,它恰恰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方面,它使人们在就这些物品的用途做出决定时,能够考虑到另一些人可能为它们的用途找到的更佳机会。价值的增加看起来只和人的目标有关,并且只有在考虑到这些目标时才有意义。门格尔对此有清楚的阐述(1871/1981:121):价值“是经济人对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货物之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经济价值表示的是物品满足一些形形色色的个人目标的能力不断变化的程度。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标进行排序的特殊顺序。这些个人排序很少为外人所知,甚至他本人也很难做到充分的了解。千千万万的个人,他们处境不同,禀赋不同,欲望不同,得到的有关手段的信息不同,对于彼此的具体需要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有着各不相同的目标范围,让他们的个人努力相互配合,依靠的是交换系统。随着个人展开相互合作,一个未经设计的、更高层次的复杂秩序的系统出现了,连续不断的物流和服务流被创造出来了,它使参与其中的数量极大的个人的主导期望和价值得到了满足。

    不同目标的不同排序,其多样性为这些目标所要争取的物质手段,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并且是统一的、起中介或反映作用的价值尺度。由于大多数物质手段可用于许多重要性各不相同的目标,而不同的手段又经常能够相互替代,因此这些目标的最终价值便逐渐反映在手段价值的一个惟一尺度上,即价格,决定这种价格的,是手段的相对稀缺程度,以及在它们的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可能性。

    由于不断变化的实际环境要求不断调整具体的目标,而为了给这些目标提供服务,又必须安排具体的手段。因此这两组价值尺度注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比率发生变化。个人最高目标的各种排序,虽然各有不同,却会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而个人致力于生产的那些手段的相对价值,却要受制于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难以预测,其原因也是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

    目标的等级划分可能是相对稳定的(这反映着许多人视为长期或“持久的”价值),而手段的等级划分却是变化无常的,这使不少理想主义者赞扬前者而鄙视后者。当然,为了不断变化的价值尺度而卖力,似乎也是令人生厌的。有些最关心终极目标的人,却经常违背自己的目标,竭力反对那些他们能够用来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大概是他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追求那些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而言仅仅是手段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某一点上加入众多环环相扣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经过许多目标各有不同的中间环节后,最终会满足某种他不知道的、与他在时空上相距很远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过程赋予当前的产品的符号,是个人能够得知的惟一事情。例如,在生产金属螺钉的某个环节上劳动的人,谁也不可能合理地确定,他所制造的某个螺钉,将在或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为满足人类的需要做出贡献。统计数字也无助于他搞清楚,在能够使螺钉(或任何其他类似的部件)得到利用的许多潜在用途中,应当满足哪些用途,不应当满足哪些用途。

    但是,手段的价值尺度,即价格,让人感到它是共同的或庸俗的,显然是因为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而目标尺度则是各具特色,人言人殊。我们通过表明自己的特殊品味,或通过更为挑剔的品质鉴赏力,来证明自己的个性。然而仅仅是由于通过价格传递的有关不同手段之相对稀缺性的信息,我们才得以实现我们尽可能多的目标。

    这两种划定价值等级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扩展秩序中变得格外醒目,大多数人在这里的谋生方式是为素不相识的人提供手段,他们同样也从另一些素不相识的人那儿,获得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这样一来,手段的价值尺度便成了惟一的共同价值尺度,这些手段的重要性主要不取决于使用某个具体物品的人所感受到的效果,而是来自它们可以随时相互替代。由于千千万万的个人有着形形色色的目标需求,这使人们无法得知其他人所需要的一件具体物品的用途(因而也无法得知别人所赋予它的价值)。手段的这种仅仅起工具作用的价值的抽象性,也使人们感到它们的价值是“人为的”或“不自然的”,因而对它产生鄙夷。

    对这种令人困惑甚至是惊恐的现象的充分解释,在100年以前就已被隐约发现,由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列昂·瓦尔拉的工作,特别是门格尔之后的奥地利学派,发展成了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观主义”革命或“边际效用”革命,从而使它得到传播。如果以上各节的内容让人感到陌生甚至难以理解,这只能说明这场革命最基本、最重要的发现仍未得到普及。经济事件不能用以往的事件作为原因来解释,正是这一发现,使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家把经济理论整合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虽然古典经济学,或人们常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对竞争过程、特别是国际贸易使国内合作秩序和国际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做出了分析,但是只有边际效用理论真正使人理解到供应和需求是如何决定的,适应需求的数量以相互调整引起的稀缺程度是如何指导着个人。整个市场过程由此被理解为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和个别接触相比,它使人们能够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一种物品或行为的效用,通常被定义为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这一现象如今看来如此明显,因此人们难以理解,那些严肃的科学家为何会一直把效用作为物品的一种客观、普遍甚至是可计量的属性看待。对不同物品对不同的人的相对效用可以做出区分,这个事实并没有为比较它们的绝对数量提供最起码的基础。即使人们在他们个人打算为不同的效用付出多少成本上取得了一致,但是“集体效用”并不代表一个可以发现的物品:它就像集体意识一样飘渺,充其量只能是个象征。我们时常断定,某件物品对别人比对我们本人更重要或更不重要,这个事实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让人相信,效用在人和人之间有客观的可比性。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打算加以解释的活动,涉及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它是根据物品在具体环境中满足需求的适宜程度,对物质事实做出解释。因此可以说经济学(我现在更乐意称之为“交换学”。见哈耶克,1973)是一门元理论,它是有关人们为解释如何最有效地为不同目标而发现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论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奇怪,自然科学家在面对这样的论证时,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片陌生的领地上,或这些时常让他们吃惊的经济学家,更像是哲学家而非科学家。

    边际效用理论虽然是一项基本的进步,但它最初却隐而不彰。这一思想在英语世界里最容易看到的早期阐述是由杰文斯提出的,在他英年早逝之后,由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位支配着学院派的权威不愿意脱离穆勒的立场,也是由于杰文斯惟一的杰出追随者威克斯第德处在非学院派的位置上,使这种思想一直不被人理睬。这一理论在奥地利的共同发现者卡尔·门格尔算是比较幸运,他找到了两位极有才华的学生(庞-巴威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继续他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个传统,终于使这种现代经济理论逐渐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得到普遍的承认。它强调了它所说的经济价值的“主观”性,从而为未经设计而从人类互动关系中产生的结构提供了一个解释范式。不过在过去40年里,因为要在假定为可计算的各种事物或统计数字中间寻找因果关系的“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使它的贡献黯然失色。我承认,这些因果关系有时也许可以指出某些模糊的或然性,但是它们肯定不能解释引起这种或然性的过程。

    然而,由于这种认为宏观经济学既可行又有用的谬见(它大量采用数学,因而肯定会打动那些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政客,它也确实是和出现在专业经济学家中间的魔术表演最为相似的东西,这也鼓励了那种谬见),因此许多支配着当前的政府和政治的意见,仍旧是以对价值和价格之类的经济现象的幼稚解释为基础,这种解释徒劳地想把它们当作与人的知识和目标无关的“客观”现象。它无法说明贸易和市场在协调大量人员的生产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或是正确地估计到它的不可缺少性。

    在市场过程的数学分析中沾染的一些习惯,甚至经常让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迷失方向。例如,喜欢提“现有知识状态”,喜欢把在市场过程中活动的人所能利用的信息称为“数据”或“现有的”(甚至用“现有数据”这种词组),这种做法常常使经济学家假定,这种知识不但以分散的状态存在,而且它的总和可以由某个头脑加以利用。这掩盖了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这一事实。一些对市场秩序的论述中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的,其实根本不是市场中任何人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秩序中市场所依靠的起决定作用的实际环境,是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问题不是如何利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现有知识,而是如何让任何哪个单一头脑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的知识,以其散布在四处的形式,能够被许多相互交往的个人所利用——这不是行为者的问题,而是试图解释这些行为的理论家的问题。

    创造财富不仅仅是个物质过程,也不能用因果链来解释。对这种活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头脑都能掌握的客观的自然事实,而是千百万种分散的不同信息,它们结晶为价格,以此引导人们进一步做出决定。当市场告诉一个企业家以某种方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时,他既可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也能为总量(以其他大多数人采用的相同计算单位为准)做出比他采用其他方式所能做出的更大的贡献。因为这些价格向市场参与者透露了全部劳动分工所依靠的关键性的随机条件:不同资源——不管它是生产其他产品的工具还是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相互之间的实际可转换(或“可替代”)率。就此而言,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可以利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有关不同物品之可用总量的“宏观经济”知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它甚至没有什么用处。对由大量不同的、有着形形色色组合方式的商品所组成的总产量进行测算的任何想法都是错误的:它们对人类的目标的等价物取决于人类的知识,并且只有当我们把物理量转化成经济量之后,我们才能着手评估这些问题。

    对产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以及对生产特定数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对具体资源分别有所了解的千百万个人,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通过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把这些资源组合在一起——如果对价格揭示出的不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无所了解,那么就这些可能性本身而言,没有一个能被称为最有效的。

    理解相对价格对资源最佳利用的决定性作用,关键的一步是李嘉图发现的比较成本原理。关于这个原理,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正确地说,应当把它称为“李嘉图协作定律”(1949:159-64)。价格关系告诉企业家在什么地方收益会超过成本,因而把有限的资本投进特定的项目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信号把他引向一个不可见的目标,即远方不为人知的最终产品消费者的满足。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无知

    了解了贸易和有关确定相对价格的边际效用解释,是理解一种秩序的关键,而养活现存的人口数量全靠这种秩序。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了解这些事务。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普遍采取鄙视态度,却妨害了这种理解。因为边际效用理论所澄清的事实——即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他的选择做出贡献,能够使满足共同体的需求成为他们每个人的独特任务——无论对原始人的头脑和盛行不衰的建构主义,还是对明确的社会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

    不夸张地说,这种观点标志着个人的解放。个人主义精神的发展要归功于技能、知识和劳动的分化(见前面第二、三章),而发达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分化上。当代经济史学家如布罗代尔(1981-1984)已经开始明白,被人瞧不起的中间商钻营利润,然而正是他们,使现代扩展秩序、现代技术以及我们目前这种人口规模成为可能。不受群体精神的摆布而受自己的知识和决定指引的能力,就像这样做的自由一样,是理智发展的结果,而我们的感情依然不能彻底顺从这种理智。虽然一个原始群体的成员很愿意承认德高望重的头领更为高明,但是他们的同伴若是知道一种方法,不须明显费力就能得到别人只有辛勤劳作才能得到的东西,他们是会憎恨这个同伴的高明之处的。为了个人或私下的收益而隐藏和利用有利的信息,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或至少是不够友好。专业化成为利用种类繁多的信息资源的惟一方式的时代已经很久了,这些原始的反应却依然如故。

    这种反应今天还在继续影响着政治意见和行为,阻碍着最有效的生产组织的发展,鼓舞着社会主义的错误希望。在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上,贸易的贡献一点也不比生产少,认为人类应当厚此薄彼,由此造成了一种非但无益,反而使政治态度受到歪曲的局面。

    对贸易作用的无知,最初是导致惧怕,在中世纪导致了不明真相的管制,在相对较晚的时代,它在更好的理解面前做了些让步,而现在这种管制却又以一种新的伪科学形式被复活了。它试图用这种形式为技术官僚操纵经济提供借口,而当它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后,又助长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的猜疑。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更深入的秩序形成过程时,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因为这些过程,即支配着货币和金融的过程,比贸易更难以理解。

    对货币和金融的怀疑

    当面对发达文明中为贸易提供了基础的最抽象的制度时,因为不相信神秘现象而产生的偏见,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些制度对个人行为起着最一般、最间接、最遥远和最不易察觉的调节作用,它们虽然是形成扩展秩序不可缺少的,然而却倾向于隐匿自己的引导机制不被人察觉:即货币以及建立在货币上的金融制度。以货易货一旦被间接的货币交换所取代,易于理解的事情便消失了,由此开始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过程,它大大超出了最聪明的个人的认知能力范围。

    货币,即日常交往中的“金钱”,在不被人理解的事物中莫此为甚,大概也和性一样,是最严重的非理性奇思怪想的主题。它同时既让人想入非非和困惑不解,又令人深恶痛绝。涉及到它的文献,很可能比讨论任何其他一个主题的都多;浏览这些文献,不免使人与那些作家产生共鸣,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宣布,若论让人发疯,以这个主题为最,虽爱情也不能相比。《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10)。不过有关它的矛盾心态大概更为常见:钱同时既表现为自由最强大的工具,又表现为最邪恶的镇压手段。这个得到最广泛接受的交换媒介,唤起了人们无法理解的过程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不安,他们爱恨交加,热切向往它的某些作用,却又憎恶另一些与前者密不可分的作用。

    但是,货币和信用制度的运行,同语言和道德规则一样,是最抵制充分理论解释的自发秩序之一,并且仍然是专家中意见严重分歧的来源。甚至一些专业研究人士也不愿屈从于这样的见解:细节肯定会逃脱知觉的范围,整体的复杂性使人不得不满足于对自发形成的抽象模式的说明,这种说明不管多有启发性,也无力预见任何具体结果。

    货币和金融不只让研究者心烦。就像贸易一样,并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仍然不断地让道学家们疑窦重重。这种普遍有效的工具,具有以最隐蔽的方式达到和操纵最大数量的各种目标的威力,道学家对它疑虑重重,自有其若干理由。首先,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许多财富在得到利用,而货币的用途对某个人自身或别人所产生的具体或特定的作用,常常是难以察觉的。其二,即便它的一些作用是可以察觉的,它也是既有可能用于行善,也有可能用来作恶。因此,它这种超乎寻常的用途多样性,使它对自己的主人非常有用,也使道学家对它生出更多的疑心。最后,运用钱财的技巧,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就像商业一样,好像脱离了体力劳动或公认的功绩,它甚至无须和任何物质基础打交道——例如“纯粹纸上交易”的情况。如果说,手艺人和工匠令人惧怕,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物质的形状,生意人让人害怕,是因为他们把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属性变成了价值,那么钱商对一切经济制度中最抽象、最非物质的东西所做的改变,岂能不让人对他们产生更强烈的惧怕?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过程的至高点,在这个过程中,可感知的和具体的事物日益被形成行为规则的抽象观念所取代:货币及其制度似乎是处在值得称赞的和可理解的创造性体力劳动的疆界之外,在这个王国里,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力失效了,定规矩的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因素。

    因此这个问题既让专业人士困惑,也冒犯了道学家:他们都惊恐地发现,整个事情异乎寻常地膨胀,超出了我们所依靠的观察和控制事件过程的能力范围。好像一切都已失去控制,或者像德国人更为生动的说法,ist uns uber den Kopf gewachsen(脑袋不管用了)。这句和钱有关的话如此鲜活甚至夸张,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大概仍然有不少人相信,就像西塞罗在说到老卡托时(DE OFFOCIIS,Ⅱ:89)告诉我们的,放债如同杀人一样可恶。斯多噶学派的罗马追随者,如西塞罗本人和塞内加,对这些事情的确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但是对于由市场决定的贷款利息的流行看法,却很难说更令人满意,尽管这种利息在把资本引向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上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们仍然听到“金钱关系”、“不义之财”、“贪得无厌的本能”以及“商贩”行为,等等(对所有这些现象的解释,见布罗代尔,1982b)。

    但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些粗俗的诨名而消失。就像道德、法律、语言以及生物有机体一样,货币制度也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并且同样易于受到变异和自然选择的影响。不过,在所有自发生长的形态中,货币制度的发展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例如,几乎没有人敢说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善,因为,一种一直建立在金本位上的、本质上自动运行的机制,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已经被任意的国内“货币政策”所取代。不错,人类从货币中得到的经验,为对它表示不信任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但这并不是因为普遍相信的理由。这样说吧,选择过程在这里受到的干涉,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进化选择被政府垄断所阻碍,它使相互竞争的实验失去了可能。

    在政府的庇护下,货币体系已发展得十分复杂,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手段中,几乎没有私人实验和选择得到允许,因此我们依然不十分清楚好货币应是什么样子——或它能好到什么程度。这种干涉和垄断也不是新近的发明:它的出现几乎和钱币被用作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一样古老。货币虽然是自由的人民相互合作的广泛秩序中不可缺少的要件,但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政府就在十分无耻地滥用它,从而使它成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一切自我调整过程遭到扭曲的首要根源。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除了少数短暂的幸运时期外,历来就是一部不断欺诈行骗的历史。在这方面,同在竞争中供应各自货币的任何私人机构所能做出的事情相比,政府一直表现得更加不道德。我在别处曾经建议——因此不打算在这里再做说明——假如取消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市场经济也许会更能发挥它的潜力(哈耶克,1976/1978,1986:8-10)。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即对“钱上的考虑”不竭的反感,是建立在对货币作用的无知上,而正是这种作用,使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和市场价值的一般计算成为可能。要想让相互合作扩展到人的知觉范围以外,从而扩展到可确认的、能够当即视为机会扩大的现象范围之外,货币是不可缺少的。

    对利润的指责和对贸易的轻蔑

    我们这个时代的beau esprits(才子们)——即我们一再提到的、在前面几章已打过交道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反对,与原始群体中的成员的反对并没有什么不同。有鉴于此,我倾向于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称为“返祖现象”。深陷在建构主义偏见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市场秩序、贸易和货币中发现最该加以反对的事情是,那些生产者、商人和金融家,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相识者的具体需求,而是对成本和利润的抽象计算。然而他们忘了——或是没有学过——我们刚才一再阐述的那些论证。正是对利润的关心,使资源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它使能够从其他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各种潜力有了最具生产力的用途。境界甚高的社会主义口号是:“为用途而生产,不为利润而生产”,从亚里士多德到伯特兰·罗素,从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到巴西大主教卡玛拉,我们发现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还常常对此有所补充:这些利润是“以他人为代价”得到的)。这个口号暴露出一种无知,它不知道生产能力是如何由不同的个人使其成倍地增加,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总和是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也无法集中到一起的。企业家如果是在提供生产另一些工具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会为另一些人提供服务,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在服务于多种多样的最终目的,他在自己的活动中就必须超越已知的用途和目的。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给他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提供服务,需要的只是价格和利润。它们是搜索工具,就像望远镜是军人、猎人、水手或飞行员扩大视野的工具一样。市场过程为大多数人提供着物质和信息资源,为了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需要这些资源。因此,那些在找出以尽量少牺牲其他目标的方式达到特定结果方面一窍不通的知识分子,却嘲笑别人对成本的关心,比这更不负责任的事实在不多见。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机会和具体情况下需要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知识分子被这种现象气得两眼发黑,其实只是因为有此机会,才使这种实验的努力成为可能。

    因此很难相信,凡是对市场有正确了解的人,会诚心谴责对利润的追求。鄙视利润是因为无知,是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赞赏禁欲主义者有这种态度,这世界的财富中微小的一点便可以让他们心满意足,但是如果以限制别人利润的方式来落实这种态度,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这等于把禁欲主义强加于人,当然也是对一切人的剥夺。

    第七章  被毒化的语言

    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

    语言是行为的指南

    贸易、人口流动及人口的增长和交融,不仅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使他们的语言变得丰富多彩。商人在旅行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异域的语言,于是也就掌握了这些语言,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得不思考那些关键用语的不同含义(即使仅仅为了不冒犯东道主,或不误解交易协议的条款),由此他们也了解了对最基本事物的一些新的不同观点。我现在要探讨的,是涉及到语言在原始群体与扩展秩序之间引起冲突的一些问题。

    所有人,无论是原始人或文明人,要想使他们的感知变得有条理,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语言使他们赋予这些感觉信号的特性。语言不仅能使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体分为不同的物体,而且能使我们根据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对不同标记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进行分类。这种标记、分类和区别当然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所有用法都含有许多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解释或推理。正如哥德所承认的,我们以为是事实的,其实已经是理论:我们对自己环境的“所知”,也就是我们对它们的解释。

    于是,在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便出现了各种困难。例如,许多普遍认可的信念只是隐含在表示它们的用词或句子里,可能绝对不会成为明确的信念;于是它们也绝对不会有受到评判的可能,结果是,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

    同样,由于一套特定的词汇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义,要拿它来解释与它历来习惯于解释的东西有所不同的事物,也是很困难的。不仅用原有词汇解释甚至描述新事物是困难的,而且要想把语言以某种特定方式做过分类的东西再进行分类也不那么容易——特别当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感官的内在特性之上时。

    这些困难促使一些科学家为他们所从事的学科创造新的语言。改革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也受着相同动力的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建议对语言进行精心改造,以便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安分守己(见布洛赫,1954-1959)。

    鉴于这些困难,我们的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是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然而,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相互作用仍然有着深刻影响的传统词汇,还有那些根植于这套词汇中的理论和解释,在许多方面一直是非常原始的。其中有许多是遥远的年代形成的,那时我们的头脑对我们感官所传达的东西,有着十分不同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许多我们通过语言而知道的东西时,每个词的含义会使我们误入迷途:当我们尽力要表达我们对某一现象的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时,我们继续使用着含有过时含义的词汇。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及物动词使无生命物体似乎具有某种思维能力。天真或无知的头脑,当它感觉到运动时,总是以为有生命存在,同样,当它以为存在着某种目的时,也总是设想存在着思维或精神活动。以下事实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进化似乎在每一个人类思维的早期发展中重复一次。皮亚杰在《儿童对世界的认识》一书中写到:“儿童最初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目的。”只是在第二个阶段,头脑才开始对事物的目的本身(泛灵论)和造物者的目的(造物论)加以区分。泛灵论的含义附着在许多基本的词语之中,尤其附着在那些表示产生秩序的现象的词语之中。不仅‘事实’本身,而且‘造成’、‘迫使’、‘赋予’、‘选择’以及‘组织’这些在描述非人格过程时必不可少的词语,仍然使许多人联想到人的行为。

    “秩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在达尔文之前,它几乎被普遍用来暗指存在着一个行动的人。在上个世纪初,甚至像边沁那样有名望的思想家,也主张“秩序以一定的目的为前提”(1789/1887,《全集》Ⅱ,399页)。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观主义革命”之前,对人类创造力的理解一直是受着泛灵论信仰的主宰。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对竞争中决定的市场价格的引导作用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前,甚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完全摆脱泛灵论的影响。甚至今天,除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的科学研究之外,人类事务的研究仍然被一套主要源于泛灵论思想的词汇控制着。最重要的例子来自那些社会主义作家。人们越是仔细审视其作品,就越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更多地是在保护泛灵论的思想和语言,而不是对其进行改革。以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传统将“社会”人格化为例,社会主义,以及它所理解的“社会”,实际上是历史上各种宗教(连同它们各自的“上帝”)所提出的对秩序的泛灵解释的最新形式。社会主义往往反对宗教这一事实也很难削弱这一点。社会主义者以为所有秩序都是设计的结果,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秩序也能够由某个更高明的头脑加以改善。从这一点上讲,在埃文斯-普瑞查德《原始宗教理论》(1965)一书中初步阐述过的权威人物发明各种泛灵论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鉴于泛灵论的不断影响,在今天要同意克利福德的观点似乎仍为时过早。克利福德是位深刻的思想家,他早在达尔文时期就曾断言“除了人能够独立介入的情况之外,目的性已不再表示设计归功于有教养的人”(1879:117)。

    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持续影响在史学和人类学的描述性研究中也十分明显。布罗代尔就曾问道:“我们中的哪个人不曾讲到过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实践、异化、基础结构、上层建筑、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大约这些术语全是来自马克思或因为他而得到普及。见布罗代尔,1982b)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谈话的基础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对所讲事实的后果或起因的解释或推理。我们也尤其应当把一件事归因于马克思,即“社会”代替了马克思实际谈论的国家或强制组织。这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它使我们认为可以用比强制更为温文尔雅的手段去支配个人的行为。当然,作为本书主题一直在谈论的自发形成的扩展秩序,几乎不可能像“作用于”或“对待”一个民族或一国人口那样,“作用于”或“对待”具体的个人。此外,“国家”或更为正确的“政府”一词,在黑格尔之前一直是普通的(或较为明确的)英语词,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也直白而明确地包含权力的概念,而模糊的“社会”一词,却使他能够暗示社会的统治将确保某种自由。

    所以,正像智慧常常隐藏在字里行间,谬误也是如此。那些我们如今知道其错误的天真解释,以及那些常常不被赏识,但产生了极大作用的建议,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流传下来并影响着我们的决定。与我们的讨论尤其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我们在谈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不同方面时所采用的许多词,都带有早期社会的误导性含义。实际上,包含在我们语言中的许多词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人们习惯于使用它们,就会得出一些对问题的冷静思考不可能得出的结论,即与科学论证相矛盾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写这本书时,我给自己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指令,决不用“社会”或“社会的”这样的词(尽管它们难免会不时出现在一些著作的标题和我所引用的别人的言论中,并且我有时也会让“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这类说法继续存在)。尽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用这些词,但是在这一章里,我希望通过讨论这些词以及其他有类似功能的词,来揭露隐藏在我们语言中的毒素,特别是隐藏在涉及人类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制度和结构的语言中的毒素。

    本章开头处孔子那句相当简略的引语,也许是被保存至今的这种认识的最早表现。我最初看到的是它简化了的译文,这显然是因为中文里没有一个字或(一组字)来表示自由。但是以下这段话似乎正确翻译了孔子在《论语》(韦利译本,1938:XIII,3,171-2)中对任何一群有秩序的人的理想状态的描述:“If language is incorrect,……the people will have nowhere to put hand and foot”(译按:此译文显然来自《论语》中“……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段,哈耶克只从中截取“言不顺”和“则民无所措手足”两句,似与孔子原意不十分相合。)我要感谢牛津大学的大卫·霍克斯先生,他为我经常引用的一句翻译有误的话找到了更为正确的译文。

    我们现在的政治语汇不令人满意的特点源自它们的祖先,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由于缺乏进化的观念,认为人类事务的秩序是统治者完全了解的固定不变的一些人做出的安排,或者说,像从古代到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宗教一样,是某个高明的头脑设计的产物。[任何人想寻找语言对政治思维影响的人,都会从德曼特(1978)那儿找到大量资料。在英语文献中,可以从科恩的著作(1931)找到有关隐喻语言设下的骗局的十分有益的讨论。但是就我所知,关于政治滥用语言的充分讨论出现在舍克(1973)和谢尔斯基(1975:233-249)用德语进行的研究中。我本人早些时候在我的(1967/78:71-97;1973:26-54;1976:78-80)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一些研究。]

    词语含混不清和协作系统的差别

    我们在其他地方曾试图澄清词义不明确所造成的混乱,诸如“天然的”和“人为的”(见补论A)、“遗传的”和“文化的”,等等,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我一般情况下更喜欢用不太常用但更精确的概念“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更为通行的说法“私人财产”。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含糊和混淆,其中一些更为重要。

    例如,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盗用“自由主义”一词的做法中,就存在着一个巧妙的骗局。熊彼特对此作了恰当的阐述(1954:394):“一个或许不是有意为之的最高赞扬是,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也认为盗用自由主义标签是明智的。”这一点也越来越适用于欧洲那些中间路线的政党,它们要么像在英国一样,打着自由的旗号,要么像在西德那样,自称自由主义政党,却又毫不犹豫地同明显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结成联盟。我在25年前(1960,跋)就曾抱怨说,一个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者在把自己描述成自由主义者时,不可能不给人留下他信仰社会主义的印象。这也不是什么新发展:早在1911年,霍布豪斯就出版过一本题为《自由主义》而更确切地说应称为“社会主义”的书,而且很快又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社会公正的要素》(1922)。

    这一变化——一个也许已无法补救的变化——的重要性,使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由广泛用于人类相互作用现象的名称所引起的含糊而混乱的语言上,这也符合本书的一般论题。在说明人类相互作用的不同形式方面,我们缺少恰当的用语,这不仅标志或反映着对于各种人类努力的协调过程,现有的知识极不恰当。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如此不恰当,以至于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甚至不能明确界定我们正在谈论什么。

    我们不妨从普遍用来划分人类协作秩序的两个对立原则,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谈起。这两个概念既具有误导性,又包含着政治偏见。它们本来是想对认识这些制度有所帮助,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它们特点的东西。尤其是“资本主义”一词(卡尔·马克思在1867年仍不知道这个概念,并且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只是因为桑巴特在1902年引起轰动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才“爆发了一场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对立面”的政治论战(布罗代尔,1982a:227)。由于这个词让人想到一种为资本所有者特殊利益服务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它自然引起了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即无产阶级成员的反对。资本所有者的活动使无产阶级得以生存并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创造了无产阶级。不错,资本所有者使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成为可能,这也许导致一些资本家自豪地同意以此称呼他们努力的结果。然而它让人想到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利益冲突,这是个不幸的发展。

    一个表示合作的扩展经济秩序的较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从德语引入的“市场经济”一词。但是它也有许多严重的缺陷。首先,所谓的市场经济,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真正是一个经济,而是大量相互作用的单个经济的组合。市场经济只具备这些单个经济的某一些而非全部明确特征。如果我们给这个由单个经济形成的复杂结构起一个名称,让人觉得它是一种人为的结构,就会造成人格化或泛灵论的结果,如我们看到的,这正是我们对人类相互作用过程的许多错误认识的来源,而要摆脱它们也是很难的。必须时刻记住,市场产生的经济并不真正像是人类特意设计的产物,它是一种结构,在一些方面与经济相似,而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就它不能服务于一个统一的目标序列而言,它与真正的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

    市场经济一词的第二个缺陷是,在英语里它无法产生出一个便于使用的形容词,而这样一个表明具体行为是否适当的形容词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很久以前我就建议(1967/1978b:90)采用一个新的专门术语,一个从我们在许多类似情况下已使用过的希腊词根获得的术语。1838年,惠特利大主教提出用“catal-lactics(交换学)”作为解释市场秩序的理论科学的名称。这个提议不时地被重复提起,最近一次是由米瑟斯提出。从惠特利创造的这个词中很容易派生出形容词“Catallactic”,并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使用。这些词尤其吸引人,因为它们来自古希腊单词“kata-lattein”或“katatassein”,不仅指“交换”,而且指“允许进入社群”和“化敌为友”,这进一步证明古希腊人在这些事务方面的深刻认识(利德尔和斯科特,1940,参见“katallasso”一条)。因此我提议我们创造一个词“catallaxy(交换过程)”,用来描述我们通常称为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的目标,并按照惠特利的做法把经济学称为“交换学”。这一发明的有用之处被我的一些更年轻的同行所证实,他们已经采用前一个术语。而且我相信,如果它得到更为广泛采用,将会真正有助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泛灵论词汇和混乱的“社会”概念

    这些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交流的困难始于对我们想要分析的对象的定义和命名。理解方面的主要术语障碍是“社会”这一说法本身。这个概念比我们刚讨论过的其他术语都重要。这不仅由于自马克思以来,它一直被用来混淆政府和其他“制度”的区别。用“社会”一词来表示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不同制度,会错误地使人觉得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一样的。有如拉丁语中源于socius的societas(社会)一样,它是这类词汇中最古老的一个,指的是彼此相识的同伙或同伴,同时它也被用来描述个人之间实际存在的状态和关系。按照通常的用法,它的前提或含义是,存在着对共同目标的一致追求,而这种目标只有通过自觉的合作才能达到。

    如我们所知,人类合作超越个人知识界限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这种追求的范围越来越不受共同目标的支配,而是受着抽象行为规则的支配;遵守这些规则,使我们越来越服务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的需求,并发现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同样也满足着我们的需求。人类合作范围延伸得越广,这种合作的动机与人们心中关于一个“社会”中会发生什么的设就越不一致,“社会的”这个形容词也就愈加不是事实陈述中的关键词,而更像是一种古老的、现已过时的一般人类行为理想追求的核心。一方面是在一个特定团体中个人行为的实际特征,另一方面是个人行为(根据古老的习俗)应当如何的愿望,对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真正见识越来越少。不但以任何实际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都被称为“社会”,而且会得出结论说,任何这样一群人应该像一个原始的合作群体那样行动。

    所以“社会”一词已成为表示几乎任何人类群体的方便标签。这种群体的结构和结合在一起的原因都无需知晓——一个人们在不十分明白自己谈论什么时只图一时方便的用语。显然,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全部人口,一个公司,一个协会,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帮派,一个族群,或种族、宗教、运动和娱乐项目的成员,以及住在一个特定地方的居民,都是社会或能够构成社会。

    对于完全不同的形态,如个人之间有着不断接触的人组成的群体,和仅仅利用从漫长而无限延伸的贸易关系中产生的信号而把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冠之以相同的名称,这不仅在事实上造成误导,而且几乎总是包含一种隐藏的愿望,要用我们感情上所渴望的那种亲密伙伴关系去塑造这种扩展秩序。儒弗内曾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对小团体的本能的怀乡病——“那是最早出现了人类的地方,是对他仍有无限吸引力的地方:但任何想把同样的特征移植到一个大社会的努力,都是乌托邦并会导致专制”(1957:136)。

    在这种混乱认识中被忽视的关键差别是,小群体的行为可以受一致同意的目标或其成员意志的引导,而同样作为一个“社会”的扩展秩序,它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结构,却是因为其成员在追求不同的个人目标时,遵守着相同的行为规则。这些在相同规则下的形形色色的努力所造成的结果,当然会表现出少许特征,它们与拥有同一个头脑或想法的单个组织的特征或这个组织特意安排的特征相似。但是,用泛灵论的态度看待这样一个“社会”,或是把它人格化,赋予它一种意志、一种意图或计划,却会把人引入歧途。因此,看到一位严肃的当代学者声称,任何功利“社会”都一定会表现为不是“个人的多元化组合……而是一个伟人的体现”(查普曼,1964:153),这真是让人惴惴不安。

    模棱两可的概意——“社会的”

    “社会”这个名词尽管也对人产生误导,但和形容词“社会的”相比危害却要小一些,“社会的”一词或许已成为我们整个道德和政治词汇中最能引起混乱的说法。这件事仅仅发生在过去100年间,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的”一词的现代用法及其影响迅速从俾斯麦德国传遍整个世界。在这个词使用最多的领域,它之所以不断传播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不仅用于描述人类合作的不同模式产生的现象,如在一个“社会”中产生的现象,而且也用来描述促进和服务于这种秩序的各种形式。它从后一种用法越来越变成一种倡议,一种用理性主义道德取代传统道德的指令,并正在逐步取代“好的”一词,用来作为道德上正确的事物的名称。正如《新韦氏同义词词典》的恰当解释一样,由于这“特殊的歧义性”特点,“社会的”一词的实际含义与标准含义在不断地变换着,开始似乎是一个描述词,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一个指令。

    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德语用法对美语的影响胜过对英语的影响,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被称作经济研究的历史或道德学派的德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用“社会政策”代替“政治经济学”来命名对人类相互作用的研究。没有被这种新时尚冲走的少数人之一,利奥波德·冯·维塞后来评论道,只有那些“社会党时代”的年轻人,即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人,能够判断出当时将“社会”领域视为宗教替身的倾向是多么的强烈。最生动的表现之一是社会本堂牧师的出现。但是维塞坚持认为,“成为‘社会(主义)的’并不等同于成为好的或正确的,或‘在上帝眼里是正确的’”(1917)。关于“社会的”这一术语传播,具有启发性的史学研究,我们归功于维塞的一些学生(见我列出的参考文献,1976:180)。

    “社会的”一词目进入英语以来,它在用法上不同寻常的多样性在我们这里四处开花结果。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方塔那现代思想词典》(布洛克等,1977)中,恰好是在“肥皂剧”(soapopera)这个词条后面,可以找到不下35条与“社会的”(social)一词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词组,从“社会行为”直到“社会整体”。与此相似,在R.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中,作者尽管用习惯上的“参见”方式把读者引向相应的条目,但是对于“社会的”这个词却没有遵循这一做法。很显然,在这里采用他的这一方法是行不通的,作者于是干脆放弃这一做法。这些例子导致我花了一点时间,把我所遇到的出现了“社会的”的情形全都记录下来,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份颇有教益的清单,它一共有160多个由形容词“社会的”限定的名词:

    核算 行动 调整

    管理 事务 协议

    时代 动物 呼吁

    意识 行为 存在

    机构
    原因
    特征


    追求更高地位者
    协定

    组成
    理解
    关注

    观念
    冲突
    良知

    意识
    思考
    结构

    契约
    控制
    信誉

    缺陷
    评论
    活动家

    决定
    需求
    民主

    性质
    发展
    范畴

    歧视
    弊病
    倾向

    距离
    责任
    经济

    目的
    实体
    环境

    认识论
    行为准则
    礼仪

    事件
    邪恶
    事实

    因素
    法西斯主义
    力量

    框架
    职能
    集结

    地理
    目标
    利益

    风度
    团体
    和谐

    健康
    历史
    理想

    牵连
    不适
    独立

    下层
    制度
    保险

    交往
    公正
    知识

    法则
    领导
    生活

    市场经济 医学
    移民

    理智
    道德观
    道德

    需要
    义务
    机遇

    秩序
    机体
    取向

    遗弃者
    所有制
    伙伴

    激情
    和平
    养老

    人物
    哲学
    幸福

    观点
    政策
    地位

    权力
    优先权
    特权

    问题
    过程
    产品

    进步
    财产
    心理

    等级
    现实主义
    领域

    法治国家 认可 改革

    关系
    补偿
    研究

    反应
    责任
    革命

    权利
    角色
    法则

    满足
    科学
    保障

    服务
    信号
    意义

    团体语言 团结 精神

    结构
    稳定
    立场

    身份
    斗争
    学者

    探讨
    调查
    体系

    才干
    目的论
    信条

    紧张
    理论
    思想家

    思想
    特征
    用途

    效用
    价值
    观点

    美德
    匮乏
    浪费

    财富 需求 工作

    工作者 世界

    这里列出的许多组台词的否定、批判形式用得更为普遍:于是“社会调整”变成了“社会失调”,“社会混乱”、“社会不公”、“社会失序”、“社会不稳定”等也是如此。

    只根据这份清单还不能断定,“社会的”一词是否因为具有如此多的不同含义,便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交流工具。不过,它实际产生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总是险恶地暗示一个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知道被曲解了的概念,即扩展秩序的非人格化和自发的过程所成就的事情,实际上是人类有意创造的结果。第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它要求人们重新设计他们从来没有设计过的东西。第三,它也获得了使它所限定的名词变得毫无意义的力量。

    从最后一个结果来看,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些美国人所谓“黄鼠狼式修辞法”的最有害的例子,这一说法来自莎士比亚的“我能从一首歌中吸出悲哀,就像黄鼠狼吸空鸡蛋”(《当你喜欢它时》,Ⅲ,5)。就像黄鼠狼能吸空鸡蛋而不留任何痕迹一样,这些词也可以使它们所限定的任何词失去含义,而表面看上去却丝毫未损。当一个人不得不用一个概念,而同时又想剔除其中挑战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所有含义时,就用这个狡黠的词去其锋芒。

    关于这一表达在现代美语中的用法,可参见最近马里奥·佩伊《黄鼠狼式修辞法:所言非所指的艺术》(1978),书中认为西奥多·罗斯福1918年创造了这一术语,从而表明70年前美国的政客就很有学问,然而,读者在该书中却无法找到“社会的”这一极为含混的语词。

    尽管对“社会的”一词的滥用是国际性的,但是,在西德这一词的滥用恐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西德在1949年颁布的宪法中采用了Sozialer Rechtsstaat(社会法治国家)一词,自此“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就广为传播——但其含义肯定不是其倡导者路德维希·艾哈德所指(他曾在一次谈话中向我保证说,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被改造成社会的,作为社会的产物,它本来就已如此)。尽管法治和市场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概念,但是,限定词“社会的”却使这些词失去了任何明确的含义。德国学者从“社会的”一词的这些用法中得出结论,他们的政府在宪法上服从“社会国家的原则”(Sozialstaatsprinzip),这与悬置法制相差无几。同样,这些德国学者看出“法治国家”(Rechtsstaat)和“社会国家”(Sozialstaat)之间存在矛盾,便把“社会法治国家”(Soziale Rechtsstaat)写在宪法中以防不测——我或许可以说,这部宪法是由受到19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诺曼启发的那些费边派糊涂虫写成的(梅耶,1972:8)。

    与此相类似,“民主”一词一直有非常明确的含义;然而“社会民主”不仅曾用来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激进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名称,而且现在在英国已被用来称呼费边社会主义的任何政党。但是,时下我们所称的“社会国家”用传统的词语表达却是“仁慈的专制”,以民主方式,即在保留个人自由的同时,实现这种专制所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则由于“社会民主”的图谋而荡然无存。

    “社会公正”和“社会权利”

    “社会的”一词最糟糕的用法,也就是将它所限定的词的含义破坏殆尽的用法,莫过于普遍使用的短语“社会公正”。尽管我已经对这个具体问题作过一些探讨,特别是在我的《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二卷《社会公正的幻想》中作过一些探讨,但由于它在支持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辩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此我至少必须简要陈述一下要点。正如一位比我更有勇气的杰出人士多年前坦率表述的那样,“社会公正”这一说法不过是“与人民民主同出一辙的语义骗局”(柯伦,1958:8)。这个概念使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错乱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这可由一位牛津博士最近写的论文《社会公正》中得到证实,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传统的公正观时,竟然用了“似乎还有一个个人公正的范畴”这种不同寻常的说法。

    我明白,这是在建议“社会的”一词适用于减少或消除收入差别的一切事务。但为什么称这种行为是“社会的”?或许由于它是一种确保多数地位,即出于别的什么理由希望增加选票的手段?似乎确实如此,但它也肯定意味着,给予我们的每一个“社会的”劝戒,都是在要求朝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再迈进一步。所以“社会的”一词的用意,实际上等于是在要求“分配公正”。然而这同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同人口和财富的增长甚至维持,都是难以并存的。由于这些缺陷,人们逐渐把“社会的”称为维护“社会”的主要障碍。“社会的”实际上应被称作“反社会的”。

    如果人们认为个人的相对地位是公正的,他们就会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十有八九是正确的。然而支持分配公正(即每个人都应得到自己道义上应得的份额)的整个思想,在人类合作(或交换)的扩展秩序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可获得的产品(它的规模,甚至它的存在)都取决于在一定意义上与道义无关的产品分配方式。确定道义上的奖惩并无客观标准,其原因我们已探讨过。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要使一个大的整体适应有待发现的事实,要求我们接受“成功是基于结果,而非基于动机”(阿尔齐安,1950:213)。任何合作的扩展体制,必须不断适应其自然环境中的变化(包括其成员的生命、健康和力量);只有结果公正的变化才应当发生是一种荒谬的要求;它就像相信对这种变化精心做出的有组织的反应可以是公正的几乎同样荒谬。没有不平等,人类既不可能达到也无法维持其现有的人口数量,而这种不平等既不受任何审慎的道德判断的左右,也与这样的判断不可调和。发奋努力当然可以增加个人的机会,但只靠努力并不能确保收获。那些曾同样努力进行尝试的人,他们生出的妒嫉尽管完全可以理解,却是违反公共利益的。所以,如果共同的利益其实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不能屈服于这种人类本能的愿望,而应该由市场过程来确定回报。除了市场以外,没有人能够确定个人对整个产品贡献的大小,也无法确定应该给一个人多少报酬,才能使他选择从事某些活动,能够为向所有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做出最大的贡献。当然,如果认为后者合乎美德,那么市场就能产生最道德的结果。

    一些没有任何可实现的内容的承诺,把人类分成了两大敌对群体。妥协的方式并不能消除这一矛盾的根源,因为对于在事实方面的错误认识,每一次让步只能产生更不可实现的期望。然而,一种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仍在继续发展,其基础则是某些人的谬论,他们对创造财富的制度大加挞伐,而他们的生存恰恰是靠了这种制度。他们以自由的热爱者自居,对分立的财产、契约、竞争、广告业、利润甚至金钱本身统统加以谴责。设想如果他们的理由能够告诉他们如何安排人类的努力来更好地为他们固有的愿望服务,他们本身就对文明造成一个重大威胁。他们自以为自己的理性能够告诉他们如何安排人类的努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内心愿望,其实他们自己构成了对文明的严重威胁。

    第八章  扩展秩序和人口增长

    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亚当·斯密

    马尔萨斯主义恐慌症:对人口过剩的担忧

    我一直在试图解释,尽管有来自我们的本能的反对,尽管存在着对自发过程中所有不确定的事物的恐惧和对经济的普遍无知,尽管在试图用所谓理性手段取得实际上是返祖目标的运动中,存在着所有这些陈腐的论调,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如何演进的。我也坚持认为,如果这些运动在取消市场上果然大获成功,扩展秩序就会崩溃,许多人就会受苦受难甚至命归黄泉。不管你是否喜欢,目前的世界人口已经存在。摧毁他们的物质基础,以便取得社会主义者鼓吹的符合“道德”或本能的改进,无异于宽恕造成上亿人死亡并让其余的人陷入贫穷这种滔天大罪。(见我的1954/1967:208;和1983:25-29。)

    某些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好处,同人口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算不上是什么新发现。亚当·斯密最深刻的见解之一(1776/1976:31),就是“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制于这种力量的规模,或者换句话说,受制于市场的规模”;还可以参见他的《法理学讲义》(1978:582-586)中“关于劳动分工的两个残篇”。我们也已清楚地看到,那些采取了市场竞争做法的人,随着其数量的增长,会取代那些遵守着另一些习惯的人。遵照约翰·洛克在第二篇论文(1690/1887)中的类似主张,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沙利文早在1795年就提到美国土著如何被欧洲殖民者取代,并且现在能让500个有头脑的人过上富足生活的地方,过去只能供一个原始人靠打猎在“饥饿中度日”(1795:139)。(那些继续主要以狩猎为生的美洲土著部落,也被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人,即学会了农耕的部落所取代。)

    尽管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套实践对另一套实践的取代常常伴着腥风血雨,却不一定总是需要这样。毫无疑问,地点不同,事情的过程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不过人们可以想像到事件的不同结果。可以说,在受到扩展秩序侵入的一些地方,那些采纳了新的做法,因而能够从已有土地上取得更多收获的人,作为对能够利用其土地的回报而向另一些居住者提供的东西(无需这些居住者做任何事,也无须“入侵者”使用武力),往往同他们通过辛勤劳作所能获得东西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多。另一方面,自身极高的居住密度,也使更先进的人民能够抵御那些将他们从一片在以原始方式利用土地的时代就一直为他们所使用和必需的广阔土地上赶走的企图。许多这样的过程都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当然,商业上有组织的人所具有的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往往会加速这一过程。

    即使市场的扩展和人口的增长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但是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特别是过去300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时,他们变得高度警觉,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甚至像弗莱(1967:60)这样一向明智的哲学家,也对朱利安·郝胥黎大加赞赏,因为“在人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他早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是人类现在和未来幸福的首要威胁”。

    我一直主张社会主义是对人类现在和未来幸福的威胁,我的意思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任何已知的市场秩序的替代物,都不能承受目前的世界人口。但是像刚才引用过的那种反对意见,往往是出自那些并不提倡社会主义的人,他们认为,既是如此大量的人口的制造者,又是这大量人口之产物的市场秩序,也对人类的幸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在显然必须来谈谈这个矛盾。

    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于简单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造成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第一步,但是现代条件已使它变得毫无意义。马尔萨斯假定人类劳动力几乎可以被看做是同质的生产要素(即工资劳动者全有着相同的性质,他们全都从事农业,有着相同的工具和机会),这在当时的经济秩序下与事实相去不远(理论上的两要素经济)。对回报减少原理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的马尔萨斯来说,这肯定说明了只要劳动者数量一增加,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所称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因此工人的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在最好的土地被合理划分成小块土地时尤其如此(关于马尔萨斯的两条定理之间的关系,见麦克莱利,1953:111)。

    然而,在我们一直讨论的变化了的条件下,情况便不再是这样了,这时的劳动力不再是同质的,而是种类繁多各有所长。随着交流的加强和通讯及运输技术的改进,人口的增长和就业密度,使劳动分工具有了优势,导致了迅速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使人们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生产要素并提高生产率(见第二章、第三章及下文)。不同的技能,无论是天生的或后天获得的,都成了各具特色的难得的要素,常常在多方面互为补充;这使工人们值得去掌握那些能够得到不同市场价格的新技能。自愿的专业化是预期回报上的差别造成的。所以劳动可以造成回报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更为密集的人口也会采用一些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毫无用处的工艺技术,如果别的地方已经开发出这些技术,它们也可以通过引进而被迅速采用(假如能够得到所需资本的话)。与更多的人和平相处经常交往,即使仅有这样一个事实,也能够使可获得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再是同质的生产要素,因此马尔萨斯的结论也就不再适用。相反,由于进一步的分化,人口的增加现在可以导致人口进一步增加,不仅会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期内自我加速,而且是提高物质文明和(由于个性化)精神文明的前提。

    所以,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人们变得强大,是因为他们变得如此不同:新的专业化的可能性(不十分取决于个人智力的提高,而取决于个人越来越多的差异)为更成功地利用地球资源提供了基础。这反过来又要求由市场信号机制所保证的间接互惠服务网络的扩展。由于市场揭示了出全新的专业化机会,两要素模式,连同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变得越来越不恰当。

    普遍存在的担心,即参与并促成了所有这些现象的人口增长,也会导致贫穷和灾难,主要是因为对一个统计计算的误解。

    这并不是否认人口增长可能导致平均收入的减少。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解释也是错误的——这一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不同收入阶层中现有人口的平均收入同后来出现的更多的人口的平均收入混为一谈。无产阶级是额外增加出来的人口,如果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其人口也永远不会增长。出现平均收入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大量增长一般会引起人口中较贫穷阶层而非较富裕阶层人数的增长。但是不能由此便得出错误的结论说,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人都会变得更穷。在现有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必然变穷(尽管一些富人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被一些后来者取代,因而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事实上,每个已经活在世上的人,都有可能更有富一些;但是由于在现有人口中又增加了大量的穷人,平均收入就有可能下降。一个不值一提的事实是,平均数的减少同所有收入群体人数的增加并不矛盾,但高收入人数的增长低于低收入人数的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的增加大于其高度的增加,增加了的总收入的平均数就会变小。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正确的结论:占数量多数的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占数量少数的富人。资本主义创造了就业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条件,使那些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维持自己及其后代的生存所需的工具和土地的人,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这些东西,当然这对双方都有利。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在贫穷中生存并繁衍后代,而如果没有生产性的工作机会,这些后代几乎很难长大成人并继续繁衍后代:这一过程使千百万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使他们能够生存一段时间,也无力生育后代。就此而言,穷人从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它使他们诞生并生存下来。

    所以,认为富人剥夺了穷人的东西,如果他们不用武力,这些东西本来是属于或至少可能属于穷人,这整个论点纯属无稽之谈。

    一个民族,它的资本储备规模,以及它为获得和交流信息而积累起来的传统和习惯做法,决定着该民族能够维持众多的人口。只有当那些从事着投资活动,在目前的支出和未来的回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能够从这种行为中获得至少同他们将资本挪作它用一样的收益时,人们才会有工作,才能生产出各种物资和工具满足未知人口的未来需求。

    所以,没有富人——没有那些积累资本的人,穷人即使能够生存,也只会愈加贫穷,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每一次旱灾都会夺走他们尽力抚养的大多数孩子的生命。资本的创造比其他任何方式更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资本家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雇佣别人,因此他这种养活他们的能力对双方都有利。当有些人能够雇佣别人,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而且是为了同无数其他人进行货物和服务的交易时,这种能力还会进一步增长。所以说,财产、契约、贸易和资本的运用,并非只对少数人有利。

    嫉妒和无知使人们认为,如果有人拥有超过了他当前消费所需的财富,这并不是什么功德,而是应当受到谴责。不过,认为积累这种资本只能以别人为代价的观点,却是退回到了一种毫无根据的经济观点,尽管在某些人来说似乎就是如此,而且它使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经济的发展。

    问题的区域特征

    造成误解的另一个根源是,人们往往只从全球范围内考虑人口增长。人口问题必须被看做是区域性的,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态势。真正的问题在于,特定地区的居民数量是否因为无论什么原因,总是比该地区的资源(包括他们可以用于贸易的资源)增长得更快。

    只要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从道德上说,我们无权阻止世界上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正像我们没有义务援助这种增长一样。但另一方面,如果物质发达的国家对于像中非的萨赫勒这类地区的人口增长,不断给以援助甚至资金上支持,而这些地区的现有人口(更不要说增加的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靠自身的努力生存,这就会造成道德上的矛盾。试图把人口维持在一个数量之上,使积累的资本无法不断地用于再生产,能够维持的人口数量就会减少。除非我们进行干预,这些人口只有在能养活自己时才会增长。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像萨赫勒那样的地区的人口增长,唤起了希望,造成了承担义务的条件,同时也就承担了他们迟早有可能放弃的重大责任。人类并非能力无限,承认自己力量的局限性,而不是凭着本能的冲动去消除遥远的不幸(不幸的是,他并不能提供多大的帮助),这可以使他更能接近于实现自己的愿望。

    无论如何,在同我们有关的可预见的未来,并不存在世界总体人口超出其原材料资源的危险,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固有的力量便早已中止了这个过程。(相关研究见西蒙,[1977,1981a,1981b]、博塞鲁普[1981]、诺斯[1973,1981]、鲍尔[1981]以及我自己的1954:15和1967:208。)

    在除欧洲以外的所有大陆的温带地区,存在着广大的地区不但能够承受人口的增长,而且那里的居民仅仅通过增加土地居住密度并加强其资源的开发,也有望达到“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普遍富足、舒适和文明的水平。在这些地区,如果人们想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标准,其人口就必然增加。人口增长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劝说他们减少人口,更不用说强迫他们这样做,不仅显得自以为是,道德上也难以成立。如果我们试图不加区别地养活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口,也许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些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持其人口的数量,外人反对他们的人口增长便是没有道理的。已经非常富裕的国家的居民,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结束增长”(像罗马俱乐部或新近发表的《全球2000》所做的那样)或对憎恨这种政策的国家横加阻挠。

    在这种提议限制人口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些蛮不讲理的观点,例如发达民族应将仍由不发达民族居住的一部分地区变为某种自然公园。以为享受着乡村贫困生活的幸福的原始人,会愉快地放弃发展,不在乎它能给他们许多人带来的那些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文明的好处,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纯粹是建立在幻觉之上。如我们所知,这些好处确实要求做出一些本能或其他方面的牺牲。但是欠发达民族必须自己独立地作出决定:是否值得为物质上的舒适和先进的文化作出这些牺牲。当然不能强迫他们进行现代化,但是也不能通过孤立政策阻止他们寻求现代化的机会。

    除了因穷人数量的增加迫使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分配收入的情况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由于人口增长而使其中已经达到不同水平的成员生活标准下降的事例。西蒙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经验资料表明,人口的增长、规模或密度对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198la:18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作品1977和1981b)。
    多样性与差异

    差异是理解人口增长的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关键问题稍加展开。人类的独特成就,即导致他的其他许多突出特性的成就,就在于他的差异和多样性。除了少数物种因为人类施加的人为选择而产生了具有可比性的多样性外,人类的多样性无与伦比。这是因为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向自己同伴学习的极为有效的器官。这使人类数量的增长在其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不是像其他物种那样受着自我限制,而是受到着自我激励。人口的增长呈现某种连锁反应的方式,土地居住密度越大,就越能给专业化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这反过来又引起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此外,在这大量的人口中间,不仅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内在属性,而且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传统,他们强大的智力,特别是在其漫长的成熟期,使他们能够从中作出挑选。人类的大多数现在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的高度的灵活性,因为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不同个体,他们不同的天赋使他们能够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所形成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使他们彼此之间进一步各具特色。

    由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着新机会的多样性,从本质上说,是劳动、技能、信息、知识、财产和收入的多样性。这个过程既不简单也无因果关系,而且不可预测,因为在每一阶段,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仅仅创造了一些有待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发现并迅速得到落实。只有当一些早期的人通过了这一阶段,并且其做法可以被他人仿效时,这一过程才会十分迅速地进行。学习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而且需要一个前提,即个人处境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带来合作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流。

    人们一旦学会了利用人口密度增加所提供的新机会(不仅由于分工、知识和财产,而且由于一些个体积累起新的资本形式而引起的专门化),这就会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基础。由于多样化、差异、距离越来越遥远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以及跨越时间的传播过程,人类已经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它保留着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进一步增加的结构特征。

    据我们所知,扩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已经非常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又获得了学习和吸收超越个人的传统成分的能力,这使他们能够一刻不停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包含着更复杂秩序的结构。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暂时障碍被逐步冲破,人口增长为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基础,如此往复不已,便产生一个不断进步的累积过程,直到地球上所有肥沃丰饶的地区被同样密集的人口占用为止。

    中心和边缘

    当然会有走到头的时候,不过我并不认为,极令人惊惧的、导致“房间里只有站票”的人口爆炸,已经近在眼前。人口增长的故事现在也许已经接近尾声,或至少是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口的最高速增长从未出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总是出现在发达经济的边缘,出现在那些不拥有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肥沃土地和设备,是“资本家”为他们提供了新生存机会的穷人中间。

    然而,这些边缘正在逐渐消失。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再进入这个边缘:人口增长的爆炸过程,大约在上一代就已经几乎波及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了。

    因此,对于这样的推测,即过去数百年间人口无限制加速增长的趋势,会在未来无限期地继续存在,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希望并期待着,现在正进入扩展秩序的那些人,一旦他们用尽了剩余的机会,他们令人倍感担忧的人口增加,也会逐渐减速。毕竟非常富裕的群体并未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我们所知不多,因此不能说什么时候会到达这一转折点,但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口不可避免的无限期增长这种神话所编造出来恐怖景象,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来到我们面前。

    我以为这个问题正在消失:人口增长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顶点,不会继续提高,而是会下降。人们当然不能言之凿凿,但是,只要没有蓄意的介入刺激其增长,看来(即使还没有实际发生)人口增长会在本世纪最后10年的某个时候达到最高峰,此后便会逐渐下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中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就达到了约2.4%的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达到了目前2.1%左右的水平。而同一时期,较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已开始下降。所以说,到了60年代中期,人口似乎已达到了空前的年最高增长率并开始回落(联合国,1980和科恩,1984:50-51)。正如科恩所说:“人类已经开始实施或体验到了支配着其所有同类的限制。”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处在发展中经济边缘的人口,就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些运转过程。发展中国家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加尔各达、圣保罗、雅加达、加拉加斯、拉各斯、孟买,其人口在短时间便翻一番甚至更多,老城中心被城市贫民窟或“市郊贫民区”所环绕。

    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市场经济边缘的人们尽管已从参与市场经济中获益(例如通过接受更先进的医疗、各种更有用的信息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但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经济的传统、道德和习惯。例如,他们仍然有可能实践着市场经济以外的的生育习惯,如财富稍有增加,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生育一些后代,至少足够供其养老。这些旧习惯正逐渐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迅速地消失,这些边缘群体,特别是最靠近中心的群体,正在接受更有利于他们节制生育的传统。所以,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所以引人入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提供了如何通过模仿使许多人达到自己愿望的模式。

    这些城市贫民窟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们证实了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几个论点。例如,这些城市周围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因城市贫民窟而减少;他们通常也从城市的发展中获益。城市为千百万人提供了生存机会,如果这些人(或其父母)没有移居到城市,他们就会死亡甚至不可能降生。那些移居城市(或城市边缘)的人所以被带到了这里,既不是因为城里人有着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工具的慈悲心肠,也不是因为富有的乡村“邻里”善意的劝告,而是因为听信了关于同他们素不相识的另一些穷人(也许来自某个遥远的山区)的传言,这些人因为听说能够在那里打工挣钱而去了正在发展的城市,从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些人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因为他们向往甚至贪图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因为别人的善行,而且这样做的效果要比善行更好。乡下来的人虽然不可能用抽象的概念理解问题,但是他们从市场信号中得知,当前已经不足以支付城里富人消费的收入,被用来向另一些人提供工具和生计,作为对他们工作的报偿,使那些没有继承下可耕地和农具的人能够生存下来。

    当然,就某些人而言,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人是有意选择了贫民窟而不是乡村(对于它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浪漫感情)作为他们生息之地,让他们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正如恩格斯在当时的曼彻斯特贫民窟里发现的爱尔兰和英格兰农民的情况那样,事情确实如此。

    这些边缘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边际效用支配的是那里的居民而不是乡下人。第三世界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努力所产生的逆“循环”效用,以及这些政府向既得利益的劳动者或误入歧途的社会改革家们做出让步,在消灭边缘群体就业机会上表现出的能力,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最后,人们有时在这里可以直接目睹一些以最明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选择过程,即受到商业道德最残酷而明显打击的,并不是已经学会了以相对较先进的形式实践它们的人,而是那些尚未学会如何应付它们的后来者。生活在边缘的人还不能完全服从新的习惯(所以总是被视为“不良分子”,有时甚至被认为接近于罪犯)。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更先进的文明习惯给那些仍按部族和村落道德思维的人们所带来的首次冲击。无论这个过程对他们有多么痛苦,他们毕竟也从商业阶层的实践所形成的分工中受益,甚至可以说他们受益尤多;他们许多人逐渐改弦易辙,由此才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的行为至少要有些最起码的变化,这是他们同意进入已建立的较大群体并逐渐增加他们在总产品中所得份额的前提。

    依赖不同规则体系生存的人的数量决定着哪种体系会占优势。这些规则体系未必是广大群众(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人只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事例)本身已经完全接受的体系,而是一个核心群体所遵循的体系,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个核心群体的周围,分享着不断增长的总产品的收益。那些至少部分接受了扩展秩序的习惯并从中获益的人,在这样做时常常并没有意识到因这种变化最终要付出的代价。不仅原始的乡下人会得到这些残酷的教训,统治一地臣民甚至消灭其精英的军事征服者,也常常在日后不无遗憾地认识到,要想分享当地的利益,得入乡随俗才成。

    资本主义使无产者生存

    在剩余的篇幅里,我们不妨把我们的主要论点做一总结,并指出它们的若干含义。

    如果我们问,那些被称作资本家的人,人们最应该把什么东西归功于他们的道德实践,答案是:人们的生存。社会主义者认为,所以存在着无产阶级,是因为一些原本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群体受到了剥削,这种解释纯属天方夜谭。如果没有另一些人为其提供维持生活的手段,构成现在无产者的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尽管这些人可能有受人剥削的感觉,政客们也可能煽动并利用这种感觉以获取权力,但西方的大多数无产阶级,以及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他们的生存归因于发达国家给他们创造的机会。这一切还不限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维持其国民生存的话,他们现在也会忍饥挨饿,虽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难公开承认,只要我们成功地维持并改进使扩展秩序成为可能的私有财产基础,我们就能养活目前包括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人口。

    资本主义还采用了一种从生产中获取收入的新方式,它能够使人们,常常也包括他们的后代,独立于家族或部落,从而使他们获得解放。事情就是如此,虽然由于“工会”这种有组织的工人团体的垄断地位,资本主义有时不能向希望利用它的人提供它能够提供的全部好处,因为这种工会阻止愿意以低工资做工的人从事这些工作。

    用抽象的规则代替具体目标,其普遍的优势在这些事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谁也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想使人类尽可能快速增长的自觉愿望,或是对已知的具体生命的关切,都不会产生那样的结果。那些最早采用新行为模式(储蓄、私有财产等等)的人,他们的后代也并不总能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些行为模式并不维护特定的生命,它只是增加了该群体人口更快速繁衍的机会(或前景,或可能性)。这种结果只可预见,不能强求。有些行为模式实际上导致了某些个人的生命失去尊严,甚至要有不惜杀婴、丢弃老弱病残或处死危险分子的准备,这都是为了使其他人生存和增长的前景能够有所改进。

    我们很难说,人口的增加是件绝对的好事。我们仅仅认为,这种结果,即遵循着特定规则的特定人口的增加,导致人们去选择那些其优势能促进人口进一步增加的行为模式。(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这也不是说,限制和压抑某些固有感情的先进道德应该完全取代这些感情。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在我们同邻里的交往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仍然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占了其他秩序的上风,是因为它能够使采纳了其基本规则的群体更好地繁衍,价值的计算就成了对生命的计算:受这一计算引导的个人,就是在做最有益于增加其成员的事情,尽管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

    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尽管“生命核算”这一概念不能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但它远不止是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对人类生存的维护中,也许不存在简单的数量关系,但市场活动最终后果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计也算不上过分。然而必须加上几个限制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说,当问题是牺牲少数人以满足更大数量的另一些人的需求时,只有那些未知的生命会被作为很多单位加以计算。即使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也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公开或私下的决定中,未知的每个生命都不是绝对的价值,公路、医院或电力设备的建造者从来不会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致命的事故,因为避免由此在别处引起的成本,人类生命的总体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当军队外科医生在战斗后采用“应急救治原则”时——他让一个可能得救的人死去,因为在用来抢救这人的时间内,他可以拯救其他三个人(见哈丁,1980:59,哈丁将“应急救治原则”定义为“拯救最多生命的程序”)——他就是在进行生命核算。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如何在拯救更多的人和更少的人之间作出选择,虽然它也许只是对应当作什么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要求保护尽可能多的人的生命,并不等于把所有个人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例子里,拯救医生的生命可能比拯救他的任何一个病人的生命更重要:不然没有人能够活下来。有些生命显然更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创造或维持其他生命。群体中好的猎手或卫士、能生育的母亲及有智慧的老人,可能比大多数婴儿和大多数上年纪的人更重要。一个好的首领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其他许多人的生命也就有了依靠。能干的人可能比其他成年人对群体更有价值。进化趋势的影响,并不在于人口的现有数量,而是未来人口的出生率。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所有育龄男女,以及保护他们并给他们提供衣食所需的人有了保障,未来人口增长的机会就不会受到影响,而所有45岁以下妇女的死亡将会毁灭传种接代的所有可能性。

    如果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未知生命在扩展秩序中必须被平等相待(就政府行为而言,在我们的理想中我们已经接近这个目标),但是在小团体或我们的固有反应中,这个目标却从来没有支配过行为。于是有人提出了这个原则的道德或善恶的问题。

    就像其他每个有机体一样,人类的生理构造和他的传统的主要“目标”,就是生育后代。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异常成功,他的自觉努力,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只有对这一结果有所贡献才会具有最持久的效力。他那些促成这一结果的行为是不是真正的“善”,这种问题,尤其当这样做的意图是要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些结果时,便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来都不能够选择我们的道德观。尽管有人倾向于从功利主义角度解释“善”,认为凡是能带来理想结果的,就是“善的”,但是这种主张既不正确也没有用处。即使我们把自己限制在通常的含义上,我们也会发现,“善”这一概念一般是指传统告诉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必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并不是否认对特定的传统总是要找出一些正当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问,在传统视为善的许多相互矛盾的规则中,哪一些规则在特定条件下能保障遵循它们的群体的生命并使其人口增长。
    生命只以本身为目的

    生命只有在能够维持自身的延续时才存在。不管人们活着有什么目的,今天的大多数人所以活着,仅仅是因为有市场秩序。我们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了文明人,而造成这一增长的正是文明: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书本知识不能使某个地方的10000人在原子弹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猎采摘的生活,尽管书本知识能缩短人类在这种状况下生存的时间。

    人们开始取得超出他们所知范围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让具体的共同目标服从一些抽象的规则,这使他们能够参与一个有序合作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没有人能够进行鉴定或安排,也没有人能够预测。这时,他们会创造出一些意外的、往往没人需要的条件。我们的规则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由于它们适合于让我们增加人口,对这个事实我们可能感到不快,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即使我们曾经有过),因为我们必须应付一个已经出现的局面。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活在世上,只有市场经济能够让他们生存下去。由于信息的迅速传递,各地的人现在都知道生活水平能够达到多高的水平,生活在一些人口稀少地区的大多数人有望达到这种水平,只能依靠增加人口并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这就会使人口进一步增加,而只有市场经济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

    我们只有遵守相同的普遍原则,才能确保现有人口的生存,因此,除非我们真希望成千上万的人饿死,我们就有责任反对宣扬那些有可能摧毁像分立的财产制度这样的基本道德原则的信条。

    总之,我们的愿望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无关。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让人口进一步增加,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和财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护现有的人免受贫困,我们也必须在有利的条件下为今后会继续发生的事情而奋斗,尽管至少在一段时期以及在许多地方它仍会导致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我不打算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价,即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是否还愿意选择文明,但这里所评价的人口问题却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要点。首先,正如我们所知,人口爆炸会使大多数人陷入贫穷的恐怖景象看来毫无根据。一旦这一危险被消除,如果再想一下“资产阶级”生活的现实,而不是摆脱各种矛盾和痛苦、没有责任和道德的乌托邦要求,人们就会认为,文明的乐趣与激励对于还无缘享受的人来说,应是一笔不坏的交易。但我们是否因为变成了文明人就会更加善良,是不能通过这样的思考最终得到回答的。第二点是,惟一接近于对这个问题的客观评价的做法是,当人们能够选择的时候,看他们会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已不能做出这种选择。与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相反,第三世界的平民百姓似乎欣然接受扩展秩序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有一段时间要住在边缘的城市贫民窟里,这种态度为欧洲农民对引进城市资本主义做出反应的事例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它表明,人们如果有选择权的话,他们通常会选择文明。

    第九章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

    在矫揉造作的理性和哲学时代出现以前很久,宗教,即使它只有最为粗陋的形式,便已经颁布了道德规则。 ——亚当·斯密

    有些感觉迟钝的人,总是诅咒他们热爱过的东西。 ——伯纳德·曼德维尔

    传统守护者的自然选择

    在本书行将结束之际,我想就这本书的论点和宗教信仰的作用之间的联系,做一点非正式的说明。它们是非正式的——我的意图仅限于此。这些说明可能让某些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因为它们表明,在同宗教的长期对抗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而且十分缺乏鉴别力。

    我在本书中揭示了分裂成两种生存状态的人类。第一种人的态度和情感所适应的是小群体的行为,人类在这样的小群体中生活了几十万年,他们相互认识,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并追求着共同的目标。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过时的,很原始的态度和情感,现在却得到了理性主义以及与它结盟的经验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第二种是文化进化中较为晚近的发展,这时我们不再主要服务于熟悉的同伴或追求共同的目标,而是逐步形成了各种制度、道德体系和传统,它们所导致并维持其生存的人口,是生活在文明开始前人口数量的许多倍,这些人主要是以和平竞争的方式,在同成千上万他们素不相识的人的合作中,追求着自己所选择的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目标。

    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那些人们既不喜欢也不理解的传统,对于其效用他们通常并不赞赏,甚至既看不到也不能预测,而且仍在对它激烈抨击,它怎么还是能够继续代代相传呢?

    部分答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道德秩序在群体选择中的进化过程:按这些方式做事的群体就会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些行为规则的产生,如果并非因为人们理解它们在创造当时还无法想像的合作的扩展秩序中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更重要的是,面对本能的强烈反对以及近代理性主义的冲击,它们又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呢?我们来看看宗教。

    习惯和传统都是对环境的非理性适应方式,在得到图腾和禁忌、神秘主义或宗信仰——从人类以泛灵论方式解释他们遇到的任何秩序的倾向中产生的信仰——的支持时,它们更有可能支配着群体的选择。对个人行为的这些限制作用,最初有可能是作为辨别群体成员的标志。后来,关于神灵会惩罚违反者的信仰,使这些限制得以保留下来。“神灵被普遍看做传统的守护者……我们的祖先现在作为神灵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如果我们不遵守习惯,他们就会发怒并把事情弄糟。”(马林诺夫斯基,1936:25)

    但这还不足以产生真正的选择,因为这些信仰以及相关的礼仪,还必须在另一个层面上起作用。共同的行为模式必须有机会对一个群体产生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进化中的选择作用才能得到落实。在这段时间,它们又是怎样代代相传的呢?与遗传属性不同,文化属性是不能自动传递的。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和不传递对一个传统体系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同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要想保证任何具体的传统真正延续下去并最终广为传播,很可能需要许多代人的时间。这一切的发生可能需要某种神秘的信仰,尤其是当行为规则与本能相冲突时。仅仅用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来解释不同的礼仪是不充分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

    有益的传统被保留下来并至少传递了足够长的时间,使遵循它们的群体的人口得以增加并有机会在自然或文化选择中扩张,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而且我相信,尤其应归因于一神教信仰。这就是说,不管是否喜欢,我们应把某些习惯的维持,以及从这些习惯中产生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信仰的支持,这些信仰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是不真实的,即无法证实或无法检验的,并且它们肯定不是理性论证的结果。我有时认为,至少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也许可以被恰当地叫做“象征性真理”,即使这只是一种赞赏的姿态,因为它们帮助其信徒“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记》,1:28)。甚至我们中间像我这样的一些人,虽然并不打算赞同存在着一个人格神的拟人论观念,他们也应当承认,过早失掉我们视为不真实的信仰,会使人类在我们正享受着的扩展秩序的长期发展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失去这些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的信仰,仍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总之,宗教认为道德是由我们无法理解的过程决定的,这一观点也许比理性主义的欺人之谈更真实,因为后者认为,人类是利用自己的才智发明了道德,从而使他们有能力取得出乎他们预料的成就。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些事情,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那些传教士,据说他们对自己的教诲是否正确已经有所怀疑,却依然继续传教,因为他们担心信仰的失落将导致道德的衰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甚至不可知论者也应该承认,不仅提供了我们的文明,甚至也提供了我们的生命的道德和传统,都要因为接受了在科学意义上不可接受的现实主张。

    一方面是宗教,另一方面是一些形成并推动了文明的价值观念,如家庭和分立的财产,它们之间有着无可怀疑的历史联系,但这不一定是指在宗教本身和这些价值之间有任何内在关系。在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赞同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所以,既反对财产又反对家庭(因此也反对宗教)的共产主义主张是没有前途的。在我看来,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曾一度得势,如今则正在迅速衰落。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目睹宗教信仰的自然选择如何清除那些不适合生存的现象。

    我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衰退,当然主要是发生在真正实施过它的地方——因此也可以让那些虚幻的希望破灭。不过它也活在那些并没有体验到其实际后果的人们心中:西方的知识分子,以及处在扩展秩序边缘即第三世界的穷人。在前者中间,似乎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里所批评的理性主义是个冒牌的上帝;但是需要有个什么上帝的愿意依然如故,并且这种需要可以通过回到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奇谈怪论而部分地得到满足,因为它允许理性的幻想同一个信仰体系并存,这种信仰因不加怀疑地献身于一个“人道主义整体”(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我所批评的那种建构论意义上极端理性主义的概念)而杜绝任何批评。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个人生存的(而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有在一个专门建构的城邦中,在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引自杰伊,1973:119。如想了解这个“合理”指是什么,参见同一本书的49,57,60,64,81,152及相关各处)。在后一种人中间,“解放神学”可能与民族主义狼狈为奸,生成一种强大的新宗教,给已处于悲惨经济困境中的人带来灾难性后果。

    宗教是怎样维护了有益的习俗呢?有些习俗的益处并不为遵守习俗的人所知,这些习俗只有在得到其他一些强烈信念的支持时,才有可能被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增加它们的选择优势;有些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很容易地起到了这一作用。随着人类相互交往的秩序日益扩大,对本能的要求还会构成更大的威胁,它在一段时间内就更需依靠这类宗教信仰继续发挥影响——它们是一些影响人们去做某些事情的虚假理由,要想维持能够让他们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的结构,他们必须做这些事情(见补论G)。

    但是,正像扩展秩序绝不是出于人们有意的策划,同样没有理由认为,来自宗教的支持是有意培养出来的,或认为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往往存在着什么“阴谋”。特别是鉴于我们不能观察到道德的作用这一论点,以下想法实在幼稚:有些聪明的精英冷静地计算着不同道德的作用,从中作出选择,然后企图用柏拉图“高尚的谎言”劝说民众吞下“人民的鸦片”,由此使他们遵守那些促进统治者利益的规定。毫无疑问,对基本宗教信仰中具体主张的选择,常常是由世俗统治者的权宜之计决定的。而且,世俗统治者也不时有意地动员宗教的支持,有时甚至到了玩世不恭的地步——但这往往只涉及一时的争端,在漫长的进化时期几乎无足轻重,在这种长时间的进化中,得到赞成的规则是否促进了共同体的发展这一问题,要比哪个统治集团在某个特定时期对它表示青睐的问题更具决定性。

    在描述和评价这些发展时,也会出现一些语言问题。日常语言不足以非常精确地做出必要的区分,在涉及到知识概念时尤其如此。例如,一个人习惯了一种行为方式,他对这种行为方式一无所知,而这种方式不仅能增加他和自己的家人而且能增加与他素不相识的许多人的生存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当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同的、当然也十分不正确的原因时,会涉及知识问题吗?引导他取得成功的,显然不是一般所谓的理性知识。把这种后天的习惯称为“感情”也没什么用处,因为支配着这种习惯的,并不是可以合理地称为感情的那些因素,虽然有些因素,譬如受到非难或惩罚(不管它是来自人类还是上帝)的恐惧,常常支持或维护着某些具体的习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取胜的往往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盲目的习惯”,或是通过宗教教义学会了“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之类的观念,他们借此击败了那些另有“理性”见解的更聪明的同类。作为生存战略,严守成规与灵活多变相对应,都在生物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刻板规则的形式出现的道德,有时可能比易变的规则更为有效,这些遵守着易变规则的人,企图根据特定的事实和可预见的后果,也就是可以更易于称为知识的东西,来指导自己的习惯并改变自己的做法。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好在此声明,我认为自己毫无资格断言或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我必须承认,我的确不知道人们想拿上帝这个词来表示什么。但是,对于这个词的拟人论、人格化的或泛灵论的解释,我一概断然予以反对,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些解释给了这个词一定的含义。存在着一个类似于人或类似于头脑的行动者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对一个与人类似的头脑的能力过分夸大的产物。在我本人的思维架构或我的世界观中,如果有些字眼在其中没有占据能够使它获得意义的位置,则我也不能硬派给它一个意义。如果我使用这些词,仿佛它们表达着我的信念,这无异于欺骗我自己。

    长久以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把个人的观点写在这里,但我最终还是决定这么做,因为一个坦诚的不可知论者的支持,会帮助信仰宗教的人更加毫不迟疑地探求那些我们享有共识的结论。许多人在谈到上帝时,他们所指的也许只是那些维持其共同体生存的道德传统或价值观的化身。宗教认为人格化的神是秩序的来源,它是一张线路图或一名向导,成功地指引着个体如何在整体中运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秩序的根源并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它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极为复杂,使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把握它的“整体形象”或“全景”。因此,禁止偶像崇拜的宗教反对树立这样的形象是很有道理的。也许大多数人只能把抽象的传统看做某个人的意志,才能对它有所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较为肤浅的超自然主义已被作为迷信清除的时代,他们不是还可以在“社会”身上找到这种意志吗?

    这个问题,也许维系着我们文明的存亡。

    补论

    A  “自然的”和“人为的”

    现行的科学和哲学用语受亚里士多德传统影响甚深,因此,现有的二分法和比对词,通常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为第一章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基础的那些过程,实际上它们还妨碍了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本身的理解。在这一部分,我将对这种划分上的一些困难加以评论,希望多少熟悉了这些理解的障碍之后,会在事实上促进理解。

    我们可以从“natural”(自然的)一词入手,它是许多争论和许多误解的起源。“natural”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和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physical”的词根,其原义都是来自描述各种成长现象的动词(分别是nascor和physo;见科菲尔德,1981:111-150),因此,可以合理地把任何自发成长的、不是由某个头脑特意设计的东西一概称为“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传统的、自发演化而来的道德规范,完全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因此把这些传统规则称为“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也许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惯用法并非随时都会有助于对我刚才提到自然法则的理解。相反,它倾向于把“自然的”一词的所指局限于(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内在的习性或本能,它们与演化而来的行为规则相冲突。如果只把这些内在反应称为“自然的”,如果——更糟糕的是——只有那些维持现状所必需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小群体或相互有直接接触的共同体的秩序,才被说成是“好的”,那么对于在服从规则以适应环境变化上迈出的第一步,即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我们便只能称之为“非自然的”,甚至是“坏的”。

    假如“自然的”只能被用来指内在的或本能的,而“人为的”只能用来指设计的产物,那么文化进化的结果(如传统规则)显然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因此它不但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而且还处在“自然的”(即“本能的”)和“人为的”(即理性设计的产物)之间。对“自然的”和“人为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感情”和“理性”的类似划分,使人大大忽略和误解了文化进化中关键性的外展过程(exosomatic process),正是这个过程产生了决定着文明成长的传统。这些二分法实际上是把这个领域以及这些过程打入了乌有之乡。

    但是,如果我们超越这些二分法,我们就会看到,真正和感情相对的不是理性,而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传统的进化——它处在本能的进化过程和理性的进化过程之间——是一种独特的过程,把它视为理性的产物是十分错误的。这些传统规则显然是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

    生长并不是生物有机体独有的属性。从人尽皆知的滚雪球到风暴的蓄积或晶体的形成——或流沙、或山脉的隆起和复杂分子的形成——自然界充满了尺寸或结构增长的事例。只要想一下有机体之间相互关系结构的出现,我们即可发现,用“生长”一词来形容它们,不管从词源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说,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就是我给予这个词的含义,即它指出现在一个自我维持的结构中的过程。

    由此可见,继续把文化进化和自然进化相对立,会陷入前面提到的陷阱——对自觉设计下的“人为”发展和以表现着不变的本能特点为由而被认为是“自然”的现象之间做出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易于使人走上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方向。虽然建构论的解释毫无疑问优于有机论的解释(如今已被作为空无一物的废话而普遍遭到拒绝),因为它仅仅是用一个未得到解释的过程来取代另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化过程——它们都是完全自然的过程。文化进化虽然是一种独特的过程,但是它在许多重要方面仍然更像是遗传和生物进化,而不像受理性或对决定的后果之预先可知性支配的发展。

    人类交往秩序和生物有机体秩序之间的相似性,当然是一种常被注意到的现象。不过,只要我们无法解释自然的有序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只要我们仍缺少对进化选择的说明,我们有所意识的相似性就不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由于有了进化选择的认识,我们现在便掌握了普遍理解在生命、智力和人类交往关系中秩序形成的关键。

    其中有些秩序,就像智力中的秩序一样,有时也能够形成一些低水平的秩序,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秩序的产物。这促使我们认识到,在解释或说明在秩序等级中处在较低水平的秩序时,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正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或设计更高层次的秩序一样。

    在对涉及这些传统术语的明确用法的一般性问题做了阐述之后,我们可以拿大卫·休谟为例简单地指出,甚至我们的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一直被这些错误的二分法所造成的误解所迷惑。休谟是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他不幸为我更愿意称为“自然现象”的道德传统选择了“人为的”这个术语[大概是从习惯法作者的“人为原因”(artificial reason)这种说法中借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居然使他被当成了功利主义的奠基人,尽管他曾强调“虽然公正原则是人为的,它们却不是任意的”,因而“把它们叫做自然法则也没有什么不妥”(1739/1886:Ⅱ,258)。他竭力维护自己避免受到建构主义的误解,解释说,他“只是假定那些想法是一下子形成的,而事实上它们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产生的”(1739/1886:Ⅱ,274)。(休谟在这里利用了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称为“推测的历史”这一构想,见斯图尔特,1829:Ⅶ,90;梅迪克,1973:134-176。这种构想后来常常被称为“合理的重构”——所采取的方式有可能造成误导,但是比它年轻的同代人亚当·弗格森却学会了系统地加以避免。)如这些语句所示,休谟已很接进于进化论的解释,他甚至意识到了“任何形态,除非它具备必要的生存能力和器官,它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必须不间断地尝试一些新的秩序和经营;直到最终某种能够支持和维护它自身的秩序诞生”;人也不能“自以为是一切动物中的例外,(因为)在所有生物间不息的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1779/1886:Ⅱ,429,436)。有个人说得好,他实际上认识到了“在自然和人为之间还有第三种范畴,它兼有两者的某些特征”(哈康森,1981:24)。

    试图揭示这种自组织结构是如何由一个创造性的头脑形成的,以此来解释它的功能,这种诱惑是极大的;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休谟的一些追随者也以这种方式解释他的“人为的”一词,在它上面建立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按照这种学说,人是在自觉地根据道德规范的功用来选择它们。对于一个强调“道德原则并不是理性的结果”(1739/188:Ⅱ,235)的人来说,把这种观点归到他的名下,看上去未免有些荒唐,但这样的误解发生在爱尔维修这类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身上是很自然的,边沁正是从他那儿明确地演绎出了自己的构想(见埃弗雷特,1931:110)。

    虽然我们在休谟以及曼德维尔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自发秩序的形成和选择进化这一对概念的逐渐浮现(见哈耶克,1967/1978:250,1963/1967:106-112,1967/1978a:249-266),不过是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首先对这种观点做了系统的运用。斯密的工作标志着一种进化观的突破,它逐渐取代了静态的亚里士多德观点。19世纪一位宣称《国富论》的重要性仅次于《圣经》的热情分子常常受到讥笑,但是他的夸张或许并不是过甚其辞。甚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托马斯·阿奎那,也情不自禁地说,multae utilitates impedirentur si omnia peccata districte prohiberen- tur——禁绝一切罪恶,诸多益事亦将受阻(《神学大全》,Ⅱ,n,q.78i)。

    有些作者已经承认斯密是控制论的创立者,而最近对查尔斯·达尔文笔记的研究则显示出,达尔文在关键的1838年读了亚当·斯密,使他做出了决定性的突破(沃齐默尔,1977;格鲁伯,1974)。

    可见,建立一种进化理论的主要动力,是来自18世纪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这一理论不同的学科变种,即人们现在知道的控制论、一般系统论、协同论、自动生成论,等等,此外还有对市场系统优越的自我生成秩序的过程以及语言、道德规范和法律进化过程的理解(乌尔曼-马伽利特,1978;凯勒,1982)。

    然而,甚至在一些经济学家中间,亚当·斯密仍然是个供人逗乐的笑柄,他们至今没有发现,必须把分析自我生成秩序的过程。作为任何研究市场秩序的科学的主要任务。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较亚当·斯密晚一百多年的卡尔·门格尔,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生成因素(genetic element)和理论知识的认识是不可分的”(门格尔,1883/1933:Ⅱ,183及以下各页;他对“生成”一词的早期用法,见门格尔,1871/1934:Ⅰ,250)。主要是由于在理解通过进化和秩序的自发形成而产生的人类交往方面作出的这些努力,使这些观点变成了研究复杂现象的主要工具,因为有关单一因果关系的“机械规律”,已不再适合用来解释这种现象了(参见补论B)。

    近年来,这种进化论观点的传播,对研究的发展发生极大的影响,以至1980年的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务工作者协会大会的一份报告也会说,“对于现代科学而言,事物和现象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结构和秩序的世界”。

    最近这些自然科学中的进展,说明了美国学者西蒙·帕顿是多么正确。他在将近90年以前就曾写道:“就像亚当·斯密是最后一个道德学家和第一位经济学家一样,达尔文是最后一个经济学家和第一位生物学家。”(1899,XXIII)其实亚当·斯密的地位远不限于此:他所提供的范式后来变成了许多科学工作分支的一件威力强大的工具。

    进化观有其人文学科的来源,最好的事例莫过于生物学从人文学科中借用词汇的情况。“genetic”(遗传的;生成的)这个词,如今大概已经成为生物进化理论中一个基本专业术语,在托马斯·卡莱尔把它引入英语之前,最初显然是以德语形式(genetisch)(舒尔茨,1913:I,242)在赫尔德(1767)、弗里德里希·舍勒(1793)和维兰德(1800)的作品中被使用的。在威廉·琼斯于1787年发现了印欧语言的共同祖先以后,它尤其在语言学中得到了采用。到了1816年弗兰兹·鲍普对它做出深入的阐述时,文化进化的观念已经变成了常识。我们发现在1836年洪堡再次使用这个词(1977:Ⅲ,389,418),他在同一本著作中还认为,“如果人们把语言形态理解为最自然的、连续性的现象,那么他必然会像对待自然界的一切起源一样,把它归因于一个进化系统”(我得感谢杜塞尔多夫的凯勒教授提供了这句话)。洪堡也是一位个人自由的伟大支持者,这是出于偶然吗?在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后,我们发现许多法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知道在古罗马就有他们的血亲;见斯泰因,1966:第三章)抗议说,他们是“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哈耶克,1973:153)。直到威廉·贝特森的《遗传学问题》(1913)发表之后,“遗传学”才迅速成为生物进化论的特殊名称。这里我们会服从贝特森为它确定的现代用法,即经由“基因”(genes)的生物遗传,以此把它和经由学习的文化遗传区别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别总是可以得到明确的贯彻。这两种遗传形式经常是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通过决定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由学习(即通过文化)传递而得到遗传(genetic inheritance)。

    B  人类交往问题的复杂性

    虽然自然科学家有时好像不愿意承认人类交往问题有着更大的复杂性,但是这个事实本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不止一个人看到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1877写道,“自然科学”这个词经常“以多少受到限制的方式,用来指这样一些科学分支,它们所研究的现象属于最简单最抽象的一类,而那些更为复杂的现象,譬如在生物中观察到的现象,则受到了排斥”。最近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刘易斯·阿耳瓦雷茨强调说,“其实物理学是一切科学中最简单的科学……但是在远为复杂系统中,譬如像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没有哪个人能够确定改变现状的最好方式”(1968)。

    随着我们进入这些复杂的现象,简单的因果解释中的机械方法和模式会变得越来越不适用。具体地说,决定着许多高度复杂的人类交往结构的关键现象,即经济价值或价格,就不能用简单的因果理论或“普遍性”理论加以解释,而是要根据大量独立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而这些因素的数量之大,使我们根本别想哪个人能够加以观察或操纵。

    只有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提出一种对市场过程令人满意的解释,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就用他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对它做过说明。尽管仍然有着比喻性的、不尽完美的特点,它却是对这种自发生成秩序的过程做出的第一个科学解释。相反,穆勒父子除了根据过去发生的少数事件进行因果判断外,再没有别的方式理解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这种无能的表现,就像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情况一样,妨碍了他们对自我调控的市场过程的理解。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基本真理的了解,又因为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的主导性影响以及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被进一步拖延。在这些领域寻找单一因果解释的尝试(由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及其学派的决定性影响,在英国甚至拖得更久),一直持续至今。

    在这件事上,大概约翰·穆勒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很早就使自己处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并且因为这种偏见而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了巨大的号召力,树立起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圣人”的声望。被他引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大概任何哪个人都无法相比:费边社最初基本上就是由他的一群追随者组成的。

    穆勒持有一种教条主义信念:“在价值规律中,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有待现在或将来的作者加以澄清”(1848/1965,《全集》:Ⅲ,456),这就堵死了他理解价格指导作用的道路。这种信念使他相信“对价值的思考只能涉及(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它的生产(同上,455)。穆勒假定,只有由过去少数可观察事件引起的有着机械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才能算是符合自然科学标准的合理解释,这使他对价格的功能视而不见。由于穆勒的假定长时间发挥着影响,使20年以后当“边际革命”到来时,产生了一种爆炸性效果。

    不过这里应当提到,在穆勒的教科书出版六年之后,H.戈森,一位几乎被完全忽视了的思想家,已经预见到边际效用学说的出现,他认识到了大规模生产对价格引导的依赖,并且强调,“只有建立起私有财产制度,才能找到在既定条件下决定每种商品最优产量的标准。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1854/1983:254-255)。

    虽然穆勒的著作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们大概还是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如此迷恋一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士——在他看来,因为她的死,“这个国家失去了它最伟大的心灵”,她——用他的话说——“怀着高尚的公共目标,始终如一地把完美的分配公正作为最终目标,那意味着一种在精神和实践上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1965,《全集》:XV,601;另见哈耶克,1951)。

    不管穆勒的影响可能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今天仍然想从单一的因果角度,把高度复杂的交往秩序解释成机械现象,而不是一种使我们有可能对高度复杂现象做出解释的自我调控过程的原型。不过应当提一下,正如约齐姆·雷格(在他为庞-巴威克讨论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文章的西班牙文译本所写的导言里,1976)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学过杰文斯和门格尔的著作之后,似乎完全放弃了对资本的进一步研究。果真如此的话,他的追随者显然不如他本人聪明。

    C  时间与结构摹仿的出现

    有些结构能够形成和增大,是因为另一些已经存在的类似结构能把它们的属性传递给别的结构(受制于偶然的变异);因此抽象的秩序能够经历一个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从一种物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形式,它的产生仅仅是因为那种模式已经存在——这个事实为我们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时间之箭(布鲁姆,1951)。在时间进程中,出现了过去未曾存在的特征:自我恒久化的演化结构,虽然它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有具体的物质表现,却变成了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持续存在于时间中的独特实体。

    通过摹写方式形成结构的可能性,赋予了那些有能力做得更好的因素以扩张的机会。那些因素会因为其能够形成更为复杂的结构的扩张力而得到选择,它们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更多这种结构的形成。这样一个模式,它一旦出现,就和任何物质客体一样,成为世界秩序中一个鲜明的成分。在交往结构中,群体的行为模式是由一代人中的个体传给下一代个体的行为方式来决定的;这些秩序保留它们的一般特征,只能通过不断的变化(适应)。

    D  异化、逃避现实者和寄生虫的要求

    在这一节,我想记下对以上题目列出的那些事情的一点思考。

    1.如我们所知,在个人感情和扩展秩序对他的期待之间的冲突,实际是不可避免的:本能的反应倾向于冲破维持着文明的通过学习得到规则之网。但是,对于文明人过去完全视为野蛮行为而放弃了反应方式,只有卢梭对其做出了一种文学的和智力上的肯定。在他的著作中,把自然的(应读作“本能的”)视为好的或可取的,表达着一种对简单、原始、甚至是野蛮状态的怀乡病,其根据则来自一种信念,认为人们应当满足他或她自己的欲望,而不服从据说是人出于私利而发明并强加于人的枷锁。

    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未能带来更多的愉快而产生的失望情绪,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表现在对美好的小事物的怀恋上,或表现在对“无乐趣的经济”(舒马赫,1973;西托夫斯基,1976,以及许多有关“异化”的文献)的抱怨上。

    2,仅仅是生存,并没有为人人彼此相争提供正确的或道德的权利。人或群体可以为具体的个人承担责任;但是作为协助人类成长壮大的共同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现存的生命都有生存的道德权利。在我们看来非常残忍的做法,如爱斯基摩人在季节性迁徙时扔下年老体弱者等死,这可能是他们养育子孙活到下个季节所必要的。是否有道德上的义务利用现代医学尽可能延长患有不治之症的痛苦病人的生命,至少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在我们问能够向谁正确地提出这种道德要求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权利是从关系体系中产生的,而权利人是通过协助维护这些体系,才成为其中的一员。假如他不再这样做,或从来没有这样做(或没有人为了他而这样做),便不存在使这些权利得以成立的基础。个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存在,仅仅是他们有此愿望的结果,然而仅有一个权利人的愿望,很难为别人造成义务。只有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期待,才能为共同体中的成员造成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造成期待上要谨慎行事的原因,不然的话人们会引起一些自己无法履行的义务。

    3.社会主义教给许多人说,不管有没有劳绩,有没有参与,他们都拥有一些权利。根据产生出扩展秩序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教唆人们破坏法律。

    那些声称自己已经从他们显然不了解其大部分内容的事情中被“异化了”的人,那些宁愿过寄生虫式的厌世者生活的人,坐享着他们拒绝为其出力的过程的产品,他们才是卢梭的真正追随者,他呼吁人们回到大自然去,把能够形成人类合作秩序的各种制度说成是主要的罪恶。

    我不想质疑任何个人自愿脱离文明的权利。但是这些人享有什么“资格”呢?我们还得给他们的厌世行为发津贴不成?脱离了文明赖以存在的规则,便无任何资格可言。我们或许有能力扶助残弱,养老抚幼,但只有在健康的成年人服从非人格的规则时,我们才会有这样做的手段。

    认为这些糊涂看法来自一些年轻人,这是十分错误的。他们反映着别人教给他们的东西,反映着他们父母的意见——教育机构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各科系及其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卢梭和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凯恩斯思想的苍白无力的复制品,被一些想入非非的头脑四处传播。

    E  游戏——规则的学校

    导致了自发秩序形成的行为方式,和可以在游戏中看到的规则有许多共同之处。探寻游戏竞争的起源未免离题太远,不过从历史学家约翰·惠金加对游戏在文化进化中的作用所做的令人信服而透彻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学到不少东西。他的著作(1949:尤见5,11,24,47,51,59和100各页,另见奈特,1923/1936:46,50,60-66;哈耶克,1976:71和注10)尚未得到研究人类秩序者的充分评价。

    惠金加写道:“文明生活巨大的本能力量起源于神话和礼仪:法律和秩序,商业和利润,技能和工艺,诗歌、智慧和科学。它们全都植根于游戏的原始土壤里”(1949:5);游戏“创造了规则,(游戏)就是规则”(1950:10)……“它在自己恰当的时间和空间边界内,遵照固定的规则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1949:15,51)。

    游戏当然是这样一种过程的明显事例,在这种过程里,追求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的成员服从共同的规则,由此产生了全面的秩序。此外,现代游戏理论也证明,有些游戏导致一方的收益最终会被另一方收益所抵消,有些游戏则会产生净收益。交往的扩展结构的成长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人参与了后一种游戏,一种导致生产力全面增长的游戏。

    F  对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评论

    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在研究第八章所讨论的问题。可以说,科学的经济学是始于1681年,此年威廉·配第(他是牛顿的同事,年龄比他稍大,也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对伦敦城迅速发展的原因着了迷。让大家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它已发展得比巴黎和罗马加在一起还大,在一篇题为《人类的成长、增加和成倍增长》的论文里,他解释了为何更大的人口密度会引起更广泛的劳动分工:

    每一种制品都会被分成尽可能多的部件。在制造手表时,假如这人造齿轮,那人造发条,另一个人镌刻表盘,这个表就会比全部这些工作由一人来做更好更便宜。

    我们还发现,在城镇以及大城市的街道,所有的居民几乎在做着同样的生意,那些地方特有的商品便会比其他地方更好更便宜。此外,如果某地制造着一切类型的制品,那么从这里驶出的船只就会一下子用许多各类物品装满它的船舱,所装载物品足以同它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必须前往的港口相比。

    配第还认识到,“人少才是真正的贫困;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会比领土相当而人口只有四百万的国家富一倍;就承担着重大责任的统治者而言,他为更多的人服务,会像为较少的服务一样出色”(1681/1899:Ⅰ,454-55,1927:Ⅰ,43)。这些一般性的观点显然是经由曼德维尔(1715/1924:Ⅰ,356)传给了亚当·斯密,如第八章中所说,他注意到了劳动分工受着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增长是国家繁荣的关键。

    虽然经济学家从早先的时代就十分关注这些问题,近来的人类学家却没有对道德进化(这当然是几乎永远难以“观察的”的事情)给予足够的注意;不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幼稚表现,还有社会主义的偏见,都在使人们没有信心追求进化论的解释。不过我们发现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人类学家,在研究“城市革命”时,把“革命”定义为“共同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中进步性变革的积累,它是由受到影响的人口之显著增长引起的,或是伴随这种增长”(柴尔德,1950:3)。在赫斯科维茨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重要的见解,他说:

    一方面是人口规模与环境和技术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它同人均产量的关系,为研究这种给既定人口带来经济剩余的结合提出了最大挑战……

    大体上说,最小的社会生存压力也最大。相反,在出现了专业化——这是提供的商品超过维持所有人生活所需数量的基本条件——的较大的群体中,享受社会闲暇才成为可能(1960:398)。

    经常被生物学家(如卡尔-桑德斯,1922;温-爱德华兹,1962;索普,1976)说成是限制人口的主要机制,同样可以被视为增加人口的机制。甚至更好的情况是,由于它利用了可能由一时的人口过量造成的任何危害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即维持更多人口的新机会,因而也是调整人口数量使其与领土承受力做到长期均衡的机制。自然在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有着同样的创造力,人的大脑可能是一个最为成功的结构,它使一个物种在能力和规模上超过了其他一切物种。

    G  迷信和传统的维持

    在本书就要为出版商准备妥当之际,D.A.里斯博士对我的一次演讲所做的友善评论,使我注意到詹姆斯·弗雷泽先生一篇出色的小作品(1909):《心灵的任务》,它的副标题就和上面的标题一样。弗雷泽解释说,他在文中想“把善的种子从恶的种子中筛选出来”。它谈到了我的中心问题,其方式在许多方面和我相似,然而由于它是出自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之手,因而能够提供——特别是在财产和家庭的早期发展方面——大量经验证据,我不禁想把它的全部84页作为本书一份极富启发性的附录在这里重印。在他那些与本书有关的结论中,他解释了迷信如何通过强化对婚姻的尊重,起到了让已婚者和未婚者都更严格地服从性道德规则的作用。在论财产的一章里(17)弗雷泽指出,“使一种事情成为禁忌的效果,是赋予了它一种超自然的或神秘的力量,从而使它变得除了所有者之外任何人都不可接近。可见禁忌变成了一种加强私有财产关系——大概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友会说成是打造这种锁链——的强大手段”。然后他又提到了(19)很久以前的一位作者,此人指出在新西兰“禁忌形式是财产最大的保护者”,以及更早的一份有关马昆德群岛的报告(20),那儿“禁忌的第一任务无疑就是为全社会建立起财产的基础”。

    弗雷泽还断定(82),“迷信对人类帮助甚大。它为众人提供了行为端正的动机,即使这种动机本身是错误的;人们出于错误的动机做正确的事,与愿望极好却做了错事相比,当然对这个世界更为有利。关系到社会的是行为,不是看法:只要我们行为端正,我们的看法是否错误并不会对别人有丝毫影响”。

  • F.A.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十分简单。即,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如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偏好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了。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问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中了。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好的说明。最简单的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并未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像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方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方法——所澄清,它反而被搞混了。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想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多次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说明的许多论点,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推理途径不期而遇地汇集所得出的结论,但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决不是偶然的。我认为,目前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源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

    在普通语言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计划”。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多种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处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谁来制订计划——的答案密切相关,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这种计划许多人谈及但一旦看到便很少有人喜欢,它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

    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其地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重要?如果当前人们广泛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也许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最能掌握现存全部最好的知识,尽管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要想一下,我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那么多的东西,学习各种特别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涯的多么大的一部份,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知道并使用未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奇怪的是,这种知识今天一般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几乎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以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设施而获益,有时几乎被认为不诚实,虽然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过去的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在导致获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往往是指责现存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基础。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地获得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当前贬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只是因为变化本身的重要性更被贬低了。事实上,在使生产计划必须作重大修改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方面,“计划者”所作的假设与其对手所作的假设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提前好长一段时间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以致不再需要作重大的经济决策,则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一下,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至少完全按预期的那样发展,则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要是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很不重要,其实就等于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日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结构,是否就真的像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只是间或才需要经济决策呢?果真一旦工厂建成,其余方面就依据工厂特点而几乎全是机械的了,而不需作什么变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了吗?人们普遍相信,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看法据我查证,井非产生于经营者的实践经验。在任何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种行业就能作为标准——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仅仅这个任务就要消耗掉很大一部分精力。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浪费掉作为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真是太容易了,而且从事经营管理的人们都知道,即使技术设施相同,但生产成立可能各不相同。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似乎并非如此了解。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常常强烈地渴望能不被货币成本的考虑扰乱进程,这雄辩地证明,这些因素已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记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因素,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货物和服务的不间断流动得以维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精心调节,由于每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的安排,由于一旦A不能交付就马上由B代替。即使是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其之所以能保持持续运转,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依靠外界环境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要:如盖屋顶的瓦,文具及表格纸,各种工厂不能自备的和根据工厂运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诀在市场上买到的设备。

    或许我还应该简单地提及,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种中央权威机构所必须利用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严格地通过分析事物的细小差别,通过将不同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等项目作为同一类资源综合。以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得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就由此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的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但是,“在现场者”又不能只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做出决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问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哪些事件是他不能直接了解,而又与他的决策有关?他到底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呢?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他完全不必要知道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钉需要量更大;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机床暂时难以弄到,因为这些事与他全无关系。对他有意义的只是,弄到这些东西与弄到其它他也关心的东西相比的难易程度,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所以,这总是一个与他有关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他对改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不会感兴趣,除非它对他周围的具体事物有影响。

    正是在这方面,我前面所称的“经济运算”(即纯粹的选择逻辑)至少能通过类推来帮助我们认识价格体系如何能够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掌握了某一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之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仍不能彻底弄清楚每次在资源的分配必须作某些小的调整时可能会受影响的目的与方法间的全部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伟大贡献,的确在于它清楚地表明,即使是这样一种单个的头脑,也只有通过作出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的方法,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即他要给每一种稀有资源标上数字指标,这种指标不可能从这种特定的物品所拥有的任何特征中得出,但它却可以反映,或者在它身上集中了它在整个方法目的结构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小变化中,这个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量指标(或“值”),通过逐个调整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作出安排,而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也不必同时检查其所有的分支部分。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象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下面,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途。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需求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它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要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叠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单一管理者本来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得出解决办法,即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或更确切他说,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差别取决于运输费用等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全部信息,因为它们全分散在所有有关的人手里。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硬这种作用就发挥得越不理想。(不过,即使在牌价相当僵硬时,价格变化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的其它条款起作用。)价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把价格体系描绘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的生产者像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仅观察一些指标的运动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变化,然而,只有反映在价格运动上的变化才能为他们所了解。

    当然,这种调整在经济学家的均衡分析中也许从来不是“完全”的。但是,我担心我们那种以几乎每个人的知识都几乎是完全的假设来处理问题的推理习惯,使我们责不清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并使我们以错误的标准来判断其效力。令人惊奇的是,在上述一种原料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因,就使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更节约地利用这种原料或其产品。也就是,他们的方向正确。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相处得如此融洽,以致他们的利润率总是保持相等或同样的“正常”水平,这仍不失为一个奇迹。

    我故意使用“奇迹”一词,以消除读者把价格机制看作理所当然的自得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懂得他们的决策之意义远远超出其直接目的的范围,则这种机制早已会被誉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了。但不幸的是,它既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不过,那些嚷嚷要“自觉捐引”,以及不相信任何未经设计而自发形成(甚至我们不理解)的事物能解决我们无法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的人应该记住:问题恰恰是如何把我们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单一头脑所控制的范围以外,因而这也是一个如何摆脱有意识的控制以及如何促使个人不用别人吩咐就能令人满意地行事的问题。

    我们在此遇到的问题决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它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有关系,它真正构成了一切社会科学的中心理论问题。正像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所有的习字帖和大人物演说时反复引用的说法——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事实恰恰相反,文明是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如考虑就能实施的行为的数目而进步的。”这在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我们不断地利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并通过这种利用,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些我们个人所未掌握的知识之帮助。我们已经通过建立起在其各自领域证明为成功的习惯与惯例,并反过来使之成为我们已建起的文明的基石的方法,发展起了这样的实践和制度。

    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源。喜欢嘲弄这类主张的人,通常歪曲其论点,暗示这种论点断言,这个最适于现代文明的体系是通过某个奇迹自发形成的。事实正好相反,人类能够发展起劳动分工这一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因为人类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他们可能仍会发展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明,像“白蚁国”,或其它完全无法想象的类型。我们所能说的一切是,至今还未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体系,在这种替代体系中,现存价格体系的某些特点仍能继续保留,因为即使是最激烈地攻击这个体系的人,对这些特点也甚为钟爱,尤其欣赏它达到能使个人选择其职业,并因而能自由地利用其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当前,关于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价格体系是否必不可少的争论已不再是完全在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间的争论,这从许多方面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二十五年前,当冯·米塞斯首先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建立在像我们这样广泛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这一论点时,遭到了一阵阵嘲弄。今天,仍有些人不愿接受这种论点,但其主要原因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了。这就创造了一种更有助于合理讨论的气氛。当我们看到托洛斯基的论述“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就是不可想象的”时;当奥斯卡·兰格教授允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厅为冯·米塞斯教授建一尊雕像时;当阿巴·勒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主要作用包括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符合普遍利益的事时,分歧就确实不能再归于政治偏见了。现存的不同意见,看来主要是由于纯粹理智上的,尤其是方法论上的分歧。

    最近,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清楚地叙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分歧。熊彼特是根据一种实证主义的分枝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的杰出人物,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的客观相互直接影响,而几乎不受人类意志的干涉。只有根据这个背景,我才能解释下列令我惊奇的论点。熊彼特教授认为,在缺少生产要素的市场时,仍然可能根据理论家的这一基本主张,即“消费者估价(‘需要’)消费物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生产这些消货物的生产方式的估价”,来进行合理计算。

    确切的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消费者所做的根本不是那回事。熊彼特所说的“这个事实本身”大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对消费物的估价中,或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但这也不正确。隐含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它只有在所有建议同时为同一人所知时,才能被富有意义地确定。但是,生产要素的价值显然并不单单取决于消费物的估价,它也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只有所有这些事实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才会必然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答案。但正是由于这些事实不会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实际问题就产生了,而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必须利用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知识。

    所以,即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为一个人所了解(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都为观察力敏锐的经济学家所了解),会由他独自决定解决方法,问题也丝毫未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表明,如何通过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个人的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所获得——同样假设这些知识都归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以为不存在问题而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而意义重大的一切事物。

    像熊彼特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会由此而跌入由“数据”一词的含糊意义给冒失鬼造成的陷阱,这很难解释成一个简单的失误。这说明,这样一种方法有根本性的错误,这种方法习惯性地忽视我们所必须应付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任何实际上以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方法,诸如许多有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的方法,都完全忘掉了我们所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决不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可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却使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误以为它所叙述的情形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有关。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均衡分析与社会过程根本无关,而仅能作为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益的准备。

  • 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本书的主旨已在“导论”中有所交代,而我在著述过程中所获得的助益也在书末的“致谢”文字中给出了说明。序言中所须论及的便只是向读者提出一些告诫,并对本书中的一些遗憾之处向读者致以歉意。

    本书所主要关注者,并不是科学告之于我们的知识。当然,如果我的大部分生涯不曾专门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在晚近也不曾努力研习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业已获致的种种成果,本书的撰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所关注的也不只是事实,而且亦不局限于对因果关系的陈述。我的目的在于构画一种理想,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途径,并解释这一理想的实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因此之故,科学讨论在本书中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个人以为,我诚实地运用了自己关于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知识。然而,读者最终还须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我运用这些知识所要捍卫的各种价值。

    我之所以要向读者致以歉意,乃是因为我在决定将自己努力研究的结果呈示于读者时仍感到有一些遗憾之处。任务所设定的目标越高,实施此项任务的不尽人意之处也就越多,这或许是无以避免的。本书的论题极为宽泛宏大,欲使对它的探究工作达致一个人所能及之完美,只要生命不息、精力未竭,就绝不可能完成。毋庸置疑,我很快便会发现我本应当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写得更好一些,并且还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些错误,然而对于这些错误,只要我当时再多做些研究、多思考一些时间,则我本来是可以在付梓之前自己纠正的。对读者的尊重,自然要求一个论者向读者提供一相对完好的作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应当等到他已无望对其作品做出进一步修改的时候才出版该作品呢?对此我甚有疑虑。这里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当一个人研究的问题属于那种有许多其他论者也正在积极探讨的问题时,他如果在确信自己已无可修改其研究成果之后才将其作品付梓出版,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是对他自己的重要性的一种高估。如果一个人已将分析推进了一步,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希望,那么他即使再做努力,也可能不得不受制于回报递减规则。对于我力图能有所贡献的这座大厦来讲,实际上其他的论者很可能更具资格在我的努力之上添砖加瓦。因此,我只能宣称,为撰写此书,我已尽了自己的努力,至少是以我认为的最为简捷的方式恰当地表达了我的主要论辩。

    我或许还应当向读者指出,本书虽在美国撰写完成,而且我也已旅居美国约达十年之久,但我仍不敢说本书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写成的。我的青年时光是在我的母国奥地利渡过的,而此后在大不列颠则渡过了近二十年的成年生活并且还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我的思想也形成于这两个国家。指出我个人的这些背景情况,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助益,因为我的这部论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产物。

                  F.A.哈耶克    1959年5月8日于芝加哥

    导论

    我们达致当下境地之道路为何,当下崇高成就的实现所依赖的政制形式(form of government)为何,以及生发它的民族习俗又为何?……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法律,便可发现它们为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各种人等提供了平等的正义;……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freedom),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但是,我们私人关系中的这种安舒自在,并不能使作为公民的我们可以无法无天。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忧虑,乃是我们的主要防卫屏障,因为这一屏障告诫我们要遵守法律和法官的裁判(尤其是有关保护被损害者的规定),而不论它们事实上是制定法,还是属于只要违反就必定使违反者蒙受大耻辱的不成文法。
                  ——Pericles

        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ideas)之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时)却已不再传送其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已不为我们所知悉;而且它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亦几乎无力做出直接的回答。这种情形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可能支配人之思想的对理想的陈述,都不可能是全涉的(complete);因此,这类对理想的陈述,都必须适应于某一特定的语境,必须以当时所有的人所接受的大多数观点为基础,而且还必须根据这些人所关注的问题来阐明一般性原则。

    自由理想激发起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但是对这个自由理想所做的有效的重述,却是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事实上,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西方文明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已日渐为人们所忽略和遗忘。在这段时间中,人们所做的努力,主要在于寻求各种替代现行社会秩序的方案,而不是力图改善或增进他们对构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原则的理解或运用。只是在我们开始面临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先前的制度的时候,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已丢失了对我们自己的目标的清醒认识,我们也不再拥有任何强硬的原则,去对抗我们的对手所持有的那种教条式的意识形态。

    在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道德支持的斗争中,西方世界因缺乏坚定的信念而致使其自身处于特别不利的境地。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领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乃是:不再相信西方文明诸原则,蔑视西方文明已达致的种种成就,而只沉醉于创建种种“更佳世界”(better              worlds)的方案。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期望这种状态会赢得追随者。如果我们想在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中获取胜利,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们究竟相信什么。如果我们不想人云亦云,毫无原则地摇摆不定,那么我们也必须搞清楚我们想保有什么。在我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中,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对我们的理念加以明确的陈述。如今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哪一方的政治哲学会胜利的问题;而西方世界的存续问题,也可能恰恰仰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世界上足够强大的各民族联合起来,结盟于一共同的理想之下。

    我们所处的境况虽说非常不利,但我们仍需要为此尽最大的努力。正当西方对其自身丧失信心的时候,正当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个使其获致如今之成就的传统丧失信心的时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士却正在借鉴西方文明并采纳西方的理想。亦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信念,然而在西方的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够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因此,那些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承担着向其人民传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训练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

    此一发展趋向,甚为不幸,因为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据的信念,虽说会使他们各自的国家较快地模仿并获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们亦将阻碍这些国家做出它们各自的独特贡献;更有进者,并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够或都应当被移植于其他文化基础之上的;更进一步看,如果人们容许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所生发出来的文明自由生长,而非自上而下地迫使其生长,那么它们就可能以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获致适当的发展形式。如果缺乏自由进化的必要条件(即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那么不争的是,没有这种精神支援,就绝不可能生成发展出任何有生命的文明。当然,对于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是否是自由进化的必要条件,仍存有争议,有人甚至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社会真的缺失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那么,首要的任务则当在催醒或开启这种精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自由政权能够有所作为,而实非那种严酷统制体制(a system of regimentation)所能及。

    在当下的西方,人们肯定还对某些基本价值存有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同意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期望这些基本价值重新获得力量,那么对它们做出综合性的重述及重新证明的工作,便是刻不容缓的急务。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部论著对首尾一贯的自由观念所能依据的全部哲学给出充分的说明,当然也不存在一部可供那些希望理解西方各种理想的人士所能研读的论著。关于“西方政治传统”(“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如何演化发展的问题,历史上已有不少论著对此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解释。这些论著指出,“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目标始终在于建构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个人在最少依赖于其统治者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先定的权利义务框架内享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和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据我所知,此类论著未能对下述两个问题给出解释:一是当西方思想家所追求的这种目标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证明此一理念为正当的终极依据究竟为何。

    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自由社会中那些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原则方面,一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混淆。近些年来,人们为厘清并阐明这些问题已经做出了各种大智大勇的努力。我当然无意低估人们在这方面业已获得的成就。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我仍把自己主要视为一经济学家,但我日益深切地体认到,对我们这个时代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的回答,最终须取决于对一些基本原则的认识,而这些原则实超出了专门的经济学或任何其他专门学科的范围。尽管我最初所关注的乃是一些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我渐渐被导向去承担一项雄心勃勃但也可能极为贸然的使命,即通过对自由哲学之基本原则的综合性重述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这项工作远远超出了我本人所把握的专门知识的范围,但我仍不会有任何愧怯,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欲对我们的诸目标重新获得明确一致的认识,那么就很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人士不断地做出与我相类似的努力。事实上,本书的研究告诉我,我们的自由之所以在许多领域都遭到了威胁,实乃因为我们太易依赖专家的决定或毫无批判地接受专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而,专家对这个问题所熟知的实际上亦仅是其间很微小的一个方面。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学家与其他专门家之间一直存在分歧的问题也会在本书的论述中频繁出现,所以我要在这里明确指出,经济学家亦无力宣称拥有一种可以使他具有某种资格去协调所有其他专门家的各种努力的特殊知识。经济学家所能宣称的只是,他对于诸目标上普遍存在的分歧或冲突所做的经济学探究,使他比其他专门家能够更真切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指导社会行动的全部知识,从而也就需要一种并不依赖于个别人士的判断的,能够协调种种个别努力的非人格机制(the impersonal mechanism)。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便是这种非人格的社会进程(impersonal processes of society):在这种进程中,得到运用的知识要远远多于任何一个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所能拥有的知识;而正是这样一种关注,致使经济学家得以持之一贯地反对其他一些因认为其特殊知识未得到足够重视而欲求控制权力的专门家的抱负。

    从某个方面来看,本书的抱负既可能越出读者所期望的范围,同时亦可能无力满足读者的期望。本书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任何特定国家或特定时间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是——至少在最初几章是如此——那些宣称具有普遍效力的原则。本书的撰写规划以及其中观念的确定,萌发于我对以下事实的认识:一些实际上完全相同的知识思潮,却藉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或伪装,在世界各地摧毁着人们对自由的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想有效地抵抗这些思潮,那么我们就必须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知识倾向的表达形式虽然各异,但却是以某些共同的要素为支撑的;因此,洞见和把握它们的共同要素便是关键之所在。我们还必须牢记,自由的传统绝非任何一国的独创,而且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宣称独占了此中奥秘。我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于美国或大不列颠的特殊制度或政策,而在于这些国家根据古希腊人、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和荷兰人所逐渐形成的基础(当然法国人和日尔曼人对此一基础也都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而发展起来的若干原则。此外,我的目标亦不在于提供一项详尽的政策纲领,而毋宁在于陈述一些评价标准:一些具体措施若要为自由政权所用,就必须根据这些标准先加以评判。如果我以为自己有能力设计出一项综合性的政策纲领,那么这种自负就会与本书之整个精神相违背,因为此类纲领只有在将某一共同的哲学适用于解决当时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

    的确,要充分描述一理想而不将它与其他理想做比照,似无可能;尽管如此,本书的目标也主要不在于对其他理想进行批判。我的意图乃在于打开门户供未来之发展,而不在于一边打开这些门户而一边又关闭其他门户,或者说,本书的意图乃在于防止任何这类门户被关闭,然而当国家对某些发展做垄断控制时,这种关闭门户的现象就势在难免。我的侧重点是建设性的,即旨在改进和完善当下的各种制度;如果说我仅是指出了可能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亦能坦然地说,我的确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应予开放的道路方面,而没有分心去关注那些应予清除的杂草丛林。

    作为对一般性原则的陈述,本书当主要探究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本书亦将论及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力图表明我们为何需要自由以及自由的作用何在。这就需要我们对那些决定各种文明发展的因素进行某种考察。也因此之故,此一部分的讨论主要是理论的,而且如果“哲学的”一术语能够恰当地意指政治理论、伦理学及人类学相融通的领域,那么它主要也是哲学的。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究西方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逐渐形成的各种制度。我们由此进入了法理学领域的探讨,但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去关照其间的问题。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保障个人自由的各种制度的进化过程所持的认识,主要依凭的既非法律家的观点,亦非历史家的观点。我们所关注的乃是一种理想的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除个别时期以外),人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理想或者说不尽完善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因此,如果要使这一理想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指导,就必须对其做出进一步的厘定和阐明。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通过把上述原则适用于当下若干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对这些原则进行验证。我所选择的问题拟限于这样一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中,就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我们面临着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而对这些方案的错误选择极可能给自由造成危害。对于这些论题的讨论,乃意在阐明以不同的方法追求相同的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会增进自由,或在什么情形下会摧毁自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仅靠经济学一门知识是无力向我们提供足够的指导以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的,而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只有在一更为宽泛的知识框架内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当的处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每一论题所涉及到的或引发出的极为复杂的其他问题,当然不是本书此一部分所能详尽讨论的。换言之,对它们的讨论主要是为了阐明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亦即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

    本书意在增进理解,而不在煽动激情。尽管在讨论自由的问题时,诉诸情绪常常是难免之事,但我亦努力于平实的心态中进行此一讨论。虽说诸如“人的尊严”(dignity of man)及“自由之美”(beauty of liberty)等术语中所表达的情操既高尚且可嘉,但在力图理性论辩时,则不应有此情绪之余地。当然,我也知道,用这样一种几近冷血的、纯知识的方法去处理一个为大众视为崇高情尚、为大众全力捍卫且不为他们视为知识问题的理想,会有某种风险。而且我也的确认为,自由伟业之弘扬,需要以我们的热情为支援。然而我们必须加以明辨的是,尽管追求自由的斗争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得到了人们热望自由这一不可或缺的强烈本能倾向的支援,但是,这些本能倾向既不是一种安全的指导,亦不是某种防止错误的措施。此外,我们还应当承认,一些人在践履某些极不正当的目标时,也始终是凭藉动员与上述相同的高贵情绪以为支援的。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摧毁自由之基础的论点,主要源出于知识领域,因而我们就必须在此一领域中对其做出反驳。

    一些读者可能会在阅读本书后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我并没有视个人自由的价值为一不容置辩的伦理预设,从而在力图阐明其价值时,我很可能只是将支持自由的论证作为一种权宜之策而已。这当是一种误解,但是真切的是,如果我们想使那些尚未赞同我们的道德假定的人信服,我们自己就首先不能视这些假定为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自由不仅是一特殊价值,而且还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渊源和条件。一个自由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远远多于他仅作为一个自由者所能做的。因此,在我们尚不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由自由人构成的社会与不自由的社会的差异时,我们是无力充分评估自由的价值的。

    我还须告诫读者,此一问题的讨论永远不可能停留在高远的理想或精神的价值层面。实际上,自由往往依凭于平凡之事项,而且那些热望保有自由的人士,也必须通过其关注公共生活中的俗世事务以及通过随时努力去理解那些常常被唯心主义者倾向于视为一般甚或低级的问题来证明他们对自由的真诚。在争取自由的运动中,知识界领袖太过经常地把其关注力局限于那些与他们的所思所虑有最密切之关联的自由面相,而很少去理解和探讨对自由的诸多限制的后果及其严重性,其原因只是这些限制对他们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果欲使本书的主要讨论尽可能地切合事实且非情绪化,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就更须平实。我们在本书的讨论中,所必须使用的若干术语之含义,已变得极为空泛,因此极为紧要的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应当对它们的意义予以界定。“freedom”与“liberty”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便属最为含混之列。长期以来,这两个术语一直为人们所滥用,其意义亦一直为人们所歪曲,难怪有人会认为“自由(liberty)一词已无意义,除非赋予其以具体内容;而且它所载信息也几乎无存,其内容亦只因人所好而定。”因此,我们必须在本书的开篇就对我们所关注的自由之含义做出解释。为了精当地界定自由,我们还必须考察其他同样空泛但却是讨论自由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术语,如“强制(coercion)。“专断”(arbitrarness)和“法律”。然而,为了避免本书第一部分的术语厘定工作太过冗重繁复,亦同样是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入对一些较为实质的问题的讨论,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对此类概念进行分析。

    人类共同生活的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得到了发展;我将努力对此一哲学做出重述,而此一努力的勇气则来自于我对下述事实的体认,即此一哲学经常因为遭到贬抑反而不断生发出新的力量。在过去数代人的时间中,此一哲学又经历了一次衰败。如果对一些人,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讲,本书似乎是对一种不复存在的制度之基本原则的探究,那么我的回答则是:如果欲使我们的文明不衰败,我们就必须复苏此项制度。当构成该制度之基础的哲学处于最有影响之际,亦是其处于停滞之时;而当它处于遭否弃而需加以捍卫之际,亦常常是其进展之时。近百年以来,此一哲学显然无甚进步,而当下,它已处于需要人们起而捍卫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亦应当承认,对此一哲学的种种抨击亦向我们表明了此一哲学的传统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所幸的是,当下的人士毋需较往昔之伟大思想家更聪慧,便能更好地理解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因为百年来的经验所赋予我们的远非一个麦迪逊(Madison)、一个穆勒(Mill)、一个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或一个洪堡(Humboldt)所能识见。

    复苏此一传统的时机是否达致,将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改善此一传统,而且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取向。如果人们因认为那种传统只是一种素朴甚或平常的信念(其所基于的乃是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较低级的认识)而不承认人之抱负的任何限度,如果人们认为,在我们所能计划的范围内,即使是最好的社会亦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上述取向的支配下,复苏自由传统的努力定会遭受挫折。此外,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复苏此一传统的工作,不仅与至善论(perfectionism)的奢望相去遥远,而且亦与情绪化的改革者所持的“一步到位”及“根本解决”的取向相距甚远,从而是这类改革者力所不及的,因为他们对一些特殊的弊端或恶行的愤慨,往往会使他们对其本身计划的实现亦可能产生的弊端及不公正现象视而不见。上述那种抱负、“一步到位”和“根本解决”的取向,对于个人常常是可羡的,但是当人们用它们来指导强制性权力时,又当自由传统的完善工作需依赖于那些以为其权力之中便存有着最高智慧从而有权将其信念强加于他人的掌权者时,它们就极具危害性了。我谨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习知:正是形形色色的至善论,不时摧毁着各种社会业已获致的各种程度的成就。如果我们多设定一些有限定的目标、多一份耐心、多一点谦恭,那么我们事实上便能够进步得更快且事半功倍;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地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具有超越一切的智慧及洞察力,并以此为傲,”那么我们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事倍功半。

    第一章       自由辨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演说家和诗人都极力赞颂自由,但却没有一位演说家或诗人告知我们自由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对于此类问题的态度,当取决于我们视文明为僵固之物,还是视文明为日渐发展之物……。在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任何对于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所可尝试之事务的数量,从而亦会降低进步的速率。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行动的自由之所以被赋予个人,并不是因为自由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满足,而是因为如果他被允许按其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一般来讲,他将比他按照我们所知的任何命令方式去行事,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人。              ——H.B.Phillips

                  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对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而美国人民现下正需要一个精确的自由定义。尽管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奋斗,但是在使用同一词语时,我们却并不意指同一物事。……当下有两种不仅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物事,都以一名冠之,即自由。              ——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本书乃是对一种人的状态(condition)的探究;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coercion),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在本书中,我们将把此一状态称之为自由(liberty      or freedom)的状态。由于liberty 和freedom      这两个术语亦一直被用以指称人类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善美物事,因此,开篇就追问这两个术语的真切意义,显然无益。如果首先陈述我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所意指的状态,然后在更为明确地界定我所采用的概念的时候,再来考虑这两个术语的其他意义,似乎更妥。

    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或“人身”自由(personal freedom)的状态;然而,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如果我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时,我将直接采用“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表达方式。有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一术语亦被用来表达与此相同的状态,但我还是决定不采用此一表达法,因为它太容易与所谓的“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相混淆;这两个术语间的混淆之所以不可避免,乃是因为“公民的”(civil)和“政治的”(political)两词虽一源出于拉丁文,另一源出于希腊文,但两词实具有相同的意义。

    透过上文对“自由”的含义所做的粗略界定,业已表明它所意指的乃是一种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因此,自由政策(a  policy of freedom)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灭。

    我所采用的自由的含义,恰似该词的原始意义。人,或至少是欧洲人,一跨入历史便被归为自由的与不自由的两类;而且此一类分有着极为明确的涵义。尽管自由人间的自由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只是他们在独立程度方面的不同,而奴隶却根本没有独立可言。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藉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适成对照。经常用以描述这种自由状态的古老的说法,因而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independence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 other)。

    “自由”所具有的这一最原始的意义,有时被说成是它所含有的平常或粗浅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哲学家因试图精化或改进此一意义而导致的种种混淆时,我们不妨还是采用其原始的意义为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不仅是自由的原始意义,而且还具有明确无误的品格,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而且亦只描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之为可欲的原因,则与我们欲求其他也被称之为“自由”状态的原因不尽相同。读者将在下文看到,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各不相同的“自由”并非同一类的不同变异形式,而原本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且往往彼此冲突,从而应当将它们明确区别视之。尽管在其他意义上讲,人们也有理由说自由有着不同的种类,例如“免于(或摆脱)……的自由”(freedom   from )和“做……的自由”(freedoms to),但在本书的讨论中,“自由”只有一种,其差别不在种类而在程度。

    就此一意义言,“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这尤其意味着,人于某一特定时间所能选择的各种物理可能性(physical   possibilities)的范围大小,与自由并无直接的相关性。一个陷于困境的攀登者,虽说只看到一种方法能救其生命,但他此时无疑是自由的,尽管我们很难说他是有选择的。此外,人们如果看到此攀登者跌入深渊而无力脱困,那么我们虽然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称其为“不自由”,但大多数人仍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其状态中间存有着“自由”(freedom)一词的原始含义;说他被“剥夺了自由”或被“因而丧失了自由”,其意义与它们被适用于社会关系时的意义极不相同。

    有多少行动途径可供一人选择的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它却与下述问题不同: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按他自己的计划和意图行事,他的行动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己的构设,亦即指向他一贯努力追求的目的,而非指向他人为使他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事而创设的必要境况。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或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some    assured private sphere),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

    为了更为精当地界定自由这一概念,我们还须考察与之相关的强制(coercion)概念。我拟先就这种自由为何如此重要的问题做出一番探究,然后再就强制问题做系统而全面的考察。但是,甚至在笔者探究此种自由的重要意义之前,似还有必要先对自由的此一意义与自由这一术语所具有的其他意义进行对照研究,因为这种努力也可以使我们更为精准地廓清我们这一概念的特性。自由所具有的那些其他意义与自由的原始意义,只具有唯一一项共通属性,亦即它们所指称的都是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欲的状态;当然,这些不同的意义之间还存有某些其他的勾连,而这亦说明了人们之所以采用同一术语来描述这些状态的原因。然而,我们于此处的当务之急则是必须尽可能详尽地阐明原始意义的自由与其他意义的自由之间的差异。

    2.首先,须与我们自己所采取的自由意义进行对照的,乃是一种被普遍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由,亦即人们通常称谓的“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所谓政治自由,乃是指人们对选择自己的政府、对立法过程以及对行政控制的参与。它乃是一些论者经由将自由的原始意义适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群体而形成的概念,从而它赋予了人们一种集体的自由(collective   liberty)。但是,此一意义上的自由民族(a free   people),却未必就是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民族(a   people of free men);此外,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人,亦毋须以享有这种集体自由为前提条件。我们绝不能认为,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生活在美国的外侨、抑或无权投票的未成年人,由于不享有政治自由,因而亦就当然不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full  personal liberty )。

    有人论证说,那些刚具有行为能力的年轻人,因他们已同意他们出生于其间的社会秩序,所以是自由的;然而此一说法亦属荒谬,因为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不知道可供替代此一社会秩序的选择。或者说他们对于此一社会秩序很可能毫无选择可言,甚至与其父母思维方式不同的整个一代人,亦只能在进入成年后方能变更此一社会秩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形不会,或者说亦不必使他们变得不自由。人们往往试图在对政治秩序的此种同意与个人自由之间发现某种勾连,然而此一努力恰是当下使自由的意义更趋混淆不清的诸渊源之一。当然,任何人都能够“视自由……为积极参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和公法制定(public law making)的过程。”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有人这样界定自由的话,那么他所论及的状态便与笔者于本书中所关注的状态极不相同,而且即使采用同一术语描述上述不同的状态,也并不意味着这些状态无论如何都是等同的或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此一混淆的危险在于,这一用法有可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投票或缔结契约的方式而使自己处于奴役状态,从而同意放弃原始意义的自由。就此而言,我们亦不敢苟同下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一个人以自愿的但却不可撤销的方式把自己的劳务长期地出卖给类似于外国军团这样的武装组织,但他却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一个耶稣会牧师遵循其生活秩序之创建者的理想并视自己为一“行尸走肉”,但他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投票而将自身置于一种完全屈从于暴政的状态之中,或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到:选择政府未必就是保障自由。再者,如果人民同意的政权从定义上讲便是一自由的政权,那么讨论自由的价值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当我们说一个民族欲求“摆脱”外国的枷锁并力图决定其自身命运的时候,这显然是我们将自由概念适用于集体而非适用于个人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一境况中,我们乃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不受强制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术语的。一般而言,个人自由的倡导者都同情上述民族自由(national  freedom)的诉求,而且也正是这种同情,导使19世纪的自由运动与民族运动之间形成了持续的联合,虽说当时的联合有些勉强。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民族自由的概念类似于个人自由的概念,但它们却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因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的。对民族自由的追求,有时会导使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他们本族的专制君主,而不选择一个由外族多数构成的自由政府;而且它还常常能够为暴虐限制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自由提供借口。尽管欲求个人自由与欲求个人所属之群体的自由,所依据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是相似的,但我们仍有必要明确界分这两种概念。

    3.与“自由”原始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乃是“内在的”自由或“形上的”自由(有时亦称为“主观的”自由)(inner or metaphysical or subjective freedom)。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可能与个人自由更为相关,从而亦就更容易与之相混淆。内在自由所指涉的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行动,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受其理性或持恒的信念所导引,而非为一时的冲动或情势所驱使。然而,“内在自由”的反面,并非他人所施之强制,而是即时情绪或道德缺失及知识不足的影响。依据这种内在自由,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功地按其深思熟虑做他所欲做的事情,如果他在紧要关头丧失意志或力量,从而不能做他仍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不自由的”(unfree),亦即他是“他情绪的奴隶”。当某人因无知或迷信而不去做他在获致较佳信息的情形下会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视他为不自由;据此,我们宣称“知识使人自由”(knowledge makes free)。

    一个人是否能够理智地在不同的替代方案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是否能够理智地坚持贯彻一项他业已拟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其他人是否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实属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并非不具有某种勾连,因为某些状况虽说相同,但对一些人而言可能会成为强制,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却只是那些必须加以克服的一般性困难而已,因此这个问题须依有关人士的意志力量而定。在上述范围内,“内在自由”与不存在强制意义上的“自由”,将一起决定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其知识以对各种机会做出选择。但我们仍须对这两个概念做出界分;这种界分之所以极其重要,其原因在于:“内在自由”的概念与哲学上所谓“意志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这个含混的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由理想危害最大者,莫过于这样一种错误信念,即科学决定论(scientific determinism)已经摧毁了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笔者拟在本书第五章中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此处我仅想对读者提出警省,以提防这种特别的混淆以及另一与此相关的诡辩,即只有当我们做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

    4.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了经由运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概念而导致的对个人自由概念的两种混淆,但是较之这两种混淆,个人自由与自由所拥有的第三种意义之间的混淆更为危险。所谓第三种意义上的自由,我们业已在上文简略论及,即把“自由”(liberty)用来指称“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实质能力”、满足我们希望的力量、或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替代方案做出选择的能力。这种“自由”似乎存在于许多人的梦想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幻想:他们能飞翔、他们能不受地心引力之影响,并且能够“像鸟一样自由”飞到任何他们所想望的地方去,或他们有力量按其喜好变更他们的环境。

    此一术语的这种隐喻用法,虽说始终广为人们接受,但直至晚近,才有人真正地将此种“免于(或摆脱)障碍的自由”(freedom   from obstacles),亦即意指无所不能(omnipotence)的自由,与任何社会秩序都能够予以保障的个人自由相混淆。需要指出的是,只是在社会主义者刻意地将这种混淆作为其论点之一部分而予以发展以后,它才具有了现实的危害性。这种视自由为能力或力量的观点,一经认可,就会变得荒诞至极,使某些人大肆利用“自由”这一术语的号召力,去支持那些摧毁个人自由的措施;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一经认可,各种诡计亦将大行其道,有些人甚至可以借自由之名而规劝人民放弃其自由。正是借助于此一混淆,控制环境的集体力量观(the   notion of collective power)取代了个人自由观,而且在全权性国家(totalitarian    states)中,人们亦已借自由之名压制了自由。

    那种在界定自由时使用“约束”(restraint)这一术语(注意:本书则使用“强制”这一术语)的哲学传统,促成了个人自由概念向自由的力量或能力观的转化。如果人们能够始终牢记“约束”这一术语,在严格意义上讲,乃是以存在着某一具有约束能力的人或机构为前提的,那么从某些方面来讲,“约束”就可能是一个较为妥当的术语。此一意义上的“约束”,能够颇具正面意义地警省我们:如果有人阻止他人做某事,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对自由的侵犯;而从另一方面讲,“强制”所强调的则是人们被强迫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同等重要:为了使自由的概念更为精当,我们很可能应当将自由界定为约束与强迫(constraint)的不存在。然而颇为遗憾的是,“约束与强迫”这两个术语亦常常被用来指称那些并非源出于他人对某人的行动的影响;而这一事实确实可以为一些别有意图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约束之不存在的自由概念,转换成把自由定义为“实现我们欲求的障碍的不存在”、甚或更为一般地定义为“外部阻碍之不存在”(absence of external impediment)的概念。这种定义无异于将自由解释为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有效力量(effective     power)。

    在一些国家,人们虽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护着个人自由,然而一些论者对自由所做的上述错误的重新解释却也深深地渗透进了这些国家的具体做法之中,这实为一种不祥之兆,因为这些观念支配下的做法无疑会渐渐侵损个人的自由。在美国,这类观点已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甚至也成了“自由人士”圈子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就连J.R.Common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那些被公认为“进步党人”的知识界领袖,也一直在传播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认为“自由就是力量,亦即那种做特定事情的有效力量,”而且“诉求自由便是诉求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又认为,强制的不存在仅仅是“自由的消极面相”而且“也只应当被认为是达致那种作为力量的自由的手段。”

    5.那种把作为力量或能力的自由与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相混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把自由视为财富(wealth);而且它还可以使人们利用“自由”这一术语所具有的一切号召力以支持那种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由和财富都是大多数人所欲求的美好物事,而且尽管它们两者也常常是我们获致我们所希望的其他物事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却依旧不同,更不应当混为一谈。我是否是我自己的主人并能够遵循我自己的选择,与我对之必须做出选择的可能性机会是多还是少,纯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享有豪奢生活但须唯其君王之命是从的朝臣,可能会比一贫困之农民或工匠更少自由,更少能力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和选择自己认为有益的机会。同理,一位统率军队的将领或一位指挥大建设工程的负责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颇无限制的巨大权力,但较之最贫困的农民或牧民将军或工程指挥者的自由却可能更少,更易于按其上级的命令去变更自己原有的意图和计划,更少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或决定何者对其最为重要者。

    如果欲对自由进行明确且严格的讨论,那么对自由的定义就毋须取决于是否每个人都视这种自由为一善物。一些人很可能不会珍视我们所关注的自由,也不认为他们从此一自由中获致了巨大的裨益,甚至还会为了获取其他的利益而随时放弃此种自由;有些人可能更极端,甚至认为按自己的计划和决策行事的必要性,与其说是一种利益,毋宁说是一种负担。但是,自由却可能是可欲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利用它。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大多数人从自由中获致的裨益是否取决于他们使用自由提供给他们的诸种机会,二是对自由的主张是否真的要以大多数人为自己谋求自由为基础。我们从所有的人的自由中得到的裨益,很可能并不是从那些为大多数人公认的自由之效果中获致的;更有甚者,自由不仅是透过它给我们所提供的诸多较为显见的机会来发挥其有益作用的,而且也是透过它对我们所设制的某种戒规来发挥这种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的确,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有犯重大错误的自由,或有冒生命危险的自由。在我所采纳的自由的原始意义上,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自由因此而在表面上看来并不一定比其他的善更可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善需要一个独特的称谓。就这个问题而言,尽管“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作为“自由”这一术语的久已确立的替代语仍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稍加谨慎,就不太可能导致混淆。然而,“能力或力量”意义上的“自由”观,是否应当容许,实属问题之所在。

    然而,我们必须驳斥这样一种说法,即由于我们采用了同一术语来指涉各种自由,所以它们乃是同类的不同变种。这实是产生危险谬论的根源,甚至是一种会导出最为荒谬结论的语言陷阱。力量或能力意义上的自由、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这三者状态,一如上述,实与个人自由的状态不同,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少许牺牲其中的一种状态以求较多地达致另一种状态而最终获致自由的某种共通品格。当然,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种交换的方式而实现以一种善物去替代他种善物。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各种自由状态中的确存有某种共通的要素,而且基于这种共通要素,人们可以就这种交换对自由的影响展开讨论。这种观点实属愚昧,充其量也只是那种最为拙劣的哲学现实主义(philosophical  realism)的论调:它居然认定,由于我们用同一术语来指称这些状态,所以这些状态中也就一定具有一种共通的品格。但是,事实上,我们对各种自由状态的诉求,所依据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这些状态是否存在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些状态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这种选择亦不能通过追问自由作为整体是否会得到增进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能通过确定这些不同状态中何者能得到我们更高评价的方式来进行。

    6.常常有人批判我们的观点,认为我们的自由概念纯属一否定性(negative)概念。其实,和平亦是一否定性概念,而且安全、稳定、或某种特别的阻碍或邪恶之不存在等,亦都是否定性概念,而自由恰恰属于此一类概念,因为它所描述的就是某种特定障碍——他人实施的强制——的不存在。它是否能够具有肯定性(positive),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使用或认识。自由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获致某些特定的机会,但却允许我们自己决定如何处理或运用我们所处于其间的各种情势。

    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自由的用法多样且不尽相同,然自由只有一种。只有当自由缺失时,“自由权项”(liberties)才会凸显,因为“自由权项”乃是指某些群体及个人在其他人或群体多少不自由的时候仍可获致的具体的特权或豁免。从历史上看,人们正是通过特定“自由权项”的实现而逐渐迈上自由之路的。但是,一个人应当在得到允许以后方能做特定事情的状态,并不是自由,尽管这可以被称为“一项自由权”(a liberty);更有进者,虽说自由与不允许做特定事情的状况相容,但如果一人所能做的大多事情须先获致许可,那就绝无自由可言。自由与“自由权项”(liberty and liberties)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乃指这样一种状态,除规则所禁止的以外,一切事项都为许可;后者则指另一种状况,除一般性规则明文许可的以外,一切事项都被禁止。

    如果我们再对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本质差异予以细究,我们便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由绝不会因其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品格而减损其价值。笔者在上文业已指出,我们乃是在该术语最为原始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因此,如果我们对自由人与奴隶在地位上的实质差异予以关注,便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明了其含义。就最古老的自由共同体——古希腊诸城邦——的状况而言,我们对自由人与奴隶在地位上的差异已知之甚多。人们已经发见了无数的解放奴隶的法令,而这些法令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明细的关于自由之基本要件的图景。所谓获致自由,一般指授予四项权利,而这正是解放法令通常赋予被解放的奴隶的权利:第一,“赋予其以共同体中受保护的成员的法律地位”;第二,“赋予其以免遭任意拘捕的豁免权”;第三,“赋予其以按照自己的意欲做任何工作的权利”;第四,“赋予其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迁徙的权利”。

    上述所列之权利,已含括了18世纪和19世纪所认为的自由的基本要件的大部分内容。解放法令之所以并未授予拥有财产的权利,只是因为即使是当时的奴隶亦可享有此项权利。上述四项权利再加上财产权利,已含括了保护个人免受强制的原则所要求的一切要件。但是,它根本不涉及我们在上文中所考察的其他意义上的诸项自由,更未关涉到晚近提出的那些用以取代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的“新自由”(new freedoms)。如果奴隶只拥有投票权,显然不意味着他已然自由了,此外,任何程度的“内在自由”亦不能改变他的奴隶状况,尽管唯心主义哲学家竭尽全力试图说服我们“内在自由”能改变他的奴役状况。再者,任何程度的奢侈或安逸生活、或者他可能对他人或自然资源施加的支配力,亦都无法改变他对其主人的专断意志的依附状态。但是,如果他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只受制于平等适用的法律,如果他能免遭任意拘禁并能自由选择工作,又如果他能够获致并拥有财产,那么任何其他人或群体都不能强制他按他们的意志行事。

    7.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取决于强制概念的含义,而且只有在对强制亦做出同样严格的定义以后,我们才能对自由做出精确界定。事实上,我们还须对某些与自由紧密相关的观念——尤其是专断、一般性规则或法律(general rules or laws)——做出比较精确的定义。从逻辑上讲,我们应当现在就着手对这些概念做出同等详尽的分析,而且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在邀请读者同笔者一起进入探究这些术语精准意义这一看上去颇为枯燥无味的工作之前,我们当努力对我们所界定的自由为何如此重要先行做出解释。因此,笔者拟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章节中进行其他相关术语的界定工作,同时我们还将着重考察一个自由政权的法律诸面相。在这里,我们暂且先指出对强制做比较系统的讨论所能达致的几个结论,因为这已足以使我们对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的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当然,对“强制”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做如此概要的考察,难免会有些教条的意味,不过,笔者拟在后文中给出更详尽的论证。

    所谓“强制”,我们意指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致于为了避免所谓的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的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除了选择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的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所谓自由行动(free  action),乃指一人依据其自己的知识所确定的手段而追求其自己的目标,因此,这种自由行动所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基本依据(data),是不能由他人依其意志所型构的。这种自由行动还预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领域(a known sphere)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他人不能对其间的那些情境加以安排,亦不能迫使行动者按他们所规定的选择行事。

    然而,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the threat of coercion)。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将完全有赖于国家对众所周知的个人私域的保护(known private sphere of the individuals)以免遭他人的干预,亦有赖于国家并非经由具体的授权而是通过创设条件的方式来界定这些私域,在这些条件下,个人能依凭既定规则来确定他自己的行事领域,因为这些规则明确规定了政府在种种不尽相同的情形中将采取的措施。

    一个政府为了达致上述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强制,应减至最小限度,而且应通过众所周知的一般性规则对其加以限制的方法而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强制的危害,以致于在大多数情势中,个人永不致遭受强制,除非他已然将自己置于他知道会被强制的境况之中。甚至在必须采取强制的场合,也应当通过把强制限制于有限的并可预见的职责范围,或者至少通过使强制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而使它不致造成它本具有的最具危害的影响。由于政府的强制行动已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并且依据于一般的抽象的规则(它们对特定个人的影响在人们制定这些规则之时尚不能预见),所以这种强制行动也构成了个人制作和实施其计划所凭借的各种基本依据。强制即以众所周知的规则为依据(强制,一般而言,乃是一人置自身于强制场合而导致的结果),所以它就成了一种有助于个人追求其自己目标的工具,而非一种被用以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

    第二章  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来实现的。思想活动一如战争中骑兵之冲锋:这种冲锋在数量上受着严格的限制,因为它们需要有新马匹予以补充,所以它们只能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发起。              ——A.N.怀特海(A.N.Whitehead)

        1.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ignorance),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氏的此一名言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首要条件;我们渐渐认识到,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necessary              ignorance)状态之中。社会生活之所以能够给人以益处,大多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个人能从其所未认识到的其他人的知识中获益;这一状况在较为发达的社会(亦即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中尤为明显。我们因此可以说,文明始于个人在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较其本人所拥有的更多的知识,始于个人能够从其本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并超越其无知的限度。

    人对于文明运行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因素往往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unavoidable          ignorance)状态,然而这一基本事实却始终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哲学家和研究社会的学者,一般而言,往往会敷衍此一事态,并视人的这种无知为一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缺陷。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以完全知识(perfect           knowledge)预设为基础而展开的关于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作为一种初步的逻辑探究,偶尔也会起些作用,然而试图用它们来解释真实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这里的根本问题乃在于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即我们的知识在事实上远非完全。科学家倾向于强调我们确知的东西,这可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是在社会领域中,却往往是那些并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采取科学家那种强调已知之物的取向,很可能会导致极具误导性的结果。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Utopian            constructions)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那些预设了我们拥有完全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要对无知展开分析,实是一项极为棘手的工作。初看上去,即使从定义入手对其做细致探究,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无力对我们毫无所知的东西做理智且深刻的讨论,此乃不证自明之理。然而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何,但至少应有能力陈述这些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对所讨论的题域具有某种真正的知识(genuine          knowledge),此即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社会运作的方式,就必须努力对我们关于此一问题的无知的一般性质及范围给出界定。我们虽不能在黑暗中视见,但却一定能够探寻出黑暗区域的范围。

    有论者主张,文明既为人所创造,人亦应当有能力随意变更其制度或结构。如果我们对此一主张的意义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大而化之的认识路径有着极为明显的误导性,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人是在完全理解其所做所为的状况下经由审慎思考而创造了文明的时候,又只有当人至少是明确地知道文明是如何被维持承续的时候,上述主张才能成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确实创造了文明。文明是人的行动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数百代人的行动的产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明是人之设计(design)的产物,甚至更不意味着人知道文明功用或其生生不息之存续所依凭的所有基础性条件。

    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人并不是简单地赋予世界以一种由其心智所创设出来的模式。人的心智本身也是这样一种系统,它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果以为我们只须将各种于当下指导我们行动的理念付诸实施,便可以达致一更高级的文明状态,那就显然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就必须为此后的发展所要求的对我们当下的观念及理想进行不断的修正留出空间,因为随着经验的增多,其间所产生的各种偏差现象必然要求我们对这些观念及理想做出不断的修正。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500年甚或50年的文明的状况,恰如我们中世纪的先辈或我们的祖父们无力预见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样式一般。

    那种认为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起了文明的观念,乃源出于一种荒谬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唯智主义视人的理性为某种外在于自然的东西,而且是那种能独立于经验就获致知识及推理的能力。但是,人之心智的发展乃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恰恰是特定时期的文明状态决定着人之目标及价值的范围和可能性。人的心智决不能预见其自身的发展。虽说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实现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我们仍须给新的经验和未来的事件留出空间,以决定我们当下的目标中何者将予以实现。

    一位当代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并不是人控制着文化,而是文化控制着人”,此一论断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他的另一说法对我们则不无警省,“恰恰是我们对于文化的性质在深度和广度上过于无知,使我们有可能妄断是我们在指导并控制着文化”。他的这一说法至少对唯智主义观念做出了一种重要的纠正。他所提出的警省将有助于我们对于下述状况获致一种较为真实的认识:在我们实现我们的智识所构设的目标这一有意识的努力与制度、传统及习惯所具有的功用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互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传统及习惯这三者常常会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并产生某种与我们所旨在实现的目标差之万里的东西。

    指导个人行动的有意识的知识(conscious knowledge),只是使个人能够达致其目标的诸多条件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从下述两个重要方面加以认识。首先,事实上,人的心智本身就是人生活成长于其间的文明的产物,而且人的心智对于构成其自身的大部分经验并不意识——这些经验通过将人的心智融合于文明之构成要素的习惯、习俗、语言和道德信念之中而对它发生影响。因此,其次,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任何为个人心智有意识把握的知识,都只是特定时间有助于其行动成功的知识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对他人所拥有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成功地实现我们个人目标的基本条件这个问题进行反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我们行动的结果所赖以为基础的环境极其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程度甚至会使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诧。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all the individuals)的总和,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an integrated whole)而存在的。这种所有个人的知识的确存在,但却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因此如何能够做到人人都从此种知识中获益,便成了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易言之,作为文明社会成员的人在追求个人目的方面,之所以比脱离了社会而独自生活的人更能成功,其部分原因是文明能使他们不断地从其作为个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每一个个人对其特殊的知识的运用,本身就会对他人实现他们的目的有助益,尽管他并不认识这些人。所有的社会活动为了能向我们提供我们经由学习而不断期待的物事,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与某些事实相调适,而正是这些特定的事实,我们知之甚少。至于那些经由恰当协调个体活动而促成社会活动与某些事实相调适的力量,我们知之就更少了。甚为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那些使我们彼此进行合作的因素几无所知时,我们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憎恨的态度,而不是感到惊诧或好奇。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会产生那种试图打碎整个文明复杂勾连的网络的鲁莽且冲动的欲望,全是因为我们无力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2.然而,如果“知识”仅意指个人有意识的和明确的知识(conscious and explicit knowledge),亦即能使我们陈述此事或他事为何的知识,那么将文明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等而视之,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当然,我们更不能将这种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为理解笔者在下文的论证,牢记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即科学知识甚至不能穷尽那些为社会经常使用的明确的和有意识的知识;我们的这个观点当然与时下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相左。寻求知识的科学方法,并不能够满足社会对明确知识的全部需求。在人们持续不断使用的关于变动不居、千变万化的特定事实的知识当中,并不全都是适宜于被系统解释的知识;甚至其间的大多数知识也只是散存于无数个人手中的知识。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其间一些重要的知识并不是实质性的知识(substantive              knowledge),而只是关于在何处以及如何去发现所需信息的知识。然而,就本书的讨论而言,上述对理性知识(rational             knowledge)的不同种类进行界分的工作,并非很重要;而且在本书的分析中,笔者实际上是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理性知识集合于一体而统称为明确知识的。

    过去的经验业已融入于我们的环境之中,因此,只有在我们对知识的解释包括了人们对于这些环境所做的一切调适的时候,知识的增长与文明的发展,才是同一回事。但是,此一意义上的知识并非都属于我们的智识(intellect),而我们的智识亦非我们的知识之全部。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我们对过去经验的调适,而这些调适水平的提升,乃是通过有选择地摈弃较不适宜的调适行为而达致的。它们是我们行动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一如我们有意识的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构成我们行动基础的“理性不及”的因素(non-rational              factors)当中,并不全都会始终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一些因素的功用或早已失去,却仍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因素甚至在已成为障碍而非助益时,也仍被人们保留了下来。然而不论如何,我们的所做所为却不能没有它们作为基础:甚至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智能本身,亦需依赖于对这些理性不及的因素的不断的使用。

    人往往会对其知识的增长感到自豪和得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作为人自身创造的结果,对于人有意识的行动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有意识知识的局限、从而也是人的无知范围,亦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自现代科学发端始,就连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公认的无知范围亦会扩大。”不无遗憾的是,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却在大众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的无知范围正在逐渐缩小,因此我们能够更为广泛地和有意识地控制人的所有活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此一信念似乎亦为不少科学家所赞同。正是据此原因,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会变成自由的敌人。由于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增长会恒久地向我们展现新的无知领域,所以我们依据这种知识而建构起来的文明亦会日呈复杂和繁复,而这也就当然会对我们在智识上理解和领悟周遭世界时造成新的障碍。人类的知识愈多,那么每一个个人的心智从中所能汲取的知识份额亦就愈小。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每一个个人对文明运行所依凭的事实亦就一定知之愈少。知识的分工特性(division        of knowledge),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

    3.当我们言及知识传承与知识传播(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时,我们乃意指文明进程的两个方面(笔者在上文业已对此做出界分):一是我们累积的知识在时间上的传承,二是同时代人之间就其行动所赖以为基础的信息所进行的传播。但是,这二者并不能够截然两分,因为同时代人之间用以传播知识的工具,乃是人们在追求其目的时常常使用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对于科学领域中知识的传承和累积的进程极为熟悉——这种知识既展示了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具体特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是我们所承继的知识中最为显见的一部分知识,亦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主要知识,然而在日常意义上的“知识”中,它依旧只是一部分知识;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许多其他工具(tools,此处采用该词的最宽泛的意义);这些工具乃是人类经悠久岁月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产物,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才得以应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更为准确地说,这些工具乃世世代代相传之经验的产物。一旦有更具效率的工具可供我们使用,即使我们并不知道此一工具为什么更具效率,甚或不知道未来的替代性工具为何,我们亦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一工具。

    这些由前人逐渐形成并构成适应其所处环境之措施中重要内容的“工具”,所含括的远远不止于物质性的器具。它们还存在于人们习惯遵循但却不知其就里的大多数行为方式中。它们由我们所谓的“传统”(traditions)和“制度”(institutions)构成;人们之所以使用这些传统和制度,乃是因为它们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工具:它们是累积性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任何个人心智设计的产物。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在有意识的知识获得增长的同时,此一最为宽泛意义上的工具(亦即经过验证并为大众所普遍采用的行事方式)也始终会有同样重要的累积。

    笔者于此处的关注,主要并不在于以上述方式传授于我们的那种知识,亦不在于人们会在将来使用的新工具的形成方式,而在于当下的经验被用来帮助那些并不直接享有此类经验的人的方式。鉴于此,我们将把有关时间上的进步问题留至下一章讨论,而在本章集中探究社会个人成员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不同的技巧、各种各样的习惯及机会,是如何帮助他们并使其活动与日益变化的环境相调适的。

    条件的每一变化,都必将在资源使用方面、在人们活动的方向及种类方面以及在习惯和风俗方面造成某种变化。因受资源变化影响而造成的人的行动的每一变化,亦将要求人们在其他诸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调适,而这种调适则会逐渐扩展至整个社会。这样,每一种变化在一定的意义上都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问题”,尽管任何个人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则会在形成一项新的整体调适方式的过程中,逐渐获致“解决”。那些参与此一进程的人士对为什么要为其所为的原因,可以说知之甚少,而且我们也无从预言谁将在这个调适进程中的每一阶段上首先采取适当的调适动作,进而我们也无力预言知识、技巧、个人态度及环境形成何种特定的组合便能给某人提供恰当的解答,甚至更加无从预言某人的范例将通过何种渠道传播于他人并为他们所仿效。欲图事先便设想出知识与技巧的所有组合形式,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只有当各种组合形式付诸实施以后,人们方能从中发现那些恰当的做法或手段,进而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在实践中,恰恰是平凡大众在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处理其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无数微不足道且平实一般的小措施,产生了种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例。这些小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得到明确公认并以明确的方式传播于社会的重大的智识创新。

    试图对谁会将本能取向与机会进行正确的组合从而发现较佳的调适方法做出预测,甚为困难,其难度绝不亚于要预测不同的知识与技巧通过何种方式方法加以组合便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所具有的困难。知识与本能取向的成功组合,既非出自于人们经由共同的审慎考虑而做出的选择,亦非出自于人们通过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做出的选择;它们的成功组合,完全是个人模仿其他较成功者所作所为的结果,而且这些成功者的所作所为往往也是通过不同的象征或符号而对模仿者施以引导的,例如,人们对成功者的产品所提供的价格、对他们所遵奉的行为标准所做的道德上的赞誉或审美上的羡辞,不一而等;一言以蔽之,这些成功的组合乃是个人运用其他人之经验的成就的结果。

    此一进程的功用的关键之处,一方面在于它可以使每个个人都能够据其特殊知识(而且常常是独特的知识)行事,至少当他处在某种特定环境之中时是如此,另一方面还在于它可以使每个个人能够在其所知道的限度内,为达致其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使用他自己的技巧和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机会。

    4.至此,经过上文的分析和阐释,本章的主要论点可以说较易理解了。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

    如果存在着无所不知的人,如果我们不仅能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当下的希望的因素,而且还能够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未来需求和欲望的因素,那么主张自由亦就无甚意义了。当然从反面来看,个人的自由亦会使完全的预见成为不可能。但是,为了给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事象提供发展空间,自由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自由,乃是因为我们经由学习而知道,我们可以从中期望获致实现我们诸多目标的机会。正是因为每个个人知之甚少,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得最多,我们才相信,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

    尽管上文所述对人的自尊似有所羞辱,但我们必须承认,文明的发展,甚至维系,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为未知之事象(或偶然之事象)的发展提供最多的机会。这些未知之事象或偶然之事象,是在个人将其所获致的知识与态度进行组合、将技巧与习惯进行组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且也是在有能力的人士遭遇他们有相应知识去应对的特定环境时发生的。正是我们对如此之多的东西都处于必然无知的状态之中,才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去面对或然之事(probabilities)和机遇。

    当然,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抑或是在社会生活中,尽如人意的偶然之事通常来讲并不会适时发生,然而我们必须对它们的发生有所准备。但是,即使如此,它们依旧只是机遇,而绝不会因此就变成确然之事(certainties)。这些机遇包含着那些经由审慎思考后仍必须承受的风险、一些个人和群体虽然像成功者那般努力但仍可能遭受的不幸、甚至大多数人都可能会蒙受的重大失败或挫折、以及很可能只是在最后方能获致的净收益。对此我们所能做的,一是增加机遇:促使个人的天赋和环境形成某种特别的组合,从而造就出某种新的工具或改进某一旧工具;二是增进成功的可能:促使诸如此类的创新能够迅速地传播至那些能够利用它们的人士,并为他们所用。

    当然,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假定大多数个人是极为无知的。但是,那些为自由进行辩护和呼吁的人与其他人不同,因为前者把自己和最为明智的人士也都纳入了无知者的行列。与那种在动态的发明进化中不断为人们所使用的全部知识(totality           of knowledge)相比较,那种在最为明智的人士所拥有的知识与最为无知之个人能有意识使用的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亦就无甚意义了。

    由约翰·密尔顿和约翰·洛克首先提出、后又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Walter    Bagehot重新论述的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这种论点乃是一般性原理的特殊运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非唯理主义者(non-rationaist)对我们心智活动的洞识,才能为这种一般性原理的特殊运用开启大门。本书通篇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增进自由的所有制度都是适应无知这个基本事实的产物,这种适应旨在应对机遇和或然之事象,而非确然之事。在人类事务中,我们无力达致这种确然性,亦正是基于此一原因,为最佳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遵循那些为经验表明能在总体上产出最佳结果的规则,虽说我们并不知道在特定情势下遵循这些规则会产生何种后果。

    5.人从其期望屡屡落空而产生的失望中习得知识。尽管有诸多事象是我们不可预知的,但是毋庸赘言,我们绝不应当用愚昧的制度去增加各种事象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地去完善或改进我们的制度,以增加做出正确预测的机遇。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不确定的任何个人(unknown individuals)提供最多的机会,以使他们有可能知悉那些连我们自己都尚未意识到的事实并在其行动中运用这种知识。

    正是通过众人所做的彼此调适的努力,人们在其行动中得以使用的知识方远较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为多,甚至远较在智识上有可能加以综合的知识为多;也正是通过如此这般地使用分散的知识,人们所可能获致的成就方远较一个人的心智所能预见的为大。正是由于自由意味着对直接控制个人努力之措施的否弃,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使用的知识才会远较最明智的统治者的心智所能想象者为多。

    从主张自由所依凭的上述依据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论断:首先,如果我们把自由仅限于那些我们知道自由会产生助益的特定事例之中,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自由的诸种目的。仅在事先知道自由的效用会产生助益的情况下而授予的自由,实际上并不是自由。如果我们已然知道自由会被如何使用,那么主张自由的论辩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存在的依据。如果在一些人使用自由的结果似乎不尽人意的场合便不授予自由,那么我们就绝不会获致自由的裨益,亦绝不会达致只有在自由提供了机会的情况下方能取得的那些不可预见的新的发展。因此,自由常被滥用的现象,就绝不能被用作反对个人自由的论据。自由必然意指这样一个道理,即许多事情虽为我们所不喜欢,他人仍可以为之。我们对自由的坚信,并不是以我们可以预见其在特定情势中的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的,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所达致的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

    其次,我们能自由地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意义,与我们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有可能利用那种特定机会的问题毫不相关。只赋予那种为所有的人都能实施的自由,实际上乃是对自由功能的根本误解。百万人中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大多数人的助益,可能要超过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第三,我们甚至还可以指出,有机会使用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可能性愈小,它就对整个社会愈为珍贵。同理,有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机会的可能性愈小,那么当该机会产生时而被人们坐失此一机会,其损失亦就愈严重,因为它所提供的经验将是极为罕见难得的。此外多数也完全有可能对任何个人都应当可以自由做的大多数重要事情并不直接关心。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如果情况正相反,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那么自由的结果亦就可以通过多数决定个人应当做什么的方式来达致。但是,多数的行动却必定局限于那些业经尝试而已然确定的事情,亦即必定局限于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然达成共识的那些问题,然而,先于这些共识的乃是不同个人的不同经验和行动,换言之,这些共识乃是根据先于其而在的不同个人的不同经验和行动而达致的。

    据此,我从自由中所获致的助益,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他人使用自由的结果,而且其间的大多数助益,乃是他人使用那些我本人绝无能力使用的自由的结果。因此,我本人所能行使的自由,未必对我就最为重要。某人能够尝试做任何事情的重要性,当然要超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同样事情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主张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能够做特定的事情,亦不是因为我们视任何特定的自由为我们幸福的基础。一如前文所述,促使我们反抗任何人身约束的本能倾向,虽说颇具正面意义,但对于证明或界定自由而言,却并不总是一种可靠的指导或保障,所以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我本人愿意行使的那种自由,而是某人为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可能需要的那种自由。我们只有通过将此种自由赋予所有的人,方能确使不确定的任何人都能获致此种自由。

    自由的助益因此并不局限于享有自由的人,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讲,一个人并不从他本人所能利用的自由的那些方面获致助益。毋庸置疑,在历史上,不自由的大多数人曾从存在着少数自由人这个事实中获取了大量助益,而在当下,不自由的社会则从它们于自由的社会中获致和习得的东西中得到了甚多助益。当然,我们从他人的自由中获致的助益,随着那些能够行使自由的人数的增长而会扩大。因此,主张一些人应有自由的论据,亦同样适用于所有人都应享有自由的主张。但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讲,一些人有自由比无人有自由更好,多人享有充分的自由(full          freedom)比所有的人只享有有限的自由(restricted           freedom)更好。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性,与想做此事的人数毫不相关:因为它很可能是反比。将这种做某事的自由的重要性与人数挂勾的做法,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一个社会可能因受到种种对人数的要求和控制而遭到侵损,尽管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自由因此而被严重削减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只有为多数所实施的自由,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势必会创设出一个以不自由为特征的停滞社会。

    6.在调适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那些并非出于设计而达成的新颖者,首先,是由那些能够协调不同个人的诸种努力的新安排或新模式组成的,也是由那些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新组合(其性质只是暂时的,一如导致这些组合的特殊条件一般)构成的。其次,它们亦是由对工具和制度进行改进以适应于新环境的种种努力而促成的。这些改进中亦有一些只是针对即时的境况所采取的暂时的调适性措施,而另一些则是为了增加现存的工具和手段的多样性而采取的改善措施,从而亦会被保留下去。上述第二类改善措施不仅会对特定时空下的境况做出较好的调适,而且也能对我们环境的某种恒久性做出较好的适应。此类自生自发之“型构物”(spontaneous    formations)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自然是受一般性规律支配的。随着经验以累积的方式不断地被融合进工具及行动方式之中,明确的知识——亦即那些能够通过语言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为人们明确阐释的一般性规则——亦将得到发展。新颖者得以产生所依凭的上述进程,可以在智识领域中得到最好的理解,当其产生的结果为新观念时尤然。正是在智识领域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至少意识到了此一进程中的一些个别步骤,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一进程中的各种细节都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即在一般意义上也能认识到自由在其间的必要性。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一是我们无力计划或规划知识之发展,二是在通向未知之王国的探究——此乃研究的目的之所在——过程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人天才的奇思异想和变化莫测的境况,三是科学发展,正如一人心智之中突然萌发的新观念一样,也是个人将社会带给他的概念、习惯及环境加以组合的结果:它既是系统努力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偶然事件的产物。

    由于我们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智识领域中的发展常常出自于那些不可预见的和不可设计的因素,所以我们趋于特别强调自由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意义,而忽视做事情的自由——即行动自由——的重要性。但是,研究和信仰的自由,言论和讨论的自由,尽管其重要性已为众人所理解,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自由的重要意义只有在新真理被发现的整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才会凸显出来。以牺牲做事情的自由的价值为代价,而赞美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liberty)的价值,无异于视一大厦之顶部为大厦之整体。我们之所以有新理念供讨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可协调,皆因这些理念和观点产生于诸多个人境况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他们在从事具体的工作时采用了他们所习得的新工具和新的行动方式。

    对此一发展于智识不及之领域的进程(the             non-intellectual part of this process)——亦即新颖者赖以产生的原有物质环境发生变化和形成的过程——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人们有更大的想象力,而绝非是唯智主义观(intellectualist      view)所强调的那些因素所能够满足的。尽管我们在有的时候能够对导向一新观念产生的智识进程进行探索寻踪,然而我们却几乎不可能对那些我们尚未获致明确知识的贡献间的组合和序列加以重构或复制,我们亦不可能对人们所采用的颇有助益的习惯和技巧、所使用的工具和机会以及有利于产生此一结果的主要行动者所处的特殊环境加以重构或复制。我们为理解此一发展于智识不及之领域的进程所做的各种努力,目前还只能根据某些简单的模式指出何种力量发生了作用以及各种影响力量发生作用的一般性原则,然却无力明确指出它们的具体特征。一般来讲,人只关注其所知道的东西,因此,在此进程展开的过程中,那些并不为人们明确知道的特征通常都会被人们忽视不顾,甚至也很有可能就根本得不到详尽的探究。

    事实上,这些并不为人们所意识的特征,不仅通常会被忽视不顾,而且还常常被视为是一种障碍,而非一种帮助或一种基础性条件。它们是“理性”不及者,因为我们尚无从明确根据推理去解释它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也常常把它们视为那种与理智行动相悖意义上的非理性的(irrational)因素。然而,虽然影响我们行动的大多数理性不及的因素,可能具有上述意义上的非理性,但是我们在行动中预设并运用的许多“纯粹习惯”(mere          habits)和所谓“无意义的制度”(meaningless         institutions),却是我们实现目的的基本条件;当然,它们也是社会做出的成功调适的一部分,它们一方面经常为人们所改进,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们能够实现多少成就所赖以为据的基本条件。发现它们的缺陷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发展却一刻也不能不以它们为基础。

    我们逐渐学会了安排日常时间、穿着、饮食、装饰居室、演说写作以及使用文明为我们提供的无数其他工具或器具,而正是我们所习得的这种种行事方式,时时刻刻为我们提供着我们自身对文明进程做出贡献所必须依凭的基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生产和贸易中的“诀窍”(know-how)。而且,正是在我们以新的方式使用和改进文明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手段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新的观念,而这些新观念只是到了发展进程的最终阶段才会被归入智识领域予以处理。人们一旦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抽象思考,这种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在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受到新的挑战和质疑;而它之所以会受到挑战和质疑,乃是因为人们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行事,有能力尝试新的做事方式,还有能力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变更整个文明结构。智识进程,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已经形成的观念做详尽阐释、选择和否弃的进程。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行动(常常是理性不及的行动)与重要事件交互影响的领域中源源不断产生的。因此,如果自由被局限于智识领域,那么产生新观念的源泉就会干涸。

    由此可见,自由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使之成为可能的行动是否具有崇高的特性。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action),即使是从事平凡而日常事务的自由,亦与思想的自由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人们常常通过把行动的自由称为“经济的自由”(economic   liberty)来贬低这种自由的价值,这甚至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但是,行动自由的概念在含义上要比经济自由的概念宽泛得多,可以说前者涵盖了后者。更为重要的是,是否存在着可以被称为纯粹“经济的”那种行动,以及对自由的限制是否能够被局限在那些所谓的“经济”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疑问。经济的考虑只是我们据以协调和调适我们欲求实现的不同目的的根据,而且从最终的意义上讲,我们欲求实现的这些目的,无一是经济的(除了那些守财奴和那些把挣钱本身视作目的的人以外)。

    7.上文所述的大部分内容,不仅适用于人为实现其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亦适用于那些目的本身。自由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的目标是开放的,而且能够不断产生人们为之努力的新目标;尽管这些新目标一开始只是少数个人的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善的或美的东西亦会发生变化(尽管其变化方式还不至于使我们只能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知道下一代人将把何者视为善或将把何者视为美。更有进者,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视某事为好,而且当人们就某事是否为善而发生分歧时,我们亦甚难断言谁是正确的。不论从人的知识方面来看,还是从人的目标和价值方面来看,人都可以说是文明的造物;归根结蒂,正是这些个人的希望与群体或族群的永久存续之间的相关性,决定着这些群体或族群是持续还是变化。仅仅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价值乃是文明进化的产物,便以为我们能够得出我们的价值应当为何的结论,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却毫无理由怀疑,这些价值亦是由那些产生我们智识的同样的进化力量所创造的和变更的。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终极判断,并不是由个人智慧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坚持“错误”信念的群体的衰弱或减少而决定的。

    文明的所有手段或工具,都必须在人们追求其当下目标的过程中证明其自身的效度,无效者将被否弃,有效者将被保留。但是,我们更须注意此一事实背后的问题,即随着旧的需求的满足以及新的机会的出现,新的目标也会不断出现。哪些个人及哪些群体会获得成功并持续存在下去,既取决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支配他们行动的价值,亦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和拥有的能力。同理,一个群体的繁荣强大抑或贫困衰败,既取决于它所遵循的伦理规则或指导它的美好理想或幸福观,亦取决于它所习得的满足其物质需求的能力。简而言之,在任何特定社会中,特定群体的兴衰,都将取决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而且获得成功的群体的目的,将趋于成为该社会全体成员的目的。

    关于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或我们所遵循的伦理规则为什么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持续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做到部分理解。我们亦无法确信,那些曾被证明对达致某一特定目的有助益的诸规则,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是否还会依旧具有如此的正面功用。虽然我们可以假设,任何业已确立的社会准则在某种意义上都会有助于文明的维系,但是我们能证明此一假设的唯一方法,就是查证这种准则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所遵循的准则的竞争下,是否仍能继续证明其自身的作用。

    8.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所依凭的竞争,必须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不仅涉及有组织的群体与无组织的群体间的竞争,而且还涉及个人间的竞争。认为竞争与合作或组织相反对,就会误解它的性质。通过合作和组织去获致某些结果的努力,乃竞争之一部分,与个人所做努力并无不同。群际关系是否成功,同样也是在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间的竞争中证明其有效性的。与之相关的界分并不在于对个人行动与群体行动的区分,而在于对下述两种境况的界分:在一种境况中,以不同的观点或惯例为基础的种种可供替代的方法可以为人们所尝试;而在另一种境况中,某个机构拥有排他性权利或权力,阻止他人进行这类尝试。如果这种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的授予,是以某些个人或群体拥有较优较多的知识为预设,那么此一进程便不再具有试验的性质,而且那些碰巧在某一特定时间盛行的信念亦可能变成知识增长的一种障碍。

    主张自由的论辩,并不是一种反对组织的论辩(因为组织乃是人之理性所能运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是一种反对所有排他性组织、特权组织和垄断性组织的观点,亦是一种反对所有运用强制力量阻止他人尝试进步的论辩。每一种组织都是以特定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意味着信奉某一特定目标并采用某些特定方法,但是甚至那种旨在增进知识的组织,亦只有当其宗旨的设定所依据的信念和知识为真的时候,才会有效。如果组织结构所赖以为基础的信念与事实发生冲突,那么这种冲突也只有在该组织失败并为另一类型的组织所替代时,才会变得一目了然。因此,只有当组织是自愿的并扎根于自由的领域的时候,它们才可能产生助益和具有效率,而且组织如果不调整自身以适应其观念中并未虑及的情势,那么它就只有失败。将整个社会都纳入根据一项统一计划建构起来的并受这种计划指导的一个单一组织系统之中,无疑会扼杀那些型构个人心智的种种力量,甚至还会扼杀那些计划出这种组织的个人心智。

    此处值得我们稍加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只有被公认为可资运用的最佳知识才应当在我们的行动中加以使用,那么其结果将会如何呢?如果所有根据那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知识而被认为是浪费的尝试都遭禁止的话,而且只有那些被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才能提出,认为是重要的试验才能尝试,那么这无异于说,人类已然达致了这样一种境况,即人的知识能够使其预见一切常规行动的后果并避免一切失望或失败。进而,这也无异于认为,人已完全将其周遭环境控制于其理性之下了,因为人们只试图去做那些他们能够完全预知其结果的事情。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

    9.那种欲求将每一物事都受制于人之理性的唯理主义者(rationalist),因此而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运用理性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及预测。但是,理性增长的进程却须依赖于自由以及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那些夸张理性力量的人士,通常只看到了人的思想与行为间互动的一个方面(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理性既得到了使用又得到了形构),但是他们却未能看到,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

    毋庸置疑,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人类的持续发展,完全有可能依赖于其有意地避免实施其于当下已然获致的种种控制手段。在过去,种种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无论受到多大的限制,通常仍能表明其强大无比,足以抵抗国家所具有的那种有组织的强制性措施。然而,在今天,政府已支配了种种技术性的控制手段,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是否仍可能表现出其强有力的作用,就很难确定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将不可能如其往昔那般强大了。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经由审慎思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将会摧毁那些曾经使发展成为可能的自生自发的力量;尽管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离这种境况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三章      进步的常识

                  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

                  ——O.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当下,在那些有识之士中,大凡珍视个人声誉的论者,只要论及进步,都会极谨慎地在该词上加引号。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先锋思想家的一个特征,却是对进步的助益性笃信不疑;当然,此后的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笃信进步的信念也渐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肤浅的象征。尽管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芸芸众生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持续的进步,但是知识分子却已普遍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持续的进步提出了质疑,至少对进步的可欲性提出了疑问。

    那种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无疑是虚幻且天真幼稚的;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对这样一种观点做出回应,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就已发表的关于进步的论述和著述而言,大多数属于站不住脚的言论,所以在使用该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其实在过去,人们从不曾给出理由证明“文明已然、正在、且将会朝着某一可欲的方向演进,”亦不曾给出任何理由可以使人们认定一切变化为必然,或视进步为确然,并会始终有助益于人类。然而,那种宣称人们有能力认识“进步规律”(laws   of progress)而且这些规律能够使人们预见我们必然趋向于的境况的观点,甚或那种视人们所为愚蠢之事为必然进而视其为正当之举的观点,则是那些进步观中最无根据的。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于时下流行的种种打破进步幻想的观点只做轻描淡写的处理,那亦将不无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便是进步,而进步即是文明。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文明,须取决于那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导致进步的诸种力量的运作。如果说进化(evolution)并不一定会导向较佳境况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没有那些促成进化的诸种力量,文明以及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事态(亦即那些将人区别于动物的绝大多数事态)也将不复存在,或无力长久维续。

    文明的历史乃是一种进步的明证;在尚不足八千年的岁月中,它便成就了几乎一切为我们视作为人类生活之特征的东西。在放弃了狩猎生活以后,我们的大多数直系祖先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便步入了农耕生活,而且很快又进入了都市生活;此一进步可能只用了三千年时间。从某些方面来看,人的生物构造并未能相应地跟上文明迅速变化的速度,人对其理性不及的境况的调适仍有不少跟不上时代节奏的地方,而且较之适应文明生活,人的许多本能和情绪可能仍更适应于狩猎生活等等;这些现象实不足以使我们感到太过惊诧。如果我们文明中的许多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不自然的、人为的或不健康的,那么这一定是人类自进入都市生活始便具有的经验,实际上是自文明初始便已有的经验。所有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反对“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资本主义及过度精致生活(Over refinement )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抗拒;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乃是人类在经历了五十多万年狩猎生活以后,在不久前才接受的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还导致了种种人类迄今尚无力解决的问题。

    2.当我们将进步与我们个人的努力或有组织的努力结合起来讨论时,“进步”(progress)乃是指一种趋向于某一已知目标的发展。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则不能被称作这种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它并不是通过采用已知的手段努力趋向于一既定的目标这种人的理性来实现的。然而上述意义上的进步观并不完全正确,更为确当的观点乃是把进步视为一种人对其智力进行组合和修正的进程,亦即一种调适和学习的进程,在此进程中,不仅为人们所知道的种种可能性,而且亦包括各种价值和欲求,都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于进步在于发现尚未知晓之事象,因此它的结果必不可预见。由于进步始终将人们导向于未知领域,所以我们至多能够期望的便是对那些导致不断进步的诸种力量加以理解。如果我们想努力创造种种有利于进步的条件,那么对这种累积性发展进程的特性,做出上述那种一般性的理解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却决不是那种能使我们做出具体预测的知识。然而,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这种理解中获致我们必须遵循的进化之必然规律的主张,则纯属荒诞。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

    即使在那种最刻意探求新知识的领域,亦即科学领域,也无人能预见其工作的各种后果。事实上,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甚至那种试图将科学的目标刻意设定为达致实用性知识(a      useful knowledge)(即达致那种人们能够预见其在将来的效用的知识)的努力,也可能滞碍进步。进步,依其性质,是不可能被计划的。在我们旨在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并已经掌握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的特定领域中,我们或许有理由说“我们在计划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努力仅限于实现那些现已可见的目标,如果新的问题也不再持续产生,那么我们很快就不用再做什么努力了。只有探索进而认识我们未知之事物,才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然而,探索我们未知之事物的努力,也常常会使我们大为沮丧。尽管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实现我们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喜欢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结果,亦不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有助益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希望和目标在进步进程中也会发生种种变化,所以有关由进步创造的新的事态乃是一更佳事态的说法是否还具有明确的意义,也就颇令人怀疑了。虽说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支配力的累积性增长,但是它却并未因此而认定新的事态就一定比旧的事态更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乐趣可能只在于实现我们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的过程之中,而对此一结果的确实拥有,则可能不会使我们产生多少满足感。如果我们不得不止于当下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就比我们止于百年前或千年前具有更多实质意义上的幸福呢?坦率而言,此一问题很可能是无从回答的。

    然而,无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回答,都无关紧要。此处紧要的是人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达致每一时刻似乎都可能达致的事态。人类智识得以证明自己者,并非昔日之成就,而是当下生活中的努力和为未来所做的奋斗。进步乃是一种为运动而运动的过程,因为人们正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及在习得某些新东西所产生的结果中,享受着人类智能的馈赠。

    个人的成功,只有在进步相当迅速的社会中,才能为大多数人所分享。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有多少兴起者,就有多少衰败者。为使绝大多数人在其个人生活中参与社会发展之进程,此一发展进程就必须以一相当的速度推进。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亚当·斯密的说法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进步的状态(即社会并不满足于已然获致的富足,而正在发展以求进一步的获取)中,贫困的劳动者的境况,亦即大多数人民的境况,似乎是最幸福的和最舒适的。然而在静止的状态中,他们的境况会非常艰难;而在衰败的状态中,他们的境况则会极为悲惨。进步的状态实乃是令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欢欣、所心往的状态。静止的状态令人乏味,而衰败的状态则令人悲哀。”

    一个进步社会最具特色的事实之一,就是个人在其间所努力追求的大多数事情,只有通过更深一层的进步方能达致。这是因为此种进步进程的必然性使然:新知识及其禆益只能逐渐地传播和获得,而且众人愿望的实现也始终取决于少数人先行获致新知识并先行获享由此种新知识产生的助益。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新的可能性,在一开始便是可由社会成员通过刻意安排而为众人分享的社会共有物(a       common possession);这种观点无疑是误导的,因为这些新的可能性只有经过使少数人的成就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和分享这一缓慢和渐进的过程,方能成为共有物。这一进程的渐进特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为人们通常都太过关注发展过程中的少数显见且重大的步骤。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重大的发现多半只是展开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人们还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进一步努力,才能使其间产生的新知识为一般大众所享用。或者说,必须经过调适、选择、组合、及改进的长期进程,新知识方能得到充分使用。这就意味着,始终有人在他人尚未获益于新成就之前便已从中获益了。

    3.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高速率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echelon         fashion)来加以实现。这样一个道理之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乃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经济进步主要视之为更多商品物资的积累。但是,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要凭靠我们在知识上的增进,因为这种知识的增进不仅能使我们大家消费更多相同的东西,而且还能使我们享用不同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那些我们在早些时候甚至并不知道的东西。虽说收入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可能更依赖于我们不断习得的知识,因为正是知识,才使我们得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去运用我们的资源,并使我们不断地开拓出资源的新用途。

    知识的增长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新知识的用途是无限的(只要我们不以垄断的方式人为地造成知识的稀缺),尽管物质资源始终处于稀缺状况并不得不被保留于有限的用途。知识一旦被获致,便会被无偿地用以服务于所有的人。正是通过知识这种无偿的馈赠(尽管这种知识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经由种种实验而获致的),普遍的进步才具有了可能,亦即先行者的成就促进了后继者的发展。

    在上述发展进程的任何阶段,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境况,即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许多东西的生产方法,但是其生产成本却仍然太昂贵,所以只能提供给少数人享用。在早期阶段,这些东西的制成,须耗用大量资源,其价格也往往会高出个人全部收入之平均分配的份额的许多倍,所以这些产品只能为少数有能力从中获益的人享用。“在一新商品成为一种公众需要并构成一种生活必需品之前,通常只是少数人的玩品。因此,今日的奢侈品乃是明日之必需品”。再者,新东西之所以常常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完全是因为它们一度曾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如果我们这些生活在较富有国家的人,能够在今天给大多数人提供不久前在物质上还不可能如此大量生产的商品和便利设施,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直接结果,即它们最初只是少数人方能享受的奢侈品。大凡舒适家庭居室中的便利设施、交通及沟通之便利工具以及娱乐和享受之便利设施,最初都只能小批量生产;但是,正是在这种小批量的生产中,我们逐渐学会了用少得多的资源去生产它们或与其类似的产品,进而能够向绝大多数人提供这些物品。富有者购买此类新商品的费用,有一大部分被用来支付试验新商品的费用(尽管富有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这些物品便可以在晚些时候为贫穷者所享用。

    上文所述的重要之点,不仅在于我们逐渐学会了以廉价之方法大规模地生产那些我们先前只知道以昂贵的方法少量生产的商品,而且还在于唯有从先行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方能拓展出后继者的种种欲求和种种可能性,这是因为在大多数人有能力追求一些新目标之前,少数人早已选定这些新目标并已经为之实现而努力了。如果少数先行者在既有的目标业已实现后所欲求的新东西很快就能为其所享用,那么那些将在此后20年或50年中给大众带去这些商品的种种发展,就势必会受到那些已然能够享用它们的少数人的观点的指导。

    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西欧,相对贫困者能够用其收入的合理部分来购买汽车或冰箱、支付飞机旅行的费用或购买收音机,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在过去一些收入较多的人能够支付这些在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费用。进展之路已因前人的踩踏而大为平坦了。正是由于先行者发现了目标,人们方能为那些较不幸运者或能力较弱者建造起通向此一目标的道路。有些物品在今天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奢侈品或浪费者,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只为少数人享用甚或为大众所不敢梦想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必须指出,正是这些奢侈品或浪费者,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我们可以说,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以发展的物品之范围的扩大、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存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如果对新商品的尝试能够早在绝大多数人得以享用这些商品之前便可以展开,那么进展的速率便会大大提高。许多改进之物,如果不能在早期就为一些人所享用,则更不可能为大众所享用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等到新物品能够为所有的人都享用的那一天才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追求,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天在许多情形下就永远不会到来。我们甚至还需要指出,即使是最贫困者在当下所享有的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也是昔日不平等的结果。

    4.因此,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一如我们所知,比较富有的人也只是在他们所享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其他人略有领先而已。在进化的进程中,他们先行生活于其间的阶段只是他人尚未达致的阶段,但是他人亦将在此后步先行者之后尘而达致此一阶段。因此,“贫困”亦就成了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当然,这并不能使贫困成为不贫困。尽管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未得到满足的欲求通常已不再是那些物质的需求,而是文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精神上的需要,但是依然不争的是,在每一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所欲求的一些东西只能为少数人所享用,而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方能使大众都享用到这些东西。我们为之努力的大多数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因他人已经拥有它们而欲求的东西。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一个进步的社会依赖于这种习得和模仿的进程,但是它却能把它所引发的欲求视为继续努力的激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进步的社会并不保证这种努力的结果能为每个人都享有,它甚至也不考虑由少数人先行享有一些东西而确立的范例会导致大众因不能实现这些欲求而蒙受痛苦的问题。这似乎很残酷,因为它在增加给少数人以赐予的同时,也激增了大多数人对此的欲求程度,而这些欲求又往往不能马上得到实现。然而不论如何,只要它仍是一进步的社会,那么就定有人领先,而其他人继而追进。

    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便会大为延缓。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一些人看来,亦只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堂而皇之的辩词而已。然而,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此一论点确实有道理,而且就此而言,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亦不得不效法自由社会。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如果它不能完全效仿其他较为发达的社会,那么它就必须在大众可资享用之前指定一些个人负责尝试或试验最新的进展成就。如果不是由一些人先行实践或尝试,那些新的但仍旧昂贵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推及大众而为他们所普遍享用。但是,仅让一些个人尝试特定的新商品,也还不够充足,因为这些商品只有作为社会之普遍进展的附属物而被欲求时,它们才会具有恰当的用途和价值。在一个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为了知道在每个阶段上应当促成哪些新的可能性,以及为了知道应当以什么方式并在什么时候将某些特定的新型商品推及和融入普遍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不得不确定某一阶级(或者诸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为先导,始终先发展于其他人。计划经济社会的这种境况之所以区别于自由社会的境况,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以指定方式而产生的不平等乃是设计的结果,而且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先行发展亦是由权力机构决定的,而不是由非人格的市场进程(the         impersonal process of market          )决定的,亦非由家庭出身和机会运气的偶然事件所促成的。此外,我们应当补充指出的是,计划经济社会与自由社会的区别还在于,在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只有那些由权力机构批准的较好的生活方式,才是被容许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有那些被特别指定的人方能享有。但是,计划经济社会为达致与自由社会同等的进步速率,就不得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也不会与自由社会中的不平等有太大的差别。

    上文所述的不平等现象,在我们看来乃是一可欲的现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进步的前提下,这种不平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能被视作合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可行的判准尺度,当然,我们不希望见到个人的境况由武断的意志来决定,也不愿意看到权力者根据个人意志将某种特权授予某些特定的人。然而,那种认为某些人太过富有或者认为某些人的进步远远大于其他人的现象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观点,在何种意义上可被视为确当,亦很难有定论。如果先行者与后继者之间在发展速率方面的距离太大,那么提出上述问题或许还有些道理;但是,只要社会分层持续存在而且收入金字塔的每一台阶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为人们所占据着,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贫困者或弱势者会在物质上受益于其他人先行致富这一事实。

    那些反对我们主张的观点乃源出于下述误解,即那些领先者占有了对某些东西的权利,而根据此一权利,他们独享了原本可为大众所享用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从如何重新分配由过去的进步所达致的成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我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所促成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这种反对观点就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些群体先于其他人而发展的现象,显而易见,实有利于后进者,同理,如果我们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汲取或利用较为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乃是一些在某一先前不为我们所知的大陆上的其他人士在更为良好的境况下获致的知识),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无穷。

    5.当平等问题涉及到我们自己社会中各阶层的成员的时候,我们很难以一种情感不涉的方式就这个问题做出讨论;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如从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平等问题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认识到这个问题讨论中的复杂性,我们就不会轻易地为下述观点所误导,即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某种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从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中分享一确定的份额。虽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从彼此的努力中获益,但我们却显然没有理由视世界之一切创造物为集体统一努力的结果。

    当下的西方人在财富方面要远远富足于非西方的人,这是一个事实;虽说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资本更大积累的结果,但是细究起来,其主要原因却是西方人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运用了知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西方国家不给出如此之强的领先示范,那么那些正在力图达致西方国家当下生活水准的较贫穷的或“不发达”的国家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再者,如果在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机构不许某些地区领先其他地区大多并确使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能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那么世界的发展前景显然会因为如此的安排而比实际发展进程糟得多。在今天,一些国家仅在几十年内就能达致西方国家耗用了千百年时间才得以达致的物质生活水平,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它们的进步之路因西方不曾被迫同其他国家平分其物质成就(亦即西方未被拖拉住后腿,能够先于其他国家而发展起来)而变得更为平坦和便捷了吗?

    西方国家之所以较富有,可以说是因为其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然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则是因为其较富有。那些经由先发达国家耗费大量经费、时间、精力等而形成的无偿赐予性知识(free              gift knowledge),则使那些后发达国家能够在耗用远比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致与西方国家同等的水平。的确,尽管后发达国家可能不具有自生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条件,但只要有一些国家在领先,那么所有的后发达国家就能够随后继起。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正是那些并不自由的国家或群体也能够从自由产生的诸多成就中获益,构成了自由的重要性未能得到较确切理解的诸原因之一。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而言,文明之进展始终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且,由于受助于现代沟通之便利,这些国家也不致落后太多,尽管绝大多数发明或创新都源出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决不应当忘记的是,苏联和日本的发展依赖于努力仿效美国的技术已有多时!只要有人提供了大量新的知识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那么人们甚至有可能在认真考量以后,以那种能使其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并在相同的程度上受益的方式,运用所有这些新的知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说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也能够获致此一意义上的发展,然其进步却基本上是寄生性的,亦即依附于那些业已付出代价的国家或社会所获致的成就的进步。

    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我们牢记的有两点:一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在此种具有世界性的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因素,乃是其在经济上拥有最为发达的阶层,二是试图经由主观设计而铲平贫富阶层之间差距的国家,定将断送其在这种世界性发展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大不列颠所显示之悲剧便是此一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此之前,大不列颠的各阶层曾因下述事实而获益,即具有悠久传统的富有阶层所要求的乃是具有高品质和高品味的产品,而这恰恰是他国所不及的,因此英国逐渐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其产品。然而,英国的领导地位,后来却随着那个在生活方式上为他国模仿的阶层的消失而丧失了。英国的劳动者用不了多久就可能会发现:一是他们之所以在过去能从其社会中获益匪浅,乃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有许多成员都比他们富有;二是英国的劳动者之所以在过去比其他国家的劳动者领先,部分原因乃是英国的富有者同样比其他国家的富有者领先。

    6.如果从国际层面来看,甚至国与国之间在财富方面的巨大不平等,都可能对所有国家的进步产生重大助益,那么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群体或阶层间的不平等,会有助于所有群体或阶层的进步这一点还能有什么疑问呢?就一国而言,其总体发展速度的增进,乃是凭靠那些突进最快的人士来实现的。即使一开始有许多人都很落后,但是用不了多久,先行者打通发展之路的累积效应就很快会促进他们的发展,并能使他们在发展的进程中维系其地位。在一个拥有许多富有者的社会中,其社会成员事实上享有着很大的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则是那些因生活在贫困国家而无法从富有者所提供的经验和资本中获益的人所不具有的;因此,用这种境况来证明个人有权对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主张更大份额的正当性,显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一般情形下,事实似乎的确如此,在迅速进步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所具有的对于落后者的累积性助益,将大到足以使他们的进步速度趋近原来领先者的进步速度,因此领先者与后进者的进步长期速率将趋于拉平。美国的经验似乎至少证明了一点:较低阶层者地位的提高,一旦加快了速度,那么向少数富有者提供物品也就不再成为产生很大收益的主要来源,从而这方面的工作也就让位于那些导向满足大众需要的各种努力。因此,那些一开始促使不平等现象自动升级的各种力量,到后来便趋于削弱这种不平等。

    因此,对于采用凭空设计的再分配的方式来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一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进路:一是从长远的立场来看,另一是从短期的立场来考察。在任何特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将我们从富有者那里获得的财富提供给最贫穷者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境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按这种方式而将贫富者在进步过程中的地位拉平的作法,能够暂时使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但用不了多久时间,这种作法便会延缓整体的发展速度,甚至还会在长期的进程中阻碍落后者或贫困者的进步。晚近的欧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确证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方面,原本进步迅速的富裕社会因采取了平均化的政策而变成了静止的(如果还不是停滞的)社会,而另一方面,原本贫困但奉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却变成了极具动态且进步的社会。就这一点而言,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等推行高度福利政策的国家与西德、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之间的表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福利国家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此需要证明,那么高度福利国家的上述试验就可谓是一例: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之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或者只允许最富成就者享有略高于平均数的标准,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就未开化国家的状况来看,每一位公允的观察者都可能会承认,只要其全民仍处于同等低下且停滞的生活水准,其地位的改善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因此其发展的首要条件乃在于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应当较其他人先行发展起来;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竟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较发达的国家中与此类似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操握政治特权者发展,或者先行发展者能获致政治权力并运用此一权力去阻碍他人的发展,那么它就不可能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为优。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所有旨在防阻少数人发展的阻碍因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阻碍所有人进步的因素;而且这些阻碍因素也并不会因为它们能满足大众一时的情绪而减少其对大众真正利益的侵损。

    7.就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言,人们有时会指责说,它们进步太快且太限于物质层面。速度太快与范围太局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很可能是密切勾连的。一般而言,物质迅速进步的时代,很少是艺术的辉煌鼎盛时代,而且艺术及智识努力的珍贵极品和华贵品味,往往都是在物质进步的速度延缓的时候出现的。无论是19世纪的西欧,还是20世纪的美国,都不是其艺术成就的灿烂时期。但是,那些并不具物质价值的作品的盛产,似乎又是以经济条件的先行改善为其前提的。一般来讲,在物质财富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以后,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对非物质活动的关注,或者说当经济活动不再能够提供迅速进步的魅力的时候,一些最具天赋的人士亦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追求其他价值的实现。

    当然,上文所述只是致使许多人对物质迅速进步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尚不能断言大多数人对进步的所有结果甚或大部分结果都持欢迎的态度。在多数人看来,进步乃是一非自愿的事情,它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但却也迫使他们接受了许多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变化。关于参与进步进程的问题,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唯有参与一途可循;进步虽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剥夺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他们最感亲切者和最为重要者。对另一些人来讲,这种进步纯属一悲剧,而那些倾向于依赖昔日进步之成就而生活但却不愿意参与进步之未来进程的人则认为,这种进步与其说是一种福音,不如说是一种灾难。

    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代,总是有一些群体过着一种或多或少静止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数代人的相传而无所改变。他们的这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因种种发展而受到突然的威胁,但是,他们却对这些发展的进程方向又毫无作为;因此,不仅这些群体的成员而且常常还有一些外界人士,都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维护。欧洲的许多农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便是一范例。这些农民非常珍视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发展,尽管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也已因太过依赖那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之中的都市文明而无力再依凭自身的能力维续下去。然而,保守的农民,一如其他人,其生活方式都是由此前的另一类人创生的,这些人曾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创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而迫使那些属于更早时期的文化状态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生活方式;当年游牧民对那种以圈地的方式侵扰其牧场的做法就可能大加抱怨,这可以说无异于后来的农民对工业的侵扰所给出的指责。

    这些人必须屈从于种种变化,而这便是进步的部分代价;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仅是大众,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每一个人,都被文明之发展而引入了一条并非出自其自身选择的道路。如果大多数人被要求对进步所引发的各种变化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希望消除进步的许多必要条件和许多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最终会扼杀进步本身。此外,我还听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多数经由审慎思考而做出的投票决定(与某个统治精英做出的决定不同),可以裁断是否应当做出这类牺牲或做出哪类牺牲,以实现自由市场社会所能达致的更好的未来境况。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实际欲求的大多数东西的实现,可以不依赖于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通过阻止那些他们并不即时同意的后果的发生而终止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而这最终会致使人们的大多数希望无从实现。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提供给少数人的所有舒适条件,或早或晚都能为所有的人享用。诸如个人服务之类的舒适条件,就显然不可能推及大众。它们属于通过进步而可以剥夺的那些优越条件,即使为富有者所拥有也不例外。但是,少数人所拥有的大多数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确能为其他人所享用。实际上,我们力图减少现下痛苦和贫穷的所有希望,也都是建立在此一期望之上的。如果我们放弃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我们现在所希望的一切社会改进措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所欲求的在教育及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切进展,以及我们对于至少大部分人应当达致他们为之努力追求的目标的希望,亦都取决于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牢记:阻碍领先者进步,很快就会变成对所有其他后进者的进步的阻碍,而这种结果乃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8.上文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成员国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昔日进步的结果——例如,知识及种种成就以一种极为迅速且便捷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把我们置于了一种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继续高速的进步。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目前状况中,还有一个新的事实也在迫使我们继续向前进步,这个事实就是:西方文明的种种成就已然成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欲求和妒羡的对象。不论从多么高深的观点来判断我们的文明是否真的比其他的文明更优秀,我们都必须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所有渐渐了解西方物质进步的人士所需求的。这些人士也许并不希望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但确信无疑的是,他们却希望能够从中择取所有适合于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述事实感到遗憾,但却不能无视它,这个事实就是:即使在那些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支配着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领导权也几乎全部都落入了那些努力采用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的人士的手中。

    尽管从表面上看,当下有两种类型的文明似乎正在彼此竞争,以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依归,然而事实却是,这两类文明对大众所做的允诺,以及它们所提供给大众的便利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虽说自由国家与全权性国家都声称其各自的方法在满足人们的欲求的方面将比对方的速度快,然而这个目标本身在他们看来却一定是相同的。这二者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只有全权性国家会明确认为自己知道应当如何获致那种结果,而自由世界只有通过其往昔的成就来表明这一点,因为就西方世界的性质而言,它们无力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任何详尽的“计划”。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激发了他者的远大抱负,那么它们同时也给予了这些人以一种新的力量,亦即那种在他们认为没有获得其所应得者时摧毁这种文明的力量。由于有关各种可能性的知识要比物质利益传播得快,所以当今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在种种可能性未得到实现的时候深感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他们往日所没有的,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据此决定主张要求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权利。这些人一如任何国家之贫穷者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坚信他们的目标可以通过对既有的财富作再分配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而且他们还经由某些西方思想的启示而更坚定了此一信念。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他们便会在财富增长不够迅速的时候强行实施再分配措施。然而,这些会降慢领先者发展速率的再分配措施,必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境况,即次一轮的改善将不得不更依赖于再分配措施,因为经济增长所提供的东西愈来愈少。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只能通过迅速的物质进步来满足。毋庸置疑的是,就他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因他们的期望未能实现而导致的巨大失望,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或磨擦,甚至还可能导向战争。因此,世界和平以及伴随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文明本身,就必须依赖于持续的且高速率的进步。因此,在此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是进步的创造者,而且同时也是进步的囚困物;而且即使我们希望,我们也绝不能放松悠闲下来,毫无紧迫感地坐享我们业已获得的成就。我们的使命就是必须继续领先,亦即在一条更多的人都会努力步我们之后尘的道路上继续领先。当然,到将来的某个时日,亦即当(在全世界范围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长时期的提高以后)进步之通道极其堵塞(因为后继者会赶上来,而领先者亦因此会缓慢下来)从而导使那些落后者在一段时间内仍能按过去的速度继续发展时,我们还会再一次拥有选择权,以决定我们是否愿意按此一速率领先。但是,在眼下,亦即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刚刚意识到人类有可能消灭饥饿、提高卫生条件和根治病害的时候,当他们经历了千百年比较稳定的生活之后刚刚受到现代技术之浪潮冲击的时候,当他们对这种浪潮做出第一轮回应并开始在总体上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

    第四章 自由、理性和传统

    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莫过于自由的艺术;但是,最难习得的,亦仍是自由。……一般来讲,自由只有经历剧烈动荡的种种艰难后方能确立,并通过非暴力的论战和争论(civil discords)才得以完善,而且自由的禆益也只有在它久已确立之后方能为人们理解和享受。 ——A.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

    1. 虽说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源出于设计(design)。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而且为了达致这一目的,他们也会开始探究自由社会发挥功能的种种方式。自由理论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主要发生在18世纪,始于英法两国。然而只是英国认识并懂得了自由,而法国则否。

    作为结果,我们于当下在自由理论方面便拥有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辩的及唯理主义(rationalistic)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虽说人们此后亦曾反复尝试过这一乌托邦,但却从未获致成功。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法国传统的论辩相当唯理、像是有理、似合逻辑,又极为夸张地设定了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所以渐渐赢得了影响并为人们所欢迎,但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却未曾阐释得如此清楚,也不那么明确易见,所以日渐式微。

    由于我们所谓的“法国自由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源出于对英国各种制度进行解释的努力,又由于其他国家形成的对英国种种制度的认识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法国论者对这些制度的描述,所以上述英国与法国自由传统间的区别便被遮蔽了。当英法两种自由传统在19世纪的自由运动(liberal

    movement)中合为一体时,甚至当一些极为重要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开始在同等的程度上利用本国传统和法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时,这两种传统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模混不清了。到了后来,亦即当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论者(The 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s)在英国战胜辉格党人时,甚至连英法两种传统的根本差异也被掩盖了;只是到了晚近,这两种传统间的根本差异才以自由民主制与“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或全权性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之间的冲突方式得以重新显现。

    英法两种传统间的差异,在百年以前要比在今日得到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在这两种传统步向统合的欧洲革命的年代,人们仍可以清楚地揭示出“盎格鲁自由”与“高卢自由”之间的区别,当年一位著名的德裔美国籍的政治哲学家Francis Lieber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1848年指出,“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或治理(goverment)中寻求的自由,然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实可谓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根本寻求不到自由。高卢观点的必然后果,乃是法国人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的问题,完全决定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种干预永远只能是极权政制或贵族政制,而当下的极权政制,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贵族政制”。

    不无遗憾的是,自1848年Lieber撰写此著作之后,法国的传统便逐渐地在各地取代了英国的传统。为了梳理这两个传统的条理,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在18世纪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纯粹的形式进行分析。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随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时代人塔克、埃德蒙·伯克和威廉·帕列(William

    Paley)也对之做出了详尽的阐释;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植根于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与他们观点相反的乃是法国启蒙运动(the French Enlightment)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Condorcet),乃是此一传统阐述者中的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当然,我在这里所采取的划分方法,并不完全是以国界为标准的。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晚些时候的贡斯当,尤其是托克维尔等人,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而不是“法国”传统。另外,英国人托马思·霍布斯至少是唯理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之一,更不用说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雀跃的整个一代热情的人了,如Godwin,Priestley,Price和潘恩等人(就像在法国旅居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杰斐逊一般),都属于此一传统。

    2.尽管当下人士一般都将上述两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混为一谈,视作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的先驱,但是他们各自关于社会秩序的进化及功用、以及自由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的观点,实在区别太大,难以想象。这一区别可直接归因于一种本质上的经验主义世界观在英国处于支配地位,而唯理主义思维进路则在法国处于压倒之势。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导致了实际上完全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之间的主要区别,由J.L.Talmon于晚近出版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做出了详尽的阐明,他指出,“一方认为自生自发及强制的不存在乃是自由的本质,而另一方则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和获致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他还指出,“一派主张有机的、缓进的和并不完全意识的发展,而另一派则主张教条式的周全规划(doctrinaire deliberateness);前者主张试错程序(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后者则主张一种只有经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an enforced solely valid pattern)”。一如他所指出的,上述第二派的观点实际上已然成了“全权性民主制”的渊源。

    源于法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往昔获得压倒优势的成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们对于人的自尊和抱负的极大诉求。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两个学派的政治结论乃产生于它们对社会之运作方式的不同认识。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哲学家为诞生一个深厚且基本有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唯理主义学派则完全错了。

    英国哲学家已就文明发展的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而此种解释仍是我们当今主张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他们认为,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他们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各民族于偶然之中获致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非实施人的设计的结果”。他们的观点所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秩序,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的产物。正如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所言“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positive institutions),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亚当·斯密与休谟、福格森及其他人所共同持有的上述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唯理主义的洞见”,使他们得以最早理解各种制度与道德、语言与法律是如何以一种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而且还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和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他们的论点,一是与笛卡尔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因为笛卡尔认为,是独立而先在的人之理性发明了这些制度,二是与另一种观点相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乃是由某个大智大慧的最早的立法者或一种原初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所建构的。上述第二种观点(即那种认为世界之所以能够创建一新,完全是因为那些明智之人聚集起来经详思精考而达成社会契约所致的观点),可能是那些设计理论(design

    theories)的最具特色的产物。这种观点的最为精当的表述,可能是由法国大革命的大理论家Abbe

    Sieyes做出的,他曾主张革命(或共和)议会“要像那些刚摆脱自然状态并为达致签订一社会契约而聚集起来的人那样去行事”。

    甚至连古代先哲对于自由的各种境况的理解,都胜于上述那种唯理主义观点。西赛罗(Cicero)曾引证Cato的话指出,罗马的宪政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制,乃是因为“它立基于众多人的才智,而不是立基于一人的天才:它是人们经过数个世纪的努力后才得以获致的成就,而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他指出,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那种全知全能的天才,二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时期的人,就是将他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获益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也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共和的罗马还是雅典——古代世界的两个自由的国度——都不能为唯理主义者提供范例。在笛卡尔这位唯理主义传统的鼻祖看来,恰是斯巴达给出了范例:斯巴达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每一部特定法律的优越,……而是因为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的目的,即那种由某个个人最早确立的目的”。同样也是斯巴达,成了卢梭、罗伯斯比尔、Saint-Just以及日后主张“社会”民主制或全权式民主制中的大多数论者的自由理想。

    与古代先哲的自由观相同,现代英国论者的自由观念也是根据对制度如何发展的方式的理解而逐渐形成的,而这种关于制度的理解则是由法律家首先做出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黑尔(Hale)在其于17世纪所撰写的一部批评霍布斯的论著中指出,“许多事物,尤其是法律及政府方面的制度,从其调适性、恒久性和结果来看,都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尽管当事者并不能即刻、明显或特别地认识到其合理性之所在。……悠久而丰富的经验能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此项法律时亦无力预见的。那些经由聪颖博学的人士根据各种各样的经验而对法律做出的修正案和补充案,一定会比人们根据机智所做出的最佳发明能更好地适合于法律的便利运行,只要这种机智未能获益于悠久而丰富的经验的支撑。……当然,这一点也增加了人们在把握当下法律之理性方面的困难,因为这些法律乃是悠久而累积的经验的产物;尽管这种经验通常被指责为愚妇之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定是人类最为明智的手段,而且它能告诉我们那些仅凭机智根本无法在一开始便预见或无法即刻做出适当救济的法律的利弊。……法律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种种理由,并没有必要为我们所明确预见和充分把握;只要它们是逐渐确立起来的法律,能给我们一种确定性,就足够了;只要人们遵从这些法律,那就是合理的,尽管该法律制度的特定理性并不为人们明确所知”。

    3.从上述种种观念中,渐渐发展出一整套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种社会理论表明,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的日常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这个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论(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结果。

    由于我们特别强调选择(selection)在这种社会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它在今天很可能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借用了生物学的观点;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事实正好相反: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恰恰是从社会进化的种种论说中获致启发进而展开生物进化研究的,这一点可谓是一不争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最早提出社会进化观念的乃是苏格兰哲学家,他们当中的一位甚至先于达尔文而将这种观念适用于生物领域;此后,法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各种“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也开始运用这些观念,进而将那种认为语言和法律在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共同的起源来加以说明的观点变成了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常识,而这也远远早于“起源观点”在生物领域的运用。不无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社会科学未能在其自身领域中业已确立起来的起点上进行建构和发展,反而重新从生物学中引进了一些这样的观念,其间如“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译“天择”)、“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等观念,但这些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不适宜;因为在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个人生理的且可遗传的特性的选择;而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的运作仍要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成功来实现,但这种实现的结果却并不是一种可遗传的个人特性,而是观念和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沿续下来的整个文化遗产。

    4.对英法两国自由传统进行详尽的比较,显然不是本章的篇幅所能及,它需要用一部书的篇幅加以讨论;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选出这两个传统相区别的几个关键要点,加以阐释。

    唯理主义传统假定,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而进化论者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则是体现在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碍这些制度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苏格兰理论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文明结构极为精致而微妙;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结构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且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然而这些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他们根本没有诸如“人生而善良”(natural goodness of man)。“各种利益之天然和谐”(natural harmony of interests )的存在、或“天赋自由”的禆益(尽管苏格兰哲学家有时也使用过天赋自由的术语)等一系列天真幼稚的观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后却有人将这些观念不公正地归结于或怪罪于苏格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苏格兰自由主义者早已经知道,协调利益间的冲突,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他们的问题在于,“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即爱己,self love),如何能够在此一境况中(一如在所有其他的境况中)接受这种引导,于追求自己利益的种种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毋庸置疑,能够促使上述种种个人努力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有益作用的,并不是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天赋自由”,而是经过进化发展得以形成的种种确保“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制度。洛克、休谟、斯密和伯克都不可能似边沁那般认为,“每一部法律都是一种罪恶,因为每一部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他们的论点,决非那种彻底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论点,恰如这两个词的语种所示,它实际上也是法国唯理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就其字面意义来看,它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捍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要比其后的批评者更为确当地知道,绝不是某种魔术,而是“建构良好的制度”的进化,才成功地将个人的努力引导到了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的方面,因为在这些制度的进化过程中,“主张利益及分享利益的规则和原则”得到了彼此协调。事实上,他们的论点从来不是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这类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论点实是唯理主义“自由放任”原则的逻辑结论;英国经济学家的论点既阐明了国家的恰当功能,也说明了国家行动的限度。

    英法两派在对个人人性的假设方面的差异,也极为显著。唯理主义的设计理论(rationalistic design theories)必定立基于下述假设: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相反,进化的理论则试图表明,某些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其智识的,以及如何型构制度才能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反唯理主义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比较接近于基督教的传统,后者认为人极易犯错并有原罪,然唯理主义的至善论则与基督教传统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即使像“经济人”(economic man)这样著名的观念,也不是英国进化派传统的原生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英国哲学家的眼中,人依其本性就是懒惰、放纵、短视和浪费的;而且只有透过环境的压力,人的行为才会被迫变得经济起来,或者说他才会习得如何小心谨慎地运用其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虽是青年穆勒所明确引用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唯理主义传统,而与进化的传统没有多少干系。

    5.然而,上述两种自由传统之间的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它们对各种传统的作用的不同认识,在于它们对在漫长岁月中并非有意识发展起来的所有其他成果的价值的不同判定。唯理主义进路在这一点上几乎与自由的所有独特成果相反对,并几乎与所有赋予自由以价值的观点或制度相背离——我个人以为,这样看待唯理主义传统,可以说是一种公道之论。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的设计的人,大凡认为任何不是出自于有意识设计的东西都无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几乎必然是自由之敌。在这些人看来,自由意味着混乱或无序。

    相反,经验主义的进化论传统则认为,自由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并非出自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且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助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由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的存在。如果对于业已发展起来的各种制度没有真正的尊重,对于习惯、习俗以及“所有那些产生于悠久传统和习惯做法的保障自由的措施”缺乏真正的尊重,那么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真正的对自由的信奉,也肯定不会有建设一自由社会的成功努力在。这似乎很矛盾,但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因为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tradition-bound society)。

    对那些我们并不知道其起源及存在理由的传统、习惯、业已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和规则予以尊重,当然并不意味着——一如托马斯·杰斐逊所具有的典型的唯理主义的误识那样——我们“认为我们的前人具有着一种超人的智慧,而且……假设他们所做出的成就也已达致了毋需修正和补充的完美程度”。实际上,进化论者的观点根本不认为那些创造了种种制度的古人要比今人更智慧,他们的论点反而立基于这样一种洞见之上,即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致的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

    6.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inherited civilization)。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一些行为规则,因为它们也是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而演化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既是自由的条件,又是自由的产物。在这些调整人际交往关系的惯例(conventions)和习惯(customs)中,道德规则(moral rules)是最重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重要的规则。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并相互交往,且能够成功地根据我们的计划行事,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时间中,我们文明社会中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众所周知的规则的结果,而是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对这类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甚或对这些惯例的存在亦可能不具有很明确的意识。如果这些惯例或规则常常得不到遵循,那么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社会的顺利运行,就有必要通过强制来确保人们遵循它们。因此,强制在有些时候之所以是可以避免的,乃是因为人们自愿遵守惯例或规则的程度很高;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自愿遵守惯例或规则,乃是自由发挥有益的作用的一个条件。当时,在唯理主义学派以外,许多伟大的自由倡导者都始终不渝地强调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绝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而且只有当个人通常都能被期望自愿遵奉某些原则时,强制才可能被减至最小限度。

    人们能够自愿遵循这类不具强制力的规则,当有其益处,这不仅是因为对此类规则施以强制是不好的,而且也是因为以下两种境况事实上常常是可欲的:一是自愿性规则(voluntary rules)只应当在大多数情形下得到遵守,二是个人应当能够在他认为值得的时候挑战这些定规而不顾此举可能会导致的公愤。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确使这些规则得以遵守的社会压力的强度和习惯力量的强度,都是可变的和不确定的。正是这类自愿性规则在压力方面所具有的弹性,使得逐渐进化和自生自发的发展在道德规则领域中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又容许此后的经验趋向于对先前的规则进行修正和完善。只有那些既不具有强制性亦不是经由审慎思考而强加的自愿性规则,才有可能发生上文所述的逐渐进化——虽说遵守这样的规则会被视为一种美德,从而它们也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遵守,但是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当一些个人认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甘冒公众的非难时,他们就可以向这些规则提出挑战或违反这些规则。然而,任何经审慎思考而强加的强制性规则(coercive rules)的变更,却只能以间断的方式进行,而且必需同时对所有的人发生效力。显而易见,自愿性规则与这类强制性规则不同,它们可以通过逐渐而持续的方式发生变更,甚至容许试验性的变更。更有甚者,个人及群体还能够同时遵守一些在内容上略有不同的规则,而这可以说为人们选择更为有效的规则提供了机会。

    正是对这类并非出于设计的规则和惯例的遵从(而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和意义),亦即对传统规则和习俗的遵循,被唯理主义观点视为不可理喻,尽管这种对自愿性规则的遵循乃是自由社会得以有效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对这类传统规则和惯例的遵循,可以从休谟所强调的观点中找到依据;休谟的这个洞见对于反唯理主义的进化论传统来讲,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休谟指出,“道德的规则(rules of morality),因此并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得出的结论”。与所有其他价值相同,我们的道德规则也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理性据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a presupposition),是我们发展人的智能所旨在服务的诸目的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生而便面对的那些价值体系,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着种种我们的理性必须为之服务的目的。价值框架(the value framework)的这种给定性意味着,尽管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改进我们的制度,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从整体上对它们做彻底的重新建构,而且即使在我们努力改进这些制度的过程中,也还是必须把诸多我们并不理解的东西视为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始终在那个并非我们亲手建构的价值框架和制度框架内进行工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假设我们有能力建构出一套新的道德规则体系,我们也绝不能假设我们有能力充分认识到遵循众所周知的道德规则于某一特定情形中所具有的各种含义,并试图在这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去遵循这些规则。

    7.唯理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最充分地见之于他们对所谓“迷信”(superstition)的种种看法。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同那些被证明为谬误的信念进行了不折不挠和毫不留情的斗争,对他们所做出的此一功绩,笔者不愿做任何低估。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将迷信的观念扩大适用于所有未被证明为真的信念,同样缺乏根据,且往往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为谬误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应当相信那些被证明为真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任何想在社会中生活得好并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接受许多为人们所共有的信念(common beliefs),尽管我们所持有的这些理由的价值可能与它们能够被证明为真并无多少关联。这些为人们所共有的信念可能立基于过去的某种经验,但并不是立基于任何人都可以给出证明的那种经验。当然,当一个科学家被要求接受其研究领域中的某个一般性判断时,他显然有权追问此一判断所赖以成立的证据。的确,有许多在过去表达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的信念,都在这种追问证据的过程中被证明为不可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业已能够达致这样一个阶段,即我们已经能够不再相信任何不具这类科学证据的信念的阶段。人类获得经验的方式,远远多于职业实验家或追求明确知识的人所能认识者。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不知道那些试错过程演化出来的做事方式的根据,就不屑依凭这些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就会摧毁诸多成功做事方式的基础。我们行为的妥适性,未必就取决于我们已认识到了这种行为之所以妥适的原因。当然,这种认识是使我们行为妥适的一种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法门。如果将信念世界(world of beliefs)中所有在价值上未能得到实证的信念予以否弃,那么这个信念世界就只能是一个无创见无活力的世界,其状况之恐怖很可能会不亚于生物世界的境况。

    虽说上述讨论可以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价值,但是以上的讨论对于行为的道德规则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除开语言以外,这些道德规则可能是并非出于设计的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范例;尽管这些道德规则调整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也不清楚它们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遵守这些规则会对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群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唯理主义精神却始终反对遵循这类规则。唯理主义观坚持将笛卡尔的原则适用于道德规则;所谓笛卡尔的原则,就是“只要我们对任何一种观点哪怕还有一点理由去怀疑,我们就应当将它视作完全谬误而加以拒绝和否弃”。唯理主义者始终欲求的乃是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一种综合的道德体系,一如伯克所描述的,在此一体系中,“所有道德义务的践履,以及社会基础的确立,依据的都是他们的理性能向每个个人所展示者和所证明者”。诚然,18世纪的唯理主义者曾明确地论证说,由于他们知道人性,所以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适合于人性的种种道德规则”。然而,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人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每一个个人通过语言和思考而习得的那些道德观念的产物。

    8.这种唯理主义观点的影响日趋增大,而其征兆也颇耐人寻味,即在我所知道的各种语言中,都日益发生了以“社会的”一词来替代“道德的”一词甚或“善的”一词的现象。对于这种发生在术语上的替代现象进行一简略的考察,当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人们用“社会的良知”(social

    conscience)以反对仅用“良知”一词时,他们是预设了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其他人所具有的特定影响,因此,人们的行动不仅应当受到传统规则的引导,而且还要受到对该行动的特定后果所具有的明确认识的引导。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行动应当受我们对社会进程的作用的充分理解的引导,同时也是在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对相关情境中的具体事实所做的有意识的评估,而产生一种可预见的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之善”的结果。

    颇为奇怪的是,这种对“社会的”一词的诉求竟隐含了下述这样的要求,即应当用个人的智识,而不是用经由社会演化出来的规则,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这即是说,人们应当不屑使用那种能被真正称之为“社会的”东西(即指非人格的社会演化进程的产物),而应当只依赖于他们对特定境况所做的个人判断。因此,倾向于用“社会的考虑”(social

    considerations)来替代对道德规则的遵循,从根本上来看,乃是无视真正的社会现象的结果,或者说是坚信个人理性具有优越力的结果。

    当然,对于这些唯理主义的要求,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即他们所要求的知识超出了个人心智的能力,而且如果遵循他们的观点,那么大多数人,与他们现在可以在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确立的范围内追求他们自己目标的状况相比,就会变成无甚作用的社会成员。

    唯理主义者的论点,就此而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一般的意义上讲,对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遵从,恰恰是我们因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而渐渐学会使用的一项工具。无论是我们经审慎思考而建构一抽象规则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还是我们遵从经由社会进程而逐渐演化出来的共同的行为规则,其原因都在于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现实世界中各种具体细节所具有的全部涵义。

    众所周知,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的时候,只有为我们的行动确立一些我们毋需在每一特定情形中对其正当性再进行考察便会加以遵循的一般性规则,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我们在安排日常活动时,在做并不合自己心意但又必须做的工作时,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或在压制某些冲动时,之所以常常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作法变成一种不需思考的习惯,乃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些使这类行动成为可欲行动的理性根据,就不足以有效地平衡各种各样的即时性欲望,也不足以有效地促使我们去做那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当会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情。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理性地行事,我们往往会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行为受习惯而非受反思的指导,而为了避免使我们自己做出错误的决策,我们必须经过审慎思考而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这两种说法尽管看上去都有些矛盾,但是我们却知道,如果我们欲求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以上所述在实践中就往往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述在下面的情形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是我们的行动所直接影响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二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因此是使我们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及预期相协调,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在这类情形中,任何个人试图凭据理性而成功地建构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出来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使他成功地建构出了这样的规则,那么也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所有人遵守的时候,这些规则方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并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遵循那些我们往往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规则,而且不论我们是否能够确知在特定场合对这些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我们亦只有遵循这些规则。道德规则,就它们主要有助于人们实现其他人类价值的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工具;然而,由于我们很少能够知道在特定场合对这些道德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所以对它们的遵守就又必须被视之为一种价值本身,亦即必须被视之为一种我们必须追求但却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合理根据的居间性目的(intermediate end)。

    9.当然,上述考虑并不能证明在一社会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各种道德信念都是有助益的。恰如一个群体的发展可以归功于该群体的成员所遵守的道德规则(其意义在于这些道德规则经由成功而显示出来的价值,最终会被这一获致成功的群体所领导的整个民族所效法),一个群体或民族也可能会因其所遵循的道德信念而遭摧毁。因此,只有最后的结果才能够表明引导一群体的种种道德理想是助益性的,还是摧毁性的。尽管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事例,即一个社会渐渐地视某些人的信念为善之体现,但是这绝不能证明他们的信念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遵循就不会导致该社会的解体。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民族因遵循被该民族视为最智慧、最杰出的人士的信念而遭致摧毁,尽管那些“圣人”本身也有可能是不折不扣地受着最无私的理想的引导。在一个社会中,其成员如果仍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实际生活方式,那么上述危险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各种毁灭性的或衰败的苗头和趋势会得到自行矫正:只有那些受“不切实际”的理想指导的群体会衰败,而其他根据当时的社会标准被认为较少道德的群体则会取而代之。但是,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因为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强迫其所有成员都去遵循那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迫遵循相同的理想,又如果异议者不得遵循与此不同的理想,那么这些规则也只能通过因遵循它们的整个民族的衰败而被证明为不确当。

    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多数对一道德规则的共同同意,是否构成了把这种规则强制适用于对它持有异议的少数的充足理由,或者说这一因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否就不应当受到更为一般的规则的限制——换言之,普通的法规是否应当受到一般性原则的限制,一如有关个人行动的道德规则也会排斥某些行动,而不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何等善良。政治行动一如个人行动,也极需要有道德规则的支撑,而且连续性的集体决策的结果以及个人决策的结果,只有在其与那些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诸原则极为符合的时候,才会是有助益的。

    这类调整集体行动的道德规则,发展极为缓慢并充满了困难。但是,正是这一点应当被视为是它们珍贵的表征。由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为数本来就不多的这类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将这种个人自由的原则视作一种政治行动的道德原则最为恰当。如同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那样,个人自由的原则也要求自己被作为一种价值本身来接受,亦即被作为一种必须得到尊重而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结果是否将具助益的原则来接受。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极为强硬的以致于任何权宜性的考虑都不能对其加以限制的信念或预设来接受,那么我们就无从获得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对自由的主张,从终极的角度来看,实是对一系列原则的主张,也是对集体行动中权宜性措施的反对;一如我们所见,这就等于说,只有法官而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命令采取强制性措施。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知识界领袖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就曾把自由主义描述成“一系列原则的体系”(systeme de principes),我们可以说他把握住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自由是一种体系,在此一体系中,所有政府行动都受原则的指导;但除此之外,自由还是一种理想,此一理想如果本身不被作为一种支配所有具体立法法规的最高原则来接受,就不能得到维续。如果不把这一基本规则作为一种不会对物质利益做任何妥协的终极理想而予以严格的遵守——这样一种理想,即使在某种短暂的紧急状态中而不得不遭暂时的侵损,也必须构成所有恒久性制度安排的基础——那么自由就几乎肯定会一点一点地蒙遭摧毁。这是因为在每一特定情形中,人们总是有可能允诺某些具体的和切实的好处;尽管这种给予具体好处的做法只能以限制自由为代价,但是那些因此而被牺牲了本来可由自由提供的益处,就其性质而言,却始终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允诺,对于特定个人而言,始终只能是各种机遇而非种种确定性,只能是种种机会而非种种明确的赐物,此为一不争之事实;因此,如果自由不被视作最高原则,那么自由社会所提供的种种允诺,就必定会因其性质的缘故而被证明为致命的弱弊,并使自由渐渐丢失。

    10.根据上文所述,自由的政策不仅要求制止主观刻意的管制,而且还极力主张接受不受指导的自生自发的发展,因此读者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在安排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理性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对此所做的第一个回答是,如果有必要对理性之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运用理性的工作。我们的第二个回答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那么我们的意思就一定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

    我们在本书中所持的反唯理主义的立场(antirationalistic position),绝不能与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或任何对神秘主义的诉求相混淆。我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要废弃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这个论点的一部分含义是指,如此明智地运用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运用主观设计的理性(deliberate reason)。天真幼稚的唯理主义将我们当下的理性视作一种绝对之物,而这正是我们的观点所要严加反对的;我们所必须继承并推进的乃是休谟所开创的工作,他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

    在安排社会事务方面,明智运用理性的首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而设法理解理性在一立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中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能够明智地努力重塑我们的社会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当我们相信我们已然理解了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仍有可能发生错误。因此,我们所必须学会理解的是,人类文明有其自身的生命,我们所有欲图完善社会的努力都必须在一我们并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自行运作的整体中展开,而且对于其间各种力量的运作,我们只能希望在理解它们的前提上去促进和协助它们。我们的态度应当与一名医生对待生命有机体的态度一样,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乃是一通过各种力量而持续运行的具有自续力(self-maintaining)的整体,然而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替代的,从而也是我们在试图实现我们的目的时所必须加以使用的。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上述诸项结论,无一旨在反对运用理性,所反对的只是对理性的滥用,亦即反对各种要求政府拥有强制性的和排他性的权力的主张;上述诸项结论,并不反对试验或尝试,所反对的乃是一切对一特定领域中的尝试或试验施以排他性的和垄断性的控制权——这种权力不仅不容许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存在,而且还宣称自己拥有高于一切的智慧——,当然,所反对的还有那种最终会排斥较当权者所信奉的计划为优的种种解决方案的做法。

    第五章 责任与自由

    如果一个社会的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是治疗而非判断,是错误而非过失,那么民主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否还能存续下去,则无疑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人是自由而平等的,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的就是判断而非送入医院治疗。 ——F.D.Wormuth

    1.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来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尽管自由所能向个人提供的只是种种机会,而且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将取决于无数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它仍将强有力地把行动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他所能够控制的那些境况上,一如这些境况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由于个人被赋予了利用可能只有他才知道的境况的机会,而且一般而言,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否业已最好地利用了这些境况,所以当然的预设就是,他的行动的结果决定于他的行动,除非有显见的反证。

    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种对个人责任的信念,同对自由的尊重一起,现在已明显地衰落了。责任已变成了一个不为人们所欢迎的概念,亦即一个为经验丰富的演说家或资深作者都不愿使用的术语,其原因是那个反对泛道德化的一代人都很讨厌甚或反对接受这个术语。有关责任的信念还常常引起另一些人的极端憎恨,其原因是这些人一直被告知,是他们所处的种种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境况,甚至还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而这些人对于这些所谓的环境却根本无从控制。然而,对责任的否定,通常来讲却是因恐惧责任所致,而且这样一种恐惧必定还会变成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毋庸置疑,正是由于创建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机会还意味着它是一项无止境的艰难使命(人欲实现他的目的,就必须将这种创建生活的机会作为一项戒律而强加于自身),才使许多人对自由感到了惧怕。

    2.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尊重之所以同时发生了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错误的科学解释观所致。早先信奉自由的种种观点,都与那种信奉“意志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ill)的信念有着紧密的勾连,但是后者从不具有一精准的含义,而且在晚些时候,其基础似又被现代科学所摧毁。此后,人们愈来愈相信,所有自然现象都无一例外地决定于先行存在的事件(antecedent events)或受制于可为人们所认识的种种规律,而且人本身也应当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导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必须认为,人的行动及其心智的作用,必然为种种外部环境所决定。那种支配了19世纪科学的宇宙决定论(universal determinism)的观念,通过上述观点的中介而被适用到人的行动世界,然而恰恰是这种观点,似乎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行动的自生自发性(the spontaneity)。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也受制于自然规律以及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人的行动是如何为特定环境所决定的(可能也有例外,但却只发生在极罕见的情形中)观点,只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假设而已。但是,承认人的心智的功用必须被认定为(至少从原则上讲必须被认定为)要服从一致性规律(uniform laws)的观点,实际上则标示着对个人人格的作用的根本否定,然而,这种个人人格的作用对于自由观念和责任观念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晚近数代人的智识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提供了诸多例证,说明了这种决定论的世界图式是如何侵损了道德的自由信念和政治的自由信念的基础。当下有许多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士很可能会同意这样一些科学家的观点,这类科学家在为一般大众撰写文章或书籍时承认,自由“对于科学家的讨论而言,乃一颇为麻烦的概念,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无法使科学家相信真实的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自由这样的东西”。诚然,在更晚近的一些时候,物理学家以某种较为温和的态度放弃了宇宙决定论的命题。然而,关于世界常规性只具统计意义这个较为晚出的观念,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是否消除了意志自由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仍是一个疑问。因为,在我看来,人们在把握自愿行动和责任的意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根本不是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为因果律所决定的信念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智识上的糊涂所导致的结果,亦即得出的结论并未建立在其前提之上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我以为,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与那种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并无什么意义,因为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亦即一种语辞之争,而且在这样一种论争中,论辩各方甚至都不知道肯定性的答案抑或是否定性的答案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使“自由”一词完全丧失了它原本具有的通常意义,因为自由一词的通常意义认为,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而非他人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如果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不想做出毫无意义的论述,那么他们就应当给出另外一种定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给出过这样一个定义。再者,那种认为具有相关意义的或实质性意义的“自由”完全否定了行动必然为某些因素所决定的观念的说法,也可以经由详尽考察而被证明为毫无根据。

    如果我们对争论双方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可能得出的结论加以考察,此一方面的认识混乱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决定论者一般都认为,由于人的行动完全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所以认为他们要对其他人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负有责任就是没有合理根据的;而另一方面,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s)则主张,由于人具有某种处于因果链之外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就成了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赞扬和谴责的确当对象。现在,已无争议的是,就上述争论双方的具体结论而言,唯意志论者较接近正确的答案,而决定论者的观点就很混乱了。然而,这一论争的显见事实是,上述双方的各自结论都背离了他们所宣称的前提。由于人们经常指出,责任的观念事实上立基于一种决定论的观点(a determinist view),所以决定论者别无他途可循,只有通过建构一形上的“自我”(a metaphysical self)才能证明人免于责任的承担为正当,因为这种形上的“自我”处于整个因果链之外,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不受赞扬和谴责的影响的。

    3.当然,人们为了阐明那种所谓的决定论立场,可以建构起一个自动的怪物(bogey),它会一以贯之地以某种相同的可预见的方式对其所处环境中的种种事件做出回应。然而,这种阐释甚至会与那些最极端地反对“意志自由”观的论者所坚决主张的立场相违背。这些极端论者所主张的立场就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采取的行动,亦即他对任何外部环境所做的回应或反应,将由他经由遗传而获得的素质和他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含括每一种根据早先的个人经验而加以解释的新经验——这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一种情形中都会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且具独特品质的人格)共同决定。这种人格的作用,就像一种过滤器,外部性事件通过这个过滤器而引发行动,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中,人们却无法对它将引发什么样的行动做出明确的预测。然而决定论者的立场则主张,那些遗传性素质及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因素,构成了个人的整个人格,而且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性情倾向不受外部影响或物质影响的“自我”或“我”。这意味着,尽管那些否认“意志自由”的人有时也否认诸如推理或论辩、劝说或苛评和对赞扬或谴责的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以贯之地采取这种否定态度,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实属决定人格以及因此决定个人特定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不存在处于因果链之外的独立的“自我”,所以也就存在着我们能够通过奖惩的方法而施以合理影响的“自我”。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教育和示范、理性的劝说、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影响人的行动,这一点很可能从未有人做过持之一贯的否定。因此,鉴于人们知道,他们所采取的一项行动将使其周围的人提高对他们的尊敬或降低对他们的尊敬,而且他们能够对其行动做出奖惩的预期,所以人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追问的就只能是这样的问题,即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受上述知识(或预期)的影响而趋向于所欲求的方向。

    那种认为“他之成为他,并不是他之过”的观点,往往也是人们常常持有的观点,但是严格来讲,这种观点却是一种谬论,因为课他以责任的目的正是要使他区别于现在的他或者可能的他。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对某一行动的后果负有责任,那么这种说法就不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甚或也不是一种对因果律的主张。当然,如果他可能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已不能够改变他行动的结果,那么上述那种说法就是无可证明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些情况中使用诸如“可”(might)或“能”(could)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认为,在某人进行决策的时候,他的身上有着一种不同于特定场合因果律所具有的必然影响力的东西在起作用。相反,有关一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责任的陈述,实是旨在使他的行动与他不相信此一陈述为真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有所区别。我们对人课以责任,并不是为了说原本的他便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而是为了使他本人发生变化。如果我因疏忽而对某人造成了伤害,尽管这种疏忽在特定情形中“是我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也不能使我免除对此后果承担责任,而且应当使我比此前有更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将发生这种后果的可能性牢记心头。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因其特定行动或其行动的后果而课之以责任的那个人,是否是那种会产生正常动机的人(即他是否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有责任能力的人[a responsible person]),以及在特定的情形中这种人是否能够被期望受那些我们想使其牢记的因素及信念的影响。就像在大多数这类问题中那样,由于我们对种种特定情形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我们也就只知道那种关于他们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期望有可能在整体层面上影响他们在某些场合的行动,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讲,并不是某些精神因素是否会对某一特定场合的行动具有作用,而是如何使某些理智的考虑尽可能有效地引导行动。这就要求对个人进行赞扬或谴责,而不论对这种奖惩的期望是否在事实上能够影响此人的行动。对于有关责任的预期或知识在特定事例中的具体影响,我们可能无从确知,但是我们却坚信,在一般意义上讲,有关某人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将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就此一意义而言,课以责任并不是对一事实的断定,它毋宁具有了某种惯例的性质,亦即那种旨在使人们遵循某些规则的惯例之性质。此类特定的惯例是否有效,可能是一永具争议的问题。换言之,对于这种惯例是否有效的问题,或在总体上看是否无效的问题,我们所能知道的,充其量也只能是经验所揭示的。

    责任概念之所以日渐演化成了一个法律概念,或者说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原因在于就一个人的行动是否造成了一项法律义务或是否应使他接受惩罚而言,法律要求有明确无误的标准以资判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责任当然也是一个道德概念,此一概念构成了我们认识人的道德义务的基础。事实上,责任概念,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我们通常视之为道德的范围。我们对我们社会秩序的运作的整个态度,亦即我们对此一秩序在确定不同个人的相对地位时所采取的方式的赞赏或反对,都与我们对责任的看法有着紧密的勾连。因此,此一概念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强制的范围,而且它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在于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自由决策时所发挥的作用。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导,而这种责任在范围上远远大于法律所强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赞赏并弘扬责任观念,亦即个人应当被视为对其努力的成败负有责任的观念。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

    4.课以责任的正当理由,因此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做法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所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只有行动者能够最为确当地知道其行动的周遭环境,所以应当让他们自己进行决策,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所创设的各种条件应当能使他们最为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如果我们因假定人具有理性而赋予其以自由,那么我们也必须通过使他们对其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而肯定他们会一如具有理性的人那样去行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一个人永远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只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谁比行动者本人能更好地知道他的利益,还意味着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亦即那些能为使我们的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各种目的的共同努力做出各自贡献的人)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课以责任,因此也就预设了人具有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而课以责任的目的则在于使他们的行动比他们在不具责任的情况下更具有理性。它还预设了人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学习能力或预知(foresight)的能力,亦即他们会受其对自己行动的种种后果的认识的引导。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由于课以责任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极有限度的理性尽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理性在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实际上只起很小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合理性(rationality)仅意指两点:一是一个人的行动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二是知识或洞见具有某种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一旦某人拥有这种知识或洞见,它们就将在此后及在不同场合下对他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

    自由与责任的这种关联性或互补性,意味着对自由的主张只能适用于那些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它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它假定一个人能够从经验中习得知识和教训,并能够用这种方式习得的知识和教训去引导他的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主张,对于那些从经验中尚未习得足够的知识或无能力习得知识的人,不具有适用力。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完全由种种不可改变的冲动(即使在他意识到了其行动之后果的情况下亦无从控制的那种冲动)所决定,或者完全由真正的人格分裂即精神病所决定,那么这个人在此意义上就不能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他关于他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无力改变他的行动。此外,那些受真正不可支配之欲求左右的人,也同样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经验证明这些人对正常的动机已无从做出反应。但是,只要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关于他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意识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视他为有责任能力,而不论在特定的情形中对他的这种认定是否会产生可欲的影响或效果。因此,课以责任,并不是立基于我们在特定情形中所知为真的事实,而是立基于我们相信它可能会产生的效果或作用,即那种鼓励人们在考虑周到的情况下(considerately)理性地采取行动的效果或作用。这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我们无力洞见他人心智的状况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

    对于那些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从而有关自由的主张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于他们的人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应当讨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社会中一个既享有自由又承担责任的成员,乃是一既具有特权又承负责任的特定地位(status);如果我们欲实现自由的目的,那么这种地位就不能根据某人的自由裁量而随意授予,而是必须自动地属于所有符合某些可以从客观上加以确定的标准(例如年龄)的人,只要有关他们拥有必要的最低能力的假定未被明确证明为不成立。在人身关系中,从监护向拥有完全责任能力(full responsibility)的转化,可能是渐进的、不明确的,而且那种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且属国家不应干预的轻微程度的强制形式,也可以根据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责任来加以调整。然而,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来讲,如果我们期望自由有效,那么责任的程度和种类就必须明确而确定,而且须根据一般性的和非人格化的规则进行决定。在我们对诸如一个人是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是应当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类问题进行裁定时,我们必须把他视作要么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是不具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所预知、所欢迎,要么无此权利。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赋予充分自由(full

    liberty)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自由,都应当受制于那些根据个别情况而调整的限制性规定。未成年人法庭或精神病院所采取的个别化处理方式(individualizing

    treatment),所标志的乃是监护,亦即不自由。尽管在人们的私生活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可能会根据对方的情况而调适我们的行动,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自由要求我们按照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或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来看待人,亦即把人们视为类,而不是视为无数特立独行的个人,并且依据这样一种假定来对待人,即正常的动机和威慑的因素在影响人的行动方面是有效的,而不论这在特定情形中是否为真。

    5.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就应当容许个人追求其自己的目的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争论,也引起了极大的混淆,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赋予个人以此一方面的自由,他就会或必然会只追求他的自私(selfish)的目的。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追求一个人自己的目的的自由,不仅对利己主义者(egotist)极为重要,而且就是对最利他的人士(altruistic person)也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利他者的价值等级序列(scale

    of values)中,他人的需求只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位而已。人们将他人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乃是一种人之常情(可能妇女尤重),也是人之幸福的主要条件之一。视他人的幸福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正当选择的一部分,通常也是人们期望我们做出的抉择。就这个方面而言,从一般观点来看,我们应当把我们家庭成员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也常常通过将他人结为自己的朋友、将他们的目的视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欣赏和承认。把一些人(即其需求被我们视为我们自己的关注者)择为我们的合作者和好朋友,乃是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亦是自由社会中道德观念的一个核心部分。

    然而,泛利他主义(general altruism),则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如此这般空泛的方式而有效地关注他人。我们所能承担的责任,必须始终是具体的,而且我们的责任也只能指向那些我们知道其具体情况的人和那些我们所拥有的选择或特殊条件已与其勾连在一起的人。一个人自行决定什么样的需求或谁的需求在他看来最为重要,乃是一个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

    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我们所应当尊重的他自己的价值等级序列(即使我们并不赞同此种序列),乃是对个人人格之价值予以承认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他人进行评价,所依据的就必须是他们的价值等级序列。换言之,信奉自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将自己视为裁定他人价值的终极法官,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有权或有资格阻止他人追求我们并不赞同的目的,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侵犯我们所具有的得到同样保护的行动领域。

    一个社会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但是,下述情形在自由的社会中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即人们会依据某个人运用自由的方式来评价他。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道德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行动,不论其善恶,乃出于命令的怂恿及强制的压力,那么所谓美德难道不只是一空名吗?受赞誉者难道不只是在这种怂恿和压力下的循规蹈距吗?而所谓严肃认真、公正和节制,难道还具有丝毫意义吗”?自由乃是一为善举的机会,但是只有当它也是一为不良或错误行动的机会时,自由作为为善行的机会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只有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所引导时,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成功地发挥其作用,这一事实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有时候把自由界定为与道德规则相符合的行动的原因所在。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的这种定义,实际上是对我们所关注的那种自由的否定。作为道德品行之条件的行动自由,也包括了采取错误行动的自由:只有当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只有当他对规则的遵循不是出于强迫而只是出于自愿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加以赞扬或谴责。

    我们说个人自由的领域也是个人责任的领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特定的人士都负有说明我们行动的责任。的确,我们之所以会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指责,乃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惹怒了他们。但是,我们之所以应当被视为对我们的决定负有完全的责任,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将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于那些依我们自己的行动方能达成的种种事业。信奉个人责任,其主要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的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6.自由所设定的选择负担,亦即一个自由社会施予个人的为自己命运负责的责任,在现代世界的境况下,日益变成了一个令人甚感不满的主要根源。一个人的成功,在当下要比在从前更加取决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特定能力的恰当使用,而不取决于他在理论上具有何种特定能力。在专业化较弱、组织的复杂程度较低的年代,亦即当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所存在的大多数机会的时候,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充分使用自己的特殊技能和才智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复杂程度的增强,一个人能够希望获取的报酬,越来越依赖于他对其技能的恰当运用,而不再依赖于他所可能拥有的技能。因此,欲发现一人的能力得以最佳运用的机会,困难日增;拥有同样技能或特殊能力的人,在获取报酬方面的差距,也日益拉大。

    当下最令人感到悲哀者,可能莫过于对下述问题的困惑:一个人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同胞有助益,以及一个人的才智如何才能不被浪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要确使他人的才智得到恰当的运用,任何人也没有特权要求获得使用他自己的特殊才智的机会,而且除非他自己发现了这种机会,否则这些技能或才智就有可能被浪费掉;以上所述可能是自由制度受到最为严厉谴责的一个方面,也是对自由制度极度不满的根源。人们对自己拥有某些潜在能力的意识,自然而然会引发出这样一种要求,即其他人有义务使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得到运用。

    我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一个能发挥我们作用的领域或一适当的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加诸我们的最为严格的也是最为残酷的要求。然而,此一要求与自由紧密相连,不可分离,这是因为除非一个人有权力强制他人使用他的才智,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向他保证他的才智将得到恰当的使用。只有通过剥夺其他人选择谁应当为他服务的权利,并剥夺其选择他将使用谁的才能或哪些产品的权利,我们才能向每个人保证他的才智将按他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得到使用。但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本质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及酬报,并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抽象能力,而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将这种抽象的能力转换成对其他有能力做出回报的人有用的具体的服务。自由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个人提供机会和动因,以使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然而,使个人在这一方面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并不是他的一般性知识,而是他所具有的特殊知识,亦即他关于特定情形和条件的知识。

    7.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自由社会在这方面所引发的诸多结果,往往会与前此型态的社会所遗存下来的伦理观念相冲突。毫无疑问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好地运用一个人的能力的艺术,亦即发现一个人的才智的最有效的用途的技艺,可能是最具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一个人如果具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源,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且,尽管某些人的一般能力相同,但是其间的部分人士因较成功地运用了具体环境而获得了较他人为优的利益,这种情况往往也会被人们视为不公。在许多社会中,由于“贵族式”的传统认为,等待直至才智被他人发现乃是高贵之举,所以只有那些为赢得社会地位而艰苦斗争的宗教群体或少数民族才精思熟虑地养成了充分运用这种资源的本领(德语Findigkeit[即指看风使舵、利用各种环境的本领]能够最好地描述这一现象)——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通常都对他们表示不满。在一个具有组织等级的社会中,每一等级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任务和职责,这就致使行动的条件具有了差别,而这正是贵族制传统产生的根源,这种传统通常都是由那些因享有特权而使他们不必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发展起来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与“贵族式的”传统不同,一个人能够发现物质资源的较佳用途或他自己的能力的较佳用途,乃是他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所能够为他的同胞的幸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更有进者,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得比其他社会更繁荣,也是因为它为人们能够做出这种贡献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这种企业家式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因为在发现我们能力的最佳用途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企业家)的成功运用,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乃是回报最高的活动,而且不论是谁,只要他把发现运用他的能力的某种有效手段的任务交由他人去做,他就必须满足于只获取较少的回报。

    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训练的只是那些期望“被使用”的专才,他们凭靠自己并不能发现合适的工作,甚至把确使其能力或技艺得到恰当使用的问题视作他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为自由社会培养和教育人。不论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他没有能力使那些可以从其能力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所在,那么他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一自由社会中就必定很低。尽管两个人经过同样的努力而获得了同样的专门技艺和知识,但其中一个人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另一个人却有可能遭到失败,这种情况的确会使我们感到不公;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恰是对特定机会的运用决定了我们是否对社会有用,此外,我们还必须对我们的教育和精神取向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自由社会的要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报酬,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恰当地使用了这一技术;只要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具体的职业,而不是被要求去干某一职业,那么我们能够恰当地运用我们的技术就一定是我们获致酬报的基础。诚然,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断定在某人获得的一项成就中,哪一部分是出于较出色的知识、能力或努力,哪一部分是出于幸运的偶然因素,但是,这绝不会因此而贬损下述做法的重要性,亦即使每个人做出恰当的选择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论者所宣称的一些主张表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上述基本事实,因为他们认为,“每个儿童,一如成年公民一样,都具有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这不仅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他的才智使其能在社会等级中享有一定地位的权利”。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才智并不“能使”他具有占据任何特定地位的“资格或权利”。如果对此做肯定的主张,就意味着某个机构有权利或权力根据其判断而赋予人们以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寻求一恰当地位的机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一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与这种机会相伴随:只要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才智而去寻求市场,就必定会面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毋须否认的是,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自由社会将大多数个人都置于了一种压力之下,而且这种压力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那种认为一个人在某种其他类型的社会中不会有这种压力的观点,却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如果想替代那种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导致的压力,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那种人们必须服从的个人命令所产生的会令人更为厌恶的压力。

    人们还常常争论说,那种认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全责的观念,只是那些成功者所持有的观念。但是,这种论争本身的基本设定(即由于他们成功了他们才持有这种信念)则是无法成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成功与此一信念之间的关系恰恰被颠倒了,实际上正是由于人们先持有这种观念,他们才往往获得了成功。尽管那种认为一人所获得的成就须完全归功于其自己的努力、技术和才智的观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但这种认识对他努力奋进和谨慎选择却具有最富成效的影响。如果成功者那种自命不凡的自豪常常会令一些人感到不可忍受和讨厌,那么那种认为成功完全取决于成功者本人的观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就很可能是促使他获致成功的最富效力的激励。一个人越是习惯于将他自己的失败归罪于他人或环境,他就会变得越发不满,而工作也会变得更无成效。

    8.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却不需负责。既然我们是为了影响个人的行动而对其课以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就应当仅指涉两种情况:一是他预见课以责任对其行动的影响,从人的智能上讲是可能的;二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他在日常生活中会把这些影响纳入其考虑的范围。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智识上讲,它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者相适应。无论是宣称一人对所有的事情负责,抑或是宣称一人可以被认为不对任何事情负责,都会对责任感产生相当的侵损。自由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人责任的范围只能以他被认为可以作出判断的情形为限;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行动的影响;三,尤为重要的是,他应当只对他自己的行动负责(或对那些由他监管的人的行动负责)——而不应当对那些同样具有自由的其他人的行动承担责任。

    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由一群体的成员共同承担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除非他们通过商议而决定他们各自或分别承担责任。人们有时也可以向个人课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或分割责任(divided responsibility),但这必须是他与有关人员进行商议的结果,而其目的则在于对其间的这个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如果因创建共同的事业而课多人以责任,同时却不要求他们承担采取一项共同同意的行动的义务,那么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承担这项责任。正如针对一项财产而言,如果所有的人都有所有权,那实际上无异于没有人有所有权,因此,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也就是没有人有责任。

    我们毋须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发展,尤其是大都市的发展,摧毁了诸多对地方性事务的责任感,而正是这类责任感在过去曾催发了诸多极富助益的自生自发的共同行动。在过去的情形中,责任的基本条件,乃是指个人能够自己判断情势,而且是指个人可以毋庸太多想象便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也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的情况而非他人的情况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然而,此一条件已无法适用于工业化大都市中的境况,因为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般而言,个人已经不再是某个小社区的成员,然而在小社区中,个人往往会得到亲切的关照且与他人密切熟识。虽然工业化社会使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加,但却也使他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恰是前工业化社会的人际关系及邻里好友的亲密关心所能提供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欲求从国家的非人格权力中获得保护和保障;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述情况的结果:一是那些利益密切相关的小型社区的消失,二是个人的孤独无助感的增加——个人已不再可能指望从地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关心和帮助了。

    那些利益相关且关系密切的小型社区业已消失,并为各种有限制的、非人格的和临时的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取代,对此我们可能会有所遗憾。然而,我们却不可能期望那种熟人间的责任感,亦会被那种关系疏远且在理论上讲知道的人之间的责任感所替代。对于我们所熟识的邻人好友的命运,我们能够拥有真切的关怀,而且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通常也知道如何给予他们以帮助;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只知道他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其个别具体的状况我们却一无所知的千千万万的不幸的人来讲,我们显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不论他们的疾苦和不幸多么感动了我们,我们毕竟不能仅仅根据那些关于受疾苦的人数的抽象知识来指导我们的日常行动。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行动有助益且有效力,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有限定的,且是我们的心智能力和同情所能及者。不断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的世界中所有需要帮助或不幸的人负有“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的做法,无疑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它会不断地弱化我们的责任感,直至我们无从界分那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与那种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之间的差别。因此,为使责任有效,就必须对责任予以严格的限定,使个人能够在确定各不相同的事项的重要性的时候依凭其自身的具体知识,使他能够把自己的道德原则适用于他所知道的情形,并能够有助于他自愿地做出努力,以消除种种弊害。

    第六章 平等、价值与品行

    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O.W.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

    1.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伟大目标,始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国家强制实施的规则下的这种平等,可由人们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自愿遵从的规则下的一种与其相似的平等予以补充。这种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包括道德的和社会的行为规则(the rules of moral and social conduct),实乃人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精神(democratic spirit)的主要表现——这种民主精神在缓和人们对自由必然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方面,很可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这是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也是证明个人自由为正当的部分理由:如果个人自由的结果没有显示某些生活方式比其他生活方式更成功,那么个人自由的主张亦就丧失了大部分根据。

    对自由的主张之所以要求政府给予人们以平等的待遇,既不是因为它认为人们实际上是平等的,也不是因为它试图把人们变得平等。主张自由的论辩不仅承认个人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此一认识为基础的。然而,它坚持认为,这些个人间的差异并未给政府提供任何理由以差别地对待他们。它还坚持认为,如果要确使那些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的人获得生活中的平等地位,那么就必须反对国家对他们施以差别待遇。

    当下,一些主张更为宽泛的物质平等(material equality)的倡导者,通常都否认他们的要求是以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是平等的假设为基础的。然而,还是有许多论者认为,这就是要求物质平等的主要依据。就平等待遇的要求而言,最具危害的莫过于把它建基于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假设之上。把主张平等对待少数民族或种族的理由建基于他们与其他人并无不同这样一种论点之上,实际上是默认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可以证明不平等的待遇为正当;某些差异在事实上的确存在的证据,并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恰恰是,尽管人们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却应当得到平等的待遇。

    2.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性的事实之一。人种的进化,很可能使他成了所有造物中最具多样性的一种。一如有论者曾精彩论述的那样,“以变异性或多样化(variability)为基石的生物学,赋予了每一个个人以一系列独特的属性,正是这些特性使个人拥有了他以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的一种独特的品格或尊严(a

    dignity)。就潜力而言,每一新生婴儿都是一未知量(an

    unknown quantity),因为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无数我们并不知道的具有着相互关系的基因和基因组合,而正是这些基因和基因组合促成了他的构造及品行。作为先天及后天的综合结果,每个新生婴儿都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论这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或她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如果忽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性,那么自由的重要性就会丧失,个人价值的理念也就更不重要了”。该论者还进一步指出,那种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人性一致论(uniformity

    theory of human nature),“表面上似乎与民主相一致,……然最终将摧毁极为基本的自由理想和个人价值理想,并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将人与人之间先天性差异的重要性减至最低限度,而将人与人之间所有重要的差异都归于环境的影响,几乎成了当下的一种时尚。然而,不论环境如何重要,我们都不应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极为相似的环境中长大,个人间差异的重要性亦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小。作为一种对事实的陈述,“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就显然与事实相悖。不过,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一神圣的说法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即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所有的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待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此一平等理想能够或应当具有的含义,那么第一个要求便是我们必须否弃那种认为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观念。

    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的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仅不同,而且还彼此相冲突;我们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种平等,而不能同时兼得二者。自由所要求的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会导向物质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的论点是,国家虽说出于其他理由而必须在某些场合使用强制,而且在实施强制的场合,国家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人民,但是,自由社会却绝不允许因此而把那种力图使人们的状况更加平等化的欲望视作为国家可以行使更大的且歧视性的强制的合理依据。

    我们并不反对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平等。但是,我们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对于平等的要求乃是大多数试图把一预先设计好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人士所宣称的动机。因此,我们所反对的是一切将那种经由主观思考而选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企图,而不论它是一项平等的措施还是一项不平等的措施。事实的确如此,一如我们能看到的那样,有许多要求扩大平等的人,并不真正要求平等,而是要求一种与其评价个人品行(merit)的标准更相符合的分配模式;我们还将看到,他们的那些要求,实与那些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平均主义要求(egalitarian

    demands)无异,都与自由不相容。

    如果有人反对使用强制的措施去促成一种较为平等或较为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一定视这些目标为不可欲者。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维续自由的社会,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要认识到,某一特定目标的可欲性并不构成使用强制的充足理由。人们完全可以赞赏一种不存在贫富悬殊差距的社会,也可以乐观地看待这样的事实,即财富的普遍增长似在逐渐缩小贫富间的差距。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态度,而且也完全愿意把美国所达致的社会平等的程度视作为一项令人极为敬佩的成就。

    此外,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反对人们用这些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的倾向去引导某些方面的政策。再者,在政府有合法必要的理由采取行动的时候以及我们必须在满足此一必要性的不同方法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附带地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措施。例如,如果在继承法中,一种规定将比另一种规定对平等更具助益,那么这就可能是人们更倾向于采取前者规定的坚强理由。然而,如果为了制造实质性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而要求我们放弃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例如,根据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来限制一切强制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据此,我们认为,经济的不平等虽说是社会恶弊现象之一,但却绝不构成我们把歧视性强制(discriminatory

    coercion

    )措施或特权当作一种克服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救济方案而加以诉诸的正当理由。

    3.我们的论点所依据的,乃是下述两个基本命题;我以为,我们很可能只需对这两个命题稍加陈述,便能赢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第一个命题表达了所有的人都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信念,即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具有最终确知其他人的潜力的能力,从而我们应当确定无疑地永远不能信托任何人去行使这样一种能力。不论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可能有多大,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差异将大到使一个人的心智能够在一特定情形中完全理解另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事情。

    第二个基本命题是,任何社会成员获得做某些可能有价值的事情的新能力,都必须始终被视为是其所在社会的获益。的确,一些人的境况可能会因其所在领域中某个新的竞争者具有更优越的能力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任何这种新能力的获得,都可能对社会之大多数人产生助益。这意味着增进任何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可欲性,并不取决于他人的能力和机会是否也可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增进,当然,这是以他人并不因此而被剥夺获得同样的能力或其他新的能力的机会为条件的:只要这种机会没有被那个已掌握了此种能力的个人所垄断,其他人就有可能习得和掌握这些能力。

    平均主义论者(egalitarians)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们一般都认为,个人能力间的差异,一部分为生来之差异,另一部分为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差异,或者说一部分是“天生”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养育或后天”的结果。这里需要即刻强调指出的是,这二者都与道德品行(moral

    merit)无关。尽管上述两种差异都可能对一个个人是否对他人具有价值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生而具有某些可欲的素质,却很难说比在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更重要。上述两种差异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前者的优势出于人力明确无从控制的基础因素,而后者的优势则出于那些我们完全有可能变更的因素。这里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大举变更我们的制度,以尽可能地消除那些出于环境影响的优势?我们又是否应当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所有那些以出生和继承所得的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都应当被铲除,而且除非差异是极高的才智和勤劳的结果,否则一切不平等都应当被消灭”?

    某些优势的确是依人为安排而产生的,但是这一事实未必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为所有的人都提供相同的优势,也未必意味着如果一些人被赋予了某些优势,那么其他人也就因此而被剥夺了这些优势。就此而言,我们所应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乃是家庭、继承和教育,而当下的一些批评观点所主要指向的对象也是由这些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然而,重要的环境因素还不仅仅是这三者,诸如气候、地形等地理性条件(更不用说地方或阶层在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方面的差异这一因素了),就很难说没有上述三者重要。然而,我们在这里还是只考虑前三个因素,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受到了最为普遍的质疑。

    就家庭而言,人们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和分歧: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对家庭制度表示敬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时对下述事实表示不满,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家庭会使他得到特殊的优势。似乎有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有益的素质,如果是出于他因天赋而在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境地中获致的,那么这样的素质就是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如果这些有助益的素质乃是他人所无法获致的环境优势的结果,那么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欲的。然而,我们却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同样有助益的素质,当作为一个人的天赋的结果时可以为人们所欢迎,而当作为诸如有文化的父母或条件优越的家庭等环境的结果时就应当比前者的价值少。

    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家庭制度有价值,乃是立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般来讲,父母在培育自己的孩子以使其在成人后享有一满意的生活的方面,会比任何其他人倾注更多的心血。这不仅意味着人们从各自家庭环境中获致的助益是不尽相同的,而且还意味着这些助益经数代相继而将产生累积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又能有什么理由相信,一种作为家庭背景的结果的可欲的素质,较之不是作为这种背景的结果的那些素质而言,对社会的价值就要少呢?的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有些对社会颇有价值的素质,几乎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就为人们所获得,而一般需要二三代人的持续努力方能成就。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中,有些部分能够通过家庭而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和承继。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如果素质的提高不只限于一代人,如果我们不应当经由凭空想象而要求不同的个人从同一水平线出发,如果孩子没有被剥夺从其父母可能提供的较好的教育和物质环境中获取利益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生成出一个较杰出的精英层(a

    better elite)。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就无异于承认:出生于一个特定的家庭,乃是个人人格的一部分;一如个人是社会的构成因素那般,家庭亦是社会的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在家庭内部的传播和承继,作为人类为努力获致较佳境况的工具而言,其重要性一如有助益的生理特性的遗传。

    4.许多人尽管承认家庭作为传承道德、品味情趣和知识的工具是可欲的,但是对其传承物质财产的可欲性却大加质疑。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为了使道德、品味情趣和知识的传承成为可能,某些标准(亦即生活的外部形式)的延续,乃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欲使这些标准得以延续,不仅有赖于非物质的优点的传承,而且亦有赖于物质条件的传承。当然,一些人出生于富有的家庭,而另一些人则出生于拥有慈爱智慧父母的家庭,就这些个人而言,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有一些孩子能够一出生便拥有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富有家庭才能提供的优势,而另一些孩子则承继了较高的智慧或在家庭中获得了较好的道德教育;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二者都同样有益于社会。

    那些赞成私有财产继承制的主要论辩认为,私有财产继承制在控制资本方面作为防止财产流失或分散的一种手段以及作为财产积累的一种动因,都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的关注点毋宁是,授予一些人以“不当之利”(unmerited

    benefits)的事实,是否构成了反对私有财产继承制度的有效论辩。毫无疑问,授予某些人以“不当之利”,显然是产生不平等的诸项制度性原因之一。就本书所论涉的问题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自由制度是否要求赋予遗产继承以无限的自由。我们在这里的问题只是,人们是否应当有自由将那些会导致实质性不平等的物质财产传赠给其孩子或其他人。

    如果我们同意父母所具有的那种“望子成龙”的天赋本能是可欲的,那么将这种努力仅限于非物质利益的传授,似乎就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了。家庭所具有的传承生活标准和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与其传赠物质财产的可能性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也实在不明白,将物质条件的收益仅限于一代人去享用,究竟会对社会有什么真正的助益。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一种观点,尽管它听上去颇有些庸俗,但却很彻底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希望最充分地利用父母对其孩子的本能性的偏爱,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禁止财产的传赠。显而易见,那些业已获致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士在养育子女的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然而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中成本最低者当为财产传赠。如果没有这一通道,这些有权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就会想方设法寻找其他方式去安排其子女,例如将他们的子女安排在高位上,以使他们获得与财产传赠所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好处相等的收入和名望;而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并会导致比遗产继承所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平等。众所周知,所有取消了遗产继承制度的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因此,那些反对因继承制度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的人士应当认识到,在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种种境况中,即使从他们这些反对遗产继承制度的人的角度来看,遗产继承制度亦属危害最小者。

    5.尽管继承制度在过去因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根源而遭到了最为广泛的批判,但当下的情况就很可能不是如此了。平均主义论者的批评重点,现已转向集中于那些因教育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机会平等的要求:就我们所知道的提供给某些人的最好的教育,应当免费向所有的人提供,而且,即使这一点在今天还不可能完全做到,那么一个人也不能仅仅因为其父母有能力支付此笔学费就可以受到比其他人更好的教育,而只有那些以及所有那些能通过统一考试的人,才应当被允许享用高等教育这一有限资源的利益。

    教育政策的问题引发了太多的争论,我们不可能在对平等做一般性讨论的章节中把这个复杂且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加以处理;因此,我拟在本书第三部分专辟一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探究。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教育领域试图通过强制手段而达致平等,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强制性措施也会阻止某些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不采取这种手段,他们本来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不论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手段是什么,都无法阻止只是某些人才能拥有(而且由某些人拥有这样的优势是可欲的)的那些优势,被那些既不应获得这些优势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极好地运用这些优势的人士所获得。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国家所拥有的排他性的强制性权力而加以圆满解决的。

    至此,粗略地考察一下平等的理想在此一领域于现代所经历的变化,当对我们不无启发。百年以前,亦即传统的自由运动(classical

    liberal movement)发展至高潮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是以这样的主张来表达其平等要求的,即“任才能驰骋”(la

    carriere ouverte aux talent)。这一要求包括三个含义: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二是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并成长于各不相同的家庭,就不能确保人们起始于平等的起点,这一点在当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并不在于确使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获致某一特定地位的前途,而只在于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利用那些从本质上来讲须由政府提供的便利条件。这些人虽说没有经过严格地论证,但却也能想当然地认为,不论采取什么措施,其结果也必定是有差异的,这不仅是因为个人是有差异的,而且还是因为政府行动只能影响其间的一小部分相关因素。

    然而,上述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被允许进行尝试的观念,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所替代,这个观念就是,政府必须确使所有的人都始于一平等的起点并确使他们获致同样的前途。这种观点无异于认为,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所有的人都提供相同的环境,而应当在于对所有与某个个人的前途相关的条件加以控制并将之与他的能力相调适,以确使他能够获致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前途。这种对机会进行调整以适合于个人的目的和能力的凭空构设,当是对自由的反动;再者,这种作法也无法被证明为是一种对所有可资利用的知识的最佳利用的手段,换言之,它只是假定政府知道如何能把个人的能力运用得最好,但却无法做出任何证明。

    当我们对这些要求的根据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它们所依据的乃是那些不太成功的人士对一些成功人士的不满,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忌妒。当下全力安抚此种不满情绪的倾向而且努力给这种情绪披上一件令人尊敬的社会正义外衣的倾向,正日益演化成一种对自由的严重威胁。晚近,更有人力图将这些要求建基于如下论辩之上,此一论辩认为,铲除一切会产生不满的根源,当是政治的唯一目标。当然,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的责任乃在于确使任何人不能比其他人更健康、有更高兴的性情、更适宜的配偶甚或更具前途的孩子。如果所有未实现的欲望都真的可以变成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那么个人责任亦将不复存在。当然,不论人变成什么样子,忌妒都肯定是一产生不满的根源,而且也是自由社会所不可能根除的一种根源。因此,维续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很可能就是我们不鼓励妒忌,也不通过将妒忌伪饰为社会正义而支持由它所引发的种种要求,而是将其视为,一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言,“所有情绪中最反社会、最具危害的情绪之一”。

    6.尽管大多数极端的平均主义要求,都立基于忌妒,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在表面上要求更大平等的主张,事实上是一种欲图更公正地分配这个世界上美好事物的要求,从而其动机也是颇为可赞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不平等,而是反对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报酬方面的差异与那些得到这些报酬的人在品行(merit)方面的差异不相符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般给出的回答是,尽管其他类型的社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从总体上来讲,可以实现此种正义。然而,如果正义在这里是指报酬与道德品行(moral

    merit)相符,那么上述回答就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论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欲图将自由之诉求建立在这一论辩之上的努力,都将对自由构成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一论辩实际上承认,所给予的物质报酬应当与可承认的品行(recognizable

    merit)相符合,从而也是根据一不真实的主张而反对大多数人从真实的主张中推演出结论。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在一自由制度中,所给予的物质报酬应当与那些被人们所承认为品行的东西相符合的做法或主张,一般来讲,既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可行的;而且一个人的地位未必就应当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具有的品行所作的评价,可以说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论辩初看上去颇为奇异,甚至有些令人震惊,所以我请求读者在我进一步阐释价值(value)与品行(merit)间的区别以后再行判断。明确阐明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merit”这个术语,乃是可被用来描述我的意思的唯一一个词,但该词却同时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更含混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我在这里使用该词,仅仅是意指行为中值得赞誉的属性,亦即行动的道德特性(moral

    character),而不是指成就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achievement)。

    正如我们从本书的整个讨论中所见,一个人的工作或能力对他人的价值,与可从上述意义上加以确定的“品行”(merit)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人的天赋或后天获致的才智,显而易见,会对其他人具有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因拥有这些天赋或才智而获得的赞誉。如果一个人试图改变他自己的天资和才能(或极普通,或极罕见)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在这个方面很难有什么作为。一个智慧的心智或一副好嗓子,一张漂亮的脸或一双灵巧的手,灵敏的机智或极具魅力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一如一个人所具有的机会或经验,都是独立于一个人的努力以外的。在所有上述事例中,一个人的能力或服务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他因此价值而获得报酬),与任何可被我们称之为道德品行或美德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问题在于,一人享有之利益应当与其他人从其活动中获致的利益相符合,这是否可欲,或者说,对这种利益的分配是否应当以其他人对此人品行的评价或看法为基础。

    根据品行获酬(reward

    according to merit),在实践中就一定意味着根据可评估的品行(assessable

    merit)来决定报酬。所谓可评估的品行,即指其他人所能承认者和赞同者,而并不只是指某个较高权势者承认和赞同的品行。这一意义上的可评估的品行,假定我们能够确定一个人已经做了某一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规则所要求他做的事情,而且这一事情使他付出了苦心和努力。然而,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却无法从其结果加以判断:因为品行不是一个客观结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欲实现一有价值的结果的努力,可能具有很高的品行,但此项努力的结果却可能是一彻底的失败,而且,一项彻底的成功可能完全是偶然因素的结果,从而也就不具有什么品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已经尽了其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通常都会希望他获得报酬,而不论其努力的结果如何;如果我们知道一项最具价值的成就几乎完全是因幸运或上好条件所致,那么我们对做出该成就的人也不会有大多赞誉。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情形中都对价值与品行做出区分。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很少有把握对此做出准确的区分,除非我们拥有行动者本人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其中还包括我们对他的技术和信心、他的心境和情感、他的关注力、他的精力和毅力等方面的知识。因此,确实判断品行的可能性,取决于对上述条件的完全把握;然而,人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更有进者,正是人们普遍不能把握这些条件,也不可能完全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构成了人们主张自由的主要基本依据。正是由于我们期望人们能运用我们所不具有的知识,所以我们才让他们在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时自行决定。但是,既然我们期望他们自由地运用我们所不具有的能力和知识,那么我们也就当然无力对他们的成就的品行做出判断。对他人的品行进行判断,假定了我们能够判断人们是否按照其所应当采取的方式运用了他们的机会,甚至还假定了我们能够判断他们在采取此一行动时所付出的努力和自我克制的程度;此外,这还假定了我们能够明确地区分出他们所获致的成就中,哪些部分出自于他们所控制的环境,以及哪些部分不是出自于这种环境。

    7.根据品行获酬,与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或职业的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这在下述领域,亦即在努力的结果极为不确定的场合以及在我们每个人对各种努力的机会的评估又极不相同的场合,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研究”(research)或“探索”(exploration)这类思辨性的努力中,或在那些被我们通常称之为“投机”(speculation)的经济活动中,如果我们不给予成功者以全部的褒奖或全部的收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把那些最具资格者吸引来进行这些工作;这就是说,尽管许多其他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极富品行,但却不能分享那些成功者的褒奖或所得。正是由于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谁将成为成功者,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指明谁的努力具有更高的品行。如果我们让所有认真努力的人都分享奖赏,这显然会有悖于我们的目的。再者,只要我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必须使某些人掌握权力,以决定谁将被允许加入这些努力者的行列。如果人们在追求某些并不确定的目标的时候必须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那么他们的追求就不应当受其他人关于他们应当如何行事的观点的影响,而应当只受其他人赋予他们所旨在获致的结果的价值的指导。

    以上所论,如果对于那些通常被我们视为富有风险的事业来讲明确为真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所决定追求的任何选定的目标,亦无不为真。众所周知,任何这类决定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如果我们欲使此一选择尽可能的明智,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预期中的可供选择的诸项结果的各自价值来评定它们。如果所给予的报酬与一个人经努力而做出的产品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不相符合,那么关于是否还值得继续为追求此一特定的目标而去努力和冒风险,他便失去了判断的依据。更有进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不按他人的要求去做事,而且他人就他的能力如何才能得到最充分运用的估计,也就成了确定他的义务和报酬的标准。

    当然,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并不奢望人们能够获致最高限度的品行,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以最小的痛苦和最少的牺牲,从而亦就是在最低限度的品行的基础上去实现最大限度的效用。不仅我们试图对所有的品行都给出公平的回报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把获致最高限度的品行作为人们应当实现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可欲的。任何诱导人们这样行事的努力,都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人们虽说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但却会得到不同的报酬。我们能够有信心做出明确判断的,只是结果的价值,而不是人们为实现此一结果而付出的不同程度的努力和精力。

    一个自由的社会对行动结果提供的酬赏标准,具有如下的作用,它们能够告诉那些为这些酬赏而努力的人士付出多少努力是值得的。再者,提供同样结果的人,也会得到同样的报酬,而不论这些人所付出的努力是否相同。以上所论,不仅适用于那些对不同的人所提供的同样服务给予报酬的事例,而且更加适用于那些对要求不同天赋和才能的不同服务给予相应不同的报酬的情况:因为它们与品行无甚关系。从一般的情况来看,市场会赋予每一种类的服务以某种价值,亦即这些服务对那些从其中获致利益的人所具有的价值;但是人们却很难知道为了获得这些服务而付出如此之多的钱是否有必要,而且毋庸置疑,社会通常只会给予这些服务以相对于其应得的要少得多的报酬。近来有报道称,一位钢琴家说,他愿意演出,即使让他出钱以得到演出的特权,他也愿意;这一事例很可能反映出了许多人的境况,即他们能从中挣得大笔收入的活动,恰好是他们的主要乐趣所在。

    8.尽管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主张,任何人所得之报酬不应当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但是我们却需要指出,此一主张实是以一种虚假的预设为基础的。这是因为这一主张假定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别情形中精确地判断出人们能多好地运用他们所获致的机会和才智,并且还能够根据所有使其成就成为可能的环境因素而确切地判断出他们成就中的品行。此种主张还假定了某些人能够在终极的意义上确定一个人的价值所在,甚至有资格确定一个人所能达致的成就。因此,这种主张所含有的预设,恰是主张自由的论点所明确予以反对的,即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的确知道引导一个人行动的所有因素。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与人们关于道德品行的观念间的相符程度而加以确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是因为履行了义务而不是因为获得了成功而得到报酬的;而且每个个人的每一举动,都受其他人认为他应当如何行事的观念的指导,因此之故,个人也被免除了自行决定的责任和风险。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既然任何人的知识都不足以指导所有的人的行动,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根据品行对所有的努力给出报酬。

    在我们的个人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都是依据这样的假定来行事的:是一个人的服务或工作的价值而非他的品行,决定了我们对他所应承担的义务。较为亲密关系中的情况如何,暂且不论,但是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在我们能够获得其他人以较小的代价所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某个人虽蒙受了极大的牺牲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同样的服务,他也不能因此要求我们根据他所做出的牺牲来对他承担义务。在我们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我们还会认为,如果我们对具有同等价值的服务给予同样的报酬,而不考虑向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的特定个人所可能付出的不同代价,也是公平之举。决定我们责任的,乃是我们从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中所获致的利益,而不是他们在提供此类服务时所具有的品行。我们也希望在与他人的交易中得到报酬,但根据却不是我们的主观品行,而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确,就我们根据我们与特定人的关系而进行思考来讲,我们一般都能意识到,自由人的标志乃是其生活并不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品行的看法,而只依赖于他给其他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地位或收入视作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时候,我们才会要求根据品行获酬。

    道德价值或品行虽说是价值之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道德价值,而且我们大多数的价值判断(judgments

    of value)也都不是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s

    )。这在自由社会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不能区别价值与品行的差异,始终是导致严重混淆的根源。一些活动会产出为我们所珍视的产品,但我们却未必会对其间的一切活动都给以赞誉。我们虽然珍视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大多数服务,但是我们对于那些提供给我们这些服务的人的品行却无力评价。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能力因三十年的工作而比早些时候更具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价值也与此人这三十年是否赢利及愉快或者是否做出了持续的牺牲及长期的操劳无关。如果对一癖好的沉溺产出了一特殊的技能,或者一偶然的发明被证明为对他人特别有用,那么其间几乎不具品行的事实,并不能使它们的价值低于那些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结果。

    价值与品行之间的这一区别,并不是某一形态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会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当然,我们可以力图使报酬与品行而不是与价值相符合,但我们却很难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力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摧毁那些使人们能够自行决定应做什么事情的激励因素。再者,即使将报酬与品行挂钩的努力比较成功,但它是否会产生一种更令人向往甚或更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仍极具疑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一般都认为高收入是品行好的明证、低收入则是不具品行的证明,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地位及报酬与品行相符,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与他所熟之人的赞同,否则别无获得成功之途,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与那种人们坦率承认品行与成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社会相比,就更可能令未获成功的人士不可忍受。

    如果我们不是力图使报酬与品行相挂钩,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价值与品行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确定的,那么这很可能更有助益于人的幸福。在实际生活中,当某种努力对他人只具有某种较高价值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极轻易地就把它归之于个人的品行。的确,当个人或群体拥有一较高的文明水准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时候,这肯定标识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并且还构成了他们所属社会的宝贵财富;但是一般而言,它并不构成品行。受欢迎和被尊重,与挣大钱一样,都不完全取决于品行。甚至当品行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中已大到不容我们再忽视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依旧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于认定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场合就一定具有着某种品行,而事实上这种品行通常并不存在。

    我们当有足够的理由去努力崇敬那些并不求得到充分报酬的特殊品行。但是,对于如何奖励那种我们希望被人们普遍视为范例的具有杰出品行的行为的问题,却与如何对待社会日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激励因素的问题不尽相同。自由社会在这个方面也已形成了若干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对于某些人士来讲,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升迁或晋升当取决于某个上级的判断或与其共事的大多数同行的判断。的确,随着组织日趋庞大且更显复杂,确定个人贡献或业绩的工作亦变得愈发困难了;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根据经理眼中的品行而非贡献所具有的可确定的价值来决定报酬的发放。就这种做法并不会导致政府将一套单一的全面的品行等级序列(scale

    of merit)强制实施于整个社会而言,就多样化的组织在为个人提供不同的前途方面仍在彼此竞争而言,我们可以说,上述那种作法不仅与自由相容,而且还扩展了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

    9.正义或公平(justice)这个概念,与自由和强制这类概念相同,其含义也颇为含混;为了明确其含义,我们就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将其限定在一些人经审慎思虑后对另一些人采取的作法的题域之内,亦即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题域中。正义或公平是一些人对人们生活中的种种状况所做的一种有目的的决定,亦即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受制于公平或正义的控制。就我们期望个人的努力能受其自己对前途和机遇的看法的指导而言,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必定是不可预见的,从而关于那种因预见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或正义的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正义或公平确实要求,人们生活中由政府决定的那些状况,应当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人享有。但是,这些状况的平等,却必定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不论是平等地提供特定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便利条件,还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彼此自愿交易中的不同的伙伴,都不可能使报酬与品行相符合。对品行的报酬,乃是对我们在做事情时服从他人意志或他人期望的报酬,而不是对我们通过做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最佳的事情的方式而提供给其他人的利益的补偿。

    国家必须在其所做的所有事情中都力求公平或捍卫正义,事实上乃是人们在反对政府谋划并力图确定收入等级过程中所提出的一项要求。根据品行获酬的原则,一旦被接受下来并被视为分配收入的公平或正义的基础,那么正义或公平就会要求,所有欲求正义或公平的人都应当根据上述原则来获得报酬。用不了多久,人们还会据此要求将此一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且与可承认的品行不相符合的收入也会被认为是不可忍受的。甚至只是力求对那些“挣得”(earned

    )的收入或收益与那些并不是挣得的收入或收益做出区别的意图,充其量也只能确立一项国家不得不全力适用但事实上却不可能做到普遍适用的原则。任何这类刻意控制某些报酬的意图,都必将产生对种种新控制的进一步的要求。分配正义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一旦被采用,那么只有当整个社会都根据此项原则加以组织的时候,才会得以实现。这会产生一种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与自由社会相反对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机构将决定个人所应当做的事情以及个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所应当采取的方式。

    10.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们还必须简要地考察一下那些欲求更加平等分配的诸种要求所经常赖以为基础的另一种论点,尽管人们对此一论点很少做过明确的阐述。这个论点认为,某个人既是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的成员,他便因此有权要求享有符合某种物质标准的生活,而这个标准乃是由他所属的群体或社会的一般财富的状况来决定的。显而易见,这种要求与上述力求将收入分配建基于个人品行之上的意图正相冲突。出生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显然不具有什么品行可言,而且任何正义或公平的论辩也都不可能以某一特定的个人出生于此地而未出生于其他地方这种偶然因素为基础。事实上,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通常都会赋予其间的最为贫困者以种种福利条件,而这些福利条件则是那些出生在贫困落后社会中的人所不知道的。在一富裕的社会中,其成员要求得到更多福利的唯一根据,乃是该社会存在着太多的私人财富,政府能够将其没收并加以重新分配;而且那些时常能亲眼目睹此类财富为他人所享有的人,一定会比那些只是抽象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对重新分配财富有着更强烈的诉求。

    有人认为;某一群体的成员为确使该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续以及组织某些公益服务活动而做出了共同努力,而这也就当然赋予了其成员以一种要求平均分享该群体的财富的权利;然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根本不具明显而充分的理由。如果提出这类要求的人不愿意将同样的权利赋予那些并不属于与其相同的国家或社会的人,这类平均分享的要求就更加难以成立了。在国家的层面上承认这类要求,结果只会创设出一种处理该国资源的新的集体产权(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尽管这种集体产权的排他性与个人产权相同,然而我们却无法根据个人产权的理由对这类集体产权加以证明。如果把这些平均分享的要求扩及整个世界,更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公平的或正义的。在一特定的国家中,多数实际上具有着推进这些要求的切实的力量,尽管在整个世界中,多数尚不具有这种力量;然而,即使真的存在这一力量,也不能使上述要求变得更公平或正当。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组织,为贫弱者或为不可预见之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福利救济。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为防阻一国公民所可能共同面临的某种危险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他们每个人以保护以使其免受这些危险的侵扰。而防阻这些共同危险的能力或水平,则必定取决于该社会所具有的总财富。

    然而,认为那些贫困者(仅仅是在同一社会中存在着较富裕者的意义上来讲的)有权分享较富裕者的财富,或者认为出生在一个已达致特定文明程度和富足程度的群体之中,便能使某人具有一种要求分享整个群体利益的权利,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每个公民在提供某些公益服务方面都具有某种利益的事实,绝不能成为他把分享整个社会的财富视作为一种权利的合理依据。人们可以针对某些人愿意给予什么的问题确立一项标准,但是绝不能确立一项某些人能要求什么的标准。

    如果我们坚决反对的那种观点得以盛行,那么国家就将在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排外性。这是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国家无疑会采取下述做法,即与其让一些人来该国生活并享有某些利益,不如彻底地把他们完全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一旦被允许来该国生活并享有某些利益,他们即刻会提出分享该国财富的权利要求。因享有一国的公民资格甚或在一国的居留权,就能使某人有权享有特定的生活水准的观念,正日益演化成一个产生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由于在特定国家中适用此一原则的唯一理由乃是该国政府有权强制实施它,所以当我们发现与此相同的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运用所依凭的乃是武力的时候,我们也就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了。一旦多数对少数享有的利益具有分享的权利,在一国的范围中得到承认,那人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权利要求会止于一国之范围,而不扩及至奉行这种做法的国家的疆界之外。

    第七章

    多数统治

    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完全支配。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这样一个要求,即所有的人在造法(making

    the law)的方面也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乃是传统自由主义(traditional

    liberalism)与民主运动的交汇点。但是,二者的主要关注仍有差异。自由主义(我是在欧洲19世纪知识者所用此词的意义上采用该词的,而且本章都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主要关注的是对一切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s)进行限制,而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docmatic

    democrat)则只知道以一种方式限制政府,即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current

    majority opinion)。如果我们指出这两种理想的对立面,那么它们间的差异便会极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对于民主政制而言,它的对立面是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而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它的对立面则是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两种政治体制都未必会排除另一者的对立面: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与本书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术语一样,“民主”(democracy)一词的含义也颇为宽泛且相当含混。但是,如果我们对它做严格的限定,并只用它来指称一种统治方式——例如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那么它所指的问题就显然不同于自由主义所指的问题了。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法律应当为何的原则,而民主则是一种关于确定法律内容的方式的原则。只有为多数所接受者才应当在事实上成为法律,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看来是可欲的,但是它并不认为这种法律因此就必然是善法(good

    law)。诚然,自由主义的目标乃在于说服多数遵循某些原则。自由主义接受多数统治方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决策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决策应当为何的权威根据。然而,对于一个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the

    doctrinaire democrat)来讲,多数具有某些要求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视其决策为善的充足根据;对他们来讲,多数的意志不仅决定着何为法律,而且也决定了何为善法。

    关于自由理想与民主理想之间的这一差异,已广为人们承认。然而,有些人在政治自由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并据此将自由主义与民主等而视之。对于他们来讲,自由理想毋需关注民主行动的目标应当为何的问题:因为民主创设的每一状态,从定义上来看,都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观点实是对民主和自由等术语的滥用,都甚难将普选权(franchise)的每一可能的扩展视作为一种改善。我们虽说主张成年人的普选权,但事实上,这种普选权有着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权宜性因素决定的。选举权的一般年龄限制为二十一岁,而且刑事犯、旅居的外籍人士、旅居他国的本国公民、特殊地区或领地的居民,也都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一般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此外,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是否因为看上去更民主一些就一定是一更好的制度呢?这一点也绝不是显见无疑的。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年人都应当享有投票权;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当与此相同的非人格的规则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方能有效适用。如果投票权只赋予四十岁以上的人,或具有收入者,或家长,或文化人,那么这也很难被认为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因为这些限制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对普选权的种种限制并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也有可能论辩说,如果所有的政府行政人员或所有的公共慈善基金的受益者都被排除在投票者之外,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民主理想的实现;这种观点不能被认为毫无道理。如果说在西方世界,成年人的普选权似是最好的安排,那么就是这一点也不能证明它是根据某项基本原则的要求而达致的结果。

    我们还应当牢记,多数的权利通常只是在某个特定国家之内得到承认的,而且恰好构成一个国家者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然的或显而易见的单位。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一个大国的公民仅因其人数更多而应当支配其邻邦小国的公民为正当。某民族之多数虽说出于某些理由可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或某种超民族国家的组织,但我们却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有权按其所好随意扩展其权力的范围。此外,当下流行的民主理论还因下述事实而表现出不足,这个事实就是民主理论通常都是依据某种期望中的理想型的同质共同体(homogeneous

    community)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后来却被适用于由现存诸国家构成的种种极不完善的且常常表现为专断分割的单位。

    上文所述仅仅旨在表明,即使是最教条的民主主义者也很难宣称民主的任何扩展都是一善事。不论赞同民主的理由多么充分,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an

    ultimate orabsolute value),而且对它的评断也必须根据其所达致的成就来进行。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尽管在明显要求采取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采取民主的决策方法,但是扩展集体控制的范围是否可欲的问题,却必须根据其他的判准而非多数统治这种民主原则本身来加以决断。

    3.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因此都赞同,在要求采取国家行动的时候,尤其在不得不制定强制性规则的时候,相关决策应当由多数做出。然而,这两个传统对应当由民主决策指导的国家行动的范围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决定的问题,当在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任何当下的多数(any

    current majority)都应当有权决定多数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实施这些权力的方式,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即时多数(any

    temporary majority)的权力也应当受到长期性原则的限制。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讲,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

    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乃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的关键观念。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讲,这个观念意味着多数统治是没有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民主的理想,其最初的目的是要阻止一切专断的权力(arbitrary

    power),但却因其自身不可限制及没有限制而变成了一种证明新的专断权力为正当的理由。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主决策的权威性,立基于它是由一共同体的多数做出的,而此一共同体之所以得以组成,则是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某些信念所致;此外,多数必须服从这些共同的原则,即使因暂时利益所趋也不得违反它们。这种观点曾经通过“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等观念而得到表达,但是这些观念早已失去了它们的号召力,而且也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涉。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正是对这些共同的原则的接受,才使人们组成了共同体。因此,对一些原则的共同接受,乃是一自由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群之所以发展成社会,通常都不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则。这意味着多数的权力要受到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的限制,而且任何合法的权力都不能凌驾于那些原则之上。显而易见,人们有必要就如何实施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而这种一致意见又应当由多数来决定,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此一多数还必须享有权力以确定其所能做的事情,那就无甚道理了。为什么就不应当存在一些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确定的事情呢?对此我们显然没有理由做简单的否定。对于使用某些强制性权力的必要性,如果未能获得充分的同意,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合法地行使这种权力。如果我们承认少数的权利(rights

    of mi norities),那么这就意味着多数的权力归根结蒂源出于少数也接受的原则,并受这些原则的限制。

    因此,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得到多数同意的原则,未必就规定了多数在道德上有资格为所欲为。任何多数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而歧视他人的规则来赋予其成员以特权的做法,便显然是没有什么道德根据的。民主政制绝不是指无限的政府。民主政府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对个人自由加以切实的保障。的确,只是到了现代民主政制发展历史的较晚时期,蛊惑民心的大政客才开始论辩说,既然权力现在已然操握在人民的手中,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了。正是人们主张“在民主政制中权利乃是多数制造之物”的观点之际,亦恰是民主政制变质堕落成暴民政制(demagoguery)之时。

    4.如果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那么对它的限制就必须根据我们期望它所达成的目的来加以决定。一般而言,民主之所以为正当,其赖以为据的乃是下述三种主要论点,而每种论点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成一家的论点。第一种论点认为,当数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并存且只能有一种意见胜出的时候,又当为了使数种意见中的一种意见胜出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有必要采取强力的时候,以点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

    第二种论点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而且在现今看来依然极为重要的论点,尽管我们已不再能够确信这种观点是否仍将继续有效。这种论点认为,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17世纪的一位论者曾经指出,“民主之善在于自由,而自由又孕育勇气和勤奋”。这种观点当然意识到了民主本身还不是自由;因此它只认为民主较之其他形式的政制更能产生自由。就阻止一些个人对另一些个人采取强制而言,这种论点是极有道理的,因为一些个人有权武断地强制他人,不可能有利于多数。但是,保护个人并使其免受多数本身的集体行动之压,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人论辩说,既然强制性权力在事实上必定为少数人所行使,那么如果赋予少数人的权力能够被那些不得不服从此种权力的人所撤销,这种权力也就不大可能被滥用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个人自由的前景在民主政制下要比在其他形式的政制中更佳的话,这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前景在民主政制下就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主政制中,自由的前景还要取决于多数是否将它当作自己的审慎追求的目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民主政制的存在来维续自由,那么自由的存续便无甚机会了。

    第三种论点指出,民主制度的存在,对于人们普遍了解公共事务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最强有力。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中,由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执掌的政府要比一个由多数投票产生的政府更加有效,甚至还可能更加公平。然而,此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比较民主政制与其他政制时,我们不能把任何时期的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为我们分析的根据。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巨著《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民主是教育多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是如此,当今亦然。最为重要的是,民主还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民主的主要优长,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进选统治人员的方法,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所以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我们可以承认,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最为智慧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有助益;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阻碍我们继续信奉民主,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而非静态的状况中得到证明的。与自由相同,民主的禆益也只能在长时段中表现出来,尽管在短期中,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及其他政制的成就那么凸显。

    5.政府应当由多数意见加以指导的观念,只有在这种多数意见独立于政府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民主的理想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指导政府的意见必须经由一独立的且自生自发的过程而产生。因此,它要求有一个个人得以形成各种意见的独立于多数控制的广大的领域。我们可以说,人们业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主张民主的理由与主张言论自由及讨论自由的理由才不可分割。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民主不仅对所应采纳的行动路线而出现的歧见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而且也对意见应当具有什么内容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说,这种观点已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何谓实际有效的法律(actually

    valid law)与何谓应当的法律(ought to be the law)的问题。如果我们欲使民主发挥作用,那么重要的就不仅是我们能够始终对前者加以认定,而且还在于我们能够始终对后者保有质疑。多数决策告知了我们人们在做决策时的要求,但却并没有告知我们人们在获知更多信息以后可能具有的欲求;更有进者,如果他们不能经由劝说而改变其意见,那么这些多数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主张民主的论点,其实预设了任何少数意见都可能变成一种多数意见。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这个问题,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有时认为,接受多数的价值和观点实乃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democratic

    intellectual)的责任。的确,就集体行动而言,多数的意见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已成共识;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人们不应当努力去改变这种多数意见。人们可以对这种共识或约定(convention)表示深深的尊重,但对多数的智慧却大可不必如此。坦率地说,正是因为多数意见会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才会有进步。在人们形成意见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超过多数所能达致的水准。正是因为我们尚不知道众多竞相冲突的新观点中何者将被证明为最佳的意见,所以我们才须等待,直至它获致足够的支持。

    一些人认为,所有人的努力都应当受多数意见的指导,或者说如果一个社会能较严格地遵循多数确立的标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满。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却是与文明据以发展的原则相悖的。这种观念若被广为接受,极可能导致文明的停滞,如果不是衰退的话。发展的根本在于少数的远见能使众人信服。新观点在成为多数意见之前,一定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经验,无不首先是少数个人的经验,即使是形成多数意见的过程,也不全如(甚或不主要如)那种迂腐的唯智主义观点(overintellectualized

    conception)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这种唯智识观认为,民主是一种通过讨论来实现的统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是这种道理亦仅适用于意见形成过程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对各种观点及诉求的优劣利弊展开各种各样的论证和讨论)。尽管讨论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人们进行学习的主要过程。多数的观点和诉求,首先是通过那些根据其自己的设计行事的个人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再者,这些多数观点和诉求还获益于其他人在其各自的经验里所习得的知识。除非一些人比其余的人知道得多,而且也更能使其余的人信服,否则意见就不可能有进步。正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谁最有知识,我们才将决策的问题留给了一种不受我们控制的程序去解决。但是有一个道理却是恒久不变的,即正是从行事方式不同于多数所规定的标准的少数那里,多数习得了知识并做出了较优的决策。

    6.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决策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自生自发的社会发展所达致的成就才可能具有这种智慧。多数决议亦绝非是生成这种超越性智慧的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多数决议一定不及一些最明智人士在听取各种意见之后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多数决议往往是考虑欠充分的产物,而且一般都是不能令任何人感到完全满意的妥协之物。尤其从成员构成发生不断变化的多数所连续不断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累积性结果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种结果并不是对一种一以贯之的观念的表达,而是对不尽相同且往往冲突的动机和目的的表达。

    多数决策的过程不应当与那些自生自发的过程相混淆,而自由社会也渐渐认识到,只有后者才是产生诸多远优于个人智慧所能达致的观点的源泉。所谓“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如果我们是指能够产生优于主观设计(deliberate

    design)的解决方案的渐进的进化过程,那么强行实施多数意志的做法就很难被视为是这样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完全不同于习惯与制度得以生成的自由发展进程,因为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所具有的强制品格、垄断品格以及排他品格,完全摧毁了其内在的种种自我纠错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些自我纠错的力量在自由社会中能使错误的方案被放弃,使成功的努力得以处于支配地位。多数意志的强施过程也根本不同于法律依凭先例(precedent)而形成的累积性进程(cumulative

    process),除非多数意志的强施,一如在司法审判中那样,通过严格遵守在早先场合中所信奉的诸原则的方式而被融入进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之中。

    再者,多数决策如果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共同原则所指导,就极容易产生任何人都不期望看到的总体性后果(over-all

    results)。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多数因受其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强迫,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既不是他们所预期的也不是他们所欲求的进一步的行动。有关集体行动可以不需要原则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幻想:集体行动如果放弃原则,那么集体行动就会被迫陷入前此的多数决策中种种未预料到的含义所设定的逻辑轨迹之中。某一项个别决策可能只是旨在应对某一种特定情况,但是这种决定却会产生一种期望,即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与此类似的情况,政府就将采取相同的行动。这样,那些并不旨在普遍适用(或者说普遍适用有可能是无意义的和不可欲的)的原则,最终却导使人们采取在做出此一决定之初时几乎无人会欲求的普遍化行动。一个政府如果宣称它在处理问题时并不尊奉任何原则而是根据问题自身的是非曲折来进行裁断,那么它通常便会发现它不得不遵循并非它自己选择的原则,而且会被导向采取它从未考虑过的行动。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一开始总是夸口宣称它能根据审慎思考而控制所有的情势,然而它很快就发现,它在采取每一步骤时都为其早先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困扰,根本无力自拔。正是由于政府渐渐视自己为一无所不知不能者,我们才于当下看到了无数这样的情形:尽管政府知道它的做法不明智,但是它还是必须或不可避免地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付它实未考虑到的种种问题。

    7.如果政务官员或政治家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路径而别无他择(或者,如果他的行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这完全是因为他或其他人的观点认为他别无选择所致,而不是因为客观事实所致。只有对那些深受这种信念影响的人来讲,任何人对特定事件的反应才是由环境因素单独决定的。就关注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而言,上述信念可以说是决定其各种意图和目的的不可变更的事实。绝大多数这类政治家之所以必定缺乏原创力,乃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型构其施政方案的。所谓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认为其成就源于如下事实,即他是在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框架中行事的,亦即是说他是以迎合多数意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这对于那种认为政治家应当成为思想领域中的领袖的说法来讲,简直就是一种反动。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何为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绝不是传播那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有可能成为多数意见的新观念。

    支配解决政治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取向,始终是一缓慢进化的结果,它须经由长时间的拓展并在诸多不尽相同的层面予以深化,方能成就。新观念一开始总是由少数人提出,后经广为传播而为多数所采纳,尽管这些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新观念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理路。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涉及到了职能分工的问题,一方面是那些主要关注具体问题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专门思考一般观念的人,亦即阐释和协调由过去的经验揭示出来的各种行动原则的人士。我们关于我们的行动将产生何种结果的认识以及我们关于我们应当旨在达致何种结果的见解,主要是根据我们获致的作为我们社会遗产一部分的教训和知识而形成的,这些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如同我们的科学信念一般,都是由那些专门探索抽象观念的先辈传给我们的。正是从这些先辈那里,庶民百姓和政治领导人习得了构成其思维框架及指导其行动的基本观念。

    在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构成自由原则之基本内容的两种信念:第一种信念认为,从长时段来看,是那些观念从而是那些传播新观念的人支配着进化的进程;第二种信念认为,这个进化进程中的个别步骤应当受到一整套一以贯之的原则的支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每个时代提供给人类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此外,“有人总是蔑视思辨哲学;的确,从表面上来看,思辨哲学似乎是一距我们日常生活和即时利益极其遥远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东西,而且从长时段来讲,除了它自身必须服从的影响以外,它实际上超过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影响力”。尽管当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可能比穆勒(J.S.Mill)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要差,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各个时代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个事实之所以未得到一些人的理解,完全是因为理论思想家对大众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展开的。人们很少知道甚或不关心他们当下的常识性观念究竟是源出于亚里士多德还是源出于洛克,究竟是来自卢梭还是来自马克思,乃至于是否出自某个教授(因为他的观点在二十年前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正是一些著作或论者所提出的观念及理想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思想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人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些著作,甚至连这些著作的作者的姓名都未听说过。

    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新观念通常只有从其提出始经一代或数代的时间以后,才可能对政治行动产生影响,而且还意味着,在思辨哲学家所提出的新观念能够对政治行动产生这种影响以前,它们还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被选择和被修正的过程。

    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信念及社会信念的变革,必定是在诸多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一观念变革的进程视作是一水平面上扩展的进程,而应当视其为一从金字塔顶部自上而下地逐渐渗入的过程;当然,此一金字塔的较高的一些层面所反映的是程度较高的概括和抽象,但其是否代表着一种更大的智慧则未必。随着观念自上而下地传播,这些观念本身的品格也会有所改变。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高程度的概括性的观念,将只会与那些具有同样品格的观念发生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的目的也只在于赢得那些关注一般性观念的人士的支持。可以说,只有当这些一般性观念被适用于具体而特定的问题时,大多数人才会认识到这些观念的某些意义。至于这些观念中有哪些观念会渗入大众并赢得他们的支持的问题,并不是由某个人一厢情愿决定的,而是由另一个层面的人士所进行的讨论来决定的,此一层面的人士,相较于只关注具体问题的人而言,较关注于一般性观念,因而他们是一些主要根据一般性原则来考虑具体问题的人。

    除了某些极少的境况(如制宪会议)以外,民主式的讨论及多数决策的程序,必定只涉及整个法律及政府体系的某个部分。这一程序所引发的渐进且部分的变革,只有在它受到某种关于可欲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性观念的指导时,才会产生可欲的、切实可行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观念”,还意指某种关于人们期望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连贯一致的图式。欲获致这样一种图式,绝非一简单的任务,而且即使那些专门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只能比其前辈略有深入而已。那些关注于眼前的即时性问题的人士,对于考察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不尽相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这种人只是从其他人向他们提供的种种秩序方案中进行选择,最后所接受的也只是其他人提出并加以解释的某一政治学说或一系列原则。

    如果人们在大多数时间不受某种共同的观念体系的指导,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而具体的问题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政策,甚至也不可能展开真正的讨论。如果绝大多数人对所期望的社会类型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观念,那么民主是否还能够长期有效地运行,就显然是一个疑问了。但是,即使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观念,它也未必就会在每项多数决定中得到反映。群体并不总是按照它所具有的最佳的知识去行事的,而且它们也不会比个人更加遵循它们在理论上承认的道德规则。然而无论如何,只有通过诉诸这种共同的原则,我们才能期望经由讨论而达致一致意见,经由说理和论辩而非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解决不同利益间的冲突。

    8.如果观念需要更新和发展,那么提供指导的理论家就绝不能使自己受多数意见的束缚。政治哲学家的任务与专门的公务人员的任务不同,因为后者的任务在于执行多数的意志。尽管政治哲学家绝不能以决定人们所应当思考的问题的“领袖”自居,但是指出共同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提供多数尚未能考虑到的各种政策的总体目标,却是政治哲学家的义务。只有在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关于不同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的总体图景以后,民主才能决定何者为其所欲求者。如果政治是一种可能性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那么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如何使看上去的不可能者,转变成政治上的可能者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politically possible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如果政治哲学家将自己仅限于对事实问题的讨论,而且惧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决断,那么他们就显然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哲学家不能使自己受限于科学家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因为这种实证主义会把他们的职能仅限于指出实然(what

    is the case)的现象,而不去讨论任何应然(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如果政治哲学家真的这么做,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展开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前就已经停止工作了。在他们努力型构一幅连贯一致的图景时,他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价值相互冲突——这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未意识到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必须就接受何者或拒绝何者做出决断。如果政治哲学家不准备去捍卫他们所认为正当的价值,那么他们就绝不能获致那种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判断的综合性框架。

    政治哲学家在履行这项任务时,往往能够通过反对多数意志的做法而最好地服务于民主。只有当人们完全误解观念更新及发展所依凭的进程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认为,在思想领域中,政治哲学家也应当服从多数观点。如果将现在的多数意见视作多数意见应当是什么的标准,那么这无疑会使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循环往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事实上,当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正是通过坚持多数所不愿意考虑的种种观点,通过持守被多数视为麻烦或复杂的一系列原则,政治哲学家方能证明他们的价值所在。如果知识分子因某个信念是多数持有的信念就屈从于它,那么他们就不仅背叛了其特有的使命,而且也背叛了民主本身的价值。

    主张多数对其权力自行加以限制的原则,并不会因为民主无视它们而被证明为是错误的,同样,民主也不会因为经常做出被自由主义者认定是错误的决定而被证明为是不可欲的。政治哲学家坚信,只要他们的论点得到了确切的理解,就会引导多数对其权力的行使加以自行限制;当然,政治哲学家也希望多数能被说服而接受他们的论点,作为决定具体问题时的指导。

    9.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视对多数权力施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这一论点极为重要。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他们所期望民主施加于自身的限制,同时就是民主得以在其间有效运行的限度,也是多数得以在其间真正指导和控制政府行动的限度。就民主只是通过它自己制定的一般性规则来约束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控制着强制性权力。如果民主试图更为具体地指导个人,那么它将即刻发现它只能够指示一些应予实现的目标,而关于这些目标应当如何实现的方法的问题,仍须交给专门的公务人员去处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多数决策只能指示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则应当交由行政人员自行决定,那么人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几乎所有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亦是合法的。

    个人虽说没有理由恐惧多数可能通过的一般性法律,但是却有很多理由去担忧那个为了实施多数的指令而被多数置于个人之上的行政统治者。在今天,并不是民主议会(democratic

    assemblies)所可能有效行使的权力,而是它们授予那些负责实现特定目标的行政官员的权力,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由于我们赞同应当由多数来制定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须服从的规则,所以我们会渐渐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多数之代理者的命令和专断意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无限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的倡导者很快变成了专断意志的捍卫者,而且也成了关于我们在决定何者将有益于社会共同体的问题时应当笃信专家观点的捍卫者;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发现,那些最热心于支持多数应具有这种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s)的人士,常常就是那些行政人员自己,因为他们极为清楚地知道,这些权力一旦确定下来,事实上将是他们而不是多数在行使这些权力。如果说现代经验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旦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而将宽泛的强制性权力授予了政府机构,那么民主议会就不可能再有效地控制这些权力。如果民主议会自己并不决定所应采用的手段,那么它们的代理者就此所做的决定便将或多或少是专断性的。

    一般性的思考及当下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当政府将它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严格限于那些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的任务时,民主才能有效地运行。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无异于民主运行的一项基础性条件。尽管民主很可能是有限政府的最佳形式,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无限政府,那将变得荒谬之极。那些宣称民主无所不能而且不加辨识地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多数的诉求的人,实则是在挖民主的墙角,致使其衰败。较之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老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民主的更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乃是如何保护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说服多数:一是多数行动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它们将不再有益于社会,二是多数应当遵循那些并不是它自己刻意制定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民主若要维续,就必须承认民主并不是正义的源泉,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正义观念未必会在人们有关每个具体问题的流行观点中得到反映。此处的真正危险在于,人们往往会把确保正义的手段误作为正义本身。因此,那些竭力说服多数认识到对其正当权力须加以某些适当限制的人士,就像那些始终为民主行动指示新目标的人士一样,对于民主进程来讲,都具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考虑西方人在法治的名义下发展起来的对政府的种种限制性措施,亦即那些被认为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只需补充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首先熟知法治的各种传统时,我们才有理由期望他们会成功地运作或维续民主的统治机制。

    第八章

    雇佣与独立

    并非为了深藏于树篱之中,亦非为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为了获致独立这一崇高的特权。

    ——Robert

    Burns

    1.以上各章所重述的理想及原则,是在先前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社会在某些重要方面已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其中的大多数在形成多数意见时具有重要作用)在维持其生活的活动方面都是独立的自我经营者。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作为各大组织的被雇佣成员(employed

    members)而工作,使用的也已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资源,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据别人所给的指令行事的时候,那些在原有社会中得到有效遵循的原则,在今天的社会中还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仍旧有效呢?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如果独立者于当下只构成社会成员中极小的一部分并且只具极小的影响,那么他们的贡献是否因此就变得较不重要了呢?或者说,他们是否仍是任何自由社会繁荣的必不可缺的因素呢?

    在我们进入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打破一个关于雇佣阶级(the

    employed class)发展的神话;尽管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彻彻底底地信奉此一神话,但是此一神话所产生的一般影响也已达到了混淆视听的地步。这个神话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现,乃是剥削过程的结果,因为正是在这种剥削的过程中,大众被剥夺了曾经使其能够独立谋生的物资财产。但是,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大多数人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乃依赖于对房产、土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的继承。后来,那些并不从其父母处继承土地和生产工具的人之所以得以生存和传宗接代,则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富有者以增大雇佣者人数的方式来使用其资本的做法,不仅对其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者”,那么它也是通过使大多数人能够生存和传宗接代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此一过程的功效当然已不再是增加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是在于推进一个被雇佣人员多数(a

    majority of employed)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许多方面来看,此一被雇佣人员多数的发展,不仅不能构成自由社会的驱动力量,而且往往还与这些力量相反对。

    晚近两百多年中人口的增加,主要表现为都市和产业的被雇佣工人的增加。技术变革推动了大规模企业的创生,进而也推动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职员阶层的诞生;当然,这种技术变革亦毋庸置疑地推进了人口中被雇佣人员的增加,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靠提供服务而生存的无产者在数量上的增加,很可能反过来也大大推进了大规模组织的发展。

    这一发展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因下述事实而得以凸显:依附者(the

    dependent

    )和无产者数量上增长最快之时,也是他们被赋予选举权之际,然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享有这种权利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绝大多数选民的观点都渐渐为下述事实所决定,这个事实就是他们都处于被雇佣的地位。由于现在是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政策,所以这在一方面使得被雇佣的地位相对来讲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而在另一方面则使得独立人士的境况的吸引力日趋减少。这样,被雇佣者便可以据其地位而大肆运用其政治力量,以左右政府政策,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极为自然的。据此,社会渐渐沦为了一个庞大的雇佣等级社会(great

    hierarchy of employment),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是否符合被雇佣者的长期利益呢?坦率而言,如果被雇佣者这一多数不能认识到,确保足够多的独立人士的存在乃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那么社会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雇佣等级社会这种状况就很可能无从避免。这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自由都会遭到侵损,一如他们自己也将发现的那样,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且各不相同的雇主可供他们选择,那么他们这些被雇佣者的地位亦将大大衰落。

    2.于此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即许多对自由的运用,对于被雇佣者而言,并不具有什么直接利益,而且被雇佣者也常常不易认识到他们的自由乃依赖于其他人能够进行决策的事实,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决策与被雇佣者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无直接关联。由于被雇佣者能够不做此类决策就可以生活(当然他们也是不得不承受这种境况),所以他们也就意识不到自行决策的必要性,而且由于被雇佣者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进行决策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往往低估这些机会的重要性。独立人士在发挥其作用时所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运用,在被雇佣者那里却被视作无甚必要;他们所具有的奖惩观念以及对适当报酬的评价,也完全不同于独立者。因此,在当今世界,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观念强加于其他人的趋向,对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确,为了被雇佣者所在社会的一般利益,因而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他们应当维护一些条件以使少数独立人士能够达致多数所不能获得的或认为不值得去努力和冒风险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试图说服被雇佣者并使他们认识到此点,将被证明是一项最艰难棘手的工作。

    即使某些自由的运用与被雇佣者的生活不具有多少相关性,这也不意味着他们是不自由的。一个人就其生活方式及谋生方法所做的每一选择,从选择的结果来看,本身就意味着他对做某些事情不感兴趣。有许多人会选择被雇佣,因为与任何独立人士的地位相比,被雇佣的地位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的确,有一些人并不特别看重被雇佣地位所能提供给他们的相对安全和较少的风险及责任,但是,这些人还是做出了被雇佣的选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使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常常不是他们无力获致独立,而是被雇佣较之作为独立商人更能向他们提供令其满意的活动,挣得更多的收入。

    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欲求的每一样东西。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我们始终要在复杂纷繁的利弊中进行抉择,而且我们一旦做出抉择,就必须为了获得净利而准备面对某些不利的境况。任何欲图通过出售其劳务而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必须用其工作时间去做其他人为他安排或决定的工作。遵照其他人的要求行事,就被雇佣者而言,乃是实现其目的的条件。然而,虽说被雇佣者有时也会对这种境况甚感不满,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他们并不是处在被强制那种意义上的不自由的地位,所以他们往往也不会对此过于追究。再者,即使被雇佣者有时会极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放弃这一工作,他们往往要蒙受极大的风险或牺牲,所以他们一般都倾向干安守原有的工作。但是,这类情形也同样可以适用于人们所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的职业,当然也包括许多独立人士所从事的职业。

    在一竞争的社会中,除了大量失业的时期以外,被雇佣者都不是处于某个特定雇主的支配之下的,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必须认清。就此而言,法律的规定极为明智,它不承认那些永久出卖劳务的契约,而且一般来讲,它甚至都不强制执行具体劳务的契约。不论是谁,都不能强制某人一直为某个特定的老板工作,尽管此人与该老板所达致的契约有如此的规定。此外,在一正常运行的竞争社会中,人们显然可以跳槽或者发现其他的就业机会,尽管这些职业的报酬常常是较低的。

    被雇佣者的自由还依赖于数量多且行业不同的雇主的存在,这一点已极为明显,当我们考虑下述假设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个假设条件即是,社会中只有一个雇主——例如国家,或者接受雇佣乃是唯一被允许的维持生计的手段。持之一贯地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必将导向单一雇主的情势,而不论它怎样通过将雇佣权授予名义上独立的公共企业或类似的机构的做法来掩盖其实质。不论此类雇主是以直接的方式行事,还是以间接的方式行事,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实际上拥有着可以强制个人的无限权力。

    3.因此,被雇佣者的自由,依赖于地位不同于被雇佣者地位的另一部分人的存在。然而,在一个由被雇佣者构成多数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被雇佣者的生活观念决定着这一部分人能否存在并发挥其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将是那些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亦即各雇佣等级组织的成员的观念,但是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却对那些决定着他们各自工作的单位间的关系的问题及观点毫无认识。的确,被雇佣者这一多数所提出的标准,可以使他们自己成为社会中起主宰作用的成员,但是,如果该社会要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社会,那么这些由被雇佣者多数形成的标准就不能适用于整个社会。

    被雇佣者的价值和利益,必定会与那些承受着安排资源使用的风险及责任的人士的价值及利益不尽相同。一个为了确定的工资并根据指令而工作的人,可能与一个必须不断在不同的方案间进行抉择的人一样,认真、勤奋、和明智;但是被雇佣者却很难像后者那样具有创造力或实践力,因为被雇佣者在工作中的选择范围太过有限。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期望被雇佣者采取那些无从加以规定的或不符惯例的行动,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只会去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除此以外的其他工作他们都不会去做,即使他们有能力做更多的工作,亦毫无例外。一项分派的任务,必然是一有限定要求的任务:它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并以前定的分工为基础。

    被雇佣的事实,不只会影响一个人的原创力和主动精神,而且还将在下述方面影响被雇佣者:他们对于那些控制资源且必须不断关注新的安排及资源配置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于那些因必须对财产及收入的使用进行决策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不甚了解。对于独立者来讲,他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分,然而对于被雇佣者而言,这种区分则是明显存在的,因为他们只出售了一部分时间,以挣得一确定的工资。就被雇佣者而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一定的时间中如何使自己适应并融合入一给定的框架之中的问题,然而对于独立者来讲,工作则是一个建构及重构生活计划的问题,亦即针对不断出现的困难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关于什么东西可被确当地认为是收入、一个人应当把握什么样的机会以及一个人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最有助于其成功等问题,被雇佣者的观点与独立者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尤为凸显。

    然而,被雇佣者与独立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却见之于他们对下述问题的认识,即不同服务的恰当报酬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确定。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大组织的成员并根据指令而工作的时候,他个人的服务的价值就极难确定。他是否忠实且明智地遵守了规章及指令,他是否很好地适应了并融合进了整个运行机制,都是必须根据其他人的观点才能加以确定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雇主往往是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标准来决定被雇佣者的报酬,而不是根据他工作的实际结果来确定他的收入。如果要使人在组织内部感到满意,那么做到以下两点就至为重要:一是报酬应当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亦即报酬应当符合为众人所知的且被认为是明智的规章;二是应当有一个机构负责确使每个人得到其同事认为应当属于他的收入。然而,根据其他人认为他所应得者来确定一个人的报酬的原则,却无法适用于那些根据自己意志主动行事的人。

    4.当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决定立法和政策时,相关条件就将趋向于应合此一多数的标准,同时也会渐趋不利于独立者。结果,被雇佣者的地位将会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而且其相对力量也会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大组织在今天胜出小组织的许多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些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些政策使得被雇佣者的地位对许多原本有可能旨在独立经营业务的人士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无论人们怎样说,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被雇佣不仅变成了人口之多数的实际地位,而且也成了他们更倾向于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被雇佣者的地位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要欲求:获得足够支付日常开支的稳定且确定的收入、工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动和稳步的增加、而且能够在步入老龄时得到一定的养老金他们因此而摆脱了一些对经济生活的责任;进而,他们亦就相当自然而然地认为,因雇主组织的失败或衰败而导致的经济上的灾祸,显而易见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别人的问题。这样,对于那些他们虽然一无所知但其生活却又依附于其上的经济管理活动,他们希望拥有某种较高的监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此一阶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适应此一阶级的需求的工具。这种情形不仅适用于立法,而且也适用于制度安排和商业惯例。税收制度也渐渐以收入概念为基础,而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正是被雇佣者的根本利益。类似于家长照顾孩子的那类社会服务,也几乎完全是根据被雇佣者的要求来确定的。甚至消费者信贷的方式和标准,也首先是适应于他们的要求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涉及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的对资本的占有及运用的问题,亦渐渐被视作为一小部分特权人士的特殊利益,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多数居然可以正当地对之加以鄙视。

    对于美国人来讲,上文所描绘的图景似乎有些夸张,但对于欧洲人来说,此一图景中的主要面相则实在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一旦公务人员成为被雇佣者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也被作为一个权利问题而为所有其他的被雇佣者所要求,那么一般而言,趋向于上述图景那个方向的发展就会加速。公务人员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包括公务人员终身任职的权利以及按年限自动增加工资的权利,由于被认为并不是为了公务人员的利益所设,而是为了整个公众的利益所设,所以亦就趋向于被扩展到公务人员群体之外的人士。再者,在大型组织中,个人服务的具体价值的确难以确定,因而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尺度而非其实际服务的结果来支付报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情况更是如此。在政府机构中通行的这些标准,会通过公务人员对立法的影响以及对那些迎合被雇佣者的需求的新制度安排的影响,趋向于在更大的范围中被适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由新社会服务所催生的科层制度已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它既是“需求与品行”(need

    and merit)这一新观念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落实这个新观念的工具: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日益受制于根据这一新观念而形成的种种标准。

    5.实际上,被雇佣机会之多样性的存在,在根本上取决于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因为正是这些独立的个人在积极主动地不断地创建或改组其组织、确定或改变这些组织的方向。初看上去,被雇佣机会的多样性,似乎也可以由无数为领薪经理管理并为众多股东拥有股权的企业所提供,因此具有殷实财产的人士也就可以成为一种多余。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类型的企业可以适应于业已确立的产业,然而,如果没有新组织的创建以应对具有风险的新事业(在这些领域,有能力承受风险的有财产的个人仍是不可被替代的),那么竞争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维护,而且整个企业结构的僵化也只能是势所必趋。个人决策优于集体决策,不仅只适用于新的风险事业的开创之一方面,而且还在于:不论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在大多数情形中有多少上乘表现,即使是规模庞大且地位巩固的企业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也常常是由于某个通过对巨大资产的控制而获得独立地位及影响力的个人的贡献所致。需要指出的是,不论企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区别,为消费者和被雇佣者提供了足够的选择从而使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整个独立企业的系统,却依旧是以财产私有权和个人决定资源使用的权利为其前提条件的。

    6.然而,拥有殷实财产的私人所有者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存在乃是维护竞争性企业结构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实际上,当拥有独立资产的人,不只是用其资本追求物质利益,而且也将其资本用来实现那些并不带来物质利益回报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在自由社会中会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文明的社会中,拥有独立资产的人士所具有的责无旁贷的作用,不仅是要维护竞争性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支持市场机制所不能充分考虑到的目标。

    尽管市场机制是确保提供那些能够予以标价的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市场机制所不可能提供的极为重要的其他类型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不能出售给个别的受益者。经济学家常常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那些能使公众付钱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当然,经济学家也论及了一些例外情况,但只是作为主张国家在市场不能提供所欲求的东西的场合下应当介入的理由而提出的。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市场所存在的一些局限为主张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然而市场的这些局限却切切实实不能证明以下论辩为正当:即只有国家应当有能力提供这些服务。我们不仅应当承认存在着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求,而且还应当明确指出,政府绝不应当是唯一有能力提供不具物质回报的服务的机构,而且在此一领域也不应当有垄断,相反,应当允许尽可能多的独立的个人或组织运用其各自的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

    那些能够从经济上支持其信念的个人或群体,如能在文化娱乐活动、艺术活动、教育及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及历史文物保护等领域,尤其是在传播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及宗教上的新观念的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可以说极其重要。如果少数观点想获得机会成为多数观点,那么其必要条件就不仅是那些已经得到多数高度评价的人士能够发起行动,而且还需要各种不同意见和情趣的代表人物能够以投入其资产及精力的方式来支持那些尚未被多数所赞同的理想。

    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确定这样一种群体,那么我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主张:随意地从每百人中选出一人或者从每千人中选出一人,并赋予他们以足够的财力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既然大多数倾向和意见都通过代表得到了表达,而且每一种利益也都给予了表达的机会,那么让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即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以一种从反向角度来看会有益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这种机会,就完全值得一试。通过遗产继承的方式进行选择(在我们的社会中,事实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至少具有下述优长(即使我们不考虑继承能力方面的可能性):一是那些获得这种特殊机会的人通常都接受过如何运用这种机会的教育,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已使他们对物质财富太过熟悉,所以他们会因视这些物质财富为当然之物而不再将其看作令他们深感愉快的主要渊源。新兴暴发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通常会沉溺于其间的粗俗乐趣之中,而这些粗俗的乐趣对于遗产继承者来讲一般不会有多少吸引力。有人认为社会地位之提升的过程有时应当延长至数代人,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又如果我们承认一些人不必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谋生,而应当有时间和资产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继承很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选择手段。

    人们经常忽略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集体同意的行动(action

    by collective agreement)只限于下述情形:一是先前的努力已形成了某种共同观点;二是关于什么是可欲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三是所存在的问题只是对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发现新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公共意见本身并不能决定应当努力将公共意见引向何方的问题,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现行有组织的群体,也都不应当享有做出这种决定的排他性权力。这样,就应当由那些自己拥有必要的资源的个人或那些已然赢得拥有独立资产的人的支持的个人,来启动这种有组织的努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个人,当下的只为极少数人士所信奉的观点便永远不可能有被多数接受的机会。多数虽说在对艺术或其他活动进行资助的方面取代了富有的资助者,但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极不确当,所以几无可能期望多数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在那些有可能改变多数道德价值的慈善运动或理想运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是在孤独的先锋人士为了唤起公众的良知(public

    conscience)而贡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及财富以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一系列伟大事业,毋庸讳言,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当然,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而最终赢得多数支持的成就,也同样不计其数;但是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之一一列举并详尽讨论,实际上也只需举出数例便能说明问题:废除奴隶制、刑法及监狱的改革、制止虐待儿童和动物、或给予精神病患者以更人道的待遇等等;但是我们仍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所有的努力,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是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希望,换言之,正是这些少数人士竭尽全力地变革着极大多数人关于某些习惯做法的定见,最终才达致了上述成就。

    7.然而,富裕者要成功地完成这种使命,不仅需要整个社会不把拥有财富的人的使命只视作运用财富谋利并增加财富,而且还需要富有阶层不只是由那些视运用其资源进行物质生产为其根本利益所在的人构成。换言之,社会还必须允许一些享有“闲暇”的富人(idle

    rich)的存在——此处的闲暇并不是指他们连有意义的事也不做,整日游手好闲,而是指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受物质利益考虑的支配。大多数人必须为谋生而挣取工资这个事实,并不会减损一些人不这样做的可欲性,亦即不会减低少数人能够追求大多数人并不欣赏的目标的价值。如果仅由于这个原因而专断地剥夺这些人的财富并将它们分派给其他人,那么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令人厌恶。同样,如果由多数来赋予特权,那也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会选择那些拥有着他们所赞同的目标的人来享受特权。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会创生另一种雇佣的形式,或另一种对某种确认的品行进行酬报的形式,但却绝不可能提供一种机会,使人们去追求那些尚未被大众接受的可欲的目标。

    我对那种鄙视“游手好闲”的道德传统敬佩有加,在这里,游手好闲是指毫无明确目的的闲混。但是一如上述,不为挣取收入而工作,未必就意味着游手好闲;从事并不带来物质回报的工作,也完全有理由被视作高尚。诚然,我们绝大多数的需求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而这同时又给大多数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允许人们将其毕生精力用于实现并无经济回报的目的,亦不意味着只有多数或只有有组织的群体才应当有能力追求这些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拥有这种机会,也同样不会减损一些人应当拥有这种机会的可欲性。

    富裕阶层的“意索”(ethos),至少要求每个男性成员都通过挣更多的钱来证明他的作用,因此人们对于这种富有阶层是否能够确当地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仍存疑问。虽然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对自由社会的经济秩序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在创造和传播思想及观念或者倾向及信念等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更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知识界领袖、道德捍卫者及艺术先锋人士都属于被雇佣者阶层,尤其是为政府所雇佣,那么这个社会的缺陷就太严重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却正在从各个方面朝着这样一种社会发展。尽管一些独立的思想领袖人士仍旧从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writer)、艺术家、法律家和医务阶层当中产生,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提出新观点,但是绝大多数(博学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当起领导作用的人士,当下却处在被雇佣的地位,而在大多数国家则处在被国家雇佣的地位。此一方面的重大变化始于19世纪,在此之前,绅士派学者达尔文(Darwin)、麦考利(Macaulay)、葛罗特(Grote)、卢博克(Lubbock

    )、墨特利(Motley)、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托克维尔(Tocqeville

    )以及施里门(Schliemann)等,都是名望显赫的社会知名人士,甚至像马克思这样一位对当时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异端者,也能得到一位富有的保护人的资助,使他能够贡献出毕生精力去阐述和宣传种种为当时之多数切实反对的学说。

    当今,这种显贵且独立的知识阶层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当下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也已不存在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其间,有产阶层(在当下几乎成了一个完全由商人构成的群体)不仅缺乏知识领导,甚至也缺乏一种逻辑一致且可用于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实际上,富有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是一个有闲阶层,他们当中应有超过一定比例的学者和政治家、文学家及艺术家。在过去,正是通过这些富有者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同那些与其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士的交流和交往,他们才得以积极投入到各种思想运动中去,并积极参与种种有可能形成公共意见的讨论。然而在今天,欧洲的观察家看到美国的情况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就是那个仍在某些时候被视为统治者的阶层,现在已变得明显孤立无援且作用微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下述事实所致,即美国的各种传统阻碍了有闲阶层——亦即运用财富赋予他们的独立地位去实现除了一般经济目的以外的目的的阶层——在其间的生长和发展。然而,有产阶层中缺失文化精英的状况,在当下的欧洲也已相当严重,通货膨胀及税收制度的综合效应,既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原有的有闲阶层,亦阻碍了新的有闲阶层的兴起。

    8.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有闲阶层将产生一大批讲究奢侈生活的人(bons

    vivants),其比例会远远大于学者和公务人员,而且这些讲究奢侈生活的人也会因其惊人的浪费而使公众感到震惊。但是,这种浪费在任何地方都属于自由价格(the

    price of freedom)的问题;我们很难认为,判定闲暇富有者中最闲暇者的消费为浪费并加以反对,与埃及的农民和中国的苦力判定美国大众的消费为浪费这二者所依据的标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从量上来看,富有者在娱乐中的浪费与大众在相似且同样“非必要的”娱乐中的浪费相比较,的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后者的那种浪费却偏离了一些从伦理标准上来看极为重要的目的。可能是有闲富裕者生活中的摆阔及其所具有的一些为大众所不熟知的特征,才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严正的指责。

    尽管一些人的奢侈挥霍的确会使人们大感厌恶,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很难断言,在任何特定事例中,那些最为荒谬的生活尝试就一定不会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有益的结果。人们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局面的时候,总是要搞许多无目的的炫耀和排场,对此不会有人感到奇怪。但是我确信——我这样说肯定会引来甚多奚落——即使要成功地享用闲暇也需要有先锋的开创:我们当今已相当流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应归功于那些将其毕生精力贡献于生活之艺术的探索者,而且当下已成为大众娱乐用品的许多玩具和体育用品,最早也是由花花公子发明的。

    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对不尽相同的活动之功用的评价,居然莫明其妙地被普遍流行的金钱标准所扭曲。常常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正是那些最为激烈地谴责我们文明之实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人,除了承认人们愿意给服务提供的报酬这一项标准以外,竟不承认任何其他评价服务之功用的标准。然而,职业网球手或高尔夫球手,是否就真的显而易见地比那些贡献其时间以完善这些运动的富有的业余球手对社会的作用更大?或者说公共博物馆的一位被雇佣的馆长,是否就真的显而易见地比一位私人收藏家对社会的作用更大?在读者匆忙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将提请读者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开创性活动,是否还会产生网球或高尔夫球的职业选手或博物馆的馆长?据此,我们难道就不能希望那些人士的娱乐性探索(他们能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中热衷于这些活动)还将产生其他新的有益的作用吗?毋庸置疑,生活之艺术或非物质性价值的发展,当能从那些不具物质生活忧虑的人的活动中得益最多。

    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一方面渐渐相信,他们之所以达到了高物质福利的生活水准,完全是因为把富有者的生活水平拉下来所致;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担忧,富有阶层的出现或维续会剥夺他们本应得到或被他们视为其应得的东西。众所周知,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如果不允许少数享有财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财富还会继续存在。这些财富既非剥夺于其他人,亦非其他人不可享用的东西,它乃是先锋人士所开创的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初标志。诚然,一些人拥有开创各种可能性的特权,而这些有益的可能性对于其他人而言,却只有其子孙后代才可能享有;当然,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士,一般而言,并不是最具品行的个人,而是那些出于偶然因素而被置于这些令人羡慕的地位的人。但是,这一事实却与发展之进程不可分离,而且这种事实与发展进程的紧密关系也往往是任何个人或群体所不能预见的。一开始就阻止一些人去享有某些利益,其结果就完全可能是使大众永远无法分享到它们。如果我们由于忌妒而使某些罕见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那么最终蒙受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贫困的,将不仅仅是其他人,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我们在根除那些令我们感到不满的个人成功的表现的同时,不可能不摧毁那些使发展成为可能的力量。我们可以对新暴发起来的富人的炫耀、低俗以及浪费表示极大的反感,然而我们却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扼杀一切为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因此而在同时被扼杀的那些为我们所未预见到的有益结果,其价值极可能大于其在表面上的弊端。在人类世界上,如果多数可以阻止一切为他们所不喜欢的新生事物的出现,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沦为一个停滞的世界,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日趋衰败的世界。

    第九章

    强制与国家

    当某种政制(regiment)初获批准时,应当采取何种统治方式的问题可能在当时并未得到深切的考虑,人们的智慧及判断力所及的只是由何者来统治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经验以后,他们才发现此一政制在操作的各个方面都极为不便,以致于他们先前构设的用以救济社会弊端的政制,反而增加了必须加以整治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认识到,如果众人的生活立基于一个人的意志,那么就会致使众人蒙受灾难。这种境况迫使他们开始制定法律;在这些法律的治理下,所有的人都可以预见到他们所应承担的义务,并且知道违反这些法律所要承担的处罚或刑罚。

    ——Richard

    Hooker

    所谓绝对的奴役,就是一个人根本无从确定所要做的事情;在这种境况中,今晚绝不知道明天早晨要做何事,亦即一个人须受制于一切对他下达的命令。

    ——Henry

    Bracton

    1.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各章的讨论中,曾暂时将自由界定为强制(coercion

    )的不存在。但是毋庸讳言,几乎与自由概念一样,强制也是一个意义颇为含混的概念,而且其意义之所以含混的原因也大体相同:即人们没有把其他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与物理环境施于我们的影响明确地区分开来。事实上,英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词,可以使我们对其做出必要的界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因环境或情势所迫而做某些事情,但是这不是“强制”,而是“迫使”(compel);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我们被强制(coerced),那么我们所设定的乃是受人或机构的驱使。

    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务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强制者根本不做任何选择;如果被强制者真的未做任何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称他的所作所为是“行动”(acting)。如果我的手为物理力量所引导而画出我的签名,或者我的手指被压而触动了枪的扳机,那么我的这些动作就不能被视为行动。这种使我的身体成为某人的物质工具的暴力,当然与强制本身一样恶劣,从而必须根据同样的理由加以阻止。然而,这种暴力与强制毕竟不同,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动,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尽管我是被强制的,但还是我在决定在这种境况下何种选择的弊端最小。

    显而易见,强制并不包括人们能够施加于其他人之行动的一切影响。它甚至也不包括所有下述情形,在这些情形中,一个人以那种他知道将损害他人并将使此人改变其意图的方式,采取行动或威胁要采取行动。一个人在街上堵住我的去路从而使我从旁道绕行,一个人从图书馆借去了我想借阅的书籍,甚或一个人用他发出的噪音迫使我离开,这些境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都不能被称为“强制”。这是因为强制必须同时以下述两种情况为要件:一是要有施加损害的威胁,另一是要有通过这种威胁使他人按强制者的意志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意图。

    尽管被强制者仍进行选择,但是他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却是由强制者决定的,因此他只能做出强制者所期望的选择。被强制者并未被完全剥夺对其能力的运用,但是他却被剥夺了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性。一个人想要有效地运用其智能及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条件乃是他必须能够预见到其所处环境的某些具体境况,并且能够坚持一项行动计划。一个人的大多数目的,一般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具有关联的行动方能实现,而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被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加以协调决定的,另一方面亦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的,即情势的发展将符合人们对它们的期望。正是由于我们能够预测事态的发展或至少知道这种发展的种种或然性,当然也是仅此而言,我们才能有所成就。尽管物理情势常常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它们本身却不会恶意地阻挠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目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那些决定我们计划的事实或环境为某人单独控制,那么我们的行动也将同样受到控制。

    因此,强制是一种恶,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尽管被强制者在任何时候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竭尽努力,但是在强制的境况下,他的行动所必须符合的唯一的综合设计却出于另一个人的心智,而非他自己的意志。

    2.在历史上,政治哲学家们讨论较多的乃是权力,而非强制,这是因为政治权力通常都意指强制的权力(power

    to coerce)。从弥尔顿(John Milton)和埃得蒙·伯克(Edmund

    Burke)到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和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这些大政治学家无一不认为权力是万恶之首;尽管他们的观点就其所指而言是正确的,但是仅从此一面相讨论权力则是误导的。所恶者,恰恰不是权力本身——即实现一个人愿望的能力;真正的恶者只是强制的权力,亦即一个人通过施加损害的威胁而迫使其他人去实现其意志的权力。某个领导者为了实现某项伟大的事业所运用的权力,并无恶可言,因为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人们将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和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自愿联合起来。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自愿联合于某种统一领导下的方式,才得以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所在集体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部分力量之所在。

    扩展我们能力意义上的权力(power)并不腐败,腐败的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在人际关系中,权力与强制的确常常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而且少数人所拥有的巨大的权力也会使他们有能力强制其他人,除非这种权力为另一种比它更大的权力所制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关于权力与强制关系的一般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强制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权力的必然后果,甚至也不是权力的一般后果。无论是亨利·福特的权力还是原子能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commission)的权力,又无论是救世军统领(the

    General of the Salvation Arm)的权力还是迄今为止的美国总统的权力,都不是强制特定人去实现他们所选定的目的的权力。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如果我们偶而用“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这两个术语来替代强制,那么所导致的误导亦不会太大,因为威胁使用强力或暴力乃是强制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但是,这两个术语并不是强制的同义词,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physical

    force)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方式。同样,“压迫”(oppression)尽管可能与强制一样,都是自由真正的反面,但是它也只是意指一连串强制行动的持续状况。

    3.我们的同胞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愿意向我们提供具体的服务或便利,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将强制同这些条件区别开来,因为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形中,亦即当某种对我们极为重要的服务或资源为某人单独控制之时,才会使这个控制者获得真正的强制性权力。在社会中生活,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依赖于其他人所提供的服务,才能满足我们的大多数需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种相互性的服务是自愿的,而且每个人都能够自己决定向谁提供服务和根据什么条件提供服务。我们的同胞向我们提供的便利和机会,也只有在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条件的基础上才能为我们所用。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关系。一位友人邀请我参加她的聚会,其条件定是我会遵守某些关于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的标准;或者邻人与我交往,其条件是我会遵循某些为人们所接受的待人处事的方式,当然,这些条件都不是强制。此外,一位厂商或商人只在我接受他所确定的商品价格的条件下,才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也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强制”。毋庸置疑,上文所述也适用于竞争市场的情况:在市场上,如果第一位商人的出价不合我意,那么我就可以去找其他商人讨价还价;即使我遇到的是一位垄断者,这种情况通常也不能被称作强制。例如,如果我极想让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为我作画,但这位艺术家因我所出的价钱低于他的要求而拒绝为我作画,那么因此说我受到了该艺术家的强制,显然是荒谬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我就是没有也无所谓的商品或服务。既然某个特定的人的服务对于我的生存并不是决定性的,亦非对我最为珍视的东西的维护,那么他就提供这些服务而设定的种种条件,在严格意义上讲,亦就不能被称为“强制”。

    然而,如果某个垄断者是沙漠绿洲中一水泉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有可能实施真正的强制。让我们这样说吧,其他人之所以一开始就去那里定居,其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始终可以以一合理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水,但是他们后来却发现(可能是由于另一水泉干涸的缘故),他们如果要在那里生存下去,就只有去做那条水泉所有者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唯命是从而别无其他选择:这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强制状况。人们还可以想到一些与此类似的其他情况,尽管为数不多,例如一个垄断者可能控制了一种人们完全依赖于其上的基本商品,而没有这种商品,人们就无法生存。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非某个垄断者能够控制或拒绝出售某一为人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商品或服务,否则他就不可能实施强制,而不论他的要求对于那些依赖于其服务的人来讲是多么的不合意。

    鉴于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限制国家强制性权力的适当方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不论何时只要存在着垄断者获得强制性权力的危险,那么防阻此一危险的最为适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就很可能是要求他平等地对待所有的顾客,即坚持要求他对所有的顾客都索取相同的价格并禁止他对顾客做任何歧视。众所周知,就限制国家强制性权力而言,我们所习得的也是这一原则。

    提供就业机会的个人,一如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个人,通常都不可能实施强制。既然某个提供就业机会的人只能从许多机会中消除一个供他人谋生的机会,或者他只能停止支付某些人的工资(这些人只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样高的工资而已,但仍可在其他地方就业),所以他就无从实施强制,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给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带去痛苦。毋庸否认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就业的条件也会产生实施真正强制的机会。在失业的高峰时期,解雇的威胁就可以被用来要求就业者采取原定契约并未规定的其他行动。在开采矿业的城镇地区,管理人员就完全可以实施一种专断且任意的手段,以对付他所不喜欢的人。但是,这种境况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然而在一个繁荣且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却实属罕见的例外。

    对就业的完全垄断,一如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情形(因为在那里,政府是唯一的雇主,是一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般,会使垄断者拥有无限的强制性权力。正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所指出的,“在一个国家为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饥饿至死。那个不工作不得食的旧原则,现已为一新的原则所替代,即不服从不得食”。

    除了上述对某一基本服务进行垄断的情形以外,那种只是把持某一便利的权力则不会产生强制。当某人使用这种权力时,他可能确实会改变与我原先的计划相适应的社会境况,并使我有必要重新考虑我的全部决策,甚至有可能要改变我的整个生活规划并使我对我曾经认为不是问题的许多事情产生担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所面临的替代性选择可能会因数量极少和极不确定而令我大为苦恼,而且我的新计划也只能具有权宜的性质,然而无论如何不是某个其他人的意志在决定或引导我的行动。我的行动也可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但却不能因此说我是在强制下行动。即使我及我的家庭所受到的饥饿的威胁,逼迫我接受一工资极低的且不合我心意的工作,又即使我为那个唯一愿意雇佣我的人所“左右”,我也没有受到他或其他什么人的强制。既然置我于困境的行动并非旨在使我做或不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既然使我受到损害的行动之意图并不在于使我去实现他人的目的,所以它对我的自由的影响也就无异于自然灾害对我的影响——一如一场大火或一次水灾摧毁了我的房子,或一次事故损害了我的健康。

    4.占领者的武装部队使占领地的人民成为他们的苦力,有组织的暴徒勒索“保护”费,探知他人劣迹之秘密的人以此敲诈某个当事人,以及国家威胁强施惩罚手段并动用对人身所施加的强力而使我们服从其命令等等,都是强制的情形。强制有程度的不同:强制程度最高的极端例子有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或暴君对其臣民的支配,在这种情形中,无限的惩罚权力逼迫人们完全服从他们的君王或主人的意志;程度较低的例子有威胁施加某种灾难,在这种情形中,被威胁者宁愿选择服从威胁者的意志也不愿承受这种灾难。

    强制某一特定个人的企图是否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被强制的个人的内在力量(inner

    strength),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即使是暗杀或刺杀的威胁的力量有时也可能无法迫使其放弃或改变其目的;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或许只需某种小小的卑鄙计谋的威胁便足以使其改弦易辙,而服从强制者的意志。当然,对于那些仅仅因他人一皱眉一跺脚便会被“逼迫”做出他本来不会做的事情的软弱或胆小敏感的人,我们可以可怜他们,然而我们在这里却并不准备讨论他们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乃是那种可能影响正常且一般的人的强制。虽说这种强制通常都包括某种对一个正常的人或其亲人施以肉体伤害的威胁,或对某种价值昂贵或其极为珍视的物品进行损毁的威胁,但它却不必包括强力或暴力的直接使用。一个人可以通过对另一个人设置种种小障碍便足以阻挠他采取自发性行动的任何努力,因为强制者完全可以通过诡计及预谋而发现强制那些体格强壮却没有什么头脑的人的方法。一群狡诈的孩子逼迫一个不受他们欢迎的大人迁出该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论这些关系是因情爱、经济需要,还是因物理环境(例如在船上或在远征中)而形成的,都为强制提供了种种机会。个人家庭的内部关系,一如所有较为亲密的关系那般,无疑会为一种特殊的压制形式的强制提供种种机会,进而被认为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一位脾气暴躁的丈夫、一位唠唠叨叨的妻子、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都可能使生活极不可忍受,除非其他家庭成员听任并服从他们的性子。但是对于这类情况,除了要求这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真正出于自愿以外,社会在保护这类关系中的个人方面将无甚作为。任何试图进一步调整这类亲密关系的努力,显然会要求对人们的选择及行为施以极为广泛的限制,因此,这种做法只会产生更大的强制: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他们的伙伴和亲密朋友,那么从这种自愿交往中产生的强制就不是政府所能考虑的问题。

    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用了多于必要的篇幅来区别何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强制”与何者不能被称之为“强制”,以及辨识我们应当阻止的程度较重的强制形式与那种并不应当为当局关注的程度较弱的强制形式。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一如自由概念的情形那般,强制这一概念的外延也由于被不断扩大,而几乎丧失了任何价值。众所周知,自由由于被界定得太过宽泛,而竟然成了人们不可能达致的状态;与此相同,人们也可以通过把强制界定得极为宽泛,而使其变成一种无所不包且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虽说不可能阻止一个人施加于另一个人的一切损害,甚或也不可能阻止我们在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中所存在的一切温和的强制形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去努力阻止那些程度较重的强制形式,或者说我们不应当将自由界定为这种强制的不存在。

    5.由于强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动之基本依据(essential

    data)所实行的控制,所以人们只能够通过使个人确获某种私域(private

    sphere)的方式而防阻这种强制,因为只有在这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中,他才能得到保护并抵御这种来自他者的强制。然而,只有某个拥有必要权力的当局机构,才能够向个人提供这种保障,并使其确信他所依赖的并不是他人为其蓄意安排的发展境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只有通过威胁使用强制的方式,才能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强制。

    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自由领域(an

    assured free sphere)的存在,在我们看来,乃是一种极正常的生活状态,以致于我们极容易用另一些说法来界定“强制”,例如:“对合法期望的干涉”(the

    interference with legitimate expectations)、“对权利的侵犯”(infringement

    of rights)、或“专断的干涉”(arbitrary interference

    )等等。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界定强制时,我们不能视那些意在阻止强制的诸安排为当然。一个人预期的“合法性”或某个个人的“权利”,乃是承认这种私域的结果。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域,那么强制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有在一个已经试图以确定予以保障的私域的方式来阻止强制的社会中,诸如“专断的干涉”这样的概念才会具有明确的意义。

    然而,如果想使对这种个人领域的承认本身不变成一种强制的工具,那么这种领域的范围及内容,就绝不能通过那种把某些特定的东西刻意分派给特定的人的方式加以确定。如果关于何者应当被包括在个人私域中的问题可以由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所确定,那么这实际上仅仅是将强制的权力转变成了那种意志而已,其实质依旧是强制。同样,试图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人私域的特定内容,也是极不可欲的。如果欲使人们最为充分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能力及预见力,那么可欲的做法便是:在决定何者将被包括在其确获保障的个人领域中的问题时,他们自己应当拥有某种发言权。

    人们在解决这种问题时所发现的种种解决办法,都立基于对一般性规则的承认;这些规则规定了一系列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可以确定一个人或一些人确获保障之领域的具体内容。对这些一般性规则的接受,能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确定其被保障的领域中的内容,并能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何者属于其领域以及何者不属于其领域。

    我们绝不能将此一领域视作仅仅包括或主要包括物质性内容。将我们环境中的物质性内容界分为我的和他人的,虽说是那些界定私域的规则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些规则还为我们确定并保障了许多其他“权利”,例如:保障我们可以安全地使用某些东西的权利,或保护我们的行动不受其他人干涉的权利,等等。

    6.因此,对私有(private)财产权或分别(several)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防止强制的基本条件,尽管这绝非是唯一的条件。除非我们能够确知我们排他地控制着一些物质财富,否则我们甚难实施一项连贯一致的行动计划;而且在我们并不控制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若要与其他人合作,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谁拥有这些财富。对财产权的承认,显而易见,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域的首要措施;而且人们长期以来也一直认为,“大凡反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首要要素为何”,以及“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恣意攻击分别财产权的同时,又宣称自己珍视文明。分别财产权与文明这二者的历史绝不能被肢解”。现代人类学也确证了下述事实,即“私有财产权在初民社会阶段就已经极为明确地出现了”,而且“财产权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决定着人与其环境境况(不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之间的种种物理关系,而它的种种原初形式则是采取任何文化意义上的有序行动的先决条件”。

    然而,在现代社会,保护个人免受强制之害的基本要件,并不是他拥有财产权,而是使他能够实施任何行动计划的物质财富决不应当处于某个其他人或机构的排他性控制之下。现代社会的成就之一就在于,自由可以为一个实际上并不拥有任何财产的人所享有(除了像衣服之类的个人自用品以外——甚至连这些物品也可以租用),而且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财产交由其他人来管理。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财产应当得到充分的分散,从而使个人不致依赖于某些特定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向他提供他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只有他们才能雇佣他。

    其他人的财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契约的可实行性或可执行性(enforcibility)。由契约创建的整个权利网络(the

    whole network of rights),乃是我们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且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构想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基础,所以其重要性一如我们自己的财产。人与人之间基于自愿同意而非强制的彼此互益合作的决定性条件,乃是有许多人都能够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因此任何人都毋须依赖于特定的人以求满足生活的基本条件或达致朝某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正是经由财产的分散而使之成为可能的竞争制度,致使拥有特定资产的个别所有者丧失了一切行使强制的权力。

    鉴于人们对康德的一句名言的普遍误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略加讨论,即我们独立于那些我们需要其服务的人的意志,因为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服务于我们的,而且通常对于我们如何利用他们服务的问题也无甚兴趣。如果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只在其赞成我们的目的的时候以及在其不是为了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准备将其产品出售给我们,那么我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屈从于我们的观点。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我们在日常经济交易中往往只是其他人的非人格的手段(impersonal

    means):这些人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凭借这种由完全陌生的人所提供的帮助并运用这种帮助去实现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各种目的。

    如果那些追求个人的目的所需求的资源或服务处于稀缺的状态从而必定为某人所控制,那么我们就必需用财产权规则和契约规则来界定个人的私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种方式可以适用于我们从他人的努力中获致利益的大多数情形,这也绝不意味着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形。例如,还有一些诸如环境卫生及道路建设之类的服务:这些服务一旦被提供,通常就足以满足所有想使用它们的人的需要。这些服务的提供,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共努力的领域,当然这也是人们的共识;然而,享用这些服务的权利却是个人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只需想一想对人人可以“通行王者大道”(access

    to the King’s highway

    )的保障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看到这类权利对于个人自由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毋庸置疑,上述权利或受保障的利益,能有助于确使法律所保护的每个人都获得一个其行动不受阻碍的公知领域(a

    known sphere),然而这些权利或受保障的利益甚多,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由于现代人甚少关心下述问题,所以我们或许还应当指出,对一确获保护的个人领域的承认,在自由的时代,通常已包括了隐私权及保密权,这即是说,一个人的住宅乃是他的堡垒(或指不可侵扰的退避所,castle),任何人都无权察看或干涉他在此堡垒内的活动。

    7.那些对其他人或国家所实施的强制进行限制的抽象且一般的规则(abstract

    and general rules),乃是经由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些规则的特性,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探讨。在这里,我们将只对下述问题做一般性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威胁使用强制(threat

    of coercion)这种手段,亦即国家据以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强制的唯一手段,其本身具有的大多数会导致损害并引致反抗的特性是以何种方法被扼制住的。

    国家威胁使用的强制,如果仅指向那些众所周知的而且因此可以为任何人(有可能成为强制的对象的人)加以避免的境况,那么它的影响就与那些实在且无可避免的强制(unavoidable

    coercion)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威胁使用的强制,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可避免的类型(avoidable

    coercion)。自由社会所实施的大多数规则,尤其是私法(private

    law)规则,并不强制私人(区别于国家公务人员,servants

    of state)采取特定的行动。法律制裁的目的,也只在于阻止一个人为一定的行为或者促使他履行他自愿承担的义务。

    由于这类抽象且一般的规则所具有的特性,使我能够预先知道我的行为的后果,因此,如果我将自己置于一特定境况之中,我将会受到强制,而如果我能够避免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境况之中,我就永远不会受到强制。众所周知,规定强制的种种规则并不指向特定的个人,而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处于相同境况中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些规则充其量也只类似于任何会影响个人计划的自然障碍。由于国家法律先行告知了人们为此行为或为彼行为的后果,所以这些法律对他们而言,其重要性与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相同;人们能够像运用他们在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那样来运用他们关于国家法律规定的知识,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

    8.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国家也运用强制以强迫人们为某些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当中最为重要的乃是纳税及各种义务性服务(compulsory

    services),尤其是服兵役。尽管这些义务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却至少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可以执行的,而不管某个个人在其他情况下会如何运用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类义务所具有的强制的恶性。如果缴纳一定量的税款这项可预见的必要义务成了我所有计划的基础,又如果服兵役的期限构成了我生活经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遵循我自己据此而制定的总体生活计划,并且像其他人在社会中所习得的那样独立于其他人的意志。尽管义务兵役的长期延续无疑意味着程度极高的强制,尽管终身服役制度绝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由,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一个人安排其自身的生活的可能性来讲,一种可预见的有限定期限的兵役所可能施加的限制,要远远小于由一个专断的权力机构为了确使它所认为的善行得到落实而长期威胁使用拘捕等手段的做法。

    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对我们生活的干涉,如果是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最大的妨碍和侵害。纵使这种强制甚至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也属不可或缺者,一如我们被要求参加陪审团或担任临时警察(special

    constables),我们也会通过不允许任何人拥有专断的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来减少这类强制的损害。再者,关于谁必须提供这种服务的决定,我们也可以依据诸如抽签这类随机的方式,而不依据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类不可预见的强制行动,虽出于不可预见的事件但却与众所周知的规则相符合,会一如其他“不可抗力”(acts

    of God)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但却不会使我们受制于其他人的专断意志。

    9.防止或阻止强制是否是国家威胁使用强制的唯一正当理由呢?我们完全可以将所有形式的暴力都归入强制的名下,或者我们至少可以主张,成功地防止强制,乃意味着防止所有形式的暴力。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有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初看上去与上文所述的强制似有不同,但是对它加以防止却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可欲的。这就是诈欺和欺骗(fraud

    and deception)。尽管将这些行为也称作“强制”可能会曲解诈欺和欺骗这两个词的意思,但是经过详尽考量,我们却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防止这些行为的理由,实与我们防止强制的理由相同。诈欺,与强制相同,都是一种操纵一个人赖以为本的基本依据的方式,以使此人去做诈欺者想让他做的事。如果诈欺获得成功,被诈者也同样会成为他所不愿成为的工具,去实现其他人的目的,而与推进自己的目的无关。尽管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确当的词来含盖强制与诈欺这两种含义,但我们对强制的上述讨论,却也同样适用于诈欺和欺骗。

    根据上文的补充说明,我们可以指出,自由只要求对强制及暴力、诈欺及欺骗加以制止,但是政府运用强制的情况除外:当然,政府对强制的运用只限于一个目的,即强制实施那些旨在确保个人活动之最佳境况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在这些境况中,个人可以使他的活动具有某种一贯且合理的模式。

    对强制的限制问题,与政府恰当发挥作用的问题并不相同。政府采取强制性行动,绝非政府的唯一任务。的确,政府所进行的非强制性的活动或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其财政支持通常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来提供的。很可能只有中世纪的国家,是在不诉诸强制的情况下提供各种服务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当时主要是用源出于国家自身财产的收入来资助其活动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设想政府不凭借强制性手段便能从财政上资助它所提供的种种服务,例如照顾身患残疾年老体迈者、建设道路或提供信息等服务,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关于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范围究竟多广才是可欲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期望人们会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且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并不清楚的,即强制人们为实现他们并不关注的目的而做出贡献,能否获得道德上的证明。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策:我们之所以做出贡献,乃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亦将反过来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可以从其他人所做的类似贡献中获益。

    有人认为,在税收领域以外,我们应当将“防阻程度较重的强制”视作政府运用强制的唯一的正当理由;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欲的。或许,这一标准不能被适用于每项单一的法律规则,而只能被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例如,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作为抵抗强制的一种保障,可能需要有特殊的规定,而这些单个的特殊规定可能并不有助于减少强制,而只是有助于确使私有财产权不会阻碍那些并不损害财产所有者的行为。但是,关于国家干预或不干预的整个观念,却立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私域是通过国家所强制实施的一般性规则加以界定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国家是应当将其强制性行动只限于对这些规则的实施,还是应当超越这一限度。

    就回答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已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最杰出者当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S.Mill);这些人都试图对那些只影响行动者本人的行动与那些不仅影响行动者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加以区别,并据此对那个应当免受强制的私域做出界定。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行动会不影响其他人,因此上述界分不能被证明为是完全有效的。只有通过对每个个人的确获保障的领域先做出界定,上述界分才会具有意义。这样做的目的并不能够保护人们以防阻所有其他人所为的可能有害于他们的行动,而只能够使其行动的某些基本依据不为其他人所控制。在确定受保护的领域所应有的边界时,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加以阻止的其他人的行动,是否就真的会侵损被保护者的合理期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有可能因知道其他人的行动而感到快乐或痛苦,但这种快乐或痛苦决不应当被视作采用强制的一个合法理由。例如,有人就曾经认为,当人们坚信心系上帝乃是他们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时候,又当人们认为任何社会成员的罪恶都将使全体成员蒙受惩罚的时候,强制人们尊奉宗教便可以成为政府的一个合法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某种私人间的行动只会影响自愿的成年行动者,而不会影响任何其他人,那么仅仅是不喜欢这些人的所做所为,甚或知道这些人因其所做所为而侵损了他们自己,都不能成为使用强制的合法根据。

    众所周知,文明的发展不断为人们了解和认识新的可能性提供着大量的机会,而这为我们主张自由提供了一个主要理由。如果仅仅因为其他人忌妒我们或者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任何触及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我们就应当被制止从事某些活动,那么这显然是对自由主张的根本歪曲。尽管在公共领域中强制实施行为规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但是一些人不喜欢某一行动的事实,却绝不能成为禁止此项行动的充足理由。

    一般而论,这意味着私域内部的行动是否道德的问题,并不是国家进行强制性控制的恰当对象。使一个自由的社会区别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很可能就是在那些并不直接影响其他人确获保障的领域的行动方面,大多数人所实际遵循的规则,不仅具有一种自愿的特性,而且不能通过强制予以实施。晚近,全权性政权的经验表明,“绝不将道德价值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等而视之”的原则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与那些专做恶事的人相比,那些决定使用强制性权力以消除道德罪恶的人,实则导致了更大的损害及灾难。

    10.的确,私域内部的行为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的恰当对象,但是这个事实却未必就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类行为应当免受舆论的压力或批评性意见的监督。一百多年以前,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较为严苛的泛道德氛围中,同时也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最少的年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对这种“道德强制”(moral

    coercion)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就此而言,他很可能夸大了自由主张的适用范围。但是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绝不能将舆论做出的赞同或反对(为了确使人们服从道德规则及惯例)所产生的压力,误作为强制。

    上文业已指出,强制最终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国家为了捍卫自由而必须制止的强制及威胁使用的强制,都只是程度较重的强制,因为当人们受到这种较重的强制的威胁时,这种强制会阻止这些具有正常力量的人去追求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的目的。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将社会对那些违反伦理规范者所施加的程度较低的压力也称作强制,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虽说这些道德规范及惯例的约束力要比法律的约束力小,但是这些规范和惯例实际上却起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和维护社会活动方面,道德规范和惯例很可能与严格的法律规则具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这些道德规范和惯例将在一般意义上被遵守,而不是说一律要遵守,但是这种知识仍将提供有益的指导,而且还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尽管对这类规范的尊重并不能够完全杜绝人们做一些为这些规范所反对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规范的尊重却会将“失范”行为限制在下述范围内,即违反这些规范对行动者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时候,这些非强制性规范可能只是一种试验,它们可能会在日后不断的修正过程中渐渐发展成法律。然而,更为经常的情况是,它们将为那些多少不为人们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提供某种弹性的根据;我们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人的行动而言,这些习惯起着一种指南的作用。就整体来讲,这些调整社会交往和个人行动的惯例和规范,并不会对个人自由构成严重的侵犯,相反,它们能够确使行动达致某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无疑,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将有助于个人之努力,而不会阻碍个人之努力。

    第十章

    法律、命令与秩序

    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

    ——J.Ortegay

    Gasset

    1.“每个个人的存在和活动,若要获致一安全且自由的领域,须确立某种看不见的界线(the

    invisible border line),然而此一界线的确立又须依凭某种规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这是19世纪的一位大法学家所提出的基本的自由的法律观(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law of liberty);他即是冯·萨维尼(F.

    von Savigny)。然而自此以后,这种视法律为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本章的主要目的便在于恢复这一法律观,并使之得到更为精准的阐述;我们之所以要做此一努力,其原因是法治下的自由理想(the

    ideal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正是以这样法律观为基础的)而且也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观,才使得人们将法律称为“自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iberty)有了可能。

    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

    )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对各种法律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law)的熟悉,却使我们对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界分个人领域的方法所具有的精微复杂之奥秘视而不见。如果这种方法是精心思虑设计的产物,那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当之无愧地应归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列。但是,它就如同社会生活赖以为基础的语言、货币、或大多数习俗及惯例一样,几不可能是任何个人心智的发明所致。

    这种根据规则界定个体领域的情形,甚至在动物世界中亦有发生。在动物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以防止动物在觅食的过程中发生太多的争斗或彼此干扰的情况;这种秩序常常产生于下述事实,即个别动物在远离其兽穴时,往往不愿与其他动物争斗。结果,当两个动物在某个中间地带相遇时,其中的一只野兽通常会在没有进行真正的力量角斗之前就跑开。据此可见,属于每个动物的领域并不是经由具体边界的划定来确定的,而是通过对一项规则的遵守来确定的;当然,这种规则并非为每只野兽所明确知道,只是为其在行动中所遵循而已。这一例证表明,甚至这样的无意识习惯也涉及到某种抽象的问题:例如这里涉及到一个一般性条件,亦即一个动物远离其洞穴的距离,决定了这只动物遇到另一个动物时所可能做出的反应。如果我们力图对那些使动物群居生活成为可能的较为真实的社会习惯加以界定,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陈述。

    这类抽象规则在行动中通常得到遵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动物都明确知道它们;在这里,“知道”是指动物能够传播或传授这些规则。当个别动物以相同的方式对那些只具一些共同特征的境况做出反应时,抽象就发生了。人类早在其能够陈述这些规则之前,就已经能够普遍地按这种意义上的抽象规则行事了。甚至当他们具有了有意识抽象(conscious

    abstraction)的能力的时候,他们有意识的思维和行动仍可能受着大量这类抽象规则(即那些他们虽说遵循但却无力阐述的规则)的指导。一项规则在行动中得到普遍遵循的事实,因此也不意味着,它依旧不需要被发现或以文字加以阐释。

    2.这些被我们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抽象规则,其性质可以通过将其与具体而特定的命令(commands)进行比较而得到最充分的揭示。如果我们将“命令”一词作最宽泛的解释,那么调整人的行动的一般性规则(the

    general rules)也确实可以被视作是命令。法律及命令都同样区别于对事实的陈述,从而属于同样的逻辑范畴。但是,每个人都遵循的一般性规则,与命令本身并不相同,因为它未必预先设定存在着一个发布此项规则的人。法律与命令的区别,还在于它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抽象性。这种一般性或抽象性在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一些规定某人在此地此时做某一特定事情的命令,到另一些规定某人的任何所作所为在某种境况或与此类似的境况中都必须满足某些要求的命令,不一而足。理想形态的法律(law

    in its ideal form),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劳永逸”(once-and-for-all)的命令,它乃是对所有时空下的特定境况的抽象,并仅指涉那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时候的情况。然而,虽说我们必须承认法律随着其内容日渐具体而会渐渐混同于命令,但是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混淆法律与命令二者间的差异。

    法律与命令这两个概念间的重要差别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应当采取何种特定行动的决定的渊源而言,从命令到法律的演化,实际上就是渐渐从命令或法律的颁发者向行动者的演化。理想形态的命令(the

    ideal type of command),都无一例外地对应当采取的行动做出了规定,从而使命令所指向的那些人根本没有机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或遵从他们自己的倾向。因此,根据这类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只服务于发布该命令的人的目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理想形态的法律,却只提供额外的信息,供行动者在决策时加以考虑。

    因此,一般性法律与具体命令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指导一项特定行动的目标和知识,究竟是由权威者来把握,还是由该行动的实施者和权威者共同来把握。我们可以用一个原始部落的头领或一个家庭的家长在调整其所辖领域之成员的活动时所可能采取的不同方式来说明这一点。从一种极端的情形来看,头领或家长所凭靠的完全是具体的命令,而且他们的属员除了根据这些命令行事以外,不得做任何其他事。如果该头领在每种情形中都规定了其属员的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这些属员就只是该头领的工具。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机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而且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运用的知识也都只是该头领的知识和目标而已。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中,如果该头领只对某些时候应予采取的行动种类和应予实现的目的种类发布一般性的命令(general

    instructions),并由不同的个人根据不同的情形(亦即根据他们的不同的知识)来填补这些一般性命令的具体细节,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反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该头领的目的。这种一般性命令业已构成了某种性质的规则,而根据这些规则采取的行动,一部分受着该头领的知识的指导,另一部分则受着行动者本人的知识的指导。在这里,头领将决定应当实现什么目的、由谁来实现、在何时完成,甚或可能运用什么手段来实现等问题,但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具体方式则由相关的责任人各自决定。因此。一个大家庭中的仆人或一个工厂的雇工,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其日常工作乃是执行一般性命令并且随时使这种命令与特定情形相调适,而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接受具体的命令。

    在上述情形中,所有活动指向的目的依旧是头领的目的。然而,他也可以允许其群体成员在某些限定的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当然,这是以向每个成员分派或指定其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为前提的。对手段所做的这种配置,或可以下述方式表现出来,即对个人成员可能用以实现其自己的目的的特定物质财富或时间加以指定。这就要求对每个个人的权利一一加以规定,而这种规定只能通过头领的具体命令加以改变。或者说,每个个人的自由行动的领域,只可以根据先前就已制定并执行较长时间的一般性规则才能加以确定并修正,而且这类规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例如,与该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物物交易或者因有功而从头领处赢得奖赏)来改变或型构他的行动领域,在该领域中,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根据规则对私人领域进行界定,能够使那种类似于财产权的权利应运而生。

    3.我们在习惯性规则(rules

    of custom)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的进化过程中,也能够发现一个类似的从具体性和特殊性向日渐增多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转变。与一个培育个人自由的社会的法律相比较,一个初民社会的行为规则要相对具体得多。它们不仅限制个人自己能够采取行动的范围,而且还常常对他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式做出具体规定,或者对他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所必须做的事情做出具体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对诸如特定结果将产生于一特定程序的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的表达,与对该程序应当在适当的条件下予以遵循的要求的表达,尚未做出明确的界分。我们只须给出一个例证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班图(Bantu)人所遵循的规则规定,当他在其村落的十四个茅屋间行走时,必须沿着一条根据年龄、性别和地位而严格规定的路线行走;可见,这条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班图人的选择。尽管在这种情形中,他并不是服从另一人的意志而是在遵循某种非人格的习惯,但是他在行走时必须遵循这种习俗的要求,却限制了他对方法的选择,而且这种限制本身也远远超过了确保他人享有平等自由所必要的程度。

    “习惯的强制力”(compulsion

    of custom),只有在做某一事情的习惯方式已不再是某个行动者所知道的唯一方式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该行动者能思考以其他方式去实现这个可欲的目标的时候,才会变成该行动者的一种障碍。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正是伴随着个人智识的发展以及打破习惯上的行事方式的趋向,明确陈述或重新阐释各种规则并且逐渐把对行动范围的肯定性规定(positive

    prescriptions)转变成基本上对行动范围的否定性限制(negative

    confinement),才具有了必要性;而这种对行动范围的否定性限制,则以某人的行动不侵犯他人所拥有的得到同样承认的行动领域为标准。

    从具体的习惯到法律的转变过程,甚至要比从命令到法律的转变过程,能够更好他说明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真正的法律(true

    law)所具有的“抽象特性”(abstract character)的东西;当然,把真正的法律所具有的特性称之为“抽象特性”并不贴切,实在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而做的一种权宜性的选择。抽象且一般的法律规则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形下,行动必须符合某些条件;而符合这些条件的行动,就可得到允许。再者,抽象且一般的法律规则只提供了一种个人必须在其间行动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中,所有的决定却都是由行动者本人做出的。就某个人与其他个人的关系而言,禁止性规定(the

    prohibitions)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否定的特性,除非这些禁止性规定所指向的那些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创设了肯定性义务(positive

    obligations)得以产生的条件。这些禁止性规定是工具性的,它们是个人得以运用的手段,而且也为个人行动提供了部分基本依据;我们可以说,这些基本依据同行动者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形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一起,构成了该行动者进行决策的基础。

    由于法律所规定的只是个人行动所必须符合的部分条件,而且只要某些条件存在,这些法律便可以适用于非特定的任何人,而不论特定情形中的大多数事实为何,所以立法者不可能预见这些法律对于特定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力预见特定的人将把它们运用于实现什么目的。当我们说它们具有“工具性”时,我们乃意指个人在遵守这些法律的时候,实际上仍是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非立法者的目的。具体的行动目的,由于始终具有特殊性,所以绝不应当在一般性规则中加以规定。例如,法律会规定禁止杀人,或者除非法律规定的条件在某时某地得以成立,否则法律会禁止杀人,但法律绝不会规定禁止杀某些特定的个人。

    我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循,并不是服务于其他人的目的,而且严格来讲,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如果我运用他人制定的规则(一如我运用关于某项自然规律的知识那样)以实现我自己的目的,如果这些制定规则的人士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不知道这些规则将适用于我的特定情形,也不知道这些规则对我的计划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么我的行动就不能被视作对他们的意志的屈从。至少在威胁使用强制的情形是可以避免的各种境况中,法律只能改变我可资运用的手段,却不能规定我所必须追求的目的。把我履行某项契约的行动说成是服从他人的意志,显然是荒唐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允诺必须遵守”这一公认的规则,我完全有可能不缔结这项契约;或者当我承担自己在完全知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某项行动而导致的法律后果时,说我是在服从他人的意志,亦显然是荒唐的。

    个人知道某些规则将得到普遍适用,对于他来讲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这种知识的结果,不同的行动目的和行动方式,对于他来讲,将获得新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知道如何利用这种人为的因果关系(man-made

    cause- and-effect relations)去实现他所希望实现的各种目的。这些由人制定的法律对于个人行动的影响,与自然规律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他关于人造法律的知识还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都能够使他预见到他的行动的后果,并且增进他制定计划的信心。他知道:在其住宅的屋顶上烧火,他的住宅就会被烧毁;他也知道:纵火烧毁邻居的住宅,他就会被捕入监;可见,这两种知识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与自然规律相同,国家的法律对个人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也规定了诸多确定的特征;尽管这些法律扼杀了个人原本具有的一些选择,但是一般来讲,它们却不会要求他只选择其他人想让他采取的某一具体行动。

    4.法治下的自由观念(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乃是本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它立基于下述论点,即当我们遵守法律(亦即指那些在制定时并不考虑对特定的人予以适用的问题的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正是由于立法者并不知道其制定的规则将适用于什么特定的案件,也正是由于适用这些规则的法官除了根据现行规则与受理案件的特定事实做出其判决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法治而非人治(Laws

    and not men rule)。由于法律规则是在并不考虑特定案件的状况下制定的,而且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能决定是否以强制的手段去实施该规则,所以这种法律并不是专断的。然而,法律若想不成为专断,还需要满足一项条件,即这种“法律”乃是指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规则。这种一般性(generality),很可能是法律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我们所称之为的“抽象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由于真正的法律不应当指涉任何特定者,所以它尤其不应当指向任何具体的个人或若干人。

    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限于对一般且抽象的规则的实施,这种制度极为重要,而且人们常常借用一位伟大的法律史学家的话来阐释这一点,即“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始终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身份的观念,亦即每个个人根据指定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的观念,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所适用的规则并不具有很高的一般性,而是指向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并赋予他们以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对作为与身份相对的契约的强调,则略有些含混不清,甚至还有些误导,因为它只是指出了法律提供给个人以型构其自身地位的诸项工具之一,尽管这是最为重要的工具。真正与身份之治(a

    reign of status)构成对照的,乃是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法律之治,亦即同样适用于人人的规则之治,当然,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法治”(the

    rule of Leges,Leges乃拉丁语,原意指“法律”,与“特权”privileges相对)。

    有关真正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一般性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一些特殊规则不能适用于不同阶层的人,当然,其条件是这些特殊规则所指涉的仅是某些人所具有的特性。有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女人,有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盲人,甚至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形中,有关规则甚至也没有必要指明该规则所适用的那类人:例如被强奸或怀孕;此时,有关规则就毋需明确指明该规则适用于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能被强奸或怀孕。)如果这样的界分为该群体中的人和该群体外的人同时认为是有道理的,那么这类界分就不是专断的,也不会使某一群体中的人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界分的确立须得到一致的同意,而只是说个人的观点不取决于该个人是属于该群体还是不属于该群体。例如,只要某种界分得到了该群体内外的大多数人的赞同,那么人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界分将同时有益于该群体内外的人的目的。然而,如果只是该群体中的人赞同这种界分,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特权;而如果只是该群体外的人赞同这种界分,那么它就是歧视。当然,对一些人是特权者,对于其他人就始终是歧视。

    5.我们毋需否认,甚至一般性的、抽象的且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也可能会对自由构成严苛的限制。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状况是极为罕见的。这种状况之所以是极为罕见的,乃是因为我们有着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即这些规则必须适用于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和适用规则的人(这就是说,它们必须适用于被统治者,但同时也必须适用于政府),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赋予例外。如果所有被禁止者或被限制者都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人(除非这种例外源出于另一项一般性规则),甚至当局除了拥有实施这种法律的权力以外也不享有任何其他特殊权力,那么任何人合理希望做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受到禁止。的确,一个狂热的宗教群体有可能将一些限制性规定强力加于其他人,虽说这些限制性规定是该宗教群体成员所乐意遵循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性规定对于其他人来讲,却只是他们追求重要目的时的障碍,而不是其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宗教真的常常为那些被认为是压制性的规则提供了理由或借口(从而宗教信仰自由(religious

    freedom)被视为对自由极为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亦似乎是普遍适用那些严格限制自由的一般性规则所赖以为基础的仅有根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这类在名义上强加于每个人的限制性规定,尽管令人讨厌(例如,苏格兰式的礼拜日),但与那些只可能强加于某些人的规则相比较,其危害相对来讲要小得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大多数对那些被我们视之为私人事务加以限制的规定(例如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规定),通常只被强加于某些指定的群体,或者一如在禁酒令的情形中那样,这类限制性规定之所以是可行的,只是因为政府保留了赋予例外的权利。

    我们还应当牢记的是,就人们的行动与他人的关系而言,自由的意义仅意指他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既然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人的确受保障的领域,故不论是言论、出版,还是宗教,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是说这些活动领域亦将受到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换言之,在所有上述领域中(一如下文所述,其中还将包括契约的领域),自由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用于人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真的是法律使我们获得了自由,那么这里的法律只能是那种抽象且一般意义上的规则,或者是我们所指称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law

    in the material meaning);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乃是在法律规则的性质上而非在这些规则的渊源上与那种仅具形式意义的法律(law

    in the merely formal sense)相区别。作为一种具体命令的“法律”,亦即那种仅因为它产生于立法当局就被称之为“法律”的命令,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压制性工具。将上述两种法律概念混为一谈,并将法治的信念丢失殆尽(法治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制定并实施那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时候,并不是在强制推行他们的意志),实是致使自由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可以说,法律理论和政治学说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关现代法律理论日益混淆上述两种法律观念的方式,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举一些极端的观点以指出这两种法律观念的差异。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Chief

    Justice,John Marshall)在他的一句名言中表达了关于此一问题的经典观念,“那种与法律的权力(the

    power of laws)相区别的司法的权力(judicial power),是根本不存在的。法院只是法律的工具,毫无自己的意志可言”。与此一观点相对者,最经常为人们所征引的乃是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Holmes)的观点(他的观点得到了所谓的进步党人的最大的支持),即“一般性法律命题并不裁定具体案件”。当下的一位政治科学家也表达了与此相同的立场,他指出,“法律并不能统治。只有人才能行使支配他人的权力。只强调法律的统治而不强调人的统治,结果势必导致人统治人的事实被掩盖”。

    事实上,如果“统治”(to

    rule)意味着使人服从他人的意志,那么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政府就不具有这样的统治权力。公民之所以为公民,正是因为他不能在这种意义上被统治,被命令来命令去,而不论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的工作中占据着什么位置,也不论依据法律他是否暂时是一个政府的官员。然而,他却可以在如下的意义上被统治:“统治”仅意味着一般性规则的实施,亦即不考虑特定的情形且须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一般性规则的实施。因为在这里,亦即在这类规则适用于其中的绝大多数的案件中,并不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裁决;甚至当法院不得不就一般性规则如何被适用于某一特定案件的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也是由人们所公认的整个规则体系所内含的意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法院的意志来决定的。

    6.法律之所以要确使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其目的乃在于使个人能够充分地运用他的知识,尤其是他关于特定时空下的情形的具体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是他所独有的。法律告诉人们哪些事实是他们所可以依赖的,并据此扩展他们能够预见其行动的后果的范围。与此同时,法律也告诉人们哪些后果是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所必须考虑的,或者什么是他们为此要承担的责任。这意味着,他被允许或被要求做的事情,只能依赖于他被认为是知道的情形或者他被认为是有能力辨识的情形。如果一些规则使某人自由决定的范围取决于他所无力预见的间接后果,那么这类规则就既不可能有效,也不可能使人们自由地进行决策。甚至在那些他被推定为可以预见到的后果当中,这些规则也会指出一些他必须考虑的后果,而同时允许他不顾及其他一些后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规则不仅会规定人们不得做任何有损于其他人的事情,而且亦将(或者应当)做出如此的规定,即它们在被适用于某种特定情形的时候,还会明确规定行动者所必须加以考虑的后果以及毋须加以考虑的后果。

    如果说法律因此而有助于使个人能够根据他自己的知识而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律也增加了个人的知识,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只要人们根据这些规则行事,法律就表现为他们可以加以运用的知识(或过去经验的结果)。事实上,个人根据共同的规则进行的合作,乃是基于知识的某种分工(a

    sort of division of knowledge),亦即个人自己的具体知识和法律提供的一般性知识之间的分工,前者是指合作者个人必须考虑他的特殊情形,后者则是指法律确使个人的行动符合于他们所在社会的某些一般的或恒久的特性。个人通过遵守规则而加以运用的包含在法律中的这些经验,讨论起来颇为困难,因为一般来讲,这种经验并不为他们所知,亦不为任何其他个人所知。大多数这样的规则,都不是经由主观琢磨而发明出来的,而是通过渐进的试错过程(a

    gradual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正是无数代人的经验才促使这些规则发展成当下这个状况。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人都不知道,也不曾知道致使某一规则具有特定形式的所有原因和所有因素。据此,我们必须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以发现一项规则所具有的实际功用。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一特定规则的存在理由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的话(这实在是司空见惯之事),那么只要我们还试图通过审慎思考的立法工作对其加以改进和完善,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它具有哪些一般性功用或一般性目的。

    因此,公民行事时所遵循的规则,既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亦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其成员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的调适。这些规则有助于或者应当有助于个人制定出能够有效实施的可行的行动计划。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够沿续存在下来,只是因为在某类情形中,人们会就个人有权做什么事情这样的问题发生争议或摩擦;这就是说,只有在规则明确规定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情况下,这些争议或摩擦方能得到制止。在这里,重要的是存在着某种为人所知的规则规范着这类情形,而这种规则的具体内容为何,可能并不大重要。

    然而,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能有许多规则都符合上述要求,但是它们符合这种要求的程度却并不相同。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究竟哪些权项应当被归入我们所称之为“产权”的这种权利束(that

    bundle of rights)之中(特别是在我们考虑地产问题的时候),哪些其他权利应当被归入确获保障的领域之中,而且什么样的契约是国家应予强制实施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所有这类问题的解决而言,只有经验能够表明何者是最为适宜的安排。对这种权利所做的任何特定界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或天赋的”(natural)品格,例如罗马人将财产权界定为一种随意使用或滥用某物的权利,就此种界说而言,尽管人们经常反复强调它,但事实上完全按此界定的权利去行事,却是极不可行的。然而,所有较为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可以说只是对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谓的“三项基本的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这三项基本的自然法在休谟那里是指“财物占有的稳定(that

    of the stability of possession),根据同意的转让(of

    transference by consent),允诺的践履(of the performance

    of promises)”。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它们在自由社会中所应当具有的某些一般特性。由于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受这些规则调整的人会如何运用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所以立法者的目的只能是使这些规则在总体上或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对人们有助益。但是,由于这些规则是通过它们所创造的预期而得以运作并起作用的,所以极为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得到始终一贯的适用,而不论它们被适用于某个特定情形时所导致的后果是否可欲。立法者之所以将其职能仅限于制定一般性规则而非下达具体命令,其原因乃是立法者对这些规则将被适用的特殊情形存在着必然的无知;因此,立法者所能做的就只是为那些必须制定特定行动计划的人提供可资使用的某些确定的基本依据。但是,立法者在制定规则时只规定了行动者采取行动的一部分条件,所以就这些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而言,立法者仅能够提供某些机会和机遇,而绝非所谓的成功之保障。

    针对一些唯理主义者所做的功利主义解释,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抽象的法律规则的实质在于,它们只可能在它们所适用的大多数情形中具有助益,而且事实上,它们乃是人类所习得的用以对付其所具有的必然的无知的诸多手段之一。诚然,证明任何特定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所依据的一定是该规则所具有的功效(usefulness)——即使这种功效有可能无法通过理性的论证得到确证,但是它仍可以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这一特定规则在实践中能够证明自己比其他手段更为适宜。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对规则进行证明,而不能以其在每一次适用中的功效为准。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上的或道德上的每一纠纷或冲突都应当依照这样一种方式加以裁定,亦即那种能够被那些领悟此一裁定的所有后果的人视为最适宜的方式;但是这种观点,实则是对任何规则之必要性的否定。“只有由全知全能的(omniscient)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才能给每个人以那种根据一般的功效观来权衡每项特定的行动的完全自由”。这样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extreme

    utilitarianism)定会导向荒谬;因此,只有那种被称之为“有限的”功利主义(restricted

    utilitarianism)方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然而,对尊重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最具损害的莫过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只有在特定情形中遵守某项规则的有益效果能为人们认识的时候,该项规则才会具有约束力。

    此种错误观念的最为古老的形式,一直与下述格言常常被错误地引证相关,即“人民的福利应当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suprema lex esto)这一格言,常被人们误引为“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按照正确理解,此一格言乃意指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人民的福利,亦即一般性规则应当被制定来服务于人民的福利,而绝不是指任何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目的的观念,都可以为违反这类一般性规则提供合理根据。一个具体的目的,亦即欲求达致的一个具体结果,绝不可能成为一项法律。

    7.自由之敌历来将其论辩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事务中的秩序乃是以一些人应当颁发命令,另一些人应当服从命令为必要条件。大多数反对以一般性法律为基础的自由秩序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因为它们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活动的有效合作,并不需要某个有权下达命令的人进行刻意的组织。经济学理论诸多成就中的一项成就,便是解释了市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促成个人自生自发的活动彼此相适应、相磨合的,当然,其条件乃是存在着人人都知道的对每个个人之控制领域的界定。毋庸置疑,对个人彼此适应的机制的理解,构成了调整个人行动的一般性规则所应当纳入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知识。

    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是他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成员作出一定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明显存在着一种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为基本的需求”。如果我们希望个人根据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只为他们本人所知而绝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个人所完全知道的特殊环境来调适其行动,那么这种有序性就不可能是统一指挥的结果。因此,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博兰尼(M.Polanyi)所谓的自生自发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apolycentric

    order),他指出,“当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允许人们根据他们自发的意图进行互动的方式——仅受制于平等一致适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实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系统。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努力是通过他们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而加以协调的,而且这种自发的协调又通过其对公益的助益性证明了这种自由的正当性。——这些个人的行动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乃是因为这些行动并不是由任何具体的命令所决定的,而不论这种命令是出自一上级还是出自一政府机构;这些个人行动所受制于的强力,乃是非人格的和一般性的”。

    尽管那些较为熟悉人们安排物理事物的方式的人,常常会发现很难理解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但在许多情形中,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个别因素间自生自发的调适以形成一种物理秩序。如果我们试图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每个个别的核子或原子置于与其他核子或原子相互关系中的恰当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永不可能形成一结晶式的或复合式的有机混合体。我们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核子或原子会将自己排列进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结构之中。让这些自生自发的力量发生作用,在这些情形中可以说是我们达致所欲求结果的唯一手段,因此让这种力量发生作用也就意味着,在创设这种秩序的过程中,有诸多方面实是我们控制力所不及者。换言之,我们不能既依赖这些力量,同时又欲图确使特定原子将在由此产生的结构中占据某个具体的位置。

    同理,我们能够为社会秩序的型构创造一些条件,但是我们却无力为各种社会要素安排一确定的方式,以使它们在恰当的条件下有序地调适它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地重构。实际上,促使这样一种秩序的型构,并不以我们能够预测个别原子的行为为条件——因为这类行为实依赖于那些它们发生于其间的并不为人所知的特殊境况。人们所能要求的只是其行为具有一定限度的常规性(regularity);而且我们所强制实施的制定法的目的也在于确保这种有限的常规性,因为正是这种常规性使秩序的型构具有了可能。

    当这样一种秩序的要素乃是有智识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能够尽可能成功地运用他们各自的能力)的时候,这种秩序得以型构的主要条件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在他的环境中有哪些境况是其所能依凭的。为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人们就必须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尽管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非这里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个人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自由合作的社会,否则这样一种观点就会将这种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的必要保护措施局限于为数甚少的社会安排上。这是因为这些必要的保护措施恰恰是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保障这一条件亦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所在。

    第十一章

    法治的渊源

    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这种自由在不存在法律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如我们所被告知的那样,这种自由并不是每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当其他人的意志支配某人的时候,该人又怎能自由呢?)但是,一种处分或安排的自由,一如他所列举的那些包括对他的人身、他的行动、他的所有物以及他全部的财产的处分,乃是法律所允许的自由;因此,在这样的法律下,他不受其他人的专断意志的支配,而是能够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约翰·洛克(John

    L

    ocke)

    1.现代的个人自由,大体上只能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个人自由最初似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个刻意设计的目的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个人自由已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其益处已能为我们所认识。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中,个人自由的维护和完善渐渐成了英国的支配性理想,而且英国的自由制度和传统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

    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遗产与现代自由毫无关联,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遗产的重要意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大。诚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世纪的人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当下人士所一般认为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欧洲大陆许多其他民族所享有的自由。然而,虽说中世纪的人已然知道许多种自由,当然这是在赋予某些等级或某些人以特权的意义上的自由,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那种作为人的一般性状况的自由(liberty

    as a general condition)却知之甚少。从某些方面来讲,当时所盛行的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性质及渊源的一般性的观念,阻止了人们以现代的方式提出自由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英国较多地保留了中世纪普遍盛行的有关法律至上(the

    supermacy of law)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其他地方或国家则因君主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兴起而遭到了摧毁——英国才得以开创自由的现代发展进程。

    中世纪提出的“法律至上”观念,作为现代各个方面发展的背景,有着极为深刻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观念可能只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为人们所完全接受;这一观念明确指出,“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对正义本身的否弃,而且这是一种荒谬之举,一种罪恶,一种对唯一能够创造法律的上帝的背叛”。在当时的数个世纪中,人们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乃是,君王或者任何其他的权力机构只能宣布或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既存法律的种种滥用情况,而绝不可能创制法律。只是在中世纪晚期,经由主观构设而制定新法律——亦即我们所知的立法——的观念才开始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英国,议会也渐渐从一个原本主要是发现法律的机构(a

    law-finding body)发展成了创制法律的机构(a

    law-creating one)。最后在关于立法权的论战中(论战各方彼此谴责对方行为专断,即不根据已被公认的一般性法律行事),个人自由的目标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得到了增进。15、16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凭借其新获致的权力,首次将立法作为实施那些经过慎密思考的政策的工具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立法权在当时有可能把英国导向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

    ),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政体又将摧毁中世纪留存下来的种种自由。然而,从17世纪英国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念,则是一种新的发展,它在当时被用以对付新产生的各种问题。英国早期的学说以及中世纪一些伟大的文献[“大宪章”(Magna

    Carta)、大“自由宪章”(the great Constitutio

    Libertatis)等等],之所以对于英国的现代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就在于英国人在那场斗争中把它们当作了斗争的武器。

    虽说从本书的目的来看,我们无须详考中世纪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必须较为详尽地探究在现代初期得以复兴的那些古典思想遗产。这一考察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17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古人的那些经验对于今日之世界有着直接的重大意义。

    2.尽管古代传统对现代自由理想的影响已属不争之事实,但是其性质却常常被误解。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的确可以适用于古希腊诸邦及某些时期,但却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甚或亦不能适用于晚期的共和罗马);它也可能适用于柏拉图时期的衰败的民主政制,但是对于雅典人的自由民主制来说则否。Pericles曾经告诫雅典人,“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不能以忌妒的方式去监视对方,也不要对邻里据其意愿而做的事情表示愤怒”;而在远征西西里最具危险的时刻,雅典军队的将军则提醒其士兵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为这样一个国家而战:在这个国家中,他们享有着“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的毫无拘束的裁量权”。那么“自由国家中最自由的国家”(一如Nicias

    根据同样的理由对雅典的称谓)的那种自由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在希腊人自己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而都铎王朝晚期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特征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伊丽莎白时代借之于古希腊的一术语中见到,但是后来,这个术语却不再为人们所使用了,此即isonomia(“伊索诺米”)。英国人在16世纪末从意大利直接引入了该术语,意指“法律平等适用于各种人等”;稍后翻译Livy著作的学者以英语形式isonomy替之,意指法律对所有人平等适用以及行政官员也负有责任的状况。此一意义上的isonomy在17世纪得到了普遍使用,直至最后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法律之治”(government of law)或“法治”(rule

    of law)等术语取而代之。

    古希腊这个观念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启示,因为它很可能展现了文明重复发生的第一个循环范例。在这个概念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所描述的乃是梭仑(Solon)于此前在雅典所创建的那种状态,当时,他确立了“平等适用于贵族与平民的法律”(equal

    laws for the noble and the base),从而“不是根据公共政策进行管制,而是提供某种确定性,即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则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此外,isonomy还与僭主的专制统治构成了对照,并成为人们用以庆贺一潜主被刺的流行酒歌中的一个术语。更有进者,此一概念似比demokratia的概念更为古老,而且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的要求也似乎只是此一概念所产生的诸多结果中的一个结果而已。即使在Herodotus看来,也仍是isonomy,而不是“民主”(democracy)才是“政治秩序的最美妙绝伦的称谓”。此一术语在民主政制获致实现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继续使用着:一开始对isonomy的使用乃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后来对该术语的使用,则一如人们所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幌子,意在掩盖民主制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特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确立以后很快否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观念中,民主政制获致了其在当时存在的正当理由。古希腊人清楚地知道这两个理想虽彼此相关,但却并不相同:Thucydides毫不犹豫地用“isonomic

    寡头政治”来指称民主,而柏拉图甚至刻意用isonomy来对照民主,而不是用它来证明民主的正当性。到了公元4世纪末期,居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必须强调“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应当成为主宰者”。

    从此一背景来看,尽管亚里士多德已不再使用isonomia这一术语,但其某些著名的文字段落却仍可以被视作对这一传统理想的捍卫。他在《政治学》(Politics

    )一书中强调指出,“较之公民的统治,法律统治更为确当”,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只应当被任命为法律的护卫者和服务者”,而且“那些关注最高权力的人应当相信最高权力操握于上帝和法律之手”。亚里士多德还竭力谴责了那种“由人民统治而非法律统治”的政制形式,也谴责了那种“一切事务由多数表决而非由法律决定”的政制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政制形式并不是一种具有自由状态的政制,“当政制并不操握在法律之手时,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由状态,因为法律应当高于一切”。一种政制“如果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人们的表决,那么严格说来,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民主制,因为由这些表决而产生的律令,就其所涉范围而言,不可能具有一般性”。如果我们再引用他在《修辞学》(Rhetoric

    )中的一段文字,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他的这些论述已经较为详尽地阐释了法治的理想:“极为重要的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就应当尽其所能地界定各种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少留未决问题让法官去解决;(因为)立法者的决定并不具有特殊性,而具有前涉性和一般性,因此司法机构成员和陪审人员的职责就是依法裁定提交给他们审理的具体案件”。

    现代人运用的“由法律统治而非由人统治”的说法,直接源出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述;关于这个问题,已有显见不争的证据。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所谓在一秩序良好的国度不应当由人而应当由法律统治的主张,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另一错误”,而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则对霍布斯的观点提出反驳,“市民社会得以建构和维护所依凭的基础乃是共同的权利和利益;而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恰是亚里士多德和Livy的思想,即法律的绝对统治而非人的绝对统治(the

    empire of laws,not of men)”。

    3.在17世纪那个时代,拉丁著作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希腊先哲的直接影响力。据此,我们应当简略地考察一下源自罗马共和国的传统。著名的《十二铜表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的制定,虽说有多处是刻意效法梭仑的法规,但是它们却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自由的基础。这些法律中的第一部公法便规定:“不能授予私人以特权或颁布偏利于某些私人的法规,而侵损其他人,因为这与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背道而驰;这种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任何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都有权运用之”。这一规定提出了一个基本观念,而正是根据这个观念,逐渐形成了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私法体系(system

    of private law),当然此一形成过程与普通法(comman

    law)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此一私法体系的精神与此后的《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大异其趣,但不无遗憾的是,决定欧洲大陆法律思想的却是后者。

    自由罗马的法律精神,主要是通过后来在17世纪拉丁复兴运动(Latin

    Renaissance)期间重新具有影响力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的著述而传至我们的。Livy及其著述的译者使人们熟知了isonomia这一术语(Livy本人并不曾使用这个词),并因此而使哈灵顿得以区别法治与人治;Tacitus以及其他的一些论者,其中以西赛罗(Cicero)为代表,乃是当时主要的著作者,正是通过他们,古罗马传统才广为传播开来。我们须坦率承认,西赛罗的论著的确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权威典籍,而且我们当下大多数最具效力的关于法治下的自由的论述也都得益于他,例如:一般性规则或法律学说(leges

    legum)应当支配立法的观念,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以及法官应当只是法律据以说话的代言者的观念,等等。西赛罗最为明确地指出,在罗马法的古典时代,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与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且自由还依赖于法律的某些特性,如法律的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权力机构自由裁量权所施加的限制。

    此一古典时代亦是一经济完全自由的时代,罗马之昌盛和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此。然而,自公元2世纪始,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那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创设的自由,因对另一种平等的日益强烈要求而逐渐被摧毁。在罗马帝国晚期,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也因国家增强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以实现一种新的社会政策而遭到了破坏或削弱。此一发展的结果在康斯坦丁(Constantine)时代达到顶峰,套用一位著名的罗马法学家的话说:“这个专制帝国不只宣布了均平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ty

    ),而且也主张帝国意志的权威性不为法律屏障所约束。查士丁尼与他的博学的教授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千年岁月中,立法应当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的观念丢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当立法的艺术为人们重新发现的时候,却不是任何其他法典和法律观念,而是查士丁尼法典及其有关统治者高于法律的观念,成了欧洲大陆的示范。

    4.然而,在英国,古典著作家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所享有的广泛的影响力,则帮助它开拓出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发展路径。伊丽莎白去世后不久,国王与议会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副产品就是个人自由。极为重要的是,这场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在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极其相似。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而言,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引致冲突的种种措施,似乎已是久远之问题而毋需详考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讲,这两个国王为确立行业垄断而表现出来的种种企图所导致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查理一世在当年甚至还试图将煤矿行业国有化,而且他只是在被告之这项措施将导致造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企图。

    一家法院在一著名的“垄断案”(Case

    of Monopolies)中曾经规定,特许生产任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乃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自此以后,关于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的要求,便成了议会反对国王目的的主要武器。可以说,当时的英国人要比现在的英国人更加懂得,对生产的控制永远意味着制造特权:即所谓“允许彼得做不容许保罗做的事”(Peter

    is given permission to do what Paul is not allowed to do)。

    然而,真正引发人们对上述基本原则做出首次阐述的,则是国王在当时所做的另一项经济管制规定,这在今天看来当是壮举。当时,国王为了管制伦敦的建筑和禁止从面粉中提炼淀粉而颁布的种种新规定,引发了1610年的《控诉请愿状》(The

    Petition of Grievances)。下议院在这一著名的请愿书中指出,在不列颠臣民所享有的各项传统权利中,“他们视作最为珍贵者,即给予那些本属于不列颠君王及其成员的权利,不受任何不确定的及专断的统治,而受具有确定性的法治所引导和调整……;正是基于此一根据,生成并发展出了不列颠王国人民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即适用于他们生命、土地、身体或财物的惩罚,不能超过本国的普通法所规定者,亦不能超过其通过议会而共同同意颁布的法规所规定者”。

    后来,

    1624年颁布的《垄断法》(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又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确立辉格党诸原则(Whig

    principles)的伟大鼻祖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对《大宪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他的解释此后又成为新学说的基石之一。在他所著的《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该书一完成便由下议院发布命令予以印行)的第二编中,他论争说(与前文论及的著名“垄断案”相关):“如果特许某人垄断生产梳棉机或垄断经营某类交易,那么这种特许就侵犯了臣民的自由,因为在颁布此种特许之前,臣民可以从事这类活动或者可以合法地从事这类交易活动,因此,这种特许也就违反了这一伟大的宪章”;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柯克爵士不仅反对王室的特权,而且也对议会本身提出了警告:“应当根据法律明确且确定的标准来裁量一切案件,而不应当根据自由裁量这种并不确定且不公正的尺度来裁定案件”。

    在查理一世与议会进行的内战期间,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正是从这一讨论中,逐渐发展出了日后支配英国政治进化的各种政治理想。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从当时的论战及小册子等文献中追述此一演化进程,因为这些论战及小册子虽说包含了大量的理念,但它们只是在晚近得以重新出版后才为人们所认识。在这里,我们只能列举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成为业已确立的传统的一部分(即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之前就已为人们反复阐述,而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以后又成了获得支配地位的党派的原则的一部分。

    对于后人来说,1641年对一系列特权法庭尤其是星座法院(Star

    Chamber

    )的废除,成了查理一世与议会之战争所取得的永久性的成就的象征;所谓星座法院,套用梅特兰(F.W.

    Maitland)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由强制实施一项政策的政客组成的法庭,而不是一个由适用法律的法官组成的法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几乎也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第一次努力去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在此后20年的论战中,如何防止政府的专断行动日渐发展成了核心问题。尽管“专断的”(arbitrary)一词所具有的两种含义长期以来一直被混淆,但是人们还是渐渐认识到,由于议会一如国王那样开始专断行事,所以一项行动是否属于专断,并不取决于此项权力的渊源,而是取决于该项行动是否符合既已存在的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在当时,人们最经常强调的论点乃是:既已存在的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就不能进行惩罚;一切法规只具有前涉力(prospective

    operation),而不具有溯及既往之力(retrospective

    operation);所有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其间,贯穿始终的支配性观点便是“法律应当为王”(

    the law should be king),或者一如当时的一部政论性小册子的书名所表述的那样,“法律即王”(Lex,Rex)。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又在应当如何保障上述基本理想的方面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一是成文宪法(a

    written constitution)的观念,二是权力分立(the

    separation of powers)的原则。在1660年1月,亦即在王政复辟之前,人们以“威斯敏思特之议会宣言”(Declaration

    of Parliament Assembled at Westminster

    )的方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即在一份正式的文件中陈述了宪法所应具有的诸项基本原则,其间包含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来讲,最为至关重要的乃是人民应当受到法律的统治,正义或司法只有通过对弊政(mal-

    administration)负有说明责任来加以实现;据此我们进一步宣告,任何涉及本国每个自由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诉讼(proceedings),都应当依本国的法律进行裁定,而且议会不得干预日常行政,也不得干涉司法机构的活动:规定人民享有免受政府之专断的自由,乃是本届议会的重要原则(原文如此),一如前此的各届议会所规定的重要原则那般”。如果说,权力分立原则于此后并未完全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宪法原则”,那么我们至少也可以说,它仍旧是主流政治学的一个部分。

    5.在此后的一百年间,所有上述观念,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欧洲大陆,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观念乃是以其在1688年斯图亚特最终被驱逐出王位以后所获得的那种简略且综合的形式,继续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的。虽说当年有一些论著与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编》(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一书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甚至比它更具影响力,但是洛克的大作却是其间影响力最为久远者,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详加讨论。

    洛克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主要是对光荣革命所做的综合性的哲学论证;他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政府之哲学基础所做的广泛思考。人们对于这些思考所具有的价值,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洛克著作至少在当时极为重要的一面,亦同时是我们在当下所关注的一面,乃是他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学说及实践原则所做的清理爬梳和集大成的工作;对此人们都赞同,他所整理的学说及原则,应当被认为是此后控制政府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其哲学的讨论中,所关注的虽说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目的这类问题,然而他所关注的事实问题却是权力——不论是谁在实施这样的权力——如何才能够避免堕落成专断性的权力:“处在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即是他们须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可以依循,这种规则为该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此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构所制定。在规则未加规定的情形下,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自由,而不受他人的反复无常的、不确定的和专断的意志的支配”。他的论点主要是反对那种毫无规则可循且极不确定地滥用权力的做法:此处的重要问题在于,“谁拥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有义务根据既已确立的、向全国人民颁布周知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实行统治,而不得以即时性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应当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而且对内只能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国家才可以使用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甚至就是立法机构也不得享有“绝对的专断权力”,“不得赋予自己以权力,以即时性的或朝令夕改的专断律令来进行统治,而是有义务以颁布长期有效的法律的方式并由有资格的著名法官来执行司法和裁定臣民的权利”,同时“法律的最高实施者……自身并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有的只是法律的意志和权力”。洛克不承认任何主权者的权力(sovereign

    power),其论著亦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对主权观念本身的抨击。他所提出的用以防止滥用权力的主要的实际手段便是权力分立,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却没有其前人那么明确,阐述之方式也并不为常人所熟知。洛克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限制“那些拥有司法权力(executive

    power)的人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他却未能提供任何特别的防御性措施。然而,他贯穿始终的终极性目的乃是我们在当下经常称之为的“对权力的制约”(taming

    of power):人们“之所以选择并授权一立法机构”的目的,“乃在于它可以制定法律、确定规则,以保障和捍卫所有社会成员的财产权,以限制并缓和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或任何机构的权力及支配权”。

    6.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在法治理想尚未得到完全实施的时候或者说还未来得及完全实施的时候,法治的发展进程便在两百年以后又被倒退了回去。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1701年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 of

    1701)对法官独立性的最终确认起,经由议会于1706年最终通过的公民权利剥夺法案(bill

    of attainder)那个事件[该事件不仅最终导致人们对所有反对立法机构这种专断行为的论点进行了重述(final

    restatement),而且还促使人们对权力分立原则予以了重新确认],直至18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虽然是法治理想推进较缓的时期,但却也是17世纪英国人为之斗争的绝大多数原则得以平稳扩张的一个时期。

    我们在这里可以简要地讨论几个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例如一位下议院议员重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nullapoena

    sine lege)这一基本原则的事件[指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报告纠纷各方观点和审判意见时对此一原则予以重述的事件],但是,直至今天竟然还有人认为该项原则不属于英国法律。约翰逊议员指出:“无法,即无所谓违法之事,此项原则不只是经普遍同意所确立者,而且其本身也是可以自证的且无可否认的;先生们,我们据此可以同样确认无疑的是,无违法之事,亦就无惩罚可言”。另一个事件是指

    Camden 勋爵对“Wilkes案件”的审理;他在审理该案件时明确指出法院只关注一般性原则,而不关注政府之特殊目的,或者一如人们有时对

    Camden

    勋爵的立场所做的解释那样,他认为公共政策并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从其他方面来看,进展更是缓慢;这样讲很可能是确切的,即从最贫穷者的角度来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一直是一个颇有疑问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根据上述理想之精神改革法律的进程是缓慢的,那么这些原则本身在当时已不再是什么可争议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原则已不再是一党之见,而且亦已渐渐得到了托利党人的完全接受。然而,从其他一些方面来看,演化进程却并没有趋向于这些理想,而是背离了它们。尤其是权力分立原则,尽管从整个18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视为英国宪法最具个殊性的特点,但是随着现代内阁政府(modern

    cabinet government)的发展,权力分立原则却越来越转向了理想的层面,而不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此后随着议会对无限权力的主张,它很快又背离了上述诸原则中的另一项原则,即立法机构不得拥有专断权力。

    7.18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对上述诸理想的逻辑一贯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一百年的观点取向。正如一般情况所常常表现的那样:此类观念得以传播至公众,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解释,而较少是通过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的系统阐述予以实现的。在这些传播者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乃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他的著作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人们也恰当地指出:对于他来讲,英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在于“从意志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a

    government of will to a government of law)的演化。在休谟所著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至少有一段观点独到的文字值得在此处引证。他在论及废除星座法院时指出,“当时在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政府,或在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的政府,都是与某种专断权力相伴随存在的,而这些权力则掌握在某些行政官员的手中;因此在此之前,人们似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如果不采用其他控制手段而只凭一般性的及钢性的(rigid)法律和衡平之原则,能否达到那种完美之境况。但是,英国的议会却正确地认为,国王在众行政官员中是最为独特的一员,以致于不能被信托于自由裁量权,因为他极容易用这种权力去摧毁自由。结果,在废除星座法院这一事件中,议会发现,严格遵循法律的原则虽会导致某些不便,但因捍卫此一原则所获禆益足以超过那些微小的不便;据此,英国人应当永远感激他们的先辈,牢记他们的成就,因为是他们历经无数次的抗争最终至少确立起了这一崇高的原则”。

    在18世纪晚期,对于上述理想,人们所采取的一般做法是视它们为当然,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明确的阐述,所以当现代的读者试图理解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所指的“自由”含义时,便只有去猜测他们对上述理想的理解了。只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中,一如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所著的《英格兰法释义》(Commentaries)一书中的情况那样,我们才可以发现那种力图阐释某些具体观念的努力,如法官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和权力分立的重要性;同样也是在布莱克斯通的这部大作中,我们方能发现那种通过定义的方式澄清“法律”之意义的努力,如他将法律界定为“一种规则,它既不是一种由上级发布的即时且暂时的命令,也不是一种针对某个特定的人所发布的即时且暂时的命令;它是一种具有恒久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规则”。

    当然,关于上述理想的许多最为著名的阐述,可以从埃得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文字段落中发现。但是,关于法治原则最为详尽的阐述,很可能见之于帕雷(William

    Paley)的著作,他被后人誉之为“编纂时代的伟大的思想编纂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做较大篇幅的征引。他指出:“一个自由国家的首要原则乃是,法律应当由一部分人制定,并由另一部分人实施;换言之,立法与司法的性质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当此类职责集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时,他或它就往往会因为询私情而制定出规定特定情形的特定的法律,旨在实现一己的目的;如果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分立,那么立法机构就会制定出一般性的法律,因为立法者在立法之时毋须亦无从预见这些法律将对谁产生影响;而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它们则必须由另一部分人亦即司法机构来实施,即让这些法律去影响它们将影响的人……如果法律将要影响的当事人和利益群体先就为立法者所知,那么立法者就必然会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如果不仅没有既定的规则来调整立法者的决定,而且也没有超乎于其上的力量去控制立法者的程序,那么立法者的偏向就将严重侵损公共正义的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public justice)。而这种境况必将导致如下结果:这样一种政体下的臣民就会生活于没有恒定之法的境况之中,这即是说,生活于没有任何众所周知的先已确立的司法规则的境况之中;或者说,这些臣民即使生活于有法律的境况之中,这些法律也是为特定的人而制定的,其间充满了矛盾和这些法律所赖以产生的种种不公正的动机。

    英国已然通过立法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分立而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危险。议会并不知道它所颁布的法令将会影响哪些个人;议会在立法时亦无须考虑任何案情或当事人;议会亦毋需服务于任何私人的计划;因此,作为权力分立的结果,议会在进行决策时就会去考虑普遍效果和普遍趋势,而这定将产生无偏袒的、且通常极具禆益的法则”。

    8.伴随着18世纪的终结,英国对于自由诸原则之发展的重大贡献亦告终结。尽管麦考利(Macaulay)为19世纪做出了一如休谟为18世纪所做的贡献,尽管团结在《爱丁堡评论》周围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和遵循亚当·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如J.

    1. MacCulloch和N.W.Senior),仍旧在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问题,但却很难说有什么新的发展。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渐渐替代了辉格主义,并越来越多地受着哲学激进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及法国传统的唯理主义取向的影响。边沁(Bentham)及其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对迄至当时英国宪政中大多数最令人称颂的特征予以了蔑视和抨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国自中世纪承袭下来的部分信念。他们为英国引入了此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即企图根据唯理原则(rational

    principles)全盘重构英国的法律和制度。

    那些受法国大革命理想所引导的人士,一般都对英国传统的自由原则缺乏理解,其中最显见的例证可举英国人赞颂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先驱之一Richard

    Price 博士。早在1778年,他就指出,“当自由被说成是‘一种法律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的时候,对它的这种界定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极差的定义。如果法律在一国中由一个人制定,或由某个小集团制定,而不是经由共同同意(common

    consent)而制定,那么由这些人制定的法律而进行的统治实无异于奴役”。八年以后,他出示了一封Turgot

    写给他的赞美的信函,“阁下乃是贵国确当阐释自由观念的最早几个论者之一,是你们指出了为几乎所有共和政体论者(Republican

    Writers)反复称颂的观念所具有的谬误,即‘自由在于只受制于法律’”。自此以后,基本上是法国的政治自由观念渐渐取代了英国的个人自由理想,直至19世纪中叶,此一进程方告结束,因为在那个时候,“大不列颠拒弃了法国大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理念,并导向了对拿破仑的抵抗,这时那些传统的英国理念才重新获致胜利”。尽管在英国,17世纪获致的大多数成就得以延续到19世纪以后,但是我们仍须对构成这些成就基础的理想在其他国度所得到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详考。

    第十二章

    美国的贡献:宪政

    欧洲似已无力成为自由国度的家园。下述显见的观念却在美国获致了支配地位:人应当可以从事其自己的事业,国家当就其行为对上帝负责(当然,这些观念早已存在于那些孤寂的思想者的心中,并隐含于诸多拉丁文献之中);此后这些观念在“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旗帜下,像征服者一样风扫它们注定要变革的世界各地。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

    n)

    1.“在1767年,亦即当现代化的英国议会——它至今信奉无限的且不可限制的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原则——发表宣言称议会之多数可以通过或批准任何它认为适宜的法律的时候,这个宣言在其各殖民地遭到了极为狂热的反对。麻省的James

    Otis和Sain Adams,弗吉尼亚的Patrick Henry以及其他沿海殖民地的领袖人物都愤怒地大呼‘叛逆’!‘我们仍要大宪章’!他们坚持认为,英国议会所宣称的这种原则摧毁了他们的英国先辈曾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亦扼杀了英国的圣贤及爱国志士为之献身的那种美好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自由的品格”。据此,现代美国追求“多数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 of them majorty

    )的一位热情倡导者认为,这场论战启动了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则引发了确保个人自由的新的努力。

    这场运动在初始时所依据的完全是英国人的传统的自由观念。埃得蒙·伯克和其他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英国人,不仅将殖民地人民视作“献身于自由的人,而且更视作是献身于那种立基于英国人观念及英国人原则的自由的人”;当然不只是他们这样认为,即使是殖民地人民自己长期以来也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所捍卫的乃是1688年辉格革命的诸原则;而且“由于辉格政治家推崇华盛顿(Washington)将军,欣喜于美国一直处于抵抗之中并执著地要求对美国的独立予以承认”,所以殖民地人民也推崇支持他们的William

    Pitt和辉格政治家。

    在英国,当议会赢得彻底的胜利以后,人们却似乎忘记了下述观念:即任何权力都不应当是专断的以及一切权力都应当为更高级的法律(higher

    law)所限制。但是,殖民地人民在当时却依旧坚奉这类观念,并在英国议会主张无限权力的时候转而用这些观念来反对议会本身。他们所反对的不只是他们未能在英国议会中获得议席,而且更是该议会对其权力所做的毫无限制的主张。由于殖民地的领袖人士将那种依更高级原则(higher

    principles)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限制的原则适用于议会本身,所以那种进一步发展自由政府之理想的创议在美国人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美国人特别幸运,其他民族似乎都不及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领袖人士当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新兴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仍极为落后,但是人们却能够说,“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美国处在第一流的地位。在这方面,有六位美国人被认为可与最为优秀的欧洲人相伯仲,这些欧洲人包括斯密、Turgot、穆勒及洪堡(Humboldt)”。更有进者,他们还一如前一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那般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于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可谓是了如指掌。

    2.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与宗主国发生冲突的殖民地人民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和要求,所依据的完全是他们作为英国臣民视自己有资格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只是当他们发现他们曾经坚定信奉的英国宪法诸原则已丧失了其实质意义而且也已不能为人们有效地加以运用以抵抗英国议会的要求或主张的时候,他们才断言必须重新建构业已失去的宪法基础。他们认为,这个基础性原则就是:一部“确定的宪法”(a

    fixed constitution)乃是任何自由政府的必要基础,而且这样一部宪法还意味着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此外,他们还从自己的历史中熟悉了一些界定并限制政府权力的成文文献,如《五月花协定》(Mayflower

    compact)及各种殖民地宪章(colonial charters)。

    殖民地人民的经验还使他们获知,任何配置和分配各项权力的宪法,都必须限制所有权力机构的权力。尽管人们可以设想一部宪法只限于规定程序问题并只决定所有权力的渊源问题,但是,他们绝不可能认为,那种仅规定某人或某机构所说者将成为法律的文献就是“宪法”。殖民地的人民认为,一旦这样的文献将各种具体权力授予了不同的权力机构,它也将限制它们的权力,这不仅是从其应予追求的目的或目标的角度来讲的,而且也是从其应予适用的方法的角度来讲的。对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自由意味着政府只应当有权采取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行动,从而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专断性权力。

    宪法的观念也就这样与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这里,代议机构的权力受到授予其特定权力的文献的严格限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原则,与其说是指代表必须经常重选,不如说是意指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民——被组织成一个立宪的群体(a

    constitution-making body )——拥有排他性权利以决定代议立法机构(representative

    legislature)的权力。宪法因此而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以抵抗一切专断性的行动,不论是立法机构所为,还是其他政府部门所为。

    以如此之方式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除了应当包括那些调整权力之渊源的规定以外,还必须包含实际有效的实质性规则(substantive

    rules)。宪法还必须规定一般性原则,以调整或支配被授权的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规法令。因此,宪法之理念所涉及的不仅是权威或权力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power),而且还涉及到规则或法律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rules or laws),在这里,那些拥有较高等级的一般性规则或法律以及那些源出于较高权威机构的规则或法律,控制着那些由被授权立法的机构所通过的较为具体的法律的内容。

    3.一项更高级法律(a

    higher law)支配常规立法的观念,乃是一渊源极为深远的观念。在18世纪,此一更高级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上帝之法(law

    of God )、或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理性法(law

    of Reason)。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那种主张通过将更高级法变成书面文献的方式而使它成为明确易解、便于实施的观念,在当时虽非一全新的观念,然却是由进行独立革命的美国殖民地人民最早付诸实施的。事实上,各个殖民地在编纂这种较之常规的立法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更高级法律方面,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的宪法模式,则是美国的联邦宪法(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宪法与常规法律间的根本区别,类似于一般性法律与法院将它们适用于某个具体案件之间的区别:一如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要受制于一般性规则那般,立法机构在制定具体法律时也必须受制于更为一般性的宪法诸原则。证明上述区别为正当的理由,也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形:一如司法审判只有在符合一般性法律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那般,特定的法律也只有在符合更为一般性的原则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正如我们要防止法官出于某个特定理由而侵犯法律那般,我们也要防止立法机构出于即时的或临时的目的而侵损某些一般性原则。

    我们对坚奉此一原则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理由,已在上文做了讨论。正是追求即时性目的的人,易于——或者说,由于他们智识的局限性,因而事实上必定会——违反那些他们本希望看到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由于我们心智能力的局限,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即时性目的会始终笼罩着我们的视线,并趋向于使我们为了这些即时性目的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从个人行动还是从社会行动来讲,我们只有在进行具体决策时服从一般性原则(而不论即时性的需求为何),方能够达致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或连续一贯性。如果我们考虑总体的累积性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与其他任何人类活动一样,都不能没有一些原则的指导。

    立法机构,一如个人,如果发现必须明确否弃那些正式颁布的原则方能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某个重要的即时性目的,则一定会对是否采取这些措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违背一项特定的债务或背弃一项允诺,与明确陈述这些契约或允诺在哪些一般性的条件下可以被违背或背弃,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制定一部具有溯及力的法律以及通过法律授予个人以特权或对个人强施惩罚,也与否弃那个规定永远不应当采取上述措施的原则的做法,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立法机构为了实现某个伟大的目标而侵犯财产权或言论自由,与它必须陈述这些权利可以被侵损的一般性条件,实是两个更不相同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对立法机构的行动得以合法的那些条件加以陈述,很可能具有正面效用,即使是要求立法机构本身对这些条件做出陈述,情况亦无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法官被要求对其进行审判所依据的诸项原则做出陈述一般。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只有另一个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有权修正这些基本原则,尤其此一机构的程序相当复杂,从而允许人们有时间在整个程序的恰当阶段认清那个要求修正基本原则的特定目标的重要性,那么显而易见,它将具有更多的正面效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创建制宪会议或与此类似的机构的目的,乃在于规定最一般性的统治原则,因此这类立宪机构被认为只具有此项权力,而不具有通过或颁布任何具体法律的权力。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乃是“请求复审”(appeal

    from the people drunk to the people sober),但此一说法只是强调了一个极为宽泛的问题的一个面相,而且由于这个说法太过随意,故它极可能会遮蔽而非澄清其间所涉及的颇为重要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提供时间以使情绪冷静下来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有时也极为重要,而是须认识到人们的能力一般不足以明辨和把握某一特定措施所具有的一切可能的效果,以及人们若要将他们的个别决定融入一连贯一致的整体之中,那么他们就只有依赖于一般性的概括或原则,而别无他法。“人们考虑他们利益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普遍且坚定地遵循法律规则的方式”。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要对人民的意志加以绝对的限制,而只是要将即时的目标从属于或服从于长期的目标而已。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根据前此的某个多数早已确立的一般性原则,对即时多数(temporary

    majority

    )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购资运用的手段加以限制。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意味着人们之所以同意服从即时多数对特定问题的意见,是以下述认识为基础的,即这一即时多数将服从一个代表性更为广泛的机构先已确定的更具一般性的原则。

    此种权力的分立所具有的深刻含义,远远超过了其表层意涵。它意味着对人们所具有的审慎思考理性(deliberate

    reason)的能力之局限性的承认,而且主张对已获证明的各项原则的依赖要优于对特定的解决方案的依赖;更有进者,它还意味着规则的等级未必以明确陈述的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的规则为最高等级。与支配个人心智的那些力量相同,有助于形成社会秩序的各种力量也是多层面的;甚至宪法也立基于(或预设了)人们对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则的根本同意,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从未得到明确的表达,但是它们先于成文的基本法(writtern

    fundamental laws)以及对这种基本法的同意而存在,而且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这种基本法以及对它的同意具有了可能。我们绝不能因我们已学会了根据审慎的思考去制定法律的方法,从而就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由我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进行制定。相反,人们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有能力制定法律的社会,乃是因为他们早就享有一些共同的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信念使他们有可能展开讨论和彼此劝说,而且明确阐述的规则为了被人们承认为合法,亦须与这些共同信念相符合。

    依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推知,任何人或任何群体在把他或他们所赞同的法律强制适用于他人的方面,都不享有完全的自由。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看法,它构成了霍布斯式的主权观念(Hobbesia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的基础(而且法律实证主义也源出于此一观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出自于一种谬误的唯理主义;此种唯理主义居然认为理性是自主的且自决的,并且在根本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理性的思想都活动于一理性不及的信念及制度的框架(a

    non-rational framework of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

    )之中。宪政(constitutionalism)意味着一切权力都立基于下述认识,即必须根据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被授予权力的人士须经由选举产生,然而选举他们的理由乃是人们认为他们极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所做所为成为“应当正确”的事情。归根结蒂,宪政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权力从终极上看终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使人们服从的观念状态(a

    state of opinion)。

    只有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才会认为,人民用长期决策和他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原则来限制即时多数的权力的做法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这些限制权力的措施在过去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那些他们必须赋予其权力的人,而且从现在来看,它们也是人们在确定他们将生活于其间的秩序的一般特性时所能够依凭的唯一手段。由于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接受了一般性的原则,所以他们在处理特定问题时就会有所顾忌,甚至感到束手束脚,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制止使用那些为多数成员所不希望被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措施,这些多数成员在变成少数时才能阻止其他人采用这类措施。事实上,遵循长期原则,与只注重对特定问题所做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决定相比较,能使人们更好地控制政治秩序的一般性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需要有限制政府权力的持久性手段,而不论即时的特定目标为何。新兴的美国所确立的《联邦宪法》,绝对不只是一种对权力渊源的规定,而且还是一部保障自由的宪法(a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亦即一部能够保护个人以反对一切专断性强制的宪法。

    4.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到制定《联邦宪法》经过了十一个年头(即1776年至1787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十三个新独立的州对宪政诸原则进行尝试的阶段。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些州各自颁布的宪法要比最终颁布的十三州《邦联条款》(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更为明确地表现出了对政府一切权力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宪政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它们赋予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的显著地位看出:这些权利规定或是被纳入各州的宪法性文献之中,或是被确定为一独立的《权利法案》(Bills

    of Rights)。尽管这些规定当中有许多只是对殖民地人民曾实际享有的权利的重述,或者说是对他们曾被认为始终应当享有的权利的重述,而且尽管新规定的大多数权利也只是针对当时颇具争议的问题而仓促制定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却都明确地表明了宪政对于美国人民的意义。此类规定不止一处预先设定了那些最后促成《联邦宪法》得以诞生的大多数原则。其间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便是,一如先于1780年麻州宪法而颁布的州《权利法案》所表述的那样,政府应当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

    在这些《权利法案》中,最为著名者首推弗吉尼亚州的《权利法案》;这部《权利法案》的起草和通过不仅早于《独立宣言》,而且它也是以英国及殖民地的先例(precedents)为示范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他各州权利法案的示范,而且也成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nd Citizens)的示范,而通过《法国人权宣言》,它在此后又成了欧洲一切与此类似的权利文献的范本。从大体上来讲,美国各州于当时颁布的各项《权利法案》以及它们的主要规定,已为当下的人们所熟知。然而,这些规定当中有一些规定,虽是这些《权利法案》鲜有涉及的,但却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列举,例如,有四个州的《权利法案》规定了禁止具有溯及力的法律,又例如有两个州的《权利法案》规定了“禁止永占权和垄断权”(perpetuities

    and monopolies)。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州的宪法以明确且严格的文字规定了权力分立的原则——实际上,此一原则在被违反时要比它在被遵守时更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也就更为重要。这些州宪法所具有的另外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便是对“自由政府的基本原则”的诉诸,尽管这点对于当今的人士来说不过是修辞文饰而已,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却是极为重要的;就这一点而言,好几个州的宪法都做了规定,而且它们都反复重申,“对基本原则的反复强调,乃是确保自由之赐福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讲,上述极可称颂的原则在当时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且各州立法机构(state

    legislatures)也都很快倾向于像英国议会先前所为的那样主张无限权力。事实情况也无疑如此,“根据大多数州所颁布的革命的宪法,立法机构的确拥有了无限的权力,而行政机构则相应软弱无力。上述几乎所有的宪法性文献,都赋予了立法机构以实际上并无限制的权力。在六个州的宪法中,竟然没有任何规定可以阻止立法机构根据常规立法程序进行修宪”。即使有些州的宪法没有赋予立法机构这种无限的权力,但这些州的立法机构也常常以专横的方法无视宪法的规定以及为这些宪法所旨在保护的但却未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要发展出制止这些滥用权力的明文规定的保障手段,是需要时间的。十三州邦联(confederation)时期的主要教训就是:仅在书面上规定宪法,而不同时提供明文规定的机构对之加以实施,这无异于纸上谈兵,从而对现状的变革亦显然于事无补。

    5.人们有时对美国制定宪法的事实大为称道,认为美国宪法乃是一设计(design

    )的产物,是近代历史上一个民族深思熟虑建构的一种他们希望生活于其间的政府制度。美国人自己也极为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独特性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他们受着唯理主义精神的指导,这种唯理主义精神即是一种追求审慎思考的建构和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pragmatic

    procedure)的欲图,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谓的“法国传统”,而非“英国传统”。此一态度还常常因下述两种倾向得到了强化:一是人们对传统的普遍怀疑,二是过度自傲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结构完全出自于他们自己的建构。尽管新的结构完全出自于美国人自己的建构这种说法,在美国宪法这一事例中要比在许多其他相似的情形中更有道理,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在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最终形成的政府架构与前此任何明确预测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多大差异?其结果又有多少是因为历史偶然所致,或者说其结果有多少是因为将继承来的原则对一新情境的适用所致?《联邦宪法》所包含的种种新发现,既可能出于将传统原则对特定问题的适用,亦可能只是作为被人们模糊认识到的一般性观念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

    当联邦制宪会议(The

    Federal Convention)——被责成“使联邦宪法更适合于处理联邦之紧急事务”——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时,联邦主义运动的领袖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邦联的权力尚不足够,因此必须加强;但在另一方面,当时的主要关注点仍是限制邦联政府的权力,此外,力求改革的动机更是为了制止各州立法机构僭取权力。美国独立以后头一个十年的经验表明,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侧重点从提供保护以防专制政府的干预转移到了对一个有效的共同的政府(common

    government)的创建。但是,头一个十年的经验发展亦为人们质疑各州立法机构所主张的无限权力提供了新的根据。不过在当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也将为解答第二个问题提供答案;再者,将一些基本权力转交给联邦中央政府掌握,而同时将其他的权力留给彼此独立的各州掌握,也同样能够有效地限制各级政府的权力。显而易见,正是麦迪逊(Madison)“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对私人权利提供充分保障的问题以及给美国中央政府提供足够权力的问题,最终乃是同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强大的美国中央政府能够成为一种对抗各州立法机构所具有的膨胀特权的平衡力量”。因此,这个重大的发现后来被阿克顿勋爵描述成,“在所有对民主的制衡措施中,联邦制一直是最为有效的和最为适宜的措施……联邦制度限制并制约了主权性权力(sovereign

    power),而它所依凭的方法一是对此权力进行分立,二是只赋予联邦政府以某些界定明确的权利。联邦制度不仅是制约多数的唯一方法,而且也是限制全体人民的权力的唯一方法;此外它还为创建第二院(a

    second chamber)提供了最强硬的基础,而这种第二院的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对每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的自由的根本保障”。

    然而,在不同的权力机构中进行分权,之所以始终能够减少其间任一机构所能行使的权力,其原因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首先,彼此分立的权力机构会通过彼此的忌妒而阻止对方僭越自己的权力;其次,更为重要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实施某些类型的强制,需要对不同的权力予以共同的和协调一致的使用,或者要求对若干种手段加以共同的和协调一致的运用,因此,如果这些手段操握在彼此分立的机构的手里而得不到协调运用,那么任何机构都根本不可能实施上述类型的强制。就这一点而言,各种各样的经济管制(economic

    control)措施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因为这些经济管制措施只有在实施它们的权力机构也能控制跨越其管辖领域的人及货的运动时方能有效。如果该权力机构只具有控制其域内事务的权力而不具有控制跨越其管辖领域之事务的权力,那么它仅凭自身的有限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需要共同使用上述两项权力方能实施的政策。因此,所谓联邦政府是一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乃是在一极为明确的意义上讲的。

    《美国联邦宪法》与此处讨论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乃是其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一开始决定不将一项《权利法案》纳入《美国联邦宪法》之中的各种理由,与后来说服那些甚至一开始就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宪法的人士的种种理由,在美国宪法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方面,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一书中明确阐述了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的理由,他指出,“将权利法案列入拟定的宪法之中,不仅毫无必要,甚至还会造成危害。权利法案会对那些未授予政府的权力做出各种限制性规定;而正因为如此,权利法案将为政府要求获得多于已授予的权力的主张提供貌似有理的借口。既然政府无权处理那些事务,那么为何还要宣布不得处理它们呢?例如,既然未授权政府对出版自由设定各种限制,那么为什么还要声明出版自由不应当受到限制呢?我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规定将授予政府以某种处理权;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将为那些有意擅权的人提供主张此项权力的貌似有理的借口。他们可能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声称:宪法何能如此荒谬,竟然会限制政府滥用未曾授予的权力,而关于不得限制出版自由的规定则提供了一个明示,即其旨在授权政府得以制定有关此事的适当法规。这无疑是建构性权力论(the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powers)者所能抓住的诸多把柄中的一个例证,而这种结果则是那些鼓吹权利法案的人的盲目热情造成的”。

    上述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联邦宪法的基本理由因此在于:美国宪法旨在保护的个人权利,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任何文献所能穷尽列举者,而且对某些个人权利的明确列举,有可能被解释成未被列举的权利未得到宪法的保护。经验业已表明,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忧,任何《权利法案》都不可能充分陈述“一般性原则中所意指的”一切权利,“而这些原则乃是我们的各种制度所共同奉享的”;而且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担忧,即使列举出某些权利,似乎也意味着其他一些权利未得到保护。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快认识到,在美国宪法必须授予政府的权力当中,一定有一些权力是可能被用来侵损个人权利的,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个人权利加以特殊的保护;而且,由于美国宪法在正文中已经提及了这样一些需要特殊保护的个人权利,所以再增加制定一部载有更为详尽的权利规定的法案则定会有助益而无弊害。稍后又有人指出,“权利法案极为重要,而且常常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它得到运用,就无异于对人民实际赋予政府的各种权力的一种限制。这是宗主国的诸项权利法案、殖民地宪章及法律中的诸项权利法案和各州宪法中的诸项权利法案的真正根据之所在”,而且“权利法案也是对抗人民自己采取的非正义的和压制性的行动的一项重要的保护措施”。

    人们在当时就如此清楚认识到的危险,通过《联邦宪法》第九条修正案(the

    Ninth Amendment)所谨慎规定的但书(proviso)而得到了防范,该但书规定,“本宪法对一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对人民所保有的其他权利的否定或蔑视”——但是此一规定所具有的意义,后来却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简略地论及《美国联邦宪法》的另一个特征,以免使人认为,自由的倡导者对美国宪法所抱有的一以贯之的崇尚也必然可以扩展至此一方面,尤其是将它视作同一个传统的产物。权力分立原则,使总统制的共和国(presidential

    republic)得以形成,在此一制度中,行政首脑(即总统)直接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因此他可以属于一个并非控制着立法机构的党派。此外,我们还将在下文中看到,对此一安排赖以为基础的这个权力分立原则的解释,绝不是由它所服务的目的所要求的。对行政机构的效率设置这样一种特殊的障碍,我们很难发现这样做的益处何在;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的其他优长之处,如果不与这个特征相结合,将更加凸显出来。

    6.如果我们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的目的主要在于制约各州立法机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即以类似于适用其他法律的方式适用这些制约性措施——例如通过法院的方式。一位认真仔细的法律史学家发现,“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一种如宪法性法律本身一样历史悠久的安排;这即是说,没有司法审查,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相反,从导致设计成文宪法的运动的性质来看,如果有人对法院拥有宣布法律违宪(unconstitutional)的权力的必要性加以质疑,倒是一定会令人大惑不解。但是,无论如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且在联邦宪法被批准以后的讨论中,这些宪法起草者亦以极为明确的论述捍卫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此后,经由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所做的一项判决,司法审查原则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一项法律。其实在此之前,各州法院就已经在关于州宪法的问题上适用了此项原则(甚至有一些事例发生在《美国联邦宪法》批准之前),尽管没有一个州的宪法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联邦法院在关涉联邦宪法的问题时也当具有与此相同的权力。在“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1. Madison)一案中,马歇尔(Marshall)首席大法官确立了此项原则;此外,他就此案审理所撰写的审判意见书也堪称大手笔,极为著名,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这篇文字总结归纳出了成文宪法的基本原理。

    人们经常指出,在此一著名判决做出以后的五十四年中,最高法院并没有发现其他机会重申此一权力。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首先,在此一期间,各州法院经常使用着与此相同的权力;其次,尽管最高法院在这五十四年中未运用此一权力,但是只有在人们能够指出最高法院在应当运用此一权力的场合而未对之加以运用时,方具有意义。再者,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此一阶段中,司法审查赖以为基础的整个宪法理论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在这一期间,在关于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方面,诞生了一大批观点独到、思想深邃的作品,它们在自由发展史上应当具有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英国于17世纪和18世纪所展开的关于自由的伟大论战。如果我们想对此做一更为充分的考察,那我们可以说威尔逊(James

    Wilson)、马歇尔(John Marshall)、斯托里(Joseph

    Story)、肯特(James Kent )和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人的贡献值得我们仔细关注。但是,后人对这些人的学说的反对,却多少有些遮蔽了这一代法学家对美国政治传统的进化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仅能对此一阶段宪法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人们渐渐认识到,一个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预设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那些由立法机构颁布但并不属于一般性规则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宪法讨论中发现,当时的论者们不断提到“一般性法律的观念;所谓一般性法律,即是指那些根据深思熟虑而制定的,不受任何情绪影响的,而且也不知道它们将适用于何人的法律”。也有很多讨论涉及了与“一般性”律令相区别的“特别律令”(special

    acts)的不可欲性(undesirability)。此外,大量的司法判决亦不断强调,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一般性的公共法律(general

    public laws),它们对于处在相同境况下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当时,人们在将上述一般性的法律与特别的法律之间的差异纳入各州宪法的规定方面,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至最后,这一区别被视为对立法权的主要限制之一。上述对一般性法律与特别法律的区别,与《美国联邦宪法》明确禁止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的规定(最高法院早期的判决主要限于刑事法律,这有些难以解释)一起,共同阐明了宪法性规则(constitutional

    rules)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实质性立法(substantive

    legislation)。

    7.在19世纪中叶,当美国最高法院又一次发现了重申其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constitutionality)的权力的机会时,此一权力的存在已很难被质疑了。这个问题毋宁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联邦宪法》或宪法性原则对立法施以的实质性限制的性质为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法审判曾一度随意地诉诸“一切自由政府的根本性质”和“文明的基本原则”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日复一日,随着人民主权的理想(the

    ideal of popular sovereignty)在影响力上的增进,那些在先前反对明确列举被保障的权利的人士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人们渐渐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即法院绝不能“因为它们认为某项法律违背了那种被认为贯穿于《美国联邦宪法》的精神(但却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述)”而自由地“宣布它为无效”。宪法第九条修正案的意义被人们遗忘了,而且似乎至此以后也一直被遗忘了。

    这样,受制于《美国联邦宪法》的明文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于19世纪下半叶发现,当他们审查议会立法权的合宪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处在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地位:尽管他们认为,联邦宪法原本的意图便是要对这种立法权的运用施以防范和制约,但是困难却在于联邦宪法对此又没有明文禁止。事实上,他们自己一开始就放弃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一项武器。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强制实施任何剥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此项规定只生效了不到五年便经由最高法院自己的一项判决而使其失去了“实际效力”。然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的后半部分,即“非经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得拒绝给予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则在此后获得了完全不曾预见的重要性。

    此一修正案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只是明确重述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早已对州立法问题的规定以及若干州的宪法所做的类似的陈述。一般而言,美国最高法院早先是根据毫无争议的“实施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law)的原初意义解释前一规定的。但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方面,只有宪法的明文规定才能证明最高法院宣布一项法律违宪为正当的观点,已成为一不可置疑的原则;而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似乎背离了联邦宪法精神的立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高法院抓住了上述“正当法律程序”那根救命稻草。并将这项程序性规则(the

    procedural rule)解释成一项实质性规则(a substantive

    rule)。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条款,是《美国联邦宪法)中唯一涉及财产的正当程序的规定。因此,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经由最高法院在此一方面的努力,这两条规定成了最高法院建构不仅涉及个人自由而且也涉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包括警察权(police

    power)和课税权的使用]

    的法律体系所赖以为据的基础。

    上述历史发展进程虽说独特,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因偶然事件所致;它所导致的种种结果,在当下的美国宪法性法律中引发了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但由于那些结果本身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充分的一般性教训,所以我们也就毋需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毋庸置疑,几乎没有人会对这种业已出现的境况感到满意。根据这样一种极不明确的权力,最高法院就必定会被导向去裁定立法机构运用其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可欲,反而不去裁定一项特定法律的制定是否超越了《美国联邦宪法》赋予各级立法机构的具体权力,亦不去裁定这一立法是否侵损了《美国联邦宪法》意图捍卫的一般性原则(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在这里,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实施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合理”(reasonable)的问题,或者换言之,变成了一个关于某一特定情形的必要性是否大到足以证明使用某些权力为正当的问题,尽管在其他一些情形中使用这些权力可能是正当的。最高法院显然逾越了其正当的司法职能,并僭越了一些相当于立法权的权力。而这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与舆论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种种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最高法院的权威亦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侵损。

    8.尽管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斗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仍是他们所熟识的当代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还是必须就它们间的斗争高潮进行讨论,因为从老罗斯福执政时起,亦即从由老

    La Follette

    领导的进步党所展开的反对最高法院运动(the anti

    Court campaign

    )时起,此类冲突便构成了美国当代政治史中的持续性特征。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机构之间爆发的冲突,一方面使最高法院从其较为极端的立场上退却了下来,而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对具有恒久重要意义的美国传统的根本原则做出了重新肯定。

    当现代最为严酷的经济萧条达到顶峰时,美国总统职位由一位在白芝浩(Walter

    Bagehot)看来颇为杰出的人士所担当;白芝浩指出,“他是一位天才人物,操着极富魅力的嗓音并运用平常的心态宣称和坚持,特殊的改革不仅本身便为一善举,而且是一切事态中最善之举,并且还是所有其他善举之母”。而这位杰出的人士便是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1. Roosevelt)总统。罗斯福深信他自己最为真切地知道当时美国的需要之所在,所以他认为赋予民主政制所信任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乃是危机时期民主政制的功能,而不必顾及其他,即使这意味着“它据此会构造出一些新的权力工具,而当这些工具落入某些人之手时,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危害”。

    毋庸置疑,这种只要目的可欲就视实现这些目的的几乎所有手段为合法的态度,很快就会导致行政首脑与最高法院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最高法院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对立法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of legislation)进行裁定。的确,在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最具影响力的判决中,亦即当最高法院无争议地推翻《国家复兴法》(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Act)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仅使美国幸免于难,未跌入因采用一种极不明智的措施而可能导致的灾难之中,而且也是在其所具有的宪法性权利的范围内行事。但是自此以后,最高法院中微弱多数的保守法官却根据颇有疑问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总统的措施无效,而这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坚信,如要实施他的措施,那么他的唯一机会就在于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或者变更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正是在那个被人们称之为“整顿最高法院法案”(Court

    Packing Bill)的问题上,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间的斗争达到了顶点。然而,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的大选中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多数的支持而获连任,这种情形不仅充分巩固了总统的地位,而且还使他试图就此放手与最高法院一搏;与此同时,大选的结果似乎也使最高法院认识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纲领得到了美国选民的广泛赞同。据此,美国最高法院改变策略,从其较为极端的立场上退却下来,亦即不仅在某些核心问题上变更自己的态度,而且实际上不再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用作对立法的实质性限制,这样,罗斯福总统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其采取行动所应具有的最为强硬的理由。最后,罗斯福总统整顿最高法院的措施在参议院被彻底挫败,尽管他所在的民主党在参议院拥有压倒的多数,亦无济于事:就在总统最受大众拥戴之时,他的声望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上述这段历史插曲就我们关于美国对法治下的自由理想所做的贡献的考察,给出了恰当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主要应当归功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的报告对最高法院的传统角色所做的极为精辟的重述。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摘引此一文献中最具特色的几段文字。此项报告对诸原则的陈述,始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对美国宪政制度的维护,“要比即时地采用不论具有多大禆益的立法更具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宣称“要持续且恒久地维护与人治的政府(government

    and rule by men)相区别的依法而治的政府(government

    and rule by law),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只是在重申作为合众国宪法基础的那些原则”。该项报告继续指出,“如果要求最高法院去迎合那些因政治上的缘故而引发的一时高涨的情绪,那么最高法院最终必定会受制于一时的舆论压力,而这种舆论很可能会融入当时的暴民情绪,并与一较为冷静的长远的考虑相违背……在处理与人权相关的自由政府这类大问题时,人们可能只有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而不可能在伟大的政治家的著述和实践中,发现关于自由政府的精深且恒久的哲学”。

    立法机构对于限制其权力的最高法院表示出如此之高的敬意,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事情。任何记得此一事件的美国人都会认为,立法机构的这一报告表达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感。

    9.美国在宪政方面的尝试成绩斐然,而且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成文宪法的存续有它的一半时间长;但是,就它作为一种安排政府制度的新方法而言,它依旧还只是一项试验,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认为它已然穷尽了人类于此一领域中的所有智慧。美国宪法的主要特征形成于人类理解宪法意义的早期阶段,而且美国人也极少运用修正权力(amending

    power)以将习得的经验教训纳入成文文献之中,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讲,联邦宪法的不成文部分要比其成文部分更具启发性。因此,无论如何,就本研究的宗旨而言,构成联邦宪法基础的一般性原则要比它所具有的任何具体特征更重要。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美国业已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即立法机构须受一般性规则的约束;立法机构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特定问题,这种方式就是它在此类情形中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形;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侵犯了一项迄至当时一直为人们所遵循的原则(尽管它可能是一项从未得到明确阐述的原则),那么立法机构就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且必须遵循一精心构设的程序,以确定人民的基本信念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司法审查对于变革而言,并不是一绝对的障碍,它对于变革所能起到的最糟糕的作用也只是延缓变革的进程,并且促使立宪机构必须就争议中的原则做出舍弃或重申的决定。

    根据一般性原则而对政府追求即时性目的加以限制的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讲,乃是对背离原则的情形的一种预防措施。为了做到这一点,司法审查要求广泛运用某种类似于公民表决权(referendum)的做法作为对它的补充,亦即诉诸于大多数人的意见以裁定一般性原则的问题。再者,一个只能根据先行确立的长期的一般性原则而不能为了具体且即时的目的而对个别公民施以强制的政府,也并不是与每一种经济秩序都相容合的。如果强制只能依据一般性规则所规定的方式加以运用,那么政府就不可能承担某些任务。因此,如果所谓“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仍是指它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部门斗争时的意义(当时最高法院捍卫者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被当作少数的思想而遭受抨击的),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剥离掉一切表层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亦即‘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就这一意义而言,美国人民能够通过捍卫他们的联邦宪法来捍卫自由。我们会在下文的讨论中发现,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运动(liberal

    movement)经由美国范例的激励,亦渐渐地将确立宪政和法治视作其主要目的。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与行政:“法治国”

    如果一种并不明确的一般性幸福须由最高权力来判断并成为其目的,那么对于这种最高权力又当如何施以明确的限制呢?人们是否应当视君王及皇亲国戚为人民的家长,而不论他们可能变成暴君这样的危险有多大?

    ——G.H.

    von Berg

    1.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在18世纪中叶以前都经历了约两百年的君主专制统治(absolute

    government),而这种统治无疑摧毁了自由的传统。尽管一些早期的观念由自然法理论家承袭下来并得到了发扬,但是真正促使它们得以复兴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英吉利海峡那一边。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伴随着新自由复兴运动的发展,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情形,已迥异于美国在同一时期所遇到的情形,亦不同于英国在一百年以前所面对的情形。

    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这一新的因素,就是由君主专制制度建构起来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机构(powerful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亦即后来成为人民的主要统治者的一大批职业行政人员。这种科层机构(bureaucracy)对人民的福利及需要的关注,远比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有限政府所能够做的或被期望做的更多。因此,在新自由运动的早期阶段,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就不得不面对英国及美国只在较晚时期方遇到的那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英国和美国是逐渐生发的,故在当时亦不曾有什么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和研究。

    这场反对专制权力的运动的大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法治。不只是那些解释英国制度的学者——其核心人物首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将法治确认为自由的实质;甚至连卢梭(Rousseau

    )这样的学者也认为(尽管他的思想日后成了一个与此完全不同并与之相反对的传统的主要渊源),“政治学中的大问题,我将之比作几何学上将圆形变为方形这种为不可为的事情,亦即是要发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制形式(a

    form of government)”。他所提出的那个使人既恨又喜的概念“公意”(或译“一般意志”,general

    will),也促使他对法治观念做出了重要的阐述。法律之所以是一般的,不只是在它是所有人的意志的意义上讲的,而且也是在法律目的上讲的:“当我说法律的目的永远是一般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法律所考虑的永远只是全体的臣民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或某一特定的行为。例如,一项法律完全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道姓地将这些特权赋予某些人;法律可以将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可以规定进入各等级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道姓这个人或那个人可以进入某个等级;法律也完全可以确立一种以世袭继承为基础的王朝政制(a

    royal government with a hereditary succession),但是它却绝不能选定国王或指定一王室家族;一言以蔽之,任何与特定个人相关的事务,都不属于立法权力的范围”。

    2.因此,1789年法国大革命赢得了普遍的欢迎,套用史家Michelet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实乃是“法律的降临”(ravenement

    de laloi)。稍后戴雪(A.V. Dicey)又指出,“巴士底狱(Bastille)乃是权力不受法律控制的显见不争的象征。它被攻陷的事实,则意味着,或者说真正地意味着,早已存在于英国的法治进入了欧洲其他国家”。闻名于世的《法国人权及公民权宣言》(Deolaration

    des droits del’homme et du citoven),不仅要求对个人权利进行保障,而且还主张权力分立原则(这两项主张已构成了任何一部宪法的实质部分),显而易见,其目的乃在于确立严格的法律统治(a

    strict reign of law)。早期的立宪努力,充满了艰难困苦,所以其间的侧重点亦常常在于如何从学理上阐明法治这一基本观念。

    不论这场大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法治的理想,但它是否真正推进了法治的进程仍属疑问。在法治理想获致胜利的同时,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理想亦赢得了胜利,而这一事实很快便使前者退至幕后。此外,随着革命的推进,很快又产生了其他一些诉求,然而这些诉求却很难与法治的理想相协调。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任何暴力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A.Lafavette

    可能也曾试图诉诸“法律的统治”来对抗“大棒统治”(reign

    of the clubs),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徒劳而已。“革命精神”的普遍影响,很可能在法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的言论中得到了最为恰当的表述;Portalis在将法国民法典草案呈交给立法机构时指出,“这种热情决意以激烈的手段牺牲一切权利,以达成革命的目标;因此,它不承认任何其他考虑,所承认的只是那种无从界定的且多变不定的国家利益需求至上的观念”。

    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努力,原本旨在增进个人的权利,然而这个目的却流产了,导致这个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乃是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这样一种信念:既然所有的权力最终已被置于人民之手,故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也就变得不再必要了。当时还有些人认为,民主的实现,会自动阻止对权力的专断使用。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热情期望的乃是行政机构能够彻底地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不太关注应当如何保护个人以对抗行政机构的权力的问题。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是受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而爆发的,但它却从未达致美国革命所实现的主要成就,亦即一部对立法权力施以限制的宪法。再者,从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就因现代社会主义先驱者所提出的种种新的要求而受到了威胁,这是因为他们要求以事实上的平等(an

    egalite de fait)取代只是法律上的那种平等(a

    mereegaliie de droit)。

    3.法国大革命未触及的一个问题,亦即托克维尔所恰当指出的那个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数十年的变幻中纹丝未变的问题,就是行政机构的权力问题。的确,法国人在当时亦接受了对权力分立原则的极端解释,然其目的却在于增强三个机构中的行政机构的权力。当时,该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保护行政当局以对抗来自于法院的干涉,从而亦就增强了而非限制了行政机构的权力。

    继法国大革命以后而产生的拿破仑政权,必然更加关注如何增进行政机构的权力和效率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对个人自由加以保障的问题。在此一发展趋势下,“法治下的自由”,尽管在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这一短暂间隙期中再一次成为流行的口号,但确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共和国也曾想做出系统的努力去保护个人以对抗专断的行政权力,但是在当时,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极难获得。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19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所处的状况,致使“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自此以后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一直身负恶名。

    的确,在行政机构内部也渐渐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它日益承担起了限制行政机构之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s)的功能,而这就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当初创设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目的,仅在于确保立法机构的意图能得到忠实地贯彻,但是它在现时代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一如盎格鲁萨克逊的研究者在晚近惊奇地发现那般,即与当代英国公民所能获致的保护相比,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赋予了其公民更多的保护以对抗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行动。法国的上述发展引起了许多关注,然而德国与此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进程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德国,君主专制政制的长期延续,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像法国人那样,对民主控制政府的自动功效产生一种天真幼稚的盲信,以掩盖问题之真相。正因此一缘故,德国人对这些真实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讨论,也因而产生了一个有关控制行政权力的精密理论,尽管该理论对实际政治的影响为时甚短,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法律思想。但是那些主要为了反对这种德国式的法治观而发展起来的种种新的法律理论,自此以后却风行于整个世界,然其结果却摧毁了法治;因此之故,我们在这里极有必要对之做一番较深的探究。

    4.仅就普鲁士于19世纪所获得的名声而言,读者一定会很难想象:德国法治运动的始端,竟起之于普鲁士。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在普鲁士已具有了一种极为现代的形式——的确,就其所遵奉的法律原则和行政原则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将其说成是一种自由的制度。弗里德利希二世(Frederick

    II)视自己为国家的第一公仆,绝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修辞。此一传统主要源出于伟大的自然法理论家,当然也有一部分源自西方其他的思想,而在18世纪下半叶又因受到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伦理学和法理学的影响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

    德国论者在阐释那个趋向于法治国(Rechtsstaat)的运动时,通常都将康德的理论视作其渊源。尽管这种做法很可能夸大了康德法律哲学的原创性,然而毋庸置疑,的确是康德赋予了这些观念得以在德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形式。康德的主要贡献乃是他所提出的道德规范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将法治原则变成了一种对一更具一般性的原则的特殊运用。他所提出的极为著名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 )(亦即这样一种规则:人应当永远“只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认为是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事实上乃是对构成法治基础的基本伦理观念之一般领域的扩展。一如法治那样,“绝对命令”只提供了一个准则,特殊规则必须与该准则相符合方能被视为公正。如果这些规则是指导自由的个人的,那么这些规则就必须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但是只有在强调所有这些规则必须具有这些特性的时候,这种观念才会在为法律发展奠定基础方面被证明为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本书显然不可能就康德哲学对宪政发展的影响做一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这里仅讨论由青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就“政府的职责及其范围”(The Sphere

    and Duty of Government)所发表的极为重要的论著;该著作在阐释康德观点的时候,不仅使“法律自由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legal freedom)这一为康德经常使用的术语得以广为流传,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成了一种极端立场的范例;这就是说,他不只是把国家所有的强制行动都限定在执行或实施先已颁布的一般性法律方面,而且还宣称实施法律为国家唯一的合法职能。这种论述未必穷尽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因为个人自由的观念还将讨论何谓国家所可能具有的其他非强制性职能这样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日后那些主张法律国的人士之所以时常将康德式的法律自由与个人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观念混为一谈,亦主要是受了洪堡的影响所致。

    5.普鲁士于18世纪的诸项法律发展中,有两项成就在日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做较详尽的考察。第一项成就是弗里德利希二世通过他于1751年颁布的民法典而有效发起的对一切法律进行“编纂”(codification

    )的运动;该项运动扩展神速并获得了最为惊人的成就,即1800一1810年颁布的多部拿破仑法典(the

    Napoleonic codes

    )。上述整个法律编纂运动必须被视作是欧洲大陆努力确立法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因为该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大陆法治运动的一般特性及其发展的方向,而这些发展,至少从理论上讲,已超越了普通法国家所达到的阶段。

    当然,即使拥有制定得最为完备的法典,亦不可能确保获得法治所要求的那种确定性;因此,它也绝不可能替代植根极深的传统。然而,此点却不应当掩盖下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法治的理想与判例法制度(a

    system of case law)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冲突。当然,在一业已确立的判例法制度中,法官实际造法的范围,可能并没有其在一法典法制度(a

    system of codified law)下的造法范围大。但是,明确承认司法和立法为法律的渊源(尽管这与构成英国传统之基础的进化理论相符合),却仍趋向于混淆法律之制定与法律之适用之间的差异。普通法所具有的为人们极为称颂的弹性(flexibility),在法治已成为一种为人们广为接受的政治理想的条件下,的确颇有助于法治的进化,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维续自由所需要的警戒消失时,普通法的这种弹性对于那些摧毁法治的种种趋势是否仍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呢?

    对于法律编纂运动而言,至少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法律编纂运动的各种努力促使人们对一些构成法治基础的一般性原则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乃是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的原则做出了形式上的承认;该原则首先被纳入奥地利1787年的刑法典,并在它被纳入法国《人权宣言》以后,又为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法典所规定。

    然而,18世纪普鲁士在实现法治的方面所做出的最为独特的贡献,则在于对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控制。在法国,由于人们只是从字面上接受了权力分立的理想,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司法对它的控制,然而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发展则循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我们可以说,深刻影响19世纪自由运动的支配性理想,乃是应当使一切对公民财产或人身所施加的行政权力受制于司法审查。在此一发展方向上的一项影响最为深远的试验——亦即1797年颁布的一部法律,它虽说只适用于普鲁士东部新建各邦国,但却被视为一种应予普遍遵循的模式——甚至将行政机构与公民之间的一切争议都置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下。此项试验为此后八十年中关于法治国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

    6.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法治国这一理论概念在19世纪早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并且与宪政理想一起成了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然而对于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在德国而没有发生在法国等地,论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论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德国新自由主义运动开始之前,美国的先行范例在德国已得到了比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妥切的理解和认识,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发展是在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的框架而非在一共和政制的框架之中展开的,所以它较少受制于那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因民主的实现而自动解决的幻想;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原因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有一点却是不争的,即在德国,根据宪法限制政府的一切权力,特别是根据法院可实施的法律限制一切行政活动,成了此一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

    德国理论家在当时提出的许多论辩,所明确反对的便是那种为法国人在当时依然接受的“行政管辖”(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的做法,亦即那种行政机构内部的准司法机关(quasi-judicial

    bodies

    ),这是因为这些准司法机关的主要目的在于监督法律的执行而非保护个人的自由。德国南部的一个邦国的一位首席法官曾经指出,“不论何时,只要发生有关私人权利是得到官方行动的良好维护还是遭其侵犯的问题,该问题就必须由法院加以裁定”;这种观点此后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当法兰克福1848年邦国议会试图起草一部适用于整个德意志邦联的宪法时,它在其间加入了这样一个条款,该条款规定所有“行政机构的审判”(all

    administrative justice)(按当时的理解)必须停止,而且一切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都应当由法院进行裁决。

    然而,那种试图通过德意志各邦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来有效地实现法治理想的希望,却很快破灭了。各邦国新制定的宪法在向法治发展的努力方面成就甚微,而且人们很快发现,尽管“宪法业已确定,法治国也已宣称确立,但实际上警察国家(police

    state)仍在继续。是谁在捍卫公法并保护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基本权利呢?不是任何其他人,而是那个力图扩展其活动领域的行政部门,尽管那些根本大法的原初目的是要对它们进行抵制”。事实上,正是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普鲁士获得了警察国家的名声;亦正是在这个时期,普鲁士议会各方不得不就法治国这一原则重新展开激烈的论战,并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方案。在一段时间当中,行政措施的合法性问题须由普通法院裁定的理想仍为人们所接受,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这一在日后被通称为“司法主义”(justicialism)的法治国观念,很快为一个不同的观念所取代,其主要的倡导者乃是专门研究英国行政制度的学者戈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

    7.人们之所以认为普通管辖(ordinary

    jurisdiction)应当与对行政行动的司法控制(judic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相区别,乃基于两个理由。尽管这两种考虑都有助于最终在德国确立行政法院体系而且也时常被人们混同为一个问题,但是它们却旨在实现颇为不同的、甚至是不相容的目的,因此必须加以明确分辨。

    一种论辩认为,解决各种因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争议而引起的问题,既要求有一种关于各部门法的知识,又需要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否则很难得到解决;然而,人们却很难期望那些主要接受私法或刑法训练的普通法官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知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且很可能是一颇具结论性的论辩,但是这种论辩只能强化原本就存在于分别审理私法问题、商法问题、刑法问题的法院之间的分立,却无力支持裁定私法争议的法院与裁定行政争议的法院之间的分立。然而,只有使行政法院在这种意义上与普通法院相分离,它才能与后者一样独立于政府,才能只关注于法律的实施,亦即关注于对先行存在的规则的适用。

    然而,人们亦可以根据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认为独立的行政法院是必要的,这个理由就是关于一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争议不能仅当作一纯粹的法律问题加以裁定,因为这类争议始终都涉及到政府政策或权宜之策的问题。据此一理由而确立的行政法院,须始终关注于当届政府的目标,从而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这种法院必须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且还必须受制于至少来自行政首脑的指导。这种法院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机构对其私人领域的侵犯,而主要是在于确使个人不与现行政府的意图和政令相违背。它们乃是一种确使政府的隶属机构执行政府意志(包括立法机构的意志)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保护个人的手段。

    只有在指导和限制行政行动方面业已存在着详尽的法律规则的情形下,我们方能对上述任务的区别做出精准明确的界定。如果行政法院创建的时候,这类规则的制定还只是一个尚待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考虑的任务,那么上述区别就一定很难界定。在这样一种境况中,行政法院的必要任务之一便是将当时仅属行政部门的内部规则规定为法律规范;而且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种法院亦将发现很难区分那些具有一般性质的内部规则与那些只反映当下政策之具体目标的规则。

    这恰是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所存在的境况:德国人民在种种努力以后,终于将那个为人们长期珍视的法治国理想付诸实施了。但需要强调的是,最终击败那个为人们长期主张的“司法主义”论点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把处理行政措施之合法性争议所引起的复杂问题的任务;委之于那些并未受过此方面专门训练的普通法官,显然是不可行的。结果;德国人终于创建起了分立的新型的行政法院,其意在成为完全独立的法院,只关注法律的问题;而且人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政法院能够承担起对一切行政行动实行严格司法控制的职责。因此,对于那些构设此一体系的人来讲(特别是对于此一体系的主要建构者戈奈斯特教授而言),而且对于此后的大多数德国行政法专家来讲,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的创建,实乃建设法治国的登峰造极之成就,亦即法治的明确实现。到此后的事实表明,此一体系仍存在着许多漏洞,而且还为那些实际上属于专断的行政裁定开了诸多方便之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漏洞只被视作微不足道且暂时的缺陷,甚至还被认为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些人认为,如果欲使行政机构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在制定出调整其行动的明确规则以前的这段时间中,就必须赋予它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尽管从组织上讲,独立行政法院的确立似乎是旨在确保法治而进行制度安排的最后阶段,但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却仍在未来。如果想使一个位于牢固确立的科层机构之上的司法控制机构发挥有效作用,那么其必要条件就在于必须按照过去认识整个体系的一贯精神去制定规则。然而,事实上,正当人们建成旨在服务于法治理想的结构的时候,却碰巧亦是社会放弃这种理想的时候。这就是说,正当人们开始采用行政法院这种新手段的时候,知识趋向却开始了重大的反向运动;以法治国作为其主要目标的自由主义诸观念,也被放弃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正当行政法院体系在德意志诸邦国完成了最后建构(在法国亦然)的时候,趋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新运动也开始聚集起了其自身的力量。行政法院这一新制度的原本目的,是要通过渐渐以立法的方式制约仍为行政机构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有限政府的理念,但是结果,在各种新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却已不再愿意实现有限政府的理想了。的确,当时的种种发展趋势不断地扩大着上述新创建的行政法院体系中的那些漏洞,而其方式就是明确规定政府为履行新任务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权可免受司法审查。

    因此,事实证明,德国人的成就在理论方面远较其在实践方面更重要,但是即使如此,其在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也绝不应当低估。德国人乃是自由大潮在退潮之前席卷的最后一个民族。然而,他们可谓是自由大潮席卷诸国中对西方的各种经验做出最系统的探究和理解的民族,他们经由思考而总结出了西方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据此试图解决现代行政国家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法治国”的观念,乃是传统法治理想的直接结果,在法治国的构设中,所应限制的主要机构是精心建立的行政机关,而不是君主或立法机构。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新观念还未牢固扎根,但是这些新观念在某些方面却可以说反映了持续发展的最终阶段,而且与许多旧有的制度相比较,它们或许更适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今天,专职行政人员的权力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主要威胁,所以德国人提出的旨在制约行政人员的种种制度便值得我们做更为详尽的探究,然而它们在过去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8.德国的各项发展之所以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无疑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之一乃是在19世纪末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种极为普遍的情况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紧张。从理论上来讲,法治的理想早已得到公认;再者,尽管法治理想于制度层面的一项重要发展——行政法院——的作用仍属有限,但对于解决新的问题来讲却依旧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一试图拓展出种种新的可能性的短暂试验的过程中,旧有境况中的一些特性毕竟没有完全消除;此外,欧洲大陆趋向于福利国家的发展也远远早于英美,而这种发展又致使德国很快引入了一些与法治的理想极难相容的新特征。

    “此发展的结果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时欧洲大陆与盎格鲁萨克逊等国的政治结构虽说已经极为相似,但是观察法国或德国日常实践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却仍旧认为德法的境况与法治相距甚远。就举一个常被引证的例子来讲,伦敦与柏林警察的权力及行事方式之间的差异,一如过去一般,仍旧很大。尽管与欧洲大陆先前的发展颇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也开始出现在西方诸国,但是,一个敏锐的美国观察家却仍能够描述出欧洲大陆与西方在19世纪末期的基本差异:“的确,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在英国),(地方)部门的官员是根据制定法而享有制定行政管理规则的权力的。(大不列颠的)地方政府部门(Local

    Government Board)与美国的卫生部门就是这种做法的范例;但是这些情形在西方诸国只是例外,而且大多数盎格鲁萨克逊人认为,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定属专断,因此除绝对必要的情况以外),不得行使”。正是在此一氛围中,英国学者戴雪(A.

    1. Dicey)在其所著的一部现已成为经典的论著中,重述了传统的法治观念;他的这一重述构成了他全书讨论的基础,亦构成了他评判欧洲大陆情形的判准。然而,他所描绘的欧洲大陆的图景却多少有些误导。戴雪的重述始于法治只是以一种相当不完善的方式为欧洲大陆各国所接受这样一个已被公认且无可否认的论辩,并且认为这种现象是与下述事实相关联的,即行政强制(administrative

    coercion

    )仍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司法审查的制约;基于上述前提,戴雪将普通法院(ordinary

    courts)审查行政措施的可能性确立为他的主要判准。从他的论述来看,他似乎只知道法国的行政司法制度(即使对此他所知亦不完全),而对德国的种种发展实际上却属无知。就法国行政司法制度而言,他所做的严厉的批判在那个时候多少是有点道理的,尽管在当时,法国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也已开创了一项新的发展趋向,一如一位现代的观察家所指出的,这项发展“迟早会成功地将行政机关的一切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控制的范围之中”。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戴雪的严厉批判却绝不能适用于德国行政法院的原则;这些法院不仅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以建立的,而且其目的也在于保障戴雪极其热衷于捍卫的那种法治。

    毋庸讳言,在1885年亦即戴雪先生发表其著名的《英宪精义》(

    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一书的那个年头,德国的行政法院刚刚开始形成,而法国行政司法制度也只是在此前不久方定型而已。然而,戴雪的“根本错误”却导致了最为不幸的后果,而且他的这种错误“太过根本,以致于人们很难理解或原谅这种错误会发生在像他这样一位如此著名的学者身上”。正是戴雪所造成的这一误导,致使“分立的行政法院”的观念——甚至“行政法”这一术语——渐渐在英国(在相对较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在美国)被视作是对法治的否定。因此,戴雪为维护他所理解的法治而做的努力,实际上使他关闭了发展法治的大门,而这种发展本来是有可能为维护此种法治提供最好机会的。当然,他不可能有力量阻止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发展出类似于欧洲大陆的行政机器,但是他却在阻碍或延缓那些能将新的官僚机构置于有效控制之下的制度的发展方面,起了诸多负面作用。

    第十四章

    个人自由的保障

    就因这个微小的漏洞,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

    ——塞尔登(John

    Selde

    n)

    1.经过先前章节的讨论,本章的任务便在于努力将各种历史趋向汇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系统地指出法治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的基本条件。人类从长期且困苦的经验中习得,自由的法律(the

    law of liberty)必须具有某些属性。那么它有哪些属性呢?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法治是这样一种原则,它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亦即关注具体法律所应当拥有的一般属性。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原则非常重要,乃是因为在今天,人们时常把政府的一切行动只须具有形式合法性(legality

    )的要求误作为法治。当然,法治也完全以形式合法性为前提,但仅此并不能含括法治的全部意义:如果一项法律赋予政府以按其意志行事的无限权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所有行动在形式上就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一定不是法治原则下的合法。因此,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

    从法治乃是对一切立法的限制这个事实出发,其逻辑结果便是,法治本身是一种绝不同于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那种意义上的法。无疑,宪法性规定(constitu-

    tional provisions)可以使侵犯法治变得更加困难,也可能有助于阻止普通立法对法治的非故意侵犯。但是,最高立法者(the

    ultimate legislator)绝不可能用法律来限制他自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随时可以废除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法治(the

    rule of law)因此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a

    rule of the law),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原则”(a

    meta-legal doctrine,亦可转译为“超法律原则”)或一种政治理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治只在立法者认为受其约束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在民主制度中,这意味着除非法治业已构成了此社会共同体之道德传统的一部分(亦即那种为多数所信奉且毫无疑问地接受的共同理想),否则它就不会普遍有效。

    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对法治原则的持续抨击成了一种极为不祥的征兆。更有进者,对法治原则的诸多运用,乃是我们能希望极力趋近但却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所以种种对法治原则的抨击所具有的危险也就更大了。如果法治的理想成了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中的坚实要素,那么立法及司法就将越来越趋近于此一理想。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法治的理想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行的、甚至是一种不可欲的理想,而且人们亦不再去努力实现此一理想,那么这一理想就会迅速地化为乌有。在法治理想缺失的境况中,社会将很快堕入专断暴政的状态,而这正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两三代的时间中所持续遭遇的威胁。

    当然,牢记以下这点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即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在我们看来,政府的活动远非只是强制性活动,即使为了实施法律,政府也要求拥有它所能够管理的人力及物质资源的机构。此外,还存在着一些只属于政府活动的领域,例如对外政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通常不会发生强制公民的问题。我们拟在后文中讨论政府的强制性活动与非强制性活动之间的区别。而就我们此处的讨论言,重要的是指出:法治只关注政府的强制性活动。

    政府所能运用的主要的强制性手段乃是惩罚。根据法治,政府只能当个人违反某一业已颁布的一般性规则时,才能侵入他原受保护的私人领域,以作为对他的惩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因此是法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结果。但是,此一原则的陈述初看上去虽似明确,然而如果我们追问此一原则中“法”(

    law

    )的确切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陈述还有着一大堆难题尚待解决。当然,如果这个“法”只规定不论谁违背了某个官员的命令,他就将受到特定方式的惩罚,那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就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纵使在最为自由的国度,法律也常常会规定这类强制性的惩罚行动。显而易见,一个人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如他不服从警察的命令)“实施公害”、“侵扰公共秩序”或“阻碍警察执行公务”而不遭受一定的惩罚,这样的国家很可能从未存在过。因此,如果我们不对那些综合起来方使法治成为可能的全部原则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充分理解法治原则中的这个核心原则。

    2.我们在前文中业已指出,法治的理想以人们对法之含义有着一种明确的界说为前提,而且并非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每一项法规都是此一意义上的法。就当下的情形而言,立法机构以适当形式赞成通过的任何文献,都被称之为“法”。但是,在这些仅具有该词形式意义的法律中,只有一些法律——就今天来看,通常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法律——是调整私人间关系或私人与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性”法律[substantive(Or“material”)Laws]。绝大部分这类所谓的“法律”,毋宁是国家对其官员所发布的指令,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领导政府机关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可以运用的手段。然而,在当今的各个国家,规定这类手段之运用方式的规则和制定一般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则,都属于同一个立法机构的任务。这虽说是一种久已确立的惯例,但毕竟不是一种必然的事态。据此,我不能不设问,防止混淆上述两类规则是否就不可能是一可欲之举?对此,我们所主张的解决方式是,一方面将制定一般性规则的任务和向行政机构发布命令的任务分别委之于两个独立的代议机构,而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做出的决定都置于独立的司法审查之下,使它们彼此都不跨越各自的范围。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希望这两类决定都能按照民主的方式加以制定,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它们应当由同一机构进行制定。

    然而,当下的制度性安排则倾向于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政府必须管理或运用其所拥有的手段(包括被雇来执行其指令的人所提供的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当同样支配公民私人的活动。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判准乃是,在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区别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确获承认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个人不能被政府或他人差来差去,而只能被期望服从那些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在过去,自由者可以夸耀地说,只要他们处在众所周知的法律范围内,他们的行动就可以不需要征求任何他人的许可或服从任何他人的命令。然而当下的我们是否还能够做这样的宣称,已属疑问。

    一般且抽象的规则,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规则在本质上乃是长期性的措施,指涉的也是未知的情形,而不指涉任何特定的人、地点和物。这种法律的效力必须是前涉性的(prospective),而绝不能是溯及既往的。法律应当具有这种特性乃是一项原则,而且已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尽管它并不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便是那些元法律规则的范例:欲使法治维续效力,就必须遵守这类元法律规则。

    3.真正的法律所必须具有的第二个主要属性乃是,它们应当是公知的且确定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the law),对于一自由社会得以有效且顺利地运行来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所做出的贡献更大。的确,法律的完全确定性,也只是一个我们须努力趋近但却永不可能彻底达到的理想,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减损法律确定性对西方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贬低法律在事实上所达到的确定性的程度,已成了当下的时尚;而那些主要关注诉讼的律师之所以倾向于持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案件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但是,法律确定性的程度却不能够根据这些案件的结果加以评断,而必须根据那些并不导致诉讼的争议来判断,这是因为从符合法律的角度来考察,其结果实际上是确定的。正是这些绝不会诉诸于法院的纠纷,而不是那些诉之于法院的案件,才是评估法律确定性的尺度。现代夸大法律不确定性的趋势,乃是反法治运动的一个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考察。

    此处的关键要点在于法院的判决是能够被预见的,而不在于所有决定这些判决的规则是能够用文字表述的。坚持法院的行动应当符合先行存在的规则,并不是主张所有这些规则都应当是明确详述的,亦即它们应当预先就一一用文字规定下来。实际上,坚持主张后者,乃是对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的追求。有些“规则”永远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形式。许多这类规则之所以为人们所承认,只是因为它们会导向一贯的且可预见的判决,而且也将被它们所指导的人视作一种“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表达。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 )当然不是由明确的三段论(syllogisms)构成的,而且其大前提也常常是不明确的。结论所依据的许多一般性原则只是隐含于明确阐明的法律体系之中,且须由法院去发现。然而,这并不是法律推理所具有的特殊现象,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各种一般性概括,很可能都依据于那些仍不为我们明确知道但却支配着我们思维活动的更高的一般性概括。尽管我们会努力不懈地去发现那些构成我们决策依据的更为一般性的原则,但从这种工作的性质来讲,它极可能是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无尽的过程。

    4.真正的法律的第三个要件乃是平等(equality)。它与上述属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在界定方面却要比它们困难。任何法律都应当平等地适用于人人,其含义远不止于我们在上文所界定的法律应当具有的一般性的含义。一项法律可能只指涉相关的人的形式特征,因而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着充分的一般性,然而它却仍可以对不同阶层的人做出不同的规定。显而易见,即使在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公民中,进行这样的类分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抽象意义上进行的这些类分,始终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选择而确立起来的类或阶层事实上只是由人们所知的特定的一些人甚或单个人构成的。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诸多切实的努力,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一个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标准,亦即那种能告知我们何种类分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符合的标准。一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宣称法律不得确立不相关的类分标准的说法,或者那种宣称法律不得根据与此一法律的目的毫无干系的理由将人做差别对待的说法,无异于对实质问题的回避。

    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诸理想之一,它能指示方向但却不能完全确定目标,从而也始终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者,但是这一理想却不会因此而丧失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上文已经论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满足的一个要件,亦即是说这种界分的合法性必须得到经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某一群体中的人与此一群体之外的人的共同承认。我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一部法律影响特定人的方式,这一点在实践中极为重要。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会,它与那种以人们可预见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损或获益的做法都是极不相容的。

    人们有时指出,法治之法(the

    law of the rule of law),除了具有一般性和平等性以外,还必须是正义的。尽管毋庸置疑的是,法治之法若要有效,须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是正义的,但颇有疑问的是,我们除了一般性及平等性以外是否还拥有其他的正义形式标准——除非我们能够判断法律是否与更具一般性的规则相符合:这些更具一般性的规则虽可能是不成文的,但是只要它们得到了明确的阐释,就会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就法治之法符合自由之治(a

    reign of freedom)而言,除了法律的一般性和平等性以外,我们对于仅限于调整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干涉个人的纯粹私性问题的法律实没有其他判准。诚然,这样“一种法律可能是恶法(bad

    law)或不正义的法,但是这种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的及抽象的特性,可以将这种危险减至最小。这种法律所具有的保护特性,亦即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当可以从其一般性中发现”。

    人们之所以常常认识不到一般的和平等的法律可以为个人自由提供最为有效的保护,以抵抗来自于外部的侵犯,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于默认国家及其代理人可以免受这些法律的管辖,或习惯于认定政府拥有权力赋予个人以豁免权。法治的理想,既要求国家对他人实施法律——此乃国家唯一的垄断权——亦要求国家根据同一法律行事,从而国家与任何私人一样都受着同样的限制。正是所有的规则都平等地适用于人人(也包括统治者在内)这一事实,才使得压制性规则(oppressive

    rules)不可能得到采用。

    5.除非制定新的一般性规则和将它们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两项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人或机构予以实施,否则想有效地分立这两项职能实为人力所不可能及者。因此,在权力分立原则中,至少这一部分必须被视作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制定规则时,我们不能考虑具体的情形,同样,审判具体案件时,我们也不能依据任何其他原则,而只能依据一般性规则——尽管此种规则有可能尚未得到明确的规定,从而不得不有待法官去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并不考虑任何政府即时性目的的独立法官在。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在决定是否应当于一特定情形中使用强制之前,立法与司法这两项职能必须分别由两个独立而协调的机构加以执行。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在严格执行法治的境况下,行政是否应当被视作一种如此意义上的独特且分立的权力,而与立法及司法两权平等地进行协调。当然,在一些领域中,行政机构必须有自由根据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然而,在法治之下,行政机构可以在某些领域自由行事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它可以对公民行使强制性权力。权力分立原则绝不能被解释成:当行政机构对待私人公民时,它可以始终不受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并由独立的法院适用的规则的制约。我们必须指出,对这样一种权力的主张,无异于对法治的反动。尽管在任何可行有效的制度中,毋庸置疑的是,行政机构必须享有一些为独立法院所不能控制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当中显然不包括“支配个人和财产的行政权力”。法治要求,行政机构在采取强制性行动时,应当受下述规则约束,这些规则不仅规定了它可以使用强制的时间和场合,而且还规定了它可以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方法。能够确使这种做法得到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使所有这类强制性行动都受制于司法审查。

    约束行政机构的规则是否应当由一般的立法机构来制定,抑或此一职能是否可以委托于另一机构来实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政治手段的问题。这与法治原则并不直接相关,但却与以民主的方式控制政府的问题相关。这是因为委托立法(delegation

    of legislation)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显而易见,将制定这种规则的权力委托给地方立法机构,如省级议会或市政会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无从反对的。甚至将这种权力委托给某个非民选产生的权力机构,亦未必与法治相背离,只要这种权力机构在适用这些规则之前就将它们公布于众,从而使人们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该机构遵循这些规则。现代社会在广泛使用委托立法的方面所存在的困境,并不在于它所委托的是一种制定一般性规则的权力,而是在于行政机构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毋需规则便可以行使强制的权力,因为它不可能制定出那些将明确指导其行使强制性权力的一般性规则。通常所谓的“立法权的委托”(delegation

    of lawmaking power),常常都不是制定规则权的委托(delegation

    of the power to make rules)——这可能是非民主的或政治上的不明智之举——而是赋予行政机构的决定以法律效力的权力的委托,所以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就像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一般,也必须毫无疑问地为法院所接受。

    6.上文所述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亦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施以法律限制的问题;而这就是那个“微小的漏洞”,如若处理不当,它将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因“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这一术语的意义含混不清而纷争不已。人们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是指法官解释法律的一种权力。但是,这种解释规则的权力,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那种自由裁量权。法官的任务在于从整个有效的法律规则体系的精神中,发现其间所蕴含的各种意义,或在必要的时候,将那种先前并未得到法院明确陈述或先前并未得到立法者明确规定的原则当作一般性规则加以表述。尽管法官承担着解释规则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拥有那种遵循自己意志去追求特定且具体目标的权力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关于这一要点,我们可见之于下述事实,即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通常来讲,还必须受制于某一更高级法院的审查。判断一项判决是严格遵循了规则,还是由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做出的,最好的判准很可能是看该项判决之实质部分是否受制于另一个只通晓现行规则并了解该案事实的司法机构的审查。人们有可能对一项特定的法律解释发生争议,有时甚至不可能达致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这种争议的解决必须诉诸于规则,而绝不能凭据意志之专断。

    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也同样与我们所指的自由裁量权无关,它所关注的乃是整个政府等级体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关系问题。从最高立法机构与各行政机关首脑间的关系直至以次各层官僚组织,每一层面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整个政府权力中的哪一部分权力应当委托给一具体的机构或一具体的官员的问题。由于这种将特定任务分派给特定机构的问题是根据法律决定的,所以个别机构有资格做何事的问题(亦即它被允许实施哪一部分政府权力的问题),也常被认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相关。事实表明,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必须受制于确定的规则;其次,在政府等级的每一个级别上,上级机构也都必须赋予下级机构以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只要政府管理它自己的资源,它就具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要求享有与任何商业企业在相同情形中所会要求享有的同样多的自由裁量权。一如戴雪所指出的,“政府在经营管理其自己的事务时,严格地讲,也需要有行动的自由,恰如每个个人在运作其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拥有行动自由那般”。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立法机构在限制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方面常常会表现得过于积极,从而有可能阻碍行政机构的效率。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科层组织较之商业活动,应当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规则,这也很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行政机构并不具有商务活动通过利润而确立的那种效率标准。

    直接影响法治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限制政府特定机构之权力的问题,而是一个限制整个政府之权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行政范围的问题。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为了有效地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或资源,就必须行使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需要重申的是,在法治之下,私人公民及其财产并不是政府行政的对象,也不是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应加以运用的手段。因此,只是在行政干涉公民私域的时候,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才与我们的讨论相关。法治原则实际上意味着,行政机构在这方面不得享有任何自由裁量权。

    的确,行政机构在法治下行事也常常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如法官在解释法律时要行使自由裁量权一般。然而,这是一种能够且必须受到控制的自由裁量权,而控制方式便是由一个独立的法院对行政机构经由这种自由裁量权而形成的决定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这意味着行政机构的决定必须能从法律的规则中推演出来,也必须能从法律所指涉的和能为有关当事人所知道的境况中推论出来。这就意味着,政府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政府的即时性目的以及政府赋予不同的具体目标的特定价值(包括对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不同看法),都不得影响其决定。

    至此,读者如果想要理解自由在现代世界如何得以维续的问题,就还必须考虑法律上的一个颇为微妙的方面,因为它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常常为人们所不理解。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规定,即人们可以诉诸法院以对抗行政机构之裁定,但这通常仅指这样一个问题:行政机构是否有权做它已经做出的裁定。然而,一如上文所述,如果法律认为某个行政机构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合法的,那么法院对该机构的所作所为也就毫无约束可言。法治的要求却是,法院应当有权决定行政机构所采取的特定行动是否具有法律根据。换言之,在行政行动干涉个人私域的所有情形中,法院必须有权决定某一特定行动是否属于越权行动,而且还必须有权决定该项行政决定的实质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要求。只有当法院拥有这种权力的时候,行政自由裁量权才会被排除。

    法治的这个要求,显然不能适用于行政机构力图运用其所拥有的手段以达致特定结果的行动。然而,私人公民及其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当成为由政府支配的手段;这一点乃是法治的实质意义之所在。在强制只能根据一般性规则方得使用的场合,政府所采取的每一特定的强制行动的正当性,就必须源出于这样一种一般性规则。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只关注规则的问题而不考虑政府的任何即时性目标,并且有权裁定另一个权力机构是否有权做它已做的事情,甚至还必须有权裁定该权力机构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

    7.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人们有时也从立法与政策间的区别的角度加以讨论。如果政策这个术语能够得到确当的界定,那么我们就的确能够通过指出下述原则来表达我们的主要观点,即强制只有在其符合一般性法律时,而不是在其作为一种实现现行政策特定目标的手段时,才可以得到允许。然而,这样一种陈述方式,多少有些误导,因为“政策”这一术语还可以做更广义的使用。从此一术语的广义来看,所有的立法都可以被认为是政策。在这一意义上讲,立法乃是制定长期政策的主要手段;而所有适用法律的行为也都是对一先已确定的政策的执行。

    另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根源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法律自身的领域中,“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一术语通常都被用来指称某些为人们广为接受的一般性原则;尽管这些原则通常都未被制定成规则,但是却被视作确认较为具体的规则之效力的原则。当人们说法律的政策在于保护善意或诚信(good

    faith)。维护公共秩序(public order)或不承认不道德的契约(contracts

    for immoral purposes

    )时,这里所指涉的规则,并不是根据行为规则加以陈述的规则,而是根据政府的某个长远的目的而加以陈述的规则。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其所被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必须如此行事,方能实现它所设定的那个长远的目的。人们之所以在这些情形中使用“政策”这个术语,其原因似乎是他们认为,具体规定某个应予实现的目的乃是与视法律为一抽象规则的观念相冲突的。尽管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实际情况,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却不无危险。

    当政策意指政府对具体的且因时变化的目标的追求时,它便与立法构成了鲜明的区别。行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正是对这种意义上的政策的执行。政府的任务就在于调动和配置其所掌管的资源,以服务于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提供给公民的一切服务,从国防到道路维护,从环境卫生保障到维持社区的治安,都属于这类任务。为了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这些任务,人们赋予了政府以一定的手段并允许它雇佣由它自己支付工资的公务人员;此外,政府还必须始终一贯地就不断出现的紧急任务以及所应运用的手段做出决定。职业行政人员关注这类任务的取向,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他们将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源或手段都用来服务于他们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取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最后,这还意味着被委托执行这些特殊任务的机构,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运用任何最高权力(德国人称其为“Hoheitsrechte”,即“主权”),而只能限于运用专门赋予它们的手段。

    8.在自由的统治下,一切未被一般性法律所明确限制的行动,均属于个人的自由领域。一如上文所述,人们发现,为了抵制行政权力机构的侵犯,保护某些较重要的私人权利是极为必要的;然而人们也深感担忧,因为宪法对一些权利的明确列举,可能被解释成只有这些权利才能享有宪法的专门保护。事实表明,这些担忧确有根据,绝非空穴来风。然而从整体上讲,历史经验却似乎又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任何权利法案虽不可能穷尽所有应予保护的权利,但却对那些被认为易于受到侵损的某些权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护。在当下,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技术的发展不断对个人自由制造着新的潜在威胁,所以人们绝不应当视任何保护权利的法案业已穷尽了一切权利。在这个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时代,自由获致信息的问题,已不再是出版自由的问题了。在这个药物或心理技术已能被用来控制人的行动的时代,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问题,也已不再是提供保护以抵制对人的肉体施以物理控制的问题了。当旅游者因其国家不同意向他们签发护照而无法出国旅游时,行动自由或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 )的问题也都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还只是刚刚跨入这样一个时代(即用技术控制心智的可能性迅速增大而且那些初看上去对个人人身并无害处的支配力量将为政府控制的时代)的时候,上述问题就具有了最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很可能还在于未来。换言之,当权力机关为了自己的目的,能够通过在我们的饮用水中掺入一定的药物或通过其他与之类似的方法,来鼓舞或压抑、刺激或固化全体民众的思想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亦就不会太遥远了。如果欲使权利法案保有其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利法案的意图一定在于保护个人以反对一切对个人自由做出的重大侵犯,从而它们必须被推定载有一条保护个人在过去实际上所享有的那些豁免权以对抗政府干预的一般性条款。

    最后,对某些基本权利从法律上做出的保障,只是宪政对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一部分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为反对从立法上侵犯自由的做法所能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大于宪法本身所能提供的保障。一如我们所见,它们所能防阻的只是那些草率的且不明智的即时性立法行动,然却无力防阻最高立法者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权利进行的侵犯。能够抵抗这种现象的唯一保障,就是公共舆论明确意识到这类危险的存在并对之保有高度的警省。这类法律上的保护性规定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使公众牢牢记住这些个人权利的价值,而且还能够使这些权利成为民众即使未充分理解其意义亦会起而捍卫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9.我们在上文对个人自由诸种保障措施所做的讨论,可能会给读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即我们似乎将这些个人自由视作了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s )。

    事实上,这些保障措施只是意指,社会的正常运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而且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做法都要求有充分的特殊理由。然而,甚至连一个自由社会的最为基本的原则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出暂时的牺牲,例如,当(但也仅仅是当)长期维续自由已成为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战争时期。关于政府在这类情形中运用这种非常时期的权力(emergency

    powers)的必要性(以及防止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必要性),人们已经达成了广泛一致的意见。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并不是那些通过中止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或宣布戒严状态(a state of siege)以暂时取消某些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的必要性问题,而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定权利偶尔因公共利益而须加以干预的某些条件。毋庸置疑的是,甚至诸如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这样的基本权利,在“明显而急迫的危险”状态中也可能不得不被剥夺,或者政府为了强制购买土地而不得不行使征用权(the

    right of eminent domain),等等。但是,如果要维续法治,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首先,这类行动必须是由规则所界定的例外情形,从而对这些行动的证明就不能立基于任何权力机关的专断性决定,而应当受制于独立的法院的审查;第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绝不能使那些受这些行动影响的个人因他们所具有的合法期望受挫而遭到伤害,而应当对他们因这种行动所蒙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

    “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no

    expropriatio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的原则,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地方都得到了承认。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这项原则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law)的不可分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这项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所在;但是更为重要的一项保障措施则是,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予以上述必要的干预。主张对损失进行完全补偿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对这类侵犯私域的行动施以制约,并提供一种手段,以使人们能够确定某个特定目的是否已重要到了足可以证明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对社会正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原则进行破例为正当。由于对政府行动所具有的常常是无形的助益进行评估甚为困难,又由于专职行政人员明显倾向于高估即时性特定目的的重要性,所以采取下述做法就极为可欲,即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应当始终被假定为是无辜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而且对侵害的补偿应当被确定得尽可能的高,以堵塞滥用剥夺权力之门。综而言之,如果要对一正常的规则施以例外,那么相关的公共收益就必须是显见的,且在实质上大于其所导致的损失。

    10.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业已列举了综合起来方能构成法治的一些基本要素,但却还未考虑那些程序性的保障措施,例如人身保护状、陪审团制度等措施;然而,在盎格鲁萨克逊诸国,这些措施则被大多数人视作是个人自由的主要基础。据此,英美的读者很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本末倒置,只关注小节而忽略了根本。然而,我必须指出,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无意以任何方式轻蔑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重要意义,而且它们在保障自由方面的价值也绝非是什么夸大之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并没有理解,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效力实是以接受本书所界定的法治为前提的;这即意味着,没有法治,任何程序性保障措施的价值亦将不存在。诚然,很可能正是对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尊重,才使得英语世界能够将中世纪的法治观念维续下来。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证明说,在对约束权力当局一切行动的抽象法律规则的基本信念发生动摇的时候,自由还将得到维续。司法程式所旨在确保的乃是法院必须根据规则而不能根据特定目的或价值的相对可欲性来进行判决。所有的司法程序规则,即所有旨在保护个人和确保司法公允(impartiality

    of justice)的原则,亦都是以下述原则为前提的,即个人之间的每一争议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每一争议,只能通过适用一般性法律进行裁定。这些司法程序规则的目的,在于使一般性法律得以普遍适用,但是在法律刻意将审判交由权力机关自由裁量的场合下,它们却无力保障公允。只有在根据法律进行审判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只有在独立的法院具有最终裁定权的场合下——程序性保障才是对自由的保障。

    我在这里之所以将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那种被种种传统制度设定为前提的基本的法律观念上,实是因为在我看来,那种认为遵循司法程序的外部形式就足以维续法治的观念,实是对法治维续的最大威胁。我并不怀疑,而毋宁是希望强调,对法治的信奉与对司法程式的尊重结合起来方能产生作用,二者相依相伴,缺一不可,否则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效。但是,当下受到主要威胁的乃是法治观念,而且正是那种认为法治能够经由严格遵循司法程式而得到维续的幻想,构成了威胁法治观念的主要渊源之一。“将司法程序的形式和规则置于它们并不应当归属的地方,实不可能拯救社会”。在缺乏司法审判之基本条件的地方,却用司法形式作为装饰,或者赋予法官以权力去审判那些并不能够通过适用规则加以审判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助益于维续法治观念和司法程序信念,相反,只能摧毁人们对它们的尊重,甚至在应当尊重它们的场合亦无例外。

    第十五章

    经济政策与法治

    众议院……所制定的法律,对他们自己、他们的朋友和社会大众,都必须具有充分的效力。这种(境况)始终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政策能够将统治者与人民紧紧联系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之一。它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创造出了共同的利益和同情心,尽管在这方面很少有政府可以被视作为范例;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一境况,则任何政府都将堕落为暴政。

    ——麦迪逊(James

    Madiso

    n)

    1.古典学派主张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与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支配。如果我们不根据此一理论背景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洞见亚当·斯密或约翰·穆勒这些学者反对政府“干预”的本质之所在。因此之故,那些并不熟知上述关于法治支配经济政策的基本观念的人,在过去就常常误解他们的立场;而且当英美的诸多论者不再将法治观念作为理解这个问题之前设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那里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混淆。经济活动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古典学派在原则上反对的政府“干涉”或“干预”(interference

    or intervention),因此仅指那种对一般性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私域的侵犯。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得关注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确实认为某些政府措施应当在原则上予以否弃,而且也不得根据某些权宜性的考虑而将它们正当化。

    在亚当·斯密及其当年的追随者看来,实施普通法的一般性规则,当然不能被视作是政府所实施的干预;而且一般而论,只要立法机构修改某些规则或颁布一项新规则的目的,是使这些规则在一不确定的期限内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他们也同样不会认为这种做法就是政府的干预。尽管他们可能从未对此做过明确的表述,但是干预对于他们来说却实在是指政府对强制性权力的实施,而且其实施的目的亦不在于确保一般性法律的执行,而是旨在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然而,重要的判断标准并非政府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它所运用的手段。只要政府所力图实现的是人民所明显欲求的目的,古典学派可能根本就不会视其为非法;但是,他们明确反对政府采取特殊命令或禁令的手段,并认为这乃是自由社会所不能容忍者。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间接的方式,亦即通过剥夺政府的某些手段的方式,方能剥夺政府实现某些目的所仰赖的权力,因为仅依赖这些手段政府便能实现这些目的。

    就上述问题在此后所发生的种种混淆,后来的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确,人们在质疑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各种关注方面提出了很多理由,而且人们就反对政府积极主动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亦阐发了不少道理。但我们必须明辨的是,这些论辩与那些主张经济自由的一般性论点颇不相同。前者所依凭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所主张的绝大多数措施实际上是一些极不明智的方案,它们要么毫无成效,要么成本远远高于收益。这就意味着当政府在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与法治相符时,它们就不能被视作政府干预而即刻加以否弃,相反,必须根据权宜的标准而对其在具体境况中是否妥适的问题进行逐一考察,然后再决定是否采用这些措施。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反对各种考虑欠周或实施有害而无利的措施的斗争中,动辄诉诸不干涉原则,往往也会导致下述结果,即从根本上混淆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之间的差异。此外,这种做法也给那些反对自由企业的人士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乘机推波助澜,搅混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主张,一项特定的措施是否可欲(desirability),绝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一个权宜的问题。

    因此,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有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因此,与一个较多关注经济事务但却只采取那些有助于自发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措施的政府相比较,一个对经济活动较少关注但却经常采取错误措施的政府,将会更为严重地侵损市场经济的力量。

    本章的目的便在于指出,法治为我们区别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并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提供了一个评断标准。毋庸置疑,在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做出这种区别以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权宜要求对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做进一步的考察。当然,这些措施中仍会有许多是不可欲的甚或会造成危害的措施。但是那些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则必须被拒弃,尽管这些措施为实现某一可欲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或许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一如下文所述,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却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强制性行动,都必须由一稳定且持续的法律框架加以明确的规定,而正是这种框架能够使个人在制定计划时保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而且还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不确定性。

    2.让我们首先考虑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与那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之间的区别,当然,在后一类活动中,一般不用实施强制,即使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那也仅仅是因为需要通过税收来支撑这些活动。就政府只提供其他机构或个人所不会提供的服务(这通常是因为这些服务性活动的益处不可能只让那些准备为此出钱的人或机构单独享有)而言,唯一的问题便是收益能否抵补成本。当然,如果政府就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主张排他性权利,那么,这些服务就不再是完全不具强制性的行动了。一般而言,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仅要求政府拥有对强制的垄断(the

    monopoly of coercion),而且还要求政府只拥有对强制的垄断,从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的行动应与任何其他人的行动处于平等的地位。

    一般而言,政府在上述纯粹的服务性活动领域所采取的且属于上述限定范围中的大多数行动,乃是那些有助于促进人们获得关于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的可靠知识(reliable

    knowledge)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提供一个可靠且有效的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其他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功能则包括:确定度量衡的标准;提供从调查、土地登记及各类统计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并支持(而非组织)某种类型的教育,等等。

    所有上述的政府活动都属于政府为个人决策提供一有助益的框架的努力,这些活动为个人提供了能用之于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许多其他的更具实质意义的服务,也属于此类活动。尽管政府不得运用强制性权力以支撑那些与实施一般性法律规则并不相干的活动,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政府在从事各种活动时与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那它就没有违背原则。如果说在绝大多数领域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上述行动,那么也存在着另一些领域,政府的行动在其间的可欲性则是无可质疑的。

    所有那些明显可欲的但竞争性企业又不全力提供的服务,便属于上述后一类领域的活动;竞争性企业之所以不提供这类服务,乃是因为要在这类服务中向个别受益人收费,不是不可能,就是太困难。这类服务主要是指市政机构为城市居民所提供的大多数清洁及医疗保健服务、道路的建设与道路的保养的服务。以及种种娱乐性服务。这类服务中还包括亚当·斯密所指称的“市政工程”(

    public works )的那类活动,“尽管这类服务对于一个大型社会具有极高程度的禆益,但它们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其利润根本不够补足提供这类服务的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开支”。此外,政府还可以合法地从事一些其他的活动,以期据此保护军备的秘密,或鼓励增进某些领域的知识。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可能于任何时候都是最具资格从事这些活动的,然而我们却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认定情况将永远如此,从而给予政府以从事这类活动的排他性责任。更有甚者,在大多数情形中,政府亦绝无必要在实际上对这些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如果由政府承担一些或全部财政责任,而由独立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竞争性的机构去具体实施这些服务,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服务将不仅会得到提供,而且还将得到更为有效的提供。

    商业界或企业界不相信国有企业(state

    enterprise),是颇有根据的。要确使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经营或竞争,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此一条件得以满足,那么从原则上讲,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只要政府使用它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强制性权力,尤其是其征税的权力,以援助国有企业,那么它就始终能够将国有企业的地位转换成一种实际的垄断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有必要遵循这样一项原则,即政府在任何领域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殊便利(包括补贴),也应当同样给予那些与其竞争的私营企业。毋庸争辩的是,要使政府满足这些条件也是极其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普遍反对国有企业的观点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的国有企业从自由制度中排除出去。当然,国有企业应当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如果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渐渐受制于国家的直接控制,那么这将对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反对的并非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国家垄断。

    3.再者,从原则上讲,自由制度也不会对所有那些调整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管理规章都采取否弃的做法,因为它们可以被制定为一般性规则,并对每个参与一定经济活动的人所必须予以满足的条件做出规定。在这些管理规章中,尤其包括那些调整生产技术的规章。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这些规章是否明智的问题,因为它们很可能只在例外的情形中才是明智的。这类管理规章必定会对尝试的范围做出限制,从而也就会阻碍那些可能颇有助益的发展。再者,它们通常还会提高生产成本,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降低总的生产力。但是,在充分考虑了这种规定对成本的影响以后,依旧认为值得承担高成本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了。然而,经济学家却仍对此抱有疑虑,并认为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类管理措施,一是因为人们几乎总是低估它们所导致的总成本,二是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充分考虑到它们所具有的一个独特的弊端,即阻碍新的发展。但是,如果含磷火柴的生产与销售由于会影响人的健康的缘故而遭到了普遍的禁止,抑或只有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后方能得到生产与销售的许可,或者如果夜间工作被普遍禁止,那么人们就必须通过对总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来判断这些措施的确当性,因为这种确当性显然是无法通过诉诸一般性原则而得到确定的。为人们所知的“工厂立法”(factory

    legislation)这样一些涉及领域极广的规章,便属此例。

    然而在今天,仍然有人这样认为,即如果行政当局未获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它所拥有的一切强制性权力亦须受制于法治,那么上述或类似被公认为政府的正当职能的任务,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践履。然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如果法律并不总是能够明确列举政府当局在某一特定情形中所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那么人们也可以通过详尽规定的方式以使公允的法院来裁定政府当局所采取的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实现法律所指向的一般性结果是否必要。尽管政府可能采取行动的背景因素极不确定,从而也无从预见,但是当特定情况发生时政府当局所会采取的应对行动方式,却能在很高的程度上被预见。为了阻止传染病的流行而将一农家的牛杀死并烧掉、为了阻止火灾的蔓延而拆毁一些房屋、禁止使用一被污染的水井、要求在拆移高压电线时提供保护性措施、对建筑工程实施安全条例等,无疑都要求赋予政府当局以某种适用一般性规则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绝不是一种不受一般性规则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亦不是那种免受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

    人们对于那些将这类措施视作为必须授予政府以自由裁量权的依据的说法太过熟悉,所以当一位著名的行政法研究者在三十年前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时多少令人们感到有些惊讶。他指出,“一般而言,卫生与安全法规绝不是因其运用自由裁量权而著称的;相反,在诸多这类立法中,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存在对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此,英国工厂立法在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只依赖于一般性规则(尽管其间的一大部分是由行政法规加以确定的),……而在许多建筑法规中,也只具最低限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所有这方面的条例都受着能被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要求的限定……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行政弹性的考虑都屈让于对私权的确定性这一更高的考虑,当然这要求以不明显牺牲公共利益为条件”。

    在所有上述事例中,各种决定都源出于一般性的规则,而不是源出于指导当届政府的特殊倾向,亦非源出于任何关于应当如何对待特定人士的定见。在这里,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乃是服务于一般性的且长远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致具体目的的手段;再者,政府不得对不同的人做区别对待。授予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乃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裁量权(a

    limited discretion),因为具体的官员在运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时候还将适用一种他所能感知的一般性规则(the

    sense of a general rule )。

    这种能被感知的一般性规则之所以在适用的时候无法做到完全明确,实是因为人自己的缺陷(human

    imperfection)所致。然而,这个问题毕竟是一适用规则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下述事实得到说明,即一位独立的法官,由于他根本不代表当届政府,亦不代表即时多数的特殊愿望或价值倾向,所以不仅能够裁定政府当局是否有权采取行动,而且还能够裁定政府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严格符合法律的要求。

    这里的核心要点与下述问题并不相干,即证明政府行动为正当的条例规定是否一致适用于整个国家,或者这些条例规定是否由一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制定。就一些条例而言,显然需要经由地方性法规的认可方能有效,而另有许多条例,如建筑管理规章,必定只是在形式上而非在实质内容上为多数表决的结果。此外,这里的关键问题也不关注所授权力的渊源,而只关注所授权力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事先以正当形式公布并得到严格遵循的由行政当局自己制定的条例,与那些通过立法行动授予行政机构的含混不清的自由裁量权相比,更符合法治原则。

    尽管始终有人根据行政便利(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的原则,主张放宽上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严格限制,但确定无疑的是,这对于实现上文所讨论的目的来讲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在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致使法治遭到侵损以后,对维护法治的考虑才不会比对行政效率(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的考虑更重要。

    4.现在我们必须转向讨论那些为法治从原则上予以否弃的政府措施;这些政府措施主要是指那些仅仅通过实施一般性规则并不能实现它的目的、而只有在对不同的人施以武断性的差别待遇的前提下方能实现其目的的措施。其间最为重要的措施包括:决定谁应当被允许提供不同的服务或商品的政府措施,并且以何种价格或以何等数量提供这些不同的服务或商品的政府措施——换言之,亦即那些旨在对进入不同行业和职业的渠道、销售条件、生产或销售的数量进行管制的政府措施。

    就进入不同职业的渠道而言,我们的法治原则未必排除某些可行且正当的措施,如只允许那些拥有可明确辨识的资格的人士进入某些职业的措施。然而,强制力只能用于对一般性规则的实施的要求则意味着,任何拥有这些资格的人对这种许可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主张权,而且这种许可的授予只能依据某人是否能够满足作为一般性规则而加以确定的条件来决定,而不能根据任何特殊情形(例如“地方性需要”这类情形)来决定,因为这些特殊情形只能由授予许可的当局依其自由裁量权才能加以确定。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运用那些严格的控制措施,而只需阻止人们妄称其实际上并不具有的资格的作法就已足够了(亦即适用那些制止诈欺的一般性规则)。这是因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需对某些代表这些资格的称号或权利进行保护,就完全足够了(即使在行医这个领域,采取严格控制的措施亦没有要求开业许可的规定更可取,然而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的)。但是,或许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情形中(如在涉及毒药或武器销售的情形中),规定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知识和道德品格的人士才应当被准许经营这些业务,显然是可欲的,也不会为人们所反对。只要拥有必要资格的人都有权从事相关职业,并在必要的情形下能够请求独立的法院对其要求进行审查并予以执行,那么法治这一基本原则也就得到了满足。

    人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做法(不论政府是实际上规定价格,还是仅仅制定那些决定通行价格所须依凭的规则),是与一有效的自由制度不相容合的。在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第一种情形中,试图根据那些将有效指导生产的长期规则来确定价格,实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适当的价格不仅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情势,而且还必须持续不断地针对这些情势加以调适。在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第二种情形中,政府并不直接规定但却通过某种规则(例如,价格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成本加以确定的规则)加以确定的价格,对于不同的销售者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它们会阻碍市场发挥自行调适的作用。此外,另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理由是,由于这种规定的价格与在自由市场上可能形成的价格不同,所以它们将导致供求关系失衡,而又如果欲使这种价格控制有效,那么政府还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决定什么人应当被允许进行销售或购买活动,而这种决定则必将是一种自由裁量的决断,一定是那种即时的特定的决策,且必定是根据非常武断的理由对人施以区别待遇的决定。一如经验所恰当表明的,价格管制只有通过对数量的控制(亦即由有关当局决定应当允许特定人士或商行购买或销售多少数量的产品)方能有效。然而,一切控制数量的措施的实施都必定是自由裁量的,因为它们并不是根据一般性规则所确定的,而是根据当局对特定目的之相对重要性的判断所确定的。

    因此,自由制度之所以必须彻底否弃这类价格管制和数量控制的措施,并不是因为这些措施所干涉的经济利益比其他的利益更重要,而是因为这类控制措施不能根据一般性规则加以实施,而且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这类措施亦一定是自由裁量的和武断的。总之,将这种武断且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政府当局,实际上意味着赋予当局以决定生产什么、谁来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专断性权力。

    5.一切数量控制和价格管制的措施之所以与自由制度不相容合,严格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所有这些控制措施都必定是武断的,二是这些措施不可能以一种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方式加以实施。自由制度能够适应于几乎任何基本依据(data

    )的变化,大体上也能适应于各种一般性禁令或条例规章,但这必须以这种制度的调适机制本身能维续其功效为前提条件。然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正是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必要的调适。这就意味着,为使自由市场制度发挥恰当的作用,仅仅要求此一制度的运行所依据的法律规则为一般性规则,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还必须要求这些规则的内容能够使市场在宽容的条件下得以良性运行。主张自由制度的理由,并不在于任何制度在强制为一般性规则所限定的场合下都能够令人满意地运行,而是认为在自由制度下,一般性规则能获致一种使自由制度有效运行的形式。如果欲使不尽相同的活动在市场上达到有效的调适,那么就必须满足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其间较为重要的要求是,一如我们在生活中所见,对暴力与诈欺的防止,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契约的践履,并承认任何个人都享有根据他自己所确定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和根据他自己所确定的价格进行销售的平等权利。甚至当这些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之时,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就能有效地运行,还将取决于一般性规则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这些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政府将不得不通过颁布直接的命令,去实现原本由价格运动所指导的个人决策所可能达到的目的,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不敢想象。

    法律秩序的性质与市场制度的功效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而此一题域中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也是由那些对竞争秩序持批判态度的论者做出的,而不是由此一秩序的支持者做出的。这是因为这些支持者通常都满足于陈述我们在上文所述的市场得以发挥功效的最低限度的条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些条件的一般性陈述,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少于它所给出的答案。市场的功效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具体规则的性质。决意以自愿性契约(voluntary

    contracts

    )为调整或组织个人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并不能决定契约法的具体内容应当为何;同样,为了使市场机制尽可能有效且有助益地发挥其功能,我们就必须承认私有财产权,但仅此也不能决定这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应当为何。尽管就动产而言,私有财产权原则所引发的问题相对较少,但在地产权方面,它却的确造成了许多极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任一块土地的使用常常都会对邻近土地产生影响,因此给予土地所有者无限的权力以按其所愿使用或滥用其财产,显然是不可欲的。

    从总体上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甚少,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对社会秩序性质的一般性思考,也只能相应地产生一些对法律秩序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所做的一般性陈述。对这些一般性原则的具体实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留待经验和缓慢的进化去处理。它必须以关注具体个案为前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法律家的领域,而非经济学家的领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可能正是因为逐渐修正我们的法律制度以使其更有助于竞争的平稳运行,乃是一渐进而缓慢的进程,所以这项工作对于那些忙于为其创造性想象寻求出路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急于为进一步发展构设蓝图的人来讲,毫无吸引力可言。

    6.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对另一个问题稍加仔细的思考。自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时代始,人们已习惯于在“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

    )的论题下讨论我们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观点也一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契约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契约自由这一术语却也引发了种种错误的观念。首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人将被允许缔结什么样的契约,而毋宁在于国家将保护或保障实施什么样的契约。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会力图保护或保障实施所有的契约,如果有国家这么做,那也显然是不可欲的。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不道德的契约、赌博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务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或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显然不会得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施。

    其次,契约自由,就像所有其他领域的自由一样,其真正的含义乃在于:是否许可一项特定的行为,所依据的只能是一般性规则,而不是政府当局对此行为的特殊批准。这种自由还意味着,一项契约的效力和可实施性必须取决于那些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且为众人所知的规则(亦即决定所有其他法律权利所依凭的规则),而并不决定于某个政府机构对其特定内容的批准。当然,这并不排除法律只承认那些能够满足某些一般性条件的契约的可能性,亦不排除国家为补充已明确达成的契约条款而制定一些解释契约的规则的可能性。这种得到承认的标准格式契约的存在,只要当事人没有规定相反的条款,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所达成之协议的一部分,而这常常能够极大地增进私人间的交易。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法律是否应当规定源出于一项契约但却与双方当事人的意图相反的义务,例如工伤事故的责任问题(而不论这种事故是否因疏忽所致)。但是,即使这样的问题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权宜的问题,而非一个原则的问题。契约的可实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法律来决定。只要个人能够从一项一般性的规则中预见到这些后果,而且个人为了其个人的目的可以自由地缔结不同类型的契约,那么法治的基本条件亦就得到了满足。

    7.因此,与自由制度相容合的政府行动,至少从原则上讲,不仅范围相当广,而且种类也相当多。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formulae

    of laissez faire)或不干涉原则,并没有为我们区别自由制度所许可的政府行动与不许可的政府行动提供一适当的标准。在那个恒久的法律框架内,有着足够大的空间,可供进行试验与改进;而正是这样一种可不断改进的法律框架的存在,有可能使自由社会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敢妄断,以为我们业已发现了能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大作用的最佳安排或制度。的确,在自由制度的基本条件得到确立以后,一切进一步的制度上的改进,都必定是缓慢且渐进的。但是,由此一自由制度促成的财富及技术知识的持续增长,却也可能不断地增进政府为其公民提供各种新的服务方式,并促使这些可能性变成可行性。

    人们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而对政府设定了诸多限制,但是,为什么始终有人强烈要求放弃这些限制呢?既然法治范围内仍存在着诸多可供改进的空间,那么为什么那些改革家仍要不断地去努力削弱或摧毁法治呢?答案就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形成了某些新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却又无法在法治的范围内予以实现。如果一个政府只有在实施一般性规则的情形中才能使用强制,那么它就无权达成那些要求凭靠授权以外的手段方能实现的特定目的,尤其不能够决定特定人士的物质地位或实施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或“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因此,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政府就不得不推行一项经济政策,而用法语词“统制经济”(dirigisme)来描述这项政策则是再确当不过了,因为英语词“计划或规划”(planning

    )经济太过含混;所谓“统制经济”,乃是指这样一种政策,它决定应当运用哪些特定手段来实现何种特定目的。

    然而,这恰恰是一个受法治约束的政府所不能为者。如果政府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应当处于何种地位,那么它也就必定能够决定个人努力的方向。人们当然可以提出下述问题:如果政府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那么为什么其结果却是不平等的呢?或者,如果政府允许人们按其意愿去使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手段,那么为什么对于这些个人的后果却又不能预见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实没有必要在这里重申其间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法治强设于政府的各种限制,也同样否弃所有那些根据他人对个人品行的评定而非根据其服务对于其他人的价值给予酬劳的措施,换言之,亦否弃对那种与相互对等正义(

    commutative justice

    )相反对的分配正义的追求。分配正义要求由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来配置所有的资源;它还要求人们被告之应当干什么以及应当去追求什么目的。在分配正义被视为目的的地方,关于不同的个人必须干什么的决定,并不能从一般性的规则中推知,而只能根据计划当局的特定目的和特殊知识方能做出。一如上文所述,当权力当局(或社会主导意见)有权决定不同的人将接受何种待遇时,它亦一定能决定不同的人将干什么。

    在自由的理想与试图“矫正”收入分配以使其更显“公平”的欲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人们通常都未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毋庸置疑的是,那些追求分配正义的人,将在实践中发现其每一步骤都会受到法治的限制;而且从他们的目标的性质来看,他们也必定倾向于采取歧视性的行动和自由裁量的行动。然而,由于他们通常都未意识到他们的目标与法治在原则上极难相容,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个别情形中侵损或无视那种他们通常会希望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必定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变革,而只能是对它的彻底否弃,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即指令性经济(the

    command economy)——来取代它。

    如果有人以为这样一种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会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更为有效,那显然不切实际,但是认为只有一集中指导的制度方有可能确使不同的个人得到其他人从道德的理由出发认为其所应得的待遇,倒是确实的。在法治所确定的范围内,人们在使市场发挥更为有效且稳定的作用的方面,可以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在法治所确定的范围内,人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分配正义,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将在下文中对人们因追求分配正义而制定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现代政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考察。然而,在我们对这些政策领域进行考察之前,我们将首先对晚近数十年中的一些智识运动进行检视,这些运动不仅严重侵损了法治,而且在贬损法治理想的同时还严重削弱了对专制政府复兴的抵御力。

    第十六章

    法治的衰微

    人们一旦假设,绝对权力因出于民意便会同宪法规定的自由(constitutional

    freedom)一般合法,那么这种观点就会……遮天蔽日,使残暴横行于天

    下。

    ——阿克顿勋爵(Lord

    Ac

    ton)

    1.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之所以对德国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法治的理论(如果不是法治的实践)在这个国家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发展,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必要理解,为什么对法治的反动也始于该国。有如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摧毁法治的各种法律理论也源出于德国,并从那儿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国。

    从自由主义的胜利到转向社会主义或一种福利国家,其间的时距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短得多。旨在保障法治的各种制度尚未建成,各种思潮便业已转向,并开始阻碍这些法治制度去服务于那些原本建构这些制度所旨在实现的目的。政治情势的变化与纯粹的智识发展二者结合在一起,大大加速了那种对法治的反动进程,而这种进程在其他国家则要缓慢得多。众所周知,德国的统一进程最终是通过政治家的技巧来完成的,而不是经由逐渐的进化来实现的;然而这一事实却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凭空思考的设计(deliberate

    design)当可以根据一种预先构想的模式重新建构社会。由这种情势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自负和政治上的野心,又在另一个向度上得到了当时在德国盛行的哲学思潮的强烈支持。

    那种关于政府不仅应当推行“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而且还应当实施“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即“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的要求,自法国大革命始就不断为人们所主张。到19世纪末,这些观点已对法律学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90年,一位主要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家曾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那种在此后日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学说,“通过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公民,而不论其个人品质和经济地位为何,并且通过允许他们之间展开无限制的竞争的方式,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商品的生产也得到了无限的增长;但是,贫困的弱者仅能得到此一产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新的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都应当力图保护弱者以对抗强者,并确使他们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获得良好生活所必须的财富。这是因为在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最大的非正义莫过于对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做平等的对待”!法国著名作家阿纳道勒·佛朗斯(Anatole

    France)也曾讽刺过“崇高的法律平等:这种法律赋予富者和贫者以平等待遇,竟然一视同仁地禁止他们栖宿于桥梁之下、沿街乞讨并偷窃面包”。此一名言曾被那些善意但却不动脑筋的人无数次地引证,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摧毁着无偏无倚的正义之基础。

    2.这些政治观点所获得的强势地位,亦得到了那些虽产生于19世纪初叶但却在当时才影响日隆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极大支持;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它们却有一相同的方面,即它们都不赞成用法律规则去限制政府的权力,并欲求给予政府的组织化力量(organized

    forces)以更大的权力,刻意根据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去型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有四大知识运动一直在推进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依其重要性的顺序来看,它们是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历史主义(historicism)、“自由法”学派(free

    law school)”和“利益法理”学派(the school of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我们在讨论第一大运动之前,先简要地考虑后三大运动,因为第一大运动需要我们多费些笔墨。

    只是到了晚近才广为人知的“利益法理学”的传统,乃是一种社会学的法律研究进路,多少有些类似于当代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至少就其间较激进的观点看,利益法理学力图否弃那种主张在审理案件时适用严格法律规则(strict

    rules oflaw)的逻辑建构论(logical construction),而代之以对具体案件中的重大特定“利益”进行直接评估。“自由法”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与“利益法理学派”相平行发展的一种智识运动,其主要关注点在刑法。“自由法”学派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将法官从既有规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赞同法官主要根据其“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去审理个别案件。“自由法”学派的观点,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全权性国家(totalitarian

    state)的专断政治之道。

    对于本书所指的“历史主义”,必须加以精确界定,以严格区别于此前伟大的历史学派(包括法理学及其他学科中的各种历史学派);“历史主义”乃是这样一种学派,它主张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加以认识,并宣称能够从此洞见中推演出何种制度更适宜于现状的知识。这种观点导向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它不承认我们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产物,也不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所承继的观念或理念,相反它以为我们能够超越这些限度,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各种情势是如何决定我们现有的观念的,并且还能够运用这种知识以一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方式重构我们的制度。这样一种观点自然会导致对所有无法从理性上证明的规则的否定,也会对那些并不是根据凭空思考而设计出来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规则的否定。就这一点而言,历史主义支撑了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论点。

    3.各种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提出,其直接目的便在于反对自然法传统(the

    tradition of a law of nature)。尽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自然法传统为人们讨论本书所涉及的那些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然而本书却未对自然法传统本身进行讨论。对于许多人来讲,自然法观仍能解答我们在当下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在前此各章节讨论本书的问题时,却没有使用这个观念,而这当然是审慎考虑的结果,其原因是以自然法为旗号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学派,所主张的理论实在差别太大,而要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分疏和探究,恐怕需要一部专著方得以完成。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这些不尽相同的自然法学派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强调关注同一个问题。自然法论的捍卫者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的最大的冲突在于,前者承认自然法这个问题的存在,而后者则根本否认自然法问题的存在,或者至少认为法理学的范围中不存在自然法的问题。

    所有的自然法学派都认为,有一些规则并不是由立法者精心设计或制定出来的,它们也都认为,所有实在法(positive

    law)的效力都源出于一些并不是人所制定的(仅就实在法是人制定的意义而言)但却可以被人所“发现”的规则;它们甚至还认为,这些规则不仅为人们评断实在法是否正义提供了标准,而且还为人们遵循实在法提供了根据。不论这些自然法理论是从神的启示中寻求答案,还是从人的理性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中探求答案,或者从那些并不是人的理性一部分但却构成了支配人的智能发挥作用的理性不及因素(non-rational

    factors)的原则中寻找答案,亦不论它们是把自然法的内容视作恒久不变的,还是将之视作因时有变的,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试图对实证主义并不承认的问题给出回答。然而,对于实证主义而言,法律,从定义上讲,只能由人的意志经由审慎思考而形成的命令构成,别无他途。

    因此之故,法律实证主义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甚或反对那些构成了法治理想或原初意义上的“法治国”观念之基础的超法律原则或元法律原则(meta-legal

    principles),亦反对那些对立法权构成限制的种种原则。法律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所赢得的无可争议的地位,乃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从比拟的。因此之故,法治的理想最早也是在德国被抽离掉了实质内容,变成了一个空洞之词。实质性的法治国观念为一种纯粹形式的观念所替代,前者要求法律的规则具有一些明确的特性,而后者只要求所有的国家行动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即可。简而言之,所谓“法律”,就只是表明了这样一点,即不论当权机构做什么,只要是立法机构的授权行为,它在形式上就都应当是合法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形式合法性(legality)的问题。在19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下述观点已被人们广为接受,即实质性的法治国那种“个人主义”理想已成了昨日黄花,“并已为民族观和社会观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所征服”。正如一位行政法权威人士所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情形那般,“我们又重新尊奉起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原则,致使我们再一次承认‘文化国家’(Kulturstaat)的观念。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只存在于手段方面。在法律的基础上,现代国家可以做任何事,而且其程度甚至也远远超过了警察国家。因此,在19世纪,法治国这一术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根据这一含义,国家的整个活动不仅须以法律为基础,而且也须采取法律形式。因此,法治国在当下的意义,已不再含括国家的目的和国家能力的限度等问题了”。

    然而,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才获得了最为有效的形式,并开始将其影响扩及到德国版图以外。这种新的理论由凯尔森教授(H.

    Kelsen)所阐释并以“纯粹法学”(pure theory of law)一名而著称于世,它标示着前此所有的有限政府的传统观点都已暗淡无光。的确,凯尔森的观点为下述两类改革者所热情接受,一类改革者视传统上对政府的各种限制为实现其抱负的重大障碍,另一类改革者则欲图否弃一切对多数所拥有的权力的限制。凯尔森本人先前就考察了下述问题,即“基本且不可替代的个人自由是如何逐渐退至后台,而社会集体的自由又是如何占据前台的”;此外,自由观念的这种变化还意味着“民主主义(democratism)从自由主义中的解放”,而凯尔森本人对于这一变化也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凯尔森理论体系的基本观念,乃是将国家和法律秩序等而视之。因此,法治国变成了一个极端形式化的概念,成了所有国家的特性,甚至也成了专制国家的特性。在他的观点中,对立法者的权力不可能加以任何限制,也不存在“所谓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而且任何企图拒绝赋予武断的专制主义以法律秩序特性的努力,“都只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或者是一种源出于自然法思想的傲慢”。凯尔森不仅竭力混淆具有抽象且一般性规则那种实质意义上的真正的法律(true

    laws)与仅具形式意义的法律(包括立法机构制定的所有的法规)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还通过将这些法律和权力机构所颁布的各种命令都笼而统之地置于“规范”(norm)这个含混的术语之中,从而使命令(亦不论这些命令的内容为何)与法律无从区分。甚至司法管辖与行政措施间的区别,在凯尔森教授的理论中,实际上也遭否定。一言以蔽之,传统法治观念中的所有原则在他那里都被认定成了形而上的迷信。

    根据这种在逻辑上自恰一致的法律实证主义所阐释的种种观念,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就渐渐支配了德国人的思想,并且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各国。到了本世纪20年代末,这些观念完全征服了德国,“以致于遵奉自然法理论亦成了一种罪过,甚至还是一种智识上的耻辱”。实际上,这种思想状况为实现一种无限的专制政制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早在希特勒试图执掌大权之际就已经为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所明确指出了。在1930年,一位德国的法律学者在其对“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国相对)的努力所导致的种种结果”的详尽研究中指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已然扫清了否弃法治国的所有防御屏障,并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意志的胜利大门”。对于日后由希特勒最终完成的上述发展,人们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只一位学者在德国的宪法学者大会上表达了这种观点,然而却为时已晚。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的各种势力在当时已经透彻地领悟了法律实证主义的要害,即国家绝不可以为法律所约束。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也包括在俄国,人们渐渐认定,法治之下国家“无自由”,亦即国家是“法律的囚徒”,而且他们还认定,国家若要“正当”行事,就必须从抽象规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一个“自由的”国家,就是要能够据其意志去对待其臣民。

    4.人身自由与法治间的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在推进现代专制主义最盛的国家中,因对法治的根本否定(甚至因在理论上对法治的否定)而得到了最为明确的彰显。法律理论在俄国共产主义早期阶段(亦即仍在严肃考虑社会主义理想和广泛讨论法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的问题的时期)的发展历史,对我们就极具教益。俄国的社会主义法律理论家在这些讨论中所提出的种种论点,极富逻辑,而且较之西方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更为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因为西方的论者通常都试图做到两全其美,既想否定法治,又想获得法治的禆益,而不能专注于对法治的否定。

    在讨论初期,俄国的法律理论家经谨慎思考后,一开始就力图沿着他们所认可的在西欧久已确立的那种否定法治的方向发展。正如其中的一位法律理论家所言,法律观念本身已普遍消失,而且“重心也已从颁布一般性规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个别裁定和命令,以此调整、协助和协调各种行政活动”。同时另一位法律理论家也争辩说,“由于对法律与行政规章加以区别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者间的区别只是资产阶级理论与实践的拟制而已”。对于此一发展的最佳叙述,乃是由一位非共产党员的俄国学者做出的;他指出,“苏联制度与所有其他专制政制的区别在于……前者表明了这样一种努力,即力图根据与法治原则相反对的诸原则建设国家……,并且发展出了一种使统治者免负责任或不受限制的理论”。又如一位共产党的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资产阶级理论家绝不会承认它们,乃是‘非经特殊许可,任何情形都将被禁止’”。

    最终,俄国的共产党人渐渐将抨击矛头转向了法律观念本身。1927年,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本官方出版的私法手册中解释说,“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法律的胜利,而是意指社会主义对任何法律的胜利,因为伴随着具有敌对利益的阶级被消灭,法律亦将彻底消亡”。

    俄国法律理论家E.

    Pashukanis

    最为明确地分析并解释了这一发展阶段的各种情况,他的论著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他稍后便因失去了最高领导层的信任而失踪。他这样写道,“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将技术指导从属于一般的经济计划,乃是与在制定生产和分配规划时所采取的直接的、由技术决定的指导方法相一致的。此一取向的逐渐获胜,意味着法律的逐渐被消灭”。简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自发的私的法律关系的余地,只存在着为了社会利益的管理的空间,所以一切法律都转换成了行政,所有的既定规则亦都转变成了自由裁量和种种基于社会功利的考虑”。

    5.在英国,背离法治的发展虽早就开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只限于实践的领域,而未受到理论上的关注。尽管在1915年前戴雪便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自古便受到尊奉的法治,在英国经历了明显的衰败”,但是对此一原则的日益增多的侵犯,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29年,一本书名为《新专制主义》(The

    New Despotism)的著作出版了;该书作者上诉法院法官Hewart

    在该书中指出,晚近发展的情形与法治甚少相符之处;在那个时候,该书虽说因对时世的苛刻抨击而赢得了名声,但却无助于改变英国人的自满信念,即法治的传统极为安全地保障着他们的各项自由。该书在当时仅被视作一本反动的小册子,而且对它的谩骂,即使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也极难令人理解,尽管在今天不仅如自由主义者的喉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甚至连社会主义论者也都已同样的方式论及了这种事态的危险。《新专制主义》一书确实促成政府任命了一个官方的“大臣权力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Ministers’ Powers),但该委员会的报告,尽管多少也重申了戴雪的论点,却在总体上最为轻描淡写地论及这方面的种种危险。我们需要明辨的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使法治的反对者得以用更加巧妙的方式炮制了更多的文字以阐释反法治的理论,自此以后,这种反法治的理论渐渐地为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甚至还为许多非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这一运动由一批团结在拉斯基(Harold

    J.Laski)教授周围的社会主义法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所领导。詹宁斯(Jennings)博士(现被封为Ivor爵士)在评论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各项文献时,首当其冲地对法治观念展开了批判。由于他完全接受了当时极为时髦的实证主义学说,所以他以这样的方式指出,“法治的观念,按照那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赋予它的意义来讲,就是指人人在普通法院所实施的法律(亦即国家的法律)面前平等,从字面意义上看,这纯属无稽之谈”。他进一步论辩说,这种法治“要么各国都有,要么根本不存在”。尽管他不得不承认“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乃是英国数个世纪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他之所以承认这一点,只是因为他对下述事实感到极不耐烦,即人们在打破这个传统时“还极为羞羞答答”。而对于那个“为该调查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和大多数证人所持有的……关于法官职能与行政官员职能明确不同”的信念,詹宁斯博士则更是嗤之以鼻。

    晚些时候,詹宁斯在一本为人们广为使用的教科书中详尽阐释了上述观点;在这本教科书中,他明确否认“法治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存在着冲突”,还明确否认“‘常规法律’(regular

    law)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对立。他甚至认为,戴雪所谓的那项原则,例如公共当局不应当具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乃是“辉格党人的行事规则,其他人可以不予理会”。尽管詹宁斯博士承认,“对于1870年,甚或1880年的宪法学者来讲,英国宪法根本上是以个人主义的法治为基础的,而且英国的国家也是以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为基础的法治国”,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意味着“英国宪法不赞成‘自由裁量’权,除非这些权力由法官行使。当戴雪说英国人‘受法律统治并且只受法律的统治’时,他意指的乃是‘英国人受法官的统治并且只受法官的统治’。这实是一种夸张之言,但却是一种善的个人主义”。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詹宁斯博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之所以只有法律专家,而非其他专家,尤其不是关注特定目的的行政官员,才应当有权颁布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命令,实乃是法治下的自由理想的一个必然结果。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詹宁斯爵士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在晚近出版的一本极为畅销的著作中,在开篇及结尾的章节中都对法治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甚至对英国当下仍盛行的法治的程度给出了一幅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图景。但是,在他改变观点之前,他对法治的种种抨击却早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与詹宁斯爵士这本书同属一套丛书但却早其一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即《政治学词汇》(Vocabulary

    Politics)便可以佐证此点:该书作者指出,“岂不怪哉:社会上居然有这样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法治乃是一种为某些人所有而为另一些人所不具有的东西,就像汽车和电话一般。那么,没有法治又意指什么呢?是否就指根本没有法律呢?”对于《政治学词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甚感担忧,如果这个问题所反映的,真的就是在实证主义的支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较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的立场,如何得了。

    拉斯基教授圈子中的另一成员罗布逊(W.A.Robson)教授,在其所著的一本极为流行的关于行政法的论著中对法治所做的讨论,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在讨论中注入了高度的热情,主张对当下控制行政行动的混乱状态进行整顿并使之规范化;为此,他对行政法庭的任务进行了解释;但是,如果行政法庭按照他所阐释的任务去行事,那么行政法庭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方面,便会变得毫无作为。他的目的极为明确,即旨在加速“背离被已故教授戴雪视作英国宪政制度根本特征的法治”。他在开篇就抨击了“那种古老而破旧的摇摇晃晃的两轮马车”,即“传说般的权力分立制度”。他认为,将法律与政策加以区分“纯属谬误”,而且那种以为法官并不关注政府目的而只考虑实施法律的观点,亦属无稽之谈。他甚至认为,“行政法官能够实施某项不受法律规则和司法先例(judicial

    precedents)束缚的政策”,乃是行政法庭的主要优点之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禆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社会改良政策,并有权根据这个公开宣称的目的去审理它所受理的案件;以及行政法庭为了满足这种社会政策的需求,有权调整自己对有关争议的态度”。

    上述论点最为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进步”观点是多么反动的真相!正因为如此,发生下述情形亦就不足为怪了:诸如罗布逊教授的这类观点很快就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赞同,而且一本新近出版的关于《法治》(Rule

    of Law)的保守党小册子也响应了罗布逊教授的观点,对行政法庭大加赞赏,因为行政法庭“具有灵活性且不受法律规则或司法先例的束缚,所以它们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保守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接受,可能是此一发展中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保守主义者走得太远了,以致于他们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自由”(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的专题讨论会中居然宣称,“关于英国人受法院保护而免遭政府及其官员的压迫的观点,我们久已否弃,以致于本次研讨会上没有一位与会者认为我们现在有可能再回到那个19世纪的理想的立场上去了”。

    关于这些观点会导致何种结果的问题,可从那个社会主义法律学家圈子中较不著名的人士的不太慎重的言论中见出。其中的一位成员在一本关于《计划的国家与法治》(The

    Planned state and the Rule of Law)的书籍中,一开篇就指出“要重新界定”法治。他劈头盖脸地抨击说,传统的法治观实际上是将作为最高立法者的议会的“所作所为视为法治”。这种论断致使这位作者“极为自信地断言,计划与法治的不相容合(此论最早由社会主义论者自己提出)乃是一则神话,只有偏见或无知才会认为它正确”。此一圈子中的另一位成员甚至认为,虽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希特勒如果是以一种合宪的方式获得其权力的话,那么纳粹德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法治国,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是肯定的;多数总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多数选举他掌权,法治就在运行之中。多数可能是不明智的,也有可能是捣蛋的,但法治亦存。因为在一民主制度中,所谓正确,乃是由多数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荒谬且最混淆视听的观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观点居然是以一种最坚定的口吻表达出来的。

    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如下这样的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机构在支配公民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方面的各种权力,得到了迅速增加,但对这些权力的限制措施却极不完善。新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都赋予了行政机构以日益增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只是偶尔提供救济措施,即使规定了某种救济方式,也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即当事人可以向人员构成混杂的行政法庭委员会提出上诉。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法律居然授予行政机构以权力,以确立采取那些类似没收财产的行动所赖以为据的“一般性原则”,也正因为此,行政当局竟拒绝受任何硬性规则的束缚。只是在晚近,尤其是在一位富有却极具公共精神的人士经持续不断的努力而将一政府公然高压的行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少数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些发展所抱持的忧虑,才开始引起更多的人士的注意,并产生了新一轮的回应迹象。关于这些回应,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6.美国沿此方向的发展,从诸多方面来看,并不亚于英国,这多少有些令我们感到惊讶。事实上,无论是法律理论中的种种现代思潮,还是那种鼓吹不需接受法律训练的“行政专家”(expert

    administrator)的观念,在美国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其在英国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在上文所论及的英国的社会主义法学家,通常更能从美国的法律哲学家而非英国的法律哲学家那里获得激励。促成此一情况发生的外部环境,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甚理解,所以值得我们更好地去把握它。

    事实上,美国的情形是极为独特的,因为美国从欧洲的改革运动中所获致的激励和鼓舞,很早就在那里凝聚为此后渐渐为人们所知的“公共行政运动”(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此一运动在美国的作用多少有些类似英国费边社运动(Fabian

    movement)的作用,或德国“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socialists

    of the chair movement)的作用。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运动以政府效率为口号,所以它设计了非常精巧的手段去获得商业界或企业界人士的支持,企图实现那些经过包装但实质上未变的社会主义目的。此一运动的成员,从一般意义上讲,在“美国进步党人士”的同情性支持下,对个人自由的种种传统上的保障措施[例如:法治、宪法性限制、司法审查和“基本大法”(a

    fundamental law)等观念]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抨击。这些“行政专家”的特征乃是,他们既敌视(一般而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视)法律领域中的专家,亦敌视经济领域中的专家。在他们努力创建一门行政“科学”的时候,指导他们的毋宁是一种极为幼稚的“科学的”程序观(conception

    of“scientific” procedure);他们不仅对传统甚至对原则都大加鄙视,而这正是极端的唯理主义者的特色。正是他们竭尽全力,才使下述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即“为自由而自由(liberty

    for liberty’sake),显然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所谓自由,一定是做某事和享有某物的自由。如果有更多的人购买汽车和去渡假,那么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自由”。

    主要是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欧洲大陆的行政权观念输入美国较输入英国为早。因此,早在1921年,美国的一位最为杰出的法理学家便指出,“美国正在出现两股趋向:一是背离法院和法律的趋向,而第二种趋向则企图以复兴行政正义(executive

    justice)和立法正义(legislative justice)的方式以及依赖政府的专断权力的方式,退回至无法正义(justice

    without law)的状况中去”。几年以后,一位法学家在其所著的一部关于行政法的权威著作中竟然宣称下述观点已成为公认的准则,该准则就是,“每一位政府官员根据法律的规定都具有一定的‘管辖’领域。在这个管辖的领域中,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而自由地行事,而且法院也会将他的行动视作最终决定而加以尊重,甚至不会对其行动的正当性加以追究。但是,如果他逾越其管辖领域的界限,法院就将做出干预。法院据此对政府官员的行动进行审查的法律,便只是一种关于超越权限的法律。法院所关注的唯一问题就是管辖权的问题,而关于政府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法院则无权施以控制”。

    反对法院对行政行动和立法行动施以严格控敝之传统的趋向,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出现了。然而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这种反对法院的主张最初则是在参议员富莱特(La

    Follette)于1924年竞选总统时才开始变得特别重要的,当时这位参议员甚至将控制和削弱法院的权力作为其竞选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基于参议员富莱特所确立的这个反对法院的传统,进步党人士才得以在美国远甚于在其他国家成为主张扩大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的主要倡导者。在本世纪30年代末,美国进步党人的这个特征愈已显著,以致于连欧洲社会主义者“在首次面对美国自由主义者与美国保守主义者之间就行政法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所展开的论战时”,都倾向于“警告美国进步党人要注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展所具有的内在危险,甚至还告诫他们,我们(即指欧洲社会主义者)在这个方面可以为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立场的正确性作证”。但是,一当欧洲社会主义者发现美国进步党人的这种态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的制度渐渐地以一种不为人们注意的方式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时,他们又很快停止了他们的抨击。

    美国进步党人与保守主义者的上述冲突,当然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此前数年中盛行的智识思潮已为罗斯福时期的种种发展铺平了道路。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一大批反法治的文献,势同浪潮,并对此后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处我们仅举两个颇具特色的例子作为证明。对美国的“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传统,发动正面攻击的积极人士中的代表人物,乃是查尔斯·海因斯(Charles

    G.Haines)教授,他不仅将这种传统理想视作一种幻想,而且还严肃地辩称:“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a

    theory of trust in men in public affairs)来建构政府”。要认识到海因斯的观点与构成美国宪法基础的整个观念彻底相悖,人们只须记住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观点即可,杰斐逊总统指出,“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jealousy)而非信任基础之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limited

    constitutions),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立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问题而言,希望不要再让我们听见所谓的对人的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措施去约束被授权之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

    更能反映当时智识趋向特征的,可能是已故法官杰里米·弗兰克(Judge

    Jerome Frank)所撰写的著作《法律与现代精神》(Law

    and the Modern Mind),该书首版于1930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已是一件极不易理解的事情了。该书对法律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the law)的理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弗兰克甚至将这种理想讥讽为“需要一个权威父亲的小儿科式的要求”的产物。该书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为那一代不愿意接受任何对集体行动进行限制的人对传统理想所采取的蔑视态度提供了理论根据。然而,正是在这些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变成了推行新政这一父权式政策的工具。

    到本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这类发展的忧虑和不安日益激增,结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此类问题,即“美国检察总长关于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the

    U.S. Attorney-General’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其任务与英国在十年前成立的“大臣权力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很相似。但是,该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报告》(Majority

    Report),与英国那个委员会的报告相比,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将当时所发生的事态描述成既不可避免,亦无损害。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Dean

    Roscoe Pound)最为恰当地指出了该报告的大要,“虽说该调查委员会之多数很可能是无意为此,但他们实际上就是循着行政专制主义(administrative

    absolutism)的路径在思考问题,而这种行政专制主义,则是全世界于当下日益兴盛的专制主义的一个方面。他们主张法律消亡的观念,认为社会将不会再有法律,或者只有一种法律,那就是行政命令;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权利之类的东西,法律只是要实施国家强力的威胁,规则和原则只是迷信和宗教期望,权力分立原则乃是过时的18世纪的思想方式,法律至上这一普通法原则也已失效;他们甚至还认为,公法乃是一种‘人们必须从属的法律’

    (subordinating law),亦即使个人的利益从属于政府官员的利益,并允许政府官员根据公共利益来裁量纠纷,从而给予公共利益以更大的价值,同时无视其他利益;最后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法律乃是官方所为,从而官方所为便是法律,而且不容法学家的批判——以上所述便是我们认识该调查委员会多数建议所必须正视的背景”。

    7.颇为有幸的是,有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许多国家对于发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反法治的取向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且还做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回应。这些迹象可能在那些经历了极权政制从而深知放松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所具有的危险的国家中最为明显。社会主义者在不久以前还在对个人自由的传统保障措施进行冷嘲热讽,但是现在,甚至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士也开始改变了态度,这实在可敬可嘉。几乎没有人能够像著名的社会主义法律哲学家,已故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那般坦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的转变过程。他在其晚年所撰写的一部著作中指出,“尽管民主确是一颇值称道的价值,但法治国却像我们每日食用的面包、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实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作出调适以维护法治国”。然而,从拉德布鲁赫对德国发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在德国事实上未必就能做到对法治国的维护。可能更为恰当的说法是,如果民主不维护法治,民主就不会存续多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司法审查原则的推进以及德国论者对自然法理论的关注的恢复,乃是上述发展趋向的又一象征。当时,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正在开展类似方向的运动。在法国,雷坡(G.Ripert)通过对《法治的衰微》(The

    Decline of Law)的研究而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这部论著中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对这些法学家做出谴责。正是这些法学家在这半个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他们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这些个人权利拱手交给了强大无比的政治国家。一些法学家想证明他们是进步的,而另一些法学家则相信他们重新发现了那个为19世纪的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所遮蔽的传统原则。这些学者常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偏狭,而这阻碍了他们去认识其他学者从无偏见的学说中所可能推演出的真实的结论”。

    在英国,许多人也提出了诸多类似的警告,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日益关注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在晚近的立法中重新恢复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恢复法院作为审理行政争议的终极权威。最近,从一个专门调查法院(即除普通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上诉程序的委员会的报告中,人们也能发现这类极鼓舞人心的迹象。在该项报告中,这个调查委员会不仅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以消除现行制度中所存在的大量缺陷和失范现象,而且还颇令人赞赏地重新确认了“司法与行政的区别,以及法治与专断的区别”。该报告还强调指出,“法治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应当根据众所周知的原则或法律做出裁定或判决。一般而言,这些裁定或判决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公民也知道他处于何种法律境地”。但是在英国,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行政领域未得到专门法院的管辖或规定”(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该调查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公民实际上也依旧处于专断的行政裁定的支配之下。如果要扼制住这种侵蚀法治的趋向,似迫切需要建立某种独立的法院,由它来受理所有行政案件的上诉请求,一如各国人士所提出的建议那般。

    最后,我们还需要论及一种国际性的努力,这就是1955年6月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大会上所通过的“雅典条例”(Act

    of Athens),它以一种强硬的姿态重新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却很难说,在这种复兴原有传统的普遍愿望中,人们对于其间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也具有着明确的意识;同样我们也很难说,人们在原有传统的诸原则成为实现某个可欲的目标的最为直接而显见的障碍时,会依旧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在不久前似乎已是人所周知的常识,实毋需重述,甚至在今天,人民大众似乎也要比那些当代的法学家更熟知这些原则;然而就是这些原则,已为当下的一些法学家所遗忘,所以极有必要对这些原则的历史及其特性给出详尽的阐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以更为详尽的方式,对在一自由社会的框架中实现各种现代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不同方式进行考察,亦能对这些政策之所以无从实现的各种原由进行检讨。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但是它也异于这种权威,因为它力图使人们处于恒久的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幸福的唯一代理者和唯一裁定者;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增进人们的快乐,处理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托克维尔(A. De Toqueville)

    当政府的目的在于行善便民时,经验告之我们更应当保有警省以保护自由。生而为了自由的人,对于抵抗藏有恶意的统治者侵犯其自由的行径,自然具有极高的敏感力。然而,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

    ——布兰代斯(L.Brandeis)

    1.在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主要是因社会主义理想的激励所致。在这个世纪的一段时间中,甚至在诸如美国这样一个从不具有重要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在这百年的岁月中,社会主义赢得了知识界一大部分领导人士的支持,并渐渐被广泛认为是社会发展势所必趋的终极目的。这一发展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巅峰,当时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度竟也盲目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尝试。这似乎标示着社会主义发展高潮的到来。未来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将1848年的革命到约1948年的这段时间视作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世纪(the centu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在这一期间,社会主义不仅有着相当精确的含义,而且也拥有着一项明确的纲领。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将“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国有化(nationalization),从而有可能根据一个趋向于某种社会正义理想的全盘计划来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意图重组社会(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所依凭的各不相同的政治手段。马克思主义与费边主义之所以有区别,乃是因为在政治手段上,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渐进的;但是,这两种学派在它们所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观念方面,却基本上是相同的。社会主义意指生产资料的公有,而且对这些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乃在于发挥其用途,而不在于追求利润”。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即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那种实现社会正义的特定方法的社会主义开始衰落了。它不仅失去了它往日在知识上的号召力,而且还明确遭到了大众的否弃,以致于各地的社会主义党派纷纷开始寻求能够确使其追随者继续给予支持的新纲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党派并没有放弃它们的终极目标,亦即它们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但是,它们曾经希望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以及为这种手段所杜撰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却都已声誉扫地。毋庸置疑,“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还会一如继往地被用来指称现有的社会主义党派所通过的一切新纲领,但是那个旧的具有明确意义的社会主义,在今日的西方世界确已不复存在了,真可谓是名存实亡。

    尽管这样一种粗线条的概述多少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对各国社会主义者所撰写的充满失望的文献进行考察,对社会主义党派内部的争论进行分析,却足以确证这一点。对于那些仅关注单一国家内部发展的人士来说,社会主义的衰落充其量只是一种暂时的挫折,亦即是对其在政治上的失败的一种反应而已。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所具有的相似性和国际性质,却使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衰落绝不只是一时的挫折问题。如果说在十五年前,教条的社会主义(doctrinaire socialism)还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的话,那么在今天,一个人若再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如此这般的批评,将无异于对一假想的敌人开火,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外部,然而当下的大多数抨击,则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其目的乃在于呼吁变革社会主义的原有纲领。

    2.引起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多重且多面的。就那个一度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派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的范例本身命运的变化,可以说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苏联这个社会实验范例的失败而致使其在西方世界惨遭扼杀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只有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乃是系统地适用传统社会主义纲领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当下,如果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将无疑构成一个极为有效的论辩,即使在社会主义圈子中亦是如此;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期望或想要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那么苏联的错误何在”?]但是苏联的经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只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丧失了声誉而已。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失望,乃是由一些更为直接的经验所致。

    直接导致这种普遍失望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三个:第一,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主义式的生产组织,其生产效率并不比私有企业高,相反,而是远远低于后者;第二,人们还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同此前的制度相比,与其说社会主义导向了那种曾被认为的更大的社会正义,不如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专断的、更无从逃避的等级秩序;第三,人们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没能兑现其所允诺的更大的自由,反而意味着一种新专制的出现。

    最早感到失望的乃是那些工会组织,它们发现,当它们不得不与国家(而不是私营雇主)发生关系时,它们的力量先已被大大削弱了。紧接着,甚至连个人也开始发现,由于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不直面国家的权威,所以他们原本在竞争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其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这些现象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即当时欧洲诸国的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独特的无产阶级观念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结果,这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产生了一种与美国的情形颇为类似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美国曾经有效地阻止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那些经历过全权性政制的国家中,较年轻的一代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取向,他们变得不再相信任何集体性措施,并开始怀疑一切权威。

    导致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日渐失望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乃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士提出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互不相容的观点时,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虽说也曾做出过强硬的回击和否定,但是当这种观点是由他们内部的一位论者以激烈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影响。近来,这种情形已由英国工党的一位极重要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极为坦诚的描述,他就是克罗斯曼(R.S. Crossman)先生;他在其所著的一部题为《社会主义与新专制主义》(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的小册子中,记述了“越来越多的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的过程”,他这样解释说,“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建立一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而这确确实实对民主构成了一种潜在且重大的威胁”;然而对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涵义的发现,则促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在当今的主要任务乃在于使全国人民相信,他们的各项自由正受着这种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的威胁”。

    3.尽管捍卫那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collectivist socialism)所特有的方法的西方人士已寥寥无几,但是它的终极目的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对西方人士的吸引力。虽说社会主义者对于应当如何实现他们的目的已不再具有一种明确的计划,但他们仍希望操纵经济,以使收入的分配与他们的社会正义观相符合。然而,社会主义时代所导致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乃是它摧毁了传统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手段。由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根据全新的原则彻底重组社会,所以它就一定会把现行制度所依凭的原则视作必须予以清除的障碍。但是,既然社会主义自己已不再具有任何独特的原则,所以它只能在不知道任何可资使用的明确手段的境况下展示其各种新的抱负。作为结果,我们只能视这些根据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所确立的新任务为毫无原则的使命,然而过去却不是如此。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尽管人们一般已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作值得慎思追求的目标,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确定无疑地宣称我们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不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建构,尽管这种做法可能是无意识的。一些改革者只重视和采用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够最为有效地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根本不关注那些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所以他们很可能被导向对经济决策施以越来越多的中央控制(虽说私有财产权仍在名义上得到了维护),直至形成那种中央计划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是当下人士(当然也包括那些改革者本人)极少真正愿意见到其实现者。更有进者,许多传统社会主义者也发现,人们在重新分配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因此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看来要比强行采取那种早已声誉扫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措施更为容易。他们似乎已经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对那些在名义上仍被保持为私有的产业的控制,他们可以更为容易地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而这也正是他们在过去采取的那个更令人惊恐的剥夺政策所欲求达致的真正目标。

    的确,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极为坦诚地放弃了那种明显具有全权性形式的“热”社会主义(hot socialism),而于当下转向了那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cold socialism);因此,当人们对他们再进行批评的时候,有时就会被指责为有失公允,甚至被斥责为是瞎了眼的保守主义者的偏见在作怪。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实际上与“热”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那些能够在自由社会中予以实现的新抱负与那些只有采取全权性集体主义的手段方能予以实现的目标做出正确的辨识,那么我们实际上仍处于危险之中。

    4.与社会主义不同,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的观念并不具有一个明晰确定的含义。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指称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关注”维续法律与秩序的问题,而且还“关注”其他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虽说有少数理论家主张政府的活动应当仅限于维续法律和秩序,然而这样一种立场却不能被自由原则证明为确当,因为只有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才需要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在上文(前述第十五章)已经明确指出,毋庸否认,政府具有着一极为广泛的非强制性活动的领域,而且也存有明确的需要以征税的方式来支持这些活动。

    的确,在现代,不曾有过任何政府将自己的活动仅限于有些人偶尔主张的“个人主义式的最小范围”(individualist minimum)之中,而且对政府活动的这种限制也不曾为“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对贫困者、时运不济者和残疾者进行了救济,而且还对健康卫生问题和知识传播问题予以了关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不应当随着财富的普遍增长而增加。此外,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满足的公共需求,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需求,也不会限制个人自由。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随着我们日趋富有,社会为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维系生计的标准(而且它能够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加以提供),亦将逐渐随之提高;而且我们亦无从否认,政府有可能以极有助益的且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推进甚或领导这方面的活动。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政府不应当在诸如社会保障和教育之类的领域中发挥某种作用甚或进行领导,或者说政府不应当暂时资助某些试验性的发展工作。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政府行动的目标,不如说是政府行动的手段。

    人们为了说明反对福利国家是没有道理的,常常会列举政府活动所具有的极为温和且无损害的目标以资证明。但是,一旦那种主张政府根本不应当关注此类问题的狭隘立场被放弃(人们虽说能够对这一立场加以辩护,但它却与自由没有什么干系),那么自由的捍卫者通常就会发现,福利国家的纲领所含括的许多内容竟也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和无可反对的。例如,如果他们承认他们并不反对洁净食物法(pure-food law),那么这就可以被认为他们也不应当反对任何指向某个可欲目的的政府活动。因此,那些试图根据目的而非方法来界定政府功能的人士,经常会发现他们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某些政府行动,尽管这些行动似乎只会产生可欲的后果;有时候他们则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反对那些对于特定目的的实现极具效力但从其集合效应来看则有可能摧毁自由社会的措施的时候,又没有一般性的规则可以依凭。只要人们将国家仅视作强制性机器,那种主张国家不能涉入与维续法律和秩序无关的问题的立场就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国家有可能在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有助于实现那些以其他方式可能无从实现的可欲的目的。然而,为什么政府诸多新的福利活动还是对自由构成了威胁呢?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些活动从表面上看是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但它们事实上却构成了对政府的强制性权力的实施,并且是以政府宣称其在某些领域拥有排他性权利为基础的。

    5.当下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由捍卫者的任务,并使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对自由的危险仅来自于显见的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信条乃是彻底的谬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者所欲求的目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还会产生社会主义者自己都不喜欢的其他后果。但是,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反对福利国家,因为这一术语并不意指一种明确的制度。这个称谓实际上是许多不尽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要素的混合,它们当中的一部分要素会使自由社会变得更具吸引力,而另一些要素则与自由社会不相容合,或至少会对自由社会的存续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们将在下文的讨论中看到,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一种抱负)可以在无损于个人自由的情形下予以实现,尽管所采用的方法未必是众所周知且为人们普遍赞赏的方法;福利国家的另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二种抱负)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实现,尽管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或人们愿意承受者,或者这种代价只是人们在财富得到增长的情况下才会逐渐愿意承担的;最后我们还将发现,福利国家的其他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三种抱负)——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者最为珍视的目标——在一力图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社会中则是无法实现的。

    再者,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可欲的公众娱乐需求,而通过共同努力来满足这些需求并提供这些设施,可能会符合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例如公园、博物馆、影剧院和体育运动场馆等等——尽管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主张,这些需求应当由地方当局而非由中央政府予以满足。此外还有重要的保障(security)问题,亦即向人们提供保护,以使他们免受那些对所有人都可能带来损害的风险;而在这个方面,政府通常都能够减少这样的风险或者能够协助人们预防这些风险的发生。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两种保障概念做出区分:一是有限的保障(a limited security),亦即所有的人都能获致的保障,从而它不涉及特权问题;另一是绝对保障(absolute security),亦即那种在自由社会中不可能为所有的人获得的保障。第一种是抵御严重物质贫困的保障,亦即对所有的人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第二种保障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得一定生活水平的保障,它是经由对一人或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与另一人或另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前者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有的最低限度收入的保障,而后者则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致其被认为应当享有的特定收入的保障。后者与激励福利国家的第三个主要抱负紧密相关:即欲求运用政府的权力以确保一更公平或更正当的财富分配制度。这意味着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可以被用来确使特定的人得到特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要求对不同的人给予一种差别待遇或不平等待遇,而这与自由社会是不相容合的。这就是那种旨在达致“社会正义”并“基本上变成一收入再分配者”(a redistributor of income)的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必将退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并且采用社会主义的强制性方法和基本上属于专断性的方法。

    6.尽管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只能通过采用那些有损于自由的方法方可实现,但是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福利国家所有的目标却都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追求。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一旦政府的一个目标被认为合法而得到接受,那么人们也就因此而认定,甚至采用那种与自由原则相悖的手段也是合法的。颇为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领域中,达致一特定的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最有把握的和最为迅速的方法,似乎就是将所有可资运用的资源都用于现下可见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急功近利且指望一步到位的并对特定的恶弊充满着愤怒的改革家而言,不采取最为快捷的和最为直接的手段去彻底铲除这种恶弊,简直可以说是不正当的。如果现在每个蒙受失业、健康不佳和老年救济不足的人都要一举解决其问题,那么不采用一种全盘的强制性方案,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急切地期望即刻解决这类问题而给予政府以那种排他且专断的权力,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极为短视。如果采用最为快捷的手段以解决现下可见之问题,成了人们唯一可被允许采用的方法,而且所有可资替代的其他试验方法都被排除在外而不允许加以使用,又如果眼下满足某种需求的最佳方法被视作此后一切发展的唯一出发点,那么我们确实有可能较为迅捷地达致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也极可能与此同时致使其他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胎死腹中。事实表明,常常是那些最急于充分运用现有知识和权力的人,最有可能因其所采用的方法而侵损未来的知识发展。此外,毕其功于一役和行政便利方面的考虑,也经常会促使改革者倾向于采用由其控制的单一渠道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领域,这种模式已成为福利国家的特征;就此而言,正是他们所采纳的那种单一渠道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

    如果政府不只是想为某些个人达致一定的生活标准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还力图确使每个人都达致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只有通过剥夺个人在此问题上的选择权方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福利国家便成了一个家族式国家(a household state),在这种国家中,“家长”控制着社会的大多数收入,他根据他所认为的社会成员需求或应当得到满足的需求的数量和品种来分配这些财富。

    在许多领域,人们可以基于经济和效率的种种考虑而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论点,以支持国家统管某一特定的服务业;但是当国家真的统管这种服务的时候,通常导致的结果就不仅是那些被认为的裨益很快会变成泡影,而且这种服务所具有的性质亦会变得完全不同于由彼此竞争的机构提供的服务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不是运用它所控制的有限资源以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而是运用它的强制性权力以确使人们得到某类专家认为他们需求的东西,又如果人们因此不再能够就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健康卫生、就业、居住、老年救济)进行抉择,而是必须接受某个被任命的权力机关根据其对他们的需求的评价而为他们做出的决定,又如果某些服务变成了国家排他性控制的领域,而且整个职业——医疗、教育或保险等——也渐渐只是作为统一行政等级的机构而存在,那么人们便会发现,真正决定人们将得到什么东西的,已不再是自由的竞争性试验,而是权力机关所做的决策。

    通常导使激进急躁的改革家希望以政府垄断的方式组织这类服务的理由,也同样会使他们认为,有关责任机关应当被赋予支配个人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的目标仅在于依据某一规则向所有的人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以改善他们的机会,那么这基本上是可以根据竞争性的商业作法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竞争性商业作法去办事,那么我们就无从确使每个个人因此而获得的那些结果都能够切实地符合我们的想法。如果欲使每个个人都在某个特定方面受到政府安排的影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只有有权对人们施以差别待遇的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通过采取家长式的个殊化的解决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认为,当公民的某些需求仅由单个官僚机器统管负责满足的时候,人们只需要采取民主手段对这个官僚机器施以控制,便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不遭侵犯,然而,我们却认为,这种观点纯属幻想。就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而言,对仅规定“应当”做什么的立法机构与享有排他性权力以实施这些命令的行政机构进行分工,实乃最具危险的制度安排。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它们认为紧迫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它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政府目标时,都应当让路”。

    有人认为,当今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现代政府中之骨干人士和最强有力的人士,例如那些只关注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且行动极具效率的专职行政官员;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之辞。尽管理论家们仍会大谈特谈如何用民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活动,但是所有在这方面具有直接经验的人士都会赞同(一如晚近的一位英国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大臣对这些活动进行控制……都已变成了一种神话,那么期望议会能够对此施以控制,就更是纯属传奇寓言了”。对人民的福利采取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使有关管理机构成为一种一意孤行且无从控制的机构;面对这样的机构,个人既是无能为力的,亦是孤立无援的,而且这种机构亦将日益获得最高权力才具有的那种神秘性——亦即德国传统中的Hoheitsverwaltung或Herrschaftstaat;这些术语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来讲曾经是极为陌生的,所以后来人们不得不杜撰一个奇怪的词“霸权”(hegemonic)来表达此一含义。

    7.本书以下各章的目的并不在于详尽阐释一项适合于自由社会的完整的经济政策纲领,而主要是关注那些新近提出的政策目标或抱负,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尚无定论,而且更是因为对于这样一些新的目标,我们所持的各种各样的立场仍在那些极端之间来回摇摆,无从确定,所以我们极需要确立一些将有助于我们明辨它们的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福利国家的所有行动,显然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较为妥适且正当的目标与那些应当否弃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区别;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将选择一些对此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具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我们须搁置而不予讨论的乃是产生于国际关系中的全部问题——这不只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会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是因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之的考虑,还要求我们对超出本书论题以外的哲学根据展开讨论。只要我们把历史给定的实体(即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nations])视作国际秩序的终极单位,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无从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案。如果我们有权进行其他选择的话,我们又应当将政府的各项权力委托给哪些群体呢?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一定无法令人满意。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在今天还完全不存在,而且如果我们在今天将政府的任何一项新的权力委托给某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丧失法治原本在一国范围内所具有的全部优点。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就我们还须学习如何有效地限制一切政府的权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权力等级间分配权力而言,我们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眼下似乎还只可能采取一些权宜性的解决办法。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政策在现代的发展,使得国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它们在19世纪时更为困难和棘手。我想在这里再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在个人自由的保障尚未达致比当下更为坚固的程度的时候,贸然创建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对于文明的未来发展,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它的危害程度甚至会超过战争。

    政府职能的集中与分散(centraliz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的问题,在重要性方面绝不亚于国际关系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与我们将要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着历史的联系,但我们却不可能对它做出系统的考虑。一些赞成增加政府权力的人士,往往会支持政府权力的最大限度的集中,而另一些主要关注个人自由的论者则普遍倾向于主张政府权力的分散。在无从依赖私人企业提供某些服务的场合,从而亦即在需要采取某种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极充分的理由认为,地方政府的行动一般可以提供次优的解决方案(the next-best solution),因为地方政府的行动具有着私有企业的许多优点,却较少中央政府强制性行动的危险。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或一个允许迁徙自由的地区内部较大单位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对各种替代方法进行试验的机会,而这能确保自由发展所具有的大多数优点。尽管绝大多数个人根本不会打算搬家迁居,但通常都会有足够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较具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会对地方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要求它像其竞争者那样根据合理的成本提供优良的服务,否则他们就会迁徙他处。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那些权力机构的规划者,会出于齐一性、政府效率和行政便利等因素的考虑,而支持中央集权的倾向,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贫困者的强烈支持,因为这些贫困者希望通过集权政府的干预能够分享到较富裕地区的资源。

    8.在经济政策方面,除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以外,还有不少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对它们加以简要的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保持经济稳定和防止经济大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须依赖于政府的行动。我们将在就业和货币政策的论题下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欲对这个问题做出系统考察,我们还必须涉入经济理论中高度技术性的且极具争议的问题,而这显然不是本书的篇幅所能允许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所应当采取的立场,作为我在经济学这个领域中专门研究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本书所讨论的诸原则。)关于运用税收筹集来的基金以补贴某些活动的问题,我们亦将在后文结合居住、农业和教育等问题一起加以讨论。同样,这种补贴措施也会产生一些更具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通过主张不应当给予任何政府补贴的方式而拒绝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在一些无可质疑的政府活动领域,例如国防这样的领域,政府补贴很可能而且常常是激励必要发展的最佳且危险最小的方法,而且人们也常常认为这种做法要比政府采取直接管制和负责的措施更可取。就补贴问题而言,人们或许能够确立的唯一的一项一般性原则乃是,补贴的正当与否绝不能够根据直接受益人(而不论是受资助的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其消费者)的利益加以证明,相反,它只能根据那些可以为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一般性利益(亦即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福利)加以证明。补贴乃是一合理的或合法的政策工具,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而只是一种运用市场提供服务(即那些不能够为某些凭个人实力偿付得起的人士独享的服务)的手段。

    在本书以后各章的讨论中,被略去而未加系统考察的最为明显的问题,很可能是企业垄断(enterprise monopoly)的问题。我之所以在认真考虑以后还是将这个问题略去不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如人们通常赋予它的重要性那么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反垄断政策通常都是他们的改革热情所指向的主要目标。我相信我自己在过去也曾运用过这种策略性论点,即除非我们能够同时打击企业垄断的做法,否则我们就无望对工会(labor unions)的强制性权力施以控制。然而,我现在愈来愈坚信,对现存于劳工领域中的垄断与企业领域中的垄断不加区分的作法,显然是不诚实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其他一些论者的立场,这些论者认为,企业垄断,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益的和可欲的。我现在仍然认为,一如我在十五年前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垄断者被视作经济政策的代之受过者(whipping boy),这可能是件好事;而且我还认为,在美国,立法已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极不利于垄断的舆论氛围。就一般性规则(例如非歧视规则)的实施能够束缚垄断权而言,我们可以说,实施这类一般性规则的行动便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欲图在这个领域中真正有所成效,就必须依赖渐进的方式对我们现有的企业法、专利法和税法进行改革,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够简单下结论的。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怀疑,政府为反对特定的垄断行为而采用自由裁量的行动,是否真的具有裨益?而且那些旨在限制个人企业规模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专断性质,亦使我大为震惊。如果政府政策创造了这样一种事态,即一如美国的某些企业那样,大公司不敢采用降低价格的手段进行竞争,因为这有可能使它们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制裁,那么这显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状况。

    现行的政策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并非上述那种垄断,而只是那些阻止人们进入某个行业或某项贸易的障碍和某些其他垄断措施,才是具有危害的。垄断一定是不可欲的,但这种说法只能在稀缺(scarcity)亦被视为不可欲的时候方能成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说这两种情形都不可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避免它们。某些能力(和一些组织的某些优点及传统)是不可复制的,这确实是生活中并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之一,就如某些物品或资源注定是稀缺的那个事实一般。无视这个事实并力图制造竞争“似乎”始终有效的境况,实在无甚意义。法律并不能够有效地禁止事态(states of affairs),而只能禁止某些行动。因此,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不论何时只要竞争的可能性出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垄断所依赖的是那些阻碍其他人进入市场的人为障碍,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排除这些障碍。只要有可能采用一般性规则,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禁止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的做法。但是,政府在此一领域中的表现却实在令人沮丧,以致于人们震惊地发现,赋予政府以自由裁量权,除增加这类障碍以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益作为。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一旦赋予政府以处理垄断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就很快会被用来区别“善的”垄断和“恶的”垄断(“good” and “bad” monopolies),而且当局也会很快采取各种措施去保护所谓善的垄断,而不是去努力防阻恶的垄断。我甚至怀疑是否存在那种值得保护的“善的”垄断。的确,一些过渡的和暂时性质的垄断始终是很难避免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性质的垄断常常在政府的关照下,变成了一种持久性的垄断。

    尽管人们对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反对企业垄断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如果政府刻意促进垄断的发展,甚至通过对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确立例外的方式而不履行其基本职能(如阻止实施强制),一如它们长期以来在劳工领域中的所作所为那般,则问题就完全不同了。颇为不幸的是,在民主国家中,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措施在执行了一段时期以后,人们竟然会用反对特权的论辩来反对这些群体,而这些群体只是因为曾被认为需要和应当获得特殊的帮助而在近年享受着公众的特殊关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法治的基本原则近年来一直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侵犯,但是其遭受侵犯的普遍程度及后果的严重性可以说在工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关于工会的政策问题,将成为我们在下文讨论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第十八章 工会与就业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都敌视其他各种垄断,而现在却突然转而支持和促进形形色色的广泛的劳工垄断(labor monopolies);这种垄断是民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不采取摧毁性手段,就无从控制这些垄断,甚至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民主制度如果不摧毁自身,便无从摧毁这些垄断。

    ——希蒙斯(Henry Simons)

    1.关于工会的公共政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已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最初的时候,工会即使没有遭到完全禁止,其所采取的行动,也只有极少数几项是被视为合法的;而现在,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会已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特权制度(privileged institutions),甚至连一般性的法律规则也无法适用于它们。工会已成为政府明显无法执行其首要职能——防阻强制和暴力的运用——的唯一重要的范例。

    这一发展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工会不仅一开始便能够诉诸一般性的自由原则(例如结社自由),而且还能够在所有对它们的歧视不复存在、进而获得例外性特权(exceptional privileges)后的很长时间中,继续得到自由主义人士的支持。在绝大多数领域中,进步党人几乎都会追问特定措施的合理性问题,然而只是在工会这个领域,他们却一反常态,只愿意做些笼统的追问,“是支持工会,还是反对工会”,或者一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支持劳工,还是反对劳工”。然而,上述对工会发展历史所做的最为简略的考察足以表明,尽管上述两种极端情形凸显出了工会发展史的最为明显的特征,但是人们应予采取的合理的立场,一定不是简单的反对工会的极端,亦一定不是简单的支持工会的极端,而毋宁在于采取某种居间的立场。

    然而,当“结社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这个术语已丧失其实际意义并且真实的问题已变成个人是否享有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的时候,大多数人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转化及其导致的后果,依旧坚信工会是在为“结社自由”而斗争,所以继续给予工会的目标以支持。目前状况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关问题的性质变化得太快所致;在许多国家,工人的自愿结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刚获得合法地位,它们就开始运用强制力迫使那些并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并致使非工会会员失业。大多数人很可能至今还仍然认为,“劳工纠纷”(labor dispute)通常意指报酬和就业条件方面的分歧,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纠纷的真正的原因往往是工会力图迫使那些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

    从工会获得特权的角度来看,最为显著者,乃是英国;在那里,《1906年劳资纠纷和解条例》(Trade Dispute Act of 1906)赋予了“工会一种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它或其成员实施了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亦可以不用承担此种行为的民事责任;总之,它赋予了工会一种任何其他人或群体(而不论它是企业抑或是社团)并不享有的特权和保护”。此后,美国也同样颁布了有利于工会的法规,并支持了工会的发展;在美国,《1914年克莱顿条例》(Clayton Act of 1914)最先使工会免受《谢尔曼法》(Sherman Act)有关反垄断规定的限制;《1932年诺里斯-拉加蒂条例》(Norris-La Guardia Act of 1932)“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就劳工组织的侵权行为确立了完全的免责条款”;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极为关键的判决中,确认了“一个工会对其下述权利的主张,即它有权否定雇主参与某个经济领域活动的决定”。与英美两国的做法多少有些类似,大多数欧洲国家到1920年代也渐渐出现了这种支持工会的做法,但确认这种情形的方式却与英美不尽相同,亦即“通过明文的立法许可较少,通过政府当局和法院的默认较多”。但是有一点在所有的国家却是相同的,即工会的形式合法化(legalization)都被解释为工会的主要目的的合法化,被解释为对它们的下述权利的承认,即它们有权做任何实现它们的目的所必须的事情(例如垄断)。工会渐渐不再被视作一种追求合法私利目标的群体,而且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必须受到其他享有同等权利的处于竞争地位的利益群体的制约的群体(一如其他利益集团那般),而是被认作为这样一种群体,它们的目的(即彻底而广泛地组织所有的劳工)必须得到支持,以实现公众利益。

    尽管工会经常滥用权力的情况,近年来也时常令公众舆论大哗,而且那种毫无批判的一味支持工会的情绪也已开始降温,但是公众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即现有的法律立场存在着根本的错误,而且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也正由于工会僭越各种权力而遭受着严重的威胁。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那些近年来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工会滥用权力而触犯刑法的现象,尽管它们与工会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并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我们将只关注那些为工会在近日普遍享有的权力,亦即那些为法律明文许可的权力,或至少是那些为司法当局默许的权力。我们的论辩并不旨在反对工会本身,而且也不限于反对那些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滥用权力的做法。相反,我们将把我们的关注力指向一些现在被广泛认为合法的权力(虽说不是“神圣的权利”)。尽管工会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节制,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削弱我们用以反对工会这些权力的理由,反而加强了这些理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的情势之所以还没有恶化到我们绝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的地步,完全是因为在现行的法律环境中,工会本可以做出更多的损害,但是它们却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也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工会之所以不这样做乃是众多工会领袖的节制和善意的结果。

    2.工会被允许实施的强制,主要是对同行工人实施的强制,因此我们说它与法治下的各项自由原则相违背,实乃不争之事实,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不论工会可能对雇主实施什么样的强制性权力,它都是强制其他工人这一基本权力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工会所具有的这种强制非自愿者给予支持的权力被剥夺了,那么工会对雇主的强制也就失去了诸多会引起争议并遭致反对的特性。工人间自愿达成协议的权利,甚或他们一起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原本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后者——即罢工的权利(the right to strike)——虽说是一种正常的权利,却很难被视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某些职业中,工人放弃这种权利应当成为就业的部分条件;这就是说,这类职业取决于工人一方对其长期义务的践履,而且任何试图违背这种契约的集体性努力也都应当被视作为非法。

    的确,任何有效控制了某一公司或行业的所有工人或者有可能成为工人的人的工会,都能够对雇主实施几无限制的压力,尤其在那些对特殊设备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本的场合,此类工会实际上还能够剥夺所有者的财富,并且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该企业的全部回报。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的结果绝不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除非此类行动的全部收益为所有工人平均分享,而不论他们是被雇佣者抑或不是被雇佣者;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从而工会就只有通过强制一些工人在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情况下去支持这样一种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的方式,才能实现它们的目的。

    工人的情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工人只能够通过限制劳动力的提供(即只提供部分劳动力),来提高实际工资(real wages),亦即使其超过自由市场所确定的工资水平。因此,那些将获得较高工资的就业者的利益,将始终与另一些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只能在工资较低的职业中获得就业,甚或根本就得不到就业。

    工会通常都会先迫使雇主同意给付一定的工资,然后确使每个人都在不低于这个工资的水平上被雇佣;尽管这是事实,但它亦将导致工人内部间的利益冲突。的确,先行确定工资乃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手段,其有效程度一如将那些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被雇佣的人排斥在外的手段。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雇主只会在他确知工会有力量将其他人排斥在外的时候,才会同意工会要求的工资。一般而言,先行确定工资的方式(无论是工会来确定,还是当权机构来确定),只有在所确定的工资也高于所有自愿的工人都能被雇佣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才可能提高工资。

    尽管工会时常也会根据相反的信念采取行动,但其通常的情况却使我们确信无疑,它们无力长期提高所有自愿工作的人的实际工资,亦即使他们的实际工资超过自由市场所形成的工资水平;虽说它们可以推进现金工资(money wages)水平的提高,但这种做法却会导致种种其他后果,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即使工会能够在较长的时间中成功地提高实际工资以超过自由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亦只能在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同时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前提下得以维续。因此,工会只能服务于部分工人的利益,甚至在它们得到所有工人支持的时候,情形亦复如此。这就意味着,那些严格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由于其工资政策并不是指向所有工人的利益的,所以也就不可能长久地获得所有工人的支持。那些没有权力对工会以外的工人施以强制的工会,因而也就不具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雇主将工资提高到超过所有寻找工作的人都能被雇佣的工资水平,亦即在一个真正的一般劳动力自由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工资水平。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所有就业者的实际工资只有通过工会联合行动以部分失业为代价才能提高,但是特殊行业或职业的工会却可以通过迫使非工会会员处于较低工资的职业之中来提高其工会成员的工资。这种状况在实际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工资结构(wage

    structure),很难断言。然而,人们只须记住,当一些工会认为有理由运用暴力以阻止其他人进入它们的行业的时候,又当一些工会有能力向工人索取极高的入会费(甚或能够为工会现有会员的子女保留这个行业的一些职位)的时候,毋庸置疑的是,工资结构的扭曲程度一定是相当大的。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政策只有在相对兴隆和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方能得到成功的实施,从而它们也将导致较富有的工人对较贫困的工人的剥削。虽说工会的行动有可能趋向于缩小工会内部工人间报酬的差异,然而同样不争的是,就大行业或大企业间的相对工资(relative

    wages)而言,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对当下的这种不平等现象负责,因为这种不平等毫无经济效能可言,而完全是特权导致的结果。这意味着工会的活动必定会降低整个劳动生产率,从而也必定会降低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这是因为,如果工会行动成功地减少了高薪职位的工人人数,并成功地增加了低薪职位的工人人数,那么它就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致使工资总平均数降低。事实上,我们可以极为明确地指出,在那些工会力量极为强大的国家,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都要低于工会力量较弱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真实情况便是如此,在那里,工会政策通过普遍使用那种具有“制造工作”(make-work,又译“增业”)性质的限制性措施而得到了加强。

    如果说仍有许多人将下述问题视作一个显而易见且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一般的工资水平由于工会的种种努力而得到了迅速的提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完全是因为他们未能考虑到理论分析业已得出的那些明确无误的结论,而且也根本没有顾及经验性证明所揭示的相反现象。实际工资往往是在工会力量衰落的时候要比其强大的时候提高得更快;再者,甚至在特殊行业或职业中,工资提高的速度也常常是在劳工没有得到组织的地方要比在劳工得到高度组织的和同样兴隆的行业更快。人们一般的印象之所以与上述经验现象相反,部分乃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即工资的提高,在今天大多是通过工会谈判而获致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工资的提高也就被人们认为只能以这种方式获致;这种情况更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即一如我们所见,工会的活动事实上的确促使现金工资的提高速度不断超过了实际工资的提高速度。但是,现金工资的提高之所以在不导致普遍失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国家通常可以利用通货膨胀的手段致使这种工资的提高变得无甚实际意义——实际上,如果要维持充分就业,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

    3.如果工会运用其工资政策所达致的结果,事实上真的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少得多,那么工会在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就将对经济导致极大的危害,而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危险。工会运用权力的方式,一方面趋于使市场制度失效,而另一方面却使它们自己获得了控制经济活动方向的权力——这种权力由政府控制虽说是危险的,但是如果由某个特殊群体操握也同样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工会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方式加以实现的:一是通过对不同的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施加影响,二是通过对现金工资水平施以持续上升的压力(而这种做法必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对相对工资的影响,对于一个由工会控制的群体内部人员的工资而言,通常是指其在工资上的更大的划一性和刚性,而对于不同群体间的工资而言,却意指其在工资上的更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不具经济功效的。伴随着这种影响,劳动力流动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然而对于后者来讲,前者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这种现象虽会有利于特定群体,但却必定降低生产率,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工人的收入;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毋需详论,就已显见于众了。在这里我们也同样毋需太过强调,人们便能洞见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定群体的工资有可能经由工会的活动而获得较大的稳定性,但这也可能导致就业更不稳定。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工会实力会因行业和产业的不同而具有纯属偶然的差异性,然而工会在实力方面的差异,将不仅导致工人之间在报酬方面的总体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证明),而且也将导致不同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和不经济发展。那些对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就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阻碍,从而无力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然而其原因却只是这类行业的性质为工会提供了特殊机会,使它们得以采取强制性的垄断做法。由于工会在雇主投入最多资本的领域最强大有力,所以它们就有可能成为阻碍雇主进行投资的一种遏制因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会在这方面的阻碍作用很可能仅次于税收。最后,工会垄断与企业的勾结,也常常会成为工会对有关行业施以垄断性控制的主要基础之一。

    工会制度(或译工联制度

    unionism)在当下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工会将通过其在提供各种劳动力方面所确立的有效垄断而扼杀竞争的功能,使其无法成为配置所有资源的有效调节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竞争不能成为有效的调节资源的手段,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采用某种其他手段以取代其地位。然而,能够替代市场的唯一手段便是权力机构的计划指导。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种指导权既不能交由代表局部利益的特定工会去掌握,也同样不能交由一个将所有劳工统一组织起来的组织去实施;如果将指导权交由这种统一的劳工组织去实施,那么这种组织就不仅会成为国家中最强大的力量,而且也将成为一种能够完全控制国家的力量。然而,一如当下的发展趋势所标示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却正在导向那种几乎没有一家工会期望见到的全面的社会主义计划制度;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避免和否弃这种制度,才是工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4.除非工会对它们所关注的劳动力的提供获得了完全的控制,否则工会不可能实现其主要目的;再者,由于服从这种控制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所以其中的一些工人肯定只有在受到引诱后才可能违背自己的利益去服从这种控制。这种引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心理的压力和道德的压力而获得成功,亦即散布那种错误的信念:工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在工会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关于每个工人为了其阶级的利益都应当支持工会行动的普遍看法的时候,强制亦就渐渐地被人们视作是一种迫使不顺从的工人履行其义务的合法手段。在这一方面,工会一直依赖于这样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例如传播一种神话,即正是由于工会的努力,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才得到了迅速快捷的提高,而且只有通过工会的持续的努力,工资才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快的持续提高——工会在不断散布这个神话的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反对工会者的支持。如欲摆脱这种境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人们更为真切地洞见事实的真象;然而人们能否获致这种洞见,则又取决于经济学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开启公众的智慧。

    尽管工会施加的这种道德压力可能会非常强大,却还不足以给予它们以施行实际侵害的力量。工会领导人显然会赞同工会制度研究者的论点,即工会欲达到其目的,还必须拥有更为强硬的强制手段。为了把工人加入工会变成一种实际上的强制性义务,工会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性技术,亦即它们所谓的工会“有组织的活动”(在美国又被称为“工会安全措施”(union

    security)——这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委婉语);正是这些强制性技术,才给了它们以真正的力量。由于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的力量,将限于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方面,所以这些工会就会渐渐地把它们的主要工作放在迫使反对工会的工人就范的方面,以使他们服从其意志。

    工会如果得不到一种被误导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积极怂恿,就绝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不无遗憾的是,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说服了公众,使人们认为彻底完全的工会化(unionization)不仅合法,而且对公共政策的实施也极为重要。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说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并不是说工会有权独立于个别工人的意志而存在。当然,如果工人认为组织工会并非必要之务,那么我们说这的确是一种极可欲的事态,而绝非是一种公害。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诱使工人加入工会成了工会的一个天赋目的,而且这个事实竟然被解释为工会应当有权做任何其认为有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必要之事。同样,工会力图获得和确保较高工资的做法被视作合法这个事实,也被解释成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这些努力成功的必要之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罢工一直被视为是工会的一项合法武器,所以人们亦渐渐相信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罢工成功的必要之事。总而言之,工会的形式合法化,渐渐被理解为任何被工会视作实现其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也应当被视为合法。

    因此,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主要立基于下述方法的运用:这些方法为实现任何其他目的所不容,并与保护个人私域的一原则相反对。首先,工会依赖——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运用纠察线(picket

    line)作为恐吓的手段。甚至所谓的群众“和平”纠察(peaceful

    picketing)也具有着极高的强制性,而且对这种行动的许可居然也因其目的被认定为合法而构成了一种合法特权;人们可以透过下述事实而洞见这种手段中的问题:在现实中,这种手段能够而且正在被那些自身并不是工人的人运用来强迫他人组成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工会,而且这种手段甚至也可以被用来达致纯粹的政治目的或发泄仇恨以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工会的目的常常得到认可,所以工会也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法的外衣本身并不能够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代表了一种施加于个人的有组织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自由社会原本是任何私人机构所不能实施的。其次,除了上述许可的纠察行动以外,工会还拥有另一种重要的手段可以用来强制个别工人,那就是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所准许的企业只雇佣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the

    closed or union shop)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种种变异形式。这些做法实际上构成了贸易限制契约(contracts

    in restraint of trade

    );而且正是这类做法可以免受一般法律规则调整这一点,也使它们成了工会“有组织的活动”的合法目的。立法竟然常常做出这样的规定,由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的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不仅可以被任何一个希望利用该项契约的工人所用,而且还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被雇佣者,尽管被雇佣者个人希望能够获得某种不同的利益安排。工会还常常运用各种从属性的罢工和联合抵制(boycotts

    )等手段,但这些手段并不是作为与雇主就提高工资问题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而是专门作为强迫其他工人服从工会政策的手段;对于这些手段,我们也必须将其视为自由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强制性方法。

    就此我们还须指出的是,工会之所以能够运用上述强制性策略或做法,完全是因为法律业已豁免了工人群体在采取联合行动时所应承担的一般责任;法律赋予豁免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准许它们不采用正式的法人组织形式便可以进行活动,二是明文规定适用于企业组织的一般性规则不适用于工会。此处已无必要对当代工会政策的种种其他方面一一加以考察,仅举出一个方面便足以说明问题,如在整个行业范围进行讨价还价或在全国范围进行讨价还价的措施。这类措施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完全依凭于工会可以合法地采取上文述及的种种强制性措施;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工会所具有的那种基本的强制性权力被取消,那么它们所采取的那些强制性措施也就丧失了根基,无从存在了。

    5.我们毋需否认,运用强制以提高工资,乃是当今工会的主要目标。然而,即使这是工会的唯一目标,通过法律对工会加以禁止也不能被证明为正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有诸多不可欲之事必须予以容忍,除非不采用歧视性立法便可以防阻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对工资的控制,即使在现在也不是工会的仅有功能;它们无疑也有能力提供不仅应大加赞扬的而且也是明确有益的服务。如果工会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强制性行动来迫使工资提高,那么当工会被剥夺了强制性权力以后,它们就很可能会不复存在。但是工会还要履行其他有益的功能,而且虽说考虑是否存在将工会完全禁止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本身会与我们所有的原则相违背,但明确指出如下问题仍是可欲的,即为什么这样的行动不具有经济上的根据,以及作为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和非强制性的组织,工会为什么仍能够提供极为重要的服务。事实上,只有当工会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杜绝使用强力从而使自己放弃现在的那种反社会的目标以后,它们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潜在的功效。

    不具有强制性权力的工会,很可能会起到一种有益且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确定工资的过程中亦复如此。首先,人们通常可以在下述两种境况中进行选择:一是增加工资,另一是雇主根据同样的成本向工人提供其他替代性利益,但是,这种替代性利益只有在所有或大多数工人更愿意接受它们而不愿意接受额外工资的情况下,雇主方能够提供。其次,另有事实表明,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相对地位,对于他来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他在工资等级上的绝对地位。在任何等级制的组织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即大多数人认为各种工作报酬间的差距和晋升规则是公平的。确使众人同意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很可能是使有关工资的总体方案在能够代表各方不同利益的集体谈判中获致通过。即使从雇主的立场来看,也极难构想出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以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然而,这在一个庞大的组织试图形成一令人满意的工资结构的过程中,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从大规模组织的需求角度来考虑,似乎必须确立一套为众人所同意的标准条件(它们可供所有希望利用这些条件的人所采用,尽管在个别情形中并不排除采取特殊的安排)。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上文所述也可以适用于那些与工作条件而非与个人报酬相关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谓是所有被雇佣者的真正关注之所在,而且从工人与雇主间的相互利益来看,这些问题也应当以一种考虑尽可能全面的方式加以调整。一个大企业组织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讲,必须由一些规则加以调整;因此,在制定这些规则的过程中,如果有工人参与这项工作,那么这些规则就很可能是最为有效的。雇主与被雇佣者间所缔结的契约不仅调整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调整着各个被雇佣者群体间的关系,所以最好是赋予这种契约以一种多边协议的性质,并且在某些方面(如投诉程序问题)规定被雇佣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最后,工会还有一种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有益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就像“助友会”(friendly

    societies)一样,工会能够帮助其成员预防其行业中的某些特殊风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工会的这种功能都必须被视为一种极为可欲的自助形式,尽管这种自助形式现已渐渐为福利国家所替代。然而,至于上述论辩是否能够证明那种在规模上超过一家工厂或企业的工会为正当,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工会主张参与企业业务管理,乃是一个与上文所述完全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亦只能稍加讨论。在“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的名义下,或是在晚近的“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名义下,工会的上述主张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欢迎,英国可以为例,而德国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代表了19世纪社会主义中工团主义(syndicalist)一脉的思想观点在本世纪的明显复兴,然而这却是社会主义各种学派中思辨最不够且最不具实践意义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稍加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许多内在的矛盾。显而易见,如果一家工厂或产业欲服务于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它的运作就不能同时永远满足某个特殊工人团体的利益。再者,有效参与企业的管理乃是一专职工作,而且任何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即刻便会失去作为一个被雇佣者的视角和利益。因此,不仅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而且也从被雇佣者和消费大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计划都应当予以否弃;而且这也是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断然拒绝承担管理业务的责任的根本理由之所在。然而,欲对这个问题做更为详尽的考察,读者还必须运用现在可资利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极为充分的研究文献。

    6.只要一般舆论还视工会强制为合法,那么保护个人以使其完全免受工会的强制,就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却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要在法律和司法方面进行相对较少且看似微小的变革,就可能足以导致现状发生深远且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变革。只要将法律明文授予工会的特权或因法院的宽容而使工会僭取的特权取消,就足以使工会丧失其现在实施的危害较大的强制性权力,并足以将工会合法的自利引导到对社会有益的方向上去。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下述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必须确保真正的结社自由;其次不论是雇主还是被雇佣者,只要运用强制来反对组织或支持组织,都必须同样被视作非法。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为正当以及工会的目标并不能证明工会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的管辖为正当这两项原则,必须得到严格的适用。在今天,这首先意味着必须禁止工会的各种群众纠察活动,因为它不仅是导致暴力的主要且通常的原因,而且就是其最为和平的形式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其次,工会不得使任何非工会会员处于失业状态。这意味着,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包括诸如“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maintenance

    of membership]和“优先雇佣”[preferential hiring]条款等形式)必须被视作贸易限制契约,并拒绝给予法律保护。这些契约与那种“以被雇佣工人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契约”(或称“黄狗契约”,yellow-dog

    contract)并无二致,后者通常都为法律所禁止。

    剥夺所有这类契约的法律效力,还能够通过否弃从属性罢工和联合抵制的主要目标而使这类以及相似的压力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无效。然而,还有必要废除所有下述的法律规定,即那些使一个工厂或产业的大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对所有被雇佣者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此外还有必要剥夺所有有组织的群体的下述权利,即缔结对那些并未自愿授予它们以此种权利的人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的权利。最后,就那些与契约责任或一般性法律相冲突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言,必须明确地对那些操握着决策权的人课以责任,而不论其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的特殊形式为何。

    有一种观点主张,剥夺某类契约之法律效力的任何立法,都会与契约自由原则相违背;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反对观点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在上文第十五章中业已指出,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契约自由原则只意味着所有契约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性规则加以裁断,而且任何权力机构也都不应当被赋予许可或不许可某些契约的自由裁量权。贸易限制契约便属于那些法律应当拒绝承认其效力的契约。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显而易见也属于此类不应加以承认的契约。如果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的宽容不曾为工会夺得特权制造条件,那么普通法国家就很可能没有必要制定关于这些特权的特殊法规了。这种必要性的存在,无论如何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而且自由的信奉者也都会痛恨此类立法。但是,一旦特权业已成为一国法律的一部分,那么要取消它们,也就只有通过特殊的立法,而无他途可循。尽管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工作权法”(right-to-work

    laws),但是我们却殊难否认,在美国由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所造成的情势,有可能使特殊立法成为恢复自由诸原则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当然,一个国家试图在劳工领域重新确立自由结社原则时究竟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还须依这个国家的发展境况而论。美国的情形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美国,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可能在使工会强制合法化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而且在赋予行政机构以自由裁量权和实际上不用承担责任的权力方面也已走得很远。但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更精微的讨论,读者可参阅裴特洛(Petro)教授的重要论著《自由社会的劳工政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在该书中,裴特洛教授对此方面所必需进行的改革问题做了详尽而充分的讨论。

    尽管为了制约工会那种有危害的权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变革,其目的仅在于使工会服从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现今存在的那些工会定会尽其全力进行抵抗。工会知道,要想实现它们现在所欲求的目标,它们就必须完全依赖于那种强制性权力,然而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如欲维系自身,就必须对这种强制性权力进行制约。当然,当下的情形并非已经毫无希望。颇为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观和发展,而且这些改观和发展迟早会使工会信服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工会将发现,就它们所面对的进一步发展的替代路线而言,服从防止一切强制的一般性原则,从长时段来看,要比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更可取、更有益,因为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必将导致某些不幸的后果。

    7.从长期来看,工会虽说不可能对所有工人都能挣得的实际工资水平做出实质性的变革,而且事实上它们更可能降低而非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但是现金工资水平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就这些问题而言,工会行动的效用将取决于支配货币政策的诸原则。从那些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和金融机构所期望的相应的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当下的工会政策一定会导致持续且累进的通货膨胀。导致这一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处于支配地位的“充分就业”学说(“full-

    employment” doctrines),不仅明显解除了工会对失业问题的一切责任,而且还将维续充分就业的职责交给了金融和财政机构去承担。然而,金融和财政机构得以防阻工会政策所导致的失业状况的唯一方法,便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工会政策有可能促成的实际工资的过分上涨。

    为了理解我们业已陷入的境况,我们有必要对“凯恩斯”版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知识渊源做一简要的考察。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所提出的理论,首先立基于这样一种正确的洞见,即大规模失业的通常原因乃是实际工资太高。因此,他在理论上的第二步便是主张直接降低现金工资,但是这一措施只有通过一极其痛苦且长期的斗争方能成功。据此,凯恩斯得出结论道,实际工资必须通过降低货币的价值而予以降低。这的确构成了整个“充分就业”政策基础的逻辑依据,而现在也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了。如果劳方坚持的现金工资太高,以致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必须增加货币供给(the

    supply of money),以将价格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现行现金工资的实际价值不再大于寻求就业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实践中,这必然意味着每一独立的工会,在其试图追上货币价值的努力中,将会不断地坚持现金工资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诸多工会的集合努力将导致累进性的通货膨胀(progressive

    inflation)。

    即使个别工会防阻了某一特殊群体的现金工资的削减,也会导致上述结果。尽管一方面工会使现金工资的削减变得不可行,而另一方面一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工资在总体上所呈现的则是“刚性下降”(rigid

    downward)的趋势,但是不同群体由于情势的不断变化而必然在相对工资方面也发生各种变化,其方式乃是除了那个相对实际工资(relative

    real wages)必须降低的群体中的工人以外,其余所有工人的现金工资都得到提高。再者,现金工资的普遍提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一般而言,也将促使所有的群体(即使那个相对实际工资必须降低的群体亦不例外)都全力推进现金工资的提高,因此,在相对工资达到重新调整之前,必须经过好几轮持续性的工资增长。由于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调整相对工资的需要,所以仅这一进程本身就会导致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这种情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如此,亦即是自人们普遍接受充分就业政策以来一直是如此。

    人们有时把这个进程描述为: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没有扩大,那么工资的增加将迅速导致的则是失业。但是,有一种学说认为,金融机构有义务提供足够的货币以确保在任何特定的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从政治上讲必定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即工资的每一轮增加,都一定会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在物价上涨太过明显且时间过长以致引起公众极为震惊之前,工资的每一轮增加,定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于是,人们会努力去控制金融制动闸。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经济已然适应了对进一步通货膨胀的期望,而且大多现行职业也将依赖于持续的金融膨胀,所以试图停止这种膨胀的努力就会迅速导致严重的失业。而这又将产生一轮新的和不可抵抗的压力,要求更大的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一次一次的加大,人们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阻止失业的发生,否则工资的压力早就会导致失业发生了。对一般公众而言,累进性的通货膨胀似乎是工会工资政策的直接结果,殊不知这实际上是试图纠正工会工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直接结果。

    尽管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竞相提高很可能会持续某些时日,但是它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人们渐渐会认识到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这两者间的竞赛。我们必须否弃那种通过引发广泛且长期的失业来打破工会的强制性权力的货币政策,因为它会给政治和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我们仍必须及时地从根本上遏制住工会的权力,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工会迅即会面临这样一种要求,即人们会针对工会的问题要求采取一系列其他救济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个别工人(若不是工会领导人士)来讲,较之要求工会服从法治更令人厌恶:因为这种呼吁很快就会变成要么要求政府来确定工资,要么要求完全取缔工会。

    8.在劳工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扼杀市场作为主导机制的作用,必然会导致行政指令制度对它的替代。为了达致市场所具有的那种维续秩序的功能,行政管制就不得不协调整个经济活动,这样的情况推至极端,这种管制就不得不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力机关来实施。尽管这种中央机关很可能在一开始时只关注劳工的分配和劳工的报酬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却必然会导使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受中央计划指导和管制的体系,从而引发这种计划和管制体系所会产生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

    在那些通货膨胀趋势已延续某些时日的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正日益要求推行“一项总的工资政策”(an

    “overall wage policy”)。在通货膨胀趋向最甚的国家,典型者如英国,左派知识界领袖则倾向于将这样一种理论视作当然,即一般而言,工资应当由一项“统一的政策”来决定,而这最终意味着必须由政府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市场因此而被剥夺了它所具有的功能的话,那么关于如何有效地分配各产业、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劳工的问题,除了由权力机构决定工资一途以外,别无他途。然而,正是依此之途,我们不得不一步接着一步向前迈进:先是确立一个官方的具有强制执行权力的协调和仲裁机构,进而是创建工资委员会,最后发展至这样一种境况,即工资必须由权力机构以基本上专断的方式进行决定。

    所有上述都只是工会现行政策所会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会受下述欲望所驱使,力图根据某种“正义”观,而非市场力量来确定工资。但是,任何一个可行有效的制度都不会允许某个群体以威胁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实施它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的工资。如果不只是少数几个特权群体,而且也是大多数重要的劳工部门,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强制性的行动,那么再允许每个群体或每个部门独立行事,就不仅会产生非正义,而且也将导致经济混乱。当我们不再能够依赖市场所具有的那种非人格的对工资的决定作用时,我们能够维续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工资交由政府以命令的方式加以确定。然而,这种决定一定是专断的,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适用的客观的正义标准。如所有其他的价格或服务,工资比率也与所有人都拥有的寻求就业的公开机会相适应:但它并不与任何可资评价的品行或任何独立的正义标准相符合,而是必须依赖于任何人都不能控制的种种条件。

    政府一旦着手确定整个工资结构,并因此而被迫去控制就业和生产问题,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各种权力,其程度会远远超过工会服从平等适用于人人的法治的境况。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工会只能在下述两种境况中择其一:一是甘愿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并被纳入政府机构之中,另一是被政府全部取缔。面对这样的选择,工会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它能够使现行的工会科层制(union

    bureaucracy)保持它们的地位和它们原有的一些权力。但是,对于工人来讲,这种选择意味着完全服从于总体国家(或称“组合国家”,a

    corporative state)的控制。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然而人们却别无选择,只有等待这类结果的降临;如果说还有什么出路的话,那就只有重新确立法治原则一途可循。工会于当下的地位已无法再保持下去,因为工会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却是工会自己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命地摧毁着市场经济。

    9.工会的问题,构成了对我们的原则进行考察的一个极佳的判准,而且通过证明这些原则蒙遭侵损后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教益的启示。诸多国家的政府由于在过去未能践履它们所承担的阻止私性强制(private

    coercion)的义务,所以现在它们为了纠正因过去的失误而导致的种种后果,只有拼命逾越其本身的职权范围,被牵着鼻子去做其份外的事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却只能如工会那般采取专断的方式。只要工会被允许享有的权力被视作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纠正它们所导致的损害,除非赋予国家以更大的具有专断性的强制性权力。我们在劳工领域的确已经验了并且还在继续经验着明显的法治衰微。然而,真正得以救济这种境况的乃是重新确立法治诸原则,以及要求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一以贯之地适用这些原则。

    然而,这个改变当下状况的唯一途径,却仍为时尚论点中的一些最为愚昧的观点所阻碍。例如,这些观点嚷嚷道,“我们不能让时钟倒转”。我怀疑,那些习惯于使用这类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这种观点所表达的乃是一种宿命的观点,即我们不可能从我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无异于最为卑下地承认,我们没有能力运用我们的智识。我甚至怀疑,具有远见的人士是否会相信,多数在充分理解了当下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以后,便能够经由凭空思考而在恢复法治诸原则以外发现另一种能够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某些迹象表明,甚至一些颇有远见的工会领袖也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愿意看到自由被渐渐地扼杀,那么他们就必须扭转当下的发展趋向,并转而恢复法治,而且为了保存工会运动中有价值的部分,他们也必须否弃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他们的种种幻想。

    我们唯有根据那些已被一些人放弃的原则对当下的政策进行再思考,才能够防阻这些政策对自由构成的种种威胁。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乃是对经济政策的变革,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在不断发生的紧急状态中为了满足短期需求而必须采取的种种策略性决策,只会将我们更进一步地导向日益增多的专断控制之中。因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标而必然导致的姑息疗法所会产生的累积性效应,定会被证明为战略上的致命错误。一如经济政策上的所有问题那样,工会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一以贯之地适用所有领域都予以遵奉的原则。众所周知,只有一项原则能够维续自由社会,这项原则就是严格阻止一切强制性权力的适用,除非实施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的抽象的规则需要者以外。

    第十九章

    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网络之说,虽足以摄取命运多舛者之心,但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能自强自立者而言,公平分享之说才具有真实意义。

    ——《经济学人》(The

    Econo

    mis

    t)

    1.在西方世界,向那些因自身无法控制的情势而蒙受极端贫困或饥谨的人提供某些救济,早已被视作社会的一项职责。自大都市兴起以及人口流动日益增长瓦解了旧有的邻里纽带以来,最初用以满足此类需求的地方性制度安排便已不敷需用了;而且(如果地方政府的职责不是阻碍人口流动)这些服务的供给也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加以组织,并由专门创设的特殊机构予以提供。我们在当下称之为公共援助或公共救济(public

    assistance or relief),尽管在各个国家所具有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却都只是传统上的济贫法(old

    poor law)适应现代条件的变异而已。工业社会采取此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只是从保护那些贫困者避免堕入绝境的角度而言的。

    在提供公共救济的过程中,下述两种情形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是社会不可能在一相当长的时间中只向那些无力自我保障的人(按照过去的称谓,他们是“法定贫困者”[deserving

    poor])提供这种公共救济;二是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现在所给予的救济量一定会多于维持生存和健康的绝对必需量。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希望,这种公共援助的可获得性,能够促使一些人在他们还能够自力维持供给时不去依赖这些本应在紧急境况下才提供的救济。由此看来,唯一合乎逻辑的便是,那些虽说可以主张这种救济的人,但凡处于尚有能力自我维持供给的境况下,都应当被要求自力维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为那些因年迈、失业、疾病等原因而极度需求救济者提供救济,而不论其个人是否能够和是否应当自力维持供给,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作法一旦被公认为社会的职责,特别是当公共援助的获取已达到了促使个人放弃自我努力的程度,那么,显而易见,我们的逻辑结论就只能是强迫这些人参加保险(否则就不提供救济),以应付生活中常见的各类危险局面。这种作法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大众应当被强迫去做符合其个人自身利益的事情,而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便会成为社会公众的负担。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们要求汽车车主投保汽车对第三者的责任风险,决非是为了考虑汽车车主的利益,而是为了考虑那些可能会因驾车人的疏忽行动而蒙受损害的人的利益。

    最后,一旦国家要求每个人都加入此前只有一些人加入的社会保险行列,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家也应当帮助推进适当的机构制度的发展以利其事。由于是国家的行动加速了相应机构制度的发展(否则它们的发展便会极为缓慢),所以开创和尝试这些新型制度机构的费用,也会像在其他事关公众利益之领域中从事研究或传播知识的费用一样,被认为应由公众或政府来承担。为推进制度的发展而用公共资金提供的援助,就其性质而言,应当是暂时的,是一种用于帮助推动公共决策认为必要的制度发展的补贴,而且只能用于此类制度的尝试和建构时期,一旦现行制度的发展足以满足新的需求,这种援助就应当终止。

    就此而言,人们完全有理由赞同这种“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的设置,甚至连最坚定的自由倡导者也很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尽管许多人会认为走到这一步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却认为,这种制度性安排并不会与我们在前文所述的各项自由原则相抵触。上文论及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实施,也许需要运用某种强制性措施,但是采取这种强制性措施的目的,只在于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以预先规定的方式阻止个人采取更大的强制;而主张此一计划的根据,一方面是个人力图保护自己以免受其他人因极端贫困而导致的结果的牵累,另一方面则立基于要求个人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以自力地解决自身需求的愿望。

    2.只是在“社会保障”的主张者由此再跨出一步的时候,才会导致事关要害的问题。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亦即德国实施“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

    )的最初阶段,个人就已不仅被要求加入社会保险以自行抵御一些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如果人们不加入保险,国家就必须向他们提供救济),而且还被强迫通过政府统一管理的组织去获得这种保护。尽管这种新型组织的想法出自于工人自己的创议而建立的制度——在英国尤为明显,而且尽管在德国,这类由工人自己创设的制度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在疾病保险领域——也已发展起来并且被允许继续存在,但是德国政府还是决定,在所有有必要提供保护的新领域(如对年迈、工伤事故、残疾、孤寡和失业等风险进行保障的领域),都应当采取统一组织的形式:它不仅是所有这些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且所有那些被保护的人也都必须隶属于这一组织。

    因此,“社会保险”从一开始就不仅意味着强制性保险(compulsory

    insurance

    ),而且还意味着强制个人加入由国家控制的统一组织。支持这一决策的主要理由,乃是人们假定这样一种统一的组织具有着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行政便利,也就是说比较经济。这种观点曾一度遭到人们的普遍反对,但现在却已被普遍视作无可争议者。常常有人宣称,这种组织方式是确使所有需要援助者能同时获得充足救济的唯一途径。

    这一论辩的确有一些道理,但绝非定论。就某一特定的时间来讲,由当局所能遴选到的最好的专家们所设计的这种统一组织,确有可能是人们能够创设的最有效能的组织。但是,如果试图使初始的构设成为其后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又如果最初负责此一构设的人士可以成为裁断何为必要的变革的唯一仲裁者,那么欲使这种统一组织的效能维持长久而不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以为做事的最佳且最经济的方式,可以通过事先的设计永久获致,而毋需通过随时对可用资源的即时性重估的方式来获得,那一定是大错特错了。一切不受竞争挑战的垄断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导致低效,这一原则在此一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都适用无误。

    诚然,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想尽快地实现已经被明确认为是可能的目的,那么,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所有用于这一目的的资源加以组织和运用,实可以说是一最佳途径。然而,在社会保障领域,人们所依赖的往往是适当制度的逐步进化和发展,而这无疑意味着一个由中央集中控制的组织所能够立即加以关注的某些个人需求,有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对于那些只醉心于一举扫荡所有可以避免之弊端的毫无耐心的改革者而言,创设一个单一的并拥有全权去做即刻可做之事的机构,似乎是唯一恰当的方法。然而,就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得不为这种做法付出高昂的代价;即使是依据某一特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其代价也是极为昂贵的。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一种单一的综合性组织能够即刻提供大额保障费用而盲目地致力于创设并固守这种组织,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因此而阻止其他类型的组织的进化和发展,而恰恰是这些组织有可能最终对人们的福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虽说起初为支持这种单一的强制性组织而强调的主要理由乃是效率问题,但是在这些主张单一的强制性组织的人士的心目中,实际上一开始就还有着一些其他的打算。他们认为,事实上,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组织可以同时实现两个虽则相互勾连但却截然不同的目标,然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却绝不是那些按照商业规则运作的组织所能及者。私人组织所能够提供的只是那些以契约为基础的具体的服务,也就是说,它们所能够保障供给的并不是那类仅出自于受益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单方导致的需求,而是那些可以根据客观标准加以确定的需求;再者,它们采用的方式也决定了它们只能对那些可预见的需求提供救济。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我们将一种保险体系扩展至什么样的领域,受益人所能得到的救济都不可能超过有关契约的规定,例如,受益人所可能得到的救济,不可能是人们根据受益人的实际境遇而判断出的他所需要的那些救济。相反,由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垄断性的服务,则完全可以立基于“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不考虑契约的规定。因此这些论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组织,才能够给予个人以他们“应当”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才能够使他们去做他们“应当”去做的事情,以实现一种划一的“社会标准”。以上所述乃是具有强制性权力的组织所能达致的第一个目标,而其所能达致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即这样一种政府组织还能够对个人或群体的收入做似乎合理的重新分配。尽管所有的保险都会涉及到风险统筹的问题,但是私人的竞争性保险机构却无论如何不可能经由刻意的安排而将一个预先指定的群体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个群体。

    这样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安排,在当下业已变成了那种仍被称之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尽管此处所用的“保险”称谓,名不符实,甚至在这类方案实施之初,它便是一个选用不当的名称。1935年美国采用此类计划时,规划者之所以采用“保险”一词,只是为了使这一计划显得更加美好,因此这一术语乃是被人“灵机一动”而保留了下来。其实从一开始,它就与保险无甚关涉,而且此后又进一步丧失了它可能有过的某种与保险相类似的东西。尽管大多数国家在初期实行的此类计划都与保险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此后的发展情况,却与美国的情形大体相似,可谓是与保险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收入再分配从来就不是社会保障机构在一开始就公然宣称的目标,但是现在,“收入再分配”已在各个国家变成了社会保障的实际的且公认的目标。任何垄断性的强制保险制度都无法抗拒这种异化,这即是说,它们最终只能变成一种对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的工具。在这种制度下,并不是由给予者的多数(a

    majority of givers)决定应当给予不幸的少数以什么东西,而是由接受者的多数(a

    majority of takers)决定他们将从比较富有的少数那里获得什么;关于这一制度的伦理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做专门的讨论,而在本章中我们将只关注那些原本旨在救济贫困的机构普遍转变成为平均主义再分配(egalitarian

    redistribution)的工具的过程。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福利国家是一种对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化的工具,是一种创建家族式国家(household

    state)的工具(它将各式福利用金钱或其他形式分配给那些它认为最值得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它已经变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尽管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替代现已臭名昭著的直接管制生产的方法的制度性安排,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福利国家乃是一种试图按照它所认为适当的比例和形式分配收入以实现“公正的分配”的方法,所以它事实上只是一种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方法而已。而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其原因无非是它在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仿佛只是一种救济特别贫困者的有效方法。但是,对这种似乎合理的福利组织方案的接受,却很快就被解释成是对一种与济贫完全不同的目标的信奉。正是通过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只关涉微不足道的技术细节的一系列决定,济贫制度终于实现了向收入再分配制度的转变,这是因为在这些似乎不重要的决定中,救济贫困与收入再分配这两种目的之间的关键区别,常常为不断推出的且技巧高超的宣传手法所刻意掩盖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在一个社会将消灭贫困和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视作自身职责的事态,与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有权确定每个人之“公正”地位并向其分配它所认定的个人应得之物的事态之间,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当政府被授予提供某些服务的排他性权力的时候,自由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威胁,因为政府为了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必定会运用这种权力对个人施以强制。

    3.社会保障制度极为复杂,从而也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因此它给民主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庞大的社会保障机构的发展已经成为促使我们经济生活发生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人们对其实质却知之甚少。这个问题可以在下述两个方面见出:一方面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个别受益人对于享用社会保障服务具有一种道德上的主张权(amoral

    claim),因为他已为此类服务做出过贡献;另一方面则是这样一种怪异的事实,即人们在把主要的社会保障法案提交给立法机构批准时,常常采取的是一种置立法机构于毫无作为之境地的方式: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反对,毫无修改之余地。这种情况明显造成了一种悖论: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以大众中的多数无力为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为借口而主张为其管理大部分收入,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依照这一多数的集体能力来决定个人收入应当如何使用的方式。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还不仅仅是那些社会公众中的一般人士视社会保障的复杂程度直如神话一般,就连当下那些一般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或法律人士也对这一复杂且变化不定的制度的诸多细节茫然无知。结果,专家渐渐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如同在其他领域一般。

    这种新型的专家,如同我们能在诸如劳动、农业、住房建筑和教育等领域所见到的专家一样,乃是一些对于某一特定制度框架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士,或者说是一些置身于某一特定制度框架中的专家。我们在这些领域里所创设的各种组织日益庞大复杂,以致于一个人必须耗用其全部时间方能做到完全了解和认识这些组织的复杂性。制度性专家(institutional

    expert),未必是那些掌握了所有使之能够判断该制度价值所在的知识的人士,而往往只是一些全面理解其组织构造并因此而变得不可或缺的人士;制度性专家之所以对某一特定制度感兴趣且表示赞赏的理由,实与任何专家资格条件无关。但是,这类新型专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个极为凸显的特征,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拥戴或赞同他们据以成为专家的那个制度。情况之所以变成这样,不仅是因为唯有赞同此一制度之目标的人才会有兴趣、有耐心去掌握该制度的细节,而且更是因为不赞同该制度目标的人不值得做这样的努力:众所周知,任何不愿意接受现行制度之原则的人,其观点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考虑,而且在确定现行政策的讨论中也将被视为无足轻重。

    这一事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在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几乎所有那些被公认为“专家”的人,从定义上来讲,都是些对现行政策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原则持赞同意见的人士;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事实具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导致当代许多发展不论是否合理都趋于自我膨胀的诸因素之一。政治家在主张进一步推进现行政策的时候,往往会宣称“所有的专家都支持这一主张”;在很多情形下,作如此宣称的政治家确实是诚实的,因为只有那些支持这一发展的人士才能成为这一制度的专家,而那些反对且不信奉这种发展的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却不会被视作此一制度的专家。机构或制度一旦建立,那么其未来的发展就会受制于那些被决定为其服务的人的观点,并按他们认为的该机构或制度的需要进行规划,因为这些制度专家的观点对于这种机构或制度的发展来讲是最为重要的。

    4.今天,在一个较之其他领域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制度安排乃出自于渐进且进化的过程而非出自人为设计的领域中,国家却竟然不顾事实地宣称,那种依凭权威方能推进的排他性单轨发展在其间具有着优越性,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我们当今通过保险而抵御风险的观念,绝非是某个人洞见有此需求从而设计出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产物。由于我们对保险的运作太过熟悉,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有智识的人稍经思考就能迅速发现其中的各项原则。事实上,保险制度演化发展的道路本身,便对下述主张做出了最为有力的批判,因为这种主张竟然试图将保险制度的未来发展仅限于由权威所强制推行的单一轨道之中。有论者曾经恰当地指出,“与晚些时候创设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同,当时并没有人拥有明确的目的要去创设什么海上保险制度”,而且,我们今天在此一保险领域所拥有的技术亦源出于一种渐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持续的进步都可以说是“无数的无名氏或历史上无数个人所做的巨大贡献的结果;正是这些逐渐的发展最终造就出了这样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而且从整体上与这种制度的完美相比较,所有那些仅依凭权威智识而产生的充满了小智慧的观念,实难望其项背”。

    我们难道真的敢妄称我们已穷尽了一切智慧?为了更为迅速地达致某些现已可见的目标,我们是否仅凭现有智慧就已足够了?我们是否因此可以不再需要在过去从无计划的发展中所获得的各种帮助?我们是否也因此不再需要在过去从我们逐渐调整旧的制度安排以适应新的目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帮助?以下事实足以说明这些问题:在国家威胁施以垄断的两个主要领域——对于老年人的保障领域和对于医疗的保障领域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些新的方法正在国家尚未实现完全控制的场合所获得的极为迅猛的自发性发展,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些新方法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几乎肯定会对当下的需求做出新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绝非是那些预先计划者所能设想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就长远来看,我们的生活在国家的垄断控制下真的能够变得更好吗?如果有人试图将某一特定时候的所谓最佳的知识视作规范所有未来努力的强制性标准,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种做法只会阻碍新知识的产生,而别无他效。

    5.众所周知,目前实施的措施乃是那种用公共资金救济那些急需之人并配之以强迫人们加入保险以解决这些需求而使之不致于成为他人之负担的做法;然而,这样一种双管齐下的做法的结果,却是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形成了一种与它们完全不同的第三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处于特定境况中的人们,如年届老迈或身罹疾病,都会得到救助,而不论其需求与否,亦不论其是否先已给自己做了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被认为是他们应当享有的福利水准的救济,而不论其能否自力救助自己,亦不问其已经做出了什么贡献,甚或不论其是否仍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一般而论,上述双管措施向这种第三类制度的转换,乃是通过下述做法实现的:首先是用公共资金来补充由强制性保险(compulsory

    insurance)所获得的钱款,然后用它们来救济所需之人,并且认为这些人有权获得这种救助,但是,这些人先已支付的费用却只占他们获得救助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当然,把这种强制性的收入转移(compulsory

    income transfers)视作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收入转移只能根据特别需要的程度而被证明为正当,因此它们仍是一种施舍措施,而并不是什么法律权利。但是,强制性的收入转移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却常常因为下述做法而被掩盖了起来,这种做法就是一方面将这一权利授予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而另一方面又从那些较富裕者的钱袋中拿走数倍于其能从福利中所获得的东西。一些人宣称,大多数人都厌恶接受自己知道并不是通过其劳动所挣得的而仅仅是根据个人需求而被给予的东西,而且他们也不喜欢“资产调查”(ameans

    test)之类的做法;的确,就是这样一些说法,成了遮掩整个安排之内幕并使其成为黑箱作业的借口,从而个人也无从知道自己已经支付了什么和没有支付什么。所有这些观点的目的,都在于用蒙蔽的方法诱使公众舆论接受一种新的收入分配方法,然而,这种新机制的管理者似乎一开始就只是将这种新的分配方法视作一种过渡性的折衷措施,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旨在直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安排。如果人们想阻止这种发展,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对下述两种救济做出明确的区分:一是受益者因为在事先已做出了充分的偿付从而在道德上和法律上享有权利而获得的救济,二是受益者仅根据需求并因而依赖于对需求的证明的方式而获得的救济。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还必须指出上述由国家单一控制的社会保障机构所具有的另一特性:它有权使用经由强制性手段而征集起来的资金,为扩张这一强制性制度进行宣传。一个多数规定自己交纳税款,竟然是为了维持一个宣传机构旨在说服多数自己不顾自己的意愿而一味沿此途发展下去,这种做法之荒谬,当毋庸赘言。在一些国家,至少在美国,尽管公共机构使用那些原本只在私人企业中合法的“公关”(public

    relations)手段的做法,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我们必须质疑的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这类公共机构将公共资金用于有利于扩展它们自身活动的宣传的做法是否确当。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在一国范围还是在国际范围,这种做法在社会保障领域都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其滥用程度实在是任何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做法无异于允许一小撮对某一特定制度的发展抱有兴趣的专家运用公共资金,以达成操纵公众舆论做有利于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极为明显,就是造成选民和立法者都只能从那些专家的宣传中接受信息,然而那些专家所从事的活动本来却是应当受选民和立法者指导的。如果人们能够获得其他信息,那么上述专家炮制的信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加速这种制度的发展,而同时又不遭到人们的反对,恐怕很难高估。这样一种由一个单一的只靠税收维系的组织加以运作的补贴性宣传,绝不能与竞争性广告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这种补贴性宣传赋予了这种组织以一种支配人们心智的权力,我们可以说,这种权力与那些垄断着所有信息供应手段的全权性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毫无二致。

    尽管从形式上来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由民主决策而创建的,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果受益人中的多数充分意识到了他们所陷入的境地,他们是否还会真的继续赞同这些制度。在那些相对贫困的国家中,由于允许国家征收大众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实现国家所选定的目标,所以人们因此而承受的负担沉重不堪;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说是最为紧迫的首务。有谁会真的相信这样的事情:意大利的半熟练工人因其雇主将本应付给他的全部劳动报酬中的44%交给了国家而会生活得更好!我们或可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位半熟练工人为其雇主做工一小时,该雇主本应向他支付49美分,但他却只能得到27美分,而另外22美分却要由国家为他来花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生活得更好吗?换言之,如果这个半熟练工人在了解了他所处的境况以后还可以在这一境况与没有社会保障则会使他可支配的收入增长一倍的境况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还会选择前者吗?再以法国情形为例,全部工人的保险费用,相当于全部工人平均费用的三分之一,此一比例难道真的是工人为了得到国家所提供的服务而心甘情愿地交给国家的比例吗?又如德国,国民总收入中大约有20%交由社会保障机构掌握,这难道还不是一种远远超出了人们愿意承受的限度的强制性收入转移吗?据上所述,那些主张由国家单一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人还能有什么一本正经的理由来否认这样一点呢:亦即如果把钱交给人们自己使用并由他们自由地向私营机构购买保险,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会生活得更好。

    6.在这里,我们只能对社会保障中的一些主要领域做较为详尽的考察,即对老年人的救济、对因非天生原因而终身残疾者的救济、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救济;提供医疗和住院的保障;以及对因失业而丧失收入的人进行保护。不同国家所提供的大量的其他服务(或是上述主要服务的一部分,或为一种单独的服务,比如孕妇津贴和儿童津贴),由于往往被看成是所谓的“人口政策”(popula-

    -tion policy)的一部分,所以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然而对于现代政策的这个方面,本书将不予讨论。

    绝大多数国家承诺最多因而也可能导致了最为严重的问题的领域,乃是供养老年人和救济受抚养者的领域(可能只有大不列颠除外,但是一种免费的“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I

    Health Service]体制在英国的建立,也已产生了同样多的问题)。老年人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在当今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正是政府的错误使得老年人被剥夺了他们本可以用来供养自己的谋生手段。各国政府由于未能兑现诺言而且也未能很好地履行维持稳定通货的职责,所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势,即那些将在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中迈入退休年龄的那一代人被剥夺了绝大部分他们原本为其退休而准备的储蓄;而且远比本应有的多得多的人正在面临着他们不应面临的贫困,尽管他们早年曾致力于避免在晚年跌入此一困境,然而也无济于事。毋庸置疑,我们无论如何宣称都不会过分,即通货膨胀绝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它实际上始终是那些掌管货币政策的人的无知或他们所犯错误的结果——尽管职责分工已被推行得如此之广,以致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任何单独的个人。权力当局完全有可能认为,它们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预防的东西一定是更大的罪恶;由此可见,恰恰是他们的政策选择,导致了通货膨胀。

    然而,即使一如我们应当做的那样,我们应当在充分意识到政府负有特别责任的情况下来讨论供养老年人这个问题,我们仍旧能够追问,对一代人造成的侵害(对于这种侵害,归根究底,这一代人自己也要分担部分责任),是否能够证明国家把一种制度安排永远地强加给其民众为正当:在这种制度下,超过一定年龄的人所获得的正常收入乃是一种从政治上决定的退休金,而这种退休金的来源则是即时的税收。不无遗憾的是,整个西方世界都正在向着这种制度迈进,而这种制度注定会导致一系列支配未来政策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将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未来的政策,尚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在我们致力于救济一种灾祸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把一种远比我们的后代所愿意承受的更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他们,进而束缚他们的手脚;而他们在为解救他们自己而做出众多的努力之后,最终在无他途可循的情况下也极可能通过违背承诺的方式而将更为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他们的后人,其程度甚至有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政府致力于对所有的老年人不仅发放一种最低限度的津贴而且还力图提供“适当的”津贴,而不论个人的需求为何,亦不论其所做的贡献为何,那么这种做法立刻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国家获致了提供这种保障的垄断权,它就势必会采取下述两个至关重要的步骤:第一,国家不仅会给予那些凭其贡献而获得了对这种保护的要求权的人以保护,而且还会给予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这种贡献的人以保护;第二,当退休金应予支付时,这笔退休金并不是从为此目的而积累起来的资金所带来的收益中支出的,从而也不是从受益人因努力而获得的额外收入部分中支出的,相反,它们乃是从那些当前正在从事生产的人的工作收入中转移出来的一部分。这种判断在下述两种情况中也同样正确:一种情况是政府在名义上建立一种储备基金并将它“投入”公债之中(亦即政府将资金贷给自己而且事实上当时就开始花费这笔钱),另一种情况是政府公开地用即时的税收来偿付其当下的债务。(有人甚至提出了一种主张政府将储备基金投入生产资本之中的替代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会迅速导致政府日益加强它对工业资本的控制;所幸的是,这种方案从未付诸实施过。)需要指出的是,由国家提供老年退休金所造成的上述两种通常的后果,一般也是政府坚持这类组织方式的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像这样完全摒弃这种安排原有的保险特性的做法,同时又伴之以承认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人(以及所有的受抚养者或残疾者)都有权利获得由即时多数(受益人构成了此一多数的绝大部分)决定的“适当的”收入的做法,必定会使整个保险制度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亦即蛊惑民心的政客为拉拢选票而使用的一种筹码。如果有人相信下述情况,那亦纯属愚昧:客观的公正标准能从年龄上限定应获特权的人数,而这些特权者只要到了所规定的年龄(即使这是个还能够继续工作的年龄),就都可以要求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士“适当地”供养他们——这些仍在工作的人反过来也只能通过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将获得此种权利的方式而找到一点慰藉,这即是说,当他们的人数占有更大的比例而且相应地拥有更为强大的选举力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使后来的工作者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政府和制度专家所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攻势,已完全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向所有的人都提供适当的退休金的方案必定意味着:许多最终到了盼望已久的退休年龄的人士本来是可以凭其储蓄而安度晚年生活的,但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这些本可以自力生活的人亦将以那些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如果保证给予他们以同等的收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立即退休——为代价而成为退休金的领取者;这种方案还必定意味着:在一个未遭到通货膨胀侵袭的富裕社会,大多数退休者通常要比那些仍在工作的人过得更舒适。政府及那些制度专家经由刻意安排而严重地误导了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严重程度则可以通过那个经常被引证的说法而得到极佳的说明(美国最高法院也已接受了这一主张),这个主张声称,在1935年的美国,“65岁以上(含65岁)的人中有接近3/4的人的生计,部分依赖于或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救济”;此项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主张还明确意味着,在美国,老年夫妇所有的财产已全为丈夫所占有,而作为结果,所有的妻子变成了“受赡养者”!

    这种情况所具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每个大选年度一开始,就会出现大量的关于社会保障福利又将提高多少的推测和议论;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与在美国相同,居然变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特征。众所周知,人想实现的欲求是没有什么限度可言的;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工党晚近的一份公告得到了最明确的说明;该项公告指出,一份真正适当的退休金,“意味着有权继续生活于原来的邻里关系之中,有权维续原有的爱好,也有权出入于原有的朋友圈之中”。我估计要不了多久时间,就很可能会有人提出下述论点,即由于退休人员有较多的时间去花费金钱,所以给予他们的金钱必须多于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士;而且就年龄分布而言,人们也没有理由说40岁以上的多数就不可以即刻让那些比他们岁数小的人成为他们的苦役。事态如果真的发展至此,那么身体较为强壮的年轻人就会起而造反并将老年人的政治权利连同他们应当得到保障的法律权利统统剥夺掉。

    上文提及的英国工党的公告之所以至关重要,除了它反映出了工党人士帮助老年人的欲求以外,还因为它明确地表现出了其欲使老年人不能自助并使他们只能依赖于政府救济的期求。这份公告充满了对私人保险机构提出的各类退休金方案和其他与此相类似的制度安排的敌意;而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乃是此一规划方案中的数据所赖以为基础的冷酷假设:价格将在1960年至1980年的二十年中间翻番。如果这就是先已确定的通货膨胀幅度,那么事实上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绝大多数将在本世纪末退休的人,都将依赖于年轻一代的赈济或施舍。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人们不会再根据道德伦理而只会依凭年轻人供养着警察和军队这个事实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老一代人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对年轻一代的强制,所以这些无法自养的老年人最终被安排进集中营,就很可能是他们的命运之所在。

    7.疾病保险不仅引发了我们在上文所考察的大多数问题,而且还导致了其自身特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无法以下述方式[即认为需求问题对于所有符合某项客观标准(例如年龄)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的方式]来解决“需求”的问题,这是因为疾病问题纯属个案性需求,它所产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必须根据满足此项需求的费用来加以权衡,亦即是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只有两途可循:一是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决定,另一是必须由他人替他作出决定。

    毋庸置疑,健康保险的发展是可欲的;而且主张将此项保险发展成强制性保险也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了这项制度,许多人便能够救济自己,而没有此项制度,他们则可能成为一种公共负担。但是,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单一的国家健康保险方案;而对于为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健康服务的方案,人们似乎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予以反对。从我们已见到的这类方案的实施情况来看,这类方案所具有的各种棘手问题已在那些采纳它们的国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尽管政治情势的发展很难使人们在采纳这类方案以后再否弃它们。事实上,人们可用来反对这类方案的最强有力的一个理由是,这些方案的采纳,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可撤销的举措(politically

    irrevocable measure),这即是说这种措施一旦实施,就必须执行下去,而不论这种措施是否已被证明为一种失误之举。

    支持免费健康服务的主张,通常所依据的乃是下述两种基本认识,但却是对此一问题的错误认识。首先,相信医疗需求通常都具有一种可在客观上加以确定的特征,因此这些需求在每一个案中都能够而且也应当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毋需考虑经济因素;其次,满足这种医疗需求在经济上也是可能的,因为业经改善的医疗服务通常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提高或盈利能力的恢复,从而也就能够使医院自负盈亏。这两个论点均误解了大多数有关维持健康和保护生命的决策所牵涉的问题的性质。实际上,在判定某一特定情形究竟需要多少照顾和需要付出多少努力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以依循;此外,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做客观上所有有可能的事情,那么所需花费的资金量就是没有限度的。更有进者,即使从我们个人的评价来看,那种认为为了确保健康和生命而去做人们有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绝对优先于其他需求的观点,也并不一定正确。一如在所有其他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我们在保护健康和维续生命的决策中所必须面对的并不是确定性,而是或然性和偶然性,所以在这种决策中,我们也会不断地面临风险,从而必须根据经济的考虑去决定采取某种预防措施是否值得,亦即通过对这种风险与其他需求加以权衡的方式来决定这个问题。甚至是最富有的人通常也不会去做医疗知识认为有可能的一切事情以保护他的健康,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关注的其他事务也极需他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一些人则不得不对在医疗方面是否再需要做出额外的努力和追加额外的费用等问题进行决策。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由需求者自己来决定通过牺牲其他时间和精力而获得更多的照顾和更好的治疗,或者说是否应当由其他人来为他做出这项决定。尽管我们都讨厌对物质利益与健康和生命这类非物质价值进行权衡,甚至不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们无法变更这些事实,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对此进行抉择。

    一如上述,一些人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向所有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一项客观且确定的标准可供人们遵循;这种观点后来成了Beve-

    ridge方案以及整个“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制的基础,但它却与现实不相符合。众所周知,在一个正经历着迅速变化的领域,一如当下的医学领域,人们能够平等地向所有的人提供的服务,充其量亦只是那种水平较差的平均服务。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在所有不断发展的领域中,关于在客观上有可能向所有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问题,必须根据我们先已为一些人士提供的服务加以评断,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些超出平均水平的服务的价格定得太高,从而使大多数人无力获得超出平均水平的服务,那么这种做法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必定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此种平均服务的水平将变得低于不采取这种做法的时候的水平。

    免费健康服务所导致的上述问题,因下述事实而变得更为棘手,这些事实就是医学进步所产生的成就,主要并不旨在恢复病人的工作能力,而是愈来愈倾向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延长病人的生命;当然,这些做法并不能在经济上被证明为合理,而只有根据人道主义的立场才能被证明为正当。然而,与那些会使某些人丧失能力的严重疾病作斗争,相对来讲只是一项有限的任务,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定面临死亡,因此如何延长我们的生命乃是一项无尽的任务。后者所提出的问题,在可以想象的条件下,并不能通过提供无限的医疗服务而得到解决,因而这个问题也就必定会继续要求人们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在国家控制医疗的制度下,这种抉择一定是由当局机构强加给个人的。而在自由的制度下,那些具有充分工作能力的人所得的不具危险的暂时伤病;通常都会得到迅速的医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忽视老年人的疾病和绝症的医治为代价;这种做法看上去颇为残酷,但却很可能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实行国家医疗制度的地方,我们通常都会发现,那些本能够通过及时医治而使全部工作能力得以迅速恢复的人不得不等待很久而无法工作,其原因只是那些不可能再对所有其他人的需求作出贡献的人占用了医院设备。

    医疗国有化(the

    nationalization of medicine)所导致的严重问题如此繁多,以致于我们甚至无法对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然而我们还是要对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其严重性虽说鲜为公众所觉察,但它却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医疗国有化的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作为对病人负有完全责任的自由职业人员的医生吸纳入国家机构之中,成为领薪的公务人员;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薪公务人员,他们又必须听从于当局的指令而且不能向当局保密其所知道的情况。经验表明,此一方面的新发展所具有的最大的危险很可能在于:每当医学知识的发展趋向于赋予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以越来越多的支配他人心智的力量的时候,国家便会把他们归属于某个受单一指导的统一组织之中,并根据国家用以决定政策的理由来指导或命令他们。这种制度的前景实在令人可怕:医生一方面是个人之不可或缺的帮助者,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的代理人员;这种制度既使医生可以洞察到病人最具私性的事情,同时也规定了种种条件,迫使医生不得不将他所知道的事情泄露给上级领导并且将这些情报用于实现当局所决定的目标。在俄罗斯,国家医疗被用作实施工厂纪律的一种手段,已向我们预示了这种制度所可能具有的用途。

    8.为失业者提供救济,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段时期中社会保障之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可是在晚近却显得相对不重要了。尽管防止大规模失业无疑要比为失业者提供救济的方法更为重要,但是我们仍不能确信无疑地说,我们已经彻底永远地解决了前一个问题,所以后一个问题也就不再具有重大意义了。同样,我们也不能确信无疑地宣称,我们为失业者提供救济的特定做法,就不会被证明是决定失业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为各种业经证明的需求提供统一的最低限度救济的公共救济制度,而这种制度足以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不再为温饱问题感到忧虑。但是,由失业者所引起的特殊问题乃是应当以什么样的方法和由谁来根据失业者的正常收入对他们提供额外的援助,除此之外,人们尤可以追问,这种需求的存在是否便能证明那种根据某一公正原则对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的做法为正当。

    赞成确保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以上之救济的论点,所根据的主要理由如下:造成劳动力需求方面突然且不可预见的变化的种种情势,不仅是工人自己无法预见的,而且也是他们本人所无法控制的。就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大规模失业而言,这个理由是颇为充分的。但是,失业还有许多其他种种原因,不可一概而论。在大多数季节性行业中,便会反复发生一些可预见的失业状况;当然,在这些行业中,采取下述两种措施显然是符合一般大众利益的:一是限制劳动供给,从而使一个工人的季节性收入能够维持其一年的生活,另一是通过职业间的周期性流动来维持劳动力的流动。除此以外,某一特定行业中的工资过高,也会直接造成失业,这或者是因为工资被工会行动抬得过高,或者是因为有关产业的衰败;这可以说是失业的另一种重要情况。在上述两种情况中,要消除失业,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工资必需具有弹性,二是工人本身也必须具有流动性;但是不无遗憾的是,那种确保所有的失业者都能够根据其原有所得获得一定比例的救济的制度,却不仅减低了工资的弹性,而且还阻碍了工人的流动性。

    毋庸置疑,我们有理由在各种可行的境况中针对失业的风险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制度,在这种保险制度中,各种行业的不同风险会在所支付的保险费中得到反映。如果某一行业因特别不稳定而需要在大多数时候储备有失业人员待用,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行业来讲,它就可以通过提供足够高的工资以救济这种特别的风险,而使足够多的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并随时准备应聘参加工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保险制度在某些职业(例如农业劳动和家庭服务)中,似乎还不能立刻付诸实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在这些领域中采纳了国家“保险”这类方案,然而事实上,这类国家“保险”方案,却是运用从其他领域的工人那里征集到的款项或从大众那里课征到的一般性税收来救济这些领域中的失业者的。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当某一特定行业所特有的失业风险并不是用此行业中的收益而是用此行业之外的收益来救济时,它将意味着,由于对此类行业中的劳动供给所提供的补贴来自其他行业,所以只能说明这种行业的扩展已超出了其在经济上可欲的程度。

    然而,所有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全面的失业救济制度,其主要意义在于,这些制度是在由工会的强制性行动所支配的劳动力市场中进行运作的,而且它们也是在工会的强大影响下被设计出来的,而工会的目标很明确,即希望这些制度有助于它们的工资政策。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只要某个工人所申请工作的公司或行业中的工人正在罢工,那么这个工人就可以被认为无法找到就业机会从而也就有权要求救济;显而易见,这种制度必然会成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施压的主要支撑者。由于这种制度一方面解除了工会对其政策造成的失业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在另一方面又迫使政府承担起维续那些因工会的缘故而失业的工人的生活并使这些工人感到满意的责任,所以从长期来看,这种制度只能使就业问题更趋尖锐复杂。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办法似乎只有一途,即一方面,国家为所有因失业而无法自食其力者只提供一统一的最低限度的补贴,并且努力通过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尽可能地减少周期性失业,而另一方面,维持通常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进一步的补贴,则应当交由那些竞争性企业和自愿提供救济的企业来实现。正是在此一领域中,工会一旦被剥夺了所有的强制性权力,便能够做出最为有益的贡献;的确,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工会的强制性权力的时候,工会实际上已经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并在满足需求了。但是,所谓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方案(a compulsory scheme of so-called 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用途,却始终在于“矫正”不同群体间的相对报酬,以稳定的行业为代价去补贴不稳定的行业,并支持与高就业水平不相协调的工资需求。因此,从长期来看,这种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方案只可能恶化它原本力图救治的弊病,而不可能对这种弊端做出整治。

    9.社会保险制度在各个领域所遭遇的各种棘手问题,已成为人们反复讨论“社会保障的危机”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却需要明辨,这些棘手问题本身并不是根本要害之所在,因为它们乃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即为救济贫困而设计的制度性安排,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这种再分配在表面上所依据的乃是某些人认为的社会正义原则(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社会正义原则),然而在实质上却是由特定的决策所决定的。当然,即使是为所有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提供统一的最低限度的救济,也必定会关涉到对收入进行某种再分配的问题。但是,在这二者(一是根据那些无法自食其力者在正常运作的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收益来为他们提供一种统一的最低限度的救济,二是为了“公正地”酬报较为重要的职业而进行的再分配)之间却存在着天壤的差别,因为前者是一种绝大多数能够自力谋生的人所同意的给予那些无法生存的人以救济的再分配,而后者则是一种多数因为少数拥有更多的财富而从少数那儿取走其部分收入的再分配,更有进者,前者所维护的乃是一种非人格的调整方法,而根据这样的调整方法,人们能够自行选择自己的职业;而后者却会使我们越来越趋近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将不得不根据当局的指令去行事。

    提供这类救济服务的方案,如果只受政治统一的指导,那么其命运就似乎只此一途,即被迅速地转变成那种决定绝大多数人的相对收入的手段,进而转变成那种对经济活动实行普遍控制的手段。实际上,Beveridge方案的起草者并不曾将它看成是一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而是那些政治家们迅速地使之变成了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当然,Beveridge方案仅是众多这类事例中最著名的一个罢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由社会有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福利,然而这种社会却与那种根据某一先入为主的正义观来平均分配收入的制度不相容合。确使所有的贫困者都能够获得某种同等的最低限度的福利,不仅预设了只有在需求者能够就其需求提出证据的基础上才能提供这一最低限度的福利,并且还预设,没有这类证据,便不能提供这一救济,因为这种救济不是根据个人缴纳的款项给付的。为了确使所提供的救济真正以需求为根据,我们就必须进行“资产调查”,但是有人却对此类调查持完全不可理喻的反对态度;正是这种反对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导使一些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荒唐至极的要求,即为了使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至感到卑微低下,应当给予所有的人以救助,而不考虑其是否需求救济的问题。这种论点造成了这样一种境况,即一般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努力救助贫困者,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求人们努力使那些贫困者感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均是其自身努力或主观努力的产物。

    尽管传统自由主义者反对权力当局拥有任何形式的自由裁量权,并在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反对自由裁量性的强制,却绝不能为那种允许所有有责任能力的人可以无条件地主张救助并且允许其有权成为自己需求的终级裁判者的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自由的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正义原则,即它会在不要求人们提供需求证明的情况下而赋予那些反对“威慑性权力”或“自由裁量性权力”的人士以某种获得救济的权利。如果这类主张是在“社会保险”的幌子下并通过公然蒙骗公众的方式而为人们所采纳的(这种蒙骗乃是其制造者引以自豪的资本,那么它们便显然与法治下的平等正义原则不相符合。

    现今的自由人士有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希望,即“整个福利国家的构设,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过渡现象”,被看成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随着财富的全面增长,这个过渡阶段很快就会变得毫无必要。然而,这种希望必定会遭到人们的质疑;对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追问:首先,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那些为国家垄断的制度的净效果可能是颇具裨益的;其次,一旦这些垄断的制度被创建出来,那么再将它们否弃掉,在政治上是否仍有可能。在贫困的国家里,国家垄断机构日益膨胀的势头所导致的负担,可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减缓财富的增长(姑且不论它所具有的加重人口过剩之问题的倾向),因而也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这些垄断性制度的寿命;这样,那些自由人士所认为的会使这种制度变得毫无必要的“时刻”,就有可能根本不会到来;即使在较富裕的国家中,这种负担也会阻碍那些能够替代垄断性制度某些功能的新制度安排的出现。

    把疾病和失业救济制度逐渐转变成具有真正保险性质的制度,可能并不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真正的保险制度下,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彼此竞争的保险机构购买保险。较为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确信是否有可能放弃那种为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制度,因为在那种制度下,每一代人由于满足了上一代人的需求从而也就获得了同样要求下一代人予以救助的权利,所以这种制度一经采用,似乎就必须持久地维续下去,否则整个制度就会彻底崩溃。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制度的采用,显然会束缚演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给社会添加一项日益沉重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则极可能是社会在将来要反复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摆脱的东西。然而,不论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规避责任,还是故意不去履行已产生的义务,都不是恰当的选择,它们都不可能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提供基础。在我们能够希望切实可行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民主政制必须首先认识到,它必须为自己的愚昧支付学费,而且也绝不能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对未来大开无限额支票。

    人们业已恰当地指出,在过去,我们是因社会弊病而蒙受诸多痛苦,但是在今天,我们却是因对这些社会弊病的矫正或救济而蒙受着同样的痛苦。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先前的社会弊病会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逐渐消失,而如今我们所采用的矫正方案却正在威胁着未来各项改进措施所赖以为基础的财富的持续增长。当年,Beveridge报告设计的福利国家所要打击的乃是“五大巨魔”,然而我们在现今所面对的却已不再是这些巨魔,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五大新恶魔,而且这些新恶魔完全有可能被证明是我们文明生活的更大的敌人。尽管我们历经各种努力而在克服贪欲、疾病、无知、贫穷以及懒惰五大旧恶魔的方面只取得了些许成就,但是当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于通货膨胀、积重难返的税制、具有强制力的工会、在教育中日益起支配作用的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开始具有极大的专断权的时候,我们在未来与这些新恶魔进行的斗争中却可能会表现得更糟,因为在这场斗争中,个人仅凭其自身的努力是无从摆脱这些危险的,而且政府机构的过度膨胀势头也只可能加剧而绝不可能减缓这些危险。

    第二十章  税制与再分配

    事物的本质是:其发端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人们对其掉以轻心、不加戒备,则其发展速度将迅速加快,最终将达致一种没有人能够预见的状态。

    ——贵希阿迪尼(F. Guicciardini)(ca. 1538

    1.从许多方面来讲,我都希望能在本书中略去对本章内容的讨论,因为本章所提出的论点直接指向那些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信念,所以它注定会触犯许多人。甚至那些至今关注我的论点甚或认为我的观点在总体上讲颇有道理的人士,也可能会认为我关于税制(taxation)的观点太过教条、过于极端且不具有可行性。许多人可能愿意恢复我一直致力于为之辩护的那种自由状态,但却主张以下述做法为条件,即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他们认为是这种自由所导致的)应当通过采取恰当的税收措施而加以纠正。经由累进税制(progressive taxation)进行再分配的做法,渐渐地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正当之举。然而,我却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故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不坦诚的。再者,采取回避的做法,还会无视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经由累进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做法,不仅是产生不负责任的民主行动的主要根源,而且还涉及到未来社会之整体特性所赖以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一个人欲否弃这个问题中已成为教条的观点,需要做出相当程度的努力,然而一旦这个问题得到明确的阐释,我们便会发现,正是在税收这个领域,政府政策的专断趋势,要比在其他领域更为凸显。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对累进税制的原则提出过质疑,也罕有较具新意的讨论;只是到了晚近,才出现了对此一问题的较具批判性的研究取向。然而,对于整个论题,仍极需给出一更富洞见性的评论。不无遗憾的是,在本章中我们只能对我们反对累进税制的观点做一简要的概述。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中,只关注这样一种累进制——我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与自由制度不相容——即整个税制的累进安排(progression of taxation as a whole),换言之,在通盘考虑各种税收以后,对较高收入者课以较比例重税(proportionally heavy taxation)更多税收的做法。个别税种(individual taxes),特别是所得税,被分成等级,似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这种安排可以对许多间接税种趋于从较低收入者那里课以较高的比例税的负担的做法进行补偿。毋庸置疑,这也是支持累进税制的唯一有效的论辩。然而,这种论辩只适用于作为某一特定税收结构之一部分的特别税种,而不能扩展适用于整个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累进所得税(a progressive income tax)的各种影响,因为晚近以来,它一直被当作推进整个税收制度更趋累进化的主要手段。对于一特定税收制度内部的不同税种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进行相互协调的问题,我们将不予考虑。

    我们必须承认,累进税制虽说在今天已成为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它却并不是唯一的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也不对其他会导向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显而易见,在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ation)下,也可能达成相当程度的再分配。这是因为所谓收入再分配,其必要条件无外乎下述二者:一是用一大部分财政收入来提供那些主要有利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服务;二是用此收入直接给予这个阶级以补贴。然而,令人颇感疑惑的却是,处于较低收入等级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愿意让税收来降低他们原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以换取免费服务。同样,比例税制这种手段又如何能在实质上改变较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也是一个极令人难解的问题。当然,比例税制完全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收入从整个富有阶级转向整个贫困阶级,然而,它却并不能铲除收入金字塔的顶层,而铲除收入金字塔的顶层则恰恰是累进税制的主要功用所在。对那些比较富裕的人来说,比例税制很可能意味着,尽管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会根据比例而被课税,但他们所获得的服务方面的差异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由累进税制所导致的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s)的种种变化,却会对这个富有阶级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累进税制对技术的进步、资源的配置、激励的提供、社会的流动、竞争和投资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可以说主要都是通过对这个富有阶级的影响而实现的。不论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仅就现在而言,累进税制无论如何都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手段,则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这类政策的范围亦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2.一如许多与此相似的措施那样,累进税制之所以能够获致其在当下的重要性,乃是一些人在“欺诈手段”(false pretenses)等障眼法下将其蒙混过关的一个结果。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此后又在1848年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运动期间,累进税制都被明确地宣称为一项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但却遭到人们断然地否弃。“人们应当处决该计划的草拟者,而不应当枪毙这一方案”,这就是自由主义者Turgot对此类早期的建议所作的愤慨回应。在1830年代,当人们较为普遍地倡导累进税制的主张时,J.R.McCulloch以下述经常被引证的文字表达了他反对这类主张的主要观点,即“一旦你放弃了对所有个人的收入或财产按相同比例课税这一基本原则,你就会一如在航海时丧失方向舵或罗盘而不知所措,你就可能干出种种不公正的和愚蠢的事情”。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曾坦言建议,“高额累进或递进所得税”应是在革命第一阶段以后所采取的诸项措施之一,根据这一税制,“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他们将这些措施描述为“对财产权和资产阶级生产条件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没有效力和不具根据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越自身,必须进一步侵袭旧的社会秩序,成为彻底变革生产方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人们在当时对这一措施的一般态度仍在A. Thiers 的论述中得到了较好的总结,即“比例税制是一项原则,而累进税制却只是一可恶的专断安排”,或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持的那种观点,他将累进税制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抢劫形式”。

    但是,在累进税制的第一次冲击被击退之后,鼓动实行累进税制的运动却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改良者,尽管一般来说都不承认他们具有任何欲求改变收入分配制度的企图,但却一开始就论辩说,全部的税收负担——曾经被认为应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应当依“支付能力”(ability to pay)来分配,以求获致“平等的牺牲”(equality of sacrifice),而依累进税率课收所得税的方法能够最好地达致这个目的。在支持此项措施的众多论点(我们仍能从当今公共财政的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观点)中,有一种看似最为科学的论点获得了支配地位并被人们广为传播。我们需要对这一论点做一些简要的考察,因为仍有些人相信它为累进税制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的证明。这个观点的基本要点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会使边际效用递减。撇开此一论点的抽象性质不论,或许也正由于此,它在把那些先前被公认为以专断观点为基础的措施说成是具有科学依据从而应当得到尊重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效用分析(utility analysis)领域本身在现代的发展,却完全摧毁了前述论点的基础。此一论点之所以丧失了解释的效力,部分是因为人们已普遍否弃了那种认为有可能对不同个人的效用进行比较的观点;部分则是因为人们已从根本上开始怀疑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能够被恰当地适用于对全部收入的分析,这即是说,如果我们将某个人从利用其资源中所获得的各种益处都视为收入,那么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还具有意义。人们现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效用乃是一纯粹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说,同其他事物相比较,某物具有较大的、相同的或较小的效用,然而仅从某物本身出发,就说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用,则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根据这个论点,我们便可以从逻辑上推论说,只有当我们根据某种其他可欲的利益,比如闲暇(或不需费力工作),来表达收入的效用时,我们才能讨论收入的效用问题(以及这一效用递减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另一种论辩的要点来进行思考,即依据获得收入的“努力”来说收入效用正在递减,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可能会导致我们主张累退税制(regressive taxation),而决不是累进税制。然而,循此思路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已毫无意义。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在税收理论中运用效用分析,全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它之所以是一种遗憾,乃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都犯了这个错误),而且我们如能更快地摆脱由其所导致的思想混乱,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的实质。

    3.19世纪晚期主张实行累进税制的那些人,一般而言都强调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达到牺牲的平等,而不在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再者,他们一般也都认为,这一仅旨在达致牺牲的平等的目标,只能证明一种“适中”程度(a moderate degree)的累进税制为正当,而对累进税制的“过度”使用(excessive use)——如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累进税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则当然应受到谴责。尽管试图为适当的累进税率提供一客观标准的所有努力都已宣告失败,尽管这种累进税制的倡导者并未对其他人的质疑做出回答(这种质疑的观点认为,一旦此项原则被接受,那么人们就根本无从确定出一种明确无争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累进税率的实施就会丧失它原本所依赖的根据),但是我们却仍有必要强调指出,当时的有关讨论完全是在那种设计“适中”的累进税率的范围中展开的,从而亦就完全忽略了这种税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重要性。此外,那些主张适中累进税率的人还认为,那种认定累进税率不会维持在前述“适中”限度之内的观点,乃是对主张累进税制的论点的蓄意歪曲,而且也是对民主政府的智慧毫无信任的表现,应当受到谴责。

    正是在当时处于“社会改革”领先地位的德国,累进税制的倡导者们首次压倒了反对者,从此累进税制步上了现代发展的征程。1891年,普鲁士采用了累进所得税制,其税率从最初的0.67%上升到了4%。鲁道夫·冯·戈内斯特(Rudolf von Gneist)这位在“法治国”运动中令人们大为尊敬的领袖(此一运动至当时已达到顶点),曾在议会中宣称,采取这种累进所得税制的做法,意味着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放弃,亦即对“最为神圣的平等原则”的否弃,然而只有这一原则才能防止对财产的侵犯,但是他的呼吁却徒劳无效,并未引起人们的觉悟。由于当时所采取的新方案所涉及的税赋非常低,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任何试图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加以反对的企图变得无甚意义了。

    尽管欧洲大陆的一些其他国家很快开始步普鲁士之后尘,纷纷采取了累进所得税制,但是此项运动拓展至诸盎格鲁萨克逊等国却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只是到了1910年和1913年,大不列颠和美国才分别采纳了递进所得税制(graduated income taxes),税率分别达到了在当时令人惊异的数字:8.25%和7%。然而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这些数字却又分别激增至97.5%和91%。

    这样,只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几乎所有的累进税制支持者倡导了半个世纪却未能实现的目标。绝对税率(the absolute rates)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的性质,使其不仅在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结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基于支付能力来证明累进税率为正当的一切努力,而累进税制的支持者们也开始转向诉诸最早对它的那种证明,亦即视其为一种能使收入得到更加公正分配的手段;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理由却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避免采用的。渐渐地,人们再度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捍卫对全部税收实行累进等级制所能依据的唯一理由就是改变收入分配的可欲性,而且此种论辩也不需要有任何科学的论证,相反它必须被视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要求,这即是说,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企图把一种由多数决策(majority decision )所决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努力。

    4.关于累进税制的上述发展进程,人们通常提供的一项解释是,如果不诉诸于累进税率的急剧上升,过去四十年里公共开支的大幅度增加就不能得到支撑,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不诉诸累进所得税制,则贫穷者就不得不承担其无法承受的负担,而且一旦承认有必要减轻穷苦人的负担,则采取一定程度的累进税制就会变得不可或缺。但是,经过认真的考察,我们却可以发现,上述解释实为一纯粹的神话。向高收入者(特别是那些收入最高阶层的人士)课征高额累进税率所获得的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可以说它并不足以减缓其他人所承受的负担;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在采用累进所得税制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并不是最贫困者能从中获益,相反却是那些构成最大多数选民的经济境况较好的劳动阶级与中产阶级中的较低收入阶层成了受惠者。从另一方面来看,事实也可能的确如此,即那种以为可以通过累进税制而在很大程度上将税收负担转由富裕者承受的幻想,构成了税收得以迅速增加而未遭抗阻的主要原因;而且在此种幻想的影响下,大众也渐渐接受了比原本更为沉重的税负。此项政策之唯一的重要后果,乃是它严格限制了那些在经济上最具成就的人士有可能赚得的收入,因此也满足了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对富有者的妒忌感。

    累进税率(特别是对最高收入者所征收的高额惩罚性税率[the high punitive rates]对一国财政总收入的贡献极小,这或许可以从美国和大不列颠的一些数据中得到说明。就美国而言,有数据表明,在1956年,“对社会上流阶层所征得的全部累进税收仅占对个人收入所征全部税收的17%”——或约占联邦财政总收入的8.5%——而且在那些税收中,“有一半是征自须纳税的收入等级,即收入在16000一18000美元之间的那些人,就他们而言,税率已高达50%;而另一半则来自更高的收入等级,税率也相应更高”。至于大不列颠,其累进等级上行跨度更大,也持有更高额的比例税负;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所有的附加税(包括劳动赚得收入附加税和非劳动赚得收入附加税[earned and unearned incomes])仅占全部公共财政收入的2.5%;如果我们对每年收入超出2000英镑(5600美元)以上的每一英镑计税,则对于财政总收入来讲,我们仅净征收1.5%的额外税收……。事实上,所得税和附加税的主要来源是收入每年在750英镑至3000英镑(2100美元一8400美元)之间的那些人,即恰恰是那些居于一般管理人员与经理等级之间的人,或居于最低级别的公务管理人员与行政机构及其他机构之部门领导人之间的那些人”。

    一般而言,以及从上述英美两国两种税制的累进的总体性质来看,这两个国家累进税制所做的贡献似乎只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5%一8.5%之间,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则为0.5一2%。这些数字显然无法表明累进税制是国家获致所需财政收入的唯一方法。在现实中,极有可能发生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这么说),即在累进税制下,利于公共财政收入者少,导致实际收入的减少则大。

    如果那种认为对富人所课征的高税率乃是财政总收入之不可或缺的来源的观点已成为虚幻之见,那么我们也因此可以说,累进税制主要有助于减轻最贫困阶层的负担的观点,实是民主国家在采用累进税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发生的情况所造成的一种误解。在美国、大不列颠、法国和普鲁士等国所完成的各自独立的研究一致表明,一般来讲,正是那些收入居中(modest income)的人士占据了选民中的最大多数,因此他们所承受的税负最轻,而与此同时,真正承担全部税收中较大比例的税额重负者,却只是那些收入较多的人士和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可以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对英国情况所做的一项详尽研究的种种结果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1936至1937年的英国,有两个小孩的双职工家庭就其全部劳动赚得收入所承担的全部税负是:每年收入为100英镑者,每年承担的税负达18%;然后税负比率逐渐降至最低点,即每年收入为350英镑者,承担税负仅为其收入的11%;接着税负比率又再度升高,每年收入为1000英镑者,承担税负高至19%。这些数字(以及表明其他国家情况的相似数据)明确表明,一旦否弃了比例税原则,受惠者未必就是那些具有最大需要的人,相反,受惠者更可能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选举力量的阶层;这些数字还明确指出,由累进税制所获致的财政收入,毋庸置疑也能通过对拥有适中收入的大众课以与对最贫困者所课征的一样高额的税收予以实现。

    诚然,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也可能包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所得税的累进性质,以致于使整个税负都具有了累进性质;此外,在补贴和服务方面,通过对公共开支所做的再分配,使得社会最低阶层的所得(这是就这些所得可以进行度量而言的,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数据所能表明的只是所提供的服务的成本,而非这些服务的价值)也增加了22%,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后者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当时推行高额累进税率的结果,而主要得益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上层人士所提供的其他资助。

    5.累进所得税制主张者对这种税率将保持适中限度所做的各种保证,之所以最终被证明为是欺人之谈,以及累进所得税制的发展之所以远比其论敌所做的较为悲观的预言更糟,其真正的原因乃在于,所有支持累进税制的论点,也同样可以被用来证明任何程度的累进税率为正当。累进税制的倡导者也可能已经认识到,累进税率一旦超过某一限度,便会对经济制度之效率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累进税制的做法,显为不明智之举。但是,在超过特定额度的收入遭全部没收以及对低于此额度的收入并未课以税负以前,那些以假想的累进税制能够确保公平为基础的论点却并未提供任何限定,这一点也已常为此论点的支持者们所承认。与比例税制不同,累进税制并未提出任何可以确定不同个人的相对税负应为多少的原则。这无异于对比例税制原则的否弃,亦就是在没有确立任何限制歧视程度的标准的情况下赞成歧视富有者的做法。由于“并不存在可由某种程式加以明确表明的理想的累进税率”,所以只有凭靠原则的更新才能阻止累进税率即刻达致惩罚性税率(punitive rates)的水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比过去略多一点”就应当永远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

    然而我们认为,一旦民主国家实行了这样一种政策,那么它就注定会比原初设想的走得更远;当然,我们的观点毫无诋毁民主制度之意,也丝毫没有鄙视或不信任民主政府之智慧的想法。换言之,这并不是说“自由的和代议的制度是一项失败之举”,也不是说它必将导致“人民对民主政府的完全不信任”,而是意指民主政府必须认识到,为了达致公正,它的行动就必须受到一般性原则的指导。个人行动必须受原则指导,集体行动也不能不受原则指导,这是因为多数较之个人,可能更难做到明确把握其决策的长远意义,从而也就更需要用原则来指导其行动。一般来讲,在累进税制的情形中,多数所采纳的那种所谓原则,无异于对歧视的公然主张,更为糟糕的是,它实则是对多数歧视少数那种做法的公然主张;在这种境况下,假冒的正义原则也就必定成为真正专断的托词。此处所需要的毋宁是这样一项规则,即它不允许多数把它自己所认为正当的一切负担强加给少数,尽管它可以保留多数通过自身纳税以帮助少数的可能性。那种认为多数(也仅仅因为他们是多数)应当有权对少数实行某项并不适用于其自身的规则的观点,实是对一项比民主更为根本的原则的侵犯,亦即是对一项民主的正当性所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的侵犯。正如前文所述(第十章和十四章),如果法律必须对人们进行类分,而又不想导致特权,也不想导致歧视,那么这些类分就必须以那些被类分出的群体中的人和该群体外的人共同承认的特征为依据。

    比例税制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提供了一项可能会得到那些将缴纳绝对意义上较多税款的人士以及那些将缴纳绝对意义上较少税款的人士一致赞同的规则,而且此项规则一旦被接受,就不会再产生只适用于少数的特殊规则的问题。即使累进税制并未明确指定谁应当成为较高税率的承担者,但是它通过采用一种旨在将税负从决定累进税率的那些人身上转嫁至他人肩上的差别待遇的方法,却导致了歧视。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累进税级都不能被视为一项可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规则——而且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我们也绝不可能认为对某个人的收入课征20%的税与对另一个拥有较多收入的人课征75%的税这二者是平等的。累进税制并未就什么应被视为公正以及什么不应被视为公正的问题给出任何可以依凭的标准。就累进税制的具体应用而言,它也未规定任何最高限度;此种制度的捍卫者通常只是把人们的“善意判断”(good judgement)作为其唯一的防御措施,然而人们的这种“善意判断”,其实只是由过去的政策所逐渐形成的人们于当下的一般舆论而已。

    累进税率之所以能在事实上增长得如此迅速,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通货膨胀——这个因素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一直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们现在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即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仍保持原有水平,总现金收入的增加依旧趋向于将所有的人都提升入一较高的税收等级。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多数”之成员一次又一次地且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自己竟成了他们投票赞成的带有歧视性的累进税率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在投票赞成这种税制的时候,本以为他们自己是不会受到这种税率的影响的。

    累进税制所具有的这种功效,通常被视为一种优点,因为它有助于使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自我调控。如果预算赤字(a budget deficit)是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财政收入以超过个人收入的比例增加,便有可能因此而弥补预算赤字;如果预算盈余(a budget surplus)导致了通货紧缩,那么因此而导致的收入下降也将迅速导致财政收入更大辐度地削减,从而也就消除了预算盈余。然而,当下盛行的却是赞成通货膨胀的偏激看法,因此在这种境况下,累进税制所具有的上述作用是否还属于一种优点,便颇令人怀疑了。甚至在没有累进税制这种影响的情况下,预算需求在过去也一直是周期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而且长期以来,也只有那种关于通货膨胀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制约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说存在着这样一种税收体制——在这种税制下,通货膨胀能够通过那种并不需要立法机关批准的变相增加税收的作法而使财政收入获得超比例的增加,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税制手段便可能会产生一种几乎完全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6.一些论者有时也争辩说,比例税制同累进税制一样都是一种专断的原则,而且除了其在数学上所具有的较为显见的明晰及精确性之外,比例税制亦无甚其他可取之处。然而,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及的理由(即比例税制提供了一项缴纳不同税额的人有可能都同意的统一原则)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支持此一税制。人们在早些时候提出的一种论辩就极有道理:既然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得益于政府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那么这些服务就多少构成了我们所消费和享受之所有项目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控制较多社会资源的人也将相应地从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中获益较多;因此,人们就应当按这种比例进行纳税。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比例税制能使不同种类工作的净报酬(net remunerations)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同下述那种传统原则并不完全相同,该传统原则认为,“除非税收能使个人仍处于其原有的相对位置,否则它就绝不是什么善良之税”。这两种观点之所以并不完全相同,乃是因为前者所关注的并不是税制对个人收入间关系的影响,而是对提供特定服务所获净报酬间关系的影响,而且也正是这种影响才是经济上的相关因素。此外,前述观点也没有提出不同收入的比例税额不应当发生变化这样的假设,然而那种传统原则却提出了这种假设,不过它所采取的方式则是那种“用未经证明的问题来设问”的方式。

    当两种收入按同等的数额或同等的比例被减少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仍保持原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两种服务在征税之前所获得的同等的净报酬,在税款按比例被扣除之后无论如何仍会保持原来的关系。而这就是累进税制之影响与比例税制之影响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对特定资源的使用,取决于所提供服务的净收益,而且如果要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税制要像市场决定回报一样,让特定的服务自行决定其相对补偿的问题。然而累进税制却会使这种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它使提供某一特定服务的净报酬取决于有关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所获得的其他收入。如果一名外科医生动一次手术的所得在征税之前与一位建筑师设计一幢房宅的所得一样多,或者如果一位销售员卖十辆轿车的收入与一位摄影师照四十张照片的收入一样多,那么按照比例税率将他们的收入扣除税款后,他们收人间的关系无疑仍会保持原样。但是若对他们的收入采用累进税制,则他们间的那种关系就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不仅税前获致同等报酬的服务会在税后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且某一因提供一项服务而获致相对较高报酬的人,其经累进税后所剩下的实际报酬,最终还会比那些获致较低报酬的人更少。

    这意味着累进税制必然会与“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原则相抵触,而“同工同酬”原则却很可能是唯一得到普遍公认的经济公正原则。如果两个律师都被允许从他们所受理的完全相同案件的律师费中截留一部分为其收入,但是截留的数额却要取决于各自在一年中的其他收入的数额,那么事实上他们在代理的案件中尽管付出了相同的努力,然而收益却常常会截然不同。在这种税制下,一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其工作由于某种缘故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需求),尽管比一个懒惰的人(其工作在社会上具有较少的需求)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却可能会比后者获益更少。而且在这种税制下,一个人的服务越是为消费者所珍视,他也就越不值得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累进税制对激励(就激励[incentive]这个术语的一般意义而言)的这种负面影响,尽管严重且经常为人们所强调,但却绝不是这种税制所具有的最危害的影响。反对累进税制的理由,与其说是这种税制的结果,即人们可能不会像他们在没有这种税制时那样努力地工作,而毋宁说是这样一种境况,即不同活动之净报酬的变化经常会使人们将其精力转移至他们作用较小的那些活动之中。因此,在累进税制下,一切服务之净报酬都会随着收益增加的时率(time rate)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不仅构成了不公正的根源,而且也成了误用资源的缘由。

    在人们的努力(或支出)与其所产生之报酬不能立刻趋近一致的各种情况中,亦即人们为达致一长远且不确定的结果的预期而进行努力的各种境况中——简而言之,也就是在人们的努力表现为一种长期且具风险的投资形式的各种境况中,累进税制导致了种种为人们所共知但却无从解决的棘手问题;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对这些问题进行详考。众所周知,任何对收入做平均化处理的实施方案,都不可能公平地对待作家或发明者,艺术家或演艺家,因为他们在几年之内所获致的报酬,可能是数十年之努力的结果。高额的累进税制还扼杀了人们从事有风险的资本投资活动的欲图,这一点也已为人们所周知,因此此处不赘。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税制会对那些具有风险的进取性投资大加歧视,但是正是这类投资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只要它们获得成功,它们就会带来巨大的回报,足以补偿其全部亏损的重大风险。所谓“投资机会的耗竭”(exhaustion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其真正的含义更可能是指,政府的财政政策强有力地扼杀了私人资本可以从事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广泛领域。

    关于累进税制对激励和投资所具有的上述有害影响,我们只能粗略地讨论至此,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整体上对它们已经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因此,我们将在下面有限的篇幅中,集中检讨累进税制所具有的其他一些为人们不甚了解但却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负面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有一种影响可能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特别强调,这就是累进税制频繁地对劳动分工施以的限制或阻碍。在专业工作并不是依照商业途径加以组织的领域以及在事实上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生产力的大部分支出并不计入成本的领域,累进税制的负面影响尤为凸显。举例来讲,一个期望专门从事创造性较高的活动的人,在累进税制下,或许为了能够雇佣一个人为他做一个小时的其他琐碎之事并能够偿付他的服务费,而不得不在一小时内挣得超过其须支付的服务费二十倍、甚至四十倍的收入,否则他便无力偿付这笔较低的服务费;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这个人就必须自己动手去干这些琐碎之事,进而影响他的创造性活动,并阻碍了劳动分工;这便是累进税制促成的“凡事自己动手干”的趋势所造成的最为荒唐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也只能简单地提及累进税制对储蓄所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影响。如果在二十五年前,那种认为储蓄太多从而应当减少的论点还具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大凡有责任心的人在今天就都不会怀疑:如果我们欲完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甚至想完成的只是其中的部分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期望人们尽可能地提供高储蓄率(a rate of saving)。一些论者就累进税制对储蓄所具有的这种负面影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社会主义者虽说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回应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偷换了论题,它已不再是说这些储蓄是不需要的,而是说它们应当由社会来供给,亦即应当从所课征的税收中支出。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旧式的社会主义(即政府占有生产资料)时,前述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7.累进税制之所以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其主要原因之一乃是绝大多数人把适当收入(an appropriate income)视作是唯一合法的报酬形式,而且对社会而言也是唯一可欲的报酬形式。他们认为,收入同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并不相关,而是授予人们的某种被认为是适当社会身分的东西。这种观点极为明显地见之于下述那种常常被用来支持累进税制的论辩,即“任何人的工作都不值每年10,000英镑的收入,而且在我们当前的贫困状态下,绝大多数人每周所赚的钱不到6英镑,因此年薪值得超过2000英镑者”,亦只能是极个别非常特殊的人士。当我们明白了此一论辩所意指的乃是任何个人在一年中的努力,对于社会来讲,其价值都不能超过10000英镑(28000美元)的时候,上述论辩便即刻表现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所诉诸的也只是情绪和偏见。事实上,个人行动的价值,能够而且有时候确实应当数倍于那种价值。在一项行动所花费的时间与社会从此行动中所获致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种将高额收入看成是不必要的且对社会来讲也是不可欲的态度,实是持这些观点的人的心态所决定的,因为他们习惯于根据一固定的薪水或固定的工资来出卖其时间,从而亦就将每一时间单位的这个固定报酬视作是正常之事。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尽管此种酬报的方式在日益增多的领域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只有在人们所出卖的时间被根据另一人的指令用于他途时或其行动至少是代表或实现他人的意志时,这种酬报方式才是恰当的。然而,这种酬报方式对于另一些人士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基础上来管理并使用资源,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在于用他们自己的收益来增加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对于这些人来讲,对资源的控制构成了从事他们职业的前提条件,一如拥有某种技术或特定知识是从事各种行业工作的前提条件那般。赢利和亏损乃是这些人彼此进行资本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机制,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眼下生计的手段。那种认为现时的净收益通常是为了支付当前的消费的观点,尽管对于领薪人员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却与那些将目标定为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士的想法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讲,甚至连“收入”这个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他人通过所得税而强加于他们的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从他们的预期和计划来看,收入概念只是对他们所能承担的费用所作的一种估计,从而使他们在未来的支付能力不致低于当下的水平。一个主要由“自营职业的”(self-employed)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否会像我们这样在毫不思考的情况下就将“收入”概念视作当然,是否就会像我们这样根据某段时间中累积的收入比率而对人们提供某种服务所获得的收益予以课税,对此我甚为怀疑。

    有的社会除了承认其多数认为适当的收入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酬报形式,也不把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获致大量财富的现象看成是从事特定类型活动的合法报酬形式;这样一种社会能否长期维续私有企业制度(system of private enterprise),颇令人怀疑。尽管将一发展良好的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地分散给大量的小所有者并没有什么困难,尽管由那些位居于企业主和领薪雇员这两者之间的经理人员来管理和经营这类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企业的创建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且可能永远是由那些控制着相当资源的个人的事情。而且从一般的情况来看,种种新的发展亦仍须依赖于少数特别熟知特定机会并能把握这些机会的人士的支持;此外,我们也不能期望所有未来的演进都依附于久已确立的老牌金融公司和工业公司。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累进税制对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之另一方面的影响,它与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过的储蓄问题不尽相同。竞争制度的优点之一在于,成功的新的风险投资极可能在短期内就获得极丰厚的利润,从而开发所需的资本将由那些拥有使用这种资本的最佳机会的个人来形成。成功的创新者所获取的丰厚利润在过去意指的是,由于他展示了他拥有以新的投资方式来利用资本并获利的能力,所以他很快就会有能力以更多的资产来支持他的判断。大多数由个人投资所形成的新资本,由于它是以前人或他人的资本损失作为其成功基础的,所以应当被实事求是地视作是企业主之间资本再分配之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根据那种或多或少达致了没收程度的税率对这类利润课以税收,实质上就是以重税的方式对上述资本周转(turnover of capital)进程设置障碍,而这一资本周转过程恰恰是一个进步社会得以发展的部分驱动力。

    然而在存在着赚取丰厚利润的瞬间机会的场合,以这种方式阻遏个人资本形成所会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对竞争造成限制。一般来说,这种税制都有助于支持公司的发展而无益于个人储蓄之累积,特别有助于强化老牌公司的地位而无助于新兴公司的发展,从而也就会造成种种准垄断(quasi-monopolistic)的情形。由于税收在今天吞食掉了新兴公司之相当一大部分的“超额”利润(excessive profits),所以一如某位论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些新兴公司无力“进行资本积累;它们亦无力拓展自己的商务事业;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大企业,也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群体相匹敌。老牌商号或企业不必担忧这些新兴公司的竞争:因为它们受着课税者的庇护。这些老牌商号或企业可以耽迷于成规而泰然自得,它们可以蔑视公众的期望而变得保守。的确,所得税会阻碍这些老字号去积累新的资本,但是对它们来说更具重要意义的却是,所得税在同时也阻碍了那些充满挑战性从而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新兴公司积累任何资本。事实上,它们由于税收制度而成了特权者。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讲,累进税制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致使经济趋于僵化”。

    累进税制所具有的一个更具自相矛盾的且对社会侵损更为严重的影响是,尽管累进税制原本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现象,但事实上却反而致使现存的不平等现象得以长期存在下去;的确,一个推行自由企业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不平等的现象,然而累进税制却根除了自由社会所具有的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补救的最为重要的机制。自由企业制度原本具有一种自我补救或救济的机制,其特征乃是富有者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群体,而且任何人只要获得成功,就都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在时下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大不列颠,升入富有者阶层的机会却已变得越来越少,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最少的时期。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是,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资本的管理或运用,渐渐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享有着极丰厚的收入以及由此而确保的愉快舒适之设施或便利,但是他们控制和掌握大量的财产却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不需要用他们自己的财产去冒风险。这种状况究竟是否就是一种社会福音,仍有待探讨。

    的确,人们越是不可能获得新的财富,现存之财富对于他们而言,也就越会表现为毫无正当理由的特权。因此,政府政策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将这些财富从这些私人手中拿走,其实现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通过对遗产继承课以重税的缓慢过程,二是通过直接采取没收措施这一更为迅捷的方式。以私有财产权和生产资料私人控制权为基础的制度,其基本预设乃是:任何人只要获得成功,就都能够获得这种私有财产权和生产资料控制权。如果这一预设无法兑现,即使是那些原本会成为新一代中最杰出的资产者的人士,也注定会成为既得富裕者的敌人。

    8.在那些所得税率非常高的国家中,所谓较高程度的平等,事实上是通过对所有人都能挣取的净收入加以限制的方式来实现的。(大不列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税后最高的净收入约5000英镑或约14000美元——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因资本收益(capital earnings)未被视作收入这个事实而有所缓和。)我们已在上文中指出,由于累进税制对较高收入阶层的课税对公共财政收入所做的贡献太过微小,所以累进税制只能根据那种任何人都不应当拥有高额收入的观点来证明其为正当。但是,何谓高额收入的问题,却取决于特定社会所持的特定看法,而最终则取决于有关社会的平均财富水平。因此,一个国家越贫困,它所允许的最高收入也就越低,而且其国民要达至“较富裕国家内仅为中等的收入水准也就越困难。这种观点将会导致的结果,可由“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The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于晚近提出的一项建议得到说明,尽管它最终因微弱多数而遭否决;根据这项建议,各种收入的最高限额被规定为每年6300美元(而且工薪收入的最高限额只为4300美元)。我们只需设想一下人们把与此相同的一项原则适用于一个国家中不同的地区或适用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时所会导致的结果,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间的底蕴了。当然,这些结果无异于对那种认为某一群体中的多数应当有权对收入的适当限度做出规定的信念的道德基础所做的一项注解,甚至也是对那些相信这种方式将有助于大众之福祉的人士的智慧所做的一项注解。贫困国家经由阻碍个人致富也将减缓其财富的普遍增进,难道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吗?更有进者,那些对于贫困国家的道理,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富裕国家,难道这一点不是不证自明的吗?

    当然,累进税制的问题,最终乃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在民主制度中,真正的问题乃在于,如果人们充分理解了累进税制原则的运作方式,那么它在当下所获得的支持是否还能维续。如果人们将累进税制之实践所依据的那些观点明确且概括地阐发出来,那么大多数人就很可能不会赞成这些观点:(1)多数应当可以自由地把一种不公平的或歧视性的税负(a discriminatory tax burden)强加给少数;结果,(2)同样的服务却应当得不到同等的报酬;(3)某个阶层的全体成员仅因为其收入未能达致其他阶层的收入水平,就应当在实践中摧毁正常的激励因素——所有这些均是不可能根据公正或正义而加以辩护的原则。此外,如果我们再对累进税制在众多方面所导致的对人的精力和努力的浪费做出检讨,那么欲使通情达理的人士相信这种税制的不可欲性,应当是有可能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一领域的实际经验却表明,习惯会以极为迅捷的速度摧毁正义感或公正观,甚至将那种在事实上仅以妒忌为根据的观点提升为某种原则。

    如果要确立一合理的税收制度,人们就必须将下述观念作为一项原则予以承认,即决定税收总量应为多少的多数人,也必须按照最高的税率来承担税负;如果该多数决定以一种在比例上较低的税率形式给予经济贫困的少数以某种救济,则当然无可反对。为了防止滥用累进税制,我们必须建构起一防御性的屏障,但是这项任务的实施却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了:这个事实就是,一如上文所述,对个人所得税采取某种累进制,很可能可以被证明为是一种对间接税制(indirect taxation)之影响进行补偿的途径。我们需要设问的是,是否存在着这样一项原则呢:它既有望被众人所接受,而同时又能有效地防止人们滥用累进税制所固有的那些诱惑?就我个人而言,我绝不相信确定一个累进税制所不能超越的上限,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这样确立的百分数将会与累进原则一样专断,而且在国家需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时候,国家也可以像改变累进原则一样,轻易地改变这种百分数。

    我们所需要的毋宁是这样一项原则,它将根据总税负来限定最高的直接税率。就此种做法而言,最为合理的规则似乎是,它将根据政府对国民总收入所课征税收之百分比来确定直接税制之最高许可(边际)税率(maximum admissible [marginal]rate)。这将意味着,如果政府从国民收入中课征25%的税,那么25%也将是对任何个人收入所课征的最高直接税率。如果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有必要提高上述税收比例,那么最高许可税率也将提高至同一水平;而当总税负被降低的时候,最高许可税率也将相应下降。确立这样一项原则,税制仍会具有些许累进性质,因为那些就其收入支付最高税率的人士,还将支付某些间接税,而这将使他们的总税负比例超过国民的平均税负。然而,坚奉这项原则,会产生颇为有益的后果,因为每一项预算都必须以估计政府计划从国民收入中课征的税额比例为条件。此一百分比将提供一标准的直接所得税率,而这一标准税率对于较低收入者来说,则会依据他们所被课收的间接所得税比例而降低。当然,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将是推行一种全面的低额累进税制,其中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虽高,但就平均所得税率而言,不会超过多于间接税率的总额。

    第廿一章       货币框架

    若要推翻当下的社会基础,破坏它的通货体系乃是最精妙且最有效的方法。这一过程会把所有摧毁经济规律的潜力都激发出来,并以一种几乎无人可以诊断的方式进行破坏。

    ——凯恩斯(J.M. Keynes)

    1.过去五十年的经验已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了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      )所具有的重要性。与上个世纪相比较,这五十年乃是货币体系大混乱的五十年。在这段时期,政府在控制货币方面起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这既是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后果,也是造成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原因。因此,一些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政府不具有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权,结果可能要好得多。人们有时甚至这样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中所采取的做法那样,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spontaneous forces)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一种能令其满意的类似于货币的交换媒介呢(medium of exchange)?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在今天,试图依靠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而且即使可行,也很可能是不可欲的;坦率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政府对此一领域从未进行过干预,那么,或许还有可能逐渐生成出一种毋需刻意控制的货币制度安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曾广泛地用信用票据(credit instruments)代替货币或用类似货币的票据替代货币,那么我们或许还有可能依赖某种自我调节的机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然而,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当下已不复存在。现代商业的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贷机构(credit institutions),而且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与其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货币机制可用以替代它们;再者,历史的发展也造成了这样一些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信贷机构的存在,致使我们必须对货币制度与信用制度间的互动作用施以某种深思熟虑的控制。更进一步看,还有一些境况则肯定不是我们能够仅希望通过改变现行的货币制度就加以改变的,而且就当下的情况言,正是这些一时无法改变的状况,又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成了实施这种控制的主要组织。

    造成这种事态有三个基本的理由,然三者在解释的范围及解释效力方面又各不相同。第一个理由涉及所有时代的所有货币,并解释了为什么货币供应量(supply of money)的相对变化在影响生产与价格方面,要比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化具有更大的干扰性。第二个理由涉及的乃是作为现代经济生活基础的各种金融制度,并指出在这些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与信贷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第三个理由所讨论的是政府于当下的财政开支额度,进而探讨了我们在制定所有货币政策时都必须面对的这种状况;尽管我们希望最终能够改变这一状况,但眼下却不得不接受它。

    上述第一个事实使货币变成了整个市场机制中的一个松动的关节;尽管市场机制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做出自我调节,但是它对货币却无能为力,因此,它的存在足以干扰整个调整机制的运作,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误导(misdirection of production);人们只有对货币的这些影响作出预见并采取防御措施,才能抵销它的影响。货币之所以具有这种影响,乃是因为货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的用途不在于被消耗而在于被流通。因此,货币供应量(或者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直接导向一种新的平衡。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讲,乃具一种“自我倒转”(self-reversing)的性质。例如,如果货币总量(the stock of money)的增加部分被用于某种商品或服务,那么它不仅会产生一种在性质上稍纵即逝的新需求,而且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将最终“倒转”原初需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最先得到这部分增加货币的人,随后又会把它用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上。需求的增长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池塘中所泛起的涟漪一样,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扩展开来,并将在每一个波及点引起相对价格的暂时性变动,而且只要货币的数量持续增加,这种现象便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货币停止加量,则这种现象便开始出现“倒转”。如果货币存量的某部分遭到毁坏,甚或从人们的收支状况看,如果人们藏握的现金开始比平常有所增加或减少,那么上述现象也同样会发生;任何这类变化都将导致一系列需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那些真正的基本要素所发生的变化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变化会导致生产和价格的种种变化,进而打破供给与需求间的既有平衡。

    如果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此而具有着特别大的冲击性影响,那么一如我们所知,货币供应量也极容易以一种颇具危害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至关重要的便是,货币的使用率不应当发生不适当的波动。这意味着,当人们依照自己的支出决定改变现金持有量(或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人们决定改变其现金流动率)的时候,货币量亦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论我们如何界定“现金”(cash)的含义,短期的波动和长期的波动都将影响人们以现金这种方式保有自己部分资源的倾向,而且各种形式的自发性发展(例如信用卡以及旅行支票等)也都可能对人们的这一倾向产生深远影响。在货币需求或货币替代物的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会对价格和就业产生重大且有害的影响;但是在它们产生这种负面影响之前,我们不可能期望货币供应量通过自动调整的方式而做出某些可欲的调适。

    更为糟糕的是,在所有的现代货币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不仅不能够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而与这类需求的变化相调适,而且还趋于朝相反方向运动。当货币债权(claims for money)渐渐起到货币的作用(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无可避免之趋势)的时候,这类货币替代品的供应量的“弹性”就会变得“异常”之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乃是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即那些促使人们想持有更多货币的理由,亦将同样促使那些以借贷方式提供货币债权的人士减少货币债权的供给,反之亦然。当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现金的流动性时,银行也会基于相同的原因希望提高自己的资金流动性,因而就会减少信贷;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信贷形式所固有的一般取向的例证之一。

    除非有人有权力经由审慎思考而把某种公认的交换媒介的供给朝相反方向变更,否则就无法阻止货币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上述自发性波动。因此之故,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把这一职能委托给一个单一的国家机构;此一领域的国家机构,在过去乃是指中央银行。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始终反对建立这种机构的国家,最终也认为,要想避免周期性的金融大恐慌,就必须让那个广泛使用银行信贷的金融制度依赖于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不仅能够随时提供现金,而且还能够通过控制现金供应量的方式影响信贷供给总量。

    但是,人们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尽可能地独立于政府及其财政政策(financial polic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由很可能在今天依旧成立。然而,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本章开篇所论及的第三个理由:即我们在短时间内必须接受政府财政开支这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尽管严格来讲,这种境况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如果政府财政开支只占所有支出的一小部分,而且政府债务(特别是短期债务)只占所有信用票据的一小部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制定出独立于政府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结果,一项货币政策只有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相配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然而,所谓协调或配合,在这里必然意指:任何名义上独立的金融机构事实上都必须根据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调适自己的货币政策。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了人们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似乎只有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方能够对货币状况施以较为有效的控制;这种做法得到了一些人士的赞成。然而,我们在下文中却要探讨,这种做法是否就真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推行一项可欲的货币政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各国的政府财政开支都像现在这样占据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必定会支配货币政策,而且欲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幅度削减政府财政开支以外,别无他途。

    2.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在此一领域所导致的主要隐患或威胁乃是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通货贬值(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主要都是由政府造成的。尽管历史上偶尔也发生过几次金属货币持续贬值的事实,但是过去几次重大的通货膨胀却都是因为政府行动所致:不是减少了硬币投放量,就是投放了过量的纸币。众所周知,政府常常会通过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偿付债务,然而这显然会对流通体系造成破坏;虽说当下这一代人对政府的这种拙劣做法或许提高了许多警惕,但是我们仍须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政府还会采用公众更难以觉察的巧妙方法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一如上文所述,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各个主要特征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而且我们也已知道,来自工会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与当下的充分就业政策结合在一起,也会促成通货膨胀;再者,政府因提供退休金而承受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会导致其不断试图以降低市值的方式去减轻这一负担。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问题未必与上述情形有必然关系,但是只要政府财政取之于国民收入的份额超过了25%时,它就必定会诉诸通货膨胀来减轻其应负的责任负担。此外,一如我们所见,由于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有助于政府增加税收,而且其增加幅度将在比例上超过收入的增加,所以诉诸通货膨胀的诱惑力也就变得愈来愈大了。

    然而,如果说福利国家的各种制度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的话,那么更为真切的是,通货膨胀的种种后果,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对福利措施的需求。这不仅对于我们业已分析过的一些福利措施是如此,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未曾详考或仅能在此列举的许多其他措施亦复如此,例如,对住房的租金限制措施(rent restrictions)、食物补贴措施,以及各种管制价格和控制开支的措施,等等。通货膨胀于晚近的影响范围已大幅度扩大,而这又为一些人主张扩大政府的控制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由;不过这个问题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此处不赘言。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四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这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或许,我们能够从那个在这四十多年通货膨胀背景下工作而现在需要用其工作所获来养老的一代人身上,最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这股潮流对他们的影响。

    借助于一个小小的统计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我们便可以看到这股通货膨胀的潮流对当前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的储蓄所产生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若干国家中的个人从1913到1958年这四十五年中累积储蓄的现值:这些个人在这四十五年中每年都拿出实际价值相等的一笔钱储蓄起来并按4%的固定利率进行投资。这一利率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小储户从他可以进行投资的领域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大致相等,而不论其投资的实际形式是储蓄帐户、政府债券,抑或是人身保险。如果货币价值一直未变,而我们又把该储户到了第45个年头时所拥有的货币总量确定为100,那么,到1958年,这个储户的货币究竟能保留多少实际价值呢?

    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瑞士,货币的实际价值可以达致70%;美国和加拿大的储户还算过得去,其实际价值约为58%。英联邦中的大多数国家以及“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中的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实际价值大概可以保持在50%上下,而德国尽管损失了1924年以前的储蓄,其实际价值仍可维持在37%;然而,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相比,上述所有国家的投资者都还属幸运者之列,因为在法国和意大利,到1958年初,投资者于此前时间中的整个储蓄,其实际价值仅为11一12%。

    在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去考虑这一漫长且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往往是因为人们视这种情况为当然,并且认为,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不论这种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多有道理,它对于现代经济制度高速发展和财富及收入以空前的速度得以增长的那个阶段来说,解释力却是欠充分的。在1914年以前的两百年间,亦即当大不列颠遵循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的时候,价格水平,就其在那个时期可以得到有效估量而言,大体围绕着一个恒定水准上下波动,最后的水平基本上与初始水平无甚差别,其间罕有的波动也未超过或低于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除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外,因为当时否弃了金本位制)。在美国,从1749到1939年这段期间,价格也同样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上涨趋向。与此相比,亦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上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价格上涨速率却标示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3.尽管现在仍有少数人执意主张使价格持续上升的做法,但是偏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却并不是上述主张,而是另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信念,即与通货膨胀相比较,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令人惧怕,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起见,宁可继续承受通货膨胀这个危害相对较小的错误。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价格保持完全稳定,而且也由于只能通过对无论是膨胀现象还是紧缩现象都予以严格纠正,才能实现价格的稳定,所以不惜代价地去避免通货紧缩,就一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cumulative inflation)。再者,作为经济资源再分配机制的必要部分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常常是一种局部的现象或地方性现象,所以若试图阻止任何对重要经济部门发生影响的通货紧缩,就必定会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从长远的角度看,通货紧缩是否就真的比通货膨胀更具危害?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确实要比通货紧缩危险得多,而且也更不易把握,从而也就需要人们对其保持更大的警惕。如果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错误,那么通货膨胀便是一更容易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在一开始推行适度通货膨胀(moderate inflation)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感到什么痛苦,然而通货紧缩却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大痛苦。对于那些影响重大,而且人们也能即刻觉察到的作法,一般来讲用不着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然而对于另一些作法,即那些虽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好处或能够缓解眼前的一些困难,但却隐含着只在晚些时候才会暴露出来的更大危害的做法,却必需严加防范。人们常常将通货膨胀比作吸毒,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比还只是道出了一种表面现象,通货膨胀的问题实际上更大。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以各自的方式导致物价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并经由此种变化而产生各自独特的影响,因此它们都注定会使人们的预期两度落空。第一次是价格的变化结果比人们预期的要高或低,而第二次落空——这迟早会发生——是这些价格的变化在渐渐为人们所预知的时候,却已不再具有它们在未被人们预料到其变化时所具有的那种影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区别在于:就前者而言,初期发生的乃是令人惊喜的变化,然而在晚些时候却会产生重大的反作用;然而就通货紧缩而言,其对商业和企业产生的影响一开始就是令人沮丧的。尽管两者间存在着上述差异,但它们的影响,却同样都是自我倒转的。产生上述任何一种影响的通货膨胀力量或通货紧缩力量都趋于在一段时间内自我支撑,而且价格变动超过预期的阶段也会因此而延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非价格运动以一种加速率一直朝着同一方向不断加速,否则人们的预期就注定能够赶上这些变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的性质也就变了。

    通货膨胀造成的最初局面,乃是有较多的人可以获取利润,而且所获利润之高,一般都会超乎寻常;到处都是成功和兴旺,很少有人失败;利润一次又一次超出预期的事实,以及大量投机也都获得成功的事实,造成了一种促使人人都去冒险的一般氛围;甚至连那些只有在价格出乎意料的普遍上涨进而导致其暴发的情况下才不致被淘汰出局的人士,在通货膨胀的初期阶段,也能继续维持,而且还能够使其所雇人员相信不久之后便可分享到普遍繁荣的利益。然而,当人们开始期望价格以同样的速率上涨的时候,这种状况却会终止。换言之,一旦人们开始指望价格在数月中会保持如此之高的百分率时,他们就会把决定成本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哄抬到与其预期的未来售价相应的水平。如果价格不再按其预期攀升,那么利润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且获利者的人数比例也会降低;再者,在可以获得暴利的阶段,由于许多本来会被迫改变经营方向的人却一直在维持,所以当价格不再按预期上升的时候,便会有更高比例的人蒙受亏损。

    因此,只有当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未被预见到的时候,它才会有效地起作用;一旦人们开始预见到它的存在,那么只有在一种加速持续膨胀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同等程度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的上涨低于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会与未预见到的通货紧缩的影响相同了。即使价格的涨幅只与普遍预期一样高的话,这种状况也不会再提供额外的刺激因素,而只会将那些因即时的刺激因素的存在而被推迟且积压下来的调整因素展现出来。总而言之,要想使通货膨胀保持它初始的刺激效果,就必须让它永远以一种超过预期的速率持续下去。

    除了上述情形以外,还存在着种种其他的复杂情形,它们使人们不可能对预期中的价格变化作出完美无疵的反应和调适,特别是使人们不可能对长期和短期的预期做出同样的调整;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形进行详考。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深入探究通货膨胀对当前的生产和投资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研究工业波动来讲乃是至关重要的。仅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指出,除非通货膨胀率以累进的速度不断提高,否则它的刺激作用就必定会消失,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无法与预期中的价格变化完全适应这一事实所造成的某些不利的后果也将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后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切企业决策基础的核算方法,只有在货币价值基本稳定时才具有意义。随着价格的加速上涨,为所有商业计划提供基础的资本和成本核算技术便很快会失去它们的全部意义;实际的成本、利润或收入,也很快会无法按人们惯常接受的方法加以核算。而且,根据既有的税收原则,越来越多的增益部分也会被视作利润而课税,然而实际上,为了维持资本的稳定,这部分收益本应当被用来再行投资的。

    因此,通货膨胀至多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刺激,而且即便只是这样一点点有益的影响,也只有在某些人始终受骗上当以及某些人的预期蒙受不必要的落空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来源于它所制造的错误。这一点尤其危险,我们必须予以明辨,因为小幅度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后患,只能凭靠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抵销。一旦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即使是阻止它加速增长的做法也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其间,一种自发性的通货紧缩将势所难免。如果某些因通货膨胀而被扩大了的经济活动只有靠持续的通货膨胀才得以维系,那么这些经济活动因通货膨胀的中断而同时终止,便足以造成可怕的恶性后果:某些收入的下降将引起另一些收入的下降,一直如此蔓延下去,无以复收。一如我们所知,通过防范通常先于大萧条发生的通货膨胀,我们似极可能阻止大萧条的发生,但是通货膨胀一旦启动,那么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不无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担忧萧条之时,已是萧条病入膏肓之际,而在此前他们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通过对通货膨胀所起作用的方式的讨论,使我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政府政策主要考虑特殊情况而非一般情形、主要考虑短期问题而非长远问题的时候,它就极难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从功利的角度看,通货膨胀通常是政府和私营企业解决眼下困难的较为简便的手段,也是一条会遭遇最少反对的途径,有时候也是帮助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摆脱政府政策设置的种种障碍的最为便捷的出路。如果政府执行的一项政策把其他所有的决策都视作货币供应量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基本依据,从而使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地不为人们所察觉,那么通货膨胀就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种政策会使政府成为它们自己先前所做的决策的俘虏,因为这些早些时候的决策常常会迫使它们在此后采取一些它们明知有害而又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的确,凯恩斯的一些观点可能是被误解了,然而这也绝非偶然;我们可以说,正是他比其他论者给予了这类通货膨胀的倾向以更多的鼓励,因此他也须对“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样一个本质上反自由的说法负责。现今对通货膨胀的偏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短视之盛行所致,而这种短视又是因对当前措施的较为远期的后果难以辨识所致,同时也是那些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士(特别是政治家)在解决眼下的急务及实现近期的目标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

    由于通货膨胀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远比通货紧缩难于防范,同时又由于它在技术上远比通货紧缩易于防范,所以经济学家应当始终强调的,乃是通货膨胀的危险。通货紧缩一旦为人们所察觉,人们当即便会做出种种努力以与之对抗——而且,往往是在通货紧缩尚处于不该加以阻止的局部状态和必要阶段的时候,人们便起而与之相抗了。然而,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提防通货紧缩,可能会比不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更危险。没有人会把局部的或地方的繁荣误以为是通货膨胀,但是人们却常常在局部或地方发生萧条的时候,要求采取完全不合时宜的货币对策。

    以上分析的结果似乎表明,人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会采取这样一些原则,它们赋予了权力当局以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并因此而使它们更受制于政治的压力和它们自己高估当时事态之紧迫性的倾向;但是较之这些原则,就总体而言,某种旨在实现长远可欲的目标并旨在制约权力当局短期决策的机制性规则(mechanical rule),很可能有助于制定出一项更好的货币政策。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做出较为系统的讨论。

    4.主张“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以规则对抗金融机构”的理由,已为已故的亨利·西门斯(Henry Simons)先生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该论文对严格规则(strict rules)的阐释极为严密,理由亦极为充分,以致于现在的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以适当的规则(appropriate rules)制约金融机构有多少现实可能性。事实或许真是如此,如果人们能够就货币政策的目标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那么,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一个完全不受政治压力并可以自由决定所应予采用的手段以完成委派它负责实现的目的的机构——或许仍是一种最佳的安排。以往赞同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现在仍有其依据和道理。但是,制定货币政策的责任,在今天不可避免地主要是由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虑及政府财政的机构来承担的,所以,这个事实很可能强化了下述两种论点:一种论点反对赋予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以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货币政策之决策应尽可能地为人们所预见。也许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反对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反对政府使用强制性权力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控制货币的权力操纵在一个垄断组织的手中,对这项控制权的行使也未必会导致对个人的强制。反对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的论辩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应当尽可能地为人们所预见。因此,这一论辩的效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一种自动机制(automatic

    mechanism),使货币供给以一种比任何自由裁量措施都更具预见性的且更少扰乱力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变化。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自动机制能使货币的供给总量丝毫不差地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自我调节,而且我们之所以赞成某种机制(或者根据严格规则来决定行事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我们怀疑在实际操作中,经由审慎思考而进行的控制是否就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而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疑虑,则部分是因为金融决策机构在进行决策时所面对的局面往往会使它们只关注短期的利益,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如何决策这个问题毫无把握,从而它们如果不按照确定的规则行事,那么它们的决策的不确定性就必定会增大。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国所采取的政策先后否弃了金本位制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尖锐地存在着。这也就难怪一些人为什么会把重新启用过去那套金本位制的做法视作解决此一问题的唯一法门了。在今天,则很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认为传统金本位制的弊端被严重夸大了,从而他们怀疑放弃这一制度是否真是有益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于当下重建这一制度就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方案。

    首先,我们应当牢记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其一己的努力而使金本位制得到有效的恢复。这是因为只有当金本位制是一项国际标准的时候,它才能有效运作;而且,即使美国现在回复到了金本位制,这也主要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将决定黄金的价值,但却未必意味着黄金将决定美元的价值。

    其次,且同样重要的是,国际金本位制的运作,还须依赖于某些态度和信念,然而这些态度和信念很可能已不复存在了。国际金本位制在当时之所以得以有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被逐出金本位制之外乃是一种大灾难,并会给国家带来耻辱。然而,如果人们已经知道各国都不打算为维持这一标准而采取某些颇具痛苦的措施的话,那么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只能同甘而不能共苦的制度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黄金的这种“神秘性”已经永远消失了,当然我的这个观点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在我看到更多的反证以前,我仍将坚信,企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各种努力,充其量亦只能是昙花一现般的成功。

    赞成恢复金本位制的论点,与反对单一国家标准而主张国际标准的论点密切相关。囿于本书论题所给定的限制,我不拟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只想再指出一点,即如果人们想要确立的是一种高度自动且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化的标准的话,那么在我看来,现在已初具轮廓的“商品储备本位制”(a

    commodity reserve standard)的方案,仍不失为一最好的选择,因为它集中了金本位制的所有优点而同时避免了它所具有的缺陷。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对这样一种制度的建议或方案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但它们还很难说是一项在近期就能予以实施的替代性做法。即使现在有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实际上也很难达到它所欲图实现的目的,即只是稳定所选定的大批商品的总价格,而不是去稳定该方案所包括的任一单项商品的价格。

    5.对于那种主张建立能迫使权力机构正确行事的制度安排的观点,我当然无意反对。随着货币政策受公共财政因素的影响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主张这样一种制约机制的理由也就变得越来越充分了。但是,如果我们随意夸大这种机制所能达致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只会减小而不会增大这一论辩的理由。我们很可能无从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能够限制这一领域中的自由裁量权,但却无力将其完全根除;因此,关于决策机构在这一无从避免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究竟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这个问题,就不仅异常重要,而且实际上还可能决定着这一制约机制能否得到实施并发挥作用的问题。

    所有的中央银行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两难困境,而这一两难困境又使它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央银行对所有的流通媒介只能起到一种间接的控制作用,因而也是一种有限的控制作用。它的权力主要基于它可以在人们需要现金的时候威胁不予提供现金。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认为它有义务在人们需要现金的时候绝不能拒绝按某个价格提供现金。正是这个问题,而非政策对价格或币值的一般影响,决定着中央银行的日常行动。这种考虑使得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在事前阻碍或在过程中抵制信贷领域中的种种发展,因为在这个领域并不存在可以提供充分指导的明确规则。

    上文所述基本上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旨在影响价格和就业的措施。这些措施最主要的目的应当被设定为在价格和就业发生变化之前阻止这些变化,而不是等它们开始变化后才去纠正它们。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总是坐等到规则或机制迫使它去采取行动时才有所动作,那么因此而导致的波动就会毫无必要地增大许多。而如果此家中央银行在其自由裁量权允许的范围内先行采取了与规则或机制将作用于它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措施,那么这种规则或机制很可能要不了多久时间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效力。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在决策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其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要取决于该机构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所作所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非它的具体作法来限制货币政策,而且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策。因此,当今的具体问题乃在于我们是应当维持某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还是应当维持某种稳定的就业水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货币的稳定放在第一位而让其余的经济政策去适应货币稳定的要求,那么在所允许的不可避免的小幅度波动的条件下,上述两个目标,若是恰当诠释的话,未必就会相互矛盾。然而,一旦“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在短期内能靠货币手段达到的就业最大化(人们有时也正是这样解释的),并被作为首要目标来追求,那么价格稳定与就业稳定两个目标之间就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种作法也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

    当我们以一个稳定的综合价格水平为目标时,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高水平的稳定的就业率。从实践意义上讲,只要这一价格水平并不仅指最终产品的价格(因为如果是这样,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候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而且只要它尽可能多地立基于国际价格而非地区价格,那么这个价格水平究竟该如何确定,就可能不是至关紧要的了。此外,这样一项政策,即使为两三个大国同时执行,也应当与汇率的稳定保持和谐一致。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必须把价格控制在众所周知的某个确定的限度之内,使之不致于逾越此一限度——甚或使之不能接近这样一种水平,否则金融机构就必须对其政策做出重大修正。

    6.尽管有些人明确主张采取持续性通货膨胀(continuous

    inflation)的方案,但是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并不会因为多数赞成这种持续性通货膨胀的方案,就毫无原则地接受这一方案。当我们指出即使像每年3%这一似乎小幅度的价格增长都意味着它会使物价水平在23年又6个月中翻一倍并可能在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内达致四倍的时候,我想没有几个人再会乐意接受持续性通货膨胀这种方案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之所以会持续存在,并不是因为执意主张通货膨胀的人的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的力量太小。要想防止通货膨胀的危险,公众就必须明确认识到我们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以及不采取这些措施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大多数资深学者都认为,阻止通货膨胀的困难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似乎又没有人相信金融机构的确有权力阻止通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货币政策能够创造短期奇迹抱有最为乐观的看法,乃是与他们在同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又持有完全无奈的宿命观相伴随的。

    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应当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如果通货膨胀趋势不被制止,我们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滑向国家控制之途;其次,膨胀价格的任何持续性上涨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我们一旦开始依赖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最后的结果便是我们只能在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作为我们错误代价的衰退和萧条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他途可循。即使程度很低的通货膨胀也会十分危险,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当问题发生时,最为简便的解决之途似乎只有再推进通货膨胀,依此逻辑发展下去,负责制定政策的人的手脚便被捆住了。

    个人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以对付通货膨胀,例如“按价格变动而调整条件的合同”(sliding-scale

    contract)等手段,但是,这类措施不仅会促使通货膨胀过程自动升级,而且还会促使通货膨胀率提升到必要的高度以维持其所具有的刺激效应;但是本章已无篇幅对这些个人对策进行详尽讨论了。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通货膨胀会使中等收入的人士越来越难以靠自己的收入安度晚年;通货膨胀不鼓励储蓄却鼓励负债;而且,通货膨胀经由摧毁中产阶级而在彻底的无产者与富裕者之间造成了一道危险的鸿沟,这可以说是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社会都具有的一项可怕的特征,而且也是这些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也许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是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心理效应,它在整个社会中传播着对长期观点的漠视和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寸目鼠光的倾向已经支配了公共政策的取向。

    那些期望增加政府控制权力的人士;一般都主张通货膨胀的政策,这实非偶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还不只是这些人主张这种政策。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讲,他们之所以赞成通货膨胀,乃是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个人对政府的日益依赖,以及它能促使人们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然而,大凡希望维护自由的人士必须认识到,如果政府有什么行动能使其拥有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那么这就是通货膨胀,而且它很可能是造成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之恶性循环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因此之故,所有希望阻止增加政府控制趋势的人士,都应当把自己的关注力集中在货币政策上面。或许,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下有许多智慧开明的人士,虽说在诸多其他领域中一直在努力捍卫着自由,但是在货币政策领域,却受着通货膨胀政策的眼前利益的引诱,竟然去支持从长远看来必定会摧毁自由社会根基的种种倾向。

    第廿二章

    住房与城镇规划

    如果政府在废除住房补贴的同时,又根据与住房补贴完全相同的费用削减劳工阶级的税收,那么劳工阶级的经济状况就不致变得更糟;但毋庸置疑,这样做的结果是,劳工阶级宁愿将钱花在其他方面而不花费在住房条件的改善方面,并继续居住在过度拥挤的、设备极差的住房中;一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较好的住房条件所具有的裨益,而另一些人之所以如此行事,乃是因为他们在将住房方面的投资同其他的消费途径作比较时低估了其价值。这就是主张发放住房补贴的理由,也是其唯一的理由;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以一种最为直白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实是因为左翼文献常常是在无视现实的情况下讨论这

    个问题的。

    ——刘易斯(W.A.

    Lew

    is)

    1.一如我们所知,文明与都市生活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几乎所有使文明社会与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得以区别的因素,都与我们称之为“城市”(cities)的大规模人口聚集密切相关,而且当我们言及“文雅”(urbanity)、“礼貌”(civility)或“有教养”(politeness)的时候,我们所意指的也是那种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举止。甚至农村人的现今生活与初民生活之间的大多数差异,也是由城市所提供的一切所致。此外,由于在今天,人们即使生活在乡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城市的丰富产品,所以在高度文明的国家中,这种现象也常常使得乡村的悠闲生活演变成了一种高雅文明生活的理想境界。

    然而,城市生活的优势,特别是城市工业的发展所实现的生产力的大幅度的提高(它们可以使一小部分仍旧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得到优良高质的农具装备并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以供养所有的其他人),却是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现的。城市生活不仅比农村生活更为多产,而且也比后者需要更多的花费。只有那些因生活在城市而使其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进的人,才有可能在支付城市生活所附加的费用以后获致净收益。伴随城市生活而来的娱乐活动的名目与费用,是如此的繁多和昂贵,以致于在城市中过上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也会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收入标准。那种在乡村中仍能为人们所承受的贫困线上的生活,在城市中已极难为人所忍受,而且因贫困而造成的邋蹋贫穷之外在形象也会令其周围的人大为震惊和厌恶。因此我们说,城市既赋予了文明以价值,也已为追求科学和艺术、追求物质享受提供了各种手段,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指出,城市也必须对它给这种文明所造成的最为肮脏的阴暗面负责。

    再者,大量的人口因居住于特别稠密的地区而导致的花费不仅非常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费用也是公共的,这即是说,这些费用并不一定会或不会自动由那些导致这些花费的人来承担,而可能必须由所有的人来共同承担。从许多方面来看,城市生活的紧密纷繁,使得原有的种种构成简单划分地产权(simple

    division of property rights)之基础的假说归于无效了。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地产所有者不管如何处理他的地产都只会影响他自己而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观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相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即一人因对自己地产的处理或使用而对他人的地产所造成的种种影响,在此具有了重要意义。城市中几乎任何一块地产的用途,事实上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此块地产所有者的近邻的所作所为,而且也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公共的服务——如果没有此种公共的服务,则分立的土地所有者就几乎不可能有效地使用这块土地。

    因此,私有财产权或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的一般原则,并不能够为城市生活所导致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当时不存在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权威当局,较大规模的土地单位所具有的较大优势仍有可能促成新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亦即依照某种方式把控制权在下述两者间进行分割,即一方持有决定一有待开发的大区域之性质的优越权(superior

    rights),另一方则持有决定较小土地单位之用途的次要权(inferior

    rights),然而后者在前者所决定的框架中)可以自由地决定一些特殊具体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看,当今有组织的市政公司所学习实施的功能,乃与前述优越权持有者所具有的功能相符合。

    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在不久以前,经济学家还很少关注城市发展中各个不同方面的协调合作问题,此事令人甚感遗憾。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也激烈抨击城市住房条件恶劣(大约在五十年前,一份以讽刺著称的德文周刊甚至建议,应当把经济学家界定为一种巡察且丈量工人住房面积并指出住房太小的人!),但是,就都市生活中的那些重要问题而言,他们长期以来则一直效法亚当·斯密,然而斯密对于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斯密曾经在其讲演中这样解释说,城市整洁与治安问题,“即是清除街道污物的正确方法与执行法律的问题,它们虽说与预防犯罪的规定或维护城市治安的方法有关,但由于太平常无奇而不能以此种论述方式在本演讲中对它们进行考虑”。

    经济学家既然忽略了对这样一个高度重要论题的研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报怨说,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解决。事实上,此一研究领域的某些发展,几乎完全是由那些专门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促成的,然而关于各方的努力如何得以相互协调这个核心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何使个人所有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术的有效运用与有关行动“不得损人利己”这样一项原则相符合的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市场在引导城市发展的方面虽不能说完美无暇,但却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成功得多;而另一方面,大多数致力于改善此种不完善境况的主张——其方法并不是使市场运作得更好,而是要在市场之上强加一个中央指导或管理系统——却极少意识到这种中央管制系统将成就什么结果,甚至也没有追问这种管制系统是否能够达致市场的效力。的确,许多政府由于对那些支配着城市发展的力量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所采取的一般都是极其随意的方式;在我们了解了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后,我们当然不会再对这种随意方式所导致的“愈是治理城市弊端或恶行,它们愈是猖獗的结果感到奇怪了。许多原本旨在同那些具体的恶行或危害作斗争的政策,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那些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更为重要的是,较之其他任何政策领域可见到的发展,晚近的经验表明,这个领域中的某些发展,为当局直接控制个人的私性生活(private

    life)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2.我们必须首先考虑这样一项措施:这就是对住房的租金进行限制(rent

    restriction)的措施或对住房租金施以“封顶”(ceiling)的措施。一般而言,这种措施只是在应付某种即时的紧急情况时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且从来也没有人将它当作一项持久性的制度安排加以捍卫,但是,事实上它却变成了一种具有永久性质的安排;而且在西欧的许多国家或地区,这项措施在限制自由和阻碍繁荣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已超过了其他任何措施,当然通货膨胀政策除外。最初实施住房租金限制措施的目的,乃是为了阻止住房租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涨,但是在许多国家,虽经过多次重大的通货膨胀,这项措施却并没因为大战的结束而遭废弃,相反,它却持续实施了四十多年;更为糟糕的是,在这四十多年的岁月中,这些国家虽经历了多次重大的通货膨胀,但是住房租金限制措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其结果是住房租金被降至比它在自由市场中所应获得的价格低得多的水平。因此,房产权(house

    property)事实上被剥夺了。较之任何其他同类措施,从长期来看,这项措施很可能更加恶化了它原本旨在整治的恶行或弊端,也使行政当局获得了控制人口迁徙或人口流动的高度专断的权力。再者,这种住房租金限制措施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财产权的蔑视和个人责任感的降低。对于那些并不曾受到这项措施长期影响的人来讲,我们在这里所作的的论断可能过分严重了。然而,不论对于谁来说,只要他注意到住房条件的不断恶化,注意到这种住房条件的恶化对巴黎人、维也纳人、甚至伦敦人的一般生活方式的影响,他就能够洞见到这项措施对经济的整体性质——甚至对一个民族的整体特性——所造成的致命影响。

    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指出的是,任何将住房租金限定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措施,都必定会使住房短缺的状况持久地维续下去。如此,需求就会持续地超过供给,而且如果限价封顶也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即“溢价”(premiums)的情况得到了禁止),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由当局来分配住房的机制。因此之故,人口流动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降低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街区和不同类型住宅之间的人口分布状况也不再与需求或欲求相符合。正常的循环流动,亦被中止了;所谓正常的循环流动(normal

    rotation),在这里是指一个家庭在其家长具有挣取最多收入能力的时期,会比一对年轻的夫妇或已老迈退休的夫妻占据更大的住房空间,因此住房空间往往会随着挣取收入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住房空间的正常的循环流动。在住房租金被限制的情形下,由于政府不得命令人们到处迁移,所以人们就会固守他们原有的住所,这样,原本租用的房屋也就变成了一个家庭所具有的一种不可剥夺的财产,它经由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不论其需求与否。那些继承了租用住房的人,常常会比那些租不到住房的人要过得舒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住房租金被限制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人却要么根本不可能租到独立分住的住房,要么只有在官方的恩惠下、或者承受他们极难偿付的费用、或者通过某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手段,才能租到独立分住的住房。

    与此同时,房产所有者在住房维修方面也完全丧失了投资兴趣,即使不得已而为之,也只是在法律规定他们能从房屋租用者那里获得修缮住房的费用的限度内行事。一如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中,通货膨胀已使租金的实际价值降至它们原来价值的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少。房屋损坏或破损的速率已达历史之最,以致于试图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它们维修或重建完毕,似无可能。

    不过,物质方面的毁损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住房租金的限制措施,使得西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在其日常事务中愈来愈受制于当局的专断决定,甚至在做个人生活的重大决策的时候也习惯于寻求当局的许可和指导。这些人已渐渐将下述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即花费于他们住房方面的资金应当由其他人无偿提供,而且个人的经济福利也应当依赖于执政党的恩惠,而执政党也常常运用它对住房的控制去帮助它的支持者。

    当局不断地被要求对人们的各种需求的相对价值做出裁定,对基本的服务项目进行配置,并根据当局自己对不同个人需求的急迫性所做的判断来处理那些在名义上仍属于私有产权的问题;这样的事例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可以说比比皆是,然而正是这些事例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产权、法律和法院的尊重。例如,“一所住房的所有者,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希望收回出租的房屋;但是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的境况一定很糟;但是当他的请求获得同意时,他在其请求遭到拒绝时的境况是否就比此房屋的租用者(他只有一个孩子但却有一位病魔缠身并卧床不起的岳母)于此时的境况更痛苦呢?”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诉诸任何已获公认的法律原则而获致解决,而只有通过当局的专断干预才能得到解决。这种对人们私性生活中最重要的决策进行控制的做法,赋予了当局以极大的权力,这一点可以经由德国行政上诉法院(the

    Geman Administrative Court of Appeal)在晚近做出的一项判决见出。该判决的事实情况如下:由于一位在甲地生活居住的人先前并未获得房管当局对其迁徙的许可,也未曾得到分配居处的承诺,所以乙地的地方政府的劳工介绍所就拒绝为他在此地寻找工作;德国行政上诉法院认为这种做法必须被宣布为违法——这并不是因为有关当局没有权力拒绝他的要求,而是因为有关当局的这种拒绝实际上是因“原本分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共谋所致,而这是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不同当局活动之间的协调合作,乃是规划者们热衷于寻求的结果,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所谓的合作,却极易使那些本来只是特定决策中的专断性,渐渐转变成了对整个个人生活的专断控制权。

    3.尽管住房租金限制这种措施(一如大多数人所知,即使在最早实施此种措施的地方亦复如此),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一项在政治上不可否弃的紧急措施,直到今天情况亦无多大变化,但是,力图通过提供公房(public

    housing)或建筑补贴来降低人口中较贫困者的住房费用的种种努力,却逐渐被人们视作了福利国家的永久性政策的一部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不对这些福利性措施在实施范围和适用方法等方面施以极为谨慎的限制,那么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就很可能会与住房租金限制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别无二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力图通过提供公房以帮助的任何一群人,只有在政府能够向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提供他们欲获得的新住房的情形下,才会受益。如果当局只提供部分住房,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不是对私人建筑活动所提供的住房的一个补充,而是对它的一种替代。第二,政府所提供的较廉价的住房,必定严格限于它所旨在帮助的那个阶级,而且为了在较低租金的水平上满足这个阶级的要求,政府还不得不提供比这个阶级原本可能获得的更多的住房,这是因为租金便宜,所以这些人可以租用更大面积的房屋。第三,这种规定公房只能由那些最贫困家庭享受的措施,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只有当政府并不企图提供既廉价又在实质上比他们原先所拥有的住房的条件为好的住房时,才是可行的;要不然那些因此得到帮助的人,就会比那些经济生活条件稍优于他们的人住得更好;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那些经济生活条件较好的人也定会要求将他们也纳入政府帮助的方案之中;显而易见,这个过程又会不断地重复往环并逐步升级,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人拉人这个过程之中。

    一如住房改革者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试图通过政府行动以实现住房条件的普遍改观,只有当相关城市的全部住房问题在实际上都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且由公共资金来偿付的时候,才能做到;采取提供公房或建筑补贴的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种力图使住房成为一项公共服务项目的努力,不仅意味着一般大众将被迫在住房方面支付比他们愿意支付者为多的费用,而且还意味着他们的人身自由或个人自由将受到严重的威胁。除非权力当局能够成功地按照私人住房租金的价格提供较舒适的和较廉价的住房,否则就不得不确立起一种由权力当局来分配住房的长期制度。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人们应当支付多少房费以及每一家庭或每个个人应当分得何种住房等问题,都将由权力当局来决定。如果连获得公寓或住房都须由权力当局来决定,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权力当局对个人生活拥有着何等的控制权。

    此外,我们还应当认识到,那种力图使住房成为一项公共服务项目的努力,由于遏制了那些力图逐渐降低建筑成本的各种力量,因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变成了住房条件得以普遍改善的主要障碍。众所周知,所有的垄断者均是不经济的,而政府的官僚机器则更是如此;遏制竞争机制并替之以中央指导发展,不仅会使经济日趋僵化,而且还将注定阻碍那种可欲的且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就是逐渐地且实质性地将建筑成本降低到所有的住房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水平。

    因此,公房(和补贴住房[subsidized

    housing]等措施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帮助贫困者的手段,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却是它将使那些接受这种帮助的人依附于权力当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些人构成了人口中的多数,那么它还将导致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当然,一如其他给予某些不幸的少数以帮助的措施那样,这样一种措施也并不是不能与一般的自由制度相容合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措施的确产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这种措施导致危险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应当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正视它所产生的那些严重的问题。

    4.城市生活所提供的较大的获利或收益机会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利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这种生活所需要的较高费用所抵消,而且一般来讲,城市生活费用还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因在城市工作而大大提高了其生产能力的人,尽管必须为他们狭小的居住陋室付出较多的房租,而且还可能必须为每日的长距离交通支付费用,却仍将获得一些净收益。然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他们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况下方能获得一些净收益:即他们不必支付交通费用,亦不必租用昂贵的住房,或者他们只要有略多的钱购买其他东西就不会在意拥挤不堪的住房条件。在城市发展的大多数阶段,旧建筑楼群一般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区;由于人们极想把城市中心区用以满足其他的目的,因此在这些地区建造新的住宿区就不是有利可图的选择。尽管这些旧建筑住宅为富裕者所不求,然而它们却可以为那些只具较低生产能力的人提供一种获得净收益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居住在这些房租非常低廉当然也非常拥挤的楼房中而节省许多费用。只要贫困者准备在这些旧建筑楼群中居住,那么让这些旧建筑仍旧保存下去,通常就是利用这片土地的最为有利可图的方式。因此,这就造成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城市中最贫困的居民往往住在地价非常昂贵的街区,而土地所有者却从城市中可能最贫困的地区赚取非常高的收入。在此种境况下,这类房产之所以可以继续被用于居住而获利,一是因为这些旧建筑不需要花费什么修缮或维修的费用,二是因为它们可以为人们充分居住。如果这些旧楼群不能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利用,或者不能被用来供人们充分居住,那么对于居住在这些旧建筑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本可以用来增加其收入并足以抵消生活于城市的附加费用的种种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大多数城市在发展期间,都以某种集中的方式形成了这类贫民区;它们的存在,向人们提出了两组应当加以区分但却经常被混淆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些极其肮脏因而有碍健康的贫民区的存在,不仅导致了一般居住条件的悲惨,而且也常常会导致违反法纪事件的发生;这种状况无疑会对城市的其他地区产生有害的影响,也将迫使该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或其他居民去承担那些居住在这些贫民区的人自己并不加以考虑的费用。贫民区居民之所以认为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区对他们有利,乃是因为他们不用偿付由他们的决定所导致的所有费用;仅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便完全有理由主张通过对贫民区的房产课收费用来支付上述所有费用以改变这种状况——当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贫民区将会消失,并被那些用于商业目的或工业目的的建筑所取代,然而这种结果显然会不利于贫民区的居民。因此,主张对贫民区采取这种行动的观点,并不是以这些贫民区居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些问题乃是由地产权所具有的“相邻效应”所致,且属于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的问题,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

    与前述主张明显不同的是这样一些论辩,这些论辩主张根据他们所认定的贫民区居民的利益或需求来清除贫民区。这些论点导致了一种真正的两难困境。一般来讲,正是因为这些贫民居住于拥挤不堪的旧建筑楼群之中,他们才能够从城市所提供的额外挣钱机会中获致某种收益。如果我们想清除这些贫民区,那么我们就只有在下述两种选择方案中择其一:一是我们必须通过把廉价但却肮脏的住宿区从贫民区居民认为存有挣钱机会的地方迁移出去的方式,来阻止他们利用在他们看来构成其部分机会的条件,并且通过坚持所有城镇住房必须满足某些最低标准的方式,有效地将他们挤出城市;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必须按照某种并不足以偿付成本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较好的住房条件,从而也就必须既为这些呆在城市中的人提供补贴,同时又必须为更多迁入城市中的贫困者提供相同的补贴。这种做法无异于激励城市以其经济无法承受的负担进行发展,亦无异于经由主观安排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依赖于整个社会为他们提供需求之物的阶级,当然,他们的需求之物乃是由当局所认定的,就此而论,我们几乎不可能在权力当局不要求拥有决定谁应当或谁不应当被允许迁入某一特定城市的权利的情况下,期求政府当局能够长期地提供此类服务。

    一如在众多领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政府在住房领域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一开始也都旨在为一定数量的人提供服务或便利,但是政府却未能考虑到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即它必定会使政府不得不为更多的人提供同样的服务或便利。的确,在大多数城市中,贫民区的部分人口是由那些只具有城市生活经验的老城居民构成的:这些人如果去农村生活,可能更无力维续生计。但是,更为棘手且尖锐的问题却是由大批大批地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涌入城市的贫民所带来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城市中陈旧且失修的建筑中的廉价住房,为他们在通向更富裕境地的阶梯上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尽管他们必须在拥挤且肮脏的环境中居住,但他们仍然认为迁入城市对他们有利。因此之故,政府所采取的那种以同样较低的价格为迁入城市的人提供相对较好的住房的措施,无疑会吸引更多的人涌入城市。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一般也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让经济制约因素起作用,另一是直接控制人口的涌入;而信奉自由的人士,将会认为前一种解决办法负面较少。

    住房问题并不是一个能够单独加以解决的独立问题,相反它是一般贫困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且也只有通过收入的普遍提高方能逐步解决。然而,如果我们为人们提供补贴以使他们从其生产能力高于其生活费用的地区迁至其生产能力低于其生活费用的地区,如果我们阻止那些相信通过迁入城市便能以较差的居住条件为代价(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居住条件太过悲惨)而改善其生活前途的人迁入城市,那么这个问题仍将得不到解决。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其他市政措施的原初目的尽管也在于满足一定人口的需要,但是这些措施的结果在事实上却趋于推进大城市以超出其所能适当承受的经济压力的方式进行发展;然而,囿于本书的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这类市政措施进行探讨。大多数关于公用事业率(public

    utility rates)的政策,其直接目的都在于通过提供低于成本的服务来缓解城市的拥挤程度,并促进城市郊区或边沿区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类政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上文对当今英国住房政策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为这样一种做法所困扰并深深地陷于其中,这种做法就是用从全国人民那里征集到的税收,从财政上支撑并维持那种过度发展且过度集中的城市结构;而就大城市仍在继续发展而言,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财政手段延续一种在本质上不经济的发展”。

    5.在城市繁忙的生活和频仍的交往中,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并不能够充分地反映地产所有者的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对其他人的益处或害处;这个事实提出了与上述问题不尽相同的另一组问题。与动产(mobile

    property)所具有的一般情况——使用动产所产生的利益或危害通常只发生在控制该动产的人身上——不同,对一块土地的使用则常常会影响到相邻土地的用途。在城市生活条件下,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私人地产所有者的行动,甚至更适用于公共土地的使用,例如那些被用来建造对城市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街道和公共娱乐场所的土地。为了使市场能够促成个别努力间的有效协调及合作,无论是个人所有者,还是控制公有地产的权力当局,都应当被置于某种地位,至少使他们考虑到他们的行动对其他地产所会产生的那些较为严重的影响。只有当个人的地产价值和城市当局的地产价值反映了他们使用其地产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的时候,价格机制才会像它本应发挥的作用那样起作用。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则价格机制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作用。此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一份地产的价值也将受到邻人使用其地产的方式的影响,甚至更会受到权力当局所提供的服务和所实施的管理规定的影响;除非公私各方的决策都能够考虑到这些影响,否则总收益超过总成本就无甚可能。

    尽管价格机制对城市土地的使用来说,只是一项不尽完善的导引机制,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土地的开发有待私人的创见,如果欲使分散于人人的知识和预见得到有效的运用,那么价格机制仍不失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导引机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只要它们能够通过促使土地所有者考虑其决策所可能具有的各种影响而使价格机制得到较为有效的运作。因此,在城市土地使用的领域中,有关规则框架(framework

    of rules)——在这种框架中,私产所有者的决策有可能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必须比其他类型的财产所需要的规则框架更详尽,更适合于有关地方的特殊环境。这类“城镇规划”(town

    planning),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其对市场的影响和经由确立一个地区或邻区之全面开发所必须遵循的一般性条件而得以有效运作的,但是,在这些条件下,这类城镇规划必须允许个别所有者自行决策。可以说,只有这样的城镇规划才能使市场机制变得更为有效,当然,这只是此一方面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

    然而,还有一种极为不同的控制形式,它也以“城镇规划”的名义进行运作。与上述那种城镇规划的控制形式不同,此种控制乃由废除价格机制并以中央指令替代价格机制的欲求所致。事实上,大多数城镇规划,特别是那些由一些根本不知道价格在协调个人活动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建筑学家和工程师们所执行的城镇规划,都属于此类控制。甚至在城镇规划的目的并不在于将未来的发展都束缚于那种规定了每一块土地之用途的预先设想的计划的情况下,这类城镇规划亦能通过致使市场机制日趋失效的方式而趋于达致这种控制状态。

    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当赞成城镇规划,而在于所采纳的措施是补充和有助于市场还是废止了市场机制并以中央指令来替代它。在这个领域,政策所引发的实际问题极为复杂,因此也不可能期求这些问题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一项措施是否具有助益,乃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某种可欲的发展,然而,这些发展的细节,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知的。

    主要的实际困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城镇规划的措施在增进某些个人地产的价值的同时,却降低了其他一些个人地产的价值。如果城镇规划要成为有助益的措施,那么它们就必须使收益总额超出亏损总额。如果要使损益达致有效的抵消,那么有关计划当局就必须能够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即对那些地产价值得到增益的个别所有者课收费用(即使那些课收费用的措施被认为是违背了某些所有者的意志),并对那些地产价值蒙遭损失的地产所有者进行补偿。要达成这个目标,只须授予权力当局以基于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进行征收费用的权力即可,而毋须授予它以专断且不受控制的权力。一般而言,这种解决办法已足以使权力当局既能够获取因其行动所致的地产增值部分,又能够买下那些借口这项措施减损了其地产价值而反对此项措施的人的全部产权。在实践中,权力当局通常无须购买产权,但是由于它有强制购买权(compulsory

    purchase)作为后盾,所以它能够与有关所有者经由协商而达成双方同意的支付额或补偿额。只要基于市场价值(market

    value)的征收费用权力是政府当局唯一的强制性权力,那么所有的合法利益就都会得到保护。既然在这类情形中,“市场价值”并非一明确无争的数值,而且人们关于何谓“公平市场价值”的问题也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它依然只是一项不尽完善的手段。然而,关键的问题乃在于,这类纠纷最终可以由独立的法院来裁定,而毋需交由制定规划的当局进行自由裁量。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种种危险,而这些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许多规划者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欲求,即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对他们所提出的方案的各种成本进行核算,然而这本来应当是一必要的程序。他们常常借口说,如果他们被要求根据市场价值进行补偿,那么他们就必须执行某些改进措施,而执行这种计划的成本太高,实无从落实。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就意味着他们提出的这项计划有问题,因此不应当加以执行。最令人怀疑的乃是下述一些论点,即城镇规划者用以证明其根据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标准征收土地的做法为正当的那类论点;坦率而言,那些论点通常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极为荒谬的理由,即他们据此能够降低其规划方案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这样一种规划方案,无异于是在说它将不考虑某些成本:规划者之所以能够使其规划看似有利可图,其原因乃是他们已将一些成本强加给了私人,实际上是置这些私人的利益于不顾。

    支持城镇规划的论辩中,最有道理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论点,即为了实现某些目的,人们有必要创建大于个人所拥有的地产单位之通常规模的规划单位。规划的某些目标,可以通过分割地产权的权项来实现,其分割方式就是让优越权(superior

    right)的享有者进行某些决策,亦即让某个代表整个地区或地方的并拥有估算个人次级所有者(subowners)的利益及征缴费用的权力的市政公司进行某些决策。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房产开发者经常会对一些个别的小片土地的用途保有某种永久性控制权,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至少对由当局实施此类控制的做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性方案。此外,这种论辩还有一个优点,即较大的规划单位只是众多的规划单位之一,从而它在执行其权力的过程中,必定会因与其他类似的单位间的竞争而受到制约。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讲,即使是市政当局之间或者其他的政治附属部门之间的竞争,也会产生类似的制约性影响。然而,城镇规划者们的欲求并不止于此,他们还经常要求对区域范围甚或全国范围做城镇规划。的确,在规划中始终存在着一些只能由较大的单位加以考虑的因素。然而更为真确的是,由于统一规划区域的扩展,有关地方环境的特殊知识就势必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全国范围的规划所意指的并不是竞争单位越来越大,而是指竞争将被彻底地根除。这当然不是一种可欲的解决办法。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就极为复杂,因此就它所导致的种种实际困难而言,目前还很难找到一种尽如人意的解决办法。但是,既然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像市场那样,能使分散于个人的有关地产开发前景及其可能性的知识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也就只有市场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向私人所有者提供激励因素和基本信息资料的方式起作用,并使私人所有者自由地使用某块特定的土地——可能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此外,一些有组织的群体则坚持认为,前述的所有困难都可以通过采纳“单一税”计划(single-tax

    plan)而得到解决,这即是说,将全部土地的所有权都让渡给社会公有并且根据市场决定的租金额租赁给私人开发商。这种使土地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nd)的方案,从其逻辑来看,可能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规划中最富吸引力且似最合理的方案。如果这种方案所依据的事实性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

    )是正确的,这即是说,如果它能够对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和不可毁灭性”这种价值与土地因两类不同的改良投资措施(一为社会共同努力,另一为个别所有者的努力)而产生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区分,那么人们就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去支持采纳此种方案。然而,上文论及的几乎所有的困难,都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可能对上述两种价值做出明确无误的区分。为了提供必要的范围以供私人开发土地之用,那种必需根据一固定的租金额所提供的租约,就必须是一种长期的租约(也必须是可以自由转让的租约),并使其同私有地产权无甚差异,否则私人开发商不敢着手开发此地产;这样,私人地产权方面的各种问题又会随之重新出现。尽管我们常常会希望事情都像单一税方案所假定的那么简单,但是通过认真的思考,我们却发现,这种方案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可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6.城镇规划者倾向于将整个经济都置于行政管制下的事例,已在《1947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The

    British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of 1947)所规定的一系列严苛条款中得到了明证。尽管这些条款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被废除,但是它们在其他国家仍不乏颂扬者,甚至在美国还一直被作为一应予效仿的范例。这些条款所规定的严苛办法,无异于完全没收城市地产所有者因其土地用途发生重要变化而赚取的全部收益——而且收益也被界定为超出土地用途禁止变更时所具价值的一切增加值,尽管在土地用途不发生变化时,此土地可能毫无价值。然而,对这种没收所有开发收益权所采取的补偿措施,只是使有关地产所有者在供此土地开发之用的一笔款项中享有一股份。

    构成此方案基础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只能根据一种价格自由地买卖土地,而这种价格所依据的假设是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的当下用途都不得变更:变更该土地用途所获得的任何收益都要作为准许变更其用途的代价而交给规划当局,而固守该土地用途时其价值的下跌以及导致的一切亏损,却只由该土地所有者自己承担。在一块土地的当下用途已不再能带来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开发费用”(development

    charges),一如所谓的征收费用,将因此而等同于该土地在新的用途中所能达致的全部价值。

    为实施《1947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所规定的那些条款而专门成立的机构,被赋予了对非农业用地之用途的一切变化的全面控制权,所以该机构事实上被赋予了决定英国土地用途在新工业或新商业开发方面的垄断权,还被赋予了运用此项权力对所有这类用地的开发进行有效控制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乃是一种不受规则限制的权力,而且享有这项权力的中央土地委员会(Central

    Land Board)从其成立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它不能自己制定一项它必须一贯遵循的加于自身的规则来限制自身。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执行此项职责一开始所颁布的《实施细则》(Practice

    Notes),也以一种直言不讳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这些细则明确规定,“由于特殊缘故,当正常规则不能适用时”,该机构可以保留不遵守其业已颁布的工作规则的权利,以及“随时变更其政策”的权利;它还明确指出,“如果某项一般性工作规则不适用于某一特殊情形”,则它有权将“该项规则视为可变更的规则”。

    《1947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的上述特点,在实践中渐渐被认为毫不可行,因而不得不于七年以后在未对任何土地之“开发价值国有化”作任何补偿之前就被废除,这当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该项法律被废除以后,留存下来的情形是所有土地的开发须由规划当局批准,然而,规划当局认为,只有当这种开发不违背业已宣布的总体计划时,才可以获得批准。因此,个人所有者再次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其土地发生了兴趣。只要上述实施《1947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的整个实验过程,在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的逻辑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一荒谬的历史插曲,亦可视之为对考虑不善的立法蠢行的一次明证。显而易见,任何力图终止市场机制于土地交易领域中的作用并替之以中央指导的努力,都注定会导致某种类似于此的控制制度,亦即那种授予权力当局以完全控制一切开发的权力的制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此次注定流产的实验却并未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其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是因为在《1947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自被宣布有效的七年中,实施该法所必需的机制并未得到充分运转。这部法律以及实施该法所必需的司法机构太过复杂,除了极少数陷入其间的不幸者以外,根本没有人能够理解其间的实际情况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

    7.建筑管理规定(building

    regulations)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同一般的城镇规划问题相类似。尽管它们并未产生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但我仍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对它们做一简要的探讨。准许对城市中的建筑进行某种管理之所以被认为是完全可欲的,主要有下述两项理由:第一,当下的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忧虑,即城市建筑物可以说是引起火灾或危害健康的隐患因素,因此有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侵害;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所谓的“其他人”,包括某一栋建筑物的邻人以及所有使用此建筑物的人:这些人并不是该建筑物的居住者或占用者,而只是该建筑物的占用者的客人或消费者,他们需要有人对他们所进入的建筑做某种安全的保证(或至少是某种能证实安全的保证)。第二,就建筑而言,实施一定的建筑标准,可能是防止建筑者进行诈欺和蒙骗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因为建筑条例(building

    codes)所规定的建筑标准,不仅为解释建筑契约提供了可资依凭的根据,也向人们保证了建筑者将在建筑过程中使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适当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除非有关建筑契约对此做了其他的明文规定。

    尽管对建筑做此种管理的可欲性已毋需论证,但在其间的少数领域中,政府的管理措施仍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或者在事实上已被滥用,并对建筑业的发展施加了有损害的或完全没有道理的限制,因此,政府的管理措施也常常被用来强化地方生产者的准垄断地位(quasi-monopolistic

    positions)。每当这种管理超过了最低标准的要求时,特别是当它们倾向于使某种在一特定时空中实施的标准方法成为唯一准许采用的方法时,它们也就变成了可欲的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据此我们认为,由于政府在建筑管理方面阻止人们尝试新方法,也由于它支持地方对企业和劳工进行垄断,所以政府就应当在许多事例中对建筑的高昂成本承担部分责任,也应当对住房短缺和居住拥挤负主要的责任。当政府的管理措施不仅要求建筑物符合某些条件或检验标准(即“技术规章”)而且还规定应当采用某些特定技术(即“实施规章”)的时候,政府就更应当对上述结果承担责任。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前一类“技术规章”对自发性开发所设定的限制比“实施规章”要小,因此人们在同时面对这两类规章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前者。然而,只需做一简单的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恰恰是“技术规章”更符合我们的原则,因为它们授予了权力当局较少的自由裁量权;而,“实施规章”所授予当局的自由裁量权则是那种不能反对的自由裁量权。在“技术规章”的情形下,某一特定的技术是否符合一项规则所规定的实施标准,可以由独立的专家所确定;如果发生争议,甚至还可以由法院加以裁定。

    另一个相当重要且棘手的问题是,应当由地方当局还是应当由中央当局来制定建筑管理规定。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即地方性建筑管理规定在地方垄断者的影响下较容易被滥用,而且在其他情况下也较可能对建筑业起阻碍作用。人们或许有较为充分的理由支持经由深思熟虑而确立起来的全国统一的建筑标准或模式,对于这类标准或模式,各地方当局在采纳的时候可以根据地方情形而对这些标准或模式进行在它们看来适当的修正。然而,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如果由地方当局来决定建筑管理规章,那么较之那种通过法律为整个国家或某一大区域而统一制定这些建筑管理规定的做法,地方当局之间的竞争能更为迅速地根除掉那些起阻碍作用且不合理的限制。

    8.城镇规划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可能会因为与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选址(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问题相关联,而在将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个论题已开始引起规划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正是在此一题域中,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面对那种断言工业实际选址不合理的观点以及那种假定经由中央规划可以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善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其间究竟存在着何种不合理,还须追问的是中央规划在改善这种状况的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做法本身究竟是否合理?的确,如果人们在过去就能够正确地预见当下的种种发展,那么许多关于工厂选址的决策当然也就会大不相同,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它们确实显得极不明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期望人们根据当时可获致的知识,便能够做出一种不同的决策;而且这也绝不意味着,如果当时的发展为国家当局所控制,其结果就会更令人满意。尽管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价格机制并非完美无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价格机制的运作的确不能尽如人意,而且也未能考虑到我们期望它考虑的许多事情),但是我们是否据此就能够推断说一个中央规划者能像市场一样成功地引导发展,这实令人感到怀疑。众所周知,市场通过使个人考虑到他们并不直接了解但却为价格所反映的那些因素而在此一方面获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罗希(A.

    Losch)先生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最为著名的批判性考察,足以使他得出如下结论,即“拙作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力量所具有的有助益的作用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他接着指出,市场“尊重人类的所有希望——即未知的状况——而不论它们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而且“自由市场机制对于公益所具有的助益作用,也远比人们一般所猜想的要大,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

    第廿三章

    农业与自然资源

    我的观点是反对任何行政上的过分行动,而与其他

    一切相比,我尤其反对的是最令人可怕的由当局所施加的干预,亦即对大众生计的干预。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

    e

    1.在当代的西方世界,财富的积累和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然而,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不仅在比例上而且在绝对数字上都导致了农业人口的减少。科技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生产力,从而使历史上最少的农业劳动者能满足较多人口的生活需要。尽管人口的增长相应地导致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不过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渐趋缓慢而且进一步的发展也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加,所以在这部分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粮食消费上的开支也越来越少。如果市场有更合口味的食品种类供应,那么人们仍有可能受到诱惑,把更多的钱花在食品上。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人均谷物产品的消费便会停止增长,而且实际上还有可能减少。粮食生产力的提高连同需求的无弹性(an

    inelastic demand),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意味着,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如果想要维持他们的平均收入(更不用说跟上收入的一般增长水平了),他们的人数就必须减少。

    如果农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人力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manpower),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些继续从事农业的人不应当从经济进步中获致与其他行业的人同样多的利益。但是,只要农业人口相对来说过于庞大,人力分配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会继续下去)就必定于农业人口不利。而且一般来讲,只有当农业收入相对低于城市职业的收入的时候,才会引发脱离农业的自发性运动(spontaneous

    movement)。在变迁期间,农民或农夫向其他职业转移的疑虑越重,农业与其他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会越大。特别是当这种变迁持续好几代人的时候,那么只有在这种脱离农业的运动相对比较迅速的情形下,农业与其他职业间的收入差距才有可能被控制在一个较小的水平上。

    然而,政策处处都滞延了这种适应性调整,其结果便是致使上述问题更趋严重。众所周知,经由审慎思考而采取的政策举措,将大量人口都滞留在了农业领域;而且由于这部分农业人口增长太快,所以为了达致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在生产力间的平衡,就必须要求有一部分农业人口向其他职业分化,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从当下的许多情形来看,要做到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在生产力间的平衡,它所要求迁出农民的人数太多,从而在任一限定的时期内完成这一分化都是不切实际的。

    推行这种把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的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工业化发展迅速的欧洲国家,这项政策最早源于某种关于工业与农业之间应当维持“适当平衡”(proper

    balance)的含混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所谓“平衡”,无外乎是指保持工业与农业二者间的传统比例。在那些因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而渐趋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里,那些主张滞留农民的论点,得到了那种“战时自给”(self-sufficincy

    in wartime)的战略性考虑的支持。此外,人们在当时还常常认为,农业人口转移的这种必要性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且也不会再发生了,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把农业人口转移的整个过程扩展到一个较长的时间里而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促使各国政府干涉此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考虑,则是确保当时从事农业的人士能够得到“适当的收入”,而非其他。

    这种政策之所以在当时得到了一般公众的支持,往往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看法:整个农业人口,而不只是其中生产能力较低的那一部分人口,都无法挣到合理的收入。此类想法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必要的再调整措施奏效之前,农产品价格要比它们在一般的情形中下跌许多。但是,正是这种农产品价格下跌所产生的压力,将会使农产品成本下降并使有适应能力的农民得以生存下来,因此,这种压力将不仅要求减少农业人口,同时也将促使采用新的农业技术。

    制止耕种边远土地和开设边远农场,当会降低平均成本,并且通过减少供给,还可以停止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扭转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趋势。但是,这只是必要的再调整措施中的一部分。为了恢复农业的繁荣,变革其内部结构也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而这种变革则可以通过调整农业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而诱发。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原本力图帮助农业摆脱困境而采取的种种政策,通常都阻碍了上述有益于农业的调整措施的推行。

    在这里,我们只能举一个与此相关的意味深远的事例予以说明。一如前文所述,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在西方世界,所谓提供“新食品”,主要是指用诸如肉制品和奶制品这类高蛋白食品替代谷物和其他淀粉食品。如果能促使农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这类为人们所喜爱的食品,将大大有助于上述食品的替代过程。如果允许降低谷物价格,直到把它们当作牲畜的饲料并因此而间接地生产出消费者所需求的新食品,上述替代过程就可以得到实现。这样的发展变化不仅可以阻止谷物消费总量发生萎缩,并且同时也会降低肉制品的成本和其他食品的成本。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政府却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把谷物的价格维持在人们的消费无法吸收其全部供给的水平线上,而且由于所定价格太高,所以即使把这些谷物转用于其他用途也不会有利可图;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的这种政策常常使上述食品的替代过程无从实现。

    上文所举事例当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所采用的各种措施,阻碍了农业本身对业已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适。如果农业能够做出适当的调适,那么一小部分生产者(但仍比在采用其他方法时的受益人数为多)便能够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从而分享到总财富增长的利益。当然,农业的部分困境,乃在于农业生产过程及其生产者的特性都趋于使农业在适应变化的方面表现得尤为迟缓。但是,对此种困境的救济方案,显然不应当是使农业更加抗拒对变化的调适;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政府采取的大多数重要的调控措施(特别是它采取的所有价格管制[control

    of price]的措施)所表现出来的趋向。

    2.从长远来看,价格管制并不能实现可欲的目的,而且即使是在短期内,也只有当这些价格管制措施与对生产的直接控制相结合时,才能取得成效;关于这一观点,已无必要加以重申。如果要使这些价格管制措施对生产者有所禆益,就必须采取种种其他措施来补充它们,亦即由当权者来决定谁将进行生产,生产多少并生产什么。既然政府的意图是为了使那些正在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能够留在农村并使他们能够挣得令他们心满意足的收入,既然消费者不愿在食品上花费更多的钱以使农民维持这种水平的收入,那么当局就必定会诉诸强制性的手段将收入转移。关于这种做法将导致何种结果的问题,大不列颠的发展境况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在英国,据估测,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农业净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

    关于这一发展趋向,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在大多数国家,将农业从市场机制中切割出来并使之受制于日益增多的政府指导这个过程,都早于政府对工业采取这类管制措施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通常也是在保守主义者的支持甚或发动下得以展开的。保守主义者就是如此,只要社会主义的措施有利于实现他们所赞成的目标,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社会主义的措施。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发展趋势在下述国家中也许会更强烈:在这些国家中,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中的相对少数,但由于他们占据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获得了其他类似的群体从未获得过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也是任何制度不会授予所有人的东西。最令我们感到怀疑的是,一旦民主政府把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并力图确保某些特殊群体的地位,那么这种民主政府是否还能够理性地行事或是否还能够实施任何明智的方案?我们在农业领域中确实已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况,即几乎所有地方的较具思想的专家,都已不再追问什么是政府应予实施的合理政策,而只追问那些在政治上可行的政策中何者将导致最小的危害。当下的舆论一般都认为,政治必要性(political

    necessities)在目前的种种决策过程中极为重要。然而,在像拙作这样的论著中,我们却毋需对这种所谓的政治必要性予以关注。本书的宗旨只在于表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农业政策一直为这样一些观念所支配,它们不仅是自拆台脚的(self-defeating),而且一旦普遍推行,必将导致对一切经济活动的全权式控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而适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这样行事,我就不能指望其他群体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即要求政府当局以同样的方式根据那些被他们视为当然的正义原则来确定他们的收入。

    能够最好地说明此类政策后果的,很可能是美国在努力运用了“平价”(parity)观念二十年以后所出现的情势。那种向农业生产者保证使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保持一固定的比例关系的努力,势必导致对各种自发力量的否弃,然而这些力量原本会使那些以最低成本作业的生产者去承担农业生产,而且还会使他们只生产那些仍能赢利的产品。不可否认,如果允许这些自发的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在变迁期间,农业收入的增长也将滞后于其余人口的收入增长。但是,只要我们不阻止科技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此做出各种调适;然而那种试图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将收入从城市人口转移到农业人口以削减科技和财富之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的努力,由于延缓了这种进步,所以必定会在较大的程度上阻碍那些调适的进程,并因此而增加这个问题的棘手程度。

    美国执行这种“平价”政策的结果——剩余的农产品堆积如山,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也对世界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于耕地,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基本上也是专断的且缺乏效率和不合理的分配方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此处毋需再做详考。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当下的主要问题已变成了政策本身如何能从它所造成的情势中摆脱出来的问题;而且同样也不会有人否认,如果美国政府从未干涉过价格、产量和生产方法等问题,那么美国农业的发展会健康得多。

    3.尽管现代农业政策的不合理乃至荒唐,或许在美国最为显而易见,但是一如人们所知,此类政策的系统实施不仅极易使农民(与此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坚固的独立性”[sturdy

    independence]也常被用来作为这样一种论辩的理由,即为了维护他们所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应当以公共费用对他们进行补贴和救济)遭受各种限制,而且还极容易把他们变成所有生产者中蒙受控制最严、接受监督最多的一种生产者;如果我们想对系统实施这类政策所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有充分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必须转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探讨。

    这种发展趋向很可能在大下列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言之,在英国,对于绝大多数农业活动的监视和控制所达致的程度,可谓是西方世界之最。一旦农耕在很大程度上以公共开支来运作,那么当局强制实施某些标准就无从避免;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对当局认为的恶性农耕作业方法课以那种迫使违反者放弃其地产的惩罚,或许也无从避免。毋庸置疑,当耕作方法必须受“邻居委员会”(a

    committee of neighbors)的监管的时候,当多数或者某个上级机构将其视为良性的耕种方法规定成普遍通行的标准方法的时候,还指望农耕会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不定的环境,那就只能是荒唐的幻想罢了。这类限制措施对于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并且为许多人(其中的多数可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出于感情的考虑而希望加以保护的耕种方式来讲,也许是最佳的途径,但是它们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只能是使农业人口变得更具依附性。

    事实上,英国大众之所以对农耕的命运表现出如此之强烈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在奥地利或瑞士这样的国家,大众为了保护山村农民或农夫而表现出来的关注程度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其原由也同样不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这些社会都承担了一项沉重的负担,这既是由于他们担心现存耕种技术的灭绝将会改变人们所熟悉的农村面貌所致,也是由于他们担忧农民或农夫因得不到特别保护而将完全消亡所致。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担忧,致使他们对农业人口的任何递减都会感到恐惶,并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农户被根除时渺无人烟的山村或山谷的图景。

    然而农业能够独立发展的首要敌人,恰恰是这种所谓的“保存”(conservation

    )观。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变化从来不可能对所有的农民或农夫构成同样的威胁。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在相似条件下工作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贫富的巨大差距。同样,有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那样,如果农业能够针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做持续不断的调适,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那些因为发现了如何对变化作出适当反应从而成功的个人所确立的范例,一定会为其余的人所仿效。而这必定意味着某些农作类型将遭淘汰。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中,它意味着农民或农夫如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自己渐渐变成一个商人——尽管许多人为此哀叹并想遏制这个过程,然而它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对于农业人口而言,任何试图替代农民变成商人这种过程的方案,只会越来越使农民成为国家保护公园的一种附属品,亦即将那些具有古老生活方式的村民当作一种风景保存下来,并经由深思熟虑的措施而阻止他们进行观念调适和技术调适,而这种调适原本能使他们自力更生。

    这些试图通过保护农民以使他们不对其顽固的传统和习惯进行变革从而保存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的种种努力,一定会把农民变成永远受政府监护的人,亦即靠其他人的努力而糊口的领取抚恤金者,并且还会把他们变成长期依赖于政治决策生活的人。相反,如果允许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迁走,而且在某些地方,如果使那些在不同境况下曾一直被作为可耕地使用的土地变成牧场甚至森林,那么危害肯定要小得多。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允许某些生活方式彻底消失,而不是将其当作过去某个时代的历史珍品而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当是在对人的尊严表示更大的尊重。

    4.我们认为,在农业领域中,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实行价格管制或生产控制的措施,也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实施任何类型的全面规划;这类措施中的大多数措施不仅本身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威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当然地认为,农业政策所关注的问题不切实际或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在农业领域无重要职能可以履行。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政府所承担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逐渐完善法律制度,以使市场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促使个人更充分地考虑其行动所会产生的各种影响,而另一方面是进行一些真正的服务性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者,主要是为农民提供某些信息上的便利,因为这种信息上的便利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上不大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提供——即使在这个方面,政府也绝不能硬性地将提供信息的排他性权利据为己有,而应当促进那些到一定的时候能取代政府这些功能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

    所有属于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在农业领域同在都市生活中一样,都产生自“相邻效应”(the

    neighborhood effects),并产生自一块特定土地的使用所可能给社会上其他土地造成的较为深远的后果。其中的一些问题与保护自然资源这类一般性问题相关,因此我们拟在下文考察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时对它们加以讨论。然而也有一些只属于农业的特殊问题,而就解决这些问题言,我们的法律框架,特别是有关所有权和土地保有权(tenure)的法律都还存在着改进的余地。当然,价格机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较为严重的缺陷,然而,这些缺陷只有通过那些在单一控制下的具有企业性质的适当单位的演化发展,而且有时也可能只有通过适当的群体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进行适当的合作,才能得到救济。这类适当的组织形式能发展至什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法的性质,也包括在具有必要的保障的前提下,该法做出强制性征收(compulsory

    expropriation)规定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欧洲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合并分散土地的做法或英格兰对公共土地的围圈措施,都是必要的立法性措施,而正是这些措施使个人进行变革尝试具有了可能。尽管“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并未使我们获致足够的信心,但是我们至少仍可以想见的是,在一定的情势下,土地法的变革会有助于瓦解那些已变得不经济但由于现行法律的某些规定而使其仍得以存在的大地产。既然在法律框架内,此类渐进改革还有余地,那么允许在现行安排中进行尝试的自由越大,亦就越有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生变化。

    就上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而言,政府带有服务性质的行动也具有很大的施展范围,特别是在传播信息方面。在一个动态且生机勃勃的社会中,农业面临的真正困难之一在于,农民或农夫所具有的那种特性使其比之其他行业的人较少关注知识的进步和变化。就像农民常常坚持采用传统耕种方法一样,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个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着可资运用的有用知识并值得花钱去购买这些知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社会来承担传播此类知识的费用便常常是一笔合算的投资。使我们的同胞能够进行明智的选择,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如果科技的发展所提供的种种机会尚未引起一些个人的足够重视,那么社会只需承担一笔相对来说较少的支出就常常足以导引这些人去利用这些新机会,进而发挥他们自己的主动性,“更上一层楼”。需要重申的是,政府不应当成为知识的唯一传播者,也绝不拥有那种可以决定什么应当为个人所知、什么不应当为个人所知的权力。再者,政府方面如果采取太多的措施,也有可能因阻碍更为有效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而不利于这些知识的传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原则上都没有理由反对政府提供这类服务。至于这些服务中有哪些是值得提供的以及它们应当被提供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纯属一权宜性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引发根本的问题。

    5.尽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低度发展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的特有问题进行详考,但在面对下述这样一个悖论性事实(the

    paradoxical fact)时,我们恐怕只有在对它做出简要的评述后,才能结束我们在上文中对农业问题的讨论。这个悖论性事实便是:一方面老牌国家(old

    countries)为了防止其农业人口的衰减而陷入了最为荒唐的复杂困境之中,而另一方面,新兴国家(new

    countries

    )却更为迫切地通过人为手段来加快工业人口的增加。新兴国家的这种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把发生在后的事实或现象作为发生在前的事实或现象的原因”(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这类非常幼稚的“倒果为因”的逻辑谬误:由于在历史上,财富的增长通常都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所以它们就设定工业化会导致财富更为迅速的增长。这里显然涉及到对居间性因果关系(intermediate

    effect with cause)的混淆。的确,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乃是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在工具上的结果,而且更是将资金投放于知识和技术上的结果,因此,随着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亦将要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产量。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那些粮食生产获致实质性增加的国家,也将要求增加生产工具的供给。但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要使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增加平均收入的最为迅速的途径,那么就必须存在着可资使用的农业剩余产品,以供养工业人口。如果有无限的资金可供使用,又如果仅仅对充足资金的运用就可以迅速地改变农业人口的知识和态度,那么这类新兴国家按照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计划地重构它们的经济,也许就是合理的。然而,这却显然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类国家如果要实现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似乎只应当将很小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精密的工业设备,甚至不应当将资金投放于建造那些为劳动力价格非常高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度自动化的、“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此外,这些国家似乎还应当着眼于把那些紧缺的资金尽可能广泛地扩散到那些会直接增加粮食产量的用途上。

    通过将先进的科技知识运用于那些极度缺乏资金的经济,有可能会产生基本上不可预见的种种发展;然而,较之那种把一种模式强加给经济的社会,上述做法在提供自由发展机会的社会中更可能加速这类经济的种种发展,因为那种强加给经济的模式,实际上是从其他发达社会舶来的,然而这些发达社会中的劳资比例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则完全不同于新兴经济中的劳资比例关系。无论在新兴国家中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主动提供范例并免费传播知识和开办教育,但我仍以为,在这些新兴国家里反对就经济活动采取全盘计划和进行总体指导的理由,要比在较为先进发达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充分。我这样说,既有经济的理由,又有文化的理由。只有自由的生长或发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兴国家发展出其自己的富有活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对整个人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6.在西方,大多数明理敏锐的人士已然意识到,当下的农业政策问题,乃是如何使政府从一种它已自缚于其中的管制系统中摆脱出来并恢复市场作用的问题,但在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开发这个相关的领域内,流行的观点却依旧认为,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特殊情况要求政府采取广泛的控制措施。这种看法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   )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鼓吹计划经济的主要根源,而且还大大助长了激进经济改革者所主张的那种狭隘的本土意识形态(indigenous        ideology)。有些人甚至还广为运用那种宣称私人企业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的观点,以说服公众相信“竞争导致浪费”(wastefulness        of competition)以及由中央当局对重要经济活动进行集中指导的可欲性;这种观点在说服公众方面极为有效,实为其他大多数论辩所不及。

    美国乃是一个由大量移民迅速定居而成的国家,而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源保护的问题之所以比其在欧洲诸国更为尖锐,主要由下述一些情况所致。在欧洲,社会进化一直是渐进而缓慢的,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平衡(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早期阶段的开发所造成的恶果已无可复加,例如,阿尔卑斯山脉南面的森林曾大遭砍伐并因此而导致了水土流失);然而在美国,一望无际的处女地的迅速开发却产生了诸多在重要性序列上完全不同于欧洲诸国的问题;在仅仅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便把整个美国首次置于拓荒开垦之下而引起的种种相关变化,当会造成诸多回想起来令人深感遗憾的自然平衡失调的现象,不过这也无须令我们感到惊讶。然而,大多数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谴责并大加抱怨的人士,实际上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而且从当时拥有的知识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明智的政府政策在当时便能够阻止出现那些在今天看来最令人痛恨的后果,即便是最为明智的政府政策亦不例外。

    我们不应当否认,资源浪费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资源浪费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森林大遭砍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下述事实所致,即森林这一类的自然资源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私人地产,而是被当作公用土地转交给私人开发的,但是当时所规定的开发的条件却并没有给开发者以任何保护这些资源的激励。确实,对于某些自然资源来讲,尽管产权安排(property arrangements)在一般的意义上已极为详尽,但却仍不能确保这些资源的有效使用,因此对它们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定便极为可欲。即使就这个方面而言,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问题也会各不相同,故我们须依次加以考虑。

    就一些自然资源比如矿物矿床而言,对它们的开发,必然意味着它们将一点一点地被耗尽,而其他的一些资源却可以在一无限的时期内不断产生回报。资源保护主义者通常指责的,一是前者——“储藏资源”(stock resources)——消耗太快,二是后者——“流动资源”(flow          resources)——的使用并未按照它们所能产生的利益来取得较高的长期回报。这些论点部分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私人开发者缺乏一种足够长远的眼光,或者说即使私人开发者对于未来的发展拥有一些先见,但也无法与政府相比拟;而且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论点还在某种程度上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但它却是一种明显的谬误;正是这一谬误,使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大部分论点归于无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也产生了上述“相邻效应”的问题。除非地产单位之规模的大小,足以使任一所有者的行动所产生的较为重要的影响得以在其自己的地产的价值中得到反映,否则这种相邻效应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就会导致采用浪费的开发方法。在有关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资源”(fugitive

    resources)方面,诸如野生动物、鱼类、水、原油或天然气(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包括雨水),尤其会发生“相邻效应”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资源,我们只有通过对它们的消费或耗用才能占用它们,而且任何个别开发者都不会关注保护这些资源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你不去使用,别人就会去使用。上述问题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要么是私有地产权无法适用(就像对于深海鱼类资源和大多数其他形式的野生动物资源那般),其结果是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替代性安排;要么是私有地产权得到合理运用,但是其条件却是统一控制的范围必须与所开发的同一资源的范围(一如油田)同样大小。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些资源开发所存在的技术上的问题,个人所有者不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排他性的控制,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诉诸那些替代性的管理形式。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不再生资源(irreplaceable   resources)的大多数消费,都基于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即在某种资源消费耗尽之时,人们将发现某种新的资源,而这种新资源要么能满足我们同样的需求,要么至少可以因我们不能再拥有那种旧资源而对我们做出补偿。这样,从总体上看,资源供给能像以前一样充裕。同样,我们不断地耗用着各种资源,所依据的也只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关于可资运用的资源的知识会无限地增力——这种知识的确会增加,但其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以极快的速率在耗用着那些可资运用的资源。诚然,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那些可资运用的资源,我们就必须根据这种知识会持续增加的假设行事,尽管我们的一些特定期望注定会受挫。毋庸置疑,如果在六十年或八十年前,人们便切实关注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煤炭供给面临着耗尽的危险所发出的警告,那么工业发展便会大大地受到抑制;又如果内燃机的用途在那时只能限于当时探知的原油量(在汽车和飞机时代的最初几十年内,当时探知的原油资源如果以现在的使用速率使用,十年内就将被用尽),那么它就永远不会致使交通运输发生革命。虽然在所有上述问题上,倾听专家关于自然现象的意见这一点颇为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引以注意的是,如果这些专家有权通过政策来推行他们的观点,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就只能是灾难性的。

    7.劝说人们相信有必要对自然资源保护实行中央指导和管理的主要论据是,社会比之个人更关注未来且对未来具有更丰富的先见知识,而且保护特殊资源所产生的问题也不同于泛泛地为未来提供储备所会产生的那些问题。

    那种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观点,其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这个论点并不只是认为只有整体社会才能够满足诸如安全或国防等某些未来的需求,而且也是指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将其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为将来提供储备的工作上去,而且其投入的资源应当比个人分别决定者要多。或者,一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社会应当比个人更珍视未来的需求。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么这种观点就确实能够证明由中央计划控制大多数经济活动为正当。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除了那些主张这种做法的人的武断判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要求过去几代人应当为我们提供多于他们已提供的东西,而且也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为个人开脱其对未来的责任。上述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论辩,由于这样一个常被人们征引的逻辑荒谬的论据而变得毫无意义,这个论据指出,由于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贷,所以它能够较好地关注未来的需求。这个论点之所以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乃是因为政府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投资上所具有的失败风险实际上并不是由它们承担的,而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的;事实上,就判断特定投资是否值得而言,风险并未减少。由于政府——如果投资未带来预期的回报,它们可以通过税收而使自己得到补偿——通常只把它们实际偿付的利息看作其所使用的资本的成本,所以我们说,这个论据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是反对而非赞成政府投资。

    那种认为政府具有更丰富的知识的论断,导致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毋庸置疑,有一些涉及到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的情况,政府可能比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个人所有者了解得更清楚。新近的许多科学成就便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对具体资源进行决策时,人们须加以考虑的还应当包括更大量的关于特殊情势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有个人所有者才会拥有,并且永远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单个的当局机关的手中。因此,如果说政府确有可能知道某些鲜为他人所知的事实,那么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政府也将必定不知道更大量的为一些其他人所知道的相关事实。只有把政府拥有的一般知识向下分散,而不是把个人拥有的特殊知识集中在当局手中,我们才能把与特定问题相关的全部知识聚集在一起。所谓政府当局对影响一项具体决策的所有情况都拥有更为优越的知识,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更有进者,使特定资源的所有者知道他们应当加以考虑的较为一般性的信息,无疑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当局欲获知为个人所知的所有的且不尽相同的事实,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当我们将上文所述的问题与我们在本节开篇所论及的储藏资源(例如矿物矿床资源)应当以什么样的速率加以使用这样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时,上述问题可能会表现得最为凸显。所谓一项明智的决策,乃是指那种对相关资源在未来的价格走向已做出了合理估计的决策,当然,这种估计反过来又依赖于对未来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所做的确当预测;因此要做出这样的决策,通常是个人小所有者在智识上所不可能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会诱导个人所有者依这样的方式行事,去明确地考虑这些因素;也不意味着不应当由那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许多能决定某一特定矿床当下用途的情况的个人进行这样的决策。虽然对于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这些个人所有者或许知之甚少,但是他们在进行决策时却会受到其他人的知识的影响,后者就是那些也把估计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向作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且准备根据这些估计所确定的价格购买这类资源的人士。如果个人所有者把某种特定资源出售给那些想保有它的人要比他自己进行开发这一资源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那么他就一定会把它卖掉。在正常情况下,资源都有一种潜在的销售价格(a  potential sale price),而那种关于可能影响该资源的未来价值的所有因素的判断将在这种价格中得到反映;同时,在把这种资源作为一种可销售资产所具有的价值与对其进行开发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后做出的决策,当会考虑到各种有关的知识,甚至有可能超过中央当局的决策所会考虑到的知识。

    人们常常指出,在稀有自然资源(rare  natural resources)方面,采用垄断的方式进行开发,有可能把它们的使用时间延长很多,这也许是在一个自由经济体制中有可能形成并维续这类垄断的唯一事例。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赞同那些运用这一事例作为支持这类垄断的论据的人的观点,因为他们无法让我相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一个垄断实体实施的较高程度的资源保护是可欲的。但是不论怎么讲,上述情形中有可能自发形成的种种垄断趋向,已经对那些因相信市场通常会低估未来需求而力图对自然资源加以更多的保护的人士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8.然而,大多数主张自然资源保护的论点,所依据的只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偏见。这些论点的主张者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特定资源在任一时间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性助益(flow           of services),都有某些特别可欲的价值;此外,他们还想当然地认为,应当永远保持这种产出速度。虽然他们承认对于储藏资源来说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却认为,如果流动资源的回报率递减到在物质上不可能再维持它的水平,那么这便是一场大灾难。人们在考虑一般土壤的肥力、野生动物和鱼类等资源问题时,常常会采取上述立场。

    为了有力地阐明这个问题中的关键之点,我们将在这里考察这种偏见的最为显见的事例,因为在这种事例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不经批判便接受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论点中的谬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应当保持土壤的自然肥力,而且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都应当避免那些所谓“土地开垦”(soil mining)的行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作为一个普遍命题,这种论点是毫无根据的;再者,肥力应当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的问题,也与一块特定的土地的原初状况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土地开垦”在某些情形下,会像对任何其他储藏资源的耗用一样,可能极符合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通过有机物的不断沉淀来培育一片土地,常常会使它达到一定的肥力水平;然而,一旦这块土地被投入耕种,那么试图继续维持这种肥力水平,其成本就一定会超过回报。在某些情形中,值得用人为的手段给某些土地施肥,从而使其肥力达到每年所投入的成本能通过产出的增加而得到补偿这样一个水平;同理,在某些其他情形下,允许肥力降低到投资仍能够得到补偿的水平,也是极可欲的。在一些情形中,这甚至意味着把土地永久耕种确立为目标反而会不经济;它可能还意味着,在累积的自然肥力耗尽后,此块土地就应当被废弃,因为在特定的地理或气候条件下,永久耕种某块土地是不可能有利可图的。

    在上述事例中,彻底地享用大自然慷慨的馈赠,就如同彻底地开发或利用储藏资源一样,既谈不上浪费,也不应当受到谴责。当然,正如人们所熟知且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一片土地在质上发生了持续的变化以后也可能产生其他的后果,应当加以考虑。例如,在土地耕种方面采取恶性的短期行为,有可能会使土地丧失其原有的属性或潜力,而这些属性或潜力原本是可以用于一些其他目的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甚关系。我们在这里只验证这样一种观点,即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当将任何自然资源所提供的服务性助益保持在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上。这种观点在某个特定的事例中可能碰巧是有道理的,但它之所以有道理,却绝不是因为它与某块特定土地或某种其他资源的属性有关所致。

    这类资源与大多数社会资本(the  capital of society)一样,都有着可以被耗尽的性质。同时,如果我们想维持或增加我们的收入,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以一种至少同样有助于维持或增加将来的收入的新资源来替代那种正在被消耗的资源。然而,这并不是说应当保存这一类资源或以另一种相同种类的资源来替代它,甚至更不是指自然资源的全部储存都应当保持完整无耗。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只是我们所具有的全部的不再生资源中的一种;而且我们的要点也并不在于以任何特殊形式来保有这种储藏,而是要采取一种会对总收入作出最为可欲的贡献的形式来维持它。某种特定自然资源的存在,仅仅意味着在这种资源尚存在的情况下,它能够暂时有助于我们收入的维持或增加,而这又将有助于我们开发那些在将来会对我们有同样帮助的新资源品种。在通常情况下,这并不是指我们应当以一种相同种类的资源来代替某种既有资源。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当一种资源变得越来越稀少时,依赖于此种资源的产品也会在将来变得更为稀缺。由一种自然资源日渐稀少而引起的产品价格的可以预见的上涨,实是人们决定在保存这种资源方面的投资量的因素之一。

    精要地陈述我们的主要观点的最佳方法可能是指出,所有的资源保护都涉及到投资,而且这种投资也完全应当根据适用于所有其他投资的相同标准来进行判断。在自然资源的保护方面进行投资,显然没有对人造设备或人之能力进行投资那么可欲;同时,只要社会预见到某些资源将耗竭,并按这样的方式(即它所获致的收入总量同可资运用的投资资金所能赚取的收益一样多)来引导其投资,那么我们就没有经济上的理由去主张保存任何一种资源。如果把用于某种特定资源的保护的投资扩大到这样一种水平,即从中获致的回报低于将它投资于其他方面所会带来的回报,那么未来的收入就会下降,甚至低于不扩大投资所可能达到的收入水平。正如有论者正确指出的,“敦促我们应对‘未来提供更多储备的’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实际上是在主张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少的储备”

    9.尽管大多数为了保护自然资源而赞成政府控制私人活动的论点,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在这些观点中除了那个主张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及知识的论点还有些道理以外,其他就简直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乃在于提供娱乐活动场所及设施或机会时,或者当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在于保护自然风光、历史名胜古迹、具有科学价值的区域等等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娱乐活动所提供给大众的种种服务(它们常常能使个人受益者得到他们不用花钱便可得到的益处)以及这些娱乐活动通常所需要的一块块场地,使其变成了一个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适当领域。主张建立自然公园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区的理由同要求市政当局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提供类似的环境或娱乐场所的那类理由完全相同。毋庸置疑,由志愿性组织,比如大不列颠国民信托所(the

    National Trust in Great Britain)这类组织,尽其最大可能来提供这类服务,而不是通过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权力来做到这点,其理由也举不胜举。但是,当政府恰巧是娱乐场所或公园所需土地的所有者时,或者当这些举措确实要依靠由税收积累起来的资金予以支持时,甚或当土地的获得必须采取强制性购买(compulsory

    purchase)的方式时,只要社会在完全知晓其成本后同意由政府来负责这些工作,并同时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同其他目标处于竞争地位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压倒所有其他需求的唯一的目标,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反对由政府来提供这些娱乐环境。这即是说,如果纳税人知道他们所必须支付的帐目的全部数额,并拥有对有关决策的最后发言权,那么从一般的情况来看,他们亦就不会再反对由政府来负责这类工作了。

    第廿四章

    教育与研究

    一般的国家教育(State

    education),仅是一项将人们模塑成完全相似的人的人为设计:而通过此种教育强加于人们的模型,则又定是那些能令政府中的支配性力量——不管它是君主、牧师、贵族还是当今社会的多数——感到满意的东西;随着这种国家教育的效率及成功程度的提高,它将渐渐确立起一种控制人们心智的专制,而这也势必会导致确立一种对人身的专制。

    ——约翰·穆勒(J.S.M

    il

    l)

    1.大凡能以极高的代价获得之财富,知识可能是其间的最为重要者,然而那些并不拥有知识的人却时常不能认识到知识的用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有效运作,须依赖于知识资源的获得,然而知识的获得,又首先须以掌握一定的技术——其中首要的乃是“阅读”的技术——为前提条件;换言之,人们在能恰当地为自己作出何者对自己有益的判断之前,就必须获致这些技术。尽管我们赞成自由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知识传播来说,竞争乃是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而且竞争这种工具通常也能向那些并不拥有知识的人表明知识的价值,但是,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运用也可以经由刻意的努力而得到极大的增进。人们的努力之所以常常未被导向有益于他们的同胞,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知(ignorance);当然,我们还有种种其他理由认为,把知识传授给那些没有多大兴趣去寻求知识的人或没有多大兴趣去为获得知识而作出一定牺牲的人,乃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这些理由在儿童的事例中特别具有说服力,而其中的某些论点对成年人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儿童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当然是,他们并不是那种自由的主张可以完全适用的具有责任能力的个人。尽管在一般意义上讲,把儿童身体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福利交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去负责,乃是儿童的最大利益之所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父母双亲应当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可以按其所愿去对待他们的孩子。社会的其他成员当然也与儿童的福利问题利害攸关。要求父母或监护人为他们所养育或照管的儿童提供某种最低程度的教育所依据的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在当代社会,主张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要达到一定的最低标准,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的同胞与我们共享一定的基础知识和信念,那么我们大家都将面临较少的风险,同时也将从我们的同胞那里获得较多的益处。另一方面,需进一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如果有一部分人为文盲,那么民主就不可能有效地运行,除非这种民主制度在一极小的区域内推行。

    此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并非只是一个——甚至有可能并不主要是一个——传播知识(communicating

    knowledge)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中,人们需要确立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standards

    of values),而且尽管过多地强调此种必要性有可能会导致非常不自由的后果,但是,倘若没有那些共同的价值标准,那么人们便显然不可能和平共处。在那些久已形成的并由绝大多数本地人组成的社会中,上文所论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则可能非常重要,对此我们可以举出诸多实例为证,比如大移民时期的美国就可能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美国没有借公立学校制度(public

    school system)在其社会中刻意推行那种“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政策,那么美国就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有效的“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同时也很可能会面临种种极为棘手的问题。

    然而,所有的教育都必须且应当根据某些明确的价值观念加以指导的事实,却也是公共教育制度(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会产生真正危险的根源。人们必须承认,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于那些由知识传播所能达致的成就有着一种天真幼稚的信赖。他们根据唯理式的自由主义观(rationalistic

    liberalism),常常主张普通教育并为之提供理由,似乎知识的传播可以解决所有的重要问题,似乎只要将那种受过教育的人多余出来的少许知识传播给大众,就能够实现“对无知的征服”(conquest

    of ignorance),并且经由这种征服而可以开创一个新对代。然而,我们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一些人所获致的最优知识如果在某个时候能为所有的人都拥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更完美的社会了。知识和无知都是相对的概念;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一个社会中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与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之间于某个时候所存在的知识上的差异,会对社会的特性产生如此这般的决定性影响。

    2.如果我们接受那些主张义务教育的一般性理由,则仍存在着下述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应当以何种方式提供义务教育?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义务教育?享受较高程度义务教育的人又应当如何挑选,以及由谁来承担这部分开支?对于那些支付教育费用将是一项沉重负担的家庭来说,教育费用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支付,这很可能是采用义务教育的必然后果之一。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提供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供。诚然,从历史上来看,在推行义务教育之前,政府通常都是通过建立国立学校(state

    schools)的方式来增加各种教育机会的。使教育发展成义务教育的最早试验——实行于18世纪初期的普鲁士——事实上仅限于政府已建立学校的那些地区。毋庸置疑的是,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教育成为普通教育的进程。众所周知,将普通教育强加给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熟悉这种教育制度及其益处的民族,事实上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今推行的义务教育甚或由政府资助的普通教育,就应当以政府来建立或管理这些教育机构为必要条件。

    一个颇令人费解的事实是:最早的且极具效率的教育制度之——亦即那种将义务教育同政府所提供的大多数教育机构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乃是由一位伟大的个人自由的倡导者,即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缔造的;然而,仅在他创建这一制度的十五年以前,他甚至还论辩说,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

    )是有危害的和不必要的:公立教育之所以是有危害的,乃是因为它阻碍了成就的多样性,而它之所以是不必要的,乃是因为自由的国度决不可能没有教育机构。“教育”,他曾经指出,“在我看来,完全超出了政治机构应当受到恰当限制的范围”。正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国防的需要,致使洪堡放弃了他前此的立场。当他对强大的、组织化的国家的追求,致使他将其后半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建构一种国家教育制度(a

    system of state education)——此种教育制度后来成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范式——的时候,曾经激发他早期的努力和撰写论著的那种使“个人人格得到最为多样化的发展”的欲求,也就退居次要地位了。人们很难否认:普鲁士因此而达致的一般的教育水平,乃是促使普鲁士经济得以迅速崛起以及后来全德意志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人们仍有理由追问,此种成功难道不是以一种极高的代价而获得的吗?在此后几代人的时间中,普鲁士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有可能使人们怀疑,那种曾经倍受赞誉的由普鲁士国家主管的教育制度,对于世界,甚或对于普鲁士本身来讲,是否就属一纯粹的幸事。

    正是那种高度集权化的且由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将控制人们心智的巨大权力置于了权力机构的操握之中;这种境况当会使人们不致贸然地接受这种制度。证明义务教育为正当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政府对这种义务教育的部分内容加以规定。如前所述,在一定的情势下,人们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主张由权力当局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然而,我们必须牢记,正是政府提供教育这种制度产生了诸如在美国发生的隔离黑人这类令人棘手的问题——在政府控制了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的地方,注定会产生这类颇为棘手的种族的或宗教的少数派(ethnic

    or religious minorities)问题。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应当由谁来控制学校制度这个问题,已逐渐成为民族之间摩擦的主要根源。对于那些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奥匈帝国这类国家中的种种冲突的人来说,下述论点具有着相当强的说服力:与其让一些孩子在争夺谁应当控制正规教育的权力的战斗中被杀死,不如根本不让他们接受这种正规教育。

    然而,甚至在那些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赋予政府以控制教育内容的权力,亦即政府通过直接管理大多数民众就读的学校便能拥有的那种控制权力。即使教育是一种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某些目标的最佳方法的科学手段,我们亦不可能期望那些最新的方法应当得到普遍的运用并在同时完全排除其他方法的适用——更何况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亦不应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所谓科学问题乃是指它们可以根据客观的检验标准加以判定,那么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教育问题属于科学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多半为彻头彻尾的价值问题,或者至少是这样一类问题:就它们而言,相信某些人的判断而不相信另一些人的判断的唯一根据,是前者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好。事实上,在国家教育制度下,所有基础教育(elementarv

    education)都有可能被某一特定的群体所持有的理论观点所支配,亦即那种想当然地以为其拥有着解决那些问题的科学答案的群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所发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特定群体支配教育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应足以警告我们:将整个教育制度置于国家管理或指导之下,切切实实地隐含着种种危险。

    3.事实上,人们对教育所能拥有的对人的心智的控制力评价越高,则人们就越应当相信将此一控制权置于任何单一权力机构支配之下所具有的危险。但是,即使我们对教育的这种力量所给予的评价,不如一些19世纪唯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给予的评价那么高,然而只要我们承认教育具有这种力量,我们就会得出与这些自由主义者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此外,我们之所以应当提供最为丰富多样的教育机会,其原因之一,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实际上对不同的教育技巧所能达致的成就还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在我们越来越了解产生某些类型之结果的教育方法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是迟早的事),主张提供多种教育机会的论点就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在教育领域中,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于心理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些心理技术可以赋予人们以某种前所未有的能力,以蓄意地型塑人们的心智;毋庸讳言,这个问题在教育领域要比它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严重得多。诚然,我们要控制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就必须拥有能够洞察人类发展条件的知识——尽管这会提供一种可怕的诱惑,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纵使如此也未必意味着,我们只要通过对这种知识的运用,就能够对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发展的人类的状况作出改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教育而型构并生产出为人们普遍认为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the

    human types),则将是一项有益之举;实际上,这种观点绝非是无疑不争的。因此,在我们看来,教育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或许很快就会转变成一个如何防止人们滥用其已确实拥有的能力的问题,而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能力的运用,对于那些认为一种受控制的结果必定要优于那种失控的结果的人来讲,恰恰具有着最大的诱惑力。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乃在于:政府不再充当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和提供者,而应当成为个人的公正保护者以防阻一切滥用此类新近发现的能力的作法。

    反对政府管理学校的理由,可以说在今天要比在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而且不仅如此,甚至人们在过去所提出的大多数用以支持政府管理学校的理由现在也已经消逝不存了。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现在已无人怀疑,教育不仅须由政府资助而且须由政府来提供的这种状况已不再成为必要,因为普通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的传统和制度在今天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已解决了大多数因学校与学生住家相距太远而导致的种种棘手的交通问题。

    诚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业已指出的,通过向双亲提供保证负担每个孩子教育费用的凭证——他们可以将这种凭证交给他们为孩子所选择的学校——的做法,现今在毋需维系政府开办的学校的状况下,用公共资金(public

    purse)来支付普通教育的费用在实践上已完全可行。当然,由政府直接为少数偏僻的社区提供学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学龄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从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适合开办私立学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组织和教育管理,而政府仅提供基本的资助并为所有的学校确立担保之费用的最低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此一方案的一个重要益处在于,孩子的父母毋需再面临下述抉择:要么必须接受政府所提供的任何教育,要么自己为一种不同的、稍微昂贵的教育偿付全部费用;此外,此一方案的另一个重要益处在于,如果他们选择一所公私共管的特殊学校,那么他们也只需支付基本费用以外的费用便足够了。

    4.在教育领域中,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费来支付,而且在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最低限度的教育之外,应当由谁来获享上述那种较高程度的教育。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教育虽说能够增加人们对公共需求的贡献,然而超过一定时段而加以延长的教育必须证明就此所付成本为正当,所以享有这种较高程度教育的人将始终只能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可能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并不拥有某种可靠的方法,可以预先确定年轻人中谁将从高等教育(advanced

    education)中获致最大裨益。再者,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下述情况似乎都无从避免,即许多获致高等教育的人,后来都将享受超出其同辈人所能享有的物质利益,其原因只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士认为值得对他们的教育做更多的投资,而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具有更高的天赋能力或者比其他人做出了更大的努力。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下述问题进行讨论: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教育,或者应当要求所有的孩子上多长时间的学。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讲,必须视特定的情形而论,如有关社会的总财富、该社会经济的性质、甚至还有可能包括影响青少年成熟年龄的气候条件等,都是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这乃是因为在比较富裕的社会中,它的问题通常已不再是何种教育训练将增进经济绩效的问题,而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以一种能在将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的方式,使他们在得以自己谋生之前合理地支配他们的时间。

    此处真正重要的问题乃是方式问题,亦即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从那些接受一般的最低限度之教育的人当中,挑选出一些接受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无论是从物质资源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延长教育时间(prolonged

    education)所需的费用,即使对于一个富裕的国家来说也是相当大的,因此为大部分人提供高等教育的欲求在某种程度上将始终与为所有的人延长教育年限的欲求发生冲突。当然,一个社会如果希望从有限的教育经费中获致最大程度的经济回报,那么它就应当为相对少量的精英集中提供较高程度的教育;而这在今天则意味着,应当增加接受最高程度教育的那部分精英人数,而不应当为大部分人延长教育年限。然而,如果那种试图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数的做法以政府管理教育为依托,那么这种做法在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应当由权力当局来决定谁可以获致此种教育的做法,也是不可欲的。

    一如在所有其他的领域那般,主张对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和研究)进行补贴的理由,一定不是这种补贴能给接受者带去利益,而肯定是这种教育或研究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种种益处。因此,我们似没有什么理由主张对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也进行补贴,因为在职业培训中,较为熟练地把握一门职业技术将在受训者获得的更强的收益能力中得到反映,而这一点已构成了判断投资此种职业培训是否可欲的相当恰当的标准。在需要这类培训的职业中,大部分所增加的收益,只是对投资于此种职业培训的资本的一种回报。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应当使那些似乎能够对其所做的投资作出最大回报的人获得信贷,然后再由这些人在将来用其增加的收益偿还这部分借贷,尽管这样一种安排会在实践中遇到相当程度的困难。

    当然,高等教育的情势与这种职业培训略有不同,因为对高等教育投入高昂费用,并不可能导致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士在将其服务出售给其他个人时获得相应较高的报酬(医疗、法律、工程等行业的情况即是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使知识在整个社会内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增进。一个社会从它所培养的科学家和学者那儿获致的收益,是不能根据这些人出售其特定服务所标明的价格来衡量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贡献对于该社会所有的人来说,均是免费可得的和可资利用的。因此人们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主张,社会应当资助那些有指望并倾向于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士,至少是对他们中的部分人士提供资助。

    然而,认定所有在智力上能够获致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权要求享受高等教育,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有人认为,使所有具有特别才能的人士都成为博学之士,会有益于整个社会;也有人认为,所有具有特别才能的人士由于接受了此种高等教育,所以就应当获得富足的物质利益;甚至还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只应当由那些对接受这种教育拥有无可置疑之能力的人士享有,而且也应当成为人们迈向更高地位的正常的(甚或是唯一的)路径;但是在我们看来,所有上述观点都绝非自明之理。一如有人在晚近指出的那般,如果所有具有较高天赋的人都被刻意地且成功地吸纳入富裕者群体之中,又如果相对贫困的群体具有较少才智这一点不仅成了一种一般性的预设而且也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事实,那么贫富阶级之间的分野或分裂就会变得更为尖锐,较为不幸的人也会遭到更为严重的蔑视。此外,在某些欧洲国家还存在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当牢记在心,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数量已超出了我们能以一种有效益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数量。对政治稳定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比存在着一个为自己的所学找不到销路的知识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t)更具危险的事情了。

    因此,我们在所有的高等教育中都将面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必须依某种方法被挑选出来——而且是在人们不能确信谁将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年龄的时候——使他们接受一种能使他们比其他年轻人赚得更高收入的教育;而且为了证明这种教育投资的正当性,人们还必须依某种方法去挑选这种教育的接受者,从而使他们获享赚取更高收入的一般资格。最后,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社会上的其他人通常都不得不承担支持高等教育的费用,所以那些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人,因而一直享受着一种“不劳而获”(unearned)的优势。

    5.晚近,由于政府愈来愈把教育当作一种实现平均主义目标的工具来运用,所以前述问题的棘手程度也就大大增加了,甚至试图合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变得微乎其微了。尽管人们有理由主张尽可能地确使那些最可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政府对教育的控制的主要目的,却一直在于确使所有人的前途得到平均的安排,当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人们因此而指责平均主义者说,他们的目标在于实现一种机械式的平等(mechanical

    equality),而这种平等无疑会剥夺那些只能由某些人享有而不能提供给所有的人的利益;尽管平均主义者通常都反对这种指责,但是此一趋势在教育领域中已表现得极为明显,实无可抗辩。此种平均主义的立场在R.

    1. 托尼(Tawney)所著《论平等》(Equality)一书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论述;在这本具有深远影响的小册子中,托尼明确指出,“在对聪明才智者提供教育的方面慷慨大方地花费,而在对反应迟钝者进行教育的领域则投资吝啬”,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讲,确保机会平等与使机会同能力相适应(adjusting

    opportunity to capacity)(一如我们所知,这种能力与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品行无甚关联)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欲求,已被那些平均主义者搞得混淆不清了。

    我们应当承认,就公费教育而言,主张平等地对待一切人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当人们把这种观点与那种反对给予较为幸运的人以任何特别的利益这一论点结合在一起时,它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意味着:必须给予所有的儿童以任一儿童所能获致的东西,而且任何儿童都不应当拥有不能提供给所有儿童的东西。如果我们进一步就这一观点进行推论,那么它就意味着对任一儿童教育所支付的费用不得超过对每个儿童教育所支付的费用。如果这就是公共教育的必然后果,那么人们便拥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政府关注基础教育(只有这种基础教育确能为所有的儿童所享有)以上的任何教育,并主张将所有的高等教育交由私人去管理。

    无论如何,某些利益必为某些人享有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某个单一的权力机构应当拥有排他性权力,以决定这些利益应当归谁享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由权力机构支配此类权力,事实上不可能推进教育的发展,或者说此类权力也不可能创造出能被认为比它们原本更令人满意或更公正的社会状况。就上述第一个问题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任何单一权力机构在下述几个方面都不应当享有垄断性的判断权:一是判断某种特定类型的教育具有多少价值,二是判断应当对进一步的教育给予多少投资,三是判断应当对不同类型教育中的哪一种教育进行投资。任何社会都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标准(而在自由社会中则是不能够存在这种标准),可供我们据以对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判断,或对不同方法的相对可欲性作出判断。人们能够不断地获得各种替代性方法以作选择,这一点在教育领域或许要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重要,因为教育领域的任务乃是使年轻人获享各种能力以适应变化不定的世界。

    就上述第二个问题亦即公正问题而言,我们应当明白的是,从社会的一般利益来看,那些最“应当得到”高等教育的人,未必就是那些通过做出努力和付出代价而被认为具有最高主观品行(subjective

    merit)的人士。天赋的能力和天生的才能,乃是环境的偶然成就,一如“不公之利”(unfair

    advantages);而且将高等教育的利益只给予那些我们自以为能预见从高等教育中获致最大利益的人,也必将增进而不是消除经济地位与主观品行之间的脱节。

    那种力图根除偶然因素的影响的欲求——此乃要求“社会正义”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在教育领域中,一如在其他领域,只有通过根除所有那些不受计划控制的机会方能实现。然而,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下述两项条件:一是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偶发因素;二是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一种知识在新的环境中所能赋予他们的那些基本上不可预测的有利条件。

    一些人为了实现正义,竟然强硬地主张,所有的人都应当以同样的机会为出发点;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不论这些人的动机多么值得称道,他们的主张却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再者,任何妄称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或已经接近这个理想的说法,都只能使那些较不成功者的状况变得更糟。尽管人们完全有理由根除现行制度可能对某些人的发展所设置的各种具体障碍,但是欲使所有的人都始于同样的机会,却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因为只有通过剥夺掉某些人所具有的但却不可能提供给所有的人的机会这种方式,才能达致这一点。虽说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拥有尽可能大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个人的机会都不能大于最不幸者的机会,那么我们肯定会扼杀大多数人的机会。那种认为所有生活于一个国家的同时代人都应当从同一地位出发的观点,实无异于那种主张应当确使生活于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家的人获享这类平等的观点;毋庸置疑,这两种观点都与日益发展中的文明不相符合。

    一些人在学术研究或科学探索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能力,所以,不论其家庭财力如何,都应当赋予他们以继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机会,因为这可能会有益于整个社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赋予了任何人以主张这类机会的权利,也不意指只有那些被确认为拥有这种卓越能力的人才应当享有此类机会,甚或也不意味着如果不能确保所有通过同样客观考试的人都获享这种机会,就没有人应当享有它。

    并不是所有能使人们作出特别贡献的素质,都能够藉由考试或测验而被确定,因此至少使某些具有这类素质的人得以享有某种机会,要比将这种机会给予所有能满足同等要求的人的做法更重要。热爱知识的欲求或多种兴趣的特殊组合,可能要比显见的天资或任何可测得的能力更重要;而那种可以养成一般性知识和兴趣的背景或者由家庭环境养成的对知识的高度尊重,可能会比天赋能力更有助于成功。某些人得以享有一种极为有益的家庭氛围的影响,这对社会来说乃是一项财富——而平均主义政策无疑会毁掉这项财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对这项财富的运用,只有在存在着那种不应当根据道德品行加以评价的不平等(unmerited

    inequalitis)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既然对知识的欲求是一种可能通过家庭得以传承的品格,那么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通过物质上的牺牲而使那些对教育予以极大关注的父母能够确使他们的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尽管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些孩子似乎比其他没有得到这种教育的孩子更不值得享有这种教育。

    6.那种主张只应当把教育机会给予那些已被证明具有一定能力的人的观点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全部人口按某种客观的考试标准被分成三六九等,而且也只有一套关于何种人有资格受益于高等教育的观点盛行于其间。这意味着将人按科层分级的方式纳入一等级制度之中:被证明具有天才的人位于顶层,被证明低能的人则处于底层;此种等级制度会因下述事实而变得更糟,这些事实就是:一、这种等级制度被认定可以反映不同等级的人的“品行”(merit           ),二、这种等级制度将决定人们获致“价值得以表现自身”的机会的途径。如果人们只试图通过一种政府教育制度去实现所谓的“社会正义”,那么这个社会将只盛行一种关于高等教育的内容或制度的观点——进而也只盛行一种关于具有何种能力方有资格获得高等教育的观点;更有进者,某些人业已接受高等教育的事实,亦将被认为他们原本就“应当得到”这种高等教育。

    在教育领域中,一如在其他领域,公众的确有志于帮助某些人,但是这个公认的事实,却绝不意味着只有那些根据某种一致同意的观点被认定应当得到公共资金援助的人才应当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甚或也不意味着除了根据这种一致同意的观点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根据其他理由帮助特定的个人。我们还有更为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一个国家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群体,所以应当给予每一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以接受这种教育的机会,尽管某些群体的最优者可能不如其他群体中并未获得这种机会的成员有资格。正是基于此一理由,不同地域的群体、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不同职业的群体甚或不同的种族群体,都应当能够帮助某些年轻的成员获享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通过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反映各自群体对教育的尊重程度以及它们对教育的看法。

    普遍依据“认定的能力”(presumed      capacity)的标准而提供教育机会的社会,较之家庭出生这类偶然因素被公认为具有重大作用的社会,对于那些不成功的人士来讲,是否更容易承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应当存疑。在英国,尽管战后的教育改革使教育制度愈来愈依赖于那种“认定的能力”标准,但是由此导致的种种后果却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忧虑。晚近,一项对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的研究表明:在今天的英国,“文法中学(grammar              schools)已成为新精英的摇篮,此种精英由于是根据‘测定的才智’(measured              intelligence)标准挑选而得,因而他们的地位极为牢固,较少受到挑战。这种挑选程序将趋向于强化那些在社会地位等级中已位于高层的职业者的声望,并趋向于将所有的人都划分成三六九等——许多人渐渐将这种等级间的区别视之为(实际上已经视之为)黑白分明,其程度一如好人与坏人的区别(distinct            as sheep and goats)。一个人现在不能上文法中学,要比过去人们知道教育制度中存在着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更能体会到没有资格的滋味。此外,未能考上文法中学的个人也会感到更加愤怒,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体认到,正是这种挑选程序的效力,才使他们无法考上文法中学。就此而论,表面上的公平可能比不公平更难令人忍受”。或者,正如另一位英国论者所说,“福利国家并没有使社会模式变得充满活力,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僵化了,这实是福利国家所产生的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所有的人增加机会,然而,我们在做这种努力的时候应当充分认识到,为所有的人增加机会,有可能会只有利于那些能够较好地利用这些机会的人,而且常常会在努力的初期增加不平等的现象。如果对“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要求导致了人们努力根除上述“不公之利”,那么其结果就只可能是对社会造成危害,而别无其他。毋庸讳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不管它们是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异,还是机会方面的不同——都创造了这种不公之利。然而,由于任何个人的主要贡献都在于最充分地利用他所遭遇的偶然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成功一定是一个机遇的问题。

    7.从最高层面看,由教育传播知识的工作,实与通过研究而增进知识的工作无从分离。只有那些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能够对那些会突破现有知识边界(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的问题进行探究。19世纪的大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当时的那些大学,事实上只是一些研究机构——它们所提供的教育,充其量只是其研究的副产品,而且在那些研究机构中,学生是通过给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学者担当学徒(apprentice)的方式来获得知识的。自此以后,由于在达到知识边界以前必须掌握的知识量已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又由于根本不想突破知识边界但却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大学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时至今日,相当一大部分仍被称为“大学工作”(university          work)的事务,在性质和实质上其实仅为大学前教育的一种沿续。只有“研究院”或“研究生院”(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schools)——事实上,只是这些研究院或研究生院中的最优秀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前个世纪欧洲大陆的大学所特有的那类研究工作。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可以不再需要那种更为先进的和更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了。一个国家的智识生活的一般水平,在今天仍然主要依赖于此类研究工作。此外,尽管在那些试验性质的科学领域,由年轻的科学家在其间担当学徒的研究机构,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此一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危险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某些学术领域中,那种按民主方式对教育加以扩展的做法,会不利于开展那种使知识得以保持发展之势的原创性工作。

    一些人认为,当下西方世界生产出来的受过大学训练的专家人数不够,而另有一些人却认为西方世界所培养的真正具有顶尖水平的人数奇缺;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我个人以为我们可能更有理由关注后者。至少先在美国,此后也渐渐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缺乏真正具有顶尖水平的研究者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尽管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学前教育所提供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研究机构所具有的种种功利性偏见致使它们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授予职业资格方面,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因为这种制度的关注重点在于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更好的获得物质利益的机会,而较少关注知识的增进问题——增进知识的进步始终是少数人的工作,而且也的确最有理由要求公众给予支持。

    像旧式大学那样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拓宽知识范围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之所以仍然有可能继续成为产生新知识的主要源泉,其原因在于只有这类研究机构才能提供选择研究问题的自由,才能为不同学科的代表人物提供沟通和交流的条件——而正是这些方面的保障为认识和探究新观念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的确,对旨在实现某一已知目标的工作进行刻意的安排和组织,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知识在某一已知的方向上向前迈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知识的普遍进步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且不可预见的重要成就,一般来讲并不产生于对具体目标的追求之中,而是产生于对各种机会——亦即每个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天赋能力、特定环境和社会交际等因素之间的偶然性组合所创造的机会——的把握和运用之中。尽管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在开展所有具有“应用”性质的研究工作方面,可能最具成效,然而这类机构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讲却始终只是指定性(或针对性)的研究(directed     research),因为这种研究的目标乃是由专门化的设备、聚集在一起的特定队伍,以及该机构所旨在实现的具体目的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为拓展知识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中,通常并无固定的论题或题域,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通常都是由于否弃传统的学科分工(division          of disciplines)而带来的。

    8.因此,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持知识进步的问题乃与“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问题密切相关。最初提出学术自由观念者,乃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在这些国家中,一般来讲,大学一开始都是国立研究机构,因此这些关于学术自由的观念的提出,在当时完全是为了反对国家从政治上干预这些机构的研究工作。然而,学术自由所涉及的真正问题,远比上文所论要宽泛得多。我们不仅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由外行的政府机构对所有的研究做任何单一统筹的规划和指导,而且也同样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由一些具最高声望的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学术评议会(senate)对所有的研究进行这类指导和规划。虽然,某个科学家对基于那些在他看来全不相干的考虑所作的对其课题选择和研究的干涉,自然会深恶痛绝,但是,比起所有研究机构统统受制于关于特定时期何者最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某种单一观念这种情形,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机构,即使它们各自受制于不同的外部压力,其危害一定会更小。

    学术自由当然不是指每个科学家都应当进行在他看来最为可欲的研究,也同样不是指整个科学应当自治。学术自由毋宁是指应当有尽可能多的独立的研究工作中心,在这些工作中心里,至少那些已被证明有能力增进知识发展并被证明能专心于自己研究工作的人士,能够自行确定其将为之付出精力的研究问题;在这些工作中心里,他们能够阐述和讨论他们已经获得的结论,而不论这些结论是否符合其雇主或大众的愿望。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那些在其同行心目中已具资格的人士,以及那些因此而获致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其助手的工作的高级职位的研究人员,应当享有工作或职位的保障或终身任职的保障(security   of tenure)。授予此项特权的理由,与确保法官终身任职的理由相类似;同时,授予这种特权也不是为了特权享有者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人们恰当地认识到,从总体上来看,处于这类位置上的研究人员在得到保护而不受外部观点压力的状况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当然,这绝不是一项不受限制的特权;它仅仅意味着,这种特权一旦被授予,就不得撤销,但是授权书或任命书中有特别规定者除外。

    随着我们获得的新经验越来越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可以就新的任命或授权的条件进行修改,尽管这类新条件不能适用于那些已享有美国的所谓“终身教职”的人士。例如,晚近的经验似乎表明,任命的条件应当做出如下特别规定,即此一教职的任职者,如果故意参与或支持任何反对此一特权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原则的运动,那么他就将丧失这项特权。宽容不应当包括对不宽容的提倡。正是基于此一理由,我认为不应当给予一个共产党人以“终身教职”的权利,但是,如果他在没有这类明确限制的情况下已经获得了此项“终身任职”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像对待其他类似的任命一样,去尊重对他的任命。

    然而,上述一切仅适用于“终身任职”这一特权。除了上述关于终身任职权的考虑之外,任何人似乎都没有理由把按其所愿进行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作为一项权利来主张,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任何规则也没有理由硬性规定任何持有某一特殊观点的人士不得享有此项自由。一个旨在达到高水准的研究机构虽说很容易认识到,只要它授予其研究人员(甚至是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以选择研究课题和所持观点的广泛的自由,它就能够吸引到第一流的学术人才,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人也都没有权利要求该研究机构在不考虑他所具有的兴趣和所持的观点的情况下便雇佣或任命他。

    9.人们在今天已极其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保护研究机构或教学机构(institutions of learning),以使它们免遭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较粗蛮的干预,所以在这种情势下,声誉较高的研究机构已毋需对此有太多的忧虑。但是,人们仍需要保有高度的警省,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压力或干预的实施,常常是假高度理想化的且得到普遍支持的目标之名来实现的。对一尚未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施以压制,可能会比反对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更为有害。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人在当年都主张,在政治学(或称政府学,        government)领域内,弗吉尼亚大学所教授的原则以及所采用的课本均应当由当局来规定,这是因为下一任教授可能是一名“过时的联邦主义学派的成员”。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省!

    然而,当下的危险与其说在于显而易见的外部干预,不如说在于那些掌管金钱的人因研究对经费的日益需求而谋取到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权。这种对研究经费的控制权,对于科学进步来讲,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因为某些科学家本身也持有那种力图以一种统一的和集中的方式指导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想法,而对研究经费的控制则有可能有助于此一想法的实现。尽管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影响下打着科学规划的旗号于1930年代所发动的第一次巨大的攻击已被成功地击退,尽管由此引发的讨论也已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了自由在此一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种种试图将科学研究活动“组织”起来并使之迈向特定的目标的企图,仍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再表现出来。

    苏联人在某些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后来又成了人们重新关注以刻意安排的方式组织科学研究活动的起因,这当不会令我们感到惊奇,更不应当使我们改变我们关于自由之重要性的观点。无可争议的是,对于人们已经知道可以实现的任一目标或任何数量有限的目标来讲,如果人们在集中配置所有资源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实现这些目标,那么人们就很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它们;这就是在短期战争中全权性组织(totalitarian            organization)事实上能够更为有效的原因,同样这也是人们认为这样一种政府对其他国家极具威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如果所有的研究活动均指向那些在现今看来最为重要的目标,知识的普遍进步就能更加迅速;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也同样不意味着,刻意将科学研究活动加以组织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强大。

    致使人们相信指定性或针对性研究具有优越性的另一因素,乃是这样一种多少有些言过其实的观念在起作用,即现代工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工业实验室或研究室之间所展开的有组织的协调作业。事实上,一如新近的某些详尽研究所指出的,在晚近实现的主要的科技进步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其比例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乃出自于个人的努力,而且也经常是出自于这样一些人的努力,他们是在对业余兴趣的追求中或者仅因偶然因素而开始对其问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做出这些贡献的。这在较侧重于应用性研究的领域中是如此,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就这种研究的性质来看,重大的进步更难预见。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当前那种对协调作业和合作研究的强调,事实上是很危险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说,很可能是欧洲人对基础性研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这部分是由于欧洲人不太习惯于对物质的依赖,从而也较少对充足的物质支持的依附),使他们在最具原创性的基础性研究领域中拥有着某种超过美国科学家的优势。

    科学研究并不是根据某种用以判定其社会功效的统一观点来决定的,因此,如果每个被证明为具有研究资格的人都能够致力于他自己认为最利于其作出贡献的那些工作,那么知识就可能得到最快的发展,而且这也是对我们所主张的论点的较为重要的实践。一如试验性研究领域中的情形所日益表现出来的那般,如果通过确使每个有资格的研究者决定如何运用自己时间的方式已不足以使他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大多数工作亦必须以大量物质手段作为支撑,那么在这种境况下欲求知识的进步,存在着各种独立的资助机构就一定比那种由某个单一的权力机构依据一项一元性计划来控制资金的状况更可取,因为在存在着各种独立的资助机构的情况下,甚至那些非正统的思想者都可能有机会找到同情的倾听者并获得资助。

    尽管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管理那些用于支持研究的独立资金的方面,我们仍缺乏足够的经验,尽管我们还无从确信大基金会是否会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始终能够产生有助益的影响(这些基金会不可避免地会依附于多数的观点,而作为结果,它们便会倾向于强调追随科学研究的时尚),但几乎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各种私人捐款而形成基金,以资助有限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美国状况最有希望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现行的税法可能暂时会使这类基金得到继续增加,但是我们应当牢记,同样也是这些税法使得新的资产的积累更为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基金的财源便有可能在未来渐渐干涸。一如在其他领域那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内保持自由,从长远来看,将依赖于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权的分散,亦将依赖于那些能够将大量资金用于他们所认为的重要目标的个人的始终存在。

    10.在我们最无知的地方——亦即现有知识之边界,换言之,在没有人能够预言迈出下一步的结果为何的地方——自由亦就最为重要。尽管在这个领域中,自由也已蒙受了威胁,然而亦正是在此一领域中,我们还能够指望大多数研究人员在他们认识到这种威胁时会团结起来捍卫自由。我们在本书中之所以主要关注其他领域的自由,乃是因为人们在今天常常忘记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是以更为宽泛的自由为基础的,换言之,没有这种更为宽泛的自由作为基础,智识自由亦就无法存在。但是,自由的终极目的乃在于扩大人们超越其前人的能力,对此,每一代人均须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亦即为知识的增长和为道德信念和审美观念的不断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一领域中,任何上级或上级机构都无权将一套关于何为正确或何为善的观念强加给人们,而只有进一步的经验才能决定什么观点应当盛行。

    只有当人们超越了其此在的自我(present  self)时,亦即只有当新颖者得以产生且对他的评价也有待于未来时,自由才会最终显示出其自身的价值。因此,教育和研究等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本书的首要论题——从分析自由和对自由的限制各自所具有的较间接且较不显现的后果,到探究它们最直接地影响各种终极价值的问题。我以为,冯·洪堡的精辟论断——百年前约翰·穆勒将其登录于《论自由》的篇首——最适于用作本书的结语,“本书所阐明的每一论点,都明确且直接趋向于这样一个首要的大原则,即人得到最为多样化的发展具有着绝对且本质的重要性”。

    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自古到今,自由的真诚朋友可以说寥寥无几,而且自由所获得的成功也始终是少数者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胜出,其原因乃是他们一直与其他辅助者相联合,尽管这些辅助者的目标常常与自由人士本身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联合始终存在着危险,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为反对者提供了正当的反对理由。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与此同时,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在反对这些运动的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却发现自己在很多时候竟与那些习惯于抗拒变迁的人处于同一阵线。从当下的政治现实情势来看,他们除了支持保守党派(the       conservative parties)以外,通常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我在本书中所试图界定的立场也经常被称作为“保守主义的立场”,但事实上它却距传统上这一名称所指称的立场之含义相去甚远。不加辨析地看待这两种立场,当会导致极大的危险,因为它会使人们把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混为一谈: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共同反对那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但是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不相同。因此,将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可能也是较为确切的——保守主义的立场做出明确的界分,是颇为重要的。

    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这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且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广为人们持有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冲突,因为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欧洲版的保守主义(the           European type of conservatism),由于具有着一种多少有些独特的性质,所以与美国传统并不相容;然而,晚近那种试图把这种保守主义植入到美国的做法,却使得既有的混乱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人做出这类努力之前,美国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立场,加以严格的辨析。出于某种考虑,我暂时还是把我自己所采取的立场继续称作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是我认为这一立场既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根本不同,亦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大相径庭。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对把自己的立场称作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忧心忡忡,所以我将在后文为自由党派(the           party of liberty)考虑一个更合适的名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只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词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了频繁导致误解的根源,而且也是因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liberalism)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

    在这里,我将首先指出那些在我看来对于那种名符其实的保守主义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对意见。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保守主义者与进步党人之间的持久论战,只能影响后者在当代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影响其发展的方向。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进步之轮需要有一个制动装置”,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却无法满足于仅仅使用这个制动装置。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必须首先追问的,并不是我们应当发展得多快、多远,而是我们应当向哪里发展。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与今天的集体主义激进分子间的差异,要比保守主义者与这些集体主义激进分子间的差异大得多。保守主义者对于那些不利于其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一般只持有一种温和且适中的反对态度,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

    2.人们一般就上述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三方的相对立场所给出的图景,与其说是厘清了他们间的真正关系,不如说是更加掩盖了他们间的真正关系。人们通常都将他们三方的不同立场置于一条水平线上加以理解:社会主义者在左端,保守主义者在右端,而自由主义者则在中间的某个位置上。这种图景可以说造成了最大的误导。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图解,较为恰当的做法乃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他们间的关系:保守主义者已占据其间的一角,社会主义者竭力把他们拉向另一个角,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把他们拉向第三个角。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能够强力拖拉,所以保守主义者一直趋向于追随社会主义者的方向,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并且在一定的时距内接受那些因激进主义者的宣传而谋得尊重的观点。保守主义者不仅向社会主义者妥协,而且还常常掠其之美,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之事。保守主义者由于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只能是“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的倡导者,而且他们也只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这个信念就是真理一定存在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地方——结果,不论哪一翼出现一种更为极端的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随之转移其立场。

    因此,在任何时候,欲恰当地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都要视现行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由于过去数十年中的发展主要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的,所以从表面上看,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在竭力延缓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速度。但是,就自由主义而言,其要害在于它试图迈向另外一个方向,而不是处于原地不动。的确,自由主义曾一度得到了人们较为广泛的接受,它的一些目标也几近于实现;正是这个事实在今天常常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正在逆行,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印象与事实不符,因为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向后看的学说。毋庸讳言,自由主义的理想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的实现,而且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曾停止过追求或展望对既有制度的进一步改进或完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凡是在自生自发的变革被政府的控制所窒息的地方,自由主义便要求对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就目前的大多数政府行动而言,当下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期望维持现状,亦不可能不要求变革。实际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最为迫切需要的乃是彻底清除对自由发展所构成的一切障碍。

    在美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捍卫长期确立起来的制度来保护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个事实来掩盖上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极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已确立久远,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

    3.在我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与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明显区别进行讨论之前,我必须首先强调指出,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亦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获得了颇多教益。我们(至少是在经济学领域之外)从他们对于业已确立的各种制度的价值所进行的令人尊敬的和值得称道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诸多对我们理解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说具有真正贡献的精辟洞见。不论柯勒律芝(Coleridge)、伯纳尔德(Bonald)、De     Maistre、Justus Moser 或 Donoso Cortes     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多么反动,他们还是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发展起来以前,就已经对种种自生自发形成的制度(如语言、法律、道德和风俗等等)所具有的意义做出了颇为深刻的理解,而自由主义者极可能已从中得益良多。但是,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发展的赞誉论说,一般来讲只适用于过去的那些自由发展。他们的特点就是缺乏勇气去迎接同样属于不是出于设计的种种新变化,而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会生发出人类奋斗所依凭的各种新工具。

    上文所论使我们看到了保守主义者的倾向同自由主义者态度间的第一个根本区别。正如保守主义论者自己也常常承认的那样,保守主义者的态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恐惧变化,怯于相信新事物,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则是基于勇气和信心,基于一种充分的准备,即使不能预知变化将导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发展。如果保守主义者仅仅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发生迅猛激烈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加反对的;而且仅就这点而言,主张谨慎、稳健和渐进的观点,也确实很有说服力。但是,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却倾向于根据他们怯懦的思路运用政府的权力去阻止变革或者限制变革的速率。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保守主义者又对自生自发的调适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对这种自生自发调适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接受各种变革,即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必要的调适。事实上,自由主义者认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力量无论如何都能够做出适应新情况的必要调适,尽管任何人都无从预见这些力量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势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人们之所以常常不赞成任由市场自发地起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人们无力想象离开了审慎考虑的控制以后如何能够在需求和供给、出口和进口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达致某种必要的平衡。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有某种更高的智慧在关注和监督着变革进程的时候,只有在知道有某个权力机构在负责使变革“有秩序地”(orderly)展开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保守主义者这种不敢相信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特点,是同它的另外两个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它对权力机构的偏爱,二是它对经济力量的不理解。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抽象理论和一般原则,所以它既不理解一项自由的政策所依凭的那些自生自发的力量,也不拥有一个制定政策性原则(principles    of policy   )的基础。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秩序乃是权力机构不断加以关注的结果;因此,为实现秩序这一目的,就必须允许权力当局根据特定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而不能用僵化的规则将它束缚起来。遵从原则,实则预设了对社会各种努力得以协调所依凭的一般性力量的理解,但正是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经济机制的理论,是保守主义明显缺乏的。保守主义者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一般认识方面是如此地贫乏,以致于他们的现代追随者在试图建构一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时,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他们所求诸的几乎全是那些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家。麦考利(Macaulay)、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克(Lecky)等人,当然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为人们所公认;即使是埃德蒙·伯克,自始至终也是位“老辉格党人”,而且他如果知道有人会将他视作托利党人的话,那么他也定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主要的问题上做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保守主义者对业已确立的权力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往往表示出一种特有的亲善态度,二是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关怀乃在于如何使这种权力机构的权力不被削弱,而不在于将它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态度和关怀很难与维护自由的立场相容。从一般的层面上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只要强制或专断的权力被用来实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种强制或专断的权力。他们确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派人的手中,它就不应当受到太多僵化规则的束缚。既然保守主义者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且毫无原则可言,那么他们的主要期望也就必定依赖于明智善良者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所依据的不仅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见到的那种示范,而且还要依靠人们赋予他们并由他们强制实施的权力。如同社会主义者一般,保守主义者较少关注应当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他们更为关注的则是由谁来行使这些权力的问题;同时,如同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还认为自己有权将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人。

    当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时,我并不是想说他们没有道德信念(moral   conviction)。事实上,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是具有极强的道德信念的人士。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实是指他们并不具有这样一些政治原则,亦即那些能够使他们与持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人进行合作以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正是对这类能够使不同的价值共处共存的政治原则的承认,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使用最少的强力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社会。对这类原则的接受,意味着我们同意宽容善待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当然,较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保守主义者的许多价值观念,对我更具吸引力;但是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个人赋予特定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足以构成强迫他人去追求这些目标的充分理由。我相信,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所做的讨论,将被我的一些保守主义的朋友们视为对现代流行观点的“妥协”,并且会对此感到震惊。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可能同他们一样不喜欢现行的一些措施,并可能就这些措施投反对票,但是我知道,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还拿不什么一般性的原则,可以使我说服那些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并向他们指出在我们彼此共同期望的受一般性原则指导的社会里,是不能允许人们采取那些措施的。欲与他人一起成功地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于一个人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且还需要对某种类型的秩序有一种智识上的承诺,在这种秩序中,即使在那些对某个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应当允许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翻然悔悟的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老巢里要比在自由主义阵营里更容易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最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还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受到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当受到保护,而且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应当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某些优越者的存在——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平均主义者——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任何人拥有判定谁是优越者的权力。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捍卫某种业已确立的等级制度,并且希望权力机构能够保护他们所看重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然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任何对业已确立的价值的尊重,都不能证明下述做法为正当:为了保护这些优越者免受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在文明进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认为,这些精英并不具有特权,他们必须在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规则之下通过对自己的能力的证明来维护其地位。

    与此紧密相关的乃是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一般态度。我在上文已经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多数统治是一种目的,相反,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甚或可以认为它是我们所必须加以选择的诸种统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但是,我相信,当保守主义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弊端归罪于民主制度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毋庸置疑,首恶乃是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行使无限的权力。现代民主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坦率言之,若是为某些少数精英所掌握,会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应当承认,只是当权力为多数控制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为对政府权力做进一步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和无限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无限政府。同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限制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样,去学习限制多数统治的权力。无论如何,与任何其他制度的优点相比,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和平变革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具有更大且更多的优点;因此,我无法对保守主义的反民主倾向抱有丝毫同情。对我来讲,实质性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

    保守主义者反对过多的政府管制,绝非出于原则的考虑,而是其关注政府的特定目标所致,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保守主义者通常都反对工业领域中的集体主义措施和指令主义(directivist)措施,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常常能够与他们结盟。但是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通常又是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s      ),且频频支持农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措施。尽管今天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存在的种种管制措施,主要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结果,但是在农业领域中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意义的那些管制措施,通常却是由保守主义者在更早的时候提出并采用的。此外,许多保守主义领导人还曾同社会主义者争抢风头,竭尽各自之能事,对自由企业大加贬损。

    4.我在前文中早已指出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纯智识领域里的种种区别,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把它们再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因为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领域中的特殊态度并不只是保守主义自身的一个严重弊端,而且还倾向于损害任何与之结盟者的目标和它自己的目标。保守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是新观念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引起变革。但是,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之所以惧怕新观念,乃是因为保守主义者自身并没有独特的原则可资抗拒这些新观念;更有进者,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任何理论,并且除了接受那些已为经验所证实者以外对未知事态又毫无想象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思想的斗争展开之前就已丢失了自己的武器。与自由主义对观念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根本信任不同,保守主义被种种从某个特定时期继承来的观念所束缚。而且,既然保守主义并不真正相信论辩的力量,那么它最后的依凭通常就只能是诉诸某种更高的智慧(superior     wisdom),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智慧之所以是“更高的”,实是以某种自我妄称的优越品质为基础的。

    上述区别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传统对知识增进的不同态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显示。尽管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把所有的变化都视作进步,但他们确实把知识的增进视为人类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期望在知识的增进过程中能够逐步解决那些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和难题。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述,自由主义者并不只是因为新事物是新的才偏爱它,而是意识到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自由主义者时刻准备接受新的知识,而不会考虑这种知识的即时性影响是否为他们所喜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中最应当加以反对的一点,就是它拒绝接受有充分根据的新知识的倾向,而他们之所以采取拒绝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新知识似乎会带来的某些后果,换言之——或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蒙昧主义所致。我并不否认科学家也同其他人一样会受流行时尚的影响,而且也不否认我们在接受他们从最新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时完全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警省。但是,我们在谨慎对待这些结论时所依据的理由,其本身却必须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因为愤恨新理论推翻了我们所珍视的信念便对它们加以拒斥:理性与情感必须分离开来。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比如说——进化论或者所谓的对生命现象的“机械论”解释(mechanistic           explanations   ),其原因只是他们不喜欢某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些理论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对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几乎无法忍受。对于那些甚至把人们追问某些问题的做法都视作违背本分和大不敬的人,我就更不能忍受了。由于拒绝面对现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自身地位。另一方面,唯理主义者因其预设的缘故,而致使其从新的科学洞见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常常与事实和这些洞见根本不符。众所周知,唯有通过积极参与对新发现的后果进行分析或阐释,我们才能了解它们是否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如果适合,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分析和阐释,以认识它们是如何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如果我们的道德信念真的被证明为是建立在一些已被认定是错误的事实性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之上的,那么通过拒绝承认事实的方式而顽固地捍卫这些道德信念,就很难称得上是道德的。

    由于保守主义者对新颖和陌生的事物不信任,所以他们也会敌视国际主义,并强烈倾向于民族主义。这是保守主义在思想斗争中之所以脆弱无力的另一个根源。其实,保守主义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在改变着我们文明的种种观念,绝不会承认任何国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观念,那只能使其丧失在必要时有效抵制这些观念的力量。显而易见,观念的丰富和增进,乃是一个国际过程,而且只有那些充分参与这些观念讨论的人,才能对此一进程施以重大的影响。仅仅宣称一种观念是非美国的,非英国的或是非德国的,就不予接受,这显然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辩;同样,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于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设,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论辩。

    关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间的密切联系,我们还可以做更为详尽的讨论,但我不想就这一问题再做发挥,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是我的个人境况使我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予以同情。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即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偏见常常为保守主义架起了通向集体主义的桥梁:根据“我们的”工业或资源进行思考,可以说与要求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把这些国家资产置于国家管制或指令之下,只距一步之遥。但是仅就这一点而言,从法国大革命导源出来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并不比保守主义好多少。不言自明的是,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乃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相去甚远,而且反对这种民族主义与珍重一个民族的各种传统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珍爱并敬重自己社会的某些传统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我对陌生的和不同于这些传统的事态抱有敌意的理由。

    我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反国际主义的倾向,还时常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一论点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人们只需稍加思考,便能理解此一道理;这是因为人越是不喜欢新颖陌生的事物、越是认为他自己的方式优越,就越是容易把“教化”别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并不是通过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那种自愿的且自由的相互沟通,而是以那种赐予别人以有效统治的恩惠的方式加以实现的。颇具意义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又能经常发现保守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联手对付自由主义者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英国或是德国,而且还发生在美国。在英国,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所领导的费边主义者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同流合污,并得到“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集团的支持;在美国,即使是在老罗斯福执政时代,人们也可以看到:“沙文主义者同社会改良者联手,并组织起一个政治党派;它甚至威胁要执掌政府大权,并运用此一权力去实现他们的凯撒式家长政制(Caesaristic    paternalism)的纲领。这个危险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是被躲过了,乃是因为其他党派只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在相对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纲领”。

    5.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自由主义者占据着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位置,因为他们既与保守主义者常常诉诸的那种神秘主义(mysticism)相去甚远,也与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赤裸裸的唯理主义相距千里;社会主义者居然想根据其自己的理性开出的模式来重建所有的社会制度。然而,我所描述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与保守主义者有一共同点,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相信理性:自由主义者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而且自由主义者也并不能确信他们所知道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甚或也不能确信人们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极乐意从任何已经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制度或习惯中寻求帮助。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承认我们所知甚少,但却不会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声称存在着一个掌握着超自然的知识渊源的权威。我们必须承认,从某些方面来讲,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怀疑论者——但是,除此之外,它似乎还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以便让其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幸福,以便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宽容。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怀疑和自我怀疑,就一定意味着自由主义者缺乏宗教信仰。与法国大革命的唯理主义不同,真正的自由主义与宗教并无冲突,而且我只能对那种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19世纪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好战的且本质上属于非自由主义的反宗教主义(antireligionism)感到悲哀。自由主义之本质并不反对宗教;自由主义的英国前辈——老辉格党人,就清楚地标示出了这一点:这是因为老辉格党人与某种宗教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这个问题而言,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而且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绝不应当加以混淆。

    6.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我为什么不把自己视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道理了。然而,很多人会认为,我在上文所表明的立场很难说是他们惯常所称的“自由主义”,因此,我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主义这一称谓在今天是否仍可确切地适用于自由党派。我已经指出,虽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晚近以来,每每当我称自己为一自由主义者时,所感到的疑虑亦愈来愈多,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立场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the utilitarians)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827年,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把1688年革命说成是“诸原则的巨大胜利,这些原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由主义的原则或宪政的原则”。如果自由主义在今天仍然具有这位历史学家所意指的含义,或者它仍然具有着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含义(他曾经将伯克、麦考利和格拉斯通视作三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它甚至还具有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意指的含义(他把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视为“19世纪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我用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来标示自己,我将对此感到不胜荣幸。尽管我也极想把欧洲大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必须指出,他们所主张的那些观念,乃为上述诸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所强烈反对;而且我还必须指出,欧洲大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欲求的乃是将一种前设的理性模式强加于世人,而不是为自由发展提供机会。英国那些自封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取向也大致如此,而这种情况至少从Lloyd     George 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我们当有必要认识到,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与今天那些打着自由主义这一旗号而进行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无甚关联。而且那些在今天依旧用这个称谓进行统合的历史上的组织或党派,是否有助于任何运动的成功,也同样大有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应当努力排除这个术语的种种误用并还其原本含义,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我个人越来越觉得,不加详尽解释或限定就使用这个术语会引起大多的混淆,同时我也感到,作为一种标志,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所代表的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不是一种力量的源泉。

    在美国,按我理解的那种意义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称谓,现在已是不可能了,美国人倾向于用“严格限权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取而代之。这可能是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个人以为该术语毫无吸引人之处。就我来看,它带有过多的人造术语的和代用品的味道。我所希望的乃是这样一个术语,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党派,亦即一个赞成自由发展和自生自发进化的党派。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我虽说已绞尽脑汁,试图发现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描述性术语,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7.然而,我们应当牢记,当我努力加以重述的那些理想最初在西方世界传播的时候,代表那些理想的党派拥有着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名称,这便是“辉格”。正是英国辉格党人的理想,激励了在整个欧洲展开的那种后来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运动,并为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者提供了种种思想资源,他们把这些理想带到美国,并用它们来指导独立战争和创建宪政。事实上,这种传统的性质后来因具有全权性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增加而被改变了,然而,在这个传统的性质被改变以前,自由党派便一直是以“辉格”这一名称而著称于世的。

    这个名称后来之所以在它的诞生地消声匿迹,部分原因是辉格这一名称所赞颂的诸原则曾一度不再是某一特定政党的鲜明特色,另一部分原因乃是一些具有辉格这个名称的人士已不再忠诚于那些原则了。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些辉格党派中的激进主义者最终也都不再信赖这一名称了。但是更为重要的事实却是,由于自由主义只是在自由运动吸收了法国大革命所弘扬的赤裸裸的和好战的唯理主义之后才取代了辉格主义,又由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把那种辉格传统从侵入其中的唯理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影响中拯救出来,所以,从历史上看,辉格主义才是我所信仰的那些观念的确当称谓。我对思想观念的进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真切地认识到我简直就是一个至死不悔的老辉格党人(Old Whig),而这个名称的重点在这个“老”字上。

    承认自己是一个老辉格党人,当然并不意味着我想重新回到17世纪末去。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那些在17世纪末首次提出的原则,直到七八十年以前还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尽管它们在当时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党派的主要目标了。而且从那时起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和更为有效的形式重述这些原则。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必须根据目前的知识重新陈述它们,可基本的原则还依旧是那些老辉格党人的原则。确实,以辉格命名的这个党派的后来的历史,甚至会使一些历史学家都感到怀疑: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一套独特的辉格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即虽然许多“原则的倡导者,最初只是一些最不知名的人士,但是由辉格党人最早提出的市政法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级法的观念,则是英国人的最高成就,也是辉格党人留给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遗产”,对此,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补充:这一观念也是辉格党人留给世界的最伟大的遗产。此一原则构成了盎格鲁一萨克逊诸国共同传统的基础;它是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从中吸取的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政府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根据。在美国,它的纯粹形式并不是经由杰斐逊的激进主义为代表的,也不是通过汉弥尔顿甚或约翰·亚当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而是通过“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思想反映出来的。

    我不知道复活那个古老的名称是否符合实际政治的要求。不论是在盎格鲁一萨克逊世界,还是在其他地方,对于人民大众来说,这个名称很可能是一个与当下的生活并没有明确关联的术语,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或许是一个优点而不是缺陷。对于那些谙熟思想观念史的人士来说,它很可能是唯一能确切表达这个传统所具有的意蕴的名称。对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许多从社会主义者转变而来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辉格主义是最令他们厌恶的名称,而这也表明了他们的本能倾向。辉格主义始终是一个一贯反对各种专断性权力的唯一一套理想的名称。

    8.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个名称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总体上仍然是自由政体,因此在那里,保护现存事态常常就是保护自由。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的捍卫者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确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仅仅根据倾向而将他们与保守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时常会引起很多麻烦。即使人们赞同相同的制度安排,我们也必须追问,他们赞同这些制度安排,究竟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已经存在,还是因为这些安排本身是可欲的。的确,不同取向的人虽然都全力反对集体主义潮流,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一表面现象而掩盖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对完整自由(integral  freedom)的坚信,乃是以一种在本质上是前瞻性的态度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任何怀旧的情感为基础的,也不是建立在对既存事态的罗曼蒂克式的赞慕的基础上的。

    然而,如同在欧洲许多地方所展现的情况那样,在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大部分集体主义的纲领——这种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政策,以致于与之相关的许多制度都已经被人们视为当然而接受下来,甚至还成了创制这些制度的“保守主义”党派的骄傲之本——的地方,要求对自由的捍卫者与保守主义者做出明确的区分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自由的信奉者定将与保守主义者冲突交火,而且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本质上激进的立场,以反对种种流行的偏见、业已确立的立场和根深蒂固的特权。愚昧和滥用,绝不会因为已成为业已确立的政策性原则而有所改观,变成善事。

    对于政治家来讲,“不要扰乱已然确立的事务”(quieta nonmovere)的原则虽说有时是一明智箴言,但它却绝不会令政治哲学家感到满足。政治哲学家可能会希望政府小心谨慎地推进政策,并且也可能主张在未得到公众舆论支持之前不要轻易地推行政策,但是他们却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当下的舆论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们。在当下的世界,一如19世纪初期的世界那般,主要的任务乃在于将自生自发的发展进程从那些因人的愚昧而造成的障碍或困扰中解放出来,所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就必须立足于说服那些——根据倾向来看——“进步”的群体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目前可能正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化,但是他们至少愿意用批判的眼光去检视现状,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去改变这种现状。

    我在考虑那种捍卫一整套知识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群体时,偶尔也用“党派”(party)这样的术语来指称它们,但我不希望因此而误导读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政治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对象。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将一种破碎的传统拼合起来的方式重新建构一系列原则,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然而,如何将这些原则转变成为大众欢迎的纲领,则实属另一个问题;不无遗憾的是,政治哲学家必须把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些“世故且狡猾的人去处理,他们的俗称便是政治家或政客,而且他们的决定往往会受到即时性的变幻不定的情势的支配”。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只有当政治哲学家不去关注那些在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务,而只关注如何一以贯之地捍卫“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是否真地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a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的东西。保守主义可能常常是一种具有实际效用的箴言,但是它却无从为我们提供任何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 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平等、贫困及遗产税

    本文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与观众一次对话的文字记录。

    01  关于自由和平等

    【提问者】你说过有很多美国人赞同并相信你对自由的定义——“免于强制的自由”,这点我可能也赞同。
    但同时,我认为很多美国人相信另一种自由,那就是“获得幸福的自由”。
    比如,有一定品质且价格公道的房屋、教育等等。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体制已经形成:穷人继续穷,富人继续富,阶级已然固化……

    【弗里德曼】你说的这种体制从未形成,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这说法是一派胡言。 若你看下证据,就能发现阶级之间有大量的流动性。 事实上,还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这所反映的与你说的正好相反,所以,你说的情况并不存在。 恰恰相反,收入流动性大量地存在于每代人之间和代与代之间
    我们不该讨论连前提都是错的问题。

    【提问者】(尴尬中。。。) 呃。。。好吧。。。让我继续,因为我不确定你对我这个前提的反驳是否对我接下来的问题有影响。 由于成为富裕阶级并非那么简单直接,我们某部分体制令人们几乎不可能办到这种事。 我认为还有种自由象征着对平等的追求,而这与自由选择相悖。 那么我的问题是:是否能以平等为目标来建设我们的体制? 我相信很多人同意这么做,但又不愿牺牲“免受强制的自由”。

    【弗里德曼】 我现在不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因为你问得太复杂了,所以,如果我回答得有点教条的话,请你原谅。 但我想声明的是我以下的陈述并非没有思考和理智的支持。 在我看来,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极其热烈的掌声)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 这个结论,不仅是以整个历史为依据的,并且是以推理为依据的。 如果你对优先追求平等的结果进行推理你就能想清楚,你要想达到平等,就必须给予一些人掏别人腰包的权利。那么追求平等的最终结果就是甲和乙决定丙该为丁做什么?而且甲和乙还必须从中拿走一点佣金。

    02  关于贫困

    【提问者】我觉得你避而不谈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贫困”。 在我提问之前,我想引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如果一个自由社会不能帮助占多数的穷人,那它也不能保护占少数的富人。” 既然说政府是人民的,那么当一大批人民生活艰苦时,也许这个人民的政府就应该给予帮助。 我的问题是: 穷人到底有多少自由? 失业者到底有多少自由? 底层人民到底有多少自由? 问到这里,那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弗里德曼】首先…… 很高兴看到你们对穷人的关心。 首先,政府没有任何责任,人,才有责任! 这栋楼没有责任,你和我才有责任,有责任的是人!
    第二点,我们如何能最有效地对别人负责任,这才是问题。 就贫困而言,至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比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更能有效消灭贫困的制度了。(极其热烈的掌声) 普通人生活水准提高最大的时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个讲堂内的所有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继承人。 我们得益于我们的父母与祖父母能够来到这片土地,借助于这里给他们提供的自由环境,他们能让自己及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若你细看真正的贫困问题以及这个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几乎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政府的作为。 要想消除这些问题就得消除糟糕的政府失灵
    请让我精确地举例回答你。 为什么黑人青年失业率那么高? 说起来简直是耻辱和丑闻。 为何他们失业率高? 第一,因为给他们提供了差劲的公立教育,使得他们难以胜任适当的工作。 第二,法规导致雇主歧视他们。因为雇主不会雇佣他们,除非他们的生产力能超过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是美国最反黑人的法律。 之所以说这是条反黑人的法规,是因为,首先给了这些黑人青年糟糕的教育,致使他们欠缺生产力。 然后,又阻碍他们获得工作锻炼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他们本可在雇主能支付较低薪水时获得的。 这样他们本可有工作锻炼的机会,能让他们得到提升,并为未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铺路。 第三,政府建立了福利体系,而这一直以来都是制造穷人的机器。 它引诱人们依附于福利。 我不是在责怪那些人,别误会了。。。 建立这样谬误畸形的怪物体系是我们的错。 在各种福利计划的鼓励下,人们甚至会让家庭破裂,使他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在福利下,我们有效地让很多人变穷。 然而说到。。。 我曾经什么?

    【提问者】你曾经贫穷过吗?穷得叮当响?

    【弗里德曼】当然,当然了,我曾经比这里在座的任何人都穷。 (极其热烈的掌声) 你们有几个人试过每天工作12小时只挣78美分? 但你要知道我的情况是无关紧要的。 你们中难道有人会说:除非医生自己患有癌症,否则就不让他给你治疗癌症吗?
    我能举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尽管这个国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贫困,但这里最穷的人群也比很多其它国家的人要相对富裕。

    03  关于遗产税

    【提问者】你不会争辩吧……至少我希望你不会……一个生活在印度的人相比美国人在基因上较低劣,纯粹是因为随机出生于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或生在一个没什么资产的家庭。这不是他的错。
    所以,就算自由市场制度能平等运作,让所有人都有同等的进步,但从一开始就拥有较少资本的人最终还是会拥有较少的资本。
    自由市场无法让一位身处其中的人去弥补这种先天的劣势,而那些成功的资本家,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资产去身陷于那种处境。
    那么,是否需要强制重新分配财富之后,你才能开始运行资本主义制度?

    【弗里德曼】不,当然不。唯一能有效重新分配财富的方法是摧毁人们拥有财富的动机。 那么问题就是怎样的一种体制能给那些生来处境不佳、不太走运的人以机会?
    你认为哪种体制能给他们最好的机会?

    【提问者】有一种重新分配财富的方法,是不会影响人们赚更多收入的动机的。那就是直接征收100%的遗产税。这不会影响赚钱的激励,反正是人死了之后嘛。。。

    【弗里德曼】(惊讶状……)我不清楚你的家境怎样?当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家族社会而非个人社会。我们倾向于谈论个人主义社会,但实际上,它更像家族社会。
    那么最大的激励人们进取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出于家族,是为了建立和成就一个体面的家族。
    100%遗产税的后果是什么?
    是鼓励人们挥霍钱财于奢侈阔绰的生活。 【提问者】这有什么坏处吗? 【弗里德曼】这个坏处是工厂从哪来?机器从哪来?资本投入从哪来?促进科技进步的动机从哪来? 若你建立一个这种机制的社会,那正巧攒了些财富的人就将钱消耗于浮华的娱乐。你知道吗?这现象令人惊奇,但很多人都不曾意识到。
    就是市场机制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甚至不惜为……我必须承认这在我看来经常是不理性的……不惜为他们的孩子们牺牲奉献。
    在我的观察中最奇妙的事之一,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孩子们从消费中获得的好处比自己同等消费得到的好处大
    很多父母都有理由期望孩子们未来会挣得比自己多,但他们仍节俭储蓄,就为了给孩子们留些东西。
    我觉得你就像个莽撞的冒失者,如果你认为100%遗产税对激励没有影响的话。
    它会破坏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它会摧毁一个社会。。。

  •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前言

        本书有其双亲:我们早些时候出版的一本名叫《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书;和一套与本书同名的电视节目“自由选择”。该套电视节目将于1980年由公共广播公司连续播放十个星期。
        《资本主义与自由》考察了“竞争资本主义——通过私人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作用组织大部分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经济自由体制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所起的作用。”该书阐明了政府在自由社会中应起的作用。
        《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说:“我们的原则并不是要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说明在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联合完成我们个人通过严格自愿的交易所难以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方面,走多远算合适。在人们提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必须造一张比较表,分别列出利弊。我们的原则可以告诉我们哪些项目应放在有利的一边,哪些项目应放在有害的一边,从而使我们在权衡不同项目的轻重缓急方面有所依据。”
        为了说明这些原则的实质及其运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考察了一些具体问题——如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资本主义与歧视以及减轻贫困等。

        《自由选择》是一本抽象论述较少而内容较为具体的书。读过《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人会发现,贯穿这两本书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本书联系具体问题的实例较多,空洞的理论论述较少。而且,本书对政治科学取用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是由以下一些经济学家发明的:安东尼·唐斯、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乔治·J·施蒂格勒以及加里·S·贝克尔,他们同其他许多人一起,在对政治作经济分析方面正在进行令人兴奋的研究工作。本书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者都被看作市场,在其中,结果取决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广义的)时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参加者认为可以大肆宣扬的社会目的。这一点暗含于全书,而在最后一章中予以明确指出。
        电视节目涉及的问题与本书一样:书中的十个章节同电视的十个节目相对应,而且(除了最后一章)标题也一样。但是,电视和书籍毕竟有许多不同之处——各有各的特点。本书涉及的许多内容,电视节目限于时间不得不删除或只一笔带过。而且本书的论述也较为系统和透彻。
        我们是在1977年初应宾夕法尼亚州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台长罗伯特·奇特斯特的要求着手搞这套电视节目的。他想象力丰富,工作勤奋,对自由社会的价值充满信心,因而成功地制作了这套节目。在他的建议下,米尔顿在1977年9月到1978年5月这一段时间内向各种听众作了十五次公开演讲,演讲后举行问答讨论会,所有这些都录了相。威廉·乔凡诺维奇委托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发行录相磁带,并慷慨解囊帮助录相,这些录相磁带现在就由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发行。演讲稿是设计这套电视节目的原材料。

        在演讲完成之前,奇特斯特就弄到了足够的经费,使我们能着手制作电视节目,我们选择了伦敦电视艺术公司来制作。经过几个月的初步计划,在1978年3月开始实际的摄制,直到1979年9月才完成。
        伦敦电视艺术公司的安东尼·杰伊、迈克尔·皮科克和罗伯特·里德在电视节目的最初设计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其后也起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在几乎整个摄制和剪辑的过程中始终同我们在一起的五位电视工作者是:迈克尔·莱瑟姆(制片人)、格雷厄姆·梅西(导演)、谈本·威尔逊(副制片人兼主要研究人)、玛格丽特·杨(助理导演兼制片秘书)和杰基·沃纳(制片主任)。在他们的耐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们很快就了解了制作电视纪录片这门神秘的艺术,他们以娴熟的技术和良好的配合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使我们在一个陌生而复杂的世界中的冒险成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愉快经历,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助,这很可能会是一场噩梦。
        他们坚持要把电视片搞得既简洁,又精确易懂,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许多思想,删掉不必要的东西,而只保留最基本的核心。同他们的讨论以及同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制片人员的讨论——这是摄制工作中最令人高兴的事情之———帮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论证上的弱点,迫使我们去寻找新的论据。由于不象在电视里那样要受严格的时间限制,我们在这本书里充分利用了这些讨论的结果。

        我们感谢爱德华·C·班菲尔得和大卫·D·弗里德曼,他们阅读了整部初稿;感谢乔治·施蒂格勒、阿伦·迪莱克脱、查基·尼希雅马、科林·坎贝尔和安娜·施瓦茨。罗斯玛丽·坎贝尔花了许多时间,在图书馆辛苦地核对事实与数字。即使出现差错,我们也不能怪她,因为我们自己也作了一些核对工作。我们非常感激米尔顿的秘书格洛里亚·瓦伦丁,她既耐心又能干。最后,我们感谢从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那里得到的帮助,其中一些帮助来自不知其名的人,一些帮助来自威廉·乔凡诺维奇、卡罗尔·希尔和本书的编辑佩吉·布鲁克斯。
        电视是富于戏剧性的。它使人激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我们还是认为,书籍是更有效的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具。一本书的作者可以深入地探讨某些问题,而不受滴答作响的时钟的限制。读者可以停下来思索,可以回过头来再看没有弄懂的问题,而不会被电视屏幕上不断变换的情景所激动,注意力也不会被分散。
        谁要是在一个晚上(或甚至十个晚上,每晚一小时)就被人所说服,那他肯定不是真的被说服、他会因为同另外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呆一晚上而改变看法。唯一真正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你脑袋里必须翻来覆去地捉摸这些问题,必须细细咀嚼许多论点,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临时选择才会变成坚定的信念。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D·弗里德曼    于伊利,弗蒙特    1979年 9月28日

     导言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5%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q>?</q>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见第七章)。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第四章)或平等(第五章),或是促进教育(第六章),保护消费者(第七章)或工人(第八章),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第九章),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见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见第五章)。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第二章)。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

        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一个按说是民主的政治体制里,特殊利益会压倒一般利益,探讨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纠正造成这种<q></q>结果的制度上的缺点,探讨怎样才能既限制政府又使它能够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解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第一章 市场的力量

        每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吃、穿、住,或干脆为了享乐,消耗无数的货物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就能买到。我们从不停下来想一下,有多少人这样那样出了力,提供这些货物和劳务。我们从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街角那个小店——或者现在的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总有我们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挣到钱来购买这些货物。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俄国是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那巨大经济被认为是靠命令来组织的。但这只是想象而并非事实。在经济的每一层,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①

        ①参看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6年);并参着罗伯特·G.凯泽:《俄国:人民与权力》(纽约:阿瑟纽姆公司,1976年)。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在农业方面,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小块自留地上种粮食、饲养牲畜,供自己用或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自留地只占全国农田总面积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据说提供了苏联全部农产品的将近三分之一(“据说”,这是因为大概有些国营农场的产品,暗中当作自留地的产品出售了)。

        在劳动市场方面,个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指导。倒是用人单位为各种工作提出工资,而个人去求职,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很相象。只要受雇,人们就可能被解雇,也可能主动辞掉工作而去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但实际..上有许多限制影响了人们挑选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为雇主。尽管如此,却仍有许多地下工厂为商品齐全的黑市服务。靠强制来大规模地分配工人,干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显,要完全压制私人经营活动也是办不到的。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决它们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职的机会。莫斯科的居民碰到家里什么设备坏了,如果找国营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几个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不这样做,而去雇一个兼职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户的设备马上就能修好,那个兼职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两全其美。

        这种自发的市场因素虽然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却获得了很大发展,因为要消灭它们,代价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们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饥荒,便感到不寒而栗。现在苏联的经济已很难说是高效率的典范了。要不是有那些自发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正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按指挥原则运行那样,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通过自愿的合作来运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指挥的成分。它们可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如征兵,禁止买卖鸦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动;也可以是非常隐蔽的,如征收重税来劝阻人们吸烟——如果这不算命令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一种暗示。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指挥成分过于死板城是自愿的交易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指挥成分的补充。地下的自愿交易可以防止统制经济崩溃,可以使它艰难地运行,甚至取得某些进展。对于主要以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来说,它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内部就具有促进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它也许在这两方面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易进行合作

        有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①,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自愿的交易怎样使千百万人能够互相合作。里德先生用“铅笔——即所有能读书会写字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杆铅笔”的口气,异想天开地这样开始讲他的故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造出来的。”然后他就讲述制造铅笔的前前后后。首先木头来自一棵树,“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涉及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劳动”

        ①载《自由人》杂志;1958年12月。

        接着,木料被运进木材加工厂,在那里圆木被制成板条,然后把板条从加利福尼亚州运到威尔克斯巴勒,在那里做成这支讲这个故事的特定的铅笔。但这还只是铅笔的外皮,那个铅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它最初是从锡兰开采出来的石墨,经过许多复杂的加工,最后才制成铅笔的铅心。

        铅笔头上的那一圈金属是黄铜。他说:“请想想看所有那些开采锌矿和铜矿的人吧,想想看所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术把这些自然的产物做成闪亮的铜片的人吧。”

        那个我们叫做擦子的东西在铅笔制造业上叫“疙瘩”。一般以为那是橡皮的。但是里德先生告诉我们说,橡皮只用于结合的目的。起擦除作用的实际上是“硫化油膏”,这东西看起来象橡皮,其实是用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反应制成的。

        讲了这一大通之后,铅笔说:“有哪个愿意出来反驳我上面说过的那句话: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制造我?”

        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货物和劳务的方法———而这些货物和劳务则是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所要的铅笔而生产的。每次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一支铅笔,就是在用我们的一点点劳务去交换那制造铅笔的成千上万人的一小点劳务。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这是怎么回事,亚当·斯密在二百年以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主要思想,简单得常常使人发生误解:如果双方的交换是自愿的,那就只有在他们都相信可以从中得益时,才会做成交易。经济上的谬论,大都是由于人们忽视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往往认为,就那么一块饼,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牺牲另一方。

        斯密的这一见解在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么能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合作来促进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困难多了。

        价格制度就是这个机制,无须中央指导、无须人们相互对话或相互喜好,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你每天买铅笔或面包时,并不知道铅笔是谁做的,麦子是谁种的,是白人还是黑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价格制度使人们能够在他们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平地合作,而每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则各行其是。

        亚当·斯密的天才的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

        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之后突然出现的排长队买汽油的现象,和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春夏两季再度出现的同样现象,是最近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两次石油危机,使原油的进口供应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但这在完全依靠进口石油的日本和西德并没有导致人们排队买汽油。而在自己生产许多石油的美国却导致了排长队,其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政府部门执掌的法规不允许价格制度起作用。在一些地区,价格被指令控制得过低,而价格稍高一点本来是可以使加油站有足够的油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石油按命令分配给全国各地,而不是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的需求的压力,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过剩,而在另一些地方是缺货和排长队。价格制度的顺利运行——数十年来它保证了每个消费者能够随自己的便在任何一个加油站不必怎么等待就买到汽油——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之作代替了。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传递情报

        假设,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铅笔的需求有所增加——也许是因为出生的孩子多增加了学生人数。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路增加了。他们会向批发商定购更多的铅笔。批发商会向制造商定购更多的铅笔。制造商会定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用于制造铅笔的所有各种产品。制造商为了使他们的供应者更多地生产这些产品,就得出更高的价钱。较高的价钱会促使供应者增加他们的劳动力,以便应付增加了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工人,他们就得出较高的工资或较好的工作条件。这样,就象水波似的愈来愈扩大,把消息传给全世界,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某种他们生产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可能知道其原因也可能不知道其原因。

        价格制度只传递重要的情报,而且只传递给需要知道的人。举例说,木材商并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是因为小孩出生得多还是因为有一万四千份政府公文要用铅笔填写。他们甚至无需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为木料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这个价钱会维持很久,值得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两种情报都来自市场价格——前一种来自现时价格,后一种来自期货价格。

        要有效地传递情报,一个大问题是保证每一个能使用这种情报的人得到它,不让那些不需要它的人把它束之高阁。价格制度自动解决了这个问题。传递情报的人受到一种刺激,去寻找能使用情报的人,而且他们最后是能够找到的。能够使用情报的人也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情报,而他们最后也是能够得到情报的。铅笔制造商同卖给他木料的人接触。他总是试图找到新的供应者,能够提供较好的产品或是要较低的价钱。同样,木材商人同他的顾主接触,并总是试图找到新的顾主。另一方面,那些眼下不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将来也不打算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则对木料的价格不感兴趣而予以漠视。

        通过价格传递情报,当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专业化的消息传送设施,而大为方便了。看一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的行情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说许多更专业化的商业出版物。这些价格几乎是当即反映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一个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铜的生产中断,铜的现价会立刻陡涨。要了解熟悉行情的人估计铜的供应会受多久的影响,你只需要查一下同一版上的期货行情就行了。

        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他们可以不管其他的价格。《华尔街日报》提供这种情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因为它认识到这个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促使它提供情报的,就是那个它促进其运行的价格制度。它发现,公布这些价格——即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情报——能增加报纸发行量从而赚更多的钱。

        价格不仅把情报从最终的购买者那里传给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和拥有各种资源的人,它们还以其他方式传递情报。假定有一处森林失火或是工人罢工,使木材供应减少而木材的价格上涨,这就告诉铅笔制造商应该少用木料。如果还生产原先那么多铅笔而又不能加价售出,那就要吃亏。铅笔的产量缩减,会使零售商提高价格,而加价会使使用者把铅笔用得更短或者改用自动铅笔。使用者用不着知道铅笔为什么涨价,而只需知道铅笔涨价就行了。

        阻止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会妨碍情报的精确传递。私人垄断——由一个生产者或生产者卡特尔操纵一种特定的商品——就是一个例子。这并不妨碍通过价格制度传递情报,但它的确歪曲所传达的情报。1973年石油卡特尔把油价提高三倍,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但是这个价格所传递的情报并不反映石油供应的突然减少,也不反映关系到未来石油供应的新技术知识的突然发现,或是别的什么能够确实影响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的事情。它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情报:一些国家成功地达成了定价和分销协议。

        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其他能源实行价格管制,妨碍了价格把石油卡特尔的影响精确地传送给用油者。其结果是,由于不让价格的上涨来促使美国消费者节约石油而加强了石油卡特尔的地位,同时迫使美国建立庞大的控制机构,来分配不足的供应(一个能源部1979年开支约一百亿美元,雇用了两万人)。

        私人对于价格的歪曲固然重要,但在当今,政府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干扰源。干扰的方法是征收关税和对国际贸易实行其他限制,采取冻结或影响价格(包括工资)的国内措施(见第二章),管理某些行业(见第七章),以及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造成反常的通货膨胀(见第九章)。

        反常的通货膨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之一,可以说是使价格传递情报的作用失灵。例如,如果木材的价格上涨,木材制造商无法知道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物价普遍上涨呢,还是因为在涨价前木材同其他产品相比,需求有所增加而供应有所减少。对于组织生产来说,重要的是关于比较价格即一种东西和其他东西相比的价格的情报。

        高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变化无常的通货膨胀使这种情报陷于无意义的静态。

        刺激

        精确情报的有效传递,如果不能刺激有关的人去根据这种情报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传递情报就毫无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木材生产者市场对木材的需求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刺激木材生产者生产更多的木材来对涨价作出反应,那就没有必要告诉他这件事。自由价格制度的妙处之一是,传递情报的价格也提供刺激,使人对情报作出反应,还提供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的这个作用同第三个作用——决定收入的分配——密切关联,不把后者考虑在内就说不清楚。生产者的收入——他的活动所得——取决于他出售产品的所得和制造产品的开销之间的差额。他反复权衡二者,最后确定的产量使他处干这样一种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会使增加的成本同增加的收入相等。而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种状态。

        一般说来,他生产得越多,生产的成本也越高。他必须采伐更偏僻或其他条件更差的地方的树木;他必须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或者付出较高的工资以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但是现在价格提高了,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这就提供了增加生产的刺激和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还提供另外一种刺激,使人不仅按关于需求增加的情报行动,还按关于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的情报行动。假定有一种木材因短缺,而比别的木材贵,铅笔制造商便获得这种木材涨价的情报。由于他的收入也取决于售货所得和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他就受到一种刺激去节省那种木材。换一个例子,伐木工人使用链锯还是手锯,那要看链锯和手锯的价格,哪一种成本低,要看每种锯需要的劳动量以及不同种劳动的工资。因而伐木行业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有关的技术知识,并把它同价格所传递的情报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还可以举另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价格制度的微妙作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的价格,增加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使情况变得稍稍对手锯有利。如果这个例子似乎太牵强,不妨想一想石油涨价对运送木材的两种卡车的影响,一种是烧柴油的,另一种是烧汽油的。

        把这例子推进一步,石油的涨价,就其容许发生的程度来说,增加了用油多的产品的成本,增加的幅度要大于用油少的产品的成本。因而消费者受到一种刺激而改用后一种产品。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们从前喜欢体积大的汽车,现在喜欢体积小的汽车,从前用石油取暖现在改用煤炭或木柴取暖。让我们进一步来看更深远的影响:生产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量的增加(由于把木头作为替代能源),使木材的比较价格上涨,由此引起的铅笔的涨价,这给消费者一种刺激,使之节约铅笔;凡此种种,价格的变化会带来无穷的影响。

        迄今我们只论述了价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刺激作用,实际上它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工人也起作用。木材需求量的增加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提高。这是一种信号,表明对那种劳动的需求增加了。工资的提高刺激了人们,使一些原来不想当伐木工人或干其他活儿的人现在愿意当伐木工人了。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青人更多地成为伐木工人。在这里,政府和工会的干预同样会歪曲所传递的情报或阻碍个人根据情报而自由行动,前者的干预手法是规定最低工资,后者的干预手法是限制人们进入这个行业(见第八章)。

        关于价格的情报——不论是各行各业的工资或地租,还是资本用于各种用途带来的收益——并不是唯一关系到决定如何使用某一种资源的情报。它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情报,特别是当关系到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最后的决定除价格外,还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本事——即取决于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之为一种职业的、货币的或非货币的全部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对一种职业感到满意可以补偿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可以补偿不惬意的工作。

        收入的分配

        我们知道,一个通过市场获得收入的人,他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货物和劳务的所得同他在生产这些货物和劳务时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所得主要是直接付给我们拥有的生产资源的款项—一如付给劳动的工资或付给土地建筑物或其他资本的使用费。企业家——如铅笔制造商——的情况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拥有的每一种生产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市场为使用这些资源确定的价格。不过企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源主要是组织企业,协调企业资源以及承担风险等方面的能力。他也可以拥有一些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部分就取自使用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现代公司的存在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泛泛地说到“公司收入”或有收入的“企业”。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是业主即股东和除股东资本(公司所购买的这种资本的劳务)外的资源这二者之间的媒介。只有人才得到收入,他们通过市场,从他们拥有的资源上面得到收入,不管这些资源采取什么形式,是公司股票、债券、土地还是他们个人的能力。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主要的生产资源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的所谓“人力资本”。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以及补助),其余部分约有一半是农场主和非农业企业主的收入,这里面既有对个人劳务的报酬又有使用企业主资本的费用。

        物质资本——工厂、矿山、办公楼、商店;公路、铁路、机场、汽车、卡车、飞机、船只;水坝、炼油厂、电站;住房、冰箱、洗衣机,等等——的积累对经济增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我们决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经济发展。不维持代代传下来的资本,一代的所得就会被下一代花光。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形式是知识技能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寿命的延长——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相辅相成的。物质资本为人提供工具,使他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人能够发明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懂得使用物质资本,从中得到最大好处,并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组织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物质资本更富于生产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必须得到照管和替换。人力资本要比物质资本更难于照管和替换,而且照管和替换的费用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人力资本得到的报酬要比物质资本得到的报酬增长得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每一种资源的数量,部分取决于偶然性,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或别人的选择。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基因,基因影响我们的体格和智力。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出身和文化环境,从而决定我们发展自己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偶然性还决定我们可能从父母或其他施舍人那里继承的资源。偶然性可能破坏或增加我们最初的资源。但是选择也起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是勤奋工作还是随随便便,是干这一行或是另一行,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另一种冒险,是积蓄还是花费——这些可以决定我们是消耗资源还是改善和增加资源。我们的父母、其他施舍人以及千百万可能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的同样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继承的东西。

        市场为使用我们的资源规定的价格,也受偶然性和选择的影响。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嗓子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备受欢迎。要是他碰巧出生和生活在印度,是否也能受到欢迎呢?狩猎的技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美国用处很大,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用处就小得多了。棒球手的技术在二十年代要比篮球运动员的技术得到高得多的报酬,但在七十年代却正好相反。所有这些事情都牵涉到偶然性和选择——一就这些例子来说,大多是劳务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不同项目的相对市场价格。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资源的劳务上面所得到的价格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哪儿定居,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把资源的劳务出售给谁,等等。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它是怎样组织的,总有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理解,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少于那些看来并不比我们强的人,或者,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多于大多数人,他们不是也很需要,哪一方面也不比我们差吗?远处的田野总是显得更绿——于是我们就归咎于现存的制度。在统制制度下,妒嫉和不满针对统治者。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就针对市场。

        结果之一是人们试图把价格制度的这种作用——分配收入——同它的其他作用——传递情报和提供刺激分开来。在美国和其他主要依赖市场的国家,近几十年的政府活动有许多就是为了改变收入分配受市场支配这种状况的,以便用另一种更为平均的方式分配收入。目前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大,要求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不利用价格来影响收入分配,且不说完全决定收入分配,那么,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要利用价格来传递情报,刺激人们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所得如果不取决于其资源提供的劳务应得到的价格,那什么会刺激他寻找有关价格的情报或根据这个情报采取行动呢,如果不管雷德·阿德尔干不干堵塞失去控制的油井这种危险工作,他的收入都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干这样危险的工作呢,他可能因一时冲动干一会儿。但是他会以此为职业吗,如果不管努力工作与否,你的收入都一样,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你费了很大劲儿找到了愿意出最高的价钱购买你要出卖的东西的买主,但实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如果积累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现在可以享受的东西推迟到将来享受呢,为什么要积蓄呢,人们的自愿节制怎么会积累现在这么多物质资本呢?如果维持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积累或继承的资本消耗掉呢,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不让价格影响收入的分配,他们也不能利用价格干别的事情。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实行控制。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扫街,谁该管理工厂,谁该当警察,谁该当医生。

        在共产党国家,价格制度的这三种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思想意识的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遭受着所谓剥削,而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马克思的名言建立的社会则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纯粹的统制经济是无法运转的,它们不可能把收入完全同价格分开。

        对于物质资源——土地、建筑物等等——共产党国家采取了极端措施,把它们变成了政府的财产。其后果是减少了维持和改善物质资本的刺激。大家都拥有某种东西而又没有一个人拥有它,维持或改善物质资本的状况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建筑物——象美国的公共房屋那样——才建起一两年就显得破旧,为什么国营工厂的机器经常出故障,需要修理,为什么公民不得不求助黑市来维持他们个人使用的资本的缘故。

        对于人力资源,共产党政府没有能够走得家处理物质资本那么远,虽然它们曾经尝试过。它们不得不容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不得不让价格来影响和指导这些决定并规定收入的分配。当然,它们歪曲了价格,不让它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但它们终究没能取消市场力量。

        统制经济效率的明显低下,使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的计划人员不得不认真考虑在组织生产时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可能性。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会议上,我们有一次听到匈牙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侃侃而谈,声称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如果不是有点多余的话。他试图改造这只手,想利用价格制度来传递情报和有效地组织生产,但不让它分配收入。不用说,他在理论上失败了,正如共产党国家在实践上遭到了失败一样。

        更广泛的见解

        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对货物或劳务的买卖起作用。但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是在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结构。

        让我们以语言为例。语言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但却秩序井然,丝毫不乱,这并非有任何中央机关在计划它。没有人决定什么词该用到语言里,文法应该是什么样,哪些词应该是形容词,哪些词应该是名词。法兰西学院倒是试图控制法国语言的变化。但为时已晚。它建立时,法语早已成了结构精巧的语言,它只不过是批准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已。其他国家还很少设立这样的机构来控制语言。

        语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发展同经济秩序通过市场而发展的过程很相象,也是由于个人之间自愿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过在这里相互谋求交换的是思想、情报或传闻,而不是货物和劳务。人们赋予一个词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或者当需要的时候创造新词。人们越来越多地按某种顺序运用语言,后来就形成了规则。愿意相互交流思想的双方对他们所使用的词规定相同的意思,由此而得到了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时,一种共同的用法就传开来,这个词也就被收入了字典。在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没有中央计划人员发号施令。不过近来公立学校在使字词的用法标准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各学科的结构—一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并不是任何人深思熟虑的产物。它象托普西(译注:小说中一孤儿名,她毫不费劲地成长)那样,“只管一个劲儿地成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感到这样方便。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需要的发展而变化的。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与经济市场的发展极其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相互有利。他们从相互的工作中接受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通过交谈、传阅未出版的材料、出版杂志或书籍等方式交换研究成果,合作是世界范围的,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学者同行们的尊敬和赞同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报酬在经济市场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为了博得人们的尊敬,让同行接受他们的成果,学者们往往在最有科学价值的方面下功夫。一个学者在另一学者的成果上发展,使总体比单个加在一起的总和更大。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如现代的汽车是货物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受到了政府干预的许多影响,这种干预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和社会需要的知识的发展。不过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影响还不是特别严重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曾经强烈赞成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中央计划的学者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由政府对科学进行中央计划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多么大的危险。他们担心各门学科的先后发展顺序将由上面来确定,而不是通过科学家的探求和摸索自然而然地形成。

        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习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合作发展起来的,其复杂的结构是在接受新东西和抛弃旧东西、反复试验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举例来说,没有哪一个君王规定过,加尔各答居民欣赏的音乐应该根本不同于维也纳居民欣赏的音乐。各国大不相同的音乐史,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规划”,而是通过一种与生物进化相平行的社会进化发展起来的。当然,个别的君主以至民选的政府可以象大富翁那样,倡导某种音乐或资助某个音乐家,从而影响音乐的自然发展。

        自愿的交换产生的结构,不论是语言、科学发明、音乐风格还是经济制度,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自愿的交换能够在某些方面产生一致而又在其他方面产生不同。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它的总的运行规律不难掌握,但它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却很少能被人们预见到。

        上述例子不仅说明了自愿交换发生作用的巨大范围,而且还说明必须给予“私利”这个概念以广泛含义。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市场,导致了人们狭隘地解释私利,说私利就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关心直接的物质报酬。经济学受到斥责,说它只是依靠与现实完全脱节的“经济人”来得出一般性经济结论,而这个“经济人”不过是一架计算机,只对金钱的刺激作出反应。这是巨大的误解。私利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要是参与者所关心的、所珍视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学家设法开<u></u>拓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设法把非教徒变成教徒,慈善家设法救济穷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他们认定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是自愿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人们挑选来达到某些目标的方法,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实现某些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

        最明白的例子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哪里,也就是说可以自由选择受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你决定住在这个地方而不住另一个地方,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同。如果它从事的活动你反对或不愿为之出钱,它们不是你赞成和愿意为之出钱的活动,那你可以迁到别处去。只要有选择,就有竞争,尽管竞争往往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政府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它还是一个机构,广泛地被认为拥有独断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强力或以强力为威胁,来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得以合法地强制另一些人。政府的这一更为基本的作用,在大多数社会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任一特定时期里,政府的这一作用在各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本书的其余部分将用许多篇幅来论述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是怎样变化的和它的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开始简要地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考虑一个看起来很不相关的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其成员希望作为个人、家庭、自愿集团的成员或有组织的政府的公民,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择自由,那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呢,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最为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①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253页。

        前两项义务是简单明了的:必须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免遭外国人或自己同胞的强制。没有这种保护,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选择自由。手执凶器的强盗在抢劫的时候常说,“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也是一种选择,但谁也不会说这是自由的选择,说受害者的交换是自愿的。

        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反复看到的那样,一个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一回事,而这个机构实际实现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负责建立某一机构的人的意图,同管理这个机构的人的意图往往大不相同。同样重要的是,所取得的结果常常同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大不一样。

        防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强制,需要有军队和警察。但军队和警察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们有时把权力用于同自己的职能很不相干的目的。要建成并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赋予政府的强制力量只用于维护自由,而不变成对自由的威胁。我国的创建人在起草宪法时曾为此煞费苦心,但我们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二项义务,不仅包括警察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保护人们不受肉体的强制,而且还包括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自愿的交易,只要是复杂的或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难免有含混的地方。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好的印刷品,能事先写明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确切说明交易各方在每一场合下的义务,因而总得有某种方法来调解纠纷。这种调解本身可以是自愿的,无须政府插手。在今天的美国,商业合同方面的纠纷,大多靠事先选好的私人调解人来解决。为适应这一需要,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司法体系。但是,最后的裁决,往往仍然要由政府的司法机关来作出。

        政府的这个作用还包括制定一般性规则,也就是制定自由社会的公民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应遵守的规则,以便利自愿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私有财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拥有一所房子。如果你驾驶私人飞机在我屋顶上方十英尺的空中飞过,这算不算“侵犯”了我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在一千英尺或三千英尺的空中飞过呢,我的产权止于什么地方,你的产权始于什么地方,并没有“自然的”规定。社会主要是靠习惯法来规定产权的含义,虽然近来立法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加。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人们最争论不休的问题。他本人认为这项义务适用的范围很窄。但有些人却一直用它来为政府开展极为广泛的活动作辩护。依我们看,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政府应当肩负的一项正当义务,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自由社会;但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

        其所以正当,是因为通过严格自愿的交易生产某些货物和劳务花费太大。让我们来看斯密在说明第三项义务时所举的一个简单例子:城市的街道和公路可以通过私人的自愿交易来建造,费用靠征税偿付。但征税的开支同建造并维修这些街道或公路的花费相比,往往过于庞大。所谓“公共工程”,是指那些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益而建立和维持的工程……但它们”却值得“大社会”来建立和维持。

        一个更不易捉摸的例子涉及对“第三者”的影响。“第三者”是指某一交易以外的人。这个例子说的是“烟尘的污害”。你的炉子喷出烟尘,弄脏了第三者的衣领。你无意中让第三者付出了代价。如果你愿意赔偿,他也许乐意让你弄脏他的衣领——但是要找出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或者这些人要找出谁弄脏了他们的衣领,要求你各个赔偿损失或者同他们各个达成协议,是根本办不到的。

        你加给第三者的影响也可能并不需他们付出代价,反倒给他们带来好处。你把房屋周围绿化得很美,使所有过往行人都享受到这景色。他们可能愿意为得到这样的特权偿付点什么,但是要他们为观看你可爱的花草而缴钱,是行不通的。

        用行话来说,“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强加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受到影响的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乍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于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或者至少是要求得到补偿。如果你的车子撞了别人的车子,责任在你一边,那政府可以迫使你赔偿对方的损失,即使这种交易是不自愿的。如果能很容易地弄清谁的衣领将被弄脏,那你就可以赔偿将要受到影响的人,或者反过来,他们可以付钱给你,好使你的烟囱少冒些烟。

        如果私人方面要弄清谁给了谁损害或好处,是困难的,那么要政府做到这一点也是困难的。因此,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最后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把损失加到无辜的第三者头上或者让侥幸的旁观者得到好处。为了开展活动,政府必须抽税,这本身就影响纳税人的作为——这是对第三者的另一种影响。此外,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会增加这样一种危险,即政府不是为其大多数公民服务,而是变成一些公民压迫另一些公民的手段。可以这样说,每一项政府措施都背着一个大烟囱。

        自愿安排接受第三者影响的能力,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举个小例子,在饭馆里面付小费是一种社会习俗,可以使你为你并不认识或不曾见过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反过来,也使你从另一些不知其尊姓大名的人那里得到较好的服务。不过,私人行动的确对第三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而政府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我们应当从滥用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带来的恶果中吸取教训,但教训不是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进行干预,而是主张干预的人要肩负严格把关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提议中的政府干预详加考察,权衡得失,再行定夺。这样做,不仅因为政府干预的看不见的代价难以估计,而且还出于其他一些考虑。经验证明,政府一旦从事某项活动,就很难停止这项活动。那项活动可能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但却可能不断扩大,其预算不是被削减或取消,反而是不断增加。

        政府的第四项义务,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亚当·斯密没有明确提到这一义务。象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一样,这项义务也很容易被滥用。但这是不容推卸的义务。

        自由只是对于负责的个人具有实在意义。我们不相信疯子或孩子的自由。我们必须设法在负责的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一界线,但这样做却会使我们最终维护自由的目标变得极为模糊不清。我们不能断然拒绝照管那些我们认为不负责的人们。

        对于小孩子们,我们把责任首先交给他们的父母。家庭,而非个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它已明显削弱——政府干预活动增加的一个最不幸的后果。然而,把管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大多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条原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父母比别人更关心他们的孩子,可以信赖他们会保护孩子,并保证他们成长为能负起责任来的人。但我们认为父母无权对孩子为所欲为——打他们、杀他们或者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孩子生来就是负责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不只是双亲的玩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三项义务,或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它们远不象斯密所想象的那样“易于为一般人所理解”。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根据这些义务来确定政府已经进行或打算进行的每一项干预活动是否可取,但它们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原则,可以用来权衡利弊。即使作最自由的解释,它们也屏除大部分现有的政府干预,即所有那些“不是优惠就是限制的制度”。亚当·斯密曾坚决反对这些制度,而且最后摧毁了它们,但后来它们又以如下各种方式重新出现了:关税、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对从事各种职业的限制、以及其他许多背离了斯密的“简单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干预。(其中许多将在以下各章里讨论。)

        实践中的有限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上,似乎到处都是庞大的政府。人们也许要问,当今是否有这样的社会:它们主要依靠自愿交易,通过市场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其政府只限于履行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

        也许最好的例子是香港。这是与大陆中国相邻的一块芝麻粒大小的地方,面积不到四百平方英里,却拥有差不多四百五十万人口。人口的密度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十四倍于日本,一百八十五倍于美国。然而,香港人却享有全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也许还有新加坡。

        香港没有关税或其他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除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施加的一些“自愿”限制外)。那里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条例,没有固定价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谁买就向谁买,想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想雇什么人就雇什么人,想给什么人干活就给什么人干活。

        政府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四项义务,而且它对这四项义务进行非常狭义的解释。它实施法律,维持秩序,提供制定行为准则的手段,裁决争端,方便交通运输,以及监督货币的发行。它为从中国去的难民提供公共住房。虽然香港政府的开支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有所增加,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属于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税保持了刺激。工商业者既可以因成功而获利,又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

        具有几分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的一块直辖殖民地香港,竟然成了现代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范例。管理这块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之所以能使香港兴旺发达,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政策与其母国采取的福利国家政策根本不同。

        虽然香港是当代的一个杰出范例,但它并不是实践中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社会的最重要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得回到十九世纪去找。一个例子是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日本,这我们留到第二章去说。

        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和美国。在为结束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展开的斗争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对这种限制的最早的打击之一。这场斗争经过七十年,最后在比听年以取消所谓“谷物法”获胜,该法律对进口小麦和其他粮食(统称谷物)征收关税并施加其他限制。这样开始了历时四分之三世纪的完全自由的贸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完成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过渡。用上面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个变化使每个英国居民享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因此而迅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显出了某些贫苦地区的惨景,对此狄更斯和当时的其他小说家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人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加。在上面所有一切获得发展的同时,政府开支却缩减到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接近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降到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六十周年大庆时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一年可以说是英国鼎盛时期的顶峰。

        美国是另一个惊人的例子。十九世纪的美国是征收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曾为之进行辩护,试图——一肯定没有成功——反驳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关税是很低的,而且政府对国内外自由贸易没有施加多少别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入境仍然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只是对从东方来的移民施加限制)。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所说的那样: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
        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
        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我在这金门旁举灯相迎。

        移民成百万到来,我们成百万地接受。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生活劳动,日子越过越好。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把十九世纪的美国描绘成剥削成性的资本家和极端个人主义横行的时代。据说,当时垄断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穷人,他们鼓励移民,然后敲骨吸髓地榨取他们的血汗。华尔街被描绘成了欺骗小城镇居民的恶魔,说它专门吸吮中西部农民的血,幸亏他们身体强壮,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下来了。

        实际远非如此。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最初来的可能受骗,但十年二十年后仍有成百万人继续到美国来受剥削,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了。他们来是因为那些先来的人大都实现了自己的希望。纽约的街道不是黄金铺成的,但是苦干、节俭和冒险精神带来了在欧洲不可想象的报酬。新来的移民从东往西扩展。随着他们的扩展,出现了一座座城市,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耕种。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移民分享了繁荣。

        如果农民受到剥削,他们的人数怎么会增加呢,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跌了。但这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反映了机器的发展、耕种面积的扩大和交通的改善,所有这一切使农业产量急速增长。最后的证明是农田的价格不断上涨——难道可以说这是农业不景气的迹象吗。

        据说,铁路大王威廉·H·范德比尔特在回答记者问时曾说:“公众真该死”。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人们指责资本家残酷无情的口实,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正是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私人资助的学校成倍增加;对外国的传教活动急剧扩大,非赢利的私人医院、孤儿院和其他许多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差不多每一种慈善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自愿的合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一点也不比在组织生产谋取利润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动外,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边疆小镇,都修建了美术馆、歌剧院、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而且成立了交响乐团。

        政府开支的数额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几次大的战争期间外,政府的开支从1800年到1929年一直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约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1928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约3%。

        美国的成功常常被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日本或二十世纪的香港呢?

        常有人坚持说,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烟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动,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政府必须起大得多的、确确实实的主导作用。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时,肯定会放弃这种看法。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①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和66页。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从售价最低的地方购买物品而向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诡辩”却导致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使我们买卖什么、向谁买卖、以什么条件买卖、雇用谁或为谁工作、住在哪里以及吃什么、喝什么,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最明白的例子是国际贸易。某些生产者因关税或其他限制所得到的好处,抵不上给其他生产者尤其是一般消费大众造成的损失。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

        控制对外贸易会发展成控制国内贸易。它们会同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交错在一起。这种控制经常受到辩护,认为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把1867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检验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和其他例子一样,这一比较说明,国内外的自由贸易是贫穷国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径。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控制,不仅限制了我们利用经济资源的自由,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在言论、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国际贸易

        人们常说,如果经济学家意见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坏的经济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经济学家意见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确实时常意见不一,但就国际贸易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不管在其他问题上思想立场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问题上却几乎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最符合各贸易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可是各国都征收关税。仅有的几个较为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贸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贸易。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征收关税,二十世纪,特别是1930年国会通过了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后,美国进一步提高了关税。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法案加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自那时以来,通过签订一系列国际协议,关税有所削减,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许高于十九世纪的水平。由于国际贸易中的项目种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无法作精确的比较。

        同以往一样,现在仍有许多人支持征收关税,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钢铁生产者和钢铁工人工会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钢材。电视机生产者及工会则疏通国会议员,试图用“自动协议”的办法限制从日本、台湾或香港进口电视机和电视机零件。纺织品制造商、鞋类制造商、养牛业者、制糖业者和无数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的”竞争,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当然,没有哪一个集团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每个集团都讲“总的利益”,讲维持就业或加强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近来,在这些传统的主张限制进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条理由,就是需要加强美元对马克或日元的地位。

        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历来很少听到的是消费者的呼声。近年来,所谓消费者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多。但是,任你查遍报章杂志或是国会作证记录,也找不到任何记载,表明他们发起过对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的集中攻击,尽管消费者是这种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们将在第七章里看到,那些自称为消费者说话的人,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个别消费者的呼声,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吵嚷声中被淹没了。结果是把问题严重歪曲了。例如,主张征收关税的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不管受雇者干些什么,而且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数目的工作——例如,让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无用的事。工作有时候自身就是酬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们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供消费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少受到驳斥的谬论是,出口好,进口不好。实际远非如此。我们并不能吃、穿或享受输出的货物。相反,我们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开德国的车,并在日本产的电视机上欣赏节目。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输入。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能为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或者为进口支付尽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所使用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字眼,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剥削消费者。“贸易顺差”的实际意义是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说输出货物的总值超过输入货物的总值。在自己家里,你一定愿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对外贸易中,这却被称作“收支逆差”。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鲜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在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税辩护的人们所描绘的那种极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货泛滥成灾而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

        在吓得不知所措以前,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来偿付日本人呢,我们将给他们美钞。他们拿了这些钞票将干什么,我们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什么东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买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钞烧了或是埋了,那于我们就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能够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来的绿票子换得各种货物。我们将有一种能够想得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

        自然,日本人事实上不会把有用的货物卖给我们,换取无用的票子去烧掉或埋掉。他们同我们一样,想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一些实在的报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汇率,所有的货物在日本比在美国便宜,出口商将试图卖出他们手中的美元,将试图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卖掉它们,以购买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谁愿意收购美元呢,不仅日本出口商想卖掉美元,日本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够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国多买到每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换一美元。出口商发现没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买进美元,就会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价就会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过来说,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付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所以它们的美元标价会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数额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对日本人来说,美国货的日元标价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标价,将一直下跌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的货物的美元价格基本上等于美国从日本购买这些货物的美元价格为止。按那个价格,每个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找到愿意卖出日元换取美元的人。

        自然,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假设的例子复杂。参加贸易的是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贸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国,德国人又花在美国,总之,实际情况无比错综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要美元总是为了购买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囤积。

        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购买货物和劳务,还用来投资和送礼。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贸易逆差却给每个人带来了好处。外国人想在美国投资。例如英国愿意向我们输出货物,以换取纸片——不是美钞,而是些保证过些日子连本带利偿还借款的债券。英国人愿意送货物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是好的投资。一般说来,他们是对的。因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们从这种积蓄中得到的报酬比较高。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外国投资使我们能够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发展得更快。

        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公民发现,他们向外国投资可以得到比在国内投资更高的报酬。结果,美国把货物送出国外,换取债务凭证,即债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的形式给外国送礼。我们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外国,以表示我们确实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除政府的馈赠外,还有私人的礼物,如慈善团体开展的活动、教会资助的传教活动、个人对国外亲戚朋友的资助等。

        这些复杂情况并不改变上述假设的极端情况所说明的结论。在现实世界里,象在假想的那个世界里一样,只要美元的日元标价或马克标价或法郎标价是在自由市场上由自愿的交易决定的,就不会发生收支差额的问题。说美国高工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外国低工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这话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自然,某一部分工人可能因为国外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外国生产者能够更便宜地生产某些产品,而受到损害。但这同其他美国公司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发现了更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而给某一部分工人带来的影响,并无区别。实际上这就是市场竞争,正是依赖于市场竞争,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的。我们若想从一种生气蓬勃的、充满活力的、富于创造性的经济制度中得到好处,就必须认识到运动和调整的必要性。使这种调整进行得轻松些,也许是可取的,我们为此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实行失业保险等。但我们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不应破坏制度的适应性。破坏制度的适应性,无异于杀鸡取蛋,自绝生财之道。不论我们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国内外贸易一视同仁。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开展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当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产率。究竟高多少难以确定,每人的估计不一样。我们暂且假设高一半。那么平均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应该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让美国工人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达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费。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造的经济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相对有利条件原则。即使我们生产每种东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们也不应样样都生产,这样做是不上算的。我们应当集中搞那些我们最内行的事,那些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师会打字,比他的秘书快一倍,他就应当把这个秘书解雇而自己打字吗?如果这位律师打字比他的秘书强一倍,而干律师工作强五倍,那么他搞法律事务,让秘书去打字,他们的生活都会过得更好。

        另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根源据说是外国政府向它们的生产者提供补贴,使他们能够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假定一个外国政府提供这样的补贴(无疑,有些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受损失的是谁,得好处的又是谁,外国政府为了提供补贴,就得向公民征税。出钱补贴的是这些公民,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得到便宜的电视机或汽车或是别的什么得到补贴的东西。我们应该抱怨这种反过来的外国援助计划吗,我们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或后来的援外计划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别国作为礼物是高尚的,难道外国以低于成本的价钱把货物和劳务卖给我们,以这种间接形式送礼就不光彩了吗?倒是外国公民应该抱怨。为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本国受到补贴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的利益,他们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无疑,如果外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或毫无一定规律地提供补贴,会给美国国内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造成不良影响。然而这是做生意通常要冒的危险。企业决不会抱怨使它发横财的不平常事件或意外事件。自由企业制度就是一个赢利和赔钱的制度。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任何用来缓和调整以适应突然变化的措施,都应该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一视同仁。

        总之,混乱很可能是暂时的。假定由于某种原因,日本决定大量补贴钢铁工业。如果不增加关税或施行限额,输入美国的钢铁会急剧增加。这将使美国国内的钢铁价格下跌,迫使钢铁生产者减产,造成钢铁业的失业。另一个方面,钢铁制品的价格则可能下降。买这些产品的人将有多余的钱可用来买别的东西。对其他东西的需求会增加,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会增加。自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吸收现在失业的钢铁工人。但是其他工业里原来失业的工人将有工可作,能抵消这种影响。总的就业人数不一定会减少,而由于钢铁业不再需要的工人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生产将会增加。

        这种由于片面地看问题而产生的谬见,同样表现在有些人为了增加就业而要求征收关税的行动上。譬如说对纺织品征收关税,国内纺织业的就业和产量会增加。但是,外国生产者不能在美国出售他们的纺织品,他们赚得的美元就会减少。赚得的美元减少,他们能花在美国的钱也就随之减少。因而进口减少多少,出口也会减少多少。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但出口工业的就业人数会减少。而工人转移到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去,会使总产量减少。

        说国内钢铁业兴旺是国防所必需,这种国家安全论也没有更多根据。国防的需要只占用美国国内用钢量的一少部分。而且不可想象,钢铁的完全自由的贸易会毁掉美国的钢铁业。由于接近材料和燃料的来源,接近市场,只会有利于保障国内相对巨大的钢铁工业。的确,由于需要应付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壁垒的掩护,很可能造就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钢铁业。

        假定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假定确实到国外去买全部我们需用的钢更来得便宜。也还有其他办法确保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囤储钢铁。这很容易,因为钢铁占地方较少而且不会腐烂。我们可以封存一些钢厂,就象封存船只一样,需要时再启用。无疑还可以有别的办法。钢铁公司在新建一座钢厂以前,先研究几种不同的方案,以选择最优、最经济的厂址,然而钢铁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那么些补贴的要求,却从未说明采用其他方法来保障国家安全要花费多少。除非他们能说明,我们可以肯定国家安全论是工业的自我利益的饰词,而不是补贴的正当理由。

        无疑,钢铁业的经理们和钢铁工人工会人员提出国家安全的论据是真诚的。真诚这种德性被估价得太高了。我们都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相信对我们好的对国家也好。我们不应当埋怨钢铁生产者提出这种论点,而应怪我们自己相信了它。

        说我们必须保卫美元,我们必须不让它同其他货币——日元、西德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价跌落,这个论点怎么样?这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外汇率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它就会定在收盘时的比率。这样产生的美元对譬如说日元的比价,可能暂时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于按美元算的美国货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货的相对成本。要是这样,这就会给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一种刺激去买进美元,留存一些时候,等其比价上升来获利。由于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国货的日元价格,就会刺激美国出口;由于抬高了日本货的美元价格,就会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这些发展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而纠正开始时过低的比价。美元的价格,如果是自由确定的话,就同所有其他的价格一样,起同样的作用。它传递情报,提供促使根据情报采取行动的刺激,因为它影响进入市场的人的收入。

        那为什么对美元的“疲软”生那么大气?为什么反复发生外汇危机?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兑换率不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就美国来说,从1973年到1979年初,损失了将近二十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套重要的价格起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并没有能够阻止基本的经济因素对汇率最后产生影响,但却能够使人为的汇率维持很长时间。其后果是妨碍了适应基本因素的逐渐的调整。小的混乱累积成了大的混乱,最后发生一场严重的外汇“危机”。

        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外汇市场,因为汇率反映国内政策。美元比日元、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通货膨胀意味美元在国内能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它在国外能购买的东西也少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日本人、德国人或瑞士人不愿意按从前的比价兑换美元,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政府也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掩盖或抵消它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恶果。所以一个通货发得过多的政府就试图操纵汇率。当它失败的时候,就把国内通货膨胀归咎于汇率的下跌,而不承认正好相反的因果关系。

        几世纪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各种论文书籍浩如烟海,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国家安全论。虽然这个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征收某些特定关税的饰词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确实需要维持一些不经济的生产设备。如果我们已不是在讨论理论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在某种情况下确认为了加强国家安全有必要征收关税或对贸易实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较一下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特定目标的代价,并确立至少表面上是确凿的证据,证明征收关税是代价最低的方法。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作这种比较。

        第二个是“婴儿工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论点。据说,有一种潜在的工业,一旦建立并在其痛苦的成长时期得到帮助,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进行竞争。据说,暂时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保护那处在襁褓中的潜在的工业,使它能长大成人,能自立地发展。即使那工业在建成后真正能成功地竞争,那也不能说明开始的时候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就消费者来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值得在开始时去补贴(他们用征收关税实际上做的事)那种工业,即他们往后通过某种方式,至少能收回补贴,例如使该工业产品的价格低于世界水平,或由于拥有这个工业而得到好处。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就是必需的吗,如果不提供补贴,最先进入那个工业的企业家开始时遭受的损失就真的得不到补偿了吗?归根结底,大多数公司在兴起时,头些年都要蚀本。它们进入一门新的工业是这样,进入一门已有的工业也是这样。也许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值得给予最初的投资,但最初的加入者遭受的损失却不能得到补偿。但推敲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婴儿工业论是一种烟幕。那所谓的婴儿老也长不大。一旦征收关税,就难再予以取消。而且,这个论点很少用来为真正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儿说话,这种婴儿要是能得到暂时的保护,本可以生下来并生存下去的。没有人为它们说话。这个论点用来主张征收关税,是为了那些颇上了些年纪的婴儿,他们已经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了。

        第三个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张征收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或者能够联合一些别的生产者一起控制大部分生产,可能利用它的卖主独家垄断地位抬高产品的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当前的一个例子)。这个国家可以并不直接提价,而是间接地通过对产品征出口税——出口关税。它本身得到的好处可能抵不过其他国家的损失。但从本国的观点看,可以有所得。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用经济学行话来说就是拥有买主独家垄断力量——它可能通过同出售者讨价还价强使他们接受过低的价格,从中得到好处。一个办法就是对这种产品征收进口税。出售者净得的是减去了关税的价钱,这就是为什么征收进口税相当于以低价购买。事实上关税是外国人付的(我们想不出一个实在的例子)。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办法很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此外,就婴儿工业论来说,实际的政治压力产生的关税结构,事实上既不利用卖主独家垄断地位,也不利用买主独家垄断地位。

        第四个论点,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来而迄今被重复着的,是说自由贸易,要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实行的话,会是件好事,但只要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美国也就无法实行自由贸易。这个论点,无论从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完全站不住脚。其他国家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的确于我们有损,但那也损害它们自己。撇开上面谈过的三种情况不说,如果我们反过来也实施限制,我们只会给我们自己增加损失,也损害它们。竞相虐待绝不是处理敏感的国际经济政策的良方!这种报复行动不但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限制,相反,只会招致更多的限制。

        我们是一个大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不应当要求香港、台湾规定纺织品的出口限额,以“保护”我们的纺织工业,而让美国的消费者和香港、台湾的中国工人吃亏。我们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却运用政治经济力量使日本限制钢铁和电视机的出口。我们应当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不是一下子,而是经过一个时期,例如五年,按照事先宣布的速度进行。

        很少有什么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能比完全自由贸易更能促进国内和国外的和平事业。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赠款给外国政府,同时又对它们出产的东西施加限制,而应该采取一种一贯的和有原则的立场,因为赠款会促进社会主义,施加限制会妨碍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信仰自由并愿意实行。我们不能强迫你们实行自由。但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开放,没有关税或其他限制。你能够并愿意卖什么,就来这里卖好了,你能够并愿意买什么,就来这里买什么好了。这样,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和自由的合作。

        实行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相互依赖是当今世果上到处存在的特点;在经济领域本身,相互依赖存在于一套价格和另一套价格之间、一个工业和另一个工业之间、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在更广泛的社会内,它存在于经济活动和文化、社会、慈善活动之间。在社会组织中,它存在于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之间、存在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

        在国际领域中也是一样,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交错在一起。国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国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信仰、态度和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样。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政府一插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国家里,企业从它们的政府那里谋求补贴,或者是直接的,或者以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形式。它们将诉诸政治压力来使其他企业受到损失,规避威胁它们的利润以至生存的竞争者的经济压力。一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干预,导致其他国家的企业向它们自己的政府寻求援助,来对抗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私人之间的争议变成了政府之间的争议。每一次贸易谈判成了政治事件。政府高级官员乘坐喷气式飞机到世界各地去参加贸易会议。摩擦越来越大。各国人民对会议结果感到失望,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结果,普遍存在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

        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果大战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个显明的例子,说明自由贸易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百年里,它实行了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也许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们大体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条件,同任何人自由买卖,不管是住在哪里,住在同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使我们在今天更感觉惊奇的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整个欧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护照,也不受那重复的海关检查。他们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可以自由入境并成为居民和公民。

        结果,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百年,成了人类历史上西方国家之间最和平的时代。在这期间,只有过一些小战争,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自然还有美国国内的大内战,它本身就是美国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实行奴隶制的结果。

        在现代世界上,关税和与此相类似的对贸易的其他限制,变成了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但带来巨大麻烦的根源,却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当年的集体主义国家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现在的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及其卫星国和中国,都对经济进行干预。关税之类限制歪曲价格制度传递的信号,但至少还让个人有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的自由。集体主义的国家引入了影响深远的控制成分。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员为代表。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政府容许其公民尽可能直接地同集体主义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减少。要想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为手段来增加同集体主义国家的贸易,那只会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变得更厉害。

        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内竞争

        国内竞争的规模同国际贸易安排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后期,公众反对“托拉斯”和“垄断”的呼声导致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并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这个法案后来受到许多其他立法行动的补充,来促进竞争。这些措施产生了很混杂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们增加了竞争,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但是,即使这些措施完全达到其发起人的预想,也不能象取消国际贸易的一切限制那样,保证有效的竞争。在美国,虽然仅仅存在三大汽车生产者,而且其中之一已濒于破产,但这却对垄断价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让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者都来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竞争美国的买主,那垄断价格的幽灵肯定会消失。

        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办法公开和暗中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里是很难确立垄断地位的。在世界范围,这更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德比尔公司对钻石的垄断,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看来成功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能没有政府的直接帮助而维持很久的垄断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早先的橡胶和咖啡卡特尔也许是受到政府帮助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多数这类由政府主持的卡特尔都维持不了多久。它们在国际的竞争压力下垮台了——我们相信石油输出国组织也会是这个下场。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国际卡特尔会更快消失。即使在贸易受到限制的世界上,美国也能够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必要时单方面实行),来基本上消除国内的大垄断集团带来的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

        在不发达国家旅行,我们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事实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用来剥削人民大众的办法,而中央经济计划是未来的潮流,会把他们的国家推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美国人批评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对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养极高的著名印度企业家——他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讽刺的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进行了反驳。他明确告诉我们,象印度这样穷的国家的政府,只有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使他发财致富的领域,授予他特权,才能保证社会的需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私的需要。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见解而已。

        事实本身与这种见解大不相同。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们普遍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可能兴旺,可能开创不朽的功业,但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德的对比。那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哪一部分兴旺了,哪一部分不得不用墙来把它的公民关在里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须用武装警卫并借助猛犬和地雷来对付那些勇敢而绝望的公民,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要离开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投向墙那边的资本主义地狱。

        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被打败和被摧残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两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虽然不那么极端。苏联是严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它尽可能地限制它们的范围。开始时,南斯拉夫走同样的道路,但在铁托同斯大林的俄国破裂之后,它急剧地改变了它的路线。它仍是共产主义的,但谨慎地实行分散化并运用市场力量。大部分农田归私人所有,其产品可以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私人可以经营雇工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小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一种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但至少使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责任并发挥主动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奥地利或其他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从俄国去的有观察力的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在远东,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台湾、香港和日本,都广泛地依赖私人市场,因而都很兴旺发达。它们的人民充满希望,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七十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约达七百美元(马来西亚),最高的约达五千美元(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共产党中国都严重依靠中央计划,因而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张中央经济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曾经为毛的中国高唱赞歌,可没想到毛的继承人则大讲中国的落后并埋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取得进步。他们所设想的促进现代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物价和市场起比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样,这种策略将使中国当前低下的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对经济活动仍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财产仍受严密限制,这种提高就将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程度上放出个人积极性的妖怪来,也会引起政治问题,迟早大概会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另一种结果,共产主义垮台,被市场制度所取代,看来远不那么可能,虽然作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不完全加以排除。同样,一旦年迈的铁托元帅去世,南斯拉夫将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或者远不那么可能的,导致现存集体主义的安排的破产。

        值得更详细地考察的一个特别显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和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说来很难象物理学家那样作有控制的实验,这种实验在验证假设上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这里,经验产生的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我们能够用以检验经济组织方法上的差别的重要性。

        中间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象。两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两者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按照英国人“排定的等级”,最上面是婆罗门,最底下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1947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1867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腐败。”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1867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1867年至1897年的日本和1947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于5%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1948到1978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8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一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美国主要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所说:“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他是在讲对人的奴役。他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分裂的家会倒向集体主义一边。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认识到这个危险,决心阻止并扭转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现状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当前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是事情的正常状态,特别是当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渐进的改变来形成的时候更是如此。要估计那累积起来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需要发挥想象力,超脱现状,用新的眼光来加以观察。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结果要不是令人吃惊的话,大概也是会出人意外的。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现在,我们收入的40%以上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们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规定一个新的国庆日,叫个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政府的开支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几个人或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选定的项目而工作。”9在1929年,这个节日也许应该定在2月12日,林肯的生日这一天;今天,也许应该定在5月30日;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到1988年左右它会碰上另一个独立日,7月4日。

        自然,我们对政府代表我们花多少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发言权。我们参与了那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使政府花费了我们40%以上的收入。多数通过的办法是一种必要和可取的权宜之计。但是这同你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时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当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时候,几乎总是投一揽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项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数,最好的情况是,你在得到你所愿意要的项目的同时也将得到那些你反对的项目,只是比较起来不认为那么重要罢了。通常的结果是,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当初投票赞成的东西。如果你是少数,你就必须服从多数的表决,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你每天在超级市场上投票时,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东西,别的人也是一样。投票箱产生的是遵守而并不一致,市场产生的是一致而无遵守。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把表决方法只用于那些必须遵守的决定的原因。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不能自由选择怎样使用纳税后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现在不能自由购买甜味素,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连糖精也不能随意购买了。我们的医生不能自由地为我们开许多药,尽管他认为这些药对我们最有效,或者这些药在国外已经广为使用了。我们不能自由地购买一辆没有座位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眼前我们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系它还是不系它。

        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

        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把前景描绘得如此暗淡,以至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会愿意对你的计划投资,才会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而且,要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得花费十万多美元——这肯定会吓退我们的政府声称要资助的小企业。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确广泛地拥有财产。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拥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谈到机器、工厂和类似的生产手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自称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们大概46%是社会主义的。拥有1%的股份意味着你有权分到1%的利润,并必须用你全部资产的价值分担1%的损失。1979年联邦的公司所得税率是十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须缴纳46%的所得税(1979年以前为48%)。联邦政府从每一美元的利润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担每一美元损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话)。联邦政府拥有每一公司的46%——虽然不是以直接参预决定公司事务的形式。

        甚至仅是列举出加于我们经济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书更厚的书,更不用说来详细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限制已变得多么普遍。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论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些从李·格雷斯1977年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话,他是那时一个石油煤气协会的执行副会长。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如你们所知道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应该定多高价格的问题,而是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延续,即保障言论自由的问题。随着限制的增加,就像老大哥越来越紧地盯着我们,我们胆怯起来了,不敢说出真相,不敢揭露谎言和错误。我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查帐、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刁难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一项强大的武器。

        10月31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小广播”栏里指出:“石油业的职员们声称,我们接到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碟:‘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不然就要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可能发动的一场运动来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断为石油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斥责他们赚取“污秽的利润”,一批石油业的经理中间竟没有一个人顶他,或是退出会议室,拒绝再受人身攻击。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私下对现行限制他们活动的复杂的联邦控制结构或卡特总统提出的大大扩大政府干预的办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却发表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赞成控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的所谓自愿的工资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的或有效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争先恐后地颂扬那个计划,并答应予以合作。只有少数人,如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勇气公开加以谴责。另一个敢于讲的人是那个八十高龄的执拗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

        为了言论自由,人们完全应当付出代价——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评的话,也许还能忍受。但这代价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分的。决不应该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所说的对自由言论产生“令人胆寒的影响”。然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当前对企业的经理们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影响。

        这“令人胆寒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在企业经理们身上。它影响我们全体。我们最熟悉学术界。我们的同行中间,有许多人,搞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搞人文的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补助;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教师都从州的立法机关那里得到他们的一部分薪金。我们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对高等教育的税款补助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予以取消。这无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少数人比人们从公开声明中所能搜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一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日常事务中也是这样。看一看英国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份大报,几年前有一天被它的一个工会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该报打算发表一篇报道,讲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结果,劳资纠纷使这家报馆完全关闭,有关的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庇护。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发起成立记者组织,并威胁要抵制那些雇用不属于他们这个联合会的人员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堪称为自由发祥地的国家里。

        就宗教自由来说,在美国,阿密希的农民的房屋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拒绝交纳社会保险税——也不接受社会保险。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作为逃学者、违反强制上学法被传讯,因为他们的教师没有那必要的纸片,证明他们满足了州政府的要求。

        虽然这些例子只是反映了些表面的现象,它们却说明了基本的道理: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第三章 危机的剖析

        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在思想上,萧条说服了公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公众转向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越来越被接受的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期持有并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看法的转变,是由于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用美国宪法第一款第八节的话来说,就是“铸造货币,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稀奇事,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

        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

        1907年10月21日,星期一,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五个月,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遇到金融困难。第二天对这家银行的“挤兑”迫使它倒闭(结果证明是暂时的;它在1908年3月恢复了营业)。聂克波克信托公司的倒闭,加速了对纽约市内的后来也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别的信托公司的挤兑——一次银行的“恐慌”发生了,就象在十九世纪不时发生过的那样。

        不到一个星期,全国的银行对这种“恐慌”作出了反应,“限制付款”,也就是宣布它们不再付给要求提取存款的储户以通货。在某些州里,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给予限制付款以合法的批准;在其他州里,干脆就容忍这种做法,银行被许可继续开业,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它们违反了州的银行法。

        限制付款遏制了银行的倒闭,结束了挤兑风潮。但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它导致硬币通货不足,使木质的分币在私下流通,并使其他暂时的代用品代替合法的货币。在通货最短缺时,得用一百零四美元存款买一百美元通货。恐慌加上限制,直接地和间接地使那次衰退变成了美国当时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所谓直接地,是指恐慌和限制对信心和有效地经营企业造成的影响,间接地是通过强使货币的数量减少。

        不过,衰退的严重阶段为时不长。银行于1908年初恢复付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恢复。这次衰退总共只持续了十三个月,而它的严重阶段只拖了大约一半那么久。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要对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它使得在货币和银行领域采取某些行动在政治上成为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政府期内,建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期内,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卡特·格拉斯重新草拟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从那以后,由此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就成了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权力机构。

        “恐慌”、“挤兑”和“限制付款”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产生我们归因于它们的那些深远的影响?联邦储备法的作者又是怎样提议防止同样的事件的?

        对一家银行挤兑,就是它的许多储户全都在同一个时间试图“提取”他们的存款。挤兑的发生,是由于有谣言或事实,使储户担心银行偿付能力不足,将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因而每个人都试图在存款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不难理解,为什么挤兑会使得一家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更快地陷于破产。但是为什么挤兑也会给可信赖的和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困难呢?答案同英文里的一个最引人误解的字眼——“存入”有关,它被用来指对银行的一种要求权。如果你向一家银行“存入”通货,你往往会认为银行拿了你的钞票,把它们放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保存起来,等你来取款。它并不是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做的话,银行哪来的收入去偿付开支,去付存款利息呢?银行可能拿一些钞票放到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其余的钞票它贷给别人,要借款人付利息,或者用于购买有息证券。

        如果你存入的不是通货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人们经常这样做),那么银行手头上就连可存入保险柜的通货也没有。它只有对另一家银行提取通货的要求权,而通常它并不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对它也拥有与此相当的要求权。对每一百美元存款,所有银行只在保险柜里存放几美元现金。我们实行的是“部分储备银行制”。只要人人都相信随时能够从存款中提取现金,因而只在真正需要时才提款,这种制度就能很好地运行。通常,新存入的现金大致与提取额相等,所以那一小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暂时的差额。但是要是人人都一下子取回现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半会造成恐慌,就如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喊“起火了”,每一个人都会赶紧往外跑一样。

        如果只有一家银行碰到挤兑,那它可以从其他银行借款或是要求其借款人归还贷款来对付。借款人可以从别的银行提取现款来偿还贷款。但如果一场银行挤兑风潮扩大,银行是无法共同这样对付挤兑的。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干脆就没有那么多的通货,来满足所有储户的要求。此外,动用库存现金来对付广泛的挤兑——除非能立即恢复信任,结束挤兑,从而现金再次被存入银行——会使存款额大为减少。1907年,每一百美元存款,银行平均只有十二美元现金。每一美元存款换成现金从银行的保险柜转到存款人手里,需要另外减少七美元的存款,银行才能保持原来储备金同存款的比率。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挤兑,结果使公众贮藏现金会减少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风潮如不立即终止会造成巨大痛苦的缘故。各个银行会催借贷户还债,拒绝延长贷款期限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以取得现金,应付储户的要求。借贷户整个地告货无门,于是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如何能在一场恐慌一旦发生时就使之停止,或者更好的是如何能在它开始之前就加以防止呢?制止恐慌的一种办法,是象1907年那样:银行一起限制付款。银行仍然开业,但它们相互约定,储户提款时不付给现金,而是通过转帐来处理。对于自己银行的某一储户开给另一储户的支票,各银行的承兑方法是:减少前者帐下的存款,而增加给后者。对于那些由自己的储户开给其他银行的储户的支票或是由其他银行的储户开给自己银行的储户的支票,它们就几乎象往常那样,“经过票据交换所”来处理,也就是用所收到的其他银行储户的支票,抵消其他银行所收到的自己银行储户的支票。一个区别是,它们要付给其他银行的款项同其他银行要付给它们的款项之间的任何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拨付现金。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不过不是付给要求提款的储户,而是付给一些老主顾,以供他们发放工资和其他紧急需要之用,同时银行也从这些老主顾那里得到一些现金。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它们倒闭,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得到平息,对银行的信任得到恢复,银行又重新付款给提款的储户,而不致引起一系列新的恐慌。这是制止恐慌的颇为严厉的方法,但它确实起了作用。

        另外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使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它们的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不是通过损害其他银行来转换,而是通过取得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紧急印刷机来转换。这就是体现在联邦储备法中的方法。据认为,该方法甚至可以防止限制付款引起的暂时混乱。根据该法建立的十二家地区银行,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下营业,受权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可以求助的放款者”。它们可以发放以下两种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联邦储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另一种是发放银行帐目上的存款信贷(它们有权创立这种信贷,只要薄记员把大笔一挥就行了)。它们充当银行家的银行。美国的地区银行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预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直接贷款给银行,以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特别是以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这种贷款上,银行对期票进行“贴现”——也就是付出的款项比面值少,其折扣代表银行收取的利息。联邦储备反过来对期票进行“再贴现”,以此从银行收取贷款的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的市场活动”——即买卖政府公债——而不是再贴现,变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和收紧银根的主要方法。当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买进政府公债时,它支付联邦储备券(那是它保险柜里有的或者新印刷的),更通常的办法是,在它的帐本上为一家商业银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以自己是公债出售者,也可以是公债出售者保有存款户头的银行。这些额外的通货和存款就充作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整个能够成倍地扩大它们的存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的原因。当联邦储备银行售出公债时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它们被引向收缩。直到不久前,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权力,还受到联邦储备系统掌握的黄金量的限制。这个限制现在已被取消,所以今天除了负责这个系统的人的谨慎外,已不再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三十年代初期,联邦储备系统未能做到建立它要做的事情之后,最后在1934年采取了一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保险公司使存款人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因而防止了不殷实的银行的倒闭或金融困难造成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在那拥挤的戏院里的人们相信,再不会有火灾了。自1934年以来,虽然也曾有过银行倒闭和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还没有发生过那种老式的银行恐慌。

        早在1934年以前,为了防止恐慌,银行就已经常对存款进行担保了,只不过担保的范围较小,没有那么有效罢了。一次又一次,当一家银行碰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发生问题而有挤兑危险时,其他银行就自动联合起来凑集一笔资金,为处于困难中的那家银行的存款担保。这种方法防止和阻止了许多恐慌。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没有达成一项满意的协议,或者是因为没有立即恢复信心,该方法却没有奏效。关于这种失败,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考察一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例。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 6597.” >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有胆有识、深孚众望的领导人。〔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起那个作用。但该委员会自己又不能大胆地发挥那个作用,它当时仍然是软弱和分裂的……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大都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不愿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因而,该系统陷入了遇事作不出决断、各方意见僵持不下的困难境地。”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事实证明,这场权力之争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

        ①莱斯特·V.钱德勒:《大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58年),第465页。

        萧条的开始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直到至1930年秋天,收缩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发生银行业的困难或向银行挤兑的情况。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倒闭破坏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并使人们广泛地想把存款变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的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一天美国银行关了门。这是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它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是对信心的特别严重的打击。

        美国银行能起这样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几分偶然因素的。由于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分散,加上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政策是让货币储藏量减少而且不对银行倒闭作出有力反应,所以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造成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其他大银行来诱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浪潮。是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一家殷实的银行。尽管它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被清算的,但最后还是为每一美元存款偿付了九十二点五美分。无疑,如果它当时能挺住,储户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当关于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纽约州的银行总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挽救这家银行,为它提供保险基金或使它同其他银行合并。这是早先发生恐慌时标准的做法。直到银行关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的特点加上银行界的偏见。它的名称本身,因为吸引移民,所以为其他银行所忌恨。更为重要的是,这家银行是犹太人拥有和经营,并主要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它是在这一行业里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这个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照顾达官贵人。救助计划包括使美国银行同唯一另外一家纽约市内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拥有的银行合并,不是偶然的。

        计划失败是因为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所提议的安排——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头面人物的反犹主义。在银行家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总监约瑟夫·A·布罗德里克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法庭审讯时作证说,

        “我当时说,它[美国银行]有许许多多借款人,它资助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它的关闭可能会使大批储户和借户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关闭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本市的范围。

        我提醒他们,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拯救过市内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曾经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的最大一家信托公司,提供的资金比拯救美国银行所需的数目要多许多倍,不过只是在制止了他们一些人之间的争吵之后。

        我问他们,他们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是否仍然不可更改。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于是我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美园货币史,1867~1960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10页。

        美国银行关门,对它的所有人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两个所有人受到审讯,据说违反了法律而被判处徒刑。储户的钱虽然最后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扣押了好多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后果更为深远。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加入了早先已经开始的零星的挤兑活动。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甚至采取了更为反常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反应是——在发生严重萧条两年以后——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利率(贴现率)。它采取这个行动是为避免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提高利率,结果使国内的通货高度收缩——给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增加了压力。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来抵消它给予正在挣扎的经济的这一剧烈打击,但它没有那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最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债券。有利的影响刚开始被感觉到,国会休会了,而联邦储备系统立即就停止了它的计划。

        这一惨痛故事的最后一段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又一次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开始。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班更加重了这次恐慌。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意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不愿意在他就职以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系统自己也慌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没有成功。他于是就会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和州的银行总监,说服纽约州长莱曼宣布全州各家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那一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商业银行一起停业。其他州的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在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最初是为了使商业银行无需限制付款,但后来它却同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付款实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比广泛和完全的限制,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人们一定会赞同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结论是,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①《胡佛回忆录》,第3卷《大萧条,1929-1941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2年),第212页。

        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二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二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也只增加了三千家。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二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

        货币的总量也同样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三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两美元,真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事实和解释

        这些事实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应当强调指出,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却没有看到这些事实,包括约翰·M·凯恩斯在内。人们可以对这些事实作不同的解释。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呢还是结果,是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应该能够防止货币崩溃,还是象当时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那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货币崩溃仍然不可避免,萧条是在美国开始然后扩及到国外呢,还是发源于国外而把美国国内本来可能是颇为温和的衰退加重了?

        原因或结果

        联邦储备系统本身对自己的作用没有任何怀疑。联邦储备委员会竭力为自己辩护,竟然在它的1933年《年度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应付危机期间对通货的巨大需求,这显示了我国根据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货币制度的效能。……要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购进债券,很难说萧条会怎么发展。”

        ①《年度报告》,1933年,第1页和20-21页。

        货币崩溃既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主要是联邦储备政策的,而它无疑加重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恶化。银行贷款,在比较温和的衰退时期可能是“好的”贷款,但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时,就变成“坏的”贷款了。拖欠偿付贷款,削弱了发放贷款的银行,更促使存款人开始向它挤兑。企业倒闭,产量下降,失业增加——都加重不放心和担忧的感觉。把资产变换成其最流动的形式货币,变换成最保险的货币通货,成了广泛的愿望。“反馈”是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现在,几乎已可确证,联邦储备系统不仅被授权防止货币崩溃,而且要是它把联邦储备法赋予它的权力运用得当的话,本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系统的卫护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但其中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没有一个足以说明,这个系统没有能完成它的创始人建立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有道理的。联邦储备系统不仅有力量防止货币崩溃,而且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户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该系统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曾要求采取正确的行动。伊利诺斯州的议员A.J.萨巴思在众议院说:“我认定,解除金融和商业的困苦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某些提出批评的学术界人士——包括卡尔·鲍勃,他后来成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在一次联邦储备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国会的直接压力下批准了1932年的公开市场购进——当时的财政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奥格登·L·米尔斯在说明他赞成那个行动时指出:“一个拥有70%黄金储备的大中央银行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站在一边,不采取积极步骤,这几乎是不可想像、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系统前两年的做法,而且在几个月后国会刚一休会以及在1933年3月最后银行危机达到高潮时,他又采取了这种做法。

        ①详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史》,第362-419页。

        萧条从哪里开始

        萧条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这可以从黄金的流动情况得到肯定的证明。1929年,美国实行的金本位制规定了黄金的官价(每盎司二十美元六十七美分),按照这个价格,美国政府将应要求买进或售出黄金。多数其他大国实行的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也给黄金规定按它们自己的通货计算的官价。用美国的官价除以按它们的通货规定的黄金官价,便得出官方兑换率,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它们通货的价格。它们可以按照也可以不按照官价自由买卖黄金,但他们负责把汇率保持在按这两种黄金官价确定的水平,需要时按这个兑换率买进和售出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美国的居民或其他持有美元的人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接受这些美元的人愿意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后者就会用多余的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就将从美国流向外国。如这差额是相反方向的,持有外国通货的人想在美国花(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持有美元的人愿意兑换外国通货在国外花(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他们可以向他们的中央银行按官定兑换率购买额外的美元。他们的中央银行将把黄金送到美国以得到这额外的美元。(当然,实际上这种交换并不需要真的远渡重洋运送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有许多就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加有所属国家的“标记”。转换的时候只要改变华尔街地区自由大街33号银行大楼地下室深处盛放金条的容器上的标签就行了。)

        如果萧条是起于国外,而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繁荣,那么,国外恶化的经济情况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外国货的价钱降低,会鼓励美国进口。结果会是想在国外花(或是借出或赠送)的美元,要比接受者想在美国花的多,这样黄金就从美国流出。黄金的流出会减少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从而促使联邦储备系统减少货币数量。固定汇率制就是这样把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一个国家转移给另一个国家的。如果当时情况是这样,那么联邦储备委员会会理直气壮地说,它的行动是为了对付外来压力的。

        反过来,如果萧条起于美国,那么最初的影响就会是持有美元的人想在国外花的美元数目减少,而其他人想在美国花的美元数目增加。这会使黄金流进美国,从而迫使外国减少它们的货币数量,这样,美国的通货收缩就转移给了外国。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遵循金本位制的原则,那它应当增加货币的数量来对付黄金的流入。相反,它实际上却听凭货币的数量减少。

        一旦萧条发生并传给其他国家,自然就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这是又一例证,说明复杂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反馈作用。处在一场国际运动前列的国家,并不一定永远处在前列。法国1928年重新实行金本位制后,所规定的兑换率使法郎贬值,因而积聚了一大笔黄金。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挡来自美国的通货收缩的压力。可是法国执行了甚至比美国还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不仅开始增加它的本来已经很多的黄金储备,而且,从1931年末起开始从美国收购黄金。它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所得到的报酬是,虽然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降到最低点,停止支付黄金,法国的经济却直到1935年4月才达到最低点。

        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好心劝告而执行反常的货币政策,其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是,在同纽约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争权的斗争中,该委员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流传的神话是:私人企业包括私人银行系统失败了,政府需要更多权力以对付据说是自由市场固有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

        这种变化的象征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从美国财政部大楼里的朴素的办公处迁到了宪法路它自己的一座堂皇的希腊庙宇里(从那以后又加建了巨大的建筑)。

        这场权力转移的最后一个标志是,改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区银行负责人员的称号。在中央银行圈子里,受尊敬的称号是行长而不是总经理。从1913年到1935年,地区银行的头头称作“行长”;华盛顿的中央机构叫作“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该委员会的主席称“行长”,其他成员就叫“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1935年的银行法把这些都改了。地区银行的头头不再叫“行长”,改叫“总经理”,而“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紧凑的称呼改成了臃肿的“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只是为了使每一个成员都有“行长”称号。(译注:“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的习惯译法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总经理”亦译“行长”。这里为了便于看清其改变的意义,故改成以上译法。)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第四章 从摇篮到坟墓 -1

        1932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上的分水岭。争取再次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赫伯特·胡佛面临着严重的萧条问题。数百万人失业。排队领取救济食品,失业者站在街头卖苹果,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准写照。虽然责任是在独立的联邦储备系统,是它的错误的金融政策使衰退变为灾难性的萧条,然而,作为一国元首的总统,也不能推卸责任。公众丧失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信心。人们感到绝望,需要得到一个能够摆脱困境的保证。

        民主党候选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纽约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一位新人,他洋溢着希望和乐观情绪。果然,他按老章程竞选,许诺说要是他当选,将解决政府的浪费,平衡预算,并指责胡佛政府开支无度,听任国家赤字上升。另外,在选举前和就职前的交接班期间,罗斯福经常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与他的一伙被称为“智囊”的顾问们碰头。他们制定了罗斯福就职后要执行的措施,后来就形成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时,向美国人民保证要奉行的“新政”。

        1932年的总统选举,仅仅就其政治意义来讲,也堪称为分水岭。在1860至1932年的七十二年中,共和党执政五十六年,民主党十六年。在1932到1980年的四十八年中,纪录颠倒了过来,民主党执政三十二年,共和党十六年。

        这次总统选举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是分水岭。它标志着在公众眼中政府应有的作用和实际上赋予政府的作用的巨大变化。其变化之大可从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中看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929年,各级政府的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除遇重大战事,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联邦的开支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3%或更少。然而,自1933年起,政府开支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过40%,其中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的开支。不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战或热战中度过的。然而自1946年以来,光是非国防开支就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16%,目前大约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仅联邦政府开支一项就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光是非国防开支就已超过五分之一。靠这种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了大约十倍。

        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就任总统的。许多州宣布了银行停业。罗斯福就职两日后,下令关闭全国所有银行。但是,罗斯福借就职演说的机会,向全国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说。他说:“我们唯一该恐慌的是恐慌本身。”接着。他就发起了一场狂热的立法活动,即所谓国会特别会议“一百天”。

        罗斯福的智囊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反映了在这以前已经在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变化,即从信仰个人负责、自由放任和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转到信仰社会负责和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个人不受不测风云的影响,并根据“总的利益”来控制经济活动,即便是需要政府来拥有和运用生产资料也罢。这两条原则,早在爱德华·贝拉米1887年发表的著名小说《回顾》中就已提出来了。在那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小说中,有一位叫里普·范·温克的人物。他一觉从1887年睡到2000年,醒来时发现世界变了样。在“回顾”时,他的新同伴们向他解释了那个令他吃惊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预言的日期——的乌托邦是怎样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苦难中出现的。那个乌托邦就包括了许诺“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个词)的保险,以及详尽的政府计划,其中有一规定,所有的人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一段时间。

        ①应该把出现这些词语的整个句子引录下来,因为它十分精确地描述了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并无意中暗示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原话是这样说的:“再也没有人为自己的未来或是儿女的未来担心了,因为国家为每个公民一生担了保,他们将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并将过舒适生活。”爱德华·贝拉米:《回顾》(纽约:现代丛书公司,1917年;1887年第1版),第7O页。

        罗斯福的顾问们都来自知识界,因而自然把这次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并认为,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是对症良药。仁慈的政府官员和无私的专家们,应当从狭隘、自私而又“保守的实业界巨头”手里接管他们滥用的权力。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货币兑换商从我们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走了。”

        顾问们在制定罗斯福的纲领时,不仅能从校园中,而且还从过去俾斯麦的德国、费边的英国和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瑞典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的“新政”,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的计划。有些计划在最高法院宣布它们为非法之后不得不放弃,最明显的是放弃了建立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的计划。其他计划则照旧执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在全国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

        “新政”还包括一些灾祸保险计划,主要有社会保险(老年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政府补助。本章将论述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新政”还包括一些完全临时性的计划,以对付大萧条带来的紧急情况。这些计划既然是政府计划,因而毫不奇怪,其中一些临时性计划后来就变成了永久性计划。

        最重要的临时性计划有:“创造就业机会”(该计划由工程进度管理署执行),利用失业青年改善国立公园和森林(该计划由地方资源养护队执行),以及联邦政府直接向贫困者提供救济。这些计划的确发挥了作用。当时人们的情绪普遍都很沮丧,迅速采取某种行动来消除这种情绪,帮助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并恢复公众的希望和信念,是重要的。这些计划制定得很仓促,无疑是不完善、不经济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政府在消除当时的沮丧情绪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颇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大大加强了它的基础。战争带来了庞大的政府预算以及政府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法令规定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产,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进出口。

        失业现象的消灭,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军火库”的战争物资的大量生产,以及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有这一切表明,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比,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战后通过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特“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

        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与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极为相同。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毛病;战争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两种结论都不正确。萧条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人企业。在战争中,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控制权。这个目的是几乎全体公民所共有的,他们都乐于为它作出重大牺牲。而政府为促进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经济,则是另一回事。这个“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

        战争结束时,中央规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其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将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衷心地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它是走向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政府的作用扩大得多了。然而,这种扩大并没有采取我们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形式,即中央制定具体经济计划,并对工业、金融和商业实行愈来愈广泛的国有化。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再制定具体的经济计划了,部分地是由于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已宣布的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它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在英国政府企图支配人民就业上。公众的反抗迫使政府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国有化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亏损额极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数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进一步国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广泛为人接受的,以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幻想破灭了。诚然,现在政府有时仍然对个别部门和企业实行国有化,如美国的铁路客运和部分货运、英国的雪兰汽车公司以及瑞典的钢铁业。但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有的是由于市场情况要求削减服务,但消费者希望予以保留,由政府补贴;有的是由于无利可图的企业的工人害怕失业。甚至那些支持这种国有化的人们,也不过是将它看成是不得已的事情。

        计划和国有化的失败,并没有解除要求建立更为庞大的政府的压力,只是改变了压力的方向。政府的扩张现在采取了实行福利计划和开展调节活动的形式。正如W·艾伦·沃利斯用另一种说法所阐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论据一个又一个地被戳穿,在理论上破产了,现在又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

        ①《被过分管制的社会》(纽约:自由出版社,且976年),第235页。

        在福利方面,方向的改变导致了最近数十年福利事业的激增,特别是在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之后。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新政”时期实行的计划,扩及到了新的集团;付款额增加了;增添了医疗照顾、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许多计划。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也扩充了。现在总共有数以百计的政府福利和收入转让计划。1953年,为把零散的福利计划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时预算为二十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5%。而二十五年后的1978年,它的预算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为陆海空三军总开支的一倍半。它的预算之大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和苏联政府的预算。该部管辖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渗透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国内每一百名雇员中就有一名以上受雇于这个卫生、教育和福利王国,不是直接为该部服务,就是为由该部负责的、但由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计划服务。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其活动的影响。(1979年底,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分离出了一个教育部。)

        谁也解释不了下面这样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是人们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一是人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福利事业。

        目标都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险开支剧增,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接受公共补助的名单却越来越长。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福利计划一团糟”,充满弊端和腐化。全国大部分医药费用由政府支付后,病人和医生却都抱怨开支剧增,抱怨医疗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在教育方面,随着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学生的成绩不断下降(见第六章)。

        这些好心的计划接连遭到失败,并非偶然,也不单单是因为实施方面的错误所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恶劣的手段来达到良好的目的。

        尽管这些福利计划失败了,然而,要求扩大这些计划的压力却有增无减。有人把失败归咎于国会在拨款时太小气,因而呼吁实施更广泛的计划。某些计划的得益者为进一步扩大这些计划而施加压力,其中首先就是实施这些福利计划的大批官僚。

        一个吸引人的代替当前福利制度的办法是,向收入低于法定标准的家庭提供联邦补助。这个主张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个人和集团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三位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这种建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难以在政治上付诸实施。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最早大规模采用福利措施(这些措施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现代国家,是“铁面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治下的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方案,向工人提供事故、疾病和老年保险。他的动机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对下层群众的家长式的关心,同时也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他的措施是用来破坏当时刚刚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吸引力的。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那样的一个本质上是贵族独裁的国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右派独裁国家),竟会带头采用通常只有社会主义和左派才会采用的措施,似乎是咄咄怪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撇开俾斯麦的政治动机,也是如此。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们都信奉中央集权,信奉靠命令进行统治,而不靠自愿合作。他们的分歧在于由谁来统治:是由血统决定的杰出人物来统治,还是由?择优而取的专家来统治。他们都非常真诚地宣称,他们想要提高“全体大众”的福利;宣称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比一般人更好地为其服务。为此,他们都宣扬家长式的哲学。但是,一旦掌权,他们就都会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级谋利益。

        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保险措施更为接近的先例是英国采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始于1908年通过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养老金法规定给予任何年过七十、收入低于规定数额的老年人以周养老金,金额按领取者的收入情况而定。它绝非捐助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救济,即在英国存在了数百年的济贫法的延续。然而,正如A.V.迪塞指出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养老金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用养老金法中的话来说,不能因为领取养老金而“剥夺人们的任何公民权、权利或特权,也不能因此而使人们丧失任何资格”。养老金法颁布五年后,迪塞在评论该法令时写道:“一个乐善好施的聪明人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取养老金也即救济金的人依然有权参加下院议员的选举,这种规定是否将对整个英国有利。”①当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现在如果接受政府的慷慨赐与意味着丧失选举资格,那就是打着灯笼也不会找到一个有选举资格的人。这说明我们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国民保险法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所有受雇于联合王国的年龄在十六至七十岁之间的人保健康险,即保证他们有钱看病;第二,给受雇于该法令规定的那些部门的人保失业险,即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得到补助。”②与养老金不同的是,国民保险法是捐助性质的,它的资金由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负担。

        ①A.v.迪塞:《关于十九世纪英格兰法律同舆论的关系的讲演》,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1业年),第XXXV页。

        ②同上,第XXXVI-XXXVll页。

        由于它是捐助性质的,也由于它着眼于防止意外事故,该法令甚至比养老金法还要激进,更离开了以前的做法。迪塞写道:

        根据国民保险法,国家招致了新的、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而挣工资的人则得到了新的、很广泛的收益。……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与自由主义,甚至与1865年的激进主义很不协调。①美国早期的这些措施,同俾斯麦的措施一样,表明了贵族统治与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1904年,温斯顿·丘吉尔脱离贵族的保守党,加入了自由党。他作为劳合·乔治内阁的成员,在制定社会改革的法令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改换政党(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并不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需要改变原则,半个世纪前,自由党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他所提出的社会立法,虽然在范围和种类上同以前的立法有所不同,但还是继承了家长式工厂法的传统。该法令是十九世纪主要在所谓的激进保守党人②的影响下通过的。这批激进保守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贵族,浸透着要靠工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不靠强制来照顾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感。

        ①见第100页注①,第XXXVll-XXXIX页。

        ②塞西尔·德赖佛:《激进保守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英国成为今天的样子更多地要归功于十九世纪保守党的原则,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

        无疑,影响罗斯福“新政”的另一样板是瑞典。瑞典走的是“中间道路”,这是马奎斯·蔡尔德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瑞典于1915年颁布了强制性的养老金法,该制度的资金来自人们的捐助。规定给予所有年过六十七岁的人以养老金,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养老金的数目依个人向该制度捐款多少而定。该制度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

        除养老金和后来的失业保险外,瑞典还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兴建公共住房以及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福利国家的结局

        长期以来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成功典型的英国和瑞典,遇到了愈来愈多的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英国感到越来越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税收成了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通货膨胀更给人们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见第九章)。一度成为福利国家桂冠上的明珠而且至今仍被多数英国公众视为工党政府的伟绩之一的国民保健事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受到罢工、费用上涨和病人等候时间延长等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依靠私人开业医生、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尽管私人成份在整个健康事业中仍占很小部分,但这部分却正在迅速增长。

        英国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一起增长。政府不得不收回它实现充分就业的许愿。最糟糕的是,英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再好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这使它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邻邦。保守党在197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这一胜利是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保证彻底改变政府的政策而获得的。

        瑞典的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它在两次大战中都没有负担,从中立地位中的确得到了好处。尽管如此,它近来也经历了与英国同样的困难: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高额所得税使一些最有才能的人移居国外;人们对社会纲领普遍不满。在这里,选民也以投票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1976年,选民们结束了社会民主党四十多年的统治,代之以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然而,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美国,纽约市是企图依靠政府规划来做好事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纽约是美国最注重福利的城市。按人口计算,纽约市政府的开支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大,为芝加哥的两倍。我们可以从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1965年的预算演说中看到指导该市活动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不主张让财政问题来限制我们应对满足市民的基本需要承担的义务。”①瓦格纳及其继任者对市民的“基本需要”作了非常广义的解释。但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福利计划、更多的税收都无济干事。它们导致了财政上的灾难,不要说瓦格纳讲的广泛需要,就连起码的“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未能满足,只是靠了联邦政府和纽约州的资助才免于破产。这种资助的代价是纽约市交出了控制自己事物的权力,受到了州和联邦政府的严密监护。

        ①引自肯·奥莱塔的《金子铺的街道》(纽约:兰德出版社,1979年),第255页。

        纽约市民自然要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外界势力的影响。但是,正如肯·奥雷塔在新近的一本书中写道的,纽约“并非出于被迫,搞那规模巨大的医院和市立大学体系,也没有谁迫使它实行免费教育,无限制地招生,忽视预算的限制,征收国内最高的赋税,胡乱借款,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严格控制房租,给城市工人以优厚的养老金、工资和其他小恩小惠。”

        他讽刺道,“受自由主义的热忱和财富再分配的理想主义信念的驱使,纽约的官员们帮助把许多税款和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分配给了纽约以外的地方。”①

        ①见第103页注①,第253页。

        值得庆幸的是,纽约市不具有发行钞票的权力。它不能利用通货膨胀作为征税的手段,这才延迟了灾祸的到来。可惜,它并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只是向纽约州和联邦政府求救。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社会保险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主要福利国家项目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对老年、遗属、残废和健康的保险。正如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发现的,一方面,它是一头任何政治家都不敢碰的圣牛;另一方面,它又是众矢之的。领取津贴的人抱怨说靠补助金维持不了应有的生活水平。为社会保险纳税的人们则抱怨负担太重。雇主们抱怨说,在雇主多雇一名工人所花的钱和这个就业工人所得的净收入之间插进这些税造成了失业。纳税人抱怨说,这个未备基金的社会保险系统的负担总额已达数百亿美元,即便是目前的高税率也不能维持很久。这一切抱怨都有其道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是为了使工人能够为自已准备退休金或暂时失业时的补贴,而不必依靠救济。政府只是补贴那些真正贫穷的人,而且本来打算随着就业情况的好转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普遍开展,逐步取消政府救济。这两个计划开始时规模都很小,但后来却盲目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看不出社会保险有取代政府救济的迹象。在耗资和领取补助的人数方面,二者都空前巨大。1978年为退休、残废、失业、医疗保健和遗属抚恤支付的社会保险金总共超过一千三百亿美元,领取者超过四千万。①四百多亿美元的政府救济发给了一千七百多万人。

        为把讨论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一节的探讨将仅限于社会保险的主要部分,即对老年人和遗属的补贴上。他们得到的津贴几乎占整个福利开支的三分之二,人数占领取福利金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下一节再讨论政府救济计划。

        社会保险法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通过,自那时以来,社会保险事业便贴着假标签,通过骗人的广告宣传,被到处推销。如果是一家私营企业进行这种骗人的宣传活动,无疑会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斥责。

        一直到1977年,在一本题为《大众社会保险》的未署名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行了上百万份的小册子上,年复一年刊载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在就业期间,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员支付社会保险金,用这些钱设立特殊的信托基金。当工人由于退休、残废或死亡而没有收入或减少了收入时,将按月给予一定的、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②

        ①这些数字只包括老年、遗属和伤残卫生保险以及州失业保险,不包括铁路公司和政府雇员的退休金、退伍军人津贴和工人抚恤金,这些被看作是自愿就业合同制下的补偿费的一部分。

        ②社会保险署:《你的社会保险》,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SSA)77-10035(1977年6月)号出版物,第24页。我们所见到的这本小册子的最早版本是1969年版,不过我们猜想这小册子最初发行的日期还要早好多年。在1978年2月版里,字句作了改动,那时,关于“信托基金”起重要作用的神话已被看穿了。

        修改后的版本写道:“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在有工作的年代里,雇员、雇主和自由职业者捐助社会保险费。这钱只用于支付三千三百多万受益人的福利津贴和这个计划的管理费用。当今天的工人的收入终止或因退休、死亡或伤残而减少时,将用当初从事被保险的职业和自由职业的人捐助的资金支付福利津贴。这些福利津贴将弥补有关家庭的收入损失。”

        这肯定是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不过它仍然把“赋税”称作“捐款”。当我们最初发现这一改动时,我们曾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进行批判的结果。我们在1971年的《新闻周刊》上曾发表过批评文章,而且同年与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威尔伯·J·科恩进行辩论时重复了这一批评。然而,过了六年才作此改动,否定了我们的猜想。

        以下是奥韦尔(译注:奥韦尔是美国社会党人布莱尔的笔名,下文《一九八四年》一书的作者。)的矛盾观念。

        工资税被称为“捐款”(或象该党在《一九八四年》那本书中说的,“强制即自愿”①)。

        在人们的想象中,信托基金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它们的数目向来很少(1978年6月,老年和遗愿保险基金为三百二十亿美元,按当时的支出情况,不足半年之用),而且,只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答应向另一机构付款。当前按社会保险法已经答应给退休或尚未退休的人的养老金的总值,已达数万亿美元。要证明小册子的话正确,就需要这样数目的信托基金(用奥韦尔的话说,“少即多”)。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工人的“福利”是靠自己的“捐款”来支付的。实际上,支付给退休工人、退休工人家属和工人遗属的福利金,是从就业工人那里征收的税款。根本就没有设立真正的信托基金(“我即你”)。

        今天纳税的工人从信托基金那里得不到保证,他们退休时将得到福利。任何保证都取决于未来的纳税人,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现在的纳税人许诺给自己的津贴纳税。这种单方面的“隔代契约”被强加给一代代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这与“信托基金”是两码事,倒不如说更象一封连锁信。

        现在发行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小册子还说:“在美国,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为自己和家庭挣得社会保险计划的保障。”②

        ①乔治·奥韦尔:《一九八四年》(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9年)。

        ②社会保险署:《你的社会保险》,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SSA)79-10035(1979年1月)号出版物,第5页。这句话在1973年作了修改,“正在挣得的”改成了“目前正在积累的”。

        更为矛盾的是:现在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在为非就业者的津贴纳税。向私人养老金机构捐款的人可以说是在为自己“挣取”保障。而向政府机构纳税的人则不能说是在为自己和家庭“挣取”保障。他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挣取”保障,即满足政府的一定要求以取得享受福利的资格。现在接受补助的人们所得到的,要比他们自己缴纳的税和别人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值高得多。而许诺给现在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年青人的,要比他们将要缴纳的税和别人将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额少得多。

        社会保险并不是一种交多少钱就能拿到多少津贴的保险计划。甚至它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承认,“个人所捐的钱(即工资税)与他所得到的津贴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①社会保险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税和一种特殊的转移开支计划的混合体。

        ①J.A.皮什曼、H.J、阿伦和M.K.陶西格:《社会保险:改革的前景》(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68年)。

        有意思的是,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会替税收制度或福利制度本身辩护。如果把这两种制度分开来考虑,哪种制度也不会被人们采纳。

        至于福利方面的赋税,虽然最近作了一些小改小革(即根据收入情况给予回扣),但仍然是对所有等级的工资按统一比率征税。因而这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负担最重,是对工作征收的税,使雇主不想雇用工人,人们不想找工作。

        至于津贴的安排,它既不由领取者所付的钱数来决定,也不由他的收入情况来决定,既不能公平地偿还原先所付的钱,也不能有效地帮助贫困者。在所付的税款和所得到的津贴之间虽然也有某种联系,然而它最多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以使人们能大言不惭地把这种结合叫做“保险”。一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津贴完全取决于各种偶然因素。如果他恰好在保了险的行业工作,他可得到津贴;如果他恰好在一个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如果他在一个保了险的行业中干的时间不长,不管他多么贫困,也是什么也得不到。而一位从不工作的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可以享受最高津贴的人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话,那她得到的津贴会和一位同她情况相同的劳动妇女除工资外得到的津贴相等。一位年过六十五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干活,而且每年挣得中等以上的收入,那他不仅得不到津贴,再倒霉的是,还要额外纳税——想来是为了补偿那没有支付的津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险计划是“新政”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计划把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赋税和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补贴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比这个计划取得更大的成功。

        纵观社会保险方面的各种文章和书籍,我们对那些用来为该计划辩护的论证感到震惊。一些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朋友或同事撒谎的人,一些在日常的私人交往中最让人信得过的人,竟然会在社会保险这一问题上宣传错误的观点。他们的才智和对相反观点的揭露,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是出于无意和无知。他们显然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精华,最知道什么对别人有益,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去说服选民为那些会对他们有益的法律投票,为此,即使欺骗他们也在所不惜。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计划的财政困难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比可以为福利津贴纳税的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今后还将更快。1950年,每一个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有十七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了三人为其纳税;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二十一世纪初,最多将只有两人为其纳税。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保险计划把收入从青年人那里转移给了老年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象印度那样有着很高死婴率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险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己愿意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除了从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这种转移,社会保险还包括从不那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福利津贴的发放确实是偏于照顾工资较低的人。然而,这种照顾被另外一种情况大大地抵消了。穷人家的子弟开始工作因而开始纳税的年龄都比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则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周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寿命平均比高收入者的寿命短。结果,穷人纳税的年头比富人长,领取福利津贴的年头比富人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穷人。

        社会保险的其他一些特征更加强了这种反常的效果。福利津贴领取者的其他收入越高,从所得税中扣除的福利额就越大。对于年龄在六十五至七十二岁(1982年将改为七十岁)之间的老人,发给的津贴数额完全取决于他在那些年的工资收入,而不看其他方面的收入——有一百万美元的股息收入也不妨碍领取社会保险津贴;而年薪超过四千五百美元的人,却要为他所得的每两美元收入损失一美元的津贴。①

        总而言之,社会保险是“董事法规”在起作用的极好范例,即“公共开支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基本福利,而作为公共开支来源的赋税则主要由穷人和富人来负担。”②

        ①约翰·A.布里顿:《用于社会保险的工资税》(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72年)。

        ②乔治.J.施蒂格勒:《重新分配公共收入的董事法则》,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13卷(1970年4月),第1页。

        政府补助

        讨论“一团糟的福利”可以比讨论社会保险简单得多,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我们现行的福利制度的弊病已被广泛地认识到了。尽管富裕程度在增长,但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在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主要忙于来往公文的处理,而不是真正为人民干事。人们一旦靠上救济,就很难脱离救济金而生活。国家日益分化为两类公民,一类人领取救济,另一类人为救济出钱。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就不想再挣钱了。救济金在国内各个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这鼓励了人们从南方和农村地区向北方特别是城市中心移居。尽管经济情况可能相同,但是,正在接受救济或受到过救济的人与没有受过救济的人(即所谓穷工人)却往往受到政府的不同对待。贪污腐化和欺诈行贿,以及大事报导的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高级轿车到处周游的新闻,一次又一次地激起公众的愤怒。

        在对福利计划的抱怨增加的同时,受埋怨的福利计划的数目却在不断增加。已经通过的帮助穷人的联邦计划,乌七八糟地有一百多个。其中主要的计划有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对穷人的医疗补助、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保险收入补助、食品券;还有大多数人未听说过的无数小计划,如对古巴难民的援助、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助、对婴儿的特别照顾方案、房租补助、城市灭鼠方案、综合治疗血友病中心等等。许多计划是重叠的,有些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的家庭,其最后的收入肯定要比全国平均收入还高。而另一些家庭或则由于行动得慢了些,或则由于不太关心这种事,往往申请不到补助来减轻他们真正的贫困。然而,每项计划都需要有官僚机构去管理。

        社会保险每年耗资一千三百多亿美元,除此之外每年还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开支大约九百亿美元(十倍于1960年的开支)。这显然是太多了。1978年的所谓贫困线是:一个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七千美元以下。据人口普查估计,当时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这是个粗略的过高的估计,因为它仅仅根据工资收入来划线,全然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收入,如房产、花园、食品券、医疗补助、公共住房。有些研究报告认为,算上这些收入的话,“人口普查”的数字可以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三。①但是,即使根据人口普查的估计数字来计算,福利计划的开支分给每个贫困线以下的人,也合三千五百美元左右,分给每个四口之家合一万四千美元左右。约为贫困线水平的两倍。如果这些福利资金确实都花在“穷人”身上,就不会还有穷人,至少他们也可以舒服地过富裕的生活了。

        ①看马丁.安德森:《福利》(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胡佛学会,1978年),第1章,该章非常精辟地讨论了有关贫穷状况的估计数字。

        显然,大部分福利开支没有用在穷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开支挪用,以优厚的薪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些到了那些绝不能被认为是穷人的手中。这些人中间有领取食品券或其他补助的大学生,有收入相当不错而又领取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补贴的家庭。还有些则到了骗取福利金的人手中。

        我们有必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多费些口舌。同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的人们不同,靠这一巨额福利款项补助的人们的平均收入,可能比为补助他们而纳税的人们的低,不过即使这一点也很难确定。正如马丁·安德森所说:

        “我们的福利计划可能效率很低,弊病很多,管理质量很差。有些计划彼此重叠,福利金的分配很不公平,而且没有能够在物质上刺激人们去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倒退一步,按照以下两个基本标准来考查各色各样的福利计划,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标准是:福利计划服务的对象之广泛和人们得到的服务之全面。按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的福利制度是辉煌的成就。”①

        ①见第111页注①,第39页。

        住房补助

        政府提供住房的计划在“新政”年代初始之时规模不大,后来迅速扩大。1965年新设立了一个部,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现有近两万名雇员,每年开支一百亿美元以上。联邦住房计划得到各州和市政府计划的补充,特别是在纽约州和纽约市得到了大力补充。开始实行该计划时,政府只是为低收入家庭建造住房。战后,又增添了城市复兴计划。许多地区扩大了住房计划,向“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提供公共住房。最近,又增加了“房租补贴”计划,政府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按最初的目标来看,这些计划显然是失败了。遭到破坏的住房,比建造起来的住房要多。住在享有房租补贴的公寓里的家庭,得到了好处。而那些由于自己的住房毁坏,无处栖身而被迫迁入更差的住宅的人家,住房情况则有所恶化。今天美国的住房和分配情况胜于公共住房计划开始实行之日,然而,这全赖私人企业之力,跟政府补贴没有多大关系。

        公共住房常常沦为贫民窟和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最明显的例子是圣路易斯的普鲁特·艾戈公共住房工程。该工程是一个占地五十三英亩的巨大的公寓群。其设计曾荣获建筑奖。然而,它已损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炸掉它的一部分。那时节,它的两千个单元中只有六百个住了人。人们说,它看上去象是个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1968年游历洛杉机市瓦茨区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一位管理完善的自助工程的负责人。该工程是由工会倡议的。当我们赞扬这一地区的一些公寓时,他气愤地打断了我们的话,说:“瓦茨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正是那些公共住宅。”他接着又说:“你怎么能指望那些住在完全由破裂家庭组成的开发区里、几乎完全靠福利救济为生的年轻人,养成良好的品德呢?”他还慨叹开发区对少年犯罪和附近学校产生的不良影响。那些学校的孩子很多都来自破裂的家庭。

        最近,我们从纽约南布朗克斯的一个叫做“血汗资本”住房工程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议论。该地区看上去象是被轰炸过的城市。许多建筑由于房租控制而被抛弃,另一些则毁于暴乱。“血汗资本”团体同政府商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那些被废弃的住房,修好后,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开始时,他们从外界只得到少数私人捐款的支援,最近,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当我们问他人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进公共住宅而费这么大的力气去修复旧房时,他作了我们在洛杉矶听到的同样的回答,不过又添了一句说,建造并拥有自己的住宅会使参加这一工程的人具有一种自豪感,这会使他们精心维修住宅。

        “血汗资本”团体得到的政府援助,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务。这些工人根据综合就业训练法由政府支付工资,被派到各种不同的公共工程去接受训练,以便获得技能后能在私人企业中就业。当我们问他,“血汗资本”团体是愿意让综合就业训练法雇用的工人来帮忙,还是宁愿得到支付给工人的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宁愿得到钱。总之,人们在这种自助工程上表现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干劲与他们在公共住宅工程上表现的那种明显的冷漠、无谓和厌倦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到这些是令人鼓舞的。

        纽约市实施的据说可以防止“中等收入家庭”逃离城市的住房补贴计划,情景大不一样。宽敞豪华的公寓以补贴的方式租给那些只有在极宽裕的意义上才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每套公寓的补贴平均每月在二百美元以上。“董事法规”又在起作用。

        城市复兴计划旨在消灭贫民窟——“城市枯萎病”。对于需要重建的地段,政府出钱征用和清除,清理了的地皮大多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城市复兴计划“要拆迁四座住宅,才能建造一座住宅,拆迁的大都是黑人居住的房屋,而建造好的房屋大都供中等或上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居住。”①原先的住户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常常又使新的地段害“枯萎病”。某些批评者把城市复兴计划称为“贫民窟迁移计划”和“黑人迁移计划”,倒是名副其实的。

        公共住宅和城市复兴计划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某些房地产主(他们的财产被政府征购来建造公共住房或者其财产正好位于要重建的地段)、中等和上等收入的家庭(它们能在高价公寓中或者在那些常是靠拆除低租房子重新盖起的市内公寓中找到住房)、市区商业中心的开发者和占有者以及能够利用城市复兴计划改善自己附近环境的大学和教会等公共机构。

        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的那样:

        “联邦贸易委员会考察了政府的住宅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该委员会的一份政策简报发现,联邦住房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似乎是那些靠盖房发财的人,如承包商、银行家、工会、建筑材料商等。一旦住宅建成后,政府和上述各色各样的‘赞助人’就对它不那么感兴趣了。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常常听到人们抱怨住宅的质量,指责根据联邦计划建造的房子屋顶漏水,管道不足和地基不牢等等。”②

        ①见第111页注①第91页;根据他早先的一本书:《联邦推土机:关于城市重建的分析批判,1949-1962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4年)。

        ②《联邦贸易委员会揭露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载《华尔街日报》,1979年3月21日,第22页。

        另外,由于政府实行房租管制等措施,即使不是由于故意毁坏,一些低价出租的住宅也因无人修缮而日益破旧。

        医疗照顾

        医药是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扩大其作用的一块福利阵地。在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等)以及提供医院设施方面,州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联邦政府也在较小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另外,联邦政府还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直至1960年,政府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即不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开支仍然不到五十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1%强。自1965年实施医疗照顾方案和医疗补助方案后,政府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1977年达到六百八十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5%。政府在全国医疗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25%增加到1977年的42%。然而,要求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仍然越来越大。卡特总统已对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表示赞同,但限于财力,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来搞。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没有这种顾虑,他主张立即通过法律由政府对全国公民的保健负完全责任。

        政府在医疗上的额外开支与私人健康保险的开支齐头并进。从1965年到1977年,医疗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医疗设施也增加了,但费用没有增加得那么快。其必然结果是医药费和医生以及其它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的收入猛增。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曾试图管理医疗服务并压低医生和医院的收费。这是它应当做的事。政府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自当关心花了钱得到了多少好处:这叫作出资者做主。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其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是医疗社会化。

        国民健康保险是使人产生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国民健康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在你所交的钱与你可能得到的福利总额之间没有联系。另外,国民健康保险并不是为了给“国民的健康”(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保险,而是为本国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的倡议者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著名的瑞典医学教授、瑞典一家大医院的内科主任根纳·俾奥克博士曾写道:

        “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是病人作为医生的顾客和雇主。今天,国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自命为雇主,要由它来规定医生工作的框框。这些框框可能不会——最后一定不会——限于工作小时、薪金和药品的规格;它们可能影响病人和医生的所有关系。……如果今天不打这一仗并取得胜利,明天就没有仗可打了。”①

        ①引自一篇未出版的论文《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大夫》,1976年作于芝加哥大学。

        美国提倡医疗社会化的人们,为了使其事业名正言顺,过去总是引用英国,最近总是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作为成功的样板。加拿大最近才实行医疗社会化,还不能对它下结论,因为新扫帚总是扫得特别干净,但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美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对其作用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下一结论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被举出来代替英国作为样板的原因。英国医生马克斯·甘蒙博士用了五年时间研究国家卫生局。他在1976年12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国家卫生局)实际上使全国所有医疗服务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在过去二百年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医疗事业几乎已完全被消灭。现行的强制性医疗制度经过改组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的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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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国家卫生局建立的最初十三年中,实际上没有新建一座医院,而现在,1976年,英国拥有的医院床位比在1948年7月刚建立国家卫生局时还要少。”

        ①马克斩·甘蒙:《健康与安全:关于英国公费医疗的报告》(伦敦:圣迈克尔组织,1976年12月),第19、18页。

        而且,这些床位中的三分之二是设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医生和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医院里的。

        甘蒙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他所谓的官僚取代论:即机构越官僚化,无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这可以说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他<u></u>用英国1965至1973年医院服务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理论。在这八年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和协助办事人员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来计算的产量却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蒙博士赶忙补充的,这并非是由于缺少病人使用的床位。在任何时候,都总有六十万左右的人等待医院的床位。许多被保健机构认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时候的病人,要等几年才能得到手术治疗。

        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约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近来,私人行医、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迅速增加,也是对国家保健事业不满的结果。

        在美国,实行医疗社会化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第二个论据可以立即排除;至少是在有人能找到一个政府管理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的事例以前。至于第一个论据,可以说人民总是要这样或那样支付医药费用的,问题只在于,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这些钱,还是通过政府官僚来支付。这些官僚们会从中抽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自己的薪金和开支。

        无论如何,大多数美国家庭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他们可以进行私人保险,以应付意外的特大开支。住院费用的90%已经由第三者偿付。人们有时肯定会遇到特殊困难,这时应该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种帮助。但偶尔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不能证明强加给全国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比较感觉到医疗费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医疗事业上的费用,总共为住房建设费用的三分之二,汽车制造业开支的四分之三,烟酒制造业开支的两倍半。烟酒业的开支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实行医疗社会化。相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太大了。它的作用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违反病人、医生和保健人员的利益。在第八章“谁保护工人”中,我们将讨论医疗的另一方面,即发放医生执照和这一措施对美国医学会的权力的影响。

        福利国家的谬论

        为什么这些计划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们的目标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新纪元初始之时,一切看来都好。要救济的人很少。能资助他们的纳税人很多——这样每人只需支付不大的数目,就可以为少数穷人提供可观的救济金。随着福利计划的扩大,这些数字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又把它或它可以买得的东西)装进另一只口袋里。

        把开支作一简单的分类,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当你花钱时,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是别人的钱,你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两对可能性编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简图中归纳的四种可能性:①

        ①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述方式,是我们和电视节目的到制片人埃本·威尔逊共同讨论产生的。

        你是花钱者

        为谁花

        谁的钱你别人

        你的III

        别人的IllIV

        Ⅰ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

        Ⅱ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圣诞节或生日礼物。你会象Ⅰ类中那样希望省钱,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上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让接受者能获得尽量多的价值,你会送给他现金,将Ⅱ类中由你花钱变为Ⅰ类中由他花钱)。

        Ⅲ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例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上算。

        Ⅳ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那么,这顿饭就成了Ⅲ类和Ⅳ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6240.” >所有福利计划不是属于Ⅲ类——如社会保险,福利金领取者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便花他领到的钱——就是属于Ⅳ类——如公共住房;只是在Ⅳ类中带有一点Ⅲ类的特征,即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们分享这顿午餐;而在Ⅲ类的所有计划中都有官僚们夹在福利金领取者中间。

        我们认为,福利开支的这些特点是其缺点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决时是决定如何花别人的钱。选出立法者的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投票决定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但不是在Ⅰ类那种直接花费的意义上。在个人缴纳的税款与他投票赞成的花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选民同立法者一样,倾向于认为是别人在支付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赞成、由选民间接投票赞成的计划。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也花别人的钱。因此,开支数目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们为别人的需要花别人的钱。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强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的刺激,来保证他们以最有利于福利金领取者的方式花钱。这就造成花钱上的浪费和不求效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拿别人钱的引诱力是强烈的。包括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在内,许多人都设法为自己得到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进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力也是强烈的,而且并不总是能遭到反抗或制止。那些不愿进行欺骗的人,会用合法的手段使钱归于自己。他们会运动议员通过于他们有利的立法,定出他们能从中获利的规章。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员们会力求为他们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额外的好处——这正是较大的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的目标。

        人们试图把政府开支归入自己的腰包,产生了两个不大容易被人查觉的后果。首先,它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计划施惠于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应当得到好处的穷人。穷人变得不仅缺少市场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争得资金的本事。的确,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劣势看来比在经济市场上的劣势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帮助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转入下一项改革时,穷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们几乎总是被那些已经表明更善于见机行事的集团所压倒。

        第二个后果是,福利金领取者得到的净额,往往少于转移金的总额。如果有别人的一百美元可以攫取,那么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一百美元也值得。花钱运动立法者和制定规章的当局,为政治运动和无数其他事项捐款纯属浪费——既损害出钱的纳税者,又无益于任何人。必须把它们从转移总额中除去,才得到净所得——当然,它们常常超过转移总额,结果剩下的不是净所得,而是净损失。

        争取补贴的这种结果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要施加压力来增加开支和福利计划。最初的措施未能达到提倡它们的好心的改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做得还不够。并谋求增添福利计划。他们同那些希望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以及相信能从福利开支中捞到油水的人们结成了同盟。

        Ⅳ类开支还容易腐化接触到它们的人们。所有福利计划都使一些人处于决定什么对别人有利的地位。结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自己象孩子那样需要别人照顾。被救济者的独立自主的能力由于弃而不用而萎缩了。除了金钱的浪费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外,其最终结果是腐蚀了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结构。

        Ⅲ类或Ⅳ类开支的另一副产品具有同样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给你的钱外,如果你要花别人的钱,就只有象政府那样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因此,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为什么福利国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的自由的原因。

        怎么办

        大多数现行的福利计划,当初根本不应该制定。如果没有制定这些计划的话,许多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很可能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不是受政府保护的人。这样做,对某些人来说一时可能显得不近人情,因为这使他们不得不干报酬低微而乏味的工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却是非常人道的。不过,福利计划既然已经实施,就不是一夜间能够一扫而光的了。我们需要某种方法使我们从目前所处的状况顺利地过渡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状况,为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提供援助,同时鼓励人们从领福利金有条不紊地转到领工资。

        这样一个过渡纲领可以增强个人责任感,结束目前把人们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状况,缩小政府开支和现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保障国内每个人的安全,到那时谁也不会再受贫困的煎熬。不幸的是,眼下要通过这样一个纲领似乎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挡道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了,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等等,许多许多。

        尽管如此,看来仍值得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它会在最近的将来被采纳,我们只想指明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而促进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纲领有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改革现在的福利制度,用一个单一的内容广泛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这是一种与正所得税相联系的负所得税)取代目前杂七杂八的单项计划;第二,在履行现有义务的同时,逐步取消社会保险,要求人们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安排。

        这种广泛的改革,将使我们目前实行的既不人道、又无效率的福利制度变为比较人道、比较有效的制度。它将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确有保证的最低限度的补助,而不问他们需要的原因。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少的损害他们的名誉、独立性或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主动性。

        一旦我们透过那掩盖正所得税的本质特征的烟幕,负所得税的基本概念就简单易懂了。根据现行的正所得税制度,允许你有一定数目不必纳税的收入。其确切数额,视你家庭人数的多少、你的年龄和你是否列举清楚你的扣除额而定。这个数额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个人豁免额、低收入免税额以及标准扣除额(最近它被重新定名为零级数额),总额相当于一般赋税优惠额。另外,据我们所知,还有偷税漏税的能手加进的许多数额,他们很会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玩一些鬼把戏。为便于讨论,让我们用“个人免税额”这个较为简明的英国术语来称呼这个基本数额吧。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免税额,超过的部分得按累进的税率纳税。如果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呢,在现行制度下,那免税额一般是无价值的。你只是无需纳税而已。①

        如果接连两年你每年的收入恰好与免税额相等,那么,在这任何一年中你都无需纳税。假设你这两年加起来的收入还是这么多,但有一半多是头一年得到,那你就有正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收入超过了免税额,因而必须纳税。而到第二年,你则有负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免税额超过了收入。但一般来讲,你从免税额上得不到什么好处。最后这两年加在一起,你将比这笔收入均分在两年中缴纳更多的税款。②

        ①但是,一种新方法是,有一个以上孩子要抚养的家庭有资格得到一种叫做“劳动所得收入优惠”的款项,它类似于负所得税。

        ②有一项关于如何计算若干年内的平均收入的规定。但条件相当严格,因此一个收入高低不定的人,要比一个平均收入一样但收入稳定的人缴纳更多税款。而且,收入不定的人大多完全享受不到它的好处。

        有了负所得税,你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未用上的免税额的一部分作为补贴。如果你得到的这一部分与正收入的税率相同,那么,无论你的收入在这两年中如何划分,你所缴纳的税款总额总是相等的。

        当你的收入高于免税额时,你就要纳税,税额现收入额的多少而定。当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时,你会得到补贴,其数额根据未用上的免税额的多少而定。

        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所表明的,负所得税将考虑到收入的波动,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毋宁说是要提供一种简便的方法,确保每个家庭有一份最低的收入,同时避免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打心里想去工作,想挣大钱来纳税而不是领补贴。

        请看下面这个具体数字的例子。1978年,一个四口之家(其成员无人超过六十五岁)的免税额是七千二百美元。假定当时有所谓负所得税,其补贴率为未用上的免税额的5%,那么一个无收入的四口之家就有资格获得三千六百美元的补贴。如果这个家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补贴将被削减,但是,这个家庭得到的总收入(补贴加挣得的收入)将增加。如果收入为一千美元,补贴将减少到三千一百美元,而总收入上升为四千一百美元。实际上,所挣的收入一半用来弥补减少的补贴,一半用来增加总收入。一旦家庭所挣收入达到七千二百美元,补贴就降为零。七千二百美元是平衡点。在这个点上的家庭,既得不到补贴,也用不着纳税。如果家庭所挣收入继续增加,它就要开始纳税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研究行政管理的细节——补贴是按一星期,按两星期,还是按月支付,怎样检查执行情况,等等。所要说的只是:对这些问题都已作过彻底的研究,并拟有详细的计划,提交给了国会(这件事我们以后还要提到)。

        负所得税制如能取代我们现有的许多专门的福利计划,我们现在的整个福利制度将会得到令人满意的改革。如果它只是变成整个福利垃圾堆里的又一件破烂,那就弊多利少了。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

        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1.立即废除工资税。

        2.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3.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4.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5.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6.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2、3、4项开支提供资金。

        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

        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哪些是政治上可行的?

        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没有实施所可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任总统都考虑或推荐过包含有负所得税成分的计划。但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提出的计划只是作为现行福利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补贴率都定得如此之高,以致这个计划对福利津贴领取者挣钱起不了什么刺激作用。这种畸形的计划只会把整个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是我们最先提出用负所得税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却在国会作证,反对尼克松总统根据负所得税的想法提出来的“家庭补助计划”。①

        一项可实施的负所得税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两种互相关联的障碍。较为明显的障碍来自现行福利计划的既得利益者:福利津贴领取者,认为自己可以受益于福利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②不那么明显的障碍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互相冲突。

        ①我们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中提出来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2章;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证词,见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的建议,意见听取会》,第91届国会第1期会议,1969年11月7日,第6部分,第1944-1958页。

        ②关于掌管福利事业的官僚机构在挫败尼克松总统的计划方面所起的作用,参看丹尼尔·P.莫伊尼汉:《有保障的收入政策:尼克松政府和家庭补助计划》(纽约:兰德出版社,1973年)。

        关于福利问题,马丁·安德森著有一本书,其中写得非常好的一章是“不可能彻底改革福利制度”,在这一章中他写道:

        “所有彻底的福利改革计划都由三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基本部分组成。第一是改革后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贴。第二是改革计划在刺激接受福利津贴的人寻找工作和挣更多的钱方面将起什么作用。第三是改革是否会给纳税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成为政治现实,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提供象样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者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①

        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算“象样”、“强烈”和“合理”,特别是怎样才算“象样”。如果“象样的”补贴意味着: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没有谁将因为改革而比当前少领津贴,那么,无论“强烈”和“合理”作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决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让我们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补贴率计,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费要比目前繁杂的福利计划省得多。但是,这种补贴标准今天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六千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象纽约这样花销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七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②

        ①安德森:《福利》,第135页。

        ②同上。

        如果免征点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这样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加开支。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那又会极大地增加开支。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福利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①

        ①安德森:《福利》,第142页。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我们的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H·奈特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

        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质量却普遍地认为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

        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险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险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十万栋以上每栋耗资五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第五章 天生平等

        “平等”“自由”——《独立宣言》中的这两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它们所表达的理想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平等与自由是相互一致的,还是相互抵触的,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早在《独立宣言》之前,就已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形成了知识界的舆论,导致了血腥的战争,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巨大改变。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继续是我们政治辩论的主要内容。它将象影响我们的过去一样,影响我们的未来。

        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年代,平等指的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自由指的是决定个人命运的自由。《独立宣言》和奴隶制之间明显的冲突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南北战争最后解决了这场冲突。辩论于是转到另一个高度。平等越来越被解释为“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应受到专制障碍的阻挠。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这仍然是平等的主要含义。

        无论是上帝面前的平等还是机会均等,都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冲突。恰恰相反,平等和自由是同一个基本价值概念——即应该把每个人看作是目的本身——的两个方面。

        最近几十年来,平等这个词在美国开始具有一种同上述两种解释很不相同的含义,即结果均等。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而且应该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上帝面前的平等

        当托马斯·杰斐逊在三十三岁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时,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就字面上的含义来理解这些词。他们并不认为“人”——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在身体特征、情绪反应、技艺和知识上是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在二十六岁那年,他设计了坐落在蒙提塞洛(意大利语意为“小山”)的漂亮房子,亲自监督建造,据说还自己动手。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是发明家、学者、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总统、驻法国大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总之,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可以从《独立宣言》的下一段话中看出:“造物主赋予人们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他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他有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应简单地被当作达到他人目的的工具。“自由”是平等定义的一部分。并不与平等相冲突。

        上帝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①——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不是个个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爱好、不同能力使他们想过很不相同的生活。人身平等要求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人的价值观或判断。杰斐逊毫不怀疑,某些人优于另一些人,也不怀疑杰出人物的存在。但这并不赋予他们统治别人的权利。

        ①参看J.R.波尔:《美国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伯克利和洛杉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51-58页。

        如果说杰出人物集团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其他集团,即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拥有这种权利。每个人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同样的权利。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种权利,使其不受其它公民或外界的威胁,而不是让多数人毫无约束地统治其他人。

        杰斐逊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生前取得的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该法是旨在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统治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二、起草《独立宣言》,三、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统治民主,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活动,显然不是指政治上由多数人实行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作了长期访问后,写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名叫《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突出特征是平等,而不是多数人统治。他写道:

        “在美国,贵族政治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即使它们尚未被完全肃清,它们现在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很难再对事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民主原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以及各项法律的制定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该原则不仅压倒了其他一切原则,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或公司能够发号施令。……

        因而,美国社会展示了最为奇特的现象。那里的人们看上去在财富和智力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力量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或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古人,都享有更大的平等。”①

        托克维尔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加赞美,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吹捧者,他担心民主搞得过火,会败坏人们的德行。他写道:“有……一种大丈夫气概的合法的要求平等的热情,激励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这种热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是,在人类的心灵中也有一种对平等的卑劣憎恶,它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使人们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②

        ①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两卷本,第2版,亨利·里夫译,法朗西斯·鲍温编(波土顿:出版者约翰·阿林,1863年),第1卷,第66-67页。(法文第1版出版于1835年。)

        ②同上;第67-68页。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民主党成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首要工具,而在杰斐逊和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的眼中,政府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字义变化的惊人证据。民主党是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增加政府的权力的,而这种“平等”的概念,同杰斐逊认为与自由等同和托克维尔认为与民主等同的平等的概念,几乎截然相反。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

        然而,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他苦心建立的国家就将公然违背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而毫不奇怪,在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中,关于奴隶制的论战越来越凶。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一场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讲演中所说,内战考验了“一个在自由中诞生的、以人生而平等为宗旨的……国家,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国家坚持下来了。然而,是以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动乱为代价坚持下来的。

        机会均等

        内战一旦废除了奴隶制,人身平等——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接近于实现后,知识界讨论的重点和政府与私人政策的重点,就转到另一个概念,即机会均等上来了。

        实实在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个则视力完好;一个孩子的父母从小就对他的幸福特别关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发展的条件,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则生活放荡,对孩子放任不管;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而另一个出生在印度、中国或苏联。显然,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使他们的机会同等。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按照这种解释,机会均等只不过是更具体地说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义。与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之有意义和重要,正是因为人们的出生和文化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都希望并能够从事不同的事业。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与自由并不抵触。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些人仅仅因为某个种族出身、肤色或信仰而受到阻挠,得不到他们在生活中与他们相称的特定地位的话,这就是对他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干涉。这就否定机会均等,也就是为一些人的利益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象每一种理想一样,机会均等很难完全得到实现。毫无疑问,对这一原则的最严重的背离是在黑人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方,但在北方也不例外。然而,在为黑人和其他集团取得机会均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大熔炉”的概念正是反映了机会均等的目标。另外,大、中、小学“免费”教育的扩大,也反映了这一目标,尽管这种扩大,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并不纯粹是好事。

        内战后,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等级中,机会均等居于优先地位,这特别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当时流行的字眼是自由企业、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任何生意,从事任何职业,购买任何财产,只需得到交易对手的同意。干得成功,他就有发迹的机会。但如果失败,就要自食其果。那时没有任何专制障碍。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被许多自认为是学者名流的人斥之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东西获得了发展。庸俗唯物主义强调金元万能,以财富为成功的标志。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强调反映了人们不愿意接受传统的看重出身和门第的封建贵族社会的标准。着重点明显地换成个人的才能,而财富的积累则是衡量才能的最方便的尺度。

        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里,社会的流动成为日常的现实。还有一个可能令人吃惊的必然结果,就是慈善事业蓬勃兴起。这同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占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由于对机会均等的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以下特有的形式:如非营利的医院、私人资助的院校以及旨在帮助穷人的各种慈善机关。

        当然,在经济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现实同理想并非总是一致的。当时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对企业没有设置严重障碍。到十九世纪末,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特别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消灭竞争中的私人障碍。但是,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传统,继续妨碍着人们进入某些行业或从事某些职业的自由,而且毫无疑问,社会传统使那些出生在“正统”家庭、生来就有“正统”肤色,而且信奉“正统”宗教的人享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然而,各种不那么有特权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表明,这类障碍决不是不可逾越的。

        就政府的措施而言,对自由市场的主要背离在对外贸易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为保护本国工业而征收关税看作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关税保护同彻底的机会均等(见第二章)是不一致的,而且与自由移民也是不一致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东方人外,世界各地的人均可自由移居美国。然而,人们可以为这种背离寻找国防需要方面的理由,也可以提出另一个性质很不相同的理由,即平等只限于国内。这后一种理由是不合逻辑的,但今天却被大多数鼓吹另一种平等的人所采用。

        结果均等

        那另一种平等即结果均等,是在本世纪深入人心的。它首先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继而影响到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结果均等成了宗教信条:大家应当同时停止竞赛。正象《艾丽丝漫游记》中的渡渡所说:“人人获胜,都该得奖。”

        这一概念同另外两种概念一样,“均等”也不能按字面解释为“等同”。其实,谁也不主张不问年龄、性别或身体素质,人人都分得同样份额的食品或衣服等等。虽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当“公平”,但“公平”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个确确实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给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对所有人公平分配”是取代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口号。

        结果均等的概念与前两个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促进人身平等或机会均等的政府措施增大自由;致力于“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减少自由。如果人民的所得依“公平”来定,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呢?就象大家同声问渡渡的:“可是谁来发奖呢?”“公平”一旦离开比较的对象,就不成为客观决定的概念了。“公平”如同“需要”一样,全在怎么看。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决定并强加于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我们不就进了乔治·奥韦尔的《动物饲养场》了吗?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另外,如果人们的所得是靠“公平”而不靠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来决定,“奖品”又从哪里来呢?还能有什么刺激人们去工作和生产呢?怎样决定谁来当医生,谁当律师,谁捡垃圾,谁扫街呢,由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并按他们的能力来完成呢?显然,只有靠强力或强力威胁。

        这里的关键不光是实践会同理想分离。同另外两种有关平等的概念一样,它们当然是要分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平分配”或其前身“按需分配”的理想与人身自由的理想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在人们试图使结果均等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的所有尝试中,都存在着这种冲突。其无法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恐怖国家的出现:苏联、中国以及新近的柬埔寨可以说是清楚而令人信服的例证。而且,即便采取恐怖手段,也不曾使结果均等。在上述的每个国家中,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物质生活上都不平等。①

        ①参着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失败了吗?》载《纽约书评》,1979年4月5日,第37页。埃伯施塔特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收入的分配自1953年以来似乎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西方国家在促进结果均等的名义下采取的远不那么极端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只是程度稍轻罢了。它们也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它们同样没有达到其目标。这说明要把“公平份额”按普遍能接受的方式规定下来,或使社会成员对所受到的“公平”待遇感到满意,是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试图扩大结果均等,越会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推动结果均等的道德热情,大部分来自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些孩子仅仅因碰巧父母有钱就比其他孩子优越是不公平的。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不公平可采取多种形式。它可以采取财产继承形式,如继承债券、股票、房产和工厂,也可采取天资继承的形式,如继承音乐才能、体力、数学天才等。财产继承比天资继承更容易遭到干涉。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许多人对财产继承感到愤恨,而对天资继承却不在乎。

        现在,让我们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想使你的孩子一生中有较高的收入,那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花钱让他(她)受教育,使他(她)有条件从事高收入的工作;或者,你可以为他开个店,使他能得到高于受雇人员的收入;你还可以给他留下一笔财产,让他靠财产收入过富裕日子。从伦理上看,这三种运用财产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再说,如果国家在课税后给你剩下任何钱的活,难道国家只允许你拿它过放荡的生活,而不准你把钱留给你的孩子吗?

        这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微妙而复杂的,不能用“对所有人公平分配”那种简单化的公式来解决。因为,假如我们当真那么做的话,我们就得给予音乐才能差的青年的最大量的音乐训练,以弥补他们天分之不足;而对那些音乐天分高的青年,却要剥夺他们受到良好音乐训练的机会;在个人天资继承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样做对于天资差的青年可能是“公平”的,但对于天资好的青年,这是否“公平”呢,更不必说那些不得不为支付训练天资差的青年而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本可以从培养有才华者得到好处却因此得不到的人们了。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相信政府可以纠正自然产生的东西是诱人的。但是,认识到我们正是从我们所哀叹的不公平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同样是重要的。

        马琳·迪特里希天生一对诱人而美丽的大腿,穆罕默德·阿里天生就有使他成为拳王的本事,这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但就另一方面讲,千百万喜欢看马琳·迪特里希的大腿或阿里的拳赛的人,却从自然界不公平地产生了迪特里希和阿里这件事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呢?

        穆罕默德·阿里一晚上能挣数百万美元,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平等理想,不允许阿里一个晚上的拳击(或每天为这场拳击进行的准备)的所得,比一个最底层的人在码头上干一天粗活挣得多的话,这对于那些喜欢看他比赛的人来说,岂不是更不公平吗,就算能够这样做,但其结果将是剥夺人们欣赏阿里拳技的机会。如果把给阿里的报酬限于码头工人一样的水平,我们很怀疑阿里还会忍受赛前的艰苦训练,并投身他经历过的那种搏斗。

        公平这一复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可以通过赌牌这类碰机会的玩意儿来说明。晚上纸牌开局的时候,各个赌家的筹码的数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时间后,数量就会不相等了。当晚收局时,某些人成了大赢家,另一些人成了大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赢家得把赢的钱还给输家呢,如果真是这样,游戏就会变得毫无趣味,连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他们也许会玩上一两次,但如果他们知道,不论输赢,收局时还会同开局时一样的话,他们还会再玩吗?

        这一例子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每天,我们各自都要做出一些决定,碰碰机会。有时是大的机会,如决定从事什么职业,与谁结婚,买房子还是作一笔大的投资。更经常的是一些小的机会,如决定去看什么电影,在不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横穿马路,买这种保险还是那种保险。每次的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问题又取决于谁承担这些决定的后果。如果是我们承担后果的话,我们就可以作决定。但如果是别人承担后果的话,那么,该由我们或者能够由我们来做决定吗,如果你用另外一个人的钱,替他打牌的话,他会允许你自由作出决定吗,他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你作出决定的权力,而且定下一些规矩让你遵守吗?再举一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如果政府(即你的纳税伙伴们)负责补偿洪水给你的房屋造成的损失,那还能够由你自由决定把房子再建到洪水淹了的平原上吗?政府对个人决定的干涉随着“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增加,这并非是偶然的。

        人民自己作出抉择并承担这些决定的大部分后果,这是贯穿着我国大部分历史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在过去二百年间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我们的社会。正是这种制度刺激了另一些人,使他们乐意担风险、掏钱来资助这些野心勃勃的发明家们和产业大亨们从事冒险事业。当然,一路上有许多失败者,失败者也许比成功者要多。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甘愿冒风险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碰机会。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整个社会由于他们愿意碰这个机会而得到了好处。

        这个制度所生产的财富主要来自发展新的产品或服务,来自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也来自广泛分配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由此给整个社会增加的财富和给人民群众增加的福利,要比这些创业者积累的财富多许多倍。亨利·福特发了大财,而国家得到了一种廉价而可靠的运输工具和成批生产的技术。另外,个人财富最后大部分还是用在社会福利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只是无数私人慈善活动中最为著名的。这些私人慈善事业是一个符合“机会均等”和“自由”的制度运行的突出结果。这里的“机会均等”和“自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均等和自由。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海伦·霍罗威兹在一本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0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业”的书中写道:

        “在上世纪初和本世纪末,芝加哥是个被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推动的城市:它一方面是一个经营工业社会生产的基本商品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猪肉和柏拉图的奇怪的混合体。’

        “芝加哥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了该城的一些伟大的文化机构,如艺术研究所、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里勒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该城市的新气象。无论最初建立时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伙工商业者所组织、维持和控制的。……尽管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却都是为整个城市设计的。它们的托管人转向文化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满足个人对艺术或学术的向往,而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目的。这些工商业者受到他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势力的困扰,满怀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绪,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大学看作是净化城市和发动城市(文艺复兴)的手段。”①

        慈善事业绝不仅仅限于文化机构。正如霍罗威兹在另一处写道的,这是“一种在许多不同方面爆发的活动”。芝加哥并不是孤立的例子。用霍罗威兹的话来说,“芝加哥似乎是美国的缩影”。②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简·亚当斯的倡导下,芝加哥建立了赫尔贫民习艺所。赫尔贫民习艺所是在全国建立的许多贫民习艺所中的头一个。这些贫民习艺所是用来在穷人中传播文化和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①海伦·莱弗克成兹·霍罗威兹:《文化与城市》(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IX-X页。

        ②同上,第212和31页。

        在自由市场制度与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之间,或在自由市场制度与对不那么幸运者的同情之间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不管这种同情采取十九世纪私人慈善活动的形式还是采取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通过政府来援助的形式——只要它们都反映一种帮助他人的愿望。由政府援助穷人的两种形式表面看上去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第一种形式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形式是,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关于由B和C来决定D应为A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①第一种形式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帮助不幸者的有效率的方法,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方法。但是,它与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第二种形式追求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①《被遗忘的人》,见艾勃特·G.凯勒和莫里斯·R.戴维斯编的《威廉·G·萨姆纳文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卷,第466—496页。

        哪些人赞成结果均等?

        支持结果均等这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知识分子中,它简直成了宗教信条,在政治家的演说和各项法律的序言中被大肆宣扬。政府、最狂热信奉平等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大众的所作所为,都使这种关于结果均等的谈论变成空话。

        拿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彩票和赌博的政策。人们普遍而且正确地认为,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是平等情绪的堡垒。然而,纽约州政府就经营彩票,并为赛马中的赌博提供方便。为引诱市民购买彩票和在赛马中打赌,它大作广告,以便为政府捞得巨额利润。同时,它尽力压制“数字彩票”赌博,因为“数字彩票”赌博比政府彩票更有赢头(特别是考虑到赢家容易逃税)。英国即使不是平等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平等思想的堡垒,但它却允许开设私人赌场,允许在赛马和其他体育项目中进行赌博。赌博确实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和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拿知识分子来说,最清楚的证明是他们未能把他们那么多人宣扬的事付诸实践。可以由他们自己亲自试一试怎样实行结果均等。首先得确定所谓均等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还是在整整一批选定的国家内实行,还是在整个世界实行?以哪种收入作标准,个人的?家庭的?一年的,十年的,还是一生的,是单指货币形式的收入呢?还是也包括下面这样一些非货币的项目,如自有自住的房屋、自种自食的粮食、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非花钱雇用的服务?身体和智力的优劣又怎么算?

        无论你如何断定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平等主义者,就可以估计出什么样的货币收入符合你的平等概念。如果你的实际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你可以留下标准内的部分,把多余的部分分给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如果你的标准要包括全世界,象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将低于二百美元(以1979年美元价值计算),这个数量将是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讲的平等概念的。这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每人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所谓“新阶级”:即政府官僚、由政府基金资助进行研究或由政府资助的“智囊团”雇用的学者、许多所谓“总体利益”或“公共政策”集团的成员、记者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其他人员,都是平等学说最热烈的鼓吹者。然而,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公馆会教士们的一个古老的(如果是不公正的话)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好,结果自己过得挺好。”新阶级的成员总的来说属于社会上挣钱最多的人,而且,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宣扬平等,设法通过并实施这方面的法律,已证明是得到这种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我们大家都容易把自己的福利等同于社会福利。

        当然,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他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别人都被迫那样做的话,他将乐意拿出他认为超过平等水平的那部分收入来重新分配。一方面,认为强制手段将改变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其他人都这样做,他对别人收入的贡献也仍将只是沧海一粟。不论他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许多捐献者中的一个,他个人的贡献总是那么大。的确,他可以把他捐的钱直接给予那些他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中最贫穷的人,从而使他的捐献成为更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强制手段将使事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这类再分配行动是自愿的话。将要出现的社会将同强迫人们进行再分配而出现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按照我们的标准,前一种社会比后一种社会好千百倍。

        如果有人认为实行强制性平等的社会更可取,那他们可以亲身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我国或其它国家的许多现有的公社,也可以建立新的公社。而且,任何一批希望这样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自由等信念的。我们的论点,即对结果均等的支持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从希望参加那种公社的人数之少,和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之脆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公社的数量少和脆弱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对它们进行污蔑和因此而使它们受到歧视的结果。这在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罗伯特·诺吉克①所指出的,在有一个国家这不是真的,那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那里,恰恰相反,平等主义公社受到高度重视和赞赏。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早期,集体农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继续在以色列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领导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然而,不论在任何时候,肯定也包括今天,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从未超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我们可以把5%这一比例看作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最多人数,这部分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实行结果均等的制度,而不愿要不平等的、多样性的和有机会的制度。

        ①罗伯特·诺吉克:《谁将选择社会主义?》载《理由》杂志,1978年5月,第22-23页。

        公众对于累进所得税的态度各不相同。最近,在一些还没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州曾就征收这种税进行了公民投票,在另外一些州则就提高累进率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一般都被否决了。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率则很大,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尽管它也包含许多实际上可以大大降低累进率的条款(即“漏洞”)。这表明,公众对于重新分配适当数量的税收还是能够容忍的。

        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说一句,人们对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喜爱,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其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联邦所得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及《纽约书评》所反映的情况。

        *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系三个盛行赌博的美国城市。——译者

        平等政策的后果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我们的许多价值概念都来源于它们。英国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在十九世纪实行机会均等方面以及在二十世纪实行结果均等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国内政策,一直为寻求更广泛的结果均等所左右。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旨在从富人手里拿走一些财富,分配给究人。所得税率不断提高,最后提高到占不动产收入的98%和“所挣”收入的83%,而且遗产税也越来越重。在向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同时,国家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对几世纪来一直占优势的阶级结构十分恼火的人所希望的大不相同。虽然财富被广泛地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分配还是不公平。

        实际上只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原有的特权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包括:握有铁饭碗的官僚们,不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们都受到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头头们,即劳工运动的贵族,他们自称为最受压迫的工人讲话,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块土地上收入最高的工人;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善于规避从国会和官僚机构中倾泻出来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力所不及的海外去。如果说这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改组,那倒是真的;但如果说这是更大的平等,却不大象。平等运动在英国失败,并不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尽管某些方法的确是错误的;不是由于管理不善,尽管某些方面的管理的确很糟;也不是由于管理人员无能,尽管某些管理人员的能力的确很差。平等运动的失败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①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们也为改善其子孙后代的境况而努力。当然,斯密所说的“境况”不单指物质福利,尽管物质福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想的是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人用来判断自己成就的价值标准,特别是那种在十九世纪曾促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标准。

        ①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5页。

        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道德规范,认为强迫人们为他们不赞成的目的交出自己创造的许多东西去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合理的。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在促进平等这样高尚的理想的名义下通过的,还是赤裸裸地为一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只是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观念。

        当人们开始违反某一类法律时,不守法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响到那些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当的法律,如反对暴力、盗窃和破坏行为的法律。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近几十年中,英国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正是平等运动的后果。

        另外,平等运动把一些最有才能的、最训练有素的、最生气勃勃的公民赶出了英国,而使美国和别的国家大受其益,它们使这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发挥才能。最后,谁能怀疑平等运动对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美国在促进结果均等方面没有英国走得那么远。然而,许多同样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促进平等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财富以决非平等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犯罪率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下降。

        资本主义和平等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共产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噢,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①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①参看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1957年在中国的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①

        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②

        ①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成功了多少?》,载《纽约书评》,1979年5月3日,第40-41页。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9版(伦敦:朗曼和格林公司,1886年),第2卷,第332页(第9编,第6章)。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第六章 学校的问题在哪里?-1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④

        ①R.弗里曼·巴茨:《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92页。

        ②W.O.L.史密斯:《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88页。

        ③同上,第988一989页。

        ④E.G.韦斯特:《教育和国家》(伦敦:经济事务协会,1965年)。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1%。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2%上升到8%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①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1971-1972学年至1976-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8%,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4%,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4%。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②

        ①甘蒙:《健康与安全》,第27页。

        ②我们要感谢赫勃特.洛布森兹和辛西亚·萨沃,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该《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代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①

        ①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机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初是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该计划的,见罗伯特.A.索洛编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新泽西州新布伦端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这篇文章改写后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六章。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教育经费,也不影响强迫入学法。我们主张走得更远一些。一般说来,社会越富裕,分配越平均,政府资助教育的理由就越少。无论如何,家长们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而且毫无疑问,就获得相同的教育质量所花的费用来说,家长直接交学费要比通过纳税而间接承担教育费用来得便宜——除非教育活动同其他政府活动极不相同。然而,实际上,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政府资金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父母的收入增加时,自然就想为孩子的教育多花些钱,但由于学校归政府管理,所以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增加公立学校的开支。凭单计划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纳学费。如果父母想在教育上多花些钱,那他们可以补足凭单金额,直接交纳学费。为救济困难学生的公共助学金仍会保留下来,但是,这同90%的孩子上学要靠政府的补助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为改观了,因为需要救济的困难学生只占5%或10%。

        强迫入学法是政府掌握私立学校标准的根据。但我们弄不清,实行该法律本身有什么根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我们最初泛泛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法律,其理由是:“如果大多数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①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①见第164页注①,第86页。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当前,唯一最有可能代替地方公立学校的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能够大规模地资助学校教育,而只有得到资助的学校教育才能与“免费”学校教育相竞争。(试图出售别人丢掉的产品!)凭单计划将提供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如果它们不被政府“批准”所要求的极其死板僵硬的标准扼杀掉的话。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公立学校的规模将由它吸引的顾客的数目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当局划定的地理界限或分配学生数额来决定。凡建立非赢利性学校的家长(目前已有少数家长这样做了),政府都将确保他们得到教育经费。民间组织(从素食主义者团体到童子军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并吸引顾客。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崛起,开发广阔的新市场。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凭单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已经对它提出的一些异议。

        (1)宗教和政府问题。如果父母可以用凭单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这是否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呢,不论这是否违背第一号修正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采取一项加强宗教作用的政策是否合适呢?

        最高法院对于各州资助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法令一般都予以否决,尽管它还从来没有机会裁决一个既包括公立学校,又包括私立学校的成熟的凭单计划。但是,它今后很可能对这样一个计划作出裁决。很显然,最高法院采纳的计划将把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排除在外,而适用于所有私立和公立学校。这样一种有限制的计划将远远胜过现行的制度,而且也不逊于一个毫无限制的计划。目前与教会有关系的学校可以通过把自己划分成两部分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条件:一部分与宗教无关,是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凭单;另一部分带有宗教性质,主要组织课外活动和星期日活动,由家长或教会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领取凭单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主教学校或其他学校。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津贴领取者可以随意在教会商店里购货,甚至可以把政府救济金捐献给教会,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

        无论律师和法官如何花言巧语地狡辩,我们确实认为,目前惩罚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家长的做法,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的精神。公立学校也在传授宗教,只不过不是信奉哪一个神的正式宗教,而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但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2)财政耗费。对凭单计划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由于要为大约10%的目前正上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凭单因而会增加纳税人为整个中小学教育所付的钱。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凭单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金来教育一部分儿童,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凭单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现在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象1979年“二十一家俱乐部”对它的第二十一只汉堡包收费超过十二点二五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唐纳饭店不能以四十五美分的高价出售汉堡包,或以一点零五美元的高价出售“大麦克”。)

        (3)欺骗的可能性。谁能确保凭单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凭单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经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这不能防止所有欺骗行为(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把它作为“酬金”送给家长),但是,它将把欺骗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4)种族问题。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凭单计划。这样做被判为非法的。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凭单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凭单。研究凭单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凭单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而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并,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并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出身的学生还是富人家出身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材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象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凭单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象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凭单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选民从凭单计划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凭单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的控制看作是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支持凭单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凭单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5)经济等级问题。凭单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象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都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凭单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上附近的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凭单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地吸引来自各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情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凭单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添补”凭单金额。如果凭单金额为一千五百美元,家长可能另外添上五百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两千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凭单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凭单计划的人提议禁止“添补”。①

        ①参看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及其合作者:《教育凭单:关于向家长提供初等教育补助费的报告》(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970年12月);约翰.E.孔斯和斯蒂芬·D.修格曼:《教育选择:节制生育的理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凭单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u>?</u>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①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②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①孔斯和修格曼:《教育选择》,第191页。

        ②同上,第130页。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积蓄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当前公共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象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凭单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象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凭单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交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6)对新学校的怀疑。这是想入非非的计划吗,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或纨袴子弟学校。凭单计划会不会是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就在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个数目比餐馆和酒吧间每年花在食品和酒上的钱多三分之一。后者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们开办了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间。前者或甚至它的一部分也一定能开办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凭单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凭单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说,“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赢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赢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7)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凭单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凭单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呢。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至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和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①

        凭单计划的障碍

        自从二十五年前我们首次把凭单计划作为解决公立学校制度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出以来,支持在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表示赞成。②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③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3一324页。

        ②例如“争取教育自由公民会”,“全国争取个人教育权利协会”。

        ③“教育凭单研究会”1979年5月正式成立于密执安州。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O·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B·克拉克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工作效率的必要改革,并不会由于它应当到来而到来。……如想了解教育机构抗拒这种改革的能力,最要紧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公立学校制度是很少受到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竞争的,是受到保护的公有垄断集团。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严厉的批评者,几乎没有哪一个敢于对目前公立教育组织的现状提出疑问。……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和水平提出疑问,不敢问一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和文化的,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根本不必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可以确保得到州政府的补助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助,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头了——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①

        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后来被教育机构对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凭单计划的试验的反应所证实。当时许多地区主动制定了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一个地方的计划,经过艰苦磨难,获得了成功。我们根据亲身经历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当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P·比特本德进行了一项试验。条件似乎满好,联邦政府拨了款,定出了详细计划,选出了作试验的一些地区、家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学监和其他头头却劝说一个又一个地区退出了预定的试验,结果,整个探索夭折了。

        阿卢姆罗克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试验,但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试验。试验仅仅限于几所公立学校,而且除政府拨款外不允许家长或其他人捐款。一些所谓的小型学校建了起来,它们的课程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三年学。②

        ①肯尼思.B.克拉克:《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制度》,见《哈佛教育评论》的《平等教育机会》特辑,第明卷第1期(1968年冬季),第100-113页,引自第110-111页。

        ②丹尼尔·韦勒:《公立学校凭单的示范:阿拉姆·洛克试验的第一年》,第1495号兰德公司报告(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4年)。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有限,但由于家长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因而对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卡科兰学校从所在地区的第十三名上升为第二名。

        但是,现在这项试验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了。象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教育机构断送了它。

     -2

        在英国也有同样的阻力。英国的一个叫做“选区教育凭单试验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进行了四年的努力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表示赞同,然而教育机构却极力反对。

        职业教育者对凭单计划的态度,可以从丹尼斯·吉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当地教师协会秘书,他说:“我们把这项计划看成是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拿着小纸片(即凭单)来找你,指使你干这干那。我们之所以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市场上的那种生意经。”

        换句话说,吉先生反对让顾客(在这里指家长)决定自己的子女应受什么教育,而想让官僚们来决定。

        吉先生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关向家长负责;通过检查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陛下的检查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内行和专家。”

        “我不能肯定家长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学的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干这些事。”

        不消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他们的儿子上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竟与官僚们斗争了一年的时间。

        莫里斯·沃尔顿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当家长的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他们要由教师来告诉怎样做才最有利。他们被告知说,教师们正在从事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如果实行凭单计划的话,我认为它将使教师和家长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为自己的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办得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得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一无是处,存在着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而且纪律非常松弛,学生无法念书,那它会因此而垮台,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眼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把它当作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但同时又用它作紧箍咒套在家长们的头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教学不满意。但教师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麻烦我。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师新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凭单计划以后),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只有家长们能大声大气地对教师讲话:让他们卖力气干活,让家长的钱花得上算,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

        尽管教育机构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凭单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采纳。我们对教育事业要比对福利事业更乐观,因为教育同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起消灭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来说,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就我们来看,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途径是使家长有更大的选择。这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尽管凭单计划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症结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没有强迫入学制而使问题大为改观。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因此,对有志继续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上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由于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长的意愿)上一所学院或大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办下去,就得满足学生的最低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在收学费低的官办学校,学生是二等顾客。他们是部分靠纳税者花钱资助的慈善事业的施舍对象。这一特征影响到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收学费低的事实意味着,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学校除了吸引许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学生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女青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学费低,有住宿和伙食补贴,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但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时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课、考试和取得毕业分数并不是他们来上学的主要理由,而是他们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整个大学的学业,而这在官办大学中,毕业的比率还算是高的呢。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转上了其他学校,但这只对退学总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

        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各学校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和教师。各个学校内用功的学生和尽职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这只能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税款起很小的补偿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仅有勤奋的学生,而且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有名望的官办学校中,对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酬劳办法是不利于那里的教学的。教师们靠研究和出版成果来提升,管理人员靠从州立法机关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擢升。结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学或密执安大学并不以其教学质量闻名。它们是以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体育运动队而出名的,这才是给它们带来好处的地方。

        私立大学的情况颇不相同。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付很高的学费,即使学费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费,也可以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所交学费来自家长、学生自己挣的钱、政府贷款以及奖学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学生成了一等顾客;他们为得到的教育而付钱,因而他们想要得到与他们所付的钱价值相等的教育。

        学校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它。同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受到强烈刺激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指望的那种教育,他们就会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一位在颇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达特默思学院上学的学生所说:“当你想到修一门课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虑到用这三十五美元能干其他事情时,你肯定会专心致志地听课。”

        一个结果是,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大大多于公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达特默思学院的毕业率为95%,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率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谈论私立院校是过于简单了。除教育外,它们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研究工作。个人和基金会捐赠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资助了教授职位和奖学金。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或其他来源。捐赠者出钱,是因为他们想促进某件他们认为值得促进的事情;另外,以个人命名的建筑、教授职位、奖学金也可以纪念某位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纪念物能够结合在一起,说明自愿合作具有被人们大大低估了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M·莱文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到:“人们怀疑:这个市场是否会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许多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计划。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可以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而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知识的发展将广泛地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活动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是靠直接的社会补贴。”这里的所谓补贴指的是政府拨款。①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委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①亨利·M.莱文:《高等教育凭单计划种种》,第72-7号不定期文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72年7月,第16页。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名义上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学费,从而把教学卖给学生。它们接受盖建筑物的捐赠,从而出售纪念物。它们同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签订研究合同。很多州立大学得到大量的私人捐赠,如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些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

        平等。使用税款来资助高等教育的理由通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莱文先生在上面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学生本身带来好处外,还产生“社会福利”。第二个理由是说,为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需要政府的资助。

        (1)社会福利。当初我们第一次论述高等教育时,我们对第一种理由是抱有极大同情的。现在则不然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力图引导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搞清楚他们所说的“社会福利”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很差劲儿的经济学概念。我们被告诉说,国家可以因为拥有更多的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而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更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条可以成为补贴高等教育的正当理由。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有形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用税款来补贴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收入的提高获得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因而个人的私利刺激人们去接受高等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会使人们的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做法本身违背了社会利益。那些只愿意上有补助的学校的多余的学生,恰恰是那些认为得到的好处低于所付的学费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愿意自己付学费了。

        偶尔得到的回答是很好的经济学概念,但它们所依据的常常是武断的假设而不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最近的一个例子见于由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最后的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谁应该出钱?》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社会福利”作了总结。该报告中包括上面一段讨论过的不恰当的经济论据——也就是说,它把受教育的人得到的自然增长的福利,当成是第三者得到的福利。但是,它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它们将增加那些并非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福利,由此而可能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它列举的好处有:“知识的总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个人和集团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和发展。”①

        ①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7谁应该出钱?》(麦格劳-希尔公司,1973年6月)第2-3页。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高等教育的不良后果“在口头上谈了谈,尽管所列举的例子只是“由当前多余的博士学位(这不是社会,而是个人造成的)所引起的个人的失败情绪和在过去由于校园里爆发的混乱而引起的公众的不悦。”①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公众的不悦”几乎算不上是“校园混乱”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②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①见第184页注②,第4页。

        ②同上,第4页。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殊要求。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在包括科尔在内的由十八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九人现在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高等学府的校长,另外五名成员任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部门。剩下的四人曾在大学的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干过事。当工商业者高举着自由企业的旗帜,呼吁得到关税、定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向华盛顿进军时,学术界会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特殊要求,从而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一个钢铁工业委员会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四名来自钢铁工业,而它建议增加政府给予钢铁工业的补贴,学术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过任何意见。

        (2)教育机会的均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是通常为使用税款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用卡内基委员会的话来说,“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掏一些钱。”①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所拥护。”②

        ①见第185页注①,第15页。

        ②卡内基促进教学质量基金会:《不只是生存;不稳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展望》(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1975年),第7页。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五千——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①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来自中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青年上学的人数为来自低收入家庭青年的二倍或三倍,而且,他们往往上收费较高、学制较长的大学(他们通常上四年制的专科或本科学校,而不上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②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肘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

        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

        ②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19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家庭,虽然在这一年龄组,来自这些高收入家庭的人只占40%。

        以上数字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们计入了同配偶生在一起的已婚学生。在公立院校学生中,只有9%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有18%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将近65%的未婚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只有50%多一点的人属于这些家庭。

        顺便提一下,关于本注释和前一个注释,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卡内基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列举数字时,甚至没有说明它把已婚的和未婚的学生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而这样做显然使结果偏低,未能充分说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实际上是使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干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1967-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①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和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②

        ①道格拉斯.M.温德姆曾两次估算了四个收入等级在1967-1968年从公共高等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按他的估算,收入转移的程度较小,其估算结果如下:

        年收入 总收益 总代价 净失(-)净得(+)

        (美元) (美元)(美元) (美元)

        0-3,00010,419,600 14,259,360-3,839,760

        3,000-5,00020,29632028,979,110-8,682,790

        5,000-10,00070,395,980 82,518,780-12,122, 800

        10,000以上 64,278,490  39,603,440+24,675,050

        道格拉斯·M.温德姆:《教育、平等和收人再分配》(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教:希思·列克星教公司,1920年),第43页。

        ②W.李·汉森和勃尔登·A.魏斯布罗德:《得益、代价和公共高等教育经费》(芝加哥:马尔科姆出版公司,1969年),第76页,表中第五行的数字是我们计算的。注意:第三行有关赋税的数字,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不一样,包括所有赋税,而不只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赋税。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①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没有孩子在有孩子在

        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

        州受公共高州受公共高

        等教育的家庭等教育的家庭

        所有家庭 全部初级大学 州立学院 加州大学

        1. 平均家庭收入 80007900 9500 8800 10000 12000

        2. 平均每年高等教育补助- 0880 720 1,4001,700

        3. 平均州和地赋税总额620 650 740 680 770 910

        4. 净转移(第2行-第3行)-650+140 +40+630+790

        5. 净转移占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8.2% +1.5% +0.5% +6.3% +6.6%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7页。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u>..</u>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代替政府出资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一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定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二十五年前(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加以仔细的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①

        ①最初发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重印时稍作修改。引文摘自该书第105页。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教育机会银行”。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R·扎卡赖亚斯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③该计划遭到了“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的谬说”①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全国学生信贷银行”。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②

        ①研究小组提交给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教育机会银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8月)。支持该报告观点的材料有K.谢尔、F.M.费希尔、D.K.弗利、A.F.弗里德兰德(与J.贝尔、S.费希尔、K.莫森逊协作)的《教育机会银行:关于高等教育应急偿还贷款计划的经济分析》一文,载《国民税务杂志》,1958年3月,第2-45页;还有扎卡赖亚斯研究小组未发表的文件。

        ②该协会的声明见全国州立大学和州立农学院协会的《会议录,1967年11月12-15日》,第67-68页。斯密的引语见《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页,斯密指的是寻求政府保护免受外国货竞争的商人。

        ③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21页。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在用税款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凭单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凭单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凭单,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凭单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凭单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凭单,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①

        ①引自《资本主义与自由》,第99—100页。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

     第七章 谁保护消费者 -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我们的确不能靠恩惠而获得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能全然靠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和社会批评家们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将使得卖方去欺骗他们的顾客。卖方会趁机利用顾客的单纯和无知,向他们漫天要价,并把劣等货塞给他们。卖方会哄骗顾客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评家们已指出,假如你对市场听之任之,其结果还会影响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们。它可以影响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所吃的食品的卫生。据说,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他们自己和贪婪的卖方的侵害,保护我们所有的人不受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消极的毗邻效应①的侵害,市场必须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于完善。

        ①消极的毗邻效应(spillhborhoodeffects)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甲的行动往往对某乙有不利影响,但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上游的化工厂以耶为壑,它所排出的污水对下游的酿酒厂和水厂会造成危害。——译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对看不见的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荐或采取的目的在于完善市场的那些安排,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或者是不是象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对策不会比弊病带来更大的危害。

        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迫切。十几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对制药工业的调查,以及拉尔夫·纳德对通用汽车公司科维牌汽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抨击——所展开的运动,使政府在市场上以保护消费者名义进行的干预,在广度上和性质上都起了较大的变化。

        从1824年建立的陆军工兵部队到1887年建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再到1966年建立的联邦铁路管理局,这些机构都是联邦政府为管理或监督经济活动而建立的,它们在范围、重要性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几乎所有机构都管理某一行业,对该行业拥有明确规定的权限。至少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以来,保护消费者——主要是其经济利益——已是改革家们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了。

        在新政以后,干预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个联邦政府机构,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建立起来的。然而干预仍然是颇有节制的,并继续采用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干预的模式。1936年设立了《联邦登记册》,记载全部规章制度、申诉和涉及各种管制机构的其他事务,它起初颇为缓慢地,随后就急剧得多地扩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页,并在书架上占有空间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占用书架空间二十六英寸;1966年达到十三卷,共一万六千八百五十页,占用书架空间三十六英寸。

        接着,在政府的管制活动方面,出现了真正的迅猛扩展。随后十年里,建立的新机构不少于二十一个。这些新机构不涉及特定的产业,而是包括广阔领域:环境、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产品安全、职业保险,等等。除了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他们不受卖方的剥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机构主要关心象消费者安全及其福利一类的事情,保护消费者不仅不受卖方、而且也不受他们自己的侵害。①

        ①马西亚.R.沃利斯和罗纳德·J.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36号工作文件,美国企业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1978年9月,第II页。

        政府用于所有新老机构的支出迅猛上升——从1970年不足十亿美元,剧升到1979年粗略估计的五十亿美元。物价一般说来大体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则翻成五倍以上。被雇用于管制活动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70年的二万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万一千人,《联邦登记册》的页数则从1970年的一万七千六百六十页增加到1978年的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页,占用书架空间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书架。

        在这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变慢了。从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业全体雇员每一人时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简明而综合的指标——每年增长3%强;其后的十年中,每年增长还不到1.5%;在这十年的末期,生产率事实上是下降了。

        为什么把这两种发展联系起来呢?一种发展是与保证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洁净的空气和水有关;另一种发展则与我们怎样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有关。为什么这两种好事情会发生矛盾?

        答案就是,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标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运动——消费者运动、生态学运动、回到田园的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物运动、保护自然环境面貌运动、人口的零增长运动、“小的就是美妙的”运动、反核能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增长的。它们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加强利用自然资源。为此而建立的一批机构,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一个又一个产业,以满足日益详尽和广泛的政府要求。这类机构阻止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按政府官员规定的方式,要求工业必须把部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到目前为止,其后果是深远的,而且似乎今后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后果。正如大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有一次说过的:“我们用了十八个月制造第一台核动力发电机;现在要十二年;这就是进步。”对纳税人说来,管制的直接费用,是其总费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亿美元,只是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计,这笔费用一年大致为一千亿美元。这还没有把消费者因买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选余地和因价格高昂而遭受的损失计算在内。

        政府作用方面的这种大变革,多半是随着公众主张所取得的成就而引起,而能和这种主张匹敌的则是很少的。若想一想什么产品目前令人最不满意并许久以来改进极少,那么,邮政业务、中小学教育、铁路客运业务无疑地会名列前茅。若想一想哪些产品或事业最令人满意并改进最大,那么家用器械、电视机和收音机、高保真度设备、计算机,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上超级市场和市郊商店区,将一定会列在那类名单的前列。

        劣等货全都是政府的工业或政府管制的工业生产的。优质产品则全为私人企业生产的,这类企业同政府只有少许牵连,或者毫无关涉。然而,公众——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说服相信,私人企业生产劣等货,我们需要有经常保持警惕的政府雇员监督商业机构,不让它们把包装漂亮但是不安全的商品,以过高的价格来欺骗那些不了解内情因而轻易上当的顾客。这种宣传运动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致我们正把极为迫切的生产与分配能源的任务转移到我们提供邮政服务的人的手中。

        拉尔夫·纳德对科维牌汽车的抨击,是破坏私人工业品信誉的运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它作为一个例子,不仅表明了上述运动的威力,而且也表明了这一运动给人造成了多么错误的印家。纳德抨击科维牌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结果引起公众对一系列商品的质量提出了疑问,政府建立了许多机构来管理商品。大约十年以后,上述机构之一终于对科维牌汽车进行了检验。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对比检验了科维牌汽车和其他汽车,并且得出结论:“同检验的其他各种汽车相比,1960—63型科维牌汽车是值得赞许的。”①现在科维牌汽车迷俱乐部遍布全国,科维牌汽车已经变成收藏家的对象了。可是对于多数人,甚至见多识广的人说来,科维牌汽车仍然是“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是不安全的”。

        ①《关于1960-1963型科维牌汽车操纵和稳定性的评价》(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运输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署,1972年7月),第2页。

        铁路业和汽车工业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受政府管制而免受竞争危害的产业与竞争非常激烈的私人工业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这两个产业部门服务于同一市场,并且基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即运输。前一个产业是倒退的,没有效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改革,只是内燃机替换蒸汽机。现今由内燃机牵引的货车,比起较早年代由蒸汽机牵引的那种货车,几乎没有区别。客车同五十年以前相比,而今开得更慢,服务更差劲。各铁路公司都在亏损,正在逐渐被政府接管。另一方面,汽车工业在国内外竞争和革新自由的刺激下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推广了一项又一项改革,以致五十年以前的汽车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消费者享受到利益——汽车工业的工人们和股东们也是如此。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可悲的是汽车工业现在急剧地转变成政府管制的工业。在汽车工业中,我们眼前又出现了象过去那种阻碍铁路进步的状况。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其自身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条例,而是科学的规律。这种干预服从于强制力量,并按照与其创议者或支持者的意图或愿望很少相关的方向进行。我们已经考察了福利活动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当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时,不管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管制物价和劣等货的出售,还是为了增进消费者的安全,或者为了保护环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一项干预法令都确立起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于1887年,是通过一场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机构,这场运动是由自称的消费者的代表——当时的拉尔夫·纳德之流——领导的。该委员会已经历了几代人,已有人对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它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说明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发展史。

        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揭露了芝加哥各屠宰场和肉店不卫生的状况,作为对随之而来的抗议的回答,最初于1906年建立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已经历了几代人的时光。除了在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在较早的特定行业的管制型式与较近期的职能或跨行业的管制型式之间起着某种桥梁作用。它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是因为1962年凯弗维尔提出的修正案使它的活动发生了变化。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环境保护局,都是管制机构的更现代化型式的范例——跨越行业进行干预,不太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对上述各机构进行全面的分析远远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只扼要讨论它们如何表现出同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具有的共同趋势,以及它们为将来提出的各种问题。

        虽然州和联邦政府对能源的干预是长期的立场,但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以及随后将原油价格提高三倍以后,这种干预有了量的飞跃。

        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假如我们不能依靠政府干预来保护我们这些消费者,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市场采取什么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以及这些方法如何能得到完善?

        州际商务委员会

        南北战争以后,接着是史无前例的铁路扩张——以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普罗孟塔利钉进用黄金铸成的最后一颗道钉为象征,标志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接轨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的完工。不久建成了第二条、第三条、甚至第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1865年已经营业的铁路有三万五千英里;十年以后,接近七万五千英里;到1885年超过了十二万五千英里。1890年已有一千条独立营运的铁路。铁路遍布全国各地,通向每一个偏僻的村庄,横贯整个大陆。美国的铁路线长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铁路线长度的总和。

        竞争在当时是激烈的。其结果,货运和客运运费往往很低,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自然,铁路公司人员曾抱怨过“无情的竞争”。每当经济动荡,在经济周期性衰退的一击之下,一些铁路公司便陷入破产并转归其他人,或者干脆关门大吉。经济复苏时,铁路建筑的另一高潮便随之而到来。

        当时的铁路公司人员彼此联合,组成联营集团,并按照利润水平确定运费和瓜分市场,试图以此改善他们的处境。令他们沮丧的是,各种协定经常遭到破坏。只要一个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不降低运费,任何一个成员就能通过削减运费和从其他成员那里抢走生意而获利。当然,他不能公开削减运费,只能隐蔽行事,要使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尽可能长久地蒙在鼓里。于是受优待的托运人得到秘密的回扣,各公司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订有差别费率。运费的削减迟早会为人知道,联营集团也就随之而垮台。

        在象纽约与芝加哥这样距离遥远、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当时是非常激烈的。托运人与旅客们可以在由不同铁路公司和沟通两地的运河水运公司营运的一些交错的线路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这些铁路的任何一条较短路段中,例如在哈里斯堡与匹兹堡之间,也许只有一条铁路。那条铁路拥有某种垄断地位,只是容易受到可替代的运输方式的竞争,诸如运河或河流等运输方式。当然,这类铁路总要尽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收取尽可能高的运费。

        一种结果就是,由各短程运输——或者甚至一段短程运输——收取的运费总额,有时大于从两个远距离地点之间的长程运输所收取的全部运费。诚然,没有消费者抱怨长程运输的运费低廉,但是,他们确实抱怨短程运输的运费高昂。同样,在秘密的运费削减战中获得了回扣的、受到了优待的托运人不会有怨言,而那些没有得到回扣的托运人,则对“差别定价”怨声载道。

        铁路公司是当时的主要企业。它们的地位非常显眼,相互竞争激烈,同华尔街和东部财团有密切联系,报纸上报道的金融控制和欺诈事件很多都与它们有关。各铁路公司成了天生的靶子,特别是中西部农民们攻击的靶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格兰其运动,对“垄断的各铁路公司”进行了攻击。农民们通过绿背纸币党、①农民同盟②等组织联合起来了。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议会大厦进行鼓动,要求政府管制货运的费用及活动,并往往取得成功。平民党③不仅要求对铁路公司施行管制,而已要求彻底的政府所有制和政府经营,威廉·哲宁斯·布利安是通过平民党而出名的。④当时的漫画家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他们把铁路公司描绘成章鱼,章鱼在扼杀国家,在对国家施加极大的政治影响(各铁路公司确实干过这些事情)。

        ①绿背纸币党(GreenbackParty)系1875年成立的美国农业家的政党,它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收缩通货政策,争取维持廉价币值,以利于农民清偿南北战争中的负债。——译者

        ②农民同盟(Farmers’Alliance)为1882年在美国北部成立的农民组织。——译者

        ③平民党(PopulistParty)于1892年在美国成立,针对当时美国政府的通货收缩政策,它标榜自由铸造银币的纲领和一般的反对垄断的方针。——译者

        ④参看玛丽·贝内特·彼得森:《受管制的消费者》(洛杉矾:纳什出版社,1971年),第164页。

        当反对铁路公司的宣传运动高涨的时候,有些有远见的铁路公司人员认识到,他们能使这场运动转而对他们有利,可以利用联邦政府去执行他们确定价格和划分市场的协定,保护他们不受州和地方政府的侵犯。他们加入改革家的行列,一起支持政府管制,其结果是188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建立。

        大约过了十年,州际商务委员会才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到那个时候,改革家们已在进行另一场改革运动了。铁路只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之一。他们已达到了目的,他们只偶尔粗略地查看一下州际商务委员会正在做的事情,而没有很大兴趣去领导铁路公司干更多的事情。对于铁路公司人员说来,情形就完全两样了。铁路就是他们的事业,是和他们有关的头等大事。他们准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花费在铁路上面。而且,除了他们外,有谁能够充当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员并去管理这个机构呢,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该委员会去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一任政府专员是托马斯·库利,他多年来是代表各铁路公司利益的律师。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会要求更大的管制权力,并且被授予了这种权力。正如克利夫兰总统的司法部长理查德·J·奥尔尼,在州际商务委员会刚刚成立六年的时候给伯林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董事长、铁路巨头查尔斯·E·珀金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在目前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能受到各法院限制的情况下,它是或者可以使之成为对铁路公司非常有用的机构。它平息了公众要求政府对各铁路公司进行监督管理的喧闹,而在同时这一管理几乎完全是名义上的。但是,这样的委员会历时愈久,就会愈多地倾向于采取商业和铁路公司对事物的看法。这样,该委员会将变成介于各铁路公司与人们之间的一种障碍,保护铁路的利益免受轻率而粗鲁的立法的侵犯。……明智的办法不是毁灭该委员会而是利用它。①

        州际商务委员会解决了长程运输或短程运输问题。该委员会做到了这点主要是通过提高长程运输的收费率,使之等于短程运费的总和,你得知这一情况是不会惊奇的。除了顾主以外,人人都高兴。

        ①马修·约瑟夫森:《政客》(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38年),第526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委员会的权力强大,它开始对铁路公司的各种业务实行日益严密的控制。此外,权力从各铁路公司直接选出的代表那里转移到了人数日多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手中。可是,这对于各铁路公司没有什么威胁。许多官员都来自铁路行业,他们的日常业务是同铁路人员打交道,因而他们未来发迹的主要希望是同铁路公司联系在一起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货运汽车作为长途运输工具出现时,对铁路产生了真正威胁。州际商务委员会坚决维持了铁路公司异常高昂的货运费率,使汽车货运业得以飞速发展。后一行业是不受管制的,并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拥有购买一部运货汽车资本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行业。在要求政府管理铁路公司的运动中,人们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铁路公司是垄断企业,对它们必须加以控制,以阻止它们剥削公众,但这一理由对于汽车运货无论如何是不成立的。要找到比汽车货运业更能满足经济学家的所谓“完全”竞争条件的行业,那是困难的。

        然而,上述情况并没有阻止各铁路公司去鼓动要把长途汽车货运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并且,铁路公司成功了。1935年的汽车运输法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汽车运输业者的权力——以保护铁路公司,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汽车货运重复了铁路的历史。它组成了卡特尔,收费率被固定下来了,线路被划分了。随着汽车货运业的发展,汽车货运业的代表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取代了铁路公司代表的统治地位。正如保护铁路公司免受货运汽车的侵害一样,州际商务委员会已成为全力保护汽车货运业免受铁路公司以及不受管制的货运汽车侵害的机构。尽管如此,该委员会只不过是把保护其官员的利益掩盖起来罢了。

        为了能在各州之间开展运输业务,一个汽车货运公司必须具有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即载明便利公众且属需要的执照。1935年国会通过汽车运输法后,州际商务委员会对一下子提出来的大约八万九千份申请执照的报告书,只批准了大约二万七千份。“从那时以来……该委员会一直非常不愿意批准新商号参加竞争。而且,开业的汽车货运商号的合并与破产,减少了这些商号的数目,从1939年的二万五千多家减为1971年的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八家。在同一时期,受该委员会管辖的在各城市之间营运的货运汽车运载的吨位数增长了,从1938年的二千五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72年的六亿九千八百一十万吨,增加了二十六倍。”①

        执照是可以买卖的。“运输量的增加、商号数目的减少以及运费管理局和州际商务委员会对运费竞争的干预。大大增加了执照的价值。”据托马斯·穆尔估计,1972年执照的价值总额介于二十至三十亿美元之间②——只有这一数字可以衡量出政府确立的垄断地位的价值。对于拥有执照的人们来说,上述价值构成财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说来,却是一种由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损失,而不是一种生产能力。每种研究都表明,取消州际商务委员会对汽车货运的管制,会使托运人的花费急剧地降低——穆尔估计或许会降低四分之三。“你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且必须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消费者也得付出代价。”

        ①托马斯·盖尔·穆尔《卡车运输条例的受益者》,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21卷(1978年1O月),第340页。

        ②同上,第340、342页。你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且必须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消费者也得付出代价。”

        俄亥俄州的一家汽车货运公司,戴顿航空货运公司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它有一张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执照特许它从戴顿运货至底特律。为在其他线路上运货,这家公司不得不从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持有者手里,包括一个连一部货车也没有的持有者手里购买运货权。为取得这种特权,它每年得付出十万美元。这家公司的老板曾试图买下某些线路的执照,但迄今为止没有成功。

        该公司的一位名叫马尔科姆·理查兹的顾主说:“非常坦白地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州际商务委员会止步不前,什么都不干。据我所知,这是第三次我们支持戴顿航空货运公司的申请,以便帮助我们省钱,帮助自由企业,帮助国家节约能源。……所有开支最后都要由消费者来付。”

        戴顿航空公司的一位老板特德·哈克补充道:“就我个人而言,在州际贸易中没有自由企业。自由企业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另一位老板赫谢尔·温默却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他说:“我不想同已经获得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人进行争论,只是想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但从1936年州际商务委员开始行动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成员加入汽车货运业。他们不准新成员进入该行业,不准他们同已营业的那些成员竞争。”

        我们推测,这就是我们在铁路人员和汽车货运业务者中间一再遇到的反应:给我们执照或者让我们自行放弃各种规章,行;停止签发执照或者废除政府管制体制,不行。考虑到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上述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再来看铁路问题,政府干预的最终影响目前仍未消失。日渐增多的各种严格的规章,使铁路公司不能作出有效的调整,来同小汽车、公共汽车和飞机争夺长途客运业务。铁路公司再一次求助于政府,这一次是以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形式实行客运国有化。货物运输也实行了国有化。紧接着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触目惊心的破产之后,通过联合铁路公司(rail)的创立,东北部的许多铁路货运线路实际上国有化了。至于其他地方的铁路行业,前景也十分相似。

        飞机运输重演了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1938年成立了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由它管理的国内主要(即干线上的)航空公司为十九家。尽管空运量大大增加,尽管对“方便公众并满足公众需要的执照”的申请极多,但现在国内航空公司的数目却减少了。不过,飞机运输的历史同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有:一家大国际航空公司的有胆量的英国老板弗雷德·莱克,成功地削减了横越大西洋航线的运费,以及民用航空委员会前任主席艾尔弗雷德·卡恩的个性与能力——近来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对飞机运输费的管制。对于某一领域来说,这在摆脱政府控制、争取较大自由方面,是人们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它取得的显著成就——航空公司的低运费和高收入——促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废除了对地面运输的管制。然而,一些强大的势力,特别是汽车运输业中的势力,正在组织反扑,所以到目前为止,废除管制仅有极微小的可能性。

        最近,航空业中也出现了长短途运输问题,而且附带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航空业中的运费差别正好同铁路行业中的差别相反,短途运费反而比长途运费低。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面积很大,设立若干家大航空公司不成问题,它们的飞机可以只在该州境内的航线上飞行,结果它们可以不受民用航空委员会的管制。在旧金山与洛杉机之间的航线上,各公司激烈竞争,产生了一种州内运费,它比民用航空委员会批准州际航空公司对同样航程收取的运费低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自称为消费者保护人的拉尔夫·纳德,向民用航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上述差别的控告。而事有凑巧,在这之前,纳德的一家子公司公布了一份有关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色分析报告,着重说明了长短途运输的区别对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关于怎样解决航空公司的问题,纳德几乎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正象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所预料的那样,民用航空委员会的裁决要求各州内航空公司提高它们的运费,以赶上民用航空委员会许可的运费水平,这一裁决后来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幸亏这一裁决由于法律上的各种细节问题而没有执行,并且可能因废除对航空运费的管制而无效。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可以称之为政府干预的合乎规律的历史。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灾难,要求人们采取某些行动。于是出现了政治联盟,由真诚而高尚的改革家和同样真诚的有关各方所组成。联盟成员的目标(例如对消费者的低价格和对生产者的高价格)虽然互相矛盾,但却被“公众利益”“公平竞争”等漂亮词藻掩盖了起来。该联盟说服国会(或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的序言充满了动听的词语,而法律正文则授予政府官员“干某件事”的权力。高尚的改革家们感受到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新的事业上去。有关的各方则尽力确保上述权力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使用。他们一般都是成功的。成功本身产生了自己的问题,于是通过扩大干预范围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官员分享利益后,甚至连当初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再得到好处。最终的结果往往与改革家的目标完全相反,并且一般说来,达不到特殊利益集团的目标。然而,这项政府活动确立得非常牢固,同时,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又与它联系在一起,以致废除原有的立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新的政府立法被用来对付由过去立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个新的循环由此而开始。

        州际商务委员会清晰地展示了这些步骤的每一步——从对它的成立负有责任的不同寻常的联盟起,直到因全美铁路客运系统成立而引起的第二个循环的开始。该系统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许多情况下不受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制,因而可以做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准许单个的铁路公司做的事情。自然,冠冕堂皇地讲,建立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目的是改善铁路旅客运输。这个系统得到了各铁路公司的支持,因为它将允许取消当时存在的许多客运业务。本世纪三十年代出色的和赚钱的客运业务每况愈下,由于飞机和私人汽车的竞争,它变得无利可图了。然而,州际商务委员会却不准许各铁路公司削减客运业务。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现在既允许削减客运业务,又对保留下来的那些客运业务予以资助。

        假如根本没有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而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那么,美国今天就会有一个令人满意得多的运输系统。在竞争的刺激下,铁路行业会取得更大的工艺改革,铁路公司会根据运输量的不断变化对线路进行更为迅速的调整,铁路行业也许会因此而小一些,但效率会更高。旅客运输可能为较少的公众服务,然而车辆和设备则会比现在精良得多,服务也会更为周到和迅速。

        同样,由于效率的提高和浪费的减少,汽车货运公司的数目将增加,而运货汽车的数目可能减少。现今的浪费表现在回程放空车,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要求一些运输公司采取迂回公路线等方面。汽车运输费用将降低,而服务则更好。凡让领有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公司运送过个人行李的读者,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上述判断。虽然我们不是商业托运人,但我们猜想他们也会同意上述判断的。

        整个运输业的状况会与现在完全不同,也许会更多地采用联合运输方式。近年来,少数赚钱的私人铁路营业项目之一,是同一列火车既运送旅客又运送他们的小汽车。铁道平车运输方式无疑会远为迅速地被采用,而且会出现其他许多联合运输方式。

        听任市场力量起作用,很难料想结果会是什么,但这正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的主要理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用户对某项运输业务的评价不高,不愿为它支付价格,或同意支付的价格不能使提供这项服务的人获得的收入高于他从事其他运输业务可能获得的收入,那么,这项业务就无法维持下去。用户和生产者都不能慷他人之慨,来维持一种满足不了上述条件的服务业务。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与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同,联邦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第二项主要措施——1906年通过的食品和药物法——不是起因于对高价的抗议,而是起因于对食品卫生的关心。当时是揭露丑闻的时代,是记者进行调查的时代。厄普顿·辛克莱被一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派到芝加哥,去调查牲畜围场的状况。他根据这次调查出版了著名小说《丛林》,他写这部小说本来要引起对工人的同情,但是小说却更多地激起了人们对肉类加工不卫生的愤慨。正象辛克莱当时所说的:“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但却击中了公众的胃。”

        早在《丛林》这部小说问世并激起公众要求制定有关法律的感情以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全国禁酒协会等组织已经成立了全国食品与药物卫生代表大会(1898年),目的是开展宣传运动,促使国会颁布禁止出售假药的法令。当时出售的大部分假药都掺有大量酒精,因而酒精被当作药品来出售和消费。面对这种情况,禁酒组织怎么能不开展斗争呢。

        在这里,特殊利益集团也加入了改革家的行列。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在这一工业的历史中早已意识到,使顾主中毒对他们是无利的,特别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可以选择其他厂商的产品。”他们特别担心欧洲各国借口屠宰的牲畜有病,限制从美国进口肉类。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机会,让政府证明他们出口的肉类是无病菌的,而且让政府支付检验费。①

        ①加布里埃尔.科尔柯《保守主义的胜利》(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3年),引自第99页。

        另一特殊利益集团是药商和医生,他们通过其职业联合会发表意见。同肉类罐头厂的老板相比,或者同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时的铁路公司相比,药商和医生的卷入较为复杂,单纯经济方面的考虑较少。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明确的:如果专卖药和假药由江湖医生或其他人直接卖给消费者,那将同他们的业务相竞争。此外,药商和医生还从职业上关心现有的各种药品,敏锐地知道那些自称能医百病(从癌症到麻疯病无所不医),但实际上疗效甚少的药品给公众带来的威胁。热心公益的精神同自身利益相一致了。

        1906年的法令主要限于检查食品和给专卖药加标签,不过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事先计划,它也管理处方,这一权力是很久以后才加以运用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前身隶属农业部。大约十五年前,不论是最早的机构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制药工业都没有多大影响。

        1937年年中磺胺问世以前,几乎没有制造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新药。其后,一个化学家力图使磺胺对不能服用胶囊的病人发生疗效,结果就发生了所谓“特效磺胺”灾难。他所使用的溶剂和磺胺的化合物证明是致命的。悲剧的结局是“一百零八人死亡——其中一百零七名是服用了‘特效药’的病人,一名是畏罪自杀的化学家。”①“从上述……经验中,药品制造商认识到了出售这类药物可能担负的责任,因而在投放市场前开始进行安全试验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②同时他们认识到政府的保护对他们可能是有利的。结果,1938年通过了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令,这一法令把政府管制扩及到广告与商标,并且要求所有的新药品在它们进入州际贸易之前,在安全方面须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管理局应于一百八十天以内批准或驳回申请。

        ①里查德·哈里斯:《真正的呼声》(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4年),第183页。

        ②威廉·M.沃德尔和路易斯·拉萨格纳:《管理和药物发展》(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75年),第8页。

        另一悲剧,即1961—1962年的撒利多迈德事件发生以前,制药工业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的共生关系。根据1938年法令的规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准撒利多迈德进入美国市场,只是医生为作实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这种药物。当一些报告披露了欧洲的孕妇服用撒利多迈德后生下了畸形胎儿的消息时,就连医生也不能以实验为借口使用这种药物了。继之而来的抗议浪潮冲击了1962年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参议员凯弗维尔1961年对制药工业的调查引起的。上述悲剧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修正案的攻击矛头。凯弗维尔最初指控的是价格,即价值可疑的药品售价过高——这是关于垄断企业剥削消费者的一般性的抱怨。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则把矛头更多地指向质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这些修正案“在1938年法令规定的安全检验之上,又加上了功效检验要求,同时取消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处理新药申请书方面所受的时间限制。一种新药只有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药品符合1938年法令的安全要求,而且在其未来的使用中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时,该药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①

        ①萨姆·佩尔兹曼:《药物发明的管理》(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47年),第9页。

        1962年的修正案是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相一致的,它们使政府的干预活动剧增,同时改变了政府干预的方向。这些事件是:撒利多迈德悲剧;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它发动了环境保护运动;以及有关拉尔夫·纳德的“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辩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促进了政府作用的改变,而且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主动得多。对于环己基氨基磺酸盐(cyclamates)的禁止以及要禁止糖精的威吓。受到了多数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些决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为重要的行动。

        在1962年修正案中达到最高点的那些立法目标。没有人会不同意。当然,应该保护公众免受不安全而没有疗效的药品的侵害。然而,也应该促进新药的发展,应该把新药尽可能快地供应给那些能从新药中得到疗效的人。正象常有的情况那样,一项有益的目标同其他一些有益的目标发生了冲突。一方面的安全与谨慎,可能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死亡。

        重要的问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在协调上述各个目标方面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已有人详细地研究过这两个问题。当前,已有大量证据表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是有损于生产的,它阻止生产和销售有用的药物带来的害处,大于它禁止出售有害的或无疗效的药物带来的好处。

        政府管制对新药品的创新率产生了极大影响:1962年以来,每年推广的“新化学物质”的数目下降了50%以上。同样重要的是,对一种新药品说来,得到批准要花长得多的时间,而且,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增加了许多倍。费用的增加是同政府批准时间的拖延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估计,当时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约为五十万美元,从试制到投入市场约需二十五个月。如果计入自那时以来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发明一种新药花费一百万稍多一点美元也就够了。但1978年“要使一种新药进入市场,得花费五千四百万美元,需要大约八年的努力”——也就是说所需费用增加一百倍,所需时间增加三倍,而与此相比,一般物价则仅仅上涨了一倍。①其结果是,各医药公司在美国已没有力量来为患有罕见疾病的病人发明新药品,它们越来越多地依赖销售量大的药品。长久以来在新药品发明方面居于首位的美国,现在迅速地落到了后面。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从国外发明中得到充分的好处,因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往往不承认国外有关机构对药品性能的鉴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同铁路客运一样,对新药发明也实行国有化。

        ①沃德尔和拉萨格纳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的估计:《管理和药物发展》,第46页;拉萨格纳对1978年的估计:《药物发展前途未定》,载《药物知识与临床配药学》,第13卷(1979年4月),第193页。

        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药品时滞”,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药品供应上存在的差异。例如,罗彻斯特大学药品发明研究中心的威廉·沃德尔博士提出的一份详尽研究报告表明,许多在美国买不到的药品在英国可以买到,而在英国买不到的药品在美国同样难于买到,而且在上述两个国家,可买到的药品投入市场所需要的时间,平均算起来在英国要快一些。沃德尔博士在1978年说:

        某些很有疗效的药品在美国买不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却可以买到,如果调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许多美国病人正是因为缺乏这些药品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例如,有一两种称为贝他——封阻剂(Betablockers)的药品,现在发现它们能防止心脏病患者因突然发病而死亡,也就是说能够防止冠状动脉因心肌梗塞而死亡。假如在美国有这类药品,它们一年中可以拯救上万条生命。在1962年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里,医治高血压——即为了控制血压——的药品在美国没有一种得到批准,而英国却批准了好几种。在全部心血管领域,从1967年到1972年的五年期间,仅一种药品得到了批准。这是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组织机构上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相联系的。

        与病人有关系的是,治疗方案过去常常由医生和病人来决定,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由联邦一级的专家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委员会及其上属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非常偏重于避免危险,以致使我们常常能够得到较为安全的药品,但却得不到有效的药品。最近我从上述一些诸询委员会那里听到一些值得重视的言论。它们在考虑某些药品的取舍时经常说,“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的人不多,无需在市场上广泛出售这种药品。”如果你努力干的事情,是为了全体居民的利益而把药品的毒性减到最小程度,那是很好的;然而,如果你碰巧是那“人数不多的病人”之一,也就是说你患有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或一种很罕见的疾病,那么你则交了恶运。

        假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不让危险的药物进入市场,防止撒利多迈德这种药物引起一系列灾难,能否证明所付出的代价是合理的呢,萨姆·佩尔兹曼根据以往的事实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研究,而且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上述做法的害处大大超过了好处。他解释他的结论部分地是通过指出这一点:“1962年以前,市场使无效药品的卖主受到的惩罚似乎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管制机构再来插手干涉。”①生产撒利多迈德的各厂家终究支付了几千万美元的赔偿费而收场。这对防止任何类似事件的发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当然,错误——撒利多迈德悲剧就是一个错误——仍将发生,但将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发生。

        ①佩尔兹曼:《药物发明的管理》,第45页。

        事实证明了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尽管愿望是良好的,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阻挠了新的可能有用的药品的发明和销售。

        如果你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负责审批一种新药品,那就可能犯两种很不相同的错误:

        1、批准一种新药品,它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导致大批人的死亡或受到严重损害。

        2、拒绝批准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能拯救许多生命或减轻巨大的痛苦,并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假如你犯的是第一种错误,批准生产撒利多迈德,每家报纸就会在头版刊登你的名字,使你大为丢脸。假如你犯的是第二种错误,谁又会知道呢?知道此事的只有推销这种新药的药商和若干研制这种新药的药剂师和医生。前者会被斥为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得无厌的商人,后者发发牢骚也就没事了。那些生命本来可以得到挽救的人们不可能提出抗议。他们的家人也无从得知心爱的亲人是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名素昧平生的官员的“谨慎小心”而丧失其生命的。

        销售撒利多迈德的欧洲各医药公司受到了攻击,而不批准在美国使用撒利多迈德的那位妇女(弗朗西斯·O·凯尔西博士,曾由约翰·F·肯尼迪授予一枚政府优异服务金质奖章)则获得了声誉与名望。你究竟更急于避免哪一种错误,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你或者我,假如处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的地位上,一定会趋向于拒绝或推迟批准许多好的药品,以便避免批准一种具有副作用的药品,引来一则值得报道的新闻,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

        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制药工业的反应而加强了。这种倾向导致过分严格的标准。得到政府批准要花更多的钱,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要冒更大的风险。研究新的药品带来的好处减少了。各公司不再那么害怕竞争者的研究工作取得新成果。现有各厂商和现有各种药品受到保护不要竞争的影响。新的参加者受到阻挠,研究工作可能集中在争论最小即革新最少的方面。

        我们当中一人在1973年1月8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上提出,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应该取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后来该刊物收到了药厂工作人员的一些信件,信中谈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不幸经历,从而证实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阻碍药品的发明这一断言。但是,大部分人也发表了如下的看法:“和你的意见不同,我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应该取消,但是我确实认为它的权力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加以改变。

        其后,以“汪汪叫的猫”为题的一篇文章(1973年2月至9日)答复说:

        有人说:“如果猫能汪汪叫,我希望有一只猫。”你对这种人会有什么看法?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同你下面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行为符合我的想法,那我将支持它。说明猫的特征的生物学法则,比起说明政府机构在其一旦建立后的活动的政治法则,并不更为严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活动的方式及其有害的后果,并非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人们容易改正的某种错误所造成,而恰好象喵喵的叫声同猫的本能有关系一样,是该管理局成立本身的结果。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你承认不能任意把特征归因于各种化学和生物的实体,不能要求猫发出汪汪的叫声,也不能要求水燃烧起来。那你为什么假定在社会科学中情形是不同的呢?

        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各种社会机构的行为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这是多数所谓改革家犯的根本错误。这种错误说明为什么他们如此经常地感到,过失在于人而不在于“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赶走坏人”,让好人管事。这种错误说明他们的各项改革为什么在表面取得成功时,常会走上歧途。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带来的害处,并不是主管人的无能造成的,除非说人类本身就是无能的。他们大都是有才干的和忠实的公务人员。然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主管某一政府机构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要比他们对该机构活动的影响大得多。无疑会有例外,但例外是极少的——差不多象汪汪叫的猫那样稀少。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有成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使改革成功需要考虑支配政府机构活动的政治法则,而不要单纯责备政府官员效率低、浪费严重,或者怀疑他们的动机,觉得他们没有真正卖劲干活。凯弗维尔修正案改变了对公务人员的压力和刺激,在此之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也带来害处,但要比现在少得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例子说明了管制活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变化。这个委员会跨越各个产业部门。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价格或成本,而是安全。它拥有广泛的处理权限,并仅在最一般的授权条件下活动。

        1973年5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上述“委员会,被授予特别权力,保护公众不因消费品具有过大危险而遭受伤害,帮助消费者评价这些产品的安全,制定有关消费品安全的标准,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把上述标准相互抵触的地方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调查研究消费品造成死亡、疾病和伤害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①该委员会的权限适用于“任何物品及其构成部分,其生产和分配是(Ⅰ)为卖给消费者……或(Ⅱ)为消费者使用、消费或享受”。不属于该委员会管制的是“烟草及烟草制品;汽车及汽车备件;药物;食品;飞机及飞机部件;某些船艇;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所有这些差不多都属于其它管制机构如酒、烟和火器局、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海岸警备队等的权限之内。②虽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刚刚建立不久。但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机构,这一机构对我们行将购买的产品和劳务说来,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各种产品,从安全火柴到自行车,从儿童们的玩具火枪到电视接收机,从垃圾箱到圣诞树上的小灯泡,该委员会均进行检验并颁布安全标准。

        ①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年度报告,1977财政年度》(美国首都华盛顿,1978年1月),第4页。

        ②沃利斯和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14页。

     -2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显然是个很好的目标,但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又将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安全或不安全呢?“过大的危险”不能说是一个很科学的词,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对于儿童(或成年人)的听觉说来,火枪发出多大分贝的声响构成“过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火枪的声响有危险,是因为有时看到训练有素而拿高报酬的“专家”在玩火枪时戴着耳套,这根本不能使纳税人相信他们的钱花得是地方。同不够“安全”的自行车相比,一辆“较安全”的自行车可能速度较慢、较笨重又比较昂贵。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颁布标准时,根据什么尺度来决定自行车的最大速度和应有的重量,根据什么决定应花更多的钱来达到更大的安全?较安全的标准能带来较多的安全吗?还是只会促成使用者不太注意和不太留神,大部分自行车事故和类似的事故毕竟是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大多数这类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可是,在制定和颁布标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疑必须加以回答。这种回答将会部分地反映有关公务人员的任意判断,偶尔也反映消费者或消费者组织的评价,他们碰巧对有关产品具有特殊兴趣,然而多半是反映产品制造者的影响。一般说来,只有产品制造者对拟议的标准具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发表有见解的意见。的确,制定产品标准的工作大部分已移交绘了各同业公会。毫无疑问,制定的标准将增进同业公会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内外可能出现的新生产者的竞争。结果将加强现有的国内工厂主的竞争地位,使得研制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花费更大,困难更多。

        当产品按照事情的正常发展进入市场时,就有机会进行反复的试验。无疑,会生产出劣等产品,会犯错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缺点。但是,所犯的错误通常是小错误——不过也有一些大错误,如最近生产的燧石500号涂料车胎——而且可以慢慢纠正。消费者可以亲自进行试验,看自己喜欢哪些产品,不喜欢哪些产品。

        当政府通过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介入时,情形就不同了。在产品得到广泛试用和在实际使用中出差错之前,必须作出许多决定。产品的标准不能适应于不同的需要和爱好。它千篇一律地对待一切需要和爱好。消费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试验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产品的机会。仍然会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

        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有关的两个事例可说明这一问题。

        1973年8月,该委员会刚刚成立三个月,“就宣布某些牌子的雾喷粘胶剂具有直接的危险,禁止人们使用。该决定主要是根据某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初步发现,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粘胶剂会使孕妇生下有缺陷的孩子。由于更为彻底的研究无法证实最初的论断,该委员会在1974年3月解除了禁令。”①

        这样迅速地承认错误是值得大加赞许的,并且对于一个政府机构说来是极其难得的。但最初的决定已经带来了危害。“看来至少有九名使用过雾喷粘胶剂的孕妇,做了人工流产,对该委员会的初步决定作出了反应。她们害怕生下有缺陷的孩子,因而决定停止怀孕。”②

        ①默里·L.韦德鲍姆:《政府管理的代价》,第12号出版物(圣路易斯:美国企业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1977年2月),第9页。

        ②同上。

        一个严重得多的事例是所谓特里斯(Tris)化学药品事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负有实施1953年通过的“易燃纺织品法令”的责任,该法令企图减少因产品、纺织品及有关原料意外燃烧而引起的死亡与伤害。该委员会的前身于1971年颁布了有关儿童睡衣睡裤的安全标准,这一标准在1973年年中被该委员会固定了下来。当时达到这一标准的最经济的方法是把一种名叫特里斯的能防止燃烧的化学药品换进布料中去。不久,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儿童睡衣睡裤约99%含有特里斯。后来发现这种化学药物是一种很厉害的致癌物质。1977年4月8日,该委员会宣布禁止在儿童服装方面使用这种化学药品,并且要求从市场上收回用这种化学药品处理过的服装,要求消费者退货。

        不用说,该委员会在其1977年年度报告中,并没有承认正是它以前的行动造成了这种危险局面,没有承认它对此应负的责任,而是装出一副面孔,好象是它发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由它来加以解决。最初的要求使千百万儿童面临得癌症的危险。最初的要求和其后禁止使用特里斯,两者都把大量费用强加给生产儿童睡衣睡裤的厂商,归根到底,意味着把费用强加给顾客们。可以说,最终一切费用都要落在顾客头上。

        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全面管制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要是当时允许市场发生作用,某些制造商无疑也会使用特里斯,使其产品具有抗燃性,从而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但采用特里斯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在大规模采用这种化学药品之前,人们会发现它的致癌性质,因而<u></u>停止使用。

        环境

        环境保护是联邦干预活动发展得最迅速的领域之-。1970年为“保护和改善物质环境”而建立的环境保护局,被赋予日益增大的权力与权限。它的预算从1970年到1978年增加了六倍,现在超过了五亿美元。它拥有大约七千名职员。①为了使环境符合它规定的标准,该局每年向工业部门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征收几百亿美元的费用。目前,在企业新的资本设备净投资总额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用于防止污染。这还未算入由其他机构征收的必要费用,如旨在控制机动车废气的费用,或是土地利用规划或荒地保持的费用,或是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大量其他活动的费用。

        ①沃利斯和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19页。

        保护环境和避免过度污染是现实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当一种行为的全部代价和利益,以及受害者或得益者易于分辨时,市场可以非常有效地确保人们只采取这样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对所有参加者来说,利益大于代价。然而,当代价和利益或者受影响的人不好分辨时,市场就会失灵,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这是“第三方”或毗邻效应造成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某一个住在上游的人污染了河水,他实际上是用脏水去同下游的人交换好水。下游的人很可能愿意根据某种条件进行交换。问题是,不可能使这种交易成为自愿的交易,不可能辨认出谁得到了应由上游某人负责的脏水,而且不可能要求居住在上游的人事先征得居住在下游的人的同意。

        政府是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可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较为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生产出所需要的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不幸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也同样使政府难以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一般说来,政府同市场参加者相比,前者并不能比后者更容易地辨认出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不能更容易地估计出上述两种人各得到多少好处受到多少害处。利用政府来补救市场的失灵,常常只不过是以政府的失灵代替市场的失灵。

        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常常是感情多于理智。在许多讨论中,好象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凡严肃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应该使或可以使世界没有污染。我们可以不让汽车污染空气,例如,只消废弃一切汽车就行了。但这却使我们无法享受现在已享有的工农业生产力,从而使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置许多人于死地。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家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终止这一状态。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正象得到我们需要的其他好东西要付出某种代价一样,得到清洁的空气也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必须权衡减少污染带来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而且,“污染”不是一种客观现象。对一个人来说是污染,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享乐。对于我们当中某些人来说,摇摆舞音乐是噪音污染;对于我们当中另一些人而言,却是一种享乐。

        实际的问题不是“消灭污染”,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污染量“适当”,“适当的”污染量的意思是:减少污染得到的好处刚好大于为了减少污染我们必须放弃其他好东西(如房屋、鞋子、上衣等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做得过分,牺牲就会大于得到的好处。

        妨碍我们合情合理地分析环境问题的另一个障碍是,人们往往从善与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些怀有恶意的坏人心肠很黑,是他们把污染物送入大气中的,因而这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问题,只要我们当中那些高尚的人愤怒地起来制服这些坏人,一切就会好起来。骂人总是比有理智而艰苦细致地分析问题要容易得多。

        就污染说来,被指责的魔鬼往往是“工商企业”,即生产商品和劳务的企业。事实上,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人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造成了引起污染的需求。对于从发电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尘,用电的人是应该负责的。假如我们想得到只带来少量污染的电,我们将直接或间接支付很高的电费,使之足以补偿额外的费用。获得比较清洁的空气、水和其他一切所支付的费用,最终必须由消费者负担。没有人会为此付款。企业只是一种媒介,借以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活动。

        因为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带来的好处和造成的损害往往落在不同人身上,所以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例如,从荒地利用面积的增加,从江河湖泊环境的改善,或者从市内空气污染物的减少等方面得到好处的人,通常和那些因为食品、钢铁或化学制品的成本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人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因减少污染而得益最多的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养上,都比因允许较多的污染,从而使物品的成本较低而得益最多的人要强。后一种人宁愿要较便宜的电力,而不要较清洁的空气。董事规则在控制污染方面仍然起作用。

        总的说来,政府在控制污染方面采用的方法,同政府在管理汽车运输、管理食品和药物以及增进产品安全等方面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控制污染,建立了一个拥有处置权力的政府管制机构,该机构颁布了私人企业、个人以及州和地方团体必须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上述机构和各级法院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这种控制污染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确保成本与收益相等。由于完全靠强制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面是,谁违反规定谁受惩罚,而不是买与卖;是对与错,而不是多与少。而且,它具有和其他领域中的管制方法相同的缺点。受管制的人或机构卖力去做的,不是花费人力物力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而是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规定。另外,管制人员的自身利益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关系极少。正如官僚统治下的一般情况那样,广为分散的个体利益受到漠视,集中起来的利益则备受照顾。过去,所谓集中起来的利益一般是指商业企业,特别是规模巨大、有权有势的企业。最近,除大企业外,又增加了一些组织得很好、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这类集团自称代表某些顾客的利益,而顾客可能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和现有的专门的管制与监督方式相比,一种有效得多的控制污染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费用,让市场规律起作用。举例来说,可以对排出的每单位废物征收特定数额的税款,而不是要求各厂商建立专门处理废物的工厂,也不是要求它们排入江河湖泊的水必须达到特定的标准。这样一来会刺激厂商采用最经济的方法减少排出物。同样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减少污染的费用。如果低额税率导致污染大量减少,那将明确告诉我们,允许排出污染物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征收高额税仍有大量污染物排出,那将表明相反的情形,但高额税将提供足够的金额赔偿受损失的人或者消除损失。税率本身应随着费用和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和管制一样,废物排出税将自动地把费用加到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产品使用者身上。那些减少污染花费大的产品,相对于减少污染花费小的产品,价格将上升,正如现在那些因管制活动而被征收重税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上升一样。前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上升,后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下降。废物排出税和管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废物排出税将以较低的费用更有效地控制污染,而且给不造成污染的活动带来的负担较少。

        A·迈里克·弗里曼第三和罗伯特·H·哈夫曼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写道:“我国不采用经济刺激的方法,是因为该方法行之有效,这样说并非完全开玩笑。”

        正如他们所说的,“结合环境质量标准建立污染税制度,会解决有关环境方面的大部分政治冲突,而且将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解决这些冲突,让这一政策的受害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政策的人们力图避免的正是这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作风。”①

        ①A.迈里克·弗里曼第三和拉尔夫.H.哈夫曼:《语清水浊》,载《公共利益》,第28期(197年夏季),第65页。

        上面我们非常简要地论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问题。最后我们指出这样一点也许就够了:在政府根本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如在汽车货运、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价格确定及线路分配中——政府管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政府应发挥某种作用的领域中也出现了。

        建立污染税制度也许还会导致人们重新看待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机制起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毕竟,不理想的市场可能和不完善的政府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在控制污染方面,重新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假如我们看一看现实而不是书本上的词句,那么同一百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空气一般说来要清洁得多,水也比较卫生。现在,比起落后国家,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空气较为清洁,水也较为卫生。工业化产生了新的各种问题,但是它也提供了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手段。汽车的发展确实增加了一种污染形式——但它却基本上结束了人们更不喜欢的一种污染形式。

        能源部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行禁运,引起了一连串能源危机,并且,加油站不时发生排长队的现象,从那时起,能源问题一直使我们很伤脑筋。政府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官僚机构以控制和管理能源的生产及使用,最后是在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

        政府官员、报纸报道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都把能源危机的原因习惯性地归之于贪婪的石油工业,或者浪费的消费者,或者恶劣的气候,或者阿拉伯的酋长们。但实际上,它们对能源危机都没有责任。

        石油工业毕竟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并且它一向是贪婪的。消费者不会突然变得浪费起来。我们过去也有严酷的冬天。早在人类有史以来,阿拉伯酋长们就已经在追求财富了。

        那些用上述愚蠢的解释来充塞报纸和广播的、精明而老练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自问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71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为什么没有能源危机,没有汽油短缺,没有关于燃料油的问题,

        能源危机是政府造成的,当然,不是故意造成的。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从来没有致函国会要求制定带来能源危机和使人们排长队买汽油的法案。但是既然说到问题的一方面,就得说另一方面。自从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5日冻结工资和物价以来,政府就对原油、零售汽油以及其他石油产品强行规定了最高价格。令人遗憾的是,取消对所有其他产品的最高价格时,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这阻碍了美国取消对石油及其产品的最高价格。对石油产品规定最高法定价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71年以来的时期共有的关键性因素。

        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即如何造成产品过剩和产品不足。你想使产品过剩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低价格,并让这一价格高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我们曾多次采用这种方法使小麦、食糖、奶油和其他许多农产品过剩。

        你想要产品不足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高价格,并让这一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这就是纽约市以及最近其他城市对出租的住宅做过的事情,并且,这也是所有这些城市正在遭受或即将遭受房荒之苦的原因。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产品短缺的原因,也是现在出现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的原因。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明天结束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我们指的是明天,不是今后六个月,不是今后六年。那就是废除对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一切价格管制。

        政府的其他错误政策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行为,可以继续使石油产品保持高昂的价格,但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四分五裂、一团混乱的局面。

        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解决办法会降低消费者的汽油费用,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费用。油泵中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可能要上涨几美分,但消费者不用再为排长队和寻找有油的加油站浪费时间和汽油,也不用再为能源部的年度预算付款了。能源部1979年的预算达一百零八亿美元,或每加仑汽油大约九美分。

        为什么这种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没有被采用呢,就我们所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一般的原因,另一个是特殊的原因。使每一个经济学家失望的是,要使除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外的大多数人了解价格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似乎特别反对他们在大学一二年级学过的那些基本原理。其次,废除价格管制会使真相大白,告诉人们能源部二万名雇员的活动是多么无益,多么有害。有人甚至可能会想:要是没有成立能源部该有多好。

        卡特总统宣称,政府必须实施一项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计划,否则到1990年我国的能源将被耗尽。这一主张又怎么样呢,这也是一种神话。政府计划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这仅仅因为政府处处阻止采用有效的自由市场解决办法。

        根据长期合同,我们付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每桶石油大约二十美元,在现货市场(立即交货的市场)上,我们所付的价格甚至高于此数,可是政府却迫使国内生产者按每桶五点九四美元的低价出售石油。政府对国内生产的石油征税,用以补助从国外进口的石油。我们付给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比政府允许的国内天然气生产者所收的价格,要多出一倍以上。政府把严厉的有关环境方面的要求强加给能源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而极少或者毫不考虑经济上所包含的费用。复杂的规章制度和拖拉的官僚作风,大大拖长了兴建以原子核、石油或煤炭为燃料的发电厂所需要的时间,拖长了充足的煤炭供应量进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成倍地增加了成本。政府的这种不利于生产的政策,扼杀了国内的能源生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外国的石油——尽管卡特总统说过:“依赖于一条几乎环绕整个地球的、靠不住的油船运输线是很危险的。”

        1979年年中,卡特总统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年、耗资八百八十亿美元的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政府计划。让纳税人为产自油页岩的每桶石油直接地或间接地花费四十或更多的美元,而同时却禁止国内油井所有者从某些类别的石油中每桶收取五点九四美元以上,这果真有道理吗?或者,象爱德华·J·米切尔在《华尔街日报》(1979年8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要问……就算我们花费八百八十亿美元能在1990年生产出一些每桶定价四十美元的合成石油,这又怎么能够使我们不论在今天还是在1990年不依赖石油输出国组织每桶定价二十美元的石油呢?”

        从油页岩、含油砂层等等提炼燃料是有意义的,如果把所有的费用都考虑进去之后,这种方法生产能源比各种替代办法更便宜的话。市场是决定上述方法是否便宜的最有效的机制。如果这种方法较为便宜,那么私人企业开发这些替代资源就将是有利的——只要它们获取利益同时负担费用。

        只要私人企业相信将来的价格不受管制,它们就可以指望获取利益。否则私人企业就等于是在打一场“反正我都输”的赌。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假如价格上涨,管制及“暴利税”会赫然出现;假如价格下跌,私人企业就要两手空空。这种前景削弱自由市场,并使卡特总统的社会主义政策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只要要求私人企业为破坏环境而付款,它们就将负担所有的费用。执行这一政策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捐税,而不是让某一政府机构任意制定各种标准,随后又建立另一个机构来杜绝前一个机构的官僚作风。

        对于私人企业发展各种替代性燃料说来,价格控制和管制的威胁是唯一重要的障碍。据说发展替代性燃料风险太大,资本费用太多。这完全错了,冒险正是私人企业的本质所在。把风险强加给纳税人而不是资本家,并不能消除风险。阿拉斯加输油管表明,私人市场可以为有前途的工程筹集巨额资金。打发税务员征税,并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力,增加国家财力的方法是让证券市场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我们人民将要为我们所消费的能源付钱。假如我们直接付钱,并能够自己决定怎样使用能源,而不是通过纳税和通货膨胀间接付钱,也不是由政府官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能源,那么,我们为所消费的能源支付的总金额将会少得多,得到的能源将会多得多。

        市场

        这个世界不是尽善尽美的。永远会有质量低劣的各种产品、庸医和诈骗能手。但总的看来,如果允许市场竞争起作用,那它同强加到市场头上的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相比,将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正象亚当·斯密在本章开头我们引用过的那段话中所说的,竞争保护消费者不是因为商人比官僚们心肠软,不是因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思想,或更慷慨大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才能,而只是因为为消费者服务正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

        假如一个店主向你出售的商品比其他店主出售的商品质量低或价格高,你就不会继续光顾他的商店了。假如他买来供出售的商品不合你的需要,你就不会购买。因此,商人们在全世界搜购可能适合你的需要并受你欢迎的各种产品。而且他们极力推销购买来的商品,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垮台。你走进一家商店,没有人强迫你买什么。你可以随便买哪一样东西或者到另一家商店去。这是市场和政治机构之间的基本区别。你能自由选择。没有警察从你口袋里掏钱去为你不想要的某样东西付款,没有警察要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然而,鼓吹政府管制的人会说,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怎么能阻止企业出售搀了假的或者有危险的产品呢?正如特效磺胺、撒利多迈德以及其他许多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故所表明的,出售这类产品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做生意的手法——不是招揽忠实而可靠的顾客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出现各种差错和事故,但正如特里斯事件所表明的,政府管制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区别在于犯严重错误的私人企业可能垮台,而犯严重错误的政府机构则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预算。

        只要无法预测不利情况的出现,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差错和事故,但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测不利情况。防止差错和事故的唯一方法是停止前进,但停止前进也就消除了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情况的可能性。

        鼓吹政府管制的人还会说,没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各种复杂的产品的质量呢?市场的回答是消费者无须自己作出判断。他有一些可以依赖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中间人。例如,百货公司的主要经济职能是根据我们的利益检查质量。我们购买的东西很多,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懂行,即便是衬衫、领带或鞋子等最平常物品,我们有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其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件不好的东西,我们多半会退给出售商品的零售商,而不会退给工厂主。在判断产品质量上,零售商所处的地位远比我们优越。同百货公司一样,娄巴克·西尔斯公司和蒙特文梅里·沃德公司不仅是销售机构,而且是为消费者有效地检验和证明产品质量的机构。

        另一种可以依赖市场手段是商标的声誉。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获得生产安全可靠的产品的声誉。这是它们“信誉”的源泉,作为一家公司这种信誉甚至比厂房设备更有价值。

        还有一个手段是私人检验组织。这样的检验组织在工业部门中是很普遍的,并在证明大量产品的质量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象消费研究会一类的私人组织,该研究会创立于1928年,并仍在它每月出版的《消费研究》杂志上评价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还有1935年建立的消费者联合会,它出版《消费通讯》。

        消费研究会和消费者联合会都很成功,有充足的资金雇用大批人员,其中包括工程师以及经过训练的检验人员和办事人员。可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它们至多只能吸引1%或2%的可能的追随者。这两个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消费者联合会现在拥有大约二百万名会员。它们的存在是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一种反应。它们的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的机构,这表明只有少数消费者需要这类机构,并愿意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付钱。大多数消费者一定正在从其他方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并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有人宣称消费者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这一论断怎么样呢,正如许多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的可耻失败所表明的,我们的回答是消费者不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埃德塞尔牌汽车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最不受欢迎的汽车,但该公司却开展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运动推销这种汽车。从根本上说,广告是做生意的一种成本,企业家都想从付出的钱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设法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和愿望,比起试图制造人为的需要和愿望,不是更为合理吗,的确,同制造人为的需要相比,向消费者出售满足他们现有需要的商品,一般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所谓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改换汽车型式的愿望。可是,尽管开展了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运动,福特汽车公司终究没能使埃德塞尔牌汽车成为畅销货。市场上总是有一些不经常改换型式的小汽车,如美国制造的苏珀巴牌小汽车(这种汽车是奇克牌出租汽车的仿制品)以及许多外国小汽车,但它们所能吸引的顾客一直不过是很少的百分之几而已。如果不经常改换型式的汽车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则制造这种汽车的公司就会兴旺起来,同时其他公司也会仿效它的做法。多数批评家反对广告宣传,不是因为广告宣传操纵嗜好,而是因为一般公众具有浮华庸俗的嗜好——即同批评不一致的嗜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光凭想象下结论,应该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番比较。即要货比货。如果商业广告是骗人的,那么,不要广告或者政府对广告加以控制,是否更为可取呢,至少私人商业方面有竞争,你登广告,我也可以登广告,而一牵涉到政府,就比较难于做到这一点了。政府也从事广告宣传。政府拥有数以千计的与公众联系的代理人,他们用最动听的语言介绍政府的产品。同私人企业的广告宣传相比,政府的广告宣传更加骗人。我们只要看一着财政部为出售其储蓄债券进行的广告宣传就够了。美国财政部为了出售储蓄债券特地印制了一种宣传卡片,由各家银行分发给广大顾客,上面印有以下引人进行储蓄的话:“美国储蓄债券……多么伟大的储蓄方式!”可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凡购买储蓄公债的人都上了当。他在公债到期所得到的金额,同他购买公债所付出的金额相比,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得为不利的“利息”纳税。所有这一切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而通货膨胀则是向他出售债券的政府造成的。然而,财政部却继续散发上述宣传卡片,为储蓄债券做广告,宣称储蓄债券可以“增进个人安全”,是“自行增值的礼物”。

        有人说垄断的威胁导致了国会颁布各项反托拉斯法令,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垄断的确是一种威胁。消除这种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司法部下面设立更为庞大的反托拉斯机构或者给联邦贸易委员会拨更多的款。而是废除阻碍国际贸易的各种现有的关卡。这样,来自全世界的竞争将比各项反托拉斯法令更有效地削弱国内的垄断。英国的弗雷德·莱克无须从美国司法部取得帮助以破坏航空公司的卡特尔。日本和西德的汽车制造商迫使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较小型的轿车。

        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要想使消费者不受单一的卖主的剥削,就必须有另外的卖主,消费者能向他购买,而他也渴望卖东西给消费者。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拉尔夫·纳德之流有效得多。

        结论

        “流泪的日子即将过去。贫民窟将只是昔日的回忆。我们将把牢房变成工厂,使监狱变成仓库和粮仓。男人将挺起胸膛,妇女将面带微笑,孩子将又蹦又跳。地狱将一去而不复返。”①

        ①赫勃特·阿斯伯里:《伟大的幻想:关于禁止的野史》(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德公司,1950年),第144一145页。

        著名的福音传教士和禁酒运动的领导人比利·森代,就是以上面一段话迎接1920年禁酒运动的开始的。这场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人们突然发现真正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的道德觉醒,即目前开展的保护大家不受自身侵害的运动将向何处发展。

        禁酒运动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开展起来的。酒是一种危险物。每年饮酒过度而丧生的人数,往往超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管制的所有危险物毒死的人数。但是,禁酒运动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谁喝酒谁就犯有违反国家法令罪,而不得不建造新的牢房和监狱收容罪犯。艾尔·卡彭及巴格斯·莫兰得以横行一时,他们谋财害命,敲诈勒索,抢劫禁卖的酒,并且非法酿酒卖酒。那么,谁是他们的顾客?谁买他们非法供应的酒呢?一些令人尊敬的公民买他们的酒,他们虽然决不会赞同或参与艾尔·卡彭及其同伙干的那种罪恶勾当,但他们却想喝一点酒。为了喝上一点酒,他们不得不违反法律。禁酒运动没有能阻止人们饮酒。它只是使许多在其他方面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违法者,给饮酒这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从而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它压制了许多具有制裁作用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通常可以保护消费者不受质量低劣的、弄虚作假的以及有危险的产品的损害。它腐蚀了监狱看守,并使道德风尚败坏。它并没有阻止酒的消费。

        在禁止使用环己基氨基磺酸盐、滴滴涕和莱特里尔方面,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造成上面那种状况。可是,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出售的药物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半黑市;人们已开始到加拿大或墨西哥购买他们在美国不能合法买到的药品,正象禁酒运动期间人们为了得到一点合法的酒所做的那样。许多认真负责的医生感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使用解除病人痛苦的药品而违反法律,要么不使这种药品而严格遵守法律。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不受危险物的侵害,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人们饮酒和吸烟。如果应该由政府保护我们在骑自行车和玩火枪时免遭危除,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悬式滑翔、骑摩托车和滑雪等更加危险的活动。

        甚至主管各管制机构的人想到这种前景,也会不寒而栗。就我们其余的人说来,公众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如要求汽车安装连锁安全装置以及提议禁止生产糖精等——的反应,充分证明我们丝毫也不需要这种政府控制。假如政府真的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咽下的东西或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优缺点的情报,那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第八章 谁保护工人?

        过去两个世纪里,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上先进的社会里,普通工人的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今天,在上述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从事那种繁重不堪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是常见的,而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是不足为奇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享受假期和其他小额优惠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收入大大增加,使普通家庭得以享有早些时候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如果进行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促使全体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很可能是“工会”,其次是“政府”——尽管作出“没有任何原因”或“不知道”或“没看法”的回答的人也许比前两种人要多。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这些回答都是错误的。

        在大部分时期中,工会在美国并不重要。直到1900年,全体工人中只有3%是工会会员。甚至在今天,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很显然,工会不是促使美国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新政”以前,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保护自由市场的正常活动。但是,很显然,直接的政府行动不是促使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

        至于有人说工人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原因,当前工人的状况正好证明这样回答是错误的。

        工会

        滥用语言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把“劳方”看作是“工会”的同义词——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词句:“劳方反对”某某提案,或“劳方”的提案如何如何。这是双重的错误。首先,在美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不是工会会员。甚至在英国,那里的工会长期以来远比美国的工会强大,大部分工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其次,把“工会”的利益及其成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工会与其成员的利益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密切,但有许多事例表明,工会头头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滥用和私吞工会基金,牺牲工会会员的利益而为自己谋私利。这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把“工会”的利益同“工会会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更不用说把工人整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

        语言的这种滥用现象是由于过高估计工会的影响和作用而产生的。工会的行动是看得见的,并且是有新闻价值的。它们常常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晚间的电视节目也常常不加删节地加以报道。而决定美国大多数工人工资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亚当·斯密语),则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大引起注意,其结果是讨价还价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语言的上述滥用也导致了这样的信念,即工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事情决非如此。实际上,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追溯到封建时期城市和城邦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特有组织形式,即行会。的确,现代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年代,追溯到大约二千五百年前希腊的医生之间达成的协议。

        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于公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该岛距离小亚细亚海岸只有几英里之遥。当时,科斯岛是一个繁荣的岛屿,已经是医学中心。在科斯岛上研究医学之后,希波克拉底邀游远方,他作为医生,特别是因为他消灭瘟疫和流行病的本事,逐步树立了崇高的声望。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科斯岛,在该地他创立并主管了一所医学院和一个医疗中心。他教导所有希望学习的人——只要他们付学费。他的医疗中心在希腊全境出了名,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病人和医生们。

        当希波克拉底于一百零四岁(这完全是根据传说)去世时,科斯岛到处都是行医的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门徒。争夺病人的竞争是激烈的、因而毫不奇怪,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解决有关竞争的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使医生的行为“合理化”,以便消灭“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去世大约二十年以后(这也是根据传说),医生们聚集到一起创立了行为守则。他们以自己老师的名字给守则命名为希波克拉底誓约。此后,在科斯岛上并日益遍及世界其他地方,每一个新培训的医生,在他开业之前,都要宣誓忠于上述誓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国已成为大部分医学院校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象大多数职业法规、商业交易协定和工会合同一样,希波克拉底誓约充满了帮助病人的美好理想:“我将用自己的力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判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无论来到哪一家,我都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而决不存心做损害或伤害人的事情。……”等等。

        但是,该誓约也包含着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例如誓约上有这样的话:“我将把医术、讲稿和所有其它学问传授给我的儿子、我师傅的儿子以及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人,而不传给别人。”今天,我们也许会把这称作封闭式雇用制度(即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前身。

        誓约还提到了患有肾结石或膀胱结石的病人,原话是这样的:“哪怕是结石病,我也决不动手术,我将交给具有这种技能的医生来处理此事。”①这可以说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划分市场的极好协议。

        ①这誓言有各种译文,本文根据约翰·查德威克和W.N.曼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牛津:布莱克威尔公司,1950年),第9页。

        我们猜想,当医学院的毕业班宣誓时,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宁。当年,他曾经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对医学感兴趣并且愿意交付学费的人。他可能会强烈反对那种划分市场的做法。自从制定出希波克拉底誓约到今天,全世界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危害,一直采用了这种做法。

        美国医学协会很少被看作是工会,人们认为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会的范围。它向其会员及整个医学界都提供重要的服务。然而,它实际上是工会,而且我们认为,是我国最成功的工会之一。几十年来,它缩减了医生人数,抬高了医疗费用,同时阻止了来自外行业的人同“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医生们相竞争——自然,这一切在名义上都是为了帮助病人。关于这一点,本书无须重复的是,医学界领导人确实真诚地相信,限制从医人数对病人有好处。现在,我们大家已逐步熟悉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自己谋福利就是为社会谋福利。

        随着政府在医疗事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医疗费用,美国医学协会的势力日趋衰落。另一垄断集团即政府官僚集团正在取代它。我们认为,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该协会本身采取的行动造成的。

        医疗事业方面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未来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以及为此将付出多少费用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本章讨论的是工人。不是医疗事业,因此我们只讨论与工会有关的医疗事业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从而说明运用于所有工会活动的原理。我们将把医疗事业目前遇到的其他一些重要而使人迷惑不解的各种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谁得到了好处?

        医生在美国属于享有最高报酬的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于已经从工会得到好处的人们说来并不是例外情况。尽管人们经常得到的印象是,工会保护低工资工人免受雇主的剥削,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最成功的工会总是这样一些工会,其会员从事的职业需要熟练的技能,不论有没有工会,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这类工会只是使本来已经很高的工资更高。

        例如在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每周工作三天,1976年他们的平均年薪是五万美元,而且这以后又有相当大的提高。在一份题为“航空公司驾驶员”的研究报告中,乔治·霍普金斯写道:“今天飞机驾驶员惊人的高薪金,与其说来自他们承担的责任或他们掌握的技术,不如说来自他们通过工会获得的受到保护的地位。”①

        ①①乔治·E.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驾驶员:对杰出人物工会的研究》(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页。

        在美国,最老的传统工会是行业工会,如木匠、水管工、泥水匠等工人组织的工会,他们同医生一样,也是技术熟练、工资较高的工人。最近,发展最快的工会——而且的确几乎是唯一有所发展的工会——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警察、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种政府雇员)组织的工会。纽约市的市政工人工会,通过把该城市推到破产的边缘显示了它们的力量。

        中小学教师和市政雇员的情况,说明了一条在英国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的一般原理。他们的工会不直接同支付他们会员薪金的纳税人打交道,而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纳税人和工会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愈松弛,政府官员和工会相互勾结牺牲纳税人利益的趋势就愈益加强——这是某些人把另一些人的钱用之于第三者身上的另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等大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比小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强大的原因,同时也是随着政府对学校活动和教育经费的控制日益集中化,日益脱离地方政府,中小学教师的工会越来越强大的原因。

        同美国相比,英国政府对更多的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其中包括煤炭工业、公用事业、电话和医院。在英国的国有化工业部门中,工会一般特别强大,劳资问题也最为严重。同样的因果关系也反映在美国邮政工人工会的力量中。

        假定强大的工会的会员工资比较高,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因为工会强大,会员们才得到高工资呢;还是因为会员的工资高,工会才强大,为工会辩护的人宣称,会员的高工资可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而且,一当全体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时,所有工人都将领取高工资。

        然而情况是复杂得多的。极为熟练的工人的工会无疑地能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可是,不论怎样都会得到高报酬的人,在组织强有力的工会方面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而且,工会提高某些工人工资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普遍实行工会制度会提高全体工人的工资。正好相反,这是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工会能为其会员赢得利益,首先是靠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需求法则:某种东西的价格愈高,愿意购买它的人就愈少。使某种劳动较为昂贵,这种劳动提供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使木匠活较为昂贵,则建造的房屋减少,并且所造的这些房屋会采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工资,乘飞机旅行将变得更贵。乘飞机的人将会减少,因此对于航空公司驾驶员来说就业机会也会少一些。反过来说,减少木匠、飞机驾驶员的人数,他们就会得到较高的工资。缩减医生的人数,他们就能收取较高的酬金。

        一个成功的工会可以减少它所控制的工作机会。其结果是,希望按照工会的工资标准获得这类工作的某些人,就不会达到目的了。他们被迫转向别处。更多的工人会寻找其他工作,压低了这些工作的工资。普遍组织工会不会改变这种局面。这对于找到职业的人意味着高工资,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更为可能的是,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工会和弱小的工会,强大工会的会员会象现在这样,在损害弱小工会会员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较高工资。

        工会领导人经常说可以通过减少利润来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富余的利润来提高工资。美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目前约有80%用于支付工资、薪金和小额优惠。余额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公司利润——这是工会领导人常常提到的——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这还是纳税前的利润。纳税以后,公司利润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即使全部利润都投放进去,也几乎不可能使所有人都领高工资。而且,这不啻于杀鸡取蛋。最低限度的利润,为投资于工厂和机器以及发展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提供了刺激。这种投资和这些革新,近几年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并为高而又高的工资准备了必要的资力。

        提高某些工人的工资必然损害其他工人。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人曾经估计,在我国平均约有10-15%的工人,通过工会或者类似美国医学协会这样的组织,得以使他们的工资比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多提高了10-15%,而另外85—90%的工人挣得的工资则因此而减少了大约4%。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仍然是这样。①高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低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

        ①①米尔顿·弗里德曼:《论工会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见大卫·麦科德·赖特编的《工会的影响》(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1年),策204-234页。十多年以后,H.G.刘易斯经过更详细和更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估计,见其著作《美国工会主义和比较工资》(芝加哥:乏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由工会高度组织起来的人们,作为消费者,由于工会会员的高工资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间接地受到损害。对于包括木匠在内的每一个人说来,房屋的售价太高了。工会阻挠工人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价值最高的东西,工人被迫从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活路。对于我们全体说来,可得到的物品的总量,比应有的数量要少。

        工会力量的来源

        工会为什么能够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工会力量的基本来源是什么?回答是:工会可以缩减可得到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可以缩减适于从事某类工作的人数。通常在政府协助下,用实行高工资率的办法,工会得以缩减就业机会。同样在政府协助下,主要是通过发给许可证的方式,工会得以缩减合用者的人数。工会偶尔还同雇主相勾结,对其会员所生产的产品实行垄断,以这种办法来增加其力量。

        实行高工资率。如果工会可以设法使承包人支付给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资不少于,比如说每小时十五美元。那将会减少这方面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也将增加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数。

        假定目前可以实行这种高工资率。那么,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在寻求这种有利可图的工作的人们中间分配有限的就业机会。已采用过的许多方法包括:搞裙带关系,即把工作保留给家庭成员;按照资历和学历招工;超额雇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即随便安排工作;以及不折不扣的行贿受贿。由于牵扯到很多利害关系,因而采用哪种方法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某些工会不允许在公开会议上讨论有关资历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讨论常常引起殴斗。为了优先获得工作而向工会官员们付酬金,是一种普通的行贿形式。工会采取的种族歧视措施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仍然是分配工作的另一种方法。如果申请工作的人过多,供分配的工作有限,则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断的。用偏见及类似的不合理的方法来解决把谁关在门外的问题,这种做法常常得到“已入会者”的大力支持。种族和宗教歧视也渗入到了医学院校的入学方面,原因同上面一样,即可接受的申请者过多,因而需要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

        让我们再来看工资率,工会采用什么方法实行高工资率呢?一种方法是采取暴力行动或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将毁坏雇主的财产或者殴打他们;宣称如果工人同意为较低的工资干活,就揍他们或破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为什么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的原因。

        一种更为容易的方法是取得政府的帮助。正因为这个缘故,工会都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的附近,而且在政治活动上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霍普金斯在有关航空公司驾驶员工会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出:“该工会得到了联邦立法的充分保护,使职业航空公司驾驶员实际上成了受国家保护的人。”①

        ①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驾驶员》,第2页。

        政府帮助建筑工人工会的主要形式是戴维斯一培根法案,该联邦法令规定,凡是同联邦政府签订有价值二千美元以上合同的承包人,支付的工资率不得低于有关地区由劳工部长决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实际上,“在决定工资的绝大多数场合……不论建筑面积和种类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往往被规定为工会的工资率。①②后来,这一有关工资率的条款写进了其他许多有关联邦政府援建项目的法令,写进了三十五个州(截至1971年)颁布的有关建筑开支的法令,从而扩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范围。②实施这些法令的结果是,政府对于大量建筑活动实行了工会的工资率。

        ①约翰·P.古尔德:《戴维斯-培根法案》,第15号专题研究(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1年11月),第10页。

        ②同上,第1、5页。

        甚至使用暴力暗中也包含有政府的支持。一般说来,在劳资争议中公众是同情工会的,这导致了政府当局容忍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容忍的行为。在劳资争议中,某人的小汽车被推翻,工厂、商店或住家的窗子被捣毁,甚或有人遭到殴打并严重受伤,肇事者不大可能被罚款,更不用说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

        政府实行工资率的另一套措施是最低工资法令。颁布这些法令据说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其实,它们损害了低收入者。要求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的压力,来自那些在国全面前作证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这些人不是贫苦人民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劳联-产联以及其他劳工组织的代表。在这些工会中,没有一个会员挣得的工资接近法定的最低工资。尽管有一套关于帮助穷人的漂亮话,但他们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工会的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

        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们歧视技术低的人。没有人这么明说过,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没有什么技能的青少年为例,其劳务比如说每小时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许渴望为这种工资干活,为的是掌握较多技能,从而得到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资法令宣称,只有雇主愿意付给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这样的人才能受雇。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分加到青少年劳务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则他们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而失业,反而说这种境况比接受每小时二美元的工资而就业要强些,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青少年特别是黑人青少年的很高的失业率,既是一种耻辱,又是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根源。青少年失业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资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十美分。战时的通货膨胀曾使这个数目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七十五美分,1956年上升到一美元。五十年代初期,全体工人的失业率大约为4%,青少年的失业率平均为10%——对于刚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们说来,10%的失业率也许比人们预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急剧提高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扶摇直上。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35-45%之间。①我们认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率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政府先是开办中小学,其中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们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从事工资较高的工作。随后政府再一次惩罚了他们,阻止他们为了得到在职训练而为低工资干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①参看耶尔·布罗曾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最低工资率》(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社会协会,1966年4月);菲尼斯·韦尔什:《最低工资:争议和证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8年);《总统经济报告》,1979年1月,第218页。

        限制人数。实行工资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当雇主众多,难于实行某种工资率时,这种方法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医疗事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某工会的大量活动是以限制开业医生为目的的。

        正象实行工资率一样,要想在限制人数方面获得成功,通常需要政府的帮助。在医疗事业中,发放医生开业许可证是关键问题:凡想要“行医”的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不用说,只有医生有可能被认为有能力判断医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各州(在美国,发放许可证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联邦政府不管此事)签发执照的部门通常由清一色的医生组成,或者医生占优势,这些医生一般又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

        上述主管部门或州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许可证的各项具体条件,实际上是让美国医学协会来左右获准开业的人数。条件包括:必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必须毕业于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并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医院担任过实习医生。绝非偶然,“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和医院的名单,一般是与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公布的名单完全相同的。任何学校如不得到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建立不起来的,或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维持很久。得到批准有时需要按照该委员会的意见限制医生人数。

        在经济压力特别大的三十年代萧条时期,有组织的医学界显示了限制从医人数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从德国和奥地利(那时都是先进医学的中心)涌入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难民。但希特勒上台后的五年中,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医生,并不比前五年多。①

        ①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西蒙·库兹内茨:《独立职业行当的收入》(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1945年),第8-21页。

        营业执照的发给被广泛用来限制各种职业的从业人数,特别是医学等职业的从业人数,在这类职业中有许多单个的开业医生,他们同大量的个别主顾打交道。象在医学中一样,主管发放执照的部门,主要是由该行业持有营业执照的成员组成——不论他们是牙医、律师、整容专家、航空公司驾驶员、水管工,还是殡仪业者。没有哪个职业如此冷僻,以致无须用发给执照的办法来限制从业人数。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说:“在某州议会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职业集团纷纷要求发给执照,其中有拍卖人、采矿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宠物饲养人、电学家、性病医生和性生活顾问、数据处理者、估价人以及电视机修理人。夏威夷州签发文身艺术家执照。新罕布什尔州签发避雷针推销员执照。”①签发各种执照的理由总是一样的:保护消费者。然而,要发现真正的理由,我们得看一看在各州议会里是谁在为实行或巩固营业执照制度进行游说。游说者一律是有关从业人员的代表,而不是顾主的代表。千真万确,水管工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顾客。然而,当水管工在背后竭力谋取合法权力以决定谁可以当水管工时,就难以把他们对顾客的利他主义的关心看成是主要动机了。

        加强对本行业就业人数的限制,同时增加领有执照的开业者的业务,各有组织的职业集团总是千方百计使其业务活动范围规定得尽量宽一些。

        ①迈克尔·佩茨丘克:《需要和收入》,载《管理》杂志,1979年3月/4月。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

        通过签发执照限制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其结果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些新学科:例如在医学中出现了整骨术及脊柱按摩疗法,这些医疗科目试图采取发给执照的办法,限制其人数。美国医学协会已提出许多诉讼,指控一些脊柱按摩医生及整骨医生非法开展其他医疗业务活动,企图把他们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营业范围之内。而脊柱按摩医生和整骨医生则控告其他医生没有得到执照就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部分地由于新的高度精密的手提设备的出现,最近在各类居民区中发展起一种新的保健服务项目,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急救服务。这类服务有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提供,有时由不折不扣的私人企业提供,这类机构的人员主要是医务辅助人员,而不是持有执照的医生。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附属于城市消防队的上述私人企业的老板乔·多尔芬,描述该企业的效能如下:

        在我们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地区,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万人口的县,在提供急救服务以前,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通过住进医院而活过来并且病愈出院的不到1%。提供急救服务以后,仅在头六个月中,23%的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们病愈出院并且回到了社会生产岗位上。

        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说明了一切。然而,说这同医学界有关系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更为一般地说,导致工人停工一个最经常的原因,是所谓管辖范围争议,即有关各职业业务活动范围的争议。曾采访过我们的一个广播电台记者,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强调采访要短,以便在他的盒式录音机的录音带上只录一面。翻录音带的工作必须留给电工工会的一个会员去做。他说,如果他自己把它翻过来,当他回到广播电台时,录了音的磁带会被洗掉,采访就白费了。这种行为正同医生反对辅助医务人员提供急救服务一样,并且其动机也是一样的:增加对一个特殊集团的服务的需求。

        工会和雇主的勾结。工会有时通过帮助工商企业联合起来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来增强自身的力量,而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等活动在反托拉斯法令条件下对工商企业说来是违法的。

        从历史上说,三十年代的采煤业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当时的两个格费伊煤炭法案试图为煤矿经营者共同规定价格的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当三十年代中期第一个法案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法案时,约翰·L·刘易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挺身担负起了重担。每当开采出来的煤炭量多到似乎将迫使价格下跌时,刘易斯就与采煤工业进行默契般的合作,通过号召罢工或停工,控制产量并从而控制价格。正如一个煤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在1938年指出的:“他们(美国矿工联合会)已做了大量事情来稳定烟煤工业,并尽力使该工业能够继续盈利。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按上述方式所作的努力……比起煤矿经营者自己的努力……要稍许更加有效一些。”①

        ①瓦利·坎普煤炭公司执行副经理威廉·泰勒,引自梅尔文·杜波斯基和沃伦·范‘蒂恩的《约翰·L.刘易斯传》(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7年),第377页。

        利益在经营者和矿工之间被瓜分了。矿工得到了高工资,这自然意味着更多的机械化和较少的矿工被雇用。刘易斯明确承认这种结果,并且更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他把受雇的矿工的高工资看成是对受雇人数减少的一种充分补偿,假如受雇者都是该联合会会员的话。

        矿工联合会之所以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工会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会,与其说是工人组织,倒不如说是出售使整个行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卡车司机联合会也许是最受人注意的工会。关于詹姆斯·霍法以前的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戴维·贝克(两人都已入狱),有一个或许不足凭信的故事。当贝克与华盛顿州的各啤酒厂就啤酒厂卡车司机的工资进行谈判时,他被告知他所要求的工资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东部啤酒”的价格会因此而低于华盛顿州的啤酒价格。他问东部的啤酒应该是什么价格,才能接受他要求的工资。有人回答说,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应该是X美元。据说他当时许下愿:“从今后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保准会变成X美元。”

        工会可以而且的确经常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例如:就会员的就业条件同雇主进行谈判,反映会员的疾苦,以及使会员感觉到有所依附,有所作为。作为自由的信仰者,我们赞成给予人们最充分的机会,自愿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工会可以提供会员所希望并愿意为此出钱的任何服务,只要工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会以及职业协会等组织,并没有依靠严格自愿的活动和全体会员来达到其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即提高会员的工资。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在使政府给予它们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特别权利使他们在牺牲其他工人和全体消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得以让它们的某些会员和官员受益。总的说来,受益者的收入要比受害者的收入高许多。

        政府

        除了保护工会会员之外,政府还通过了旨在一般地保护工人的大批法令:向工人提供补偿费的法令,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令,建立保证实行公平就业的各种委员会的法令,促进积极行为的法令,建立调节就业的联邦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法令,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法令。

        某些措施对工作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大多数法令,如工人补偿费法令和童工法,在它们颁布以前,就已体现在人们的自觉行动中了,颁布这些法令也许只是对边远地区具有实际意义。其他法令,你知道后不要感到惊奇,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害处。它们在减少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同时,却为某些工会和雇主提供了权力的来源,为官僚们提供了官职的来源。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机构,人们已对它怨声载道。正如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国人安一个电灯泡吗?另一个人回答说:需要五个人,一个人安灯泡,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报单以及安全和卫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书。

        政府确实在很好地保护一类工人,即由政府雇用的工人。

        马里兰州的蒙特戈梅里县,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半小时的路程,是许多高级文职人员的住宅区。在美国所有的县份当中,该县是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蒙特戈梅里县每四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他们不担心失业,有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薪金。退休后,他们享有文职人员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也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并且不依赖于社会保险。许多人又极力取得领取社会保险金的资格,成了所谓拿双份养老金的人。

        上述高级文职人员在蒙特戈梅里县的许多邻人,或许是大多数邻人,作为国会议员、院外活动人员、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与联邦政府有某种联系。同华盛顿周围的其他住宅区一样,蒙特戈梅里县的发展是迅速的。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十分可靠而且发展很快的行业。

        所有文职人员,甚至低级文职人员,都受到了政府的良好保护。根据大多数的研究报告,他们的平均薪金要高于同等私人企业雇员的薪金,并且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享有大量的额外优惠,而且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安全感。

        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说:

        当(文职人员)管理规章激增,录满二十一大本,堆起来高达大约五英尺的时候,政府主管人员感到越来越难于解雇雇员了。与此同时,提级和增加工资则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刺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官僚统治机构。……

        去年符合增加工资条件的一百万人当中,只有六百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解雇;去年丢掉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不到1%。①

        ①卡伦.埃利奥特.豪斯:《推不动的司局:文官条例可能埋葬卡特提高效率的努力》,载《华尔街日报》,1977年9月26日,第1页,第1栏。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事例:1975年1月,环境保护局一名打字员上班一贯迟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将他解雇。这件事办了十九个月。如果把记录有关步骤的纸张连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长。为了满足所有规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满足所有劳资协议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骤也不行。

        卷入这一过程中的有这个雇员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副局长、人事处长、局内该部门的主管人、两名雇员关系专家、专门的调研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主任。不用说,这一大串官员为此而做工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

        在州和地方政府各级,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州以及象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情况或者同联邦政府相类似,或者比联邦政府还要糟糕。纽约市落到它目前实际上的破产状态,主要是由于市政雇员工资的急剧增长,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提早退休人员给与优厚的养老金。在拥有大城市的各州,政府雇员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机关中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

        没人提供保护

        以下两种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一种是仅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工人,另一种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雇主的工人。

        那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因为他们的技能实在罕见,价值极高,只有一个雇主能够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三十年代学习经济学时,教科书中的标准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鲁思。他作为棒球之王译名叫做“最佳击球手”,他是那个时代最最受人欢迎的棒球选手。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棒球俱乐部,不论鲁思为它们中的哪一个打球,都能使运动场卖满座。纽约扬基俱乐部恰巧拥有最大的运动场,因而它可以比任何其他俱乐部付给鲁思更多的钱。结果,扬基俱乐部实际上成了他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比·鲁思不能获得高薪金,但确实意味着没有人保护他;他不得不同扬基俱乐部讲价钱,把不为他们打球作为他进行威胁的唯一武器来使用。

        没有可能选择雇主的人大都是政府措施的受害者。其中一类人我们已经提到过,即那些由于法定最低工资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正象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政府措施的双重受害者:低劣的教育加上高额最低工资,后者阻碍了他们获得在职训练。

        依靠政府救济的人多少处于相似的境地。只有当他们能挣到的收入足以补偿救济金或其他政府补助的时候,就业才对他们有利。但他们的劳务也许对于任何雇主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七十二岁以下的依赖社会保险津贴生活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可以挣得超过某一限额的收入,他们就会失掉其社会保险津贴。这就是近几十年超过六十五岁而仍然工作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为什么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对男性来说,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为1977年的20%。

        其他的雇主

        许多雇主的存在,可以为大多数工人提供最可靠而且最有效的保护。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保护。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求,使得他们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工人支付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如果某一雇主不愿交付,另一雇主会支付。真正保护工人的,正是这种争夺工人劳务的竞争。

        当然,其他雇主的竞争有时激烈,有时不激烈。一些机会会相互冲突,而另一些机会却不被人们所知。雇主要找到理想的受雇者,受雇者要找到理想的雇主,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说来,竞争是迄今被人们所发现或发明的最好的,也即害处最少的保护。

        竞争的这种作用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场一种特性。其他雇主的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剥削,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护了雇主免受工人的剥削,因为他可以雇用别人。其他卖主的存在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某一卖主的剥削,因为消费者可以到别的商店买东西。

        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为什么低劣,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只能从一处得到上述服务。

        结论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

     第九章 通货膨胀的医治

        先让我们比较一下两张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纸片。一张的背面大部分是绿颜色,正面有一幅林肯像,在这纸片的每一个角上印有数目字“五”,还有些别的图案。你用这纸片可以换到一定数量的食物、衣服或其他货物。人们将愿意和你做这种交易。

        另外一张纸片也许是从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剪下来的,正面可能也印有一幅画像、一些数目字和其他图案。背面可能也是绿颜色的。可是它却只适于点火。

        不同在哪里呢,五美元的钞票上面印的东西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上面只是简单地印着“联邦储备券/美利坚合众国/五美元”,还有些小字:“本券为合法货币,可偿付一切公债和私债”。不多年以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五美元”之间还有“可兑现”字样。看来这能说明两张纸片之间的区别。但它只是意味着,如果你到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出纳员兑现,他将给你五张同样的纸片,只是那数目字“五”换成了“一”,林肯的像换成了华盛顿的像。如果你从换得的五张纸片中拿出一张进一步要出纳员兑换,他会给你一些硬币。如果你把这些硬币熔化掉(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当作金属出售,肯定卖不到一美元,现在票子上印的字样虽然同样不说明问题,但至少是比较老实的。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将接受它作为向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将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为什么私人进行货物和劳务的交易时也应该接受它们呢,

        简单些回答,这是因为接受它们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要是没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或这种媒介的数量不够多),美国就只能运用它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的存在,却依赖于某种约定俗成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接受了一种从某种观点看来不过是虚构的东西。

        但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虚构,都不是脆弱的东西。相反,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是非常有用的,以至人们即使在信念受到极严重的挑战时也仍然死抱住这种虚构不放。我们将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货币发行者得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从而诱使他们造成通货膨胀。但也不是说这种虚构是不可摧毁的:“不值一文”(notworthatial)这个短语,使人想起美国大陆会议为了支持美国革命而过量发行的大陆货币的虚构是怎样被摧毁的。

        虽然货币的价值是虚构的,但货币却具有非常有用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也只是一层面纱。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一百多年以前写道的,“简言之,在社会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比货币更不足道的了;它仅仅是一种发明物,用来节省时间和劳动。它是一种机器,用来把事情办得便捷,没有它,同样能办事,只是不那么便捷罢了。而且它同其他许多机器一样,一旦出了毛病,就只发挥它特有的、独立的作用。”

        这样描述货币的作用完全正确,只是我们的承认,社会拥有的发明物,哪一件出毛病时也没有货币造成的危害大。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例子:大萧条,那时由于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本章讨论的是相反的、更常发生的情况:由于急剧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

        货币种种

        历史上,曾有许多东西被当作货币。“金钱”(peiar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为“牛”。牛是许多曾充当货币的东西之一。其他还有盐、丝、毛皮、鱼干儿以至羽毛,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人们曾用石头当货币。贝壳和珠子是用得最广的原始货币。在纸片和会计用的笔取得胜利以前,在比较先进的经济中,金属——金、银、铜、铁、锡——曾经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所有这些曾用来充当货币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和时间,人们接受它来交换货物和劳务,相信别人也同样会接受。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用来同印第安人作交易的“瓦姆庞普”(um)就是一种贝壳,与非洲和亚洲使用的贝壳相类似。美洲殖民地使用过的一种最有意思、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货币,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使用的烟草货币:“1619年7月31日〔约翰·史密斯上尉登上美洲,在詹姆斯敦建立起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之后十二年〕,弗吉尼亚州第一届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的,它规定‘上等烟草的价格为三先令一磅,次等烟草的价格为十八便士一磅。’……烟草成了当地的货币。”①

        ①安德鲁·怀特:《货币与银行业》(波士顿:吉思公司,1896年),第4和6页。

        烟叶在各个时期都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直到美国革命以后很久,将近两个世纪的一段时期,烟草一直是弗吉尼亚州及其邻近殖民地的主要货币。殖民者就用它来购买食物、衣着,用它来纳税——甚至用它来买新娘子:“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威姆斯牧师说,每当有船从伦敦到达的时候,去看看漂亮的弗吉尼亚小伙子们个个挟着一捆上好的烟草跑到岸边,每人带回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年轻妻子,是令人开心的事。”①另一位作家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他们一定既漂亮又高大,才能挟着一捆一百到一百五十磅重的烟草飞跑。”②

        当时烟草和货币同时流通。它最初按英国货币规定的价格高于种植它的成本,于是种植者就一心一意的种,产量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不仅表面上有所增加,而且实际上确实增加了。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由于货币供应量比可以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得快,因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急剧上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这场通货膨胀结束时,按烟草计算的物价上涨了四十倍。

        烟草种植者对这场通货膨胀极为不满。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如果上涨,烟草能够购买的货物量就会减少。按货物计算的货币的价格,是按货币计算的货物价格的倒数。自然,烟草种植者要求政府提供帮助。于是通过了一项又一项法律,禁止某些人种植烟草;要求毁掉一部分已收获的烟草;禁止种植烟草一年。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人们自己行动起来,结成一帮一伙,跑到乡下去毁坏地里的烟草:“破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议会在1684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这些破坏分子的行动极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同时宣布,如果有八个以上的人纠合在一起毁坏烟草田,就要判他们叛国罪,处以死刑。”③

        ①罗伯特·查默斯:《英国殖民地通货史》(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为皇家驻军办事处印,1893年),第6页脚注,引自更早的出版物。

        ②A.欣斯顿·奎金:《原始货币概论》(伦敦:梅修思公司,1949年),第316页。

        ③怀特:《货币与银行业》,第9-10页。

        烟草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即格雷欣法则:“劣币逐良币。”烟草种植者在纳税或者支付其他按烟草计算的债务时,自然用质量最差的烟草,而保留质量最好的供出口,以换回“硬”货币,即英镑。结果作为货币而流通的往往是质量低劣的烟草。人们挖空心思把烟草弄得样子好一点:“马里兰州在1698年发现有必要通过法律来防止人们弄虚作假,人们经常在大桶的上面盖一层好烟叶,而下面塞的却是甘蔗叶。弗吉尼亚州在1705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①

        “1727年烟票合法化后,”质量问题才有所缓和。“所谓烟票在性质上同存款单相类似,由验收人员签发。法律规定它可以在签发烟票的库房所在地区流通,并可以用它偿还一切债务。”②尽管实行烟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十九世纪前夜,这种收据却起到了通货的职能。”③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把烟草当作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日本的集中营里,人们曾广泛地拿纸烟作为交易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当局对德国的法定货币规定了远远低于收盘水平的最高限价。结果使德国的法定货币丧失了作用。人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作交易,小交易用纸烟作媒介,大交易用法国白兰地酒作媒介——无疑,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为流通的货币。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结束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插曲。④

        ①C.P.内特尔斯:《1720年前美洲殖民地的货币供应》(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34年),第213页。

        ②怀特:《货币与银行业》,第10页。

        ③保罗·艾因奇格:《原始货币》,增订第2版(牛津和纽约:佩尔加蒙出版社,1966年),第281页。

        ④参看第二章。

        弗吉尼亚烟草货币所表明的一般原则,在当代仍然适用,虽然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叫做存款的簿记项目,取代商品统库房的进货收据,成了社会的主要货币。

        现在仍然同当初一样,如果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实到的货物和劳务数量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按这种货币计算的物价就会上涨。这同货币量为什么增加不相干。在弗吉尼亚州,烟草货币量增加,产生了按烟草计算的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用劳动和其他资源生产烟草的成本急剧降低了。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银是主要的货币,按金银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西班牙从墨西哥和南美洲弄来的贵金属充斥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中叶,世界范围按黄金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后来,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4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了氰化处理法,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从低品位矿石——主要是在南非——中提取黄金。

        今天,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任何商品发生关系,在各大国,货币量由政府决定。政府,也只有政府,应对货币量的迅速增加负责。这个事实是造成人们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众说纷坛的主要缘故。

        造成通货膨胀的近因

        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例子是很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有时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在一个国家里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另一个国家里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便利了毛主席击败蒋介石。在巴西,通货膨胀率在1954年达到大约100%,由此产生了军人政府。比这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两国都由军政府接管了政权。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承担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哪怕是不那么恶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找出种种理由——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得寸进尺的工会、挥霍浪费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或者别的什么更不着边的理由。不错,企业家贪得无厌,工会得寸进尺,消费者挥霍浪费,阿拉伯酋长们提高了石油价格,气候经常不好。所有这些可以使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它们不会造成物价的普遍上涨。它们可以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一时涨落。但它们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理由很简单:这些被指控的罪犯没有哪一个拥有印刷机,能印出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的纸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合法地授权会计在帐册上记入与那些纸片相等的项目。

        通货膨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南斯拉夫,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在欧洲国家当中可以说属于最高之列;瑞士,一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其通货膨胀率则属于最低之列。通货膨胀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现象。中国在毛统治下几乎没有通货膨胀;意大利、英国、日本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则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

        承认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哪里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还只是理解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法的开始。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政府过于急速地增加货币的数量,为什么它们明知有潜在的危害,还是要制造通货膨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值得再稍稍谈一下上面那个命题,即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这个命题意义非常重大,尽管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它却仍然广泛地遭到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散布烟幕,试图掩盖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

        如果能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能够同货币的数量以同样快的速度增加,那么,物价会趋于稳定。物价甚至可能逐步下降,因为人们收入增多后,将希望以货币的形式保存更多的财产。通货膨胀发生在货币的数量明显地增加,而且增加速度超过产量的增加时,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也越剧烈。在经济学里,也许没有哪个命题比这个命题更为正确的了。

        产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也受到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的限制。产量至多只能相当缓慢地增加。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产量每年平均增加约3%。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年代,每年产量的增长也只是在10%左右。商品货币的数量也受到同样的物质上的限制,不过正如烟草、新世界的贵金属和十九世纪的黄金等例子所表明的,商品货币的增长速度有时比一般产量的增长速度快得多。现代货币——即纸币和簿记项目——是不受物质限制的。货币数量,也就是美元、英镑、马克或其他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以任何速度增长,而实际上它们的增长速度有时高得惊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平均每月增加3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物价甚至涨得更多,每个月上涨近20,000%。①

        ①参看菲利普·卡根:《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动力学》,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编的《货币数量论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6页。

        1969至1979年美国发生轻得多的通货膨胀时,货币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9%,物价每年上涨7%。这十年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2.8%,这一比率大体上是上面两个百分比之间的差额。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一般远远超过产量的增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讲到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时,没有附加任何有关产量的条件。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

        几张图表(图1-5)表明,近年来这种关系始终如此。图中的实线是有关国家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记录的是从1964年到1977年每年的情况。另一条线是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了便于比较,两条线都用平均值在整个时期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两条线都以1964-1977为100)。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数字计算精确的话,两条线并不一定在任何一年都一样。

        图1美国的两条线几乎重合在一起。正如另外几张图表所表明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别国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比美国的要大,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两条线都非常相象。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货币增长率。但无论是哪个国家,这种不同总有与之相称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图5)。它的货币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其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其他国家。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货币量的迅速增加是因为物价迅速增加,还是相反?一条线索是,在大部分图表上,表示某年货币量的点总要比那一年物价的相应指数早六个月。考察一下决定这些国家货币量的制度因素和大量历史事件,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在这些事件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南方主要是靠印刷机来资助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通货膨胀率平均每月为10%。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邦实施了货币改革:“1864年5月,货币改革生效,货币量减少了。一般物价指数显著下降……尽管当时联邦军队侵入,军事上濒于失败,对外贸易减少,政府陷于混乱,联邦军队的土气低落。减少货币量对物价产生的明显影响,超过了这些强大的力量。”①

        ①尤金·M.勒纳:“联邦的通货膨胀,1861-1865年”,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研究》,第172页。

        这些图表排除了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工会是方便的替罪羊。它们被指责运用垄断力量强求提高工资,这使成本增加,物价上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巴西的图表所表现的关系同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一样呢,在日本,工会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巴西,工会只有得到政府的默许才能存在,而且要受严密的控制;而在英国,工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会都强大;在德国和美国,工会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会可以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也可以通过限制别人的就业机会造成许多损害,但是它们不制造通货膨胀。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加,这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同样,企业家也不造成通货膨胀。他们提高标价,是其他力量的结果或反映。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的企业家,肯定不会比通货膨胀轻微的国家的企业家更为贪婪,一个时期的企业家也不会比另一个时期的企业家更为贪婪。那为什么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比在别的地方、别的时期厉害得多呢?

        另外一个常见的解释,特别是企图推卸责任的政府官员经常给予的解释,是说通货膨胀是从国外输入的。这个解释,当大国的通货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货膨胀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许多国家都用同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只要什么使得这种商品货币的数量较快地增加,就会影响到它们全体。但就近年来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不同,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左右,德国的不到5%。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因为它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里——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一样。但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每个国家能单独控制自己的通货膨胀……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不是由每个国家控制力以外的力量造成的一样。

        关于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生产率低下。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巴西的情况。该国产量的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最高之列,而其通货膨胀率也属于最高之列。确实,影响通货膨胀的是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实际上,产量的变化赶不上货币量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福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提高生产率更为重要的了。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3.5%,二十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如果每年增长5%,十四年后就可以增长一倍——差别甚大。但是,生产率对通货膨胀只起极微小的作用,货币才起主要作用。

        阿拉伯酋长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它们给我们强加了沉重的负担。石油价格陡涨,减少了我们所能得到的货物和劳务,因为我们得出口更多的货物和劳务支付石油。产量的减少提高了价格水平。但那影响也就这一下子。价格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通货膨胀率造成持久的影响。在1973年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五年里,德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减慢了,德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大约7%减到不足5%,日本从30%以上减到5%。在美国通货膨胀在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一年达到最高峰,约为12%,1976年降到5%,然后在1979年又升到13%以上。这些大不相同的经历,能用所有国家共同遭受的一次石油危机来解释吗,德国和日本是100%依靠进口石油的,可是它们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却比只有50%的石油依靠进口的美国、或是已经成为一个大石油生产国的英国做得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上来。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

        货币为什么过度增加?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命题虽然重要,但它只是解答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的开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指导我们找出根本的原因并限制可能的治法。但它只是解答的开始,因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货币为什么会过度增加。

        不论烟草货币或是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是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货币的过度增加,从而通货膨胀,是政府制造的。

        在美国,过去十五年左右货币加速增加,有以下三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第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第三,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错误政策。

        政府如果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增加开支,那将不会招致货币增长率加快,因而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多,而公众开支减少。政府开支的增加,被私人消费开支和投资开支的减少抵消了。但是,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款来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是不高明的做法。我们许多人欢迎政府增加开支,却很少有人欢迎增加捐税。政府向公众借款,会提高利率,从而减少私人对资金的利用,个人为购买新住宅获得抵押贷款以及企业借款都要付较高的利息,遇到较大的困难。

        除此而外,政府增加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货币数量。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到的,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可以让美国财政部——政府的一个部门——卖公债给联邦储备系统——政府的另一个部门。联邦储备系统用新印刷的联邦储备券或是为财政部记入一笔存款,来支付公债。财政部于是可以用这些现钱或是可以向联邦储备系统取现钱的支票来偿付账款。当这些新增的高功率的货币被它最初的接收者存入商业银行时,它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储备,以此可以更大规模地增加货币量。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常常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这使他们能够增加政府开支,给选民一些甜头,而无需征税来为此付出代价,也无需向公众借款。

        美国近年来货币增加较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试图实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对于数目众多的政府计划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其结果却令人很不满意。“充分就业”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表面看来要复杂含糊得多。在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不断被淘汰,需求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发明创造时常改变生产方法,总之,一切都在运动,因而,劳动力也应经常流动。人们从一种工作转做另一种工作,其间常空闲一段时间。有些人脱离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却还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寻找工作,也需要一些时间体验各种不同的工作。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的阻碍——工会的限制、最低工资,等等——增加了工人找到合适工作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多少人就业算是充分就业呢?

        在政府开支和政府税收方面,也有不对称的问题。凡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吸引人的。凡认为会增加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不吸引人的。结果是造成政府政策上的一种偏向,政府总是试图实现不切实际的充分就业目标。

        这与通货膨胀有双重关系。首先,人们认为政府开支有助于增加就业,政府税收会减少私人开支,从而增加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就业政策往往使政府增加开支、降低税收,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而不是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赤字。其次,联邦储备系统不用资助政府开支的办法也能增加货币量。它可以用新制造的高功率的货币买进已发行的政府公债,从而增加货币量。这使银行能够发放更大量的私人贷款,因而人们认为联邦储备系统买进政府公债有助于增加就业。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同政府的财政政策一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些政策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正如詹姆斯·卡拉汉首相在1976年9月对英国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一篇有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要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可以渡过衰退时期,可以用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增加就业。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抉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存在过而且起过作用,那也只是靠了给经济注射纸片(或存款)以得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片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或入了账的)的其他纸片税款的收据。同上述税款相对应的实物,是使用筑路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生产的货物和劳务。那些为维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省开支的人,放弃了这些货物和劳务,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筑路。”

        由此,你可以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为什么会写出下面这样一段话:“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发放通货。这一过程把经济规律的全部看不见的力量都投到破坏的方面,而这样做时使用的方法,一百万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弄得清楚。”①

        ①约翰·M.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豪公司,1920年),第236页。

        新增印的货币和记入联邦储备银行账册的额外的存款,只相当于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

        通货膨胀还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政府收入。当人们的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时。收入便被推上较高的一档,税率也就提高。公司收入因为没有扣除足够的折旧费和其他成本也人为地膨胀。一般说来,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0%而收入也增加10%的话,联邦的税收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要赶上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这个过程使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能够装作减税的样子,而他们真正做的不过是不让赋税一次增加得过多而已。每年都说要“减税”,然而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如果正确计算一下的话,赋税实际上增加了:在联邦政府一级,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的22%增加到1978年的25%;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级,从1964年的10%增加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为政府偿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拒付——部分公债。政府借入的是美元,偿还的也是美元。但由于通货膨胀,它偿还的美元能买的东西要比它借入的美元能买的东西少。如果在这期间政府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足以抵补债权人因通货膨胀受到的损失,那政府并不能因通货膨胀得到纯收益。但是就大部分公债来说,并非如此。储蓄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定你在1968年12月购进一张储蓄券,保留到1978年12月兑现。你在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购买为期十年的、面值为五十美元的储蓄券,到1978年兑现时你可得到六十四点七四美元(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提高了利率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实际上到1978年,你要花七十美元才能买到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不仅你取回的只有六十四点七四美元,而且你还得为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之间二十七点二四美元的差额缴纳所得税。结果是你为有幸借钱给政府付出了代价。

        靠通货膨胀来还债意味着,尽管政府年复一年有大量赤字,它的美元债务越来越多,但这债务就购买力来说远没有增加那么多,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还下降了。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联邦政府累计赤字超过二千六百亿美元,但负债额在1968年占国民收入的30%,1978年只占28%。

        通货膨胀的医治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问题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很容易的。政府必须降低增加货币量的速度。问题是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一疾病一旦到了晚期,医治它就得花很长时间,而且会有痛苦的副作用。

        可以举两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一个青年得了布尔吉尔氏病,这种病将阻断血液供应,会导致坏疽。这个青年人将失去他的手指和脚趾。治法说来简单:就是戒烟。那青年人缺乏这样做的意志,他的烟瘾太大了。他的病在一种意义上是可以医治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无法医治。

        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酗酒。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先是感到非常痛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则会感到头痛恶心,忍不住喝“解醉酒”来减轻痛苦。

        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开始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初始的效果似乎很好。增加的货币量使得任何因此而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当今主要是政府——可以多花一些钱,而无需任何别人少花钱。就业机会增多,生意兴隆,几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是最初的情况,也是好的效果。但随后,开支的增大使物价上涨;工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虽然按美元计算有所提高,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能够更快地提高价格,否则销售额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利润。不良效果开始出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和那个酒鬼一样,人们这时想的是更快地增加货币量,这就使我们坐上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滑行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加大数量——酒或是货币——来给那酒鬼或是经济一个同样的“刺激”。

        酗酒和通货膨胀相类似,医治的方法也相同。治酗酒的办法是干脆宣布:停止饮酒。这难以办到,因为这一回是不良效果在前,而好的效果在后。刚戒酒的人感到很难受,然后才能到达乐土,不再是几乎不可抗拒地想再喝一杯。通货膨胀也是这样。放慢货币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通货膨胀率暂时并不降低多少。好处要在一两年后才出现: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比较健康,有了非通货膨胀性迅速增长的潜势。

        痛苦的副作用,是酒鬼或通货膨胀的国家难以戒除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至少在病的早期比第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即缺乏真正的戒除的愿望。饮酒者津津有味地品酒;不愿承认自己是酒鬼;也不认为应该去治疗。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异常的外部情况造成的,它会自行消失——可实际上通货膨胀从来没有自行消失过。

        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喜爱通货膨胀。我们自然喜欢看到我们买的东西降价,或至少价格停止上涨。但是我们更喜欢看到我们卖的东西涨价——不论是我们生产的货物,我们的劳务,还是我们拥有的房屋或其他东西。农民抱怨通货膨胀,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提高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其他人大都也这样或那样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吃苦头的时候有些人却得到很多好处;社会划分成胜者和败者。胜者认为他们碰到的好事,是他们自己的远见、谋虑和主动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那些坏事,例如他们买的东西涨价,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反对通货膨胀;他的通常的意思是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坏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几乎每一个拥有房产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间都因通货膨胀得到了好处,因为他的房子的价值急剧增高。如果房子是靠抵押贷款购买的,那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付了叫做“利息”和叫做“本金”的钱,就实际偿清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一年7%。如果你借入了一笔一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只付利息,那么一年之后,这笔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九千三百美元。实际上你就少欠了七百美元——正好是你付的利息的数目。实际算来,你使用这一万美元没有付任何东西。(由于在计算你的所得税时要除去这笔利息,你实际上还有所得。你借了钱还得到报酬。)对于房产拥有人来说,这种效果是明显的,因为他的房屋的价值迅速上涨。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储蓄信贷协会、互济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发放抵押贷款的小储户来说,却是损失。这些小储户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这些机构付给其储户的最高利率——据说是为了保护储户。

        因为高额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有助于减少货币增长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也倾向于患精神分裂症。我们都喜欢看到政府开支下降,只要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开支;我们都喜欢看到赤字减少,只要是靠征别人的税来减少赤字。

        但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迟早会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苦痛,以至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措施。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看有关的国家和它的历史。在德国,通货膨胀程度不高就会发生,因为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可怕的经验;在英国和日本,发生这种情形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要高得多;而在美国还不曾发生。

        医治的副作用

        我们再三读到,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医治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平均失业水平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我们既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有较高的失业率,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答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奏效时产生的副作用。许多政策在妨碍经济增长和增加失业的同时,又增加通货膨胀率。这<q>?</q>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情况——零星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增多,都伴随以政府愈来愈大的开支和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法和副作用的区别。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而是在床上躺那么一段时间,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治疗方法。人们也许感到这非常荒唐可笑,但这在各方面都同在失业问题上混淆副作用和治疗方法一样。

        医治通货膨胀,副作用是痛苦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产生副作用,并设法减轻它们,产生副作用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了。那就是变化的货币增长率,对由物价制度传递的情报产生干扰,因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作出不适当的反应,而这需要时间来加以克服。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用新创造的货币偿付的较高的开支,对于出售货物、劳动或其他劳务的人来说,同别的开支并无不同。例如,卖铅笔的人发现他能够按原先的价格售出更多的铅笔。他开始时就是这样做而没有改变铅笔的价格。他向批发商定购更多铅笔,批发商又向制造商订货,制造商又向原料供应商定货,等等。如果铅笔需求的增加是以其他某种东西的需求减少为代价,譬如说圆珠笔,而不是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则铅笔这方面订<q>.</q>货的增加,会伴随着圆珠笔这方面订货的减少。铅笔,随后是用来制造铅笔的原料,会涨价;圆珠笔和制造圆珠笔的原料会跌价;但物价的平均水平并没有理由发生变化。

        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是起因于新创造的货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对铅笔、圆珠笔以及其他大部分东西的需求会同时增加。总的(货币)支出增多了。但是铅笔的销售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开始的时候保持他平常的售价,愿意多卖一些铅笔,直到他认为他能够重新进货的时候。但是现在铅笔这个方面订货的增加,是同圆珠笔以及其他许多货物订货的增加一起发生的。由于订货的增加导致了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相应增加,因而工人和原料生产者最初的反应会同零售商一样——加班加点增加生产,并且也提高价格,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提供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抵消物,没有大体上同增加的需求相当的减少的需求,没有同上涨的价格相当的下跌的价格。自然,这一点在开始时是不明显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世界上,需求总是在变化,某些物价上涨,某些物价下跌。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往往同反映相对需求变化的特定信号混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原因,货币增长率加快的副作用看起来象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多。但迟早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会到达。

        这一信号一旦到达,工人、制造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他们对他们销售的那一点东西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时,误以为这需求增加是专对他们的,因此不会对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的价格产生很大影响。当他们发现自己错了时,他们就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对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而且把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也计算在内。我们于是就陷于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本身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货币的增加不进一步加速,对就业人数和产量的最初刺激就会转向反面;就业人数和产量都会因工资和物价的上涨而趋于下降。最初的一阵兴奋之后,就是醉醒后的不适。

        发生这些反应需要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大致平均要六到九个月,货币的增加才完成其经济过程,使经济和就业人数增长。再要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时间,货币的增长才明显影响到物价水平,产生或加速通货膨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很长,是因为除战时外,这些国家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批发价格平均同二百年前差不多,美国的同一百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没有一定的长期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没有那么幸运的遗产。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纠正近来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化的倾向,产生经济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在美国也将会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出现的情况,同上面说的情况一样,只是方向相反。开支的最初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减缓,伴之以就业人数增加和产量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抑制时期,最后完全断了喝酒的欲念。

        上述一切都是由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引起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物价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能够与此相适应。大家都会预计到这10%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工资每年会额外提高10%,同时利率也会额外提高10%——以补偿放债人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将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如此等等。

        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使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局面不可能很稳定。如果制造10%的通货膨胀率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行得通的,那么,通货膨胀率一旦达到10%,人们就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使其达到11%、12%或15%。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是不要通货膨胀,而不是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这就是经验的裁决。

        缓和副作用

        就我们所知,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通货膨胀不经过一段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率增高的时期而结束。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断定,没有办法避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

        但是,缓和这些副作用,使它们来得温和一些,是可能的。

        缓和副作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使之取信于民,这样一来逐渐而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之所以要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并要事先予以宣布,是为了给人们时间作出调整——并劝诱他们这样做。许多人是根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订立长期合同的——合同的种类很多,有关于工作的,有关于借贷的,也有关于从事某项生产或建设的。这些长期合同使我们很难迅速减少通货膨胀,而且意味着,如果试图这样做的话,会使许多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予一定时间,这些合同就会满期,或予以修改,或重新谈判其条件,到那时合同就会适应新的情况。

        另一种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缓和不良的副作用的方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进所谓“调整条款”,即合同条件将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资合同中载明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再加,譬如说2%的比率增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通货膨胀率低,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低;通货膨胀率高,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都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财产租赁合同的。租赁合同可以规定租金逐年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而不规定固定的租金。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常常是规定租金按商店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计算。这种合同表面上没有调整条款,但实际上却包含有这种条款,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贷款的。贷款一般是指按一定年利率供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偿还的、一定数目的资金,一笔一千美元的贷款,偿还期限可以规定为一年,年利率可以规定为10%。另外的做法是不把利率规定为10%,而是规定为譬如说2%再加通货膨胀率,这样,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把偿还的钱数规定死,而是规定要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上面所举的简单的例子来说,借方所欠的数额是一千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2%的利息。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他就欠一千零五十美元;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就欠一千一百美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要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工资合同方面外,调整条款在美国应用得并不普遍。但其应用范围正在扩大,特别表现在抵押贷款的可变动的利率上。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所有通货膨胀率很高而且变化很大的国家,这一条款则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种调整条款可以缩短放慢货币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的副作用。然而,调整条款虽然有用,却远不是万应灵药。要让所有合同都这样调整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这样调整许多合同代价也很高昂。使用货币的最大好处正在于能够便宜而有效地进行交易,而普遍应用调整条款将减少这种好处。最好还是没有通货膨胀,因而不需要调整条款。这就是我们主张在私营经济中运用调整条款,只作为缓和因医治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副作用的方法,而不作为永久性措施的原因。

        在联邦政府部门里,调整条款则是很可取的永久性措施。社会保险、退休金、联邦雇员的工资(包括国会议员的薪金)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开支项目,现在都按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但有两个很显眼的不可原谅的缺口:所得税和公债。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那么,物价上涨10%也将使税率提高10%,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税率平均提高15%以上。提高税率的情况将因此而不再出现,乱征捐税的现象也会从此而绝迹。这样做,还将减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兴趣,因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将被减少。

        公债利率也完全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国政府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使得近年来购买长期公债成了非常不上算的投资。因而在政府发行长期公债的活动中应采用调整条款,以表明政府方面对公民的公正和诚实。

        人们有时把工资和物价管制当作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近来,由于工资和物价管制已显然不能医治通货膨胀,有人又极力主张用它来缓和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据称,工资和物价管制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这种管制可以使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付通货膨胀的。人们期望,这转过来会降低人们在订立长期合同时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计水平。

        工资和物价管制如果用于这一目的,将阻碍生产的发展。它使价格结构歪扭,降低价格制度运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产量下降加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而不是减轻副作用。物价和工资管制浪费劳动,因为它一方面歪曲价格结构,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要花在建立、执行和逃避管制上面。不论管制是强制的还是标榜为“自愿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物价和工资管制几乎总是用来代替货币和财政上的节制措施,而不是用来补充这种措施。这种经验使得参加市场活动的人把实施物价和工资管制当作一种表明通货膨胀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的信号,因而导致他们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偏高,而不是偏低。

        物价和工资管制在实施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常常看起来是有效的。表面上,牌价即计入物价指数的价格被压低,而暗地里人们则间接提高物价和工资——如降低产品质量,取消检修服务,给工人升级,等等。但当这些规避管制的简便办法用尽之后,价格结构便被扭得越来越厉害,于是被管制的压力达到沸点,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最后整个计划归于垮台。其结果是加重通货膨胀,而不是减轻通货膨胀。回顾四千年来的历史,物价和工资管制的实施,没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选民的目光短浅所造成。①

        ①罗伯特·L.舒廷格和埃蒙·F.巴特勒:《四十个世纪的工资和物价管制》(美国首都华盛顿:遗产基金会,1979年)。

        实例研究

        日本新近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医治通货膨胀的极好范例。由图6可以看到,在日本,货币量在1971年开始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增加,到1973年中期,年增长率达到了25%以上。①

        ①原因:一项试图维持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的政策。日元受到升值的压力。为了对付这种压力,日本当局用新创造的日元购进美元,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从原则上说,他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抵消增加的供应量,但他们没有那么做。

        直到大约两年之后,即1973年初,才发生相应的通货膨胀。其后,通货膨胀率的急剧增长使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点从日元的国外价值——汇率——转到它的国内价值——通货膨胀。货币的增长被急剧削减,从年增长25%以上减到10%和15%之间。这样保持了五年之久,只有些小的例外。(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所以货币增长率保持在这个幅度内可以使物价基本稳定。就美国来说,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增长率是3-5%。)

        在货币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约十八个月,通货膨胀率也跟着下降,但直到两年半后,通货膨胀率才降到两位数以下。随后,通货膨胀率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尽管货币增长率略有上升。然后,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新的下降,通货膨胀率开始迅速地趋向于零。

        图里面有关通货膨胀的数据是根据消费品价格计算的,批发价格的情况甚至更好些。批发价格在1977年中期以后实际上下降了。战后,日本工人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这意味着劳务的价格比商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因此,相对于批发价格来说,消费品价格有所上升。

        日本在放慢货币增长率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在197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对放慢了的货币增长率作出明显反应之前。然后,生产开始恢复,接着增长——虽然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要低一些,但仍然相当可观:每年增长5%以上。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而通货膨胀率下降时,日本正在为适应石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

        结论

        我们对通货膨胀的了解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五条: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2.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3.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4.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间。

        5.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四次加速货币的增长。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每一次当局都用放慢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迄今,发展的顺序同日本从1971年到1975年的经验是一样的。不幸的是,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我们没有表现出日本人那样的耐心,把节制货币增长的过程延续足够长的时间。相反,我们对衰退反应过分,加快货币的增长,开始又一轮通货膨胀,因而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