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走进深度人生 Deep net, deep life.

作者: deepoo

  • E.薛定谔《生命是什么》

    序言

      一般都认为,一位科学家总是对某些学科具有深邃渊博的第一手知识,因而他是不会就他不太通晓的论题去著书立说的。这就是所谓的位高则任重。可是,为了目前写这本书,如果我有什么科学家的高位的话,那我恳请放弃它,并且从而免去随之而来的重任。我的理由是:  

      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强烈渴望。最高学府这个名称使我们想起了从古到今多少世纪以来,只有普遍性才是唯一地享有盛誉的。可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知识的各种各样的分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却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困境。我们清楚地感到,要想把所有已知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统一体,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获得可靠的资料;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人想要充分掌握比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再多一点的知识,也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除非我们中间有些人敢于去着手综合这些实事和理论,即使它们有的是第二手的和不完备的知识,而且还要敢于承担使我们成为蠢人的风险,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再有摆脱这种困境的其他办法了(否则,我们的真正目的将永远达不到)。  

      这就是我的意见。  

      语言的障碍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的祖国语言就象一件剪裁得十分合身的外衣,可是当它不能立刻穿用而不得不另找一件来代替时,他是决不会感到很舒服的。我要感谢英克斯特博士(都柏林三一学院),布朗博士(梅鲁恩圣帕特里克学院);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我还要感谢罗伯茨先生。他们费了很大的劲使新衣服适合我的身材,但由于我有时不肯放弃自己“独创”的式样,甚至还给他们增添了更多的麻烦。经过我的朋友们的努力,如果还残留一些“独创”样式的痕迹的话,那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  

      很多节的标题本来是想作为页边的摘要的,每一章的正文应该连贯地读下去。  

      关于借用的图版,我要感谢达林顿博士和《努力》的出版者(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图版上原有的说明都仍保留着,虽然许多细节与本文是无关的。  

      E.薛定谔   都柏林  1944年9月

     第一章 古典物理学家对这个主题的探讨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  

      1. 研究的一般性质和目的  

      这本小册子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对大约四百名听众作的一次公开讲演。虽然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一个难懂的题目,而且即使很少使用物理学家最吓人的数学演绎法这个武器,讲演也不可能是很通俗的,可是听众基本上没有减少。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这个主题简单得不必用数学就可以解释了,而是因为问题太复杂了,以致不能完全用数学来表达。使得讲演至少听上去是通俗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讲演者力图把介于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基本概念向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讲清楚。  

      实际上涉及的论题是多方面的,但整个任务只是打算说明一个想法——对一个重大的问题的一点小小的评论。为了不迷失我们的方向,预先很扼要地把计划勾画出来也许是有用的。  

      这个重大的和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是:  

      在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空间范围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发生的事件,如何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  

      这本小册子力求阐明和确立的初步答案概括如下:  

      当前的物理学和化学在解释这些问题时明显的无能为力,决不是成为怀疑这些事件可以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的理由。  

      2. 统计物理学 结构上的根本差别  

      如果说过去的碌碌无为只是意味着激起未来获得成功的希望,那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它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就是说,迄今为止,物理学和化学的这种无能为力已得到了充足的说明。  

      今天,由于生物学家,主要是遗传学家在最近三、四十年来的创造性工作,关于有机体的真实的物质结构及其功能的了解已经足以说明,并且是精确地说明现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为什么还不能解释生命有机体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所发生的事件。  

      一个有机体的最要害部分的原子排列,以及这些排列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跟迄今被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作为实验和理论对象的所有原子排列是根本不同的。除了深信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始终是统计学的哪些物理学家外,别的人会把我所说的这种根本差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这是因为认为生命有机体的要害部分的结构,跟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在书桌边用体力或脑力所处理的任何一种物质迥然不同的说法,是同统计学的观点有关的。因此,要把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如此发现的定律和规则直接应用到一种系统的行为上去,而这个系统却又不表现出作为这些定律和规则的基础的结构,这几乎是难以想像的。

      

      不能指望非物理学家能理解我刚才用那么抽象的词句所表达的“统计学结构”中的差别,更不必说去鉴别这些差别之间的关系了。为了叙述得更加有声有色,我先把后面要详细说明的内容提前讲一下,即一个活细胞的最重要的部分——染色体纤丝——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非周期性晶体。迄今为止,在物理学中我们碰到的只是周期性晶体。对于一位不高明的物理学家来说,周期性晶体已是十分有趣而复杂的东西了;它们构成了最有魅力和最复杂的一种物质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无生命的自然界已经使得物理学家穷于应付了。可是,它们同非周期性晶体相比,还是相当简单而单调的。两者之间结构上的差别,就好比一张是一再重复出现同一种花纹的糊墙纸,另一幅是巧夺天工的刺绣,比如说,一条拉斐尔花毡,它显示的并不是单调的重复,而是那位大师绘制的一幅精致的、有条理的、有意义的图案。  

      我把周期性晶体称为他所研究的最复杂的对象之一时,我说的他是指物理学家本身。其实,有机化学家在研究越来越复杂的分子时,已经十分接近于那种“非周期性晶体”了,依我看来,那正是生命的物质载体。因此,有机化学家对生命问题已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物理学家却几乎毫无作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3. 朴素物理学家对这个主题的探讨  

      如此简要地说明了我们研究的基本观点——或者不如说是最终的范围——以后,让我来描述一下研究的途径。  

      首先我打算阐明你可能称之为“一个朴素物理学家关于有机体的观点”,就是说,一位物理学家可能会想到的那些观点。这位物理学家在学习了物理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统计学基础以后,他开始思考有机体的活动和功能的方式时,不免要扪心自问:根据他所学到的知识,根据他的比较简明而低级的科学观点,他能否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些适当的贡献?  

      结果他是能够作出贡献的。下一步必须是把他理论上的预见同生物学的事实作比较。于是,结果将说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通情达理的,但需要作一些修正。这样,我们将逐渐接近于正确的观点,或者谦虚点,将接近于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

      

      即使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我的探索道路是否是一条真正的终南捷径。不过,这毕竟是我的道路。这位“朴素物理学家”就是我自己。除了我自己的这一条曲折的道路外,我找不到通往这个目标的捷径。

      

      4. 为什么原子是如此之小?

      

      阐明“朴素物理学家的观点”的一个好方法是从这个可笑的、近乎是荒唐的问题开始的:为什么原子是如此之小?首先,它们确实是很小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每一小块物质都含有大量的原子。要使听众了解这个事实,曾经设想过许多例子,但没有比凯尔文勋爵所用的一个例子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假设你能给一杯水中的分子都做上标记,再把这杯水倒进海洋,然后彻底地加以搅拌,使得有标记的分子均匀地分布在全世界的所有海洋中;如果你在任何地方从海洋中舀出一杯水来,你将发现在这杯水中大约有一百个你标记过的分子。

      

      原子的实际大小约在黄色光波长的1/5000到1/2000之间。这个比较是有意义的。因为波长粗略地指出了在显微镜下仍能辨认的最小粒子的大小。就拿这么小的粒子来说,它还含有几十亿个原子。

      

      那么,为什么原子是如此之小呢?

      

      这个问题显然是一种遁辞。因为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在于原子的大小。它关心的是有机体的大小,特别是我们的肉体本身的大小。当我们以日常的长度单位,比如码或公尺作为量度时,原子确实是很小的。在原子物理学中,人们通常用所谓埃,即一公尺的一百亿分之一,或以十进位小数计算则是0.0000000001公尺。原子的直径在1到2埃的范围内。日常单位(对它而言,原子是如此之小)同我们身体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有一个故事说,码是起源于一个英国国王的幽默。他的大臣问他采用什么单位,他就把手臂向旁边一伸说:“取我胸部中央到手指尖的距离就行了。”不管它是真是假,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国王很自然地会指出一个可以同他自己的身体相比较的长度,他知道其他任何东西都将是很不方便的。不管物理学家怎样偏爱“埃”这个单位,但当他做一件新衣服时,他还是喜欢别人告诉他新衣需用六码半花呢,而不是六百五十亿埃的花呢。

      

      这样就确定了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真正目的在于两种长度——我们身体的长度和原子的长度——的比例,而原子的长度具有独立存在的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于是,应该这样提问题:同原子相比,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大?

      

      我能够想像到,许多聪明的物理学和化学的学生会对下列引为憾事的,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感觉器官,构成了我们身体上多少是有点重要的部分,因而(从所提到的比例大小来看),它们是由无数原子组成的,这些感觉器官对于单个原子的碰撞来说是过于粗糙了。单个原子我们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我们关于原子的假说远远不同于我们粗大迟钝的感官所直接发现的东西,而且也不能作直接考察的检验。

      

      一定是那样的吗?还有没有内在的原因可以解释呢?为了确定并解释为什么感官不合乎自然界的这些定律,我们能从这种事态追溯到某种最重要的原理吗?

      

      这是物理学家能够完全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对所有提问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5. 有机体的活动需要精确的物理学定律

      

      如果有机体的感官不是这么迟钝,而且能敏锐地感觉到单个原子,或者即使是几个原子都能在我们的感官上产生一种可知觉的印象——天哪,生命将象个什么样子呢?有一点是要着重指出的:可以断言,一个那种样子的有机体是不可能发展出有秩序的思想的,这种有秩序的思想在经历了漫长的早期阶段后,终于在许多其他的观念中间形成了关于原子的观念。

      

      尽管我们单单谈了上面这一点,下述的一些考虑对于大脑和感觉系统以外的各个器官的功能也是适用的。然而对我们自身来说,最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我们在感觉、思维和知觉。对于产生思想和感觉的生理过程来说,大脑和感觉系统以外的所有其他器官的功能只是起辅助作用,假如我们不是从纯客观的生物学观点来看,至少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的。此外,这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去拣那种由主观事件紧密伴随着的过程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们对这种紧密的平行现象的真正性质是一无所知的。其实,据我看来,那是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而且也许是完全超出了人类理解之外的。

      

      于是,我们面临着下述问题:象我们的大脑这样的器官以及附属于它的感觉系统,为了使它的物理学上的变化状态密切地对应于高度发展的思想,为什么必须由大量的原子来构成呢?大脑及感官,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或是在它直接同环境相互作用的某些外周部分中的功能,跟一台精巧而灵敏到足以反映并记录来自外界的单个原子的碰撞的机器相比,根据什么理由说它们是不相同的呢?

      

      理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1)它本身是一个有秩序的东西,(2)只能应用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秩序的材料,即知觉或经验。这有两种结果。第一,同思想密切对应的躯体组织(如密切对应于我的思想的我的头脑)一定是十分有秩序的组织,那就意味着在它内部发生的事件必须遵循严格的物理学定律,至少是有高度的准确性。第二,外界其他物体对于那个物理学上组织得很好的系统所产生的物理学印象,显然是对应于相应思想的知觉和经验的,构成了我所说的思想的材料——知觉和经验。因此,在我们的系统和别人的系统之间的物理学上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它们本身是具有某种程度的物理学秩序,就是说,它们也必须遵循严格的物理学定律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准确性。

      

      6. 物理学定律是以原子统计学为根据的,因而只是近似的

      

      仅由少量原子构成的,对于一个或几个原子的碰撞就已经是敏感的有机体,为什么也还是不能实现上述的一切呢?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原子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毫无秩序的热运动,就是说,这种运动抵消了它们的有秩序的行动,使得发生在少量原子之间的事件不能按照任何已知的定律表现出来。只有在无数的原子的合作中,统计学定律才开始影响和控制这些集合体的行为,它的精确性随着包括的原子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发生的事件就是通过那样的途径获得了真正有秩序的特征。现已知道,在生命有机体中起重要作用的所有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都是这种统计学的定律;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其他种类的规律性和秩序性,总是被原子的不停的运动所扰乱,或是被搞得不起作用。

      

      7. 它们的精确性是以大量原子的介入为基础的。第一个例子(顺磁性)

      

      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从许多例子中随便举出几个,对于初次了解事物的这种状态的读者来说,不一定正好就是他最满意的例子。这里所说的事物的这种状态在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中是基本的,就象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是细胞组成的,或天文学中的牛顿定律,甚至象数学中的整数序列1,2,3,4,5……等基本事实一样。不应该指望一位十足的外行人读了下面几页就能十分理解和领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同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和威拉德?吉布斯的光辉名字联在一起的,在教科书中称之为“统计热力学”。

      

      如果你在一个长方形的水晶管里充氧,并把它放入磁场,你会发现气体被磁化了。这种磁化是由于氧分子是一些小的磁体,它们象罗盘针似的有着使自己与磁场平行的趋向。可是你千万别认为它们全都转向了平行。因为如果你把磁场加倍,氧气中的磁化作用也会加倍,磁化作用随着你用的场强而增加,这种按比例的增加可以达到极高的场强。

      

      这是纯粹统计学定律的一个特别清楚的例子。磁场要产生的取向不断地遭到随机取向的热运动的对抗。这样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使偶极轴同场之间的锐角比钝角稍占优势。虽然单个原子在不断地改变它们的取向,然而平均地来看(由于它们的数量巨大),一种朝着场的方向并与之成比例的取向稍占优势。这一创造性的解释是法国物理学家P.郎之万作出的。它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验证。如果观察到的弱磁化确是对抗趋势的结果,就是说,如果确是梳理了所有分子使之平行的磁场、同随机取向的热运动的对抗趋势的结果,那就应该有可能通过减弱热运动来增强磁化作用,即用降低温度来代替加强磁场。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实验结果是磁化与绝对温度成反比,与理论(居里定律)是定量地相符的。现代的设备甚至能使我们通过降低温度把热运动减低到如此的不明显,以致能够表现出磁场自己的取向趋势,如果不是完全地表现,至少也足以产生“完全磁化”的一个实质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指望场强加倍会使磁化加倍;而是随着场的增强,磁化的增强越来越少,接近于所谓的“饱和”。这个预期也定量地被实验所证实了。

      

      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完全依赖于产生可观察的磁化时进行合作的分子的巨大数量。否则,磁化就根本不会是恒定的,而将是无时无刻都在十分不规则地变化的,成为热运动同场之间相互抗衡消长的见证。

      

      8. 第二个例子(布朗运动,扩散)

      

      如果你把微滴组成的雾装进一个密封的玻璃容器的底部,你将发现雾的上面的界限在按一定的速度逐渐下沉。这种速度取决于空气的粘度和微滴的大小和比重。可是,如果你在显微下注视一粒微滴,你会发现它并不一直以恒定的速度在下沉,而是在作一种十分不规则的运动,即所谓布朗运动,只有平均地看,这种运动才相当于一种有规则的下沉。

      

      这些微滴并不是原子,可是它们既小又轻,足以感觉到不断碰撞敲击它表面的分子中间单个分子的碰撞。它们就是这样地碰撞着,只是从平均来说才服从重力的影响。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的感官也能感觉到只是几个分子的碰撞,那我们将会有多么莫名其妙和杂乱无章的经验呀。细菌和其他一些有机体是这么小,以致是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影响的。它们的运动是由周围环境中的热的倏忽变动所决定的,它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它们自己有一点动力,它们还是有可能成功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但是这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热运动颠簸着它们,使它们象飘浮在汹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非常类似于布朗运动的一种现象是扩散现象。在一只装满液体,比如装满水的容器中,溶解少量的有色物质,比如高锰酸钾,并使浓度不完全一样。如果你对这个系统放手不管,那么就开始了很缓慢的“扩散”过程。高锰酸钾将从高浓度的地方向低浓度的地方散布,直到均匀地分布于水中为止。

      

      关于这个简单的、显然不是特别有趣的过程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决不是象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由任何一种趋向或力量驱使高锰酸钾分子从稠密的地区迁到稀疏的地区——就象一个国家的人口分散到有更多活动余地的地区那样。在高锰酸钾分子那里,根本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每一个高锰酸钾分子对所有其他的高锰酸钾分子来说,是完全独立地行动着,它很少彼此相碰。可是,每一个高锰酸钾分子,无论是在稠密的地区,还是在空旷的地区,都遭到水分子的不断撞击的同样命运,从而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向逐渐地向前移动——有时朝高浓度的方向,有时朝低浓度的方向,有时则是斜刺里移动。这种运动,常常同蒙住眼睛的人的活动相比拟。这个蒙住眼睛的人站在地面上,充满了某种“走路”的欲望,可是并没有选定任何特定的方向,因而不断地在变动着他的路线。

      

      尽管所有的高锰酸钾分子都是这样随机地走动,还是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朝低浓度方向的流动,最后造成了均匀的分布,乍看起来,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但仅仅是乍看起来而已。如果你把它想像为一层层浓度几乎恒定的薄片,某一瞬间某一薄片所含的高锰酸钾分子,由于它们的随机走动,确实将以相等的几率被带到右边或左边去。但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个隔着二块相邻薄片的平面上通过的分子,来自左面的比来自右面的要多,这只是由于左面比右面有更多的分子在从事随机行走的缘故。只要是这种情况,平均将表现为一种自左到右的有规则的流动,直到均匀分布。

      

      把这些想法译成数学语言时,精确的扩散定律可用偏微分方程来表达,我不打算解释这个方程式来麻烦读者,虽然它的含义用普通语言来说也是很简单的。这里之所以提到严格的“数学上精确的”定律,是为了强调它的物理学的精确性在每一项具体应用上一定还会受到挑战的。由于它是以纯机遇为根据的,所以它的正确性只是近似的。一般地说,如果它是一个极好的近似值,那也只是在扩散现象中有无数分子的合作的缘故。我们要预先考虑到,分子的数目愈少,偶然的偏差就愈大——在适合的条件下,这是可以观察到的。

      

      

      9. 第三个例子(测量准确性的限度)

      

      我要举的最后一个例子同第二个例子是类似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悬挂在一根细长纤丝上的平衡取向的轻物体,用电力、磁力或重力使它围绕垂直轴扭转,物理学家常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使它偏离平衡位置的微弱的力(当然,这种轻物体必须视具体目的而适当地选用)。在不断努力改进这种常用的“扭力天平”的准确度时,遇到了一个奇妙的极限,极限本身是极其有趣的。选用愈来愈轻的物体和更细更长的纤丝——使这个天平能够感应愈来愈弱的力——当悬挂的物体愈明显地感受到周围分子的热运动的冲击,而在它的平衡位置附近开始进行象第二个例子中的微滴的颤动那样一种不停的、不规则的“舞蹈”时,就达到了极限。虽然这种动作并没有给天平的测量准确性设置绝对极限,但它却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极限。热运动的不可控制的效应同被测量的力的效应相竞争,从而使这个观察到的单个的偏差变得无意义了。为了消除你的仪器的布朗运动的影响,你必须作多次的观察。我想,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个例子是特别有启发的。因为我们的感觉器官毕竟是一种仪器。如果它变得太灵敏,我们将看到它将是多么的无用。

      

      10. 根号n律

      

      暂且举这么多例子吧。我只想再补充一点,那些同有机体内部有关的,或同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有关的物理学或化学定律,没有有关是不能被我们选作例子的。详细的解释也许要更复杂些,但要点总还是一样的因此再举这些例子就会变得千篇一律了。

      

      但是,关于任何一个物理学定律都会有的不准确性,我想补充一点非常重要的、定量的说明。即所谓的根号n律。我先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然后再进行概括。

      

      如果我告诉你,某一种气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具有一定的密度,以及如果我换一种说法,即在这些条件下,在一定的体积内(体积大小适于实验需要)正好有n个气体分子,那么你可以确信,如果你能在某一瞬间检验我的说法,你将会发现它是不准确的,偏差将是根号n这一级。因此,如果数目n=100,你将发现偏差大约是10,于是相对误差=10%。可是,如果n=1000000,你多半会发现偏差大约是1000,相对误差=0.1%。粗略地说,这个统计学定律是很普遍的。物理学和物理化学定律的不准确性在根号n分之一这一可能的相对误差之内,那里的n是进行合作以引起该定律——对某些想法或某种具体实验来说,在有重要关系的空间或时间(或两者)的范围内,使该定律产生它的作用——的分子数目。

      

      由此,你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有机体为了使它的内部生命和它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都能分享到很精确的定律的好处,它就必须有一个相当巨大的结构。不然的话,进行合作的粒子数将是太少了,“定律”也就太不准确了。特别迫切需要的是平方根。因为尽管一百万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可是如果精确性只有千分之一,那么,对一个要宣称自己具有“自然界定律”的尊严的事物来说,并不是太好的。

     第二章 遗传机制

      存在是永恒的;因为有许多法制保存了生命的宝藏;而宇宙从这些宝藏中汲取了美。——歌德

      

      11. 古典物理学家的设想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错误的

      

      于是,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有机体和它经历的全部生物学的有关过程,必须具有极其多的“多原子”结构,必须防止偶然的“单原子”事件起到太重大的作用。“朴素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那是必要的,所以有机体可以具有足够精确的物理学定律,并依这些定律建立它的很有规律和很有秩序的功能。从生物学来说,这些先验地得出的(就是说,从纯粹的物理学观点得出的“结论,如何去符合实际的生物学事实呢?

      

      乍看起来,人们往往认为这个结论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三十年前的生物学家也许已经讲过这一点了,可是,对于强调统计物理学对有机体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方面的通俗讲演者来说,这个结论还是十分合适的,但实际上这也不过是人所共知的道路而已。因为任何高等生物的成年个体不仅是它的躯体,而且是组成躯体的每一个单细胞都包含着”天文数字“的各种单原子。我们观察的每一个具体的生理过程,不论在细胞内或在细胞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看来是——或者三十年前已经认为是——包含了这么多的单原子和单原子过程,这就保证了物理学和物理化学有关定律的有效性,即使按照统计物理学关于”大量数目”的严格要求,也能保证定律的有效性;这种严格要求就是我刚才用根号n律所说明的。

      

      如今,我们知道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即将明白的,有许多小得不可思议的原子团,小到不足以显示精确的统计学定律,可是在生命有机体内,它们对极有秩序和极有规律的事件确实起着支配作用。它们控制着有机体功能的重要特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显示了十分确定而严格的生物学定律。

      

      我必须开始概要地讲一下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的情况;换句话说,我必须简要地说明这门科学的现状,可是我对这门科学不是内行。但我不得不这么做,很抱歉,特别是对任何一位生物学家来说,我讲的是外行话。另一方面,请允许我多少带点教条式地向你们介绍流行的观点。不能指望一个蹩脚的理论物理学家能对实验材料作出任何象样而全面的评述,这些实验材料,一方面来自大量的、长期积累的、无比机智的繁育试验;另一方面,来自最精密的现代显微镜技术对活细胞的直接观察。

      

      12. 遗传的密码正本(染色体)

      

      让我在生物学家称之为“四维模式”的意义上使用有机体的“模式”这个词,它不仅是指成年有机体的、或任何其他发育阶段上的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而且是指有机体开始繁殖自身时,从受精卵到成年阶段的个体发育的全过程。整个四维模式已知是由受精卵的结构决定的。此外,我们知道,主要是由受精卵的很小一部分结构,即它的细胞核决定的。这个细胞核在细胞的正常“休止期”内,往往表现为网状染色质,分散在细胞内。但在极其重要的细胞分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见下文)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由一组颗粒构成的、常常呈纤维状或棒状的叫做染色体的东西,它的数目是8个或12个,人是48个。但是,我应该把数字写成2×4,2×6……2×24……,并且按照生物学家习惯意义上的用词,我应该称之为两套染色体。单个染色体,有时虽然可以从它的形状和大小,清楚地加以区分和单个地加以辨认,但是,两套染色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马上就会明白,一套来自母体(卵细胞),一套来自父体(精子)。这些染色体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被当作是染色体的一种轴状骨架纤丝,它把个体未来发育的全部模式,和个体在成年时的机能的全部模式都包含在一种密码正本里。每一整套染色体都含有全部密码;因此,一般说来,作为未来个体的最初阶段的受精卵里有着密码的两个副本。

      

      我们把染色体纤丝的结构称为密码正本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拉普拉斯曾经陈述过一种直接揭示每一个因果关系的、洞察一切的思想,根据卵的结构就能告诉你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个卵将发育成一只黑公鸡还是一只芦花母鸡,是长成一只苍蝇还是一棵玉米,一株石南,一只甲虫,一只老鼠或是一个女女人。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卵细胞的外观是非常相似的;即使外观不相似,比如鸟类和爬虫类的卵就比较大,可是在与密码有关的结构上的差别并没有象营养物质的差别那么大。在这些卵中,营养物质是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增多的。

      

      当然,“密码正本”这个名词太狭隘了。因为染色体结构同时也是促使卵细胞未来发育的工具。它是法典与行政权力的统一,或者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是建筑师的设计同建筑工人的技艺的统一。

      

      13. 身体通过细胞分裂(有丝分裂)而生长

      

      在个体发育中,染色体是怎样行动的呢?

      

      一个有机体的生长是由连续的细胞分裂所引起的。这样的细胞分裂叫做有丝分裂。考虑到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所以,在一个细胞的生命中,有丝分裂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一种十分经常的事件。开始时生长是很快的。卵细胞分成两个子细胞,下一步发育成四个细胞,然后是8,16,32,64……等等。正在生长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中,分裂频率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那样就会打破这些细胞数目的规则性。我们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推断出。平均只要50或60次连续的分裂,便足以产生出一个成人的细胞数,或者是这个细胞数的十倍,那就是把一生中细胞的更替也考虑在内了。因此,我的一个体细胞,平均来说,只是变成我的那个卵细胞的第五十代或第六十代的“后代”。

      

      14. 在有丝分裂中每个染色体是被复制的

      

      在有丝分裂中每个染色体是怎样行动的呢?它们是被复制了,两套染色体和密码的两个副本都是被复制了。这个过程在显微镜下已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是极其有趣的,可是它涉及的面太广,在这里不能一一细说了。突出的一点是:两个“子细胞”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跟亲细胞完全相似的、更完全的两套染色体的嫁妆。就染色体的宝库来说,所有的体细胞都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对这种机构虽然了解得很少,但我们不能不认为,它一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同有机体的机能密切相关的,因为每个单细胞,甚至是不太重要的单细胞,都具有密码正本的全套(两份)副本。不久以前,我们在报上看到蒙哥马利将军在非洲战役中,要他麾下的每一个士兵都仔细了解他的全部作战计划。如果确是那样的话(考虑到他的部队有高度的才能和可以充分信赖,看来这可能是真实的),它为我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在这个类比中,相应的事实都是完全真实的。最令人惊异的是在整个有丝分裂中,始终保持着两套染色体。这是人们揭示的最令人惊奇的遗传机制的明显特点,只有在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那种情况中,才偏离了这种规律。

      

      15. 减数分裂和受精(配子配合)

      

      就在个体开始发育以后,有一团细胞保留着,以便在发育后期产生出成年个体繁殖所需的所谓配子,至于是精细胞或卵细胞,这要根据情况而定。“保留”的意思是指它们在这段时期内不用于其他目的,以及进行很少几次有丝分裂。例外的或减数的分裂(称为减数分裂),是这样一种分裂,就是在成年阶段,这些保留的细胞通过减数分裂最后产生了配子,一般只是在配子配合发生以前的很短时间内才有这种分裂。在减数分裂中,亲细胞的两套染色体简单地分成二组,其中一组染色体进入二个子细胞中的一个,就是进入了配子。换句话说,减数分裂并不象有丝分裂那样地发生染色体数目的加倍而使染色体数目保持不变,因此每个配子收到的只有一半,就是说,只有密码的一个完整的副本而不是两个,例如人只有24个,而不是2×24=48个。

      

      只有一个染色体组的细胞叫做单倍体(来自希腊文,单一)。因此,配子是单倍体,通常的体细胞是二倍体(来自希腊文,双份)。有三组、四组染色体,……或通常所说的在体细胞里有时有许多染色体组的个体,就称之为三倍体、四倍体……多倍体。

      

      在配子配合中雄配子(精子)和雌配子(卵)都是单倍体,结合形成的受精卵,是二倍体。它的染色体组,一个来自母体,一个来自父体。

      

      16. 单倍体个体

      

      还有一点需要加以纠正。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虽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每一套染色体组包含了“模式”的确实是相当齐全的密码正本。

      

      也有一些例子说明减数分裂后并不立即受精的,单倍体细胞(“配子”)经历了多次有丝分裂,结果产生了全是单倍体的个体。雄蜂是没有父亲的!它所有的体细胞都是单倍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叫它是一个大大扩大了的精子;事实上,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起这样的作用正是雄蜂一生中的唯一任务。可是,这也许是一种荒谬的观点。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好多种植物,通过减数分裂产生单倍体配子,或称之为孢子,孢子落在地上就象一粒种子,发育成真正的单倍体植物,它的大小可以同二倍体相比拟。苔藓植物长有叶片的底部是单倍体植物,叫配子体,因为在它的顶端发育了性器官和配子,配子通过相互受精按通常的方式产生了二倍体植物,在裸露的茎的顶部生有孢子囊。通过减数分裂,在顶端的孢子囊中产生孢子,所以这个二倍体植物称为孢子体。当孢子囊张开时,孢子落地发育成长为有叶片的茎,如此等等。这个事件的过程称为世代交替。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认为人和动物也是如此的。不过“配子体”一般是寿命极短的单细胞一代,至于是精子还是卵子那看情况而定。我们的身体相当于孢子体。我们的“孢子”是保留的细胞,通过这些细胞的减数分裂产生出单细胞的一代。

      

      17. 减数分裂的显著关系

      

      在个体繁殖过程中,重要的、真正是决定命运的事件并不是受精而是减数分裂。一组染色体来自父亲,另一组来自母亲。不论是机遇还是天意都无法干预这一事件。每个男人正好是一半遗传了他的母亲,一半遗传了他的父亲。至于有时是母系占优势,有时是父系占优势,那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在后面会讲到的(当然,性别本身也就是这种优势的最简单例子)。

      

      可是,当你把你的遗传起源追溯到你祖父母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让我盯住我父亲的那一套染色体,特别是其中的一条,比如说第五号染色体。这条染色体或是是我父亲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第五号染色体的精确复制品,或者是我父亲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的第五号染色体的精确复制品。1886年11月在父亲体内发生了减数分裂并产生了精子,几天以后,精子就在我的诞生中起作用了,究竟是哪一个精确复制品包含在精子里,机遇是50:50。关于我父亲的染色体组中的第1,2,3……24号染色体都是这种情况,而我母亲的每一条染色体也同样是如此。此外,所有48条染色体都是各自独立的。即使我们知道我父亲的第五号染色体来自我祖父约瑟夫?薛定谔,而第七号染色体究竟是来自我的祖父还是来自我的祖母玛丽?尼玻格娜的机会还是相等的。

      

      18. 交换。特性的定位

      

      根据以上所说,已经是默认了、或者可以说是明确地表明了一个具体的染色体是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来自祖父,或者来自祖母。换句话说,单个染色体是整个地传递下去的。可是,在后代中却有更多的机会出现祖父母遗传性的混合。事实上,染色体并不是、或者说并不是总是整个地传递下去的。在减数分裂中,比如说,在父体内的一次减数分裂中,染色体分离以前,两条“同源”染色体彼此紧靠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它们有时是整段地进行交换。通过这种叫做“交换”的过程,分别位于染色体不同部位上的两个特性,就会在孙儿女那一代分离,这时,孙儿女将是一个特性象祖父,另一个特性象祖母。这种既不罕见也不经常的交换的事实,yi为我们提供了特性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的宝贵的信息。如要作全面的说明,我们就要在讲下一章之前引进许多没有介绍过的概念(如杂合性,显性等),这就超过了这本小册子的范围了,所以我只谈一下要点。

      

      假如没有交换,由同一条染色体负责的两个特性将永远是一起遗传给下一代,没有一个后代会接受了其中的一个特性而不连同接受另一个特性的;可是,由不同的染色体负责的两个特性,将或者以50:50的机遇被分开,或者是必然地被分开。当两个特性位于同一祖先的同源染色体上的时候,那就是后一种情况,因为这种染色体是永远不会一起传给下代的。

      交换打乱了这些规律和机遇。根据精心设计的广泛的繁育试验,仔细地记录后代特性的组成百分数,就可确定交换的几率。人们在作了统计分析后接受了所建议的工作假设,即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的两个特性之间的“连锁”被交换打断的次数愈少,则它们彼此靠得愈近。这是因为在它们之间形成交换点的机会少了,而位于染色体另一端上的特性,就会被每一次交换所分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位于同一祖先的同源染色体上的特性的重新组合)。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期望根据“连锁的统计”,画出每一条染色体的“特性图”。

      

      这种预期已完全得到证实。在经过充分试验的一些材料中(主要是果蝇,但不仅是果蝇),受试验的特性确实是分成了几个群,群与群之间没有连锁,几个群就象是几条不同的染色体(果蝇有四条染色体)。每个群内可以画出特性的直线图,这个图可以定量地说明该群内任何两个性状之间连锁的程度,所以这些特性无疑是定位的,而且是沿着一条直线定位的,就象所建议的棒状染色体。

      

      当然,这里描绘的遗传机制的图式还是相当空洞而平淡的,甚至是有点质朴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说出,我们通过一个特性究竟了解到了什么。把本质上是个统一“整体”的有机体模式,分割成个别的“特性”,这看来既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在任何具体事例中实际说明的是,一对祖先如在某个方面确实存在着差别(比如,一个是蓝眼睛,另一个是棕色眼睛),那么,他们的后代,不是继承这一个就是继承另一个。在染色体上我们所定位的就是这种差别的位置(专门术语称之为“位点”)。我认为,真正的基本概念是特性的差别,而不是特性本身,尽管这样的说法有着明显的语言上和逻辑上的矛盾。特性的差别实际上是不连续的,下一章谈突变的时候,会谈到这一点,我希望到那个时候,迄今所提到的枯燥乏味的图式将变得较有生气和丰富多彩。

      

      19.基因的最大体积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基因这个名词,把它作为一定的遗传特性的假定性的物质载体。现在要着重讲两点,这对我们的研究是有重大关系的。第一,是这种载体的体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最大体积;换句话说,我们对它的定位可以达到多小的体积?第二,是从遗传模式的持久性推论得出的基因的不变性。

      

      关于体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估计方法。一种是根据遗传学的证据(繁育试验),另一种是根据细胞学的证据(直接的显微镜观察)。第一种估计在原理上是很简单的。就是用上面讲过的方法,把某一条特定的染色体的各种不同的(宏观的)特性(就以果蝇为例)在染色体上定位以后,测量那条染色体的长度并除以特性的数目,在乘以染色体的横截面,就得出了我们所需要的估计数。当然,由于被我们算作是不同的特性,仅仅是被交换所偶然分离的那些特性,所以它们的(显微的或分子的)结构不会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估计数显然只能得出最大的体积,这是因为通过遗传学分析而分离出来的特性数目,将随研究工作的进行而不断增加的。

      

      另一种估计,尽管是根据显微镜的观察,实际上也远远不是直接的估计。果蝇的某些细胞(即它的唾腺细胞),由于某种原因是大大地增大了的,它们的染色体也是如此。在这些染色体上,你可以分辨出纤丝上的深色横纹的密集图案。C.D.达林顿曾经说过,这些横纹的数目(他当时说是2000个)虽然比较多,但大体上等于用繁育试验得出的、位于染色体上的基因数。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横纹带是标明了实际的基因(或基因的分离)。在一个体积正常的细胞里测得的染色体长度,除以横纹的数目(2000),他发现一个基因的体积等于边长为300埃的一个立方体。考虑到估计是很粗糙的,我们可以认为这跟第一种方法算出的体积是差不多的。

      

      20. 很少的数量

      

      我想起了在下面要充分讨论的是统计物理学对于所有事实的关系——也许我应该说,是这些事实对于统计物理学应用于活细胞的关系。不过让我们注意到应该事实,即在液体或固体中,300埃大约只有100个或150个原子距离,所以,应该基因包含的原子,肯定不会超过一百万个或几百万个。要遗传一种遵循统计物理学的,而且也是遵循物理学的有秩序、有规律的行为,这个数目是太少了(是从根号n观点来看)。即使所有这些原子全都是起相同的作用,就象它们在气体中、或在一滴液体中那样,这个数目还是太小了。基因肯定不是一滴均匀的液体,它也许是一个大的蛋白质分子,分子中的每一个原子,每一个自由基,每一个杂合环都起着各自的作用,同任何一个相似的原子、自由基或环所起的作用,多少是有些不同的。总之,这是霍尔顿和达林顿这些遗传学权威的意见,我们马上就要引用十分接近于证明这种意见的遗传学试验。

      

      21. 不变性

      

      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个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上:在遗传特性上我们碰到的不变性的程度有多大,由此,我们必须把什么东西作为携带它们的物质结构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无需作专门研究的。就拿我们谈到了遗传特性这个事实来说,就已经表明我们是承认了不变性几乎是绝对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父母传给子女的并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特征,比如鹰沟鼻、短手指、患风湿症、血友病、二色眼的倾向等。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选这些特征来研究遗传规律。可是,这种特征实际上是“表现型”的整个(四维的)模式,是个体的可见的、一目了然的性质,它们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而被复制了好几代,它们在几个世纪里是不变的——虽然不能说是几万年不变——在每次传递中,负载它们的是结合生成受精卵的两个细胞的物质结构。这真是个奇迹。只有一个奇迹更伟大;如果它同我们所说的奇迹是密切有关的话,那也是在不同水平上的奇迹。我指的是这个事实:我们的全部存在,完全是依靠这种奇迹的奇妙的相互作用,但我们是有能力去获得有关这种奇迹的许多知识的。把这种知识推进到几乎能完全了解第一个奇迹,我想这是可能的。第二个奇迹则可能是超越人类理解之上了。

     第三章 突变

      变幻无常的现象徘徊着,你将定于永恒的思想。——歌德

      

      22. “跃迁式”的突变——自然选择的工作基地

      

      刚才为论证基因结构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一般事实,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司空见惯的,显而易见的,或者可以认为是令人信服的。这里再一次证明了确如俗话说的例外证明法则。如果子女同父母之间的相似性没有什么例外的话,那么,我们不但会失去向我们揭示出详见的遗传机制的那些漂亮的试验,而且也就不存在通过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来形成物种的、自然界的规模无比宏大的试验。

      

      我把最后提到的这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介绍有关的一些事实的开端——很抱歉,我再声明一下,我不是个生物学家。

      

      今天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达尔文是错误地把即使在最纯的群体里也会出现的细微的、连续的、偶然的变异,当作是自然选择的材料。因为已经证明,这些变异不是遗传的。这个事实很重要,值得作简要的说明。如果你拿来一捆纯种大麦,一个麦穗一个麦穗地测量它们的麦芒的长度,并根据统计数字作图,你将会得到一条钟状的曲线。换句话说,一定的中等长度占优势,以一定的概率向二个方向偏离。现在把一组麦芒明显超过平均长度的麦穗拿出来,麦穗的数目足够在地里播种并长出新的作物。对新长出的大麦作同样的统计时,我想,达尔文是会发现向右方移动的相应的曲线的。换句话说,他可以期待通过选择来增加麦芒的平均长度。如果用的是真正纯种繁育的大麦品系,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从选出来播种的大麦的后代那里得到的新的统计曲线,跟第一条曲线将是完全一样的,即使选麦芒特别短的麦穗作种子,也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细微的、连续的变异不是遗传的,所以选择没有效果。它们显然不是以遗传物质的结构为基础的,而是偶然出现的。可是,在四十多年前,荷兰人德弗里斯发现,即使是完全纯种繁育的原种的后代里,也有极少数的个体,比如说几万分之二、三,出现了细微的但是“跃迁式”的变化。“跃迁式”,并不是说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而是说这是一种不连续的变化,在未变和少许改变之间没有中间形式。德弗里斯称之为突变。重要的事实是不连续性。这使我想起了量子论物理学家——在两个相邻的能级之间不发生中间能量。打个比喻说,德弗里斯的突变论,不妨称为生物学的量子论。以后我们将会明白这可不是比喻。突变论实际上是由于基因分子中的量子跃迁所引起的。1902年,当德弗里斯第一次发表他的发现时,量子论的问世还不过二年时间。因此,要由另一代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足为怪的!

      

      23. 它们生育一模一样的后代,即它们是完全地遗传下来了

      

      突变同原始的、未变的特性一样,也是丝毫不爽地遗传下去的。比如,上面讲到的大麦的第一次收获中,会出现少量的麦穗的麦芒长度大大超过了变异范围,比如说是完全无芒。它们可以代表一种德弗里斯突变,并将生育出一模一样的后代,就是说,它们的所有后代全都是无芒的。

      

      因此,突变肯定是因此宝库中的一种变化,而且必须用遗传物质中的某些变化来说明它。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遗传机制的重要繁育试验,绝大多数就是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把突变的(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多突变的)个体同未突变的或不同突变的个体杂交,尔后仔细分析杂交后代。另一方面,由于突变繁育模样相同的后代,所以突变是达尔文描述的、通过不适者淘汰、最适者生存而产生物种的自然选择的合适材料。在达尔文的学说里,你恰恰必须用“突变”来代替他的“细微的偶然变异”(正如在量子论中用“量子跃迁”来代替“能量的连续转移”),如果我是正确地表述了大多数生物学家所持的观点,那么,达尔文学说的其他方面是不需要作什么修改的。

      

      24. 定位。隐性和显性

      

      现在我们再稍为教条式地对突变的一些其他的基本事实和概念作一番评论,而不是直接地说明它们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来源于实验的证据。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确实观察到的突变,是一条染色体在一定区域内的一个变化所引起的。它确是如此。我们很肯定地知道这只是一条染色体里的一个变化,在同源染色体的对应的“位点”上并 没有发生变化,说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突变个体(通常称为“突变体”)同一个非突变个体杂交时,事实表明只有一条染色体受到影响。因为后代中正好有一半显现出突变体的性状,另一半则是正常的。那是可以预期的,是突变体减数分裂时两条染色体分离的结果。要知道,如果突变体的两条染色体都受到影响,那么,它的子女全都会得到同一种(混合的)遗传性,这是既不同于他们的父亲,也不同于他们的母亲的遗传性。

      

      可是,在这个领域里进行实验可不象我们刚才说的那么简单。它由于第二个重要事实,即由于突变经常是潜在的而变得复杂化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突变体里,两份“遗传密码正本的副本”不再是完全一样了;不管怎样,在突变的地方是两个不同的“读本”或“译本”了。也许应该立即指出的是,有时会想到把原始的译本看作是“正统的”,把突变体译本看作是“异端的”,那是完全错误的。原则上,我们必须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有同等权利的——因为正常的性状也是起源于突变的。

      

      一般说来,实际上发生的是,个体的“模式”不是仿效这个译本,便是仿效另一个译本,这些译本可以是正常的,也可以是突变的。被仿效的译本叫做显性,另一个则叫做隐性;换句话说,根据突变是否直接影响到模式的改变,称之为显性突变或隐性突变。

      

      隐性突变甚至比显性突变更频繁,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尽管一开始它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一定要在两条染色体上都出现了隐性突变才会影响到模式。当两个等同的隐性突变体相互杂交,或一个突变体自交时,就能产生这样的个体;这在雌雄同株的植物里是可能的,甚至是自发产生的。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后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而且明显地表现出突变的模式。

      

      25. 介绍一些术语

      

      为了讲清楚问题,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些术语。因为当我讲到“密码正本的译本”——原始的译本或突变体的译本时,已经用了“等位基因”这一术语了。在译本不同时,就那个位点而言,这个个体是杂合的。假如它们是等同的,例如非突变个体,则叫做纯合的。这样,只有当它是纯合的时候,一个隐性的等位基因才会影响到模式。可是一个显性的等位基因,不管它是纯合的,或者只是杂合的,都产生相同的模式。

      

      有色对于无色(或白色)来讲,往往是显性。比如,豌豆只有在它的两个有关的染色体里,存在着“负责白色的隐性等位基因”时,也就是在它是“对白色纯合的”时候,才会开白花;于是它将繁育同样的后代,它们的后代全部是开白花的。可是,一个“红色等位基因”(另一个基因是白色的,也就是“杂合的”)就会使它开红花。两个红色等位基因(“纯合的”)也是开红花。后面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只是在后代中才显露出来,因为杂合的红色会产生一些开白花的后代,纯合的红色将只产生开红花的后代。

      

      由于两个个体在外观上可能十分相似,但它们的遗传性却不相同,这个事实是如此重要,所以需要严格地予以区分。遗传学家的说法是它们具有相同的表现型,但遗传型是不同的。于是,前面几节的内容可以作这样简短的,但是非常专门的概括:

      

      只有当遗传型是纯合的时候,隐性等位基因才能影响表现型。

      

      我们偶而会用到这些专门性的说法,必要时将再向读者说明其含义。

      

      26. 近亲繁殖的有害效应

      

      隐性突变只要它们是杂合的,自然选择对它们当然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它们是有害的,而突变通常又都是有害的,由于它们是潜在的,所以它们是不会被消除的。因此,大量的不利突变可以积累起来而并不立即造成损害。可是,它们一定会传递给后代中的半数个体,这对人、家畜、家禽或我们直接关心其优良体质的任何其他物种来说,都是非常适用的。假如一个男人(说具体些,比如我自己)是以杂合的状态带有这样的一个隐性有害突变,所以它没有表现出来。假如我的妻子没有这种突变。于是,我的子女中将有半数也会带有这种突变,而且也是杂合的。倘若他们同非突变的配偶结婚,那么,在我们的孙儿女中,平均有四分之一将以同样的方式受到突变的影响。

      

      除非受到同样效应的个体彼此杂交,否则有害的危险始终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看到,当他们的子女中有四分之一是纯合的时候,危害性就表现出来了。仅次于自体受精的(只有雌雄同体的植物才有此可能)最大的危险是我的儿子同我的女儿结婚。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受或不受潜在的效应的机会是相等的,这种乱伦的结合中有四分之一将表现出伤害。因此,对于乱伦生下来的一个孩子来说,危险因子是1:16。

      

      同样地,我的两个(“纯血缘的”)孙儿女,即堂、表兄妹之间结婚生下的后代的危险因子是1:64。这种机会看上去并不太大,而且第二种情况事实上常常是容许的。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在祖代配偶的一方(“我和我的妻子”)带有一个可能的潜在损伤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两人藏匿的这种潜在的缺陷都不止一个。如果你知道自己藏匿着一个缺陷,那么,就可以推算出,在你的八个堂、表兄妹中间,有一个也是带有这种缺陷的。根据动植物的实验来看,除了一些严重的、比较罕见的缺陷外,还有很多较小的缺陷,产生这些缺陷的机遇加在一起就会使得整个近亲繁殖的后代衰退恶化。我们既然不想用斯巴达人在泰杰托斯山经常采用的残暴方式去消灭失败者,那么,我们必须采取特别严肃的观点,来看待在人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人类中,对最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是大大地减少了,不,简直是转向了反面。战争,在原始状态下还具有使最适合的部落生存下去的、积极的选择价值;现代大量屠杀各国的健康青年的反选择效应,连这一点理由也没有了。

      

      27. 一般的和历史的陈述

      

      隐性等位基因在杂合时完全被显性等位基因所压倒,它一点也不产生出可见的效应,这一事实是令人惊异的。至少应该说这种情况是有例外的。当纯合的白色金鱼草,与同样是纯合的深红色的金鱼草杂交时,所有的直接后代的颜色都是中间型的,即是粉红色的(不是预期的深红色的)。血型是两个等位基因同时显示出它们各自影响的更重要的例子,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进行讨论了。如果最后弄清楚隐性是可以分成若干种不同程度的,并且这是取决于我们用来检查“表现型”的试验的灵敏度,对此,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这里也许得讲一下遗传学的早期历史。这个理论的主题,即关于亲代的不同特性在连续世代中的因此规律,尤其是关于显隐性的重要区别,都应归功于现在闻名于世的奥古斯汀教派的修道院长G.孟德尔(1822-1884)。孟德尔对突变与染色体是一无所知的。他在布隆(布尔诺)的他的修道院花园中用豌豆作试验。在试验中,他栽种了不同品种的豌豆,让它们杂交并注意观察它们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后代。你可以说,他是在利用他所找到的自然界中现成的突变体做试验。早在1868年他把试验结果发表在“布隆自然研究者协会”的会报上。当时,对于这个修道士的癖好,没有人特别感到兴趣;而且,确实也没有人想到他的发现,在二十世纪竟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科学分支的指路明星,成为当今最感兴趣的学科。他的论文被人遗忘了,直到1900年才同时被科伦斯(柏林),德弗里斯(阿姆斯特丹)和切玛克(维也纳)三人各自分别地重新发现。

      

      28. 突变作为一种罕有事件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害的突变上,这种突变可能是更多一些;但必须明确指出,我们的确也碰到过一些有利的突变。如果说自发突变是物种发展道路上的一小步,那么,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有些变化是以偶然的形式、冒着可能是有害的因而会被自动消除的风险而作出的“尝试”。由此引出了十分重要的一点。突变要成为自然选择的合适材料,必须是象它的实际情况那样地是罕有的事件。如果突变是如此地经常,以致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同一个体内出现了一打不同的突变,而有害的突变又通常比有利的突变占优势,那末,物种非但不会通过选择得到改良,反而会停滞在没有改良的地步,甚至会消亡。基因的高度不变性造成的相当程度的保守性是十分必要的。从一个大型制造厂的经营中可以找到一种类比。工厂为了创造更好的生产方法,即使是还没有得到确证的革新,也是必须加以试验的。可是,为了确定这些革新究竟是改进生产还是降低生产,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只采用一项革新,在此期间,该厂的其余部分仍保持不变。

      

      29. X射线诱发的突变

      

      现在我们得回顾一下遗传学的一系列最巧妙的研究,这些研究将证明在我们的分析中最关紧要的那些特性。

      

      后代中出现突变的百分比,也就是所谓的突变率,可以用X射线或伽玛射线照射亲代而使它比很低的自然突变率增高好几倍。这种方式产生的突变(除了数量较多外)同自然发生的那些突变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人们有这样的印象,认为每一种“自然”突变也可以用X射线来诱发产生。在大量培育的果蝇中间,一再自发地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突变;如第18节所说的,它们已在染色体上定位,并给了专门的名称。甚至还发现了所谓“复等位基因”,就是说,在染色体密码的同一位置上,除了正常的非突变的一个“读本”或“译本”之外,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译本”或“读本”;这意味着在那个具体的“位点”里,不仅有两个而且有三个或更多个交替,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两条同源染色体上的它们的相应位点时,其中任何二个“译本”之间都彼此有“显隐性”的关系。

      

      X射线产生突变的实验给人的印象是,每一个具体的“转变”,比如说,从正常的个体变成一个特殊的突变体,或者是反过来,都有它自己的“X射线系数”,这个系数指出了:在子代出生以前,一个单位剂量的X射线照射亲体后,由于射线而产生突变的后代的百分数。

      

      30. 第一法则。突变是个单一事件

      

      控制诱发突变率的法则是极其简单和极有启发的。这里,我是根据刊载在1934年的《生物学评论》第九卷上的铁摩菲也夫的报告。这篇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引用了该作者自己的漂亮的工作。第一法则是:

      

      (1)突变的增加是严格地同射线剂量成正比例的,因而人们确实可以说是(就象我所说的)增加的系数。

      

      我们对于简单的比例已习以为常了,因而往往会低估这一简单法则的深远后果。为了理解这一点,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也许会想到一种商品的单价同商品的数量并不总是成比例的。平时,一个店主由于你已经向他买了六个橘子,所以当你决定再要买一打橘子时,他也许会感动地以低于十二个橘子的价钱卖给你。当货源不足时,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形。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当辐射的第一个一半剂量,比如说,引起了千分之一的后代发生突变时,对其余的后代是毫无影响的,既不使它们倾向于突变,也不使它们免于突变。不然的话,第二个一半剂量就不会正好是再引起千分之一的后代发生突变。因此,突变并不是由连续的小剂量辐射相互增强而产生的一种积累效应。突变一定是在辐射期间发生在一条染色体中的单一事件所产生的。那么,这是哪一类事件呢?

      

      31. 第二法则。事件的局限性

      

      这个问题由第二法则来回答,这就是:

      

      (2)如果你广泛地改变射线(波长)的性质,从软的X射线到相当硬的伽玛射线,系数仍保持不变,只要你给予以所谓伦琴单位计算的同一剂量,也就是说,你用的剂量按照在照射期间,亲体受到照射的那个地方,在经过选择的标准物质的单位体积内所产生的离子总数来计算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空气作为标准物质,不仅是为了方便,而且是因为有机组织是由平均原子量与空气相同的元素组成的。只要将空气中的电离数乘以密度比,就可得出组织内电离作用或类似过程(激发)总数的下限。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已被更关键性的研究所证实,即引起突变的单一事件正是在生殖细胞的某个“临界”体积内发生的电离作用(或类似的过程)。这种临界体积有多大呢?它可以根据观察到的突变率,按照这样的考虑来作出估计,即如果每立方厘米产生50000个离子的剂量,使得任何一个配子(它们是在照射的区域里的)以那种特定的方式发生突变的机会只是1:1000,那么,我们就可断定那个临界体积,即电离作用要引起突变所必须“击中”的“靶”的体积只有1/50000立方厘米的1/1000,就是说,只有五千万分之一立方厘米。这不是个准确的数字,只是用来说明问题而已。在实际估计时,我们是按照M.德尔布吕克的估计,这是德尔布吕克、铁摩菲也夫和齐默尔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这篇论文也是将在后面两章详细说明的学说的主要来源。他得出的体积只有大约十个平均原子距离的一个立方体,只包括大约1000个原子。这个结果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如果在距离染色体上某个特定的点不超过“十个原子距离”的范围内发生了一次电离(或激发),就有产生突变的一次机会。我们现在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一点。

      

      铁摩菲也夫的报告包含了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暗示,我在这里不能不说一下,当然,跟我们现在的研究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在当前的生活中,人们有很多机会遭到X射线的照射。这就包含了诸如烧伤,X射线癌,绝育等直接的危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已用铅屏,铅围裙等作为防护,特别是给经常接触射线的护士和医生门提供了防护。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是成功地防止了这些迫在眉睫的、对个人的危险时,也还存在着生殖细胞里产生细微而有害的突变的间接危险--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近亲繁殖的不良后果时所面临的那种突变。说得过分些,也许还带点天真,嫡堂、表兄妹结婚的害处,极其可能因为他们的祖母长期当了X射线护士而有所增加。对任何一个个人来说,是不必为此而担忧的。但对社会来说,这种要不得的潜在突变逐渐影响人类的任何可能性,都是应该关注的。

     第四章 量子力学的证据

      而你的精神的火热般想象的飞腾默从了一个映象,一个比喻。——歌德

      

      32. 古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不变性

      

      借助于X射线的精密仪器(物理学家会记得,这种仪器在三十年前揭示了晶体的详细的原子晶格结构),在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最近已成功地把负责个体的某一宏观特性的显微结构的体积--“基因的体积”--的上限降低了,并且降低到远远低于第19节得出的估计数。我们现在严肃地面临着的问题是:从统计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基因结构似乎只包含了很少量的原子(一般是一千个,也可能还要少)可是它却以奇迹般的不变性表现了最有规律的活动,我们如何使这两方面的事实协调起来呢?

      

      让我再一次把这种确实令人惊奇的情况说得形象化些。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成员有一种特别难看的下唇(哈布斯堡唇)。在王室的赞助下,维也纳皇家学院仔细地研究了它的遗传,并连同完整的历史肖像一并发表了。已证明这种特征是正常唇形的一个真正的孟德尔式的“等位基因”。如果我们注意到十六世纪时该家族中一个成员的肖像,和他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后代的肖像,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决定这种畸形特征的物质性的基因结构,已经世代相传经历了几个世纪,每一代之间细胞分裂的次数不是很多的,可是每一次细胞分裂都忠实地复制了。此外,这个基因结构所包含的原子数目很可能同X射线试验测得的原子数目是同一个数量级。在所有时间里,基因保持华氏98度左右的温度。它能够不受热运动的无序趋向的干扰保持了几个世纪,这一点我们又如何理解呢?

      

      上世纪末的一位物理学家,如果他只打算根据他所能解释的、他真正理解的那些自然界的定律去解释这个问题,他将是一筹莫展的。在对统计学的情况稍加考虑以后,他也许会作出回答(如我们将看到的是正确的回答):这些物质结构只能是分子。关于这些原子的集合体的存在,它有时是高度温定的,对此,当时的化学已有了广泛的了解。不过这种了解是纯粹经验的。对分子的性质还不了解——使分子保持一定形状的、原子间强有力的作用键,对每个人来说,完全是个谜。事实上,这个问答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它只是把这种莫名其妙的生物学稳定性追溯到同样莫名其妙的化学稳定性,所以是无济于事的。根据同一个原理去证明两种特性在表明上是相似的,只要这个原理本身还是未知的那个证明就永远是靠不住的。

      

      33. 可以用量子论来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量子论弥补了不足之处。根据现在的了解,遗传的机制是同量子论的基础密切相关的,不,是建立在量子论的基础之上的。量子理论是马克斯?普朗克于1900年发现的。现代遗传学可以从德弗里斯、科伦斯和切尔玛克(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的论文,以及从德弗里斯关于突变的论文(1901—1903年)那时算起。因此,这两大理论几乎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它们两者一定要在相当成熟后才会发生联系,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在量子论方面,化了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直到1926—1927年W.海特勒和F.伦敦才制定出化学键的量子论的一般原理。海特勒—伦敦理论包含了量子论最新进展的最精细而错综复杂的概念(叫做“量子力学”或“波动力学”)。不用微积分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至少要写象本书一样的另一本小册子。不过,好在是全部工作现在都已完成了,并有助于澄清我们的思想,看来有可能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出“量子跃迁”同突变之间的联系,立即搞清楚最主要的项目。我们在这里就是试图做到这一点。

      

      34. 量子论——不连续状态——量子跃迁

      

      量子论的最大启示是在“自然界的圣典”里发现了不连续性的特点,而当时的观点却认为自然界中除了连续性外全都是荒谬的。

      

      第一个这样的例子涉及到的是能量。一个物体在很大范围内连续地改变着它的能量。例如一个摆,它的摆动由于空气的阻力逐渐缓慢下来。十分奇怪的是,它却证明了,必须承认在原子这一级上的系统的行为是不同的。根据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的那些理由,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小的系统由于它自己的性质,只能具有某种不连续的能量,称为它的特殊的能级。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是一种相当神秘的事情,通常称之为“量子跃迁”。

      

      不过能量并不是一个系统的唯一的特征。再以我们的摆为例但是把它想象成能够作出各种运动的摆,如天花板上悬下一根绳子,挂上一个重球,它能够作南北向、东西向或任何其他方向上的摆动,或者作圆形或椭圆形的摆动。用一只风箱轻轻地吹这只球,便能是它从运动的一种状态连续地转变到任何另一种状态。

      

      对于微观系统来说,这些特征或相似的特征——对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讨论了——的大多数都是不连续地发生变化的。它们是“量子化”的,能量恰恰就是如此。

      

      结果是许多个原子核,包括它们的电子卫兵,当发现它们自己(彼此)靠拢形成“一个系统”时,原子核是无法通过自己的性质来选择一种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适宜的构型的。它们的性质使它们可以选择的只是大量的、但是不连续的“状态”系列。我们通常称它们为级或能级,因为能量是这种特征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但是必须懂得,对它的完整的描述,要包括能量以外的更多的东西。认为一种状态是意味着全部微粒的一种确定的构型,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正确的。

      

      一种构型转变为另一种构型就是量子跃迁。如果第二种构型具有更大的能量(“是较高的能级”),那么,外界至少要供给这个系统以两个能级间的能量差额,才能使转变成为可能。它也可以自发地变到较低的能级,通过辐射来消耗多余的能量。

      

      35. 分子

      

      在原子选定的一组不连续状态中间,不一定是、但可以是使核彼此紧密靠拢的最低能级。在这种状态中,原子组成了分子。这里有一点是要着重指出的,即分子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除非外界供给它以“提高”到邻近的较高能级所需的能量差额,否则,构型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这种数量十分确定的能级差是定量地决定了分子的稳定程度。我们将会观察到,这个事实同量子论的基础本身,也就是同能级图式的不连续性的联系是多么的密切。

      

      我必须请读者姑且认为这些观点的体系已经被化学事实彻底地核实过了;而且它已经证明在解释化学原子价的基本事实和关于分子结构的许多细节,如它们的结合能,它们在不同温度下的稳定性等方面是成功的。我是无法详细地加以检验的。

      

      36. 分子的稳定性有赖于温度

      

      我们必须因考察了生物学问题中最有兴趣的一点,即不同温度下的分子稳定性而感到满足。假定我们的原子系统一开始确实是处在它的最低能级的状态。物理学家称之为绝对零度下的分子。要把它提高到相邻的较高的状态或能级,就需要供给一定的能量。最简单的供给能量的方式是给分子“加热”。把它带进一个高温环境(“热浴”),让别的系统(原子,分子)冲击它。考虑到热运动的完全不规则性,所以不存在一个可以肯定的、并立即引起“提高”的、截然分明的温度界限。更确切地说,在任何温度下(只要不是绝对零度),都有出现“提高”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有大有小的,而且当然是随着“热浴”的温度而增加的。表达这种机会的最好的方式是,指出在发生“提高”以前你必须等待的平均时间,即“期待时间”。

      

      根据M.波拉尼和E.维格纳的研究,“期待时间”主要取决于二种能量之比,一种能量正好就是为了“提高”而需要的能量差额本身(我们用W来表示),另一种能量是描述在有关的温度下热运动强度的特性(我们用T表示绝对温度,kT表示特有的能量)。有理由认为,实现“提高”的机会愈小,期待时间便愈长,而“提高”本身同平均热能相比也就愈高,就是说,W:kT之比值的相当小的变化,会大大地影响期待时间。例如(按照德尔勃留克的例子),W是kT的三十倍,期待时间可能只短到1/10秒;但当W是kT的五十倍时,期待时间将延长到十六个月;而当W是kT的六十倍时,期待时间将延长到三万年!

      

      对于那些对数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可以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明这种对于能级或温度变化高度敏感的理由,同时再加上一些类似的物理学的说明。其理由是,期待时间(称之为t)是通过指数函数的关系依赖于W/kT之比的;于是

      

      t=cEXP(W/kT)

      

      c是10的-13或-14次方秒这么小的数量级的常数。这个特定的指数函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特性。它一再出现在热的统计学理论中,似乎构成了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它是在系统的某个部分中,偶然地聚集象W那么大的能量的不可能性的几率的一种度量。当需要有好几倍的“平均能量”kT时,增加得如此巨大的就是这种不可能性的几率。

      

      实际上,W=30kT(见上面引用的例子)已经是极少有的了。当然,它之所以还没有导致很长的期待时间(在我们的例子中只有1/10秒),是由于c因子是很小的缘故。这个因子具有物理学的意义。它是整个时间内,在系统里发生的振动周期的数量级。你可以非常概括地描述这个因子,认为它是积聚起所需要的W总数的机会,它虽然很小,可是在“每一次振动”里是一再出现的,就是说,每秒大约有10的13或14次方次。

      

      38. 第一个修正

      

      提出这些理由作为分子稳定性理论时,就已经是默认了我们称之为“提高”的量子跃迁如果不是导致完全的分解,至少也是导致相同的原子构成了本质上不同的构型——一种同分异构分子,正如化学家说的,那是由相同的一些原子按不同的排列所组成的分子(应用到生物学上时,它就代表同一个“位点”上的不同的“等位基因”,量子跃迁则代表突变)。

      

      对这个解释,必须作两点修正,为了使人们易于了解,我有意把它说得简单化些。根据我所讲的,可能会认为只有在极低的能量状态下,一群原子才会组成我们所说的分子,而下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已经是“别的一些东西”了。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即使在最低能级的后面,还有着一系列密集的能级,这些能级并不涉及到整个构型的任何可以察觉的变化,而只是对应于原子中间的那些微小的振动,这种振动我们在第37节里已经讲了。它们也都是“量子化”的,不过是以较小的不子从一个能级跳到相邻的能级。因此,在低温下,“热浴”粒子的碰撞已足以造成振动。如果分子是一种伸展的结构,你可以把这些振动想象为穿过分子而不发生任何伤害的高频声波。

      

      所以,第一个修正并不是十分重大的: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能级图式的“振动的精细结构”。“相邻的较高能级”这个术语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与构型的改变相对应的相邻的能级。

      

      39. 第二个修正

      

      第二个修正解释起来更加困难,因为它关系到各种能级图式的某种重要而又复杂的特性。两个能级之间的自由通道也许被阻塞了,更谈不上供给所需要的能量了;事实上,甚至从比较高的状态到比较低的状态的通路也可能阻塞了。

      

      让我们从经验事实谈起吧。化学家都知道,相同的原子团结合组成分子的方式不止一种。这种分子叫做同分异构体(“由同样的成分组成的”)。同分异构现象不是一种例外,而是一种规律。分子愈大,提供的同分异构体也就愈多。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即同样由三个碳原子八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所组成的两种丙醇。氢和碳之间氧都能够插入,但只有两种情况才是不同的物质。它们确实也是如此。它们所有的物理常数和化学常数都是明显不同的。它们的能量也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能级”。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分子都是完全稳定的,它们的行为就象它们都是处于“最低状态”。不存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自发转变。

      

      理由是两种构型并不是相邻的构型。要从一种构型转变为另一种构型,只能通过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构型才能发生,这种中间构型的能量比它们当中的任何一种构型都要高。粗浅地说,氧必须从一个位置抽出来,插到另一个位置上。如果不经过能量相当高的构型,看来是无法完成这种转变的。

      

      现在可以提出我们的“第二修正”了,即这一类“同分异构体”的变化,是在生物学应用中我们唯一感到兴趣的一种变化。这些变化就是我们在第35节到37节中解释“稳定性”时所必须牢记的。我们所说的“量子跃迁”,就是从一种相对稳定的分子构型变到另一种构型。供给转变所需的能量(其数量用W表示)并不是真正的能级差,而是从初级能量上升到阈的步阶。

      

      在初态和终态之间不介入阈能的转变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在生物学应用上是如此。这种转变对分子的化学稳定性确实是毫无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没有持久的效应,它们是不引人注意的。由于没有什么东西阻止它们的回路,所以当它们发生转变时,几乎就立刻回复到初态了。

     第五章 对德尔勃留克模型的讨论和检验

      确实的,正如光明显出了它自身,也显出了黑暗一样,于是,真理是它自身的标准,也是谬误的标准。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43

      

      40. 遗传物质的一般图景

      

      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很简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由少量原子组成的这些结构,能否长时间地经受住象遗传物质不断受到的那种热运动的干扰影响?我们将假定一个基因的结构是一个巨大的分子,只能发生不连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于原子的重新排列并导致一种同分异构的分子。这种重新排列也许只影响到基因中的一小部分区域,大量的各种不同的重新排列也许是可能的。从任何可能的同分异构体中,把实际的构型分离出来的阈能一定是很高的(这是同一个原子的平均热能相比),以致使这种变化成为一种罕有事件。这种罕有事件我们认为就是自发突变。

      

      本章的以后几部分将致力于检验基因和突变的一般描述(主要应归功于德国物理学家M.德尔勃留克),把它同遗传学事实作详细的比较。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对这一理论的基础和一般性质适当地作些评论。

      

      41. 图景的独特性

      

      为生物学问题去穷根究底,并把图景建立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上,这是绝对必要的吗?基因是一个分子,这样的猜测,我敢说,在今天已是老生常谈了。不管他是不是熟悉量子论,不同意这种猜测的生物学家是很少的了。在第32节中,我们大胆地适用了量子论问世以前的物理学家的语言,作为观察到的不变性的唯一合理的解释。随后是关于同分异构性,阈能,W:kT在决定同分异构体变化几率中的重要作用等因素的理由——所有这一切理由,都可以在纯粹经验的基础上很好地加以说明;不管怎样,反正都不是来源于量子论的。既然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不能真正地把它讲清楚,而且还可能使许多读者感到厌烦,那我为什么还要如此强烈地坚持量子力学的观点呢?

      

      量子力学是根据一些最好的原理来说明自然界中实际碰到的、原子的各种集合体的第一个理论方法。海特勒-伦敦键是这个理论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为了解释化学键而发明的。它是以一种十分有趣而且费解的方式出现的,是根据完全不同的理由强加给我们的。现已证明,这个理论同观察到的化学事实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个独特的特点,由于对这个特点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量子论的进一步发展中,“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因此,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除了遗传物质的分子解释外,不再有别的解释了。在物理学方面不再有别的可能性可以解释遗传物质的不变性。如果德尔勃留克的描述是不管用的,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作进一步的尝试。这是我想说明的第一点。

      

      42. 一些传统的错误概念

      

      但是,也许可以问:除了分子以外,难道真的就没有由原子构成的、其他的可以持久的结构了吗?比如,埋在坟墓里一、二千年的一枚金币,难道不是保留着印在它上面的人像的模样吗?这枚金币确实是由大量原子构成的,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肯定不会把这种形象的保存归因于巨大数字的统计。这种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发现蕴藏在岩石里的、经过几个地质时代而没有发生变化的一批明莹的晶体。

      

      这就引出了我要说明的第二点。一个分子,一个固体,一块晶体的情况并没有真正的差别。从现代的知识来看,它们实质上是相同的。不幸的是,学校的教学中还保持着好多年前就已过时了的传统观念,从而模糊了对实际事态的了解。

      

      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有关分子的知识,并没有讲到分子对固态的相似程度比对液体或气态更为接近的观点。相反,教给我们的是要仔细地区分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物理变化如熔化或蒸发,在这种变化中,分子是保持着的(比如酒精,不管它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总是由相同的分子C2H6O组成的)。化学变化如酒精的燃烧,在那里,一个酒精分子同三个氧分子经过重新排列生成了二个二氧化碳分子和三个水分子。

      

      关于晶体,我们学到的是它们形成了周期性的三向堆叠的晶格,晶格里的单个分子的结构有时是可以识别的,酒精和许多有机化合物就是如此;在其他的晶体中,比如岩盐(氯化钠,NaCl),氯化钠分子是无法明确地区分界限的,因为每个钠原子被六个氯原子对称地包围着,反过来也是如此;所以说,如果有钠氯原子对的话,那么,不管哪一对都可以看作是氯化钠分子的组成。

      

      最后,我们还学到,一个固体可以是晶体,也可以不是晶体,后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无定形的固体。

      

      43. 物质的不同的“态”

      

      目前,我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想把所有这些说法和区别都说成是错误的。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有用的。但在物质结构的真实性方面,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划清一些界限。基本的区别在下面的“等式”的等号之间:

      

      分子=固体=晶体

      气体=液体=无定形的固体

      

      对这些说法,我们必须作简要的说明。所谓无定形的固体,要么不是真正的无定形,要么不是真正的固体。在“无定形的”木炭纤维里,X射线已经揭示出石墨晶体的基本结构。所以,木炭是固体,但也是晶体。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晶体结构的地方,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粘性”(内摩擦)极大的一种液体。这样一种没有确定熔化温度和熔化潜热的物质,表明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固体。将它加热时,它逐渐地软化,最后液化而不存在不连续性(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维也纳曾经有人给我们象沥青那样的东西作为咖啡的代用品。它是这么硬,必须在它出现光滑的贝壳似的裂口时,用凿子或斧头把它砸成碎片。可是,过一段时间后,它会变成液体,如果你很蠢地把它搁上几天,它就会牢牢地粘在容器的底部)。

      

      气态和液体的连续性是非常熟悉的事情。可以用“围绕”所谓临界点的方法,使任何一种气体液化,也就没有什么不连续性。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多谈了。

      

      44. 真正重要的区别

      

      这样,上述图式中除了主要之点外,我们都已证明是有道理的;这个主要之点就是我们想把一个分子看成是一种固体=晶体。

      

      这一点的理由是,把一些原子,不管它有多少,结合起来组成分子的力的性质,同把大量原子结合起来组成真正的固体——晶体的力的性质是一样的。分子表现出同晶体一样的结构稳固性。要记住,我们正是从这种稳固性来说明基因的不变性的!

      

      物质结构中真正重要的区别在于原子是不是被那种“起稳固作用的”海特勒-伦敦力结合在一起。在固体中和在分子中,原子是这样结合的。在单原子的气体中(比如水银蒸气),它们就不是那样了。在分子组成的气体中,只是在每个分子中,原子才是以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45. 非周期性的固体

      

      一个很小的分子也许可以称为“固体的胚”。从这样一个小的固体胚开始,看来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建造愈来愈大的集合体。一种是在三个方向上一再重复同一种结构的、比较乏味的方式。这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晶体所遵循的方式。周期性一旦建立后,集合体的大小就没有一定的限度了。另一种方式不用那种乏味的重复的图样,而是建造愈来愈扩大的集合体。那就是愈来愈复杂的有机分子,这种分子里的每一个原子,以及每一群原子都起着各自的作用,跟其他的原子起的作用(比如在周期性结构里的原子)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种非周期性的晶体或固体,并且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表达我们的假说:我们认为,一个基因——也许是整个染色体纤丝——是一种非周期性的固体。

      

      46. 压缩在微型密码里的内容的多样性

      

      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象受精卵细胞核这样小的物质微粒,这么能包含了涉及有机体未来的全部发育的精细的密码正本呢?一种赋予足够的抗力来永久地维持其秩序的、秩序井然的原子结合体,看来是一种唯一可以想象的物质结构,这种物质结构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异构的”)排列,在它的一个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足以体现出一个复杂的“决定”系统。真的,在这种结构里,不必有大量的原子就可产生出几乎是无限的可能的排列。为了把问题讲清楚,就想到了莫尔斯密码。这个密码用点(“?”)、划(“-”)两种符号,如果如果每一个组合用的符号不超过四个,就可以编成三十种不同的代号。现在如果你在点划之外再加上第三种符号,每一个组合用的符号不超过十个,你就可以编出88572个不同的“字母”;如果用五种符号,每一个组合用的符号增加到25个,那编出的字母可以有37529846191405个。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比喻是有缺点的,因为莫尔斯符号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比如,?--和??-)因此与同分异构体作类比是不恰当的。为了弥补这个缺点,让我们从第三种情况中,只挑出25个符号的组合,而且只挑出由五种不同的符号、每种符号都是五个所组成的那种组合(就是由五个点,五个短划……等组成的组合)。粗粗地算一下,组合数是62330000000000个,右边的几个零代表什么数字,我不想化气力去算它了。

      

      当然,实际情况决不是原子团的“每一种”排列都代表一种可能的分子;而且,这也不是任意采用什么样的密码的问题,因为密码正本本身必定是引起发育的操纵因子。可是,另一方面,上述例子中选用的数目(25个)还是很少的,而且我们也只不过设想了在一条直线上的简单排列。我们希望说明的只不过是,就基因分子的图式来说,微型密码是丝毫不错地对应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特定的发育计划,并且包含了使密码发生作用的手段,这一点已经不再是难以想象的了。

      

      47. 与事实作比较:稳定性的程度;突变的不连续性

      

      最后,让我们用生物学的事实同理论的描述作比较。第一个问题显然是理论描述能否真正说明我们观察到的高度不变性。所需要的阈值数量--平均热能kT的好多倍--是合理的吗?是在普通化学所了解的范围之内吗?这些问题是很寻常的,不用查表据可肯定地回答。化学家能在某一温度下分离出来的任何一种物质的分子,在那个温度下至少有几分钟的寿命(这是说得少一点,一般说来,它们的寿命要长得多)。这样,化学家碰到的阈值,必定正好就是解释生物学家可能碰到的那种不变性所需要的数量级;因为根据第36节的描述,我们会记得在大约1:2的范围内变动的阈值,可以说明从几分之一秒到几万年范围内的寿命。

      

      为了今后的参考,我提一些数字。第36节的例子里提到的W/kT之比,是:W/kT=30,50,60,分别产生的寿命是1/10秒,16个月,30000年。在室温下,对应的阈值是0.9,1.5,1.8电子伏。必须解释一下“电子伏”这个单位,这对物理学家来说是很方便的,因为它是可以具体化的。比如,第三个数字(1.8)就是值被2伏左右的电压所加速的一个电子,将获得正好是足够的能量去通过碰撞而引起转变(为了便于作比较,一个普通的袖珍手电筒的电池有3伏)。

      

      根据这些理由可以想象到,由振动能的偶然涨落所产生的、分子某个部分中的构型的一种异构变化,实际上是十足的罕有事件,这可以解释为一次自发突变。因此,我们根据量子力学的这些原理,解释了关于突变的最惊人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个事实,突变才第一次引起了德弗里斯的注意,就是说,突变是不出现中间形式的,而是“跃迁式”的变异。

      

      48. 自然选择的基因的稳定性

      

      在发现了任何一种电离射线都会增加自然突变率以后,人们也许会认为自然率起因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放射性,以及宇宙射线。可是,与X射线的结果作定量的比较,却表明“天然辐射”太弱了,只能说明自然率的一小部分。

      

      倘若我们用热运动的偶然的涨落来解释罕有的自然突变,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太惊奇了,因为自然界已成功地对阈值作出了巧妙的选择,这种选择必然使突变成为罕见的。因为频繁的突变对进化是有害的,这是在前几节中已经得出的结论。一些通过突变得到不很稳定的基因构型的个体,它们那些“过分频繁的”、迅速地在发生突变的后代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机会是很小的。物种将会抛弃这些个体,并将通过自然选择把稳定的基因集中起来。

      

      49. 突变体的稳定性有时是较低的

      

      至于在我们的繁育试验中出现的、被我们选来作为突变体以研究其后代的那些突变体,当然不能指望它们都表现出很高的稳定性。因为它们还没有经受过“考验”--或者,如果说是已经受过“考验”了,它们却在野外繁殖时被“抛弃”了--可能是由于突变可能性太高的缘故。总而言之,当我们知道有些突变体的突变可能性比正常的“野生”基因要高得多的时候,我们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

      

      50. 温度对不稳定基因的影响小于对稳定基因的影响

      

      这一点使我们能够检验我们的突变可能性的公式:t=cEXP(W/kT)(我们还记得,t是对于具有阈能W的突变的期待时间。)我们问:t是如何随温度而变化的?从上面的公式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温度为T+10时的t值同温度为T时的t值之比的近似值=EXP(-10W/kT)。

      

      指数是负数,比率当然小于1。温度上升则期待时间减少,突变可能性就增加。现在可以检验了,而且已经在果蝇受得了的温度范围内,用果蝇作了检验。乍看起来,这个结果是出乎意料的。野生基因的低的突变可能性明显地提高了,可是一些已经突变了的基因的较高的突变可能性却并未增加,或者说,增加很少。这种情况恰恰是我们在比较两个公式时预期到的。根据第一个公式,要想使t增大(稳定的基因)就要求W/kT的值增大;而根据第二个公式,W/kT的值增大了,就会使算出来的比值减小,就是说,突变可能性将随着温度而有相当的提高。(实际的比值大约在1/2到1/5之间。其倒数2-5是普通化学反应中所说的范霍夫因子。)

      

      51. X射线是如何产生突变的

      

      现在转到X射线引起的突变率,根据繁育试验我们已经推论出,第一(根据突变率和剂量的比例),一些单一事件引起了突变;第二(根据定量的结果,以及突变率取决于累积的电离密度而同波长无关的事实),为了产生一个特定的突变,这种单一事件必定是一个电离作用,或类似的过程,它又必须发生在只有大约边长10个厘米距离的立方体之内。根据我们的描述,克服阈值的能量一定是由爆炸似的过程,如电离或激发过程所供给的。我所以称它为爆炸似的过程,是因为一个电离作用花费的能量(顺便说一下,并不是X射线本身花费的,而是它产生的次级电子所耗用掉的),有30个电子伏,大家很清楚,这是相当大的。这样,在放电点周围的热运动必定是大大地增加了,并且以原子强烈振动的“热波”形式从那里散发出来。这种热波仍能供给大约10个原子距离的平均“作用范围”内所需的一、二个电子伏的阈能,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话虽这么说,一个没有偏见的物理学家也许会预料到,存在着一个更小的作用范围。在许多情况下,爆炸的效应将不是一种正常的异构转变,而是染色体的一种损伤,通过巧妙的杂交,使得没有受到损伤的那条染色体(即第二套染色体中与受损伤的染色体对应配对的那一条),被相应位点上的基因是病态的一条染色体所替换时,这种损伤就是致死的。所有这一切,全是可以预期的,而且观察到的也确是如此。

      

      52. X射线的效率并不取决于自发的突变可能性

      

      其他一些特性,如果并没有象图式所预言的那样出现,那么,供给上面讲的致死损伤也就容易理解了。例如,一个不稳定的突变体的X射线突变率,平均起来并不高于稳定的突变体。现在,就拿供给30个电子伏那里的爆炸来说,所需的阈能不管是大还是小,比如说,1伏或1.3伏,你肯定不能指望30个电子伏会造成许多差别。

      

      53. 回复突变

      

      有些情况下,转变是从两个方向上来研究的,比如说,从一个确定的“野生”基因变到一个特定的突变体,再从那个突变体变回到野生基因。这种情况下,自然突变率有时几乎是相等的,有时却又很不相同。乍看起来,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两种情况下要克服的阈似乎是相等的。可是,它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它必须根据开始时的构型的能级来计算,而且野生基因和突变基因的能级可能是不同的。

      

      总之,我认为德尔勃留克的“模型”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有理由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用它。

     第六章 有序,无序和熵

      肉体不能决定灵魂去思维,灵魂也不能决定肉体去运动、静止或从事其他活动。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2

      

      54. 从模型得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一般结论

      

      让我引用第46节最后的一句话,在那句话里,我试图说明的是,根据基因的分子图来看,“微型密码同一个高度复杂而特定的发育计划有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并包含着使密码发生作用的手段”,这至少是可以想象的。这很好,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又如何从“可以想象的”变为真正的了解呢?

      

      德尔勃留克的分子模型,在它整个概论中似乎并未暗示遗传物质是如何起作用的。说实话,我并不指望在不久的将来,物理学会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不过,我确信,在生理学和遗传学指导下的生物化学,正在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根据上述对遗传物质结构的一般描述,还不能显示出关于遗传机制的功能的详细信息。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从它那里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而且我承认,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唯一动机。

      

      从德尔勃留克的遗传物质的概述中可以看到,生命物质在服从迄今为止已确定的“物理学定律”的同时,可能还涉及到至今还不了解的“物理学的其他定律”,这些定律一旦被揭示出来,将跟以前的定律一样,成为这门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55. 秩序基础上的有序

      

      这是一条相当微妙的思路,不止在一个方面引起了误解。本书剩下的篇幅就是要澄清这些误解。在以下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一种粗糙的但不完全是错误的初步意见:

      

      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学定律全是统计学定律,这在第一章里已作了说明。这些定律同事物走向无序状态的自然倾向是大有关系的。

      

      但是,要使遗传物质的高度持久性同它的微小体积协调一致,我们必须通过一种“虚构的分子”来避免无序的倾向。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大的分子,是高度分化的秩序的杰作,是受到了量子论的魔法保护的。机遇的法则并没有因这种“虚构”而失效,不过,它们的结果是修改了。物理学家很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物理学的经典定律已经被量子论修改了,特别是低温情况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看来生命就是其中一例,而且是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生命似乎是物质的有序和有规律的行为,它不是完全以它的从有序转向无序的倾向为基础的,而是部分地基于那种被保持着的现存秩序。

      

      对于物理学家--仅仅是对他来说--我希望,这样说了以后,能更清楚地讲明我的观点,即生命有机体似乎是一个宏观系统,它的一部分行为接近于纯粹机械的(与热力学作比较),当温度接近绝对零度,分子的无序状态消除的时候,所有的系统都将趋向于这种行为。

      

      非物理学家发现,被他们作为高度精确的典范的那些物理学定律,竟以物质走向无序状态的统计学趋势作为基础,感到这是难以相信的。在第一章里,我已举过一个例子。涉及到的一般原理就是有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的原理),以及它的同样有名的统计学基础。在第56到60节里,我想扼要地说明熵的原理对一个生命有机体宏观行为的意义--这时完全可以忘掉关于染色体、遗传等已经了解的东西。

      

      56. 生命物质避免了趋向平衡的衰退

      

      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一块物质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活的呢?那就是当它继续在“做某些事情”,运动,新陈代谢,等等,而且可以指望它比一块无生命物质在相似情况下“维持生活”的时间要长得多。当一个不是活的系统被分离出来,或是放在一个均匀的环境里的时候,由于各种摩擦阻力的结果,所有的运动往往立即陷于停顿;电势或化学势的差别消失了,倾向于形成化学化合物的物质也是这种情况,温度由于热的传导而变得均一了。在此以后,整个系统衰退成死寂的、无生气的一团物质。这就达到了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不再出现可以观察到的事件。物理学家把这种状态称为热力学平衡,或“最大值的熵”。

      

      实际上,这种状态经常是很快就达到的。从理论上来说,它往往还不是一种绝对的平衡,还不是熵的真正的最大值。最后达到平衡是十分缓慢的。它可能是几小时、几年、几个世纪……。举一个例子,这是接近平衡还算比较快的一个例子:倘若一只玻璃杯盛满了清水,第二只玻璃杯盛满了糖水,一起放进一只密封的、恒温的箱子里。最初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产生了完全平衡的印象。可是,隔了一天左右以后,可注意到清水由于蒸汽压较高,慢慢地蒸发出来并凝聚在糖溶液上。糖溶液溢出来了。只有当清水全部蒸发后,糖才达到了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水中的目的。

      

      这些最后是缓慢地向平衡的趋近,决不能误认为是生命。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它。只是为了免得别人指责我不够准确,所以我才提到它。

      

      57. 以“负熵”为生

      

      一个有机体能够避免很快地衰退为惰性的“平衡”态,似乎成了如此难解之谜,以致在人类思想的最早时期,曾经认为有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力,或超自然的力(活力,“隐得来希”)在有机体里起作用,现在还有人是这样主张的。

      

      生命有机体是怎样避免衰退的呢?明白的回答是:靠吃、喝、呼吸以及(植物是)同化。专门的术语叫“新陈代谢”。这词来源于希腊字,意思是变化或交换。交换什么呢?最初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指物质的交换(例如,新陈代谢这个词在德文里就是指物质的交换)。认为物质的交换应该是本质的东西的说法是荒谬的。氮、氧、硫等的任何一个原子和它同类的任何另一个原子都是一样的,把它们进行交换又有什么好处呢?过去有一个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以能量为生的。这样,使我们的好奇心暂时地沉寂了。在一些很先进的国家(我记不清是德国还是美国,或者两个国家都是)的饭馆里,你会发现菜单上除了价目而外,还标明了每道菜所含的能量。不用说,这简直是很荒唐的。因为一个成年有机体所含的能量跟所含的物质一样,都是固定不变的。既然任何一个卡路里跟任何另一个卡路里的价值是一样的,那么,确实不能理解纯粹的交换会有什么用处。

      

      在我们的食物里,究竟含有什么样的宝贵东西能够使我们免于死亡呢?那是很容易回答的。每一个过程、事件、事变--你叫它们什么都可以,一句话,自然界中正在进行着的每一件事,都是意味着它在其中进行的那部分世界的熵的增加。因此,一个生命有机体在不断地增加它的熵--你或者可以说是在增加正熵--并趋于接近最大值的熵的危险状态,那就是死亡。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地汲取负熵,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负熵是十分积极的东西。有机体就是赖负熵为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新陈代谢中的本质的东西,乃是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当它自身活着的时候不得不产生的全部的熵。

      

      58. 熵是什么?

      

      熵是什么?我首先要强调指出,这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思想,而是一个可以计算的物理学的量,就象是一根棍棒的长度,物体的任何一点上的温度,某种晶体的熔化热,以及熔化一种物体的比热等。在温度处于绝对零度时(大约在-273℃),任何一种物体的熵等于零。当你以缓慢的、可逆的、微小的变化使物体进入另一种状态时(甚至因此而使物体改变了物理学或化学的性质,或者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理学或化学性质不同的部分),熵增加的总数是这样计算的:在那个步骤中你必须供给的每一小部分热量,除以供给热量时的绝对温度,然后把所有这些求得的商数加起来。举一个例子,当你熔解一种固体时,它的熵的增加数就是:熔化热除以熔点温度。由此,你可看到计算熵的单位是卡/度(摄氏)(就象卡是热量的单位或厘米是长度的单位一样)。

      

      59. 熵的统计学意义

      

      为了消除经常笼罩在熵上的神秘气氛,我已简单地谈到了这个术语的定义。这里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是有序和无序的统计学概念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玻尔兹曼和吉布斯在统计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所揭示。这也是一种精确的定量关系,它的表达式是:熵=klogD,k是所谓的玻尔兹曼常数(=3.2983E-24卡/℃),D是有关物质的原子无序状态的数量量度。要用简短的非专业性的术语对D这个量作出精确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所表示的无序,一部分是那种热运动的无序,另一部分是存在于随机混合的、不是清楚地分开的各种原子或分子中间的无序。例如,上面例子中的糖和水的分子。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玻尔兹曼的公式。糖在所有水面上逐渐地“溢出”就增加了无序D,从而增加了熵(因为D的对数是随D而增加的)。同样十分清楚的是,热的任何补充都是增加热运动的混乱,就是说增加了D,从而增加了熵。为什么应该是这样情况呢?只要看下面的例子就更加清楚了,那就是,当你熔化一种晶体时,因为你由此而破坏了原子或分子的整齐而不变的排列,并把晶格变成了连续变化的随机分布了。

      

      一个孤立的系统,或一个在均匀环境里的系统(为了目前的考虑,我们尽量把它们作为我们所设想的系统的一部分),它的熵在增加,并且或快或慢地接近于最大值的熵的惰性状态。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正是事物接近混乱状态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跟写字台上放着一大堆图书、纸张和手稿等东西表现出的杂乱情况是同样的),除非是我们在事先预防它。(在这种情况下,同不规则的热运动相类似的情况是,我们不时地去拿那些图书杂志等,但又不肯化点力气去把它们放回原处。)

      

      60. 从环境中引出“有序”以维持组织

      

      一个生命有机体通过不可思议的能力来推迟趋向热力学平衡(死亡)的衰退,我们如何根据统计学理论来表达呢?我们在前面说过:“以负熵为生”,就象是有机体本身吸引了一串负熵去抵消它在生活中产生的熵的增加,从而使它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而又很低的熵的水平上。

      

      假如D是无序的度量,它的倒数1/D可以作为有序的一个直接度量。因为1/D的对数正好是D的负对数,玻尔兹曼的方程式可以写成这样:负熵=klog(1/D)。

      

      因此,“负熵”的笨拙的表达可以换成一种更好一些的说法:取负号的熵,它本身是有序的一个量度。这样,一个有机体使它本身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有序水平上(等于熵的相当低的水平上)的办法,确实是在于从它的环境中不断地吸取秩序。这个结论比它初看起来要合理些。不过,可能由于相当繁琐而遭到责难。其实,就高等动物而言,我们是知道这种秩序的,它们是完全以此为生的,就是说,被它们作为食物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有机物中,物质的状态是极有序的。动物在利用这些食物以后,排泄出来的是大大降解了的东西,然而不是彻底的分解,因为植物还能利用它。(当然,植物在日光中取得“负熵”的最有力的供应)

     第七章 生命是以物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吗?

      如果一个人从不自相矛盾的话,一定是因为他从来什么也不说。——乌那木诺

      

      61. 在有机体中可以指望有新的定律

      

      总之,在这最后一章中我希望阐明的是,根据我们已知的关于生命物质的结构,我们一定会发现,它的活动方式是无法归结为物理学的普遍定律的。这不是由于有没有什么“新的力量”在支配着生命有机体内单一原子的行为,只是因为它的构造同迄今在物理实验室中试验过的任何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浅显地说,一位只熟悉热引擎的工程师,在检查了一台电动机的构造以后,会发现它是按照他还没有懂得的原理在工作的。他会发现,他很熟悉的制锅用的铜,在这里却成了很长的铜丝绕成了线圈;他还会发现,他很熟悉的制杠杆和汽缸的铁,在这里却是嵌填在那些铜线圈的里面。他深信这是同样的铜和同样的铁,服从于自然界的同样的规律,这一点他是对的。可是,不同的构造却给他准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作功方式。他是不会认为电动机是由幽灵驱动的,尽管它不用蒸汽只要按一下开关就运转起来了。

      

      62. 生物学状况的评述

      

      在有机体的生命周期里展开的事件,显示出一种美妙的规律性和秩序性,我们碰到过的任何一种无生命物质都是无法与之匹敌的。我们发现,它是受一群秩序性最高的原子所控制的,在每个细胞的原子总数里,这种原子团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根据我们已经形成的关于突变机制的观点,我们断定,在生殖细胞的“占统治地位的原子”团里,只要很少一些原子的位置发生移动,就能使有机体的宏观的遗传性状中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

      

      这些事实无疑是当代科学所揭示的最感兴趣的事实。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们终究还不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有机体在它自身集中了“秩序之流”,从而避免了衰退到原子混乱--从合适的环境中“吸取秩序”--这种惊人的天赋似乎同“非周期性固体”,即染色体分子的存在有关。这种固体无疑代表了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级的有序的原子集合体--比普通的周期性晶体的有序高得多--它是靠每个原子和每个自由基在固体里发挥各自的作用。

      

      简单地说,我们亲眼看到了现存的秩序显示了维持自身和产生有序事件的能力。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它之所以似乎有道理,无疑地是由于我们汲取了有关社会组织的经验和涉及到有机体活动的其他事件的经验。所以,它有点象一种恶性循环的论证。

      

      63. 物理学状况的综述

      

      不管怎样,必须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种事态非但不是似乎有道理的,而且是最令人鼓舞的,因为它是新奇的。同一般的看法相反,受物理学定律支配的事件的有规律的进程,决不是原子的一种高度有序的构型的结果--除非原子构型本身不象在周期性晶体里,也不象在由大量相同分子组成的液体或气体里那样地多次重复。

      

      甚至在化学家离体处理一种很复杂的分子时,还总是面临着大量的同样的分子。他把化学定律应用于这些分子。比如,他会告诉你,在某个开始了一分钟以后,有一半的分子起了反应,二分钟后四分之三的分子起了反应。可是,你如果能盯住某一个分子的进程,化学家也就无法预言这个分子究竟是在起了反应的分子中间,还是在还没有起反应的分子中间。这纯粹是个机遇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种纯理论性的推测。也不是说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到一小群原子,或者甚至是单个原子的命运。有时我们是能观察到的,只有平均统扯一下才能产生规则性。第一章里我们举过一个例子。悬浮在液体中的一颗微粒的布朗运动,是完全不规则的。可是,如果有许多同样的微粒,它们将通过不规则的运动引起有规则的扩散现象。

      

      单个放射性原子的蜕变是观察得到的(它发射出一粒“子弹”,在荧光屏上会引起一次可见的闪烁现象)。可是,如果把单个放射性原子给你,它可能的寿命比一只健康的麻雀要短得多。真的,关于单个放射性原子只能这样说:只要它活着(而且可能活几千年),它在下一秒钟里毁灭的机会,不管机会是大还是小,总是相同的。这种明显地不存在单个的决定,结果还是产生了大量的、同一种放射性原子衰变的精确的指数定律。

      

      64. 明显的对比

      

      在生物学中,我们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状况。只存在于一个副本中的单个原子团有秩序地产生了一些事件,并根据最微妙的法则,在相互之间以及同环境之间作难以置信的的调整。我说只存在于一个副本中,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卵和单细胞有机体的例子。在高等生物发育的以后阶段里,副本增多了,那是确实的。可是,增加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在长成的哺乳动物中有的可达10的14次方。那是多少呢?只有一立方吋空气中的分子数目的百万分之一。数量虽然相当大,可是聚结起来时它们只不过形成了一小滴液体。你再看看它们实际分布的方式吧。每一个细胞正好容纳了这些副本中的一个(或二个,如果我们还记得二倍体),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小小的中央机关的权力是在孤立的细胞里,那么,每个细胞难道不象是用共同的密码十分方便地互通消息的、遍布全身的地方政府的分支机构吗?

      

      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描述,有点象出自诗人的而不是科学家的手笔。然而,这并不需要诗人的想象,而只需要有明确而严肃的科学反映去认识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事件,就是说,指挥这些事件有秩序地、有规则地展开的“机制”同物理学的“概率机制”完全是两码事。这些还只不过是观察到的事实而已,即每个细胞中的单个原子集合体之中,现在一份(有时是两份)副本中的单个原子集合体之中,而且它产生的事件却是有序的典范。对此,我们感到惊异也罢,认为它好象很有道理也罢,反正一个很小的可是高度组织化的原子团是能够以这种方式起作用的,这是新奇的情况,是生命物质以外任何地方都还不知道有的情况。研究无生命物质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必须按这种方式来进行解释的现象。正因为以前没有提出过这种事例,所以我们的漂亮的统计学理论没有包括它,我们的统计学理论是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使我们看到了幕后的东西,使我们注意到从原子和分子的无序中提出精确的物理学定律的庄严的有序;还因为它揭示了最重要的、最普遍的、无所不包的熵增加的定律是无需特殊的假设就可以理解的,因为熵并非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分子本身的无序而已。

      

      65. 产生有序的两种方式

      

      在生命的发展中遇到的秩序性有不同的来源。有序事件的产生,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机制”:“有序来自无序”的“统计学机制”,和“有序来自有序”的一种新机制。对于没有偏见的人来说,第二个原理似乎简单得多,合理得多。这是无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物理学家是如此自豪地赞成另一种方式,即赞成“有序来自无序”的原理。在自然界中,不仅实际上是遵循这个原理,而且只有这个原理才使我们理解自然界事件的长期发展,首先是理解这种发展的不可逆性。可是,我们不能指望由此得出的“物理学定律”能直截了当地解释生命物质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的最惊人的特点,是明显地主要以“有序来自有序”的原理为基础的。你不能指望两种全然不同的机制会提出同一种定律,正象你不能指望用你的弹簧锁钥匙去开你邻居的门。

      

      因此,我们不必因为物理学的普遍定律难以解释生命而感到沮丧。因为根据我们对生命物质结构的了解,这正是预料中的情况。我们必须准备去发现在生命物质中、占支配地位的新的物理学定律。这种定律,我们姑且不称它是一种超物理学定律,可是难道能称之为非物理学定律吗?

      

      66. 新原理并不违背物理学

      

      不,我不那么想。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新原理是真正的物理学原理:在我看来,这不是别的原理,只不过是量子论原理的再次重复。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就要说得详细些,包括对前面作出的所有物理学定律全以统计学为基础的论断作一番推敲,但不是作修正。

      

      这个一再重复的论断,是不可能不引起矛盾的。因为确实有很多现象,它们许多突出的特点是明显地直接以“有序来自有序”的原理为基础的,并且同统计学和分子的无序看来是毫无关系的。

      

      太阳系的秩序,行星的运动,几乎是无限期地维持着。此时此刻的星座是同金字塔时代的任何一个具体时刻的星座一脉相承的;从现在的星座可以追溯到那时的星座,反过来也是如此。曾经预测过历史上的日食和月食,并且发现这种预测同历史上的记载几乎是完全符号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用来校正公认的年表。这些预测不包括任何一种统计学,它们是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作为唯一的依据的。

      

      一台好的时钟,或者任何类似的机械装置的有规则运动,似乎跟统计学是无关的。总之,所有纯粹机械的事件,看来是明确而直接地遵循着“有序来自有序”的原理。如果我们说“机械的”,必须在广义上来使用这个名词。你们知道,有一种很有用的时钟,是以电站有规则地输送电脉冲来运转的。

      

      我记得马克斯?普朗克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文章,题目是《动力学型和统计学型的定律》(德文是《动力学和统计学的合法性》)。这两者的区别,正好就是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有序来自有序”和“有序来自无序”的区别。那篇文章旨在表明控制宏观事件的统计学型的定律,是如何由被认为是控制微观事件、即控制单原子和单分子的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定律所组成的。宏观的机械现象,如行星或时钟的运动等,说明了后一种类型的定律。

      

      这样看来,被我们一本正经地当作了解生命的真正线索的“新原理”,即“有序来自有序”的原理,对物理学来说,完全不是新东西。普朗克甚至还摆出了论证它的优先权的架势。我们似乎得出了可笑的结论,即了解生命的线索是建立在纯粹机械论的基础之上的,是普朗克那篇文章所说的“钟表装置”的基础之上的。我看,这个结论既不是可笑的,也不是全错的,但是对它是“不可全信”的。

      

      67. 钟的运动

      

      让我们来精确地分析一台真的钟的运动。它决计不是一种纯粹机械的现象。一台纯粹机械的钟不必有发条,也不必上发条。它一旦开始运动,就将永远进行下去。一台真正的钟,如果不用发条,在摆动了几下以后就停摆了,它的机械能已转化为热能。这是一种无限复杂的原子过程。物理学家提出的这种运动的一般图景,迫使其承认相反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台没有发条的钟,依靠消耗它自己的齿轮的热能和环境的热能,可能突然地开始走动了。物理学家一定会说:时钟体验了布朗运动的一次非常灵敏的扭力天平(静电计或电流计),就能一直发生这种事情。时钟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台时钟的运动能否归因于动力学型或统计学型的合法事件(用普朗克的说明),这取决于我们的态度。称它为一种动力学现象时,我们是集中注意于有规则的运行,一根比较松的发条就可以产生这种运行,而这根发条克服的热运动的干扰是很微小的,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没有发条,时钟就会因摩擦阻力而渐渐地停摆,我们认为,这种过程只能理解为一种统计学的现象。

      

      然而,认为时钟中的摩擦效应和热效应是无足轻重的观点,也许是一种来自实用的观点;而没有忽视这些效应的第二种看法,无疑是更基本的一种看法,即使在我们面对着用发条开动的时钟有规则地运动时,这也是基本的看法。因为它决不认为开动的机制真是离开了过程的统计学性质。真实的物理学图景包括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是一架正常运行的时钟,通过消耗环境中的热能,会立刻使它的运动全部逆转过去,以及向后倒退地工作,重新上紧自己的发条。这种事件的可能性,同没有发动装置的时钟的“布朗运动大发作”相比,正好是“半斤八两”。

      

      68. 钟表装置毕竟是统计学的

      

      现在我们来作一番回顾。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简单”例子是代表了许多其他的例子--事实上,是代表了所有这些逃脱了分子统计学的无所不包的原理的例子。由真正的物理学的物质(不是想象中的东西)构成的钟表装置,并不是真正的“钟表装置”。机遇的因素可能是或多或少地减少了,时钟突然之间全然走错了的可能性也许是极小的,不过,它们总还是保留在背地下。即使在天体运行中,摩擦和热力的不可逆影响也不是没有的。于是,由于潮汐的摩擦,地球的旋转逐渐地减慢,随之而来的是月球逐渐地远离地球,如果地球是一个坚硬无比的旋转着的球体,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事实上,“物理学的钟表装置”仍是清楚地显示了十分突出的“有序来自有序”的特点——物理学家正是在有机体遇到这种特点时,使他们深受鼓舞的。这两者看来毕竟还有某些共同之处。可是,共同点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差别才使得有机体成为新奇的和前所未有的例子,这些还有待于了解。

      

      69. 能斯脱定理

      

      一个物理学系统--原子的如何一种结合体--什么时候才显示出“动力学的定律”(在普朗克的意义上说)或“钟表装置的特点”呢?量子论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短的回答,就是说,在绝对零度时。当接近零度时,分子的无序对物理学事件不再有什么意义了。顺便说一下,这个事实不是通过理论而发现的,而是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内仔细地研究了化学反应,再把结果外推到零度--绝对零度实际上是达不到的--而发现的。这是沃尔塞?能斯脱的著名的“热定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定理有时授予“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光荣称号(第一定律是能量原理,第二定律是熵的原理)。  

      量子论为能斯脱的经验定律提供了理性的“基础”,也使我们能够估计出,一个系统为了表现出一种近似于“动力学”的行为必须密切地接近绝对零度到什么程度。在任何一种具体的情况下,多少温度是实际上等于绝对零度呢?  

      你千万别认为这个温度一定是极低的低温。其实,就是在室温下,熵在许多化学反应中都是起着极其微不足道的作用,能斯脱的发现就是由这种事实引起的(让我再说一遍,熵是分子无序的直接量度,即它的对数)。  

      70. 摆钟实际上是在零度  

      对于一台摆钟又能说些什么呢?对于一台摆钟来说,室温实际上就等于零度。这就是它为什么是“动力学地”工作的理由。你如果把它冷却,它还是一样地继续进行工作(假如你已经洗清了所有的油渍)!可是,你如果把它加热,加热到室温之上,它就不再继续工作了,因为它最后将要熔化了。  

      71. 钟表装置与有机体之间的关系  

      看上去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我认为它确实是击中了要害。钟表装置是能够“动力学地”工作的,因为它是固体构成的,这些固体靠伦敦-海特勒力而保持着一定的形状,在常温下这种力足以避免热运动的无序趋向。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再讲几句话,来揭示钟表装置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点,简单而又唯一的相似点就是后者也是依靠一种固体--构成遗传物质的非周期性具体--而大大地摆脱了热运动的无序。可是,请不要指责我把染色体纤维称为“有机的机器的齿轮”--这个比喻,至少不是没有深奥的物理学理论作为依据的。  

      最明显的特点是:第一,齿轮在一个多细胞有机体里奇妙的分布,这点我在第64节中曾作了诗一般的描述;其次,这种单个的齿轮不是粗糙的人工制品,而是沿着上帝的量子力学的路线完成的最精美的杰作。

  •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生命问题》

    序言

    完全可以说,生物学世界观是随着生物学在科学等级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而诞生的。生物学以物理学和化学为基础,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是研究和解释生命现象不可或缺的基本原理。生物学包罗大量的特殊问题,诸如有机形态、目的性、系统发育的进化,这些问题不同于物理学,从而使生物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概念体系有别于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概念体系。最后,生物学为心理学和社会学提供了基础。因为研究精神活动是以了解其生理基础为前提的。同样,有关人类关系的理论也不能忽略其生物学的基础和定律。生物学在科学中的这种中心地位,也许使其成为一个包含问题最多的学科。这里,“生命”现象成为人们通常区分的精密科学概念和社会科学概念的交汇点。

    然而,研究现代理智生命的生物学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涵义。19世纪的世界观是物理学的世界观。正像当时人们理解的那样,物理学理论似乎表明了,受力学定律支配的原子活动,便是构成物质、生命和精神世界基础的终极实在,同时它也为非物理学领域——生命有机体、精神和人类社会提供了概念模型。但在今天,所有的学科都牵涉到“整体”、“组织”或“格式塔”这些概念表征的问题,而这些概念在生物学领域中都有它们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对现代世界观的形成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确实,以前当生物学采用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时,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它从物理学借来了机械论观点,从心理学借来了活力论,从社会学借来了选择概念。但是,生物学的使命——既包括对本领域特殊现象的理解和把握,也包括对我们基本的世界观的贡献——将由其自主的发展来完成。这就是过去数十年来在生物学中为建立新概念所作努力的意义。

    本作者倡导称为机体论概念(organismic conception)的生物学观点已有二十多年。机体论概念已应用于许多生物学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作者本人及其学生、同事的工作中,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参与这个运动的科学家的工作中,这一概念对邻近学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机体论以“开放系统”的理论,为物理学和物理化学揭示了新的概念,它导致了生物学各个领域中新概念的产生,并且提出了建立有机体系统精确而特殊定律的要求,而这些定律实际上已在若干领域中作了规范的表述。它还被应用于实用生物学,甚至应用于诸如医学和林学那样不同的领域;最后,它导致了一些基本哲学概念的产生。

    所以,本书是作者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基础上写成的;同时,它对分散在各种研究工作和书刊中而难以完整把握的成果,作了一番概括。

    我们将看到生物学是一门自主的学科,就是说,需要形成特殊的概念和定律来解决这门学科的问题;而且,生物学的知识和概念在不同的领域中起着积极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在机体论概念框架内对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和定律作一番概括。由此,我们进而研究生物学知识,最后得出现代世界观的一般原理——我们称之为“一般系统论”。

    在一本正在准备的著作中(本书正文有几处提到它),我们将首先详细讨论本书概述过的某些问题。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是有机形态问题;概述作者在“动态形态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将表明这个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是能够加以精确地研究和服从某些定律的。这个问题引出了“有机体作为一个物理系统”的更一般的问题,即表述生命系统特征的理论和定律。这也是物理学和物理化学发展的新篇章。于是,在已获得的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建立这门学科与其他邻近领域——医学、心理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联系。这就导致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问题,作为人类精神进化的基本特征的符号系统的问题,进化与文明、生物学与历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我们要扩展关于各门学科和各个现象领域之间类似性的知识,扩大详细描述一般系统论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基础。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观点,系统论的观点,最终把我们引向心身问题和实在问题,以求克服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

    本书所作的论述完全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然而,材料的选择是由总的思路决定的,因而这是文学性的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本作者的《理论生物学》中看到有关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概述。

    本作者是在瑞士的美好时光里完成这部著作的。我要向出版者、指导者和朗(Lang)博士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对我作为A.约尔(Johr)博士的宾客,在瑞士艺术和文化氛围中所享有的友情铭记不忘。

    第一章  生命问题的基本概念

    被自然和艺术所吸引的青年人相信,以其热切的欲望,很快就可以进入自然和艺术之宫那最深的圣殿。然而,经过漫长行程的成年人明白,自己并没有到达圣殿的入口。 ——歌德:《圣殿柱廊·引言》

    因此,任务不在于更多地观察人们尚未见到的东西,而是去思索人人可见却无人深思过的东西。 ——叔本华

    1.传统的抉择

    在可与我们今天相比拟的一个发生惊人剧变的时期,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科学将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便是三十年战争,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就是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secartes)。笛卡尔受年轻的物理科学取得的成就的影响——其时物理学一方面处于起初进步的苦斗中,另一方面预示了它的成就在近代技术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学说。不仅无生命界服从物理学定律——这正是笛卡尔所认为的,而且所有的生命有机体也都遵从物理学定律。因此,笛卡尔把动物理解为机器,一种非常复杂的机器,当然这只不过大体上可与人造机器相比,它的活动受物理学定律支配。笛卡尔的思想确实并不完全一贯。他作为教会的忠实信徒,对物理学知识作了限制:不应把人仅仅看作一架机器,而应看到人具有不服从自然定律的自由意志。笛卡尔设置的这种限制为法国启蒙运动所冲破。

    1748年,茹利安·拉·美特利(Julien de la Mettrie)爵士提出人是机器的学说,以反对笛卡尔关于动物是机器的学说。

    这些思想家寻求一个古老哲学问题的答案。生命有机体,植物或动物,显然与非生命的东西诸如晶体、分子或行星系有很大区别。生命表现为无数种植物和动物的形态。这些形态展现出一种从单细胞到组织、器官,再到无数细胞组成的多细胞有机体的独特的组织体系。生命过程同样也是独特的。所有生物都在其组成的物质和能量连续交换中保持自身。它能以活动的方式,尤其是以运动的方式对外界的影响即所谓刺激作出反应。事实上,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它也经常显示出运动和其他活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在无生命与有生命的东西之间作出明显的、虽然不是断然的对比:前者仅仅由于外力作用而发生运动,而后者能够表现出“自发”的运动。有机体经历渐次的变态,我们称之为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它们只能通过所知的繁殖过程从其亲属中产生出来。一般说来,后代像双亲,这种现象我们称为遗传。可是,通观生物界,可以看到它表现为在漫漫地质历史长河中奔涌不息的一系列形态。这些形态通过繁殖和进化而相互关联,它们在各个年代中发生的变化,使之从低级形态演化到高级形态的全盛期。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令人惊叹地适应它们的“目的”。甚至在最简单的细胞中发生的数量多得惊人的过程,也非常有序,以致在无休止的和极为复杂的活动中保持其同一性。同样,所有生物的器官和功能都显示出适应于它们赖以正常生存的环境的目的性构造。

    如果生命有机体的特有性质是如此显而易见,且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出我们眼前的东西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那么必然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生命界和非生命界之间是否真正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区别?我们人类自身就是生物,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我们给人指定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应用物理科学的定律和方法研究生命现象,无论在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对自然界的实际控制方面,都接连取得了许多成就。笛卡尔创立了由医生和生理学家组成的学派,在科学史上以医学力学闻名遐迩,他试图根据力学的原理,解释肌肉和骨骼的功能,血液的运动以及类似的现象。哈维(Harvey)发现血液循环(1628年)标志着近代生理学的开始。后来声学和光学的应用,电学、热学、动能学和其他物理学科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源泉,有助于对越来越多的生物学现象的解释。生物化学又发展出了生物物理学。人们曾一度相信,有机化合物是生物所特有的,实际上也只能在生物体中发现它们,因而它们只能从生命过程中产生。可是,1828年,维勒(Wohler)在实验室内制造出尿素。这是第一个合成的有机化合物。从此,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便成为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领域。它们也成为化学工业——从染料化学到煤的氢化、人工橡胶的制造、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其中包括维生素、激素和今天的化学疗法)的基础、大体说来,本世纪初出现了一门最年轻的学科,它是物理学与化学的连接环节,称为物理化学,这门学科中包括了诸如反应动力学、胶态理论和物理化学过程中的电现象理论。这对于理解许多生命过程例如酶、维生素、激素、药物等的作用,以及神经和肌肉的功能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进化论取得了胜利。著名分类学家林耐(Linnxus)曾经认为动物和植物种类是造物主分别创造的杰作。而现在,整个生物学领域所搜集的大量事实证明,有机界在漫长的世代和地质时期内,经历了从比较低级、简单的形态向比较高级。复杂的形态的上升演进;同时,达尔文用他的自然选择学说,为这种进化提供了解释。一个物种有时会出现微小的偶然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不利的,习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是有利的。如果是不利的,它们不久就会在生存竞争的自然选择中淘汰;然而,如果它们恰好是有利的,它们就在生存竞争中为自己挣得优势,以便它们更有可能保存并繁殖其后代;这样,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有利的变异被保存和积累起来。再经过漫长的年代,这个过程导致了向不同形态的生命有机体的进化以及生命有机体对其环境的逐渐适应;笛卡尔曾经把神圣的上帝说成是生命机器的制造者,而现在似乎可以根据偶然变异和选择来解释生命界目的性的起源,无需任何其他目的因解释。

    因此,笛卡尔提出的纲领,不仅是构成生物科学基础的发展起点,而且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笛卡儿的纲领取得了成功,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这样的疑问;也许生命的真正本质尚未触及和解释。就在拉·美特利《人是机器》一书发表的一年以后,一本题为《人不是机器》的论战性小册子在伦敦出版了。据说,该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拉·美特利自己。这位爵士所表现的自我批判和思想解放的精神,也许在科学史上是几乎绝无仅有的。以后,这种对抗性的观点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由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自1893年以来)提出的。由于这种方式在逻辑上最为一致,因此它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种。杜里舒是发育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发育力学作为生物学的分支,主要对胚胎发育进行实验研究。传统的实验使他拒绝有关生命的物理-化学理论。

    在浅绿色的海洋深处,海胆默默地生活着,远离世界和科学的问题。然而这些宁静的生物却引起了关于生命本质的长期不分胜负的和激烈的争论。海胆卵开始发育时,起初分裂为两个细胞,然后分裂为四个、八个、十六个的细胞,最终分裂为许多细胞。经过一系列特定的发育阶段,它最后形成有点像尖状头盔的幼虫,科学上称为“长腕幼体”;由此经过复杂的变态最后形成海胆。杜里舒将刚开始发育的海胆胚芽分离成两半。通常人们预料这半个胚芽只能发育成半个动物。但事实上实验者看到了像歌德的《魔术师的门徒》中幽灵似的行为:“哎呀!哎呀!两爿木棍,变成仆人,急忙站起。”分离的每半个胚芽并没形成半个海胆幼体,而形成了完整的海胆幼体,这幼体确实是小些,但它是正常的,完整的。其他许多动物也可能从分离的胚芽产生完整的有机体。甚至人类中偶然出现的同卵孪生儿,也以相似的方式产生。可以说,这是自然界本身进行的杜里舒实验。相反的实验和其他的安排也是可能的。在某些条件下,两个联合的胚芽产生一个单一的大幼体;如果把胚胎压在玻璃板之间,大大改变细胞的排列,仍会产生正常的幼体。

    像“魔术师的门徒”那样,杜里舒在他的实验中发现了某种神奇的东西,他由此断定胚胎发育不服从自然界的物理学规律。在杜里舒看来,如果胚芽中仅有物理力和化学力起作用,那么最终导致有机体形成的程序安排,只有假定是受某种固定结构即最广义的“机器”控制的,才能得以解释。但是,胚芽中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机器。因为机器无论当它被分离时,还是当它的部分错位时,或是当两部完整的机器合并时,就不能完成同样的动作;胚胎发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同样不可能产生正常的有机体。因此,杜里舒认为,对生命的物理-化学的解释在这里达到了它的极限,而这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在胚胎中,同样在其他生命现象中,有一种根本不同于所有物理-化学力的因素在起作用,它按照预期的目的指导生命活动。这种“具有自身内在目的”的因素,即从正常发育中和实验上加以扰动的发育中产生出典型的有机体,杜里舒引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概念,称之为隐得来希(entelechy)。我们考察这些有目的的活动因素,发现它们很像我们自己的意向性行为。正是这些最终可与我们目的性行为中的精神因素相比较的因素,造成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并产生了比生命的力学性质、物理性质更复杂的属性。

    这样,我们发现了两种基本的和对立的生物学概念,这两种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的黎明时期。通常人们称之为机械论和活力论。

    人们已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表达“机械论”这个术语,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和混淆了这个术语的正确使用。我们已提及这个术语有两种最重要的含意。第一种含意是机械论概念,认为在生物中只是那些存在于无生命界中的力和定律在起复杂的作用。第二种含意是生命的机器理论,它从结构条件方面解释细胞和有机体中发生的全部过程特有的活动程序。

    与此相对照,活力论否认完全用物理-化学解释生命的可能性,坚持认为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我们在杜里舒的学说中看到的,活力论认为,调整现象即受扰动后恢复原状的现象,似乎不能依据“机器”原理来说明。另一些活力论者则顽固地坚持生命的机器理论,从而得出他们的看法:每一部机器意味着有一位设计和建造它的工程师。当笛卡尔推测有一种神秘灵魂作为生命机器的创造者时,他得出的逻辑结论正是这个意思。达尔文的理论用偶然性取代了创造的精神。现代生物学表明,达尔文的理论至少能非常成功地解释变异和物种的起源,也可能很好地说明某些比较高等的生物分类单位的起源。可是,要确定这种理论是否也能充分解释有机体重大形态的起源和每个有机体的活动所必需的无数生理过程的相互作用的起源,则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火车头和手表不是靠偶然的力量产生的,那么无数更为复杂的有机体“机器”是靠偶然的力量产生的吗?因此,有机体自我保持和受扰动后的自我恢复所依赖的极其大量的物理-化学过程的有序性,以及有机体的复杂“机器”的起源,是不能用偶然的力量解释的,按照活力论的看法,只有用特殊的活力因子的作用才能得以解释。这些活力因子,我们称之为“隐得来希”,“无意识”或“世界灵魂”,它们有目的地、定向地干预物理-化学事件。

    但是,我们马上看到,从科学理论的要求出发,活力论必定将被拒斥。因为按照活力论,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好像是由许多妖精控制的,这些妖精发明和设计了该有机体,控制其活动过程,并在这种机器受损伤后进行修补。这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更深刻的洞见;它只是把目前看来无法说明的问题推移给更加神秘的要素,并把这种要素归为不能再作研究的X。活力论谈论的只是超出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生命本质问题。如果活力论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科学研究将会失去意义;因为,即使运用最复杂的实验和仪器,也只能作出原始人的那种拟人化解释。原始人认为,生命界存在着与他们自己明显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行为相似的小精灵的智力和意志。无论我们考察动物的行为,还是细胞中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或是有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发育,我们总会得到相同的答案——正是某种灵魂似的东西隐藏在这些生命现象背后,操纵着生命活动。生物学历史驳斥了活力论,因为生物学所能说明的正是这些在当时活力论范围内看来是不可解释的生命现象。例如,维勒(Wohler)时代以前,人们一直把有机化合物的产生看作是一种活力论现象。甚至在巴斯德(Pasteur)看来,细胞发酵活动也是如此。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巴克纳(Buchner)用酵母萃取物进行发酵才得以纠正。杜里舒的学说也认为有机体调整现象是一种活力论现象。但是,科学研究的进步,把越来越多的、以前被看作是活力论的现象纳入到科学解释和科学定律的范围之内。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杜里舒根据胚胎调整现象所作的科学解释在生命领域中已破产的断言,也不再站得住脚了。与之相反,活力论的论点却可能几近被驳倒。

    机械论概念与活力论概念之间的争论,犹如一盘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棋赛。争论中总是重复出现实质相同的论点,虽然这些论点是以五花八门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的。终于,它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表现为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将生命服从于科学解释和科学定律;另一种倾向是,用我们自身精神的经验作为生命本质的标准,用这种经验,填补我们科学知识中推测的或实际的缺口。

    2.机体论概念

    我们的时代,科学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物理学革命广为人知。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标志的这些革命引起了物理学理论的根本变革和发展。物理学的这种发展超过了它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取得的进步。尽管生物学思想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并不显著,但已发生的变化的结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变化既产生了对生命本质的基本问题的新看法,也引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解释。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已得到了这样一个确定的事实,即完全不赞同机械论和活力论这两种传统观点,而是确认一种新的、超越这两者的第三种观点。本作者称这种观点为机体论概念,本作者提出这个概念已二十多年。人们发现,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以及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些邻接的学科内,与这个概念相类似的概念是必要的,并已得到了发展。如果我们保留“机体论概念”这个术语,那么我们也只是为了给一种观念以方便的称谓,因为这种观念虽已变得非常普遍,但多数人又不知道如何称呼它。可能正是本作者最先以科学的和逻辑的一致形式阐发了这种新观点,这样说似乎也并不过分。

    迄今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学思想是由三种主导观念决定的。这三种主要观念可以称为分析和累加的概念,机器理论的概念和反应理论的概念。

    把我们在生命界遇见的复杂的实体和过程,分解为基本的单位,分析它们,以便用并列或累加这些基本的单位和过程的方法解释它们,这似乎是生物学研究的目的。经典物理学的程序提供了这种研究模式。因此,化学把物体分解为基本组分——分子和原子;物理学把摧毁树木的风暴看作是空气粒子运动的总和,把躯体的热看作分子动能的总和,等等。生物学的所有领域也应用与此相应的程序,正如某些例子显然表明的那样。

    例如,生物化学研究生物体的个别的化学成分和生物体内进行的化学过程。用这种方法确定细胞和有机体中的化合物及其反应活动。

    传统的细胞理论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好比认为原子是化合物的基本单位。因而,从形态学上看,多细胞有机体好像是细胞这种构成单位的聚集体;在生理学上,人们则倾向于把整个有机体中的生理过程分解为细胞内的生理过程。微耳和(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和弗沃恩(Verworn)的“细胞生理学”,对这种观点作了纲领性的论述。

    有机体胚胎发育研究领域也应用这样的观点。魏斯曼(Weis-mann)的经典理论(p.56)假定卵核中存在着许多构造个别器官的原基(anlagen)或微小的基本的发育机器。在发育过程中,这些原基随着细胞分裂而逐渐分离,每个胚原基经历这样的过程,然后定位于不同的区域、胚原基赋予这些区域特定的性状,由此最后决定发育成熟的有机体的组织结构和解剖结构。

    有关反射、神经中枢和定位的传统理论,不仅从理论上看,而且从临床的观点看,都是非常重要的。神经系统被看成是为个别功能所设定的装置之总和。例如,脊髓节中枢对于个别反射的关系是如此;大脑神经中枢对于各个有意识的感觉-知觉区,对于个别肌肉群的随意运动,对于言语和其他更高级的精神活动的关系,也是如此。从而,动物的行为被分解为反射的总和或反射链。

    遗传学把有机体看作是各种性状的聚集体,归根到底看作是生殖细胞中与各种性状相对应、各自独立地传递遗传信息和发生作用的基因的聚集体。

    因而,自然选择理论把生物分解为复合的性状,某些性状是有利的,其余的是不利的。这些性状,更确切地说,与这些性状对应的基因,是独立地遗传的,从而能通过自然选择提供的机会,淘汰不利的性状,保存和积累有利的性状。

    在生物学的每个领域中,同样在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原则在起作用。然而,以上例子足以表明分析和累加的原则已在所有领域起指导作用。

    对生物中个别的部分和过程进行分析是必要的,而且是更深入地认识生命的先决条件。然而,单采用分析方法还不是充分的。

    生命现象,如新陈代谢,应激性,繁殖,发育等等,只能在处于空间与时间并表现为不同复杂程度的结构的自然物体中找到;我们称这些自然物体为“有机体”。每个有机体代表一个系统,我们用系统这个术语所指的是由处于共同相互作用状态中的诸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

    从这种显而易见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分析和累加的概念必然有以下的局限性。第一,它不可能把生命现象完全分解为基本单位;因为每一个别部分和每一个别事件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条件,而且不同程度地取决于整体的内在条件,或取决于该整体作为一个部分所从属的更高级单位的内在条件。因此,孤立部分的行为通常不同于它在整体联系中的行为。杜里舒实验中孤立的分裂球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完整胚胎中的行为。如果将细胞从有机体移植到适当的营养物中加以培养,由此生长成的组织的行为,不同于它们在有机体中的行为。脊髓孤立部分的反射,不同于这些部分在完整无损的神经系统中的行为。许多反射只能在孤立的脊髓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而在完整无损的动物中,比较高级的神经中枢和大脑的影响明显地改变了这些反射。因此,生命的特征,是从物质和过程的组织中产生的。与这种组织相关联的系统的特征。因而,生命的特征随着整体的改变而改变,当整体遭到毁坏时,生命的特征就随之消失。

    第二,现实的整体显示出一些为它的各孤立的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生命问题是组织问题。只要我们从整体组织中挑选出个别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发现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任何根本区别。无疑,有机分子比无机分子复杂得多;但是,它们与死的化合物并无根本区别。甚至复杂的过程,如细胞呼吸和发酵过程,形态发生,神经活动等等,长期被人们看作是特殊的生命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能用物理-化学加以解释。其中许多过程,甚至可以用无生命模型进行模拟。可是,我们在生命系统中看到的各个部分和过程进行的奇异而特殊的有序活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新问题。即使我们有了构成细胞的所有化合物的知识,也还不能解释清楚生命现象。最简单的细胞已经是极其复杂的组织,目前人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它的规律。人们通常提到“生命物质”。这个概念根本是一种谬见。在铅、水、植物纤维素都是物质的意义上,不存在“生命物质”,因为从中任取的部分显示出与其余的部分有相同的性质。而生命与个体化和组织化的系统是密切相关的,系统的毁坏,导致生命的终结。

    对生命过程也可以作类似的思考。当我们考察活机体中发生的个别化学反应时,我们不能指出它们与无生命物体或腐尸中发生的化学反应之间任何根本区别。但是,与我们考察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部分系统,例如细胞或器官内的化学反应过程的整体而不是单个过程时,可以发现生命过程与非中命过程的根本差别。例如,我们发现有机系统内所有组成部分和过程如此高度有序,以致使该系统能够保存、建造、恢复和增殖。这种有序性从根本上将活机体内的事件与非生命系统或尸体中发生的反应的区别开来。

    有人对这种观点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不稳定的物质发生分解;可燃物偶然发生燃烧;催化剂加速了缓慢的过程。这里不存在什么奇异的东西。连续地逐步边行的分解代谢并没有毁坏有机体,相反地,它间接地保持了有机体,使它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过程。我们的组织虽不断发热却并不破坏这些组织的结构;因此,每种动物和植物像装有燃料而不停地作功的蒸汽机;事实上,呼吸不同于普通的氧化。如果不是腺体去掉对有机体有害的东西而保留有益的东西的话,那么,分泌也就成了普通的渗透现象。我们可以把植物和低等动物的运动容易地解释为对刺激的反应;不愿在动物王国内划分明显界线的人,最终也以这样的方式解释动物的这些自发运动;在他看来,这些自发运动是一些“脑反射”,这些反射确实非常复杂,但它与那些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简单反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让我们作这样的设想:我们构造出一种死的反射装置。它必须充满潜在的能量;即使轻微的扰动也能触发强有力的运动;一种特殊的装置能用以不断地贮存潜能。我们要问,在何种意义上,这种机械装置与生物有根本的区别,对它的作用不同于刺激,它的运动不同于有机体的运动?事实上所有有机的反应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有利于维持生存,或有利于产生所需要的形态。”(J.舒尔兹Schultz),1929年)

    这样,整体性和组织问题给分析和累加的描述与解释,设置了限度。那么,用什么方式能够对之作科学研究呢?

    经典物理学(生物学采用了它的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累加的特征。在力学中,它把物体看作相互独立的分子的总和,例如在热理论中,它把气体看作是相互独立分子的一种混沌(Chaos)。事实上,“气体”这个词,是由16世纪物理学家范·荷尔蒙特(Van
    Helmont)提出的,它正是以无意识的符号表示“混沌”的意思。然而,在现代物理学中,整体性和组织的原理获得了迄今人们未料想到的意义。原子物理学处处遇到整体问题,这些整体不能分解为孤立的要素的行为。无论研究原子结构,还是研究化合物的结构式,或是晶体的空间点阵,总会出现组织问题。组织问题似乎成为现代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问题。由此看来,用分析和累加的观念看待生命是极不妥当的。无生命的晶体具有奇妙的结构,晶体结构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以其最快的速度做着数学物理学家的推理工作。但是,人们认为,将具有惊人性质的活原生质称为“胶质溶液”,则是对原生质作了解释。原子或晶体不是偶然的力作用的结果,而是组织的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典型的组织化事物——生命有机体却被解释为突变和选择的偶然性产物。

    因此,生物学的任务是要确立控制生命过程的有序和组织的定律。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的,应当在生物组织的所有层次——物理-化学层次,细胞层次和多细胞有机体层次,乃至由许多个别有机体组成的群体层次上研究这些定律。

    怎样解释生物组织呢?

    一切知识始于感觉经验。因此,科学活动的最初倾向是要设计形象化的模型。例如,当科学得出结论,认为称作原子的基本单位是实在的基础时,它的最初概念是相似于小型台球的微小而坚固的物体。不久,人们认识到原子并不是如此,最终单位不是用形象化的模型所能定义的实体,而是只能用数学的抽象语言加以规定,使用像“物质”和“能量”,“微粒”和“波”这样的概念,仅仅表明它们的某些行为特征。当人类观察星星有规律的运动的景象时,他们首先寻找宇宙中巨大的机器,认为是这些机器的旋转使星星——亚里士多德想象的水晶般的球体——保持和谐的运动。直到天文学打破了这幅画面,人们才认识到,行星运动的秩序只是由于天体在空虚的太空中相互吸引而造成的。因此,结构是人类为解释自然过程的有序性而首先寻求的东西;至于从组织力方面来解释,则困难得多。

    这也适用于对生命的解释。考察在细胞内或在有机体内为维持其自身生存而进行着的难以想象的大量过程,似乎只可能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称为机器理论。它意指生命现象中的有序,可以用最广义的结构、机械论的术语进行解释。机器理论概念的例子,便是魏斯曼的胚胎发育理论(pp.56f),或传统的反射和神经中枢理论(PP.114f);在生物学的每个领域里都可发现这种类型的解释。

    活机体中确实呈现出大量的结构状态、器官生理学,例如营养器官、循环器官、分泌器官的生理学,感觉器官(作为接受刺激的感受器)的生理学,神经系统及其联系的生理学,等等。描述的正是我们在一个有机体中所看到的技术杰作,同样地,我们在每个细胞中,从作为收缩和传导兴奋的机构的肌肉和神经纤维,到具有分泌和分化功能的细胞器,到作为遗传结构单位的染色体等等,都可发现作为有序调节器的结构。

    然而,我们不能把结构看作生命活动有序性的主要基础,这有三个理由。

    第一,我们在所有生命现象领域中发现有扰动后进行调整的可能性。杜里舒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这样的调整,例如胚胎发育中的调整,不可能建立在“机器”的基础上。因为固定的结构只能对某些确定的事变作出反应,而不能恰当地对其他任何一种事变作出反应。

    第二,机器结构与有机体结构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总是由同样的成分构成的,而后者则是在其自身构成物质不断分解和替换的连续流动状态中得以保存的。有机结构本身是一种有序过程的表现,它们只能在这种过程中,且通过这种过程才得以保存。因此,有机过程的基本有序性必须在这些过程本身中寻得,而不可能从先前确立的结构中找到。

    第三,我们在个体发育中,同样也在系统发育中,发现从具有较少机械性的和较多可调整性的状态,到具有较多机械性的和较少可调整性的状态的转变。我门再以胚胎发育为例来说明这点:如果在两栖动物胚胎的早期阶段,将胚胎一块预期的表皮移植到未来脑的部位,它会变成脑的部分。可是在后期阶段,胚胎部位不可改变地限定形成某些器官。因此,一块预定的脑,即使被移位后,也会成为脑或派生物,例如在体腔中形成的眼。当然,在这里完全错放了位置。我们可以在极其多样的生命现象中,发现这类仅固定一种功能的现象。我们称这种现象力逐渐机械化。

    我们由此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有机过程是由整个系统中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由我们称为动态的有序决定的。这是以有机可调整性为基础的。其次,逐渐机械化发生的过程,即是原初整体的行为分化成受固定结构控制的、各自分离的行为。在细胞结构、胚胎发育、分泌、噬菌作用和再吸收、反射和神经中枢理论、本能行为、格式塔知觉等各个领域中,可以看到与结构的或机器式的有序相对立的动态的基本性质。有机体不是机器,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为机器,凝固为机器。然而,完全机械化的有机体决不会在受扰动后完全不能进行调整,或不能对外界不断变化的状况作出反应。有机过程决不仅仅是各个结构上固定的过程的总和,而是不同程度上具有在动态系统内被决定的过程的特征,这赋予有机体对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受扰动后的调整能力。

    将有机体与机器作比较,也产生了我们已提到的最后一个观点,我们称之为反应理论。反应理论把有机体看作一种自动机。正像自动售货机由于内部机制的作用,被投入硬币后会提供商品那样,有机体也通过一定的反射活动对感官的刺激作出反应,通过某些酶的产生对食物的吸收作出反应,等等。这样,有机体被看作是本质上被动的系统,仅仅受外界的影响即所谓刺激而开始活动。这种“刺激-反应图式”,尤其在动物行为理论中成为十分重要的图式。

    可是,事实上即使在外界条件不变和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有机体也并不是被动的系统,而是本质上主动的系统。很明显,在基本的生命现象中,新陈代谢,组成物质连续的合成和分解,是有机体固有的,而不是外界条件强加的。这种观点对于考察神经系统的活动、应激性和行为问题尤为重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我们必须把自主活动(例如表现为有节律的自动活动)而不是反射和反应活动,看作基本的生命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将机体论概念的要点概括如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与分析和累加观点相对立;动态概念——与静态和机器理论相对立;有机体原本是主动的系统的概念——与有机体原本是反应的系统的概念相对立。

    这些原理能使我们克服机械论概念与活力论概念之间的对抗。机械论和活力论都是以分析的、累加的和机器理论的原理为根据的。机械论并没有真正探讨生命的基本问题——有序、组织、整体性、自我调整。这些生命的基本问题是不能用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的。试图用机器理论即依据先前存在的结构来解释生命的基本现象和问题,也遭到了失败。活力论是因这些未解决的问题而出现的。但是,它并没有推翻累加的和机器理论的概念。相反,活力论把活机体看作各个部分的总和及机器式结构的总和,设想它们是由一位有灵魂似的工程师在控制并补充其给养。因此,例如杜里舒把胚胎说成是细胞的“总和式的聚集体”,它靠隐得来希而变成整体。这样,活力论者的出发点不是一种无偏见的有机系统观点,而是从有机机器这种先入之见出发的。活力论者们认识到,这种概念是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有机体调整现象和有机机器起源的问题。为了拯救活力论,他们引进了修理受扰动后的机器或担当机器制造者的因素。人们已经认识到,对有机体有序和调整现象的解释只可能有两种:有序性或者是由机器式的固定结构造成的,或者是由某种活力因素造成的。这两者都是欠妥的。机械论观点在调整现象和“机器”起源的事实面前破产了;活力论则抛弃了科学的解释。

    与机械论和活力论的概念相对立,出现了机体论概念。仅仅知道有机体的个别要素和过程,或者用机器式结构解释生命现象的有序性,都不足以理解生命现象。乞助隐得来希作为组织因素,更是于事无补。进行分析,不仅对于尽可能多地了解个别组分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了解把这些部分和部分过程联合起来的组织规律,同样是必要的,而这种组织规律正是生命现象的待证。这里有生物学基本的和特有的研究课题。这种生物有序性是独特的,它超出了那些适用于无生命界的规律,但我们能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逐步接近它。这要求在所有层次上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物理-化学单元、过程和系统的层次,细胞和多细胞有机体的生物学层次,生命的超个体单元层次。在每个层次上我们都能看到新的性质和新的规律。生物的有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动态的性质;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明。

    对于生命自主性问题,机诫论的概念持否定态度,活力论以形而上学问题的标记保留其中,而在机体论概念看来这是能够加以科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人们已对它进行了研究。

    “整体性”这个术语长期以来被人们严重误用。在机体论概念里,它既不表示某种神秘的实体,也不是我们无知的避难所,而是我们能够并目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探讨的事实。

    机体论概念并不是机械论观点和活力论观点之间的妥协。调和或中间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分析、累加和机器理论的概念一直是这两种传统观点的共同基础。组织性和整体性被视作是有序的原理,是有机系统固有的;是能够加以科学研究的,这包含着一种根本性的新见解。可是,机体论概念遇到了新观念通常遇到的事:起初它受到攻击和拒斥,后来宣称它是古老的和自明的。事实上,一旦人们了解了机体论概念,就知道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从有机体是组织化系统这种明白的陈述中得出的结论,然而,为了达到这点,必须无偏见地探讨这个概念。甚至今天为了同许多领域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惯作斗争,这种探讨仍有必要。

    有必要首先在作为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意义上,然后在它的认识论意义上,对机体论概念加以考察。

    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忙于研究特殊的问题和做具体的实验,对“一般的思考”抱怀疑和反感的态度。当然,具体问题不能靠方法论的思考和假设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对它的耐心研究来解决。但是,另一方面,基本的态度决定了研究者能够洞察到什么问题;决定了他如何构思问题,如何拟定他的实验步骤,如何选择研究方法,最后,决定了他对研究的现象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和理论。事实上,按照流行的看法,理智胜过感觉。在这种意义上,经典生物学完成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存在的缺点,无疑是由我们已指出的这些主要原理决定的。要了解这点,只需粗略地考察一下生物学的任一领域,甚至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就足够了。与此相似,机体论概念也是一种试图指明应当提出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作业看法(working
    attitude)。正是这种作业看法使人们有可能观察和处理生命现象的基本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而用以前的概念根本观察不到生命现象的基本问题,即使观察到,也把这些问题看作不能加以科学研究的神秘事物。

    我们的目的是要阐明生命现象的精确定律。按照生命现象的基本特征,这些定律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系统规律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体论概念是生物学从自然史的阶段即描述有机体的形态和过程的阶段,转变到精密科学阶段的前提。看来,我们时代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生物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是在涉及无生命界的科学领域中发生的。正是这场革命,使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体系转变为近代物理学。

    记住,我们将考察某些基本的生物学问题,看一看机体论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后我们将考察机体论概念的认识论结论。

    第二章  组织的层次

    从一产生一切。 ——赫拉克利特

    分离,联合,变换,规定自身,显现与消失,固定与流动,伸展与收缩,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 ——歌德:《自然科学格言》

    1.物理的和生物的基本单位

    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巨大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组织结构中,下属的系统在连续的各层次上联合成更高的和更大的系统。化学的和胶体的结构整合成细胞结构和多种细胞,同种类型的细胞整合成组织,不同的组织整合成器官和器官系统,器官和器官系统整合成多细胞有机体,最后有机体又整合成超个体的生命单位。

    这种组织结构的基础是物质的基本单位。按照物理学,物质由终极单位即各自带有负电荷和正电荷的电子和质子,以及不带电荷的粒子中子构成。它们构成化学元素的原子。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原子核好比微型行星系的太阳,一些像行星般运动的电子围绕着它旋转,每种元素则是由这些粒子特定的数量决定的。对这个系统的扰动,便使一种化学元素转变为另一种化学元素,而且可以导致原子的分裂,像原子弹爆炸那样毁灭性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原子结合成为各种各样化合物的分子,部分属于无机界,部分属于有机界。尽管构成生物的化学元素与非生物的化学元素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机化合物是特殊的。由此引起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区分。在生物元素中,碳占有特殊的地位:似乎生命与碳的能力有密切关联,碳能形成极其多样、极其大量和极其复杂的分子,碳凭借这种能力而胜过所有其他化学元素。有理由说,作为碳化合物化学的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之间的区别,在于碳化合物的数量是所有其他化合物数量总和的许多倍。在有机分子中间,所谓大分子,例如,包括作为原生质最重要的构成物质和作为植物细胞壁纤维素的蛋白质,已经表现出复杂程度超过无机分子的特殊的结构规律。

    无机和有机小分子量的分子,用精确的结构式表示,它们由原子价键的相互连接而成。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一种元素的价键数是由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氢原子数表示的。例如,氢具有一个氢价,H-H(氢分子);氧有两个氢价,(水);氮有三个氢价(氨);碳有四个氢价,(甲烷)。

    在这由精确结构式表示的分子的图像中,起初没有发生变化,当我们考察有机分子时,情况就不同了,正像我们在叶绿素、血红蛋白、维生素等大分子中看到的那样,从而结构式就变得复杂得多。

    可是,我们一旦考察到高分子有机化合物,就出现新的结构原理。例如,如果我们考察植物纤维素,找们发现作为最小单位的二糖类,所谓纤维二糖;至少三百个这种“基本单位”由普通化学键连接成“主要化合价链””。然而,大量的这类化合价键,大约四十个到六十个,还要依靠第二类化合价或范德瓦耳斯力再连接成更大的结构——“胶态分子团”。蛋白质与多糖相对比,它们的区别在于,蛋白质不是由相同的,而是由不同的单位即不同的氨基酸构成的。在蛋白质分子的长链中,又出现确定的结构规律,发现这种结构规律是现代有机化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些结构原则之一是,不同的氨基酸好像是按照周期性模式排列的。例如,在蚕丝的纤维蛋白中,每第二个链是甘氨酸,每第四个链是两氨酸,每第十六个链是酪氨酸。按另一个结构原则,许多蛋白质的分子量是35000分子量作为一单位的好几倍。

    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三点普遍意义。第一,除了经典比学的化合价之外,还显示出有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力制约着物质的结合。这些力已在所谓非理想气体中表现为范德瓦耳斯力,范德瓦耳斯力由气体分子的相互吸引产生的,并造成偏离理想气体方程。它们作为晶格的力,在许多晶体形成的过程中起着构成作用,也表现为固体的内聚力。正如刚才提到过的,它们在大分子有机化合物结构中起作用,同样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也在这些有机化合物形成胶态分子团单位中起作用。所有这些力原则上与化学的亲和力是相同的。可是,要指出的是,传统化学的基本的或主要的化合价只表示价键领域内相当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化学,气态、液态和固态理论,胶体化学,结晶学等等,融合成统一的领域。同时,无生命结构和有生命结构之间存在的鸿沟变小了。我们正洞悉着一个力的新领域,其中产生的构型和组织超越了传统化学仅仅考虑到分子内原子和原子团的构型。

    第二,有序的类型本质上是变化的。尤其在大分子碳水化合物中,传统意义上的“分子”和“化合物”的概念变得不适用。事实已证明了这点。例如,在植物纤维素分子式(C6H10O5)n中,出现不确定的数n。植物纤维素的结构不能用严格的分子式表达,而只能用统计方法表达;大约三百个糖残基形成一个主要化合价链,大约四十个主要化合价链形成一个胶态分子团。

    第三,胶态分子团又可以组合成更高级的结构。因此,例如植物纤维素胶态分子团在植物细胞壁中显示出有规则的排列,它们在连续的层次等级中最终逐渐形成微小的和肉眼可见的植物纤维。蛋白质中的层次等级尤为明显。氨基酸和蛋白质分子作为构成更高单位的部分,它们本身表现为细微的小纤维;小纤维又可以联合成微观纤维,而微观纤维又渐次联合成肉眼可见的宏观纤维,诸如神经和肌肉中的纤维。

    这样,亚显微形态学领域(弗雷-维斯林[Frey-Wyssling」)形成了从物理-化学领域到生物学的转变。经典物理学和传统化学只知道两种有限的情况:一种是分子结构和三维晶格中原子或基团的严格排列;另一种是溶液中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完全无序。但是,实际上物理结构的系列并不限于分子结构和晶体,而超出这些,只能应用溶液的随机分布定律和力学的克分子定律。相反地,这里出现了一系列更高级的、不间断地通向宏观领域的结构模式。在每一个新的结构层次上,自由度随之增加。分子结构是用精确的结构式确定的。像植物纤维素那样的大分子化合物,则只能用统计方法规定。在胶态分子团的排列中,诸如在小纤维中,其构成单位与典型的晶体相比,并不在三维空间上都是有序的,而只在二维或一维空间上是有序的。

    超出大分子化合物的层次,就走向非生命界和生命界之间迷人的边缘地带。这是冠以病毒名称的病原因素的领域。小儿麻痹症、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狂犬病、口蹄疫等等,还有许多植物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如此之微小,以致于大多数病毒不能用普通光学显微镜而只能用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就简单病毒而言,它们具有巨大分子量的纯结晶蛋白质可以被分离出来。例如,烟草花叶病毒的分子量是40.7百万。另一方面,它们显示出来的属性似乎具有生命的最主要特征:它们通过分裂进行繁殖。例如,如果一株植物被注入几百分子的结晶烟草花叶病毒,那么,它的各个部分就会得病。病毒物质就会大量地增殖起来。

    病毒,就其化学的和物理的性质而言,是可以用基本生物单位的概念加以概括的最典型的实体。这些实体被定义为能够复制自身或协变复制(covariant reduplication)的最小系统。病毒在许多方面可以与遗传单位或基因相比较,基因像一串珍珠那样排列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并位于染色体染色较深的片段上即染色粒上。然而,区别在于病毒像寄生虫那样是从外界导入的,而基因是细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遗传学研究和染色体显微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基因是由几十万分之一毫米长度的蛋白质大分子排列成的巨大分子链。因此,整个染色体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周期性晶体”(薛定谔「Schrodinger」)。在普通晶体中占据格点的原子或基因是按周期性规律发生的,例如,在普通的盐的晶体构型中,钠原子和氧原子是变化的。与此相对照,染色体是不同的原子团即基因的结晶状构型。

    基本生物单位群包括病毒、基因和其他某些有繁殖能力的系统,诸如近年来常常讨论的细胞质基因,可能还有抗体。这里存在着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将这些系统以特定的方式结合成一体的力的问题。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系统是巨大的,因为它们包含着几百万个原子。大分子处于溶液分子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处于热运动中。尽管如此,基因仍是非常稳定的结构。基因和染色体只要不发生遗传的变异或突变,就会在许多世代中无变化地传递下去。单个基因的突变频率几乎没有什么规律。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些单位中生长的条件问题。它们的生长不能同普通的聚合作用相比,例如不能与在合成橡胶生产中的聚合相比。因为后者分子纵向地连接起来,以致使链的长度增长,最终会横向地发生断裂。而线状的病毒分子必须横向地添加上合适的构成单位,使得最终发生纵向的分裂,正像我们在染色体分裂中直接看到的那样。可是,普通晶格力决不能充分说明基本生物单位具有的令人惊奇的特异性:它能从可用的组成物质中挑选出“恰当的成分”,把它添加到正确的位置上。这些特殊的吸引力可以直接被观察到。正如人们熟知的。动物或植物的每一个体细胞都具有两组染色体(二倍体),即每种染色体有一对;在性细胞成熟期间,染色体通过减数分裂的方式进行分配,结果每个性细胞只得到一组染色体(单倍体),以致在受精时通过卵细胞与精子细胞结合,重新组成二倍体。减数分裂的特殊阶段是染色体的配对。两条染色体互相并列地靠在一起,每对的成员通常互相缠绕,由此会发生染色体片段的交换,并因此而发生交叉。配对并不都发生在同源染色体即形态上对应的二倍体组成员之间,也发生在同源染色粒即表示基因位点的染色较深的片段之间。例如,含有染色粒的染色体的部分,可以用X射线打掉。如果这样的染色体与正常染色体配对,那么,由于同源染色粒之间发生配对,以及在一条染色体中缺失一个片段,结果由完整的染色体形成为一个环。至于由基本生物单位及其部分所施加的特殊吸引力的本质,目前只能作假设陈述。按照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Friedrich-Freksa)的看法,这些特殊吸引力是由核酸链的静电荷构型产生的,而约尔丹(P.Jordan)则认为,是由量子力学的共振引起的。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基本生物单位具有进行协变复制的能力。有人说过:“在这不可测知的自然奥秘面前,我们不能不感到敬畏。”(弗雷一维斯林)但是,事实上人们已用若干方式对协变复制理论进行了探讨。作行已建立了一个假说模型,可在此作一简要介绍。

    德林格尔(Dehlinger)和韦茨(Wertz)(1942)已把由冯·贝塔朗菲建立的“开放系统的稳态”理论应用于基本生物单位。按照他们的看法:“符合贝塔朗菲假设的最简单的排列,即尽管处于准静止态,但不断进行化学反应的排列,是所谓单维晶体,这种排列是由不同数量的分子(原子团)一个衔接一个地构成的,它从外界吸取分子进行扩增,而且它能够进行分裂。”这个概念被详尽地阐发为更加明确的基本生物单位的模型(冯·贝塔朗菲,1944年)。按照冯·贝塔朗菲的看法,基本生物单位是微晶,一方面微晶依靠特殊的吸引力把分子团连接在一起,由此而生长,另一方面微晶又经历着分解代谢的过程。如果出现这样的过程,必定会产生排斥力,这最终会导致微晶的分裂,即导致它的协变再复制。

    这个基本生物单位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它们不是稳定的晶体,而是像所有生物系统那样,处于连续的物质交换的状态中。至少,对于染色体来说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实验上得到了证实。正如去核细胞不能长久存活的事实所表明,染色体控制细胞的生理过程。作为遗传因子的载体,染色体对细胞和整个有机体产生直接的影响。由基因引起的化学作用表明,细胞和有肌体是新陈代谢的单位。实验的证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现代概念(卡斯珀森[Caspersson」)来看,核蛋白是细胞中蛋白质最重要的合成中心。赫维西(Hevesy)利用放射性磷对细胞的核蛋白研究的结果表明,核酸处于不断地耗损和更新的状态中、布拉赫特(Brachet)(1945年)认为,这个概念是新颖的和重要的:染色体物质看来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中,而且它是新陈代谢的基点。因此,我们关于染色体是“产生代谢变化的晶体”的假定,无疑是正确的。至于病毒的代谢情况,我们已指出了可用实验证实的方法。

    从这个概念可以引出两个普遍性的结论。第一,基因和染色体看来不是静态的大分子或这些大分子的复合物,而是动态的结构,“产生代谢变化的非周期性晶体”。它们依靠一种并非静止的、以稳态方式维持的构型而存在。

    第二,人们常常讨论病毒是“生命有机体”还是“无生命的自催化剂”的问题,可以用以上概念来解答。最近的研究表明,“病毒”是关于具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实体的集合名称。它包括大蛋白质分子,例如烟草花叶病毒;分子束,如昆虫的多面体病毒;可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随着分化而形成的病毒,如疫苗病毒;最后是已接近细菌构造的形态,诸如污水微生物和引起斑点热病的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我们可以只限于考察像烟草花叶病蛋白质那样的形态,因为它可能代表一种产生代谢变化的微晶。这种微晶能够从它周围吸取分子团,由此而生长,最终产生分化。但它没有自主生活即进行有机分子初级合成的能力。它肯定缺乏有机分子初级合成的必要条件——酶系统。因此,基本生物单位表现出生长和协变复制,而只有具备合成活动即构成新的有机分子的完整复合物,才能保持细胞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势。

    2.细胞和原生质

    让我们来考察作为生命基本单位的细胞。细胞,即其基本组成部分是核酸和细胞质的单位,是已知的能够自主生活的最简单的系统。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一切生物,从微小的单细胞水藻到千年大树,从阿米巴到人,都由细胞这样一种构成单位的变异和多种多样的组合而成。这个事实表明存在着基本结构定律。

    从物理-化学的观点来看,原生质是非常复杂的胶体系统。在这系统里,弥散在水中的状态,可以由大小极为不同的粒子、聚集状态、物理性质、化学构造和生理活动来描述;其中,弥散的程度是极易可变的,也极易从溶胶变为更密实的凝胶状态。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最复杀的胶体系统仍没有显示出“活的”东西的奇特行为,这种行为持证是,它不像普通物理-比学系统那样,尽可能快地进入稳定平衡的状态,而是在新陈代谢的稳态中保存自身(p.125)。于是,我们遇到了原生质特殊组织的问题。广泛被人们接受的现代概念,是原生质网状结构的概念(弗雷-维斯林);亚显微粒子通过它们节点或“接合点”上的侧链的连接,而形成不稳定的纤维状结构、长线似的分子、尤其是蛋白质分子(哈弗特庞克特[Haftpunkt])。哈弗特庞克特理论确实阐明了原生质组织的一个重要原理,解释了原生质的许多物理-化学性质。

    可是,静态的和结构的原生质概念,看来并没有提供出一个完备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考虑前面大体上论述过的观点(pp.16f.),注意到从结构方面进行解释的局限性。

    大约四十多年前,霍夫迈斯特(Hofmeister)(1901年)试图回答细胞中活动过程的模式问题。例如,在体积大约是针头的十万分之一的肝脏细胞中进行着大量复杂的化学过程;化学家要造成这些化学过程,必须采用大量的步骤,如果我们假定化学家确实能完全完成这些过程的话。但是,细胞则几乎是靠专一的酶完成这些过程。霍夫迈斯特根据当时流行的原生质结构泡状学说,解释了细胞内不受干扰地、有序地进行的维持生命的比学反应活动:原生质由泡状结构再分为极小的单独反应的容器。这种认为小泡或泡沫状的结构在原生质中是基本的、普遍存在的观念,现已不再保留。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在其他结构状态中发生的单独的、有序的反应过程,诸如酶依靠化学力、吸附力、电力或其他亲和力,固定在某些显微结构中或分子结构的某些点上进行反应活动,这种基本观念迄今并没有改变。

    虽然,许多事例表明了酶固定在原生质显微结构和亚显微结构中,但这并没有对细胞中发生的反应模式作出最后的解释。原
    生质经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它的流动和运动已表明了这一点。它的胶质结构是非常易变的。它的体积可以通过“帽状质壁分离”的水合作用而增加十信。甚至更多;但它仍是活的,并能够逆向脱水(赫夫勒[Hofler」)。这与永久性的分子结构的存在状态几乎没有相同之处。用经过离心和分割处理的卵做实验,证明即使它处于严重分离的状态,细胞质的显微结构和亚显微结构被破坏,并不一定造成发育的紊乱。尤其是,原生质在它的物质连续不断的令成和分解中维持其自身,这个过程以结构的持续和有序的变化为先决条件。

    原生质的组织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种动态过程固有的有序性,并不是由预先确立的结构状态造成的。相反地,作为整体的动态过程自身就具有有序性,它表现为自我调节的稳态。因此,当原生质系统尚未形成固定的结构状态时,看来它对于外界扰动有很大的忍受能力;但是,如果固定的结构状态形成了,例如,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原生质分化成许多器官形成区域(P.58),那么,当这些状态受到不可逆的破坏或易位,就会导致系统无可修复的结果。

    某些事实已表明了这种概念是正确的,尽管这样的事实目前还不多。很可能个别的组分不是以确定的化学个体存在于细胞中,而是与大量组分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因此,泽伦森(Sorensen)认为细胞蛋白质并不严格地具有可确定的分子,而是表现为一个“组分可逆的、可分离的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存在的条件,可以分解为碎片,也可以由这些碎片重新加以组合。弗莱斯(Vles)和盖克斯(Gex)用紫外线光谱仪研究透明的海胆卵。他们获得的光谱与蛋白质光谱不相一致。典型的蛋白质光谱只有在细胞被破坏之后,也就是将细胞溶解在稀释溶液中或将细胞压碎之后,才能出现。除非我们把蛋白质不看作是稳定的化合物,不看作是稳定化的产物,也不看作是不存在于活细胞中的组分,而是把它看作处于某种动态平衡中的组分,否则,上述结果很难得到解释。很有可能,细胞结构至少部分不是自发的”结构,即不是建立在稳定的物理-化学平衡基础上的结构,而是需要供给能量以维持它们存在的非自发的结构。很久以前,迈耶霍夫(Meyerhof)强调了细胞分裂时明显消耗的能量与通过胚胎呼吸所获得的能量之间的不均衡性。他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可能只是部分地知道细胞实际做的功,并且认为这种微小空间范围内所做的功对于维持细胞的结构是必要的。

    因此,原生质组织是从结构基础上的有序问题进入到稳态的维持问题的一个交汇点。今后的有关理论将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问题。

    3.细胞理论及其局限性

    “细胞理论”是不适当的,这种陈述是“整体论”生物学最流行的一种陈述。为了对细胞理论作出正确的评判,有必要先弄清它的含意。

    细胞,即由细胞质和细胞核这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系统,是所有机体(植物和动物)的最重要的结构要素。这是既无可争议而又无须称为“理论”的经验事实。这种经验陈述同有关细胞结构和功能的所有特定的经验事实一起,可称为“细胞学说”。

    可是,“细胞理论”比这种经验陈述更进一步。从形态学方面说,它意味着细胞是生命世界无所不在的和唯一的构成要素,也意味着多细胞有机体是诸细胞的聚集体。从胚胎学方面说,它把多细胞有机体的发育解析为胚胎中诸个体细胞的活动。从生理学方面说,它把细胞看作功能的基本单位。细胞理论的奠基人施旺(Schwann)早在1839年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机体的总体决定了它的组成单位细胞的生长和发育,还是正相反,是细胞的基本力量决定了有机体?他选定了后一种看法。

    先让我们来考察形态学的陈述。“所有有机体都由细胞组成”这种习惯断言如果是以绝对肯定的方式表达的,那它就是不正确的。复杂的原生动物,例如纤毛虫,长期被称为“细胞”的动物。例如,草履虫具有类似存在于高等有机体中作为多细胞系统的器官的单细胞器;细胞嘴和肛门,有收缩性的结构和神经原纤维结构,运动的器官,等等。因此,单细胞有机体的细胞只与作为整体的多细胞有机体类似,而与多细胞有机体的个体细胞不相类似。事实上,大自然已多次做了创造没有细胞分化的较大有机体的实验。SiPhoneoe,一群绿海藻便是例子。海生物种通常有几米长,具有蔓延的“茎”,细细分叉的“根”,各式各样羽状和圆齿状的“叶”,但这整个有机体是由单个巨大的多核细胞构成。确实;这样的形态是非常稀少的,这表明,在大自然中,这种非常规细胞的设计显然是经不起考验的。细胞的分化提供了重要的功能性结构,尤其造成了细胞表面得到大发展的优势。由于细胞的物质交换是在其表面进行的,所以非常规细胞组织与细胞组织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是可以理解的。细胞分化还促进功能的分化;而另一方面,细胞膜和植物细胞的充盈,起着重要的力学作用。这些思考使我们能够理解自然界为什么顽强地表现出细胞结构向更高级的组织形态进化的天性。但是,即使较高等动物有机体也并不是无例外地由细胞构成的。非细胞形态的其他结构随处都有,例如,没有组织成典型的细胞但形成多核团块的原生质(原质团和合胞体),肌肉纤维,神经纤维和结缔组织的纤维,粉状物或胞间质,体液,等等。因此,比较高等的有机体不能简单地称为“细胞群体”。

    这些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细胞理论的其他两方面问题。多细胞有机体的发育不是诸细胞活动的总和,而是胚胎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无论单细胞阶段还是多细胞阶段,都是如此。这种整体的胚胎活动表现为调整、定型和形态发生活动(PP.43f,57f,63)。从生理学上看,有机体的整体决定细胞的活动,而不是细胞的活动决定机体的整体。功能的分化不是由细胞决定的,而是由器官决定的,功能可以是属于细胞的部分或细胞的,也可以是属于细胞的复合体的(海登海因[Heidenhain])。

    4.组织的一般原理

    我们所思考的有机体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不仅普遍存在于生物学领域,而且也广泛存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典型型式。这种型式可称为等级秩序。伍杰(Woodger)运用数理逻辑对等级秩序的原理作了规定。

    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抽象意义的等级秩序:一个方块分成四个小方块,再把每个小方块分成四个更小的方“块,等等。这意味着,事物W处于与项或“成员”M的关系中,而这些项或“成员”与更小的项或“成员”又处于关系R中。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R表示这样的关系:“是上一个层次成员的四分之一部分”。一个“层次”就是一类成员,它们使W处于R的同一“势力范围”之内。伍杰举出了以下的生物学实例:

    Ⅰ. 分化等级,即从细胞的分化及其派生细胞中产生的细胞的四维秩序。关系R(d)在这里表示为:“直接派生细胞”。W代表母细胞;细胞第一代、第二代……等等,代表等级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等等。

    分化等级有两类:(a)这类中所有成员即细胞,是独立的有机体(原生生物);(b)这类中只有第一个成员即受精卵代表独立的有机体,而所有其他成员保持相互联系,由此形成有机整体(多细胞植物和动物)的各个部分。

    Ⅱ.在Ⅰ(b)中产生多细胞有机体的空间等级,这个空间等级由各个部分的等级秩序构成,这些部分连接成逐级上升序列的系统。这里W代表整个有机体,M是有机体的组分,R(s)代表一个组分对应于下一层次某个组分的组织关系。

    在所谓有机系统的“部分”中,应区分两类“部分”。一类是“组分”(component),它是各个部分的集合,相对于部分而言,组分处于关系R(s)中。因此,细胞核、细胞、组织和器官是组分,我们可以区分为:(a)构成细胞的组分,(b)细胞,(c)由细胞构成的组分。另一类是“成分”(Constituent),它是处于空间等级之外的部分,即它不能分析为更小的组分,例如软骨或骨的粉状物,结缔组织的小纤维,血浆,蛋黄,分泌颗粒,等等。成分总是“死的”。

    然而,关于“成分”的定义似乎太局限了。处于细胞分化等级之外的,不一定也处于有机体空间等级之外。因此,例如结缔组织的细胞间物质不是分化等级的成员,即它处于关系R(d)之外,但它的部分可以分析为有等级层次的组分,诸如不同层次的纤维系统,小纤维,胶态分子团的组合,等等。正如海登海因的组织系统概念所表明的(PP.41f.),不仅细胞组分和细胞,而且由细胞构成的组分,都具有分化的能力。第二,细胞间物质和其他形成物并不处于组织关系R(s)之外。除了细胞以外,细胞间物质也是更高层次组织结构的必要组分。尤其在植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死的”结构,诸如,细胞膜,软木,管胞和导管等等。然而这些是“活的”有机体的必要组分。化学的和无机的部分,诸如水、激素、离子,即使当它们不是细胞的组分而是处于体液中时,也必定属于有机体系统,即它们共处于关系R(s)中。尽管细胞是自主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但多细胞有机体不独是一种细胞等级体系。

    这些思考对于判断组织学中有很大争论的问题即细胞间物质的意义问题是重要的。动物有机体的支撑组织——结缔组织、软骨、骨、牙质等等——存在于大部分细胞间物质之中,而诸多细胞则嵌于细胞间物质之内。这里我们介绍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把这些物质看作细胞的死的分泌物,而只有细胞才是活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细胞间物质是由活的原生质变化形成的,被保留的“生命团块”(living mass)这个概念,不仅包括细胞,而且包括细胞间物质。冯·贝塔朗菲(1932年)指出,从机体论概念的观点看,第一,细胞间物质的生长和形态发生不足以断定它们的自主“生命”;第二,它们的形成不是个别细胞活动的总和,而是整体(通常是同体原生质、组织)的一元的活动;第三,生命团块的概念应考虑用系统概念来代替。在有机体的等级秩序中,首先是细胞,然后是组织,是“活的”,在组织的结构中,细胞间物质起着类似于细胞膜或小纤维在细胞中的作用,就其本身而言,它们也不是活的,但它们属于细胞系统,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活的。组织学新近的发展,尤其是赫泽拉(Huzella)关于细胞间组织的学说(1941年)证实了这种机体论观点。传统的细胞理论是片面地根据对个别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建立起来的,它不能解释确定结构的统一整体与和谐的协同活动是怎样从由卵细胞分化而成的细胞聚集形态中产生的。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概念作为第一种观点的对立面而出现。它忽略细胞的个体性,把细胞、细胞间物质、小纤维等等,看作“生命团块”的合胞原生质连续体。与细胞理论相一致的是,细胞间组织理论强调细胞是最基本的自主生命单位,它拒绝生命团块的概念和细胞外原生质的概念。另一方面,细胞间结构是有机体整合和整体性的重要基础。无生命的细胞产物,就其本身和它们非间断的连续性而言,它们在活细胞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介体的作用。按照赫泽拉的看法,小纤维和细胞膜的“弹性运动系统”,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早期阶段,表现为嗜银纤维(即由于硝酸银而坚韧的最细的小纤维系统),除了它具有作为支撑系统的功能之外,还起着迄今未知的建构和整合作用。它形成了细胞得以保护的生活环境;它是营养物质和液体的仓库,是细胞间关系的介体。它为细胞的有序排列,进而为形态发生提供了构架。模型实验已表明了嗜银系统的细胞外起源、无生命性质和形态发生作用。小纤维和膜结构可以从结缔组织的萃取物中产生,可以依赖细胞而生存,也可以像组织培养那样在体内生存。用适当的盐溶液与小纤维物质的溶液混合,以形成结晶,由此可以产生晶体的小纤维骨架。然后将这种纤维状物加以冲洗以消除其中的盐,用它作为培养组织生长的构架,这时它可以依靠活细胞而生存,形成最初的晶体排列。最后,细胞间的系统是生理整合的基础。例如,它能解释功能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由于机械张力使小纤维按一定方向形成的结果。在伤口愈合过程中,伤口充满液体,是由发炎和溶液中某些小纤维物质酸化造成的;后者产生小纤维的构架,用以作为重新长出肉芽组织的细胞的移动路线。因此,应当按照细胞间组织理论的观点修正细胞病理学。疾病的原因不能完全被归结为个体细胞的紊乱,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细胞间系统的紊乱引起的。例如,在恶性肿瘤的渗透生长过程中,细胞间系统的紊乱起着重要作用,在结缔组织中形成的小纤维大量地围住癌,促进和加剧癌细胞的侵袭。

    Ⅲ.伍杰分析的等级秩序的第三种情况是遗传等级体系。这里,受精卵代表第一层次,连续几代的后代代表下几个层次。关系R(g)表示:“是直接的后裔”。可是在两性繁殖中,遗传等级体系只是更复杂的秩序系统的一个方面,因为受精卵处于双亲的关系R(g)中,该秩序系统具有网络的特征。

    Ⅳ.海登海因已表述了类似的组织原理。在他看来,有机体是由组织系统构成的,这些系统按圈形上升秩序排列,上层的系统包括了下层的系统。例如,在神经中,下面的组织系统被“囊括”进另一个系统中:最低层次是神经原纤维,接着是神经元,最后是宏观神经。组织系统根据它们经分化而增殖的能力加以区分。经分化而增殖的过程不仅适用于像染色体、核、叶绿体等那些细胞组分(当然适用于细胞),而且适用于组织的细胞系统。当这样的组织系统在分化之后没有分离而保持着联系时,它们形成了越来越高等级的系统。腺单位或腺节是个例子。分化并非完全分离,它们表现出逐渐的分叉,由此最终导致树腺的形成。在许多腺类型器官(诸如绒毛、味蕾、肾脏等)中,可以发现这种“分化和综合”的原理。这个原理也适用于植物的叶,按照海登海因的说法,叶的各种各样的形状可以根据几何形结构推知。

    Ⅴ.有机体不仅表现出形态学的部分等级体系,而且表现出生理学的过程等级体系。更准确地说:“一个有机体并不表现为可以从形态学方面粗略地描绘的一种等级体系。相反地,它是许多方面交织、重迭的等级体系,这个等级体系可能与形态学等级体系的层次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有可能在动物的活动行为中发现以下的几个层次:第一,在肌肉中发生的物理-化学反应;第二,由此发生的肌肉收缩;第三,往返于脊髓中某些神经中枢的简单反射;第四,大群肌肉的复合反射,例如链反射,合作肌和对抗肌的活动,等等;第五,趋激性反应,即这样一种反射活动:躯体一侧的运动器官受到外界影响后,有机体转向针对刺激来源的一个确定位置;第六,受神经系统最高中枢的控制和统辖的整个躯体反应,它们协调所有单个活动,并且还能把这些协调活动与以前的经验联系起来;第七,依存于超个体单位的社会性反应,例如,昆虫群体中的个体活动。

    过程等级体系不像形态组织那么严格。如果某个过程影响形态学方面的某种确定的组分,过程等级体系对能与形态组织相对应,但并不必然如此。某些组分,例如,胰腺的大部分组织和胰岛一起构成一种较高级的组分,构成称为“胰”的器官。但是,就其他关系而言,一个组分可以与形态学上相距很远的另一个组分协同作用,由此形成更高序列的功能系统。例如,胰岛细胞与肝脏协同作用,依靠胰岛素调节肝脏释出糖并输入血液。

    这种见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有机体内存在着并不构成形态学单位的“器官”。鉴于传统解剖学以形态结构为基础,现代解剖学则偏重从“功能系统”(本宁霍夫[Ben-ninghoff」)方面进行描述。行为系统,诸如由骨、肌肉和神经组成的运动系统,只有从它们的相互作用方面考虑才可理解。甚至可以说,现代解剖学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于发现这样的功能系统,例如由阿朔夫(Aschoff)和其他人发现的网状内皮系统和心脏起搏点系统的功能。

    Ⅵ.等级秩序更重要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等级分异。可以在胚胎发育中看到这种最明显的例子。发育卵,最初表现为一元系统,后来逐渐分异成个别的“域”,先形成器官的复合体,随后形成个别器官、器官的部分,等等。因此,外胚层和内胚层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胚胎内形成的。在外胚层中形成了预定的表皮部位和髓板;在预定的髓板里形成了脑和脊髓部位;在脑的区域,形成了眼睛的原基,等等。用等级秩序的术语说,这里事物W对应于最初的一元的卵,下面的层次对应于第一、第二、……等等的分异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分异并不与分化等级中的细胞组织相一致。就镶嵌卵(p.58)而言,在尚未分裂的卵内出现了分异,就调整卵而言,分异是在多细胞复合体内出现的。由于发育卵通过分异再分成细胞的组分,并没有出现决定各个部位未来结局的因素;更确切地说,这些因素是决定一组细胞变成某种组分的动力前提。例如在调整实验中,细胞的切除、移位、附加等等,并不改变器官原基的分异,则表明了这点。

    分异等级体系是生物领域的主要特征,也是心理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特征。物理系统的等级秩序是由最初分离的系统整合为更高级的单位而形成的,例如,在晶体中表现为空间点阵是由原子整合而成的。与此相对照,在生物领域里,由原初的整体分异为子系统。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可以发现这种情况。系统发育过程也是这样,有机体的逐渐分化意味着最初在单细胞中联合的生命功能,分异成为摄食、消化、对刺激的反应、生殖等独立的系统。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经典的联想心理学(PP.189f.)假定最初感受到的是对应于个别感受器要素的兴奋(例如视网膜的兴奋)的个别感觉,然后将这些个别感觉整合成知觉形式。可是,现代研究表明很可能最初感觉到的是未分异的、可以说是不定形的整体,尔后这种整体感觉才逐渐出现分异。比如,病理学的例子表明了这点。对于脑神经中枢损伤后正在恢复的病人来说,最初再现的不是单个感觉:小点光引起的感觉,不是发光点,而是一圈模糊的光亮;只有后者才是知觉到的形状,最后,逐渐恢复为发光点的知觉。这可与胚胎发育相比,视觉的恢复从未分化的状态发展到分化的状态,这可能同样适用于知觉的系统发育的进化。

    Ⅶ.等级秩序的一般概念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有机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密切性有不同强度。在原始后生动物中,例如在腔肠动物中,细胞表现出很大的独立移动性和吞噬活动。与之相对照,我们在高等动物力发现细胞和组织对于整体严格的从属关系、我们可以称之力逐渐整合。我们进入有机体的层次越高;孤立部分的行为与它们在整体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越是不同;这些孤立部分的行为与整个有机体表现的行为相比,则更加不同。

    高等动物主要有三个整合系统。第一,体液,它在组织和器官中分配营养和氧。同时为细胞的活动提供最适宜的内环境。第二,激素,它从化学上以特定的方式调节各种功能。第三,神经系统,它不仅是对环境的刺激作出反应的机构,也是有机体整合的机构。

    逐渐整合与各个部分的逐渐分化协同进行,部分的分化同时意味着专一化,从形态学上说,可称为“分工”。我们可以在最简单的单细胞有机体中,也可以在最高等动物中发现新陈代谢、生长、应激性、繁殖、遗传等基本活动。可是,阿米巴的所有这些生命的基本活动过程是在单个和同一的系统即它的细胞原生质内进行,而在较高等的有机体中,这些过程分散在不同的器官和系统中进行。唯有专一化才使有机体各种功能的增强和完善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专一化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

    逐渐分化同时意味着逐渐机械化,即原初统一的活动分裂成诸独立的个别活动,从而失去了可调整性。当某些部分获得比较专一的功能时,失去了调整能力,即丧失了对付突然事件的其他功能。因为失去某一些部分,会造成无可修复的损坏、这个原理,可以通过社会学的类比得到最好的说明、在野蛮时代的原始公社里,每个人同时是农民、工匠、战士、猎人。只有当行业团体的成员实现专业化时,才有可能取得文化技术的进步,但这时,专业人员变得必不可缺,同时他在自己日常职业之外比原始的个人更加无能。因此,鲁滨逊在荒野中显现出的可怜相更甚于其仆人。他之所以能凑合着生存,是因为幸亏老天将各种各样的文明物冲上岸供他使用。生物领域里也是如此,发育过程中胚胎部位的逐渐确定,神经系统中随着神经中枢逐渐分化和固定,调整能力逐渐减弱,都表明了这点。同样,就有机体对不同环境适应性而言,也只有通过有机体自身内的分化和专一化,才可能得到发展。有机体必定会因为机械化而付出代价,即各个部分固定地具备单一功能,由此丧失遭受扰动后的恢复能力。

    而且,随着逐渐分化,某些部分获得比其他部分更多的优势。与此相关的是逐渐集中化。于是我们在发展程度较高的等级体系中发现队列秩序原理和各个部分的从属关系(A.米勒[Muller])。整合所特别依赖的“中心”器官,在细胞中是细胞核,在高等动物中是神经系统。当然,有机体不像军队那样表现出明确的队列秩序,而是多种多样和相互作用的秩序模式的复合体。例如,我们可以把脑看作神经中枢的主导器官。但是,如果心脏停止跳动几秒钟,脑立即会变得不能活动。我们也不能认为。已脏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重要的器官,因为当肝脏不能释出心脏活动所必需的糖时,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反过来,肝脏又依赖于心脏的正常活动(冯·内尔加德[von Neegard])。

    队列秩序和“主导部分”的原理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它不仅适用于形态组织,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因此,比如胚胎发育是由某些区位即组织者控制的、有机催化剂也显示出队列秩序(米塔施[Mittasch]):开始是最专一地适应进行单一反应的酶;接着是生物催化剂,诸如,植物的生长物质,或动物的组织者物质,这些物质调节不同范围的复合过程;最后是指导式的生物催化剂,诸如许多激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有机体的心理-物理状态。同样也存在基因的队列秩序:从控制单一的、通常是微小的性状的基因,到以比较广泛的多效性(P.74)影响大量性状的基因,最后到指导许多其他基因活动的“上级”或“集合”的基因(E.费希尔[Fischer」,普福德勒[Pfaundler])。性别决定的基因属于后者;这些基因控制脊柱的遗传变化,进而不仅引起骨路系统的相关变化,而且引起肌系、神经分布等等的相关变化(屈内[Kuhne]);这些基因可能控制人的体质类型。

    与集中化原理相联系的是生物个体性问题。

    5.什么是个体?

    我们用显微镜观察一滴池塘水中的微生物,很可能会沉思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个体”?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有点多余的,实际上是深奥的和难以解答的、我们看到一滴水中活奔乱串的微小而透明的生物。绿色的像锭子形状的生物用长长的鞭毛推动自己在水中前进,拖鞋形状的生物更是自在地甩动纤毛游动着。阿米巴,无定形的原生质微滴,在泥浆中爬行。

    显然,一条鱼、一只狗、一个人都是个体。我们借此意指它代表一种处于空间和时间中,具有与其他种类相区别的行为,以此经历着确定的生命循环的生物、但是,在单细胞有机体中,个体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了。单细胞生物世世代代仅以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个体意味着某种“不可分”的东西;既然单细胞生物事实上是“可分的”,而且它们恰恰是通过分裂而繁殖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称这些生物为个体”这同样适用于以分裂生殖和芽殖的方式进行的无性繁殖,正如我们在许多低等的后生动物中所见到的。在实验的证据面前,“个体”这个词变得不适用。当一只水螅或一只涡虫纲蠕虫可以被我们任意切割成许多片段,每个片段能生长成完整的有机体,我们能坚持认为这些动物是个体吗?用淡水珊瑚虫做实验,也证明“个体”概念是极其模糊的。将珊瑚虫的前端切开,很容易产生双头珊瑚虫。以后两个头发生竞争;如果捕获水蚤,两个头会为了战利品而发生争吵。虽然哪个头吃掉水蚤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它总是落进共同的肠子,在那里被消化,而有机体的所有部分都由此受益。这里,我们一定要说清楚是“一个”还是“两个”个体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当双头动物或者分裂成两个,或者融成一个时,大自然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个体的概念即使在比较高等的动物中,至少在其发育的早期阶段,也成问题。不仅半个分割海胆卵可以发育成完整的动物(如杜里舒实验所表明的),而目分割的蛛螺卵也可以发育成完整的动物。另一方面,“个体”甚至可以由取自不同物种的诸部分装配而成、例如,施培曼(Spemann)将两个一半的原肠胚融合起来,产生出一个发育得很好的蝾螈,它的一侧是有条纹的,而另一侧却是有条纹和有羽饰的交杂在一起。

    最后,从体质的观点来看,甚至人的个体性有时也成问题。同卵孪生儿来源于单一的卵,这个卵在胚胎的早期阶段发育成两个“个体”。人们都知道,同卵孪生儿不论其身体特征,还是其精神特征都有惊人的相似。在一对犯罪的孪生儿中,可以发现兄弟俩犯罪的性质和犯罪的时间有着惊人的一致。

    因此,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个体,即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过程中发生逐渐整合,有机体的各部分逐渐分化和失去独立性。严格地说,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个体性,而只有系统发育的和个体发育的逐渐个体化,这种逐渐个体化是以逐渐集中化为基础的,某些部分取得主导的地位,由此决定着整体的行为。无论在发育过程中还是在进化过程中,个体性是可以接近但不能达到的极限。

    随着个体化,死亡进入了生命世界。经验表明,高等动物中出现的复杂和整合的系统,不能以与低等生物原始的“分开”这种方式相对的分裂进行繁殖,因此它不能无限度的存在;由于自然的消耗,它们趋于衰老和死亡。用死亡的术语给个体下定义,不是不恰当的。整合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集中化趋向,与生殖器官的分裂趋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抗(A.米勒)。完全的个体性,即集中化,会使繁殖成为不可能,因为繁殖以新的有机体的建构出自老的有机体的诸部分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恰恰是最重要的中枢系统——大脑和心脏在衰老的自然过程中最先衰弱,所以它们是死亡的器官。

    因此,生物学上的个体概念只是被定义为极限的概念。确实,它来源于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和客观观察的领域。只有在作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才能直接意识到个体性,但在我们周围的活机体中是无法严格定义这种个体性的。

    6.超个体组织的世界

    我们见到的有机体是在空间中独特的实体。可是,它们是更高级的生命单位的成员。就时间方面说,还存在着物种的单位。每个有机体由它的同类有机体所生,并且它自身又会产生新的有机体;因此,每个有机体是超个体单位的成员。而且,就空间方面说,生命的等级体系并不终止于有机体,还存在着更高级的单位。

    属于更高级生命单位的首先是同一物种的有机体的联盟,例如动物的群体。典型的例子是管水母、浮游群体的水螅虫,它们形成巨大的类族,这些类族由分化成摄食、触手、浮囊和繁殖的单位的大量珊瑚虫所构成。这种情况在动物王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空间中分离的有机体也可能有超个体的组织;如蚁、蜂、白蚁的昆虫社会。不同社会等级的动物,职虫、雄性与雌性、兵蚁,看来好像是昆虫社会的从属“器官”,这些“器官”很像聚合在一起的管水母群体中的各种珊瑚虫、特化动物为保持整体的生存而起协调作用的功能,正是有机体内各个细胞和器官的功能。蜜蜂在交配季节的婚飞中,在成群飞行中,在产生新皇后的过程中,整体决定了蜂窠中个体的活动,这种令人赞叹的整体的“目的性”远远超过任何个体可能的预见。整体由此得以维持和再生,例如,皇后死后,新皇后又从蜂窠中产生。因此,整体的所有标准,都适用于昆虫社会。系统发育导向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动物社会的趋势,可以与导向更高等有机体的趋势相比拟;在昆虫社会中我们也发现伴随着向越来越高级和分化程度更高的组织的进步,出现了最初的松散性集合。

    不仅相同有机体的联合,而且不同物种的联合都可以形成更高有序的系统。下面,我们来谈谈共生现象。共生现象也有一系列的阶段:从松散地生活在一起,如寄居蟹和海葵,到非常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如较低等的有机体通常寄生在较高等的动物特别适应的器官内。生物学证明了细胞内共生现象的广泛分布和重要性,有各种形式的共生现象,例如,营养和呼吸的共生现象,发光细菌的共生现象,等等。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新的有机体来源于两个不同有机体的共生,例如地衣是水藻和真菌的共生现象。

    从由同种有机体的联合而形成的生命单位,或不同物种的共生现象,我们进到了更高级的系统。某一区域中的动物和植物群落(生物群落),诸如一个湖泊或一片森林,并不只是许多有机体的聚集体,而是受确定规律支配的单位。生物群落被定义为“在动态平衡中维持自身的种群系统”(雷斯沃伊「Reswoy」)。

    最高单位是地球上整个生命界。如果一群生物体被消除,那么整个生命界必定会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或平衡被破坏的状态。只有绿色植物能够利用太阳辐射,将无机化合物合成有机物质。只有各种微生物的协同作用,保持了生物元素的循环。相似地,非常特殊的化合物,诸如对于动物的正常功能必不可少的维生素,只能由植物产生。生命之流只有在所有种群的有机体之间连续的物质流中才能维持。

    正如费里德里希(Friederichs)、沃尔特里克(Woltereck)、蒂内曼(Thienemann)和其他人表明的那样,生物群落的理论属于那些整体的概念已应用了很长时期的领域。这里要谈的只是生物群落理论的一般要点。

    生物群落是由相互作用的组分构成的系统,由此显示出系统的特有性质,例如彼此相互依存,自我调节,对扰动的适应,趋近于平衡态,等等。然而,生物群落整合的程度与有机体相比较,毕竟还较低些;它们是松散的、非集中化的单位。它们的发展取决于外界条件,而有机体的生活循环却是由内部条件决定的。因此,生物群落完全可称为系统,而不能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称之为超有机体。

    在生物系统中,生物群落受严格的规律控制。事实上,种群系统的数学理论,生存斗争的数学理论,生物平衡的数学理论(洛特卡[Lotka」、福尔特拉[Volterra」、德安康纳[d’Ancona」等)属于数学生物学的最先进的领域,虽然实验迄今还没有完全与这个领域的理论同步发展。在争夺食物的生存斗争中或在捕食与被捕食关系中共存的,由单一物种构成的种群的生长规律,由若干物种构成的种群的生长规律,都能由此而得到表述。

    适用于生物群落的整体性概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未开发的自然界处于生物群落平衡的状态。虽然,每一小片看来平静的森林或池塘中进行着生存斗争,但是,植物和动物,被捕食的动物与捕食动物之间保持着平衡;没有哪个物种能够无限地增长,因为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天敌。但是,只要不发生遗传变化或环境变化,没有一个物种会灭绝。如果人们粗心大意地干预了生物平衡,这种状态就会发生改变。他耕作土地,造成只由一种植物构成的群体,例如单调的松树林;他无意地从地球的其他地方引入了当地没有天敌的害虫。这会导致生物平衡的严重扰动。害虫如果没有天敌的控制会无限制地增长,造成完全毁灭大面积种植园的灾害。对害虫的生物控制,即用引进害虫的天敌的方法恢复生物平衡的惊人成果,表明了生物平衡理论的实际功效。

    在这方面,饶有趣味的是,机体论概念适用于完全想象不到的领域即森林。莱梅尔(Lemmel)(1939年)从冯·阿塔朗菲的机体论概念中引伸出dauerwald(永存森林)观念,即避免森林净空原理和尽可能保持天然生物群落原理。

    种群生长的定量定律也具有实用的价值。就人类而言,一个由单一物种构成的群体的增长,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确实,数学生物群落学是受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增长学说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流行病的循环律可以看作人、病原体和载体之间的生物平衡,它是卫生学上很重要的规律。引起动物数量周期性涨落的环境因素或种群系统自身动力学因素的问题,对于狩猎、渔业、农业和林业来说,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问题。

    可是,从哲学上考虑,可以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把一个生物群落视为统一的系统,这合理吗?难道这个系统中的成员没有卷入不断的消灭或被消灭的斗争?这导致哲学的基本问题。用罗克斯(Roux)的话来说,各个部分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所有生物系统中——无论是在有机体中还是在生物群落系统中,都是剧烈的。不仅在“分离的”生命系统中,诸如生长中的珊瑚虫,各个组成部分为争取养料而发生竞争,而且所有生命系统都如此。例如,在饥饿的动物体内,不太重要的组织被消蚀掉,以维持更重要的组织;在再生和变态过程中,这些组织为维持整体而无畏地牺牲自己;甚至在正常发育中,造部分的分化生长,作为形态发生的一个基本过程,也是由各部分之间争夺养料而造成的。因此,由各部分竞争而形成的统一体存在于每个生物系统——有机体和超个体的生命单位中。这反映了一种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Herachlitus)和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的深刻的形而上学观念: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及其每个个别的实体,都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a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然而,这样的统一体在它们的对立和斗争中构成和保持了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些生物学事实展示了神正论的古老问题:世界上的罪恶产生于由个体化而成为各个竞争部分,这些竞争部分的斗争意味着个体的湮灭和整体的逐步实现。

    第三章  生命过程的整体概念

    总有一天,机械论和原子论概念在人们聪慧的头脑中完全被推翻,所有现象都显现为动态的和化学的现象,从而进一步证实自然界的神圣生命。 ——歌德:《日记》,1812

    1.胚胎发育:对机体论概念的探讨

    从一滴微小的、几乎均一的原生质中产生出具有几万亿个细胞、无数器官和功能的动物的奇妙结构。在神奇的胚胎发育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从古代起就一直成为有机生命理论和哲学的中心。

    可以说,机体论概念今天已成为胚胎发育领域里的普遍性观点。但是,由于机体论概念成了传统的机械论和活力论之间斗争的主要焦点,又由于这些冲突的新闻目前哲学家还不能回避,也许有必要简短地介绍这种争论的主要情况。

    本作者最早提出与胚胎发育问题有关的机体论概念,随后,这一概念便成了理论生物学中最有争论的阵地。他的著作《现代发育理论》(1928年,1934年),试图通过研究不同的概念,作出几种选言判断,并详尽地探讨这些选言判断的逻辑可能性,从而确定生物学理论的必然方向。

    从现代科学的黎明起,就出现了两种解释奇妙的发育行为的基本概念,称为“预成论”和“渐成论”。这两种理论发源于17世纪生物学开始时期。老预成论者假定人或动物有机体早就以缩微的方式存在于卵或精子中。像花朵出自花芽,或蝴蝶出自蝶蛹,卵或精子中的小人和小动物只需要经过展开和扩大,就可以形成发育成熟的有机体。显微镜刚发明时,有人就绘制了一些奇怪的图画,画上一个微小的人体卷缩在精子里,甚至头上戴着睡帽。显微镜技术的改进,不久揭露了这种看法的错误。卵和精子只有很少几种结构,而发育成熟的有机体肯定不止这些结构。因此,渐成论学派乞求形成动因或形式因(nisus formativus),认为形成动因使受精卵无定形的团块产生出有机体。当然,古典形态的预成论和渐成论是相当幼稚的。然而,它提出了解释发育的两种基本图式,这两种图式至今仍未失去其意义。预成论断言,如果有机体不是在卵中预先形成的,至少有机体各部分的原基或胚基是如此、渐成论则认为卵原来就是未分化的。

    这样,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逻辑选言判断:或者是预成的——有机体可见的复杂形态以不可见的形式早已存在于卵中,以致于它依靠预先存在的胚基的分离活动而发展起来,或者是渐成的——有机体可见的复杂形态是逐渐从发育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是胚胎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结果。

    第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表现为魏斯曼(1892年)提出的现代预成论。按照他的看法,在受精卵细胞核中存在着不同组织和器官的原基或“定子”(determinants)。这些定子通过遗传过程中不均等的细胞核分化,逐渐地在由卵裂过程产生的细胞间进行分配。最后,每种细胞只包含一种定子,定子将自己的特征赋予组织和器官。

    魏斯曼理论不久便遭到实验发育生理学或发育力学第一个研究成果的反驳。例如,半个胚胎应当只包含定子物质的一半,因此只能产生半个有机体。事实上,在许多实例中,例如在海胆或蝾螈中,完整有机体是由半个分化的胚胎发育而成的。一般说来,细胞在调节、移植、再生等活动中的作用远远超出它们在正常发育中的作用。因此,并不像魏斯曼假定的那样,胚胎的细胞和部分对于一定的发育活动是固定的或预成的。胚胎的细胞和部分发育的“潜能”一般也远远大于它们在正常发育中的实际作用。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和某些限制下,胚胎表现为一个“均等潜能系统”,就是说,每个部分能产生全部的和相同的即完整的有机体。

    这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在每种特定情况下,何种方式决定了细胞中的何种潜能得以发挥?杜里舒作了原则性的解答:某个细胞的发育活动取决于该细胞在整个发育系统中的位置。这个陈述概括了大量实验成果。目前立足以说明早期发育阶段的调整现象:在正常情况中,一个海胆卵分化为两个分裂球的每一个,分别产生幼体的右半部或左半部。可是,将这两个分裂球中的每一个加以分离,可以产生一个完整的幼体。如果两个两细胞期的胚芽融合,四细胞中的每一个仅对成熟幼体的四分之一起作用。

    发育或所谓确定的某一程序是怎样建立的问题,可以用发育生理学的第二个基本原理作出解答。这就是施培曼的原理:胚胎的各个部分向某种发育结局逐渐确定。这个原理也可以用大量例子加以说明,这里我们只举其中一例。蝾螈胚胎中预期的表皮物质即正常发育中将形成腹表皮的物质,如果在早期阶段移植到其他胚胎的髓板部位,就会变成脑的部分,反之亦然。可是,到后期阶段,胚胎各部分已确定了下来。当一片预期的髓板被移植到躯体的腹部,则会变成神经系统的一部分或它的派生物之一,诸如畸形的眼睛。

    因而,发育并不取决于预成的胚基的分配,而是胚胎的各个部分向某种发育结局逐渐确定,这种确定过程受整体的制约。因而,发育在原则上是渐成的,尽管发育并非没有预成特征。发育系统不是完全同质的,而是有差异的,甚至在最早阶段也是如此,至少沿着极轴的两边是有差异的,例如,像蝾螈胚胎组织者的不可替代性所表明的那样(P.66)。

    这些论述对动物胚胎行为中特有的差异作出了解释。在一类所谓调整卵中(可以在海胆、蝾螈和哺乳动物中看到这类调整卵的例子),正常的有机体可以从分离的或受其他因素扰动的卵或胚芽中发育起来。另一类是镶嵌卵,例如,海鞘和软体动物的镶嵌卵,这类卵的一半碎片只产生不完全的有机体。调整卵与镶嵌卵并不是对立的两类;人们发现这两类之间全都可以转化。它们的区分在于细胞分裂的速度不同,调整卵确定的速度较慢,而镶嵌卵确定的速度快些、因此,在调整胚芽中,细胞和区域并不是在早期阶段确定的,所以,即使胚芽受扰动后,也能产生正常的有机体。另一方面,在镶嵌卵中,确定的部位,所谓器官形成域,在细胞分裂开始之前就早已存在了,以致于不能在受扰动后加以调整。

    这样,第一个选言判断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发育不是独立的配置活动或发育机器的活动,它是受整体控制的。

    现在来谈第二个选言判断。“整体”或者是不同于胚胎物质系统的、外加的因素,或者是在这套物质系统内固有的。前一种观点是活力论,后一种观点是有机整体性的科学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PP.5f.)杜里舒是怎样通过他的实验走向活力论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反对活力论并不感兴趣,我们关注的只是从经验上对活力论的反驳。

    经验表明确定所依赖的“整体”,不是在将来要达到的典型结果,而是任何特定实例都能表明的一定时间内发育系统的实际状况。当然,只要确定还没有发生,会出现等终局性(PP.142ff.),即可以从不同的初始条件出发达到相同的最终结果。然而,发育不是在可能达到最好和最典型结果的意义上“有目的”进行的,不是由隐得来希按预期的目标指导发育活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是否发生调整,何时发生调整,怎样发生调整,肯定是由存在的条件决定的。例如,海胆卵二分之一的分裂球产生出完整的幼体,四分之一的分裂球也是如此。从八细胞期或更后期阶段的分裂球的部分发育成完整的形态,还是发育成不完全的形态,这取决于存在的细胞物质或实验上加以组合的细胞物质,在一个已知的细胞组合中所获得的结果可以表明这点。可以说,发育过程是以“必然性的无感觉活动”方式进行的,无论其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是目的论的,还是反目的论的,或是无目的论的。人们也不能坚持认为,隐得来希试图达到最典型的结果,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而阻碍达到这样的目标。例如,如果对蟾蜍施行适当的切口手术,它能在超再生中产生六只后腿。显然,这里隐得来希的活动并没有因为缺乏由它支配的物质而受到限制;相反地,这个过程是由现存的物质条件必然地决定的。回想杜里舒的说法,反而可以增强这个论据的力量。按照杜里舒的说法,隐得来希的基本作用之一是潜势过程的“暂停”,意思是它在正常发育中,同样也在调整发育中停止某些过程,以形成几乎最典型的整体。超再生和其他畸胎清楚地证明了隐得来希的虚弱无能。

    因此,对于第二个选言判断,我们可以拒绝这样一个关于要素的假定:这个要素参与胚胎的物质系统,按照将来所要达到的典型结果控制胚胎的发育活动。发育过程呈现的“整体性”是胚胎固有的,而不是超验的。胚胎本来就表现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而不是一些发育机器或胚基的总和(这是魏斯曼学说和活力论的共同基础,后者只是假定胚胎发育机制受非空间的隐得来希的操纵)。

    由此出现了第三个选言判断。胚胎的整体活动或者可以用已知的无生命界的原理和规律来解释,或者用独特的生物界的原理和规律来解释。

    第一种观点的综合理论最初是由艾德施米特(Goldschmidt)提出的。按照这种理论,发育本质大是以催比性质的化学活动为基础的,这种催化活动是由基因开动的,并导致了卵细胞质的分化,尔后引起胚胎内细胞各区域的分化。接着,由于物理-化学上的平衡,分化的各种原生质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定位,从而通过“化学分化”的方式确定器官形成的区域。直到最初的化学分化确定之后,胚胎才呈现为一个整体的物理-化学系统。因此,在调整卵中,平衡状态是受扰动后而恢复的,完成调整活动不需要隐得来希的干预。但是,在镶嵌卵中,化学分化发生在很早的阶段,因而受扰动后不可能进行调整。随着发育的进展,新基因与早已出现的化学分化发生反应,因而比较少量的基因催化剂和器官形成物质能够发生大量反应和形态发生过程。基本的原理是协调反应速度原理:在所有细胞和所有胚胎那位同时进行许多不同的反应活动;基因活动及其定量的协调化,决定了这些反应活动中哪些过程起主导作用,并由此决定了任何特定部分发育的结果。

    现代研究表明这样一幅图像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我们还远远不能够确定假设中的发育和平衡的化学因素。基因-激素表明基因的活动是一种化学性质的活动(p.76)。发育的基本过程是由类似激素性质的化学物质控制的,这种类似激素的化学物质表现为施培曼及其学派所研究的组织者。脊椎动物发育最基本的过程之一——神经系统的形成,是由某个部位即胚孔的背唇引起的,胚孔的背唇代责未来的脊索和中胚层的原料。将蝾螈胚胎的组织者切片和其他脊椎动物相应部位的切片,移植到不定型的部位,例如未来的腹表皮,会引起不正常的、寄生物似的神经系统和相关器官的形成。这种活动是化学性质的活动。已被弄死的组织者和非常不同的动物组织中提取的组织者,以及若干化学物质,也会引起神经管的形成,虽然组织者物质的化学性质迄今尚未明确地得到鉴定。而且,协调反应速度原理是一种有广泛意义的原理。这个原理最初是由戈德施米特研究关于性别决定这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时提出的,但它普遍适用于对遗传模式的认识(p.76f),并且解释了胚胎发育中的许多过程:逐渐的确定、组织者的作用、与预期意义相反的自我分化、极性、两边不对称的发育、补偿生长、异形化等等,最后它还解释了个体发育方面和系统发育方面的生长速率的协调问题(PP99f,138)。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指望把发育完全分解为物理-化学的因素;与这种指望相反的观点倒是正确的。分离的化学因素越多,集中在发育系统活组织上的问题也越多。例如,对于组织者活动的化学性质的考察,使问题转移到反应的基质;组织者主要表现为触发器动因;受影响的组织承担形态发生过程的功能。如果我们称卵为“多相胶体系统”,我们所说的含意是非常狭小的;化学上确定的“基因-激素”和“形成器官的物质”之间的反应,产生的只是比学上确定的化合物,而不是发育过程中产生的组织化的形成物。

    其次,我们在发育过程中发现一些非常神秘的过程,这些过程好像与物理-化学的分化无关。这是化学上未分化物质的非常复杂的形态的产物。我们在细菌的纯粹培养中发现好像粘土模子形成的现象。以前相互独立的、相同的阿米巴细胞,可以说,服从一种未知东西的控制:它们融合形成多核的细胞质流,通过有组织迁移,最后构成复杂的、通常极其美丽的孢子囊。在蘑菇中,无规则地生长的菌丝,好像填满不可见的、预定的和每个品种特有的模子,由此形成菌盖。在海绵和水螅中,我们发现重新整令的独特现象;水螅被割碎而产生的碎片,甚至海绵这种动物被压成纤细的丝状物而分离出的各个细胞,也能结合成具有正常形状和组织的复原动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化学分化、形成器官的物质的分离、平行活动的化学反应链。按照快调反应速度原理,其中某些化学反应链处于有利的地位,因而在多种反应链的竞争中得胜。我们可以理解分化造成的结果,即原初简单的几何形式——比如说,球形细胞聚集体——发展成更复杂的形状,因为生长是在生长促进因素定位的某些点上不断发生的。但是在蘑菇中,这个过程恰好是颠倒的:不是内部分化转变为更复杂形状的产物,而是原初未分化的、并未表现出内部结构的物质,逐渐地呈现为简单的形状。如果我们考察动物的发育,我们通常发现物质的分化与形态发生活动密切相关。例如,原肠胚的形成,神经管的形成等,就是如此。即使如此,同样的原理仍起作用。几乎同质的物质——神经细胞、肌肉细胞、骨细胞——构成一种典型的形成物,这些形成物的外形是独特的和特定的,而这些细胞的内部排列形式多半是偶然的、形态发生活动似乎是整体的整合活动;就原肠胚形成而论,可称之为“阿米巴活动”,它不是个别细胞的活动,而是作为整体的胚胎的活动。

    因此,对于物理-化学过程作孤立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这仍未解决组织问题和精细复杂的形状如何形成的问题。

    我们还可能以更普遍的万式提出假设,用以对发育作出物理-化学解释、我们只可以假定,将特殊现象还原为物理的格式塔规律在原则上是可能的,而不是要求对特殊现象作事实的解释。格式塔意指达到某种平衡并表证物理整体的那些系统(cf PP192f)。但是我们在此也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

    胚胎从很少分化的卵发育成高度组织化的多细胞结构,意味着有序的增长,而这种有序的增长是由系统自身的内在因素造成的。从物理学观点来看,这样的行为初看起来似乎是悖理的、物理系统不能靠自身增加它的有序。相反地,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每个封闭系统中,有序的衰减是事件的自然过程。这种情况正好在分解的死尸中发生,而胚胎发育则与此恰恰相反。胚胎发育行为首先以存在着向更高有序程度发展的特殊的组织力为先决条件;其次以胚胎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为先决条件。为了使有序的增长成为可能,必须不断地供给能量,以便用此能量产生有序,而不是按照熵的原理部分地耗散能量。进一步说,胚胎中出现的组织,不能以预成的和结构的方式解释,而只能解释为动态的有序。从能量学观点来看,发育需有功的消耗,做这种功所需的能量是靠储备物质(诸如蛋中的卵黄)的氧化提供的(cf p 127)。

    胚胎发育的第二个基本特征表现为有机系统的历史特征。这点我们将在后面再谈(P.111)。系统发育趋向的积累,正好在个体发育中得到逐步展开。这种历史特征也是无生命系统所没有的。

    于是,最后一个选言判断引出这样的结论:胚胎发育提出的问题,仅仅用已知的无生命界格式塔原理来说明是不够了。相反地,用本作者早先的论述(1928年)来说,应当提出“有机体所固有的特殊的格式塔原理”。这个概念不是活力论的,因为它并不假定有任何干预生命界的超验因素,相反地,它排斥这样的因素。但它是机体论的,由于生命系统固有的组织被认为是独特的,所以生物系统的自主性问题是有争论的。

    尽管有了大量的实验材料,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发育理论。但是,可以说所有现代概念是刚才所解释的意义上的机体论概念:蔡尔德(Child)的梯度理论,古维奇(Gurwitsch)提出的生物场理论以及P.魏斯(Weiss)、达尔魁(Dalcq)以另一种形式提出的场-梯度理论,等等。我们不讨论事实和假说的细节,而是大略地构画出现代的发育图像,这个图像也许可以被认为已可靠地确立了。

    可以用描述的方式使用胚胎组成部分的“潜能”概念,这意味着胚胎的组成部分在不同条件下可能会变成什么被一一列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例如,外胚层具有形成表皮和神经系统、也可能形成中胚层器官的“潜能”。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潜能的概念并不含有现实性的意思。实际上,潜能这个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它是静态的和二元论的。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的含意是在大理石中有许多微睡的塑像,雕塑家使这些微睡的塑像中的一个变成实际存在的塑像。相似地,有机物质好像也充满“潜能”;沉睡中的有机物质,一些被“唤醒”,另一些则被“抑制”。这种概念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除了由可与艺术家的天才相比的隐得来希做这样的事,任何其他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迟钝的化学物质在组织者的作用下完成这样的事情,或者按照蔡尔德的梯度理论,当仅仅由新陈代谢强度的差异决定了某个珊瑚虫或扁虫的一段是产生头部的不同器官,还是产生后尾更简单的器官,那么隐得来希的概念看来是悖理的。胚胎组成部分的“潜能”这个概念的特征是,它将生物视为本质上惰性的东西,发育的基础表现为死的物质,需要隐得来希艺术家塑造它。

    但是,事实上发育的胚胎是一种无休止的动态流。按照协调反应速度原理,各种部位和细胞的所谓“潜能”肯定不是别的,而是在各个部位和细胞中继续进行的不同反应系列的表现。起初,除了沿着主轴线一直存在着梯度之外,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取得任何决定性的优势。例如,在蝾螈胚胎中,沿主轴线的梯度表现为组织者的早期确定,它不可逆地决定形成脊索中胚层,而所有其他部位能够产生非常不同性质的器官,在某些实验中甚至超越胚层的界线。在这阶段,由于轴向差异存在所加的限制,胚胎系统是“均等潜能”的系统。该系统存在着等终局拟平衡(p.142f)的奇特状态,系统在受扰动后能回复到这种状态。所以胚胎即使在分切、融合或某些部分移位之后,也能产生相同的典型结果。相似地,移植的部分形成“邻近状态”即按照它们转移的部位发育。

    但是,一组确定的反应逐渐地在每个部位中起主导作用、起初,这种反应还是微小的,并且不是不可改变的——达到“不稳定的确定”状态:就正常的发育位置而言,发育活动按照确定的方向——例如预期的表皮的方向连续进行,变成表皮;但这不稳定的确定仍可被另外一些因素所改变;于是,另一组反应过程起主导作用,以致于被移植的同一块组织可产生脑的部分。当尚未确定的胚胎组成部分在一般培养基诸如盐溶液中加以培养时,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部分物质随之形成“自我状态”,即按照其来源发育:外胚层发育成表皮,中胚层发育成脊索、原节、前肾和肌肉纤维,内胚层发育成肠道上皮。但是,微小的、看来很一般的影响足以使发育过程发生偏高。因此,将外胚层转移到较成熟的蝾螈幼体的眼窝,可以通过与正常发育相反方向的分化,产生脊素或肌系;如果将外胚层转移到体腔或淋巴空间,它可以产生表皮或神经组织。由某些部位产生的特殊的影响,决定了邻近的区域。这尤其适用于组织者部位;对于典型的神经系统的形成来说,未来的脊索-中胚层部位在原肠胚形成过程中,必然构成背部外胚层的基础。

    如果某一系列的反应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那么,即使被移置到新的环境中,也不能再阻止这些反应的进行。确定一经发生,原先未确定的诸部位不可改变地按照发育的一定路线固定下来。

    起初统一的发育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分异成次级系统或“域”。在发育过程中,这些域逐渐变成自主的了,它们起初模糊的边界也逐渐变得确定起来。于是,形成了器官的原基。开始,原基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只有当人们用实验的方法将它们转移到反常的环境中,它们才在各个部分的“自我状态”分化中显现出来;后来它们作为器官形成区域变得明显。其中某些部位好像在它们自身中包含它们未来发育的所有必要条件;另一些部位是组织者,它们对邻近区域施加明显的影响。在这些部位的每一内部也发生着与上述相同过程。因此,器官的原基,诸如心脏、眼睛和四肢的原基,最初具有均等潜能,只有极轴是确定的。因此,可以从分裂的、融合的或错位的原基中产生正常的形成物;可是,不同部分的部位便被逐渐确定下来。不同区域的细胞通过变为各种不同细胞的组织分化,而与不同区域产生的发育条件相对应;它们的组织分化过程也经历了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和最终确定的阶段。

    相似的原理适用于再生过程。首先,我们知道了早期分裂球的均等潜势和不确定性,以致我们能得到分裂球经过分割、融合和移植的实验处理后作出调整的结果;接着是逐渐的确定,组织者依靠不同程度的特定刺激而发生作用;最后分化为自主的发育系统。再生领域内的某些现象很好地说明了同一物质中不同反应链之间的“竞争”。例如,如果剪去小龙虾的眼而不损害眼神经节,它可以再生出眼;但如果去掉眼神经节,其残余部分会生出触角(“异态”再生)。显然,这里的“眼”和“触角”的反应是平行地进行的,前者只是依靠来自眼神经节的影响之助而取得优势。一只珊瑚虫的一段,当它在水中自由地伸展时,会形成带有触须的头,但如果当它埋藏在地里时,则形成足。在前一种情况中,更大的呼吸强度给予“头反应”所需的优势。通常,我们可以对确定这一概念作这样的解释:当各个部分的反应中的一个反应占有优势时,原先各个部分的反应链速度的量的差异变成质的差异。这样的优势既可能由该部分自身原先微小状态差异的逐渐增加所造成,也可能由外来或多或少的特殊因素的作用所造成。

    因此,发育并不表现为神秘的“潜能”的唤醒或抑制,而表现为动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可是,直到现在,发育力学只提供了定性的观念,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即还没有形成一个可用定量的方式从中推导出规律和预言的陈述系统。就发育的一个部分过程而言,我们处于比较幸运的地位:器官的生长正接近于用理论概念进行表达,从这些理论概念中人们可以推导出精确的定量结论(pp.136ff)。

    2.基因:粒子与动态

    现代遗传学是生物学的一个领域,它在分析的精细性、各个原先独立的研究专业的综合性、规律和预言的精确性以及实际应用的广泛性方面,胜过生物学的其他领域。事实上,现代人们对遗传的物质基础的洞见,可以与现代物理学揭示的物质的基本单位、原子的结构和组织的图景相媲美。

    遗传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观点。人们通常说,生物学只有“运用实验的方法”才有可能取得进步。就实验作为揭示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的最重要的工具而言,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例如,孟德尔(Mendel)定律决非靠闭门思辨而发现的。然而,孟德尔的成就却也不仅仅在于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确实做得非常精心,但也不是过于困难的。毕竟自人类开始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起就进行杂交实验了,这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孟德尔之前,有相当多的植物学家从事杂交实验。实际上,孟德尔的成就意味着他开始用一种新颖的、巧妙的抽象观念做实验。他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混合遗传”概念。这种概念表明杂种是由父方和母方的特征以某种方式混合而合成的。相反,他提出了这样的概念:遗传特征在许多世代中无混合地分离和传递。这种理论概念是根据组合学说能够从实验中推导出性状在连续世代中分配的精确规律为前提。无计划的实验是不存在的,理论概念与有计划的实验的结合,使孟德尔有可能获得成就,并目使其后的遗传学取得进展。科学不是事实的单纯积累;事实只有当整理成概念体系时才变成知识。孟德尔工作的开拓性,在于他应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在物理学中是一直被使用的,但在当时生物学中却是前所未闻的。而这,也正是他甚至没有被他同时代最优秀的生物学家所理解的原因。

    遗传学也反驳了常常出现的否认生物学有可能建立精确定律的异议。这种异议认为,生命现象太复杂了,以致于这些定律难以让人承认。对于这种异议的答复是,首先,即使物理系统,诸如原子或晶体,也远非是“简单”的;其次,物理学利用理想化的抽象概念,例如绝对刚体或理想气体,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还要用进一步的近似值不断地对这些抽象概念加以修正;再次,表现上简单的问题,例如力学的三体问题,通常只能用近似的方法解决。另一方面,遗传学表明,涉及过程复杂性的生物现象并不排除精确的定律。从受精卵的基因到完整有机体的性状之间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还远远没弄清楚。然而,我们能够运用适当的抽象概念,对遗传问题作出完全精确的陈述,即阐明性状在连续的世代中的分配规律。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培育动物和植物的遗传控制的实践上是完全可能的。

    再者,还有着进一步的条件使这种方法成为切实可行。研究工作必须从比较简单的现象推进到更加复杂的现象。彭加勒(Poincare)曾说过:“如果第谷(Tycho)具备了现代天文学知识,那么开普勒(Kepler)就不可能提出他的定律”;行星轨道扰动的精确知识不可能建立起这些定律,这些定律只有在一级近似的范围内才有效。相似地,遗传学处于非常幸运的地位,它从特别有利的研究事例——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进展到逐渐复杂的研究事例。孟德尔本人从事第二项研究时,用黄花山柳菊做杂交实验,陷入了困境。今天我们知道,黄花山柳菊杂交代表种间杂交的一种复杂事例,因而不服从简单的分离定律。科学的方法是先研究能够借以阐明简单规律的理想事例,然后研究越来越复杂的内容。就许多生物学领域而言,也许我们知道的事实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并且也许大量资料的积累,反而阻碍了必要的理论纲要的发现。

    遗传学清楚地证明,除了逻辑的和计划的因素之外,非理性因素是如何在科学进步中起作用的。事实上,由于一系列幸运的偶然事件,遗传学的进步,尤其是从研究比较简单的事例转变到研究更加复杂的事例,是非常顺利的。这首先表现在孟德尔的豌豆实验中。孟德尔分析七对因子,豌豆单倍体的染色体数目正好是七条。孟德尔研究的性状的基因恰好每个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如果孟德尔做的实验中代表各种性状的基因位于一条染色体上,因而连锁在一起,那么他不可能发现分离现象,也不能够提出经典定律。更幸运的机遇是选择果蝇作为用于遗传学研究的模型有机体。选择果蝇melanogaster,而不选择其他品种,例如果蝇vir.ilis,更有利于进行遗传学的分析。再者,人们对果蝇做了详细的遗传分析,并且根据大量的实验绘制出染色体图之后,又认识到唾液腺巨染色体的重要性。巨染色体恰巧只出现在果蝇中,它们有可能成为验证认遗传学实验中推测出来的染色体上基因排列状况的细胞学证据。最后,果蝇对于弄清基因控制物质的程序的实验,对于移植实验等等,也是非常幸运的研究对象。

    遗传学证明,有机体的遗传性状是由位于染色体上的物质单位即基因决定的。基因控制所有的遗传性状,从微小的、对生命过程几乎不发生影响的性状,诸如豌豆种子的颜色和形状,或人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到严重的缺陷,诸如聋哑或癫痫,直到高度的智力特征,诸如音乐天才或科学天资。基因大致上像一串珍珠那样,以直线系列排列在染色体上。它们可以自由地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独立。孟德尔第三定律表明,含有基因及相应性状的染色体,可以按照概率定律自由地组合和分配。类似地,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具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交换中,两个含有基因的同源染色体的片段发生交换。在缺失中,失去了个别基因或染色体片段。在易位和倒位中,含有基因的一段染色体连接到另一段染色体上,或某些染色体片段倒置的插入,改变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列顺序,但这不影响由各个基因控制的性状。因此,除了比较特殊的情况即所谓位置效应(pp81f.),基因表现为独立的单位,不论它们如何组合排列,仍然施加其影响。它们一连串地排列在染色体上,就像一列货车的车厢,可以调车和重新编排,但不影响车厢的装载量。

    遗传学的大量证据,包括杂交分析的证据和对染色体结构作直接的显微研究的证据,都证实了这种遗传的基元论的(elemen-talistic)概念。然而,如果我们以非常朴素的和无偏见的态度考察这种遗传的基元论概念,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悖理的。

    例如,就遗传学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果蝇而言,它的染色体似乎装满了与微小的、通常不太重要的性状有关的基因。基因或基因组系统似乎由某些单位构成的,这些单位与某些性状有关,比如,有的与翅膀的某种畸形有关,有的与眼睛的某种颜色有关,还有的与某些刚毛形状或体色有关。遗传学家并没有发现与动物的组织相对应的基因序列,这种组织当然不只是这样的眼睛或这样的翅膀、刚毛的形状或颜色的聚集。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基因”或“遗传单位”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尽管这个问题在教科书中通常是回避不谈的。

    事实上,机体论概念在遗传领域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遗传学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里也必须从静态概念进到动态概念:遗传不是一种机构,在这机构中基因机器式地与它们产生可见的性状相联系,而是一种过程的流动;基因则以一定的方式介入其中。

    经典遗传学已经积累了许多有关两个或更多的基因在产生一个性状过程中协同作用的实例。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协同作用并不是一种例外,而是规律和遗传的一个重要特征。性状多源性和基因多效性的概念表明了这个事实。所有遗传性状终究是多基因的,即它们取决于许多或所有现存遗传因子的协同作用。从明显地由单个基因的状况决定的性状,到受数量不同的基因即所谓修饰基因影响的性状,最后到受许多或所有现存基因即基因综合体影响的性状,其间存在着连续的过渡形态。另一方面,基因的作用是多效性的,即是说,单个基因不仅影响单个性状,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整个有机体。从一个基因的作用只表现为单个性状的事例,到诸基因引起整个有机体深刻变化的事例之间也有一个连续的系列。

    同一性状可以受非常不同的因子的影响,是遗传的动态性质造成的结果。因此,通常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的不同的基因,可以产生非常相似的性状。在所谓拟表型中,一方面作为由基因变化引起的遗传性突变,和另方面作为由外界因素引起的非遗传性饰变,都可以表现为同样的结果。例如,果蝇中称为突变的许多变异,也可以从热处理引起的饰变或持久饰变中产生。就蝴蝶而言,在蛹阶段加以热或冷的处理,可以产生与南方或北方地区的遗传性亚种相类似的饰变。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有机体及其性状产生中所包含的过程的数目是极其大量的;然而其中可能改变的数目只是有限的,因而,基因突变或外界因素可以导致在表现型上相似的、甚至完全相同的结果。

    为了给“基因”概念下定义,我们必须弄清遗传学实验实际上确定了什么。只有那些能够进行杂交的生物体,才能用来做这样的实验。因此,已被查明的基因总与性状有关,这些性状在可杂交的生物体上是不同的,在一般情况下它们是亚种的性状,而只有在特殊情况中,它们是物种的性状。例如,遗传学分析表明,突变型棒眼、果蝇和野生型果蝇之间在某个染色体位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巨染色体而直接得到证实。由于位点存在着差别并且由位点引起的不同的反应,某个亚种形成具有很少数量小眼的棒眼,而其他的亚种形成正常的眼。因此,被确定为“基因”的,不是由其自身产生一定的性状或器官(诸如这种或那种眼睛、翅膀、刚毛等的颜色或形状)的单位或胚基;确切地说,基因是大体上相一致的基因组之间差异的表现。整个有机体是由整个基因组产生的,虽然,就某一细微差异而言,决定于某个位于某一染色体位点上的大分子即某个所谓基因的性质。完整基因组的存在是有机体正常发育所必需的事实直接证明了这点。较大的缺失,即染色体片段的失去,总是致死的。所以,基因组不是独立的和自我活动的胚基的总和或镶嵌,而是一个产生有机体的整体系统,然而,基因组在发育过程中的作用是随着该系统各个部分即基因的变化而改变的。

    基因是怎样起作用的?我们掌握了大量有关基因依赖物质(gene-dependent substances)的知识,这些物质是类似激素的化合物,它们的形成依赖于一定的基因,并在发育过程中起积极作用。基因的作用具有催化的性质;基因借助基因依赖物质而控制发育过程的速率和方向。由于发育过程有时可以相似地受到突变基因或外界因素诸如温度变化,同一表现型可以表现为突变、拟表型或持久饰变;相似地,发育过程作为一种化学反应,也可以在同样意义上受到催化剂和温度的影响。

    许多基因的作用是“速率基因”即影响某些反应链速度的因素的作用。发育依赖于基因控制过程的系统。该系统的正确调速保证了发育的正常状态;另一方面基因的突变会引起它控制的反应速度的变化,从而引起有机体不同程度的深刻改变。这是“协调反应速度原理”(戈德施米特),这个原理我们早在探讨胚胎发育时就已经遇到了。这个原理是戈德施米特在研究性别决定问题时首先提出的。性别决定依据于这样的事实:在每个有机体中,“雄性”和“雌性”的反应同时进行;性别因子的数量比率(在典型的例子中,雌性的有两个X染色体,雄性的只有一个X染色体)决定哪种性别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在遗传学中,同样在发育生理学中,大量现象是受这同一原理支配的。因此,显性可以用反应速度的术语来表述;在有机体中,同时发生的各种反应之间进行竞争,反应速度较快者取得优势。由于这个原因,显性会受到其他基因(修饰基因、基因综合体)的影响,在拟表型中,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两者都会影响有关发育过程的速度。相似地,显性的变化可以得到解释:起初比较缓慢的反应到后期阶段在速度上占了优势。早期分离过程的同步性的变化,例如,细胞分裂过程的同步性的变化,会产生深刻影响,果蝇触芒足的突变通常就是这样,它的一根触须的刚毛转变成一个跗节。而且,如果突变引起了昆虫发育速度和甲壳质化速度之间的比率变化,那么,幼体器官会壳质化并因此在成体中永久存在。相反地,某些器官可以过早地发育,例如,蠋长出触须。发育不全性畸形,诸如裂腭、兔唇等等,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某些发育过程以较慢的速度进行,以致使胚胎的状态带到成体阶段。因突变而缺乏激素产物会导致幼期性熟,即幼体阶段的性成熟。像盲螈属这类鳃常存的两栖动物就是如此。根据博尔克(Bolk)理论(cf.Vol.II),相似的解释也适用于人的“胎儿发育”。化学反应速率的变化可以改变色素积淀,由此造成遗传的颜色变异。相关生长速率协调性的改变,构成了生命界和进化过程中大量形态起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pp.99f,138)。

    许多事例可以证明或者至少可能证明:发育过程速率的差异是由各个基因量的差异造成的,而且与基因的活动状况成比例。这首先对于戈德施米特关于性别决定理论的经典事例而言,是正确的。性因子的数量比率,即存在一个还是两个X染色体,通常决定了发育是朝雄性方向还是朝雌性方向进行。可是,在舞毒娥(Lymantria dispar)不同地理亚种产生的杂种中,正常的数量比率是被打乱的。如果“弱”的与“强”的亚种杂交,那么性因子的数量并不相配;基因型的性别不能完全超过它的对立面;这导致了性中间体(间性体)的形成;这些性因子每种可能的组合结果是可以预言的。相似地,复体细胞等位基因,诸如果蝇残翅系列(具有不同程度的扇形翅膀),可以解释为突变基因数量的差异。果蝇棒眼和超棒眼突变存在于X染色体的二重或三重的微小区段上,这可以在唾液腺的巨染色体中看到。相似地,水藻的性别决定具有确定的数量比率,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所谓相对性别;在这种情况下,性决定物质在化学上已经得到了鉴定。

    许多重要推论来自于戈德施米特原理。上面所谈的遗传现象以及发育过程中相应的竞争现象(pp.62,66f.)表明,起初量的差异往往导致其后的质的差异。

    当然,一般说来,基因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影响发育阶段越早,它随之影响发育过程就越大、因此,基因的多效性影响,通常产生于它们在胚胎发育早期阶段的活动。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体细胞产生很大影响的突变,常常是致死的。早期胚胎阶段比较简单的影响会造成许多表现型的变化。例如,在鼠经过利特尔-布喇格(Little-Bragg)X射线处理而产生的突变中,溢血是由隐性基因引起的,这些突变使它们长出许多的和各种各样的畸形物,诸如畸形足,多指,无眼,颅脑缺陷,等等。

    作为由协调反应速度支配的过程系统的遗传概念,对于系统发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德比尔(De,Beer)已指出了海克尔(Haeckel)关于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的生物发生律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于这样的事实;由于发育过程速率的变化,个体发育阶段中好像呈现祖先形态的原始顺序,在后代中可能被弄乱。因此,我们不能说后代的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的序列,而只能说重复祖先个体发育的状态,个体发育状态的顺序可能有深刻的改变。

    发育速率同步化的变化,尤其当它们涉及早期胚胎过程时,就会引起深刻的形态变化。在果蝇突变中,诸如触芒足(腿代替了刚毛)、四翅、口器变态(口的各部分形态变化,以致于变成类似于其他昆虫目的尖利口器),突变基因并没有导致一种孤立效应;相反地,基因本身简单的数量变化,控制了广泛的发育过程,由此引起了发育型式的深刻变化,进而引起复杂的形态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戈德施米特所说的“有希望的畸形动植物”的出现,对于巨大的进化性变态来说,恰恰具有决定性意义。欣德沃尔夫(Schinde-wolf)在他的原生发生理论(Theory of Proterogenesis)中,从古生物学观点出发,同样强调了早期胚胎变态的重要性。前面已提到(p.77)这些变化对于人的进化也是重要的。在某些个例中,有可能根据协调反应速度原理,对模式形成的过程作出较深刻的分析。蝴蝶双翼模式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戈德施米特,亨克[Henke」,屈恩[kuhn]),由于它具有二维性质以及有可能作发育方面和遗传方面的分析,所以,它非常合适合用来说明这一点。多种多样的蝶翼模式的形成,依赖于较少几种基本过程,这些过程主要在数量上使一个物种与另一物种区别开来,而巳这些过程依赖于有限数目的孟德尔基因;但是,这些数目有限的孟德尔基因能够造成许多的交换和差异,由此产生极其丰富多样的蝴蝶图案和颜色。第二个基本事例是生长速率的快调化问题,对这个问题有可能作定量的数学分析(p.138)。

    基因是什么?人们一方面根据实验中发现的突变和交换型的数目,另一方面根据对巨染色体的显微观察所发现的代表基因位点的染色粒数目,能够估计出果蝇基因的总数。这两种估算导出果蝇四条染色体上八千或一万个基因的顺序。由此可计算出一个基因的体积。它大约相当于十万分之一毫米长度的小立方体。相似地,辐射遗传学——对X射线和其他短波引起的突变的分析(pp.165f.)——得出这样的结论:基因相当于大分子或分子团大小的原子化合物。染色体——许多基因直线排列其上,它可以被看作一种“非周期性晶体”(pp.28,31)。某个基因的变化可以通过辐射即通过一个光量子的作用诱发突变而发生(p.166),自发突变则可能是由热运动引起的。它表明,基因分子突然转变到新的稳态,可以被解释为转变到分子的同分异构形式,侧链的变化,或其他同类的东西。

    1937年,本作者强调了遗传的机体论概念的必要性:

    “染色体并不等于这样一些基因的系列,其中有的可能产生朱红色的眼睛,有的产生微型的翅膀,还有的产生棒眼和短刚毛等等。相反地,完整动物的整个有机体是从生殖细胞的整个基因组中产生的。当我们谈到‘基因’时,这只不过是指对位于某些点上基因组的差异的一种表达而已。我们真正发现的只是:如果我们将残翅果蝇与具有正常翅膀的果蝇杂交,分析表明两个亚种之间在一个确定的染色体上的一个确定点上存在着差异。‘基因’正是位于这个点上的这种差异。然而,产生这种形状或那种形状的翅膀的,不是单个基因。除了由于基因分子在染色体上特定位置不同而造成形成物的某点差异之外,翅膀(以及所有许多其他器官)的形成,完全是作为整体的基因组作用的结果。基因是其他相应基因组的微小差别的表现。它们不是个别器官的起源点。也可以说,染色体位点代表了种质中可观察的和易于打乱的点。可以持有这样的概念,突变可能是由有害的影响(X射线、高温等)引起的,而且实验产生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如果对种质扰动特别强烈,它会阻碍发育,同时作为某个确定位点上的一个“致死因子”而起作用。如果这种扰动是比较微弱的,它会产生畸形体。根据这样的看法,基因概念中的许多难题可以消除了,而且我们可以不再为这样的问题感到烦恼:比如,代表较高系统性状的基因位于何处?它们如何能够处于已充满着支配微小变异的基因的染色体上?等等。从另一方面说,遗传学的事实成果仍未改变。”

    这些陈述可以与艾德施米特提出的“未来基因论展望”(loccit)相比较。在他看来,近年来造传学研究的发展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必须回答基因作为分高存在的遗传单位的概念是否还站得住脚的问题。戈德施米特主要根据位置效应而作出这些思考。在由不对称交换造成的果蝇棒眼的突变中,偶然出现在它们的X染色体上具有两个邻近棒眼基因的个体。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这两个棒眼因子的效应,是不同于位于雌体两条X染色体上的两个棒眼因子的效应的。后者产生正常的棒眼(具有大约六十八个小眼),但前者造成眼的明显减少,称为超棒眼突变(具有四十五个小眼)。因此,棒眼基因的效应取决于它的位置。而且,与表现型相对应的基因突变,即单个基因的变化,可以表现为易位、倒位、重复和缺失的结果,即表现为打乱有关基因所处位点或邻近位点的染色体结构的结果。戈德施米特根据这些现象提出了种质理论,认为“在种质中单个基因不再作为分离的单位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染色体是一条具有复杂结构的分子长链。链的每个点具有代表化学性质和整体效应的确定意义。野生型是受作为一个单位的整个链控制的、但是,链的改变会导致对催化反应的扰动,表现为“突变”。突变可以由染色体内某个确定位点的实际变化引起——这称为基因突变,也可以仅仅由基因分子排列的变化——作为位置效应的变化而引起。因此,我们可以用基因概念的术语描述遗传学事实,可是,控制发育的实际遗传单位是染色体和种质。
    3.进化Ⅰ:西藏喇嘛教祈祷轮

    现代进化概念是建立在遗传学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这个问题回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有有机体都大量地过剩地繁殖后代。但是,这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物种个体数目的无限制地增长,而是保持个体数目的相对恒定。因此,这里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这种斗争消火了产生出来的大部分个体。另一方面,在物种的生存中,时常从正常形态中出现微小的偶然的变异,今天称之为突变。这些变异可能是不利的,或是中性的,也可能是有利的。在生存斗争中;自然选择消除不利的突变;相反地,有利的变异得到保存,具有有利变异的有机体,更有希望繁殖其后代。经过长期的不断繁殖,造成了进化。这种进化既表现为产生出生命界形态的多样性,也表现为有机体对它们特定环境的逐渐适应。

    选择理论的第一个前提——后代的过剩繁殖,尽管并没有发生个体数目的无限度地增长,但是发生生存斗争的事实是可以通过观察而直接证实的。

    选择理论的第二个前提——遗传性变异的发生,由现代科学研究得到了证实。因为人们经过充分研究,在每种生物形态中发现了大量突变。

    选择理论的第三个前提——选择,已由实验和数学的方法得到证明。一方面,人们发现,不同的突变就它们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活力和生存性而言可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由于J.B.S.霍尔丹(Haldane)、费希尔(Fisher)、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路德维希(Ludwig)和其他人的工作,数学分析成为检验选择机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虽然实验和观察还没完全跟上选择的数学理论的发展。它表明,经过比较短时期的选择,可以使起初只有很小比例的有利突变确定下来。比如,原始突变率为千分之一,后代数量为二十五,选择优势为千分之一(意味着每1000个野生型中,999个突变体被消灭),这样,一个显性突变需要经过710代,一个隐性突变需要经过3460代,它们的频率才达到整个种群的百分之九十九。一个难点在于突变率通常是很小的(大约10[-6]数量级)。因此,在“流逝的岁月”中,突变体的频率可能从10-6提高到10-3,至于隐性突变,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而且绝大多数的突变是隐性的。在上述假设的条件下,可能需要一亿代。这里还必须假设辅助的因素,诸如种群波,分离成较小的近交群,等等。不过,这些假设需要与实际的生物状况相对应。另一方面,实验表明,许多突变具有比以上计算所得结果高得多的选择值。

    对此,必须增加近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主要由休厄尔·赖特专门研究过的隔离效应或“漂移”原理。如果一个物种再分成彼此隔离的小种群,那么纯粹偶然的基因组合可以使这些种群中的不同突变固定下来,而不论它们的选择值如何;而且这可以使原先相同的物种分化成为不同的亚种,最后这些亚种形成物种。

    达尔文著作的题目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样的事实。“物种起源”只是进化问题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进化大约可分为四个主要问题:第一,一定类型的组织或结构内部形态多样性的起源,即较低的分类单位——小种、亚种、种、也可能有属的起源;第二,这些类型的组织本身的起源,即较高的分类单位的起源;第三,对一定环境的生态适应性的起源;第四,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内部复杂的形态整合和生理整合的起源。当然,要在这些问题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是不可能的。第一、第二个问题涉及器官形态多样性的起源,第三、第四个问题涉及有机体“适应性”的起源。

    一般说来,人们可以接受这种看法:亚种的形成是由前面所说的因素造成的,物种的形成也极可能如此,这已在实验上和理论上得到了肯定。这些因素是随机突变、选择和隔离的小种群内的随机活动。这个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但几乎没有根本性的疑难和争论。相似地,选择理论对许多适应现象,诸如保护的相似性和拟态,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中,某种动物,比如枯叶蝴蝶模仿植物的部分,或无防御能力的动物模拟不可食的东西,蝴蝶通常就是如此。可以假定起初发生偶然变异,这种变异使微小的相似性变成保护形态,并由此而造成选择上的优势;后来,自然选择加强了这种相似性,最后形成完全的拟态。所以,现代选择理论解释第一和第三个问题即被称为微进化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疑难。至于第二、第四个问题即所谓巨进化问题,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现代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尤其是与遗传学有关的研究者,接受选择理论。他们采取这种态度,从经验方面讲,是因为遗传学取得了成就以及遗传学成功地应用于进化问题;从方法论方面讲,他们持这种态度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只有那些已知的、可以准确地从实验上加以证明的进化因素应该得到承认。可是,某些形态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持相反的见解。这些领域的工作者,比实验工作者更加频繁地面临活组织的令人惊奇的构造,它的整合,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对应性,他们难以相信这些是纯粹偶然性的产物。相似地,生理学家考察细胞内催化剂系统的惊人的复杂性,在该系统内,即使缺失一种催化剂,也可以使细胞变质为癌细胞,或考察腺的正常功能所必需的一些条件,或考察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反射所必需的神经联系;他觉得有点难以接受那种将以上所有现象归结为偶然性产物的解释。

    如前所述,假定的机制--突变、选择、隔离——在实验上都已得到了证实。但是,除了多倍体植物中发生的某些情况之外,在可以观察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出现过新的物种,更不用说出现“巨进化”的变化了。选择理论是一种推断,这种大胆的推断由于它的基本概念感动人心,使得人们能够接受。就一种缺乏形象化的理论而言,人们对于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仅仅在实验上可控的原理无限地和普遍地扩展,肯定有疑虑的。赞成选择理论与反对选择理论的两种意见已进行了无数次的辩论。确实,含有比较尖锐的“反对意见”的论战,构成了每一理论描述的重要部分,这种程序在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论文中可能还是空白。只考虑已知的和实验上可证明的因素,按照事实性原理尽可能扩大其应用范围,并在奥卡姆(Occam)剃刀”的意义上排除未知的和未经实验证明的因素,这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方法论准则。另一方面,我们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对好几十种动物和植物作了遗传学研究,它们的突变决没有超越物种的界限。那种认为在十亿年间或在“从阿米巴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没有发生其他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大胆的推断。所以,争论涉及的是思维方式,而不是事实证据。

    有机体的不可胜数的性状看起来是无用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由于这些性状的功能是中性的,它们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这在分类学家看来是极其重要的。叶片形状的多样性,叶子的排列,三朵、四朵、五朵簇生枝端的花,在无颈的鲸和长颈鹿中都可发现的哺乳动物颈椎骨的七种性状;所有这些形态学特征,构成了分类学上表征“类型”的框架,就这些性状本身而言,由于无用而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它们能适应不同的事变和栖息地。这非常像教堂、市政厅或城堡同样能够以哥特式、巴罗克式或洛可可式很好地建造起来。著名植物学家戈贝尔(Goebel)曾强调过,生物形态的多样性远远多于环境条件的多样性。在海洋的同一区域,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可以发现几百种有孔虫和放射虫;“天然的艺术形态”,它们形状的奇异的多样性,显然由于无用而不起作用。可是,这些论据并没使自然选择论者感到窘迫。对生物本身无用的结构可以在选择压力较低的同一环境中保存下来。根据休厄尔·赖特的原理,在一个物种再分为较小的隔离的种群的过程中,这种无用的结构可以随机地出现;或者无用的性状与其他具有选择优势的性状联系在一起,这两类性状也许只有在生活力方面的差异,因而它们被永久保存下来。

    “什么原因使它成为简单的,以后它能够变成复杂的?”“它能以这种方式所作所为,但也能以别种方式所作所为”。关于生命世界的这些道理似乎非常流行。生物通常以令人惊讶的迂回的途径达到目标,这本来可以通过更为简单和很少有风险的途径达到。让我们以人体内的蛔虫这种比较简单的寄生虫为例来考察寄生虫的生活周期。幼虫随同食物进入肠内;它们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并进入循环系统,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然后进入肺脏和咽喉,在咽喉处又被吞下,在性成熟阶段,返回到肠道。据我们的愚见,它们在肠内很好地保存下来。奇异的捕虫花,诸如构兰属植物或野生海芋属植物,用复杂的装置捕获和关押那些有助于为花传粉的昆虫,以达到在适当的时节利用这些昆虫传粉的目的。可是,这些复杂机制的最后结果是,在现有气候条件下杓兰和海芋成为几乎濒于灭亡的非常稀有的植物之一。即使在它们生存的热带中心地区,属于这些科的植物并不比利用简单的风媒传粉的植物好些。“它能以这种方式所作所为,但也能以别种方式所作所为。”反刍动物具有奇特复杂的多胃,这对于那些消化植物性食物的动物来说,无疑是最有用的和具有最高选择价值的器官。但是,马只有一个简单的胃,却长成同样高大的躯体和具有广泛的地理分市。大自然以艺术家的技巧,描绘蝶翼的拟态——一种保护性原型的仿制品,为了使鸟类相信这种拟态也是不可食的。普通的黑色射水鱼,虽然容易被鸟类捕获,但它们像海边的沙滩和剥去森林的不毛之地一样数不清。生物在生存斗争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幸存,所有这些生物形态的存在显示了它们的适应性,这是对自然选择论者的反驳。

    同样可以认为那些荒诞的、甚至显然不利的形成物,诸如菊石”的巨大而奇特的形态,雷兽(titanothere)的畸形角,巨角鹿(megacero)的鹿角(这些角是沉重的,它妨碍了这些森林动物的行动),很可能说明这些动物灭绝的原因。路德维希说,自然选择论提出了大约十四种到二十种可能的方案来解释这种不利的性状。这表明,这些不利性状并不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反驳,但同样不可能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明确判定。一个能明确地得到确证或否证的假说,比大量的可能性说明具有更大的价值。这里提其中一些解释:现在某个不利的或中性的性状,也许在过去是有利的;某个不利性状可能由于基因多效性而与具有选择价值的性状互相关联着,比如,按照异速生长律(p.138),雷兽显然无用的角的形态,与躯体的有利增大相关联;该性状起源于性选择;就种间关系而言,在一个物种内部该性状的存在是安全的,而可能发生的种内选择会最终导致危害物种本身的发展;等等。

    喜好反论的人可能会说,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主要反对理由在于这个理论不能被否证。一个好的理论必定可以经受实验检验,而检验的否定结果将反驳理论。如果行星之间存在的万有引力与I/r3成正比,而不是与I/r2成正比,那么牛顿力学就是错的;如果在某个地方发现楔形文字的对数表原本,那么我们必定会修正我们对巴比伦数学的看法。但是,就自然选择理论而言,似乎人们不可能指出任何一种生物现象以完全驳倒它。

    让我们来考察具有调节功能的眼睛的构造。柔软的晶状体,睫状体,睫状肌,与相应的中枢相通的神经,必须都存在并一起活动,才能发挥其功能。实验遗传学所研究的各种“性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这些性状代表了小的变异,例如器官的体积、颜色等的变异,也表示了只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是有用的和具有生存价值的“系统”的起源。在此意义上,单个的、偶然的突变不能引起器官的逐步发展或改进,而只会损坏它。缺少某一个部分便会使整个系统变得无用,甚至会产生有害的肿瘤。由此可以推知,这种共同适应(co-adaptation),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具有功能的器官的起源,无论如何不可能由偶然的突变引起的。自然选择论者解答道:请记住,眼晶状体是漫长进化过程的产物。完全可以想象,从简单的色素点到眼窝,再到眼晶状体这些微小的中间阶段(正像比较解剖学实际表明的那样),每个阶段都产生了微小的选择优势。于是,你才会理解这些形成物是怎样在系统发育史的漫长年代里积累起来的。自然选择论者还作出了支持其论点的各种精确计算。

    同样棘手的是,微进化与巨进化的一致性,一种“类型”内部多种多样形态的起源和这些类型本身的起源的一致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辩护。比如说,有翅的果蝇从无翅的祖先中产生出来,这在不同程度上是由已知的果蝇突变造成的,这仅仅与早已存在的翅膀构造的差异有关。一种“类型”的巨进化的起源,不是微小变化逐渐积累的产物,而是在胚胎的早期阶段产生深刻变态的“巨突变”的产物。古生物学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持,它指出进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某种新类型突然出现,在它出现后不久,好像爆发性地分裂成主要的几种纲和目;第二阶段,这些纲和目缓慢地逐渐形成物种并适应那些种群内不同的环境条件。自然选择论者的回答是:要明确地定义什么可以称为“类型”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在“巨进化”与“微进化”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人们通过实验也认识了许多深刻变态的突变,诸如双翅目果蝇的四翅突变,或金鱼草花冠的两边对称形状突变为放射形状。不同“类型”之间过渡阶段是罕见的或通常是见不到的,这个事实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新类型的祖先是稀小的,所以这些作为化石的祖先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也是相应地很小的。不过,我们已很有份量地发现了这样一些过渡阶段,例如,始祖鸟是从爬行类到鸟类的过渡阶段,或者从爬行类经过兽齿亚目(Theriodontia)到哺乳类之间几乎无断裂的系列。确实没有理由假定微进化与巨进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或假定过去的遗传规律不同于现在的遗传规律。

    人们通常断言,进化过程不能根据“有用性”去理解。如果比较高等的组织意味着具有选择优势,那么,比较高等的有机体应当取代比较低等的有机体。可是,自然界的每个横断面显示了从单细胞到脊椎动物之间极其多样的组织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组织都完好地得到保存,而且事实上它们对于维持生物群落全都是必不可少的。自然选择论者反驳说,当人类发明了弓和箭,就废弃了用棍棒打的简单方法,火器的引用宣告了穿戴盔甲的骑士的灭亡;坦克的出现使骑兵的攻击能力成了问题。现在各国家之间的生存斗争,只有依靠飞机才能获得生存——直到不久的将来,完备的原子弹将使人类从关于选择问题(既包括理论问题,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的困扰中解救出来。在这惊人的进步中,早期的诸阶段可能仍然很好地被保存了下来。居于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仍停留在梅罗文加王朝的文明水平,在中非或新几内亚的穷乡僻壤可能还保留着相当原始的互相残杀的手段。相似地,呆滞的蜥蜴类动物被比较灵活的温血哺乳类动物所取代,有袋动物被有胎盘哺乳动物所取代,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蜥蜴、蛇、龟和鳄仍生存着,以致于使我们想起从前爬行动物的壮观景象;有袋动物至今还生存于澳大利亚,没有更高等的哺乳动物进入那里。

    这类争论可以持续进行到双方筋疲力尽,但不会使对立各方信服。其理由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做了十几个至二十多个实验,从实验上证明了性状的“有用性”,例如,某种昆虫中具有与背景相同颜色的个体,比具有反差颜色的个体不容易被鸟吃掉。但是,对于这个进化受“有用”性控制的推断,还没有办法从实验上加以证实或证伪。如果任何物种都生存下来并经历了更高的进化,那么,发生的变化或者是有利的,或者是与有利变化有关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否则这些物种肯定灭绝了。但这仍然是放马后炮(vatici-natio post euentum)。”像西藏喇嘛教祈祷轮那样,选择理论不倦地咕咕哝哝低语:“一切都是有用的。”但是,至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进化实际上遵循了哪些路线,选择理论什么也没说,因为进化是“偶然性”的产物,这里无“规律”可循。

    然而,这正确吗?
    4.进化Ⅱ:偶然性和规律

    进化是一个本身偶然的,只受外界因素引导的过程吗?也就是说,进化是随机突变和引起生存斗争与选择的同样偶然的环境条件,加上隔离的偶然作用和随后的物种形成的产物吗?或者,进化是由存在于有机体自身之中的诸规律决定的或共同决定的吗?

    这是一个使我们从各种主张、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假说的激烈争论中摆脱出来的问题,而且它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判断。

    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陈述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数学分析表明选择压力远远大于突变压力;甚至一个微小的正的或负的选择优势比没有选择的直接突变更加有效,即使这种突变以高速率和重复的方式出现。因此,逆选择意义上的进化的“方向性”是不可能出现的。无选择意义上的进化的“方向性”,只有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周期才可能生效。

    从这些陈述和突变的“无方向性”(p.94)出发,自然选择论者断定,进化的方向仅仅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从诸前提中得出。如果选择代表着进化的必要条件,那么,这并不能得出,选择已表明了进化的充分条件。

    也许物理学的类比可以说清楚这点。熵原理适用于所有(宏观的)物理过程。熵原理表明,一个限定的状态(除了非常小的空间里分子热运动的例外情况)规定在每一个物理过程中称为“熵”的某个量趋于增加。但是,熵原理只规定事件的总方向。一般说来,许多过程从热力学角度来考虑是允许的,然而究竟是否能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实际发生的事是什么,我们并不能仅仅从熵原理中得知,找们必须要考虑系统的特殊条件。比如说,实际上是否发生了热力学上可能的氧化过程?或者为什么明矾结晶为八面体几何外形,而冰岛晶石结晶为六面体几何外形?我们不能根据熵原理作出回答,虽然氧化和结晶过程是服从熵原理的。因为,我们只能从反应物质的性质、它们的反应速率、不同种类分子的晶格力等等中获得这方面的知识。相似地,选择原理表明,一个限定的状态(除了无选择压力的例外情况),规定在所有进化过程中,有机体的“优势”趋于增加。但是,就个别情况而言,是否出现了优势增加的现象,以及出现了什么优势增加的现象,我们是不能从选择原理中推知的。例如,以麻雀而论,它偶然地被引入美国的,在美国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小种,因此根本没有出现任何优势增加的现象。又如,腕足纲舌形贝,它在几亿年中保持不变。或许,生物能够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结果,即生存斗争中的保存。热力学和选择原理都是偶然性机制的产物。生物学上主张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选择原理来说明的观点,可以与过时的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唯能论”相比较。这种“唯能论”确信物理学全都可以包容在能量原理中。

    例如,如果我们检验果蝇的突变,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突变产生了不受控制的多种多样变异的效果。此外,同样由外界因素引起的自发突变,相对于外界条件是“偶然的”,即它们表现出非适应的性状。比如说,突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逐步增加温度的环境中表现出对较高温度的适应。只会表现出突变率的增加,这种突变率增加现象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可是,突变的多样性,突变缺乏对于外界影响的适应性和方向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突变完全是偶然的。这倒是表明突变和进化性变化具有很大的。但并非无限的自由度。

    当然,突变首先是受现存基回的性质和基因变异的可能性的限制的。简单地说,脊椎动物决不可能产生出导致像昆虫几丁质外壳那样的形成物的突变,因为,这不在脊椎动物解剖学的和生理学的蓝图的范围之内。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更精微的细节。例如,绿色的蝴蝶是非常罕见的,虽然蝴蝶在幼虫阶段普遍呈绿色,而且绿色是极好的保护色。不管许多花卉栽培家作了几个世纪的努力,也不可能产生出蓝玫瑰和黑郁金香。

    对基因本质和突变本质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由于基因是具有蛋白质大分子性质的物理-化学结构的单位,又由于突变表示于以异构化或侧链变化等方式转变到一种新的稳态,因而变化只可能朝若干方向而不能朝所有方向发生,这类似于一个原子只允许有几种量子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中,童子化是以跳跃式的变化特征为基础的,同时也以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和组织化为基础的。一个原子在周围粒子热运动的不断碰撞下,不能吸收任意小量的能量,只有完整的量子跃迁才可能引起原子内的变化。这保证了原子在无限定的时间内能够保持不变。同样地,突变的“量子化”特征首先是以不连续性为基础的,其次是以基因高度的稳定性和比较稀少的突变为基础的,再次,可能的突变数并不是无限的,因为只“允许”有某几种稳态。

    这里,我们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建立在大量事实证据基础上的进化论指出,动物和植物王国的发展,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从比较简单、比较原始的形态发展到比较复杂、比较高度组织化的形态。遗传学的经验使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生物是通过梯级式的突变途径而发生进化的。无论如何,事实上不论在今天的生命界,还是在过去地质年代的生命界,我们都没有发现连续转变的证据。我们实际上发现的是分隔的和有明显区分的物种。甚至在这些物种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许多突变、小种、亚种等等,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人们没有遇见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中间阶段;因为假如物种之间有逐渐的转变,那么就应当发现这种中间阶段。现存的和灭绝的生物界并不表现为连续体,而表现为非连续体。

    物种的非连续性可能基于这样的事实,不仅个别基因而且基因组都存在着某几种稳定状态。就个别基因而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是非连续的,这是跳跃式突变特征的原因。至于基因组的稳定状态,可以用以下概念加以说明。一个“物种”代表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已确立了协调的稳定的“基因平衡”,即在这种状态中基因如此内在地互相适应,以致于确保了发育无干扰地和协调地进行。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外界干扰,稳定性可以在无数世代中保持下去。如果发生一个突变,这意味这种稳定型式受到扰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中,甚至在选择作用发生之前,突变会引起不利的、甚至致死的后果。但是,每个基因的作用并不只限于自身范围,而且多少也作为一种修饰因素影响基因组其余部分的活动(p.74)。物种总是因大量基因的不同而相互区别的。不管怎样,突变发生的量越多,则对已确定的基因平衡发生扰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这些突变本身可能是有利的。因此,处于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转变过程中的形态,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它尤其会受到自然选择。所以,这种转变阶段必定是很快地经过的,或者从统计学上说,这样的转变阶段可能是比较稀少的。最后,假如这种生物形态没有在转变阶段消亡,它会达到基因平衡的新状态,在这新状态中它又能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正是这种状态,即一般说来,完全确定的物种表现为突变而不表现为连续的中间等级,只有在例外情况中,型圈(formenkreise)或中间等级的亚种群似乎恰好处于物种形成的过程中。

    类似的论证可能也适用于大类型组织的起源。前面已说过(pp.90f)微进化与巨进化之间不能划分确定的界线。然而,若我们预设进化过程是连续的,那就可能领料到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经历多长时间和多少相应的中间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相反地,在新类型产生的决定性的分支点上往往是一个未知的X。即使知道了中间环节诸如爬行动物与鸟类的中间环节始祖鸟,或环节动物与用气管呼吸的节肢动物的中间环节梯蚕属,或南非干旱台地的兽齿亚目的系列,那么这些形态也是稀少的,或只限于相当短的时期内的形成物。例如,始祖鸟,只有两个标本,与之相比,在索伦霍芬的板岩中发现的爬行动物化石标本有几千个。因此,欣德沃尔弗和其他古生物学家认为,进化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表现为阶段性的过程:最初是以迅速分裂成几种主要群的方式爆发性地形成类型的阶段;其次是缓慢的物种形成和在每个分离群内对其不同栖息地逐渐适应的阶段;最后是衰落阶段,可以说,在这个阶段诸物种形态无控制地多样化发展,终于导致灭绝。欣德沃尔夫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他强调,通常人们论证地质时间对于物种以微小突变和选择的方式发生连续变化来说是足够的,其实这种论证方法是错误的。这仅仅考虑了进化过程的开端和终结,并假定中间阶段都充满了均匀分布的、逐渐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形态的多样性是突然出现的。在一系列物种中,新的物种出现,并不连续地发展为另一个物种,而是在几十万年内保持不变,只有经历了这漫长的时间之后,才会产生出它的后继者。在这些类型中,几个主要的纲从早期阶段就出现了。例如,被子植物的几个主要的纲在白垩纪早期就已出现,类似地,有胎盘类的几个主要的目,例如食虫目、啮齿目、食肉目、有蹄目和灵长目动物,在第三纪开始时就已出现。在这以后的漫长年代里,只是充满了这些基本类型的较小变化。这种现象是欣德沃尔夫原生发生理论的基础之一。这种理论认为,个体发育早期阶段突然发生的变化会导致新类型的起源。这种观点类似于戈德施米特的有希望的畸形动植物的理论(p.79)。假定上述的阶段性进化过程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毕竟也似乎不需要假定微进化与巨进化之间有什么绝对的鸿沟,或假定“巨突变”是进化的唯一特征。动物和植物王国中为数不多的有机体的基本类型,证明重大的进化性变化是以比较稀少的和深刻的遗传性变化为基础的;可是,像欣德沃尔夫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遗传性变化根本不同于已知的几种突变。考虑到各类型之间(如各物种之间)的过渡形态代表不稳定的因而是短期生存状态,类型的突然出现和中间类型空缺的现象也能够得到解释。

    对于适用于物种和类型的保存,也适用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的稳定性状态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化的“静力学”。这些问题今天只能初步地加以解答。另一个主要的复杂问题是“进化的动力学”,即支配进化性变化的规律问题。这个领域中已经有了某些有前途的开端。

    每一条自然定律意味着对可以重复发生的自然现象的陈述。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确立进化定律,那就必须寻求这种重复发生的自然现象。我们在许多种有机体上出现的类似的变化的现象中发现了这种重复性。虽然,将这些类似的变化按个别情况加以区分往往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将这种类似性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同源基因的变化;第二类包括发育过程的类似变化,即由不同的基因或不同的环境因素引起的相似的表现型;第三类包括在不同遗传和发育基础上产生的类似性。

    许多基因和由基因内变化引起的突变,实验上表明是同源的。例如,不同种的果蝇的大量染色体区段表明了这种同源性。当有关基因通过已知的基因控制物质(gene-controlled substances)或所谓基因-激素(gene-hormones)影响发育时,特别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粉蛾(Ephestia)中引起色素促积的a+物质,与使果蝇的v-(朱红色)眼呈现野生型正常的暗红色的v+物质是相同的。像激素那样,这些基因控制物质不是物种特有的;v+物质和a+物质是同源的基因-激素,v(果蝇的朱红色的眼)和a(粉蛾缺乏色素淀积),以及相应地v+(果蝇野生型眼色)和a+(粉蛾野生型),分别是同源的突变和基因。类似的突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在人和驯养的动物上发现的对应的遗传疾病,是由类似的突变引起的,而巳在动物身上易于作遗传分析。研究的有趣结果是分类学上大不相同的机体,诸如粉蛾、果蝇、兔和人,具有某些共同的基因,并由此表现出类似的突变。另一方面,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不同物种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别基因的差别,而是基因综合体的差别,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基因协调性的差别,这种基因协调性是某一分类群体所特有的。这个原理在一个重要领域即形态学领域内的意义将在后面再行考察(第二卷)。我们将会看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化性变化和相当大的一部分生命形态的多样性取决于比率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取决于生长速率的协调性的差别,从而取决于基因综合体内部协调性的差别。

    在或大或小的种群内发生的类似的突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我们在小麦的不同种内发现有芒的和无芒的形态,易碎的和牢固的穗,夏麦和冬麦,等等。类似地,“黑麦”属在细节上重复“小麦”属内所发现的种的系列。这种不同分类群体的“同源系列律”(瓦维罗夫[Vaviloff])并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栽培植物中,表面上看来没有人们所期望的突变,但在相关的种和属中却发现了这种突变,于是人们就可以指望通过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很可能发现这种突变,或者可能用辐射的手段人工诱发这种突变。

    第二类是由非同源基因引起的表现型上对应的突变。例如,我们在大不相同的物种诸如兔、鼠、猫、人类等等中发现白化体形态。其中某些白化体是由同源基因突变引起的,另一些肯定是由非同源基因突变引起的,因为当形成色素淀积所必需的诸因子(通常是许多因子)中的一个缺失时,总会出现白化病。显然,如前所述(p.74),这种现象表明基因影响着从基因组到完整有机体的复杂生理过程。不同的因子可以通过相似的方式影响这个过程,并且表现型上相似的变异可以作为不同的突变基因的遗传性变异而出现,甚至也可以作为由环境因素引起的非遗传的拟表型而出现。

    在某个特例中,不易确定某种类似性是属于第一类还是属于第二类,即它是以基因同源性为基础的,还是以无这种同源性的发育过程的类似偏差为基础的。无论怎样,我们几乎在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地理学领域中处处遇见类似性现象,虽然对于这些类似性现象现在尚未有综合性的探讨。例如,繁育和驯化动植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宽阔的领域。在极为不同的物种中,我们发现皮毛的类似的变异,诸如白化、黑化、花斑、稞皮、卷毛等等。我们发现颅骨的变异,诸如“哈巴狗头”和长头;“德国种小猎狗腿”和其他变异,在相当大程度上有可能部分地归因于同源基因的突变,这些突变展现了分类学上大不相同的物种具有的共同遗传特征。例如,人的某些突变,诸如卷发因子,不同矮人种族中的矮小个子,很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互不相关的所有主要种族中重复出现。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所有人种中的体质类型,甚至驯养动物的体质类型可以与人的体质类型相比较。最后,在古生物学中广泛存在着类似的系列。这些类似的系列可以在菊石、雷兽等不同的独立的种群中发现。像在雷兽中发生的进化趋势是由一种数量定律——异速生长(p.138)定律决定的。类似地,在动物地理学中,所谓地理规则,诸如伯格曼(Bergmann)关于寒冷气候带动物的体积大于温暖气候带动物的规则,艾伦(Allen)关于比较寒冷的地区动物躯体暴露部分(肢、尾、耳)短小的规则,格洛格尔(Gloger)关于黑色素淀积随气温适中和气候干燥而减少的规则,至少是部分地建立在类似性进化基础上的。

    第三类情况是,当遗传和发育的基础不同时,类似性电能显现出来。例如,拟态现象很可能部分地基于基因的同源性。然而,在某些蝴蝶中,极佳的拟态图案是由色素引起的,这些色素在化学成分上与正常形态中的色素是全然不同的。尽管遗传基础不同,但相似性是存在的,并且这种相似性必定通过选择的途径而产生。

    在既非基于基因的对应性,也非基于发育的对应性的类似性中间,我们首先发现这些可称为生态类似性。按照经典的定义,同功属于生态类似性,即器官在功能上相似,但就它们结构的位置和它们系统发育的起源而言,是不同的,例如鸟和昆虫的翅膀,或哺乳动物、昆虫和其他动物的胎膜便是。“趋同”这个术语只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在系统发育上有共同起源的不同种群,由于对相似环境条件的适应,各自独立地产生类似的形成物。换言之,我们将同源的、后来朝不同方向发展,而最后变成同功的器官和结构,称为“趋同的”器官和结构。一个例子就是,适应于水生生活的流线型体形和鳍,最初是鱼具有这样的结构和器官,而后来经过陆生动物的祖先演化形态和返回海洋的演化过程,鱼龙和鲸也具有这样的结构和器官。另一些例子是,有袋动物和有胎盘哺乳动物相似的适应类型,属于不同科的仙人掌、大戟和萝摩的沙漠植物多汁的茎。这种生态类似性很容易符合于适应性的通常结构,以及产生这种适应性的进化因素的普遍组合。

    然而,毫无疑问,存在着若干进化原理,它们仅允许许多器官的进化有几种趋向。引用最有名的例子是,可以在扇贝、墨鱼和脊椎动物非常相似的形态中发现按照照相机原理构成的晶状体眼。从系统发育看,这些形态是大不相同的,并且从个体发育看,它们眼睛的发育也是不同的。在无脊椎动物中,眼是表皮派生出来的,在脊椎动物中,眼则是脑的派生物。不论怎样,一旦向形成复杂眼睛的方向发展的路线纳入系统发育,自然界显然除了采纳经历扁平眼、窝状眼和晶状体眼的连续阶段的进化路线,而不会采纳其他进化路线。因此,我们能在大多数趋异的动物种类中发现眼的这些连续进化阶段。这同样适用于组织的基本原理。例如,我们在原口动物门和后口动物门中,在环节动物和脊索动物中,发现次体腔、体节和循环系统的类似进化。这些动物门,就其结构而言,就其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而言,则是对立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生理特征。例如,在动物界,只存在少数几种呼吸色素,主要是血红蛋白、红绿蛋白、蚯蚓血红蛋白、血蓝蛋白;这些呼吸色素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动物种群诸如脊椎动物、羊角蜗牛和红色水中幼虫(蚊子摇蚊属幼体)中发现。估计蛋白质数量可能达10[2700],而宇宙中电子的总数为10[79]。虽然呼吸色素的形成物已出现过许多次(可能由氧化酶形成,氧化酶在绝大多数机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这些发展趋向中,不同的生物只能选取其中一种趋向。

    由此看来,进化过程中有机体经历的变化,不是完全侥幸的和偶然的,而是受到限制的。首先受到基因中可能变异的限制,其次受到发育中即基因系统活动中可能变异的限制,其三受到组织化的普遍规律的限制。

    这些限制性因素好像与这样的事实有关:进化通常传导“直向演化”的影响即生物具有朝一定方向演化的固有趋向的影响。如前所述,数学分析表明,在已知的突变速率内,选择压力的效应远远大于突变压力的效应。因此,违抗自然选择而决定进化过程的趋向意义上的直向演化,可能是例外的现象,或许这种现象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进化不仅是由环境的偶然因素和生存斗争决定的,而且受内部因素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直向演化是存在的。“进化的绝境”,即朝不利方向的进化,似乎是在选择作用减弱的地方和某个生物种群达到不受威胁的优势地位时出现的。于是,可能会出现那些“过分的形成物”,这通常预示着该生物种群濒临灭绝。例如,我们在中生代末期的巨大爬行动物和菊石中,同样在雷兽(p.89)、巨角鹿等中发现这种情况。驯化的动植物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中许多有点畸形的形态体,在受人工保护的物种中被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在野生条件下会很快消亡。比如,我们可以想到许多家狗、家鸽的变种,许多白化体小种,表现出内耳的遗传性扰动的华尔兹鼠;类似地,诸如叭喇狗类型,龋齿等等的“驯化现象”,在冰川时期将近结束时的洞居野蛮人那里就已出现了。在人类中,也是同样的原因使变异(诸如近视、龋齿、先天性易患疾病)增加和扩散开来,这些变异在野生状态中会很快被淘汰,但在文明条件下,却不再构成对生存的威胁。

    在这个意义上,直向演化可能导致有利的结果,例如,在哺乳动物的系列中脑的体积趋于增大。但是,在这样的事例中,直向演化也会导致进化的绝境。无论怎样,在这种直向演化的进化中,“利用原则”起着作用。不是逐渐适应造成向前直向演化,而是直向演化趋向最终可为新的、更高的成就创造必要条件。例如,不同种类的类人猿显示出头部形成的程度是不同的,根据杜波依斯(Dubois)的理论,类人猿从一个种群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种群,它们的脑量是成倍增大的,但是它们的栖息地和行为并没有什么很大差别。类似地,原始人种具有像文明人一样大小的头脑,但是,原始人种肯定没有充分利用这种高度发展的脑,或许,即使在现代文明环境中也没有充分地利用。

    虽然人们非常赏识现代选择理论,但我们得出了一种根本不同的进化观点。进化看来不是一系列偶然事件,进化过程不是仅由地球史上的环境变化和由此产生的生存斗争决定的,环境变化和生存斗争导致了对混乱的突变材料的选择。当然,进化也不是神秘因素的活动,诸如力求完善化,或趋向目的性或适应性。进化表现为一种本质上是由若干有机规律共同决定的过程。在某些适当的事例中,这种进化过程可以用精确的方式表述出来。我们不必对有关进化的诸因素作出承诺。由于已发生的突变具有某些优先选择的运气,或仅仅由于“直向选择”具有某些有利的进化趋势,进化是否具有可循的规律?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行解决。系统发育中是否发生过“巨进化”尚成问题,这种“巨进化”与从实验中得知的突变是根本不同的。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因为我们无法重演进化,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的要害是,作出这样的陈述,即:进化不是一个随机过程,而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且我们相信,发现这些规律,将成为未来进化论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5.进化Ⅲ:非科学的插曲

    最早用随机事件解释有机体“适应”的达尔文主义者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他的一篇著名残篇说,生命是在火的影响下从潮湿的泥土中冒出来的;起初形成单个头、眼、肢,然后它们组合成怪物,诸如有许多手的动物,人头的牛,牛头的人身,直到偶然地出现能够生存的不可名状的生物;这些生物便是今天植物和动物的祖先。人们也知道,达尔文的理论是他同时代的国民经济状况在生物科学中的应用。达尔文最重要的出发点是马尔萨斯关于生物增殖速率高于可得食物数量增长速率的论述。类似地,用“得益”和“竞争”的术语考虑生物现象,符合曼彻斯特学校中的国民经济学。就这些一般概念而论,人们在情绪上对“达尔文主义”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路德维希诙谐地提出反论:“从原始小虫一直到歌德和贝多芬的进化,好像是个别基因发生侥幸的‘偶然事件’的产物。”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尼采(Nietzsche)认为达尔文主义含有民众为他们野蛮生存而斗争的“贫穷味”,而对达尔文主义的“商贩哲学”怀有忿恨。

    进化论领域中存在着我们在生物学所有领域中都可以发现的同样的可供抉择的观点。一种是机械论观点,它把生命者作无目的和偶然的东西,因为似乎只有这种无目的性和偶然性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基础。另一种是与此相反的观点,好像唯一的抉择就是假定生命活动中存在着科学上无法把握的和神秘的因素。同其他生物学领域一样,进化论领域中的这两种观点的综合,便是机体论定律。

    如果我们作朴素的、无偏见的沉思,可以发现自然界并不像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她倒是像一位富于奇想的艺术家,一会儿创作出充满幻想的作品,一会儿又浪漫地自嘲,毁坏其作品。“经济”原理和“适应”原理只有在匹克威克式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一方面,自然界是吝啬的,比如,当她坚持消除已经微不足道的退化器官时,即是如此。如同选择理论所主张的,这种微小的经济性具有足够的优势,以致于在生存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她产生丰富的色彩、形态和其他创造物,这些东西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是完全无用的。例如,蝴蝶双翼精美的艺术性,在功能上不起什么作用,甚至眼睛不完善的蝴蝶本身也不能欣赏这种彩翼之美。

    创造物的丰富性和有趣性好像表现为同一组织层次(p.87)上形态的“横向”多样性,也表现为组织的“纵向”进步性,而这些多样性和进步性可以认为是“有用的”,但不必定是“有用的”(p.91)。我们早已说过,这些看法并不是对选择理论的一种反驳。然而,有两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感到不满。

    从科学的观点看,我们不能满足于如下贫乏的解答,即在已确立的进化因素范围内全都是可能的;或者认为,进化是通过对有利变异的选择而不知怎么地出现的,或纯粹是通过中性突变的基因分布的偶然性而被允许生存下来。与此相反,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据以“一齐暗示”的“秘密规律”是什么。

    另一方面,作为现代的人,我们倾向于把功利主义理论看作像新西兰大蜥蜴那样的一种活化石,看作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哲学的遗风。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社会状况对二十亿年地球史的投影。“进步”是“有用的”,因此,“有用”是“进步的原因”。以后的“伟大时代”把这种观念原封不动地转换成斗争是万物之源的概念。但是,达尔文主义所基于的社会学的类似性现在不再令人信服。这种演绎推理的大项是无价值的或轻浮的,小项肯定是假的。人类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肯定不是因改进适应性的需要而产生的。先有热的理论,然后按照“利用原理”,才有蒸汽机;先有赫兹(Hertz)发现电磁波,然后才有收音机和雷达。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是第一次由需要引起原子弹——“应用研究”——这导致了原子物理学的迅速发展,进而导致了“基础研究”的迅速发展;这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有什么益处是非常可疑的。突出地标志着我们文明(但这只是我们具有的文明,而不是古代的、印度的或中国的文明)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种固有的和很可能是悲剧性冲动的表现。科学技术带动我们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它的进步不是因为它有益于个人、国家和人类,而是“按照涌现出来的规律”(歌德)活动的结果。

    所以,进化看来不仅仅是由利益所支配的偶然性产物。进化好像一幅象征丰饶的创造进化的图画,一出充满悬念、冲动和悲剧性复杂情节的戏剧。生命艰辛地螺旋形向较高的和更高的水平上升,每上升一步都付出代价。它从单细胞发展到多细胞,同时也把死亡带到了世界。它进入到更高的分化和集中化水平,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受扰动后的可调节性。它造就了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并因此而带来疼痛。它给这种神经系统的原始部分增加了有意识的大脑,这个大脑借助于符号的世界能够预见和控制未来;同时它迫使人们对残暴的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安;最后,它也许不得不为这种带有自我毁灭因素的发展付出代价。这种偿付代价的含义是未知的,除非它正是神秘主义者所谓的上帝已意识到他自己的表现。

    可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生命的历史似乎并非随机变化的积累的结果,而是受规律支配的。这并不意味着有神秘的控制因素,以拟人的方式朝着逐渐适应、合理或完善的方向努力。相反地,存在着我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知道的、并且有希望在将来知道得更多的规律。自然界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但艺术不是偶然的或任意的东西,而是伟大规律的实现。
    6.生命的历史特征

    有机体表征为三个最重要的属性:组织化,过程的动态流和历史性。如前所述,“生命”不是一种诸如电、引力、热等的力或能,力或能是内在于任何自然物或可以传递给任何自然物。生命只限于具有特定组织的系统之中。生命的另一个特征是有机体中的连续流和过程的型式。最后一个特征是,每个有机体来源于同类的其他有机体,它不仅带有现存个体自身的过去的特征,而且带有它以前世代的历史特征。不久前,我们试图根据生命有机体的基本特征,将生命有机体定义为“稳态系统的等级秩序”。可是,这个定义遗漏了一个重要特征,关于这个特征我们可能说得不太确切,但肯定不会完全丢失要点。

    在物理系统中,通常只根据瞬间的诸条件来确定事件。例如,就一个下落物体而言,不论它怎样下落,它总是到达一个瞬间位置,就一种化学反应而言,不论它以何种方式进行,总会产生反应的化合物。可以说,在物理系统中,过去是被抹去的。与此相对照,有机体显示为历史性的存在物。例如,当人的胚胎在一定阶段呈显出鳃裂时,它揭示了在地质年代中哺乳动物是从像鱼那样的生物进化而来的。相似地,我们也发现了有机体行为的“历史性”;动物或人类作出的反应,依赖于有机体在过去遇到过的或产生的刺激与反应。根据这种特征,赫林(Hering)作出了关于“记忆是有机物质的一般功能”的假定,西蒙(Semon)、布洛伊勒(Bleuler)、里根纳诺(Rignano)提出了生命的记忆理论。认为进化与个体有机体中的记忆有着平行的关系。

    的确,某些物理现象并非完全没有对过去的依赖性。例如,可以在残留的磁性、弹性和胶体行为中发现滞后现象。例如通过加热液化的胶体可以再固化;但是如果这种固化胶体再次液化,熔点便会降低;因此,它们的行为如此依赖于先前的历史。拉谢夫斯基(Rashevsky)指出,滞后现象的基于这样的事实:上述系统具有几种平衡态即最小自由能的状态。在这个事例中,环境并不明显地决定该系统的状态,因为,该系统能够在同样的环境中以几种不同的平衡态存在;实际达到的状态是由先前的历史决定的。拉谢夫斯基已分析了这些实例,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观点来看,由于滞后现象在无机事件中的意义不大,因而很少有人用理论物理学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并研究物理系统中的“学习”功能。按照他的看法,具有几种平衡态的系统有若干条件反射特征的属性。这类系统能够有条件地对环境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型式”作出反应。根据这些思考,拉谢夫斯基及其同事得出了关于大脑机制和行为的深刻理论。

    对过去的这种依赖性现在已相当好地可用数学表达出来。上述情况都可以用微积分方程来处理;在定义系统变化的方程中,出现有关时间的积分,用以表达该系统以前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后效应物理学”原理是由福尔特拉和唐南(Donnan)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包括有机体的基本历史特征,也就是,按照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律,胚基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步展开的特征,正是在系统发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特征。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律虽然在细节上需加以修改,但大体上是正确的。人类的胚胎展现了从原生动物到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到原始哺乳动物的几十亿年的系统发育史,但这个漫长的历史只在九个月内就重演了。胚基在系统发育中的积累和胚基在个体发育中的展开的双重过程,倒是可以与唱片相比,唱片上有录音时留下的、与演奏的美妙音乐相对应的痕迹或“印象”,当放唱片时,这些痕迹或“印象”再转变成声音。可是,遗传学没有说明称作“基因组”的唱片的本性。

    遗传学和实验进化论仅仅关注已有基因的突变。但是,进化显然不只包括已有基因的变化,也包含某些新基因的创造。否则我们会走向荒谬的预成论,必定会假定人类现有的基因早在原始的阿米巴身上就已有了。实际上,除了偶然的复制,例如,果蝇棒眼突变的偶然复制(p.82),我们并不知道新基因的起源,从这里很难得出有深刻意义的结论。我们也几乎不能说出在各种有机体中基因的绝对数目。染色体数目与物种的分类位置和系统发育的位置没有确定的关系。至少就基因被解释为分离的单位而言,这些思考是能够成立的。从统一的遗传基础概念来看,也许不能将系统发育的变化解释为新基因的增加,而应解释为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基因组中的新状态的转变。相似地,心理上的记忆应当解释为整个“脑区”的变化,不应解释为分离的和个别的记忆痕迹的积累(pp.191f.)。

    这里出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宏观)物理事件的总方向是趋于有序的减少和组织化程度的减少(cf.p178)。与此相对照,进化中似乎存在着朝增加有序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作者很早以前就谈到这个重要的特征(例如,1932年,p.64)。沃尔特里克称之为“渐进变化”。在物理过程中,偶然性和统计概率朝消除差异的方向起作用,像在热平衡的建立和能量的耗散中那样,按照熵定律,分子的随机运动而使差异消除。相反地,在生物领域中,按照选择理论,偶然性在趋于增加分化和复杂性的方向上起作用。

    这里可能有三个要点需要加以考虑。第一,熵定律并不排斥向更高有序的转变。例如,形成高于分子的组织层次的结晶过程,当然遵循熵定律;这可能因为存在着空间矢量——出现化合价或晶格力——而且熵走律仅仅表明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即晶体加溶液的系统中,自由能必定减少。如果在有机系统中存在着组织力即“更高层次上的结晶化的力”,那么它们的渐进变化不会与熵定律发生冲突。第二,我们可以考虑宏观物理事件与微观物理事件之间的深刻差别。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宏观物理事件朝着消除现存有序的方向演变。但是,就原子内部事件和宇宙事件而言,按照量子物理学定律,会发生导致更高有序的过程,例如,在恒星内部,较重元素的形成物代替放射性衰变,因此,“渐进变化”是可能的。也许,生物的渐进变化最终也要根据量子物理学的观点加以考虑,正如用量子力学观点考虑突变问题可能是真实的(pp.95,165f.)。第三,这里有一个最近才发现的和最重要的问题。与封闭系统中的总趋势相对照,在开放系统中可以出现熵减少的趋势。并由此转变到更高程度的非均匀性状态和复杂性状态(P.127)。

    有机体表现为一种空间整体,它在其各组成部分及诸部分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出来。相似地,有机体内的过程是由整体的空间系统(而不是由孤立的因果链)决定的,看来它们也是由整体的时间前后联系(而不只是由瞬间状态)决定的。空间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可能终究是同一时空整体的不同面相。在我们所考虑的四维时空整体中,时间维表现为除空间坐标之外的第四坐标。比方说,世界冰冻成四维的“时间风景”,四维可以表示同一实在的不同面相。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生命系统的行为都不可能由单一因果关系决定的(单一因果关系,意即有机体代表了孤立的因果链的总和,它是由瞬间状况决定的),而是由整体的时空模式决定的。这个概念与波动力学的陈述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公式来表示有机体的完整过程的话,那末,这个公式可能便是微积分方程,它同时表明了空间和时间的整体。这是些深奥的问题,必须用有关理论物理学和一般系统论(pp.199ff.)加以处理。

    我们只能把所有这些问题提出来;目前,我们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理论工具对这些问题作出精确的解答。
    7.神经系统:自动机或动态相互作用

    当我们接受体格检查时,医生做的初步检查工作之一,是要用小锤轻叩放松下垂的腿的膝腱,而腿会向上反弹。医生探查的是某种反射弧。膝腱内有感受器,轻叩刺激了这些感受器。兴奋流经过神经通路——感觉神经,进入脊髓。那里的神经中枢把兴奋从感觉神经转换到运动神经中去。通过后者,兴奋流进入肌肉,肌肉引起收缩,腿因膝痉挛或膝腱反射而向上反弹。如果没有反应,就意味着反射弧有障碍。因此,检验这种反射和其他反射,是诊断神经系统疾患的基础,神经系统疾患的症状是某些反射的丧失。

    中枢神经系统过程的领域和行为的领域,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观点来看是同等重要的,这些领域的最新发展引人注目地表明了机体论概念的兴起。

    19世纪著名神经病学家创立的传统的神经中枢和反射理论,试图把神经系统分解为具有确定功能的装置的总和,也试图将类似的动物行为分解为在这些结构中发生的可分离的过程。这样,脊髓被看作为按分节的次序堆积起来的反射装置的支柱。其次,延髓包含许多反射中枢,也包含重要生命活动的自动中枢,这些自动中枢的功能不需要外界的刺激,诸如呼吸中枢,它刺激呼吸运动;血糖中枢,它控制心搏;血管舒缩中枢;等等。最后,脑也显现为许多中枢区域的总和:大脑皮层的运动区,它对应于体肌的个别部分,控制它们的随意运动;感觉区,它代表了不同感官有意识的知觉的装置;联想区,它具有比较高级的智力功能,尤其是记忆和学习的功能都在这些区内。

    有关神经系统的反射、神经中枢、定位的理论,是以大量实验和临床的事实为基础的。可是,有其他人们熟知的事实,表明神经系统内有大量的调节能力,因而与这个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例如,由面神经变性引起的麻痹,临床上采用将副神经或舌下神经(N.accessorius
    or hyPoglossus)的纤维移植到面肌的方法,是可以治愈的。过了一些时候,病人又能够控制他的面肌,虽然补给的神经是非常规的。或者就按绍尔布鲁赫(Sauerbruch)法所做的修复术而论,博在残肢上的假肢可以由屈肌的正常活动而伸展,也可以由伸肌的活动而弯曲。这类经验表明神经和中枢并不是不可改变地和机器式地固定为某一种功能。贝特(Bethe)、冯·布登布罗克(von
    Buddenbrock)和其他人做的许多实验都表明了这点。例如,昆虫、蜘蛛和蟹的移动特点是所谓交叉缓行。就是说,在某个步骤中,先是左边的腿移动,其次是右边的腿移动,再次是左边腿同时向前移动,随后的步骤是,左右腿以相反的顺序移动。如果其中一些腿被截除,那它马上就会重建交叉缓行,而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当然,这时剩余腿活动的协调性,是与正常腿的活动不同的。因此,腿的活动不可能取决于某种固定的控制机制,而必定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周围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状况。

    于是,我们发现了传统的中枢理论所依据的事实与这些中枢神经系统调整机制的事实之间的一种对抗。后者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它们表明了神经系统受扰动后有可能修复的根据。本作者想在这里重述自己早期的一些陈述(冯·贝塔朗菲,1936年,1937年),因为这些原初在机体论概念基础上形成的陈述,已被最近的研究所充分验证了。因而这些事实极好地表明了机体论概念作为一种作业假说的价值。

    传统的反射和中枢理论把中枢神经系统看作为许多孤立的个别机制的总和。不管怎样,如果这种理论不是根据成年人的经验提出的,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概念。事实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各个部位与一定功能之间的固定关系。破坏腰椎神经会引起膝反射功能的消失,损坏脑的视觉中枢会造成脑皮层盲;刺伤呼吸中枢会引起呼吸活动的停止由此导致死亡;等等。另一方面,临床上和实验上有关调整的事实表明,这种固定关系不是绝对的,不能简单地把神经系统看作许多固定的反射装置的总和。无论如何,当我们考察中枢神经系统的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状况时,便会理解这种对立关系。于是,我们发现可以应用逐渐机械化原理来说明这种现象。中枢神经系统从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状态发展到机械化程度增高的状态,这里它在很大程度上好像表现为许多固定机制的总和,虽然这种机械化绝不是完全的,正如调整现象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在脊椎动物的系列中看到神经中枢在系统发育过程中的逐渐固定。在最低等的脊椎动物中,只能发现很少的、不确定的神经中枢(盲鳗属,赫里克[Herrick
    1929年])。猴的运动神经区域远不如类人猿那样明显地确定。用电刺激类人猿脑皮层的某些点,可以引起手指孤立的活动;猴子则不是这样(谢灵顿[Sherrington,1907年」)。相似地,中枢神经系统的个体发育表明,并不像传统图式所假定的那样,局部反射是原有的;相反地,这些局部反射是从整个躯体或较大的躯体诸部位的原始运动中定形起来的。这在极为不同的物种诸如美西螈、猫、鸟和人的胚胎中得到了证明(例如,科格希尔[Coghill],1930年;科罗尼奥斯[Coronios」,1933年;赫里克,1929年;库奥[Kuo」,1932年)。

    因此,可以勾勒出如下的神经系统发育的图像。它最初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具有均等潜能的系统,然后某些部分逐渐地获得越来越特化的功能。这相似于发育的状况:胚胎最初是具有均等潜能的系统,然后逐渐确定造器官形成的区域,这些区域固定地具有一定的功能,并且只能产生出一个单一的器官。相似地,一定的反射弧也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躯体的原初运动中分化出来的。然而,它并没有完全丧失执行其他功能的能力。甚至传统理论不得不假定有“副中枢”存在,当主中枢(诸如脊髓中呼吸中枢和血管中枢)不再起作用时,副中枢就起作用。因此,这些中枢没有明显的限定部位,但它们的功能却在一定程度上由中枢神经系统的较大的诸部位执行的。然而,在正常状况下,每种功能是由“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部分控制的。如果这些“控制部分”遭破坏,那么其他诸部分可能接替这些功能,虽然这些接替部分的效能较低。心脏功能的例子可以最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原理。在正常情况下,窦房结(心房中起心跳起搏器作用的系统)是控制部分,它调节心搏。当完全的心脏传导阻滞妨碍窦房结的活动时,房室结(在心房与心室之间的边缘)接替这种控制功能,心博活动才得以继续进行,尽管心搏是以原田淳节律(Tawara-rhythm)的缓慢速率进行的。最后,甚至希氏束(His’bundle)(心脏起搏器系统的最后分支)也能引起心搏。相似的原理显然适用于神经系统。感觉器官,神经中枢和效应器器官之间的协调活动,导致了一定的反射通路的建立,这些反射通路通常以固定的和机器似的方式对相应的刺激作出反应。但是,这种特化并不是绝对的,并且神经系统显示出可调节性,因为它的原初均等潜能在发育期间虽受到限制但并没有完全丧失掉。

    临床上和实验上有关神经系统调节的证据表明,神经系统各个部分的功能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实际状态,取决于与外周器官(感官、肌肉)的关系。因此,在失去一条腿或几条腿的甲虫和蟹中,神经系统内的协调依赖于剩余腿的数目和排列状况。如果器官被非常规神经所补充,那么反射通路和神经中枢的功能可能会改变。但是,完整无损的动物的反应也不只是由某个确定的神经中枢的作用单独地决定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还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神经系统的状态所决定。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反射只能在除脑动物身上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能在完整无损的动物身上表现出来。在未受损伤的动物身上,这些反射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神经系统内的相互作用的深刻改变。可是,如果各个部分的功能依赖于整个系统的状态,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即:反应的协调性不是或不完全是由固定的排列决定的,而是受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内的动力学规律支配的。

    反射理论把反射弧即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看作是行为的基本要素。相反地,最近的研究表明,它具有相当自主的功能;而这种自主的功能应被看作是基本的。自动的器官,例如,心脏、神经中枢(如呼吸中枢),就是实例。反应机制(反射弧)似乎都是在原初的节律运动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这表现为这样的事实:感觉神经细胞只是在运动神经细胞发生作用之后,才参与对运动的控制。在美西螈幼体中,这些运动在运动神经细胞和感觉神经细胞发生联系以前就出现了;因此,这些运动不可能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射,因为反射弧的感受器部分还没有与运动神经部分发生联系。它们是由运动神经细胞本身产生的自动活动(科格希尔,1929年,1930年)。在人类胚胎中,最初运动也具有自动的性质(朗沃西[Langworthy」,1932年)。

    我所勾勒的概念不仅适用于个别器官的功能,而且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的行为。在许多有机体中,处于相同环境(没有外界刺激)的正常状态,也不是静止的,而是迅速地、活泼地运动着的。同样,我们在本能行为中也发现这种自主活动。这里,它表现为完成某些运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出现于某种没有外界刺激和外因作用的生理状态中,比如,出现于寻觅食物和寻找性伙伴中。

    这些洞见导致了对“刺激”概念的修正。如果有机体原本就是一个能动的系统,我们必须说:刺激(即外界条件的改变)并不是在内部非能动的系统中造成一个过程,而宁可说是在内部能动的系统中修正该过程。这引出了重要的结论:最终决定有机体反应的,不是这么多的外界影响、刺激,而是内部境况,是远离正常态——心理学上说是远离“需要”。这符合事情的实际状况。有机体的活动首先不是由刺激引发的,而是由寻找食物、寻觅配偶等等的需要促动的。这些“驱动作用”最终使有机体达到恢复正常态的境况。由内部状态而不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驱动作用,与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反应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后者主要也还是取决于生理状态,比如饥饿的动物一看见被捕食的动物就作出进攻的反应,但如果饱食动物就不会留意被捕食的动物了。普夫吕格尔(Pfluger,1877年)作出过这样的经典陈述:“需要的理由便是满足需要的理由。”他意欲据此表达生物所特有的灵魂似的目的性。但是,活力论陈述或心理学陈述并没有表达出任何东西。它只是说,偏离生理平衡状态就会导致种种行动;直至最终恢复到正常状态。

    我们还在本能行为中发现一种逐渐机械化或确定性,它与胚胎发育中的情况极为相似。可以在石蛾的幼体中看到这种极好的例子,这些幼虫用石子、木材、松叶等建起漂亮的小室(乌尔曼[Uhlmann],1932年)。这些小室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只是松散地搭建起来的昆虫栖居的管状小室;第二种是紧凑的、但无规则地用建筑材料搭建的;第三种是幼虫加工建筑材料并以砖块方式将这些材料筑成具有很匀整构造的小室。在原始物种中,有“多种潜在性”,即它们能利用不同的材料;在高度特化的物种中,只有“单一潜在性”,即只能利用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同样地,就个体发育而言,起初有多种潜在性,在比较成熟的幼体逐渐特化为一种特殊结构的过程中,多种潜在性便变得逐渐受到限制。如果这种小室被毁坏了,又会筑起新的小室,而这样一个过程同一动物能反复达六十次。这些重建的结构经历了像正常有机体发育的同样几个阶段;动物的个别经验并不起作用。我们由此可看到本能行为的基本特性与胚胎发育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样,刺激-反应现象的领域和行为领域尤其清楚地表明了前面提到的(pp.18f.)机体论观点的必要性。与分析的和累加的概念相对照,我们有了过程依赖于整个系统的概念。与结构的和机器式的有序相对照,我们发现动态有序的首要性和逐渐机械化的原理。与有机体原本是反应性系统的概念相对照,我们认为有机体具有原本是能动系统的特征。

    新近的研究完全确证了这些观点。冯·霍尔斯特(von
    Holst)根据细心而广泛的实验研究的结果(例如,1937年),得出了神经系统能动性的“新概念”。在他看来,运动性的活动,诸如虫的爬动,环节动物的跑动,鱼的游动,等等,都是由神经中枢的自动性引起的,而不需要外界的刺激。因此,这些运动也是由“非传入”神经系统(即与感觉神经的联系已被切断后的神经系统)控制的。与固定反射的理论截然不同,它进一步表明运动的协调性不是僵硬的,而是可塑的,并受动态原理支配,受神经系统内的相互作用支配。“相对协调”和“磁体效应”,即由神经中枢自动性产生的倾向,例如一只鳍的运动,以它的节律或一定的同步关系影响另一只鳍的运动,则属于这些原理。因此,冯·霍尔斯特认为,反射不是行为的基本要素,而是使原有的自动性适应于变化的周围环境的手段。K
    洛伦茨(Lorenz)在他研究本能行为的工作中,得出了关于自主活动的原本性质的相应概念。在本能活动中,预先形成的连续冲动,所谓遗传性的协调活动,起着主导作用,它们通常不受某种刺激而显现出来,并且仅仅被外界刺激所修改。本能活动原有的自动特征,在某些生理条件下尤其表现为无刺激状态中发生的“空转反应”。例如,没携带筑巢材料的乌,在广阔的天空中表现出筑巢的活动。

    对知觉和精神生活的心理研究,也得出了相似于对动物的反应和行为的生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知觉和精神生活的心理研究的发展集中在格式塔理论(pp.189ff)。冯·霍尔斯特也强调在神经协调的动态原理与经验的格式塔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胚胎发育调节原理,神经系统中兴奋分布原理和格式塔知觉原理之间的一致性,是同样有趣的。例如,如前所述,破坏脑的视觉中枢的两侧,会造成脑皮层盲。只破坏一侧,会产生偏盲,即失去两眼视野的一半。这种偏盲症,在实验室用适当的方法即视野计测量法,很容易被诊断出来。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病人经验到的并不只是一半的视野,而是完整的视野,尽管这个视野比正常的小些。这种调节有可能通过最清晰视觉的新点的形成而得以实现。这种新点与正常的相比,发生了移位。因此,脑皮层的余留部分几乎能做像以前完整无损的机构所做的工作。这相同于杜里舒的实验,即半个胚胎系统能完成完整的胚胎系统同样的活动(戈尔茨坦[Goldstein])。胚胎发育的原初均等潜在性和逐渐确定,与神经系统功能原初均等潜在性和逐渐确定之间的对应,前面已论述过了。相似地,人们可以在组织者形成的胚胎发育领域内,在中枢神经系统领域内,看到“控制部分”的原理。

    第四章  生命的规律

    那只玉手,它挥动起来,

    是那样温存,与人快慰,

    那种轻盈灵活的体态,

    如今都已经面目全非。

    从前你干的那番事业,

    使你的名字留传下来,

    像波涛一样滚滚呜咽,

    又匆匆归于汪洋大海。

    ——歌德:《常变中的永续》

    1.生命之流

    “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因为向你流来的永远是新的河水。”以弗索的赫拉克利特因他的这段格言敲响了古代黎明的钟声,当时人们称他为“晦涩哲人”。很容易看出,赫拉克利特好像应该是希腊之外的人。希腊世界是受阿波罗(Apollo)的静态和谐的理想统治着,这既表现为他们的大理石雕塑,也表现为柏拉图(Plato)关于现存事物的可塑性原型的观念。可是,赫拉克利特是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式的思想家,他把事件的不停息的流动视为现实的本质。但是,这使他与他当时的世界相疏远,而接近于我们的世界。北方的神不是灿烂阳光下的古典大理石雕像;它们在雷暴雨中显露自身。古代神话中表现的这些基本倾向,在现代科学的抽象性中仍保持着活力。因此,希腊人用雕塑家眼睛看原子,把原子看成微小坚固的物体;西方世界的物理学已把原子分解为力的作用,波动力学的节点。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永远变化不息然而永远持续存在的河流象征着世界。不仅我们周围的世界——这是赫拉克利特想要表述的世界——而且,甚至连我们自身从某一瞬间到另一瞬间也不是同样的。我们可以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确切地指出生命世界的深刻特征。

    当我们比较无生命对象和有生命对象时,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例如,晶体由无变比的组分构造成的;它们也许可保持几百万年。然而,活机体只是表观上持续存在和稳定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断流动的表现。新陈代谢是所有活机体的特征,新陈代谢的结果,表现为活机体的组分从某一瞬间到另一瞬间是不相同的。活的形态不是存在,而是发生。它们是物质和能量不断流动的表现,这些物质和能量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构成有机体。我们确信自己保持同样的存在;实际上,我们躯体中任何物质组分几乎不能保留几年;新的化学成分,新的细胞和组织取代了现存的化学成分、细胞和组织。

    我们在生物组织的所有层次上发现了这种连续的变化。细胞内构成它的化学成分不断发生破坏,在这过程中,细胞仍作为一个整体而持存。在多细胞有机体内,细胞不断地死亡,又被新的细胞所代替;但有机体仍作为一个整体而持存。在生物群落和物种中,个体不断死亡,新的个体又不断产生。因此,从某种观点看,每个有机系统似乎是持存和固定的。但是,表面上看来某个层次上持存的组织系统,实际上是在下一个较低的系统——细胞内的化学组分系统、多细胞有机体内的细胞系统、生物群落内的个体系统不断的变化、形成、生长、消耗和死亡的过程中保持的。

    这种有机体的动态概念可以看作是现代生物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这个概念引出了生命的基本问题,并使我们能够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索。

    从物理学观点看,我们发现活机体的特征状态,可以用这样的陈述来加以定义:就其周围环境而言,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不停地将物质排出给外界,又从外界吸收物质,但是它在这种连续的交换中以稳态方式维持其自身,或在它的按时变化中接近于这样的稳态。

    到目前为止,物理化学几乎只涉及封闭系统的过程。这种过程产生了化学平衡。化学平衡也是有机体内的某些过程的基础。例如,氧从肺输送到组织,是以氧、血红蛋白和氧合血红蛋白之间化学平衡为基础的:在肺里,氧的压力较高,血液充满氧,氧与血红蛋白化合,以形成氧合血红蛋白。在组织中,氧的压力较低,氧合血红蛋白被分解,释放出氧。这里,达到了化学平衡,因为有关过程是高反应速率过程。然而,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从未处于真正的平衡,比较缓慢的新陈代谢过程只会导致稳态,这种稳态是通过组分物质连续的流入和流出、合成和分解,不断远离真实平衡而得以保持的。

    因而,我们必须要求将动力学和热力学加以扩充和普遍化。
    由物理化学提供的反应动力学理论和封闭系统平衡理论,必须用开放系统理论和稳态理论加以补充。在指出这个问题初步的生物学特征之后(例如,冯·贝塔朗菲,1929年,1932年,1937年),本作者提出了物理学问题,阐发了若干开放系统的原理,并指明了这些原理对于生物现象的意义(1934年,1940年,1942年)。稳态概念和理论是由说德语的作者采用的(例如,德林格尔和韦茨,1942年;贝文克[Bavink」,1944年;斯克拉贝尔[Skrabal],1947年);另一方面,美国和比利时的作者研究了这个问题。伯顿(Burton)(1939年)作出了基本上相似的论述以及若干更深入一步的结论。赖纳(Reiner)和施皮格尔曼(Spiegelman)的工作(1945年)好像受到第一批作者和本作者之间思想交流的促动。普里高津(Pri-gogine)和维亚梅(Wiame)(1946年)用热力学补充了这个问题的动力学论述。

    开放系统的理论开辟了物理学的崭新领域。“根据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只适用于封闭系统;它不能用来定义稳态。”本作者的这个论述(1940年,1942年)包含了深刻的推论,如同普里高津(1947年)对不可逆过程和开放系统的热力学研究所表明的。本作者把它看作他从生物学方面推动物理学发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本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将在本书的第二卷中作充分的介绍,普里高津论述了有关他的基本研究:

    “经典热力学的两个原理只适用于封闭系统——该系统与外界交换能量,但不交换物质,即适用于非常特殊的系统。……热力学是令人赞美的但却是不完整的理论,这种不完整的特征源于这样的事实:它只适用于封闭系统的平衡态。因此必须建立更广泛的理论,这个理论既包括非平衡态,也包括平衡态。”

    这里,我们只提开放系统热力学的几个推论,这些推论为物理学和生物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推翻了一部分迄今人们视作当然的基本概念。有鉴于封闭系统中事件的趋向是由熵的增加决定的,开放系统中的不可逆过程不能用熵或别的热力学潜能表征;而开放系统所接近的稳态是用最小熵产生的近似值定义的。由此提出了一个富于革命性的推论:在开放系统向稳态转变的过程中,可以出现熵的减少和自发地向更高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状态的转变。复杂性和有序性的增加可能有着根本的意义;复杂性和有序性的增加是生物发育和进化的特征(pp.56,64,112f.)。勒夏忒列(Le
    Chatelier)原理不仅适用于封闭系统,也适用于开放系统。对不可逆现象的研究得出了与天文学时间(时钟时间)相对立的热力学时间概念。这个概念首先是非度量的(即不能用长度测量来确定的)概念,是(在最简单的假设条件下)对数概念;这个概念是统计的,因为它以第二定律为基础;它是局域的,因为它是从空间某个点的不可逆过程中概括出来的。

    正如开放系统理论揭开了物理学的新篇章,开放系统理论也揭开了生物学的新篇章。长期以来,人们称有机体为“动态平衡”系统,以表示有机体是在不断变换自身组分的状态中保持生存的。可是,这只是在口头上关注这个问题,还远没有提出比前面提到的工作更好的支配这种特征状态的概念和原理的定义。

    生命系统表现为一种由大量的反应组分构成的极度复杂的稳态。作为开放系统的有机体的特征,是以活的现象为基础的。当然,在把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时,我们不能对所有个别反应参与者都注意到。可是,我们现在将看到,有可能大体上对有机系统作出陈述。这种陈述一方面引出了重要生物现象的定量定律,另一方面对生命的基本属性作出解释。

    一方面是等级组织,另一方面是开放系统的特征,它们都是生命本质的基本要素,而理论生物学的进步将主要依赖于有关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理论的发展。

    “无论组织化关系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它们终归构成了生物学的中心同题,只要人们认识到这点,生物学会在将来取得丰硕的成果。从碳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到物种和生在整体的平衡,这些关系的等级系统,也许将是未来的主导观念”(尼达姆[Needham」,1932年)。

    “居尔德贝格(Guldberg)和沃格(Waage)的定律支配了化学静力学和化学动力学。在有机体中,我们面临的是长期以来被称为流动平衡或动态平衡的化学系统。今天,有机体动态平衡的问题不再完全悬在空中,而可以看作是高高耸立的大厦的拱顶石和冠顶。物理化学家早已为这座大厦奠定了地基;下一步的建造则是生理学家的事,这就是检验旧工具或为特定的目的改进旧工具并创造新工具,在这里按照常规使用旧方法将不会总是奏效的”(赫贝[Hober」,1926年)。
    2.有机体的定义

    我们可以根据已作的考虑大胆地提出一个尝试性的定义:活机体是一个开放系统的等级秩序,它依靠该系统的条件在诸组分的交换过程中保持其自身的存在。

    这个定义当然不是详尽无遗的。它忽略了对生命系统来说是基本的第三个属性,即它们的历史特征(pp.109ff.)。尽管这个定义还有保留的地方,但是,它符合科学定义所必需的要求。

    许多人都尝试给“生命”下定义(cf.A.迈耶[Meyer])。首先,我们发现了一些伪定义。它们的特点是:被下定义的词以隐蔽的形式引用到定义中去,因而暗含着一种恶性循环。例如,生命被定义为“抵抗死亡的力的体现”,“死亡”概念只是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言才具有意义。另一些定义,试图通过例举活机体的最重要的现象特征,给活机体下定义。一个例子是罗克斯(Roux)的定义(1915年),它列举了有机体的“auto-ergasies”或自我活动——例如自动变态、分泌、修复、生长、运动、分化、遗传,所有这些功能都通过自我调节得以控制。这作为生命系统区别于非生命系统的描述性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一个严格的定义则要求:(1)它不得包括被定义对象的特征;(2)它容许将与其他现象明确区别开来;(3)它为据以能演绎出特殊现象及其规律的理论提供基础。我们提出的定义似乎满足这些要求。

    首先,定义不包括被定义的有机体的某些特殊特征。但是,正像现在表明的,可以把基本的生命现象看作是从这个定义得出的推论。

    其次,该定义必须陈述被称为“活的”自然客体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提出这些原则是必要的;因为没有组织和没有在组分的变化中保持自身的客体,就不是“活机体”。另一方面,它们好像足以在有生命系统和无生命系统之间作出区分。例如,晶体表现为从基本的物理单位到原子、再到分子、最后到晶格的等级组织;但它没有通过组分的变化以保持自身的特征。与此相对照,无生命界中的稳态,诸如,稳定的水喷射、火焰、静电流,表现出必需通过变化才能保持的特征,但是,它们没有等级组织,它们只是靠系统之外的条件,靠适当的“机器”,诸如活塞、蜡烛等等才得以保持。然而,由系统内部条件造成的变化中的保存,并不是活力论的概念;它也存在于某些无生命系统中;拉谢夫斯基研究的滴状系统(drop
    system)则表明了这点,该系统通过吸收和输出物质,生长和分化而保持自身。这里也没有等级组织。可是,如果将来(现在的实验还不能做到)能够造出一种具有我们的定义指明的所有特征的系统——例如,表现为有内部组织、通过吸收和输出物质而自我保存和自我增殖的胶体系统——那么,我们还不能断定它是不是“活机体”。病毒不包括在我们的定义内,因为它们不能在活细胞之外生长,因而不具有通过新陈代谢达到自我保存的所有条件。

    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的定义满足第三个条件,即它可以为能够从中推演出特殊规律的理论提供基础。

    非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否存在着桥梁或鸿沟?从大分子化合物和胶体结构,经由具有协变复制功能的基本生物单位,到最简单的细胞,并由此达到植物和动物多种多样的形态,我们不能指出其中有一个绝对的断裂。最近的研究看来更确切地表明,在病毒中,存在着多少有点相互连续的层次:从大分子如烟草花叶病毒,经过分子复合体,诸如大噬菌体,昆虫多角体病病毒,到非常简单的、像有机体似的形态,最后到近似于细菌的形态,诸如污水中的微生物和立克次氏体微生物。另一方面,从化学上已鉴定的分子到活细胞物质的动态微观世界,我们进入了全新的现象领域。虽然这里没有绝对的间断性,但如果我们能以曲线的形式描绘这种转变,存在着一个从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的陡坡。决定点不在于是否具有协变复制的功能,而在于达到更高的组织水平,达到保持稳态的无数物理-化学过程的有序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基本的生理现象看作是有机体表现为开放系统的结果。在普通生理学中,生命功能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新陈代谢生理学,即有机体内连续进行的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过程的生理学。基本的原理是稳态中的自我保存。第二个方面是应激性和能动性,包括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没有外界刺激而发生的自主活动,例如,心搏和呼吸活动。我们可以把这些过程看作是附加在稳态上的波动。刺激是对稳态的替代,而有机体则倾向于恢复到稳态;周期性自主活动表现为附加在稳态的连续流上出现的微小波动系列。第三个方面包括形态发生现象,即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过程中比较缓慢的变化。这些方面表明,有机体不是真正静止的(就新陈代谢和应激性的瞬间过程而言,可以看作是静止的),而只是准静止的,即它的稳态是缓慢地建立起来的,并且经历着缓慢的变化。
    3.有机体的系统概念——精密生物学的基础

    从现已达到的水平看,能够洞察许多问题的新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导出了有关基本的生命现象的精确的定量规律。这里只是简要地概述其中的某些结论,将在后一卷中更充分地加以论述。

    将来,生物动能学(Bioenergetics)必定建立在开放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任何真正的平衡,因而任何化学平衡的反应系统,都是不能做功的。因为要做功,就必须存在梯度;这就是说,系统必须远离真正的平衡。因此,水库含有大量势能,但这不能驱动发动机。因为要做功,必须要有梯度,水必须向下流动。为了保持做功,我们必须造成一股稳定的水流。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有机体。化合物中包含的化学能在它们处于化学平衡的时候是不能利用的。然而,有机体作为一种内部不断进行趋向平衡的反应的稳态系统,具有持久做功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它不间断地发挥其功能所必需的。

    这里出现了更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有机体是稳态系统,那么为了保持远离平衡,必须恒定地供给能量。因此,能量不仅是有机体发挥其多种多样功能,诸如肌肉和腺的活动等等所必需的,而且是有机体保持稳态所必需的。细胞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保持做功的问题,是生物动能学的基本问题,开放系统理论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原理(冯·贝塔朗菲,1942年),这些原理有待于实验的证实。

    新陈代谢的基本问题是自我调节问题。活机体中的反应与腐烂尸体中的反应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发生的所有反应的结果是达到系统的保存(pp.13f.)。有机体在其组分物质连续流动中,是怎样近似地保持恒定的?它为什么会不处于以可逆过程为基础的平衡态,而处于以不可逆过程为基础的稳态?分解代谢过程中耗尽的物质,是怎样通过正确的途径从由食物提供的化合物中再生的?在酶的作用下从食物中分解出来的化合物,是怎样在细胞和有机体中找到“正确的”位置,从而在新陈代谢中保存自身的?尽管有机体摄入食物有所变化,但它是怎样保持其恒定的构成的?这些自我调节的主要特征——有机体在其组成物质连续变化中保持其特征性的构成模式的恒定性,遇到不同程度的变化仍保持独立性和持存性,经过正常的或由刺激增强的分解代谢之后所达到的恢复——都是开放系统普遍属性的表现。因此,新陈代谢的自我调节,原则上是可以从物理学规律得到理解的(冯·贝塔朗菲,1940年,1942年)。

    将开放系统理论应用于“新陈代谢中的晶体”,有可能对基本生物单位的协变复制的问题(pp.30f)作出解释。

    在继续探讨深一层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作一些初步的议论。以前,生物学分为两个主要领域:形态学和生理学。形态学研究有机形态和结构,它包括对动物和植物物种进行鉴别、描述和分类的分类学,描述动物和植物结构的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胚胎学等等。生理学研究活机体的过程,诸如,新陈代谢、行为和形态发生。这种划分是以这些领域不同的方法论为依据的,这些方法论既包括技术的方面也包括概念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划分是必要的。可是,形态学和生理学只是研究同一整体对象的不同的、但又是互补的两个方面。

    结构与功能、形态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对立,是以有机体静态概念为基础的。机器中有固定的安排,它可以处于运转的状态,也可以处于静止的状态。相似地,预先建立的结构,比如说,心脏的预先建立的结构不同于它的功能即有节律的收缩。实际上,预先建立的结构与这种结构中发生的过程之间的分离,并不适用于活机体。因为,有机体是一种持久的、有序过程的体现,虽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过程是由下层结构和有机形态承担的。形态学所描述的有机形态和结构,实际上是时空模式中的瞬间的横断面。

    我们所说的结构是长久持续的缓慢过程,我们所说的功能是短暂持续的快速过程。如果我们说,功能(诸如肌肉收缩)是由结构完成的,那么这意味着,快速的和短暂的过程之波是迭加在长久持续地和缓慢地奔流之波上的。

    活机体是在有序的事件之流中保持自身的客体,这里,较高层次的系统在下级系统的变换中持存。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而言,由本作者最早提出的这个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例如,解剖学家本宁霍夫(1935年,1936年,1938年,1939年)以下述方式表述了这个概念,他的表述与本作者的陈述在字面上几乎是一致的。

    “因此,当躯体内组分处于流动的状态时,躯体自身似乎是持存的。但是,个体也表现为始于受精、终于死亡的一系列事件。……处于缓慢的流动中的,相对持存的和准静止的东西,乃是一种有机形态,而较快的事件流则是维持这种形态的功能。……如果我从较低层次考察到较高层次,那么,这些形态是显而易见的。较高层次的系统作为形态发生作用,所有从属的事件都被整合进这种形态之中。另一方面,如果从较高层次往下看各个较低层次,那么不同层次的形态依次分解成过程,这些过程的速度随着系统范围的缩小而加快。”(1938
    年)。

    近年来,关于有机体作为一种处于稳态的系统的概念,尤其随着示踪方法的进步而开始为人们所熟悉。示踪方法表明,有机体中的组成物质以迄今未知的速度进行着分解和合成的过程。比如,试比较一下以上陈述与下述示踪工作的梗概:

    “活细胞动态的发现和描述,是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创造的同位素技术的主要贡献。……蛋白质分解酶和水解酶在以极快的速率分解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类脂化合物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作用。细胞结构的爱蚀,由一组合成反应连续给予补偿,以重建降解的结构。成体的细胞保持自身于稳态中,不是因为没有降解的反应,而是因为合成反应和降解反应以相同的速率进行着。最后结果好像是正常状态的反应消失了;接近平衡是死亡的征兆。”(里顿伯格[Rittenberg],1948年)

    因此,我们不能把有机结构看作是静态的,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动态的。这种观点首先适用于原生质和细胞结构(pp.32ff),由于这个原因,在这微小尺寸的层次上,这种观点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我们把诸如细胞核彷锤体、高尔基体等形成物,制备成固定和染色的显微镜载玻片时,它们在我们眼前显现出结构。可是,如果我们考察它们的按时变化,它们便表现为化学和胶体层次上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准静态只持续片刻,不久就发生变化或消失。

    这种观点原则上也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的宏观结构。在有机体中,最终存留下来的也不是持存的结构,而是稳定过程的规律。

    有机体作为事件之流的体现的这一概念具有意义深远的结果。它导致了“动态形态学”(冯·贝塔朗菲),该学科的任务是从受定量规律支配的力的作用中推导出有机形态。用这种方法,将新陈代谢、生长和形态发生这几个领域整合起来。

    生长无疑是生物学的主要问题之一。确实,通常人们把生长看作是生命的最大奥秘。可是,为什么有机体会增大?为什么当有机体“长大”后,这种增大会减慢,以至最后停止下来?对这些问题,生理学至今尚未作出解答。但是,把有机体看作开放系统,形成一种精确的有机体生长理论,可以对生长这种基本的生物现象作出解释并给出定量的定律(冯·贝塔朗菲,1934-1948年,cf.Vol.Ⅱ)。一般可以说:有机体在合成代谢超过分解代谢时就生长;当这两种过程保持平衡时,有机体生长活动就变得静止。经验表明,组成物质的分解代谢大体上与躯体大小成比例的。可是,就高等动物而论,组成物质的合成代谢,好像依赖于能量代谢——它产生了构成有机组分所必需的能量。在最主要的例子(比如脊椎动物)中,能量代谢是与表面积成比例的。从这个前提能够推导出生长定律,这个定律有可能对不同类型动物生长曲线进行计算并对其独特性作出说明。在某些适当的例子中,这些生长定律是相当有效的,其精确度可以与物理定律相比。这已在从细菌和组织培养到鱼类、哺乳动物等各种各样的例子中得到了证明。在这个处理方式中,生长便能与总的代谢联系起来,并且能从总的代谢中推导出来。

    这个理论阐明了许多问题,这里只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绝对的身体大小和对于动物按时生长的解释和计算;细胞体积恒定性原理,哺乳动物的周期性生长;再生生长的过程;通过吸收表面的测量而对该理论的证实;由这个理论推导出关于呼吸量取决于躯体大小并与相应的生长类型有关的动物不同代谢类型的陈述;就性别差异而言,代谢强度与躯体大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动物生长曲线对组成物质分解代谢强度的计算,这些计算值在独立的生理实验中得到了证实;有机体生长理论在生态问题上的应用,例如,生长对于温度的依赖性(伯格曼[Bergmann]规则),以及该理论在地理性变异问题上的应用;人类生长曲线的独特性及其对于人的身体和精神发展的意义。

    动态形态学的另一类问题,涉及到发育和进化过程中形态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有机形态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形态不同,主要取决于比例的差别,这些差别又取决于生长速率的不同,因为某些部分比整个躯体生长得快,另一些部分比整个躯体生长得慢。这首先适用于个体的发育。例如,新生儿的头部大约是身体长度的四分之一;但成人的头部只是身体长度的八分之一。因此,头比整个身体长得慢。相反地,腿比身体的其他部分长得快,因为新生儿的腿比成人的腿短得多。因此,躯体形态主要是由各部分相对生长速率决定的。在许多例子中,这种相对生长,生长速率的协调,遵循一个简单的定量定律即由赫克斯利(Huxley)(1924年)提出的异速生长定律。相似的考虑也适用于进化问题。相关物种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躯体比例的不同,因而也取决于遵循异速生长定律的生长速率的协调。

    我们对若干有关问题作了研究,将异速生长原理应用于一部分新领域。我们可以举出其中某些问题:躯体大小和新陈代谢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基于这种关系的代谢类型的陈述;节律过程,诸如脉搏和呼吸的频率,对于躯体大小的依赖性,及其定量定律;代谢梯度与生长梯度的关系;对蔡尔德关于生理梯度理论的批判性考察;关于躯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绝对生长与躯体各部分的相对生长的综合理论;关于药效作用的定量定律;关于相对生长对人的体质类型的意义的思考。有关进化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新观点,例如进化的定向性或直向演化;物种形成过程中的协同适应性变化,内分泌因素在进化中的重要意义,等等。

    形态学的另一个基本原理也在这种关系中找到了它的生理学基础。18世纪的传统形态学提出了“器官平衡原理”,歌德表述为“预算定律”(“budget law”),乔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 St.Hilaire)称为“平衡定律”(Loi de balancement”)。它表明,在动物躯体内各个器官大小之间存在着特有的恒定关系,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们的化合物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按照异速生长定律,生长速率的协调性,最终以有机体内各个部分之间的竞争为基础。每个器官能够从整个有机体获得的营养物质中吸收一份独特的营养。因此,每个器官都以一定的速率生长。异速生长体现了趋于一定稳态的分配过程,这个事实为平衡定律提供了生理学基础。

    有机形态似乎是很难作定量分析的问题。可是,现代研究表明,有机形态是受定量定律支配的,而这种定量定律已被人们逐渐地揭示出来。我们可以把生物学中的动态概念与物理学中的动态概念加以比较。正像现代物理学中并不存在刚性和惰性粒子意义上的物质,而原子宁可说是波动力学的节点,生物学中也不存在作为生命过程载体的刚性有机形态;相反地,有机形态乃是一种过程之流,以表现上持存的形态显现出来。

    在感觉和兴奋的生理学领域中,也发现了能够得出定量定律的相应理论。因此,由皮特(Putter,1920年)和黑希特(Hecht,1931年)发展起来的有关感觉、尤其是视觉的定量理论,是以相似于以上详述的原理为基础的。在眼睛中,如同在照相底片中一样,存在着光敏感物质,它受到曝光就会分解。在对明亮敏感的视网膜杆中,光敏感物质是视紫质。邦森-罗斯科(Bunsen-Roscoe)定律适用于光化学反应。如摄影者熟知的,这个定律表明,为了获得一定的效果,例如,照相感光板的变黑,光线强度越弱,则曝光时间必须越长;或者,用数学术语说,光强与时间的乘积是常量。可是眼睛与照相感光板不同,它具有阈值,低于此阈值,光就不起作用。这是因为,光低于阈值会阻碍视紫质分解为最终引起神经兴奋的物质,这里存在着从视紫质的分解产物中再生出视紫质的第二步反应,从而消除了兴奋物质。从已指明的原理出发,光感觉的定律,阈值的存在,对亮暗的适应,光线强度辨别,韦伯-费克纳(Weber-Fechner)定律及其限度,等等,都可以定量地推导出来。

    有机体所特有的能量状态也是以可称为触发器作用的兴奋现象的特性为基础的。正像小小火星落在一小桶甘油炸药中释放出巨大能量那样,在对刺激的反应中,例如在肌肉的收缩中,释放出的能量,与刺激的能量——电能、机械能、化学能等等,并不存在着定量关系。正如我们前面已说过的(p.119),有机体不是原先静止的机器,机器需靠刺激才能运转;而是刺激引起有机体释放出它在静止状态时贮存着的能量。如果有机体是机器式的,必需突然地被开动,那么,它就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有机体按照非常经济的原理进行工作,可以与蓄电池的原理相比,它在松闲时期,比如在晚上,积聚大量能量,这些能量可以在需要时释放出来。在生理学上,这表现为这样的情况:在神经或肌肉活动中,大部分新陈代谢过程并不是在活动阶段发生的,而是在该系统“充电”的恢复期间发生的;消耗能量正在于此。这导致了刺激-反应活动与无需外界刺激的节律-自动活动(pp.119f.)两者的统一概念。节律-自动活动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放电和充电的原理。节律-自动活动遵循张弛振荡原理或kippschwingungen原理(贝特)。例如,这个原理在广告灯上的应用,电容器是逐渐充电的,达到临界电位时,它通过霓虹灯管放电,随后又重新充电,再放电……,所以,广告灯以节律间隔的方式闪光。相似地,有节律地活动的器官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积聚能量,在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然释放能量。因此,张弛振荡原理也在自动活动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活动中起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在典型的反应器官和神经中枢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而完全处于中间状态,像隔离的肌肉或反射中枢,只有受外界刺激后才开始活动;而有节律地活动的器官和神经中枢,像心脏或呼吸中枢,是在恒常的外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兴奋的基本现象(诸如触发器作用),初始阶段和恢复阶段新陈代谢强度的比率,节律的自动性,等等,都是同一原理的必然结果,该原理即是:有机系统原本不是靠外界的影响、刺激而开始运作的系统,而是内在能动的系统。

    虽然,我们的这些探讨是初步的,但我们可以说,新陈代谢、形态发生、应激性的大领域,在开放系统和稳态的指导原理之下,开始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领域。这种影响是明显的。

    如果我们考察物理学,那么物理学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实在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也就是将不同的现象归约为统一的定律。必须认识到质上非常不同的现象,如行星的运行轨道,石头的下落,钟摆的摆动,潮汐的涨落,都是受一个定律即万有引力定律支配的。这对于17世纪的自然主义者来说,无疑会感到震惊。只是到后来这种震惊才得以消除,并且以前分离的诸领域得到统一,例如力学与热学统一于分子运动论,光学和电学统一于电磁理论,这被人们看作是最重大的胜利。现代生物学领域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人们可以从同样的观点来思考非常复杂的现象。在某些分支学科中,已经能够用数学术语表达它们的定律;在另一些分支学科中,我们认识到一些目前只能以定性的方式加以表述、但符合相同概念图式的定律。许多领域可以服从于相同的统一概念,这些领域是非常多样的,比如某些物理-化学现象,在经典理论范围内似乎是悖理的,但用新概念,则是可以解释的,这些新概念有生物动能学、新陈代谢、生长和动态形态学、进化规律、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活动、心理学的格式塔知觉,等等。

    而且,新理论打开了通往生命世界基本问题的道路,其中也包括被认为是通向生命的最深奥秘之路。

    我们再一次回到杜里舒认为是活力论证据的实验。我们可以用等终局性概念来说明他的海胆实验的奇怪结果。Aequus,是相同的意思,finis,是终局的意思。等终局事件是指从不同的起点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标的事件。除了某些例外的情况,我们没有在物理过程中发现等终局性。在物理过程中,初始条件的变化通常导致最后结果的变化:一架受损机器以不同于未受损机器的方式运转;格管方位的变化,所用的火药量的变化,引起射弹命中的变化,等等。与此相对照,等终局性是生命过程的重要特征。例如,在杜里舒实验中,初始条件可以是不同的;例如,一个完整的胚芽,半个胚芽,两个胚芽的融合产物;然而,结果是相同的,即都发育成正常的幼体。在这个生长的事例中,等终局性可以定量地加以表述。同一物种可以从初始不同的大小,诸如出生时不同的重量,或在(避免受到持久的损害时)受到暂时的扰动之后,或在因饮食量仅够维持生存或饮食中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停止生长之后,最后可达到该物种特有的相同的大小。那么,等终局性是活力论的证据吗?回答:否。

    对开放系统行为的分析(冯·贝塔朗菲,1940年,1942年,1950年)表明封闭系统不能表现出等终局性行为。一般说来,这是我们没有在无机系统中发现这种等终局性行为的原因。相反地,开放系统处于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就其达到稳态而言,表明后来的状态不依赖于初始条件,换言之,它们是等终局的。就开放系统达到稳态而言,等终局性是该系统内发生的过程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该系统内有组分物质连续的流入和流出、合成和分解,最终达到的稳态不依赖于初始条件,而只依赖于流入和流出、合成与分解之间的比率。换言之,最终状态不取决于初始条件,而取决于系统控制刚才提到的那种比率的诸条件。例如,按照这种理论,可以将动物生长解释为有机体内连续发生的分解代谢过程与合成代谢过程对抗的结果。组成物质的分解代谢依赖于躯体的体积;可是,合成代谢,至少就最重要类型的动物生长而言,是依赖于表面积的。如果一个躯体只增加其大小而不改变其形状,那么,它的表面积-体积比率会因表面积的减少而改变。如果拿卷饼与面包作比较,就很容易理解这个意思:卷饼具有的表皮即表面积比表皮内充满体积的柔软部分多得多。有机体生长也是如此。只要有机体是较小的,表面积依赖的合成代谢超过分解代谢,由此有机体才能生长。然而,最后只有当合成物质取代分解代谢中降解的物质时,才达到了平衡。当有机体进入稳态时,就生长起来。可是,这种稳态并不依赖于有机体最初的大小,而是依赖于特定物种特有的组成物质分解代谢与合成代谢之间的比率。因而,有机体可以从最初不同的大小或从受扰动后的状态发展到最终同样的大小。我们从这种可以定量处理和计算的例子,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方向性是生命过程的特征,以致于人们认为它是生命的真正本质,它只能以活力论的术语来解释,但这种方向性是活机体特有的系统状态即开放系统的必然结果。

    在本章内,我们只是以粗略的梗概和非技术性语言提示开放系统论及其在生物学中应用所展现的远景。在后一卷中,将用数学语言作更加系统的描述。然而,以上所说的足以表明开放系统理论及其在活机体中的应用,可以导出新的基本原理。这在两种意义上是真实的。

    第一,开放系统理论能够对重要的生命现象,诸如新陈代谢、生长、形态发生、兴奋和感官知觉作精确的定律陈述。第二,能够从开放系统理论推导出最深刻地将活机体内的过程与无生命界中的过程区分开来的一般特征。

    我们用开放系统理论对这些生命现象作出了戏剧性的探讨。因为这些现象貌似违反物理定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活力论的证据”。等终局性——杜里舒活力论的“第一证据”,表现为开放系统过程的结果。相似地,新陈代谢的自我调节——细胞通过无数反应的相互作用而达到的自我保存和不断更新——一直被人们认为只能用假定的隐得来希因素加以解释(科特耶[Kottie])。这些现象用开放系统原理来解释,虽然还不能在细节上说明白,但也大体上开始变得可理解。按照经典的摘定律,事件的自然趋势是指向以极大无序性表征的混沌状态,换言之,是指向所有过程终于都停止的热动平衡。可是,我们在活机体中发现保持有序和避免平衡的现象。因此,正如薛定谔所说的,从经典理论的观点来看,只有这种可能性,即有机体是这样一个系统,它不受用统计学方法从无序原理中得出的热力学定律的支配,而受符合“有序来自有序”原理的力学定律的支配。可是,薛定谔清楚地感到,那种把有机体看作“机械装置”或“时钟机构”的概念是不适当的,事实上,有机调节现象也驳斥了这种概念。因此,薛定谔仍然只能求助于“监督原子运动”的自我。同一论证的另一种表述是以渐进变化现象为依据的:按照熵定律,事件的过程是趋向于有序程度的减低;可是,在生物界中好像发生向更高程度的有序转变的现象;沃尔特雷克提出用“非空间的内在生命”的“引导性冲动”的概念解释这种现象。与此相对照,开放系统热力学创立了全新的观点。开放系统不会趋向极大的熵和无序,不会达到所有过程都停止的热动平衡。相反地,在该系统中会出现自发的有序,甚至会出现有序度的增长。还有另一点,就是协变复制,即基因和染色体能够分裂,却又能“保持整体”。这实际上就是杜里舒称为的“活力论的第二证据”。或许这种现象也是有机体系统的稳态产生的结果,最后,杜里舒“活力论的第三证据”是以“行动”及其“反应的历史基础”为依据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按照与神经系统功能的动态概念(pp.118,121)相关的记忆系统论(p.191)加以解释。

    所以,我们这样的假定将不会有什么错:我们以这些原理接近了基本的生物学问题的真正根基。

    第五章  生命和知识

    世事与人生浮沉漂流,

    绵延的思维使之永驻。

    ——歌德:《浮士德》

    1.整体及其部分

    断言“整体大于其部分之总和”即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相比较,它具有“新”的性质和活动方式,以及事物的高层次可否“还原”为低层次的问题,是每个“综合整体的”理论或“统一整体的概念”的实质。显然,这里所包括的两个陈述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它们是对立的。

    一方面,等级秩序中的每一个系统,从基本的物理单位到原子、分子、细胞和有机体,都显示出新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它们不能仅仅根据从属系统的性质和活动方式的累加来理解。例如,当金属钠和氯气化合形成氯化钠时,后者的性质就不同于这两个组分元素的性质;相似地,活细胞的性质完全不同于组分蛋白质的性质,等等。

    另一方面,根据低层次解释高层次,这正是物理学的任务。因此,化合价是由原子而产生的,随后,化合物是由不同的原子的结合而产生的,同样地,不同的化学性质是由原子外层电子壳的有效电子数产生的。相似地,分子内部原子的空间排列解释了由化合物形成的晶体的构型。化学结构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被认为是“非累加”的典型事物的真正性质,例如,碳氢化合物特有的颜色(化合物由本身无颜色的元素组成),它们的味道、药效作用,等等。由此而出现了被设想的高层次相对于低层次的“非累加性”真正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高层次可以根据低层次得以解释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高层次的性质和活动方式是不能根据孤立所得的它们组分的性质和活动方式的累加作出解释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组分的集合和各个组分之间存在的关系,那么高层次是可以从这些组分中推导出来的。

    当然,纯粹的累加,比如说许多C、H、O和N原子的累加,并不能提供有关化合物分子的足够知识。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同分异构现象,当化合物由相同的原子以不同的排列方式构成时,会产生不同的性质。相反地,如果我们知道了结构式,那么分子的性质是可以从它的部分即组成的原子得到理解的。这同样适用于每个“整体”。即使我们把电导体各个部分中的电荷加合起来,也并不能发现整个导体中的电荷分布,因为电荷分布依赖于整个系统的构型。如果我们已知各部分的参量和整个系统的边界条件,那么,电荷在整个系统中的分布状况就可以“从各部分”中推导出来。

    这些陈述是浅显的。为了认识某个给定的系统,不仅必须了解它的各个“部分”,而且必须了解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每个系统表现为一个“整体”或格式塔(p.192),这些自明之理,只是因为机械论假设在生物学中的滥用而成为问题和争论的触发点:机械论只考虑“部分”,忽略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pp 10ff.)。

    然而,这里仍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好用一些例子来说明。理想单原子气体的原子,起初被机械的热理论看作服从力学定律的物质微粒。后来,在卢瑟福(Rutherford)的模型中,原子仿佛是一个行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带着正电荷的原子核像太阳居于中央,负电子像行星围绕原子核旋转,这个系统受电力控制而存在,符合质子数等于电子数的定律。玻尔(Bohr)以后的原子模型表明,解释放射现象还需要引进量子条件。最后,当我们转到原子核时,电力就不够了。作为自由粒子的质子带有正电荷。然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结合而构成,虽然质子在原子核中由于它们带有(同种)电荷而相互排斥。因此,如果一个质子处于原子核中,会受到核力的作用,这种核力被解释为交换力,而为了要理解原子核,就必须考虑这些核力。另一个例子是:经典化学赋予每个原子以一个确定数目的化学价,用图示符号表示为H-,-O-,,等等。当一个原子与另一个原子化合时,化合价就达到饱和。实际上,这些基本的化合伙在传统意义上对有关化学的化合物已经足够了。然而,它们还不足以解释诸如结晶、大分子化合物、内聚性,等等;更确切地说,原子确实显示出另外一些力,人们称之为第二类化合价、晶格力或范德瓦耳斯力。随后,人们用现代电子理论和量子理论解释这些力。就所有这些事例而言,要把新的现象包括到物理学理论中去,就必须对原有的物理学图像进行修改和精炼,正是这些工作构成了物理学的进展。

    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所谓机械论概念的基本假定是,所有现象都可以用一套预先确立的定律加以解释。这是拉普拉斯(Laplace)精神的理想,按照这种理想,所有事件都可以还原为“原子的运动”,即还原为力学定律,而定律又被看作是终极的定律;因此,科学的演进只是在于将这些基本的定律应用到所有现象领域中去。但是,事实上物理学的进展却向人们讲述了不同于上述观念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故事。电动力学决不能还原为力学,量子物理学也决不能还原为经典物理学。要概括诸现象的新领域,尤其是组织化现象的新领域,就得运用综合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使原先分离的领域融合为一个整合的领域。但是,如果仅仅应用本段开始所说的原理和简单地从低层次推导出高层次,往往是做不到这点的。相反地,只有当这些原理和推导方式包括进普遍化的理论中时,它们才会获得新的面貌。

    以上所说的可以在实在论或认识论意义上加以解释。按照实在论的解释,可以说,在每个系统中,更高层次的力是潜在地存在的,可是只有当该系统变成更高层次结构的组成部分时,例如,如果质子成为原子核的部分,如果共价键链靠“经典”的化合价结合在一起参入多糖类胶粒,如果一个蛋白质分子成为具有自我复制功能的基本生物单位的部分,等等,这种潜在的力才会显示出来。

    但是,这种实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弄错了科学的含义。“力”并不是某些物理结构中固有的形而上学的属性,物理学引进“力”的概念是出于说明和计算现象的需要。“力”的含义具有直观模型的性质。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形式关系,是自然定律的系统。然而,自然定律系统是趋向统一的,即从尽可能最少的基本假设出发推导出许多特殊的定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科学演进的历程中不断地改变和重新形成基本的假定。

    当我们思考有关物理学定律与生物学定律之间关系的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时,必须记住以上这些论述。
    2.生物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

    因机械论这个术语可作多种解释,生物学中有关“机械论”的讨论,受到很大妨碍。本作者例举了(1932年)七种不同含意的机械论,可能这些例举并不是详尽无遗的。“机械论”这个术语的明确含意是“非活力论”,即排斥那些不能作科学研究而只能通过拟人化的移情方式加以想象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机械论”与自然科学是同义的,因而科学的生物学必需是“机械论的”。可是,就比较狭窄的定义而言,就有许多分歧的意见。某些“机械论者”,诸如比宁(Bunning)(1932年)同意把特殊的生物学定律看作一种过程的事件。其他的机械论者(格罗斯[Gross」,1930年)认为机械论本质上排斥特殊的生物学定律,或者以同样的口气断言:承认特殊的生物学定律,则是与机械论相对立的“活力论”的观点(文茨尔「Wenzl],1937年)。

    显然,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性和问题需要加以区分。它们是:(1)生物学是否只是物理学和化学中已知定律的应用领域;(2)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生物学定律是否可以最终还原为物理学定律和从物理学定律中推导出来;(3)生物学定律是否具有像物理学定律一样的逻辑结构。

    生物学,就其是一门描述性科学而言,与物理学的明显差别是自主性问题,这种差别总是存在的,因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独特性。分类学、解剖学、形态学、胚胎学、生物地理学、古生物学、生理解剖学、生态学、系统发育,不会成为物理学的分枝,即使在遥远的将来也是如此。这不是因为生物学定律是否反映自主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这些领域无关——而是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生命世界中的形态和现象的数量之多是非生命世界中的形态和现象无可比较的。例如,描述性的矿物学已成为物理学和化学的附属学科,因为几乎所有的矿物学问题可以由矿物的化学(矿物化学)的、矿物的形态学(结晶学)的和矿物的物理学(晶体物理学)的性质得到说明,而纯粹的描述,例如整理各种不同的玛瑙或长石,已逐渐淡化。但是,区分恶性疟疾蚊子与无害的蚊子,区分蛙的与人的血液循环系统,蜥蜴类动物的系统发育——这样的事只能对之描述。康德(Kant)梦想未来生物学领域中出现的牛顿,也许有一个公式,运用这个公式,各种蝴蝶双翼的图案就可以通过遗传学分析和发育分析的方法,从一个基本的模型中推导出来。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愿去描绘几万种蝴蝶双翼带有细小花点的图案,因为要做这种工作,他就必须至少拥有与几万种蝴蝶同等数量的助手,这样做毕竟是不值得的。甚至,这样一位未来的动物学家会默认像在今天分类学文献中发现的以动植物俗名语言所下的定义。必须强调,生物学中这种非物理程序是无论如何不限于词的狭义的单调描述的。实际上,确定一系列生物类型(比如脊椎动物颅骨类型)的形态学比较,详尽揭示脊髓中的通路和反射的解剖生理学研究,对人的系统发育的研究,以及大量的类似问题,都是以特定的生物概念,诸如“类型”、“器官”、“系统发育系列”等等概念为基础的;它们包含了一个有序系统,我们把这个有序系统带进扑朔迷离、多种多样的现象世界,正像理论物理家用数学计算处理多种多样的物理现象那样。

    正因为我们提倡精确的、理论的和定量的生物学,我们不得不指出在“精确”科学中表述为“定律”的东西,只代表了实在的一小部分。甚至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当他的帽子被疾风吹跑在街上时,他会跟在后面追赶,这时,他不关心热的理论,也不能计算变化无常的风的旋涡,虽然他确信旋风是服从分子运动论的。他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并不怀疑地壳和大气现象的形成是以物理学定律为基础的,而肯定不是由隐得来希幽灵造成的。然而,这些领域中的无数事物,是不能一古脑儿挤压进一个公式的,而只能加以描述,这里单凭经验的方法必定代替物理学的演绎法。像数学生物学家那样,我们尽最大努力使有机形态服从于精确的定律。比如说,我们感到极为高兴的是,发现了系统发育中脊椎动物颅骨的变化遵循异速生长定律(pp.99f,138)。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充分了,以致于只有一小部分现象才可能用“精确”的方法理解。两个颅骨不仅可以根据测量和计算所得的它们大略的比例不同而加以区分,而且可以根据它们大量的特征加以区分,这些特征只能用口头语言进行描述,甚或只能被形态学家受过训练的眼光注意到,但他几乎不能用词表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决不会“同化为”物理学,它显然处于与物理学相对的“自主性科学”的地位。这种看法超出了“生物学机械论”的问题,而且完全与这个问题的任何结论无关。生物学机械论问题只与有序的一般特征有关,对这些有序的一般特征,我们可以用“定律”的形式作出陈述。

    生物学负有确立生命界所有层次的系统定律或组织定律的任务。这些定律似乎在两个方面超出了无生命界的定律:

    1.有机界存在着比无机界更高的有序和组织层次。就大分子有机物质的构型而言,甚至就诸如病毒和基因那样的基本生物单位的领域而言,我们提出了远远超出无机化合物的结构定律的问题。

    2.生命过程如此复杂,以致于我们运用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有关的定律时,不能考虑个别的物理-化学反应,而必须使用某个生物学序列的单位和参数。例如,如果我们要研究动物完整的新陈代谢,就不能顾及中间代谢过程中数量惊人和极为复杂的反应步骤;相反地,我们应当计算平衡值,确定所有这些通过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产生或热量的产生而进行反应的全部产物。这是临床上确定基本代谢惯用的诊断方法。当我们想要确立新陈代谢或生长的定律时,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这里,我们也必须使用表示无数物理-化学过程的大量结果的常数。用这种方法,我们有可能阐明若干精确的并可在一个理论中作演绎的总定律(p137)。相似地,遗传学不计算物理过程,而计算生物单位,例如基因,载有基因的染色体,植物和动物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可以观察到易于辨认的性状在连续世代中的分布,等等。以这种方式,遗传学形成了一个具有令人赞叹的精巧和严格的统计定律系统。而且,群体动力学理论,就其生态学方面(福尔特拉、德安康纳及其他人)和其遗传学方面(哈迪[Hardy]、赖特等)而言,是数量生物学中最先进的领域之一。当然,这个理论个能以物理-化学单位的术语加以陈述,而只能以生物个体的术语作出陈述。这类定律很大程度上已在生物学的若干分支学科中确立起来了,并且表明统计定律的未来发展,将使生物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这些定律不是“物理的”,因为它们涉及的是那些只存在于生物学领域内的单位有关;但在充分发展的生物学领域中,由这些统计定律形成的理论系统具有与物理学的任何领域相同的逻辑结构。

    定量定律的效果是明显的。理解定量定律对于控制自然确实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人们确立了精确的定律并能预测未来事件,现代技术才有可能取得发展,人们才有可能控制非生命界。相似地,生物学定律的确立将能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生命界。

    人们通常断言,数量生物学定律的陈述包含着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这种看法几乎不值一驳,因为数学是能普遍应用的工具,因而它能应用于任何领域,比如可应用于社会学或心理学,也可应用于物理学或化学。

    对生物系统作分析处理和综合处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性。或者我们能够从有机体中挑选出个别过程,从物理-化学方面作分析,这样我们将会忽略极其复杂的整体;或者我们能够陈述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系统的若干总定律。但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从物理-化学上确定个别过程。

    第一程序是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理学所通常使用的方法。然而,经验表明,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揭示“有生命”的基本特征。生物学文献不断重唱这样一种老调:尽管人们对有机体中有关的物理-化学因素作了广泛的分析研究,但并没有把握生物学特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将来研究”。例如,对渗透性的物理-比学因素的研究导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活细胞中物质的输入和输出,除了“物理渗透性”之外,还假设有一种调节的“生理渗透性”(赫口)或细胞的“腺样”活动(科兰德[Col-larder」),;这显然是一种把调节因素加到物理-化学过程中去的半活力论概念。正确的解释可能是一种渗透性的系统理论(冯.贝培朗菲,1932年):在活的、进行新陈代谢的细胞内所发现的物质,有序地和有规则的变换,似乎受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环境中的诸因素的集成所支配。——根据胶体化学对原生质的解样,无法说明原生质为什么是“活的”问题,即为什么它不像无生命的胶体系统那样达到平衡态,而是保持自身于连续的变化、不断的分解、合成和再生的状态之中的问题。——甚至有关细胞和有机体中发生的个别化学反应的最详细的知识,也不能解答刚才提到的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基本问题,即有机体在其组分变化中保存这种过程的自我调节和协调的问题。但是,有机体作为稳态反应系统的理论,可以说明这个问题(cf下卷)。——现代科学研究已揭示了组织者作用和基因依赖物质(gene-dependent substances)的化学性质。可是,发育和遗传问题自然转向反应复合物的另一方面问题,即对这些因素作出反应的底物的组织问题。人们在对实验的单性生殖作了大量研究之后,卵的活化作用这一实际问题,即除了在渗透性、胶体状态。呼吸等中的物理-化学变化之外,各种物理-化学因素在形成新的有机体的令人惊异的过程中实际上怎么起作用的问题,还未解决。这种思考并不怀疑分析研究的必要性,分析研究是从理论上洞察控制生物现象的因素的基础,同样也是具有最大实际效果的领域(诸如酶、激素和维生素、化学疗法等领域)的基础。但是,这些思考确实表明,分析程序需要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及其总定律的研究作为一种互补。

    于是,我们可以用下述方式解答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p.151):生物定律不只是物理-化学定律的应用,相反地,我们在生物学中拥有一个特殊定律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在活力意义上的二元论进入生命活动领域。而是表明生物学定律与物理学定律相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定律(cf.pp172ff)。第三个层次由社会学领域构成。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生物学定律是否能最终“还原”为物理学定律。物理学的演进趋向于更加广泛的统一,虽然还没有完成这种统一,但在原则上使我们期望整个物理世界可能是由少数几种终极元素和基本定律构成的。根据少数的物理常数,例如普朗克量子,质子和电子的质量,光速,等等,再加上有关的基本定律,首先可以推导出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系。从这些原子结构和化学元素周期系中又可以推导出多种多样的化合物,晶体,刚体等等,直到行星系和星系。几乎毋庸置疑,物理学定律和生物学定律两大领域的融合最终是会实现的。因为,从科学的逻辑观点看,以前分离的领域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另一方面,从经验的观点看,业显微形态学、病毒等领域,在无生命界和生命界之间形成了连结的环节。可是,这种基本假设并不排除首先确立生物层次上的定律的必要性。同时还有可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证明:生物学问题和生物学领域的确切内涵,将导致物理学概念和定律系统的扩展。回想一下开放系统理论中的热力学概括吧,它好像与迄今被人们认为是基本的物理世界的原理(诸如趋向于最大无序的原理)相矛盾的。由于热力学似乎是经典物理学中的达到完美的一个领域,所以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意。因此,唯有科学自身的演进将表明,以何种方式能够达到综合。

    数字和量度支配着数学物理学领域,指读数则是数学物理学的最终基础。在生物学中,定量定律的陈述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我们看到,甚至可以在有机形态这样的诸领域中发现这些定量定律。然而,看来有一系列特殊的生物学问题,对之进行处理的数学工具还有待于人们创造。许多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不是量的问题,而是“模式”、“位置”、“形状”的问题。

    例如,在有机体的等级秩序中(pp.37ff.),重要的不是量的问题,而是低层次与高层次的关系、集中化等等问题。在形态发生活动中(pp.62f),重要的问题既不是细胞数目,也不是形成物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而是它们相对位置的变化;例如,当器官形成时,原肠胚表面扩展的各个器官部位或“区域”,在以一定的方式开始收缩的过程中,在胚胎中获得一定的位置和形状,等等。我们可以测量形态发生中按一定空间方位发生的变化。就形态发生的变化基于相对生长而言,我们发现它们受简单的异速生长规律(p.138)的支配。这样,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变化,例如马科的颅骨的增大,可以用简单的公式表达。可是,形状的变化当然不是单维的,而是按照多维空间中的许多矢量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运用德阿尔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的变形方法,这种变化能再次得以表达。比如说,始祖马的颅骨投影成矩形的笛卡儿坐标系,通过这个坐标系的变形,它可以变形为现代马的颅骨;在这变形过程中,出现的诸中间形态相当于马科进化的系统发言诸阶段。可是,这仅仅是一种描述的方法,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决定变形的定律。我们想要知道的,并不是有关几个可测矢量的方程,而是一种整合定律,该定律会向我们表明,为什么从始祖马到现代马的转变,相对于其他的、数学上可能是无数的转变而言,是唯一在这进化系列中实际发生的转变。

    就我们所能考察的范围而言,这些问题与拓扑学和解析部位(analysis situs)有一定关系;这就是说,它们涉及到流形(mani-fold)内的关系问题。它们好像是群论的部分问题,因为在方程系统的变换中出现了下变量问题。我们也可以考虑到数理逻辑的发展,正像伍杰将数理逻辑应用于生物概念的定义。最后,一般系统论(pp.199ff)在未来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问题有共同性,但它们的共同性不在于数量的性质,而是涉及到有序与位置的关系。

    人们通常把“数学”等同于“关于量的科学”。就数学演进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的一般历程而言,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可是,从广义上说,数学包括了所有的有序的演绎系统,而且像刚才指出的,还存在“非定量”数学的某些萌芽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几位作者(冯·贝塔朗菲,1928年,1930年;伍杰,1929年,1930-1931年;贝文克,1944年),以及其他后继者加尼达姆和沃丁顿(Wadding-ton),已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非定量的或格式塔的数学可能对于生物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贝文克所指出的,这种非定量的或格式塔的数学可能是这样一种数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正像在极好地适合物理学需要的普通数量数学中那样,并非量的概念,而是形式或有序的概念才是基本的。

    物理学的例子暗示,在新领域中,往往必须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数学,而这种数学通常是新的和前所未闻的,例如,波动力学的矩阵理论就是这样的事例。

    “当我们想到,处理物理学中的最基本系统必须要有数学的全新发展,发展要求数学物理学家作出最大的努力,看来仅仅应用常规的物理学和物理化学要想充分处理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系统——有机体,那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生物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紧密合作,生物学的数学化才能实现”(冯·贝塔朗菲,1932年。)

    当然,这是“未来的音乐”,只是想要指出有待于未来几代生物学去完成的任务。总之,科学史证明,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当的理论抽象和符号体系的发展、正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进展,使经典物理学有可能取得进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是与非欧儿里德几例学、傅立叶(Fourier)分析,矩阵演算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化学是随着化学分子式语言的发明而取得发展的。相似地,遗传学是靠孟德尔巧妙的抽象观念和他创造的符号体系而成为一门精确的学科。另一方面,在像发育生理学那样一些领域中,还缺乏严格的理论,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发现必要的抽象概念和符号体系。

    这样,有可能按以下思路对第二个问题(p.151)作出解答。正像前面说明的(pp.149f),新领域向物理学合并,往往不是通过一定原理的单纯外推而实现的,而是以这样的方式达到的:起初是新开拓的领域的自主发展,通过最后的综合,使原先的领域也拓宽了。化学不是通过牛顿力学应用于原子而发展起来的。最初,创造出大量新的和特殊的构造概念和定律,最后达到统一,在此期间,原子从质点转变成复杂的组织。生物学“机械论”预先假定一系列关于自然界的物理学定律,这些物理学定律只有正确地被应用于生命现象,才能对生命问题作出解释。但是,并不存在这样的定律系列,因而,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两个领域进行最后的综合之前,我们不能预言物理学的概念系统将需要何种扩展。

    对第三个问题(p.151)的解答是明确的。所有科学的任务都是要作出“解释”。通过解释,我们理解到特殊对于一般的从属性,反之,又从一般推寻出特殊。因此,科学的确定形态是假说-演绎系统,即这样一种理论构造:在这个理论构造中,可以通过引进特定的条件,从一般陈述中推导出能够得到经验检验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本国语言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由于词的歧义性,以及这些词按照句法结合起来并不严格遵循逻辑演绎的规则,因而会给假设-演绎系统的精确性带来一定的限制。因此,只有当具有明确的和固定意义的符号按照同样明确的游戏规则连接起来时,才能达到科学的要求。数学可称得上是这样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关于每一自然学说只有达到像数学那样的程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数学正是人们可获得的关于实在的最高理性化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形式主义,经常受到人们责难,并导致它的构造物的非直观比特征,其实,它既不是任意性的,也不是规避窘境,而是科学进步的必然伴随物。可是,数学理论形式用符号反映实在是否恰当,我们不能先验地告知,而只能由经验来断定。确实,就这方面而言,现代物理学不是没有发生令人惊异的事情。如果牛顿被告知物理学基本定律不采取含有严格因果意义的微分方程形式,而采取矩阵和概率功能的形式,他可能会昏厥的。但是,未来生物学定律系统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甚至它包括目前我们只能模糊地猜测的结构定律,它将具备逻辑演绎的特征,具备“数学”的特征,也将具备像物理学一样的形式特征。
    3.微观物理学和生物学

    世界是受严格的物理学定律支配的,这些物理学定律遵循无情的因果法则;科学的最终目标是将所有现象,包括生命和精神的现象,分解成原子的盲目活动,而不给任何有目的性的东西留下余地:这是构思世界的基础。这种观念在19世纪发展到了顶点,人们称之为“机械论”。它的突出象征是拉普拉斯精神的理想;拉普拉斯设想,只要掌握了所有的物理学定律,就能够从某一瞬间原子的位置和速度,推测出整个宇宙在过去和未来的任何时间中的状态。

    新近科学的世界图景发生的根本变化之一,是人们揭示了物理学不能阐明绝对精确的自然定律,而被迫默认统计定律。

    这种知识是经由两个阶段而获得的。经典物理学早已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性质,与无序的分子热运动相比,所有有方向性的能量处于不可几的状态。因此,更高的、有方向性的能量转变为无方向性的热运动并建立起热平衡,这是一种向更可几的状态的转变,在这过程中,具有不同动能的分子均匀分布的程度逐渐增加。就这个由波尔兹曼(Boltzmann)提出的第二定律的推论而言,每个分子的活动路线是由力学定律严格决定的,这一点至今仍是无可置疑的。可是,事实上,由于大量分子及其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掌握表明大量分子平均活动状态的统计定律。这个定律便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它表明尽管分子运动是复杂多样的,但它们的总趋势是朝着热平衡方向的。可是,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确实出现了对第二定律所要求的或然分布的背离。出了这个原因,胶体中微小的粒子和细微的悬浮体处于在显微镜和超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的布朗运动,这是由于周围分子的涨落造成的,它们处于无规则的热运动中。它们由于受到分子的碰撞而无规则地撞击,因而呈现为不停的曲折运动。这可以说是一种放大的分子运动图像。正如纳斯特(Nernst)、F.埃克斯纳(Exner)以及其他人最早提出的,第二定律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况,所有物理学定律都是具有统计性质的定律。

    物理学决定论在量子理论中受到了根本的限制。如果我们谈到基本的物理事件,我们会遇到两个基本的和相互关联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虽然宏观物理过程好像是连续的,即机械能、光、电等能够以任意选取的量进行传递,但这在基本的物理事件中受到了限制。例如,如果一个原子发射或吸收光,那么这并不是以任何小量的方式发生的,而是以基本的单位发生的;要么放射和吸收光量子的整数的能量,要么就完全不进行放射和吸收。第二个事实是,原则上不可能用决定论的方式表示基本物理事件。简单的例子是放射性衰变。在这放射性衰变的过程中,镭原子核通过一种爆炸性的过程,放射出一个a-粒子,并由此变成氡。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毫克镭,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大约1590年内,这个大量原子的聚集体将有一半衰变掉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某个原子是否过一会儿就会衰变或许要到几千年后才会衰变。即使我们能够确定原子核在任何一个瞬间的状态,也根本不可能预言它什么时候会发生衰变。因为,如果这里还有深一层的因果决定关系,那么,衰变将取决于时间,取决于外部因素诸如温度等。但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只能说,一定数量的原子经过一定的单位时间会以同样的百分比发生衰变。

    因此,依据现代物理学的证明,我们能对宏观物理事件作出单义的预言,即宏观物理事件涉及实际上无数基本的物理单位,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统计性的涨落被拉平了。由于这个原因,经典物理学的定律,例如力学定律,好像具有严格的因果关系或决定论的特征。但是,就微观物理事件而言,它涉及个别的基本物理单位,不能作出单义的预言,而只能得出统计性的概率。这里有效的定律,只能够确定大量基本粒子的平均行为;只要指出一定的几率,就能够预言某一个别单位的行为。

    这是以粗略的轮廓,将决定论即经典物理学的严格因果律,与非决定论即现代物理学的统计定律作了对照。那么,物理学的这种根本变化对生物学有什么意义呢?

    活机体是由难以想像的大量的分子和原子构成的,这些分子和原子的排列顺序大约有一百万的四次幂(10[24])。因此,对于大多数生物现象,诸如新陈代谢、生长、形态发生、多数的应激性,等等,显然必须应用经典物理学定律样式的决定论定律。

    但是,有某些生物现象可能属于例外。本作者早在ig27年,甚至在海森堡(Heisenberg)关系式表述(这形成了物理学的现代非决定论的基础)之前,就提出了“物理学革命对生物学的影响”的问题。1932年他论证应当重视可能性问题,“有机体内的微观物理事件可以传递到该系统更广的范围,因而被导入物理统计概率的领域。”物理学家帕斯考尔·约尔丹(Pascual Jordan)把这种观念发展成“有机体的放大器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控制中心的微观物理事件,例如基因,在有机体系统内被放大成宏观效应。玻尔、薛定谔等物理学家发展了相似的观念。这里,可以等虑两类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即分子运动论的“经典”涨落和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研究表明,在某些生物过程中,微观物理事件实际上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方面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领域,是由蒂莫菲夫-雷索弗斯基及其同事精心研究的放射遗传学,即用波长很短的射线(如X射线、镭射线或中子射线)诱发突变。这些研究产生了有关突变的“击中理论”(“hit theory”)辐射对生物客体的作用,可以与轰击感光物质相比。辐射是由作为不连续的能量单位的量子构成的。正像对实验的数学分析所表明的,单个量子击中基因的敏感区域足以引起一个突变。因此,突变的诱发服从于微观物理学的统计规律;然而,这些微观物理事件由生命系统的组织放大成宏观效应,因而,由辐射诱发的突变会在宏观物理水平上显现出来,比如,经过辐射处理的果蝇,它们后代的翅形或眼色发生了变化。

    生物学受微观物理事件控制似乎已被确认的第二个领域是微生物遭破坏的领域。例如,如果培养的细菌经受辐射或被消毒,细胞便会先后被杀死。最简单的解释可能是各单个细胞对毒剂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如果是这样的话,细胞的敏感性,从而细胞死亡的时间,就会遵循为一条变化的曲线,绝大多数个体显示出中间程度的敏感性和幸存时间,而少数个体显现出非常高或非常低的敏感性和相应的较短或较长的幸存时间。可是,实际上细菌的死亡曲线是可与镭原子衰变(p.164)的曲线相比的指数曲线,即每单位时间内被杀死的细胞数,与现存的细胞数成简单比。这表明,细胞的破坏是作为一种偶然事件发生的,它是由“击中”敏感中心而引起的。

    应当把微观物理现象考虑进去的第三个生物学领域,也许是由冯·贝塔朗菲提出的(1937年)。例如,如果动物在定向刺激(例如光源的影响)下产生定向的活动,那么结果是动物会根据它对刺激作出向性反应还是拒性反应,决定趋向于光源还是离开光源。可是,动物在均一的环境中,例如,在黑暗的环境中或充满光亮的环境中,通常表现出“自发”的活动,在无可辨认的外界刺激的情况下这种自发活动的方向与速度都发生不规则的变化。假设在没有定向的光标志的情况下,动物不能把相等强度的脉冲传递给两侧的运动器官,以此来解释动物的上述行为,看来是颇为诱人的。在某一瞬间传入躯体右半部和左半部的脉冲之间的差异越大,脉冲传递的通路就越是转向不太活动的一边。同一动物在奔跑中出现的无规则的方向变化,表明不能把动物对直线的偏离归因于存留的形态条件(诸如侧面不对称);这些偏离必定依赖于神经系统中变化着的生理状况。而且,我们知道,甚至在未受刺激的神经中枢里,也出现象征自发兴奋的活动电流的无规则的连连发射。因此,可以设想中枢神经系统中发生的自发放电,是由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造成的。由于这些放电量是微小的,它们不等地分布在躯体两侧,因此引起跑动中的不规则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施加一种外界刺激,比如光源的刺激,就会在一侧造成一种确定的较强的兴奋,从而导致动物直线的运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仍可看到运动方向和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被认为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而可能是由神经中枢兴奋过程中的自发波动造成的。

    因此,在某些生物学领域内很有必要把微观物理事件考虑进去。然而,我们并不确信能以这种方式或从任何其他单一特征中找出关于“生命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必须谨防有人常常鼓吹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意志之间有类似性的观点,其实,这是两个处于绝对不同层次上的问题。物理学的非决定论表明,能够用物理规律说明的,只是集合体的统计行为,而不是个别的事件。另一方面,伦理学中的自由意志概念,并不意味着事件在统计学意义上是随机的,而恰恰意味着事件服从于一定的规范;它的真实含意是:在一定境况中发生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某种道德准则决定的。如果假定自由意志可以在物理学因果性留下的缺口起干预作用,这就等于活力论假定物质活动是受隐得来希控制的。我们还不能通过严格地论证生物界不存在隐得来希活动来驳倒活力论的假设。由于我们不能对有机体作出拉普拉斯式的预言,我们也不能完全通现有机体的物理构造,因而,总有可能用假设的活力论因素的“干预”来填补我们知识的空隙,甚至传统的决定论也确认这点。相似地,我们根据科学资料也不能驳倒这样的观念,微观物理学事件,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而不是由物理学的统计规律决定的。然而,这两种假设都是混淆概念(metabasis eisallo genos),因为物理事件和精神感受处于实在的两个不同的层次。物理学只涉及客观现象及其规律;精神因素对物理事件的干预——不管这是指传统解释中精神因素干预物质原子的方向,还是指现代解释中精神因素介入微观事件——都超出了物理学理论的范围。关于物理学和心理学、自然与精神的关系,将在下文(下一卷)从机体论观点加以表述。
    4.方法论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

    生物学机械论和活力论之间的对立是有两重根源的。它既是方法论问题,又是形而上学问题。

    方法论问题涉及这样的问题:解释生物现象,要应用什么原理和定律?这个问题在上几节中作了详细讨论。这方面的讨论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无生命界与生命界之间的关系,属于科学思想的基本问题,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些基本问题作出解答。然而,看来宜重提曾在别处发出的警告(冯·贝塔朗菲,1932年):

    “关于生物定律经过最后的分析是否成为物理定律的一争论——这种争论构成了理论生物学的主要部分——看来是相当无成果的。因为,俗话说得好:‘未能逮住他,休想处置他。’机体论概念实际上所力求的是比对未来所作的无把握的、消极的预言更为实质的东西,即目前积极研究的万案。它指明这样的事实:对有机体中孤立过程的物理-化学解释,实际上几乎是迄今人们唯一使用的研究方法,这无助于人们洞见使这些孤立过程转变为生物现象的有序规律,而发现有机体的系统规律正是生物学的基本任务,但这个任务迄今难以引起
    ‘机械论’生物学的关注。”

    另一人面是形而上学问题,即世界上每一算件,包括生物事件在内,是否单义地由最终的物理单位和它们之间遵循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力决定的,或者在生命领域中是否有其他实在的要素,最终是心理性质的要素起作用,以指导这些粒子的活动。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两种概念都以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概念为基础,而且从现代物理学和认识论来看,这两种概念使用时没有一个是一致的。关于世界的过程是否“单义地”由最终的物理单位决定的问题变成无效了,因为这是一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陈述,即使原则上说也不能把最终物理事件看作是完全决定性的事件。“自然定律”更不表示任何力(不管这些力被认为是因果力还是终极力)的表现形式是拟人化的:因果力是模仿我对某个东西作出的推力的映象,终极力则是模仿我们自己有目的的活动。在现代物理学中,自然定律体现为现象之间形式关系的符号表述。自然定律终究是关于某些集合体的统计陈述,而不是关于引起事件过程的因素的陈述。最后,最终的物理单位不是作为形而上学实在的“物质原子”,它们只能用数学表达式从形式上加以描述,物理学并不能说出它们的“内部性质”。因此,形而上学机械论和活力论之间的对立变成一个假问题,因为它的前提即作为形而上学实在的惰性物质与起指导作用的心理动因之间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是以不复存在的物理学世界观为基础的。

    有时人们说,机体论概念不能真正解决机械论与活力论的争论。实际上,机体论概念不适合通常的二者择一。“机械论者”想要把生命现象分解成物理学和化学,发现某种扰动规律和模式的指称物,这种指称物超越了物理学和化学,因而在他看来是属于活力论的。另一方面,“活力论者”把这些特殊的生物学规律看作是机械论的,因为这些规律是从物理-化学规律中突现出来的,就它们的逻辑结构而言,生物学定律与物理-化学定律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实际上在更高水平上克服机械论与活力论的二者择一,正是机体论概念的核心。对于生命形态的特殊规律,机械论者持否认态度。活力论者认为这种特殊规律是超出科学范围之外的。而在机体论概念中,生命形态的特殊规律成为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

    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观。机体论方法是要发现精确表述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系统的诸定律。“精确”这个词是严格采用的,而且是指它在物理学中使用的意义。但是,与孤立现象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总是心要的,是应当尽可能提出的)相比较,机体论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准则,这种准则已在许多领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就有关哲学问题而论,对机体论慨念说明的每件事科学家都有权发表意见。机体论者不对事物的“本质”作出陈述,因而也不对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本质”区别的问题作出陈述。实际上,机械论与活力论的二者择一不是两种科学解释之间的争论,其中一个试图用物理-化学定律解释生命现象,另一个企图用其他某种特殊类型的定律说明生命现象。真正的区别,在于科学的解释和拟人化的“理解”之间的区别。科学只限于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解释”意味着使这些现象符合某种理论体系(p.161)。活力论者的任务是不同的:他想要做的是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按照我们自己内心体验的映像去作解释。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对实在的心理解释,可能会发现科学不容许的地方。那么,这就不再是科学的解释,而是神话情趣的生动表达,是无法言传的隐喻和比喻。这是科学与诗之间奇异混合的见解,活力论正因持有这种见解而衰弱。活力论不是在客观自然界中,而是在超自然的中命原理中寻求有机整体性,它不能为生物学理论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活力论通过将活力合理化而作出了肤浅的形而上学直觉,并试图把活力作为因果引入科学。这种神话的和形而上学的实在观,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虚幻的——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5.科学——统计的等级体系

    所有自然定律都是统计性定律。它们是关于集合体的平均行为的陈述。整个科学表现为一个统计的等级体系。

    在这个等级体系的第一层次是微观物理学的统计学。在基本物理事件的领域中,决定论的处理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微观物理事件也介入某些生物现象。

    第二层次由宏观物理学定律即其中涉及到大量基本物理单位的宏观物理现象的定律构成。这些定律本质上也是统计的。可是,由于统计涨落因大数定律而被拉平,所以宏观物理定律具有明显的决定论特征。与基本物理事件的统计学相比,宏观物理学定律处于更高的层次。例如,宏观力学定律或流体力学定律不再考虑基本物理事件,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能,也不需要追踪每一个分子,而只需要对该系统作总的统计处理。

    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生物学领域。如前所述(p.155),一方面我们能分离单个过程,并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术语对之下定义。另一方面,我们能在确定生物系统所包含的个别的物理-化学过程之前,陈述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系统的总定律。

    最后,存在着适用于超个体生命单位的定律。例如,我们可以陈述某个生物群落中各个种群的生长定律(p.52),或某个人类种群中死亡发生率的定律。这种定律是保险统计学的基础,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商业性价值。这里考虑的单位是个别的有机体,而这些定律不可能,也不必要考虑有关生理的或物理-化学的过程。

    这样,在不同的生物层次上可以建立起精确的、定量的定律,并构成一个假说-演绎系统。就这方面而言,生物学定律可以与物理学定律相比,但与后者相比,生物学定律涉及更高层次的单位。

    在这统计的等级体系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自由度增加的现象。

    例如,普通化学的化合物是用结构式来表示的,这种结构式单义地确定化合的原子数或基团数。这甚至适用于复杂的有机分子。可是,进入大分子化合物(p26),统计值取代了刻板的结构式。例如,人们只能说,按平均数计算,三百个糖残基通过一个共价键链而化合,在植物纤维素的一个分子团中,平均大约有六十个共价键链。

    空间排列也是如此。矿物晶体是三维晶格。相反地,在有机领域,“中介形态”即仅有二维或一维的大分子排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它们形成大量的小纤维结构,这些小纤维结构在细胞构造和有机体中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支撑着组织、肌肉、神经等等;在这些小纤维中,线状分子是平行于轴线有序地排列的,而不是无序地朝其他方向排列的。

    对化学过程也可以作相应的考虑这里,我们发现自由度随着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有机体内的化学过程是靠催化作用进行的,反应要么慢慢加速,要么就不发生加速。简单的催化作用,诸如,用多孔的铂使氢和氧化合成水,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可是,化学工业中应用的比较复杂的催化活动,尤其是活机体内发生的催化活动,有几种可能的反应方式。例如,在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下,一氧化碳和氢可以化合成甲烷,或甲醇,也可以化合成(分子式)较高的乙醇,或液态的碳氧化合物。用镍催化剂只能产生甲烷,氧化锌-氧化铬催化剂几乎只能产生纯甲醇,等等(米塔施)。在这类系统中有几种在热力学上是可能的反应方式,其中会发生哪一种反应,取决于所用的催化剂。工业化学家的技术就在于选择适合于一定目的的催化剂系统。相似地,有机体内通过多种可能的万式得以进行的化学反应,是生理过程的重要基础。

    晶体的外部形态是由晶格决定的分子排列的表现。例如,氯化钠的晶格表现为微型的立方体,宏观晶体也具有立方体形状。有机形态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其组分排列的非常多样的变化决定的。例如,我们可以回想菌盖的形状,这种形状是预先确定的,是该物种的特征,它是由菌丝构成的。菌丝是朝各个方间生长的,它们的排列是无规律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说明无机形状与有机形状的区别。前者的结构即内部排列的规律是不变的,它的形态或外部形状是结构的表现,并且是可变的。在这个意义上,例如,晶体结构是由晶格决定的,我们在大多数晶体中看到的变形早非本质的。与此相对照,在生命系统中,结构是可变的,而形状则是确定的。好比说,后者表现为一个模子,期中塞满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数量和排列的细胞。值得注意的是,高分子化合物在这方面也是中间体。就蛋白质而言,这个共同的“模子”可以塞满不同的氨基酸。例如,毛发的角蛋白,肌肉纤维的有收缩力的肌浆球蛋白。血液凝结的血纤维蛋白原,虽然它们的化学和物理的性质不同,但都具有同样的分子构型(阿斯特伯里[Astbury])。磺胺类药的化学治疗作用很可能由磺胺分子和细菌生长物质的分了之间结构的相似性造成的;因此。前者可以取代后者,从而抑制了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自由度以不同的方式增加还表现在等终局性上。有鉴于封闭系统向终态的发展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开放系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达到相同的终态。

    最后,我们发现了系统发育和历史发展的可比现象、某些总规律看来是确定不移的;但是,它们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现取决于偶然性:在系统发育中,取决于适当的突变出现,在历史发展中,取决于具有统治能力的人物的出现。

    这样,在统计的等级体系中,自由度好像随着我们进入更高的层次而逐步增加;这不是基本物理事件的非决定性意义上的自由度增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遵循确定的规律意义上的自由度增加。但是,对个别事件来说,仍留有个同的可能性。

    第六章  科学的统一

    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家阿里斯提普斯航海遇难,漂流到洛得斯海岸时,看到了砂上描画着几何图形,便向同伴们叫喊道:“我们幸而有了希望啊!因为已经看到人们的踪迹了!”

    --维特鲁威:《建筑》

    在大都,忽必烈曾下令

    建造一座宏伟的逍遥宫:

    圣河亚弗在那里流经

    深不可测的岩洞,

    直泻入不见阳光的大海中。

    --科尔里奇:《忽必烈汗》

    1.引言

    如果我们通观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可以看到一种戏剧性的、令人惊异的进化、在各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出现了相似的概念和原理,虽然这些观念的类似性是各个领域独立发展的结果,而且个别领域的工作者几乎没意识到这种共同的趋势。因为,在科学的所有领域中都出现了整体原理,组织原理,实在的动态概念原理。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的共同特性,诸如对自然规律基本的统计特征和实在的内在矛盾性的认识。看来,要用概念结构描述实在,仅仅使用单一的构架是达不到目的的,而必须使用成对既对立的又互补的概念。这种对立互补概念在量子理论的互补原理(p.180)中得到了表达;互补性也可能以某种不同的形式适用于生物现象的描述(p.155)。另一个基本的洞见是,与经典物理学的连续性概念相反,基本事件具有非连续的性质、按照量子理论,实在的最终单位是非连续的,并且是不可再分的。生物学中与其相似的是突变论,按照突变论,进化不是以连续转变的方式,而是以非连续的跳跃方式进行的。量子论与突变论的出现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后者与前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pp.95,165f.),它们正好建立于同一年即1900年。也许,我们可以加上生理学中的全-无定律,这个定律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提出的,按照这个原理,生理活动,比如肌内或感觉器官的活动,不是连续地增强的,而是以跳跃的方式增强的,因为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新的要素,期中的每一个达到其功能的最大值时才能发生作用。
    2.物理学

    经典物理学试图把所有自然过程分解为原子的活动,分解为按照力学定律、吸引与排斥的定律在空间运动的微粒。现代物理学不只是直接证实了原子的存在;它揭示了原子的结构,并完全攻克了放射性、元素嬗变和原子能释放等新领域。然而,正是这些发展推翻了机械论的观念。

    机械论物理学的第一准则也许是要把物理过程分解为可分离的局部事件。与此相反,现代物理学看来必须要有整体性概念。按照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不可能同时确定电子的位置和动量。要确定电子的位置,必须照亮电子;但这意味着光量子击中电子,由此引起电子动量的变化。因此,位置确定得越是精确,动量则越是不能精确地确定,反之亦然。由此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严格的决定论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是不可能成立的(pp.163f.),因为测不准关系给所有测量所必需的同时确定设置了不可克服的限制。第二,根据海森堡关系,就物理学微观事件而言,测量仪器原则上不能与被测量的实体分开。这样,在微观物理学中出现了整体原理。事实上,整体原理在微观物理学中比在宏观物理学层次上具有更基本的意义(p.192)。因为,对于微观物理学来说,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认识整体,必须认识各个组分以及组分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在基本事件的层次上,进一步的分解在原则上变得不可能,它们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

    第二,最有意义的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出现了组织原理。经典的定律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无序的定律,而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中心问题是组织问题。正如波尔兹曼所证明的,因果关系朝破坏有序的方向起作用,因为经过一定的时间,热运动不断增加,起初存在的所有的有序无可挽回地受到破坏。但是,一个原子,比如说,一个汞原子,它由一个原子核和八十个行星般运动的电子构成,它保持着自己的组织;光谱线发射的系统,原子的化学性质等都依赖于这种组织;原子不管受到周围粒子热搅动的连续不断的撞击,仍保持着自己的组织。正如量子理论表明的,原子不顾热运动的干扰而保持其稳定性和它的组织,是以基本物理事件的非连续性为基础的。原子不能处于无论什么样的状态,而只能假定它处于具有不同量子条件的分立的状态。如果这些状态用数字1、2、3等表示,那么状态1是最小能量的基础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原子正常地存在;2、3等是激发状态,如果得到必要的能量,原子会以跳跃的方式达到这种状态。由于这个原因,太弱的扰动是无效的,因而原子可以不顾热运动而在无限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只有当温度增加时,它才通过量子跃迁的方式变成激发态。对于分子、晶体、固态、甚至基因,也可以作相应的考虑。基因是具有特定组织和高度稳定性的大分子。只有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比如由于量子的打击引起突变或由于热涨落引起自发的突变,会跃迁到新的稳态,由此发生遗传性的变异。这里就有物理学的量子论和生物学的突变论之间的联系。基因分子向新的稳态的转变,只能通过跳跃的方式发生,因为能量的转变不是以任何微小量的方式发生的,而是以量子化的方式发生的。从生物学上说,这为从一个亚种到另一个亚种的转变不是连续的,而是以跳迁的方式发生的现象,提供了解释(cf.p.95)。

    现代物理学的第三个基本变化,在于把刚性的结构解析为动态。经典物理学把原子看作像微型台球的固体。根据现代物理学的看法,它们是微小的行星般运动的系统,其中原子核像中心的太阳,它由带正电荷的粒子和无电荷的粒子(质子和中子)组成,负电子围绕它运行。同时,物惯表现为过程,表现为动态。质量与力的对立,物质与能量的对立,在日常生活和经典物理学中是明白无疑的,但在微观物理学层次上则消失了。电子不是微型的刚体;它是能量的集中,物质波或波包。由于这个原因,物质转变为能量,能量转变为物质,是可能的。伽马(Y)射线的量子,即高频率的X射线,可以转变为带负电和带正电的孪生对粒子,电子和正电子。反过来,物质也可以转变为辐射。经典的质量守恒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统一为爱因斯坦综合的守恒定律。而且,在某些条件下,基本物理单位表现为粒子,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表现为波动或波。根据玻尔的互补原理,粒子和波是对立的、但又是关于同一物理实在的必不可少的和互相补充的概念。

    整体、组织、动态——这些一般概念,可以说是与机械论的物理学世界观相对立的现代物理学世界观的特征。
    3.生物学

    近几十年来,生物学思想运动趋向于“机体论概念”。由于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和无名的,它的意义甚至更加明显。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我们的科学概念总变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考察过物理学机械论观点在生物学中的影响。按照物理学机械论的观点,生物学的目标在于把生命现象分解为可孤立的部分和过程(pp.10f)。于是,有机体被看作是许多细胞的总和,有机体的功能被看作是许多细胞活动的总和。同样地,像物理事件被看作是受偶然性规律支配的那样,有机体的组织和功能被看作是随机突变和选择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观点符合经济活动的时尚和经济学理论。事实上,达尔文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超过其资源的理论普遍化,并把它应用于整个生命界。所谓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不是别的,而是工业时代开始时曼彻斯特学派鼓吹的自由竞争在生物学中的应用。生物学中的功利主义观念符合总的社会思想意识。生命的机器理论,完全是人们以技术控制无生命界而自豪,也把生物看作机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

    人们认识到机械论概念的局限性,最初导致了活力论。活力论假定有机体各个部分的聚集和机器-结构是受目的因控制的。随后,人们认识到机械论和活力论的观点都是不妥的,导致了机体论概念的产生。机体论概念试图将科学意义赋予整体性概念。我们同样可以在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中看到这种共同的趋势。

    我们已详细地论述过现代生物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及其对不同领域的影响。首先是整体性概念。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和个别过程,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共同的相互作用和支配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律。这些无论在有机体受扰动后的调节现象中,还是在有机体正常的活动中,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其次是组织概念。生物界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巨大的等级体系,它从有机化合物分子经过自我增殖的生物单位,延伸到细胞和多细胞有机体,最后到生物群落。新的规律均在组织的每一层次上显示出来,而生物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逐渐地揭示这些规律。最后是动态概念。活结构不是存在,而是变易。它们是物质和能量不停流动的体现,物质和能量不停地流经有机体同时又构成有机体。动态概念构成了生物学许多领域中精确定律的基础,也提供了理解诸如等终局性那样的现象的基础,等终局性迄今仍被人们看作是不能用科学的术语解释的神秘现象。

    虽然近几十年来许多作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本作者可以断言,他从1926年起发展起来的机体论概念,可以说是第一个逻辑上表述一致的新观点,这一新观点可作为生物学的作业假说。这个概念产生的丰硕成果,可以在后面得出的许多结论中看到,而且由后来的研究所证实并被详尽阐述。那么,再次概述这些方面的发展,也许是有益的。

    许多科学家已接受了机体论观点,有趣的是,可以看到其中有些科学家来自对立的阵营。例如,生物化学家尼达姆早先曾严厉地批判过生物学中的整体概念,后来他采纳了机体论概念。正如尼达姆(1932年)所说,生物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组织问题。虽然J.S.霍尔丹(Haldane)考虑到对生物学问题的充分解释涉及到生命系统的组织问题,但冯·贝塔朗菲和伍杰的机体论概念表明,有必要研究生命系统的组织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因而,组织不是一种解释问题,而是生物学中最迷人的和最困难的问题。承认这个事实,与活力论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在动物行为领域从事工作的阿尔费德斯(Alverdes)(1933年),起初坚决主张活力论观点,后来接受了机体论概念。阿尔弗德斯(1936年)、贝文克(1929年)、卡纳拉(Canella)(1939年)、格斯纳(Gessner)(1932年,1934年)、特里比诺(Tribino)(1946年)和昂格雷尔(Ungerer)(1941年)的著作,可以说是对机体论概念的深入介绍。对于机体论概念,比宁(1932年)、格罗斯(1930年)和M.哈特曼(Hartmann)(1937年)从机械论方面作了批判的论述,文茨尔(1938年)从活力论方面作了批判的论述,布罗伊勒(1931年)、伯卡姆普(Burkamp)(1930年,1936年,1938年)和林斯鲍尔(Lins-bauer)(1934年)从中间立场作了批判的论述。在贝文克(1944年)、比察里(Bizzari)(1936年)、布罗默(Brohmer)(1935年)、迪肯(Durken)(1937年)、冯·弗拉肯贝格(Fraken-berg)(1933年)、H.约尔丹(Jordan)(1932年)、O.苛勒(Kohler)(1930年)、尼达姆(1936年,1937年)、冯·内尔加德(1943年)、奥尔德考普(Oldekop)(1930年)、里特(Ritter)和贝利(Bailey)(1928年)、E.S.拉塞尔(Russell)(1931年)、扎佩尔(Sapper)(1930年)、昂格勒尔(Ungerer)(1941年)、韦莱(Wheeler)(1929年)、伍杰(1929年)、沃尔特里克(1940年)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相似的观点,其中某些观点是由他们独立地提出的,另一些观点是在和我们的工作相互交流中提出的。物理学家薛定谔(1946年)也独立地得出了类似于机体论的概念,“生命问题——虽然它并不超脱迄今所知的物理规律——但它可能包含迄今未知的不同的物理规律。然而,一旦人们认识这些新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会像已知的物理规律那样整合成为这门科学的组成部分。”米塔施(1935年,1936年,1938年)关于生物催化和关于自然界因果关系的等级体系的工作,也与机体论概念有密切的关系;阿尔弗德斯(1937年)的马堡学派关于动物行为的工作,H.约尔丹(1941年)关于生理学基本原理的论述,赫希(Hirsch)(1944年)关于动态组织学的观点,也是如此。在发育生理学领域,达尔魁(1941年)按照自己的看法表述了机体论概念。无需再作详细的讨论,我们可以注意到现代生物学的总趋势是符合机体论概念的,这个作业假说在生物学的所有领域中得到了应用。这里只能对本作者及其同事所作的应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发展状况,作一个概述。

    关于活组织问题,本作者在1932年就表明它是未来的研究纲领:

    “有种看法认为,物理结构的等级体系应以蛋白质的胶态分子团为终点,超出这个限度,只能应用无序的定律(即溶液中的概率分布的定律,这个定律来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或摩尔定律;因此,有机体或者可能是纯粹的‘混合物’,或者可能是刚性的‘机器’。这种看法似乎完全是任意的假设,它对遗留的实际的问题——有机体生命过程的有序性——毫无所知。相反地,从胶态分子团排列(其规律部分地为人所知)到非刚性程度和动态程度更高的有序状态(其规律尚未为人所知)即被称为原生质和细胞的‘活组织’,很可能有连续的过渡。当然,活组织不仅是‘非刚性’的,而且是‘动态’的。这里,‘组织’问题与‘稳态’问题联系了起来。”

    正像弗雷-维斯林介绍的,原生质的亚显微形态学在当时出乎意料的程度上遇到了这种挑战。蔡格(Zeiger)(1943年)证实了原生质组织的“动态”概念(p.34)是必需的。在我们早期工作中形成的关于细胞理论及其局限性的概念(1932年,cf.pp.38ff.),与赫泽拉关于“细胞间组织”(1941年)的有意义的工作是一致的。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动态概念克服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明显对立,把有机体看作是以不同速度发生的诸过程的等级体系。这个概念是由冯·贝塔朗菲和本宁霍夫(1935年,1936年,1938年;cf.pp.134ff.)提出的。根据动态观点和机体论观点,对同源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冯·贝塔朗菲,1934年;见下卷)。冯·纳茨默尔(Natzmer)(1935年)对生物个体性的看法与我们的看法几乎在本义上是一致的。路格迈尔(Lugmayr)(1947年)根据托马斯主义哲学的观点讨论了这个问题。

    人们发现机体论生物学的观念,在生态学中也是有用的。在林学中,莱梅尔(1939年)认为森林是一个在个体的变化中保持其自身的生物群落,他根据这种森林的机体论概念,引出持存森林原理。这个有趣的例子表明,机体论概念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也能适用于重要的实际问题和经济问题。范泽洛(Vanselow)(1943年)也说明林学的现代概念与机体论生物学是一致的。H.韦贝尔(Weber)(1938年,1939年)根据机体论概念,对普通生物学体系中的环境(umwelt)概念下了定义。冯·于克斯屈尔(von Uexkull)在引用这个术语时,只强调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对感官-刺激作出反应这一面。因此,他的环境概念只限于感官生理学,但事实上这是一个伪心理学概念。可是,按照韦贝尔的看法,我们应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给环境概念下定义。这个概念表示对有机体发生影响的整个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有机体的特定组织,同时,也使有机体的自我保存成为可能。因此,环境不仅包括能作为刺激而发生作用的东西,还包括有机体自我保存所必需的全部综合条件。另一方面,环境概念在人类活动领域中受到了限制。动物的环境依赖于它们的肉体组织。可是,在科学的演进中,出现了逐渐排除环境概念中的拟人化特征的情况,即环境观念中依赖于人类知觉器官特定组织的那些特质和范畴被不断排除(冯·贝塔朗菲,1937年)。这种观点类似于格伦(Gehlen)对于冯·于克斯屈尔所提倡的环境概念的批评;他也断言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人类文化活动。本作者对人的独特性问题也曾作过讨论(1948年;见下卷)。

    开放系统理论在物理学、物理化学、生物能学和生理学领域引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见解(见pp.125ff,131ff,以及下卷)。普里高津和维亚梅(1946年)、普里高津(1947年)、赖纳(Reiner)和施皮格尔曼(1945年)、斯克拉贝尔(1947年)等人的工作,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德林格尔和韦茨(1942年)将开放系统理论应用于基本生物单位(病毒、基因),把这些基本生物单位看作是处于稳态中的单维晶体;冯·贝塔郎菲已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模型概念(1944年,cf.p.30)。

    多特韦克(Dotterweich)(1940年)对“生物平衡”问题作了综合的研究,尽管他对这个概念的解释非常广泛,从而包括了多种性质的现象。因此,他的概念大部分仍是形式的。他区分了迄今所理解的“生物平衡”概念的三种应用:(1)形态学上“器官平衡定律”(乔弗鲁瓦·圣伊莱尔,歌德);(2)生物群落的平衡(埃舍里希[Es-cherich]、弗里德里希[Friederichs]、沃尔特里克[Woltereck」等);(3)作为动态平衡或稳态的有机体论的生理学概念(冯·贝塔朗菲)。这些概念中,最后一个概念看来是基本的。可以将“器官平衡”看作是有机体在其异速生长过程中达到的稳态(p.139)。可是,生物群落的平衡并不表现为物理、化学实体的稳态,而表现为超个体单位的更高层次上的稳态。在开放系统的一般运动学(有点相似于我们的“系统论”)和梯度原理的基础上,施皮格尔曼建立了形态发生中的竞争、调节、优势和确定的定量理论(1945年)。

    有机体作为开放系统的概念,导致了动态形态学(冯·贝塔朗菲,1941年),即把有机形态解释为有序的过程之流的结果。这使形态学和生理学的方法和观点的整合成为必要,并为发现新陈代谢、生长和形态发生的定量定律铺平了道路。本作者及其在该领域工作的团体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前面已作了列举(pp136ff.);在下卷中,将作更详细的概述。克拉特(Klatt)(1949年)对动态形态学已作了重要的讨论。他最早(1921年)在形态学领域中应用定量方法,引进了现被称之为异速生长的定律,他评论了对有机形态进行定量分析的意义、成果和限度。

    关于近来的实验结果与从机体论观点推导出来的神经系统功能的概念之间的相符,已在前面指出了(p.121)。

    医学科学的发展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是非常相似的。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旨在将疾病分解为细胞所受的扰动。他拒绝诸如体质之类的概念,而体质概念在现代医学中再次变得十分重要,恰恰是因为它建立在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的基础上,但微耳和却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现代医学显然是朝机体论观点的方向发展的;内分泌学或人的体质理论就是机体论医学的范例。

    事实上,机体论概念在医学领域中作为一种“解放的成就”而受到欢迎。按照冯·内尔加德(1943年)的看法,H.齐默尔曼(Zim-mermann)(1932年)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现代生物学概念对医学实践具有意义的人。正如他所说的,“由于医学主导观念的发展与理论生物学主导观念的发展之间有明显的一致,医学所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可看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机体论概念似乎“变得与现代医学科学的主导观念和必要假说最接近。”齐默尔曼在后来的一篇论文(1935年)中根据机体论生物学批判了所谓“生物医学”。罗特舒(Rothschuh)(1936年)在对现代医学的各种理论倾向作比较性的概述时,驳斥了机械论、活力论和心理活力论的理论,称赞机体论概念是现代医学可靠的理论基础。克拉拉(Clara)(1940年)关于医学中整体性问题的表述是紧接着冯·贝塔朗菲(1937年)所作的陈述而提出的。当妇科专家塞茨(Seitz)(1939年)就生长、性和生殖的调整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医学问题,提出“生命过程(包括正常的和病理的)的整体论观点”,这个观点与机体论概念甚为接近。一般来说,我们的生物学概念与主要医学家如阿朔夫(Aschoff)、贝蒂、比尔(Bier)、布鲁格施(Brugsch)等人强调的概念是非常符合的。内尔加德(1943年)关于身体理疗的工作与机体论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动态形态学概念与克雷奇默尔(Kretschmer)的马堡学派的康拉德(Conrad)(1941年)关于人类的体质类型的工作之间也有明显的一致,虽然这两条思路是完全独立地发展出来的。机体论概念对医学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医学还有临床实践这一面,所以它是对生物学理论的最好检验。

    机体论概念在心理学领域中也得到了应用。蒂姆伯(Thumb)(1944年)概述了机体论概念对于心理学的意义,估价了动态平衡和稳态观念作为心理学领域模型概念的意义。人们在心理学领域中发现了相似于生物学领域的原理。尤其当人们就像根据动态形态学观点思考形态发生那样,从发育规律的观点沉思人类环境(umwelt)的建立问题时,生物学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冯·于克斯屈尔、韦贝尔)与认为这种概念不适用于人类的观点(格伦)之间的争论消失了。正如生物学中的动态和整体概念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具有类似性,生物组织的等级体系与个性的阶层(罗特哈克尔[Rothacker」,1947年)有着对应性。机体论概念也应用于精神病学和社会学领域(伯罗[Burrow],1937年;赛泽[Syz」,1936年)。行为被看作是组织内张力的模式,对于精神疗法来说,它主张不应把神经病患者看作孤立的个体,而应视之为处于一定社会单位中的个体。同时,上面提到过的人类独特性(pp.184f.)的另一方面问题变得明显了。在动物王国中可以发现对抗与合作的倾向,但是,我们只是在人类行为中发现了憎恨、罪恶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些现象似乎与感情的倾向有关,而感情的倾向依附于这些语义的方式——形成概念与语言表达——正是这些遂使人类提升到所有其他动物之上的地位。

    机体论概念在哲学中也有许多应用,以下我们所知的有关应用就是对我们学说的发展。卡西尔(Cassirer)学派的拉森(Lassen)(1931年)论述了与机体论概念有关的物理学非因果性问题和目的论问题。费赖斯(Fries)(1936年)把机体论概念作为归纳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巴劳夫(Ballauff)(1940年,cf.以及1943年)对冯·贝塔朗菲的机体论概念和N、哈特曼(Hartmann)的分层(Schichtengesetze)学说作了综合。按照分层学说,可以把实在看作连续叠加的层次,每一层次有它自己的规律。巴劳夫根据等级秩序和稳态保持的原理采纳我们关于有机系统的定义,以机体论的方式(即持存于有机体中的唯有其特殊的有序规律)表征自主性,并且阐明了有机系统概念的哲学结论。

    我们已提到的等终局性的新概念,作为我们的理论在哲学上的重要推论,为迄今被人们认为是形而上学和活力论的定向性概念提供了物理基础。

    机体论概念的最终概括是一般系统论的创立(冯·贝塔朗菲,最早在1945年;见pp.199ff.以及下卷),一般系统论是精确的、数学化的本体论的基础,也是不同科学领域中一般概念的逻辑相应性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机体论概念在从生物学的特殊问题直到人类知识的一般问题的许多领域中被证明是富有成果的。这个概念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它已被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如物理学、物理化学、解剖学、胚胎学、生理学、林学、医学、心理学和哲学;并且使所有这些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得到的阐明。
    4.心理学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内第一次对整体性问题作了科学的探讨。正像生物学探讨躯体现象那样,传统心理学试图把精神生活分解为孤立的事件,即心理原子。例如,认为视觉是对应于视网膜单个细胞兴奋的基本感觉与大脑皮层视觉区相应的细胞的总和。但这种概念的不适应性不久就变得明显了,心理学因此而引用了控制的因素,如“统觉”,按照冯特(Wundt)的说法,统觉是一种可以与生物现象中活力因素的假设相比的解释。格式塔心理学试图克服这种二难困境:按照冯·爱伦费斯(von Ehrenfels)(1890年)的说法,可以把格式塔定义为心理的状态和事件,这些心理状态和事件所特有的性质是不能通过其各个组分的累加获得的(爱伦费斯第一准则)。例如,一幅感觉到的几何图案,不只是各种色点的总和;一首乐曲,不只是许多单个音符感觉的总和;一句格言,也不只是许多单独词义的总和。而且,同样的形状可以用其他的颜色,并在视野的不同部位呈现出来。同一首乐曲可以用不同的音调演奏。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表达。因此,格式塔当它的组成部分变化时,它仍保持原样。格式塔是可变换的(爱伦费斯第二准则)。

    现在,传统理论用结构机械论解释精神生活中的有序性。一种感觉器官,例如视网膜,受到大量刺激。来自视网膜每一个点上的局部的兴奋,通过固定的神经通路,传导到大脑视觉中枢的相应终点,因而视网膜要素的镶嵌图案与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相似的镶嵌图案是一致的。同样,才干、识别能力、联想、条件反射等,可以用学习过程中有关中枢之间神经通路的确定加以解释。

    与此相照,格式塔理论证明,不可能把知觉解析为基本感觉和基本兴奋的纯粹总和。例如,像三角形这样的图案,即使它呈现为不同大小的形状,出现在视野的不同部位,我们也能辨认它。视网膜受刺激的点是不同的,相应地,兴奋过程通过不同的神经纤维传递到视觉中枢的另一些神经细胞。然而,不同的视网膜细胞、神经纤维和视觉中枢的细胞的兴奋,产生相同的印象,即“三角形”。反过来,相同细胞的兴奋可以产生不同的印象。例如,如果那些视网膜细胞起初落在其上的是三角形的映象,后来受到圆形图案的刺激,那么就会有不同印象产生。

    格式塔是按照动态规律形成的心理整体。最重要的原理是完形趋向(pregnance)原理,即呈现最简单的可能发生的形态或最“有意义的”形态的格式塔趋向。例如,如果在一瞬间内,排列成圆圈的九个点呈现到眼睛中,第十个点稍微在圆圈之外,这个在圆外的点好像移向圆周,以完成最有意义的可能发生的格式塔。或者,如果瞬间呈现的图案显示出许多细小的缺口,那么会看到弥合这些缺口的运动,该图案缺口的各端闪现在一起。如果一根棍棒在视网膜上的投影经过盲点,那么就看不到任何缺口,而如果某个人的手投影落在观察者固定眼睛的盲点上,那么就看不到他的头。其原因是,只有体现一定几何图案的格式塔才可能是完整的。

    因此,知觉不是孤立的和彼此无关的感觉的总和,而是感觉形成受动态原理支配的完形系统。

    记忆理论很可能也是以相似的方式而重新形成的。经典记忆理论的观点是累加的观点和机械论的观点。它假定早先兴奋的记忆痕或‘却象”保留在几组神经节细胞中,好像贮藏在无数仓库中,这些仓库由无数神经通路相互连结起来——这种观念显然是行不通的(R.瓦勒[Wahle])。可是,如果格式塔知觉是系统过程,以动态的方式组织起来、分布在较大的大脑皮层区上,那么兴奋的后果不会由留在诸单个细胞中的孤立的记忆痕构成,而会留在较大脑区的某种变动中。事实上,实验和临床的经验表明,就记忆而言,大脑不是作为细胞或有明显界线划分的中枢的总和而发生活动的。大脑中局部的损害并不只是破坏某种单一功能,而是其他功能都受到影响,而且,受损害部位的功能越是重要,对其他部位功能的影响就越强烈。由此,提出了与通路理论相对立的另一种概念。这种概念可以假定,在学习期间,当两个有联系的刺激起作用时,脑过程表现为一个整合的总体。相应地,它会留下整体的记忆痕。在学习期过去后,新的部分的刺激会唤醒作为一个整体的记忆痕,由此产生联想、回忆或条件反射(冯·贝塔朗菲,1937年)。

    如果知觉不是若干单个感觉组成的镶嵌图案,而是已被领悟的格式塔按照动态规律将它们自己组织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必定可以进一步断定,与形成知觉相应的生理事件,不是若干单个兴奋的束或总和,而是整体或“格式塔”。从这种考虑出发,W.苛勒(Kohler,1924年)提出了格式塔是否只限于心理学范围的问题。他强调,一般说来,物理系统不是单纯的总和,而是符合爱伦费斯准则的。因此,比如关于电荷在导体上的分布状态,是不能通过导体各个单独部分上的电荷的累加而获得的,而是取决于导体的整个系统。而且,一部分电荷移动后,系统又会重新确立。一般说来,物理系统中的状态(例如,导体上的电荷分布)和过程(例如,稳定的电流在导体系统中的分布)取决于该系统所有部分的状况。因此,它们被表征为格式塔。最后,苛勒(1925年)将同样的观点应用于生物学问题。有机体中的过程按照整体的需要作出调节,这是生命现象最显著的特征。甚至包含所有单个反应的完整的物理-化学知识,也不可能对生命现象作出充分的理解。机械论者确信,生命活动的有序性,是由机器式的结构赋予的;但这种解释面临生命活动的调节现象而遭到失败。另一方面,活力论者乞求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正如杜里舒的海胆实验所表明的,部分依赖于整体,这并非是活力论的特征,而是格式塔的一般特征。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适用的每个系统最终达到平衡态,这可以用任何部分的状态依赖于整体系统的状态加以表征。所以,机械论用预先建造的机器的模式解释有机体中过程的有序性,活力论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而与这两种观点相对照,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整合系统中的动态调节。就这方面而言,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都与其中由动态造成过程有序的系统有关。基本的原理是平衡原理或完形趋向原理。在物理学中,这个原理表现为趋向于象征平衡态的最小值状态。在生物学中,有机体内过程的有序性和受扰动后的调整,同样可以看作是趋向于建立平衡态的结果。在心理学中,精神事件看来是格式塔的。另一方面,物理学领域中的格式塔证明,允许将基本的生理事件解释为格式塔过程。作为经验的格式塔表现为大脑兴奋过程平衡分布的相互关联,而大脑兴奋过程则趋向于最简单的可能发生的完形。

    苛勒的概念标志着现代机体论系统概念的引用。反对格式塔理论的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是认为它缺乏实验的可能性,它只能纲领性地断定经验的格式塔对应于大脑中兴奋的格式塔式过程。人们所作的任何尝试几乎不能更为严密地确定生理学的兴奋-格式塔,也不能充分地弄清构成生物整体性的基础的系统-过程。但是,诸如“平衡”,格式塔等一般概念,并非像早先杜里舒所强调的,是一种解释。所需要的是,对这些系统和过程以及决定这些系统和过程的规律作出精确的陈述。目前生物学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做到这点,本书的前面已作了论述。第二条反对理由涉及到格式塔理论所假设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过程中的一般分布类型。苛勒试图用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平衡态的确立来解释有机体的调整活动。但是,这种概念原则上不适用于活机体,因为活机体不是热力学平衡系统,而是远离真正平衡而保持在稳态中的开放系统。因此,机体论调整理论需要新的原理,而这新原理必定可以从开放系统理论中推导出来。

    总之,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惊人的一致。现代心理学教科书,诸如
    W.梅茨格(Metzger)的格式塔心理学著作(1941年),可以说,就原理对原理而言,是能够被转译成机体论语言的。我们倾向于认为,一般系统论(pp.199ff.)作为一种调节工具,一方面建立不同领域通用的那些一般原理,另一方面防止不同领域之间无根据的类比,都将是有用的。
    5.哲学

    我们时代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记下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而且在不同的国家里,都独立地出现了有关自然、精神、生活和社会的类似概念。我们处处发现了相同的主导性的基本概念:表示各个层次上的新特征和新规律的组织概念,内在于实在的动态本质和对立的概念。

    一切动态哲学之父是赫拉克利特;他关于“万物皆流”和“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是世界观最初的、深刻的和神秘的表达。现今,我们试图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合适语言来表达这种世界观。这种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思潮,产生了意大利-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神秘人物--库萨的卡迪纳尔·尼古拉(Cardinal Nicholas of Cusa)。库萨是最后一位著名的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现代科学的前驱。他推翻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地球中心说体系,主张宇宙的无限性。因此,他是现代天文学和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热诚的哲学先驱。他沉思无限性,由此而创立了开方,这最后导致了莱布尼兹(Leibniz)的微积分的发明。他在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方面的见解,标志着现代科学的黎明和从伽利略(Galileo)延续到我们时代的伟大的理智运动的开端。在库萨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中,复活了古代哲学的主题思想,使之延续到现代。库萨表述中关于实在-上帝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只用对立面的陈述表示),用现代术语来解释,也是对语言的符号体系最深刻的批判,我们最终在互补概念,同样也必然在现代物理学概念中发现它最微妙的表达。这种智慧的遗产在雅各布·伯梅(JacobBohme)朦胧的神秘主义、莱布尼兹明晰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歌德和荷尔德林(Holderlin)富有诗意的幻想中保持了下来。

    歌德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他是形态学——生物形态科学的奠基者。他设想在动物和植物多样性中,好比有大自然艺术家的基本的设计蓝图和创造理念。因此,他认为植物形态的千差万异都是某种理念的原始植物的变异,这种原始植物的基本要素——叶子——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形的。可是,就歌德的世界观而言,仅仅看到这种植根于柏拉图理念学说的“唯心主义形态学”的要素,可能是表面的。在这种理念的形态背后,有着赫拉克利特的动态思想,我们可以在歌德的《Stirb und Werde》(《死与变》)和《Dauer im Wechsel》《常变中的永续》)中看到这种动态思想的表达。由于形态美的背后还存在着实在的矛盾性,这便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只能使用符号。因此,“我们思想火焰的腾飞需要借助于形象和图像,”而我们所做的这些毕竟是使用符号。所以,正像歌德对爱克曼(Eckermann)所说的,“某人做的是罐子还是坛子”,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是充满悲剧性幻想的荷尔德林哲学的核心。正像后来尼采和巴霍芬(Bachofen)所揭示的,他从古希腊文化中预见到内在矛盾,用他自己的心灵反映这些矛盾,而又被这些矛盾所击碎。

    通过这些著名的思想先驱,可以追溯我们时代自然哲学之源。这些多种多样的独立的思想源泉汇入共同的思想之流。

    哲学的发展先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因此,尼古拉·哈特曼在1912年强调系统概念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因果性仿佛是许多单个因果链平行地起作用的看法是欠妥的。重要的是相互作用。在一个系统中,各种力互相平衡,因此,它们的共存导致了抵制破坏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每个有限的系统是更高系统的成员,同时它本身包含着更小的系统。这种内含物不只是一种被动的囊状物而是相互依存的。较低序列系统的某些活动在较高系统的整合中起作用。反过来,较高系统的某些活动共同决定着较低系统的活动。生物体现了力的系统最复杂的构型。相互作用在其中是基本的;相互作用使所有部分过程整合为整体,并由系统规律支配这些过程的协同作用。哈特曼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展了关于实在的分层理论。分层理论在不同的领域——无机的、有机的和精神的领域——甚至显示出更高的和更复杂的范畴。

    我们叙述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新概念是怎样在德语国家中形成的。在非德语国家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和独立的发展,这是现代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伍杰说得好,未来的生物学史很可能包括题为“二十世纪初为机体论概念而斗争”的一章。它将叙述这个概念在笛卡儿哲学的影响下是如何被忽视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甚至是如何不允许生物学将有机体想象为不同于一大堆微小的坚固粒子的任何东西的;本世纪初最早出现的机体论概念又是如何因不恰当的表述而受挫的,其中,杜里舒只是用超自然的操纵者的概念代替荒谬的无操纵者的机器的概念;最后,为什么最早认真接受机体论概念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某些哲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

    如同杜里舒在德国所做的那样,英国生理学家J.B.S.霍尔丹拒斥生命机器论。他从有机体协调的自我保存看到了生命的本质,认为这种协调的自我保存的活动原则上不可能用物理-化学的术语加以描述。像格式塔概念在德国那样,机体论概念在英国扩延到无生命系统也包括在内的范围。根据劳埃德·摩根(LloydMorgan)的看法,有机体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特有的性质归因于整体,因此,一旦整体被破坏后,这些部分特有的性质也随之消失。摩根所说的“突现”进化和“合成”进化,与德国文献中的格式塔与总和的术语相对应。因此,每一层次——电子、原子、分子、胶态单位、细胞、组织、器官、多细胞有机体和生物群体——由于突现进化而获得了超出从属系统的新特征。

    数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有机机械论”,既超越了关于分子盲目活动的概念,也超越了活力论的概念。所有真正的实体是“有机体”,在有机体中,整体的状态影响着从属系统的特性。这个原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非活机体所特有。在现代物理学中,原子变成一个有机体。通过物理学概念的转变,科学触及到既非纯粹物理的、也非纯粹生物的方面——它变成对有机体的研究。生物学研究的是较大的有机体,物理学研究的则是较小的有机体。

    继霍尔丹学说之后的是斯马茨(Smuts)和迈耶-艾比切(Meyer-Abich)的整体论。按照整体论,生物规律比物理规律更具有普遍性。因此,如果人们能够对生物现象作出数学的描述,那么,特征性的生物参数消去之后,可以得到对生命和非生命现象都适用的简化公式,这个公式与我们所说的物理规律是一致的。可是,目前还没有例子能够实际地证明从生物规律中推导出物理规律(以及从心理规律中推导出生物规律)的“简化演绎”的程序。因此,整体论是一种哲学思辨,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它几乎得不到任何事实的支持。

    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来源于黑格尔(Hegel)的哲学,另一方面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理论。它的原理阐述如下:第一,自然界不是许多分离单位的聚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内各个组成部分是紧密相关和相互作用的。第二,自然界不是处于静止的和不变的状态,而是处于持续不断的运动和进化的状态中。第三,在进化过程中,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在从某一组织层次到更高组织层次的转折点上出现了跳跃,量的变化变为质的差别。第四,内在矛盾是自然现象本身辩证地固有的,所以,进化过程是以对立倾向的斗争的形式发生的。

    当然,模糊所有这些思潮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比是荒谬的,同时,我们暂不对这些思潮的价值作出评判。但是,这些思潮的基本对抗使“对立面的统一”变得更加明显。从绝对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出发点,从极不相同的科学研究领域,从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本质上类似的概念,这表明了这些概念产生的内在必然性。这正意味着这些共同的一般概念本质上是真实的和不可避免的。
    6.一般系统论

    从我们所做的这些陈述中,浮现出一个惊人的远景,一个迄今未被料想到的世界概念的统一的远景。无论我们研究无生命事物、有机体、精神现象还是社会过程,处处都已逐渐形成了类似的一般原理。那么,这些原理相类似的根源是什么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诉诸于科学的一个新领域,我们称之为一般系统论。这是一个逻辑-数学的领域,它的主题内容是表述、推导对各种系统普遍适用的那些原理。“系统”可以被定义为处于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诸要素的综合体。不论系统的组成要素的性质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是什么,总存在着对诸系统都适用的一般原理。以上提及的所有学科领域是与系统有关的科学,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探求不同领域中定律的结构一致性或“逻辑相应性”。

    普遍地适用于诸系统的原理,可以用数学语言进行定义。对此,本作者将在下卷中作更详尽的论述。那时,人们会看到,可以从关于系统的一般定义中引伸出诸如整体性与总和、逐渐机械化、集中化、主导部分、等级秩序、个体性、终局性、等终局性等概念;这些概念,迄今人们通常以含糊的、拟人化的或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想象,但实际上这些概念乃是系统的形式特征或某些系统状况从逻辑上加以推导的必然结果。

    一般系统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我们可以区分现象描述的各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只表现为类比,即现象表面的相似性,它们既不与在这些现象中起作用的因素相一致,也不与适用于这些现象的定律相一致。一个例子是生命影像,这在20世纪初的生物学领域中是很流行的,例如,当渗透的“细胞”与有机体相比较时,它们是相像的。第二个层次表现为逻辑的相应。这里,现象所包含的因果关系的因素是不同的,但受结构上相同的定律的支配。例如,液体流动和热传导现象都可以在数学上用同一定律表达。当然,尽管物理学家知道并不存在“热流动”,但热传导是以分子运动的传授为基础的。最后,第三个层次是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即对存在于个别事例中的条件和力的陈述,以及对由此推出的定律的陈述。类似,在科学上是无价值的。可是,相应,通常提供非常有用的模型,这种以相应为基础的模型方法广泛应用于物理学领域。

    因此,一般系统论可以作为一种区别类似与相应的工具,以建立合理的概念模型,使一个领域的定律转换为另一个领域的定律,另一方面,以防止不可靠的、不能允许的类比所得出错误的结论。然而,在那些超出物理-化学规律框架之外的科学中,诸如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以及生物学的广泛领域中,如果选择适当的概念模型,就能阐述出精确的定律。逻辑的相应性是从一般系统的特征中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同领域中出现结构上相似的原理,并由此导致不同科学领域中产生平行演进的原因。

    一般系统论确立了有明确意义的问题。因此,如福尔特拉所说的,可以建立与机械动力学相应的人口统计动力学或人口动力学。最小作用原理出现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如力学、物理化学中的勒夏忒列原理(按照普里高津的看法,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开放系统),电学中的楞次(Lenz)定律,沃特拉的人口理论,等等。再有,张弛振荡(p141)出现于某些物理系统中,同样也出现于许多生物现象和人口统计现象中。一般周期性理论对于各个领域都是很需要的,由于稳态的存在等等,因此,有必要作出扩展像最小作用、稳定态和周期解(平衡和节律性变化)那样的原理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对物理学是普遍的,因而对任何类型的系统都可适用。

    从逻辑-数学的观点看,一般系统论的地位相似于概率论的地位,概率论本身是纯粹形式化的,但可以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例如热理论、生物学、实用统计学等等。

    在哲学中,一般系统论可以用一般原理的精确系统取代所谓“本体论”或“范畴论”的学说。实际上,N.哈特曼在能以数学形式表述的标题下,阐明了知识和实在的那些真正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一般系统论可以被认为是通向莱布尼兹梦寐以求的通用数学(Mathesis uniuersalis)--包含各种科学在内的综合的语义系统的一个步骤。也许,可以说在现代动态概念中,系统论能起的作用,相似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在古代的作用。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来说,分类是基本的方法,因此,关于共相的种属关系的学说,表现为基本的科学研究法。在现代科学中,动态的相互作用是所有领域的基本问题,它的基本原理必将在一般系统论中得到表述。

    7.结语

    科学的进展并不是一种在智力真空中的运动;相反,它既是历史发展进程的表现,又是历史进程的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观点是怎样在所有的文化活动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关于严格因果性的基本概念,关于自然事件的累加和随机特征的基本概念,关于实在的终极成分的远离性基本概念,不仅统治了物理学理论,而且支配着生物学的分析、累加和机器理论的观点,支配着传统心理学的原子主义和社会学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观点。承认生物是机器,承认由技术统治现代世界以及人类的机械化,这只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扩充和实际应用。

    科学的新近进展表明人类的智力结构发生了总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可以与人类思想的伟大革命相比。“正如冯·贝塔朗菲曾经认为的,理论生物学在哲学上提出的重要见解,是我们文明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蒂姆伯)。事实上,现代科学发展所导致的观念——整体、动态、进入更高级单位的组织——都在生命世界中得到了最有意义的表现。我们可以期望这些智力的发展预示人类度过我们时代可怕的危机(如果这种危机不会导致全部毁灭的话)的新时期的来临。因为,精神上的革命总是先于物质的发展。所以,由17世纪笛卡儿创立的机械论世界的理论概念,是我们时代达到顶峰的生命技术化的先兆。相似地,也许我们可以将新的科学概念看作为未来发展的前兆。荷尔德林的壮丽诗句不仅对于诗人,而且对于每一项创造性工作来说,都是真确的:“勇敢的精神像雷暴雨前翱翔云空的雄鹰,它的腾飞预示着诸神的来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作出回答。我们在纯科学的层次上,用机体论概念详述了生物学。我们主张,生命现象是可以用精确的定律说明的,虽然我们也许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很远。我们强调必须否认任何活力因素在可观察到的事物中的干预(可观察到的事物成为科学研究的唯一题材)。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苍白惨淡的唯物主义,一种无灵魂和无神的自然界?

    让我们看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最准确的科学回答吧。就总的综合而言,物理学已成为一种世界观,它使人们可能领悟从量子领域中小得难以想象的单位直到大得难以想象的星系的实在。我们之所以能用物理学理论在概念上把握自然界,用技术在实践上控制自然界,是因为我们用逻辑-数学关系之网——我们称之为自然定律——把握了自然现象。这种自然定律的构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这是现代物理学的胜利。人们已有可能运用这些定律达到对自然界的技术控制,这种常见的事实表明,这些定律在很大程度上与实在相符。

    然而,与这些成就相伴而行的是某种退让。现在物理学与其以前时代的自我断言相对照,已认识到它的任务是在形式关系系统内描述现象。它不再期望把握实在的核心。鉴于早期物理学认为它在微小的坚硬物体中已发现了最终本质,现代物理学的陈述却是不同的。物质被分解为某些振荡过程——但振荡只表示某些量值的周期变化,物质的最终本质仍未被确定。

    物理学家并不回答电子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他所具有的最透彻的洞见只能陈述称为“电子”的这种实体所特有的规律。同样地,也不能指望生物学家解答生命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即使生物学家具有先进的知识,他也只能更好地陈述表征或适用于我们所面对的活机体现象的规律。

    不能进行客观研究的诸因素,不得纳入能够说明可观察的事物的定律。在具有本质区别的层次上存在着企图获得关于实在的直觉知识的形而上学。我们不仅是科学的智者,我们也是人。用重要的符号表达实在的核心,这是神话、诗歌和哲学正试图做的事。

    然而,如果我们渴望用简洁的语句把握生命的本质,那么似乎可以在歌德特别喜爱的表达中找到这种语句。《常变中的永续》称得上是一首含意深刻的诗。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河流似乎是生命的直喻,它的波涛永远变化不止,但它在流动中持续存留,歌德-浮士德也给出了这种最深刻的知识。虽然不能注视实在的太阳,但是,他和科学的心灵仍满足于一种保持着生命和思想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的美妙隐喻:

    就让太阳留在我的后方!
    那穿过岩隙奔腾直下的瀑布,
    使我越看越欣喜若狂。
    它一叠一叠地翻滚,化为千股,
    然后又分作千万道急流奔涌,
    向空中喷溅出无数飞沫细珠。
    可是从这种飞泉形成的彩虹,
    拼成万变之不变是多么悦目,
    时而分明,时而消逝在空中,
    在它的周围散作空蒙的凉雨。
    彩虹反映人类的努力上进。
    细心揣摩,你就会更加领悟,
    要从多彩的映象省识人生。

  •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学术作为志业》是马克思·韦伯1917年所做的演讲。

    学术作为志业

    第一节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以学术为业”[1]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2]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着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助教”。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在我们这里,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讲课比他希望的要少。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了)这会被认为是对较年长的编外讲师缺乏恭敬。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重要”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次要课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时有做研究的自由,尽管这未必是出于自愿。

    美国的制度与此有基本的差别。讲师年轻之时,也必定是他超负荷工作之时。正教授只要开一门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够了。可是年轻的助教,如果在一周12课时之中,他被要求教一些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福了。系里官僚规划课程表,而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领带这些官僚。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最近的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是难以运转的。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机构就是“他的”机构,处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助理的位置和“无产阶级”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德国大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工具(同过去工匠的情况一样)的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蔓延之势。

    无可怀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德国的历史氛围不合。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分离,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拟在此讨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说,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徒有其名。唯一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是大学职业制度所独有的一种因素。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纯粹是受着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待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我尤其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课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

    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比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制的例子。一个被人“看好”的枢机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亦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得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同如今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一样。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了解的无数事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

    进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了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我想让诸位回想一下赫尔姆霍兹和兰克[3]这些给我上过课的人,在这方面他们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竞相招徕学生。

    大学城里的房东们用节庆方式迎接着千名学生的到来,如果是两千名学生,甚至乐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相邻学科的教授有办法“吸引大批学生”,对讲课费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此外,听课者的多寡,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成为(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争议的对象。几乎每个人都为慷慨应允之类的建议和听课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师,通常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目前的事实是,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大。在获得了还算广泛的经验,又做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吻合。同法国相比,我们没有“不朽院士”的科学机构,[4]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

    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ogni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5].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予以说明的也就是这些了。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不过我相信,诸位;实际上还希望听点别的什么内容—-对学术的内在志向。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我这类学者偶尔为之,像社会学家那样的人则必然要经常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充其量只能给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到的。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不过事实却是,这热情,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我们得承认,热情是“灵感”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就像“在工厂里”一样,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首先我得说明,这种看法,表现着对无论工厂还是实验室情况的无知。在这两种场合,人们必然遇到某些事情,当然是正确的事情,让他可以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就。但这种念头是不能强迫的,它同死气沉沉的计算毫无关系。当然,计算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例如,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即使是年资已高的社会学家,会以为自己已十分出色,无须再花上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用自己的头脑去做成千上万个十分繁琐的计算。如果他想有所收获,哪怕最后的结果往往微不足道,若是把工作全都推给助理去做,他总是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在计算时对于自己得出的结果所“呈现”给他的意义没有明确的看法,那么他连这点结果也无法得到。通常这种念头只能从艰苦的工作中,尽管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在科研方面,业余人士的想法可以有着同专家见解完全一样甚至更大的意义。我们将许多解决某个问题的最出色的想法,或我们的许多最好的见解,归功于业余人士。如赫尔姆霍兹论说梅耶[6]那样,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想法并不能取代工作,但换个角度说,工作也同热情差不多,不能取代想法或迫使想法出现。工作和热情,首要的是两者的结合,能够诱发想法的产生。但想法的来去行踪不定,并非随叫随到。的确,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如此等等。总而言之,想法是当你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的。当然,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以为这种现象只在科学中存在,办公室的情况同实验室会有所不同,这乃是个严惩的误解。一个商人或大企业家,如果缺乏“经商的想象力”—-即想法或灵感—-那么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那种只适合于做职员或技术官员的人。他决不会是一个在组织上有真正创造力的人。与学术界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不同,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另一方面—-这是经常被人遗忘的—-灵感所起的作用也不比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更小。以为数学家只要在书桌上放把尺子,一台计算器或其他什么设备,就可以得出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是一咱很幼稚的想法。从计划和结果的角度讲,一位维尔斯特拉斯[7]的数学想象,同艺术家的想象在方向上自然会十分不同,当然,这也是一种基本性质的不同。不过这种不同并不包括心理过程。两者有着共同的(柏拉图的“mania”[痴迷]意义上的)迷狂和灵感。

    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灵感,取决于我们无法了解的命运,但也取决于“天赋”的有无。也正是因为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造就了某些偶像,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今天我们在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份杂志里,都可看到这种偶像崇拜。这些偶像就是“个性”和“个人体验”(erleben)。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占上风的想法是,后者就等于前者并隶属于前者。人们不畏困苦,竭力要“有所体验”,因为这就是“个性”应有的生活风格,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纵之才的样子。过去人们只把这称为“体会”(erlebnis)—-用老百姓的德语说—-“感觉”[8]。我想,对于“个性”是什么东西,它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有了更为恰当的理解。

    女士们,先生们!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即使具有歌德那种层次的人格,如果仅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任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后果会不堪设想。若是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就让他至少把自己当做歌德试试看吧。人们至少都会同意,即使像他这种千年一遇的人物,这样的任性也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9]但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做一项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并且问“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呢?”—-这样一个人是不具备“个性”的。如今我们在无数场合都能看到这种行为,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对艺术家来说亦无不同。同科学工作和艺术中这些共有的前提条件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和艺术实践之间注定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来自某个时代的一件艺术品创立了一种新技法,或新的透视原则,因此从艺术的意义上就比对这些技法或原则一无所知的艺术品更伟大,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技法仅限于为材料和形式辩护,也就是说,即使不采用这样的,也能以达到艺术表现力的方式去选取和构思素材,那么这件艺术品丝毫也谈不上更伟大。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也绝对不会过时的。个人或许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任何人也不能说,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完美性”的艺术品,会因另一件同样“完美”的作品而“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科学的伤口由于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肯定会在很长时间里继续有着“使人愉快”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科学中的不断赶超,让我再重复一遍,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不能在工作时不想让别人比我们更胜一筹。从原则上说,这样的进步是无止境的,这里我们触到了科学的意义问题。某件事情是否由于服从了这样的规律,它本身便成为有意义和合理的事情,这显然不是不证自明的。人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在现实中没有止境也绝不可能有止境的事情呢?有些人从事科研,主要是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可从这个词的广义上说,是出于技术的目的,为的是将我们的实践活动导向科学实验所揭示的前景。这些事都蛮不错,不过它们只对实用者有意义。而一位科学家,他若是确实想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态度,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态度呢?他坚持说,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仅仅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成功,或者仅仅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为、更善于治理自己。但是,他从事这些注定要过时的创造性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取得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他为何从此以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拴在这个专业化的无止境的事业上呢?对此可做些一般性的说明。

    3.理智化的过程

    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已经经历了数千年之久,而召集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以十分消极的评判。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在实践中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像今天坐在这间屋子里的各位—-对我们的生存条件比印第安人或霍屯督人[10]有更多的了解呢?这很难说。我们乘坐有轨电车的人,谁也不知道电车是如何行驶的,除非他是位机构专家。对此他无须任何。只要他能“掌握”电车的运行表,据此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也就够了。但是,对于如何制造一台可以行驶的电车,他一无所知。野蛮人对自己工具的了解是我们无法相比的。如果我们今天花钱,我敢发誓说,即使在座的诸位中间有经济学家,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会人言人殊:为什么用钱可以买到东西,并且买到的东西时多时少?野蛮人知道如何为自己搞到每天的食物,哪些制度有助于他达到这一目的。可见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11]。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那么,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这种科学即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是否有着超越单纯的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呢?在列夫·托尔斯泰的着作中,各位可以找到对这一问题最纯净的表达形式。他从十分独特的途径触及这个问题。

    他的沉思所针对的全部问题,日益沉重地围绕着死亡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现象这一疑问。他以为回答是肯定的,而文明人则以为否。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亚伯拉罕或古代的农人“年寿已高,有享尽天年之感”[12],这是因为他处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在他临终之时,他的生命由自身的性质所定,已为他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也因为他再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能感到此生足矣。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这些思想在托尔斯泰的晚期小说中随处可见,形成了他的艺术基调。

    对此我们应当做何设想?除了技术的目的之外,“进步”也有公认的自身意义,使得为它献身也能成为一项有意义的职业吗?然而,以信奉科学为业的问题,亦即以科学为业对于献身者的意义问题,已经变成另一个问题: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过去和现在形成巨大的差异。不知各位是否记得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处那段奇妙的描述:那些被铁链锁着的岩洞里的人,他们面向身前的岩壁,身后是他们无法看到的光源。他们只注视着光线透在岩石上的影子,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个人挣脱了脚镣,回身看到了太阳。他在目眩中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他的所见。别人都说他疯了。但是他逐渐适应了注视光明,此后他的任务便是爬回岩洞的囚徒那儿,率领他们回到光明之中。这是一位哲人,太阳则代表着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才不理会幻觉和影子,努力达到真正的存在?

    如今还有谁用这种方式看待科学呢?今天,尤其是年轻人,有着恰好相反的观点—-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在这样的生活中,即在柏拉图看来是影子在岩壁上的表演中,跳动着真实现实的脉搏。其他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幽灵,是从生活中衍生而来,仅此而已。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现出的热情,归根结蒂要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在当时,所有科学知识中最伟大的工具之一—-观念—-已被有意识地发现,苏格拉底发现了它的重要意义,但有这种认识的并不限于他一人。在印度你也可以逻辑学的一些发端,它们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十分相近。不过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意识到观念的重要性。在希腊,人们手里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件工具,利用它可将人置于一种逻辑绝境,使他没有其他退路,只能或是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或是同意这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是永恒的真理,决不会像盲人的行为举止那样遁于无形。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们所体验到的奇妙感受。据此似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掌握和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正确行为。因为对于满脑子全是政治思想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决定着一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投身于科学。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希腊思想的发现之侧,又出现了科学工作的第二个伟大工具:理性实验这一控制经验的可靠手段。没有它,今日的经验科学便是不可能的。实验早就有人在做,例如印度同瑜珈禁欲技巧有关的生理实验,古希腊为了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数学实验,以及中世纪出于采矿目的而做的实验。但文艺复兴的功绩在于,它使实验成了研究本身的一项原则。事实上,先驱者是艺术领域里那些伟大的创新者—-像达?芬奇那样的人物。16世纪制造实验性键盘乐器的那些音乐实验者,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实验从这个圈子,特别是通过伽里略,进入了科学,又通过培根进入了理论领域。此后在欧洲大陆的各大学中,各种严密的学科也都采纳了这种方法,开风气之先的则是意大利和荷兰的大学?

    那么,对于这些刚踏入近代门槛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艺术家性质的实验者如达?芬奇和音乐创新者来说,它意味着真正的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在他们眼里,就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艺术应当上升到一门科学的层次,这首先是指,无论从社会还是艺术家个人生活意义的角度,他应当达到(哲学)博士的水平。举例来说,达?芬奇的素描画册,就是基于这样的雄心而作。今天的情况如何?“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这在年轻人听来会像渎神的妄言一样。现在年轻人的看法与此恰好相反,他们要求从科学的理智化中解脱出来,以便回到他个人的自然[13]中去,而且这就等于回到了自然本身。那么最后,科学是通向艺术之路吗?这种说法连评论的必要都有。但是在严密自然科学发展的那个年代,对科学却有着更多的期望。诸位可否记得斯瓦姆默丹[14]的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诸位由此可了解那时的科学工作(受新教和清教的间接影响)是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是找出通向上帝之路。这条道路已不是拥有观念和演绎法的哲学家所能发现的了。

    当时所有的虔敬派神学,尤其是斯本纳[15],都知道在中世纪的追求上帝之路上,是找不到上帝的。上帝隐而不彰,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思想也不是我们的思想。[16]但是人们试图利用严密的自然科学,因为这些学问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把握上帝的伤口,以此找出一些线索去了解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意图。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除了那些老稚童(在自然科学界当然也可以找到这类人物),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姑不论其他,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从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理智化中解脱出来,是与神同在的生命之基本前提。在有着宗教倾向,或竭力寻求宗教体验的年轻人中间,这样的愿望或其他意义相类的愿望,已成为时常可闻的基本暗语之一。并且他们追求的不止是宗教体验,而且是任何体验。唯一令人诧异的事情,是他们如今所循的路线:至今唯一尚未被理智化所触及的事情,即非理性的畛域,现在也被放入意义的领地,经受它的严格检视。这就是现代知识界非理笥的浪漫主义所表明的东西。这种从理智化中自我解放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同那些以此作为追求目标的人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在尼采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代人”做出毁灭性批判之后,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这种事情,我已完全无需再费口舌了。

    第二节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在这些内在的前提条件下,既然过去的所有幻觉—-“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艺术的真实道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如今已被驱逐一空,以科学为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托尔斯泰提供了最简洁的回答。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事实。唯一的问题是,科学“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的是,就什么意义而言,或对于以正确方式提出问题的人,科学是否有些用处?现在人们往往倾向于说科学“没有预设的前提”。果然如此吗?这要取决于此话是什么意思。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逻辑法则和方法的有效性,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定方向的一般基础,都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至少对于我们的具体问题来说,是科学中最不成问题的方面。不过科学又进一步假设,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说,应当是重要的。显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此而生,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实。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进一步说,学术工作同这些预设性前提的关系,因其结构而有很大差别。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当获取这样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天职”时,它也是“为了自身的目的”。但是,即使这样的预设,也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至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就更难以证明了。科学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代医学这门在科学上已十分发达的实用技艺。用老生常谈的话说,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声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医生利用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让垂死的病人活着,即使病人恳求医生让自己解脱,即使他的亲人以为他的生命已失去意义,他们同意让他解脱痛苦,并且他们难以承受维持这种无价值的生命造成的费用—-或许病人是个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因此希望他死去,也只能希望他死去无论他们是否赞同这样做。医学的预设前提和刑法,阻止着医生中止自己的努力。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活,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我们也可拿艺术科学(kunstwissenchafte)这门学问为例。存在着艺术品,对于艺术科学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门学科试图搞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但它并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领域是否有可能是个魔鬼炫技的世界,是个只属于俗世,从骨子里敌视上帝的领域,因为它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气质,同人类的博爱精神相对立。艺术科学不追问是否应当有艺术品。或者再考虑一下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构成部分来自逻辑,部分来自习俗所建立的制度,法理学所要确定的是,根据这种法律思想的原理,什么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只对具体的法规或具体的解释方式是否可被视为有约束力做出判定。它并不回答这些法规是否一定应当创制的问题。法理学只能这样宣布:如果有人希望成功,那么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的规范,这一法规便是取得成功的适当方式。或我们再想想历史和文化科学。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工夫去了解这些现象。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它们不能向任何人“科学地”证明,事情就是如此,并且它们预设这一关切,也绝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

    5.学术与政治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同我们最相近的学科: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希望对这些学科做出解释的其他哲学领域。有人说,并且我也同意,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就学生而言,政治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举例来说,如果在我过去的同事、柏林的迪特里希?舍费尔的课堂上,和平主义的学生围着讲台大声叫嚣,同反和平主义的学生针对福斯特教授的所做所为毫无二致,那么尽管这后一位教授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我毫无相同之处,我对这种事情依然会同样感到痛惜。但是,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如果教师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待政治,那它就更不属于课堂。因为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在公众集会上讲论民主,他无须隐瞒自己的态度;在这种场合,立场鲜明大致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它们不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的工具。与此相反,如果在讲座上或课堂上,以这种方式使用词句,那未免荒唐透顶。例如,如果要在课堂里讨论民主,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体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但是,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一种态度强加于学生。当然,“让事实为自己说话”是一种最不光明正大的手法。那么,我们为何应当这样做呢?我首先得声明,一些颇受尊重的同仁认为,这样的自我约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即使有可能做到,也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怪念头才避免表态。这样,人们便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向任何人证明,他作为学术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是什么。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他必须明白,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他是否还应当问一下,为何不能在课堂上兼谈两者呢?我的回答是,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17]应呆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当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批评的地方去说话。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显然,个人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排除自己的好恶,他会因此而面对自己良知最尖锐的指责。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他事情,纯粹事实方面的错误固然可能,却并不由此证明追求真理的责任有何不当。我出于纯粹科学的利益,对此感到遗憾,我愿意引用我们史学家的着作来证明,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不过这需要作长篇大论的讨论,超出了今晚的话题?

    6.价值的多元性

    我只想问一句,在讲授教会形式和国家形式或宗教史的课程上,如何让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名共济会[18]信徒得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呢?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但是从事学术教育的人,必须希望并要求自己,以他的知识和方法,他对这两种人都会有所助益。诸位会十分正确地说,对于基督教兴起的事实,如果由某位对教义没有先入之见的教师来讲述,那么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是不会接受他的观点的。诚哉斯言!但区别却在于:“无预设前提”—-从拒绝宗教皈依的意义上说—-的科学,不承认“奇迹”和“神启”。如果科学认可这种事,它便违背了自己的前提。宗教信仰承认奇迹和神启。“无预设前提”的科学对信徒的期待不多不少,只是要他承认,假如对事件的解释不需要那些超自然因素—-经验解释必须作为偶然因素加以排斥的因素—-介入,那就必须用科学所浓度的方式进行解释。信徒即使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那些不在乎事实本身,只以实际立场为重的人,科学的成就便是毫无意义的吗?大概如此。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对于一切党派观点来说,都有些十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对我也是如此。我相信,如果从事学术教育的人,迫使自己的听众习惯了这样的事情,他所取得的成就便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成就。对于如此明白的事,或许没必要说些听上去虚张声势的话,但我甚至愿意不避鲁莽之嫌,用“道德成就”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它?

    到此为止,我只谈了避免把个人观点强加于人的实际理由。但可说的话还有不少。除非是在讨论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所应采取的手段,“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这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从原则上说,这样的鼓吹没有意义,是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我不打算赞同詹姆斯·穆勒[19]的哲学,但他在晚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这样的有些肤浅,听起来诡诈难解,却包含着一些真理。我们今天毕竟再一次明白了,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诸位在《以赛亚书》第53章和《诗篇》第22篇便可找到这样的例证。自从尼采以来我们便已知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善而成为美的,并且只从它不善这方面看,它才是美的。在更早一些的波德莱尔以“恶之花”[20]命名的的诗集中,各位也可找到这种观点。有些事情虽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为真,此乃一项常识。这些现象,不过是不同制度的神和价值之间相互争斗的最普通的例证。无论人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科学地”做出判定。这里也有不同的神在无休止地相互争斗。这同未从神和魔鬼的法术中解脱出来的古代世界并无差别,只是含义有所不同罢了。希腊人时而向阿芙罗狄蒂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他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在这些神和它们之间的争斗中,起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有神对于这个或那个制度有什么作用。教授在课堂上的讨论至此已达到极限,即使如此。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远未获得解决。但是在这个领域,大学之外的势力却有他们的说法。对于摩西在山上的道德训词[21],诸如“莫要抵抗恶行”、或再给他另一面脸之类,谁能站出来“科学地加以驳斥”呢?但是以现世的眼光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是在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这里,人们要在这种道德所赞扬的宗教尊严,和说法十分不同的人之尊严—-“抵抗罪恶,不然你要承担让它横行无阻的责任。”—-之间,做出抉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另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生活中的所有领域莫不如此。所有的宗教预言,都产生出一种从伦理和方法两方面对待生活的高明的理性主义,它废弃了这样的多神论,而赞成“唯一的必然之神”。那么,面对着外部和内心生活的诸多现实,它必定会被迫走向妥协和相对主义,这是我们从基督教的历史中已熟知的事情。但是今天的“日常生活”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但是,正视这样的日常生活所提出的要求,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是困难的,对于较年轻的一代就更为困难。对“体验”的全部追求,都来自这个弱点,因为,不能做到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就是一个弱点。我们曾被引向基督教伦理的崇高痛苦这个所谓的或假定的唯一方向,在我们的双眼因此而被蒙蔽了千年之后,我们将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运?

    7.教师不应是领袖

    这些问题已足可让我们坠入迷途。但是我们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是会回答说:“不错,但我们来到课堂上,只是为了除分析和事实陈述之外,还能体验到一些别的东西。”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他们对教授的企求超出了他的所有,他们所要的已不是教师,而是一位领袖。但是在讲台上,我们只能处在教师位置。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不难让自己相信情况就是如此。请允许我再给各位谈谈美国的情况,因为那里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着。美国的孩子不像我们的那样学业繁多,尽管考试多得不可思议,但是就他的学校生活的本义来说,他并没有像德国的孩子那样,变成彻底的候考生(examination candidate)。这是因为,将考试文凭作为官职入场券的官僚制,在美国还处于小儿科的阶段。美国的年轻人,除了他个人感兴趣的成就,对于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传统和什么官职,概无敬重可言—-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民主”。不论在民主观念对照之下,美国民主的实际状况显得多么扭曲,美国人就是这样来了解民主的,这也正是我们的关心所在。美国人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教师的观念是,他卖给我他的学问和方法,为的是赚我父亲的钱,就像菜市场的女商贩向我母亲兜售卷心菜一样。情况就是如此。当然,如果教师碰巧是名足球教练,他便也是这一行里的领袖人物。他如果不是教练(或其他体育项目中的类似角色),他便只是名教师,仅此而已。没有哪个美国青年,会同意让教师卖给他有关行为准则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如果以这种方式说话,我们也会拒绝接受的。然而问题在于,我故意用稍嫌夸张的语言描述的这种感情,是不是含有一些真理呢?

    各位同学!你们带着这些对领袖的要求[22],来到我们的课堂上,你们没有事先告诉自己,在100名教授中间,至少有99名,不但不是这个生活赛场上的教练,也不应当要求成为这样的教练,他们不能要求做行动领域的“领袖”。想一想吧,一个人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具备领袖的素质。无论如何,使人成为杰出学者或学者教师的那些素质,并不是在生活实践的领域,或更具体地说,在政治领域里,造就领袖人物的素质。如果一个人也具备后面这些素质,那纯粹是出自运气,如果教师感到他被期待着利用这些素质,那会是一种极为堪忧的局面。如果听任所有的学院老师在课堂上扮演领袖的角色,情况将更为严惩。因为,大多数以领袖自居的人,往往是最不具备这种角色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领袖,他们的位置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证明的机会。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

    8.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最后各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使如此,科学对现实的和个人的“生命”,能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吗?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科学作为“职业”这个问题上来了。首先,当然有一些技术知识,利用这些知识的计算,可以对生活—-包括外在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但是诸位会说,这仍不过是美国孩子的菜市场。我对此表示同意。其次,总还有些菜贩子做不到的事情,如思维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必须的手段和训练。各位或许会说,不错,这不是蔬菜,但也不过是些加工蔬菜的工具。好吧,今天让我们就这样看待它。幸运的是,科学的贡献还不限于此,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还可以帮助各位达到第三个目标:头脑的清明。当然的预设是,我们教师自身便拥有这种清明。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可使大家明白,在实践方面,一个人基于对价值问题的考虑,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为简单起,可以举社会现象为例。如果有人采取了如此这般的立场,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他要想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信念,必须也采取如此这般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或许正是你相信你必须予以拒绝的。面对这种情况,你必须在目的和无可避免的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目的能否“证明”手段合理?教师可以向你揭示选择的必然性。如果他打算维持自己的教师身份,不想变成煽动家,他只能到此止步。当然,他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如果你需要如此这般的目标,你也必须接受经验显示会出现的一些如此这般的附带后果。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但这就是任何技术人员都会面对的问题,他们在无数的具体情况下,必须按照利多害少的权衡原则做出决定。唯一的不同是,就他而言,他只倾向于一件事情:目标。但十分显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我们所处理的是些“终极”问题,情况便不是如此。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科学本身对清明的头脑所能做出的最后一个贡献,同时也看到了这一贡献的界限。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告诉各位,从如此这般的一个世界观方面的终极立场,可以前后一致地(因此也是保持忠诚地)推导出如此这般的一个实际立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从这样一个立场或若干个立场推导,但我们可以说,它不能从其他不同的立场推导。形象地说,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至少从原则上说,这是教师可以办到的事情。作为专业学科的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那些本质上属于哲学性质的讨论,都试图达到这一境界。因此,只要我们对事情有正确的了解(这是必要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迫使,或至少协助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在我看来,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即便它只对纯粹的个人生活有益。如果教师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我甚至愿意说,他就是在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创造了义务的意义、清明的头脑和责任感。我还想念,他越是本着良知,避免向他的听众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的这项成就会越大。

    当然,我这里所提出的设想,得自这样一个事实:从生命本身的性质来理解,它所知道的只有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直截也当地说,这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是否成为人们的一项“职业”,科学本身是否是一项有其客观价值的职业,再次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对此一问题,在课堂上也是无话好说的。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是授课的一个先决条件。从个人角度说,我通过自己的工作,对此有肯定的回答。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今日的年轻人中间有一种观点,他们将理智活动憎为头号恶魔,或更常见的是他们想象自己如此认为。但是有句箴言:“你别忘了,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23],正可用在年轻人身上。这里指的并不是出生证上的年龄,而是说,如果你想驱除这个魔鬼,你就不能像今天人们所常做的那样,从他身边逃之夭夭。而是必须从头到尾看透它的伎俩,以便发现它的长处和弱点。

    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如果托尔斯泰再次从各位中间站起来问:

    “对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如何料理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如果不由科学来回答,那该由谁来回答?”或者用今晚的话说,“在这些好战的诸神中间,我们该侍奉哪一位?抑或我们该侍奉另一个完全同的神?”对于这样的问题,你只能说,让一位先知或圣徒来回答吧。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或对他的先知先觉已失去信任,那么各位纵使拥有成千上万名教授,装扮成领国家薪水或地位特殊的小先知,试图在课堂上取代这位先知的角色,你仍然绝对无法逼迫一个先知出现。你用这种方式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让年轻的一代再也得不到对一个关键事实的充分了解,这个事实就是,这一代人中间如此之多的人所期盼的先知,根本就不存在。我相信,对于一个有真正宗教“感受力”的人,如果拿课堂上所有那些先知当做冒牌货,向他和其他人掩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既没有神,也没有先知的时代,这对他绝无好处。我以为,他出于宗教呼唤的真诚,必定会拒绝这样的掩饰。

    现在,各位可能不禁要问:“那么如何对待‘神学’的存在,以及它声称是一门‘科学’这一事实呢?”让我直截了当地回答。“神学”和“教义”肯定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回顾历史,它们以十分发达的形式,存在于伊斯兰教、摩尼教、诺斯替教、俄耳甫斯教、袄教、佛教之中,存在于诸印度教派、道教和《奥义书》[24]之中,当然也存在于犹太教之中。就系统性的程度而言,它们的发展当然大有差别。西方的基督教,譬如相对于犹太神学而言,不但更为系统地营造自己的神学,或至少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神学的发展在这里有着最重大的意义,这一切并非偶然。它是由古希腊精神所造就的,所有的西方神学都可追溯到古希腊,正如(显而易见地)所有的东方神学都可追溯至印度思想一样。一切神学,都是对神圣之物做出理智上的合理化,绝对没有预设的科学是不存在的。然而,神学又为它的工作附加了几个特殊的预设,以此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因此,每一种神学,例如也包括印度神学,都预设世界必然有某种意义,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这意义,以使它可以为理智所理解。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康德的知识理论,它以这样的预设为起点:“‘科学的’真理是存在的,且是有效”,然后问:“为了使它(从意义角度)可能,要有什么样的理智假设?”这同样适用于现代的美学家(既可以是明示,如像卢卡奇那样,也可以是默认),他们作为起点的假设是:“艺术品存在”,然后问:“这是如何(从意义角度)可能的?”然而,神学家通常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假设(从本质上说,这种假设属于宗教哲学)。他们一般要从更进一步的假设起步,相信某些神启就是事实,因为这被视为事实的神启,关系到拯救,从而能使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又进一步假定,某些状态和行为具有神圣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一种有宗教意义的生命方式,或至少是其构成因素。这时各位又会问:这些只能简单接受的假设,如何能在一种宇宙观内得到解释呢?对于神学来说,这些假设超越了“科学”的界限,它们不是通常理解的那种“知识”,而是一种“拥有”(haben),无论是谁,如果他不“拥有”信仰或另一些神圣状态,他不能拿神学来代替,更遑论其他科学了。相反,在所有的“实证”神学中,信徒都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它印证着奥古斯丁[25]之言:credononquod,sedquiaabsurdumest.(吾之信彼,非因其悖理,因其绝对悖理也。)有能力达到这种宗教大师牺牲理智的,是真正宗教人士的关键特征。有个事实可说明此点:尽管有神学,或毋宁说正是由于神学(它揭示了上述事实),使“科学”价值同宗教价值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紧张无法克服?

    照理说,只有门徒才将“理智的牺牲”献给先知,只有信徒才将它献给教会。这样说吧,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为了他们装饰自己灵魂的需要,弄来些真正可靠的古董,并且在这样做时想到宗教也是这样一个他们不曾拥有的古董,但时至今日,新的预言却绝对没有因此而露面(这里我有意采用这种对某些人有所冒犯的形象语言)。于是作为代用品,他们从世界各地搜罗神像,玩起了装点私人神龛的游戏,或者是利用一切种类的体验创造一个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神秘的神圣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兜售。这简直就是欺诈或自欺。但是,有些这几年里默默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团体,他们将自己的人类社团解释为具有宗教的、宇宙性的或神秘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或绝对不是欺诈,而是十分严肃和真诚的,尽管其中大概时常包含着对自身的错误解释。一切真正的博爱行为,都同这样一种认识有关:它为一个处在个人之上的领域,贡献了一些不会消失的东西。但是无论这是否属实,我仍怀疑这样的宗教解释,会对纯洁的人际关系的价值有所增进。不过这已超出了我们的话题?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同样的灵魂怪物,惟其后果更糟。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对于那些无法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接受这一时代命运的人,我们应当告诉他,他最好还是静静地回到旧教堂那敞开的慈悲宽厚的怀抱之中,他无需按照惯例,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叛教,只要平和而简单地进去即可。教堂是不会难为他的。他如果想这样做,他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出“理智的牺牲”—-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如果他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而责骂他。因为从道德上讲,这种为了无条件的宗教献身而做的理智“牺牲”,同有意躲避理智上的正直诚实,是十分不同的;后面这种情况,是在一个人没有勇气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便用软弱无力的相对理由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时,才会出现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宗教献身,同那些学院里的先知相比,更值得尊重,因为后者没有明白表示,在课堂里,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然而诚实也迫使他们指出,对于这么多期待着新的先知和圣徒的人来说,他们的境况,同以赛亚神谕所包含的流放时期以东的守望人那首美丽的歌所唱完全相同?

    “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26]

    听这话的那群人,询问和等待了已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魔鬼,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1]韦伯这篇演讲题为“wissenschaftalsberuf”,这个题目所包含的两个十分普通的德文词,无论对于讲汉语者还是讲英语者,都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麻烦。“wissenschaft”一词一般译为“科学”。由于它是从“wissen”(有“知道、懂得、理解”等义)而来,所以凡是以追求“系统知识”为目的的认知活动,都可被德国人称为“某某科学”。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学术领域,在英语世界里冠之以“科学”(science,它的来源是拉丁语“scientia”,原义为“分割”、“辨别”、“区分”)是要很慎重的,在德语中却显得十分自然,在传统的“人文学科”(英语中的humanities应是指“人文学科”,而不该译成“人文科学”,因这个词的含义之一,恰恰就是为了与现代“科学”相区别)中,德语便有“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的说法,换成中文,在我们听起来便很不习惯(如一定要这样说亦非不可,但这里我们需要对“科学”有更复杂的定义)。由此可见,德文的“科学”,含义要比英语或我们所说的“科学”更为宽泛,它几乎可将所有“学术”活动都包括在内,倒是很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学问”。从这个词在韦伯演说中使用的情况看,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取其“自然科学”的含义。我作为附录译出的当时四位学者的讨论文章,其中的用法基本上也是如此。鉴于此,以下译文中对这个词的处理,采取了两种办法:当韦伯是在谈近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将它译为“科学”,如果他是在说一般的学术活动或古代的知识,便将它译作“学术”?
    比较起来,“beruf”比“wissenschaft”还要麻烦一些。在现代德语中,这个词的含义,除了我们所说的“职业”,还有一层不十分常用的更崇高的含义,即“天职”。“beruf”的这两层含义,交替出现在韦伯的这两篇演讲中。对于“职业”一义,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至于它的第二层含义,韦伯在着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一书中,曾对马丁?路德的“天职”观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路德将天主教放弃世俗生活,视为一种逃避责任的自私行为,从而为教徒对现世生活的经营罩上了一层宗教色彩,每个人的“职业”也成了上帝安排的事业,为获得“救赎”所必须。(详见该书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尤其见韦伯为这一章所写的二十多条词源学性质的注释。)“beruf”一词的这两层含义,给翻译这篇演讲带来不少问题。韦伯在下面谈论“学术职业的外部环境”时,基本上是取第一层含义,即一般我们所说的“职业”,而在涉及到“科学的献身精神”和“终极价值关怀”时,“beruf”的两层含义往往同时出现。我在题目止以“以……为‘业\\\'”来处理这个词,或许淡化了这种词义上的差别,好处则是中文这个“业”字也有一层宗教含义,它同佛家所说的“业报”联系着,因此将现世与来世之间搭上一层“因果”关系。在正文中,我基本上将这个词译为“业”或“职业”,个别地方译为“天职”。
    [2]“政治经济学家”的原文是volkswirtschaftler—-“国民经济学家”,考虑到这个词在我国已不甚流行,据英译本,将它译成“政治经济学家”。
    [3]赫尔姆霍兹(hermannvonhelmholtz,1821-1894),19世纪德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在生理学、光学、数学和气象学方面均有突出。兰克(leopoldvonrank,1795-1886),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以注重民族文化特点的史学观闻名于世。
    [4]这个“科学机构”指法兰西学院,由路易十四时期的黎世留创立于1634年。该院自成立至今,始终保持10名终身职的院士,死一补一,永不减少,故有“不朽院士”(immortals)之称。
    [5]语出但丁《神曲》第三章,原文是“进入这里(指地狱)的人,放弃一切希望”。
    [6]梅耶(robertmayer)于1840年作为随船医生赴爪洼岛,途中他发现,船员在热带流出的血颜色不同于寒带,由此提出“能量不减”定律,后由赫尔姆霍斯以数学方法做了更严密的表述。
    [7]维尔斯特拉斯(karltheodorw.weierstrass,1816-1897),德国数学家,现代函数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8]韦伯这里对“体验”的嘲讽,并不仅仅是针对他面前的年轻人而言。见我为本书所写的译序。
    [9]关于政治领袖的人格魅力问题,可参考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的解释。
    [10]霍屯督人(hottentot)系西南非洲的一个种族。
    [11]韦伯这个着名的说法—-“为世界除魅”(entzauberungderwelt),据frommaxweber的编者h.h.gerth和c.wrightmills说,是引自诗人席勒,但他们没有指明具体出处。
    [12]语见《旧约全书?创世记》22章8节、25章17节等。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始祖,据传说他活了175岁。
    [13]“自然”(natur)一词又有“本性”义,在这里应做双关解。
    [14]斯瓦姆默丹(janswammerdam,1637-1680),荷兰博物学家,用显微镜进行生物学观察的先驱,所着《昆虫通史》和《大自然的圣经》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15]虔敬派(pietismus)系17世纪在德国新教内部兴起的宗教思潮,注重个人信仰和内心敬修,反对宗教的制度化和理论化,在德国和北欧地区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16]“上帝隐而不彰”及以下两句均为《圣经》中的话,见《新约?以赛亚书》45章15节和55章8节。
    [17]关于“煽动家”,可参阅《以政治为业》的有关内容。
    [18]共济会(freemasonry)原为英国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组织经,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秘密会社,18世纪随着英国的扩张向海外传播,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秘密团体,成员主要由持自由思想和反教权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组成。
    [19]詹姆斯·穆勒(jamesmill,1773-1836)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20]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法国着名诗人,现代主义诗学的杰出先驱,所着诗集《恶之花》(1857)最为知名。
    [21]指“摩西十诫”。据《旧约?出埃及记》,犹太人领袖摩西率希伯来人抵西奈山,宣讲由上帝亲自授予的戒律,包括“不杀人,不奸淫,不做伪证,不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等十条,为基督教的基本道德准则。
    [22]由于尼采、诗人格奥尔格等人影响,“领袖”一词是当时德国青年中十分流行的口头语。与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韦伯的这篇演说便是受此组织之邀)有联系的eugendiederrichs、ferdinandavenaius和rudolfsteiner等人的文化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小团体都信奉权威主义,坚持信徒服从领袖的必要,同时也主张以神秘体验和关系作为新型人类群体结合的介质。韦伯在演说中的许多话,都是针对这些人的立场而言。
    [23]语出歌德《浮士德》第2部第2幕第1景。
    [24]《奥义书》(upanisad)系阐述印度婆罗门教义最重要的文献,约成书于公元前7至5世纪。韦伯为撰写gesammlteaufsatzezurreligionssoziologie(《宗教社会学论集》,三卷本,韦伯逝世后于1920-1921年出版,其中第一卷即着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书。)的第二卷“印度教与佛教”,对此书做过细致研究。
    [25]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ofhippo,354-430),早期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所着《忏悔录》记述通过沉思接近上帝的过程。
    [26]见《新约全书?以赛亚书》21章第11和12节。

    以《以政治为志业》是马克斯·韦伯1919年所做的演讲。

    以政治为业

    我应诸位之邀所做的这篇演说,在某些方面注定会让你们感到失望。各位理所当然地期待我就一些当前的现实问题表明立场。但只有到最后,当提到政治活动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意义这个问题时,我才会做一些纯形式的表态。人们对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赋予它什么内容这些问题,都不在今天这次演说的讨论之列。因为这些问题,同政治作为职业的含义,以及它能有什么含义这个一般性问题,并没有什么联系。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第三节

    1.政治的定义

    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呢?这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人们谈论银行的通货政策,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工会的罢工政策,也谈论大城市和城镇的教育政策、某个志愿团体主持人的政策,甚至谈论一个精打细算的妻子试图支配其丈夫的政策。我们今晚的思考,当然不是建立在一个这样宽泛的概念上。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

    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什么是“政治”团体?什么是“国家”?按社会学的理解,国家是不能根据其目标来定义的。几乎没有什么任务。不被某些政治团体列为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没有什么任务,能够说完全专属于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在今天,这种团体是国家,历史地看,则是作为近代国家先驱的那些团体。从根本上说,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给近代国家下定义,只能根据它—就像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所特有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说:“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哪个社会制度理解暴力的用途,“国家”这个概念便也消失了,这时就会出现所谓的“无政府”—就这个词的特定含义说—状态。当然,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谁也没有这样说;然而暴力却是国家特有的手段。今天,国家和暴力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制度—从氏族社会起—都知道,暴力的使用是十分正常的。但今天我们却必须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

    这同一般的说法基本相符。当某个问题被称为“政治”问题,某位内阁部长或官员被称为“政治”官员,或有个决定被称为“政治”决定时,其中便总有这样一层含义:在回答那个问题、做出那个决定,以及确定那个官员的活动范围方面,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中的各种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积极从事政治以追求权力的人,他们或者是为了以此作为达到某些理想或自私目标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即享受权力带来的名望感。

    就像历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样,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

    2.支配权的类型

    从原则上说,内在的理据—即基本的正当支配类型—有三。

    首先,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通过源头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昔日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支配。

    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个人神宠—我称之为“超凡魅力”—chrisma型的权威,它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这种“超凡魅力型”的支配,由先知们实行,在政治领域,则是由推举产生的战争头领、靠民众直接认可而当政的统治者、伟大的群众煽动家或政党领袖所实行。

    最后,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实行这种支配的,是近代的“国家官吏”,以及所有那些在这方面同他类似的权力拥有者。

    不难理解,在现实中,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惧怕魔法的力量或掌权者的报复,希望得到这个世界或来世的奖赏。除此之外,服从还取决于十分不同的原因。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然而,在为服从的“正当性”寻求答案时,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三种“纯粹”类型:“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

    这些正当性概念和它们的内在理据,对于支配的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当然很难找到这些正当性的纯粹类型。不过今天我们无法讨论纯粹类型极其繁杂的变种、转型和组合形式,这属于“一般国家学说”的话题。这里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人们因服从纯属“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产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

    对先知、战争首领、公民大会或议会中所有伟大的煽动家身上超凡魅力秉赋的效忠,意味着领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这位领袖如果不单纯是个狭隘虚荣、昙花一现的暴发户,他便是为他的事业而活着,“为他的工作不懈奋斗”。他的门徒、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表现出的效忠,针对的是他本人,是他这个人所具有的素质。

    超凡魅力型领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曾出现。以往,这种索质最重要地表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是巫师和先知,一类是战争头领、帮派首脑和雇佣兵队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城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自由“煽动家”这种类型的政洽领袖。就像城邦一样,这种煽动家是西方,尤其是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此外,像议会党团领袖这种形式的政治领袖,滋生于宪政国家的土壤,而这种国家,也是西方的特产。

    当然,这些“受天职召唤”的政治家—从“天职”一词最真切的含义说—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政治权力斗争中唯一决定性的人物。他们所能调动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性意义。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如何来维持其支配呢?这个问题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支配,因此也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政治支配,无论它是传统的、法制的或是超凡魅力的。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

    这批行政幕僚,外在地看代表着政治支配的组织。当然,就像任何组织一样,这个组织通过服从,而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当性,同权力的拥有者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两种借助于个人利益的手段:物质奖赏和社会荣誉。封臣的采邑、世袭制下僚属的傣禄、近代国家官员的薪金、骑士的荣誉、身份特权以及官员的荣誉等等,构成了他们各自的酬劳。担心失去这些酬劳,是僚属与掌权者结为一体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基础。在战争中,追随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煽动家的追随者则可“分赃”,即通过垄断官职,对被支配者进行盘剥,以及只有政治才能带来的好处和虚荣心的满足。这些报酬也都是来自一个超凡魅力领袖实行的支配。

    正像经济组织一样,利用暴力来维持支配,需要某些物质手段。一切国家都可以这样进行分类:看它原则上是依靠那些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依靠那些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这种区分,同我们今天说资本主义企业中同物质生产资料“分离”的领薪雇员和无产阶级,有着同样的含义。对于僚属、官员或手下无论什么人的服从,掌权者要做到可以信赖。行政手段可以是钱财、建筑物、战争物资、车辆、马匹或其他什么东西.这里的问题是,掌权者是否亲自领导和组织行政工作,只将执行权委派给他的个人侍从、受雇官员或个人宠臣和亲信,他们都不是行政工具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本人无权使用物质的行政工具,而是要受主人的指挥。行政工具所有权的有无这种区别,存在于以往的一切行政组织之中。

    有些政治团体,它的物质的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独立的行政僚属自主控制,可以称这些团体为“身份制的”团体。例如,封建团体中的封臣,自己掏腰包支付他封地内的行政和司法费用。他提供自己的装备和给养用于战争,他下一级的封臣也是如此。当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他所能依靠的,只是一种个人信任的关系,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拥有采邑,拥有社会荣誉方面的正当性,其来源则是上面的主人。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形态以降,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领主亲自领导行政的情形。他让那些奴隶、家臣、随从、“得宠者”,以及他拿自己库房的钱财供养的受俸牧师,对他产生人身依附,以求把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力求用他自己的钱袋,用他家庭财产的岁入,支付各种费用;他努力建立起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因为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来自他的粮库、钱库和武库。在“身份制”团体中,领主在独立的“贵族阶层”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因此他要同他们分享他的支配权;亲自实施行政管理的领主,或是靠他的家族成员支持,或是靠平民的支持。这是些没有自身社会荣誉的无财产阶层,他们在物质上完全同他拴在一起,自己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所有形式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制的支配,苏丹的独裁制以及官僚制国家,都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官僚制的国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

    3.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近代国家的发展,无论在何处,都是由君主发动的。对于他周围那些自主的、“私人”拥有执行权的人,那些有权拥有自己的行政、战争和金融工具,拥有一切可用作政治资本的人,为剥夺这些人铺平道路的,便是君主。这整个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近代国家最后控制了进行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实际上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之下。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在当时的“国家”中,行政僚属(包括行政官员和工作人员)同行政组织的物质工具的“分离”—这是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终告完成。最具近代精神的发展便由此开始,我们亲眼看到,那些曾剥夺政治工具,因而也剥夺政治权力的人,也面对着被剥夺的企图。

    至少从领袖已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地位这个角度说,这场革命大有收获: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经取得了对行政班子和物质资源机构的控制权。无论他们是否有权这样做,他们从被统治者那里推论出自己的正当性。在这个至少是表面上成功的基础上,他们是不是可以正确地抱着希望,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实行剥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虽然同行政机构的管理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两者所遵行的规律毕竟十分不同。

    今天,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我只为我们的思考做一些纯概念的的说明: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牲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将组织的物质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的手中,并且对以往有权支配这些工具的所有自主的身份制官员,实行了剥夺。如今,国家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处在最顶端。

    这一政治剥夺过程取得的成功各有不同,但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之中,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首先是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之中。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同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不同,他们不打算自己成为主子,而是只想成为政治主子的臣僚。在剥夺的斗争中,他们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通过替君主料理政事,他们一方面挣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我们又一次发现,只有在西方,才有这种也为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的职业政客。在过去,他们一直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和政治剥夺的工具。

    在详细说明“职业政治家”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下他们从各方面呈现出的存在状态。同经济中的追求一样,政治即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也可以是他的职业。人们可以作为“临时的”政治家参与政治,谋求对政治机构内部或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发挥影响。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完成一次类似的意见表达,如在“政治”集会上鼓掌或抗议,或发表“政治”演说等等,这时我们都属于“临时”政治家。许多人同政治的全部关系仅限于此。所有那些党务工作者和志愿政治团体的领导,都将政治作为副业来从事,他们通常只在需要时才积极从政,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从物质上还是理想上,政治皆不是处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生命”。国家的咨询机构和类似的协商机构只在召集时才发挥作用,它们的成员也属于这种情况。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我们国会议员中的一大部分人,他们只在开会期间才积极从政。过去,这个阶层在身份团体中最为常见。所谓“身份集团”,是指有权拥有个人的军事手段的人,重要行政工具的拥有者,或个人特权的拥有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远远不是完全投身于政治服务,也不将它作为优先从事的工作,甚至只能说是偶尔为之。他们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特权,谋求获得租金甚或利润上的好处。只有当他们这个平等阶层的上级领主特别要求他们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政治团体的活动。有些辅助势力被君主所借助,用来建立一个唯命是从的政治组织,这时他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宫廷外参事、在更早期的“库里亚”中开会的顾问,以及君主的其他一些议事机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性质的人。但是,这些把从政作为副业的临时性辅助性势力,自然不能令君主满足。他必然会尽力网罗一批助手,完全彻底地服务于他,于是便这项工作变成了他们的主业。逐渐出现的这种王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这种文化的整个形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录为己用的人来自何处。

    有些政治团体,它们的成员组成一个(所谓的)“自由”共同体,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远离了君主权力的限制,专职政治家对于这样的团体也是必要的。它们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它们摆脱了暴力的支配,而是说因传统而成为正当(大多数是靠宗教而神圣化),因而是一切权威唯一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消失。这种共同体的历史家园也存在于西方。它们的温床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城市,这种城市里的政治形态,最早出现于地中海文化区。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以政治为主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呢?

    4.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至少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为之。“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因此这里的区别所涉及的是事物十分基本的层面,即经济的层面。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支配下,一个人要想从这种经济的角度看有能力“为”政治而活着,就必须存在一些琐细无足道的(如果各位愿意这样说的话)先决条件。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家不必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给他带来的收入。简单地说,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很富有,或者,他在生活中必须具有某种提供足够收人的个人地位。

    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战争首领的追随者,对正常的经济状况几乎毫不在意,其情形一如追随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这两种人的生计所系,都是战利品、掳夺物、没收品、捐献,或者依靠本质上同这些东西一样的行为:强行派发一些毫无价值的债券但这些现象必定是不正常的。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唯有一定数量的财富,才能使人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够,职业政治家还必须有经济上的“闲暇”,这即是说,他的收入不必依靠他本人持续不断地将精力和头脑完全用于、或至少主要用于经济收益的经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食利者才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因此是个完全的不劳而获者。他可以是往昔的领主,或今日收地租的大地主或贵族。在古代和中世纪,他们向奴隶或农奴收租,在近代,他们从股份、债券或类似来源获得红利—这些人就是食利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工人或—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企业家,特别是近代的大企业家,都不是经济上有闲暇的人。企业家显然被他的企业拴住,因此他不能有闲暇。考虑到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工业企业家同农业中的企业家相比,情况尤其如此。大体上说.企业家想找个什么人在企业中代表他,即便是暂时性的,也十分难以做到。他的闲暇机会,就像医生一样渺茫;他越是杰出和忙碌,他就越是不能得到闲暇。纯粹是出于组织方面的原因,律师想做到可干可不干就容易一些,因此律师在担当职业政治家的角色方面,占有不成比例甚至往往是主导性的地位。我们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分类了,还是让我们对其中的若干门类做一澄清。

    领导国家和政党的人,如果他们(从经济的角度讲)并不靠政治维生,而是全身心地为政治而生存,那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政治领导阶层是在“财阀统治”的原则下组成的。这当然不是说,这种财阀领导集团的存在,同时表示政治上处在支配地位的阶层不会试图“靠’,政治吃饭,因此这个居支配地位的阶层一般也不会利用政治支配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阶层,不曾多多少少“靠”政治活着。这里的意思仅仅是说,职业政治家不必直接为他的政治活动谋取酬劳,而这是没有资产的政治家绝对必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说,无财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完全是或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的经济好处。我们无意说,他不会首先去考虑“工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一切经验来看,富人在其整个生活取向中,总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基本立足点,即他对自己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切。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同维护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乃其利益所系的阶层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即或不说完全,也是主要来自这一阶层。在非常的年代,因此也是革命性年代.情况尤其如此。以非财阀政治的方式吸收有兴趣的从政者,吸收领导层和迫随者,必定要同一个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挂钩:经营政治的人可以得到定期而可靠的收人。

    政治可以是“名誉职务”,由那些通常所说的“独立的”人,即富人,特别是食利者来从事。或者,政治领导集团也可以向无财产的人开放,这时他们就必须能得到报酬.“依靠”政治吃饭的职业从政者,可以是纯粹的“食禄者”或领薪‘官吏”,这种情况下从政者因为特别的服务而从收费和赏金获得收人—小费和贿赂只是这类收入中不定期的、正式说来非法的一类;或者他得到实物形式或货币薪水形式的固定收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他可以扮演一名“企业家”的角色,像雇佣兵队长、包租人和捐官者,或者像美国的党老大,他将自己的花销视为投资,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收益。他也可以有固定的工资,像党报编辑、党的书记、近代的内阁部长或政治官员。在过去,典型的报酬有封建采邑、赠送地产和各种形式的律禄。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君主、获胜的征服者和成功的政党首脑的追随者所获得的报酬,则以赏金和律禄尤为典型。今天,对于忠心耿耿的服务者,党的领袖送给他们各种官职—党内职务、报社、合作社、健康保险机构以及国家的职位等等。一切党派斗争,既是为客观性目标的斗争,也是争夺官职授予权的斗争.

    在德国,赞成地方分权和赞成中央集权的人,无论他们是在柏林、慕尼黑、卡尔斯鲁厄还是德累斯顿,他们之间的斗争焦点,都是由哪些势力来控制官职授予权.政党认为,在谋求官职上遭受挫折,要比反对它的客观性目标的行动更为严重。在法国,因政党政治而造成的外省长官易手,一贯被认为是比政府计划的改变更为严重的变化,也总是引起更大的震动,与此相比,后者几乎只是些无聊的繁言。有些政党,特别美国的政党,在因宪法解释引起的昔日冲突消失之后,已经变成了纯粹分封官职的政党,它们授人职务,根据猎取选票的需要修改自己的重要纲领。

    近几年来,在西班牙,两大政党按照常规,自上而下操纵“选举”,以此为手段轮流执政,借此为其追随者提供官职。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在所谓的“选举”和所谓的“革命”中,利害枚关的总是国家这只面包篮子,胜利者要靠它来喂养自己。

    在瑞士,各政党在它们之间按比例和平地分配官职,我们的一些“革命性”宪法草案,例如巴登宪法的第一个草案,试图将这种制度扩大到部长级职位。可见,国家和国家的官职,是被视为纯粹的猎取政治职务者提供官职的机构。夭主教中央党对这个草案最为热衷。在巴登,作为党纲的一部分,这个政党主张按比例向党内派系分配官职,因此并不考虑各派系的成就大小。由于官僚化的普及造成官职数量越来越多,也由于这些官职代表着特别可靠的生活保障,使得这一趋向在所有政党中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政党的追随者,政党日益成为达到以此种方式提供官职这一目标的手段。

    第四节

    5.专业官吏的兴起

    和这些状况相反,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高度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各有专长。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的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在美国,由于总统选举的结果,使得成千上万的官员大换班,甚至波及下层邮差,由此造成由猎取宫职的政客实行业余水平的行政管理,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专业的终身文官制为何物,不过这种业余行政方式,长期以来已被“文官改革法案”搞得千孔百疮。行政管理中纯粹技术性的、无法推诱的需要,一直在决定着这一发展。

    在欧洲,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官员,经过五百年的逐渐发展而出现。意大利的城市和领地开其先河,君主国中的先行者,则是诺曼人征服者的国家。但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却同君主的理财有关。从马克西米连皇帝的整伤朝政,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领域,即使面对极端紧迫的压力和土耳其人的统治,官吏要想废黝君主是多么难以成功.财政领域最难以承受那些一知半解的统治者—当时的统治者充其量不过是名骑士。战争技术的发展呼唤着专家和专业化的官吏,司法程序的细密化,也要求有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16世纪时,在较先进的国家,专业官吏在战争、财政和法律这三个领域取得了明确的胜利。就在君主专制主义凌驾于身份等级制度之上的同时,君主大权独揽的统治也逐步让位于专业官吏体制。正是这些官吏协助君主取得了对贵族等级的胜利。

    和具备专业训练的官吏崛起的同时,“政治领袖”的发展也告实现,尽管这其中的转变远不是那么易于察觉。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年代或什么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有实际决定权的君主顾问。在东方,为了使苏丹尽可能远离因施政成败而承担的个人责任,设置了“大宰相”这一典型的人物。在西方,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查理五世在位时,主要是受威尼斯使节所写的报告影响,外交首先变成了一种自觉培养的技艺。在专业外交官的圈子内,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威尼斯使节的报告。擅长于这门技艺的人,主要是那些受过人文主义教育者,相互之间以内行知交相待,一如中国战国晚期的那些文人政客。对包括内政在内的整个政策从形式上进行统一指导的必要性,最终因形势所迫而出现,只能以宪政体制的发展为条件。当然,有些个人,如君主的顾问或事实上的领袖,一再出现于既往的历史中。但是,即便在最先进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最初是循着其他途径演进的。合议制的最高层行政机构已经出现。从理论上说,他们在君主本人的主持下开会,由君主做出决定,事实上这种形式却在逐渐退化,这种合议制导致了意见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数票和少数票。除了官吏和最高权力机构外,君主还在身边网罗了一批纯粹的私人亲信—“阁僚”,对国务顾问或无论什么名称的最高国家机构的决议加以考虑之后,通过这些阁僚做出决定。君主日甚一日地落到业余政客的地步,他力求利用合议制和阁僚,从受专业训练的官吏难免会不断增加的工作重负解脱出来。但他仍尽力将最高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专业官吏和一人独裁统治之间的这种潜在斗争,是无处不在的。直到议会和政党领袖的权力野心露面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十分不同的条件导致了极其相似的结果,尽管其中有些可想而知的差别。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王室手里依然握有实权,如德国这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所示,君主的利益便会同官吏团体的利益结为一体,共同对抗议会及其权力要求。官吏也希望领导的位置,即大臣的职位,由自己人来把持,因此将这些职务立为官职升迁的目标。从君主这一方面看,他的利益所在,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从各级忠诚的官吏中任命大臣。而这两派势力的共同利益,是希望看到政治领导以团结一致的方式对抗议会,因此也希望看到合议制被一个单一的内阁首脑所取代。进一步说,君主为了以纯粹形式的方式摆脱党争和党派攻击,他需要有个人来掩护他,为他承担恶人,也就是说,回答议会的质询和与政党进行谈判。这些利益向着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促使一个大臣出现,对官吏团体实行统一的领导。

    有些地方,譬如在英国,议会获得了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力,议会权力的发展甚至更有力地作用于国家机构的统一这个方向。在英国,“内阁”以议会中的唯一首脑作为其“领袖”,在该党控制着多数时,内阁便成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这种政党的权力不为正式的法律承认,但事实上,只有它具备政治上的决定权。官员的合议机构本身并不是实际统治权力的机关—政党才是这样的机关—因此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统治权之所在。执政党需要一个常设的组织,其成员只由它的实际领导人组成,这些人秘密地讨论各种事务,以便对内维护权力,对外能够从事重大的政治活动。所谓内阁,不过是这样一个组织而已。然而,在同公众的关系,特别是同议会成员的关系方面,政党需要有个对所有决定负责的领袖—内阁首脑。英国的制度已经以国会内阁制形式,为欧洲大陆所采纳。只有在美国和受美国影响的民主制中,才建立了相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十分异样的制度。美国的制度,是将获胜政党中那位直接民选的领袖,放在官僚机构首脑的位置上,而这些官员全是由他任命,只有在预算和立法问题上,他才受制于“国会”的同意。

    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这两类人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的区别却是十分明确的。这两类人的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政治”官吏,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经常可以根据一个事实,从其外表上辨认出来: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随意调动,他们可以被撒职,或至少被“暂时停职”。他们就像法国的外省长官或其他国家类似的官吏一样,同承担司法职能的官员的“独立性”形成鲜明对比,在英国,一旦议会多数发生变化,并使内阁也随之发生变化,有些按照固定的惯例退职的官员,他们也属于这个范畴。通常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其职责包括一般的“内政”管理。这些政治成分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因此也是维持现有权力关系的任务。在普鲁士,根据普特卡默的告示,这些官吏要想不受遗责,有义务“代表政府的政策”。他们也像法国的外省长官一样,被用作影响选举的官方工具。说到担任官职要求受过大学教育、专门的考试和专门的预备期,德国制度中的大多数“政治”官吏同其他国家相比,具备同等的资格。在德国,只有政治机构中的首脑,即大臣们,才不具备这种近代文官的专业特征。甚至在旧体制下,一个并未进过高等教育学府的人,也可出任普鲁士的教育大臣,而你若是想成为一名参事官,从原则上说,却必须以通过指定的考试作为基础。专家、训练有素的司长和参事官同他们各自的上司,例如同普督士教育部的阿尔多夫相比,对于各分支机构中真正的技术性问题,当然有着无比丰富的知识。结果,在所有日常事务提出的要求方面,各分支机构的领导要比部长们更有权力,这种情况并非没有一点道理。部长不过是那些政治权力大人物们的代表,他必须代表这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团伙,他必须接受他手下的专业官员提出的措施,或是从政治方面对他们下达指导性命令。

    在私有制经济的企业中,悄况也十分类似。真正的“主宰者”—聚集一堂的股东们,对生意经营所能发生的影响,就像受专业官员统治的“人民”一样微乎其徽。决定企业政策的人,也就是受银行控制的董事会,只下达指导性命令和选择经理人员,他们本身在技术上没有能力去领导企业。可见,革命国家目前的结构从原则上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鲜东西。它将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权力,交到不折不扣的业余人士手里,他们利用对机关的控制权,只想把专业官员当做执行的头脑和手来使用。目前这种制度的困难还不在这里。不过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困难,而是想搞明白,那些职业政治家,包括政治“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有什么典型的特征。他们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也大不相同。

    我们已经知道,以往“职业政治家”是在君主同贵族等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为君主效力。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些职业政治家的主要类型。

    6.职业政治家的来源

    面对贵族等级,君主要从这个等级之外寻觅政治上可资利用的阶层。在这些阶层中,首先可以举出僧侣阶层。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之外,这个阶层还存在于西印度、东印度、信奉佛教的中国和日本、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僧侣在技术上可资利用,是因为他们能识文断字;婆罗门、佛门僧人和喇嘛被引人宫廷,主教和教士被聘为施政顾问,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着眼于获得一支能读会写的行政力量,皇帝、君主和可汗们可以将他们用于同贵族集团的斗争。同反抗领主的封臣不同,僧侣,尤其是恪守独身的僧侣,他们处在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运行之外,不会出于私利或子孙的利益,被权力斗争所诱惑,僧侣由其身份所决定,同君主的行政管理工具是“分离”的。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构成了第二个这样的阶层。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学习用拉丁语进行演讲,用希腊文作诗,目的是要成为君主的政治顾问,最理想的是成为一名谏臣。这是人文主义学派第一次勃兴的时代,是君主奖掖专业“诗学”的时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尚未产生更深一层的政治结果。东亚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士大夫是—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同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类似的人物:他是在远古语言的不朽经典方面训练有素并科考过关的文人。各位读一下李鸿章的日记便会发现,他最引为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诗赋和出色的书法。这个阶层,利用取法乎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规矩,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如果当年的人文主义者哪怕有少许机会得到类似的影响力,我们的命运也许会和中国差不多。

    第三个阶层是宫廷贵族。在君主成功地剥夺了贵族作为一个等级的政治权力之后,他便把这些贵族拉进宫廷,让他们担任政治或外交方面的职务。我们的教育制度在17世纪的转变,就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宫廷贵族,取代人文主义学者,进人了君主臣僚的行列。

    第四类为英格兰的制度所特有。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由小贵族和城市食利者组成的显贵阶层,用术语来说,他们被称为“绅士”。英格兰的绅士所代表的这个阶层,君主最初是要争取他们以对抗那些贵族爵爷。君主赋予这个阶层拥有“自治”的职权,后来他本人又变得日益严重地依赖这些人。这个绅士集团,基于个人的社会权力的利益,不取报酬地接过了地方行政的全部职权,从而一直保持着对这些职权的占有。这个绅士阶层将英国从官僚化中拯救出来,而这种官僚化的命运,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皆未能幸免。

    第五个阶层,即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家,为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所特有,他们对这个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经罗马的官僚制国家改造后的罗马法,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化国家的发展为方向的政治革新,一概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所发动。这一现象也出现在英格兰,尽管在那里,法律学家庞大的全国性行会组织妨碍了对罗马法的接受。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看不到与这一过程类似的现象。

    在印度的弥曼萨学派中,理性的法律思维端倪俱在,伊斯兰教也不乏对古代法律思想的进一步培育,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理性的法律观念被神学的思维方式所淹没。首先是司法诉讼的程序,在印度和伊斯兰教中一直未能达到充分的理性化.仅仅是由于意大利的法律学家借用了古代罗马的法理学,才使得这种理性化得以在欧洲大陆出现。罗马的法理学,是一个从城邦国家上升至主宰世界地位的政治结构的产物—一个性质十分独特的产物。中世纪后期《学说汇编》的法律专家和教规专家,他们的“现代用法\\\”中混杂着一些来自法律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后来被世俗化了的自然法学说。意大利的城市执法官、法国王室的法律学家(他们为皇权清除领主的统治建立了形式的手段)、主张主教会议至上论的教规学者和神学家(他们从自然法的角度思考问题)、欧洲大陆君主的宫廷法律学家和学院派法官、荷兰的自然法学教授和反抗王权者、英国王室和议会中的法律学家、法国高等法院里的穿袍贵族,最后还有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律师,这些人中间都存在着法律理性主义的伟大代表。

    缺少这种法律的理性主义,绝对专制国家的兴起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难以想象的。各位如果浏览一下法国高等法院的谏议册,或16世纪至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法律学家的这种精神。如果你观察一下法国国民议会成员的职业构成,便可发现,尽管这些成员是按照平等参政权选举产生,其中却只有一位无产者、寥寥几名资产阶级实业家,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律师。没有这些人,激励着激进知识分子及其各种方案的特殊精神,便是难以想象的。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法律家和近代民主便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从我们今天的含义看,作为一个独立身份阶层的律师。也是唯独在西方才存在。从中世纪开始,在诉讼理性化的影响下,他们从日耳曼形式主义的法律程序中的代辩人发展而来。

    自政党兴起之后,律师在西方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非偶然。通过政党来经营政治,就意味着通过利益集团来经营政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其中的含义。训练有素的律师,擅长为客户的利益做有效的辩护,在这方面,律师就像敌国宣传所显示出的优势一样,要优于任何“官吏”。他肯定能够利用逻辑上软弱无力的证据,为诉讼案件找到根据,从而打点官司,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案件是“证据虚弱的”。只是由于他技巧性地为案子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才使他得以获胜。不过,即使一个案子具备逻辑上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持,也只有律师能够为其作成功的辩护。作为政治家的文官,由于辩护的“虚弱”,使一件各方面都有利的事情变成了“证据虚弱的”事情,这种情况真是屡见不鲜。这就是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事情。实际上,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于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文官的工作。文官不是煽动家,他的目标也不是变成煽动家。如果他试图变成煽动家,通常他也只能成为十分差劲的煽动家。

    真正的官吏,就其适当职责而言,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在评价我们的旧政权时,这一点至关重要。他的适当工作应是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这也适用于所谓“政治的”行政官员,至少正式地说,就“国家之理由”—即维系着统治秩序存亡的利益—不容置疑而言,情况应是如此。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

    采取立场,充满激情—好恶分明—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他的行为所服膺的责任原则,同文官的原则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文官的荣誉所在,是他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地加以执行。即使这命令在他看来有误,而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依然坚持命令时,他仍应忠实执行。没有这种最高意义上的道德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机构就会分崩离析。而政治领袖,即处在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他的荣誉恰恰在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完全承担起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转嫁这一责任。官员要具有高度的道德立场,他的这种素质,决定着他是个贫乏的政治家,尤其从这种说法的政治含义上讲,他是个不负贵任的政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道德地位很低的政治家,正如我们不幸在领导位置上一再看到的情况那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官僚统治”,即便我们从成败的角度揭露这一体制在政治上不当,也丝毫无损于我们官吏队伍的荣誉。不过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政治人物的类型上来吧。

    7.新闻工作的地位

    自立宪国家出现以后,或更确切地说,从民主制度建立之时起,“煽动家”就一直是西方领袖式政治人物的典型。我们自然不会喜欢这个称呼,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忘记,第一位被称为煽动家的人,并不是克里昂,而是伯里克利。在古代的民主制度中,官职的人选是由抽签来决定的。伯里克利并无官职,或者说是位居最高司令官这个唯一选举产生的官职,却领导着雅典公民的最高会议。近代的煽动家当然也利用演说,我们只须想想近代的候选人要做多少次演讲,即可知道演说的数量已多到极惊人的程度。不过,印刷文字有着更为持久的效果。如今煽动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那些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有关近代政治新闻机构的社会学都应单列一章。我今天的演说,对于这一领域即使粗加勾勒都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其中有若干事情同我们的话题有关,所以必须谈谈.新闻工作者同政治煽动家、同时也和律师(以及艺术家)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缺乏固定的社会归属.至少欧洲大陆的情况是这样,而英国和普鲁士过去的情况有所不同.新闻工作者似乎属于一个践民等级,“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中间品行最差者来评价他们。因此,关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职业,流传着一些极为怪诞的想法。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中,一项真正出色的成就所需要的“才干”,同任何学术成就所必须的才能绝对不相上下。我们尤其应考虑到,新闻工作必须按要求随时交稿,我们也得考虑到,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显然是完全不同于学者的创作条件下,立刻产生影响。人们几乎从未认识到,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战时的情况得到证明。人们对新闻记者的评价不高,是由于在这方面,人们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的表现,以及由此造成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总是念念不忘。如果说,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要比普通人更加谨言慎行,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事实正是如此。同其他职业相比,新闻工作这一行包含着一种极强的诱惑力。今天,新闻工作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特殊条件和环境。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公众在看待新闻界时,习惯于采取一种鄙夷和可怜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态度。今晚,我们无法讨论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新闻工作者以政治为业的命运,以及他们取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只有在社会民主党里,新闻工作者有着比较有利的机会。不过在这个政党的内部,主编的位置主要仍属于党内官员的位置,尚不足以构成领袖地位的基础。

    至于在资产阶级政党里,从整体上说,沿着这条路爬上政治权力地位的机会,较上一代人相比情况反而有所恶化。当然,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保持联系。但是,即使新闻界里产生了政党领袖,那也绝对属于例外,因此根本无须考虑。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新闻工作者越来越“缺乏闲暇”,新闻工作的劳动强度和时效性日益强化,决定着这种“缺乏宽裕时间”的状况。如果为了生计,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写出文章,这不啻是给政治家戴上了脚镣。我就认识一些人,他们虽然具备领袖的气质和才干,却因工作所迫,在追求更高权力的过程中,身体,尤其是精神上遭受了永难愈合的挫伤。在旧政权统治的时代,新闻界同国家和政党中居支配地位的势力保持关系,新闻工作水平受到的伤害莫此为甚。不过这是个需要另做处理的问题。在我们的敌对国家中,情况并不是这样。然而即便在它们那里,以及在所有近代国家中,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每况愈下,而资本家式的报业大亨,如诺斯科里弗“爵士”之流,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资本主义的大型报业,主要控制着一些刊登“分类小广告”的“大众报纸”,故通常都是培养政治冷漠态度的典型。因为对它们来说,独立的政治立场并无任何好处,特别重要的是,若是坚持独立的政策,便不会从位居政治支配地位的势力那里,得到某些商业利益的照顾。在大战期间,曾大规模地利用广告业务对报业施加政治影响,这种作法如今似乎还会继续下去。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报可以避开这种压力,但小报的处境就困难得多.新闻工作无论在其他方面具有什么吸引力,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力,多大的活动范围,特别是负有多少政治责任,无论这一切情况如何,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下,新闻职业的生涯都不是政治领袖步步高升的正常渠道。新闻职业大概已失去这种作用,或者尚未具备这种作用,人们只能等着瞧了。放弃不署名原则是否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还很难说。有些新闻从业者—不是所有的人—主张放弃死板的不署名做法。从战时德国新闻界专门雇用一些人员和一贯具名发表意见的名流作家来“治理”报纸的做法中,我们所得出的体验却不幸显示,在一些较著名的事件中,并没有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出现了责任心必定有所加强的局面。姑不论党派倾向,有些报纸无异于恶名昭彰的街头传单,它们利用放弃不署名原则,争取扩大销路,而且大有斩获。这些煽情的出版商和新闻从业者得到了财富,但肯定没有赢得荣誉。我这里所说的话,丝毫没有反对促销原则的意思。这当然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负责任的煽情也不是普遍现象。不过到目前为止,煽情从来不是通向真正的领袖地位,也不是通向负责任地经营政治的道路。情况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尚待观察。但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新闻工作依然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它不是对什么人都适宜的途径,至少不适合那些性格懦弱的人,尤其是那些只能靠安定的位置维持内心平衡的人。如果说年轻学者的生涯是一场赌博,他至少还要受制于一些身份方面的固定规矩,使他不至于松懈,而新闻记者的生涯,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一场彻底的赌博,他所处的条件,以一种其他情况下十分罕见的方式,考验着他内心的安定自信。职业生涯中经常遇到的艰辛,还不是最糟的事情。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经常以貌似平起平坐的身份,出入于这个世界上权势人物的沙龙,大家往往是出于惧怕而对他奉承有加,但他心里始终明白,他身后的大门一关,主人十有八九会向客人们解释自己同这位“报界下流文人”打交道的原因,这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不轻松的事情是,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对生活中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问题,即出现‘市场’需求的无论什么事,表明自已的态度,又不能变得极端肤浅,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因自我表白而丧失尊严,这会造成十分可悲的后果。有许多新闻记者变得丧失人性,毫无价值可言,这并不足怪。使人感到吃惊的倒是,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这个团体中居然仍有许多可敬的、真诚的人,这实在不是外人所能轻易想象的。

    如果说,作为职业政治家类型之一的新闻从业者,是个历时较为久远的现象,那么党内官员却只是近几十年,甚至一部分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为了搞清楚这些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政党和党的组织。

    8.政党的经营

    凡是规模较大的政治团体,即是说,凡是任务的范围和规模超出了小的乡村区划、其掌权者以定期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团体,它对政治的经营,必须由那些有兴趣从事政治经营的人来做。这也就是说,只有数量相对较少的人首要的关心是政治生活,从而也对分享权力感兴趣,他们通过自愿加入的方式,为自己网罗一批追随者,推举自己或手下人作为候选人,广募财源,四处拉选票。很难想象,如果缺少这样的经营方式,在大的团体中选举如何能够运作得起来。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有投票权的公民分为政治上积极和政治上消极两种人。这种差别是以自愿的态度为基础,因此,依靠诸如义务投票制、“职业团体”代表制,或者其他明确或实际针对这种状况的措施和职业政客的操纵,并不能消除这一差别,积极的领袖和他们那些自由加入的追随者,是任何党派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追随者,以及由他们带动的消极选民,是选举领导人所必须的。但是党派的结构各有不同。举例来说,中世纪城市中的“党派”,例如教皇党和皇帝党,纯粹是由私人亲信组成。如果考虑一下这些中世纪党派的不同情况,就会让人联想到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苏维埃。请看看《教皇党章程》吧,其中便有没收贵族等级(最初是指所有那些以骑士为职业并有资格拥有采邑的家族)财产的内容;再看看禁止担任官职和剥夺投票权的做法吧,还有地区间的党派会议、严密的军事组织和奸细的赏金等等。然后再来看看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有经过严密筛选的军队,尤其是在俄罗斯,有密探组织,他们解除了“资产阶级’—包括企业家、商人、食利者、僧侣、沙皇后裔和警察—的武装,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当然还有没收财产的政策。

    还有更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可考虑一下,中世纪党派的军事组织纯粹是由骑士的军队组成,其组织基础是那些登记在册的封建领地,贵族几乎占据着所有重要的职位。在苏维埃这方面,它保留或毋宁说重新启用了高薪企业家、计件工资、泰勒制、军事和工厂纪律,以及寻求外国资本等等。因此,一言以蔽之,苏维埃不得不再次全盘接收布尔什维克曾当做资产阶级制度与之战斗的全部事物。为了让国家和经济维持正常运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此外,苏维埃也重新建立起了前“警备队”,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不过我们这里必须讨论的,不是这样的暴力组织,而是那些在选票的市场上,通过冷静和“和平的”运动,谋取权力的职业政治家。

    从我们通常所说的含义上,最初的政党纯粹是指贵族的追随者,例如在英格兰就是如此.如果一名贵族,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改换党派,他的依附者也会随之改换。直到“改革法案”提出之前,大贵族以及—这一点同样非同小可一国王控制着有议会选举权的城镇。同这些大贵族党派相近的,是显贵的党派,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它们在四处涌现出来:在西方的典型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领导之下,有财产和教养的圈子,划分成不同的党派,追随着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党派的形成,部分地基于阶级利益,部分地基于家庭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僧侣、教员、大学教授、律师、医生、药剂师、富农、制造商—英格兰所有那些自认为属于绅士阶层的人,最初是在十分地方性的政治俱乐部里偶尔组成团体。在骚动不安的时期,小资产阶级提高了自己的声音,而无产阶级如果有位领袖的话,他们也会如此;这位领袖通常不是来自无产阶级内部。在这个阶段,尚不存在联系各个地方的全国性常设政党组织。只有议会代表形成了凝聚力。在推举候选人上,地方显贵起着决定性作用。竞选政纲的起因,部分地是候选人的竞选诉求,部分地是地方显贵的聚会,或者,也可以来自议会党团的决议。俱乐部领袖是一种业余工作—随一时之需而从事的荣誉性事业。

    如果不存在俱乐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通常对政治的非正规经营,是由少数始终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来从事的。只有新闻工作者是拿工资的职业政治家,只有对报纸的经营可算是不间断的政治活动。除了报纸之外,就只有议会的会期了。议会议员和议会内的党团领袖明白,如果他想采取什么行动,他需要转向哪些地方显贵。但是,只有在大城市里,依靠党员的适当捐赠、定期的聚会,以及由代表说明议会活动的公众大会,才有永久性党派团体的存在。政党只有在选举期才是活跃的。

    议会议员所关心的,是地区之间在选举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受到广泛团体认可的、令人振奋的统一政纲,以及全国统一的动员。这种关心构成了使党的组织日趋严密的动力.不过党的机构仍然是一个显贵团体的性质并未因此改变。即使在包括中等城镇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地方政党“亲信”的网络,情况依然如此.议会党团的一名成员,作为党的中央机构的领袖,同地方组织保持固定的联系。在中央机关之外,尚不存在领薪官员,地方组织仍然完全是由“德高望重的”的人来领导,其目的在于得到他们一直享有的敬重。由他们组成的议会外“显贵”,同那些有机会坐在议会中的政治显贵们一起发挥影响力。但是,由政党编辑的党内通讯,越来越多地为新闻界和地方会议提供着思想养料.党员的定期捐助已成为不可缺少,其中一部分必须用来支付总部的开支。

    不算太久以前,德国的政党组织大多数仍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在法国,至少部分地说,政党的发展依然是以第一阶段为主流,议会成员的组织还很不稳固。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全国性的显贵人物,以及由候选人,或者由谋求具体官职的赞助人为他们设计的政纲。当然,这些党纲的制定,都或多或少考虑了国会议员的决议和对地方的适用性。这种体制只出现了局部的突破。专职政治家的数量仍然寥寥无几,主要是由当选议员、党总部的少数雇员和新闻工作者组成。在法国,这一体制中还包括那些已经拥有或此时此刻正在谋取“政治官职”的猎官者。从形式上看,政治仍然主要还是一项副业。有资格担任部长职务的议员数量十分有限,候选人由于位居显贵地位,情况亦复如此。

    不过,同经营政治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关系到物质利益的人,数量却是很大的。一个部里的所有行政措施,特别是所有那些同人事安排有关的决定,在制定时,都会部分地考虑到它们对选举机会的影响。无论什么样的愿望,若要求其得到实现,都得通过地方议员从中斡旋。无论利弊得失,部长必须听命于议员,如果这议员属于部长的多数派,他就更得如此。因此每一个人都追求这样的影响力。一个议员单独控制着该官职的任命权,一般而言,也控制着他选区内的所有任命权。话又说回来,这位议员为了连选连任,也要同地方显要保持关系。

    最先进的政党组织形式,同这种由显贵、首先是由议会议员统治的乡土气,形成了十分尖锐的对比。这些先进的政党形式,是民主制度和普选权的产儿,是拉拢和组织群众的必然产物,并发展出了极端一致的方向和最严格的纪律.显贵的统治和国会议员的操纵结束了。议会外的“职业”政治家将政党组织操于手中,他们或者作为“企业家”—实际上,美国的党老大和英国的选举经纪人都是这样的人物—或者作为领取固定薪水的官员,来从事这项工作。在形式上,广泛的民主化出现了。议会党团不再制定权威的政纲,地方显贵也不再左右着候选人的推选。现在是由组织起来的党员大会推举候选人,选送参加上一级大会的代表。这样的会议很可能有好几层,直到党的全国性大会。权力自然会实际落入那些利用组织不停地处理工作的人手里。不然的话,权力就是握在组织的财政和人事必须依赖的人手里,例如梅塞纳斯式的人物,或相关人士组成的强大政治俱乐部(如坦曼尼厅)的主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们建立的这整个机构(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的典型称谓是机关),或者不如说是领导这种机关的人,决定着国会议员的去留。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施加自己的意志,这对于政党领袖的选择格外重要。现在,这个机关所追随的人变成了领袖,甚至凌驾于议会党团的首脑之上.换言之,这种机关的创立,标志着走民众路线的民主制度的到来。

    党的追随者,首先是党内官员和党的企业家,当然期待着从领袖的胜利中,得到一些个人的报偿,如官职和其他的好处。他们期待着不仅从国会的个别议员,而且从领袖那里得到这些好处,这一点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希望,在党的选举期间,领袖的人格所发挥的煽动效果,会增加选票和选民的寄托,使他的权力得到加强,从而为其追随者扩大机会,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报酬。理想的状况是,他们所获得的满足,是因为在工作时怀着对一个人的个人忠诚,而不是仅仅为了平庸之辈组成的政党的抽象政纲。就这个方面而言,一切领袖的“超凡魅力”因素在政党制度中发挥着作用。

    这种政党制度,虽然同那些为影响力而争执的地方显贵和国会议员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潜在冲突,却在十分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进展。这一情况,首先出现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然后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中。只要一出现不存在公认领袖的情况,立刻就会遇到挫折;即使找到了领袖,也必须为了党内显贵的虚荣和私人利益,做出各种各样的让步。这架机器也可以被置于党内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统治之下.按照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他们的党已经陷人了这种“官僚化”。但是,如果领袖有着强烈的煽动力、“官员们”会比较容易为这位领袖的人格所折服。官员的物质利益和理想,同党的权力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就要寄希望于领袖的感召力了。此外,从人的内心说,为一位领袖工作本身也比较容易获得满足感。正如资产阶级政党通常的情况所示,当显贵和官员一起控制着政党时,领袖的出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显贵们在理想上要取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得依靠他们所占居的这些小主席或委员会成员的位置。他们厌恶煽动家这种新人,相信政党的“经验”(实际上这也确实相当重要)优于其他因素,从意识形态上担心党的传统受到破坏—所有这些因素决定着显贵们的行为。党内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可成为他们的依靠。特别是,不但乡村选民,而且小资产阶级选民,都是将眼光投向他们所熟悉的显贵的名字。他不信任自己不认识的人。不过,这个人一旦成功,他也会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向这个人一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例,考虑一下两种结构形态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让我们来看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所描述的直接诉诸民意认可这种形态的崛起

    第五节

    9.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先来看看英国:在这里,直到1868年以前,政党组织几乎纯粹是显贵们的组织。例如,在农村,托利党从英国国教的教区牧师、学校主持,尤其是各郡的大地主那里寻求支持。辉格党则主要是从非国教教派的牧师(如果有这种牧师的话)、邮局总管、铁匠、裁缝和绳匠,也就是说,从这些手艺人中间寻求支持,因为他们能够通过经常同人聊天,散播政治影响。在城市里,党派的划分,部分地是根据经济状况,郊分地是由于宗教,有时仅仅是因为家庭中世代相传的党派观点;不过显贵总是处在政治组织中流砥柱的位置。

    首先是这些状况支撑着议会、组阁的政党和“领袖”,他或是内阁会议的主席,或是反对党的领袖。在这位领袖的身旁,是“议会督导”政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业政治家。官职的任命权就操在这些“议会督导”的手中,因此猎取官职者必须围着他转,由他同各选区的议员就这类事达成理解。职业政治家阶层在选区中开始逐渐形成。最初,对地方录用的经纪人是不付酬金的,他们所处的位置,大体上和我们的“政党亲信”差不多。但是在选区里,同他们一起还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家式的人物,即所谓的“选举经纪人”,在保证公正选举的英国现代立法的条件下,这种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竞选运动的开支,它规定竞选者必须公开自己的竞选费用,以此来约束金钱的势力。因为在英国,竞选者除了饱受声嘶力竭之苦—这种情况在过去更甚于我们德国—还得消受掏空腰包的乐趣。选举经纪人让候选人付给他一笔总款,一般来说这位经纪人可从中得到不小的数目。在“领袖”和党内显贵之间,对于议会和国家权力的分配,英国的政党“领袖”一般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位置的基础,乃是迫于一个事实,即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制定出着眼全局、因而也是稳定的政治战略。不过,议会党团和党内显贵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旧式的党组织,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半是显贵的事务,一半是包含着领薪雇员的企业化经营。但是自从18年8以来,“考科斯会”制度开始发展起来,首先是在伯明翰的地方选举中,然后又扩展到全国。这种制度的诞生,是由一名非国教牧师同约瑟夫.张伯伦一起促成。选举权的民主化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时机.为了赢得大众,就必须变成一个看上去像是民主团体的庞大机构。为了使组织工作不停地运转,为了把一切事务纳人严格的官僚化管理,必须在每一个城市选区建立起竞选团体。结果,这种地方竞选会中受雇的和领薪的官员数量大增,总的说来,选民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被组织进了这种地方竞选会.获选的党务代理互有推选权,也是政党政策的正式承担者。动力来自地方团体,他们首先是由那些对城市政治—最丰厚的物质机会总是来源于此—感兴趣的人组成。这些地方团体也是募捐的第一线。这种新出现的机构,不再受议会成员的领导,很快便同过去的掌权者、尤其是“议会督导”发生了冲突。在有地方利益的人士支持下,这些机构大获全胜,议会领袖不得不认输并同它达成妥协。结果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人手里,发展到极端,则是集中到了位居全党顶端的一个人手里。随着格莱斯顿大权在握,这整个制度在自由党内出现。正是格莱斯顿“了不起的”煽动魅力、群众对其政策之道德本质的坚定信念,尤其是他们对他的人格所怀有的道德信任,使得这种机构如此迅捷地取得了对显贵的胜利。不久就变得十分明显,一种恺撒式的走民众路线的因素—选举战场上的独裁者—出现在政治大地上。l877年,“考科斯会”第一次在全国性选举中开展活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结果是迪斯雷利在达到其成就的颠峰时落选。早在1866年,这一机构已经完全取向于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人格,当爱尔兰自治(的问题出现时,整个机构从上到下,对于是否实际站在格莱斯顿的立场上,全都不表示怀疑。它遵照格氏的话,同他保持一致:他们说,不管格莱斯顿是对是错,我们跟着他走。这个机构因此背弃了它的缔造者—张伯伦。

    这样的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员,在英国,大约有2000人直接依靠政党政治谋生。当然,纯粹为了谋职,或因为同政治有利益关系而积极从事政治的人,数量还要多得多,在城市政治中尤其如此。除了经济机会外,对于考科斯会中能干的政治家,还有着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机会。当上一名“j.p.”甚至“m.p.”这种念头同最大的(也是正常的)野心自然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只要能表明自己具有良好的教养,亦即属于“绅士”,便可达到自己的目的。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对于那些大的资金赞助者来说,当然是取得贵族的身份。党的财政大约有一半要依靠那些保持匿名的捐款者。

    那么,整个这套体制有什么后果呢?今夭,除了少数内阁成员(和少数叛逆者)外,一般来说,议会议员不过是些守纪律的“遵命”先生。在我们这里,一名帝国国会的议员,通常至少还留心一下桌子上的私人来信,以此显示他在为国家的福扯而工作。在英国,连做做这种姿态的要求都没有。议会议员所必须做的,只有投票和不做叛党的事情。在议会督导召集他时,他必须到场,依照内阁或反对党领袖的命令行事。如果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使“考科斯会”处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个机构便是个毫无原则的机构。这样,就会有一个凌驾于国会之上,直接诉诸民意的独裁者.他利用机构的手段,将群众聚集在自己身后,对于他来说,议会成员不过是他的追随者行列中的政治分赃客罢了。

    这种强有力的领袖是如何推举出来的?首先,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推举出来的吗?除了在意志上够格—这在全世界都是决定性因素—之外,煽动性演说的能力尤其重要。自从科伯登之流诉诸理智、格莱斯顿掌握了仿佛是“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技巧以来,政治演说的特点便发生了变化。如今,纯粹煽情的手段经常得到运用,救世军在动员群众时,也曾利用这种手段,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群众情绪而建立的独裁”。但是,在英国议会中运作的高度发达的委员会制度,使得每一个打算分享领导权的政治家,都有可能、也不得不同委员会进行合作。近几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大臣都具有受过这方面实际有效训练的背景。为委员会写报告、对各种设想做公开的评论,这些做法为此种训练、为选出真正的领袖和淘汰单纯的煽动家,提供了条件。

    以上就是英国的情况。不过同美国的政党组织相比,那里的“考科斯会”就弱小多了。对于美国的政党来说,走民众路线的原则要早得多,也表现得特别充分。

    按照华盛顿的理念,美国应成为一个由“绅士”管理的共和国。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一位绅士也是一个地主,或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最初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组织政党之初,众议院的议员要求成为领袖,其情形恰如英国显贵统治的时代一样.党的组织十分松散,而且直到1824年一直如此。近代化的发展首先出现在某些社区,甚至在1820年代以前就建立了党的机关。但是,在杰克逊第一次当选总统-—作为西部农场主的候选人当选—之后,旧的传统便遭破坏。1840年之后不久,当国会几乎把全部权力都输给了全国性的政党机构,使得重要的国会议员如卡尔洪和韦伯斯特退出政治生活时,国会领袖担任党的正式领袖的局面终告结束。走民众路线的“机构”在美国如此早地发展起来,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一人独揽官职任免权的总统,是由平民选举产生.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他履行职权的行动几乎完全独立于国会。因此,作为竞选胜利的代价,官职俸禄中真正的分赃对象,在总统竞选中就已交代清楚了。通过杰克逊,“政党分肥制”被十分系统地提升为一项原则,其结果已如人知。

    这种政党分肥制,即把联邦官职送给获胜竞选人的追随者,对于今日的政党形式,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讲原则的政党相互作对,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猎官组织,按拉选票的一时之需,制定着变换不定的政纲,它们改头换面的做法,其他国家庶有相近者,在程度上却无一可与之媲美。这些政党彻头彻尾是为竞选运动—为总统宝座和各州州长的职位而战—设计的,因为这运动对于官职的任命权至关重要。政纲和竞选人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不受国会议员的干预.因此,候选人是从大会中产生,而大会代表是由十分民主的形式选出。这些代表是由另一些代表会议来确定,而这另一些代表则将他们所得到的权利,归功于“预选会”,即由该党的直接选民组成的会议。在预选会上,代表己经是以全国领袖候选人的名义选出。在各党内部,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提名”问题上。大约有30万到90万个官职的任命权握在总统的手里,他行使这些任命权,只需得到来自各州的参议员赞同即可。因此参议员也是有实权的政治家。比较而言,国会的众议员在政治上作用甚微,因为他已被取消了官职的任命权,也因为内阁成员仅仅是总统的助理,履行职责不必得到人民的信任。总统相对于每一个人、甚至对于国会来说,他的正当性是来自人民,这就是“权力分立”的一个结果。

    在美国,以这种方式为基础的政党分肥制,所以有技术上的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美国文化经受得住这种纯粹的业余管理模式。30万到40万名党徒,他们除了曾为党尽心效力之外,再无其他履行职务的资格,这种状况不产生大量的罪恶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举世无双的腐败和浪费仍示以宽容,也只有这个依然拥有无限经济机会的国家才能做到。

    现在,在这种走民众路线的政党制度中,“党老大”成了画面上的大人物。党老大是何许人物?他是政治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按照自己的算计,自己承担风险,提供选票。他可以作为律师、酒店老板或类似场所的所有者,或者是作为放债收息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批客户。从这里他把线放长,直到能够控制一定数量的选票。在做到这一点后,他开始同附近的党老大建立关系,他用自己的热情和技巧.尤其是自己的判断力,去吸引那些先他一步事业有成的人物,然后开始向上爬。对于党的组织,党老大是不可缺少的,这组织就集中在他的手里。他提供基本的资金来源。他是如何得到这些钱的呢?不错,部分是来自捐款,尤其是从通过他和他的党而做了官的人那儿收取薪金提成。此外还有各种贿赂和酬劳。那些打算触犯众多法律中的某条,又不想受到惩罚的人,也要得到党老大的默许,并得为此花钱,不然他就会遇到麻烦。但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为政治事业积累必要的资本。党老大作为那些金融大亨的钱财的直接接受者,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些人不放心把他们打算用于竞选目的的金钱,交给一名拿工资的党官,或交给必须把业务开支的帐目公开的任何人。对于为竞选提供资助的资本家来说,在理财方面审慎精明的党老大是天然的合适人选。典型的党老大都是绝对冷静的人。他不追求社会名望,在“体面的”社交圈里,这种“专业人士”是受到轻蔑的。他只追求权力,追求作为金钱来源的权力,但也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同英国的领袖相反,美国的党老大是在暗中工作,他的声音在公众中是听不到的;他向演讲者建议,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说些什么,他本人则保持沉默。除了参议员的职务外,他不接受任何官职,此乃一条通则。因为根据宪法,参议员参与官职的任命,所以主要的党老大常常亲自坐镇这个机构。官职的分配,首先是根据为党效力的多少,但也时常发生卖官寮爵的事,个别官职还有固定的价码。因此存在着一种卖官裔爵的制度,在17和18世纪,包括教皇国在内的君主国,也常可看到这种制度。

    这些党老大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他的态度根本就无信念可言,他仅仅问:如何捞到选票?他往往是个没多少教养的人,但通常他的私生活既本分又无可挑剔。就他的政治道德而言,他自然要以政治行为的一般标准为准绳,就像在经济伦理的领域,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战时囤积期可能有的作为一样。作为“职业”政治家受到社交圈的轻蔑,党老大对于这种事并不介意。他本人并不担任联邦高层职务,他也不希望如此,这样做经常有些好处:如果党老大相信,某些无党派的聪明人,因此也是显要人物,对号召选票有很大价值时,他便可将他们纳入候选人的行列。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党内的同一批元老不会一再参加竞选。这些没有信念的政党的结构,同它们的受到社交界轻蔑的掌权者一起,帮助有能力的人获得总统职位,而这种人如果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升上权力顶端的。当然,对于那些有可能危及其财源和权力的局外人,党老大要加以抵制。不过,在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中,党老大也经常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那些反对腐败的候选人。

    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资本主义政党机器,它被从上到下严密而彻底地组织起来,并得到一些极其稳定的俱乐部的支持。这些俱乐部,例如坦曼尼厅,就像骑士阶层一样。他们完全是通过政治支配,尤其是通过对城市的统治(这是最重要的分赃目标),为自己追求利润。正是美国这个“新大陆”的高度民主,使这种政党生活结构成为可能。然而,这两者的关系,又为这一结构的逐渐消亡提供了基础。美国已不再能够只靠业余政客来治理了。不过就在15年以前,当美国的工人被问到,他们为什么允许那些他们也自称瞧不起的人来治理自己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更乐意让那些我们可以向他吐唾沫的人当官,而不想如你们的情况那样,让官员向我们吐睡沫。”这就是旧式的美国“民主”观。不过即使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如今的局面也已变得不堪承受。业余水平的行政机构已无法令人满意。《文官改革法案》设立了越来越多享受年薪的终身官职。这项改革所采取的方式,使得受过大学教育、像我们的官员一样不易腐蚀又十分能干的官员,进人了官府。现在,甚至有10万个官职已不再是大选后分赃的对象。这些官职规定了为其拥有者提供年薪,根据考试获得的资格录取。可见,政党分肥制会逐渐衰落,党的领袖也有可能发生性质上的改变。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尚不知其变化的方向。

    在德国,直到目前为止,基本而言,对政治经营有决定性作用的情况如下:

    首先,议会一直软弱无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凡是具有领袖素质的人,都不会进入议会议员的行列。如果有人打算进入议会,在那里能有何作为呢?当总理府某个位置出现空缺时,有人会对行政长官说:“我的选区里有位非常能干的人适合担任此职。任用他吧!”行政长官或许会欣然同意。一位德国的议会议员,如果他具有权力的本能,他为满足这种本能所能做到的,不过如此而已。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必须说明,训练有素的专业官员队伍在德国极为重要。这个因素决定了议会的软弱无能。我们的官员队伍举世无双。官员队伍的这种重要地位,又为另一个事实所加强:官员们不但要求取得官职,而且为自己谋求内阁中的职位。去年,在巴伐利亚的立法机关,当就引人议会制政府进行辩论时,有人便说,如果让议会成员担任内阁职务,有才干的人便不会再想当官了.正如英国的委员会辩论所示,文官的行政机构要千方百计地设法逃避这种控制。因为有这样的行政机构,使得议会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不可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训练出真正有才干的行政人员。

    在德国,第三个因素是,同美国的情况相反,我们有一些在政治上很讲原则的政党,它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其党员具有真诚的世界观。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少数党,并且一直打算以少数党自居。在帝国时代,中央党的领导层从不讳言对议会民主制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继续处在少数党的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压而为党内猎官者安排官位,将会面对极大的困难。社会民主党是个有原则的少数党.它也阻止引入议会制政府,原因是它不想因为参与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站污自己。这两个党都不与议会制度合作,使得议会制政府不可能出现。

    10.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

    那么,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在德国成为职业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只能扮演显贵的次要角色。结果,他们的新鲜活力,一直是靠一种行会本能来激发,这在任何地方都很典型。在那些将一官半职视为生命的显贵圈子里,一个人如果同他们色彩不一,想爬进上层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举出这两个政党中许多人的名字,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他们虽有领袖素质,也正是由于这些不能为显贵所容忍的素质,致使其政治生涯成了一场悲剧。我们的所有政党都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变成了显贵们的行会。举例来说,倍倍尔无论智力如何平庸,仍可算是一位有胆识而性格纯洁的领袖。在群众眼里他所以是一名殉道者,他决不背叛信仰,乃是因为他身后有一批绝对追随他的群众。在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构成严重的挑战。他去世之后,这种领袖地位也随之结束,官僚的统治开始了。工会官员、党的书记和新闻工作者来到了上层。官僚队伍的本能支配着党,这是一支高度可敬的官员队伍,同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同往往十分腐败的美国工会官员相比,可以说是非凡地可敬。但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也开始出现在党内。

    自从1880年以来,资产阶级政党已完全变成了显贵们的行会组织。当然,这些政党出于宣传的目的,必须不时求助于党外的知识界,这使得他们可以说:“我们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让这些人参与竞选,只有当事人坚持己意而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参加竞选。这种精神在议会里也占上风。我们的议会党团过去和现在都是行会组织。帝国议会中的每一次演说,都要事先完全得到党的批准。这从它们前所未闻的无聊乏昧的程度,即可明显看出。只有被指定发言的人才能张嘴。人们很难再找到同英国或法国(由于和英国相反的原因)的惯例形成如此强烈对比的例子了。

    目前,由于这场大崩溃—习惯上称为革命—的缘故,大概某种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仅仅是大概,并不确定。最初,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政党机构,首先是一些业余性的机构。这些机构常常是由各大学中的学生组成,他们对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让我们来给你做必要的工作,干吧!其次是工商界的机构。若是有位被认为具备领袖素质的人,愿意展开宣传的人就会来到他身边,按每张选票的价码收费。如果诸位诚心问我,我认为这两种机构哪一个更可靠,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说,我相信我会选择后者。不过,这两种机构都属于速生速灭的泡沫。现有的机构虽经自我改造,但仍在继续工作。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征兆,说明只要有新的领袖,便会有新的机构涌现。但是,甚至比例代表制的技术特性也在阻止着它们的诞生。只有寥寥几个街头民众的独裁者昙花一现。只有街头独裁者的追随者能够进行纪律严明的组织:这些消失中的少数派的力量,也就在此了。

    让我们假定,这一切都在改变.那么,在说了上面这些话之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民众路线的政党领袖,会使他的追随者“失去灵魂”,可以说,他们的智力也会贫困化。一个机构要想发挥作用,成为一个美国意义上的机关,不受显要人物或固执己见的干扰,领袖的追随者就必须对他盲从。林肯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党组织有这种特点,就前面提到的格莱斯顿而言,“考科斯会”中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不过是接受领袖引导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或者是挟“机关”而治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他们没有使命感,没有造就领袖人物的内在超凡魅力的个性,这意味着党内叛乱者所处的那种习惯上称为“派系统治”的局面。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德国只能做后面这种选择。至于未来,这种局面的持续,至少在帝国一级,首先会得益于联邦参议院将得到恢复,这必然会限制帝国议会的权力,从而也限制它作为一个选择领袖机构的重要性。再者,比例代表制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是一种典型的无领袖的民主制.情况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方便了显要人物在候选人的安排上讨价还价,而且因为将来它会使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得到机会,迫使党把他们的官员列人候选人名单,从而造成一种无政治的议会,其中根本就没有真正领袖的立足之地。唯有当帝国总统不是由议会、而是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选出,他才能够满足人们对领袖的渴求。如果由全民选出的城市管理者,有权独立地对其官府进行组织,那么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就能够产生以工作实绩为基础的领袖,对领袖的推举也会出现。在美国,凡是当有人打算认真同腐败对抗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需要一个根据这些竞选设计出来的党组织。但是,所有的政党中都有对领袖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敌视,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这使得政党形态的未来发展和所有这些机会,依然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11.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因此,目前尚无法看出,以政治活动为业会呈现出什么面貌。甚至更无法看出,沿着什么途径才有可能找到机会,使得有政治天赋者承担起遂其心意的政治任务。基于物质条件而不得不“靠”政治吃饭的人,几乎总是会首先考虑新闻工作或党内官员职务,将其作为典型的谋生捷径。或者,他一定会考虑诸如工会、商会、农会、手工业协会、劳工委员会、雇主协会等等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表位置,或者是某个市政府中的位置。关于这些外在物质的方面,所能说的也不过如此:就像新闻工作者一样,党的官员也会被人当作“不得志者”受到厌恶。他的耳旁会一再响起“受雇文人”或“受雇说客”这种不幸的称呼,尽管这种话并未明白说出来。凡是心理上不堪一击,没有能力自寻答案的人,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除了有强大的诱惑之外,也不断地导致失望。那么,这种生涯能带来什么样的内心享受,它为走上这条路的人安排了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呢?

    首先,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锁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有望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无论就具体的个人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他怎样才能有望正确履行这种权力加于他的责任呢?这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领域。一个人,如果他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的那种内心感受,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正是这种亢奋,在我们用“革命”这一高傲的名称来修饰的这场狂欢节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当然,无论这激情多么真诚,仅靠它是不够的。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贵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政治运作靠的是头脑,不是身体或心灵的其他部分。献身于政治,如果尚未变成轻浮的智力游戏,而是一种真诚的人类行为,那么单靠激情即可唤起和培养这种献身。但是,使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家有别于常人,使他不同于徒有“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的纯粹政治票友的,则是他对灵魂的坚定驯化,而惟有通过习惯于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他才有可能做到这点。“政治人格”的“强大”,首先就是指拥有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些素质。

    因此,政治家每时每刻都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却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它是对事业采取不脱离现实的一切献身行为的死敌,是保持距离的死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同自我保持距离的死敌。

    虚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品性,大概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在学术和学者的圈子里,虚荣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在学者中间,从虚荣不致损害科学工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管表现得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却是相对无害的。政治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工作,离不开追求权力这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权力本能’,属于他的正常品质。但是,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当煽动家极想制造“效果”时,情况就更复如此。他会因此时刻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变成一名演员,对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满不在乎,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他的缺乏客观性,诱使他不去追求真实的权力,而是追求浮华不实的权力外表。他的无责任心,又会使他缺乏实质性的目标,仅仅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权力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追求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虽然如此,或毋宁说正因为如此,对政治力量最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单纯的“权力政治家”或许可以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在我们中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崇拜欲望,会给他带来荣耀。)在这方面,对“权力政治”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些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心理崩溃,从此类事例我们即可看出,在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内心的虚弱。这种心理崩溃,是对人类行为的意义持一种虚假而肤浅的态度所造成的产物,它同所有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真正悲剧意识,毫不相干。

    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暇做详细的证明。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若想让政治行为获得内在的支持,对事业的奉献就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具体是什么,属于信仰问题。政治家可以服务于民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的、伦理的、文化的、世界性的或宗教的目的。政治家可以为一种对“进步”的强烈信念所鼓舞,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也可以冷静地拒绝这种信念。他可以宣称要为某种“理想”效力,也可以从原则上否认这种理想,只打算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物质目的.然而,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做上面这些说明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今晚所关心的问题了:政治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如果完全不考虑它自身在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中的目标,政治能够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说,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呢?当然,在这里,终极的世界观相互冲突,人们必须在各种世界观中做一抉择。让我们来果敢地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近人们又以十分错误的方式,重新开始对它展开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摆脱一种十分不足道的谬误,即从道德的角度说,伦理学乍看上去是在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各位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当他移情别恋时,他不觉得需要给这种行为找个理由,对自己说:她不值得我爱,或她令我失望,或无论什么好像存在的“理由”。这种极其缺乏风度的态度,是要为一个明白的事实—他不再爱那个女人,她必须接受这一点—找个虚构的“正当理由”。靠着这种“正当理由”,这个男人为自己要求一种权利,同时把引起不幸的错误加在她的头上。情场上获胜的竞争者,其作为也如出一辙:他的对手一定不如他值得人爱,不然他也不会被淘汰出局了。当然,如果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胜利者以有失尊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宜布,“我赢了,因为多是正确的”,这同上面的情况并无两样。或者,如果有人在心理上不堪忍受战争的灾难,又不想说自己难以承受,他便会感到,有必要代之以另外一种感情,来为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寻找正当理由:“我不能忍受这种战争,因为我是被迫为一种不道德的理由去战斗。”战争的失败者也是如此。战争结束后,一切既通人情又态度节制的人,在社会结构引起了战争的情况下,不是像一些老妇人那样去寻找“罪魁祸首”,而会对敌人说:“我们输掉了战争,你们森赢。这些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根据已开始产生影响的客观利益,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从尤其要由胜利者承担的对未来的责任这个角度看,主要问题是什么。”任何其它做法都是有失尊严的,都会为来日种下祸根。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利益受到侵害,它可以示以宽恕,但没有哪个民族,当它的荣誉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固执的自命正确者的侵犯时,它也会示以宽恕。在几十年之后,公布于众的每一份新文件,都重新引起有失尊严的哀嚎、仇恨和愤怒,而不是让这场战争一埃结束便至少从道德上被埋葬。若想做到这一步,只能凭借客观精神和风度,尤其是只能凭借保持尊严的态度。而依靠“道德”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让双方都失去尊严。这种道德所关心的,不是政治家所感兴趣的事情,即未来,以及对未来的责任,而是“过去的罪责”这种政治上不会有结果的问题,因为它根本无法从政治上得到解决。如果存在着政治犯罪的话,这种做法就是政治犯罪。它忽视了这整个问题会由于物质利益的缘故,无可避免地受到歪曲:胜利者的利益所在,是尽可能多地获取道德和物质利益,至于战败者,则希望借着悔过,换回一些便宜。如果有任何可称为“卑劣”的事情,那就是这种事情。以“道德”作为手段,获得“唯我正确”的地位,所谓卑劣之事,正是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

    第六节

    12.政治和道德的关系

    那么,政治和道德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呢?这两者之问,果真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全无相通之处吗?或者反过来说才正确:政治行为的道德同其他任何行为的道德并无两样?有时人们相信.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的选择:这两种说法必定只有一种是正确的:但是,世界上果真有这样的道德,能够建立起内容统一的要求,可同时用来指导性爱关系、商业关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用来指导人们同他妻子的关系、同菜贩的关系、同儿子、竞争对手、朋友和被告等等的关系吗?政治的运作,要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既如此,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就真那么寻常不足道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分子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同任何军事独裁者毫无二致,正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样的政治手段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统治,除了掌权者的人员构成及其票友水平外,同旧政权还有什么其他区别吗?这些所谓的新道德的大多数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攻许,同他们所批评的对手之间的攻许,甚或同任何其他煽动家的道德,又有什么不同?人们会说,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高贵的意图.就算这样吧!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手段,他们的对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以十分主观的真诚态度宣布,他们的终极意图也有着同样高尚的品格。“凡持剑者,必死于剑下”,战斗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都是战斗。那么,“山上训辞”的道德地位何在?我们所说的“山上训辞”,是指福音书中的绝对伦理。这件事,比起今天喜欢引用这些训辞的人以为它具有的意义,要严肃得多。这是一种不容儿戏的伦理.我们所说的科学中的因果律,对于这种伦理同样适用:它不是随时可以应人之需,招之即停的出租车。这种福音书如果未被搞得琐碎无聊,那么它的真正含义便是;或者全部接受,或者一概拒绝。例如,说一个富家子“优伤地走了,因为他家财万贯”。福音书的训令是无条件的和明确的:交出你的所有—你的一切。政治家会说,这种训令只要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得到贯彻。它便是没有社会意义的。因此政治家征税、派捐、没收,总而言之,向一切人施以强迫和规则.但是,道德训令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这种不在乎也正是它的本质所在。就拿(有人打了你的右脸)“再给他左脸”这种要求来说,它是无条件的,你不能迫问他打人的权力依据。除了圣人之外,这是一种不讲尊严的道德。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圣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使徒,像圣方济各,或者如此类的人物,他至少要有这样的愿望。惟有如此,这种道德才能具有意义,才能表现出尊严,不然一切都谈不上。例如.来世的仁爱伦理的说法是“莫要以武力抗恶”,但对于政治家来说,正确的说法正好相反:“必须以武力抗恶”,不然你就得为恶势力获胜负责。凡是打算格守福音书道德的人,都不应参与罢工,因为罢工意味着强迫;他应当加入黄色工会.他无论如何不应谈论“革命”.福音书道德并不打算教导人们说,内战是唯一正当的战争。遵循福音书的和平主义者,应当拒绝拿起武器,或者应当把武器扔掉.在德国,就有人提议用这种道德责任来终止这场战争以及所有的战争。政治家会说,要想使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信誉扫地,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依现状维持和平。然后交战的各民族会问,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战争被归结为荒谬之事—但现在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胜利者,或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战争会一直是件政治上有利可图的事。应当为这一情况负责的,是那种令我们根本无法进行抵抗的行为。耗竭期一过,失去信誉的将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这就是绝对伦理的结果。

    最后,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诚实的义务。在绝对伦理看来,这属于无条件的义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布所有的文件,特别是那些会使自己的国家受到谴责的文件。在这种单方面公布文件的基础上,表示认罪—这些做法是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不考虑后果的。政治家会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真相非但不能进一步明朗,反而会因为被滥用和激起情绪,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唯一能产生成果的方法,是让中立者对各方利益做周全而高明的考虑,.任何其它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对于接受它的国家来说,将是几十年后都无法补救的后果。而绝对伦理是不问“后果”的,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你可以向一个衷心服膺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证明,他的行为后果,将是使反动的机会增加,使他的阶级受到更多的镇压,从而阻碍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对他有丝毫的触动.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然而,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就会考虑到人们身上习见的缺点,就像费希特正确说过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他们是善良和完美的,他不会以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他可以让别人来承担他本人的行为后果—如果他已预见到这一后果的话。他会说:这些后果归因于我的行为。信念伦理的信徒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行为只能、也只应具有楷模的价值。

    但是,问题并未到此完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从道德的观点看,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到什么程度,诸位由以下事情即可了解:人们普遍知道,甚至在大战期间,(齐默尔瓦尔德一派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项原则,大家可以将它简短地表述如下:“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两个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就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对于下一个问题:“这场革命能带来什么?”每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社会党人会这样回答:还不能说会发生一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在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可称它为社会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会重新出现,只是摆脱了封建成分和帝政残余而已。就是为了这么点稀松平常的结果,他们竟然愿意再来上“几年战争”!若是有人怀有以下想法,倒也情有可原:即便是对社会主义怀有极坚定信念的人,也可以拒绝这种靠此手段才能达成的目标。在布尔什维克党、斯巴达克同盟和一般而言所有类型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中间,情况也完全如此。当然,如果站在这个立场,对旧政权中的“权力政治家”使用同样的手段加以谴责,那真是十分可笑的事,不管你在否定他们的目的上多么正确。

    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对于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的行为,它一概拒绝。但仅仅从逻辑上说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断有这样的经历:信念伦理的信徒突然变成了千年至福王国的先知。举例来说,那些一贯鼓吹“以爱对抗暴力”的人,现在却开始呼吁其追随者使用暴力—最后一次使用,为了达到一个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在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的军官也以这种方式对士兵说:“这是最后一次,这次进攻将带来胜利,从而也带来和平。”信念伦理的信徒无法容忍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他是一位普遍主义伦理观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各位中间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当会记得“大审判官”的一幕,在那里,这个问题被极尖锐地展现出来。即使在目的使手段圣洁化这个原则上做一些让步,也无法让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和谐共处,或是判断应当用哪一个目的来圣洁化哪一个手段。

    我的同仁福斯特先生,对于他不容怀疑的真诚,我本人怀有高度的敬意,但是对于作为政治家的他,我却不敢苟同。他认为,若想避开这一困难,采用一个简单的论点即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如果真是如此,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将不复存在。但是,在《奥义书》问世250年之后,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论点出现,也着实令人吃惊。不但世界历史的全部进程,而且日常经验中每一个明白的事例,都指出真相正好相反。各种宗教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都是由这个相反的真相决定的。神义论的古老问题,正是由这样一个疑惑所构成:一个据说是全能而仁慈的力量,怎么会造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让它充满无辜的苦难、不受报应的不义和无可救药的愚蠢?这个力量或者并非全能,或者并不仁慈,或者,左右着我们生活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善恶报应原则—我们可以做形而上解释的原则,甚或是我们的理解力永远不可企及的原则。

    因为体验到世界的无理性而出现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推动着所有宗教发展的动力。印度的“业论”、波斯的二元神教、原罪说、命定说和神隐说,所有这些教义,都是由这一问题产生。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

    我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领域,每一个领域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各种宗教伦理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事实。希腊的多神教同时祭献阿芙罗狄蒂和赫拉、祭献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虽然他们知道这些神时常处在相互冲突之中。在印度教的生命秩序里,为每一个不同的职业分别规定了一种道德准则,一种“法”,用种姓制度将它们永远分开,从而使它们获得等级制度中的固定身份。生而为这种身份,非待来世再生,便永无摆脱之日.因此这些职业同最高的宗教救赎之善保持着不同的距离。种姓制度以这种方式,允许每一个种姓,从苦行僧、婆罗门到流氓无赖和娟寮中人,都有可能根据各自职业内部自治的戒律,形成自己的法。战争和政治也不例外。各位从《薄伽梵歌》克里西那和阿周那的对话中即可发现,战争也被纳人生命领域的整体之中:“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那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做的事。印度教相信。这样的行为非但不会危及宗教救赎,反而会增进这一救赎。印度武士在遇到英勇战死的时刻,他总是坚信有因陀罗的夭堂存在,正像条顿武士对瓦尔哈拉的信念一样。印度的武士之鄙视涅架,一如条顿人之讥笑回荡着天使歌声的基督教天堂。这种伦理准则的专业化,使得伦理可以通过让政治去遵行自己的条律,使自己在处理政治方面丝毫不受伤害,甚至可以使这门高贵的技艺得到极大的强化。

    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从这个词流行的含义上说,典型地表现在印度的文献,考底利耶的《利论》(成书于耶稣诞生前很久,据说是在旗陀罗友多时代)之中。同这份文献相比,马基稚维里的《君主论》反而变得无害.如人们所知,在天主教道德(福斯特教授与它关系密切)中,“福音书劝言”是那些有着过圣徒生活的,有超凡魅力秉赋的人所特有的道德。一边站着的是僧侣,流血和求利皆他不可为之事,另一边是信教的骑士和庶民,他们被允许可以做这些事—骑士可使人流血,庶民可求利。道德的分级,以及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严密整体的程度,尚有逊于印度。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前提来看,情况也只能如此。因原罪而产生的世界的邪恶,使得伦理学比较容易同暴力结合起来,将它作为对抗罪恶和危害灵魂的异端邪说的强制手段。然而,山上训辞的要求,是一种属于来世的信念伦理,它所具有的含义,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绝对律令组成的自然法。这些绝对律令自身保留着激发革命的力量,几乎每逢社会动荡时期,便挟其十足的元气登场。它们尤其会制造激进的和平主义宗派,其中有个教派。便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实验一种将暴力拒之门外的政体。这一实验以悲剧告终,因为当独立战争爆发时,这些贵格派教徒不能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理想,而那场战争正是为这些理想才爆发的。

    不过,一般而言,新教教义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神赐的制度,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是绝对正当的。新教尤其赋予权威主义国家以正当性。路德将个人从战争的道德责任中解脱出来,将这一责任交予政府。在信仰的事务之外服从政府,决不构成犯罪。至于加尔文教,他们知道,有原则地使用暴力,乃是捍卫信仰的手段。因此加尔文教也承认宗教战争,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生命要素。由此可知,政治伦理问题的提出,根本不是由于文艺复兴的英雄崇拜造成了近代的信仰失落才产生的。所有的宗教,尽管成功的程度大不相同,都不得不应付这个问题,根据前面所说,事情只能是这样。正是人类团体所运用的这种正当暴力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用途,决定着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

    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对于信仰的斗士,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革命的,这一点尤其真实。我们不妨大胆地以目前的局势为例。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不论这奖赏是来自夭国还是凡世,否则这架机器就不会运转。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精神的奖赏包括,仇恨和报复欲,特别是怨愤之情和对一种貌似道德的自命正确的要求,以及由此而起的对敌人施以毁谤和虐待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物质的奖赏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捧禄。领袖和他所取得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制造的这架机器发挥功能。可见他所依靠的,是这架机器的动力,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因此他也有赖于是否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让他所需要的追随者—赤卫队、报信的、煽风点火的—得到奖赏。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他所以能够控制这些追随者,仅仅因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大概不可能是多数)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怀有真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即使主观上是真诚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也不过是为报复欲、权力、分赃和俸禄寻找的一种道德上的“正当借口”。在这件事上,我们务必不可为言辞所欺骗—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毕竟也不是一辆招之即停的计程车,它是不会因为缺少了革命者便止步不前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事圣战的领袖,甚至信仰本身,都会销声匿迹,或者,更具实效的是,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在为信仰而从事的斗争中,这一发展尤其迅速,因为领导或发动这种斗争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领袖,即革命的先知。情况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里,就像领袖的每一架机器一样,获胜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务化,简言之,为了“纪律”的缘故,变成精神上的无产者。信仰斗士的追随者,取得了权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

    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因为这种势力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在超凡的博爱和圣贤之道方面表现卓绝的伟人,无论他是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来自印度的高贵种姓,从来不采用暴力这种政治手段。他们虽然曾在并仍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人物,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圣贤人物,依然是同他们最相近的造型。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甚至在教会统治的时代,人们就明白这一点。教皇的禁令曾一再施于佛罗伦萨,这禁令对于当时的人们及其灵魂得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远远超出了—用费希特的话说—康德的道德判断力所具备的“轻微惩罚”。但是那里的市民仍要同教廷开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当谈到这一情况时,写下过一段美好的文字,借他的一位英雄之口赞颂佛罗伦萨的市民,因为他们将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得救还要重要。

    如果有人不提自己的城邦或“祖国”(目前这种东西所代表的价值,在某些人看来是令人怀疑的),而是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或“国际和平”,那么各位所面对的,便是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但是,如果有人在一场信仰之战中,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些势力毫不松懈地为他的行为,甚至为他的内在人格制造着后果,对于这些后果.除非他早有察觉,他只能束手无策地表示臣服。“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句话所说的老,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在讨论中,我从未因为有人提到出生证上载明的日期,便允许自己甘拜下风。但是,某人才二十岁,而我已年过五十,仅凭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觉得,这是一件足以让我神魂颠倒的成就。年龄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在观察生活的现实时,要具备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具备面对这些现实并从内心处理它们的能力。

    不错,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就此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完全正确。谁也不能教导某个人,他是该按信念伦理行动呢,还是该按责任伦理行动,或者他何时该按此行动,何时该按彼行动.人们至多只能说一件事。如果在这些你认为不属于“无生育力的”亢奋—但亢奋毕竟不是真正的激情—的日子里,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声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即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设想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担心那时或许已是反动岁月降临到我们头上很久的时代。各位中间的许多人,我坦白地说,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极可能只得到很少的实现,很少—当然不是一点没有,但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太少了。我不会因此而垮掉,但无须讳言,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是一种内心的负担。我希望能够看到,在各位中间,那些今天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真正“格守原则的”政治家、分享着这场革命带来的迷醉状态的人,届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事情的变化方式,竟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102首变成现实,那就简直太妙了:

    那时正值春天,我们萌生了爱情。
    我用我的情歌,迎接着它的诞生,
    如夏日将临时,婉转啼唱的夜嘴,
    到了成熟时节,才锁住它的喉咙。

    但事情不会如此。不管是哪一伙人现在表现上获胜,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凯撤,还有无产阶级。当这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春天的烂漫鲜花簇拥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届时,在座的各位内心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怨恨,还是流于平庸?各位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世界和自己的职业?或者还有第三种,但并非最不可能遇到的命运:有神秘主义秉赋的人遁人神秘主义,或者是—经常出现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跟随流行,强迫自己遁人神秘主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都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适合在这个领域工作,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由日常琐务组成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是在以政治为业,却并未体验到它最深层的含义。他们最好还是简单地做点促进人类之间单纯的博爱关系的事,至于其它方面,他们应当平静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 赖建诚:萨缪尔森的内心独白

    萨缪尔森从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机械工程学,借用大量概念与工具,套用入经济理论分析。他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就是这种手法的开山之作。《萨缪尔森自述》给数理经济分析,开创了康庄大道,也吸引全球有自然科学根基的学者投入,兴盛了经济学的多元化与科学化。

      1990 年3 月我38 岁时,经济思想史名家Mark Blaug (1927-2011) 告诉我:“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没多大意思,但其他的著作都非常独特。”当时还年轻不明白真正的意义,我自忖:这是美国首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人物,著作影响战后全球的经济学界。他最拿手的数理经济分析,有许多我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会没多大意思?

       2016 年7 月退休两年后,我找齐了萨缪尔森的论文集7 大册,共有597 篇学术论文,每册都超过千页。全都是期刊论文直接翻拍,因为他写得又快又好,重新排版校对都跟不上。我当然无法跟上所有内容,只能挑个我较熟悉的小领域,看能否瞧出点名堂。几个月后拟了篇稿子《萨缪尔森与辉格思想史观》,收在书末当附录。

       写了这篇文章我才明白,Blaug 那句话的真义:萨缪尔森从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机械工程学,借用大量概念与工具,套用入经济理论分析。他的哈佛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就是这种手法的开山代表作。此书给数理经济分析,开创了康庄大道,也吸引全球有自然科学根基的学者投入,兴盛了经济学的多元化与科学化。   对他批判最严厉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的兄长:George Stigler(1911-1991,1982 诺贝尔奖) 与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诺贝尔奖)。Stigler认为这种套用的手法,对熟悉分析技巧的工程师,每几个月写一篇也没问题。根本性的质疑是,萨缪尔森的这种论文,除了提出数学定性与逻辑推论,能产生哪些有用的见解与思想?Friedman 的反对角度是学派性的:芝加哥派学的市场机能、古典自由派取向,不愿接受哈佛、耶鲁、MIT 的凯恩斯派取向(注重短期政策效果、强调政府的作为、用财政赤字刺激有效需求)。

       我支持Stigler 的批评,原因很简单。通读萨缪尔森近百篇的思想史论文,会有个明确的感觉:他根本不是在做思想史研究,而是把从自然科学借来的数学工具,先套在经济分析上,再套到思想史研究上。他对思想的内容与时代意义着墨太少,甚至不在意。换言之,他是一以贯之地在做同一件事:Veni, vidi, vici(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思想史学界的怀疑和Stigler一样:这种做法能产生有意义的新知识吗?其实萨缪尔森内心也很明白,但就是无法克制这种征服欲。他曾说,日后在天堂遇见圣彼得(相当于我们的阎罗王)时,他要坦诚认罪,说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用辉格史观(数理模型)研究科学史(思想史)”。我相信读过萨缪尔森对《资本论》的分析后,肯定没人会因而抛头颅洒热血。

       再举个实例,这是萨缪尔森的自陈:“我生命中的运气,就是一直跟同时代的领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无间地在一起。经济方法论的批评家相信,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处心积虑要从他们那赢取赞誉,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认为,非经济学界的科学家,对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没兴趣。哈佛数学家George Mackey,从不想跟我讨论我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反而是我的初级《经济学》(Economics)(或John Rae 的利息理论)吸引他注意,而不是像Debreu 那种纯数学的细微之处,会让别人喜欢我。”(意指:数学界喜欢他的经济见解,而非数学技巧。)

       现在换个角度,谈Blaug 评语的下半句:经济分析之外,萨缪尔森的其他作品都非常独特有趣。我们译了《萨缪尔森自述》25 篇,充分认同这项观察。萨缪尔森的文笔精简、活泼、机灵、知识渊博、用典恰当。这给译者带来不少麻烦,但给读者带来不少知性乐趣与启发。

       我引《一位早期金融理论家的回忆》首段为例:“有一次,有人让我来描述我在经济学中专攻的领域。我当时回答说,也许我是经济学界‘最后的通才’——因为纯理论、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概率论、对外贸易和管理经济学,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意味着我会对金融与风险理论抱有某种随机关注。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我对该领域的兴趣和投入的精力。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个人层面上的和整体经济范围的),在属于我的20 世纪演化为最成功的领域之一,而我一直希望成为局中人。” 

      这类妙句全书随处可见,还有许多话中有话的隐喻,都让我深刻感受到:萨缪尔森的文字功力超过他的数学方程式。数学技巧与时俱进,1950 年代的前沿数学,现在看来就普通一般。文字与见解的智能,反而最能经受时间考验。

       我对萨缪尔森的评判是:他的文章比数学好、学术见闻比经济分析有趣、人情世故比政策分析通达、非经济学的见解比专业论证更深刻、内在信息比字面更丰富。萨缪尔森是二战后经济学界的标志性灯塔,让茫茫大海的船只有明确指引,照亮了广袤的海面,可说是学光普照。

       苏格兰哲学家David Hume (1711-1776) 说:“要当个哲学家,但在一切哲学之前,先当个人。”(Be a philosopher; but, amidst all your philosophy, be still a man)。萨缪尔森在这本自述中,解说他如何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以及如何谦虚地展示博学、犀利、通达、睥睨。

       他真的睥睨天下吗?再举本书第6 篇的自陈(提到LSE 经济学者Lionel Robbins (1898-1984):“Lionel个子高挑、容貌英俊,总是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Robbins 在哈佛大学做一场高水平的讲座,年轻的Bob Solow 对我耳语说:‘不那样讲课的人都该枪毙。’……我在某次经济学家的鸡尾酒会上遇见他,确切地说是偶遇。他一身礼服,看上去比任何人更显高贵。他出于客气,非常有礼貌地展示出了对我的兴趣。这让我越来越激动,我夸夸其谈,自我陶醉,嗓门越来越高——在过度兴奋之中,我竟然把马丁尼鸡尾酒全洒在了他的笔挺的礼服上。我赶紧愧疚地把餐巾纸递给他。Lionel泰然地说:‘没关系,我亲爱的Paul,不必在意。’……Lionel 轻轻戳破了我吹起的这个浮夸的气球。” 

      盖棺论定,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2009) 是奥运十项全能型的高手,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他是战后数理经济分析革命的奠基者。他不是科斯(Ronald Coase, 1910-2013)那类提出重要概念者,也不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那样,建构出新类型的分析体系。他不是“主义层次”的圣者,但在历届诺贝尔奖的罗汉群中,他属于更高一层的观音。萨缪尔森的数理分析过时了,但经验与智慧还很有用。

    本文为《萨缪尔森自述》序言,格致出版社出版,略有删节。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

  • 故事选辑

    安徒生

    海的女儿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不过人们千万不要以为那儿只是一片铺满了白砂的海底。不是的,那儿生长着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只要水轻微地流动一下,它们就摇动起来,好像它们是活着的东西。所有的大小鱼儿在这些枝子中间游来游去,像是天空的飞鸟。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它那些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做成的;不过屋顶上却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地开合。这是怪好看的,国为每一颗蚌壳里面含有亮晶晶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皇后帽子上最主要的装饰品。

    住在那底下的海王已经做了好多年的鳏夫,但是他有老母亲为他管理家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可是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总是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戴着一打的牡蛎——其余的显贵只能每人戴上半打。除此以外,她是值得大大的称赞的,特别是因为她非常爱那些小小的海公主——她的一些孙女。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孩子,而她们之中,那个顶小的要算是最美丽的了。她的皮肤又光又嫩,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湖水。不过,跟其他的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身体的下部是一条鱼尾。

    她们可以把整个漫长的日子花费在皇宫里,在墙上生有鲜花的大厅里。那些琥珀镶的大窗子是开着的,鱼儿向着她们游来,正如我们打开窗子的时候,燕子会飞进来一样。不过鱼儿一直游向这些小小的公主,在她们的手里找东西吃,让她们来抚摸自己。

    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边生长着许多火红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像黄金,花朵开得像焚烧着的火,花枝和叶子在不停地摇动。地上全是最细的砂子,但是蓝得像硫黄发出的光焰。在那儿,处处都闪着一种奇异的、蓝色的光彩。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地在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是非常沉静的时候,你可瞥见太阳:它像一朵紫色的花,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种色彩的光。

    在花园里,每一位小公主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方,在那上面她可以随意栽种。有的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条鲸鱼,有的觉得最好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个小人鱼。可是最年幼的那位却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圆圆的,像一轮太阳,同时她也只种像太阳一样红的花朵。她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讲话,总是静静地在想什么东西。当别的姊妹们用她们从沉船里所获得的最奇异的东西来装饰她们的花园的时候,她除了像高空的太阳一样艳红的花朵以外,只愿意有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像。这石像代表一个美丽的男子,它是用一块洁白的石头雕出来的,跟一条遭难的船一同沉到海底。她在这石像旁边种了一株像玫瑰花那样红的垂柳。这树长得非常茂盛。它新鲜的枝叶垂向这个石像、一直垂到那蓝色的砂底。它的倒影带有一种紫蓝的色调。像它的枝条一样,这影子也从不静止,树根和树顶看起来好像在做着互相亲吻的游戏。

    她最大的愉快是听些关于上面人类的世界的故事。她的老祖母不得不把自己所有一切关于船只和城市、人类和动物的知识讲给她听。特别使她感到美好的一件事情是:地上的花儿能散发出香气来,而海底上的花儿却不能;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在树枝间游来游去的鱼儿会唱得那么清脆和好听,叫人感到愉快。老祖母所说的“鱼儿”事实上就是小鸟,但是假如她不这样讲的话,小公主就听不懂她的故事了,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

    “等你满了十五岁的时候,”老祖母说,“我就准许你浮到海面上去。那时你可以坐在月光底下的石头上面,看巨大的船只在你身边驶过去。你也可以看到树林和城市。”

    在这快要到来的一年,这些姊妹中有一位到了十五岁;可是其余的呢——晤,她们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因此最年幼的那位公主还要足足地等五个年头才能够从海底浮上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每一位答应下一位说,她要把她第一天所看到和发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因为她们的祖母所讲的确是不太够——她们所希望了解的东西真不知有多少!

    她们谁也没有像年幼的那位妹妹渴望得厉害,而她恰恰要等待得最久,同时她是那么地沉默和富于深思。不知有多少夜晚她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水朝上面凝望,凝望着鱼儿挥动着它们的尾巴和翅。她还看到月亮和星星——当然,它们射出的光有些发淡,但是透过一层水,它们看起来要比在我们人眼中大得多。假如有一块类似黑云的东西在它们下面浮过去的话,她便知道这不是一条鲸鱼在她上面游过去,便是一条装载着许多旅客的船在开行。可是这些旅客们再也想像不到,他们下面有一位美丽的小人鱼,在朝着他们船的龙骨伸出她一双洁白的手。

    现在最大的那位公主已经到了十五岁,可以升到水面上去了。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有无数的事情要讲:不过她说,最美的事情是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在月光底下躺在一个沙滩上面,紧贴着海岸凝望那大城市里亮得像无数星星似的灯光,静听音乐、闹声、以及马车和人的声音,观看教堂的圆塔和尖塔,倾听叮当的钟声。正因为她不能到那儿去,所以她也就最渴望这些东西。

    啊,最小的那位妹妹听得多么入神啊!当她晚间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水朝上面望的时候,她就想起了那个大城市以及它里面熙熙攘攘的声音。于是她似乎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在向她这里飘来。

    第二年第二个姐姐得到许可,可以浮出水面,可以随便向什么地方游去。她跳出水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落;她觉得这景象真是美极了。她说,这时整个的天空看起来像一块黄金,而云块呢——唔,她真没有办法把它们的美形容出来!它们在她头上掠过,一忽儿红,一忽儿紫。不过,比它们飞得还要快的、像一片又自又长的面纱,是一群掠过水面的野天鹅。它们是飞向太阳,她也向太阳游去。可是太阳落了。一片玫瑰色的晚霞,慢慢地在海面和云块之间消逝了。

    又过了一年,第三个姐姐浮上去了。她是她们中最大胆的一位,因此她游向一条流进海里的大河里去了。她看到一些美丽的青山,上面种满了一行一行的葡萄。宫殿和田庄在郁茂的树林中隐隐地露在外面;她听到各种鸟儿唱得多么美好,太阳照得多么暖和,她有时不得不沉入水里,好使得她灼热的面孔能够得到一点清凉。在一个小河湾里她碰到一群人间的小孩子;他们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来游去。她倒很想跟他们玩一会儿,可是他们吓了一跳,逃走了。于是一个小小的黑色动物走了过来——这是一条小狗,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小狗。它对她汪汪地叫得那么凶狠,弄得她害怕起来,赶快逃到大海里去。可是她永远忘记不了那壮丽的森林,那绿色的山,那些能够在水里游泳的可爱的小宝宝——虽然他们没有像鱼那样的尾巴。

    第四个姐姐可不是那么大胆了。她停留在荒凉的大海上面。她说,最美的事儿就是停在海上:因为你可以从这儿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同时天空悬在上面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钟。她看到过船只,不过这些船只离她很远,看起来像一只海鸥。她看到过快乐的海豚翻着筋斗,庞大的鲸鱼从鼻孔里喷出水来,好像有无数的喷泉在围绕着它们一样。

    现在临到那第五个姐姐了。她的生日恰恰是在冬天,所以她能看到其他的姐姐们在第一次浮出海面时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海染上了一片绿色,巨大的冰山在四周移动。她说每一座冰山看起来像一颗珠子,然而却比人类所建造的教堂塔还要大得多。它们以种种奇奇怪怪的形状出现;它们像钻石似的射出光彩。她曾经在一个最大的冰山上坐过,让海风吹着她细长的头发,所有的船只,绕过她坐着的那块地方,惊惶地远远避开。不过在黄昏的时分,天上忽然布起了一片乌云。电闪起来了,雷轰起未了。黑色的巨浪掀起整片整片的冰块,使它们在血红的雷电中闪着光。所有的船只都收下了帆,造成一种惊惶和恐怖的气氛,但是她却安静地坐在那浮动的冰山上,望着蓝色的网电,弯弯曲曲地射进反光的海里。

    这些姊妹们中随便哪一位,只要是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总是非常高兴地观看这些新鲜和美丽的东西。可是现在呢,她们已经是大女孩子了,可以随便浮近她们喜欢去的地方,因此这些东西就不再太引起她们的兴趣了。她们渴望回到家里来。一个来月以后,她们就说:究竟还是住在海里好——家里是多么舒服啊!

    在黄昏的时候,这五个姊妹常常手挽着手地浮上来,在水面上排成一行。她们能唱出好听的歌声——比任何人类的声音还要美丽。当风暴快要到来、她们认为有些船只快要出事的时候,她们就浮到这些船的面前,唱起非常美丽的歌来,说是海底下是多么可爱,同时告诉这些水手不要害怕沉到海底;然而这些人却听不懂她们的歌词。他们以为这是巨风的声息。他们也想不到他们会在海底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因为如果船沉了的话,上面的人也就淹死了,他们只有作为死人才能到达海王的官殿。

    有一天晚上,当姊妹们这么手挽着手地浮出海面的时候,最小的那位妹妹单独地呆在后面,瞧着她们。看样子她好像是想要哭一场似的,不过人鱼是没有眼泪的,因此她更感到难受。

    “啊,我多么希望我已经有十五岁啊!”她说,“我知道我将会喜欢上面的世界,喜欢住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的。”

    最后她真的到了十五岁了。

    “你知道,你现在可以离开我们的手了,”她的祖母老皇太后说,“来吧,让我把你打扮得像你的那些姐姐一样吧。”

    于是她在这小姑娘的头发上戴上一个百合花编的花环,不过这花的每一个花瓣是半颗珍珠。老太太又叫八个大牡蛎紧紧地附贴在公主的尾上,来表示她高贵的地位。

    “这叫我真难受!”小人鱼说。

    “当然咯,为了漂亮,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苦头的,”老祖母说。

    哎,她倒真想能摆脱这些装饰品,把这沉重的花环扔向一边!她花园里的那些红花,她戴起来要适合得多,但是她不敢这样办。“再会吧!”她说。于是她轻盈和明朗得像一个水泡,冒出水面了。

    当她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太阳已经下落了,可是所有的云块还是像玫瑰花和黄金似地发着光;同时,在这淡红的天上,大白星已经在美丽地、光亮地眨着眼睛。空气是温和的、新鲜的。海是非常平静,这儿停着一艘有三根桅杆的大船。船上只挂了一张帆,因为没有一丝儿风吹动。水手们正坐在护桅索的周围和帆桁的上面。

    这儿有音乐,也有歌声。当黄昏逐渐变得阴暗的时候,各色各样的灯笼就一起亮起来了。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飘在空中的世界各国的旗帜。小人鱼一直向船窗那儿游去。每次当海浪把她托起来的时候,她可以透过像镜子一样的窗玻璃,望见里面站着许多服装华丽的男子;但他们之中最美的一位是那有一对大黑眼珠的王子:无疑地,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六岁。今天是他的生日,正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才这样热闹。

    水手们在甲板上跳着舞。当王子走出来的时候,有一百多发火箭一齐向天空射出。天空被照得如同自昼,因此小人鱼非常惊恐起来,赶快沉到水底。可是不一会儿她文把头伸出来了——这时她觉得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她落下,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焰火。许多巨大的太阳在周围发出嘘嘘的响声,光耀夺目的大鱼在向蓝色的空中飞跃。这一切都映到这清明的、平静的海上。这船全身都被照得那么亮,连每根很小的绳子都可以看得出来,船上的人当然更可以看得清楚了。啊,这位年轻的王子是多么美丽啊!当音乐在这光华灿烂的夜里慢慢消逝的时候,他跟水手们握着手,大笑,微笑……

    夜已经很晚了,但是小人鱼没有办法把她的眼睛从这艘船和这位美丽的王子撇开。那些彩色的灯笼熄了,火箭不再向空中发射了,炮声也停止了。可是在海的深处起了一种嗡嗡和隆隆的声音。她坐在水上,一起一伏地漂着,所以她能看到船舱里的东西。可是船加快了速度:它的帆都先后张起来了。浪涛大起来了,沉重的乌云浮起来了,远处掣起闪电来了。啊,可怕的大风暴快要到来了!水手们因此都收下了帆。这条巨大的船在这狂暴的海上摇摇摆摆地向前急驶。浪涛像庞大的黑山似地高涨。它想要折断桅杆。可是这船像天鹅似的,一忽儿投进洪涛里面,一忽儿又在高大的浪头上抬起头来。

    小人鱼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航行,可是水手们的看法却不是这样。这艘船现在发出碎裂的声音;它粗厚的板壁被袭来的海涛打弯了。船桅像芦苇似的在半中腰折断了。后来船开始倾斜,水向舱里冲了进来。这时小人鱼才知道他们遭遇到了危险。她也得当心漂流在水上的船梁和船的残骸。

    天空马上变得漆黑,她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当闪电掣起来的时候,天空又显得非常明亮,使她可以看出船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每个人在尽量为自己寻找生路。她特别注意那位王子。当这艘船裂开、向海的深处下沉的时候,她看到了他。她马上变得非常高兴起来,因为他现在要落到她这儿来了。可是她又记起人类是不能生活在水里的,他除非成了死人,是不能进入她父亲的官殿的。

    不成,决不能让他死去!所以她在那些漂着的船梁和木板之间游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它们可能把她砸死。她深深地沉入水里,接着又在浪涛中高高地浮出来,最后她终于到达了那王子的身边,在这狂暴的海里,他决没有力量再浮起来。他的手臂和腿开始支持不住了。他美丽的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要不是小人鱼及时赶来,他一定是会淹死的。她把他的头托出水面,让浪涛载着她跟他一起随便漂流到什么地方去。

    天明时分,风暴已经过去了。那条船连一块碎片也没有。鲜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在水上光耀地照着。它似乎在这位王子的脸上注入了生命。不过他的眼睛仍然是闭着的。小人鱼把他清秀的高额吻了一下,把他透湿的长发理向脑后。她觉得他的样子很像她在海底小花园里的那尊大理石像。她又吻了他一下,希望他能苏醒过来。

    现在她看见她前面展开一片陆地和一群蔚蓝色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的白雪看起来像睡着的天鹅。沿着海岸是一片美丽的绿色树林,林子前面有一个教堂或是修道院——她不知道究竟叫做什么,反正总是一个建筑物罢了。它的花园里长着一些柠檬和橘子树,门前立着很高的棕榈。海在这儿形成一个小湾。水是非常平静的,但是从这儿一直到那积有许多细砂的石崖附近,都是很深的。她托着这位美丽的王子向那儿游去。她把他放到沙上,非常仔细地使他的头高高地搁在温暖的太阳光里。

    钟声从那幢雄伟的白色建筑物中响起来了,有许多年轻女子穿过花园走出来。小人鱼远远地向海里游去,游到冒在海面上的几座大石头的后面。她用许多海水的泡沫盖住了她的头发和胸脯,好使得谁也看不见她小小的面孔。她在这儿凝望着,看有谁会来到这个可怜的王子身边。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过来了。她似乎非常吃惊,不过时间不久,于是她找了许多人来。小人鱼看到王子渐渐地苏醒过来了,并且向周围的人发出微笑。可是他没有对她作出微笑的表情:当然,他一点也不知道救他的人就是她。她感到非常难过。因此当他被抬进那幢高大的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悲伤地跳进海里,回到她父亲的宫殿里去。

    她一直就是一个沉静和深思的孩子,现在她变得更是这样了。她的姐姐们都问她,她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有好多晚上和早晨,她浮出水面,向她曾经放下王子的那块地方游去。她看到那花园里的果子熟了,被摘下来了;她看到高山顶上的雪融化了;但是她看不见那个王子。所以她每次回到家来,总是更感到痛苦。她的唯一的安慰是坐在她的小花园里,用双手抱着与那位王子相似的美丽的大理石像。可是她再也不照料她的花儿了。这些花儿好像是生长在旷野中的东西,铺得满地都是:它们的长梗和叶子跟树枝交叉在一起,使这地方显得非常阴暗。

    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不过只要她把她的心事告诉给一个姐姐,马上其余的人也就都知道了。但是除了她们和别的一两个人鱼以外(她们只把这秘密转告给自己几个知己的朋友),别的什么人也不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位知道那个王子是什么人。她也看到过那次在船上举行的庆祝。她知道这位王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的王国在什么地方。

    “来吧,小妹妹!”别的公主们说。她们彼此把手搭在肩上,一长排地升到海面,一直游到一块她们认为是王子的宫殿的地方。

    这宫殿是用一种发光的淡黄色石块建筑的,里面有许多宽大的大理石台阶——有一个台阶还一直伸到海里呢。华丽的、金色的圆塔从屋顶上伸向空中。在围绕着这整个建筑物的圆柱中间,立着许多大理石像。它们看起来像是活人一样。透过那些高大窗子的明亮玻璃,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面悬着贵重的丝窗帘和织锦,墙上装饰着大幅的图画——就是光看看这些东西也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情。在最大的一个厅堂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在喷着水。水丝一直向上面的玻璃圆屋顶射去,而太阳又透过这玻璃射下来,照到水上,照到生长在这大水池里的植物上面。

    现在她知道王子住在什么地方。在这儿的水上她度过好几个黄昏和黑夜。她远远地向陆地游去,比任何别的姐姐敢去的地方还远。的确,她甚至游到那个狭小的河流里去,直到那个壮丽的大理石阳台下面——它长长的阴影倒映在水上。她在这儿坐着,瞧着那个年轻的王子,而这位王子却还以为月光中只有他一个人呢。

    有好几个晚上,她看到他在音乐声中乘着那艘飘着许多旗帜的华丽的船。她从绿灯芯草中向上面偷望。当风吹起她银白色的长面罩的时候,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他们总以为这是一只天鹅在展开它的翅膀。

    有好几个夜里,当渔夫们打着火把出海捕鱼的时候,她听到他们对于这位王子说了许多称赞的话语。她高兴起来,觉得当浪涛把他冲击得半死的时候,是她来救了他的生命;她记起他的头是怎样紧紧地躺在她的怀里,她是多么热情地吻着他。可是这些事儿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她。

    她渐渐地开始爱起人类来,渐渐地开始盼望能够生活在他们中间。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的天地大得多。的确,他们能够乘船在海上行驶,能够爬上高耸入云的大山,同时他们的土地,连带着森林和田野,伸展开来,使得她望都望不尽。她希望知道的东西真是不少,可是她的姐姐们都不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因此她只有问她的老祖母。她对于“上层世界”——这是她给海上国家所起的恰当的名字——的确知道得相当清楚。

    “如果人类不淹死的话,”小人鱼问,“他们会永远活下去么?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们一样地死去呢?”

    “一点也不错,”老太太说,“他们也会死的,而且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的还要短促呢。我们可以活到三百岁,不过当我们在这儿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水上的泡沫。我们甚至连一座坟墓也不留给我们这儿心爱的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从来得不到一个死后的生命。我们像那绿色的海草一样,只要一割断了,就再也绿不起来!相反地,人类有一个灵魂;它永远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它仍是活着的。它升向晴朗的天空,一直升向那些闪耀着的星星!正如我们升到水面、看到人间的世界一样,他们升向那些神秘的、华丽的、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只要我能够变成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哪怕在那儿只活一天,我都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岁的生命,”

    “你决不能起这种想头,”老太太说,“比起上面的人类来,我们在这儿的生活要幸福和美好得多!”

    “那么我就只有死去,变成泡沫在水上漂浮了。我将再也听不见浪涛的音乐,看不见美丽的花朵和鲜红的太阳吗?难道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恒的灵魂吗?”

    “没有!”老太太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做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但是这类的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我们在这儿海底所认为美丽的东西——你的那条鱼尾——他们在陆地上却认为非常难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呆笨的支柱——他们把它们叫做腿!”

    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把自己的鱼尾巴望了一眼。

    “我们放快乐些吧!”老太太说,“在我们能活着的这三百年中,让我们跳和舞吧。这究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坟墓里愉快地休息了。今晚我们就在宫里开一个舞会吧!”

    那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人们在陆地上是从来不会看见的。这个宽广的跳舞厅里的墙壁和天花板是用厚而透明的玻璃砌成的。成千成百草绿色和粉红色的巨型贝壳一排一排地立在四边;它们里面燃着蓝色的火焰,照亮整个的舞厅,照透了墙壁,因而也照明了外面的海。人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小鱼群向这座水晶官里游来,有的鳞上发着紫色的光,有的亮起来像白银和金子。一股宽大的激流穿过舞厅的中央,海里的男人和女人,唱着美丽的歌,就在这激流上跳舞,这样优美的歌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是唱不出来的。

    在这些人中间,小人鱼唱得最美。大家为她鼓掌;她心中有好一会儿感到非常快乐,因为她知道,在陆地上和海里只有她的声音最美。不过她马上又想起上面的那个世界。她忘不了那个美貌的王子,也忘不了她因为没有他那样不灭的灵魂而引起的悲愁。因此她偷偷地走出她父亲的宫殿:当里面正是充满了歌声和快乐的时候,她却悲哀地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忽然她听到一个号角声从水上传来。她想:“他一定是在上面行船了:他——我爱他胜过我的爸爸和妈妈;他——我时时刻刻在想念他;我把我一生的幸福放在他的手里。我要牺牲一切来争取他和一个不灭的灵魂。当现在我的姐姐们正在父亲的官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拜访那位海的巫婆。我一直是非常害怕她的,但是她也许能教给我一些办法和帮助我吧。”

    小人鱼于是走出了花园,向一个掀起泡沫的漩涡走去——巫婆就住在它的后面。她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儿没有花,也没有海草,只有光溜溜的一片灰色沙底,向漩涡那儿伸去。水在这儿像一架喧闹的水车似地漩转着,把它所碰到的东西部转到水底去。要到达巫婆所住的地区,她必须走过这急转的漩涡。有好长一段路程需要通过一条冒着热泡的泥地:巫婆把这地方叫做她的泥煤田。在这后面有一个可怕的森林,她的房子就在里面,所有的树和灌木林全是些珊瑚虫——一种半植物和半动物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很像地里冒出来的多头蛇。它们的枝桠全是长长的、粘糊糊的手臂,它们的手指全是像蠕虫一样柔软。它们从根到顶都是一节一节地在颤动。它们紧紧地盘住它们在海里所能抓得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放松。

    小人鱼在这森林面前停下步子,非常惊慌。她的心害怕得跳起来,她几乎想转身回去。但是当她一想起那位王子和人的灵魂的时候,她就又有了勇气。她把她飘动着的长头发牢牢地缠在她的头上,好使珊瑚虫抓不住她。她把双手紧紧地贴在胸前,于是她像水里跳着的鱼儿似的,在这些丑恶的珊瑚虫中间,向前跳走,而这些珊瑚虫只有在她后面挥舞着它们柔软的长臂和手指。她看到它们每一个都抓住了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小手臂盘住它,像坚固的铁环一样。那些在海里淹死和沉到海底下的人们,在这些珊瑚虫的手臂里,露出白色的骸骨。它们紧紧地抱着船舵和箱子,抱着陆上动物的骸骨,还抱着一个被它们抓住和勒死了的小人鱼——这对于她说来,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现在她来到了森林中一块粘糊糊的空地。这儿又大又肥的水蛇在翻动着,露出它们淡黄色的、奇丑的肚皮。在这块地中央有一幢用死人的白骨砌成的房子。海的巫婆就正坐在这儿,用她的嘴喂一只癫蛤蟆,正如我们人用糖喂一只小金丝雀一样。她把那些奇丑的、肥胖的水蛇叫做她的小鸡,同时让它们在她肥大的、松软的胸口上爬来爬去。

    “我知道你是来求什么的,”海的巫婆说,“你是一个傻东西!不过,我美丽的公主,我还是会让你达到你的目的,因为这件事将会给你一个悲惨的结局。你想要去掉你的鱼尾,生出两根支柱,好叫你像人类一样能够行路。你想要叫那个王子爱上你,使你能得到他,因而也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这时巫婆便可憎地大笑了一通,癫蛤蟆和水蛇都滚到地上来,在周围爬来爬去。“你来得正是时候,”巫婆说,“明天太阳出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只有等待一年再说。我可以煎一服药给你喝。你带着这服药,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快游向陆地。你就坐在海滩上,把这服药吃掉,于是你的尾巴就可以分做两半,收缩成为人类所谓的漂亮腿子了。可是这是很痛的——这就好像有一把尖刀砍进你的身体。凡是看到你的人,一定会说你是他们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孩子!你将仍旧会保持你像游泳似的步子,任何舞蹈家也不会跳得像你那样轻柔。不过你的每一个步子将会使你觉得好像是在尖刀上行走,好像你的血在向外流。如果你能忍受得了这些苦痛的话,我就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忍受,”小人鱼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王子和她要获得一个不灭灵魂的志愿。

    “可是要记住,”巫婆说,“你一旦获得了一个人的形体,你就再也不能变成人鱼了,你就再也不能走下水来,回到你姐姐或你爸爸的官殿里来了。同时假如你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情,假如你不能使他为你而忘记自己的父母、全心全意地爱你、叫牧师来把你们的手放在一起结成夫妇的话,你就不会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了。在他跟别人结婚的头一天早晨,你的心就会裂碎,你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

    “我不怕!”小人鱼说。但她的脸像死一样惨白。

    “但是你还得给我酬劳!”巫婆说,“而且我所要的也并不是一件微小的东西。在海底的人们中,你的声音要算是最美丽的了。无疑地,你想用这声音去迷住他,可是这个声音你得交给我。我必须得到你最好的东西,作为我的贵重药物的交换品!我得把我自己的血放进这药里,好使它尖锐得像一柄两面部快的刀子!”

    “不过,如果你把我的声音拿去了,”小人鱼说,“那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你还有美丽的身材呀,”巫婆回答说,“你还有轻盈的步子和富于表情的眼睛呀。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迷住一个男人的心了。唔,你已经失掉了勇气吗?伸出你小小的舌头吧,我可以把它割下来作为报酬,你也可以得到这服强烈的药剂了。”

    “就这样办吧。”小人鱼说。巫婆于是就把药罐准备好,来煎这服富有魔力的药了。

    “清洁是一件好事,”她说;于是她用几条蛇打成一个结,用它来洗擦这罐子。然后她把自己的胸口抓破,让她的黑血滴到罐子里去。药的蒸气奇形怪状地升到空中,看起来是怪怕人的。每隔一会儿巫婆就加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到药罐里去。当药煮到滚开的时候,有一个像鳄鱼的哭声飘出来了。最后药算是煎好了。它的样子像非常清亮的水。

    “拿去吧!”巫婆说。于是她就把小人鱼的舌头割掉了。小人鱼现在成了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

    “当你穿过我的森林回去的时候,如果珊瑚虫捉住了你的话,”巫婆说,“你只须把这药水洒一滴到它们的身上,它们的手臂和指头就会裂成碎片,向四边纷飞了。”可是小人鱼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固为当珊瑚虫一看到这亮晶晶的药水——它在她的手里亮得像一颗闪耀的星星——的时候,它们就在她面前惶恐地缩回去了。这样,她很快地就走过了森林、沼泽和激转的漩涡。

    她可以看到她父亲的官殿了。那宽大的跳舞厅里的火把已经灭了,无疑地,里面的人已经入睡了。不过她不敢再去看他们,因为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哑巴,而且就要永远离开他们。她的心痛苦得似乎要裂成碎片。她偷偷地走进花园,从每个姐姐的花坛上摘下一朵花,对着皇官用手指飞了一千个吻,然后他就浮出这深蓝色的海。

    当她看到那王子的宫殿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她庄严地走上那大理石台阶。月亮照得透明,非常美丽。小人鱼喝下那服强烈的药剂。她马上觉到好像有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劈开了她纤细的身体。她马上昏了。倒下来好像死去一样。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她才醒过来,她感到一阵剧痛。这时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子正立在她的面前。他乌黑的眼珠正在望着她,弄得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这时她发现她的鱼尾已经没有了,而获得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白腿。可是她没有穿衣服,所以她用她浓密的长头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王子问她是谁,怎样到这儿来的。她用她深蓝色的眼睛温柔而又悲哀地望着他,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会讲话了。他挽着她的手,把她领进宫殿里去。正如那巫婆以前跟她讲过的一样,她觉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利刀上行走。可是她情愿忍受这苦痛。她挽着王子的手臂,走起路来轻盈得像一个水泡。他和所有的人望着她这文雅轻盈的步子,感到惊奇。

    现在她穿上了丝绸和细纱做的贵重衣服。她是宫里一个最美丽的人,然而她是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漂亮的女奴隶,穿着丝绸,戴着金银饰物,走上前来,为王子和他的父母唱着歌。有一个奴隶唱得最迷人,王子不禁鼓起掌来,对她发出微笑。这时小人鱼就感到一阵悲哀。她知道,有个时候她的歌声比那种歌声要美得多!她想:

    “啊!只愿他知道,为了要和他在一起,我永远牺牲了我的声音!”

    现在奴隶们跟着美妙的音乐,跳起优雅的、轻飘飘的舞来。这时小人鱼就举起她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跳着舞——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舞过。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衬托出她的美。她的眼珠比奴隶们的歌声更能打动人的心坎。

    大家都看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位王于——他把她叫做他的“孤儿”。她不停地舞着,虽然每次当她的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她就像是在快利的刀上行走一样。王子说,她此后应该永远跟他在一起;因此她就得到了许可睡在他门外的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面。

    他叫人为她做了一套男子穿的衣服,好使她可以陪他骑着马同行。他们走过香气扑鼻的树林,绿色的树枝扫过他们的肩膀,鸟儿在新鲜的叶子后面唱着歌。她和王子爬上高山。虽然她纤细的脚已经流出血来,而且也叫大家都看见了,她仍然只是大笑,继续伴随着他,一直到他们看到云块在下面移动、像一群向遥远国家飞去的小鸟为止。

    在王子的宫殿里,夜里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就向那宽大的台阶走去。为了使她那双发烧的脚可以感到一点清凉,她就站进寒冷的海水里。这时她不禁想起了住在海底的人们。

    有一天夜里,她的姐姐们手挽着手浮过来了。她们一面在水上游泳,一面唱出凄怆的歌。这时她就向她们招手。她们认出了她;她们说她曾经多么叫她们难过。这次以后,她们每天晚上都来看她。有一晚,她遥远地看到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他们对她伸出手来,但他们不像她的那些姐姐,没有敢游近地面。

    王子一无比一天更爱她。他像爱一个亲热的好孩子那样爱她,但是他从来没有娶她为皇后的思想。然而她必须做他的妻子,否则她就不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而且会在他结婚的头一个早上就变成海上的泡沫。

    “在所有的人中,你是最爱我的吗?”当他把她抱进怀里吻她前额的时候,小人鱼的眼睛似乎在这样说。

    “是的,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王子说,“因为你在一切人中有一颗最善良的心。你对我是最亲爱的,你很像我某次看到过的一个年轻女子,可是我永远再也看不见她了。那时我是坐在一艘船上——这船已经沉了。巨浪把我推到一个神庙旁的岸上。有几个年轻女子在那儿作祈祷。她们最年轻的一位在岸旁发现了我,因此救了我的生命。我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是我在这世界上能够爱的唯一的人,但是你很像她,你几乎代替了她留在我的灵魂中的印象。她是属于这个神庙的,因此我的幸运特别把你送给我。让我们永远不要分离吧!”

    “啊,他却不知道我救了他的生命!”小人鱼想,“我把他从海里托出来,送到神庙所在的一个树林里。我坐在泡沫后面,窥望是不是有人会来。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姑娘——他爱她胜过于爱我。”这时小人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哭不出声来。“那个姑娘是属于那个神庙的——他曾说过。她永不会走向这个人间的世界里来——他们永不会见面了。我是跟他在一起,每天看到他的。我要照看他,热爱他,对他献出我的生命!”

    现在大家在传说王子快要结婚了,她的妻子就是邻国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为这事特别装备好了一艘美丽的船。王子在表面上说是要到邻近王国里去观光,事实上他是为了要去看邻国君主的女儿。他将带着一大批随员同去。小人鱼摇了摇头,微笑了一下。她比任何人都能猜透王子的心事。

    “我得去旅行一下!”他对她说过,“我得去看一位美丽的公主,这是我父母的命令,但是他们不能强迫我把她作为未婚妻带回家来!我不会爱她的。你很像神庙里的那个美丽的姑娘,而她却不像。如果我要选择新嫁娘的话,那未我就要先选你——我亲爱的、有一双能讲话的眼睛的哑巴孤女。”

    于是他吻了她鲜红的嘴唇,摸抚着她的长头发、把他的头贴到她的心上,弄得她的这颗心又梦想起人间的幸福和一个不灭的灵魂来。

    “你不害怕海吗,我的哑巴孤儿?”他问。这时他们正站在那艘华丽的船上,它正向邻近的王国开去。他和她谈论着风暴和平静的海,生活在海里的奇奇怪怪的鱼,和潜水夫在海底所能看到的东西。对于这类的故事,她只是微微地一笑,因为关于海底的事儿她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在月光照着的夜里,大家都睡了,只有掌舵人立在舵旁。这时她就坐在船边上,凝望着下面清亮的海水,她似乎看到了她父亲的王宫。她的老祖母头上戴着银子做的皇冠,正高高地站在王宫顶上;她透过激流朝这条船的龙骨了望。不一会,他的姐姐们都浮到水面上来了,她们悲哀地望着她,苦痛地扭著她们白净的手。她向她们招手,微笑,同时很想告诉她们,说她现在一切都很美好和幸福。不过这时船上的一个侍者忽然向她这边走来。她的姐姐们马上就沉到水里,侍者以为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白色的东西,不过只是些海上的泡沫。

    第二天早晨,船开进邻国壮丽皇城的港口。所有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号笛从许多高楼上吹来,兵士们拿着飘扬的旗子和明晃的刺刀在敬礼。每天都有一个宴会。舞会和晚会在轮流举行着,可是公主还没有出现。人们说她在一个遥远的神庙里受教育,学习皇家的一切美德。最后她终于到来了。

    小人鱼迫切地想要看看她的美貌。她不得不承认她的美了,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美的形体。她的皮肤是那么细嫩,洁白;在她黑长的睫毛后面是一对微笑的、忠诚的、深蓝色的眼珠。

    “就是你!”王子说,“当我像一具死尸躺在岸上的时候,救活我的就是你!”于是他把这位羞答答的新嫁娘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啊,我太幸福了!”他对小人鱼说,“我从来不敢希望的最好的东西,现在终于成为事实了。你会为我的幸福而高兴吧,因为你是一切人中最喜欢我的人!”

    小人鱼把他的手吻了一下。她觉得她的心在碎裂。他举行婚礼后的头一个早晨就会带给她灭亡,就会使她变成海上的泡沫。

    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传令人骑着马在街上宣布订婚的喜讯。每一个祭台上,芬芳的油脂在贵重的油灯里燃烧。祭司们挥着香炉,新郎和新娘互相挽着手来接受主教的祝福。小人鱼这时穿着丝绸,戴着金饰,托着新嫁娘的披纱,可是她的耳朵听不见这欢乐的音乐,她的眼睛看不见这神圣的仪式。她想起了她要灭亡的早晨,和她在这世界已经失去了的一切东西。

    在同一天晚上,新郎和新娘来到船上。礼炮响起来了,旗帜在飘扬着。一个金色和紫色的皇家帐篷在船中央架起来了,里面陈设得有最美丽的垫子。在这儿,这对美丽的新婚夫妇将度过他们这清凉和寂静的夜晚。

    风儿在鼓着船帆。船在这清亮的海上,轻柔地航行着,没有很大的波动。

    当暮色渐渐垂下来的时候,彩色的灯光就亮起来了,水手们愉快地在甲板上跳起舞来。小人鱼不禁想起她第一次浮到海面上来的情景,想起她那时看到的同样华丽和欢乐的场面。她于是旋舞起来,飞翔着,正如一只被追逐的燕子在飞翔着一样。大家都在喝采,称赞她,她从来没有跳得这么美丽。快利的刀子似乎在砍着她的细嫩的脚,但是她并不感觉到痛,因为她的心比这还要痛。

    她知道这是她看到他的最后一晚——为了他,她离开了她的族人和家庭,她交出了她美丽的声音,她每天忍受着没有止境的苦痛,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她能和他在一起呼吸同样空气的最后一晚,这是她能看到深沉的海和布满了星星的天空的最后一晚。同时一个没有思想和梦境的永恒的夜在等待着她——没有灵魂、而且也得不到一个灵魂的她。一直到半夜过后,船上的一切还是欢乐和愉快的。她笑着,舞着,但是她心中怀着死的思想。王子吻着自己的美丽的新娘:新娘抚弄着他的乌亮的头发。他们手搀着手到那华丽的帐篷里去休息。

    船上现在是很安静的了。只有舵手站在舵旁。小人鱼把她洁白的手臂倚在舷墙上,向东方凝望,等待着晨曦的出现——她知道,头一道太阳光就会叫她灭亡,她看到她的姐姐们从波涛中涌现出来了。她们是像她自己一样地苍白。她们美丽的长头发已经不在风中飘荡了——因为它已经被剪掉了。

    “我们已经把头发交给了那个巫婆,希望她能帮助你,使你今后不至于灭亡。她给了我们一把刀子。拿去吧,你看,它是多么快!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你得把它插进那个王子的心里去。当他的热血流到你脚上上时,你的双脚将会又联到一起,成为一条鱼尾,那么你就可以恢复人鱼的原形,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这儿的水里来;这样,在你没有变成无生命的咸水泡沫以前,你仍旧可以活过你三百年的岁月。快动手!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不是他死,就是你死了!我们的老祖母悲恸得连她的白发都落光了,正如我们的头发在巫婆的剪刀下落掉一样。刺死那个王子,赶快回来吧!快动手呀!你没有看到天上的红光吗,几分钟以后,太阳就出来了,那时你就必然灭亡!”

    她们发出一个奇怪的、深沉的叹息声,于是她们便沉入浪祷里去了。

    小人鱼把那帐篷上紫色的帘子掀开,看到那位美丽的新娘把头枕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亲了一吻,于是他向天空凝视——朝霞渐渐地变得更亮了。她向尖刀看了一跟,接着又把眼睛掉向这个王子;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嫁娘的名字。他思想中只有她存在。刀子在小人鱼的手里发抖。但是正在这时候,她把这刀子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万子沉下的地方,浪花就发出一道红光,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她再一次把她迷糊的视线投向这王子,然后她就从船上跳到海里,她觉得她的身躯在融化成为泡沫。

    现在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因为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人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

    “我将向谁走去呢?”她问。她的声音跟这些其他的生物一样,显得虚无缥缈,人世间的任何音乐部不能和它相比。

    “到天空的女儿那儿去呀!”别的声音回答说,“人鱼是没有不灭的灵魂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灵魂,除非她获得了一个凡人的爱情。她的永恒的存在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我们飞向炎热的国度里去,那儿散布着病疫的空气在伤害着人民,我们可以吹起清凉的风,可以把花香在空气中传播,我们可以散布健康和愉快的精神。三百年以后,当我们尽力做完了我们可能做的一切善行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就可以分享人类一切永恒的幸福了。你,可怜的个人鱼,像我们一样,曾经全心全意地为那个目标而奋斗。你忍受过痛苦;你坚持下去了;你已经超升到精灵的世界里来了。通过你的善良的工作,在三百年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

    小人鱼向上帝的太阳举起了她光亮的手臂,她第一次感到要流出眼泪。

    在那条船上,人声和活动又开始了。她看到王子和他美丽的新娘在寻找她。他们悲悼地望着那翻腾的泡沫,好像他们知道她已经跳到浪涛里去了似的。在冥冥中她吻着这位新嫁娘的前额,她对王子微笑。于是她就跟其他的空气中的孩子们一道,骑上玫瑰色的云块,升入天空里去了。

    “这样,三百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升入天国!”

    “我们也许还不须等那么久!”一个声音低语着,“我们无形无影地飞进人类的住屋里去,那里面生活着一些孩子。每一天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孩子,如果他给他父母带来快乐、值得他父母爱他的话,上帝就可以缩短我们考验的时间。当我们飞过屋子的时候,孩子是不会知道的。当我们幸福地对着他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三百年中减去一年;但当我们看到一个顽皮和恶劣的孩子、而不得不伤心地哭出来的时候,那末每一颗眼泪就使我们考验的日子多加一天。”

     皇帝的新装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那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同时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他们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机。

    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不称职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哎,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

    “啊,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老大臣说。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

    “嗯,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两个织工一起说。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还加上些名词儿。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时,可以照样背得出来。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办了。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更多的丝和金子,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机架上工作。

    过了不久,皇帝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的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

    “您看这段布美不美?”两个骗子问。他们指着一些美丽的花纹,并且作了一些解释。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对他们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是的,那真是太美了,”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以全副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您看这不漂亮吗?”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他装做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真美丽!真精致!真是好极了!”每人都随声附和着。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纽扣洞上的勋章;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在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点起16支蜡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们装做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

    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是袍子!这是外衣!”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所有的骑士们都说。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两个骗子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换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做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好了,只等陛下一出去,就可撑起来去游行!”典礼官说。

    “对,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装。那些将要托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拾起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夏日痴

     (“夏日痴”是丹麦人给雪花莲的俗名,以为雪花莲在冬天痴想夏天来了,所以在大雪天里开出花来)

    这正是冬天。天气是寒冷的,风是锐利的;但是屋子里却是舒适和温暖的。花儿藏在屋子里:它藏在地里和雪下的球根里。

    有一天下起雨来。雨滴渗入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花儿的球根,同时告诉它说,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不久一丝又细又尖的太阳光穿过积雪,射到花儿的球根上,把它抚摸了一下。

    “请进来吧!”花儿说。

    “这个我可做不到,”太阳光说。“我还没有足够的气力把门打开。到了夏天我就会有气力了。”

    “什么时候才是夏天呢?”花儿问。每次太阳光一射进来,它就重复地问这句话。不过夏天还早得很。地上仍然盖着雪;每天夜里水上都结了冰。

    “夏天来得多么慢啊!夏天来得多么慢啊!”花儿说。“我感到身上发痒,我要伸伸腰,动一动,我要开放,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那才痛快呢?”

    花儿伸了伸腰,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已经被水浸得很柔软,被雪和泥土温暖过,被太阳光抚摸过。它从雪底下冒出来,绿梗子上结着淡绿的花苞,还长出又细又厚的叶子——它们好像是要保卫花苞似的。雪是很冷的,但是很容易被冲破。这时太阳光射进来了,它的力量比从前要强大得多。

    花儿伸到雪上面来了,见到了光明的世界。“欢迎!欢迎!”每一线阳光都这样唱着。

    阳光抚摸并且吻着花儿,叫它开得更丰满。它像雪一样洁白,身上还饰着绿色的条纹。它怀着高兴和谦虚的心情昂起头来。

    “美丽的花儿啊!”阳光歌唱着。“你是多么新鲜和纯洁啊!你是第一朵花,你是唯一的花!你是我们的宝贝!你在田野里和城里预告夏天的到来!——美丽的夏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冷风将会被驱走!我们将统治着!一切将会变绿!那时你将会有朋友:紫丁香和金链花,最后还有玫瑰花。但是你是第一朵花——那么细嫩,那么可爱!”

    这是最大的愉快。空气好像是在唱着歌和奏着乐,阳光好像钻进了它的叶子和梗子。它立在那儿,是那么柔嫩,容易折断,但同时在它青春的愉快中又是那么健壮。它穿着带有绿条纹的短外衣,它称赞着夏天。但是夏天还早得很呢:雪块把太阳遮住了,寒风在花儿上吹。

    “你来得太早了一点,”风和天气说。“我们仍然在统治着;你应该能感觉得到,你应该忍受!你最好还是待在家里,不要跑到外面来表现你自己吧。时间还早呀!”

    天气冷得厉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一直没有一丝阳光。对于这样一朵柔嫩的小花儿说来,这样的天气只会使它冻得裂开。但是它是很健壮的,虽然它自己并不知道。它从快乐中,从对夏天的信心中获得了力量。夏天一定会到来的,它渴望的心情已经预示着这一点,温暖的阳光也肯定了这一点。因此它满怀信心地穿着它的白衣服,站在雪地上。当密集的雪花一层层地压下来的时候,当刺骨的寒风在它身上扫过去的时候,它就低下头来。

    “你会裂成碎片!”它们说,“你会枯萎,会变成冰。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你为什么要受诱惑呢?阳光骗了你呀!你这个夏日痴!”

    “夏日痴!”有一个声音在寒冷的早晨回答说。

    “夏日痴!”有几个跑到花园里来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说。

    “这朵花是多么可爱啊,多么美丽啊!它是唯一的头一朵花!”

    这几句话使这朵花儿感到真舒服;这几句话简直就像温暖的阳光。在快乐之中,这朵花儿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已经被人摘下来了。它躺在一个孩子的手里,孩子的小嘴吻着,带它到一个温暖的房间里去,用温柔的眼睛观看,并浸在水里——因此它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和生命。这朵花儿以为它已经进入夏天了。

    这一家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刚刚受过坚信礼。她有一个亲爱的朋友;他也是刚刚受过坚信礼的。“他将是我的夏日痴!”她说。她拿起这朵柔嫩的小花,把它放在一张芬芳的纸上,纸上写着诗——关于这朵花的诗。这首诗是以“夏日痴”开头,也以“夏日痴”结尾的。“我的小朋友,就作一个冬天的痴人吧!”她用夏天来跟它开玩笑。是的,它的周围全是诗。它被装进一个信封。这朵花儿躺在里面,四周是漆黑一团,它正如躺在花球根里的时候一样。这朵花儿开始在一个邮袋里旅行,它被挤着,压着。这都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任何旅程总是有一个结束的。

    旅程完了以后,信就被拆开了,被那位亲爱的朋友读着。他是那么高兴,他吻着这朵花儿;把花儿跟诗一起放在一个抽屉里。抽屉里装着许多可爱的信,但就是缺少一朵花。它正像太阳光所说的,那唯一的、第一朵花。它一想起这事情就感到非常愉快。

    它可以有许多时间来想这件事情。它想了一整个夏天。漫长的冬天过去了,现在又是夏天。这时它被取出来了。不过这一次那个年轻人并不是十分快乐的。他一把抓着那张信纸,连诗一道扔到一边,弄得这朵花儿也落到地上了。它已经变得扁平了,枯萎了,但是它不应该因此就被扔到地上呀。不过比起被火烧掉,躺在地上还算是很不坏的。那些诗和信就是被火烧掉的。究竟为了什么事情呢?嗨,就是平时常有的那种事情。这朵花儿曾经愚弄过他——这是一个玩笑。她在六月间爱上了另一位男朋友了。

    太阳在早晨照着这朵压迫了的“夏日痴”。这朵花儿看起来好像是被绘在地板上似的。扫地的女佣人把它捡起来,把它夹在桌上的一本书里。她以为它是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落下来的。这样,这朵花儿就又回到诗——印好的诗——中间去了。这些诗比那些手写的要伟大得多——最低限度,它们是花了更多的钱买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那本书立在书架上。最后它被取下来,翻开,读着。这是一本好书:里面全是丹麦诗人安卜洛休斯·斯杜卜[注:安卜洛休斯·斯杜卜(Ambrosiub,1705—1758),抒情诗人,其作品一直被人忽视,直到1850年才引起重视]所写的诗和歌。这个诗人是值得认识的。读这书的人翻着书页。

    “哎呀,这里有一朵花!”他说,“一朵‘夏日痴’!它躺在这儿决不是没有什么用意的。可怜的安卜洛休斯·斯杜卜!他也是一朵‘夏日痴’,一个‘痴诗人’!他出现得太早了,所以就碰上了冰雹和刺骨的寒风。他在富恩岛上的一些大人先生们中间只不过像是瓶里的一朵花,诗句中的一朵花。他是一个‘夏日痴’,一个‘冬日痴’,一个笑柄和傻瓜;然而他仍然是唯一的,第一个年轻而有生气的丹麦诗人。是的,小小的‘夏日痴’,你就躺在这书里作为一个书签吧!把你放在这里面是有用意的。”  这朵“夏日痴”于是便又被放到书里去了。它感到很荣幸和愉快。因为它知道,它是一本美丽的诗集里的一个书签,而当初歌唱和写出这些诗的人也是一个“夏日痴”,一个在冬天里被愚弄的人。这朵花儿懂得这一点,正如我们也懂得我们的事情一样。

    这就是“夏日痴”的故事。

    癞蛤蟆

    井很深,所以井绳就很长,人们把水桶拉出井边的时候,滑轮几乎无法转动。太阳永远照不到井底,不管井水多么清澈,阳光也不能将影子在水面上倒映出来。但是只要是它能照到的地方,石缝中间便有绿苔生长出来。

    这儿住着一个癞蛤蟆家族,是从外面迁来的。他们实在是跟着老癞蛤蟆妈妈头朝下跌进来的,老癞蛤蟆妈妈现在还活着。那些老早便在这里落户,在井里游来游去的青蛙承认和他们是亲戚,把他们称为”井客”。他们打算在这里长住下去,在那些他们称之为潮湿井石的干地方生活,他们觉得很舒服。

    青蛙妈妈出门旅行过一次,当水桶提上去的时候,她跑到了桶里。但是外边光线太亮了,刺得她眼睛生疼。幸运的是,她跳出了桶,噗的一声便狠狠地落到了水里,跌得她背疼,躺了三天。关于上面的世界,她讲不出多少来,但是她知道,大伙儿也都知道,井并不是整个世界。癞蛤蟆妈妈当然可以谈出一点什么来,可是有人问起她来时,她从来不回答。于是大伙儿也就不问了。

    “她又肥又丑,又胖又叫人恶心!”小青蛙说道,”她的孩子也一样怪模怪样。”

    “很可能是这样!”癞蛤蟆妈妈说道,”但是这些孩子当中有一只头上有颗宝石①,要不然就是镶在我头上。”

    ①这是丹麦的民间传说。安徒生说过,他小时候听一位老妇人讲过癞蛤蟆头上有宝石的故事。

    青蛙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话,所以他们就做了个鬼脸,跳回井底去了。可是,小癞蛤蟆却骄傲地伸直了他们的后腿。他们都以为自己有宝石,所以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最后,他们发问了,问为什么而感到骄傲,一颗宝石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种很美很值钱的东西,”癞蛤蟆妈妈说道,”我都无法形容它;它是一种人们自己戴着高兴,而旁人嫉妒的东西。不过别问了,我是不回答的。”

    “是啊,我没有宝石,”最小的那只癞蛤蟆说道;这只癞蛤蟆要多丑便有多丑。”为什么我要有这种可以炫耀的东西?要是它引起别人的嫉妒,自然就不会让我高兴!不,我只希望有朝一日跑到井边往外看看。外边一定是很美的。”

    “还是呆在你该呆的老地方吧!”老癞蛤蟆说道,”你知道,你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可得小心那桶,它要压碎你的!要是你真的掉了进去,那你也会摔出来的。并不是大家都像我这样跌得这么幸运,保住了前脚后腿,卵也没有破碎!””呱!”小家伙说道。这就和我们人类喊一声”呀”一样。他非常想到井边往外看看,产生了看看上边那片绿东西的渴望。第二天早晨,当装满了水的桶被提上去、在小癞蛤蟆坐着的那块井石前偶然停了一下的时候,小家伙心里激动起来,他跳进了盛满水的桶里,沉到桶底,接着桶被提了上去,水被倒出来。

    “呸,倒霉!”看见了他的那个年轻小伙子说道。”这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东西!”于是他用木鞋踢了癞蛤蟆一脚,他差不多被踢瘫了,不过他还是逃到了那高大的荨麻丛中去了。他看见一根麻秆挨着一根麻秆,它还往上看。太阳照在叶子上,叶子完全是透明的。对他来讲就像我们人类钻进了大树林里,太阳照在树枝叶子上一样。

    “这边比在井里好得多了!我真想在这里度过一生呢!”小癞蛤蟆说道。他在那里蹲了一个钟头,蹲了两个钟头!”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那我试试再跑远一点!”他使了最大的力气爬了起来,来到了路上。在他横穿大道的时候,太阳照射着他,灰尘扑到了他的身上。

    “这才算真正到了干地,”小癞蛤蟆说道,”我得到的好处可以说是太多了,浑身太舒服了!”

    接着他爬到了路边的沟旁上。这里长着勿忘我花和绣线菊。旁边是一道接骨木和山楂矮丛连结成的篱笆;”玛利亚的白色内衣袖”②缠绕在上面。这里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景致;这儿还飞着一只蝴蝶;小癞蛤蟆以为这是一朵挣脱枝子为了更好地看看世界的花儿。这自然是很合理的。

    ②研究安徒生作品的丹麦专家们认为这是指田旋花。

    “要是我能像它那样到处转悠,”小癞蛤蟆说道,”呱!啊!多美呀!”

    他在沟那边呆了八天八夜,他不缺食物。到了第九天,他想:”再往前走吧!”——可是还能再有什么更美的东西呢?也许碰到一只小癞蛤蟆,或许几只青蛙。昨夜风里夹杂着一种声音,好像说有”同胞”在附近似的。

    “活着真美!从井底下上来,躲在荨麻里,沿着尘土飞扬的道上爬,又在潮湿的沟里休息!不过还要再往前走!看看是不是能找到青蛙或者一只小癞蛤蟆,这是不能缺少的,光有大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他又游荡起来。

    他来到田野里一个四周长着灯芯草的大池塘旁,下去探了一探。

    “这儿对您一定太潮湿了吧?”青蛙说道。”不过很欢迎您!——您是一位男士还是一位女士?不过全都一样,我们一样欢迎您。”

    接着他被邀请去参加晚间的音乐会——家庭音乐会:大家极为高兴,声音却很微弱;这我们都熟悉。会上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只可任意喝饮料,要是他们有本事的话,可以喝一整池塘水。

    “我要继续往前走!”小癞蛤蟆说道。他总是渴望有更好的东西。

    他看见星星闪光,又大又明亮;他看到了新月在闪光。他看到太阳升起来,越升越高。

    “我一定还在井里,在一个大一些的井里,我得爬上去!我有一种不安,一种渴望!”在月亮又圆又满的时候,这可怜的小动物心想:”那该不是一只放下来的桶吧,我可以跳进去高高升上去!要不然太阳便是那大桶?它多大、多亮哟,它可以把我们全都装进去。我一定要注意机会!哦,我的头多亮啊!我不相信宝石会更亮一些!不过我没有宝石,也不为它而哭。不,高高升到光明和快乐中去吧!我确信,但又害怕,——这是很难迈出的一步!不过非迈不可!前进!顺着大道走吧!”

    他迈步向前,尽一个爬行动物最大的努力向前。于是他来到人类居住的大道上了,道旁有花园和菜地,他在一个菜园子边上休息。

    “这里有多少我从来不知道的生灵啊!世界多大、多幸福啊!不过我也得深入看看,不能总厮守在一个地方。”因此他跳进了菜园子里。”多么绿啊!多么漂亮啊!”

    “这我当然知道!”花菜叶子上的一条毛毛虫说道。”我的叶子是这里面最大的!它遮住了半个世界,不过没有那半个世界我也不在乎。”

    “格!格!”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接着走来了几只母鸡,她们在菜园子里一摇一摆地走着。走在最前面的那一只是远视眼,她看到了绉菜叶子上的毛毛虫,便啄了一下。于是毛毛虫落到了地上,扭着卷缩起来。母鸡先用一只眼睛看了看他,接着又换了一只眼看他,因为她不知道这卷着的东西会耍什么花招。

    “他绝对不怀好意!”这只母鸡想道,她抬起了头又啄了一口。小癞蛤蟆害怕极了,他竟爬向那只母鸡。

    “他还有救援部队!”母鸡说道。”瞧这爬虫!”于是她转过身子。”我不稀罕那一小口绿食,他只会使我的嗓子痒!”其他的母鸡也持同样的看法,接着她们走开了。

    “我一扭一卷便逃脱了!”毛毛虫说。”有主见是很对的。但是最困难的事还在后头,我怎么能够回到花菜叶子上去。它在哪里?”

    小癞蛤蟆爬过来,表示愿意帮忙。他很高兴由于自己丑陋而把鸡吓跑了。

    “您是什么意思?”毛毛虫问道。”您明知道我是靠自己一扭一缩逃脱的。看着您令人非常不舒服!我总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独自呆着吧?我现在嗅到了花菜的味道了!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叶子上了!再没有比呆在自己的地盘上更美的事了。但是我还要爬得更高一些!”

    “是啊,更高一些!”小癞蛤蟆说道。”他的感觉和我一样!但是他的心情不好,大概是吓坏了。我们都要爬得更高一些!””他们住得多高呀!”小癞蛤蟆想道。”他们能上到那么高的地方!”

    在农舍里住着两个年轻的大学生。一个是诗人,另一个研究自然科学。一个为上帝创造的一切及他心中的感受而欢乐地歌颂和写作,他用简短、明了、丰富、和谐的诗文歌唱一切。另外一个则把握住事物的本身,若是需要的话,是啊,还解剖分析一番。他把上帝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一道算术题,又减又乘,把它背得烂熟,然后用理智的语言来说明。他的理智是全面的,他欢乐地、明智地谈论事物。两人都是很好很乐观的人。

    “你看那儿有一个完整的癞蛤蟆标本!”研究自然科学的那一位说道,”我得把它泡在酒精里!”

    “你不是已经有两个了吗?”诗人说道,”让他安静地呆着,享受享受生活吧!””可是他丑得那么可爱。”另一人说道。”是啊,要是能在他的头里找到宝石,”诗人说道,”我就想和你一起剖开它!”

    “宝石!”另一个说道,”你挺懂自然史的!”

    “可是,民间不是流传着那么一个美丽的说法吗?最丑最丑的动物癞蛤蟆,往往在自己的头里保存着最有价值的宝石。人是不是也这样?伊索③,还有苏格拉底④都有一颗很了不起的宝石,不是吗?”

    ③④伊索(生活在6世纪),希腊寓言作家;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古希腊哲学家,相传这两人都长得很丑。

    癞蛤蟆没有听到过更多的事情,他对听到的连一半也不懂。两个朋友走开了,他逃脱了,没有被泡到酒精里。

    “他们也在谈宝石!”小癞蛤蟆说道。”幸好我没有宝石,否则我可要受罪了!”

    这时农舍的顶上又传来了叽里咕噜的声音。鹳爸爸在为全家演讲,他斜眼望着菜园子里的那两个年轻人。

    “人是最自高自大的动物!”鹳说道。”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是到头来他们却连个像样的嘟嘟都打不出来。他们卖弄他们说话的本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倒真不错。只要我们旅行一天,他们的语言便不中用,那边的人便听不懂了;这个人听不懂那个人的话。我们的语言全世界通行,在丹麦在埃及都行。而且人也不会飞!他们乘一种他们发明的东西上路,他们把它叫做’铁路’,可是他们在那里也常常折断脖子。我一想起这些不禁嘴就哆嗦起来;世界可以没有人。我们可以没有他们!我们只要有青蛙有蚯蚓就够了!”

    “这真是一篇漂亮的演讲!”小癞蛤蟆想道。”他是多么伟大啊!瞧他坐得多高!我还没有见过谁能坐得这么高。瞧他游得多妙!”当鹳张开翅膀在空中飞了起来的时候,他这么喊了起来。

    鹳妈妈在窝里讲话,讲埃及的国土,讲尼罗河的水,讲外国的那些无比美好的烂泥。对小癞蛤蟆来讲,这一切都那么新鲜,又那么有趣。

    “我得到埃及去!”他说道。”鹳要是能带上我就好了,或者他们的一个孩子也行。我可以在他们结婚的日子给他们帮工来报答它。是啊,我去埃及,因为我很幸运!那种渴望和兴趣我都有,比头里有一颗宝石要好得多。”

    他真有那么一颗宝石:永无止境的渴望和兴趣,向上,不停地向上!这颗宝石在他的头里发光,在欢快中闪耀发光。接着鹳来了。他看见这只小癞蛤蟆在草里,便冲了下来,一点儿不客气地叼住这小动物。鹳用嘴紧紧地咬住他,风呼呼响,这使他很不舒服,但是他朝上去了,飞向埃及,他知道,因此他的眼睛在闪光,就好像冒出了一颗火星:

    “呱,啊!”

    他的身躯死了,小癞蛤蟆被掐死了。可是他的眼里冒出的那颗火星,到哪里去了呢?

    太阳光把他摄走了。太阳光带走了小癞蛤蟆头上的宝石。但带到哪里去了?

    你别去问那位研究自然的人,去问诗人好一点儿。他会把他的事当作童话讲给你,童话里还讲到毛毛虫,也会讲到鹳的一家。想想看!毛毛虫变了形,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鹳的一家飞过万水千山,飞向遥远的非洲,可是他们却能找到最短的途径回到丹麦国土,回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屋顶上!是啊,简直太像童话了,可是却又是真的!你也可以去问那位研究自然的人,他只得承认这个事实,你自己也知道,因为你已经看到了。

    ——可是癞蛤蟆头里的宝石呢?

    问问太阳,看你能不能做到!

    光线当然是太耀眼了。我们还没有一双能够看到上帝创造的一切胜景的眼睛,但是我们会有的,那是最美丽的童话!因为里面有我们自己。

    普希金

    渔夫与金鱼

    从前有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蓝色的大海边,他们住在一所破旧的泥棚里,整整有三十又三年。

    老头儿撒网打鱼。老太婆纺纱结线。有一次老头儿向大海撒下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他又撒下第三次网,这次网到了一条鱼,不是一条平常的鱼,是条金鱼。金鱼苦苦地哀求!她用人的声音讲着话:“老爷爷,您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给您贵重的报酬:为了赎回我自己,您要什么都可以。”

    老头儿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他打鱼打了三十又三年,从没有听说鱼会讲话。他放了那条金鱼,还对她讲了几句亲切的话:“上帝保佑你,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老头儿回到老太婆哪儿去,告诉她这桩天大的奇事。“今天我捕到一条鱼,不是平常的鱼,是条金鱼;这条金鱼会跟我们人一样讲话。她求我把她放回蔚蓝的大海,愿用最值钱的东西来赎回她自己:为了赎得自由,我要什么她都依。我不敢要她的报酬,就这样把她放回蔚蓝的大海里。”

    老太婆指着老头儿就骂:“你这傻瓜,真是个老糊涂!不敢拿金鱼的报酬!哪怕是要只木盆也好,我们的那只已经破得不成样啦。”

    于是老头儿走向蓝色的大海,看到大海微微起着波澜。老头儿就对金鱼叫唤,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你要什么呀,老爷爷?”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行行好吧,金鱼,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一顿,不让我这老头儿安宁。她要一只新的木盆,我们的那只已经破得不能再用。”

    金鱼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你们马上会有一只新木盆。”老头儿回到老太婆那儿,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

    老太婆却骂得更厉害:“你这傻瓜,真是个老糊涂!真是个老笨蛋,你只要了只木盆。木盆能值几个钱?滚回去,老笨蛋,再到金鱼那儿去,对她行个礼,向她要座木房子。”于是老头儿又走向蓝色的大海(蔚蓝的大海翻动起来)。老头儿就对金鱼叫唤,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行行好吧,金鱼!老太婆把我骂得更厉害,她不让我老头儿安宁,唠叨不休的老婆娘要座木房。”金鱼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就这样吧:你们就会有一座木房。”

    老头儿走向自己的泥棚,泥棚已变得无影无踪;他前面是座有敞亮房间的木房,有砖砌的白色烟囱,还有橡木板的大门,老太婆坐在窗口下,指着丈夫破口大骂:“你这傻瓜,十十足足的老糊涂!老混蛋,你只要了座木房!快滚,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愿再做低贱的老太婆,我要做世袭的贵妇人。”

    老头儿走向蓝色的大海(蔚蓝的大海骚动起来)。老头儿又对金鱼叫唤,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你要什么呀,老爷爷?”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行行好吧,金鱼!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大,她不让我老头儿安宁。她已经不愿意做庄稼婆,她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金鱼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

    老头儿回到老太婆那儿。他看到什么呀?一座高大的楼房。他的老太婆站在台阶上,穿着名贵的黑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锦绣的头饰,脖子上围满珍珠,两手戴着嵌宝石的金戒指,脚上穿了双红皮靴子。勤劳的奴仆们在她面前站着,她鞭打他们,揪他们的额发。老头儿对他的老太婆说:“您好,高贵的夫人!想来,这回您的心总该满足了吧。”

    老太婆对他大声呵叱,派他到马棚里去干活。过了一星期,又过一星期,老太婆胡闹得更厉害,她又打发老头到金鱼那儿去。“给我滚,去对金鱼行个礼,说我不愿再做贵妇人,我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老头儿吓了一跳,恳求说:“怎么啦,婆娘,你吃了疯药?你连走路、说话也不像样!你会惹得全国人笑话。”老太婆愈加冒火,她刮了丈夫一记耳光。“乡巴佬,你敢跟我顶嘴,跟我这世袭贵妇人争吵?——快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你不去,也得押你去。”

    老头儿走向海边(蔚蓝的大海变得阴沉昏暗)。他又对金鱼叫唤,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你要什么呀,老爷爷?”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行行好吧,金鱼,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她不愿再做贵妇人,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金鱼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好吧,老太婆就会做上女皇!”老头儿回到老太婆那里。

    怎么,他面前竟是皇家的宫殿,他的老太婆当了女皇,正坐在桌边用膳,大臣贵族侍候她。给她斟上外国运来的美酒。她吃着花式的糕点,周围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士,肩上都扛着锋利的斧头。老头儿一看——吓了一跳!连忙对老太婆行礼叩头,说道:“您好,威严的女皇!好啦,这回您的心总该满足了吧。”

    老太婆瞧都不瞧他一眼,吩咐把他赶跑。大臣贵族一齐奔过来,抓住老头的脖子往外推。到了门口,卫士们赶来,差点用利斧把老头砍倒。人们都嘲笑他:“老糊涂,真是活该!这是给你点儿教训:往后你得安守本分!”

    过了一星期,又过一星期,老太婆胡闹得更加不成话。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他们找到了老头把他押来。老太婆对老头儿说:“滚回去,去对金鱼行个礼。我不愿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我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让我生活在海洋上,叫金鱼来侍侯我,叫我随便使唤。”

    老头儿不敢顶嘴,也不敢开口违拗。于是他跑到蔚蓝色的海边,看到海上起了昏暗的风暴:怒涛汹涌澎湃,不住的奔腾,喧嚷,怒吼。老头儿对金鱼叫唤,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行行好吧,鱼娘娘!我把这该死的老太婆怎么办?她已经不愿再做女皇了,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她好生活在汪洋大海,叫你亲自去侍侯她,听她随便使唤。”

    金鱼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尾巴在水里一划,游到深深的大海里去了。老头儿在海边久久地等待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只得回去见老太,一看:他前面依旧是那间破泥棚,她的老太婆坐在门槛上,她前面还是那只破木盆。

    伊索

    北风和太阳

    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 are good friends. But one day they quarrel about something.
    北风和太阳是好朋友。但是有一天他们为了一件事争吵了。

    “I am stronger than you,” the cold north wind says.
    寒冷的北风说:“我比你强壮。”

    “Indeed you are not. I’m stronger than you.” answer the soft, warm sun.
    “你的确不是。我比你强壮。”柔和温暖的太阳回答。

    Just then they see a man walking along the road.
    就在这时,他们看见一个人在路上走着。

    “I can get that man’s hat off his head,” the wind says.
    “我可以把那个人的帽子从他头上摘下来,”风说。

    “I can get that man’s hat off his head, too,” answers the sun.
    “我也可以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太阳回答。

    “Then let’s see who can get the man’s hat off his head,” says the wind. “The one who can do that first is stronger.”
    “那么,让我们看看谁能把这个人的帽子从头上取下来,”风说。“谁先做到,谁就更强大。”

    “OK! You try it first,” says the soft, warm sun.
    “好的!你先来。”温柔温暖的太阳说。

    “All right!” So the north wind begins to blow.
    “好吧!”于是北风开始吹。

    But the harder the wind blows, the tighter the man holds his hat and coat. The wind can’t make him take them off.
    但是风刮得越猛,这个人就把他的帽子和外套抓得越紧。风不能让他把帽子取下来。

    “It is my turn now,” the sun says. So the sun comes out and shines down warmly upon the man.
    “现在轮到我了,”太阳说。于是太阳出来了,温暖地照在这个人身上。

    The man feels hot. He takes off his hat first, and then even his coat.
    这个人觉得热了。他先脱下帽子,然后连外衣也脱了。

    “That’s enough! You are stronger than I.” the wind says.
    “好吧!你比我强壮。”风说。

  •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改编版)

    天空中除了地球、木星、火星、金星这几个有名称的大行星以外,还有数以百计别的星球,它们有的小得很,就是用望远镜也很难看见。当一个天文爱好者发现了其中一个星球,他不会给它一个名字,而是给它编上一个号码,例如把它称做“325小行星”。
    小王子所在的那个星球是小行星612,比一座房子大不了多少。

    在小王子居住的星球上,也和别的星球一样,存在着好的植物和坏的植物,因此,也就存在来自好的植物的好的种子,和来自坏的植物的坏的种子。但是,我们是看不见种子的。
    它们安静地沉睡在泥土中,直到其中的一粒忽然想要苏醒过来……于是它就伸展开身子,先是害羞地朝着太阳长出一棵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萝卜或是玫瑰的嫩苗,就任由它去恣意地生长。如果是一棵坏苗,一旦被辨认出来,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

    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非常可怕的种子……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这种种子多得成灾,它们会入侵整个星球的土地。而一棵猴面包树苗,假如你拔得太迟,就再也无法把它清除掉。它会盘踞整个星球。它会长出很多树根。如果星球很小,而猴面包树很多,它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

    每天早上洗漱完毕以后,小王子必须非常仔细地给星球做清洁和打扮,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与玫瑰苗长得差不多,一旦你把它们认出来,就要把它拔掉。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但也很容易。”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只有一圈花瓣的很普通的花。这些花非常小,一点也不占地方,从来也不会去打搅任何人。她们早晨在草丛中开放,晚上就平静地凋谢了。但是突然有一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长出了一种新的花朵。小王子特别仔细地监视着这棵与星球上其他任何植物都不同的小苗,它说不定是一种新的猴面包树。

    但是,这棵小苗不久就不再长了,而是开始冒出了花苞,孕育了一个花朵。看到花苞长出一个很大的花蕾,小王子相信它一定会开出一朵出奇漂亮的花。然而这朵花藏在它那绿茵茵的房间里,迟迟不肯露出美丽的容颜,她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她精心挑选她将来的颜色,慢腾腾地装扮着,一片片地调整花瓣的位置,她不希望自己仿佛野地里的虞美人那样一出世就满脸皱纹。她要让自己光艳夺目地来到世间。是的,她是非常在乎漂亮的。她用很多天时间天仙般地梳妆打扮。然后,在一天的早晨,恰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她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她已经精细地做了那么长的准备工作,却打着哈欠说道:“真不好意思呀……我刚刚起床……瞧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

    小王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心情:“哦,你真漂亮!”

    “当然了,”花儿悠然自得地回应说,“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

    小王子非常容易地就能看出这花儿不太谦虚,可是她确实漂亮动人。

    片刻之后,她补充说道:“我想现在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吧,不知您是否可以帮我……”

    小王子很不好意思,赶紧拿来喷壶,打来了一壶清清的凉水,浇灌着花儿。

    于是,就这样,这朵花儿就以她那有点敏感多疑的虚荣心开始折磨着小王子。例如,有一天,她对小王子讲起她身上长的四根刺:“老虎要来就来吧,我可不怕它的爪子!”

    “在我这个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轻声反对说,“而且,老虎是不会吃草的。”

    “我并不是草呀。”花儿娇柔地说。

    “真对不起……”

    “我并不怕什么老虎,可我讨厌风产生的气流。你有没有屏风?”

    小王子思忖着:“讨厌风……这对一株植物来说,真不走运,这朵花儿的心事太复杂了……”

    “晚上我希望您能把我放到一个玻璃罩里面。你这地方太冷。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

    但她没有说下去。她来的时候是颗种子。她哪里见过什么别的地方。如此天真的谎言差点被小王子拆穿,她有点羞怒,立刻假装咳嗽了两三声。这么做是要小王子处于有过失的地位,她说:“屏风呢?”

    “你刚才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准备去拿……”

    于是花儿放开嗓门咳嗽了几声,就是要使小王子后悔自己的过失。

    所以,小王子本来诚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可是,这一来,却使他马上对她产生了怀疑。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得太认真,这让他很苦恼。

    一群野生鸟类正在迁徙,小王子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离开自己的星球。在他出发的那天清晨,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它上头的活火山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有两个活火山,早上热早餐很方便。他还有一座死火山。“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清呢!”所以,他也把它打扫干净。他想,说不定以后它还会活动呢!清理干净了,它就可以慢慢地、有规律地燃烧,而不会突然喷发。火山喷发就像烟囱里的火焰一样。

    小王子带着沮丧的心情,还把剩下的最后几棵猴面包树苗全拔了。他以为他再也不会想回来了。但是,在那个最后的早晨,所有这些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使他感到特别珍贵。当他最后一次浇花时,准备把她放到玻璃罩里面保护起来时。他觉得自己马上要哭出来了。

    “再见了。”他对花儿说道。

    可是花儿没有回应。

    “再见了。”他又说了一遍。

    花儿咳嗽了一阵,但并不是由于感冒。

    她终于对他说道:“过去我真傻。请你原谅我。希望你能幸福。”

    花儿居然没有责怪他,小王子感到很惊讶。他举着罩子,不知所措地伫立在那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恬静。

    “的确,我爱你,”花儿对他说道,“但由于我的过错,你一直都不知道我爱你。这已经不重要了。不过,你也和我一样的笨。希望你今后能幸福。把罩子放在一边吧,我用不着它了。”

    “要是风来了怎么办?”

    “我的感冒并不那么重……夜晚的凉风对我倒有好处。我是一朵花。”

    “要是有虫子野兽呢?”

    “我想认识蝴蝶,所以忍受不了两三只毛毛虫的存在是不行的。听说那些蝴蝶看起来非常美丽。如果没有蝴蝶和毛毛虫,还有谁来看我呢?你就要到远方去了。至于大动物,我并不怕,我有我的爪子。”

    于是,她天真地显露出她那四根刺,随后又说道:“别这么磨蹭了。你既然决定离开这儿,就不要让我难过,那么,快走吧!”

    她这样说是因为怕小王子看见她流泪。她可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

    他发现邻近自己的星球还有小行星325、326、327、328、329和330。因此,小王子通过拜访这些邻居星球,开始了他的远行,这样做是为了找到合适的职业,也为了增长知识。

    小王子拜访的第一颗小行星上住着一个国王。国王穿着用紫色貂皮装饰的大袍子,坐在很简单却又十分威严的宝座上。

    “啊!来了一个子民。”国王看见小王子时,惊喜地喊了起来。

    小王子疑惑:“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呢?”

    他不知道,对于一个国王来说,世界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子民。

    国王十分自豪,因为他终于成了某个人的国王,他对小王子说:“走近些,让我好好看看你。”

    小王子看看四周,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可是整个星球被国王华丽的貂皮长袍占满了。小王子只好继续站在那里,但是他太累了,他打起哈欠来。

    国王对他说:“在一个君主面前打哈欠是违反礼仪的。我禁止你打哈欠。”

    “我实在忍不住,”小王子羞愧地说,“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还没有睡觉呢。”

    “那好吧,我命令你打哈欠。”国王说,“好些年来我没有看见过别人打哈欠。对我来说,打哈欠倒是新奇的事。来吧,再打几个哈欠!这是命令。”

    “这倒叫我有点害怕……我打不出哈欠来了……”小王子低声说,他现在感觉很窘迫。

    “嗯!嗯!”国王回答,“那么我……命令你有时候可以打哈欠,有时候……”

    他嘟嘟囔囔,似乎有点恼怒。

    国王最在意的是要保持他的权威受到尊重。他不能容忍别人违抗命令。他是一位绝对的君主。可是,他却很善良,他下的命令都是合情合理的。

    他给小王子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我命令一位将军变成海鸟,而这位将军并没有服从我的命令,那么这就不是将军的过错,而是我的过错。”

    小王子腼腆地试探道:“我可以坐下吗?”

    “我命令你坐下。”国王一边回答,一边庄重地把他那貂皮长袍挪动了一下。

    可是小王子感到很奇怪。这么小的行星,国王有什么需要进行统治呢?

    他对国王说:“陛下……请原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国王急忙抢着说道:“我命令你问我一个问题。”

    “陛下……你在统治什么呢?”

    国王简单明了地说:“我统治一切。”

    “一切?”

    国王轻轻地用手指着他的行星和其他的行星,以及所有的星星。

    小王子问道:“统治这一切?”

    “统治这一切。”

    看来他不仅是一个绝对的君主,而且是整个宇宙之王。

    “那么,星星都听话吗?”

    “那当然!”国王对他说,“它们立即就得服从纪律。我不允许反抗。”

    这样的权力使小王子惊叹不已。如果他掌握了这样的权力,那么,他一天就能够不只是看到四十三次日落,而可以看到七十二次,甚至一百次,或是二百次日落,也不必要去挪动椅子了!由于他想起了他那被遗弃的小星球,心里有点难过,他鼓起勇气向国王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想看日落,请求您……命令太阳落山吧……”

    国王说:“假如我命令一个将军像蝴蝶那样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或者命令他写作一部悲剧,或者变成一只海鸟,而这位将军接到命令不执行的话,那么,是谁的错误呢?”

    “是您的错。”小王子肯定地回答。

    “一点也不错,”国王接着说,“向每个人提出的要求应该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权威首先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如果命令你的百姓去跳海,他们就会发起革命。我有权要求别人服从,是因为我的命令是合理的。”

    “那么我提出的日落呢?”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他是不会忘记这个问题的。

    “你会看到日落的。我会命令太阳落山的,不过按照科学统治方式,我得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小王子问。

    国王翻阅了一本厚厚的日历,一边慢慢说道:“嗯!嗯!日落大约……大约……在今晚七时四十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命令被很好地得到服从的。”

    小王子又打起哈欠来了。他遗憾没有看到日落,并且他开始感到有些无聊了。

    他对国王说:“我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应该继续赶路了。”

    “别走,”因为刚刚有了一个子民,国王十分骄傲,“别走,我将任命你做我的大臣。”

    “什么大臣?”

    “嗯……司法大臣!”

    “可是,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审判谁啊!”

    “很难说呀,”国王说,“我还没有完整地巡视过我的王国。我很老了,我这地方又小,没有放马车的地方,另外,走起路来我就累。”

    “噢!可是我已经看过了,”小王子探身朝星球的那一侧看了看,“那边也和这边一样,没有一个人……”

    “你可以审判自己,”国王回答说,“这可是世上最难的事情。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要难得多啊!如果你能正确地审判自己,你就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

    “是的,”小王子说,“但是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审判我自己,我没有必要留在这个星球上。”

    国王又说:“嗯!嗯!我想,这个星球的某个地方有一只老鼠。夜里,我听见它的声音。你可以审判它,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判处它死刑。因此它的生命取决于你的判决。但是,你每次判刑后都要赦免它,我们必须有节制地对待这只老鼠,因为我们只有这一只老鼠。”

    “可是我不愿判任何人死刑,我想我还是应该走。”小王子回答道。

    “不行。”国王说。

    小王子做好离开的准备之后,他不想让这位老国主难过。

    “如果国王陛下想要迅速地得到服从,你可以给我下一个合理的命令。比如说,你可以命令我,一分钟之内必须离开。我认为这个条件是成熟的……”

    国王没有回答。小王子有些犹疑不决,随后叹了口气,就离开了……“我委任你当我的大使。”国王匆忙地喊道。

    国王显出非常有权威的样子。

    小王子继续他的旅途,心里想:“这些大人真奇怪。”

    小王子到达的第二个行星上,住着一个狂妄自负的人。

    “喔唷!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了!”这个人见到小王子从远处过来,赶忙喊起来。

    在那些狂妄自负的人眼里,所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崇拜者。

    “你好!”小王子说,“你戴的帽子很奇怪。”

    “这是一顶礼帽。”狂妄自负的人回答道,“当人们向我欢呼的时候,我就用帽子向他们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人经过这里。”

    “什么?”小王子说,他不知道这个狂妄自负的人在说什么。

    “请鼓掌,左右手掌相互拍合。”这个狂妄自负的人现在指导小王子如何给他鼓掌。

    小王子拍起巴掌来。这位狂妄自负者谦逊地举起帽子向小王子致意。

    小王子心想:“这比访问那位国王有趣。”于是他又拍起巴掌来。狂妄自负者又举起帽子来向他致意。

    小王子这样做了五分钟,之后对这种单调的游戏有点厌倦了。

    “要想叫你把帽子摘掉,该怎么做呢?”他问道。

    但这位狂妄自负者听不进他的话,因为凡是狂妄自负的人只听得进赞美的话。

    他问小王子:“你真的这么钦佩我吗?”

    “钦佩是什么意思?”

    “钦佩么,就是承认我是世界上最优秀、衣服最漂亮、最富有、最聪明的人。”

    “可您是您的星球上唯一的人呀!”

    “让我高兴吧,请你来钦佩我!”

    小王子轻轻地耸了耸肩,说道:“我钦佩你,可是,这有什么让你觉得有趣的?”

    小王子走开了。

    “这些大人真是非常奇怪啊。”小王子继续自己的旅程。

    小王子所访问的下一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这次访问时间非常短,可它却让小王子伤感很久。

    “你在干什么?”小王子问酒鬼,这个酒鬼默默地坐在桌边,身旁有一堆酒瓶子,有的装满酒,有的是空的。

    “我在喝酒。”他忧郁地回答,语气有些悲伤。

    “你为什么喝酒?”小王子问道。

    “这样能让我忘却。”酒鬼回答。

    “忘却什么呢?”小王子询问,他已经为这个酒鬼感到难过了。

    酒鬼垂下脑袋坦白道:“为了忘却我的羞愧。”

    “你羞愧什么呢?”小王子刨根问底,他想帮助这个人。

    “我羞愧我喝酒。”酒鬼说完以后就再也不开口了。

    小王子迷惑不解地离开了。

    继续踏上旅途,小王子心里一直在想:“这些大人确实非常奇怪啊。”

    小王子到达的第四个星球属于一个商人。这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小王子到来的时候,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小王子对他说:“您好。您的烟熄灭了。”

    “三加二等于五。五加七等于十二。十二加三等于十五。你好。十五加七等于二十二。二十二加六等于二十八。我没有时间重新点着它。二十六加五,三十一。哎哟!一共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什么呀?”

    “嗯?你还待在这儿?五亿零一百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我的事情很多……我是个正经的人,没有工夫去闲聊!二加五等于七……”

    “五亿零一百万什么呀?”小王子坚持问道。他提出问题之后,没有答案是从来不会放弃的。

    这位商人抬起头,说:“我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五十四年以来,只被打搅过三次。第一次是二十二年前,不知从哪里掉下来一只蚱蜢。上帝知道,它发出一种可怕的噪音,害得我在一笔账目中出了四个差错。第二次,在十一年前,由于我缺乏锻炼所致,风湿病发作。我没有工夫闲逛。我很认真地做事,现在……这是第三次!我刚计算出五亿零一百万……”

    “几百万什么?”

    这位商人突然意识到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得不到安宁。

    “几百万个小东西,这些小东西有时出现在天上。”

    “苍蝇吗?”

    “不是,是些闪闪发亮的小东西。”

    “蜜蜂吗?”

    “不是,是金黄色的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可以让人们胡思乱想。我是个正经的人。我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啊,星星吗?”

    “是的,就是星星。”

    “你要这五亿多的星星做什么?”

    “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颗星星。我是正经的人,我注重精确。”

    “你要这些星星做什么?”

    “我要它做什么?”

    “是呀。”

    “什么也不做。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这么多星星属于你?”

    “是的。”

    “可是我已经见到过一个国王,他……”

    “国王并不拥有,他们只是进行统治。这是不同的一码事。”

    “你要这许多星星有什么用?”

    “这可以让我变得富有。”

    “那变得富有了,又有什么用?”

    “富了就可以去买更多的星星,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些星星的话。”

    小王子想:“这个人想问题有点像那个酒鬼。”

    不管这些,小王子还有更多的问题。

    “你怎么样占有星星呢?”

    “那你说星星是谁的呀?”商人不高兴地反驳小王子。

    “我不知道,应该不属于任何人。”

    “那么,它们就属于我,因为是我第一个想到这件事情的。”

    “这也行吗?”

    “那当然。如果你发现了一颗无主的钻石,这颗钻石就属于你。如果你发现一个无主的岛,这个岛就属于你。如果你首先想出一个创意,并且申请了专利,这个创意就属于你。既然在我之前不曾有任何人想到要占有这些星星,那么这些星星就属于我。”

    “是这样的。可是你用星星来干什么?”小王子说。

    “我经营管理它们。我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它们的数目。这很困难。但我是一个正经的人!”

    小王子仍然还不满足,他说: “如果我有一条围巾,我可以围在脖子上带走它。如果我有一朵花,我可以摘下花朵带走它。可你却不能从天上摘下这些星星呀!”

    “是的,我不能摘下来,但我可以把它们存在银行里。”

    “存银行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我把星星的数目写在纸上,然后把这张重要的纸锁在一个抽屉里。”

    “这样就行了吗?”

    “这样就行了。”

    “这倒很有诗意,也很好玩,可是,这并不算是了不起的正经事啊。”小王子想。

    关于什么是正经事,小王子的看法与大人们的看法非常不同:“我有一朵花,我每天都给她浇水。我还有三座火山,我每星期清理它们,连死火山也清理。谁知道它会不会再复活呢!我拥有火山和花,这对我的火山有益处,对我的花也有益处。但是你对星星并没有用处……”

    这个商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于是小王子离开了。

    再次开始自己的旅程,小王子心想:“这些大人们真是很特别,全部都奇怪极了。”

    小王子访问的第五颗星球非常奇怪,这个星球是这些星星中最小的一颗。星球上刚好只能容得下一盏路灯和一个点路灯的人。小王子无法理解,这个坐落在天空某一角落,既没有房屋又没有居民的行星上,要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的人做什么用。

    但他还是对自己说:“可能这个人思想不正常。但他比起国王,比起那个狂妄自负的人、那个商人和酒鬼,却要好些。至少他的工作还有点意义。当他点着了他的路灯时,就像他点亮了一颗星星,或是一朵花。当他熄灭了路灯时,就像是让星星或花朵睡着了似的。这差事真美妙,那就是真正有用的了。”

    小王子一到了这个行星上,就很尊敬地向点灯的人敬礼打招呼:“早上好。你刚才为什么把路灯灭了呢?”

    “早上好。这是命令。”点灯人回答道。

    “命令是什么?”

    “就是熄掉我的路灯。晚上好。”

    于是他又点燃了路灯。

    “那么为什么你又把它点着了呢?”

    “这是命令。”点灯人回答道。

    “我不明白。”小王子说。

    “这不需要明白,命令就是命令。”点灯人回答说,“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

    然后他拿一块有红方格子的手绢擦着额头。

    “我干的是一种可怕的职业。以前还说得过去,早上熄灯,晚上点灯,剩下时间,白天我就休息,夜晚我就睡觉……”

    “那么,后来命令改变了,是吗?”

    点灯的人说:“命令没有改,悲剧在这里了。这颗行星一年比一年转得更快,而命令却没有改。”

    “结果呢?”小王子问。

    “结果现在每分钟转一圈,我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每分钟我就要点一次灯,熄一次灯!”

    “真有趣,你居住的地方,一分钟就是一天。”

    “一点趣味也没有,”点灯人说,“我们俩说话这段时间,一个月已经过去了。”

    “一个月?”

    “对。三十分钟。三十天!晚上好。”

    于是他又点着了他的路灯。

    小王子看着他,他喜欢这个点灯人如此忠守命令。这时,他想起了他自己从前挪动椅子寻找日落的事。他很想帮助他的这位朋友。

    “你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一种能使你休息的办法,你要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

    “我总是想休息。”点灯人说。

    对于一个人来说,保持忠诚的同时又懒惰,这是可能的。

    小王子接着解释: “你的这颗行星这样小,你三步就可以绕它一圈。你只要慢慢地走,就可以一直在太阳的照耀下,你想休息的时候,你就这样走……那么,你要白天有多长它就有多长。”

    “这办法帮不了我多少,生活中我喜欢的就是睡觉。”点灯人说。

    “那你真不走运。”小王子说。

    “真不走运。”点灯人说,“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

    小王子在他继续往前旅行的途中,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人一定会被其他那些人,国王呀,狂妄自负的人呀,酒鬼呀,商人呀,所瞧不起。可是唯有他不使我感到荒唐可笑。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别的事,而不是他自己。”

    他惋惜地叹了口气,并且又对自己说道:“这个人是所有人当中唯一可能和我交朋友的,可是他的星球确实太小了,住不下两个人……”

    小王子没有勇气承认,他之所以在离开这颗星球时感到最不舍,是因为这里每一个被祝福的日子里,有一千四百四十次日落!

    小王子访问的第六颗星球比上一颗要大十倍。这颗星球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他写了一本巨大的书。

    “在这里!瞧!来了一位探险家。”老先生看到小王子时喊道。

    小王子在桌旁坐下,有点气喘吁吁。他这次旅行有点久。

    “你从哪里来的呀?”老先生问小王子。

    “这一大本厚厚的是什么书?你在这里干什么?”小王子问道。

    “我是地理学家。”老先生说。

    “什么是地理学家?”

    “地理学家就是一种学者,他知道哪里有海洋,哪里有河流、城市、山脉、沙漠。”

    “这太有趣了。”小王子说,“最后在这里终于遇见一个人有真正的专业啦。”他瞥了一眼这位地理学家星球的四周。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颗如此雄伟的行星。

    “这是美丽的星球。上面有海洋吗?”

    “我不知道。”地理学家说。

    “啊!”小王子大失所望,“那么,山脉呢?”

    “我不知道。”地理学家说。

    “那么,有城市、河流、沙漠吗?”

    “我知道的不多。”地理学家说。

    “可您还是地理学家呢!”

    “一点不错,”地理学家说,“但是我不是探险家。我手下一个探险家都没有。地理学家是不去计算城市、河流、山脉、海洋、沙漠的。地理学家很重要,不能到处跑。他不能离开他的办公室。但他可以在办公室里接见探险家。他询问探险家,把他们的回忆记录下来。如果他认为其中有个探险家的回忆是有意思的,那么地理学家就对这个探险家的品德做一番调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说假话的探险家会给地理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一个太爱喝酒的探险家也是如此。”

    “这又是为什么?”小王子说。

    “因为喝醉了酒的人把一个看成两个,那么,地理学家就会把只有一座山的地方写成两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他要是搞探险的话,就很可能是个不好的探险员。”小王子说。

    “这是可能的。因此,如果探险家的品德不错,就调查他的发现。”

    “去实地考察吗?”

    “不。那太复杂了。但是要求探险家提出证据来。例如,假使他发现了一座大山,就要求他带来一些大石头。”

    地理学家忽然兴奋地忙乱起来。

    “正好,你是从远方来的!你是个探险家!你来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星球吧!”

    于是,已经打开记事簿的地理学家,削起他的铅笔来。他首先是用铅笔记下探险家的叙述,等到探险家提出了证据以后再用墨水笔记下来。

    “怎么样?”地理学家充满期待地询问道。

    “啊!我那里,”小王子说道,“没有多大意思,那儿什么都很小。我有三座火山,两座是活的,一座是熄灭了的。但是也很难说它还会不会喷发。”

    “这确实难说。”地理学家说道。

    “我还有一朵花。”

    “我们是不记载花卉的。”地理学家说。

    “这是为什么?这朵花是我的星球上最美丽的东西!”

    “我们不记录它们,”地理学家说,“因为花卉是短暂的。”

    “什么叫短暂?”

    “地理学书籍是最严谨的书。”地理学家说道,“这类书是从不会过时。很少会发生一座山变换位置,很少会出现一个海洋干涸的现象。我们记录永恒的东西。”

    “但是熄灭的火山也可能会再复苏的。”小王子打断了地理学家,“什么叫短暂?”

    “火山是熄灭了的也好,苏醒的也好,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都是一回事。”地理学家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山。山是不会变换位置的。”

    “但是,短暂是什么意思?”小王子再三地问道。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是从不放过的。

    “意思就是有很快就会消失的危险。”

    “我的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吗?”

    “那当然。”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花是短暂的,而且她只有四根刺来对抗这个世界!可我还把她独自留在我的星球上!”

    这是他第一次产生了后悔,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您是否能建议我下一站去什么地方看看?”小王子问道。

    “地球,”地理学家回答他说,“它很出名……”

    于是小王子就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他的花。

    所以,小王子访问的第七个星球就是地球了。

    地球可不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它上面有一百一十一个国王当然,包括非洲黑人国王、七千个地理学家、九十万个商人、七百五十万个酒鬼、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狂妄自负的人,也就是说,大约有二十亿的大人。

    为了让你们对地球的大小有一个清楚了解,我想要告诉你们,在发明电之前,在六大洲上,为了点路灯,需要有一支为数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的大军。

    从远处看来,这是非常壮丽辉煌的。这支军队的行动就像歌剧院的芭蕾舞动作一样有条不紊。首先出现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点亮了灯,随后他们就去睡觉了。然后就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走上舞台。他们也很快退到幕布后面去了。于是就又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了。接着就是非洲和欧洲的。然后是南美的,再就是北美的。他们从来也不会搞错他们上场的次序。真了不起。

    北极仅有一盏路灯,南极也只有一盏,唯独北极的点灯人和他南极的同事,过着闲逸、逍遥的生活:他们每年只工作两次。

    当人们想卖弄他的机智时,通常会偏离一点真相。在给你们讲点灯人的时候,我就不那么忠实,很可能给不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人们造成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在地球上,人们所占的空间非常小。如果住在地球上的二十亿居民全部站着,就像参加聚会一样靠得紧些,那么一个二十海里见方的广场上就可以宽松地容纳。也就是说可以把整个人类集中在太平洋中一个最小的岛屿上。

    当然,大人们是不会相信你们的。他们自以为占据了很大地方,他们把自己看得像猴面包树那样了不起。你们可以建议他们计算一下。这样会使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崇拜数字。但是你无须浪费时间去做这种无聊的连篇累牍的演算。这没有必要。你们可以完全相信我。

    小王子到达地球时一个人都看不到,他感到非常奇怪,当一圈金黄色的月亮的光芒,闪耀在沙地上时,他开始害怕他来到了一个错误的星球。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说:“晚上好。”

    “晚上好。”蛇说道。

    “我落在什么星球上了?”小王子问道。

    “在地球上,这里是非洲。”蛇回答道。

    “噢……难道说地球上没有人吗?”

    “这里是沙漠,沙漠中没有人。地球是很大的。”蛇说。

    小王子坐在一块石头上,抬眼望着天空。

    “我有些疑惑,”他说,“是否这些在天空点亮的星星是为了有一天,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新找到自己原来的星球……看,我那颗行星。它恰好在我们头顶上……可是,它离我们好远哟!”

    “它很美。”蛇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我和一朵花闹了别扭。”小王子说。

    “啊!”蛇说道。

    于是他们都沉默下来。

    “人在什么地方?”小王子终于又开口,“在沙漠上,真有点孤独……”

    “在人群里也一样孤独的。”蛇说。

    小王子久久地看着蛇。

    “你是个奇怪的动物,和手指头一般大……”小王子终于说道。

    “但我比一个国王的手指更有威力。”蛇说道。

    小王子微笑着说: “你并不那么有威力……你连脚都没有……你甚至都不能旅行……”

    “我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比任何一只船能去的地方还要远。”蛇说道。

    蛇就盘结在小王子的脚腕子上,像一只金镯子。

    “任何人被我碰触,我就把他送回他来的地方。”蛇还说,“可是你是纯洁的、真实的,而且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

    小王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地球上,你这么弱小,我很可怜你。如果你非常怀念你的星球,那时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

    “啊!我很明白你的意思。”小王子说,“但是你为什么说话总是像让人猜谜语似的?”

    “这些谜语我都能解开的。”蛇说。

    于是他们又都沉默起来。

    小王子穿过沙漠。他只见过一朵花,一株有着三枚花瓣的花朵,一朵很不起眼的小花……“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花说。

    “人在什么地方?”小王子有礼貌地问道。

    这朵花曾看见一支骆驼商队走过。

    “人吗?我想大约有六七个人,几年前,我见过他们。可是,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他们。风吹着他们到处跑。他们没有根,这让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再见了。”小王子说。

    “再见。”花说。

    之后,小王子爬上一座高山。过去他所见过的山就是那三座只有他膝盖那么高的火山,并且他把那座熄灭了的火山当作垫脚的凳子。小王子想:“站在这么高的山上,我一眼可以看到整个星球,以及所有的人。”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一些像针一样锋利的峭壁岩石。

    “你好。”小王子试探地问道。

    “你好……你好……你好……”回音在回答道。

    “你们是什么人?”小王子问。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回音又回答道。

    “请你们做我的朋友吧,我很孤独。”他说。

    “我很孤独……我很孤独……我很孤独……”回音又回答着。

    小王子想道:“这颗行星真奇怪!它上面全是干巴巴的、尖尖的,险峻并且令人生畏,人们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对他们说的话……在我的家乡,我有一朵花。她总是自己先说话……”

    在沙漠、岩石和雪地上行走了很长的时间以后,小王子终于来到一条大路。所有的大路都是通往人住的地方的。

    “你们好。”小王子说。

    他正站在一个花园前面,里面玫瑰盛开。

    “你好。”玫瑰花说道。

    小王子仔细看着这些花,她们全都和他的那朵花一样。

    “你们是什么花?”小王子惊奇地问。

    “我们是玫瑰花。”花儿们说道。

    他感到自己非常伤心。他的那朵花曾对他说她是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花。可是,仅在这一座花园里就有五千朵和她完全一样的花!

    小王子心想:“如果她看到这些,她一定会很羞愧……她会咳嗽得更厉害,并且为避免让人耻笑,她会佯装死去。那么,我还得装着去护理她,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不去卑躬屈膝,她可能会真的死去……”

    接着他又想:“我还以为我很富有,我有一朵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花,可我有的仅是一朵普通的花。这朵花,再加上三座只有我膝盖那么高的火山,而且其中一座还可能是永远熄灭了的,这一切不会使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

    于是,他趴在草丛中哭泣起来。

    此时,跑来了一只狐狸。

    “你好。”狐狸说。

    “你好。”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见到。

    “我在这儿,我是说,苹果树下。”

    “你是谁?”小王子说,“你很漂亮。”

    “我是一只狐狸。”狐狸说。

    “来和我一起玩吧?”小王子建议,“我是如此的悲伤……”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狐狸说,“我还没有被驯服呢。”

    “啊!真对不起。”小王子说。

    思索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什么叫驯服呀?”

    “你不是这里人。”狐狸说,“你来寻找什么?”

    “我来找人。”小王子说,“什么叫驯服呢?”

    “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还打猎,这真碍事!他们也饲养鸡,这些就是他们全部兴趣,你是来寻找鸡的吗?”

    “不,”小王子说,“我是来找朋友的。什么叫驯服呢?”

    “这是常常被忽略的事情,”狐狸说,“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

    “一点不错,”狐狸说,“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小男孩,就和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我有点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她把我驯服了……”

    “这是可能的。”狐狸说,“地球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

    “哦,这不是在地球上的事。”小王子说。

    狐狸感到迷惑,但却十分好奇。

    “在另一个星球上?”

    “是的。”

    “在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

    “没有。”

    “这很有意思。那么,有鸡吗?”

    “没有。”

    “没有十全十美的。”狐狸叹息地说道。

    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我的生活很单调。我捕捉鸡,而人又猎杀我。所有的鸡全都一样,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因此,我感到有些厌烦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人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再说,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麦田不会让我有任何感想。而这真使人扫兴。但是,你有金黄色的头发。那么,一旦你驯服了我,这就会十分美妙。麦子是金黄色的,它就会使我想起你。到时,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

    狐狸久久地看着小王子。

    “请你驯服我吧!”他说。

    “我是很愿意的。”小王子回答道,“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去寻找朋友,还有许多事物要了解。”

    “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才会被了解。”狐狸说,“人再也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的。他们总是到商店那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没有朋友。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那就驯服我吧!”

    “那么我应当做些什么呢?”小王子说。

    “首先要耐心。”狐狸回答道,“开始你就这样坐在离我稍微远些的草丛中。我用眼角偷偷看着你,你什么也不要说。语言是误会的根源。但是,每天,你要坐得靠我更近些……”

    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

    “最好是在相同的那个时间来。”狐狸说,“比如说,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应该向你展示我有多么开心。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

    “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事。”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比如说,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他们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如果猎人们不在固定的时间跳舞,天天又全都一样,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

    就这样,小王子驯服了狐狸,可是转眼就要分离。

    “啊!”狐狸说,“我一定会哭的。”

    “这是你的过错,”小王子说,“我本来并不想带给你任何痛苦,可你却要我驯服你……”

    “是的,就是这样的。”狐狸说。

    “你还要哭啊!”小王子说。

    “当然。”狐狸说。

    “可是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由于麦子的颜色,我得到了好处。”狐狸说。

    然后,他又接着说:“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会明白,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

    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

    “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是呢!”小王子对她们说,“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他那时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和他成了朋友,于是他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这时,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

    “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小王子仍然在对她们说,“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她和你们一样。可是,她比你们全部加起来更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她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他又回到了狐狸身边。

    “再见了。”小王子说道。

    “再见。”狐狸说,“喏,这就是我的秘密。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这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正因为我为我的玫瑰花费了时间……”小王子又重复着,要使自己记住这些。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狐狸说,“可是,你不应该忘记它。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小王子又重复着……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扳道工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小王子问。

    “我在分流旅客,按每千人为单位。”扳道工说,“我调配这些运载旅客的列车,一会儿发往右方,一会儿发往左方。”

    这时,一列灯火明亮的快车雷鸣般地响着,沿着扳道工的小屋飞驰而过,小屋被震得颤颤悠悠。

    “他们真匆忙呀,”小王子说,“他们要寻找什么?”

    “就连开火车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扳道工说道。

    这时,第二列灯火通明的快车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轰隆轰隆地开过去。

    “他们又回来了吗?”小王子问道。

    “他们不是原来那些人了。”扳道工说,“这是一次对开列车。”

    “他们不满意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吗?”

    “人们是从来也不会满意自己所在的地方的。”扳道工说。

    此时,第三列灯火明亮的快车又隆隆而过。

    “他们是在追随第一批旅客吗?”小王子问道。

    “他们什么也不追随。”扳道工说,“他们在里面睡觉,或是在打哈欠。只有孩子们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

    “只有孩子知道他们自己在寻找什么。”小王子说,“他们为一个破布娃娃花费不少时间,这个布娃娃就成了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有人夺走他们的布娃娃,他们就哭泣……”

    “他们真幸运。”扳道工说。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小商贩说道。
    这个小商贩在销售一种专门用来抑制口渴的小药丸,每周吞服一丸就不会感觉口渴。
    “你为什么卖这玩意儿?”小王子说。
    “因为这可以大大地节约时间。”小商贩说,“专家们计算过,用这些药丸,每周可以节约五十三分钟。”
    “那么,用这五十三分钟做什么用?”
    “随便怎么用都行。”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我如果有五十三分钟可支配,我就悠闲地向水泉走去……”

    我驾驶飞机陷落在撒哈拉沙漠上。飞机引擎坏掉了。由于当时既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任何乘客和我一起飞行,所以我只好自己独自尝试完成这个困难的维修工作。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剩余的饮用水仅仅够我维持八天的时间。
    我是在沙漠中遇到小王子的,他给我讲了上面的故事。就在我听着有关这个小商贩的故事时,我喝完了备用的最后一滴水。
    “啊!”我对小王子说,“你回忆的这些故事真吸引人。可是,我还没有修好我的飞机。我没有水了,假如我能悠闲地走到水泉边,我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小王子对我说:“我的朋友狐狸……”
    “我的小家伙,现在还说什么狐狸!”
    “为什么不?”
    “因为我就要渴死了。”
    他不理解我的思路,他说:“即使快要死了,有过一个朋友也好啊!我就为我有过一个狐狸朋友而感到很高兴……”
    “他绝不可能意识到这样的危险。”我自己思量着,“他不知道饥渴。只要有点阳光,他就满足了……”
    他镇定地看着我,明白了我的想法:“我也渴了……我们去找一口井吧……”
    我无可奈何:在茫茫的大沙漠上盲目地去找水井,真是一件荒唐事。然而我们还是出发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天黑了下来,星星开始发出光亮。由于口渴,我有点发热,我看着这些星星,像在梦中一样。小王子最后说的话,又回到我的脑海中。
    “你也渴了,对吗?”我问他。
    他却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对我说:“水对心也是有益处的……”
    我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可我也不做声……我非常清楚反复盘问他是不可能的。
    他累了,他坐下来。我在他身旁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星星是很美的,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
    我回答道:“是的。”然后我就不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月光下沙漠的起伏的波浪。
    “沙漠真漂亮。”小王子又说道。
    确实如此。我一直很喜欢沙漠,坐在一个沙丘上,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默默地放着光……
    “使沙漠变得美丽的,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
    我很惊讶,突然明白了沙漠的神秘之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住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据说这个房子里埋藏着一个宝贝。当然,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发现这个宝贝,可能,甚至也没有人去寻找过。但是,这个宝贝使整个房子增添了某种神秘。我家的房子在它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秘密……我对小王子说道:“是的,无论是房子、星星或是沙漠,因为某种神秘使它们更美丽!”
    “我真高兴,你和我的狐狸的看法一样。”小王子说。

    小王子睡觉了,我就把他抱在怀里,又重新上路了。我很感动,就好像抱着一个脆弱的宝贝。在地球上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我借着月光,看着他苍白的面额,这双紧闭的眼睛,这随风飘动的卷发,这时我对自己说道:“我所看到的仅仅是外表。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
    看到他稍稍张开嘴唇露出一丝微笑,我在心里说:“在这个熟睡了的小王子身上,打动我的,是他对他那朵花的忠诚,是在他心中闪烁的那朵玫瑰花的形象。这朵玫瑰花,即使在小王子睡着了的时候,也像一盏灯的火焰一样在他身上闪耀着光辉……”这时,我就感觉到他更加脆弱。我觉得我需要去保护他,哪怕他是一点风就可以吹灭的火焰……就这样走着,我在黎明时发现了水井。
    “人们乘坐列车出发,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要寻找什么。于是,他们就焦躁地向前冲,来回转圈子……”小王子说道。
    他接着又说:“这没有必要……”
    我们找到的这口井,和撒哈拉的那些井不一样。撒哈拉的井只是沙漠中挖的洞。这口井很像村子中的井。可是,那里又没有任何村庄,我想我一定是在梦中。
    “好奇怪啊,”我对小王子说,“一切都是现成的:辘轳、水桶、绳子……”
    他笑了,拿起绳子,转动着辘轳。辘轳像是一个长期被风遗忘的旧风向标一样,吱吱作响。
    “你听,”小王子说,“我们唤醒了这口井,它现在唱起歌来了……”
    我不想他累到。
    “让我来干吧。”我对他说,“这活对你太重了。”
    我慢慢地把水桶提到井口上。把它稳稳地放好。因为找到这口井,我既高兴又疲惫。我的耳朵里还响着辘轳的歌声。我看见太阳的影子在晃荡的水面上跳动。
    “我很想喝这水。”小王子说,“给我喝点……”
    这时我才明白了他一直寻找的是什么!
    我把水桶提到他的嘴边。他闭着眼睛喝口水。就像过节一般愉快甜蜜。这水确实不同于一般补给品,它是我们披星戴月走了许多路才找到的,是在辘轳的歌声中,经过我双手的努力得来的。它像是一件礼品慰藉着我的心灵。在我小的时候,圣诞树的灯光,午夜里弥撒的音乐,甜蜜的微笑,这一切都使我圣诞节时收到的礼品辉映着幸福的光彩。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不该把她的话当真,不应听信那些花儿的话。我们只要欣赏花的样子,看看花,闻闻它就得了。我的花让我的星球布满芬芳,可我却不为此高兴,不会享受它。花说的关于老虎爪子的事让我很生气,其实她只是在撒娇,却反而使我恼火……”
    他还告诉我说:“我那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她的行为,而不是听她的话来判断她。她芳香四溢,让我的生活芬芳多彩,我真不该离开她跑出来。我早该猜到,在她那令人爱怜的小把戏后面隐藏着多少柔情啊。花的心事多么自相矛盾!我当时太年轻,还不懂得爱她。”
    “这里的人会在同一个花园中种五千朵玫瑰。”小王子说,“可是,他们却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们是找不到的。”我回答道。
    “然而,他们要找的东西,也许就在一朵玫瑰花或一点儿水中……”
    “是的。”我回答道。
    小王子又加了一句:“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了水。我惬意地呼吸着空气。沙漠在晨曦中泛出蜂蜜的光泽。这蜂蜜般的光泽也使我感到幸福。那么,是什么给我这些悲伤的感觉呢?
    再一次,我不知为什么,又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悲伤。这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一星期以前,我认识你的那天早上,你单独一个人在这旷无人烟的地方走着,这么说,这并不是偶然的了?你是要回到你降落的地方去是吗?”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
    我犹豫不定地又说了一句:“可能是因为周年到了吧?……”
    小王子脸又红了。他从来也不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脸红就等于说“是的”,是吧?
    “啊!”我对他说,“我有点怕……”
    但他却打断了我:“你现在该做事了。你应该回到你的飞机那里去。我在这里等你。你明天晚上再来……”
    我很担心。我想起了狐狸的话。如果被人驯服了,就可能会要哭的……

    在水井旁边,有一面倾塌残缺的石墙。第二天晚上,我做完事情回来的时候,远远地看到小王子轻轻晃着双腿坐在墙上。我听见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了呢?”他说,“绝不是在这儿啊!”
    大概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回答他,因为他又说:“没错,没错,日子是对的,但地点不是这里……”

    我继续朝石墙走去。我还是看不到人,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可是小王子又回答道:“当然。到时你会看到我在沙地上留的脚印。你在那里等着我就行了。今天晚上我会过去的。”
    我离墙约有二十米远,可我依然什么也没有看见。
    小王子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的毒液管用吗?你保证不会让我痛苦很长时间吗?”
    我停下脚步,心已碎,但我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在你去吧,我要从墙上下来了!”小王子说。

    于是,我也朝墙脚下看去,一下子就被吓到了。就在那里,有一条黄蛇正仰头冲着小王子。这种黄蛇半分钟就能结果人的性命。我一面赶紧掏口袋,拔出手枪,同时后退一步准备跑过去。可是一听到我发出的声音,蛇却像落地的水柱一样,慢慢钻进沙里去。它不慌不忙地在石头的缝隙中钻动着,发出轻轻的金属般的响声,从容地消失在石头之间。
    我飞快到达墙边,正好用怀抱接住我的这位小王子。他的脸色雪一样苍白。
    “怎么回事?你竟然和蛇也说起话来了!”
    我解开他一直戴着的金黄色的围脖,用水浸湿他的太阳穴,让他喝了点水。此时,我什么也不敢再问他。他严肃地凝视着我,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我感到他的心就像一只被枪弹击中而濒于死亡的鸟一样在跳动着。他说:“我很高兴,你终于修好了飞机。你不久就可以回家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是来告诉他,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我成功地完成了修理工作。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接着说:“我也一样,今天,要回家去了……”
    然后,他忧伤地说:“我回家要远得多……要难得多……”
    我清楚地感到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事。我把他当作小孩一样紧紧抱在怀里,仿佛他径直地向着一个无底深渊坠下去,我想要拉住他,却什么也做不了……他的眼神很严肃,望着遥远的地方。
    他带着忧伤的神情微笑了。

    我等了很长时间,才觉得他身子渐渐恢复过来。
    “小家伙,你受惊了……”
    他害怕了,这是无疑的!他却轻轻地笑着说:“今天晚上,我会更加害怕的……”
    再一次,我因为感到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而后背发凉。这时我才明白:一想到再也不能听到这笑声,我就不能忍受。这笑声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沙漠中的甘泉一样。
    “小家伙,我还想再听听你笑……”
    但他对我说:“今天夜里,正好是一年了。我的星球今晚会出现在我去年降落的那个地方的上空……”
    “小家伙,这蛇的事、约会的事,还有星星,这全是一场噩梦吧?”
    但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他对我说:“重要的事,是看不见的……”
    “是的,我懂……”
    “就像那一朵花。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某颗星星上的花,每当你看着夜空就感到甜蜜愉快,仿佛所有的星星上都开着花。”
    “是的,我懂……”
    “这也就像水一样,由于那辘轳和绳子,你给我喝的水好像音乐一样美妙……你记得吗?这水非常好喝……”
    “是的,我懂……”
    “夜晚,你可以抬头看看星星。我的那颗太小了,我无法给你指出我的那颗星星是在哪里。这样倒更好。我的那颗星星就在这些星星之中。那么,所有的星星,你都会喜欢看的……这些星星都将成为你的朋友。而且,我还要给你一件礼物……”
    他又笑了。
    “啊!小家伙,小家伙,我喜欢听你这笑声!”
    “这正好是我给你的礼物,这就好像水那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
    “所有的人都拥有星星。对旅行的人来说,星星是向导。对有的人来说,星星只是些小亮光。对学者来说,星星就是他们探讨的课题。对我遇见的那个商人来说,星星是财富。但对这些人来说,所有这些星星都不会说话。只有你的那些星星将是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夜晚,当你望着天空的时候,既然我就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既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那么你将拥有的星星就是会笑的星星!”
    这时,他又笑了。
    “那么,在你的悲伤得到慰藉时时间会抚平一些伤痛,你就会因为认识我而感到满足。你将永远是我的朋友。你会同我一起笑。有时,你会为了那样的快乐而不知不觉地打开窗户。你的朋友们会奇怪地看着你傻笑着仰望天空。那时,你就可以对他们说:是的,星星总是让我发笑!他们会以为你发疯了。这将是一个我在你身上玩的非常蹩脚的把戏……”
    这时,他又笑了。
    “这就好像我已经给你一大堆会笑出声来的小铃铛,而不是星星……”
    他又笑了。随后他变得严肃起来:“今天夜里……你知道……不要来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
    “到时,我会看起来很痛苦……有点像正在死去。就是这么回事,你就别来看这些了,没有必要。”
    “我不会离开你的。”
    他担心起来。
    “我叫你别来……这也是因为蛇的缘故。别让它咬了你……蛇是有剧毒的,这条蛇可能会咬你来取乐……”
    “我不会离开你的。”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有点放心了:“对了,它咬第二口的时候就没有毒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看到他起程。他悄悄地离开了。当我终于赶上他的时候,他正坚定地快步走着。他只是对我说:“啊,你来了……”
    他拉着我的手。但是他仍然很担心:“你不该来。你会难受的。到时我会像是死去一样,但这不会是真的……”
    我无法开口。
    “你明白,路很远。我不能带着这副身躯走。它太重了。”
    我依然不语。
    “但是,这就好像剥落的旧树皮一样。旧的树皮,并没有什么可悲的。”
    我还是沉默不语。
    他有些泄气了,但仍试着再次劝说我:“一切都会好起来,你知道。我也会看着星星的。所有的星星都将是带有生了锈的辘轳的井。所有的星星都会倒水给我喝……”
    我还是沉默不语。
    “那多么好玩啊!你将有五亿个铃铛,我将有五亿口水井……”
    这时,他什么也不说了,因为他哭了。
    “就这儿吧。让我自己走吧。”
    他坐下来,因为他害怕了。他说:“你知道……我的花……我是要对她负责的!她是那么弱小!她是那么天真。她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保护自己,抵抗这个世界……”
    我也坐了下来,因为我再也站立不住了。他说道:“就是现在……就这样了。”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站起来。他迈出了最后一步。我一动都不能动。
    当时一道黄色的闪电在他的脚踝子骨附近闪过。刹那间他一动也不动了。他没有叫喊,轻轻地像一棵树被砍倒在地上,连一点响声都没有,大概由于沙地的缘故吧。

    同伴们得知我返航,都为我活着回来而高兴。我很悲伤。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有点累。”
    现在,我得到了稍许安慰,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我知道他已经返回了他的星球上。因为那天黎明,我没有找到他的身躯。其实他的身躯并不那么重……从此,我就喜欢在夜间倾听星星的笑声,好像是能听到五亿个铃铛的响声……
    这真是非常神奇。对你们这些也喜欢小王子的人来说,就像我一样,无论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在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一朵玫瑰,一切都会截然不同。

    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也是最凄凉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小王子出现在地球上,后来,也正是在这里消失了的。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个地方,以便你们有一天去非洲沙漠上旅行的时候,能够准确地辨认出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到达这个地方,我请求你们不要匆匆而过,请你们就在那颗星星底下等一等!如果这时有个小孩子出现,他笑着,他有金黄色的头发,他拒绝回答问题,你一定会猜得出他是谁。如果这些发生了,请给我些安慰。不要让我如此悲伤: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他回来了。

  • 洪永淼、汪寿阳:​大数据如何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

    摘要: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大数据给经济学实证研究所带来的范式变革,包括从理性经济人到非完全理性经济人,从孤立的经济人到互相关联的社会经济人,从代表性经济人到异质性经济主体,以及从经济分析到经济社会活动的系统分析。然后,从方法论视角讨论大数据给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变革,包括从模型驱动到数据驱动,从参数不确定性到模型不确定性,从无偏估计到有偏估计,从低维建模到高维建模,从低频数据到高频甚至实时数据,从结构化数据到非结构化数据,从传统结构化数据到新型结构化数据,以及从人工分析到智能分析等。大数据引起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变革,正在深刻重塑经济学发展方向,不但加强了经济学实证研究范式的趋势,而且还进一步突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的局限性,使经济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科学化、严谨化、精细化、多元化(跨学科)与系统化的趋势,并且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在方法论上日益趋同。中国大数据资源,为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经济发展规律,从中国特殊性中凝练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构建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原创性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富矿”。
    关键词:大数据  文本分析  机器学习  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  反身性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学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形成高度共识,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需要对中国经济学进行原创性理论创新,以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王一鸣,2017;王东京,2018;杨红丽等,2020;洪永淼、薛涧坡,2021;侯增谦,2021;刘伟、蔡志洲,2021;杨耀武、张平,2021)。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甚至存在较大争议。例如,关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经济思想与数学、模型的关系等,观点各异(洪永淼、汪寿阳,2020)。在研究范式方面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很有必要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需要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刻变革。洪永淼、汪寿阳(2021a)论述了研究范式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本文首先讨论研究范式对提高经济学研究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以及过去40多年经济学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范式革命产生的背景与特点,然后从经济学视角阐释大数据革命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研究范式的深远影响,并从多个维度具体讨论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如何深刻改变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我们的分析表明,大数据革命强化了经济学“实证革命”的研究范式,并且正在引起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推动交叉学科研究,促进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之间的融合,促进经济学和数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统计学、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交叉。

    4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崛起是21世纪世界最重大的经济事件,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趋势。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所有制、分配体制、共同富裕、市场机制、政府职能、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区域规划、企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如何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从中国特殊性中凝练可复制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使命。由于中国超大经济体的规模优势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大数据资源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大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上中国经济拥有多样性的所有制结构、丰富的“政策数据库”等特点,中国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经济实践的大量信息,与时俱进地探索科学研究范式,将能够从中国经济发展中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构建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原创性中国经济理论体系。

    二、经济学研究的“实证革命”

    任何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研究方法及其知识生产与积累方式的进步,而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或者说其科学性的程度有多高,关键在于它是否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研究范式。所谓研究范式,是指一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模式与框架,是学科知识生产与积累的基本研究方法的总和,这是影响经济学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历史上自然科学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都伴随着研究范式的革命和研究方法的创新(Kuhn,1996)。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在变化。19世纪60、70年代,经济学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边际革命”;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革命”;20世纪50年代,诞生了“新古典综合”。过去40多年来,现代经济学又出现新的范式革命,即“实证革命”,也称为“可信性革命”(王美今、林建浩,2012)。实证革命是指经济学以数据作为基础,以计量经济学为主要方法研究并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范式革命。Hamermesh(2013)发现,从1963到2011年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的论文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论文都是理论性的,而从80年代中期以来,实证研究论文比例攀升到超过70%。Angrist等(2017)指出,从1980到2015年,国际顶尖与主流经济学期刊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从不到35%上升到55%左右,而理论性论文数量则从近60%下降到不到40%,实证研究成为现代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范式。4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也从定性研究为主转变为以定量实证研究为主(李子奈、霍玲,2005;洪永淼、薛涧坡,2021;洪永淼等,2021)。

    经济学实证研究之所以逐渐流行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的不断提高,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什么是科学研究范式?Kuhn(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任何理论假说都需要经过经验验证,才能证明其正确性与有效性。鄂维南(E,2021)指出,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按照开普勒和牛顿两种不同范式展开,其中牛顿范式是基于第一性原理的研究方法,其目标是发现物理世界的基本原理,如牛顿、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谔的理论物理学,主要研究方法是“思想实验”,而开普勒范式是指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寻找科学规律并解决实际问题,如行星运动的开普勒定律。无论是哪一种范式,任何理论假说都需要接受经验验证,而且在相同的条件下,任何结论应该能够被独立地重复证实或发现。撤稿观察数据库(Retraction Watch Database)显示,《自然》和《科学》从2001到2020年各撤稿67、74篇,其原因是这些文章的结论不能获得大多数人重复实验的验证。最近,《金融学报》(Journal of Finance)自创刊以来首次撤回获得该期刊2020杰出论文奖的一篇论文,主要原因是该研究的核心实证结果无法复制,研究成果可靠性不足。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上述实证研究范式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很多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界,是物;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是具有意识的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也有反作用,这种互动关系在社会科学被称为“反身性”。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显著的不同之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有其他不同之处,如绝大部分经济社会现象都是非实验性的。自然科学诞生以来,其理论已被历史与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理论,可精确解释与预测自然界的现象与运动规律,而这些科学理论主要是采用了科学研究范式而创建起来的。因此,社会科学可以而且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科学研究范式,以提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不能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就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适合于社会科学,这实际上是以特殊性否认普遍性。同时也应强调,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并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需要根据社会科学的特点(如反身性与非实验性),有所发明与创新,使之适用于研究社会科学。例如,由于社会经济系统所产生的观测数据具有非实验性的特点,经济学家与计量经济学家在识别经济因果关系时便面临所谓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发展了很多可克服内生性的因果推断方法,如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倾向性得分匹配与虚拟事实分析等,这些方法也被广泛用于定量评估各种经济社会公共政策。有关这些方法的介绍,参见Angrist和Pischke(2009)。

    三、大数据与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

    经济学实证研究范式包含三大要素:(1)数据,包括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大部分经济数据是观测数据;(2)分析方法与工具,包括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计算工具,如统计软件包和机器学习算法程序包;(3)经济理论,用于提供经济解释、经济直觉;经济理论本身也常常是受检验的对象。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最主要方法论是计量经济学,这一方法论学科对推进经济学科学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洪永淼,2007;李子奈,2008)。

    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深刻改革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人类很多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轨迹都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包含着大量互相关联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动态信息。早在2010年美国加州举办的科技经济会议上,谷歌总裁施密特就曾表示:“当今世界每2天产生的数据相当于2003年以前人类历史中产生的所有数据的总和。”相对于传统数据,大数据具有什么特点?大数据对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有什么影响?众所周知,大数据有以下4个特征:(1)规模性,即样本容量大,变量个数多。若样本容量大于变量个数,称为高大数据;若变量个数大于样本容量,称为胖大数据。大部分经济大数据均是大量互相关联的微观经济主体(如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等)的动态行为大数据。(2)高速性,即可获得高频数据甚至实时数据。(3)多样性,即具有结构化数据,又有各种形式的非结构化数据,包括文本、图形、音频、视频等。即使是结构化数据,也有新型的数据,如矩阵数据、函数数据、区间数据、符号数据等。(4)准确性,即噪声大、信息密度低。这些特征是传统数据所不具备的。

    在很多情景下,大数据包含传统数据所没有的信息。例如,高频微观行为大数据提供了大量互相关联的经济主体的互动关系如何随时间演变的信息,而类似于一次性快照的传统微观调查数据则不包含这些动态信息。又如,社交媒体平台的文本数据包含了经济主体(如投资者、消费者)丰富的情绪、情感等心理信息,这也是传统数据所没有的。情绪、情感是人类的非理性现象,但可从文本数据中提取并定量测度。新型数据需要新的分析方法与工具,例如对文本数据的情感分析需要用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分析方法,如词典方法、主题模型、词向量模型(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介绍,参见Manning et al.,2008;Jurafsky and Martin,2009)。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机器学习的应用,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学实证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变化(胡毅等,2019)。那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如何改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呢?大数据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命题,还是以更新颖更有启发性的方式来回答传统问题?大数据是带来一次研究范式的变革,还是仅仅只是渐进式范式变化的延续?以下,我们首先从经济学视角来讨论这些重要问题。

    (一)从完全理性到非完全理性

    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经济人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进行经济决策,优化配置稀缺资源,但理性经济人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与实验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的经验发现并不兼容。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拓展为垄断与寡头垄断,完全信息假设拓展为信息不对称假设,而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也通过实验经济学得以放松,如假设有限理性。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也研究认知偏差对经济运行所带来的影响(崔丽媛、洪永淼,2017)。这些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产生了信息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新兴学科。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界,是没有意识的物,而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有心理意识的人,存在情绪、情感、价值判断等心理现象。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人类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给现在与未来经济造成的可能影响会形成一定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反过来会影响经济主体当下的消费与投资行为,从而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心理因素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首先通过效用这个概念将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革命到理性预期学派,都非常注重经济主体(如消费者、投资者等)的心理预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所谓“流动性陷阱”就是指投资者对前景极其悲观,因此不管利率有多低也不愿意借贷去投资。但是,很多经验事实表明,人的决策并不都是完全理性的,常常受到情绪、情感、情景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Shiller,2000,2019)。要精确研究经济主体的心理因素(如投资者的情绪、情感,消费者的幸福感、满意度等)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需要对经济主体的心理进行测度。由于传统数据很少包含经济主体的心理信息,以往很难开展关于经济主体的心理如何影响经济的定量实证研究。如今,大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提供了很多消费者、投资者的情绪、情感、价值判断等信息,这些心理信息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人工智能方法从文本数据中提取出来(Tetlock,2007)。因此大数据使经济学家能够采用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精确研究社会心理对经济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Shiller,2019)在《叙事经济学》一书中,倡导重视研究社会情感及其传染对重要经济事件的影响。众所周知的抢购、银行挤兑、线上直播、羊群效应、资产泡沫、金融传染病等,都是社会情感及其传染影响经济行为的例子。2021年初,美国股市大量散户投资者在与机构投资者博弈时取得了胜利,让人们见证了散户投资者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的情感传染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同样地,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与行为习惯,文化也可定量刻画。例如,荷兰社会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4,1991)基于跨国调查数据提出了一个文化维度理论,从6个维度定量测度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另外,可从企业财务报表和工作报告等文本数据中提取刻画文化元素的有用信息,构建并测度文化变量,这样便能精确研究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Goldberg et al.,2016;Li et al.,2021)。

    (二)从孤立经济人到社会经济人

    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经济人在微观层面上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人,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不同,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一个缺陷。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研究财富与生产的错误做法。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注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现实中,人是社会人,人与人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与人、企业与企业、行业与行业、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等各个层面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些联系所构成的各种社会网络(如地理网络、行业网络、平台网络、数字网络等)会深刻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心理。以前,绝大多数的微观调查数据相当于一次性快照的数据,不包含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的信息,因此很难将经济人当做社会经济人加以研究。现在,大量微观行为高频大数据,如脸书、推特、领英、微博、QQ、知乎、豆瓣、贴吧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各种文本数据,可提供大量、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动态联系信息,这使经济学家可将经济人视为社会人,研究他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及其动态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大数据可用于精确刻画与研究这些社会变化及其影响,以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的深刻变化。

    (三)从代表性经济人到异质性微观主体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宣告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总产出(如GDP)、价格水平(如CPI)、失业率、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如奥肯定律、泰勒规则等。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宏观政策分析主要使用简约联立方程组刻画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是通过观察经济主体对既往政策变化的反应,对其行为方程进行估计,从而预测新政策的效果。但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政策变化后经济主体通过预期改变自身行为,从而导致政策失效的可能性(Lucas,1976)。“理性预期革命”后,宏观经济学逐渐发展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理性代表性经济人内生跨期最优决策来解决“卢卡斯批判”问题,其本质是假设经济主体的偏好等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而改变,通过估计代表性经济主体的结构参数,而非其行为参数,并结合经济主体跨期优化的理论结果,来预测政策效果。但在单一代表性经济人假设下,宏观模型仍然缺乏对微观主体决策行为的深入刻画,特别是刻画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方程并不是在众多互相关联的微观主体行为的假设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现实中的经济主体,如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地方政府等,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有不同的结构参数以及不同的经济行为。例如,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程度不同,他们应对疫情的行为也不一样。在中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其行为也有很大差别。宏观经济总量通常是由加总获得的,由于存在异质性,加总可能导致信息失真。由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群体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动态趋势,可能与代表性经济主体假设下的宏观经济趋势有显著差别,甚至相反。比如,通过效用最大化推导出来的个人消费函数(即个人消费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加总后并不能得到相同函数形式的宏观消费函数,除非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均属于齐序函数(Varian,1999)。Granger(1980)通过一个例子说明,具有“短记忆”性质的个人消费时间序列,在加总后,宏观消费变量将变成具有“长记忆”性质的时间序列。微观主体的异质性使得为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的尝试更加困难。然而,大量高频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大数据的出现,如消费者在线消费数据与企业投资数据,可用于识别外生经济或者政策冲击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微观主体产生的分布效应,刻画这些冲击在经济系统内的传导路径,从而更好理解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帮助政府制定精准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从经济分析到经济社会系统研究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由经济、科技、政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诸因素共同组成,而且经济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学外,还出现法与经济学、经济史学(包括量化经济史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健康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等交叉学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除了记录大量微观经济行为大数据外,还产生很多关于生态环境、医疗健康、政治法律、公共政策、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的可获得使经济学家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框架中,以系统方法研究经济与其他因素或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洪永淼、汪寿阳,2021a)。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趋势因此日益加强,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别是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日益趋同。近年来,由于大数据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可获得性与广泛使用,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数据科学等方法论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模拟仿真等,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中。事实上,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个共同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因果关系与定量评估经济社会公共政策,又都面临经济社会系统的非实验性特点,因此所使用的很多定量实证方法具有共性。例如,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所熟悉的很多因果推断和定量政策评估方法,包括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倾向积分匹配、虚拟事实分析等,也日益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其他领域。

    2009年,美国15位学者(Lazer et al.,2009)在《科学》上提出“计算社会科学”这个新兴学科的概念。社会科学的最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它是关于人类如何思考(心理学)、如何处理财富(经济学)、如何互相联系(社会学)、如何治理人类自己(政治学)以及如何创造文化(人类学)等的科学。2012年,14位欧美学者(Conte et al.,2012)联合发表《计算社会科学宣言》,呼吁计算社会科学通过结合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解决新时代社会科学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计算社会科学进入了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范式: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将算法和计算工具应用于复杂数据,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蕴含着交叉学科方法,需要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认知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物理学家等各领域学者的通力合作。

    综上所述,大数据的可获得性,特别是大量互相关联的异质性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包括心理)高频大数据,使经济学实证研究有望突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些经常受到批判的重要缺陷,如假设孤立的理性经济人,忽略经济主体的社会联系(即社会性),忽略经济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时所处的历史、文化、心理、情景等因素的影响。大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使得测度社会心理变量(包括情感、情绪、价值判断)和文化变量成为可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能够将社会科学的“反身性”特点纳入定量实证研究框架,即所谓的文本回归分析框架,从而将原来只能进行定性分析的问题转变为严谨的定量分析,并且通过跨学科交叉研究,将经济置于一个更大的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之中,以系统的观念与方法研究经济与人类社会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的互动关系。此外,利用大量互相关联的微观主体行为高频大数据,可让经济学家更好识别外生冲击(如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地缘政治冲突)或政策冲击对不同微观主体的分布效应、识别这些冲击的传导机制,从而奠定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毫无疑义,历史上对经济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因大数据分析而需要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也将发挥重要的方法论作用,所有这些学科将极大推进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经济学和数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

    四、大数据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变革

    新型数据需要新的分析方法与工具。Einav和Levin(2014)讨论了大数据,特别是美国政府部门行政大数据和私人部门大数据如何改变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统计方法。Varian(2014)和洪永淼、汪寿阳(2021a,2021b)分析了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给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Mullainathan和Spiess(2017)和Athey(2019)讨论了机器学习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这里,我们从多个维度具体说明大数据如何深刻改变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一)从模型驱动到数据驱动

    首先是从模型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从广义上说,经济学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可视为数据驱动的研究。从狭义上说,大数据背景下的模型驱动研究和数据驱动研究有其特殊含义:两者都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但前者通常是指使用一个低维参数模型(如线性回归模型),这样的模型存在误设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模型证据和数据证据出现差异;而后者是指直接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数据,机器学习算法本质上是一种正则化非参数统计方法,不假设具体的函数形式,因此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比较接近数据证据(洪永淼、汪寿阳,2021c)。随机森林提出者里奥·布瑞曼(Breiman,2001)详细讨论了这两种研究范式。以下,我们在经济学框架中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劣性与异同点。

    在现代经济学中,很多经济理论都是基于一些关于制度、技术、经济主体偏好与行为等基本假设上通过数学模型建立起来的。这种理论建模方法是对复杂经济系统的一种高度简化与抽象,聚焦于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揭示经济运行的内在本质,但由于数学模型的高度简化与抽象,现实中的很多其他因素没有被考虑进来。因此,当经济模型用于解释现实观测数据时,可能会出现模型误设的情形,从而对经济实证研究的结论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洪永淼,2021)。这是模型驱动的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弊端。当然,并非模型误设就不能使用。例如,分析文本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如词典方法、主题模型、词向量模型)都是文本语言的误设模型,但这些误设模型在提取文本数据中的信息时非常有用(Grimmer and Stewart,2013)。

    很多经济学理论假说与模型无关。比如经典的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成立时,历史信息对将来的收益率没有任何预测力。如果要用观测数据验证这一假说,通常需要假设一个预测模型,如线性自回归模型,然后验证该模型所有滞后项的系数都等于零的统计假设。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经济假说转变为统计假说,从而可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经济假说。但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即如果发现所有滞后项的系数都为零,并不能证明有效市场假说是正确的。因为线性自回归模型只是预测收益率的一种方式,还有无穷多的非线性预测方式。有可能线性自回归模型没有预测能力,但非线性模型有一定的预测能力(Hong and Lee,2003)。因此当不能拒绝统计假说时,只能说线性模型没有发现拒绝有效市场假说的证据,而不能说证实了有效市场假说,除非能穷尽所有的预测模型,但这是做不到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证研究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因此模型证据与数据证据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大数据的出现,使我们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不假设具体的模型或函数形式,而是让数据本身告诉真实的函数关系是什么,从而突破传统低维参数模型的局限性,挖掘更多的数据证据,缩小模型证据和数据证据之间的差异。对大多数传统数据来说,线性模型常比非线性或复杂模型在预测时表现更好,但在大数据条件下,样本容量、变量维度以及噪声都大幅度提高,线性模型无法刻画大数据的非线性、异质性、动态性、离散性等重要特征,而机器学习则能够有效刻画它们并进行精准预测。比如,决策树和随机森林可有效捕捉交互效应等非线性特征。

    在宏观计量经济学,以韩德瑞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学家,曾提出了“伦敦政经学院计量经济学方法论”(Campos et al.,2005),强调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即从一个复杂、高维、与数据相吻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出发,再利用经济理论与统计推断方法来降维简化模型,以提升模型的经济可解释性和样本外预测能力。这里,经济理论可视为对模型参数的约束,例如在线性自回归模型中,有效市场假说意味着所有滞后项系数为零。这样,便可从一个高维统计模型中得到一个具有经济含义的简约计量经济学模型。也有计量经济学家主张从特殊到一般的建模方法,即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逐渐放入新的解释变量,并考虑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通过模型诊断和模型设定检验,最后得到一个适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因为大数据的容量大、变量多,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在大数据情景下可能更有科学性,特别是可减少因为模型误设而产生的系统偏差。需要强调,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仍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在降维和经济解释时。如何将数据驱动方法与经济理论相结合,是数据驱动方法增强其经济可解释性的必由之路。

    (二)从参数不确定性到模型不确定性

    大数据将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参数估计不确定性转变为模型不确定性。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常包含低维解释变量与低维未知参数,研究者主要关注未知参数的一致性估计,然后通过t-统计检验量或P-值判断参数估计的统计显著性,进而推测其经济重要性,特别是当某个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不为零时,研究者将下结论说相应的解释变量是“重要的”。从统计学角度看,t-统计检验量或P-值刻画了参数估计不确定性,这种估计不确定性主要是样本容量有限等原因造成的。在大数据条件下,由于样本容量大,参数估计值十分接近真实的参数值或其概率极限,因此标准误差很小。哪怕真实参数值非常接近零,以至没有多大的经济重要性,其t值在统计意义上也是非常显著的。换言之,经济重要性与统计显著性不是一回事(洪永淼、汪寿阳,2021b)。在数据容量不大的情形下,实证研究者通常没有区分经济重要性和统计显著性,但在大数据条件下,区分这两者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任何参数估计不确定性在样本容量很大时将大大降低,甚至在实际中可忽略不计。

    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特别是胖大数据包含大量潜在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共线性或近似共线性,从而导致估计模型出现不确定性。模型不确定性是指当数据出现“微扰”,即增加或减少一小部分数据时,基于某一准则(可以是统计准则,也可以是经济准则)的最优估计模型会出现显著变化,比如重要或显著的解释变量集合突然改变了,显示模型对数据的微小扰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此,在大数据情形下,需要将注意力从(给定模型下)参数估计不确定性转移到模型不确定性。Varian(2014) 指出,很多经济学实证研究包含所谓的“敏感性分析”,即通过假设不同模型设定来检验实证发现的稳健性,实际上是在检验模型不稳定性的影响。从经济预测视角看,当出现模型不确定性时,可将不同的模型进行线性组合或模型平均,以提升样本外预测的稳健度(Bates and Granger,1969;Sun et al.,2021)。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可能存在不同的经济理论或模型可解释同一个经济现象,但因为样本数据不多等原因没有办法拒绝其中错误的模型,或者有可能每一个模型可解释现象的一部分,但就像日本20世纪50年代著名电影《罗生门》那样,每个人对于同一个案件都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法官则由于证据不足而无法判断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模型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Hansen和Sargent(2001)研究了当经济主体对数据生成过程(即产生数据的真实模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判断时,这种模型不确定性或模型模糊性如何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

    (三)从无偏估计到正则化估计

    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识别与推断经济因果关系,很多传统的统计推断方法均基于无偏估计。以经典的低维线性回归模型为例,其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量以及相应的残差方差估计量均为无偏估计。常用的统计推断方法,如经典的t-检验和F-检验,均基于这些无偏估计量。但无偏估计不一定是最优估计。随着大数据的广泛使用,可能出现很多解释变量,当解释变量维数较高时,有较大概率会存在近似共线性,导致OLS估计不稳定,即OLS估计量的方差很大。如果对参数施加一定约束,通过牺牲无偏性质,换取估计方差的显著减少,这将显著减少均方误差,提高预测精准度。一个例子是Hoerl和Kennard(1970)提出的岭回归,其参数估计量不是无偏估计量,但其解存在且比较稳定。从本质上说,岭回归通过约束未知参数值的大小,以牺牲无偏性换取方差的显著减少,从而改进预测效果。在大数据时代,经常使用机器学习进行预测(包括分类),其基本思想是将数据分成两个子集,一个是训练数据,用于训练算法;一个是测试数据,用于测试算法的样本外预测能力或泛化能力。为了获得较好的泛化能力,机器学习通常引入一个惩罚项,限制算法的复杂度,这实际上是在算法预测的方差与偏差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算法预测大多是有偏估计。目前,统计学家与计量经济学家正在将机器学习应用于政策评估等统计推断中(Athey and Imbens,2019)。关于基于有偏估计量的统计推断方法,需要系统地建立一套新的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理论(Lee et al.,2016)。

    (四)从样本内拟合到样本外预测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特别是其所揭示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力。经济学传统建模与经验解释大多基于样本内拟合。然而,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或假说,必须能够在同样的条件下,独立地重复通过经验验证。因此,一种科学理论或模型不但需要能够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能够进行精准的样本外预测,即拥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在实际应用中,样本内拟合和样本外预测之间也存在一个权衡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个模型越复杂,其样本内拟合越好。但是,一个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如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捕捉不同数据中的共同特征(即通常所说的“信号”)。不同数据的共同特征越多,或模型捕捉共同特征的能力越强,其样本外预测能力越好。例如,机器学习依靠非参数统计方法,具有强大样本内拟合的能力,但这并不能保证样本外精准预测。一种高度灵活的机器学习算法,不但能够捕捉数据中的“信号”,而且还会捕捉数据中无助于样本外预测的“噪声”,从而导致样本内过拟合。为了改善样本外预测精准度,必须限制模型复杂度,这就需要对模型进行正则化。

    正则化通过限制参数值或参数维度或模型复杂性,减少捕捉训练数据中的“噪声”,避免算法的过拟合,以获得良好的样本外预测。大部分经济决策(如消费、投资)是在不确定市场条件下所做的决策,均基于样本外预测,因此良好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十分重要。由于经济结构常常具有时变性,以前表现优越的模型不一定能够继续精准预测未来。此外,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使经济主体会随政策变化而改变其行为,从而导致政策失效(Lucas,1976)。因此,精准的样本外预测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实证研究中,经常看到一些模型具有很显著的样本内证据(如预测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很显著),但样本外预测能力则很弱。但是,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都必须建立在可靠、可重复验证的实证基础之上。可重复验证意味着在相同的条件下,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都应该有很好的样本外预测能力,而不仅仅是有很好的样本内拟合。Varian(2014)指出,随着大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在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时,将会更多地从样本内拟合转变到样本外预测。Hofman等(2021)提出了在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兼顾解释与预测的整合建模思想。

    (五)从低维建模到高维建模

    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大多是低维模型,即解释变量维数小,未知参数维数也小。低维模型存在模型误设的可能性,如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大数据特别是胖大数据提供了大量潜在的解释变量,其维数甚至比样本容量更大,这给计量经济学建模带来很大挑战,但也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可显著减少因模型误设而引起的系统偏差,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事实上,很多经济金融问题涉及高维潜在的经济变量。高维建模将所有潜在的解释变量放进模型中,再用统计方法排除不重要的解释变量,实现有效降维,从而达到识别重要解释变量、增强模型可解释性、提升预测稳健性与精准度等目的。

    高维建模思想可用于金融学中的高维投资组合选择问题,比如假设要从标准普尔500中选择30只股票进行投资,如何在每个时期选择最重要的30只股票并决定其最优组合权重,是一个降维问题。再以异质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例,如何从包括所有潜在的共同风险因子和所有资产特质风险因子的高维风险因子集合中,识别出共同风险因子和每个资产的特质风险因子,是一个降维问题。自Engle和Kroner(1995)以来,如何在保证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半正定性的前提下,有效估计多元波动率模型的未知参数值,一直是金融计量学的一个难题。

    如何对高维模型进行降维,解决所谓的“维度灾难”问题?岭回归没有降维功能,但Tibshirani(1996)提出的统计学习方法LASSO可用于选择重要的解释变量,达到降维目的。假设存在稀疏性,即在大量潜在的解释变量中,只有少数变量的系数不为零。在这种情形下,可考虑采用LASSO方法。由于对未知参数值的约束从原来岭回归的L2范数(参数平方和约束)改变为L1范数(参数绝对值加总约束),LASSO会令数值很小的系数直接为零,从而达到降维的目的。当样本容量足够大时,LASSO将以大概率正确识别重要的解释变量,同时排除所有其他不重要的解释变量。机器学习的基本思想类似于LASSO,但有两个显著不同。首先,机器学习一般不用线性回归模型,而是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即让数据挑选最优的函数关系,因此具有很大灵活性,可避免模型误设而导致的系统偏差。其次,由于非参数方法的灵活性,存在对数据过拟合的可能性。为了改进样本外预测精确度,机器学习将数据分为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其中训练数据用于决定算法结构,而测试数据用于检验样本外预测效果。

    非参数方法可有效刻画非线性关系,如边际递减或递增效应、交互效应等,但也存在“维数灾难”,特别是当存在高维潜在的解释变量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机器学习采用了类似LASSO的惩罚项,实现有效降维和避免过拟合。这种带有约束的统计优化问题称为正则化,通过限制模型复杂性,在偏差与方差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以提升预测精准度。这种思想广泛应用于决策树、随机森林、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机器学习方法中。需要强调,正则化并不一定都对高维参数施加稀疏性假设。例如,在估计多元波动率模型时,直接假设参数稀疏性并不能保证时变方差—协方差矩阵的半正定性,在这种情形下,可假设未知参数矩阵是低秩的,即假设很多参数行可表示为少数参数行的线性组合,这样既可实现降维估计,又能保证矩阵的半正定性(Cui et al.,2021)。

    高维问题或“维数灾难”并不是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所特有的现象。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包含大量经济主体(或博弈者)的超大型博弈问题的求解也面临维数灾难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当状态变量维数变大或服从非马尔科夫过程时,刻画随机动态最优规划的贝尔曼方程的数值求解也存在维数灾难问题。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多元偏微积分方程的数值求解在变量维数增加时也面临同样的难题(E,2021)。如果拥有大数据,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将是解决上述高维求解难题的一个有效方法。

    (六)从低频数据到高频数据

    大数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动态性,即产生高频数据甚至实时数据。高频与超高频金融数据的可获得性催生了高频金融计量学(Engle and Russell,1998;Engle,2000)和高频微观金融学(如市场微观结构金融学,参见O’Hara,1995)。20世纪90年代,Engle和Russell(1998)基于高频与超高频金融交易数据,提出了一个自回归条件久期模型,用于刻画资产价格变动或交易的时间间隔与历史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类模型的产生得益于高频金融数据的可获得性。

    由于不能实时监测GDP等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受到低频数据的限制。实时预测原是气象学的一个术语。Giannone等(2008)提出了利用大数据实时预测当期GDP的方法,即在季度GDP数据发布之前,利用实时更新的数据预测当期GDP,其基本思想是将大量的异质数据(如失业率、工业销售、贸易差额等)作为信息源,在传统季度GDP数据发布前从中提取出有关当期GDP变化的信息。美联储每天都在利用高频大数据预测当期季度的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对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可提供很大帮助。

    随着高频微观经济数据的产生,很多宏观经济指标都能实现高频化甚至实时化,比如,可用互联网消费价格大数据构建日度CPI数据。一个例子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项目(Billions Price Project)所构建的美国和阿根廷的日度CPI指数(Cavallo,2012,2013)。Scott和Varian(2014,2015)使用谷歌搜索数据构建了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高频数据,包括失业人数、消费零销额、消费者情感指数等,以往这些变量只能通过统计调查构建低频数据。预计高频宏观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催生一门新兴学科——高频宏观经济学。宏观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高度相关。金融市场有高频数据,但长期以来宏观经济指标数据的获得相对滞后,因此研究者没有办法研究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即时互动关系。如果宏观经济变量能够高频化,那么这种研究将成为可能。除了用于构建高频宏观经济指标之外,高维大数据在识别外生经济或政策冲击对不同行业、不同经济主体的分布效应,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比如,可用高频金融市场大数据精准识别货币政策冲击。针对特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利用“高频”数据(以日为频率)估计货币政策执行前后金融市场价格(反映了市场对政策的预期)的变化,并利用胖大数据控制其他高维因素,识别没有预期到的外生政策冲击(Gertler and Karadi,2015)。较之宏观计量经济学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上述方法能够更精准识别外生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再比如高频微观行为大数据(如家庭在线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可用于识别宏观经济政策对家庭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分布效应。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冲击会对面临不同约束(如信贷约束)的微观家庭产生异质性影响,从而导致政策具有分布效应并影响其传导机制。分析微观层面的家庭消费与投资在货币政策实施前后的动态变化,可精准刻画货币政策对不同家庭冲击的分布效应及其背后的市场摩擦机制。同样地,企业投资大数据可用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如信贷供给)对微观层面的异质性企业投资行为的分布效应,从而为制定精准信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高频的企业生产与销售数据,可估计重大外生冲击(如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冲突)发生后,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动态关联,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动态关联,刻画重大冲击的产业网络或产业链传导机制,特别是对系统性重要产业和核心企业的识别,这将有助于制定科学的定向经济复苏政策(如定向信贷供给和政策补贴),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与韧性,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增强扩张性政策的有效性。

    (七)从结构化数据到非结构化数据

    大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后者不能以传统的行—列格式表示。非结构数据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可用于定量刻画结构化数据无法描述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现象,如群体心理、企业文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非结构化数据一般是高维的。例如,从统计学视角看,文本数据是一种高维的复杂数据。因此,分析非结构化数据的第一步通常是借助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例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获取文本中的语义学信息,利用语音识别确定声音和音频中的声调,以及通过计算机视觉提取图像和视频蕴含的地理信息等。

    以文本数据为例,各种政府工作报告与政策文件、各类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评论等都是文本数据。文本数据的现代统计分析可追溯到Mosteller和Wallace(1963)。他们通过分析《联邦党人文集》中每篇文章中的冠词(如“an”、“of”、“upon”)出现的频率,并基于每个人写作习惯不会轻易改变的假设,分辨出《联邦党人文集》中一些原来作者不明的文章的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而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计量经济学史上,对谁发明工具变量法,计量经济学界有过争议。关于工具变量估计的推导最早出现在Wright(1928)所著的《动物油与植物油关税》一书的附录,但附录的写作风格与正文完全不同。Stock和Trebbi(2003)对文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并使用前4个主成分作为预测变量,最终得出结论,即工具变量估计的提出者是Philip Wright而非他的儿子Sewall Wright。在中国,也早有学者基于《红楼梦》文本数据所包含的常用副词,用统计学两样本均值检验方法研究《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和后40回的作者是否为同一个人。

    文字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进行沟通、交流的最主要工具,因此可从文本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测度各种社会心理变量,如金融学中的投资者情感指数(Tetlock,2007;García,2013)、福利经济学中的国民幸福感指数(张兴祥等,2018)、市场营销学中的顾客满意度指数(He et al.,2013;Homburg et al.,2015)、经济学中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Brogaard and Detzel,2015;Baker et al.,2016;Gulen and Ion,2016;Baker et al.,2020)、教育学中的学生学习压力指数(Munezero et al.,2013)以及新闻传播学中的社会舆情指数等。

    还可基于文本数据构建与测度文化变量。文化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是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与行为习惯,可通过文本数据进行刻画。例如,可测度诸如创新、正直、质量、敬畏和团队协作之类的企业文化 (Li et al.,2021)。在Graham等(2017)的访谈研究中,企业高管们推荐了11个度量文化的数据来源,其中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如财报电话会议记录。Li等(2021)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企业文化进行研究,他们使用5个标准普尔500公司网站中最常提到的词汇作为“核心价值词汇”,包括“创新”、“正直”、“质量”、“敬畏”、“团队协作”,并借用Guiso等(2015)所提供的与各个“核心价值词汇”相关的“种子词汇”,将财报会议记录中的词语与“种子词语”联系起来,建立异质性的企业“文化字典”,并在每一财务年度为每个企业文化指标赋值,其中每个文化指标的得分是其相关词语的加权计数占总词数的比例。Li等(2021)突破以往企业文化研究主要使用代理变量或采用调查访谈的做法,使用词向量模型度量文化。词向量模型突破传统的词袋模型将字词视为相互独立符号的假设,避免或减少了忽视上下文语境而导致的偏差,将语法表达层面的定量方法推进到语义层面。测度好各种文化指标后,可将这些指标代入回归模型中,使原来的定性分析转变为定量分析。

    需要指出,中文文本数据的定量分析难度高于英文文本数据。例如,与能够自动分词、断句的英文文本数据相比,中文文本数据的分词、断句的位置不同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与“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另外,一些中文关键词的词性在上下文中会发生变化,如“领导”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因此,中文词性的判断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深度学习和较为庞大的训练数据。还有,中文是不断进化的语言。完全相同的词汇,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其含义便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大量网络语言不断涌现,这些词汇往往代表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无法按照常规的中文语句含义进行分析。

    文本回归分析不仅使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成为可能,也使系统性的人类经济社会研究成为可能。众所周知,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人类的经济活动还受到政治、法律、科技、历史、文化、社会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并且反过来影响这些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经济学研究也需要坚持系统分析方法。跨学科跨领域的大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可为人类经济社会的系统研究提供很多新的洞见和发现。可以预见,基于大数据的文本回归分析将成为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一个基本的定量实证研究方法(洪永淼、汪寿阳,2021a)。Grimmer和Stewart(2013),Evans和Aceves(2016),Loughran和McDonald(2016)以及Gentzkow等(2019)分别介绍了文本数据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及其在政治学、社会学、会计学与金融学,以及经济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八)从传统结构化数据到新型结构化数据

    除了非结构化数据外,大数据还包括新型结构化数据。新型结构化数据例子包括矩阵数据、函数数据、区间数据以及符号数据,其中向量数据是矩阵数据的一个特例,区间数据是符号数据的一个特例,而面板数据则是函数数据的一个特例。长期以来,很多经济金融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在金融波动率建模时,人们通常只使用金融资产每天的收盘价数据,而由金融资产每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所组成的价格区间数据,或者其每天从开盘到收盘的函数价格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要比每天的收盘价丰富得多,但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作为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股市投资中的K线预测可视为部分利用区间数据进行交易的技术投资策略。K线反映了各种股票每日、每周、每月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等涨跌变化情况(Xie et al.,2021)。Chou(2005)提出一个基于范围(即最高价减最低价)数据的条件自回归范围模型,发现基于范围数据的波动率预测优于基于收盘价的GARCH波动率模型预测。而He等(2021)和Zhu等(2021)使用自回归区间模型(Han et al.,2021)和门框自回归区间模型(Sun et al.,2018),分别发现在预测月度原油价格波动率和每天外汇市场波动率时,区间模型预测优于范围模型,而范围模型又优于基于点数据的GARCH模型,展现了有效利用区间数据信息可显著改进波动率预测的信息优势(区间数据既包含范围信息,也包含中点价和收盘价信息)。关于区间数据建模与预测的更多讨论,参见洪永淼和汪寿阳(2021a)。

    新型结构化数据比传统点数据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但新型结构化数据建模需要新的分析方法与工具,比如一个区间是无穷多点的集合,因此需要构建随机集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而不是点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型(Han et al.,2021;Sun et al.,2018)。对新型结构化数据建模需要新的数学工具,这将给计量经济学研究带来范式变革。

    (九)从人工分析到智能化分析

    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和复杂性(如不同结构、不同频率、不同来源、噪声等),由人工收集、储存、处理与分析大数据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学习,也因此应运而生,并得到了空前大发展。机器学习,如深度学习,是分析大数据的最主要工具,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现实经济活动中,如高频算法交易。MIT最近开发了一个PClean数据清洗系统(Lew et al.,2021),可自动清洗脏数据,如错误、数值缺乏、拼写错误和数值不一致等常见的数据问题。据报道,在中国杭州市余杭区,“统计机器人”正在帮助及时收集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统计数据报送。机器学习也正在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例如文本数据的情感分析需要使用各种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技术。人工智能可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以及商业智能分析。计量经济学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因果识别与政策评估方法,用于精确评估经济社会公共政策效应(Athey and Imbens,2019)。中国人工智能之父吴文俊曾长期研究如何用机器来证明数学定理。机器人现在还可以帮助科学家做科学实验和写学术论文。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经济学者的编程能力和数据分析素养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为处理海量大数据和及时获取最新算法,经济学家需要掌握一些难度较高的开源可编译软件(如Python,R,Java,C++等),并熟悉诸如GitHub、码云等代码共享平台。再比如,若数据量超过一定规模,在单独服务器上使用计算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将变得不再可行,这时需要进行分布式计算,将庞大的工作量分散到多个节点服务器分别进行,最后再进行汇总。因此,研究人员也需要熟练掌握如Hadoop、Storm等分布式计算软件。

    五、结束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大数据正在深刻改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由于大数据包含大量互相关联的异质性微观主体的行为(包括心理)信息,使经济学家能够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出发,突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的局限性,如假设完全理性经济人而忽视非理性行为因素,忽视经济人的社会性与社会心理的反作用,忽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忽视以系统观点将经济活动放在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系统中来研究经济等重要缺陷,同时,大数据也促进了经济学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学、数据科学等相关领域之间的交叉,特别是促进了这些新兴方法论学科在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之间以及经济学与数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融合。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实证研究范式正呈现出科学化、严谨化、精细化、多元化(跨学科)、系统化与趋同化(方法论)的趋势。一个新兴方法论学科,即大数据与机器学习计量经济学正在兴起。需要重视和学习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各种大数据分析方法、技术与工具。

    应该强调,不是使用了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便自动具有科学性。任何定量实证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相应的方法便不适用。例如,不管样本容量有多大,经典的t-检验和F-检验在条件异方差情形下便会失效(洪永淼,2021)。此外,与任何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也有其缺点。例如,当使用文本数据测度社会心理变量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不仅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均基于语言的误设模型,而且还可能有不同的构建方式(如赋予不同权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由于从文本数据构造的变量大多是解释变量,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所用的误设语言模型会产生变量误差,导致估计偏差,因此需要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加以矫正(洪永淼,2011)。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通常是研究者事先提出一个理论假说,然后设计一个实验或选择一个方法来检验该假说。不管是拒绝或接受理论假说,研究人员不会事先预知结果。但是,如果为了获得某个预期结果而提出适合该结果的理论假说,并且反复从数据中寻找“证据”支持,这将可能导致数据窥视偏差(Campbell et al.,1997)。例如,研究人员可能会对一种算法的不同版本在同一数据进行反复试验,直至获得某种符合预期结果的版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定量分析而退回到定性分析;相反地,应该研究如何改进测量社会心理变量的方法,如何减少或避免数据窥视偏差。事实上,10年来,分析文本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统计方法已显著地变得更加精准,并且还在不断完善中。

    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不用定量方法就没有科学性。逻辑分析、历史分析不一定非用数学和其他定量方法不可。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海量大数据包含很多传统数据所没有的信息,特别是大量互相关联的微观主体行为信息,这些信息可用于揭示个人与群体的行为,个人之间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不采用定量方法是不可想象的。定量分析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使用高深的数学和复杂的模型,而且需要注意模型的可解释性(特别是经济解释)与数据分析的可视化。实证研究特别是定量实证研究是现代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范式,但也只是一类研究范式。不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需要兼容并包。应当鼓励使用多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互相补充、互相交叉、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中国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业国家、最大货物贸易国、全球三大主要供应链中心之一,并且即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国,中国经济崛起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已经并且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凝练可复制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原创性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责任。由于超大经济体的规模优势,以及中国政府“互联网+”政策,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某些领域(如移动支付)领先全球,中国在大数据资源方面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并且拥有巨大潜力。海量大数据资源,加上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所有制的多样性以及全球最具特色的“政策数据库”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中国经济学家开展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等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产生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富矿”(陈国青等,2021)。

    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的出现,使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克服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并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提炼出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知识体系,为当代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同时,新型数据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与工具,需要不断创新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并应用于研究各种现实经济问题,包括以证据为基础精准评估经济社会公共政策,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精确性、时效性与协同性,从而更好支持政府科学决策。

    在构建原创性中国经济理论过程中,还应坚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批判性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理论成分与研究方法,以科学研究范式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作者:
    洪永淼(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汪寿阳(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文章刊发:
    洪永淼、汪寿阳:《大数据如何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管理世界》,2021年第10期,第40~55、72页。

  • 十六种常用统计分析软件简介

    1 SAS统计软件 

    SAS 是英文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统计分析系统,最初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两名研究生开始研制,1976 年创立SAS公司, 2003年全球员工总数近万人,统计软件采用按年租用制,年租金收入近12亿美元。SAS系统具有十分完备的数据访问、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功能。 在国际上, SAS被誉为数据统计分析的标准软件。SAS系统是一个模块组合式结构的软件系统,共有三十多个功能模块。SAS是用汇编语言编写而成的,通常使用SAS 需要编写程序, 比较适合统计专业人员使,而对于非统计专业人员学习SAS比较困难。SAS最新版为9.0版。网址:http://www.sas.com/

    SAS是美国SAS(赛仕)软件研究所研制的一套大型集成应用软件系统,具有比较完备的数据存取、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展现的系列功能。尤其是它的创业产品—统计分析系统部分,由于具有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一直是业界中比较著名的应用软件,在数据处理方法和统计分析领域,被誉为国际上的标准软件和最具权威的优秀统计软件包,SAS系统中提供的主要分析功能包括统计分析、经济计量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财务分析和全面质量管理工具等。

    SAS系统是一个组合的软件系统,它由多个功能模块配合而成,其基本部分是BASE SAS模块。BASE SAS模块是SAS系统的核心,承担着主要的数据管理任务,并管理着用户使用环境,进行用户语言的处理,调用其他SAS模块和产品。也就是说,SAS系统的运行,首先必须启动BASE SAS模块,它除了本身所具有数据管理、程序设计及描述统计计算功能以外,还是SAS系统的中央调度室。它除了可单独存在外,也可与其他产品或模块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各模块的安装及更新都可通过其安装程序比较方便地进行。

    SAS系统具有比较灵活的功能扩展接口和强大的功能模块,在BASE SAS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如下不同的模块而增加不同的功能:SAS/STAT(统计分析模块)、SAS/GRAPH(绘图模块)、SAS/QC(质量控制模块)、SA/ETS(经济计量学和时间序列分析模块)、SAS/OR(运筹学模块)、SAS/IML(交互式矩阵程序设计语言模块)、SAS /FSP(快速数据处理的交互式菜单系统模块)、SAS/AF(交互式全屏幕软件应用系统模块)等等。SAS提供的绘图系统,不仅能绘各种统计图,还能绘出地图。SAS提供多个统计过程,每个过程均含有极丰富的任选项。用户还可以通过对数据集的一连串加工,实现更为复杂的统计分析。此外,SAS还提供了各类概率分析函数、分位数函数、样本统计函数和随机数生成函数,使用户能方便地实现特殊统计要求。

    目前SAS软件对Windows和Unix两种平台都提供支持,最新版本分别为8.X和6.X。与以往的版本比较,6.X版的SAS系统除了在功能和性能方面得到增加和提高外,GUI界面也进一步加强。在6.12版中,SAS系统增加了一个PC平台和三个新的UNIX平台,使SAS系统这一支持多硬件厂商,跨平台的大家族又增加了新成员。SAS 6.12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对ODBC、OLE和MailAPIs等业界标准的支持,大大加强了SAS系统和其它软件厂商的应用系统之间相互操作的能力,为各应用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在我国SAS的逐步应用还是近几年的事,但是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信息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单位采用了SAS软件。尤其在教育、科研领域等大型机构,SAS软件已成为专业研究人员实用的进行统计分析的标准软件。然而,由于SAS系统是从大型机上的系统发展而来,其操作至今仍以编程为主,人机对话界面不太友好,系统地学习和掌握SAS,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而对大多数实际部门工作者而言,需要掌握的仅是如何利用统计分析软件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因此往往会与大型SAS软件系统失之交臂。但不管怎样,SAS作为专业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巨无霸,现在鲜有软件在规模系列上与之抗衡。

    2 SPSS统计软件 

    SPSS是英文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社会学统计程序包,20世纪60年代末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位研究生研制,1975年在芝加哥组建SPSS总部。SPSS系统特点是操作比较方便,统计方法比较齐全,绘制图形、表格较有方便,输出结果比较直观。SPSS是用FORTRAN语言编写而成。适合进行从事社会学调查中的数据分析处理。最新版为13.0版。网址:http://www.spss.com/

    SPSS原名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现已改名为统计解决方案服务软件。是世界著名的统计分析软件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位研究生研制开发了最早的统计分析软件SPSS,同时成立了SPSS公司,并于1975年在芝加哥组建了 SPSS总部。20世纪80年代以前,SPSS统计软件主要应用于企事业单位。1984年SPSS总部首先推出了世界第一套统计分析软件微机版本 SPSS/PC+,开创了SPSS微机系列产品的先河,从而确立了个人用户市场第一的地位。

    同时SPSS公司推行本土化策略,目前已推出9个语种版本。SPSS/PC+的推出,极大地扩充了它的应用范围,使其能很快地应用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报刊杂志纷纷就SPSS的自动统计绘图、数据深入分析、使用灵活方便、功能设计齐全等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称赞。目前已经在国内广泛流行起来。它使用Windows的窗口方式展示各种管理和分析数据方法的功能,使用对话框展示出各种功能选择项,只要是掌握一定的 Windows操作技能,粗通统计分析原理,就可以使用该软件进行各种数据分析,为实际工作服务。

    SPSS for Windows是一个组合式软件包,目前已经开发出SPSS12版本,它集数据整理、分析功能于一身。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计算机的功能选择模块,以降低对系统硬盘容量的要求,有利于该软件的推广应用。SPSS的基本功能包括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图表分析、输出管理等等。SPSS统计分析过程包括描述性统计、均值比较、一般线性模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聚类分析、数据简化、生存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多重响应等几大类,每类中又分好几个统计过程,比如回归分析中又分线性回归分析、曲线估计、Logistic回归、Probit回归、加权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非线性回归等多个统计过程,而且每个过程中又允许用户选择不同的方法及参数。SPSS也有专门的绘图系统,可以根据数据绘制各种统计图形和地图。

    SPSS for Windows的分析结果清晰、直观、易学易用,而且可以直接读取EXCEL及DBF数据文件,现已推广到多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最新的版采用 DAA(Distributed Analysis Architecture,分布式分析系统),全面适应互联网,支持动态收集、分析数据和HTML格式报告,领先于诸多竞争对手。方便易用是SPSS for Windows的主要优点,同时也是SPSS不够全面的原因所在。

    3  BMDP统计软件 

    BMDP是英文Biomedical computer programs 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生物医学计算程序, 美国加州大学于1961年研制,是世界上最早的统计分析软件。特点是统计方法齐全,功能强大。但1991年的 7.0版后没有新的版本推出,使用不太普及,最后被SPSS公司收购。

    4 Stata统计软件 

    Stata统计软件由美国计算机资源中心(Computer Resource Center)1985年研制。 特点是采用命令操作,程序容量较小,统计分析方法较齐全,计算结果的输出形式简洁,绘出的图形精美。不足之处是数据的兼容性差,占内存空间较大,数据管理功能需要加强。最新版为8.0版。网址:http://www.stata.com/

    5 EPINFO软件 

    EPINFO是英文Statistics program for epidemiology on microcomputer 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流行病学统计程序。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和WHO共同研制,为完全免费软件。特点是数据录入非常直观,操作方便,并有一定的统计功能,但方法比较简单,主要应用于流行病学领域中的数据录入和管理工作。最新版为Epidata 2.0版及EPINFO2000版。

    6  Minitab

    Minitab由美国宾州大学研制。其特点是简单易懂,很方便进行试验设计及质量控制功能。在国外大学统计学系开设的统计软件课程中,Minitab与SAS、BMDP并列,根据没有SPSS的份。最新版本为14.0版,网址:http://www.minitab.com/

    7 Statistica

    Statistica为一套完整的统计资料分析、图表、资料管理、应用程式发展系统;美国StatSoft公司开发。能提供使用者所有需要的统计及制图程序,制图功能强大,能够在图表视窗中显示各种统计分析和作图技术。

    8  SPLM统计软件

    SPLM是英文Statistical program for linear modeling 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线性模型拟合统计软件程序。1988年由解放军第四医学大学统计教研室研制。系统特点是采用线性模型的方法,实现各种统计方法的计算。统计方法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强大。SPLM采用FORTRAN语言编写完成。但1999年推出3.0版后无新的产品推出。

    9 CHISS统计软件

    CHISS 是英文Chinese High Intellectualized Statistical Software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中华高智统计软件, 由北京元义堂科技公司研制,解放军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参加协作完成。1997年开始研发,2001年推出第一版。CHISS是一套具有数据信息管理、图形制作和数据分析的强大功能,并具有一定智能化的中文统计分析软件。CHISS的主要特点是操作简单直观,输出结果简洁。既可以采用光标点菜单式也可采用编写程序来完成各种任务。CHISS用C++语言、 FORTRAN语言和delphi 开发集成,采用模块组合式结构,已开发十个模块。 CHISS可以用于各类学校、科研所等从事统计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最新版为CHISS2004版。网址:http://www.chiss.cn

    10  SASD统计软件

    SASD是英文package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ochastic data 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随机数据统计分析程序包。它是由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制。系统特点是以FORTRAN源程序形式向用户提供大量的子程序可供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统计方法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强大。SASD采用FORTRAN语言编写完成,比较适合从事统计专业人员使用。但无新版推出。

    11  PEMS统计软件

    PEMS是英文package for encyclopaedia of medical statistics汉语是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统计学软件包。它以<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一书为蓝本,开发的一套统计软件。系统特点是实现各种统计方法的计算。统计方法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强大。PEMS采用TURBO C和TURBO BASIC语言编写完成,比较适合从事医学工作的非统计专业人员使用。最新版为PEMS3.0版。网址:http://www.pems888.com/

    12  EXCEL电子表格与统计功能

    EXCEL电子表格是Microsoft公司推出的Office系列产品之一,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电子表格软件。特点是对表格的管理和统计图制作功能强大,容易操作。Excel的数据分析插件XLSTAT,也能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但不足的是运算速度慢,统计方法不全。

    13 DAS统计软件

    DAS是英文Drug and Statistics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药理学计算软件,由孙瑞元等开发。特点是内容涵盖基础药理学、临床药理学,药学,医学统计学。能多种处理结果同时显现。EXCEL平台使用方便,智能化,图表直接插入文档。网址:http://www.drugchina.net/

    14  SDAS统计软件

    DAS是英文Statistical design and analysis system的缩写,翻译成汉语是统计设计和分析系统。1992年由解放军总医院医学统计教研室开发。特点是窗口操作,操作方便,图表简明,与国内医学统计学教材一致。但只有DOS版,1995年后没新的版本。

    15  Nosa统计软件

    Nosa是非典型数据分析系统,1999年由解放军四军医大学医学统计教研室夏结来教授开发。特点是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建模,从数据录入与管理、统计分析、绘图,到结果管理嵌入了当代数据处理技术。但只有DOS系统下使用。

    16  Minitab

    Insightful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商务智能软件提供商,产品涵盖分析统计、数据挖掘、知识获取、决策支持等多个领域。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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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林,贺京同: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列维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行为金融学创始人迈尔·斯塔特曼所著的《行为金融学通识》一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译者高林、贺京同撰文,深入介绍了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涵义和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对于《行为金融学通识》一书的作者迈尔·斯塔特曼,专业人士通常用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开创者”、“先驱人物”、“领路者”等词汇来形容他。从本书内容所依据的700多篇参考文献来看,本书可以看成是对目前行为金融领域前沿和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全面的回顾与大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统一且严谨的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架起了理论、证据与实践三者之间的桥梁。本书的出版发行为我们理解这些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巨人的肩膀”。

      作者将金融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行为金融学、标准金融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一代行为金融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结构体系主要由五大基石或模块构成:普通人假设、行为资产组合理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和行为市场有效性理论,迥异于标准金融学的理性人假设、均值-方差资产组合理论、标准生命周期理论、标准资产定价理论和市场有效性理论,由此基本形成了一个统一且完整的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体系。

      “普通人”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是第二代行为金融学最为重要的理论突破。“普通人”的行为特征与其他四模块有机融合在一起,可以很好的对人们的金融选择和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解决金融投资领域的各种异象和谜团,其解释力要远优于标准金融学。

    一、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用“普通人”假设替代了“理性人”假设

      标准金融学是以新古典“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它将人描述为理性人:其仅追求功利性收益;具有无限的认知能力;做决策时会充分利用所有可得信息且不受情绪左右。仅当未预料到的新信息或冲击出现时,理性人才会犯错,但其不会犯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标准金融学统治了金融学的‘厌食’时期,其倡导者忙碌着将金融领域的问题排除在外而非回答它们。”

      第一代行为金融学将标准金融学的理性人模型作为“理想类型”, [1]在此基础上对比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关注人们进行选择时出现的各类“错误”,进而识别出各种“异象”并试行解释。大量的此类实证证据表明,人的实际行为偏离了新古典理性人模型所做预测。这些偏误表明人是“非理性”的,会犯各种错误。此种研究路径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其研究内容零散化,缺乏统一的结构体系。行为金融学看似“只不过是投资者被一系列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所误导的松散的故事集合”。典型的第一代行为金融研究发现,交易更多的时候会降低而非增加财富,并且它将交易的渴望主要归因于认知型错误。由于情绪相比认知而言过于复杂,相关研究不愿关注情绪。

      第二代行为金融学融合目前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前沿和代表性研究成果,去芜取精,为行为金融学提供了一个统一且严谨的理论结构体系,架起了理论、证据与实践三者之间的桥梁。其核心特征是对人进行了更准确的刻画,将无血无肉、脱离现实的、抽象的“理性人”丰富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更接近现实的“普通人”,用“普通人”假设替代了“理性人”假设。

    二、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对“普通人”的刻画

      与“理性人”假设相对应,“普通人”假设的核心要点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 关于欲望:普通人不仅关注功利性收益,还关心表达性收益和情感性收益

      普通人假设首先承认并正视人具有一系列的普通欲望:想要富有且免于贫困、扶养孩子和家庭、展示自己的能力、玩游戏并获胜、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享受熟悉性和表现爱国主义、获得高社会地位、促进公平、不纳税等等。普通人的这些欲望因人(个性品质、价值观、宗教、背景、文化、社会阶层和政治取向等)而异,千差万别。任何经济物品,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都可能会满足这些欲望。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将这些欲望的满足概括为三类收益:功利性收益、表达性收益和情感性收益,三大收益共同决定行为人所获效用。

      (2)关于知识:“中度无知-中度有知”替代了“全知”

      普通人并非是会充分利用所有可得信息的“全知”,而是处于从中度无知(normal-ignorant)到中度有知(normal-knowledgeable)两者之间的某个区域。中度无知和中度有知两个概念的定义有些模糊,令人费解。总体上,有知者会基于科学证据(例如人类行为类、金融事实类和信息类三类知识)尽力通过提高熟虑型系统2的使用和适当的激励手段,做好纠正准备并进行纠正,克服犯错倾向并避免错误,虽然该过程很是困难且效果不一定会尽如人意。而无知者通常不会这样做,并且有些人甚至不相信科学证据。

      (3)关于认知能力:区分了欲望、捷径与错误

      普通人并非是具有无限认知能力的“全能”,而是可能犯各种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假设普通人在选择或决策时会权衡运用直觉型系统1和熟虑型系统2进行决策。直觉型系统1会利用各种认知和情绪捷径(也称为经验法则或直觉推断),让我们快速且俭省的做出决策。多数时候其可以让我们接近于最佳方案,做出好的选择,但是其也会产生误导,导致各种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当利用直觉型系统1做出错误决策时,全力投入熟虑型系统2会产生更好的选择。

      一些投资者的行为偏向被归因于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或许是恰当的,但对其他投资者而言,同样的偏向或许是由想获得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的欲望导致的。真正由这些欲望所导致的行为偏向(与理性人相比)并非错误,其可能是“理性的”,进而欲望和错误便被区分开来。

      区分欲望、捷径与错误是第二代行为金融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三者之间的分别是模糊的,人们的选择或行为是否是错误,其辨别难免会牵涉到价值判断甚至武断。对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进一步讨论。

      (4)关于情绪:为情绪在选择和决策中的重要性正了名

      对于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区别于第一代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走出了狭隘的认知中心观,强调了情绪的极端重要性,将情绪承担的角色与认知承担的角色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情绪研究是一个艰深、复杂且异常困难的课题,对此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能是未来行为金融研究的重心。在进行金融决策时,情绪捷径并非总是导致错误决策,其大多时候会对我们提供正确指导,不论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都是如此。简言之,情绪大多时候并非理智的“绊脚石”,其与理智是相辅相成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未必总要遵循“将情绪抛到脑后”的传统投资建议,这为情绪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正了名。但这也导致了一个难题,由于认知和情绪两者通常会交互作用,这使得到底是将捷径、错误或选择归为情绪还是认知很是困难。

    三、“普通人”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涵义

      对于金融学理论而言,上述普通人的行为特征会产生重要的理论影响甚或变革。这些影响会贯穿融合于其他四个理论模块之中,使得研究者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个体和市场行为。

      (1)消费与投资不可分

      不管是进行投资还是消费,由于理性人仅关注它们带来的功利性收益,因此标准经济学在处理消费与投资两者的关系时,会遵循所谓的费雪分离定律,认为投资与消费可以分开决策。但普通人不愿将消费者和投资者角色分开,他们关心产品和服务(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带来的全系列普通欲望满足或三大收益,而且由于这些欲望或三大收益之间可能产生冲突,普通人会对其进行权衡取舍。这导致很多时候投资与消费两者不可分,违反分离定律。例如,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可能不愿意投资于枪械制造公司股票,在获得更高的金钱回报后,再将此部分高出的收入捐献给反枪械运动,这表明人们将投资者和消费者角色混在了一起。消费和投资的不可分性会始终如一的贯穿于其他四个理论模块之中。

      (2)风险测度逐步从客观转向主观

      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处理在选择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标准金融学的期望效用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的前景理论主要通过方差和损失来衡量风险。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在区分体验效用和生活质量评价两个幸福概念基础上,尝试将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自己的选择理论,虽然两理论融合的还显生硬,本质上还有“两张皮”的感觉。但它在风险测量方面进行了更激进的理论尝试,主要通过(与渴望值之间的)差额数量、差额出现的概率或期望差额来衡量风险。   由于风险必然是为了实现愿望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因此在期望收益与风险之间以及三种风险测度之间,行动人可能需要做出权衡取舍。例如,为了避免损失或差额,就要接受方差。因而,用差额厌恶可以解释人们对方差的逐求(标准经济学所谓的风险逐求)。行为人并非方差逐求者,只不过是差额厌恶者而已。总而言之,若用差额形式衡量风险,则人们总是风险厌恶的。差额厌恶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理论以及行为资产组合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特别反映了行为人对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的追求,反映了情绪因素的影响。在选择或决策过程中,差额厌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对客观概率进行主观加权这样一个过程。

      这种衡量风险的方式意味着逐步将风险从一个客观测度量转化为一个主观测度量,在理念上从“以物为本”转为“以人为本”。这种处理与张五常处理风险的方式截然相反,代表着两个极端。张五常主张“以物为本”理念,尝试使用交易费用尤其是信息费用之高低来测度风险。两种理念到底孰优孰劣,还无法盖棺定论。

      (3) 追求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会降低用金钱衡量的收益率   普通人会在各种普通欲望或三大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会犯各种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并且欲望和错误的影响具有持久性,不是暂时的。这必然导致投资以金钱衡量的收益率下降,进而影响到资产组合构建、资产定价和市场的有效性。概括而言,其导致投资机构想要的和选定的资产组合并非位于标准资产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前沿上,而是位于行为资产组合理论的行为-欲望前沿上(其位于均值-方差前沿之下);导致资产定价的理论模型必须考虑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导致市场不是有效市场,不具备价格等于价值型效率。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此部分收益差额即所谓的超额收益。该超额收益反映了交易费用(例如避免犯错的信息费用、套利费用等)以及投资者为了获得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而愿意付出的代价或机会成本。严格来说,可以看作是投资者为满足某些欲望和避免犯错所“要求的报酬率”。在这里,不管是标准金融学还是行为金融学,都仅将价格定义为狭义的“市场价格”,而非广义的“人们愿意支付的代价”,未能一以贯之的贯彻机会成本概念。简言之,假若存在一个将此超额收益转化为金钱收益的市场,则理论上该超额收益是不应存在的。   

    (4)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从单纯的资产构建理论变为关于资产构建与目的的理论

      均值-方差资产组合理论是标准金融学的资产组合理论,其认为投资者的欲望仅是想要获得高期望收益和低风险带来的功利性收益,而不考虑构建资产组合的目的。但资产组合构建只是投资者达成终极目的的一个中途站点。该资产组合理论是一种处方性理论,为权衡期望收益和风险的投资者开具最优资产组合处方。在该理论中,投资者总是方差厌恶而非方差逐求的,其不会建议人们购买彩票,而是应该购买分散化的资产组合来降低风险。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融合了塞勒的心理核算理论,以投资者目标为起点构建资产组合,投资者的欲望已经扩延到功利性收益之外,还会想获得各种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例如想要履行社会责任、想要表现爱国主义和获得熟悉性、想要自豪感和避免懊悔以及想要遵守传统习惯等等。它将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看作是一个分层的心理账户金字塔,而非像标准金融学那样将其看成是一个整体。每一层心理账户都对应着某特定欲望、相关目标及其功利性、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投资者并非如标准金融学那样仅有一种风险态度,而是有多种风险态度,每一层心理账户都对应一种。

      例如,一层心理账户或许对应着“跌价保护”欲望,其功利性收益包括防止贫困导致的低消费水平,其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包括财务独立并避免对贫困的恐惧。在该心理账户中,目标财富水平相对较低,投资者是方差厌恶的。另一层心理账户或许对应着“升值潜力”欲望,其功利性收益包括富裕导致的高消费水平和资产的累积,表达性和情感性收益包括高社会地位和自豪。在该心理账户中,目标财富水平相对较高,投资者是方差逐求的。

      由此导致投资机构想要的和选定的资产组合并非在均值-方差前沿上,而是位于行为-欲望前沿上。跌价保护心理账户可能由分散化的一系列股票、债券、支付年金的有保证型收入和类似投资构成,升值潜力心理账户可能由具有彩票性质的非分散化的少量股票和类似投资构成。此种最优的行为-欲望前沿资产组合在避免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的同时能够有效平衡各种欲望之间的冲突。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不仅是处方性的,而且也是描述性的,可以描述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其解释力要高于均值-方差资产组合理论。在投资实务上,许多实践案例都具有类似特征。例如,查理·芒格对标准金融学的投资分散化处方给出了以下评价:“投资应该越分散越好是一种发疯的观念……几乎所有的好投资的分散化程度都是相对较低的”。[2]对于查理·芒格这些财富目标非常之高的投资者而言,相比分散化的投资组合,由于彩票具有更高的达成目标的概率(虽然该概率也很小),他们即使厌恶方差也可能偏爱购买彩票。

    四、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普通人”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大大扩展了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研究资产组合构建、资产定价和市场有效性等问题。例如,对于大脑、神经、欲望、目的、心理、具体决策过程等的研究都会纳入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但“普通人”假设和研究范围的扩展也带来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需要研究者在未来研究过程中提起重视。

      (1)研究层面还原到“心理”层面与客观研究原则的冲突 理念上,“普通人”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导致研究从传统的“行为”层面还原到了“心理”或“大脑”层面,不再通过行为揭示偏好,不再将行为看作“终极给定事实”。这可能遭致传统经济学家提出批评和质疑。受限于大脑和神经科学的研究现状,这种研究思路会给研究的客观性带来困难,研究容易受到价值判断影响。

        对于人们的选择或行为,要区分其是由欲望驱动还是错误所致通常并不容易,因为某些欲望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其区分难免会牵涉到价值判断甚至武断。例如,相比其他国家,通常认为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这到底是因为人的普通欲望(想为孩子的教育和成家立业做准备,并留下大笔遗产等等欲望导致的个人储蓄取向较高)还是错误(缺乏准确估计生命周期财富和自己寿命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过度的自我控制等等)所致呢?在自愿自由的交易中,是否存在阿克洛夫和席勒所谓的欺骗或“钓愚”现象呢?基金经理人利用投资者的认知型和情绪型错误从中渔利的行为是否是欺骗呢?错误或欺骗行为的标准要由谁来制定呢?

      价值判断通常是科学分析之大忌,这导致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持客观原则,避免进行价值判断,强加某种甚至是自己的价值观。研究者应将行为和现象看作是给定事实并予以承认,在此基础上尝试描述和解释人的行为。这主要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只是共识,无法验证对错。在预先确定的价值判断基础上进行规范分析通常是不可取的。

      (2)可能导致研究范式产生变化 第二代行为金融学对人的刻画意味着人从简单人转变为复杂人。例如,它认为人的欲望千差万别,会因个性品质、价值观、宗教、背景、文化、社会阶层和政治取向等而不同;普通人会在各种欲望或三大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在进行选择决策时,普通人会权衡使用直觉型系统1与熟虑型系统2,可能会犯错;错误与捷径和欲望有别;风险度量从客观逐步转向主观等等。    所有上述复杂刻画都给当前研究的数学化、模型化的量化研究倾向提出了挑战,导致模型复杂化,更加难以处理。例如,在讨论最佳的储蓄-支出公共政策时,可能需要按照财富、收入、个人特征、特别是自我控制力等对人们进行细分,避免一刀切式的漫无目的的讨论。但这又可能导致一般性理论变为特殊理论。未来研究方向是会倾向于更加复杂化甚至特殊化的数理化模型,还是如社会学或奥地利学派行动学研究范式那样偏重于“理解”呢?我们更倾向于后者。

    [1]标准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通常也被称为是规范性模型。但更加正确的处理方式是遵从马克思·韦伯的方法,摒弃模型的规范性含义,将之作为进行比较研究时的一个“理想类型”或比较基准。人的行为未必真的如是,也未必应该如是。
    [2]彼得·考夫曼.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刘义圣, 赵东喜:AER 百年经典论文导读

    本文来自《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创刊于1911年,距今整整100周年,是在美国影响最大,也是世界知名遐迩的经济学期刊之一。为纪念创刊100周年,期刊特邀了阿罗(K.J.Arrow)、伯恩黑姆(D.Bernheim)、费尔德斯坦(M.S.Feldstein)、麦克法登(D.L.McFadden)、波特巴(J.M.Poterba)与索洛(R.M.Solow)等六位著名经济学家,成立了“20篇最佳论文”评选委员会,在该刊100年来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最佳论文。2011年第1期《美国经济评论》出版了百年纪念特刊,开辟了百年论坛专栏,并公布了中选结果。膺选论文都名重一时,代表了每一时期经济学的最高学术水平, 同时整体再现了百年来在经济学领域艰辛跋涉、不断探索的历史发展轨迹,反映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走向。

    为了提选最具开创意义和积厚流广的论文,评委会首先使用了JSTOR(Journal Storage)系统的论文引用和查询数量作为参考指标进行初选。其后,为避免因论文引用与查询数量指标的内在缺陷可能导致早期刊发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被漏选或误选,评委会对若干著名经济学家的相关文章也给予了重点关注。最后,评委会每个人以自己对于质量和重要性的判断为标准,从已选论文中再作遴选,授予20篇论文为百年最佳论文。其中,12篇论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独著或合著的经典论文。现给出这20篇膺选最佳论文的导读,以飨读者,让读者感受这些经济学经典文献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论文导读按文章发表先后顺序排列:

    《生产理论》(1928) C.W.柯布与P.H.道格拉斯著

    本文研究了1899-1922年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与产出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劳动与资本两类要素对产出的影响,首次提出并使用了此后以其名字命名的不变弹性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P=ALαKβ,式中,P、L、K分别为产量、劳动、资本,A、α、β为三个参数。当α+β=1时,α、β分别表示劳动、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该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描述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性质,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函数形式,被用于表示生产、效用函数以及理论与实证经济学其他方面。他们用机器、工具、设备与建筑量测资本,制造业工人数表示劳动,经过对1899-1922年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与估计,得到美国制造业以1899年为基准的不变价格的产量、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数据,并总结出生产函数:P=1.01L0.75K0.25,该函数表明这一期间的总产量中,劳动与资本所得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5%与25%。他还通过数理分析,探讨了该函数的基本性质。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

    本文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中的知识利用问题。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与原理;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特殊情况的知识。在经济活动中,众多参与者各自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知识,分散在不同经济个体中。知识的分散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有三种,即中央计划、分散计划与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业计划,即垄断,这些体制的效率取决于哪种体制能更充分利用知识。由于知识障碍,中央计划当局不能做出有效决策,只有依靠分散计划才能保证特殊情况的知识迅速得到利用。同时,社会经济问题总是唯一来自变化,分散计划也不能仅仅依据关于直接情况的有限知识做出决策,这又产生了如何传递别人信息的问题。哈耶克认为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传递,价格机制最显著的事实就是知识节约。价格体系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价格体系的传导作用,分工与资源协调利用成为可能。价格制度是人们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就学会利用的体系,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可以保留价格体系优点的替代体系。哈耶克的信息分散论把理解经济知识建立在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论证了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的客观性。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 西蒙·库兹涅茨著

    本文根据经验数据阐明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他在分析说明经济发展早期(普鲁士)、经济发展后期(美国、英国、德国)及对比分析发展中与发达国家有限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反映不平等长期变动特征的“倒U型”假说: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经短暂稳定时期后,在增长的后期不平等差距逐渐消失。库兹涅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使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储蓄又成为其获得更多收入的手段,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穷富两极分化;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而城市居民收入比农村更加不平等,经济增长必然引起分配差距拉大。另一方面,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抑制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如法律约束和国家政策干预、富裕阶层因低生育倾向而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出现而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等。因此,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用图形表示即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该结果成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实证与理论分析的主题。

    《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1958)F.莫迪利亚尼与M.H.米勒著

    本文采用无套利分析方法、建立新的理论框架阐述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与公司价值三者之间关系,回答了公司融资方式如何影响公司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这一公司财务的核心问题,这也成为日后莫迪利亚尼与米勒分别于1985和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基础。MM理论认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下,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而不是获得某种特殊资本来源的成本。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没有企业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充分有效等假定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平均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无关,无论有无债务资本,公司价值等于公司所有资产的预期收益额按其综合资本成本率进行折现的现值,其平均资本成本等于权益现金流的资本化率。利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其股权资本成本随借入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提高而增加。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应当在投资收益大于或等于其资本成本时才进行投资。同时,他们用无套利分析对此给予了证明,在假定条件下,投资者的套利活动必然引起债券与股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最终使套利机会消失,进而抵消财务杠杆作用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而达到投资均衡。MM理论奠定了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的基石,革命性地将企业财务目标转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首创的无套利分析成为金融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最优货币区理论》(1961) 罗伯特·蒙代尔著

    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之间最优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蒙代尔在文章中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探讨了对经济区成员国而言,什么是其放弃主权国家货币、采用共同货币的最优区域问题。蒙代尔提出应以生产要素流动性为准则,以地理区域而不是国家为单位来确定最优货币区。他认为货币区就是要素自由流动、汇率固定的地理区域。当生产要素在每一区域内成员国之间能够完全流动,而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不流动时,要素自由流动的每个区域就可采用共同或单一货币,建立货币区,而货币区之间保持浮动汇率。在货币区内通过劳动力要素流动就能纠正由需求转移造成的外部失衡,进而实现各成员国充分就业或价格稳定;而货币区之间的外部平衡通过汇率浮动就可自动实现,从而达到经济稳定,无任何区域产生通胀或失业,即只有在基于地理区域的货币区之间通过汇率浮动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才有效。在此基础上,蒙代尔进一步指出最优货币地理区域规模的选择需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平衡:一方面,货币区规模越小,区内要素流动性程度相对于区外越高,成员国就越易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以至于每个要素不流动的失业地区都应独立成区;另一方面,货币区规模越小,交易费用、投机冲击越大,货币幻觉假设越无效,以至于整个世界应采用单一货币,建立最大的货币区,最优货币区规模即是这两方面因素的均衡。最后,他还分析了该理论在欧元起动30多年前欧洲国家的潜在应用。

    《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1963)  戴尔·乔根森著

    本文克服以往投资理论研究“重宏轻微”的缺陷,以新古典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投资行为分析框架。他认为企业资本存量需求不同于资本投资需求,短期投资需求取决于滞后的资本存量需求的变化,资本存量需求决定于企业净值最大化,企业净值是净收益的现值。通过考察企业的行为,乔根森首先给出了净值、总收益、直接税方程,并考虑融资成本与税收制度而引入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其次,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得出了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最优资本存量方程:

    k*=γpq/c

    其中,k、γ、p、q、c分别表示资本存量、资本产出弹性、产出价格、产量与资本使用者成本。该式说明了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k取决于当期的产量、产出价格以及资本使用者成本。利用资本存量函数进而可导出投资经济计量方程:

    It=w(L)[K*t-K*t-1

    其中,I、w为实际投资与滞后函数。最后,乔根森还运用1948-1960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季度数据对其投资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优资本存量函数已成为投资行为实证研究的标准方法,其资本的使用者成本被广泛运用于选择性税则影响的理论研究中。

    《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1963) 肯尼斯·阿罗著

    本文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建立了医疗保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阿罗认为医疗保健市场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代理等问题,医疗保健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失灵。他依据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最优原理,分析了医疗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险承担的不可销售性与信息的无法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医疗保健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在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产品的不可销售性、供给规模递增、市场进入受限与产品差别定价等四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针对所有可能风险的保险市场的缺失与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医疗保健市场失灵会产生低效率。对此,阿罗指出,医疗保健市场最优状态没有实现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认识到其与最优状态之间的偏离,非市场补偿性制度就会出现,促进医疗市场向最优转化,旨在纠正由市场失灵产生的低效率。医疗保健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殊结构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其对完全竞争状态的偏离。如财政补贴、慈善行为等非竞争性行为就可用这种补偿性制度解释,医疗保障问题本质上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这些市场适应行为有时反而阻碍了竞争,无助于效率提高。阿罗在近半个世纪前关于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福利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对全球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探讨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卫生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1965) 彼得·戴蒙德著

    本文在萨缪尔森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OLG),考察了经济长期均衡特征与政府债务问题。虽然戴蒙德是因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研究成就而被授予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使他声名鹊起,奠定其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学术地位的却是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是继拉姆塞-卡斯-库普曼模型之后,具有微观基础的第二个宏观经济学动态模型。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前者存在着人口的新老交替,不存在数量固定的永久生存家庭。模型沿袭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认为生命分年青与老年两期。在第一期内,企业租用老年人拥有的资本、雇用年轻人的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生产产品。老人消费其储蓄与利息,然后退出模型;每个年轻人提供1单位劳动,收入在本期的消费与储蓄之间分配。储蓄则带入下一期成为第二期资本。通过向模型引入资本品,比较中央计划经济与竞争经济的长期均衡,发现即使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市场失灵来源,在竞争经济中,世代交叠模型中均衡资本存量可能会大于黄金率水平的资本存量,即时均衡可能是帕累托无效的,即动态无效率。通过引入国家债务,分析内外债务对个体消费决策的影响时发现,在没有外债、竞争均衡处于帕累托无效率时,国家债券发行会改善社会福利,但如果竞争均衡已处于帕累托最优时,债券发行会使利率上升,而降低福利。这作为结论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发行债券代际转移公共支出负担可行性的争论,导致李嘉图等价性失败,触发众多关于李嘉图等价性真实程度的探寻。

    《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本文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上发表的会长讲演,和费尔普斯(E.S. Phelps)的相关论文一起构成了“长期垂直菲利普曲线”的来源。弗里德曼认为战后财政政策的失败与低利率引发的灾难性通胀,是政府采取干预经济的错误政策的结果;强调大萧条是货币政策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凯恩斯等人认为的是货币政策无效的证据。在反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同时,他强调正确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简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两个局限性:一是钉住利率,他认为最好以货币量增长率而不能以利率作为“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二是把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标准。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忽视通胀预期影响的严重错误,并引入自然失业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概念,证明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一个短期概念,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只存在来自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替代,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通过扩张性政策增加就业的做法只会因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通胀。其次,他重点指出正确货币政策的三大作用。一是它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二为经济提供稳定的环境;三有助于抵消经济中其他来源的干扰;最后,提出了“单一规划”的货币政策,即公开采取一种稳定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增长率。

    《移民、失业与发展:两部门分析》(1970) J.R.哈里斯与M.P.托达罗著

    建立在充分就业均衡基础之上的传统理论,无法合理解释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城市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却持续甚至加速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哈里斯与托达罗认为城市最低工资限制了工资调节机制的发挥,造成工业部门期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工资,诱使劳动力持续单向流入城市,不能实现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充分就业,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存在失业的两部门模型规范分析阐释上述现象。模型中,经济被分为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假设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以保证劳动生产率为正,制度决定城市最低工资,工业部门期望工资为城市最低工资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假如开始时,较高的最低工资或是较高的就业概率,使工业期望工资大于农业,农业劳动力将向城市转移,会引起城市失业率增加,就业概率下降,进而期望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减少,引起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农业工资增长。均衡时,边际劳动力选择向城市转移与否无差异,城市期望工资等于农业部门边际产品价值,工农业期望收入差异消失。因此,哈里斯与托达罗指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均衡就业人数与产出均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城市存在失业,均衡处于非最优状态。政府通过工资补贴与限制劳动力转移均可改善社会福利,但单独任何一种政策都不能使经济达到最优竞争均衡,而二者的结合才是最优政策,并建议欠发达国家应加快发展农业,发展城市工业只能使城市失业加剧。

    《最优税制与公共产品》(1971)  P.A.戴蒙德与J.A.米尔利斯著

    本文分为“生产效率”、“税收规则”两部分连载于《美国经济评论》61卷第1、3期。文章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全面探讨了次优条件下的最优税收问题,奠定了最优税制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主要包括给定最优税收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存在性以及最优税收结构两方面内容。与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生产效率相一致的一般认识相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经济没有充分达到帕累托最优,生产效率也是最适宜的;在最优状态下,征收商品税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不再相等,损失效率;总量税使收入再分配偏离最优状态,缺乏公平。政府通过设计最优税制,在增进公平与生产效率损失之间权衡,能实现社会最优收入再分配,增进社会福利。文章在第一部分,首先考虑一个消费者、两部门的交易经济,通过数理经济分析,证明最优生产效率点存在,且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并推导出最优税收结构的一阶条件。其次,将这种特殊分析拓展到更具一般意义上众多消费者的两部门经济,阐明并用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最优生产的存在及其有效性。最后,文章将最优生产效率理论拓展至三部门经济,并简要论述了存在消费外部性、不完全竞争资本市场与外贸等情形下的应用。在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设计最优税制,利用税收工具实现分配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均衡,增进社会福利。同时,戴蒙德与米尔利斯扩展了拉姆塞、萨缪尔森关于单个消费者经济中的最优税收结构条件,指出如果不存在总量税,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商品征税或补贴,实现收入再分配。他们的这一开创性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明晰了税制设计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税制设计以及最小化税收负担的研究。

    《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1972)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著

    与科斯不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本文中根据偷懒投机行为,而不是交易成本,从企业管理激励角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解释了古典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内部组织问题。他们认为市场或企业都是促进专业化合作,提高生产率的组织经济。经济组织存在计量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计量产出与分配投资报酬两大问题。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组织形式,这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主要特征。团队生产即指这样一种生产:若干投入资源的联合使用,其产出量大于投入资源单独使用产出的加总,团队中使用的资源并不属于同一所有者。团队生产中存在成员偷懒投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与投资报酬计量困难。要客服计量困难问题,团队需指派专门监督者,赋予其完整的权利束,让其观测、监督团队成员的投入要素绩效,减少偷懒投机。而要克服监督者自身的偷懒投机,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使其得到管理激励,减少投机。就这样,如果通过团队生产,扣除规范团队成员行为所增加的支出后,还能使生产率有较大提高,人们就会通过企业而不采取市场形式进行专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指出,团队生产能提高生产率,但要直接计量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需付出很高成本;通过监督者观测或规范投入行为并计算边际生产率则比较经济。正是这两个条件的自发形成,导致“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组织出现。

    《代理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1973) 斯蒂芬·罗斯著

    文章认为代理是古老、普遍的社会交往模式之一。当事人中,如果一方(代理人)代表或为了另一方(委托人)做出谋取利益的决策活动时,就产生了代理关系。当信息不完善、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如何借助于制度安排来约束或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就是委托-代理理论要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假设代理人与委托人均为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各自拥有状态依赖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委托人问题就是设计一个报酬制度,根据可观测变量激励代理人。因此,他用“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建立了包含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代理人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的道德风险模型。其中,代理人参与约束是代理人接受制度安排的最小期望报酬或期望报酬效用,代理人激励相融约束是由于代理人行动是不可观测的,给定任何制度安排,代理人总会选择最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动。通过最优化均衡分析,利用一阶条件得出了最优的报酬制度安排,均衡显示,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效用方程与收益结构无关,同样,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益结构也与效用方程无关。罗斯对委托-代理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的开创性描述与分析,树起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其所探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处于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产出-通胀替代的若干国际证据》(1973) 罗伯特·卢卡斯著

    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发展并率先将理性预期学说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较好解释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因而被授予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曾在理性预期与自然率假说基础上,利用不完全信息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并指出不论在长期与短期,都不存在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产出与通胀无任何替代关系。本文是卢卡斯运用18个国家1951-1967年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此理论的经验性检验。他假设市场信息不完善,参与者决策是在不能确定其观察到的价格变化是相对价格或是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情形下做出的。价格水平由总供给变化决定,名义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存在自然产出率。定义xt为外生冲击变量,等于可观测变量名义GDP对数,{Δxt}是独立、正态的序列,表示名义GDP对数的变化,均值、方差分别为δ、σ2。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卢卡斯通过数理分析,推导出了自然率模型:

    yt= -πδ+πx t+λy t- 1                                            ( 1)

    π=Τ2 ϒ /[( 1-π)2σx22 ( 1+ ϒ) ]                  ( 2)

    式中,y表示真实产出,π、λ、β为参数。

    方程(1)中,总需求冲击Δx通过弹性系数π对真实产出产生即期影响。平均名义GDP均值δ的系数与Δx的弹性系数相同,但符号相反。表明,可预期到的收入增长没有产出效应,而未预期到的货币增长才会有产出效应。因此,卢卡斯根据自然率假说预期,需求冲击波动越小的国家,真实产出效应π越大。方程(2)表明了总需求变动对真实产出影响的反映系数与可观测变量的方差的关系。以方程(2)为基础对其预期进行了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因此,他指出,政策要想有效,必须有欺骗性。理性预期理论的应用使卢卡斯的理论取得了迅猛发展,其政策无效的结论与不完全信息的建模技术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 安妮·克鲁格著

    虽然很早人们就注意到租金及寻租行为对经济的扭曲,但克鲁格首次阐释了其重要性,用数理模型探讨了数量限制下寻租的福利效应。克鲁格认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政府管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租金,而且人们会去竞争这些租金。寻租行为经常是高度竞争的,但印度和土耳其两国的数据显示,与许可证等经济控制制度有关的腐败已经普遍增加,扭曲了经济,造成福利损失,突显出寻租问题的重要性,她特别指出许可证下的竞争性寻租比通过关税方式实现同样进口限制造成的福利成本更大,强调要集中探讨寻租产生的额外成本。因此,她以竞争性寻租基本模型为基础,分别在自由贸易、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以及存在竞争性寻租的进口限制条件下,对比分析了均衡特征。结果表明,从自由贸易到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时,从事进口的劳动力将减少,农业产量增加,而从进口关税限制到许可证寻租情形时,劳动力又会增加,农业产量减少。对于任何特定数量的进口限制,关税都帕累托优于等额限制的竞争性寻租,前者可在不减少进口的情况下消费更多的商品。竞争性寻租限制的福利成本等于等额关税限制成本加上额外的寻租成本。印度和土耳其估计的租金就是数量限制引起的无谓损失,其值等于关税产生的福利成本之外的额外损失。因此,克鲁格指出,既然租金普遍存在,只有禁止寻租行为才能阻止损失发生。克鲁格提出的损失分析框架将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从工具选择扩展到了目标实现领域。该文引发了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寻租问题的研究。

    《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 A.K.迪克西特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开创性地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相结合,精妙地把规模报酬问题转化为产品数量与多样化种类的关系,建立了内生产品多样化与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模型,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含有子函数,且具有凸性无差异曲面可分的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凸性可以体现产品的多样性;通过把经济分为部门内与部门外经济两类(部门内产品有较高替代性,部门间产品则替代性差),将子函数定义在部门内产品上,以便分析产品数量与品种的均衡关系。其次,设定每种产品均以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生产,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化。最后,比较了不变、可变替代弹性以及非对称效用函数情形下的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特征。结果表明,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 垄断竞争均衡和约束最优相一致,具有同样多的产品数量、种类,使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垄断竞争均衡是次优的,但在不可避免的规模经济的约束下,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无约束最优具有最多的产品种类。文章中通过一般福利均衡分析反映多样性偏好选择的方法,为内生产品数量与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所建立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成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

    《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  A.S.迪顿与J.米尔鲍尔著

    迪顿与米尔鲍尔追随斯通(Stone)的传统,假设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 (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偏好,即成本或支出函数满足PIGLOG型函数,利用鹿特丹(Rotterdam)需求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逼近”函数方法,通过扩展沃金—莱塞(Working—Leser)的恩格尔曲线模型,开发并估计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

    w i=αi + ∑jγijlog pj+βj log ( x/ p)

    logp=α0 + ∑kαk logpk+1/2∑jkγkj logpk log pj

    γij= (γ*ij + γ*ji ) = rji

    wi表示i类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x表示给定效用下的总支出;pj表示j类商品价格;p表示价格指数;α0、αi、βj、γij均表示参数。

    模型中,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实现特定价格水平p下给定效用水平的最小支出就是其真实预算总支出。不同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是真实预算总支出的对数和相对价格的对数的线性函数。这个模型除了保持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性外,估计与预测简单,非常接近线性;它可以一阶逼近任意一种需求系统;它的函数形式与家庭预算数据有较强一致性,能很好地满足选择公理,可检验需求理论的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他们使用1954-1974年间战后英国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与理论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得很好,模型解释力强,但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检验与以前相关研究发现相一致均被拒绝。总之,AIDS是一个结构简单、在普遍意义上与效用理论相符合的需求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具体产品需求、政策福利影响分析等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领域,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已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1980) S.J.格罗斯曼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尽管人们认为信息分散的经济中,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格罗斯曼与斯蒂格利茨却证明正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才使得信息从拥有者传递到无信息者。信息成本的存在,使价格无法完全反映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相矛盾。首先,假设信息有一定成本,交易者是否是信息拥有者取决于是否花费成本获得信息。如果开始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高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部分无信息者将变成信息拥有者,反之亦然。由于随着拥有信息的交易者数量增加,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相对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将下降,均衡时,边际交易者选择成为信息拥有者或相反是无差异的。其次,在完全不变风险厌恶假设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了均衡与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噪声越多,信息拥有者比例越大。若不存在噪声或信息完全,价格传递了所有信息,均衡不存在。当拥有信息者人群所占比例为0或1时,市场变得贫瘠。因此,他们认为价格无法完全反映有成本的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市场创造不需要成本,均衡将就永远不存在。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信息无成本是价格完全反映信息的充分条件是错误的。如果有效市场假设正确,且信息有成本,那么竞争性市场将会瓦解,此时信息所有者所占比例为正的状态都不是均衡,因为竞争市场上信息所有者都不再花成本去获得信息,同时所有人都是无信息者也不是均衡,此时每个交易者都认为价格为给定的,那么都有动力成为信息拥有者。文章为研究信息不对称市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视为信息经济学的拓荒之作。

    《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方式》(1980)  保罗·克鲁格曼著

    二战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无论是没有比较优势或资源禀赋相似的工业国家之间及产业内贸易量日益扩大,还是各国倾向于出口在国内占较大需求份额的产品,传统的贸易理论都不能予以很好的解释。本文对此进行了规范分析与阐释。克鲁格曼假设存在大量潜在产品、生产具有内生规模经济、厂商不增加成本即可差异化产品,垄断利润为零,消费者有多样化偏好。作者以D-S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内生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化的贸易模型。首先,克鲁格曼通过开放与封闭条件下的均衡对比分析发现,在两国偏好、技术水平与要素禀赋都相同,传统贸易条件不存在的条件下,在同一产业内贸易仍会发生并改进两国福利。这表明规模经济导致贸易产生,每个国家或厂商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没有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世界市场比国内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种类的产品,提高了福利水平。其次,引入运输成本扩展基本模型后发现,运输成本没有影响任何国家的厂商数量与产量,但导致了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工资率较高。在封闭模型中,厂商尽可能在它最大的市场附近进行专业化规模生产。最后,克鲁格曼将单一产业拓展为两个产业,发现不管分工完全与否,当两国进行产业间贸易时,每个国家都成了国内市场需求比较大的产品净出口国。克鲁格曼在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对贸易模式的探讨构成了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也因“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股价过度波动能根据其后的股利变化进行解释吗?》(1981) 罗伯特·希勒著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等于股票未来期望股利的贴现价值,但在资本市场上,人们经常认为,相对于股利,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大,不能对任何客观的新信息做出反映,资本市场有效性受到质疑。为此,希勒利用方差边界检验方法,计量检验股价波动与股利变化的关系,以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首先,假设存在理性预期,在完全有效市场上,p是p*的最优预测值,即p=E(p*),定义u=p*-p,那么,u与p不相关,根据统计学原理,可知var(p*)=var(u)+var(p),进一步可得var(p)≦var(p*),转化为标准差可得σ(p)≦σ(p*)。如果检验结果与此相反,则说明否定了有效市场假设,即可判定存在过度波动。希勒还发展了标准有效市场模型,度量了对未来股利不确定性影响,以便准确识别股票价格对股利新息(news)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希勒通过美国1871-1979年间年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和相关股利数据的方差与公司支付股利的方差对比,发现美国1871-1979年间股价波动是已实现股利分配波动程度的5-13倍,存在过度波动特征,即使在考虑了预期实际贴现率的变化和未来股利不确定性的度量问题后, 股价过度波动问题仍然存在,股票股利变动不足以解释股票波动,且有效市场理论对数据解释的失败不能归因于数据误差、价格指数问题以及税法的变化。这一实证发现激发了大量关于股价股利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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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ller,R.J.(1981),“Do 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to be justified by subsequent changes in dividends?” AER,71(3):421-36.

  • 陈强:如何写作经济学实证论文

    1. 什么是论文

    究竟什么是论文?简单地说,论文就是对新的研究成果的汇报。

    为什么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可能一筹莫展?

    这主要是因为,平时上课做题,主要学习已有知识,只需被动消化吸收即可,有固定模式可循;而做研究写论文,则需主动创造 (哪怕是一点点) 新知识。

    因此,刚起步研究的学生,面临着从学习知识 (学生) 到创造知识 (研究者) 的转型。

    论文与一般的文章或散文不同,后者可以仅仅表达某种情感,或记录一些事情。

    经济学论文必须用十分严谨的数理逻辑或统计推断,来一步一步地得到结论,保证每个环节都丝丝入扣、经得起推敲;而不能随便发表议论,或轻率地下结论。

    而且,论文贵在创新,其价值主要在于其原创性 (originality) 或新颖性(novelty),即对于已有文献的边际贡献 (marginal contribution),参见下图。

    当然,本科或硕士论文并不要求有太多创新,但至少应有一点点创新;而绝不能是 “山寨版” 或抄袭。

    已有知识与新研究的关系

    一般来说,规范的实证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即准备阶段、选题、探索性研究、收集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选择计量方法、解释回归结果、论文写作、与同行交流、提交论文或投稿,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2. 准备阶段

    如果以为今天想做研究,明天就可开始,或许不现实。要开始真正的研究,需要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首先,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理论,以获得观察经济现象的必要视角 (perspective)、参照系 (reference 或 benchmark) 与分析工具 (analytical tools)。

    否则,即使看到经济现象,也可能无从下手分析。正如钱颖一 (2002, p.2) 所指出:

    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 (Martin Weitzman) 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的。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

    这正是经济学界常说的 “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Think like an economist)。当然,爱因斯坦更早就说过类似的话,甚至更为深刻:

    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

    显然,那种认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论指导而直接去 “看真实世界” 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了。这些经济理论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的各专业课程上,比如金融学、财政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

    其次,为了进行实证研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计量方法与统计软件 (比如 Stata)。即使你收集到相关的数据,但数据也不会 “自己说话”,仍需要使用统计软件,运用适当的计量方法进行统计推断。

    因此,计量经济学对于实证研究不可或缺。在具备一定的理论功底与计量训练后,即可正式开始做实证研究了。

    3. 选题

    Everything has been thought before, but the problem is to think of it again.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实证研究的第一步就是选题,即选择研究的题目。对于刚起步的研究者,常常不知如何选题。研究者通常知道自己想要研究的领域 (比如,经济增长),但这还不是一个具体的 “研究问题” (research question)。

    对实证分析而言,研究问题通常是有关 “ X 对 Y 有何作用” 之类的因果关系。如果想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更具体了,此处 X 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 Y指 “农业经济增长” 。

    当然,实证研究也可以只有 Y 而没有 X,比如对于某个统计指标 Y 的测算;但纯粹描述性的研究已比较少见。

    研究问题可以来源于理论 (比如,检验资产定价模型 CAPM 是否成立),也可来自对经济现象的观察 (比如媒体报道、社会调研);可以研究某政策的效应 (比如新劳动法对失业率的影响),也可以对文献中已有论文进行改进。

    如果没有任何研究想法,则建议先浏览一些经济学的顶级期刊。比如,经济学中文期刊的 “四大金刚”,即《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管理世界》;以及经济学英文期刊的 “Top 5”,即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这些顶级期刊都是经济学的一般性期刊 (general interest journal),涵盖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如果确定研究经济学的某个领域,比如金融学,还可关注《金融研究》等专业期刊 (field journal)。

    浏览这些期刊中的论文 (通常技术性较强,故未必从头读到尾),可大致知道当前的经济学者都在研究哪些前沿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未解之谜;进一步,可以评估他 (她) 们的研究方法是否可靠,以及可能的改善空间。

    如果能提出好的研究问题,也许你的研究就成功了一半。什么是好的研究问题呢?总的来说,研究问题越具体、越有趣、越新颖、越有可行性,则越好!

    (1) 具体:简单来说,在以上“ X 对 Y 有何作用” 的句型中,应能明确 X 与 Y 具体是什么。

    (2) 有趣:你的研究问题为什么重要?别人会感兴趣吗?为什么我们要在乎你的问题 (Why should we care)?知道问题的答案后,能影响人们对世界某方面的看法吗?

    (3) 新颖:论文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创新性,即做出了文献中所没有的边际贡献。这种边际贡献可以是研究了新的现象、使用了新的 (更好的) 计量方法,或者使用了新的数据集。做研究的过程是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在本质上不同于学习已有 (旧) 知识的过程。

    (4) 可行:即使你的研究问题很具体、很有趣、很新颖,如果找不到相应的数据,则不可行。

    对于刚开始选题的学生而言,似乎自己能想到的题目,都已被别人做过了。其实未必。要想做出新的边际贡献,当然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拓展与改进 (改进计量方法,增加变量,使用新数据等) 。

    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全撇开前人,去研究全新的现象。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是史无前例的。到了1990年左右,就涌现出一批研究农村改革对中国农业产出影响的论文 (比如,Lin, 1992)。又比如,2014年11月开始实行上交所与港交所之间的 “沪港通”。假以时日 (有了足够的数据后),就可以研究沪港通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即使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现象 (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事物),也可用新眼光、新视角去观察。重要的是,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并 “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 (Think like an economist)。

    当然,对于刚起步的新手,应尽量避免已经被研究得很烂、或过于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显然,备选的研究问题越多越好,因为能 “存活” 下来的研究想法通常不多。

    4. 探索性研究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 Isaac Newton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 ·尽心章句下》

    有了潜在的研究问题后,首先需要进行初步的 “探索性研究” (exploratory study),看看它是否具有新颖性与可行性。比如,通过查找文献,考察别人是否已经做过类似研究,并大致了解数据是否可得。

    (1) 通过文献回顾评估选题的新颖性

    论文贵在有新意。假设你找到了一个具体、有趣而可行的研究问题,但它究竟有多少新颖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查阅文献,看看文献中是否已有类似研究。如果别人已做过很相似的研究,则通常须更换题目;除非另辟蹊径,找到很不相同的方法或数据。

    对于中文论文,可在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中搜索。

    对于英文论文,可在 JSTOR (Journal Storage) 或 EconLit with Full Text (美国经济学会) 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二者均全文收录了许多经济类英文期刊,但前者有几年滞后。

    对于二者未覆盖的经济类期刊,可通过一些主要出版社 (集团) 搜索,比如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Springer Link, Taylor & Francis, Wiley 等。某些工作论文则可通过百度或谷歌搜索。

    以山东大学图书馆为例,其电子资源的第一页提供了如下资源 (参见下图):

    山东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首页

    什么时候开始看文献,即看文献的时机,也很重要。如果从一开始就大量地阅读文献,则可能被文献所淹没,望洋兴叹,自觉渺小。

    更好的方法是,当自己有了一定的想法之后,再去系统地看文献。这样,才会知道自己究竟要看什么,也更能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

    另外,阅读文献的态度也十分重要。虚心地从经典论文中汲取营养,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仍应带着某种批判性的眼光。

    事实上,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 (经济学还只是软科学),任何论文都有一定缺点 (比如,忽略了某些可能重要的因素),也都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甚至可能推翻作者的结论),故不必太迷信 “权威”。

    既然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可能持有相反的观点,那么又哪来的权威呢?重要的是,使用逻辑与实证的方法对不同的观点进行甄别与质疑。

    如果认为前人所做的研究已经十全十美,你都赞同,那么,你怎么可能做出新的边际贡献呢?

    (2) 确定所需数据是否可得

    在正式开始研究之前,还应大致知道所需要的数据不仅存在,而且可以得到。数据从何而来?一般来说,数据要么是别人提供的 (比如统计局),要么是自己收集的 (比如问卷调查)。寻找数据可以从网络搜索开始 (比如谷歌或百度),也可以询问专家或同行。

    如果确实不知道该从哪里找数据,还可关注文献中同类研究的数据来源,然后溯本及源。

    因此,阅读一定文献之后,就应该基本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常见数据来源了。近年来,一些国际期刊已在其网站公开了发表论文中所用的数据集与估计程序 。

    5. 收集与整理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格式来看,数据可分为电子版与非电子版两大类。对于非电子版的数据,需耐心输入数据 (通常先输入Excel表,再导入Stata中),并注意检查,防止出错。即便下载电子版数据,也应检查可能存在的错误。

    实证研究的关键材料乃是数据。如果数据质量不高,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论多么高深的计量方法,如果原始数据质量有问题,也只能是 “垃圾进去,垃圾出来” (garbage in, garbage out)。Zvi Griliches 在 1994 年给美国经济学会做的主席演讲 (presidential address) 指出,由于经济学家不够注意数据的来源及产生过程,经常错误地解释数据,导致研究的进展缓慢;如果不提高数据质量,计量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将无用武之地。为此,将数据导入统计软件后,需仔细察看数据 (inspect the data)。

    一个常见误区是,研究者只知进行回归,却不去熟悉原始数据 (raw data),或增加对数据的感觉 (get a feel for the data)。

    察看数据的常见方法为,计算变量的主要统计特征 (summary statistics),包括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等,并根据经济常识判断它们是否合理。

    比如,虚拟变量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必然为 0 与 1;否则,此变量有误。如果数据有时间维度 (比如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还可画时间趋势图。如果发现在某个时点上的变量取值异常波动,则应考察此数据是否有误;即使数据无误,也应考虑异常波动的原因。

    总之,在察看数据的过程中,主要观察数据中是否存在不一致 (inconsistent) 的地方;比如,出现了不可能、不现实或可疑的取值。如果发现,则要进行处理 (比如,可能是数据输入错误),这被称为 “数据清理” (data cleaning)。

    对于大多数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而言,主要是使用别人 (比如统计局、世界银行) 提供的数据。即便如此,也应该对数据的质量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并使用相应的计量方法 (至少在做出实证研究的结论时,应考虑数据质量的影响)。在使用别人提供的数据时,还应注意其定义及统计口径,是否是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相对应。

    比如,中国的失业率指的是 “城镇登记失业率”,其统计口径与标准教科书中以及西方国家的失业率概念有很大不同。

    对于计量的初学者来说,与真实数据打交道也是加深对计量经济学理解的重要途径。只有弄脏你的手 (get your hands dirty),才能真正学会做实证研究。

    6. 建立计量模型

    虽然实证研究可以没有理论模型,但如果有好的理论模型作为基础,则更有说服力。

    具体来说,回归分析一般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要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常常需要依赖于经济理论。因此,即使无法提供完整的理论模型,也应该进行一定的理论分析。

    最理想的情形是,从理论模型中推导出计量模型 (econometric model),即待估计的回归方程。一般来说,一篇好的实证论文,需要讲一个好的 “故事” (story),然后用数据来证实或检验此故事。

    对于回归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考虑线性、对数 (变量只取正数且有指数增长趋势)、双对数、非线性 (边际效应不是常数)等。在进行模型设定时,应尽量使用常识 (common sense) 与经济理论 (economic theory) 。

    比如,将 “人均变量” (如人均消费) 与 “人均变量” (如人均 GDP ) 相匹配;使用实际汇率来解释实际进出口。

    又比如,考虑 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 FDI 起作用需要时间,如果把当年的增长率对当年的 FDI 进行回归,可能没有太大意义。

    比较适当的做法是,考虑期初的 FDI 对随后五年 (或若干年) 经济增长的作用 (这样做也可缓解双向因果关系)。如果不确定该如何设定计量模型,可借鉴文献中同类研究的模型设定。

    另外,模型既不能过于简单 (解释变量过少),也不宜过于复杂,而应当保持适当的简洁 (keep it sensibly simple)。在选择解释变量时,“从小到大” (specific-to-general) 的建模方法简单易行,但可能偏差较大 (因为存在遗漏变量);而 “从大到小” (general-to-specific) 的建模方法偏差小,但不易执行。

    实践中,常采用折衷方案,即选择简单而有解释力的模型。

    7. 选择计量方法

    有了计量模型与数据之后,即可根据数据类型与特点,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比如,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则可使用 Probit 或 Logit;如果是面板数据,则应考虑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时间效应等;如果是时间序列,则须先判断是否含单位根,再决定使用相应的计量方法。

    对于一般的数据,通常先做 OLS,看看结果,作为一个参照系。做完 OLS 后,可以画残差图,大致看看扰动项是否符合经典假定,然后进行严格的检验。如果有所违背 (比如,存在异方差、自相关),则做相应的处理(使用稳健标准误或 GLS)。

    对于时间序列,还可检验是否存在结构变动 (邹检验,Chow test)。另外,应该对数据的质量进行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极端值、弱工具变量等,并做相应的调整。

    由于受数据可得性 (data availability) 的限制,遗漏变量几乎不可避免。因此,很有必要在实证论文中对此进行讨论。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存在遗漏变量,但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需要说明为什么不相关),故可以不做处理。第二,存在遗漏变量,且与解释变量相关,则必须进行处理,例如增加控制变量、寻找代理变量、使用工具变量、使用面板数据等。

    另一常见问题是内生解释变量。此时,一般需找到有效的工具变量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由于面板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遗漏变量问题,故比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更有说服力。

    因此,如果可以获得面板数据,则应尽力争取。比如,对于中国的宏观变量,如果使用全国的时间序列,则一般样本容量较小。此时,可考虑收集省际面板 (provincial panel) 的相应数据。

    大多数的实证论文都希望说明 X 对 Y 的因果作用。而从回归分析的相关关系升华到因果关系,是很大的飞跃,需要使用适当的计量方法来识别这种因果关系。

    总之,在这部分应该说明,为什么所用的计量方法是最恰当的。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总是建立于一些理想化的假定基础之上,而现实的经济数据通常或多或少地不符合这些假定。

    因此,尽管计量理论是可以严格证明的一门科学,但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门艺术,常需要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找到适当的妥协 (be prepared to compromise)。

    8. 解释回归结果

    There are two things you are better off not watching in the making: sausages and econometric estimates.

    — Edward Leamer

    使用计量方法估计模型后,计算机软件 ( 比如 Stata ) 将输出相应的计量结果。此结果可能较长,包含密密麻麻的表格与数字。如果你尝试了各种不同的计量方法与解释变量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则结果就会更复杂。

    如何看这些结果?简单地说,只能用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直到看明白为止。当然,也有诀窍。计量结果可能很复杂,但真正重要的信息通常不多,比如回归系数 (含符号)、 p 值,以及样本容量、拟合优度等。以一元回归为例 (工资对数对教育年限回归) ,回归结果参见下图。

    工资对数对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

    在上图的回归结果中,变量 s (教育年限) 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 (与经济理论相符),系数估计值为 0.0966245, p 值为 0.000 (在 1%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样本容量为 758,而拟合优度 为 0.2527 (教育年限可解释工资对数约四分之一的变动)。在上图中,左上角的残差平方和、右下角的置信区间,乃至常数项等信息,基本可以不关心 (除非有需要)。

    在解释回归系数时,还应注意区分统计显著性与经济显著性。“统计显著性”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主要通过 p 值来考察。

    如果 p 值小于或等于 0.05,则意味着该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地不等于零;反之,则在统计上不显著,在统计上可将此系数视为零 (不存在)。

    “经济显著性” (economic significance) 主要通过系数的绝对值来考察,须特别注意变量的取值单位。在上例中,解释变量教育年限 s 的单位为年,而被解释变量工资对数 lnw 可解释为工资的百分比变化,故 s 的回归系数为 0.0966245 意味着,每增加一年教育,未来工资收入将提高 9.66%,具有很高的经济显著性 (可能过高了)。

    反之,假如 s 的回归系数为 0.01 或 0.001,则意味着每增加一年教育,未来工资收入只会上升 1% 或 0.1%,显然在经济意义上很不显著。此时,统计上显著而经济上不显著,则意味着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很小 (经济上不显著),尽管这种影响被估计得很精确 (统计上显著)。

    类似地,在进行计量检验时 (比如,豪斯曼检验),Stata 可能输出很多结果,但最需要关注的只是原假设以及 p 值;因为知道二者就可以进行检验了,而其余信息都是细节。

    研究者通常花费较长时间收集与整理数据。将数据导入Stata,然后输入相应的回归命令,则是 “见证奇迹的时候” (moment of truth)。如果关键解释变量兼具统计与经济显著性,符号也与理论预期一致,而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也大体与预期相符,则会感到十分欣慰,过去收集整理数据的辛劳也都值了。

    但有时,所得计量结果未必尽如人意,比如关键解释变量不显著,甚至符号与预期相反。此时应怎么办呢?大致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如下三种原因。

    (1) 使用计量方法不当比如,在上述一元回归中,显然遗漏了许多变量,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导致 OLS 估计不一致。更一般地,如果存在内生性而未加以处理,将导致不一致的估计,使得本应显著的变量变得不显著。

    (2) 数据质量有问题。如果数据存在较大的度量误差,所用代理变量与真实变量相差较远 (由于真实变量不可观测),或者数据输入中的人为错误,都有可能影响估计的一致性。

    (3) 经济理论有问题。在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性之后,最后一种可能性是,经济理论不正确。经济理论所预期的某种效应可能不存在;或者同时存在其他作用机制,使得净效应的符号相反。实证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检验经济理论。如果发现已有理论与经验证据不符,则说明此理论尚有改进空间,甚至需要放弃。正如林毅夫 (2001, p. 75) 所指出:

    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 然后, 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 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 不要死抱理论, 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 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而感到自己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

    在计量实践中,研究者经常根据计量结果而调整模型,以期得到更为理想的结果,并且只在论文中汇报最佳的结果,而将寻找此结果的过程隐去。这实际上是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 的一种形式。

    数据挖掘既有成本 (缺点),也有收益(优点)。数据挖掘的优点是,可对数据进行各种 “实验”,以期揭示数据中的某种规律性,发现模型设定的错误,以此改进理论或计量模型。数据挖掘的缺点则是,由于它根据数据特征来设定计量模型,故模型设定由数据产生,如果再用此数据去检验由它产生的模型,就不是客观的检验,由此导致偏差。

    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数据挖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两种形式的数据挖掘的界限并不清晰,正如 Heckman (2000) 指出,“尽管使用数据来检验受到该数据启发的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拒绝从数据中学习并修改理论,则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解决数据挖掘所带来的偏差的方法之一是进行稳健性检验,而不是仅汇报最佳的结果。

    9. 诊断性检验

    任何计量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如果前提不成立,则无法使用此计量方法 (可能导致不一致的估计)。因此,在估计完模型后,应对计量方法的前提条件进行 “诊断性检验” (diagnostic checking) 或作出定性说明。

    比如,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2SLS估计后,应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 (假设存在过度识别)、解释变量内生性检验;并从定性的角度说明 “排他性约束” (exclusion restriction) 为什么成立。

    又比如,使用时间序列估计自回归 (AR) 或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则应检验残差是否为白噪声 (无自相关)。即使进行OLS回归,也应说明解释变量为什么外生,或者遗漏变量偏差为什么不重要。

    10. 稳健性检验

    We have to learn…that the prime virtue of any econometric procedure is robustness.

    — Robert Solow

    为了使用特定的计量方法,研究者通常需要做一系列的假定。但问题是,论文的主要结果是否对这些假定很敏感?为此,有必要放松论文的某些假定,看结果是否稳健或基本不变,这称为 “稳健性检验” (robustness check) 或 “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比如,通过改变样本区间 (或去掉极端值)、函数形式、计量方法、控制变量、变量定义、数据来源等,来考察计量结果的稳定性。

    在计量实践中,研究者通常会通过数据挖掘,找到 “最佳” 的计量模型。如果仅汇报此最佳模型,则会导致偏差。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改变模型的设定,比较其主要结果的变化。显然,只有稳健的结果才有说服力,故稳健性检验已成为高质量实证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论文写作

    Learn to write but also write to learn. — William Thomson

    得到较为理想的实证结果之后,即可开始写论文。简单地说,论文就是对研究成果的汇报。为了便于读者更快地从论文中获取信息,经济学论文通常有一定的结构,而论文写作本身也是一门精益求精的艺术。经济学家曼昆曾问过加尔布雷斯 (John K. Galbraith) 写作成功的秘密;加尔布雷斯回答说,他写的所有东西都会修改很多次,通常直到第五稿时才会基本满意。下面分别介绍论文的各个部分。

    (1)标题、关键字、摘要

    论文的首页通常包括标题、作者、摘要、关键字等信息。标题 (title) 是论文的标签,正如商品的商标或名称。一般应选择简洁而有吸引力的标题,并能让读者知道该文主要做什么。在论文写作乃至成文之后,都有可能修改论文题目,使之更为贴切有趣。

    在题目之下一般为作者姓名,而将具体的作者单位、联系方式、感谢语 (包括基金资助) 以及 “文责自负” 等声明放在脚注里。如果有多位作者,一般需选择其中一位作者作为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负责投稿并与编辑部保持联系 。

    在题目与作者之下,一般为摘要 (abstract),通常在100字左右。摘要需突出论文的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与主要结论。一般读者会先看摘要,再决定是否看全文。因此,论文摘要应字斟句酌,凸显本文的主要贡献,并激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摘要通常在论文主体完成后才撰写,因为此时作者对于论文的主要内容会有更清晰的概念。

    在摘要的下面,通常还需提供几个关键字 (key words),以便读者能很快地根据关键字搜索到此文。关键字常常来自论文的题目。另外,在关键字之下,还可能提供 JEL 分类号,这是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杂志所用的经济学各领域的分类编号 。

    经济学实证论文的正文一般依次包括以下部分:引言、文献回顾 (可归入引言)、理论框架或背景介绍 (可省略)、数据说明、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可归入回归结果)、结论。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2) 引言 (Introduction)

    引言虽是全文的第一部分,却经常最后写。原因之一,引言集中了全文的卖点 (selling points),最难撰写,须反复修改;原因之二,引言概括了全文的内容,只有在全文大体完工后,才能准确地总结与提炼。

    引言通常包括以下内容:本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此问题为什么重要 (研究意义);本文使用了什么数据 (最好在数据来源上有所创新或挖掘),实证研究的计量方法是什么,得到了哪些主要结论;此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创新与边际贡献等。

    由此可见,引言将论文的精华部分以非技术性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可视为扩展版的摘要,是 “销售” 此文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许多读者在浏览论文时,常常先看引言与结论,然后再决定是否细读正文;可见引言的重要性。

    引言的写作大致有两个套路。传统的套路是,在提出研究问题之后,首先回顾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以及不足之处,然后顺势引出本文的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比如,填补了文献的空白)。传统套路的优点是,比较有逻辑性,能自然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脉络;其缺点在于读者需要有一定耐心,先回顾主要文献,然后才知道本文的主要工作。

    现代的套路是,提出问题之后,马上直奔主题,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与主要结论,然后再回头介绍本研究与现有文献的关系。这两种套路各有优缺点,适合不同的论文,但直奔主题的现代套路似乎日益流行。

    另外,引言的最后一段通常提供全文的路标 (roadmap),告诉读者本文的其余部分在结构上如何安排,以便于读者阅读。

    (3) 文献回顾 (Literature Review)

    文献回顾如果较短,可以归入引言部分;反之,如果文献回顾较长,则可单独作为论文的一个部分。对于文献的回顾一般按文献出现的时间先后进行,着重介绍重要的文献,而其他文献可以简略介绍、放入脚注,甚至略去。

    文献回顾的写作切忌只是堆砌罗列一些文献,而未进行深入分析。事实上,文献回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厘清本文的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系,以凸显本文的边际贡献及其在文献中的地位。

    为此,在肯定现有文献的原创贡献外,难免会指出其不足之处 (或被忽略的方面)。此时,应注意语气委婉,因为这些文献的作者有可能正是未来的审稿人或编辑。另一方面,你又希望突出本文的独特贡献 (当然必须实事求是)。因此,在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与突出本文的贡献之间,需要找到措辞与语调上的平衡。

    (4) 背景介绍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或理论框架 (Theoretical Framework)

    实证论文并非仅仅是找一堆数据,然后汇报回归结果。只有告诉读者有关经济现象的背景,完整地述说一个经济故事,才能使得计量结果更有说服力。

    比如,Nunn and Qian (2011) 研究引入 “新世界” (New World) 作物土豆对 “旧世界” (Old World) 人口增长与城市化的影响,在其第二节背景部分,即以大量篇幅介绍土豆的优点 (virtues of the potato)、土豆如何从新世界传播到旧世界,以及其他新世界作物。

    因此,实证研究者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下载数据进行回归,还需要熟悉所研究现象的历史、制度与文化背景,乃至数据的来源与产生过程。

    如果可能,在此部分可引入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theoretical model) 或思想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但对于实证论文而言,其理论部分不宜太过复杂,以致喧宾夺主。另外,如果经济现象过于复杂,没有现成的理论,也可根据常识 (common sense) 直接写下计量模型或回归方程。

    (5) 数据说明 (Data deion)

    实证论文的结论是否可靠,首先取决于数据的质量。因此,在数据说明部分,应详细说明数据的具体来源,并评估其可靠性。介绍数据来源的详细程度,应使读者能按图索骥得到同样的数据,以保证科学结果的可重复性。

    如果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或加工,也应一一说明。如果学术界对于数据的质量有质疑,则应说明这些潜在的数据质量问题,对于你的研究有何影响。

    比如,GDP的绝对水平可能被夸大了,而你仅使用 GDP 的增长率,故可能影响不大。如果数据来自问卷调查,则应说明随机抽样如何进行,问卷如何发放与执行等,并在附录中附上具体的问卷。

    介绍数据来源之后,通常以表格形式给出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summary of statistics),比如样本容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等,使读者对数据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有时,还会提供关键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matrix of correlation),作为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初步证据。

    (6) 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Econometric model and estimation)

    在此部分,需要结合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已有数据,给出具体的计量模型,即回归方程。通常会有一个基准 (baseline 或 benchmark) 的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设定 (model specification) 有所变化,比如增加或替换变量。

    此部分着重需说明论文的估计策略 (estimation strategy),即究竟应使用什么计量方法来识别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初学者易犯的错误是,在论文中直接使用某计量方法,而未说明为什么这是最合适的计量方法。

    任何计量方法都有适用的前提条件,需要研究者仔细甄别与判断。如果有两个计量方法,各有优缺点,则可二者都用,然后作为稳健性检验,比较二者的结果。

    (7) 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介绍计量方法之后,即可汇报回归结果,通常以表格形式来呈现,主要包括以下信息: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名称、回归系数估计值、标准误 (或 t 统计量),以星号表示统计显著性,以及相关的统计量 (样本容量、拟合优度等)。在正文中,需要对回归结果进行解读,包括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与经济显著性,符号是否与理论预期相符等。

    (8) 稳健性检验 (Robustness checks)

    在实证论文中仅仅汇报一个回归结果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变量的显著性可能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变化。只有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都能得到类似的结果,才是稳健与可信的。对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汇报,如果篇幅比较短,可归入上一部分的 “回归结果”;反之,如果做了较多的稳健性检验,则可单独作为论文的一个部分。

    (9) 结论 (Conclusion)

    结论是论文的最后部分,对全文所作工作进行总结,并给读者留下最后的印象。结论部分通常概要地回顾本文的研究问题、计量方法与主要结论,也可重申本文的独特贡献。由于任何论文都有局限性,故也可指出未来的改进空间与研究方向。许多读者会先看引言与结论,再决定是否看正文,故结论部分也十分重要。

    (10)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几乎所有研究都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故必然会在文中引用他人的论文或著作。这些论著的详细出处,则一般收集于文末的参考文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中所有引用的论著,都应包括在参考文献中;反之,所有参考文献中的论著,都应在正文中被引用。

    参考文献的顺序一般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 (拼音) 进行排列,对于同一作者的作品则按发表年代排序。另外,不同期刊对于参考文献的具体格式也有不同要求;在投稿前需按所投期刊的要求进行修改。

    (11)附录 (Appendix)

    有些论文还有附录,主要收集不影响正文阅读,但篇幅较长的细节。比如,对于理论文章,可能把繁琐的证明放在附录。而对于实证论文,有时会把过长的数据说明放在附录。如果数据来自问卷调查,则通常把具体的问卷放在附录。

    (12)写作风格

    经济学论文属于科学类的论文,并不需要过于华丽的词藻,而应首先注意行文的简洁与逻辑性。另一方面,优美流畅的文笔对于提高论文可读性、吸引读者注意力十分重要。

    对于初次写论文者,首先要注意 “书面语” 与 “口语” 的区别,避免过分口语化;不能嘴上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而应使用更为洗练到位的书面语言。在下笔之前,可先在脑海里构思文章的结构与写作风格。事实上,写作的过程也是使思路更加清晰的过程。

    对于论文中的方程式,可使用 Word 文档中的 “insert” → “object” → “Microsoft Equations” 进行编辑,使得方程更为美观 。论文中所有单独成行的方程式,都应按顺序编号,以(1)、(2)、(3)等表示,以便于检索。

    对于论文中的表格与图片,也应注意其格式。一般来说,表格的标题应在表的上方;而图片的标题则在图的下方。在表格或图片的下方,还可以有注释,说明数据来源、变量定义等相关信息。

    对于初学者,建议仔细观察经典论文的文章结构与风格,并注意模仿。比如,中文论文可以模仿《经济研究》或《经济学季刊》,而英文论文则可参照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等。正如古语所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12. 与同行交流

    论文初稿完成后,通常不宜直接投稿,或作为毕业论文提交。这是因为,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难免受到个人先入为主的主观限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或疏忽。因此,恳请导师、同行或朋友阅读你的论文,并提出批评与修改意见,是十分必要的。

    更正式的渠道包括将论文提交至学术会议,或应邀到相关学术机构作报告;以便收集有益反馈,然后进一步修改论文。当代论文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需要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果一味闭门造车则难免挂一漏万,难以保证论文的高质量。

    13. 提交论文或投稿

    经过与同行交流并将论文修改完善后,可考虑提交毕业论文,或将论文投稿到合适的期刊。在选择期刊时,首先要评估论文的重要性与质量,即该文是否研究了一个重要或有趣的问题,以及所用方法是否严格、结论是否可信;然后再将论文投给相应档次的期刊。

    这里所说的 “重要”,并不一定非要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只有学术上的意义。即使只是一个有趣的小问题,如果使用了严格的研究方法,也可能很有价值。反之,如果研究方法有漏洞,即便研究的是大问题,也可能大而无当。

    如果不清楚论文该投给哪个杂志,可请教导师或有投稿经验的前辈。在投稿时,切忌 “一稿多投”,即将一篇稿件同时投给多个杂志,造成编辑部的审稿资源浪费。这是投稿的基本规则;如果违背,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一般来说,只有在被拒稿或主动撤稿之后,才能将稿件投给另外一个期刊。

    期刊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 (通常为电子投稿),一般由主编 (editor) 或共同主编 (co-editor) 先行浏览,并决定是否送外审;如果不送外审,则会直接在案头拒稿 (desk reject)。对于送外审的论文,主编通常选择2-3位匿名审稿人 (anonymous referee) 进行审稿,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 (比如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提交审稿人报告 (referee report)。

    有时匿名审稿人也不知道论文作者的身份,这称为 “双向匿名审稿” (double-blind review)。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审稿人通常不难查到作者身份 (很多作者会把工作论文挂在网上),双向盲审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从2011年开始改用 “单向匿名审稿” (single-blind review),即作者不知道审稿人身份,而审稿人知道作者身份。

    主编在收到全部审稿人报告后,通常根据这些审稿意见,对论文采取以下决定:(1) 直接接受;(2) 直接拒稿;(3) 修改再投 (Revise and Resubmit,简记 R&R)。一般来说,第一种情况 (直接接受) 非常少见,而第三种情况则说明此稿件有希望发表,应根据审稿人的建议进行认真修改。有时,“修改再投” 可能会发生 2-3 轮,而且越是顶尖的期刊,修改再投后被拒稿的可能性越大。

    总之,从论文投稿到期刊发表,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通常需要一年时间 (除非编辑部对重要稿件加急处理);而英文期刊的发表周期则可能更加漫长。在此期间,还可能需要几经修改,甚至转投多个期刊。这时你会发现,写论文并不难,难的是发表论文。唯有切实提高论文质量,才是发表论文的根本保证。

    14. 写作伦理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引用的规范性,并杜绝抄袭。究竟 “引用” (citation) 与 “抄袭” (plagiarism) 有何区别?

    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引用给出了信息的出处;而抄袭未提供出处,让读者误以为是作者的原创。抄袭可以定义为 “将已经存在的思想或产品‘偷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或产品”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9, p. 52)。

    抄袭是一种严重违背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行为,可能导致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首先,它将别人的思想占为己有,等于 “偷窃” 了别人的知识产品;其次,将别人的知识产品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以获得好处,这等同于 “欺诈” (fraud)。

    为此,初学者在使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一定要注意通过正确的引用来注明出处。如果直接引言别人的原话,应加上双引号,并注明文献来源。如果大段地复制已有文献而未标明出处,则为赤裸裸的抄袭,应坚决杜绝。即使是间接引用,比如用简洁的语言概述前人的思想,或将已有模型作了小的改动,也应及时注明其出处。

    15. 结语

    如何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实证研究?如何才能写出高质量的经济学论文?更进一步,如何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显然,要达到这些目的,绝非单一学科 (比如,计量经济学) 就能胜任,而需要全方位的学识与素养。在此,引用凯恩斯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并与大家共勉 (曼昆,2009,p.39):

    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一门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天赋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着未来而研究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注:本文整理自《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陈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学术分享之用。

  • 肖金川,任飞,刘郁:主要英文经济学期刊论文计量方法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五大英文顶级经济学期刊计量方法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明,经验研究论文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比例在这12年中有所提高,2012年经验研究论文占比要明显高于2001年,而理论论文的占比有所下降。经验研究论文中缩减形式(reduced-form)占绝对主导地位。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在这12年中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比例较高,是缩减形式中占比最高的方法。此外,我们也发现经验研究论文中使用结构模型论文的相对数量有所上升。这些发现说明,相当数量的经验研究论文并未采用在技术上更为复杂的识别方法,采用哪种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一 、引言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也在不断进步。十多年前,林毅夫讲“……国内经济学者一般善于写文章,阐述观点,而不乐意做经验实证的工作,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是数量经济学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林毅夫,2001)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论文开始使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些论文使用的数据结构越来越丰富,采用的估计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复杂(成九雁和秦建华,2005)。的确,在中国当前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大量经验研究工作来不断检验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通过检验结果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能够进一步发展或创造更接近现实的理论框架来预测经济走势。

    但是,经验研究工作能否真正推动经济学进步的一个最重要前提就是所做的经验研究是否合乎规范。而要评价一篇经验研究论文是否规范,根本在于其是否“把经验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钱颖一,2002),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候学者们为了“更好地估计经济模型和做出更精确的预测”(田国强,2005),才会考虑使用比较复杂的计量方法和工具。但是,任何复杂的经验研究方法要比简单方法得出更精确的估计都是有假定条件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只是简单使用最前沿的计量方法而忽视了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这样的经验研究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分析方法要服务于论文所研究的问题。

    本文不打算探讨规范经验研究的范式,去分析规范的经验研究“应该”怎么做,而是希望通过分析国际公认的五大顶级英文经济学期刊所刊载论文在2001~2012年间的变化特征,客观呈现规范的经验研究是如何发展的。①已有一些文献对国内期刊刊登论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夏业良和王欣,2000;林良夫和陶小荣,2000;刘俊婉等,2004;孟大虎,2008),但多数是分析作者情况、研究范式等,也有少量文献关注期刊论文采用的计量方法(成九雁和秦建华,2005),但其分类相对简略。与之前的国内文献不同,本文关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和《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五大英文期刊的计量方法,②并对五大期刊的论文根据计量方法进行细致分类。本文之所以关注五大顶级英文期刊,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转型受西方国家影响很大,顶级期刊的论文自然也成为很多国内学者学习参考的对象。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在计量方法的研究和使用方面,无疑是领先于国内的。因此,统计分析五大顶级英文期刊论文采用的计量方法,有助于我们认清经验研究乃至经济学研究的国际潮流,借鉴国际顶级英文期刊论文的相关经验,以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

    下文的安排是:第二部分分析2001~2012年五大英文经济学期刊所刊载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论文的数量特征;第三部分按照经验研究论文采用的模型结构将其区分为结构模型、缩减形式和时间序列三个类别,并描述五大期刊刊载这三类经验论文的数量特征;第四部分将缩减形式分为十个类别,来分析每个类别在缩减形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 、2001~2012年顶级经济学期刊刊载论文分析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经验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了分析比较其变化趋势,本文首先参考Persky(2000)和Hamermesh(2013)的做法,将所有论文分为“理论”、“理论+经验”和“经验”三大类,具体的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在“理论+经验”这一类中,包括了部分以经验研究为主要贡献,而理论仅是说明性的研究。

    图1给出了前述有代表性的五大顶级经济学研究期刊在2001~2012年合计的三类论文的数量统计,③从总量上来看,2001~2012年12年间,五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相对稳定,大多数年份为260篇到280篇,最低的年份为2008年共计254篇,最高的年份为2012年共计321篇。其中“理论+经验”类论文和“经验”类论文在这12年中总体处于上升趋势,2012年发表篇数较2001年均有所增加,分别上升55.8%和42.1%。相较之下,纯“理论”类论文篇数却总体处于下降区间。④这初步反映了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正逐渐得到重视,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开始变得更流行,并且越来越受到主流经济学期刊的欢迎。

    图2统计了2001~2012年每个期刊中三类论文前6年(2001~2006年)和后6年(2007~2012年)的平均值占论文总数的比例,⑤以便更直观和细致地来考察每个期刊刊登的三种论文类型在两个较长时间段内的对比情况。从总体上看,2007~2012年“经验”类和“理论+经验”类论文分别占到当年发表论文总数的24.6%和23.1%,相较于2001~2006年的24.3%和16.4%有所提高。相应的,“理论”类论文占比就下降较多,从2001~2006年的59.3%降低到2007~2012年的52.3%。从每个期刊发表的论文来看,除AER的“理论”类论文维持稳定外,⑥其余4个期刊的“理论”类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Econometrica和RES这两个向来偏重发表理论研究的期刊,2007~2012年发表的“经验”类论文也大为增多。从图2中可以看到,2001~2006年的“理论”类论文占比,Econometrica达到89.9%,RES达到81.9%,而到了2007~2012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80.2%(Econometrica)和72.1%(RES)。经验研究论文在2001~2012年间数量增长较为迅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据可得性提高使得经验研究的成本降低(Hamermesh,2013)。⑦这无疑说明好的经济学研究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推导和数学模拟,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去联系实际、验证模型和发现问题也能够做出一流的论文,并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有可能是未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三、 2001~2012年顶级经济学期刊刊载经验研究论文分析

    经验研究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都是建立在良好的经验研究模型基础上的,而不同的研究目的会产生不同的经验研究模型。表2列举了三种不同的经验研究模型结构:时间序列(time series)、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和缩减形式(reduced-form model)。

    图3显示了2001~2012年在五大期刊上刊登的所有经验研究论文(包括“经验”类和“理论+经验”类)中分别使用以上三类经验研究模型结构的论文数量。从总量上看,2001~2012年,越来越多的论文使用缩减形式,2001年有92篇经验研究类论文使用了缩减形式,这一数字在2012年达到132篇;从结构上看,这12年中缩减形式占经验研究论文的比例均超过80%,2008年甚至达到90.8%。由此可见缩减形式在经验研究类论文中最为重要。而使用时间序列模型的经验研究论文占经验研究论文的比例只有2001年超过10%,其余年份均在10%以下,这说明时间序列模型受限于其数据结构,很难成为最主要的经验研究模型。对于结构模型的论文,尽管数量不多,2001年只有3篇,2012年也只发表了23篇,但可以看到的是,在这12年中使用结构模型的经验研究论文总体上是在增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数据的获得逐步成为可能,可以预见结构模型的占比在未来将会继续提高。

    图3 经验研究论文使用模型结构的数量变动情况(2001~2012年)

    图4 每个期刊经验研究论文使用模型结构占比(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

    图4统计了前6年(2001~2006年)和后6年(2007~2012年)每个期刊中经验研究论文使用三类模型结构比例的平均值。由图4可见,Econometrica和RES中缩减形式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结构模型占比也较为可观。Econometrica中结构模型在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占比均超过30%,RES占比也均在15%以上。值得一提的是,RES刊载的经验研究论文中,应用缩减形式的论文比例大为增加,从2001~2006年的62.2%上升到2007~2012年的76.4%。 AER、QJE和JPE则有所不同,结构模型占比较低,而缩减形式在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的占比均超过80%。另外,AER和QJE中采用结构模型的论文占比有所上升,⑧JPE中采用结构模型的论文占比基本未变。⑨这些都表明了缩减形式在经验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之所以缩减形式在经验研究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要解决的问题涉及的相关经济学领域缺乏成熟理论模型,导致经验研究工作无法采用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如有关制度的相关经验研究;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即使相关领域有成熟的理论模型,但如果没有高质量数据,也难以采用结构模型进行估计。

    四 、2001~2012年顶级经济学期刊所刊载缩减形式论文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缩减形式在2001~2012年的五种期刊所载经验研究论文中占据80%以上。我们按照论文中用到的主要方法,将缩减形式分为十个类别,详见表3。⑩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关注的这十个类别,在2001~2012年发文总数为1237篇,占刊登论文总数的37.4%;在2001~2006年中共计571篇,占论文总数的34.8%;在2007~2012年中共计666篇,占论文总数的39.9%。(11)2007~2012年缩减形式的这十个类别发文总数比2001~2006年增长了16.6%,占五大期刊刊登论文总数的比例增长了5.1%,缩减形式在当今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图5统计了这十个类别在前6年(2001~2006年)和后6年(2007~2012年)两个时间段内的发文数量。(12)可以发现,虽然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发文数量在2007~2012年相对2001~2006年有所降低,但这两个时间段内的发文数量在这十类中都是最多的。应用工具变量法和面板数据基本方法的发文数量在这两个6年内基本持平。以上三类方法在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发文数量上均占据了十类方法的前3位,其中2001~2006年三类方法占缩减形式的比例高达74.7%,2007~2012年间三类方法占缩减形式的比例也达60.0%。采用除以上三类方法外的论文数量,在2007~2012年相比2001~2006年出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应用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和倍差法等方法的发文数量增长了50%以上。应用田野试验、断点回归和匹配等方法的发文数量则增加了1倍以上。

    从前6年(2001~2006年)和后6年(2007~2012年)发文数量的对比可以发现,应用传统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数据基本方法的发文数量仍较为可观,依然在缩减形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采用实验类方法、倍差法、匹配等较为新颖方法的论文数量在2007~2012年相比2001~2006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然而仅仅分析前6年和后6年的均值,只能对两个时间段进行对比分析,获取的信息虽然可以阐明长期的情形但忽略了每年的变动情况,下面我们将基于2001~2012年的逐年数据对缩减形式的十个类别进行进一步分析。

    图5 缩减形式具体各类数目变动情况(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

    图6 缩减形式四类主要方法占论文总数比例变动情况(2001~2012年)

    图6和图7统计了在2001~2012年这十个类别除“其他”以外的九个类别占发文总数比例的变动情况。通过这两张图,我们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到,这九个类别在经验研究中的地位在这12年间逐年的变动情况。从图6可以发现,普通最小二乘法是缩减形式中占比最高的方法,2001~2012年间占五大期刊发文总数的比例均值达11.8%,占缩减形式论文总数的比例均值高达31.6%。

    应用工具变量法和面板数据基本方法的论文数量在多数年份占五大期刊发文总量的比例达到5%以上,占缩减形式的比例均值达15%以上,是这九类中除普通最小二乘法以外占比最高的两个大类。而实验室实验作为除以上三类方法外的第四大方法,在2001~2012年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8~2011年,平均每年增长93.1%,在2010和2011年的发文数量更是超过了工具变量法和面板数据基本方法,成为仅次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第二大方法。

    从图7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实验、田野实验、倍差法、匹配和断点回归这五类方法在2001~2012年间虽然占比有波动,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到2012年,这五类方法占五大期刊发文总数的比例加总为10.1%,是2001年1.5%的6.7倍。其中只有匹配法出现频率比较低,12年中有7年五大期刊中没有刊登使用匹配法的相关论文,其他四种方法在2009~2012年的占比均超过1%。

    图7 缩减形式五类出现频率较低的方法占论文总数比例变动情况(2001~2012年)

    下面我们以AER在2001~2012年缩减形式具体分类情况进行分析。之所以分析AER,除了它是世界公认最好的经济学期刊之一以外,它刊登的论文数量也较可观。2001~2012年AER共刊登1109篇论文,占五大期刊发文总数的33.5%,其中2012年共刊登124篇论文,(13)占到我们所分析的五大期刊当年所发论文总数的38.6%,因而比较具有代表性。(14)

    从图8我们可以发现AER的情况与图6基本类似。(15)由于Econometrica和RES主要刊登理论论文,我们也就不难理解AER中缩减形式各类别占发文总数的比例要高于五大期刊的相应比例了。值得注意的是,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论文,在2001年占到发文总数约27.1%,在2012年占比达到21.0%,12年中占比虽有起伏,但始终在十类方法中占比最高,平均占比达18.9%。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期刊之一,普通最小二乘法仍然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方法在经验研究中的重要性。采用面板数据基本方法的论文在这12年中的平均占比达到5.8%,而采用工具变量法的论文平均占比达9.1%。由此可知,在经验研究中,新技术新方法固然很重要,但是传统的技术方法并没有失去其主导地位。同时,AER在2008年以来越来越青睐实验室实验的论文,相关论文数量大幅增长,2011年占到发文总数的17.0%,远高于五大期刊合计的9.0%。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使用五类出现频率较低的方法的论文占比在2007年以来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15)使用这五类方法的论文篇数合计占发文总数的比例在2012年甚至高达13.3%。这说明AER可能比较欢迎采用新颖识别方法的经验研究论文。

    图8 缩减形式各类占论文总数比例变动情况(2001~2012年,AER)

    结合图5、6、7和8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九类方法中,普通最小二乘法在最顶尖的经济学期刊中依然占比最大,无论是逐年的分析还是取6年的均值都是如此。这12年中,经济学研究用到的技术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并未撼动传统方法的地位。我们也可以发现,在10多年前很少见的一些方法如断点回归也开始频繁出现,即使它们的数量依然难与传统方法相比,但是它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为主流经济学期刊所接受,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发现说明,顶尖的英文经济学期刊刊登的经验研究论文往往并不艰深,相当数量的经验研究论文采用了较为简单的识别方法来处理问题,由此可知,重要的往往不是识别方法是否够复杂,而是采用的方法能否很好地解决问题。当然精巧的识别策略(如自然实验和断点回归等)有助于把经验研究做的“干净”,但是在精巧的识别策略难以实施时,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也能做出一流的经验研究论文。因而,在经验研究过程中,与其把重心过多的放在识别方法上,不如将问题摆到与方法同等重要的位置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1~2012年五大顶级英文经济学研究期刊所刊论文的分析发现,2001~2012年经验研究类论文占刊登论文总数的44.2%,从2001年的40.4%增加到2012年的50.5%,12年间增长10.1%;这12年间缩减形式占刊登论文总数的37.4%,从2001年的34.1%增加到2012年的41.1%,12年间增长7.0%;这12年间普通最小二乘法方法占刊登论文总数的11.9%,2012年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比例仍高达11.7%,一直是缩减形式中占比最高的方法。另外,使用结构模型的论文占比从2001~2004年间的3%以下,增加到2009~2012年的5%~7%,成为经验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经验研究类论文相比10多年前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而缩减形式则在经验研究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数量优势,普通最小二乘法方法占据着缩减形式的首要地位,结构模型占比虽然不高,但地位越来越重要。另外,由于缩减形式中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面板数据基本方法占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工具变量法的占比相对稳定,因而缩减形式中除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数据基本方法和工具变量法之外的其他方法出现显著增长。此外,我们还以AER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个顶级期刊缩减形式论文的发文情况,也印证了以上观点。

    对于经验研究来说,问题与方法同等重要,方法服务于问题所需,好的经验研究方法并不一定是在数学上复杂的方法,而必定是对所研究问题而言最有利于得到精确估计的方法。当然,经验研究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数据收集的难度、研究设计的精巧以及运用简单方法排除特定机制的技巧等。对于五大顶级期刊在这12年间出现的趋势,我们认同哈佛大学Wyne就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咨询8位世界顶级的青年经济学家所得出的观点(Wyne,2012),(17)他们认为经验研究的分量将越来越重,因为研究者在未来能更容易获得各种宏观和微观数据,并且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处理这些数据成为可能,因此经验研究将比理论研究发展更快。未来丰富的数据有助于研究者估计模型的具体参数,(18)经验研究将能验证详细的理论假设及结论,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很可能会变得更为“经验化”。

    注释:

    ①前提是需要假设这些顶级英文经济学期刊所载的论文是规范的。

    ②在下文,为方便标记,我们将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简称为AE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简称为QJ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简称为JP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简称为RES。

    ③参照Card和DellaVigna(2013),我们统计的AER论文中包含了短论(short papers),但不包括会议增刊、演讲稿、就职演说、评论及回复和勘误;统计的Econometrica论文中包含短论和评论(notes and comments)中的短论,但不包括评论。

    ④2012年“理论”类论文篇数有所反弹,一是因为五大期刊发文总数有所上升,二是“理论”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重相对2011年也略有上升。

    ⑤我们统计了2001~2012年共12年的数据,在分段分析时,我们将时间段划分为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两个6年段进行均值计算,这样处理的好处是能够平滑掉短期的非趋势性波动,获得长期的平均变动情况,以验证我们所观察到的短期变化是否适应长期情况。

    ⑥前后两个6年的对比并不意味着AER更偏爱“理论”类论文。在2007~2012年,AER刊登的“理论”类论文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比重在迅速下降,2008年这一比重为55.6%,2012年降为30.6%,相关统计数字与Hamermesh(2013)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⑦Hamermesh(2013)认为理论研究主要被基于自有数据的经验研究所取代,研究者能够比以前更容易获取自有数据可能是经验研究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⑧AER在2007~2012年的结构模型占比超过10%。

    ⑨JPE的情况较为特殊,2001~2006年共刊登了112篇缩减形式、8篇时间序列和8篇结构模型的论文,而在2007~2012年则刊登了83篇缩减形式和6篇时间序列、6篇结构模型的论文。这是因为JPE每年刊登论文的总数有所下降,从2001~2006年的年均42.3篇减少到2007~2012年的年均29.7篇。

    ⑩主要参考Todd(2006)的分类方法,依据他的分类将五大期刊的论文整理归类为十类。分类方法及定义我们还参考了以下文献:余静文和王春超(2011)、洪永淼(2007)、李子奈(2008)、李子奈和齐良书(2010)、孟大虎(2008)、Angrist和Pischke(2009)、Heckman和Smith(1995)及Levitt和List(2009)等。

    (11)我们在这里及下文中之所以统计缩减形式具体类别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情况,是希望关注缩减形式的各个类别在经验研究中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关注缩减形式在经验研究中的地位。

    (12)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将分析2001~2012年逐年的变动情况。

    (13)从2011年开始,AER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刊登的论文数量有所增加。

    (14)其他四刊发文数量相对较少,将缩减形式细分为十类后再进行分析,会导致每个类别的论文数量太少,使分析失去意义。

    (15)为便于展示,我们在图8中将出现频率较低的五类方法进行加总,由于使用这五类方法的论文数量较少,我们不再对其进行逐个分析。

    (16)具体是指田野实验、自然实验、倍差法、匹配和断点回归这五类方法。

    (17)这8位经济学家是Nicholas Bloom、Gauti Eggertsson、Xavier Gabaix、Gita Gopinath、Peter Leeson、Glen Weyl、Raj Chetty和Justin Wolfers。

    (18)采用结构模型的论文数量在2009~2012年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假说。

    本文出处:《世界经济》;作者:肖金川,任飞,刘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37-82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

    (公元前31-公元22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因此,在旧大陆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般的法则。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仍存在着违背这个一般法则的明显表现。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统一,也将印度的这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同大夏统一起来。它使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来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乱状况,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纪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纪,从前属于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巽加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过去的首都华氏城,今为巽加王朝的首都。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中,有一个希腊国王曾一度占领华氏城,但贵霜帝国却从没有向东南方扩张到那么远。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现在处于另一个后起的王朝统治之下。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它象巽加王朝一样强大。但次大陆的南端,象过去一样仍为许多小国统治着。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建立了国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盘。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的领地,是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区。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贵霜帝国的疆土之外。未包括在任何一个帝国之中的另一块旧大陆文明中心地区,就是尼罗河上游。前面已经提到,法老时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图,在中王国时期已经推进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国时期到达了纳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崩溃以后,纳帕塔成为后继国家之一库什的首都。库什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度过灭亡的危机幸存下来,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把埃及本身置于库什王国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时间,库什王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越过纳帕塔,到达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汇处的右岸,即到达了麦罗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库什王国的首都也从纳帕塔移到麦罗埃。

    比起纳帕塔,麦罗埃具有3个优点。麦罗埃地区尚有降雨,而在纳帕塔则完全依赖人工水利工程供水;麦罗埃有丰富的铁矿石,为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首都设在麦罗埃的国家,既占有交通之利,又具有农居之宜(1973年被干旱所毁)。这一地带向西延伸,处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热带雨林之间,从白尼罗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虽然库什王国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独立,没有被第一波斯帝国、托勒密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公元3世纪,库什王国似乎是毁灭于非洲蛮族努比亚人之手。

    与此同时,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高原北端,就被来自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的移民占领。也门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处于四个帝国的版图之外。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互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因而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两大相距甚远的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发生彼此间的战争的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就发生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地图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从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西亚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

    四大帝国由3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人们使用这些通道,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或者教士,却很少走完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他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平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从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湾阿拉伯岸诸港出发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海路风险最大,但又获利最多。中经瓦迪图米拉特,连接红海港口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运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或者也许仅仅是由他修整的。这条运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水上直达通道。托勒密帝国具有强大的海陆军力量时,始终控制着红海,并据守着现为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滩头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获非洲象,以用这种象同对手塞琉西帝国的印度象进行搏斗。但在这一时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贸易让给赛伯伊也门水手。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政府开辟了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线,使自己回避了赛伯伊人。不知何时,一位在南部海城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风的季节和方向(”希帕罗斯”也许不是一位希腊历史上的水手的名宇,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长们所能驾驭的季风的形象化绰号)。

    埃及希腊人对季风规律的发现,使他们从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时间大为缩短,也使他们能够直接驶过曼德海峡和印度南端之间的公海,甚至能绕过锡兰,在印度东部海岸的阿里卡马杜尔建立一个货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马杜尔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从这里进入内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就是说,由于贵霜没有进行侵扰,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因而使印度西北部内地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纪,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学会了径直穿过阿拉伯海的技艺。印度水手可以从印度东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驶过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有些印度船员把船开到克拉地峡,把货物运上岸,然后在暹罗湾和中国海岸将陆路送来的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进行不间断的、环形航行,从孟加拉湾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海。如同希腊人渡过阿拉伯海以及更广阔的海域一样,印度人穿越孟加拉湾和更远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战争无关的活动。他们的船不是战舰,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3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象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希腊共同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3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家(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3种变体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却使用希腊语来同母语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拿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亚平宁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贸易和语言可以传递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希腊的观赏艺术以及印度的观赏艺术和社会机构,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观赏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咀叉始罗。咀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之间道路上的犍陀罗地区。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从亚力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劲,这两胜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观赏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绝大多数旧大陆文明中心。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都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在结构上,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东汉与罗马帝国则不甚相似。但在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却都存在政治上权力高度分散问题。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总督或小国君的手中。他们对帝国政府的宗主权,有时只是表面承认,实质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国政府及其附属国的权力,实际上都受到了贵族权力的限制。后者直接控制农民,也就是说,直接掌握一切租税来源。

    从理论上讲,东汉政权是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式的,而实际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为文官的职责与他们作为财产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而他们则把自己的职责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国社会不致崩溃,就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可是过去西汉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实施必要改革的人,却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强烈私利,只会使这种改革依然化为泡影。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公元36年镇压农民起义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更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文官考试也不象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农交给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须纳的税,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北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现在又成为紧靠长城的地区。由于华北注册纳税者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了人头税、劳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公元9-36年),并非注册纳税者数量减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农民大量潜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园里寻求庇护。作为地主的依附者,他们的经济负担要比作为帝国政府的自耕农轻一些。另一些自由农迁到南方。帝国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开垦。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官僚地主的权力首次受到宫廷中的宦官的挑战。184年后,道教领导发起的几次农民起义,也打击了官僚地主的势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农民,而是军阀。军阀同样多为大地主。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发生了汉尼拔战争以后罗马共和国所发生过的事。由农民提供的兵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从贫民中招募的职业军队;职业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军队,因为士兵依赖将军付给他们报酬为生。公元220-222年,东汉王朝终于公开分为3个王国,3位事实上早已瓜分帝国的将军成为三个国王。

    从原则上讲,和同一时期的安息和贵霜帝国相比,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与东汉帝国的共同之处更少。从理论上看,东汉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尽管理论上的政体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醉心于权力分散方面,罗马帝国与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类似。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不然的话,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奥古斯都坚持这一罗马传统,非常愿意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罗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公元前31年以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沿袭黎凡特地区先由塞琉西统治,后来(公元前67-前62年)由庞培掌管的先例,试图把罗马帝国作为自治城邦的联合体组织起来。帝国政府要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它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地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奥古斯都沿着雇佣的职业军队能够防守的地带,将罗马帝国的边疆固定化了。当时的雇佣军队数量很少,少到帝国不断减少的人口仅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也少到使其能够被纳税者所养得起的程度。奥古斯都削减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由他本人及其消灭的对手所征募的),减少到防守新的边疆所需求的最少数量。他没有为纵深防御或储存作准备。假使必须集中一支机动兵刀来镇压帝国附属国的某个地方起义,或者进行内战,那就只有调遣当时据守帝国某段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边界的边防军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3次起义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两次内战,都需要罗马集中大量的机动兵力来对付。

    在南方,罗马帝国发现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缘,有着”天然的边疆”。沙漠之间沿尼罗河而下,直通努比亚下游的狭道,并不难据守。在欧洲大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凯撒,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扩张到莱茵河;奥古斯都又把边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封锁了莱茵、多瑙两河上游之间的缺口,在莱茵河上游的柯布伦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间,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墙。将不列颠岛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国之中后,海边又构筑了类似的人工防御土墙。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从泰恩河到索尔韦一带的防御墙;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东尼?庇护皇帝修筑了从福斯河的弗恩到克莱德河间的防御墙。同中国长城的长度和体积相比,罗马的这些人工防御土墙既短又不牢固。罗马的防御土墙,只是不列颠的大海和欧洲大陆提供的天然壁垒的补充。可是,河流壁垒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虽然在可以航行的季节里,罗马帝国的小舰队游戈于两条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两条河结出厚厚的冰层时更是如此。况且,莱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线,是黑海和北海之间最长的界线。

    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把边界从莱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来缩短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河流边界。但是,由于帝国的人力在前两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中大为减少,因而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如果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就会导致必不可少的军事人员数量的锐减。公元6-9年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对莱茵河与易北河间3个罗马军团的歼灭,使奥古斯都的这项工程无法实施。发生上述事件后无法继续进行易北河边界工程,表明此时罗马帝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一点恰与汉尼拔战争之前和战争中人力资源的丰富形成强烈对照)。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还在继续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征服和兼并,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与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却无法将帝国的东部边界向前扩展,即使已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边,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非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对穷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前面已经提到,汉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公共职责;在东汉政权统治时期,这个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这种道德沦落而垮台的西汉时期,更加露骨和无耻。尽管如此,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

    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埃特鲁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的增长及其临时在位者的任职期限,根本不能适应罗马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行政管理要求。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帮助提供军需品和征集赋税。这些团体拥有管理当时希腊世界的所有专长。他们雇佣了有教养的奴隶和自由民来完成这些管理任务。

    奥古斯都从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那里受到启发,竭力使这些私人团体无法靠损害罗马政府、罗马公民及附属国的利益,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但他照样沿用这些组织。他大规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恺撒户”,作为他个人的行政管理基础。对于原来按政府规定垄断最高两个级别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职位的罗马贵族”权力机构”及其门客,奥古斯都也给予了补偿。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最后,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不得不承担一项奥古斯都原来没有为它设想的任务。对于构成帝国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一直没有打算直接实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对它进行监督。因此,开始时帝国机构的人员数量一直很少。奥古斯都和平的缔造者没有预见到,帝国各个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向邻国发动战争的历史特有的主权被剥夺之际,就会丧失对由他们的社团组成的地方政府的兴趣。公元2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个虚假的表面的黄金时代),地方政府开始陷入混乱,帝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进行干预。

    公元1-2世纪期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大多数地区都已分裂的各个帝国,在公元3世纪又遭到一场灾难的突然侵袭。

    罗马帝国忍耐并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本身,则是在此之前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令人惊异的结局。在罗马帝国这个令人绝望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并于监禁期间死去。就象公元220-222年的中华帝国一样,帝国本身分裂成为3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罗马的财政极度崩溃,一度以货代款缴税,贸易也开始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因为,这里公元前7世纪就发明了造币,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使用金银作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个小国国王在法尔斯突然篡夺了皇权。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类似政变的重演。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皇帝阿斯提亚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诸侯居鲁士取而代之。公元224年,波斯诸侯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国新主人们,把下了台的前任们称之为”鸡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对他们的轻蔑。然而,实际上安息帝国松散的结构又被第二(萨珊)波斯帝国接了过去,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与阿萨息斯在安息帝国最后阶段衰朽不堪的行为相比,萨珊对其邻国的行为更加富有进攻性。但是,在运用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的权威方面,萨珊也不比阿萨息斯强多少。

    萨珊对罗马帝国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引起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罗马政府迫使萨珊皇帝纳尔萨,把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过去割让的全部罗马领土退还回来,并达成关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5个亚美尼亚省份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协议。萨珊成功的侵略,结果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阿尔塔薛西斯从阿萨息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那里夺取了整个帝国,他又通过征服贵霜帝国而扩大了新建立的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也许只不过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于贵霜帝国之上,却没有完全消灭它。因为,位于喀布尔河谷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幸存下来,或者重新出现。贵霜帝国这个残余部分,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袭,直到11世纪才最后灭亡。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3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科,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痛苦是知识的代价”。这一格言是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58年创作的一出戏剧中的台词。这一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这种鲁莽行动预示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即将来临。这样的时代使人遭受苦难,但也给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间并存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中每一帝国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

    在第25章,我们已经对5位伟人进行了一些叙述。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对人类共同遭受的苦难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他们每个人都同本社会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决裂。这种决裂有时是猛烈的,有时又是较为审慎的,但每一种决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赛亚第二”象7个世纪以前的阿肯那顿一样毫不妥协地宣称,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存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已在犹大王国废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圣地,并将从前与耶和华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祗逐出圣殿。这种做法为”以赛亚第二”铺平了道路。)琐罗亚斯德将传统的伊朗众神殿中所有的神祗一概贬为魔鬼,只有”伟大的灵魂”阿胡拉?玛兹达除外。毕达哥拉斯专横地试图改变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致于激起了一场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创建者)对印度传统的雅利安众神殿中的诸神和种姓制度一概弃之不顾。孔子宣称(他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这5位预言家都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5人之中只有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2人认为这种”终极实在”是一个与人同形的人格,他与其他被降格、被遗弃的男女神祗只在两个方面不同:他是独一无二和无所不能的。而且,在琐罗亚斯德的神学中,甚至阿胡拉?玛兹达的这两种品性,在他对尚未征服的邪恶势力进行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只是潜在的。

    随着旧大陆人类苦难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加剧,就导致了与这种”终极实在”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终极实在”不仅应是直接的,而且应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复这样一种观念,即”终极精神实在”必须具有人格,与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种品性。崇拜者渴望成为一个信徒,渴望对”终极精神实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这种渴望又与人类对这种”精神实在”关心信徒的幸福、无疑将会把他们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向往正相一致。满足这种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两种人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世界,”终极实在”的本质与人同形的观念,在哲学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对苦难的反应现在要求恢复”终极实在”传统的人的品性。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中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中国,当地哲学自相矛盾地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论得到了复兴。而且,它们不很明确地倾向于一神论,而不是象犹太人那样成为不妥协的一神论者。在地中海区域,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地区宗教中,有神论也以模糊地主张一神论的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宽容风范得到了复兴,只有最终的胜利者不是这样。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督教继承了母教犹太教宽容的一神论,但它吞没和同化了被战败的宗教对手,就此而论,它又背叛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所有这些成败的宗教都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在大约2个世纪中,四大帝国曾经次第相连,横跨整个旧大陆。公元3世纪,四大帝国相继崩溃。但到3世纪,旧大陆人类长期的精神努力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在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帝国,当地的宗教和哲学都培育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来自旧的宗教,历经选择、传播和调合。传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们。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随后是帝国创建者派往被征服国家的驻军,最后还有商人。永久或暂时迁居他处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区,他们自动地成了这种生活方式在异国多数居民中的传播者。移民们也可能有意识地、熟练地担任了传播他们所带去的精神财富的工作。最后,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们的尊崇,并由传教士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教士和传教士是职业性的,尽管宗教活动不一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国。

    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长长的海陆通道将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出现了各种”混合语言”:例如雅典的希腊共同语,阿拉米语,三种萨珊时代的波斯语,印度方言,公元2世纪在北印度、3世纪在德干地区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语,以及一种汉语共同语(汉字和口语的标准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国获得政治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官员商贾都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交往媒体是造型艺术。这种媒体种类众多。四大大帝国次第相连、并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这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平的短暂年代,旧大陆诸文明中心之间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传导的状态中。

    在由给人以感情满足的新型宗教而产生的选择、扩散、改变和调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腊的语言、希腊造型艺术和希腊哲学一道,对与基督教相互竞争的各种宗教,以及最终征服和吞噬了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进行着”加工”。希腊文化在东部方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遥远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腊式的造型艺术却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种载体,正象在地中海流域它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提供了载体一样。当大乘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传到亚洲东部的时候,它的艺术载体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希腊文化因此也以这种造型形式间接地对亚洲东部产生了影响。在另一个方向,希腊艺术和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的附属物,不断地向西欧和西北非进行着渗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种区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化在某种穆度上使旧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乱时代及其后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尽管每种区域文明的一般风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们却全都从人类历史的前文明阶段继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将宗教因素同该区域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分开来看,这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使得一种区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够与另一种区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适应、彼此吸收。与区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与其他的区域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无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许就是母亲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题。在这种母亲偶像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与童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于人们发现父亲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说,在人们尚未认识到一位女性不与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怀孕的时候。进入意识黎明期后,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母亲必须有一个男性配偶、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的认识却不是原始的认识。起初,母亲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亲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的力量对任何与她有关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结果,一些意志坚强的男神都选择了独身生活。阿吞、阿舒尔、耶和华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母亲、孩子和父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来说有所不同。同一种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这使形形色色的”神圣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种都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区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图景,一种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从另一种文明中得到补偿。

    母亲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她可以是人类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亲。同时,她还可能是大地,大地是众生之母。在所有这些方面,母亲通常都身负养育后代的重望,但母亲虽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却并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众生和人类的母亲科亚特利库埃,古希腊的母亲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亲女神时母,既能创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坏性地和恶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亚细亚的母亲女神赛比利则摧残着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许是孩子和配偶合二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时连母亲之神都可以变得凶猛野蛮,那么气象之神成为一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灾,毁坏庄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提供或控制雨水,带来丰收(所谓”一定的”,是指它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气象之神很适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与父亲之神等同起来;因为父亲的情绪也与气象之神一样说变就变,毫无理性,时而从仁慈宽厚变为粗暴愤怒,时而又从粗暴愤怒变回到仁慈宽厚。这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温柔态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神之神每日每年的运行则是有规律的,太阳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无私地将光和热给予一切生命,我们能以比对大地母亲,更不用说比对气象父亲更大的信任来依靠太阳。但是,由于太阳耳闻目睹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着一本人类道德的帐目。

    其他星体就不象太阳这样令人放心了。行星象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恒星则是无情的;人的命运是由星体的影响未决定的;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

    种子在某个季节死去,以便变成农作物而获得再生。播种的人类要收获这些农作物。人类是这种生殖力的信徒,他们是靠食其肉饮其血为生的。这种力量作出自我牺牲来向人类提供食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使它们作出自愿牺牲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要落在它们的受益者人类的头上。这种力量年年死而复生,充满神秘,这给它的人类信徒以一种希望,即自己在死后也会获得再生。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鸣?难道它不是在折磨着它的人类信徒,使他们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中把各种生物,也包括人类在内,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吗?

    另一个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们可怜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在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于神在法老母亲耳边威严低语而受孕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介入,也没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为。有谁能够知道,在人类和前人类人科的进化史上,上帝的化身这种原始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各种原始偶像并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种子之神和太阳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亲之神可以是一位处女,她的生殖能力无需借助于任何人类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没有父亲。母亲之神同样也可以是一位妻子,无条件地忠于丈夫和孩子。每种偶像的性别也无一定之规,只有一个偶像除外。母亲当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气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数宗教中,太阳是男性;但太阳是遵守规则、公正无偏的,一个男性如果如此,岂不荒谬。赫梯城邦的太阳女神阿丽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阳女神无照大神和德语中的”太阳”一词都是阴性,这才更合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能够在混乱时代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进行了概述。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它们的实际成果。为便于弄清实际情况,我们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依次叙述。

    在中国,当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虔诚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规矩”实际上已经消声匿迹。可能在孔子时代以前,”天”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内函。根据汉武帝时期登上权力舞台的儒家学者-官员-领主阶层的说法,”天命”是赋予一个皇朝以统治权的委任状。其实,天命就是一种人命,由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授予,也可以由他们收回。在中国建立这种虔诚宗教的唯一现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开化的各地流行的大众崇拜。公元前221年中华世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已经为这种崇拜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与”钦定”哲学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使儒家学说成为官吏的任职资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种哲学,成了一种冒牌的东西,被不恰当地掺入了大众宗教的因素。道家学说的掺假则更多。道家哲学一贯主张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在儒家学说吃不开的时候,正适合道家的繁荣发展。例如,道家学说在汉朝伊始刘邦治下处于优势,公元2世纪,当儒家学说3个世纪萎靡不振的经历已经表明它滥用了自己在行政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时,道家学说再次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道家学说得以复兴,成为一种深奥的哲学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种大众宗教,这种宗教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公元184年发生的向东汉政权发出挑战的两次流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领袖。

    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变形为一种宗教,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还是受到起源于印度,从上座部佛教哲学发展出来的虔诚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结果?到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已经渗入了中国,因此并不排除存在着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无疑,后来当大乘佛教涌入中国达到高潮的时候,经过农民起义的失败幸免于难的道教确实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和组织,为这种印度系数的不速之客制造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它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始终如一,未曾出现过背离现象。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结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义上,这种发展的累积效果却造成了一种变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个人的涅盘,因为他虽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范的感悟,却不能请求佛陀本人给予精神帮助,因为佛陀本人一旦达到涅盘,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盘也是大乘僧侣的最终目标,但对这些僧侣来说,更重要的目标却是成为菩萨,而且他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应的诸位菩萨寻求帮助。在一位菩萨的帮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实现直接目标的希望,这个目标不是达到涅盘,而是进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们进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萨,就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经到达了涅盘的门口,只要他愿意,立即就可以进入涅盘。但是他(象佛陀本人那样)却向愿地作了另一种选择,推迟进入涅盘,以便帮助他的同伴。从’原始偶像”方面来说,菩萨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菩萨在中国改变了性别,摇身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灵观音菩萨。在中国自东汉政权垮台后,出现了一种对母亲女神的迫切需要,观音菩萨不期而至,适时地担任了这个角色。菩萨无私的同情心唤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并推动他们努力追循菩萨的榜样。事实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乱时代应运而生的那种虔诚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后最初2个世纪内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里,当地佛教哲学中的说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于向大乘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时代,印度教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它虽然是逐步发生的,但也导致了一种变形。在这里,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背离现象。这里制度上的联系是婆罗门种姓制度。尽管这种宗教的变革复杂多样,婆罗门依然保持着对印度教的控制权。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教中,象在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样,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如果正确地举行仪式,众神实际上有义务给予适当的回答,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家教,其中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对应物。也许早在公元以前很久,这2个印度教的神祗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尽管可能是以别的名义。改变这种崇拜的新特点是在他们和信徒之间引进了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毗湿奴与阿弥陀佛菩萨一样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祗,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罗摩和黑天,但他同样可以化身为佛陀。湿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气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亲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点。他既能创造,也能破坏;他从未有过化身;他的人类信徒听凭他为所欲为的摆布。湿婆是自然总体背后的”精神实在”。他并不特别关心人类的幸福,但人们发现了湿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人本身就是湿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富于战斗性的一神论放了哑炮。正象印度的婆罗门攫取了对毗湿奴和湿婆的虔诚膜拜一样,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袭的伊朗祭司麻葛阶层所攫取。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死后,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顿死后一样,多神论又应长期以来的需求而获得了再生。阿胡拉?玛兹达的精神品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众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爱的前琐罗亚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琐罗亚斯德教转变为一种感情宗教的步骤,但这些最初的步骤却后继乏力,即使被麻葛阶层掺了假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从未完全赢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区,即使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内,在面积上并不比印度或中国更大。但是,在这一地区政治上被统一在波斯帝国、以及最后被统一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以前的时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却远远小于印度次大陆或中国。伊朗以西这块相对狭小的地区至少生长着5种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而且,这5种文明尽管并肩而立,彼此相连,却又风马牛不相及,从外部风格到内在精神都大相径庭。因此,当混乱时代的经历要求有一种能在感情上使人满足的宗教之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非常活跃。这种影响是由于上述5种区域文明之一希腊文明显而易见的精神贫困而引起的。的确,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并不象同时代的中国那样缺少土生土长的精神源泉。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国而在黎凡特地区开创的新时期里,至少有两大希腊宗教仍然保持着活力: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亲;她的女儿科瑞就是死后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种子之神。加入秘仪保证使人死后在极乐的另一个世界获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与湿婆相对应的神。他体现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尼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上,埃勒夫西斯秘仪流传了下来,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获得了积极的再生。

    与此同时,人们的私生活宣称,根据权利它反对公共事业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类的这种精神需要,而不管他们的主顾是本国公民还是异族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雅典,当然也有对狄俄尼索斯的公开崇拜,雅典戏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仪也处在雅典城邦的庇护下,但埃勒夫西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一个雅典那样的主权城邦。它是一座圣城,恰好处于雅典城邦的领土上,由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圣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市。至于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复兴是私人宗教事业的成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广为扩张的希腊时代得以复兴,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们的力量;这种狂热的宗教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后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于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政治上最杰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领土上的酒神信徒进行登记。罗马政府则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的黎凡特地区,以及在政治上并入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都在相互竞争,竞相谋求成为整个这一地区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赢得了这场竞争。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学中早有预示。埃及人相信,一个法老死后,他的灵魂之一,一个可以分开的灵魂就升入天堂,在那里吃掉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神祗。法老吃掉这些神祗对手,并把他们的力量据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话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为,将竞争对手的力量据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叙利亚、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男女诸神,并且把它们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

    在争夺母亲之神角色的竞争中,至少出现了5位候选人。她们是埃及的伊希斯、弗利吉亚的赛比利、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埃勒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和一位女神的化身–加利利一位犹太木匠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由于表现出一种希腊化的伊希斯的性格、形象和品质而赢得了胜利。公元前204年,罗马政府由于从佩辛努,或者是从帕加马引进了赛比利而减轻了汉尼拔战争造成的痛苦。当时,她的本土形象用黑石雕成,由阉人祭司侍奉。当痛苦减轻后,这个从弗利吉亚匆匆迎请进来的客人就在罗马她的流行范围之内陷入了隔绝。另一方面,伊希斯在漂洋过海以前就已经希腊化,成为与得墨忒耳遥遥相对的光彩照人的女神。伊希斯以这种形象成功地征服了罗马帝国。

    在埃及本土,伊希斯是已经死去并已成为木乃伊的俄赛里斯神的忠实的妻子。但这位女神在本地的丈夫是无法带走的。共同为托勒密担任宗教事务顾问的埃及祭司曼内托和埃勒夫西斯派希腊祭司提摩两奥斯将俄赛里斯和一个埃及神祗的牛形化身阿庇斯合二为一,为伊希斯造出了一个可以带走的配偶萨拉庇斯。宙斯的黯然失色(他和中国人的”天”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留下的精神真空,使萨拉庇斯得以跻身希腊的众神殿;但是,萨拉庇斯优美的希腊化形式使他成了希腊的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多余的复制品,而且萨拉庇斯也没有机会取代宙斯成为希腊世界的父亲之神。夺走这一角色的是犹太人专横的民族之神耶和华。

    伊希斯不仅是一位忠实的妻子,还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她将儿子何露斯养育成人,成为复活的俄赛里斯的斗士和救护者。在埃及以外的黎凡特地区争夺儿子之神角色的角逐中,何露斯未能有机会击败玛利亚的儿子耶稣。

    保留下来的对于耶稣的最早记载,是已经相信耶稣象法老一样没有人父、由神授孕于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稣那里,这个神祗不是拉神而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为耶和华的品质象阿胡拉?玛兹达一样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够减轻一神论的精神威严)。根据基督教经卷,耶稣本人否认关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测。根据那些记载,耶稣至少有两次表示他与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观念来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消灭了自我的人,剥去大多数人都有的、掩蔽了潜在的”终极精神实在”的面纱。根据印度教思想中的非元论学派,这种”终极实在”构成一切现象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纱,它就会大放光芒。”终极精神实在”通过耶稣所显示的这种直接幻像,也许就是打动耶稣的非犹太人信徒,使他们向他顶礼膜拜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耶稣本人活了下来,被人们当作上帝来欢呼,他无疑将会否认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像同时代的其他犹太教教士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但照犹太人的说法,耶和华之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彼此亲密、互相信任关系的象征性表示。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的地理和种族地平线仅限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当他派出门徒去远方传道的时候,他指示他们仅向犹太人宣讲。

    耶稣同辈的犹太人没有指责过他离经叛道。由于耶稣不与从前的犹太法权威们达成共识便自行解释犹太律法,他与洁利赛人发生了争吵。耶稣个人不按常规所作的解释大都与循规蹈矩的同辈犹太教教士的解释相一致。当罗马地方当局由于耶稣允许耶路撒冷犹太民众拥戴他为弥赛亚(即犹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将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撒都该人同意这样做。撒都该人有理由认为,处决一个鲁莽的犹太人是防止发生一次犹太人暴动的合法保证,这种暴动遭到镇压,将会牺牲许多犹太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推测,耶稣本人没有提出异议;因为耶稣在很多方面与洁利赛人是一致的,而洁利赛人与哈希芒家族及其后继者奋锐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拿起武器,去反抗允许犹太臣民按照正统的犹太思想信奉犹太宗教的本国或外来的政府。

    在基督教会的正统神学中,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和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使玛利亚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来,伊希斯似乎由于变形为玛利亚而消失了,因为当伊希斯踏上希腊世界以后,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玛利亚其实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这种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着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华与宙斯一样,最初是一个气象之神,由于宙斯不参与竞争,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窦利彻(杜鲁克)罗马化的气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与耶和华争夺这一角色的唯一对手。窦利彻地处交通要道之上,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南北通道与从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通道在此交汇。所以,窦利彻是罗马军队开往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来自东部边界和沿东部边界行动的必经之地。结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罗马军队中的广为流行。他在赫梯当地的崇拜者让他站在一头小牛背上,手里挥舞着气象之神的闪电和双斧。罗马军队中的信徒则给他穿上罗马军装,他一身戎装随着军队沿多瑙河而上,又顺莱茵河而下,并漂洋过海,一直来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颠修筑的长墙。

    多利刻努斯与他的对手耶和华相比占有一项优势。他有一个女性配偶,对等地面对着他站在一头雌鹿的背上。士兵们的妻子也在丈夫身边对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对罗马军队的吸引力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公元2世纪才开始,到3世纪就告结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萨拉庇斯更有活力,却无法与耶和华相匹敌。

    在争夺死而复生的种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赛里斯由于变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资格,安纳托利亚的阿提斯则由于自阉而名落孙山;苏美尔-阿卡德的塔慕斯与苏美尔-阿卡德众神殿中几乎所有的神灵一道日薄西山;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参与了角逐,与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并驾齐驱;但在这场竞赛中仍是耶稣成了胜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们曾看到他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三天得到了复活,还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圣保罗为科林斯人撰写他的第一篇使徒书的时候,基督教社团中已经出现了以蔬菜、面包和酒为代用品食耶稣之体,饮耶稣之血的独特仪式。仪礼上的套语也已经定型。是耶稣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胜利之外又争得了死而复生之神的角色。

    耶稣在争夺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还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对手。他最艰苦的斗争是夺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争夺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残杀兄弟的叔父塞特;还有一位伊朗神祗密特拉,他曾被琐罗亚斯德贬入魔鬼行列,但又从伊朗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并由于与太阳之神和决定命运的众星宿结盟而重新获得了神性。密特拉的运气和多利刻努斯一样是由罗马军队带来的。罗马军队把密特拉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带到泰恩河和索尔韦;但他的好运也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它开始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密特拉就在一场与耶稣进行的战斗中遭到大败。

    密特拉对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方面他与耶稣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献身的无辜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屠夫(或许除非他所宰杀的牛是他本人的幽灵)。其次,密特拉厌恶女人。他没有母亲,还过着独身生活;对他的崇拜与对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顶礼膜拜。耶稣和密特拉一样是独身的,但耶稣有一位象伊希斯一样的母亲,而且在追随者中间也有圣洁的妇女。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中,妇女也占有一席之地。

    是耶稣而不是密特拉成为地中海诸民族的救世主。他们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辈的凡人,也希望这位凡人救世主成为人类中没有财产的多数人的代表,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遭受着人类共同的苦难命运。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个显然无权无势的木匠,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君主。当托勒密一世国王接受了罗得岛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称号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预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称号将被一个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亚洲的那些臣民的一个后裔所继承的话,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

    争夺上帝化身这一角色的角逐则最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罗马皇帝不但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个法老。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继承者(直到奥勒利安放弃了这一埃及人的遗产),将皇帝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成了将整个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正如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它曾把埃及的双重君主制结合在一起那样。罗马帝国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就会对罗马人带给希腊世界的宝贵的政治统一和无价的和平造成损害。

    罗马政府确实容忍了它的犹太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这种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如果帝国将这种恩惠扩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基督教会不受种族限制,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使全人类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让基督教徒明确承认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却让他们对皇帝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基督教的本质。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基督教不愿加以吸收,也无法加以摧毁的一个宗教对手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兴起了三大虔诚宗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论的印度教,象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一样,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宗教,与这一社会的其他制度和结构相联系,虽然印度教的社会发源地非常广阔,就象是整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的缩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的众多派别之一。犹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相信耶稣被处死后获得了再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使邵稣的信徒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本身无疑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它也是令人振奋的。在耶稣坡钉上十字架后,基督教徒的第一个反应是幻灭。正是这种真诚的信念,使他们从幻灭中恢复过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几乎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才相信那个死而复生的同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一直跟犹太教徒们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确实和这些犹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归于泯灭为止。

    一位犹太基督教徒保罗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业绩–将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解脱出来。非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这种宗教而无需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惊人的是,这种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最终成功地使罗马帝国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该教,只有犹太人本身和犹太人的亲密伙伴、信奉耶和华的撒马利亚人除外。

    保罗派基督教将各种非犹太人的地区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败了它们,其代价是削弱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多神论。在保罗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中一样,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种品性–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语和耶和华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稣与法老、恺撤、罗摩和黑天一样成为上帝的化身。耶稣的生身母亲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会也从其组织的效率中获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区的各种宗教与佛教的僧侣制度一样,是没有中央组织的。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地教众在行政上相互独立,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拥有同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拥有自己的教众。他们在地理上与罗马帝国的各个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罗马帝国,在整个帝国规模上使它的地方组织从属于一个教会统治集团。它这种组织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马科斯的世俗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它们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复兴。罗马主教(”教皇”)的长老地位得到了他的东部同僚的承认,但教皇声称自己对罗马主教辖区以外的全体教会成员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这一点却没有被他们接受。

    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惊。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学变形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乘佛教,这也是同样惊人的。大乘佛教作为一种传教的宗教,其力量在于它的信徒愿意与教化所及的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宗教达成妥协。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大乘佛教的宽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异教为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犹太教前身却成了基督教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绊脚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与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灭对手,或是将它们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动声色的时候才能吸收它们。但基督教所吸收的远比它所消灭的更多。事实上,它的传播方式很象大乘佛教的方式,尽管它的官方代表对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转折。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们的最后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21章已经谈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平。中美洲文明的创造者是奥尔梅克人;安第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查文艺术风格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中美洲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座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圣洛伦索,放射性碳测定其可辨认的奥尔梅克风格的文明最初出现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但在更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与安第斯世界的查文”地平线”同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安第斯历史纪年体系的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那么,在紧随其后的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同时达到鼎盛阶段。不过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却将安第斯文明的鼎盛时期提早了约600年,即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中美洲文明的纪年体系是比较可靠的。中美洲有一个未间断的纪年体系,其发明者可能是奥尔梅克人。但肯定被中美洲历史上的古典时代(约公元300-900年)的马雅人所完善。这种被现代考古学家称为”长期计算法”的纪年体系已经与公元纪年体系相对应,其方法是用放射性碳测定从马雅寺庙门庭上横木取下来的大量的树木样本的年代,并将其与雕刻在马雅建筑物上的”长期计算法”的年代联系起来。

    人们已知道安第斯各民族已有了自己的纪年方法。证明安第斯纪年体系的唯一证据,除了放射性碳测定的证据之外,就是安第斯文明遗址上人造物(如房屋和陶器)堆积的层次差别。考古学家通过计算这些堆积物的厚度,保存在这些分层次的堆积物中连续性风格的数目以及前后风格之间的差异程度,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分层。不过,采用放射性碳测定堆积物样本的内容虽然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性的纪年体系,但这些放射性测定法所得出的年代跨度是在约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438年之间,它们与考古学家的估计毕竟相差太大。例如,安第斯文明的鼎盛阶段,即所谓安第斯历史的”古典”或”开花”时期,根据放射性碳测定应定在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而根据堆积物分层的计算则应定在约公元400-1000年。

    这种差异令人困惑不解;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尚不可能精确地判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年代哪一个正确。依据堆积物的分层确定年代是主观性的假设,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用放射性碳测定安第斯文明的年代所依据的样本数量并不多,孤立地用放射性碳确定年代可能与根据堆积物分层猜测年代一样不准确。除非我们了解被测物体的历史,否则就不能毫不怀疑地运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例如,在一座房屋里发现的一根横梁可能是从另一座更古老的房屋里取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无法得出发现这根横梁的那座房屋的正确年代。运用放射性碳确定的年代只有以数量为保障才是可靠的;而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说明安第斯文明年代学的测定数量仍然非常少。因而,关于在公元1438年左右结束的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我们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接受现有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但在心理上要有所保留,认识到随着测定数目的增加,结果可能会更接近依据地层分层法的估计,而与目前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得出的偶然结果差距会更大。

    安第斯文明与中美洲文明是互相独立地生长的,虽然它们互相有影响(安第斯世界的玉米是从中美洲传来的,中美洲的冶金术则来自安第斯世界),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文明的连续阶段应该是吻合的,或者,如果它们是吻合的,为什么这两个吻合的文明又是同时代的。不过,中美洲历史的奥尔梅克阶段和安第斯历史的查文阶段事实上是很接近的一对,在年代上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历史的最后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国家的扩张几乎是与安第斯世界印加国家的扩张同时开始的。它们的开始年代分别是公元1428年和1438年。依据地理分层而不是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安第斯历史的年代,安第斯历史的”开花”时期正好又与中美洲史上的相吻合阶段的”古典”时期是同时的。当然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这两个文明相吻合的阶段为什么是同时的。在本章中我们确定安第斯文化”开花”阶段的正确年代是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而不是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

    在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最早是出现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和邻近的大西洋沿岸,但它从那里向西北传播到墨西哥高原、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显示奥尔梅克人是凭借武力向外扩张的,但是奥尔梅克文明在圣洛伦索和拉文他相继毁于暴力则表明奥尔梅克人使用愤怒的被征服民族的强迫劳动,搬运建造他们巨大艺术作品的大量材料。但是奥尔梅克人既受到憎恨,也被人模仿。大西洋沿岸西北端的奥尔梅克城址特里斯萨波特斯一直存在到大约基督纪元开始,该城被毁的年代是”长期计年法”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年代。那年相当于公元前31年。在特万特佩克地峡以东的恰帕德考佐有一个被确定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6年;在高原(即南部)危地马拉的埃尔包尔,有一个年代相当于公元36年。所以,奥尔梅克人最重要的发明在中美洲已经传播到了奥尔梅克人可能征服的疆界之外。

    在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之间,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开始出现在马雅地区的两个低地。中马雅地区的佩腾现已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北马雅地区的尤卡坦则比较干燥贫瘠。在中马雅地区主要的祭祀中心策卡尔所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石碑,其最早年代是公元292年。所以中美洲文明到达中部和南部马雅地区的时间要比它到达南部地区(危地马拉高原)为晚;但是,一旦在中部马雅地区站稳之后,它便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架有屋顶的拱形会堂;另一特征是祭坛和石碑合而为一。迄今为止唯一被释读出来的中美洲符号是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在连续的”长期计年法”中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以52年为一循环周期的纪年符号)。有人猜想那些仍未能释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如果它们是文字,即就是一种苏美尔式的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结合。中美洲的象形文字和”长期计年法”不是马雅人的发明,而是当佩腾的马雅人在采用它们之后,使它们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美洲文明在马雅低地的显著发展可与同一时期它在墨西哥高原的发展相媲美。座落在通向湖泊盆地河谷一边的特奥蒂瓦坎不仅仅是一个祭祀中心,虽然它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是除了乔卢拉人工山之外两座最大的中美洲建筑物。特奥蒂瓦坎同约1500年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是一座真正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座落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它的人口稠密,居民的生计部分是依靠集约化耕种附近的一片农田,部分是依靠制造商品出售给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热带低地地区的各民族。

    在特奥蒂瓦坎和马雅低地,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始于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文明相应的”开花”时期也在本章论述的范围之内,既然我们暂时接受它的年代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间(这一年代是由目前已经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查文风格的扩展并没有越出安第斯世界的范围。它既没有达到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达到东南部的高地。即使在它所达到的地区,在它传播开来之后在各地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上是富有成果的,正是在这后查文阶段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它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表现为它的陶器和纺织品。这一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低地。它们是西北部的奠奇斯河流域和东南部的帕拉卡斯半岛与纳斯卡河流域。莫奇斯的陶器可与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雅典陶器相媲美;而帕拉卡斯半岛和纳斯卡河流域的毛织品比任何现代纺织品都更精美,这一地区的棉织品即使在现代的孟加拉和兰开夏郡也难以被超过。在查文阶段安第斯世界已经掌握了冶金术,它在后来的”实验”阶段和”开花”阶段继续得到发展,但材料仍然仅限于黄金,产品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武器。制作金器的方法是锻打而不是浇铸,尚没有制作银器和铜器。但在冶金方面,安第斯文明要领先于中美洲文明。中美洲从未独立地发明冶金术,直到后古典时期之前,中美洲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即使在古典时期,冶金术仍是从厄瓜多尔和秘鲁传来的产物。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

    (220-395年)

    在第37章,我们已经对公元48年到220年之间横跨整个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进行了一些叙述。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为四大强国而为宗教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第38章叙述了从公元前约334年到公元220年间各地区宗教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进行的角逐。角逐的结果是3个新宗教的兴起: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对)佛教和保罗派(与犹太派相对)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诚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彼此相同。有神论印度教徒信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萨,他们不是神祗,而是潜在的佛;基督教徒则信奉耶和华、耶稣(对非犹太人基督教徒来说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稣的母亲,当她获得”上帝之母”称号时,也已经变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上述几个虔诚宗教的兴起,以及菩萨、耶稣和玛利亚的被神化,反映了人们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帮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所处环境的主人,就产生了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统治者曾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现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个王朝的历任法老,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继承者,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奥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继承者们。公元274年,一个现世的神的化身奥勒利安皇帝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标志着他和他的臣民承认,这样的神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这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第四十个年头,奥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阳”来代替自己作为帝国的监护神。从此以后,他不再作为一个神,而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尘世上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约公元220-395年,四大帝国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第37章已经指出,伊朗和伊拉克的阿萨息斯安息帝国在公元224年被萨珊波斯王朝征服并接管,贵霜帝国被萨珊帝国征服并被纳入帝国版图(虽然贵霜帝国的一个残部在萨珊帝国领土上再度兴起并一直存在到后者灭亡之后)。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发生了分裂并暂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华帝国分裂了370年(公元220-589年),罗马帝国分裂了50年(公元235-284年)。因此,在公元3世纪中期,伊朗帝国是最为强盛的。它经历了一次朝代变迁,随后向东部进行了扩张,第二任萨珊皇帝沙普尔一世3次取得对罗马人的胜利,在第三次胜利中(公元260年)他俘获了整个一支罗马军队,包括瓦莱里安皇帝本人;但沙普尔随后就在罗马帝国方面发起的一次反攻中被击败。这次反击发生在叙利亚和美索尔达米亚之间的沙漠中,发动者是位于绿洲中的半自治商业城邦巴尔米拉的王子奥登纳图斯。

    在图拉真将巴比伦(伊拉克)并入罗马帝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从阿萨息斯王朝手中接管之前,巴尔米拉于公元117-224年间在经济上进入全盛时期。战胜沙普尔一世后,奥登纳图斯,随后还有他的妻子芝诺比阿企图使巴尔米拉成为罗马帝国在黎凡特地区的继承国。芝诺比阿不是阿拉伯绿洲上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后,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巴尔米拉在公元274年遭到奥勒利安的征服并被摧毁。其间的另一个王国亚美尼亚则更为成功。亚美尼亚先后得到巴尔米拉和罗马的帮助,使自己免遭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的命运,从公元298年到387年,它在阿萨息斯王朝一支旁系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这支旁系从公元66年起在罗马帝国宗主权下占据着亚美尼亚的王位。

    接连几任军人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新的统一和复兴。这些皇帝都出自亚德里亚海东北海岸和多瑙河南岸之间军事力量强大,但文化落后的伊利里亚诸行省。奥勒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中最伟大的两位皇帝是执政21年(公元284-305年)的戴克里先和执政31年(公元306-337年)的君士坦丁一世。从公元235年到284年,除了一位皇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限都很短,多数皇帝都死于非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则得以寿终正寝。这两位皇帝通过改造而重建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所开创的事业,并挽回了戴克里先企图强使帝国实现宗教统一的失败。他的办法是完全改变了戴克里先及其年轻的同朝皇帝加莱里乌斯对基督教会的政策。

    公元284年到337年间,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创建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陆军,以便更好地保卫帝国(君士坦丁也用它来进行内战,打击竞争者)。他们重新稳定了通货(是军费所使用的金币,而不是穷人使用的小铜币),重新丈量了土地,并重新确定了农产品的税额。他们征召了许多职业人员义务履行公职。他们用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填补了诸城邦市政自治政府垮台后留下来的行政真空,这些城邦政府曾是罗马帝国的细胞。他们还进行了迁都。

    曾经建起了整个帝国的城邦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或一个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环地中海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占尽了地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不利于保卫沿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和莱茵河一线延伸的帝国边疆,它还远离帝国的经济重心黎凡特地区。戴克里先把新都建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北角附近的尼科迪墨亚(伊斯密特)。君士坦丁将它向西稍稍移动一下,建都于拜占庭,该城位于一个易于防守的半岛的顶端,是一个天然良港,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南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现名为伊斯坦布尔)是两条水陆通道的交汇点,水路连接地中海和亚述海海角,陆路联系萨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的辛吉杜努姆(贝尔格莱德)和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之西的杜鲁克,它是朱庇特?多利刻努斯的故乡。

    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低谷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时期(公元260-268年)。萨珊波斯帝国的短暂高峰是沙普尔一世在位时期(公元242-273年)。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这个骚乱的时期,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护的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传教宗教的创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尔一世保护的摩尼(约公元216-277或226年)。

    这两位先知都曾为探寻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随军远行。如果他们都在同一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一次机会。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场战争,那样,他们就将会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互不相识地彼此相遇。两人都在沉思着那些曾经困扰琐罗亚斯德和柏拉图的古老的问题: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现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终极实在”是善的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人类经历和人类行为的悲剧的恶又源于何处?

    这两个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罗提话使用希腊语言写作,而他的老师阿摩尼乌斯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摩尼的父亲曾在伊拉克皈依一个名叫”洗礼派”的派别,但他们全家是从米底的哈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自称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者。普罗提诺是一个反对诺斯替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的创立者扬布利科斯却象摩尼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诺斯替教。摩尼将诺斯替教与二元论结合起来,他的二元论与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绝对的二元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光明与黑暗之间(善与恶之间,目前进行的战争是暂时的,其结果将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战胜邪恶的对手安格拉?曼纽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来,光明是与黑暗混合为一的,它最终将会彻底从黑暗中摆脱出来,但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却是永恒的,它们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对普罗提诺来说,也如对琐罗亚斯德一样,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象,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且在普罗提诺看来,与善相比,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与善对抗”,而是没有善。

    在公元约220-395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政治方面,而是发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个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卡提尔击败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约公元285-290年在亚美尼亚,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间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对除占星术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萨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们在成为王公之前就已经是祭司。萨珊家族是斯塔克尔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庙的世袭祭司,该城位于法尔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国的礼仪中心波斯波利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当地与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连在了一起,因此,萨珊家族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为明确,只是不及琐罗亚斯德自己的庇护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希斯塔斯普,而是一个同名的国王,大约在两代人以前,他的统治领地可能是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宣称忠于琐罗亚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玛兹达,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称做琐罗亚斯德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萨息斯人宣称信奉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象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马其顿希腊继承者一样,对所有在他们的臣民中拥有信徒的宗教都宽容以待。沙普尔一世为手下要人们的灵魂而资助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却不谋求将自己家族的祖传宗教强加给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不仅如此,沙普尔还允许摩尼在沙普尔的领地内宣传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经到过印度。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这一年沙普尔还是王储,他从贵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经谈到,摩尼曾随一支波斯军队进行远征,这支部队后来曾入侵罗马帝国。这些远征分别使摩尼对佛教和基督教获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彻底的启示的接受者,是”巴比伦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他渴望不仅劝化萨珊波斯帝国的居民,而且劝化所有的人类。摩尼赢得了信徒们的忠诚,他是一位组织天才,他的教义也被证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伦(伊拉克)的确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心脏,当地的语言是古叙利亚语,它以阿拉米语当时的形式,通行于整个新月沃地;因此巴比伦成了他行动的中央基地。摩尼从巴比伦派出了他的传教使团,不仅派往萨珊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摩尼关于建立一个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设想却与卡提尔的意图势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或者至少在帝国的伊朗部分做到这一点,并想扑灭当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卡提尔是锁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三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277-293年),把僧侣统治推到了顶蜂。他担任了萨珊王朝祖传的斯塔克尔的安娜希塔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当地祭火坛的祭司。卡提尔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二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说话算数的。在卡提尔的煽动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将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发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野蛮的镇压令,此事发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责摩尼的信徒为波斯人的”第五纵队”,而全然不顾波斯政府已将摩尼处死、到297年它已对本国臣民中的摩尼教徒进行了20年的迫害这一事实。迫害行为对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象对基督教一样。它不但没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德西乌斯于公元250年,瓦莱里安于公元257-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图将基督教置之死地。这等于是默认;若不如此,帝国就将落入基督教会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莱里乌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强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会的力量。这两位皇帝都是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在伊利里亚以及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没有抬头的余地。伊利里亚士兵们心中的神祗是奥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阳”,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罗马诸神。

    黎凡特地区的反基督教人士更为正确地估计了基督教会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教徒为数众多(尽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数)。普罗提诺的弟子扬布利科斯试图组织一个以诺斯替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敌对教会。在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诸神都被动员起来,在”不可征服的太阳”率领下反对基督教诸神。这是中国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区的翻版。它受到两位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经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护,但它注定要遭到失败。基督教会早在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之前就已将地中海诸神加以吸收。耶稣早已变成了俄耳甫斯、萨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阳”;玛利亚已经变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扬布利科斯好战地将它加以滥用,但遭致流产,这比它最终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更使普罗提谛望而生厌。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弥留之际,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颁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许诺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转变十分突然,令人惊讶,也许他本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继承了对高卢和不列颠的统治,也继承了对”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该地与西北非当时处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马克森提手中。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中,马克森提战败身亡。在这次战役前夜,君士坦丁梦见他看见了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这次在他的三次内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这几次内战中他每次都成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开而真挚,但他并不放弃对奥勒利安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阳”之神的忠诚,尽管他最后还是把”太阳’和基督混为一谈–基督教会也早已含蓄地将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弃他作为罗马国家政治首脑而获得的非基督教高级祭司长职务大祭司长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职与信奉基督教发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护的基督教会当局对此绝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没有正式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礼。而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甚不全面,不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世俗事务方面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对基督教会政治事务的干预表明,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个外行。

    人们有时指责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伪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他的皈依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清他所处的时代。在公元235年社会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论者。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可以没有神的帮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诚而热情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罗提诺、摩尼、扬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宗教上的真诚和热情。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笃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罗提诺,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过显示力量而赢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诚。这个上帝向迫害基督教会的那些罗马皇帝降下了灾难。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的命运就是例证。也是这个上帝使君士坦丁赢得了三次内战的军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从台伯河长驱直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时候,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远落后省份的统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赐以好运来酬劳君士坦丁的忠诚,君士坦丁对此感激至深。但上帝显示神力使他深为感激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畏惧。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对他的庇护之神的义务,例如未能有效地调解基督教会团体之间的分裂,上帝将把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那样的命运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对非基督教神祗的不满有过同样的恐惧。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来讲远远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怫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发动过战争。君士坦丁则是出于对三次内战接连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还劝使李锡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领地内对基督教实行进一步的宽容。由此,他使加莱里乌斯的宽容敕令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从未迫害过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实曾给基督教会以宝贵的特权。他的侄子,曾信奉过基督教、后又反对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敌对教会表现了同样的偏爱。罗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对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宽容以待是极其勉强的,这与阿育王对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邻国的宽厚仁慈、迦腻色迦对不同派别的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对待正好相反。

    在罗马帝国,甚至这种开始于311年的不稳定的宽容也只是昙花一现。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担任大祭司长之职,并开始通过关闭庙宇、剥夺财产等方法消灭罗马帝国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奥多西一世(在东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终完成了这种消灭。

    同时,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仍是并肩共存。一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公元337-360年)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对波斯帝国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罗马的一次灾害而告终。尤里安的继承者约维安以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罗马帝国边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个亚美尼亚边界行省割让给波斯为代价,才使罗马远征军解脱出来。这5个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罗马帝国的,割让这些地区使亚美尼亚王国处在波斯人的随意摆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其毁灭性的程度与从前罗马帝国在阿利亚、坎尼和卡里遭到的历史性失败相比毫不逊色。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把剩余的军事力量用来进行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以拯救他们在欧洲的领地,在亚洲前线则不得不向波斯帝国进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两个帝国达成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该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划给了波斯。这是罗马帝国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区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国成长中的基督教社团命运的变化,反映了两大帝国关系的曲折波动。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没有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人归附本教,也没有使亚美尼亚的任何人自愿归附本教。琐罗亚斯德教会与基督教会和摩尼教会不同,并不谋求劝化全人类。它的目标一直象卡提尔所希望的那样,使本教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诸省成为独一无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国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吸引力也显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两大帝国彼此敌对,基督教在波斯帝国的传播就会引起萨珊帝国政府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会当局的双重反感。这不仅仅是对具有排外思想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的冒犯。罗马帝国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渐将基督教当作”国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国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罗马人的”第五纵队”,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无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为波斯人在罗马的”第五纵队”一样。在萨珊波斯帝国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尽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在约维安于363年割让给沙普尔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个亚美尼亚边界省份时,当地居民则全部都是基督教徒。基于这些原因,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开始了对本国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这种迫害始终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两大帝国相互关系的缓和,不仅使两国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过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而且使得波斯帝国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国的存在。这是罗马-波斯两国协商谈判的结果。波斯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会行政组织也形成了统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会会议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经颁布的一项宽容法令。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

    (约224-490年)

    首任萨珊波斯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位期间(公元224-242年)于公元241年推翻了贵霜帝国。此前,德干的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国崩溃。这两次相继发生的政治突变导致印度次大陆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真空。自公元前4世纪德干地区并入库揭陀帝国以后,这一地区在大约600年间一直是一个政治整体,起初是与北印度联合,公元前232年阿育王死后摩揭陀帝国发生分裂,这一地区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这个普遍的政治空位期内,最稳定的是半岛的南端地区。阿育王未曾征服的一些王国这时期仍然存在。西印度于公元1世纪在贵霜皇帝宗主权下建立的两个塞人辖地,至少有一个也仍然存在。这两个塞人封邑中靠南边的一个占据着马哈拉施特拉,它曾经侵犯过萨塔瓦哈纳的领土,可能在同该王国的斗争中屈服了。靠北边的辖地占据着乌贾因周围的马尔瓦,在贵霜帝国垮台时仍然存在,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非政治活动方面有更大的连续性,保存至今的犍陀罗视觉艺术,形象地表达了西北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在朱木拿河上游位于贵霜领土上的秣菟罗,土生土长的印度艺术风格接受了希腊的影响,但没有受到希腊风格的支配。这里一直是这一艺术流派的故乡。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一种新的梵语逐渐取代了从原始梵语中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刻写铭文的语言。在这3个世纪中,南印度还兴起了泰米尔语文学。

    阿育王的铭文大都是用方言刻写的,只有刻写在塞琉古一世割让给旃陀罗笈多的前阿契美尼德领土上的铭文例外。无疑,孔雀帝国的行政语言也是这种方言。上座部佛教经文使用的巴利语即是孔雀时代的方言之一。在这一时代,原为次大陆的印欧语系入侵者使用的原始梵语,除婆罗门教仪式以外肯定已不再使用,除了在原来是口传心授,后来形成文字的《吠陀》和《奥义书》中以外,肯定也已无人读写。新梵语与同时代出现的新雅典希腊语一样,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湿婆教、毗湿奴教和大乘佛教的经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印度史诗最后成形时使用的也是这种语言。尽管《摩诃婆罗多》的原始主题显示,这一史诗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开始成形了。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部史诗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完成的,梵语复兴对新生的泰米尔语文学的影响证明了它的活力。德干地区使用的语言到现在一直是达罗毗荼语。不过德干的阿育王铭文全都是用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刻写的。但对泰米尔语文学产生影响的印欧语系语言却不是这种方言,而是新梵语。

    公元3到4世纪,印度文明继续向次大陆以外扩展。印度文明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向东南扩展,4纪时向这一地区扩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整个大陆东南亚除了公元前140年以后并入中华帝国的越南北部外,这时都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种印度化的媒介是贸易和宗教,而不是军事征服,东南亚民族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它们使这种文化明显地带上了东南亚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也不是非印度化的。同时,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从陆路传入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使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黯然失色;新梵语写成的大乘经卷译成了中文;大乘佛教的有形媒介,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艺术风格对中国、从而也对朝鲜和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印度诸帝国自然而然地把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现属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这一地区当作自己的基地。从公元前5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世纪崩溃,这一地区一直是摩揭陀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被推翻,北印度的政治重心却不是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而是印度河流域。公元4世纪、北印度的政治结构又突然恢复了常态。这时,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南北比哈尔在政治上再次携起手来。这次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王室的联姻。而且,统一的比哈尔再次获得力量,从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向外扩张。

    笈多王朝的创建者与其公元前4世纪的前驱,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同名。我们相应地以公元320年作为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笈多王朝时代的创始之日,但笈多帝国的真正创始人是这位创建者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沙摩陀罗笈多在德干一次引人注目的袭击战中登场,他的不朽功绩是扩大了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版图。创建笈多帝国的决定性步骤是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8年在位)采取的。大约在公元395年,他征服了建都乌贾因的塞人辖地。随后,他向西推进到海岸地区,由此为笈多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向阿拉伯海之窗。

    笈多帝国在南方和西北方的扩张都没有达到孔雀帝国那么远的地方。笈多帝国的南部边界是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西北部直接统治的地区以昌巴尔河和朱木拿河上游为界,旁遮普只有东南部的一半处在它的宗主权下。没有关于笈多帝国和萨珊帝国发生冲突的记载。可能有一个贵霜帝国不稳定的残余,出现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国。

    笈多家族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但他们象孔雀家族和贵霜王室一样容忍一切宗教。在笈多政权统治下,公元4至5世纪的印度文明在雕塑、用新梵语创作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顶峰。希腊-罗马世界的落日余晖通过印度的西部窗口射进了笈多帝国,但这只是微光一现。笈多时代辉煌的印度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笈多帝国是被来自欧亚太平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入侵摧毁的。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被这一入侵打断。匈奴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公元455年,随后又发生过多次,尽管匈奴人在公元528年被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被驱逐出去。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据历史记载,欧亚大平原东端最早的占领者,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而中国西部受它侵扰的其他定居民族称之为匈族人。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秦、赵、燕三国的最北端,延伸到了欧亚大平原的南边。公元前307年,赵国统治者募集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伍。公元前4世纪末,这三个中华边疆小国沿着与欧亚大平原接壤的边界筑墙,以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

    游牧生活方式不仅把人们训练得能征善掠,而且使他们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对于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物来说,没有计划和纪律,就无法在草原上生活下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并将地区性的边墙整修加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之时,匈奴则在长城边上组织起一个帝国与之对峙。公元前209-前203年间,中国出现的短暂而剧烈的无政府状态,为匈奴提供了进攻的良机。公元前174年,他们还向西扩张,迫使其西面游牧邻居开始了迁徙运动:月氏人迁到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塞人迁到了印度。公元前128年,中国的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反攻,试图消灭匈奴,或者至少永久性地征服他们。但是,汉匈百年战争(公元前128-前36年)却未分胜负。公元前52年,离中国最近的部分匈奴向中国皇帝称臣。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是表面和暂时性的。同时,其余的匈奴部落通过进一步向西迁徙,避开以长城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从而完全逃脱了中国的控制。

    直到当时为止,匈奴尚未向中国以外的任何定居社会发动过任何进攻。可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

    公元304年,匈奴的一个部落入侵中国,于311年攻下洛阳,312年攻下已灭的汉朝的第一个首都长安,并于316年灭了西晋(建立于280年,它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中国)。这支匈奴部落对中国成功的再度入侵,为其他蛮族的大举进攻开辟了道路。别的蛮族,包括另外的匈奴部落、藏人、通古斯人或蒙古人。西晋王朝寿命短暂,整个华北,蛮族胜利者建立的小国林立。

    公元375年,在大平原的另一端,另一支匈族部落袭击了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讲伊朗语的阿兰人,推翻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讲日耳曼语的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流城建立的帝国,并把想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寻找避难地的西哥特人,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南岸。匈奴人向最西部发动的这些进攻,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公元378年,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匈族人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

    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发生分裂,它的东部比西部显得更有活力。西部匈奴的军事首领阿提拉,因而集中力量进攻西罗马帝国。把西罗马作为打击目标是失算的,但在阿提拉可能进攻的两个罗马目标中,这一个更为脆弱。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但在奥尔良被西罗马军队和西哥特人联合击败。西哥特人期望西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南高卢居住,因而极力防止匈奴人占领西哥特人从罗马得到的领土。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但尚未进军罗马城就撤退了。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从匈牙利大草原一直追到欧亚大平原通往黑海北部的西海湾地区。

    因此,西罗马帝国没有成为匈奴人的战利品。相反,它成了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的战利品。这些蛮族人逃避了匈奴的征服,或者虽被他们征服,但又在阿提拉死后举行了起义。公元406年,大批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这场战争始于公元359年,结束于波斯人攻取罗马要塞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到了484年,这个厌哒人(阿布达利人)部族已经占领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上流地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曾经是贵霜帝国的属地。第一位萨珊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的波斯,于241年征服了贵霜帝国,似乎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这些省份在厌哒匈奴人占领前就逃脱了波斯的控制,还是在以484年波斯惨败告终的军事较量之前,厌哒人直接从波斯帝国的手中将它们夺过去的。

    在这次惨败之后,波斯帝国不得不向厌哒人进贡,一直到哥士娄一世科斯洛埃斯(531-579年在位)在位期间。在哥士娄一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于公元558年或563-567年间,对厌哒人进行了报复。哥士娄当时在突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是曾在匈奴人的后方称雄于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推翻了厌哒人的帝国,并沿乌浒河瓜分了它的领土。波斯帝国因而获得乌浒河南段大夏的部分领土(托卡里斯坦,即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厌哒人的其余部分,则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查布尔斯坦(阿拉霍西亚)幸存了下来。

    在从草原出发、穿过草原南边帕米尔高原和里海之间地段的匈奴人马中,厌哒人是先头部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先头部队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匈奴人的大举入侵,使被侵略地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最为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尽管东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阿提拉的进攻,尽管厌哒人把波斯帝国打得大败,但是,这两个帝国都没有被征服;它们以进贡的代价换取了生存。波斯帝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484年军事惨败导致的马兹达起义,表明了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所患社会痼疾的严重性。在同一世纪里,西罗马帝国也在受着同一种社会疾病的折磨。可与波斯帝国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

    西罗马帝国瓦解了,而东罗马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它确实使东罗马帝国抛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及其非洲和欧洲内地,希腊-罗马文明自从公元3世纪崩溃以后,就根本没有复兴过。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后阶段中,只有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地进行着。匈奴人的侵略,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不象对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但他们所受的打击比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更为惨重。在印度和中国,匈奴人的入侵并不仅仅是滚滚而过的暴风雨,侵略者还在这两个次大陆永久地居住下来。在印度西北部,匈奴人现在依然以拉杰普特人为代表。这些部族很快皈依印度教,并融入刹帝利种姓之中,就象过去侵入印度的欧亚游牧部族一样(例如塞人和钵罗钵人)。在中国,蛮族入侵者最终也被同化了。但是,匈奴对中国的打击格外沉重。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公元4世纪及后来被匈奴和其他蛮族占领的中国土地。这一地区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同它相比,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希腊-罗马文明所失去的地区,仅仅是可以牺牲掉的殖民兼并地。然而,由于面积广大,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得以避免崩溃之灾。在这个国家里,当侵略者从北部攻入时,逃难的人们都可以跑到南方未得安宁。大自然和人类的工程,保护了中国的南部。在淮河和长江下游,还有人工运河,这些河网水路,对更加习惯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征战的欧亚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

    (395-628年)

    公元388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统一罗马帝国。公元8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同样再度瓜分了罗马帝国。公元260年,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打败并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经常分裂(其中有些分裂是自愿进行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但每次分裂之后,帝国最终还是重新获得统一。公元395年,人们毫无理由期望这一年的自动分裂将长久维持下去,然而,这一次帝国东西部的命运则是截然不同的。

    公元406年以后,来自匈奴、讲日耳曼语和伊朗语的民族向西进军,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并逐渐占据上风。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455年,罗马又遭汪达尔人的洗劫。在476年前的很长时间里,西罗马帝国政府就已经十分虚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拉韦纳(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避难首都)被他的步兵首领鲁吉人奥多亚塞废黜。罢黜西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形式上重新获得统一。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474-491年在位)成为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尽管沿多瑙河下游的边疆所受北方的压力,要比帝国在黑海和北海之间的其他欧洲大陆边疆大得多。此外,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近邻,并不是好战的蛮族集团,而是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发展水平的波斯帝国。

    显然,395年后罗马帝国两大部分命运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它们各自边疆所受压力程度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它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别,以及君士坦丁堡政府相对成功地采用适宜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危局,这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君士坦丁堡政府很快认识到,不仅已无法挽救西罗马帝国,同时,牺牲掉它也是必要的。东罗马帝国为挽救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大规模干预行动,是468年出动海军远征,攻击西北非洲的汪达尔占领军,但遭到惨败。君士坦丁堡政府认可了西罗马帝国政府476年最终灭亡的既成事实。488年,通过对东哥特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消灭奥多亚塞行为的默许,从而使这伙一直掠夺骚扰东罗马帝国西北部省份的武装匪徒的祸水它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自封为君士坦丁堡政府统治此地的副总督。这种分裂对双方都很适宜。508年,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法兰克军事首领克洛维授勋,表彰他打败西哥特人的功绩。当然,克洛维征战中立的第一功,是清除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力量。直到518年,东罗马政府才给予叙利亚和埃及优先获得意大利的权力。它的外交政策从其宗教政策中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提及。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是爱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步兵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6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和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修造的君士坦丁堡土城墙,代替了君士坦丁一世最早建造的土城墙。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造的长城更为宏伟,它从海岸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腹地包围其中。他在德拉修筑了比尼西比斯要塞更坚固的城堡。363年,约维安曾经被迫把尼西比斯割让给波斯帝国。阿纳斯塔修斯还在西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修筑城堡,以保卫曾为亚美尼亚王国的罗马领土。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极其虚弱,甚至连精明强干的皇帝(例如马约里安,457-461年在位),都没有办法阻止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而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却十分强大,它得到了充分显示其能力、活力和治国方略的机会。从414至518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幸运还在于它有杰出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及其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阿卡狄乌斯,与他哥哥和西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相比,显得格外出色。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却不太出色。他在位时间长达42年(408-450年)。然而,他却不理朝政,因而由他姐姐普尔喀丽娅于414年开始执政,并直到她453年去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在幕后操纵朝政大权。普尔喀丽娅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和芝诺比阿同样性格坚强,但她的治国才能却超过后两人。普尔喀丽娅的丈夫马西安,以及马西安的继承人利奥和芝诺,都是出色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更为杰出。从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的胜利,到1453年君士斯丁十一世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罗马努斯门,罗马朝廷中杰出的皇帝辈出。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可以与其中最为出色者相提并论。

    在后人眼中,查士丁尼一世比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稍高一筹。查士丁危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他是行伍出身的查士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一世原为弗拉克的农民,应征为士兵后地位不断升迁。甚至在查士丁518年引退之前,查士丁尼也许就已开始参与查士丁的政事。查士丁尼本人在位年代从527至565年,所以,他实际上执掌了47年的大权。因此,518年东罗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转变,决策者也许就是查士丁尼,而非查士丁。查士丁尼为自己是讲拉丁语的少数人之一而自豪,因为东罗马的大多数人讲的是混杂的希腊语。他渴望重新统一原东西帝国的全部版图,或许只是高卢除外。

    533-534年,西北非被征服,查士丁尼一世的杰出将领色雷斯人贝利萨留,消灭了汪达尔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国家。非洲战役一举成功,但后来为使这块重新征服的领土平定下来,却十分艰难并旷日持久。为了根除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治,战争持续了26年(535-561年)。这场罗马与东哥特人间的战争,使意大利变成一片荒凉废墟,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使之充盈的国库,并且,由于赋税繁重,一直繁荣富裕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省,迅速陷于贫困萧条之中。同东哥特人进行战争的教训,并未吓住查士丁尼一世,因为他又于550年对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领地发起进攻,直到554年占领了那里的一个滩头堡后才停止进攻。

    查士丁尼的征服战争,使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四周以及从顿河、奥龙特斯河和尼罗河入海口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取得了海上优势,但同时又给东罗马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仅仅是468年的一次海上战役,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利影响。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后果,反过来证明其君士坦丁堡前任的谨慎是十分英明的。在他之前的皇帝们,除向西方发动过一次军事冒险之外,从没用过兵。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7年之后,伦巴德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意义深远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菲娅(神圣智慧)大教堂。

    希腊世界最初的标准建筑式样,是带一个三角山墙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正厅外面饰有圆柱(柱子或者只建在房前,或者建在四边)的房屋,被用作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男女诸神的殿堂庙宇。随着圆柱从房外移入屋内,在后亚历山大时代这种房屋变为教堂。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袖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以及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菲娅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教堂,足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绝对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菲娅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大自然物体的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象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厌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斯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因为,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共产共妻(人们对这后一点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要求)。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厌哒人那里,并于498或499年,依靠厌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共产主义继续被实施。但是,528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4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象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与东罗马帝国发生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皇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委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象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象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395-634年)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遭受来自欧亚大平原匈奴冲击的国家中,西罗马帝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受匈奴人西侵的影响,过着游牧生活的撒马利亚民族和过定居生活的东日尔曼民族被迫向西迁徙。大约在406年左右,匈奴人侵入西罗马帝国边疆。到了476年,甚至连当时在西方仅仅徒有虚名的帝国政体,此时也已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不在于蛮族入侵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归咎于帝国内部的衰弱。这种衰弱同时体现在社会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西罗马帝国的弊端和导致中国汉朝灭亡的弊端同出一辙。在与大奴隶主和军事首领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帝国政府失败了。奴隶主们把属于帝国政府的财富–隶农的”剩余”产品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而军事首领则轻而易举地集结军事力量,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

    在西方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长久。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尔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注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管辖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务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奥古斯丁在米兰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格斯通过拒食圣餐向狄奥多西一世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与贝拉基派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活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这3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吞食的过程。就象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大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日尔曼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大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2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遭受蛮族占领和罗马人反击损失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而且是帝国西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535-561年间的罗马-哥特战争已经标志了东罗马帝国的瓦解。在这场战争中,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被消灭了,但遭受损失最大的却是当地的意大利人。5世纪,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尽管耸人听闻,但只是偶然的和短暂的。470年,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解体是平静的,而东哥特人的入侵就如同日尔曼民族大迁移那样,战争是在两支蛮族之间进行的。直到535年意大利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经济上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完整。535-561年间的战争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意大利人最终在东罗马统治下,重新统一了国家,然而仅仅7年之后,568年伦巴德便闯入了意大利。从568年起,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了,这是自公元前264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次政治分裂。公元前264年,古代罗马人完全征服并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伦巴德人比东哥特人更为野蛮,已经饱受535-561年战争蹂躏的意大利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灾难,在对意大利缓慢的征服过程中,伦巴德人在那些仍然为东罗马军队坚守的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尔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尔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家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的严重障碍。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未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前,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勉强得多,缓慢得多。

    到了586年,西哥特人被局限于西班牙已长达80年之久。507年,克洛维在武耶击败了他们,并把他们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驱赶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部,仅据有比利牛斯山脉东端和罗讷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样,克洛维到了他死的那一年,即511年,已经统一了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普罗旺斯此前已经为东哥特人从西哥特人手中夺走。克洛维在法兰克人聚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他的王国。531-534年,克洛维的继承者吞并了图林根和勃艮第。522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巴伐利亚。墨洛温人正在建立以北高卢为中心的一个新帝国,来填补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政治空白。如果6世纪末叶克洛维的后代没有把墨洛温王朝的疆土作为私有财产,在相继的几代里加以不断瓜分的话,那么法兰克帝国也许可以取代西罗马帝国。这些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劫掠了高卢,并使分裂的法兰克领主们丧失了战斗力。

    在6-7世纪交替之际,东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在西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控制权。它还控制着地中海的所有岛屿,不仅包括西西里岛,而且还包括西北非。西北非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因为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海把它与非洲其他地区隔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还控制着意大利东北部的前沿基地,这个前沿基地以拉韦纳为基础连同威尼斯泻湖中的岛屿。就围绕罗马城的东罗马领土的飞地而言,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它留给了教皇,让教皇尽力防御,保护这块远离东罗马领土的地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时,幸存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并不比公元前5世纪的阿吉尔?罗曼努斯的规模更大。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禁欲的生活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禁欲法规。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艰苦状态。然而,本尼狄克的禁欲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德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德人紧逼罗马大门时,格列高利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的肯特人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禁欲生活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班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班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312-657年)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8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人。21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2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划、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姗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这一点,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现在,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

    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之后,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隶农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征。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德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系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的统治权。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使人们认识到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质朴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首先展开的是道德方面的争论。与公元初年那次迫害一样,在303-311年间的宗教迫害中,也有许多基督教徒叛教,而其他人则坚持下来了。其中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这些叛教的基督教徒连同那些坚定的基督教徒一同重新接纳到教会里来呢,还是让他们永远遭受辱骂呢?教会成员中大部分仍在职的幸存者,采取了比较宽宏大量的、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立场,他们赞同原谅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团体中坚持不肯原谅他们的人只占少数,而且最终也都被驳回了。可是,在西北非,这些反对和解的人始终不肯妥协。他们对待那些本身历史很清白的和平使者的态度,就象对待那些曾叛教的基督教徒一样充满了敌意。因为和平使者希望原谅这些叛教教徒们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西北非的这场争端很快就激化了。313年,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会惹怒上帝,如果皇帝不能有效地结束这种局面,那他连同教会都将会冒失宠的危险。君士坦丁努力想把非洲四分五裂的宗派拉到一起,先是调解,后是强制,但始终未能如愿。

    317年到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是无所不及的,甚至触及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而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来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呢?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3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角度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东正教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词)呢?

    在反问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范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象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神职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斯二世干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

    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是,或许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斯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并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斯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辟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幸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比利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性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以弗所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幸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性质,即他的神性,尽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郎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

    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蔑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却回过头来申斥已流行了60年的神学学说。

    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也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欲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著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欲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欲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准则。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范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

    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释迦牟尼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欲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院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欲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欲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尽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欲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欲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欲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欲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圣西米恩这个”基督教苦行者”,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

    (490-647年)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

    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象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庭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

    (220-589年)

    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那样,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能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

    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在损害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的情况下,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公元220-222年分裂为3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象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象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怫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找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一或两种哲学一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感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末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数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象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5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统治家族进行了强制性的汉化,结果则是北魏王朝最终未能实现征服南部中国的愿望,并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稻米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得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且,当罗马人最后抵御蛮族入侵者时,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顽强。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5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稻米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4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3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3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选择了朝鲜形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300-900年)

    如同从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300年那个时期一样,这一时期中美洲的纪年体系多少是可信的,至少考古学家们对此持有一致意见。而对于相关的安第斯文明时期的年代顺序也同样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于从查文时代结束(约公元前400年)到印加帝国建立(约公元1438年)这段长达1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的确切年代则仍然存有争议。放射性碳测定法(迄今为止测定的样本太少,所以很不可靠)将安第斯文明的”绽放”时期定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将其后的蒂亚瓦纳科时代定在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依据地层学的测算则将”兴盛”时期定在约公元400年至公元1000年,将蒂亚瓦纳科时期定在约公元1000年至约公元1300年。本章同第39章都假定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大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正接近尾声,而蒂亚瓦纳科阶段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公元500年至公元900年之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阶段在约公元300-600年达到鼎盛。在这3个世纪中,蒂亚瓦纳科城持续保持繁荣,马雅型的中美洲文明不仅在中马雅地区而且在尤卡坦都扎下了根。特奥蒂瓦坎在这3个世纪中从文化上统治了马雅的3个地区–尤卡坦、中部地区和高地,甚至可以认为特奥蒂瓦坎对整个马雅地区还行使着某种政治控制。在公元600年前建于尤卡坦的”古典”马雅祭祀中心中有一个是座落在西尤卡坦的奥克斯金托克,该地建筑物就不是马雅的风格,而是特奥蒂瓦坎的风格。另一方面,同样也建于公元600年之前的座落在东尤卡坦的科班祭祀中心,就直接受到中马雅地区”古典”建筑的影响。

    大约在6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毁于暴乱。(尚没有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谁是破坏者),但我们可以猜想,同后来南墨西哥文明的破坏者一样,他们也是来自北墨西哥沙漠的蛮族入侵者。)在乔卢拉,可以从一座人造山的最初4个连续堆积层中发现特奥蒂瓦坎的影响,而后来的堆积层却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风格。乔卢拉离特奥蒂瓦坎比较近:在中美洲世界的边缘,特奥蒂瓦坎的影响大约于600年消失。乔卢拉也在800年左右遭到毁灭,该城的征服者被认为是北方的蛮族。

    马雅并没有卷入从北方成功地征服乔卢拉和特奥蒂瓦纳的那场灾难。但到了9世纪,中马雅地区的”古典”城址也相继被废弃。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历史之谜。虽然有证据表明特奥蒂瓦坎是经未知者之手用暴力毁坏的,但对于蒂卡尔、瓦哈克通以及中马雅地区”古典”时期其他许多宏大的祭祀中心被废弃的原因,尚找不到任何线索。在最引人注目的”古典”马雅艺术作品中有一批气势辉煌,但又使人毛骨耸然的壁画,它们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中游西岸,考古学家定名为”波纳姆帕克”的一个遗址上。这些壁画是在9世纪初绘成的,正好在中马雅地区开始废弃的前夕。

    “波纳姆帕克”壁画描绘的场景是战胜者对战俘犯下的亚途式的暴行,这些壁画本身就表明中部地区的”古典”马雅社会是因为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战而自我毁灭的。但是,该地区被废弃的”古典”遗址并役有显示我们在圣洛伦索、拉文他、特奥蒂瓦坎和乔卢拉的考古学证据所证明的故意破坏的迹象。中马雅地区的证据否定了这些遗址是在9世纪被废弃的。关键在于竖立记年石碑的”古典”习惯在这些地方都相继中断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虽然并不止这一个假设)是农民不再相信”宗教机构”担负宇宙工作的能力,特别是祈求雨神降足雨水以保丰年的能力。失望的农民可能切断了对”宗教机构”的粮食供应,拒绝继续履行维护和修整宏大建筑物所必需的繁重劳役。但是即便这一假说能说明中马雅地区”古典”遗址的废弃,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雅风格的中美洲文明(以一种退化的、最终混杂的形式)能够在干旱多石的尤卡坦继续生存。

    根据安第斯历史的两种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持续到公元500年之后。根据以地层学而不是放射性碳测定为基础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是从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大约与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同时代。由于本书暂时采纳了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年代体系,因而在第39章已经简述了安第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在此我们必需要勾画蒂亚瓦纳科-瓦里时期的概貌,虽然很可能安第斯历史的这一整个阶段处在本章年代的下限之外。

    同查文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瓦里文化也起源于高地(后一种文化的两支分别源于不同的高地地区)。后一种文化也从高地发源地传播到高地的其他地区以及沿海平原。这两种安第斯文化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的视觉艺术中都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看上去体现了一种具有传教使命的宗教。但有证据表明蒂亚瓦纳科文化依靠暴力强加给了秘鲁沿海地区,而在查文文化中却缺乏这种证据。蒂亚瓦纳科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角的东南方约13英里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并不住人的祭祀中心。它那巨大的砖石建筑比同时代瓦里和古代查文的建筑更加宏伟壮观。蒂亚瓦纳科风格在蒂亚瓦纳科本地似乎在”兴盛”时期已经形成,虽然直到”兴盛”时代结束后它才传播到秘鲁其他地区。如果蒂亚瓦纳科文化向沿海的传播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导致”兴盛”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

    (约570-632年)

    伊斯兰教是由天才人物先知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共同创造的。自从阿拉伯的骆驼被驯化之后,即在距穆罕默德的时代近2000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商贾行旅的踪迹,来自北方毗邻的新月沃地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如涓涓细流不断地向半岛渗透。这种渗透的作用日积月累,到穆罕默德时代,精神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积聚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应运而生予以引导,这一精神力量也许并不会进发。反过来说,如果穆罕默德生在阿拉伯半岛的时代成熟之前,即使他再有远见卓识和决心勇气,都可能会无济于事。

    阿拉伯半岛是一块次大陆,面积与欧亚大陆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半岛同等大小。但与这两个半岛不同,阿拉伯半岛气候干燥,只有西南角(也门和阿西尔)一隅的高原能接触到季风,这些高原与红海非洲一边今日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极为相似。穆罕默德的家乡麦加位于延伸到红海阿拉伯岸边的高原的较低处,正好处在季风范围之外。麦加并不是终年无雨,它有一眼终年不断的泉水,因而适宜人居住;但泉水的水量非常小,根本不允许麦加城的居民以农业或饲养家畜为生,而后一行业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四分之三的可居住地区居民谋生的唯一手段。环绕在麦加泉水周围的这个城镇社区必须要以贸易为生,而这种贸易又必须要有某种宗教约束的保护,以防止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在诱惑之下向城里的商队征收过重的通行税。

    自从骆驼被驯化以来,也门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陆路一直保持畅通。这条交通要道经过麦加;当一座神庙(克尔伯)在麦加泉水的附近建成并取得声望之后,麦加人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中获取利益,那些兼是朝圣者的商人云集麦加的集市作短暂休息;他们完全不必担惊受怕,因为扰乱它将会亵渎神明。

    虽然阿拉伯半岛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稀少,但加在一起的总数却并不算少,因为半岛地域辽阔,无边无际的荒原从西部高原缓缓而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岸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阿拉伯半岛,直到20世纪当人类从地表之下开采出石油之前,大自然对人类一直都很吝啬。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除了也门之外,始终免不了忍饥挨饿,当文明骑着骆驼向阿拉伯半岛缓缓渗透的同时,人口也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喷发。

    闪米特语的各支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它们被来自半岛的移民人流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一种也门人的闪米特语不知何时传播到了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阿卡德语传播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迦南语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接着阿莫里特语和阿拉米语相继进入新月沃地的两端;最后说阿拉伯语的移民又开始追踪早期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后尘。公元前8世纪,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阿拉伯人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大迁徙遭到了亚述人的阻拦。公元前2世纪,塞琉西的君主未能挡住阿拉伯人第二次的迁徙。到这一时期,阿拉伯移民已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永久居留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后来11世纪的迁移波及到了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和北非。今天,阿拉米语的分支、阿拉伯语在新月沃地的直接先驱–古叙利亚语在该地区几乎消失;起源于法老时期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埃及已经消失,只在宗教仪式中还在使用;在西北非,本地的柏柏尔语在阿拉伯语到达之后,则一直被局限在高原和沙漠的偏僻之地。

    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思想观念和制度风俗流向阿拉伯半岛的势头也已很强烈。公元2-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阿特拉和巴尔米拉的绿州及阿拉伯沙漠的最北端受到崇拜的三女神也传播到了汉志(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高地)。犹太教最初可能是在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由难民带来的,它在泰马、海拜尔和耶斯里卜(即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之”城”)的绿洲以及也门赢得了皈依者。基督教在也门也赢得了皈依者。公元6世纪,也门被吸引到东罗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之中。大约在523年之前和528-571年,也门曾受到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阿克苏姆王国信奉基督教,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卫星国。从约571年至630年,也门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驻也门的阿克苏姆总督曾试图进军麦加。

    在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约570-632年)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两次最后的、并且是耗费最巨的战争。一次是在572-591年,另一次是在604-628年。每个帝国都征调阿拉伯人充当民防队员,部署在与敌对帝国对峙的边境上。波斯帝国阿拉伯边境地区的首府位于希拉赫,就在未来的设在库法的穆斯林阿拉伯军营附近。加萨尼阿拉伯王朝守卫着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前线。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为交战双方充当雇佣军。他们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也受到了军事训练并获得了作战经验。他们用一部分赚来的钱添置装备–如购买胸甲和驯养战马。饲养品质优良的动物是阿拉伯人的绝技;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骑在被驯化的骆驼背上谋生;在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马又载着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了卢瓦尔河、伏尔加河和药杀水。

    所以,到穆罕默德的时代,黎凡特地区和伊朗的文明正从四面八方向麦加接近,穆罕默德本人就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当阿拉伯人不充当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雇佣兵时,阿拉伯人就作为商人和他们做生意。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被其未来的妻子、麦加一位女商人赫蒂彻雇佣,率领着商队来往于麦加和大马士革之间。他极有可能是在591至604年之间的和平时期从事这种商业旅行的。可以肯定,在波斯国王哥士娄二世开始入侵并成功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麦加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变得很不稳定。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到真主启示的经历发生在约610年。这时他已娶赫蒂彻为妻,在麦加成家立业。

    穆罕默德的宗教经历采取了天使长哲布勒伊来显灵的形式。穆罕默德听到哲布勒伊来向他传达神谕,听到哲布勒伊来命令他将这些神谕转达给麦加城里的居民。起初,穆罕默德对这些经历的可靠性并不十分确信,执行起来有些顾虑。但是这些经历持续不断,而且命令的语气越来越强烈,因而穆罕默德最终还是相信和服从了。由穆罕默德转达的启示的核心是,只存在一个真主(安拉,相当于说古叙利亚语的基督徒用来称呼上帝的安拉哈)。一神论此时在阿拉伯半岛已很流行,正如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一样,君士坦丁一世就在312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穆罕默德的教义,真主对于人首要的要求就是”顺服”(伊斯兰)。真主规定的戒律之一就是富人和强者要接济帮助穷人和弱者–比如寡妇和孤儿。当穆罕默德确信自己真正担负重要的使命之后,他就如耶稣一样,”以一个具有权威的人”的身份宣讲启示。

    这些启示在麦加就同在拿撒勒一样受到欢迎。麦加当时是一个寡头统治的绿洲城邦。统治麦加的寡头古来氏部落与公元2-3世纪时的巴尔米拉的寡头一样依靠贸易为生。他们富有成效而又毫无怜悯之情地经营着私有的经济王国;他们知道自己商业上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圣殿的声望;他们担忧如果穆罕默德一神论的号召占据上风,万神殿克尔伯就会失去影响,麦加的贸易也会因为丧失必不可少的宗教约束而蒙受损失。古来氏人很可能还因穆罕默德不容置疑的权威语气而受到进一步冒犯。尽管穆罕默德也是古来氏人,但他并不是古来氏部落”权力机构”核心圈子中的成员。

    穆罕默德冒着危险传教12年,他赢得了一些改宗者。这些人也遭遇到了危险,以至最终穆罕默德授权他们在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寻求避难。公元622年穆罕默德时来运转,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来自农业的绿洲国家耶斯里卜的使臣出人意料地邀请他移居耶斯里卜,接管该城的政府。耶斯里卜当时正因政治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耶斯里卜人自己又克服不了这些纷争。622年穆罕默德与一位同伴艾卜伯克尔逃离麦加。这两位逃亡者避开了追踪,到达耶斯里卜英明地承担起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耶斯里卜人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判断错误。虽然当时穆罕默德的行政经验仅限于管理一个遭受迫害的小教派,但是他已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新的时代。穆罕默德应邀作为耶斯里卜的统治者行使着更大的行政管理职权,他使耶斯里卜的两派互相和解,并让他们与追随他来到耶斯里卜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和睦相处。古耶斯里卜人中大多数的非犹太人似乎很愿意成为穆斯林,他们共同的新宗教成了联结当地人与难民的牢固纽带。

    主权国家可以进行战争。穆罕默德既然已成为一个统治者,立即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麦加同胞宣战。穆罕默德的政治处境与遭到拘捕时的耶稣大不相同。耶稣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果他要成为反叛者,那他的反叛活动将会使许多犹太人丧生,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穆罕默德却具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确实赢得了胜利;但是,他是作为一名统治者和交战的一方面取得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伊斯兰教的后果就同君士坦丁一世改宗对于基督教的后果一样。它使得宗教与政治和战争缠绕在一起。

    在耶斯里卜,穆罕默德要发动对麦加的战争显然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因为耶斯里卜位于麦加与叙利亚的陆路交通要道上。穆罕默德劫掠麦加的海队,即便是在一年一度的休战期间也不住手。630年麦加投降之后,穆罕默德给他的古来氏部落同胞以宽厚的待遇。他对克尔伯神殿和朝觐大加利用,把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到632年他去世时为止,其政府的主权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得到了承认,势力远及南部边境上的游牧地区,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当时都效忠于东罗马帝国或波斯帝国。政治上臣服于穆罕默德国家的条件之一即是皈依伊斯兰教。但这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敷衍了事的,麦加也同样如此。穆罕默德在622-632年之间进行的战争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战争(604-628年)相比,规模实在太小,但在北部的一次大战和在阿拉伯半岛的数次小的战役,其综合作用的后果却是巨大的。

    提供分享战利品的机会是穆罕默德使其成份杂乱的国家保持统一和效忠的手段之一。麦加人成了穆斯林社团掠夺欲望最早的牺牲品;但更有利可图的是抢劫耶斯里卜的犹太人部族以及后来的海拜尔犹太人。

    穆罕默德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有经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包含信息和戒律的圣典。他们相信,穆罕默德也深信不疑这些圣典是上帝发布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正降示于他的《古兰经》是真主最后的启示–是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因而也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一部最终的启示。既然在《古兰经》以及犹太人的圣典和《福音》中,一神论都是启示的基本真理,穆罕默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望得到耶斯里卜已经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穆罕默德指望耶斯里卜的犹太人仅因为《古兰经》是真主向说阿拉伯语的人降临的启示就放弃犹太教而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太天真了。穆罕默德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一直坚持不愿放弃犹太教而信仰基督教。

    耶斯里卜的犹太人同耶斯里卜的异教徒一样,都没有响应穆罕默德让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号召,但是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不圆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他们指出《古兰经》在提及《托拉》中的经文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分显著但又无关宏旨。对穆罕默德来说,这种冷言相拒显然对他造成了伤害。他的手段是野蛮的,与犹太人冒犯他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耶斯里卜的犹太人是少数派,同时又很富有。穆罕默德听任耶斯里卜社团中的穆斯林多数派不受约束地抢劫和驱逐耶斯里卜的犹太人。耶斯里卜最后一批穆罕默德的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离境,即使他们除了求和已一无所有。他们不仅被抢劫一空,而且男人们还遭到屠杀,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数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

    (633-750年)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股利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

    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尽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象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戒。该训戒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

    (628-726年)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各种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系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湾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说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赶走了大批的东罗马公民,但他们对帝国本身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墙挡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农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他们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小的”斯拉维尼亚”,并且处在东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只要东罗马帝国还有多余和必要的军事力量,它随时可以征服他们。这一形势在680-681年发生了不利于东罗马帝国的变化,当时一支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人(前匈奴人)被臣服于说突厥语的草原帝国的哈扎尔人向西驱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带。保加利亚人是欧亚平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擅长于驯养动物,又是治理人类的专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维尼亚”之后,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国家,并成为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保加利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开始了保加利亚国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对内陆”斯拉维尼亚”政治控制权的竞争,这些”斯拉维尼亚”正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被具有实力的任何一个强国占领。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2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3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瑕可击。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634-756年)

    634-756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域中心继续向西北移动,这一趋势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崛起,从政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它的缔造者克洛维以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方式对基督教的皈依,以及罗马教廷对不列颠领土的获得,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在这些年代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努尔夫家族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阿尔努尔夫家族(回溯加洛林家族便知)在墨洛温王朝扮演着宫相(宫中的主要行政官员)的角色。在这些年代中还可以看到,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权威在不列颠诸岛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它的地理范围,而且通过英格兰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农业中心(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与当时任何地方一样,农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从地中海西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

    这个地区是地中海式的气候,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除了几块比较肥沃的地区,例如,尼罗河冲积地带、底格里斯河冲积地带、幼发拉底河冲积地带,以及印度河冲积地带,或者象地中海及其回流–黑海的北部腹地。迦太基及后来罗马的农学家运用科学手段使地中海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潜力得到挖掘。而且他们的工作无论在西北非,还是在南部西班牙,都没有因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被搁浅。另一方面,建筑师、造船的工匠、伙夫这些人为了弄到烧浴室的燃料不断地对地中海地区较易进入的森林滥砍乱伐,使森林资源耗毁殆尽。这种大规模的砍伐不仅造成这个地区木材短缺,而且还使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用地和牧场面积。然而,北欧仍拥有大片森林,而且即使这些森林都被砍伐光了,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这片土地加以保护,不致于使地表裸露。

    罗马帝国先吞并了波河流域,接着又吞并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大片领土,这样就把西部地中海流域北部腹地的大片可开发的肥沃土地划入希腊–罗马的文明版图。为了开垦这些土地,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便已开始发展农业技术。其中,关键是要发明出一种新犁,比原先耕作软土地时使用的那种犁,在功率和效率上都要提高一步。

    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上,北欧的农业产量仍不可能超过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麦田、葡萄园、橄榄园的丰收对北部蛮族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诱惑力。他们在身后匈奴人的驱动下,沿着莱茵河突入罗马境内,接着又践踏了西班牙和西北非。无疑,他们本也可以占领埃及和伊朗的更为富饶的灌溉地区,然而,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和伊朗,使得北部蛮族始终无法染指。到了7世纪,扩张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夺得了这两个财源。

    同时,高卢到卢瓦尔河南部这一地带对法兰克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6世纪和7世纪,墨洛温家族成员在对法兰克王国连续不断的瓜分中,任何有资格的人除了他在北高卢的份地外,还可以在米迪地区得到一块份地。高卢是法兰克的主要拓居地,因而成了它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农业。罗马人首先得到北高卢和不列颠东南部、中部的肥沃土地;接着,前罗马领土上说日尔曼语的野蛮的拓居者又夺走了这片土地。如果说日尔曼人和阿拉伯人对前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占领导致了农业倒退的话,那么,这也只是暂时的。北部地区土地资源的连年开发,尚未产生任何惊人的成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这片新土地拥有广阔的范围和很高的潜在生产力。

    基督教会领地的重心和罗马教廷道德-政治的势力范围,在634-756年间,也同样向西北移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对西北非的占领,对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占领,对比利牛斯山脉和罗讷河口之间高卢地区的地中海沿岸的占领,并没有夺去教皇对这些地区基督教臣民的管辖权。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西北非的基督教,象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失去了信徒,而且比基督教在从前的西哥特王国或在黎凡特地区的肥新月沃地失去信徒的速度更快。西北非的基督教会,自从多纳图斯教派信徒与天主教徒绝裂后,一直屡遭不幸,却为维护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扫清了道路。基督教在西地中海的北部地区生根之前,已在西北非广大地区根深蒂固。只要西北非教会还能保持团结向上,它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罗马基督教会的至尊至上。

    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政府大约在732或733年,给予罗马教廷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把意大利的”靴尖”、西西里和整个东伊利里亚从罗马教廷手里移交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并把西西里的原属圣?彼得教产的岁收从教皇手中转进了帝国国库。但在东罗马帝国政府看来,对教皇的这种经济上的惩罚,并不能弥补政府在亲自处罚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三世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717-718年,为了抵御阿拉伯人,保卫君士坦丁堡,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强征附加税,以解决军费开支,结果遭到了西部臣民的抵制,格列高利二世竟公然反抗利奥三世,支持臣民的抵制运动;接着,臣民又抵制利奥在72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教堂放置画像的命令,格列高利二世再次与利奥作对,支持臣民。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他的继位者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相继革除了那位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的软弱顺从的主教的教籍。这2位教皇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在教会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从基督教会已失去的土地和岁收来看,教皇统治还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东伊利里亚的内政如今已操诸于教皇和皇帝都鞭长莫及的异教徒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但东伊利里亚仍包括塞萨洛尼基、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

    就在罗马教廷丧失东南部领土之前,它便已经在西北部获得了领土。634年,诺森伯里亚王国-罗马帝国在太不列颠最北端的英格兰的后继国,已被爱尔兰教会从罗马教廷手中抢走。它在664年又被罗马教廷重新夺回来。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取得这次胜利后,在8世纪,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相继归顺了罗马教廷。669-690年间在英格兰,流亡的希腊僧侣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重新组建了罗马天主教。狄奥多尔曾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式的禁欲生活已在7世纪的英格兰根深蒂固。在诺森伯里亚地区贾罗的那座本尼狄克式修道院,有一名叫比德的僧侣,他于731年出版了著名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一书。

    690年,一位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僧侣威利布罗德-克勒门特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了欧洲大陆,到了弗里西亚。其后,在716年左右,一名西撒克逊的英格兰僧侣温弗里德-卜尼法斯受教皇保护,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等地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活动。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宫相为威利布罗德和卜尼法斯提供了政治庇护。741-747年间,经奥地利(东法兰克)宫相卡洛曼提议,卜尼法斯在罗马范围内重新改革组建了法兰克教会。但在法兰克政府里,卡洛莫和他的继承者们像东罗马皇帝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敢对其管辖下的基督教机构说三道四。

    不过,加洛林王朝和教皇统治觉得有必要相互支持。自687年以来,加洛林家族事实上已成为法兰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750年,丕平三世”矮子”请求教皇来裁决这个问题。751年或752年,他怀揣一位教皇给他的、正合他心意的祈祷文,召集法兰克人集会,这次集会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墨洛温国王,选举丕平为国王。丕平的当选,通过卜尼法斯举行的涂圣油仪式而确定下来(这种仪式摹仿于《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同时在751年,当教皇扎迦利正要对丕平的请求作出满意答复之际,伦巴德人已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前沿阵地拉韦纳。

    东罗马人不可能重新占领拉韦纳,并且也未做这样的努力。第一次征召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本土,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侵袭。很明显。伦巴德人现在正随时可以占领罗马,除非教皇能找到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从某些方面而言,连君士坦丁堡也不再能提供。至今,教皇统治还没有在政治上把它自身同东罗马帝国分离开。而在753-754年间,教皇司提反二世或三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请求丕平军事干涉意大利。在754年,他亲自为丕平行涂圣油礼,同时还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大帝)和卡格曼举行了徐圣油礼。在755年和756年两年里,丕平两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伦巴德人,除了阻止他们占颌罗马之外,还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拉韦纳四周的前罗马领土。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请求丕平归还这块土地,但丕平并未使他如愿,却把这块领土献给了教皇。

    第五十三章 东亚

    (589-763年)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

    隋炀帝向北开挖的大运河支流,并未能使他征服朝鲜三国中最北部的高句丽。唐朝在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于660年攻克百济,于668年攻克高句丽。新罗随后将唐朝军队逐出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朝鲜在名义上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政治统一也给朝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汉化,并使佛教得以发展。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

    (750-945年)

    750年的革命改变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性质。从633到750年,这个国家一直听任享有特权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他们统治了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和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加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支配地位”现已被仍然是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穆斯林的”支配地位”所取代。但是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还有可能是普世性的。它可以进一步包括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居民和整个人类。750年阿拉伯人”支配地位”的放弃在813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一年第五位阿拔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尽管已经继承了帝国的伊朗部分,但仍然出兵吞并了由其兄弟阿明继承的,居住着绝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帝国的西部领土。

    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涉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9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思想骚动,受到了要为伊斯兰教配置精神机构这种需要的刺激。伊斯兰教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已经具有这类机构。伊斯兰教显然需要能够让伊斯兰社团在一个庞大帝国足以保持统治地位的法律和神学体系,而这个帝国又包容着若干古代成熟文明的故乡。使阿拉伯人成为”有经人”的渴望,一直是穆罕默德的动机之一。

    伊斯兰教律法必须要建立在穆罕默德的教导之上,但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古兰经》由许多条精神上的训诫组成,这些训诫又与作为麦地即伊斯兰教社团政治首脑的穆罕默德发布的专门性行政规定混杂在一起。《古兰经》中的法律材料必须要挑选出来,然后再把有关穆罕默德言论的传统报道补充进去。这些报道必须要经过证实。此后仍然存在的空缺部分,则必须要由类比推理和引用地方上的习惯法来填补。这种习惯法在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能就意味着是罗马法的地方版本。在750至900年之间,圣训传说分门别类被汇编成集,伊斯兰教律法的四大学派正式确立。对于与什叶派(即阿里家族的同党或追随者)穆斯林相区别的逊尼派(正统派)穆斯林来说,所有四大教法学派最终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当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它喜爱的任何学派。

    伊斯兰教神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精心论证的基督教神学,部分是因为对上帝独一性和统一性的信仰已使两个宗教都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认为《古兰经》是受造而非自存的教义,是阿里乌派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关系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的翻版,这一教义于827年被哈里发马蒙确立,随后又在847年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尔废除。在颁布这些神学通告时,这两位哈里发滥用了权力,因为哈里发只是穆罕默德在政治领域的继承人而已。在神学领域由穆斯林公开讨论的问题,就同犹太人一样,应当由律法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来决定。纯粹的一神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需要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起草的信经。但是,穆斯林通过翻译接触到希腊哲学,促使一系列穆斯林思想家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在945年以前的100年中,相继出现了巴士拉的哲学家金迪(死于873年)和具有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死于950年)。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自从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833-842年)以来,阿拔斯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的傀儡。这些人是最初将阿拔斯王朝推上王位的伊朗呼罗珊人的继承者。(虽然突厥人的草原帝国已于581年分裂,并在630-637年灭亡,突厥人还是生存下来,许多突厥人部落继续占据着大部分欧亚平原。)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卫队,至少已在名义上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从874至995年统治托卡里斯坦、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呼罗珊的伊朗萨曼人就是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他们与西北非的艾格莱卜人一样小心谨慎地在口头上归顺于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的统治权。945年巴格达城被什叶派的伊朗布瓦希德人攻占,暴露了阿拔斯人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统治权纯属是沙上之塔。

    这种虚构的统治权事实上早在929年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一年倭马亚王朝流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一支的当政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版图便发生分裂,分别统治两地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合法的政治继承人。因此到这一时期,其臣民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许多与正统派伊斯兰教分道扬镳的政治上独立的小国。

    在750至945年之间,除了一次例外,穆斯林唯一的胜利是由西方的穆斯林政府或私人冒险家所取得的。在陆地上,流亡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国不断缩小。到803年,它不仅失去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最后一批据点,而且还丢失了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但是,在826或827年,被驱逐出倭马亚西班牙的穆斯林反叛者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克里特岛。827-902年艾格莱卜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后者在该岛仅剩下一个据点。9世纪查里曼帝国的解体使得西西里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有机会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们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许多关隘,并几乎成功地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阿尔卑斯山地区袭击了意大利。868-876年当东罗马帝国进行干预时,他们几乎已经经阿普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抵达保加利亚。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亚并未退缩,相反它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阿拔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统治期间(908-932年),尽管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衰落到最低点,但一支生活在欧亚大平原深处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地区的讲突厥语的民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仍请求穆克塔迪尔向他们派遣一队传教士。这些保加尔人当时肯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批传教士于922年到达了他们的首都保尔加。960年,当时占据大宛北部一带草原(751年阿拔斯人曾迫使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的葛逻禄(”雪人”)突厥人,改信他们在河间地带的邻居所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些邻居已不再是阿拔斯人;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萨曼人。葛逻禄人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并随身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尽管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四分五裂,而伊斯兰教本身却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力量鼎盛时期的疆域之外赢得了皈依者。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

    (726-927/928年)

    在674-678年和717-718年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中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比其南部邻邦伊斯兰教帝国和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建立起来的法兰克帝国都要小。在9世纪解体之前,加洛林帝国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西北邻邦。因而,在719至925年期间,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很谨慎。788年,伊林娜女皇支持一位伦巴第人对帕维亚王位提出要求,企图将法兰克人驱逐出伦巴第。这次不成功的尝试只能算是一次毫无特色的冒险。

    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政府一般只致力于追求两个目标:保持它仍然占有的领土,尽可能多地将它从保加利亚的侵犯下解救出来的”斯拉维尼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相连。在这一时期与保加利亚争夺巴尔干半岛腹地的战争,是对东罗马政府军事资源的第一次消耗。在826年或827年穆斯林征服克里特岛之后,东罗马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恢复该岛;由于穆斯林在干地亚的要塞控制了爱琴海海域,因而它成了刺向帝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东罗马政府还顽强地(虽然并不成功)抵抗了伊夫里奎亚穆斯林对西两里岛的征服(827-902年)。当西西里的穆斯林占领阿普利亚并围攻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世(867-886年在位)在868-87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并将阿普利亚并入了东罗马帝国。

    这样做并未背离保持守势的外交政策。在失去了西西里岛之后,东罗马帝国需要找到另一个屏障来防止西北非和西西里的穆斯林与亚德里亚海对岸的保加尔人联合起来。在863年消灭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深入到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远征军之后,东罗马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政策。这次事件成为托罗斯和安蒂托罗斯山脉一线东罗马-阿拉伯前线的转折点。但东罗马人过了63年才于926年发起反攻。在此期间他们在小亚细亚唯一的攻击行为是袭击非正统的保罗派基督教徒,后者在马拉蒂亚穆斯林的支持下已在东罗马帝国东北边疆的迪夫里伊建立了一个据点。东罗马人与保罗派的战争从约843年持续到约878年。

    在罗马与保加利亚的战争更为激烈。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21年的战争(755-775年)中未能消灭保加利亚。紧接着这次较量之后,两国在9世纪时又为争夺斯拉维尼亚的控制权展开竞争。在804-805或805-806年,帝国制服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大部分斯拉夫人。809年,保加利亚摧毁了帝国西北部的要塞塞迪卡。皇帝尼斯福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之间安置了亚洲希腊人和突厥人移民,企图以此来阻挡保加利亚人前进,但他在一次军事失利中丧生。当904年边界确定之后,环绕塞萨洛尼基腹地的边界离东罗马帝国这一十分重要的城市只有22公里。

    从726年到843年,东罗马帝国因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而陷于瘫痪。冲突起因于在基督教会内是否陈列和膜拜圣像。这种做法违反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来的十诚的第二条;它使得基督教徒成为犹太教和穆斯林攻击的现成目标。但这一习俗几乎是与基督教会非犹太人的分支同时形成的,因此如果要放弃这一做法,基督教就很难赢得非犹太人的改宗者。

    倭马亚哈里发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据说曾下令销毁境内基督教会和公共场所中陈列的圣像。但并不清楚耶齐德的行动是否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出于相同的考虑,利奥一世在726年也颁布了具有同样效果的敕令。利奥的行动满足了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罗马教廷教会臣民的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辖区当时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和希腊内陆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居民的飞地。大约在732-733年,东罗马帝国政府回击了这次反抗,它把罗马教廷所有的说希腊语的教会臣民都转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

    843年,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以有利于圣像崇拜者的妥协而结束。各方一致同意三维(立体)圣像应该继续受到禁止,而两维(平面)圣像则应被认可,不过不能把圣像本身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人、天使或神–的象征。东罗马帝国内的这次要协消除了致使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教区产生不和的根源。教皇的教会臣民并不是毫无异议地支持教皇的立场。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圣像崇拜者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普世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普世会议的决议虽被教皇批准,但在794年却遭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加洛林帝国主教会议的谴责。按照道理,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787年和843年将732-733年左右移交的教区归还给罗马。但实际上两次都未能归还。

    东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兴。这次文化复兴的推动人物是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而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则得益于塞萨洛尼基的两位学者兼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和其兄美多迪乌斯的努力。君士坦丁第一次传教就前往哈扎尔人之中,哈扎尔人讲突厥语、曾臣属于已经灭亡的突厥草原帝国,他们在欧亚平原的西端创造了自从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最文明的帝国。哈扎尔人很早就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对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860年,即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传教的同年,这一联盟又面临着新的共同敌人瑞典人。860年,一支瑞典人的海盗舰队从俄国来到东罗马帝国,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的传教并不成功。到860年哈扎尔的哈强克家族已经十分坚定地信奉了犹太教(哈扎尔人信奉犹太教可以免除一些政治纠纷,而无论采用东罗马帝国还是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国教,都可能会陷入这些纠纷)。但在863年,应斯拉夫人大摩拉维亚公国(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统治者的邀请,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来到了这一距离较远的斯拉夫语系国家,并且带去了格拉哥里字母表。这一字母表是由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用来表达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内地斯拉夫人的方言。

    大摩拉维亚位于西伊利里亚的北部。这一地区无争议地属于罗马教廷主教区。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与2个世纪前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一样忠诚于教皇。教皇批准了他们的著作,但却遭到法兰克教会的反对,法兰克教会从政治上将这一著作解释为东罗马帝国对法兰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种侵犯。法兰克帝国当时正趋于解体,但法兰克教会却依然存在。就象在794年一样,这时的法兰克教会推行的政策与罗马教廷的政策相抵牾。855年,法兰克教会成功地摧毁了斯拉夫语系的摩拉维亚传教团。传教团内幸存的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死宁869年,美多迪乌斯死于885年)成了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到达保加利亚。他们在保加利亚发现了一块新的传教区。在这里传教一定会结出硕果,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欢迎。

    在东罗马和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边界战争于863年发生重大转折之后,864年保加利亚改宗了东正教基督教。870年,保加利亚的沙皇鲍里斯-米哈伊尔发现效忠于罗马教廷更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便坚定了他对君士坦丁堡教廷的效忠。既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885年,鲍里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从而无需窝藏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加强了处在以前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885年之后,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它被错误地说成是”西里尔字母表”)来代替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保加利亚人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一部分在达尔马提亚群岛改宗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保加利亚的改宗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关系一度紧张。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区处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范围内,但保加利亚在809年之后扩张的领土却位于有争议的东伊利里亚地区。但是,大摩拉维亚讲斯拉夫语的教士在885年到达保加利亚,最终确定了保加利亚信奉卡尔西顿基督教的东正教形式。

    863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消灭了马拉提亚埃米尔的远征军,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到达大摩拉维亚;也正是在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学重新恢复。鲍里斯沙皇的次子和第二位继承人汗西米恩沙皇曾就学于君士坦丁堡,他深深迷恋着拜占庭的希腊文化;913年,当帝国的皇冠由一个毛孩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继承时,西米恩计划将东罗马帝国与保加利亚统一起来,并作为比君士坦丁七世年长的两位国王之一而抢夺帝国的王位。西米恩的计划出了差错。东罗马舰队的海军司令罗曼努斯一世莱卡帕努斯抢在了他的前面。在从913年开始直到927年西米恩去世为止的一场战争中,西米恩证明自己无法用武力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西米恩没有海军,也未能获得穆斯林海军的配合。因此,小亚细亚始终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既不能困死又不能利用风暴占领君士坦丁堡及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领土上其他一些有城墙的沿海城市。在西米恩死后,罗曼努斯一世与西米恩的继承人彼得订立了和约。他宣布彼得是皇帝,并且是他的大主教之一,同时还将孙女玛丽亚嫁给彼得作皇后(陪嫁一笔年金)。926年,罗曼努斯一世率领东罗马向东方穆斯林发动了拖延多时的反攻。927-928年异常寒冷的冬天使东罗马帝国内部农民、大地主与帝国政府间的力量失衡。对于拜占庭世界来说,926-929年的事件与860-864年的事件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756-911年)

    公元756年,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前途显得颇为乐观。统治者丕平三世代替了已被废黜的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被承认为合法的法兰克国王。756年即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丕平成功地侵占了伦巴第,强迫伦巴第王接受了他的和平条款。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属地,在同一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而在此前,直到750年它还是从大西洋沿伸到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这个王国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成员进行统治,该王朝是在747-750年被占据现今已经分裂的伊斯兰帝国其余地区的阿拔斯王朝推翻的。丕平的儿子查理二世和卡洛曼二世在768年继承了丕平的王位,771年卡洛曼过早去世,查理(即查理曼)成为唯一的国王,大权

    在773-774年,查理曼吞并了伦巴第王国,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和伦巴第国王的双重头衔。作为”罗马人的贵族”,他又在事实上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正式为教皇保留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对拉韦纳周围前东罗马的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法兰克人而不是由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作为要求法兰克人帮助收复拉韦纳地区(教皇从未对它进行过统治)的结果,教室现在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历代教皇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利益实际行使着的对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统治权交给了法兰克人。当时,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北意大利人接受了773-774年北意大利和高卢的政治联盟。伦巴德人本来就是法兰克人的近支,在公元7世纪,他们也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而改信天主教,成为与法兰克人同教派的人。伦巴德人从前属于罗马的臣民也和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前属罗马的臣民是近支,而且,在这两个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从前的被征服者也和从前的征服者联合起来。在法兰克的北部边疆,仍然是异教徒的撒克逊人更加激烈地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虽然撒克逊人和伦巴德人一样,也是法兰克人的近支。这场战争的发展就和查士丁尼一世对东哥特人的战争一样,查理曼用了32年(772-804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大陆上的撒克逊人。战争初期取得了虚幻的迅速前轻易的胜利,但本久就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法兰克人损失惨重。在778年,即撒克逊人第一次反击的那年,查理曼又轻率地在西班牙开辟了第二战场。当他从西班牙撤退以对付撒克逊人时,由罗兰(法兰克对付布列塔尼的边区总督)率领的后卫队被巴斯克人歼灭了。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的流亡者)都是小民族,但他们很难对付。法兰克人的邻居,居住在匈牙利境内飞地的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也是从前属于土耳其游牧领主的一群逃亡者。查理曼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于791-805年间消灭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瓦尔人。在这4个不同地区的战争始终对查理曼的资源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累积的压力。查理曼的后代,就象查士丁尼一世的后代一样,为这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查理曼为了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于772年发动了战争,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实施同一件伟业已有784年,离他放弃这一计划也有758年。查理曼成就了奥古斯都的未竟之业。他强迫撒克逊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大陆上的撒克逊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没有出现反复。但是,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查理曼招致了另一个邻居的反抗。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很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丹麦人对帝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攻击,进行报复。这就是下一章将要论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掘起的开端。

    公元800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不知道利奥三世这样做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但毫无疑问,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只要他一日没有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承认为皇帝。他的威信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君士坦丁政府以承认查理曼为筹码,以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全面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有关的谈判在811-812年间进行,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得到批准。

    恢复已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名字,要比恢复它的实体容易得多。查理曼缺乏足够的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员供他支配,以管理他吞并的广大地区。只要帝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受人尊重的统治者的完整的统治之下,他的巡回检查官制度就使他能对他的地方行政官员保持一些控制。查理曼还从诺森伯里亚聘请了天才的阿尔昆做他的教会和文化顾问。查理曼本人还有一个优势,即他是他的能干的父亲丕平三世和祖父查理?马特尔的继承者。他的兄弟卡洛曼的早夭,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查理曼的儿子和继承者”虔诚者”路易控制不住局势。加洛林人也继承了墨洛温人政治上灾难性的行动,他们把法兰克王国当作私有财产,在相互敌对的后嗣之间进行分配。843年,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加洛林帝国,胖子查理(881-888年在位)时期的重新统一也终无成效。在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一直存在到987年,但是加洛林人的这些后继者也和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同样无能。

    在9世纪结束之前,过去受到查理曼的巡回检察官监督的地方行政官员,已成为事实上独立的世袭的统治者,教皇也重新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事实上的统治者。无论地方统治者还是徒有虚名的加洛林封建领主们都无法对付连查理曼也为之头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袭击。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班牙、西北非洲的海盗一起进攻已经分崩离析的加洛林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846年和849年,非洲穆斯林入侵者渡海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和455年的汪达尔人一样,占领罗马。罗马本来是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在843年被分给名义上的皇帝洛泰尔一世。但是是教基利奥四世。而不是洛泰,在849年加强了台伯河右岸教区(圣彼得大教堂就在其中)的防御,从而拯救了罗马。

    89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方穆斯林海盗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马札尔骑兵也从陆上进攻。(欧亚混血的马札尔游牧民族被更加凶悍的佩切涅格人赶往西方,于896年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居住于今日匈牙利境内飞地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

    9世纪和10世纪野蛮人的入侵,要比5-6世纪的入侵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查理曼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似乎起了反作用。然而,从内部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被迫默许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条件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显然,查理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更为成功。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据为已有,却又满怀热慎地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勃艮第过去就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而且,早在3个世纪前,圣?科伦巴就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诺曼底和克吕尼的修道院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1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在随后的100年中,诺曼人和克吕尼人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正从查理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压下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793-1000年)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而且,象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也有明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它又一次使交战国筋疲力竭,也又一次使它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与此同时,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

    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实际上早在878年,经过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协商,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一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国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筹措募役费,把大部分负担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40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俘获了当时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这一打击,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王安石的政敌们又回过头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受过去时代的拘羁。他们欣然接受了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诗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时诗人还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侣的需求),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间,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象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产生了3部日本编年史。那时,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这3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尽管大多数汉字是作为中国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音素使用的,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9世纪,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这一发明,使得书写日语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但对于书写日语,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仍然被当作表意文字来使用。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部分是因为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在它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同一语词,在作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以之作为表意文字。

    汉语表意文字与日语音节音素的混和,与钵罗钵文的手稿同样复杂。在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语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语词。然而,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却为一部成熟于11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考古学家们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安第斯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未取得一致意见。前文已经提到安第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认约公元前400年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安第斯历史”兴盛”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蒂亚瓦纳科文化在公元900年正走向它的末日。因而安第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到900年还未结束,整个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衰落是在1000-1300年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时期的后继者都是好战的武士。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最早的穷兵黩武者。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提供的证据来判断,9世纪时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马雅人也是穷兵黩武者。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中美洲的军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阶段的初期,从安第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这一技术通过海路、可能是经厄瓜多尔沿岸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在同时代的安第斯世界,铜(后来还有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塔拉斯科人之外,安第斯冶金学家们在中美洲的学生在这方面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技艺日益精湛,但是当阿兹台克人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他们仍然在使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向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和对手塔拉斯科人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剑和矛。

    图拉同乔卢拉、特奥蒂瓦坎、拉文他、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力。这一命运在12世纪下半期降临在图拉城。与此同时,图拉城的建城者托尔特克人托皮尔京,被另一支敌对的托尔特克人赶了出来,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被传给了托尔托克人的后继者阿兹台克人。托皮尔京似乎从海上来到尤卡坦西海岸,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微型帝国,该帝国的首都是奇琴。根据尤卡坦马雅人的记载,在987年或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在马雅语中”库库尔肯”意指”长羽毛的蛇”,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托皮尔京的绰号”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祗的名称,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京的长羽毛的蛇。(托皮尔京的过错在一支托尔特克人看来,也许是他对该神的虔敬行为,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而不赞成人祭牺牲。)

    库库尔肯-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马雅人的建筑、视觉艺术、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对人祭牺牲的执着追求。如果托皮尔京真的就是库库尔肯,可能还不致残忍到为了取悦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而嗜血成性的程度,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马雅混合文明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马雅更为残忍嗜杀。座落在奇琴的一座装饰有人头盖骨壁缘的平台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残忍性的纪念。同样能证明这种残忍性的还有从奇琴的”肯诺特”底部挖掘出的人类遗骸。(肯诺特是一种水池,人祭牺牲者的尸体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

    在建立和统治奇琴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奇琴被一支流浪的马雅人伊察人占领。伊察人的首领模仿奇琴的托尔特克建立者也称自己为库库尔肯,他于1283年左右在奇琴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建立了马雅潘城。这是马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在此之后马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察时期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本地马雅式的中美洲文明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份;在一系列相继在马雅潘行使统治的伊察人中,有一支部落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夺取权力的。

    虽然马雅潘四周有城墙,但它并不象没有城墙的特奥蒂瓦坎那样座落在一块平地上。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则座落在一块规模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第斯历史在蒂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这一后蒂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143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安第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在沿海低地,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3个国家,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奇穆、奎兹曼科、钦查,这些国家使前蒂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见绌。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布瓦希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纪的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就自封为阿拔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却是占领阿拔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布瓦希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他们对阿拔斯哈里发的支配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813年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显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叶派;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结果将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马亚人。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而2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他们贻误已久的希望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莱卜人已于909年被一个声称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莱卜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拔斯人的宗主权。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马赫的柏柏尔人。法蒂玛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柏柏尔族和什叶派中伊斯玛仪(七伊玛目)派的胜利。914年他们企图征服埃及,但没有成功。不过到969年,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时在890年,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社团卡尔马特派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将卡尔马特人从新月沃地驱逐出去,但卡尔马特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哈萨和巴林岛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依靠这一根据地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还袭击了麦加。930年,他们从克尔伯神殿抢走了黑石。从864至928年统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叶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获得了对木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到985年,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阿拔斯人的继承者萨曼伊朗人的国家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倭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在政治上对阿拔斯人持敌视态度。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尔之间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统一,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法蒂玛人。

    而且,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诗人菲尔多西(939-1020年)、哲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年)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约970年起,”精诚兄弟会”,在巴士拉的一个伊斯玛仪派社团,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973年,法蒂玛的伊斯玛仪派在他们的新都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地方宫廷的增加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但是,在11世纪结束之前,在985年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却落空了。到1085年,逊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权;而且,虽然埃及仍处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监护。但从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在969-1055年间,它又一次丧失了机会。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仪教派的什叶派,但卡尔马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而法蒂玛人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法蒂玛人与卡尔马特人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布瓦希德人虽是什叶派,但不属于伊斯玛仪派。他们宁当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玛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仪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在一点上意见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仪派的统治之下。伊斯玛仪派对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满,于1090年左右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尼扎姆?穆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巴格达的布瓦希德人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塞尔柱人政权,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伊斯兰教世界现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惨的是,它还受到迁移不定的游牧蛮族的骚扰,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夺取了克里特岛,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在法蒂玛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夺取了安条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玛人和东罗马人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驱赶他们的对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诺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继承阿拔斯王朝的萨曼伊朗人国家沿着乌浒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一部分为葛逻禄突厥人所统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自从9世纪初以来,突厥人作为士兵–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洞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对于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和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在军事上,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运的兴衰与同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经历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直到955年奥托一世战胜马扎尔人时,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896-955年间它所蒙受的异族入侵的灾难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60年间,马扎尔骑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期,形势变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则开始发生逆转。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大摩拉维亚传道时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可能两个世纪以来,在波希米亚,斯拉夫的宗教仪式就和最终在那儿盛行的拉丁仪式共存。也和在俄罗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也帮助了基督教在波兰的传播。在966年,即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取得对马扎尔人的决定性胜利11年后,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马扎尔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间改信了天主教。丹麦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0和11世纪之交也改变了信仰。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11世纪后半期和希腊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在长时间的孕育之后,文明突然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时代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和复兴它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0世纪时西欧政治的特征是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作为其中心。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于955年战败了马扎尔人,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但是西法兰克(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与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一样,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纪时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个新王朝所取代。11世纪时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诺曼人对新获得的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超过了他们征服英格兰、阿普里亚、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实行贵族统治,是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哈里发的属国。它的建立导致了南意大利新兴的城邦国家的毁灭,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纪结束以前,事实上已独立于东罗马帝国。11世纪初期还处于继袭的查理曼帝国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统治之下的伦巴底各城市,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在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伊斯兰教世界在政治上已经解体,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西方基督教徒反击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在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对蒙古人来说,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在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察克突厥人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他们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992年到1202年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从开伯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及。在西方,穆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该地在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但在相反方向,穆拉比人却于1086年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为伊斯兰教在西撒哈拉以南赢得了一个立脚点。

    1098-1099年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深入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为数极少(或许不到2000人);在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但是,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在10世纪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吉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于1109年向法兰克人投降。1116年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和非洲部分的陆路通道。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被塞尔柱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伊马德?丁?赞吉恢复了过来。赞吉在1127年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到1144年他已吞并了阿勒颇、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尔?丁占领了大马士革。1161-1170年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1171年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灭掉了法蒂玛王朝,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努尔?丁的帝国在他1174年去世时已经解体,但撒拉丁在阿拔斯哈里发的恩准下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1187年他在加利利的海廷击败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得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未能赶走撒拉丁,尽管腓特烈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但腓特烈中途淹死)。萨拉丁的帝国在其创建者于1193年去世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250年萨拉丁王朝灭亡后依然存在。就在1250年,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但仍以失败告终。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末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1071年,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卜?艾尔斯兰战败并俘虏;1081年小亚细亚贵族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在以这2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起迄点的10年中,东罗马当局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送给了突厥人,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为抗击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已坚持不懈地战斗了3个世纪。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导致了东罗马帝国在这10年中的急剧没落。到1081年,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西方的诺曼人和北方的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和多瑙河下游进入东罗马帝国,他们是塞尔柱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他们同样受到另一支突厥人游牧民族基布察克人西迁的压力。)

    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细亚腹地的领土仍然完好无损、帝国政府与大地主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的斗争尚未彻底失败之时,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斯米西斯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就已经超出了帝国的能力之外;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推行了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从而浪费了精力,白白消耗了东罗马帝国已经萎缩的资源。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但他仍然与匈牙利进行战争。他干预腓特烈一世巴尔巴罗萨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企图收复帝国在阿普利亚的失地。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帝国的崩溃在一场超级灾难中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他的大多数同胞并未能分享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东罗马政府在先前2个世纪中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海军援助而出让的经济特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118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占领和劫掠了塞萨洛尼基。1180年塞尔维亚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自1018年以来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保加利亚人于1185年进行反叛,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与保加利亚人1041年的反叛不同,1185年的反叛未能镇压下去。1185年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但1191年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1192年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作为一种慰劳品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吕济尼昂家族的盖伊,后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1204年,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联合远征军的进攻,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这是君士坦丁堡自330年建城以来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胜利者们彼此之间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其全部计划。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瓜分战利品时她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希腊人诸王国,在西北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东端、特拉布松周围以及伊庇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君士坦丁堡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拥有君士坦丁堡现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从330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堡垒,但自从633-642年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从那时起,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就显得太大了;这一负担在1071年丢失了小亚细亚腹地之后进一步加重。1204年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一小块帝国领土井不足以维持君士坦丁堡;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君士坦丁堡自始至终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却比帝国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西北小亚细亚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互相之间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西北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国家,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其合法性得到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这位主教临时驻节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比3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1091-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更为成功地抗击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拉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和推进边疆,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它在经济上很繁荣,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1235年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立脚点。1234年他与保加利亚结盟;1235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从陆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235年后,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路,但援救它的法兰克人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海峡两岸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到了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于1348年横扫欧洲大陆之前,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复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许多著作中,对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对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领土的霸占在12世纪达到顶峰;教皇顽固地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这2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而且还通过4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贝尔纳多尼(1182-1226年),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里盖里(1265-1321年)和来自佛罗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邦多尼(1267-1337年)。这4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却在13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个世纪中,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城镇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向被征服地区殖民。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有许多这样的情况:1100年修建的城墙,被1250-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织生产上,佛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才赶了上来。佛兰德的发展,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本地原料丰富,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意大利城镇,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12、13世纪期间,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商人每年聚会于香摈的4个定期集市,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城镇数目的增多,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9和10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骤减少。人口的下降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出租给佃农耕作,佃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果也不佳。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农奴或奴隶只做极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时,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经,而更乐于接受之。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东部的殖民区(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建于1143年;但泽建于1200年;里加建于1201年;雷瓦尔建于1219年。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象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间,佛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销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造成肥料的减少,但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使三区轮作制代替了二区轮作制,减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使用挽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趋于完善。12至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自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术发明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公元10世纪,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但到了14世纪,表层和浅层矿藏已开采殆尽,要采掘深层的矿藏,必须使用更先进、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是12和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在授职权问题上的妥协于1122年宣告结束,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个回合中,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斗争中,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1183年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遭到了失败。教皇支持城邦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为此,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赐给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纪,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教皇在这个时期不仅允许罗马涅(即前东罗马帝国总督在拉韦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1250-1300年间,佛罗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为教皇收税,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从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征服伦巴底诸城邦,并自称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个天才,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以反对腓特烈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在这场斗争中,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让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个世俗权力的同时,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兰西王权结束了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就象当初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它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纪和11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到1303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赢得王国内僧俗两界显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这是由两地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同农奴制一样,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服军役,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转让土地时,封建主与他的臣属订立契约,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佃时,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世袭租佃早在9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但从10世纪末以来,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却在13世纪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地梦想统治意大利王国的失败。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梦想,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教皇需要金钱,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一些世俗封建主也借机从中渔利,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是作为初审法庭)收取的费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因基督教法规的编纂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当腓特烈一世宣称他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力时,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卢西乌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两位教皇的反对。这两位教室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象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象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戈利诺知道应为方济各修道会做些什么。圣方济各早就预言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在圣方济各以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卡拉布里亚人,菲奥雷家族的乔凡尼?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贵族,和圣贝尔纳一样,后来又成为锡托会修士)预言动乱高潮过后,1260年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如同基督降生时圣子时代在圣父时代之后出现一般。1260年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很明显就不会从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然而,圣灵时代益没有降临,如果圣方济各精神能够盛行的话,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接触教皇英诺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后于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这使他遭受了抨击,因为这些著作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1323年教皇宣布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样,方济各会的神圣使徒们,因支持圣方济各效仿基督的观点,都未能幸免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恶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是短暂的(1241-1259年),但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它也是强有力的。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匈奴人曾先于蒙古人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涌向四面八方,并把自己的统治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与拔都的疆域相比,阿提拉的疆域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厌哒匈奴人侵入了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共同在中国北方继西晋王朝之后,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241年到1259年,用政治术语说,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在这些年代里,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通知就能参加在哈刺和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战争的俘虏、自愿的冒险者(有技能的工匠、商客、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送到了哈刺和林。例如,在1254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动身前往哈刺和林。而在他之前,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森帕德特已于1247-1248年间先他而去。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它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1245-1247年,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往返于里昂与哈刺和林之间。1253-1255年,另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从阿卡来到哈刺和林,然后回国。可是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伊斯兰世界尽管一度曾处于它有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但它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哈刺和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125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他的第四个汗位继承人)奉其兄、当时的大汗蒙哥之命征服宋朝。1279年,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汗位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公元4世纪时,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来治理中国。4世纪时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得到了佛教徒、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而中国的蒙古人(元)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而这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象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其也是邻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那么从公元10世纪开始,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汉族国家西夏,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辽)帝国,以及它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

    如同东罗马帝国一样,金国的皇室通过利用一个游牧民族惩治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办法,来控制与它为邻的欧亚游牧民族。鞑靼人是蒙古人在东南方的近邻,金国曾利用他们来惩治蒙古人。大约在1202年,金国又利用克烈部族来惩治鞑靼人。克烈部族是信奉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也是蒙古人西南方的游牧族近邻。在这场斗争中,一个较小的蒙古首领的儿子,铁木真是作为克烈部可汗的下属盟友来为其效劳的。1203年,铁木真打败了克烈部而将其并入他自己的部落。金国插手于各游牧族政治势力之间,使铁木真得以开始建立起他自己的独立势力。

    然而,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一样,谨慎地使自己不落入汉族人手中。但铁木真认识到了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他从善如流,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他能在非汉族人中选拔顾问和官吏。1203年之前,在他手下就已经有一些穆斯林商人了。蒙古人自己和鞑靼人仍然信奉萨满教,但鞑靼人东南方的汪古部,以及克烈部北方、西北方的乃蛮部和蔑儿乞部则从1009年起就已信奉了聂斯脱利教派。铁木真于1203年消灭了克烈部之后,其他的这几个信奉聂斯脱利教派的游牧族于1204年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铁木真则逐一打败、并吞了他们。乃蛮部的可汗被杀死,他的畏兀儿人掌印官(秘书)塔塔统阿转而为铁木真效劳。畏兀儿-突厥人是乃蛮部的西南邻族,也是西夏帝国的西北邻族,他们大概在1204年乃蛮部被打败后不久,就自愿地归顺了铁木真。

    畏兀儿人与哈扎尔人一样,曾经是游牧民族。他们讲突厥语,并且欣然接受了各种各样非游牧民族文明的成份。在763年,畏兀儿人就已信奉了摩尼教,但他们当中也有聂斯脱利教徒和佛教徒。他们使用的文字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他们用这种字母转记自己的突厥语,并把用古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聂斯脱利教的祈祷文和圣经转记下来。当时已被称作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命令他的掌印官采用与叙利亚文的写法转记蒙古语,并且把蒙古人的习惯法(札撒)书写下来。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攻占了金国的都城大兴府(即金中都,今北京)后,他得到了从前在金朝供职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才为他效力。耶律楚才与塔塔统阿一样,心甘情愿地转而为成吉思汗服务。一度沦为女真人臣仆的契丹人,并不觉得他们应忠实于自己已经战败的前主人。

    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他的畏兀儿人、契丹人和穆斯林谋士们的才能,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以及他在战时和平时选用人才为他效力的可靠判断力。他的禁卫军象亚历山大大帝的禁卫军一样,有如一所参谋大学。他作为统帅从中挑选人材,亲自考验他们,派他们去执行重要的任务。成吉思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以及从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近邻逐渐吸取的文明气息,所有这些,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成吉思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政治成就的原因。

    成吉思汗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战,也许就是1203-1204年他吞并战争的第一战,通过这场战争,他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都并入了他的蒙古人部落。1205-1209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国,从1211年起,又开始了征服金国的战争。1218年,他打垮了屈出律。屈出律是原乃蛮汗之子,逃亡后,篡夺了地跨天山山脉的黑契丹的统治权。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沙皇的领地(除花刺子模以外,还包括粟特、吐火罗和阿富汗)。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朝鲜于1231年被征服,对金国的征服也于1234年完成了。

    1236-1241年的一系列战争,又为蒙古帝国增加了欧亚大平原的整个西半部,还有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利亚人以及俄罗斯各公国(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加利西亚除外)。1243年,拉姆的塞尔柱人被击败,并成为蒙古人的属国。开始于1251年的对宋帝国的征服,于1279年完成。与此同时,南诏于1253年被吞并,越南北部(一度)于1257-1258年被吞并。伊拉克和伊朗的西南部在1256-1258年间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1258年巴格达陷落并遭到洗劫,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至此灭亡)。在东南方更远处,占婆(越南北方南部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于1283-1285年间成为蒙古人的属国。缅甸北方在1287-1303年间也被占领。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而另一方面,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发生在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的战役中、1231-1241年拔都西征的战役中以及1258年旭烈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从1215年到1241年间,耶律楚材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屠杀那些潜在的赋役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然而,在1242-1246年的汗位出空时期,耶律楚材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象从前的帝国缔造者们一样,蒙古人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1274年、1281年两次渡海远征日本的失败,上文中已经提到了。1292年渡海远征爪哇也遭到类似的失败。1260年,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蒙古人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阿尤布王朝的继承者马木路克王朝,大败旭烈兀的前卫。1281年,1299-1300年,1303年,旭烈兀的继承人,控制着蒙古帝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封地的伊儿汗国的几代汗王,一再被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打败。妨碍蒙古人实现其征服人类世界野心的另一件事,是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旭烈兀与钦察汗别儿哥之间的内战。别儿哥是包括大平原西半部在内的广大封地上的可汗。这块封地是1236-1241年间由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之子、别儿哥之兄和前代可汗拔都为术赤家族争得的。别儿哥的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结盟。热那亚人则通过从金帐汗国的领地向马木路克王朝输送奴隶而获利。这一联盟使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其对手伊儿汗。

    继蒙哥之后于1260年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是旭烈兀之兄,他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在1259-1264年间,来自他们另一个弟弟阿里不哥;其二是在1259-1308年间,来自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和海都之子察八儿。1260-1267年间,忽必烈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北京。此后,又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个汉语的名称–元朝。于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然而它却比此前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都拥有更为广大得多的西方属国。但是,金帐汗国对大汗(也叫作元朝皇帝)的忠诚则仅仅是名义上的,大汗在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上的权威,也受到海都和他的儿子的怀疑。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在穆斯林的中亚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而蒙古人则在1279-1368年间统治了整个中国,并且从1215年起就在中国北方控制着一个根据地,它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1289年,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使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但它却为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开辟了道路。在元朝的统治下,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尽管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儒家的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丁为西方文学所作的贡献,与阿肯那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作的贡献,都是同样重要的。

    无论是中国的文明抑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都未能征服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和俄国大部分土地上的蒙古族君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伊朗、伊拉克的蒙古族征服者,还是操突厥语的金帐汗国的蒙古首领,都被伊斯兰教所征服了。这是被征服的定居者的文明,对于征服他们的草原游牧族军事力量在文化上的胜利。

    在蒙古人于1368年被赶出中国之前,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儿汗王朝于1335年灭亡了,拔都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也于1359年结束了。这些后继者们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在14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的定居的臣民们,公开声称要反抗他们的蒙古征服者。

    金帐汗国的西南疆界,同时也是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疆界,被来自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定居者,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推回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这些定居者建立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内地的丛林一直到黑海的北岸,一度曾遍布着异教的立陶宛人。1386年,立陶宛人改信西方的基督教,并因一种个人间的结合而与波兰联合。但这个新的西方基督教大国首先被卷入了阻止信奉西方基督教的条顿骑士侵略的斗争中,因而错过了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的机会。

    1371年,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拒绝向地处伏尔加河畔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宫廷进贡和表示尊敬。1380年,当时的蒙古可汗被莫斯科大公打败。但金帐汗国的实力尚未耗尽。1381年,莫斯科被一个新的蒙古可汗脱脱迷失攻陷。脱脱迷失是被帖木儿(跛者)扶上汗位的。俄罗斯人未能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也还不能期望继承金帐汗国的遗产。

    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当然继承者是帖水儿(跛者),他是一位突厥人的勇士,是察合台汗位于河间地带的领地上定居居民的首领。1362-1367年,帖木儿从察合台汗的统治下解放了河间地带。在1369-1380年间以及1383-1384年间,他在察合台汗追随者的故乡大草原上惩罚他们。到了1380年,他还解放了位于锡尔河下游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金帐汗国封地的一部分。1383年,当帖木儿的被保护人脱脱迷失试图为金帐汗国重新夺回花刺子模时,帖木儿于1391年和1395年两次侵略基布察克草原,以此来回敬脱脱迷失。在后一次战役中,帕木儿穿过大草原袭击了俄罗斯。帕木儿是第一个未受惩罚地袭击了欧亚大草原西半部的定居人首领。大流士一世及时地后撤了。亚历山大的将军索皮隆则死在了那里。

    1405年,帕木儿死于前往中国的途中。假如他不曾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进攻上,不曾将蒙古人式的残暴手段用于这些进攻中,那么,他或许已经重新组织起了那个蒙古帝国的残渣碎片,并且从撒马尔罕对其进行统治了。在公元15世纪,帕木儿的后裔们对文化人和占星术士表示出仁慈和恩惠,以此来多少改变帖木儿留下的残暴形象。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懦弱的。他们的祖先帖木儿拼搏一生,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腹地的版图上,谁将成为蒙古人的继承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时大得多。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3个大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帝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成吉思汗入侵河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帕木儿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

    1555年,德干高原(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与此同时,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都是用武力取得的。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12和13世纪大规模的改系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所以,在几个方向上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努比亚在1291年之前,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8个世纪;但由于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努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努比亚人,也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西部苏丹,伊斯兰教从它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11世纪起,就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改宗者。在15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1000多年来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在中国,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3个伊斯兰教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古老。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1353年,它在后来据以发迹的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到1402年它已在1071年前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及欧洲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1402年,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力量被帖木儿粉碎,并分裂为3支互相竞争的势力。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在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的不朽之作是建于布尔萨的美伦美奂的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改变了帝国的面貌,他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马木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非帝国是在1500-1513年突然兴起的。但到1513年,它在东北部已达到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乌兹别克人是金帐汗国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他们在15世纪从帖木儿人那里一点点地征服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威胁着奥斯曼帝国达4年之久(1511-1514年),他重复了1402年帖木儿带来的那场灾难。但在1514年的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奥斯曼人给萨非人以狠命的一击,直到1655年萨非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1516年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1534-1536年吞并伊拉克。尽管如此,1555年萨非人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帖木儿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胡马雍的父亲巴伯尔在1512-1513年间企图从乌兹别克人那里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1512-1513年巴伯尔与伊斯玛仪治下的萨非结盟,但在1513年,由于在另一端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玛仪与乌兹别克人媾和,条件是伊斯玛仪占有呼罗珊,乌兹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巴伯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3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诚不贰的军队,它显然无法生存。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西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伊拉克和杰济拉(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伊朗、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曼人的铁蹄之下。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土库曼人有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柱人领头的大迁移;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以及后来帖木儿于1380年至1450年间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一落千丈。

    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但是帖木儿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严厉惩罚察合合汗国和金帐汗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帖木儿1393年劫掠了巴格达,1398/1399年劫掠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1401年劫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帖木儿的行径是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作用。1402年他死后,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肩上。

    在帖木儿去世之际,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国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木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蒙古人和帖木儿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生产力、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察克和高加索招募来当兵打仗的奴隶。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改宗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但是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马木路克的埃及,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入境的外国人,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细亚,12世纪时的塞尔柱拉姆苏丹已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吉哈德)。塞尔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它所需要的人才部分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幸免于难的说希腊语的农民,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但在13世纪,拉姆的塞尔柱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流亡的东罗马帝国在1204年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将首都建在尼西亚,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残余领土,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柱人的利益。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又冲击到了拉姆。1243年,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1271年,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受到野蛮的镇压,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细亚领土的注意力。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在1335年伊尔歼灭亡之前,小亚细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它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臣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柱人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到13世纪末,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直接面对3座希腊人的城市伊兹米特、尼西亚和布尔萨。1326年,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1331年占领尼西亚,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避开了1237-1240年席卷俄罗斯和1243年淹没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蒙古浪潮。在巴尔干半岛只有保加利亚遭到劫掠。但到1556年东正教世界这两翼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1556年奥斯曼人成了南方的东正教各民族(包括14世纪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的罗马尼亚人)的主人。另一方面,到1556年俄罗斯的东北部分摆脱了金帐汗国的霸权;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吞并了东俄罗斯的所有公国。1547年他获得了沙皇的头衔;并且征服了两个仅存的继承金帐汗国的国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

    1240年,尼西亚帝国正在兴起,它于1235年在欧洲赢得了一个滩头阵地,1259年它在马其顿的佩拉戈尼亚击败了由一个对立的希腊人国家与两个法兰克人王国结成的同盟。这个希腊人国家是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西北部领土的继承者,而这两个法兰克人国家则是法国人的摩里亚公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此后,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从最后一位法国人皇帝之手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巨大胜利的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1288-1299年,塞尔维亚征服了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在1246年夺取的马其顿地区的北半部。1345年塞尔维亚王公斯蒂芬?杜香占领了塞雷斯;1346年他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皇帝”。到这一时期,位于塞萨洛尼基界外的整个马其顿都落入了希腊人之手。尼西亚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代价,是将亚洲领土丢给了土库曼部落,而奥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胁最大的一支。到1346年,复兴的东罗马帝国已注定要灭亡。剩下的问题只是由塞尔维亚人还是由奥斯曼人成为它的继承者。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14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镶嵌画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与此同时。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者通过默祷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在14世纪,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1351年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1453年),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迈马尔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约翰五世在1369年、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罗伦萨皇帝与东正教教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只有一人除外)签署了合并条例。但这次也和前几次一样,广大的东正教僧俗群众却反对根据罗马的条件进行合并。在1361年奥斯曼人占领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与外世隔绝,只剩下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在陆路上一直处在封锁之下。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们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根据西方条件的救助,最后一批政治上独立的希腊人飞地势必要落到奥斯曼人之手。希腊人有意让自己处在奥斯曼的政治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感到与教皇的教会统治和热亚那与威尼斯的商业统治相比,这还是较轻的祸害。

    受《古兰经》约束,穆斯林政府有义务要允许服从的基督教臣民信奉自己的宗教。而西方基督教国家,除了威尼斯例外,都很难令人相信它们不强迫它们的东正教臣民承认教皇的至上地位。尚没有落入西方统治下的希腊人,不愿意为逃避穆斯林的统治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条件,他们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希腊人感到愤愤不平:在希腊人的眼中,西方人不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一等,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纷争不断,但他们现在却在财富和权力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希腊人。

    1439年佛罗伦萨合并条例的签署人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他得到了奖赏,被选为罗马的枢机主教。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级,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1448年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但是俄罗斯的教士阶层并不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力,所以至少在名义上,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立陶宛人已经乘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汗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1386年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1404年立陶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扩大了它在俄罗斯的领地。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专制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权势,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在1050-1300年的250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维持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经济也获得了发展,人口和生产都有增长14世纪初物质上的增长减缓,1348年及其后的黑死病侵袭,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赢得了全球性的海上控制权,但它东南部的陆上疆界同时也从1300年踞有的范围向后退缩。而且,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发生,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到如今已分裂为君主国、公国和城市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方统治者们看来,决定其臣民的宗教效忠关系如同政治效忠关系一样,乃是统治者的特权。

    1348年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经济上的衰退;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传至马赛,进入基督教世界。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在西方基督数国家中,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首次在欧洲流行便使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西方基督数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O年所达到的水平。这些经济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劳工缺乏使农民获益匪浅,虽然好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那么恒久。农业劳动力的枯竭,佛兰德、英格兰和佛罗伦萨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打破了耕作与养羊业之间的均势,养羊业得到发展。

    在技术领域,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1440-1490年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15世纪下半叶,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麦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可以设想,100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却关系到全球形势。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奥斯曼人、莫斯科人、印度北部的帖木儿征服者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运用,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这种文化的繁荣开始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时扩展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1266年安茹的查理前往征伐西西里王国,1494年法国的查理八世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在此期间,意大利北部摆脱了外部的入侵。在1266年以前的年代中,意大利北部不断受到外敌入寇和瘟疫的侵袭。在1266-1494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北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性的亚文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8世纪文化繁荣起源于诺森伯里亚,12世纪文化大发展是在法兰西,14世纪意大利成为文化发展上的执牛耳者。

    15和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佛罗伦萨雕刻家皮特罗?托里贾里(1472-1522年)的作品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处于同一时代,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一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为范本而刻意效仿。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试图再现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那的语言。14世纪,北部的意大利人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时,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在西方就已过时。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但是,1439年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时,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却已十分娴熟,他们彼此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为此,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乃是不恰当的;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与11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不是发端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以西塞罗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臻境之际,而是肇始于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在此之前,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依语创作诗歌,但丁只是步其后尘而已。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是矛盾的。当希腊罗马的榜样鼓动近代人在仿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成为当时西方生活方式的有益财富时,它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但是当希腊罗马文化诱使近代人仅仅模仿”古人”时,它的影响趋于衰微。菲力波?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年)研究了罗马的哈德良先哲词后,在建筑佛罗伦萨的穹厦时,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丰富。(布鲁内莱斯基未能有机会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人于1421年在布尔萨建造的稍微低矮些的希腊式穆斯林建筑进行交流和比较。)维琴察的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18-1580年)研究了罗马的废墟和维特鲁威论建筑的论文后,创造了独特的古典建筑风格,丰富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生活色彩。在另一方面,当西吉斯孟多?潘多尔弗?马拉泰斯塔(1417-1468年)于1447年将里米尼的一座教堂东施效颦般地改造成为希腊式庙宇时,却干了一件蠢事。同时,尼科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创造性地运用研究李维著作的成果,写出了指导近代政治和战争的实用手册,而伊拉斯谟则匠心独具地运用所掌握的西塞罗式拉丁语,向当时有限的拉丁语读者阐述了他关于道德、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问题的见解。但是,由某些缺乏伊拉斯谟天才的人文主义者用学究气十足的拉丁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却显得肤浅简薄。

    中世纪的西方逻辑学家对拉丁语的掌握,则要健全得多。他们以西塞罗为榜样,不惮于使用新创的词汇。与人文主义者对立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比之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更多地继承了但丁的传统(同时也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统)。他用方言演说,拥有比伊拉斯谟更多的听众。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的《神曲》,宣告了近代西方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则为文化繁荣时期建树了丰碑。

    直到15世纪中叶,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心仍是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北部,它的中心是托斯卡纳;而在托斯卡纳,则首推佛罗伦萨。但是,新的西方文化风格既不是佛罗伦萨也不是意大利的独创专利。1494年意大利再次受到外敌入侵,意大利人学究气十足地把入侵者蔑称为”蛮族”,声称新的西方文化风格乃是他们的独创,以此来回答外敌的入侵。

    佛罗伦萨之于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贡献,如同雅典之于公元前480年以后古希腊文化繁荣的贡献同样突出。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内莱斯基、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集银行家、专制君主和艺术家与学者的庇护人于一身的洛伦佐?德?梅迪契、马基雅弗利和托里贾尼都是佛罗伦萨人。薄伽丘是半个佛罗伦萨人,半个法国人。列奥纳多(1452-1519年)的诞生地芬奇,处于皮斯托亚境内,列奥纳多出生前一个世纪此地曾被佛罗伦萨合并。阿莱佐是考古学先驱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的诞生地,当波焦还只有4岁时,此地就完全被佛罗伦萨合并。卡普拉斯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蒂(1475-1564年)的出生地,它处于阿莱佐辖区内,是台伯河发源地之一。安杰洛?安布罗吉尼(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来自锡耶纳地区的蒙蒂帕希诺,乔见尼?皮科来自位于艾米利亚雷焦和库德纳交界地区的小公园米兰多拉。洛伦佐?德?梅迪契把这两位学者吸引到了佛罗伦萨。巨匠拉斐尔(拉斐洛?桑泽奥,1483-1520年)不是佛罗伦萨人,他诞生于翁布里亚的乌尔比诺,并在此长大成人。

    但是,无论佛罗伦萨还是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唯一中心。在经济上佛兰德可与意大利北部相匹敌,同时作为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文化上也可与意大利北部相提并论。菲耶索莱是可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古城,也是第一个被划入骤然崛起的佛罗伦萨版图的邻邦。该城市有一位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年),佛兰芒人简?凡?爱克(1390-1441年)与地互为伯仲;作为拉丁语学者和政治家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可与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意大利人相媲美。从托斯卡纳到尼德兰,到处都有文化以及商业的落脚之地。

    与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相比,位于亚平宁山脉东端到阿尔卑斯山之间北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与尼德兰在地形和气候上更为相似。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区别,在威尼斯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得到了反映。丁托列托(雅各布?罗布斯提,1518-1594年)和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年)与同时代的佛兰芒人皮特?勃鲁盖尔(1525-1569年)齐名。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纽伦堡是中转站,与米开朗其罗和拉斐尔同时代、生于纽伦堡的匈牙利人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可与除四大巨匠之外的任何意大利艺术家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这四位巨人象国王一般盛名远扬。以致他们的教名远播四海,他们的姓氏却鲜为人知了。(第四个巨匠是威尼斯画家提香[1477-1576年]。)

    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但是到1563年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从1350年到15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7年)。

    政治方面,大约1300年以后的250年中,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遗愿得以实现。11世纪末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重新发现。1194年,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这一切激起了腓特烈二世的雄心,他不仅想成为德意志的专制君主,而且也想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阿尔卑斯山以北西方大帝国的专制君主。腓特烈二世没能征服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但却启发了北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奋起效尤。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腓特烈二世小得多。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城市国家为自治公国所取代。其中有的公园(如米兰)拥有不止一个城市。有的城市虽仍然是共和政体(如威尼斯),如把其他原先是独立的北方城市置于其统治下,便可成为一个帝国。

    结果,意大利的独立城市数量增加,而城市的规模却在缩小。即使15世纪来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大的北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与1563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各王国的潜在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意大利之外的各王国包括:从10世纪以后即已出现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二者于1474-1479年合并);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国。哈布斯堡王国出现于1526年,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奥地利王位、波希米亚王位和被土耳其推翻的匈牙利王国的王位联合形成的。匈牙利王国从前曾经是西方基督教王国东南部独挡一面的前哨站,先是反对东罗马帝国,接着又反对土耳其帝国。15世纪西方各王国远较意大利北部各公国和共和国为先进。这些王国中产生了能力卓越的政治家,如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卡斯提和阿拉贡的统治者,1479-1504年)及英国的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

    到1563年,共和制城邦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威尼斯仍是一个强大国家,在意大利本土和黎凡特地区享有绝对统治权;热那亚仍然统治着里维埃拉的意大利部分和科西嘉;瑞士是共和制联邦;德意志城市完全享有主权,尽管名义上并不如此,其中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两城市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依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贷款维持经济运转。摆脱罗马教会的统治之后,在新教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市,瑞士的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三城市以及瑞士联邦的盟邦日内瓦。

    与此相反,为了对抗北德汉萨同盟,斯堪的纳维亚3个王国结成的联盟却因1512-1513年瑞典的退出而瓦解。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结成的联盟,曾在1501年和1569年得以巩固,但它也未能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十分明显的是,15世纪西方国家的主要形态是君主国,而不是城邦,也不是由一个联盟、一个专制君主或一个宗主共和国统治下的城邦联盟。到1563年,曾经是西方城市国家中心地带的伦巴第和佛兰德,终于成了各君主国逐鹿争雄的战场。

    意大利北部各邦由于相互掣肘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强国。1477-1482年,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了勃艮第王朝的属地以后,米兰所使用的用以阻止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力量制衡术,被应用于更为广阔的范围。1525年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在击败并俘虏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之后,几近于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但是,由于法国强烈的民族情感,政治上德国宗教改革分裂力量的阻击,他的宏愿功败垂成。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在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德统治下,查理五世完成了领土的合并,其包括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继承的版图、波希米亚王室的土地和匈牙利的弃地;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两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尼德兰在内的前勃艮第的版图;欧洲第二个权势中心的北意大利的米兰;两西西里王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领地超出了海格立斯灯塔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

    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距离政治上的统一还很遥远。如同15世纪意大利各邦互相掣肘一样,西方各国也正在勾心斗角、互相牵制。甚至在西方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权威也只是区域性的,而且在彼此竞争。但是自1303年法国的腓力四世羞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后,这些敌对的地方性世俗国家,不管国力大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都拥有了最后的决断权。

    从1309年到1378年,各任教皇定居于阿维尼翁,并不是因为14世纪时阿维尼翁比罗马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通中心,而是因为法国王皇想把教皇置于法国境内以便于控制。1378-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震惊了西方基督教信徒。在这时期,教皇职位问题不仅是道德和教义上的问题,它关系到教皇职位是继续作为法国的政治财富,还是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政治财富。各地世俗政权和教皇都贪婪地征收税款;自13世纪以来,教廷千方百计地征收税款,同时各世俗政府也更多地染指教廷在它们统治范围内征收的钱财,并以此为条件才允许教廷把剩余的钱财装入口袋。

    教会大分裂的丑剧,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的召开。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从绝对集权的君主政体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而这决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地向教皇敲诈勒索,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从1303年以后,她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在1353-1363年间,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在1303-1563年的250多年中,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政治变化是,权力和税收从教皇和西方教会的各级机关(如修道院)转到了地方世俗政府。教廷从一个全面统辖整个基督世界的普世机构,衰败成为西方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公园。由于在同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斗争时吃了败仗,教皇失却了西方基督教民众对它的精神上的忠诚,教会的权威衰落,甚至在那些仍然遵奉它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约翰?威克里夫的生卒年代(1329-1384年)极接近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如果奥康姆的威廉(1303-1349年)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1343年)这两位敢于挑剔教皇制的人不是早死(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那么他们的有生之年也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差不多。扬?胡斯(1369-1415年)生命短暂,但并非死于疾病,而是为人所寄,他生活的时期很近于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546年)。

    这些人物以及更著名的人物路德(1483-1546年)、茨温利(1484-1531年)和加尔文(1509-1564年)的活动说明,公侯们的保护和庇佑仅仅是促成宗教改革的条件。受君王们保护的改革家本身并不是公侯。他们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君王、寡头执政者的庇护,那么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事业也许都会流产失败。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向教皇挑衅时,都是雄居一国至高无上的主宰,并获得了臣民包括地方教士的支持。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人,向教皇发起挑战,即使教皇已不再是炙手可热,威望显赫,那么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所以,路德首先于1517年在维联贝格(此时维腾贝格大学建校仅15年)、接着又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挺身而出时,其行为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同教廷决裂所产生的强烈震动迅速传播开来。胡司的捷克伙伴追随胡司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和德国人;路德的德意志伙伴追随路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不等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扭转乾坤,路德教义犹如燎原烈火迅速传遍德意志,远处波及至东南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蒂罗尔和施蒂里亚。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市民的民族情绪促使茨温利、布塞尔(1491-1551年)和加尔文粉墨登场。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如果没有他的登高一呼,那么追随他的改革者也许没有勇气同教廷决裂。但是,路德教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德国和在文化上依附于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方面,加尔文教虽然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派别,并且最后在它的家乡法国也遭到失败,但它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它的避难地日内瓦城。加尔文新教和苏黎世的茨温利新教汇合后,向西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立陶宛,西北至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教占据了路德教盛行的德国西部边缘,在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部分地区排挤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罗马国教,在英国生根。加尔文教在匈牙利部分地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击败,在波兰-立陶宛则被完全击败,但是,在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和苏格兰仍有它的据点。

    新教宗教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新教在实际上肯定了德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地位。(在官方关系上,他们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但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并未发生。1348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黑死病,随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不成功的农民起义,佛兰德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及佛罗伦萨发生了流产的产业工人暴动。1450年、1525年英国和德国再次爆发不成功的农民起义。1534-1536年,在一位天主教诸侯统治地区明斯特的威斯特伐利亚,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再洗礼教徒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在反对这些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路德和新旧数世俗政府密切协作。1525年他声言反对农民,支持诸侯。

    从原则上讲,路德认为,路德教教会应放弃干预政治。在路德看来,路德教国家中的政治乃是世俗政府的天地。相比之下,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卜尼法斯八世的观点更为相近。加尔文并不要求加尔文教会操纵政府的事务,但他却要求世俗的日内瓦市政府按照加尔文教会的标准进行统治。1538年他因坚持这种要求,在进行了两年统治(1536-1538年)之后被驱出日内瓦。1541年,加尔文被请回来,从此之后直到1564年去世,他在日内瓦立定了脚根。

    1494-1495年佛罗伦萨多明我派教士吉洛拉莫?萨伏那洛拉被授权执政。与1536年加尔文执掌日内瓦政权同样,萨伏那洛拉推行改革民众道德的措施。他死于1498年,不是被驱逐后又凯旋而归,而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在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大利北部是最发展的地区;但即使是在这里,萨伏那浴拉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成熟,为了推行不成熟的理想,他曾施以残忍的惩罚手段。1517年路德谴责教皇滥用权力。在此之前,意大利已有一批教俗人员在主教乔凡尼?彼特罗?卡拉法的领导下,从教会内部开始改革教会。他们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固守贫穷,过着圣洁的生活,做着行善积德的事。他们不是萨伏那浴拉和路德一类的改革者,而是圣方济各一类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教廷的批评和谴责,因此,卡拉法本人被推选为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教士同各政府达成协议,认定政府有权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教随国定)。异端分子必须离开,否则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也许是被活活烧死。再洗礼派是16世纪唯一的在原则上被容忍的教派。16世纪能容忍一些不同教派进行活动的国家有:威尼斯,波兰-立陶宛(这两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容许东正教臣民信仰自己的宗教),奥斯曼统治下的匈牙利的一部分,以及由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替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1571年以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一神教4个教派均被认为合法,可自由活动。

    从13世纪的战争到教廷和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去世,敏感的基督教徒越来越疏远教廷的教规。14和15世纪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徒的精神活动已经从参加教会规定的宗教活动,转向个人心灵同上帝之间的交流。

    正如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那样,德国的多明我托钵僧梅斯特?爱克哈特(1260-1327年)也经历了自我与”终极精神实在”的统一。爱克哈特的这种神秘体验,与把”终极实在”看作是人类的神圣对应物的宗教,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抛弃其独特的个性就不可能超越他们各自的独立性。爱克哈特和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同时代的圣山上的正统神秘主义运动(静修派)也受到了西方神学家们的责难,尽管静修派早在1351年即在一次东正教会议上得到认可。

    共生兄弟会(现代虔信派)由尼德兰人杰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所创建。格鲁特是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在西方基督教正统派看来,共生兄弟会不是异端,也不是反社会的。共生兄弟会从事各种活动,成员多从事教育事业,热心介绍使用印刷机,为古典学术的复兴作了准备。其信徒中最为桀骛不驯也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共生兄弟会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尽管是正统的,但却类似不按西方教会规章行事的爱克哈特神秘主义。现代虔信派最有影响的作品《效法基督》的作者或编者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80-1471年)作为一个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修士,渡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5年。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就其心境而言,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这种末世的可怖氛围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他最终的信念是,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得救,从这一信念中,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大乘佛教认为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静土”,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佛教中”静土”的说法于10世纪传到日本,12与13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的过渡时期,就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16世纪之交一样。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明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不过台彻尔不象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都象圣方济各或坎普滕的托马斯一样,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静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却是不可思议、无所不能的暴君,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以使人类择善避恶免受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受惩罚。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和庇护人圣彼得等量齐观的人。

    命定论似乎同因信得救论是水火不相害的,因为信仰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行为。这两位新教创建人的两个基本信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和谐一致,这就是:人类是一个能动体,如果他完成了信仰中的事业,那么这项事业如同他们所完成的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命定的。大乘佛教信徒认为,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可以得救,它和上座部佛教对”业”的信仰更易趋同;因为,”业”虽是命定,但它是一种人为的命定,可以通过转世后的作为变好或变坏。

    新教徒废弃了教皇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些礼仪,这种做法在新教之前已有先例。842-845年,中国曾解散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没收其财产,勒令僧徒还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法国的腓力四世于1307-1314年曾没收圣殿修士会在法国的财产,并无情地迫害其成员,英国的爱德华二世也曾如法炮制。8、9世纪东正教世界曾禁止过偶像崇拜。11世纪西方世俗基督教士禁止结婚,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为了迎合与西方教会不同、主张教士可以结婚的东仪天主教,教士独身的规定一度被废弃。捷克饼酒同领派,曾恢复俗人”两种形式”的交流权利。茨温利否定基督的肉和血在”圣餐面包和酒”中的”真正临在”;加尔文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肉和血的临在只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但路德却认为是肯定的,新教各宗都仍承认,西方天主教在基督教信条中加入了”及圣子”一语。

    新教徒对犹太-基督徒-穆斯林信仰的上帝的描绘,特别是他们把命定论中令人惊悸的行为推到上帝身上,使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今天被称为圣人)敬而远之。这些学者承认并抨击教廷在生活中的恶习和弊端,但在他们看来,这些恶习与路德的教义和灵魂相比还稍逊一筹。事实上新教神学是从伊拉斯谟的理性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唯理主义的一次倒退。但是,除了路德之外,新教的其他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茨温利和加尔文是热情的古典学者。路德的同事腓力?梅兰希顿是维膝贝格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梅兰希顿也和非路德派人文主义者一样,对路德命定论教义表示疑虑。路德死后,地劝说路德教会将苛刻的教义缓和一下(路德原来的教义最终还是盛行开来)。虽然在新教创建人中,路德因为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而落落寡合,但路德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即使他从未奋起反抗教廷,他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功业也足以使他英名不朽。

    罗马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由衷地欢迎人文主义。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为了准备他毕生的事业而接受大学教育,他创立的耶稣会(建于1540年),就象上一个世纪的共生兄弟会一样,诚挚地相信教育的作用并付诸实践。但是,圣依纳爵是作为一名军人开始工作的,耶稣会的主要特点是纪律和献身于教廷事业的精神。正如11和13世纪的情形一样,16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把教皇从因以前的恶行而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圣方济各的精神同格列高利七世和圣依纳爵的精神是对立的,但教廷从这3位救星所共有的忠诚中却获益良多。从1545年到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时断时续地召开,它肯定了教皇对罗马天主教其他部分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的恶行。假如这些改革措施的颁布和实行,能够在也应该在1414-151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颁布和实行的话,路德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激怒,并进而做出使他因此而名垂千古的事业。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1190-1511年间的3个世纪中,东南亚在政治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操大陆东亚单音节诸语言的民族–尤其是泰族不断向南定居并建立了政治统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最后,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

    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苏门答腊的长寿帝国室利佛逝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泰族人对它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这使它遭到了削弱。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以及1295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西北部,使它进一步遭到削弱。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门答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或是否成了它的附属国。

    满者伯夷帝国在大约1513-1528年间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爪哇小国联合推翻。一位苏门答腊夏连特的王子拜里迷苏刺,娶王朝一位公主为妻,他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城,这座名城位于以它命名的马六甲海峡靠大陆一端的海岸上。到1414年,拜里迷苏刺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基地。从8世纪起,来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的阿拉伯和伊朗穆斯林水手就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上航行,建立商业基地,并沿途在大陆和岛屿沿岸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一进程由于马六甲城的建立和皈依而得到了新的推动。然而,与印度次大陆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伊斯兰教的统治不是通过武装力量强加的。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是当地统治者及其臣民自愿接受的,但这种皈依只是浮浅的。印尼人把信奉伊斯兰教与保留他们在过去1000年中接受的印度文化相互融和起来。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他们传统的印度主义仍然保持着活力。《摩诃婆罗多》仍然比《古兰经》更能温暖印尼人的心房,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1190年传入缅甸的僧伽罗上座部佛教,于13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掸人、泰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这样,它就把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大乘佛教和印度数很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失了地盘,在那里,它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另外还有东部海岸,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乘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1535-1539年间,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孟人的征服。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就开始发动对占婆的袭击。到1000年,越南人已经吞并了占婆最北部的3个省份。1312年他们取得了对占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1471年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占婆全部地区,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并向南方继续推进,以柬埔寨为牺牲,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并向那里殖民。幸存的占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掸人和老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同属大陆东南亚单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诏,于8-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并向中国发起袭击,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流域,并在湄南河源头地区定居。1253年,南诏被蒙古征服。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他们进入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而湄南河流域的孟人和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象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他们向南方的扩张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就已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一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北京,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经内河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它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儿汗国,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因此它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艺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前蒙古人的时代,中国的技术(例如造纸术)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象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但是到了1421年,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搬回到北京。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金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隅,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蛮族征服者的都城作新都,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极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尤富侵略性。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5次战役,但是就象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士一世,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帝位继承者们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1449年厄鲁特的汗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并且包围了北京。但是,就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也先汗。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时创设的。6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形式,它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时为止。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笔吏。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功名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俸。(他们是当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

    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这种功名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无论是怎样获得的,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同时也给获得功名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或是作为一个食俸禄的政府官吏,或是作为一个无官俸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403-1407年间,永乐皇帝发起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它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这部巨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印刷这部巨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1636年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朝”。1644年,当北京被一名起义的汉族人率众包围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那里自杀了。同年,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直到1683年,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然而,对各个阶级、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与4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1331年由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和镰仓幕府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1338年,幕府的所在地迁至京都,实权也落入足利家族手中。但是这个新的政权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1185年,源赖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1281年,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镰仓幕府的北条政权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足利家族掌权后,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利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被足利尊氏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名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1467-1477年持续10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仁之乱,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此之后,足利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日莲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为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并与当地的世俗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从1532年到1536年,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莲宗的信徒,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倾其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家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自12世纪后半期以来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以及自由的城市。地处今日大皈以南的桥市,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贱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足利时代不仅经历了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而且,在这一时代的末年–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它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统治者是把茶道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在视觉艺术领域,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都戴着面具,动作、台词、声调、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谷;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在安第斯世界,假如查文和蒂亚瓦纳科风格的建筑、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第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驱者。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以图拉为首都的托尔托克帝国于12世纪的崩溃,为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建立帝国提供了机会。早在公元60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毁灭之际,墨西哥高原南端的湖区就开始成为容纳解体的文明社会难民的收容所。在托尔托克帝国崩溃之后,湖区接受了另一批大量涌入的难民;但北方的蛮族劫掠者接踵而至。结果到13世纪中期,湖区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具有混合的民族成份和多样化的义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纳瓦语,这种语言起源于北方的蛮族,到13世纪已成为墨西哥流域大多数居民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是一支四处游荡的蛮族,他们闯入湖区的时候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祭牺牲。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在14世纪下半期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使之适于人居住。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在捆扎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粮田。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历法体系,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象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同印度教徒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由表意符号和双关音素构成的文字,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但自始至终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祭牺牲和战争: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认为战争是捕获为其宗教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人祭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祭的场景时十分恐惧。(自公元前206年迦太基迦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并且处死宗教异端。)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祭,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也象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祗提供牺牲,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祗,那么这些神祗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为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这种贪婪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他们污染它,耗净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在中美洲人看来,西班牙人对人祭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地滥用强权。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阿兹特克人是通过充任帝国的建立者、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统治者的雇佣军而获得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于1230年被来自特奥蒂瓦坎难民的后裔、蛮族特帕内克人所占领。1428年,两个阿兹特克人岛上城邦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侵占了他们曾作为雇佣军帮助建立起来的位于湖区的特帕内克帝国。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特拉卡勒尔,他曾担任特诺奇蒂特兰连续3位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与阿拉伯倭马亚哈里发一样,其正式称呼不是”国王”而是”谘议会主席”。)特拉卡勒尔的第一步行动是吞并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另一个阿兹特克人城邦和北方近邻特拉特洛尔科。同时,他还与两个当地城邦特斯科科湖东岸的阿科卢安人国家特斯科科和湖西岸的特拉科潘结成了同盟。

    在特诺奇蒂特兰霸权之下的力量集中,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帝国。到1519年,即科尔特斯登陆的那一年,该帝国已经横贯中美洲,地域扩大到东西海岸,控制了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大西洋一端和太平洋一端;而且在地峡以东,该帝国还包括了延伸到今天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以西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极其广阔,但它并非无所不包。湖区东部的城邦国家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虽不是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同盟的对手,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举行定期的”花季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维持人祭牺牲所需的战俘。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飞地,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飞地,但没有成功。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失利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科卢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十分艰难。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而更多地是采用恐怖手段。在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贡赋,它包括用于人祭的男孩和女孩、食物、纺织品、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走乡串户的阿兹台克商人兼任情报官员,帝国政府在被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10年之后,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第斯世界。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华通?图帕克之前(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华通?图帕克用来借称自己),库斯科仅仅是安第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在库斯科西部,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近邻和同宗克丘亚人。大约在1438年,昌卡人进攻库斯科;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退到了偏远地区,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库西?尤潘基(亦名帕查库提)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保卫了库斯科,使其免于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开始对外征服,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安第斯世界其余部分。他的副手最初是其弟卡帕克?尤潘基,从1460年起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1471-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东南达到高原上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从高地出发,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侵入和征服了3个沿海国家中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奇穆,并且越过了奇穆未设防的北部边界。奇穆的抵抗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卡尼亚尔人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奇穆以南的这两个沿海国家大概在奇穆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大约在1471年托帕?印加的父亲退位,托帕?印加成了皇帝。在此之后,他曾经派兵远征安第斯山大西洋一边热带森林中的民族,但并未获得成功。的的喀喀湖一带高原上被征服民族的一次反叛,使得托帕?印加回过头来征服了这些民族,并进一步征服了今天的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高地以及今天智利的全部,向南达到马乌莱河北岸。托帕的儿子和继承人提图?库西?瓦尔帕(瓦依纳?卡帕克,约1493-1525/1527年在位)征服了北厄瓜多尔高地,但该地的抵抗十分激烈,以至这位皇帝不得不留在这一偏远的交战地区治理着自己庞大的帝国。他生前再也没有返回库斯科,尽管库斯科不仅是印加帝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而且也是帝国的交通枢纽。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在面积上,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但是印加人没有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有一种运物牲口美洲驼,但美洲驼的最大载重量与驮马比起来要少许多。印加人不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已经有了文字符号。他们只有绳结语:结绳记事。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尽管地形十分困难,印加人的运输手段都很好。高原上有高高的山口和深深的峡谷。沿着海岸,可灌溉的河流平原彼此之间都被广阔的沙漠相隔。用藤类植物制成的绳索吊桥连接着跨越峡谷的道路。在道路的沿途间或还有一座座备有生活设施的旅舍。商旅的驿马运送着旅客和货物。帝国的形状呈狭长的带状。有两条平行的大道,一条穿越高原–那简直是一个工程奇迹,即使它只能算是一条小道。第二条大道与海岸线平行。在从高原流向大海的河网地带还有连接其他路段的叉路。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印加帝国授于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比如征召尚武好斗的昌卡人和卡尼亚尔人。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在安第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气候差异相当大。)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祗永久性地安顿在库斯科,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祗,在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贡赋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贡赋还包括儿童和物品。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作为贡品而强制征召的少女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式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祭牺牲,而在这一时期人祭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召的纳贡儿童的命运。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少年,而奥斯曼的领饷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募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丘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丘亚人的母语。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克丘亚语成为帝国多语种居民的混合语。的的喀喀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艾马拉语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尽管如此,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奇迹。托帕?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瓦依纳?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结果,当瓦依纳?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后者支持瓦依纳?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它占领了库斯科,俘虏了瓦斯卡尔。就在这一时刻,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在约1400-1550年这150年间,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滨,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与此同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革命发现,使为数不多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与宇宙的范围相比,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过去是、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由陆地、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地球本身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人们认为它不过是诸多”行星”(移动的星)中的一颗,现在看起来,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轨道绕太阳作周期性运动。至于太阳,人们已经证明它是诸多恒星之一,就象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更是极其遥远的。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尽管如此,一位观察者仍会说,恒星系广袤无垠,它或许远远超出人们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达到的视野。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则是广袤无垠的,既没有可见的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类的文明世界已联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要么带来了福祉,要么带来了灾难。对于阿兹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欢迎自己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解放出来,不料,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但对于安第斯山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象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象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20世纪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象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及其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缓助下,伊朗萨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象。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就地崛起之后,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此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已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他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686年,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顿(1642-172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幸免了伽里略1633年的厄运。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这一法案曾授予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新教的主教象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重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竞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象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象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至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三大帝国–奥斯曼、萨非和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并存于世,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比萨非帝国早建国约200年,比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早建国约250年(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从1555年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而不是从1525-1526年其父巴伯尔侵入印度算起的话)。在1555年,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查罕杰(1605-1627年)统治时期,印度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也达到鼎盛。沙阿?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则是萨非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尼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象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象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象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似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人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于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象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堕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象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象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1-36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历史学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写于1973年。

    序言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象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象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象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末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象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象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象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象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象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象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象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庭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祗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象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象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象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象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象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

    (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

    (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

    (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专制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

    (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投,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象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来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也依次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9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他们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自愿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邦国卡内什城外,有一个亚述人居住区,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的活力。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变革,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园。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水控权,就象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象苏美尔一样,邦国的混乱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埃及的重新统一者,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平和而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持和维护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要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象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画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画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第二十五年就垮台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篷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文传说的印室。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玺,但印度河印玺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文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王国、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蛮族,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袭击,然后逐渐蚕食,直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操印欧语的赫梯人劫掠之后,他们占领了巴比伦城埃及中王国的结束似乎也是同样被蛮族逐渐蚕食的结果。这批野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他们在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前后侵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然后逐渐攻占孟斐斯,并于公元前1674年消灭了第十二王朝的赢弱继承者–第十三王朝。根据他们本族的人名姓氏判断,喜克索人也许是操闪米特语,而且,如果西部闪语是他们的母语,那么,他们和喀西特人就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的同时,喀西特人入侵了巴比伦,克里特岛的第一批宫殿也遭到破坏,这种同步性使人联想到,这些行动可能都受到某种来自背后的压力所造成的推动力的驱使。

    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

    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

    (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澳尔梅克”文明。

    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祗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约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形成”阶段的文化也开始向外,特别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出现奥尔梅克文明,秘鲁出现查文文明之际,”形成”期的中美洲文化,包括制陶术和谷物种植,已经传遍了从中美洲到秘鲁在内的整个”核心美洲”。玉米在中美洲以南的”核心美洲”(包括秘鲁以及中美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种植,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中美洲,因为有证据表明,中美洲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但是,无论玉米何时从中美洲传播到秘鲁北部海岸,都可以肯定秘鲁人当时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独立于中美洲和旧大陆的农业。秘鲁人种植的许多作物中有两种作物–马铃薯和昆诺阿藜,在秘鲁高原的最高处,甚至在高原山区的人工开垦的梯田上也可以种植。而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在如此之高的地带从事农业的记录。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

    (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在第十三章中,笔者已经提及,这两个古老的地区文明在促进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成了文化的熔炉。同一时期,用苏美尔文书表达的阿卡德语成为这样一种媒介物,它赋予源于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以一种古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这些作品成为许多地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阿卡德语成为外交通信用语,不仅地中海东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间用这种语言通信,连埃及政府与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附属国之间通信时,也使用这种语言。

    从政治上讲,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汉穆拉比企图重建囊括整个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包括亚述、马里和卡尔基米什在内)的大帝国,但很快就遭到失败。此后,苏美尔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于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间反击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终在政治上也陷于虚弱。不过,在这两个古老地区的社会中,都各有一个远离中心地区的省份仍然生机盎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纪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吞没的亚述,到公元前14世纪,已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迁徙中,亚述虽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于守势,却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独立地位。自从大约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亚述再度对其邻国发动进攻,尽管当时的进攻尚没有帝国末期导致其灭亡的那种恶魔般的狂热和野蛮的暴行。帝国的最后阶段始于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际。

    大约从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这一阶段,无论是埃及文明还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这时,新的地区文明开始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它们都是从最近的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这些新的地区文明是叙利亚文明,希腊化的希腊文明,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周代对商代的继承关系远远超过了位于其西部诸种新地区文明与它们的前辈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不过,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丧失其文化创造力。它们仍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后,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很远的地区,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间,取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它位于凡湖、幼发拉底河上游两条支流同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及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隔开的分水岭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亚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约从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约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伦人王朝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利比亚法老们的唯一功绩就是偶然地对巴勒斯坦发动一次一无所获的突袭,然而,这正是原埃及新王国的边防重镇纳帕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却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诚的皈依者。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纳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带状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丰产。到公元前730年,这个农业基地已使库什人的纳帕塔王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并已开始使其统治者产生了将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整个埃及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由库什人的君主戴上双重王冠的梦想。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后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乌拉尔图。我们已经谈到过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胡里移民正是从这一地区下迁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里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9世纪,土著的乌拉尔图的胡里人各区就联合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凡湖东岸的图施帕。我们可以猜测到,促成这个政治统一的动因是惧怕亚述人入侵。实际上,撒缦以色三世的确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约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对乌拉尔图发动了入侵。从军事上讲,两国相比,亚述军队的组织更严密,装备更精良,不过亚述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当年,乌拉尔图仍存在于西南亚的政治版图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乌拉尔图不向强国屈服的原因,这个强国在其崩溃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东南方已攻入埃兰。乌拉尔图是个天险要地。从图施帕到阿舒尔(亚述几个首都中最古老的一个,位于帝国最南端)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略近于阿舒尔到巴比伦的距离。可是,在陆地上,从阿舒尔可以取近路到巴比伦。而从阿舒尔却无法直通图施帕。

    一支以进攻图施帕为目标的亚述军队不可能到达大扎卜河上游地区,因为这里与凡湖盆地一样,也是个不可逾越的天险。它也不可能跨过凡湖南部作为分水岭的崇山峻岭。入侵图施帕的亚述军队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进发,翻过相对好走一些的山岭,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然后再转向东北,越过漫长陡峭的关隘,经过比特利斯后,进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艰难异常的,一旦入侵者在这一地区再遇到军队阻击,该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险之极。实际上,亚述入侵者只好选择这样一条路:沿湖的北岸和东岸前进,作一个更远的迁回,穿过更易通过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侧支流(今称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较开化的地区。这便足以说明亚述军队只是偶尔到达图施帕,却从未能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乌拉尔图的军队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岭的屏卫,又受到邻近民族的欢迎(因为他们与乌拉尔图人一样,反对做亚述的臣民),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越过高山,向东北进入伊朗,或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企图。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在亚述的几个对手之中,乌拉尔图是最有战斗力、最果敢的一个。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正值乌拉尔图开始遭受亚述人入侵之时,他们却自觉地接受了亚述文化。他们在刻写铭文时,从亚述译本的阿卡德版苏美尔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胡里语。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富魅力,虽然它本身令人厌恶。不过,乌拉尔图也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至少在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石建筑工艺中,乌拉尔图的石匠超过了他们的亚述师傅,其在精细程度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对于亚述侵略者来讲,他们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边,也不在东边,而是在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叙利亚的西线和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南线。自公元前18世纪,即汉穆拉比使亚述俯首称臣之时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军事由量对比就发生了转化。公元前14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在军事上已无法与亚述抗衡。但是,尽管亚述一直不断地对巴比伦尼亚发动战争,甚至在短期内曾占领过它(如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时期),亚述人仍然相当尊敬巴比伦尼亚,并把它看作两国共同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约在公元前745年)并将亚述的军国主义推进到残暴的最后阶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间,亚述把位于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区作为发泄侵略欲的对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间,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区,这些社区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正巧处在亚述领土的西部门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缦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亚述军队得以进入叙利亚,比特-阿迪尼是横跨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突出部的一个阿拉米人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诸小国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它们将彼此间的地区性冲突暂时搁置起来,公元前853年,撒缦以色在奥龙特斯河畔哈马以北的卡尔卡被叙利亚联军击败。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几度入侵叙利亚,而反亚述联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创大马士革,迫使大马士革过去的盟友承认亚述的宗主权。不过,在公元前831年,撒缦以色遭到乌拉尔图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亚述国内发生了起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22年。这场起义使他和他的继任者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无法继续行动。乌拉尔图人在争夺叙利亚北部和西利西亚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中,在其国王阿尔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乌拉尔图战胜了亚述。到公元前745年,这些战略要地已在乌拉尔图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复为亚述人所有。

    亚述人的这一失利意味着由撒缦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亚述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强国的企图已告失败。尽管如此,亚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间所发挥出来的军事力量仍然令人难忘。位于亚述本土,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到扎格罗斯山脉西南山脚之间的富庶的带状农业区是亚述的经济基础。位于亚述心脏地区的这片肥田沃土的面积大于库什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纳帕塔周围的农业区,却远远小于巴比伦尼亚的耕作区。亚述人既不象巴比伦尼亚,也不象库什,它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并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亚,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前即已发明的,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点的所在地,正是后来成为亚述的那一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们不免发问,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盆地,先是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又从阿卡德到亚述,这种国家位置转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为灌溉系统曾使苏美尔和阿卡德过去的沼泽荒原变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

    (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

    (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

    (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

    (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

    (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

    (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

    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

    公元前251年,亚该亚同盟沿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岸也同样开始向外扩张,然而与埃托利亚相比,它的扩展是很不巩固的,其在军事势力方面无法与埃托利亚相匹敌。而且,亚该亚同盟在斯巴达还遇到了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尽管这个过去的伯罗奔尼撒霸主在公元前369年和公元前338年,先后被底比斯人和腓力二世割掠了许多领土,但依旧保持着不可屈服的气势。

    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比希尼亚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从而获得了独立;黑海和内陆的卡帕多西亚及北部米底(阿托帕特尼,阿塞拜疆),也在伊朗王朝的统治下安居。公元前302年,塞琉古被迫把伊朗东部边缘地区割让给印度帝国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孔雀,此人自公元前322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南方的希腊城邦。旃陀罗笈多成功地驱逐了马其顿在印度地区的驻军,继而把它的版图扩展到了塞琉古征服恒河–朱木拿河流域的摩揭陀帝国时获得的广大地区。

    塞琉西帝国过于辽阔,因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生于公元前281年的最后一场继位之战中,塞琉古只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当他遇刺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向马其顿方向前进;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逐水草而居的凯尔特游牧部族,他们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则四处侵袭,广为征战,直到他们被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小国帕加马阻止为止。这个小国是由一名幸运的军人创建的,他获得了被置放于那里城堡中的大量波斯人的财宝。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疆域的范围,因乌浒河–药杀水地区的希腊行政总督的脱离和同时发生的西部省份安息被帕勒人(一个故居在今天土库曼的游牧民族)占据,而急剧缩小。

    在整个公元前321-前221年期间,亚历山大遗留下来的令人厌烦的遗产,就是那些极具灾难性的战争,其后果是无法确定的。马其顿无法重新征服南部希腊,而南部希腊也无法撬开马其顿束缚于希腊之上的”三副镣铐”,这就是德米特里,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的卫城。公元前243年,亚该亚人从马其顿手中解放了科林斯,但作为对马其顿站在亚该亚同盟一边,卷入对斯巴达武装干涉的回报,公元前225年又把科林斯卫城还给了马其顿。公元前222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打败了斯巴达人,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斯巴达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军伙所占领;然而.斯巴达很快重新获得独立,并继续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已被托勒密二世从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夺走,尔后又于约公元前257年和约公无前246年,被马其顿作为先后对科林斯和安德罗斯海战胜利的战果,从托勒密帝国手中夺走。公元前221年,为争夺处于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之间的南叙利亚而爆发了第四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这块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土地,仍然保留在托勒密帝国的手中。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孔子阻止中国社会崩溃政策的一个方面是,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理智的国家;义是发掘仁。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象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我们对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4个世纪印度的世俗事务的了解,要比对此前4个世纪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与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样,印度的主要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宗教方面,就我们对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印度世俗事务的了解来自印度本身的史料来说,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记载之中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

    (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前7世纪的地中海西部地区是繁荣昌盛的。从塔拉斯(塔兰托)沿着意大利半岛沿岸,从靴型半岛的”脚踵”,向右转到”足尖”,向上远及皮塞库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除马西利亚之外,这是分布于奥特朗托海峡以西所有希腊殖民地中建立最早,也是最遥远的两个殖民地),希腊人使自己站稳了脚根,定居下来。他们还占据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和南岸。因此,他们便获得了从地中海东部经墨西拿海峡,进入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西利亚(马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此地是上经罗讷河谷进入欧洲大陆北部,以及穿过海峡到达康沃尔锡矿区的道路的起点。公元前580年建于西西里岛南岸的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乃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后建立的重要的希腊殖民基地。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希腊人从迦太基人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埃勒迈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迦太基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封锁了希腊船只的通行;迦太基人和残存的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一道与埃特鲁斯坎人合作,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通过获得对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把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与马西利亚联接起来的企图。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参与过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扩张的亚洲希腊人就一直蒙受着灾祸的缠绕,这灾祸从公元前745年希腊人在叙利亚与腓尼基人角逐之际使相伴而来。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先是亚述帝国,继而又是亚述的后继者巴比伦国的强大陆军的进攻。大约从公元前660年以后,亚洲希腊人先后受到吕底亚人及吕底亚的征服者波斯人的进攻,并渐次被征服;公元前539年及其以后的日子里,波斯登上历史舞台使亚洲希腊人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但却使腓尼基人减免了痛苦。在同一个时期,希腊人在西部地区的角逐中在两个方面攫取了优势:数量方面的优势和控制着内线的地理优势。由于希腊人控制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岸,致使迦太基人与他的埃特鲁斯坎盟友被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不过,直到公元前500年,西部的希腊人始终处于守势。其积弱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部的自相残杀。大约公元前550年,希腊殖民城邦西里斯和公元前511/510年的锡巴里斯,均是在其他意大利希腊人的手中被劫掠一空。公元前444/443年,锡巴里斯被图里取代;以后,西里斯被黑勒克利亚取代;但是,西部地区希腊人在关键的公元前6世纪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了,他们彼此间继续保持着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直到他们共同臣服于罗马之后,最终在罗马人的强制之下才实现了彼此间的和平相处。

    假使西西里的希腊人未能及时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超城邦规模的政治结构的话,西部希腊人也许在那时早就不仅臣服于罗马人,而且臣服于迦太基–埃特鲁斯坎联盟两个世纪之久了。这是专制君主运用亚述人的方法,即通过流放而使臣民的意志屈服的方法实现的。在公元前505–前491年期间,在西西里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的公国,它的首都设在锡拉库萨。这个公园是以十分残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就像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公元前488-前483年期间,通过兼并希梅拉到阿克腊加斯的广大地区,横跨西西里岛南北的第二西西里希腊人公国建立了起来。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武装入侵西西里岛,回击了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次扩张行动。缺乏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次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希腊领土的行动是为了配合在同一年发生的波斯人对欧洲大陆希腊本土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行动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默契。殖民地腓尼基人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是波斯的臣民,他们还是希腊人的商业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一旦希腊人被压垮了,他们使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公元前480年,在斯巴达-雅典联盟赢得了对波斯人胜利的同时,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联盟同样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巨大胜利。就地中海西部地区而言,这两次胜利应当说是战果辉煌,因为在欧洲大陆希腊本土上,一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失败了。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希腊领土的入侵,的确是为希梅拉被放逐的君主,以及塞利那斯和里吉恩(控制着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希腊人城邦)这些深得迦太基欢心的”非敌对国”怂恿所致。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部的希腊城邦彼此间继续兵戎相见–锡拉库萨反对里吉恩和克罗托内,尔后两者又与伊壁犀斐里的洛克里为敌,因而洛克里便挤在了敌对双方的中间。西部希腊城邦始终都是东部希腊人的贸易伙伴,而这些贸易伙伴们又逐渐卷入了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希腊人彼此之间世世代代的政治斗争中。在公元前450年的同一时期,一些反对锡拉库萨的西西里希腊城邦和埃勒迈人的城邦与雅典结盟,西部希腊人因此而卷入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波罗奔尼撒战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结束于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对锡拉库萨的进攻。这次战争不仅对雅典人,而且对获得胜利的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给迦太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于公元前409年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进攻,此后直到公元前275年,迦太基和锡拉库萨之间屡屡诉诸兵戎,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最后决出雌雄。例如,在公元前312-前306年的战争中,先是公元前311-前309年间迦太基对锡拉库萨久攻不下;而在公元前310-前307年间,锡拉库萨人则侵入了迦太基在非洲的老巢,但是,锡拉库萨君王阿加索克利斯采取这一大胆之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公元前898年,在锡拉库萨早期君王之一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领导下,西西里的希腊人仍未能将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驱逐出去。公元前278-前276年,皮洛士领导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归于失败。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北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郊,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在锡拉库萨君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405-前367年),希腊人几乎完成了把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置于锡拉库萨治下的统一大业。狄奥尼西奥斯在锡拉库萨周围构筑起了城墙,并在西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开挖了壕沟,这就使锡拉库萨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市。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公元前398-前392年),狄奥尼西奥斯把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埃勒迈人围困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接着,他与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洛克里和塔拉斯,以及在波河流域摧毁了埃特鲁斯坎人城邦的凯尔特部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的主要目标是塞雷,那是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的滨海城市。可以猜测,塞雷的盟友罗马于公元前386年为塞农-凯尔特人洗劫,一定是狄奥尼西奥斯怂恿所为,这是他反对塞雷行动计划中的最初之举。劫掠罗马的凯尔特人,随后又被塞雷人击败,塞雷和马西利亚一道帮助罗马从劫后之灾中复兴。约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一些战略要地兴建了若干海军基地,从而使亚得里亚海成为锡拉库萨人的内湖。这就使他得以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联系,并从亚得里亚海方向对埃特鲁斯坎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大约也是在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的海军在第勒尼安海,进攻了也为罗马人所使用的塞雷的重要港口皮尔吉。迄今为止,狄奥尼西奥斯正在稳步走向建立一个西西里–意大利帝国的目标。为了夺取塞雷和罗马,他多次进攻皮尔吉,而他的失败也恰恰由此开始。

    狄奥尼西奥斯犯了两个错误。公元前390年,他进攻了一些与之为敌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尽管他于公元前387年攻克了里吉恩,又于公元前379年攻克了克罗托内,但是这种空前激烈残酷的、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锡拉库萨及其牺牲品意大利的希腊人,两败俱伤。狄奥尼西奥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元前383年他又一次卷入了与迦太基的战争。这一次他战败了,并于公元前378年被迫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了和平。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犯下的这两个错误,为其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的儿子、他的继承人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公元前367-前356年统治锡拉库萨,公元前356-前347年统治洛克里,公元前347-前344年再次君临锡拉库萨)的能力与他所继承的历史使命互不相称。他在位期间,也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和公元前36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锡拉库萨期间,锡拉库萨的衰落呈江河日下之势。在公元前367-前360年这位”哲学王”君临塔拉斯期间,虽然阿契塔曾一度在此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锡拉库萨的衰落仍是无可遏制的。

    到公元前344年,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已经陷于如此窘困的境地,他们开始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希腊友邦那里寻求支援。公元前344年-前280年期间,最先响应西部希腊人呼吁的6个东部希腊”救星”是值得人敬重的,他们的支持也是最成功的。提莫莱昂是锡拉库萨的母邦科林斯的一位公民,他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形下,一举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然后,他又击败了西西里希腊联军之首的迦太基。在于公元前344年到达西西里和公元前337年自愿退休期间,他在锡拉库萨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锡拉库萨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锡拉库萨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劝说东部的希腊人派出了,并说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接纳了大批新的希腊移民。(在希腊世界,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其旺盛的势头仍足以为提莫莱昂向西西里提供移民,并为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们向亚洲提供数量更为巨大的军队。)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西部地区希腊人的另外5个东部希腊”救星”全都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来自两个城邦:塔拉斯的母邦斯巴达和离奥特朗托海最近的东部希腊城邦伊底鲁斯。斯巴达和伊庇鲁斯的资源与科林斯救助西部希腊人时同样匮乏;然而,提莫莱昂的斯巴达和伊庇鲁斯后继者,却并未像提莫莱昂那样成功地激励起西部希腊人与他们的救世主共同奋斗。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三世于公元前343年到达西部地区,帮助塔拉斯抵抗来自内地的萨谟奈同盟的进攻。在公元前338年的战斗中,他被杀身亡。另一位”救星”是伊庇鲁斯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他大约于公元前334年到达西部地区,战死于公元前331年。两位斯巴达王子的远征–阿克罗塔图斯于公元前315年赴锡拉库萨,他的兄弟克利奥尼默斯于公元前303年赴意大利–都惨遭失败。

    最后一位也是最小的一位无能的”救星”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他在意大利应塔兰托人之邀发动了反对罗马人的战争,从公元前380-前375年,他在西西里又应西西里希腊人的请求,发动了反对迦太基人的战争。皮洛士得益于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面临共同的凶恶敌人之际,未能彼此之间互相以海军和陆军相支援。皮洛士几乎建立起一个将包括整个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东南部,或许其西北方向远及泰拉奇纳的伊庇鲁斯帝国。他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伊庇鲁斯的资源短缺,部分地归咎于他反复无常的个性,这个弱点使得皮洛士在试图遏制顽固执拗的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时,无法与之匹敌。在那个时代,皮洛士的到来过于迟晚。公元前272年,不仅塔拉斯,而且意大利南部的当地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以及布鲁蒂人的联盟,全部都向罗马投降了。罗马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完成于公元前264年。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自从大约公元前550年以后,罗马的命运受到周围非罗马世界诸多因素的密切影响。大约公元前550-前5D9年,或许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对于罗马来说,摆脱埃特鲁斯坎统治的代价,则是拉丁人从罗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与罗马城邦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联盟。尽管如此,埃特鲁斯坎对罗马统治的结束,并未割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大约公元前506-前501年的罗马-迦太基条约是否是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或者它是否缔结于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前后,但是,直到这两大强国于公元前264年关系破裂之前,在这个条约之后缔结的罗马-迦太基条约,至少有4个之多;这些条约对于双方都很有利。

    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对维爱的攻克和摧毁以及对维爱领土的吞并,使得罗马的国力倍增,这使拉丁人十分惊恐,并招致了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对罗马和罗马的盟友塞雷的反感。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从公元前386-前356年,两代狄奥尼西奥斯成功地统治锡拉库萨期间,远方的高卢人在狄奥尼西奥斯们的鼓动下,从阿普利亚的一处基地,多次进犯罗马领土。这些侵扰阻止了罗马强迫拉丁人与之重新结盟的企图。其中,发生于公元前346年的一次高卢人入侵,伴随着拉丁人与罗马的一次新的分离,这一年恰恰是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重建锡拉库萨后的第一年。从公元前343-前338年,阿希达穆斯三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出现,导致萨谟奈与罗马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条约的条款使坎帕尼亚的城邦置于罗马的霸权之下。公元前280-前275年在西部进行的皮洛士战争,显然对罗马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和致命的影响。

    与处于大多数其他时空环境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扩展疆域。早期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罗马对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此后对西西里的征服,是由罗马人的两次侵略行动开始的。尽管这些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领悟,其结果也未为其所预见,但这两次侵略行动仍是处心积虑的。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

    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罗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罗马获得的遗产之一前已述及。那些昙花一现的埃特鲁斯坎君王们,卓有成效地建立了罗马城邦国家。其次,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罗马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和谐。在希腊城邦中,通常的结局是利益冲突的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例如,雅典是以庇西特拉图被推翻作为结局的,当时,罗马的塔奎尼乌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罗马,一个共和政体的创立也伴随着国内斗争,只不过那是公元前364年的事。罗马贵族以惩罚那些背叛者的追随者为条件,与绝大多数享受不到特权的公民的领袖们签定了一项条约,这个各怀敌意的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3年,其中只是偶尔发生过几次民众动乱(例如公元前339年和前287年)。这种国内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状况的修复,使罗马得以在她的邻国面前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在罗马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这种得到加强的罗马寡头政策,成为对其他邦国中政治寡头们的一种鼓励,罗马人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外交寡头的出现,这些人对国内权力的垄断是不稳固的,他们为了获得罗马寡头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不惜牺牲他们邦国的独立。卡普阿的寡头们与罗马”官方”之间的勾结,就是罗马施展花招使一个外国被诱入其圈套的典型例子。

    罗马”官方”与外国寡头们之间的种种协议,因为家族友情与互相联姻而得到巩固。相反,在罗马强迫之下并受到按罗马意志规定的条约束缚而成为其盟友的各城邦的公民们,却因被禁止相互通婚和进行城邦之间的贸易而处处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就像斯巴达的联盟一样,罗马的盟邦们必须为罗马的军队提供兵源。与斯巴达联盟不同的是,每当一个使他们卷入罗马人的战争的政治决议产生之际,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尽管如此,与斯巴达联盟相同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联盟不同的是,罗马的盟邦们不必向握有至高权力的罗马进献货币贡赋。

    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除了随之而来的强迫征税而外,他们的公民在许多方面享有罗马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其他方面,他们要被迫缴纳各种赋税,却又不能享受所有与赋税有关的权利。罗马这种”双重公民”制度,也许为提莫莱昂于公元前344-前337年在锡拉库萨与一些西西里城邦之间建立的关系提供了楷模.从公元前386-前346年间,锡拉库萨不断地骚扰罗马,以致于迫使罗马政府不得不密切注视锡拉库萨人的动向。

    公元前333年,罗马对所谓”双重公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她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海岸警卫队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政体。这种做法和随后建立起来的罗马海岸警卫驻防地,为如今已被解散的拉丁城邦联盟建立拉丁殖民地树立了楷模。罗马对业已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施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并在她的势力遍及意大利之际,使它们的数量得以增加。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新的拉丁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

    罗马政府对于意大利半岛上战略要地的勘察和开拓,是十分出色的。公元前318-前313年期间,罗马发现了一条通往亚平宁山脉中央地区的通道,并在阿普利亚占据了一处立足点,从而形成了对萨谟奈人的包围。公元前304-前289年间,罗马征服了一些山地民族,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拉丁殖民地、罗马海岸警备驻防地和征服领土上罗马公民的非自治聚居地,从而使意大利半岛上的独立城邦之间南北隔绝。

    罗马的政策是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她打算获取的猎物的。公元前356年,狄奥尼西奥斯二世被驱逐出锡拉库萨之后,罗马控制支配意大利半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仅剩下萨谟奈联盟了。因此,从公元前350年直到公元前274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之后,罗马倾全力向南扩张,并通过缔结休战协定(非永久性条约)的办法,保持埃特鲁斯坎城邦的平静。罗马甚而诱骗了曾于公元前386年洗劫过罗马的塞农-凯尔特人,这些人定居在紧靠锡拉库萨的殖民地安科纳北面的意大利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公元前330年,罗马诱使塞农人与它缔结了一个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塞农人出于自身需要而信守了条约。这样,当皮洛士出征对罗马作战之际,当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独立城邦,着手在萨谟奈人的投降条约上签字之际,罗马解除了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后顾之忧。

    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成为倍受蹂躏的兵灾之地时,锡拉库萨的领地上却相安无事。这一部分西西里土地之所以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希伦二世的远见卓识,在众多锡拉库萨君主中,此人是最为仁厚的。公元前263年,希伦颇有先见之明地改变了立场,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公元前215年,在他在位的最后48年里,他始终是罗马庇护下的忠实的依附者。公元前263-前215年与公元前344-前337年一样,成为锡拉库萨骚乱不安的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插曲;希伦治下的和平时期长达提莫莱昂在位时间的7倍之久。

    至于罗马,其第一次与迦太基交战的结果,使她的海军占据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优势。公元前238年,迦太基迫不得已从西西里抽调到非洲的雇佣军发生了叛乱,正当迦太基为此事无所措手足之际,罗马攻占了撒丁岛,迫使迦太基把它割让给罗马。尽管如此,公元前237年,雇佣军叛乱被哈米尔卡尔?巴尔卡(有”闪电”之称)所镇压,此人是最近一次与罗马战争中的英雄。就在同一年,哈米尔卡尔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征西班牙。到公元前221年,他和她的女婿,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大陆帝国,这个帝国远比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海滩上丧失的领土要大得多,也更有价值。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哈米尔卡尔的儿子汉尼拔所继承。很久以来,汉尼拔即决心从公元前264-前241年与罗马战争的失败中重振旗鼓,此时他的职位使他终于得以一试锋芒。这样,公元前221年,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就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

    (公元前221-公元9年)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象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

    (公元前221-公元48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千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伴随着希腊化进步的剧变,最先在印度显露出征兆。在这里,孔雀帝国的结构早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以前,就已显出了衰微的迹象。但摧毁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分之三的这场风暴却掀起在最西边。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并夺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萨贡托。虽然罗马政府同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姐夫和前任,他控制着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迦太基帝国)于公元前226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埃布罗河为罗马和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但位于埃布罗河一线以南的萨贡托那时仍属罗马的领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带着战象从埃布罗河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进军波河流域,此时罗马正将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汉尼拔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超过亚平宁山脉,于公元前217年在伊特鲁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摧毁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然后又于公元前216年在阿普利亚的坎尼摧毁了第三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罗马军队。

    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辉煌胜利使他的战略经受了考验。在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制海权,罗马通过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而获得的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也远远多于迦太基公民、它的利比亚腓尼基同盟者及它的利比亚和西班牙臣民的人力。汉尼拔从他的父亲和姐夫手中继承下来的那支小小的职业性军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团结精神弥补了迦太基在人数上的劣势;汉尼拔在从西班牙经陆路入侵意大利时在后勤上所作的杰出努力抵销了迦太基海上力量的损失。汉尼拔深知罗马的统治在意大利多数非罗马人居民中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获得罗马一等公民的特权,却被迫承担罗马公民的繁重义务的居民中更是如此。汉尼拔估计,如果他取得了他后来在公元前216年确实取得了的胜利,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和二等公民就将倒戈,罗马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就将丧失,罗马就将接受投降条件,将其领土和人力削减到罗马人在公元前340年第一次”大跃进”以前所限的范围之内。

    罗马人在坎尼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败在汉尼拔手中之后,他们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大部分同盟者确实倒戈了,罗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二等公民也是如此。但罗马政府仍然掌握着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而汉尼拔那支战无不胜的职业军队毕竟规模太小,无法对罗马力量的心脏地带发动进攻,以扩大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导致了汉尼拔战略的失败。当罗马人从坎尼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汉尼拔的最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再也没有给汉尼拔在激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的机会。罗马政府充分地动员了仍然十分丰富的人力固守意大利东南部的防线,并大片地守卫着意大利半岛上罗马领土的那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地区。

    罗马对海上的控制也依然完好无损,这使罗马得以阻止对汉尼拔的增援运往意大利,汉尼拔只得到了增援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这还使罗马得以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在西班牙的胜利者普布利乌斯?科尔纳尼乌斯?西庇阿侵入西北非迦太基本土。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在公元前310-前306年、西庇阿之前的罗马将领马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在公元前256-前225年进行的远征不同,西庇阿的远征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从意大利被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那里的纳拉加拉被西庇阿彻底击败。

    在这个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汉尼拔战争不仅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扩展到西西里和希腊。公元前220年,埃托利亚与以马其顿为首的其他希腊国家的联盟爆发战争。埃托利亚人本来遭到了失败,但公元前217年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劝说希腊对手们媾和。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他的使者在由迦太基专员伴送回国的途中被罗马人截获,罗马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公元前212年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因此使自己再次卷入与马其顿及其同盟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托利亚丧失了色萨利的大片领土,不得不于公元前206年与马其顿单独媾和,而这又迫使罗马也于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媾和。这两项和平条约从短期看来有利于马其顿,但代价是必然会立即爆发一场报复战争。因为到公元前205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罗马正在对迦太基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但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却小于罗马。迦太基在本土作战的时间只有3年(公元前205-前202年),而汉尼拔对意大利半岛的蹂躏却长达15年(公元前217-前203年)。意大利东南部和西西里遭受的这种蹂躏,是无法补偿的,它带来了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这相当于汉尼拔在死后取得了一个胜利。这种蹂躏及其后果对于罗马帝国的打击,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毫无价值的军事胜利更为致命。

    在汉尼拔战争的受害者中,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锡拉库萨国王希伦二世对他与罗马建立的联盟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在公元前215年去世后,锡拉库萨、塔拉斯(塔兰托)、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相继脱离罗马,随后就与希伦的王国中次于锡拉库萨城的另一大城市伦蒂尼一道遭到攻占并被洗劫。在希腊,马其顿的盟国由于埃托利亚和罗马之间建立联盟的条件而蒙受了灾难。双方商定,一旦一个敌方城市被盟国方面夺取,埃托利亚人取得土地和建筑物,而罗马人获得不动产,包括幸存的居民,罗马人可以把他们贩卖为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目光短浅,与他同时代的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则盲目蛮干。腓力向罗马发出挑衅并侮辱了埃托利亚之后,于公元前202年提兵东进,而这时罗马即将打败迦太基,再次取得行动自由。公元前202年,腓力未经寻衅就攻占了5个希腊城市,并效仿罗马人的暴行,将其中3个城市的无辜居民贩卖为奴隶。至于安条克,他已为取得叙利亚南部地区而在公元前221年发动了第四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又在公元前219-前217年发动了第五次战争。公元前217年–即发生特拉西梅诺战役的那一年–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令拉法)被托勒密四世打败。在公元前216-前213年间,安条克忙于在小亚细亚清肃他的表兄弟阿齐乌斯,后者曾为安条克从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手中夺回了塞琉西帝国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恳地,随后就脱离了安条克。从公元前212年到前205年,安条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作战。公元前206年他在喀布尔河谷地(这是风雨飘摇的孔雀帝国领地的一角)。这年年底,他又在波斯湾作战。

    安条克三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广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他的政治成果却是昙花一现。安条克对亚美尼亚、北部米底(今阿塞拜疆)、安息和大夏的宗主权获得了名义上的承认,但实际上他刚一转身,当地的统治者就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公元前202年,安条克三世发动了第六次塞流西-托勒密战争,这一次,在公元前198年实现和平的时候,南叙利亚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时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打输了他与罗马和埃托利亚的第二次战争。

    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该城逐再次成为一个被陆地封锁着的小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发动领土扩张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与埃托利亚一道对罗马发起战争。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埃托利亚于公元前189年先后被迫投降。安条克被迫割让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塞琉西领土,并支付一笔巨额战争赔款。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安条克本来可以避免他与罗马的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谈判中,罗马向他提出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两种方案都是很温和的。安条克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中的一种,那样就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因为在广泛延伸的希腊世界中,两个大国都有着发展的空间,它们政体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塞琉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正在变成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在锡皮卢斯山地区的马格内西亚使自己遭到的可耻失败,注定了要使塞琉西帝国最终遭到罗马和安息的瓜分。

    由于塞琉西帝国的领土面积,由于安条克三世此前取得的颇具欺骗性的胜利,也由于汉尼拔曾在公元前195年帮助过安条克,罗马人过高地估计了塞琉西帝国的力量。罗马人曾在公元前215-前208年和公元前200-前197年正确地估计了马其顿的力量,因此在公元前171-前168年间低估了它。马其顿注定要屈从于罗马,因为它未能象罗马统一意大利那样成功地使希腊在政治上永远统一在自己的宗主权下,同时也因为两国之间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第三次战争中,马其顿得以把它的全部人力投入战场,因为罗马人此前已在去了它的海外要塞,在前两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大批的马其顿军队被困在这些要塞中。这一次罗马人为打败马其顿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因为后者虽然在人数上、装备上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却勇猛异常,立志要在他们民族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但罗马军队为在黎凡特建立统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这却是唯一的一次。一个罗马使节报告罗马人在彼得那取得了对马其顿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公元前168年使安条克三世的儿子和第二位继承者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他们趁罗马人正在希腊陷于他们最费力的战争中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地方。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征服黎凡特的时候,使用了他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曾经使用、并取得了显著成功的那种外交艺术。他们在敌国城市招募”第五纵队”,办法是保证使那里少数富有的居民统治贫穷的多数居民。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例如罗马在公元前197年借助于埃托利亚的帮助打败马其顿后抛弃了埃托利亚,在马其顿帮助它于公元前190-前189年战胜埃托利亚后又抛弃了马其顿。它在公元前168年肃清了马其顿王国后抛弃了帕加马、罗得岛人和亚该亚联盟,尽管帕加马和罗得岛人曾在公元前192-前190年帮助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而亚该亚人自公元前198年抛弃了他们从前的同盟者马其顿后就一直是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在努米底亚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在公元前150-前146年的战争中将它加以消灭,其后它就抛弃了努米底亚。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摩罗西亚人统治下的伊庇鲁斯未曾在马其顿一方参加作战,埃托利亚人在公元前171-前168年的罗马-马其顿战争中曾是罗马三心二意的盟友,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摩罗西亚人遭到洗劫并被当作奴隶;埃托利亚人除了必须交出要遭到放逐的人外,还受到割让领土的惩罚。

    公元前221-前168年对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代。公元前167-前31年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汉尼拔战争的折磨使罗马人对距离意大利较近的一切大国心怀恐惧。如果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6-前192年这几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聪明一些,也许罗马统治集团会允许遥远的塞疏西帝国继续与罗马帝国同存共处。从公元前190年起,罗马统治集团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削弱塞琉西帝国的力量,尽管公元前192-前190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衰竭。迦太基自公元前201年之后就已经国衰力竭,而它在公元前150年又遭到罗马的攻击,并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科林斯也在同一年被摧毁,这正是罗马人取代马其顿人在科林斯卫城驻扎军队的50年之后。罗马统治集团的目的是消极的。它所希望的只是打垮任何有迹象表明企图保持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冒犯天威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汉尼拔那样的行动。

    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迦太基帝国、马其顿、塞琉西帝国于公元前218-前190年间在罗马打击下遭到的军事失败,同一时期托勒密帝国和孔雀帝国由于罗马人对战败的对手横加劫掠而加剧的衰落,为亚洲和非洲土著民族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早在罗马人干涉黎凡特之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托勒密希腊人政权。在第五次塞疏西-托勒密战争中(公元前219-前217年),托勒密政府曾按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并武装了一支由埃及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军团。在拉菲亚战役中,这支埃及人的部队打败了希腊族的塞琉西军队。埃及人对与他们的马其顿希腊统治者同种同族的士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埃及农民树立了新的信心。从公元前217年起,他们对希腊的”主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埃及的祭司阶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抓住时机,向这个显然正在削弱的异族政府要求越来越多的让步和特权。祭司阶层本来可以成为反对希腊人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但农民们的起义主要是社会性的–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起义。埃及的教会统治集团与希腊人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样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祭司们的地位是捉摸不定的。

    公元前201年以后,罗马在西北非的盟友努米底亚不断地侵犯迦太基的领土。公元前190年以后,塞琉西政府不得不向臣民们榨取钱财,用以向罗马人支付战争赔款。由于帝国在罗马人打击下的失败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衰弱,政府的压迫使激起了反抗。塞琉西领土上最大的金银宝藏聚积在寺庙的宝库中。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163年,都因为企图抢劫埃利迈斯(埃兰)的寺庙而丧了命。

    使塞琉西帝国最为头疼,耗尽了它有史以来最大心力的寺庙,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耶和华神殿。在波斯政权和后来的托勒密政权统治时期,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从未与帝国政府发生过冲突,并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只是在以斯拉时代以后与当地的其他居民有过不睦。但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也象埃及人一样,由于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陷于分裂。富人占有土地并控制着聚积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财富,他们中间包括了一些最为强大的祭司家族。穷人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犹太律法的解释者,塞琉西政府承认犹太律法对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仍然有效,此前的托勒密政府也承认如此。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少数富人由于两个贵族家族,即托比亚家族和奥尼亚家族之间,以及这些家族的代理人之间的互相敌对而陷于分裂。第6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是以对包括犹太地区在内的南叙利亚的统治权从托勒密政权到塞琉西政权的易手而结束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这一内部纷争又与一个亲托勒密集团和一个亲塞琉西集团之间一场新的内部争持纠缠在一起;这场争持又与犹太地区犹太人的一个富有的希腊化派别和一个贫穷的反希腊派别之间的更严重的争持纠缠在一起。在犹太地区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一个犹太人社会已在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成长起来。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打算比这个社会做得更彻底。从犹太地区来到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移民已不再讲阿拉米语而改操希腊语,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祖传的宗教。在取代托勒密政权而统治犹太地区的塞琉西政权之下,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被希腊的整个生活方式吸引住了。

    公元前175年安条克四世上台后,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主动请求这位新的塞琉西皇帝给予帮助。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犹太人的寺庙国家转变为一个希腊式的城邦,并重新命名为安条克。这种做法并非仅有。从一开始,塞琉西王朝的政策就是把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希腊城邦成希腊化城邦的联合体,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对帝国皇位的共同的忠诚。公元前190年帝国被罗马人打败后,实行这一传统的希腊化政策的热情更加高涨。帝国政府将希腊文化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粘合剂,以此来阻止帝国发生的崩溃。由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遭到可耻失败,塞琉西帝国正处在发生崩溃的危险中。

    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纷争不已。相继上台并控制着神殿、财富的希腊化高级祭司首领争相向安条克四世行贿,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在打完第一次埃及战役后的归途中,在当时的祭司首领的默许下抢劫了耶路撒冷神殿。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听命于那个罗马使节撤出埃及后,碰到了犹太地区反对希腊化的多数犹太人发动的起义。这场叛乱的矛头是针对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中希腊化的少数人的,但安条克把它看作是反对自己的反叛行动,并进行了军事反击。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堡垒,并在那里布署了一支驻军,公元前167年12月,他使耶和华神殿的礼拜仪式希腊化,并禁止犹太地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礼拜方式。耶和华这时显然已被等同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在圣殿中为他建造的塑像,也许就是被当作”神的化身”的安条克本人的肖像。

    安条克所干的这一切,都有犹太地区希腊化犹太人的协助。由于这些希腊化犹太人看上去仍在犹太地区占统治地位,所以当公元前166年,犹太地区信守传统的犹太人发动的抵抗运动,在哈希芒家族的领导下采取了有效的军事形式的时候,安条克一定感到吃惊不小。起义者战胜了希腊化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那座堡垒除外),并在公元前164年12月再次使神殿非希腊化。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61年与反塞琉西政权的犹太地区起义政权签订了一项条约。公元前141年,驻守耶路撒冷那座堡垒的塞琉西驻军被迫投降,同一年,帕勒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做”安息人”)从塞琉西帝国手中不仅征服了米底,而且征服了帝国的经济源泉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39年,塞琉西皇帝德米特里二世试图收复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 汉娜·阿伦特作品选辑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到平庸的恶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自由?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开启了一场无望的探寻。这一问题似乎包含着许多古老的矛盾和悖论,使我们的理智陷入逻辑上不可能的两难困境,无论我们抓住两难困境的哪一头,都无法想象自由或它的对立面,就像无法想象一个“圆的方”一样。这种困难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我们的意识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矛盾:意识和良知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因而是可以负责任的;但是,在外部世界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又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因果律。在所有人类实践中,尤其是在政治事务中,我们都把人是自由的当成一条自明之理,人类共同体中的法律、决定和判断无不是建立在这种公理性的假设之上。相反,在所有科学探索和理论探讨中,我们又是从另外一个同样自明的真理出发的,即“有因必有果”,也就是说,这些活动都假定“即使是我们的生命,最终也服从于因果律”;即使我们身上真的存在一个最终的自由本我,那它也不可能明确地显现于现象世界,因而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理论探讨的主题。结果,一旦心理学深入探察那个所谓的最内在的领域,自由就变成了一种幻象,因为“在自然界中作为运动原因起作用的力,在精神领域中也有它的对应物,即作为行动原因的动机”。[1]所谓因果律是指,在所有原因已知的前提下,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虽然这种因果律确实不能被用于人类事务领域,但现实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也不能证明人类自由的存在,而只能表明我们还不能弄清楚所有起作用的原因。这一方面是由涉及的因素的纯粹数量造成的;另一方是因为人类动机与自然界中的力是不同的,它对所有旁观者都是隐藏的,不管是周围人的探查还是当事人自己的内省都无法发现它。

    在这些晦涩难解的问题上,康德的洞见做出了最伟大的澄清,他提出,内知觉和内在经验领域并不比我们用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那些感觉更能确证自由的存在。无论因果律是否在自然和宇宙领域起作用,它都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灵的范畴,正是借助它,人类才得以赋予各种性质的感觉材料以秩序,从而使经验成为可能。因此,实践上的自由与理论上的不自由在它们各自的领域都是一条自明的真理,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涉及伦理学和科学之间的分立,而且还存在于伦理学和科学开始分道扬镳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不是科学理论,而是前科学、前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本身消解了作为我们实践行为之基础的自由,使之化为乌有。当我们在人是自由的这一假定下去反观我们做出的行动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似乎受到了两类因果律的支配:一类是内在动机的因果律;另一类是统治着外部世界的因果法则。康德通过区分“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将自由从这双重因果律的夹击下解救了出来,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核心是自由意志。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虽然在实践中是无比重要的,但他却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现象世界中——既不出现在我们靠五官感知的外部世界,也不出现在我们感知自我的内在领域。这种将意志命令置于理性理解对立面的解决方案堪称天才,它甚至能够建立起一种在逻辑连贯性上丝毫也不亚于自然法则的道德法则。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减少自由问题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困难,即无论是理论形式的思想还是前理论形式的思想都会使自由消失不见——且不说下面这个看起来确实有些奇怪的事实,即意志机能最为本质的活动乃是下达指示和发出命令,而恰恰是它被认为是自由的所在。

    这种自由难题对于政治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走进了一个“让哲学也迷失了方向的晦暗森林”,[2]没有哪种政治理论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我试图在接下来的部分阐明,造成这种晦暗的原因是自由现象根本不会出现在思想领域中,虽然在我与自己的对话中产生了伟大的哲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不管是自由还是它的对立面都不可能在这种对话中被体验到。我们的哲学传统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扭曲了自由的本质特征,比如,它改变了自由在人类经验中的位置,把它从最初的政治领域和一般人类事务领域转向了内在的意志领域,在那里,它只有通过自我省察才能被发现(关于这一哲学传统的起源,我们后面再谈)。作为这项考察的一个初步说明,我们首先有必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在那些古老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中,如存在、虚无、灵魂、时间、永恒等,自由问题是最后一个成为哲学思考主题的。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直到古代最后一个哲学家普拉提诺,这期间的所有伟大哲学家都始终没有关注自由。自由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的首次露面要归功于宗教对话的经验——首先是保罗,然后是奥古斯丁在这种经验中提出了自由问题。

    在政治领域中,自由一直为人所知,并且它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所知的。即使在今天,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当我们提到自由问题的时候,政治问题以及人是一个被赋予了行动能力的存在者这一事实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因为在人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中,只有行动和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存在自由或至少假定存在自由,它们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或明或暗地涉及人的自由问题。此外,严格说来,自由不仅像正义、权力、平等一样是政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和现象之一,它实际上还是人们结成政治组织一起生活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在危机或革命时期)它才变成了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如果没有自由,政治生活就会失去意义。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而政治领域的经验则是行动。

    在所有政治理论中,这种自由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就连那些赞美专制的人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存在;而这种自由与“内心自由”(inner freedom)是恰相对立的,后者是指一个内在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逃脱外部强制而“感觉到”自由。由于内心感觉缺少外部显现,所以从定义上看它与政治是毫不相关的。不管它有多少合理性,也不管它在古代晚期得到了多么精彩的论述,内心自由在历史上都是一种较为晚出的现象,而且它最初是由逃避世界所造成的结果,而正是在世界中,世界经验才得以转化为一个人自己的经验。内心自由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从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遁入一个没有他人可以接近的内在空间,就此而言,它的经验具有一种派生性质。我们绝不能把自我用以抵御世界的内心空间当成心灵(heart)或思维(mind),因为心灵和思维只有在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因而,古代晚期那些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失去了在世界中生活的条件的人(从古代早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一致认为这种条件是自由的前提)不是发现了心灵或思维,而是发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自由的内在空间。

    如果我们去追溯这种内心自由的起源,那么,它的派生性质,或者说那种关于“人类自由的正当领地”存在于“意识的内在领域”[3]的理论的派生性质就显得更加清晰了。现代的个人有一种表现、发展和扩张的渴望,他们不无道理地担忧社会对个体性的压制,并极力强调“天才的重要性”和独创性;然而,并不是这些现代个人,而是古代晚期的大众和徒有哲学之名的大众化哲学流派才是推崇内心自由的代表。爱比克泰德在他一篇文章的开头宣称,自由就是一个人按自己的愿望生活。[4]这句话最有力地表达了内心自由的绝对至上性,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回应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句话,即“自由就是做一个人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句话是从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5]爱比克泰德继续说,如果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他权能所及的范围之内,而不进入那些阻止他进入的领域,他就是自由的。[6]“生活的科学”[7]就在于懂得如何区分一个人无能为力的异己世界和可以随心所欲的自我世界。[8]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历史上看,在自由问题出现于奥古斯丁的哲学中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自由观念与政治分离开来,并提出这样一种构想——即使一个人在世界中是一个奴隶,他也同样可以是自由的。爱比克泰德式的自由在于从自我的欲望中解放出来,然而从概念上看,这种自由观只不过是对古代通行的政治观念的翻转;这一整套大众哲学得以形成的政治背景是:在罗马帝国晚期,自由明显衰落了;关于这点,我们依然可以从权力、支配、财产等观念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上清晰地看出来。根据古代人的理解,只有通过统治他人,一个人才能把自己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只有拥有一处住所,即在世界中拥有一个家园,一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爱比克泰德把这些在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转变成一个人自我内部的关系,他由此发现,没有什么权力比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权力更加绝对;于是,在内心空间中,一个人与自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世界中的居所相比,这一内心空间更为完整地为一个人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它更少受外部干扰。

    因此,尽管这种内在的、非政治的自由观念对我们的思想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似乎依然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首先经历过一种作为世界中的具体实在的自由状况,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内在自由为何物。我们首先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而非与自己的交往中意识到了自由或不自由。在成为一种思想的属性或意志的特质之前,自由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自由人的身份,这种身份给人带来了移动的权力,使他可以走出家庭而进入世界,在那里,他通过行动和言说与他人相遇。显然,这种自由是以解放为前提的:为了获得自由,一个人必须首先把自己从生命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但是,解放并不会自动带来自由身份,在解放之外,自由还需要拥有相同处境的其他人的陪伴,还需要一个供人们彼此相遇的公共空间,即一个以政治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换言之,自由需要一个每个自由人都可以通过言说和行动进入的公共空间。

    显然,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类交往方式和共同体类型的共同特征。在那些人们生活在一起却没有结成一个政治体的地方(比如在原始部落或家庭私人领域中),主导人们活动和行为举止的就不是自由,而是生命必然性和对自我保存的关注。此外,在那些人造世界没有成为行动和言说舞台的地方(比如在那些专制社会中,臣民被限制在狭窄的家庭领域,并由此阻止了公共领域的出现),自由也不会在世界中出现。如果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得到保证的公共领域,自由在世界中就没有一个可以显现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确还能以欲望、意志、希望或渴望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但众所周知的是,人心是一个极度幽暗的所在,其中上演的一切都很难得到确证。因此,作为一种可确证事实的自由与政治是并存的,它们彼此相连,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然而,根据我们当前的政治经验,恰恰是政治和自由的共存变得可疑起来。极权主义兴起以后,政治统摄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拒绝承认所有的公民权利,尤其是隐私权和免于政治的自由权,这不仅让我们对政治和自由之间的共存关系心生怀疑,而且还使我们怀疑政治和自由是否本来就是不相容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之处,因为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政治考虑支配一切的时候,自由就消失不见了。难道“政治越少自由越多”这种自由主义的信条不是正确的吗?难道政治占据的空间越小,留给自由的领地越大不是真实的吗?在衡量一个政治体的自由度时,我们不正是通过考察它给那些似乎是非政治性的活动留下的自由空间来确定的吗?比如,经贸自由、教育自由、宗教自由、文化和智识活动的自由等。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不同程度地相信,政治和自由的相容性只表现为政治保证了免于政治的自由吗?

    人们把政治解放(political liberty)定义为潜在的免于政治的自由,这一定义不仅来自于我们最为切近的经验,而且在政治理论史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我们无需追溯得太远,只要想想17、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就够了,他们常常把政治自由简单地等同于安全。在他们看来,政治的最高目的,即“政府的目标”就是保卫安全;反过来说,也正是安全使自由成为可能,于是,“自由”就被当成了那些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活动的特征。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相比,孟德斯鸠对政治的本质做出了不同的、更高的评价,但即使是他,也偶尔会把政治自由等同于安全。[9]19世纪和20世纪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进一步拉大了自由和政治之间的裂隙,因为自现代时期肇始就被等同于整个政治领域的政府,现在不是被看作自由的指定保护者,而是被看作生命过程、社会及其个体利益的指定保护者。安全依然是衡量一个政府的重要标准,但这种安全并不是霍布斯所说的免于“暴力性死亡”的安全(在他那里,全部解放完成之后,人们得到的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是保障社会整体的生命过程不受干扰地发展的安全。这种生命过程与自由并没有什么关系,它遵循的是自己内在的必然性,只有在一条自由流动的河流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称其为自由的。在这里,自由甚至连政治的非政治目标都不是,它只是一种边缘现象;然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条边界,除非生命本身或它的直接利益和需要受到了威胁,政府都不应该逾越这一边界。

    因此,并非只有我们有自己的理由为了自由而不信任政治,整个现代时期都将自由与政治分开。在这一问题上,我甚至能够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唤起更古老的记忆和传统。在前现代时期,世俗的自由观念强调的就是将臣民的自由与对政府的直接参与分离开来;正如查理一世在他的断头台演说中所总结的:人民的“解放和自由表现在,拥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政府,这些法律确保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大多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不是为了参与政府,因为这与他们毫无关系”。如果人民最终要求参与政府或进入公共领域,那他们也不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而是出于对那些有权处置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人的不信任。此外,基督教的政治自由观念产生自早期基督徒对公共领域的怀疑和敌视,从自身的关切出发,他们要求免除参与公共领域的义务以追求自由。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基督教为了获得拯救而要求自由,这种做法的前身就是哲学家为了沉思生活而要求自由,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只有从政治活动中解脱出来,才能追求那种最高的、最自由的生活,即沉思生活。

    尽管强大的传统和我们的切身经验都倾向于把政治和自由分开,但是,当我提出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这种自由主要存在于行动中时,我相信读者仍会将此当成一条古老的自明之理。下面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对这一古老真理的反思。

    与政治相关的自由不是一种意志(will)现象。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不是“选择自由”(liberum arbitrium),即在两个给定的东西(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之间做出权衡和决定的自由,因为,这种选择是由动机决定的,做出选择只不过意味着动机开始发挥作用了而已。正如莎士比亚剧中人物所说:“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居,∕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如果继续引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说法,我们毋宁说与政治相关的自由更像是勃鲁托斯的自由,即“倘然不能达到目的,宁愿以身为殉”[10]。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是将某种以前不存在的或没有得到的东西变为一种存在的自由;在变为一种存在之前,这些东西甚至连认知或想象的对象都不是,因此严格说来,它们此前不可能为人所知。要想自由地行动,人就必须一方面不受动机的束缚,另一面摆脱作为可预测结果的预定目标的限制。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具体行动中动机和目标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们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只不过行动的自由能够超越动机和目标的限制。根据邓斯·司各脱对行动特征的解释:行动也为一个未来的目标所引导,就此而言,它也是被决定的;在意志决定执行一个目标之前,理智(intellect)就已经对它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理智唤起意志,因为只有意志才能支配行动。[11]行动的目标是随着变化的世界环境而不断改变的,如何确定目标并不是自由的事,而是一个正确或错误判断的问题。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能力,意志紧随在判断之后,也就是说,首先是“判断”确定哪些目标是合理的,然后是“意志”将它们付诸实施。作为一种命令和支配行动的力量,意志也与自由无关,它只是一个力量强弱问题。

    虽然任何一个行动目标的完成都离不开理智和意志,但行动的自由性却表现在,它既不受理智的指导,也不受意志的支配,而是产生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根据孟德斯鸠对政府形式的著名分析,我将之称为原则(principle)。动机是在自我内部发挥作用的,它们来自于“自己的不足”或“合理的权衡”;与此不同,原则仿佛是从无中生发出来的,它们太过普泛以致不能决定任何特殊的目标;但行动一旦开启,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原则来对它的目标进行判断了。不同于先于行动而存在的理智判断,也不同于开启行动的意志命令,原则发挥的是一种激发作用,它只有在行动上演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在行动的过程中,判断的有效性会有丧失的一天,意志命令的力量也有耗尽的时候,但原则的有效性或力量却不会有丝毫减损。与行动的目标不同,行动的原则可以多次重复而不会枯竭;与行动的动机也不同,原则是普遍有效性的,它不会局限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群体。但是,原则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显现,只要行动持续着,它就会显现于世界中,行动一旦终止了,它就消失不见了。这些原则可以是被孟德斯鸠称为美德的那些荣誉、荣耀或对平等的热爱等,也可以是希腊人所说的独特和卓异(“总是竭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并且成为所有人当中最好的那个”),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恐惧、怀疑和憎恨。当这些原则在世界中运作的时候,自由或它的对立面就出现了;不管是自由的出现,还是原则的显现,都与行动的上演有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只要人们行动,他们就是自由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是自由的),在行动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都不会有自由,因为“成为自由的”和“去行动”其实是一回事。

    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概念也许最好地阐释了内在于行动中的自由,在他看来,世界以命运为伪装向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机会,virtù就是指人们在回应这些机会时所体现出的卓越才能。自由最为确切的含义是“精湛技艺”(virtuosity),而精湛技艺是那些优秀的表演艺术所具有的卓越品质,这些表演艺术没有一个最终的成品,它的成品就存在于表演过程中;与此不同,那些制作艺术都有一个最终的成品,这个成品不仅独立于制作活动而存在,而且比制作活动更长久。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概念中包含的精湛技艺含义让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本人对此却毫无所知):希腊人总是喜欢用吹笛、跳舞、治疗、航海等来比喻政治活动,并以此将它们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把政治活动比作那些精湛的表演技艺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艺术。

    由于所有的行动都包含有精湛技艺的成分,而精湛技艺又是那些表演艺术的特征,所以政治常常被视为一种艺术。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定义,如果有人把国家或政府看成一件艺术品、一件集体完成的杰作,那就完全错误了。艺术创造总会带来某种有形之物,并使人类思想物化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就此而言,政治与艺术恰恰是对立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政治是一种科学。不管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得是好是坏,它的持续存在都依赖于人们的行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形成方式也正是它们得以维持的方式。制作的产物是艺术品,而行动的产物则是国家,如果说前者是以独立存在为标志的,那么后者的存在则完全依赖于进一步的行动。

    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是否有自由,而是创造过程并不公开显现,它注定不会出现在世界中。因此,虽然艺术创造中也有自由因素,但它却是隐藏的,最终出现在世界中并与世界相关的并不是艺术创造过程,而是这一过程的最终产品,即艺术品自身。相反,表演艺术确实与政治有更加紧密的联系,舞蹈家、演员、音乐家等表演艺术家都需要在观众面前表现他们的精湛技艺,就如同行动者离不开他人的在场一样;他们的“作品”都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公共空间,他们的表演都依赖于他人的在场。并非只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种显现空间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了,古希腊城邦曾经正是那样一种“政府形式”,它为行动提供了一个显现的空间,为自由提供了一个展现的舞台。

    我们在古希腊城邦的意义上使用“政治的”一词既不是随意而为,也不是穿凿附会。在所有欧洲语言中,这个词都来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独特组织,不只是在词源学上,也不只是在学者那里,它始终带有共同体经验的痕迹,而正是在这种共同体经验中,人们才第一次发现了政治的本质和政治领域的存在。在谈论政治及其最为内在的本质时,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古希腊罗马的经验,我们就会陷入重重困难,甚至会走向歧途;这是因为,不管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人们都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重视政治活动并赋予政治领域如此之高的尊严。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政治和自由的关系来看,只有古代的政治共同体是专门为自由人而建立的,它既不考虑那些受制于人的奴隶,也不考虑那些为生命必然性所驱使的劳动者。因而,如果我们在城邦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那么,它的目的或存在理由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空间,以使作为一种精湛技艺的自由得以展现。在政治领域中,自由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实在,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言语中、我们能够看到的行动中、我们能够谈论的事件中;借助于记忆,这些言语、行动和事件能够转化为故事,并最终载入人类史册。在这个显现空间中发生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不管它是不是行动的直接产物。同时,在这个显现空间之外发生的一切严格说来都是非政治性的,比如,野蛮帝国的霸业不管多么煊赫都是非政治性的。

    从政治领域的经验中提取出自由概念的每一次尝试都会让人感到不解和诧异,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所有理论都为一个观念所主导,即自由是意志和思想的属性,而非行动的属性。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每个行动开始之前,人们都会首先运用理智进行认知,并将理智的决定交给负责执行的意志命令;另一面,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完美的自由与社会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只有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才可能存在彻底的自由。根据这种通行的看法,人们并不认为思想的性质决定了它比其他人类活动需要更多的自由(或许这是正确的),而是认为思想本身并不危险,因而只有行动才需要限制,正如有人所说:“没有人会认为行动应该像意见那样自由。”[12]当然,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虽然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名,但其实它也把自由观念驱逐到了政治领域之外。根据自由主义哲学,政治必须一门心思地维持生计和保护人们的利益。现在,由于生命本身成了人们的首要关切,而生命必然性又只有在一个巨型的、不断膨胀的社会领域和经济生活领域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自现代时期肇始之时,所有的行动其实都已进入到必然性的统治之下,政治领域已为社会管理领域所吞噬。现在,似乎只有在外交事务中才有纯粹的政治,因为国际关系中的敌对和支持依然不能被简化为经济因素,不过即使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国家之间的权力问题以及合作与竞争关系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因素和利益决定的。

    然而,无论各种理论和主义是怎么说的,我们都始终相信“自由是政治的存在理由”是一条自明之理;同样,不管我们看上去多么一门心思地关心生计问题,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勇气是一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美德。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我们只关心生计,那么,我们本来应该将勇气视为愚蠢,甚至将之视为对生命及其利益(据说这是最高的善)的严重轻蔑。勇气有多种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勇气并不是指敢于冒险的胆量,即在面临危险和死亡时一个人为了活得尽可能纯粹和精彩而甘冒生命风险。鲁莽者对生命的关心并不亚于怯懦者。丘吉尔曾经将勇气视为“一种首要的人类品质,因为它为其他品质提供了保证”,在我们看来,勇气与政治行动是密不可分的,它并不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个人感觉,而是公共领域的性质要求于我们的一种品质。这个世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并且在我们死亡之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个人的生命和利益当成首要关切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显然就无法维系了;因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截然对立的,私人领域处于家庭的庇护之下,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保障生命过程的安全。即使是走出四壁之内的安全空间而进入公共领域都是需要勇气的,这并不是因为前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而是因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关心生命已经失去了正当性的领域。勇气把人从对生命的关切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一心追求世界中的自由。因为与政治相关的是世界,而不是生命,所以政治离不开勇气。

    显然,自由与政治互为依存的观念不仅与现代社会理论格格不入,而且在更古老的前现代传统和理论中也没有类似的观念。这正是我们在理解何为自由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即简单地返回传统,特别是返回我们习惯上所称的伟大传统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哲学上的自由观念出现于古代晚期,它把自由看成一种思想现象,当时,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为人逃离世界提供了借口;而基督教和现代观念则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自由意志,可见,这两种自由观念都不是以政治经验为基础的。我们的哲学传统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当人们离开众人居于其中的政治生活领域时,自由才会出现;自由不是来自与他人的交往,而是来自与自我的交往。这种交往可以采取内心对话的形式,自苏格拉底以来,我们都将这种对话称为思考;同时,它也可以表现为自我内部的冲突,即存在于“我该做的”(what I would)和“我做的”(what I do)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残忍的辩证法揭示出人类内心的幽暗和软弱,在历史上,保罗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点,奥古斯丁则紧随其后。

    在自由问题的历史上,基督教传统确实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我们现在几乎不假思索地就会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这种机能其实并不为古代人所知。基督教发现了意志,而意志与众所周知的欲望、意向和计划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它只有在与这些能力发生冲突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自由真的只是一种意志现象,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说,古代人根本就不知道自由,而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有人真的认为古代人不知道自由,他可能会提出我前面提到的那条证据,即自由观念在奥古斯丁以前的哲学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这种奇怪的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在古希腊和罗马,自由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概念,是城邦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本质所在;而自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开始,我们政治思想的哲学传统一直都是明确地建立在反对城邦及其公民身份的基础之上的。哲学家选择的生活方式与政治生活方式是相互对立的,而在希腊人看来自由正是政治的核心,因此,从定义上看自由观念就几乎不可能进入希腊的哲学架构。只有在早期基督徒尤其是保罗发现了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自由之后,自由概念才进入了哲学史。当自由被理解为一种处于人际交往之外的经验、一种存在于我与自己的交往之中的经验时,它就成了主要的哲学问题之一。此时,自由与自由意志成了同义语,[13]只有在完全孤寂(solitude)的状态下,人才能经历到自由,“在那里,没有人妨碍我与自己的激战”,因为这种激战是发生在灵魂的“内在居所”和“心灵暗箱”之中的。[14]

    古代人也绝不是没有体验过孤寂,他们深知,孤寂状态下的人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人,一旦我与同伴之间的交往由于某种原因中断了,我与自己的交往就会启动,这种二元论正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在这种二元论之外,柏拉图以来的古典哲学还坚持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根据这种看法,人类的运动机能来源于灵魂,不管是灵魂自身的运动,还是身体的运动,都是由灵魂推动的,在柏拉图看来,这种能力就表现为灵魂对身体的统治。然而,古代人对于奥古斯丁式的孤寂状态下的灵魂“激战”却是全然不知的,因为它不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机能之间的冲突,即不是理性和激情之间的冲突,[15]而是一种发生在意志内部的冲突。同一种机能内部的二元对立曾经被视为思想的特征,被视为一种发生在我与自己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正是孤寂状态下的“合二为一”启动了思想的进程;但是,它却在意志上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即意志的瘫痪和自闭,因为,在孤寂状态下发出的意志总是“想要”(to will)和“不想要”(not to will)两种声音同时并存的。

    意志的本质显然是发出命令和要求服从,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意志加之于自身的瘫痪效果就更加令人震惊了。人既可以给自己下命令,又可以不服从这种命令,于是,这种现象就变成了一个“怪物”似的东西,这个“怪物”的形成只能归咎于“我要”(I-will)和“我不要”(I-will-not)两种声音的同时并存。[16]然而,这已经是奥古斯丁的解释了,从历史事实看,意志现象最初出现在下面的经验中,即“我该做的我不做”(what I would I do not)和“我想做的做不了”(I-will-and-cannot)。古代人知道存在一种“我知道但我不愿意”(I-know-but-I-will-not)的可能性,但他们却不知道“我要”(I will)和“我能”(I can)并不是一回事,即意愿和能力并不是一致的。[17]对此,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柏拉图就够了,他坚持认为,只有那些懂得如何统治自己的人,才有权去统治他人并免于服从的义务。此外,由于自我控制(self-control)能够把“我要”和“我能”协调起来,而这正是一种精湛技艺的表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它确实是一种专门的政治品质。

    如果古代哲学知道“我能的”(what I can)和“我要的”(what I will)之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自然就会把自由现象理解为一种“我能”(I-can)的内在属性,或者把它界定为“我要”和“我能”之间的统一,而不会把它理解为一种“我要”(I-will)或“我该”(I-would)的属性。这一断言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即使是欧里庇特斯式的理性和激情在灵魂中的冲突也是一个相对晚出的现象;还有一种更典型、与本文的关系也更密切的信念是:激情能够使理性变得盲目,但是理性一旦开始发挥作用,就没有什么激情能够阻止人们去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种信念依然存在于苏格拉底那里,他教导人们说美德是一种知识;对于这种认为美德是“理性的”、是可教可学的观点,我们之所以会感到诧异,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理性的无能有什么高明洞见,而是因为我们习惯上认为意志是自我分裂的,其中同时存在着“要”和“不要”。

    换言之,在我们看来,意志(will)、意志力量(will-power)和权力意志(will-to-power)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力量就是意志的机能,只有在一个人与自己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它才为人所知并被人经验到。为了这种意志力量,我们不仅削弱了我们的推理和认知机能,而且还削弱了其他一些更具“实践性”的机能。品达提出,“最大的悲伤莫过于,无可奈何地看着那些正义和美好的事物在必然性的驱迫下离我们远去”,[18]即使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必然性阻碍着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并且愿意去做的事情,这些必然性可能来自世界,也可能来自我的身体,还可能来自人在才能、禀赋或素质方面的先天不足;对于这些先天素质,人们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就像他们很难对抗其他方面的环境一样。对于“我要”(I-will)和“我知道”(I-know)来说,即对于自我来说,包括心理因素在内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一种外部制约条件;而满足这些环境的力量则是“我能”,它把“要”(willing)和“知道”(knowing)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我要”和“我能”相互重合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自由意志产生于一种宗教困境,并在哲学语言中得到了规范化的表达,它与更为古老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经验是相互对立的,要检查这种通行的自由意志观念,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法。在现代以来出现的政治思想复兴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不同的思想家:一类是名符其实的政治“科学”之父,因为他们的灵感来自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这类思想家的最伟大代表是霍布斯;另一类则相对不受这些典型的现代发展的影响,而是返回到古代的政治思想中去汲取智慧,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对过去的东西有什么偏爱,而是因为在罗马帝国倾覆以后,独立的、世俗性的政治领域就已经消失了;而随着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这样一个领域在现代以来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政治世俗主义的最伟大代表是孟德斯鸠,他虽然不怎么关心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将基督教和哲学家的自由概念运用于政治领域是不合适的。为了清理这一概念,他明确区分了哲学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哲学要求的自由不过是意志的运作,它不仅独立于环境,而且独立于意志设定的目标;相反,政治上的自由则是指能够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19]不管是对于孟德斯鸠来说,还是对于古代人都说,只要一个人缺少了去做的能力,他就显然不再是自由的了,至于这种能力的丧失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还是由内在条件造成的,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选择自我控制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明显是一个意志现象和意志力量现象。在历史上,没有谁比希腊人对自我节制和驯服灵魂这匹野马的必要性做出过更多的思考,但他们从没有把意志看成一种独特的、与其他人类能力相互分离的机能。人们历史上第一次发现意志的存在,不是在他们体验到意志的力量的时候,而是在他们体验到意志的软弱无能的时候,正如保罗所说,“我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如何去做,我却不知道”。奥古斯丁抱怨的也是同一种意志,他说,“没什么比这更可恶的了,因为它又是想要,又是不想要”。虽然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但他同时也承认,对于一个拥有意志的心灵来说,这种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意志下令出现一个意志,它命令的不是他物,而正是它自己……如果意志是自我完足的,它就不会命令自己成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是其所愿了”。[20]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意志,那么,他必然会看起来仿佛同时拥有两个意志,这两个意志为了争夺对心灵的控制而相互斗争。因此,意志既强大又软弱,既自由又不自由。

    当说到意志力量的软弱无能和它受到的限制时,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人在面对周遭世界时的无力感。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这些证据中,意志并不是被什么不可战胜的自然力量或环境力量打败的,它引发的既不是我与众人之间的冲突,也不是身体和心灵之间的交战。相反,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是意志拥有强大力量的鲜明例证,他说,“意志向身体发出命令,身体立刻就会服从;意志向自身发出命令,则会遭遇抵抗”。[21]在这段话里,身体代表的是外部世界,而绝不是一个人的自我。正是在自我的内部,在所谓的“内在居所”中(爱比克泰德依然相信,人是那里的绝对主宰者),一个人与自己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并由此造成了意志的失败。人们最初把基督教的意志力量当成一种自我解放的机能,但随后就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匮乏。“我要”似乎会立即使“我能”陷入瘫痪,就好像人一旦想要自由,就会失去成为自由者的能力。为了将自我从世俗的欲望和利益中解放出来,意志力量就与它们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大多数意志都会带来压迫。由于意志是无能的,它不仅不能生成真实的力量,而且在与自我的斗争中也总是会遭遇挫败(在这一过程中,“我能”逐渐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所以权力意志(will-to-power)立即就会变成一种压迫意志(will-to-oppression)。政治理论将自由等同于人类的意志能力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对此,我在这里只能做一些提示,即它是造成下面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权力与压迫相等同,至少与统治他人相等同。

    无论如何,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志和意志力量都是从“意愿”(willing)和执行意愿的自我之间的冲突中生发出来的,都是从“我想做的做不了”这种经验中生发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我要”(I-will)的内容是什么,它都一直受制于自我并对自我进行反击,它要么激励自我继续前进,要么为自我所毁灭。不管权力意志可以变得多么强大,甚至大到使一些受其主宰的人想要征服整个世界,但是“我要”却永远也摆脱不了自我的限制,它一直与自我相连并处于自我的约束中。正是与自我之间的这种关系,将“我要”与“我思”(I-think)区别了开来:“我思”同样是在我与自己之间展开的,但在我与自己进行对话的整个过程中,自我都不是思考活动的客体。“我要”如此渴望权力,以至于意志与权力意志实际上已经互相等同了,这也许应该归因于“我要”首先在自身中体验到的无能。专制是唯一直接从“我要”中产生出来的政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它贪婪的残酷性要归咎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与理性的乌托邦专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产生于哲学家试图用理性来统治人的愿望,是仿照“我思”的模型建立起来的。

    我已经说过,在人们不再能够从行动和与他人的交往中、而只能在意志和与自己的交往中体验到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自由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时候,哲学家才第一次表现出了对自由问题的兴趣。从那以后,自由就成了第一层级的哲学问题之一,当它被应用于政治领域中时,它也就相应地成了第一层级的政治问题之一。由于哲学上这种从行动到意志力量的转向、从展现在行动中的自由向“选择自由”的转向,自由的意义也就不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精湛技艺了,而是变成了自主(sovereignty),即一种独立于他人并最终要求征服他人的自由意志观念。在18世纪的政治学者那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当前这种政治自由观念的哲学来源,比如,托马斯·潘恩认为,“(对于人来说)想要自由就能得到自由”;拉法耶特则把这种说法运用于民族国家,他提出,“只要一个民族想要自由,它就足以得到自由”。

    显然,这些话是让-雅克·卢梭的政治哲学的回响,时至今日,他依然是自主理论最为坚定的捍卫者,由于他的自主理论是直接从意志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他能够完全按照个体意志力量的形象来构想政治权力。与孟德斯鸠不同,他认为权力必须是自主的,即不可分割的,因为“一个分割的意志是不可想象的”。他也没有回避这种极端个人主义造成的后果,并提出在理想状态下“公民彼此之间是没有交流的”,为了避免纷争,“每个公民都应该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卢梭的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对于意志来说,为了未来而约束自己是荒谬的”;[22]一个以自主意志为基础的共同体不仅是建立在沙滩之上,而且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所有政治事务都始终是在一个为未来而建的复杂结构中进行的,这种结构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纽带(如法律和宪法、条约和联盟等)组成的,它们最终都来自人们在面对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未来时做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没有相互交流,每个人都固执己见,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一个专制国家。意志和意志力量是一种自我完足的机能,它与其他任何人类机能都没有关联,而且它在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甚至是反政治性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卢梭陷入的荒谬境地以及他对此令人诧异的欣然接受上最为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在哲学上将自由与自由意志等同起来,这在政治上造成的一个最有害、最危险的后果或许是,人们将自由与自主也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只可能造成两种后果:要么是对人类自由的否定——因为无论如何,人都不可能自主;要么是主张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政治体的自由必须以牺牲其他人、其他群体或其他政治体的自由(也就是自主)为代价。在传统哲学的概念框架内,我们的确很难理解自由和不自主如何能够共存,或者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在不自主的条件下还能获得自由。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因为人类不能自主就否定自由的存在;同样也不能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只要获得了自主就能得到自由;前一种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后一种误解则是危险的。人们经常会提到政治体的自主,但这种自主其实一直都只是一种假象,而且这种假象只有通过暴力工具,即那种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手段才能得以维系。人类所处的境况是,不是单个人,而是众多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此境况下,自由和自主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以至于它们二者连同时存在都不可能。不管是对于个体来说,还是对于有组织的群体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获得自主,他们就必须屈从于意志的压迫,这种意志要么是自己强迫自己的个体意志,要么是一个有组织群体的“公意”(general will)。而如果人们想要获得自由,他们必须放弃的恰恰就是自主。

    由于我们对自由问题的全部认识都来自两个传统:一个是基督教的传统,另一个是起源于反政治的哲学传统,所以我们很难认识到还存在另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意志的属性,而是伴随着做和行动而出现的。因此,让我们再一次返回古代,返回到古代的政治传统和前哲学传统中去,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发掘知识,甚至也不是基于我们的传统是连贯的这种考虑,而仅仅是因为那种只有在行动过程中才能经验到的自由在古代得到了最为清晰的阐释(当然,人类也从未彻底丧失这种自由经验)。

    然而,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原因和我们在此无法展开讨论的一些原因,哲学著作中对自由的阐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难以把握。当然,如果我们想要从非哲学的文献中,即从那些诗歌、戏剧、历史和政治著作中提炼出恰当的自由概念,这就太难了,因为这些著作的表述把经验提升到了一个非概念思考的宏阔领域。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任何一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古代文献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最终都源于一个奇怪的事实,即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有两个动词来指称我们通常不加区分地所说的“去行动”(to act)。在希腊语中,这两个词分别是?ρχειν和πρáττειν,前者的意思是“去开创”、“去领导”和“去统治”;后者的意思是实现某事。在拉丁语中,这两个词分别是agere和gerere,前者是指让某物动起来;后者很难翻译,大致是指过去行动的持续和维系,而它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些业绩和事件。在这两种语言中,行动的发生都被划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开端(beginning),它把某种新事物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希腊语中的?ρχειν包含开创、领导、统治等含义,而这些含义也正是自由人的突出品质,因而,这个词见证了自由与开新(begin something new)能力相互重合的早期经验,正如我们今天所说,自由是在自发行动中被经验到的。?ρχειν一词的多重含义表明:只有那些已经成为了统治者的人才有能力去开新(比如,统治着奴隶和家庭成员的一家之长),因为他们能够从生命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投身到远征事业或城邦公民事务中去;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不再施行统治,而是加入到了同侪之中,成为一个处于众多统治者当中的统治者;为了创造一个新事物或开辟一项新事业,一个人必须在同侪的帮助下成为一个领导者,因为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下,统治者、开创者和领导者(?ρχειν)才能真正地行动,即把他开创的事情完成(πρáττειν)。

    在拉丁语中,自由与开创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罗马人的自由是他们从建国者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他们的自由与他们的祖先通过建城开创的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后代必须接管祖先遗留下来的事务,承担祖先遗留下来的责任并将祖先奠基的事业发扬光大。正是所有这些活动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因此,与希腊一样,罗马的历史编撰本质上也是政治性的,它从不满足于单纯叙述伟大的业绩和事件;但与修昔底德或希罗多德不同的是,罗马的历史学家总是感到他们不得不回溯罗马历史的开端,因为这个开端包含着罗马自由的真正要素,并因此使他们的历史具有了政治性;无论讲述什么,他们都以“自建城以来”作为开头,因为城市的建立正是罗马自由的保证。

    我前面已经提到,古代的自由概念在希腊哲学中没有任何地位,准确地说,这是因为自由在其起源上是为政治经验所独有的。罗马作家偶尔也会反抗苏格拉底学派的反政治倾向,但他们贫乏得出奇的哲学才能使他们未能提出一个理论化的自由概念,以概括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罗马共和国体现出的伟大自由建制。奥古斯丁是最伟大的基督教哲学家,他把保罗的自由意志概念及其包含的混乱一起引入了哲学史,如果观念的历史真的像一些观念史学家有时想象的那么前后连贯的话,我们就更不能指望在奥古斯丁那里找到一种有效的政治自由观念了。然而正是在他那里,我们不仅发现了关于“选择自由”的讨论(这个讨论对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发现了一种对自由观念的完全不同的构想,这种新构想典型地反映在他唯一的政治学著作《上帝之城》中。与其他著作不同,这是他唯一自然地、更多从他特殊的罗马经验背景出发写成的书,在这本书里,他不再把自由当成一种人类的内在属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人类品质。我们与其说人拥有自由,不如说当人来到世界中时,自由就在宇宙中现身了;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是一个开端,而且当初在宇宙形成之后他也是作为开端被创造出来的,“起初,人被造出来,在此之前并没有人”。[23]每一个人的降生都是对这一原初开端的重新确证,因为他们都给这个业已存在、且在每个个体死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世界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因为人自身就“是”一个开端,所以他能够去开创;“成为人”和“成为自由的”完全是一回事。上帝创造人也是为了把开端启新的能力引入世界,即把自由引入世界。

    我们对早期基督教的强烈反政治倾向是如此熟悉,以致下面这种见解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一个悖论,即一位基督教思想家最早表述了古代政治自由观念的哲学内涵。对此,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奥古斯丁既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罗马人,在他著作的这部分,他表达的其实是古罗马的核心政治经验,即作为开端的自由在建城行动中的展现。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拿撒勒耶稣教导中的哲学内涵的话,我们前面的那种印象就会大大改变。在《新约》的一些段落中,我们能够发现对自由的超乎寻常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自由所内在具有的力量的理解,用福音书的话说,这种力量能够移山改水;但是,与这种力量相对应的人类机能却不是意志,而是信仰。信仰的产物就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奇迹”(maricles),而“奇迹”这个词在《新约》中有多种含义且很难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抛开其他难点不谈而只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约》的某些段落中,奇迹明显不是一种超自然事件;而且在所有奇迹中,由人来完成的也不少于由神来完成的。所有奇迹都是事件的自然发展过程或某种自发过程的中断,因而,在自然或自发过程的背景下,奇迹就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东西。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无疑被各种自发过程包围着——它被地球的自然过程包围,而地球又被宇宙的自然过程包围,就我们自己也是有机自然的一部分而言,我们也为同样的自发力量所推动。而且我们的政治生活尽管处在行动领域,但它同样也发生在我们所谓的历史过程之中;而这种历史过程虽然是由人发动的,但它同样也具有一种成为像自然或宇宙过程那样的自动化过程的倾向。事实上,不管其起源是什么,所有过程都内在地具有一种自动化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个的行动和事件从来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救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如果支配着人的自动化过程不受阻碍地向前推进,那么它们就只会把人类生活引向毁灭;然而,人却可以通过行动来宣告自身的存在并对抗这一过程。一旦人造的历史过程也变成了自动化的,那它的破坏性丝毫不会亚于推动我们有机体的自然生命过程,即一个从无到有、从生到死的生物性过程。历史科学见惯了各种文明失去活力并无望地走向衰落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厄运似乎像生物必然性一样是预先注定的。由于文明失去活力的历史过程是缓慢的,它能够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所以,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其实都处于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自由时代总是相对短暂的。

    即使在那些已经失去活力并注定要灭亡的时代里,自由能力、纯粹开创的能力通常也能得到完好保存,这种能力不仅激发了各种人类活动并赋予它们以活力,而且是创造所有伟大美好事物的隐蔽之源。然而,只要这种源泉还处于隐蔽状态,自由就不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有形实在,也就是说,它就不是政治性的。即使在政治生活已失去活力、政治行动已无力打破自动化过程的时候,自由的源泉也不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自由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一种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现象;根据这种看法,自由不是一种有着自身价值和精湛技艺的存在方式,而是一种在所有地球生物中似乎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最高天赋。虽然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中都能发现自由天赋的踪迹,但是,只有在行动为自己在世界中建立起一个活动空间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行动走出隐蔽状态并一展其貌时,人类的自由天赋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不从行动者的角度,而从行动发生过程的角度看,由于行动是对自动化过程的打断,所以每个行动都是一个“奇迹”,即某种不可预料的东西。如果行动和开端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创造奇迹也是人类的一种机能。这听起来很奇怪,其实并不然。每一个新开端其实都是作为一种“无限不可能性”(infinite improbability)闯入这个世界的;这种无限不可能性也正是我们称之为实在的一切事物的本质。归根到底,我们整个的存在都依赖于一连串的奇迹,比如,地球的形成、地球上有机生命的发展、人类从动物物种的演化等。从宇宙和自然界的运作过程及其在统计学上的概率角度看,不管是地球在宇宙过程中的形成,还是有机生命在无机过程中的产生以及最后人类从有机过程中的出现,都是一些“无限不可能性”事件,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奇迹”。正因为所有实在之中都存在这种“奇迹般”的因素,所以,不管我们在一个事件出现之前已经满怀恐惧或希望地进行了怎样的深思熟虑,它的出现都会给我们带来震惊。一个事件产生的影响从来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它的实在性通常都会超出所有预期。那些让我们懂得事件即奇迹的经验既不是我们有意选取的,也不是深奥微妙的,相反,它们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如果没有这种随处可见的经验,那些被宗教归于超自然奇迹的经验就几乎不可理解了。

    自然过程能够为某种“无限不可能性”所打断,我选择以此为例是为了说明,我们日常经验中所谓的实在,大都是通过一些比虚构故事还要离奇的巧合出现的。当然,这个例子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挪用到人类事务领域。如果有人在历史或政治的自动化运作过程中期待奇迹的发生,期待“无限不可能性”的降临,那么,这就是纯粹的迷信,而这种迷信从来都不可能完全绝迹。与自然不同,历史中充满事件,在这里,意外事件和无限不可能性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再将它们称为奇迹都显得有点不合适了。历史中频繁发生奇迹的原因是,历史过程不仅是由人类的自发性创造的,而且它还常常会为人类的自发性所打断,就人是一个行动的存在者而言,他本身就是一个开端(initium)。因此,人们在政治领域中寻找不可预测的事情、期待“奇迹”的发生并为此而进行准备不仅不是迷信,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期待。人们把灾难想得越严重,自由的行动就越具有奇迹的性质,因为,总是自动发生且一直显得不可抗拒的是灾难,而非拯救。

    在客观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外部看且不考虑人是一个开端和开创者的话,明天就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昨天的重复。不如这般不可抗拒但也接近于此的是:地球不会从宇宙的运作中生产、生命不会从无机过程中发展出来、人也不会从动物生命的演化中出现。我们自然生命的实在依赖于“无限不可能性”,而那些组成历史实在的事件则内在具有一种奇迹性,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即在人类事务领域中我们知道谁是“奇迹”的创造者。奇迹的创造者是复数的人(men),他们得到了自由和行动这双重馈赠,因而能够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实在。

    平庸的恶

    本文选编自汉娜·阿伦特所著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安尼 译)。这是一个非常带有刺激性的字眼,既让人们对恶的概念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也提示我们要注意检审自我身上的“艾希曼”以及“平庸的恶”。

    我说的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脸上的一种现象。恶可能具有的平庸性只能基于事实。

    [在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中,600万犹太人丧失了性命。大屠杀中的相关罪犯陆续被正义引渡上了审判台。]1961年4月1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被控]:纳粹当政期间,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战争罪。艾希曼对每条指控的回应都是:“不承认该项罪名。”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屡屡遭遇这种特殊性质的罪行,这里关乎的不再是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着独一无二体貌特征的具体的人,而是极权统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当前的法律体系在多大范围内、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胜任“公正”二字?或者整个近代历史,或者人之本性和原罪,乃至最终,整个人类都在无形中一同坐上了审判席。

    [接受审判的]阿道夫·艾希曼[被描述成]几乎全身心的关注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摧毁犹太人,他在那个邪恶政权的缔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犹太人事务。[但艾希曼反复陈述,自己是]“依照上级命令”行事,遵从“国家行为”,他没有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他只不过,直白的说吧,从末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

    总的来说,他[还是]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

    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因为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

    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艾希曼趾高气扬的走上了绞刑架,死期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见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

    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

    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正]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而今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不存在集体罪责这种东西,而且也不存在集体无辜。因为一旦承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从谈及有罪或无辜。

    [但]每一个政府都要继承前任政府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每一个民族都要继承前任民族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

    《极权主义的起源》[节]

    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着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

    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着,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

    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

    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

    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

    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 (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

    “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

    西方世界至今 (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 (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 (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

    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 (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

    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 –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

    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

    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

    在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 (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

    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

    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 isolation)和无能( 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

    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

    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

    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

    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

    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

    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它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

    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

    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它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

    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 “

    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第三部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反复强调了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更加严厉,而且它本质上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比如专制(despotism),暴政(tyranny)以及独裁(dictatorship)。凡是在它崛起并掌权的地方,它都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并摧毁国家的一切社会传统、法律传统和政治传统。无论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民族传统和特定精神根源是什么,极权主义政府总是把阶级转化为群众,不是用一党专制(one-party dictatorship),而是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其政党体系,把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然以统治世界为目标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政府已经从一党制中发展出来;而每当这些政府变成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它们就开始通过一套价值系统进行运作,这套价值系统与其他一切价值系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所有我们传统的法律的、道德的和常识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对付、判断或预言其行动路线。

    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要素真的可以通过追溯历史和分析我们通常说的我们这个世纪的危机的政治含义而得以发现,那么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这种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不仅仅是德国或俄国的某种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的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过去之物之时,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困境才会呈现出其真正的形式——虽然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在这种反思的路径中,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于这种危机、同时呈现出其最清晰征兆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否仅仅是一种权宜的安排,它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众所周知的军火库中借来了威胁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力量、民族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力量、共和制的和寡头制的力量——的令人叹息的但或许也是偶然的失败。或者相反,是否存在一种极权主义政府之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可以与其他政府形式——比如古代哲学时代以降西方思想所了解和识别的那种政府形式——相比较,并像它们那样下定义?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机构及其行动路线,必然建立在很少几种基本经验之一上,人只要生活在一起并关注公共事务,就必然会有这种基本经验。如果有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表达,那么,从极权主义政府形式的新颖性角度看,不管原因是什么,这种经验以前必然从来没有被用做一种政体的基础,而它的总体基调(general mood)——尽管在其他每个方面也许是人们熟悉的——则从来没有渗透到公共事务中并指导公共事务的处理。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它(指具有自己的独特本质而且以一种人类的基本经验为基础的极权主义,译者)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生活于其统治之下的政府形式并不多,它们早就被发现了,希腊人对它们做了分类,其生命力被证明是非常长久的。如果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尽管有许多变体,但是其基本观念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中并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就会立即受到诱导,把极权主义解释为某种现代的暴政(tyranny)形式,也就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府,其权力只属于一人。一方面是任意滥用权力,不守法纪,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与被统治者的利益敌对;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亦即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的整个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即使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政府,我们也可以说它摧毁了政治哲学中所有关于政府本质的界定全部建立其上的那种选择,这就是守法的(lawful)政府和不守法的(lawless)政府之间的选择,滥用的权力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方面是守法的政府和合法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和滥用的权力。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观点,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质疑。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类型。[2][2]的确,它违背一切实在法,甚至极端到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比如苏联1936年宪法,这是最突出的例子),或者违背它不在乎废除不废除的那些法律(比如纳粹政府从来没有废除魏玛宪法)。但是,极权主义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law)指导,亦非任意乱来,因为它声称严格地、毫不含糊地遵守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和历史法则(laws of History),所有的实在法一直被认为都是从中产生的。

    极权统治的主张极为古怪,但似乎又难以反驳,[3][3]它远不是“毫无法纪”(lawless),而是诉诸权威之本源(所有实在法都是从中获得最终的合法性);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都更听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让权力服务于一个人的利益,而随时准备为了执行它所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牺牲每一个人的根本的、直接的利益。它对实在法的蔑视,据说具有更高形式的合法性(a higher form of legitimacy)。由于这种合法性出自(上面说到的)权威本源本身,因此就可以踢开无关紧要的法律。极权主义的合乎法律(lawfulness)假装已经发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正义之统治的道路,而实在法显然永远无法达到这点。合乎法律(legality,指合乎成文法,译注)与正义(justice)之间的差距不可能缝合,因为能够导出实在法之权威性的那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即统治整个宇宙的“自然法”,或在人类历史、在表达着全人类共同情感的习俗和传统中显现的神圣法则(divine law),必然是普遍的,对于无法计数、无法预计的所有例子都是有效的,因此,即使是对于带有诸多不可重复之情形、而且多少超出这个标准的每一个具体个别例子,也必然同样有效。

    极权主义的合乎法则(lawfulness)公然蔑视法律性(legality),[4][4]假装要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的直接统治(direct reign of justice),执行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不必把它转化为针对个体行为的对错标准。它不为个体的行为费心劳神而直接把法则(law)应用于人类。[5][5]如果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执行得当,那么,就可以指望它们生产出作为其最终产品的人类。这种期待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球的主张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声称要将人类(human species)转化为一种法则的积极而忠诚的载体,[6][6]否则的话,人类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这个法则。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体的巨大罪行而断裂这一点是真的,那么,下面这一点也是真的:这种罪行不应该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背信弃义,而应该归结为有意识地打破“法律上的合伙关系”(consensus iuris)——依据西塞罗,这种“法律上的合伙关系”构成了一个“民族”,而且就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即使在战争条件下——而言,它还作为国际法在现代建构了文明世界。[7][7]道德判断和法律惩治都以这种基本赞同(basic consent)为前提,正因为犯罪加入了“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他才受到公正的惩罚。甚至就是上帝的启示法(revealed law of God)也只能在人类听从和赞同它的时候才起作用。

    在这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则概念和其他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彰显出来了。极权主义政策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法律上的合伙关系”,并不通过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法律上的伙伴关系”而行事,而又仍然不让自己沦入无法无天、任意专断和充满恐惧(fear)的专制状态。[8][8]它之所以不需要“法律上的合伙关系”而行事,乃是因为它承诺把法则(law)的实施从所有人的行动和意志中解放出来,它承诺地球上的公正,因为它声称要使得人类自己成为法则(law)的体现。

    人(man)和法(law)的等同似乎解决了法律性(legality)与公正(justice)之间的不一致问题——这种不一致自古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9][9]这种等同也根本不同于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10][10]或良知的呼声,通过这种自然之光或良知之声,自然(Nature)或者神(Divinity)作为自然法(inu naturale)的权威之源或历史地显现的上帝命令,被认为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从来不会使人成为法的活的体现,相反,法仍然作为权威——这种权威要求(人的)赞同和服从——而有别于人。自然或神作为实在法的权威之源曾经被认为是永远不变的,实在法依据环境而一直在变化,而且也是可以变化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更快的行动相比,实在法还是具有相对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来自它们永恒的权威之源。所以,实在法首先是针对人的不停息的变化运动而作为稳定因素而设计的。

    在极权主义的解释中,一切法则(laws)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则(laws of moment),[11][11]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和历史都不再是针对尘世之人的行动的稳定性的权威之源,它们本身就是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在这个信念之下是达尔文的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这种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停止于人类的现有种类,这就像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体现,在这种信念之下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这种历史运动依据自己的运动法则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点并自行结束于那时——的产物的观念一样。

    经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不同,他们通常正确地选择了马克思。这已经使得我们忘了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积极兴趣;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历史的达尔文”(Darwin of history),他不可能想出更好的对于马克思学术成就的赞美之词了。[12][12]如果我们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两者的基本哲学,就会发现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把发展的概念引入自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线性的,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实际上意味着自然好像被强行纳入了历史,认为自然生命是历史性的。马克思的历史法则是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而适者生存这个“自然”法则也可以被种族主义用作马克思式的历史法则。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现,而生产力反过来又源自人的“劳动力”。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它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这种代谢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并再生产人类。[13][13]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发展的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拒绝按照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as it is)来看待它或者接受它,这个变化也表现为把每个事物都始终如一地解释为仅仅是某些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相对而言,这个发展的动力究竟被称作自然还是历史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则”这个术语本身改变了含义:从原先表达一种稳定性框架——人的行动和运动就在这个框架中发生,到表达运动本身。

    很清楚,这个运动过程没有终结之时,就此而言,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这点揭示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如果说自然法则就是要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于生存的新种类,就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因为它违背了自己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法则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枯萎灭亡”,那么,如果退化的新阶级并没有形成,并进而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枯萎灭亡”,那就意味着人类历史本身的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实施权力的屠杀法则,即使成功地使全人类(all of humannity)都臣服于它的统治,它也仍然是运动的法则。

    我们把合法的(lawful)政府理解为这样一种政体,在这个政体中,需要成文法来把永远不变的自然法或上帝的永恒戒律,转化和实现为对错的标准。只有通过这些标准,通过每个国家的成文法,自然法或上帝的戒律(Commandments of God)才能从政治上得到实现。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这个位置被全盘性的恐怖(total terror)所占据,这种恐怖是为了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转变为现实而设计的。正如成文法虽然规定了犯罪(define transgressions)却又独立于犯罪(任何一个社会中犯罪的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一样,极权主义政府中的恐怖也不再仅仅是镇压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也可以用于镇压反对派的目的。当恐怖独立于一切反对派时,恐怖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当谁也不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rules supreme)。如果守法是非暴政政体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14][14]

    恐怖就是运动法则的实现,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得自然的或历史的力量能够自由地迅速穿透人类,不受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的阻扰。就此而言,恐怖寻求把人“稳定”下来,以便解放自然的或历史的力量。[15][15]正是这种运动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对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的“客观敌人”的清除。有罪或无罪全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观念。“有罪”者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不适合生存”的个体、“垂死和没落的阶级”进行审判的自然进程和历史进程的人。恐怖实施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卷入其中的所有人主观上都是无辜的:被谋杀者是无辜的,因为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谋杀者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并非真正在谋杀,[16][16]而是在执行某种更高法庭所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自己并不自诩公正或英明,而只是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他们并不应用法律,只是根据运动的内在法则来实施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的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就是合乎法律的(lawfulness)。

    恐怖作为对运动法则——这个法则的终极目的不是人类福利或个人利益,而是构建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了个体,为了“整体”而牺牲了“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目的,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的实际生命所是的目的才能阻扰这种力量。[17][17]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设置边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类共同体由于新人的出生与加入而不断遭逢危险。[18][18]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一个新的开端进入了世界,一个新世界开始潜在地出现。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一切人类事务的持续不断的运动——只要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这种运动便永无终止之日。法律限制[19][19]每一个新的开端,同时也保证其运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某种全新的、无法预则的事物的潜在可能性。成文法的界限是为了人的政治存在而设,如同记忆为了他的历史存在而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先存在(the pre-existence of a common world)和某种连续体的实在性,这个连续体超越了每一代人的生命限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因为这些新起源而得到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因其暴政的症状而被误解,[20][20]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摧一样毁人制定的法律界限,但全面恐怖并没有在其后留下恣意妄为的无法无天的特性(lawlessness),它并不因为某种任意专断的意志的缘故而疯狂,也不因为与一切人作对的一个人的专断权力而疯狂,尤其不是为了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疯狂(least of all for the sake of a war of all against all)。它用一条铁带[21][21]替换了个体的人之间的边界与沟通渠道,这条铁带把个体的人紧紧捆绑在一起,以至于他们的多元性(plurality)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大写的单个人。[22][22]拆除人之间的法律藩篱(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剥夺人的法定自由(liberties),同时也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freedom),[23][23]因为由法律限定的人际空间,就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但同时摧毁了暴政留下的无法则、无限制的恐惧和怀疑的荒野(lawless,fenceless wilderness of fear and suspision)。无疑,(暴政的)这个荒漠(desert)不是活生生的自由空间,但是它仍然为其居民的那种由恐惧引发的移居(fear-guided movements)和由怀疑驱使的行动(suspicion-ridden actions)提供了某些空间。[24][24]

    极权恐怖通过迫使人们相互反对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处于极权主义铁带之中的状况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们仍然是某种空间,就会显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者废除基本的自由;至少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能成功地从人们心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摧毁了一切自由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即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就无法存在。

    全面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既非为了人、亦非针对人而存在,它被期望为自然力量和历史力量提供一种加速其运动的无与伦比的工具。[25][25]这种运动根据自己的法则继续下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它的力量最终总是证明比由人的行动和意志产生的最强大的力量还要有力,但是它可能被减速,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被人的自由——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自由——减速。因为这种自由——他们或许认为是不恰当的、任意的——与下述事实是等同的,这就是人的出生并因为这种出生而使每一个人都是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开启新的世界。从极权主义的观点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做一种恼人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不仅清除任何特定意义上的自由,也要清除自由的源泉,这种源泉是人的出生这个事实所赋予的,并且存在于人的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的铁条摧毁人的多元性,把诸多的人变成一个大写的“一”(the One),而这个大写的“一”将无穷尽地行动着,[26][26] 好像它自己就是历史进程或自然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的恐怖的铁条中可以发现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仅用来解放历史力量和自然力量,而且推动它们达到它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践上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据说是自然对“不适合于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阶级”已经做出的死刑判决,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的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身的本质变成运动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难题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它类似于那个早已被注意到的解决合法(legality)和正义(justice)之间的错位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被定义为守法(lawfulness),假如法律被理解为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量——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求助于宙斯这位边界之神[27][27]以来,法律便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对法律的遵守为行动设定了界限,但并不激发行动。[28][28]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其让人迷惑费解之处,[29][29]就在于它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从来不告诉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同样从柏拉图以来——本质上以运动的永久性为目的来加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本质(即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告诉应该做什么这个法律的本质,——译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最确凿标准之一,似乎就是它的延续性。在孟德斯鸠看来,这也是暴政之坏处的最高证明,因为只有暴政很容易被从内部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都是被外部因素摧毁的。[30][30]所以,政府的定义所需要的一直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原则”(principle of action),这个原则——在每个政府形式中都有所不同——会在政府和公民的公共活动中通过同样的方式激发它们(政府和公民),并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用作一种判断公共事务中的一切活动的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在君主政治中是荣光,在共和政体中是美德,而在暴政中则是恐惧。[31][31]

    在一个十足极权主义的政府(perfec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里,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大写的“人”(One Man),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单个的行动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已做出的死刑宣判,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持久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的铁带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人类之一部分,那么,具有双重功能的恐怖——既作为政府本质,又作为运动而不是行动的原则——就不能完全实现。[32][32]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发和指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尽管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但是它却不需要甚至不能利用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原则。在全面恐怖(terror)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顾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依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蔓延,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所恐惧的危险时,恐惧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这点也适合于对政体的同情或支持;因为极权恐怖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而且在选择执行者的时候,也尽可能不顾及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在清除作为行动的动机的信念,这已经成为有案可查的事实。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摧毁形成任何信念的能力。希姆莱伟大的机构创新就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择候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清除,而且决定谁该被训练成清除者。

    对于一个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胁手段、而是它的本质就是恐怖的政体而言,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33][33]作为代替,它在公共事务中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原则,这个原则根本无需人类的行动意志,只诉诸对于运动法则的狂热需要,恐怖即根据这种运动法则而发挥作用,并由此使得一切个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恐怖。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了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并被这个过程紧紧攫住,这是为的加速其运动。就此而言,他们只能是这个过程的内在法则的执行者或牺牲品。这个过程或许会决定那些今天还在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的人,明天就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其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入杀人者和牺牲品的角色。这种两面的配置(two-sided preparation)就是意识形态,它取代了行动的原则。

    意识形态——也就是从一个单一前提出发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其信奉者信以为真的各种主义——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着后见之明(wisdom of hindsight),才能从中发现某些元素,正是这些元素使意识形态对极权主义统治而言极为有用。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没有被发现。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征而著称:它们将科学方法和具有哲学意义的结果结合起来,并伪装成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味着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恰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的题材一样;与动物学(zoology)一样,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后缀“-logy”,它所指的就是“logoi”(逻辑),科学陈述就是在其基础上作出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的确会变成一门伪科学(a pseudo-science)和伪哲学(a pseudo-philosophy),同时僭越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以神学(theology)——对神学而言,上帝是启示的实在——的科学方式处理哲学所关心的关于神的观念。(如果一种神学不是建立在作为既定实在的启示的基础上,而是将上帝当做一种观念,那么,这种神学就是疯狂的神学,就像不再确信动物之物质的、可触知的存在的动物学一样疯狂。)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的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只是做出关于上帝的“科学的”陈述(好像这个上帝仅仅是一种“观念”而已),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意识形态的题材,而-logy这个后缀,也从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组成的体系。

    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这个词所指的东西:它是观念的逻辑。[34][34]它的题材(subject matter)是历史,“观念”被应用于这一历史,如此应用的结果,不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之过程的态度,是认为事件之过程所遵循的法则,就是事件之“观念”的逻辑展开的那个“法则”(the ideaology treats the course of events as though it followed the same “law” as the logical exposition of its “idea”)。意识形态假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困惑、将来的不确定性——其依据就是它们的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意识形态对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是历史的,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即使在它们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的时候也是如此。种族主义的“种族”一词并不指任何对于作为科学探索领域的人类诸种族的真正兴趣,它指的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的种族。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通过心灵之眼(the eyes of mind)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它已经成为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并不依据一种观念而呈现(历史依据观念而呈现的说法意味着将历史看做某种本身处在历史运动之外的理想永恒状态的一个亚类型),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推断的东西。[35][35]使“观念”适应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此即作为“观念”本身之结果(consequence of the “idea” itself)的运动,无需外界因素来启动它。种族主义因此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它相信种族观念本身内在地包含了运动,正如自然神论相信上帝观念本身内在地包含了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认为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唯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出发通过反命题走向合题,该合题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而言,它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作为一种一致、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而解释过去(explain away)。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a 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thinking)的必要控制而被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化为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解释对于极权主义的推理是如此富有成果,但其从事这一类操作却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以致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并通过纯粹辩论的方法(the manner of mere argumentment)得出结论,借此强迫心智接受这套思想路线。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一个新观念(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前提而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结论)所打断,也不会被一种新经验所打断。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种观念便足以从前提出发来解释发展序列中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之中得到了理解。交出哲学思想的必要的不确定性,换来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的全盘解释,其所冒的危险与其说是爱上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不如说是为了逻辑的外衣——借助这种逻辑外衣,人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被某种外力粗暴强迫一样——而交出人的思维能力中内在包含的自由。[36][36]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决定性的(decisive)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别的意识形态“更极权”; 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先所依赖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统治世界的权力,各国内部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后来证明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准确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印象,好像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真相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主义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37][37]从这个角度看,出现了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所特有的特别极权化的三种因素。[38][38]

    第一,意识形态在其对总体解释的诉求中,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它所要解释的并非是什么(what is),而是变成什么(what becomes),什么出生以及什么消逝。[39][39]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辑前提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自然在这里只是被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历史事件降低为自然事物。对总体解释的诉求,[40][40]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做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的可靠预言。第二,通过这种能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idealogical thinking)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这些经验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坚持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的事物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控制事物,并要求人们拥有“第六感”以便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的特定意识形态灌输,就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目的在于在纳粹的奥登斯堡学校或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训练“政治军人”(political soldiers)。[41][41]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出来;它总是想方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隐秘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隐秘意图。一旦运动取得了权力,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conspiracy)的概念取代了敌意(enmity),这产生了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中,现实——真实的敌意或友谊——不再凭本来的含义被经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假设它意指别的东西。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没有改变现实的力量,那么它们必然通过某些示范方法(methods of demonstration)完成其让思想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任务。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把事物全部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从不加反思地接受的前提(axiomatically accepted premise)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内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逻辑地或辩证地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由于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所以,它被假定能够理解超人类的、自然的或历史的过程的运动,理解是靠心智对“科学地”确立的运动法则的模仿——或逻辑地或辩证地——达到的,通过模仿的过程,理解和运动法则就被整合为一了。[42][42]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要素——运动要素以及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出来的要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其次因为它把取自经验现实的唯一一点转化为一个公理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全然不触及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意识形态化论证的前提和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化思维,现实也不能教给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化论证。

    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武器——他们的每一个国民通过这种武器迫使自己与恐怖运动步调一致——的手法令人迷惑地简单而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些意识形态,一个(指希特勒,译注)因其超级的“冷酷无情的推理”才能而自豪(希特勒),另一个(指斯大林,译注)则因“他的辩证法的铁面无私”感到自豪,并进而驱使意识形态的意义具有极度的逻辑连贯性,在旁观者看来,这种逻辑连贯性则极度“原始”而荒谬:一个由注定要死的人组成的垂死阶级;“不适合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清除。[43][43]谁要是同意存在“垂死的阶级”这种东西,但是又不得出杀死他们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清除“不适宜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这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这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做的独特工作,他们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爱日耳曼民族——而是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逻辑过程。依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彻底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大众时就产生了力量,这种力量被发现不是位于观念本身,[44][44]而是位于其逻辑过程,这种逻辑力量“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住了,无力逃脱;你必须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被彻底打败。”[45][45]只有当极权主义目标的实现——无阶级社会,或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把自己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必须将之作为基础的原初主旨(original substance)——对工人的剥削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慢地失去了,好像已经被过程本身吞噬:通过与“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的彻底同一,[46][46]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仍然保留的权利,而德国民族则蒙受一种特殊类型的战争之苦——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的政治——而不是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或强烈的权力欲而导致的背叛——的本质处,原先产生了“观念”(作为历史法则的阶级斗争和作为自然法则的种族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37、极权主义所需要的、用来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的,是对于牺牲者和屠杀者的准备(preparation),但是这种准备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他们非常喜欢的这方面的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你若不说B和C…….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就不能说A。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似乎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就是主要依靠这种基本的恐惧,以至于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他们还振振有词地争辩说: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引导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通晓历史法则的党必须惩罚之。为了制造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47][47]也许有这样的情况:党虽然知道罪行但是却不十分清楚谁是罪犯;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些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甚至还可能在其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已经犯了罪,要么已经响应党的号召去扮演罪犯的角色——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通过党推动历史前进,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变得毫无意义;你所说的A通过它逻辑地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所依靠的是我们能够用以强迫自己的那种强制性力量,为的是快速动员(the limited mobilization)那些即使他们也仍然需要的人们;这种内在的强制力量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创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心智对于逻辑的臣服,这种臣服就像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人依靠这个过程以便产生他的思想。通过这种臣服,在他向一个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运动自由时,它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在自由。自由作为一种人的内在能力,与开始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begin)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任何逻辑和强有力的推论(cogent deduction)都无法控制开端,因为逻辑之链以前提的形式而预设了开端的存在。恐怖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随着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与其相同,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也必须被调动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最自由、最纯粹的活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以下的意义上才能太平;它能调动人自己的意志力,以便迫使自己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既不知生,亦不知死。

    一方面,极权恐怖的强制性力量用它的铁带迫使由孤立的人所组成的大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使每一个个体在它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其他人。这两种强制性力量是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的,以便开启和保持由恐怖所统治的那种运动。正如恐怖——即使是前极权的暴政形式的恐怖——败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意识形态思维的自我强制性也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失去了和伙伴们的联系,也失去了与周围现实的联系的时候,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就绪了;因为在失去这些联系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即经验的现实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即思想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48][48]

    我们开始本文这些思考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存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类型渗透进了一种以恐怖为本质、以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为行动原则的政府形式。很明显,在以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组合。[49][49]还有,即使这种在一切政体中“最原创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并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就此而言,它所依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的经验并被人所熟知。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isolation)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首先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制造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肯定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可以说,这种孤立是极权主义的预备;就权力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伯克语)而言,孤立的标志就是无能;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50][50]

    孤立和无能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暴政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被挫败。但是并非人际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人类一切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制作能力和思想能力都尚未被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带不为这种私人生活留下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毫无疑问地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isolation),在社会交往领域被称为孤独(loneliness)。[51][51]孤立与孤独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也就是处于我无力行动的情形,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也就是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形——但是不孤立。孤立是在人生活的政治领域——即他们为了追求一种共同目的而共同行动的领域——都摧毁的时候被驱入的一种绝境。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须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的人,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孤立起来,暂时离开政治领域。制造(物的制造)一方面与行动有别,而且也与单纯的劳动有别,它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切的孤立状态下进行的,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的状态中仍然与作为人工制品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不能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也就是一切人类活动都转变为劳动时,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52][52]在这种状况下,只剩下了纯粹的劳动努力,即维持生命的努力。[53][53]人与作为人工制品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如果不再被看做是制作的人,而是被看做是劳动的动物,在政治行动领域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成为对孤独的(lonely)——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虽然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领域,但孤独却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当然也像一切暴政一样,如果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通过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它新就新在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把自己建立在孤独之上,建立在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之上,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这一极权政府本质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和逻辑性——它为极权政府准备了屠杀者和牺牲者——的基础,此孤独和无根性和多余性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无根性和多余性已经成为对于现代大众的蔑称;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无根性和多余性变得更加尖锐;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它造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54][54]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则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以成为多余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即使只是孤独本身,而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和其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孤独既与人类状况(条件)的基本要求相反,同时也是每个人的基本经验的一种。[55][55]即使是对于物质和感官方面都是既定的世界的经验,也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接触,依赖于我们的共同感觉,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没有这种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的感觉材料的特殊性中,而这种感觉本身从来是靠不住的。只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也就是说,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直接的感觉经验。但是,我们只有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永世长存,提醒自己对于这个共同世界的持久性而言,我们是多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意识到孤独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个人抛弃的经验。

    孤独也不是独居(solitude),独居要求独处,而独孤却在与他人共处时才最尖锐地表现出来。除了少数零散的评论之外——此零散的评论通常是通过一种悖论式的语气表述的,例如卡图的陈述(见西塞罗的《共和国》):“他从来没有比独处时更不孤寂”——看起来好像是具有希腊血统的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艾皮克提图斯(Epictetus)首先区别了孤独和独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独居也不是孤独,而是绝对独立意义上的独处(being alone,monos)。艾皮克提图斯认为(见《沉思录》,Dissertation,第3卷第13章):孤独之人(eremos)发现自己被他人包围,但是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和谁敌对。相反,独居之人独自一个人,因此可以“和自己在一起”,因为人有能力“和自己谈话。”换言之,在独处的情况下,我和“自我”共处,因此合二为一(two-in-one),而在孤寂中,我实际上是被所有其他人抛弃的单个人。严格地说,一切思维都在独处中进行,是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但这种二合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胞世界的联系,因为他们在自我中得到了代表——这个自我就是我的思想对话的对象。独处的问题是这种二合一(的思想对话)需要他人,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任何特任的身份混淆。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他人;正是对独处者的伙伴情谊的这种伟大救赎力量(the great saving grace of companionship for solitary men),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不至堕入一个人无法获得明确身份的那种思想对话,恢复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们得以通过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声音说话。

    独处可以变成孤独;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独自地被我自己的自我抛弃。[56][56]独处的人一旦再也不能发现同伴情谊的伟大救赎力量,以便使他们免于二重性、暧昧性和怀疑,就总是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似乎是:虽然(这个关键词被中译本忽略导致全句不通)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大到足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但是却只有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独处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了少数人的”这个事实,开始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时候,这点就表现得非常清楚。[57][57]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轶事:“除了一个人(与哲学家对话的自我,译注)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是与哲学家对话的自我,译注)也误解了我。”相反,总是存在这样的例子:一个孤独的人(lonely man)发现了自己,并开始独处的思考对话。这种情况似乎就发生在尼采在Sils Maria(瑞士地名,译者)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Sils Maria》和《Aus hohen Bergen》这两首诗中,尼采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渴望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庆贺,我的朋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中的嘉宾。”

    使孤独变得如此难以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自我,这种自我可以在独处中实现,但却又只能靠信任别人且值得信任的我的平等者组成的同伴才能完整地得到肯定。[58][58]在这种情况下,人整个地失去了对作为其思想伙伴的自己的信任,也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基本信任——这个世界是建构经验所必不可少的。自我与世界,思想能力与经验能力,都同时失去了。

    那种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他人和世界、像独立于思维(thinking)一样独立于经验的人类心智(human mind),其唯一能力就是一种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的能力。[59][59]无法反驳的证据(cogent evidence)的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唯一可靠的“真理”,这是人类为了经验、为了生存、为了掌握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处世方式所需要的常识。但这种“真理”是空洞的,或者毋宁说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理,因为它们不能显示任何东西。(像某些现代的逻辑学家一样将连贯一致性定义为真理,恰恰是否定了真理的存在)所以在孤独的状况下,自明之理就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且开始具有生产性,开始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自明的逻辑性为特点的思维过程(明显没有例外情况)与孤独有某种联系,当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对于孤独与独处现象的经验是举世无双的,他曾经胆敢说“必须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上帝”)对《圣经》文本“人若孤独,是不好的”做出以下鲜为人知的评论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即自明的逻辑思维过程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译者),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把所有事情想得最坏。”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它和真正的激进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包含了这种“把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的推论过程),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可能的最糟糕的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为极权统治准备人员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大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其中的那个冷酷无情的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即孤寂状态,译者)的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像被老虎钳紧紧抓住”的辩证法的“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可以依靠的世界里的最后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其唯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实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一人独处时,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与恐怖的铁带结合为一体,极权统治想尽办法绝不让留下他不管,除非是在把他单独监禁的极端情况下。[60][60]通过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敌对的手法,甚至孤立的生产潜力也被摧毁;通过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在这里人们知道,如果他放弃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孤独转化为独处、逻辑转化为思想的最小机会也丧失殆尽。如果把这种实践和暴政的实践进行对比,似乎就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指的是暴政状态下人的状态,译注)运动起来,释放出一阵足以掩埋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沙尘暴。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尘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是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世界。极权统治像暴政一样,带有自我毁灭的细菌。[61][61]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它把人扔进了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对最坏之结果的逻辑-意识形态的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隐藏着摧毁一切共处的人类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organised loneliness)的危险性远甚于处于单个人的残暴和肆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的所有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说要报复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到处都面临绝境,而从这个绝境中逢生的新开端此时还来不及宣告自己的诞生。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没有多少效用,也很少给人安慰——之外,还存在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险及其核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在可能性,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很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依赖不同的基本经验的其他政府形式,君主政治、共和政治、专制政治、独裁政治以及暴政,同样也始终伴随人类一样,尽管它们经历了暂时的失败。

    但是仍然存在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唯一的“启示”(“message”)。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开端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人一诞生就创造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的确就是每一个人。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Sixtieth Anniversary, 1934-1994: The Legacy of Our Past.)

    Abstract

    Moral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found itself confronted with the most tangible form of sadistic evil it had ever encountered as the Nazi war criminals came to trial. Moral philosophy has long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morality, with Immanuel Kant representing the contemporary status of this divide in his belief that morality is personal, depending on a person’s relation with himself and no outside force. The war trials and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suggest that human wickedness and morality are more than personal concerns, and will once again become a concern of moral philosophy.
    After the publication, in 1963, of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s attention became focused on moral and ethical questions. On February 10, 1965,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she initiated a series of lectures entitled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What follows is the introductory lecture, which, in an edited version, is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ubsequent lectures deal with issue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ethics and philosophy, ethics and religion, and conclude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judging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moral activity. The entire lecture series will be published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forthcoming from Harcourt Brace Compan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houghts of many of us, I suppose, have wandered back during the last weeks to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the greatest statesman thus far of our century, who just died after an incredibly long life, the summit of which was reached at the threshold of old age. This happenstance, if such it was, like almost everything he stood for in his convictions, in his writings, in the grand but not grandiose manner of his speeches, stood in conspicuous contrast to whatever we may think the Zeitgeist of this age to be. It is perhaps this contrast that touches us most when we consider his greatness. He has been called a fig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riven into the twentieth as though the virtues of the past had taken over our destinies in their most desperate crisis, and this, I think, is true as far as it goes. But perhaps there is more to it. It is as though, in this shifting of centuries, some permanent eminence of the human spirit flashed up for an historically brief moment to show that whatever makes for greatness–nobility, dignity, steadfastness, and a kind of laughing courage–remain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Still, Churchill, so old-fashioned or, as I have suggested, beyond the fashions of the times, was by no means unaware of the decisive currents or undercurrents of the age in which he lived. He wrote the following words about thirty years ago when the true monstrosities of the century were yet unknown: “Scarcely anything, material or established, which I was brought up to believe was permanent and vital, has lasted. Everything I was sure, or was taught to be sure, was impossible, has happened.“ I wanted to mention these succinct words which, alas, became fully true only some years after they were uttered, in order to introduce, righ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se lectures, the basic experiences which invariably lie behind or beneath them. Among the many things which were still thought to be “permanent and vit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and yet have not lasted, I chose to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moral issues, those which concern individual conduct and behavior, the few rules and standards according to which men used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ich were invoked to judge or justify others and themselves, and whose validity were supposed to be self-evident to every sane person either as a part of divine or of natural law. Until, that is, without much notice, all this collapsed almost overnight, and then it was as though morality suddenly stood revealed i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as a set of mores, customs and manners, which could be exchanged for another set with hardly more trouble than it would take to change the table manners of an individual or a people. How strange and how frightening it suddenly appeared that the very terms we use to designate these things–morality, with its Latin origin, and ethics, with its Greek origin–should never have meant more than usages and habits. And also that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years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should not have brought forth another word,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highflown phrases, all assertions and preaching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conscience which speaks with an identical voice to all men. What had happened? Did we finally awake from a dream?

    To be sure, a few had known befor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assumption of self-evidence for moral commandments as though the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testimony“ could ever have the same validity as the statement: two and two equal four. Nietzsche’s quest for “new values“ certainly wa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devaluation of what his time called “values“ and what former times more correctly had called virtues. You remember that the only standard he came up with was Life itself, and his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and essentially Christian virtues was guided by the much more general insight that not only all Christian but also all Platonic ethics use yardsticks and measurements which are not derived from this world but from something beyond it–be it the sky of ideas stretching over the dark cave of strictly human affairs or the truly transcendent beyond of a divinely ordained afterlife. Neitzsche called himself a moralist, and no doubt he was; but to establish life as the highest good is actually, so far as ethics are concerned, question-begging, since all ethics, Christian or non-Christian, presuppose that life is not the highest good for mortal men and that there is always more at stake in life than the sustenance and procreation of individual living organisms. That which is at stake may vary greatly: it may be greatness and fame as in Pre-Socratic Greece; it may be the permanence of the city as in Roman virtue; it may be the health of the soul in this life, or the salvation of the soul in the hereafter; and it may be freedom or justice, or many more such things.

    Were these things or principles, from which all virtues are ultimately derived, mere values which could be exchanged against other values whenever people changed their minds about them? And would they, as Nietzsche seems to indicate, all go overboard before the overriding claim of Life itself? To be sure, he could not have known that the existence of mankind as a whole could ever be put into jeopardy by human conduct, and in this marginal event one could indeed argue that Life, the survival of the world and the human species, is the highest good. But this would mean no more than that any ethics or morality would simply cease to exist. And in principle this thought was anticipated by the question implicit in the old Latin saying,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Should the world perish that justice be done? This question was answered by Kant: “If justice perishes, human life on earth has lost its meaning“ (“Wenn die Gerechtigkeit untergeht, hat es keinen Wert mehr, dass Menschen auf Erden leben“). Hence, the only new moral principle, proclaimed in modern times, turns out to be not the assertion of “new values“ but the negation of morality as such, although Nietzsche, of course, did not know this. And it is his abiding greatness that he dared to demonstrate how shabby and meaningless morality had become.

    Churchill’s words were uttered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but we, too full of the wisdom of hindsight, shall be tempted to read them also as a premonition. And if it were just a question of premonitions, I could indeed add an astounding number of quotations which would go back at least to the first thir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for us, however, is that we deal no longer with premonitions but with facts.

    We–at least the older ones among us–have witnessed the total collapse of all established moral standards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during the 1930s and 40s, not only (as is now usually assumed) in Hitler’s Germany but also in Stalin’s Russia, where at this moment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have a great resemblance to those currently debated in Germany. Sti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significant enough to be mentioned. It has often been noted that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aused social upheaval and social remolding of the entire nation unparalleled even in the wake of Nazi Germany’s radical fascist dictatorship, which, it is true, left the property relation almost intact and did not eliminate the dominant groups in society. From this, it usually is concluded that what happened in the Third Reich was by nature and not only by historical accident less permanent and less extreme. This may or may not be true with respect to strictly political developments, but it certainly is a fallacy if we regard the issue of morality. Seen from a strictly moral viewpoint, Stalin’s crimes were, so to speak, old fashioned; like an ordinary criminal, he never admitted them but kept them surrounded in a cloud of hypocrisy and doubletalk while his followers justified them as temporary means in the pursuit of the “good“ cause, or, if they happened to be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by the laws of history to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has to submit and sacrifice himself if need be. Nothing in Marxism, moreover, despite all the talk about “bourgeois morality,“ announces a new set of moral values. If anything is characteristic of Lenin or Trotsky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it is the naive belief that once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are changed through revolution, mankind will follow automatically the few moral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known and repeated since the dawn of history.

    In this respect, the German developments are much more extreme and perhaps also more revealing. There is not only the gruesome fact of elaborately established death factories and the utter absence of hypocrisy in those very substantial number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extermination program. Equally important, but perhaps more frightening, was the matter-of-course collaboration from all strata of German society, including the older elites which the Nazis left untouched, and who never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party in power. I think it is justifiable on factual grounds to maintain that morally, though not socially, the Nazi regime was much more extreme than the Stalin regime at its worst. It did indeed announce a new set of values and introduced a legal system desig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m. It proved, moreover, that no one had to be a convinced Nazi to conform, and to forget overnight, as it were, not his social status, but the moral convictions which once went with i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matters, and especially in the general moral denunciation of the Nazi crimes, it is almost always overlooked that the true moral issue did not arise with the behavior of the Nazis but of those who only “coordinated“ themselves and did not act out of conviction. It is not too difficult to see and even to understand how someone may decide “to prove a villain“ and,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try out a reversal of the Decalogue, starting with the command: “Thou shalt kill“ and ending with a precept: “Thou shalt lie.“ A number of criminals, as we know only too well, are present in every community, and while most of them suffer from a rather limited imagination, it may be conceded that a few of them probably are no less gifted than Hitler and some of his henchmen. What these people did was horrible, and the way they organized first Germany and then Nazi-occupied Europe is of great interest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poses any moral problems. Morality collapsed into a mere set of mores–manners, customs, conventions to be changed at will–not with criminals, but with ordinary people, who, as long as moral standards were socially accepted, never dreamt of doubting what they had been taught to believe in. And this matter, that is, the problem it raises, is not resolved if we admit, as we must, that the Nazi doctrine did not remain with the German people, that Hitler’s criminal morality was changed back again at a moment’s notice, at the moment “history“ had given the notice of defeat. Hence, we must say that we witnessed the total collapse of a “moral“ order not once but twice, and this sudden return to “normality,“ contrary to what is often complacently assumed, can only reinforce our doubts.

    When I think back to the last two decades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war,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is moral issue has lain dormant because it was concealed by something about which it is indeed much more difficult to speak and with which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come to terms–the horror itself in its naked monstrosity. When we were first confronted with it, it seemed, not only to me but to many others, to transcend all moral categories as it certainly exploded all juridical standards. You could express this in various ways. I used to say,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for men will be unable to punish it or forgive it.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become reconciled to it,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 as we must with everything that is past–either because it was bad and we need to overcome it or because it was good and we cannot bear to let it go. It is a past which has grown worse as the years have gone by, and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 Germans for such a long time refused to prosecute even the murderers among themselves, but partly also because this past could not be “mastered“ by anybody. Even the famous healing power of time has somehow failed us. On the contrary, this past has managed to grow worse as the years went by so that we are sometimes tempted to think: this will never be over as long as we are not all dead. No doubt,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complacency of the Adenauer regime which for such a long time did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the famous “murderers within our midst“ and did not regard participation in the Hitler regime, unless it bordered on criminality, as a reason to disqualify anybody for public office. But these are, I think, only partial explanations: the fact is also that this past has turned out to be “unmastered“ by everybody, not only by the German nation. And the inability of civilized courtroom procedure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 in juridical form, its insistence on pretending that these new-fangled murderers are in no way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ones and acted out of the same motives, is only one, though perhaps in the long run the most fateful, consequence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I will not speak about this here where we deal with moral, not legal issues. What I wanted to indicate is that the same speechless horror, this refusal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 has perhaps prevented a very necessary reappraisal of legal categories as it has made us forget the strictly moral, and, one hopes, more manageable, lessons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whole story but which look like harmless side issues if compared with the horror.

    Unfortunately, there is one more aspect to be reckoned with as an obstacle in our enterprise. Since people find it difficult, and rightly so, to live with something that takes their breath away and renders them speechless, they have all too frequently yielded to the obvious temptation to translate their speechlessness into whatever expressions for emotions were close at hand, all of them inadequate. As a result, today the whole story is usually told in terms of sentiments which need not even be cheap in themselves to sentimentalize and cheapen the story. There are very few examples for which this is not true, and these are mostly unrecognized or unknown. The whole atmosphere in which things are discussed today is overcharged with emotions, often of a not very high caliber, and whoever raises these questions must expect to be dragged down, if at all possible, to a level on which nothing serious can be discussed at all. However that may be, let us keep in mind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peechless horror, in which one learns nothing other than what can be directly communicated, and the not horrible but often disgusting experiences where people’s conduct is open to normal judgment and where the question of morals and ethics arises.

    I said that the moral issue lay dormant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implying that it has come to life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What has made it come to life? There are, as I see it, several interconnected matters which tend to be cumulative. There was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effect of the post-war trials of the so-called war criminals. What was decisive here was the simple fact of courtroom procedure that forced everybody, even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look at these matters from a moral viewpoint. It is, I think, well-known that there exists hardly a walk of life in which you will find people as wary and suspicious of moral standards, even of the standard of justice, a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s. The moder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have, of course,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general skepticism. And yet, the simple fact of courtroom procedur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equence of accusation-defense-judgment that persists in all the varieties of legal systems and is as old as recorded history, defies all scruples and doubts–not, to be sure,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put them to rest, but in the sense that this particular institution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uilt, on the one hand, and on a belief in the functioning of conscience on the other. Legal and moral issues are by no means the same, but they have in common that they deal with persons and not with systems or organizations.

    It is the undeniable greatness of the judiciary that it must focus its attention on the individual person, and that even in the age of mass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is tempted to regard himself as a mere cog in some kind of machinery–be it the well-oiled machinery of some huge bureaucratic enterprise, social, political or professional, or the chaotic, ill-adjusted chance pattern of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e all somehow spend our lives. The almost automatic shifting of responsibility that habitually takes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comes to a sudden halt the moment you enter a courtroom. All justifications of a non-specific abstract nature–everything from the Zeitgeist down to the Oedipus complex that indicates that you are not a man but a function of something and, hence, yourself an exchangeable thing rather than a somebody–break down. No matter what the scientific fashions of the time may say, no matter how much they may have penetrated public opinion and, hence, also influenced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law, the institution itself defies, and must defy them all, or pass out of existence. And the moment you come to the individual person, the question to be raised is no longer, how did this system function, but why did the defendant become a functionary in this organization?

    This, of course, is not to deny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ing of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to probe into the essence of bureaucracy and its inevitable tendency to make functionaries of men, mere cogs in the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and thus to dehumanize them. The point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an consider these factor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circumstances, perhaps mitigating ones, of whatever a man of flesh and blood did. In a perfect bureaucracy–which in terms of rulership is the rule by nobody–courtroom procedure would be superfluous, one would simply have to exchange unfit cogs against fitter ones. When Hitler said that he hoped for the day when it would be considered a disgrace in Germany to be a jurist he spoke with great consistency of his dream of a perfect bureaucracy.

    The speechless horror which I mentioned before as an adequate reaction to the system as a whole dissolves in the courtroom where we deal with persons in the ordered discourse of accusation, defense, and judgment. The reason why these courtroom procedures could bring to life specifically moral questions–which is not the case in the trials of ordinary criminals–is obvious; these people were not ordinary criminals but rather very ordinary people who had committed crimes with more or less enthusiasm, simply because they did what they had been told to do. Among them, there were also ordinary criminals who could do with impunity under the Nazi system what they had always wanted to do. But much as the sadists and perverts stood in the limelight in the publicity of these trials, in our context they are of less interest.

    I think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se trials led to a more general probing into the specific share of guilt of those who did not belong to any of the criminal categories but who played their role in the regime nevertheless, or whoever only kept silent and tolerated things as they were when they were in a position to speak out. You remember the outcry that greeted Hochhuth’s accusation of Pope Pius XII and also my own book on the Eichmann Trial. If we disregard the voices of directly interested parties–the Vatican or Jewish organizations–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in these “controversies“ was the overwhelming interest in strictly moral issues. Even more striking than this interest was perhaps the incredible moral confusion these debates have revealed, together with an odd tendency to take the side of the culprit, whoever he might be at the moment. There was a whole chorus of voices that assured me that “there sits an Eichmann in everyone of us“ just as there was a whole chorus that told Hochhuth that not Pope Pius XII–after all only one man and one Pope–was guilty but all of Christianity and even the whole human race. The only true culprits, it frequently was felt and even said, were people like Hochhuth and myself who dared to sit injudgment; for no one can judge who had not been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presumably, one would have behaved like all others. This position, incidentally, coincided oddly with Eichmann’s view on these matters.

    In other words, while the moral issues were hotly debated, they were at the same time sidestepped and evaded with equal eagerness. And this was not due to the specific issues under discussion but seems to happen whenever moral topics are discussed, not in general but in a particular case. Thus, I am reminded of an incident a few years ago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amous quiz show cheating on television. An article by Hans Morgenthau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Reaction to the Van Doren Reaction,“ Nov. 22, 1959) pointed out the obvious–that it was wrong to cheat for money, doubly wrong in intellectual matters, and triply wrong for a teacher. The response was heated outrage: such judgment was against Christian charity and no man, except a saint, could be expected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so much money. And this was not said in a cynical mood to make fun of philistine respectability, and it was not meant as a nihilistic argument. No one said–as would invariably have happened 30 or 40 years ago, at least in Europe–that cheating is fun, that virtue is boring and moral people are tiresome. Nor did anybody say that the television quiz program was wrong, that anything like a 64,000 dollar question was almost an invitation for fraudulent behavior, nor stand up for the dignity of learning and criticize the university for not preventing one of its members from indulging in what obviously is unprofessional conduct, even if no cheating were to take place. From the numerous letter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it became quite clear that the public at large, including many students, thought that only one person was to be blamed unequivocally: the man who judged, and not the man who had done wrong, not an institution, not society in general nor the mass media in particular.

    Now let me enumerate briefly the general questions which this factual situation, as I see it, has put on the agenda. The first conclusion I think is that no one in his right mind can any longer claim that moral conduct is a matter of course–das Moralische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an assumption under which the generation I belong to was still brought up. This assumption included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ity and morality, and while there existed a vague, inarticulate consensus that by and large the law of the land spells out whatever the moral law may demand, there was not much doubt that in case of conflict, the moral law was the higher law and had to be obeyed first. This claim in turn could make sense only if we took for granted all those phenomena which we usually have in mind when we speak of human conscience. Whatever the source of moral knowledge might be–divine commandments or human reason–every sane man, it was assumed, carried within himself a voice that tells him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and this regardless of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regardless of the voices of his fellow-men. Kant once mentioned that there might be a difficulty: “No one,“ he said, “who spent his life among rascals without knowing anybody else could have a concept of virtue“–“Den Begriff der Tugend wurde kein Mensch haben, wenn er immer unter lauter Spitzbuben ware“–but he meant no more by this than that the human mind is guided by examples in these matters. Not for a moment would he have doubted that, confronted with the example of virtue, human reason knows what is right and that its opposite is wrong. To be sure, Kant believed he had articulated the formula which the human mind applies whenever it has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He called this formula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but he was under no illusion that he had made a discovery in moral philosophy which would have implied that no one before him knew what is right and wrong–obviously an absurd notion. He compares his formula (about which we shall have more to say in the coming lectures) to a “compass“ with which men will find it easy to distinguish what is good, what is bad. . . . Without in the least teaching common reason anything new, we need only to draw its attention to its own principle, in the manner of Socrates, thus showing that neither science nor philosophy is needed in order to know what one has to do in order to be honest and good . . .

    [Indeed,] . . . the knowledge of what everyone is obliged to do, and thus also to know, [is]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one, even the most ordinary man [Kant, 1959, p. 20, ed.

    And if someone had asked Kant where this knowledge within reach of everybody is located, he would have replied in the 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mind, whereas, of course, others had located the same knowledge in the human heart. What Kant would not have taken for granted is that man will also act according to his judgment. Man is not only a rational being, he also belongs to the world of the senses which will tempt him to yield to his inclinations instead of following his reason or his heart. Hence, moral conduct is not a matter of course, but moral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of right and wrong, is. Because inclinations and temptation are rooted in human nature, though not in human reason, Kant called the fact that man is tempted to do wrong by following his inclinations “radical evil.“ Neither he nor any other moral philosopher actually believed that man could will evil for its own sake; all transgressions are explained by Kant as exceptions that a man is tempted to make from a law which he otherwise recognizes as being valid–thus, the thief recognizes the laws of property, even wishes to be protected by them, and only makes a temporary exception from them in his own favor.

    No one wants to be wicked, and those who nevertheless act wickedly fall into an absurdum morale–into moral absurdity. He who does this is actually in contradiction with himself, his own reason, and, therefore, in Kant’s own words, he must despise himself. That this fear of self-contempt could not possibly be enough to guarantee legality is obvious; but as long as you moved in a society of law-abiding citizens you somehow assumed that self-contempt would work. Kant of course knew that self-contempt, or rather the fear of having to despise yourself, very often did not work, and his explanation of this was that man can lie to himself. He therefore repeatedly declared that the really “sore or foul spot“ in human nature is mendacity, the faculty of lying [Kant, 1868, pp. 132-33, ed.]. At first glance this statement seems very surprising because none of our ethical or religious cod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Zoroaster) ever contained a Commandment: Thou shalt not lie–quite apart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not only we but all codes of civilized nations have put murder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human crimes. Oddly enough, Dostoevsky seems to have shared–without knowing it of course–Kant’s opinion.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mitri K. asks the Starov: “What must I do to win salvation,“ and the Starov replies: “Above all else, never lie to yourself.“

    You will have remarked that I have left out of this very schematic and preliminary account all specifically religious moral precepts and beliefs, not because I think them unimportant (quite the contrary is the case), but because at the moment morality collapsed they played hardly any role. Clearly no one was any longer afraid of an avenging God or, more concretely speaking, of possible punishments in a hereafter. As Nietzsche once remarked: “Naivitat, als ob Moral ubrigbliebe, wenn der sanktionierende Gott fehlt! Das `Jenseits’ absolut notwendig, wenn der Glaube an Moral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soll“ [Nietzsche, 1956, p. 484, ed.].(1) Nor did the churches think of so threatening their believers once the crimes turned out to be demand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those few who in all churches and all walks of life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crimes did not plead religious beliefs or fears, even if they happened to be believers, but simply stated, like others, that they could not themselves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deeds. This sounds rather strange and certainly is at odds with the innumerable pious pronunciations of the churches after the war, especially the repeated admonitions from all sides that nothing will save us except a return to religion. But it is a fact and it shows to what an extent religion, if it is more than a social business, has indeed become the most private of private affairs. For, of course, we do not know what went on in the hearts of these men,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afraid of hell and eternal damnation. All we know is that hardly anyone thought these oldest beliefs fit for public justification.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reason why I left religion out of account and began by indicating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Kant in these matters. Moral philosophy has no place wherever religion, and especially revealed religion in the Hebrew-Christian sense, is the valid standard for human behavior and the valid criterion for judging it. This, of course, does not mean that certain teachings which we know only in a religious context are not of the greatest relevance for moral philosophy. If you look back to traditional, premodern philosophy as it develop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 religion, you will at once discover that there existed no moral subdivision within it. Medieval philosophy was divided into cosmology, ontology, psychology, and rational theology–that is, into a doctrine about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about Be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 and soul, and, finally, about the rational proof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Insofar as “ethical“ questions were discussed at all, especially in Thomas Aquinas, this was done in the fashion of antiquity, where ethics were part and parce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defining the conduct of man insofar as he was a citizen. Thus, you have in Aristotle two treatises which together contain what he himself calls philosophy of things human: his Nicomachean Ethics and his Politics. The former deals with the citizen, the latter with civil institutions; the former precedes the latter because the “good life“ of the citizen is the raison d’etre of the poli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ity. The goal is to find out which is the best constitution, and the treatise on the good life, the Ethics, ends with an outline of the program for the treatise on politics. Thomas, both the faithful disciple of Aristotle and a Christian, always must come to the point where he has to differ with the master, and nowhere is the difference more glaring than when he holds that every fault or sin is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prescribed to nature by divine reason. To be sure, Aristotle too knows of the divine, which to him is the imperishable and the immortal, and he too thinks that man’s highest virtue, precisely because he is mortal, consists in dwelling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divine. But there is no prescription, no command, to this effect that could be obeyed or disobeyed. The whole question turns around the “good life,“ which way of life is best for man, something obviously up to man to find out and to judge.

    In late antiquity,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Polis, the various philosophy schools, especially the Stoics and the Epicureans, not only developed a kind of moral philosophy, they had a tendency, at least in their late Roman versions, to transform all philosophy into moral teachings. The quest for the good life remained the same: How can I attain maximum happiness here on earth, only this question was now separated from all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raised by men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This whole literature is full of wise recommendations, but you will not find in it, any more than in Aristotle, a real command which ultimately is beyond argument, as you must in all religious teachings. Even Thomas, the greatest rationalizer of Christianity, had to admit that the ultimate reason why a particular prescription is right and a particular command has to be obeyed lies in its divine origin. God said so.

    This can be a conclusive answer on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vealed religion; outside this framework, we cannot but raise the question which, as far as I know, Socrates was the first to raise, in Plato’s Euthyphro where he wishes to know: “Do the gods love piety because it is pious, or is it pious because they love it?“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Do the gods love goodness because it is good, or do we call it good because the gods love it? Socrates leaves us with the question, and a believer, no doubt, is bound to say: it is their divine origin that distinguishes good principles from evil,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a law given by God to nature and to man, the summit of his creation. Insofar as man is God’s creation, the same things, to be sure, which God “loves“ must also appear good to him, and in this sense Thomas once indeed remarked, as though in answer to Socrates’ question: God commands the good because it is good (as opposed to Duns Scotus, who held the good is good because God commands it). But even in this most rationalized form, the obligatory character of the good for man lies in God’s command. From this follows the all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in religion, but not in morality, sin is primarily understood as disobedience. Nowhere in the strictly religious tradition will you find the unequivocal and indeed radical answer Kant gave to the Socratic question: “We shall not look upon actions as obligatory because they are the commands of God, but shall regard them as divine commands because we have an inward obligation to them“ [Kant, 1965, A819, p. 644, ed.!. Only where this emancipation from religious commands as been achieved, where in Kant’s own words in Lectures on Ethics “we ourselves are judges of the revelation . . .,“ hence, where morality is a strictly human affair, can we speak of moral philosophy [Kant, 1963a, p. 51, ed. . And the same Kant, who in his theoretical philosophy was so concerned with keeping the door open to religion, even after having shown that we can have no knowledge in these matters, was equally careful to block all passages which may have led back to religion in his practical or moral philosophy. Just as “God is in no sense the author of the fact that the triangle has three angles,“ so “not even God can be the author of [the laws of] morality“ [Kant, 1963a, p. 52, ed. . In this unequivocal sense, until Kant, moral philosophy had ceased to exist after antiquity. Probably you will think here of Spinoza who called his chief work Ethics, but then you will also remember that Spinoza begins his work with a section entitled “Of God,“ and from this first part everything else is derived. Whether or not moral philosophy has existed since Kant is at least an open question.

    In anticipation of the few questions which will concern us here, let me now point out to you some of the most obvious conclusions: Moral conduct, from what we have heard so far, seems to depend primarily upon the intercourse of man with himself. He must not contradict himself by making an exception in his own favor, he must not place himself in a position in which he would have to despise himself. Morally speaking, this should be enough not only to enable him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ut also to do right and avoid wrong. Kant, with the consistency of thought which is the mark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 therefore puts the duties man has to himself ahead of the duties to others–something which certainly is very surprising, standing in curious contradiction to what we usually understand by moral behavior. It certainly is not a matter of concern with the other but with the self, not of meekness but of human dignity and even human pride. The standard is neither the love of some neighbor nor self-love, but self-respect.

    This comes out most clearly and most beautifully in that passage of Kati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which everybody knows–and usually knows in a mistaken way. I refer of course to: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oftener and more steadily we reflect 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From which one may conclude by not reading on that these “two things“ are on the same level and affect the human mind in the same way. Well,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The former view of a countless multitude of worlds annihilates, as it were, my importance as an animal creature . . . The latter, on the contrary, infinitely raises my worth as that of an intelligence by my personality, in which the moral law reveals a life independent of all animality and even of the whole world of sense“ [Kant, 1956, p. 166, ed. . Hence, what saves me from annihilation, from being “a mere speck“ in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 is precisely this “invisible self “ that can pit itself against it. I underline this element of pride not only because it goes against the grain of Christian ethics, but also because the loss of a feeling for it seems to me most manifest in those who discuss these matters today, mostly without even knowing how to appeal to the Christian virtue of humility. This, however, is not to deny that there exists a crucial problem in this moral concern with the self. How difficult this problem may be is gauged by the fact that religious commands were likewise unable to formulate their general moral prescriptions without turning to the self as the ultimate standard–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or 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Secondly, moral conduc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bedience to any law that is given from the outside–be it the law of God or the laws of men. In Kant’s terminology, thi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ity and morality. Legality is morally neutral: it has its place in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and in politics but not in morality. The political order does not require moral integrity but only law-abiding citizens, and the Church is always a church of sinners. These orders of a given community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oral order binding for all men, even all rational beings. In Kant’s own words: “The problem of organizing a state, however hard it may seem, can be solved even for a race of devils, if only they are intelligent“ [Kant, 1963b, p. 112, ed. . In a similar spirit,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devil makes a good theologian. In the political order, as in the religious framework, obedience may have its place, and just as this obedience is enforced in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by the threat of future punishments, so the legal order exists only to the extent of the existence of sanctions. What cannot be punished is permitted. If, however, I can be said at all to obey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t means that I am obeying my own reason, and the law which I give myself is valid for all rational creatures, all intelligible beings no matter where they may have their dwelling place. For if I do not want to contradict myself, I act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 maxim of my act can become a universal law. I am the legislator, sin or crime can no longer be defined as disobedience to somebody else’s law, but on the contrary as refusal to act my part as legislator of the world.

    This as it were rebellious aspect of Kant’s teachings is frequently overlooked because he put his general formula–that a moral act is an act which lays down a universally valid law–into the form of an imperative instead of defining it in a proposition. The chief reason for this self-misunderstanding in Kant is the highly equivocal meaning of the word “law“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thought. When Kant spoke of the moral law, he used the word in accordance with political usage in which the law of the land is considered obligatory for all inhabitan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to obey it. That obedience is singled out as my attitude toward the law of the land is in turn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 term had undergone though religious usage where the Law of God can indeed address man only in the form of a command: Thou shalt–the obligation, as we saw, being not the content of the law nor the possible consent of man to it, but the fact that God had told us so. Here, nothing counts but obedience.

    To these two interconnected meanings of the word we must now add the very important and quite different usage made by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law with nature. Laws of nature are also, so to speak, obligatory: I follow a law of nature when I die, but it cannot be said, except metaphorically, that I obey it. Kant, therefore, distinguished between “laws of nature“ and the moral “laws of freedom,“ which carry no necessity, only an obligation. But if we understand by law either commands which I must obey or the necessity of nature to which I am subject anyhow, then the term “law of freedom“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he reason why we are not aware of the contradiction is that even in our usage there are still present much older connotations from Greek and especially Roman antiquity, connotations which, whatever else they may signif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ommandments and obedience or necessity.

    Kant define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by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The latter tells us what we ought to do if we wish to attain a certain goal; it indicates a means to an end. It is actually no imperative in the moral sense at all.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ells us what to do without reference to another end.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at all derived from moral phenomena but taken from Kant’s analysis of certain propositions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here you find categorical and hypothetical (as well as disjunctive) propositions in the table of judgments. A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could be, for example: This body is heavy; to which could correspond a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 If I support this body I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n hi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transformed these propositions into imperatives to give them an obligatory character. Although the content is derived from reason–and while reason may compel, it never compels in the form of an imperative (no one would tell anybody: Thou shall say, two and two make four)–the imperative form is felt to be necessary because here the reasonable proposition addresses itself to the Will. In Kant’s own words: “The conception of an objective principle, so far as it constrains a will, is a command (of reason), and the formula of this command is called an imperative“ [Kant, 1959, p. 30, ed.].

    Does reason then command the Will? In that case the will would no longer be free but would stand under the dictate of reason. Reason can only tell the Will: This is good, in accordance with reason; if you wish to attain it you ought to act accordingly. Which in Kant’s terminology would be a kind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or no imperative at all. And this perplexity does not grow less when we hear that “the will is nothing else than practical reason“ and that “reason infallibly determines the will,“ so that we must either conclude that reason determines itself or, as with Kant that “the will is a faculty of choosing only that which reason … recognizes as … good“ [Kant, 1959, p. 29, ed.]. It would then follow that the will is nothing but an executive organ for reason, the execution branch of the human faculties, a conclusion that stands in the most flagrant contradiction to the famous first sentence of the work from which I have quot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Nothing in the world–indeed nothing even beyond the world–can possibly be conceived which could be called good without qualification except a good will“ [Kant, 1959, p. 9, ed.!.

    Some of the perplexities into which I have led you here arise out of the perplexities inherent in the human faculty of will itself, a faculty of which ancient philosophy knew nothing and which was not discovered in its awesome complexities before Paul and Augustine. We will have more to say about this in the following lectures. Here I merely wish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need Kant felt to give his rational proposition an obligatory character, for, in distinction to the perplexities of the will, the problem of making moral propositions obligatory has plagued moral philosophy since its beginning with Socrates. When Socrates said it is better to suffer wrong than to do wrong, he made a statement which according to him was a statement of reason, and the trouble with this statement ever since has been that it cannot be proved. Its validity cannot be demonstrated without stepping outside the discourse of rational argument. In Kant, as in all philosophy after antiquity, you have the additional difficulty of how to persuade the will to accept the dictate of reason. If we leave the contradictions aside and address ourselves only to what Kant meant to say, then he obviously thought of the Good Will as the will that when told Thou Shalt will answer: Yes, I will. And in order to describ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human faculties which clearly are not the same and where clearly on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determine the other, he introduced the form of the imperative and brought back the concept of obedience, through a back door as it were.

    There is, finally, for people with our background of experience, the most shocking perplexity which I merely indicated before: the evasion, the sidestepping, or the explaining away of human wickedness. If the tradition of moral philosophy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s agreed on one point from Socrates to Kant and, as we shall see, to the present, then that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an to do wicked things deliberately, to want evil for evil’s sake. To be sure, the catalogue of human vices is old and rich, and in an enumeration where neither gluttony nor sloth (minor matters after all) are missing, sadism, the sheer pleasure in causing and contemplating pain and suffering, is curiously missing; that is, the one vice which we have reason to call the vice of all vices that for untold centuries has been known only in the pornographic literature and painting of the perverse. It may always have been common enough but was usually restricted to the bedroom and only seldom dragged into the courtroom. Even the Bible, where all other human shortcomings occur somewhere, is silent on it as far as I know; and this may be the reason why Tertullian and also Thomas Aquinas in all innocence, as it were, counted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ufferings in hell among the pleasures to be expected in Paradise. The first to be really scandalized by this was Nietzsche [1967, 1, 15, ed.]. Thomas, incidentally, qualified the future joys: not the sufferings as such, but as proof of divine justice are pleasing to the saints.

    But these are only vices, and religious, in contrast to philosophic, thought tells about original sin and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But not even there do we hear of deliberate wrongdoing: Cain did not want to become Cain when he went and slew Abel, and even Judas Iscariot, the greatest example of mortal sin, went and hanged himself. Religiously (not morally) speaking, it seems that they must all be forgiven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re is one exception to this rule and it occurs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of Nazareth, the same who had preached forgiveness for all those sins whi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can be explained by human weakness, that is, dogmatically speaking, by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original fall. And vet this great lover of sinners, of those who trespassed, once mentions in the same context that there are others who cause skandala, disgraceful offenses, for which “it were better that a millstone were hanged about his neck, and he cast into the sea.“ It were better that he had never been born. But Jesus does not tell us what the nature is of these scandalous offenses: we feel the truth of his words but cannot pin it down.

    We might be a bit better off if we would permit ourselves to turn to literature, to Shakespeare or Melville or Dostoevsky, where we find the great villains. They also may not be able to tell us anything specific about the nature of evil, but at least they do not dodge it. We know, and we can almost see, how it haunted their minds constantly, and how well aware they wer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human wickedness. And yet, I wonder if it would help us much. In the depths of the greatest villains–Iago (not Macbeth or Richard III), Claggart in Melville’s Billy Budd, and everywhere in Dostoevsky–there is always despair and the envy which goes with despair. That all radical evil comes from the depths of despair we have been told explicitly by Kierkegaard–and we could have learned it from Milton’s Satan and many others. It sounds so very convincing and plausible because we have also been told and taught that the devil is not only diabolos, the slanderer who bears false testimony, or Satan, the adversary who tempts men, but that he is also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a Fallen Angel. In other words, we did not need Hegel and the power of negation in order to combine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here has always been some kind of nobility about the real evildoer, though of course not about the little scoundrel who lies and cheats at games. The point about Claggart and Iago is that they act out of envy of those they know are better than they themselves; it is the simple God-given nobility of the Moor that is envied, or the even simpler purity and innocence of a lowly shipmate whose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better Claggart clearly is. I do not doubt the psychological insight of either Kierkegaard or the literature which is on his side. But is it not obvious that there is still some nobility even in this despair-born envy which we know to be utterly absent from the real thing? According to Nietzsche, the man who despises himself respects at least the one in him who despises! But the real evil is what causes us speechless horror, when all we can say is: This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Note

    (1) Walter Kaufman translates this passage as follows: “Naivete: as if morality could survive when the God who sanctions it is missing! The beyond’ absolutely necessary if faith in morality is to be maintained“ [Nietzsche, 1968, p. 147, ed.].

    Bibliography

    Kant, Immanuel,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s Samtliche Werke, herausgegeben von G. Hartenstein, 6. Band. (Leipzig: Leopold Voss, 1868). 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Lewis White Beck, trans.,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56). Kant, Immanuel,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Lewis White Beck, trans.,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59). Kant, Immanuel, Lectures on Ethics, Louis Infield, trans.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63a). Kant, Immanuel, Perpetual Peace, in On History, Lewis White Beck, ed.,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63b).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orman Kemp Smith, tra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5). Nietzsche, Friedrich, Werke in Drei Banden, Dritter Band (Mu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56). Nietzsche, Friedrich, Genealogy of Morals, Walter Kaufman,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Neitzsche, Friedrich, Will to Power, Walter Kaufman,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

    Chapter 1

    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 there is now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This was more or less Constance Chatterley’s position. The war had brought the roof down over her head. And she had realized that one must live and learn.

    She married Clifford Chatterley in 1917, when he was home for a month on leave. They had a month’s honeymoon. Then he went back to Flanders: to be shipped over to England again six months later, more or less in bits. Constance, his wife, was then twenty-three years old, and he was twenty-nine.

    His hold on life was marvellous. He didn’t die, and the bits seemed to grow together again. For two years he remained in the doctor’s hands. Then he was pronounced a cure, and could return to life again, with the lower half of his body, from the hips down, paralysed for ever.

    This was in 1920. They returned, Clifford and Constance, to his home, Wragby Hall, the family ‘seat’. His father had died, Clifford was now a baronet, Sir Clifford, and Constance was Lady Chatterley. They came to start housekeeping and married life in the rather forlorn home of the Chatterleys on a rather inadequate income. Clifford had a sister, but she had departed. Otherwise there were no near relatives. The elder brother was dead in the war. Crippled for ever, knowing he could never have any children, Clifford came home to the smoky Midlands to keep the Chatterley name alive while he could.

    He was not really downcast. He could wheel himself about in a wheeled chair, and he had a bath-chair with a small motor attachment, so he could drive himself slowly round the garden and into the fine melancholy park, of which he was really so proud, though he pretended to be flippant about it.

    Having suffered so much, 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had to some extent left him. He remained strange and bright and cheerful, almost, one might say, chirpy, with his ruddy, healthy-looking face, and his pale-blue, challenging bright eyes.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and strong, his hands were very strong. He was expensively dressed, and wore handsome neckties from Bond Street. Yet still in his face one saw the watchful look, the slight vacancy of a cripple.

    He had so very nearly lost his life, that what remained was wonderfully precious to him. It was obvious in the anxious brightness of his eyes, how proud he was, after the great shock, of being alive. But he had been so much hurt that something inside him had perished, some of his feelings had gone. There was a blank of insentience.

    Constance, his wife, was a ruddy, country-looking girl with soft brown hair and sturdy body, and slow movements, full of unusual energy. She had big, wondering eyes, and a soft mild voice, and seemed just to have come from her native village. It was not so at all. Her father was the once well-known R. A., old Sir Malcolm Reid. Her mother had been one of the cultivated Fabians in the palmy, rather pre-Raphaelite days. Between artists and cultured socialists, Constance and her sister Hilda had had what might be called an aesthetically unconventional upbringing. They had been taken to Paris and Florence and Rome to breathe in art, and they had been taken als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o the Hague and Berlin, to great Socialist conventions, where the speakers spoke in every civilized tongue, and no one was abashed.

    The two girls, therefore, were from an early age not the least daunted by either art or ideal politics. It was their natural atmosphere. They were at once cosmopolitan and provincial, with the cosmopolitan provincialism of art that goes with pure social ideals.

    They had been sent to Dresden at the age of fifteen, for music among other things. And they had had a good time there. They lived freely among the students, they argued with the men over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and artistic matters, they were just as good as the men themselves: only better, since they were women. And they tramped off to the forests with sturdy youths bearing guitars, twang-twang! They sang the Wandervogel songs, and they were free. Free! That was the great word. Out in the open world, out in the forests of the morning, with lusty and splendid-throated young fellows, free to do as they liked, and–above all–to say what they liked. It was the talk that mattered supremely: the impassioned interchange of talk. Love was only a minor accompaniment.

    Both Hilda and Constance had had their tentative love-affairs by the time they were eighteen. The young men with whom they talked so passionately and sang so lustily and camped under the trees in such freedom wanted, of course, the love connexion. The girls were doubtful, but then the thing was so much talked about, it was supposed to be so important. And the men were so humble and craving. Why couldn’t a girl be queenly, and give the gift of herself?

    So they had given the gift of themselves, each to the youth with whom she had the most subtle and intimate arguments. The arguments, the discussions were the great thing: the love-making and connexion were only a sort of primitive reversion and a bit of an anti-climax. One was less in love with the boy afterwards, and a little inclined to hate him, as if he had trespassed on one’s privacy and inner freedom. For, of course, being a girl, one’s whole dignity and meaning in life consisted in the achievement of an absolute, a perfect, a pure and noble freedom. What else did a girl’s life mean? To shake off the old and sordid connexions and subjections.

    And however one might sentimentalize it, this sex business w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sordid connexions and subjections. Poets who glorified it were mostly men. Women had always known there was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higher. And now they knew it more definitely than ever. The beautiful pure freedom of a woman was infinitely more wonderful than any sexual love. The only unfortunate thing was that men lagged so far behind women in the matter. They insisted on the sex thing like dogs.

    And a woman had to yield. A man was like a child with his appetites. A woman had to yield him what he wanted, or like a child he would probably turn nasty and flounce away and spoil what was a very pleasant connexion. But a woman could yield to a man without yielding her inner, free self. That the poets and talkers about sex did not seem to have taken sufficiently into account. A woman could take a man without really giving herself away. Certainly she could take him without giving herself into his power. Rather she could use this sex thing to have power over him. For she only had to hold herself back in sexual intercourse, and let him finish and expend himself without herself coming to the crisis: and then she could prolong the connexion and achieve her orgasm and her crisis while he was merely her tool.

    Both sisters had had their love experience by the time the war came, and they were hurried home. Neither was ever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unless he and she were verbally very near: that is unless they were profoundly interested,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he amazing, the profound, the unbelievable thrill there was in passionately talking to some really clever young man by the hour, resuming day after day for months…this they had never realized till it happened! The paradisal promise: Thou shalt have men to talk to!–had never been uttered. It was fulfilled before they knew what a promise it was.

    And if after the roused intimacy of these vivid and soul-enlightened discussions the sex thing became more or less inevitable, then let it. It marked the end of a chapter. It had a thrill of its own too: a queer vibrating thrill inside the body, a final spasm of self-assertion, like the last word, exciting, and very like the row of asterisks that can be put to show the end of a paragraph, and a break in the theme.

    When the girls came home for the summer holidays of 1913, when Hilda was twenty and Connie eighteen, their father could see plainly that they had had the love experience.

    L’amour avait passe par la, as somebody puts it. But he was a man of experience himself, and let life take its course. As for the mother, a nervous invalid in the last few months of her life, she wanted her girls to be ‘free’, and to ‘fulfil themselves’. She herself had never been able to be altogether herself: it had been denied her. Heaven knows why, for she was a woman who had her own income and her own way. She blamed her husband.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some old impression of authority on her own mind or soul that she could not get rid of.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Sir Malcolm, who left his nervously hostile, high-spirited wife to rule her own roost, while he went his own way.

    So the girls were ‘free’, and went back to Dresden, and their music, and the university and the young men. They loved their respective young men, and their respective young men loved them with all the passion of mental attraction.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the young men thought and expressed and wrote, they thought and expressed and wrote for the young women. Connie’s young man was musical, Hilda’s was technical. But they simply lived for their young women. In their minds and their mental excitements, that is. Somewhere else they were a little rebuffed, though they did not know it.

    It was obvious in them too that love had gone through them: that is,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It is curious what a subtle but unmistakable transmutation it makes, both in the body of men and women: the woman more blooming, more subtly rounded, her young angularities softened, and her expression either anxious or triumphant: the man much quieter, more inward, the very shapes of his shoulders and his buttocks less assertive, more hesitant.

    In the actual sex-thrill within the body, the sisters nearly succumbed to the strange male power. But quickly they recovered themselves, took the sex-thrill as a sensation, and remained free. Whereas the men, in gratitude to the woman for the sex experience, let their souls go out to her. And afterwards looked rather as if they had lost a shilling and found sixpence. Connie’s man could be a bit sulky, and Hilda’s a bit jeering. But that is how men are! Ungrateful and never satisfied. When you don’t have them they hate you because you won’t; and when you do have them they hate you again, for some other reason. Or for no reason at all, except that they are discontented children, and can’t be satisfied whatever they get, let a woman do what she may.

    However, came the war, Hilda and Connie were rushed home again after having been home already in May, to their mother’s funeral. Before Christmas of 1914 both their German young men were dead: whereupon the sisters wept, and loved the young men passionately, but underneath forgot them. They didn’t exist any more.

    Both sisters lived in their father’s, really their mother’s, Kensington house, and mixed with the young Cambridge group, the group that stood for ‘freedom’ and flannel trousers, and flannel shirts open at the neck, and a well-bred sort of emotional anarchy, and a whispering, murmuring sort of voice, and an ultra-sensitive sort of manner. Hilda, however, suddenly married a man ten years older than herself, an elder member of the same Cambridge group, a man with a fair amount of money, and a comfortable family job in the government: he also wrote philosophical essays. She lived with him in a smallish house in Westminster, and moved in that good sort of society of people in the government who are not tip-toppers, but who are, or would be, the real intelligent power in the nation: people who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or talk as if they did.

    Connie did a mild form of war-work, and consorted with the flannel-trousers Cambridge intransigents, who gently mocked at everything, so far. Her ‘friend’ was a Clifford Chatterley, a young man of twenty-two, who had hurried home from Bonn, where he was studying the technicalities of coal-mining. He had previously spent two years at Cambridge. Now he had become a first lieutenant in a smart regiment, so he could mock at everything more becomingly in uniform.

    Clifford Chatterley was more upper-class than Connie. Connie was well-to-do intelligentsia, but he was aristocracy. Not the big sort, but still it. His father was a baronet, and his mother had been a viscount’s daughter.

    But Clifford, while he was better bred than Connie, and more ‘society’, was in his own way more provincial and more timid. He was at his ease in the narrow ‘great world’, that is, landed aristocracy society, but he was shy and nervous of all that other big world which consists of the vast hord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and foreigners. If the truth must be told, he was just a little bit frightened of middle-and lower-class humanity, and of foreigners not of his own class. He was, in some paralysing way, conscious of his own defencelessness, though he had all the defence of privilege. Which is curious, but a phenomenon of our day.

    Therefore the peculiar soft assurance of a girl like Constance Reid fascinated him. She was so much more mistress of herself in that outer world of chaos than he was master of himself.

    Nevertheless he too was a rebel: rebelling even against his class. Or perhaps rebel is too strong a word; far too strong. He was only caught in the general, popular recoil of the young against convention and against any sort of real authority. Fathers were ridiculous: his own obstinate one supremely so. And governments were ridiculous: our own wait-and-see sort especially so. And armies were ridiculous, and old buffers of generals altogether, the red-faced Kitchener supremely. Even the war was ridiculous, though it did kill rather a lot of people.

    In fact everything was a little ridiculous, or very ridiculous: certainly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authority, whether it were in the army or the government or the universities, was ridiculous to a degree. And as far as the governing class made any pretensions to govern, they were ridiculous too. Sir Geoffrey, Clifford’s father, was intensely ridiculous, chopping down his trees, and weeding men out of his colliery to shove them into the war; and himself being so safe and patriotic; but, also, spending more money on his country than he’d got.

    When Miss Chatterley–Emma–came down to London from the Midlands to do some nursing work, she was very witty in a quiet way about Sir Geoffrey and his determined patriotism. Herbert, the elder brother and heir, laughed outright, though it was his trees that were felling for trench props. But Clifford only smiled a little uneasily. Everything was ridiculous, quite true. But when it came too close and oneself became ridiculous too…? At least people of a different class, like Connie, were earnest about something. They believed in something.

    They were rather earnest about the Tommies, and the threat of conscrip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sugar and toffee for the children. In all these things, of course, the authorities were ridiculously at fault. But Clifford could not take it to heart. To him the authorities were ridiculous ab ovo, not because of toffee or Tommies.

    And the authorities felt ridiculous, and behaved in a rather ridiculous fashion, and it was all a mad hatter’s tea-party for a while. Till things developed over there, and Lloyd George came to save the situation over here. And this surpassed even ridicule, the flippant young laughed no more.

    In 1916 Herbert Chatterley was killed, so Clifford became heir. He was terrified even of this. His importance as son of Sir Geoffrey, and child of Wragby, was so ingrained in him, he could never escape it. And yet he knew that this too, in the eyes of the vast seething world, was ridiculous. Now he was heir and responsible for Wragby. Was that not terrible? and also splendid and at the same time, perhaps, purely absurd?

    Sir Geoffrey would have none of the absurdity. He was pale and tense, withdrawn into himself, and obstinately determined to save his country and his own position, let it be Lloyd George or who it might. So cut off he was, so divorced from the England that was really England, so utterly incapable, that he even thought well of Horatio Bottomley. Sir Geoffrey stood for England and Lloyd George as his forebears had stood for England and St George: and he never knew there was a difference. So Sir Geoffrey felled timber and stood for Lloyd George and England, England and Lloyd George.

    And he wanted Clifford to marry and produce an heir. Clifford felt his father was a hopeless anachronism. But wherein was he himself any further ahead, except in a wincing sense of the ridiculousness of everything, and the paramount ridiculousness of his own position? For willy-nilly he took his baronetcy and Wragby with the last seriousness.

    The gay excitement had gone out of the war…dead. Too much death and horror. A man needed support and comfort. A man needed to have an anchor in the safe world. A man needed a wife.

    The Chatterleys, two brothers and a sister, had lived curiously isolated, shut in with one another at Wragby, in spite of all their connexions. A sense of isolation intensified the family tie, a sense of the weakness of their position, a sense of defencelessness, in spite of, or because of, the title and the land. They were cut off from those industrial Midlands in which they passed their lives. And they were cut off from their own class by the brooding, obstinate, shut-up nature of Sir Geoffrey, their father, whom they ridiculed, but whom they were so sensitive about.

    The three had said they would all live together always. But now Herbert was dead, and Sir Geoffrey wanted Clifford to marry. Sir Geoffrey barely mentioned it: he spoke very little. But his silent, brooding insistence that it should be so was hard for Clifford to bear up against.

    But Emma said No! She was ten years older than Clifford, and she felt his marrying would be a desertion and a betrayal of what the young ones of the family had stood for.

    Clifford married Connie, nevertheless, and had his month’s honeymoon with her. It was the terrible year 1917, and they were intimate as two people who stand together on a sinking ship. He had been virgin when he married: and the sex part did not mean much to him. They were so close, he and she, apart from that. And Connie exulted a little in this intimacy which was beyond sex, and beyond a man’s ‘satisfaction’. Clifford anyhow was not just keen on his ‘satisfaction’, as so many men seemed to be. No, the intimacy was deeper, more personal than that. And sex was merely an accident, or an adjunct, one of the curious obsolete, organic processes which persisted in its own clumsiness, but was not really necessary. Though Connie did want children: if only to fortify her against her sister-in-law Emma.

    But early in 1918 Clifford was shipped home smashed, and there was no child. And Sir Geoffrey died of chagrin.

    Chapter 2

    Connie and Clifford came home to Wragby in the autumn of 1920. Miss Chatterley, still disgusted at her brother’s defection, had departed and was living in a little flat in London.

    Wragby was a long low old house in brown stone, begun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added on to, till it was a warren of a place without much distinction. It stood on an eminence in a rather fine old park of oak trees, but alas, one could see in the near distance the chimney of Tevershall pit, with its clouds of steam and smoke, and on the damp, hazy distance of the hill the raw straggle of Tevershall village, a village which began almost at the park gates, and trailed in utter hopeless ugliness for a long and gruesome mile: houses, rows of wretched, small, begrimed, brick houses, with black slate roofs for lids, sharp angles and wilful, blank dreariness.

    Connie was accustomed to Kensington or the Scotch hills or the Sussex downs: that was her England. With the stoicism of the young she took in the utter, soulless ugliness of the coal-and-iron Midlands at a glance, and left it at what it was: unbelievable and not to be thought about. From the rather dismal rooms at Wragby she heard the rattle-rattle of the screens at the pit, the puff of the winding-engine, the clink-clink of shunting trucks, and the hoarse little whistle of the colliery locomotives. Tevershall pit-bank was burning, had been burning for years, and it would cost thousands to put it out. So it had to burn. And when the wind was that way, which was often, the house was full of the stench of this sulphurous combustion of the earth’s excrement. But even on windless days the air always smelt of something under-earth: sulphur, iron, coal, or acid. And even on the Christmas roses the smuts settled persistently, incredible, like black manna from the skies of doom.

    Well, there it was: fated like the rest of things! It was rather awful, but why kick? You couldn’t kick it away. It just went on. Life, like all the rest! On the low dark ceiling of cloud at night red blotches burned and quavered, dappling and swelling and contracting, like burns that give pain. It was the furnaces. At first they fascinated Connie with a sort of horror; she felt she was living underground. Then she got used to them. And in the morning it rained.

    Clifford professed to like Wragby better than London. This country had a grim will of its own, and the people had guts. Connie wondered what else they had: certainly neither eyes nor minds. The people were as haggard, shapeless, and dreary as the countryside, and as unfriendly. Only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ir deep-mouthed slurring of the dialect, and the thresh-thresh of their hob-nailed pit-boots as they trailed home in gangs on the asphalt from work, that was terrible and a bit mysterious.

    There had been no welcome home for the young squire, no festivities, no deputation, not even a single flower. Only a dank ride in a motor-car up a dark, damp drive, burrowing through gloomy trees, out to the slope of the park where grey damp sheep were feeding, to the knoll where the house spread its dark brown facade, and the housekeeper and her husband were hovering, like unsure tenant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ready to stammer a welcome.

    There was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Wragby Hall and Tevershall village, none. No caps were touched, no curtseys bobbed. The colliers merely stared; the tradesmen lifted their caps to Connie as to an acquaintance, and nodded awkwardly to Clifford; that was all. Gulf impassable, and a quiet sort of resentment on either side. At first Connie suffered from the steady drizzle of resentment that came from the village. Then she hardened herself to it, and it became a sort of tonic, something to live up to. It was not that she and Clifford were unpopular, they merely belonged to another species altogether from the colliers. Gulf impassable, breach indescribable, such as is perhaps nonexistent south of the Trent. But in the Midlands and the industrial North gulf impassable, across which no communication could take place. You stick to your side, I’ll stick to mine! A strange denial of the common pulse of humanity.

    Yet the village sympathized with Clifford and Connie in the abstract. In the flesh it was–You leave me alone!–on either side.

    The rector was a nice man of about sixty, full of his duty, and reduced, personally, almost to a nonentity by the silent–You leave me alone!–of the village. The miners’ wives were nearly all Methodists. The miners were nothing. But even so much official uniform as the clergyman wore was enough to obscure entirely the fact that he was a man like any other man. No, he was Mester Ashby, a sort of automatic preaching and praying concern.

    This stubborn, instinctive–We think ourselves as good as you, if you are Lady Chatterley!–puzzled and baffled Connie at first extremely. The curious, suspicious, false amiability with which the miners’ wives met her overtures; the curiously offensive tinge of–Oh dear me! I am somebody now, with Lady Chatterley talking to me! But she needn’t think I’m not as good as her for all that!–which she always heard twanging in the women’s half-fawning voices, was impossible. There was no getting past it. It was hopelessly and offensively nonconformist.

    Clifford left them alone, and she learnt to do the same: she just went by without looking at them, and they stared as if she were a walking wax figure. When he had to deal with them, Clifford was rather haughty and contemptuous; one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be friendly. In fact he was altogether rather supercilious and contemptuous of anyone not in his own class. He stood his ground, without any attempt at conciliation. And he was neither liked nor disliked by the people: he was just part of things, like the pit-bank and Wragby itself.

    But Clifford was really extremely shy and self-conscious now he was lamed. He hated seeing anyone except just the personal servants. For he had to sit in a wheeled chair or a sort of bath-chair. Nevertheless he was just as carefully dressed as ever, by his expensive tailors, and he wore the careful Bond Street neckties just as before, and from the top he looked just as smart and impressive as ever. He had never been one of the modern ladylike young men: rather bucolic even, with his ruddy face and broad shoulders. But his very quiet, hesitating voice, and his eyes, at the same time bold and frightened, assured and uncertain, revealed his nature. His manner was often offensively supercilious, and then again modest and self-effacing, almost tremulous.

    Connie and he were attach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aloof modern way. He was much too hurt in himself, the great shock of his maiming, to be easy and flippant. He was a hurt thing. And as such Connie stuck to him passionately.

    But she could not help feeling how little connexion he really had with people. The miners were, in a sense, his own men; but he saw them as objects rather than men, parts of the pit rather than parts of life, crude raw phenomena rather than human beings along with him. He was in some way afraid of them, he could not bear to have them look at him now he was lame. And their queer, crude life seemed as unnatural as that of hedgehogs.

    He was remotely interested; but like a man looking down a microscope, or up a telescope. He was not in touch. He was not in actual touch with anybody, save, traditionally, with Wragby, and, through the close bond of family defence, with Emma. Beyond this nothing really touched him. Connie felt that she herself didn’t really, not really touch him; perhaps there was nothing to get at ultimately; just a negation of human contact.

    Yet he was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her, he needed her every moment. Big and strong as he was, he was helpless. He could wheel himself about in a wheeled chair, and he had a sort of bath-chair with a motor attachment, in which he could puff slowly round the park. But alone he was like a lost thing. He needed Connie to be there, to assure him he existed at all.

    Still he was ambitious. He had taken to writing stories; curious, very personal stories about people he had known. Clever, rather spiteful, and yet, in some mysterious way, meaningless. The observation was extraordinary and peculiar. But there was no touch, no actual contact. It was as if the whole thing took place in a vacuum. And since the field of life is largely an artificially-lighted stage today, the stories were curiously true to modern life, to the modern psychology, that is.

    Clifford was almost morbidly sensitive about these stories. He wanted everyone to think them good, of the best, ne plus ultra. They appeared in the most modern magazines, and were praised and blamed as usual. But to Clifford the blame was torture, like knives goading him. It was as if the whole of his being were in his stories.

    Connie helped him as much as she could. At first she was thrilled. He talked everything over with her monotonously, insistently, persistently, and she had to respond with all her might. It was as if her whole soul and body and sex had to rouse up and pass into theme stories of his. This thrilled her and absorbed her.

    Of physical life they lived very little. She had to superintend the house. But the housekeeper had served Sir Geoffrey for many years, and the dried-up, elderly, superlatively correct female you could hardly call her a parlour-maid, or even a woman…who waited at table, had been in the house for forty years. Even the very housemaids were no longer young. It was awful! What could you do with such a place, but leave it alone! All these endless rooms that nobody used, all the Midlands routine, the mechanical cleanliness and the mechanical order! Clifford had insisted on a new cook, an experienced woman who had served him in his rooms in London. For the rest the place seemed run by mechanical anarchy. Everything went on in pretty good order, strict cleanliness, and strict punctuality; even pretty strict honesty. And yet, to Connie, it was a methodical anarchy. No warmth of feeling united it organically. The house seemed as dreary as a disused street.

    What could she do but leave it alone? So she left it alone. Miss Chatterley came sometimes, with her aristocratic thin face, and triumphed, finding nothing altered. She would never forgive Connie for ousting her from her union in consciousness with her brother. It was she, Emma, who should be bringing forth the stories, these books, with him; the Chatterley stories, something new in the world, that they, the Chatterleys, had put there. There was no other standard. There was no organic connexion with the thought and expression that had gone before. Only something new in the world: the Chatterley books, entirely personal.

    Connie’s father, where he paid a flying visit to Wragby, and in private to his daughter: As for Clifford’s writing, it’s smart, but there’s nothing in it. It won’t last! Connie looked at the burly Scottish knight who had done himself well all his life, and her eyes, her big, still-wondering blue eyes became vague. Nothing in it! What did he mean by nothing in it? If the critics praised it, and Clifford’s name was almost famous, and it even brought in money…what did her father mean by saying there was nothing in Clifford’s writing? What else could there be?

    For Connie had adopted the standard of the young: what there was in the moment was everything. And moments followed one another without necessarily belonging to one another.

    It was in her second winter at Wragby her father said to her: ‘I hope, Connie, you won’t let circumstances force you into being a demi-vierge.’

    ‘A demi-vierge!’ replied Connie vaguely. ‘Why? Why not?’

    ‘Unless you like it, of course!’ said her father hastily. To Clifford he said the same, when the two men were alone: ‘I’m afraid it doesn’t quite suit Connie to be a demi-vierge.’

    ‘A half-virgin!’ replied Clifford, translating the phrase to be sure of it.

    He thought for a moment, then flushed very red. He was angry and offended.

    ‘In what way doesn’t it suit her?’ he asked stiffly.

    ‘She’s getting thin…angular. It’s not her style. She’s not the pilchard sort of little slip of a girl, she’s a bonny Scotch trout.’

    ‘Without the spots, of course!’ said Clifford.

    He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later to Connie about the demi-vierge business…the half-virgin state of her affairs. But he could not bring himself to do it. He was at once too intimate with her and not intimate enough. He was so very much at one with her, in his mind and hers, but bodily they were non-existent to one another, and neither could bear to drag in the corpus delicti. They were so intimate, and utterly out of touch.

    Connie guessed, however, that her father had said something, and that something was in Clifford’s mind. She knew that he didn’t mind whether she were demi-vierge or demi-monde, so long as he didn’t absolutely know, and wasn’t made to see. What the eye doesn’t see and the mind doesn’t know, doesn’t exist.

    Connie and Clifford had now been nearly two years at Wragby, living their vague life of absorption in Clifford and his work. Their interests had never ceased to flow together over his work. They talked and wrestled in the throes of composition, and felt as if something were happening, really happening, really in the void.

    And thus far it was a life: in the void. For the rest it was non-existence. Wragby was there, the servants…but spectral, not really existing. Connie went for walks in the park, and in the woods that joined the park, and enjoyed the solitude and the mystery, kicking the brown leaves of autumn, and picking the primroses of spring. But it was all a dream; or rather it was like the simulacrum of reality. The oak-leaves were to her like oak-leaves seen ruffling in a mirror, she herself was a figure somebody had read about, picking primroses that were only shadows or memories, or words. No substance to her or anything…no touch, no contact! Only this life with Clifford, this endless spinning of webs of yarn, of the minutiae of consciousness, these stories Sir Malcolm said there was nothing in, and they wouldn’t last. Why should there be anything in them, why should they last? Sufficient unto the day is the evil thereof. Sufficient unto the moment is the appearance of reality.

    Clifford had quite a number of friends, acquaintances really, and he invited them to Wragby. He invited all sorts of people, critics and writers, people who would help to praise his books. And they were flattered at being asked to Wragby, and they praised. Connie understood it all perfectly. But why not? This was one of the fleeting patterns in the mirror. What was wrong with it?

    She was hostess to these people…mostly men. She was hostess also to Clifford’s occasional aristocratic relations. Being a soft, ruddy, country-looking girl, inclined to freckles, with big blue eyes, and curling, brown hair, and a soft voice, and rather strong, female loins she was considered a little old-fashioned and ‘womanly’. She was not a ‘little pilchard sort of fish’, like a boy, with a boy’s flat breast and little buttocks. She was too feminine to be quite smart.

    So the men, especially those no longer young, were very nice to her indeed. But, knowing what torture poor Clifford would feel at the slightest sign of flirting on her part, she gave them no encouragement at all. She was quiet and vague, she had no contact with them and intended to have none. Clifford was extraordinarily proud of himself.

    His relatives treated her quite kindly. She knew that the kindliness indicated a lack of fear, and that these people had no respect for you unless you could frighten them a little. But again she had no contact. She let them be kindly and disdainful, she let them feel they had no need to draw their steel in readiness. She had no real connexion with them.

    Time went on. Whatever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because she was so beautifully out of contact. She and Clifford lived in their ideas and his books. She entertained…there were always people in the house. Time went on as the clock does, half past eight instead of half past seven.

    Chapter 3

    Connie was aware, however, of a growing restlessness. Out of her disconnexion, a restlessness was taking possession of her like madness. It twitched her limbs when she didn’t want to twitch them, it jerked her spine when she didn’t want to jerk upright but preferred to rest comfortably. It thrilled inside her body, in her womb, somewhere, till she felt she must jump into water and swim to get away from it; a mad restlessness. It made her heart beat violently for no reason. And she was getting thinner.

    It was just restlessness. She would rush off across the park, abandon Clifford, and lie prone in the bracken. To get away from the house…she must get away from the house and everybody. The work was her one refuge, her sanctuary.

    But it was not really a refuge, a sanctuary, because she had no connexion with it. It was only a place where she could get away from the rest. She never really touched the spirit of the wood itself…if it had any such nonsensical thing.

    Vaguely she knew herself that she was going to pieces in some way. Vaguely she knew she was out of connexion: she had lost touch with the substantial and vital world. Only Clifford and his books, which did not exist…which had nothing in them! Void to void. Vaguely she knew. But it was like beating her head against a stone.

    Her father warned her again: ‘Why don’t you get yourself a beau, Connie? Do you all the good in the world.’

    That winter Michaelis came for a few days. He was a young Irishman who had already made a large fortune by his plays in America. He had been taken up quite enthusiastically for a time by smart society in London, for he wrote smart society plays. Then gradually smart society realized that it had been made ridiculous at the hands of a down-at-heel Dublin street-rat, and revulsion came. Michaelis was the last word in what was caddish and bounderish. He was discovered to be anti-English, and to the class that made this discovery this was worse than the dirtiest crime. He was cut dead, and his corpse thrown into the refuse can.

    Nevertheless Michaelis had his apartment in Mayfair, and walked down Bond Street the image of a gentleman, for you cannot get even the best tailors to cut their low-down customers, when the customers pay.

    Clifford was inviting the young man of thirty at an inauspicious moment in that young man’s career. Yet Clifford did not hesitate. Michaelis had the ear of a few million people, probably; and, being a hopeless outsider, he would no doubt be grateful to be asked down to Wragby at this juncture, when the rest of the smart world was cutting him. Being grateful, he would no doubt do Clifford ‘good’ over there in America. Kudos! A man gets a lot of kudos, whatever that may be, by being talked about in the right way, especially ‘over there’. Clifford was a coming man; and it was remarkable what a sound publicity instinct he had. In the end Michaelis did him most nobly in a play, and Clifford was a sort of popular hero. Till the reaction, when he found he had been made ridiculous.

    Connie wondered a little over Clifford’s blind, imperious instinct to become known: known, that is, to the vast amorphous world he did not himself know, and of which he was uneasily afraid; known as a writer, as a first-class modern writer. Connie was aware from successful, old, hearty, bluffing Sir Malcolm, that artists did advertise themselves, and exert themselves to put their goods over. But her father used channels ready-made, used by all the other R. A.s who sold their pictures. Whereas Clifford discovered new channels of publicity, all kinds. He had all kinds of people at Wragby, without exactly lowering himself. But, determined to build himself a monument of a reputation quickly, he used any handy rubble in the making.

    Michaelis arrived duly, in a very neat car, with a chauffeur and a manservant. He was absolutely Bond Street! But at sight of him something in Clifford’s county soul recoiled. He wasn’t exactly… not exactly…in fact, he wasn’t at all, well, what his appearance intended to imply. To Clifford this was final and enough. Yet he was very polite to the man; to the amazing success in him. The bitch-goddess, as she is called, of Success, roamed, snarling and protective, round the half-humble, half-defiant Michaelis’ heels, and intimidated Clifford completely: for he wanted to prostitute himself to the bitch-goddess, Success also, if only she would have him.

    Michaelis obviously wasn’t an Englishman, in spite of all the tailors, hatters, barbers, booters of the very best quarter of London. No, no, he obviously wasn’t an Englishman: the wrong sort of flattish, pale face and bearing; and the wrong sort of grievance. He had a grudge and a grievance: that was obvious to any true-born English gentleman, who would scorn to let such a thing appear blatant in his own demeanour. Poor Michaelis had been much kicked, so that he had a slightly tail-between-the-legs look even now. He had pushed his way by sheer instinct and sheerer effrontery on to the stage and to the front of it, with his plays. He had caught the public. And he had thought the kicking days were over. Alas, they weren’t… They never would be. For he, in a sense, asked to be kicked. He pined to be where he didn’t belong…among the English upper classes. And how they enjoyed the various kicks they got at him! And how he hated them!

    Nevertheless he travelled with his manservant and his very neat car, this Dublin mongrel.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him that Connie liked. He didn’t put on airs to himself, he had no illusions about himself. He talked to Clifford sensibly, briefly, practically, about all the things Clifford wanted to know. He didn’t expand or let himself go. He knew he had been asked down to Wragby to be made use of, and like an old, shrewd, almost indifferent business man, or big-business man, he let himself be asked questions, and he answered with as little waste of feeling as possible.

    ‘Money!’ he said. ‘Money is a sort of instinct. It’s a sort of property of nature in a man to make money. It’s nothing you do. It’s no trick you play. It’s a sort of permanent accident of your own nature; once you start, you make money, and you go on; up to a point, I suppose.’

    ‘But you’ve got to begin,’ said Clifford.

    ‘Oh, quite! You’ve got to get in. You can do nothing if you are kept outside. You’ve got to beat your way in. Once you’ve done that, you can’t help it.’

    ‘But could you have made money except by plays?’ asked Clifford.

    ‘Oh, probably not! I may be a good writer or I may be a bad one, but a writer and a writer of plays is what I am, and I’ve got to be. There’s no question of that.’

    ‘And you think it’s a writer of popular plays that you’ve got to be?’ asked Connie.

    ‘There, exactly!’ he said, turning to her in a sudden flash. ‘There’s nothing in it! There’s nothing in popularity. There’s nothing in the public, if it comes to that. There’s nothing really in my plays to make them popular. It’s not that. They just are like the weather…the sort that will have to be…for the time being.’

    He turned his slow, rather full eyes, that had been drowned in such fathomless disillusion, on Connie, and she trembled a little. He seemed so old…endlessly old, built up of layers of disillusion, going down in him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like geological strata;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forlorn like a child. An outcast, in a certain sense; but with the desperate bravery of his rat-like existence.

    ‘At least it’s wonderful what you’ve done at your time of life,’ said Clifford contemplatively.

    ‘I’m thirty…yes, I’m thirty!’ said Michaelis, sharply and suddenly, with a curious laugh; hollow, triumphant, and bitter.

    ‘And are you alone?’ asked Connie.

    ‘How do you mean? Do I live alone? I’ve got my servant. He’s a Greek, so he says, and quite incompetent. But I keep him. And I’m going to marry. Oh, yes, I must marry.’

    ‘It sounds like going to have your tonsils cut,’ laughed Connie. ‘Will it be an effort?’

    He looked at her admiringly. ‘Well, Lady Chatterley, somehow it will! I find… excuse me… I find I can’t marry an Englishwoman, not even an Irishwoman…’

    ‘Try an American,’ said Clifford.

    ‘Oh, American!’ He laughed a hollow laugh. ‘No, I’ve asked my man if he will find me a Turk or something…something nearer to the Oriental.’

    Connie really wondered at this queer, melancholy specimen of extraordinary success; it was said he had an income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from America alone. Sometimes he was handsome: sometimes as he looked sideways, downwards, and the light fell on him, he had the silent, enduring beauty of a carved ivory Negro mask, with his rather full eyes, and the strong queerly-arched brows, the immobile, compressed mouth; that momentary but revealed immobility, an immobility, a timelessness which the Buddha aims at, and which Negroes express sometimes without ever aiming at it; something old, old, and acquiescent in the race! Aeons of acquiescence in race destiny, instead of our individual resistance. And then a swimming through, like rats in a dark river. Connie felt a sudden, strange leap of sympathy for him, a leap mingled with compassion, and tinged with repulsion, amounting almost to love. The outsider! The outsider! And they called him a bounder! How much more bounderish and assertive Clifford looked! How much stupider!

    Michaelis knew at once he had made an impression on her. He turned his full, hazel, slightly prominent eyes on her in a look of pure detachment. He was estimating her, and the extent of the impression he had made. With the English nothing could save him from being the eternal outsider, not even love. Yet women sometimes fell for him…Englishwomen too.

    He knew just where he was with Clifford. They were two alien dogs which would have liked to snarl at one another, but which smiled instead, perforce. But with the woman he was not quite so sure.

    Breakfast was served in the bedrooms; Clifford never appeared before lunch, and the dining-room was a little dreary. After coffee Michaelis, restless and ill-sitting soul, wondered what he should do. It was a fine November day … fine for Wragby. He looked over the melancholy park. My God! What a place!

    He sent a servant to ask, could he be of any service to Lady Chatterley: he thought of driving into Sheffield. The answer came, would he care to go up to Lady Chatterley’s sitting-room.

    Connie had a sitting-room on the third floor, the top floor of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house. Clifford’s rooms we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course. Michaelis was flattered by being asked up to Lady Chatterley’s own parlour. He followed blindly after the servant…he never noticed things, or had contact with his surroundings. In her room he did glance vaguely round at the fine German reproductions of Renoir and Cezanne.

    ‘It’s very pleasant up here,’ he said, with his queer smile, as if it hurt him to smile, showing his teeth. ‘You are wise to get up to the top.’

    ‘Yes, I think so,’ she said.

    Her room was the only gay, modern one in the house, the only spot in Wragby where her personality was at all revealed. Clifford had never seen it, and she asked very few people up.

    Now she and Michaelis sit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ire and talked. She asked him about himself, his mother and father, his brothers…other people were always something of a wonder to her, and when her sympathy was awakened she was quite devoid of class feeling. Michaelis talked frankly about himself, quite frankly, without affectation, simply revealing his bitter, indifferent, stray-dog’s soul, then showing a gleam of revengeful pride in his success.

    ‘But why are you such a lonely bird?’ Connie asked him; and again he looked at her, with his full, searching, hazel look.

    ‘Some birds are that way,’ he replied. Then, with a touch of familiar irony: ‘but, look here, what about yourself? Aren’t you by way of being a lonely bird yourself?’ Connie, a little startled, thought about it for a few moments, and then she said: ‘Only in a way! Not altogether, like you!’

    ‘Am I altogether a lonely bird?’ he asked, with his queer grin of a smile, as if he had toothache; it was so wry, and his eyes were so perfectly unchangingly melancholy, or stoical, or disillusioned or afraid.

    ‘Why?’ she said, a little breathless, as she looked at him. ‘You are, aren’t you?’

    She felt a terrible appeal coming to her from him, that made her almost lose her balance.

    ‘Oh, you’re quite right!’ he said, turning his head away, and looking sideways, downwards, with that strange immobility of an old race that is hardly here in our present day. It was that that really made Connie lose her power to see him detached from herself.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the full glance that saw everything, registered everyt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ant crying in the night was crying out of his breast to her, in a way that affected her very womb.

    ‘It’s awfully nice of you to think of me,’ he said laconically.

    ‘Why shouldn’t I think of you?’ she exclaimed, with hardly breath to utter it.

    He gave the wry, quick hiss of a laugh.

    ‘Oh, in that way!…May I hold your hand for a minute?’ he asked suddenly, fixing his eyes on her with almost hypnotic power, and sending out an appeal that affected her direct in the womb.

    She stared at him, dazed and transfixed, and he went over and kneeled beside her, and took her two feet close in his two hands, and buried his face in her lap, remaining motionless. She was perfectly dim and dazed, looking down in a sort of amazement at the rather tender nape of his neck, feeling his face pressing her thighs. In all her burning dismay, she could not help putting her hand, with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on the defenceless nape of his neck, and he trembled, with a deep shudder.

    Then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that awful appeal in his full, glowing eyes. She was utterly incapable of resisting it. From her breast flowed the answering, immense yearning over him; she must give him anything, anything.

    He was a curious and very gentle lover, very gentle with the woman, trembling uncontrollably,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detached, aware, aware of every sound outside.

    To her it meant nothing except that she gave herself to him. And at length he ceased to quiver any more, and lay quite still, quite still. Then, with dim, compassionate fingers, she stroked his head, that lay on her breast.

    When he rose, he kissed both her hands, then both her feet, in their suede slippers, and in silence went away to the end of the room, where he stood with his back to her. There was silence for some minutes. Then he turned and came to her again as she sat in her old place by the fire.

    ‘And now, I suppose you’ll hate me!’ he said in a quiet, inevitable way. She looked up at him quickly.

    ‘Why should I?’ she asked.

    ‘They mostly do,’ he said; then he caught himself up. ‘I mean…a woman is supposed to.’

    ‘This is the last moment when I ought to hate you,’ she said resentfully.

    ‘I know! I know! It should be so! You’re frightfully good to me…’ he cried miserably.

    She wondered why he should be miserable. ‘Won’t you sit down again?’ she said. He glanced at the door.

    ‘Sir Clifford!’ he said, ‘won’t he…won’t he be…?’ She paused a moment to consider. ‘Perhaps!’ she said. And she looked up at him. ‘I don’t want Clifford to know not even to suspect. It would hurt him so much. But I don’t think it’s wrong, do you?’

    ‘Wrong! Good God, no! You’re only too infinitely good to me…I can hardly bear it.’

    He turned aside, and she saw that in another moment he would be sobbing.

    ‘But we needn’t let Clifford know, need we?’ she pleaded. ‘It would hurt him so. And if he never knows, never suspects, it hurts nobody.’

    ‘Me!’ he said, almost fiercely; ‘he’ll know nothing from me! You see if he does. Me give myself away! Ha! Ha!’ he laughed hollowly, cynically, at such an idea. She watched him in wonder. He said to her: ‘May I kiss your hand and go? I’ll run into Sheffield I think, and lunch there, if I may, and be back to tea. May I do anything for you? May I be sure you don’t hate me?–and that you won’t?’–he ended with a desperate note of cynicism.

    ‘No, I don’t hate you,’ she said. ‘I think you’re nice.’

    ‘Ah!’ he said to her fiercely, ‘I’d rather you said that to me than said you love me! It means such a lot more…Till afternoon then. I’ve plenty to think about till then.’ He kissed her hands humbly and was gone.

    ‘I don’t think I can stand that young man,’ said Clifford at lunch.

    ‘Why?’ asked Connie.

    ‘He’s such a bounder underneath his veneer…just waiting to bounce us.’

    ‘I think people have been so unkind to him,’ said Connie.

    ‘Do you wonder? And do you think he employs his shining hours doing deeds of kindness?’

    ‘I think he has a certain sort of generosity.’

    ‘Towards whom?’

    ‘I don’t quite know.’

    ‘Naturally you don’t. I’m afraid you mistake unscrupulousness for generosity.’

    Connie paused. Did she? It was just possible. Yet the unscrupulousness of Michaelis had a certain fascination for her. He went whole lengths where Clifford only crept a few timid paces. In his way he had conquered the world, which was what Clifford wanted to do. Ways and means…? Were those of Michaelis more despicable than those of Clifford? Was the way the poor outsider had shoved and bounced himself forward in person, and by the back doors, any worse than Clifford’s way of advertising himself into prominence? The bitch-goddess, Success, was trailed by thousands of gasping dogs with lolling tongues. The one that got her first was the real dog among dogs, if you go by success! So Michaelis could keep his tail up.

    The queer thing was, he didn’t. He came back towards tea-time with a large handful of violets and lilies, and the same hang-dog expression. Connie wondered sometimes if it were a sort of mask to disarm opposition, because it was almost too fixed. Was he really such a sad dog?

    His sad-dog sort of extinguished self persisted all the evening, though through it Clifford felt the inner effrontery. Connie didn’t feel it, perhaps because it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women; only against men, and their presumptions and assumptions. That indestructible, inward effrontery in the meagre fellow was what made men so down on Michaelis. His very presence was an affront to a man of society, cloak it as he might in an assumed good manner.

    Connie was in love with him, but she managed to sit with her embroidery and let the men talk, and not give herself away. As for Michaelis, he was perfect; exactly the same melancholic, attentive, aloof young fellow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millions of degrees remote from his hosts, but laconically playing up to them to the required amount, and never coming forth to them for a moment. Connie felt he must have forgotten the morning. He had not forgotten. But he knew where he was…in the same old place outside, where the born outsiders are. He didn’t take the love-making altogether personally. He knew it would not change him from an ownerless dog, whom everybody begrudges its golden collar, into a comfortable society dog.

    The final fact being that at the very bottom of his soul he was an outsider, and anti-social, and he accepted the fact inwardly, no matter how Bond-Streety he was on the outside. His isolation was a necessity to him; just as the appearance of conformity and mixing-in with the smart people was also a necessity.

    But occasional love, as a comfort and soothing, was also a good thing, and he was not ungrateful. On the contrary, he was burningly, poignantly grateful for a piece of natural, spontaneous kindness: almost to tears. Beneath his pale, immobile, disillusioned face, his child’s soul was sobbing with gratitude to the woman, and burning to come to her again; just as his outcast soul was knowing he would keep really clear of her.

    He found an opportunity to say to her, as they were lighting the candles in the hall:

    ‘May I come?’

    ‘I’ll come to you,’ she said.

    ‘Oh, good!’

    He waited for her a long time…but she came.

    He was the trembling excited sort of lover, whose crisis soon came, and was finished. There was something curiously childlike and defenceless about his naked body: as children are naked. His defences were all in his wits and cunning, his very instincts of cunning, and when these were in abeyance he seemed doubly naked and like a child, of unfinished, tender flesh, and somehow struggling helplessly.

    He roused in the woman a wild sort of compassion and yearning, and a wild, craving physical desire. The physical desire he did not satisfy in her; he was always come and finished so quickly, then shrinking down on her breast, and recovering somewhat his effrontery while she lay dazed, disappointed, lost.

    But then she soon learnt to hold him, to keep him there inside her when his crisis was over. And there he was generous and curiously potent; he stayed firm inside her, giving to her, while she was active…wildly, passionately active, coming to her own crisis. And as he felt the frenzy of her achieving her own orgasmic satisfaction from his hard, erect passivity, he had a curious sense of pride and satisfaction.

    ‘Ah, how good!’ she whispered tremulously, and she became quite still, clinging to him. And he lay there in his own isolation, but somehow proud.

    He stayed that time only the three days, and to Clifford was exactly the same as on the first evening; to Connie also. There was no breaking down his external man.

    He wrote to Connie with the same plaintive melancholy note as ever, sometimes witty, and touched with a queer, sexless affection. A kind of hopeless affection he seemed to feel for her, and the essential remoteness remained the same. He was hopeless at the very core of him, and he wanted to be hopeless. He rather hated hope. ‘Une immense esprance a travers la terre’, he read somewhere, and his comment was:’–and it’s darned-well drowned everything worth having.’

    Connie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him, but, in her way, she loved him. And all the time she felt the reflection of his hopelessness in her. She couldn’t quite, quite love in hopelessness. And he, being hopeless, couldn’t ever quite love at all.

    So they went on for quite a time, writing, and meeting occasionally in London. She still wanted the physical, sexual thrill she could get with him by her own activity, his little orgasm being over. And he still wanted to give it her. Which was enough to keep them connected.

    And enough to give her a subtle sort of self-assurance, something blind and a little arrogant. It was an almost mechanical confidence in her own powers, and went with a great cheerfulness.

    She was terrifically cheerful at Wragby. And she used all her aroused cheerfulness and satisfaction to stimulate Clifford, so that he wrote his best at this time, and was almost happy in his strange blind way. He really reaped the fruits of the sensual satisfaction she got out of Michaelis’ male passivity erect inside her. But of course he never knew it, and if he had, he wouldn’t have said thank you!

    Yet when those days of her grand joyful cheerfulness and stimulus were gone, quite gone, and she was depressed and irritable, how Clifford longed for them again! Perhaps if he’d known he might even have wished to get her and Michaelis together again.

    Chapter 4

    Connie always had a foreboding of the hopelessness of her affair with Mick, as people called him. Yet other men seemed to mean nothing to her. She was attached to Clifford. He wanted a good deal of her life and she gave it to him. But she wanted a good deal from the life of a man, and this Clifford did not give her; could not. There were occasional spasms of Michaelis. But, as she knew by foreboding, that would come to an end. Mick couldn’t keep anything up. It was part of his very being that he must break off any connexion, and be loose, isolated, absolutely lone dog again. It was his major necessity, even though he always said: She turned me down!

    The world is supposed to be full of possibilities, but they narrow down to pretty few in most personal experience. There’s lots of good fish in the sea…maybe…but the vast masses seem to be mackerel or herring, and if you’re not mackerel or herring yourself you are likely to find very few good fish in the sea.

    Clifford was making strides into fame, and even money. People came to see him. Connie nearly always had somebody at Wragby. But if they weren’t mackerel they were herring, with an occasional cat-fish, or conger-eel.

    There were a few regular men, constants; men who had been at Cambridge with Clifford. There was Tommy Dukes, who had remained in the army, and was a Brigadier-General. ‘The army leaves me time to think, and saves me from having to face the battle of life,’ he said.

    There was Charles May, an Irishman, who wrote scientifically about stars. There was Hammond, another writer. All were about the same age as Clifford;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of the day. They all believed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What you did apart from that was your private affair, and didn’t much matter. No one thinks of inquiring of another person at what hour he retires to the privy. It isn’t interesting to anyone but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so with most of the matters of ordinary life…how you make your money, or whether you love your wife, or if you have ‘affairs’. All these matters concern only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like going to the privy, have no interest for anyone else.

    ‘The whole point about the sexual problem,’ said Hammond, who was a tall thin fellow with a wife and two children, but much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 typewriter, ‘is that there is no point to it. Strictly there is no problem. We don’t want to follow a man into the w.c., so why should we want to follow him into bed with a woman? And therein lies the problem. If we took no more notice of the one thing than the other, there’d be no problem. It’s all utterly senseless and pointless; a matter of misplaced curiosity.’

    ‘Quite, Hammond, quite! But if someone starts making love to Julia, you begin to simmer; and if he goes on, you are soon at boiling point.’…Julia was Hammond’s wife.

    ‘Why, exactly! So I should be if he began to urinate in a corner of my drawing-room. There’s a place for all these things.’

    ‘You mean you wouldn’t mind if he made love to Julia in some discreet alcove?’

    Charlie May was slightly satirical, for he had flirted a very little with Julia, and Hammond had cut up very roughly.

    ‘Of course I should mind. Sex is a private thing between me and Julia; and of course I should mind anyone else trying to mix in.’

    ‘As a matter of fact,’ said the lean and freckled Tommy Dukes, who looked much more Irish than May, who was pale and rather fat: ‘As a matter of fact, Hammond, you have a strong property instinct, and a strong will to self-assertion, and you want success. Since I’ve been in the army definitely, I’ve got out of the way of the world, and now I see how inordinately strong the craving for self-assertion and success is in men. It is enormously overdeveloped. All our individuality has run that way. And of course men like you think you’ll get through better with a woman’s backing. That’s why you’re so jealous. That’s what sex is to you…a vital little dynamo between you and Julia, to bring success. If you began to be unsuccessful you’d begin to flirt, like Charlie, who isn’t successful. Married people like you and Julia have labels on you, like travellers’ trunks. Julia is labelled Mrs Arnold B. Hammond–just like a trunk on the railway that belongs to somebody. And you are labelled Arnold B. Hammond, c/o Mrs Arnold B. Hammond. Oh, you’re quite right, you’re quite right! The life of the mind needs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decent cooking. You’re quite right. It even needs posterity. But it all hinges on the instinct for success. That is the pivot on which all things turn.’

    Hammond looked rather piqued. He was rather proud of the integrity of his mind, and of his not being a time-server. None the less, he did want success.

    ‘It’s quite true, you can’t live without cash,’ said May. ‘You’ve got to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it to be able to live and get along…even to be free to think you must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or your stomach stops you. But it seems to me you might leave the labels off sex. We’re free to talk to anybody; so why shouldn’t we be free to make love to any woman who inclines us that way?’

    ‘There speaks the lascivious Celt,’ said Clifford.

    ‘Lascivious! well, why not–? I can’t see I do a woman any more harm by sleeping with her than by dancing with her…or even talking to her about the weather. It’s just an interchange of sensations instead of ideas, so why not?’

    ‘Be as promiscuous as the rabbits!’ said Hammond.

    ‘Why not? What’s wrong with rabbits? Are they any worse than a neurotic, revolutionary humanity, full of nervous hate?’

    ‘But we’re not rabbits, even so,’ said Hammond.

    ‘Precisely! I have my mind: I have certain calculations to make in certain astronomical matters that concern me almost more than life or death. Sometimes indigestion interferes with me. Hunger would interfere with me disastrously. In the same way starved sex interferes with me. What then?’

    ‘I should have thought sexual indigestion from surfeit would have interfered with you more seriously,’ said Hammond satirically.

    ‘Not it! I don’t over-eat myself and I don’t over-fuck myself. One has a choice about eating too much. But you would absolutely starve me.’

    ‘Not at all! You can marry.’

    ‘How do you know I can? It may not suit the process of my mind. Marriage might…and would…stultify my mental processes. I’m not properly pivoted that way…and so must I be chained in a kennel like a monk? All rot and funk, my boy. I must live and do my calculations. I need women sometimes. I refuse to make a mountain of it, and I refuse anybody’s moral condemnation or prohibition. I’d be ashamed to see a woman walking around with my name-label on her, address and railway station, like a wardrobe trunk.’

    These two men had not forgiven each other about the Julia flirtation.

    ‘It’s an amusing idea, Charlie,’ said Dukes, ‘that sex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talk, where you act the words instead of saying them. I suppose it’s quite true. I suppose we might exchange as many sensations and emotions with women as we do ideas about the weather, and so on. Sex might be a sort of normal physical conversation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You don’t talk to a woman unless you have ideas in common: that is you don’t talk with any interest. And in the same way, unless you had some emotion or sympathy in common with a woman you wouldn’t sleep with her. But if you had…’

    ‘If you have the proper sort of emotion or sympathy with a woman, you ought to sleep with her,’ said May. ‘It’s the only decent thing, to go to bed with her. Just as, when you are interested talking to someone, the only decent thing is to have the talk out. You don’t prudishly put your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and bite it. You just say out your say. And the same the other way.’

    ‘No,’ said Hammond. ‘It’s wrong. You, for example, May, you squander half your force with women. You’ll never really do what you should do, with a fine mind such as yours. Too much of it goes the other way.’

    ‘Maybe it does…and too little of you goes that way, Hammond, my boy, married or not. You can keep the purity and integrity of your mind, but it’s going damned dry. Your pure mind is going as dry as fiddlesticks, from what I see of it. You’re simply talking it down.’

    Tommy Dukes burst into a laugh.

    ‘Go it, you two minds!’ he said. ‘Look at me…I don’t do any high and pure mental work, nothing but jot down a few ideas. And yet I neither marry nor run after women. I think Charlie’s quite right; if he wants to run after the women, he’s quite free not to run too often. But I wouldn’t prohibit him from running. As for Hammond, he’s got a property instinct, so naturally the straight road and the narrow gate are right for him. You’ll see he’ll be an English Man of Letters before he’s done. A.B.C. from top to toe. Then there’s me. I’m nothing. Just a squib. And what about you, Clifford? Do you think sex is a dynamo to help a man on to success in the world?’

    Clifford rarely talked much at these times. He never held forth; his ideas were really not vital enough for it, he was too confused and emotional. Now he blushed and looked uncomfortable.

    ‘Well!’ he said, ‘being myself hors de combat, I don’t see I’ve anything to say on the matter.’

    ‘Not at all,’ said Dukes; ‘the top of you’s by no means hors de combat. You’ve got the life of the mind sound and intact. So let us hear your ideas.’

    ‘Well,’ stammered Clifford, ‘even then I don’t suppose I have much idea…I suppose marry-and-have-done-with-it would pretty well stand for what I think. Though of course between a man and woman who care for one another, it is a great thing.’

    ‘What sort of great thing?’ said Tommy.

    ‘Oh…it perfects the intimacy,’ said Clifford, uneasy as a woman in such talk.

    ‘Well, Charlie and I believe that sex is a sort of communication like speech. Let any woman start a sex conversation with me, and it’s natural for me to go to bed with her to finish it, all in due season. Unfortunately no woman makes any particular start with me, so I go to bed by myself; and am none the worse for it…I hope so, anyway, for how should I know? Anyhow I’ve no starry calculations to be interfered with, and no immortal works to write. I’m merely a fellow skulking in the army…’

    Silence fell. The four men smoked. And Connie sat there and put another stitch in her sewing…Yes, she sat there! She had to sit mum. She had to be quiet as a mouse,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immensely important speculations of these highly-mental gentlemen. But she had to be there. They didn’t get on so well without her; their ideas didn’t flow so freely. Clifford was much more hedgy and nervous, he got cold feet much quicker in Connie’s absence, and the talk didn’t run. Tommy Dukes came off best; he was a little inspired by her presence. Hammond she didn’t really like; he seemed so selfish in a mental way. And Charles May, though she liked something about him, seemed a little distasteful and messy, in spite of his stars.

    How many evenings had Connie sat and listened to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four men! these, and one or two others. That they never seemed to get anywhere didn’t trouble her deeply. She liked to hear what they had to say, especially when Tommy was there. It was fun. Instead of men kissing you, and touching you with their bodies, they revealed their minds to you. It was great fun! But what cold minds!

    And also it was a little irritating. She had more respect for Michaelis, on whose name they all poured such withering contempt, as a little mongrel arriviste, and uneducated bounder of the worst sort. Mongrel and bounder or not, he jumped to his own conclusions. He didn’t merely walk round them with millions of words, in the parade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Connie quite liked the life of the mind, and got a great thrill out of it. But she did think it overdid itself a little. She loved being there, amidst the tobacco smoke of those famous evenings of the cronies, as she called them privately to herself. She was infinitely amused, and proud too, that even their talking they could not do, without her silent presence. She had an immense respect for thought…and these men, at least, tried to think honestly. But somehow there was a cat, and it wouldn’t jump. They all alike talked at something, though what it was, for the life of her she couldn’t say. It was something that Mick didn’t clear, either.

    But then Mick wasn’t trying to do anything, but just get through his life, and put as much across other people as they tried to put across him. He was really anti-social, which was what Clifford and his cronies had against him. Clifford and his cronies were not anti-social; they were more or less bent on saving mankind, or on instructing it, to say the least.

    There was a gorgeous talk on Sunday evening, when the conversation drifted again to love.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kindred something-or-other’–

    said Tommy Dukes. ‘I’d like to know what the tie is…The tie that binds us just now is mental friction on one another. And, apart from that, there’s damned little tie between us. We bust apart, and say spiteful things about one another, like all the other damned intellectuals in the world. Damned everybodies, as far as that goes, for they all do it. Else we bust apart, and cover up the spiteful things we feel against one another by saying false sugaries. It’s a curious thing that the mental life seems to flourish with its roots in spite, ineffable and fathomless spite. Always has been so! Look at Socrates, in Plato, and his bunch round him! The sheer spite of it all, just sheer joy in pulling somebody else to bits…Protagoras, or whoever it was! And Alcibiades, and all the other little disciple dogs joining in the fray! I must say it makes one prefer Buddha, quietly sitting under a bo-tree, or Jesus, telling his disciples little Sunday stories, peacefully, and without any mental fireworks. No,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mental life, radically. It’s rooted in spite and envy, envy and spite. Ye shall know the tree by its fruit.’

    ‘I don’t think we’re altogether so spiteful,’ protested Clifford.

    ‘My dear Clifford, think of the way we talk each other over, all of us. I’m rather worse than anybody else, myself. Because I infinitely prefer the spontaneous spite to the concocted sugaries; now they are poison; when I begin saying what a fine fellow Clifford is, etc., etc., then poor Clifford is to be pitied. For God’s sake, all of you, say spiteful things about me, then I shall know I mean something to you. Don’t say sugaries, or I’m done.’

    ‘Oh, but I do think we honestly like one another,’ said Hammond.

    ‘I tell you we must…we say such spiteful things to one another, about one another, behind our backs! I’m the worst.’

    ‘And I do think you confuse the mental life with the critical activity. I agree with you, Socrates gave the critical activity a grand start, but he did more than that,’ said Charlie May, rather magisterially. The cronies had such a curious pomposity under their assumed modesty. It was all so ex cathedra, and it all pretended to be so humble.

    Dukes refused to be drawn about Socrates.

    ‘That’s quite true, criticism and knowledge are not the same thing,’ said Hammond.

    ‘They aren’t, of course,’ chimed in Berry, a brown, shy young man, who had called to see Dukes, and was staying the night.

    They all looked at him as if the ass had spoken.

    ‘I wasn’t talking about knowledge…I was talking about the mental life,’ laughed Dukes. ‘Real knowledge comes out of the whole corpus of the consciousness; out of your belly and your penis as much as out of your brain and mind. The mind can only analyse and rationalize. Set the mind and the reason to cock it over the rest, and all they can do is to criticize, and make a deadness. I say all they can do. It is vastly important. My God, the world needs criticizing today…criticizing to death. Therefore let’s live the mental life, and glory in our spite, and strip the rotten old show. But, mind you, it’s like this: while you live your life, you are in some way an Organic whole with all life. But once you start the mental life you pluck the apple. You’ve severed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 apple and the tree: the organic connexion. And if you’ve got nothing in your life but the mental life, then you yourself are a plucked apple…you’ve fallen off the tree. And then it is a logical necessity to be spiteful, just as it’s a natural necessity for a plucked apple to go bad.’

    Clifford made big eyes: it was all stuff to him. Connie secretly laughed to herself.

    ‘Well then we’re all plucked apples,’ said Hammond, rather acidly and petulantly.

    ‘So let’s make cider of ourselves,’ said Charlie.

    ‘But what do you think of Bolshevism?’ put in the brown Berry, as if everything had led up to it.

    ‘Bravo!’ roared Charlie. ‘What do you think of Bolshevism?’

    ‘Come on! Let’s make hay of Bolshevism!’ said Dukes.

    ‘I’m afraid Bolshevism is a large question,’ said Hammond, shaking his head seriously.

    ‘Bolshevism, it seems to me,’ said Charlie, ‘is just a superlative hatred of the thing they call the bourgeois; and what the bourgeois is, isn’t quite defined. It is Capitalism, among other things. Feelings and emotions are also so decidedly bourgeois that you have to invent a man without them.

    ‘Then the individual, especially the personal man, is bourgeois: so he must be suppressed. You must submerge yourselves in the greater thing, the Soviet-social thing. Even an organism is bourgeois: so the ideal must be mechanical. The only thing that is a unit, non-organic, composed of many different, yet equally essential parts, is the machine. Each man a machine-part, and the driving power of the machine, hate…hate of the bourgeois. That, to me, is Bolshevism.’

    ‘Absolutely!’ said Tommy. ‘But also, it seems to me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of the industrial ideal. It’s the factory-owner’s ideal in a nut-shell; except that he would deny that the driving power was hate. Hate it is, all the same; hate of life itself. Just look at these Midlands, if it isn’t plainly written up…but it’s all part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it’s a logical development.’

    ‘I deny that Bolshevism is logical, it rejects the major part of the premisses,’ said Hammond.

    ‘My dear man, it allows the material premiss; so does the pure mind…exclusively.’

    ‘At least Bolshevism has got down to rock bottom,’ said Charlie.

    ‘Rock bottom! The bottom that has no bottom! The Bolshevists will have the finest army in the world in a very short time, with the finest mechanical equipment.

    ‘But this thing can’t go on…this hate business. There must be a reaction…’ said Hammond.

    ‘Well, we’ve been waiting for years…we wait longer. Hate’s a growing thing like anything else. It’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forcing ideas on to life, of forcing one’s deepest instincts; our deepest feelings we force according to certain ideas. We drive ourselves with a formula, like a machine. The logical mind pretends to rule the roost, and the roost turns into pure hate. We’re all Bolshevists, only we are hypocrites. The Russians are Bolshevists without hypocrisy.’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said Hammond, ‘than the Soviet way. The Bolshevists aren’t really intelligent.’

    ‘Of course not. But sometimes it’s intelligent to be half-witted: if you want to make your end. Personally, I consider Bolshevism half-witted; but so do I consider our social life in the west half-witted. So I even consider our far-famed mental life half-witted. We’re all as cold as cretins, we’re all as passionless as idiots. We’re all of us Bolshevists, only we give it another name. We think we’re gods…men like gods! It’s just the same as Bolshevism. One has to be human, and have a heart and a penis if one is going to escape being either a god or a Bolshevist…for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they’re both too good to be true.’

    Out of the disapproving silence came Berry’s anxious question:

    ‘You do believe in love then, Tommy, don’t you?’

    ‘You lovely lad!’ said Tommy. ‘No, my cherub, nine times out of ten, no! Love’s another of those half-witted performances today. Fellows with swaying waists fucking little jazz girls with small boy buttocks, like two collar studs! Do you mean that sort of love? Or the joint-property, make-a-success-of-it, My-husband-my-wife sort of love? No, my fine fellow, I don’t believe in it at all!’

    ‘But you do believe in something?’

    ‘Me? Oh, intellectually I believe in having a good heart, a chirpy penis, a lively intelligence, and the courage to say “shit!” in front of a lady.’

    ‘Well, you’ve got them all,’ said Berry.

    Tommy Dukes roared with laughter. ‘You angel boy! If only I had! If only I had! No; my heart’s as numb as a potato, my penis droops and never lifts its head up, I dare rather cut him clean off than say “shit!” in front of my mother or my aunt…they are real ladies, mind you; and I’m not really intelligent, I’m only a “mental-lifer”. It would be wonderful to be intelligent: then one would be alive in all the parts mentioned and unmentionable. The penis rouses his head and says: How do you do?–to any really intelligent person. Renoir said he painted his pictures with his penis…he did too, lovely pictures! I wish I did something with mine. God! when one can only talk! Another torture added to Hades! And Socrates started it.’

    ‘There are nice women in the world,’ said Connie, lifting her head up and speaking at last.

    The men resented it…she should have pretended to hear nothing. They hated her admitting she had attended so closely to such talk.

    ‘My God!’

    If they be not nice to me

    What care I how nice they be?

    ‘No, it’s hopeless! I just simply can’t vibrate in unison with a woman. There’s no woman I can really want when I’m faced with her, and I’m not going to start forcing myself to it…My God, no! I’ll remain as I am, and lead the mental life. It’s the only honest thing I can do. I can be quite happy talking to women; but it’s all pure, hopelessly pure. Hopelessly pure! What do you say, Hildebrand, my chicken?’

    ‘It’s much less complicated if one stays pure,’ said Berry.

    ‘Yes, life is all too simple!’

    Chapter 5

    On a frosty morning with a little February sun, Clifford and Connie went for a walk across the park to the wood. That is, Clifford chuffed in his motor-chair, and Connie walked beside him.

    The hard air was still sulphurous, but they were both used to it. Round the near horizon went the haze, opalescent with frost and smoke, and on the top lay the small blue sky; so that it was like being inside an enclosure, always inside. Life always a dream or a frenzy, inside an enclosure.

    The sheep coughed in the rough, sere grass of the park, where frost lay bluish in the sockets of the tufts. Across the park ran a path to the wood-gate, a fine ribbon of pink. Clifford had had it newly gravelled with sifted gravel from the pit-bank. When the rock and refuse of the underworld had burned and given off its sulphur, it turned bright pink, shrimp-coloured on dry days, darker, crab-coloured on wet. Now it was pale shrimp-colour, with a bluish-white hoar of frost. It always pleased Connie, this underfoot of sifted, bright pink. It’s an ill wind that brings nobody good.

    Clifford steered cautiously down the slope of the knoll from the hall, and Connie kept her hand on the chair. In front lay the wood, the hazel thicket nearest, the purplish density of oaks beyond. From the wood’s edge rabbits bobbed and nibbled. Rooks suddenly rose in a black train, and went trailing off over the little sky.

    Connie opened the wood-gate, and Clifford puffed slowly through into the broad riding that ran up an incline between the clean-whipped thickets of the hazel. The wood was a remnant of the great forest where Robin Hood hunted, and this riding was an old, old thoroughfare coming across country. But now, of course, it was only a riding through the private wood. The road from Mansfield swerved round to the north.

    In the wood everything was motionless, the old leaves on the ground keeping the frost on their underside. A jay called harshly, many little birds fluttered. But there was no game; no pheasants. They had been killed off during the war, and the wood had been left unprotected, till now Clifford had got his game-keeper again.

    Clifford loved the wood; he loved the old oak-trees. He felt they were his own through generations. He wanted to protect them. He wanted this place inviolate, shut off from the world.

    The chair chuffed slowly up the incline, rocking and jolting on the frozen clods. And suddenly, on the left, came a clearing where there was nothing but a ravel of dead bracken, a thin and spindly sapling leaning here and there, big sawn stumps, showing their tops and their grasping roots, lifeless. And patches of blackness where the woodmen had burned the brushwood and rubbish.

    This was one of the places that Sir Geoffrey had cut during the war for trench timber. The whole knoll, which rose softly on the right of the riding, was denuded and strangely forlorn. On the crown of the knoll where the oaks had stood, now was bareness; and from there you could look out over the trees to the colliery railway, and the new works at Stacks Gate. Connie had stood and looked, it was a breach in the pure seclusion of the wood. It let in the world. But she didn’t tell Clifford.

    This denuded place always made Clifford curiously angry. He had been through the war, had seen what it meant. But he didn’t get really angry till he saw this bare hill. He was having it replanted. But it made him hate Sir Geoffrey.

    Clifford sat with a fixed face as the chair slowly mounted. When they came to the top of the rise he stopped; he would not risk the long and very jolty down-slope. He sat looking at the greenish sweep of the riding downwards, a clear way through the bracken and oaks. It swer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and disappeared; but it had such a lovely easy curve, of knights riding and ladies on palfreys.

    ‘I consider this is really the heart of England,’ said Clifford to Connie, as he sat there in the dim February sunshine.

    ‘Do you?’ she said, seating herself in her blue knitted dress, on a stump by the path.

    ‘I do! this is the old England, the heart of it; and I intend to keep it intact.’

    ‘Oh yes!’ said Connie. But, as she said it she heard the eleven-o’clock hooters at Stacks Gate colliery. Clifford was too used to the sound to notice.

    ‘I want this wood perfect…untouched. I want nobody to trespass in it,’ said Clifford.

    There was a certain pathos. The wood still had some of the mystery of wild, old England; but Sir Geoffrey’s cuttings during the war had given it a blow. How still the trees were, with their crinkly, innumerable twigs against the sky, and their grey, obstinate trunks rising from the brown bracken! How safely the birds flitted among them! And once there had been deer, and archers, and monks padding along on asses. The place remembered, still remembered.

    Clifford sat in the pale sun, with the light on his smooth, rather blond hair, his reddish full face inscrutable.

    ‘I mind more, not having a son, when I come here, than any other time,’ he said.

    ‘But the wood is older than your family,’ said Connie gently.

    ‘Quite!’ said Clifford. ‘But we’ve preserved it. Except for us it would go…it would be gone already, like the rest of the forest. One must preserve some of the old England!’

    ‘Must one?’ said Connie. ‘If it has to be preserved, and preserved against the new England? It’s sad, I know.’

    ‘If some of the old England isn’t preserved, there’ll be no England at all,’ said Clifford. ‘And we who have this kind of property, and the feeling for it, must preserve it.’

    There was a sad pause. ‘Yes, for a little while,’ said Connie.

    ‘For a little while! It’s all we can do. We can only do our bit. I feel every man of my family has done his bit here, since we’ve had the place. One may go against convention, but one must keep up tradition.’ Again there was a pause.

    ‘What tradition?’ asked Connie.

    ‘The tradition of England! of this!’

    ‘Yes,’ she said slowly.

    ‘That’s why having a son helps; one is only a link in a chain,’ he said.

    Connie was not keen on chains, but she said nothing. She was thinking of the curious impersonality of his desire for a son.

    ‘I’m sorry we can’t have a son,’ she said.

    He looked at her steadily, with his full, pale-blue eyes.

    ‘It would almost be a good thing if you had a child by another man, he said. ‘If we brought it up at Wragby, it would belong to us and to the place. I don’t believe very intensely in fatherhood. If we had the child to rear, it would be our own, and it would carry on. Don’t you think it’s worth considering?’

    Connie looked up at him at last. The child, her child, was just an ‘it’ to him. It…it…it!

    ‘But what about the other man?’ she asked.

    ‘Does it matter very much? Do these things really affect us very deeply?…You had that lover in Germany…what is it now? Nothing almost.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n’t these little acts and little connexions we make in our lives that matter so very much. They pass away, and where are they? Where…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It’s what endures through one’s life that matters; my own life matters to me, in its long continuance and development. But what do the occasional connexions matter? And the occasional sexual connexions especially! If people don’t exaggerate them ridiculously, they pass like the mating of birds. And so they should. What does it matter? It’s the life-long companionship that matters. It’s the living together from day to day, not the sleeping together once or twice. You and I are marrie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us. We have the habit of each other. And habit, to my thinking, is more vital than any occasional excitement. The long, slow, enduring thing…that’s what we live by…not the occasional spasm of any sort. Little by little, living together, two people fall into a sort of unison, they vibrate so intricately to one another. That’s the real secret of marriage, not sex; at least not the simple function of sex. You and I are interwoven in a marriage. If we stick to that we ought to be able to arrange this sex thing, as we arrange going to the dentist; since fate has given us a checkmate physically there.’

    Connie sat and listened in a sort of wonder, and a sort of fear. She did not know if he was right or not. There was Michaelis, whom she loved; so she said to herself. But her love was somehow only an excursion from her marriage with Clifford; the long, slow habit of intimacy, formed through years of suffering and patience. Perhaps the human soul needs excursions, and must not be denied them. But the point of an excursion is that you come home again.

    ‘And wouldn’t you mind what man’s child I had?’ she asked.

    ‘Why, Connie, I should trust your natural instinct of decency and selection. You just wouldn’t let the wrong sort of fellow touch you.’

    She thought of Michaelis! He was absolutely Clifford’s idea of the wrong sort of fellow.

    ‘But men and women may have different feelings about the wrong sort of fellow,’ she said.

    ‘No,’ he replied. ‘You care for me. I don’t believe you would ever care for a man who was purely antipathetic to me. Your rhythm wouldn’t let you.’

    She was silent. Logic might be unanswerable because it was so absolutely wrong.

    ‘And should you expect me to tell you?’ she asked, glancing up at him almost furtively.

    ‘Not at all, I’d better not know…But you do agree with me, don’t you, that the casual sex thing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long life lived together? Don’t you think one can just subordinate the sex thing to the necessities of a long life? Just use it, since that’s what we’re driven to? After all, do these temporary excitements matter? Isn’t the whole problem of life the slow building up of an integral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years? living an integrated life? There’s no point in a disintegrated life. If lack of sex is going to disintegrate you, then go out and have a love-affair. If lack of a child is going to disintegrate you, then have a child if you possibly can. But only do these things so that you have an integrated life, that makes a long harmonious thing. And you and I can do that together…don’t you think?…if we adapt ourselves to the necess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ave the adaptation together into a piece with our steadily-lived life. Don’t you agree?’

    Connie was a little overwhelmed by his words. She knew he was right theoretically. But when she actually touched her steadily-lived life with him she…hesitated. Was it actually her destiny to go on weaving herself into his life all the rest of her life? Nothing else?

    Was it just that? She was to be content to weave a steady life with him, all one fabric, but perhaps brocaded with the occasional flower of an adventure. But how could she know what she would feel next year? How could one ever know? How could one say Yes? for years and years? The little yes, gone on a breath! Why should one be pinned down by that butterfly word? Of course it had to flutter away and be gone, to be followed by other yes’s and no’s! Like the straying of butterflies.

    ‘I think you’re right, Clifford. And as far as I can see I agree with you. Only life may turn quite a new face on it all.’

    ‘But until life turns a new face on it all, you do agree?’

    ‘Oh yes! I think I do, really.’

    She was watching a brown spaniel that had run out of a side-path, and was looking towards them with lifted nose, making a soft, fluffy bark. A man with a gun strode swiftly, softly out after the dog, facing their way as if about to attack them; then stopped instead, saluted, and was turning downhill. It was only the new game-keeper, but he had frightened Connie, he seemed to emerge with such a swift menace. That was how she had seen him, like the sudden rush of a threat out of nowhere.

    He was a man in dark green velveteens and gaiters…the old style, with a red face and red moustache and distant eyes. He was going quickly downhill.

    ‘Mellors!’ called Clifford.

    The man faced lightly round, and saluted with a quick little gesture, a soldier!

    ‘Will you turn the chair round and get it started? That makes it easier,’ said Clifford.

    The man at once slung his gun over his shoulder, and came forward with the same curious swift, yet soft movements, as if keeping invisible. He was moderately tall and lean, and was silent. He did not look at Connie at all, only at the chair.

    ‘Connie, this is the new game-keeper, Mellors. You haven’t spoken to her ladyship yet, Mellors?’

    ‘No, Sir!’ came the ready, neutral words.

    The man lifted his hat as he stood, showing his thick, almost fair hair. He stared straight into Connie’s eyes, with a perfect, fearless, impersonal look, as if he wanted to see what she was like. He made her feel shy. She bent her head to him shyly, and he changed his hat to his left hand and made her a slight bow, like a gentleman; but he said nothing at all. He remained for a moment still, with his hat in his hand.

    ‘But you’ve been here some time, haven’t you?’ Connie said to him.

    ‘Eight months, Madam…your Ladyship!’ he corrected himself calmly.

    ‘And do you like it?’

    She looked him in the eyes. His eyes narrowed a little, with irony, perhaps with impudence.

    ‘Why, yes, thank you, your Ladyship! I was reared here…’

    He gave another slight bow, turned, put his hat on, and strode to take hold of the chair. His voice on the last words had fallen into the heavy broad drag of the dialect…perhaps also in mockery, because there had been no trace of dialect before. He might almost be a gentleman. Anyhow, he was a curious, quick, separate fellow, alone, but sure of himself.

    Clifford started the little engine, the man carefully turned the chair, and set it nose-forwards to the incline that curved gently to the dark hazel thicket.

    ‘Is that all then, Sir Clifford?’ asked the man.

    ‘No, you’d better come along in case she sticks. The engine isn’t really strong enough for the uphill work.’ The man glanced round for his dog…a thoughtful glance. The spaniel looked at him and faintly moved its tail. A little smile, mocking or teasing her, yet gentle, came into his eyes for a moment, then faded away, and his face was expressionless. They went fairly quickly down the slope, the man with his hand on the rail of the chair, steadying it. He looked like a free soldier rather than a servant. And something about him reminded Connie of Tommy Dukes.

    When they came to the hazel grove, Connie suddenly ran forward, and opened the gate into the park. As she stood holding it, the two men looked at her in passing, Clifford critically, the other man with a curious, cool wonder; impersonally wanting to see what she looked like. And she saw in his blue, impersonal eyes a look of suffering and detachment, yet a certain warmth. But why was he so aloof, apart?

    Clifford stopped the chair, once through the gate, and the man came quickly, courteously, to close it.

    ‘Why did you run to open?’ asked Clifford in his quiet, calm voice, that showed he was displeased. ‘Mellors would have done it.’

    ‘I thought you would go straight ahead,’ said Connie.

    ‘And leave you to run after us?’ said Clifford.

    ‘Oh, well, I like to run sometimes!’

    Mellors took the chair again, looking perfectly unheeding, yet Connie felt he noted everything. As he pushed the chair up the steepish rise of the knoll in the park, he breathed rather quickly, through parted lips. He was rather frail really. Curiously full of vitality, but a little frail and quenched. Her woman’s instinct sensed it.

    Connie fell back, let the chair go on. The day had greyed over; the small blue sky that had poised low on its circular rims of haze was closed in again, the lid was down, there was a raw coldness. It was going to snow. All grey, all grey! the world looked worn out.

    The chair waited at the top of the pink path. Clifford looked round for Connie.

    ‘Not tired, are you?’ he said.

    ‘Oh, no!’ she said.

    But she was. A strange, weary yearning, a dissatisfaction had started in her. Clifford did not notice: those were not things he was aware of. But the stranger knew. To Connie, everything in her world and life seemed worn out, and her dissatisfaction was older than the hills.

    They came to the house, and around to the back, where there were no steps. Clifford managed to swing himself over on to the low, wheeled house-chair; he was very strong and agile with his arms. Then Connie lifted the burden of his dead legs after him.

    The keeper, waiting at attention to be dismissed, watched everything narrowly, missing nothing. He went pale, with a sort of fear, when he saw Connie lifting the inert legs of the man in her arms, into the other chair, Clifford pivoting round as she did so. He was frightened.

    ‘Thanks, then, for the help, Mellors,’ said Clifford casually, as he began to wheel down the passage to the servants’ quarters.

    ‘Nothing else, Sir?’ came the neutral voice, like one in a dream.

    ‘Noth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it was kind of you to push the chair up that hill…I hope it wasn’t heavy for you,’ said Connie, looking back at the keeper outside the door.

    His eyes came to hers in an instant, as if wakened up. He was aware of her.

    ‘Oh no, not heavy!’ he said quickly. Then his voice dropped again into the broad sound of the vernacular: ‘Good mornin’ to your Ladyship!’

    ‘Who is your game-keeper?’ Connie asked at lunch.

    ‘Mellors! You saw him,’ said Clifford.

    ‘Yes, but where did he come from?’

    ‘Nowhere! He was a Tevershall boy…son of a collier, I believe.’

    ‘And was he a collier himself?’

    ‘Blacksmith on the pit-bank, I believe: overhead smith. But he was keeper here for two years before the war…before he joined up. My father always had a good opinion of him, so when he came back, and went to the pit for a blacksmith’s job, I just took him back here as keeper. I was really very glad to get him…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 a good man round here for a gamekeeper…and it needs a man who knows the people.’

    ‘And isn’t he married?’

    ‘He was. But his wife went off with…with various men…but finally with a collier at Stacks Gate, and I believe she’s living there still.’

    ‘So this man is alone?’

    ‘More or less! He has a mother in the village…and a child, I believe.’

    Clifford looked at Connie, with his pale, slightly prominent blue eyes, in which a certain vagueness was coming. He seemed alert in the foreground, but the background was like the Midlands atmosphere, haze, smoky mist. And the haze seemed to be creeping forward. So when he stared at Connie in his peculiar way, giving her his peculiar, precise information, she felt all the background of his mind filling up with mist, with nothingness. And it frightened her. It made him seem impersonal, almost to idiocy.

    And dimly she realized one of the great laws of the human soul: that when the emotional soul receives a wounding shock, which does not kill the body, the soul seems to recover as the body recovers. But this is only appearance. It is really only the mechanism of the re-assumed habit. Slowly, slowly the wound to the soul begins to make itself felt, like a bruise, which only slowly deepens its terrible ache, till it fills all the psyche. And when we think we have recovered and forgotten, it is then that the terrible after-effects have to be encountered at their worst.

    So it was with Clifford. Once he was ‘well’, once he was back at Wragby, and writing his stories, and feeling sure of life, in spite of all, he seemed to forget, and to have recovered all his equanimity. But now, as the years went by, slowly, slowly, Connie felt the bruise of fear and horror coming up, and spreading in him. For a time it had been so deep as to be numb, as it were non-existent. Now slowly it began to assert itself in a spread of fear, almost paralysis. Mentally he still was alert. But the paralysis, the bruise of the too-great shock, was gradually spreading in his affective self.

    And as it spread in him, Connie felt it spread in her. An inward dread, an emptiness, an indifference to everything gradually spread in her soul. When Clifford was roused, he could still talk brilliantly and, as it were, command the future: as when, in the wood, he talked about her having a child, and giving an heir to Wragby. But the day after, all the brilliant words seemed like dead leaves, crumpling up and turning to powder, meaning really nothing, blown away on any gust of wind. They were not the leafy words of an effective life, young with energy and belonging to the tree. They were the hosts of fallen leaves of a life that is ineffectual.

    So it seemed to her everywhere. The colliers at Tevershall were talking again of a strike, and it seemed to Connie there again it was not a manifestation of energy, it was the bruise of the war that had been in abeyance, slowly rising to the surface and creating the great ache of unrest, and stupor of discontent. The bruise was deep, deep, deep…the bruise of the false inhuman war. It would take many years for the living blood of the generations to dissolve the vast black clot of bruised blood, deep inside their souls and bodies. And it would need a new hope.

    Poor Connie! As the years drew on it was the fear of nothingness In her life that affected her. Clifford’s mental life and hers gradually began to feel like nothingness. Their marriage, their integrated life based on a habit of intimacy, that he talked about: there were days when it all became utterly blank and nothing. It was words, just so many words. The only reality was nothingness, and over it a hypocrisy of words.

    There was Clifford’s success: the bitch-goddess! It was true he was almost famous, and his books brought him in a thousand pounds. His photograph appeared everywhere. There was a bust of him in one of the galleries, and a portrait of him in two galleries. He seemed the most modern of modern voices. With his uncanny lame instinct for publicity, he had become in four or five years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Where the intellect came in, Connie did not quite see. Clifford was really clever at that slightly humorous analysis of people and motives which leaves everything in bits at the end. But it was rather like puppies tearing the sofa cushions to bits; except that it was not young and playful, but curiously old, and rather obstinately conceited. It was weird and it was nothing. This was the feeling that echoed and re-echoed at the bottom of Connie’s soul: it was all flag, a wonderful display of nothingness; At the same time a display. A display! a display! a display!

    Michaelis had seized upon Clifford as the central figure for a play; already he had sketched in the plot, and written the first act. For Michaelis was even better than Clifford at making a display of nothingness. It was the last bit of passion left in these men: the passion for making a display. Sexually they were passionless, even dead. And now it was not money that Michaelis was after. Clifford had never been primarily out for money, though he made it where he could, for money is the seal and stamp of success. And success was what they wanted. They wanted, both of them, to make a real display…a man’s own very display of himself that should capture for a time the vast populace.

    It was strange…the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To Connie, since she was really outside of it, and since she had grown numb to the thrill of it, it was again nothingness. Even the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was nothingness, though the men prostituted themselves innumerable times. Nothingness even that.

    Michaelis wrote to Clifford about the play. Of course she knew about it long ago. And Clifford was again thrilled. He was going to be displayed again this time, somebody was going to display him, and to advantage. He invited Michaelis down to Wragby with Act I.

    Michaelis came: in summer, in a pale-coloured suit and white suede gloves, with mauve orchids for Connie, very lovely, and Act I was a great success. Even Connie was thrilled…thrilled to what bit of marrow she had left. And Michaelis, thrilled by his power to thrill, was really wonderful…and quite beautiful, in Connie’s eyes. She saw in him that ancient motionlessness of a race that can’t be disillusioned any more, an extreme, perhaps, of impurity that is pure. On the far side of his supreme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he seemed pure, pure as an African ivory mask that dreams impurity into purity, in its ivory curves and planes.

    His moment of sheer thrill with the two Chatterleys, when he simply carried Connie and Clifford away, was one of the supreme moments of Michaelis’ life. He had succeeded: he had carried them away. Even Clifford was temporarily in love with him…if that is the way one can put it.

    So next morning Mick was more uneasy than ever; restless, devoured, with his hands restless in his trousers pockets. Connie had not visited him in the night…and he had not known where to find her. Coquetry!…at his moment of triumph.

    He went up to her sitting-room in the morning. She knew he would come. And his restlessness was evident. He asked her about his play…did she think it good? He had to hear it praised: that affected him with the last thin thrill of passion beyond any sexual orgasm. And she praised it rapturously. Yet all the while, at the bottom of her soul, she knew it was nothing.

    ‘Look here!’ he said suddenly at last. ‘Why don’t you and I make a clean thing of it? Why don’t we marry?’

    ‘But I am married,’ she said, amazed, and yet feeling nothing.

    ‘Oh that!…he’ll divorce you all right…Why don’t you and I marry? I want to marry. I know i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for me…marry and lead a regular life. I lead the deuce of a life, simply tearing myself to pieces. Look here, you and I, we’re made for one another…hand and glove. Why don’t we marry? Do you see any reason why we shouldn’t?’

    Connie looked at him amazed: and yet she felt nothing. These men, they were all alike, they left everything out. They just went off from the top of their heads as if they were squibs, and expected you to be carried heavenwards along with their own thin sticks.

    ‘But I am married already,’ she said. ‘I can’t leave Clifford, you know.’

    ‘Why not? but why not?’ he cried. ‘He’ll hardly know you’ve gone, after six months. He doesn’t know that anybody exists, except himself. Why the man has no use for you at all, as far as I can see; he’s entirely wrapped up in himself.’

    Connie felt there was truth in this. But she also felt that Mick was hardly making a display of selflessness.

    ‘Aren’t all men wrapped up in themselves?’ she asked.

    ‘Oh, more or less, I allow. A man’s got to be, to get through.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is, what sort of a time can a man give a woman? Can he give her a damn good time, or can’t he? If he can’t he’s no right to the woman…’ He paused and gazed at her with his full, hazel eyes, almost hypnotic. ‘Now I consider,’ he added, ‘I can give a woman the darndest good time she can ask for. I think I can guarantee myself.’

    ‘And what sort of a good time?’ asked Connie, gazing on him still with a sort of amazement, that looked like thrill; and underneath feeling nothing at all.

    ‘Every sort of a good time, damn it, every sort! Dress, jewels up to a point, any nightclub you like, know anybody you want to know, live the pace…travel and be somebody wherever you go…Darn it, every sort of good time.’

    He spoke it almost in a brilliancy of triumph, and Connie looked at him as if dazzled, and really feeling nothing at all. Hardly even the surface of her mind was tickled at the glowing prospects he offered her. Hardly even her most outside self responded, that at any other time would have been thrilled. She just got no feeling from it, she couldn’t ‘go off’. She just sat and stared and looked dazzled, and felt nothing, only somewhere she smelt the extraordinarily unpleasant smell of the bitch-goddess.

    Mick sat on tenterhooks, leaning forward in his chair, glaring at her almost hysterically: and whether he was more anxious out of vanity for her to say Yes! or whether he was more panic-stricken for fear she should say Yes!–who can tell?

    ‘I should have to think about it,’ she said. ‘I couldn’t say now. It may seem to you Clifford doesn’t count, but he does. When you think how disabled he is…’

    ‘Oh damn it all! If a fellow’s going to trade on his disabilities, I might begin to say how lonely I am, and always have been,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my-eye-Betty-Martin sob-stuff! Damn it all, if a fellow’s got nothing but disabilities to recommend him…’

    He turned aside, working his hands furiously in his trousers pockets. That evening he said to her:

    ‘You’re coming round to my room tonight, aren’t you? I don’t darn know where your room is.’

    ‘All right!’ she said.

    He was a more excited lover that night, with his strange, small boy’s frail nakedness. Conni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come to her crisis before he had really finished his. And he roused a certain craving passion in her, with his little boy’s nakedness and softness; she had to go on after he had finished, in the wild tumult and heaving of her loins, while he heroically kept himself up, and present in her, with all his will and self-offering, till she brought about her own crisis, with weird little cries.

    When at last he drew away from her, he said, in a bitter, almost sneering little voice:

    ‘You couldn’t go off at the same time as a man, could you? You’d have to bring yourself off! You’d have to run the show!’

    This little speech, at the moment, was one of the shocks of her life. Because that passive sort of giving himself was so obviously his only real mode of intercourse.

    ‘What do you mean?’ she said.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eep on for hours after I’ve gone off…and I have to hang on with my teeth till you bring yourself off by your own exertions.’

    She was stunned by this unexpected piece of brutality, at the moment when she was glowing with a sort of pleasure beyond words, and a sort of love for him. Because, after all, like so many modern men, he was finished almost before he had begun. And that forced the woman to be active.

    ‘But you want me to go on, to get my own satisfaction?’ she said.

    He laughed grimly: ‘I want it!’ he said. ‘That’s good! I want to hang on with my teeth clenched, while you go for me!’

    ‘But don’t you?’ she insisted.

    He avoided the question. ‘All the darned women are like that,’ he said. ‘Either they don’t go off at all, as if they were dead in there…or else they wait till a chap’s really done, and then they start in to bring themselves off, and a chap’s got to hang on. I never had a woman yet who went off just at the same moment as I did.’

    Connie only half heard this piece of novel, masculine information. She was only stunned by his feeling against her…his incomprehensible brutality. She felt so innocent.

    ‘But you want me to have my satisfaction too, don’t you?’ she repeated.

    ‘Oh, all right! I’m quite willing. But I’m darned if hanging on waiting for a woman to go off is much of a game for a man…’

    This speech was one of the crucial blows of Connie’s life. It killed something in her. She had not been so very keen on Michaelis; till he started it, she did not want him. It was as if she never positively wanted him. But once he had started her, it seemed only natural for her to come to her own crisis with him. Almost she had loved him for it…almost that night she loved him, and wanted to marry him.

    Perhaps instinctively he knew it, and that was why he had to bring down the whole show with a smash; the house of cards. Her whole sexual feeling for him, or for any man, collapsed that night. Her life fell apart from his as completely as if he had never existed.

    And she went through the days drearily. There was nothing now but this empty treadmill of what Clifford called the integrated life, the long living together of two people, who are in the habit of being in the same house with one another.

    Nothingness! To accept the great nothingness of life seemed to be the one end of living. All the many busy and important little things that make up the grand sum-total of nothingness!

    Chapter 6

    ‘Why don’t men and women really like one another nowadays?’ Connie asked Tommy Dukes, who was more or less her oracle.

    ‘Oh, but they do! I don’t think since the human species was invented, there has ever been a time when men and women have liked one another as much as they do today. Genuine liking! Take myself. I really like women better than men; they are braver, one can be more frank with them.’

    Connie pondered this.

    ‘Ah, yes, but you neve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m!’ she said.

    ‘I? What am I doing but talking perfectly sincerely to a woman at this moment?’

    ‘Yes, talking…’

    ‘And what more could I do if you were a man, than talk perfectly sincerely to you?’

    ‘Nothing perhaps. But a woman…’

    ‘A woman wants you to like her and talk to 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love her and desire her; and it seems to me the two thing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But they shouldn’t be!’

    ‘No doubt water ought not to be so wet as it is; it overdoes it in wetness. But there it is! I like women and talk to them, and therefore I don’t love them and desire them. The two things don’t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in me.’

    ‘I think they ought to.’

    ‘All right. The fact that things ought to be something else than what they are, is not my department.

    Connie considered this. ‘It isn’t true,’ she said. ‘Men can love women and talk to them. I don’t see how they can love them without talking, and being friendly and intimate. How can they?’

    ‘Well,’ he said, ‘I don’t know. What’s the use of my generalizing? I only know my own case. I like women, but I don’t desire them. I like talking to them; but talking to them, though it makes me intimate in one direction, sets me poles apart from them as far as kissing is concerned. So there you are! But don’t take me as a general example, probably I’m just a special case: one of the men who like women, but don’t love women, and even hate them if they force me into a pretence of love, or an entangled appearance.

    ‘But doesn’t it make you sad?’

    ‘Why should it? Not a bit! I look at Charlie May, and the rest of the men who have affairs…No, I don’t envy them a bit! If fate sent me a woman I wanted, well and good. Since I don’t know any woman I want, and never see one…why, I presume I’m cold, and really like some women very much.’

    ‘Do you like me?’

    ‘Very much! And you see there’s no question of kissing between us, is there?’

    ‘None at all!’ said Connie. ‘But oughtn’t there to be?’

    ‘Why, in God’s name? I like Clifford, but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went and kissed him?’

    ‘But isn’t there a difference?’

    ‘Where does it lie,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We’re all intelligent human beings, and the male and female business is in abeyance. Just in abeyance. How would you like me to start acting up like a continental male at this moment, and parading the sex thing?’

    ‘I should hate it.’

    ‘Well then! I tell you, if I’m really a male thing at all, I never run across the female of my species. And I don’t miss her, I just like women. Who’s going to force me into loving or pretending to love them, working up the sex game?’

    ‘No, I’m not. But isn’t something wrong?’

    ‘You may feel it, I don’t.’

    ‘Yes, I feel something is wrong between men and women. A woman has no glamour for a man any more.’

    ‘Has a man for a woman?’

    She ponder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question.

    ‘Not much,’ she said truthfully.

    ‘Then let’s leave it all alone, and just be decent and simple, like proper human beings with one another. Be damned to the artificial sex-compulsion! I refuse it!’

    Connie knew he was right, really. Yet it left her feeling so forlorn, so forlorn and stray. Like a chip on a dreary pond, she felt. What was the point, of her or anything?

    It was her youth which rebelled. These men seemed so old and cold. Everything seemed old and cold. And Michaelis let one down so; he was no good. The men didn’t want one; they just didn’t really want a woman, even Michaelis didn’t.

    And the bounders who pretended they did, and started working the sex game, they were worse than ever.

    It was just dismal, and one had to put up with it. It was quite true, men had no real glamour for a woman: if you could fool yourself into thinking they had, even as she had fooled herself over Michaelis, that was the best you could do. Meanwhile you just lived on and there was nothing to it. She understood perfectly well why people had cocktail parties, and jazzed, and Charlestoned till they were ready to drop. You had to take it out some way or other, your youth, or it ate you up. But what a ghastly thing, this youth! You felt as old as Methuselah, and yet the thing fizzed somehow, and didn’t let you be comfortable. A mean sort of life! And no prospect! She almost wished she had gone off with Mick, and made her life one long cocktail party, and jazz evening. Anyhow that was better than just mooning yourself into the grave.

    On one of her bad days she went out alone to walk in the wood, ponderously, heeding nothing, not even noticing where she was. The report of a gun not far off startled and angered her.

    Then, as she went, she heard voices, and recoiled. People! She didn’t want people. But her quick ear caught another sound, and she roused; it was a child sobbing. At once she attended; someone was ill-treating a child. She strode swinging down the wet drive, her sullen resentment uppermost. She felt just prepared to make a scene.

    Turning the corner, she saw two figures in the drive beyond her: the keeper, and a little girl in a purple coat and moleskin cap, crying.

    ‘Ah, shut it up, tha false little bitch!’ came the man’s angry voice, and the child sobbed louder.

    Constance strode nearer, with blazing eyes. The man turned and looked at her, saluting coolly, but he was pale with anger.

    ‘What’s the matter? Why is she crying?’ demanded Constance, peremptory but a little breathless.

    A faint smile like a sneer came on the man’s face. ‘Nay, yo mun ax ‘er,’ he replied callously, in broad vernacular.

    Connie felt as if he had hit her in the face, and she changed colour. Then she gathered her defiance, and looked at him, her dark blue eyes blazing rather vaguely.

    ‘I asked you,’ she panted.

    He gave a queer little bow, lifting his hat. ‘You did, your Ladyship,’ he said; then, with a return to the vernacular: ‘but I canna tell yer.’ And he became a soldier, inscrutable, only pale with annoyance.

    Connie turned to the child, a ruddy, black-haired thing of nine or ten. ‘What is it, dear? Tell me why you’re crying!’ she said, with the conventionalized sweetness suitable. More violent sobs, self-conscious. Still more sweetness on Connie’s part.

    ‘There, there, don’t you cry! Tell me what they’ve done to you!’…an intense tenderness of tone. At the same time she felt in the pocket of her knitted jacket, and luckily found a sixpence.

    ‘Don’t you cry then!’ she said, bending in front of the child. ‘See what I’ve got for you!’

    Sobs, snuffles, a fist taken from a blubbered face, and a black shrewd eye cast for a second on the sixpence. Then more sobs, but subduing. ‘There, tell me what’s the matter, tell me!’ said Connie, putting the coin into the child’s chubby hand, which closed over it.

    ‘It’s the…it’s the…pussy!’

    Shudders of subsiding sobs.

    ‘What pussy, dear?’

    After a silence the shy fist, clenching on sixpence, pointed into the bramble brake.

    ‘There!’

    Connie looked, and there, sure enough, was a big black cat, stretched out grimly, with a bit of blood on it.

    ‘Oh!’ she said in repulsion.

    ‘A poacher, your Ladyship,’ said the man satirically.

    She glanced at him angrily. ‘No wonder the child cried,’ she said, ‘if you shot it when she was there. No wonder she cried!’

    He looked into Connie’s eyes, laconic, contemptuous, not hiding his feelings. And again Connie flushed; she felt she had been making a scene, the man did not respect her.

    ‘What is your name?’ she said playfully to the child. ‘Won’t you tell me your name?’

    Sniffs; then very affectedly in a piping voice: ‘Connie Mellors!’

    ‘Connie Mellors! Well, that’s a nice name! And did you come out with your Daddy, and he shot a pussy? But it was a bad pussy!’

    The child looked at her, with bold, dark eyes of scrutiny, sizing her up, and her condolence.

    ‘I wanted to stop with my Gran,’ said the little girl.

    ‘Did you? But where is your Gran?’

    The child lifted an arm, pointing down the drive. ‘At th’ cottidge.’

    ‘At the cottage! And would you like to go back to her?’

    Sudden, shuddering quivers of reminiscent sobs. ‘Yes!’

    ‘Come then, shall I take you? Shall I take you to your Gran? Then your Daddy can do what he has to do.’ She turned to the man. ‘It is your little girl, isn’t it?’

    He saluted, and made a slight movement of the head in affirmation.

    ‘I suppose I can take her to the cottage?’ asked Connie.

    ‘If your Ladyship wishes.’

    Again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with that calm, searching detached glance. A man very much alone, and on his own.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me to the cottage, to your Gran, dear?’

    The child peeped up again. ‘Yes!’ she simpered.

    Connie disliked her; the spoilt, false little female. Nevertheless she wiped her face and took her hand. The keeper saluted in silence.

    ‘Good morning!’ said Connie.

    It was nearly a mile to the cottage, and Connie senior was well bored by Connie junior by the time the game-keeper’s picturesque little home was in sight. The child was already as full to the brim with tricks as a little monkey, and so self-assured.

    At the cottage the door stood open, and there was a rattling heard inside. Connie lingered, the child slipped her hand, and ran indoors.

    ‘Gran! Gran!’

    ‘Why, are yer back a’ready!’

    The grandmother had been blackleading the stove, it was Saturday morning. She came to the door in her sacking apron, a blacklead-brush in her hand, and a black smudge on her nose. She was a little, rather dry woman.

    ‘Why, whatever?’ she said, hastily wiping her arm across her face as she saw Connie standing outside.

    ‘Good morning!’ said Connie. ‘She was crying, so I just brought her home.’

    The grandmother looked around swiftly at the child:

    ‘Why, wheer was yer Dad?’

    The little girl clung to her grandmother’s skirts and simpered.

    ‘He was there,’ said Connie, ‘but he’d shot a poaching cat, and the child was upset.’

    ‘Oh, you’d no right t’ave bothered, Lady Chatterley, I’m sure! I’m sure it was very good of you, but you shouldn’t ‘ave bothered. Why, did ever you see!’–and the old woman turned to the child: ‘Fancy Lady Chatterley takin’ all that trouble over yer! Why, she shouldn’t ‘ave bothered!’

    ‘It was no bother, just a walk,’ said Connie smiling.

    ‘Why, I’m sure ’twas very kind of you, I must say! So she was crying! I knew there’d be something afore they got far. She’s frightened of ‘im, that’s wheer it is. Seems ‘e’s almost a stranger to ‘er, fair a stranger, and I don’t think they’re two as’d hit it off very easy. He’s got funny ways.’

    Connie didn’t know what to say.

    ‘Look, Gran!’ simpered the child.

    The old woman looked down at the sixpence in the little girl’s hand.

    ‘An’ sixpence an’ all! Oh, your Ladyship, you shouldn’t, you shouldn’t. Why, isn’t Lady Chatterley good to yer! My word, you’re a lucky girl this morning!’

    She pronounced the name, as all the people did: Chat’ley.–Isn’t Lady Chat’ley good to you!’–Connie couldn’t help looking at the old woman’s nose, and the latter again vaguely wiped her face with the back of her wrist, but missed the smudge.

    Connie was moving away ‘Well, thank you ever so much, Lady Chat’ley, I’m sure. Say thank you to Lady Chat’ley!’–this last to the child.

    ‘Thank you,’ piped the child.

    ‘There’s a dear!’ laughed Connie, and she moved away, saying ‘Good morning’, heartily relieved to get away from the contact.

    Curious, she thought, that that thin, proud man should have that little, sharp woman for a mother!

    And the old woman, as soon as Connie had gone, rushed to the bit of mirror in the scullery, and looked at her face. Seeing it, she stamped her foot with impatience. ‘Of course she had to catch me in my coarse apron, and a dirty face! Nice idea she’d get of me!’

    Connie went slowly home to Wragby. ‘Home!’…it was a warm word to use for that great, weary warren. But then it was a word that had had its day. It was somehow cancelled. All the great words, it seemed to Connie, were cancelled for her generation: love, joy, happiness, home, mother, father, husband, all these great, dynamic words were half dead now, and dying from day to day. Home was a place you lived in, love was a thing you didn’t fool yourself about, joy was a word you applied to a good Charleston, happiness was a term of hypocrisy used to bluff other people, a father was an individual who enjoyed his own existence, a husband was a man you lived with and kept going in spirits. As for sex, the last of the great words, it was just a cocktail term for an excitement that bucked you up for a while, then left you more raggy than ever. Frayed! It was as if the very material you were made of was cheap stuff, and was fraying out to nothing.

    All that really remained was a stubborn stoicism: and in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 pleasure. In the very experience of the nothingness of life, phase after phase, étape after étape, there was a certain grisly satisfaction. So that’s that! Always this was the last utterance: home, love, marriage, Michaelis: So that’s that! And when one died, the last words to life would be: So that’s that!

    Money? Perhaps one couldn’t say the same there. Money one always wanted. Money, Success, the bitch-goddess, as Tommy Dukes persisted in calling it, after Henry James, that was a permanent necessity. You couldn’t spend your last sou, and say finally: So that’s that! No, if you lived even another ten minutes, you wanted a few more sous for something or other. Just to keep the business mechanically going, you needed money. You had to have it. Money you have to have. You needn’t really have anything else. So that’s that!

    Since, of course, it’s not your own fault you are alive. Once you are alive, money is a necessity, and the only absolute necessity. All the rest you can get along without, at a pinch. But not money. Emphatically, that’s that!

    She thought of Michaelis, and the money she might have had with him; and even that she didn’t want. She preferred the lesser amount which she helped Clifford to make by his writing. That she actually helped to make.–‘Clifford and I together, we make twelve hundred a year out of writing’; so she put it to herself. Make money! Make it! Out of nowhere. Wring it out of the thin air! The last feat to be humanly proud of! The rest all-my-eye-Betty-Martin.

    So she plodded home to Clifford, to join forces with him again, to make another story out of nothingness: and a story meant money. Clifford seemed to care very much whether his stories were considered first-class literature or not. Strictly, she didn’t care. Nothing in it! said her father. Twelve hundred pounds last year! was the retort simple and final.

    If you were young, you just set your teeth, and bit on and held on, till the money began to flow from the invisible; it was a question of power. It was a question of will; a subtle, subtle, powerful emanation of will out of yourself brought back to you the mysterious nothingness of money a word on a bit of paper. It was a sort of magic, certainly it was triumph. The bitch-goddess! Well, if one had to prostitute oneself, let it be to a bitch-goddess! One could always despise her even while one prostituted oneself to her, which was good.

    Clifford, of course, had still many childish taboos and fetishes. He wanted to be thought ‘really good’, which was all cock-a-hoopy nonsense. What was really good was what actually caught on. It was no good being really good and getting left with it. It seemed as if most of the ‘really good’ men just missed the bus. After all you only lived one life, and if you missed the bus, you were just left on the pavement,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failures.

    Connie was contemplating a winter in London with Clifford, next winter. He and she had caught the bus all right, so they might as well ride on top for a bit, and show it.

    The worst of it was, Clifford tended to become vague, absent, and to fall into fits of vacant depression. It was the wound to his psyche coming out. But it made Connie want to scream. Oh God, if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sciousness itself was going to go wrong, then what was one to do? Hang it all, one did one’s bit! Was one to be let down absolutely?

    Sometimes she wept bitterly, but even as she wept she was saying to herself: Silly fool, wetting hankies! As if that would get you anywhere!

    Since Michaelis, she had made up her mind she wanted nothing. That seemed the simplest solution of the otherwise insoluble. She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what she’d got; only she wanted to get ahead with what she’d got: Clifford, the stories, Wragby, the Lady-Chatterley business, money and fame, such as it was…she wanted to go ahead with it all. Love, sex, all that sort of stuff, just water-ices! Lick it up and forget it. If you don’t hang on to it in your mind, it’s nothing. Sex especially…nothing! Make up your mind to it, and you’ve solved the problem. Sex and a cocktail: they both lasted about as long, had the same effect, and amounted to about the same thing.

    But a child, a baby! That was still one of the sensations. She would venture very gingerly on that experiment. There was the man to consider, and it was curious, there wasn’t a man in the world whose children you wanted. Mick’s children! Repulsive thought! As lief have a child to a rabbit! Tommy Dukes? he was very nice, but somehow you couldn’t associate him with a baby, another generation. He ended in himself. And out of all the rest of Clifford’s pretty wide acquaintance, there was not a man who did not rouse her contempt, when she thought of having a child by him. There were several who would have been quite possible as lover, even Mick. But to let them breed a child on you! Ugh! Humiliation and abomination.

    So that was that!

    Nevertheless, Connie had the child at the back of her mind. Wait! wait! She would sift the generations of men through her sieve, and see if she couldn’t find one who would do.–‘Go ye into the streets and by ways of Jerusalem, and see if you can find a man.’ It had been impossible to find a man in the Jerusalem of the prophet, though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male humans. But a man! c’est une autre chose!

    She had an idea that he would have to be a foreigner: not an Englishman, still less an Irishman. A real foreigner.

    But wait! wait! Next winter she would get Clifford to London; the following winter she would get him abroad to the South of France, Italy. Wait! She was in no hurry about the child. That was her own private affair, and the one point on which, in her own queer, female way, she was serious to the bottom of her soul. She was not going to risk any chance comer, not she! One might take a lover almost at any moment, but a man who should beget a child on one…wait! wait! it’s a very different matter.–‘Go ye into the streets and byways of Jerusalem…’ It was not a question of love; it was a question of a man. Why, one might even rather hate him, personally. Yet if he was the man, what would one’s personal hate matter? This business concerned another part of oneself.

    It had rained as usual, and the paths were too sodden for Clifford’s chair, but Connie would go out. She went out alone every day now, mostly in the wood, where she was really alone. She saw nobody there.

    This day, however, Clifford wanted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keeper, and as the boy was laid up with influenza, somebody always seemed to have influenza at Wragby, Connie said she would call at the cottage.

    The air was soft and dead, as if all the world were slowly dying. Grey and clammy and silent, even from the shuffling of the collieries, for the pits were working short time, and today they were stopped altogether. The end of all things!

    In the wood all was utterly inert and motionless, only great drops fell from the bare boughs, with a hollow little crash. For the rest, among the old trees was depth within depth of grey, hopeless inertia, silence, nothingness.

    Connie walked dimly on. From the old wood came an ancient melancholy, somehow soothing to her, better than the harsh insentience of the outer world. She liked the inwardness of the remnant of forest, the unspeaking reticence of the old trees. They seemed a very power of silence, and yet a vital presence. They, too, were waiting: obstinately, stoically waiting, and giving off a potency of silence. Perhaps they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e end; to be cut down, cleared away, the end of the forest, for them the end of all things. But perhaps their strong and aristocratic silence, the silence of strong trees, meant something else.

    As she came out of the wood on the north side, the keeper’s cottage, a rather dark, brown stone cottage, with gables and a handsome chimney, looked uninhabited, it was so silent and alone. But a thread of smoke rose from the chimney, and the little railed-in garden in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dug and kept very tidy. The door was shut.

    Now she was here she felt a little shy of the man, with his curious far-seeing eyes. She did not like bringing him orders, and felt like going away again. She knocked softly, no one came. She knocked again, but still not loudly. There was no answer. She peeped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aw the dark little room, with its almost sinister privacy, not wanting to be invaded.

    She stood and listened, and it seemed to her she heard sounds from the back of the cottage. Having failed to make herself heard, her mettle was roused, she would not be defeated.

    So she went round the side of the house. At the back of the cottage the land rose steeply, so the back yard was sunken, and enclosed by a low stone wall. She turned the corner of the house and stopped. In the little yard two paces beyond her, the man was washing himself, utterly unaware. He was naked to the hips, his velveteen breeches slipping down over his slender loins. And his white slim back was curved over a big bowl of soapy water, in which he ducked his head, shaking his head with a queer, quick little motion, lifting his slender white arms, and pressing the soapy water from his ears, quick, subtle as a weasel playing with water, and utterly alone. Connie backed away round the corner of the house, and hurried away to the wood. In spite of herself, she had had a shock. After all, merely a man washing himself, commonplace enough, Heaven knows!

    Yet in some curious way it was a visionary experience: it had hit 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body. She saw the clumsy breeches slipping down over the pure, delicate, white loins, the bones showing a little, and the sense of aloneness, of a creature purely alone, overwhelmed her. Perfect, white, solitary nudity of a creature that lives alone, and inwardly alone. And beyond that, a certain beauty of a pure creature. Not the stuff of beauty, not even the body of beauty, but a lambency, the warm, white flame of a single life, revealing itself in contours that one might touch: a body!

    Connie had received the shock of vision in her womb, and she knew it; it lay inside her. But with her mind she was inclined to ridicule. A man washing himself in a back yard! No doubt with evil-smelling yellow soap! She was rather annoyed; why should she be made to stumble on these vulgar privacies?

    So she walked away from herself, but after a while she sat down on a stump. She was too confused to think. But in the coil of her confusion, she was determined to deliver her message to the fellow. She would not be balked. She must give him time to dress himself, but not time to go out. He was probably preparing to go out somewhere.

    So she sauntered slowly back, listening. As she came near, the cottage looked just the same. A dog barked, and she knocked at the door, her heart beating in spite of herself.

    She heard the man coming lightly downstairs. He opened the door quickly, and startled her. He looked uneasy himself, but instantly a laugh came on his face.

    ‘Lady Chatterley!’ he said. ‘Will you come in?’

    His manner was so perfectly easy and good, she stepped over the threshold into the rather dreary little room.

    ‘I only called with a message from Sir Clifford,’ she said in her soft, rather breathless voice.

    The man was looking at her with those blue, all-seeing eyes of his, which made her turn her face aside a little. He thought her comely, almost beautiful, in her shyness, and he took command of the situation himself at once.

    ‘Would you care to sit down?’ he asked, presuming she would not. The door stood open.

    ‘No thanks! Sir Clifford wondered if you would and she delivered her message, looking unconsciously into his eyes again. And now his eyes looked warm and kind, particularly to a woman, wonderfully warm, and kind, and at ease.

    ‘Very good, your Ladyship. I will see to it at once.’

    Taking an order, his whole self had changed, glazed over with a sort of hardness and distance. Connie hesitated, she ought to go. But she looked round the clean, tidy, rather dreary little sitting-room with something like dismay.

    ‘Do you live here quite alone?’ she asked.

    ‘Quite alone, your Ladyship.’

    ‘But your mother…?’

    ‘She lives in her own cottage in the village.’

    ‘With the child?’ asked Connie.

    ‘With the child!’

    And his plain, rather worn face took on an indefinable look of derision. It was a face that changed all the time, baffling.

    ‘No,’ he said, seeing Connie stand at a loss, ‘my mother comes and cleans up for me on Saturdays; I do the rest myself.’

    Again Connie looked at him. His eyes were smiling again, a little mockingly, but warm and blue, and somehow kind. She wondered at him. He was in trousers and flannel shirt and a grey tie, his hair soft and damp, his face rather pale and worn-looking. When the eyes ceased to laugh they looked as if they had suffered a great deal, still without losing their warmth. But a pallor of isolation came over him, she was not really there for him.

    She wanted to say so many things, and she said nothing. Only she looked up at him again, and remarked:

    ‘I hope I didn’t disturb you?’

    The faint smile of mockery narrowed his eyes.

    ‘Only combing my hair, if you don’t mind. I’m sorry I hadn’t a coat on, but then I had no idea who was knocking. Nobody knocks here, and the unexpected sounds ominous.’

    He went in front of her down the garden path to hold the gate. In his shirt, without the clumsy velveteen coat, she saw again how slender he was, thin, stooping a little. Yet, as she passed him, there was something young and bright in his fair hair, and his quick eyes. He would be a man about thirty-seven or eight.

    She plodded on into the wood, knowing he was looking after her; he upset her so much, in spite of herself.

    And he, as he went indoors, was thinking: ‘She’s nice, she’s real! She’s nicer than she knows.’

    She wondered very much about him; he seemed so unlike a game-keeper, so unlike a working-man anyhow; although he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local people. But also something very uncommon.

    ‘The game-keeper, Mellors, is a curious kind of person,’ she said to Clifford; ‘he might almost be a gentleman.’

    ‘Might he?’ said Clifford. ‘I hadn’t noticed.’

    ‘But isn’t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Connie insisted.

    ‘I think he’s quite a nice fellow, but I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im. He only came out of the army last year, less than a year ago. From India, I rather think. He may have picked up certain tricks out there, perhaps he was an officer’s servant, and improved on his position. Some of the men were like that. But it does them no good, they have to fall back into their old places when they get home again.’

    Connie gazed at Clifford contemplatively. She saw in him the peculiar tight rebuff against anyone of the lower classes who might be really climbing up, which she knew was characteristic of his breed.

    ‘But don’t you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she asked.

    ‘Frankly, no! Nothing I had noticed.’

    He looked at her curiously, uneasily, half-suspiciously. And she felt he wasn’t telling her the real truth; he wasn’t telling himself the real truth, that was it. He disliked any suggestion of a really exceptional human being. People must be more or less at his level, or below it.

    Connie felt again the tightness, niggardliness of the men of her generation. They were so tight, so scared of life!

    Chapter 7

    When Connie went up to her bedroom she did what she had not done for a long time: took off all her clothes, and looked at herself naked in the huge mirror. She did not know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or at, very definitely, yet she moved the lamp till it shone full on her.

    And she thought, as she had thought so often, what a frail, easily hurt, rather pathetic thing a human body is, naked; somehow a little unfinished, incomplete!

    She had been supposed to have rather a good figure, but now she was out of fashion: a little too female, not enough like an adolescent boy. She was not very tall, a bit Scottish and short; but she had a certain fluent, down-slipping grace that might have been beauty. Her skin was faintly tawny, her limbs had a certain stillness, her body should have had a full, down-slipping richness; but it lacked something.

    Instead of ripening its firm, down-running curves, her body was flattening and going a little harsh. It was as if it had not had enough sun and warmth; it was a little greyish and sapless.

    Disappointed of its real womanhood, it had not succeeded in becoming boyish, and unsubstantial, and transparent; instead it had gone opaque.

    Her breasts were rather small, and dropping pear-shaped. But they were unripe, a little bitter, without meaning hanging there. And her belly had lost the fresh, round gleam it had had when she was young, in the days of her German boy, who really loved her physically. Then it was young and expectant, with a real look of its own. Now it was going slack, and a little flat, thinner, but with a slack thinness. Her thighs, too, they used to look so quick and glimpsy in their female roundness, somehow they too were going flat, slack, meaningless.

    Her body was going meaningless, going dull and opaque, so much insignificant substance. It made her feel immensely depressed and hopeless. What hope was there? She was old, old at twenty-seven, with no gleam and sparkle in the flesh. Old through neglect and denial, yes, denial. Fashionable women kept their bodies bright like delicate porcelain, by external attention. There was nothing inside the porcelain; but she was not even as bright as that. The mental life! Suddenly she hated it with a rushing fury, the swindle!

    She looked in the other mirror’s reflection at her back, her waist, her loins. She was getting thinner, but to her it was not becoming. The crumple of her waist at the back, as she bent back to look, was a little weary; and it used to be so gay-looking. And the longish slope of her haunches and her buttocks had lost its gleam and its sense of richness. Gone! Only the German boy had loved it, and he was ten years dead, very nearly. How time went by! Ten years dead, and she was only twenty-seven. The healthy boy with his fresh, clumsy sensuality that she had then been so scornful of! Where would she find it now? It was gone out of men. They had their pathetic, two-seconds spasms like Michaelis; but no healthy human sensuality, that warms the blood and freshens the whole being.

    Still she thought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her was the long-sloping fall of the haunches from the socket of the back, and the slumberous, round stillness of the buttocks. Like hillocks of sand, the Arabs say, soft and downward-slipping with a long slope. Here the life still lingered hoping. But here too she was thinner, and going unripe, astringent.

    But the front of her body made her miserable. It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slacken, with a slack sort of thinness, almost withered, going old before it had ever really lived. She thought of the child she might somehow bear. Was she fit, anyhow?

    She slipped into her nightdress, and went to bed, where she sobbed bitterly. And in her bitterness burned a cold indignation against Clifford, and his writings and his talk: against all the men of his sort who defrauded a woman even of her own body.

    Unjust! Unjust! The sense of deep physical injustice burned to her very soul.

    But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ame, she was up at seven, and going downstairs to Clifford. She had to help him in all the intimate things, for he had no man, and refused a woman-servant. The housekeeper’s husband, who had known him as a boy, helped him, and did any heavy lifting; but Connie did the personal things, and she did them willingly. It was a demand on her, but she had wanted to do what she could.

    So she hardly ever went away from Wragby, and never for more than a day or two; when Mrs Betts, the housekeeper, attended to Clifford. He, as was inevitable in the course of time, took all the service for granted. It was natural he should.

    And yet, deep inside herself, a sense of injustice, of being defrauded, had begun to burn in Connie. The physical sense of injustice is a dangerous feeling, once it is awakened. It must have outlet, or it eats away the one in whom it is aroused. Poor Clifford, he was not to blame. His was the greater misfortune. It was all part of the general catastrophe.

    And yet was he not in a way to blame? This lack of warmth, this lack of the simple, warm, physical contact, was he not to blame for that? He was never really warm, nor even kind, only thoughtful, considerate, in a well-bred, cold sort of way! But never warm as a man can be warm to a woman, as even Connie’s father could be warm to her, with the warmth of a man who did himself well, and intended to, but who still could comfort a woman with a bit of his masculine glow.

    But Clifford was not like that. His whole race was not like that. They were all inwardly hard and separate, and warmth to them was just bad taste. You had to get on without it, and hold your own; which was all very well if you were of the same class and race. Then you could keep yourself cold and be very estimable, and hold your own, and enjoy the satisfaction of holding it. But if you were of another class and another race it wouldn’t do; there was no fun merely holding your own, and feeling you belonged to the ruling class. What was the point, when even the smartest aristocrats had really nothing positive of their own to hold, and their rule was really a farce, not rule at all? What was the point? It was all cold nonsense.

    A sense of rebellion smouldered in Connie. What was the good of it all? What was the good of her sacrifice, her devoting her life to Clifford? What was she serving, after all? A cold spirit of vanity, that had no warm human contacts, and that was as corrupt as any low-born Jew, in craving for prostitution to the bitch-goddess, Success. Even Clifford’s cool and contactless assurance that he belonged to the ruling class didn’t prevent his tongue lolling out of his mouth, as he panted after the bitch-goddess. After all, Michaelis was really more dignified in the matter, and far, far more successful. Really, if you looked closely at Clifford, he was a buffoon, and a buffoon is more humiliating than a bounder.

    As between the two men, Michaelis really had far more use for her than Clifford had. He had even more need of her. Any good nurse can attend to crippled legs! And as for the heroic effort, Michaelis was a heroic rat, and Clifford was very much of a poodle showing off.

    There were people staying in the house, among them Clifford’s Aunt Eva, Lady Bennerley. She was a thin woman of sixty, with a red nose, a widow, and still something of a grande dame. She belonged to one of the best families, and had the character to carry it off. Connie liked her, she was so perfectly simple and frank, as far as she intended to be frank, and superficially kind. Inside herself she was a past-mistress in holding her own, and holding other people a little lower. She was not at all a snob: far too sure of herself. She was perfect at the social sport of coolly holding her own, and making other people defer to her.

    She was kind to Connie, and tried to worm into her woman’s soul with the sharp gimlet of her well-born observations.

    ‘You’re quite wonderful, in my opinion,’ she said to Connie. ‘You’ve done wonders for Clifford. I never saw any budding genius myself, and there he is, all the rage.’ Aunt Eva was quite complacently proud of Clifford’s success. Another feather in the family cap! She didn’t care a straw about his books, but why should she?

    ‘Oh, I don’t think it’s my doing,’ said Connie.

    ‘It must be! Can’t be anybody else’s. And it seems to me you don’t get enough out of it.’

    ‘How?’

    ‘Look at the way you are shut up here. I said to Clifford: If that child rebels one day you’ll have yourself to thank!’

    ‘But Clifford never denies me anything,’ said Connie.

    ‘Look here, my dear child’–and Lady Bennerley laid her thin hand on Connie’s arm. ‘A woman has to live her life, or live to repent not having lived it. Believe me!’ And she took another sip of brandy, which maybe was her form of repentance.

    ‘But I do live my life, don’t I?’

    ‘Not in my idea! Clifford should bring you to London, and let you go about. His sort of friends are all right for him, but what are they for you? If I were you I should think it wasn’t good enough. You’ll let your youth slip by, and you’ll spend your old age, and your middle age too, repenting it.’

    Her ladyship lapsed into contemplative silence, soothed by the brandy.

    But Connie was not keen on going to London, and being steered into the smart world by Lady Bennerley. She didn’t feel really smart, it wasn’t interesting. And she did feel the peculiar, withering coldness under it all; like the soil of Labrador, which his gay little flowers on its surface, and a foot down is frozen.

    Tommy Dukes was at Wragby, and another man, Harry Winterslow, and Jack Strangeways with his wife Olive. The talk was much more desultory than when only the cronies were there, and everybody was a bit bored, for the weather was bad, and there was only billiards, and the pianola to dance to.

    Olive was reading a book about the future, when babies would be bred in bottles, and women would be ‘immunized’.

    ‘Jolly good thing too!’ she said. ‘Then a woman can live her own life.’ Strangeways wanted children, and she didn’t.

    ‘How’d you like to be immunized?’ Winterslow asked her, with an ugly smile.

    ‘I hope I am; naturally,’ she said. ‘Anyhow the future’s going to have more sense, and a woman needn’t be dragged down by her functions.’

    ‘Perhaps she’ll float off into space altogether,’ said Dukes.

    ‘I do think sufficient civilization ought to eliminate a lot of the physical disabilities,’ said Clifford. ‘All the love-business for example, it might just as well go. I suppose it would if we could breed babies in bottles.’

    ‘No!’ cried Olive. ‘That might leave all the more room for fun.’

    ‘I suppose,’ said Lady Bennerley, contemplatively, ‘if the love-business went, something else would take its place. Morphia, perhaps. A little morphine in all the air. It would be wonderfully refreshing for everybody.’

    ‘The government releasing ether into the air on Saturdays, for a cheerful weekend!’ said Jack. ‘Sounds all right, but where should we be by Wednesday?’

    ‘So long as you can forget your body you are happy,’ said Lady Bennerley. ‘And the moment you begin to be aware of your body, you are wretched. So, if civilization is any good, it has to help us to forget our bodies, and then time passes happily without our knowing it.’

    ‘Help us to get rid of our bodies altogether,’ said Winterslow. ‘It’s quite time man began to improve on his own nature, especially the physical side of it.’

    ‘Imagine if we floated like tobacco smoke,’ said Connie.

    ‘It won’t happen,’ said Dukes. ‘Our old show will come flop; our civilization is going to fall. It’s going down the bottomless pit, down the chasm. And believe me, the only bridge across the chasm will be the phallus!’

    ‘Oh do! Dobe impossible, General!’ cried Olive.

    ‘I believe our civilization is going to collapse,’ said Aunt Eva.

    ‘And what will come after it?’ asked Clifford.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but something, I suppose,’ said the elderly lady.

    ‘Connie says people like wisps of smoke, and Olive says immunized women, and babies in bottles, and Dukes says the phallus is the bridge to what comes next. I wonder what it will really be?’ said Clifford.

    ‘Oh, don’t bother! let’s get on with today,’ said Olive. ‘Only hurry up with the breeding bottle, and let us poor women off.’

    ‘There might even be real men, in the next phase,’ said Tommy. ‘Real, intelligent, wholesome men, and wholesome nice women! Wouldn’t that be a change, an enormous change from us? we’re not men, and the women aren’t women. We’re only cerebrating make-shifts, mechanical and intellectual experiments. There may even come a civilization of genuine men and women, instead of our little lot of clever-jacks, all at the intelligence-age of seven. It would be even more amazing than men of smoke or babies in bottles.’

    ‘Oh, when people begin to talk about real women, I give up,’ said Olive.

    ‘Certainly nothing but the spirit in us is worth having,’ said Winterslow.

    ‘Spirits!’ said Jack, drinking his whisky and soda.

    ‘Think so? Give m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said Dukes.

    ‘But it’ll come, in time, when we’ve shoved the cerebral stone away a bit, the money and the rest. Then we’ll get a democracy of touch, instead of a democracy of pocket.’

    Something echoed inside Connie: ‘Give me the democracy of touc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She didn’t at all know what it meant, but it comforted her, as meaningless things may do.

    Anyhow everything was terribly silly, and she was exasperatedly bored by it all, by Clifford, by Aunt Eva, by Olive and Jack, and Winterslow, and even by Dukes. Talk, talk, talk! What hell it was, the continual rattle of it!

    Then, when all the people went, it was no better. She continued plodding on, but exasperation and irritation had got hold of her lower body, she couldn’t escape. The days seemed to grind by, with curious painfulness, yet nothing happened. Only she was getting thinner; even the housekeeper noticed it, and asked her about herself. Even Tommy Dukes insisted she was not well, though she said she was all right. Only she began to be afraid of the ghastly white tombstones, that peculiar loathsome whiteness of Carrara marble, detestable as false teeth, which stuck up on the hillside, under Tevershall church, and which she saw with such grim painfulness from the park. The bristling of the hideous false teeth of tombstones on the hill affected her with a grisly kind of horror. She felt the time not far off when she would be buried there, added to the ghastly host under the tombstones and the monuments, in these filthy Midlands.

    She needed help, and she knew it: so she wrote a little cri du coeur to her sister, Hilda. ‘I’m not well lately, and I don’t know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Down posted Hilda from Scotland, where she had taken up her abode. She came in March, alone, driving herself in a nimble two-seater. Up the drive she came, tooting up the incline, then sweeping round the oval of grass, where the two great wild beech-trees stood, on the flat in front of the house.

    Connie had run out to the steps. Hilda pulled up her car, got out, and kissed her sister.

    ‘But Connie!’ she cried. ‘Whatever is the matter?’

    ‘Nothing!’ said Connie, rather shamefacedly; but she knew how she had suffered in contrast to Hilda. Both sisters had the same rather golden, glowing skin, and soft brown hair, and naturally strong, warm physique. But now Connie was thin and earthy-looking, with a scraggy, yellowish neck, that stuck out of her jumper.

    ‘But you’re ill, child!’ said Hilda, in the soft, rather breathless voice that both sisters had alike. Hilda was nearly, but not quite, two years older than Connie.

    ‘No, not ill. Perhaps I’m bored,’ said Connie a little pathetically.

    The light of battle glowed in Hilda’s face; she was a woman, soft and still as she seemed, of the old amazon sort, not made to fit with men.

    ‘This wretched place!’ she said softly, looking at poor, old, lumbering Wragby with real hate. She looked soft and warm herself, as a ripe pear, and she was an amazon of the real old breed.

    She went quietly in to Clifford. He thought how handsome she looked, but also he shrank from her. His wife’s family did not have his sort of manners, or his sort of etiquette. He considered them rather outsiders, but once they got inside they made him jump through the hoop.

    He sat square and well-groomed in his chair, his hair sleek and blond, and his face fresh, his blue eyes pale, and a little prominent, his expression inscrutable, but well-bred. Hilda thought it sulky and stupid, and he waited. He had an air of aplomb, but Hilda didn’t care what he had an air of; she was up in arms, and if he’d been Pope or Emperor it would have been just the same.

    ‘Connie’s looking awfully unwell,’ she said in her soft voice, fixing him with her beautiful, glowering grey eyes. She looked so maidenly, so did Connie; but he well knew the tone of Scottish obstinacy underneath.

    ‘She’s a little thinner,’ he said.

    ‘Haven’t you done anything about it?’

    ‘Do you think it necessary?’ he asked, with his suavest English stiffness, for the two things often go together.

    Hilda only glowered at him without replying; repartee was not her forte, nor Connie’s; so she glowered, and he was much more uncomfortable than if she had said things.

    ‘I’ll take her to a doctor,’ said Hilda at length. ‘Can you suggest a good one round here?’

    ‘I’m afraid I can’t.’

    ‘Then I’ll take her to London, where we have a doctor we trust.’

    Though boiling with rage, Clifford said nothing.

    ‘I suppose I may as well stay the night,’ said Hilda, pulling off her gloves, ‘and I’ll drive her to town tomorrow.’

    Clifford was yellow at the gills with anger, and at evening the whites of his eyes were a little yellow too. He ran to liver. But Hilda was consistently modest and maidenly.

    ‘You must have a nurse or somebody, to look after you personally. You should really have a manservant,’ said Hilda as they sat, with apparent calmness, at coffee after dinner. She spoke in her soft, seemingly gentle way, but Clifford felt she was hitting him on the head with a bludgeon.

    ‘You think so?’ he said coldly.

    ‘I’m sure! It’s necessary. Either that, or Father and I must take Connie away for some months. This can’t go on.’

    ‘What can’t go on?’

    ‘Haven’t you looked at the child!’ asked Hilda, gazing at him full stare. He looked rather like a huge, boiled crayfish at the moment; or so she thought.

    ‘Connie and I will discuss it,’ he said.

    ‘I’ve already discussed it with her,’ said Hilda.

    Clifford had been long enough in the hands of nurses; he hated them, because they left him no real privacy. And a manservant!…he couldn’t stand a man hanging round him. Almost better any woman. But why not Connie?

    The two sisters drove off in the morning, Connie looking rather like an Easter lamb, rather small beside Hilda, who held the wheel. Sir Malcolm was away, but the Kensington house was open.

    The doctor examined Connie carefully, and asked her all about her life. ‘I see your photograph, and Sir Clifford’s, in the illustrated papers sometimes. Almost notorieties, aren’t you? That’s how the quiet little girls grow up, though you’re only a quiet little girl even now, in spite of the illustrated papers. No, no! There’s nothing organically wrong, but it won’t do! It won’t do! Tell Sir Clifford he’s got to bring you to town, or take you abroad, and amuse you. You’ve got to be amused, got to! Your vitality is much too low; no reserves, no reserves. The nerves of the heart a bit queer already: oh, yes! Nothing but nerves; I’d put you right in a month at Cannes or Biarritz. But it mustn’t go on, mustn’t, I tell you, or I won’t be answerable for consequences. You’re spending your life without renewing it. You’ve got to be amused, properly, healthily amused. You’re spending your vitality without making any. Can’t go on, you know. Depression! Avoid depression!’

    Hilda set her jaw, and that meant something.

    Michaelis heard they were in town, and came running with roses. ‘Why, whatever’s wrong?’ he cried. ‘You’re a shadow of yourself. Why, I never saw such a change! Why ever didn’t you let me know? Come to Nice with me! Come down to Sicily! Go on, come to Sicily with me. It’s lovely there just now. You want sun! You want life! Why, you’re wasting away! Come away with me! Come to Africa! Oh, hang Sir Clifford! Chuck him, and come along with me. I’ll marry you the minute he divorces you. Come along and try a life! God’s love! That place Wragby would kill anybody. Beastly place! Foul place! Kill anybody! Come away with me into the sun! It’s the sun you want, of course, and a bit of normal life.’

    But Connie’s heart simply stood still at the thought of abandoning Clifford there and then. She couldn’t do it. No…no! She just couldn’t. She had to go back to Wragby.

    Michaelis was disgusted. Hilda didn’t like Michaelis, but she almost preferred him to Clifford. Back went the sisters to the Midlands.

    Hilda talked to Clifford, who still had yellow eyeballs when they got back. He, too, in his way, was overwrought; but he had to listen to all Hilda said, to all the doctor had said, not what Michaelis had said, of course, and he sat mum through the ultimatum.

    ‘Here is the address of a good manservant, who was with an invalid patient of the doctor’s till he died last month. He is really a good man, and fairly sure to come.’

    ‘But I’m not an invalid, and I will not have a manservant,’ said Clifford, poor devil.

    ‘And here are the addresses of two women; I saw one of them, she would do very well; a woman of about fifty, quiet, strong, kind, and in her way cultured…’

    Clifford only sulked, and would not answer.

    ‘Very well, Clifford. If we don’t settle something by to-morrow, I shall telegraph to Father, and we shall take Connie away.’

    ‘Will Connie go?’ asked Clifford.

    ‘She doesn’t want to, but she knows she must. Mother died of cancer, brought on by fretting. We’re not running any risks.’

    So next day Clifford suggested Mrs Bolton, Tevershall parish nurse. Apparently Mrs Betts had thought of her. Mrs Bolton was just retiring from her parish duties to take up private nursing jobs. Clifford had a queer dread of delivering himself into the hands of a stranger, but this Mrs Bolton had once nursed him through scarlet fever, and he knew her.

    The two sisters at once called on Mrs Bolton, in a newish house in a row, quite select for Tevershall. They found a rather good-looking woman of forty-odd, in a nurse’s uniform, with a white collar and apron, just making herself tea in a small crowded sitting-room.

    Mrs Bolton was most attentive and polite, seemed quite nice, spoke with a bit of a broad slur, but in heavily correct English, and from having bossed the sick colliers for a good many years, had a very good opinion of herself, and a fair amount of assurance. In short, in her tiny way, one of the governing class in the village, very much respected.

    ‘Yes, Lady Chatterley’s not looking at all well! Why, she used to be that bonny, didn’t she now? But she’s been failing all winter! Oh, it’s hard, it is. Poor Sir Clifford! Eh, that war, it’s a lot to answer for.’

    And Mrs Bolton would come to Wragby at once, if Dr Shardlow would let her off. She had another fortnight’s parish nursing to do, by rights, but they might get a substitute, you know.

    Hilda posted off to Dr Shardlow, and on the following Sunday Mrs Bolton drove up in Leiver’s cab to Wragby with two trunks. Hilda had talks with her; Mrs Bolton was ready at any moment to talk. And she seemed so young! The way the passion would flush in her rather pale cheek. She was forty-seven.

    Her husband, Ted Bolton, had been killed in the pit, twenty-two years ago, twenty-two years last Christmas, just at Christmas time, leaving her with two children, one a baby in arms. Oh, the baby was married now, Edith, to a young man in Boots Cash Chemists in Sheffield. The other one was a schoolteacher in Chesterfield; she came home weekends, when she wasn’t asked out somewhere. Young folks enjoyed themselves nowadays, not like when she, Ivy Bolton, was young.

    Ted Bolton was twenty-eight when he was killed in an explosion down th’ pit. The butty in front shouted to them all to lie down quick, there were four of them. And they all lay down in time, only Ted, and it killed him. Then at the inquiry, on the masters’ side they said Ted had been frightened, and trying to run away, and not obeying orders, so it was like his fault really. So the compensation was only three hundred pounds, and they made out as if it was more of a gift than legal compensation, because it was really the man’s own fault. And they wouldn’t let her have the money down; she wanted to have a little shop. But they said she’d no doubt squander it, perhaps in drink! So she had to draw it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Yes, she had to go every Monday morning down to the offices, and stand there a couple of hours waiting her turn; yes, for almost four years she went every Monday. And what could she do with two little children on her hands? But Ted’s mother was very good to her. When the baby could toddle she’d keep both the children for the day, while she, Ivy Bolton, went to Sheffield, and attended classes in ambulance, and then the fourth year she even took a nursing course and got qualified. She was determined to be independent and keep her children. So she was assistant at Uthwaite hospital, just a little place, for a while. But when the Company, the Tevershall Colliery Company, really Sir Geoffrey, saw that she could get on by herself, they were very good to her, gave her the parish nursing, and stood by her, she would say that for them. And she’d done it ever since, till now it was getting a bit much for her; she needed something a bit lighter, there was such a lot of traipsing around if you were a district nurse.

    ‘Yes, the Company’s been very good to me, I always say it. But I should never forget what they said about Ted, for he was as steady and fearless a chap as ever set foot on the cage, and it was as good as branding him a coward. But there, he was dead, and could say nothing to none of ’em.’

    It was a queer mixture of feelings the woman showed as she talked. She liked the colliers, whom she had nursed for so long; but she felt very superior to them. She felt almost upper clas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resentment against the ruling class smouldered in her. The masters! In a dispute between masters and men, she was always for the men. But when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contest, she was pining to be superior, to be one of the upper class. The upper classes fascinated her, appealing to her peculiar English passion for superiority. She was thrilled to come to Wragby; thrilled to talk to Lady Chatterley, my word,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colliers’ wives! She said so in so many words. Yet one could see a grudge against the Chatterleys peep out in her; the grudge against the masters.

    ‘Why, yes, of course, it would wear Lady Chatterley out! It’s a mercy she had a sister to come and help her. Men don’t think, high and low-alike, they take what a woman does for them for granted. Oh, I’ve told the colliers off about it many a time. But it’s very hard for Sir Clifford, you know, crippled like that. They were always a haughty family, standoffish in a way, as they’ve a right to be. But then to be brought down like that! And it’s very hard on Lady Chatterley, perhaps harder on her. What she misses! I only had Ted three years, but my word, while I had him I had a husband I could never forget. He was one in a thousand, and jolly as the day. Who’d ever have thought he’d get killed? I don’t believe it to this day somehow, I’ve never believed it, though I washed him with my own hands. But he was never dead for me, he never was. I never took it in.’

    This was a new voice in Wragby, very new for Connie to hear; it roused a new ear in her.

    For the first week or so, Mrs Bolton, however, was very quiet at Wragby, her assured, bossy manner left her, and she was nervous. With Clifford she was shy, almost frightened, and silent. He liked that, and soon recovered his self-possession, letting her do things for him without even noticing her.

    ‘She’s a useful nonentity!’ he said. Connie opened her eyes in wonder, but she did not contradict him. So different are impressions on two different people!

    And he soon became rather superb, somewhat lordly with the nurse. She had rather expected it, and he played up without knowing. So susceptible we are to what is expected of us! The colliers had been so like children, talking to her, and telling her what hurt them, while she bandaged them, or nursed them. They had always made her feel so grand, almost super-human in her administrations. Now Clifford made her feel small, and like a servant, and she accepted it without a word, adjusting herself to the upper classes.

    She came very mute, with her long, handsome face, and downcast eyes, to administer to him. And she said very humbly: ‘Shall I do this now, Sir Clifford? Shall I do that?’

    ‘No, leave it for a time. I’ll have it done later.’

    ‘Very well, Sir Clifford.’

    ‘Come in again in half an hour.’

    ‘Very well, Sir Clifford.’

    ‘And just take those old papers out, will you?’

    ‘Very well, Sir Clifford.’

    She went softly, and in half an hour she came softly again. She was bullied, but she didn’t mind. She was experiencing the upper classes. She neither resented nor disliked Clifford; he was just part of a phenomen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high-class folks, so far unknown to her, but now to be known. She felt more at home with Lady Chatterley, and after all it’s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 matters most.

    Mrs Bolton helped Clifford to bed at night, and slept across the passage from his room, and came if he rang for her in the night. She also helped him in the morning, and soon valeted him completely, even shaving him, in her soft, tentative woman’s way. She was very good and competent, and she soon knew how to have him in her power. He wasn’t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lliers after all, when you lathered his chin, and softly rubbed the bristles. The stand-offishness and the lack of frankness didn’t bother her; she was having a new experience.

    Clifford, however, inside himself, never quite forgave Connie for giving up her personal care of him to a strange hired woman. It killed, he said to himself, the real flower of the intimacy between him and her. But Connie didn’t mind that. The fine flower of their intimacy was to her rather like an orchid, a bulb stuck parasitic on her tree of life, and producing, to her eyes, a rather shabby flower.

    Now she had more time to herself she could softly play the piano, up in her room, and sing: ‘Touch not the nettle, for the bonds of love are ill to loose.’ She had not realized till lately how ill to loose they were, these bonds of love. But thank Heaven she had loosened them! She was so glad to be alone, not always to have to talk to him. When he was alone he tapped-tapped-tapped on a typewriter, to infinity. But when he was not ‘working’, and she was there, he talked, always talked; infinite small analysis of people and motives, and results, characters and personalities, till now she had had enough. For years she had loved it, until she had enough, and then suddenly it was too much. She was thankful to be alone.

    It was as if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ttle roots and threads of consciousness in him and her had grown together into a tangled mass, till they could crowd no more, and the plant was dying. Now quietly, subtly, she was unravelling the tangle of his consciousness and hers, breaking the threads gently, one by one, with patience and impatience to get clear. But the bonds of such love are more ill to loose even than most bonds; though Mrs Bolton’s coming had been a great help.

    But he still wanted the old intimate evenings of talk with Connie: talk or reading aloud. But now she could arrange that Mrs Bolton should come at ten to disturb them. At ten o’clock Connie could go upstairs and be alone. Clifford was in good hands with Mrs Bolton.

    Mrs Bolton ate with Mrs Betts in the housekeeper’s room, since they were all agreeable. And it was curious how much closer the servants’ quarters seemed to have come; right up to the doors of Clifford’s study, when before they were so remote. For Mrs Betts would sometimes sit in Mrs Bolton’s room, and Connie heard their lowered voices, and felt somehow the strong, other vibr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almost invading the sitting-room, when she and Clifford were alone. So changed was Wragby merely by Mrs Bolton’s coming.

    And Connie felt herself released, in another world, she felt she breathed differently. But still she was afraid of how many of her roots, perhaps mortal ones, were tangled with Clifford’s. Yet still, she breathed freer, a new phase was going to begin in her life.

    Chapter 8

    Mrs Bolton also kept a cherishing eye on Connie, feeling she must extend to her her female and professional protection. She was always urging her ladyship to walk out, to drive to Uthwaite, to be in the air. For Connie had got into the habit of sitting still by the fire, pretending to read; or to sew feebly, and hardly going out at all.

    It was a blowy day soon after Hilda had gone, that Mrs Bolton said: ‘Now why don’t you go for a walk through the wood, and look at the daffs behind the keeper’s cottage? They’re the prettiest sight you’d see in a day’s march. And you could put some in your room; wild daffs are always so cheerful-looking, aren’t they?’

    Connie took it in good part, even daffs for daffodils. Wild daffodils! After all, one could not stew in one’s own juice. The spring came back…’Seasons return, but not to me returns Day, or the sweet approach of Ev’n or Morn.’

    And the keeper, his thin, white body, like a lonely pistil of an invisible flower! She had forgotten him in her unspeakable depression. But now something roused…’Pale beyond porch and portal’…the thing to do was to pass the porches and the portals.

    She was stronger, she could walk better, and in the wood the wind would not be so tiring as it was across the park, flattening against her. She wanted to forget, to forget the world, and all the dreadful, carrion-bodied people. ‘Ye must be born again! 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Except a grai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earth and die, it shall by no means bring forth. When the crocus cometh forth I too will emerge and see the sun!’ In the wind of March endless phrases swept through her consciousness.

    Little gusts of sunshine blew, strangely bright, and lit up the celandines at the wood’s edge, under the hazel-rods, they spangled out bright and yellow. And the wood was still, stiller, but yet gusty with crossing sun. The first windflowers were out, and all the wood seemed pale with the pallor of endless little anemones, sprinkling the shaken floor. ‘The world has grown pale with thy breath.’ But it was the breath of Persephone, this time; she was out of hell on a cold morning. Cold breaths of wind came, and overhead there was an anger of entangled wind caught among the twigs. It, too, was caught and trying to tear itself free, the wind, like Absalom. How cold the anemones looked, bobbing their naked white shoulders over crinoline skirts of green. But they stood it. A few first bleached little primroses too, by the path, and yellow buds unfolding themselves.

    The roaring and swaying was overhead, only cold currents came down below. Connie was strangely excited in the wood, and the colour flew in her cheeks, and burned blue in her eyes. She walked ploddingly, picking a few primroses and the first violets, that smelled sweet and cold, sweet and cold. And she drifted on without knowing where she was.

    Till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at the end of the wood, and saw the green-stained stone cottage, looking almost rosy, like the flesh underneath a mushroom, its stone warmed in a burst of sun. And there was a sparkle of yellow jasmine by the door; the closed door. But no sound; no smoke from the chimney; no dog barking.

    She went quietly round to the back, where the bank rose up; she had an excuse, to see the daffodils.

    And they were there, the short-stemmed flowers, rustling and fluttering and shivering, so bright and alive, but with nowhere to hide their faces, as they turned them away from the wind.

    They shook their bright, sunny little rags in bouts of distress. But perhaps they liked it really; perhaps they really liked the tossing.

    Constance sat down with her back to a young pine-tree, that swayed against her with curious life, elastic, and powerful, rising up. The erect, alive thing, with its top in the sun! And she watched the daffodils turn golden, in a burst of sun that was warm on her hands and lap. Even she caught the faint, tarry scent of the flowers. And then, being so still and alone, she seemed to bet into the current of her own proper destiny. She had been fastened by a rope, and jagging and snarring like a boat at its moorings; now she was loose and adrift.

    The sunshine gave way to chill; the daffodils were in shadow, dipping silently. So they would dip through the day and the long cold night. So strong in their frailty!

    She rose, a little stiff, took a few daffodils, and went down. She hated breaking the flowers, but she wanted just one or two to go with her. Sh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o Wragby and its walls, and now she hated it, especially its thick walls. Walls! Always walls! Yet one needed them in this wind.

    When she got home Clifford asked her:

    ‘Where did you go?’

    ‘Right across the wood! Look, aren’t the little daffodils adorable? To think they should come out of the earth!’

    ‘Just as much out of air and sunshine,’ he said.

    ‘But modelled in the earth,’ she retorted, with a prompt contradiction, that surprised her a little.

    The next afternoon she went to the wood again. She followed the broad riding that swerved round and up through the larches to a spring called John’s Well. It was cold on this hillside, and not a flower in the darkness of larches. But the icy little spring softly pressed upwards from its tiny well-bed of pure, reddish-white pebbles. How icy and clear it was! Brilliant! The new keeper had no doubt put in fresh pebbles. She heard the faint tinkle of water, as the tiny overflow trickled over and downhill. Even above the hissing boom of the larchwood, that spread its bristling, leafless, wolfish darkness on the down-slope, she heard the tinkle as of tiny water-bells.

    This place was a little sinister, cold, damp. Yet the well must have been a drinking-place for hundreds of years. Now no more. Its tiny cleared space was lush and cold and dismal.

    She rose and went slowly towards home. As she went she heard a faint tapping away on the right, and stood still to listen. Was it hammering, or a woodpecker? It was surely hammering.

    She walked on, listening. And then she noticed a narrow track between young fir-trees, a track that seemed to lead nowhere. But she felt it had been used. She turned down it adventurously, between the thick young firs, which gave way soon to the old oak wood. She followed the track, and the hammering grew nearer, in the silence of the windy wood, for trees make a silence even in their noise of wind.

    She saw a secret little clearing, and a secret little hut made of rustic poles. And she had never been here before! She realized it was the quiet place where the growing pheasants were reared; the keeper in his shirt-sleeves was kneeling, hammering. The dog trotted forward with a short, sharp bark, and the keeper lifted his face suddenly and saw her. He had a startled look in his eyes.

    He straightened himself and saluted, watching her in silence, as she came forward with weakening limbs. He resented the intrusion; he cherished his solitude as his only and last freedom in life.

    ‘I wondered what the hammering was,’ she said, feeling weak and breathless, and a little afraid of him, as he looked so straight at her.

    ‘Ah’m gettin’ th’ coops ready for th’ young bods,’ he said, in broad vernacular.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and she felt weak. ‘I should like to sit down a bit,’ she said.

    ‘Come and sit ‘ere i’ th’ ‘ut,’ he said, going in front of her to the hut, pushing aside some timber and stuff, and drawing out a rustic chair, made of hazel sticks.

    ‘Am Ah t’ light yer a little fire?’ he asked, with the curious naivete of the dialect.

    ‘Oh, don’t bother,’ she replied.

    But he looked at her hands; they were rather blue. So he quickly took some larch twigs to the little brick fire-place in the corner, and in a moment the yellow flame was running up the chimney. He made a place by the brick hearth.

    ‘Sit ‘ere then a bit, and warm yer,’ he said.

    She obeyed him. He had that curious kind of protective authority she obeyed at once. So she sat and warmed her hands at the blaze, and dropped logs on the fire, whilst outside he was hammering again. She did not really want to sit, poked in a corner by the fire; she would rather have watched from the door, but she was being looked after, so she had to submit.

    The hut was quite cosy, panelled with unvarnished deal, having a little rustic table and stool beside her chair, and a carpenter’s bench, then a big box, tools, new boards, nails; and many things hung from pegs: axe, hatchet, traps, things in sacks, his coat. It had no window, the light came in through the open door. It was a jumble, but also it was a sort of little sanctuary.

    She listened to the tapping of the man’s hammer; it was not so happy. He was oppressed. Here was a trespass on his privacy, and a dangerous one! A woman! He had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all he wanted on earth was to be alone. And yet he was powerless to preserve his privacy; he was a hired man, and these people were his masters.

    Especially he did not want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 woman again. He feared it; for he had a big wound from old contacts. He felt if he could not be alone, and if he could not be left alone, he would die. His recoil away from the outer world was complete; his last refuge was this wood; to hide himself there!

    Connie grew warm by the fire, which she had made too big: then she grew hot. She went and sat on the stool in the doorway, watching the man at work. He seemed not to notice her, but he knew. Yet he worked on, as if absorbedly, and his brown dog sat on her tail near him, and surveyed the untrustworthy world.

    Slender, quiet and quick, the man finished the coop he was making, turned it over, tried the sliding door, then set it aside. Then he rose, went for an old coop, and took it to the chopping log where he was working. Crouching, he tried the bars; some broke in his hands; he began to draw the nails. Then he turned the coop over and deliberated, and he gave absolutely no sign of awareness of the woman’s presence.

    So Connie watched him fixedly. And the same solitary aloneness she had seen in him naked, she now saw in him clothed: solitary, and intent, like an animal that works alone, but also brooding, like a soul that recoils away, away from all human contact. Silently, patiently, he was recoiling away from her even now. It was the stillness, and the timeless sort of patience, in a man impatient and passionate, that touched Connie’s womb. She saw it in his bent head, the quick quiet hands, the crouching of his slender, sensitive loins; something patient and withdrawn. She felt his experience had been deeper and wider than her own; much deeper and wider, and perhaps more deadly. And this relieved her of herself; she felt almost irresponsible.

    So she sat in the doorway of the hut in a dream, utterly unaware of time and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She was so drifted away that he glanced up at her quickly, and saw the utterly still, waiting look on her face. To him it was a look of waiting. And a little thin tongue of fire suddenly flickered in his loins, at the root of his back, and he groaned in spirit. He dreaded with a repulsion almost of death, any further close human contact. He wished above all things she would go away, and leave him to his own privacy. He dreaded her will, her female will, and her modern female insistency. And above all he dreaded her cool, upper-class impudence of having her own way. For after all he was only a hired man. He hated her presence there.

    Connie came to herself with sudden uneasiness. She rose. The afternoon was turning to evening, yet she could not go away. She went over to the man, who stood up at attention, his worn face stiff and blank, his eyes watching her.

    ‘It is so nice here, so restful,’ she said. ‘I ha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No?’

    ‘I think I shall come and sit here sometimes.

    ‘Yes?’

    ‘Do you lock the hut when you’re not here?’

    ‘Yes, your Ladyship.’

    ‘Do you think I could have a key too, so that I could sit here sometimes? Are there two keys?’

    ‘Not as Ah know on, ther’ isna.’

    He had lapsed into the vernacular. Connie hesitated; he was putting up an opposition. Was it his hut, after all?

    ‘Couldn’t we get another key?’ she asked in her soft voice, that underneath had the ring of a woman determined to get her way.

    ‘Another!’ he said, glancing at her with a flash of anger, touched with derision.

    ‘Yes, a duplicate,’ she said, flushing.

    ”Appen Sir Clifford ‘ud know,’ he said, putting her off.

    ‘Yes!’ she said, ‘he might have another. Otherwise we could have one made from the one you have. It would only take a day or so, I suppose. You could spare your key for so long.’

    ‘Ah canna tell yer, m’Lady! Ah know nob’dy as ma’es keys round ‘ere.’

    Connie suddenly flushed with anger.

    ‘Very well!’ she said. ‘I’ll see to it.’

    ‘All right, your Ladyship.’

    Their eyes met. His had a cold, ugly look of dislike and contempt, and indifference to what would happen. Hers were hot with rebuff.

    But her heart sank, she saw how utterly he disliked her, when she went against him. And she saw him in a sort of desperation.

    ‘Good afternoon!’

    ‘Afternoon, my Lady!’ He saluted and turned abruptly away. She had wakened the sleeping dogs of old voracious anger in him, anger against the self-willed female. And he was powerless, powerless. He knew it!

    And she was angry against the self-willed male. A servant too! She walked sullenly home.

    She found Mrs Bolton under the great beech-tree on the knoll, looking for her.

    ‘I just wondered if you’d be coming, my Lady,’ the woman said brightly.

    ‘Am I late?’ asked Connie.

    ‘Oh only Sir Clifford was waiting for his tea.’

    ‘Why didn’t you make it then?’

    ‘Oh, I don’t think it’s hardly my place. I don’t think Sir Clifford would like it at all, my Lady.’

    ‘I don’t see why not,’ said Connie.

    She went indoors to Clifford’s study, where the old brass kettle was simmering on the tray.

    ‘Am I late, Clifford?’ she said, putting down the few flowers and taking up the tea-caddy, as she stood before the tray in her hat and scarf. ‘I’m sorry! Why didn’t you let Mrs Bolton make the tea?’

    ‘I didn’t think of it,’ he said ironically. ‘I don’t quite see her presiding at the tea-table.’

    ‘Oh, there’s nothing sacrosanct about a silver tea-pot,’ said Connie.

    He glanced up at her curiously.

    ‘What did you do all afternoon?’ he said.

    ‘Walked and sat in a sheltered place. Do you know there are still berries on the big holly-tree?’

    She took off her scarf, but not her hat, and sat down to make tea. The toast would certainly be leathery. She put the tea-cosy over the tea-pot, and rose to get a little glass for her violets. The poor flowers hung over, limp on their stalks.

    ‘They’ll revive again!’ she said, putting them before him in their glass for him to smell.

    ‘Sweeter than the lids of Juno’s eyes,’ he quoted.

    ‘I don’t see a bit of connexion with the actual violets,’ she said. ‘The Elizabethans are rather upholstered.’

    She poured him his tea.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second key to that little hut not far from John’s Well, where the pheasants are reared?’ she said.

    ‘There may be. Why?’

    ‘I happened to find it today–and I’d never seen it before. I think it’s a darling place. I could sit there sometimes, couldn’t I?’

    ‘Was Mellors there?’

    ‘Yes! That’s how I found it: his hammering. He didn’t seem to like my intruding at all. In fact he was almost rude when I asked about a second key.’

    ‘What did he say?’

    ‘Oh, nothing: just his manner; and he said he knew nothing about keys.’

    ‘There may be one in Father’s study. Betts knows them all, they’re all there. I’ll get him to look.’

    ‘Oh do!’ she said.

    ‘So Mellors was almost rude?’

    ‘Oh, nothing,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he wanted me to have the freedom of the castle, quite.’

    ‘I don’t suppose he did.’

    ‘Still, I don’t see why he should mind. It’s not his home, after all! It’s not his private abode. I don’t see why I shouldn’t sit there if I want to.’

    ‘Quite!’ said Clifford. ‘He thinks too much of himself, that man.’

    ‘Do you think he does?’

    ‘Oh, decidedly! He thinks he’s something exceptional. You know he had a wife he didn’t get on with, so he joined up in 1915 and was sent to India, I believe. Anyhow he was blacksmith to the cavalry in Egypt for a time; always was connected with horses, a clever fellow that way. Then some Indian colonel took a fancy to him, and he was made a lieutenant. Yes, they gave him a commission. I believe he went back to India with his colonel, and up to the north-west frontier. He was ill; he was a pension. He didn’t come out of the army till last year, I believe, and then, naturally, it isn’t easy for a man like that to get back to his own level. He’s bound to flounder. But he does his duty all righ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Only I’m not having any of the Lieutenant Mellors touch.’

    ‘How could they make him an officer when he speaks broad Derbyshire?’

    ‘He doesn’t…except by fits and starts. He can speak perfectly well, for him. I suppose he has an idea if he’s come down to the ranks again, he’d better speak as the ranks speak.’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im before?’

    ‘Oh, I’ve no patience with these romances. They’re the ruin of all order. It’s a thousand pities they ever happened.’

    Connie was inclined to agree. What was the good of discontented people who fitted in nowhere?

    In the spell of fine weather Clifford, too, decided to go to the wood. The wind was cold, but not so tiresome, and the sunshine was like life itself, warm and full.

    ‘It’s amazing,’ said Connie, ‘how different one feels when there’s a really fresh fine day. Usually one feels the very air is half dead. People are killing the very air.’

    ‘Do you think people are doing it?’ he asked.

    ‘I do. The steam of so much boredom, and discontent and anger out of all the people, just kills the vitality in the air. I’m sure of it.’

    ‘Perhaps some condition of the atmosphere lowers the vitality of the people?’ he said.

    ‘No, it’s man that poisons the universe,’ she asserted.

    ‘Fouls his own nest,’ remarked Clifford.

    The chair puffed on. In the hazel copse catkins were hanging pale gold, and in sunny places the wood-anemones were wide open, as if exclaiming with the joy of life, just as good as in past days, when people could exclaim along with them. They had a faint scent of apple-blossom. Connie gathered a few for Clifford.

    He took them and looked at them curiously.

    ‘Thou still unravished bride of quietness,’ he quoted. ‘It seems to fit flowers so much better than Greek vases.’

    ‘Ravished is such a horrid word!’ she said. ‘It’s only people who ravish things.’

    ‘Oh, I don’t know…snails and things,’ he said.

    ‘Even snails only eat them, and bees don’t ravish.’

    She was angry with him, turning everything into words. Violets were Juno’s eyelids, and windflowers were on ravished brides. How she hated words, always coming between her and life: they did the ravishing, if anything did: ready-made words and phrases, sucking all the life-sap out of living things.

    The walk with Clifford was not quite a success. Between him and Connie there was a tension that each pretended not to notice, but there it was. Suddenly, with all the force of her female instinct, she was shoving him off. She wanted to be clear of him, and especially of his consciousness, his words, his obsession with himself, his endless treadmill obsession with himself, and his own words.

    The weather came rainy again. But after a day or two she went out in the rain, and she went to the wood. And once there, she went towards the hut. It was raining, but not so cold, and the wood felt so silent and remote, inaccessible in the dusk of rain.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No one there! The hut was locked. But she sat on the log doorstep, under the rustic porch, and snuggled into her own warmth. So she sat, looking at the rain, listening to the many noiseless noises of it, and to the strange soughings of wind in upper branches, when there seemed to be no wind. Old oak-trees stood around, grey, powerful trunks, rain-blackened, round and vital, throwing off reckless limbs. The ground was fairly free of undergrowth, the anemones sprinkled, there was a bush or two, elder, or guelder-rose, and a purplish tangle of bramble: the old russet of bracken almost vanished under green anemone ruffs. Perhaps this was one of the unravished places. Unravished! The whole world was ravished.

    Some things can’t be ravished. You can’t ravish a tin of sardines. And so many women are like that; and men. But the earth…!

    The rain was abating. It was hardly making darkness among the oaks any more. Connie wanted to go; yet she sat on. But she was getting cold; yet the overwhelming inertia of her inner resentment kept her there as if paralysed.

    Ravished! How ravished one could be without ever being touched. Ravished by dead words become obscene, and dead ideas become obsessions.

    A wet brown dog came running and did not bark, lifting a wet feather of a tail. The man followed in a wet black oilskin jacket, like a chauffeur, and face flushed a little. She felt him recoil in his quick walk, when he saw her. She stood up in the handbreadth of dryness under the rustic porch. He saluted without speaking, coming slowly near. She began to withdraw.

    ‘I’m just going,’ she said.

    ‘Was yer waitin’ to get in?’ he asked, looking at the hut, not at her.

    ‘No, I only sat a few minutes in the shelter,’ she said, with quiet dignity.

    He looked at her. She looked cold.

    ‘Sir Clifford ‘adn’t got no other key then?’ he asked.

    ‘No, but it doesn’t matter. I can sit perfectly dry under this porch. Good afternoon!’ She hated the excess of vernacular in his speech.

    He watched her closely, as she was moving away. Then he hitched up his jacket, and put his hand in his breeches pocket, taking out the key of the hut.

    ”Appen yer’d better ‘ave this key, an’ Ah min fend for t’ bods some other road.’

    She looked at him.

    ‘What do you mean?’ she asked.

    ‘I mean as ‘appen Ah can find anuther pleece as’ll du for rearin’ th’ pheasants. If yer want ter be ‘ere, yo’ll non want me messin’ abaht a’ th’ time.’

    She looked at him, getting his meaning through the fog of the dialect.

    ‘Why don’t you speak ordinary English?’ she said coldly.

    ‘Me! Ah thowt it wor ordinary.’

    She was silent for a few moments in anger.

    ‘So if yer want t’ key, yer’d better tacit. Or ‘appen Ah’d better gi’e ‘t yer termorrer, an’ clear all t’ stuff aht fust. Would that du for yer?’

    She became more angry.

    ‘I didn’t want your key,’ she said. ‘I don’t want you to clear anything out at all. I don’t in the least want to turn you out of your hut, thank you! I only wanted to be able to sit here sometimes, like today. But I can sit perfectly well under the porch, so please say no more about it.’

    He looked at her again, with his wicked blue eyes.

    ‘Why,’ he began, in the broad slow dialect. ‘Your Ladyship’s as welcome as Christmas ter th’ hut an’ th’ key an’ iverythink as is. On’y this time O’ th’ year ther’s bods ter set, an’ Ah’ve got ter be potterin’ abaht a good bit, seein’ after ’em, an’ a’. Winter time Ah ned ‘ardly come nigh th’ pleece. But what wi’ spring, an’ Sir Clifford wantin’ ter start th’ pheasants…An’ your Ladyship’d non want me tinkerin’ around an’ about when she was ‘ere, all the time.’

    She listened with a dim kind of amazement.

    ‘Why should I mind your being here?’ she asked.

    He looked at her curiously.

    ‘T’nuisance on me!’ he said briefly, but significantly. She flushed. ‘Very well!’ she said finally. ‘I won’t trouble you. But I don’t think I should have minded at all sitting and seeing you look after the birds. I should have liked it. But since you think it interferes with you, I won’t disturb you, don’t be afraid. You are Sir Clifford’s keeper, not mine.’

    The phrase sounded queer, she didn’t know why. But she let it pass.

    ‘Nay, your Ladyship. It’s your Ladyship’s own ‘ut. It’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an’ pleases, every time. Yer can turn me off at a wik’s notice. It wor only…’

    ‘Only what?’ she asked, baffled.

    He pushed back his hat in an odd comic way.

    ‘On’y as ‘appen yo’d like the place ter yersen, when yer did come, an’ not me messin’ abaht.’

    ‘But why?’ she said, angry. ‘Aren’t you a civilized human being? Do you think I ought to be afraid of you? Why should I take any notice of you and your being here or not? Why is it important?’

    He looked at her, all his face glimmering with wicked laughter.

    ‘It’s not, your Ladyship. Not in the very least,’ he said.

    ‘Well, why then?’ she asked.

    ‘Shall I get your Ladyship another key then?’

    ‘No thank you! I don’t want it.’

    ‘Ah’ll get it anyhow. We’d best ‘ave two keys ter th’ place.’

    ‘And I consider you are insolent,’ said Connie, with her colour up, panting a little.

    ‘Nay, nay!’ he said quickly. ‘Dunna yer say that! Nay, nay! I niver meant nuthink. Ah on’y thought as if yo’ come ‘ere, Ah s’d ave ter clear out, an’ it’d mean a lot of work, settin’ up somewheres else. But if your Ladyship isn’t going ter take no notice O’ me, then…it’s Sir Clifford’s ‘ut, an’ everythink i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everythink i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an’ pleases, barrin’ yer take no notice O’ me, doin’ th’ bits of jobs as Ah’ve got ter do.’

    Connie went away completely bewildered. She was not sure whether she had been insulted and mortally offended, or not. Perhaps the man really only meant what 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would expect him to keep away. As if she would dream of it! And as if he could possibly be so important, he and his stupid presence.

    She went home in confusion, not knowing what she thought or felt.

    Chapter 9

    Connie was surprised at her own feeling of aversion from Clifford. What is more, she felt she had always really disliked him. Not hate: there was no passion in it. But a profound physical dislike. Almost, it seemed to her, she had married him because she disliked him, in a secret, physical sort of way. But of course, she had married him really because in a mental way he attracted her and excited her. He had seemed, in some way, her master, beyond her.

    Now the mental excitement had worn itself out and collapsed, and she was aware only of the physical aversion. It rose up in her from her depths: and she realized how it had been eating her life away.

    She felt weak and utterly forlorn. She wished some help would come from outside. But in the whole world there was no help. Society was terrible because it was insane. Civilized society is insane. Money and so-called love are its two great manias; money a long way first. The individual asserts himself in his disconnected insanity in these two modes: money and love. Look at Michaelis! His life and activity were just insanity. His love was a sort of insanity.

    And Clifford the same. All that talk! All that writing! All that wild struggling to push himself forwards! It was just insanity. And it was getting worse, really maniacal.

    Connie felt washed-out with fear. But at least, Clifford was shifting his grip from her on to Mrs Bolton. He did not know it. Like many insane people, his insanity might be measured by the things he was not aware of the great desert tracts in his consciousness.

    Mrs Bolton was admirable in many ways. But she had that queer sort of bossiness, endless assertion of her own will, which is one of the signs of insanity in modern woman. She thought she was utterly subservient and living for others. Clifford fascinated her because he always, or so often, frustrated her will, as if by a finer instinct. He had a finer, subtler will of self-assertion than herself. This was his charm for her.

    Perhaps that had been his charm, too, for Connie.

    ‘It’s a lovely day, today!’ Mrs Bolton would say in her caressive, persuasive voice. ‘I should think you’d enjoy a little run in your chair today, the sun’s just lovely.’

    ‘Yes? Will you give me that book–there, that yellow one. And I think I’ll have those hyacinths taken out.’

    ‘Why they’re so beautiful!’ She pronounced it with the ‘y’ sound: be-yutiful! ‘And the scent is simply gorgeous.’

    ‘The scent is what I object to,’ he said. ‘It’s a little funereal.’

    ‘Do you think so!’ she exclaimed in surprise, just a little offended, but impressed. And she carried the hyacinths out of the room, impressed by his higher fastidiousness.

    ‘Shall I shave you this morning, or would you rather do it yourself?’ Always the same soft, caressive, subservient, yet managing voice.

    ‘I don’t know. Do you mind waiting a while. I’ll ring when I’m ready.’

    ‘Very good, Sir Clifford!’ she replied, so soft and submissive, withdrawing quietly. But every rebuff stored up new energy of will in her.

    When he rang, after a time, she would appear at once. And then he would say:

    ‘I think I’d rather you shaved me this morning.’

    Her heart gave a little thrill, and she replied with extra softness:

    ‘Very good, Sir Clifford!’

    She was very deft, with a soft, lingering touch, a little slow. At first he had resented the infinitely soft touch of her fingers on his face. But now he liked it, with a growing voluptuousness. He let her shave him nearly every day: her face near his, her eyes so very concentrated, watching that she did it right. And gradually her fingertips knew his cheeks and lips, his jaw and chin and throat perfectly. He was well-fed and well-liking, his face and throat were handsome enough and he was a gentleman.

    She was handsome too, pale, her face rather long and absolutely still, her eyes bright, but revealing nothing. Gradually, with infinite softness, almost with love, she was getting him by the throat, and he was yielding to her.

    She now did almost everything for him, and he felt more at home with her, less ashamed of accepting her menial offices, than with Connie. She liked handling him. She loved having his body in her charge, absolutely, to the last menial offices. She said to Connie one day: ‘All men are babies, when you come to the bottom of them. Why, I’ve handled some of the toughest customers as ever went down Tevershall pit. But let anything ail them so that you have to do for them, and they’re babies, just big babies. Oh, there’s not much difference in men!’

    At first Mrs Bolton had thought there really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in a gentleman, a real gentleman, like Sir Clifford. So Clifford had got a good start of her. But gradually, as she came to the bottom of him, to use her own term, she found he was like the rest, a baby grown to man’s proportions: but a baby with a queer temper and a fine manner and power in its control, and all sorts of odd knowledge that she had never dreamed of, with which he could still bully her.

    Connie was sometimes tempted to say to him:

    ‘For God’s sake, don’t sink so horribly into the hands of that woman!’ But she found she didn’t care for him enough to say it, in the long run.

    It was still their habit to spend the evening together, till ten o’clock. Then they would talk, or read together, or go over his manuscript. But the thrill had gone out of it. She was bored by his manuscripts. But she still dutifully typed them out for him. But in time Mrs Bolton would do even that.

    For Connie had suggested to Mrs Bolton that she should learn to use a typewriter. And Mrs Bolton, always ready, had begun at once, and practised assiduously. So now Clifford would sometimes dictate a letter to her, and she would take it down rather slowly, but correctly. And he was very patient, spelling for her the difficult words, or the occasional phrases in French. She was so thrilled, it was almost a pleasure to instruct her.

    Now Connie would sometimes plead a headache as an excuse for going up to her room after dinner.

    ‘Perhaps Mrs Bolton will play piquet with you,’ she said to Clifford.

    ‘Oh, I shall be perfectly all right. You go to your own room and rest, darling.’

    But no sooner had she gone, than he rang for Mrs Bolton, and asked her to take a hand at piquet or bezique, or even chess. He had taught her all these games. And Connie found it curiously objectionable to see Mrs Bolton, flushed and tremulous like a little girl, touching her queen or her knight with uncertain fingers, then drawing away again. And Clifford, faintly smiling with a half-teasing superiority, saying to her:

    ‘You must say j’adoube!’

    She looked up at him with bright, startled eyes, then murmured shyly, obediently:

    ‘J’adoube!’

    Yes, he was educating her. And he enjoyed it, it gave him a sense of power. And she was thrilled. She was coming bit by bit into possession of all that the gentry knew, all that made them upper class: apart from the money. That thrilled 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making him want to have her there with him. It was a subtle deep flattery to him, her genuine thrill.

    To Connie, Clifford seemed to be coming out in his true colours: a little vulgar, a little common, and uninspired; rather fat. Ivy Bolton’s tricks and humble bossiness were also only too transparent. But Connie did wonder at the genuine thrill which the woman got out of Clifford. To say she was in love with him would be putting it wrongly. She was thrilled by her contact with a man of the upper class, this titled gentleman, this author who could write books and poems, and whose photograph appeared in the illustrated newspapers. She was thrilled to a weird passion. And his ‘educating’ her roused in her a passion of excitement and response much deeper than any love affair could have done. In truth,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could be no love affair left her free to thrill to her very marrow with this other passion, the peculiar passion of knowing, knowing as he knew.

    There was no mistake that the woman was in some way in love with him: whatever force we give to the word love. She looked so handsome and so young, and her grey eyes were sometimes marvellou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lurking soft satisfaction about her, even of triumph, and private satisfaction. Ugh, that private satisfaction. How Connie loathed it!

    But no wonder Clifford was caught by the woman! She absolutely adored him, in her persistent fashion, and put herself absolutely at his service, for him to use as he liked. No wonder he was flattered!

    Connie heard long conversations going on between the two. Or rather, it was mostly Mrs Bolton talking. She had unloosed to him the stream of gossip about Tevershall village. It was more than gossip. It was Mrs Gaskell and George Eliot and Miss Mitford all rolled in one, with a great deal more, that these women left out.’ Once started, Mrs Bolton was better than any book, about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She knew them all so intimately, and had such a peculiar, flamey zest in all their affairs, it was wonderful, if just a trifle humiliating to listen to her. At first she had not ventured to ‘talk Tevershall’, as she called it, to Clifford. But once started, it went on. Clifford was listening for ‘material’, and he found it in plenty. Connie realized that his so-called genius was just this: a perspicuous talent for personal gossip, clever and apparently detached. Mrs Bolton, of course, was very warm when she ‘talked Tevershall’. Carried away, in fact. And it was marvellous,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and that she knew about. She would have run to dozens of volumes.

    Connie was fascinated, listening to her. But afterwards always a little ashamed. She ought not to listen with this queer rabid curiosity. After all, one may hear the most private affairs of other people, but only in a spirit of respect for the struggling, battered thing which any human soul is, and in a spirit of fine, discriminative sympathy. For even satire is a form of sympathy. It is the way our sympathy flows and recoils that really determines our lives. And here lies the vast importance of the novel, properly handled. It can inform and lead into new places the flow of our sympa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it can lead our sympathy away in recoil from things gone dead. Therefore, the novel, properly handled, can reveal the most secret places of life: for it is in the passional secret places of life, above all, that the tide of sensitive awareness needs to ebb and flow, cleansing and freshening.

    But the novel, like gossip, can also excite spurious sympathies and recoils, mechanical and deadening to the psyche. The novel can glorify the most corrupt feelings, so long as they are conventionally ‘pure’. Then the novel, like gossip, becomes at last vicious, and, like gossip, all the more vicious because it is always ostensibly 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Mrs Bolton’s gossip wa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And he was such a bad fellow, and she was such a nice woman.’ Whereas, as Connie could see even from Mrs Bolton’s gossip, the woman had been merely a mealy-mouthed sort, and the man angrily honest. But angry honesty made a ‘bad man’ of him, and mealy-mouthedness made a ‘nice woman’ of her, in the vicious, conventional channelling of sympathy by Mrs Bolton.

    For this reason, the gossip was humiliating.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most novels, especially popular ones, are humiliating too. The public responds now only to an appeal to its vices.

    Nevertheless, one got a new vision of Tevershall village from Mrs Bolton’s talk. A terrible, seething welter of ugly life it seemed: not at all the flat drabness it looked from outside. Clifford of course knew by sight most of the people mentioned, Connie knew only one or two. But it sounded really more like a Central African jungle than an English village.

    ‘I suppose you heard as Miss Allsopp was married last week! Would you ever! Miss Allsopp, old James’ daughter, the boot-and-shoe Allsopp. You know they built a house up at Pye Croft. The old man died last year from a fall; eighty-three, he was, an’ nimble as a lad. An’ then he slipped on Bestwood Hill, on a slide as the lads ‘ad made last winter, an’ broke his thigh, and that finished him, poor old man, it did seem a shame. Well, he left all his money to Tattie: didn’t leave the boys a penny. An’ Tattie, I know, is five years–yes, she’s fifty-three last autumn. And you know they were such Chapel people, my word! She taught Sunday school for thirty years, till her father died. And then she started carrying on with a fellow from Kinbrook,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him, an oldish fellow with a red nose, rather dandified, Willcock, as works in Harrison’s woodyard. Well he’s sixty-five, if he’s a day, yet you’d have thought they were a pair of young turtle-doves, to see them, arm in arm, and kissing at the gate: yes, an’ she sitting on his knee right in the bay window on Pye Croft Road, for anybody to see. And he’s got sons over forty: only lost his wife two years ago. If old James Allsopp hasn’t risen from his grave, it’s because there is no rising: for he kept her that strict! Now they’re married and gone to live down at Kinbrook, and they say she goes round in a dressing-gown from morning to night, a veritable sight. I’m sure it’s awful, the way the old ones go on! Why they’re a lot worse than the young, and a sight more disgusting. I lay it down to the pictures, myself. But you can’t keep them away. I was always saying: go to a good instructive film, but do for goodness sake keep away from these melodramas and love films. Anyhow keep the children away! But there you are, grown-ups are worse than the children: and the old ones beat the band.

    ‘Talk about morality! Nobody cares a thing. Folks does as they like, and much better off they are for it, I must say. But they’re having to draw their horns in nowadays, now th’ pits are working so bad, and they haven’t got the money. And the grumbling they do, it’s awful, especially the women. The men are so good and patient! What can they do, poor chaps! But the women, oh, they do carry on! They go and show off, giving contributions for a wedding present for Princess Mary, and then when they see all the grand things that’s been given, they simply rave: who’s she, any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Why doesn’t Swan & Edgar give me one fur coat, instead of giving her six. I wish I’d kept my ten shillings! What’s she going to give me, I should like to know? Here I can’t get a new spring coat, my dad’s working that bad, and she gets van-loads. It’s time as poor folks had some money to spend, rich ones ‘as ‘ad it long enough. I want a new spring coat, I do, an’ wheer am I going to get it? I say to them, be thankful you’re well fed and well clothed, without all the new finery you want! And they fly back at me: “Why isn’t Princess Mary thankful to go about in her old rags, then, an’ have nothing! Folks like her get van-loads, an’ I can’t have a new spring coat. It’s a damned shame. Princess! Bloomin’ rot about Princess! It’s munney as matters, an’ cos she’s got lots, they give her more! Nobody’s givin’ me any, an’ I’ve as much right as anybody else. Don’t talk to me about education. It’s munney as matters. I want a new spring coat, I do, an’ I shan’t get it, cos there’s no munney…”

    ‘That’s all they care about, clothes. They think nothing of giving seven or eight guineas for a winter coat–colliers’ daughters, mind you–and two guineas for a child’s summer hat. And then they go to the Primitive Chapel in their two-guinea hat, girls as would have been proud of a three-and-sixpenny one in my day. I heard that at the Primitive Methodist anniversary this year, when they have a built-up platform for the Sunday School children, like a grandstand going almost up to th’ ceiling, I heard Miss Thompson, who has the first class of girls in the Sunday School, say there’d be over a thousand pounds in new Sunday clothes sitting on that platform! And times are what they are! But you can’t stop them. They’re mad for clothes. And boys the same. The lads spend every penny on themselves, clothes, smoking, drinking in the Miners’ Welfare, jaunting off to Sheffield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Why, it’s another world. And they fear nothing, and they respect nothing, the young don’t. The older men are that patient and good, really, they let the women take everything. And this is what it leads to. The women are positive demons. But the lads aren’t like their dads. They’re sacrificing nothing, they aren’t: they’re all for self. If you tell them they ought to be putting a bit by, for a home, they say: That’ll keep, that will, I’m goin’ t’ enjoy myself while I can. Owt else’ll keep! Oh, they’re rough an’ selfish, if you like. Everything falls on the older men, an’ it’s a bad outlook all round.’

    Clifford began to get a new idea of his own village. The place had always frightened him, but he had thought it more or less stable. Now–?

    ‘Is there much Socialism, Bolshevism, among the people?’ he asked.

    ‘Oh!’ said Mrs Bolton, ‘you hear a few loud-mouthed ones. But they’re mostly women who’ve got into debt. The men take no notice. I don’t believe you’ll ever turn our Tevershall men into reds. They’re too decent for that. But the young ones blether sometimes. Not that they care for it really. They only want a bit of money in their pocket, to spend at the Welfare, or go gadding to Sheffield. That’s all they care. When they’ve got no money, they’ll listen to the reds spouting. But nobody believes in it, really.’

    ‘So you think there’s no danger?’

    ‘Oh no! Not if trade was good, there wouldn’t be. But if things were bad for a long spell, the young ones might go funny. I tell you, they’re a selfish, spoilt lot. But I don’t see how they’d ever do anything. They aren’t ever serious about anything, except showing off on motor-bikes and dancing at the Palais-de-danse in Sheffield. You can’t make them serious. The serious ones dress up in evening clothes and go off to the Pally to show off before a lot of girls and dance these new Charlestons and what not. I’m sure sometimes the bus’ll be full of young fellows in evening suits, collier lads, off to the Pally: let alone those that have gone with their girls in motors or on motor-bikes. They don’t give a serious thought to a thing–save Doncaster races, and the Derby: for they all of them bet on every race. And football! But even football’s not what it was, not by a long chalk. It’s too much like hard work, they say. No, they’d rather be off on motor-bikes to Sheffield or Nottingham, Saturday afternoons.’

    ‘But what do they do when they get there?’

    ‘Oh, hang around–and have tea in some fine tea-place like the Mikado–and go to the Pally or the pictures or the Empire, with some girl. The girls are as free as the lads. They do just what they like.’

    ‘And what do they do when they haven’t the money for these things?’

    ‘They seem to get it, somehow. And they begin talking nasty then. But I don’t see how you’re going to get bolshevism, when all the lads want is just money to enjoy themselves, and the girls the same, with fine clothes: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another thing. They haven’t the brains to be socialists. They haven’t enough seriousness to take anything really serious, and they never will have.’

    Connie thought, how extremely like all the rest of the classes the lower classes sounded. Just the same thing over again, Tevershall or Mayfair or Kensington. There was only one class nowadays: moneyboys. The moneyboy and the moneygirl,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how much you’d got, and how much you wanted.

    Under Mrs Bolton’s influence, Clifford began to take a new interest in the mines. He began to feel he belonged. A new sort of self-assertion came into him. After all, he was the real boss in Tevershall, he was really the pits. It was a new sense of power, something he had till now shrunk from with dread.

    Tevershall pits were running thin. There were only two collieries: Tevershall itself, and New London. Tevershall had once been a famous mine, and had made famous money. But its best days were over. New London was never very rich, and in ordinary times just got along decently. But now times were bad, and it was pits like New London that got left.

    ‘There’s a lot of Tevershall men left and gone to Stacks Gate and Whiteover,’ said Mrs Bolton. ‘You’ve not seen the new works at Stacks Gate, opened after the war, have you, Sir Clifford? Oh, you must go one day, they’re something quite new: great big chemical works at the pit-head, doesn’t look a bit like a colliery. They say they get more money out of the chemical by-products than out of the coal–I forget what it is. And the grand new houses for the men, fair mansions! of course it’s brought a lot of riff-raff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a lot of Tevershall men got on there, and doin’ well, a lot better than our own men. They say Tevershall’s done, finished: only a question of a few more years, and it’ll have to shut down. And New London’ll go first. My word, won’t it be funny when there’s no Tevershall pit working. It’s bad enough during a strike, but my word, if it closes for good, it’ll be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Even when I was a girl it was the best pit in the country, and a man counted himself lucky if he could on here. Oh, there’s been some money made in Tevershall. And now the men say it’s a sinking ship, and it’s time they all got out. Doesn’t it sound awful! But of course there’s a lot as’ll never go till they have to. They don’t like these new fangled mines, such a depth, and all machinery to work them. Some of them simply dreads those iron men, as they call them, those machines for hewing the coal, where men always did it before. And they say it’s wasteful as well. But what goes in waste is saved in wages, and a lot more. It seems soon there’ll be no use for me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it’ll be all machines. But they say that’s what folks said when they had to give up the old stocking frames. I can remember one or two. But my word, the more machines, the more people, that’s what it looks like! They say you can’t get the same chemicals out of Tevershall coal as you can out of Stacks Gate, and that’s funny, they’re not three miles apart. But they say so. But everybody says it’s a shame something can’t be started, to keep the men going a bit better, and employ the girls. All the girls traipsing off to Sheffield every day! My word, it would be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if Tevershall Collieries took a new lease of life, after everybody saying they’re finished, and a sinking ship, and the men ought to leave them like rats leave a sinking ship. But folks talk so much, of course there was a boom during the war. When Sir Geoffrey made a trust of himself and got the money safe for ever, somehow. So they say! But they say even the masters and the owners don’t get much out of it now. You can hardly believe it, can you! Why I always thought the pits would go on for ever and ever. Who’d have thought, when I was a girl! But New England’s shut down, so is Colwick Wood: yes, it’s fair haunting to go through that coppy and see Colwick Wood standing there deserted among the trees, and bushes growing up all over the pit-head, and the lines red rusty. It’s like death itself, a dead colliery. Why, whatever should we do if Tevershall shut down–? It doesn’t bear thinking of. Always that throng it’s been, except at strikes, and even then the fan-wheels didn’t stand, except when they fetched the ponies up. I’m sure it’s a funny world,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from year to year, you really don’t.’

    It was Mrs Bolton’s talk that really put a new fight into Clifford. His income, as she pointed out to him, was secure, from his father’s trust, even though it was not large. The pits did not really concern him. It was the other world he wanted to capture,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and fame; the popular world, not the working world.

    Now he realiz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pular success and working success: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and the populace of work. He, as a private individual, had been catering with his stories for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And he had caught on. But beneath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lay the populace of work, grim, grimy, and rather terrible. They too had to have their providers. And it was a much grimmer business, providing for the populace of work, than for the populace of pleasure. While he was doing his stories, and ‘getting on’ in the world, Tevershall was going to the wall.

    He realized now that the bitch-goddess of Success had two main appetites: one for flattery, adulation, stroking and tickling such as writers and artists gave her; but the other a grimmer appetite for meat and bones. And the meat and bones for the bitch-goddess were provided by the men who made money in industry.

    Yes, there were two great groups of dogs wrangling for the bitch-goddess: the group of the flatterers, those who offered her amusement, stories, films, plays: and the other, much less showy, much more savage breed, those who gave her meat, the real substance of money. The well-groomed showy dogs of amusement wrangled and snarled among themselves for the favours of the bitch-goddess. But it was nothing to the silent fight-to-the-death that went on among the indispensables, the bone-bringers.

    But under Mrs Bolton’s influence, Clifford was tempted to enter this other fight, to capture the bitch-goddess by brute mean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omehow, he got his pecker up.

    In one way, Mrs Bolton made a man of him, as Connie never did. Connie kept him apart, and made him sensitive and conscious of himself and his own states. Mrs Bolton made him aware only of outside things. Inwardly he began to go soft as pulp. But outwardly he began to be effective.

    He even roused himself to go to the mines once more: and when he was there, he went down in a tub, and in a tub he was hauled out into the workings. Things he had learned before the war, and seemed utterly to have forgotten, now came back to him. He sat there, crippled, in a tub, with the underground manager showing him the seam with a powerful torch. And he said little. But his mind began to work.

    He began to read again his technical works on the coal-mining industry, he studied the government reports, and he read with care the latest things on mining and the chemistry of coal and of shale which were written in German. Of course the most valuable discoveries were kept secret as far as possible. But once you started a sort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al-mining, a study of methods and means, a study of by-products and the chemical possibilities of coal, it was astounding the ingenuity and the almost uncanny cleverness of the modern technical mind, as if really the devil himself had lent fiend’s wits to the technical scientists of industry. It was far more interesting than art, than literature, poor emotional half-witted stuff, was this technical science of industry. In this field, men were like gods, or demons, inspired to discoveries, and fighting to carry them out. In this activity, men were beyond any mental age calculable. But Clifford knew that when it did come to the emotional and human life, these self-made men were of a mental age of about thirteen, feeble boys. The discrepancy was enormous and appalling.

    But let that be. Let man slide down to general idiocy in the emotional and ‘human’ mind, Clifford did not care. Let all that go hang.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technicalities of modern coal-mining, and in pulling Tevershall out of the hole.

    He went down to the pit day after day, he studied, he put the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overhead manager, and the underground manager, and the engineers through a mill they had never dreamed of. Power! He felt a new sense of power flowing through him: power over all these men, over the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colliers. He was finding out: and he was getting things into his grip.

    And he seemed verily to be re-born. Now life came into him! He had been gradually dying, with Connie, in the isolated private life of the artist and the conscious being. Now let all that go. Let it sleep. He simply felt life rush into him out of the coal, out of the pit. The very stale air of the colliery was better than oxygen to him. It gave him a sense of power, power. He was doing something: and he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He was going to win, to win: not as he had won with his stories, mere publicity, amid a whole sapping of energy and malice. But a man’s victory.

    At first he thought the solution lay in electricity: convert the coal into electric power. Then a new idea came. The Germans invented a new locomotive engine with a self feeder, that did not need a fireman. And it was to be fed with a new fuel, that burnt in small quantities at a great heat, under peculiar conditions.

    The idea of a new concentrated fuel that burnt with a hard slowness at a fierce heat was what first attracted Clifford.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external stimulus of the burning of such fuel, not merely air supply. He began to experiment, and got a clever young fellow, who had proved brilliant in chemistry, to help him.

    And he felt triumphant. He had at last got out of himself. He had fulfilled his life-long secret yearning to get out of himself. Art had not done it for him. Art had only made it worse. But now, now he had done it.

    He was not aware how much Mrs Bolton was behind him. He did not know how much he depended on her. But for all that, it was evident that when he was with her his voice dropped to an easy rhythm of intimacy, almost a trifle vulgar.

    With Connie, he was a little stiff. He felt he owed her everything, and he showed her the utmost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so long as she gave him mere outward respect. But it was obvious he had a secret dread of her. The new Achilles in him had a heel, and in this heel the woman, the woman like Connie, his wife, could lame him fatally. He went in a certain half-subservient dread of her, and was extremely nice to her. But his voice was a little tense when he spoke to her, and he began to be silent whenever she was present.

    Only when he was alone with Mrs Bolton did he really feel a lord and a master, and his voice ran on with her almost as easily and garrulously as her own could run. And he let her shave him or sponge all his body as if he were a child, really as if he were a child.

    Chapter 10

    Connie was a good deal alone now, fewer people came to Wragby. Clifford no longer wanted them. He had turned against even the cronies. He was queer. He preferred the radio, which he had installed at some expense, with a good deal of success at last. He could sometimes get Madrid or Frankfurt, even there in the uneasy Midlands.

    And he would sit alone for hours listening to the loudspeaker bellowing forth. It amazed and stunned Connie. But there he would sit, with a blank entrance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like a person losing his mind, and listen, or seem to listen, to the unspeakable thing.

    Was he really listening? Or was it a sort of soporific he took, whilst something else worked on underneath in him? Connie did now know. She fled up to her room, or out of doors to the wood. A kind of terror filled her sometimes, a terror of the incipient insanity of the whole civilized species.

    But now that Clifford was drifting off to this other weirdness of industrial activity, becoming almost a creature, with a hard, efficient shell of an exterior and a pulpy interior, one of the amazing crabs and lobster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world, invertebrates of the crustacean order, with shells of steel, like machines, and inner bodies of soft pulp, Connie herself was really completely stranded.

    She was not even free, for Clifford must have her there. He seemed to have a nervous terror that she should leave him. The curious pulpy part of him, the emotional and humanly-individual part, depended on her with terror, like a child, almost like an idiot. She must be there, there at Wragby, a Lady Chatterley, his wife. Otherwise he would be lost like an idiot on a moor.

    This amazing dependence Connie realized with a sort of horror. She heard him with his pit managers, with the members of his Board, with young scientists, and she was amazed at his shrewd insight into things, his power, his uncanny material power over what is called practical men. He had become a practical man himself and an amazingly astute and powerful one, a master. Connie attributed it to Mrs Bolton’s influence upon him, just at the crisis in his life.

    But this astute and practical man was almost an idiot when left alone to his own emotional life. He worshipped Connie. She was his wife, a higher being, and he worshipped her with a queer, craven idolatry, like a savage, a worship based on enormous fear, and even hate of the power of the idol, the dread idol. All he wanted was for Connie to swear, to swear not to leave him, not to give him away.

    ‘Clifford,’ she said to him–but this was after she had the key to the hut–‘Would you really like me to have a child one day?’

    He looked at her with a furtive apprehension in his rather prominent pale eyes.

    ‘I shouldn’t mind, if it made no difference between us,’ he said.

    ‘No difference to what?’ she asked.

    ‘To you and me; to our love for one another. If it’s going to affect that, then I’m all against it. Why, I might even one day have a child of my own!’

    She looked at him in amazement.

    ‘I mean, it might come back to me one of these days.’

    She still stared in amazement, and he was uncomfortable.

    ‘So you would not like it if I had a child?’ she said.

    ‘I tell you,’ he replied quickly, like a cornered dog, ‘I am quite willing, provided it doesn’t touch your love for me. If it would touch that, I am dead against it.’

    Connie could only be silent in cold fear and contempt. Such talk was really the gabbling of an idiot. He no longer kne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Oh, it wouldn’t make any difference to my feeling for you,’ she said, with a certain sarcasm.

    ‘There!’ he said. ‘That is the point! In that case I don’t mind in the least. I mean it would be awfully nice to have a child running about the house, and feel one was building up a future for it. I should have something to strive for then, and I should know it was your child, shouldn’t I, dear? And it would seem just the same as my own. Because it is you who count in these matters. You know that, don’t you, dear? I don’t enter, I am a cypher. You are the great I-am! as far as life goes. You know that, don’t you? I mean,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mean, but for you I am absolutely nothing. I live for your sake and your future. I am nothing to myself’

    Connie heard it all with deepening dismay and repulsion. It was one of the ghastly half-truths that poison human existence. What man in his senses would say such things to a woman! But men aren’t in their senses. What man with a spark of honour would put this ghastly burden of life-responsibility upon a woman, and leave her there, in the void?

    Moreover, in half an hour’s time, Connie heard Clifford talking to Mrs Bolton, in a hot, impulsive voice, revealing himself in a sort of passionless passion to the woman, as if she were half mistress, half foster-mother to him. And Mrs Bolton was carefully dressing him in evening clothes, for there were important business guests in the house.

    Connie really sometimes felt she would die at this time. She felt she was being crushed to death by weird lies, and by the amazing cruelty of idiocy. Clifford’s strange business efficiency in a way over-awed her, and his declaration of private worship put her into a panic. There was nothing between them. She never even touched him nowadays, and he never touched her. He never even took her hand and held it kindly. No, and because they were so utterly out of touch, he tortured her with his declaration of idolatry. It was the cruelty of utter impotence. And she felt her reason would give way, or she would die.

    She fl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he wood. One afternoon, as she sat brooding, watching the water bubbling coldly in John’s Well, the keeper had strode up to her.

    ‘I got you a key made, my Lady!’ he said, saluting, and he offered her the key.

    ‘Thank you so much!’ she said, startled.

    ‘The hut’s not very tidy, if you don’t mind,’ he said. ‘I cleared it what I could.’

    ‘But I didn’t want you to trouble!’ she said.

    ‘Oh, it wasn’t any trouble. I am setting the hens in about a week. But they won’t be scared of you. I s’ll have to see to them morning and night, but I shan’t bother you any more than I can help.’

    ‘But you wouldn’t bother me,’ she pleaded. ‘I’d rather not go to the hut at all, if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way.’

    He looked at her with his keen blue eyes. He seemed kindly, but distant. But at least he was sane, and wholesome, if even he looked thin and ill. A cough troubled him.

    ‘You have a cough,’ she said.

    ‘Nothing–a cold! The last pneumonia left me with a cough, but it’s nothing.’

    He kept distant from her, and would not come any nearer.

    She went fairly often to the hut,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afternoon, but he was never there. No doubt he avoided her on purpose. He wanted to keep his own privacy.

    He had made the hut tidy, put the little table and chair near the fireplace, left a little pile of kindling and small logs, and put the tools and traps away as far as possible, effacing himself. Outside, by the clearing, he had built a low little roof of boughs and straw, a shelter for the birds, and under it stood the live coops. And, one day when she came, she found two brown hens sitting alert and fierce in the coops, sitting on pheasants’ eggs, and fluffed out so proud and deep in all the heat of the pondering female blood. This almost broke Connie’s heart. She, herself was so forlorn and unused, not a female at all, just a mere thing of terrors.

    Then all the live coops were occupied by hens, three brown and a grey and a black. All alike, they clustered themselves down on the eggs in the soft nestling ponderosity of the female urge, the female nature, fluffing out their feathers. And with brilliant eyes they watched Connie, as she crouched before them, and they gave short sharp clucks of anger and alarm, but chiefly of female anger at being approached.

    Connie found corn in the corn-bin in the hut. She offered it to the hens in her hand. They would not eat it. Only one hen pecked at her hand with a fierce little jab, so Connie was frightened. But she was pining to give them something, the brooding mothers who neither fed themselves nor drank. She brought water in a little tin, and was delighted when one of the hens drank.

    Now she came every day to the hens, they were the only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warmed her heart. Clifford’s protestations made her go cold from head to foot. Mrs Bolton’s voice made her go cold, and the sound of the business men who came. An occasional letter from Michaelis affected her with the same sense of chill. She felt she would surely die if it lasted much longer.

    Yet it was spring, and the bluebells were coming in the wood, and the leaf-buds on the hazels were opening like the spatter of green rain. How terrible it was that it should be spring, and everything cold-hearted, cold-hearted. Only the hens, fluffed so wonderfully on the eggs, were warm with their hot, brooding female bodies! Connie felt herself living on the brink of fainting all the time.

    Then, one day, a lovely sunny day with great tufts of primroses under the hazels, and many violets dotting the paths, she came in the afternoon to the coops and there was one tiny, tiny perky chicken tinily prancing round in front of a coop, and the mother hen clucking in terror. The slim little chick was greyish brown with dark markings, and it was the most alive little spark of a creature in seven kingdoms at that moment. Connie crouched to watch in a sort of ecstasy. Life, life! pure, sparky, fearless new life! New life! So tiny and so utterly without fear! Even when it scampered a little, scrambling into the coop again, and disappeared under the hen’s feathers in answer to the mother hen’s wild alarm-cries, it was not really frightened, it took it as a game, the game of living. For in a moment a tiny sharp head was poking through the gold-brown feathers of the hen, and eyeing the Cosmos.

    Connie was fascin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never had she felt so acutely the agony of her own female forlornness. It was becoming unbearable.

    She had only one desire now, to go to the clearing in the wood. The rest was a kind of painful dream. But sometimes she was kept all day at Wragby, by her duties as hostess. And then she felt as if she too were going blank, just blank and insane.

    One evening, guests or no guests, she escaped after tea. It was late, and she fled across the park like one who fears to be called back. The sun was setting rosy as she entered the wood, but she pressed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light would last long overhead.

    She arrived at the clearing flushed and semi-conscious. The keeper was there, in his shirt-sleeves, just closing up the coops for the night, so the little occupants would be safe. But still one little trio was pattering about on tiny feet, alert drab mites, under the straw shelter, refusing to be called in by the anxious mother.

    ‘I had to come and see the chickens!’ she said, panting, glancing shyly at the keeper, almost unaware of him. ‘Are there any more?’

    ‘Thurty-six so far!’ he said. ‘Not bad!’

    He too took a curious pleasure in watching the young things come out.

    Connie crouched in front of the last coop. The three chicks had run in. But still their cheeky heads came poking sharply through the yellow feathers, then withdrawing, then only one beady little head eyeing forth from the vast mother-body.

    ‘I’d love to touch them,’ she said, putting her fingers gingerly through the bars of the coop. But the mother-hen pecked at her hand fiercely, and Connie drew back startled and frightened.

    ‘How she pecks at me! She hates me!’ she said in a wondering voice. ‘But I wouldn’t hurt them!’

    The man standing above her laughed, and crouched down beside her, knees apart, and put his hand with quiet confidence slowly into the coop. The old hen pecked at him, but not so savagely. And slowly, softly, with sure gentle fingers, he felt among the old bird’s feathers and drew out a faintly-peeping chick in his closed hand.

    ‘There!’ he said, holding out his hand to her. She took the little drab thing between her hands, and there it stood, on its impossible little stalks of legs, its atom of balancing life trembling through its almost weightless feet into Connie’s hands. But it lifted its handsome, clean-shaped little head boldly, and looked sharply round, and gave a little ‘peep’. ‘So adorable! So cheeky!’ she said softly.

    The keeper, squatting beside her, was also watching with an amused face the bold little bird in her hands. Suddenly he saw a tear fall on to her wrist.

    And he stood up, and stood away, moving to the other coop. For suddenly he was aware of the old flame shooting and leaping up in his loins, that he had hoped was quiescent for ever. He fought against it, turning his back to her. But it leapt, and leapt downwards, circling in his knees.

    He turned again to look at her. She was kneeling and holding her two hands slowly forward, blindly, so that the chicken should run in to the mother-hen again.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so mute and forlorn in her, compassion flamed in his bowels for her.

    Without knowing, he came quickly towards her and crouched beside her again, taking the chick from her hands, because she was afraid of the hen, and putting it back in the coop. At the back of his loins the fire suddenly darted stronger.

    He glanced apprehensively at her. Her face was averted, and she was crying blindly, in all the anguish of her generation’s forlornness. His heart melted suddenly, like a drop of fire, and he put out his hand and laid his fingers on her knee.

    ‘You shouldn’t cry,’ he said softly.

    But then she put her hands over her face and felt that really her heart was broken and nothing mattered any more.

    He laid his hand on her shoulder, and softly, gently, it began to travel down the curve of her back, blindly, with a blind stroking motion, to the curve of her crouching loins. And there his hand softly, softly, stroked the curve of her flank, in the blind instinctive caress.

    She had found her scrap of handkerchief and was blindly trying to dry her face.

    ‘Shall you come to the hut?’ he said, in a quiet, neutral voice.

    And closing his hand softly on her upper arm, he drew her up and led her slowly to the hut, not letting go of her till she was inside. Then he cleared aside the chair and table, and took a brown, soldier’s blanket from the tool chest, spreading it slowly. She glanced at his face, as she stood motionless.

    His face was pale and without expression, like that of a man submitting to fate.

    ‘You lie there,’ he said softly, and he shut the door, so that it was dark, quite dark.

    With a queer obedience, she lay down on the blanket. Then she felt the soft, groping, helplessly desirous hand touching her body, feeling for her face. The hand stroked her face softly, softly, with infinite soothing and assurance, and at last there was the soft touch of a kiss on her cheek.

    She lay quite still, in a sort of sleep, in a sort of dream. Then she quivered as she felt his hand groping softly, yet with queer thwarted clumsiness, among her clothing. Yet the hand knew, too, how to unclothe her where it wanted. He drew down the thin silk sheath, slowly, carefully, right down and over her feet. Then with a quiver of exquisite pleasure he touched the warm soft body, and touched her navel for a moment in a kiss. And he had to come in to her at once, to enter the peace on earth of her soft, quiescent body. It was the moment of pure peace for him, the entry into the body of the woman.

    She lay still, in a kind of sleep, always in a kind of sleep. The activity, the orgasm was his, all his; she could strive for herself no more. Even the tightness of his arms round her, even the intense movement of his body, and the springing of his seed in her, was a kind of sleep, from which she did not begin to rouse till he had finished and lay softly panting against her breast.

    Then she wondered, just dimly wondered, why? Why was this necessary? Why had it lifted a great cloud from her and given her peace? Was it real? Was it real?

    Her tormented modern-woman’s brain still had no rest. Was it real? And she knew, if she gave herself to the man, it was real. But if she kept herself for herself it was nothing. She was old; millions of years old, she felt. And at last, she could bear the burden of herself no more. She was to be had for the taking. To be had for the taking.

    The man lay in a mysterious stillness. What was he feeling? What was he thinking? She did not know. He was a strange man to her, she did not know him. She must only wait, for she did not dare to break his mysterious stillness. He lay there with his arms round her, his body on hers, his wet body touching hers, so close. And completely unknown. Yet not unpeaceful. His very stillness was peaceful.

    She knew that, when at last he roused and drew away from her. It was like an abandonment. He drew her dress in the darkness down over her knees and stood a few moments, apparently adjusting his own clothing. Then he quietly opened the door and went out.

    She saw a very brilliant little moon shining above the afterglow over the oaks. Quickly she got up and arranged herself she was tidy. Then she went to the door of the hut.

    All the lower wood was in shadow, almost darkness. Yet the sky overhead was crystal. But it shed hardly any light. He came through the lower shadow towards her, his face lifted like a pale blotch.

    ‘Shall we go then?’ he said.

    ‘Where?’

    ‘I’ll go with you to the gate.’

    He arranged things his own way. He locked the door of the hut and came after her.

    ‘You aren’t sorry, are you?’ he asked, as he went at her side.

    ‘No! No! Are you?’ she said.

    ‘For that! No!’ he said. Then after a while he added: ‘But there’s the rest of things.’

    ‘What rest of things?’ she said.

    ‘Sir Clifford. Other folks. All the complications.’

    ‘Why complications?’ she said, disappointed.

    ‘It’s always so. For you as well as for me. There’s always complications.’ He walked on steadily in the dark.

    ‘And are you sorry?’ she said.

    ‘In a way!’ he replied, looking up at the sky. ‘I thought I’d done with it all. Now I’ve begun again.’

    ‘Begun what?’

    ‘Life.’

    ‘Life!’ she re-echoed, with a queer thrill.

    ‘It’s life,’ he said. ‘There’s no keeping clear. And if you do keep clear you might almost as well die. So if I’ve got to be broken open again, I have.’

    She did not quite see it that way, but still ‘It’s just love,’ she said cheerfully.

    ‘Whatever that may be,’ he replied.

    They went on through the darkening wood in silence, till they were almost at the gate.

    ‘But you don’t hate me, do you?’ she said wistfully.

    ‘Nay, nay,’ he replied. And suddenly he held her fast against his breast again, with the old connecting passion. ‘Nay, for me it was good, it was good. Was it for you?’

    ‘Yes, for me too,’ she answered, a little untruthfully, for she had not been conscious of much.

    He kissed her softly, softly, with the kisses of warmth.

    ‘If only there weren’t so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he said lugubriously.

    She laughed. They were at the gate to the park. He opened it for her.

    ‘I won’t come any further,’ he said.

    ‘No!’ An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if to shake hands. But he took it in both his.

    ‘Shall I come again?’ she asked wistfully.

    ‘Yes! Yes!’

    She left him and went across the park.

    He stood back and watched her going into the dark, against the pallor of the horizon. Almost with bitterness he watched her go. She had connected him up again, when he had wanted to be alone. She had cost him that bitter privacy of a man who at last wants only to be alone.

    He turned into the dark of the wood. All was still, the moon had set. But he was aware of the noises of the night, the engines at Stacks Gate, the traffic on the main road. Slowly he climbed the denuded knoll. And from the top he could see the country, bright rows of lights at Stacks Gate, smaller lights at Tevershall pit, the yellow lights of Tevershall and lights everywhere, here and there, on the dark country, with the distant blush of furnaces, faint and rosy, since the night was clear, the rosiness of the outpouring of white-hot metal. Sharp, wicked electric lights at Stacks Gate! An undefinable quick of evil in them! And all the unease, the ever-shifting dread of the industrial night in the Midlands. He could hear the winding-engines at Stacks Gate turning down the seven-o’clock miners. The pit worked three shifts.

    He went down again into the darkness and seclusion of the wood. But he knew that the seclusion of the wood was illusory. The industrial noises broke the solitude, the sharp lights, though unseen, mocked it. A man could no longer be private and withdrawn. The world allows no hermits. And now he had taken the woman, and brought on himself a new cycle of pain and doom. For he knew by experience what it meant.

    It was not woman’s fault, nor even love’s fault, nor the fault of sex. The fault lay there, out there, in those evil electric lights and diabolical rattlings of engines. There, in the world of the mechanical greedy, greedy mechanism and mechanized greed, sparkling with lights and gushing hot metal and roaring with traffic, there lay the vast evil thing, ready to destroy whatever did not conform. Soon it would destroy the wood, and the bluebells would spring no more. All vulnerable things must perish under the rolling and running of iron.

    He thought with infinite tenderness of the woman. Poor forlorn thing, she was nicer than she knew, and oh! so much too nice for the tough lot she was in contact with. Poor thing, she too had som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wild hyacinths, she wasn’t all tough rubber-goods and platinum, like the modern girl. And they would do her in! As sure as life, they would do her in, as they do in all naturally tender life. Tender! Somewhere she was tender, tender with a tenderness of the growing hyacinths, something that has gone out of the celluloid women of today. But he would protect her with his heart for a little while. For a little while, before the insentient iron world and the Mammon of mechanized greed did them both in, her as well as him.

    He went home with his gun and his dog, to the dark cottage, lit the lamp, started the fire, and ate his supper of bread and cheese, young onions and beer. He was alone, in a silence he loved. His room was clean and tidy, but rather stark. Yet the fire was bright, the hearth white, the petroleum lamp hung bright over the table, with its white oil-cloth. He tried to read a book about India, but tonight he could not read. He sat by the fire in his shirt-sleeves, not smoking, but with a mug of beer in reach. And he thought about Connie.

    To tell the truth, he was sorry for what had happened, perhaps most for her sake. He had a sense of foreboding. No sense of wrong or sin; he was troubled by no conscience in that respect. He knew that conscience was chiefly fear of society, or fear of oneself. He was not afraid of himself. But he was quite consciously afraid of society, which he knew by instinct to be a malevolent, partly-insane beast.

    The woman! If she could be there with him, and there were nobody else in the world! The desire rose again, his penis began to stir like a live bird. At the same time an oppression, a dread of exposing himself and her to that outside Thing that sparkled viciously in the electric lights, weighed down his shoulders. She, poor young thing, was just a young female creature to him; but a young female creature whom he had gone into and whom he desired again.

    Stretching with the curious yawn of desire, for he had been alone and apart from man or woman for four years, he rose and took his coat again, and his gun, lowered the lamp and went out into the starry night, with the dog. Driven by desire and by dread of the malevolent Thing outside, he made his round in the wood, slowly, softly. He loved the darkness and folded himself into it. It fitted the turgidity of his desire which, in spite of all, was like a riches; the stirring restlessness of his penis, the stirring fire in his loins! Oh, if only there were other men to be with, to fight that sparkling electric Thing outside there, to preserve the tenderness of life, the tenderness of women, and the natural riches of desire. If only there were men to fight side by side with! But the men were all outside there, glorying in the Thing, triumphing or being trodden down in the rush of mechanized greed or of greedy mechanism.

    Constance, for her part, had hurried across the park, home, almost without thinking. As yet she had no afterthought. She would be in time for dinner.

    She was annoyed to find the doors fastened, however, so that she had to ring. Mrs Bolton opened.

    ‘Why there you are, your Ladyship! I was beginning to wonder if you’d gone lost!’ she said a little roguishly. ‘Sir Clifford hasn’t asked for you, though; he’s got Mr Linley in with him, talking over something. It looks as if he’d stay to dinner, doesn’t it, my Lady?’

    ‘It does rather,’ said Connie.

    ‘Shall I put dinner back a quarter of an hour? That would give you time to dress in comfort.’

    ‘Perhaps you’d better.’

    Mr Linley was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ollieries, an elderly man from the north, with not quite enough punch to suit Clifford; not up to post-war conditions, nor post-war colliers either, with their ‘ca’ canny’ creed. But Connie liked Mr Linley, though she was glad to be spared the toadying of his wife.

    Linley stayed to dinner, and Connie was the hostess men liked so much, so modest, yet so attentive and aware, with big, wide blue eyes and a soft repose that sufficiently hid what she was really thinking. Connie had played this woman so much, it was almost second nature to her; but still, decidedly second. Yet it was curious how everything disappeared from her consciousness while she played it.

    She waited patiently till she could go upstairs and think her own thoughts. She was always waiting, it seemed to be her forte.

    Once in her room, however, she felt still vague and confused. She didn’t know what to think. What sort of a man was he, really? Did he really like her? Not much, she felt. Yet he was kind. There was something, a sort of warm naive kindness, curious and sudden, that almost opened her womb to him. But she felt he might be kind like that to any woman. Though even so, it was curiously soothing, comforting. And he was a passionate man, wholesome and passionate. But perhaps he wasn’t quite individual enough; he might be the same with any woman as he had been with her. It really wasn’t personal. She was only really a female to him.

    But perhaps that was better. And after all, he was kind to the female in her, which no man had ever been. Men were very kind to the person she was, but rather cruel to the female, despising her or ignoring her altogether. Men were awfully kind to Constance Reid or to Lady Chatterley; but not to her womb they weren’t kind. And he took no notice of Constance or of Lady Chatterley; he just softly stroked her loins or her breasts.

    She went to the wood next day. It was a grey, still afternoon, with the dark-green dogs-mercury spreading under the hazel copse, and all the trees making a silent effort to open their buds. Today she could almost feel it in her own body, the huge heave of the sap in the massive trees, upwards, up, up to the bud-tips, there to push into little flamey oak-leaves, bronze as blood. It was like a ride running turgid upward, and spreading on the sky.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but he was not there. She had only half expected him. The pheasant chicks were running lightly abroad, light as insects, from the coops where the fellow hens clucked anxiously. Connie sat and watched them, and waited. She only waited. Even the chicks she hardly saw. She waited.

    The time passed with dream-like slowness, and he did not come. She had only half expected him. He never came in the afternoon. She must go home to tea. But she had to force herself to leave.

    As she went home, a fine drizzle of rain fell.

    ‘Is it raining again?’ said Clifford, seeing her shake her hat.

    ‘Just drizzle.’

    She poured tea in silence, absorbed in a sort of obstinacy. She did want to see the keeper today, to see if it were really real. If it were really real.

    ‘Shall I read a little to you afterwards?’ said Clifford.

    She looked at him. Had he sensed something?

    ‘The spring makes me feel queer–I thought I might rest a little,’ she said.

    ‘Just as you like. Not feeling really unwell, are you?’

    ‘No! Only rather tired–with the spring. Will you have Mrs Bolton to play something with you?’

    ‘No! I think I’ll listen in.’

    She heard the curious satisfaction in his voice. She went upstairs to her bedroom. There she heard the loudspeaker begin to bellow, in an idiotically velveteen-genteel sort of voice, something about a series of street-cries, the very cream of genteel affectation imitating old criers. She pulled on her old violet coloured mackintosh, and slipped out of the house at the side door.

    The drizzle of rain was like a veil over the world, mysterious, hushed, not cold. She got very warm as she hurried across the park. She had to open her light waterproof.

    The wood was silent, still and secret in the evening drizzle of rain, full of the mystery of eggs and half-open buds, half unsheathed flowers. In the dimness of it all trees glistened naked and dark as if they had unclothed themselves, and the green things on earth seemed to hum with greenness.

    There was still no one at the clearing. The chicks had nearly all gone under the mother-hens, only one or two last adventurous ones still dibbed about in the dryness under the straw roof shelter. And they were doubtful of themselves.

    So! He still had not been. He was staying away on purpose. Or perhaps something was wrong. Perhaps she should go to the cottage and see.

    But she was born to wait. She opened the hut with her key. It was all tidy, the corn put in the bin, the blankets folded on the shelf, the straw neat in a corner; a new bundle of straw. The hurricane lamp hung on a nail. The table and chair had been put back where she had lain.

    She sat down on a stool in the doorway. How still everything was! The fine rain blew very softly, filmily, but the wind made no noise. Nothing made any sound. The trees stood like powerful beings, dim, twilit, silent and alive. How alive everything was!

    Night was drawing near again; she would have to go. He was avoiding her.

    But suddenly he came striding into the clearing, in his black oilskin jacket like a chauffeur, shining with wet. He glanced quickly at the hut, half-saluted, then veered aside and went on to the coops. There he crouched in silence, looking carefully at everything, then carefully shutting the hens and chicks up safe against the night.

    At last he came slowly towards her. She still sat on her stool. He stood before her under the porch.

    ‘You come then,’ he said, using the intonation of the dialect.

    ‘Yes,’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You’re late!’

    ‘Ay!’ he replied, looking away into the wood.

    She rose slowly, drawing aside her stool.

    ‘Did you want to come in?’ she asked.

    He looked down at her shrewdly.

    ‘Won’t folks be thinkin’ somethink, you comin’ here every night?’ he said.

    ‘Why?’ She looked up at him, at a loss. ‘I said I’d come. Nobody knows.’

    ‘They soon will, though,’ he replied. ‘An’ what then?’

    She was at a loss for an answer.

    ‘Why should they know?’ she said.

    ‘Folks always does,’ he said fatally.

    Her lip quivered a little.

    ‘Well I can’t help it,’ she faltered.

    ‘Nay,’ he said. ‘You can help it by not comin’–if yer want to,’ he added, in a lower tone.

    ‘But I don’t want to,’ she murmured.

    He looked away into the wood, and was silent.

    ‘But what when folks finds out?’ he asked at last. ‘Think about it! Think how lowered you’ll feel, one of your husband’s servants.’

    She looked up at his averted face.

    ‘Is it,’ she stammered, ‘is it that you don’t want me?’

    ‘Think!’ he said. ‘Think what if folks find out Sir Clifford an’ a’–an’ everybody talkin’–‘

    ‘Well, I can go away.’

    ‘Where to?’

    ‘Anywhere! I’ve got money of my own. My mother left me twenty thousand pounds in trust, and I know Clifford can’t touch it. I can go away.’

    ‘But ‘appen you don’t want to go away.’

    ‘Yes, yes!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to me.’

    ‘Ay, you think that! But you’ll care! You’ll have to care, everybody has. You’ve got to remember your Ladyship is carrying on with a game-keeper. It’s not as if I was a gentleman. Yes, you’d care. You’d care.’

    ‘I shouldn’t. What do I care about my ladyship! I hate it really. I feel people are jeering every time they say it. And they are, they are! Even you jeer when you say it.’

    ‘Me!’

    For the first time he looked straight at her, and into her eyes. ‘I don’t jeer at you,’ he said.

    As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she saw his own eyes go dark, quite dark, the pupils dilating.

    ‘Don’t you care about a’ the risk?’ he asked in a husky voice. ‘You should care. Don’t care when it’s too late!’

    There was a curious warning pleading in his voice.

    ‘But I’ve nothing to lose,’ she said fretfully. ‘If you knew what it is, you’d think I’d be glad to lose it. But are you afraid for yourself?’

    ‘Ay!’ he said briefly. ‘I am. I’m afraid. I’m afraid. I’m afraid o’ things.’

    ‘What things?’ she asked.

    He gave a curious backward jerk of his head, indicating the outer world.

    ‘Things! Everybody! The lot of ’em.’

    Then he bent down and suddenly kissed her unhappy face.

    ‘Nay, I don’t care,’ he said. ‘Let’s have it, an’ damn the rest. But if you was to feel sorry you’d ever done it–!’

    ‘Don’t put me off,’ she pleaded.

    He put his fingers to her cheek and kissed her again suddenly.

    ‘Let me come in then,’ he said softly. ‘An’ take off your mackintosh.’

    He hung up his gun, slipped out of his wet leather jacket, and reached for the blankets.

    ‘I brought another blanket,’ he said, ‘so we can put one over us if you like.’

    ‘I can’t stay long,’ she said. ‘Dinner is half-past seven.’

    He looked at her swiftly, then at his watch.

    ‘All right,’ he said.

    He shut the door, and lit a tiny light in the hanging hurricane lamp. ‘One time we’ll have a long time,’ he said.

    He put the blankets down carefully, one folded for her head. Then he sat down a moment on the stool, and drew her to him, holding her close with one arm, feeling for her body with his free hand. She heard the catch of his intaken breath as he found her. Under her frail petticoat she was naked.

    ‘Eh! what it is to touch thee!’ he said, as his finger caressed the delicate, warm, secret skin of her waist and hips. He put his face down and rubbed his cheek against her belly and against her thighs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she wondered a little over the sort of rapture it was to him. Sh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beauty he found in her, through touch upon her living secret body, almost the ecstasy of beauty. For passion alone is awake to it. And when passion is dead, or absent, then the magnificent throb of beauty is incomprehensible and even a little despicable; warm, live beauty of contact, so much deeper than the beauty of vision. She felt the glide of his cheek on her thighs and belly and buttocks, and the close brushing of his moustache and his soft thick hair, and her knees began to quiver. Far down in her she felt a new stirring, a new nakedness emerging. And she was half afraid. Half she wished he would not caress her so. He was encompassing her somehow. Yet she was waiting, waiting.

    And when he came into her, with an intensification of relief and consummation that was pure peace to him, still she was waiting. She felt herself a little left out. And she knew, partly it was her own fault. She willed herself into this separateness. Now perhaps she was condemned to it. She lay still, feeling his motion within her, his deep-sunk intentness, the sudden quiver of him at the springing of his seed, then the slow-subsiding thrust. That thrust of the buttocks, surely it was a little ridiculous. If you were a woman, and a part in all the business, surely that thrusting of the man’s buttocks was supremely ridiculous. Surely the man was intensely ridiculous in this posture and this act!

    But she lay still, without recoil. Even when he had finished, she did not rouse herself to get a grip on her own satisfaction, as she had done with Michaelis; she lay still, and the tears slowly filled and ran from her eyes.

    He lay still, too. But he held her close and tried to cover her poor naked legs with his legs, to keep them warm. He lay on her with a close, undoubting warmth.

    ‘Are yer cold?’ he asked, in a soft, small voice, as if she were close, so close. Whereas she was left out, distant.

    ‘No! But I must go,’ she said gently.

    He sighed, held her closer, then relaxed to rest again.

    He had not guessed her tears. He thought she was there with him.

    ‘I must go,’ she repeated.

    He lifted himself kneeled beside her a moment, kissed the inner side of her thighs, then drew down her skirts, buttoning his own clothes unthinking, not even turning aside, in the faint, faint light from the lantern.

    ‘Tha mun come ter th’ cottage one time,’ 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er with a warm, sure, easy face.

    But she lay there inert, and was gazing up at him thinking: Stranger! Stranger! She even resented him a little.

    He put on his coat and looked for his hat, which had fallen, then he slung on his gun.

    ‘Come then!’ 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er with those warm, peaceful sort of eyes.

    She rose slowly. She didn’t want to go. She also rather resented staying. He helped her with her thin waterproof and saw she was tidy.

    Then he opened the door. The outside was quite dark. The faithful dog under the porch stood up with pleasure seeing him. The drizzle of rain drifted greyly past upon the darkness. It was quite dark.

    ‘Ah mun ta’e th’ lantern,’ he said. ‘The’ll be nob’dy.’

    He walked just before her in the narrow path, swinging the hurricane lamp low, revealing the wet grass, the black shiny tree-roots like snakes, wan flowers. For the rest, all was grey rain-mist and complete darkness.

    ‘Tha mun come to the cottage one time,’ he said, ‘shall ta? We might as well be hung for a sheep as for a lamb.’

    It puzzled her, his queer, persistent wanting her, when there was nothing between them, when he never really spoke to her, and in spite of herself she resented the dialect. His ‘tha mun come’ seemed not addressed to her, but some common woman. She recognized the foxglove leaves of the riding and knew, more or less, where they were.

    ‘It’s quarter past seven,’ he said, ‘you’ll do it.’ He had changed his voice, seemed to feel her distance. As they turned the last bend in the riding towards the hazel wall and the gate, he blew out the light. ‘We’ll see from here,’ be said, taking her gently by the arm.

    But it was difficult, the earth under their feet was a mystery, but he felt his way by tread: he was used to it. At the gate he gave her his electric torch. ‘It’s a bit lighter in the park,’ he said; ‘but take it for fear you get off th’ path.’

    It was true, there seemed a ghost-glimmer of greyness in the open space of the park. He suddenly drew her to him and whipped his hand under her dress again, feeling her warm body with his wet, chill hand.

    ‘I could die for the touch of a woman like thee,’ he said in his throat. ‘If tha’ would stop another minute.’

    She felt the sudden force of his wanting her again.

    ‘No, I must run,’ she said, a little wildly.

    ‘Ay,’ he replied, suddenly changed, letting her go.

    She turned away, and on the instant she turned back to him saying: ‘Kiss me.’

    He bent over her indistinguishable and kissed her on the left eye. She held her mouth and he softly kissed it, but at once drew away. He hated mouth kisses.

    ‘I’ll come tomorrow,’ she said, drawing away; ‘if I can,’ she added.

    ‘Ay! not so late,’ he replied out of the darkness. Already she could not see him at all.

    ‘Goodnight,’ she said.

    ‘Goodnight, your Ladyship,’ his voice.

    She stopped and looked back into the wet dark. She could just see the bulk of him. ‘Why did you say that?’ she said.

    ‘Nay,’ he replied. ‘Goodnight then, run!’

    She plunged on in the dark-grey tangible night. She found the side-door open, and slipped into her room unseen. As she closed the door the gong sounded, but she would take her bath all the same–she must take her bath. ‘But I won’t be late any more,’ she said to herself; ‘it’s too annoying.’

    The next day she did not go to the wood. She went instead with Clifford to Uthwaite. He could occasionally go out now in the car, and had got a strong young man as chauffeur, who could help him out of the car if need be. He particularly wanted to see his godfather, Leslie Winter, who lived at Shipley Hall, not far from Uthwaite. Winter was an elderly gentleman now, wealthy, one of the wealthy coal-owners who had had their hey-day in King Edward’s time. King Edward had stayed more than once at Shipley, for the shooting. It was a handsome old stucco hall, very elegantly appointed, for Winter was a bachelor and prided himself on his style; but the place was beset by collieries. Leslie Winter was attached to Clifford, but personally did not entertain a great respect for him, because of the photographs in illustrated papers and the literature. The old man was a buck of the King Edward school, who thought life was life and the scribbling fellows were something else. Towards Connie the Squire was always rather gallant; he thought her an attractive demure maiden and rather wasted on Clifford, and it was a thousand pities she stood no chance of bringing forth an heir to Wragby. He himself had no heir.

    Connie wondered what he would say if he knew that Clifford’s game-keeper had been having intercourse with her, and saying to her ‘tha mun come to th’ cottage one time.’ He would detest and despise her, for he had come almost to hate the shoving forward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 man of her own class he would not mind, for Connie was gifted from nature with this appearance of demure, submissive maidenliness, and perhaps it was part of her nature. Winter called her ‘dear child’ and gave her a rather lovely miniature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lady, rather against her will.

    But Connie was preoccupied with her affair with the keeper. After all, Mr Winter, who was really a gentleman and a man of the world, treated her as a person and a discriminating individual; he did not lump her together with all the rest of his female womanhood in his ‘thee’ and ‘tha’.

    She did not go to the wood that day nor the next, nor the day following. She did not go so long as she felt, or imagined she felt, the man waiting for her, wanting her. But the fourth day she was terribly unsettled and uneasy. She still refused to go to the wood and open her thighs once more to the man. She thought of all the things she might do–drive to Sheffield, pay visits, and the thought of all these things was repellent. At last she decided to take a walk, not towards the wood, bu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she would go to Marehay, through the little iron gate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rk fence. It was a quiet grey day of spring, almost warm. She walked on unheeding, absorbed in thoughts she was not even conscious of She was not really aware of anything outside her, till she was startled by the loud barking of the dog at Marehay Farm. Marehay Farm! Its pastures ran up to Wragby park fence, so they were neighbours, but it was some time since Connie had called.

    ‘Bell!’ she said to the big white bull-terrier. ‘Bell! have you forgotten me? Don’t you know me?’ She was afraid of dogs, and Bell stood back and bellowed, and she wanted to pass through the farmyard on to the warren path.

    Mrs Flint appeared. She was a woman of Constance’s own age, had been a school-teacher, but Connie suspected her of being rather a false little thing.

    ‘Why, it’s Lady Chatterley! Why!’ And Mrs Flint’s eyes glowed again, and she flushed like a young girl. ‘Bell, Bell. Why! barking at Lady Chatterley! Bell! Be quiet!’ She darted forward and slashed at the dog with a white cloth she held in her hand, then came forward to Connie.

    ‘She used to know me,’ said Connie, shaking hands. The Flints were Chatterley tenants.

    ‘Of course she knows your Ladyship! She’s just showing off,’ said Mrs Flint, glowing and looking up with a sort of flushed confusion, ‘but it’s so long since she’s seen you. I do hope you are better.’

    ‘Yes thanks, I’m all right.’

    ‘We’ve hardly seen you all winter. Will you come in and look at the baby?’

    ‘Well!’ Connie hesitated. ‘Just for a minute.’

    Mrs Flint flew wildly in to tidy up, and Connie came slowly after her, hesitating in the rather dark kitchen where the kettle was boiling by the fire. Back came Mrs Flint.

    ‘I do hope you’ll excuse me,’ she said. ‘Will you come in here?’

    They went into the living-room, where a baby was sitting on the rag hearth rug, and the table was roughly set for tea. A young servant-girl backed down the passage, shy and awkward.

    The baby was a perky little thing of about a year, with red hair like its father, and cheeky pale-blue eyes. It was a girl, and not to be daunted. It sat among cushions and was surrounded with rag dolls and other toys in modern excess.

    ‘Why, what a dear she is!’ said Connie, ‘and how she’s grown! A big girl! A big girl!’

    She had given it a shawl when it was born, and celluloid ducks for Christmas.

    ‘There, Josephine! Who’s that come to see you? Who’s this, Josephine? Lady Chatterley–you know Lady Chatterley, don’t you?’

    The queer pert little mite gazed cheekily at Connie. Ladyships were still all the same to her.

    ‘Come! Will you come to me?’ said Connie to the baby.

    The baby didn’t care one way or another, so Connie picked her up and held her in her lap. How warm and lovely it was to hold a child in one’s lap, and the soft little arms, the unconscious cheeky little legs.

    ‘I was just having a rough cup of tea all by myself. Luke’s gone to market, so I can have it when I like. Would you care for a cup, Lady Chatterley? I don’t suppose it’s what you’re used to, but if you would…’

    Connie would, though she didn’t want to be reminded of what she was used to. There was a great relaying of the table, and the best cups brought and the best tea-pot.

    ‘If only you wouldn’t take any trouble,’ said Connie.

    But if Mrs Flint took no trouble, where was the fun! So Connie played with the child and was amused by its little female dauntlessness, and got a deep voluptuous pleasure out of its soft young warmth. Young life! And so fearless! So fearless, because so defenceless. All the other people, so narrow with fear!

    She had a cup of tea, which was rather strong, and very good bread and butter, and bottled damsons. Mrs Flint flushed and glowed and bridled with excitement, as if Connie were some gallant knight. And they had a real female chat, and both of them enjoyed it.

    ‘It’s a poor little tea, though,’ said Mrs Flint.

    ‘It’s much nicer than at home,’ said Connie truthfully.

    ‘Oh-h!’ said Mrs Flint, not believing, of course.

    But at last Connie rose.

    ‘I must go,’ she said. ‘My husband has no idea where I am. He’ll be wondering all kinds of things.’

    ‘He’ll never think you’re here,’ laughed Mrs Flint excitedly. ‘He’ll be sending the crier round.’

    ‘Goodbye, Josephine,’ said Connie, kissing the baby and ruffling its red, wispy hair.

    Mrs Flint insisted on opening the locked and barred front door. Connie emerged in the farm’s little front garden, shut in by a privet hedge. There were two rows of auriculas by the path, very velvety and rich.

    ‘Lovely auriculas,’ said Connie.

    ‘Recklesses, as Luke calls them,’ laughed Mrs Flint. ‘Have some.’

    And eagerly she picked the velvet and primrose flowers.

    ‘Enough! Enough!’ said Connie.

    They came to the little garden gate.

    ‘Which way were you going?’ asked Mrs Flint.

    ‘By the Warren.’

    ‘Let me see! Oh yes, the cows are in the gin close. But they’re not up yet. But the gate’s locked, you’ll have to climb.’

    ‘I can climb,’ said Connie.

    ‘Perhaps I can just go down the close with you.’

    They went down the poor, rabbit-bitten pasture. Birds were whistling in wild evening triumph in the wood. A man was calling up the last cows, which trailed slowly over the path-worn pasture.

    ‘They’re late, milking, tonight,’ said Mrs Flint severely. ‘They know Luke won’t be back till after dark.’

    They came to the fence, beyond which the young fir-wood bristled dense. There was a little gate, but it was locked. In the grass on the inside stood a bottle, empty.

    ‘There’s the keeper’s empty bottle for his milk,’ explained Mrs Flint. ‘We bring it as far as here for him, and then he fetches it himself’

    ‘When?’ said Connie.

    ‘Oh, any time he’s around. Often in the morning. Well, goodbye Lady Chatterley! And do come again. It was so lovely having you.’

    Connie climbed the fence into the narrow path between the dense, bristling young firs. Mrs Flint went running back across the pasture, in a sun-bonnet, because she was really a schoolteacher. Constance didn’t like this dense new part of the wood; it seemed gruesome and choking. She hurried on with her head down, thinking of the Flints’ baby. It was a dear little thing, but it would be a bit bow-legged like its father. It showed already, but perhaps it would grow out of it. How warm and fulfilling somehow to have a baby, and how Mrs Flint had showed it off! She had something anyhow that Connie hadn’t got, and apparently couldn’t have. Yes, Mrs Flint had flaunted her motherhood. And Connie had been just a bit, just a little bit jealous. She couldn’t help it.

    She started out of her muse, and gave a little cry of fear. A man was there.

    It was the keeper. He stood in the path like Balaam’s ass, barring her way.

    ‘How’s this?’ he said in surprise.

    ‘How did you come?’ she panted.

    ‘How did you? Have you been to the hut?’

    ‘No! No! I went to Marehay.’

    He looked at her curiously, searchingly, and she hung her head a little guiltily.

    ‘And were you going to the hut now?’ he asked rather sternly. ‘No! I mustn’t. I stayed at Marehay. No one knows where I am. I’m late. I’ve got to run.’

    ‘Giving me the slip, like?’ he said, with a faint ironic smile. ‘No! No. Not that. Only–‘

    ‘Why, what else?’ he said. And he stepped up to her and put his arms around her. She felt the front of his body terribly near to her, and alive.

    ‘Oh, not now, not now,’ she cried, trying to push him away.

    ‘Why not? It’s only six o’clock. You’ve got half an hour. Nay! Nay! I want you.’

    He held her fast and she felt his urgency. Her old instinct was to fight for her freedom. But something else in her was strange and inert and heavy. His body was urgent against her, and she hadn’t the heart any more to fight.

    He looked around.

    ‘Come–come here! Through here,’ he said, looking penetratingly into the dense fir-trees, that were young and not more than half-grown.

    He looked back at her. She saw his eyes, tense and brilliant, fierce, not loving. But her will had left her. A strange weight was on her limbs. She was giving way. She was giving up.

    He led her through the wall of prickly trees, that were difficult to come through, to a place where was a little space and a pile of dead boughs. He threw one or two dry ones down, put his coat and waistcoat over them, and she had to lie down there under the boughs of the tree, like an animal, while he waited, standing there in his shirt and breeches, watching her with haunted eyes. But still he was provident–he made her lie properly, properly. Yet he broke the band of her underclothes, for she did not help him, only lay inert.

    He too had bared the front part of his body and she felt his naked flesh against her as he came into her. For a moment he was still inside her, turgid there and quivering. Then as he began to move, in the sudden helpless orgasm, there awoke in her new strange thrills rippling inside her. Rippling, rippling, rippling, like a flapping overlapping of soft flames, soft as feathers, running to points of brilliance, exquisite, exquisite and melting her all molten inside. It was like bells rippling up and up to a culmination. She lay unconscious of the wild little cries she uttered at the last. But it was over too soon, too soon, and she could no longer force her own conclusion with her own activity. This was different, different. She could do nothing. She could no longer harden and grip for her own satisfaction upon him. She could only wait, wait and moan in spirit as she felt him withdrawing, withdrawing and contracting, coming to the terrible moment when he would slip out of her and be gone. Whilst all her womb was open and soft, and softly clamouring, like a sea-anemone under the tide, clamouring for him to come in again and make a fulfilment for her. She clung to him unconscious in passion, and he never quite slipped from her, and she felt the soft bud of him within her stirring, and strange rhythms flushing up into her with a strange rhythmic growing motion, swelling and swelling till it filled all her cleaving consciousness, and then began again the unspeakable motion that was not really motion, but pure deepening whirlpools of sensation swirling deeper and deeper through all her tissue and consciousness, till she was one perfect concentric fluid of feeling, and she lay there crying in unconscious inarticulate cries. The voice out of the uttermost night, the life! The man heard it beneath him with a kind of awe, as his life sprang out into her. And as it subsided, he subsided too and lay utterly still, unknowing, while her grip on him slowly relaxed, and she lay inert. And they lay and knew nothing, not even of each other, both lost. Till at last he began to rouse and become aware of his defenceless nakedness, and she was aware that his body was loosening its clasp on her. He was coming apart; but in her breast she felt she could not bear him to leave her uncovered. He must cover her now for ever.

    But he drew away at last, and kissed her and covered her over, and began to cover himself. She lay looking up to the boughs of the tree, unable as yet to move. He stood and fastened up his breeches, looking round. All was dense and silent, save for the awed dog that lay with its paws against its nose. He sat down again on the brushwood and took Connie’s hand in silence.

    She turned and looked at him. ‘We came off together that time,’ he said.

    She did not answer.

    ‘It’s good when it’s like that. Most folks live their lives through and they never know it,’ he said, speaking rather dreamily.

    She looked into his brooding face.

    ‘Do they?’ she said. ‘Are you glad?’

    He looked back into her eyes. ‘Glad,’ he said, ‘Ay, but never mind.’ He did not want her to talk. And he bent over her and kissed her, and she felt, so he must kiss her for ever.

    At last she sat up.

    ‘Don’t people often come off together?’ she asked with naive curiosity.

    ‘A good many of them never. You can see by the raw look of them.’ He spoke unwittingly, regretting he had begun.

    ‘Have you come off like that with other women?’

    He looked at her amused.

    ‘I don’t know,’ he said, ‘I don’t know.’

    And she knew he would never tell her anything he didn’t want to tell her. She watched his face, and the passion for him moved in her bowels. She resisted it as far as she could, for it was the loss of herself to herself.

    He put on his waistcoat and his coat, and pushed a way through to the path again.

    The last level rays of the sun touched the wood. ‘I won’t come with you,’ he said; ‘better not.’

    She looked at him wistfully before she turned. His dog was waiting so anxiously for him to go, and he seemed to have nothing whatever to say. Nothing left.

    Connie went slowly home, realizing the depth of the other thing in her. Another self was alive in her, burning molten and soft in her womb and bowels, and with this self she adored him. She adored him till her knees were weak as she walked. In her womb and bowels she was flowing and alive now and vulnerable, and helpless in adoration of him as the most naive woman. It feels like a child, she said to herself it feels like a child in me. And so it did, as if her womb, that had always been shut, had opened and filled with new life, almost a burden, yet lovely.

    ‘If I had a child!’ she thought to herself; ‘if I had him inside me as a child!’–and her limbs turned molten at the thought, and she realized the immense difference between having a child to oneself and having a child to a man whom one’s bowels yearned towards. The former seemed in a sense ordinary: but to have a child to a man whom one adored in one’s bowels and one’s womb, it made her feel she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her old self and as if she was sinking deep, deep to the centre of all womanhood and the sleep of creation.

    It was not the passion that was new to her, it was the yearning adoration. She knew she had always feared it, for it left her helpless; she feared it still, lest if she adored him too much, then she would lose herself become effaced, and she did not want to be effaced, a slave, like a savage woman. She must not become a slave. She feared her adoration, yet she would not at once fight against it. She knew she could fight it. She had a devil of self-will in her breast that could have fought the full soft heaving adoration of her womb and crushed it. She could even now do it, or she thought so, and she could then take up her passion with her own will.

    Ah yes, to be passionate like a Bacchante, like a Bacchanal fleeing through the woods, to call on Iacchos, the bright phallos that had no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behind it, but was pure god-servant to the woman! The man, the individual, let him not dare intrude. He was but a temple-servant, the bearer and keeper of the bright phallos, her own.

    So, in the flux of new awakening, the old hard passion flamed in her for a time, and the man dwindled to a contemptible object, the mere phallos-bearer, to be torn to pieces when his service was performed. She felt the force of the Bacchae in her limbs and her body, the woman gleaming and rapid, beating down the male; but while she felt this, her heart was heavy. She did not want it, it was known and barren, birthless; the adoration was her treasure.

    It was so fathomless, so soft, so deep and so unknown. No, no, she would give up her hard bright female power; she was weary of it, stiffened with it; she would sink in the new bath of life, in the depths of her womb and her bowels that sang the voiceless song of adoration. It was early yet to begin to fear the man.

    ‘I walked over by Marehay, and I had tea with Mrs Flint,’ she said to Clifford. ‘I wanted to see the baby. It’s so adorable, with hair like red cobwebs. Such a dear! Mr Flint had gone to market, so she and I and the baby had tea together. Did you wonder where I was?’

    ‘Well, I wondered, but I guessed you had dropped in somewhere to tea,’ said Clifford jealously. With a sort of second sight he sensed something new in her, something to him quite incomprehensible, but he ascribed it to the baby. He thought that all that ailed Connie was that she did not have a baby, automatically bring one forth, so to speak.

    ‘I saw you go across the park to the iron gate, my Lady,’ said Mrs Bolton; ‘so I thought perhaps you’d called at the Rectory.’

    ‘I nearly did, then I turned towards Marehay instead.’

    The eyes of the two women met: Mrs Bolton’s grey and bright and searching; Connie’s blue and veiled and strangely beautiful. Mrs Bolton was almost sure she had a lover, yet how could it be, and who could it be? Where was there a man?

    ‘Oh, it’s so good for you, if you go out and see a bit of company sometimes,’ said Mrs Bolton. ‘I was saying to Sir Clifford, it would do her ladyship a world of good if she’d go out among people more.’

    ‘Yes, I’m glad I went, and such a quaint dear cheeky baby, Clifford,’ said Connie. ‘It’s got hair just like spider-webs, and bright orange, and the oddest, cheekiest, pale-blue china eyes. Of course it’s a girl, or it wouldn’t be so bold, bolder than any little Sir Francis Drake.’

    ‘You’re right, my Lady–a regular little Flint. They were always a forward sandy-headed family,’ said Mrs Bolton.

    ‘Wouldn’t you like to see it, Clifford? I’ve asked them to tea for you to see it.’

    ‘Who?’ he asked, looking at Connie in great uneasiness.

    ‘Mrs Flint and the baby, next Monday.’

    ‘You can have them to tea up in your room,’ he said.

    ‘Why, don’t you want to see the baby?’ she cried.

    ‘Oh, I’ll see it, but I don’t want to sit through a tea-time with them.’

    ‘Oh,’ cried Connie, looking at him with wide veiled eyes.

    She did not really see him, he was somebody else.

    ‘You can have a nice cosy tea up in your room, my Lady, and Mrs Flint will be more comfortable than if Sir Clifford was there,’ said Mrs Bolton.

    She was sure Connie had a lover, and something in her soul exulted. But who was he? Who was he? Perhaps Mrs Flint would provide a clue.

    Connie would not take her bath this evening. The sense of his flesh touching her, his very stickiness upon her, was dear to her, and in a sense holy.

    Clifford was very uneasy. He would not let her go after dinner, and she had wanted so much to be alone. She looked at him, but was curiously submissive.

    ‘Shall we play a game, or shall I read to you, or what shall it be?’ he asked uneasily.

    ‘You read to me,’ said Connie.

    ‘What shall I read–verse or prose? Or drama?’

    ‘Read Racine,’ she said.

    It had been one of his stunts in the past, to read Racine in the real French grand manner, but he was rusty now, and a little self-conscious; he really preferred the loudspeaker. But Connie was sewing, sewing a little frock of primrose silk, cut out of one of her dresses, for Mrs Flint’s baby. Between coming home and dinner she had cut it out, and she sat in the soft quiescent rapture of herself sewing, while the noise of the reading went on.

    Inside herself she could feel the humming of passion, like the after-humming of deep bells.

    Clifford said something to her about the Racine. She caught the sense after the words had gone.

    ‘Yes! Yes!’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It is splendid.’

    Again he was frightened at the deep blue blaze of her eyes, and of her soft stillness, sitting there. She had never been so utterly soft and still. She fascinated him helplessly, as if some perfume about her intoxicated him. So he went on helplessly with his reading, and the throaty sound of the French was like the wind in the chimneys to her. Of the Racine she heard not one syllable.

    She was gone in her own soft rapture, like a forest soughing with the dim, glad moan of spring, moving into bud. She could feel in the same world with her the man, the nameless man, moving on beautiful feet, beautiful in the phallic mystery. And in herself in all her veins, she felt him and his child. His child was in all her veins, like a twilight.

    ‘For hands she hath none, nor eyes, nor feet, nor golden Treasure of hair…’

    She was like a forest, like the dark interlacing of the oakwood, humming inaudibly with myriad unfolding buds. Meanwhile the birds of desire were asleep in the vast interlaced intricacy of her body.

    But Clifford’s voice went on, clapping and gurgling with unusual sounds. How extraordinary it was! How extraordinary he was, bent there over the book, queer and rapacious and civilized, with broad shoulders and no real legs! What a strange creature, with the sharp, cold inflexible will of some bird, and no warmth, no warmth at all! One of those creatures of the afterwards, that have no soul, but an extra-alert will, cold will. She shuddered a little, afraid of him. But then, the soft warm flame of life was stronger than he, and the real things were hidden from him.

    The reading finished. She was startled. She looked up, and was more startled still to see Clifford watching her with pale, uncanny eyes, like hate.

    ‘Thank you so much! You do read Racine beautifully!’ she said softly.

    ‘Almost as beautifully as you listen to him,’ he said cruelly. ‘What are you making?’ he asked.

    ‘I’m making a child’s dress, for Mrs Flint’s baby.’

    He turned away. A child! A child! That was all her obsession.

    ‘After all,’ he said in a declamatory voice, ‘one gets all one wants out of Racine. Emotions that are ordered and given shap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disorderly emotions.

    She watched him with wide, vague, veiled eyes. ‘Yes, I’m sure they are,’ she said.

    ‘The modern world has only vulgarized emotion by letting it loose. What we need is classic control.’

    ‘Yes,’ she said slowly, thinking of him listening with vacant face to the emotional idiocy of the radio. ‘People pretend to have emotions, and they really feel nothing. I suppose that is being romantic.’

    ‘Exactly!’ he said.

    As a matter of fact, he was tired. This evening had tired him. He would rather have been with his technical books, or his pit-manager, or listening-in to the radio.

    Mrs Bolton came in with two glasses of malted milk: for Clifford, to make him sleep, and for Connie, to fatten her again. It was a regular night-cap she had introduced.

    Connie was glad to go, when she had drunk her glass, and thankful she needn’t help Clifford to bed. She took his glass and put it on the tray, then took the tray, to leave it outside.

    ‘Goodnight Clifford! Do sleep well! The Racine gets into one like a dream. Goodnight!’

    She had drifted to the door. She was going without kissing him goodnight. He watched her with sharp, cold eyes. So! She did not even kiss him goodnight, after he had spent an evening reading to her. Such depths of callousness in her! Even if the kiss was but a formality, it was on such formalities that life depends. She was a Bolshevik, really. Her instincts were Bolshevistic! He gazed coldly and angrily at the door whence she had gone. Anger!

    And again the dread of the night came on him. He was a network of nerves, and when he was not braced up to work, and so full of energy: or when he was not listening-in, and so utterly neuter: then he was haunted by anxiety and a sense of dangerous impending void. He was afraid. And Connie could keep the fear off him, if she would. But it was obvious she wouldn’t, she wouldn’t. She was callous, cold and callous to all that he did for her. He gave up his life for her, and she was callous to him. She only wanted her own way. ‘The lady loves her will.’

    Now it was a baby she was obsessed by. Just so that it should be her own, all her own, and not his!

    Clifford was so healthy, considering. He looked so well and ruddy in the face,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and strong, his chest deep, he had put on flesh.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fraid of death. A terrible hollow seemed to menace him somewhere, somehow, a void, and into this void his energy would collapse. Energyless, he felt at times he was dead, really dead.

    So his rather prominent pale eyes had a queer look, furtive, and yet a little cruel, so cold: and at the same time, almost impudent. It was a very odd look, this look of impudence: as if he were triumphing over life in spite of life. ‘Who knoweth the mysteries of the will–for it can triumph even against the angels–‘

    But his dread was the nights when he could not sleep. Then it was awful indeed, when annihilation pressed in on him on every side. Then it was ghastly, to exist without having any life: lifeless, in the night, to exist.

    But now he could ring for Mrs Bolton. And she would always come. That was a great comfort. She would come in her dressing gown, with her hair in a plait down her back, curiously girlish and dim, though the brown plait was streaked with grey. And she would make him coffee or camomile tea, and she would play chess or piquet with him. She had a woman’s queer faculty of playing even chess well enough, when she was three parts asleep, well enough to make her worth beating. So, in the silent intimacy of the night, they sat, or she sat and he lay on the bed, with the reading-lamp shedding its solitary light on them, she almost gone in sleep, he almost gone in a sort of fear, and they played, played together–then they had a cup of coffee and a biscuit together, hardly speaking, in the silence of night, but being a reassurance to one another.

    And this night she was wondering who Lady Chatterley’s lover was. And she was thinking of her own Ted, so long dead, yet for her never quite dead. And when she thought of him, the old, old grudge against the world rose up, but especially against the masters, that they had killed him. They had not really killed him. Yet, to her, emotionally, they had. And somewhere deep in herself because of it, she was a nihilist, and really anarchic.

    In her half-sleep, thoughts of her Ted and thoughts of Lady Chatterley’s unknown lover commingled, and then she felt she shared with the other woman a great grudge against Sir Clifford and all he stood for.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playing piquet with him, and they were gambling sixpences. And it was a source of satisfaction to be playing piquet with a baronet, and even losing sixpences to him.

    When they played cards, they always gambled. It made him forget himself. And he usually won. Tonight too he was winning. So he would not go to sleep till the first dawn appeared. Luckily it began to appear at half past four or thereabouts.

    Connie was in bed, and fast asleep all this time. But the keeper, too, could not rest. He had closed the coops and made his round of the wood, then gone home and eaten supper. But he did not go to bed. Instead he sat by the fire and thought.

    He thought of his boyhood in Tevershall, and of his five or six years of married life. He thought of his wife, and always bitterly. She had seemed so brutal. But he had not seen her now since 1915, in the spring when he joined up. Yet there she was, not three miles away, and more brutal than ever. He hoped never to see her again while he lived.

    He thought of his life abroad, as a soldier. India, Egypt, then India again: the blind, thoughtless life with the horses: the colonel who had loved him and whom he had loved: the several years that he had been an officer, a lieutenant with a very fair chance of being a captain. Then the death of the colonel from pneumonia, and his own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 his damaged health: his deep restlessness: his leaving the army and coming back to England to be a working man again.

    He was temporizing with life. He had thought he would be safe, at least for a time, in this wood. There was no shooting as yet: he had to rear the pheasants. He would have no guns to serve. He would be alone, and apart from life, which was all he wanted. He had to have some sort of a background. And this was his native place. There was even his mother, though she had never meant very much to him. And he could go on in life, existing from day to day, without connexion and without hope. For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self.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self. Since he had been an officer for some years, and had mixed among the other officers and civil servants, with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he had lost all ambition to ‘get on’. There was a toughness, a curious rubbernecked toughness and unlivingness about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as he had known them, which just left him feeling cold and different from them.

    So, he had come back to his own class. To find there, what he had forgotten during his absence of years, a pettiness and a vulgarity of manner extremely distasteful. He admitted now at last, how important manner was. He admitted, also, how important it was even to pretend not to care about the halfpence and the small things of life. But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ere was no pretence. A penny more or less on the bacon was worse than a change in the Gospel. He could not stand it.

    And again, there was the wage-squabble. Having lived among the owning classes, he knew the utter futility of expecting any solution of the wage-squabble. There was no solution, short of death. The only thing was not to care, not to care about the wages.

    Yet, if you were poor and wretched you had to care. Anyhow, it was becoming the only thing they did care about. The care about money was like a great cancer, eating away the individuals of all classes. He refused to care about money.

    And what then? What did life offer apart from the care of money? Nothing.

    Yet he could live alone, in the wan satisfaction of being alone, and raise pheasants to be shot ultimately by fat men after breakfast. It was futility, futility to the nth power.

    But why care, why bother? And he had not cared nor bothered till now, when this woman had come into his life. He was nearly ten years older than she. And he was a thousand years older in experience, starting from the bottom.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was growing closer. He could see the day when it would clinch up and they would have to make a life together. ‘For the bonds of love are ill to loose!’

    And what then? What then? Must he start again, with nothing to start on? Must he entangle this woman? Must he have the horrible broil with her lame husband? And also some sort of horrible broil with his own brutal wife, who hated him? Misery! Lots of misery! And he was no longer young and merely buoyant. Neither was he the insouciant sort. Every bitterness and every ugliness would hurt him: and the woman!

    But even if they got clear of Sir Clifford and of his own wife, even if they got clear, what were they going to do? What was he, himself going to do? What was he going to do with his life? For he must do something. He couldn’t be a mere hanger-on, on her money and his own very small pension.

    It was the insoluble. He could only think of going to America, to try a new air. He disbelieved in the dollar utterly. But perhaps, perhaps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He could not rest nor even go to bed. After sitting in a stupor of bitter thoughts until midnight, he got suddenly from his chair and reached for his coat and gun.

    ‘Come on, lass,’ he said to the dog. ‘We’re best outside.’

    It was a starry night, but moonless. He went on a slow, scrupulous, soft-stepping and stealthy round. The only thing he had to contend with was the colliers setting snares for rabbits, particularly the Stacks Gate colliers, on the Marehay side. But it was breeding season, and even colliers respected it a little. Nevertheless the stealthy beating of the round in search of poachers soothed his nerves and took his mind off his thoughts.

    But when he had done his slow, cautious beating of his bounds–it was nearly a five-mile walk–he was tired. He went to the top of the knoll and looked out. There was no sound save the noise, the faint shuffling noise from Stacks Gate colliery, that never ceased working: and there were hardly any lights, save the brilliant electric rows at the works. The world lay darkly and fumily sleeping. It was half past two. But even in its sleep it was an uneasy, cruel world, stirring with the noise of a train or some great lorry on the road, and flashing with some rosy lightning flash from the furnaces. It was a world of iron and coal, the cruelty of iron and the smoke of coal, and the endless, endless greed that drove it all. Only greed, greed stirring in its sleep.

    It was cold, and he was coughing. A fine cold draught blew over the knoll. He thought of the woman. Now he would have given all he had or ever might have to hold her warm in his arms, both of them wrapped in one blanket, and sleep. All hopes of eternity and all gain from the past he would have given to have her there, to be wrapped warm with him in one blanket, and sleep, only sleep. It seemed the sleep with the woman in his arms was the only necessity.

    He went to the hut, and wrapped himself in the blanket and lay on the floor to sleep. But he could not, he was cold. And besides, he felt cruelly his own unfinished nature. He felt his own unfinished condition of aloneness cruelly. He wanted her, to touch her, to hold her fast against him in one moment of completeness and sleep.

    He got up again and went out, towards the park gates this time: then slowly along the path towards the house. It was nearly four o’clock, still clear and cold, but no sign of dawn. He was used to the dark, he could see well.

    Slowly, slowly the great house drew him, as a magnet. He wanted to be near her. It was not desire, not that. It was the cruel sense of unfinished aloneness, that needed a silent woman folded in his arms. Perhaps he could find her. Perhaps he could even call her out to him: or find some way in to her. For the need was imperious.

    He slowly, silently climbed the incline to the hall. Then he came round the great trees at the top of the knoll, on to the drive, which made a grand sweep round a lozenge of grass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He could already see the two magnificent beeches which stood in this big level lozenge in front of the house, detaching themselves darkly in the dark air.

    There was the house, low and long and obscure, with one light burning downstairs, in Sir Clifford’s room. But which room she was in, the woman who held the other end of the frail thread which drew him so mercilessly, that he did not know.

    He went a little nearer, gun in hand, and stood motionless on the drive, watching the house. Perhaps even now he could find her, come at her in some way. The house was not impregnable: he was as clever as burglars are. Why not come to her?

    He stood motionless, waiting, while the dawn faintly and imperceptibly paled behind him. He saw the light in the house go out. But he did not see Mrs Bolton come to the window and draw back the old curtain of dark-blue silk, and stand herself in the dark room, looking out on the half-dark of the approaching day, looking for the longed-for dawn, waiting, waiting for Clifford to be really reassured that it was daybreak. For when he was sure of daybreak, he would sleep almost at once.

    She stood blind with sleep at the window, waiting. And as she stood, she started, and almost cried out. For there was a man out there on the drive, a black figure in the twilight. She woke up greyly, and watched, but without making a sound to disturb Sir Clifford.

    The daylight began to rustle into the world, and the dark figure seemed to go smaller and more defined. She made out the gun and gaiters and baggy jacket–it would be Oliver Mellors, the keeper. ‘Yes, for there was the dog nosing around like a shadow, and waiting for him’!

    And what did the man want? Did he want to rouse the house? What was he standing there for, transfixed, looking up at the house like a love-sick male dog outside the house where the bitch is?

    Goodness! The knowledge went through Mrs Bolton like a shot. He wa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He! He!

    To think of it! Why, she, Ivy Bolton, had once been a tiny bit in love with him herself. When he was a lad of sixteen and she a woman of twenty-six. It was when she was studying, and he had helped her a lot with the anatomy and things she had had to learn. He’d been a clever boy, had a scholarship for Sheffield Grammar School, and learned French and things: and then after all had become an overhead blacksmith shoeing horses, because he was fond of horses, he said: but really because he was frightened to go out and face the world, only he’d never admit it.

    But he’d been a nice lad, a nice lad, had helped her a lot, so clever at making things clear to you. He was quite as clever as Sir Clifford: and always one for the women. More with women than men, they said.

    Till he’d gone and married that Bertha Coutts, as if to spite himself. Some people do marry to spite themselves, because they’re disappointed of something. And no wonder it had been a failure.–For years he was gone, all the time of the war: and a lieutenant and all: quite the gentleman, really quite the gentleman!–Then to come back to Tevershall and go as a game-keeper! Really, some people can’t take their chances when they’ve got them! And talking broad Derbyshire again like the worst, when she, Ivy Bolton, knew he spoke like any gentleman, really.

    Well, well! So her ladyship had fallen for him! Well her ladyship wasn’t the first: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him. But fancy! A Tevershall lad born and bred, and she her ladyship in Wragby Hall! My word, that was a slap back at the high-and-mighty Chatterleys!

    But he, the keeper, as the day grew, had realized: it’s no good! It’s no good trying to get rid of your own aloneness. You’ve got to stick to it all your life. Only at times, at times, the gap will be filled in. At times! But you have to wait for the times. Accept your own aloneness and stick to it, all your life. And then accept the times when the gap is filled in, when they come. But they’ve got to come. You can’t force them.

    With a sudden snap the bleeding desire that had drawn him after her broke. He had broken it, because it must be so. There must be a coming together on both sides. And if she wasn’t coming to him, he wouldn’t track her down. He mustn’t. He must go away, till she came.

    He turned slowly, ponderingly, accepting again the isolation. He knew it was better so. She must come to him: it was no use his trailing after her. No use!

    Mrs Bolton saw him disappear, saw his dog run after him.

    ‘Well, well!’ she said. ‘He’s the one man I never thought of; and the one man I might have thought of. He was nice to me when he was a lad, after I lost Ted. Well, well! Whatever would he say if he knew!’

    And she glanced triumphantly at the already sleeping Clifford, as she stepped softly from the room.

    Chapter 11

    Connie was sorting out one of the Wragby lumber rooms. There were several: the house was a warren, and the family never sold anything. Sir Geoffrey’s father had liked pictures and Sir Geoffrey’s mother had liked cinquecento furniture. Sir Geoffrey himself had liked old carved oak chests, vestry chests. So it went o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Clifford collected very modern pictures, at very moderate prices.

    So in the lumber room there were bad Sir Edwin Landseers and pathetic William Henry Hunt birds’ nests: and other Academy stuff, enough to frighten the daughter of an R.A. She determined to look through it one day, and clear it all. And the grotesque furniture interested her.

    Wrapped up carefully to preserve it from damage and dry-rot was the old family cradle, of rosewood. She had to unwrap it, to look at it. It had a certain charm: she looked at it a long time.

    ‘It’s thousand pities it won’t be called for,’ sighed Mrs Bolton, who was helping. ‘Though cradles like that are out of date nowadays.’

    ‘It might be called for. I might have a child,’ said Connie casually, as if saying she might have a new hat.

    ‘You mean if anything happened to Sir Clifford!’ stammered Mrs Bolton.

    ‘No! I mean as things are. It’s only muscular paralysis with Sir Clifford–it doesn’t affect him,’ said Connie, lying as naturally as breathing.

    Clifford had put the idea into her head. He had said: ‘Of course I may have a child yet. I’m not really mutilated at all. The potency may easily come back, even if the muscles of the hips and legs are paralysed. And then the seed may be transferred.’

    He really felt, when he had his periods of energy and worked so hard at the question of the mines, as if his sexual potency were returning. Connie had looked at him in terror. But she was quite quick-witted enough to use his suggestion for her own preservation. For she would have a child if she could: but not his.

    Mrs Bolton was for a moment breathless, flabbergasted. Then she didn’t believe it: she saw in it a ruse. Yet doctors could do such things nowadays. They might sort of graft seed.

    ‘Well, my Lady, I only hope and pray you may. It would be lovely for you: and for everybody. My word, a child in Wragby, what a difference it would make!’

    ‘Wouldn’t it!’ said Connie.

    And she chose three R. A. pictures of sixty years ago, to send to the Duchess of Shortlands for that lady’s next charitable bazaar. She was called ‘the bazaar duchess’, and she always asked all the county to send things for her to sell. She would be delighted with three framed R. A.s. She might even call, on the strength of them. How furious Clifford was when she called!

    But oh my dear! Mrs Bolton was thinking to herself. Is it Oliver Mellors’ child you’re preparing us for? Oh my dear, that would be a Tevershall baby in the Wragby cradle, my word! Wouldn’t shame it, neither!

    Among other monstrosities in this lumber room was a largish blackjapanned box, excellently and ingeniously made some sixty or seventy years ago, and fitted with every imaginable object. On top was a concentrated toilet set: brushes, bottles, mirrors, combs, boxes, even three beautiful little razors in safety sheaths, shaving-bowl and all. Underneath came a sort of escritoire outfit: blotters, pens, ink-bottles, paper, envelopes, memorandum books: and then a perfect sewing-outfit, with three different sized scissors, thimbles, needles, silks and cottons, darning egg, all of the very best quality and perfectly finished. Then there was a little medicine store, with bottles labelled Laudanum, Tincture of Myrrh, Ess. Cloves and so on: but empty. Everything was perfectly new, and the whole thing, when shut up, was as big as a small, but fat weekend bag. And inside, it fitted together like a puzzle. The bottles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spilled: there wasn’t room.

    The thing was wonderfully made and contrived, excellent craftsmanship of the Victorian order. But somehow it was monstrous. Some Chatterley must even have felt it, for the thing had never been used. It had a peculiar soullessness.

    Yet Mrs Bolton was thrilled.

    ‘Look what beautiful brushes, so expensive, even the shaving brushes, three perfect ones! No! and those scissors! They’re the best that money could buy. Oh, I call it lovely!’

    ‘Do you?’ said Connie. ‘Then you have it.’

    ‘Oh no, my Lady!’

    ‘Of course! It will only lie here till Doomsday. If you won’t have it, I’ll send it to the Duchess as well as the pictures, and she doesn’t deserve so much. Do have it!’

    ‘Oh, your Ladyship! Why, I shall never be able to thank you.’

    ‘You needn’t try,’ laughed Connie.

    And Mrs Bolton sailed down with the huge and very black box in her arms, flushing bright pink in her excitement.

    Mr Betts drove her in the trap to her house in the village, with the box. And she had to have a few friends in, to show it: the school-mistress, the chemist’s wife, Mrs Weedon the undercashier’s wife. They thought it marvellous. And then started the whisper of Lady Chatterley’s child.

    ‘Wonders’ll never cease!’ said Mrs Weedon.

    But Mrs Bolton was convinced, if it did come, it would be Sir Clifford’s child. So there!

    Not long after, the rector said gently to Clifford:

    ‘And may we really hope for an heir to Wragby? Ah, that would be the hand of God in mercy, indeed!’

    ‘Well! We may hope,’ said Clifford, with a faint iron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ertain conviction. He had begun to believe it really possible it might even be his child.

    Then one afternoon came Leslie Winter, Squire Winter, as everybody called him: lean, immaculate, and seventy: and every inch a gentleman, as Mrs Bolton said to Mrs Betts. Every millimetre indeed! And with his old-fashioned, rather haw-haw! manner of speaking, he seemed more out of date than bag wigs. Time, in her flight, drops these fine old feathers.

    They discussed the collieries. Clifford’s idea was, that his coal, even the poor sort, could be made into hard concentrated fuel that would burn at great heat if fed with certain damp, acidulated air at a fairly strong pressure. It had long been observed that in a particularly strong, wet wind the pit-bank burned very vivid, gave off hardly any fumes, and left a fine powder of ash, instead of the slow pink gravel.

    ‘But where will you find the proper engines for burning your fuel?’ asked Winter.

    ‘I’ll make them myself. And I’ll use my fuel myself. And I’ll sell electric power. I’m certain I could do it.’

    ‘If you can do it, then splendid, splendid, my dear boy. Haw! Splendid!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I shall be delighted. I’m afraid I am a little out of date, and my collieries are like me. But who knows, when I’m gone, there may be men like you. Splendid! It will employ all the men again, and you won’t have to sell your coal, or fail to sell it. A splendid idea, and I hope it will be a success. If I had sons of my own, no doubt they would have up-to-date ideas for Shipley: no doubt! By the way, dear boy, is there any foundation to the rumour that we may entertain hopes of an heir to Wragby?’

    ‘Is there a rumour?’ asked Clifford.

    ‘Well, my dear boy, Marshall from Fillingwood asked me, that’s all I can say about a rumour. Of course I wouldn’t repeat it for the world, if there were no foundation.’

    ‘Well, Sir,’ said Clifford uneasily, but with strange bright eyes. ‘There is a hope. There is a hope.’

    Winter came across the room and wrung Clifford’s hand.

    ‘My dear boy, my dear lad, can you believe what it means to me, to hear that! And to hear you are working in the hopes of a son: and that you may again employ every man at Tevershall. Ah, my boy! to keep up the level of the race, and to have work waiting for any man who cares to work!–‘

    The old man was really moved.

    Next day Connie was arranging tall yellow tulips in a glass vase.

    ‘Connie,’ said Clifford, ‘did you know there was a rumour that you are going to supply Wragby with a son and heir?’

    Connie felt dim with terror, yet she stood quite still, touching the flowers.

    ‘No!’ she said. ‘Is it a joke? Or malice?’

    He paused before he answered:

    ‘Neither, I hope. I hope it may be a prophecy.’

    Connie went on with her flowers.

    ‘I had a letter from Father this morning,’ She said. ‘He wants to know if I am aware he has accepted Sir Alexander Cooper’s Invitation for me for July and August, to the Villa Esmeralda in Venice.’

    ‘July and August?’ said Clifford.

    ‘Oh, I wouldn’t stay all that time. Are you sure you wouldn’t come?’

    ‘I won’t travel abroad,’ said Clifford promptly. She took her flowers to the window.

    ‘Do you mind if I go?’ she said. ‘You know it was promised, for this summer.’

    ‘For how long would you go?’

    ‘Perhaps three weeks.’

    There was silence for a time.

    ‘Well,’ said Clifford slowly, and a little gloomily. ‘I suppose I could stand it for three weeks: if I were absolutely sure you’d want to come back.’

    ‘I should want to come back,’ she said, with a quiet simplicity, heavy with conviction. She was thinking of the other man.

    Clifford felt her conviction, and somehow he believed her, he believed it was for him. He felt immensely relieved, joyful at once.

    ‘In that case,’ he said,

    ‘I think it would be all right, don’t you?’

    ‘I think so,’ she said.

    ‘You’d enjoy the change?’ She looked up at him with strange blue eyes.

    ‘I should like to see Venice again,’ she said, ‘and to bathe from one of the shingle islands across the lagoon. But you know I loathe the Lido! And I don’t fancy I shall like Sir Alexander Cooper and Lady Cooper. But if Hilda is there, and we have a gondola of our own: yes, it will be rather lovely. I do wish you’d come.’

    She said it sincerely. She would so love to make him happy, in these ways.

    ‘Ah, but think of me, though, at the Gare du Nord: at Calais quay!’

    ‘But why not? I see other men carried in litter-chairs, who have been wounded in the war. Besides, we’d motor all the way.’

    ‘We should need to take two men.’

    ‘Oh no! We’d manage with Field. There would always be another man there.’

    But Clifford shook his head.

    ‘Not this year, dear! Not this year! Next year probably I’ll try.’

    She went away gloomily. Next year! What would next year bring? She herself did not really want to go to Venice: not now, now there was the other man. But she was going as a sort of discipline: and also because, if she had a child, Clifford could think she had a lover in Venice.

    It was already May, and in June they were supposed to start. Always these arrangements! Always one’s life arranged for one! Wheels that worked one and drove one, and over which one had no real control!

    It was May, but cold and wet again. A cold wet May, good for corn and hay! Much the corn and hay matter nowadays! Connie had to go into Uthwaite, which was their little town, where the Chatterleys were still the Chatterleys. She went alone, Field driving her.

    In spite of May and a new greenness, the country was dismal. It was rather chilly, and there was smoke on the rain, and a certain sense of exhaust vapour in the air. One just had to live from one’s resistance. No wonder these people were ugly and tough.

    The car ploughed uphill through the long squalid straggle of Tevershall, the blackened brick dwellings, the black slate roofs glistening their sharp edges, the mud black with coal-dust, the pavements wet and black. It was as if dismalness had soak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rything. The utter negation of natural beauty, the utter negation of the gladness of life, the utter absence of the instinct for shapely beauty which every bird and beast has, the utter death of the human intuitive faculty was appalling. The stacks of soap in the grocers’ shops, the rhubarb and lemons in the greengrocers! the awful hats in the milliners! all went by ugly, ugly, ugly, followed by the plaster-and-gilt horror of the cinema with its wet picture announcements, ‘A Woman’s Love!’, and the new big Primitive chapel, primitive enough in its stark brick and big panes of greenish and raspberry glass in the windows. The Wesleyan chapel, higher up, was of blackened brick and stood behind iron railings and blackened shrubs. The Congregational chapel, which thought itself superior, was built of rusticated sandstone and had a steeple, but not a very high one. Just beyond were the new school buildings, expensive pink brick, and gravelled playground inside iron railings, all very imposing, and fixing the suggestion of a chapel and a prison. Standard Five girls were having a singing lesson, just finishing the la-me-doh-la exercises and beginning a ‘sweet children’s song’. Anything more unlike song, spontaneous song, would be impossible to imagine: a strange bawling yell that followed the outlines of a tune. It was not like savages: savages have subtle rhythms. It was not like animals: animals mean something when they yell. It was like nothing on earth, and it was called singing. Connie sat and listened with her heart in her boots, as Field was filling petrol. What could possibly become of such a people, a people in whom the living intuitive faculty was dead as nails, and only queer mechanical yells and uncanny will-power remained?

    A coal-cart was coming downhill, clanking in the rain. Field started upwards, past the big but weary-looking drapers and clothing shops, the post-office, into the little market-place of forlorn space, where Sam Black was peering out of the door of the Sun, that called itself an inn, not a pub, and where the commercial travellers stayed, and was bowing to Lady Chatterley’s car.

    The church was away to the left among black trees. The car slid on downhill, past the Miners’ Arms. It had already passed the Wellington, the Nelson, the Three Tuns, and the Sun, now it passed the Miners’ Arms, then the Mechanics’ Hall, then the new and almost gaudy Miners’ Welfare and so, past a few new ‘villas’, out into the blackened road between dark hedges and dark green fields, towards Stacks Gate.

    Tevershall! That was Tevershall! Merrie England! Shakespeare’s England! No, but the England of today, as Connie had realized since she had come to live in it. It was producing a new race of mankind, over-conscious in the money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side, on the spontaneous, intuitive side dead, but dead. Half-corpses, all of them: but with a terrible insistent consciousness in the other half. There was something uncanny and underground about it all. It was an under-world. And quite incalculable. How shall we understand the reactions in half-corpses? When Connie saw the great lorries full of steel-workers from Sheffield, weird, distorted smallish beings like men, off for an excursion to Matlock, her bowels fainted and she thought: Ah God, what has man done to man? What have the leaders of men been doing to their fellow men? They have reduced them to less than humanness; and now there can be no fellowship any more! It is just a nightmare.

    She felt again in a wave of terror the grey, gritty hopelessness of it all. With such creatures for the industrial masses, and the upper classes as she knew them, there was no hope, no hope any more. Yet she was wanting a baby, and an heir to Wragby! An heir to Wragby! She shuddered with dread.

    Yet Mellors had come out of all this!–Yes, but he was as apart from it all as she was. Even in him there was no fellowship left. It was dead. The fellowship was dead. There was only apartness and hopelessness, as far as all this was concerned. And this was England, the vast bulk of England: as Connie knew, since she had motored from the centre of it.

    The car was rising towards Stacks Gate. The rain was holding off, and in the air came a queer pellucid gleam of May. The country rolled away in long undulations, south towards the Peak, east towards Mansfield and Nottingham. Connie was travelling South.

    As she rose on to the high country, she could see on her left, on a height above the rolling land, the shadowy, powerful bulk of Warsop Castle, dark grey, with below it the reddish plastering of miners’ dwellings, newish, and below those the plumes of dark smoke and white steam from the great colliery which put so many thousand pounds per annum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Duke and the other shareholders. The powerful old castle was a ruin, yet it hung its bulk on the low sky-line, over the black plumes and the white that waved on the damp air below.

    A turn, and they ran on the high level to Stacks Gate. Stacks Gate, as seen from the highroad, was just a huge and gorgeous new hotel, the Coningsby Arms, standing red and white and gilt in barbarous isolation off the road. But if you looked, you saw on the left rows of handsome ‘modern’ dwellings, set down like a game of dominoes, with spaces and gardens, a queer game of dominoes that some weird ‘masters’ were playing on the surprised earth. And beyond these blocks of dwellings, at the back, rose all the astonishing and frightening overhead erections of a really modern mine, chemical works and long galleries, enormous, and of shapes not before known to man. The head-stock and pit-bank of the mine itself were insignificant among the huge new installations. And in front of this, the game of dominoes stood forever in a sort of surprise, waiting to be played.

    This was Stacks Gate, new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since the war.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though even Connie did not know it, downhill half a mile below the ‘hotel’ was old Stacks Gate, with a little old colliery and blackish old brick dwellings, and a chapel or two and a shop or two and a little pub or two.

    But that didn’t count any more. The vast plumes of smoke and vapour rose from the new works up above, and this was now Stacks Gate: no chapels, no pubs, even no shops. Only the great works’, which are the modern Olympia with temples to all the gods; then the model dwellings: then the hotel. The hotel in actuality was nothing but a miners’ pub though it looked first-classy.

    Even since Connie’s arrival at Wragby this new place had arise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the model dwellings had filled with riff-raff drifting in from anywhere, to poach Clifford’s rabbits among other occupations.

    The car ran on along the uplands, seeing the rolling county spread out. The county! It had once been a proud and lordly county. In front, looming again and hanging on the brow of the sky-line, was the huge and splendid bulk of Chadwick Hall, more window than wall,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lizabethan houses. Noble it stood alone above a great park, but out of date, passed over. It was still kept up, but as a show place. ‘Look how our ancestors lorded it!’

    That was the past. The present lay below. God alone knows where the future lies. The car was already turning, between little old blackened miners’ cottages, to descend to Uthwaite. And Uthwaite, on a damp day, was sending up a whole array of smoke plumes and steam, to whatever gods there be. Uthwaite down in the valley, with all the steel threads of the railways to Sheffield drawn through it, and the coal-mines and the steel-works sending up smoke and glare from long tubes, and the pathetic little corkscrew spire of the church, that is going to tumble down, still pricking the fumes, always affected Connie strangely. It was an old market-town, centre of the dales. One of the chief inns was the Chatterley Arms. There, in Uthwaite, Wragby was known as Wragby, as if it were a whole place, not just a house, as it was to outsiders: Wragby Hall, near Tevershall: Wragby, a ‘seat’.

    The miners’ cottages, blackened, stood flush on the pavement, with that intimacy and smallness of colliers’ dwellings over a hundred years old. They lined all the way. The road had become a street, and as you sank, you forgot instantly the open, rolling country where the castles and big houses still dominated, but like ghosts. Now you were just above the tangle of naked railway-lines, and foundries and other ‘works’ rose about you, so big you were only aware of walls. And iron clanked with a huge reverberating clank, and huge lorries shook the earth, and whistles screamed.

    Yet again, once you had got right down and into the twisted and crooked heart of the town, behind the church, you were in the world of two centuries ago, in the crooked streets where the Chatterley Arms stood, and the old pharmacy, streets which used to lead Out to the wild open world of the castles and stately couchant houses.

    But at the corner a policeman held up his hand as three lorries loaded with iron rolled past, shaking the poor old church. And not till the lorries were past could he salute her ladyship.

    So it was. Upon the old crooked burgess streets hordes of oldish blackened miners’ dwellings crowded, lining the roads out.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se came the newer, pinker rows of rather larger houses, plastering the valley: the homes of more modern workmen. And beyond that again, in the wide rolling regions of the castles, smoke waved against steam, and patch after patch of raw reddish brick showed the newer mining settlements, sometimes in the hollows, sometimes gruesomely ugly along the sky-line of the slopes. And between, in between, were the tattered remnants of the old coaching and cottage England, even the England of Robin Hood, where the miners prowled with the dismalness of suppressed sporting instincts, when they were not at work.

    England, my England! But which is my England? The stately homes of England make good photographs, and create the illusion of a connexion with the Elizabethans. The handsome old halls are there, from the days of Good Queen Anne and Tom Jones. But smuts fall and blacken on the drab stucco, that has long ceased to be golden. And one by one, like the stately homes, they were abandoned. Now they are being pulled down. As for the cottages of England–there they are–great plasterings of brick dwellings on the hopeless countryside.

    ‘Now they are pulling down the stately homes, the Georgian halls are going. Fritchley, a perfect old Georgian mansion, was even now, as Connie passed in the car, being demolished. It was in perfect repair: till the war the Weatherleys had lived in style there. But now it was too big, too expensive, and the country had become too uncongenial. The gentry were departing to pleasanter places, where they could spend their money without having to see how it was made.’

    This is history. One England blots out another. The mines had made the halls wealthy. Now they were blotting them out, as they had already blotted out the cottages. The industrial England blots out the agricultural England. One meaning blots out another. The new England blots out the old England. And the continuity is not Organic, but mechanical.

    Connie, belonging to the leisured classes, had clung to the remnants of the old England. It had taken her years to realize that it was really blotted out by this terrifying new and gruesome England, and that the blotting out would go on till it was complete. Fritchley was gone, Eastwood was gone, Shipley was going: Squire Winter’s beloved Shipley.

    Connie called for a moment at Shipley. The park gates, at the back, opened just near the level crossing of the colliery railway; the Shipley colliery itself stood just beyond the trees. The gates stood open, because through the park was a right-of-way that the colliers used. They hung around the park.

    The car passed the ornamental ponds, in which the colliers threw their newspapers, and took the private drive to the house. It stood above, aside, a very pleasant stucco build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had a beautiful alley of yew trees, that had approached an older house, and the hall stood serenely spread out, winking its Georgian panes as if cheerfully. Behind, there were really beautiful gardens.

    Connie liked the interior much better than Wragby. It was much lighter, more alive, shapen and elegant. The rooms were panelled with creamy painted panelling, the ceilings were touched with gilt, and everything was kept in exquisite order, all the appointments were perfect, regardless of expense. Even the corridors managed to be ample and lovely, softly curved and full of life.

    But Leslie Winter was alone. He had adored his house. But his park was bordered by three of his own collieries. He had been a generous man in his ideas. He had almost welcomed the colliers in his park. Had the miners not made him rich! So, when he saw the gangs of unshapely men lounging by his ornamental waters–not in the private part of the park, no, he drew the line there–he would say: ‘the miners are perhaps not so ornamental as deer, but they are far more profitable.’

    But that was in the golden–monetarily–latter half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Miners were then ‘good working men’.

    Winter had made this speech, half apologetic, to his guest, the then Prince of Wales. And the Prince had replied, in his rather guttural English:

    ‘You are quite right. If there were coal under Sandringham, I would open a mine on the lawns, and think it first-rate landscape gardening. Oh, I am quite willing to exchange roe-deer for colliers, at the price. Your men are good men too, I hear.’

    But then, the Prince had perhaps an exaggerated idea of the beauty of money, and the blessings of industrialism.

    However, the Prince had been a King, and the King had died, and now there was another King, whose chief function seemed to be to open soup-kitchens.

    And the good working men were somehow hemming Shipley in. New mining villages crowded on the park, and the squire felt somehow that the population was alien. He used to feel, in a good-natured but quite grand way, lord of his own domain and of his own colliers. Now, by a subtle pervasion of the new spirit, he had somehow been pushed out. It was he who did not belong any more. There was no mistaking it. The mines, the industry, had a will of its own, and this will was against the gentleman-owner. All the colliers took part in the will, and it was hard to live up against it. It either shoved you out of the place, or out of life altogether.

    Squire Winter, a soldier, had stood it out. But he no longer cared to walk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He almost hid, indoors. Once he had walked, bare-headed, and in his patent-leather shoes and purple silk socks, with Connie down to the gate, talking to her in his well-bred rather haw-haw fashion. But when it came to passing the little gangs of colliers who stood and stared without either salute or anything else, Connie felt how the lean, well-bred old man winced, winced as an elegant antelope stag in a cage winces from the vulgar stare. The colliers were not personally hostile: not at all. But their spirit was cold, and shoving him out. And, deep down, there was a profound grudge. They ‘worked for him’. And in their ugliness, they resented his elegant, well-groomed, well-bred existence. ‘Who’s he!’ It was the difference they resented.

    And somewhere, in his secret English heart, being a good deal of a soldier, he believed they were right to resent the difference. He felt himself a little in the wrong, for having all the advantages. Nevertheless he represented a system, and he would not be shoved out.

    Except by death. Which came on him soon after Connie’s call, suddenly. And he remembered Clifford handsomely in his will.

    The heirs at once gave out the order for the demolishing of Shipley. It cost too much to keep up. No one would live there. So it was broken up. The avenue of yews was cut down. The park was denuded of its timber, and divided into lots. It was near enough to Uthwaite. In the strange, bald desert of this still-one-more no-man’s-land, new little streets of semi-detacheds were run up, very desirable! The Shipley Hall Estate!

    Within a year of Connie’s last call, it had happened. There stood Shipley Hall Estate, an array of red-brick semi-detached ‘villas’ in new streets. No one would have dreamed that the stucco hall had stood there twelve months before.

    But this is a later stage of King Edward’s landscape gardening, the sort that has an ornamental coal-mine on the lawn.

    One England blots out another. The England of the Squire Winters and the Wragby Halls was gone, dead. The blotting out was only not yet complete.

    What would come after? Connie could not imagine. She could only see the new brick streets spreading into the fields, the new erections rising at the collieries, the new girls in their silk stockings, the new collier lads lounging into the Pally or the Welfa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re utterly unconscious of the old England. There was a gap in the 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 almost American: but industrial really. What next?

    Connie always felt there was no next. She wanted to hide her head in the sand: or, at least, in the bosom of a living man.

    The world was so complicated and weird and gruesome! The common people were so many, and really so terrible. So she thought as she was going home, and saw the colliers trailing from the pits, grey-black, distorted, one shoulder higher than the other, slurring their heavy ironshod boots. Underground grey faces, whites of eyes rolling, necks cringing from the pit roof, shoulders out of shape. Men! Men! Alas, in some ways patient and good men. In other ways, non-existent. Something that men should have was bred and killed out of them. Yet they were men. They begot children. One might bear a child to them. Terrible, terrible thought! They were good and kindly. But they were only half, Only the grey half of a human being. As yet, they were ‘good’. But even that was the goodness of their halfness. Supposing the dead in them ever rose up! But no, it was too terrible to think of. Connie was absolutely afraid of the industrial masses. They seemed so weird to her. A life with utterly no beauty in it, no intuition, always ‘in the pit’.

    Children from such men! Oh God, oh God!

    Yet Mellors had come from such a father. Not quite. Forty years had made a difference, an appalling difference in manhood. The iron and the coal had eaten deep into the bodies and souls of the men.

    Incarnate ugliness, and yet alive! What would become of them all? Perhaps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coal they would disappear again,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They had appeared out of nowhere in their thousands, when the coal had called for them. Perhaps they were only weird fauna of the coal-seams. Creatures of another reality, they were elementals, serving the elements of coal, as the metal-workers were elementals, serving the element of iron. Men not men, but animas of coal and iron and clay. Fauna of the elements, carbon, iron, silicon: elementals. They had perhaps some of the weird, inhuman beauty of minerals, the lustre of coal, the weight and blueness and resistance of iron, the transparency of glass. Elemental creatures, weird and distorted, of the mineral world! They belonged to the coal, the iron, the clay, as fish belong to the sea and worms to dead wood. The anima of mineral disintegration!

    Connie was glad to be home, to bury her head in the sand. She was glad even to babble to Clifford. For her fear of the mining and iron Midlands affected her with a queer feeling that went all over her, like influenza.

    ‘Of course I had to have tea in Miss Bentley’s shop,’ she said.

    ‘Really! Winter would have given you tea.’

    ‘Oh yes, but I daren’t disappoint Miss Bentley.’ Miss Bentley was a shallow old maid with a rather large nose and romantic disposition who served tea with a careful intensity worthy of a sacrament.

    ‘Did she ask after me?’ said Clifford.

    ‘Of course!–may I ask your Ladyship how Sir Clifford is!–I believe she ranks you even higher than Nurse Cavell!’

    ‘And I suppose you said I was blooming.’

    ‘Yes! And she looked as rapt as if I had said the heavens had opened to you. I said if she ever came to Tevershall she was to come to see you.’

    ‘Me! Whatever for! See me!’

    ‘Why yes, Clifford. You can’t be so adored without making some slight return. Saint George of Cappadocia was nothing to you, in her eyes.’

    ‘And do you think she’ll come?’

    ‘Oh, she blushed! and looked quite beautiful for a moment, poor thing! Why don’t men marry the women who would really adore them?’

    ‘The women start adoring too late. But did she say she’d come?’

    ‘Oh!’ Connie imitated the breathless Miss Bentley, ‘your Ladyship, if ever I should dare to presume!’

    ‘Dare to presume! how absurd! But I hope to God she won’t turn up. And how was her tea?’

    ‘Oh, Lipton’s and very strong. But Clifford, do you realize you are the roman de la rose of Miss Bentley and lots like her?’

    ‘I’m not flattered, even then.’

    ‘They treasure up every one of your pictures in the illustrated papers, and probably pray for you every night. It’s rather wonderful.’

    She went upstairs to change.

    That evening he said to her:

    ‘You do think, don’t you,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eternal in marriage?’

    She looked at him.

    ‘But Clifford, you make eternity sound like a lid or a long, long chain that trailed after one, no matter how far one went.’

    He looked at her, annoyed.

    ‘What I mean,’ he said, ‘is that if you go to Venice, you won’t go in the hopes of some love affair that you can take au grand serieux, will you?’

    ‘A love affair in Venice au grand srieux? No. I assure you! No, I’d never take a love affair in Venice more than au tres petit serieux.’

    She spoke with a queer kind of contempt. He knitted his brows, looking at her.

    Coming downstairs in the morning, she found the keeper’s dog Flossie sitting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Clifford’s room, and whimpering very faintly.

    ‘Why, Flossie!’ she said softl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nd she quietly opened Clifford’s door. Clifford was sitting up in bed, with the bed-table and typewriter pushed aside, and the keeper was standing at attention at the foot of the bed. Flossie ran in. With a faint gesture of head and eyes, Mellors ordered her to the door again, and she slunk out.

    ‘Oh, good morning, Clifford!’ Connie said. ‘I didn’t know you were busy.’ Then she looked at the keeper, saying good morning to him. He murmured his reply, looking at her as if vaguely. But she felt a whiff of passion touch her, from his mere presence.

    ‘Did I interrupt you, Clifford? I’m sorry.’

    ‘No, it’s nothing of any importance.’

    She slipped out of the room again, and up to the blue boudoir on the first floor. She sat in the window, and saw him go down the drive, with his curious, silent motion, effaced. He had a natural sort of quiet distinction, an aloof pride, and also a certain look of frailty. A hireling! One of Clifford’s hirelings! ‘The fault, dear Brutus,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 that we are underlings.’

    Was he an underling? Was he? What did he think of her?

    It was a sunny day, and Connie was working in the garden, and Mrs Bolton was helping her. For some reason, the two women had drawn together, in one of the unaccountable flows and ebbs of sympathy that exist between people. They were pegging down carnations, and putting in small plants for the summer. It was work they both liked. Connie especially felt a delight in putting the soft roots of young plants into a soft black puddle, and cradling them down. On this spring morning she felt a quiver in her womb too, as if the sunshine had touched it and made it happy.

    ‘It is many years since you lost your husband?’ she said to Mrs Bolton as she took up another little plant and laid it in its hole.

    ‘Twenty-three!’ said Mrs Bolton, as she carefully separated the young columbines into single plants. ‘Twenty-three years since they brought him home.’

    Connie’s heart gave a lurch, at the terrible finality of it. ‘Brought him home!’

    ‘Why did he get killed, do you think?’ she asked. ‘He was happy with you?’

    It was a woman’s question to a woman. Mrs Bolton put aside a strand of hair from her face, with the back of her hand.

    ‘I don’t know, my Lady! He sort of wouldn’t give in to things: he wouldn’t really go with the rest. And then he hated ducking his head for anything on earth. A sort of obstinacy, that gets itself killed. You see he didn’t really care. I lay it down to the pit. He ought never to have been down pit. But his dad made him go down, as a lad; and then, when you’re over twenty, it’s not very easy to come out.’

    ‘Did he say he hated it?’

    ‘Oh no! Never! He never said he hated anything. He just made a funny face. He was one of those who wouldn’t take care: like some of the first lads as went off so blithe to the war and got killed right away. He wasn’t really wezzle-brained. But he wouldn’t care. I used to say to him: “You care for nought nor nobody!” But he did! The way he sat when my first baby was born, motionless, and the sort of fatal eyes he looked at me with, when it was over! I had a bad time, but I had to comfort him. “It’s all right, lad, it’s all right!” I said to him. And he gave me a look, and that funny sort of smile. He never said anything. But I don’t believe he had any right pleasure with me at nights after; he’d never really let himself go. I used to say to him: Oh, let thysen go, lad!–I’d talk broad to him sometimes. And he said nothing. But he wouldn’t let himself go, or he couldn’t. He didn’t want me to have any more children. I always blamed his mother, for letting him in th’ room. He’d no right t’ave been there. Men makes so much more of things than they should, once they start brooding.’

    ‘Did he mind so much?’ said Connie in wonder.

    ‘Yes, he sort of couldn’t take it for natural, all that pain. And it spoilt his pleasure in his bit of married love. I said to him: If I don’t care, why should you? It’s my look-out!–But all he’d ever say was: It’s not right!’

    ‘Perhaps he was too sensitive,’ said Connie.

    ‘That’s it! When you come to know men, that’s how they are: too sensitive in the wrong place. And I believe, unbeknown to himself he hated the pit, just hated it. He looked so quiet when he was dead, as if he’d got free. He was such a nice-looking lad. It just broke my heart to see him, so still and pure looking, as if he’d wanted to die. Oh, it broke my heart, that did. But it was the pit.’

    She wept a few bitter tears, and Connie wept more. It was a warm spring day, with a perfume of earth and of yellow flowers, many things rising to bud, and the garden still with the very sap of sunshine.

    ‘It must have been terrible for you!’ said Connie.

    ‘Oh, my Lady! I never realized at first. I could only say: Oh my lad, what did you want to leave me for!–That was all my cry. But somehow I felt he’d come back.’

    ‘But he didn’t want to leave you,’ said Connie.

    ‘Oh no, my Lady! That was only my silly cry. And I kept expecting him back. Especially at nights. I kept waking up thinking: Why he’s not in bed with me!–It was as if my feelings wouldn’t believe he’d gone. I just felt he’d have to come back and lie against me, so I could feel him with me. That was all I wanted, to feel him there with me, warm. And it took me a thousand shocks before I knew he wouldn’t come back, it took me years.’

    ‘The touch of him,’ said Connie.

    ‘That’s it, my Lady, the touch of him! I’ve never got over it to this day, and never shall. And if there’s a heaven above, he’ll be there, and will lie up against me so I can sleep.’

    Connie glanced at the handsome, brooding face in fear. Another passionate one out of Tevershall! The touch of him! For the bonds of love are ill to loose!

    ‘It’s terrible, once you’ve got a man into your blood!’ she said. ‘Oh, my Lady! And that’s what makes you feel so bitter. You feel folks wanted him killed. You feel the pit fair wanted to kill him. Oh, I felt, if it hadn’t been for the pit, an’ them as runs the pit, there’d have been no leaving me. But they all want to separate a woman and a man, if they’re together.’

    ‘If they’re physically together,’ said Connie.

    ‘That’s right, my Lady! There’s a lot of hard-hearted folks in the world. And every morning when he got up and went to th’ pit, I felt it was wrong, wrong. But what else could he do? What can a man do?’

    A queer hate flared in the woman.

    ‘But can a touch last so long?’ Connie asked suddenly. ‘That you could feel him so long?’

    ‘Oh my Lady, what else is there to last? Children grows away from you. But the man, well! But even that they’d like to kill in you, the very thought of the touch of him. Even your own children! Ah well! We might have drifted apart, who knows. But the feeling’s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appen better never to care. But there, when I look at women who’s never really been warmed through by a man, well, they seem to me poor doolowls after all, no matter how they may dress up and gad. No, I’ll abide by my own. I’ve not much respect for people.’

    Chapter 12

    Connie went to the wood directly after lunch. It was really a lovely day, the first dandelions making suns, the first daisies so white. The hazel thicket was a lace-work, of half-open leaves, and the last dusty perpendicular of the catkins. Yellow celandines now were in crowds, flat open, pressed back in urgency, and the yellow glitter of themselves. It was the yellow, the powerful yellow of early summer. And primroses were broad, and full of pale abandon, thick-clustered primroses no longer shy. The lush, dark green of hyacinths was a sea, with buds rising like pale corn, while in the riding the forget-me-nots were fluffing up, and columbines were unfolding their ink-purple ruches, and there were bits of blue bird’s eggshell under a bush. Everywhere the bud-knots and the leap of life!

    The keeper was not at the hut. Everything was serene, brown chickens running lustily. Connie walked on towards the cottage, because she wanted to find him.

    The cottage stood in the sun, off the wood’s edge. In the little garden the double daffodils rose in tufts, near the wide-open door, and red double daisies made a border to the path. There was the bark of a dog, and Flossie came running.

    The wide-open door! so he was at home. And the sunlight falling on the red-brick floor! As she went up the path, she saw him through the window, sitting at the table in his shirt-sleeves, eating. The dog wuffed softly, slowly wagging her tail.

    He rose, and came to the door, wiping his mouth with a red handkerchief still chewing.

    ‘May I come in?’ she said.

    ‘Come in!’

    The sun shone into the bare room, which still smelled of a mutton chop, done in a dutch oven before the fire, because the dutch oven still stood on the fender, with the black potato-saucepan on a piece of paper, beside it on the white hearth. The fire was red, rather low, the bar dropped, the kettle singing.

    On the table was his plate, with potatoe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chop; also bread in a basket, salt, and a blue mug with beer. The table-cloth was white oil-cloth, he stood in the shade.

    ‘You are very late,’ she said. ‘Do go on eating!’

    She sat down on a wooden chair, in the sunlight by the door.

    ‘I had to go to Uthwaite,’ he said, sitting down at the table but not eating.

    ‘Do eat,’ she said. But he did not touch the food.

    ‘Shall y’ave something?’ he asked her. ‘Shall y’ave a cup of tea? t’ kettle’s on t’ boil’–he half rose again from his chair.

    ‘If you’ll let me make it myself,’ she said, rising. He seemed sad, and she felt she was bothering him.

    ‘Well, tea-pot’s in there’–he pointed to a little, drab corner cupboard; ‘an’ cups. An’ tea’s on t’ mantel ower yer ‘ead,’

    She got the black tea-pot, and the tin of tea from the mantel-shelf. She rinsed the tea-pot with hot water, and stood a moment wondering where to empty it.

    ‘Throw it out,’ he said, aware of her. ‘It’s clean.’

    She went to the door and threw the drop of water down the path. How lovely it was here, so still, so really woodland. The oaks were putting out ochre yellow leaves: in the garden the red daisies were like red plush buttons. She glanced at the big, hollow sandstone slab of the threshold, now crossed by so few feet.

    ‘But it’s lovely here,’ she said. ‘Such a beautiful stillness, everything alive and still.’

    He was eating again, rather slowly and unwillingly, and she could feel he was discouraged. She made the tea in silence, and set the tea-pot on the hob, as she knew the people did. He pushed his plate aside and went to the back place; she heard a latch click, then he came back with cheese on a plate, and butter.

    She set the two cups on the table; there were only two. ‘Will you have a cup of tea?’ she said.

    ‘If you like. Sugar’s in th’ cupboard, an’ there’s a little cream jug. Milk’s in a jug in th’ pantry.’

    ‘Shall I take your plate away?’ she asked him.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a faint ironical smile.

    ‘Why…if you like,’ he said, slowly eating bread and cheese. She went to the back, into the pent-house scullery, where the pump was. On the left was a door, no doubt the pantry door. She unlatched it, and almost smiled at the place he called a pantry; a long narrow white-washed slip of a cupboard. But it managed to contain a little barrel of beer, as well as a few dishes and bits of food. She took a little milk from the yellow jug.

    ‘How do you get your milk?’ she asked him, when she came back to the table.

    ‘Flints! They leave me a bottle at the warren end. You know, where I met you!’

    But he was discouraged. She poured out the tea, poising the cream-jug.

    ‘No milk,’ he said; then he seemed to hear a noise, and looked keenly through the doorway.

    ”Appen we’d better shut,’ he said.

    ‘It seems a pity,’ she replied. ‘Nobody will come, will they?’

    ‘Not unless it’s one time in a thousand, but you never know.’

    ‘And even then it’s no matter,’ she said. ‘It’s only a cup of tea.’

    ‘Where are the spoons?’

    He reached over, and pulled open the table drawer. Connie sat at the table in the sunshine of the doorway.

    ‘Flossie!’ he said to the dog, who was lying on a little mat at the stair foot. ‘Go an’ hark, hark!’

    He lifted his finger, and his ‘hark!’ was very vivid. The dog trotted out to reconnoitre.

    ‘Are you sad today?’ she asked him.

    He turned his blue eyes quickly, and gazed direct on her.

    ‘Sad! no, bored! I had to go getting summonses for two poachers I caught, and, oh well, I don’t like people.’

    He spoke cold, good English, and there was anger in his voice. ‘Do you hate being a game-keeper?’ she asked.

    ‘Being a game-keeper, no! So long as I’m left alone. But when I have to go messing around at the police-station,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and waiting for a lot of fools to attend to me…oh well, I get mad…’ and he smiled, with a certain faint humour.

    ‘Couldn’t you be really independent?’ she asked.

    ‘Me? I suppose I could, if you mean manage to exist on my pension. I could! But I’ve got to work, or I should die. That is, I’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that keeps me occupied. And I’m not in a good enough temper to work for myself. It’s got to be a sort of job for somebody else, or I should throw it up in a month, out of bad temper. So altogether I’m very well off here, especially lately…’

    He laughed at her again, with mocking humour.

    ‘But why are you in a bad temper?’ she asked. ‘Do you mean you are always in a bad temper?’

    ‘Pretty well,’ he said, laughing. ‘I don’t quite digest my bile.’

    ‘But what bile?’ she said.

    ‘Bile!’ he said. ‘Don’t you know what that is?’ She was silent, and disappointed. He was taking no notice of her.

    ‘I’m going away for a while next month,’ she said.

    ‘You are! Where to?’

    ‘Venice! With Sir Clifford? For how long?’

    ‘For a month or so,’ she replied. ‘Clifford won’t go.’

    ‘He’ll stay here?’ he asked.

    ‘Yes! He hates to travel as he is.’

    ‘Ay, poor devil!’ he said, with sympathy. There was a pause.

    ‘You won’t forget me when I’m gone, will you?’ she asked. Again he lifted his eyes and looked full at her.

    ‘Forget?’ he said. ‘You know nobody forgets. It’s not a question of memory;’

    She wanted to say: ‘When then?’ but she didn’t. Instead, she said in a mute kind of voice: ‘I told Clifford I might have a child.’

    Now he really looked at her, intense and searching.

    ‘You did?’ he said at last. ‘And what did he say?’

    ‘Oh, he wouldn’t mind. He’d be glad, really, so long as it seemed to be his.’ She dared not look up at him.

    He was silent a long time, then he gazed again on her face.

    ‘No mention of me, of course?’ he said.

    ‘No. No mention of you,’ she said.

    ‘No, he’d hardly swallow me as a substitute breeder. Then where are you supposed to be getting the child?’

    ‘I might have a love-affair in Venice,’ she said.

    ‘You might,’ he replied slowly. ‘So that’s why you’re going?’

    ‘Not to have the love-affair,’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pleading.

    ‘Just the appearance of one,’ he said.

    There was silence. He sat staring out the window, with a faint grin, half mockery, half bitterness, on his face. She hated his grin.

    ‘You’ve not taken any precautions against having a child then?’ he asked her suddenly. ‘Because I haven’t.’

    ‘No,’ she said faintly. ‘I should hate that.’

    He looked at her, then again with the peculiar subtle grin out of the window. There was a tense silence.

    At last he turned his head and said satirically:

    ‘That was why you wanted me, then, to get a child?’

    She hung her head.

    ‘No. Not really,’ she said.

    ‘What then, really?’ he asked rather bitingly.

    She looked up at him reproachfully, saying: ‘I don’t know.’

    He broke into a laugh.

    ‘Then I’m damned if I do,’ he said.

    There was a long pause of silence, a cold silence.

    ‘Well,’ he said at last. ‘It’s as your Ladyship likes. If you get the baby, Sir Clifford’s welcome to it. I shan’t have lost anything. On the contrary, I’ve had a very nice experience, very nice indeed!’–and he stretched in a half-suppressed sort of yawn. ‘If you’ve made use of me,’ he sai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made use of; and I don’t suppose it’s ever been as pleasant as this time; though of course one can’t feel tremendously dignified about it.’–He stretched again, curiously, his muscles quivering, and his jaw oddly set.

    ‘But I didn’t make use of you,’ she said, pleading.

    ‘At your Ladyship’s service,’ he replied.

    ‘No,’ she said. ‘I liked your body.’

    ‘Did you?’ he replied, and he laughed. ‘Well, then, we’re quits, because I liked yours.’

    He looked at her with queer darkened eyes.

    ‘Would you like to go upstairs now?’ he asked her, in a strangled sort of voice.

    ‘No, not here. Not now!’ she said heavily, though if he had used any power over her, she would have gone, for she had no strength against him.

    He turned his face away again, and seemed to forget her.

    ‘I want to touch you like you touch me,’ she said. ‘I’ve never really touched your body.’

    He looked at her, and smiled again.

    ‘Now?’ he said.

    ‘No! No! Not here! At the hut. Would you mind?’

    ‘How do I touch you?’ he asked.

    ‘When you feel me.’

    He looked at her, and met her heavy, anxious eyes.

    ‘And do you like it when I feel you?’ he asked, laughing at her still.

    ‘Yes, do you?’ she said.

    ‘Oh, me!’ Then he changed his tone. ‘Yes,’ he said. ‘You know without asking.’ Which was true.

    She rose and picked up her hat. ‘I must go,’ she said.

    ‘Will you go?’ he replied politely.

    She wanted him to touch her, to say something to her, but he said nothing, only waited politely.

    ‘Thank you for the tea,’ she said.

    ‘I haven’t thanked your Ladyship for doing me the honours of my tea-pot,’ he said.

    She went down the path, and he stood in the doorway, faintly grinning. Flossie came running with her tail lifted. And Connie had to plod dumbly across into the wood, knowing he was standing there watching her, with that incomprehensible grin on his face.

    She walked home very much downcast and annoyed. She didn’t at all like his saying he had been made use of because, in a sense, it was true. But he oughtn’t to have said it. Therefore, again, she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feelings: resentment against him, and a desire to make it up with him.

    She passed a very uneasy and irritated tea-time, and at once went up to her room. But when she was there it was no good; she could neither sit nor stand. She would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Sh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o the hut; if he was not there, well and good.

    She slipped out of the side door, and took her way direct and a little sullen. When she came to the clearing she was terribly uneasy. But there he was again, in his shirt-sleeves, stooping, letting the hens out of the coops, among the chicks that were now growing a little gawky, but were much more trim than hen-chickens.

    She went straight across to him. ‘You see I’ve come!’ she said.

    ‘Ay, I see it!’ he said, straightening his back, and looking at her with a faint amusement.

    ‘Do you let the hens out now?’ she asked.

    ‘Yes, they’ve sat themselves to skin and bone,’ he said. ‘An’ now they’re not all that anxious to come out an’ feed. There’s no self in a sitting hen; she’s all in the eggs or the chicks.’

    The poor mother-hens; such blind devotion! even to eggs not their own! Connie looked at them in compassion. A helpless silence fell between the man and the woman.

    ‘Shall us go i’ th’ ‘ut?’ he asked.

    ‘Do you want me?’ she asked, in a sort of mistrust.

    ‘Ay, if you want to come.’

    She was silent.

    ‘Come then!’ he said.

    And she went with him to the hut. It was quite dark when he had shut the door, so he made a small light in the lantern, as before.

    ‘Have you left your underthings off?’ he asked her.

    ‘Yes!’

    ‘Ay, well, then I’ll take my things off too.’

    He spread the blankets, putting one at the side for a coverlet. She took off her hat, and shook her hair. He sat down, taking off his shoes and gaiters, and undoing his cord breeches.

    ‘Lie down then!’ he said, when he stood in his shirt. She obeyed in silence, and he lay beside her, and pulled the blanket over them both.

    ‘There!’ he said.

    And he lifted her dress right back, till he came even to her breasts. He kissed them softly, taking the nipples in his lips in tiny caresses.

    ‘Eh, but tha’rt nice, tha’rt nice!’ he said, suddenly rubbing his face with a snuggling movement against her warm belly.

    And she put her arms round him under his shirt, but she was afraid, afraid of his thin, smooth, naked body, that seemed so powerful, afraid of the violent muscles. She shrank, afraid.

    And when he said, with a sort of little sigh: ‘Eh, tha’rt nice!’ something in her quivered, and something in her spirit stiffened in resistance: stiffened from the terribly physical intimacy, and from the peculiar haste of his possession. And this time the sharp ecstasy of her own passion did not overcome her; she lay with her ends inert on his striving body, and do what she might, her spirit seemed to look on from the top of her head, and the butting of his haunches seemed ridiculous to her, and the sort of anxiety of his penis to come to its little evacuating crisis seemed farcical. Yes, this was love, this ridiculous bouncing of the buttocks, and the wilting of the poor, insignificant, moist little penis. This was the divine love! After all, the moderns were right when they felt contempt for the performance; for it was a performance. It was quite true, as some poets said, that the God who created man must have had a sinister sense of humour, creating him a reasonable being, yet forcing him to take this ridiculous posture, and driving him with blind craving for this ridiculous performance. Even a Maupassant found it a humiliating anti-climax. Men despised the intercourse act, and yet did it.

    Cold and derisive her queer female mind stood apart, and though she lay perfectly still, her impulse was to heave her loins, and throw the man out, escape his ugly grip, and the butting over-riding of his absurd haunches. His body was a foolish, impudent, imperfect thing, a little disgusting in its unfinished clumsiness. For surely a complete evolution would eliminate this performance, this ‘function’.

    And yet when he had finished, soon over, and lay very very still, receding into silence, and a strange motionless distance, far, farther than the horizon of her awareness, her heart began to weep. She could feel him ebbing away, ebbing away, leaving her there like a stone on a shore. He was withdrawing, his spirit was leaving her. He knew.

    And in real grief, tormented by her own double consciousness and reaction, she began to weep. He took no notice, or did not even know. The storm of weeping swelled and shook her, and shook him.

    ‘Ay!’ he said. ‘It was no good that time. You wasn’t there.’–So he knew! Her sobs became violent.

    ‘But what’s amiss?’ he said. ‘It’s once in a while that way.’

    ‘I…I can’t love you,’ she sobbed, suddenly feeling her heart breaking.

    ‘Canna ter? Well, dunna fret! There’s no law says as tha’s got to. Ta’e it for what it is.’

    He still lay with his hand on her breast. But she had drawn both her hands from him.

    His words were small comfort. She sobbed aloud.

    ‘Nay, nay!’ he said. ‘Ta’e the thick wi’ th’ thin. This wor a bit o’ thin for once.’

    She wept bitterly, sobbing. ‘But I want to love you, and I can’t. It only seems horrid.’

    He laughed a little, half bitter, half amused.

    ‘It isna horrid,’ he said, ‘even if tha thinks it is. An’ tha canna ma’e it horrid. Dunna fret thysen about lovin’ me. Tha’lt niver force thysen to ‘t. There’s sure to be a bad nut in a basketful. Tha mun ta’e th’ rough wi’ th’ smooth.’

    He took his hand away from her breast, not touching her. And now she was untouched she took an almost perverse satisfaction in it. She hated the dialect: the thee and the tha and the thysen. He could get up if he liked, and stand there, above her, buttoning down those absurd corduroy breeches, straight in front of her. After all, Michaelis had had the decency to turn away. This man was so assured in himself he didn’t know what a clown other people found him, a half-bred fellow.

    Yet, as he was drawing away, to rise silently and leave her, she clung to him in terror.

    ‘Don’t! Don’t go! Don’t leave me! Don’t be cross with me! Hold me! Hold me fast!’ she whispered in blind frenzy, not even knowing what she said, and clinging to him with uncanny force. It was from herself she wanted to be saved, from her own inward anger and resistance. Yet how powerful was that inward resistance that possessed her!

    He took her in his arms again and drew her to him, and suddenly she became small in his arms, small and nestling. It was gone, the resistance was gone, and she began to melt in a marvellous peace. And as she melted small and wonderful in his arms, she became infinitely desirable to him, all his blood-vessels seemed to scald with intense yet tender desire, for her, for her softness, for the penetrating beauty of her in his arms, passing into his blood. And softly, with that marvellous swoon-like caress of his hand in pure soft desire, softly he stroked the silky slope of her loins, down, down between her soft warm buttocks, coming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 very quick of her. And she felt him like a flame of desire, yet tender, and she felt herself melting in the flame. She let herself go. She felt his penis risen against her with silent amazing force and assertion and she let herself go to him. She yielded with a quiver that was like death, she went all open to him. And oh, if he were not tender to her now, how cruel, for she was all open to him and helpless!

    She quivered again at the potent inexorable entry inside her, so strange and terrible. It might come with the thrust of a sword in her softly-opened body, and that would be death. She clung in a sudden anguish of terror. But it came with a strange slow thrust of peace, the dark thrust of peace and a ponderous, primordial tenderness, such as made the world in the beginning. And her terror subsided in her breast, her breast dared to be gone in peace, she held nothing. She dared to let go everything, all herself and be gone in the flood.

    And it seemed she was like the sea, nothing but dark waves rising and heaving, heaving with a great swell, so that slowly her whole darkness was in motion, and she was Ocean rolling its dark, dumb mass. Oh, and far down inside her the deeps parted and rolled asunder, in long, fair-travelling billows, and ever, at the quick of her, the depths parted and rolled asunder, from the centre of soft plunging, as the plunger went deeper and deeper, touching lower, and she was deeper and deeper and deeper disclosed, the heavier the billows of her rolled away to some shore, uncovering h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plunged the palpable unknown, and further and further rolled the waves of herself away from herself leaving her, till suddenly, in a soft, shuddering convulsion, the quick of all her plasm was touched, she knew herself touched, the consummation was upon her, and she was gone. She was gone, she was not, and she was born: a woman.

    Ah, too lovely, too lovely! In the ebbing she realized all the loveliness. Now all her body clung with tender love to the unknown man, and blindly to the wilting penis, as it so tenderly, frailly, unknowingly withdrew, after the fierce thrust of its potency. As it drew out and left her body, the secret, sensitive thing, she gave an unconscious cry of pure loss, and she tried to put it back. It had been so perfect! And she loved it so!

    And only now she became aware of the small, bud-like reticence and tenderness of the penis, and a little cry of wonder and poignancy escaped her again, her woman’s heart crying out over the tender frailty of that which had been the power.

    ‘It was so lovely!’ she moaned. ‘It was so lovely!’ But he said nothing, only softly kissed her, lying still above her. And she moaned with a sort of bliss, as a sacrifice, and a newborn thing.

    And now in her heart the queer wonder of him was awakened.

    A man! The strange potency of manhood upon her! Her hands strayed over him, still a little afraid. Afraid of that strange, hostile, slightly repulsive thing that he had been to her, a man. And now she touched him, and it was the sons of god with the daughters of men. How beautiful he felt, how pure in tissue! How lovely, how lovely, strong, and yet pure and delicate, such stillness of the sensitive body! Such utter stillness of potency and delicate flesh.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Her hands came timorously down his back, to the soft, smallish globes of the buttocks. Beauty! What beauty! a sudden little flame of new awareness went through her. How was it possible, this beauty here, where she had previously only been repelled? The unspeakable beauty to the touch of the warm, living buttocks! The life within life, the sheer warm, potent loveliness. And the strange weight of the balls between his legs! What a mystery! What a strange heavy weight of mystery, that could lie soft and heavy in one’s hand! The roots, root of all that is lovely, the primeval root of all full beauty.

    She clung to him, with a hiss of wonder that was almost awe, terror. He held her close, but he said nothing. He would never say anything. She crept nearer to him, nearer, only to be near to the sensual wonder of him. And out of his utter, incomprehensible stillness, she felt again the slow momentous, surging rise of the phallus again, the other power. And her heart melted out with a kind of awe.

    And this time his being within her was all soft and iridescent, purely soft and iridescent, such as no consciousness could seize. Her whole self quivered unconscious and alive, like plasm. She could not know what it was. She could not remember what it had been. Only that it had been more lovely than anything ever could be. Only that. And afterwards she was utterly still, utterly unknowing, she was not aware for how long. And he was still with her, in an unfathomable silence along with her. And of this, they would never speak.

    When awareness of the outside began to come back, she clung to his breast, murmuring ‘My love! My love!’ And he held her silently. And she curled on his breast, perfect.

    But his silence was fathomless. His hands held her like flowers, so still aid strange.

    ‘Where are you?’ she whispered to him. ‘Where are you? Speak to me! Say something to me!’

    He kissed her softly, murmuring: ‘Ay, my lass!’

    But she did not know what he meant, she did not know where he was. In his silence he seemed lost to her.

    ‘You love me, don’t you?’ she murmured.

    ‘Ay, tha knows!’ he said.

    ‘But tell me!’ she pleaded.

    ‘Ay! Ay! ‘asn’t ter felt it?’ he said dimly, but softly and surely. And she clung close to him, closer. He was so much more peaceful in love than she was, and she wanted him to reassure her.

    ‘You do love me!’ she whispered, assertive. And his hands stroked her softly, as if she were a flower, without the quiver of desire, but with delicate nearness. And still there haunted her a restless necessity to get a grip on love.

    ‘Say you’ll always love me!’ she pleaded.

    ‘Ay!’ he said, abstractedly. And she felt her questions driving him away from her.

    ‘Mustn’t we get up?’ he said at last.

    ‘No!’ she said.

    But she could feel his consciousness straying, listening to the noises outside.

    ‘It’ll be nearly dark,’ he said. And she heard the pressure of circumstances in his voice. She kissed him, with a woman’s grief at yielding up her hour.

    He rose, and turned up the lantern, then began to pull on his clothes, quickly disappearing inside them. Then he stood there, above her, fastening his breeches and looking down at her with dark, wide-eyes, his face a little flushed and his hair ruffled, curiously warm and still and beautiful in the dim light of the lantern, so beautiful, she would never tell him how beautiful. It made her want to cling fast to him, to hold him, for there was a warm, half-sleepy remoteness in his beauty that made her want to cry out and clutch him, to have him. She would never have him. So she lay on the blanket with curved, soft naked haunches, and he had no idea what she was thinking, but to him too she was beautiful, the soft, marvellous thing he could go into, beyond everything.

    ‘I love thee that I can go into thee,’ he said.

    ‘Do you like me?’ she said, her heart beating.

    ‘It heals it all up, that I can go into thee. I love thee that tha opened to me. I love thee that I came into thee like that.’

    He bent down and kissed her soft flank, rubbed his cheek against it, then covered it up.

    ‘And will you never leave me?’ she said.

    ‘Dunna ask them things,’ he said.

    ‘But you do believe I love you?’ she said.

    ‘Tha loved me just now, wider than iver tha thout tha would. But who knows what’ll ‘appen, once tha starts thinkin’ about it!’

    ‘No, don’t say those things!–And you don’t really think that I wanted to make use of you, do you?’

    ‘How?’

    ‘To have a child–?’

    ‘Now anybody can ‘ave any childt i’ th’ world,’ he said, as he sat down fastening on his leggings.

    ‘Ah no!’ she cried. ‘You don’t mean it?’

    ‘Eh well!’ he said, looking at her under his brows. ‘This wor t’ best.’

    She lay still. He softly opened the door. The sky was dark blue, with crystalline, turquoise rim. He went out, to shut up the hens, speaking softly to his dog. And she lay and wondered at the wonder of life, and of being.

    When he came back she was still lying there, glowing like a gipsy. He sat on the stool by her.

    ‘Tha mun come one naight ter th’ cottage, afore tha goos; sholl ter?’ he asked, lifting his eyebrows as he looked at her, his hands dangling between his knees.

    ‘Sholl ter?’ she echoed, teasing.

    He smiled. ‘Ay, sholl ter?’ he repeated.

    ‘Ay!’ she said, imitating the dialect sound.

    ‘Yi!’ he said.

    ‘Yi!’ she repeated.

    ‘An’ slaip wi’ me,’ he said. ‘It needs that. When sholt come?’

    ‘When sholl I?’ she said.

    ‘Nay,’ he said, ‘tha canna do’t. When sholt come then?’

    ”Appen Sunday,’ she said.

    ”Appen a’ Sunday! Ay!’

    He laughed at her quickly.

    ‘Nay, tha canna,’ he protested.

    ‘Why canna I?’ she said.

    Chapter 13

    On Sunday Clifford wanted to go into the wood. It was a lovely morning, the pear-blossom and plum had suddenly appeared in the world in a wonder of white here and there.

    It was cruel for Clifford, while the world bloomed, to have to be helped from chair to bath-chair. But he had forgotten, and even seemed to have a certain conceit of himself in his lameness. Connie still suffered, having to lift his inert legs into place. Mrs Bolton did it now, or Field.

    She waited for him at the top of the drive, at the edge of the screen of beeches. His chair came puffing along with a sort of valetudinarian slow importance. As he joined his wife he said:

    ‘Sir Clifford on his roaming steed!’

    ‘Snorting, at least!’ she laughed.

    He stopped and looked round at the facade of the long, low old brown house.

    ‘Wragby doesn’t wink an eyelid!’ he said. ‘But then why should it! I ride up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ind of man, and that beats a horse.’

    ‘I suppose it does. And the souls in Plato riding up to heaven in a two-horse chariot would go in a Ford car now,’ she said.

    ‘Or a Rolls-Royce: Plato was an aristocrat!’

    ‘Quite! No more black horse to thrash and maltreat. Plato never thought we’d go one better than his black steed and his white steed, and have no steeds at all, only an engine!’

    ‘Only an engine and gas!’ said Clifford. ‘I hope I can have some repairs done to the old place next year. I think I shall have about a thousand to spare for that: but work costs so much!’ he added.

    ‘Oh, good!’ said Connie. ‘If only there aren’t more strikes!’

    ‘What would be the use of their striking again! Merely ruin the industry, what’s left of it: and surely the owls are beginning to see it!’

    ‘Perhaps they don’t mind ruining the industry,’ said Connie.

    ‘Ah, don’t talk like a woman! The industry fills their bellies, even if it can’t keep their pockets quite so flush,’ he said, using turns of speech that oddly had a twang of Mrs Bolton.

    ‘But didn’t you say the other day that you were a conservative-anarchist,’ she asked innocently.

    ‘And did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t?’ he retorted. ‘All I meant is, people can be what they like and feel what they like and do what they like, strictly privately, so long as they keep the form of life intact, and the apparatus.’

    Connie walked on in silence a few paces. Then she said, obstinately:

    ‘It sounds like saying an egg may go as addled as it likes, so long as it keeps its shell on whole. But addled eggs do break of themselves.’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eggs,’ he said. ‘Not even angels’ eggs, my dear little evangelist.’

    He was in rather high feather this bright morning. The larks were trilling away over the park, the distant pit in the hollow was fuming silent steam. It was almost like old days, before the war. Connie didn’t really want to argue. But then she did not really want to go to the wood with Clifford either. So she walked beside his chair in a certain obstinacy of spirit.

    ‘No,’ he said. ‘There will be no more strikes, if the thing is properly managed.’

    ‘Why not?’

    ‘Because strikes will be made as good as impossible.’

    ‘But will the men let you?’ she asked.

    ‘We shan’t ask them. We shall do it while they aren’t looking: for their own good, to save the industry.’

    ‘For your own good too,’ she said.

    ‘Naturally! For the good of everybody. But for their good even more than mine. I can live without the pits. They can’t. They’ll starve if there are no pits. I’ve got other provision.’

    They looked up the shallow valley at the mine, and beyond it, at the black-lidded houses of Tevershall crawling like some serpent up the hill. From the old brown church the bells were ringing: Sunday, Sunday, Sunday!

    ‘But will the men let you dictate terms?’ she said.

    ‘My dear, they will have to: if one does it gently.’

    ‘But mightn’t there b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bsolutely: when they realize that the industry comes before the individual.’

    ‘But must you own the industry?’ she said.

    ‘I don’t. But to the extent I do own it, yes, most decidedly.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has now become a religious question: as it has been since Jesus and St Francis. The point is not: take all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but use all thou hast to encourage the industry and give work to the poor. It’s the only way to feed all the mouths and clothe all the bodies. Giving away all we have to the poor spells starvation for the poor just as much as for us. And universal starvation is no high aim. Even general poverty is no lovely thing. Poverty is ugly.’

    ‘But the disparity?’

    ‘That is fate. Why is the star Jupiter bigger than the star Neptune? You can’t start altering the make-up of things!’

    ‘But when this envy and jealousy and discontent has once started—’ she began.

    ‘Do your best to stop it. Somebody’s got to be boss of the show.’

    ‘But who is boss of the show?’ she asked.

    ‘The men who own and run the industries.’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It seems to me they’re a bad boss,’ she said.

    ‘Then you suggest what they should do.’

    ‘They don’t take their boss-ship seriously enough,’ she said.

    ‘They take it far more seriously than you take your ladyship,’ he said.

    ‘That’s thrust upon me. I don’t really want it,’ she blurted out. He stopped the chair and looked at her.

    ‘Who’s shirk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now!’ he said. ‘Who is trying to get away now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own boss-ship, as you call it?’

    ‘But I don’t want any boss-ship,’ she protested.

    ‘Ah! But that is funk. You’ve got it: fated to it. And you should live up to it. Who has given the colliers all they have that’s worth having: all their political liberty, and their education, such as it is, their sanitation, their health-conditions, their books, their music, everything. Who has given it them? Have colliers given it to colliers? No! All the Wragbys and Shipleys in England have given their part, and must go on giving. There’s your responsibility.’

    Connie listened, and flushed very red.

    ‘I’d like to give something,’ she said. ‘But I’m not allowed. Everything is to be sold and paid for now; and all the things you mention now, Wragby and Shipley sells them to the people, at a good profit. Everything is sold. You don’t give one heart-beat of real sympathy. And besides, who has taken away from the people their natural life and manhood, and given them this industrial horror? Who has done that?’

    ‘And what must I do?’ he asked, green. ‘Ask them to come and pillage me?’

    ‘Why is Tevershall so ugly, so hideous? Why are their lives so hopeless?’

    ‘They built their own Tevershall, that’s part of their display of freedom. They built themselves their pretty Tevershall, and they live their own pretty lives. I can’t live their lives for them. Every beetle must live its own life.’

    ‘But you make them work for you. They live the life of your coal-mine.’

    ‘Not at all. Every beetle finds its own food. Not one man is forced to work for me.

    ‘Their lives are industrialized and hopeless, and so are ours,’ she crie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hat’s just a romantic figure of speech, a relic of the swooning and die-away romanticism. You don’t look at all a hopeless figure standing there, Connie my dear.’

    Which was true. For her dark-blue eyes were flashing, her colour was hot in her cheeks, she looked full of a rebellious passion far from the dejection of hopelessness. She noticed, in the tussocky places of the grass, cottony young cowslips standing up still bleared in their down. And she wondered with rage, why it was she felt Clifford was so wrong, yet she couldn’t say it to him, she could not say exactly where he was wrong.

    ‘No wonder the men hate you,’ she said.

    ‘They don’t!’ he replied. ‘And don’t fall into errors: in your sense of the word, they are not men. They are animals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never could. Don’t thrust your illusions on other people. The masses were always the same, and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Nero’s slaves were extremely little different from our colliers or the Ford motor-car workmen. I mean Nero’s mine slaves and his field slaves. It is the masses: they are the unchangeable. An individual may emerge from the masses. But the emergence doesn’t alter the mass. The masses are unalterable. It is one of the most momentous facts of social science. panem et circenses! Only toda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bad substitutes for a circus. What is wrong today is that we’ve made a profound hash of the circuses part of the programme, and poisoned our masses with a little education.’

    When Clifford became really roused in his feelings about the common people, Connie was frightened. There was something devastatingly true in what he said. But it was a truth that killed.

    Seeing her pale and silent, Clifford started the chair again, and no more was said till he halted again at the wood gate, which she opened.

    ‘And what we need to take up now,’ he said, ‘is whips, not swords. The masses have been ruled since time began, and till time ends, ruled they will have to be. It is sheer hypocrisy and farce to say they can rule themselves.’

    ‘But can you rule them?’ she asked.

    ‘I? Oh yes! Neither my mind nor my will is crippled, and I don’t rule with my legs. I can do my share of ruling: absolutely, my share; and give me a son, and he will be able to rule his portion after me.’

    ‘But he wouldn’t be your own son, of your own ruling class; or perhaps not,’ she stammered.

    ‘I don’t care who his father may be, so long as he is a healthy man not below normal intelligence. Give me the child of any healthy, normally intelligent man, and I will make a perfectly competent Chatterley of him. It is not who begets us, that matters, but where fate places us. Place any child among the ruling classes, and he will grow up, to his own extent, a ruler. Put kings’ and dukes’ children among the masses, and they’ll be little plebeians, mass products. It is the overwhelming pressure of environment.’

    ‘Then the common people aren’t a race, and the aristocrats aren’t blood,’ she said.

    ‘No, my child! All that is romantic illusion. Aristocracy is a function, a part of fate. And the masses are a functioning of another part of fate. The individual hardly matters. It is a question of which function you are brought up to and adapted to. It is not the individuals that make an aristocracy: it i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ristocratic whole. And it i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whole mass that makes the common man what he is.’

    ‘Then there is no common humanity between us all!’

    ‘Just as you like. We all need to fill our bellies. But when it comes to expressive or executive functioning, I believe there is a gulf and an absolute one, between the ruling and the serving classes. The two functions are opposed. And the function determines the individual.’

    Connie looked at him with dazed eyes.

    ‘Won’t you come on?’ she said.

    And he started his chair. He had said his say. Now he lapsed into his peculiar and rather vacant apathy, that Connie found so trying. In the wood, anyhow, she was determined not to argue.

    In front of them ran the open cleft of the riding, between the hazel walls and the gay grey trees. The chair puffed slowly on, slowly surging into the forget-me-nots that rose up in the drive like milk froth, beyond the hazel shadows. Clifford steered the middle course, where feet passing had kept a channel through the flowers. But Connie, walking behind, had watched the wheels jolt over the wood-ruff and the bugle, and squash the little yellow cups of the creeping-jenny. Now they made a wake through the forget-me-nots.

    All the flowers were there, the first bluebells in blue pools, like standing water.

    ‘You are quite right about its being beautiful,’ said Clifford. ‘It is so amazingly. What is quite so lovely as an English spring!’

    Connie thought it sounded as if even the spring bloo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An English spring! Why not an Irish one? or Jewish? The chair moved slowly ahead, past tufts of sturdy bluebells that stood up like wheat and over grey burdock leaves. When they came to the open place where the trees had been felled, the light flooded in rather stark. And the bluebells made sheets of bright blue colour, here and there, sheering off into lilac and purple. And between, the bracken was lifting its brown curled heads, like legions of young snakes with a new secret to whisper to Eve. Clifford kept the chair going till he came to the brow of the hill; Connie followed slowly behind. The oak-buds were opening soft and brown. Everything came tenderly out of the old hardness. Even the snaggy craggy oak-trees put out the softest young leaves, spreading thin, brown little wings like young bat-wings in the light. Why had men never any newness in them, any freshness to come forth with! Stale men!

    Clifford stopped the chair at the top of the rise and looked down. The bluebells washed blue like flood-water over the broad riding, and lit up the downhill with a warm blueness.

    ‘It’s a very fine colour in itself,’ said Clifford, ‘but useless for making a painting.’

    ‘Quite!’ said Connie, completely uninterested.

    ‘Shall I venture as far as the spring?’ said Clifford.

    ‘Will the chair get up again?’ she said.

    ‘We’ll try; nothing venture, nothing win!’

    And the chair began to advance slowly, joltingly down the beautiful broad riding washed over with blue encroaching hyacinths. O last of all ships, through the hyacinthian shallows! O pinnace on the last wild waters, sailing in the last voyage of our civilization! Whither, O weird wheeled ship, your slow course steering. Quiet and complacent, Clifford sat at the wheel of adventure: in his old black hat and tweed jacket, motionless and cautious. O Captain, my Captain, our splendid trip is done! Not yet though! Downhill, in the wake, came Constance in her grey dress, watching the chair jolt downwards.

    They passed the narrow track to the hut. Thank heaven it was not wide enough for the chair: hardly wide enough for one person. The chair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slope, and swerved round, to disappear. And Connie heard a low whistle behind her. She glanced sharply round: the keeper was striding downhill towards her, his dog keeping behind him.

    ‘Is Sir Clifford going to the cottage?’ he asked, looking into her eyes.

    ‘No, only to the well.’

    ‘Ah! Good! Then I can keep out of sight. But I shall see you tonight. I shall wait for you at the park-gate about ten.’

    He looked again direct into her eyes.

    ‘Yes,’ she faltered.

    They heard the Papp! Papp! of Clifford’s horn, tooting for Connie. She ‘Coo-eed!’ in reply. The keeper’s face flickered with a little grimace, and with his hand he softly brushed her breast upwards, from underneath. She looked at him, frightened, and started running down the hill, calling Coo-ee! again to Clifford. The man above watched her, then turned, grinning faintly, back into his path.

    She found Clifford slowly mounting to the spring, which was halfway up the slope of the dark larch-wood. He was there by the time she caught him up.

    ‘She did that all right,’ he said, referring to the chair.

    Connie looked at the great grey leaves of burdock that grew out ghostly from the edge of the larch-wood. The people call it Robin Hood’s Rhubarb. How silent and gloomy it seemed by the well! Yet the water bubbled so bright, wonderful! And there were bits of eye-bright and strong blue bugle…And there, under the bank, the yellow earth was moving. A mole! It emerged, rowing its pink hands, and waving its blind gimlet of a face, with the tiny pink nose-tip uplifted.

    ‘It seems to see with the end of its nose,’ said Connie.

    ‘Better than with its eyes!’ he said. ‘Will you drink?’

    ‘Will you?’

    She took an enamel mug from a twig on a tree, and stooped to fill it for him. He drank in sips. Then she stooped again, and drank a little herself.

    ‘So icy!’ she said gasping.

    ‘Good, isn’t it! Did you wish?’

    ‘Did you?’

    ‘Yes, I wished. But I won’t tell.’

    She was aware of the rapping of a woodpecker, then of the wind, soft and eerie through the larches. She looked up. White clouds were crossing the blue.

    ‘Clouds!’ she said.

    ‘White lambs only,’ he replied.

    A shadow crossed the little clearing. The mole had swum out on to the soft yellow earth.

    ‘Unpleasant little beast, we ought to kill him,’ said Clifford.

    ‘Look! he’s like a parson in a pulpit,’ she said.

    She gathered some sprigs of woodruff and brought them to him.

    ‘New-mown hay!’ he said. ‘Doesn’t it smell like the romantic ladies of the last century, who had their heads screwed on the right way after all!’

    She was looking at the white clouds.

    ‘I wonder if it will rain,’ she said.

    ‘Rain! Why! Do you want it to?’

    They started on the return journey, Clifford jolting cautiously downhill. They came to the dark bottom of the hollow, turned to the right, and after a hundred yards swerved up the foot of the long slope, where bluebells stood in the light.

    ‘Now, old girl!’ said Clifford, putting the chair to it.

    It was a steep and jolty climb. The chair pugged slowly, in a struggling unwilling fashion. Still, she nosed her way up unevenly, till she came to where the hyacinths were all around her, then she balked, struggled, jerked a little way out of the flowers, then stopped

    ‘We’d better sound the horn and see if the keeper will come,’ said Connie. ‘He could push her a bit. For that matter, I will push. It helps.’

    ‘We’ll let her breathe,’ said Clifford. ‘Do you mind putting a scotch under the wheel?’

    Connie found a stone, and they waited. After a while Clifford started his motor again, then set the chair in motion. It struggled and faltered like a sick thing, with curious noises.

    ‘Let me push!’ said Connie, coming up behind.

    ‘No! Don’t push!’ he said angrily. ‘What’s the good of the damned thing, if it has to be pushed! Put the stone under!’

    There was another pause, then another start; but more ineffectual than before.

    ‘You must let me push,’ said she. ‘Or sound the horn for the keeper.’

    ‘Wait!’

    She waited; and he had another try, doing more harm than good.

    ‘Sound the horn then, if you won’t let me push,’ she said.

    ‘Hell! Be quiet a moment!’

    She was quiet a moment: he made shattering efforts with the little motor.

    ‘You’ll only break the thing down altogether, Clifford,’ she remonstrated; ‘besides wasting your nervous energy.’

    ‘If I could only get out and look at the damned thing!’ he said, exasperated. And he sounded the horn stridently. ‘Perhaps Mellors can see what’s wrong.’

    They waited, among the mashed flowers under a sky softly curdling with cloud. In the silence a wood-pigeon began to coo roo-hoo hoo! roo-hoo hoo! Clifford shut her up with a blast on the horn.

    The keeper appeared directly, striding inquiringly round the corner. He salute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motors?’ asked Clifford sharply.

    ‘I am afraid I don’t. Has she gone wrong?’

    ‘Apparently!’ snapped Clifford.

    The man crouched solicitously by the wheel, and peered at the little engine.

    ‘I’m afraid I know nothing at all about these mechanical things, Sir Clifford,’ he said calmly. ‘If she has enough petrol and oil–‘

    ‘Just look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see anything broken,’ snapped Clifford.

    The man laid his gun against a tree, took off his coat, and threw it beside it. The brown dog sat guard. Then he sat down on his heels and peered under the chair, poking with his finger at the greasy little engine, and resenting the grease-marks on his clean Sunday shirt.

    ‘Doesn’t seem anything broken,’ he said. And he stood up, pushing back his hat from his forehead, rubbing his brow and apparently studying.

    ‘Have you looked at the rods underneath?’ asked Clifford. ‘See if they are all right!’

    The man lay flat on his stomach on the floor, his neck pressed back, wriggling under the engine and poking with his finger. Connie thought what a pathetic sort of thing a man was, feeble and small-looking, when he was lying on his belly on the big earth.

    ‘Seems all right as far as I can see,’ came his muffled voice.

    ‘I don’t suppose you can do anything,’ said Clifford.

    ‘Seems as if I can’t!’ And he scrambled up and sat on his heels, collier fashion. ‘There’s certainly nothing obviously broken.’

    Clifford started his engine, then put her in gear. She would not move.

    ‘Run her a bit hard, like,’ suggested the keeper.

    Clifford resented the interference: but he made his engine buzz like a blue-bottle. Then she coughed and snarled and seemed to go better.

    ‘Sounds as if she’d come clear,’ said Mellors.

    But Clifford had already jerked her into gear. She gave a sick lurch and ebbed weakly forwards.

    ‘If I give her a push, she’ll do it,’ said the keeper, going behind.

    ‘Keep off!’ snapped Clifford. ‘She’ll do it by herself.’

    ‘But Clifford!’ put in Connie from the bank, ‘you know it’s too much for her. Why are you so obstinate!’

    Clifford was pale with anger. He jabbed at his levers. The chair gave a sort of scurry, reeled on a few more yards, and came to her end amid a particularly promising patch of bluebells.

    ‘She’s done!’ said the keeper. ‘Not power enough.’

    ‘She’s been up here before,’ said Clifford coldly.

    ‘She won’t do it this time,’ said the keeper.

    Clifford did not reply. He began doing things with his engine, running her fast and slow as if to get some sort of tune out of her. The wood re-echoed with weird noises. Then he put her in gear with a jerk, having jerked off his brake.

    ‘You’ll rip her inside out,’ murmured the keeper.

    The chair charged in a sick lurch sideways at the ditch.

    ‘Clifford!’ cried Connie, rushing forward.

    But the keeper had got the chair by the rail. Clifford, however, putting on all his pressure, managed to steer into the riding, and with a strange noise the chair was fighting the hill. Mellors pushed steadily behind, and up she went, as if to retrieve herself.

    ‘You see, she’s doing it!’ said Clifford, victorious, glancing over his shoulder. There he saw the keeper’s face.

    ‘Are you pushing her?’

    ‘She won’t do it without.’

    ‘Leave her alone. I asked you not.

    ‘She won’t do it.’

    ‘Let her try!’ snarled Clifford, with all his emphasis.

    The keeper stood back: then turned to fetch his coat and gun. The chair seemed to strangle immediately. She stood inert. Clifford, seated a prisoner, was white with vexation. He jerked at the levers with his hand, his feet were no good. He got queer noises out of her. In savage impatience he moved little handles and got more noises out of her. But she would not budge. No, she would not budge. He stopped the engine and sat rigid with anger.

    Constance sat on the bank and looked at the wretched and trampled bluebells. ‘Nothing quite so lovely as an English spring.’ ‘I can do my share of ruling.’ ‘What we need to take up now is whips, not swords.’ ‘The ruling classes!’

    The keeper strode up with his coat and gun, Flossie cautiously at his heels. Clifford asked the man to do something or other to the engine. Connie, who understood nothing at all of the technicalities of motors, and who had had experience of breakdowns, sat patiently on the bank as if she were a cipher. The keeper lay on his stomach again.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serving classes!

    He got to his feet and said patiently:

    ‘Try her again, then.’

    He spoke in a quiet voice, almost as if to a child.

    Clifford tried her, and Mellors stepped quickly behind and began to push. She was going, the engine doing about half the work, the man the rest.

    Clifford glanced round, yellow with anger.

    ‘Will you get off there!’

    The keeper dropped his hold at once, and Clifford added: ‘How shall I know what she is doing!’

    The man put his gun down and began to pull on his coat. He’d done.

    The chair began slowly to run backwards.

    ‘Clifford, your brake!’ cried Connie.

    She, Mellors, and Clifford moved at once, Connie and the keeper jostling lightly. The chair stood. There was a moment of dead silence.

    ‘It’s obvious I’m at everybody’s mercy!’ said Clifford. He was yellow with anger.

    No one answered. Mellors was slinging his gun over his shoulder, his face queer and expressionless, save for an abstracted look of patience. The dog Flossie, standing on guard almost between her master’s legs, moved uneasily, eyeing the chair with great suspicion and dislike, and very much perplexed between the three human beings. The tableau vivant remained set among the squashed bluebells, nobody proffering a word.

    ‘I expect she’ll have to be pushed,’ said Clifford at last, with an affectation of sang froid.

    No answer. Mellors’ abstracted face looked as if he had heard nothing. Connie glanced anxiously at him. Clifford too glanced round.

    ‘Do you mind pushing her home, Mellors!’ he said in a cool superior tone. ‘I hope I have said nothing to offend you,’ he added, in a tone of dislike.

    ‘Nothing at all, Sir Clifford! Do you want me to push that chair?’

    ‘If you please.’

    The man stepped up to it: but this time it was without effect. The brake was jammed. They poked and pulled, and the keeper took off his gun and his coat once more. And now Clifford said never a word. At last the keeper heaved the back of the chair off the ground and, with an instantaneous push of his foot, tried to loosen the wheels. He failed, the chair sank. Clifford was clutching the sides. The man gasped with the weight.

    ‘Don’t do it!’ cried Connie to him.

    ‘If you’ll pull the wheel that way, so!’ he said to her, showing her how.

    ‘No! You mustn’t lift it! You’ll strain yourself,’ she said, flushed now with anger.

    But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and nodded. And she had to go and take hold of the wheel, ready. He heaved and she tugged, and the chair reeled.

    ‘For God’s sake!’ cried Clifford in terror.

    But it was all right, and the brake was off. The keeper put a stone under the wheel, and went to sit on the bank, his heart beat and his face white with the effort, semi-conscious.

    Connie looked at him, and almost cried with anger. There was a pause and a dead silence. She saw his hands trembling on his thighs.

    ‘Have you hurt yourself?’ she asked, going to him.

    ‘No. No!’ He turned away almost angrily.

    There was dead silence. The back of Clifford’s fair head did not move. Even the dog stood motionless. The sky had clouded over.

    At last he sighed, and blew his nose on his red handkerchief.

    ‘That pneumonia took a lot out of me,’ he said.

    No one answered. Connie calculated the amount of strength it must have taken to heave up that chair and the bulky Clifford: too much, far too much! If it hadn’t killed him!

    He rose, and again picked up his coat, slinging it through the handle of the chair.

    ‘Are you ready, then, Sir Clifford?’

    ‘When you are!’

    He stooped and took out the scotch, then put his weight against the chair. He was paler than Connie had ever seen him: and more absent. Clifford was a heavy man: and the hill was steep. Connie stepped to the keeper’s side.

    ‘I’m going to push too!’ she said.

    And she began to shove with a woman’s turbulent energy of anger. The chair went faster. Clifford looked round.

    ‘Is that necessary?’ he said.

    ‘Very! Do you want to kill the man! If you’d let the motor work while it would–‘

    But she did not finish. She was already panting. She slackened off a little, for it was surprisingly hard work.

    ‘Ay! slower!’ said the man at her side, with a faint smile of his eyes.

    ‘Are you sure you’ve not hurt yourself?’ she said fiercely.

    He shook his head. She looked at his smallish, short, alive hand, browned by the weather. It was the hand that caressed her. She had never even looked at it before. It seemed so still, like him, with a curious inward stillness that made her want to clutch it, as if she could not reach it. All her soul suddenly swept towards him: he was so silent, and out of reach! And he felt his limbs revive. Shoving with his left hand, he laid his right on her round white wrist, softly enfolding her wrist, with a caress. And the flame of strength went down his back and his loins, reviving him. And she bent suddenly and kissed his hand. Meanwhile the back of Clifford’s head was held sleek and motionless, just in front of them.

    At the top of the hill they rested, and Connie was glad to let go. She had had fugitive dreams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men: one her husband, the other the father of her child. Now she saw the screaming absurdity of her dreams. The two males were as hostile as fire and water. They mutually exterminated one another. And she realize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a queer subtle thing hate is. For the first time, she had consciously and definitely hated Clifford, with vivid hate: as if he ought to be obliterat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it was strange, how free and full of life it made her feel, to hate him and to admit it fully to herself.–‘Now I’ve hated him, I shall never be able to go on living with him,’ came the thought into her mind.

    On the level the keeper could push the chair alone. Clifford made a little conversation with her, to show his complete composure: about Aunt Eva, who was at Dieppe, and about Sir Malcolm, who had written to ask would Connie drive with him in his small car, to Venice, or would she and Hilda go by train.

    ‘I’d much rather go by train,’ said Connie. ‘I don’t like long motor drives, especially when there’s dust. But I shall see what Hilda wants.’

    ‘She will want to drive her own car, and take you with her,’ he said.

    ‘Probably!–I must help up here. You’ve no idea how heavy this chair is.’

    She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and plodded side by side with the keeper, shoving up the pink path. She did not care who saw.

    ‘Why not let me wait, and fetch Field? He is strong enough for the job,’ said Clifford.

    ‘It’s so near,’ she panted.

    But both she and Mellors wiped the sweat from their faces when they came to the top. It was curious, but this bit of work together had brought them much closer than they had been before.

    ‘Thanks so much, Mellors,’ said Clifford, when they were at the house door. ‘I must get a different sort of motor, that’s all. Won’t you go to the kitchen and have a meal? It must be about time.’

    ‘Thank you, Sir Clifford. I was going to my mother for dinner today, Sunday.’

    ‘As you like.’

    Mellors slung into his coat, looked at Connie, saluted, and was gone. Connie, furious, went upstairs.

    At lunch she could not contain her feeling.

    ‘Why are you so abominably inconsiderate, Clifford?’ she said to him.

    ‘Of whom?’

    ‘Of the keeper! If that is what you call ruling classes, I’m sorry for you.’

    ‘Why?’

    ‘A man who’s been ill, and isn’t strong! My word, if I were the serving classes, I’d let you wait for service. I’d let you whistle.’

    ‘I quite believe it.’

    ‘If he’d been sitting in a chair with paralysed legs, and behaved as you behave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for him?’

    ‘My dear evangelist, this confusing of persons and personalities is in bad taste.’

    ‘And your nasty, sterile want of common sympathy is in the worst taste imaginable. noblesse oblige! You and your ruling class!’

    ‘And to what should it oblige me? To h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emotions about my game-keeper? I refuse. I leave it all to my evangelist.’

    ‘As if he weren’t a man as much as you are, my word!’

    ‘My game-keeper to boot, and I pay him two pounds a week and give him a house.’

    ‘Pay him! What do you think you pay for, with two pounds a week and a house?’

    ‘His services.’

    ‘Bah! I would tell you to keep your two pounds a week and your house.’

    ‘Probably he would like to: but can’t afford the luxury!’

    ‘You, and rule!’ she said. ‘You don’t rule, don’t flatter yourself. You have only got more than your share of the money, and make people work for you for two pounds a week, or threaten them with starvation. Rule! What do you give forth of rule? Why, you re dried up! You only bully with your money, like any Jew or any Schieber!’

    ‘You are very elegant in your speech, Lady Chatterley!’

    ‘I assure you, you were very elegant altogether out there in the wood. I was utterly ashamed of you. Why, my father is ten times the human being you are: you gentleman!’

    He reached and rang the bell for Mrs Bolton. But he was yellow at the gills.

    She went up to her room, furious, saying to herself: ‘Him and buying people! Well, he doesn’t buy me, and therefore there’s no need for me to stay with him. Dead fish of a gentleman, with his celluloid soul! And how they take one in, with their manners and their mock wistfulness and gentleness. They’ve got about as much feeling as celluloid has.’

    She made her plans for the night, and determined to get Clifford off her mind. She didn’t want to hate him. She didn’t want to be mixed up very intimately with him in any sort of feeling. She wanted him not to know anything at all about herself: and especially, no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her feeling for the keeper. This squabble of her attitude to the servants was an old one. He found her too familiar, she found him stupidly insentient, tough and indiarubbery where other people were concerned.

    She went downstairs calmly, with her old demure bearing, at dinner-time. He was still yellow at the gills: in for one of his liver bouts, when he was really very queer.–He was reading a French book.

    ‘Have you ever read Proust?’ he asked her.

    ‘I’ve tried, but he bores me.’

    ‘He’s really very extraordinary.’

    ‘Possibly! But he bores me: all that sophistication! He doesn’t have feelings, he only has streams of words about feelings. I’m tired of self-important mentalities.’

    ‘Would you prefer self-important animalities?’

    ‘Perhaps! But one might possibly get something that wasn’t self-important.’

    ‘Well, I like Proust’s subtlety and his well-bred anarchy.’

    ‘It makes you very dead, really.’

    ‘There speaks my evangelical little wife.’

    They were at it again, at it again! But she couldn’t help fighting him. He seemed to sit there like a skeleton, sending out a skeleton’s cold grizzly will against her. Almost she could feel the skeleton clutching her and pressing her to its cage of ribs. He too was really up in arms: and she was a little afraid of him.

    She went upstair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nt to bed quite early. But at half past nine she got up, and went outside to listen. There was no sound. She slipped on a dressing-gown and went downstairs. Clifford and Mrs Bolton were playing cards, gambling. They would probably go on until midnight.

    Connie returned to her room, threw her pyjamas on the tossed bed, put on a thin tennis-dress and over that a woollen day-dress, put on rubber tennis-shoes, and then a light coat. And she was ready. If she met anybody, she was just going out for a few minutes. And in the morning, when she came in again, she would just have been for a little walk in the dew, as she fairly often did before breakfast. For the rest, the only danger was that someone should go into her room during the night. But that was most unlikely: not one chance in a hundred.

    Betts had not locked up. He fastened up the house at ten o’clock, and unfastened it again at seven in the morning. She slipped out silently and unseen. There was a half-moon shining, enough to make a little light in the world, not enough to show her up in her dark-grey coat. She walked quickly across the park, not really in the thrill of the assignation, but with a certain anger and rebellion burning in her heart. It was not the right sort of heart to take to a love-meeting. But a la guerre comme a la guerre!

    Chapter 14

    When she got near the park-gate, she heard the click of the latch. He was there, then, in the darkness of the wood, and had seen her!

    ‘You are good and early,’ he said out of the dark. ‘Was everything all right?’

    ‘Perfectly easy.’

    He shut the gate quietly after her, and made a spot of light on the dark ground, showing the pallid flowers still standing there open in the night. They went on apart, in silence.

    ‘Are you sure you didn’t hurt yourself this morning with that chair?’ she asked.

    ‘No, no!’

    ‘When you had that pneumonia, what did it do to you?’

    ‘Oh nothing! it left my heart not so strong and the lungs not so elastic. But it always does that.’

    ‘And you ought not to make violent physical efforts?’

    ‘Not often.’

    She plodded on in an angry silence.

    ‘Did you hate Clifford?’ she said at last.

    ‘Hate him, no! I’ve met too many like him to upset myself hating him. I know beforehand I don’t care for his sort, and I let it go at that.’

    ‘What is his sort?’

    ‘Nay, you know better than I do. The sort of youngish gentleman a bit like a lady, and no balls.’

    ‘What balls?’

    ‘Balls! A man’s balls!’

    She pondered this.

    ‘But is it a question of that?’ she said, a little annoyed.

    ‘You say a man’s got no brain, when he’s a fool: and no heart, when he’s mean; and no stomach when he’s a funker. And when he’s got none of that spunky wild bit of a man in him, you say he’s got no balls. When he’s a sort of tame.’

    She pondered this.

    ‘And is Clifford tame?’ she asked.

    ‘Tame, and nasty with it: like most such fellows, when you come up against ’em.’

    ‘And do you think you’re not tame?’

    ‘Maybe not quite!’

    At length she saw in the distance a yellow light.

    She stood still.

    ‘There is a light!’ she said.

    ‘I always leave a light in the house,’ he said.

    She went on again at his side, but not touching him, wondering why she was going with him at all.

    He unlocked, and they went in, he bolting the door behind them. As if it were a prison, she thought! The kettle was singing by the red fire, there were cups on the table.

    She sat in the wooden arm-chair by the fire. It was warm after the chill outside.

    ‘I’ll take off my shoes, they are wet,’ she said.

    She sat with her stockinged feet on the bright steel fender. He went to the pantry, bringing food: bread and butter and pressed tongue. She was warm: she took off her coat. He hung it on the door.

    ‘Shall you have cocoa or tea or coffee to drink?’ he asked.

    ‘I don’t think I want anything,’ she said, looking at the table. ‘But you eat.’

    ‘Nay, I don’t care about it. I’ll just feed the dog.’

    He tramped with a quiet inevitability over the brick floor, putting food for the dog in a brown bowl. The spaniel looked up at him anxiously.

    ‘Ay, this is thy supper, tha nedna look as if tha wouldna get it!’ he said.

    He set the bowl on the stairfoot mat, and sat himself on a chair by the wall, to take off his leggings and boots. The dog instead of eating, came to him again, and sat looking up at him, troubled.

    He slowly unbuckled his leggings. The dog edged a little nearer.

    ‘What’s amiss wi’ thee then? Art upset because there’s somebody else here? Tha’rt a female, tha art! Go an’ eat thy supper.’

    He put his hand on her head, and the bitch leaned her head sideways against him. He slowly, softly pulled the long silky ear.

    ‘There!’ he said. ‘There! Go an’ eat thy supper! Go!’

    He tilted his chair towards the pot on the mat, and the dog meekly went, and fell to eating.

    ‘Do you like dogs?’ Connie asked him.

    ‘No, not really. They’re too tame and clinging.’

    He had taken off his leggings and was unlacing his heavy boots. Connie had turned from the fire. How bare the little room was! Yet over his head on the wall hung a hideous enlarged photograph of a young married couple, apparently him and a bold-faced young woman, no doubt his wife.

    ‘Is that you?’ Connie asked him.

    He twisted and looked at the enlargement above his head.

    ‘Ay! Taken just afore we was married, when I was twenty-one.’ He looked at it impassively.

    ‘Do you like it?’ Connie asked him.

    ‘Like it? No! I never liked the thing. But she fixed it all up to have it done, like.’

    He returned to pulling off his boots.

    ‘If you don’t like it, why do you keep it hanging there? Perhaps your wife would like to have it,’ she said.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a sudden grin.

    ‘She carted off iverything as was worth taking from th’ ‘ouse,’ he said. ‘But she left that!’

    ‘Then why do you keep it?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Nay, I niver look at it. I hardly knowed it wor theer. It’s bin theer sin’ we come to this place.’

    ‘Why don’t you burn it?’ she said.

    He twisted round again and looked at the enlarged photograph. It was framed in a brown-and-gilt frame, hideous. It showed a clean-shaven, alert, very young-looking man in a rather high collar, and a somewhat plump, bold young woman with hair fluffed out and crimped, and wearing a dark satin blouse.

    ‘It wouldn’t be a bad idea, would it?’ he said.

    He had pulled off his boots, and put on a pair of slippers. He stood up on the chair, and lifted down the photograph. It left a big pale place on the greenish wall-paper.

    ‘No use dusting it now,’ he said, setting the thing against the wall.

    He went to the scullery, and returned with hammer and pincers. Sitting where he had sat before, he started to tear off the back-paper from the big frame, and to pull out the sprigs that held the backboard in position, working with the immediate quiet absorption that was characteristic of him.

    He soon had the nails out: then he pulled out the backboards, then the enlargement itself, in its solid white mount. He looked at the photograph with amusement.

    ‘Shows me for what I was, a young curate, and her for what she was, a bully,’ he said. ‘The prig and the bully!’

    ‘Let me look!’ said Connie.

    He did look indeed very clean-shaven and very clean altogether, one of the clean young men of twenty years ago. But even in the photograph his eyes were alert and dauntless. And the woman was not altogether a bully, though her jowl was heavy. There was a touch of appeal in her.

    ‘One never should keep these things,’ said Connie.

    ‘That, one shouldn’t! One should never have them made!’

    He broke the cardboard photograph and mount over his knee, and when it was small enough, put it on the fire.

    ‘It’ll spoil the fire though,’ he said.

    The glass and the backboard he carefully took upstairs.

    The frame he knocked asunder with a few blows of the hammer, making the stucco fly. Then he took the pieces into the scullery.

    ‘We’ll burn that tomorrow,’ he said. ‘There’s too much plaster-moulding on it.’

    Having cleared away, he sat down.

    ‘Did you love your wife?’ she asked him.

    ‘Love?’ he said. ‘Did you love Sir Clifford?’

    But she was not going to be put off.

    ‘But you cared for her?’ she insisted.

    ‘Cared?’ He grinned.

    ‘Perhaps you care for her now,’ she said.

    ‘Me!’ His eyes widened. ‘Ah no, I can’t think of her,’ he said quietly.

    ‘Why?’

    But he shook his head.

    ‘Then why don’t you get a divorce? She’ll come back to you one day,’ said Connie.

    He looked up at her sharply.

    ‘She wouldn’t come within a mile of me. She hates me a lot worse than I hate her.’

    ‘You’ll see she’ll come back to you.’

    ‘That she never will. That’s done! It would make me sick to see her.’

    ‘You will see her. And you’re not even legally separated, are you?’

    ‘No.’

    ‘Ah well, then she’ll come back, and you’ll have to take her in.’

    He gazed at Connie fixedly. Then he gave the queer toss of his head.

    ‘You might be right. I was a fool ever to come back here. But I felt stranded and had to go somewhere. A man’s a poor bit of a wastrel blown about. But you’re right. I’ll get a divorce and get clear. I hate those things like death, officials and courts and judges. But I’ve got to get through with it. I’ll get a divorce.’

    And she saw his jaw set. Inwardly she exulted.

    ‘I think I will have a cup of tea now,’ she said.

    He rose to make it. But his face was set.

    As they sat at table she asked him:

    ‘Why did you marry her? She was commoner than yourself. Mrs Bolton told me about her. She could never understand why you married her.’

    He looked at her fixedly.

    ‘I’ll tell you,’ he said. ‘The first girl I had, I began with when I was sixteen. She was a school-master’s daughter over at Ollerton, pretty, beautiful really. I was supposed to be a clever sort of young fellow from Sheffield Grammar School, with a bit of French and German, very much up aloft. She was the romantic sort that hated commonness. She egged me on to poetry and reading: in a way, she made a man of me. I read and I thought like a house on fire, for her. And I was a clerk in Butterley offices, thin, white-faced fellow fuming with all the things I read. And about everything I talked to her: but everything. We talked ourselves into Persepolis and Timbuctoo. We were the most literary-cultured couple in ten counties. I held forth with rapture to her, positively with rapture. I simply went up in smoke. And she adored me. The serpent in the grass was sex. She somehow didn’t have any; at least, not where it’s supposed to be. I got thinner and crazier. Then I said we’d got to be lovers. I talked her into it, as usual. So she let me. I was excited, and she never wanted it. She just didn’t want it. She adored me, she loved me to talk to her and kiss her: in that way she had a passion for me. But the other, she just didn’t want. And there are lots of women like her. And it was just the other that I did want. So there we split. I was cruel, and left her. Then I took on with another girl, a teacher, who had made a scandal by carrying on with a married man and driving him nearly out of his mind. She was a soft, white-skinned, soft sort of a woman, older than me, and played the fiddle. And she was a demon. She loved everything about love, except the sex. Clinging, caressing, creeping into you in every way: but if you forced her to the sex itself, she just ground her teeth and sent out hate. I forced her to it, and she could simply numb me with hate because of it. So I was balked again. I loathed all that. I wanted a woman who wanted me, and wanted it.

    ‘Then came Bertha Coutts. They’d lived next door to us when I was a little lad, so I knew ’em all right. And they were common. Well, Bertha went away to some place or other in Birmingham; she said, as a lady’s companion; everybody else said, as a waitress or something in a hotel. Anyhow just when I was more than fed up with that other girl, when I was twenty-one, back comes Bertha, with airs and graces and smart clothes and a sort of bloom on her: a sort of sensual bloom that you’d see sometimes on a woman, or on a trolly. Well, I was in a state of murder. I chucked up my job at Butterley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a weed, clerking there: and I got on as overhead blacksmith at Tevershall: shoeing horses mostly. It had been my dad’s job, and I’d always been with him. It was a job I liked: handling horses: and it came natural to me. So I stopped talking “fine”, as they call it, talking proper English, and went back to talking broad. I still read books, at home: but I blacksmithed and had a pony-trap of my own, and was My Lord Duckfoot. My dad left me three hundred pounds when he died. So I took on with Bertha, and I was glad she was common. I wanted her to be common. I wanted to be common myself. Well, I married her, and she wasn’t bad. Those other “pure” women had nearly taken all the balls out of me, but she was all right that way. She wanted me, and made no bones about it. And I was as pleased as punch. That was what I wanted: a woman who wanted me to fuck her. So I fucked her like a good un. And I think she despised me a bit, for being so pleased about it, and bringin’ her her breakfast in bed sometimes. She sort of let things go, didn’t get me a proper dinner when I came home from work, and if I said anything, flew out at me. And I flew back, hammer and tongs. She flung a cup at me and I took her by the scruff of the neck and squeezed the life out of her. That sort of thing! But she treated me with insolence. And she got so’s she’d never have me when I wanted her: never. Always put me off, brutal as you like. And then when she’d put me right off, and I didn’t want her, she’d come all lovey-dovey, and get me. And I always went. But when I had her, she’d never come off when I did. Never! She’d just wait. If I kept back for half an hour, she’d keep back longer. And when I’d come and really finished, then she’d start on her own account, and I had to stop inside her till she brought herself off, wriggling and shouting, she’d clutch clutch with herself down there, an’ then she’d come off, fair in ecstasy. And then she’d say: That was lovely! Gradually I got sick of it: and she got worse. She sort of got harder and harder to bring off, and she’d sort of tear at me down there, as if it was a beak tearing at me. By God, you think a woman’s soft down there, like a fig. But I tell you the old rampers have beaks between their legs, and they tear at you with it till you’re sick. Self! Self! Self! all self! tearing and shouting! They talk about men’s selfishness, but I doubt if it can ever touch a woman’s blind beakishness, once she’s gone that way. Like an old trull! And she couldn’t help it. I told her about it, I told her how I hated it. And she’d even try. She’d try to lie still and let me work the business. She’d try. But it was no good. She got no feeling off it, from my working. She had to work the thing herself, grind her own coffee. And it came back on her like a raving necessity, she had to let herself go, and tear, tear, tear, as if she had no sensation in her except in the top of her beak, the very outside top tip, that rubbed and tore. That’s how old whores used to be, so men used to say. It was a low kind of self-will in her, a raving sort of self-will: like in a woman who drinks. Well in the end I couldn’t stand it. We slept apart. She herself had started it, in her bouts when she wanted to be clear of me, when she said I bossed her. She had started having a room for herself. But the time came when I wouldn’t have her coming to my room. I wouldn’t.

    ‘I hated it. And she hated me. My God, how she hated me before that child was born! I often think she conceived it out of hate. Anyhow, after the child was born I left her alone. And then came the war, and I joined up. And I didn’t come back till I knew she was with that fellow at Stacks Gate.’

    He broke off, pale in the face.

    ‘And what is the man at Stacks Gate like?’ asked Connie.

    ‘A big baby sort of fellow, very low-mouthed. She bullies him, and they both drink.’

    ‘My word, if she came back!’

    ‘My God, yes! I should just go, disappear again.’

    There was a silence. The pasteboard in the fire had turned to grey ash.

    ‘So when you did get a woman who wanted you,’ said Connie, ‘you got a bit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y! Seems so! Yet even then I’d rather have her than the never-never ones: the white love of my youth, and that other poison-smelling lily, and the rest.’

    ‘What about the rest?’ said Connie.

    ‘The rest? There is no rest. Only to my experience the mass of women are like this: most of them want a man, but don’t want the sex, but they put up with it, as part of the bargain. The more old-fashioned sort just lie there like nothing and let you go ahead. They don’t mind afterwards: then they like you. But the actual thing itself is nothing to them, a bit distasteful. Add most men like it that way. I hate it. But the sly sort of women who are like that pretend they’re not. They pretend they’re passionate and have thrills. But it’s all cockaloopy. They make it up. Then there’s the ones that love everything, every kind of feeling and cuddling and going off, every kind except the natural one. They always make you go off when you’re not in the only place you should be, when you go off.–Then there’s the hard sort, that are the devil to bring off at all, and bring themselves off, like my wife. They want to be the active party.–Then there’s the sort that’s just dead inside: but dead: and they know it. Then there’s the sort that puts you out before you really “come”, and go on writhing their loins till they bring themselves off against your thighs. But they’re mostly the Lesbian sort. It’s astonishing how Lesbian women ar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Seems to me they’re nearly all Lesbian.’

    ‘And do you mind?’ asked Connie.

    ‘I could kill them. When I’m with a woman who’s really Lesbian, I fairly howl in my soul, wanting to kill her.’

    ‘And what do you do?’

    ‘Just go away as fast as I can.’

    ‘But do you think Lesbian women any worse than homosexual men?’

    ‘ I do! Because I’ve suffered more from them. In the abstract, I’ve no idea. When I get with a Lesbian woman, whether she knows she’s one or not, I see red. No, no! But I wanted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ny woman any more. I wanted to keep to myself: keep my privacy and my decency.’

    He looked pale, and his brows were sombre.

    ‘And were you sorry when I came along?’ she asked.

    ‘I was sorry and I was glad.’

    ‘And what are you now?’

    ‘I’m sorry, from the outside: all 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ugliness and recrimination that’s bound to come, sooner or later. That’s when my blood sinks, and I’m low. But when my blood comes up, I’m glad. I’m even triumphant. I was really getting bitter. I thought there was no real sex left: never a woman who’d really “come” naturally with a man: except black women, and somehow, well, we’re white men: and they’re a bit like mud.’

    ‘And now, are you glad of me?’ she asked.

    ‘Yes! When I can forget the rest. When I can’t forget the rest, I want to get under the table and die.’

    ‘Why under the table?’

    ‘Why?’ he laughed. ‘Hide, I suppose. Baby!’

    ‘You do seem to have had awful experiences of women,’ she said.

    ‘You see, I couldn’t fool myself. That’s where most men manage. They take an attitude, and accept a lie. I could never fool myself. I knew what I wanted with a woman, and I could never say I’d got it when I hadn’t.’

    ‘But have you got it now?’

    ‘Looks as if I might have.’

    ‘Then why are you so pale and gloomy?’

    ‘Bellyful of remembering: and perhaps afraid of myself.’

    She sat in silence. It was growing late.

    ‘And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a man and a woman?’ she asked him.

    ‘For me it is. For me it’s the core of my life: if I have a right relation with a woman.’

    ‘And if you didn’t get it?’

    ‘Then I’d have to do without.’

    Again she pondered, before she asked:

    ‘And do you think you’ve always been right with women?’

    ‘God, no! I let my wife get to what she was: my fault a good deal. I spoilt her. And I’m very mistrustful. You’ll have to expect it. It takes a lot to make me trust anybody, inwardly. So perhaps I’m a fraud too. I mistrust. And tenderness is not to be mistaken.’

    She looked at him.

    ‘You don’t mistrust with your body, when your blood comes up,’ she said. ‘You don’t mistrust then, do you?’

    ‘No, alas! That’s how I’ve got into all the trouble. And that’s why my mind mistrusts so thoroughly.’

    ‘Let your mind mistrust. What does it matter!’

    The dog sighed with discomfort on the mat. The ash-clogged fire sank.

    ‘We are a couple of battered warriors,’ said Connie.

    ‘Are you battered too?’ he laughed. ‘And here we are returning to the fray!’

    ‘Yes! I feel really frightened.’

    ‘Ay!’

    He got up, and put her shoes to dry, and wiped his own and set them near the fire. In the morning he would grease them. He poked the ash of pasteboard as much as possible out of the fire. ‘Even burnt, it’s filthy,’ he said. Then he brought sticks and put them on the hob for the morning. Then he went out awhile with the dog.

    When he came back, Connie said:

    ‘I want to go out too, for a minute.’

    She went alone into the darkness. There were stars overhead. She could smell flowers on the night air. And she could feel her wet shoes getting wetter again. But she felt like going away, right away from him and everybody.

    It was chilly. She shuddered, and returned to the house. He was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low fire.

    ‘Ugh! Cold!’ she shuddered.

    He put the sticks on the fire, and fetched more, till they had a good crackling chimneyful of blaze. The rippling running yellow flame made them both happy, warmed their faces and their souls.

    ‘Never mind!’ she said, taking his hand as he sat silent and remote. ‘One does one’s best.’

    ‘Ay!’ He sighed, with a twist of a smile.

    She slipped over to him, and into his arms, as he sat there before the fire.

    ‘Forget then!’ she whispered. ‘Forget!’

    He held her close, in the running warmth of the fire. The flame itself was like a forgetting. And her soft, warm, ripe weight! Slowly his blood turned, and began to ebb back into strength and reckless vigour again.

    ‘And perhaps the women really wanted to be there and love you properly, only perhaps they couldn’t. Perhaps it wasn’t all their fault,’ she said.

    ‘I know it. Do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a broken-backed snake that’s been trodden on I was myself!’

    She clung to him suddenly. She had not wanted to start all this again. Yet some perversity had made her.

    ‘But you’re not now,’ she said. ‘You’re not that now: a broken-backed snake that’s been trodden on.’

    ‘I don’t know what I am. There’s black days ahead.’

    ‘No!’ she protested, clinging to him. ‘Why? Why?’

    ‘There’s black days coming for us all and for everybody,’ he repeated with a prophetic gloom.

    ‘No! You’re not to say it!’

    He was silent. But she could feel the black void of despair inside him. That was the death of all desire, the death of all love: this despair that was like the dark cave inside the men, in which their spirit was lost.

    ‘And you talk so coldly about sex,’ she said. ‘You talk as if you had only wanted your own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She was protesting nervously against him.

    ‘Nay!’ he said. ‘I wanted to have my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of a woman, and I never got it: because I could never get my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of her unless she got hers of me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never happened. It takes two.’

    ‘But you never believed in your women. You don’t even believe really in me,’ she said.

    ‘I don’t know what believing in a woman means.’

    ‘That’s it, you see!’

    She still was curled on his lap. But his spirit was grey and absent, he was not there for her. And everything she said drove him further.

    ‘But what do you believe in?’ she insisted.

    ‘I don’t know.’

    ‘Nothing, like all the men I’ve ever known,’ she said.

    They were both silent. Then he roused himself and said:

    ‘Yes, I do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being warm-hearted. I believe especially in being warm-hearted in love, in fucking with a warm heart. I believe if men could fuck with warm hearts, and the women take it warm-heartedly, everything would come all right. It’s all this cold-hearted fucking that is death and idiocy.’

    ‘But you don’t fuck me cold-heartedly,’ she protested.

    ‘I don’t want to fuck you at all. My heart’s as cold as cold potatoes just now.’

    ‘Oh!’ she said, kissing him mockingly. ‘Let’s have them sautes.’

    He laughed, and sat erect.

    ‘It’s a fact!’ he said. ‘Anything for a bit of warm-heartedness. But the women don’t like it. Even you don’t really like it. You like good, sharp, piercing cold-hearted fucking, and then pretending it’s all sugar. Where’s your tenderness for me? You’re as suspicious of me as a cat is of a dog. I tell you it takes two even to be tender and warm-hearted. You love fucking all right: but you want it to be called something grand and mysterious, just to flatter your own self-importance. Your own self-importance is more to you, fifty times more, than any man, or being together with a man.’

    ‘But that’s what I’d say of you. Your own self-importance is everything to you.’

    ‘Ay! Very well then!’ he said, moving as if he wanted to rise. ‘Let’s keep apart then. I’d rather die than do any more cold-hearted fucking.’

    She slid away from him, and he stood up.

    ‘And do you think I want it?’ she said.

    ‘I hope you don’t,’ he replied. ‘But anyhow, you go to bed an’ I’ll sleep down here.’

    She looked at him. He was pale, his brows were sullen, he was as distant in recoil as the cold pole. Men were all alike.

    ‘I can’t go home till morning,’ she said.

    ‘No! Go to bed. It’s a quarter to one.’

    ‘I certainly won’t,’ she said.

    He went across and picked up his boots.

    ‘Then I’ll go out!’ he said.

    He began to put on his boots. She stared at him.

    ‘Wait!’ she faltered. ‘Wait! What’s come between us?’

    He was bent over, lacing his boot, and did not reply. The moments passed. A dimness came over her, like a swoon. All her consciousness died, and she stood there wide-eyed, looking at him from the unknown, knowing nothing any more.

    He looked up, because of the silence, and saw her wide-eyed and lost. And as if a wind tossed him he got up and hobbled over to her, one shoe off and one shoe on, and took her in his arms, pressing her against his body, which somehow felt hurt right through. And there he held her, and there she remained.

    Till his hands reached blindly down and felt for her, and felt under the clothing to where she was smooth and warm.

    ‘Ma lass!’ he murmured. ‘Ma little lass! Dunna let’s fight! Dunna let’s niver fight! I love thee an’ th’ touch on thee. Dunna argue wi’ me! Dunna! Dunna! Dunna! Let’s be together.’

    She lifted her face and looked at him.

    ‘Don’t be upset,’ she said steadily. ‘It’s no good being upset. Do you really want to be together with me?’

    She looked with wide, steady eyes into his face. He stopped, and went suddenly still, turning his face aside. All his body went perfectly still, but did not withdraw.

    Then he lifted his head and looked into her eyes, with his odd, faintly mocking grin, saying: ‘Ay-ay! Let’s be together on oath.’

    ‘But really?’ she said, her eyes filling with tears.

    ‘Ay really! Heart an’ belly an’ cock.’

    He still smiled faintly down at her, with the flicker of irony in his eyes, and a touch of bitterness.

    She was silently weeping, and he lay with her and went into her there on the hearthrug, and so they gained a measure of equanimity. And then they went quickly to bed, for it was growing chill, and they had tired each other out. And she nestled up to him, feeling small and enfolded, and they both went to sleep at once, fast in one sleep. And so they lay and never moved, till the sun rose over the wood and day was beginning.

    Then he woke up and looked at the ligh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He listened to the loud wild calling of blackbirds and thrushes in the wood. It would be a brilliant morning, about half past five, his hour for rising. He had slept so fast! It was such a new day! The woman was still curled asleep and tender. His hand moved on her, and she opened her blue wondering eyes, smiling unconsciously into his face.

    ‘Are you awake?’ she said to him.

    He was looking into her eyes. He smiled, and kissed her. And suddenly she roused and sat up.

    ‘Fancy that I am here!’ she said.

    She looked round the whitewashed little bedroom with its sloping ceiling and gable window where the white curtains were closed. The room was bare save for a little yellow-painted chest of drawers, and a chair: and the smallish white bed in which she lay with him.

    ‘Fancy that we are here!’ s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im. He was lying watching her, stroking her breasts with his fingers, under the thin nightdress. When he was warm and smoothed out, he looked young and handsome. His eyes could look so warm. And she was fresh and young like a flower.

    ‘I want to take this off!’ she said, gathering the thin batiste nightdress and pulling it over her head. She sat there with bare shoulders and longish breasts faintly golden. He loved to make her breasts swing softly, like bells.

    ‘You must take off your pyjamas too,’ she said.

    ‘Eh, nay!’

    ‘Yes! Yes!’ she commanded.

    And he took off his old cotton pyjama-jacket, and pushed down the trousers. Save for his hands and wrists and face and neck he was white as milk, with fine slender muscular flesh. To Connie he was suddenly piercingly beautiful again, as when she had seen him that afternoon washing himself.

    Gold of sunshine touched the closed white curtain. She felt it wanted to come in.

    ‘Oh, do let’s draw the curtains! The birds are singing so! Do let the sun in,’ she said.

    He slipped out of bed with his back to her, naked and white and thin, and went to the window, stooping a little, drawing the curtains and looking out for a moment. The back was white and fine, the small buttocks beautiful with an exquisite, delicate manliness, the back of the neck ruddy and delicate and yet strong.

    There was an inward, not an outward strength in the delicate fine body.

    ‘But you are beautiful!’ she said. ‘So pure and fine! Come!’ She held her arms out.

    He was ashamed to turn to her, because of his aroused nakedness.

    He caught his shirt off the floor, and held it to him, coming to her.

    ‘No!’ she said still holding out her beautiful slim arms from her dropping breasts. ‘Let me see you!’

    He dropped the shirt and stood still looking towards her. The sun through the low window sent in a beam that lit up his thighs and slim belly and the erect phallos rising darkish and hot-looking from the little cloud of vivid gold-red hair. She was startled and afraid.

    ‘How strange!’ she said slowly. ‘How strange he stands there! So big! and so dark and cock-sure! Is he like that?’

    The man looked down the front of his slender white body, and laughed. Between the slim breasts the hair was dark, almost black. But at the root of the belly, where the phallos rose thick and arching, it was gold-red, vivid in a little cloud.

    ‘So proud!’ she murmured, uneasy. ‘And so lordly! Now I know why men are so overbearing! But he’s lovely, really. Like another being! A bit terrifying! But lovely really! And he comes to me!–‘ She caught her lower lip between her teeth, in fear and excitement.

    The man looked down in silence at the tense phallos, that did not change.–‘Ay!’ he said at last, in a little voice. ‘Ay ma lad! tha’re theer right enough. Yi, tha mun rear thy head! Theer on thy own, eh? an’ ta’es no count O’ nob’dy! Tha ma’es nowt O’ me, John Thomas. Art boss? of me? Eh well, tha’re more cocky than me, an’ tha says less. John Thomas! Dost want her? Dost want my lady Jane? Tha’s dipped me in again, tha hast. Ay, an’ tha comes up smilin’.–Ax ‘er then! Ax lady Jane! Say: Lift up your heads, O ye gates, that the king of glory may come in. Ay, th’ cheek on thee! Cunt, that’s what tha’re after. Tell lady Jane tha wants cunt. John Thomas, an’ th’ cunt O’ lady Jane!–‘

    ‘Oh, don’t tease him,’ said Connie, crawling on her knees on the bed towards him and putting her arms round his white slender loins, and drawing him to her so that her hanging, swinging breasts touched the tip of the stirring, erect phallos, and caught the drop of moisture. She held the man fast.

    ‘Lie down!’ he said. ‘Lie down! Let me come!’ He was in a hurry now.

    And afterwards, when they had been quite still, the woman had to uncover the man again, to look at the mystery of the phallos.

    ‘And now he’s tiny, and soft like a little bud of life!’ she said, taking the soft small penis in her hand. ‘Isn’t he somehow lovely! so on his own, so strange! And so innocent! And he comes so far into me! You must never insult him, you know. He’s mine too. He’s not only yours. He’s mine! And so lovely and innocent!’ And she held the penis soft in her hand.

    He laughed.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kindred love,’ he said.

    ‘Of course!’ she said. ‘Even when he’s soft and little I feel my heart simply tied to him. And how lovely your hair is here! quite, quite different!’

    ‘That’s John Thomas’s hair, not mine!’ he said.

    ‘John Thomas! John Thomas!’ and she quickly kissed the soft penis, that was beginning to stir again.

    ‘Ay!’ said the man, stretching his body almost painfully. ‘He’s got his root in my soul, has that gentleman! An’ sometimes I don’ know what ter do wi’ him. Ay, he’s got a will of his own, an’ it’s hard to suit him. Yet I wouldn’t have him killed.’

    ‘No wonder men have always been afraid of him!’ she said. ‘He’s rather terrible.’

    The quiver was going through the man’s body, a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gain changed its direction, turning downwards. And he was helpless, as the penis in slow soft undulations filled and surged and rose up, and grew hard, standing there hard and overweening, in its curious towering fashion. The woman too trembled a little as she watched.

    ‘There! Take him then! He’s thine,’ said the man.

    And she quivered, and her own mind melted out. Sharp soft waves of unspeakable pleasure washed over her as he entered her, and started the curious molten thrilling that spread and spread till she was carried away with the last, blind flush of extremity.

    He heard the distant hooters of Stacks Gate for seven o’clock. It was Monday morning. He shivered a little, and with his face between her breasts pressed her soft breasts up over his ears, to deafen him.

    She had not even heard the hooters. She lay perfectly still, her soul washed transparent.

    ‘You must get up, mustn’t you?’ he muttered.

    ‘What time?’ came her colourless voice.

    ‘Seven-o’clock blowers a bit sin’.’

    ‘I suppose I must.’

    She was resenting as she always did, the compulsion from outside.

    He sat up and looked blankly out of the window.

    ‘You do love me, don’t you?’ she asked calmly.

    He looked down at her.

    ‘Tha knows what tha knows. What dost ax for!’ he said, a little fretfully.

    ‘I want you to keep me, not to let me go,’ she said.

    His eyes seemed full of a warm, soft darkness that could not think.

    ‘When? Now?’

    ‘Now in your heart. Then I want to come and live with you, always, soon.’

    He sat naked on the bed, with his head dropped, unable to think.

    ‘Don’t you want it?’ she asked.

    ‘Ay!’ he said.

    Then with the same eyes darkened with another flame of consciousness, almost like sleep, he looked at her.

    ‘Dunna ax me nowt now,’ he said. ‘Let me be. I like thee. I luv thee when tha lies theer. A woman’s a lovely thing when ‘er’s deep ter fuck, and cunt’s good. Ah luv thee, thy legs, an’ th’ shape on thee, an’ th’ womanness on thee. Ah luv th’ womanness on thee. Ah luv thee wi’ my balls an’ wi’ my heart. But dunna ax me nowt. Dunna ma’e me say nowt. Let me stop as I am while I can. Tha can ax me iverything after. Now let me be, let me be!’

    And softly, he laid his hand over her mound of Venus, on the soft brown maiden-hair, and himself sat still and naked on the bed, his face motionless in physical abstraction, almost like the face of Buddha. Motionless, and in the invisible flame of another consciousness, he sat with his hand on her, and waited for the turn.

    After a while, he reached for his shirt and put it on, dressed himself swiftly in silence, looked at her once as she still lay naked and faintly golden like a Gloire de Dijon rose on the bed, and was gone. She heard him downstairs opening the door.

    And still she lay musing, musing. It was very hard to go: to go out of his arms. He called from the foot of the stairs: ‘Half past seven!’ She sighed, and got out of bed. The bare little room! Nothing in it at all but the small chest of drawers and the smallish bed. But the board floor was scrubbed clean. And in the corner by the window gable was a shelf with some books, and some from a circulating library. She looked. There were books about Bolshevist Russia, books of travel, a volume about the atom and the electron, another abou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arth’s core, and the causes of earthquakes: then a few novels: then three books on India. So! He was a reader after all.

    The sun fell on her naked limbs through the gable window. Outside she saw the dog Flossie roaming round. The hazel-brake was misted with green, and dark-green dogs-mercury under. It was a clear clean morning with birds flying and triumphantly singing. If only she could stay! If only there weren’t the other ghastly world of smoke and iron! If only he would make her a world.

    She came downstairs, down the steep, narrow wooden stairs. Still she would be content with this little house, if only it were in a world of its own.

    He was washed and fresh, and the fire was burning. ‘Will you eat anything?’ he said.

    ‘No! Only lend me a comb.’

    She followed him into the scullery, and combed her hair before the handbreadth of mirror by the back door. Then she was ready to go.

    She stood in the little front garden, looking at the dewy flowers, the grey bed of pinks in bud already.

    ‘I would like to have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sappear,’ she said, ‘and live with you here.’

    ‘It won’t disappear,’ he said.

    They went almost in silence through the lovely dewy wood. But they were together in a world of their own.

    It was bitter to her to go on to Wragby.

    ‘I want soon to come and live with you altogether,’ she said as she left him.

    He smiled, unanswering.

    She got home quietly and unremarked, and went up to her room.

    Chapter 15

    There was a letter from Hilda on the breakfast-tray. ‘Father is going to London this week, and I shall call for you on Thursday week, June 17th. You must be ready so that we can go at once. I don’t want to waste time at Wragby, it’s an awful place. I shall probably stay the night at Retford with the Colemans, so I should be with you for lunch, Thursday. Then we could start at teatime, and sleep perhaps in Grantham. It is no use our spending an evening with Clifford. If he hates your going, it would be no pleasure to him.’

    So! She was being pushed round on the chess-board again.

    Clifford hated her going, but it was only because he didn’t feel safe in her absence. Her presence, for some reason, made him feel safe, and free to do the things he was occupied with. He was a great deal at the pits, and wrestling in spirit with the almost hopeless problems of getting out his coal in the most economical fashion and then selling it when he’d got it out. He knew he ought to find some way of using it, or converting it, so that he needn’t sell it, or needn’t have the chagrin of failing to sell it. But if he made electric power, could he sell that or use it? And to convert into oil was as yet too costly and too elaborate. To keep industry alive there must be more industry, like a madness.

    It was a madness, and it required a madman to succeed in it. Well, he was a little mad. Connie thought so. His very intensity and acumen in the affairs of the pits seemed like a manifestation of madness to her, his very inspirations were the inspirations of insanity.

    He talked to her of all his serious schemes, and she listened in a kind of wonder, and let him talk. Then the flow ceased, and he turned on the loudspeaker, and became a blank, while apparently his schemes coiled on inside him like a kind of dream.

    And every night now he played pontoon, that game of the Tommies, with Mrs Bolton, gambling with sixpences. And again, in the gambling he was gone in a kind of unconsciousness, or blank intoxication, or intoxication of blankness, whatever it was. Connie could not bear to see him. But when she had gone to bed, he and Mrs Bolton would gamble on till two and three in the morning, safely, and with strange lust. Mrs Bolton was caught in the lust as much as Clifford: the more so, as she nearly always lost.

    She told Connie one day: ‘I lost twenty-three shillings to Sir Clifford last night.’

    ‘And did he take the money from you?’ asked Connie aghast.

    ‘Why of course, my Lady! Debt of honour!’

    Connie expostulated roundly, and was angry with both of them. The upshot was, Sir Clifford raised Mrs Bolton’s wages a hundred a year, and she could gamble on that. Meanwhile, it seemed to Connie, Clifford was really going deader.

    She told him at length she was leaving on the seventeenth.

    ‘Seventeenth!’ he said. ‘And when will you be back?’

    ‘By the twentieth of July at the latest.’

    ‘Yes! the twentieth of July.’

    Strangely and blankly he looked at her, with the vagueness of a child, but with the queer blank cunning of an old man.

    ‘You won’t let me down, now, will you?’ he said.

    ‘How?’

    ‘While you’re away, I mean, you’re sure to come back?’

    ‘I’m as sure as I can be of anything, that I shall come back.’

    ‘Yes! Well! Twentieth of July!’

    He looked at her so strangely.

    Yet he really wanted her to go. That was so curious. He wanted her to go, positively, to have her little adventures and perhaps come home pregnant, and all that.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fraid of her going.

    She was quivering, watching her real opportunity for leaving him altogether, waiting till the time, herself, himself, should be ripe.

    She sat and talked to the keeper of her going abroad.

    ‘And then when I come back,’ she said, ‘I can tell Clifford I must leave him. And you and I can go away. They never need even know it is you. We can go to another country, shall we? To Africa or Australia. Shall we?’

    She was quite thrilled by her plan.

    ‘You’ve never been to the Colonies, have you?’ he asked her.

    ‘No! Have you?’

    ‘I’ve been in India, and South Africa, and Egypt.’

    ‘Why shouldn’t we go to South Africa?’

    ‘We might!’ he said slowly.

    ‘Or don’t you want to?’ she asked.

    ‘I don’t care. I don’t much care what I do.’

    ‘Doesn’t it make you happy? Why not? We shan’t be poor. I have about six hundred a year, I wrote and asked. It’s not much, but it’s enough, isn’t it?’

    ‘It’s riches to me.’

    ‘Oh, how lovely it will be!’

    ‘But I ought to get divorced, and so ought you, unless we’re going to have complications.’

    There was plenty to think about.

    Another day she asked him about himself. They were in the hut, and there was a thunderstorm.

    ‘And weren’t you happy, when you were a lieutenant and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Happy? All right. I liked my Colonel.’

    ‘Did you love him?’

    ‘Yes! I loved him.’

    ‘And did he love you?’

    ‘Yes! In a way, he loved me.’

    ‘Tell me about him.’

    ‘What is there to tell? He had risen from the ranks. He loved the army. And he had never married. He was twenty years older than me. He was a very intelligent man: and alone in the army, as such a man is: a passionate man in his way: and a very clever officer. I lived under his spell while I was with him. I sort of let him run my life. And I never regret it.’

    ‘And did you mind very much when he died?’

    ‘I was as near death myself. But when I came to, I knew another part of me was finished. But then I had always known it would finish in death. All things do, as far as that goes.’

    She sat and ruminated. The thunder crashed outside. It was like being in a little ark in the Flood.

    ‘You seem to have such a lot behind you,’ she said.

    ‘Do I? It seems to me I’ve died once or twice already. Yet here I am, pegging on, and in for more trouble.’

    She was thinking hard, yet listening to the storm.

    ‘And weren’t you happy as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when your Colonel was dead?’

    ‘No! They were a mingy lot.’ He laughed suddenly. ‘The Colonel used to say: Lad,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have to chew every mouthful thirty times because their guts are so narrow, a bit as big as a pea would give them a stoppage. They’re the mingiest set of ladylike snipe ever invented: full of conceit of themselves, frightened even if their boot-laces aren’t correct, rotten as high game, and always in the right. That’s what finishes me up. Kow-tow, kow-tow, arse-licking till their tongues are tough: yet they’re always in the right. Prigs on top of everything. Prigs! A generation of ladylike prigs with half a ball each–‘

    Connie laughed. The rain was rushing down.

    ‘He hated them!’

    ‘No,’ said he. ‘He didn’t bother. He just disliked them. There’s a difference. Because, as he said, the Tommies are getting just as priggish and half-balled and narrow-gutted. It’s the fate of mankind, to go that way.’

    ‘The common people too, the working people?’

    ‘All the lot. Their spunk is gone dead. Motor-cars and cinemas and aeroplanes suck that last bit out of them. I tell you, every generation breeds a more rabbity generation, with india rubber tubing for guts and tin legs and tin faces. Tin people! It’s all a steady sort of bolshevism just killing off the human thing, and worshipping the mechanical thing. Money, money, money! All the modern lot get their real kick out of killing the old human feeling out of man, making mincemeat of the old Adam and the old Eve. They’re all alike. The world is all alike: kill off the human reality, a quid for every foreskin, two quid for each pair of balls. What is cunt but machine-fucking!–It’s all alike. Pay ’em money to cut off the world’s cock. Pay money, money, money to them that will take spunk out of mankind, and leave ’em all little twiddling machines.’

    He sat there in the hut, his face pulled to mocking irony. Yet even then, he had one ear set backwards, listening to the storm over the wood. It made him feel so alone.

    ‘But won’t it ever come to an end?’ she said.

    ‘Ay, it will. It’ll achieve its own salvation. When the last real man is killed, and they’re all tame: white, black, yellow, all colours of tame ones: then they’ll all be insane. Because the root of sanity is in the balls. Then they’ll all be insane, and they’ll make their grand auto da fe. You know auto da fe means act of faith? Ay, well, they’ll make their own grand little act of faith. They’ll offer one another up.’

    ‘You mean kill one another?’

    ‘I do, duckie! If we go on at our present rate then in a hundred years’ time there won’t be ten thousand people in this island: there may not be ten. They’ll have lovingly wiped each other out.’ The thunder was rolling further away.

    ‘How nice!’ she said.

    ‘Quite nice! To contemplate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and the long pause that follows before some other species crops up, it calms you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nd if we go on in this way, with everybody, intellectuals, artists, government, industrialists and workers all frantically killing off the last human feeling, the last bit of their intuition, the last healthy instinct; if it goes on in algebraical progression, as it is going on: then ta-tah! to the human species! Goodbye! darling! the serpent swallows itself and leaves a void, considerably messed up, but not hopeless. Very nice! When savage wild dogs bark in Wragby, and savage wild pit-ponies stamp on Tevershall pit-bank! te deum laudamus!’

    Connie laughed, but not very happily.

    ‘Then you ought to be pleased that they are all bolshevists,’ she said. ‘You ought to be pleased that they hurry on towards the end.’

    ‘So I am. I don’t stop ’em. Because I couldn’t if I would.’

    ‘Then why are you so bitter?’

    ‘I’m not! If my cock gives its last crow, I don’t mind.’

    ‘But if you have a child?’ she said.

    He dropped his head.

    ‘Why,’ he said at last. ‘It seems to me a wrong and bitter thing to do, to bring a child into this world.’

    ‘No! Don’t say it! Don’t say it!’ she pleaded. ‘I think I’m going to have one. Say you’ll he pleased.’ She laid her hand on his.

    ‘I’m pleased for you to be pleased,’ he said. ‘But for me it seems a ghastly treachery to the unborn creature.

    ‘Ah no!’ she said, shocked. ‘Then you can’t ever really want me! You can’t want me, if you feel that!’

    Again he was silent, his face sullen. Outside there was only the threshing of the rain.

    ‘It’s not quite true!’ she whispered. ‘It’s not quite true! There’s another truth.’ She felt he was bitter now partly because she was leaving him, deliberately going away to Venice. And this half pleased her.

    She pulled open his clothing and uncovered his belly, and kissed his navel. Then she laid her cheek on his belly and pressed her arm round his warm, silent loins. They were alone in the flood.

    ‘Tell me you want a child, in hope!’ she murmured, pressing her face against his belly. ‘Tell me you do!’

    ‘Why!’ he said at last: and she felt the curious quiver of changing consciousness and relaxation going through his body. ‘Why I’ve thought sometimes if one but tried, here among th’ colliers even! They’re workin’ bad now, an’ not earnin’ much. If a man could say to ’em: Dunna think o’ nowt but th’ money. When it comes ter wants, we want but little. Let’s not live for money–‘

    She softly rubbed her cheek on his belly, and gathered his balls in her hand. The penis stirred softly, with strange life, but did not rise up. The rain beat bruisingly outside.

    ‘Let’s live for summat else. Let’s not live ter make money, neither for us-selves nor for anybody else. Now we’re forced to. We’re forced to make a bit for us-selves, an’ a fair lot for th’ bosses. Let’s stop it! Bit by bit, let’s stop it. We needn’t rant an’ rave. Bit by bit, let’s drop the whole industrial life an’ go back. The least little bit o’ money’ll do. For everybody, me an’ you, bosses an’ masters, even th’ king. The least little bit o’ money’ll really do. Just make up your mind to it, an’ you’ve got out o’ th’ mess.’ He paused, then went on:

    ‘An’ I’d tell ’em: Look! Look at Joe! He moves lovely! Look how he moves, alive and aware. He’s beautiful! An’ look at Jonah! He’s clumsy, he’s ugly, because he’s niver willin’ to rouse himself I’d tell ’em: Look! look at yourselves! one shoulder higher than t’other, legs twisted, feet all lumps! What have yer done ter yerselves, wi’ the blasted work? Spoilt yerselves. No need to work that much. Take yer clothes off an’ look at yourselves. Yer ought ter be alive an’ beautiful, an’ yer ugly an’ half dead. So I’d tell ’em. An’ I’d get my men to wear different clothes: appen close red trousers, bright red, an’ little short white jackets. Why, if men had red, fine legs, that alone would change them in a month. They’d begin to be men again, to be men! An’ the women could dress as they liked. Because if once the men walked with legs close bright scarlet, and buttocks nice and showing scarlet under a little white jacket: then the women ‘ud begin to be women. It’s because th’ men aren’t men, that th’ women have to be.–An’ in time pull down Tevershall and build a few beautiful buildings, that would hold us all. An’ clean the country up again. An’ not have many children, because the world is overcrowded.

    ‘But I wouldn’t preach to the men: only strip ’em an’ say: Look at yourselves! That’s workin’ for money!–Hark at yourselves! That’s working for money. You’ve been working for money! Look at Tevershall! It’s horrible. That’s because it was built while you was working for money. Look at your girls!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you don’t care about them. It’s because you’ve spent your time working an’ caring for money. You can’t talk nor move nor live, you can’t properly be with a woman. You’re not alive. Look at yourselves!’

    There fell a complete silence. Connie was half listening, and threading in the hair at the root of his belly a few forget-me-nots that she had gathered on the way to the hut. Outside, the world had gone still, and a little icy.

    ‘You’ve got four kinds of hair,’ she said to him. ‘On your chest it’s nearly black, and your hair isn’t dark on your head: but your moustache is hard and dark red, and your hair here, your love-hair, is like a little brush of bright red-gold mistletoe. It’s the loveliest of all!’

    He looked down and saw the milky bits of forget-me-nots in the hair on his groin.

    ‘Ay! That’s where to put forget-me-nots, in the man-hair, or the maiden-hair. But don’t you care about the future?’

    She looked up at him.

    ‘Oh, I do, terribly!’ she said.

    ‘Because when I feel the human world is doomed, has doomed itself by its own mingy beastliness, then I feel the Colonies aren’t far enough. The moon wouldn’t be far enough, because even there you could look back and see the earth, dirty, beastly, unsavoury among all the stars: made foul by men. Then I feel I’ve swallowed gall, and it’s eating my inside out, and nowhere’s far enough away to get away. But when I get a turn, I forget it all again. Though it’s a shame, what’s been done to people these last hundred years: men turned into nothing but labour-insects, and all their manhood taken away, and all their real life. I’d wipe the machines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again, and end the industrial epoch absolutely, like a black mistake. But since I can’t, an’ nobody can, I’d better hold my peace, an’ try an’ live my own life: if I’ve got one to live, which I rather doubt.’

    The thunder had ceased outside, but the rain which had abated, suddenly came striking down, with a last blench of lightning and mutter of departing storm. Connie was uneasy. He had talked so long now, and he was really talking to himself not to her. Despair seemed to come down on him completely, and she was feeling happy, she hated despair. She knew her leaving him, which he had only just realized inside himself had plunged him back into this mood. And she triumphed a little.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looked at the straight heavy rain, like a steel curtain, and had a sudden desire to rush out into it, to rush away. She got up, and began swiftly pulling off her stockings, then her dress and underclothing, and he held his breath. Her pointed keen animal breasts tipped and stirred as she moved. She was ivory-coloured in the greenish light. She slipped on her rubber shoes again and ran out with a wild little laugh, holding up her breasts to the heavy rain and spreading her arms, and running blurred in the rain with the eurhythmic dance movements she had learned so long ago in Dresden. It was a strange pallid figure lifting and falling, bending so the rain beat and glistened on the full haunches, swaying up again and coming belly-forward through the rain, then stooping again so that only the full loins and buttocks were offered in a kind of homage towards him, repeating a wild obeisance.

    He laughed wryly, and threw off his clothes. It was too much. He jumped out, naked and white, with a little shiver, into the hard slanting rain. Flossie sprang before him with a frantic little bark. Connie, her hair all wet and sticking to her head, turned her hot face and saw him. Her blue eyes blazed with excitement as she turned and ran fast, with a strange charging movement, out of the clearing and down the path, the wet boughs whipping her. She ran, and he saw nothing but the round wet head, the wet back leaning forward in flight, the rounded buttocks twinkling: a wonderful cowering female nakedness in flight.

    She was nearly at the wide riding when he came up and flung his naked arm round her soft, naked-wet middle. She gave a shriek and straightened herself and the heap of her soft, chill flesh came up against his body. He pressed it all up against him, madly, the heap of soft, chilled female flesh that became quickly warm as flame, in contact. The rain streamed on them till they smoked. He gathered her lovely, heavy posteriors one in each hand and pressed them in towards him in a frenzy, quivering motionless in the rain. Then suddenly he tipped her up and fell with her on the path, in the roaring silence of the rain, and short and sharp, he took her, short and sharp and finished, like an animal.

    He got up in an instant, wiping the rain from his eyes.

    ‘Come in,’ he said, and they started running back to the hut. He ran straight and swift: he didn’t like the rain. But she came slower, gathering forget-me-nots and campion and bluebells, running a few steps and watching him fleeing away from her.

    When she came with her flowers, panting to the hut, he had already started a fire, and the twigs were crackling. Her sharp breasts rose and fell, her hair was plastered down with rain, her face was flushed ruddy and her body glistened and trickled. Wide-eyed and breathless, with a small wet head and full, trickling, naive haunches, she looked another creature.

    He took the old sheet and rubbed her down, she standing like a child. Then he rubbed himself having shut the door of the hut. The fire was blazing up. She ducked her head in the other end of the sheet, and rubbed her wet hair.

    ‘We’re drying ourselves together on the same towel, we shall quarrel!’ he said.

    She looked up for a moment, her hair all odds and ends.

    ‘No!’ she said, her eyes wide. ‘It’s not a towel, it’s a sheet.’ And she went on busily rubbing her head, while he busily rubbed his.

    Still panting with their exertions, each wrapped in an army blanket, but the front of the body open to the fire, they sat on a log side by side before the blaze, to get quiet. Connie hated the feel of the blanket against her skin. But now the sheet was all wet.

    She dropped her blanket and kneeled on the clay hearth, holding her head to the fire, and shaking her hair to dry it. He watched the beautiful curving drop of her haunches. That fascinated him today. How it sloped with a rich down-slope to the heavy roundness of her buttocks! And in between, folded in the secret warmth, the secret entrances!

    He stroked her tail with his hand, long and subtly taking in the curves and the globe-fullness.

    ‘Tha’s got such a nice tail on thee,’ he said, in the throaty caressive dialect. ‘Tha’s got the nicest arse of anybody. It’s the nicest, nicest woman’s arse as is! An’ ivery bit of it is woman, woman sure as nuts. Tha’rt not one o’ them button-arsed lasses as should be lads, are ter! Tha’s got a real soft sloping bottom on thee, as a man loves in ‘is guts. It’s a bottom as could hold the world up, it is!’

    All the while he spoke he exquisitely stroked the rounded tail, till it seemed as if a slippery sort of fire came from it into his hands. And his finger-tips touched the two secret openings to her body, time after time, with a soft little brush of fire.

    ‘An’ if tha shits an’ if tha pisses, I’m glad. I don’t want a woman as couldna shit nor piss.’

    Connie could not help a sudden snort of astonished laughter, but he went on unmoved.

    ‘Tha’rt real, tha art! Tha’art real, even a bit of a bitch. Here tha shits an’ here tha pisses: an’ I lay my hand on ’em both an’ like thee for it. I like thee for it. Tha’s got a proper, woman’s arse, proud of itself. It’s none ashamed of itself this isna.’

    He laid his hand close and firm over her secret places, in a kind of close greeting.

    ‘I like it,’ he said. ‘I like it! An’ if I only lived ten minutes, an’ stroked thy arse an’ got to know it, I should reckon I’d lived one life, see ter! Industrial system or not! Here’s one o’ my lifetimes.’

    She turned round and climbed into his lap, clinging to him. ‘Kiss me!’ she whispered.

    And she knew the thought of their separation was latent in both their minds, and at last she was sad.

    She sat on his thighs, her head against his breast, and her ivory-gleaming legs loosely apart, the fire glowing unequally upon them. Sitting with his head dropped, he looked at the folds of her body in the fire-glow, and at the fleece of soft brown hair that hung down to a point between her open thighs. He reached to the table behind, and took up her bunch of flowers, still so wet that drops of rain fell on to her.

    ‘Flowers stops out of doors all weathers,’ he said. ‘They have no houses.’

    ‘Not even a hut!’ she murmured.

    With quiet fingers he threaded a few forget-me-not flowers in the fine brown fleece of the mound of Venus.

    ‘There!’ he said. ‘There’s forget-me-nots in the right place!’

    She looked down at the milky odd little flowers among the brown maiden-hair at the lower tip of her body.

    ‘Doesn’t it look pretty!’ she said.

    ‘Pretty as life,’ he replied.

    And he stuck a pink campion-bud among the hair.

    ‘There! That’s me where you won’t forget me! That’s Moses in the bull-rushes.’

    ‘You don’t mind, do you, that I’m going away?’ she asked wistfully, looking up into his face.

    But his face was inscrutable, under the heavy brows. He kept it quite blank.

    ‘You do as you wish,’ he said.

    And he spoke in good English.

    ‘But I won’t go if you don’t wish it,’ she said, clinging to him.

    There was silence. He leaned and put another piece of wood on the fire. The flame glowed on his silent, abstracted face. She waited, but he said nothing.

    ‘Only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way to begin a break with Clifford. I do want a child. And it would give me a chance to, to–,’ she resumed.

    ‘To let them think a few lies,’ he said.

    ‘Yes,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Do you want them to think the truth?’

    ‘I don’t care what they think.’

    ‘I do! I don’t want them handling me with their unpleasant cold minds, not while I’m still at Wragby. They can think what they like when I’m finally gone.’

    He was silent.

    ‘But Sir Clifford expects you to come back to him?’

    ‘Oh, I must come back,’ she said: and there was silence.

    ‘And would you have a child in Wragby?’ he asked.

    She closed her arm round his neck.

    ‘If you wouldn’t take me away, I should have to,’ she said.

    ‘Take you where to?’

    ‘Anywhere! away! But right away from Wragby.’

    ‘When?’

    ‘Why, when I come back.’

    ‘But what’s the good of coming back, doing the thing twice, if you’re once gone?’ he said.

    ‘Oh, I must come back. I’ve promised! I’ve promised so faithfully. Besides, I come back to you, really.’

    ‘To your husband’s game-keeper?’

    ‘I don’t see that that matters,’ she said.

    ‘No?’ He mused a while. ‘And when would you think of going away again, then; finally? When exactly?’

    ‘Oh, I don’t know. I’d come back from Venice. And then we’d prepare everything.’

    ‘How prepare?’

    ‘Oh, I’d tell Clifford. I’d have to tell him.’

    ‘Would you!’

    He remained silent. She put her arms round his neck.

    ‘Don’t make it difficult for me,’ she pleaded.

    ‘Make what difficult?’

    ‘For me to go to Venice and arrange things.’

    A little smile, half a grin, flickered on his face.

    ‘I don’t make it difficult,’ he said. ‘I only want to find out just what you are after. But you don’t really know yourself. You want to take time: get away and look at it. I don’t blame you. I think you’re wise. You may prefer to stay mistress of Wragby. I don’t blame you. I’ve no Wragbys to offer. In fact, you know what you’ll get out of me. No, no, I think you’re right! I really do! And I’m not keen on coming to live on you, being kept by you. There’s that too.’

    She felt somehow as if he were giving her tit for tat.

    ‘But you want me, don’t you?’ she asked.

    ‘Do you want me?’

    ‘You know I do. That’s evident.’

    ‘Quite! And when do you want me?’

    ‘You know we can arrange it all when I come back. Now I’m out of breath with you. I must get calm and clear.’

    ‘Quite! Get calm and clear!’

    She was a little offended.

    ‘But you trust me, don’t you?’ she said.

    ‘Oh, absolutely!’

    She heard the mockery in his tone.

    ‘Tell me then,’ she said flatly;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if I don’t go to Venice?’

    ‘I’m sure it’s better if you do go to Venice,’ he replied in the cool, slightly mocking voice.

    ‘You know it’s next Thursday?’ she said.

    ‘Yes!’

    She now began to muse. At last she said:

    ‘And we shall know better where we are when I come back, shan’t we?’

    ‘Oh surely!’

    The curious gulf of silence between them!

    ‘I’ve been to the lawyer about my divorce,’ he said, a little constrainedly.

    She gave a slight shudder.

    ‘Have you!’ she said. ‘And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 ought to have done it before; that may be a difficulty. But since I was in the army, he thinks it will go through all right. If only it doesn’t bring her down on my head!’

    ‘Will she have to know?’

    ‘Yes! she is served with a notice: so is the man she lives with, the co-respondent.’

    ‘Isn’t it hateful, all the performances! I suppose I’d have to go through it with Clifford.’

    There was a silence.

    ‘And of course,’ he said, ‘I have to live an exemplary life for the next six or eight months. So if you go to Venice, there’s temptation removed for a week or two, at least.’

    ‘Am I temptation!’ she said, stroking his face. ‘I’m so glad I’m temptation to you! Don’t let’s think about it! You frighten me when you start thinking: you roll me out flat. Don’t let’s think about it. We can think so much when we are apart. That’s the whole point! I’ve been thinking, I must come to you for another night before I go. I must come once more to the cottage. Shall I come on Thursday night?’

    ‘Isn’t that when your sister will be there?’

    ‘Yes! But she said we would start at tea-time. So we could start at tea-time. But she could sleep somewhere else and I could sleep with you.

    ‘But then she’d have to know.’

    ‘Oh, I shall tell her. I’ve more or less told her already. I must talk it all over with Hilda. She’s a great help, so sensible.’

    He was thinking of her plan.

    ‘So you’d start off from Wragby at tea-time, as if you were going to London? Which way were you going?’

    ‘By Nottingham and Grantham.’

    ‘And then your sister would drop you somewhere and you’d walk or drive back here? Sounds very risky, to me.’

    ‘Does it? Well, then, Hilda could bring me back. She could sleep at Mansfield, and bring me back here in the evening, and fetch me again in the morning. It’s quite easy.’

    ‘And the people who see you?’

    ‘I’ll wear goggles and a veil.’

    He pondered for some time.

    ‘Well,’ he said. ‘You please yourself as usual.’

    ‘But wouldn’t it please you?’

    ‘Oh yes! It’d please me all right,’ he said a little grimly. ‘I might as well smite while the iron’s hot.’

    ‘Do you know what I thought?’ she said suddenly. ‘It suddenly came to me. You are 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Ay! And you? Are you the Lady of the Red-Hot Mortar?’

    ‘Yes!’ she said. ‘Yes! You’re Sir Pestle and I’m Lady Mortar.’

    ‘All right, then I’m knighted. John Thomas is Sir John, to your Lady Jane.’

    ‘Yes! John Thomas is knighted! I’m my-lady-maiden-hair, and you must have flowers too. Yes!’

    She threaded two pink campions in the bush of red-gold hair above his penis.

    ‘There!’ she said. ‘Charming! Charming! Sir John!’

    And she pushed a bit of forget-me-not in the dark hair of his breast.

    ‘And you won’t forget me there, will you?’ She kissed him on the breast, and made two bits of forget-me-not lodge one over each nipple, kissing him again.

    ‘Make a calendar of me!’ he said. He laughed, and the flowers shook from his breast.

    ‘Wait a bit!’ he said.

    He rose, and opened the door of the hut. Flossie, lying in the porch, got up and looked at him.

    ‘Ay, it’s me!’ he said.

    The rain had ceased. There was a wet, heavy, perfumed stillness. Evening was approaching.

    He went out and down the little path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riding. Connie watched his thin, white figure, and it looked to her like a ghost, an apparition moving away from her.

    When she could see it no more, her heart sank. She stood in the door of the hut, with a blanket round her, looking into the drenched, motionless silence.

    But he was coming back, trotting strangely, and carrying flowers. She was a little afraid of him, as if he were not quite human. And when he came near, his eyes looked into hers, but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He had brought columbines and campions, and new-mown hay, and oak-tufts and honeysuckle in small bud. He fastened fluffy young oak-sprays round her breasts, sticking in tufts of bluebells and campion: and in her navel he poised a pink campion flower, and in her maiden-hair were forget-me-nots and woodruff.

    ‘That’s you in all your glory!’ he said. ‘Lady Jane, at her wedding with John Thomas.’

    And he stuck flowers in the hair of his own body, and wound a bit of creeping-jenny round his penis, and stuck a single bell of a hyacinth in his navel. She watched him with amusement, his odd intentness. And she pushed a campion flower in his moustache, where it stuck, dangling under his nose.

    ‘This is John Thomas marryin’ Lady Jane,’ he said. ‘An’ we mun let Constance an’ Oliver go their ways. Maybe–‘

    He spread out his hand with a gesture, and then he sneezed, sneezing away the flowers from his nose and his navel. He sneezed again.

    ‘Maybe what?’ she said, waiting for him to go on.

    He looked at her a little bewildered.

    ‘Eh?’ he said.

    ‘Maybe what? Go on with what you were going to say,’ she insisted.

    ‘Ay, what was I going to say?’

    He had forgotten. And it was one of the disappointments of her life, that he never finished.

    A yellow ray of sun shone over the trees.

    ‘Sun!’ he said. ‘And time you went. Time, my Lady, time! What’s that as flies without wings, your Ladyship? Time! Time!’

    He reached for his shirt.

    ‘Say goodnight! to John Thomas,’ he said, looking down at his penis. ‘He’s safe in the arms of creeping Jenny! Not much burning pestle about him just now.’

    And he put his flannel shirt over his head.

    ‘A man’s most dangerous moment,’ he said, when his head had emerged, ‘is when he’s getting into his shirt. Then he puts his head in a bag. That’s why I prefer those American shirts, that you put on like a jacket.’ She still stood watching him. He stepped into his short drawers, and buttoned them round the waist.

    ‘Look at Jane!’ he said. ‘In all her blossoms! Who’ll put blossoms on you next year, Jinny? Me, or somebody else? “Good-bye, my bluebell, farewell to you!” I hate that song, it’s early war days.’ He then sat down, and was pulling on his stockings. She still stood unmoving. He laid his hand on the slope of her buttocks. ‘Pretty little Lady Jane!’ he said. ‘Perhaps in Venice you’ll find a man who’ll put jasmine in your maiden-hair, and a pomegranate flower in your navel. Poor little lady Jane!’

    ‘Don’t say those things!’ she said. ‘You only say them to hurt me.’

    He dropped his head. Then he said, in dialect:

    ‘Ay, maybe I do, maybe I do! Well then, I’ll say nowt, an’ ha’ done wi’t. But tha mun dress thysen, all’ go back to thy stately homes of England, how beautiful they stand. Time’s up! Time’s up for Sir John, an’ for little Lady Jane! Put thy shimmy on, Lady Chatterley! Tha might be anybody, standin’ there be-out even a shimmy, an’ a few rags o’ flowers. There then, there then, I’ll undress thee, tha bob-tailed young throstle.’ And he took the leaves from her hair, kissing her damp hair, and the flowers from her breasts, and kissed her breasts, and kissed her navel, and kissed her maiden-hair, where he left the flowers threaded. ‘They mun stop while they will,’ he said. ‘So! There tha’rt bare again, nowt but a bare-arsed lass an’ a bit of a Lady Jane! Now put thy shimmy on, for tha mun go, or else Lady Chatterley’s goin’ to be late for dinner, an’ where ‘ave yer been to my pretty maid!’

    She never knew how to answer him when he was in this condition of the vernacular. So she dressed herself and prepared to go a little ignominiously home to Wragby. Or so she felt it: a little ignominiously home.

    He would accompany her to the broad riding. His young pheasants were all right under the shelter.

    When he and she came out on to the riding, there was Mrs Bolton faltering palely towards them.

    ‘Oh, my Lady, we wondered if anything had happened!’

    ‘No! Nothing has happened.’

    Mrs Bolton looked into the man’s face, that was smooth and new-looking with love. She met his half-laughing, half-mocking eyes. He always laughed at mischance. But he looked at her kindly.

    ‘Evening, Mrs Bolton! Your Ladyship will be all right now, so I can leave you. Good-night to your Ladyship! Good-night, Mrs Bolton!’

    He saluted and turned away.

    Chapter 16

    Connie arrived home to an ordeal of cross-questioning. Clifford had been out at tea-time, had come in just before the storm, and where was her ladyship? Nobody knew, only Mrs Bolton suggested she had gone for a walk into the wood. Into the wood, in such a storm! Clifford for once let himself get into a state of nervous frenzy. He started at every flash of lightning, and blenched at every roll of thunder. He looked at the icy thunder-rain as if it dare the end of the world. He got more and more worked up.

    Mrs Bolton tried to soothe him.

    ‘She’ll be sheltering in the hut, till it’s over. Don’t worry, her Ladyship is all right.’

    ‘I don’t like her being in the wood in a storm like this! I don’t like her being in the wood at all! She’s been gone now more than two hours. When did she go out?’

    ‘A little while before you came in.’

    ‘I didn’t see her in the park. God knows where she is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her.’

    ‘Oh, nothing’s happened to her. You’ll see, she’ll be home directly after the rain stops. It’s just the rain that’s keeping her.’

    But her ladyship did not come home directly the rain stopped. In fact time went by, the sun came out for his last yellow glimpse, and there still was no sign of her. The sun was set, it was growing dark, and the first dinner-gong had rung.

    ‘It’s no good!’ said Clifford in a frenzy. ‘I’m going to send out Field and Betts to find her.’

    ‘Oh don’t do that!’ cried Mrs Bolton. ‘They’ll think there’s a suicide or something. Oh don’t start a lot of talk going. Let me slip over to the hut and see if she’s not there. I’ll find her all right.’

    So, after some persuasion, Clifford allowed her to go.

    And so Connie had come upon her in the drive, alone and palely loitering.

    ‘You mustn’t mind me coming to look for you, my Lady! But Sir Clifford worked himself up into such a state. He made sure you were struck by lightning, or killed by a falling tree. And he was determined to send Field and Betts to the wood to find the body. So I thought I’d better come, rather than set all the servants agog.

    She spoke nervously. She could still see on Connie’s face the smoothness and the half-dream of passion, and she could feel the irritation against herself.

    ‘Quite!’ said Connie. And she could say no more.

    The two women plodded on through the wet world, in silence, while great drops splashed like explosions in the wood. When they came to the park, Connie strode ahead, and Mrs Bolton panted a little. She was getting plumper.

    ‘How foolish of Clifford to make a fuss!’ said Connie at length, angrily, really speaking to herself.

    ‘Oh, you know what men are! They like working themselves up. But he’ll be all right as soon as he sees your Ladyship.’

    Connie was very angry that Mrs Bolton knew her secret: for certainly she knew it.

    Suddenly Constance stood still on the path.

    ‘It’s monstrous that I should have to be followed!’ she said, her eyes flashing.

    ‘Oh! your Ladyship, don’t say that! He’d certainly have sent the two men, and they’d have come straight to the hut. I didn’t know where it was, really.’

    Connie flushed darker with rage, at the suggestion. Yet, while her passion was on her, she could not lie. She could not even pretend there was nothing between herself and the keeper. She looked at the other woman, who stood so sly, with her head dropped: yet somehow, in her femaleness, an ally.

    ‘Oh well!’ she said. ‘If it is so it is so. I don’t mind!’

    ‘Why, you’re all right, my Lady! You’ve only been sheltering in the hut. It’s absolutely nothing.’

    They went on to the house. Connie marched in to Clifford’s room, furious with him, furious with his pale, over-wrought face and prominent eyes.

    ‘I must say, I don’t think you need send the servants after me,’ she burst out.

    ‘My God!’ he exploded. ‘Where have you been, woman, You’ve been gone hours, hours, and in a storm like this! What the hell do you go to that bloody wood for?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It’s hours even since the rain stopped, hours!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You’re enough to drive anybody mad. Where have you been? What in the name of hell have you been doing?’

    ‘And what if I don’t choose to tell you?’ She pulled her hat from her head and shook her hair.

    He looked at her with his eyes bulging, and yellow coming into the whites. It was very bad for him to get into these rages: Mrs Bolton had a weary time with him, for days after. Connie felt a sudden qualm.

    But really!’ she said, milder. ‘Anyone would think I’d been I don’t know where! I just sat in the hut during all the storm, and made myself a little fire, and was happy.’

    She spoke now easily. After all, why work him up any more!

    He looked at her suspiciously.

    And look at your hair!’ he said; ‘look at yourself!’

    ‘Yes!’ she replied calmly. ‘I ran out in the rain with no clothes on.’

    He stared at her speechless.

    ‘You must be mad!’ he said.

    ‘Why? To like a shower bath from the rain?’

    ‘And how did you dry yourself?’

    ‘On an old towel and at the fire.’

    He still stared at her in a dumbfounded way.

    ‘And supposing anybody came,’ he said.

    ‘Who would come?’

    ‘Who? Why, anybody! And Mellors. Does he come? He must come in the evenings.’

    ‘Yes, he came later, when it had cleared up, to feed the pheasants with corn.’

    She spoke with amazing nonchalance. Mrs Bolton, who was listening in the next room, heard in sheer admiration. To think a woman could carry it off so naturally!

    ‘And suppose he’d come while you were running about in the rain with nothing on, like a maniac?’

    ‘I suppose he’d have had the fright of his life, and cleared out as fast as he could.’

    Clifford still stared at her transfixed. What he thought in his under-consciousness he would never know. And he was too much taken aback to form one clear thought in his upper consciousness. He just simply accepted what she said, in a sort of blank. And he admired her. He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her. She looked so flushed and handsome and smooth: love smooth.

    ‘At least,’ he said, subsiding, ‘you’ll be lucky if you’ve got off without a severe cold.’

    ‘Oh, I haven’t got a cold,’ she replied. She was thinking to herself of the other man’s words: Tha’s got the nicest woman’s arse of anybody! She wished, she dearly wished she could tell Clifford that this had been said her, during the famous thunderstorm. However! She bore herself rather like an offended queen, and went upstairs to change.

    That evening, Clifford wanted to be nice to her. He was reading one of the latest scientific-religious books: he had a streak of a spurious sort of religion in him, and was egocentrically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his own ego. It was like his habit to make conversation to Connie about some book, since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m had to be made, almost chemically. They had almost chemically to concoct it in their head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by the way?’ he said, reaching for his book. ‘You’d have no need to cool your ardent body by running out in the rain, if only we have a few more aeons of evolution behind us. Ah, here it is!–“The universe shows us two aspects: on one side it is physically wasting, on the other it is spiritually ascending.”‘

    Connie listened, expecting more. But Clifford was waiting. She looked at him in surprise.

    ‘And if it spiritually ascends,’ she said, ‘what does it leave down below, in the place where its tail used to be?’

    ‘Ah!’ he said. ‘Take the man for what he means. ascending is the opposite of his wasting, I presume.’

    ‘Spiritually blown out, so to speak!’

    ‘No, but seriously, without joking: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in it?’

    She looked at him again.

    ‘Physically wasting?’ she said. ‘I see you getting fatter, and I’m not wasting myself. Do you think the sun is smaller than he used to be? He’s not to me. And I suppose the apple Adam offered Eve wasn’t really much bigger, if any, than one of our orange pippins. Do you think it was?’

    ‘Well, hear how he goes on: “It is thus slowly passing, with a slowness inconceivable in our measures of time, to new creative conditions, amid which the physical world, as we at present know it, will be represented by a ripple barely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nonentity.”‘

    She listened with a glisten of amusement. All sorts of improper things suggested themselves. But she only said:

    ‘What silly hocus-pocus! As if his little conceited consciousness could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as slowly as all that! It only means he’s a physical failure on the earth, so he wants to make the whole universe a physical failure. Priggish little impertinence!’

    ‘Oh, but listen! Don’t interrupt the great man’s solemn words!–“The present type of order in the world has risen from an unimaginable part, and will find its grave in an unimaginable future. There remains the inexhaustive realm of abstract forms, and creativity with its shifting character ever determined afresh by its own creatures, and God, upon whose wisdom all forms of order depend.”–There, that’s how he winds up!’

    Connie sat listening contemptuously.

    ‘He’s spiritually blown out,’ she said. ‘What a lot of stuff! Unimaginables, and types of order in graves, and realms of abstract forms, and creativity with a shifty character, and God mixed up with forms of order! Why, it’s idiotic!’

    ‘I must say, it is a little vaguely conglomerate, a mixture of gases, so to speak,’ said Clifford. ‘Still,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idea that the universe is physically wasting and spiritually ascending.’

    ‘Do you? Then let it ascend, so long as it leaves me safely and solidly physically here below.’

    ‘Do you like your physique?’ he asked.

    ‘I love it!’ And through her mind went the words: It’s the nicest, nicest woman’s arse as is!

    ‘But that is really rather extraordinary, because there’s no denying it’s an encumbrance. But then I suppose a woman doesn’t take a supreme pleasure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Supreme pleasure?’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Is that sort of idiocy the supreme pleasure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No thank you! Give me the body. I believe the life of the body is a greater reality than the life of the mind: when the body is really wakened to life. But so many people, like your famous wind-machine, have only got minds tacked on to their physical corpses.’

    He looked at her in wonder.

    ‘The life of the body,’ he said, ‘is just the life of the animals.’

    ‘And that’s better than the life of professional corpses. But it’s not true! the human body is only just coming to real life. With the Greeks it gave a lovely flicker, then Plato and Aristotle killed it, and Jesus finished it off. But now the body is coming really to life, it is really rising from the tomb. And It will be a lovely, lovely life in the lovely universe, the life of the human body.’

    ‘My dear, you speak as if you were ushering it all in! True, you are going away on a holiday: but don’t please be quite so indecently elated about it. Believe me, whatever God there is is slowly eliminating the guts and alimentary system from the human being, to evolve a higher, more spiritual being.’

    ‘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Clifford, when I feel that whatever God there is has at last wakened up in my guts, as you call them, and is rippling so happily there, like dawn. 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when I feel so very much the contrary?’

    ‘Oh, exactly! And what has caused this extraordinary change in you? running out stark naked in the rain, and playing Bacchante? desire for sensation, or the anticipation of going to Venice?’

    ‘Both! Do you think it is horrid of me to be so thrilled at going off?’ she said.

    ‘Rather horrid to show it so plainly.’

    ‘Then I’ll hide it.’

    ‘Oh, don’t trouble! You almost communicate a thrill to me. I almost feel that it is I who am going off.’

    ‘Well, why don’t you come?’

    ‘We’ve gone over all that.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 suppose your greatest thrill comes from being able to say a temporary farewell to all this. Nothing so thrilling, for the moment, as Good-bye-to-all!–But every parting means a meeting elsewhere. And every meeting is a new bondage.’

    ‘I’m not going to enter any new bondages.’

    ‘Don’t boast, while the gods are listening,’ he said.

    She pulled up short.

    ‘No! I won’t boast!’ she said.

    But she was thrilled, none the less, to be going off: to feel bonds snap. She couldn’t help it.

    Clifford, who couldn’t sleep, gambled all night with Mrs Bolton, till she was too sleepy almost to live.

    And the day came round for Hilda to arrive. Connie had arranged with Mellors that if everything promised well for their night together, she would hang a green shawl out of the window. If there were frustration, a red one.

    Mrs Bolton helped Connie to pack.

    ‘It will be so good for your Ladyship to have a change.’

    ‘I think it will. You don’t mind having Sir Clifford on your hands alone for a time, do you?’

    ‘Oh no! I can manage him quite all right. I mean, I can do all he needs me to do. Don’t you think he’s better than he used to be?’

    ‘Oh much! You do wonders with him.’

    ‘Do I though! But men are all alike: just babies, and you have to flatter them and wheedle them and let them think they’re having their own way. Don’t you find it so, my Lady?’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experience.’

    Connie paused in her occupation.

    ‘Even your husband, did you have to manage him, and wheedle him like a baby?’ she asked, looking at the other woman.

    Mrs Bolton paused too.

    ‘Well!’ she said. ‘I had to do a good bit of coaxing, with him too. But he always knew what I was after, I must say that. But he generally gave in to me.’

    ‘He was never the lord and master thing?’

    ‘No! At least there’d be a look in his eyes sometimes, and then I knew I’d got to give in. But usually he gave in to me. No, he was never lord and master. But neither was I. I knew when I could go no further with him, and then I gave in: though it cost me a good bit, sometimes.’

    ‘And what if you had held out against him?’

    ‘Oh, I don’t know, I never did. Even when he was in the wrong, if he was fixed, I gave in. You see, I never wanted to break what was between us. And if you really set your will against a man, that finishes it. If you care for a man, you have to give in to him once he’s really determined; whether you’re in the right or not, you have to give in. Else you break something. But I must say, Ted ‘ud give in to me sometimes, when I was set on a thing, and in the wrong. So I suppose it cuts both ways.’

    ‘And that’s how you are with all your patients?’ asked Connie.

    ‘Oh, That’s different. I don’t care at all, in the same way. I know what’s good for them, or I try to, and then I just contrive to manage them for their own good. It’s not like anybody as you’re really fond of. It’s quite different. Once you’ve been really fond of a man, you can be affectionate to almost any man, if he needs you at all. But it’s not the same thing. You don’t really care. I doubt, once you’ve really cared, if you can ever really care again.’

    These words frightened Connie.

    ‘Do you think one can only care once?’ she asked.

    ‘Or never. Most women never care, never begin to. They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Nor men either. But when I see a woman as cares, my heart stands still for her.’

    ‘And do you think men easily take offence?’

    ‘Yes! If you wound them on their pride. But aren’t women the same? Only our two prides are a bit different.’

    Connie pondered this. She began again to have some misgiving about her going away. After all, was she not giving her man the go-by, if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he knew it. That’s why he was so queer and sarcastic.

    Still! the human existence is a good deal controlled by the machine of external circumstance. She was in the power of this machine. She couldn’t extricate herself all in five minutes. She didn’t even want to.

    Hilda arrived in good time on Thursday morning, in a nimble two-seater car, with her suit-case strapped firmly behind. She looked as demure and maidenly as ever, but she had the same will of her own. She had the very hell of a will of her own, as her husband had found out. But the husband was now divorcing her.

    Yes, she even made it easy for him to do that, though she had no lover. For the time being, she was ‘off’ men. She was very well content to be quite her own mistress: and mistress of her two children, whom she was going to bring up ‘properly’, whatever that may mean.

    Connie was only allowed a suit-case, also. But she had sent on a trunk to her father, who was going by train. No use taking a car to Venice. And Italy much too hot to motor in, in July. He was going comfortably by train. He had just come down from Scotland.

    So, like a demure arcadian field-marshal, Hilda arranged the material part of the journey. She and Connie sat in the upstairs room, chatting.

    ‘But Hilda!’ said Connie, a little frightened. ‘I want to stay near here tonight. Not here: near here!’

    Hilda fixed her sister with grey, inscrutable eyes. She seemed so calm: and she was so often furious.

    ‘Where, near here?’ she asked softly.

    ‘Well, you know I love somebody, don’t you?’

    ‘I gathered there was something.’

    ‘Well he lives near here, and I want to spend this last night with him. I must! I’ve promised.’

    Connie became insistent.

    Hilda bent her Minerva-like head in silence. Then she looked up.

    ‘Do you want to tell me who he is?’ she said.

    ‘He’s our game-keeper,’ faltered Connie, and she flushed vividly, like a shamed child.

    ‘Connie!’ said Hilda, lifting her nose slightly with disgust: a motion she had from her mother.

    ‘I know: but he’s lovely really. He really understands tenderness,’ said Connie, trying to apologize for him.

    Hilda, like a ruddy, rich-coloured Athena, bowed her head and pondered. She was really violently angry. But she dared not show it, because Connie, taking after her father, would straight away become obstreperous and unmanageable.

    It was true, Hilda did not like Clifford: his cool assurance that he was somebody! She thought he made use of Connie shamefully and impudently. She had hoped her sister would leave him. But, being solid Scotch middle class, she loathed any ‘lowering’ of oneself or the family. She looked up at last.

    ‘You’ll regret it,’ she said,

    ‘I shan’t,’ cried Connie, flushed red. ‘He’s quite the exception. I really love him. He’s lovely as a lover.’

    Hilda still pondered.

    ‘You’ll get over him quite soon,’ she said, ‘and live to be ashamed of yourself because of him.’

    ‘I shan’t! I hope I’m going to have a child of his.’

    ‘Connie!’ said Hilda, hard as a hammer-stroke, and pale with anger.

    ‘I shall if I possibly can. I should be fearfully proud if I had a child by him.’

    It was no use talking to her. Hilda pondered.

    ‘And doesn’t Clifford suspect?’ she said.

    ‘Oh no! Why should he?’

    ‘I’ve no doubt you’ve given him plenty of occasion for suspicion,’ said Hilda.

    ‘Not at all.’

    ‘And tonight’s business seems quite gratuitous folly. Where does the man live?’

    ‘In the cottag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wood.’

    ‘Is he a bachelor?’

    ‘No! His wife left him.’

    ‘How old?’

    ‘I don’t know. Older than me.’

    Hilda became more angry at every reply, angry as her mother used to be, in a kind of paroxysm. But still she hid it.

    ‘I would give up tonight’s escapade if I were you,’ she advised calmly.

    ‘I can’t! I must stay with him tonight, or I can’t go to Venice at all. I just can’t.’

    Hilda heard her father over again, and she gave way, out of mere diplomacy. And she consented to drive to Mansfield, both of them, to dinner, to bring Connie back to the lane-end after dark, and to fetch her from the lane-end the next morning, herself sleeping in Mansfield, only half an hour away, good going.

    But she was furious. She stored it up against her sister, this balk in her plans.

    Connie flung an emerald-green shawl over her window-sill.

    On the strength of her anger, Hilda warmed toward Clifford.

    After all, he had a mind. And if he had no sex, functionally, all the better: so much the less to quarrel about! Hilda wanted no more of that sex business, where men became nasty, selfish little horrors. Connie really had less to put up with than many women if she did but know it.

    And Clifford decided that Hilda, after all, was a decidedly intelligent woman, and would make a man a first-rate helpmate, if he were going in for politics for example. Yes, she had none of Connie’s silliness, Connie was more a child: you had to make excuses for her, because she was not altogether dependable.

    There was an early cup of tea in the hall, where doors were open to let in the sun. Everybody seemed to be panting a little.

    ‘Good-bye, Connie girl! Come back to me safely.’

    ‘Good-bye, Clifford! Yes, I shan’t be long.’ Connie was almost tender.

    ‘Good-bye, Hilda! You will keep an eye on her, won’t you?’

    ‘I’ll even keep two!’ said Hilda. ‘She shan’t go very far astray.’

    ‘It’s a promise!’

    ‘Good-bye, Mrs Bolton! I know you’ll look after Sir Clifford nobly.’

    ‘I’ll do what I can, your Ladyship.’

    ‘And write to me if there is any news, and tell me about Sir Clifford, how he is.’

    ‘Very good, your Ladyship, I will. And have a good time, and come back and cheer us up.’

    Everybody waved. The car went off Connie looked back and saw Clifford, sitting at the top of the steps in his house-chair. After all, he was her husband: Wragby was her home: circumstance had done it.

    Mrs Chambers held the gate and wished her ladyship a happy holiday. The car slipped out of the dark spinney that masked the park, on to the highroad where the colliers were trailing home. Hilda turned to the Crosshill Road, that was not a main road, but ran to Mansfield. Connie put on goggles. They ran beside the railway, which was in a cutting below them. Then they crossed the cutting on a bridge.

    ‘That’s the lane to the cottage!’ said Connie.

    Hilda glanced at it impatiently.

    ‘It’s a frightful pity we can’t go straight off!’ she said. We could have been in Pall Mall by nine o’clock.’

    ‘I’m sorry for your sake,’ said Connie, from behind her goggles.

    They were soon at Mansfield, that once-romantic, now utterly disheartening colliery town. Hilda stopped at the hotel named in the motor-car book, and took a room. The whole thing was utterly uninteresting, and she was almost too angry to talk. However, Connie had to tell her something of the man’s history.

    ‘He! He! What name do you call him by? You only say he,’ said Hilda.

    ‘I’ve never called him by any name: nor he me: which is curious, when you come to think of it. Unless we say Lady Jane and John Thomas. But his name is Oliver Mellors.’

    ‘And how would you like to be Mrs Oliver Mellors, instead of Lady Chatterley?’

    ‘I’d love i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with Connie. And anyhow, if the man had been a lieutenant in the army in India for four or five years, he must be more or less presentable. Apparently he had character. Hilda began to relent a little.

    ‘But you’ll be through with him in awhile,’ she said, ‘and then you’ll be ashamed of having been connected with him. One can’t mix up with the working people.’

    ‘But you are such a socialist! you’re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 may be on their side in a political crisis, but being on their side makes me know how impossible it is to mix one’s life with theirs. Not out of snobbery, but just because the whole rhythm is different.’

    Hilda had lived among the real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so she was disastrously unanswerable.

    The nondescript evening in the hotel dragged out, and at last they had a nondescript dinner. Then Connie slipped a few things into a little silk bag, and combed her hair once more.

    ‘After all, Hilda,’ she said, ‘love can be wonderful: when you feel you live, and are in the very middle of creation.’ It was almost like bragging on her part.

    ‘I suppose every mosquito feels the same,’ said Hilda. ‘Do you think it does? How nice for it!’

    The evening was wonderfully clear and long-lingering, even in the small town. It would be half-light all night. With a face like a mask, from resentment, Hilda started her car again, and the two sped back on their traces, taking the other road, through Bolsover.

    Connie wore her goggles and disguising cap, and she sat in silence. Because of Hilda’s opposition, she was fiercely on the sidle of the man, she would stand by hi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hey had their head-lights on, by the time they passed Crosshill, and the small lit-up train that chuffed past in the cutting made it seem like real night. Hilda had calculated the turn into the lane at the bridge-end. She slowed up rather suddenly and swerved off the road, the lights glaring white into the grassy, overgrown lane. Connie looked out. She saw a shadowy figure, and she opened the door.

    ‘Here we are!’ she said softly.

    But Hilda had switched off the lights, and was absorbed backing, making the turn.

    ‘Nothing on the bridge?’ she asked shortly.

    ‘You’re all right,’ said the man’s voice.

    She backed on to the bridge, reversed, let the car run forwards a few yards along the road, then backed into the lane, under a wych-elm tree, crushing the grass and bracken. Then all the lights went out. Connie stepped down. The man stood under the trees.

    ‘Did you wait long?’ Connie asked.

    ‘Not so very,’ he replied.

    They both waited for Hilda to get out. But Hilda shut the door of the car and sat tight.

    ‘This is my sister Hilda. Won’t you come and speak to her? Hilda! This is Mr Mellors.’

    The keeper lifted his hat, but went no nearer.

    ‘Do walk down to the cottage with us, Hilda,’ Connie pleaded. ‘It’s not far.’

    ‘What about the car?’

    ‘People do leave them on the lanes. You have the key.’

    Hilda was silent, deliberating. Then she looked backwards down the lane.

    ‘Can I back round the bush?’ she said.

    ‘Oh yes!’ said the keeper.

    She backed slowly round the curve, out of sight of the road, locked the car, and got down. It was night, but luminous dark. The hedges rose high and wild, by the unused lane, and very dark seeming. There was a fresh sweet scent on the air. The keeper went ahead, then came Connie, then Hilda, and in silence. He lit up the difficult places with a flash-light torch, and they went on again, while an owl softly hooted over the oaks, and Flossie padded silently around. Nobody could speak. There was nothing to say.

    At length Connie saw the yellow light of the house, and her heart beat fast. She was a little frightened. They trailed on, still in Indian file.

    He unlocked the door and preceded them into the warm but bare little room. The fire burned low and red in the grate. The table was set with two plates and two glasses on a proper white table-cloth for once. Hilda shook her hair and looked round the bare, cheerless room. Then she summoned her courage and looked at the man.

    He was moderately tall, and thin, and she thought him good-looking. He kept a quiet distance of his own, and seemed absolutely unwilling to speak.

    ‘Do sit down, Hilda,’ said Connie.

    ‘Do!’ he said. ‘Can I make you tea or anything, or will you drink a glass of beer? It’s moderately cool.’

    ‘Beer!’ said Connie.

    ‘Beer for me, please!’ said Hilda, with a mock sort of shyness. He looked at her and blinked.

    He took a blue jug and tramped to the scullery. When he came back with the beer, his face had changed again.

    Connie sat down by the door, and Hilda sat in his seat, with the back to the wall, against the window corner.

    ‘That is his chair,’ said Connie softly.’ And Hilda rose as if it had burnt her.

    ‘Sit yer still, sit yer still! Ta’e ony cheer as yo’n a mind to, none of us is th’ big bear,’ he said, with complete equanimity.

    And he brought Hilda a glass, and poured her beer first from the blue jug.

    ‘As for cigarettes,’ he said, ‘I’ve got none, but ‘appen you’ve got your own. I dunna smoke, mysen. Shall y’ eat summat?’ He turned direct to Connie. ‘Shall t’eat a smite o’ summat, if I bring it thee? Tha can usually do wi’ a bite.’ He spoke the vernacular with a curious calm assurance, as if he were the landlord of the Inn.

    ‘What is there?’ asked Connie, flushing.

    ‘Boiled ham, cheese, pickled wa’nuts, if yer like.–Nowt much.’

    ‘Yes,’ said Connie. ‘Won’t you, Hilda?’

    Hilda looked up at him.

    ‘Why do you speak Yorkshire?’ she said softly.

    ‘That! That’s non Yorkshire, that’s Derby.’

    He looked back at her with that faint, distant grin.

    ‘Derby, then! Why do you speak Derby? You spoke natural English at first.’

    ‘Did Ah though? An’ canna Ah change if Ah’m a mind to ‘t? Nay, nay, let me talk Derby if it suits me. If yo’n nowt against it.’

    ‘It sounds a little affected,’ said Hilda.

    ‘Ay, ‘appen so! An’ up i’ Tevershall yo’d sound affected.’ He looked again at her, with a queer calculating distance, along his cheek-bone: as if to say: Yi, an’ who are you?

    He tramped away to the pantry for the food.

    The sisters sat in silence. He brought another plate, and knife and fork. Then he said:

    ‘An’ if it’s the same to you, I s’ll ta’e my coat off like I allers do.’

    And he took off his coat, and hung it on the peg, then sat down to table in his shirt-sleeves: a shirt of thin, cream-coloured flannel.

    ”Elp yerselves!’ he said. ”Elp yerselves! Dunna wait f’r axin’!’ He cut the bread, then sat motionless. Hilda felt, as Connie once used to, his power of silence and distance. She saw his smallish, sensitive, loose hand on the table. He was no simple working man, not he: he was acting! acting!

    ‘Still!’ she said, as she took a little cheese. ‘It would be more natural if you spoke to us in normal English, not in vernacular.’

    He looked at her, feeling her devil of a will.

    ‘Would it?’ he said in the normal English. ‘Would it? Would anything that was said between you and me be quite natural, unless you said you wished me to hell before your sister ever saw me again: and unless I said something almost as unpleasant back again? Would anything else be natural?’

    ‘Oh yes!’ said Hilda. ‘Just good manners would be quite natural.’

    ‘Second nature, so to speak!’ he said: then he began to laugh. ‘Nay,’ he said. ‘I’m weary o’ manners. Let me be!’

    Hilda was frankly baffled and furiously annoyed. After all, he might show that he realized he was being honoured. Instead of which, with his play-acting and lordly airs, he seemed to think it was he who was conferring the honour. Just impudence! Poor misguided Connie, in the man’s clutches!

    The three ate in silence. Hilda looked to see what his table-manners were like. She could not help realizing that he was instinctively much more delicate and well-bred than herself. She had a certain Scottish clumsiness. And moreover, he had all the quiet self-contained assurance of the English, no loose edges.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he better of him.

    But neither would he get the better of her.

    ‘And do you really think,’ she said, a little more humanly, ‘it’s worth the risk.’

    ‘Is what worth what risk?’

    ‘This escapade with my sister.’

    He flickered his irritating grin.

    ‘Yo’ maun ax ‘er!’ Then he looked at Connie.

    ‘Tha comes o’ thine own accord, lass, doesn’t ter? It’s non me as forces thee?’

    Connie looked at Hilda.

    ‘I wish you wouldn’t cavil, Hilda.’

    ‘Naturally I don’t want to. But someone has to think about things. You’ve got to have some sort of continuity in your life. You can’t just go making a mess.’

    There was a moment’s pause.

    ‘Eh, continuity!’ he said. ‘An’ what by that? What continuity ave yer got i’ your life? I thought you was gettin’ divorced. What continuity’s that? Continuity o’ yer own stubbornness. I can see that much. An’ what good’s it goin’ to do yer? You’ll be sick o’ yer continuity afore yer a fat sight older. A stubborn woman an er own self-will: ay, they make a fast continuity, they do. Thank heaven, it isn’t me as ‘as got th’ ‘andlin’ of yer!’

    ‘What right have you to speak like that to me?’ said Hilda.

    ‘Right! What right ha’ yo’ ter start harnessin’ other folks i’ your continuity? Leave folks to their own continuities.’

    ‘My dear man, do you think I am concerned with you?’ said Hilda softly.

    ‘Ay,’ he said. ‘Yo’ are. For it’s a force-put. Yo’ more or less my sister-in-law.’

    ‘Still far from it, I assure you.

    ‘Not a’ that far, I assure you. I’ve got my own sort o’ continuity, back your life! Good as yours, any day. An’ if your sister there comes ter me for a bit o’ cunt an’ tenderness, she knows what she’s after. She’s been in my bed afore: which you ‘aven’t, thank the Lord, with your continuity.’ There was a dead pause, before he added: ‘–Eh, I don’t wear me breeches arse-forrards. An’ if I get a windfall, I thank my stars. A man gets a lot of enjoyment out o’ that lass theer, which is more than anybody gets out o’ th’ likes o’ you. Which is a pity, for you might appen a’ bin a good apple, ‘stead of a handsome crab. Women like you needs proper graftin’.’

    He was looking at her with an odd, flickering smile, faintly sensual and appreciative.

    ‘And men like you,’ she said, ‘ought to be segregated: justifying their own vulgarity and selfish lust.’

    ‘Ay, ma’am! It’s a mercy there’s a few men left like me. But you deserve what you get: to be left severely alone.’

    Hilda had risen and gone to the door. He rose and took his coat from the peg.

    ‘I can find my way quite well alone,’ she said.

    ‘I doubt you can’t,’ he replied easily.

    They tramped in ridiculous file down the lane again, in silence. An owl still hooted. He knew he ought to shoot it.

    The car stood untouched, a little dewy. Hilda got in and started the engine. The other two waited.

    ‘All I mean,’ she said from her entrenchment, ‘is that I doubt if you’ll find it’s been worth it, either of you!’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he said, out of the darkness. ‘But it’s meat an’ drink to me.

    The lights flared out.

    ‘Don’t make me wait in the morning,’

    ‘No, I won’t. Goodnight!’

    The car rose slowly on to the highroad, then slid swiftly away, leaving the night silent.

    Connie timidly took his arm, and they went down the lane. He did not speak. At length she drew him to a standstill.

    ‘Kiss me!’ she murmured.

    ‘Nay, wait a bit! Let me simmer down,’ he said.

    That amused her. She still kept hold of his arm, and they went quickly down the lane, in silence. She was so glad to be with him, just now. She shivered, knowing that Hilda might have snatched her away. He was inscrutably silent.

    When they were in the cottage again, she almost jumped with pleasure, that she should be free of her sister.

    ‘But you were horrid to Hilda,’ she said to him.

    ‘She should ha’ been slapped in time.’

    ‘But why? and she’s so nice.’

    He didn’t answer, went round doing the evening chores, with a quiet, inevitable sort of motion. He was outwardly angry, but not with her. So Connie felt. And his anger gave him a peculiar handsomeness, an inwardness and glisten that thrilled her and made her limbs go molten.

    Still he took no notice of her.

    Till he sat down and began to unlace his boots. Then he looked up at her from under his brows, on which the anger still sat firm.

    ‘Shan’t you go up?’ he said. ‘There’s a candle!’

    He jerked his head swiftly to indicate the candle burning on the table. She took it obediently, and he watched the full curve of her hips as she went up the first stairs.

    It was a night of sensual passion, in which she was a little startled and almost unwilling: yet pierced again with piercing thrills of sensuality, different, sharper, more terrible than the thrills of tenderness, but, at the moment, more desirable. Though a little frightened, she let him have his way, and the reckless, shameless sensuality shook her to her foundations, stripped her to the very last, and made a different woman of her. It was not really love. It was not voluptuousness. It was sensuality sharp and searing as fire, burning the soul to tinder.

    Burning out the shames, the deepest, oldest shames, in the most secret places. It cost her an effort to let him have his way and his will of her. She had to be a passive, consenting thing, like a slave, a physical slave. Yet the passion licked round her, consuming, and when the sensual flame of it pressed through her bowels and breast, she really thought she was dying: yet a poignant, marvellous death.

    She had often wondered what Abelard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in their year of love he and Heloise had passed through all the stages and refinements of passion. The same thing, a thousand years ago: ten thousand years ago! The same on the Greek vases, everywhere! The refinements of passion, the extravagances of sensuality! And necessary, forever necessary, to burn out false shames and smelt out the heaviest ore of the body into purity. With the fire of sheer sensuality.

    In the short summer night she learnt so much. She would have thought a woman would have died of shame. Instead of which, the shame died. Shame, which is fear: the deep organic shame, the old, old physical fear which crouches in the bodily roots of us, and can only be chased away by the sensual fire, at last it was roused up and routed by the phallic hunt of the man, and she came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jungle of herself. She felt, now, she had come to the real bed-rock of her nature, and was essentially shameless. She was her sensual self, naked and unashamed. She felt a triumph, almost a vainglory. So! That was how it was! That was life! That was how oneself really was!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disguise or be ashamed of. She shared her ultimate nakedness with a man, another being.

    And what a reckless devil the man was! really like a devil! One had to be strong to bear him. But it took some getting at, the core of the physical jungle, the last and deepest recess of organic shame. The phallos alone could explore it. And how he had pressed in on her!

    And how, in fear, she had hated it. But how she had really wanted it! She knew now. At the bottom of her soul, fundamentally, she had needed this phallic hunting out, she had secretly wanted it, and she had believed that she would never get it. Now suddenly there it was, and a man was sharing her last and final nakedness, she was shameless.

    What liars poets and everybody were! They made one think one wanted sentiment. When what one supremely wanted was this piercing, consuming, rather awful sensuality. To find a man who dared do it, without shame or sin or final misgiving! If he had been ashamed afterwards, and made one feel ashamed, how awful! What a pity most men are so doggy, a bit shameful, like Clifford! Like Michaelis even! Both sensually a bit doggy and humiliating. The supreme pleasure of the mind! And what is that to a woman? What is it, really, to the man either! He becomes merely messy and doggy, even in his mind. It needs sheer sensuality even to purify and quicken the mind. Sheer fiery sensuality, not messiness.

    Ah, God, how rare a thing a man is! They are all dogs that trot and sniff and copulate. To have found a man who was not afraid and not ashamed! She looked at him now, sleeping so like a wild animal asleep, gone, gone in the remoteness of it. She nestled down, not to be away from him.

    Till his rousing waked her completely. He was sitting up in bed, looking down at her. She saw her own nakedness in his eyes, immediate knowledge of her. And the fluid, male knowledge of herself seemed to flow to her from his eyes and wrap her voluptuously. Oh, how voluptuous and lovely it was to have limbs and body half-asleep, heavy and suffused with passion.

    ‘Is it time to wake up?’ she said.

    ‘Half past six.’

    She had to be at the lane-end at eight. Always, always, always this compulsion on one!

    ‘I might make the breakfast and bring it up here; should I?’ he said.

    ‘Oh yes!’

    Flossie whimpered gently below. He got up and threw off his pyjamas, and rubbed himself with a towel. When the human being is full of courage and full of life, how beautiful it is! So she thought, as she watched him in silence.

    ‘Draw the curtain, will you?’

    The sun was shining already on the tender green leaves of morning, and the wood stood bluey-fresh, in the nearness. She sat up in bed, looking dreamily out through the dormer window, her naked arms pushing her naked breasts together. He was dressing himself. She was half-dreaming of life, a life together with him: just a life.

    He was going, fleeing from her dangerous, crouching nakedness.

    ‘Have I lost my nightie altogether?’ she said.

    He pushed his hand down in the bed, and pulled out the bit of flimsy silk.

    ‘I knowed I felt silk at my ankles,’ he said.

    But the night-dress was slit almost in two.

    ‘Never mind!’ she said. ‘It belongs here, really. I’ll leave it.’

    ‘Ay, leave it, I can put it between my legs at night, for company. There’s no name nor mark on it, is there?’

    She slipped on the torn thing, and sat dreamily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The window was open, the air of morning drifted in, and the sound of birds. Birds flew continuously past. Then she saw Flossie roaming out. It was morning.

    Downstairs she heard him making the fire, pumping water, going out at the back door. By and by came the smell of bacon, and at length he came upstairs with a huge black tray that would only just go through the door. He set the tray on the bed, and poured out the tea. Connie squatted in her torn nightdress, and fell on her food hungrily. He sat on the one chair, with his plate on his knees.

    ‘How good it is!’ she said. ‘How nice to have breakfast together.’

    He ate in silence, his mind on the time that was quickly passing. That made her remember.

    ‘Oh, how I wish I could stay here with you, and Wragby w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It’s Wragby I’m going away from really. You know that, don’t you?’

    ‘Ay!’

    ‘And you promise we will live together and have a life together, you and me! You promise me, don’t you?’

    ‘Ay! When we can.’

    ‘Yes! And we will! we will, won’t we?’ she leaned over, making the tea spill, catching his wrist.

    ‘Ay!’ he said, tidying up the tea.

    ‘We can’t possibly not live together now, can we?’ she said appealingly.

    He looked up at her with his flickering grin.

    ‘No!’ he said. ‘Only you’ve got to start in twenty-five minutes.’

    ‘Have I?’ she cried. Suddenly he held up a warning finger, and rose to his feet.

    Flossie had given a short bark, then three loud sharp yaps of warning.

    Silent, he put his plate on the tray and went downstairs. Constance heard him go down the garden path. A bicycle bell tinkled outside there.

    ‘Morning, Mr Mellors! Registered letter!’

    ‘Oh ay! Got a pencil?’

    ‘Here y’are!’

    There was a pause.

    ‘Canada!’ said the stranger’s voice.

    ‘Ay! That’s a mate o’ mine out t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Dunno what he’s got to register.’

    ”Appen sent y’a fortune, like.’

    ‘More like wants summat.’

    Pause.

    ‘Well! Lovely day again!’

    ‘Ay!’

    ‘Morning!’

    ‘Morning!’

    After a time he came upstairs again, looking a little angry.

    ‘Postman,’ he said.

    ‘Very early!’ she replied.

    ‘Rural round; he’s mostly here by seven, when he does come.

    ‘Did your mate send you a fortune?’

    ‘No! Only some photographs and papers about a place out t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ould you go there?’

    ‘I thought perhaps we might.’

    ‘Oh yes! I believe it’s lovely!’

    But he was put out by the postman’s coming.

    ‘Them damn bikes, they’re on you afore you know where you are. I hope he twigged nothing.’

    ‘After all, what could he twig!’

    ‘You must get up now, and get ready. I’m just goin’ ter look round outside.’

    She saw him go reconnoitring into the lane, with dog and gun. She went downstairs and washed, and was ready by the time he came back, with the few things in the little silk bag.

    He locked up, and they set off, but through the wood, not down the lane. He was being wary.

    ‘Don’t you think one lives for times like last night?’ she said to him.

    ‘Ay! But there’s the rest o’times to think on,’ he replied, rather short.

    They plodded on down the overgrown path, he in front, in silence.

    ‘And we will live together and make a life together, won’t we?’ she pleaded.

    ‘Ay!’ he replied, striding on without looking round. ‘When t’ time comes! Just now you’re off to Venice or somewhere.’

    She followed him dumbly, with sinking heart. Oh, now she was wae to go!

    At last he stopped.

    ‘I’ll just strike across here,’ he said, pointing to the right.

    But she flung her arms round his neck, and clung to him.

    ‘But you’ll keep the tenderness for me, won’t you?’ she whispered. ‘I loved last night. But you’ll keep the tenderness for me, won’t you?’

    He kissed her and held her close for a moment. Then he sighed, and kissed her again.

    ‘I must go an’ look if th’ car’s there.’

    He strode over the low brambles and bracken, leaving a trail through the fern. For a minute or two he was gone. Then he came striding back.

    ‘Car’s not there yet,’ he said. ‘But there’s the baker’s cart on t’ road.’

    He seemed anxious and troubled.

    ‘Hark!’

    They heard a car softly hoot as it came nearer. It slowed up on the bridge.

    She plunged with utter mournfulness in his track through the fern, and came to a huge holly hedge. He was just behind her.

    ‘Here! Go through there!’ he said, pointing to a gap. ‘I shan’t come out.

    She looked at him in despair. But he kissed her and made her go. She crept in sheer misery through the holly and through the wooden fence, stumbled down the little ditch and up into the lane, where Hilda was just getting out of the car in vexation.

    ‘Why you’re there!’ said Hilda. ‘Where’s he?’

    ‘He’s not coming.’

    Connie’s face was running with tears as she got into the car with her little bag. Hilda snatched up the motoring helmet with the disfiguring goggles.

    ‘Put it on!’ she said. And Connie pulled on the disguise, then the long motoring coat, and she sat down, a goggling inhuman, unrecognizable creature. Hilda started the car with a businesslike motion. They heaved out of the lane, and were away down the road. Connie had looked round, but there was no sight of him. Away! Away! She sat in bitter tears. The parting had come so suddenly, so unexpectedly. It was like death.

    ‘Thank goodness you’ll be away from him for some time!’ said Hilda, turning to avoid Crosshill village.

    Chapter 17

    ‘You see, Hilda,’ said Connie after lunch, when they were nearing London, ‘you have never known either real tenderness or real sensuality: and if you do know them, with the same person, it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For mercy’s sake don’t brag about your experiences!’ said Hilda. ‘I’ve never met the man yet who was capable of intimacy with a woman, giving himself up to her. That was what I wanted. I’m not keen on their self-satisfied tenderness, and their sensuality. I’m not content to be any man’s little petsy-wetsy, nor his chair a plaisir either. I wanted a complete intimacy, and I didn’t get it. That’s enough for me.

    Connie pondered this. Complete intimacy! She supposed that meant revealing everything concerning yourself to the other person, and his revealing everything concerning himself. But that was a bore. And all that weary self-consciousnes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a disease!

    ‘I think you’re too conscious of yourself all the time, with everybody,’ she said to her sister.

    ‘I hope at least I haven’t a slave nature,’ said Hilda.

    ‘But perhaps you have! Perhaps you are a slave to your own idea of yourself.’

    Hilda drove in silence for some time after this piece of unheard of insolence from that chit Connie.

    ‘At least I’m not a slave to somebody else’s idea of me: and the somebody else a servant of my husband’s,’ she retorted at last, in crude anger.

    ‘You see, it’s not so,’ said Connie calmly.

    She had always let herself be dominated by her elder sister. Now, though somewhere inside herself she was weeping, she was free of the dominion of other women. Ah! that in itself was a relief, like being given another life: to be free of the strange dominion and obsession of other women. How awful they were, women!

    She was glad to be with her father, whose favourite she had always been. She and Hilda stayed in a little hotel off Pall Mall, and Sir Malcolm was in his club. But he took his daughters out in the evening, and they liked going with him.

    He was still handsome and robust, though just a little afraid of the new world that had sprung up around him. He had got a second wife in Scotland, younger than himself and richer. But he had as many holidays away from her as possible: just as with his first wife.

    Connie sat next to him at the opera. He was moderately stout, and had stout thighs, but they were still strong and well-knit, the thighs of a healthy man who had taken his pleasure in life. His good-humoured selfishness, his dogged sort of independence, his unrepenting sensuality, it seemed to Connie she could see them all in his well-knit straight thighs. Just a man! And now becoming an old man, which is sad. Because in his strong, thick male legs there was none of the alert sensitiveness and power of tenderness which is the very essence of youth, that which never dies, once it is there.

    Connie woke up to the existence of legs. They became more important to her than faces, which are no longer very real. How few people had live, alert legs! She looked at the men in the stalls. Great puddingy thighs in black pudding-cloth, or lean wooden sticks in black funeral stuff, or well-shaped young legs without any meaning whatever, either sensuality or tenderness or sensitiveness, just mere leggy ordinariness that pranced around. Not even any sensuality like her father’s. They were all daunted, daunted out of existence.

    But the women were not daunted. The awful mill-posts of most females! really shocking, really enough to justify murder! Or the poor thin pegs! or the trim neat things in silk stockings, without the slightest look of life! Awful, the millions of meaningless legs prancing meaninglessly around!

    But she was not happy in London. The people seemed so spectral and blank. They had no alive happiness, no matter how brisk and good-looking they were. It was all barren. And Connie had a woman’s blind craving for happiness, to be assured of happiness.

    In Paris at any rate she felt a bit of sensuality still. But what a weary, tired, worn-out sensuality. Worn-out for lack of tenderness. Oh! Paris was sad. One of the saddest towns: weary of its now-mechanical sensuality, weary of the tension of money, money, money, weary even of resentment and conceit, just weary to death, and still not sufficiently Americanized or Londonized to hide the weariness under a mechanical jig-jig-jig! Ah, these manly he-men, these flaneurs, the oglers, these eaters of good dinners! How weary they were! weary, worn-out for lack of a little tenderness, given and taken. The efficient, sometimes charming women knew a thing or two about the sensual realities: they had that pull over their jigging English sisters. But they knew even less of tenderness. Dry, with the endless dry tension of will, they too were wearing out. The human world was just getting worn out. Perhaps it would turn fiercely destructive. A sort of anarchy! Clifford and his conservative anarchy! Perhaps it wouldn’t be conservative much longer. Perhaps it would develop into a very radical anarchy.

    Connie found herself shrinking and afraid of the world. Sometimes she was happy for a little while in the Boulevards or in the Bois or the Luxembourg Gardens. But already Paris was full of Americans and English, strange Americans in the oddest uniforms, and the usual dreary English that are so hopeless abroad.

    She was glad to drive on. It was suddenly hot weather, so Hilda was going through Switzerland and over the Brenner, then through the Dolomites down to Venice. Hilda loved all the managing and the driving and being mistress of the show. Connie was quite content to keep quiet.

    And the trip was really quite nice. Only Connie kept saying to herself: Why don’t I really care! Why am I never really thrilled? How awful, that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landscape any more! But I don’t. It’s rather awful. I’m like Saint Bernard, who could sail down the lake of Lucerne without ever noticing that there were even mountain and green water. I just don’t care for landscape any more. Why should one stare at it? Why should one? I refuse to.

    No, she found nothing vital in France or Switzerland or the Tyrol or Italy. She just was carted through it all. And it was all less real than Wragby. Less real than the awful Wragby! She felt she didn’t care if she never saw France or Switzerland or Italy again. They’d keep. Wragby was more real.

    As for people! people were all alike, with very little difference. They all wanted to get money out of you: or, if they were travellers, they wanted to get enjoyment, perforce, like squeezing blood out of a stone. Poor mountains! poor landscape! it all had to be squeezed and squeezed and squeezed again, to provide a thrill, to provide enjoyment. What did people mean, with their simply determined enjoying of themselves?

    No! said Connie to herself I’d rather be at Wragby, where I can go about and be still, and not stare at anything or do any performing of any sort. This tourist performance of enjoying oneself is too hopelessly humiliating: it’s such a failure.

    She wanted to go back to Wragby, even to Clifford, even to poor crippled Clifford. He wasn’t such a fool as this swarming holidaying lot, anyhow.

    But in her inner consciousness she was keeping touch with the other man. She mustn’t let her connexion with him go: oh, she mustn’t let it go, or she was lost, lost utterly in this world of riff-raffy expensive people and joy-hogs. Oh, the joy-hogs! Oh ‘enjoying oneself’! Another modern form of sickness.

    They left the car in Mestre, in a garage, and took the regular steamer over to Venice. It was a lovely summer afternoon, the shallow lagoon rippled, the full sunshine made Venice, turning its back to them across the water, look dim.

    At the station quay they changed to a gondola, giving the man the address. He was a regular gondolier in a white-and-blue blouse, not very good-looking, not at all impressive.

    ‘Yes! The Villa Esmeralda! Yes! I know it! I have been the gondolier for a gentleman there. But a fair distance out!’

    He seemed a rather childish, impetuous fellow. He rowed with a certain exaggerated impetuosity, through the dark side-canals with the horrible, slimy green walls, the canals that go through the poorer quarters, where the washing hangs high up on ropes, and there is a slight, or strong, odour of sewage.

    But at last he came to one of the open canals with pavement on either side, and looping bridges, that run straight, at right-angles to the Grand Canal. The two women sat under the little awning, the man was perched above, behind them.

    ‘Are the signorine staying long at the Villa Esmeralda?’ he asked, rowing easy, and wiping his perspiring face with a white-and-blue handkerchief.

    ‘Some twenty days: we are both married ladies,’ said Hilda, in her curious hushed voice, that made her Italian sound so foreign.

    ‘Ah! Twenty days!’ said the man. There was a pause. After which he asked: ‘Do the signore want a gondolier for the twenty days or so that they will stay at the Villa Esmeralda? Or by the day, or by the week?’

    Connie and Hilda considered. In Venice, it is always preferable to have one’s own gondola, as it is preferable to have one’s own car on land.

    ‘What is there at the Villa? what boats?’

    ‘There is a motor-launch, also a gondola. But–‘ The but meant: they won’t be your property.

    ‘How much do you charge?’

    It was about thirty shillings a day, or ten pounds a week.

    ‘Is that the regular price?’ asked Hilda.

    ‘Less, Signora, less. The regular price–‘

    The sisters considered.

    ‘Well,’ said Hilda, ‘come tomorrow morning, and we will arrange it. What is your name?’

    His name was Giovanni, and he wanted to know at what time he should come, and then for whom should he say he was waiting. Hilda had no card. Connie gave him one of hers. He glanced at it swiftly, with his hot, southern blue eyes, then glanced again.

    ‘Ah!’ he said, lighting up. ‘Milady! Milady, isn’t it?’

    ‘Milady Costanza!’ said Connie.

    He nodded, repeating: ‘Milady Costanza!’ and putting the card carefully away in his blouse.

    The Villa Esmeralda was quite a long way out, on the edge of the lagoon looking towards Chioggia. It was not a very old house, and pleasant, with the terraces looking seawards, and below, quite a big garden with dark trees, walled in from the lagoon.

    Their host was a heavy, rather coarse Scotchman who had made a good fortune in Italy before the war, and had been knighted for his ultrapatriotism during the war. His wife was a thin, pale, sharp kind of person with no fortune of her own, and the misfortune of having to regulate her husband’s rather sordid amorous exploits. He was terribly tiresome with the servants. But having had a slight stroke during the winter, he was now more manageable.

    The house was pretty full. Besides Sir Malcolm and his two daughters, there were seven more people, a Scotch couple, again with two daughters; a young Italian Contessa, a widow; a young Georgian prince, and a youngish English clergyman who had had pneumonia and was being chaplain to Sir Alexander for his health’s sake. The prince was penniless, good-looking, would make an excellent chauffeur, with the necessary impudence, and basta! The Contessa was a quiet little puss with a game on somewhere. The clergyman was a raw simple fellow from a Bucks vicarage: luckily he had left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at home. And the Guthries, the family of four, were good solid Edinburgh middle class, enjoying everything in a solid fashion, and daring everything while risking nothing.

    Connie and Hilda ruled out the prince at once. The Guthries were more or less their own sort, substantial, but boring: and the girls wanted husbands. The chaplain was not a bad fellow, but too deferential. Sir Alexander, after his slight stroke, had a terrible heaviness his joviality, but he was still thrilled at the presence of so many handsome young women. Lady Cooper was a quiet, catty person who had a thin time of it, poor thing, and who watched every other woman with a cold watchfulness that had become her second nature, and who said cold, nasty little things which showed what an utterly low opinion she had of all human nature. She was also quite venomously overbearing with the servants, Connie found: but in a quiet way. And she skilfully behaved so that Sir Alexander should think that he was lord and monarch of the whole caboosh, with his stout, would-be-genial paunch, and his utterly boring jokes, his humourosity, as Hilda called it.

    Sir Malcolm was painting. Yes, he still would do a Venetian lagoonscape, now and then, in contrast to his Scottish landscapes. So in the morning he was rowed off with a huge canvas, to his ‘site’. A little later, Lady Cooper would he rowed off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with sketching-block and colours. She was an inveterate watercolour painter, and the house was full of rose-coloured palaces, dark canals, swaying bridges, medieval facades, and so on. A little later the Guthries, the prince, the countess, Sir Alexander, and sometimes Mr Lind, the chaplain, would go off to the Lido, where they would bathe; coming home to a late lunch at half past one.

    The house-party, as a house-party, was distinctly boring. But this did not trouble the sisters. They were out all the time. Their father took them to the exhibition, miles and miles of weary paintings. He took them to all the cronies of his in the Villa Lucchese, he sat with them on warm evenings in the piazza, having got a table at Florian’s: he took them to the theatre, to the Goldoni plays. There were illuminated water-fetes, there were dances. This was a holiday-place of all holiday-places. The Lido, with its acres of sun-pinked or pyjamaed bodies, was like a strand with an endless heap of seals come up for mating. Too many people in the piazza, too many limbs and trunks of humanity on the Lido, too many gondolas, too many motor-launches, too many steamers, too many pigeons, too many ices, too many cocktails, too many menservants wanting tips, too many languages rattling, too much, too much sun, too much smell of Venice, too many cargoes of strawberries, too many silk shawls, too many huge, raw-beef slices of watermelon on stalls: too much enjoyment, altogether far too much enjoyment!

    Connie and Hilda went around in their sunny frocks. There were dozens of people they knew, dozens of people knew them. Michaelis turned up like a bad penny. ‘Hullo! Where you staying? Come and have an ice-cream or something! Come with me somewhere in my gondola.’ Even Michaelis almost sun-burned: though sun-cooked is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look of the mass of human flesh.

    It was pleasant in a way. It was almost enjoyment. But anyhow, with all the cocktails, all the lying in warmish water and sunbathing on hot sand in hot sun, jazzing with your stomach up against some fellow in the warm nights, cooling off with ices, it was a complete narcotic. And that was what they all wanted, a drug: the slow water, a drug; the sun, a drug; jazz, a drug; cigarettes, cocktails, ices, vermouth. To be drugged! Enjoyment! Enjoyment!

    Hilda half liked being drugged. She liked looking at all the women, speculating about them. The women were absorbingly interested in the women. How does she look! what man has she captured? what fun is she getting out of it?–The men were like great dogs in white flannel trousers, waiting to be patted, waiting to wallow, waiting to plaster some woman’s stomach against their own, in jazz.

    Hilda liked jazz, because she could plaster her stomach against the stomach of some so-called man, and let him control her movement from the visceral centre, here and there across the floor, and then she could break loose and ignore ‘the creature’. He had been merely made use of. Poor Connie was rather unhappy. She wouldn’t jazz, because she simply couldn’t plaster her stomach against some ‘creature’s’ stomach. She hated the conglomerate mass of nearly nude flesh on the Lido: there was hardly enough water to wet them all. She disliked Sir Alexander and Lady Cooper. She did not want Michaelis or anybody else trailing her.

    The happiest times were when she got Hilda to go with her away across the lagoon, far across to some lonely shingle-bank, where they could bathe quite alone, the gondola remaining on the inner side of the reef.

    Then Giovanni got another gondolier to help him, because it was a long way and he sweated terrifically in the sun. Giovanni was very nice: affectionate, as the Italians are, and quite passionless. The Italians are not passionate: passion has deep reserves. They are easily moved, and often affectionate, but they rarely have any abiding passion of any sort.

    So Giovanni was already devoted to his ladies, as he had been devoted to cargoes of ladies in the past. He was perfectly ready to prostitute himself to them, if they wanted him: he secretly hoped they would want him. They would give him a handsome present, and it would come in very handy, as he was just going to be married. He told them about his marriage, and they were suitably interested.

    He thought this trip to some lonely bank across the lagoon probably meant business: business being l’amore, love. So he got a mate to help him, for it was a long way; and after all, they were two ladies. Two ladies, two mackerels! Good arithmetic! Beautiful ladies, too! He was justly proud of them. And though it was the Signora who paid him and gave him orders, he rather hoped it would be the young milady who would select him for l’amore. She would give more money too.

    The mate he brought was called Daniele. He was not a regular gondolier, so he had none of the cadger and prostitute about him. He was a sandola man, a sandola being a big boat that brings in fruit and produce from the islands.

    Daniele was beautiful, tall and well-shapen, with a light round head of little, close, pale-blond curls, and a good-looking man’s face, a little like a lion, and long-distance blue eyes. He was not effusive, loquacious, and bibulous like Giovanni. He was silent and he rowed with a strength and ease as if he were alone on the water. The ladies were ladies, remote from him. He did not even look at them. He looked ahead.

    He was a real man, a little angry when Giovanni drank too much wine and rowed awkwardly, with effusive shoves of the great oar. He was a man as Mellors was a man, unprostituted. Connie pitied the wife of the easily-overflowing Giovanni. But Daniele’s wife would be one of those sweet Venetian women of the people whom one still sees, modest and flower-like in the back of that labyrinth of a town.

    Ah, how sad that man first prostitutes woman, then woman prostitutes man. Giovanni was pining to prostitute himself, dribbling like a dog, wanting to give himself to a woman. And for money!

    Connie looked at Venice far off, low and rose-coloured upon the water. Built of money, blossomed of money, and dead with money. The money-deadness! Money, money, money, prostitution and deadness.

    Yet Daniele was still a man capable of a man’s free allegiance. He did not wear the gondolier’s blouse: only the knitted blue jersey. He was a little wild, uncouth and proud. So he was hireling to the rather doggy Giovanni who was hireling again to two women. So it is! When Jesus refused the devil’s money, he left the devil like a Jewish banker, master of the whole situation.

    Connie would come home from the blazing light of the lagoon in a kind of stupor, to find letters from home. Clifford wrote regularly. He wrote very good letters: they might all have been printed in a book. And for this reason Connie found them not very interesting.

    She lived in the stupor of the light of the lagoon, the lapping saltiness of the water, the space, the emptiness, the nothingness: but health, health, complete stupor of health. It was gratifying, and she was lulled away in it, not caring for anything. Besides, she was pregnant. She knew now. So the stupor of sunlight and lagoon salt and sea-bathing and lying on shingle and finding shells and drifting away, away in a gondola, was completed by the pregnancy inside her, another fullness of health, satisfying and stupefying.

    She had been at Venice a fortnight, and she was to stay another ten days or a fortnight. The sunshine blazed over any count of time, and the fullness of physical health made forgetfulness complete. She was in a sort of stupor of well-being.

    From which a letter of Clifford roused her.

    We too have had our mild local excitement. It appears the truant wife of Mellors, the keeper, turned up at the cottage and found herself unwelcome. He packed her off, and locked the door. Report has it, however, that when he returned from the wood he found the no longer fair lady firmly established in his bed, in puris naturalibus; or one should say, in impuris naturalibus. She had broken a window and got in that way. Unable to evict the somewhat man-handled Venus from his couch, he beat a retreat and retired, it is said, to his mother’s house in Tevershall. Meanwhile the Venus of Stacks Gate is established in the cottage, which she claims is her home, and Apollo, apparently, is domiciled in Tevershall.

    I repeat this from hearsay, as Mellors has not come to me personally. I had this particular bit of local garbage from our garbage bird, our ibis, our scavenging turkey-buzzard, Mrs Bolton. I would not have repeated it had she not exclaimed: her Ladyship will go no more to the wood if that woman’s going to be about!

    I like your picture of Sir Malcolm striding into the sea with white hair blowing and pink flesh glowing. I envy you that sun. Here it rains. But I don’t envy Sir Malcolm his inveterate mortal carnality. However, it suits his age. Apparently one grows more carnal and more mortal as one grows older. Only youth has a taste of immortality–

    This news affected Connie in her state of semi-stupefied well-being with vexation amounting to exasperation. Now she had got to be bothered by that beast of a woman! Now she must start and fret! She had no letter from Mellors. They had agreed not to write at all, but now she wanted to hear from him personally. After all, he was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that was coming. Let him write!

    But how hateful! Now everything was messed up. How foul those low people were! How nice it was here, in the sunshine and the indolence, compared to that dismal mess of that English Midlands! After all, a clear sky was almos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She did not mention the fact of her pregnancy, even to Hilda. She wrote to Mrs Bolton for exact information.

    Duncan Forbes, an artist friend of theirs, had arrived at the Villa Esmeralda, coming north from Rome. Now he made a third in the gondola, and he bathed with them across the lagoon, and was their escort: a quiet, almost taciturn young man, very advanced in his art.

    She had a letter from Mrs Bolton:

    You will be pleased, I am sure, my Lady, when you see Sir Clifford. He’s looking quite blooming and working very hard, and very hopeful. Of cours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mong us again. It is a dull house without my Lady, and we shall all welcome her presence among us once more.

    About Mr Mellors, I don’t know how much Sir Clifford told you. It seems his wife came back all of a sudden one afternoon, and he found her sitting on the doorstep when he came in from the wood. She said she was come back to him and wanted to live with him again, as she was his legal wife, and he wasn’t going to divorce her. But he woul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her, and wouldn’t let her in the house, and did not go in himself; he went back into the wood without ever opening the door.

    But when he came back after dark, he found the house broken into, so he went upstairs to see what she’d done, and he found her in bed without a rag on her. He offered her money, but she said she was his wife and he must take her back. I don’t know what sort of a scene they had. His mother told me about it, she’s terribly upset. Well, he told her he’d die rather than ever live with her again, so he took his things and went straight to his mother’s on Tevershall hill. He stopped the night and went to the wood next day through the park, never going near the cottage. It seems he never saw his wife that day. But the day after she was at her brother Dan’s at Beggarlee, swearing and carrying on, saying she was his legal wife, and that he’d been having women at the cottage, because she’d found a scent-bottle in his drawer, and gold-tipped cigarette-ends on the ash-heap, and I don’t know what all. Then it seems the postman Fred Kirk says he heard somebody talking in Mr Mellors’ bedroom early one morning, and a motor-car had been in the lane.

    Mr Mellors stayed on with his mother, and went to the wood through the park, and it seems she stayed on at the cottage. Well, there was no end of talk. So at last Mr Mellors and Tom Phillips went to the cottage and fetched away most of the furniture and bedding, and unscrewed the handle of the pump, so she was forced to go. But instead of going back to Stacks Gate she went and lodged with that Mrs Swain at Beggarlee, because her brother Dan’s wife wouldn’t have her. And she kept going to old Mrs Mellors’ house, to catch him, and she began swearing he’d got in bed with her in the cottage and she went to a lawyer to make him pay her an allowance. She’s grown heavy, and more common than ever, and as strong as a bull. And she goes about saying the most awful things about him, how he has women at the cottage, and how he behaved to her when they were married, the low, beastly things he did to her, and I don’t know what all. I’m sure it’s awful, the mischief a woman can do, once she starts talking. And no matter how low she may be, there’ll be some as will believe her, and some of the dirt will stick. I’m sure the way she makes out that Mr Mellors was one of those low, beastly men with women, is simply shocking. And people are only too ready to believe things against anybody, especially things like that. She declared she’ll never leave him alone while he lives. Though what I say is, if he was so beastly to her, why is she so anxious to go back to him? But of course she’s coming near her change of life, for she’s years older than he is. And these common, violent women always go partly insane when the change of life comes upon them–

    This was a nasty blow to Connie. Here she was, sure as life, coming in for her share of the lowness and dirt. She felt angry with him for not having got clear of a Bertha Coutts: nay, for ever having married her. Perhaps he had a certain hankering after lowness. Connie remembered the last night she had spent with him, and shivered. He had known all that sensuality, even with a Bertha Coutts! It was really rather disgusting. It would be well to be rid of him, clear of him altogether. He was perhaps really common, really low.

    She had a revulsion against the whole affair, and almost envied the Guthrie girls their gawky inexperience and crude maidenliness. And she now dreaded the thought that anybody would know about herself and the keeper. How unspeakably humiliating! She was weary, afraid, and felt a craving for utter respectability, even for the vulgar and deadening respectability of the Guthrie girls. If Clifford knew about her affair, how unspeakably humiliating! She was afraid, terrified of society and its unclean bite. She almost wished she could get rid of the child again, and be quite clear. In short, she fell into a state of funk.

    As for the scent-bottle, that was her own folly. She had not been able to refrain from perfuming his one or two handkerchiefs and his shirts in the drawer, just out of childishness, and she had left a little bottle of Coty’s Wood-violet perfume, half empty, among his things. She wanted him to remember her in the perfume. As for the cigarette-ends, they were Hilda’s.

    She could not help confiding a little in Duncan Forbes. She didn’t say she had been the keeper’s lover, she only said she liked him, and told Forbes the history of the man.

    ‘Oh,’ said Forbes, ‘you’ll see, they’ll never rest till they’ve pulled the man down and done him in. If he has refused to creep up into the middle classes, when he had a chance; and if he’s a man who stands up for his own sex, then they’ll do him in. It’s the one thing they won’t let you be, straight and open in your sex. You can be as dirty as you like. In fact the more dirt you do on sex the better they like it. But if you believe in your own sex, and won’t have it done dirt to: they’ll down you. It’s the one insane taboo left: sex as a natural and vital thing. They won’t have it, and they’ll kill you before they’ll let you have it. You’ll see, they’ll hound that man down. And what’s he done, after all? If he’s made love to his wife all ends on, hasn’t he a right to? She ought to be proud of it. But you see, even a low bitch like that turns on him, and uses the hyena instinct of the mob against sex, to pull him down. You have a snivel and feel sinful or awful about your sex, before you’re allowed to have any. Oh, they’ll hound the poor devil down.’

    Connie had a revulsio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now. What had he done, after all? what had he done to herself, Connie, but give her an exquisite pleasure and a sense of freedom and life? He had released her warm, natural sexual flow. And for that they would hound him down.

    No no, it should not be. She saw the image of him, naked white with tanned face and hands, looking down and addressing his erect penis as if it were another being, the odd grin flickering on his face. And she heard his voice again: Tha’s got the nicest woman’s arse of anybody! And she felt his hand warmly and softly closing over her tail again, over her secret places, like a benediction. And the warmth ran through her womb, and the little flames flickered in her knees, and she said: Oh, no! I mustn’t go back on it! I must not go back on him. I must stick to him and to what I had of him, through everything. I had no warm, flamy life till he gave it me. And I won’t go back on it.

    She did a rash thing. She sent a letter to Ivy Bolton, enclosing a note to the keeper, and asking Mrs Bolton to give it him. And she wrote to him:

    I am very much distressed to hear of all the trouble your wife is making for you, but don’t mind it, it is only a sort of hysteria. It will all blow over as suddenly as it came. But I’m awfully sorry about it, and I do hope you are not minding very much. After all, it isn’t worth it. She is only a hysterical woman who wants to hurt you. I shall be home in ten days’ time, and I do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A few days later came a letter from Clifford. He was evidently upset.

    I am delighted to hear you are prepared to leave Venice on the sixteenth. But if you are enjoying it, don’t hurry home. We miss you, Wragby misses you. But it is essential that you should get your full amount of sunshine, sunshine and pyjamas, as the advertisements of the Lido say. So please do stay on a little longer, if it is cheering you up and preparing you for our sufficiently awful winter. Even today, it rains.

    I am assiduously, admirably looked after by Mrs Bolton. She is a queer specimen. The more I live, the more I realize what strange creatures human beings are.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s well have a hundred legs, like a centipede, or six, like a lobster. The human consistency and dignity one has been led to expect from one’s fellow-men seem actually nonexistent. One doubts if they exist to any startling degree even is oneself.

    The scandal of the keeper continues and gets bigger like a snowball. Mrs Bolton keeps me informed. She reminds me of a fish which, though dumb, seems to be breathing silent gossip through its gills, while ever it lives. All goes through the sieve of her gills, and nothing surprises her. It is as if the events of other people’s lives were the necessary oxygen of her own.

    She is preoccupied with the Mellors scandal, and if I will let her begin, she takes me down to the depths. Her great indignation, which even then is like the indignation of an actress playing a role, is against the wife of Mellors, whom she persists in calling Bertha Courts. I have been to the depths of the muddy lies of the Bertha Couttses of this world, and when, released from the current of gossip, I slowly rise to the surface again, I look at the daylight its wonder that it ever should be.

    It seems to me absolutely true, that our world, which appears to us the surface of all things, is really the bottom of a deep ocean: all our trees are submarine growths, and we are weird, scaly-clad submarine fauna, feeding ourselves on offal like shrimps. Only occasionally the soul rises gasping through the fathomless fathoms under which we live, far up to the surface of the ether, where there is true air.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air we normally breathe is a kind of water, and men and women are a species of fish.

    But sometimes the soul does come up, shoots like a kittiwake into the light, with ecstasy, after having preyed on the submarine depths. It is our mortal destiny, I suppose, to prey upon the ghastly subaqueous life of our fellow-men, in the submarine jungle of mankind. But our immortal destiny is to escape, once we have swallowed our swimmy catch, up again into the bright ether, bursting out from the surface of Old Ocean into real light. Then one realizes one’s eternal nature.

    When I hear Mrs Bolton talk, I feel myself plunging down, down, to the depths where the fish of human secrets wriggle and swim. Carnal appetite makes one seize a beakful of prey: then up, up again, out of the dense into the ethereal, from the wet into the dry. To you I can tell the whole process. But with Mrs Bolton I only feel the downward plunge, down, horribly, among the sea-weeds and the pallid monsters of the very bottom.

    I am afraid we are going to lose our game-keeper. The scandal of the truant wife, instead of dying down, has reverberated to greater and greater dimensions. He is accused of all unspeakable things and curiously enough, the woman has managed to get the bulk of the colliers’ wives behind her, gruesome fish, and the village is putrescent with talk.

    I hear this Bertha Coutts besieges Mellors in his mother’s house, having ransacked the cottage and the hut. She seized one day upon her own daughter, as that chip of the female block was returning from school; but the little one, instead of kissing the loving mother’s hand, bit it firmly, and so received from the other hand a smack in the face which sent her reeling into the gutter: whence she was rescued by an indignant and harassed grandmother.

    The woman has blown off an amazing quantity of poison-gas. She has aired in detail all those incidents of her conjugal life which are usually buried down in the deepest grave of matrimonial silence, between married couples. Having chosen to exhume them, after ten years of burial, she has a weird array. I hear these details from Linley and the doctor: the latter being amused. Of course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in it. Humanity has always had a strange avidity for unusual sexual postures, and if a man likes to use his wife, as Benvenuto Cellini says, ‘in the Italian way’, well that is a matter of taste. But I had hardly expected our game-keeper to be up to so many tricks. No doubt Bertha Coutts herself first put him up to them. In any case, it is a matter of their own personal squalor, and nothing to do with anybody else.

    However, everybody listens: as I do myself. A dozen years ago, common decency would have hushed the thing. But common decency no longer exists, and the colliers’ wives are all up in arms and unabashed in voice. One would think every child in Tevershall,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had been an immaculate conception, and every one of our nonconformist females was a shining Joan of Arc. That our estimable game-keeper should have about him a touch of Rabelais seems to make him more monstrous and shocking than a murderer like Crippen. Yet these people in Tevershall are a loose lot, if one is to believe all accounts.

    The trouble is, however, the execrable Bertha Coutts has not confined herself to her own experiences and sufferings. She has discovered,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that her husband has been ‘keeping’ women down at the cottage, and has made a few random shots at naming the women. This has brought a few decent names trailing through the mud, and the thing has gone quite considerably too far. An injunction has been taken out against the woman.

    I have had to interview Mellors about the business, as it was impossible to keep the woman away from the wood. He goes about as usual, with his Miller-of-the-Dee air, I care for nobody, no not I, if nobody care for me! Nevertheless, I shrewdly suspect he feels like a dog with a tin can tied to its tail: though he makes a very good show of pretending the tin can isn’t there. But I heard that in the village the women call away their children if he is passing, as if he were the Marquis de Sade in person. He goes on with a certain impudence, but I am afraid the tin can is firmly tied to his tail, and that inwardly he repeats, like Don Rodrigo in the Spanish ballad: ‘Ah, now it bites me where I most have sinned!’

    I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he would be able to attend to his duty in the wood, and he said he did not think he had neglected it. I told him it was a nuisance to have the woman trespassing: to which he replied that he had no power to arrest her. Then I hinted at the scandal and its unpleasant course. ‘Ay,’ he said. ‘folks should do their own fuckin’, then they wouldn’t want to listen to a lot of clatfart about another man’s.’

    He said it with some bitterness, and no doubt it contains the real germ of truth. The mode of putting it, however, is neither delicate nor respectful. I hinted as much, and then I heard the tin can rattle again. ‘It’s not for a man the shape you’re in, Sir Clifford, to twit me for havin’ a cod atween my legs.’

    These things, said indiscriminately to all and sundry, of course do not help him at all, and the rector, and Finley, and Burroughs all think it would be as well if the man left the place.

    I asked him if it was true that he entertained ladies down at the cottage, and all he said was: ‘Why, what’s that to you, Sir Clifford?’ I told him I intended to have decency observed on my estate, to which he replied: ‘Then you mun button the mouths o’ a’ th’ women.’–When I pressed him about his manner of life at the cottage, he said: ‘Surely you might ma’e a scandal out o’ me an’ my bitch Flossie. You’ve missed summat there.’ As a matter of fact, for an example of impertinence he’d be hard to beat.

    I asked him if it would be easy for him to find another job. He said: ‘If you’re hintin’ that you’d like to shunt me out of this job, it’d be easy as wink.’ So he made no trouble at all about leaving at the end of next week, and apparently is willing to initiate a young fellow, Joe Chambers, into as many mysteries of the craft as possible. I told him I would give him a month’s wages extra, when he left. He said he’d rather I kept my money, as I’d no occasion to ease my conscience. I asked him what he meant, and he said: ‘You don’t owe me nothing extra, Sir Clifford, so don’t pay me nothing extra. If you think you see my shirt hanging out, just tell me.’

    Well, there is the end of i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woman has gone away: we don’t know where to: but she is liable to arrest if she shows her face in Tevershall. And I heard she is mortally afraid of gaol, because she merits it so well. Mellors will depart on Saturday week, and the place will soon become normal again.

    Meanwhile, my dear Connie, if you would enjoy to stay in Venice or in Switzerland till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should be glad to think you were out of all this buzz of nastiness, which will have died quite away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So you see, we are deep-sea monsters, and when the lobster walks on mud, he stirs it up for everybody. We must perforce take it philosophically.

    The irritation, and the lack of any sympathy in any direction, of Clifford’s letter, had a bad effect on Connie. But she understood it better when she received the following from Mellors: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along with various other pussies. You have heard that my wife Bertha came back to my unloving arms, and took up her abode in the cottage: where, to speak disrespectfully, she smelled a rat, in the shape of a little bottle of Coty. Other evidence she did not find, at least for some days, when she began to howl about the burnt photograph. She noticed the glass and the back-board in the square bedroom. Unfortunately, on the back-board somebody had scribbled little sketches, and the initials, several times repeated: C. S. R. This, however, afforded no clue until she broke into the hut, and found one of your books,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actress Judith, with your name, Constance Stewart Reid, on the front page. After this, for some days she went round loudly saying that my paramour was no less a person than Lady Chatterley herself. The news came at last to the rector, Mr Burroughs, and to Sir Clifford. They then proceeded to take legal steps against my liege lady, who for her part disappeared, having always had a mortal fear of the police.

    Sir Clifford asked to see me, so I went to him. He talked around things and seemed annoyed with me. Then he asked if I knew that even her ladyship’s name had been mentioned. I said I never listened to scandal, and was surprised to hear this bit from Sir Clifford himself. He said, of course it was a great insult, and I told him there was Queen Mary on a calendar in the scullery, no doubt because Her Majesty formed part of my harem. But he didn’t appreciate the sarcasm. He as good as told me I was a disreputable character who walked about with my breeches’ buttons undone, and I as good as told him he’d nothing to unbutton anyhow, so he gave me the sack, and I leave on Saturday week, and the place thereof shall know me no more.

    I shall go to London, and my old landlady, Mrs Inger, 17 Coburg Square, will either give me a room or will find one for me.

    Be sure your sins will find you out, especially if you’re married and her name’s Bertha–

    There was not a word about herself, or to her. Connie resented this. He might have said some few words of consolation or reassurance. But she knew he was leaving her free, free to go back to Wragby and to Clifford. She resented that too. He need not be so falsely chivalrous. She wished he had said to Clifford: ‘Yes, she is my lover and my mistress and I am proud of it!’ But his courage wouldn’t carry him so far.

    So her name was coupled with his in Tevershall! It was a mess. But that would soon die down.

    She was angry, with the complicated and confused anger that made her inert.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nor what to say, so she said and did nothing. She went on at Venice just the same, rowing out in the gondola with Duncan Forbes, bathing, letting the days slip by. Duncan, who had been rather depressingly in love with her ten years ago, was in love with her again. But she said to him: ‘I only want one thing of men, and that is, that they should leave me alone.’

    So Duncan left her alone: really quite pleased to be able to. All the same, he offered her a soft stream of a queer, inverted sort of love. He wanted to be with her.

    ‘Have you ever thought,’ he said to her one day, ‘how very little people are 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Look at Daniele! He is handsome as a son of the sun. But see how alone he looks in his handsomeness. Yet I bet he has a wife and family, and couldn’t possibly go away from them.’

    ‘Ask him,’ said Connie.

    Duncan did so. Daniele said he was married, and had two children, both male, aged seven and nine. But he betrayed no emotion over the fact.

    ‘Perhaps only people who are capable of real togetherness have that look of being alone in the universe,’ said Connie. ‘The others have a certain stickiness, they stick to the mass, like Giovanni.’ ‘And,’ she thought to herself, ‘like you, Duncan.’

    Chapter 18

    She had to make up her mind what to do. She would leave Venice on the Saturday that he was leaving Wragby: in six days’ time. This would bring her to London on the Monday following, and she would then see him. She wrote to him to the London address, asking him to send her a letter to Hartland’s hotel, and to call for her on the Monday evening at seven.

    Inside herself she was curiously and complicatedly angry, and all her responses were numb. She refused to confide even in Hilda, and Hilda, offended by her steady silence, had become rather intimate with a Dutch woman. Connie hated these rather stifling intimacies between women, intimacy into which Hilda always entered ponderously.

    Sir Malcolm decided to travel with Connie, and Duncan could come on with Hilda. The old artist always did himself well: he took berths on the Orient Express, in spite of Connie’s dislike of trains de luxe, the atmosphere of vulgar depravity there is aboard them nowadays. However, it would make the journey to Paris shorter.

    Sir Malcolm was always uneasy going back to his wife. It was habit carried over from the first wife. But there would be a house-party for the grouse, and he wanted to be well ahead. Connie, sunburnt and handsome, sat in silence, forgetting all about the landscape.

    ‘A little dull for you, going back to Wragby,’ said her father, noticing her glumness.

    ‘I’m not sure I shall go back to Wragby,’ she said, with startling abruptness, looking into his eyes with her big blue eyes. His big blue eyes took on the frightened look of a man whose social conscience is not quite clear.

    ‘You mean you’ll stay on in Paris a while?’

    ‘No! I mean never go back to Wragby.’

    He was bothered by his own little problems, and sincerely hoped he was getting none of hers to shoulder.

    ‘How’s that, all at once?’ he asked.

    ‘I’m going to have a child.’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had uttered the words to any living soul, and it seemed to mark a cleavage in her life.

    ‘How do you know?’ said her father.

    She smiled.

    ‘How should I know?’

    ‘But not Clifford’s child, of course?’

    ‘No! Another man’s.’

    She rather enjoyed tormenting him.

    ‘Do I know the man?’ asked Sir Malcolm.

    ‘No! You’ve never seen him.’

    There was a long pause.

    ‘And what are your plans?’

    ‘I don’t know. That’s the point.’

    ‘No patching it up with Clifford?’

    ‘I suppose Clifford would take it,’ said Connie. ‘He told me, after last time you talked to him, he wouldn’t mind if I had a child, so long as I went about it discreetly.’

    ‘Only sensible thing he could sa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n I suppose it’ll be all right.’

    ‘In what way?’ said Connie, looking into her father’s eyes. They were big blue eyes rather like her own, but with a certain uneasiness in them, a look sometimes of an uneasy little boy, sometimes a look of sullen selfishness, usually good-humoured and wary.

    ‘You can present Clifford with an heir to all the Chatterleys, and put another baronet in Wragby.’

    Sir Malcolm’s face smiled with a half-sensual smile.

    ‘But I don’t think I want to,’ she said.

    ‘Why not? Feeling entangled with the other man? Well! If you want the truth from me, my child, it’s this. The world goes on. Wragby stands and will go on standing. The world is more or less a fixed thing and, externally, we have to adapt ourselves to it. Privately, in my private opinion, we can please ourselves. Emotions change. You may like one man this year and another next. But Wragby still stands. Stick by Wragby as far as Wragby sticks by you. Then please yourself. But you’ll get very little out of making a break. You can make a break if you wish. You have an independent income, the only thing that never lets you down. But you won’t get much out of it. Put a little baronet in Wragby. It’s an amusing thing to do.’

    And Sir Malcolm sat back and smiled again. Connie did not answer.

    ‘I hope you had a real man at last,’ he said to her after a while, sensually alert.

    ‘I did. That’s the trouble. There aren’t many of them about,’ she said.

    ‘No, by God!’ he mused. ‘There aren’t! Well, my dear, to look at you, he was a lucky man. Surely he wouldn’t make trouble for you?’

    ‘Oh no! He leaves me my own mistress entirely.’

    ‘Quite! Quite! A genuine man would.’

    Sir Malcolm was pleased. Connie was his favourite daughter, he had always liked the female in her. Not so much of her mother in her as in Hilda. And he had always disliked Clifford. So he was pleased, and very tender with his daughter, as if the unborn child were his child.

    He drove with her to Hartland’s hotel, and saw her installed: then went round to his club. She had refused his company for the evening.

    She found a letter from Mellors.

    I won’t come round to your hotel, but I’ll wait for you outside the Golden Cock in Adam Street at seven.

    There he stood, tall and slender, and so different, in a formal suit of thin dark cloth. He had a natural distinction, but he had not the cut-to-pattern look of her class. Yet, she saw at once, he could go anywhere. He had a native breeding which was really much nicer than the cut-to-pattern class thing.

    ‘Ah, there you are! How well you look!’

    ‘Yes! But not you.’

    She looked in his face anxiously. It was thin, and the cheekbones showed. But his eyes smiled at her, and she felt at home with him. There it was: suddenly, the tension of keeping up her appearances fell from her. Something flowed out of him physically, that made her feel inwardly at ease and happy, at home. With a woman’s now alert instinct for happiness, she registered it at once. ‘I’m happy when he’s there!’ Not all the sunshine of Venice had given her this inward expansion and warmth.

    ‘Was it horrid for you?’ she asked as she sat opposite him at table. He was too thin; she saw it now. His hand lay as she knew it, with the curious loose forgottenness of a sleeping animal. She wanted so much to take it and kiss it. But she did not quite dare.

    ‘People are always horrid,’ he said.

    ‘And did you mind very much?’

    ‘I minded, as I always shall mind. And I knew I was a fool to mind.’

    ‘Did you feel like a dog with a tin can tied to its tail? Clifford said you felt like that.’

    He looked at her. It was cruel of her at that moment: for his pride had suffered bitterly.

    ‘I suppose I did,’ he said.

    She never knew the fierce bitterness with which he resented insult.

    There was a long pause.

    ‘And did you miss me?’ she asked.

    ‘I was glad you were out of it.’

    Again there was a pause.

    ‘But did people believe about you and me?’ she asked.

    ‘No! I don’t think so for a moment.’

    ‘Did Clifford?’

    ‘I should say not. He put it off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But naturally it made him want to see the last of me.’

    ‘I’m going to have a child.’

    The expression died utterly out of his face, out of his whole body. He looked at her with darkened eyes, whose look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at all: like some dark-flamed spirit looking at her.

    ‘Say you’re glad!’ she pleaded, groping for his hand. And she saw a certain exultance spring up in him. But it was netted down by things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It’s the future,’ he said.

    ‘But aren’t you glad?’ she persisted.

    ‘I have such a terrible mistrust of the future.’

    ‘But you needn’t be troubled by any responsibility. Clifford would have it as his own, he’d be glad.’

    She saw him go pale, and recoil under this. He did not answer.

    ‘Shall I go back to Clifford and put a little baronet into Wragby?’ she asked.

    He looked at her, pale and very remote. The ugly little grin flickered on his face.

    ‘You wouldn’t have to tell him who the father was?’

    ‘Oh!’ she said; ‘he’d take it even then, if I wanted him to.’

    He thought for a time.

    ‘Ay!’ he said at last, to himself. ‘I suppose he would.’

    There was silence. A big gulf was between them.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go back to Clifford, do you?’ she asked him.

    ‘What do you want yourself?’ he replied.

    ‘I want to live with you,’ she said simply.

    In spite of himself, little flames ran over his belly as he heard her say it, and he dropped his head. Then he looked up at her again, with those haunted eyes.

    ‘If it’s worth it to you,’ he said. ‘I’ve got nothing.’

    ‘You’ve got more than most men. Come, you know it,’ she said.

    ‘In one way, I know it.’ He was silent for a time, thinking. Then he resumed: ‘They used to say I had too much of the woman in me. But it’s not that. I’m not a woman no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hoot birds, neither because I don’t want to make money, or get on. I could have got on in the army, easily, but I didn’t like the army. Though I could manage the men all right: they liked me and they had a bit of a holy fear of me when I got mad. No, it was stupid, dead-handed higher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army dead: absolutely fool-dead. I like men, and men like me. But I can’t stand the twaddling bossy impudence of the people who run this world. That’s why I can’t get on. I hate the impudence of money, and I hate the impudence of class. So in the world as it is, what have I to offer a woman?’

    ‘But why offer anything? It’s not a bargain. It’s just that we love one another,’ she said.

    ‘Nay, nay! It’s more than that. Living is moving and moving on. My life won’t go down the proper gutters, it just won’t. So I’m a bit of a waste ticket by myself. And I’ve no business to take a woman into my life, unless my life does something and gets somewhere, inwardly at least, to keep us both fresh. A man must offer a woman some meaning in his life, if it’s going to be an isolated life, and if she’s a genuine woman. I can’t be just your male concubine.’

    ‘Why not?’ she said.

    ‘Why, because I can’t. And you would soon hate it.’

    ‘As if you couldn’t trust me,’ she said.

    The grin flickered on his face.

    ‘The money is yours, the position is yours, the decisions will lie with you. I’m not just my Lady’s fucker, after all.’

    ‘What else are you?’

    ‘You may well ask. It no doubt is invisible. Yet I’m something to myself at least. I can see the point of my own existence, though I can quite understand nobody else’s seeing it.’

    ‘And will your existence have less point, if you live with me?’

    He paused a long time before replying:

    ‘It might.’

    She too stayed to think about it.

    ‘And what is the point of your existence?’

    ‘I tell you, it’s invisible. I don’t believe in the world, not in money, nor in advancement, nor in the future of our civilization. If there’s got to be a future for humanity, there’ll have to be a very big change from what now is.’

    ‘And what will the real future have to be like?’

    ‘God knows! I can feel something inside me, all mixed up with a lot of rage. But what it really amounts to, I don’t know.’

    ‘Shall I tell you?’ she said, looking into his face. ‘Shall I tell you what you have that other men don’t have, and that will make the future? Shall I tell you?’

    ‘Tell me then,’ he replied.

    ‘It’s the courage of your own tenderness, that’s what it is: like when you put your hand on my tail and say I’ve got a pretty tail.’

    The grin came flickering on his face.

    ‘That!’ he said.

    Then he sat thinking.

    ‘Ay!’ he said. ‘You’re right. It’s that really. It’s that all the way through. I knew it with the men. I had to be in touch with them, physically, and not go back on it. I had to be bodily aware of them and a bit tender to them, even if I put em through hell. It’s a question of awareness, as Buddha said. But even he fought shy of the bodily awareness, and that natural physical tenderness, which is the best, even between men; in a proper manly way. Makes ’em really manly, not so monkeyish. Ay! it’s tenderness, really; it’s cunt-awareness. Sex is really only touch, the closest of all touch. And it’s touch we’re afraid of. We’re only half-conscious, and half alive. We’ve got to come alive and aware. Especially the English have got to get into touch with one another, a bit delicate and a bit tender. It’s our crying need.’

    She looked at him.

    ‘Then why are you afraid of me?’ she said.

    He looked at her a long time before he answered.

    ‘It’s the money, really, and the position. It’s the world in you.’

    ‘But isn’t there tenderness in me?’ she said wistfully.

    He looked down at her, with darkened, abstract eyes.

    ‘Ay! It comes an’ goes, like in me.’

    ‘But can’t you trust it between you and me?’ she asked, gazing anxiously at him.

    She saw his face all softening down, losing its armour. ‘Maybe!’ he said. They were both silent.

    ‘I want you to hold me in your arms,’ she said. ‘I want you to tell me you are glad we are having a child.’

    She looked so lovely and warm and wistful, his bowels stirred towards her.

    ‘I suppose we can go to my room,’ he said. ‘Though it’s scandalous again.’

    But she saw the forgetfulness of the world coming over him again, his face taking the soft, pure look of tender passion.

    They walked by the remoter streets to Coburg Square, where he had a room at the top of the house, an attic room where he cooked for himself on a gas ring. It was small, but decent and tidy.

    She took off her things, and made him do the same. She was lovely in the soft first flush of her pregnancy.

    ‘I ought to leave you alone,’ he said.

    ‘No!’ she said. ‘Love me! Love me, and say you’ll keep me. Say you’ll keep me! Say you’ll never let me go, to the world nor to anybody.’

    She crept close against him, clinging fast to his thin, strong naked body, the only home she had ever known.

    ‘Then I’ll keep thee,’ he said. ‘If tha wants it, then I’ll keep thee.’

    He held her round and fast.

    ‘And say you’re glad about the child,’ she repeated.

    ‘Kiss it! Kiss my womb and say you’re glad it’s there.’

    But that was more difficult for him.

    ‘I’ve a dread of puttin’ children i’ th’ world,’ he said. ‘I’ve such a dread o’ th’ future for ’em.’

    ‘But you’ve put it into me. Be tender to it, and that will be its future already. Kiss it!’

    He quivered, because it was true. ‘Be tender to it, and that will be its future.’–At that moment he felt a sheer love for the woman. He kissed her belly and her mound of Venus, to kiss close to the womb and the foetus within the womb.

    ‘Oh,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she said, in a little cry like one of her blind, inarticulate love cries. And he went in to her softly, feeling the stream of tenderness flowing in release from his bowels to hers, the bowels of compassion kindled between them.

    And he realized as he went into her that this was the thing he had to do, to come into tender touch, without losing his pride or his dignity or his integrity as a man. After all, if she had money and means, and he had none, he should be too proud and honourable to hold back his tenderness from her on that account. ‘I stand for the touch of bodily awareness between human beings,’ he said to himself, ‘and the touch of tenderness. And she is my mate. And it is a battle against the money, and the machine, and the insentient ideal monkeyishness of the world. And she will stand behind me there. Thank God I’ve got a woman! Thank God I’ve got a woman who is with me, and tender and aware of me. Thank God she’s not a bully, nor a fool. Thank God she’s a tender, aware woman.’ And as his seed sprang in her, his soul sprang towards her too, in the creative act that is far more than procreative.

    She was quite determined now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parting between him and her. But the ways and means were still to settle.

    ‘Did you hate Bertha Coutts?’ she asked him.

    ‘Don’t talk to me about her.’

    ‘Yes! You must let me. Because once you liked her. And once you were as intimate with her as you are with me. So you have to tell me. Isn’t it rather terrible, when you’ve been intimate with her, to hate her so? Why is it?’

    ‘I don’t know. She sort of kept her will ready against me, always, always: her ghastly female will: her freedom! A woman’s ghastly freedom that ends in the most beastly bullying! Oh, she always kept her freedom against me, like vitriol in my face.’

    ‘But she’s not free of you even now. Does she still love you?’

    ‘No, no! If she’s not free of me, it’s because she’s got that mad rage, she must try to bully me.’

    ‘But she must have loved you.’

    ‘No! Well, in specks she did. She was drawn to me. And I think even that she hated. She loved me in moments. But she always took it back, and started bullying. Her deepest desire was to bully me, and there was no altering her. Her will was wrong, from the first.’

    ‘But perhaps she felt you didn’t really love her, and she wanted to make you.’

    ‘My God, it was bloody making.’

    ‘But you didn’t really love her, did you? You did her that wrong.’

    ‘How could I? I began to. I began to love her. But somehow, she always ripped me up. No, don’t let’s talk of it. It was a doom, that was. And she was a doomed woman. This last time, I’d have shot her like I shoot a stoat, if I’d but been allowed: a raving, doomed thing in the shape of a woman! If only I could have shot her, and ended the whole misery! It ought to be allowed. When a woman gets absolutely possessed by her own will, her own will set against everything, then it’s fearful, and she should be shot at last.’

    ‘And shouldn’t men be shot at last, if they get possessed by their own will?’

    ‘Ay!–the same! But I must get free of her, or she’ll be at me again. I wanted to tell you. I must get a divorce if I possibly can. So we must be careful. We mustn’t really be seen together, you and I. I never, never could stand it if she came down on me and you.’

    Connie pondered this.

    ‘Then we can’t be together?’ she said.

    ‘Not for six months or so. But I think my divorce will go through in September; then till March.’

    ‘But the baby will probably be born at the end of February,’ she said.

    He was silent.

    ‘I could wish the Cliffords and Berthas all dead,’ he said.

    ‘It’s not being very tender to them,’ she said.

    ‘Tender to them? Yea, even then the tenderest thing you could do for them, perhaps, would be to give them death. They can’t live! They only frustrate life. Their souls are awful inside them. Death ought to be sweet to them. And I ought to be allowed to shoot them.’

    ‘But you wouldn’t do it,’ she said.

    ‘I would though! and with less qualms than I shoot a weasel. It anyhow has a prettiness and a loneliness. But they are legion. Oh, I’d shoot them.’

    ‘Then perhaps it is just as well you daren’t.’

    ‘Well.’

    Connie had now plenty to think of. It was evident he wanted absolutely to be free of Bertha Coutts. And she felt he was right. The last attack had been too grim. This meant her living alone, till spring. Perhaps she could get divorced from Clifford. But how? If Mellors were named, then there was an end to his divorce. How loathsome! Couldn’t one go right away, to the far ends of the earth, and be free from it all?

    One could not. The far ends of the world are not five minutes from Charing Cross, nowadays. While the wireless is active, there are no far ends of the earth. Kings of Dahomey and Lamas of Tibet listen in to London and New York.

    Patience! Patience! The world is a vast and ghastly intricacy of mechanism, and one has to be very wary, not to get mangled by it.

    Connie confided in her father.

    ‘You see, Father, he was Clifford’s game-keeper: but he was an officer in the army in India. Only he is like Colonel C. E. Florence, who preferred to become a private soldier again.’

    Sir Malcolm, however, had no sympathy with the unsatisfactory mysticism of the famous C. E. Florence. He saw too much advertisement behind all the humility. It looked just like the sort of conceit the knight most loathed, the conceit of self-abasement.

    ‘Where did your game-keeper spring from?’ asked Sir Malcolm irritably.

    ‘He was a collier’s son in Tevershall. But he’s absolutely presentable.’

    The knighted artist became more angry.

    ‘Looks to me like a gold-digger,’ he said. ‘And you’re a pretty easy gold-mine, apparently.’

    ‘No, Father, it’s not like that. You’d know if you saw him. He’s a man. Clifford always detested him for not being humble.’

    ‘Apparently he had a good instinct, for once.’

    What Sir Malcolm could not bear was the scandal of his daughter’s having an intrigue with a game-keeper. He did not mind the intrigue: he minded the scandal.

    ‘I care nothing about the fellow. He’s evidently been able to get round you all right. But, by God, think of all the talk. Think of your step-mother how she’ll take it!’

    ‘I know,’ said Connie. ‘Talk is beastly: especially if you live in society. And he wants so much to get his own divorce. I thought we might perhaps say it was another man’s child, and not mention Mellors’ name at all.’

    ‘Another man’s! What other man’s?’

    ‘Perhaps Duncan Forbes. He has been our friend all his life.’

    ‘And he’s a fairly well-known artist. And he’s fond of me.’

    ‘Well I’m damned! Poor Duncan! And what’s he going to get out of it?’

    ‘I don’t know. But he might rather like it, even.’

    ‘He might, might he? Well, he’s a funny man if he does. Why, you’ve never even had an affair with him, have you?’

    ‘No! But he doesn’t really want it. He only loves me to be near him, but not to touch him.’

    ‘My God, what a generation!’

    ‘He would like me most of all to be a model for him to paint from. Only I never wanted to.’

    ‘God help him! But he looks down-trodden enough for anything.’

    ‘Still, you wouldn’t mind so much the talk about him?’

    ‘My God, Connie, all the bloody contriving!’

    ‘I know! It’s sickening! But what can I do?’

    ‘Contriving, conniving; conniving, contriving! Makes a man think he’s lived too long.’

    ‘Come, Father, if you haven’t done a good deal of contriving and conniving in your time, you may talk.’

    ‘But it was different, I assure you.’

    ‘It’s always different.’

    Hilda arrived, also furious when she heard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And she also simply could not stand the thought of a public scandal about her sister and a game-keeper. Too, too humiliating!

    ‘Why should we not just disappear, separately, to British Columbia, and have no scandal?’ said Connie.

    But that was no good. The scandal would come out just the same. And if Connie was going with the man, she’d better be able to marry him. This was Hilda’s opinion. Sir Malcolm wasn’t sure. The affair might still blow over.

    ‘But will you see him, Father?’

    Poor Sir Malcolm! he was by no means keen on it. And poor Mellors, he was still less keen. Yet the meeting took place: a lunch in a private room at the club, the two men alone, looking one another up and down.

    Sir Malcolm drank a fair amount of whisky, Mellors also drank. And they talked all the while about India, on which the young man was well informed.

    This lasted during the meal. Only when coffee was served, and the waiter had gone, Sir Malcolm lit a cigar and said, heartily:

    ‘Well, young man, and what about my daughter?’

    The grin flickered on Mellors’ face.

    ‘Well, Sir, and what about her?’

    ‘You’ve got a baby in her all right.’

    ‘I have that honour!’ grinned Mellors.

    ‘Honour, by God!’ Sir Malcolm gave a little squirting laugh, and became Scotch and lewd. ‘Honour! How was the going, eh? Good, my boy, what?’

    ‘Good!’

    ‘I’ll bet it was! Ha-ha! My daughter, chip of the old block, what! I never went back on a good bit of fucking, myself. Though her mother, oh, holy saints!’ He rolled his eyes to heaven. ‘But you warmed her up, oh, you warmed her up, I can see that. Ha-ha! My blood in her! You set fire to her haystack all right. Ha-ha-ha! I was jolly glad of it, I can tell you. She needed it. Oh, she’s a nice girl, she’s a nice girl, and I knew she’d be good going, if only some damned man would set her stack on fire! Ha-ha-ha! A game-keeper, eh, my boy! Bloody good poacher, if you ask me. Ha-ha! But now, look here, speaking seriously,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Speaking seriously, you know!’

    Speaking seriously, they didn’t get very far. Mellors, though a little tipsy, was much the soberer of the two. He kept the conversation as intelligent as possible: which isn’t saying much.

    ‘So you’re a game-keeper! Oh, you’re quite right! That sort of game is worth a man’s while, eh, what? The test of a woman is when you pinch her bottom. You can tell just by the feel of her bottom if she’s going to come up all right. Ha-ha! I envy you, my boy. How old are you?’

    ‘Thirty-nine.’

    The knight lifted his eyebrows.

    ‘As much as that! Well, you’ve another good twenty years, by the look of you. Oh, game-keeper or not, you’re a good cock. I can see that with one eye shut. Not like that blasted Clifford! A lily-livered hound with never a fuck in him, never had. I like you, my boy, I’ll bet you’ve a good cod on you; oh, you’re a bantam, I can see that. You’re a fighter. Game-keeper! Ha-ha, by crikey, I wouldn’t trust my game to you! But look here, seriously,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The world’s full of blasted old women.’

    Seriously, they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except establish the old free-masonry of male sensuality between them.

    ‘And look here, my boy, if ever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you can rely on me. Game-keeper! Christ, but it’s rich! I like it! Oh, I like it! Shows the girl’s got spunk. What? After all, you know, she has her own income, moderate, moderate, but above starvation. And I’ll leave her what I’ve got. By God, I will. She deserves it for showing spunk, in a world of old women. I’ve been struggling to get myself clear of the skirts of old women for seventy years, and haven’t managed it yet. But you’re the man, I can see that.’

    ‘I’m glad you think so. They usually tell me, in a sideways fashion, that I’m the monkey.’

    ‘Oh, they would! My dear fellow, what could you be but a monkey, to all the old women?’

    They parted most genially, and Mellors laughed inwardly all the tim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The following day he had lunch with Connie and Hilda, at some discreet place.

    ‘It’s a very great pity it’s such an ugly situation all round,’ said Hilda.

    ‘I had a lot o’ fun out of it,’ said he.

    ‘I think you might have avoided putt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until you were both free to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The Lord blew a bit too soon on the spark,’ said he.

    ‘I think the Lo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Of course, Connie has enough money to keep you both, but the situation is unbearable.’

    ‘But then you don’t have to bear more than a small corner of it, do you?’ said he.

    ‘If you’d been in her own class.’

    ‘Or if I’d been in a cage at the Zoo.’

    There was silence.

    ‘I think,’ said Hilda, ‘it will be best if she names quite another man as co-respondent and you stay out of it altogether.’

    ‘But I thought I’d put my foot right in.’

    ‘I mean in the divorce proceedings.’

    He gazed at her in wonder. Connie had not dared mention the Duncan scheme to him.

    ‘I don’t follow,’ he said.

    ‘We have a friend who would probably agree to be named as co-respondent, so that your name need not appear,’ said Hilda.

    ‘You mean a man?’

    ‘Of course!’

    ‘But she’s got no other?’

    He looked in wonder at Connie.

    ‘No, no!’ she said hastily. ‘Only that old friendship, quite simple, no love.’

    ‘Then why should the fellow take the blame? If he’s had nothing out of you?’

    ‘Some men are chivalrous and don’t only count what they get out of a woman,’ said Hilda.

    ‘One for me, eh? But who’s the johnny?’

    ‘A friend whom we’ve known since we were children in Scotland, an artist.’

    ‘Duncan Forbes!’ he said at once, for Connie had talked to him.

    ‘And how would you shift the blame on to him?’

    ‘They could stay together in some hotel, or she could even stay in his apartment.’

    ‘Seems to me like a lot of fuss for nothing,’ he said.

    ‘What else do you suggest?’ said Hilda. ‘If your name appears, you will get no divorce from your wife, who is apparently quite an impossible person to be mixed up with.’

    ‘All that!’ he said grimly.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We could go right away,’ he said.

    ‘There is no right away for Connie,’ said Hilda. ‘Clifford is too well known.’

    Again the silence of pure frustration.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If you want to live together without being persecuted, you will have to marry. To marry, you both have to be divorced. So how are you both going about it?’

    He was silent for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going about it for us?’ he said.

    ‘We will see if Duncan will consent to figure as co-respondent: then we must get Clifford to divorce Connie: and you must go on with your divorce, and you must both keep apart till you are free.’

    ‘Sounds like a lunatic asylum.’

    ‘Possibly! And the world would look on you as lunatics: or worse.

    ‘What is worse?’

    ‘Criminals, I suppose.’

    ‘Hope I can plunge in the dagger a few more times yet,’ he said, grinning. Then he was silent, and angry.

    ‘Well!’ he said at last. ‘I agree to anything. The world is a raving idiot, and no man can kill it: though I’ll do my best. But you’re right. We must rescue ourselves as best we can.’

    He looked in humiliation, anger, weariness and misery at Connie.

    ‘Ma lass!’ he said. ‘The world’s goin’ to put salt on thy tail.’

    ‘Not if we don’t let it,’ she said.

    She minded this conniving against the world less than he did.

    Duncan, when approached, also insisted on seeing the delinquent game-keeper, so there was a dinner, this time in his flat: the four of them. Duncan was a rather short, broad, dark-skinned, taciturn Hamlet of a fellow with straight black hair and a weird Celtic conceit of himself. His art was all tubes and valves and spirals and strange colours, ultra-modern, yet with a certain power, even a certain purity of form and tone: only Mellors thought it cruel and repellent. He did not venture to say so, for Duncan was almost insane on the point of his art: it was a personal cult, a personal religion with him.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in the studio, and Duncan kept his smallish brown eyes on the other man. He wanted to hear what the game-keeper would say. He knew already Connie’s and Hilda’s opinions.

    ‘It is like a pure bit of murder,’ said Mellors at last; a speech Duncan by no means expected from a game-keeper.

    ‘And who is murdered?’ asked Hilda, rather coldly and sneeringly.

    ‘Me! It murders all the bowels of compassion in a man.’

    A wave of pure hate came out of the artist. He heard the note of dislike in the other man’s voice, and the note of contempt. And he himself loathed the mention of bowels of compassion. Sickly sentiment!

    Mellors stood rather tall and thin, worn-looking, gazing with flickering detachment that was something like the dancing of a moth on the wing, at the pictures.

    ‘Perhaps stupidity is murdered; sentimental stupidity,’ sneered the artist.

    ‘Do you think so? I think all these tubes and corrugated vibrations are stupid enough for anything, and pretty sentimental. They show a lot of self-pity and an awful lot of nervous self-opinion, seems to me.’

    In another wave of hate the artist’s face looked yellow. But with a sort of silent hauteur he turned the pictures to the wall.

    ‘I think we may go to the dining-room,’ he said. And they trailed off, dismally.

    After coffee, Duncan said:

    ‘I don’t at all mind posing as the father of Connie’s child. But only on the condition that she’ll come and pose as a model for me. I’ve wanted her for years, and she’s always refused.’ He uttered it with the dark finality of an inquisitor announcing an auto da fe.

    ‘Ah!’ said Mellors. ‘You only do it on condition, then?’

    ‘Quite! I only do it on that condition.’ The artist tried to put the utmost contempt of the other person into his speech. He put a little too much.

    ‘Better have me as a model at the same time,’ said Mellors. ‘Better do us in a group, Vulcan and Venus under the net of art. I used to be a blacksmith, before I was a game-keeper.’

    ‘Thank you,’ said the artist. ‘I don’t think Vulcan has a figure that interests me.’

    ‘Not even if it was tubified and titivated up?’

    There was no answer. The artist was too haughty for further words.

    It was a dismal party, in which the artist henceforth steadily ignored the presence of the other man, and talked only briefly, as if the words were wrung out of the depths of his gloomy portentousness, to the women.

    ‘You didn’t like him, but he’s better than that, really. He’s really kind,’ Connie explained as they left.

    ‘He’s a little black pup with a corrugated distemper,’ said Mellors.

    ‘No, he wasn’t nice today.’

    ‘And will you go and be a model to him?’

    ‘Oh, I don’t really mind any more. He won’t touch me. And I don’t mind anything, if it paves the way to a life together for you and me.’

    ‘But he’ll only shit on you on canvas.’

    ‘I don’t care. He’ll only be painting his own feelings for me, and I don’t mind if he does that. I wouldn’t have him touch me, not for anything. But if he thinks he can do anything with his owlish arty staring, let him stare. He can make as many empty tubes and corrugations out of me as he likes. It’s his funeral. He hated you for what you said: that his tubified art is sentimental and self-important. But of course it’s true.’

    Chapter 19

    Dear Clifford, I am afraid what you foresaw has happened. I am really in love with another man, and do hope you will divorce me. I am staying at present with Duncan in his flat. I told you he was at Venice with us. I’m awfully unhappy for your sake: but do try to take it quietly. You don’t really need me any more, and I can’t bear to come back to Wragby. I’m awfully sorry. But do try to forgive me, and divorce me and find someone better. I’m not really the right person for you, I am too impatient and selfish, I suppose. But I can’t ever come back to live with you again. And I feel so frightfully sorry about it all, for your sake. But if you don’t let yourself get worked up, you’ll see you won’t mind so frightfully. You didn’t really care about me personally. So do forgive me and get rid of me.

    Clifford was not inwardly surprised to get this letter. Inwardly, he had known for a long time she was leaving him. But he had absolutely refused any outward admission of it. Therefore, outwardly, it came as the most terrible blow and shock to him, He had kept the surface of his confidence in her quite serene.

    And that is how we are. By strength of will we cut off our inner intuitive knowledge from admitted consciousness. This causes a state of dread, or apprehension, which makes the blow ten times worse when it does fall.

    Clifford was like a hysterical child. He gave Mrs Bolton a terrible shock, sitting up in bed ghastly and blank.

    ‘Why, Sir Clifford, whatever’s the matter?’

    No answer! She was terrified lest he had had a stroke. She hurried and felt his face, took his pulse.

    ‘Is there a pain? Do try and tell me where it hurts you. Do tell me!’

    No answer!

    ‘Oh dear, oh dear! Then I’ll telephone to Sheffield for Dr Carrington, and Dr Lecky may as well run round straight away.’

    She was moving to the door, when he said in a hollow tone:

    ‘No!’

    She stopped and gazed at him. His face was yellow, blank, and like the face of an idiot.

    ‘Do you mean you’d rather I didn’t fetch the doctor?’

    ‘Yes! I don’t want him,’ came the sepulchral voice.

    ‘Oh, but Sir Clifford, you’re ill, and I daren’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I must send for the doctor, or I shall be blamed.’

    A pause: then the hollow voice said:

    ‘I’m not ill. My wife isn’t coming back.’ It was as if an image spoke.

    ‘Not coming back? you mean her ladyship?’ Mrs Bolton moved a little nearer to the bed. ‘Oh, don’t you believe it. You can trust her ladyship to come back.’

    The image in the bed did not change, but it pushed a letter over the counterpane.

    ‘Read it!’ said the sepulchral voice.

    ‘Why, if it’s a letter from her ladyship, I’m sure her ladyship wouldn’t want me to read her letter to you, Sir Clifford. You can tell me what she says, if you wish.’

    ‘Read it!’ repeated the voice.

    ‘Why, if I must, I do it to obey you, Sir Clifford,’ she said. And she read the letter.

    ‘Well, I am, surprised at her ladyship,’ she said. ‘She promised so faithfully she’d come back!’

    The face in the bed seemed to deepen its expression of wild, but motionless distraction. Mrs Bolton looked at it and was worried. She knew what she was up against: male hysteria. She had not nursed soldiers without learning something about that very unpleasant disease.

    She was a little impatient of Sir Clifford. Any man in his senses must have known his wife was in love with somebody else, and was going to leave him. Even, she was sure, Sir Clifford was inwardly absolutely aware of it, only he wouldn’t admit it to himself. If he would have admitted it, and prepared himself for it: or if he would have admitted it, and actively struggled with his wife against it: that would have been acting like a man. But no! he knew it, and all the time tried to kid himself it wasn’t so. He felt the devil twisting his tail, and pretended it was the angels smiling on him. This state of falsity had now brought on that crisis of falsity and dislocation, hysteria, which is a form of insanity. ‘It comes’, she thought to herself, hating him a little, ‘because he always thinks of himself. He’s so wrapped up in his own immortal self, that when he does get a shock he’s like a mummy tangled in its own bandages. Look at him!’

    But hysteria is dangerous: and she was a nurse, it was her duty to pull him out. Any attempt to rouse his manhood and his pride would only make him worse: for his manhood was dead, temporarily if not finally. He would only squirm softer and softer, like a worm, and become more dislocated.

    The only thing was to release his self-pity. Like the lady in Tennyson, he must weep or he must die.

    So Mrs Bolton began to weep first. She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 and burst into little wild sobs. ‘I would never have believed it of her ladyship, I wouldn’t!’ she wept, suddenly summoning up all her old grief and sense of woe, and weeping the tears of her own bitter chagrin. Once she started, her weeping was genuine enough, for she had had something to weep for.

    Clifford thought of the way he had been betrayed by the woman Connie, and in a contagion of grief, tears filled his eyes and began to run down his cheeks. He was weeping for himself. Mrs Bolton, as soon as she saw the tears running over his blank face, hastily wiped her own wet cheeks on her little handkerchief, and leaned towards him.

    ‘Now, don’t you fret, Sir Clifford!’ she said, in a luxury of emotion. ‘Now, don’t you fret, don’t, you’ll only do yourself an injury!’

    His body shivered suddenly in an indrawn breath of silent sobbing, and the tears ran quicker down his face. She laid her hand on his arm, and her own tears fell again. Again the shiver went through him, like a convulsion, and she laid her arm round his shoulder. ‘There, there! There, there! Don’t you fret, then, don’t you! Don’t you fret!’ she moaned to him, while her own tears fell. And she drew him to her, and held her arms round his great shoulders, while he laid his face on her bosom and sobbed, shaking and hulking his huge shoulders, whilst she softly stroked his dusky-blond hair and said: ‘There! There! There! There then! There then! Never you mind! Never you mind, then!’

    And he put his arms round her and clung to her like a child, wetting the bib of her starched white apron, and the bosom of her pale-blue cotton dress, with his tears. He had let himself go altogether, at last.

    So at length she kissed him, and rocked him on her bosom, and in her heart she said to herself: ‘Oh, Sir Clifford! Oh, high and mighty Chatterleys! Is this what you’ve come down to!’ And finally he even went to sleep, like a child. And she felt worn out, and went to her own room, where she laughed and cried at once, with a hysteria of her own. It was so ridiculous! It was so awful! Such a come-down! So shameful! And it was so upsetting as well.

    After this, Clifford became like a child with Mrs Bolton. He would hold her hand, and rest his head on her breast, and when she once lightly kissed him, he said! ‘Yes! Do kiss me! Do kiss me!’ And when she sponged his great blond body, he would say the same! ‘Do kiss me!’ and she would lightly kiss his body, anywhere, half in mockery.

    And he lay with a queer, blank face like a child, with a bit of the wonderment of a child. And he would gaze on her with wide, childish eyes, in a relaxation of madonna-worship. It was sheer relaxation on his part, letting go all his manhood, and sinking back to a childish position that was really perverse. And then he would put his hand into her bosom and feel her breasts, and kiss them in exultation, the exultation of perversity, of being a child when he was a man.

    Mrs Bolton was both thrilled and ashamed, she both loved and hated it. Yet she never rebuffed nor rebuked him. And they drew into a closer physical intimacy, an intimacy of perversity, when he was a child stricken with an apparent candour and an apparent wonderment, that looked almost like a religious exaltation: the perverse and literal rendering of: ‘except ye become again as a little child’. While she was the Magna Mater, full of power and potency, having the great blond child-man under her will and her stroke entirely.

    The curious thing was that when this child-man, which Clifford was now and which he had been becoming for years, emerged into the world, it was much sharper and keener than the real man he used to be. This perverted child-man was now a real business-man; when it was a question of affairs, he was an absolute he-man, sharp as a needle, and impervious as a bit of steel. When he was out among men, seeking his own ends, and ‘making good’ his colliery workings, he had an almost uncanny shrewdness, hardness, and a straight sharp punch. It was as if his very passivity and prostitution to the Magna Mater gave him insight into material business affairs, and lent him a certain remarkable inhuman force. The wallowing in private emotion, the utter abasement of his manly self, seemed to lend him a second nature, cold, almost visionary, business-clever. In business he was quite inhuman.

    And in this Mrs Bolton triumphed. ‘How he’s getting on!’ she would say to herself in pride. ‘And that’s my doing! My word, he’d never have got on like this with Lady Chatterley. She was not the one to put a man forward. She wanted too much for herself.’

    At the same time, in some corner of her weird female soul, how she despised him and hated him! He was to her the fallen beast, the squirming monster. And while she aided and abetted him all she could, away in the remotest corner of her ancient healthy womanhood she despised him with a savage contempt that knew no bounds. The merest tramp was better than he.

    His behaviour with regard to Connie was curious. He insisted on seeing her again. He insisted, moreover, on her coming to Wragby. On this point he was finally and absolutely fixed. Connie had promised to come back to Wragby, faithfully.

    ‘But is it any use?’ said Mrs Bolton. ‘Can’t you let her go, and be rid of her?’

    ‘No! She said she was coming back, and she’s got to come.’

    Mrs Bolton opposed him no more. She knew what she was dealing with.

    I needn’t tell you what effect your letter has had on me [he wrote to Connie to London]. Perhaps you can imagine it if you try, though no doubt you won’t trouble to use your imagination on my behalf.

    I can only say one thing in answer: I must see you personally, here at Wragby, before I can do anything. You promised faithfully to come back to Wragby, and I hold you to the promise. I don’t believe anything nor understand anything until I see you personally, her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I needn’t tell you that nobody here suspects anything, so your return would be quite normal. Then if you feel, after we have talked things over, that you still remain in the same mind, no doubt we can come to terms.

    Connie showed this letter to Mellors.

    ‘He wants to begin his revenge on you,’ he said, handing the letter back.

    Connie was silent. She was somewhat surprised to find that she was afraid of Clifford. She was afraid to go near him. She was afraid of him as if he were evil and dangerous.

    ‘What shall I do?’ she said.

    ‘Nothing, if you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She replied, trying to put Clifford off. He answered:

    If you don’t come back to Wragby now, I shall consider that you are coming back one day, and act accordingly. I shall just go on the same, and wait for you here, if I wait for fifty years.

    She was frightened. This was bullying of an insidious sort. She had no doubt he meant what he said. He would not divorce her, and the child would be his, unless she could find some means of establishing its illegitimacy.

    After a time of worry and harassment, she decided to go to Wragby. Hilda would go with her. She wrote this to Clifford. He replied:

    I shall not welcome your sister, but I shall not deny her the door. I have no doubt she has connived at your desertion of y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o do not expect me to show pleasure in seeing her.

    They went to Wragby. Clifford was away when they arrived. Mrs Bolton received them.

    ‘Oh, your Ladyship, it isn’t the happy home-coming we hoped for, is it!’ she said.

    ‘Isn’t it?’ said Connie.

    So this woman knew! How much did the rest of the servants know or suspect?

    She entered the house, which now she hated with every fibre in her body. The great, rambling mass of a place seemed evil to her, just a menace over her. She was no longer its mistress, she was its victim.

    ‘I can’t stay long here,’ she whispered to Hilda, terrified.

    And she suffered going into her own bedroom, re-entering into possession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She hated every minute inside the Wragby walls.

    They did not meet Clifford till they went down to dinner. He was dressed, and with a black tie: rather reserved, and very much the superior gentleman. He behaved perfectly politely during the meal and kept a polite sort of conversation going: but it seemed all touched with insanity.

    ‘How much do the servants know?’ asked Connie, when the woman was out of the room.

    ‘Of your intentions? Nothing whatsoever.’

    ‘Mrs Bolton knows.’

    He changed colour.

    ‘Mrs Bolton is not exactly one of the servants,’ he said.

    ‘Oh, I don’t mind.’

    There was tension till after coffee, when Hilda said she would go up to her room.

    Clifford and Connie sat in silence when she had gone. Neither would begin to speak. Connie was so glad that he wasn’t taking the pathetic line, she kept him up to as much haughtiness as possible. She just sat silent and looked down at her hands.

    ‘I suppose you don’t at all mind having gone back on your word?’ he said at last.

    ‘I can’t help it,’ she murmured.

    ‘But if you can’t, who can?’

    ‘I suppose nobody.’

    He looked at her with curious cold rage. He was used to her. She was as it were embedded in his will. How dared she now go back on him, and destroy the fabric of his daily existence? How dared she try to cause this derangement of his personality?

    ‘And for what do you want to go back on everything?’ he insisted.

    ‘Love!’ she said. It was best to be hackneyed.

    ‘Love of Duncan Forbes? But you didn’t think that worth having, when you met me. Do you mean to say you now love him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in life?’

    ‘One changes,’ she said.

    ‘Possibly! Possibly you may have whims. But you still have to convince m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ange. I merely don’t believe in your love of Duncan Forbes.’

    ‘But why should you believe in it? You have only to divorce me, not to believe in my feelings.’

    ‘And why should I divorce you?’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ive here any more. And you really don’t want me.’

    ‘Pardon me! I don’t change. For my part, since you are my wife, I should prefer that you should stay under my roof in dignity and quiet. Leaving aside personal feelings, and I assure you, on my part it is leaving aside a great deal, it is bitter as death to me to have this order of life broken up, here in Wragby, and the decent round of daily life smashed, just for some whim of yours.’

    After a time of silence she said:

    ‘I can’t help it. I’ve got to go. I expect I shall have a child.’

    He too was silent for a time.

    ‘And is it for the child’s sake you must go?’ he asked at length.

    She nodded.

    ‘And why? Is Duncan Forbes so keen on his spawn?’

    ‘Surely keener than you would be,’ she said.

    ‘But really? I want my wife, and I see no reason for letting her go. If she likes to bear a child under my roof, she is welcome, and the child is welcome: provided that the decency and order of life is preserved. Do you mean to tell me that Duncan Forbes has a greater hold over you? I don’t believe it.’

    There was a pause.

    ‘But don’t you see,’ said Connie. ‘I must go away from you, and I must live with the man I love.’

    ‘No, I don’t see it! I don’t give tuppence for your love, nor for the man you love. I don’t believe in that sort of cant.’

    ‘But you see, I do.’

    ‘Do you? My dear Madam, you are too intelligent, I assure you, to believe in your own love for Duncan Forbes. Believe me, even now you really care more for me. So why should I give in to such nonsense!’

    She felt he was right there. And she felt she could keep silent no longer.

    ‘Because it isn’t Duncan that I do love,’ she said, looking up at him.

    ‘We only said it was Duncan, to spare your feelings.’

    ‘To spare my feelings?’

    ‘Yes! Because who I really love, and it’ll make you hate me, is Mr Mellors, who was our game-keeper here.’

    If he could have sprung out of his chair, he would have done so. His face went yellow, and his eyes bulged with disaster as he glared at her.

    Then he dropped back in the chair, gasping and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At length he sat up.

    ‘Do you mean to say you’re telling me the truth?’ he asked, looking gruesome.

    ‘Yes! You know I am.’

    ‘And when did you begin with him?’

    ‘In the spring.’

    He was silent like some beast in a trap.

    ‘And it was you, then, in the bedroom at the cottage?’

    So he had really inwardly known all the time.

    ‘Yes!’

    He still leaned forward in his chair, gazing at her like a cornered beast.

    ‘My God, you ought to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Why?’ she ejaculated faintly.

    But he seemed not to hear.

    ‘That scum! That bumptious lout! That miserable cad! And carrying on with him all the time, while you were here and he was one of my servants! My God, my God, is there any end to the beastly lowness of women!’

    He was beside himself with rage, as she knew he would be.

    ‘And you mean to say you want to have a child to a cad like that?’

    ‘Yes! I’m going to.’

    ‘You’re going to! You mean you’re su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ure?’

    ‘Since June.’

    He was speechless, and the queer blank look of a child came over him again.

    ‘You’d wonder,’ he said at last, ‘that such beings were ever allowed to be born.’

    ‘What beings?’ she asked.

    He looked at her weirdly, without an answer. It was obvious, he couldn’t even accept th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Mellors, in any connexion with his own life. It was sheer, unspeakable, impotent hate.

    ‘And do you mean to say you’d marry him?–and bear his foul name?’ he asked at length.

    ‘Yes, that’s what I want.’

    He was again as if dumbfounded.

    ‘Yes!’ he said at last. ‘That proves that what I’ve always thought about you is correct: you’re not normal, you’re not in your right senses. You’re one of those half-insane, perverted women who must run after depravity, the nostalgie de la boue.’

    Suddenly he had become almost wistfully moral, seeing himself the incarnation of good, and people like Mellors and Connie the incarnation of mud, of evil. He seemed to be growing vague, inside a nimbus.

    ‘So don’t you think you’d better divorce me and have done with it?’ she said.

    ‘No! You can go where you like, but I shan’t divorce you,’ he said idiotically.

    ‘Why not?’

    He was silent, in the silence of imbecile obstinacy.

    ‘Would you even let the child be legally yours, and your heir?’ she said.

    ‘I care nothing about the child.’

    ‘But if it’s a boy it will be legally your son, and it will inherit your title, and have Wragby.’

    ‘I care nothing about that,’ he said.

    ‘But you must! I shall prevent the child from being legally yours, if I can. I’d so much rather it were illegitimate, and mine: if it can’t be Mellors’.’

    ‘Do as you like about that.’

    He was immovable.

    ‘And won’t you divorce me?’ she said. ‘You can use Duncan as a pretext! There’d be no need to bring in the real name. Duncan doesn’t mind.’

    ‘ I shall never divorce you,’ he said, as if a nail had been driven in.

    ‘But why? Because I want you to?’

    ‘Because I follow my own inclination, and I’m not inclined to.’

    It was useless. She went upstairs and told Hilda the upshot.

    ‘Better get away tomorrow,’ said Hilda, ‘and let him come to his senses.’

    So Connie spent half the night packing her really private and personal effects. In the morning she had her trunks sent to the station, without telling Clifford. She decided to see him only to say good-bye, before lunch.

    But she spoke to Mrs Bolton.

    ‘I must say good-bye to you, Mrs Bolton, you know why. But I can trust you not to talk.’

    ‘Oh, you can trust me, your Ladyship, though it’s a sad blow for us here, indeed. But I hope you’ll be happy with the other gentleman.’

    ‘The other gentleman! It’s Mr Mellors, and I care for him. Sir Clifford knows. But don’t say anything to anybody. And if one day you think Sir Clifford may be willing to divorce me, let me know, will you? I should like to be properly married to the man I care for.’

    ‘I’m sure you would, my Lady. Oh, you can trust me. I’ll be faithful to Sir Clifford, and I’ll be faithful to you, for I can see you’re both right in your own ways.’

    ‘Thank you! And look! I want to give you this–may I?’ So Connie left Wragby once more, and went on with Hilda to Scotland. Mellors went into the country and got work on a farm. The idea was, he should get his divorce, if possible, whether Connie got hers or not. And for six months he should work at farming, so that eventually he and Connie could have some small farm of their own, into which he could put his energy. For he would have to have some work, even hard work, to do, and he would have to make his own living, even if her capital started him.

    So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till spring was in, till the baby was born, till the early summer came round again.

    The Grange Farm

    Old Heanor

    29 September

    I got on here with a bit of contriving, because I knew Richards, the company engineer, in the army. It is a farm belonging to Butler and Smitham Colliery Company, they use it for raising hay and oats for the pit-ponies; not a private concern. But they’ve got cows and pigs and all the rest of it, and I get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as labourer. Rowley, the farmer, puts me on to as many jobs as he can, so that I can learn as much as possible between now and next Easter. I’ve not heard a thing about Bertha. I’ve no idea why she didn’t show up at the divorce, nor where she is nor what she’s up to. But if I keep quiet till March I suppose I shall be free. And don’t you bother about Sir Clifford. He’ll want to get rid of you one of these days. If he leaves you alone, it’s a lot.

    I’ve got lodging in a bit of an old cottage in Engine Row very decent. The man is engine-driver at High Park, tall, with a beard, and very chapel. The woman is a birdy bit of a thing who loves anything superior. King’s English and allow-me! all the time. But they lost their only son in the war, and it’s sort of knocked a hole in them. There’s a long gawky lass of a daughter training for a school-teacher, and I help her with her lessons sometimes, so we’re quite the family. But they’re very decent people, and only too kind to me. I expect I’m more coddled than you are.

    I like farming all right. It’s not inspiring, but then I don’t ask to be inspired. I’m used to horses, and cows, though they are very female, have a soothing effect on me. When I sit with my head in her side, milking, I feel very solaced. They have six rather fine Herefords. Oat-harvest is just over and I enjoyed it, in spite of sore hands and a lot of rain. I don’t take much notice of people, but get on with them all right. Most things one just ignores.

    The pits are working badly; this is a colliery district like Tevershall. only prettier. I sometimes sit in the Wellington and talk to the men. They grumble a lot,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alter anything. As everybody says, the Notts-Derby miners have got their hearts in the right place. But the rest of their anatomy must be in the wrong place, in a world that has no use for them. I like them, but they don’t cheer me much: not enough of the old fighting-cock in them. They talk a lot about nationalization, nationalization of royalties, nationaliz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But you can’t nationalize coal and leave all the other industries as they are. They talk about putting coal to new uses, like Sir Clifford is trying to do. It may work here and there, but not as a general thing, I doubt. Whatever you make you’ve got to sell it. The men are very apathetic. They feel the whole damned thing is doomed, and I believe it is. And they are doomed along with it. Some of the young ones spout about a Soviet, but there’s not much conviction in them. There’s no sort of conviction about anything, except that it’s all a muddle and a hole. Even under a Soviet you’ve still got to sell coal: and that’s the difficulty.

    We’ve got this great industrial population, and they’ve got to be fed, so the damn show has to be kept going somehow. The women talk a lot more than the men, nowadays, and they are a sight more cock-sure. The men are limp, they feel a doom somewhere, and they go about as if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Anyhow, nobody knows what should be done in spite of all the talk, the young ones get mad because they’ve no money to spend. Their whole life depends on spending money, and now they’ve got none to spend. That’s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education: bring up the masses to depend entirely on spending money, and then the money gives out. The pits are working two days, two and a half days a week, and there’s no sign of betterment even for the winter. It means a man bringing up a family on twenty-five and thirty shillings. The women are the maddest of all. But then they’re the maddest for spending, nowadays.

    If you could only tell them that living and spending isn’t the same thing! But it’s no good. If only they were educated to live instead of earn and spend, they could manage very happily on twenty-five shillings. If the men wore scarlet trousers as I said, they wouldn’t think so much of money: if they could dance and hop and skip, and sing and swagger and be handsome, they could do with very little cash. And amuse the women themselves, and be amused by the women. They ought to learn to be naked and handsome, and to sing in a mass and dance the old group dances, and carve the stools they sit on, and embroider their own emblems. Then they wouldn’t need money.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industrial problem: train the people to be able to live and live in handsomeness, without needing to spend. But you can’t do it. They’re all one-track minds nowadays. Whereas the mass of people oughtn’t even to try to think, because they can’t. They should be alive and frisky, and acknowledge the great god Pan. He’s the only god for the masses, forever. The few can go in for higher cults if they like. But let the mass be forever pagan.

    But the colliers aren’t pagan, far from it. They’re a sad lot, a deadened lot of men: dead to their women, dead to life. The young ones scoot about on motor-bikes with girls, and jazz when they get a chance, But they’re very dead. And it needs money. Money poisons you when you’ve got it, and starves you when you haven’t.

    I’m sure you’re sick of all this. But I don’t want to harp on myself, and I’ve nothing happening to me. I don’t like to think too much about you, in my head, that only makes a mess of us both. But, of course, what I live for now is for you and me to live together. I’m frightened, really. I feel the devil in the air, and he’ll try to get us. Or not the devil, Mammon: which I think, after all, is only the mass-will of people, wanting money and hating life. Anyhow, I feel great grasping white hands in the air, wanting to get hold of the throat of anybody who tries to live, to live beyond money, and squeeze the life out. There’s a bad time coming. There’s a bad time coming, boys, there’s a bad time coming! If things go on as they are, there’s nothing lies in the future but death and destruction, for these industrial masses. I feel my inside turn to water sometimes, and there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child by me. But never mind. All the bad times that ever have been, haven’t been able to blow the crocus out: not even the love of women. So they won’t be able to blow out my wanting you, nor the little glow there is between you and me. We’ll be together next year. And though I’m frightened, I believe in your being with me. A man has to fend and fettle for the best, and then trust in something beyond himself. You can’t insure against the future, except by really believing in the best bit of you, and in the power beyond it. So I believe in the little flame between us. For me now, it’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I’ve got no friends, not inward friends. Only you. And now the little flame is all I care about in my life. There’s the baby, but that is a side issue. It’s my Pentecost, the forked flame between me and you. The old Pentecost isn’t quite right. Me and God is a bit uppish, somehow. But the little forked flame between me and you: there you are! That’s what I abide by, and will abide by, Cliffords and Berthas, colliery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and the money-mass of people all notwithstanding.

    That’s why I don’t lik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you actually. It only tortures me, and does you no good. I don’t want you to be away from me. But if I start fretting it wastes something. Patience, always patience. This is my fortieth winter. And I can’t help all the winters that have been. But this winter I’ll stick to my little Pentecost flame, and have some peace. And I won’t let the breath of people blow it out. I believe in a higher mystery, that doesn’t let even the crocus be blown out. And if you’re in Scotland and I’m in the Midlands, and I can’t put my arms round you, and wrap my legs round you, yet I’ve got something of you. My soul softly flaps in the little Pentecost flame with you, like the peace of fucking. We fucked a flame into being. Even the flowers are fucked into being between the sun and the earth. But it’s a delicate thing, and takes patience and the long pause.

    So I love chastity now, because it is the peace that comes of fucking. I love being chaste now. I love it as snowdrops love the snow. I love this chastity, which is the pause of peace of our fucking, between us now like a snowdrop of forked white fire. And when the real spring comes, when the drawing together comes, then we can fuck the little flame brilliant and yellow, brilliant. But not now, not yet! Now is the time to be chaste, it is so good to be chaste, like a river of cool water in my soul. I love the chastity now that it flows between us. It is like fresh water and rain. How can men want wearisomely to philander. What a misery to be like Don Juan, and impotent ever to fuck oneself into peace, and the little flame alight, impotent and unable to be chaste in the cool between-whiles, as by a river.

    Well, so many words, because I can’t touch you. If I could sleep with my arms round you, the ink could stay in the bottle. We could be chaste together just as we can fuck together. But we have to be separate for a while, and I suppose it is really the wiser way. If only one were sure.

    Never mind, never mind, we won’t get worked up. We really trust in the little flame, and in the unnamed god that shields it from being blown out. There’s so much of you here with me, really, that it’s a pity you aren’t all here.

    Never mind about Sir Clifford. If you don’t hear anything from him, never mind. He can’t really do anything to you. Wait, he will want to get rid of you at last, to cast you out. And if he doesn’t, we’ll manage to keep clear of him. But he will. In the end he will want to spew you out as the abominable thing.

    Now I can’t even leave off writing to you.

    But a great deal of us is together, and we can but abide by it, and steer our courses to meet soon. John Thomas says good-night to Lady Jane, a little droopingly, but with a hopeful heart.

  • Kahlil Gibran《Prophet》

    Table Of Contents

    The Coming of the Ship

    On Love

    On Marriage

    On Children

    On Giving

    On Eating & Drinking

    On Work

    On Joy & Sorrow

    On Houses

    On Clothes

    On Buying & Selling

    On Crime & Punishment

    On Laws

    On Freedom

    On Reason & Passion

    On Pain

    On Self-Knowledge

    On Teaching

    On Friendship

    On Talking

    On Time

    On Good & Evil

    On Prayer

    On Pleasure

    On Beauty

    On Religion

    On Death

    The Farewell

    The Coming of the Ship

    Almustafa, the chosen and the beloved, who was a dawn onto his own day, had waited twelve years in the city of Orphalese for his ship that was to return and bear him back to the isle of his birth.

    And in the twelfth year, on the seventh day of Ielool, the month of reaping, he climbed the hill without the city walls and looked seaward; and he beheld the ship coming with the mist.

    Then the gates of his heart were flung open, and his joy flew far over the sea. And he closed his eyes and prayed in the silences of his soul.

    But he descended the hill, a sadness came upon him, and he thought in his heart:

    How shall I go in peace and without sorrow? Nay, not without a wound in the spirit shall I leave this city.

    Long were the days of pain I have spent within its walls, and long were

    the nights of aloneness; and who can depart from his pain and his aloneness

    without regret?

    Too many fragments of the spirit have I scatterd in these streets, and too many are the children of my longing that walk naked among these hills, and I cannot withdraw from them without a bruden and an ache.

    It is not a garment I cast off this day, but a skin that I tear with my own hands.

    Nor is it a thought I leave behind me, but a heart made sweet with hunger and with thirst.

    Yet I cannot tarry longer.

    The sea that calls all things unto her calls me, and I must embark.

    For to stay, though the hours burn in the night, is to freeze and crystallize and be bound in a mould.

    Fain would I take with me all that is here. But how shall I?

    A voice cannot carry the tongue and the lips that give it wings. Alone must it seek the ether.

    And alone and without his nest shall the eagle fly across the sun.

    Now when he reached the foot of the hill, he turned again towards the sea, and he saw his ship approaching the harbour, and upon her prow the mariners, the men of his own land.

    And his soul cried out to them, and he said:

    Sons of my ancient mother, you riders of the tides,

    How often have you sailed in my dreams. And now you come in my awakening, which is my deeper dream.

    Ready am I to go, and my eagerness with sails full set awaits the wind.

    Only another breath will I breathe in this still air, only another loving look cast backward,

    Then I shall stand among you, a seafarer among seafarers.

    And you, vast sea, sleepless mother,

    Who alone are peace and freedom to the river and the stream,

    Only another winding will this stream make, only another murmur in

    this glade,

    And then shall I come to you, a boundless drop to a boundless ocean.

    And as he walked he saw from afar men and women leaving their fields

    and their vineyards and hastening towards the city gates.

    And he heard their voices calling his name, and shouting from the field

    to field telling one another of the coming of the ship.

    And he said to himself:

    Shall the day of parting be the day of gathering?

    And shall it be said that my eve was in truth my dawn?

    And what shall I give unto him who has left his plough in midfurrow, or

    to him who has stopped the wheel of his winepress?

    Shall my heart become a tree heavy-laden with fruit that I may gather

    and give unto them?

    And shall my desires flow like a fountain that I may fill their cups?

    Am I a harp that the hand of the mighty may touch me, or a flute that his

    breath may pass through me?

    A seeker of silences am I, and what treasure have I found in silences that

    I may dispense with confidence?

    If this is my day of harvest, in what fields have I sowed the seed, and in

    what unrembered seasons?

    If this indeed be the our in which I lift up my lantern, it is not my flame

    that shall burn therein.

    Empty and dark shall I raise my lantern,

    And the guardian of the night shall fill it with oil and he shall light it

    also.

    These things he said in words. But much in his heart remained unsaid.

    For he himself could not speak his deeper secret.

    And when he entered into the city all the people came to meet him, and

    they were crying out to him as with one voice.

    And the elders of the city stood forth and said:

    Go not yet away from us.

    A noontide have you been in our twilight, and your youth has given us

    dreams to dream.

    No stranger are you among us, nor a guest, but our son and our dearly

    beloved.

    Suffer not yet our eyes to hunger for your face.

    And the priests and the priestesses said unto him:

    Let not the waves of the sea separate us now, and the years you have

    spent in our midst become a memory.

    You have walked among us a spirit, and your shadow has been a light

    upon our facs.

    Much have we loved you. But speechless was our love, and with veils

    has it been veiled.

    Yet now it cries aloud unto you, and would stand revealed before you.

    And ever has it been that love knows not its own depth until the hour of

    separation.

    And others came also and entreated him.

    But he answered them not. He only bent his head; and those who stood

    near saw his tears falling upon his breast.

    And he and the people proceeded towards the great square before the

    temple.

    And there came out of the sanctuary a woman whose name was Almitra.

    And she was a seeress.

    And he looked upon her with exceeding tenderness, for it was she who

    had first sought and believed in him when he had been but a day in their

    city.

    And she hailed him, saying:

    Prophet of God, in quest for the uttermost, long have you searched the

    distances for your ship.

    And now your ship has come, and you must needs go.

    Deep is your longing for the land of your memories and the dwelling

    place of your greater desires; and our love would not bind you nor our needs

    hold you.

    Yet this we ask ere you leave us, that you speak to us and give us of

    your truth.

    And we will give it unto our children, and they unto their children, and it

    shall not perish.

    In your aloneness you have watched with our days, and in your

    wakefulness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weeping and the laughter of our sleep.

    Now therefore disclose us to ourselves, and tell us all that has been

    shown you of that which is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And he answered,

    People of Orphalese, of what can I speak save of that which is even now

    moving your souls?

    On Love

    Then said Almitra, “Speak to us of Love.”

    And he raised his head and looked upon the people, and there fell a stillness upon them. And with a great voice he said:

    When love beckons to you follow him,

    Though his ways are hard and steep.

    And when his wings enfold you yield to him,

    Though the sword hidden among his pinions may wound you.

    And when he speaks to you believe in him,

    Though his voice may shatter your dreams as the north wind lays waste

    the garden.

    For even as love crowns you so shall he crucify you. Even as he is for

    your growth so is he for your pruning.

    Even as he ascends to your height and caresses your tenderest branches

    that quiver in the sun,

    So shall he descend to your roots and shake them in their clinging to the

    earth.

    Like sheaves of corn he gathers you unto himself.

    He threshes you to make you naked.

    He sifts you to free you from your husks.

    He grinds you to whiteness.

    He kneads you until you are pliant;

    And then he assigns you to his sacred fire, that you may become sacred

    bread for God’s sacred feast.

    All these things shall love do unto you that you may know the secrets of

    your heart, and in that knowledge become a fragment of Life’s heart.

    But if in your fear you would seek only love’s peace and love’s pleasure,

    Then it is better for you that you cover your nakedness and pass out of

    love’s threshing-floor,

    Into the seasonless world where you shall laugh, but not all of your

    laughter, and weep, but not all of your tears.

    Love gives naught but itself and takes naught but from itself.

    Love possesses not nor would it be possessed;

    For love is sufficient unto love.

    When you love you should not say, “God is in my heart,” but rather, I

    am in the heart of God.”

    And think not you can direct the course of love, if it finds you worthy,

    directs your course.

    Love has no other desire but to fulfil itself.

    But if you love and must needs have desires, let these be your desires:

    To melt and be like a running brook that sings its melody to the night.

    To know the pain of too much tenderness.

    To be wounded by y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love;

    And to bleed willingly and joyfully.

    To wake at dawn with a winged heart and give thanks for another day of

    loving;

    To rest at the noon hour and meditate love’s ecstasy;

    To return home at eventide with gratitude;

    And then to sleep with a prayer for the beloved in your heart and a song

    of praise upon your lips.

    On Marriage

    Then Almitra spoke again and said, “And what of Marriage, master?”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were born together, and together you shall be forevermore.

    You shall be together when white wings of death scatter your days.

    Aye, you shall be together even in the silent memory of God.

    But let there be spaces in your togetherness,

    And let the winds of the heavens dance between you.

    Love one another but make not a bond of love:

    Let it rather be a moving sea between the shores of your souls.

    Fill each other’s cup but drink not from one cup.

    Give one another of your bread but eat not from the same loaf.

    Sing and dance together and be joyous, but let each one of you be alone,

    Even as the strings of a lute are alone though they quiver with the same

    music.

    Give your hearts, but not into each other’s keeping.

    For only the hand of Life can contain your hearts.

    And stand together, yet not too near together:

    For the pillars of the temple stand apart,

    And the oak tree and the cypress grow not in each other’s shadow.

    On Children

    And a woman who held a babe against her bosom said, “Speak to us of Children.”

    And he said:

    Your children are not your children.

    They ar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Life’s longing for itself.

    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not from you,

    And though they are with you, yet they belong not to you.

    You may give them your love but not your thoughts.

    For the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You may house their bodies but not their souls,

    For their souls dwell in the house of tomorrow, which you cannot visit,

    not even in your dreams.

    You may strive to be like them, but seek not to make them like you.

    For life goes not backward nor tarries with yesterday.

    You are the bows from which your children as living arrows are sent

    forth.

    The archer sees the mark upon the path of the infinite, and He bends you

    with His might that His arrows may go swift and far.

    Let your bending in the archer’s hand be for gladness;

    For even as he loves the arrow that flies, so He loves also the bow that is

    stable.

    On Giving

    Then said a rich man, “Speak to us of Giving.”

    And he answered:

    You give but little when you give of your possessions.

    It is when you give of yourself that you truly give.

    For what are your possessions but things you keep and guard for fear

    you may need them tomorrow?

    And tomorrow, what shall tomorrow bring to the overprudent dog

    burying bones in the trackless sand as he follows the pilgrims to the holy

    city?

    And what is fear of need but need itself?

    Is not dread of thirst when your well is full, thirst that is unquenchable?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little of the much which they have – and they

    give it for recognition and their hidden desire makes their gifts

    unwholesome.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little and give it all.

    These are the believers in life and the bounty of life, and their coffer is

    never empty.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with joy, and that joy is their reward.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with pain, and that pain is their baptism.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and know not pain in giving, nor do they

    seek joy, nor give with mindfulness of virtue;

    They give as in yonder valley the myrtle breathes its fragrance into

    space.

    Through the hands of such as these God speaks, and from behind their

    eyes He smiles upon the earth.

    It is well to give when asked, but it is better to give unasked,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to the open-handed the search for one who shall receive is joy

    greater than giving

    And is there aught you would withhold?

    All you have shall some day be given;

    Therefore give now, that the season of giving may be yours and not your inheritors’.

    You often say, “I would give, but only to the deserving.”

    The trees in your orchard say not so, nor the flocks in your pasture.

    They give that they may live, for to withhold is to perish.

    Surely he who is worthy to receive his days and his nights is worthy of all else from you.

    And he who has deserved to drink from the ocean of life deserves to fill his cup from your little stream.

    And what desert greater shall there be than that which lies in the courage and the confidence, nay the charity, of receiving?

    And who are you that men should rend their bosom and unveil their pride, that you may see their worth naked and their pride unabashed?

    See first that you yourself deserve to be a giver, and an instrument of giving.

    For in truth it is life that gives unto life – while you, who deem yourself a giver, are but a witness.

    And you receivers – and you are all receivers – assume no weight of gratitude, lest you lay a yoke upon yourself and upon him who gives.

    Rather rise together with the giver on his gifts as on wings;

    For to be overmindful of your debt, is to doubt his generosity who has

    the free-hearted earth for mother, and God for father.

    On Eating & Drinking

    Then an old man, a keeper of an inn, said, “Speak to u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he said:

    Would that you could live on the fragerance of the earth, and like an air plant be sustained by the light.

    But since you must kill to eat, and rob the young of its mother’s milk to quench your thirst, let it then be an act of worship,

    And let your board stand an altar on which the pure and the innocent of

    forest and plain are sacrificed for that which is purer and still more innocent in many.

    When you kill a beast say to him in your heart,

    “By the same power that slays you, I to am slain; and I too shall be

    consumed.

    For the law that delivered you into my hand shall deliver me into a mightier

    hand.

    Your blood and my blood is naught but the sap that feeds the tree of

    heaven.”

    And when you crush an apple with your teeth, say to it in your heart,

    “Your seeds shall live in my body,

    And the buds of your tomorrow shall blossom in my heart,

    And your fragrance shall be my breath,

    And together we shall rejoice through all the seasons.”

    And in the autumn, when you gather the grapes of your vineyard for the

    winepress, say in your heart,

    “I to am a vinyard, and my fruit shall be gathered for the winepress,

    And like new wine I shall be kept in eternal vessels.”

    And in winter, when you draw the wine, let there be in your heart a song

    for each cup;

    And let there be in the song a remembrance for the autumn days, and for

    the vineyard, and for the winepress.

    On Work

    Then a ploughman said, “Speak to us of Work.”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work that you may keep pace with the earth and the soul of the

    earth.

    For to be idle is to become a stranger unto the seasons, and to step out of

    life’s procession, that marches in majesty and proud submission towards the

    infinite.

    When you work you are a flute through whose heart the whispering of

    the hours turns to music.

    Which of you would be a reed, dumb and silent, when all else sings

    together in unison?

    Always you have been told that work is a curse and labour a misfortune.

    But I say to you that when you work you fulfil a part of earth’s furthest

    dream, assigned to you when that dream was born,

    And in keeping yourself with labour you are in truth loving life,

    And to love life through labour is to be intimate with life’s inmost secret.

    But if you in your pain call birth an afflictio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flesh

    a curse written upon your brow, then I answer that naught but the sweat of

    your brow shall wash away that which is written.

    You have been told also life is darkness, and in your weariness you echo

    what was said by the weary.

    And I say that life is indeed darkness save when there is urge,

    And all urge is blind save when there is knowledge,

    And all knowledge is vain save when there is work,

    And all work is empty save when there is love;

    And when you work with love you bind yourself to yourself, and to one

    another, and to God.

    And what is it to work with love?

    It is to weave the cloth with threads drawn from your heart, even as if

    your beloved were to wear that cloth.

    It is to build a house with affection, even as if your beloved were to

    dwell in that house.

    It is to sow seeds with tenderness and reap the harvest with joy, even as

    if your beloved were to eat the fruit.

    It is to charge all things you fashion with a breath of your own spirit,

    And to know that all the blessed dead are standing about you and

    watching.

    Often have I heard you say, as if speaking in sleep, “he who works in

    marble, and finds the shape of his own soul in the stone, is a nobler than he

    who ploughs the soil.

    And he who seizes the rainbow to lay it on a cloth in the likeness of

    man, is more than he who makes the sandals for our feet.”

    But I say, not in sleep but in the over-wakefulness of noontide, that the

    wind speaks not more sweetly to the giant oaks than to the least of all the

    blades of grass;

    And he alone is great who turns the voice of the wind into a song made

    sweeter by his own loving.

    Work is love made visible.

    And if you cannot work with love but only with distaste, it is better that

    you should leave your work and sit at the gate of the temple and take alms

    of those who work with joy.

    For if you bake bread with indifference, you bake a bitter bread that

    feeds but half man’s hunger.

    And if you grudge the crushing of the grapes, your grudge distils a

    poison in the wine.

    And if you sing though as angels, and love not the singing, you muffle

    man’s ears to the voices of the day and the voices of the night.

    On Joy & Sorrow

    Then a woman said, “Speak to us of Joy and Sorrow.”

    And he answered:

    Your joy is your sorrow unmasked.

    And the selfsame well from which your laughter rises was oftentimes

    filled with your tears.

    And how else can it be?

    The deeper that sorrow carves into your being, the more joy you can

    contain.

    Is not the cup that hold your wine the very cup that was burned in the

    potter’s oven?

    And is not the lute that soothes your spirit, the very wood that was

    hollowed with knives?

    When you are joyous, look deep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shall find it is

    only that which has given you sorrow that is giving you joy.

    When you are sorrowful look ag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 shall see that

    in truth you are weeping for that which has been your delight.

    Some of you say, “Joy is greater than sorrow,” and others say, “Nay,

    sorrow is the greater.”

    But I say unto you, they are inseparable.

    Together they come, and when one sits alone with you at your board,

    remember that the other is asleep upon your bed.

    Verily you are suspended like scales between your sorrow and your joy.

    Only when you are empty are you at standstill and balanced.

    When the treasure-keeper lifts you to weigh his gold and his silver,

    needs must your joy or your sorrow rise or fall.

    On Houses

    Then a mason came forth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Houses.”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Build of your imaginings a bower in the wilderness ere you build a

    house within the city walls.

    For even as you have home-comings in your twilight, so has the

    wanderer in you, the ever distant and alone.

    Your house is your larger body.

    It grows in the sun and sleeps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and it is not

    dreamless. Does not your house dream? And dreaming, leave the city for

    grove or hilltop?

    Would that I could gather your houses into my hand, and like a sower

    scatter them in forest and meadow.

    Would the valleys were your streets, and the green paths your alleys,

    that you might seek one another through vineyards, and come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 earth in your garments.

    But these things are not yet to be.

    In their fear your forefathers gathered you too near together. And that

    fear shall endure a little longer. A little longer shall your city walls separate

    your hearths from your fields.

    And tell me, people of Orphalese, what have you in these houses? And

    what is it you guard with fastened doors?

    Have you peace, the quiet urge that reveals your power?

    Have you remembrances, the glimmering arches that span the summits

    of the mind?

    Have you beauty, that leads the heart from things fashioned of wood and

    stone to the holy mountain?

    Tell me, have you these in your houses?

    Or have you only comfort, and the lust for comfort, that stealthy thing

    that enters the house a guest, and becomes a host, and then a master?

    Ay, and it becomes a tamer, and with hook and scourge makes puppets

    of your larger desires.

    Though its hands are silken, its heart is of iron.

    It lulls you to sleep only to stand by your bed and jeer at the dignity of

    the flesh.

    It makes mock of your sound senses, and lays them in thistledown like

    fragile vessels.

    Verily the lust for comfort murders the passion of the soul, and then

    walks grinning in the funeral.

    But you, children of space, you restless in rest, you shall not be trapped

    nor tamed.

    Your house shall be not an anchor but a mast.

    It shall not be a glistening film that covers a wound, but an eyelid that

    guards the eye.

    You shall not fold your wings that you may pass through doors, nor

    bend your heads that they strike not against a ceiling, nor fear to breathe lest

    walls should crack and fall down.

    You shall not dwell in tombs made by the dead for the living.

    And though of magnificence and splendour, your house shall not hold

    your secret nor shelter your longing.

    For that which is boundless in you abides in the mansion of the sky,

    whose door is the morning mist, and whose windows are the songs and the

    silences of night.

    On Clothes

    And the weaver said, “Speak to us of Clothes.”

    And he answered:

    Your clothes conceal much of your beauty, yet they hide not the unbeautiful.

    And though you seek in garments the freedom of privacy you may find in them a harness and a chain.

    Would that you could meet the sun and the wind with more of your skin

    and less of your raiment,

    For the breath of life is in the sunlight and the hand of life is in the wind.

    Some of you say, “It is the north wind who has woven the clothes to

    wear.”

    But shame was his loom, and the softening of the sinews was his thread.

    And when his work was done he laughed in the forest.

    Forget not that modesty is for a shield against the eye of the unclean.

    And when the unclean shall be no more, what were modesty but a fetter and a fouling of the mind?

    And forget not that the earth delights to feel your bare feet and the winds

    long to play with your hair.

    On Buying & Selling

    And a merchant said, “Speak to us of Buying and Selling.”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To you the earth yields her fruit, and you shall not want if you but know

    how to fill your hands.

    It is in exchanging the gifts of the earth that you shall find abundance and be satisfied.

    Yet unless the exchange be in love and kindly justice, it will but lead

    some to greed and others to hunger.

    When in the market place you toilers of the sea and fields and vineyards

    meet the weavers and the potters and the gatherers of spices, –

    Invoke then the master spirit of the earth, to come into your midst and

    sanctify the scales and the reckoning that weighs value against value.

    And suffer not the barren-handed to take part in your transactions, who

    would sell their words for your labour.

    To such men you should say,

    “Come with us to the field, or go with our brothers to the sea and cast

    your net;

    For the land and the sea shall be bountiful to you even as to us.”

    And if there come the singers and the dancers and the flute players, – buy of their gifts also.

    For they too are gatherers of fruit and frankincense, and that which they bring, though fashioned of dreams, is raiment and food for your soul.

    And before you leave the marketplace, see that no one has gone his way with empty hands.

    For the master spirit of the earth shall not sleep peacefully upon the wind

    till the needs of the least of you are satisfied.

    On Crime & Punishment

    Then one of the judges of the city stood forth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nd he answered saying:

    It is when your spirit goes wandering upon the wind,

    That you, alone and unguarded, commit a wrong unto others and

    therefore unto yourself.

    And for that wrong committed must you knock and wait a while unheeded at the gate of the blessed.

    Like the ocean is your god-self;

    It remains for ever undefiled.

    And like the ether it lifts but the winged.

    Even like the sun is your god-self;

    It knows not the ways of the mole nor seeks it the holes of the serpent.

    But your god-self does not dwell alone in your being.

    Much in you is still man, and much in you is not yet man,

    But a shapeless pigmy that walks asleep in the mist searching for its own awakening.

    And of the man in you would I now speak.

    For it is he and not your god-self nor the pigmy in the mist, that knows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of crime.

    Oftentimes have I heard you speak of one who commits a wrong as though he were not one of you, but a stranger unto you and an intruder upon your world.

    But I say that even as the holy and the righteous cannot rise beyond the

    highest which is in each one of you,

    So the wicked and the weak cannot fall lower than the lowest which is in you also.

    And as a single leaf turns not yellow but with the silent knowledge of the whole tree,

    So the wrong-doer cannot do wrong without the hidden will of you all.

    Like a procession you walk together towards your god-self.

    You are the way and the wayfarers.

    And when one of you falls down he falls for those behind him, a caution

    against the stumbling stone.

    Ay, and he falls for those ahead of him, who though faster and surer of

    foot, yet removed not the stumbling stone.

    And this also, though the word lie heavy upon your hearts:

    The murdered is not unaccountable for his own murder,

    And the robbed is not blameless in being robbed.

    The righteous is not innocent of the deeds of the wicked,

    And the white-handed is not clean in the doings of the felon.

    Yea, the guilty is oftentimes the victim of the injured,

    And still more often the condemned is the burden-bearer for the guiltless

    and unblamed.

    You cannot separate the just from the unjust and the good from the

    wicked;

    For they stand together before the face of the sun even as the black

    thread and the white are woven together.

    And when the black thread breaks, the weaver shall look into the whole

    cloth, and he shall examine the loom also.

    If any of you would bring judgment the unfaithful wife,

    Let him also weight the heart of her husband in scales, and measure his

    soul with measurements.

    And let him who would lash the offender look unto the spirit of the

    offended.

    And if any of you would punish in the name of righteousness and lay the

    ax unto the evil tree, let him see to its roots;

    And verily he will find the roots of the good and the bad, the fruitful and

    the fruitless, all entwined together in the silent heart of the earth.

    And you judges who would be just,

    What judgment pronounce you upon him who though honest in the flesh

    yet is a thief in spirit?

    What penalty lay you upon him who slays in the flesh yet is himself

    slain in the spirit?

    And how prosecute you him who in action is a deceiver and an

    oppressor,

    Yet who also is aggrieved and outraged?

    And how shall you punish those whose remorse is already greater than

    their misdeeds?

    Is not remorse the justice which is administered by that very law which

    you would fain serve?

    Yet you cannot lay remorse upon the innocent nor lift it from the heart

    of the guilty.

    Unbidden shall it call in the night, that men may wake and gaze upon

    themselves.

    And you who would understand justice, how shall you unless you look

    upon all deeds in the fullness of light?

    Only then shall you know that the erect and the fallen are but one man

    standing in twilight between the night of his pigmy-self and the day of his

    god-self,

    And tha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emple is not higher than the lowest

    stone in its foundation.

    On Laws

    Then a lawyer said, “But what of our Laws, master?”

    And he answered:

    You delight in laying down laws,

    Yet you delight more in breaking them.

    Like children playing by the ocean who build sand-towers with

    constancy and then destroy them with laughter.

    But while you build your sand-towers the ocean brings more sand to the

    shore,

    And when you destroy them, the ocean laughs with you.

    Verily the ocean laughs always with the innocent.

    But what of those to whom life is not an ocean, and man-made laws are

    not sand-towers,

    But to whom life is a rock, and the law a chisel with which they would

    carve it in their own likeness?

    What of the cripple who hates dancers?

    What of the ox who loves his yoke and deems the elk and deer of the

    forest stray and vagrant things?

    What of the old serpent who cannot shed his skin, and calls all others

    naked and shameless?

    And of him who comes early to the wedding-feast, and when over-fed

    and tired goes his way saying that all feasts are violation and all feasters

    law-breakers?

    What shall I say of these save that they too stand in the sunlight, but

    with their backs to the sun?

    They see only their shadows, and their shadows are their laws.

    And what is the sun to them but a caster of shadows?

    And what is it to acknowledge the laws but to stoop down and trace their

    shadows upon the earth?

    But you who walk facing the sun, what images drawn on the earth can

    hold you?

    You who travel with the wind, what weathervane shall direct your

    course?

    What man’s law shall bind you if you break your yoke but upon no man’s

    prison door?

    What laws shall you fear if you dance but stumble against no man’s iron

    chains?

    And who is he that shall bring you to judgment if you tear off your

    garment yet leave it in no man’s path?

    People of Orphalese, you can muffle the drum, and you can loosen the

    strings of the lyre, but who shall command the skylark not to sing?

    On Freedom

    And an orator said, “Speak to us of Freedom.”

    And he answered:

    At the city gate and by your fireside I have seen you prostrate yourself

    and worship your own freedom,

    Even as slaves humble themselves before a tyrant and praise him though

    he slays them.

    Ay, in the grove of the temple and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adel I have

    seen the freest among you wear their freedom as a yoke and a handcuff.

    And my heart bled within me; for you can only be free when even the

    desire of seeking freedom becomes a harness to you, and when you cease to

    speak of freedom as a goal and a fulfillment.

    You shall be free indeed when your days are not without a care nor your

    nights without a want and a grief,

    But rather when these things girdle your life and yet you rise above them

    naked and unbound.

    And how shall you rise beyond your days and nights unless you break

    the chains which you at the dawn of your understanding have fastened

    around your noon hour?

    In truth that which you call freedom is the strongest of these chains,

    though its links glitter in the sun and dazzle the eyes.

    And what is it but fragments of your own self you would discard that

    you may become free?

    If it is an unjust law you would abolish, that law was written with your

    own hand upon your own forehead.

    You cannot erase it by burning your law books nor by washing the

    foreheads of your judges, though you pour the sea upon them.

    And if it is a despot you would dethrone, see first that his throne erected

    within you is destroyed.

    For how can a tyrant rule the free and the proud, but for a tyranny in

    their own freedom and a shame in their won pride?

    And if it is a care you would cast off, that care has been chosen by you

    rather than imposed upon you.

    And if it is a fear you would dispel, the seat of that fear is in your heart

    and not in the hand of the feared.

    Verily all things move within your being in constant half embrace, the

    desired and the dreaded, the repugnant and the cherished, the pursued and

    that which you would escape.

    These things move within you as lights and shadows in pairs that cling.

    And when the shadow fades and is no more, the light that lingers

    becomes a shadow to another light.

    And thus your freedom when it loses its fetters becomes itself the fetter

    of a greater freedom.

    On Reason & Passion

    And the priestess spoke again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Reason and Passion.”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r soul is oftentimes a battlefield, upon which your reason and your

    judgment wage war against passion and your appetite.

    Would that I could be the peacemaker in your soul, that I might turn the

    discord and the rivalry of your elements into oneness and melody.

    But how shall I, unless you yourselves be also the peacemakers, nay, the

    lovers of all your elements?

    Your reason and your passion are the rudder and the sails of your

    seafaring soul.

    If either your sails or our rudder be broken, you can but toss and drift, or

    else be held at a standstill in mid-seas.

    For reason, ruling alone, is a force confining; and passion, unattended, is

    a flame that burns to its own destruction.

    Therefore let your soul exalt your reason to the height of passion; that it

    may sing;

    And let it direct your passion with reason, that your passion may live

    through its own daily resurrection, and like the phoenix rise above its own

    ashes.

    I would have you consider your judgment and your appetite even as you

    would two loved guests in your house.

    Surely you would not honour one guest above the other; for he who is

    more mindful of one loses the love and the faith of both.

    Among the hills, when you sit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white poplars,

    sharing the peace and serenity of distant fields and meadows – then let your

    heart say in silence, “God rests in reason.”

    And when the storm comes, and the mighty wind shakes the forest, and

    thunder and lightning proclaim the majesty of the sky, – then let your heart

    say in awe, “God moves in passion.”

    And since you are a breath In God’s sphere, and a leaf in God’s forest,

    you too should rest in reason and move in passion.

    On Pain

    And a woman spoke, saying, “Tell us of Pain.”

    And he said:

    Your pain is the breaking of the shell that encloses your understanding.

    Even as the stone of the fruit must break, that its heart may stand in the

    sun, so must you know pain.

    And could you keep your heart in wonder at the daily miracles of your

    life, your pain would not seem less wondrous than your joy;

    And you would accept the seasons of your heart, even as you have

    always accepted the seasons that pass over your fields.

    And you would watch with serenity through the winters of your grief.

    Much of your pain is self-chosen.

    It is the bitter potion by which the physician within you heals your sick self.

    Therefore trust the physician, and drink his remedy in silence and tranquillity:

    For his hand, though heavy and hard, is guided by the tender hand of the

    Unseen,

    And the cup he brings, though it burn your lips, has been fashioned of

    the clay which the Potter has moistened with His own sacred tears.

    On Self-Knowledge

    And a man said, “Speak to us of Self-Knowledge.”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r hearts know in silence the secrets of the days and the nights.

    But your ears thirst for the sound of your heart’s knowledge.

    You would know in words that which you have always know in thought.

    You would touch with your fingers the naked body of your dreams.

    And it is well you should.

    The hidden well-spring of your soul must needs rise and run murmuring

    to the sea;

    And the treasure of your infinite depths would be revealed to your eyes.

    But let there be no scales to weigh your unknown treasure;

    And seek not the depths of your knowledge with staff or sounding line.

    For self is a sea boundless and measureless.

    Say not, “I have found the truth,” but rather, “I have found a truth.”

    Say not, “I have found the path of the soul.” Say rather, “I have met the

    soul walking upon my path.”

    For the soul walks upon all paths.

    The soul walks not upon a line, neither does it grow like a reed.

    The soul unfolds itself, like a lotus of countless petals.

    On Teaching

    Then said a teacher, “Speak to us of Teaching.”

    And he said:

    No man can reveal to you aught but that which already lies half asleep in the dawning of our knowledge.

    The teacher who walks in the shadow of the temple, among his followers, gives not of his wisdom but rather of his faith and his lovingness.

    If he is indeed wise he does not bid you enter the house of wisdom, but rather leads you to the threshold of your own mind.

    The astronomer may speak to you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space, but he

    cannot give you his understanding.

    The musician may sing to you of the rhythm which is in all space, but he cannot give you the ear which arrests the rhythm nor the voice that echoes it.

    And he who is versed in the science of numbers can tell of the regions of weight and measure, but he cannot conduct you thither.

    For the vision of one man lends not its wings to another man.

    And even as each one of you stands alone in God’s knowledge, so must

    each one of you be alone in his knowledge of God and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

    On Friendship

    And a youth said, “Speak to us of Friendship.”

    Your friend is your needs answered.

    He is your field which you sow with love and reap with thanksgiving.

    And he is your board and your fireside.

    For you come to him with your hunger, and you seek him for peace.

    When your friend speaks his mind you fear not the “nay” in your own

    mind, nor do you withhold the “ay.”

    And when he is silent your heart ceases not to listen to his heart;

    For without words, in friendship, all thoughts, all desires, all

    expectations are born and shared, with joy that is unacclaimed.

    When you part from your friend, you grieve not;

    For that which you love most in him may be clearer in his absence, as

    the mountain to the climber is clearer from the plain.

    And let there be no purpose in friendship save the deepening of the

    spirit.

    For love that seeks aught but the disclosure of its own mystery is not

    love but a net cast forth: and only the unprofitable is caught.

    And let your best be for your friend.

    If he must know the ebb of your tide, let him know its flood also.

    For what is your friend that you should seek him with hours to kill?

    Seek him always with hours to live.

    For it is his to fill your need, but not your emptiness.

    And in the sweetness of friendship let there be laughter, and sharing of

    pleasures.

    For in the dew of little things the heart finds its morning and is

    refreshed.

    On Talking

    And then a scholar said, “Speak of Talking.”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talk when you cease to be at peace with your thoughts;

    And when you can no longer dwell in the solitude of your heart you live

    in your lips, and sound is a diversion and a pastime.

    And in much of your talking, thinking is half murdered.

    For thought is a bird of space, that in a cage of words many indeed

    unfold its wings but cannot fly.

    There are those among you who seek the talkative through fear of being

    alone.

    The silence of aloneness reveals to their eyes their naked selves and they

    would escape.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talk, and without knowledge or forethought

    reveal a truth which they themselves do not understand.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the truth within them, but they tell it not in

    words.

    In the bosom of such as these the spirit dwells in rhythmic silence.

    When you meet your friend on the roadside or in the market place, let

    the spirit in you move your lips and direct your tongue.

    Let the voice within your voice speak to the ear of his ear;

    For his soul will keep the truth of your heart as the taste of the wine is

    remembered

    When the colour is forgotten and the vessel is no more.

    On Time

    And an astronomer said, “Master, what of Time?”

    And he answered:

    You would measure time the measureless and the immeasurable.

    You would adjust your conduct and even direct the course of your spirit

    according to hours and seasons.

    Of time you would make a stream upon whose bank you would sit and

    watch its flowing.

    Yet the timeless in you is aware of life’s timelessness,

    And knows that yesterday is but today’s memory and tomorrow is

    today’s dream.

    And that that which sings and contemplates in you is still dwelling

    within the bounds of that first moment which scattered the stars into space.

    Who among you does not feel that his power to love is boundless?

    And yet who does not feel that very love, though boundless,

    encompassed within the centre of his being, and moving not form love

    thought to love thought, nor from love deeds to other love deeds?

    And is not time even as love is, undivided and paceless?

    But if in you thought you must measure time into seasons, let each

    season encircle all the other seasons,

    And let today embrace the past with remembrance and the future with

    longing.

    On Good & Evil

    And one of the elders of the city said, “Speak to us of Good and Evil.”

    And he answered:

    Of the good in you I can speak, but not of the evil.

    For what is evil but good tortured by its own hunger and thirst?

    Verily when good is hungry it seeks food even in dark caves, and when

    it thirsts, it drinks even of dead waters.

    You are good when you are one with yourself.

    Yet when you are not one with yourself you are not evil.

    For a divided house is not a den of thieves; it is only a divided house.

    And a ship without rudder may wander aimlessly among perilous isles

    yet sink not to the bottom.

    You are good when you strive to give of yourself.

    Yet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seek gain for yourself.

    For when you strive for gain you are but a root that clings to the earth

    and sucks at her breast.

    Surely the fruit cannot say to the root, “Be like me, ripe and full and ever

    giving of your abundance.”

    For to the fruit giving is a need, as receiving is a need to the root.

    You are good when you are fully awake in your speech,

    Yet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sleep while your tongue staggers without purpose.

    And even stumbling speech may strengthen a weak tongue.

    You are good when you walk to your goal firmly and with bold steps.

    Yet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go thither limping.

    Even those who limp go not backward.

    But you who are strong and swift, see that you do not limp before the lame, deeming it kindness.

    You are good in countless ways, and you are not evil when you are not good,

    You are only loitering and sluggard.

    Pity that the stags cannot teach swiftness to the turtles.

    In your longing for your giant self lies your goodness: and that longing is in all of you.

    But in some of you that longing is a torrent rushing with might to the

    sea, carrying the secrets of the hillsides and the songs of the forest.

    And in others it is a flat stream that loses itself in angles and bends and lingers before it reaches the shore.

    But let not him who longs much say to him who longs little, “Wherefore are you slow and halting?”

    For the truly good ask not the naked, “Where is your garment?” nor the houseless, “What has befallen your house?”

    On Prayer

    Then a priestess said, “Speak to us of Prayer.”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pray in your distress and in your need; would that you might pray

    also in the fullness of your joy and in your days of abundance.

    For what is prayer but the expansion of yourself into the living ether?

    And if it is for your comfort to pour your darkness into space, it is also

    for your delight to pour forth the dawning of your heart.

    And if you cannot but weep when your soul summons you to prayer, she

    should spur you again and yet again, though weeping, until you shall come

    laughing.

    When you pray you rise to meet in the air those who are praying at that

    very hour, and whom save in prayer you may not meet.

    Therefore let your visit to that temple invisible be for naught but ecstasy

    and sweet communion.

    For if you should enter the temple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asking you

    shall not receive.

    And if you should enter into it to humble yourself you shall not be lifted:

    Or even if you should enter into it to beg for the good of others you shall

    not be heard.

    It is enough that you enter the temple invisible.

    I cannot teach you how to pray in words.

    God listens not to your words save when He Himself utters them

    through your lips.

    And I cannot teach you the prayer of the seas and the forests and the

    mountains.

    But you who are born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forests and the seas can

    find their prayer in your heart,

    And if you but listen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you shall hear them

    saying in silence,

    “Our God, who art our winged self, it is thy will in us that willeth.

    It is thy desire in us that desireth.

    It is thy urge in us that would turn our nights, which are thine, into days

    which are thine also.

    We cannot ask thee for aught, for thou knowest our needs before they

    are born in us:

    Thou art our need; and in giving us more of thyself thou givest us all.”

    On Pleasure

    Then a hermit, who visited the city once a year, came forth and said, “Speak to us of Pleasure.”

    And he answered, saying:

    Pleasure is a freedom song,

    But it is not freedom.

    It is the blossoming of your desires,

    But it is not their fruit.

    It is a depth calling unto a height,

    But it is not the deep nor the high.

    It is the caged taking wing,

    But it is not space encompassed.

    Ay, in very truth, pleasure is a freedom-song.

    And I fain would have you sing it with fullness of heart; yet I would not have you lose your hearts in the singing.

    Some of your youth seek pleasure as if it were all, and they are judged and rebuked.

    I would not judge nor rebuke them. I would have them seek.

    For they shall find pleasure, but not her alone:

    Seven are her sisters, and the least of them is more beautiful than pleasure.

    Have you not heard of the man who was digging in the earth for roots and found a treasure?

    And some of your elders remember pleasures with regret like wrongs

    committed in drunkenness.

    But regret is the beclouding of the mind and not its chastisement.

    They should remember their pleasures with gratitude, as they would the

    harvest of a summer.

    Yet if it comforts them to regret, let them be comforted.

    And there are among you those who are neither young to seek nor old to

    remember;

    And in their fear of seeking and remembering they shun all pleasures,

    lest they neglect the spirit or offend against it.

    But even in their foregoing is their pleasure.

    And thus they too find a treasure though they dig for roots with

    quivering hands.

    But tell me, who is he that can offend the spirit?

    Shall the nightingale offend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or the firefly the

    stars?

    And shall your flame or your smoke burden the wind?

    Think you the spirit is a still pool which you can trouble with a staff?

    Oftentimes in denying yourself pleasure you do but store the desire in

    the recesses of your being.

    Who knows but that which seems omitted today, waits for tomorrow?

    Even your body knows its heritage and its rightful need and will not be

    deceived.

    And your body is the harp of your soul,

    And it is yours to bring forth sweet music from it or confused sounds.

    And now you ask in your heart, “How shall we distinguish that which is

    good in pleasure from that which is not good?”

    Go to your fields and your gardens, and you shall learn that it is the

    pleasure of the bee to gather honey of the flower,

    But it is also the pleasure of the flower to yield its honey to the bee.

    For to the bee a flower is a fountain of life,

    And to the flower a bee is a messenger of love,

    And to both, bee and flower, the giving and the receiving of pleasure is a

    need and an ecstasy.

    People of Orphalese, be in your pleasures like the flowers and the bees.

    On Beauty

    And a poet said, “Speak to us of Beauty.”

    Where shall you seek beauty, and how shall you find her unless she

    herself be your way and your guide?

    And how shall you speak of her except she be the weaver of your

    speech?

    The aggrieved and the injured say, “Beauty is kind and gentle.

    Like a young mother half-shy of her own glory she walks among us.”

    And the passionate say, “Nay, beauty is a thing of might and dread.

    Like the tempest she shakes the earth beneath us and the sky above us.”

    The tired and the weary say, “beauty is of soft whisperings. She speaks

    in our spirit.

    Her voice yields to our silences like a faint light that quivers in fear of

    the shadow.”

    But the restless say, “We have heard her shouting among the mountains,

    And with her cries came the sound of hoofs, and the beating of wings

    and the roaring of lions.”

    At night the watchmen of the city say, “Beauty shall rise with the dawn

    from the east.”

    And at noontide the toilers and the wayfarers say, “we have seen her

    leaning over the earth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sunset.”

    In winter say the snow-bound, “She shall come with the spring leaping

    upon the hills.”

    And in the summer heat the reapers say, “We have seen her dancing with

    the autumn leaves, and we saw a drift of snow in her hair.”

    All these things have you said of beauty.

    Yet in truth you spoke not of her but of needs unsatisfied,

    And beauty is not a need but an ecstasy.

    It is not a mouth thirsting nor an empty hand stretched forth,

    But rather a heart enflamed and a soul enchanted.

    It is not the image you would see nor the song you would hear,

    But rather an image you see though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a song you

    hear though you shut your ears.

    It is not the sap within the furrowed bark, nor a wing attached to a claw,

    But rather a garden for ever in bloom and a flock of angels for ever in

    flight.

    People of Orphalese, beauty is life when life unveils her holy face.

    But you are life and you are the veil.

    Beauty is eternity gazing at itself in a mirror.

    But you are eternity and your are the mirror.

    On Religion

    And an old priest said, “Speak to us of Religion.”

    And he said:

    Have I spoken this day of aught else?

    Is not religion all deeds and all reflection,

    And that which is neither deed nor reflection, but a wonder and a

    surprise ever springing in the soul, even while the hands hew the stone or

    tend the loom?

    Who can separate his faith from his actions, or his belief from his

    occupations?

    Who can spread his hours before him, saying, “This for God and this for

    myself; This for my soul, and this other for my body?”

    All your hours are wings that beat through space from self to self.

    He who wears his morality but as his best garment were better naked.

    The wind and the sun will tear no holes in his skin.

    And he who defines his conduct by ethics imprisons his song-bird in a

    cage.

    The freest song comes not through bars and wires.

    And he to whom worshipping is a window, to open but also to shut, has

    not yet visited the house of his soul whose windows are from dawn to dawn.

    Your daily life is your temple and your religion.

    Whenever you enter into it take with you your all.

    Take the plough and the forge and the mallet and the lute,

    The things you have fashioned in necessity or for delight.

    For in revery you cannot rise above your achievements nor fall lower

    than your failures.

    And take with you all men:

    For in adoration you cannot fly higher than their hopes nor humble

    yourself lower than their despair.

    And if you would know God be not therefore a solver of riddles.

    Rather look about you and you shall see Him playing with your children.

    And look into space; you shall see Him walking in the cloud,

    outstretching His arms in the lightning and descending in rain.

    You shall see Him smiling in flowers, then rising and waving His hands

    in trees.

    On Death

    Then Almitra spoke, saying, “We would ask now of Death.”

    And he said:

    You would know the secret of death.

    But how shall you find it unless you seek it in the heart of life?

    The owl whose night-bound eyes are blind unto the day cannot unveil

    the mystery of light.

    If you would indeed behold the spirit of death, open your heart wide

    unto the body of life.

    For life and death are one, even as the river and the sea are one.

    In the depth of your hopes and desires lies your silent knowledge of the

    beyond;

    And like seeds dreaming beneath the snow your heart dreams of spring.

    Trust the dreams, for in them is hidden the gate to eternity.

    Your fear of death is but the trembling of the shepherd when he stands

    before the king whose hand is to be laid upon him in honour.

    Is the shepherd not joyful beneath his trembling, that he shall wear the

    mark of the king?

    Yet is he not more mindful of his trembling?

    For what is it to die but to stand naked in the wind and to melt into the

    sun?

    And what is to cease breathing, but to free the breath from its restless

    tides, that it may rise and expand and seek God unencumbered?

    Only when you drink from the river of silence shall you indeed sing.

    And when you have reached the mountain top, then you shall begin to

    climb.

    And when the earth shall claim your limbs, then shall you truly dance.

    The Farewell

    And now it was evening.

    And Almitra the seeress said, “Blessed be this day and this place and your spirit that has spoken.”

    And he answered, Was it I who spoke? Was I not also a listener?

    Then he descended the steps of the Temple and all the people followed him. And he reached his ship and stood upon the deck.

    And facing the people again, he raised his voice and said:

    People of Orphalese, the wind bids me leave you.

    Less hasty am I than the wind, yet I must go.

    We wanderers, ever seeking the lonelier way, begin no day where we have ended another day; and no sunrise finds us where sunset left us.

    Even while the earth sleeps we travel.

    We are the seeds of the tenacious plant, and it is in our ripeness and our fullness of heart that we are given to the wind and are scattered.

    Brief were my days among you, and briefer still the words I have spoken.

    But should my voice fade in your ears, and my love vanish in your memory, then I will come again,

    And with a richer heart and lips more yielding to the spirit will I speak.

    Yea, I shall return with the tide,

    And though death may hide me, and the greater silence enfold me, yet again will I seek your understanding.

    And not in vain will I seek.

    If aught I have said is truth, that truth shall reveal itself in a clearer voice, and in words more kin to your thoughts.

    I go with the wind, people of Orphalese, but not down into emptiness;

    And if this day is not a fulfillment of your needs and my love, then let it be a promise till another day.

    Know therefore, that from the greater silence I shall return.

    The mist that drifts away at dawn, leaving but dew in the fields, shall

    rise and gather into a cloud and then fall down in rain.

    And not unlike the mist have I been.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I have walked in your streets, and my spirit

    has entered your houses,

    And your heart-beats were in my heart, and your breath was upon my

    face, and I knew you all.

    Ay, I knew your joy and your pain, and in your sleep your dreams were my dreams.

    And oftentimes I was among you a lake among the mountains.

    I mirrored the summits in you and the bending slopes, and even the

    passing flocks of your thoughts and your desires.

    And to my silence came the laughter of your children in streams, and the

    longing of your youths in rivers.

    And when they reached my depth the streams and the rivers ceased not yet to sing.

    But sweeter still than laughter and greater than longing came to me.

    It was boundless in you;

    The vast man in whom you are all but cells and sinews;

    He in whose chant all your singing is but a soundless throbbing.

    It is in the vast man that you are vast,

    And in beholding him that I beheld you and loved you.

    For what distances can love reach that are not in that vast sphere?

    What visions, what expectations and what presumptions can outsoar that flight?

    Like a giant oak tree covered with apple blossoms is the vast man in you.

    His mind binds you to the earth, his fragrance lifts you into space, and in

    his durability you are deathless.

    You have been told that, even like a chain, you are as weak as your weakest link.

    This is but half the truth. You are also as strong as your strongest link.

    To measure you by your smallest deed is to reckon the power of ocean by the frailty of its foam.

    To judge you by your failures is to cast blame upon the seasons for their inconsistency.

    Ay, you are like an ocean,

    And though heavy-grounded ships await the tide upon your shores, yet, even like an ocean, you cannot hasten your tides.

    And like the seasons you are also,

    And though in your winter you deny your spring,

    Yet spring, reposing within you, smiles in her drowsiness and is not offended.

    Think not I say these things in order that you may say the one to the other, “He praised us well. He saw but the good in us.”

    I only speak to you in words of that which you yourselves know in thought.

    And what is word knowledge but a shadow of wordless knowledge?

    Your thoughts and my words are waves from a sealed memory that keeps records of our yesterdays,

    And of the ancient days when the earth knew not us nor herself,

    And of nights when earth was upwrought with confusion,

    Wise men have come to you to give you of their wisdom. I came to take of your wisdom:

    And behold I have found that which is greater than wisdom.

    It is a flame spirit in you ever gathering more of itself,

    While you, heedless of its expansion, bewail the withering of your days.

    It is life in quest of life in bodies that fear the grave.

    There are no graves here.

    These mountains and plains are a cradle and a stepping-stone.

    Whenever you pass by the field where you have laid your ancestors look well thereupon, and you shall see yourselves and your children dancing hand in hand.

    Verily you often make merry without knowing.

    Others have come to you to whom for golden promises made unto your faith you have given but riches and power and glory.

    Less than a promise have I given, and yet more generous have you been to me.

    You have given me deeper thirsting after life.

    Surely there is no greater gift to a man than that which turns all his aims into parching lips and all life into a fountain.

    And in this lies my honour and my reward, –

    That whenever I come to the fountain to drink I find the living water itself thirsty;

    And it drinks me while I drink it.

    Some of you have deemed me proud and over-shy to receive gifts.

    To proud indeed am I to receive wages, but not gifts.

    And though I have eaten berries among the hill when you would have had me sit at your board,

    And slept in the portico of the temple where you would gladly have

    sheltered me,

    Yet was it not your loving mindfulness of my days and my nights that

    made food sweet to my mouth and girdled my sleep with visions?

    For this I bless you most:

    You give much and know not that you give at all.

    Verily the kindness that gazes upon itself in a mirror turns to stone,

    And a good deed that calls itself by tender names becomes the parent to a curse.

    And some of you have called me aloof, and drunk with my own aloneness,

    And you have said, “He holds council with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but not with men.

    He sits alone on hill-tops and looks down upon our city.”

    True it is that I have climbed the hills and walked in remote places.

    How could I have seen you save from a great height or a great distance?

    How can one be indeed near unless he be far?

    And others among you called unto me, not in words, and they said,

    Stranger, stranger, lover of unreachable heights, why dwell you among the summits where eagles build their nests?

    Why seek you the unattainable?

    What storms would you trap in your net,

    And what vaporous birds do you hunt in the sky?

    Come and be one of us.

    Descend and appease your hunger with our bread and quench your thirst with our wine.”

    In the solitude of their souls they said these things;

    But were their solitude deeper they would have known that I sought but the secret of your joy and your pain,

    And I hunted only your larger selves that walk the sky.

    But the hunter was also the hunted:

    For many of my arrows left my bow only to seek my own breast.

    And the flier was also the creeper;

    For when my wings were spread in the sun their shadow upon the earth was a turtle.

    And I the believer was also the doubter;

    For often have I put my finger in my own wound that I might have the greater belief in you and the greater knowledge of you.

    And it is with this belief and this knowledge that I say,

    You are not enclosed within your bodies, nor confined to houses or fields.

    That which is you dwells above the mountain and roves with the wind.

    It is not a thing that crawls into the sun for warmth or digs holes into darkness for safety,

    But a thing free, a spirit that envelops the earth and moves in the ether.

    If this be vague words, then seek not to clear them.

    Vague and nebulous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but not their end,

    And I fain would have you remember me as a beginning.

    Life, and all that lives, is conceived in the mist and not in the crystal.

    And who knows but a crystal is mist in decay?

    This would I have you remember in remembering me:

    That which seems most feeble and bewildered in you is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etermined.

    Is it not your breath that has erected and hardened the structure of your bones?

    And is it not a dream which none of you remember having dreamt that building your city and fashioned all there is in it?

    Could you but see the tides of that breath you would cease to see all else,

    And if you could hear the whispering of the dream you would hear no other sound.

    But you do not see, nor do you hear, and it is well.

    The veil that clouds your eyes shall be lifted by the hands that wove it,

    And the clay that fills your ears shall be pierced by those fingers that kneaded it.

    And you shall see

    And you shall hear.

    Yet you shall not deplore having known blindness, nor regret having been deaf.

    For in that day you shall know the hidden purposes in all things,

    And you shall bless darkness as you would bless light.

    After saying these things he looked about him, and he saw the pilot of his ship standing by the helm and gazing now at the full sails and now at the distance.

    And he said:

    Patient, over-patient, is the captain of my ship.

    The wind blows, and restless are the sails;

    Even the rudder begs direction;

    Yet quietly my captain awaits my silence.

    And these my mariners, who have heard the choir of the greater sea, they too have heard me patiently.

    Now they shall wait no longer.

    I am ready.

    The stream has reached the sea, and once more the great mother holds her son against her breast.

    Fare you well, people of Orphalese.

    This day has ended.

    It is closing upon us even as the water-lily upon its own tomorrow.

    What was given us here we shall keep,

    And if it suffices not, then again must we come together and together stretch our hands unto the giver.

    Forget not that I shall come back to you.

    A little while, and my longing shall gather dust and foam for another body.

    A little while, a moment of rest upon the wind, and another woman shall bear me.

    Farewell to you and the youth I have spent with you.

    It was but yesterday we met in a dream.

    You have sung to me in my aloneness, and I of your longings have built a tower in the sky.

    But now our sleep has fled and our dream is over, and it is no longer dawn.

    The noontide is upon us and our half waking has turned to fuller day, and we must part.

    If in the twilight of memory we should meet once more, we shall speak again together and you shall sing to me a deeper song.

    And if our hands should meet in another dream, we shall build another tower in the sky.

    So saying he made a signal to the seamen, and straightaway they weighed anchor and cast the ship loose from its moorings, and they moved eastward.

    And a cry came from the people as from a single heart, and it rose the dusk and was carried out over the sea like a great trumpeting.

    Only Almitra was silent, gazing after the ship until it had vanished into the mist.

    And when all the people were dispersed she still stood alone upon the sea-wall, remembering in her heart his saying,

    A little while, a moment of rest upon the wind, and another woman shall bear me.”

  • Rabindranath Tagore《Gitanjalii(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不少人以为”吉檀迦利”是奉献之意,其实是献诗之意;作者的另外一部诗集<<奈维德雅>>才具奉献之意)。泰戈尔向神敬献的歌是“生命之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

    翻译:冰心

    1.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1.  Thou hast made me endless, such is thy pleasure. This frail vessel thou emptiest again and again, and fillest it ever with fresh life.

    This little flute of a reed thou hast carried over hills and dales, and hast breathed through it melodies eternally new.

    At the immortal touch of thy hands my little heart loses its limits in joy and gives birth to utterance ineffable.

    Thy infinite gifts come to me only on these very small hands of mine. Ages pass, and still thou pourest, and still there is room to 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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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2. When thou commandest me to sing it seems that my heart would break with pride; and I look to thy face, and tears come to my eyes.

    All that is harsh and dissonant in my life melts into one sweet harmony—and my adoration spreads wings like a glad bird on its flight across the sea.

    I know thou takest pleasure in my singing. I know that only as a singer I come before thy presence.

    I touch by the edge of the far-spreading wing of my song thy feet which I could never aspire to reach.

    Drunk with the joy of singing I forget myself and call thee friend who art my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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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

    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3.I know not how thou singest, my master! I ever listen in silent amazement.

    The light of thy music illumines the world. The life breath of thy music runs from sky to sky. The holy stream of thy music breaks through all stony obstacles and rushes on.

    My heart longs to join in thy song, but vainly struggles for a voice. I would speak, but speech breaks not into song, and I cry out baffled. Ah, thou hast made my heart captive in the endless meshes of thy music, my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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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4.  Life of my life, I shall ever try to keep my body pure, knowing that thy living touch is upon all my limbs.

    I shall ever try to keep all untruths out from my thoughts, knowing that thou art that truth which has kindled the light of reason in my mind.

    I shall ever try to drive all evils away from my heart and keep my love in flower, knowing that thou hast thy seat in the inmost shrine of my heart.

    And it shall be my endeavour to reveal thee in my actions, knowing it is thy power gives me strength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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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5.  I ask for a moment’s indulgence to sit by thy side. The works that I have in hand I will finish afterwards.

    Away from the sight of thy face my heart knows no rest nor respite, and my work becomes an endless toil in a shoreless sea of toil.

    Today the summer has come at my window with its sighs and murmurs; and the bees are plying their minstrelsy at the court of the flowering grove.

    Now it is time to sit quite, face to face with thee, and to sing dedication of live in this silent and overflowing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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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配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我怕在我

    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罢。

    6.  Pluck this little flower and take it, delay not! I fear lest it droop and drop into the dust.

    I may not find a place in thy garland, but honour it with a touch of pain from thy hand and pluck it. I fear lest the day end before I am aware, and the time of offering go by.

    Though its colour be not deep and its smell be faint, use this flower in thy service and pluck it while there 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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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的歌曲把她的妆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妆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

    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掩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

    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7.  My song has put off her adornments. She has no pride of dress and decoration. Ornaments would mar our union; they would come between thee and me; their jingling would drown thy whispers.

    My poet’s vanity dies in shame before thy sight. O master poet, I have sat down at thy feet. Only let me make my life simple and straight, like a flute of reed for thee to fill with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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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了。

    8.  The child who is decked with prince’s robes and who has jewelled chains round his neck loses all pleasure in his play; his dress hampers him at every step.

    In fear that it may be frayed, or stained with dust he keeps himself from the world, and is afraid even to move.

    Mother, it is no gain, thy bondage of finery, if it keeps one shut off from the healthful dust of the earth, if it rob one of the right of entrance to the great fair of common hum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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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罢,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

    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予的东西。

    9.  O Fool, try to carry thyself upon thy own shoulders! O beggar, to come beg at thy own door!

    Leave all thy burdens on his hands who can bear all, and never look behind in regret.

    Thy desire at once puts out the light from the lamp it touches with its breath. It is unholy—take not thy gifts through its unclean hands. Accept only what is offered by sacre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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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0.Here is thy footstool and there rest thy feet where live the poorest, and lowliest, and lost.

    When I try to bow to thee, my obeisance cannot reach down to the depth where thy feet rest among the poorest, and lowliest, and lost.

    Pride can never approach to where thou walkest in the clothes of the humble among the poorest, and lowliest, and lost.

    My heart can never find its way to where thou keepest company with the companionless among the poorest, the lowliest, and the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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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罢!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

    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罢!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系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罢,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罢。

    11.Leave this chanting and singing and telling of beads! Whom dost thou worship in this lonely dark corner of a temple with doors all shut? Open thine eyes and see thy God is not before thee!

    He is there where the tiller is tilling the hard ground and where the path maker is breaking stones. He is with them in sun and in shower, and his garment is covered with dust. Put of thy holy mantle and even like him come down on the dusty soil!

    Deliverance? Where is this deliverance to be found? Our master himself has joyfully taken upon him the bonds of creation; he is bound with us all for ever.

    Come out of thy meditations and leave aside thy flowers and incense! What harm is there if thy clothes become tattered and stained? Meet him and stand by him in toil and in sweat of thy b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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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2.The time that my journey takes is long and the way of it long.

    I came out on the chariot of the first gleam of light, and pursued my voyage through the wildernesses of worlds leaving my track on many a star and planet.

    It is the most distant course that comes nearest to thyself, and that training is the most intricate which leads to the utter simplicity of a tune.

    The traveller has to knock at every alien door to come to his own, and one has to wander through all the outer worlds to reach the innermost shrine at the end.

    My eyes strayed far and wide before I shut them and said `Here art thou!’

    The question and the cry `Oh, where?’ melt into tears of a thousand streams and deluge the world with the flood of the assuranc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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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13.  The song that I came to sing remains unsung to this day.

    I have spent my days in stringing and in unstringing my instrument.

    The time has not come true, the words have not been rightly set; only there is the agony of wishing in my heart.

    The blossom has not opened; only the wind is sighing by.

    I have not seen his face, nor have I listened to his voice; only I have heard his gentle footsteps from the road before my house.

    The livelong day has passed in spreading his seat on the floor; but the lamp has not been lit and I cannot ask him into my house.

    I live in the hope of meeting with him; but this meeting is no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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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

    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

    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得你完全的接纳。

    14.  My desires are many and my cry is pitiful, but ever didst thou save me by hard refusals; and this strong mercy has been wrought into my life through and through.

    Day by day thou art making me worthy of the simple, great gifts that thou gavest to me unasked—this sky and the light, this body and the life and the mind—saving me from perils of overmuch desire.

    There are times when I languidly linger and times when I awaken and hurry in search of my goal; but cruelly thou hidest thyself from before me.

    Day by day thou art making me worthy of thy full acceptance by refusing me ever and anon, saving me from perils of weak, uncertain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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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罢,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罢,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5.  I am here to sing thee songs. In this hall of thine I have a corner seat.

    In thy world I have no work to do; my useless life can only break out in tunes without a purpose.

    When the hour strikes for thy silent worship at the dark temple of midnight, command me, my master, to stand before thee to sing.

    When in the morning air the golden harp is tuned, honour me, commanding my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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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敬礼吗?

    16.  I have had my invitation to this world’s festival, and thus my life has been blessed. My eyes have seen and my ears have heard.

    It was my part at this feast to play upon my instrument, and I have done all I could.

    Now, I ask, has the time come at last when I may go in and see thy face and offer thee my silent sal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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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迟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疚。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7.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That is why it is so late and why I have been guilty of such omissions.

    They come with their laws and their codes to bind me fast; but I evade them ever, for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People blame me and call me heedless; I doubt not they are right in their blame.

    The market day is over and work is all done for the busy. Those who came to call me in vain have gone back in anger.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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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18.  Clouds heap upon clouds and it darkens. Ah, love, why dost thou let me wait outside at the door all alone?

    In the busy moments of the noontide work I am with the crowd, but on this dark lonely day it is only for thee that I hope.

    If thou showest me not thy face, if thou leavest me wholly aside, I know not how I am to pass these long, rainy hours.

    I keep gazing on the far-away gloom of the sky, and my heart wanders wailing with the restless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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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

    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林丛繁花中盛开怒放。

    19.If thou speakest not I will fill my heart with thy silence and endure it. I will keep still and wait like the night with starry vigil and its head bent low with patience.

    The morning will surely come, the darkness will vanish, and thy voice pour down in golden streams breaking through the sky.

    Then thy words will take wing in songs from every one of my birds’ nests, and thy melodies will break forth in flowers in all my forest g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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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在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的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0.On the day when the lotus bloomed, alas, my mind was straying, and I knew it not. My basket was empty and the flower remained unheeded.

    Only now and again a sadness fell upon me, and I started up from my dream and felt a sweet trace of a strange fragrance in the south wind.

    That vague sweetness made my heart ache with longing and it seemed to me that is was the eager breath of the summer seeking for its completion.

    I knew not then that it was so near, that it was mine, and that this perfect sweetness had blossomed in the depth of my own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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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留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21.I must launch out my boat. The languid hours pass by on the shore—Alas for me!

    The spring has done its flowering and taken leave. And now with the burden of faded futile flowers I wait and linger.

    The waves have become clamorous, and upon the bank in the shady lane the yellow leaves flutter and fall.

    What emptiness do you gaze upon! Do you not feel a thrill passing through the air with the notes of the far-away song floating from the other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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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在七月淫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悄,躲过一切的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

    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罢。

    22.In the deep shadows of the rainy July, with secret steps, thou walkest, silent as night, eluding all watchers.

    Today the morning has closed its eyes, heedless of the insistent calls of the loud east wind, and a thick veil has been drawn over the ever-wakeful blue sky.

    The woodlands have hushed their songs, and doors are all shut at every house. Thou art the solitary wayfarer in this deserted street. Oh my only friend, my best beloved, the gates are open in my house—do not pass by like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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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

    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愁惨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3.Art thou abroad on this stormy night on thy journey of love, my friend? The sky groans like one in despair.

    I have no sleep tonight. Ever and again I open my door and look out on the darkness, my friend!

    I can see nothing before me. I wonder where lies thy path!

    By what dim shore of the ink-black river, by what far edge of the frowning forest, through what mazy depth of gloom art thou threading thy course to come to me, my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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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

    上罢,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尽,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

    困窘,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仁慈的夜幕下苏醒。

    24.If the day is done, if birds sing no more, if the wind has flagged tired, then draw the veil of darkness thick upon me, even as thou hast wrapt the earth with the coverlet of sleep and tenderly closed the petals of the drooping lotus at dusk.

    From the traveller, whose sack of provisions is empty before the voyage is ended, whose garment is torn and dustladen, whose strength is exhausted, remove shame and poverty, and renew his life like a flower under the cover of thy kindl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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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帖服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的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盖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觉的清新喜悦中,更新了起来。

    25.In the night of weariness let me give myself up to sleep without struggle, resting my trust upon thee.

    Let me not force my flagging spirit into a poor preparation for thy worship.

    It is thou who drawest the veil of night upon the tired eyes of the day to renew its sight in a fresher gladness of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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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幸的我呵!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呵,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

    见他的面?

    26.He came and sat by my side but I woke not. What a cursed sleep it was, O miserable me!

    He came when the night was still; he had his harp in his hands, and my dreams became resonant with its melodies.

    Alas, why are my nights all thus lost? Ah, why do I ever miss his sight whose breath touches my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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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呵!

    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遮满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懂得它的

    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线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寻找那夜的音乐对

    我呼唤的径路。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

    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罢。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罢。

    27.Light, oh where is the light? Kindle it with the burning fire of desire!

    There is the lamp but never a flicker of a flame—is such thy fate, my heart? Ah, death were better by far for thee!

    Misery knocks at thy door, and her message is that thy lord is wakeful, and he calls thee to the love-tryst through the darkness of night.

    The sky is overcast with clouds and the rain is ceaseless. I know not what this is that stirs in me—I know not its meaning.

    A moment’s flash of lightning drags down a deeper gloom on my sight, and my heart gropes for the path to where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alls me.

    Light, oh where is the light! Kindle it with the burning fire of desire! It thunders and the wind rushes screaming through the void. The night is black as a black stone. Let not the hours pass by in the dark. Kindle the lamp of love with 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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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

    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的债务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

    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了允诺。

    28.Obstinate are the trammels, but my heart aches when I try to break them.

    Freedom is all I want, but to hope for it I feel ashamed.

    I am certain that priceless wealth is in thee, and that thou art my best friend, but I have not the heart to sweep away the tinsel that fills my room

    The shroud that covers me is a shroud of dust and death; I hate it, yet hug it in love.

    My debts are large, my failures great, my shame secret and heavy; yet when I come to ask for my good, I quake in fear lest my prayer be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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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

    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

    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29.He whom I enclose with my name is weeping in this dungeon. I am ever busy building this wall all around; and as this wall goes up into the sky day by day I lose sight of my true being in its dark shadow.

    I take pride in this great wall, and I plaster it with dust and sand lest a least hole should be left in this name; and for all the care I take I lose sight of my true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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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30.I came out alone on my way to my tryst. But who is this that follows me in the silent dark?

    I move aside to avoid his presence but I escape him not.

    He makes the dust rise from the earth with his swagger; he adds his loud voice to every word that I utter.

    He is my own little self, my lord, he knows no shame; but I am ashamed to come to thy door in hi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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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

    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

    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

    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

    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1.`Prisoner, tell me, who was it that bound you?’

    `It was my master,’ said the prisoner. `I thought I could outdo everybody in the world in wealth and power, and I amassed in my own treasure-house the money due to my king. When sleep overcame me I lay upon the bad that was for my lord, and on waking up I found I was a prisoner in my own treasure-house.’

    `Prisoner, tell me, who was it that wrought this unbreakable chain?’

    `It was I,’ said the prisoner, `who forged this chain very carefully. I thought my invincible power would hold the world captive leaving me in a freedom undisturbed. Thus night and day I worked at the chain with huge fires and cruel hard strokes. When at last the work was done and the links were complete and unbreakable, I found that it held me in its g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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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

    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

    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等待着我的

    爱。

    32.By all means they try to hold me secure who love me in this world. But it is otherwise with thy love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irs, and thou keepest me free.

    Lest I forget them they never venture to leave me alone. But day passes by after day and thou art not seen.

    If I call not thee in my prayers, if I keep not thee in my heart, thy love for me still waits for m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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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屋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忙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

    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强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

    33.When it was day they came into my house and said, `We shall only take the smallest room here.’

    They said, `We shall help you in the worship of your God and humbly accept only our own share in his grace’; and then they took their seat in a corner and they sat quiet and meek.

    But in the darkness of night I find they break into my sacred shrine, strong and turbulent, and snatch with unholy greed the offerings from God’s al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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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

    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旨意锁在一起的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

    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34.Let only that little be left of me whereby I may name thee my all.

    Let only that little be left of my will whereby I may feel thee on every side, and come to thee in everything, and offer to thee my love every moment.

    Let only that little be left of me whereby I may never hide thee.

    Let only that little of my fetters be left whereby I am bound with thy will, and thy purpose is carried out in my life—and that is the fetter of th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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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35.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the head is held high;

    Where knowledge is free;

    Where the world has not been broken up into fragments by narrow domestic walls;

    Where words come out from the depth of truth;

    Where tireless striving stretches its arms towards perfection;

    Where the clear stream of reason has not lost its way into the dreary desert sand of dead habit;

    Where the mind is led forward by thee into ever-widening thought and action—

    Into that heaven of freedom, my Father, let my country a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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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6.This is my prayer to thee, my lord—strike, strike at the root of penury in my heart.

    Give me the strength lightly to bear my joys and sorrows.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make my love fruitful in service.

    Give me the strength never to disown the poor or bend my knees before insolent might.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raise my mind high above daily trifles.

    And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surrender my strength to thy will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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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

    间已经到来。

    但是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言语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

    从心上迸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7.I thought that my voyage had come to its end at the last limit of my power,—that the path before me was closed, that provisions were exhausted and the time come to take shelter in a silent obscurity.

    But I find that thy will knows no end in me. And when old words die out on the tongue, new melodies break forth from the heart; and where the old tracks are lost, new country is revealed with its w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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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8.That I want thee, only thee—let my heart repeat without end. All desires that distract me, day and night, are false and empty to the core.

    As the night keeps hidden in its gloom the petition for light, even thus in the depth of my unconsciousness rings the cry—`I want thee, only thee’.

    As the storm still seeks its end in peace when it strikes against peace with all its might, even thus my rebellion strikes against thy love and still its cry is—`I want thee, only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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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烦杂的工作在四周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宁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蹲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破户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呵,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39.When the heart is hard and parched up, come upon me with a shower of mercy.

    When grace is lost from life, come with a burst of song.

    When tumultuous work raises its din on all sides shutting me out from beyond, come to me, my lord of silence, with thy peace and rest.

    When my beggarly heart sits crouched, shut up in a corner, break open the door, my king, and come with the ceremony of a king.

    When desire blinds the mind with delusion and dust, O thou holy one, thou wakeful, come with thy light and thy th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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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上帝。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罢。

    但是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罢,它是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灼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在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0.The rain has held back for days and days, my God, in my arid heart. The horizon is fiercely naked—not the thinnest cover of a soft cloud, not the vaguest hint of a distant cool shower.

    Send thy angry storm, dark with death, if it is thy wish, and with lashes of lightning startle the sky from end to end.

    But call back, my lord, call back this pervading silent heat, still and keen and cruel, burning the heart with dire despair.

    Let the cloud of grace bend low from above like the tearful look of the mother on the day of the father’s wr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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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

    推开走过、没有理睬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蒙胧。回家的人们瞟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

    应。

    呵,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

    呵,我在我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候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立你的旁边,

    这褴褛的丐女,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暴风中颤摇。

    但是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闹中走过了。

    你只要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吗?

    我只能哭泣着等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1.Where dost thou stand behind them all, my lover, hiding thyself in the shadows? They push thee and pass thee by on the dusty road, taking thee for naught. I wait here weary hours spreading my offerings for thee, while passers-by come and take my flowers, one by one, and my basket is nearly empty.

    The morning time is past, and the noon. In the shade of evening my eyes are drowsy with sleep. Men going home glance at me and smile and fill me with shame. I sit like a beggar maid, drawing my skirt over my face, and when they ask me, what it is I want, I drop my eyes and answer them not.

    Oh, how, indeed, could I tell them that for thee I wait, and that thou hast promised to come. How could I utter for shame that I keep for my dowry this poverty. Ah, I hug this pride in the secret of my heart.

    I sit on the grass and gaze upon the sky and dream of the sudden splendour of thy coming—all the lights ablaze, golden pennons flying over thy car, and they at the roadside standing agape, when they see thee come down from thy seat to raise me from the dust, and set at thy side this ragged beggar girl a-tremble with shame and pride, like a creeper in a summer breeze.

    But time glides on and still no sound of the wheels of thy chariot. Many a procession passes by with noise and shouts and glamour of glory. Is it only thou who wouldst stand in the shadow silent and behind them all? And only I who would wait and weep and wear out my heart in vain 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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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在清晓的密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般的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罢,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2.Early in the day it was whispered that we should sail in a boat, only thou and I, and never a soul in the world would know of this our pilgrimage to no country and to no end.

    In that shoreless ocean, at thy silently listening smile my songs would swell in melodies, free as waves, free from all bondage of words.

    Is the time not come yet? Are there works still to do? Lo, the evening has come down upon the shore and in the fading light the seabirds come flying to their nests.

    Who knows when the chains will be off, and the boat, like the last glimmer of sunset, vanish into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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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许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的日常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3.The day was when I did not keep myself in readiness for thee; and entering my heart unbidden even as one of the common crowd, unknown to me, my king, thou didst press the signet of eternity upon many a fleeting moment of my life.

    And today when by chance I light upon them and see thy signature, I find they have lain scattered in the dust mixed with the memory of joys and sorrows of my trivial days forgotten.

    Thou didst not turn in contempt from my childish play among dust, and the steps that I heard in my playroom are the same that are echoing from star to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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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了望,是我的快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

    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地,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44.This is my delight, thus to wait and watch at the wayside where shadow chases light and the rain comes in the wake of the summer.

    Messengers, with tidings from unknown skies, greet me and speed along the road. My heart is glad within, and the breath of the passing breeze is sweet.

    From dawn till dusk I sit here before my door, and I know that of a sudden the happy moment will arrive when I shall see.

    In the meanwhile I smile and I sing all alone. In the meanwhile the air is filling with the perfume of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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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许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

    45.Have you not heard his silent steps?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Every moment and every age,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Many a song have I sung in many a mood of mind, but all their notes have always proclaimed,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In the fragrant days of sunny April through the forest path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In the rainy gloom of July nights on the thundering chariot of clouds he comes, comes, ever comes.

    In sorrow after sorrow it is his steps that press upon my heart, and it is the golden touch of his feet that makes my joy to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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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你就一直走近来迎接我。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许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6.I know not from what distant time thou art ever coming nearer to meet me. Thy sun and stars can never keep thee hidden from me for aye.

    In many a morning and eve thy footsteps have been heard and thy messenger has come within my heart and called me in secret.

    I know not only why today my life is all astir, and a feeling of tremulous joy is passing through my heart.

    It is as if the time were come to wind up my work, and I feel in the air a faint smell of thy sweet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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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夜已将尽,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的时候,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

    呵,朋友们,给他开着门罢--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扰地睡着。呵,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摩触来消散。呵,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47.The night is nearly spent waiting for him in vain. I fear lest in the morning he suddenly come to my door when I have fallen asleep wearied out. Oh friends, leave the way open to him—forbid him not.

    If the sounds of his steps does not wake me, do not try to rouse me, I pray. I wish not to be called from my sleep by the clamorous choir of birds, by the riot of wind at the festival of morning light. Let me sleep undisturbed even if my lord comes of a sudden to my door.

    Ah, my sleep, precious sleep, which only waits for his touch to vanish. Ah, my closed eyes that would open their lids only to the light of his smile when he stands before me like a dream emerging from darkness of sleep.

    Let him appear before my sight as the first of all lights and all forms. The first thrill of joy to my awakened soul let it come from his glance. And let my return to myself be immediate return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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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中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留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阴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许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笑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快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慢慢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

    我从前是如何地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

    48.The morning sea of silence broke into ripples of bird songs; and the flowers were all merry by the roadside; and the wealth of gold was scattered through the rift of the clouds while we busily went on our way and paid no heed.

    We sang no glad songs nor played; we went not to the village for barter; we spoke not a word nor smiled; we lingered not on the way. We quickened our pave more and more as the time sped by.

    The sun rose to the mid sky and doves cooed in the shade. Withered leaves danced and whirled in the hot air of noon. The shepherd boy drowsed and dreamed in the shadow of the banyan tree, and I laid myself down by the water and stretched my tired limbs on the grass.

    My companions laughed at me in scorn; they held their heads high and hurried on; they never looked back nor rested; they vanished in the distant blue haze. They crossed many meadows and hills, and passed through strange, far-away countries. All honour to you, heroic host of the interminable path! Mockery and reproach pricked me to rise, but found no response in me. I gave myself up for lost in the depth of a glad humiliation—in the shadow of a dim delight.

    The repose of the sun-embroidered green gloom slowly spread over my heart. I forgot for what I had travelled, and I surrendered my mind without struggle to the maze of shadows and songs.

    At last, when I woke from my slumber and opened my eyes, I saw thee standing by me, flooding my sleep with thy smile. How I had feared that the path was long and wearisome, and the struggle to reach thee was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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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广厅里有许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但是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

    下了宝座停留在我的草舍门前。

    49.You came down from your throne and stood at my cottage door.

    I was singing all alone in a corner, and the melody caught your ear. You came down and stood at my cottage door.

    Masters are many in your hall, and songs are sung there at all hours. But the simple carol of this novice struck at your love. One plaintive little strain mingled with the great music of the world, and with a flower for a prize you came down and stopped at my cottag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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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求乞,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与,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替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

    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50.I had gone a-begging from door to door in the village path, when thy golden chariot appeared in the distance like a gorgeous dream and I wondered who was this King of all kings!

    My hopes rose high and methought my evil days were at an end, and I stood waiting for alms to be given unasked and for wealth scattered on all sides in the dust.

    The chariot stopped where I stood. Thy glance fell on me and thou camest down with a smile. I felt that the luck of my life had come at last. Then of a sudden thou didst hold out thy right hand and say `What hast thou to give to me?’

    Ah, what a kingly jest was it to open thy palm to a beggar to beg! I was confused and stood undecided, and then from my wallet I slowly took out the least little grain of corn and gave it to thee.

    But how great my surprise when at the day’s end I emptied my bag on the floor to find a least little gram of gold among the poor heap. I bitterly wept and wished that I had had the heart to give thee m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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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闭户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了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朦胧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扰。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来罢!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但是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

    呵,丢脸,呵,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了:“叫也无用了!用空手来迎接他罢,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罢!”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罢!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罢。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

    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1.The night darkened. Our day’s works had been done. We thought that the last guest had arrived for the night and the doors in the village were all shut. Only some said the king was to come. We laughed and said `No, it cannot be!’

    It seemed there were knocks at the door and we said it was nothing but the wind. We put out the lamps and lay down to sleep. Only some said, `It is the messenger!’ We laughed and said `No, it must be the wind!’

    There came a sound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We sleepily thought it was the distant thunder. The earth shook, the walls rocked, and it troubled us in our sleep. Only some said it was the sound of wheels. We said in a drowsy murmur, `No, it must be the rumbling of clouds!’

    The night was still dark when the drum sounded. The voice came `Wake up! delay not!’ We pressed our hands on our hearts and shuddered with fear. Some said, `Lo, there is the king’s flag!’ We stood up on our feet and cried `There is no time for delay!’

    The king has come—but where are lights, where are wreaths? Where is the throne to seat him? Oh, shame! Oh utter shame! Where is the hall, the decorations? Someone has said, `Vain is this cry! Greet him with empty hands, lead him into thy rooms all bare!’

    Open the doors, let the conch-shells be sounded! in the depth of the night has come the king of our dark, dreary house. The thunder roars in the sky. The darkness shudders with lightning. Bring out thy tattered piece of mat and spread it in the courtyard. With the storm has come of a sudden our king of the fearful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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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破晓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呵,我呵,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表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叽叽喳喳着问:“女人,你得到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但是我要把这光宠铭记在心,

    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隅等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2.I thought I should ask of thee—but I dared not—the rose wreath thou hadst on thy neck. Thus I waited for the morning, when thou didst depart, to find a few fragments on the bed. And like a beggar I searched in the dawn only for a stray petal or two.

    Ah me, what is it I find? What token left of thy love? It is no flower, no spices, no vase of perfumed water. It is thy mighty sword, flashing as a flame, heavy as a bolt of thunder. The young light of morning comes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pread itself upon thy bed. The morning bird twitters and asks, `Woman, what hast thou got?’ No, it is no flower, nor spices, nor vase of perfumed water—it is thy dreadful sword.

    I sit and muse in wonder, what gift is this of thine. I can find no place to hide it. I am ashamed to wear it, frail as I am, and it hurts me when press it to my bosom. Yet shall I bear in my heart this honour of the burden of pain, this gift of thine.

    From now there shall be no fear left for me in this world, and thou shalt be victorious in all my strife. Thou hast left death for my companion and I shall crown him with my life. Thy sword is with me to cut asunder my bonds, and there shall be no fear left for me in the world.

    From now I leave off all petty decorations. Lord of my heart, no more shall there be for me waiting and weeping in corners, no more coyness and sweetness of demeanour. Thou hast given me thy sword for adornment. No more doll’s decorations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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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但是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翅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烬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的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但是你的宝剑,呵,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3.Beautiful is thy wristlet, decked with stars and cunningly wrought in myriad-coloured jewels. But more beautiful to me thy sword with its curve of lightning like the outspread wings of the divine bird of Vishnu, perfectly poised in the angry red light of the sunset.

    It quivers like the one last response of life in ecstasy of pain at the final stroke of death; it shines like the pure flame of being burning up earthly sense with one fierce flash.

    Beautiful is thy wristlet, decked with starry gems; but thy sword, O lord of thunder, is wrought with uttermost beauty, terrible to behold or thin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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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来罢,都快到了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留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呵,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

    树叶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作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我坐着反复地想了又想。

    54.I asked nothing from thee; I uttered not my name to thine ear. When thou took’st thy leave I stood silent. I was alone by the well where the shadow of the tree fell aslant, and the women had gone home with their brown earthen pitchers full to the brim. They called me and shouted, `Come with us, the morning is wearing on to noon.’ But I languidly lingered awhile lost in the midst of vague musings.

    I heard not thy steps as thou camest. Thine eyes were sad when they fell on me; thy voice was tired as thou spokest low—`Ah, I am a thirsty traveller.’ I started up from my day-dreams and poured water from my jar on thy joined palms. The leaves rustled overhead; the cuckoo sang from the unseen dark, and perfume of babla flowers came from the bend of the road.

    I stood speechless with shame when my name thou didst ask. Indeed, what had I done for thee to keep me in remembrance? But the memory that I could give water to thee to allay thy thirst will cling to my heart and enfold it in sweetness. The morning hour is late, the bird sings in weary notes, neem leaves rustle overhead and I sit and think and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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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罢,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罢。醒来,呵,醒来罢!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沙地展布开它干渴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5.Languor is upon your heart and the slumber is still on your eyes.

    Has not the word come to you that the flower is reigning in splendour among thorns? Wake, oh awaken! let not the time pass in vain!

    At the end of the stony path, in the country of virgin solitude, my friend is sitting all alone. Deceive him not. Wake, oh awaken!

    What if the sky pants and trembles with the heat of the midday sun—what if the burning sand spreads its mantle of thirst—

    Is there no joy in the deep of your heart? At every footfall of yours, will not the harp of the road break out in sweet music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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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地俯就我。呵,你这诸天之王,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6.Thus it is that thy joy in me is so full. Thus it is that thou hast come down to me. O thou lord of all heavens, where would be thy love if I were not?

    Thou hast taken me as thy partner of all this wealth. In my heart is the endless play of thy delight. In my life thy will is ever taking shape.

    And for this, thou who art the King of kings hast decked thyself in beauty to captivate my heart. And for this thy love loses itself in the love of thy lover, and there art thou seen in the perfect union of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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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7.Light, my light, the world-filling light, the eye-kissing light, heart-sweetening light!

    Ah, the light dances, my darling, at the centre of my life; the light strikes, my darling, the chords of my love; the sky opens, the wind runs wild, laughter passes over the earth.

    The butterflies spread their sails on the sea of light. Lilies and jasmines surge up on the crest of the waves of light.

    The light is shattered into gold on every cloud, my darling, and it scatters gems in profusion.

    Mirth spreads from leaf to leaf, my darling, and gladness without measure. The heaven’s river has drowned its banks and the flood of joy is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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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

    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撼

    惊醒一切的生命的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

    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58.Let all the strains of joy mingle in my last song—the joy that makes the earth flow over in the riotous excess of the grass, the joy that sets the twin brothers, life and death, dancing over the wide world, the joy that sweeps in with the tempest, shaking and waking all life with laughter, the joy that sits still with its tears on the open red lotus of pain, and the joy that throws everything it has upon the dust, and knows not a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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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风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脸容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59.Yes, I know, this is nothing but thy love, O beloved of my heart—this golden light that dances upon the leaves, these idle clouds sailing across the sky, this passing breeze leaving its coolness upon my forehead.

    The morning light has flooded my eyes—this is thy message to my heart. Thy face is bent from above, thy eyes look down on my eyes, and my heart has touched thy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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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

    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宝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飘浮

    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们奔波航行,孩子们收

    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

    儿的抓篮一样,对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谣歌。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

    微笑。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

    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60.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he infinite sky is motionless overhead and the restless water is boisterous.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the children meet with shouts and dances.

    They build their houses with sand and they play with empty shells. With withered leaves they weave their boats and smilingly float them on the vast deep. Children have their play on the seashore of worlds.

    They know not how to swim, they know not how to cast nets. Pearl fishers dive for pearls, merchants sail in their ships, while children gather pebbles and scatter them again. they seek not for hidden treasures, they know not how to cast nets.

    The sea surges up with laughter and pale gleams the smile of the sea beach. Death-dealing waves sing meaningless ballads to the children, even like a mother while rocking her baby’s cradle. The sea plays with children, and pale gleams the smile of the sea beach.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empest roams in the pathless sky, ships get wrecked in the trackless water, death is abroad and children play.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is the great meeting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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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它住在林

    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

    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

    说一线新月的微笑,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

    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地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

    许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

    了--

    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1.The sleep that flits on baby’s eyes—does anybody know from where it comes? Yes, there is a rumour that it has its dwelling where, in the fairy village among shadows of the forest dimly lit with glow-worms, there hang two timid buds of enchantment. From there it comes to kiss baby’s eyes.

    The smile that flickers on baby’s lips when he sleeps—does anybody know where it was born? Yes, there is a rumour that a young pale beam of a crescent moon touched the edge of a vanishing autumn cloud, and there the smile was first born in the dream of a dew-washed morning—the smile that flickers on baby’s lips when he sleeps.

    The sweet, soft freshness that blooms on baby’s limbs—does anybody know where it was hidden so long? Yes, when the mother was a young girl it lay pervading her heart in tender and silent mystery of love—the sweet, soft freshness that has bloomed on baby’s li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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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幻弄出这许多颜色,

    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

    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懂得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

    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的确了解晨光从天空流下时,是怎样

    的高兴,暑天的凉风吹到我身上的是怎样的愉快--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

    62.When I bring to you coloured toys, my child, I understand why there is such a play of colours on clouds, on water, and why flowers are painted in tints—when I give coloured toys to you, my child.

    When I sing to make you dance I truly now why there is music in leaves, and why waves send their chorus of voices to the heart of the listening earth—when I sing to make you dance.

    When I bring sweet things to your greedy hands I know why there is honey in the cup of the flowers and why fruits are secretly filled with sweet juice—when I bring sweet things to your greedy hands.

    When I kiss your face to make you smile, my darling, I surely understand what pleasure streams from the sky in morning light, and what delight that is that is which the summer breeze brings to my body—when I kiss you to make you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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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

    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

    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

    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练,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呵,请允许我的祈求,

    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3.Thou hast made me known to friends whom I knew not. Thou hast given me seats in homes not my own. Thou hast brought the distant near and made a brother of the stranger.

    I am uneasy at heart when I have to leave my accustomed shelter; I forget that there abides the old in the new, and that there also thou abidest.

    Through birth and death, in this world or in others, wherever thou leadest me it is thou, the same, the one companion of my endless life who ever linkest my heart with bonds of joy to the unfamiliar.

    When one knows thee, then alien there is none, then no door is shut. Oh, grant me my prayer that I may never lose the bliss of the touch of the one in the play of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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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

    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

    “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浮到水上去。”我独立在

    深草中看着她的灯的微弱的火光,无用地在潮水上飘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

    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

    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

    的燃点着。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作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

    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脸。她说:

    “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失在众光之中。

    64.On the slope of the desolate river among tall grasses I asked her, `Maiden, where do you go shading your lamp with your mantle? My house is all dark and lonesome—lend me your light!’ she raised her dark eyes for a moment and looked at my face through the dusk. `I have come to the river,’ she said, `to float my lamp on the stream when the daylight wanes in the west.’ I stood alone among tall grasses and watched the timid flame of her lamp uselessly drifting in the tide.

    In the silence of gathering night I asked her, `Maiden, your lights are all lit—then where do you go with your lamp? My house is all dark and lonesome—lend me your light.’ She raised her dark eyes on my face and stood for a moment doubtful. `I have come,’ she said at last, `to dedicate my lamp to the sky.’ I stood and watched her light uselessly burning in the void.

    In the moonless gloom of midnight I ask her, `Maiden, what is your quest, holding the lamp near your heart? My house is all dark and lonesome—lend me your light.’ She stopped for a minute and thought and gazed at my face in the dark. `I have brought my light,’ she said, `to join the carnival of lamps.’ I stood and watched her little lamp uselessly lost among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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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

    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它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

    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65.What divine drink wouldst thou have, my God, from this overflowing cup of my life?

    My poet, is it thy delight to see thy creation through my eyes and to stand at the portals of my ears silently to listen to thine own eternal harmony?

    Thy world is weaving words in my mind and thy joy is adding music to them. Thou givest thyself to me in love and then feelest thine own entire sweetness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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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中永远不肯揭开面纱的她,

    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

    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着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许多的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她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6.She who ever had remained in the depth of my being, in the twilight of gleams and of glimpses; she who never opened her veils in the morning light, will be my last gift to thee, my God, folded in my final song.

    Words have wooed yet failed to win her; persuasion has stretched to her its eager arms in vain.

    I have roamed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keeping her in the core of my heart, and around her have risen and fallen the growth and decay of my life.

    Over my thoughts and actions, my slumbers and dreams, she reigned yet dwelled alone and apart.

    many a man knocked at my door and asked for her and turned away in despair.

    There was none in the world who ever saw her face to face, and she remained in her loneliness waiting for thy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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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

    着安靖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

    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67.Thou art the sky and thou art the nest as well.

    O thou beautiful, there in the nest is thy love that encloses the soul with colours and sounds and odours.

    There comes the morning with the golden basket in her right hand bearing the wreath of beauty, silently to crown the earth.

    And there comes the evening over the lonely meadows deserted by herds, through trackless paths, carrying cool draughts of peace in her golden pitcher from the western ocean of rest.

    But there, where spreads the infinite sky for the soul to take her flight in, reigns the stainless white radiance. There is no day nor night, nor form nor colour, and never, never a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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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

    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纹,还染上变幻无穷

    的色彩。

    它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呵,你这庄

    严无瑕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它可怜的阴影遮掩你的可畏的白光。

    68.Thy sunbeam comes upon this earth of mine with arms outstretched and stands at my door the livelong day to carry back to thy feet clouds made of my tears and sighs and songs.

    With fond delight thou wrappest about thy starry breast that mantle of misty cloud, turning it into numberless shapes and folds and colouring it with hues everchanging.

    It is so light and so fleeting, tender and tearful and dark, that is why thou lovest it, O thou spotless and serene. And that is why it may cover thy awful white light with its pathetic sha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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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

    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

    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69.The same stream of life that runs through my veins night and day runs through the world and dances in rhythmic measures.

    It is the same life that shoots in joy through the dust of the earth in numberless blades of grass and breaks into tumultuous waves of leaves and flowers.

    It is the same life that is rocked in the ocean-cradle of birth and of death, in ebb and in flow.

    I feel my limbs are made glorious by the touch of this world of life. And my pride is from the life-throb of ages dancing in my blood this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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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

    之中吗?

    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

    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

    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0.Is it beyond thee to be glad with the gladness of this rhythm? to be tossed and lost and broken in the whirl of this fearful joy?

    All things rush on, they stop not, they look not behind, no power can hold them back, they rush on.

    Keeping steps with that restless, rapid music, seasons come dancing and pass away—colours, tunes, and perfumes pour in endless cascades in the abounding joy that scatters and gives up and dies every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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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

    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成形。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

    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书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

    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音,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

    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1.That I should make much of myself and turn it on all sides, thus casting coloured shadows on thy radiance—such is thy maya.

    Thou settest a barrier in thine own being and then callest thy severed self in myriad notes. This thy self-separation has taken body in me.

    The poignant song is echoed through all the sky in many-coloured tears and smiles, alarms and hopes; waves rise up and sink again, dreams break and form. In me is thy own defeat of self.

    This screen that thou hast raised is painted with innumerable figures with the brush of the night and the day. Behind it thy seat is woven in wondrous mysteries of curves, casting away all barren lines of straightness.

    The great pageant of thee and me has overspread the sky. With the tune of thee and me all the air is vibrant, and all ages pass with the hiding and seeking of thee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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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摩触使我清醒。

    就是他把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快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

    在他的摩触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2.He it is, the innermost one, who awakens my being with his deep hidden touches.

    He it is who puts his enchantment upon these eyes and joyfully plays on the chords of my heart in varied cadence of pleasure and pain.

    He it is who weaves the web of this maya in evanescent hues of gold and silver, blue and green, and lets peep out through the folds his feet, at whose touch I forget myself.

    Days come and ages pass, and it is ever he who moves my heart in many a name, in many a guise, in many a rapture of joy and of s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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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在断念屏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73.Deliverance is not for me in renunciation. I feel the embrace of freedom in a thousand bonds of delight.

    Thou ever pourest for me the fresh draught of thy wine of various colours and fragrance, filling this earthen vessel to the brim.

    My world will light its hundred different lamps with thy flame and place them before the altar of thy temple.

    No, I will never shut the doors of my senses. The delights of sight and hearing and touch will bear thy delight.

    Yes, all my illusions will burn into illumination of joy, and all my desires ripen into fruits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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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

    晚空凭看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

    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

    人正弹着琵琶。

    74.The day is no more, the shadow is upon the earth. It is time that I go to the stream to fill my pitcher.

    The evening air is eager with the sad music of the water. Ah, it calls me out into the dusk. In the lonely lane there is no passer-by, the wind is up, the ripples are rampant in the river.

    I know not if I shall come back home. I know not whom I shall chance to meet. There at the fording in the little boat the unknown man plays upon his 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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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它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

    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

    洗你的双脚。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供献不会使世界困穷。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

    75.Thy gifts to us mortals fulfil all our needs and yet run back to thee undiminished.

    The river has its everyday work to do and hastens through fields and hamlets; yet its incessant stream winds towards the washing of thy feet.

    The flower sweetens the air with its perfume; yet its last service is to offer itself to thee.

    Thy worship does not impoverish the world.

    From the words of the poet men take what meanings please them; yet their last meaning points to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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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

    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

    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呵,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悄立在你的面前吗?

    76.Day after day, O lord of my life,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With folded hands, O lord of all world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Under thy great sky in solitude and silence, with humble heart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In this laborious world of thine, tumultuous with toil and with struggle, among hurrying crowd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And when my work shall be done in this world, O King of kings, alone and speechles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e face to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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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

    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做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弟兄的弟兄,但是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

    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快乐和苦痛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7.I know thee as my God and stand apart—I do not know thee as my own and come closer. I know thee as my father and bow before thy feet—I do not grasp thy hand as my friend’s.

    I stand not where thou comest down and ownest thyself as mine, there to clasp thee to my heart and take thee as my comrade.

    Thou art the Brother amongst my brothers, but I heed them not, I divide not my earnings with them, thus sharing my all with thee.

    In pleasure and in pain I stand not by the side of men, and thus stand by thee. I shrink to give up my life, and thus do not plunge into the great water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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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当鸿蒙初辟,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呵,完美的画

    图,完全的快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他们惊惶地叫着--“对了,那

    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快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无缺的完美正笼盖

    着一切!”

    78.When the creation was new and all the stars shone in their first splendour, the gods held their assembly in the sky and sang `Oh, the picture of perfection! the joy unalloyed!’

    But one cried of a sudden—`It seems that somewhere there is a break in the chain of light and one of the stars has been lost.’

    The golden string of their harp snapped, their song stopped, and they cried in dismay—`Yes, that lost star was the best, she was the glory of all heavens!’

    From that day the search is unceasing for her, and the cry goes 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that in her the world has lost its one joy!

    Only in the deepest silence of night the stars smile and whisper among themselves—`Vain is this seeking! unbroken perfection is ov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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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假如我今生无份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

    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79.If it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 then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missed thy sight—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As my days pass in the crowded market of this world and my hands grow full with the daily profits,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gained nothing—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When I sit by the roadside, tired and panting, when I spread my bed low in the dust, let me ever feel that the long journey is still before me—let me not forget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When my rooms have been decked out and the flutes sound and the laughter there is loud,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not invited thee to my house—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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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远没有蒸化了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愿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我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了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溶化消失。

    80.I am like a remnant of a cloud of autumn uselessly roaming in the sky, O my sun ever-glorious! Thy touch has not yet melted my vapour, making me one with thy light, and thus I count months and years separated from thee.

    If this be thy wish and if this be thy play, then take this fleeting emptiness of mine, paint it with colours, gild it with gold, float it on the wanton wind and spread it in varied wonders.

    And again when it shall be thy wish to end this play at night, I shall melt and vanish away in the dark, or it may be in a smile of the white morning, in a coolness of purity 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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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在许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但是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

    握了我生命里寸寸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

    我困乏了,在闲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

    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1.On many an idle day have I grieved over lost time. But it is never lost, my lord. Thou hast taken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in thine own hands.

    Hidden in the heart of things thou art nourishing seeds into sprouts, buds into blossoms, and ripening flowers into fruitfulness.

    I was tired and sleeping on my idle bed and imagined all work had ceased. In the morning I woke up and found my garden full with wonders of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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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你手里的光阴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

    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性急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

    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充裕。

    82.Time is endless in thy hands, my lord. There is none to count thy minutes.

    Days and nights pass and ages bloom and fade like flowers. Thou knowest how to wait.

    Thy centuries follow each other perfecting a small wild flower.

    We have no time to lose, and having no time we must scramble for a chances. We are too poor to be late.

    And thus it is that time goes by while I give it to every querulous man who claims it, and thine altar is empty of all offerings to the las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sten in fear lest thy gate to be shut; but I find that yet there 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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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圣母呵,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明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但是我的珠链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的予取。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

    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慈来酬谢我。

    83.Mother, I shall weave a chain of pearls for thy neck with my tears of sorrow.

    The stars have wrought their anklets of light to deck thy feet, but mine will hang upon thy breast.

    Wealth and fame come from thee and it is for thee to give or to withhold them. But this my sorrow is absolutely mine own, and when I bring it to thee as my offering thou rewardest me with thy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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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境。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

    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4.It is the pang of separation that spread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gives birth to shapes innumerable in the infinite sky.

    It is this sorrow of separation that gazes in silence all nights from star to star and becomes lyric among rustling leaves in rainy darkness of July.

    It is this overspreading pain that deepens into loves and desires, into sufferings and joy in human homes; and this it is that ever melts and flows in songs through my poet’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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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胄和干戈藏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走出的那一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飞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面了。

    85.When the warriors came out first from their master’s hall, where had they hid their power? Where were their armour and their arms?

    They looked poor and helpless, and the arrows were showered upon them on the day they came out from their master’s hall.

    When the warriors marched back again to their master’s hall where did they hide their power?

    They had dropped the sword and dropped the bow and the arrow; peace was on their foreheads, and they had left the fruits of their life behind them on the day they marched back again to their master’s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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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临到我家,来传达你的召令。

    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惧--但是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

    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萧条的家里,只剩下孤

    独的我,作为最后献你的祭品。

    86.Death, thy servant, is at my door. He has crossed the unknown sea and brought thy call to my home.

    The night is dark and my heart is fearful—yet I will take up the lamp, open my gates and bow to him my welcome. It is thy messenger who stands at my door.

    I will worship him placing at his feet the treasure of my heart.

    He will go back with his errand done, leaving a dark shadow on my morning; and in my desolate home only my forlorn self will remain as my last offering to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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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门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

    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罢,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罢。让我在宇宙的完整

    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罢。

    87.In desperate hope I go and search for her in all the corners of my room; I find her not.

    My house is small and what once has gone from it can never be regained.

    But infinite is thy mansion, my lord, and seeking her I have to come to thy door.

    I stand under the golden canopy of thine evening sky and I lift my eager eyes to thy face.

    I have come to the brink of eternity from which nothing can vanish—no hope, no happiness, no vision of a face seen through tears.

    Oh, dip my emptied life into that ocean, plunge it into the deepest fullness. Let me for once feel that lost sweet touch in the allness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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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线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

    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失--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

    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的礼拜者,那些漂泊的惯旅,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

    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许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呵。许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8.Deity of the ruined temple! The broken strings of Vina sing no more your praise. The bells in the evening proclaim not your time of worship. The air is still and silent about you.

    In your desolate dwelling comes the vagrant spring breeze. It brings the tidings of flowers—the flowers that for your worship are offered no more.

    Your worshipper of old wanders ever longing for favour still refused. In the eventide, when fires and shadows mingle with the gloom of dust, he wearily comes back to the ruined temple with hunger in his heart.

    Many a festival day comes to you in silence, deity of the ruined temple. Many a night of worship goes away with lamp unlit.

    Many new images are built by masters of cunning art and carried to the holy stream of oblivion when their time is come.

    Only the deity of the ruined temple remains unworshipped in deathless neg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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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

    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地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

    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他们慵懒的嗡哼。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里,但如今是我暇日游侣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

    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突出的奇景。

    89.No more noisy, loud words from me—such is my master’s will. Henceforth I deal in whispers. The speech of my heart will be carried on in murmurings of a song.

    Men hasten to the King’s market. All the buyers and sellers are there. But I have my untimely leav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n the thick of work.

    Let then the flowers come out in my garden, though it is not their time; and let the midday bees strike up their lazy hum.

    Full many an hour have I spent in the strife of the good and the evil, but now it is the pleasure of my playmate of the empty days to draw my heart on to him; and I know not why is this sudden call to what useless in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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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当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

    我决不让它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

    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90.On the day when death will knock at thy door what wilt thou offer to him?

    Oh, I will set before my guest the full vessel of my life—I will never let him go with empty hands.

    All the sweet vintage of all my autumn days and summer nights, all the earnings and gleanings of my busy life will I place before him at the close of my days when death will knock at my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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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罢!

    我天天地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

    你的眼泪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91.O thou the last fulfilment of life, Death, my death, come and whisper to me!

    Day after day I have kept watch for thee; for thee have I borne the joys and pangs of life.

    All that I am, that I have, that I hope and all my love have ever flowed towards thee in depth of secrecy. One final glance from thine eyes and my life will be ever thine own.

    The flowers have been woven and the garland is ready for the bridegroom. After the wedding the bride shall leave her home and meet her lord alone in the solitude of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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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这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生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罢。只让我真正地据有了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92.I know that the day will come when my sight of this earth shall be lost, and life will take its leave in silence, drawing the last curtain over my eyes.

    Yet stars will watch at night, and morning rise as before, and hours heave like sea waves casting up pleasures and pains.

    When I think of this end of my moments, the barrier of the moments breaks and I see by the light of death thy world with its careless treasures. Rare is its lowliest seat, rare is its meanest of lives.

    Things that I longed for in vain and things that I got—let them pass. Let me but truly possess the things that I ever spurned and over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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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我已经请了假。弟兄们,祝我一路平安罢!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你们最后的几句

    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

    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93.I have got my leave. Bid me farewell, my brothers! I bow to you all and take my departure.

    Here I give back the keys of my door—and I give up all claims to my house. I only ask for last kind words from you.

    We were neighbours for long, but I received more than I could give. Now the day has dawned and the lamp that lit my dark corner is out. A summons has come and I am ready for m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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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罢,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

    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

    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4.At this time of my parting, wish me good luck, my friends! The sky is flushed with the dawn and my path lies beautiful.

    Ask not what I have with me to take there. I start on my journey with empty hands and expectant heart.

    I shall put on my wedding garland. Mine is not the red-brown dress of the traveller, and though there are dangers on the way I have no fear in mind.

    The evening star will come out when my voyage is done and the plaintive notes of the twilight melodies be struck up from the King’s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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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刻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

    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

    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5.I was not aware of the moment when I first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this life.

    What was the power that made me open out into this vast mystery like a bud in the forest at midnight!

    When in the morning I looked upon the light I felt in a moment that I was no stranger in this world, that the inscrutable without name and form had taken me in its arms in the form of my own mother.

    Even so, in death the same unknown will appear as ever known to me. And because I love this life, I know I shall love death as well.

    The child cries out when from the right breast the mother takes it away, in the very next moment to find in the left one its con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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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做我的别话

    罢。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

    了--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96.When I go from hence 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that what I have seen is unsurpassable.

    I have tasted of the hidden honey of this lotus that expands on the ocean of light, and thus am I blessed—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In this playhouse of infinite forms I have had my play and here have I caught sight of him that is formless.

    My whole body and my limbs have thrilled with his touch who is beyond touch; and if the end comes here, let it come—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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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当我是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谁。我不懂得羞怯和惧怕,我的生

    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去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

    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低下眼来看着你

    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7.When my play was with thee I never questioned who thou wert. I knew nor shyness nor fear, my life was boisterous.

    In the early morning thou wouldst call me from my sleep like my own comrade and lead me running from glade to glade.

    On those days I never cared to know the meaning of songs thou sangest to me. Only my voice took up the tunes, and my heart danced in their cadence.

    Now, when the playtime is over, what is this sudden sight that is come upon me? The world with eyes bent upon thy feet stands in awe with all its silent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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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准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着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

    一枝空苇呜咽出哀音,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准知道莲花的百瓣不会永远团合,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的空无所有,

    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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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I will deck thee with trophies, garlands of my defeat. It is never in my power to escape unconquered.

    I surely know my pride will go to the wall, my life will burst its bonds in exceeding pain, and my empty heart will sob out in music like a hollow reed, and the stone will melt in tears.

    I surely know the hundred petals of a lotus will not remain closed for ever and the secret recess of its honey will be bared.

    From the blue sky an eye shall gaze upon me and summon me in silence. Nothing will be left for me, nothing whatever, and utter death shall I receive at thy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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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立刻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罢,我的心呵,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

    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

    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

    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悄悄地走来坐下罢。

    99.When I give up the helm I know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e to take it. What there is to do will be instantly done. Vain is this struggle.

    Then take away your hands and silently put up with your defeat, my heart, and think it your good fortune to sit perfectly still where you are placed.

    These my lamps are blown out at every little puff of wind, and trying to light them I forget all else again and again.

    But I shall be wise this time and wait in the dark, spreading my mat on the floor; and whenever it is thy pleasure, my lord, come silently and take thy sea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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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

    我要调拨我的琴弦,和永恒的乐音合拍,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

    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0.I dive down into the depth of the ocean of forms, hoping to gain the perfect pearl of the formless.

    No more sailing from harbour to harbour with this my weather-beaten boat. The days are long passed when my sport was to be tossed on waves.

    And now I am eager to die into the deathless.

    Into the audience hall by the fathomless abyss where swells up the music of toneless strings I shall take this harp of my life.

    I shall tune it to the notes of forever, and when it has sobbed out its last utterance, lay down my silent harp at the feet of the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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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

    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示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

    上的许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带领我走向苦痛和快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的黄昏,它们

    要把我带到了哪一座宫殿的门首呢?

    101.Ever in my life have I sought thee with my songs. It was they who led me from door to door, and with them have I felt about me, searching and touching my world.

    It was my songs that taught me all the lessons I ever learnt; they showed me secret paths, they brought before my sight many a star on the horizon of my heart.

    They guided me all the day long to the mysteries of the country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at last, to what palace gate have the brought me in the evening at the end of my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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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走来问:“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问我:“把所有的意思都告诉我们罢。”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哂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2.I boasted among men that I had known you. They see your pictures in all works of mine. They come and ask me, `Who is he?’ I know not how to answer them. I say, `Indeed, I cannot tell.’ They blame me and they go away in scorn. And you sit there smiling.

    I put my tales of you into lasting songs. The secret gushes out from my heart. They come and ask me, `Tell me all your meanings.’ I know not how to answer them. I say, `Ah, who knows what they mean!’ They smile and go away in utter scorn. And you sit there sm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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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103.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my God, let all my senses spread out and touch this world at thy feet.

    Like a rain-cloud of July hung low with its burden of unshed showers let all my mind bend down at thy door 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Let all my songs gather together their diverse strains into a single current and flow to a sea of silence 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Like a flock of homesick cranes flying night and day back to their mountain nests let all my life take its voyage to its eternal home in one salutation to thee.

  • 加缪《鼠疫》

    第01节

    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丹尼尔-笛福[1660-1731,作家,著有《鲁滨孙飘流记》等]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当丑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它的外表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怎么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过分干燥的房屋,使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人们如果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过日子。但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沦,下得满城都是泥浆。直到冬天来临,才出现晴朗的天气。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于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阴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就比没有强。而奥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体贴,要有扶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为了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哪里都感到孤寂,更何况是垂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劈啪发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当死神来临时将会带来何等难受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也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予以夸张。值得提出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过惯了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习惯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人带人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相信,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报道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人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然而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详细些才行

    第02节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巨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做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屋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呜。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c”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读。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据人家告诉他,这人是新闻记者,早上已经来过。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色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来生活宽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要找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全面地对这种情况进行谴责吗?”

    “全面?说实话,不能。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坦率而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简直同圣茹斯特①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①圣茹斯特(176-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喜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送他到门口说:
    “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寻常的报道可写。

    “哦广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时,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同一个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厚实,肥头大耳,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住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注视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奇怪的事情。

    里厄说:“不错,可是这件事到头来会令人厌恶的。”

    “不全是这种看法,医生,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看是这样。我们不过是从未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但是我对这事感兴趣,不错,实在感兴趣。”

    塔鲁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重新观察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

    “总之,医生,这主要是看门人的事情。”

    医生正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背靠着门口附近的墙上,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显露出一副倦容。

    里厄告诉看门人,又发现了死老鼠,老米歇尔说:“对,我知道,现在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不过在别的房子里情况也是这样。”

    他神情沮丧,显得心事重重,漫不经心地用手擦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怎样。当然,看门人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他说只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根据他的看法,这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些老鼠使他感到不安。要是不再看到老鼠,一切都会大大好转。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天是四月十八日,医生从车站接他母亲回来时发觉米歇尔的面颊下陷得更厉害了。从地窖到楼顶,楼梯上有十来只死老鼠。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医生的母亲知道了这事却不吃惊。她说:

    “这类事情是有的。”

    她身材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显得很和善。

    她说:“贝尔纳,见到你我很高兴,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医生同意他母亲的话;真的,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总好像很容易解决似的。

    但是,里厄仍然打了一个电话给市镇灭鼠所。他认识那里的所长,问他是否听到有大量老鼠死在露天这件事。梅西埃所长说他听说了,并且,在他那离开码头不远的所里就有人发现五十来只。不过,他不能肯定这情况是否严重。里厄也决定不了,但是他认为灭鼠所应该管一管。

    梅西埃说:“对,有命令下来就行。如果你认为真值得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要求上级下命令。”

    “值得一做,”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佣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致上就在这一时期,城里的人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从工厂和仓库中清除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临死抽搐时间过长的老鼠弄死。而且,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有人群聚居的地方,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中,或者一连串地浮在下水道里有待清除。晚报自那天起抓住了这桩事情,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灭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后,由该所派两辆车子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毁。

    然而此后几天中,情况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隐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处成群地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几个转,最后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里,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须毛还直竖着。在市区可以在楼梯口或院子里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也有孤零零地死在市政大厅里,学校的风雨操场上,有时还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使城里的人惊愕不止的是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也能发现它们。武器广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遭到污染。尽管人们一清早就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是它们在白天又越来越多地在市内出现。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脚下会踏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它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愕心情吧!直到那时为止它还是安安静静的,几天之内就大乱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突然沸腾,造起反来。

    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这个数字使人对市内每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它更加剧了人们的慌乱。在这以前,人们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觉这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了。只有那个患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仍旧搓着手重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露出一副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有人谴责当局,还有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哪里去的打算。但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称这个怪现象已突然停止,灭鼠所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时,全城才松了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土,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大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c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第03节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思考。

    在详细叙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一时期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他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表面看来,他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生活相当舒适。城里的居民虽然渐渐地跟他熟悉起来,但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明白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碰得到他。从早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到他在欢畅地游泳。这位脸上常带笑容的好好先生好像对一切正当娱乐都很来劲,却不人迷。事实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同本城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经常地往来。

    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至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

    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出现一个矮老头,他长着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穿着军人式的服装,显得笔挺而庄重。他用并不亲切但柔和的“咪咪”声,呼唤那些猫儿。猫儿张一张睡眼,还是一动不动。那人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下去的白纸蝶儿吸引住这些畜生,它们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还在飘落的纸屑。矮老头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会笑起来。

    最后,塔鲁好像还是被这座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吸引住了,那里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这个特点(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获得塔鲁的赞赏,甚至在他某一段颂扬的文字里用上这样的感叹作为结束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客的这一时期的笔记里,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是出于他本人的真情。不过要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那是困难的。另外一段笔记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记述一个旅馆出纳员由于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目后,塔鲁比平时较为潦草地加上了这些话:“问题:要不浪费时间,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过上几整天;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做报告;在选定一条路程最远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上去旅行,当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没买到票等等。”但是紧跟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想之后,笔记里又开始详细记叙起城里的电车来,说它的模样像条舢板,它的颜色模糊不清,它的车厢永远肮脏,末了用一句不知所云的“真了不起”来作结束。

    现在且看塔鲁在老鼠一事上所作的记载:

    “今天,对面的矮老头失了常态。猫儿都不见了。由于街上发现大量死老鼠,猫儿也就失踪了。依我看来,这并非是猫儿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就是厌恶死老鼠的。可能它们钻到地窖里去乱跑,而矮老头就不知所措了。他的头发也梳得不那么整齐,人也不那么精神了。看上去他有心事。过一会他进去了。但在进屋前他还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中途停驶,因为里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丢掉了死老鼠,电车就重新开走了。

    “旅馆里,值夜的——这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对我说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当老鼠离开轮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就轮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里还从未有人证实过这种先兆。然而他却断定不疑。我就问他,依他看来,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在他看来,灾难是不可能预见的。反正如果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使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求得内心宁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饭厅里,有一家人很有趣。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衣服,硬领子。在他秃顶的左右两边,有两撮灰白的头发。他有一双圆而冷酷的小眼睛,削尖的鼻子,横阔的嘴,活像一头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厅门口,然后侧身让他的妻子走进来——他的妻子小得像只黑鼠,后面又跟着进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然后自己人座,最后轮到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称呼妻子和孩子都用‘您’字,但对妻子讲的常是彬彬有礼的刻毒话,对孩子用的则是权威的口吻:

    “‘尼科尔,您真是讨厌极了!’

    “小姑娘几乎要哭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今天早晨,男孩对老鼠事件很起劲,想在吃饭时讲一讲。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我不许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到狗食盘中去了。猫头鹰就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其实这也是多余的。

    “即使有着老先生的这番训诫,城里还是大谈其老鼠事件,报纸也介人了。本市新闻栏里通常登载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栏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们是否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引起的恶果?’旅馆经理讲来讲去的也是这件事,其原因是他正在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了安慰他,对他说:‘但这是大家都碰到的嘛!’

    “‘正是因为这样,’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样了。’

    “是他对我讲起这种奇怪的高烧症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这种病已使大家开始担忧了。他的收拾房间的女佣中,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加以说明。

    “我对他说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啊,我知道,先生您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高见,反正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就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比较详细地记述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已在担心的高烧症。塔鲁记下了那个矮老头终于在老鼠不再出现后重新见到了他的猫儿,以及他耐心地校正自己吐唾沫的位置的情况。接着他又记载了有人已能举出十几起这样的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是不治之症。

    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像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第04节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像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日望着。

    “是警察局吧?”

    “不错,”里厄说,“且别激动。完成两三项手续后,就没您的事了。”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再说他是不喜欢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烦了,说:

    “我也对他们并无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须对他们的问话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尔不吭声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叫住他,井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您说对吗,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然后向他保证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才来到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进来。

    他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已问他能否清楚地说明他这行动的种种动机。他两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当时正是这个动机。警官追问他是否还要再犯。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来烦他。

    警官气愤地说:“我要提醒您,现在是您在找别人的麻烦。”

    里厄当即做了个手势,这对话也就到此为止。

    警官走了出去,叹了口气,说:“您想吧,自从大家议论这个高烧的事儿以来,我们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问医生高烧的事儿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全是天气关系,没有别的原因,”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的确,这是天气关系。就在这一天里,各种东西变得愈来愈粘乎,而里厄每出诊一次,他的担忧也就增加一分。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邻居,双手紧压着腹股沟,边说吃语,边在呕吐。淋巴结比看门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就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物仓库。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写着:“他们答复说没有”。而别处又有人来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而易见,必须打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上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带血的脓水。病人流着血,四肢叉开,腹部腿部出现斑点。有的淋巴结停止出脓,继而重新肿大。大多数情况就是病人在难闻的奇奥中死去。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日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它在温带地区已经绝迹‘多年’了。”

    里厄耸了耸肩膀说:“绝迹?这怎么理解呢?”

    “对,而且不要忘记:约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情况不比过去更严重。不过这简直难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第05节

    “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①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①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②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

    ①今以色列港口。②卢克莱修:即TitusLucretius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

    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

    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第06节

    里厄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们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

    “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像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初看上去,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根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像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人六十二个法郎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他的就业登记表“擅长”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他在二十二年前考上学士学位后,因为经济拈据,只能辍学,接受了这个工作。据说当时人们曾经给予他很快“转人正式录用”的希望。这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里的一些行政上的棘手问题。随后人家又向他保证能获得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宽裕的科员职位。当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欲望,这在他的苦笑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能够依靠正当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样的远景非常使他向往。所以他接受这个差使,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乎对自己理想的忠实不渝。

    经过好多年,他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生活开销却大幅度上涨。格朗的工资虽有几次一般性的增加,可是小得可怜。他在里厄面前也曾吐过怨言,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件事。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特点之一就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给他应享的权利——该享什么权利他也没有把握——至少也应履行过去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初雇用他的领导已死了多年,而他本人却又回忆不起以前的诺言到底是怎样讲的,归根结底,还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最后的特点最能刻划出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这一点里厄也能看得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一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伺机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说,“应得的权利”一词特别难以出口,他对此也并不坚持;也不宜使用“许下的诺言”这个词,因为这就指明要许诺人承担义务,不兔显得太放肆,和自己低微的职务不太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用诸如“照顾”、“请求”、“感激”等词,因为他感到这样用词有失个人尊严。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我们这位同胞才继续把这个庸庸碌碌的差事干下去,直到如今上了年纪。再者,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医生说的,经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他发觉自己的物质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须做到量人为出就行了。市长——我们城里的一位工业巨头——曾经有句名言,格朗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头来,从未见到过有人饿死。总之,格朗的生活虽然艰苦得近似苦行修士的生活,“到头来”倒也使他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作风,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称值得人们学习。他一贯勇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们城里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从他吐露的有关自己的只言片语中就可看出他的善良和富于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热爱他的外甥们和自己的姐姐,这是他仅有的亲人,他每隔两年要回法国去探望一次。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即已去世,一想起他们,他就觉得伤心,这个事实他也并不否认。他直言不讳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传来的他那个区里的柔和动人的钟声。虽然感触是那么单纯,可是一个字眼得费多少力气!表达乏术,实是他最大的忧虑。每次碰到里厄,总是跟他说:“唉!医生,我还得好好学习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衷情。”

    那人晚上,医生目送这位公务员离去,突然想出了格朗要说的话来: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厄边想边走,一直走到化验室,一路上这种想法使他感到放心。他明知这样的印象是愚蠢的,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竞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

    第07节

    第二天,里厄提出被大家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终于使省府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里夏尔表示:“百姓果真担心不安,但流言蜚语也在肆意夸大事实。省长对我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但是不要声张。’他又认为肯定这不过是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带了卡斯特尔同车前往省府。

    卡斯特尔对他说:“您可知道省里没有血清吗?”

    “知道,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储存处,那里的主管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得从巴黎运来哪!”

    “希望不要太慢才好。”

    “我已打电报去了。”里厄答道。

    省长待人很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他说:“开会吧,先生们,要我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里夏尔认为不必要,这些医生对情况都很了解。问题倒在于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老卡斯特尔粗声粗气地说:“问题在于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位医生惊叫了起来。其他的人似乎在犹豫。省长陡地一震,下意识地掉过头来望着门日,仿佛要看看这扇门是否已挡住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不让它传到通道中去。里夏尔表示,依他看来不必惊慌,现在能够确认无误的只不过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而已,而任何一种假定,不论在科学上或生活上,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咀嚼着他那上唇的发黄的短髭,一边抬起头来,目光炯炯,看了里厄一眼,然后善意地环顾了一下其他的人,告诉大家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确是一场鼠疫。不过,如果公开承认这件事的话,那肯定得采取一些无情的措施。他也知道使得他的同事们裹足不前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为了使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不管怎样,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妥当。

    卡斯特尔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方式妥当不妥当,重要的是它能叫人开动脑筋。”

    大家见里厄一言不发,于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种伤寒性的寒热,但是伴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手术,并送化验室去进行过化验。化验室认为已找到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不符合通常对其形态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斟酌一下不马上作出结论,有一批化验已进行了几天,至少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沉默片刻后,里厄说道:“可是当一种细菌能在三天内使脾脏肿大四倍,使肠系膜神经节增大到像桔子般大小,并具有像糊状物那样的质地,这就不容许我们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如果听任疾病按照这个速度蔓延开去而不加制止,那要不了两个月,城内居民就有可能死去一半。因此你们管它叫鼠疫也罢,发育热也罢,关系不大,重要的倒是你们得设法不要让疫病引起城中一半居民的死亡。”

    里夏尔的意见是决不能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何况疾病是否传染尚未证实,因为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

    “但是其他人中间也有死的,”里厄提醒大家说,“当然,疫病的传染性从来也不是绝对的,否则的话,那就会出现死亡数字无限增长,人口会突然迅速减少的现象了。这不是把情况说得太严重的问题,而是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罢了。”

    然而,里夏尔认为要把问题归纳一下,他提醒大家说,如果疫病不自行停止蔓延的话,那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才能制止。但要做到这点,又必须正式承认这是一场鼠疫,而这事至今还不能绝对肯定,因此需要考虑。

    里厄则坚持说:“不用考虑法律规定的这些措施是否严厉,要考虑的倒是为了使城里半数居民免于死亡,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而正好我们的制度规定要有一位省长专门来解决此类问题c”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不确认这是鼠疫的话,它照样会夺去半数居民的生命。”里厄说。

    里夏尔激动地插嘴说: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有关征候群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述过征候群,他不过叙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所看到的,就是腹股沟腺炎、斑点、带谵语的高烧,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他问道:“里夏尔先生是否能担保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这场瘟疫也会停止蔓延呢?”

    里夏尔踌躇不决,注视着里厄说: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的看法,您肯定这是一场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见解大概是,即使这不是鼠疫,也要采取规定在鼠疫发生时适用的防疫措施吧。”

    “如果一定要我有个看法,那么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里夏尔说:

    “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来,就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他的这种说法博得大家热烈的赞同。

    “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

    “词句如何,关系不大,”里厄说,“我们要讲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根据半城人命决不会遭殃这样的假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因为如果这样做,到头来半城的人命就恐怕真的会送掉。”

    里厄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离开了会场。过了一些时候,里厄到了那散发着油煎食物香味和便溺臭味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妇人在惨叫,胯间血淋淋的,她回过头来望着他

    第08节

    第二天,高烧症又有了些发展,甚至见了报,不过,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又过了一天,里厄在城内最不显眼的角落里看到省府匆忙地叫人张贴的小小白色布告。从这种布告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看来是为了迎合有人不想惊动舆论的愿望。省府决定的开场白宣称在奥兰地区发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是否会传染还不能确定。这些病例的特征尚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是会保持镇静的。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大家都能理解这点——省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纯为防止任何瘟疫的威胁,市民应予理解和照办。省长完全相信能得到币民的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开列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在下水道中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等。布告要求居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清洁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此外,规定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具有特殊设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有几条补充条例规定病人房间和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消毒等事项。布告最后要求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

    里厄医生猛然一转身离开布告处,往诊所走去。正在等着他的约瑟夫-格朗一见到他便又举起了双手。

    里厄说:“是,我知道,数字上升了。”

    前一天晚上,市内有十来个病人死去。医生对格朗说他可能在晚上和他见面,因为他要去访问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这样对他会有好处的,因为我发觉他变了。”

    “怎么了?”

    “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以前他不这样吗?”

    格朗犹豫起来。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没有礼貌,这样讲法可能不正确。这是个不开朗、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姿态有些像头野猪。呆在自己屋子里,在一个小饭馆里进餐,外出时行踪诡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情况。他的公开身份是推销各种酒的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两三个人来看他,大概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也到他家对面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位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似乎比较爱看强盗片。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代理商都表现得性情孤僻而多疑。

    根据格朗的看法,这一切都大有改变,他说:

    “不知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不知对不对,他在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想同大家厮混在一起。他现在常常同我说话,常邀我一起出去,我不好意思老是拒绝他。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关心,总之,我救过他的命。”

    自从自杀事件发生以来,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科塔尔。不论在路上或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他从未用过那么和气的口吻同食品杂货店老板聊天,也从未有过那么大的兴趣去听一个女烟商讲话。

    格朗说:“这个女烟商是一条十足的毒蛇。我曾告诉过科塔尔,但是他却说我错了,应当看到人家也有好的方面。”

    也有这么两三回,科塔尔请格朗到城中高级饭店和咖啡馆去,他已开始涉足那些场所。

    “那儿挺不错的,”他说,“而且在那里,周围的人都不坏。”

    格朗注意到那些地方的服务人员都对这位代理商招待得特别周到,当他发现科塔尔在给小费方面显得特别大方时,他懂得了其中道理。科塔尔对于人家回报他的殷勤显得十分领情。有一天,餐厅服务员领班送他到门口并且帮助他穿上大衣时,他曾对格朗说:

    “这是一个好伙计,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他有时会脾气突变。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稍稍怠慢了他一点,他回家时异乎寻常地火冒三丈,反复谩骂:

    “这个混蛋,他跟别人一样都得了小费!”

    “别人是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还在女烟商那里见到一幕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妇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妇人说: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可是她的话不得不突然中断,因为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连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店门。格朗和女烟商看着他跑掉,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描述科塔尔其他方面的性情变化。科塔尔的思想过去一向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只买奥兰正统派思想的报纸,而且就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阅读,人们简直会说他是有点故意做给人看的。还有一次,在他病愈起床后没几天,当格朗要上邮局去的时候,科塔尔请他代劳给他一位关系疏远的姐姐汇去一百法郎的月规钱。但是当格朗要走的时候,他又关照说:

    “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可以叫她喜出望外。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而事实上我是十分惦记她的。”

    他同格朗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他对格朗每晚从事的一点工作感到好奇,问过格朗,想要知道底细,格朗不得不告诉他。

    “好啊,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比写书更复杂些!”

    “啊!”科塔尔惊叹了一声,又说,“我真想能像您一样。”

    格朗露出惊异的神情,于是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上一个艺术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因为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许多地方人家都会让他三分。”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我看他也不过是和别人一样,已被老鼠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罢了。再不然就是,他可能也害怕得高烧症。”

    格朗答道:“我却不信,医生,假使您愿意知道我的看法……”

    外面灭鼠的车子在窗下经过,排气声大得吓人。里厄沉默不语,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问那位公务员的看法。格朗则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

    “这是个心有内疚的人。”

    医生耸耸肩膀。正像警察分局局长所说的那样,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要做。

    午后,里厄和卡斯特尔作了一次交谈。血清仍未运到。

    里厄问道:“不过这种血清是否管用?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的样子总是有些独特,但终究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不过是您的假定。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是我的假定。不过大家都这样认为。”

    在这一天中间,每当医生想起鼠疫,就会感到脑袋微微发胀,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起来了。他两次走进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他也跟科塔尔一样需要人们的热情。里厄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是这倒能提醒他曾答应过去看这个代理商的事。

    傍晚,医生看到科塔尔坐在饭厅的桌子前。他进去的时候,看到在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经很暗,看来,在夜色朦胧中很难看书。比较可能的是,科塔尔在一分钟前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唠唠叨叨地说他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还会更好些。里厄劝告他说,一个人不能老是孤独地生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没作声。

    “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人档案。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倒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不错,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您不应长期与世隔绝,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恼火了,说他是经常出去走动的,有必要的话,整个区的人都能为他证明。甚至在本区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的朋友。”

    室内光线越来越暗。郊区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灯一亮,外面传来一阵低低的、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也跟了出来。跟城里寻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各区吹来,传来了喃喃低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拥到了街上,渐渐地街上到处都是由于感到自由轻松而欢乐的人们的嘈杂声,这声音随风飘来,夹杂着一股芬芳的气息。黑夜中,瞧不见的轮船发出响亮的鸣笛声,从海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了喧闹声,这是里厄往日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时刻,今天由于他所获知的一切情况的影响,这时刻却似乎使他感到压抑。

    他对科塔尔说:“可以开灯了吧?”

    灯光一亮,这个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瞧着里厄。

    “请告诉我,医生,假使我得了病,您是否将收我进医院到您的科里治疗?”

    “为什么不呢?”

    科塔尔又问是否有过在诊所里或医院里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说有过这种事例,但是这一切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

    科塔尔说:“我呀,我对您是信任的。”

    接着他问医生是否可以让他搭他的车子到市里去。

    在市中心区,街上的行人已较稀少,灯光也寥若晨星,孩子们还在门口玩耍。医生在科塔尔的要求下,把车子停在一伙孩子的面前。他们在玩跳房子游戏,边玩边大声叫嚷。其中一个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平伙、头路笔直、但面孔却很脏的孩子用带着威胁性的炯炯的目光瞅着里厄。医生不去看他。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同医生握手道别。他讲话嗓音嘶哑,发音困难,他一连回头向身后望了两三次,说:

    “大家都在谈论鼠疫,是否真有此事,医生?”

    “人们一直在讲,这并不奇怪。”里厄说。

    “您说得对。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那就末日来临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发动机已开动,里厄的手已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准备开车。他又重新看看一直以严肃而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孩子。孩子忽然向他咧嘴一笑。

    “那么我们希望些什么呢?”里厄问,一边朝着孩子微笑着。

    突然,科塔尔一把抓着车门,用带着呜咽而狂怒的声音呼喊:“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说罢,掉头就跑掉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满城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交谈或直接找病人谈话。里厄自行医以来,从未感到他的职业对他有过这样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们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讲真话,并且带着惊恐。不信任的神色,对他们的病情真相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光景,里厄驱车到最后一个病人——老气喘病患者的门前时,他已累得难以从车座中爬起身来,就停留了一下,望望昏暗的街头和漆黑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坐在床上,气好像顺了一点,正在数着鹰嘴豆,从一只锅中拿出来,放到另一只锅里。看见医生进来,高兴地招呼。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从哪里听说的?”

    “在报纸上看到,无线电广播也这样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讲,”老头十分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会夸张了,嗯?”

    “不要听人家瞎说。”医生说。

    他看过了老头儿的病,就在这间寒酸的饭厅当中坐了一会儿。不错,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一早市郊有十来个患腹股沟腺炎、蜷缩着身子的病人在等他。经施行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仅有两三例可以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他明白医院对穷人说来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过:“我不要他给他们当试验品。”他不会给他们当试验品,只不过一死了事罢了。十分清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别配备”的病房是什么模样,医生也心中有数:这是两座把别的病人仓促地搬走后空出来的楼房,窗门缝隙已经堵塞,楼房四周用防疫警戒线加以隔离。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所设想的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然而,晚上发表的官方公报仍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声称,省府的措施已被接受,群众情绪平静,并且已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病床?”

    “八十张。”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是胆小,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来不及申报。”

    “埋葬尸体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告诉他应该采取完善措施,而不是专讲空话,还应该对瘟疫建立起切实的防止蔓延的壁垒,否则干脆什么也不要做。”

    “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无能为力。我看数字还会上升。”

    三天内,两座楼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里厄在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默然。

    这时候天气像是稳定下来了。最近几次大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蔚蓝的天际进射出一道金黄色的阳光,刚开始出现的热浪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这季节的一切都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在四天中,高烧症有过四次触目惊心的跃进。四天时间,死亡的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宣布改为辅助病房。市民们以前还在用相互开玩笑的办法来继续掩盖内心的忧虑,但现在他们走在街上已显得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打一个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还写了病人情况,加上数字。当天,有四十个人死亡。据省长说,他要亲自负责自第二天起加强原来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执行,患者住房必须封闭并加以消毒,患者亲属须进行安全性检疫,病人死亡后的埋葬事宜由市政当局组织安排,具体办法看情况决定。过了一天,飞机运来了血清。这些血清足够供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应用,但如疫情有所发展那就不够了。里厄接得回电说血清的应急储备已经提尽,现在已开始制备新的。

    这时候,近郊把春意送到了市场。沿着人行道成千上万朵玫瑰花正在卖花人的篮子里萎谢,浓郁的玫瑰花香飘浮全城。表面上一切如常:电车在高峰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他的时间则乘客稀少,车子肮脏不堪;塔鲁依旧观察那个矮老头,后者仍然在吐口沫;格朗每晚照旧回家去于他的神秘的工作;科塔尔还在到处乱转;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还是带领他那几只动物来来往往;患气喘病的老头儿照样在搬弄鹰嘴豆。人们依然有时会遇到新闻记者朗贝尔,他态度安详,但只关心自己;到了晚上,街上依旧人群熙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至于疫情,倒好像缓和下来了,几天中只死了十来个人。但不多久,疫情一下子恶化,死亡人数重又直线上升。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第09节

    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枪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口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人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城去的。他们的家庭也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家庭,作者甚至敢说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结合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次无情而又持续的隔离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彼此分处两地无法生活,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况是一桩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过,奥兰人的感情是简单的)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索绕着母亲面上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人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索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这些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去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城中阔步时,走来走去总是那么几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是前一时期同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齐走过的街道。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特别是,全体市民很快就克制住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一分离的时间推断为六个月,于是他们对这一段时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井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可是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朋友,或见到报上一则消息,或者头脑中闪过某种臆测,再不然便是突然变得有远见起来,这时他们就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疫病会持续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过一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hJ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他们真想把同现在所盼望着的亲人以前在一起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补进过去的回忆中去。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印上在外地亲人的影儿,即使在比较愉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让火车在幻想中通车,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这是一种流放,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放逐在自己家中。虽然作者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群众的流放生涯,却也不能不提一提像记者朗贝尔这样一些人的处境。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关在城里的,他们既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又远离故乡,因而倍增了他们的别离之愁。在所有感到被流放的人中,他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虽说在时间引起的烦恼方面,他们也和大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们更多一层空间引起的烦恼——思乡之情。他们时时碰撞在一堵高墙上,它把他们所在的疫区和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乡隔离了开来。这些人白天整天地在灰尘飞扬的城内徘徊,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家乡的薄暮和清晨,一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迹象都能增加他们的苦恼:长空的燕影,黄昏的露珠,或者僻静街道中的一线阳光异彩。这个能为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闭上双目不去观望,却沉湎于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竭力集中思想于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喜爱的树木,几张妇女的脸盘,沐浴于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专门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情侣情况。这恐怕也是作者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烦恼的困扰,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悔恨情绪。他们目前的处境倒能让他们用一种既激动又客观的眼光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身的缺陷很少会不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他们发觉对于在外地的亲人的事迹和动作姿态已不能准确地想象出来。他们抱怨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外地的情侣的时间安排,他们责怪自己太轻率,没有去了解这一点,反而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一个在恋爱中的人说来,知道对方的时间安排也不见得就是快乐的源泉。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很容易去追溯过去的爱情,并察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平时我们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任何爱情都可变得更完美,尽管我们往往毫不赧颜地甘愿让自己的爱情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但在回忆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人抱怨叫屈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形之一。

    这样,每个人必须接受独自面对着苍天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普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许能磨炼人的性格,但目前却已开始使人变得斤斤计较小事的得失。比如说,我们城里的某些人已成了另一种事物的俘虏,他们受晴天雨天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出生第一遭直接受到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像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仅在几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脆弱和不合情理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因为他们在人前并不是孤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在他们的宇宙中还占有一个位置。但从现在起,他们则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却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恶意,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俘虏们只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他们讲话的人的兴趣。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这些流放者的苦恼多么难忍,不管他们那颗空虚的心感到多么沉重,在发生鼠疫的初期,他们却仍可说是一群幸运儿。因为正当全城开始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期待中的人儿身上。在全城陷于绝境的时候,爱情的自私心理却保全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只因为它有把生离变成死别的危险。因此在疫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这倒也是好事,而且简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概。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攫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一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第10节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谈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人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广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像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第11节

    然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抽象的观念,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事实。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猖撅,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这位神甫就是在米歇尔老头儿初发病时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由于为奥兰地理协会的杂志经常写文章而声誉卓著,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是个权威。他曾在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上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拥有的听众比这方面的专家所拥有的还要众多。他在讲演时热烈捍卫严格的天主教教义,对现代的放浪主义和过去几世纪的愚昧主义同样不妥协,毫无保留地向听众灌输严酷的大道理,由此而享有盛誉。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城内的教会当局决定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鼠疫作斗争:组织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群众性的表示虔诚的宗教活动的结尾是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向为照料疫病患者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一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讲话。这位神甫为此在半个月前已从关于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他在所属修会中具有特殊的声望。这位天性激烈而热情的神甫答应了人们的要求,毅然担当了这一任务。在这次讲道之前,全市很早就已谈开了。这次讲道也可算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参加这一星期活动的群众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滨浴场就一向是同教堂中的弥撒唱对台戏的,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而是一方面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另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他们的灵魂深处虽然尚未真正意识到那些使他们遭受打击的意外事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显然感到事情是有点不同往常了。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把鼠疫看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忘却在发生这场瘟疫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处于期待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同对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既不是无所谓,也不太热情c用“客观”一同来形容是较为恰当的。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就像一个忠实信徒对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反正这没有坏处。”塔鲁也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在类似情况下将敲锣打鼓赶瘟神。但他指出:事实上敲锣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无法知道的c接下来他只是加上了这么两句话: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点不弄清楚,谈论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堂在整整一星期中几乎挤满了善男信女c头几天,不少居民还停留在门廊前栽着棕榈树和石榴树的园子里,倾听着一直传到街头、波涛般起伏的祈求和祷告声。不久,这些旁听者在别人的榜样鼓舞下,也渐渐地进入教堂,他们胆怯的声音混杂在教堂内的祈祷声中。到了星期日,大群的人拥进教堂正殿,连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和台阶的最后几级上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开始,天色阴沉,大雨倾盆,那些站在外面的人撑着雨伞,教堂里飘浮着一股炉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登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本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他面对望弥撒的信徒,开始讲了一句激烈的、一字一顿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从教堂内直到广场上,信徒们立即一阵骚动。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听了这段话市民们方才明白,神甫像猛击了一棍似的,用巧妙的演讲技巧一下子就突出了他整个讲道的主题思想。帕纳卢紧接着他的第一句话,诵读了《圣经》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下去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①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①古埃及君王称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更增加了教堂内肃静的气氛,话音显得分外嘹亮,有几个听道的人,经过片刻的犹豫,从他们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跪凳上。其他人认为也应该效法,渐渐地在一片椅子的嘎嘎声中,全体听道的人都跪了下来。这时帕纳卢重新直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越来越重的语气接着说:“如果说今天鼠疫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人间这座巨大无边的粮仓里,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麦粒从麦秆脱下为止。麦秆总是比麦粒多,受上天召唤的人总是多于得救者,这种不幸井不是天主的意志。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仟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好吧,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市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失去了天主的灵光,我们只落得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中。”

    教堂里有一个人像一匹不耐烦的马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神甫略一停顿,继续说下去,语气比较低沉了:“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受到一场鼠疫的浩劫,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埋葬死者。这次鼠疫在罗马和帕维亚地区尤其猖撅。当时有一位善神显圣,命令一个手拿打猎用长矛的恶神对着房屋挥打,他在一所房屋上打多少下,这所屋子里就得死多少人。”——

    ①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帕纳卢朝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开两条短短的胳臂,好像指着飘摇的雨幕后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有力地说:“弟兄们,现在就是那场致人死命的追猎在我们的街道上进行着。请看,这位像魔王一样神气、凶神一样威武的瘟神,站在你们屋顶的上空,右手举着红色打猎用长矛,左手指着你们的一所房屋。也许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们的门口,那长矛敲在房屋的木板上砰然作响。就在此刻,鼠疫走进你们的家,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着你们回家。它在那里,不慌不忙,全神贯注,不怕你们跑掉,就像世间的因果报应一样万无一失。它只要向你们一伸手,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你们要明白,甚至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也不能使你们免受其难。结果你们在那痛苦的血淋淋的打谷场上受到了敲打,和麦秆一起被扔掉。”

    讲到这里,神甫更进一步详述这场灾难的悲哀景象。他描绘那根巨大的长矛在城市上空挥舞,随心所欲地打击一下,重又鲜血淋漓地举起,然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来日收获真理的种于”。

    帕纳卢神甫讲完了这一长段话,停顿了一下,他的头发技在额前,浑身颤抖着,扶着讲道台的双手使讲道台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用低哑的嗓音带着谴责的语气说:“不错,思考的时候到了。你们以为每星期日来朝拜一次天主就够了,其余日子可以自由自在了。你们想,做些跪拜动作就可以抵消你们罪恶的无所谓态度了。但是天主是需要热情对待的,这种一曝十寒的态度是不足以报答他无边的深情的。他要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是爱的唯一方式。现在他已等得失去耐心,而让灾难降临在你们的头上,像降在有史以来一切有罪的城市头上那样。现在你们领略到什么是罪恶,正像该隐①父子、大洪水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②、法老和约伯③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人们所经过的那样。自从城市把你们和灾难一起团团围困起来那天起,你们像上述所有的人一样对生灵和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你们现在明白了,终于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

    ①《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②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③《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一股潮湿的风刮进教堂正殿,大蜡烛的火焰被吹歪,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帕纳卢在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打喷嚏声中用一种非常高明而巧妙的技巧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以平静的音调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揣测我的讲话究竟是什么用意。我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尽管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却要告诉你们应当感到欣慰。现在已不再是用一些劝告,用一只友爱的手来劝人从善的时候。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而得救的道路就是红色长矛向你们指出的和把你们向那边推过去的那条路。弟兄们,上天的仁慈就在这里显示无遗,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愤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当然,这种要求得救的过激做法并不值得推荐。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操之过急的行为,非常近乎傲慢。我们不应当比天主更性急,一切企图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不可动摇的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走向异端。但是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弟兄们,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希望你们从这里得到的不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境平静的福音。”

    讲到这里,人们听出帕纳卢的话已结束。外面的雨也停了,从露出太阳但尚有雨意的天空,一道淡淡的阳光泻到了广场上。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辘辘的车轮声,城市已苏醒过来,各种喧闹声又传人耳中。听道者们在一片悄悄的骚动声中轻轻地收起他们的用品。这时神甫重又发言,他说,在阐明了鼠疫的天意根源和这一灾难的惩罚性质后,他的话已经讲完。他不想在这么悲惨的问题上不合时宜地用漂亮的词句来修饰他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对大家讲得一清二楚。他只提醒人们说,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恰恰相反,帕纳卢神甫认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今天更体会到天主赐予大家的帮助和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

    第12节

    这次布道对我们这里的人是否有作用,还很难说。预审推事奥东对里厄医生宣称,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是“绝对驳不倒的”。但大家的意见并不都是如此肯定的。然而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在至今还是模糊的概念上稍为清楚了一些,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因犯了不知什么罪恶而被判处一种无法想象的监禁。有些人仍继续他们的平凡生活,设法适应这种禁闭生涯;另一些人则截然不同,一心只想逃出这个灾难的牢狱。

    开始时,人们对同外界隔绝一事还能忍受,就像他们忍受任何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反正只是打乱了他们某些生活习惯而已。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这是一种非法监禁的生活:置身于苍穹之下,开始承受夏日的闷热。这时,他们模糊地感到这种囚禁的生活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时一到傍晚,凉爽的空气使他们精力恢复,这时,他们往往会干出绝望的事来。

    最初,不知是否由于巧合,就是从这个星期日起,城中的恐惧心理的普遍和深刻的程度,足以使人能猜想到这个城里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城市的气氛有点变了。但是说真的,究竟是气氛变了还是心理变了,这倒是个问题。

    布道后没几天,里厄同格朗在一起走向市郊的路上谈论着这一事件。里厄在黑夜中撞到一个在路上摇摇摆摆、不往前走的汉子身上。这时,城中亮得越来越迟的路灯突然大放光明。他们身后的路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个人,他闭着眼睛,无声地笑着,因此而绷得紧紧的苍白脸庞上流着大滴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挽住他的手臂,发觉这位职员神经紧张,浑身打着哆嗦。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他已累得嗓子冒烟了。

    “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像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还好,还好。”格朗说。

    里厄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好,”他说,“我有我的工作。”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一个有利条件。”

    里厄决定不去听那呼啸声,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反正我认为我搞得很顺当。”

    “还要搞很长时间吗?”

    格朗显得很兴奋,酒意已出现在他的话音里。

    “我也不知道。但问题不在这儿,医生,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里厄在黑暗里猜到他正在挥舞着手臂,好像他准备好的什么话突然来到了嘴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

    “您知道,医生,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突如其来的说明使里厄感到意外,他好像看到他这位朋友把手举到头上,接着又把手臂一挥,做出脱帽的动作。上空传来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越来越响了。

    “对,”格明说道,“应该做到十全十美为止。”

    里厄虽然对文学界的习惯知道得不多,但根据他的印象,事情做起来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出版者在办公室里大概是不会戴帽的。但是,事情也很难说,里厄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不由自主地又倾听起鼠疫的神秘呼啸声来。这时他们已走近格朗所住的区里,因那里的地势比较高,一阵微风吹来,身上感到凉快,同时也吹走了城中所有的喧闹声。格朗还在不断地讲,但里厄并没有完全听见这位老好人在说些什么,只明白他所说的那本书页数已写了不少,然而这位作者为了使作品达到完善的地步,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一个字,往往整晚整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的时间花上去……有时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讲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医生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一连串的话音从他那张缺了牙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了出来。

    “医生,您总知道,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随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

    “不错,”里厄说,“我明白。”

    他说罢又往前走。另一个显得不好意思,又追了上来。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今晚我也不知怎么搞的。”

    里厄轻轻地拍拍格朗的肩膀,说愿意帮助他,并说对他所讲的很感兴趣。对方的情绪略略平静了一些,在走到他家门前时,他犹豫了一下后就邀请里厄上他家去坐一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格明请里厄坐在餐室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着稿纸,稿纸上字迹写得很小,还划着一道道涂改的杠子。

    “对,就是这个,”格朗冲着里厄探询的目光回答说。“你要喝些东西吗?我这里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看看稿纸。

    “请别看了,”格朗说,“这是我的初稿,它使我头痛,头痛得要命。”

    他自己也在注视所有这些稿纸。他的手似乎无法抗拒地被其中一张所吸引住,把它拿了起来,隔着没有罩子的灯泡照着。纸在他手中颤动着。里尼注意到职员的额上湿漉漉的。

    “坐下吧,”里厄说,“请念给我听。”

    那职员向里厄看了一眼,微笑着,显出非常领情的样子。

    “好,”他说,“我也确实很想这样做。”

    他一直看着稿纸,略等一会儿,然后坐下。同时,里厄在注意聆听城中传来的模糊的嗡嗡声,好像是在回答鼠疫的呼啸。就在这个时候,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嗓门念道:“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①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念完这一句后,两人都不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①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个品种,因而在修改句于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地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且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第13节

    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丐有时就会到这用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8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饲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第14节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像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日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惺松,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像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像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

    “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像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

    “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

    “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人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c每晚在林xx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热衷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

    “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第15节

    那次同里厄的会面是塔鲁要求的,他的笔记本中有这段记载。那大晚上,里厄在饭厅里等着他,两眼注视着他的母亲,她安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只椅子里。每当家务完毕,她便在这里消磨时间。她现在双手合在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在等待他。但是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给她面部带来的默默然的表情这时好像活跃起来。过一会儿,她重又静默下来。那晚,她眺望着那时已经冷清清的街道,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的地方,一盏光线很弱的路灯略微冲破一些城市的黑暗。

    “在整个鼠疫期间,路灯照明一直要这样减少吗?”里厄老太太问。

    “大概是这样。”

    “但愿这不要拖到冬天,要不然未免太凄凉了。”

    “是呀。”里厄说。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老太太问。

    “噢,跟平时一样。”

    跟平时一样!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血清,看来效力比第一批还差,统计数字又在上升。除了患者家属以外不可能在其他人身上进行预防接种;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大量生产才行。大多数腹股沟肿块似乎已到了硬化季节,始终不见溃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痛苦异常。自前一天起,又发现了两例新类型的瘟疫,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筋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他端详了一下他的母亲,她那栗色美丽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多年的温柔深情。

    “母亲,你怕吗?”

    “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我以后又经常不在这里。”

    “只要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等着你也无所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些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

    “有,一切都好,如果我相信最近的一份电报所讲的话。但是我看她讲这话是为了使我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向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像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里厄请客人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自己站在他的安乐椅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书桌上的一盏室内唯一亮着的电灯。

    “我想,”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您谈话。”

    里厄一言不发表示同意。

    “在十五天或一个月后,您在这里将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将使您无法应付。”

    “说得对。”里厄说。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得不好,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又承认这是事实。

    “据我了解,省府在考虑一种群众服务组织,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必须一律参加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倒很灵通,但是这件事已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省长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求志愿人员?”

    “征求过了,但结果很差。”

    “这是通过官方途径搞的,而且缺乏信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他们从来没有跟上灾情发展的步伐,他们所设想的办法对付感冒还差不多。假使我们听任他们去搞,他们就会完蛋,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完蛋。”

    “可能是这样,”里厄说,“我该告诉您,他们甚至考虑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

    “我认为还是用有自由的人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判死刑的觉得受不了。”

    里厄看了一下塔鲁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当然,”里厄说,“您一定猜到我是乐于接受的。我们需要助手,特别是干这一行。我负责去使省府接受这个主意。再说他们也没有选择余地。但是……”

    里厄思考了一下说:

    “但是这项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点您很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向您讲明白。您好好考虑讨没有中’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他说:

    “您对帕纳卢的布道有什么想法,医生?”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要知道,大主教徒有时就是这么说,但从来也不真的这样想。他们的为人实际上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来得好。”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要他平静下来。他还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里厄耸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未回答我的问题,您想过了没有?”

    塔鲁在安乐椅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并让脑袋显露在灯光下。

    “您相信天主吗,医生?”

    问题仍旧提得自然,但这一次,里厄倒犹豫起来。

    “不相信,但是这说明什么呢?我是处在黑夜里,我试图在黑暗中看得清楚些。好久以来我就已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同帕纳卢分歧的地方么?”

    “我不这么想。帕纳卢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但是,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地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

    里厄站了起来,这时他的脸处于阴暗中。他说:

    “这且不谈吧,既然您不愿回答。”

    塔鲁微微地笑笑,仍坐在椅中不动。

    “我能以问题来回答吗?”

    这次轮到医生微微地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么请吧。”

    “好!”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富有牺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医生仍留在暗影里没动,他说已经回答过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至少在这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啊!”塔鲁说,“这就是您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吗?”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说着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地吹出了一声口哨,医生看看他。

    “不错,”里厄说,“您一定会想这未免太自大了吧。请相信我,我只有这应有的骄傲,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口,推测着远处墨黑的天空之下的大海。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时又在抗拒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法理解的念头:想跟这个古怪而又给他亲切之感的人一诉肺腑之言。

    “我完全不知道,塔鲁,我可以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开始行医时,我干这一行有点迷迷糊糊,因为我需要干它,也因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所企求的行业之一。或许也因为,对像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业。还有,得经常看着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吗?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对着这种情景,我发觉自己无法习惯。那时我还年轻,我甚至对自然规律抱有厌恶的情绪。从此,我变得比较谦逊了,理由不过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此外我一无所知。但毕竟……”

    里厄中断了他的话,重新坐下,他觉得舌敝唇焦。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像低着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

    “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里厄把书房的门打开,在过道上向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看望在郊区的一个病人。塔鲁建议陪你一同前去。医生答应了。在过道的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他。

    “一位朋友。”他说。

    “噢!”里厄老太太说,“我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医生想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灯不亮,楼梯一片漆黑。医生想这是否又是新的节约措施的结果,然而他又无从证实。若干时间以来,房屋里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一切都乱糟糟。这也许是由于看厂]的和我们一般市民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思索,因为身后的塔鲁又说话了:

    “还有一句话,医生,即使您听了感到可笑也罢: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对自己耸了耸肩膀说:

    “老实说,我一无所知。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噢!”另一个平静地说,“我要懂得的东西不多。”

    医生站住脚,塔鲁在他后面的梯级上,脚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了里厄的肩膀站稳了。

    “您认为对生活都懂了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音同刚才一样平静:

    “是的。”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发觉时间已经很晚。恐怕已十一点了c城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一些轻微的悉索声,遥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丁当声。他们跨进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他说:“明天您得上医院来打防疫针。在着手干这个活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您得考虑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种估计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这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全部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这不过是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里厄以一种突然低沉下来的声音说,“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确还要全部从头学起。”

    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大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第16节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土,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明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像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①。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①此处由于格朗推敲字眼,更换用词,因而在他所写的句子中,语法结构发生变化,译成中文,不易理解,故将译文略作改动。下文还有类似情况,不再另注。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像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像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确是可怕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从海外传来。里厄也徒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第17节

    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像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c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确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c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c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井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的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像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像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乘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甲,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c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c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日,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c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儿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

    第18节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第19节

    到了九月和十月,鼠疫已经使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由于疫病势焰不减,几十万居民也只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没完没了地在城里团团转。在天空中,浓雾、热潮和阵雨相继而来。一群群来自南方的鸫鸟和椋鸟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城而过,好像帕纳卢神甫所描述的瘟神在屋顶上空正把那根古怪的长矛挥舞得呼呼作响,吓得它们不敢飞近。十月初,滂沦大雨把街道冲洗得一千二净。在这段时间里,笼罩着一切的就是这种疫病势焰不减的严重局面。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人员已经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劳累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觉察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滋长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的时候。比如,这些人在这以前,对一切有关鼠疫的消息一直都十分关切,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若罔闻。朗贝尔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那个病房是不久前才设在他旅馆里的,他对在他那里隔离观察的人数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那套制度的细则十分熟悉:一旦发现瘟疫迹象,必须立即将病员转移至医院医治。另外,这些用在隔离病人身上的血清所产生的效验数据,他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但是,他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有多少。他确实不知道疫情是愈来愈猖撅还是在逐渐缓和。而且,不管情况如何,他仍然希望不久能逃出城外。

    至于其他人员,由于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地忙于工作,他们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医疗效果,他们作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是漫不经心地姑妄听之,使人感到,他们好像大战时那些因构筑工事累得筋疲力竭的士兵一样,只致力于使他们的日常工作不出差错,而对决战或者停战再也不抱什么指望。

    格朗虽然在继续进行有关鼠疫的必要计算,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他与塔鲁、朗贝尔和里厄不一样,不像他们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很好,但却同时担任几件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自己在夜间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处于一种筋疲力竭的状态。他常用这么两三个决定好的打算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比如:在鼠疫扑灭以后,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以便认认真真地把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使人“脱帽致敬”的工作做完。有时,他也会突然变得情不自禁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自动地向里厄谈到让娜,思念她此时此刻可能在哪里,以及她看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想到他。有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同他谈起自己妻子的事,这使里厄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谈过。他妻子打来的电报总是说她很好,并请他安心,但他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给他妻子住的那个疗养院发一个电报去问问主任医师。结果,对方回电说他妻子病势加重,但院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病情不让它恶化。他一直把这一消息压在心里,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会把这件事告诉格朗的,除非是因为过分疲劳的缘故。原来这位公务员先是对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于是里厄才回答的。“您知道的,”格朗说道,“现在这种毛病会很快治好的。”里厄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并说,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魔,可是现在看来,她准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不说下去了,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格朗提的问题。

    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一些,不过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爱东探面问的习惯,如果按深度来说并没有丢掉的话,那么从广度来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样化了。其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看来他似乎只关心科塔尔。自从旅馆改成隔离病房以来,他已搬到里厄家里去住。他不大爱听格朗或者里厄平时晚上谈论抗疫的情况。他往往没听上几句,就立刻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他有一天跑来通知里厄医生血清已准备就绪,两人决定要在奥东先生的男孩——就是那个刚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孩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医生在把最近的统计数字告诉他那老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在安乐椅上睡得很沉了。平时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露出一股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而这时映人他眼帘的却是一张突然变得毫无生气的脸,只见半开的嘴边挂着一丝唾液,显露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着这张脸,里厄禁不住一阵心酸,喉咙哽塞。

    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感情外露。平时,他大多能控制住自己,显得心肠很硬,不动感情,但偶尔也会感情爆发,有时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藏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他深知这是他能继续干下去的好办法。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幻想了,即使他还保持了一些,但现在也都被疲劳所磨灭了,因为,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援救,而是提供情况。当然,于那种事不能叫做是真正的职业。但是,在这群惶惶不可终日和面临瘟疫浩劫的人们中间,究竟谁还有这闲心思从事真正的职业呢?疲劳还真有点好处。如果里厄头脑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都在散发出来的死人气息一定会使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但是,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对待事物就是公事公办,就是说要按照公正的原则,一种丑恶的嘲弄人的公正原则办事。至于别人,就是那些病人膏盲的人,他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枪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像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唉!这倒是真的,人不能离群索居,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像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c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南斯与欧律狄刻》①。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己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市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①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一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坚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南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南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像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她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

    第20节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于,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人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c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第21节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L,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像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像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好像退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意息已像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蟋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筋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像劈柴的胳膊。在这张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怪诞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塔鲁弯下身去,用他那笨拙的手擦掉小脸上的眼泪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本,看着病孩。他开始说话,但是因为嗓音突然走样,所以他不得不咳上几声才能把那句话讲完。

    “里厄,这孩子早晨的病势没有缓解过,是吗?”

    里厄说是,但是他说这孩子坚持的时间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还要长。帕纳卢看上去好像有点歪倒在墙上,他低声说:

    “如果这孩子还是要死掉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会使他受苦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里厄突然转向神甫,张开口想说什么,但是他没出声,明显地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他又把目光转移到孩子身上。

    病房里充满了日光。在其他五张床上,病人在动,在呻吟,但是都有点拘谨,好像是大家商定了似的。只有一个病人在房间的另一端叫唤着,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叹息,而这种叹息听上去倒像是惊叫而不太像痛苦的哀鸣。看来连病人也不像开始时那样感到害怕了。现在,他们对染上这种疾病抱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只有这孩子在拼命地顽抗挣扎。里厄不时地按小孩的脉搏,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摆脱他目前无能为力、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焦躁不安的表现和自己热血沸腾的感觉已浑然一体。那时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不分彼此,于是就试图尽自己的尚未消耗过的全部力量去扶持这个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分钟就不协调了,孩子没领他的情,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下那只纤细的手腕,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去了。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阳光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了。格朗在离去时说他要回来的,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大家都等待着。孩子一直闭着眼睛,现在好像平静了一点。他的两只手变得像爪子似的,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又举起来,去抓靠近膝盖的床单。突然,孩子蜷起两腿,直到大腿碰到腹部才停止不动。这时,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在他那张土灰色的凹陷下去的脸上,嘴巴张开来了,几乎立即就发出一声拖长的、音调几乎不因呼吸而发生变化的叫喊,整个病房里突然充满了一种单调的、刺耳的抗议声,它简直不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像是所有的病人同时发出来的怪叫声。里厄紧咬牙根,塔鲁转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前,站在卡斯特尔旁边,这时,卡斯特尔合上了那本摊开在膝盖上的书本。帕纳卢看着那小孩因病而污垢满布的小嘴,它在发出那种让人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听到他用一种有点儿压低但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

    但是孩子还是在叫喊,他周围的其他病人也骚动起来了。那个在病房另一头不停地叹息的病人加速了呻吟的节奏,最后他也真正地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一片痛苦的哀鸣声像潮水一样在病房里泛滥,淹没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上眼睛,感到极度疲劳和厌烦。

    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在他身边。

    里厄说:“我必须走开,看到这些人我已再也忍受不住。”

    但是突然之间,别的病人都一声不响了。这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叫声早已变得很弱,它越来越低,终于停止。在孩子周围的病人又开始呻吟起来,但声音很低,犹如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因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卡斯特尔已走到床的另一边,他说,完了。孩子的嘴张开着,但是默默无声,他躺在乱成一团的床单之中,他的身体一下子缩得很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帕纳卢走近病床,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他拿起他的长袍,沿着中间过道走了出去。

    塔鲁问卡斯特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吗?”

    老医生摇了摇头。

    “说不定,”老医生强带笑容说,“他毕竟支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里厄已经离开病房,他走得那样快,神态那样冲动,以至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伸手去拉住他。神甫说:“算了,医生。”

    里厄仍像刚才那样冲动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神甫说:“啊!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在帕纳卢前面,穿过病房的门,走到院子的尽头。他在积满尘土的小树中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了擦已经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呼喊一下,好解开使他心碎肠裂的心头死结。热浪慢慢地在无花果树的枝权中间降临。早晨的蓝天很快地就被一层微白色的云彩遮住,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灰心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慢慢地平定下来,疲劳也逐渐恢复。

    他听到背后有人说:“为什么跟我说话发那么大火?这样的情景,我也是一样受不了的啊!”

    里厄转身向帕纳卢说:

    “是啊,请原谅我。疲劳简直是一种疯狂。在这个城里我有时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纳卢喃喃地说:“我明白。因为这一切超过了我们的承受限度,这就令人恼火。不过,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卢脸上闪过了痛苦的阴影。

    “啊,医生,”他悲伤地说,“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在长凳上坐下。他又感到十分疲倦,对神甫的话,他用较缓和的语气回答说:

    “我知道,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读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是重要的。”

    帕纳卢在里厄身旁坐下来。他显得很激动。他说:

    “对,对。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

    里厄略带笑容。

    “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大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迟疑了一下说:

    “医生……”

    但是他停下不说了。他的前额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他喃喃地说了声“再见”,他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在他要走的时候,正在沉思的里厄也站了起来,向神甫走近了一步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今后我决不再这样发火了。”

    帕纳卢向他伸出手,忧伤地说:

    “不过,我没有把您说服!”

    里厄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这一点您是很明白的。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忍受它们和战胜它们。”

    里厄一边握着帕纳卢的手,目光不朝神甫看,一边说:

    “您瞧,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第22节

    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他把自己置身于抢救人员的行列之中,置身于他认为是自己应该呆着的行列之中,即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他看到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尽管原则上他注射过抗疫血清,是有免疫力的,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毫不担心的。表面上,他一直很镇静。不过,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变了样。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紧张不安的神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现在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的短论。当时在里厄的印象中,帕纳卢实际上是在写一篇题材更为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有讲明罢了。当里厄医生表示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时,帕纳卢告诉里厄,说他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要作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去望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谜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③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人口处的弹簧门灌进来的一股股风正在信徒们中间自由回旋。就在这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教堂里,里厄在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道者中间坐了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讲道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

    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夭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国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逾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碟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①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①。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①也叫涤罪所,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须在涤罪所中暂时受苦,至罪愆涤尽为止。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像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意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像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所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土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一个社会,为了应付灾祸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必然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维持合理的秩序,而问题决不是对此抱不合作的态度。不要听那些伦理学家的话,说什么应该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为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哪怕是涉及到孩子们的死亡,也应该听任它们自然发展,充分相信天主的安排,而不要去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

    讲到这里,帕纳卢神甫追忆了贝尔增斯主教在马赛遭受鼠疫浩劫时的崇高形象。他让人回想起在鼠疫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在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之后,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挽救办法时,他就叫人在他的屋子四周用墙围起来,带了粮食把自己关在屋里;而那些一直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居民,就像人们在极度痛苦时感情会一反常态那样,都对他发起火来,把死尸堆在他的屋子周围,要让他也传染上鼠疫。他们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非要他死去不可。因此,虽然这位主教在最后作出这一懦弱表现的时候,曾以为这样就已与死亡的世界隔绝了,可是死人却还是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确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可供我们避难的岛屿。是的,没有这么一个中间安全地带,没有。应该接受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作出抉择:对天主要么恨,要么爱。那么谁敢作出恨天主的选择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卢神甫最后总结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要具有这种爱,就要具有一种彻底的忘我精神和一种无视个人安危的气魄。而且,也只有有了这种爱才能从精神上抹掉孩子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具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懂得死亡,只能去求得死亡。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汲取的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人们看来是残酷的,而在天主看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大家应该去逐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使自己与这个骇人的形象看齐。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时,一切都会合成一体,不分轩轻,到那时,真理才会从表面的不公平中涌现出来。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教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几世纪来,鼠疫的牺牲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就在死者的坟墓上布道,而他们所宣扬的精神正不断地从这堆包括那些死去的孩子在内的骨灰中焕发出来。”

    当里厄走出教堂的时候,一阵狂风从那扇半开着的门里吹进来,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它给教堂里带进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股人行道返潮的气味,它使人们在还没有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出城市是个什么面貌。走在里厄医生前面的是一位老年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副祭,他们费劲地按住了帽子。尽管风那么大,那位年长的仍在不停地评论着这次布道。他很钦佩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这位神甫所流露出来的如此大胆的思想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力量,而是带有更多的忧虑成分,一位像帕纳卢这样年龄的教士是不应该忧虑的。低着脑袋挡风的年轻的副祭说,他经常跟这位神甫打交道,很了解他的思想演变,并且说帕纳卢的论文可能还要大胆得多,不过,教会大概是不会允许他出版的。

    老年教土问:“那么,他到底有什么见解呢?”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大风围着他们呼啸,使年轻的副祭无法讲话。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是说: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塔鲁听了里厄告诉他的、关于帕纳卢在布道时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对医生说,他认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在战争中发现一个青年人的两只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于是,他丧失了信仰,不信教了。

    塔鲁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

    塔鲁的这一见解是否能清楚地解释帕纳卢在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所作出的那种使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人们以后会对它作出判断的。

    在布道以后,过了几天,帕纳卢果然也忙起搬家的事来。这时候也正是由于疫情严重,在城里刮起一股搬家风的时候。塔鲁不得不离开旅馆,搬到里厄家去住,神甫也不得不放弃原先他所属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一个还没有传染上鼠疫的、经常上教堂的老年女教徒家去。在搬家时,神甫已经感到自己越来越疲乏和焦虑不安。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这位房东太太的尊敬,因为,这位老太太曾向他热烈地赞扬了圣女奥迪尔的预言,而当时神甫大概是由于疲乏的缘故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尽管他后来作了不少努力,想使这位老太太对他至少没有恶感,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在他回到他的那间放满针钩花边织物的卧室之前,他总是看到她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又听到她冷冰冰地,身子也不回一下,向他说声:“晚安,神甫。”一天晚上,在上床的时候,神甫觉得头重脑胀,感到隐伏在他体内已好几天的热度像决了口的激流似地往手腕和太阳穴处冲来。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像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像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的房客和照料照料他。但是这天晚上,她把新煎好的药茶给神甫喝下去之后,想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急忙向神甫的房间奔去。

    神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昨天,他的脸色因极度充血的关系涨得通红,而今天却变成一种青灰色,特别是他的脸部还很饱满,所以看起来更加明显。神甫凝视着悬挂在床上面天花板上的一盏小小的彩色玻璃珠串吊灯。当老太太走进屋子的时候,他朝她转过头来。据女房东说,这时他好像经过昨晚通宵的折磨,已经垮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反抗了。她问神甫身体怎么样。她注意到神甫用一种冷漠得出奇的声音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但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请人把他送到医院,一切按规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吓坏了,慌忙奔去打电话。

    中午,里厄来了。听了女房东的一番叙述之后,他只回答说,帕纳卢要求送医院是对的,但看来是太晚了。神甫用同样的无动于衷的神态接待了医生。里厄检查了神甫的全身,感到很惊讶,因为他除了发现病人的肺部有肿胀现象和病人感到肺部有压抑感之外,没有发现有任何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主要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脉搏很弱,而且总的病势十分严重危急,因此希望很少。

    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像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像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宇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像鼠疫,又不像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像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第23节

    这一年的亡人节①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像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①天主教定十一月二日为亡人节,以追思去世之人。按照法国风俗习惯,实际上提前一天扫墓。扫墓时,置菊花束于亡者墓前。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当隔离营主管人陪送塔鲁和朗贝尔出去的时候,在看台上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夹带着嗡嗡的声音通知说,这些被隔离的人应该回帐篷去,要发晚餐了。这些人慢腾腾地离开了看台,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到帐篷里去。当他们都安顿好之后,有两辆电瓶车;就是人们在火车站里看到的那种车子,装着两只大锅子,开到两个帐篷中间。只见人们伸出胳臂,两只长柄勺子伸人两只大锅里,然后从锅里把食品捞出来分别放在两只饭盒里。电瓶车又开动了,它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又停下来分发晚餐。

    “这倒很科学。”塔鲁对主管人说。

    “对,很科学。”主管人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暮色苍茫,天空万里无云,一股柔和而无暖意的余辉沐浴着隔离营。在傍晚的宁静环境中,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匙儿和碟子的声音。几只蝙蝠在帐篷上空飞来飞去,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从墙外传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的岔口上轧轧作响的声音。

    “可怜的推事,”塔鲁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喃喃地说,“真该替他想想办法。但是怎么去帮助一个推事呢?”

    正文 第24节

    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步,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权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哽塞。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设法了解他们每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冤家对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失去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因此,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

    “因此,这场鼠疫并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根据可靠的资料,我知道(是的,里厄,我对生活了解得很透彻,这一点您是看得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的作用。正直的人,也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这种人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分心。而为了做到永远不分心,就要有意志力,就要处于紧张的状态!是的,里厄,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显得很疲乏。因为今天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再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筋疲力竭,对他们说来,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

    “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现在将由其他人来创造历史。我也知道,我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这些人。我这个人没有资格当一个合理的杀人凶手。这当然不是一个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样,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是说,在这地球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应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祸害一边。这在您看来或许比较简单,但我却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曾经听到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这才使我明白,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他们讲着一种把人搞糊涂的话。于是,为了走上正道,我决定讲话和行动毫不含糊。因此,我说,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自己也变成祸害的话,那么,最低限度,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您看,这不能算是奢望吧!

    “当然,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的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也很难遇到。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获得安宁。”

    最后,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地敲着平台。经过一阵沉默之后,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远处响起了救护车的两下铃声。刚才还是模糊不清的惊呼声现在都汇集到城市的边缘,靠近石头山冈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一种像爆炸那样的声音,然后,四周又是一片寂静。里尼看到灯塔又问了两次光。微风好像已增强了风势,同时,有一股带盐味儿的阵风从海面上吹来。他们现在清楚地听到波涛冲击悬崖时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总之,”塔鲁爽直地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可是您不信上帝。”

    “是啊。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具体问题。”

    突然,从刚才传来叫声的那边出现了一大片微光,一阵分辨不清的嘈杂声,沿着风的方向,传到两个朋友的耳畔。微光立刻就暗了下去,而远处,在那些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一片淡淡的红光。在风势暂停的时候,他们清楚地先听到一片人的叫喊声,接着是一阵射击声,最后是人群的喧哗声。塔鲁站了起来,倾听着,但他们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塔鲁说:“城门口又打起来了。”

    “现在已经结束了。”里厄回答说。

    塔鲁喃喃地说,这决不会结束,而且还会有牺牲者,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可能是这样,”里厄回答说,“不过,您知道,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我的雄心没您的大。”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就看了对方一眼c但是在夜空模糊的光线下,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和严肃的脸。风又重新刮了起来,里厄感到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塔鲁振作一下说:

    “为了友谊,您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

    里厄回答说:“做您想做的事。”

    “去洗个海水澡。即使对未来的圣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高尚的乐趣。”

    里厄微笑起来。

    塔鲁接着说:“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到防波堤上去。总而言之,要是只生活在鼠疫的环境中,那就太愚蠢了。当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对,走吧。”里厄说。

    不一会儿,汽车在港口的栅栏附近停了下来。月亮已经升起,夜空中乳白色的光辉向四处投下了模糊的影子。在他们后面是城里鳞次栉比的房屋,一股热烘烘的混浊气流从那里吹来,驱使这两位朋友走向海边。他们向一个士兵出示了通行证,后者检查了好久才放他们走。他们穿过堆满了木桶,散发出酒香和鱼腥味的场地,朝着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走近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在望。接着,就传来了波涛声。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当他们登堤时,万顷波涛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海面像丝绒那样厚实,又像兽毛那样柔软光滑。他们在面向大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以缓慢的节奏冲上来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像人的呼吸一样平静,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时隐时现。在他们面前,展现着一幅漫无边际的夜景。里厄用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他转向塔鲁,从他朋友的那张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测出塔鲁也有着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这种幸福感不能使塔鲁忘却任何事物,当然也不会忘却世上的杀戮。

    他们脱掉了衣服。里厄先跳下水。开始时,他感到水有点凉,但等他重新浮上水面时,却感到水是温的。蛙泳了一会后,他才懂得,这天晚上,海水之所以是温的,这是因为秋天的大海从地面吸收了在夏天时一连好几个月中贮存起来的热量。他以均匀的动作向前游着,双脚拍打着海面,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道翻滚的泡沫,海水沿着他的胳膊流到他的腿部。他听到很响的扑通一声:塔鲁下水了。里厄翻过身来,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面对悬挂着月亮和布满星星的天空。他深深地呼吸。接着,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打水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塔鲁在后面游近了,不多会儿,连他的呼吸声也能听到了。里厄翻过身来,以同样的速度跟他的朋友齐头并进。塔鲁游得比他快,于是他只得加快速度。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们以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力量向前推进,孤寂地远离了尘嚣,终于摆脱了这座城市和鼠疫。里厄先停下来,接着他们就慢慢地游回去。在回岸途中有一段时间他们遇到了一股冰冷的水流,在大海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下,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他们重新穿好衣服,一言不发地踏上了归途。但这时,他们已成了一对同心同德的朋友,这天夜晚给他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当他们远远地看到疫城的哨兵时,里厄知道现在塔鲁和他都在心里说着同样的话:鼠疫刚刚把他们忘却过一时,这很不错,但现在又该重新开始。

    第25节

    是的,又该重新开始了,鼠疫是不会长期地把仟何人遗忘的。在十二月份,它又在市民们的胸口“燃烧”起来,使焚尸炉烧得通亮,使隔离营内无事可干、空着双手的人影不断增加,它以一种既顽固而又不规则的速度不停地蔓延。市政当局曾寄希望于冬天的来临,希望寒冷能刹住瘟疫的势头,然而鼠疫却毫不停步地越过了初冬的严寒。还得等啊!但是,人们等久了也就不再等了,全城居民过着毫无希望的日子。

    对里厄医生来说,那天晚上他所享受的那种短暂的宁静和友谊的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城里又开设了一个医院,因此里厄只能整天跟病人打交道。他发现,虽然目前肺鼠疫患者与日俱增,但是病人似乎都能跟医生很好地配合。他们不再像鼠疫开始时那样沮丧或癫狂,而是好像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主动要求获得一些对他们最有益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要水喝,大家都想得到别人的热情对待。尽管里厄还是跟平时一样地劳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像以往那样孤独了。

    十二月底左右,里厄收到预审推事奥东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被隔离检疫的时间已超过规定,而管理部门却找不到他进隔离营的日期,因此人们还错误地把他关在里面。奥东夫人不久前已从隔离病房出来,她曾向省里提出抗议,结果她在那里碰了钉子,人们回答她说:决不会出差错。里厄请朗贝尔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几天后,奥东先生就来看他了。事实上,果真出了差错,因此里厄感到有点气愤。可是业已消瘦的奥东先生却举起了一只软弱无力的手,字斟句酌地说,大家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医生只觉得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里厄说:“推事先生,您打算做些什么?一大堆卷宗等着您去处理呢。”

    “啊,不,”推事说,“我想请假。”

    “说的倒是,您该休息休息。”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回隔离营去。”

    里厄惊讶地说:“您不是刚从那儿出来吗?”

    “我刚才没说清楚。有人告诉我说,在这个隔离营里是有志愿管理人员的。”

    推事的圆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他用手把竖起来的一撮头发弄弄平……

    “要明白,我或许在那儿有事可做。另外,说起来也挺傻:在那儿能使我常想起我的小男孩。”

    里厄看着他。在奥东先生的那双严厉而又缺乏表情的眼睛里是不可能突然出现温存的目光的。但是它们已变得较为混浊,失去了原来金属般的光泽。

    “那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愿意去,那这件事就让我来办吧。”

    医生果然把这件事办妥了,直到圣诞节为止,疫城中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塔鲁也一如既往,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各处。朗贝尔告诉医生说,在两个年轻的卫兵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办法跟他情人通信。他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一封信。他建议里厄也利用一下他的渠道,医生同意了。这几个月来,里厄还是第一次写信,他提起笔来感到十分困难。他已经忘了某种语言。信发出了,可是迟迟不见回音。至于科塔尔,他现在正是鸿运高照,生意兴隆,他的小规模的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不过格朗在这节日期间却不太如意。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福音节,倒不如说是地狱节。店铺里空空如也,黯然无光,橱窗里尽是些假巧克力或空盒子,电车中的乘客脸色阴沉,没有一点昔日圣诞节的气氛。往年的圣诞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而今年却只有少数特权者躲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用骇人的代价换来一些脱离大众而又见不得人的享受。教堂里充满着的不是谢恩声,而是哀鸣。在这座阴沉而寒冷的城市里,只有几个孩子在奔跑,因为他们还不懂得瘟疫在威胁着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们提到,过去有圣诞老人,背着礼物而来,他虽与人类的痛苦同样古老,但却像年轻人的希望那样富于生气。现在,在大家的心灵里只留下一个很古老、很黯淡的希望,它使人不至于自暴自弃,走向死亡,而且坚持生活下去。

    圣诞节前夜,格朗没有赴约。里厄很担心,因此第二天一清早就到他家去,但没有找到他。医生就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十一点左右,朗贝尔到医院里来告诉里厄,说他远远看到格朗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脸色十分苍白,后来格朗就不见了。于是,医生和塔鲁就坐车去寻找。

    中午,天气十分寒冷。里厄跳下汽车,从远处瞧着格朗。这位老公务员的脸几乎紧紧地贴在一个橱窗上,橱窗里放满了粗糙的木刻玩具。眼泪从他的脸上像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淌下来。里厄见了,心潮起伏,因为他懂得这些泪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一阵心酸,咽喉憋得难受。里厄同时也回忆起了这个不幸者在订婚时的情景:那时候也是圣诞节,在一家店铺前,让娜偎依在格朗的胸前,仰着身子,抬头对他说她很高兴。如今她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耳边,这是肯定的。里厄知道,此时此刻这位泪流满脸的老人在想什么,而他也跟格朗一样在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这时格朗通过玻璃的反映看到了里厄。他转过身,靠在橱窗上看着医生走过来,眼泪不停地淌着。

    “啊!医生,啊!医生。”他呜咽着说。

    里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频频点头,表示同情。他同格朗一样感到苦恼。这时他心头怒火翻腾,因为不论是谁,在看到大家都遭受到的痛苦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唉,格朗。”他回答说。

    “我想找时间写封信给她,让她知道……让她能毫无内疚地感到快活……

    里厄拉着格朗向前走,他的动作有点粗暴。而格朗则一边几乎毫不抗拒地任他拖着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些不成句的话。

    “这实在拖得太久了。我想听天由命了,有什么办法呢?啊!医生!我看起来就像现在这样平静。可是,我总是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勉强做到保持常态。可现在,实在受不了啦!”

    他停了下来,浑身颤抖,眼睛像疯了似的。里厄抓起他的手,发现手烫得厉害。

    “该回去了。”

    但是格朗挣脱了医生的手,奔了几步路,然后停了下来,张开双臂。开始前后摇摆起来。他就地旋转了一下,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脸部被继续流着的眼泪弄得肮脏不堪。行人们远远看到这种情景,突然停了下来,不敢再向前走了。里厄只得把老人抱了起来。

    格朗躺在床上,呼吸非常困难,肺部受到了感染。里厄考虑了一下:这位老公务员没有家室,何必送他进隔离病房呢?还是让自己跟塔鲁一起来照料他吧……

    格朗的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脸色发青,眼睛暗淡无光。他凝视着塔鲁用一只木箱子的碎片在壁炉里燃起的小小的火焰。他说:“我的病情不妙。”他边说话边咳嗽,咳嗽的声音听起来很怪,好像是从他那燃烧着的肺部的深处发出来的劈劈啪啪的声音。里厄叫他停止说话,并说他会痊愈的。病人先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接着脸上又出现了一丝温柔的表情。他费劲地挤了挤眼,说:“要是我能死里逃生,医生,我向您脱帽致敬!”但是,话刚说完,他就进入了衰竭状态。

    几小时后,里厄和塔鲁发觉格朗坐在床上。里厄从他那烧得通红的脸上看到病情恶化,感到十分吃惊。但病人的神志好像比刚才清醒了些,一见到他们,就立即用一种异常低沉的声音请求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一份手稿拿给他。他接过塔鲁递给他的手稿,连看也不看,就紧紧地把它贴在胸口,然后又把它递给里厄,做了个手势,表示请医生念一下。这是一份五十来页的短短的手稿。医生翻了翻,发现在这些稿纸上只是写着一句同样的话,只不过是抄了又抄,改了又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字一再地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句子。作者在他的手稿里还作了注释,罗列了那句句子的不同写法,注释有时极其冗长。但是在最后一页的末尾,只写着一句书法十分工整的句子,而且墨迹还很新鲜:“我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这句话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那句句子,这当然是最新的写法了。“请念一下,”格朗说。于是里厄就念起来。

    “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是这样写吗?”老人用一种狂热的声音问道。

    里厄没有抬起眼睛看他。

    老人激动地说:“啊!我知道。美丽,美丽,这个字不确切。”

    里厄握住了病人搁在被子上的手。

    “算了吧,医生。我没时间了……”

    他的胸部困难地起伏着,突然,他大声说:

    “把它烧掉!”

    医生犹豫起来,但格朗重复了他的命令。他说话的语气是那样地严厉,又是那样的痛苦,最后里厄只得把这些稿纸扔到快要熄灭的炉子里去。房间里很快就亮了起来,一阵短暂的燃烧使屋子里略添暖意。当医生回到病人床前时,只见他已转过身去,脸几乎贴在墙上。塔鲁看着窗外,好像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给格朗注射了血清后,里厄对他的朋友说,病人过不了今夜就会死去,于是塔鲁提出让自己留下看护。医生同意了。

    整个晚上,格朗将要死去的这个想法一直在里厄的脑海中索回。但是,第二天早晨,里厄发现格朗已经坐在床上和塔鲁说话。高烧已退,现在只剩下全身无力的症状了。

    “啊!医生,”老公务员说,“我错了。不过,我可以重写。您将会看到,我都记得很清楚。”

    里厄对塔鲁说:“等一等再看。”

    但是到了中午,仍没有丝毫变化。到了晚上,已经可以认为格朗已脱离险境了。里厄对这一起死回生的现象一点也不理解。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却给里厄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起先他也认为她已病人膏盲,因此病人一到医院,他就叫人把她隔离起来。这位在昏迷中的姑娘不停地讲胡话,她的病征完全说明她已得了肺鼠疫。但是第二天早晨,热度就退了。当时,医生还以为这种现象跟格朗的情况一样,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根据经验,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征兆。可是到了中午,热度却没有回升。晚上,它只升高了几分,而到了第三天早晨,体温已经正常了。尽管那姑娘很疲乏,但她在床上很自由自在地呼吸着。里厄对塔鲁说,这姑娘的得救完全是反常的事。但在这一星期中,在里厄的医院里一连发生了四起同样的情况。

    周末那一天,那位患气喘病的老人十分激动地接待了里厄和塔鲁。

    “这下行啦,”他说,“它们又跑出来了。”

    “什么东西跑出来了?”

    “嘿!老鼠呗!”

    从四月份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只死老鼠。

    塔鲁对里厄说:“是不是一切又会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

    老人高兴地搓着手。

    “瞧它们奔跑的样子!看了真叫人高兴。”

    他已看见过两只活生生的老鼠从他家门口窜进来。一些邻居也告诉过他,他们家里,老鼠也重新出现了。在一些屋梁上,人们又重新听到已经忘记了好几个月的老鼠骚动声。里厄等着了解每周开始时发表的统计总数。结果,有关数字表明,疫势已减弱

    正文 第26节

    尽管居民们没想到疫势会突然减弱,但是他们还不敢高兴过早。这些月来,他们越来越希望能摆脱瘟疫的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懂得了谨慎,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越来越不指望在短期内就能看到鼠疫结束。可是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一新的现象,于是在人们内心深处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但又不敢明说的希望。其他一切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统计数字下降了,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相形之下,那些刚死于鼠疫的人就算不了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人们没有公开盼望“健康时代”立即到来,但是他们却暗中在等待着。比如说,从那时起市民们就很乐意——尽管表面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谈论在鼠疫结束后怎样去重新安排他们的生活。

    大家一致认为要一下子恢复鼠疫发生前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破坏起来很容易,而要重建那就困难了。人们只是认为食品供应可能会有所改善,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不再为最迫切的问题操心了。但事实上,在这些无关紧要的谈话里却同时冒出一种荒诞的希望来,使市民们有时会感到不对头,于是他们就急忙说,无论如何,鼠疫是不会一夜之间就结束的。

    果然,鼠疫没有很快停止蔓延,但从表面看来,疫势减弱的速度超出了一般合乎情理的期望。在一月初,严寒持续不退,这是很罕见的。冷空气好像已经凝结在城市的上空。但天空却从来没有像这样蔚蓝。连日来,灿烂而没有暖意的阳光整天沐浴着这座城市。这种新鲜的空气使疫势在三个星期里连续减弱,死于疫病的人数越来越少,瘟神似乎也劳累得筋疲力尽了。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了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就拿格朗或者上面谈到的那个姑娘来说,他们本已被选中为它的牺牲品,但他们却逃脱了它的魔爪,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现在它往往在某些区里猖撅两三天,而同时却在另一些区里销声匿迹;在星期一它比平时夺走了更多人的生命,可是到了星期三,它却让全部病人几乎都逃脱了。看到它这种时而喘息不前,时而迅猛扑来的情况,人们就会说,它是由于烦躁和厌倦而垮下来了,不仅前一时期那股叱咤风云的威势、百发百中的精确打击能力已烟消云散,就连对自身的控制力也一去不复返了。卡斯特尔的血清一下子获得了一系列的疗效,而在这以前,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过去,医生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从不见效,而现在却突然都百试百灵起来。好像鼠疫也遭到了围攻,似乎它突然的衰弱使人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用来抵抗它的迟钝的武器变得锐利了。不过,有时鼠疫又会倔强起来,在一种盲目的振奋中,夺走了三四个病人的生命,而这些病人本来是有希望治好的。他们都是这场灾难中的倒霉鬼,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他们却成了鼠疫的牺牲品。推事奥东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人们不得不把他撤出隔离营。塔鲁说他运气不佳,但是人们不知道塔鲁说这话是指推事的死,还是指后者活着的时候运气不佳。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疫势是在全线退却。省里的公报先是隐约流露出一点希望,最后向公众证实了这样一种信心,即胜利的大局已定,鼠疫正在放弃它的阵地。实际上,很难断定这是个胜利。只是人们不能不感到鼠疫好像去得和来时一样突然。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没变,昨天还是行之无效,而今天,却看来很合适。人们只是得到这样的印象:鼠疫已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了,或者,可能它在达到了它的目标之后自行撤退。总之,可以说它的使命完成了。

    可是,城里好像没有任何变化。白天,街上还是那样静悄悄的,而到了晚上却挤满了同样的人群,大多数人都穿着大衣,围着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跟以往一样生意兴隆。但要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人们就会注意到一张张脸都比以前开朗了,有时还挂着一丝微笑。这使人想起: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在街上露过笑容。实际上,几个月来把这座城市缠得紧紧的不透光的帷幕已经出现了一个裂缝,而且每星期一从无线电广播新闻中,人们可以发现这个裂缝正在扩大,最后它将大到可以让人呼吸了。不过,人们只是悄悄地松了口气,还不敢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要是前些时候传来诸如有一列火车已经出站,或者有一艘轮船已经到达港口,或者汽车将重新可以在市内通行等消息时,那准是谁也不会随便相信的,可是如果上述新闻公布于一月中旬的话,那却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这种变化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些微妙的差别,事实上却说明了市民们在希望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大步,而且我们可以说,当市民们的心头点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光时,从这时开始,鼠疫的横行时期实际上就结束了。

    但是,在整个一月份里,他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还是很矛盾的。确切地说,他们处在一种兴奋和沮丧两者相互交替的状态之中。尽管疫情统计的结果令人振奋,但最近还是发生了好几起试图逃跑的事件,这使当局感到十分意外,连守卫城门的岗哨也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大多数的逃跑事件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这时候逃跑的人是受一些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所支配的。对一些逃跑的人来说,鼠疫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深深地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他们不能摆脱这种心情,他们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虽然鼠疫时期已经过去,但他们继续按照这个时期的准则来生活。他们是一些落后于形势的人。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绝大部分是那些在这以前一直被迫与亲人分离的人,经过了这段长期禁闭和心情沮丧以后,现在刮起的这股希望之风吹得他们反而失去了耐心,使他们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想到与心上人重逢之日已经在望,但又怕功亏一篑,先行死去,不但团圆顿成泡影,连长期的煎熬也白费了劲,这时,他们禁不住惶惶不安起来。在这些月里,尽管他们被囚禁和流放,但他们还是顽强地坚持等待,而现在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然而它却摧毁了恐惧和绝望所不能摧毁的东西。他们等不及鼠疫结束,为了赶在它的前面,像疯子似地拼命向前冲。

    不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自然流露的乐观迹象。比如说,人们发现物价已显著地下降。从纯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一现象无法解释。各种困难并没有减少,在城门口还保持了隔离检疫的手续,食品供应远远没有改善。因此,这一现象完全是精神因素造成的,好像疫势的减弱到处都有反应一样。同时,那些过去一直习惯于集体生活,但由于鼠疫横行而不得不单独分开的人也乐观了起来。城里的两个修道院重新开办了,因此集体生活得到了恢复。军人的情况也是同样。他们被重新召回到空着的营房里去,恢复了正常的部队生活。这些事虽小,但却很说明问题。

    一直到一月二十五日,市民们就生活在这种秘而不宣的兴奋状态之中。这一星期,统计数字大大下降,经过与医学委员会商议,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此外,公报补充说,为了慎重起见——这一点肯定能获得市民的赞同——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预防措施还要维持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一发现鼠疫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就必须保持现状,重新采取有关措施”。但是,大家都把这些补充说明看成是一些官样文章,因此一月二十五日晚,城里欢腾了起来。为了配合大家这种兴高采烈的气氛,省长命令恢复正常时期的照明。在晴朗而寒冷的天空下,居民们又说又笑,闹声不绝,成群地拥向灯火辉煌的大街。

    当然,许多屋子照旧紧闭着百叶窗。在这同一天的夜晚,可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过在这些沉浸于哀伤中的人们中间,许多人心里也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们终于不必再担心会看到其他亲戚死去,或者不必为了保存自身而战战兢兢。就在此时,有些家庭中还有一个患鼠疫的病人住在医院里,而且全家人不是住隔离病房就是呆在家里,等待这场灾难有朝一日能真正离开他们,就像它现在已离开其他人那样。这些家庭对目前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无疑是最无缘分的。当然,他们也抱有希望,只是他们把它贮藏在心底里,在还没有真正的把握之前,他们是决不会把它掏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种处于垂死和欢乐之间的等待,这种默默无言的夜晚,在四周一片欢腾的气氛的衬托下,就显得格外残酷了。

    但是,这些例外的情况丝毫不影响其余人满意的心情。当然,鼠疫还没有结束,而且它还将证明自己确是没有结束。可是大家的思想已经走在时间的前面,提前了好几个星期,似乎列车早就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轨上鸣笛飞驰,轮船在闪闪发光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了。要是再过上一天,大家的头脑可能不再那样发热,可能又会产生怀疑。但是目前仿佛整个城市都开动了起来,正在离开它曾经打下石基的地点,离开这些与外界隔绝的、阴森森的、静止不动的地方,最后带着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离去了。这一天晚上,塔鲁、里厄、朗贝尔和其他一些人混杂在人群中走动,他们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在塔鲁和里厄离开了林阴大道很久后,甚至当他们在人影稀少的街道里沿着一幢幢紧闭着百叶窗的房屋默默地走着时,这种欢乐的声音还传到他们的耳边。痛苦在百叶窗后面继续折磨着人,而在离这些房子不远的大街上却充满着欢乐。由于他们已很疲倦,所以无法把这种痛苦和这种欢乐分离开来。解放的时刻迫近了,但这一时刻却同时充满了欢笑和眼泪。

    当欢乐的嘈杂声变得更响的时候,塔鲁停了下来。在阴暗的路面上,有一个黑影在轻快地奔跑。原来是一只猫,这是春天以来人们见到的第一只猎。它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下,犹豫了一会,舔舔爪子,把爪子迅速地抓一下它的右耳朵,接着又悄悄地奔了起来,最后消失在黑夜里。塔鲁微笑了起来。那个矮老头也准会高兴的。

    第27节

    但正当鼠疫好像远远离去,回到它那不为人知的巢穴里时,根据塔鲁的笔记,城里至少有一个人却为此感到十分惊慌,这就是科塔尔。

    说实在的,自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以来,这些笔记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缘故,笔记的字迹显得很难辨认,而且它的内容也常常东拉西扯。此外,塔鲁的笔记一直是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但现在却第一次充满了个人的见解。比如,在记录有关科塔尔情况的冗长篇幅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小篇关于这个玩猫老头儿的报告。根据塔鲁自己所说,在鼠疫期间,他对这位老头儿始终是很尊重的,无论是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是在鼠疫结束之后,这老头儿一直使他很感兴趣,至于后来情况变了,老头儿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决不能怪塔鲁缺乏诚意,因为他曾设法找过这老头儿的。在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们分手之后,过了几天,塔鲁曾站在那条小巷口,希望能看到老头儿。那些猫已毫不爽约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几处充满阳光的地方取暖。但是在老头儿习惯出现的时刻,百叶窗却仍紧紧地关闭着,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塔鲁再也没看见百叶窗开过。于是,塔鲁出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儿正在恼火或者已经死了。如果在恼火,那是因为老头儿以为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情况,正像考虑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一样,想一想他是不是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是认为他的情况能给人一种“启示”。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些近乎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恶神了。”

    在这些笔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其他人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总是与科塔尔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而且经常写得很分散。有些是写格朗的,说他现在已经康复,重新开始了工作,好像连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提到里厄医生的母亲。塔鲁跟这位老太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有时候也聊上几句。塔鲁把这些零星的谈话内容、老太太的态度、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他重点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讲话时的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以及她对某一扇窗户的偏爱:这扇窗朝着宁静的街道,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放得安安稳稳,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那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塔鲁还重点描写了她在屋里从这间走到那间的那种轻盈的步伐,还有她那善良的品质——虽然她在塔鲁面前从不明显流露出来,但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他处处能隐约体会到这一美德。最后,塔鲁认为,她具有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静。谦逊,但她在任何一种“光芒”之前,哪怕是在瘟神的“光芒”之前也毫不逊色。可是人们发现,塔鲁在笔记中写到此处,笔迹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而他接着写的那几行字就很难辨别了。最后的几句话第一次涉及他个人的事,这又一次说明他已控制不住他的笔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同样谦卑,我很喜欢她的这一品质,我一直想跟她在一起。我不能说她在八年前已经死了,她只是比平时更谦卑地躲人耳目罢了,而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已不在那儿了。”

    言归正传,现在该谈科塔尔了。自从统计数字下降以来,他曾以种种借口,到里厄那儿去了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每次他总是要求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是否认为鼠疫就会这样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他对于这一点是怀疑的,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他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似乎说明他的信心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里厄早就很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一次,这些回答非但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却相反地使他产生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因时而异,有时是恼火,有时是沮丧。到后来,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尽管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不能就立即高呼胜利。

    “这就是等于说,”科塔尔接着问,“人们还一点也拿不准,鼠疫说不定在哪天又会卷土重来,对吗?”

    “对的,正像治愈率也可能越来越高一样。”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忧虑的,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和他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宣传里厄的见解。说真的,他也不难做到使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人们对这些初步胜利的狂热已经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又产生了怀疑;省里的公告确实激动人心,但当这阵激动的劲头一过,怀疑的阴影又回到人们中间。科塔尔看到大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感到放心。但有时候他也感到沮丧。“是啊,”他对塔鲁说,“最后城门总会打开的。到那时,您看吧,人们一定都会把我撇下!”

    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发现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设法讨好他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突然整整有好几天,他老是和他们顶嘴。至少,在表面上,他退出了社交场合,一夜之间,就开始过起一种遁世的生活来。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恢复他在发生鼠疫以前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套房里,叫附近的一家饭店给他每天送来饭菜。只有在晚上,他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买一点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一出店门,他就奔向行人稀少的街道。虽然塔鲁在那时遇见过科塔尔,不过他也只能从后者的嘴里掏出了几句最简单的话。过不多久,人们一下子发觉科塔尔又变得爱跟人交往了:他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天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

    省里发布公告的那天,科塔尔无影无踪了。两天后,塔鲁在街上遇到了他,后者正在那里徘徊。科塔尔请塔鲁陪他回到郊区去。由于那天下班后塔鲁感到特别累,所以他迟疑了一下。但科塔尔坚持他的请求。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话说得很快,嗓门很高,手势乱打个不停。他问塔鲁是不是认为省里的公告真的会使鼠疫结束。当然,塔鲁认为一份公告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一场灾难,但人们揆情度理,认为鼠疫行将结束,除非发生意外情况。

    科塔尔说:“对啊,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意外总是有的。”

    塔鲁向他指出,省里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这证明省里多少是预料到了会有意外情况。

    科塔尔的神色还是那样地阴沉和不安,他说:“省里做得很对,因为从情况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发布的公告很可能是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认为这种事也有可能,但他说,最好还是思想上准备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会开放,生活会恢复正常。

    “行啊,就照您说的,”科塔尔说,“不过,您说的生活恢复正常是指什么呀?”

    “电影院里有新的影片。”塔鲁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人们会不会认为:鼠疫将丝毫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一切将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塔鲁认为:鼠疫又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又不会使它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居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正常,就像一切都没有变过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来,人们无法把一切都遗忘掉,即使是一心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鼠疫会留下一些痕迹,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灵里。这个矮小的领年金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并说他甚至对心灵的问题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行政组织本身是否会改变,比如说,所有的机构是否会像从前一样地照常运转。于是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实在心中无数。按照塔鲁的看法,所有这些机构,由于在鼠疫期间都遭到了破坏,可以想象得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会遇到点困难。人们还可以有这种看法:一大堆的新问题将会出现,因而至少说,旧机构免不了要重新调整。

    科塔尔说:“啊!这有可能,实际上,大家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这时,两人已走到了科塔尔家附近。后者显得很兴奋,竭力装出乐观的样子。他想象城市会恢复正常生活,它将忘掉它的过去,以便重新从零开始。

    塔鲁说:“是啊。总之,对您也一样,事情会好转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们站在门前,握了握手。

    “您说得对,”科塔尔越来越激动地说,“重新从零开始,这倒是不错。”

    但这时,有两个人突然从走廊的黑暗处跑了出来。塔鲁刚听到科塔尔在问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两个衣冠楚楚、模样像是公务人员的人就问这个矮子他是不是叫做科塔尔,后者发出了一种低沉的惊呼声,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他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黑夜里了。塔鲁略微镇静了一会后,就问这两个人要于什么。他们作出一副既谨慎而又有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们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说完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朝着科塔尔刚才逃跑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就把刚才的场面记录了下来,但立即又提到他很疲倦(他的笔迹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接着写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不成为一个理由来让自己不作好思想准备,于是他自问他自己是否真的有所准备。最后——而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自己回答说,无论在白天和夜里人总会有片刻时间是怯懦的,而他就怕这一片刻。

    第28节

    第三天,也就是在城门开放的几天前,里厄医生中午回到自己家里,想看看有没有他一直等待的那份电报。虽然他白天的工作跟鼠疫最猖撅的时候一样累人,但是这种等待最后解放的心情消除了他的全部疲劳。他现在正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人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总是弄得那么紧张;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要是有这么一个感情奔放的时刻,让劲儿松弛一下,那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他所等待的那份电报有好消息的话,里厄将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他认为大家也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他走过门房时,新来的看门人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他微笑致意。在上楼梯的时候,里厄脑子里还留着这位看门人的那张被疲劳和穷困折磨得苍白的脸。

    是的,当抽象观念告一段落之后,他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运气不坏的话……但在他开门时,他母亲就跑来告诉他,说塔鲁先生不舒服。塔鲁早晨起来过,但他无力出门,现在刚重新躺下,老太太正在发愁。

    “这大概没什么关系。”她的儿子说。

    塔鲁直挺挺躺在床上,他那沉重的头部深深地陷在长枕头里,隔着厚厚的被子,还能看出他那结实的胸部。他正在发烧,头痛得厉害。他对里厄说他的症状很难断定,也有可能是鼠疫。

    “不,现在还一点也不能确定。”里厄在给他检查之后说。

    塔鲁当时渴得要命。在走廊中,医生对他的母亲说,这可能是鼠疫的开端。

    “啊!”老太太说,“这怎么可能呢?不该发生在现在啊!”

    她接着马上说:

    “我们把他留下吧,贝尔纳。”

    里厄想了想说:

    “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是城门就要开放了。我想,要是你不在这儿的话,我倒会行使我第一个权利,把他留下。”

    “贝尔纳,”她说,“你把我们两人都留下吧。你知道我刚才又打过预防针。”

    医生说塔鲁也打过预防针,但可能是由于劳累的缘故,他大概忘了注射最后一次血清和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里厄走入自己的书房。当他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塔鲁看见他拿着几支装满血清的大安瓿。

    “啊!是这种病吧。”塔鲁说。

    “不是,这不过是一种安全措施而已。”里厄解释道。

    塔鲁伸出了胳膊作为回答,接着里厄就给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注射,也就是他自己平时给其他的病人进行的那种注射。

    “我们晚上再看看结果。”里厄说完看了看塔鲁。

    “怎么不隔离,里厄?”

    “现在还一点都不能肯定您是不是得了鼠疫。”

    塔鲁费劲地笑了笑。

    “给人注射血清,同时又不下命令隔离,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里厄转过身去说:

    “我母亲和我两人会照料您的。您在这儿会更舒服一些。”

    塔鲁没吭声。这时里厄正在整理那些安瓿,他想等到塔鲁说话时再转过身去。最后,他走到床边。病人看着他。塔鲁的脸部表情显得很疲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还是镇静如常。里厄向他笑笑说:

    “要是您能睡的话就睡吧。我过一会儿再来看您。”

    当医生走到门口时,他听到塔鲁在叫他,于是他又回到病人跟前。

    但是塔鲁好像在犹豫该怎么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讲了:

    “里厄,应该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我需要知道。”

    “我答应您的要求。”

    塔鲁的那张大脸扭动了一下,勉强一笑。

    “谢谢。我不愿死,我要斗争。不过要是我输了,我也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里厄俯下身去,紧紧地抓着塔鲁的肩膀,说:

    “不!要做一个圣人,就应该活下去。斗争吧!”

    这天的天气开始很冷,后来渐渐暖和了些,到了下午就下了好几场大雨和雹子。黄昏时分,天空略有放晴之意,但天气却变得更加寒冷刺骨。里厄晚上回来,连大衣也没顾得上脱掉就走进了他朋友的房间。他的母亲正在那儿打毛线。塔鲁好像没有移动过位置,但从他那由于高烧而变得惨白的嘴唇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坚持斗争。

    “怎么样?”医生说。

    塔鲁耸了耸他那露出被外的宽厚的肩膀。

    “就这样,”他说,“我输了。”

    医生俯身观察病人,发现在滚烫的皮肤下面出现了一串串的淋巴结,病人的胸部发出一阵阵杂音,使人联想起地下铁工厂的嘈杂声。塔鲁的情况很奇特,他的病征说明他同时患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里厄直起身来说,血清要过一会儿才能发挥全部作用。塔鲁好像想说什么似的,但一阵高热卡住了他的咽喉,把他的话压了下去。

    晚饭后,里厄和他母亲来到病人身边坐下。随着黑夜的来临,塔鲁的斗争也开始了,而里厄知道这一场跟瘟神的艰巨的斗争要一直继续到黎明。但是在这一斗争中最精良的武器并不是塔鲁的熊腰虎背,而是他的血液,也就是说里厄刚才在注射时所看到的、沿着针头从塔鲁胳膊里流出来的血液,更确切地说,是他血液里内在的那种比灵魂还要难以捉摸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都无法作出解释的。里厄只能看着他的朋友进行斗争。他要做的无非是使脓肿早一点成熟,打一些补针,但是几个月来反复的失败使他学会了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唯一的任务是为这些措施的偶然生效而创造条件,而这种偶然性常常是要靠人会促成的。他想,一定要促成这种偶然性,因为瘟神的表现已弄得里厄摸不着头脑了。它又一次卷土重来,力图挫败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它已从那些看来它似乎已经扎根的地方消失了,但是它却又出现在那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又一次搞得人们目瞪口呆。

    塔鲁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跟瘟神战斗着。整整一夜,在病魔的袭击下,他始终没有焦躁不安,而只是以他那粗壮的躯体和他那默默无声的意志力来进行斗争。整整一夜,他也从来没有吭过一声,他以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正全神贯注于斗争,不能有一刻分心。里厄只能根据他朋友的眼睛来观察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时而睁开,时而闭上;眼皮时而紧闭,贴着眼球,时而放松;目光时而凝视着一样东西,时而又回到医生和他母亲的身上。每当医生和他目光相接时,塔鲁总是作出巨大的努力,报以微微一笑。

    有这么一会儿,街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似乎人们听到了远处的雷鸣,正在迅速奔跑。雷声越来越近,最后街上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又开始下雨了,不久,雨中夹杂了冰雹,劈劈啪啪地打在人行道上。窗前的挂帷阵阵地波动。在阴暗的屋里,里厄的注意力曾一度被雨水声吸引了过去,现在他又重新端详起在床头灯光照耀下的塔鲁来。医生的母亲还在打毛线,她不时地抬起头来注意地看看病人。医生现在已把该做的事都做过了。雨后,房内一片寂静,但充满了一种无形的战争中听不见的搏斗声。失眠折磨着医生,他仿佛在寂静中听到一种轻轻的、有规律的呼啸声,这种怪声在整个鼠疫流行期间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他向他母亲打了个手势,请她去睡觉。她摇摇头表示拒绝,两眼炯炯有神,接着她就拿起手里的毛线活,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在编结针针头处的一个针眼,生怕打错了要返工。里厄站起身来去给病人喝水,然后又回来坐下。

    外面的行人,趁着阵雨暂停,在人行道上加快了步伐。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轻下来,最后消失在远处。医生第一次发现这天夜晚跟发生鼠疫前的夜晚有着相同之处,街上很晚还有不少散步的人,而且也听不到救护车的铃声。这是一个摆脱了鼠疫的夜晚。似乎在寒冷、灯光和人群的驱赶下,瘟神从这座城市的黑暗深处逃了出来,溜进了这间暖烘烘的房间,向塔鲁那毫无生气的躯体发动了最后的进攻C它已不再在城市的上空捣乱了,但却在这房间的沉闷的空气里轻声呼啸。几小时来,里厄所听到的就是它的声音。现在只得指望它的声音也会在这儿停下来,指望它也会在这儿承认失败。

    在黎明前不久,里厄俯身对他母亲说:

    “你该去睡一会,等八点钟好来接替我。在睡觉前,先滴注一下药水。”

    老太太站起身来,放好毛线活,走到床边。塔鲁闭着眼睛已经有好一会了,汗水使他的头发卷成一圈圈的贴在他坚强的额上。老太太叹了口气,病人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一张温柔的脸正俯向着他,高烧的滚滚热浪没有把他冲垮,在他的嘴边又出现了顽强的微笑,但他的眼睛又立刻闭了起来。他母亲一走,就留下里厄一个人了,他坐到她的椅子上。现在街上鸦雀无声,死一样的沉寂。房间内开始感到清晨的寒冷。

    医生朦朦胧胧地打起盹来,但是黎明时第一辆汽车把他从半睡眠状态中惊醒了。他打了个寒战,看了看塔鲁,于是他明白现在正是斗争的间隙时间,病人也睡着了。马车的木轮和铁轮还在远处滚动。窗外,天还是黑沉沉的。当医生向床边走去时,塔鲁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望着他,好像还没有睡醒似的。

    里厄问:“您睡着过了,是吗?”

    “是的。”

    “感到呼吸舒畅了点吗?”

    “舒畅了点。这说明点问题吗?”

    里厄沉默了一会说:

    “不,塔鲁,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您跟我一样都知道这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

    塔鲁表示同意。

    “谢谢,”他说,“请您始终确切地回答我。”

    里厄在床脚边坐下。他感到在他身旁的病人的两条腿你死人的一样又直又僵硬。塔鲁的呼吸声变得更粗重了。

    “热度又该上升了,是吗,里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是的,不过到中午我们才能知道。”

    塔鲁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在养精蓄锐似的。他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神态。他在等待热度回升,而实际上,高烧已经在他体内的某处开始翻腾起来。当他睁开眼时,他的目光暗淡无神。只是当他发现里厄俯身靠近他时,眼睛才问了闪光。

    “喝水吧。”里厄对他说。

    他喝了水,头又往后倒下。

    “时间真长啊!”他说。

    里厄抓住他的手臂,但是塔鲁已把目光转向别处,没有作出反应。突然,高烧像潮水冲破了病人体内的某一堤坝那样,明显地又涌到了他的额部。当塔鲁把目光转向里厄时,医生把脸凑过去鼓励他。塔鲁还想勉强露出笑容,但这时他那咬得紧紧的牙关以及被一层白沫封住的嘴唇使他无法如愿。不过在他变得僵硬的脸上,两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早上七点,老太太走进病房。医生回到他的书房打电话到医院,以便安排别人在那里替他的班。他同时也决定推迟门诊时间,在他书房内的沙发上躺一会儿,但他刚躺下就马上站起身来,回到了房间里。这时,塔鲁的脸已转向老太太,看着她那小小的身影,而老太太则正弯着身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两只手合在一起搁在腿上。她看到塔鲁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因此就把一个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并站起来把那盏床头灯关掉。但是日光很快地透过窗帘,不多会儿就驱走了屋内的黑暗,照亮了病人的脸庞。老太太发现他那凝滞的目光还停留在她身上。她俯身替他整理了一下枕头,直起腰来,把手放在他潮湿而又鬈曲的头发上,停留了一会。这时她听到一种仿佛从远处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向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说现在一切都很安适。当她重新坐下来时,塔鲁已合上了眼睛,在他那衰弱的脸上,尽管嘴闭得很紧,好像又出现一丝微笑。

    中午,高烧已达到了顶点。一阵阵剧烈的、出自体内深处的咳嗽使病人的身躯不断地颤动,同时他又开始吐起血来。他的淋巴结已停止肿胀,但并未消退,硬得像紧紧地拧在关节上的螺丝帽,里厄认为已经不可能再动手术把它们打开。在一阵阵的高烧和咳嗽的间隙中,塔鲁还不时地把目光投向他的两个朋友。但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被瘟神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脸部,在日光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了。高烧像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他越来越虚弱,最后渐渐地被这场暴风雨征服了。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被这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他眼看着塔鲁渐渐地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他对此却束手无策。他只能留在海岸上,张开着双手,心如刀割。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最后,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视线,因此他没能看见塔鲁突然一翻身,面朝着墙壁,接着好像在他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根主弦绷断了似的,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离开了人间。

    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许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紧接着人们冲击城门之后,在那一并排的似乎高高凌驾于鼠疫之上的平台上空,就曾出现过这种气氛。那时候,他就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种情景:他亲眼看到一些病人死去,接着,类似这种宁静的气氛就会出现在病床的上空。这种间隔,这种庄严的间隙,这种战斗后的平静到处都是一样,这是一种吃了败仗后的寂静。但是,现在笼罩着他朋友周围的气氛却寂静得异乎寻常,它跟街上以及这座已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寂静气氛是多么协调!因而,在里厄的感觉中,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但同时又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医生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这时候,他自己预感到他将像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一个埋葬自己朋友的人一样,不会再有安宁的时刻了。

    外边,夜晚仍然是那样的寒冷,星星在明朗而又冷峭的天空里闪耀着。在若明若暗的房间里,他们感到玻璃窗上寒气逼人,听到了严寒的夜晚里大风的凄厉的呼啸声。老太太坐在床边,姿势仍和平时一样,床头灯照亮了她的右侧。在屋子中间,远离灯光的地方,里厄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但每次他总是克制自己,打消这种念头。

    在夜幕开始降临时,街上行人的鞋跟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清晰的咯噎声。

    老太太说:“你一切都安排妥了吗?”

    “妥了,我已经打过电话。”

    于是,他们又开始默默无声地守着尸体。老太太不时地看看他的儿子。当母子俩的目光偶尔碰在一起时,里厄就向她微微一笑。晚间街上那些熟悉的声音相继传到他们的耳边。虽然现在城里还没有正式批准车辆可以通行,但许多车辆又都重新行驶起来,它们络绎不绝地在路面上飞驰而过。讲话声、呼唤声此起彼落,接着是一片寂静,然后又传来马蹄声、两辆电车转弯时在轨道上的磨擦声、隐约的嘈杂声,随后又听到了夜晚的风声。

    “贝尔纳?”

    “嗳”

    “你累吗?”

    “不累。”

    里厄知道他母亲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她在疼他。但他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的。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相爱。但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却没有能够进一步地互相倾诉彼此之间的爱。同样,他曾和塔鲁在一起生活过,塔鲁在这天晚上死了,但他们也没能真正享受过两人之间的友情。正像塔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输了。但是他,里厄,他又赢得了什么呢?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是的,他只不过是赢得了这些东西。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可能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赢了”的含义!

    街上又传来一辆汽车驶过的声音,老太太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里厄对她笑了笑。她对他说她不累,但马上补充说:

    “你应该到山区去休息休息。”

    “当然喽,妈妈。”

    是的,他将到那儿去休息一下。为什么不呢?这可也是一个去那儿回忆一下的借口。不过,要是只懂得些东西,回忆些东西,但却得不到所希望的东西,这样活着就叫做“赢了”的话,那么这种日子该是多么不好过啊!大概塔鲁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而且他体会到,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是空虚的。一个人没有希望,心境就不会得到安宁。塔鲁认为,人是无权去判任何人刑的,然而他也知道,任何人都克制不了自己去判别人的刑,甚至受害者本身有时就是刽子手,因此他生活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从来也没有在希望中生活过。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想做圣人,才想通过帮助别人来求得安宁?事实上,里厄对此毫无所知,而这也无关紧要。塔鲁给里厄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他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或者就是他那魁梧的躯体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死亡的形象,这就叫知识。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当里厄医生在早晨收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时,他才显得很冷静。那时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接着她又出去给送信人小费。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这一份打开的电报。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皇现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说:“就是那件事。在八天以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说他已经预料到了,当然这是很难受的事。但是,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痛苦来得并不突然。好几个月来,特别是这两天来,同样的痛苦一直没有停止过

    正文 第29节

    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全城的居民、报纸、无线电广播以及省里的公报都对此表示祝贺。尽管笔者跟有些人一样,当时不能完全投身到这些狂欢的行列中去,但他感到有必要报道一下城门开放后的那些欢乐的时刻。

    规模盛大的狂欢活动整天整夜地举行。同时,火车也开始在站上冒烟了,而那些从遥远的海洋开来的轮船已经驶向港口,这个新气象生动地表明:对所有那些因长期分离而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他们大团圆的日子。

    在这儿,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曾经折磨了那么多市民的别离之情已发展到了何等地步。白天到达和离开该城的火车都载满了旅客。大家早就订购了这一天的车票,在暂缓撤消禁令的两个星期中,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在最后的时刻省里会取消原来的决定。此外,有些旅客在快要到达该城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恐惧的心理,因为即使说他们对自己亲人的命运有一定了解,但他们对于其他人,对于这座城市本身却一无所知,他们把奥兰市的面貌想象得十分可怕。不过上面讲的仅仅适用于那些在整个分离期间还没有受到爱情煎熬的人。

    至于那些多情的人,他们确实一直在想着他们的美事。他们唯一的变化是:在这些流亡的日子里,他们曾经想使时间过得快一点,而且他们后来还拼命要它过得更快些;但是当他们快要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却相反地希望时间过得慢些;而当火车开始刹车并准备进站时,他们甚至希望时间停止不动。他们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强烈的情绪,认为这几个月来他们由于失去了爱情生活而遭到了损失,因此他们下意识地要求得到一种补偿:希望即将来到的欢乐时间能比度日如年的等待时间慢上两倍。那些在房间里或者在站台上等待他们的人——比如朗贝尔,他的情人早已得到了通知,并在几星期前就作好了动身的准备——也同样地迫不及待,心烦意乱,因为多少月来,鼠疫已使这种柔情蜜意化成了抽象观念,这就使朗贝尔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与他那有血有肉的心上人儿——这种柔情蜜意的具体对象——一起重温旧情。

    他真想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恨不得一口气奔出城门外,飞到他爱人的怀里。但他现在知道这已不可能了。他变了,经过这场鼠疫,他已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拼命想驱除它,但它像隐藏在心底的忧虑那样继续缠住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思想准备。幸福来得真迅速,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

    此外,每个人的心情都或多或少地跟朗贝尔一样,因此笔者应该讲的是大家的情况。虽说在这个火车站台上,他们又开始了各自的私人生活,但当他们相互交换目光和微笑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患难与共的集体。然而,当他们一看到火车的浓烟,那种流放的心情就在一阵使人忘乎所以的兴高采烈之中突然化为乌有了。在好久以前,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就在这个站台上开始了长期的分离;而现在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这同一的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动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的一瞬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秋水的苦恼。那个向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臂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得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像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

    他们一对一对地紧紧依偎在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如醉如痴,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他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忘却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这些人正打算回到家里去证实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们长期没有收到亲人们的音讯,心里早就滋长了战栗不安的情绪。对于这些又感到了新的痛苦的人来说,对于另一些这时正在为死去的亲人沉痛哀思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离别之情已达到了高xdx潮。对这些母亲、妻子、丈夫或情人来说,他们亲人的尸骨现在已经埋在死人坑里或者已经化为灰烬2对他们来说,鼠疫依然存在。

    但是谁还会想到这些孤苦伶什的人?中午,太阳驱散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在空中与它较量的寒气,阳光连续不断地照耀着这座城市。时间也仿佛停下来了。山冈顶上的炮台在宁静的天空中不断轰鸣。全城的人都跑到大街上来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标志着痛苦的时间已经结束,遗忘的时间还没有开始。

    各处广场上,人们都在跳舞。一夜之间,路上交通变得分外拥挤,汽车越来越多,街道水泄不通。整个下午,城里钟声齐鸣,铿锵之音在蔚蓝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阳光下回荡。教堂里充满了欢乐的谢恩声。但与此同时,娱乐场所也挤得透不过气来,咖啡馆的老板也不顾以后如何营业,把最后剩下的酒全部卖给了顾客。柜台前挤满了一群群情绪同样激动的人,其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搂抱在一起。人人都在叫着,笑着。这些月来,他们把生活的热情都积聚了起来,人人都不轻易流露这种热情。然而在这一天,在他们得以幸存的日子里,他们把它全部倾注了出来。明天才是小心翼翼地开始生活的日子,而现在,各种完全不同阶层的人都像兄弟一般汇聚在一起。死神没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解放的欢乐却给予它诞生的机会,‘古至少能维持上几个小时之久。

    但是这种一般的热情洋溢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比如说,黄昏来临之前,那些跟朗贝尔一起挤在街上的人往往用一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掩饰一种更微妙的幸福感。许多对男女,许多家人看起来确实像一些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在他们曾经受过苦难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向刚回到城里的亲人们指出鼠疫在这些地方所留下的明的或暗的痕迹,它的全部历史的见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喜欢摆出一副向导的架式,装出一副见多识广、鼠疫的见证人的样子,他们只谈鼠疫的危险而对它所引起的恐怖却只字不提。这种乐趣也并无害处。但另外也有些人他们走的是更加扣人心弦的“路线”,比如,一个情人满怀回忆中的焦虑不安的柔情,会对他的女伴说:“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我曾经苦苦地思念你,可是你不在啊!”这些热情奔放的游客当时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因为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他们边走边喁喁私语、互诉衷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比十字路口的乐队更真切地表达出这种获得解放的心情,因为在这一片欢乐的喧哗声中,这一对对快乐的、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的人儿,虽然语言不多,却得意洋洋地、自私地显出一副非常幸福的样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鼠疫已经结束,恐怖时期已经过去。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几只苍蝇那样,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行为,这种有预谋的疯狂举动,这种对一切原有的社会道德置之不顾的囚禁生活;他们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着的人都目瞪日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我们中间每天有一部分人的尸体被投人焚尸炉的巨口,最后化成一股浓烟,而另一部分人则每天在无可奈何和惊恐万状的枷锁下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总之,这就是里厄医生所看到的情景。当时,将近黄昏,他独自一人在这片钟声、炮声、音乐声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朝着市郊的方向走去c他要继续行医,因为病人是没有休假的。在美丽的霞光映照下,城市中飘起了过去熟悉的烤肉和茵香酒的香味。在里厄的四周是一张张仰天欢笑的脸。一对对男女紧紧地贴在一起,红红的脸蛋显得情意激动,他们不时地发出充满情意的叫声。是的,鼠疫结束了,恐怖时期过去了,而这种热情的拥抱说明了鼠疫确确实实曾经是人们流放和分离的根源。

    好几个月来,里厄发现在行人的一张张脸上都带有一种亲如一家的神色,到今天他才恍然大悟,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现在只要看一看他周围的人就懂了。这些人终于盼来了鼠疫的结束,但由于艰难桔据,他们公然穿上了流放者的衣着。其实,他们长期来一直过着一种流放者的生活,这种生活起先只是通过他们脸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茫然若失和远离故乡的神情反映出来,而现在在他们的衣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鼠疫发生后,城门随着关闭,从那时起,他们只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失去了能抚慰一切痛苦的人间温暖。在不同程度上,住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这些男男女女都曾渴望团聚,当然,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团聚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当时对大家来说,这同样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曾使尽全力去呼唤离别的情人,渴望肉体的温暖,往日的柔情,或怀念过去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失去了人们的友情,无法再通过诸如信件、火车、轮船之类的正常途径来跟人们取得联系,保持友情,因而深受其苦但又并不自觉。可能还有少数像塔鲁那样的人,他们也希望团聚,但这团聚的对象却是一种他们无法确定的东西,不过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合乎愿望的东西。因为想不出恰当的名字,有时,他们就把这东西称做“安宁”。

    里厄继续走着。他越往前走,周围的人就越多,嘈杂声也越响,他似乎感到自己在原地踏步不前,市郊跟他之间的距离总是保持不变。他渐渐觉得自己跟这些吵吵闹闹的人群正在融化成一体;他越来越领会到他们的叫喊声意味着什么,他懂得在这些声音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代表了自己的心声。是的,大家都曾在肉体k和心灵上为难以忍受的分离、无可挽回的流放和永远不能满足的渴望而感到痛苦。在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在一阵阵救护车的铃声中,在这些所谓命运发出的警告声中,在这种一潭死水似的恐怖气氛以及人们内心的强烈反抗中,有一阵巨大的呐喊声在空中回荡不息,在提醒着这些丧魂落魄的人们,告诉他们应该去寻找他们真正的故乡。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真正的故乡是在这座窒息的城市的墙外,在山冈上的这些散发着貌郁的香气的荆棘丛里,在大海里,在那些自由的地方,在爱情之中。他们想回到故乡的怀抱,恢复幸福的生活;对其余的一切,他们不屑一顾。

    至于这种流放和这种团聚的愿望究竟有什么意义,里厄却又无从知晓。他继续往前走,到处人们挤他,向他吆喝。就这样,他渐渐地走到了行人比较稀少的街道上。他认为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都无关紧要,只须看到有这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

    从现在起他对这点有所了解,在市郊的那些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他对这点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些人恋恋不舍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一心只想回到他们那充满爱情的家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或许会得到满足。当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失去了自己所等待的亲人,还在城里蹈蹈独行。另有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遭到了两次分离的痛苦,后者在鼠疫发生以前没有能够一下子就建立起爱情,其后又在好几年的岁月中盲目地一味追求这种勉强的结合,以至最终由情人变成了冤家对头。前面说的那些还算是幸运的人,像里厄本人一样,曾经轻易地相信时间能解决问题:一念之差,结果暂别成了永诀。但是另外还有些人,例如朗贝尔(医生就在这天早晨离开他的时候对他说过:“勇敢些,现在该是您得胜的时候了。”),他们这些人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原先以为已经失去了的亲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会感到幸福。他们现在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区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c

    相反地,所有那些超然的人,那些向往着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符合他们心愿的东西。塔鲁好像已经求得了他曾经说过的那种难觅的安宁,但他只是通过死亡才得到了它,而那时这种安宁已经对他毫无用处。在斜阳的余辉下,里厄看到一些人,在家门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充满激情地互相凝视着;这些人之所以能获得他们所向往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他们唯一力所能及的东西。当里厄刚要转人格朗和科塔尔住的那条街的时候,他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满足于得到人和他那可怜但又伟大的爱情的人,确实应该使他们,或者至少是每隔一段时间使他们得到欢乐作为奖励

    正文 第30节

    这篇叙事到此行将结束。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但在记载这段历史的最后的一些事件之前,他至少想说明一下他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希望大家知道他是坚持以客观见证人的态度来记录的。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该城的大部分居民和了解他们的心情。因此,他完全有资格来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过,他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想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谨慎态度。总的说来,他竭力避免叙述那些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他竭力避免把一些无中生有的想法强加在他的那些鼠疫时期的伙伴们的身上,他总是以那些偶然地或者由于发生了不幸的事件而落到他手里的资料来作为依据的。

    他是在为一种罪行作证,因此他像一个善良的证人那样,保持了一定的谨慎的态度。但同时,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k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此,他分担了他们的一切忧思,而且他们的境遇也就是他的境遇。

    作为一个忠实的见证人,他主要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的文献和传闻都记载下来。但他个人要讲的事,诸如他的期待的心情,他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他都不打算涉及。即使他提到了一些,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了解他们,或者使别人了解他们,同时也是为了把他们经常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尽可能明确地表达出来。说实在的,这种服从理智的努力并没有使他付出很高的代价。每当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直接掺合到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都能够同病相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因此他就不谈个人的事。显然,他应该代表大家讲话。

    但在这些市民中间至少有一个人,里厄医生是不能代表他讲话的。这就是塔鲁有一天跟里厄谈起的那个人:“他唯一的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除此以外,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一件事,我只能勉强原谅他。”这个人具有一颗愚昧无知的心,一颗孤独的心,而我们的故事在写了这个人之后也就应该结束了。

    当里厄医生离开充满着节日的欢乐的大街,并刚要转人格朗和科塔尔住的那条街时,他被一道警戒线拦住了去路。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远远传来的狂欢声更衬托出了这个地区的寂静,他感到这儿既荒僻又寂静。他出示了他的证件。

    “不能过去,医生,”警察说,“有个疯子正在向人群开枪射击。不过,请您呆在这儿,您可以帮帮忙。”

    这时,里厄看见格朗正向他走来。格朗对情况也一点不了解。人们不让他走过去,而他听说子弹是从他的那栋房屋里射出来的。远处,在残阳的照耀下,房屋的正面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霞光。四周是一大片伸展到对面人行道为止的空旷的场地。在街中心,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只帽子和一块脏布片。里厄和格朗远远望去,看到在街的另一头也有一道警戒线,它与挡住他们去路的那条警戒线平行地遥遥相对。在这条警戒线后面还可以看到区里的几个居民在匆忙地来来去去。再仔细一看,他们还发现一些握着手枪的警察蹲在这栋房屋对面的一些大楼的门后面,而这栋房屋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但三楼有一扇百叶窗好像半开着。街上静悄悄的,能听到的只是从市中心断续地传来的乐声。

    一会儿后,从房屋对面的某一栋大楼里发出了“砰砰”两下手枪声,那扇半开的百叶窗顿时就爆裂成碎片。然后又重新恢复了寂静。里厄经过了一整天的吵闹,现在又从远处看去,感到这个场面似乎有点儿不像是真的。

    “这是科塔尔的窗户啊!”格朗突然激动地说,“不过,科塔尔没在那)L。”

    “你们为什么开枪?”里厄问警察。

    “我们正在逗他。我们现在在等一辆车,车上带着必要的装备,因为他向所有想要走进屋子大门的人开枪。有一个警察已经中了弹。”

    “他为什么要开枪呢?”

    “不知道。当时人们正在街上游逛。他们听到第一下枪声时,还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等到第二下枪声响时,就有人叫喊起来了,一个人受了伤,于是大家就逃跑了。一个疯子,懂吗!”

    四周又静了下来。时间过得非常慢。突然间,他们看见在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一条狗,这是里厄很久以来看见的第一条狗。这是一条西班牙猎狗,身上很脏,它的主人可能是一直把它藏着,直到今天才放出来。现在,它正沿着墙小跑而来,到了这栋屋子门口附近,犹豫了一下,一屁股蹲下,接着就弯过身子来咬跳蚤。警察吹了好几声哨子叫唤它。这条狗抬起头来,然后下了决心,慢慢地穿过马路去嗅那顶帽子。就在这时,从三楼射出一发子弹,打中了狗,只见它突然翻过身来,四只爪子拼命挣扎,最后侧身倒下,一阵阵长时间的抽搐使它浑身颤动。警察们立即回击,从对面大楼的门里射出五六发子弹,那扇百叶窗又被打得碎片纷飞。接着又恢复了寂静。这时太阳已落得更低了一些,阴影开始移向科塔尔的窗户。在大街上,从医生的身后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刹车声。

    “他们来啦!”警察说。

    一些警察背朝外从车上下来,他们拿着绳索、梯子和两包用油布包起来的长方形的东西。他们走到一条围绕着这一排房屋的街上,在格朗那栋房子的对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人们看到,或是更正确地说,人们猜想到,在这些屋子的门后出现了一些骚动。接着人们开始等待。那条狗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一摊暗黑色的血泊里。

    突然,从警察们占据着的屋子的窗户里发出一阵哒哒哒的手提式冲锋枪声。随着这一阵射击,那扇被瞄准的百叶窗一片片地碎落下来,成了一个黑暗的大窟窿。里厄和格朗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看过去,什么也分辨不清。当这阵射击停下来的时候,在距离较远的一栋房屋里,第二支手提式冲锋枪又接着从另一个角度响起来了。子弹可能打进了窗的方框,因为其中有一颗子弹打下了一堆砖头的碎片。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三个警察飞速穿过马路,冲入大门。几乎同时,另外三个警察也跟着冲了进去,这时射击也就停止了。人们还在等待。从屋里传出了两声爆炸声。接着是一阵嘈杂声,人们看见一个只穿衬衣、不停地叫喊着的矮个儿几乎是足不着地给拖了出来。同时,所有沿街的百叶窗都像出现奇迹一般一下子全打开了,窗口挤满了瞧热闹的人,一大群人从屋里走了出来,挤在警戒线后面。这时,人们看到这矮个儿已到了马路中间,两脚着地,两只胳膊被警察拧到背后。他叫喊着。一个警察跑到他跟前,又稳又狠地猛揍了他两拳。

    “这是科塔尔,”格朗结结巴巴地说,“他疯了。”

    科塔尔被打倒在地上。只见那个警察使尽全力对准躺在地上的人踢了几脚。接着一群乱哄哄的人骚动起来,朝着医生和他的老朋友走来。

    “散开!”警察说。

    当这群人在里厄面前走过时,他把目光避开了。

    在暮色朦胧中,格朗和里厄走了。好像刚才发生的事件已使这个区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苏醒了似的,这些偏僻的街道又重新沸腾起来,快乐的人群又闹开了。格朗在走到家门口时向医生告别。他要干活去。但临上楼之前,他对医生说,他已经给让娜写了信,并说现在他很高兴。接着他提到了自己已重新改写了那句句子:“我把形容词全部划掉了。”

    说罢,他就带着一种调皮的笑容,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里厄行了个礼,但是里厄却在想着科塔尔。他朝着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家走去,一路上耳边总是回响着拳头打在科塔尔脸上所发出的那种沉重的声音。想到一个犯罪的人比想起一个死去的人可能更不好受。

    当里厄到达病人家的时候,天色已完全黑了。在病人的房间里,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那些庆祝自由的欢笑声,而那老头儿的脾气还是跟往常一样,在继续不停地玩他那鹰嘴豆换锅的游戏。

    “是啊,玩玩,高兴高兴,他们做得对,”他说,“有苦就得有乐,要不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医生,您的那位同事呢?他现在怎么了?”

    一阵阵爆炸声传到他们耳边,但这不是枪炮声,孩子们在放爆竹。

    “他死了,”医生边回答边为老头儿的呼呼作响的胸部听诊。

    “哎哟!”老头儿惊叹了一声。

    “得了鼠疫。”里厄补充说。

    “是啊,”老头儿过了一会慨叹地说,“好人总是先死,这就是生活。不过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您为什么说这些?”医生一边放好听诊器一边问。

    “我是随便说说。不过他这个人说话可不会信口开河。总之,我很喜欢他。就是这样。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您得经常做做熏蒸疗法。”

    “啊!请放心。我还有好多时间要活,我要看人们统统死去。我可懂得活命。”

    在远处,欢乐的呼声对他的话作出了回答。里厄站在屋子中间。

    “我到平台上去,不打扰您吗?”

    “一点也不!您想到上面去看看他们,是吗?您高兴去就去。不过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

    里厄朝着楼梯走去。

    “喂,医生,他们要为这些死于鼠疫的人竖一座纪念碑,这事儿确实吗?”

    “报纸上是这么说的。竖一座石碑,或者一块纪念牌。”

    “我早料到会这样做。还会有人演讲呢。”

    老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在这里就能听到他们说:‘我们已故的……’一讲完他们就去吃喝了。”

    里厄已经登上了楼梯。寒冷的天空一望无际,星星在房屋上空闪闪发光,在山冈附近,星星看上去像燧石一般冷硬坚实。这一天的夜晚跟上次他和塔鲁在一起的那个夜晚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天晚上他们是为了排遣鼠疫给他们带来的心头烦闷而到这个平台上来的。但是今天,悬崖下的大海比那天夜里更不平静。四周的空气轻飘飘地浮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点也闻不到那还不很凉的秋风所带来的海水味。可是来自城里的喧哗声却犹如阵阵波涛冲击着平台的墙脚。但这天的夜晚是解放的夜晚,而不是反抗的夜晚。远处,可以看到一大片暗红色的光,那里是灯火辉煌的林阴大道和广场。在解放了的夜晚,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传到里厄耳边的声音正是人们的心愿所汇成的吼鸣。

    从黑沉沉的港口那儿升起了市政府放的第一批礼花。全城发出了一片长时间的低沉的欢呼声。所有那些曾经被里厄爱过而现在已经离开了他的人们,如科塔尔、塔鲁、医生自己的妻子,所有这些人,有的去世,有的犯罪,现在全都被遗忘了。那老头儿说得对,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这就是说人们还是那样生气勃勃。单纯无知,而现在就在这平台上,里厄忘却了痛苦,感到自己跟人们在一起。一阵阵越来越响亮、越持久的欢呼声不断地从市中心一直传到平台底下,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火树银花,犹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面对这种景色,里厄医生于是决定动手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

  • 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第一章

    著名小说家R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他看了一眼日期,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岁了”,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地翻阅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的篇页,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然后有一张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有一封信字迹陌生,摸上去挺厚,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伸手去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与其说是一封信,毋宁说是一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取出来,可是信封是空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怪”,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顶头,算是称呼,算是标题。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这是指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流感袭击着他,他发着高烧,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眼皮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就在这时候,死神把他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就和人死去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给合上了,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往床上看,我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于是看上去,就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过来,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的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免得再一次遭到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把第五支蜡烛取过来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而在这可怕的时刻,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你过去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两个太阳穴在抽动,象有人用槌子在敲,我的四肢都在发疼。我想我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振作起来,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那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要是我还得活下去,我就把这封信撕掉,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就象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诉说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企求,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以前,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乱糟糟的一团,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它就象是一个地窖,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上面还结着蛛网,对于这些,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你在我生活出现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正好门对着门。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的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你也许从来也没有听见过我们的姓名,因为在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况且事情也已经过了好久了,都有十五六年了,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份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不,那一小时,就象发生在今天,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以前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

    在你搬进来以前,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他们自己穷得要命,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落的无产者的粗野。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们常常在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最后大家都开门出来,威胁他要去叫警察,风波才算平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茬出气。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扔我,扔得我额头流血。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出了事,我记得,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了出去,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消息,说是有个作家,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了这个住宅。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以后,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屋子脏极了。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她说,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而你本人呢,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还没溅到你的面;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这个小个子的男仆,神态严肃,头发灰白,总是轻声轻气地、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首先在我们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事物,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可是又不因此降低身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仆役,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把她当作一位有身份的太太;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他也总是态度和蔼、神情严肃。他一提起你的名字,总是打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别人马上就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只见的关系。为此我是多么喜欢他阿!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我心里暗暗地忌妒他,能够老是呆在你的身边,老是可以侍候你。

    我把这以前都告诉你,亲爱的,把这以前琐碎的简直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为了让你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子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圈,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我们住在这幢郊区房子里的人一直非常好奇地、焦灼不耐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人们,对门口发生的以前新鲜事儿总是非常好奇的)。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搬运车停在楼前,这时我心里对你的好奇心大大地增涨起来。大部分家俱,凡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夫早已把它们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奇特,都是那么别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刺目的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这些书都码在门口,你的仆人把它们拿起来,用掸子自习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围着那堆越码越高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既不把我撵走,也不鼓励我走近;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是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究竟是什么文写的,我也不认得。我想,我真会一连几小时傻看下去的,可是我的母亲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你,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你呢。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价钱都很便宜,都是用破烂的硬纸做的封面,这些书我爱若至宝,读了又读。这时我就寻思,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那么多文字,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这个人该长成一副什么模样呢?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有由得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我试图想象你的模样:你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象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你更和善,更漂亮,更温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准长得漂亮,因为我当时想象中你还是个老头呢。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做梦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可是我尽管拚命侦察,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只有使我更加好奇。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你的模样和我想象完全不同,跟我那孩子气的想象中的老爷爷的形象毫不沾边,我感到非常意外,深受震惊。我梦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和蔼可亲的老年人,可你一出现,–原来你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完全相似,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尽管岁月在你身上缓缓地流逝!你穿着一身迷人的运动服,上楼的侍候总是两级一步,步伐轻捷,活泼灵敏,显得十分潇洒。你把帽子拿在手里,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容光焕发、表情生动的脸,长了一头光泽年轻的头发,我的惊讶简直难以形容:的确,你是那样的年轻、漂亮,身材颀长,动作灵巧,英俊潇洒,我真的吓了一跳。你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最初的瞬间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你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不仅是我,凡是和你认识的人都怀着一种意外的心情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既是一个轻浮、贪玩、喜欢奇遇的热情少年,同时又是一个在你从事的那门艺术方面无比严肃、认真负责、极为渊博、很有学问的长者。我当时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来每个人在你身上都得到的那种印象: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有对外界开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还有十分阴暗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种最深藏的两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身上的这种两重性,当时象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

    第二章

    你现在明白了吧,亲爱的,你当时对我这个孩子该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啊!这是一位大家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写了好些书,因为他在另一个大世界里声名卓著,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人年轻潇洒,是个性格开朗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还要我对你说吗,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世界里,除了你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本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全部傻劲儿,全部追根究底的执拗劲头,只对你的生活、只对你的存在感兴趣!我仔细地观察你,观察你的出入起居,观察那些来找你的人,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我对你这个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你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表现出了你性格中的两重性。有时来了一帮年轻人,是你的同学,一批不修边幅的大学生,你跟他们一起高声大笑、发疯胡闹,有时候又有些太太们乘着小轿车来,有一次歌剧院经理来了,那个伟大的指挥家,我只有满怀敬意地从远处看见他站在乐谱架前,再就是一些还在上商业学校的姑娘们,她们很不好意思的一闪身就溜进门去,来的女人很多,多极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有一天早上我上学去的时候,看见有位太太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那时才十三岁,怀着一种热烈的好奇心,刺探你行踪,偷看你的举动,我还是个孩子,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就已经是爱情了。可是我还清楚记得,亲爱的,我整个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的那一天,那个时刻。那天,我跟一个女同学去散了一会儿步,我们俩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驰来一辆小汽车,车刚停下,你就以你那种急迫不耐的、轻捷灵巧的方式从车上一跃而下,这样子至今还叫我动心。你下了车想走进门去,我情不自禁地给你把门打开,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俩差点撞在一起。你看了我一眼,那眼光温暖、柔和、深情,活象是对我的爱抚,你冲着我一笑,用一种非常轻柔的、简直开说是亲昵的声音对我说:”多谢,小姐。”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我接触到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时起,我就完全属于你了。我后来、我不久之后就知道,你的这道目光好象是把对方拥抱起来,吸引到你身边,既脉脉含情,又荡人心魄,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的眼光,你向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投以这样的目光,向每一个卖东西给你的女店员,向每一个给你开门的使女都投以这样的目光。这种眼光在你身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怀有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你的眼光便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起来。可是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心里象着了火似的。我以为你的柔情蜜意只针对我,是给我一个人的。就在这一瞬间,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姑娘一下子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此永远属于你了。

    “这人是谁阿?”我的女同学问道。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你的名字我怎么着也说不出口:就在这一秒钟,在这唯一的一秒钟里,你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比神圣,成了我心里的秘密。”唉,住在我们楼里的一位先生呗!”我结结巴巴笨嘴拙腮地说道。”那他看你一眼,你干吗脸涨得通红啊!”我的女同学以一个好管闲事的女孩子的阴坏的神气,连嘲带讽地说道。可是恰巧因为我感觉到她的讽刺正好捅着了我心里的秘密,血就更往我的脸颊上涌。窘迫之余我就生气了。我恶狠狠地说了她一句:”蠢丫头!”我当时真恨不得把她活活勒死。可是她笑得更欢,讽刺的神气更加厉害,末了我发现,我火得没法,眼睛里都噙满了眼泪。我不理她,一口气跑上楼去了。

    从这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向你这个娇纵惯了的人说这句话。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象我这样死心塌地地、这样舍身忘己地爱过你,我对你从不变心,过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和人亲切交往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他们经常听人谈论爱情,在小说里常常读到爱情,他们知道,爱情乃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象摆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自己恋爱的经历,就象男孩抽了第一支香烟而洋洋得意。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提醒我,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象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我睡梦中也只看见你,我把你视为知音: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我的母亲成天心情压抑,郁郁不乐,靠养老金生活,总是胆小怕事,所以和我也不贴心;那些多少有点变坏的女同学叫我反感,她们轻佻地把爱情看成儿戏,而在我的心目中,爱情却是我至高无上的激情–所以我把原来分散零乱的全部感情,把我整个紧缩起来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灵都奉献给你。我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任何比喻都嫌不足,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样。我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现在突然一跃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了好些书,常常念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本;我突然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不胜惊讶,因为我想,你是热爱音乐的。我把我的衣服刷了又刷,缝了又缝,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显得干干净净,讨人喜欢。我那条旧的校服罩裙(是我母亲穿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钉,我觉得讨厌极了。我怕你会看见这个补钉,于是看不起我,所以我跑上楼梯的时候,总把书包盖着那个地方,我害怕得浑身哆嗦,唯恐你会看见那个补钉。可是这是多么傻气啊!你在那次以后从来也没有、几乎从来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而我呢,我可以说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在等你,在窥探你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家的房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透过这个圆形小窗孔一直可以看到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就是我伸向世界的眼睛–啊,亲爱的,你可别笑,我那几个月,那几年,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下午一下午地就坐在小窗孔跟前,坐在冰冷的门道里守候着你,提心吊胆地生怕母亲疑心,我的心紧张得象根琴弦,你一出现,它就颤个不停。直到今天想到这些的时候,我都并不害臊。我的心始终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可是你对此毫无感觉,就象你口袋里装了怀表,你对它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在暗中为你耐心地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以它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走,而你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个生活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根领带、每一套衣服,认得你的一个一个的朋友,并且不久就能把他们加以区分,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在你身上度过的。按,我干了多少傻事啊!我亲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我偷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个烟头我视若圣物,因为你嘴唇接触过它。晚上我百次地借故跑下楼去,到胡同里去看看你哪间屋里还亮着灯光,用这样的办法来感觉你那看不见的存在,在想象中亲近你。你出门旅行的那些礼拜里–我一看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色旅行袋提下落去,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些礼拜里我虽生犹死,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我心情恶劣,百无聊赖,茫茫然不知所从,我得十分小心,别让我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看出我绝望的心绪。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都是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径,孩子气的蠢事。我应该为这些事而感到羞耻,可是我并不这样,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也没有象在这种天真的感情流露中表现得更纯洁更热烈的了。要我说,我简直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说,我当时是如何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几乎都没跟我打过一个照面,因为每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你,躲也躲不开了,我就一低头从你身边跑上楼去,为了怕见你那火辣辣的眼光,就象一个人怕火烧着,而纵身跳水投河一样。要我讲,我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讲你早已忘却的那些岁月,我可以给你展开一份你整个一生的全部日历;可是我不愿使你无聊,不愿使你难受。我只想把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再告诉你,我求你别嘲笑我,因为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大概是个星期天,你出门旅行去了,你的仆人把他拍打干净的笨重地毯从敞开着的房门拖进屋去。这个好心人干这个活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便走了过去,问他要不要我帮他的忙。他很惊讶,可还是让我帮了他一把,于是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我实在没法告诉你,我当时怀着何等敬畏甚至虔诚的心情!我看见了你的天地,你的书桌,你经常坐在这张书桌旁边,桌上供了一个蓝色的水晶花瓶,瓶里插着几朵鲜花,我看见了你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是匆匆忙忙地向你的生活偷偷地望了一眼,因为你的忠仆约翰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这么一眼我就把你屋里的整个气氛都吸收进来,使我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有足够的营养供我神思梦想。

    就这匆匆而逝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啊–终于感到,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同时我要把那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可惜这二者竟挨得如此之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都忘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我对谁也不关心。我没有发现,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位因斯布鲁克地方的商人和我母亲沾点远亲,这时经常来作客,一呆就是好长时间;是啊,这只有使我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呆在家里,想你,守着看你回来,这可是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啊!结果有一天我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去,唠唠叨叨说了好些,说是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的脸刷的一下发白了,我的心突然怦怦直跳:莫非她预感到了什么,猜到了什么不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你,想到我的秘密,它是我和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可是我妈自己倒显得非常忸怩,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平时她是从来也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到她的身边,然后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地开始说道,她的亲戚是个死了妻子的单身汗,现在向她求婚,而她主要是为我着想,决定接受他的请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到你。”那咱们还住在这儿吧?”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不,我们搬到因斯布鲁克去住,斐迪南在那儿有座漂亮的别墅。”她说的别的话我都没有听见。我突然眼前一黑。后来我听说,我当时晕过去了。我听见我的母亲对我那位等在门背后的继父低声说,我突然伸开双手向后一仰,就象铅块似的跌到地上。以后几天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这么一个无权自主的孩子又怎样抵挡过他们压倒一起的意志,这一切我都没法向你形容: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当时,我这握笔的手就抖了起来。我真正的秘密我又不能泄露,结果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就纯粹是脾气倔强、固执己见、心眼狠毒的表现。谁也不再答理我,一切都背着我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东西:等我放学回家,总有一件家俱搬走了或者卖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搬空了,我的生活也随之毁掉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搬运工人正在包装家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放着收拾停当的箱子以及给我母亲和我准备的两张行军床:我们还得在这儿过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乘车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一天我突然果断地感觉到,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没法活下去。除了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救星。我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在这绝望的时刻,我是否真正能够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可是突然–我妈不在家–我站起身来,身上穿着校服,走到对面去找你。不,我不是走过去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象磁铁,把我僵手僵脚地、四肢哆嗦地吸引到你的门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打算怎么样:我想跪倒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你的丫头,做你的奴隶。我怕你会取笑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的这种纯洁无邪的狂热之情,可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门外冷气彻骨的走廊里,吓得浑身僵直,可是又被一股难以捉摸的力量所驱使,移步向前,我如何使了大劲儿,挪动抖个不住的胳臂,伸出手去–这场斗争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真象是永恒一样漫长–用指头去按你的门铃,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取笑了。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周身的鲜血也凝结不动,我凝神静听,看你是否走来开门。

    可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不在家里,约翰大概出去办事了,所以我只好摇摇晃晃地拖着脚步回到我们搬空了家俱、残破不堪的寓所,门铃的响声还依然在我耳际萦绕,我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床旅行毯上,从你的门口到我家一共四步路,走得疲惫不堪,就仿佛我在深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似的。可是尽管精疲力尽,我想在他们把我拖走之前看你一眼,和你说说话的决心依然没有泯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丝毫也不掺杂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除了你以外实在别无所想:我一心只想看见你,再见你一面,紧紧地依偎在你的身上。于是整整一夜,这可怕的漫长的一夜,亲爱的,我一直等着你。我妈刚躺下睡着,我就轻手轻脚地溜到门道里,尖起耳朵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整夜都等着你,这可是个严寒冷冻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困倦,四肢酸疼,门道里已经没有椅子可坐,我就趴在地上,从门底下透过来阵阵寒风。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躺在冰冷的使人浑身作疼的硬地板上,我没拿毯子,我不想让自己暖和,唯恐一暖和就会睡着,听不见你的脚步声。躺在那里浑身都疼,我的两脚抽筋,蜷缩起来,我的两臂索索只抖:我只好一次次地站起身来,在这可怕的黑咕隆咚的门道里实在冷得要命。可是我等着,等着,等着你,就象等待我的命运。

    第三章

    终于–大概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吧–我听见楼下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然后有脚步声顺着楼梯上来。刹那间我觉得寒意顿消,浑身发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想冲到你的跟前,扑在你的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蜡烛光晃晃悠悠地从楼梯照上来。我握着门把,浑身哆嗦。上楼来的,真是你吗?

    是的,上来的是你,亲爱的–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听见一阵娇媚的轻笑,绸衣拖地的悉簌声和你低声说话的声音–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拖到因斯布鲁克去了;我已经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得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明天他们要来,那些黝黑、粗笨的陌生男人,带口棺材来,我将把我可怜的唯一的孩子装到棺材里去。也许朋友们也会来,带来些花圈,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有什么用?他们会来安慰我,给我说些什么话;可是他们能帮我什么忙呢?我知道,事后我又得独自一人生活。时间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了。我当时,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漫无止境的两年时间里,体会到了这一点。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两年,我简直象个囚犯,象个遭到屏弃的人似的,生活在我的家人中间。我的继父是个性情平和、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对我很好,我母亲丝毫为了补赎一个无意中犯的过错,对我总是百依百顺;年轻人围着我,讨好我;可是我执拗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离开了你,我不愿意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生活,我沉湎于我那阴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自己,孤独寂寥地生活。他们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我穿也不穿;我拒绝去听音乐会,拒绝去看戏,拒绝跟人家一起快快活活地出去远足郊游。我几乎足不逾户,很少上街:亲爱的你相信吗,我在这座小城市里住了两年之久,认识的街道还不到十条?我成天悲愁,一心只想悲愁;我看不见你,也就什么不想要,只想从中得到某种陶醉。再说,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呆在一起,我不愿意使我分心。我一个人坐在家里,一坐几小时,一坐一整天,什么也不做,就是想你,把成百件细小的往事翻来覆去想个不停,回想起每一次和你见面,每一次等候你的情形,我把这些小小的插曲想了又想,就象看戏一样。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重复了无数次,所以我整个童年时代都记得一清二楚,过去这些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那样的生动、具体,仿佛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我把你写的书都买了来;只要你的名字一登在报上,这天就成了我的节日。你相信吗,你的书我念了又念,不知念了多少遍,你书中的每一行我都背得出来?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从你的书里孤零零地给我念上一行,我今天,时隔十三年,我今天还能接着往下背,就象在做梦一样:你写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词啊。整个时间只是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查看音乐会和戏剧首次公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什么演出会使你感到兴趣,一到晚上,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此刻他走进剧院大厅了,此刻他坐下了。这样的事情我梦见了不下一千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亲眼在音乐会上看见过你。

    可是干吗说这些事呢,干吗要把一个孤独的孩子的这种疯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之情告诉一个对此毫无所感,一无所知的人呢?可是我当时难道还是个孩子吗?我已经十七岁,转眼就满十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扭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是使我生气发火。因为要我在脑子里想着和别人恋爱,而不是爱你,哪怕仅仅是闹着玩的,这种念头我都觉得难以理解、难以想象地陌生,稍稍动心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我对你的激情仍然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情欲的觉醒而和过去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烈、更加含有肉体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气息。当年潜伏在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识里、驱使她去拉你的门铃的那个朦朦胧胧的愿望,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

    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说我害羞脸嫩,我咬紧牙关,不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件事:回到维也纳,回到你身边。经过努力,我的意志得以如愿以偿,不管它在别人看来,是何等荒谬绝伦,何等难以理解。我的继父很有资财,他把我看作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可是我一个劲儿地顽固坚持,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前往维也纳去投奔一个亲戚,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店里当了个职员。难道还要我对你说,在一个雾气迷茫的秋日傍晚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我首先是到哪儿去的吗?我把箱子存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这电车开得多么慢啊,它每停一站我就心里冒火–跑到那幢房子跟前。你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整个心怦怦直跳。到这时候,这座城市,这座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身边喧嚣轰响的城市,才获得了生气,到这时候,我才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了你的存在,你,我的永恒的梦。我没有想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说在你和我那抬头仰望的目光之间只相隔你窗户的一层玻璃,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我抬头看啊,看啊:那儿有灯光,那儿是房子,那儿是你,那儿就是我的天地。两年来我一直朝思暮想着这一时刻,如今总算盼到了。这个漫长的夜晚,天气温和,夜雾弥漫,我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灯光熄灭。然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干到六点,活很重,很累人,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活,因为工作一忙,就使我不至于那么痛切地感到我内心的骚乱。等到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哗的一下在我身后落下,我就径直奔向我心爱的目的地。我心里唯一的心愿就是,只想看你一眼,只想和你见一次面,只想远远地用我的目光搂抱你的脸!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遇见你了,而且恰好是在我没有料想到的一瞬间:我正抬头窥视你的窗口,你突然穿过马路走了过来。我一下子又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觉得热血涌向我的脸颊;我违背了我内心强烈的、渴望看见你眼睛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一低头,象身后有追兵似的,飞快地从你身边跑了过去。事后我为这种女学生似的羞怯畏缩的逃跑行为感到害臊,因为现在我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吗:我一心只想遇见你,我在找你,经过这些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岁月,我希望你认出我是谁,希望你主意我,希望为你所爱。

    可是你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每天晚上都站在你的胡同里,即使风雪交加,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也不例外。有时候我白白地等了几个小时,有时候我等了半天,你终于和朋友一起从家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我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和你手挽着手紧紧依偎着往外走,我的新猛地一下抽缩起来,把我的灵魂撕裂,这时我突然感到我已长大成人,感到心里有种新的异样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意外,我从童年时代就知道老有女人来访问你,可是现在突然一下子我感到一阵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感情起伏,恨你和另外一个女人这样明显地表示肉体上的亲昵,可同时自己也渴望着能得到这种亲昵。出于一种幼稚的自尊心,我一整天没到你的房子前面去,我以往就有这种幼稚的自尊心,说不定我今天还依然是这样。可是这个倔强赌气的夜晚变得非常空虚,这一晚多么可怕啊!第二天晚上我又忍气吞声地站在你的房前,等啊等啊,命运注定,我一生就这样站在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等着。

    有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早已看见你远远地走来,我赶忙振作精神,别到时候又躲开你。事情也真凑巧,恰好有辆卡车停在街上卸货,把马路弄得很窄,你只好擦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立刻又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勾起往事,我大吃一惊!–又成了那种充满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又成了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从前第一次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你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就这样接触了一秒钟、两秒钟,我的目光没法和你的目光分开,也不愿意和它分开–接着你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的心跳个不停:我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放慢脚步,一种难以克服的好奇心驱使我扭过头去,看见你停住了脚步,正回头来看我。你非常好奇、极感兴趣地仔细观察我,我从你的神气立刻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当时没有认出我,也从来没有认出过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向你形容我那一瞬间失望的心情呢。当时我第一次遭受这种命运,这种不为你所认出的命运,我一辈子都忍受着这种命运,随着这种命运而死;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没有被你认出来。叫我怎么向你描绘这种失望的心情呢!因为你瞧,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两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什么也不干,就在设想我们在维也纳的重逢该是什么情景,我随着自己情绪的好坏,想象最幸福的和最恶劣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是在梦里把这一切都过了一遍;在我心情阴郁的时刻我设想过:你会把我拒之门外,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低贱,太丑陋,太讨厌。你的憎恶、冷酷、淡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我在热烈活跃的想象出来的幻境里都经历过了–可是这点,就这一点,即使我心情再阴沉,自卑感再严重,我也不敢考虑,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唉,是你教我明白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想必是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炽热激情之镜,时而是天真烂漫之镜,时而又是疲劳困倦之镜,正如镜中的人影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一个男子也就更容易忘却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会在她的脸上投下光线,或者布满阴影,而服装又会把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加以衬托。只有伤心失意的女人才会真正懂得这个中的奥秘。可我当时还是个少女,我还不能理解你的健忘,我自己毫无节制没完没了地想你,结果我竟产生错觉,以为你一定也常常在等我;要是我确切知道,我在你心目中什么也不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一丝一毫,我又怎么活的下去呢!你的目光告诉我,你一点也认不得我,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细如蛛丝的联系:你的这种目光使我如梦初醒,使我第一次跌到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我的命运。

    你当时没有认出我是谁。两天之后我们又一次邂逅,你的目光以某种亲昵的神气拥抱我,这时你又没有认出,我是那个曾经爱过你的、被你唤醒的姑娘,你只认出,我是两天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和你对面相遇的那个十八岁的美丽姑娘。你亲切地看我一眼,神情不胜惊讶,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你又和我擦肩而过,又马上放慢脚步:我浑身战栗,我心里欢呼,我暗中祈祷,你会走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活跃起来:我也放慢了脚步,我不躲着你。突然我头也美回,便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下子我就要第一次听到你用我喜欢的声音跟我说话了。我这种期待的心情,使我四肢酥麻,我正担心,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心简直象小鹿似的狂奔猛跳–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跟我攀谈,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就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似的–唉,你对我一点预感也没有,你对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任何预感!–你跟我攀谈起来,是那样的落落大方,富有魅力,甚至使我也能回答你的话。我们一起走完了整个的一条胡同。然后你就问我,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去吃晚饭。我说好吧。我又怎么敢拒不接受你的邀请?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吗,这饭馆在哪儿?一定记不得了,这样的晚饭对你一定有的是,你肯定分不清了,因为我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几百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又有什么事情会使你回忆起我来呢:我话说的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说话已经使我幸福到了极点。我不愿意因为提个问题,说句蠢话而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一小时,我对你非常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你的举止使我感到,我对你怀有的那种热情敬意完全应该,你的态度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恰当得体,丝毫没有急迫逼人之势,丝毫不想匆匆表示温柔缠绵,从一开始就是那种稳重亲切,一见如故的神气。我是早就决定把我整个的意志和生命都奉献给你了,即使原来没有这种想法,你当时的态度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唉,你是不知道,我痴痴地等了你五年!你没使我失望,我心里是多么喜不自胜啊!

    第四章

    天色已晚,我们离开饭馆。走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急于回家,是否还有一点时间。我事实上已经早有准备,这我怎么能瞒着你!我就说,我还有时间。你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你家去坐一会,随便谈谈。我决定制不言而喻的事,就脱口而出说了句:”好吧!”我立刻发现,我答应得这么快,你感到难过或者感到愉快,反正你显然是深感意外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感到惊愕;现在我才知道,女人通常总要装出毫无准备的样子,假装惊吓万状,或者怒不可遏,即使她们实际上迫不及待地急于委身于人,一定要等到男人哀求再三,谎话连篇,发誓赌咒,作出种种诺言,这才转嗔为喜,半推半就。我知道,说不定只有以卖笑为职业的女人,只有妓女才会毫无保留地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要不然就只有天真烂漫、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女孩子才会这样。而在我的心里–这你又怎料想得到–只不过是化为言语的意志,经过千百个日日夜夜的集聚而今迸涌开来的相思啊。反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你吃了一惊,我开始使你对我感起兴趣来了。我发现,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一面和我说话,一面略带惊讶地在旁边偷偷地打量我。你的感觉在觉察人的种种感情时总象具有魔法似的确有把握,你此刻立即感到,在这个小鸟依人似的美丽的姑娘身上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有着一个秘密。于是你顿时好奇心大发,你绕着圈子试探性地提出许多问题,我从中觉察到,你一心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我宁可在你面前显得有些傻气,也不愿向你泄露我的秘密。我们一起上楼到你的寓所里去。原谅我,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能明白,这条走廊,这道楼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感到什么样的陶醉、什么样的迷惘、什么样的疯狂的、痛苦的、几乎是致命的幸福。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一切,不能不潸然泪下,可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渗透了我的激情,都是我童年时代的相思的象征:在这个大门口我千百次地等待过你,在这座楼梯上我总是偷听你的脚步声,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你,透过这个窥视孔我几乎看得灵魂出窍,我曾经有一次跪在你门前的小地毯上,听到你房门的钥匙咯喇一响,我从我躲着的地方吃惊地跳起。我整个童年,我全部激情都寓于这几米长的空间之中,我整个的一生都在这里,如今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在你的楼里,在我们的楼里,我的过去的生活犹如一股洪流向我劈头盖脑地冲了下来。你想想吧,–我这话听起来也许很俗气,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一直到你的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的、沉闷的、平凡的世界,在你的房门口,便开始了儿童的魔法世界,阿拉丁的王国;你想想吧,我千百次望眼欲穿地盯着你的房门口,现在我如痴如醉迈步走了进去,你想象不到–充其量只能模糊地感到,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的亲爱的!–这迅速流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中究竟带走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整夜呆在你的身边。你没有想到,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亲近过我,还没有一个男人接触过或者看见过我的身体。可是你又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亲爱的,因为我对你一点也不抗拒,我忍住了因为害羞而产生的任何迟疑不决,只是为了别让你猜出我对你爱情的秘密,这个秘密准会叫你吓一跳的–因为你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我现在对你说,我委身于你时,还是个处女,我求你,千万别误解我!我不是责怪你!你并没有勾引我,欺骗我,引诱我–是我自己挤到你的跟前,扑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我在黑暗里一挣开眼睛,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我不觉感到奇怪,怎么群星不在我的头上闪烁,因为我感到身子已经上了天庭。不,我的亲爱的,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一时刻后悔过。我还记得,你睡熟了,我听见你的呼吸,摸到你的身体,感到我自己这么紧挨着你,我幸福得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上班,我也想在你仆人进来以前就离去,别让他看见我。我穿戴完毕站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搂在怀里,久久地凝视着我;莫非是一阵模糊而遥远的回忆在你心头翻滚,还是你只不过觉得我当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呢?然后你就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我轻轻地挣脱身子,想要走了。这时你问我:”你不想带几朵花走吗?”我说好吧。你就从书桌上供的那只蓝色水晶花瓶里(唉,我小时候那次偷偷地看了你房里一眼,从此就认得这个花瓶了)取出四朵白玫瑰来给了我。后来一连几天我还吻着这些花儿。

    在这之前,我们约好了某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天晚上又是那么销魂,那么甜蜜。你又和我一起过了第三夜。然后你就对我说,你要动身出门去了–啊,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你出门旅行恨得要死!–你答应我,一回来就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的姓名我不愿告诉你。我把我的秘密锁在我的心底。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去问……别说了,何必跟你描绘这种由于期待、绝望而引起的地狱般的折磨。我不责怪你,我爱你这个人就爱你是这个样子,感情热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而爱不专一。我就爱你是这么个人,只爱你是这么个人,你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这样。我从你灯火通明的窗口看出,你早已出门回家,可是你没有写信给我。在我一生的最后的时刻我也没有收到过你一行手迹,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你了,可是我没收到过你一封信。我等啊,等啊,象个绝望的女人似的等啊。可是你没有叫我,你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一个字也没写……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这也是你的儿子。亲爱的,这是那三夜销魂荡魄缱绻柔情的结晶,我向你发誓,人在死神的阴影笼罩之下是不会撒谎的。他是我俩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自从我委身于你之后,一直到孩子离开我的身体,没有一个男子碰过我的身体。被你接触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身体是神圣的,我怎么能把我的身体同时分赠给你和别的男人呢?你是我的一切,而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我的生活中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是我俩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心甘情愿的爱情和你那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缱绻柔情的结晶,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孩子。你于是要问了–也许大吃一惊,也许只不过有些诧异–你要问了,亲爱的,这么多年漫长的岁月,我为什么一直把这孩子的事情瞒着你,直到今天才告诉你呢?此刻他躺在这里,在黑暗中沉睡,永远沉睡,准备离去,永远也不回来,永不回来!可是你叫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象我这样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了三夜,不加反抗,可说是满心渴望地向你张开我的怀抱,象我这样一个匆匆邂逅的无名女人,你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她会对你,对你这么一个不忠实的男人坚贞不渝的,你是永远也不会坦然无疑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之子的!即使我的话使你觉得这事似真非假,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隐蔽的怀疑:我见你有钱,企图把另一笔风流帐转嫁在你的身上,硬说他是你的儿子。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我不愿意这样。再说,我了解你;我对你十分了解,你自己对自己还没了解到这种地步;我知道你在恋爱之中只喜欢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欢娱游戏,突然一下子当上了父亲,突然一下子得对另一个人的命运负责,你一定觉得不是滋味。你这个只有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和我有了某种牵连。你一定会因为这种牵连而恨我–我知道,你会恨我的,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恨我的。也许只不过几个小时,也许只不过短短几分钟,你会觉得我讨厌,觉得我可恨–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的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可是当然罗,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是责怪你,我的亲爱的,我不责怪你。如果有时候从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那么请你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映照下躺在那里;我冲着天主,握紧了拳头,管天主叫凶手,我心情悲愁,感觉昏乱。请原谅我的怨诉,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你心地善良,打心眼里乐于助人。你帮助每一个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你,你也给予帮助。可是你的善心好意是如此的奇特,它公开亮在每个人的面前,人人可取,要取多少取多少,你的善心好意广大无边,可是,请原谅,它是不爽快的。它要人家提醒,要人家自己去拿。你只有在人家向你求援,向你恳求的时候,你才帮助别人,你帮助人家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心愿。让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在你眼里,困厄苦难中的人们,不见得比你快乐幸福中的兄弟更加可爱。象你这种类型的人,即使是其中心地最善良的人,求他们的帮助也是很难的。有一次,我还是个孩子,我通过窥视孔看见有个乞丐拉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些钱。他还没开口,你就很快把钱给了他,可是你给他钱的时候,有某种害怕的神气,而且相当匆忙,巴不得他马上走,仿佛你怕正视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惶惶不安、羞怯腼腆、怕人感谢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所以我从来也不去找你。不错,我知道,你当时是会帮助我的,即使不能确定,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大笔钱,可是总会带着那种暗暗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想把这桩麻烦事情从身边推开。是啊,我相信,你甚至会劝我及时把孩子打掉。我最害怕的莫过于此了–因为只要你要求,我什么事情不会去干呢!我怎么可能拒绝你的任何请求呢!而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啊,他又是你,又不再是你。你这个幸福的无忧无虑的人,我一直不能把你留住,我想,现在你永远交给我了,禁锢在我身体里,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下子我终于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可以哺育你,喂养你,爱抚你,亲吻你,只要我的心灵有这样的渴望。你瞧,亲爱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知道我怀了一个你的孩子,我便感到如此的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件事瞒着你:这下你再也不会从我身边溜走了。

    当然,亲爱的,这些日子并不是我脑子里预先感觉的那样,尽是些幸福的时光,也有几个月充满了恐怖和苦难,充满了对人们的卑劣的憎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临产前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要不然会引起亲戚们的注意,把这事告诉我家。我不想向我母亲要钱–所以我便靠变卖手头有的那点首饰来维持我直到临产时那段时间的生活。产前一个礼拜,我最后的几枚金币被一个洗衣妇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只好到一个产科医院去生孩子,只有一贫如洗的女人,被人遗弃遭人遗忘的女人万不得已才到那儿去,就在这些穷困潦倒的社会渣滓当中,孩子、你的孩子呱呱坠地了。那儿真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全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那些人,互不相识,孤独苦寂,互相仇视,只是被穷困、被同样的苦痛驱赶到这间抑郁沉闷的、充满了哥罗仿和鲜血的气味、充满了喊叫和呻唤的病房里来。穷人不得不遭受的凌侮,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耻辱,我在那儿都受到了。我忍受着和娼妓之类的病人朝夕相处之苦,她们卑鄙地欺侮着命运相同的病友;我忍受着年轻医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把盖在这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身上的被单掀起来,带着一种虚假的科学态度在她们身上摸来摸去;我忍受着女管理员的无厌的贪欲–啊,在那里,一个人的羞耻心被人们的目光钉在十字架上,备受他们的毒言恶语的鞭笞。只有写着病人姓名的那块牌子还算是她,因为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颤动的肉,让好奇的人东摸西摸,只不过是观看和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啊,那些在自己家里为自己温柔地等待着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不会知道,孤立无援,无力自卫,仿佛在实验桌上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我要是在哪本书里念到地狱这个词,知道今天我还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那间挤得满满的、水气弥漫的、充满了呻唤声、笑语声和惨叫声的病房,我就在那里吃足了苦头,我会想到这座使羞耻心备受凌迟的屠宰场。

    第五章

    原谅我,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也就是这一次,我才谈到这些事,以后永远也不再说了。我对此整整沉默了十一年,不久我就要默不作声直到地老天荒:总得有这么一次,让我嚷一嚷,让我说出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得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的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孩子的微笑,听见他的声音,我在幸福陶醉之中早已把那些苦难的时刻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孩子死了,这些痛苦又历历如在眼前,我这一次、就是这一次,不得不从心眼里把它们叫喊出来。可是我并不抱怨你,我只怨天主,是天主使这痛苦变得如此无谓。我不怪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也没有对你生过气、发过火。即使在我的身体因为阵痛扭作一团的时刻,即使在痛苦把我的灵魂撕裂的瞬间,我也没有在天主的面前控告过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几夜,从来没有谴责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爱你,一直赞美着你我相遇的那个时刻。要是我还得再去一次这样的地狱,并且事先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我也不惜再受一次,我的亲爱的,再受一次,再受千百次!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从来也没有在旁边走过时扫过一眼这个俊美的小人儿、你的孩子,你连和他出于偶然匆匆相遇的机会也没有。我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就隐居起来,很长时间不和你见面;我对你的相思不象原来那样痛苦了,我觉得,我对你的爱也不象原来那样热狂了,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为我的爱情受的苦至少不象原来那样厉害了。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就全力照看孩子,不再管你这个幸运儿,你没有我也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把他搂在怀里。我似乎已经摆脱了对你朝思暮想的焦躁心情,摆脱了我的厄运,似乎由于你的另一个你,实际上是我的另一个你而得救了–只是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的心里才会产生低三下四地到你房前去的念头。我只干一件事:每逢你的生日,总要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你在我们恩爱的第一夜之后送给我的那些花一模一样。在这十年、在这十一年之间你有没有问过一次,是谁送来的花?也许你曾经回忆起你从前赠过这种玫瑰花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回答。我只是从暗地里把花递给你,一年一次,唤醒你对那一刻的回忆–这样对我来说,于愿已足。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埋怨我自己,不该不让你见他,因为你要是见了他,你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的男孩,没有看过他微笑,没有见他轻轻地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啊,他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啊:你性格中全部轻佻的成分在他身上天真地重演了,你的迅速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他身上得到再现:他可以一连几小时着迷似的玩着玩具,就象你游戏人声一样,然后又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变得越来越象你;在他身上,你特有的那种严肃认真和玩笑戏谑兼而有之的两重性也已经开始明显地发展起来。他越象你,我越爱他。他学习很好,说起法文来,就象个小喜鹊滔滔不绝,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整洁的,他的相貌多么漂亮,穿着他的黑丝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水兵服显得多么英俊。他无论走到那儿,总是最时髦的;每次我带着他在格拉多的海滩上散步,妇女们都站住脚步,摸摸他金色的长发,他在色默林滑雪橇玩,人们都扭过头来欣赏他。他是这样的漂亮,这样的娇嫩,这样的可人意儿:去年他进了德莱瑟中学的寄宿学校,穿上制服,佩了短剑,看上去活象十八世纪宫廷的侍童!–可是他现在身上除了一件小衬衫一无所有,可怜的孩子,他躺在那儿,嘴唇苍白,双手合在一起。

    你说不定要问我,我怎么可能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呢,怎么可能使他过一种上流社会的光明、快乐的生活呢。我最心爱的人儿,我是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羞耻感,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可是别害怕,亲爱的–我卖身了。我倒没有变成人们称之为街头野鸡的那种人,没有变成妓女,可是我卖身了。我有一些有钱的男朋友,阔气的情人:最初是我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长得非常之美。每一个我委身相与的男子都喜欢我,他们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只有你不是这样,我的亲爱的!

    我告诉你,我卖身了,你会因此鄙视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鄙视我。我知道,你一切全都明白,你也会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你的孩子。我在产科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接触到贫穷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遭人践踏、受人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你的孩子、你的聪明美丽的孩子注定了要在这深深的底层,在陋巷的垃圾堆中,在霉烂、卑下的环境之中,在一间后屋的龌龊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那娇嫩的嘴唇去说那些粗俚的语言,不能让他那白净的身体去穿穷人家的发霉的皱缩的衣衫–你的孩子应该拥有一切,应该享有人间一切财富,一切轻松愉快,他应该也上升到你的高度,进入你的生活圈子。

    因此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爱人,我卖身了。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人间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纯粹是空洞的概念:我的身体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你不爱我,那么我的身怎么着了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对男人们的爱抚,甚至于他们最深沉的激情,全都无动于衷,尽管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得不深表敬意,他们的爱情得不到报答,我很同情,这也使我回忆起我自己的命运,因而常常使我深受震动。我认得的这些男人,对我都很体贴,他们大家都宠我、惯我、尊重我。尤其是那位帝国伯爵,一个年岁较大的鳏夫,他为了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儿子能上德莱瑟中学学习,到处奔走,托人说情–他象爱女儿那样地爱我。他向我求婚,求了三四次–我要是答应了,今天可能已经当上了伯爵夫人,成为提罗尔地方一座美妙无比的府邸的女主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因为孩子将会有一个温柔可爱的父亲,把他看成掌上明珠,而我身边将会有一个性情平和、性格高贵、心底善良的丈夫–不论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逼我,不论我的拒绝如何伤他的心,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也许我拒绝他是愚蠢的,因为要不然我此刻便会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生活,并且受到保护,而这招人疼爱的孩子便会和我在一切,可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这一点呢–我不愿意栓住自己的手脚,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往日的孩子的梦还没有破灭:说不定你还会再一次把我叫到你的身边,哪怕只是叫去一个小时也好。为了这可能有的一小时的相会,我拒绝了所以的人的求婚,好一听到你的呼唤,就能应召而去。自从我从童年觉醒过了以后,我这整个的一生无非就是等待,等待着你的意志。

    而这个时刻的确来到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没有感到,我的亲爱的!就是在这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来–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在这之前我已多次遇见过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尔,在马路上–每次我的心都猛的一抽,可是你的眼光从我身上滑了过去:从外表看来,我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女人,就象他们说的妩媚娇美,打扮得艳丽动人,为一群倾慕者簇拥着:你怎么能想象,我就是在你卧室的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羞怯的少女呢?有时候和我走在一起的先生们当中有一个向你问好。你回答了他的问候,抬眼看我:可是你目光是客气的陌生的,表示出赞赏的神气,却从未表示出你认出我来了,陌生,可怕的陌生啊。你老是认不出我是谁,我对此几乎习以为常,可是我还记得,有一次这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隔壁的包厢里坐着你。演奏序曲的时候灯光熄灭了,我看不见你的脸,只感到你的呼吸就在我的身边,就跟那天夜里一样的近,你的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你那秀气的、纤细的手。我不由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想俯下身去谦卑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我如此心爱的手,我从前曾经受到过这只手的温柔的拥抱啊。耳边乐声靡靡,撩人心弦,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得不使劲挣扎,拚命挺起身子,因为有股力量如此强烈地把我的嘴唇吸引到你那亲爱的手上去。第一幕演完,我求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离开剧院。在黑暗里你对我这样陌生,可是又挨我这么近,我简直受不了。

    可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在我这浪费掉的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差不多正好是一年之前,在你生日的第二天。真奇怪:我每时每刻都想念着你,因为你的生日我总象一个节日一样地庆祝。一大清早我就出门去买了一些白玫瑰花,象以往每年一样,派人给你送去,以几年你已经忘却的那个时刻。下午我和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我带他到戴默尔点心铺去,晚上带他上剧院。我希望,孩子从小也能感受到这个日子是个神秘的纪念日,虽然他并不知道它的意义。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情人呆在一起,他是布律恩地方一个年轻富有的工厂主,我和他已经同居了两年。他娇纵我,对我体贴入微,和别人一样,他也想和我结婚,而我也象对待别人一样,似乎无缘无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他给我和孩子送了许多礼物,而且本人也亲切可爱。他这人心肠极好,虽说有些呆板,对我有些低三下四。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儿遇到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朋友,然后在环城马路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席间,在笑语闲聊之中,我建议再到一家舞厅去玩。这种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舞厅,我一向十分厌恶,平时要是有人建议到那儿去,我一定反对,可是这一次–简直象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魔术般的力量在我心里驱使我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人十分兴奋,立即高兴地表示赞同–可是这一次我却感到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愿望,仿佛在那儿有神秘特别的东西等着我似的。他们大家都习惯于对我百依百顺,便迅速地站起身来。我们到舞厅去,喝着香槟酒,我心里突然一下子产生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非常疯狂的、近乎痛苦的高兴劲儿。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跟着他们一起唱些撩人心怀的歌曲,心里简直可说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想跳舞,想欢呼。可是突然–我仿佛觉得有一样冰凉的或者火烫的东西猛的一下子落在我的心上–我挺起身子:你和几个朋友坐在临桌,你用赞赏的渴慕的目光看着我,就用你那一向撩拨得我心摇神荡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第一次,你又以你全部不自觉的激烈的威力盯着看我。我颤抖起来。举起的杯子几乎失手跌落。幸亏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慌意乱:它消失在哄笑和音乐的喧闹声中。

    你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火烧火燎,使我浑身发烧,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你终于认出我来了呢,还是你把我当作新欢,当作另外一个陌生女人在追求?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同桌的人跟我说的话。你想必注意到,我被你的目光搞得多么心神不安。你不让别人觉察,微微地摆动一下脑袋向我示意,要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故意用明显的动作付帐,跟你的伙伴们告别,走了出去,行前再一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我。我浑身哆嗦,好象发冷,又好象发烧,我没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法控制我周身沸腾奔流的热血。恰好这时有一对黑人舞蹈家脚后跟踩得劈啪乱响,嘴里尖声大叫,跳起一种古里古怪的新式舞蹈来: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我便利用了这一瞬间。我站了起来,对我的男朋友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尾随你走了出去。

    你就站在外面前厅里,衣帽间旁边,等着我。我一出来,你的眼睛就发亮了。你微笑着快步迎了上来;我立即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认出当年的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认出后来的那个少女,你又一次把我当作一个新相遇的女人,当作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来追求。”您可不可以也给我一小时时间呢?”你用亲切的语气问我–从你那确有把握的样子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一个夜间卖笑的女人。”好吧,”我说道。十多年前那个少女在幽暗的马路上就用这同一个声音抖颤、可是自然而然地表示赞同的”好吧”回答你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我回答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羞耻感的。你稍微有些惊讶地凝视着我,惊讶之中含有怀疑、好奇的成分,就和从前你见我很快接受你的请求时表示惊讶不止一样。”现在行吗?”你问道,口气有些迟疑。”行,”我说,”咱们走吧。”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我突然想起,衣帽票在我男朋友手里,我们的大衣是一起存放的。回去向他要票,势必要唠唠叨叨解释一番,另一方面,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要我放弃,我也不愿意。所以我一秒钟也不迟疑:我只取了一块围巾披在晚礼服上,就走到夜雾弥漫、潮湿阴冷的黑夜中去,撇开我的大衣不顾,撇开那个温柔多情的好心人不顾,这些年来就是他养活我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丢他的脸,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傻瓜:供养了几年的情妇遇到一个陌生男子一招手就会跟着跑掉。啊,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一个诚实的朋友干了多么卑鄙的恶劣、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下作无耻的事情,我感觉到,我的行为是可笑的,我由于疯狂,使一个善良的人永远蒙受致命的创伤,我感觉到,我已把我的生活彻底毁掉–可是我急不可耐地想在一次亲吻一下你的嘴唇,想再一次听你温柔地对我说话,与之相比,友谊对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是这样爱你的,如今一切都已消逝,一切都已过去,我可把这话告诉你了。我相信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涌来一股力量,使我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第六章

    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们驱车到你的寓所。我又听见你的声音,我又感觉到你温存地呆在我的身边,我又和从前一样如醉如痴,又和从前一样感到天真幸福。相隔十多年,我第一次又登上你的楼梯,我的心情–不说了,不说了,我没法向你描述,在那几秒钟里我是如何对于一切都有双重的感觉,既感到逝去的岁月,也感到眼前的时光,而在一切和一切之中,我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没有多少变化,多了几张画,多了几本书,有的地方多了几件新的家俱,可是一切在我看来还是那么亲切。书桌上供着花瓶,里面插着玫瑰花–我的玫瑰花,是我前一天你生日派人给你送来的,以此纪念一个你记不得了的女人,即使此刻,她就近在你的眼前,手握着手,嘴唇紧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来。可是,我还是很高兴,你供着这些鲜花:毕竟还有我的一点气息、我的爱情的一缕呼吸包围着你。

    你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在你那里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可是即使我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你也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幸福地接受你那熟练的温存和爱抚,我发现,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样看待,不加区别的。你放纵你的情欲,毫不节制,不假思索地挥霍你的感情。你对我,对于一个从夜总会里带来的女人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高尚,这样的亲切而又充满敬意,同时在享受女人方面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我在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的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这在当年使我这个小姑娘都成了你的奴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消烟云散,全部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可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在黑暗中躺在你身边的我究竟是谁啊?是从前那个心急如火的小姑娘吗,是你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女人?啊,在这激情之夜,一切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可一切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新鲜。我祷告上苍,但愿这一夜永远延续下去。

    可是黎明还是来临了,我们起得很晚,你请我和你一同进早餐。有一个没有露面的佣人很谨慎地在餐室里摆好了早点,我们一起喝茶,闲聊。你又用你那坦率诚挚的亲昵态度和我说话,绝不提任何不得体的问题,绝不对我这个人表示任何好奇心。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我住在那里:我对你来说,又不过只是一次艳遇,一个无名的女人,一段热情的时光,最后在遗忘的烟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现在又要出远门到北非去,去两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又战栗起来,因为在我的耳边又轰轰的响起这样的声音:完了,完了,忘了!我恨不得扑倒在你的脚下,喊道:”带我去吧,这样你终于会认出我来,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会认出我是谁!”可是我在你的面前是如此羞怯,胆小,奴性十足,性格软弱。我只能说一句:”多遗憾哪!”你微笑着望着我说:”你真的觉得遗憾吗?”

    这时候一股突发的野劲儿抓住了我。我站起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然后我说道:”我爱的那个男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我凝视着你,直视你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要认出我来了!”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颤抖起来。可是你冲着我微笑,安慰我:”他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道,”会回来的,可是回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说这话的腔调里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激烈的东西。因为你也站起来,注视着我,态度不胜惊讶,非常亲切。你抓住我的双肩,说道:”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说着,你的目光一直射进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想把我的形象牢牢记住似的。我感到你的目光一直进入我的身体,在里面探索、感觉、吮吸着我整个的生命,这时我相信,盲人重见光明。他要认出我来了,他要认出我来了!这个念头使我整个灵魂都颤抖起来。

    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对你来说,从来也没有象这一瞬间那样的陌生,因为要不然–你绝不会干出几分钟之后干的事情。你吻我,又一次狂热地吻我。头发给弄乱了,我只好再梳理一下,我正好站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我看到–我简直又羞又惊,都要跌倒在地了–我看到你非常谨慎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我在这一瞬间怎么会没有叫出声来,没有扇你一股嘴巴呢!–我从小就爱你,并且是你儿子的母亲,可你却为这一夜付钱个我!被你遗忘还不够,我还得受这样的侮辱。

    我急忙收拾我的东西。我要走,赶快离开。我心里太痛苦了。我抓起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靠近那只插着白玫瑰、我的玫瑰的那只花瓶。我心里又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可抗拒的愿望:我想再尝试一次来提醒你:”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白玫瑰吗?”–“当然乐意,”你说着马上就取了一朵。”可是这些花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吧?”我说道。”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是人家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它们。”我盯着看你。”也许是一个被你遗忘的女人送的!”你脸上露出一副惊愕的神气。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认出我来,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叫道。可是你的眼睛微笑着,亲切然而一无所知。你又吻了我一下。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不能叫你看见我落泪。在前屋我几乎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我出去时走得太急了。他胆怯地赶快跳到一边,一把拉开通向走廊的门,让我出去,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正面看他、噙着眼泪看这形容苍老的老人的这一刹那,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这一瞬间老人认出我来了,可他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看见过我呢。为了他认出我,我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手。我只是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匆忙地从暖手筒里掏出来,塞在他的手里。他哆嗦着,惊慌失措地抬眼看我–他在这一秒钟里对我的了解比你一辈子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娇纵我,宠爱我,大家对我都好–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只有你从来也没认出我!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犹如从一道河边走过,你碰到我的身上犹如碰在一块石头,你总是走啊,走啊,不断向前走啊,可是叫我永远等着。曾经有一度我以为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你这飘忽不定的人儿。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开我走了,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苦伶仃,我一无所有,你身上的东西我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丝回忆,要是有人在你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会象陌生人似的充耳不闻。既然我对你来说虽生犹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既然你已离我而去,我又何必不远远走开?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想把我的悲苦抛进你欢乐的生活。不要担心我会继续逼着你–请原谅我,此时此刻,我的孩子死了,躺在那里,没人理睬,总得让我一吐我心里的积蕴。就这一次我得和你说说,然后我再默默地回到我的黑暗中去,就象这些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呆在你的身边一样。可是只要我活着,你永远也听不到我这呼喊–只要等我死去,你才会收到我的这份遗嘱,收到一个女人的遗嘱,她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从来也没认出她来,她始终在等着你,而你从来也不去叫她。也许说不定你在这以后会来叫我,而我将第一次对你不忠,我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听见你的呼唤: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记,就象你也什么都没给我留下一样;今后你将永远也认不出我,永远也认不出我。我活着命运如此,我死后命运也将依然如此。我不想叫你在我最后的时刻来看我,我走了,你并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相貌。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并不感到我死。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的头晕得厉害……我的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去。也许命运对我开一次恩,我用不着亲眼看着他们如何把孩子抬走。……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别了,亲爱的,别了,我感谢你……过去那样,就很好,不管怎么着,很好……我要为此感谢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心里很舒服:要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知道了,不,你只是上浮觉得,我是多么地爱你,而你从这爱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我不会使你若有所失–这使我很安慰。你的美好光明的生活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的死并不给你增添痛苦,……这使我很安慰,你啊,我的亲爱的。

    可是谁……谁还会在你的生日老给你送白玫瑰呢?啊,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在你四周吹拂的微弱的气息,我的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亲爱的,听我说,我求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为了让我高兴高兴,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那天,每个人总想到他自己–去买些玫瑰花,插在花瓶里。照我说的去做吧,亲爱的,就象别人一年一度为一个亲爱的死者做一台弥撒一样。可我已经不相信天主,不要人家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只愿在你身上还继续活下去……唉,一年就只活那么一天,只是默默地,完全是不声不响地活那么一天,就象我从前活在你的身边一样……我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请求……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两手哆嗦,把信放下。然后他长时间地凝神沉思。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个邻家的小姑娘,一个少女,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朦胧不清,混乱不堪,就象哗哗流淌的河水底下的一块石头,闪烁不定,变换莫测。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终于构不成一个图形。他感觉的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可是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仿佛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他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也只是梦见过而已。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瓶里是空的,这些年来第一次在他生日这一天花瓶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